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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上

作者：（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译者：林晓筱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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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上

哲学与自然之镜

灵魂并非铁匠铺

黏糊糊先生

受难频道

遗忘

另一个先锋

灼伤之子的转世

美好的昔日霓虹

译后记

献给凯伦·卡尔森和凯伦·格林

永远在上

生日快乐。

你十三岁的生日意义重大。也许这是你首个真正的公众开放日。你十三岁的生日是一个契机，人们借此可以知道你身上正发生着重要的事。

过去半年来，你身上一直在发生重要的事。现在，你左边的腋窝已长出七根腋毛，右边十二根。脆生生的螺旋形黑毛，坚硬而危险。松脆的、动物般的毛发。现在，你的私处长出了更多坚硬的卷毛，多到无法一根不落地数过来。还有别的事。你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可以毫无征兆地在几个八度之间转换。脸一旦不洗就开始变得油光。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在经历了持续两周深切而可怕的痛楚之后，你体内的某个东西突然坠了下来：你的阴囊现在饱满而脆弱，成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商品。它沉甸甸地绷在紧身护裆里，把你的臀部勒出了红色条纹。你已经长出了一个新的脆弱部位。

还有梦境。几个月来，你做了好几场以前没有做过的梦：潮湿、慌乱而遥远，充满了柔软的身体曲线、狂动的活塞、暖意以及一次巨大的坠落。随后，你颤抖着眼皮醒了过来，一阵勾起脚趾、头皮发麻的强烈感觉急促地喷涌而出，这是一种来自体内的感受，比你曾有过的所有感受都要深切，一种深沉的甜蜜疼痛引起的痉挛。路灯穿过你的窗帘，在黑漆漆的卧室的天花板上碎裂成尖锐的星星，而在你的双腿之间，一股浓密的白色果酱吞吐着，一股股、黏糊糊、凉飕飕地落在你身上，随后变硬、变干，直到早上淋浴时，化为一团打结的动物毛发，灰白而坚硬，而在这一团湿漉漉的毛发里，有一股清爽的甜味，你无法相信它就是你体内某个东西制造出来的。

这股味道比任何东西都更像这块泳池：一种漂白的甜盐，一种长着化学花瓣的花。池子里有股浓烈的湛蓝味，虽然你知道，当你真的置身蓝色的水里，这种味道永远不会这样浓烈，就像现在一样，所有人都上岸了，你正背靠浅水区的岸边休息，齐腰高的水拍打着你那块永远改变了的地方。

在图森西边这个老式公共游泳池的平台边上，围着一道青灰色的旋风栅栏[1]，周围点缀着乱挤在一起的亮晶晶的上锁自行车。在这后面，是一个炎热的黑色停车场，里面画满了白色的线条，停满了闪闪发光的汽车。一片铺着枯草和硬草的荒地，老蒲公英的绒毛头在风起时崩裂，一时雪花四散。越过所有这些地方，被一轮缓缓下落的九月的太阳染红的，是一座座嶙峋的山，在渐暗的红光映衬下，山顶尖锐的棱角在变暗的光线中变得清晰。在红光中，相连的尖锐顶峰形成了一条带箭头的线，垂死白昼的心电图。

天边的云朵染上了色彩。水面是斑驳的柔蓝，带有清晨五点的温度，池子里的味道和其他的味道一样，连接着你体内的化学迷雾，一种内在的昏暗，它将光线弯曲到自身的尽头，模糊了停止和开始的界限。

你的派对要在今晚举行。今天下午，在你的生日，你受邀来游泳池。你本想一个人来的，但生日也是家庭聚会的日子，家人想和你在一起。这很好，而你也说不出为什么想一个人来，或许你是真的不想一个人来，所以他们也来了。晒太阳。你的父母都在晒太阳。他们的躺椅整个下午都在标记时间，转动方向，追踪着太阳的曲线，它穿过沙漠的天空，被加热成蛋膜。你妹妹在浅水区挨着你，正和一群同年级的瘦弱女孩玩“马可·波罗”游戏[2]。她现在蒙上了眼睛。她喊了“马可”，有人应声喊了“波罗”。于是，她蒙着眼，循着不同的呼喊声转起身来，戴着浴帽尖叫的女孩围成一圈，她则在中心旋转。她的浴帽上有凸起的橡胶花。在她扑向不知是谁发出的声音时，那上面软塌塌的老化粉色花瓣就摇晃起来。

泳池的另一端是跳水池和高板跳水的塔台。后面的甲板上是“零食吧”，在两边通往黑暗而潮湿的盥洗室的水泥通道上方，用螺栓固定着灰色的金属喇叭，它在播放着泳池的广播音乐，乐曲叮当作响，降了调，刺耳而乏味。

你的家人都喜欢你。你聪明且文静，尊重长辈——虽然你不是没有脾气。你大体上还是听话的。你会照顾你的小妹妹。你是她的盟友。你六岁时，她刚出生。你那时得了流行性腮腺炎，当他们用一条很柔软的黄色毯子包着她，带她回家时，你担心她会染上流行性腮腺炎，而选择了亲吻她的脚向她问好。你父母说这是个好兆头。此举奠定了基调。他们现在觉得他们是对的。他们处处为你感到骄傲，心满意足，随后他们退到了温暖的距离里，从这段距离里传递着对你的骄傲和满足。你们相处得很好。

生日快乐。这是个大日子，就像西南边的天顶那么大。你已经仔细想过。那里是高台跳水板。他们一会儿就打算离开。爬上去，把那事儿做了。

抖落那股湛蓝味。你的身体已半被漂白，松松软软，变得很嫩，手指肚起了皱。雾气带着池子里过于干净的味道，进入你的眼睛，它把光折成柔色。你用虎口敲了敲脑袋。脑袋一侧传来了微弱的回音。你把头歪向一边，单脚跳——耳边突然一阵热，舒坦了，随后一股被脑袋焐热的水流在你耳外的鹦鹉螺上变冷。音乐变得更响、更尖，叫喊声变得更近，你能听到更多池子里的动静。

这么晚了，游泳池还是挤满了人。这里有瘦弱的孩子，多毛动物般的男人。不成比例的男孩，只看得见脖子和腿，多节的关节，凹陷的胸部，有点像鸟，就像你一样。还有一些老人迈着木棍般的腿在浅水区试探性地移动，用手感受水，忽然就变得毫不适应。

这里还有大女孩和女人，她们的身材曲线像乐器或水果，皮肤被抛光成了亮棕色，泳装上部用纤细的彩绳打成的精美的结固定着，以此承受着神秘重量的拉扯，泳装下部低低地横跨在完全不像你自己的微微凸起的臀部上，无节制的膨胀和旋转，在光线中融化成一个环绕的空间，就像对待宝物般容纳并掬捧着那些柔软的身材曲线。你几乎明白了。

泳池是一个运动系统。现在这里有：拍水、水仗、跳水、堵人游戏[3]、水炮弹、鲨鱼抓小鱼[4]、高台跳水、马可·波罗（你妹妹还在当“马可”，都快哭了，她当“马可”的时间太长了，游戏在残酷的边缘摇摆，这不关你的事儿，别去救她或自讨没趣）。两个穿着棉浴巾的白净小男孩沿着池边在奔跑，直到警卫用扩音器大喊一声，把他们定在原地为止。这名警卫的皮肤像树一样呈棕黄色，金黄色的毛发在肚子上排成一条竖线，他的头上戴一顶丛林探险者的帽子，鼻子是一块三角形的白奶油。一个女孩用手搂着他落座的小塔台的一脚。他很无聊。

现在就去，从你父母身边走过去，他们正在晒太阳，看着书，没有抬头。你忘记拿毛巾了。停下来拿毛巾意味着要说话，说话意味着要思考。你已经认定害怕多半是因为思考的缘故。向右走，朝跳水池深处走去。跳水池上方是一座灰白色的铁塔。塔顶有一块像舌头一样突出的跳板。池子的水泥台在你漂白的脚底又糙又热。你每踩一步，脚印就变得越来越浅，越来越淡。每一个脚印都在你身后滚烫的石头上退缩，随后消失不见。

一排排“塑料香肠”在蓄水池周围晃动，这完全是按它自己的节奏晃动起来的，与池子里那些头和手臂跳起的痉挛芭蕾无关。蓄水池蓝得像能量块，小而深，呈完美的方形，两侧是圈道、“零食吧”、粗糙而滚烫的平台，以及塔台和跳板刚刚投下的弯曲阴影。蓄水池是静谧的，在跳水的间隙复归平静。

跳水有一种节奏，就像呼吸，就像一台机器。在跳水板前排起的队伍从塔台的梯子前转了个弯。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梯子前，随后爬上去。一个接一个，以心的跳动为间隔，他们到达顶端的跳板弹舌上，而一旦上了跳板，他们就会停顿下来，每个人的心跳都会同样停顿一小下。他们的腿把他们带到跳板末端，在那里，他们都会做出同样的蹬跳动作，手臂弯曲，仿佛在描绘什么圆形的、浑圆的东西；他们重重地落在跳板的边缘，跳板把他们抛起来，随后扔出去。

这是一台俯冲的机器，在甜美的刚漂白的雾气中，一排排断断续续地运动。你可以在平台上看他们撞上蓄水池里冰冷的蓝色床单。每次落下都会产生一片白色，散开，落回自身，扩散，发出嘶嘶作响的声音。然后，在白色中间出现湛蓝色，而后它像布丁一样蔓延开，让水面焕然一新。随后蓄水池自己复归平静。你走过去时，这样的情况一共发生了三次。

你排在队伍里，四下观瞧，显得很无聊。队伍里很少有人说话。每个人似乎都是独自一人。大多数人都在看梯子，显得很无聊。你们几乎都双手抱胸，一阵刚刚升腾起的风，刮在散落背部和肩膀上的湛蓝色氯水珠上，冻得你们直打哆嗦。不可能所有人真的会这么无聊。你的身旁是塔台影子的一角，以及跳板那向后倾斜的舌头图案。影子的系统是巨大的，长长的，偏向一边，以一个刚形成的尖锐的角度与塔基相连。

队伍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梯子。姑娘朝上走时，大男孩们盯着她们的底裤看。底裤都是用柔软的薄布做的，弹力尼龙紧紧贴着身子。那些迷人的底裤像流动的钟摆一样往梯子上走，无法破解的温柔密码。姑娘们的腿让你想到了鹿。你觉得无聊。

越过这些看过去。看对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母亲在折叠椅上看书，眯着眼睛，她的脸向上倾斜，以便让光照到她的脸颊上。她没有去找你去了哪里。她从一个颜色鲜亮的罐子里啄某种甜饮料。你父亲挺着个大肚子，背有点像鲸鱼隆起的背，肩膀上缠绕着动物般的卷毛，皮肤油光发亮，被太阳暴晒成了红褐色。你的毛巾挂在椅子上，毛巾的一角现在动了起来——你母亲在挥赶一只盯上她罐子里的东西的蜜蜂时，撞到了它。那只蜜蜂马上又回来了，似乎一动不动地挂在罐子上，留下一副模糊的甜蜜模样。你的毛巾是一张瑜伽熊的大脸。

不知什么时候，你身后的队伍已经比前面长了。现在除细长的梯子上有三个人之外，前面就没有人了。你正前方的女人踩在靠近地面的梯档上，抬头往上看着，她穿着一身连体的黑色紧身尼龙泳衣。她爬了上去。上面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然后是巨大的落水声，再然后激起一片水花，蓄水池又恢复了平静。现在梯子上有两个人。池子里的规则：一次只能有一个人上梯子，但警卫从没有喊过一声。警卫通过喊与不喊来制定真正的规则。

你上面的这个女人本不该穿现在这身紧身衣。她的年龄和你母亲一样大，身形也一样大。她体型太大，也太白了，泳衣都被她塞得满满的。她的大腿被泳衣挤得像奶酪。她腿上白皙的皮肤下，一块块碎片状的冰蓝色血管向外凸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腿里碎了，受损了。她的腿看起来像是被人捏疼了一样，布满了卷曲的阿拉伯线条状的冰蓝碎纹。看着她的腿让你觉得自己的腿也很疼。

梯档很细。这是没有料到的。细细的圆形铁横档上铺着湿滑的“安心”牌毛毡。你从阴影里透出的湿漉漉的铁的味道中，体会到了金属味儿。每条梯档压在你的脚底，让你的脚凹陷下去。凹痕感觉很深很痛。你感到沉重。你上头那位身形巨大的女人一定也有这种感觉。梯子两边的扶手也是用相同的材料做的。你可能抓都抓不住。你现在希望那个女人能抓住。当然，从远处看梯档显得少一些。你又不傻。

上到一半，在开阔处，体型巨大的女人落在你的上方，在你脚下的梯子上，有一个秃了头、浑身是肌肉的壮实男子。跳板依旧高高在头顶上方，从这里还看不到。但它隆隆作响，发出沉重的拍打声，从细细的梯档间几英寸的地方望过去，一个男孩从上面跳落，闪现为一条直线，他的膝盖顶在胸前，水花四溅。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可以看到飞沫上升成一个巨大的感叹号，然后四散开，碰撞出巨大的嘶嘶声。随后，蓄水池里的静谧之声又一次复归新的蓝色。

还有很多细细的梯档。抓紧了。这里的收音机声音最大，在通向盥洗室的通道上方齐耳高的地方，挂着一个扬声器。更衣室里透出一股凉凉的阴气。抓紧铁栏杆，扭过身去，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人在买零食和点心。你可以往下看：小贩干净的白色帽顶，一盆盆冰激凌，冒着冷气的黄铜冰柜，装着软饮料糖浆的水肺罐，蛇形的苏打水管，鼓鼓囊囊的咸爆米花盒子，在阳光下保持着热度。现在你在上面，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场景。

有风。越高处风越大。一丝丝的风，穿过阴影处，冷冷地打在你湿润的皮肤上。从处在阴影里的梯子上看去，你的皮肤看起来很白。风在你的耳边发出细微的哨声。再爬四级梯子就到塔台顶端了。这些梯档弄疼了你的脚。它们很细，你知道你确切有多重。你在梯子上才能感受真正的重量。地面在召唤你回去。

现在你可以从梯子的顶部望出去。你可以看到跳板了。那个女人就在那里。她的脚踝上有两个红色的、看起来很疼的老茧。她站在木板的起点，你盯着她的脚踝看。现在你处在塔台的阴影之上。你下面那个结实的男人正透过梯档间往外看，不久之后那个女人就会从那里落下。

她只停顿了一拍。动作一点也不迟疑，让人不寒而栗。不一会儿，她就到了跳板的尽头，在跳板上起跳，落下，跳板弯曲得像是不想承受她一样。然后跳板点起，甩动，把她狠狠抛了起来，她张开双臂，画了一个圆圈，跳了下去。眨眼的黑暗间，她就消失了。你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听到下面传来的撞击声。

听。在她发出声音之前，她就已经消失在了逝去的时间里，这种方式可不妙，就像一块石头落入井里。但你认为她可没有这样想。她是一种排除了思考的节奏的一部分。现在你也把自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这节奏似乎是盲目的，就像蚂蚁。就像一台机器。

你认定这需要思考一下。毕竟，想都不想就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或许是可行的，但当可怕的地方恰恰在于不思考本身时，那就不行了。当不思考酿成错误就不行了。到达某个点后，错误就会盲目地堆积起来：假装厌烦、重量、细细的梯档、受伤的脚，空间被切割成梯子隔开的部分，只有在消耗时间的消逝中才融为一体。梯子上的风不是任何人能预料到的。跳板从阴影突入光里，你望不到尽头之外是什么。当这一切都变得不同时，你应该会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你脚下的梯子上爬满了人。人们叠在一起，每个人都相隔几级梯档。梯子靠一条坚实的线撑着，这条线向后延伸，弯曲着进入塔台倾斜的阴暗中。人们的手臂交叉在这条线上。梯子上的人脚疼，都在抬头向上看。这是一台只会往前走的机器。

爬上塔台的舌头。跳板原来是那么的长。就像你站在那里的时间一样长。时间变慢了。下方池子系统中的每一秒钟、每一个动作都让你的心越跳越快，你周围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稠。

跳板很长。从你所站的地方，它似乎可以延伸到虚空之中。它要把你送去某个地方，那是沿着跳板的长度看不到的地方，不假思索就去那里似乎是错误的。

从另一角度看，同样的跳板不过是一个又长又薄且平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层类似粗糙的白色塑料的东西。白色的表面非常粗糙，上面布满斑点，衬着淡淡的掺了水的红色，然而那红色还没有变成粉红色——那是从池子里带上来的水滴闪耀着尖锐山峰上的日暮之光。跳板上的粗糙白色又湿又冷。你的双脚被细细的梯档弄疼了，但依旧有很强的感知力。它们能感受到你的重量。跳板起点上方设有扶手。它们不像刚才那个梯子的扶手。它们很厚，而且放置得很低，所以你得几乎弯下腰来才能抓住它们。它们只是为了展示，没有人去握它们。扶着需要时间，而且会改变机器的节奏。

它是一种长长的、冰冷粗糙的白色塑料或玻璃纤维板，上面铺着劣质糖果那凄惨得近乎粉红色的纹路。

但在白色跳板的末端、边缘处，你得用你的体重让它将你弹起，那里有两个黑暗的区域，两个平坦的影子。两个模糊的黑色椭圆。跳板的末端的两个脏点。

它们是所有在你之前的人留下的。当你站在这里时，你的脚是柔弱的，凹陷的，被粗糙湿润的跳板表面弄疼，你看到的那两个黑点来自人们的皮肤。它们是确实有重量的人奋力一跳时，脚上被磨掉的皮肤。那些人多到无法一个不落地数过来。他们跳下时的重量和磨损的皮肤，留下了一小点柔和、轻软的脚印，以及皮肤的碎屑、裂片、卷曲的毛发，它们星星点点地落在跳板的尽头，涂抹在阳光底下，逐渐变脏、变黑、变黄。它们被堆积起来，变脏，混在一起。它们黑成了两个点。

时间根本没有在你体外流逝。令人讶异。下方刚才的芭蕾舞成了慢动作，蓝色果冻中过于兴奋的哑剧表演。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体内快速震动，却在时间里一动不动地漂浮着，就像一只蜜蜂飞在某种甜甜的东西上。

但是他们会清理跳板。任何人哪怕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他们会清理掉落在跳板末端上的肤屑，清理掉之前留下的两个黑色混合物，从后面看这两个斑点就像眼睛，就像瞎掉的眼睛或斗鸡眼。

你现在所处的地方静止而静谧。没有风声，没有广播的喊叫，没有水花四溅。没有时间，没有实在的声音，只有头脑里的血液吱吱作响。

立于上方意味着视觉和嗅觉。气味是亲切的、焕然一新的清香。气味是漂白剂的特殊花香，但除了花香，还有别的东西向你这里升起，就像野草如雪般播撒开的种子。你闻到了深黄色的爆米花的味道。甜丝丝的防晒油就像热椰子汁。不是热狗就是玉米热狗。纸杯装的黑乎乎的百事可乐发出一丝淡淡的难闻气味。还有从许多皮肤上散发出的特殊味道，就像新洗完澡蒸腾出的蒸汽一样在上升。动物的热量。从头顶上看，它比任何东西都要真实。

看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复杂的东西，蓝的，白的，棕的，白的，浸泡在深红色的水波亮片中。所有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风景。你也知道，从下面你几乎看不到这么高的上方。你现在知道你的头顶有多高了吧。你知道从下面看，没人知道这里会是怎样的。

他在你身后说话了，他的眼睛盯着你的脚踝看，就是那个秃顶的壮汉。嘿，小孩。他们想要知道，你打算在上面待一整天，还是要干吗？嘿，小家伙，你没事儿吧？

时间一直在那里。你无法用心去消磨时间。所有事都需要花时间。蜜蜂需要动得很快才能保持静止。

嘿，小家伙，他说，嘿，小家伙，你没事儿吧？

你的舌头上绽放出了金属的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了。现在是你没有时间的时间。

嘿。

现在慢慢地，越过一切，有一种注视就像落水后的涟漪般会荡开去。看着它从梯子上荡开。你看见妹妹和她那薄薄的白色背包，定睛观瞧。你的母亲向你刚刚所在的浅水区看去，然后用手遮挡阳光。鲸鱼搅动身躯，抖动着，警卫抬头，腿边的女孩抬头，他伸手去拿他的喇叭。

下面永远是粗糙的平台、零食、稀薄的金属音乐，在你曾经的地方下沉；队伍排得很满，没有倒档；而水，当然，只有在里面的时候，它才是软的。往下看。现在，水在阳光下晃动，到处都是光做的硬币，当延伸到由你自己的咸甜汗水组成的雾气中时，它们就闪烁出了红光。这些硬币碎裂成了新月状，悲伤星球内部投射出的长条光片。方方的蓄水池是一张冰冷的蓝床单。冷是一种硬度。一种盲瞽。你已经失去保护。生日快乐。你想清楚了吗？既清楚也不清楚。嘿，小家伙。

两个黑点，暴力，随后遁入时间之井。重量不是问题。一旦落下，重量全变了。当你以自己的重量，落入水中。

所以，哪个是谎言？坚硬抑或柔软？静谧抑或时间？

谎言非此即彼。一只静止、悬浮的蜜蜂，它动得比它想象得还要快。无意间探听到的甜蜜让它疯狂。

跳板会点起，而你将落下，皮肤之眼会穿过黑暗，望进布满云朵的天际，被刺破的光在锐石背后穷尽，石头是永恒的。那就是永恒，进入皮肤，然后隐遁。

Hello.

哲学与自然之镜

那是1996年底，我刚出狱，母亲赢得了一笔小额的产品责任赔偿金，并用这笔钱立刻去做了眼部周围的鱼尾纹修复手术。然而，整容医生弄得一团糟，不知对她的脸部肌肉结构做了什么，导致她的脸始终处于一种神经质的惊恐状。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一个人在尖叫前的一瞬间，脸上会挂着怎样的表情。母亲现在就是那副样子。原来，在一场整容手术中，刀口只需这样那样地滑落，你的样子就会变成像希区柯克电影里那个洗澡的人一样。后来她又去做了多次整容手术，企图将它修复过来。但是，第二个手术医生也弄得一团糟，把她脸上的惊恐状弄得更严重了。这一次嘴部周围的情况尤为恶劣。她要求我对她实话实说，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她的鱼尾纹确实已经修复好了，但现在这张脸就是一张固定的面具，透露着神经质的恐怖。现在的她看起来更像是1935年那部经典电影《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中，艾尔莎·兰切斯特第一次看到她未来伴侣时的样子。现在经过第二次失败的手术后，即便给她戴上墨镜也于事无补了。因为现在还出现了嘴巴开裂、下颌骨胀大、肌腱突出等问题。所以，现在她又卷入了另一场官司，我会护送她定期坐公交车去选定的律师办公室。我们坐在公交车前部两个较长座位中的一个上，这排座位是靠向侧边，而非朝向正面排列的。我们通过试验性的方式了解到，我俩不能坐在较常规的朝正面的座位后面，因为某些乘客上车时要是看到我们，还是会有所反应。当他们沿着过道，开始朝一个座位走去时，会做出一个像是条件反射的动作，亦即，从狭窄的一排座位上短暂扫视面向他们的面孔，就会突然看到母亲那张肿大的、无声尖叫的脸，正以机械的恐惧注视着他们。而在我努力研究这个问题，并逐渐得出呈直角排列的座位更切实可行之前，也曾看到过零星几次类似这样的事例和互动。没有什么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人们在上车时要扫视别人的脸庞，虽然据传闻所说，这样做似乎是全物种的一种防御性反射行为。就算她想不那么显眼，但身边也还坐着我这样一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好的样本[5]，因为我的头在人群的其他样本中“一览众山小”。从体型上来说，我是一个大型样本，而且有独特的色泽，光看我的样子，你永远不会想到我竟然还是个喜欢勤奋钻研的人。另外，我还戴着田野工作时戴的护目镜和特制手套，虽然调查至今没有结果，但远远不可能在公共汽车上找到标本。不，这并不是说，好像我把这些主动说出来，就可以和她一起享受乘车旅程了，而与此同时，她则在使出浑身解数，努力不让固定表情的窘状看起来更加吓人。又或者说，我就可以真心实意地期待坐在可能的接待区里，每周读两次《路透社通讯》了。我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学习，以此来消磨时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缓刑条款中包含母亲作为我的监护人须需承担责任的宣誓声明。然而，只要有谁观察过第二次手术以来我生活的全部现实，恐怕都会同意现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因为，由于母亲意志消沉并害怕别人对她面容做出的反应，所以她完全不能离开家，只有在我的陪伴和保护下才能经过漫长的旅途，去回应律师花言巧语叫她去办公室的传唤。而且，我一直不喜欢阳光直射，很容易被灼伤。这一次，律师觉得要是能把母亲弄到法庭上，让陪审团亲眼看看整容医生因疏忽而造成的后果，他就能嗅到意外获利的味道。自打本人犯案以来，我也随时带着一个公文包。现今，人们会把公文包视为具有警示意味的配件，用它可以警告潜在的掠夺者。自从最初那起医疗事故之后，我已经从根本上对母亲固定的恐怖表情免疫了，但即使如此，只要有人在看到我们之后，还是会做出一些反应，而我也还是会被搞得有些不舒服，这一点还需要适应。公交车的圆形方向盘不仅大，而且嵌入的角度比我见过的任何出租车、私家车或警车的方向盘都要平，而当司机转动方向盘时，全身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就像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挥舞手臂把桌子上的东西一股脑扫落一地一样。公交车前部有一些立得很直的座椅，它构成了观看司机与公交车搏斗的有利位置。我对这个男孩并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在任何州、县或地方的法令中，都没有任何条文限制你去研究任何一个样本，也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如果你培养起的此类研究的样本超过了一定的数量，会对整个社区造成什么危害。如果约见安排在上午，司机有时会在自动投币箱或代币箱旁的架子上放一份叠好的报纸，他在遇到红灯、车辆怠速时，会细读这份报纸，虽然如此，但他每天也看不了多少东西。那个男孩才只有九岁[6]，这一点被人反复强调，好像他的年龄无论如何都可以加强对我过失的所有指控。他是个常见的亚洲样本，不仅腹部有一个起警示作用的标记，而且背部还有一条垂直的红线，这使得他获得了一个带有本土色彩的名字：“背部红线”。标准化测试已经证实，我既有专研的癖好，学习时的记忆力也很出色，这一点她是无法否认的。我已经逐渐得出了这样的推测：司机会先精读一会儿报纸，随后等到绿灯亮起，他会不情愿地把它重新叠好，放进储物箱里，以此表明他虽不喜欢这份拿薪水的工作，但也已经麻木了，而法院指定的心理学家可能会将报纸诊断为“求救的信号”。我们现在通常会习惯性地坐在与车门同一侧的横排座位上，这最大限度减少了有人上车后会猛然正面看到她表情的可能。这也是靠经验学到的教训。唯一轻松的插曲是，在第一次手术做完拆掉绷带后，他们把镜子拿给她，而后大家一开始无法确定她脸上的表情是对镜子里看到的东西所做出的反应，还是这个表情本身就是她看到的东西，由此激起了骚动。母亲自己是个心地正派的女性样本，只是有点虚荣、苦闷和胆小。但实话实说，她在人类智力发展的道路上，称不上是什么巨人，她自己起初也无法确定神经质的恐怖表情是她的反应，还是她受到了刺激。如果是她的反应，那么镜子里有什么东西会让她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还是说这种反应本身就是一种表情？这在他们给她注射镇静剂之前，造成了无尽的困扰。外科医生脸朝里对着墙，这种反应说明，是的，手术的结果存在一些客观问题。我们坐公交车是因为我们没有车，新律师说他现在会尽量补救这个情况。为防止事态蔓延，整件事先是被小心翼翼地控制，随后就被屏蔽了，就连州政府也承认，如果他不是在别人的车库顶上瞎晃悠的话，就怎么也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到。这也是在缓刑条款中被考虑进的一个因素。起初，在公交车里还可以看到，当乘客不经意间瞥见母亲脸上的表情时，都会条件反射地转身向车窗外看去，因为他们觉得母亲似乎是对车窗外的什么人做出了这样的反应。她对节肢门动物的恐惧由来已久，这也是为什么她从不会冒险去车库，并且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她会主张“不知情，可免责”[7]。讽刺的是，从这以后，她就一直喷“雷某”牌[8]的喷雾剂，尽管我一再建议她说，这些样本对菊酯和反式-d丙烯菊酯有长期的抗药性。这两种物质是“雷某”牌喷雾剂的有效成分。让寡妇蛛咬伤可不妙，因为它有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以至于一位医生在1935年发表评论说，鉴于无痛叮咬的平甲蛛或毒隐蛛只会导致皮肤坏死和严重的叮咬区域脱皮，我不记得在其他任何的医疗或手术中看到过比这更不幸的痛苦。然而，隐蛛会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这是黑寡妇蜘蛛所不具备的，除非它受到强烈的惊扰。而那个九岁的小男孩就是惊扰到了它们。公交车内部铺着肉色的塑料板，窗户上方排列着法律和医疗服务的促销广告。很多是标准的西班牙语。通风情况要视车内乘客的容量标准而变化。她的恐惧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会在针织袋中放一罐喷雾剂，我在出门前，总能找到它，并坚定地说，别带了，她才不会带。有这么一两个轻松时刻，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悔，因为我也曾开玩笑说，索性一直坐公交车到斯蒂迪奥城和市郊算了，这样母亲就可以作为临时演员，去现在正在拍摄的很多电影试镜，在这些电影中，一大群临时演员会有偿对某个特效做出向上看的恐怖表情，而这种特效只会在后期，通过电脑辅助设计，插入电影中去。这一点我由衷地感到抱歉，毕竟我是她仅有的靠山。然而，在我看来，若一个长达二十年的车库屋顶出现了年久失修的地方，就等于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和关心，这样说是很牵强的。然而，希区柯克和其他经典电影只用了原始的特效，但效果却更加恐怖。别扯什么那个男孩虽然擅闯民宅，但总归在那里什么事儿也没干。口供就是这么说的。别扯什么没有想到，一个擅闯者会从车库屋顶的一部分进了屋，并大规模地砸坏了合成的昂贵钢化玻璃容器组，还压碎或以其他方式惊扰了大量的样本，随后由于这次事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器皿被打开，样本渗透到了周围的街区里，这等同于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这就是我喜欢经典恐怖老电影的理由。我拒绝将公文包放在座位下，在频繁的乘车过程中，我一直将它放在腿上。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的立场自然对孩子和他家人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但是发生的一切所带来的不幸，并不能成为歇斯底里或任何形式的子虚乌有的控告的理由。高素质的律师本可以将这一推理转化为有效的法律语言，在法律案情简介和非公开的辩论中使用。但现实是，事实证明如果你是一个侵犯者，律师就会蜂拥而至，但如果你只是一个猎物，他们就不闻不问了，他们都是寄生虫，白天的电视上充斥着他们的广告，怂恿观众伺机发动攻击，按百分比收钱，如果你是个侵犯者，他们就不收取任何费用！在母亲最初那次责任事故之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寄生虫就从木制品之后爬了出来。客观来说，甚至没有人知道寡妇蛛的神经毒素是如何发挥作用，从而让大型哺乳动物产生如此凄惨的痛苦和折磨。这种独特而又普通的物种所具有的毒液远远超过了制服猎物的要求，科学界也很困惑，不懂这在进化上有什么优势。科学界常常被发光的黑寡妇蛛和长相比较普通的隐蛛搞得一头雾水。再加上那些说自己会真正踏入壕沟的泥土里，为你打抱不平的人，其实都是一些流氓。比如，母亲排队想要拜望的那位名叫范·奈斯的所谓医疗过失案专家。从另一个语境来看，这种歇斯底里几乎可以算是幽默的，因为在任何像我们周边街区这般不整洁的郊区里，所有杂乱破旧的房屋都自然地被它们大举入侵。杂乱无章之地，有大量棚屋，那里是它们的地盘。在地下室的角落、棚屋的架子下面、车库和衣柜里、大型电器后面，以及无数被丢弃的垃圾和不整洁的杂草缝隙里，都能找到大小不一、攻击性很强的样本。寡妇蛛尤其喜欢在光线不足的直角处结网。例如在夏季，大多数建筑的阴面，屋檐下就排列着很多直角。如果你知道该要去找什么的话，透明的护目镜和乳胶手套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淋浴间的直角角落里，哪怕只要区区几个小时不见光，也可以爬满蜘蛛。寡妇蛛长久以来都被视作勤劳的编织者。或者，在运行着的公交车外，它们天真地站在棕榈树的树荫下等待它们的公交车，有人会忍不住想透过窗户，朝它们大喊：“哪天租个梯子，仔细检查那些叶子下面！”一旦知道要寻找什么，以此为条件，常常可以看到它们一览无余地隐藏在各个地方。耐心是另一种品质。这片栖息地和更远的内陆地区都包含了更具异国情调的红寡妇蛛品种，它们腹部沙漏状的地方是棕色或褐色的，在更远的内陆沙漠，还有这个半球里较小的棕色或灰色物种，它们喜欢干旱气候。然而，红寡妇蛛与常见的居家黑色品种相比，缺乏迷人光泽，更多显现的是一种暗淡或暗哑的红色，它们是罕见的，并且这两个样本都在那起事故中逃脱了，此后再也没有被捕获过。在这里，就像在节肢动物领域里一样，雌性常常占据主导。说实话，母亲的痛苦和折磨在最初的产品责任索赔中显得有些夸大了，实际上她咳嗽的次数，比她自证时说的要少很多。然而血浓于水，我没法否定她。她坐在家里，戴着墨镜，一如既往地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监控我，嘴巴时不时不自觉地动几下。不过，从科学上讲，大型哺乳动物需吸入大量的反式-d丙烯菊酯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这正如预料的那样，确实影响了她解决问题时的谦逊态度。无论从哪种方式来看，真相的差别都在毫厘之间，无非是费雯·丽年轻时优雅的双眼和她在1960年那部经典电影的洗浴场景中长期保持的表情之间的区别。公文包在每个角落被选定的微小的地方充了气，里面遍布着一共2.5组、每组12个的聚苯乙烯做的楔子，这些楔子可以保护包内物品不受碰撞或损伤。她遇到的新案件，其复杂性恰恰在于该如何在最初的外科医生和第二个外科医生之间分配责任来索赔。最初的外科医生的疏忽给了她惊恐的眼睛和额头，而第二个外科医生那无情的屠戮，给她留下了一个固定的面具，上面写满了疯狂的痛苦和惊恐，现在幸运的是，只当有人在她斜对面时，才可能引起恐慌。这一排位置就在司机后面。因为母亲坐在这里唯一暴露的不利因素在于，对面座位上随便什么人都会在整个旅程中，获得正面凝视我们的有利位置。而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里，如果受环境条件或本能脾气的影响，这些样本会假定刺激她做出如此表情的因素是我。就我的体型和明显特征而言，他们会认为是我绑架了这个被吓坏了的中年女性，或者以某种带有威胁性质的方式在对她说：“妈妈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们为什么不放过这位女士呢？”她在面对他们的反应时，低下头去，聚精会神地织着围巾，而我渐渐形成的反应是：平静地微笑，并疑惑不解地举起我的手套，仿佛在说：“为什么就有人确定，每个人都会长着像他们那样的脸呢？我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好不好！”她最初的那起责任事故是这样的：一个装配厂的工人居然把喷雾剂的喷头装在了朝后的位置上，由此，我提交了一个明确的案例，表明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义务。和解协议的第五个条件是，在这次责任诉讼中，无论如何也不要提起那个普通家用喷雾剂的商品名称，我出于对她的考虑，决定遵守这一条件，法律就是法律。出于性交的需要，我一直在与某人约会，但化学反应始终不够，母亲在心里有一种抑郁的愤世嫉俗，把整套为了性交的仪式视为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最近，当公交车穿过胜利大道时，我低头查看地形，意外地看到从车厢角落的一个通风孔中伸出了一条长着黑色关节的前腿的细长尖端，它正在轻微地移动，并拥有与其他标本相同的发亮色泽，以探索的方式正在试探性地移动。在公文包侧面更倾向于无机物的那种黑色的衬托下，就看不见这条腿了。母亲没有看到，我必须轻松地承认，一旦你习惯了她那张一成不变的脸，她对此做出反应时所流露出的表情也就一点也不会变了。即使我在腿上把整个箱子打开，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在中间的过道上全部倾倒出来，任由它们肆意扩散出去，渗透到车厢各个角落，也只有在遇见对面座位上某个流氓二人组或敌对生物体时，才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他们对母亲的反应可能会是咄咄逼人的挑衅凝视，或者充满敌意地来一句：“你他妈在看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她具有警示作用的附属品或护卫者，人们可以从我威武的体型和护目镜看出，在她龇牙咧嘴的表情之下，她相信我可以保护她，这很好。

灵魂并非铁匠铺

后来，在印度支那战争的一场战斗中，特伦斯·威兰将被授勋，他的照片和一则有关他的激动人心、歌功颂德的故事将会登载在《电讯报》上，尽管他退伍后的下落，以及回到美国后的生活情况，从未被米兰达和我所认识的人查实过。

这则故事说的是弗兰克·考德威尔、克里斯·德马泰、曼蒂·布莱姆和我，如何变成市里的报纸所称的“不知情的四人组”，以及我们这个奇特联盟最初组建的缘由，对我们成年后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怎样的创伤。《电讯报》上的文章一再强调，我们四人都被归为愚钝或问题学生，脑子没能反应过来未和其他孩子一起逃离公民教育课堂，从而导致了劫持人质事件，并由此促成了击毙罪犯的合理性。

最初的创伤发生在哥伦布市的R.B.海耶斯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公民教育课的课堂上。距今已过去多年。教室里有一张规定的座位表，我们所有人都有指定的课桌，它们有序排列着，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当时是1960年，那是一个狂热且多少带有些盲目爱国主义的年代。现在提起来，人们总会认为那是一个有些天真的时代。“公民教育”是国家强制开设的讲授宪法、美国总统和政府分支机构的课程。到了第二个学季[9]，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政府分支机构的纸制模型，不同的机构之间还铺有不同的道路和路径，以此来说明那些“开国元勋”在联邦体制中建立起的权力制衡。我用母亲最喜欢的“冠冕”牌卷纸里的硬纸筒做出了司法部的多利安式立柱[10]。那是寒冷且似乎漫长无尽头的三月中的一段日子，平日里教我们“公民教育”课的老师请了假，所以我们在理查德·A.约翰逊先生——一个长期以来的代课老师——的监督下，学习宪法单元，并精读了美国宪法及其各种草案和修正案。那时还没有产假这一说，尽管罗斯曼夫人的肚子自打感恩节起早就隆起得很明显了。

R. B.海耶斯小学的公民教育教室里，座位一共六排，每排有五张桌子。桌椅间都用螺栓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并配有铰链式折叠桌面，在使用背包和书包之前，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学课桌都是如此。在指定入座的桌子里，放着你的2号铅笔、写作稿纸、糨糊和其他小学课堂的必需品。而在随堂测试时，你也需要把课本放在这个看不见书本的地方。我记得那个时代的稿纸是浅灰色的，柔软而光滑，蓝色的点状书写行很宽，在这张纸上完成的所有作业看起来都有点模糊。

学生们在哥伦布市读到六年级会有一个指定的点名教室[11]。这是一间特定的教室，你可以把冬天穿的大衣和橡胶手套挂在钩子上，每一面墙上分别铺着一张长方形的报纸。学生指定使用的挂钩会用一张彩色的图画纸标明，上面用魔术笔印上你的名和大写的姓。你可以把主要的学习用品放在点名教室的桌子盖板下面。那时，在街对面那所“费辛格中学”里，最显成熟的事情似乎是，高年级的学生没有点名教室，只需往来于一间间教室就可以了，并且他们把学习用具存放在储物柜里，而储物柜配有一把密码锁，这些密码你得记住，然后得把记有密码的那张纸给撕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储物柜了。上述的这些与我本人、克里斯·德马泰、弗兰克·考德威尔及古怪惹人烦的曼蒂·布莱姆这四个毫不相干的人，如何因缘巧合地结合成日后更为人所知的“四人组”故事没有直接的关联，只不过我们都离开点名教室去上了艺术课和公民教育课。这两门课都需使用特殊的设备和材料，因此都有各自的教室，配备了专门受过培训的老师，学生们会在特定的学期里从各自的点名教室来到这两个教室。就我们而言，这是第二学期的事。我们按名字的字母顺序排成一行，静静地从点名教室来到巴里夫人的艺术课教室和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接受她们严格的督学。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期并不是纪律松散抑或无序的时代，这让前文提到的那一天发生在公民教育课上的创伤更为痛苦，并由此导致了该课堂上的几个孩子（其中一人就是特伦斯·威兰，对那个年代的男孩子来说，他或许显得有一点柔弱，有时穿一双拖鞋和一条皮革短裤，但擅长踢球，他父亲是位西德的水利工程师，后获得了美国国籍。特伦斯还会翻起眼皮，露出眼里的黏膜，然后以这般模样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此举给他带来了某种名望）永远地从海耶斯小学转学，因为即便是再回到那幢楼里，还是会带来创伤性的、持久的记忆和情绪。

只是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在公民教育课的黑板旁发生的那件事，可能是我这一生遇到过的最具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如同我父亲的那件事一样，我想我最终还是会感激当时幸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现在的座位紧挨着窗户，这或许会让罗斯曼夫人懊恼不已。

在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里，天花板下的四面墙上等距离挂着三十四位美国总统画像，还有几幅下拉式地形图，包括最初十三个殖民地的地形图、约1861年期间的北部联邦和南部联邦的地形图，以及现今包含夏威夷在内的美国地形图，此外就是装着各式额外用具的钢柜。最显眼的是教室前一张硕大的讲台、一块黑色板岩黑板，以及三十张完全用螺栓固定的座椅，我们这些由弗拉斯托斯小姐负责的四年级点名教室的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被安排成六排，每排五个学生。约翰逊先生是代课老师，我们会自娱自乐地把罗斯曼夫人平日的座位表打乱，并且把教室里按照东西走向摆放的座位掉个儿，在最靠近西墙挂钩和教室门的那一排的第一张桌子旁，安排罗斯玛丽·哈恩和艾米丽·安妮·巴尔入座（挂钩上总是空的，因为罗斯曼夫人的公民教育课教室从来不是点名教室），斯威林根双胞胎中的弟弟坐在最东侧那排的前面，就挨着东墙那两扇巨大的窗户中的第一扇，放映幻灯片以及偶尔播放历史电影时，厚重的百叶窗会放下来。我坐在最东面那排倒数第二桌，这是安排上的一个错误，罗斯曼太太是不允许这样的安排出现的，因为我在“听力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遵循指令”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R.B.海耶斯小学前几个年级的全职老师都知道，我的座位应该离窗户和其他可能分散我注意力的地方越远越好。教学楼所有窗户上都装着铁丝网，以便玻璃窗在被打偏的“闪避球”或捣鬼的人丢的飞石打中时不易被击碎。

此外，在人为替换的座位安排中，紧贴我左边那排的是桑杰·拉宾德拉纳特，他一直在疯狂学习，笔记也堪称典范，或许在R.B.海耶斯小学所有考试中，他是唯一坐在我边上的好学生。铁丝网在窗户上额外增加了十二行细长的矩形，将窗户分成八十四个小方格，其中第一条垂直的铁丝网线紧邻窗户的右窗框。铁丝网之所以这样设计，部分原因在于想让窗户看上去不再那么有趣，从而降低学生们分心或沉迷于窗外景色的可能，在三月份的公民教育课堂上，窗外景色大多由灰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树木、足球场被破坏的边缘，以及没有围栏的菱形内场[12]组成，每年的5月21日到8月14日，“少年联盟”都会在这块场地举行比赛。再往后，则是被围起来的“费辛格中等学校”正规大小的球场，它按照透视法原则显得更为小了——它被格芙特大道阻挡，只占据了窗户左下角的三个方格——大孩子们在这块场地里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棒球比赛，以此来保证在参加高中联赛时的最佳状态。每年春天，我们学校的几扇窗户都会被蓄意破坏公物的人给打破，足球场里有几块裸露的岩石，我无须移动脑袋，就可以在我的座位上，透过铁丝网分割出的视野，看到至少一块或更多的岩石。空空如也、废弃不用的菱形球场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角度看到全貌，里面的场地现在遍地泥泞，四下已看不到积雪了。我一直以来的余光视野[13]都很好，在约翰逊先生讲授美国宪法的三个星期里，我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身体在课堂上，真正的注意力则受余光视野的指引，落在球场和窗外的街道上，这些景色被窗户铁丝网组成的网格分割成了不连续的正方形，看起来很像一排排由漫画、电影分镜、《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悬疑漫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组成的面板。显然，这种强烈的吸引力对我在第二学期公民教育课上的“听力能力”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它使我注意力不仅神游天外，而且还积极构建整个线性的、分散组织起来的叙事性幻想，其中许多内容都以非常丰富的细节展开。也就是说，窗外景色中的任何事物都以非凡的形式——比如，一片鲜艳的垃圾会从一个铁丝网的网格吹到另一个网格里，或者一辆市区公交车从右往左冷漠地穿过最下面三个横排的网格——成了对我想象性电影或卡通分镜的刺激，其中别的窗户铁丝网组成的每一个网格都可以用来延续和深化面板上的叙事内容——现实中外表普普通通的“市公共运输公司”的公交车，被蝙蝠侠当时的死对头“红色突击队”霸占，透过连续性的网格从内看去，“红色突击队”劫持了弗拉斯托斯小姐和几个公立聋哑和盲人学校的盲童，还有我那吓坏了的哥哥和他的钢琴老师杜德纳夫人，直到蝙蝠侠（带着他那副小小的装饰性面具）和一个看上去非常像罗宾的人通过绳索和抓钩的特技，突入这辆行进间的公交车为止，每一个动作都填满了窗户上的正方形网格，并且栩栩如生，随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网格时，这些动作就定格在了画面中，等等。这些想象出来的构造常常占据了整面窗户，想象它们是一件困难而需专心致志的工作，事实上，它们与克莱默夫人、泰勒夫人、弗拉斯托斯小姐，或者我父母所说的白日梦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煽动性创伤发生时，我还只有九岁，而到4月8日，就是我的十岁生日。七岁到接近十岁的这个年龄段同时也是躁动不安的年纪（尤其对我父母来说），那时的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无法阅读。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快速浏览《从大海到闪耀的大海：文字和图片中的美国故事》（这本书是那时全国所有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的指定课本）中的页面，并给出一定数量的定量信息，比如每页确切单词的数量、每一行确切的单词数，以及某个指定的页面里，使用最多和最少的单词，甚至是字母，再比如，还包括每个单词出现的次数，我会在读完这页后很久，依旧记得这些信息，但我却无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化或以任何恰当的方式表达这些单词想要表达的意思（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那时的记忆力），结果就导致我在测试中成绩远低于平均分。好在到我满十岁时，阅读理解的问题自行解决了，其方式就跟它出现时一样神秘。

约翰逊先生原本是附近厄尔本克莱斯特人士，随后据媒体报道，并无查实的精神障碍或任何犯罪行为。

最近那场雪是三月初下的。换言之，教室窗外东面的景色现今基本上已被泥泞和脏雪覆盖。那里的天空无色透明，压得有些低，就像某种湿透或者疲惫不堪的东西。球场的内场一片泥泞，只有投球手的橡胶垒上，还落着一条雪迹。通常，在整个第二学期，窗户上唯一真正的动静来自塔夫脱街上的垃圾或某种汽车，而在创伤发生的那天出现了两条狗，这是例外。这种情况以前只在讲到宪法这一单元时发生过一次，但直到现在才再次发生。这两条狗从东北处的一片灌木林进入了窗户右上角的网格里，随后沿着对角线向足球场北部的进球区前进。随后，它们开始在彼此周围打转，圈子越转越小，显然是在准备交配。类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一次，但是那两条狗好几个星期没有再出现过了。它们的种种举动似乎都与交配行为保持一致。两条狗中较大的那条从后面爬上另一条的后背，用前腿缠绕那条斑纹狗的身体，随后开始不断地向前拱动身体，当另一条狗试图逃跑时，大狗用后腿迈出了一系列的小碎步。这在窗户铁丝网组成的网格中占据了一个方格多一点的空间。给人留下的视觉印象像是一条身体结构复杂的大型狗做了一系列抽搐的举动。此番景象固然不雅，但生动无比、引人注目。这两只动物中，其中一只体型更大一些，浑身黑色，胸部呈现暗褐色，有可能是罗纳威犬的混血品种，不过头部没有纯种罗纳威犬那么宽。它身下那条体型较小的狗，其品种无法辨认。据我哥哥说，我们家曾养过一小段时间的狗，那时我还小，不记得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那条狗咬坏了钢琴底座和那张精美的十六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古董餐桌的桌腿。这张桌子是我母亲在清仓义卖中淘来的，据估计，其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这导致了有一天，家里那条狗不见了。那天我哥哥从幼儿园回来，发现狗和桌子都不见了，此外，我父母随后一直被整件事搅得心烦意乱，如果我说起这条狗，或者向我妈妈提起这件事惹她烦的话，我哥哥就会把我的手指放在大厅壁橱的合页处，随后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橱门上，直到我所有的手指全被压碎，不得不截去为止。我早已对钢琴感到绝望，这让我对它更加绝望了。在那个时间段，我和哥哥都在接受钢琴强化和独奏的指导，尽管只有我哥哥表现出了真正的潜力，他每星期都要和杜德纳太太一起上两次课，直到他青春期早期的叛逆剧烈地表现出来为止。那两条身体叠加在一起的狗离得太远了，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戴有项圈或标牌，不过又可以说离得很近，可以分辨出上面那条占统治地位的狗的面部表情。那是一张面无表情，但同时又很亢奋的脸——这和人类在做某种难以自持，但又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做的事时表情是一样的。它们不止是在交配，可能是一条狗对另一条狗的统治，我后来才了解到，这很常见。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下面那条处于忍受地位的狗摇摇晃晃走了几小步，这几步带着这两条狗穿过了第四排的四块面板，这使得两旁分镜中的活动复杂起来。狗的项圈和标牌是有效的证明，它证明狗是有家和主人的，而不是流浪动物，一位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特约发言人曾在点名教室里解释说，这个情况需要注意。由于富兰克林要求狗要佩戴狂犬疫苗标牌，所以这一点就尤为明显了。下面那条斑纹狗的脸上露出了难过却坚忍的表情，很难用语言形容。它的表情看不清，或是被窗上的防护网遮住了。母亲曾向我们描述过身患重病的蒂娜阿姨脸上的表情：长期受苦。

玛丽·昂特布伦纳，也被操场上的欧姆克和卢埃林小组称为“大伯莎”，她是唯一一个会在放学后和曼蒂·布莱姆一起玩的女孩。我哥哥与曼蒂·布莱姆的姐姐布兰迪是同班同学，他说布莱姆一家是远近闻名的精神病家族，家里的父亲穿一件贴身汗衫，整日居家不出，他们家的院子就像一个垃圾场，若你胆敢靠近他家栅栏一步，他们那条德国牧羊犬就会杀了你。有一次，布兰迪没能完成她的家务，没清理狗屎，据说她父亲愤怒地摇晃着走出来，把她的脸摁在狗屎里，我哥哥说当时有两个七年级学生目睹了这一切，这就是布兰迪·布莱姆（她的动作同样有点缓慢）在“费辛格中等学校”被人叫成“狗屎女孩”的原因，对于一个才十多岁的女孩来说，无论她是否敏锐，抑或敏锐程度如何[14]，被人这样叫肯定不好受。

在我上过的课中，除去那次之外，约翰逊先生唯一一次代课，还是在我二年级时，那时他一共上了两个星期。当时我们的点名老师克莱默夫人遭遇了车祸，回来时脖子上套着一个用白色帆布支撑着的大金属板，她不让我们任何人在上面签名，而在剩下的教书的日子里，她都无法将脖子转向任何一边，此后她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州，开始独立谋生。在我的记忆中，约翰逊先生是个中等身高的成年人，留着标准的平头，穿西装，打领带，戴一副书卷气十足的黑框眼镜，那个时代每个戴眼镜的人都戴这种眼镜。显然，他在R.B.海耶斯小学还给其他班代课。人们只在校外看到过他一次，当时丹尼斯·科尼和她的母亲在A&P百货商店见到了约翰逊先生，丹尼斯说他的推车里装满了冷冻食品，她母亲借此推想他一定还没有结婚。我记不得是否注意到约翰逊有没有戴婚戒，后来《电讯报》上的文章也没有提到，在当局冲进教室后，他是否还有一个妻子。我也不记得他的脸，只记得在后来的《电讯报》上公布了一张他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从几年前他本人的学生年鉴上取来的。剔除一些明显瑕疵或特征后，多数成年人的脸在这个年龄开始模糊难辨——老成掩盖了所有其他特征。我全力回想，也只能想起约翰逊先生的脸最难忘的地方在于，它略微有些歪斜，抑或说，前额位置向上翘起了一些角度。也没有翘得特别夸张，只是提高了一到两度——想象一下，把一个面具或肖像举在面前，然后向上斜拉一到两度。换句话说，额头上的眼窝现在似乎是稍稍往上看的。而这一切，再加上体态不佳，或者像克莱默夫人那样脖子出了问题，就使得约翰逊先生看起来像是因为自己说了什么话而畏畏缩缩。他这副样子倒不算恶劣，也不算明显，但考德威尔和托德·卢埃林也都注意到了约翰逊畏畏缩缩的样子，并对此议论。卢埃林说，这个代课老师看起来像是害怕自己的影子，就像迈尔斯·奥基夫或《荒野大镖客》中的费斯都（我们都讨厌他——若重拍《荒野大镖客》，没有人会想去扮演费斯都）。他第一天替罗斯曼夫人上课时，向我们介绍说自己是约翰逊先生。他就像那个时代所有老师一样，用完美的“帕尔默草书体”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但由于他的全名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频繁出现在《电讯报》上，所以他至今仍旧记得，他叫理查德·艾伦·约翰逊二世，现年三十一岁，原本住在附近厄尔本克莱斯特的一个小型近郊居住区，就在哥伦布市外。

我那时还小，什么也不懂，而在我哥哥童年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家之前的那张古董桌曾是用去掉树结的胡桃木做的，并配有大量钻石、蓝宝石和水钻，它们镶嵌在从右边看去，像是伊丽莎白一世那张脸的上方，父亲为失去这张桌子而感到难过，这也部分导致他在一天结束后回到家中总是落落寡欢。

某个上届四年级的学生，在最东面倒数第二张桌子上，用墨水着色，刻了一个深色粗线条的人，这人戴牛仔帽并配一把大号六发式左轮手枪，显然，这是那个学生在一整个学年的课堂上，花了很多慢工细活的成果。我正前方坐着一个颈部和上椎骨都很粗壮的人，此外就是那位头发剪得很短的玛丽·昂特布伦纳，她脖子上斑斑点点生着白雀斑，我已经仔细观瞧了两年，因为玛丽·昂特布伦纳（她后来在帕尔马的一个大型女子看守所里成了一名行政秘书）也曾和我一起待在泰勒夫人的三年级点名教室里，泰勒夫人会在班上读鬼故事，也会弹尤克里里，而且只要你不惹她生气，她还算是个很有趣的点名老师。泰勒夫人曾用工作服大口袋里的尺子，打过考德威尔的手背，打得相当狠，他的手肿得就像卡通片里的手，考德威尔太太（据考德威尔说，他妈妈会柔道，考虑到她的脾气，没人敢惹她）直接来到学校向校长投诉。那个时代的老师和管理人员似乎从来没想明白，从他们称做白日梦的头脑里想出东西来往往需要尽更大的努力和专注力，远非简单听课能比得了的。懒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不是管理者所能强制的。为了叙述那一天的视觉效果，我希望能把窗户上的故事说清楚，窗户上的两条狗要么在交配，要么在争夺领地，其景象在每个面板上都产生了栩栩如生的故事，等到课程结束，窗户网格就填满了叙事性面板，像河畔卫理公会教堂里的填满画像的玻璃窗一样。哥哥、妈妈、自认为能早起的父亲和我每周都会去这个教堂做礼拜，父亲常常一星期要在办公室工作六天，他喜欢把星期天称为将残存的精力重新调动起来的日子。但事情并非如此。要将整面“窗户叙事”中所有场景都记在脑子里，需要达到某种精神极限，这跟旅途中车后座玩的游戏不无相似之处，在这类游戏中，你和别人会假装你要去野餐，他会提起要携带的一样东西，你需重复说一遍那样东西，并添加另一个，他再重复说前两个东西，再增加第三个，你继而重复一遍，添加第四个，而他必须记住并重复，以此类推，直到你们每个人都在头脑中记住多达三十个或更多的一连串东西，同时你们每个人还要轮流不断地增加这些东西。我向来不擅长玩这种游戏，尽管我哥哥有时会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这让父母感到惊讶，不知道凭着这种记忆力他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父亲经常称他为机械脑）。窗户上每一个网格都填满了，只在那个特定的网格被人关注时，有关斑纹狗那不幸主人的故事才会被讲述出来，一旦整块面板被激活被填满，这块网格又会恢复到透明状态，故事则会向下一个网格推进，而在下一个网格里，有个穿黄色围裙的小女孩，戴着粉色发带，脚上穿着有亮亮鞋扣的黑色漆皮鞋，身边带一条不谙世事、名为库菲的杂色小狗，它在破旧的栅栏下挖了一条道，逃到了赛欧托河边，而她此刻正在莫尔斯路上州立盲人和聋哑人学校的四年级美术课堂上，用培乐多橡皮泥，全靠摸索，捏着她的小狗库菲。她是个盲人，名叫露丝，不过，她父母叫她露蒂，而她两个玩巴松管的姐姐则叫她露蒂·龅牙，因为她们试图说服她相信——我们是在三个连续的面板中看到的，年纪较大的两个姐姐，面露不悦之色，摆出双手叉腰的姿势，就像漫画中的坏人一样——她因不幸长一口龅牙而看上去非常丑，此外还想让她相信，除她以外，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而在几乎整整水平一排的面板中，露丝都戴着深色的眼镜，一双小手放在脸上，因她两个姐姐说的话以及唱起“露蒂·龅牙，你的狗狗逃跑了”的儿歌而哭了起来。小女孩有一位虽贫穷但心地善良的父亲，他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园丁，这个有钱人穿着或白或金的帆布背带裤，在布莱克利克庄园坐拥一座豪华宅邸，那里有一扇锻铁大门和一条蜿蜒的车道，车道向外通向安伯里路，长度超过一英里[15]。此刻小女孩的爸爸驾驶着家里那辆古老、破旧的车，缓缓地在破败街区的冰冷街道颠簸着，一边透过车窗喊着库菲的名字，一边把这条杂色狗的项圈和标牌弄得叮当作响。通常，最上面那排铁丝网格中的一系列面板是预留给倒叙和背景故事的，这些是协助填补窗户上未展开的情节用的。这一系列面板显示，库菲的项圈和疫苗接种标签是在西蒙斯家院子的篱笆下钻过去时蹭掉的，因为它当时兴奋地看到了两条流浪狗，其中一条黑灰相杂，另一条大体黑白相间。这两条狗大步来到廉价的铁篱笆前，催促库菲加入悠闲的漫游冒险，深色的那条狗，从面板上看，长着一对尖尖的眉毛和阴森的笔状胡子，它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走远，而且一定会把回家的路指给信任它的库菲看的。故事板上有关这一天的大部分内容，就像手臂或人们常见的卡通太阳周围的放射状尖刺一样，向外延伸着，其中包括一条分支的叙事，讲的是弱小、苍白、失明的露丝·西蒙斯（她其实没有一丁点儿龅牙，但她不算是个很好的橡皮泥雕塑家）的事儿，她坐在盲人艺术课教室里，迫切想要知道她父亲是否已经成功找到那条狗。库菲是露丝·西蒙斯忠实的导盲犬，它从不啃咬任何东西，也不给家里添麻烦，经常忠心耿耿地趴在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底下，这张桌子是她父亲在富有的制造商东家的垃圾堆里找到的，他把这张桌子带回家，把空线轴钉在抽屉上当把手，露丝·西蒙斯坐在黑暗卧室里（对于盲人来说，房间里是否开灯并不重要）的书桌前做盲文作业时，库菲会经常坐在桌下面，把鼻子搁在她那双漆皮鞋上。与此同时，她的两个姐姐要么在练习巴松管，要么就着灯光躺在卧室毛绒地毯上，用公主电话毫无意义地谈论男孩或埃弗里兄弟，经常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而她父亲正做夜班兼职，用单手把沉重的箱子抬到送货卡车的后斗。家里的母亲，一个从未成功卖出过哪怕一件雅芳家居产品的雅芳销售女工，每天晚上都会迷迷糊糊地瘫在客厅的沙发上。沙发少了一条腿，用一本电话簿垫着，晃悠悠的不太稳固，父亲曾试图搜罗合适的木头来替换这条腿。西蒙斯先生是那种虽然贫穷，但却诚实的父亲，他以体力劳动为生，不做那些蝇营狗苟的事儿。最上面一排的背景故事中，窗外那条黑色和灰褐相杂的大狗有些模糊了，此外还有几块草草勾勒的画板，内容涉及一栋低矮的水泥楼，里面的狗在笼子里吠叫，还有一条肮脏的小巷，里面的几个垃圾桶翻倒在地，一个穿着沾满污秽的围裙的男人正对着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挥动他的拳头。然后，在正中央那一排上面，我们看到西蒙斯家的父亲接到了豪宅主人打来的电话，要他回去把停在豪宅长车道上的那台巨大的、昂贵的、汽油驱动的工业扫雪机准备好，车道上的小彩灯条铺得就像飞机跑道一样，因为主人的私人气象学家活脱像个邪魔术师般说，这天又要下雪了。然后，我们看到露丝·西蒙斯的母亲——我们通过上面的另一排网格看到，她一整天下来，已从手提包里的棕色小处方药瓶里拿了好几颗药吃——接过了她父亲的活儿，开着他们家那辆破旧的车，正漫无目的地在这个破败的社区街道上颠簸着，车非常缓慢地穿行，当密集而持续的雪开始落下时，路灯亮起，面板上的光线变得灰暗而忧伤，冬日哥伦布市的午后，常常会让光线显得这般忧伤。

我本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就在露丝·西蒙斯和她走丢的库菲的故事在窗格上一版又一版上演时，约翰逊先生在讲的美国权利法案，我完全一头雾水。因为我那时在课堂上心不在焉，精神涣散。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学期。公平地说，这就是罗斯曼夫人和校方决定让我远离各种干扰的原因——例如，禁止考德威尔和我坐一起。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窗外两条狗脱离了叠在一起的状态，开始绕着大小不同的圈活动，在地上和球场内场嗅着。窗外估计大约四十五华氏度[16]，那年冬天的第二场雪正在融化。我确切记得，到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下了一场大雪，由于创伤发生后的第二天学校停课，我们在与俄亥俄州警察和第四特别小队的一位名叫比尔隆·蒙特的心理医生面谈了几次之后，才得以去玩雪橇。比尔隆·蒙特医生鼻子长得很奇怪，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当天晚些时候，克里斯·德马泰的雪橇向一边翻倒，撞到了一棵树上，他的额头上都是血，而我们都看着他不停地摸着自己的额头，并被自己结结实实流出的血迹吓哭了。我不记得有人做了什么来帮助他，我们可能都处在惊吓之中。露丝·西蒙斯的母亲叫玛乔丽，从小就喜欢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穿上不同的衣服，并练习说：“你好吗？”“天哪，这话说得真风趣！”她曾梦想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并在他们豪宅里那张漂亮的、去掉树结的胡桃木餐桌上举办豪华晚宴，出席晚宴的都是医生和他们戴着镶钻头冠、披着狐皮大衣的妻子，而她在吊灯的辉映下，看起来就像一个仙女公主；而今成年之后，她却开着那辆破车，体态浮肿，眼神呆滞，嘴巴永远低垂着。她抽着总督牌香烟，把车窗摇上了，甚至没有像之前那个慈祥的、长期受苦的父亲那样摇下车窗叫一声：“库菲！”上面有一则背景故事，盲婴露丝·西蒙斯戴着小黑眼镜躺在摇篮里，伸出双臂哭喊着要妈妈，而妈妈拿着一个玻璃杯，里面装着一颗插着牙签的橄榄，嘴角耷拉着低头看了看盲婴，然后转身看向房间里那面古老的、有裂纹的镜子，照着镜子练习如何在没有洒落杯中液体的情况下，苦涩而风趣地行一个小屈膝礼。通常，宝宝过一会儿就会罢休，不再哭泣，只会发出小声的呜咽（这个故事占了两三块面板）。与此同时，不知不觉中，露丝·西蒙斯捏的培乐多橡皮泥小人看起来几乎完全没了形状，与其说看起来像狗，倒不如说像是被重物碾过的萨提尔[17]或大猿。她那张漂亮雪白的小脸蛋上架着深色的眼镜，头上戴着向上倾斜了好几度的发带，正为库菲的平安归来，天真无邪、童心未泯地祈祷着。她祈祷父亲在某个脏乱的邻居家乱糟糟的院子里，发现蜷缩在轮胎里的库菲，或者在玛丽维尔路边发现库菲正无忧无虑地溜达，这样她爸爸就会在繁忙的大道边停车，张开双臂跪在路边，等待着狗狗欢快地跑到他怀里。她盲瞽的幻想冒出了内心独白的泡泡[18]，它占据了好几块面板，这些面板之前被一幅真实的场景占据：受了惊吓、一瘸一拐的库菲正沿着赛欧托河东岸，被两只老练的、野性十足的成年狗折磨。即使在1960年，格里格斯大坝已经开始发臭，沿着玛丽维尔路的东岸，散落着生锈的铁罐和废弃的轮毂盖，我父亲说，他记得那是在1935年左右，他曾穿着短裤、戴着草帽，用绳子和安全别针还能在那里钓上鱼来，而他的父母戴着草帽在他和兄弟（他后来在二战期间，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受了伤，退伍军人法案为他提供了一条木质的假腿，他可以连带着将它与一只特制的全包围的鞋子一起脱下，所以即使他睡觉时，鞋在衣柜里也不会空着，他在凯特林一家生产不同种类的集装箱纸隔板的厂家工作）身后那片山毛榉和沙棘树投下的树荫里野餐。在大学给市政人员过度施压，让他们修建玛丽维尔通勤路，从而更为便捷地将上阿灵顿和西区连接起来之前，这片树林一直沿着赛欧托路铺开。忠诚的小狗那双闪光的棕色眼睛现已湿润，眼里带着离开院子的悔恨，也透露着恐惧，因为库菲现在离家很远很远，比这只年轻的小狗以前去过的任何地方还要远。我们已经看到，这只小狗只有一岁；父亲在上一个耶稣受难日，作为一份惊喜礼物，把它从“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带回了家，并允许露丝带着库菲一起去参加在圣安东尼天主教堂举办的复活节礼拜活动（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哥伦布市的穷人通常都是）。库菲被放在一个小柳条篮子里，篮子上盖着一块格子布，从里面只露出那只湿漉漉的、好奇的小鼻子，它一直很安静，就像露丝母亲说的那样，它最好安静地待着，否则在做礼拜期间闹出响来，他们都得离开，这对天主教徒来说可是不小的罪过。尽管露丝的姐姐一直偷偷用发卡戳小狗的爪子，试图让它叫出声来，但它并没有叫，这一切露丝都不知情，她戴着墨镜坐在硬木椅上，抱着篮子，摆动着小腿，为有一只小狗作伴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一般来说，盲人对狗有种天然的喜爱，因为狗的视力也不是很好）。而那两条野狗（它们毛发已经凌乱了，隐约可以看得到肋骨，其中那只花斑野狗在尾巴底部长有一个青色的大疮）冷酷而残忍，只要库菲一动不动，就会对它龇牙咧嘴，即使它们穿过一半结冻的泥浆和淤泥的池子，从上面涂鸦着脏话的大水泥管道口中翻进河里，也还是会这样。即便库菲只是一条狗，不会像你我这样冒出内心活动的气泡来，但当那条花斑狗突然跳上水泥管，随着毛发凌乱的脑袋和带疮的尾巴消失不见后，库菲那双柔和的棕色眼睛流露出的神情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而那条体型较大的黑狗则开始咆哮，让库菲跟着进入管道，管道里没有水，只是涓涓地从里面流出一些暗橙色的难闻的东西（即使对狗来说也是如此）。在下一个网格里，库菲被迫把小前腿放到了水泥管的边沿，并试图拉起两条后腿进入管道时，黑狗则咆哮着咬它的后侧肌腱。这条狗的面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可以看得出，库菲极度害怕和沮丧，只希望回到围栏院子里，摇着它的斑纹尾巴，等着露丝小小的白色手杖，从人行道上传来迎接它的嗒嗒声，然后她会把它带进屋子，揉揉它的肚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它有多漂亮，它的耳朵和小软爪有多香，并对它说，她能拥有它得有多么幸运，而那条黑狗轻松地跃上库菲身后的管道，用不祥的眼神向两边望去，消失在占据整个横排的黑色管道中。

同时，在现实里的事件爆发时，约翰逊先生显然刚刚在黑板上写下了“杀了”这两个字。在我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中，最明显的瑕疵是，创伤爆发时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我意识之外展开的，我的注意力完全落在窗户网格上，我在网格下一排的叙事中，加入了那位不幸的母亲，也就是西蒙斯夫人，她驾驶着家里的汽车，迂回在街区堆满雪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就着后视镜，试图用镊子拔掉一根灰头发。而在小女孩父亲的场景中，户外飘着雪，他正开着一台大型燃气设备，看起来有点像电动割草机，但体型更大些，并有两倍数量的旋转叶片。此外，他还穿着运动员和猎人穿的那种特制亮橙色衣服，这是豪宅里那位财主公司的商标色，也是屋子主人让坚忍不拔、任劳任怨的那位父亲穿的特制雪裤的颜色，他开始清理豪宅车道上厚实的湿雪。车道太长了，等那位父亲把雪清完，他又得从头开始，因为降雪（你还可以从国家盲聋学校教室的网格窗户背景里看到，尽管小露丝看不到）越来越大，变成了真正的暴风雪，面板上，那位父亲的内心活动气泡说：“哦，好吧！这还不算太糟，至少我很幸运有份工作。而且我相信好心的老玛乔里会及时找到库菲，在露丝从学校回来时把我们的宠物带回家的！”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耐心、沉着的表情，而这台轰鸣着的笨重器械（这台机器已被豪宅的主人申请了专利，他的公司也将它投入了生产，这就是他让西蒙斯先生穿上那条不像样的裤子的原因）正在清除车道上的白雪，就像一个人行政拘留期满了，得用湿纸巾在黑板上擦去他的名字一样。就这样，我在公民教育课上并没有如实看到或了解到事件爆发时发生了什么，尽管我多次从同学、政府部门，以及《电讯报》那里了解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至于在记忆中，让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件事的全程见证人。学校的心理医生比尔隆·蒙特给出了他的专业意见，认为我虽然是个全程见证者，但由于受到的创伤较大（用他的术语来说，受到了极度惊吓，而每一个孩子的家长都收到了他的评估报告），对这件事的记忆不太可靠。无论是粗略，抑或是错误的，我在事件发生后的所有法律程序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此都受到比尔隆·蒙特医生做出的诊断的限制，我的父母以书面形式认可了这一诊断。不过，这就是成人记忆的奇怪之处，我却仍然可以详细地回忆起比尔隆·蒙特医生的鼻孔，这两只鼻孔的形状和大小都有明显的不同，并且我还记得，我当时甚至想象他在生活中，甚至婴儿期在他妈妈肚子里时的鼻子，由此才记得这么清楚。这位临床医生非常高大，即使以成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我在规定的访谈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仰望他的鼻孔和下颚。他身上有股人们能在夏天浴垫上闻到的味道，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把这种味道认定是浴垫的味道。坦率地说，大家一致认为，比尔隆·蒙特医生与约翰逊先生相比，让我们许多人更感到毛骨悚然，尽管看到类似的事情显然会对任何人造成创伤，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后来，德马泰先生被迫退出了报纸批发投递业，据克里斯·德马泰说，这是因为有几伙从克利夫兰来的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他们接管了本州所有的报纸和投币式售货机业务，这就迫使德马泰先生干起了出租车调度员的工作，不过这样一来，克里斯至少不再会因为起得过早，上课无法保持清醒了，后来，他在费辛格学校沃恩先生的工艺美术课上，发现自己在手工方面很有天赋，现在，他成了精密工具和模具公司的车间主管，这家公司离我自己公司的办公室只隔了几个街区。

就在理查德·艾伦·约翰逊先生在黑板上说明“正当法律程序”这一短语在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中具有同等地位时，他无意间在这一短语中还插入了其他的单词，亦即大写的“杀了”。艾伦·莫里森、桑杰·拉宾德拉纳特和班上其他一些比较勤奋的学生，一字不落地抄下了约翰逊先生的板书，他们发现他们写的是“正当杀了法律程序”，而这也是黑板上的内容，约翰逊先生从黑板旁退了一两步，抬头看了看黑板上写的内容，显然很不解。至少，很多同学后来都对此感到疑惑，因为，尽管这位代课老师面对着黑板，背对着班级，但他的头此刻却好奇地歪向一边，和狗听到某种高音时歪脑袋的样子不无相似之处。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然后微微摇了摇头，仿佛要甩掉一些困惑，用板擦擦掉了“杀了法律”，替换成了“法律”。克里斯·德马泰和往常一样，把头枕在第二排的桌子上睡着了，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经营着一家报摊和零售摊，一大早就要为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投递报纸，他们经常让德马泰半夜三点就起来干活，即使是上学的日子也不例外，所以德马泰经常在课堂上睡着，尤其是在代课老师的班上。至于曼蒂·布莱姆，学校的大多数孩子对她真实的个人生活和过去知之甚少（我和蒂姆·爱普怀特在读三年级时，都曾和布莱姆一起被安排在克莱侬小姐的慢速阅读班上，不过爱普怀特后来被送到了位于密涅瓦公园的特殊学校里，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阅读能力——他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慢速阅读者，而我和布莱姆不是），甚至很少在课堂上拿出过书本或铅笔，总是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看着桌面，从不专心听讲，也不写作业，直到校方开始关注，计划让布莱姆也转到密涅瓦公园去为止，她才突然开始交作业，参与课堂活动。然后，只要行政管理热度一过，她就又会恢复到整节课只坐在那里盯视桌面，或者慢慢啃咬拇指指甲两边的死皮状态中。她还曾吃过糨糊。大家都有点怕她。与此同时，现今在代顿担任“永耐驰”公司质检员的弗兰克·考德威尔正低着头，在草稿纸上聚精会神、认认真真地画着什么。艾莉森·斯坦迪什（后来搬走了）又一次没来上课。同时，第十修正案（第一至第九修正案构成了我们熟悉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尽管第十修正案是在1791年一并通过的）包含了这样一句话：宪法未授权给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权力，等等。根据艾伦·莫里森和其他每一个做笔记的学生所说，约翰逊先生站在黑板旁，将这句话写成了“宪法没有授权给合众国杀戮的权力，也没有禁止各州行使杀戮他们的权力”，那时，教室显然又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学生们开始面面相觑，而约翰逊先生背对着教室，站在黑板旁，拿着黄色粉笔的手垂在身旁，头歪向一边，好像听不清或听不懂什么，没有转过身去，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又拿起板擦，试图继续讲第十修正案和第十三修正案的内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据曼蒂·布莱姆说，这时房间里已是死一般寂静，许多学生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他们乖乖地把约翰逊先生最初在引文中插入的“他们”和“杀戮他们”划掉。同一时间，在窗外，露丝·西蒙斯的父亲正在经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在防护网面板对角线的一系列面板上，他正沉着地、任劳任怨地用老板公司的工程师发明的巨大“雪地男孩”，清理着长长的黑色车道上的积雪，这也是这位老板现在如此富有的原因。这还只是电动割草机和除雪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与此同时，玛乔里·西蒙斯夫人的车在街上的大雪中抛了锚，动也不能动，车窗上雾气缭绕，观察者不知道她在里面做什么，而库菲和难对付的野狗大概还在一条长长的工业管道里穿行，这条管道一直延伸到奥伦坦吉河路上一家大型化工厂。因为在连续几个面板上都可以看到管道的水泥外立面，但除了不祥的橙色液体涓涓流入河道外，两端都看不到可见的活动，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从管道中出来。整个公民教育课教室已变得非常安静。擦过黑板后，黑板上的字数总共有一百零四个或一百二十一个，这取决于是否把罗马数字算作字数。如果问我，我可能会告诉你字母的总数，使用最多和最少的字母，以及一些不同的统计函数，通过这些函数可以量化不同字母出现的相对频率，尽管我不会把这些数据以这种方式算入其中。关于单词的事实明摆在那里，这就像无论你是否关注肚子和手臂，你还是会感受到肚子，也知道你的手臂在哪里。以上只是我所处的整个环境的一部分。然而，我百分百能意识到我正越来越被窗户上的网格叙事所困扰。窗户上的叙事虽然引人入胜，但很少有可怕或令人不快的东西。大多数主题都是欢快的——尽管有些天真和幼稚。只有在离公民教育课下课铃声响起还早的时间里，我才有机会看到这些内容是如何结束的。有些是从前一天延续下来的，但就实际情况来说，这很罕见，因为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心里那么久是很困难的。

在童年时代，我对父亲的意识没有任何洞察，也不知道他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做事时，内心在想什么。在这方面，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我才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他。

从公民教育课那起事件的确切顺序来看，当课程进行到第十三修正案的讲解时，约翰逊先生脸上的表情开始有些不对劲了。就在同一个间隔中，下面几排的一系列面板上，那台橙色的、汽油驱动的大型“雪地男孩”，先通过旋转叶片系统将雪片切成细小的颗粒，然后通过一个强大的鼓风增强叶片旋转的风力，将雪片以高弧线抛到距离地面五英尺[19]、八英尺，或十二英尺的高度，随后落到路旁（弧线的距离可以利用三个预装的销钉和孔洞，通过调整滑道来控制，这与韩国和其他地方使用的马克四型火炮并无二致）。暴风雪的雪片显然很大、很湿，卡住了八片锋利叶片的旋转系统，“雪地男孩”的自我保护扼流圈使发动机（其涡轮也是叶片的转子）停转，避免让发动机气缸过热，熔化活塞，这会毁掉这台昂贵的机器。从这方面来说，“雪地男孩”不过是一台改装过的电动割草机，我们的邻居斯尼德先生很自豪地成了我们街区第一个买到这种割草机的人，他在拔掉火花塞后，把它交给附近的孩子们参观——他多次强调，如果你想把手的任何部位靠近刀片，就必须拔掉割草机的火花塞。他说，这台“雪地男孩”的旋转扭矩超过360转/分，可以在一个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把他的手切下来——而在窗户侧面的面板上，“雪地男孩”运动部件的示意图则是严格按照斯尼德先生的解释而设计的，他解释了他的电动割草机是如何组装在一起的，只需轻触控制器就能割草（斯尼德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棕黄色的开衫毛衣，在外表的慈祥之下，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悲伤，我母亲说，他之所以对邻里的孩子那么友好，甚至连续几年给我们每个人送圣诞礼物，是因为他和斯尼德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是很可悲的，我哥哥私下里说，这是斯尼德太太在年少轻狂的岁月里堕胎所造下的孽，斯尼德先生和斯尼德太太我都很喜欢，当时的我除了为他俩感到惋惜之外，对这件事并没有足够的理解）。我现在回忆起来，斯尼德家的割草机也是橙色的，而且比它现在的后续版本要大得多。不过，我最初并不记得窗格叙事上任何关于那只体型较小、地位更低的野狗命运的解释，它的名字叫“废品”，因为主人虐待它，它离家出走了。它的主人是干低级行政工作的，工作的乏味和绝望让他带着空洞的眼神和满身怒气回到家，在喝下几杯没加冰块，甚至连柠檬都没加的酒之后，就找茬对“废品”施暴，这条狗独自在家等了一整天，只想得到一些抚摸或爱抚，或者与主人用一块破布或玩具玩拔河游戏，以此忘却自己的无聊寂寞和如此糟糕的生活，以至于后面的故事在那个男人第二次狠狠踢了“废品”肚子一脚后，突然中断，此举让“废品”不停咳嗽，却依旧试图舔主人的手，而他却把“废品”抱起来扔到冰冷的车库，将它锁在那里一整夜。“废品”独自躺在水泥地上紧紧缩成一团，尽可能压低声音咳嗽。与此同时，在主叙事那一行，西蒙斯因为心里想着失明女儿的悲伤而分了神，他希望在暴风雪中开车寻找库菲的妻子能平安无事，西蒙斯先生使出他蓝领的力气，轻松地将停滞不前的“雪地男孩”翻转过来，把手伸进了叶片系统和进气槽，以便清除它们里面湿漉漉的、塞得满满的雪，这些雪被压扁了，卡住了叶片。平日里，他是个细心的工人，专注且遵从指令，但这次他太心不在焉了，在伸手进去之前竟忘记按照示意图上的指示拔掉“雪地男孩”的火花塞。因此，当足够多的积雪已被清除，转子能够自由转动时，“雪地男孩”就突然启动了，而露丝·西蒙斯的父亲则将手伸进了进气槽的深处。他不仅被切断了手，而且前臂的一多半都没有保住。他前臂的骨头被严重劈裂，一直伤到骨髓，红色雪花和人体残余物组成一股恐怖的全彩喷雾，一股脑喷射出来，直冲天际（“雪地男孩”倒向一边，它的进气槽现在是朝上直冲的），完全糊住了脸正对着进气槽的西蒙斯先生的眼睛。我对露丝·西蒙斯父亲的遭遇感到震惊和惊恐，我喜欢他，也对他有感情，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震撼和麻木的感觉，这让我从面板上的场景前向后退了一些距离，我记得当时我离得足够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公民教育课的教室显得异常安静，甚至连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教室里通常构成环境噪声的耳语或咳嗽都没有。除了克里斯·德马泰在睡梦中咔嚓咔嚓地磨着后槽牙外，唯一的声音就是理查德·A.约翰逊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他表面上写的是关于第十三修正案废除黑奴制的内容，但实际上却在黑板上一遍遍用大写字母写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没过多久，我的眼睛就缓过神来看到了），每写一个字母，后面的字母就越写越大，而且手写字也越来越不像这位代课老师惯有的流畅字体，他也显得越来越吓人，最终连人的样子都没有了，而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也没有停下来给出任何解释，只是把他那颗已经奇怪地翘起的头越来越远地撇向一边，就像在与某种可怕的邪恶或外来力量作斗争一样，这种力量已经控制了他的黑板，并迫使他的手违背他的意愿，还发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高亢的声响，这种声响类似于极力发出的尖叫或呻吟，只不过，这种声音显然只是一直持续着的单调音符或音调，声音发出的时间比一般人憋气的时间还要长。而他依然面对着黑板，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一遍遍地写着“把他们全都杀了杀了杀了现在就杀杀了他们”，黑板上的字迹越来越参差不齐、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以至于黑板上的一部分已经完全被重复的字句填满了。大多数可信的目击者，似乎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刻教室里由此带来的骚乱和恐惧——艾米丽·安·巴尔和伊丽莎白·弗雷泽相拥大哭，丹尼·埃尔斯伯格、雷蒙德·吉利斯、约兰达·马尔多纳多、扬和艾琳·斯沃林根，和其他的学生，在螺栓固定的座位上来回晃动，菲利普·芬克尔佩尔正准备呕吐（在那些年里，这是他应对一切强刺激时的反应），特伦斯·维兰正给他继母打电话，曼蒂·布莱姆僵直着身子，紧紧盯着约翰逊先生的后脑勺看，因为他的后脑勺越翘越高，看上去就要碰到他的肩膀了，他的左臂现在直直地伸向一边，手几乎蜷成了爪子。回想起来，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注意到这些——或许，我只是看到了坐在我余光左侧前排的昂特布伦纳，她长着雀斑的后颈已经变得煞白，没了血色，那颗大脑袋完全僵住不动了。我相信，教室里的气氛可能影响了窗格叙事中的不愉快事件，此刻网格上的叙事性幻想更像是一场噩梦，而且正沿着好几排对角线方向的面板同时前进，这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注意力才能看清。无论是美术班上的聋哑孩子，还是其他盲眼的孩子（后者看不见橡皮泥捏的小雕像，但他们的触觉非常敏锐，可以说用手就能看见，并将畸形的小雕像手递手地传了起来）都在嘲笑橡皮泥捏出的库菲的小雕像，连带着也嘲笑露丝·西蒙斯，这些残忍的盲眼孩子笑得还算正常，但那些残忍的聋哑学生的笑声，听起来要么像是猴子的笑声（那些不是哑巴的聋哑人时常会发出的叫声——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在我很小的时候，住在我们街上的一个男孩就已经是聋哑人了，他和我哥哥一起玩耍，有时还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直到最后他们家的房子在半夜起了火，家里的几个人都被轻微烧伤，并吸入了烟雾为止。尽管他们买的保险已经承担了所有的赔偿和维修费用，但后来他们还是搬走了，在这之后，这个男孩就会经常发出这种特有的叫声），要么就是用无声且可怕的方式，模仿正常嘲笑人的手势和表情，而学校的美术老师既是聋子又是盲人，正在教室前面的办公桌旁白痴般地笑着，没有意识到露丝·西蒙斯正哭着被一群嘲笑、挖苦、喊叫、挥舞着导盲棍的人围在了中心，其中有人还将露丝捏的橡皮泥小雕像抛到了空中，并对它挥舞那根细长的白手杖，就像一个美国退伍协会的教练正在外场，练习击打来球一样（虽然成功概率相当小），与此同时，在另一串面板中，玛乔里·西蒙斯夫人慢慢行驶着的汽车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跳动着的、隐约还看得见汽车形状的雪堆，车上面还带着一种奇特的灰色，这是积雪堵塞了破旧汽车的排气口，并把排气引到汽车内部的结果。其中，在内部视角中，坐着已经死去的玛乔里·西蒙斯，她仍然坐在方向盘后面，嘴和下巴都被抹得通红，因为当通风口的一氧化碳开始施威时，她正在涂抹雅芳的阿卡普尔科日落色口红，她的手蜷成爪子形状，以至于把口红涂满了下脸，她因缺氧而喘着气，掐住自己，僵硬地坐着，脸色发青，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的后视镜，而在怠速的车堆起的雪堆外，衣服裹得几乎不能弯腰的女人们正为了迎接归来的丈夫铲除车道上的雪，远处的警报声和救护车开始朝这个场景接近。与此同时，一个突兀的画面出现了，“废品”——那条带疮疤、卑贱的花斑野狗——正在工业管道中被成群的无尾小老鼠或巨大的、变异的蟑螂攻击，而边上的库菲用爪子捂着眼睛呆在那里，充满惊恐，直到那条更强悍、更有经验、更有统治力的罗威纳混血野狗救了库菲的命，它拽着它的脖子，把它拖进一条较小的侧道里，那里成了一个逃生舱口，朝R.B.海耶斯小学，以及越过窗户右后方视野里那片树丛的菲尔黑文·诺尔斯高尔夫球场延伸开去。在这幅画面中，那条不幸的花斑狗痛苦地张着嘴，一只老鼠或变异蟑螂的腹部正从它的眼窝里钻出来，掠食者吞噬着它的眼睛和内脑，这幅画面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以至于这条叙事线立即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管道外部的中性景色。结果，这个孤独的、噩梦般的面板，如同余光一瞥或一闪而过的恐怖场景般出现在窗口，像极了噩梦中经常出现的可怕闪影——不知为何，这些东西出现和消失的速度之快，获得任一视角、消化所看到的东西，抑或将它纳入整个梦境叙事的时间之短，让这一切显得更为糟糕了。而且，通常某种毫无根据的、可怕的东西迅速投下余光一瞥可能是噩梦中最糟糕，也最让你难忘的部分，在刷牙或吃麦片的时候，不断奇怪地出现在你脑海里，让你惶惶不可终日，这也许是因为，它在梦中的瞬间性意味着你的思绪不得不一直在下意识闪回到这件事上，以便将它解决或合成一个整体。仿佛这个片段还没与你和解，就像现在，许多年以后，幼年最持久的记忆就是由这些一闪而过、余光一瞥的画面所组成——我下楼经过父母卫生间时，父亲慢慢刮着胡子。母亲戴着方巾、手套，正跪在厨房窗外的蔷薇花丛边，我给她装水杯，弟弟从爬架上摔下来，摔断了手腕，我用棍子在沙地上画画时，他的哭声也越来越遥远。套在小保护套里的钢琴脚轮；父亲回家后在门厅里浮现的脸。后来，我二十多岁，正在追求我的妻子，让人胆寒的电影《驱魔人》上映了，这部电影让我们两个人都非常不安——而且，不是以一种艺术或发人深省的方式，单纯就是冒犯——随后一起走了出来，此时，电影里那个小女孩正用一个十字架残害自己的私处，其大小和样式都和米兰达家前厅的十字架相似。事实上，在我记忆中，我和米兰达经历的第一个亲密时刻，就是在看完这部电影后回家的车上，那个时刻是我们相互成全的，在电影院里，我们之间快速对视了一眼，确定了我们对电影的厌恶和排斥是完全一致的，在对望的一刻，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感，这种快感本身并不完全具有性意味，虽然在电影的背景下，这种性反应既令人不安，又令人难忘。可以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然而多年来，《驱魔人》中唯一让我记忆犹新的时刻，只有那几个画面，而这几个画面恰恰具有那种转瞬即逝的、余光一瞥的特质，自那之后，在一个个奇怪的时刻，这些画面就会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影片中，卡拉斯神父的母亲去世了，他因为悲伤和内疚，酒喝多了（“我应该在那里，我应该在那里”，这是他对正在脱鞋，扶他上床的另一个耶稣会戴尔神父重复说的话），随后，他做了一个噩梦，导演用可怕的灯光和技巧描绘了这个梦。那时我刚到现在的公司上班不久，那次是我们最初几次单独约会中的一次——然而，即使现在，出现在这个梦境序列间隙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记忆犹新。卡拉斯神父的母亲脸色苍白，身着丧服黑衣，正从一个城市地铁站里走出来，而卡拉斯神父在街对面拼命向她挥手，想引起她的注意，但她并没有看到或认出他来，反倒转过身去——以梦中人常有的可怕、隐忍的特质移动着——从地铁站的楼梯上走下去，无情地从视野中沉没了。尽管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但没有声音，而没了声音，这里显得既可怕又真实——许多人记忆中的噩梦往往都是无声的，让人联想到厚重的玻璃或深深的水域，以及通过这些介质发出的音响效果。据我所知，在当时的其他电影里，还从未看到过扮演卡拉斯神父的这位演员，他气质忧郁，长着地中海人的外貌。影片中的另一个角色将他比作萨尔·米尼奥。梦境的序列中，还包括一个冗长的慢动作视角，其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奖章正从空中落下，它仿佛是从很高的地方落下的，细银链波动着，呈现出复杂的形状，就像一个缓慢落下、翻滚着的硬币。下落硬币的图像并不复杂，正如米兰达在我们讨论这部电影并解释为何会在驱魔仪式前离开时所指出的那样。它象征着卡拉斯神父对母亲之死的无力和内疚（她独自死在自己的公寓，三天后才被人发现。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内疚），而对卡拉斯神父身为儿子和神父所持有的信仰造成打击，无疑也打击了他对这一天职的信心，这种天职不仅植根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且还是对神父能减轻人类痛苦和孤独的信念，而现在，他连对自己的母亲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那个经典的问题了：受人爱戴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当与我们相关的人遭受痛苦或死亡时，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此外，还有那深埋心中的愧疚感，它时常会在我们对死去的父母的回忆中一再浮现——在一个背景故事的间隙里，卡拉斯神父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用钢勺强行把某种难吃的药塞进他的喉咙，并用意大利语责备他老是让她操心，有一次，她静静走过窗户，这时他穿着旱冰鞋滑倒了，擦伤了膝盖，大声向她呼救）。这样的反应很常见，几乎随时可以感到，而这一切都被梦中缓缓落下的奖章象征着，在梦境的结尾，奖章落在了墓地或无人打理的花园里的一块花石上，花石上长满了青苔和尖尖的灌木。尽管背景是一派田园风光，但硬币落下的空气一直是无力的，是虚无的、极致的黑，甚至当奖章和链子停落在石头上时，也是如此，没有声音，也无背景可言。但很快，在这个序列中拼接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卡拉斯神父的脸，这张脸可怕地转变了。这张脸上的白色、爬行类动物般的眼睛、挤压出的颧骨，以及苍白的脸色，具有明显的恶魔特征——这是一张魔鬼的脸。这张脸一闪而过，所停留的帧数大概刚够人眼识别，而且无声无背景，继而就消失了，再然后就立即换成天主教勋章继续落下的画面。恰恰是它的短暂性，让它在观者的意识中留下烙印。事实证明，我妻子甚至没有看到那张脸的快速剪辑——她可能打了个喷嚏，或者眼神从屏幕上离开了一会儿。她的解释是，即使这个快速的、余光一瞥的影像真的出现在影片里，而不是我想象出来的，那它也很容易解释为卡拉斯神父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看成魔鬼或恶人的象征，因为他看着他母亲（如他所见）独自死去。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画面——然而，虽然我私下里不同意米兰达果断的否定，但我还是远远不能确定神父那张一闪而过的脸是什么意思，也不能确定它为什么在我们甜蜜求爱的记忆中，依然如此清晰地存在着。我想，这只能解释为那张脸出现时极为不协调，几乎是在一瞬间，且完全具有边缘的特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最生动、最持久的往往是发生在我们意识边缘的事件，这是事实。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惊慌失措逃离公民教育课的教室，后来被称为“人质四人组”来说，其意义相当明显。在测试中，许多被贴上多动症或注意力缺陷标签的学生，据观察，他们并不是不能保持注意力，而是难以对他们所注意的内容进行控制或选择。然而，在成人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发现记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记得的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观联想，往往比事件本身更为生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试图传达一些记忆或事件的重要内容时，经常会有一种话到嘴边却说不出的感觉。同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与那些处于晚年的人很难交流。通常情况下，感受最鲜活、记忆最深刻的元素，对别人来说，最多也只是隔靴搔痒——比如，维兰在过道上奔跑时，皮短裤发出的气味，或者我父亲那个棕色的午餐袋开口处两个非常精确的折痕。甚至是那幅余光一瞥的画面：小露丝·西蒙斯瞎着眼向上凝望，同龄人围成一圈嘲笑她捏出的橡皮泥小雕像，以及——连续出现在窗上，但在实际叙述中发生在其他地方——在制造业富商的庄园里，她的父亲西蒙斯先生在车道旁的树林里，被糊住了眼，同时手里握着他手的残肢，穿着颜色鲜艳的防雪衣，呻吟着求救。由于他自己的血和肉已使他失明，所以他时不时会摸瞎撞到树上，而整个快速移动的画面因所有的树木、尖锐的灌木丛、猛烈的暴风雪，以及一阵阵搅起雪的大风，而模糊成了颗粒状，难以看清。最终，西蒙斯先生撞到一棵树，反弹回来后，一头栽进一个巨大的雪堆，全身除了靴子全都看不见了，其中一只靴子正在痉挛性地抖动，因为他试图挣扎着稳定住脚步，处在震惊、痛苦、失血和失明的状态下，他并不知道自己甚至是倒立着的，而与此同时，斜下方对面的位置上，一个市警察局的技术员正跪在西蒙斯家破旧的汽车前座上，救援队在方向盘后发现了玛乔丽·西蒙斯呈亮蓝色的尸体，并在那里画出了她尸体的轮廓。她的沮丧和失望，现在全部了结了，她的身体——手里还拿着口红，口红在覆盖着它的白色毯子上，弄出了一个小小的、看起来很尖锐的疙瘩——正被两个穿着大褂的医护人员在暴风雪中运上了大型救护车的担架，而一个帽子上积雪的警探在和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庭主妇们交谈着，她们已经把自己的车道铲干净了，现在都疲惫地靠在雪铲上，警探用一支很钝的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做着笔录，他的指甲在寒冷中微微发蓝，漫天飞舞的大雪使每个人的睫毛都变白了，还有两个穿着大黄靴的哥伦布市公共事务部的人已经把西蒙斯太太的车从冰屋大小的雪堆里拉了出来，现在正站在拖车旁往手里哈气，并小幅度地上下跳着，这是又冷又无聊的人常做的动作。担架上的毯子下，只露出两只脚踝和一双假毛皮流苏的小靴子，两个无聊的哥伦布市公共事务部的人（其中一个戴着红银色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滑雪帽，顶上有一个七叶树的绒毛球）虽面对着房子，却没有真正看到这栋房子与别的房子没什么两样，后面的院子（这栋房子有一个秋千架，每个秋千都积着一大坨砖头形状的雪）紧挨着菲尔黑文山丘边缘的榆树和栎树丛，树丛把邻居家和R.B.海耶斯学校的球场隔开来。在树丛中，透过教室的窗户，在真正的场地里，即使在现在，那只占主导地位的罗威纳犬又想骑上西蒙斯家那条迷路的狗，它模仿交配的姿势和表情，劝告毫无防备、长期受苦的幼犬坐好并忍耐这一切，否则就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鉴于我们青春期后期的政治形势，对我们四人组来说，创伤中最令人不安且讨论最多的是，约翰逊先生在面对从门和东面窗户强行进入房间的武装人员时，并未做出任何抵抗或威胁举动，只是继续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杀”，现在黑板已经被写满了，他不断重新叠加着“杀，杀了他们”，这些字掩盖住他早先写的板书，最后黑板上只留下一堆抽象的字母。虽然锯齿状的长粉笔、大幅度的手臂动作，以及办公桌上近在咫尺的约翰逊先生的公文包，都被认为威胁到了人质的安全，这在市警察局的调查委员会看来，具备了开枪的合理性，但约翰逊先生的表情和脸才是真正的威胁。约翰逊呼喊着，越来越用力地在黑板上写下胡言乱语，他的表情、持续的高声，以及对警官让他“放下粉笔！向后退！把手全部放在可见位置！”等命令的无视，导致警官开了火。这是唯一明确的事实——他们害怕了。

在所谓的四人质中，只有曼蒂·布莱姆和弗兰克·考德威尔（他们俩后来在费辛格中学，丝毫不在意有关布莱姆的风言风语，以情侣身份参加了初三和高三的毕业舞会，在那些年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恋爱关系。之后，考德威尔加入了美国海军，最终又去了海外服役）极为留意，也很清楚整个事件的前半部分，为我和德马泰讲述，约翰逊先生当时一边尖叫，一边朝向黑板，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了多久。而在他身后，有的孩子哭了，也有不少孩子（布莱姆后来一一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在紧张气氛下回到了幼儿期的应对机制，比如，吸吮大拇指、弄湿自己的衣服、在座位上微微颤抖，自顾自地哼起摇篮曲片段。芬克尔佩尔则趴在桌面上吐了起来，而离他最近的学生似乎都给吓迷糊了，整个班级逐渐变成了超现实噩梦般的恐怖精神病房。就在此期间，我的意识终于脱离了窗上的网格，回到了课堂里。在我的记忆中，这发生在约翰逊先生手中的粉笔发出一声巨响之后。他双手向前伸出，头偏向一边，僵硬地站着，当他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来面对全班同学时，发出的声音越来越高，整个身体都在触电般地颤抖着，而他的脸……约翰逊先生的面部特征和表情是无法形容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这起事件中，我完整看到的第一部分，《电讯报》将这起事件称为“精神失常的代课老师引发的课堂恐怖事件”——精神失常的教员在黑板旁犯病，似有“被恶魔附身”之嫌，威胁要进行大规模杀戮，几名学生入院就医，第四教学组的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班布里奇倍感压力（当时，班布里奇博士是第四教学组的学监）。芬克尔佩尔的呕吐也是一个因素。在孩子听力所及的地方，只要有人呕吐，都会瞬间吸引孩子的注意。甚至当我的意识完全回到课堂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芬克尔佩尔呕吐的声音和气味。我记得的最后一帧画面发生在半空，露丝·西蒙斯所塑造的橡皮泥雕像伴随着嘲笑声，在空中一圈圈地向上升起，某个坏男生正准备挥动手杖，这个画面以特写、定格的视角揭示这个橡皮泥雕像的真正形态其实是一个人。露丝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给它捏了四条腿，而不是两条腿，尽管人的特征很粗糙。她所创作的这个形象就像希腊神话或《莫罗博士岛》中有点像恶魔或超自然的形象。在叙述中导入的这个细节我不记得了，虽然我对这个细节本身记得很清楚。我也记不清这样的状态在公民教育课的教室里维持了多久，约翰逊先生在极端状态下，两只手臂向外伸向黑板（你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突然回过神来看周围实际发生的事情时，这种感觉有点像午后时分从电影院出来，阳光和街上的活动所带来的几乎让你昏厥的感官压迫），看起来似乎同时受到了电击且被恶魔附了身（没有什么可以形容他脸上的改变，其表情既痛苦又有骇人的欣喜，或者说像是这两种不同的表情在他那张竖起来的脸上迅速交替着，以至于在认知中，它们交织在一起），并发出了某种声音。前排的阿希恩和埃尔斯伯格等人说，约翰逊先生的头上、脖子上、手腕上和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起来都似乎直直竖了起来。教室里的孩子正襟危坐着，许多人的眼睛纯粹因为恐惧而鼓了出来，像卡通人物的双眼一样在脑袋上转来转去。就在这一场景中，克里斯·德马泰在他那一排的后面，小声地哀嚎了一声，并醒了过来——他在学校昏然大睡时，有时也会像这样醒过来。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印象中，正是因为克里斯心不在焉地喊着醒了，才让班上其他学生突然惊声尖叫起来，随后从课桌上站起身，歇斯底里地蜂拥逃出课堂（此情此景更像是两支剑拔弩张的军队，架好了枪，相对而立，不知哪一方的士兵突然开了火，从而突然触发了一场战斗），菲利普·芬克尔佩尔的呕吐物一串串、一团团地挂在他那张用螺栓固定的桌子边缘，但让我注意力从那番景象上转移开的却是班上学生突然同时动起来，因为除了克里斯·德马泰、弗兰克·考德威尔、曼蒂·布莱姆和我之外，所有学生都开始往教室门跑去，可惜门是关着的，而在艾米莉·安·巴尔和跑得飞快的雷蒙德·吉利斯（一个黑人）身后的大批孩子，以及其他最先到达门口、歇斯底里地抓着门把手的孩子们，把第一波往外冲的孩子们活生生赶进了门里。以至于有人的脸或头撞在门上厚厚的磨砂玻璃上，发出可怕的撞击声。而且，由于门（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教室门一样）是向内打开的，而且挡在门前，惊慌失措的孩子越来越多，过了很久门才被一个够壮的孩子强行打开——事后想起来，我觉得应该是格雷戈里·奥姆克，他十岁时体重就已超过一百磅[20]，脖子和肩膀一样宽，他后来也去海外服役了。不过我并没亲眼看见奥姆克这么做，而是注意到那股拉开门的蛮荒之力，这股力在门被强行打开时，门边甚至刮伤了几个孩子，并使人群中斯韦林根姐妹中身形高大的那个失去了平衡，继而消失在人群中，估计在随后的逃亡中会遭受严重踩踏。就在孩子们尖叫着在走廊上向北退去时，门在气动铰链上缓缓关上，一双不知是谁的手迅速抓住扬·斯韦林根的脚踝，将她从教室里拉出来，她面朝下滑倒在方格地砖上，一动也不动，也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地板上留下了一长串的血迹，这片血迹要么是她自己的，要么就是别人因为其他的事故而留下的。斯韦林根两姐妹都喜欢玩她们那长长的辫子，甚至在分神或紧张的时候还会去啃。她们的辫子拖在身后，被慢慢关上的门的缝隙夹住了几英寸。

在后来的讨论中，还有人提到在大逃亡时弗兰克·考德威尔因为恐惧而呼吸急促，并暂时失去了意识。在“不知情的四人质”中，只有我们三个被学校管理部门认定为有缺陷或行动迟缓。弗兰克从来没有对媒体的错误提过抗议，这证明他对自己的恐惧一定也深感尴尬。

至于我自己，我大概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有关成人世界的噩梦了。即使在那时，我就知道，这些梦涉及我父亲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下班回家时的样子。他总是在5：42到5：45之间到家，通常是我第一个看见他从前门进来的。所发生的一切几乎像是经过动作设计的例行公事。他走进来，转过身，把身后的门关上。他脱下帽子和外套，把外套挂在门厅的壁橱里。他用两根手指捏松领带，把《电讯报》上的绿色橡皮筋取下来，随后走进客厅，跟我哥哥打招呼，然后拿着报纸坐下来，等妈妈给他端一杯苏打水。噩梦总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明亮的房间里，以一排排桌旁的广角视角展开。这些课桌像R.B.海耶斯小学的课桌一样，一列列、一排排精确地排列着，但这些课桌更像是教室前供老师使用的灰色大钢桌，只是数量很多很多，可能超过一百张。每张课桌都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我不记得房间里有没有窗户。有些人比较年长，他们显然都是成年人——都是买了车险的有车人士，饭前看报纸时会用高脚杯喝酒。噩梦里的房间至少有一个足球场或插着国旗的橄榄球场那么大；四周阒然无声，每面墙都有一面大钟。房间敞亮。在门厅里，父亲从前门转过身，举起左手摘掉帽子时，他的眼睛黯淡无光，看不到任何与他身份相关的东西。他善良、正派、相貌平平。他的声音低沉，但不浑厚。他说话温和，自带幽默感，这使得他天生的矜持不至于不近人情抑或冷漠。即使在我哥哥和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们，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对他的重要，超过了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对父亲的意义（过了好多年，我才真正了解母亲对他的看法）。门厅正对着客厅，那里有架钢琴。那时我常在钢琴下面，就在可以踢到我哥哥的距离外，看书或者玩卡车，而哥哥则在练习卡农。我经常第一个听到父亲在前门转动钥匙。只需走四步，穿着袜子再在门厅里溜一段，就能抢先看到他从户外走进来。我记得门厅昏暗寒冷，还有衣柜的气味，大半衣柜里都是我妈妈的各式外套和配套的手套。前门很重，很难开合，好像门厅被施压了一般。门中有个菱形小窗，不过后来，在我个子还没长高到足以看清窗外之前，我们就搬走了。他必须侧身进门，才能使门全部关上。直到他转身摘下帽子和大衣后，我才能看清他的脸，但我记得他进门时肩膀的角度，和他眼睛的角度一样。我现在无法说明这角度有什么特别，也很肯定当时的我无法说清，但我知道这是噩梦的重要信息。周末休息时，他的脸根本不是这样。事后想来，我才相信这些梦是关于成人世界的。当时，我只知道它们的恐怖——他们抱怨晚上让我躺下睡觉有多困难，多半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梦。黄昏也不会一直总在5点42分降临，不过在我记忆里就是这样，他进门时带进的户外涌动着的空气是那么冷，另外还有烧焦的树叶的气味，以及暮色下街道的悲伤味道。那时所有房子都成了同样的颜色，所有门廊的灯都亮了起来，就像对抗某些无名之物的堡垒。他从门口转过来时，眼神并没有吓到我，但这种感觉却让我害怕。通常，我手里还拿着一辆玩具卡车。他的帽子放在帽架上，从肩上脱下大衣，然后将它搭在左臂，右手打开衣柜，再将大衣转移到右手上，同时左手取下左边的第三个木衣架。在这种例行动作中，有某样东西在我内心深处投下了一些阴影，而这个部分我自己是无法进入的。当然，在海耶斯小学和河畔教堂，抑或在百无聊赖的周日下午，我就知道什么是无聊了——那种童年时坐立不安的无聊，更像是担心而不是绝望。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父亲晚上的样子和他工作中远为不同的、更深层次的、灵魂层面的无聊联系起来。我知道他是做保险精算的，因为在二年级，克莱莫尔夫人班上的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简短的演讲，介绍我们父亲的职业是什么。我知道保险是成年人在发生风险时申请的保障，我也知道保险里包含数字，因为我偶尔会帮父亲打开公文包，在包里可以看到保险文件。我和哥哥在车上时，会让母亲指给我们看保险公司总部所在的大楼，以及大楼外立面上父亲所在位置的小小窗口，但他这份工作实际的细节却总是很模糊。而且多年来一直如此。回想起来，我怀疑我对父亲整天要做的事情都缺乏好奇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还记得某些激动人心的叙事场景，它基于“养家糊口”这个词带有竞争性的、几乎是原始的内涵，这是克莱默夫人对我们父亲的职业的笼统称呼。但我不相信我小时候就能知道，甚至说，可以想象到。在每年五十一个礼拜、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就这么整天坐在寂静的、亮着荧光灯的房间里的金属桌前，阅读表格，进行计算，并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填写下一步表格，偶尔休息，偶尔接个电话或去其他明亮、安静的房间与其他精算师开会。他所在的地方只有一个不透光的北面小窗，从那里可以看到别的灰色建筑中其他小办公室的窗户。那些噩梦栩栩如生，威慑力十足，但它们不是你哭醒后，在母亲来到身旁时，不得不向她解释梦里的内容，以便她向你保证，现实世界中绝不会有你梦到的东西的那种噩梦。我知道他喜欢在家里一直开着音乐或者热闹的广播节目，并且一直听下去，或者在吃饭前，一边听哥哥练琴，一边看《电讯报》，但我确定，我当时并没有把这些和他整日死寂般的枯坐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母亲为他做午餐是他们婚姻契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不知道在温和的天气里，他会拿着午餐坐电梯下楼，随后坐在一个没靠背的石凳上吃。这个石凳面对一个小广场，里面种着两棵树，立着一个抽象雕像，在许多早晨，他靠户外活动的三十分钟来指引一天的生活，就如同许多远离陆地的水手靠星星来导航一样。我父亲在我十六岁时死于冠心病，我承认，尽管惊吓和失落在所难免，但比起事后我所知道的他生前的故事来说，他的去世并不那么难以承受。比如，对我母亲来说，我父亲的埋葬地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视线里要有几棵树；考虑到墓地的送葬工作和殡葬合同的细节，这对处在困难时期的我们来说，平添了很大的麻烦和费用。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在了解到他平日的生活，以及他吃午饭时坐的长椅时，我和哥哥才明白他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在米兰达的建议下，有一年春天我特意去了他那块有草、有树的小广场。那片区域被改造成留有大块闲置区域的市中心公园，这种公园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哥伦布市重建计划催生的典型产物，那里不再有草地或山毛榉树，而成了一个小型的现代儿童游乐园。地上用木屑代替了沙子，还有一个完全由回收轮胎制成的攀爬区。此外，那里有一个秋千架，坐在那里的时间里，两个空秋千座在风中以不同的速度来回移动。在我刚步入成年的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会想象父亲年复一年地坐在长椅上，咀嚼着食物，看着像是切割出来的方块草坪，他总能在不把手表拿出来的情况下，清楚知道还剩下多少吃午饭的时间。更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试图想象他坐在那里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也许在想我们，想回家时看到我们的脸色，或者在晚上洗完澡后，进来亲吻我们头顶时闻到的我们的味道——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内心生活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就算他还活着，我仍然对此一无所知。抑或说，试图（米兰达觉得这是最悲伤的）想象他可能会用什么词来向我母亲描述他的工作、这片广场，以及那两棵树。我很了解我的父亲，知道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确信他从来没有坐在或躺在她的身边，直截了当地谈论在长椅上吃的午餐，也不会说起在秋天会引来成群的迁徙椋鸟的那两棵病恹恹的树，这些椋鸟集体出现时，更像蜜蜂而不是鸟类，它们蜂拥而至，重重地压在榆树或沙棘树的枝条上，叽叽喳喳惹人烦后，再次结群飞向高空，像一只弯曲的大手般在市中心的天空伸开再收紧。于是，她试着去想象他的评论、态度和一些微不足道、亦真亦假的逸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足以让她明白，她随后会千方百计地回到他的墓地，把它搬到离前门更近的那块价格更高并种着小小青松的区域。这算不上真正的噩梦，但也不是白日梦或幻想。它是我躺在床上开始入睡时出现的，但只是一部分——也就是飘然入眠的那一部分，不管你一直追寻什么样的思路，其边缘都开始变得超现实起来，然后在某些时候，思路本身被图像、具体的画面和场景所取代。渐渐地，你会从单纯思考某事，转移到对它的仿真体验中，展开一个包含你在内的故事或世界，尽管同时你足够清醒，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辨别出你正在体验的东西并非现实，而是梦境的某个边缘。即使是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当抽象思维变成实际的图画和微电影时，我仍然会有意识地认识到，我开始睡着了，这些图画和电影的逻辑，与联想总有巨大的偏差——然而，我总会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这种不合逻辑感，以及我对它的反应。梦里是一个大房间，满屋子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他们坐在一排灰色的大办公桌前，弯腰向前，看着桌上的文件，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在长长的高流明荧光灯下的房间里。这些人的脸浮肿着，因成人的紧张和沧桑而起了皱纹，略微松垮地挂着，就像一个人似看非看地盯着某样东西看时，他的脸会变得瘫软、松垮一样。我承认，我永远也无法表达出，这幅在明亮的、完全沉默的房间里，满屋子的人都沉浸在死板的工作中的画面有多么恐怖。这是一场噩梦，它的恐怖不在于你看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心里对眼前的东西产生的感觉。有些人戴着眼镜，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有的人头发灰白或稀疏，或者有着我父亲和杰拉尔德叔叔都有的那种大而黑、纹理复杂的眼袋。有些年轻人的翻领比较宽，但大多数人没有翻领。梦境广角镜头的恐怖之处在于，房间里的人既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又是一大群匿名群体。房间里至少有二三十排座位，每排又有十几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上都有记事本和台灯，还有装着文件的文件夹，每张桌子后的直背椅上都坐着一个人，每个人的领带样式或花纹都细微不同，而他本人的坐姿、手臂摆放的位置，外加头偏向一边的方式也略有不同。有的人在下巴或前额或领带的褶皱处摸索着，有的在拇指指甲周围咬死皮，有的用铅笔上的橡皮或钢笔的金属帽，沿着下嘴唇划动。你可以看到，这些特殊的坐姿，以及那些微小的、心不在焉的习惯，都是在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天这样坐着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偶尔才会有目的地移动一下，翻开一页订好的资料，或者把文件夹左边的散页移到右边，抑或合上文件夹，把它滑到几寸之外，然后把另一个文件夹拉到自己面前，打开它，低头凝视，仿佛他们在某个可怕的高度，而文件就是远处的地面。不知何故，这些人的表情既麻木又焦虑，既无力又紧张——与其说是抵抗不安的冲动，不如说是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希望或期待，这只会带来不安。几张椅子的座位部分，铺着灯芯绒或哔叽制成的垫子，其中有一两个颜色鲜艳，流苏镶边，看得出是由爱人手工制作，并作为礼物赠送的，也许是生日礼物，出于某种原因，这个细节是最糟糕的。梦中的明亮房间就是死亡，我能感觉到——但如果我因害怕而大叫，母亲急忙走进来，而你是无法向母亲表达或解释这种感觉的。而我试图告诉父亲这个梦的想法——甚至后来，在它像阅读问题一样突然消失之后——是不可想象的。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感觉，就像来到蒂娜姨妈那里——我母亲的一个姐妹，她除了要承受其他重负之外，还患有先天性的肺部疾病，出生时还患有腭裂，手术也没能帮上什么忙——指着她的腭裂，问她什么感觉，以及这种病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那一刻，连望向她的双眼都是不可想象的。总体的感觉是，这些无色、空洞、长期受难的面孔，就是某种死亡的面孔，在我死之前，早已在那里等着我。然后，当真正的睡眠降临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梦，而我失去了旁观的视角，而是身临其中——透视的镜头突然拉了回来，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成了那群灰脸人中的一员，他们闷声咳嗽，用舌头舔着牙齿，把文件的边缘折成复杂的手风琴般的褶皱，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抚平，随后再把它们放进指定的文件夹里。而梦境视角的视野慢慢往里收，直到视野中以我为主，并以特写的方式呈现，而其他几张办公桌旁的人的脸和上半身框住了我，此外还有几张照片的相框背面，以及放在办公桌两边的计算机和电话（我坐的椅子上也放着一个手工坐垫）。现在回忆起来，在梦里，我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真实的自己。我的头发很少，我所做的只是用沾湿的梳子仔细梳理两边的头发，留着小范迪克胡或山羊胡，我的脸在桌面上专注地向下倾斜着，看起来就像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用力压着什么不易弯曲的东西一样。而在间歇期的某个时刻，在取下回形针或打开办公桌抽屉的过程中（没有声音），我抬起头来，对着梦境的视角镜头，回视自己，但脸上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痕迹，也没有快乐、惊恐、绝望或感动的神情——这双眼单调但不透明，而只有我的眼睛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是一张非常古老的你的相片，你处在一个背景处，你对此毫无记忆，但那就是你——而在梦境中，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你不可能知道成年的我在看什么、我会有什么反应，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眼神里到底有什么。

再后来，在我们这些所谓“不知情四人质”当中，还有一个共有的、一致的不适感，它涉及反复出现的祈使句中的“他们”这个词。约翰逊先生一开始将这个词插在其他字当中，到最后则用这个词把黑板上的板书抹去，让这些内容变得模糊不清。在整个事件及其造成的后续事件中，每个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黑板上的“他们”指的是他的代课学生，而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个词，是约翰逊先生心里的骚动在劝诱他大肆屠杀我们。据我回忆，是我哥哥（当时，他受到富兰克林郡普通民事法庭的默许，入伍参了军，并与特伦斯·维兰在同一团服役，三年后特伦斯成了该团的佼佼者）首先提出这些祈使句或许根本不是指我们，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约翰逊先生心烦意乱的那部分心理是在劝导我们，而“他们”指的是所有其他类型的人和团队。只不过“他们”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就众说纷纭了——我哥哥在信中说，那个去世的代课老师已不可能解释清楚了。

我对罗斯曼夫人的教室只有一般的印象性记忆，即使在经历大规模逃亡、几乎空无一人的情况下，教室也没有显得那么大。教室里有三十或三十二张朝向正北面的课桌，北面墙上是块黑板，上面有参差不齐的二百一十二个重叠在一起的“杀了他们”和这句话的零碎部分。还有就是老师指定的课桌，以及放在黑板西边的一个灰色铁柜，柜子里面放着美术用品和与公民教育课有关的音像教具。东面的墙，有一部分由两扇长方形的大窗组成，每扇窗的下半部配有沿着窗沿的铰链，天气好时，窗户可稍微向外敞开一点。在没有任何画面的情况下，铁丝网使窗户具有习以为常的品质，并促成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此外，还有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美国总统画像，它们放在窗户的上窗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附近。天花板本身是由九十六块单调的吊顶白色石棉瓦组成，外加南面十二块零碎瓦片（瓦片的尺寸并没有按照教室的长度平均铺设，我估计约有二十五英尺）。在天花板下大约一英尺的地方，悬挂着两排长长的荧光灯，它们由支柱支撑着，我想这些支柱一定是固定在金属格栅上的，而这些金属格栅正好是吊顶瓦片所在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隔音砖都是石棉瓦做的。内墙的成分似乎是涂了好几层油漆的煤渣砖（可能覆盖着四层多的油漆，这样煤渣砖下面凹凸不平的质地就非常平滑和隐蔽了），其颜色在教室里是令人作呕的绿，在走廊里则是一种乳白色或灰色。瓷砖地面的花纹也是一种不规则的灰绿相间的棋盘，虽然绿色的深浅或色调有些许不同，不知道是为了配合墙面这样选择，还是巧合。我不知道海耶斯小学是什么时候建造的，也不知是出于何种契机——然而，在卡特和罗兹政府执政期间，它曾被夷为平地，随后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幢新的、据说更节能的建筑。在公民教育课教室的南墙上（因为学生课桌的朝向问题，所以这里除了老师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挂着教室的时钟、搭配的上课铃，以及公共广播喇叭，喇叭箱体是木制的，表面覆盖着似乎是某种合成的麻布，并与校长办公室的公共广播系统相连。

教室最西边的墙壁——摆放着未用过的衣钩，就在不久前，所有惊恐的学生都靠着这面墙，互相攀爬着逃离房间，约翰逊先生呆呆地站在那里，伸出尖尖的、像一把玩具剑一样的粉笔——也出现在了梦中，它面向后方，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柜子，里面放着备用或损坏的诸如《从大海到闪亮的海》之类的课本……各种测试表格和用品、图画纸和一大罐钝剪刀、两大盒有关政府和法律制度的幻灯胶片、几顶白色的羊毛假发、深红色或紫红色的天鹅绒背心，其白色的皱边胸针牢牢地钉在衣襟上。此外，还有一顶炉管帽、一副无绳眼镜、一张可折叠的轮椅和长长的烟嘴，以及十多面手持式小美国国旗（这些国旗已经过时，因为它们的角落里只有四十九颗星），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每年二月由罗斯曼夫人组织并导演的“总统日演出”中使用的。上个月克里斯·德马泰扮演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而罗斯曼夫人感到身体不适，晕倒了，不得不坐在体育馆舞台上的小台阶下指挥整个演出。在这场演出中，我扮演了双重角色：在托马斯·杰斐逊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我都扮演了一个在观众席里挥舞旗帜的民主党支持者，此外，又扮演了雷雨中的雷声，其中菲利普·芬克尔佩尔饰演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拿着一个图画纸做的风筝，上面有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把大大的万能钥匙，而我和雷蒙德·吉利斯就站在幕后台下，手拿一大块锋利边缘上有绿色毛毡的工业铁皮，用抖毯子的动作来回抖动着，由此制造出雷声。与此同时，露丝·西蒙斯和尤兰达·马尔多纳多在成人的监督下，站在一排舞台彩灯上方的狭窄通道上，将蓝白相间的图画纸做的闪电投下来，这是我们花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用尺子描出折痕并裁剪出来的。我的父亲为了来观看演出，获准提前下班，尽管母亲又感到身体不适，不能和他一起前来，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很开心地为她讲述了演出的一切，我们说起特伦斯·维兰戴着炉管帽，留着毛胡子，已经把葛底斯堡演讲背得滚瓜烂熟，与此同时，他粘的长胡子脱落了，开始越滑越往下，直到胡子完全掉在地上，并在十六面猛烈挥舞的小旗子所荡起的微风中摆动，而克里斯·德马泰却忘记了（或者如他所说，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记）大部分台词，只能高抬下颚，空烟嘴越推越远，一遍遍重复：“恐惧本身，恐惧本身。”（我父亲说，他重复了几十遍。）同时，舞台的背光在他身后亮起，格雷戈里·奥姆克和其他几个男孩，从他们父亲那里要来了头盔和车牌，正拿着扫帚和铝箔纸做的刺刀（勒维林还带了一把手枪，结果这把手枪被发现是真的，尽管他声称撞针已经被拔掉了，但事后还是惹了麻烦，他的父亲不得不来到学校与罗斯曼夫人谈话）对着纸糊的硫磺岛堡垒冲锋陷阵。

黏糊糊先生

随后，焦点小组[21]在“瑞森梅耶·香农·贝尔特广告公司”十九楼的另一间会议室里重新集合。每个组员都将装有“个人回馈简报”的纸盒交回给了会议的协调员，协调员一一感谢了他们。长会议桌旁配备了真皮办公转椅，座位并不是指定的。瓶装矿泉水和含咖啡因的饮料已为有需求的人备好。会议室的外墙是一面厚重的彩色玻璃，从这里可以高眺东北角的景色，营造出一个宽敞无边、引人入胜，还有些自然光的开会环境，与测试隔间里冷漠的日光灯组成的围墙相比，这里更受人欢迎。定向焦点小组[22]的一两个成员一坐进舒适的座椅就不自觉地松了松他们的领带。

会议桌中央放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更多产品的样品。

这位会议协调员，就像那天早晨的早些时候，在不同的焦点小组成员分散进入隔音的隔间，继而完成“个人回馈简报”之前，负责引导大型“产品测试”和“个人回馈”的那个人一样，拥有“描述统计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双学位，并同样受雇于△y团队——“瑞森梅耶·香农·贝尔特广告公司”近几年几乎独家聘用的一家先进的市场调研公司。这位焦点小组的协调员是一个身材矮壮、苍白的脸上长着雀斑的男人，他留着一头老派的发型，举止虽热情，但多少带有紧张和难以说清的不敬意味。在他身后门边的墙上，挂着一块展示白板，嵌入式的铝质搁板上放着几支干擦马克笔。

在所有人安坐下来之前，会议协调员无所事事地翻弄着文件夹里“个人回馈简报”的边角。随后，协调员说：“好，再次感谢您参与此次会议，正如在下无比确定蒙斯先生今天早上告诉过各位的一样，此次会议对于判定消费者会买哪些新产品，不会买哪些产品来说是重要的一环。”他自有一套优雅、老练、来回扫视每个人的方式，以此确保顾及了整张桌子的人，这个技巧与他在与会者面前讲话时展露的腼腆、些许局促不安的身姿相比，显得有些不搭调。焦点小组的十四个成员全都是男性，有些人面前放着饮料，他们注视着会议桌前那些人的细微动作和面部表情，这些人并不是百分百确定此项会议对他们有何要求。会议室的布置和给人的感受与那间乏味的、几乎像一间实验室般的会堂不同，两个小时之前，个人回馈会议曾在那间会堂里召开。协调员拿着装有三种不同颜色笔的常见笔袋，上身穿一件干净利落的条纹衬衫，打一条羊毛领带，下身穿一条可可色的休闲裤，但没有穿夹克或运动外套。他衬衣的袖子并没有卷起。有些与会人员观察到，他露出的微笑略带一丝畏惧的意味，仿佛朦胧透露着歉意。靠近他衬衣胸袋的同一侧，别着一个也可当作名牌的大别针或者纽扣样的东西，上面印着人们熟悉的“黏糊糊先生”的品牌图标，一张胖嘟嘟的、孩子般的卡通脸，其种族暧昧不明，眼睛眯成缝半闭着，摆出一副同时包含欢快、餍足和贪欲意味的表情。这个图标传达了一种友善无害的面部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很难让人不回之以微笑，或产生乐观向上的感受，它是十多年前委任“瑞森梅耶·香农·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一位高级创意人士设计并推出的，当时“黏糊糊先生公司”已成为全国性的企业，并迅速扩张，产品从特软三明治面包、小圆面包延展到甜面包卷、风味甜甜圈、零食蛋糕和几乎可以想象到的每一种软糖。此外，无需任何特殊的信息或关联分析，人口统计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提供数据，以供量化和佐证这个公司的扩张，而这张粗糙的线条勾勒出的脸已经成为美国广告中最受欢迎、最容易识别，并且无可否认的最成功的一个品牌图标。

楼下，远处街道上车水马龙，贸易繁忙。

然而，在1995年11月这个明亮而寒冷的日子里，经过精心挑选和审查后组成的焦点小组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不是“黏糊糊先生”的品牌商标。目前，焦点测试已经到了第三阶段，要测试的是“黏糊糊先生”出品的全新高概念香浓巧克力小蛋糕。这款产品主要为零售店和便利店量身打造，首先在中西部和上东海岸的零售店摆放十二个一盒装的产品，然后，如果测试市场的数据能够达到“黏糊糊先生”的母公司的期许，那就将在全国范围内投放。

会议桌中央的旋转银盘上，总共放着二十七块堆成金字塔状陈列的零食蛋糕。每一块蛋糕都包裹在一种密封的复合材料中，这种材料看起来像纸，但撕起来像薄塑料，自从生产“M&M巧克力豆”的玛氏公司[23]率先使用了这种复合材料，并利用它在1980年代末创立了首个“银河黑巧克力”生产线之后，几乎所有美国糖果公司都采用了同样的零售包装。新产品的外包装沿用了“黏糊糊先生”熟悉而独特的蓝白色设计，但在这款产品中，“黏糊糊先生”以一副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的卡通警示画示人，他待在一系列黑色密纹线后，看上去就像待在牢房里一样，在其中两条线或囚房栏条周围，图像上的人物那臃肿、面团色的手指蜷在各地的囚犯都会放的通用位置上。包装里那些深色的、异常厚实、看上去湿漉漉的零食蛋糕叫做“重罪！”®——一个危险且多意的产品名，意在暗示和戏谑现代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在消费高热量零食时，产生的有关堕落、放纵、越轨的罪恶感。这个名字的关联矩阵还包括对成年人的建议，以及对成年人自律的暗示：产品标签“重罪”拒斥了现实生活中其他众多零食蛋糕那非常可爱、卡通化，包含超多“n”和“oo”的名字，主要是为了吸引十八至三十九岁年龄段的男性而设计、测试的，这个年龄段是高端市场推广中最有价值和最具可塑性的目标人群。目前的焦点小组中只有两个成员超过四十岁，而在对人口年龄段/行为展开的缜密预审过程中，他们的资料被斯科特·R.拉勒曼的技术审核团队一再审查过，基于此，△y焦点团队的数据之所以会受到高度重视，也就合情合理了。

据一则经销机构的传言所说，这个名字是“瑞森梅耶·香农·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一位创意总监在“临近北方”咖啡馆里撞见某个宣传巧克力致人死亡的东西顿生灵感而得来的。“重罪！”的填料、糖衣和蛋糕都是全巧克力制品，并且事实上，全都是“货真价实或软糖料”的巧克力，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氢化可可和高果糖玉米糖浆制品，因此“重罪！”巧克力与其说是诸如“辛格尔”“叮咚”“吼吼”“巧克达尔”等竞争对手生产的产品的变体，倒不如说是对同类产品的大幅度提升和重新定位。这是一种未添加面粉的圆顶形柱状海绵蛋糕，麦芽糖口味，上面覆盖着2.4毫米的高卵磷脂巧克力糖霜，这层糖霜由微量黄油、可可脂、烘焙巧克力、巧克力酒精、香草精、葡萄糖和山梨醇制成（这是一种成本相对较高的糖霜，而且仅仅是处理剩余的黄油，就需要在生产体系和工程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必须重新改造一条完整的生产线，而且生产线工人必须重新接受培训，而产量和品质定额多多少少都需要重新计算），其中，高端的糖霜又同样需要用高压裱花针头注射入每个“重罪！”蛋糕里26×13毫米的椭圆空心腔里（比如“女主人公司”的产品，它的中心就填满了类似一种用蔗糖搅打的猪油），由此，它用了达到极其丰富、接近餐厅级别的双倍剂量的糖霜，它中间的填料——考虑到外面薄薄一层的糖霜暴露在空气中，这就使得它在设想中能够像传统糖霜那样，显现出尽管坚硬，但易潮解的杏仁蛋白软糖的特质——看起来甚至比外部的糖霜更为丰富、浓郁，甜度更高，罪恶感也更强，而大多数竞争对手的“个体回馈简报”和“普遍记录量化表”[24]都表明，外部的糖霜都是消费者最喜欢的部分。（1991年至1992年期间，“女主人公司”的首席代理公司——恰特/代[25]广告宣传公司——的双盲行为的系列录像带表明，超过45%的年轻消费者实际上会剥去“吼吼”公司的蛋糕上参差不齐的大片干涩哑光糖霜单独吃，从而留下低端的蛋糕在桌子的转盘上变硬，据报道，该影像片段是贝尔特广告公司最初向隶属于“黏糊糊先生”母公司的“子公司产品开发部”的小伙子们推销的东西的一部分。）

会议协调员做出了一个非常规的举动，他向意见汇总小组转述了一些原文中关于原料、产品创新，甚至目标市场样本的背景信息。他用干擦马克笔画出了“黏糊糊先生”零食蛋糕的生产顺序示意图，以及“重罪！”蛋糕需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某些选择点上的复杂调整过程。相关信息是在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问答环节中转达出来的，许多指定的问题是由两个假装成指定焦点小组成员的人提出的，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是消费者，而是△y团队的雇员，受命来辅助编排透露信息的非常规问答环节，并且在协调员离开房间后，立刻观察其他十二个人的商议情况，他们会留心不去影响焦点小组的争议或裁决，而是在随后的时间里给出自己的观察和观感，这两点或许会起作用，并充实“小组回馈数据摘要”提供的数据和一个安在会议室西南角、看起来像一个大型烟雾探测器的摄像头所提供的数字录像，这个设备配有镜头和抛物面反射式话筒[26]，尽管可移动且技术先进，但无法捕捉个体情感上的细微差别，也不能捕捉到邻近成员间低声交换意见的声音。其中一个UAF[27]是个瘦高的年轻男子，长着一头打了蜡般的金发，脸上红扑扑的，看上去与其说是红润健硕，倒不如像是被激怒了一般。他受到△y团队UAF调度者的允许，培养出一种古怪（大多数焦点小组成员都有的）和恼人的个性言谈举止，他们这种招摇的特质意在掩盖他们的职业身份：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装隐形眼镜润滑剂和鼻内清洗盐水的小挤压瓶，他不仅对协调人的陈述做了书面记录，而且还用的是一支神奇的马克笔，它发出响亮的吱吱声，而里面的墨水你都可以闻到，每当他问起一个预先布置的问题时，都不会像其他UAF那样会习惯性迟疑地举起手或清清嗓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喊出来：“问题是……”比如，“问题是：能不能更具体地说说‘天然和人工口味’是什么意思，并且它真正的含义与希望普通消费者理解的含义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他这样说时，不会表露出任何疑问的语气和表情，而是皱起眉头，无框眼镜也会歪得厉害。

正如任何恰当的“小集合单变量概率分布”[28]会预测到的那样，并非所有指定焦点小组的成员都会仔细聆听协调员对“黏糊糊先生”和△y团队的解释，他们让焦点小组短暂地单独显现在镜头里，以此来对比焦点小组的个人回馈简报的结果，并且公开发言，彼此之间没有干扰，试图尽可能在十六条不同的、呈放射状的“倾向和满意度”轴线中，达成一个针对产品的无异议的单一“小组反馈数据摘要”。一定数量上的此类疏忽，已经被指定焦点小组的协调员当成因素考虑进了矩阵中，而这个矩阵是协调员在今天于十九楼举行的实际测试中被告知的。此项次级（或“内嵌”）测试寻求的是可量化数据，也就是“可完全获取的制造和营销信息对指定焦点小组就产品及其企业生产商这两者的认知影响”，这是一项双盲序列，目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审计季度里，在随机组成的指定焦点小组的三种可变网格中进行复制，并且这个序列的赞助人（显然）是内嵌测试条件的一部分，其身份并不为协调员所知。

目标焦点小组中有三个成员心不在焉地朝巨大的染色玻璃外望去，窗外是一派精致柔和的深褐色景象：街道北面是一座座摩天大楼，大楼远处和大楼之间可以零星瞥见卢普区的东北角和海港，以及按透视法极缩到几英尺的湖泊。其中两个成员是两个年轻人，他俩处在样品目标X轴的最左边，歪着身子懒洋洋地坐着，展现出要么耽于幻想，要么是典型的冷漠态度来，第三个人则心不在焉地摸着自己上唇处的一个小凹痕。

焦点小组的协调员受训于种种要求，这些要求似乎已经变成他的职业操守，仿佛他在一种生动和自发的相互作用下行事，而实际上既要保持内心的超然态度和几近临床式的观察，又要打量一只自然的眼睛，以便观察行为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会时常在一大堆随机出现的原始而粗糙的事实中，显现出与统计相关的细小而珍贵的信息。有时，细微之物会带来转机。协调员叫特里·施密特，三十四岁，处女座。焦点小组里的十四个人当中有十一个人戴腕表，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手表是昂贵的外国货。而第十二个成员是指定焦点小组中目前年纪最大的，戴一条白金表带，里面装着高等挂表，从左到右呈对角线穿过他的胸口。他长着一张粉红色的脸，双眼流露着不变的慈祥目光，这种目光是那种儿孙满堂并且长时间温情脉脉地看着孩子的老人才有的，以至于这副表情几乎已经根深蒂固了。施密特自己的祖父住在佛罗里达州北部的退休社区里，他坐在那里，大腿上放一块格子呢毯子，每当施密特出现，这位祖父叫他“孩子”的时候，都会不住地咳嗽。准确来说，房间里百分之五十的人都穿着外套，打着领带，要么就把套装外套或运动夹克挂在他们的椅子后面，其中有三件外套实打实是商务三件套，另外三人的穿着由针织衫、便裤，以及可归类为商务便装的各种定制和圆翻领毛衣搭配而成。施密特独自一人住在最近才筹钱买下的独立产权公寓里。剩下四个人穿着蓝布牛仔裤和带有大学校徽或服装商标的卫衣，其中一件卫衣上有耐克的钩子图标，施密特总觉得它看上去有点像阿拉伯文。四人当中那三个穿着显眼的休闲/邋遢服装的人是焦点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而这三人中有两人表现出不太专注的样子。△y团队喜欢成员年龄结构较为松散的网络。三个最年轻的人当中，有两人的年龄还不到二十一岁。三个年轻成员全都坐在他们的尾椎骨上，双腿并不交叉，双手摊开放在大腿上，他们的脸摆出一副略显阴沉的表情，就像那些随意获取满足感的消费者一样。施密特最初读的本科专业是统计化学，现在他仍然怀念实验室里临床诊断般客观的精准度。房间里所有人穿的鞋子中，只有不到50%系着鞋带。一个穿针织衫的人穿着一双低帮靴，鞋子两侧拉上了两个小铜拉链，拉链闪闪发光，让人分神，这是另一个可以联想到施密特的细节。达琳·莉莉与特瑞·施密特和罗恩·芒斯不同，她的营销背景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她之所以来做调研是因为她声称自己打心底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房间里有四个人戴眼镜，其中一副还是太阳镜，并且可能还不是处方眼镜[29]，另一副眼镜配着厚重的黑色镜框，这让穿着深色高领毛衣的人的脸展现出诚挚的一面。房间里有两人留着小胡子，一人留着类似山羊胡的胡子。一个快三十岁的矮胖男人留着一种稀疏的、苔藓一样的胡子，难以确定这个人是刚刚开始长胡子呢，还是胡子就长这样。在最年轻的几人当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谁确实需要刮胡子，谁只是装出一副没刮胡子的样子。焦点小组中，有两人戴着隐形眼镜，他们在会议室干涩的空气中眨起眼来，其方式显得与众不同。不包括特里·施密特在内，还有五个人的体重超重10%。特里的高中体育老师曾当着同学的面称他为“植物油小子”[30]，他曾笑着解释说这个称呼的意思是“罐装油脂”。施密特的生父是一名授勋的退伍军人，他最近刚从位于盖尔斯堡一家销售种子、氮肥，以及用途广泛的除草剂的公司退休。这位古怪得有些做作的UAF正在询问他两边的人是否愿意吃一片维生素C咀嚼片，其中有一人是西班牙裔。会议室里无窗的内墙两端放着两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两个精致的米色或茶色的陶瓷灯，灯顶照出的艺术效果使得“黏糊糊先生”的图标得以再次出现在了会议室里。指定焦点小组中有两个非洲裔的美国男性，其中一个三十岁出头，另一个不到三十岁，留着光头。其中有三人的头发可按照一个棕色、两个灰色或盐/胡椒色来区分，另外三人的头发则是黑色的（不包括那几个非洲裔美国人，以及焦点小组中唯一的东方人，他的名牌和巨大的额骨表明，他要么是老挝人，要么就是越南人——基于复杂但可靠的统计学，斯科特·拉勒曼团队里的人，其外貌网格是按照种族而非国家进行指定分布的），另外三人的头发可以算是金色。UAF也是这样分布的，而施密特觉得他已经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小组里，谁是UAF。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人很少有知道这一点的。焦点小组中包括脸色非常苍白或者长着雀斑、满头红发的类型，尽管“富特、科恩和白尔丁”公司和“D.D.B.尼达姆”公司都经常使用这类人，因为在美国东海岸地区，超过70%以上的高档产品经测试所产生的数据显示，该地区人们的黑色素数量和人们的收入及偏好的持续概率分布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关联。然而，这些数据所依托的一些时髦的超几何技术已受到更为传统的人口统计学家的质疑。

根据整个行业的惯例，焦点小组成员获得的酬劳是他们所在州的陪审员的300%。这个换算等式背后的论证非常古老且传统，以至于在施密特这一代中，还没人知道它的起源。在高级测试营销者看来，这既是一个圈内人才懂的笑话，也是对公民义务和选择性消费所持的诸多态度的一种似是而非的延伸。西班牙裔的人坐在那个一头金发的UFA左边，他没有戴腕表，但透过上装衬衫的纤维，可以看到他的上臂处有一个巨大的文身。衬衫的布料在自然光的着色下，看上去呈现半透明状。同时他也是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人，并且他的名牌表明，他姓诺尔贝托，这是施密特作为△y团队的“统计领域中的研究者”度过的漫长职业生涯中，在经历过超过八百四十五个焦点小组之后，第一次遇见叫诺尔贝托的人。施密特保留着自己的私人档案，这份档案记录着产品、客户机构，以及焦点小组的成员和规程的某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在他家的苹果电脑上，通过各类辨别分析的软件计算，其结果被收集在一个个三环活页夹里，他把这些活页贴上标签，并储存在他公寓杂物间里一套自制灰色钢架上。描述性统计学的整套难题和方案就在于区分什么是有影响的，什么是没有影响的。斯科特·R.拉勒曼现在既要审查焦点小组，又要帮忙设计该小组的组成，这表明他在△y团队里的星级正在逐步提升。另一个真正有希望被提拔的人是A.罗纳德·芒斯，他的角色也是“技术处理”。“问题：”“问题：”“评论：”。他长着那类下巴短小的长脸，希望搞清楚“重罪！”的零售价应该定多少，并且他要么不理解，要么就是不喜欢施密特的解释。施密特认为零售价超出了小组今天的关注范围，并且定价事实上完全由贝尔特广告公司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部门负责。从消费者满意度中计算出价格，其背后的推导是技术化和参数化的，并且不包括在假定的完全访问信息中，施密特被授权，以研究的名义将这些信息分享给焦点小组。房间里有一个人戴着显眼的发带，还有两个放弃治疗的男性秃顶者，他们两人——不知是不是偶然——都身处小组里四个蓝眼睛的组员当中。

施密特想起斯科特·拉勒曼，他一年四季都晒得黝黑，墨镜架在他苍白的头发上，就像一条食肉的鳗鱼或鳐鱼这类深海里出没在自动巡航仪上的东西，下意识里透露着一股恶毒劲儿。那位头发没有剃光的非洲裔美国男子僵硬地坐着，像是有背部疾病，并且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另一个在室内戴着太阳镜的人也是这副样子，他这样是为了对自己做出某种个性化表达，至于他原本就如此，还是针对这一背景才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斯科特·拉勒曼只有二十七岁，但在达琳·莉丽加入△y团队三年、施密特加入一年半之后，就成了这个小组里的骨干。施密特帮助达琳一起对拉勒曼进行了培训，教他如何进行卡方分析[31]以及基于原始电话调查的数据的t-分布[32]，而在△y团队的数据分析室里的荧光背景灯的照射下，达琳看到这个男孩的眼睛逐渐变得呆滞，棕色皮肤逐渐变得蜡黄，从而获得了意外的满足感，直到有一天，施密特有事需要私下去会见阿兰·布莱顿，他敲门进来后，发现拉勒曼坐在横放在办公室里的躺椅上，正和布莱顿一起抽着一根巨大的雪茄并且大笑着。

上午十一点前，有个身影在这幢楼北面那个逐渐升高的平面上自由攀爬，这个人下身穿一条防风紧身裤，上身穿一件保暖的“戈尔特斯”牌兜帽卫衣，兜帽牢牢抽紧着，脚上蹬一双看上去像是登山鞋或攀岩鞋一样的靴子，只不过这双靴子不是冰爪鞋或钉鞋，而是带有一排磁力吸附爪。这个人的手掌和手腕内侧都安装着单个的磁力吸附爪，其大小就像水管工的通管工具一样。磁力吸附爪与狩猎夹克和公路工作人员的安全帽一样，都是亮眼的橙色。紧身裤一条裤腿深蓝色，另一条裤腿白色，卫衣和兜帽都是蓝底白边。登山靴则是醒目的黑色。这个身影在大型成衣零售商“盖璞”的展示窗上迅速移动，期间吸附爪还发出了湿漉漉的噼啪声。随后，他爬上了二楼窗户底部的狭窄窗台，吃力地站起身来，将吸附爪粘在上面，随后爬上窗格的厚玻璃，沿着这块玻璃可以来到“盖璞”的二楼，但里面没有任何促销商品。这个身影动作矫健且老练。不得不说，他的攀爬方式更像是爬行动物，而非哺乳动物。当他爬到五楼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橱窗中间时，下面的人行道上开始聚集起一小群路人。地面的风力轻微到中等。

在会议室里，北边窗户的色彩让东北面半布云朵的天空看上去显得阴冷，远处被风吹拂的湖面上，泛起的浪花看上去一片漆黑，这扇窗户把视线中其他高楼的侧面也给遮住了，这些高楼都有一部分处在彼此投下的阴影中。焦点小组的所有七人都留有“重罪！”蛋糕的一小部分残渣，有的留在衬衣上，有的挂在小胡子一边的胡须上，有的卡在嘴里的某个角落，有的留在惯用手的指甲缝里。其中两人没有穿袜子，这两人的鞋子都是没有鞋带的皮鞋，只有一双饰有流苏。其中一个年轻人的牛仔喇叭裤的尺寸实在太大了，即使双腿张开，双膝弯曲，也依旧无法知晓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袜子。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穿着黑色的丝绸或人造丝袜，上面有深红的小菱形图案。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嘴巴就像一条狭窄的缝，另一个脸上的皮肤过于松弛，皱纹太大，不符合他这个年龄。和往常的情况一样，最年轻的那个人的脸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也不太像成人的脸，具有一种刚从工厂车间里拿出来的商品一般，还没贴商标的干净品质。施密特在打电话或者等候软件启动时，有时会用漫画的方式来勾勒他们的脸部轮廓。其中一个男人的头是梨形的，另一个男人的脸是钻石形或风筝形的，房间里年龄第二大的人一头灰白的头发，他的上唇过于丰厚，看起来就像一只猿猴。这些人的样本档案和SYSTAT[33]软件最初的得分都放在施密特的手提箱里，箱子就放在白板边上的地毯上，此外，他还在自己的隔间里放了一个背包。我从头到脚都被捆着。我右下角的一个小液晶显示屏同时显现着“真实时间”和“任务时间”。我对“GRDS”核心会议做的简要脚本已全数存储，但有一个记录在层压卡上的备份文件卡放在我毛衣的袖子里，那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拉环，我只要按下腕表上的其中一个按钮，就可以将拉环松开，而这个腕表事实上也根本不是一块表。此外，我还藏了一个催吐用的假体[34]。我已经装模作样吃下了三块蛋糕，这蛋糕太甜了，会蛀掉你的牙齿。

施密特本人患有低血糖症，只能吃那些由果糖、阿斯巴甜代糖，或者少量维生素C调制而成的零食，有时他觉得自己看着一盘盘产品时，脸上带着淘气小孩在玩具店橱窗前才有的表情。

穿过大厅，经过MROP[35]部门的绿色房间，就在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另一间窗户朝东北的房间里，达琳·莉莉正带领着十二个消费者和两位UAF进入不含任何结构性的“质量询问”，不含任何结构性的“质量询问”和补偿性的“完全访问”背景的情况下，“定向回馈”的一般性回馈简报阶段。施密特和达琳·莉莉都未被告知今天哪个定向焦点小组代表了嵌入性测试的控制组，尽管这一点非常明显。你得在楼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注意到建筑的结构设计能适应湖面上的风轻微地摇摆。“提问：究竟什么是聚山梨酯80?”施密特有理由确信，焦点小组中没有一个人能感受到风的摇摆。风的摇摆不足以明显地在印有公司图标的马克杯中的咖啡液面上造成波动，以至施密特可以低头看到，他站在边上，手里心不在焉地转动着干擦笔，此举既体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一面，又透露出他当着团队的面显出的一点人性化的紧张感来。会议桌是厚重的松木制成，镶嵌着柠檬木和一层厚厚的聚亚安酯，没有了窗户上的棕褐色，桌面上的反光就令人感到炫目，它随着人们对太阳和桌子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施密特不得不看着灰尘和细小的布料纤维在直射的阳光形成的光柱里旋转，随后非常轻盈地落在每个人的脑袋和上半身，这些甚至在最干净的会议室里也会发生，这是在卢普区和地铁地带周边其他一些没有色彩的办公室里他最不喜欢的事情之一。有时，在等人或者等电话的时候，施密特会毫无缘由地把手指伸进嘴里放一会儿，他永远也无法确定这样做是为什么。达琳·莉莉已经结婚，是个长着大脑袋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照片就放在△y团队她的桌子上，在过去的三个财政季度里，她曾遭到四个高级研究主管中的一个的性骚扰，这位主管在行业团队、技术处理团队和阿兰·布莱顿管辖的△y团队里都发生过通奸之事，在施密特和其他行业团队里的人看来，骚扰行为已经足以采取法律行动了，其中有些骚扰行为是她能够以极巧妙的方式转移和化解的，不会引起任何可能的争执，随后事态冷却，又逐渐平息下来，达琳·莉莉、施密特和他们团队里的其他三个成员现在仍然和这位皮肤暗沉、气味刺鼻的年长高级研究主管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这位主管其实是负责监督“黏糊糊先生——贝尔特广告公司项目”的行业研究的，而施密特个人对达琳在整个紧张时期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以及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的悟性心生敬畏，这是一种带有性吸引力的不由自主的敬畏感，并且确定的是，有时在晚上，施密特会百无聊赖地待在他的公寓里，想着自己与达琳·莉莉一起，在他们共事的统计市场调查公司的一张笨重的层压会议桌上，湿漉着身子亲密接触，以此来自慰，而这在实践社会心理学家看来，是他用白板笔进行MAM[36]的三级原因，这就和他用一种隐约透露自信的调整过的语调，向焦点小组汇报有关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一些更引人注目的奋斗经历，以及“重罪！”这个样品名的构思过程一样，与此同时，在他脑中更不假思索的部位，他想象的是达琳在向她自己的焦点小组，专心致志地发布最小标准化的“普遍记录量化”之前的指令。她穿着一双哈尼斯牌的袜子，脚蹬一双酒红色高跟鞋，这双鞋子她在工作时一直放在储物箱右下方的柜格里，每天早晨她从椭圆机上下来之后，坐在椅子上，假装叹口气，吃力地将椅子转到储物柜的柜格，随后会将这双鞋换上。她有时（与施密特不同）会在白板前轻轻踱步，有时会搁起一只脚跟，轻轻地转动她的脚，或者将她那两只健硕的脚踝交叉起来，以此赋予了她的站姿一种无所畏惧的端庄感，有时她会把那副精致的椭圆形眼镜摘下，但并不会咬眼镜架，而是把眼镜就这么拿着，离嘴非常近，让人觉得她随时会把眼镜架上的塑料护套放进她的嘴里，心不在焉地咬起来，这是一种既害羞又专注的无意识姿态。

会议室的地毯绒毛是品红色的，每当一个或多个男人轻轻地调整办公桌椅，从而改变他们的腿或身体与桌子本身的距离时，椅子的轮子就在毯子上留下了对称的胀开痕迹。通风系统发出一种微弱的嗡嗡声，远远盖过了远处街道和城市传来的噪声，这种噪声几乎被玻璃的厚度完全掩盖掉了。目标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戴着蓝白相间的名牌，上面印着手写的自己的名字。字体中，草书、手书占42.8%，剩下的八个名字中，有三个名字是用正体大写字母写成的，其中所有的姓氏都用大写字母写成，这些名字呈现一个显著的、但在统计学上毫无意义的巧合：都以H打头。有时，施密特也会从思绪里回过神来，把焦点小组看作一个整体、一堆成直角的肉体半身像，他会把整个团队当成一个人来看，所以经过他的过滤，所有人只呈现出最宽泛的共同点。这些面容都保养得很好，中到高等不等，中性，暂时显得专注，皮肤后面热血沸腾的思想，被主人的生活、工作、问题、计划、愿望等占据着。在他们的一生中，没有人挨过一天饿——这是一个关键的共性，而对施密特来说，就是这个共性与他产生了分歧。很少有产品能真正进入焦点小组的意识。行业研究人员首先要接受的一件事是，产品在目标焦点小组的头脑中永远不会像在客户头脑中那样重要。广告不是巫毒。客户最终可能只希望在品牌和消费者认为重要的东西之间，创造出一种联系或共鸣。他们构想出来的是他们自身的样子。在施密特个人看来，各个焦点小组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真正的考验是真实的销售。今天计划的一部分是带成员去吃午饭，并让他们只吃甜点。假设一个人在来这里之前吃了一顿正常的早餐，那么可以预计他的血糖会在11点30分开始急剧下降。那些吃了很多“重罪！”蛋糕的人，其血糖将达到顶峰。在其他症状中，低血糖会产生困倦、易怒、抑制能力降低等情况——他们那些严肃认真的脸色就会稍微松弛一点。目标焦点小组制定的一些策略具有极强的操作性，甚至从数据上来看，抑或可以说具有攻击性。一家替代漂白剂的洗涤剂代理公司曾雇佣△y团队召集起年龄从二十九岁到三十四岁不等的初产母亲，这些母亲的“测试分析表”表明，她们在三个关键点上产生了不安全感，并且△y团队还负责制定调查问卷，这些问卷里的问题意在挑起以及/或增加她们的不安全感——你曾经对孩子有过消极或敌意的感觉吗？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必须隐瞒或否认自己育儿技能不足的事实？老师或其他家长是否曾对你的孩子发表过令你尴尬的言论？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相比，显得邋遢或不整洁？你是否曾因时间有限而忘记清洗、漂白、修补或熨烫孩子的衣服？你的孩子是否在你无法理解的情况下，看上去悲伤或焦虑？你能想到你的孩子会有害怕你的时候吗？你孩子的行为或外表是否曾引起过你的负面情绪？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说过或想到过负面的事情？等等。——这些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耗时十一个小时，并需要六轮单独提问，经过这些之后，这些女性会被带入一种情绪状态之中，以至于“欢洗超值装”洗涤剂在如何推动至深的母性焦虑和冲突方面的数据浮现了出来……到目前为止，施密特所能看到的数据在竞争中完全没有被利用，以至于该公司最终说服了宝洁公司。达琳·莉莉后来说，她想给焦点小组里的女性打电话道歉，想让她们知道，从感情上来说，她们完全陷入了被动，并受到了不公对待。

特里·施密特和达琳·莉莉的行业团队还为△y团队做过一些品牌和公司的推广活动，其中包括：达西·麦西斯·本顿&本顿公司的“绒雪华夫饼”、美国无限广告公司的“免因无糖可乐”、普林格尔·迪克逊公司的“桉树薄荷糖”、克劳萨莫—杰恩斯/SMS公司的“商业保险”、G.海尔曼酿造公司的“特殊出口产品”、拜尔·贝斯·范德瓦克广告公司的“专供出口的低热量淡啤酒”、胜利者国际公司委托的“救救我”个人警报器、委托PR诚信伙伴公司的“艾斯通纳”舒适手套、委托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北方浴巾”，以及罗恩—普伦克·罗尔公司出品的全新“曲安奈德和曲安奈德AQ处方鼻部喷雾”。

对于旁观者来说，要探测到两个UAF身份的任何异常或不同寻常的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关注到协调员从未完全或直接地盯着他们看过，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施密特确实在不同的时间间隔里看了看其他十二个人，他先是和其中一个人，随后又在会议桌旁和另一人进行了简短而坦诚的眼神交流，等等，其中他所运用的一个微妙的技巧（没有术语可用来说明）经常可以标记出那些在一小堆组员面前真正交谈的人，施密特从没有与任何一个人对视过久而引起难堪，目光也没有仅仅机械地来回环顾，只是面对每个人的凝视轻轻扫过，这种方式使得焦点小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仿佛这个“黏糊糊先生”和“重罪！”蛋糕的销售代表仅仅是在对他们讲话，而不是与他们交谈，一个老练的分组观察员确实会注意到会议室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干练古怪的成员，他周围堆满了个人护理产品，另一个是沉默寡言、目光诚恳的男人，他戴着眼镜，穿着西装和高领毛衣，正坐在桌子最远的角落里，就是这个人后来被施密特认定是第二个UAF：这个人的神采以及眨眼的频率当中有某种稍微显得过于镇静的东西，这让施密特放弃了他——在他的眼中，协调员从头到尾就没有被点亮过。施密特在这一点上的疏忽是非常微妙的，一个观察者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异常的专注才能从中提取出意义来。

窗外那个身影同样也佩戴着登山者用的工具腰带，背上背着一个尼龙或者超细纤维做的背包。从视觉上看，他既夺人眼目，又显得复杂。在每一个细细的框架上，他似乎又用起了右手和手腕上的吸附爪，把自己柔软地从仰卧位拉起到站立位，呈现出十字架的样子，脸朝里，用手臂上的吸附爪抱着玻璃，以免抬起左腿、鞋子向外转、脚背上的吸附爪与窗格的反射面排成一排时，自己向后倒下去。这种吸附爪的真空吸附功能似乎可以通过轻微的旋转来激活或解除，而这个动作需要大量的练习，才能像这个人展现出来的那样灵巧。背包和靴子是同样的颜色。大多数路过的人都会抬起头，停下脚步，然后挤进一小群观看者当中，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自由攀爬的器械上。那个人在每一扇窗户上来回移动，他先抬起左腿和右手臂，随后把自己悬挂着的右腿和左手臂贴上去，随后激活吸附爪，用吸附力撑起他的体重，与此同时解除左腿和右手臂上的吸附力，随后往上攀爬，再度激活吸附爪。此人在灵活执行一系列不同的四肢动作时，显得极为精准，又极为利落。天气晴朗，空中风力很高，从街道两旁矗立着的大厦所组成的狭小方格处望去，各式各样的云在快速飘过。秋日的天空本身是近乎燃烧的蓝。戴着帽子的人把帽子反戴在头上，没有帽子的人则用手遮住眼睛，伸长脖子看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建筑物的裂缝或峡谷底部看不到湖面上凝乳状的天空。在他的兜帽后面，同样用白色的维克罗绑带绑着一个附带的巨大吸附爪。这个人又爬过了一个窗台，随后躺了一会儿，脸朝外看着下面，那些旁观者在人行道足够远的地方，拉开一段可观看的角度，可以看到另一个巨大的吸附爪，它和兜帽上的吸附爪一模一样，就贴在他额头上那个似乎也是维克罗绑带上，尽管这根维克罗绑带一定是绑在兜帽下面的。此外还可以看到——观看的人当中普遍都赞同——要么是一副反光护目镜，要么就是一双着实古怪吓人的眼睛。

他说，施密特只是给焦点小组提供了一些有关产品的起源和营销挑战方面的背景，但他说，有关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他是绝对不会透露的，以至于他不想假装他只是在给他们提供一些零星的细枝末节。前GRED定位阶段的时间已经很紧了。其中一个人大声打了个喷嚏。施密特解释说，这是因为贝尔特广告公司想要确保给焦点小组宽松的休息时间，他们可以在镜头下召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组，来讨论他们的经验并评估“重罪！”，并以小组为单位，比较各自的笔记。任何市场研究人员都不会对他们喋喋不休，或站在那里观察，好像他们是供心理研究的豚鼠，这意味着施密特很快就会离开他们，让他们慎重考虑，并私下交谈。他不会回来，直到他们选出的任一代表按下房间灯光流变器旁的巨大红色按钮，挨个儿激活——用红色按钮——大厅下的办公室里的一盏琥珀灯为止，施密特说，他将在那里玩弄他的拇指，等待领取那份达成一致的“小组回馈数据摘要”。现在，房间里的十一个人已经至少吃完了放在桌子中央托盘上的一种产品，其中有五个人吃了不止一种。施密特不再漫不经心地玩着干擦笔，因为有些人的目光已经开始盯着他手中的干擦笔看了，他感觉到它正在成为一种干扰，他说，他现在还打算给他们发表一通标准意义上的套话，解释为何当他们已经在“个人反馈文件”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后，还要让他们重新开始，把GRDS中的各种问题和尺度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他有一个处理干擦笔的诀窍，非常随意地将干擦笔放在白板底部的槽形托盘中，用手指狠狠地弹一下笔头，让它飞过托盘的长度，在只差一点就要完全从另一端飞出的地方停住，其笔帽的尖端几乎精确地对准了托盘的末端，在与“定向焦点小组”一起时，大约有70%的时间，他都在玩这一招，现在他又玩起了这一招。如果他边说边玩，这个小把戏就会显得更加随意，这让他说的话和所玩的小把戏本身都体现出一种不慌不忙的气质，提升了感染力。在过去的二十七个财政季度里，罗伯特·阿瓦德本人——这位就是△y团队的高级研究主任，后来他骚扰了达琳·莉莉，并被她巧妙化解了——在一次为新入职的“专业领域小组”成员做情况介绍时，随手就表演了这个小把戏。施密特说，这样做因为这是贝尔特广告公司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使他们与其他广告公司区别开来的东西之一，当然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并在向“黏糊糊先生”和“北美软糖公司”等客户的推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个人反馈简报”，就像这些人非常友好地在各自单独的不通风的小房间里填写的二十页的调查问卷一样，虽然数据确切，但只有部分对研究有用，因为公司的产品是按全国性，甚至是区域性分布的，依靠的不仅是对个人消费者的吸引力，也毋庸置疑依靠的是对由他们组成的较大群体的吸引力，是的，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但仍然是群体，是更大的实体或集体。施密特告诉焦点小组说，在市场研究人员的设想和理解中，这些群体是奇怪的和千变万化的实体，他们的口味——指的是群体，或他们在行业内所熟知的，围绕该产业的小型市场——他们的口味、奇思妙想和偏好，不仅像在场的人一样，毫无疑问是微妙的、易变的，还容易受到构成消费者品味的无数微小因素的影响，另外，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它还受到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所有这些都在一整套相互作用，以及从反馈到反馈的递归指数反应中，它如此复杂和多面，以至于让统计人口学家们半疯半癫，甚至需要克雷低温超级计算机的一整套系统综合体来尝试模拟。

如果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只是像很多营销的双关语，施密特带着一种某人做完某种面对公众的事后松开领带的架势，告诉焦点小组说，那么针对贝尔特广告公司所谈论的市场内部影响来说，拿十几岁孩子与潮流时尚的关系来举例可能是最简单的，时尚和潮流像野火一样席卷了主要由孩子组成的市场，孩子指的是高中生和大学生，而类似的市场可以以流行音乐、时装等为例。如果成员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十几岁的孩子穿着对他们来说看起来过于肥大的裤子，并且裤腰很低，裤脚口拖在地上，这就是一个显见的例子，这个例子施密特说起来就像是凭空择取的一样，或者，房间里一些（事实上，有两个）年龄更大的人肯定会遇见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的孩子在过去的几年中，突然想要穿对他们来说过于肥大的衣服，这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野孩子，即使这些人对此非常了解，但面对“盖璞”或“结构”牌的衣服定价过高的情况，也只能面露难色苦笑一下而已。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当然，大部分的答案只能是“其他孩子也这么穿”，因为孩子在当今的人口统计市场中是出了名的群居性动物，他们在消费中的个人选择，绝大多数是受其他孩子的影响，作为一种时尚因素，它会以一种流行的模式，像野火一样蔓延，然后通常会突然神秘地消失或替换成别的东西。这是最简单、最明显的例子，能够说明大型团体的群体内部有一种相互影响偏好，并以指数级的方式相互塑造的复杂系统，这很像一种核变连锁反应或流行病学的传播网络，而不是每个消费者私下决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出门，谨慎地将可支配收入花在这上面这么简单。人口统计学界的书呆子针对这种现象有一个流行语，叫做“转移性消费模式”或“MCP”[37]，施密特告诉焦点小组说，他翻了翻白眼，邀请那些听众和他一起嘲笑统计学家的行话。协调员继续往下说，诚然，他迅速为他们勾勒出的这个模型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它忽略了广告和媒体的作用，在当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媒体总是试图预测和推动这些突然扩散开的群体选择运动，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一个产品或品牌会达到无处不在的流行度，以至于它会慢慢演变成文化批评家眼中的真实文化，或者（以及）喜剧演员眼中的素材，同时也为寻求看上去像是真实和时髦东西的大众娱乐提供一个合理的道具，随后，处于MCP图表某一理想顶点的产品或风格，就根本不再需要昂贵的广告了，热销品牌就像成了一种文化或市场希望看到的元素一样，而这——施密特给了他们一个伤感的微笑——是一种罕见而珍贵的现象，在市场营销界被认为是像赢得世界大赛一样的事情。

在十二名真正的“焦点小组”的成员当中，67%的人仍在专心致志地仔细聆听施密特讲话，有两人现在的表情看上去就像在努力判定是否略微受到了侵犯一样；这两人都超过了四十岁。另外，会议桌对面的个别成年人也开始互相交换眼神，由于（施密特认为）这些人之前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没有进行有意义的眼神交流的基础，所以这些眼神似乎很可能是对协调员类比青少年时尚潮流所做出的反应。其中一名成员留着经典的南方白人的鬓角，它一直延伸到下颌骨，末端是尖尖的。房间里最年轻的三人中，没有一个在专心听讲，其中两人摆出的姿势，露出的表情，似乎有意让这一点显得明显。第三个人已经从桌子上的盘子上取走了第四个“重罪！”，并尽可能小声地拆开包装纸，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以确定是否有人在意他已经超过了专门制定的产品份额。施密特略显即兴地说道：“我这里说的是少年时尚，当然，只是因为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例子。‘黏糊糊先生’的营销人员很清楚，在座的先生们不是孩子，”他对年轻的成员们微微一笑，毕竟他们三人已经可以投票、买酒、参军了，“也不是说，我们把你们单独挑出来组成一个小组进行协商，就能在这里激发出什么真正的从众心理来。如果没有别的事，请记住，软糖营销不是这样运作的；它要复杂得多，市场的群体动态也比这难得多，如果没有电脑模拟，没有在黑板上写下各种难看的数学公式，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能让你们坐在这里一动不动。”

巨大的窗户外，一艘勇往直前的运动帆船正从右向左驶过湖面，楼下远处的东休伦大街上，汽车响了一两次喇叭，喇叭声持续得很长，以至于它突然引起了施密特和这间会议室里一些久经考验的消费者的视线。其中有一对夫妇，施密特不得不承认，他感觉明显对他俩抱有厌恶感——他们两人的年纪都有点大，其中一人留着刘海儿，两人的眼睛都像被东西给蒙住了，他们调整自己和这身行头时流露出的那种小小的自鸣得意，有时会非常专注，仿佛在对外宣称，他们是重要人物，以至于他们的专注力本身也极为宝贵，他们都是行家老手，坐在这样的房间里，让认真的年轻人拿着画架和全彩的图表做介绍，并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利的回应，并且他们比施密特用这出流露真心的笨拙哑剧在液晶屏幕上定位的任何一个大众消费者都要高级，此外，他们或许在此期间还接了电话，甚至真的走出过房间，听到了比这更精湛、更老练、更能吊人胃口的推销。施密特经历过几年的心理治疗，对自己还是有些认识的，当这些老人抵着尾椎骨坐着，轻轻晃动着二郎腿，镇定地检查自己的角质层，或者捏着上面一条腿的裤缝时，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有一定比例的原因是出于自己的不安全感。他觉得自己有点被整个当代市场营销行业玷污了，受到了它的牵连，这有时会通过一种感受投射表现出来，他感觉他想尽可能坦率地与之交谈的人，总认为他在做推销或试图以某种方式操纵他们，就好像只要受雇于庞大的美国营销机器，无论多么短暂，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他的整个人生，他的表达中某些本质上显得机智或恳切的东西，其内在总显得虚假或有一种操纵人的感觉，它使人反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不是他存在的全部，这和许多△y小组的成员不一样，并且这些对他来说也不是非常重要，他的内心极为丰富和复杂，经常会反省自己——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私人事务上，并且一路走来，行到某处时，他这种职业性的销售技巧已经彻头彻尾地转移到了他的人格当中，以至于他现在成了这样一种人，就算他鼓足勇气，约一位女同事出去喝一杯，期间对她敞开心扉，并表达他对她有多么尊敬，说他对她的感觉也会包含职业和高度私人化的看法，告诉她他会花费超出她想象的时间来思念她，告诉她他会倾尽全力让她更幸福，或更舒适，或更满意，或更美满，他希望她把要说的那个字说出来，这就是她需要做的，把那个字说出来，或者用纤细的手指打个响指，甚至只要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就行，而实际情况是，他会在不定位子的情况下马上到那里去，然而他摆出的样子，可能看上去完全像是要去睡她、调戏她、侵犯她，或者对她有某种猥琐的痴念，抑或说，在他公寓那间不常用的次卧角落里，就摆放着某种有关她的某种小小的、诡秘的、近乎神龛一样的东西，里面都是从她的小隔间的废纸篓里捡来的私人物品，或者有时还会有△y小组召开极其枯燥或荒诞的小组会议时，她传给他的那些枯燥、诙谐的小纸条，或者他家里的那台苹果超级笔记本电脑的屏保就是一张他俩的合影，这张合影是“奥多比”公司出品的，分辨率为1440的放大快照，画面上他站在她的另一侧，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那是在两年前A.C.罗姆尼——杰斯沃特联合公司在海军码头为承接商举办的国庆日野餐会上拍的，达琳受伤拿着杯子，微笑着，笑容几乎把整个上牙床都露了出来，通过数码技术的润色，那只酒杯上的红色看起来与她的唇膏颜色很配，而她经常会在头发正中靠右一点的位置夹一个猩红色的小发饰，以此来当作个人的标记或符号。

人群在人行道上依旧不稳定地增长。每当两三个路人加入到抬头观瞧的围观群体当中，人群中就会有某人突然看看手表，然后从人群中脱离，匆忙向北或向对面走去赴约。然后，从某个角度看，这一小群人就像一个活细胞，与供养它的线性街边流动人群进行着新陈代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攀爬的身影看到了下方如此之远、起伏增长的人群。当然，他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动作或表情，人们会联想到有人是在很高的地方俯视他们。人行道上的围观群体中，没有人指指点点，也没有人大喊大叫，大部分人只是看着。孩子们牵着他们监护人的手。相邻的围观者之间会发表一些议论，并小声交谈着，但这些都只在他们嘴边说说，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看着一根似乎由玻璃和加了预应力的石块交替组成的陡峭而高耸的柱子。这个身影大概每过230秒爬一层楼，有一个去上班的人在给他计时。他的背包和围裙鼓胀着，看起来都装满了某种设备。他那“戈尔特斯防水透气布料”做的上衣肩部有环状物，而且——除非那是大楼窗户折射出的光线在捣鬼——在那个身影的肩部、膝盖的背面，以及臀部那古怪的海蓝色和白色的靶心图案的中心，也有小而奇怪的凸起物，几乎像乳头一样。登山靴上的鞋钉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工具拆下来，这样就可以打磨或更换，一个长发男子用屁股支撑着一辆昂贵的自行车，对周围的人这样说道。他个人觉得，他知道这些突起物是什么。新加入的群众总是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是否他们知道些什么。这套服装是密封的，这家伙是被充了气的，或者是有意穿成这样，长发男子说。他似乎在和他的自行车说话；没有人搭理他。他的裤子剪去了一部分以便骑车。每爬三层或四层楼，这个身影都会在飞檐那狭窄的螺旋形壁架上仰面停顿一段时间，用来休息。一个曾经开过机场班车的人认为，壁架上的人影似乎是有意这样游手好闲，按照某个计划而设定好了攀爬的时间；他这番话是说给一个女人听的，这个女人牵着一个孩子，孩子短暂地看了一眼说话的男人，男人的脸仍然向上仰着。任何人只要笔直往下看，都会看到由几十张看热闹的脸组成的变化着的集合，他们的身体按透视原则被缩得很小，只能隐约看得到。

“大概只能到一定程度。”特里·施密特接着说道，以此回应那个脸型像风筝的高个子男人提出的某个求证性问题，这个男人佩戴的名牌有一部分被撕掉了（房间里的六块用草书写的名牌中，有两块被撕破或部分撕掉了，这是他们在撕掉名牌背胶时，意外产生的结果），上面写着“佛莱斯特”，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长着一双毛茸茸的大手，领子有些褶皱，身上有股凌乱的整体感——再加上他提出的两个单独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帮忙推进了展示的议程——使得这个家伙成为施密特私下选定的代表人选。“只不过，广告公司是以团体的身份来回应的，而不仅仅是你们个人反应的总和，对于‘重罪！’这样的产品来说，就像我们行业所说，‘个体回馈简报’和‘普遍记录量化表’是一样的。”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他没有察觉到的洒脱感。年轻的组员中，其中有一人——根据名牌下边框上旋涡状装饰里的查尔斯顿地区的编码[38]可以得出，此人二十二岁，总体上长得还算英俊——头上反戴着一顶棒球帽，身上穿着一件柔软的V领羊毛衫，里面没有穿衬衫，这套衣服展现出发达的上胸和手臂（羊毛衫的衣袖讲究地拉了上去，用一种看起来随意的方式，展露出他手臂上的肌肉，仿佛毛衣的袖子不是出于他本意，而是在他努力思考别的事情时，不经意拉到这个位置似的），脚踝靠着膝盖交叉着腿，靠尾椎骨支撑瘫坐着，这样一来，他那只翘起的腿就与他的下巴处在同一高度，随即，他用手指以一种施加压力的方式，将凸出的膝盖围住，这就使得他手臂上的肌肉鼓得更明显了。施密特想到，十年前曾发生了“泰诺”药的中毒事件，“强生公司”随后以超凡的认真态度迅速应对了这场危机——把每个品种的“泰诺”从美国的每一个零售货架上撤下，并花费数百万美元在一夜之间建立了一个畅通无忧的退货系统，保障所有“泰诺”的消费者都能立即获得“国家产品质量担保机构”的退款，此外，还包括一笔因退货所涉及的油费、路费或美国地区的邮费，这笔费用核销了数千万的退货和运营成本，在积极公关和消费者信誉方面，获得更多指数级别数不清的补偿，从而切实加强了人们心中认为“泰诺”这个品牌有同情心，且关注消费者福祉的联想，这个策略已经让强生公司的总裁和他们的公关厂商成为营销领域的传奇，而施密特当年才刚开始考虑把他的描述性统计学和行为心理学双学位，兑现为一种实用的、有潜力的、有价值的方式，于是年轻的施密特想象着自己在类似这样的豪华会议室里，凭借他的人格魅力和对事实的掌控力，来说服一桌子眼神坚毅的企业管理者相信，对消费者福祉的合理关注，无论在情感上和经济上，都会是一笔好买卖，比如，如果R.J.雷诺兹公司选择坦率说明其产品的成瘾性；通用汽车公司在其全国性广告中直言不讳地阐明：如果消费者愿意多花几百美元并勉强接受牺牲一点美观上的愉悦感，那么完全可能大大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洗发水制造商承认其产品说明书中的“反复搓洗”在卫生上是不必要的；托姆斯公司的母公司——通用品牌公司花几百万坦率宣布：托姆斯牌的抗酸片，每次服用的频率不能超过几周，因为经常服用，胃壁会自动分泌更多的盐酸来补偿所有的中和反应，从而使原来的胃病更加严重。是的，这是在冒险，但绝非不计后果或带有赌博性质的冒险，一方面，这事儿是有先例和统计数据作为支撑的，另一方面，T.E.施密特联合公司享有谨慎和正直的声誉，是的，先生们，得承认，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让他们拿自己微薄的短期利润率和股权来赌施密特做出谦逊的权威决定。施密特本人性格中，明确结合了美德、实用主义和玄奥的营销智慧，这一点是他最好的也是最终的论据；他对这些穿着马甲和“科尔·汉恩”牌衣服的上层管理人员所说的话，正是他打算让他们对这个令人遗憾和愤世嫉俗的美国市场说的话：“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经过这么一遭，尽管现在许多家用产品，从“善存复合维生素”到“维氏AC舒缓抗过敏滴眼液”，再到“曲安奈德处方鼻喷雾剂”，都采用了显眼的防止随意篡改的外包装。大约十年之后，想到这些幻想中，过于乐观的天真和自恋感时，施密特的内心经历了一种全面的退缩，那种惭愧感，同时激起了我们脑中最为尴尬的记忆里令人痴迷和排斥的东西，虽然在施密特的例子里，一定数量的内省和心理疗法（后者是他在米色小隔间休息时，对自我进行漫画涂鸦的原因）使他明白，他的幻想基本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相当大比例的聪明年轻男人和女人，他们在进行职业选择时，其背后的动力在于他们相信他们与众不同，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某些关键方面更为优越，可以说，更像是中心，更有意义——此外，还有什么能解释这样的事实？亦即，他们自己就恰恰处在二十年来的意识生活中的经验中心——他们会仅仅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具有的独特和核心地位，从而能够而且将会在所选择的领域中出类拔萃；但是（施密特一直还在专业地向定向焦点小组宣称），即使现在有那么多的高档消费品都是防篡改的，“黏糊糊先生”牌零食蛋糕——以及“女主人”“小黛比”“多莉·麦德逊”，整个软糖行业用的包装纸都是软绵绵的新复合包装纸，其经济装的包装盒也是用廉价的薄纸板做成的——却认定不再用防篡改材料，这样一来，只需要一根小容量的皮下注射针头，外加二十四个微剂量的KCN、As2O3、蓖麻毒素、C21H22O2N2、乙酰胆碱、肉毒杆菌，甚至仅仅是Tl或其他水碱性金属化合物，就能让几乎整个行业跪在地上叫苦不迭；因为，即使软糖制造商能熬过最初的恐慌，并设法重新建立起一些消费者的信任，但相关产品的低价格，也会成为他们已建立的市场吸引力矩阵[39]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加强经济型包装，或使单个零食蛋糕断然不会受到皮下注射针的影响，所需要的成本将使产品在需求曲线上向右偏移，以至于大众市场上的零食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站不住脚，企业的软糖果将因此走上搭顺风车、“不给糖就捣蛋”、上门销售等道路。

在“前期普遍记录量化表”的整个展示过程中，每当遇到间隙，施密特在大脑边缘就会追踪这样一连串的思绪——而事实上，他脑海中的另一部分却在审视这些记忆和幻想，并同时感到既迷惑又排斥，因为所有这些想法和感觉可以完全在主观私密的情况下自娱，与此同时，施密特却指引着焦点小组，进行简要地、所谓全权限地对“黏糊糊先生”在软糖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开发和营销这些人正在品尝的“重罪！”蛋糕[他脱口而出，如果最初的产品能站稳脚跟，那么最新的计划是推出一种叫做“轻罪！”（原话如此）的一口吞蛋糕]所经历的困难进行描述，只不过，屋子里的人有一半在用所谓左耳进右耳出的方式听他说话，与此同时又在不断追寻自己心里的一连串思绪，施密特对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留下了一个一闪而过的印象，觉得他们就像冰山一角或浮冰，只露出一点尖头来，彼此间既不认识，也无法知晓对方，随后他觉得只有在婚姻中（一场美满的婚姻，而不是他观察到的、他父亲和母亲十七年来所跳的那种高雅的孤独之舞，而是真正夫妇之间的亲密关系），双方才会允许对方看到暴露给众人的冰山面具之下的样貌，并愿意被真正了解，甚至可能会不仅让对方看到自己左臂下令人厌恶的痣窝，抑或在经历任何形式的感冒或病毒感染后，好几个星期里，两只脚的脚指甲都变成了诡异的深黄色，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在深夜里，倒在对方怀里倾诉独属于自己的最可怕的恐惧，那些失败的、无能的、糟糕的思绪，以及在一个难熬的公司里彻底的渺小感，以至于你无法相信曾经竟有勇气认为你能做出改变，或者出类拔萃，不甘于充当一个小齿轮，你曾如此渴望能给整个行业带来某种真正的影响，一遍又一遍地幻想，最终却决定哪怕在硫代硫酸钠和8毫升蓖麻籽馏出物之间做出一丁点改变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这一切让你感到羞愧难当，相比一事无成，只能当一个不知名的齿轮，做一项成千上万个和你一样聪明的年轻男女都能做的活儿来说，这些对你自身的中心感和重要性而言，显得更为真实。这些年轻男女现在甚至比你还要好，因为至少在他们当中更年轻的一些人仍旧深信，他们是为更伟大、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而生的，而非在此引导一些全神贯注的人，开这种抽象的丢人会议，与此同时，他们（=那些聪明的年轻人）当上了△y小组和贝尔特广告公司最他妈厉害的引导员，从而展露出他们在影响力和效力方面的巨大潜力，比他们目前看到的内嵌测试还要好，通过明显的坦率、正直以及流畅的非正式言辞，让他们特殊的品质表现出来，并与焦点小组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联系和亲密感，以至于在由非凡的引导者创造出的高压关系中，定向焦点小组里的男女都能感受到对产品的兴趣和热情，并且贝尔特广告公司希望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产品带入美国市场的愿望，与代理公司的想法相吻合，甚至比代理公司预计的还要好。或者说，甚至连向别人表达任何这种幼稚的伤心事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在真正婚姻的奥秘中，这意味着婚姻并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和财务上的合并，而是一种真正的灵魂共融，施密特现在觉得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教会在他童年的教义问答和典礼前都把它称为“婚姻圣事”了，因为它似乎每一点都是神奇的、超越理性的，并且远离实际生活的诸多可能，就像耶稣受难、复活和转世一样，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一个终能达到的期望而出现，而是作为类似启明星，就像在天空中，一些高高在上的、不可触及的、奇迹般美丽的东西，以那种遥远的方式提醒你，你自己是多么平凡、多么丑陋、多么与奇迹无缘，这也是施密特晚上回家后不再看天，也不再出门，甚至平时也不曾打开公寓观景窗的防光窗帘，而是坐着，因担心有线电视供应商所提供的二百二十个普通和高级频道中错过突然出现的好节目，从而左手拿着卫星电视的摇控器，从一个频道到另一个频道来回切换的原因。他每晚都要像这样度过三小时，然后才会心有余悸地盯着电话机，达琳·莉莉完全不知道，电话机的快速拨号程序里存有她家的号码，所以只需瞬间的勇气，冒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好色或怪异的风险，用一根手指按下灰色的按钮，邀请她喝杯鸡尾酒，甚至只是一杯软饮料，他就可以摘下他的面具，向她敞开心扉，然后他退缩了，把这通电话又推迟了一个晚上，摇摇晃晃地走进浴室和/或奶油色和褐色的卧室里，把第二天要穿的硬挺的衬衫和领带摊开摆好，对自己道一声晚安，然后再自慰一次，随后入睡。施密特对自己的体重和体脂率逐年增加很敏感，在他的想象中，自己走路的样子有点怪异，就像一个臃肿且神经质的胖子在摇晃，其实，他走起路来的样子100%正常，没什么奇怪的地方，除了施密特之外，没人对他这样或那样的走路方式有过什么想法。在上个季度中，有时他在早晨，通过对讲机一边听WLS电台播报的新闻和谈话节目，一边刮胡子时会突然停下来——施密特就会这样——看看他的脸上隐约可见的皱纹和眼袋似乎一季比一季更明显了，随后他会直面镜中自己的脸，称呼自己为“黏糊糊先生”，这个名字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脑海，尽管他试图忘记或抗拒它，但这个大型子公司的名字和标志已经暗暗成为他最新的嘲讽，所以当他现在想到自己时，就会把自己想成某个叫做“黏糊糊先生”的东西，而他自己的脸和那张丰满且完全无害的图标上的脸，在他的脑海里往往会合成一张，这张脸非常粗糙，布满皱纹，透露着那么一点小聪明，有人或许会出于私心，找到一点可取之处，但却永远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甚至永远也不在乎是否真正了解它。

一楼盖璞展示窗内，有些购物者看着人行道上有一群人正伸长脖子往上看，当然，他们是在看发生了什么。在八楼的底层，那个身影小心地转过身来，这样他就能坐在壁沿上，面朝外，两条五颜六色的腿弯着。他现在处在238英尺的高空。他头顶正上方的方形天空呈信号灯般的蓝色。越来越多的人看着那个身影在往上爬，却没有察觉店里有越来越多的顾客在向外看他们，因为玻璃从店里看出去是有颜色的，而从外面看却是反光的，这是一面单向透明玻璃。那个身影现在像莲花一样，在身后的壁沿上交叉着两腿，停了下来，然后用一种轻盈的动作，让自己站起身来，略微有些不平衡，所以两只胳膊像风车那样画了几个圈，免得整个身子因前倾而掉下去。那个戴着兜帽的身影猛地缩回了头，身后的吸盘吸在了窗户上，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人行道上的人群齐齐发出短促的惊呼。八楼的人群中，有几个年轻人大喊，让那个身影跳下去，但他们的语气是自嘲的，很明显，他们只是在戏仿不耐烦的围观者，对着一个在大风中立在240英尺高的狭窄壁沿上，俯视着遥远下方广场人行道上人群的身影会做出的典型喊叫。不过，还是有一两个年长一些的人向那些喊话的年轻人抛去了如匕首般的眼光，不知道他们懂不懂什么才是自嘲。大楼北立面的八楼橱窗里的——这个空间恰好囊括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和订阅部门——员工在看到一个轻盈的蓝白色身影，被头上的大吸盘吸附在橱窗上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只能想象了。最先报警的是盖璞公司配饰部的楼层经理，而这仅仅是因为橱窗陈列处聚集起的顾客明显提示着外面街道上发生了某种骚乱。由于骚乱的性质不明，监控城市报警频率的流动视屏车都没有接到报警，所以现场在四周1500英尺的范围内仍然没有媒体。

根据特里·施密特的记忆，全为男性的焦点小组勾勒出了潮流中的一个小旋涡或横流，市场预调员称之为MCP——这些被称为反潮流，有时也称为影子市场。在企业零食领域，施密特假装解释说，一个新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有两种基本的定位方式，对于这个市场来说，健康、健身、营养以及随之而来的“放纵与克制”的冲突已经达到了一种变态状态。影子零食的工作只是将自己定义为站在整体趋势的对立面上，以此反对高密度脂蛋白脂肪、精制碳水化合物、反式脂肪酸，也就是说，反对一些亚类群体所称的诸如卡路里、甜食、垃圾食品的消费品，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基于那些指向“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口统计所显示的，对营养、运动和压力管理进行精细化编排的痴迷。施密特说，他可以从焦点小组成员的脸上——他们的表情不一而足，年轻人绷着脸心不在焉，年纪大的人摆出刻意焦虑的样子，他们脸上略微带着一种“对愧疚的愧疚感”，因为斯迪姆·霍尔特/德特的传奇人物E.彼得·费什，这位鲨鱼软骨粉和无味大蒜补充剂的幕后推手，曾在斯科特·拉勒曼和达琳·莉莉都参加过的一个高级研讨班上说：“健康生活方式的营销必须走在刀刃上。”这句不幸的话被惠普公司的数字投影仪重现，它将费什的要点以粗体字投射到一面墙上，以便于让人做笔记（施密特认为，整个行业的研讨会都充斥着这样的废话，还有那些皮革文件夹、任务声明、军事演习术语，对营销人员说的老生常谈的推销术语，虽然同一时间里费什的重要性和他言论的分量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所有这些都说了、都做了之后，这些营销人员可能还是会出没于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市场）——施密特说，他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看出，这些人非常清楚反潮流是什么，影子市场像朋克音乐反对迪斯科、凯迪拉克反对高续航里程的小型汽车、太阳和苹果公司反对微软的强大主宰力一样。他说，如果这些人愿意，他们可以详细谈一谈个体消费者的压力，他们被夹在上帝赋予的自然群体本能和他们因牺牲了上帝赋予的自然个体身份所感到的深深恐惧之间，并说说这些压力如何被巧妙设计的趋势所调整、削减，或安抚，然后，通过营销的“第三运动定律”，MCP趋势也催生了他们反潮流的影子产品，其扭转力来自内在，并与更大的扭转力相对抗，在这个实例中，低热量和不含脂肪的食物、营养补充剂；低咖啡因和脱咖啡因；纽崔甜品和奥利斯特拉公司；爵士健美操、抽脂术和卡瓦卡瓦草药；好与坏的胆固醇；自由基与抗氧化剂；时间管理、高质量的时间和出色的压力管理，使得每个人都想要保持健康、气色良好、延年益寿，所以恨不得从消逝的每一秒中挤出最大化的产出、健康和自我激励来，随后施密特就退而求其次地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知道这些人的时间很宝贵，所以他就……焦点小组里有一两个戴腕表的年纪大些的成员，他们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表，其中那位过分张扬的UAF成员的传呼机也在事先安排好的情况下响了起来，这让施密特大手一挥，假装笑着承认，是的是的，他知道他们时间宝贵，他们都感觉到了，他们都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毕竟他们都生活在其中，不是吗？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需要简单地举例说明一下就够了：烈性可乐、星巴克、哈根达斯、埃里克森的全奶油软糖、高级雪茄、续航能力明显很差的城市四驱车、哈马赫尔·施莱默公司的全丝内裤、近北公司旗下所有小餐馆提供的高脂肪餐后甜点——换句话说，这些企业跨在横贯的影子产品上，它们想要或试图对那些受到群体压力的重创，要他们去达成所愿，要忍耐、减脂、减重、克制、分清轻重缓急、敏感一些、自己做主的消费者说，嘿，你值得这么做，犒劳自己。这些品牌，本质上是在说，如果每一天里，你停下手里的活儿，坐下来，花费短暂的时刻来享受来之不易的快乐的宝贵时刻都没有，那活得更长久、活得更健康，还有什么用？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推销，其目的是为了提醒消费者，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个体，一个有个人品位和喜好、有个人选择自由的个体，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群居动物，没有选择，只能不停地在数显卡路里跑步机上过美国生活，如果消费者能从他的高纤维催眠中清醒过来，意识到生活也是可以享受的，没有享受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等等等等，那么仍然有一些丰富的、精致的，如果明智地沉迷其中就是无害的乐趣。举个例子来说，就在女主人公司推出低脂夹馅面包和不含胆固醇的叮咚蛋糕的时候，烈性可乐自己的品牌商在西海岸反其道行之，推出了全糖双倍咖啡因的可乐。与此同时，埃里克森的全奶油软糖和一口吞软糖的母公司——美国品牌——的股票，通过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一系列广告，已经分摊了三次。广告中穿着运动服的特定人群在昏暗的衣柜里互相追逐，他们在那里偷偷地吃埃里克森的全奶油软糖，同时还配有巧妙而又尖锐的广告语，起初这些人还很尴尬，后来发出了笑声，随后竟有了团队精神（施密特很清楚，贝尔特广告公司因为尼达姆的全面影子产品战略的精彩宣传，从而失去了“美国品牌”/“埃里克森”公司这个客户，因此，他在这里的讲话录像带至少会让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团队中的人吃惊三次，并迫使罗伯特·阿瓦德相信，施密特对“埃里克森——D.D.B.尼达姆”的事情一无所知，并辛辛苦苦地靠在施密特的小隔间的墙上，试图“向特里灌输”部门间政治斗争的某些事实情况，同时又尽量不因这个公认的愚蠢错误而去打击施密特的斗志，等等）。

事实上，处于高空中的身影并没有注视着他们，街道上比较敏锐的围观者看到——他其实在低头看自己，并从登山工具腰带里小心翼翼取出一包看上去亮晶晶的、像是铝箔或聚脂薄膜一样的东西，随后用一个像是抖落毛巾般细致的动作，将它打开，然后伸出双手把它卷到头上和兜帽上，用肩膀和喉咙底部的小扣子或魔术贴固定住。这东西像是某种面罩，某种像长发的骑车人在腰包里总带着的小型新奇间谍望远镜，虽然除了两个眼睛孔和一个为了吸盘而挖的洞外，整个东西看起来太皱了，就像肿块刚刚消退一样，根本无法看清聚脂薄膜上没有形状的微纹理线条的排列，究竟代表谁或指代什么，但是，即便从这段距离看去，整个面罩看起来也还是挺吓人的，它松松垮垮的，像得了脑积水一样，好似卡通里的怪物，现在传来了一些更为响亮的、不那么具有自我讽刺性的叫喊声，有几个看热闹的人不自觉地退到了街上，妨碍了交通，从而引起了短暂的喇叭声，因为那个人把两只手放在他头上的白色袋子上，头骨后部的吸盘发出了某种类似湿吻的声音，接着做了一个轻盈的转脸动作，从而让他此刻面朝窗户，下垂面罩里的鼻子、嘴唇，以及前额处的橘色吸盘都紧紧地贴在窗户上——同样，不禁让人发问，天知道玻璃窗里面那些《花花公子》杂志的工作人员看到会有什么反应——这时，他把手往后伸去，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类似小型发电机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类似水肺氧气罐的东西，上面装着一个纤细的管状物，这根管子要么是黑色，要么是深蓝色，管子的另一端是个奇形怪状的，或是喷嘴，或是附件，或是榫眼的东西，这玩意儿要么是三角形的，要么是箭头状的，抑或是△形的，他用皮带和背带将罐子绑在透气衣后面，这样一来，那个深色的罐子和背带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垂落到印着靶子的臀部和双腿根部的上方，所以，当他再次用训练有素的另一条腿和另一只手臂爬上第八层楼的窗户时，他现在依旧戴着像泄了气的颅骨面罩或气球一样的东西，背上背着氧气罐，身后明显留着一条恶魔似的尾巴，总体看上去他的样子非常复杂，人群（现在已经越聚越多，更为分散了，有些人依旧站在马路上，有些人开始骚动起来）没有过这样的视觉经验，于是有那么几刻，人群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中，当时所有人的脑下新皮层都开始工作了，以便处理这一视觉信息，并且扫描记忆库，看能否找到与这个身影相似，或联想到的某个东西。人群中有一个小孩开始哭了起来，因为有人踩在了他的脚上。

现在，他看起来不太像传统的人类了，那个身影通过移动左臂/右腿，再移动右臂/左腿的攀爬方式，看起来更像是蛛形动物或者蜥蜴。不管怎么说，他依旧非常轻盈。现在，在盖璞的展示橱窗里，一些购物者已经走了出来，加入人行道的人群中。这个身影轻松地爬上了第八——第十二层楼，然后贴在第十三（也许是第十四）层楼的窗户上，停了下来，给他的吸盘涂上某种黏合剂或清洁剂。425英尺处的风一定非常大，因为他的尾部软管疯狂地甩来甩去。

街上和人行道前排的人群中，有些人也忍不住看了看盖璞的展示橱窗上自己和整个集体的倒影。虽然人群中没有喊出别的尖叫声或喊“跳！”的呼喊，但在他们当中，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对媒体比较敏感的人开始猜测，这是否是某个产品或服务，为了公关进行的特技表演，或者说，这个攀爬的身影是否是那些爬上高楼，然后跳伞，一边对着网络新闻摄像机飞吻，一边遭到逮捕的叛逆城市冒险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如果是玩特技的话，著名的西尔斯大厦，甚至汉考克中心，是更好的、曝光率更高的地方。最先来的两辆警车到了，而那个身影——这时，它看起来相当小，即使通过新颖的望远镜也看不清楚，而他坐在沿壁上的时候，几乎完全看不清了——正被他额头中央的吸盘悬挂在十五楼的窗户上（也许是十六楼，这要看这栋楼是否有十三楼，有的楼房有，有的没有），似乎正从他的尼龙包里拿出更多的物品，他把它们装在一起，用两只手把什么东西拉长到手臂的长度，然后把其他各种小东西吸在上面。可能是警车和路边华丽灯光的缘故，休伦大道上的许多车辆都放慢了速度，有的甚至靠边停了车，他们想要看看是否有死亡事件或有人遭到了逮捕，从而迫使其中一名警察得花时间控制交通，让车辆流动起来，以保证大道仍然可以通行。一位年长的非裔美国妇女，她是最早停下脚步抬头看的行人之一，现在正夸张地挥舞着手臂向一位警察报告或再现她到现在为止所目睹的一切，她停下来询问这位警察，这个奇装异服的人进行的攀爬，是否有可能是为了宣传电影，或电视剧，或有线电视节目，所批准表演的特技？这时，其他一些观众突然想到，这个轻盈的身影的攀爬过程可能正被街上其他摩天大楼里的人拍摄，尤其正对东休伦街1101号的那座高耸的灰色老建筑，那里面可能有摄影机、摄制组和/或明星；而后排人群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开始转过身来，扭头扫视那栋楼南侧的窗户，那里没有一扇是打开的，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根据920-1247（d）号城市条例，任何商业区划的建筑都不能在三层以上的地方安装气窗，也不能通过租赁或合同条款授权任何承租人这样做。对面这栋老旧建筑的玻璃是否是单向的，这一点无法确定，因为晚霞的角度，现在几乎是直射在街道的一线天中，在那栋老旧的尖顶建筑的窗户上形成了刺眼的反光，有些明亮的反光窗户集中在一起，几乎像聚光灯一样投射在原来的建筑表面，即使是现在，那个带着氧气罐，拖着尾巴，带着或真或仿的半自动武器的——因为这确实是新的物品，以轻微的横向角度背在那个人的背上，使展开的枪托放在蓝白色的小罐子上，甚至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型的战斗级防毒面具，或者，愿耶稣保佑我们所有人，这说不定是一个火焰喷射器或生化武器。那位拿着警局配备的高倍双筒望远镜的警官，正在使用无线电汇报情况，这个无线电像肩章一样连在他制服的肩部，所以他只需歪着头，触摸左肩，就能够与其他官员沟通，可以听见其他警官拉着蒙特哥牌蓝白相间的警灯，慢悠悠地从像是罗耀拉大学那里朝这里驶来——蒙面人影，还在继续攀爬，也就是说在东休伦街1101号这里，这样一来，呈正方形、小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的高强度光线，就在他周围游走，并照亮了他当时正毫不紧张地爬上的十六或十七层楼的窗户，全自动外观的M16枪管和折叠枪托通过几个预缝环插入他的上衣左肩，以便他在爬上窗户，再次坐在下一层楼的窗台上时，就能自如地使用左手和手部的吸盘，长长的喷头排在他的身下，只有几尺长的喷头从他的两腿间伸出，在风中僵硬地晃动着。反射出的光线游走在他周围。邻窗的窗沿上，一群鸽子或野鸽受到了惊扰，飞到了街对面，在对面楼房高度完全相同的窗台上重新排列。现在，这个身影似乎从他的登山腰带上取下了某种无线电、手机或手持录音设备，并对着它说话。他从不往下看，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回应人行道和街道上的人群发出的和窗户里传来的叫喊声和欢呼声，也不回应巡警，这些警察此刻把车停在街道的各个角度，车辆发出复杂的光，还有两辆巡逻车现在封锁了东休伦街两边的主要十字路口。

市消防局的卡车到了，身穿厚雨衣的消防员下了车，没有明确目的地乱转起来。此外，无论何时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媒体采访车、半挂车或移动摄像机。这在精明的围观者看来进一步证明了整个事件可能是某种事先授权的公司宣传、噱头或活动。随后发生了几场争论，大多是善意的，也因为附近旁听的人太多，而说得遮遮掩掩。地面刮起了一股带有浓烈油炸食品味的风。一对外国夫妇来到这里，开始兜售T恤衫，T恤衫上的丝印图案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一支由警察和消防员组成的分队进入1101号大楼北面，以便在楼顶建立阵地，消防员的斧头和帽子引起了盖璞店里人群的些许恐慌，由此导致了大楼旋转门被卡住了，一名戴着奥克利墨镜的男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胸口或侧面的身子。人群后方有几个人喊了起来，朝对面楼顶上他们看到的动静和/或镜头的闪光指去。人群中有人反驳说，整件事的策划也许只是为了看起来像一个媒体的噱头罢了，而那个人影现在别扭地坐在那里，身后靠着的武器才是真的，他的想法是让他看起来尽可能古怪，并爬到足够高的地方吸引大量的人群，然后向人群中无差别地肆意开火。现在，沿着街道两侧的路边停靠的汽车的挡风玻璃雨刷器下贴上了罚单。从下方建筑与街道形成的峡谷或缝隙中，可以听到一架直升机的声音，但看不到它的影子。现在上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两朵狭长的卷云。有些人在吃小贩卖的椒盐卷饼，风吹着塞在衣领里的纸巾。一名警察拿着喇叭，但似乎无法打开它。有人倒退到陡峭的路边，伤了脚踝或脚；一名医护人员正在照看他，他躺在铺在地上的衣服上，正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小的身影看，这时他已经站起来了，趴在十七/十八层楼下，似乎只是待在那里，贴在窗户上等待。

特里·施密特的父亲曾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年仅二十一岁就被提拔为野战委员会成员，并同时获得了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兵在这世上最喜欢做的日常活动——从他做这件事时的表情可以看出——就是擦拭他的鞋和五件运动服上的纽扣，这是他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做的事，当他拿着鞋油罐、鞋子和麂皮靴跪在报纸上时，脸上平静专注的表情已经构成了某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它让年轻的施密特决心在未来某一天干出一番出人头地之事来。现在的情况却是：时间确实流逝了，就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它揭露出施密特既不特殊，也不脱俗。

在过去的两年里，△y小组已经开始发挥被广告行业称之为“心仪商店”的功能：这个公司占据了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子公司和外部供应商之间的某个合同空间。在艾伦·布里顿的管理下，△y小组加入该行业朝“心仪”方向进行整合的趋势中，并将自己重塑为贝尔特广告公司近乎从事研究的一个部门。△y小组的新身份是为了限制贝尔特广告公司的纸张开销，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焦点小组研究出的税收优势，现在，焦点小组的研究既可以向客户收费，也可以作为研发分包费用进行报销。△y小组（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第1361—1379条，该小组的结构是雇佣制的小型公司）在工资和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从施密特的角度来看，该小组主要的劣势是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心仪商店”的员工横向跳槽到贝尔特广告公司本身，该公司的市场研究战略是在其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部门内制定的，从而使像施密特这样的人可以想象至少会对实际研究设计和分析产生某种影响。在△y小组中，施密特唯一可能晋升的职位是高级研究主任，现在这个位置由过去一年中让达琳·莉莉的职业生活如此艰难的移民（家里有大学时代的孩子和一个看起来总要撒娇的妻子）占据着。当然，即使该小组确实以向艾伦·布里顿施压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让罗伯特·阿瓦德轻松出了局，然后即使（至少说不太可能）让极为不可能的施密特当选，随后成功跻身△y小组的上层，成为阿瓦德的接班人，但SRD的职位除了监督十六个像施密特一样不起眼的研究员之外，真的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还得对新员工进行冗长的指导，当然还要监督将焦点小组的数据压缩成各种统计学上的数据，所有这些都是在软件上完成的，除了添加四色图表和大量缩写词术语之外，这些数字没有什么意义，其目的是让任何一个合格的十年级学生都能进行的调查显得复杂。当然，虽然会有预先准备好的午餐、高尔夫球会，并受到贝尔特广告公司中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部门成员的欢送，但在楼上更大、更昂贵的会议室里进行的长达三个小时的实地调研，结果展示，在那里，阿瓦德和他那位沉默寡言、瘦弱的音/视频技术员，以及从相关的领域团队中选中的一名成员一起，展示数字和图表，并帮助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部门人员、创意和营销主管们就调研对实际活动的影响展开头脑风暴，其结果显示，事实上，贝尔特广告公司在这一阶段已经投入了太多的资金，除了修改一些比较短暂的或装饰性元素外，还做了其他事情（无论是施密特还是达琳·莉莉，都没有被选中协助阿瓦德进行这些PCA[40]，其原因对施密特来说似乎非常明显）。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没有人直言不讳的情况下，△y小组的真正作用是向贝尔特广告公司提供测试数据，然后贝尔特广告公司可以转身向客户展示，确认OCC[41]的可靠性，而贝尔特广告公司已经向客户收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即使实际测试数据非常严峻或不乐观，也无法反悔，△y小组的工作就是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y小组通过针对不同的焦点小组，通过极其复杂的方式改变测试的形式和背景，通过在不同的模式下促进不同的目标焦点小组来完成这项工作，最终，有选择地对数据进行加权和重新排列是小菜一碟，贝尔特广告公司的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部门几乎可以呼风唤雨，所以，△y小组实际上的功能并不是提供信息，或者说，甚至连信息的统计学近似值都够不上，提供的是它的熵的反面：一连串随机噪声，它意在迷惑公司和客户，以至于没有人会对继续进行“整体活动的概念”的决定感到欣慰，而在这个案例中，“黏糊糊先生”公司本身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如果贝尔特广告公司的测试结果显示有任何实质性问题，那么，它要么不可能拒之门外，要么事实上就会解雇贝尔特广告公司，因为“黏糊糊先生”的母公司对研发营销成本（RDM）与生产量（PV）有非常严格的规范比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RDM（x）/PV（x）的比率，在经过所有形式上的争论之后，其结果必然是0<1，这是任何一个上过MBA第一学期的学生，在管理统计学中都必须记住的公式，事实上，北美软糖公司的总经理几乎肯定是从那里学的，自从1968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他的内心或他所领导的四家美国大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都没有改变，不，不，改变的都是术语、机制和镀金的洛可可装饰，在整个巨大、盲目的研磨机制中，每个人都在密谋说服对方相信，他们可以想办法给付费客户提供证明，让他被说服并相信这些就是他想要的，没有人曾经说过停一停，也没有人指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叫做收集信息的荒谬性，甚至连大声说出现在正在做什么，或者这意味着什么，抑或显见的真相什么都没有——甚至连△y小组的现场调查员也不例外，他们周五时，在一个人回家盯着手机看之前，曾一起在俄亥俄州东部的“拜尔斯市场”酒吧喝酒。这没有任何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一位扎着灰色小马尾的贝尔特广告公司高级创意总监，在某地的高档咖啡馆里点了一份时髦的甜点，就在同一天，他正在为一位创意总监的头脑风暴会议做笔记，该会议在讨论要向北美软糖公司的子公司特约研究员推荐什么，他有一个想法，而且在贝尔特广告公司里各个想法怪异的脑袋里已经安上了一二十个活塞和齿轮，而“黏糊糊先生”公司也只需从科学文献里觅得一个由C12H22O11[42]所激发的激情，这个公司里所有言过其实的名声都基于一个概念，亦即将卫生纸、云朵、发出氦气声音的泰迪熊，以及某些深奥莫测的消费者眼中算不上什么狗屁的各类东西同等视之，以此为了在运行中安插某种机器，这种机器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尤其是所有类似这位黏糊糊的施密特先生这样的人，会几乎完全忘记在会议桌旁的人们面前摆弄一下，并且危险地在脑中把玩起这样一个念头来：停下一整套与之相关的闹剧，并马上告诉他们真相——可以掌控。

不足为奇的是，一个明显的高糖、高胆固醇、影子产品级的小吃蛋糕的市场，与实际研发和生产厨房工具相比，会呈现出多好几倍的挑战。与大多数“反潮流”的产品一样，“重罪！”蛋糕必须也得跨过横在消费者对健康生活方式趋势的禁欲压力、负罪感、任何动物在离开群体时总会本能地感到的内疚感和不安感——或者说，动物在离开畜群时，至少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与成功的影子产品之间的一条细线，而“重罪！”蛋糕是一个打算用与这两种内在驱动力产生共鸣的方式，定位和展示自己的产品，引导员在对焦点小组说时，稍稍变换了语调和面部表情，以此为“畜群”这个词打上着重号。在埃里克森——D.D.B.N.的各个场合都洋溢着羞耻、喜悦和秘密（字面意思是：私下的），比例完美的联合模式，这就是这种多价推销的极佳例证，施密特说（再次逗弄了一下阿瓦德，这种小秘密带来的快感几乎让他对着烟雾探测器抛出了一个媚眼），烈性可乐品牌中的“烈性”一词名称也是如此，它具有双重内涵，既是对个人神经系统的冲击，也是在自反潮流的时代里，对稀释的和无害软饮料的暴政发起的冲击，当然还包括“烈性可乐”那包装精美的罐子上的标志性面孔、凸起的斗鸡眼、触电般竖起的头发，以及可怕的荧光屏般的苍白——因为“烈性可乐”努力将自己定位为数字时代的“电脑怪人”和“白痴”们喝的休闲饮料，并设法马上承认：将那种“电脑白痴”戏仿和歪曲为个人反叛的化身。

施密特在解决目标焦点小组的问题时，还采用了达琳·莉莉的一个标志性的身体上的MAM，即有时将一只脚向前迈去，重心放在脚跟上，然后将该脚的其余部分稍稍抬起，并沿X轴，以固定的脚跟为支点，来回空转。莉莉这么做时，这种方法显得更为有效，更吸引人，因为酒红色的高跟鞋比起可可棕色的科尔多瓦休闲鞋来说，其支点更为有效。有时，施密特会做梦，在梦中，他是焦点小组的消费者之一，被达琳·莉莉带领着，她交叉着结实的脚踝，或者沿着地板的X轴来回旋转她的9DD[43]的高跟鞋，她还摘下了眼镜，眼镜小小的，呈椭圆形，镜框玳瑁色，用一种MAM的方式握着，让其中一条眼镜腿紧贴在嘴边，整个梦境中，施密特和无名产品的焦点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边缘徘徊，看着达琳真的快把眼镜腿放嘴里了，她凑得越来越近，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她在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它所产生的效果，梦中的感觉是，如果她真的把塑料镜腿放进嘴里，会发生一些非常重要和/或危险的事情，梦中不断等待的环境，带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紧张感，常常让施密特在醒来的时候感到筋疲力尽，在打开防光窗帘时，他再次想起自己是谁，是什么。

早上在水池的镜子前刮胡子的时候，有时作为施先生的施密特先生会细看自己已经开始出现的淡淡皱纹，细纹将各种淡淡的雀斑点毫无意义地连接起来。并且，他会在脑海中设想可预见的未来，他脸上的纹路会更深，还会出现下垂的眼袋和淤青的眼圈，想象十年后他站在这个地方刮他这张四十四岁的脸庞和下巴时，检查他的痣和指甲、刷牙，并仔细看他的脸时，会做同样的事情，接着准备去干迄今为止已经做了八年的这份工作，有时他会带着憧憬之情朝前看，并且看到他被蹂躏的身形和发福的身体，在浸润着阳光的粉彩背景下，直挺挺地坐在轮椅里，膝盖上盖着毯子，咳嗽着。所以，即使所有这一切可能性极小的事情真的发生，并且施密特确实以某种方式被指定来取代罗伯特·阿瓦德或其他SRD成员，唯一的实质性区别是他将获得△y小组税后利润的更大份额，因此将能够买得起更好、设备更完善的公寓，好在里面自慰、睡觉，并获得更多的支撑，并表面上假装自己是真正重要的人，但实际上他不可能是重要的，他在大局上不会比现在有更多实质性的改变。快三十五岁的特里·施密特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妄想了，他曾妄想自己与许多普通人不同，甚至不再为自己不再像快三十岁时拼命想要与众不同而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已成事实，即便它出现时就是鸿鹄之志所要战胜的失败典型，但他还是判定自己就是失败典型，并优于芸芸众生——可现在他再也不会这么想了，因为现在，即便“与众不同”这个词也成了见怪不怪的陈词滥调，以至于它只是记忆中的标签，可以用在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为“老大哥”/“老大姐”，以及“联合行动”这样的公司所作的低预算广告之中，在这样的宣传语中“与众不同”被用于“在童年生活中与众不同”以及“各自在你们的社团中与众不同”，而在“老大哥”/“老大姐”这样的广告公司中，甚至“不同”这个词都成了与电话号码对等的格式，用在了地铁站的志愿者热线上。而刚刚三十出头的施密特，起初把自己卷入他所知道的典型消费者错觉中，即“老大哥”/“老大姐”公司的标语和电话号码是个有意义的巧合，并以某种方式为他量身定做的，随后他会打电话给一个十一至十五岁的男孩，并自愿充当大哥，这个男孩的生活中缺少重要的男性导师和/或积极的榜样。随后，他会坐在两个三小时的培训和表彰会上，脸上带着与心理相符合的僵硬笑容，而那位被分配给他，让他做大哥的第一个男孩，穿着一件黑色的小皮夹克，肩部后部挂着流苏，头上系着一块红色手帕，靠在低收入家庭的倾斜门廊上，和另外两个同样穿着昂贵小夹克的男孩在一起，三个男孩都一言不发地跳到了施密特的车后座上，其中有一个男孩，他的照片和那份令人心碎的档案里确认，他是施密特的无师自通的“小弟弟”，他朝前探了探身子，简要地说出了一个大型商场的名字，它位于据此地正西面一段距离的奥罗拉市。施密特载着他们，在噩梦般的I-88收费公路上一路朝这个商场开去，按照指示在正门外的路边停好车后，三个男孩一言不发地跳下车，跑进了商场。施密特在路边等了三个多小时，但不见他们回来——施密特随后收到了两张四十美元的罚单，爱贝斯超级大商场的保安人员也对他发出了拖车警告。这个保安完全对施密特的解释置若罔闻，施密特说他是以“老大哥”的身份来的，因为他担心他的“小弟弟”会从商场出来，小孩希望看到施密特的车就停在他们离开的地方，如果车像他的案卷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成年男性人物一样消失不见了，他们会受伤的，所以他不会把车移开——随后施密特开车回了家；随后给“小弟弟”的家里打电话，但也没有回音。随后，他被分配到第二个十一至十五岁的男孩，但等到施密特按照约定时间来指导他的时候，却发现他不在家，而且在公寓门前应门的女人——她自称是男孩的母亲，尽管她与档案照片中的男孩是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且她已经第二次出现了醉酒的情况——声称不知道这个约定，也不知道这个男孩去了哪儿，甚至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之后，施密特终于承认了广告委员会的公益广告对他产生的影响所具有的欺骗性，随后他——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因此更成熟、更明智、更顽固了——放弃了，继续去做他的正事儿。

闲暇之余，特里·施密特会读读书、看看卫星电视、收集一些稀有的未流通的美国钱币，在他的苹果超级本上对目标焦点小组的统计数据进行判别分析，并在他公寓的杂物间建立的小型家庭实验室里工作，此外，他会在位于密斯凡德罗路，普天德中心以东的巴利连锁健身房里，在十八台排成一排、一模一样的跑步机中的一台上快走锻炼，有时他会在那里洗桑拿。他偏爱米色、铁锈色和可可棕色的职业装，长着一张柔和的圆脸，脸上隐约可见雀斑，头上顶着一头头盔式的发型，无论欢呼得多么真实，特里·施密特的笑容总是显得很痛苦，他曾被技术处理部的一位叫斯科特·R.拉勒曼的马屁精形容为，看起来像70年代的年鉴照片活了过来。与特里共事多年的MROP公司的代理，很难回忆起他的名字，总是用一种旨在掩盖这一事实的夸张善意来迎接他。蓖麻毒素和肉毒杆菌同样容易培养。其实这两样东西培养起来确实都很简单，只要你在实验室环境中安心待着，并且在程序上适当留点心思就行。施密特本人曾亲耳听到技术加工部的其他年轻人称达琳·莉莉为“洛奇”或“赫尔曼”，取笑她的身高和结实的身体，他非常愤怒，真的很想凑近与他们当面对峙。

在施密特误以为目标焦点小组中十二个真实样本消费者中，41.6%的人呈现出眼球突出、脸色苍白的情况，这是典型的初期胰岛素休克症状，施密特宣布，他决定“私下向男人们坦白”，该产品最初提出的商品名其实是“恶魔！”，该名字的设计，既为了表示该零食蛋糕的巧克力含量高，也为了唤起和嘲讽罪恶、罪恶感的放纵、对诱惑的屈服等联想。在负面测试数据致使整个策略失败之前，公司已投入了大量资源来开发、改进，并对产品进行了目标测试，在红黑相间的独立包装纸上，印有各种熟悉的“黏糊糊先生”的图标，他在这里表现为卡通恶魔化身，通体红色，浓眉大眼，狰狞地笑着，而没有了可爱的笑容。

达琳·莉莉和特鲁迪·基纳都曾参加入过先前的那些焦点小组，显然，这些小组曾是贝尔特广告公司“创意包装总监”的机构内部政敌，总监利用他（指创意包装总监的敌人）对贝尔特广告公司的MROP引导员的影响，向来自伊利诺伊州边远地区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产品——施密特很清楚，那里通常是共和党和《圣经》的地盘——而没用美第奇家族式的阴谋和报复，就使贝尔特广告公司的三位中层管理人员丢掉了工作，并导致了一项至少六位数的和解，以避免提起WT[44]诉讼（这是故事中唯一真正有趣的部分，施密特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他晃动着口袋里的东西，看着他的马革鞋从十点钟方向缓慢地旋转到两点钟方向，然后再转回来，湖面上方的雾气开始给阳光带来珍珠般的光泽，这种光泽也包裹住了会议室的窗户），这样做的要点在于，它积攒了该小组给出的许多反馈，其中包括“罪恶的美味”“恶魔般的放纵”以及“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做‘红色’诱惑了吧？”还包括许多视频脚本，在这些脚本中，身形模糊、声音扭曲的人戴着头巾，这些人本应该明白无误是普通正直的公民和消费者，他们不认识任何在“秘密狂欢的放纵”中“崇拜魔鬼”的人，他们一直保持着如此一致的极端性，以便让这些完成“个人回馈简报”和“普遍记录量化”流程的零食蛋糕，在接触生产线，暴露给董事会前后，产生明显不同的，有关口味和总体满意度的汇总情况，在经过中层和高层的多轮会议后，才形成了现在“重罪！®”这个名字，该名字产生了较为温和的罪恶感，因此，违背了当初的设想，这种设想认为产品名的种种联想，除了也许会冒犯到预防犯罪的怪人和游走在监狱改革边缘的人之外，绝对不会冒犯任何人。协调员的观点是，请不要让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怀疑他们的判断和反应，此外，他们已经投入，并将在不久后再次投入“普遍记录量化”的重要阶段，进行艰苦的评估工作，他们的判断和反应是重要的，或者说受到了“黏糊糊先生”公司里的人非常认真的对待。

在离施密特和白板最近的会议桌一角，一个三十岁左右、标签上写着“汉克”字样的秃顶蓝眼男人，要么是不经意间看到，要么是在专注地盯着施密特的公文包看，公文包是用鹅卵石状的黑色合成革材料制成的，比一般的公文包或小提包明显要大一些扁一些，几乎更像是医用包或电脑技术员的高档工具箱。施密特订阅的期刊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钱币新闻》《广告时代》，以及《应用统计学》季刊，其中最后一种刊物按照每三年一份，被分为四叠，以此撑起了用打磨过的松木板做的工作台，台上配着钠灯，成了杂物间里摆放着各种滗水器。蒸馏器、烧瓶、真空罐、过滤器、“瑞斯汉迪”牌酒精燃烧器的实验室桌，这间屋子与施密特的公寓厨房隔着一扇百叶珐琅复合材料折叠门。蓖麻素，以及与之相近的磨损素是强大的植物毒素，它们分别来自蓖麻豆和红豆，其诱人的开花植株可以在大多数商业苗圃购买到。只需三个月的栽培就可以产生成熟的豆子，这些豆子是利马形的，要么呈猩红色，要么呈带光泽的棕色，并且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施密特在研究中发现，中世纪它们有时被苦修教徒做成念珠，这使得他又获得了那种怪异的“老大哥/老大姐”般的感觉。要去掉蓖麻豆的种壳，必须将1—4盎司的蓖麻豆浸泡在12—36盎司的蒸馏水中，并加入4—6大汤匙的NaOH或6—8勺的商业碱液（蓖麻豆的自然浮力要求在此用弹珠、消毒过的砂砾或低价值的硬币合在一起加重，并用普通的特罗亚套子绑住）。在浸泡一小时后，可将豆子从溶液中取出，晾干后，任何戴上优质手术手套的人都可以小心翼翼地取出蓖麻壳（注：普通的橡胶家用手套太厚太笨重，不适合去除蓖麻壳）。施密特在他的苹果电脑和备份磁盘里都存储了步骤说明，他的电脑能续航三小时，而且其本身就可以在松木工作台上设置，以便保存一个非常精确的、有时间索引的实验记录，这是正确的实验室程序的绝对基本原则之一。一个用来打果蔬泥的搅拌机在加入按1:4比例调配的商用丙酮后，对蓖麻豆进行研磨。使用后丢弃搅拌机。将蓖麻和丙酮的混合物倒入一个有盖的无菌罐中，静置72—96小时。然后将一个坚固的咖啡过滤器连接到一个相同的罐子中，并用过滤器缓慢小心地倒入混合物。你不是在倾倒液体，而是在索取被过滤出来的东西。戴上两副外科手套和至少两个标准的商用过滤面罩，用手动压力将尽可能多的丙酮从过滤器的沉淀物中挤出来。在适当谨慎的情况下，尽量用力压住。称量过滤器的剩余物，并将它们与四倍量的CH3COCH3存在第三个无菌罐中。重复静置、过滤、手动挤压过程3—5次。整套程序最终留下的残留物将是近乎纯净的蓖麻毒素，其中0.04毫克的蓖麻毒素，如果直接注射，将是致命的（注意，致死需要9.5—12倍的剂量）。可使用生理盐水或蒸馏水将0.4毫克蓖麻毒素溶液装入标准细针注射器中，这种注射器可在各地较好的药店里的糖尿病用品项下买到。蓖麻毒素需要24—36小时才能产生严重的恶心、呕吐、错乱和发绀的初始症状，12小时内会出现最终的心肌梗塞和循环衰竭。请注意，1.5毫克以下的原位浓度是无法用标准法医试剂检测的。

当氧气罐的喷头在贴近那个身影臀部白蓝相间的牛眼图案中心向外突起时，人群和警察中，有不少人开始用起了恶心、作呕和/或下流等词语。所有这种厌恶的表情都被随后发生的膨胀所压制。先是下身和腹部以及大腿膨胀，将那个人影从窗口逼出，在他额头上的吸盘的吸附下，略微使他变了形。密不透风的莱卡布料变得圆润、闪闪发光起来。骑着德克赛丁的长发男人拍了拍自行车的细长后胎，告诉借给他望远镜的年轻女士，他一直都在想它们（大概是指略微突起的东西）是什么。肩膀上的一个阀门在给左臂充气，然后另一个再给右臂充气，如此反复，直到那个人影整个变得硕大无比、鼓鼓囊囊，像卡通画里那般发酵起来为止。然而，人群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反应，直到这个身影拿喷头对着太阳穴，做出了一连串近乎自杀的动作为止，他开始向头部松垮垮的面具充气，皱巴巴的白色聚酯薄膜先是向左微微塌陷，然后在充入气体后又鼓胀起来，脸上一连串没有图案的线条充盈起来，分解成了某种东西，这个东西让路面上四百多名美国成年人大声叫好，迸发出近乎孩子般的喜悦来。

……到那时施密特告诉焦点小组，时机已到——可能完全没有让他们失望，他带着一丝痛苦的微笑说——现在是时候了，他们要选出一名代表，因为施密特本人也要退出，让焦点小组的成员在这间黑暗的会议室里一起接受咨询，比较他们各自对“重罪！”的味道、质地和总体满意度的反应和意见，然后为同样的问题得出一致的普遍记录量化评级。在他的一些幻想中，他和达琳·莉莉在公司的会议桌上进行高难度的性交，施密特不断发现自己随着交媾时起伏的抽插动作，有节奏地说着“谢谢，哦，谢谢”无法自拔，并且看到达琳·莉莉情不自禁有节奏地说出“哦，天啊，谢谢”，而在脸上露出先是疑惑、然后厌恶的表情，即便她的眼镜起了雾，她的高跟鞋在桌子表面雷鸣般地敲击着，有时这些几乎破坏了整个幻想。如果在经过一段时间及一系列合理的讨论后，焦点小组出于某种原因偶然发现不能在某一个具体数字上达成共识，无法表达整个小组的真实感受时，施密特告诉他们（这时，有三个人居然把头低在了桌子上，包括那个过于反常的UAF，他也在发出细微且低沉的呻吟声，施密特已经决定，在评估周期结束时，所有△y小组的引导员确实要对UAF做出评估，而他要给这个家伙一个非常低的绩效评价），他要求的是，焦点小组随后只要继续做下去，并提交两个单独的“集体反应数据摘要”，每个“集体反应数据摘要”包括焦点小组的两个对立阵营已经解决的每一个数字——在定向焦点小组的测试中，并不存在类似悬而未决的陪审团这样的东西，他咧嘴笑着说，希望这样不会太严格或太痛苦——如果因为一个或几个在桌子旁的人觉得，子团队的数字均无法涵盖他们各自的感受和表现，那么即便是将团队再一次分成类似这样的子团队也于事无补，那么，如果有必要，为什么要完成三个、四个等独立的“集体反应数据摘要”呢——但是总体的想法是，请记住，△y小组、贝尔特广告公司，以及“黏糊糊先生”公司要求，尽可能少地去收集今天这样由有辨识力的消费者所组成的团队做出的、独立的“集体反应数据摘要”反馈。施密特其实在马尼拉文件夹里放着多达十三个独立的“集体反应数据摘要”数据包，他此刻在提到“集体反应数据摘要”表格时，用相当戏剧性的方式将它举了起来，不过他只从文件夹里取出了一个数据包，因为主动做任何事情来鼓励焦点小组分裂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如果是达琳·莉莉就着湿乎乎、含糊的抽插声，有节奏地娇喘道“谢谢、谢谢”，那么这种幻想会更加美好，施密特很清楚这一点，也很清楚自己即使在幻想中也明显无法执行自己的喜好。这让他不禁怀疑自己内心深处是否还有所谓的自由意志。房间里总共十五名男性中，只有两人注意到会议室里已经很久没有传来远处窗外沉闷的噪声，这两人都不是真正的测试对象。施密特也知道，这个时候——迄今为止，开场展示已经用了二十三分钟，但和以往一样，感觉上时间花得还要长一些，而且即使是坐得比较直，对胰岛素有耐受性的成员，其不安的表情也表明，他们也感到饥饿和疲惫了，说不定会觉得这场讲述初步背景的时间未免也太长了一些[实际上，罗伯特·阿瓦德曾明确告诉施密特，阿兰·布里顿曾命令最多用不超过三十二分钟的时间，为“不受限访问”的“定向焦点小组”进行所谓实验性的演示，还说特里惯于利用相对简洁、流利的方式，抢先离题，这是他（指阿瓦德）选择施密特来引导“定向焦点小组”进行“集体反应数据摘要”阶段的其中一个原因。]——达琳·莉莉本人所在的焦点小组正在悄悄行动，并深入他们自己的“集体反应数据摘要”核心会议，因此达琳就回到了贝尔特广告公司的研究部那间绿色房间里，用微波炉热一杯立顿茶，她喜欢把自己的大号鞋脱掉，并把它们——其中一双也许会露出酒红色的侧边——连同公文包和手提袋一起放在一张舒适的椅子边，椅子对面就是绿色房间的四方屏幕，达琳此刻正对着微波炉，并且她那宽大的背正对着门，这样施密特从大厅来到绿色房间时，就不得不大喘气一下，或咳嗽一声，或叮叮当当地敲响钥匙，以避免让她吓得跳起来，并用手掌抵住衬衫前襟的荷叶边，并说道：“别这么鬼鬼祟祟地来到（她）身后”，就像她曾经指责他在这半年里做的那样，当时SRD的阿瓦德真的一直从她身后悄悄走了过来，可想而知，她本人和所有人的神经当时都绷得紧紧的，都快崩溃了。然后，施密特很快就会倒上一杯酸度很高的咖啡，和达琳·莉莉以及今天所谓的实验项目的另外两位现场研究员，或许还有一两个沉默寡言、非常紧张的公司年轻市场研究实习生一起，坐在屏幕前的靠椅上。施密特就在莉莉身边，略微处在她那头高高的头发投下的阴影下，罗恩·蒙斯会一如既往地拿出一包烟，特鲁迪·基恩会笑蒙斯总是做出从烟包里拼命抽出一根烟，用颤抖的手点燃的样子，其实施密特和达琳·莉莉都不吸烟（达琳从小生活在一个重度吸烟者的家庭，现在已经对烟味过敏了），这导致他俩以略带结盟的姿态，稍稍侧过身去，远离烟雾。有一次，施密特在椅子上艰难地吞咽了一口水之后，向蒙斯提到了有关吸烟的问题。他鼓起勇气提出过敏的是自己，但由于贝尔特广告公司为绿色房间配备了烟灰缸和排风扇，此外，如果没有私人办公室的人想要在休息时抽烟，就得走下十八层楼，从盖璞的服务后门出去一百码，到一个小鹅卵石铺成的区域去抽。所以，提出这种问题，很难不让人们觉得是在挑衅，要么就是在为达琳出头，摆出一副恩人的姿态来彰显骑士精神。而达琳在关注她的焦点小组私下商议时，经常会把她的双腿交叉在脚踝上，用双手按摩她的脚背，而施密特则试图专注于他自己的目标焦点小组。会议室里没有太多的交谈，四位引导员严格意义上来说依旧在工作，他们时刻准备着，如果屏幕上显示，他们的领班走过去按下按钮，用琥珀色的信号灯告知小组被激活了之后，就得回到各自小组的会议室去。

△y小组的组长阿兰·布里顿，理学硕士和法学硕士，是让别人觉得绝对不能对他开玩笑的一个人，他是个体型巨大、身体强壮的男人，不管怎么看都大概有一米八六的身高，他长着一个光滑发亮的椭圆形大脑袋，脑袋精准地位于中心位置，上面露着一个男人接近全力企图彰显与众不同、从而摆出的一副不会受到伤害的喜悦表情，这表情把极小的五官紧紧凑在了一起。

当然，说到实施，还有一个味道和/或质地的问题。蓖麻毒素与大多数植物毒素一样，非常苦涩，这意味着必须以高度稀释的形式才能摄入0.4毫克。但稀释液似乎比蓖麻毒素本身更难吞咽：透过薄薄的包装纸，将它注入位于“重罪！”里26×13毫米的椭圆形软糖馅料中，蒸馏水形成了一个湿透了的腐蚀袋，它与易潮解的高脂馅料本身一对比，很容易感觉掺了假。将蓖麻毒素注射到湿润的无面粉蛋糕自身周围，会将一个如“1916年高举自由版25美分硬币”大小的区域，变成麦芽汁味的污泥。一开始曾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替代方法，即在“重罪！”的不同区域进行六到八次剂量非常小的注射，并指望受试者在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之前，就把所有或大部分的零食蛋糕吃下去（就像夹馅面包和巧克力软馅蛋糕一样，“重罪！”不仅被设计成一个典型的“三口吃完零食”，而且也足够轻，并且可溶于唾液，以至于一个饥肠辘辘的消费者可以一次性囫囵吞进嘴里，为IMPC[45]和随之而来的销售量产生可预见的有利结果）。这里的问题是，每次注射，即使是用细号皮下注射器，也会在薄薄的包装纸上产生一个直径为0.012毫米（中位数）的穿孔，在中西部——新英格兰平均湿度下对独立包装的蛋糕进行的家庭测试中，这些穿孔在搁置48—72小时内产生了局部腐坏/变质的问题（与所有“黏糊糊先生”公司的产品一样，“重罪！”蛋糕的口感被设计成带有明显的湿润感，此外，在与唾液中的酪蛋白发生反应后，它会在口中融化，这在很早的测试中就被确定可以产生与新鲜感和奢侈感有关的联想，几乎可以说是感官上的享受[46]）。肉毒杆菌外毒素，在达到0.00003克时，既没有味道，又有97%的致死率，因此相当实用，不过由于它的来源是厌氧菌，所以必须直接注射到产品内部的馅料中心，即使是由抽空皮下注射器所产生的微小气囊，也会开始攻击化合物，需要在一周内摄取，才能得到可预测的结果。厌氧性肉毒杆菌的培养很简单，只需要一个密闭的家庭罐头罐，将2—3盎司的“奈利姨妈”牌泥状甜菜、1—2盎司普通的立方体牛排、两汤匙从棒棒糖状树篱笆下的恶臭松树屑中取出的新鲜表土，这些松树屑装模作样地排列在布里尔黑文公寓前门的入口处。外加足够的普通自来水（氯化过的也行）将罐子装满。这是唯一严谨的部分：绝对要装满。如果水的液面正好到了罐子螺纹口的最顶部，而且罐子的盖子被正确地应用，并用老虎钳和宽口西尔斯工匠钳非常紧密地拧上，以便让0.0%的氧气被困在罐子里，随后在避光的杂物柜顶架上放置十天，罐子的盖子就会产生适度的隆起，然后再极其小心地戴上手套和口罩，取下盖子，就会发现一个小的棕褐色的梭菌菌落浸泡在绿色或褐色的肉毒杆菌外毒素半阴影液体中。准确地说，它是霉菌消化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可以用同样的皮下注射器去除。肉毒杆菌还有一个优点，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导人们注意制造和/或包装的缺陷，而不是产品的篡改，当然，这将加大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一些目标焦点小组只完成了“个人回馈简报”，还有一些目标焦点小组另外召开了鉴定小组会议，敲定了“普遍记录量化表”，其背后的真正原则是让△y小组为贝尔特广告公司提供两套不同的、统计学上完整的市场调研数据，从而让贝尔特广告公司使用和证明哪种数据最能强化他们认为“黏糊糊先生”公司和N.A.S.C.最想看到的调研结果。施密特、达琳·莉莉和基恩都曾默契地明白，今天的“目标焦点小组”的陪审团被实验性地细分为所谓的访问受限组和访问不受限组，后者要向成员们提供关于产品的起源、生产和营销目标等特定的幕后信息——这意味着，无论是否对营销的追溯性访问，对焦点小组的平均“普遍记录量化表”中的内容创造了实质性的差异，△y小组和贝尔特广告公司显然希望获得不同的数据字段，他们可以从中挑选并使用狡猾的超几何统计技术来操纵，因为他们认为客户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在绿色房间里，只有罗纳德·蒙斯是理科硕士——他是罗伯特·阿瓦德的亲信，并且还是可能继承他位子的人，同时也是他在实地研究人员中安插的内线，蒙斯通过特制的“0302号实地研究注意事项和士气表”将他们之间的办公室闲聊提炼出来，阿瓦德认真的年轻行政助理将这份材料与一整天的“个人回馈简报”和“普遍记录量化表”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马尼拉信封里，分发给野外小组。只有蒙斯私下里被告知，“黏糊糊先生”公司里按照非常规设置的访问受限和访问不受限的小组，其实是阿兰·布里顿和△y小组的上层内部秘密执行圈（也就是说，布里顿将这个圈子合并成§543私人控股公司，并给它取了一个愚蠢的名字：“△y2联合公司”）进行的规模更大的实验的一部分，这个执行圈正在私密地执行自己的研究，它研究的是“目标焦点小组”在未来越来越复杂和自觉的营销策略中，可能扮演的角色。6月的一天，罗伯特·阿瓦德在新买的双体船上，觉得是时候向蒙斯解释了，他们的船当时正在距离蒙特罗斯·威尔逊海滩的私人码头外四海里处平静地漂浮着。在他看来，基本的想法是，随着不断变化的美国消费者对媒体、营销、产品定位的策略变得更加精明和挑剔——这是对当今普通消费者产生的灵光乍现的洞见，阿瓦德解释说，这是他在打完手球之后，在健身俱乐部的桑拿浴室里想到的，当时那个知识产权律师刚被打得落花流水，正在赞扬“A.C.罗姆尼·加斯沃特公司”为新的碳酸饮料“涌浪”所做的广告，其密集投放的非目标广告，在那个季度中，所有人都可以在任一地区看到，并评论说（那个赤裸上身、流汗不止的知识产权律师[47]说）：他或许觉得，所有这些以现代年轻人为目标投放的广告，都使用了嘈杂的吉他演奏段落，并使用了诸如“小帅哥”这样的用词，而整套“通过消费来反叛”的意识形态是如此迷人，赢得他们的一阵欢呼，因为他自己是远在这群人的人口统计之外的人（他用对了“人口统计”这个词），对于像“涌浪”这种产品刮起的运动，即使作为一个业余者，他本人也可以无私地分析广告的策略和程度，并更像是在对待艺术品或精美的糕点，而非单纯的广告一样，在欣赏他们，随后随意地（意思是说，据阿瓦德说，这位律师在桑拿房里只穿了一双塑料拖鞋，用一条毛巾把头缠成锡克族风格）将“涌浪”饮料的宣传策略和可能达成的目标进行了解构，其观点之独到，几乎让人觉得这家伙仿佛就是在“A.C.罗姆尼·加斯沃特公司”的MROP团队的办公室里进行头脑风暴，与△y小组进行策略分析会一般，蒙斯当然已经意识到，△y小组已为“A.C.罗姆尼·加斯沃特烈性可乐公司”的“涌浪”做了六个区的宣传，之后该公司才逐渐迁移到了贝尔特广告公司。阿瓦德有关小船操作知识，完全来自现在被他用作划桨的操作手册，他告诉蒙斯说，这个想法的主旨要点涉及了业界所谓的叙事（或者说“故事”）策略和概念，也就是让一些新产品的实际营销人员的策略和辛苦付出本身成为该产品核心故事的一部分——如芝加哥“吉布勒公司”出品的硬糖，就是由精灵在空心树上制造的，或者皮里斯贝瑞公司的“绿巨人”牌罐头和冷冻蔬菜，是由一个真正的巨人在他的同名山谷里种植出来的，这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但现在，增加了叙事上的转折或手段，比如说，“黏糊糊先生”新推出的“重罪！”系列广告，将它宣传成一个成本昂贵和凝聚着大量劳动的超级美食蛋糕，必须由被围困的书呆子军团来推销，比如说，一个像毛拉[48]一样专横的CEO，他对奢侈级的巧克力如痴如醉，无论成本或销售预测如何，下定决心把“重罪！”推向美国市场，结果（照那个策略里的故事所说）“黏糊糊先生”公司的广告人员不得不强迫△y小组操控并哄骗焦点小组，让他们创作出某种“客观的”统计数据，以此来为这个项目开绿灯，并让“重罪！”蛋糕上架销售，换句话说，所有的故事都是由那种调皮捣蛋、诙谐幽默的伪幕后故事组成，旨在迎合城市或年轻消费者对营销策略和“客观”数据自我臆想出的悟性，并奉承他们的感觉，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流行趋势如新陈代谢般飞速旋转的时代，在他们的世界，每一件东西都完全被商业化了，他们对广告的洞察力是前无古人的，眼光独到，思维敏捷，几乎不可能被任何耗资百万的营销策略所操纵。截至1995年第二季度，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非常规的广告概念，阿瓦德在罗恩·蒙斯的赞叹和兴奋的呼喊声中谦虚地承认道，把另一支烟扔到双体船的一侧，烟嘶嘶地上下摇摆着，却不沉下去，阿瓦德进一步承认，显然，他们甚至设想可以跳槽，然后成立自己的公司和下属机构，并在向各种有远见的公司推销这个想法之前，必须做大量细致的研究，并以超几何级的方式分析——某些美国互联网的新创公司拥有自认为叛逆的年轻高层管理，看起来是一个有前途的市场——是的，对各种具有前瞻性的公司来说，他们渴望一种新鲜、前卫、玩世不恭的企业形象，颇像前十年的斯巴鲁，或者比如联邦快递和温迪汉堡，在那个时代，塞德尔迈尔自己的本土团队已经横空出世，统治了整个行业。而事实上，罗伯特·阿瓦德带着他的受训者走到四英里[49]外的湖边，在蒙斯粉红色的大耳朵旁说出的那些话都不是真的，甚至可以说，无论怎么说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作为商定好的掩饰性叙述，以此作为控制实地实验的一部分，提供给△y小组选定的SRD和实地研究人员，布里顿和拉勒曼[其中没有以§543私人控股公司架构的△y2联合公司这件事，那个小故事是布里顿给鲍勃·阿瓦德的掩盖性故事的一部分，而他（阿瓦德）并不熟悉布里顿，所以已经渐渐被排挤出去了，这对莉莉小姐有利，拉勒曼说莉莉不管在社会统计部还是网页设计部都是一个奇才，布里顿自从把阿瓦德支开，暗中指示阿瓦德四处行动，以测试现场团队士气是否有断层后，这个女孩在缓解阿瓦德的压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个人力量和政治手腕，所以布里顿的目光一直盯着她（达琳·莉莉）看]也确实是这样看的，但是，布里顿和他的学员拉勒曼被一个来头不比T.考德尔（“特里”）·贝尔特小的人告知，设计这个实地试验就是为了以一种（多种）方式来产出数据，某些人会利用这些理念，也就是用市场调研的目的来影响实地研究者引导他们的“定向焦点小组”进行“普遍记录量化”阶段，由此来影响“定向焦点小组”私下商议和“普遍记录量化”所产生的决定性结果。布里顿后来在他的内部办公室里，抽着近乎飞艇大小的雪茄告诉拉勒曼说，这个内部实验是这场策略的第二阶段，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开始使美国的营销研究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情况，（科学）早就证明了，观察者的存在会影响任何过程，因此显然意味着，即使是现场测试设置中最微小、最短暂的细节也会影响结果数据。最终的目标是消除这些实地测试中所有不必要的随机变量，当然，根据最基本的管理学奥卡姆剃刀原理，这意味着尽可能地消除人的因素，其中最明显的因素是定向焦点小组中的引导者，也就是△y小组中，呆板的被困的实地研究人员，现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通过网络商业的链接，整个市场的偏好以及模式的丰富数据，他们很快就会被淘汰（指的是实地研究人员），阿兰·布里顿说。布里顿是个热情洋溢又有说服力的修辞学家，他喜欢在说话时用雪茄点燃的烟头在空中画出无形的小插图。拉勒曼在脑中将布里顿想象成一颗巨大的澳洲坚果，上面画着一张小小的脸。拉勒曼在确定布里顿先生不在的时候，为技术加工部的一些男生不怀好意地模仿起布先生的腔调和手势。因为整个过程从头至尾很快就可以通过网络来完成，正如布里顿所说，他确信自己没有必要向拉勒曼推销。拉勒曼甚至不怎么喜欢雪茄。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www——点——斜杠——超级网络商业这件事，已经召开过无数专业的研讨会，美国所有的营销和广告以及相关支持行业都为此感到非常兴奋。但在大多数机构仍然看到了即将到来的www主要是作为新式的、高影响力的广告而设的第五场域[50]，与更具前瞻性、类似贝尔特广告公司这样的公司，对正在来临的时代所具有的视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个时代也会涉及如何开发商业网络从事惊人的研究。未显示的小跟踪代码可以被设计成标记和跟踪每个消费者对网站的兴趣和消费模式——说到这里，拉勒曼再次告诉布里顿说，这些算法通常叫什么，并断言他本人知道如何设计这些算法；当然，他没有告诉布里顿，他已经暗中帮助杰斯沃特联合公司那位风情万种的克洛伊·杰斯沃特设计了一些很特别的小型追踪算法，而其中的两个“计算机文件”甚至在那一刻已经深嵌在△y小组的SMTP/POP协议中。布里顿说，焦点小组甚至还有n倍大的测试市场都可以通过对消费者已知模式的方差分析[51]进行抽象整合，而对定向焦点小组的审核就直接内置在了里面——例如，谁表现出了兴趣？谁购买了该产品或相关产品，通过哪个链接从哪个网络供应商那里购买？——不仅没有预审，也没有老掉牙的每日费用，甚至连消费者知道自己参与了某类市场测试这一不必要的变量也被删除了，因为消费者对自己作为测试对象，而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欲望驱动的消费者具备主观意识，这一直是在市场研究时被藏匿起来的其中一种失真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任何已知的方差分析中量化主观身份意识。焦点小组将走上渡渡鸟、野牛和装饰艺术的道路。布里顿已经和拉勒曼进行了好几次的对话，这是布里顿给自己打气的方式之一。拉勒曼有一个幻觉，幻想着自己坐在一张昂贵的大办公桌前，杰斯沃特在他身后揉捏着他的斜方肌，而一个巨大的澳洲坚果坐在办公桌前的矮椅子上，恳求一个可行的解雇补偿金。有时，在少有的几次自慰中，拉勒曼的幻想中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自己赤裸着上身，身上装饰着战争彩绘，穿着靴子站在各种仰卧的男人的胸前，对着幻想的框架外的某个像是月亮的东西嚎叫。换句话说，用大红色的肉体尖端示意说，就是这种呆板的技术，也就是现在技术处理部那帮拉勒曼的手下用来对“定向焦点小组”文件进行分析的技术，可以代替文件工作。不再有小样本测试，不再有β-风险或方差误差概率，不再有1-α置信区间，也不会再有人为因素或熵噪。有一次，在康奈尔大学读大三的时候，拉勒曼在A.C.S.D.实验室出了事故，吸入了卤化氢气体，他好几天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用牙咬着一朵玫瑰花，见谁都想跳探戈，还坚持让大家都叫他“豪迈的恩里克”，直到他的几个兄弟会的兄弟们凑在一起，揍了他一顿，才把他打回了原形，但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卤化氢事件之后，还是变得不太一样了。目前，在贝尔特和布里顿的前瞻性视野中，市场成为其自身的测试对象。地形=地图。一切都编了码，也不会再有引导员来混淆视听了，不会再用各种无限的、短暂的、不可察觉的方式来干预测试，人类正是用这样的方式，不断地互相影响，混淆视听。△y小组会成为100%靠科技驱动的、抽象的，自身的“倾心商店”。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些硬性的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明确表明，人类引导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外表、方式和语法等可变因素和/或甚至是个人的小个性或态度都会影响焦点小组的调查结果。纸上的东西，所有终端行里斜体的t和i的点，甚至或许还有影响力极高的全彩图——因为这些人毕竟是专业的统计学家，都是实地研究员；他们知道数字不会说谎；如果他们看到数据势必承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就会悄悄地走开，甚至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团队的利益，提出辞职。此外，随后拉勒曼也指出，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试图通过威胁某种穿着狗屁西装的人，从而来对抗或压榨△y小组，以便获得更丰厚的离职金的话，那么研究数据也会派上用场。他几乎能感觉到脚后跟下布里顿先生胸骨的质感。更何况（布里顿说，他有时就像拿着飞镖一样拿着雪茄，在规定或完善一个观点时，会向空气中刺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走。实地调查员。有些人可以被留下来。调动。再次受训操作机器，跟着信息记录程序，运行终端行代码，坐在那里，而这一切都将被编译好。其余的人就得离开了。这就是一个粗糙的活儿；达尔文的口号仍然适合。布里顿有时会称呼拉勒曼为小伙子或小男孩，但当然从来没有一次叫他“豪迈的恩里克”。布里顿先生对拉勒曼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是谁，完全没有任何了解，作为一个个体，拉勒曼觉得自己的命运非常特殊，高于常人。他已经练习了无数次微笑，无论牙齿上是否咬着玫瑰花。布里顿说，秘密实验的压力源将一如既往地在自然界和硬科学中存在，它会决定什么该存活下去。这就是适者生存。这就像适应新格局的人，会对抗过于与众不同的人，明白了吧，一旦到了迫不得已就会暗潮涌动。这都是狡黠的废话。布里顿在办公桌上方的空气中戳了个发光的洞。他说，他的意思是，要明白引导员是如何对计划外的刺激做出反应的，他们如何对焦点小组本身的反应做出反应。他们需要的只是压力源。镶嵌其中的高影响力的刺激。把它们摇起来。他说，摇动笼子，看看有什么会掉出来。这一切其实就是那款叫做“给人足够长的绳子”的游戏的意义。大个子往后靠，他的笑容既温暖又充满期待。被他邀请来的小男孩将与他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想一想就在此时此刻可能有一些怎样的压力。如同和布里顿本人一样，将需要的测试具体化。没有哪个时间段比现在更合适了。斯科特·拉勒曼在大个子装模作样把他的“泉眼”牌香烟拿出来时，感到了一种隐约的潜在恐惧。要抓住时机和大人物们一起上阵，感受一下真正的一线创意。就在此时此地。一个△y小组里的金童展示自己的机会。让老板刮目相看。什么都可以。无意识地流动。去头脑风暴。诀窍是不要思考，一起自由飞翔。[52]大个子从五开始倒数，一只手放在耳边，另一只手朝下指着拉勒曼，好像在向他发出“你上线了”的信号，他的眼睛现在是两个钉子头，小嘴朝下。指甲周围的边缘有一些黑色的残渣。拉勒曼坐在那里对着它微笑，他的脑海里是一个又大又平的空白屏幕。

受难频道

1

“但它们是屎。”

“不过，它们同时也是艺术品。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真的难以置信。”

“不，它们真的就是屎呀，实实在在就是屎。”

阿特沃特在跟《风格》杂志社的助理编辑打电话。在假日酒店餐厅外的走廊上，有两部一模一样的付费电话，他就是在那儿打的。他邀请莫尔特克夫妇去那里吃饭，想让他们再多提供一点信息，以便写进稿子里。走廊通向一楼的电梯和洗手间，再往后就是酒店的厨房和设备间。

在《风格》杂志社，编辑更多是一个行政头衔。真正从事编辑工作的通常是那些被称为“助理编辑”的人。这是BSG[53]子公司的行规。

“你只需要看看它们。”

“我不想看，”助理编辑回答说，“我不盯着屎看。没人想盯着屎看。斯基普，重点是：人们不想盯着屎看。”

“但如果你——”

“就算屎被捏成各种肖像、微缩模型，抑或任何它们所宣称的样子，那又怎样？”

斯基普·阿特沃特的实习生名叫劳瑞尔·曼德利，她正在聆听整场对话。阿特沃特一开始是打电话给她的，因为他绝不会在星期天往助理编辑的首席实习生的分机上拨号，并让她应答。《风格》杂志社编辑部的所有员工都会在周末上班，因为该杂志“夏日娱乐”专题的双期合刊的截稿日期是7月2日。在随后的报告会上，劳瑞尔·曼德利不止一次对斯基普说，这是个忙碌且压力超大的时间段。

“不，不，不是被捏成什么，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你不能——它们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已经完全成型了，所以我才会用‘难以置信’这个词。”阿特沃特矮胖身材，长一张娃娃脸，有时为了强调话的音节，会不自觉地把拳头举到腰间，上下挥舞。他个子矮小，梨形身材，是《风格》杂志社的正式员工。他精力十足，能力极强，有团队精神，永远不失礼节。他有时穿衣过于严谨——比如，假日酒店那条狭小走道非常热，还是封闭的，而阿特沃特却没有脱掉他的夹克，甚至连领带都没有松。《风格》杂志社有几个喜欢挖苦人的实习生，在他们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流言，说斯基普·阿特沃特穿得就像一个早早退了休、彻底不再训练的骑师。而在有的部门里，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会刮胡子。阿特沃特很在意自己这张娃娃脸以及他耳朵的尺寸和鲜丽的颜色，但他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会受人议论，是因为他这身装束一直不变，总穿件海军蓝夹克和商品目录中的宽松裤，恰恰是这一点，把他出生于中西部的信息暴露给了那些对文化地理学了如指掌的实习生。

这位助理编辑戴一个头戴式电话，一边在和阿特沃特讲电话，一边忙着其他工作。他是个像熊一样的大块头，就像杂志编辑常有的那样，他酷爱冷嘲热讽，尤其令他远近闻名的绝技是，他能一手一个键盘，同时录入不同的内容，并且几乎不怎么出错。《风格》杂志编辑部的实习生为这种双手打字的才能所倾倒，在某一期定了稿，大家喝了点酒，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以及行为约束稍稍松动之后，他们常会在短暂而激烈的庆祝活动中，鼓动助理编辑表演这项技能。助理编辑有一个正在赖伊县立走读学校上学的女儿，《风格》杂志编辑部的许多实习生年轻时都曾在那里上过学。这一项打字技能说来有趣，因为这位助理编辑从未真正为《风格》杂志或是任何别的部门写过东西——他是通过“事实校对”工作升上来的，严格说来，这份工作其实隶属于法务部的一个分支，归《风格》杂志的母公司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管。不管怎么说，此项双手打字技能说明了背景中为何会充斥着敲击声，那时，这位助理编辑正大声回应一份令他讨厌且不符合阿特沃特风格的稿件。通常情况下，阿特沃特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专业人士，非常清楚《风格》杂志“世界动态”栏目，也就是他本人负责的版块所涵盖的特点，且还从未出现过发挥不稳定或主旨不明的情况，需要返工的情况更是很少出现。

两人用语速极快、清晰精炼的语言就编辑方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助理编辑说：“你好好想想，你打算呈现这玩意儿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难不成让我们去拍那个人坐在马桶上，然后把屎拉出来吗？你打算把这个画面描述出来？”

“你说的一切都有理有据，且都可以理解，但我想说的是，你是否想过这会有什么结果。我指的是艺术作品本身。”两个付费电话嵌着木纹框架，旁边有一个中间镂空用来放电话簿的坚固钢架。阿特沃特曾宣称，他无法使用自己那部电话，因为一旦去了类似印第安纳波利斯和里奇蒙德南部这样的偏远地带，那里没有足够的移动信号续电器，因此也就无法传递稳定的信号。在这个狭小且吵闹的走廊里——厨房就恰好在墙的另一边，那里会传来大量嬉笑和喊叫声——由于配备了玻璃门，再加上没有安装中央空调，温度逼近了100华氏度[54]。阿特沃特在鲍尔州立大学读新闻专业时，曾在靠近“联合76卡车旅行广场”的一家24小时餐馆打工，所以对快餐店里的声音很熟悉。位于曼西的这家餐厅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名字：吃吧[55]。阿特沃特扭过头去不理一切，身子微凹下去，弯起腰来，缩进他本人和电话之间的空间里，这个姿态就像公共场合里常见的那些打付费电话的人一样。他的拳头就在小架子下晃动着，那里放薄薄一本“惠特科姆——卡梅尔山——西皮奥”及周边社区的电话目录。根据招牌和菜单显示，假日酒店里这家餐厅的真正名字是“老式乡村自助餐馆”。在他左手边，一对老夫妇正将一大堆行李从走廊玻璃门里拿出来。他们过一会儿就会想明白，要一个人先过这道门，并给另一个人撑着门才行。那是2001年7月1日的午后时分。你还可以听到助理编辑时不时在办公室里跟别人说话，这并不算是他的错，也不见得是在排挤阿特沃特，因为别人总是进来问他事儿。

不久之后，阿特沃特在男洗手间里往耳朵和脸上泼了一点冷水，又从走道那扇脏兮兮的门走了出来，穿过餐厅自助餐桌旁的人群。他还照了照洗手台上的镜子，给自己打了打气——通常，只有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真的在挥舞拳头。自助餐的主菜上都亮着红色的加热灯，一个戴着皱巴巴厨师帽的男人，正按照人们各自点的规格切上等肋排。宽敞的房间散发着浓烈的人和饭菜的味道。每个人的脸都在湿气中闪闪发光。阿特沃特像所有矮个子男人一样，走起路来会侧着肩膀，步子也迈得很重。周日的食客很多都是老人，他们戴着翻盖儿墨镜，发明这玩意儿的人倒蛮适合写进“世界动态”专栏里。餐厅里几乎再也看不到真正的捕蝇纸了。即使隔着拥挤的餐厅，也不难发现那对夫妇坐在哪里，因为那位艺术家的妻子，莫尔特克夫人戴着个硕大的金色头冠，它都快与女主持人的讲台持平了。阿特沃特以这颗头为标志物，在房间里穿梭起来，他自己的耳朵和额头都因飞速运转而泛红。说回位于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十六层的《风格》编辑部，此时，助理编辑正在用对讲机与他的首席实习生交谈，同时还在用键盘敲打一封内部邮件。布林特·莫尔特克先生，也就是那篇选题文章的主角，正一动不动地对着他的妻子微笑，可能是在回应什么。他的主菜几乎没怎么动。莫尔特克太太正用小指头抹去嘴角的蛋黄酱或调料，在阿特沃特举起双臂的时候，她迎上了他的目光：

“他们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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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沃特之所以会在假日酒店餐厅对面那间密不透风的男厕所里自言自语，部分原因在于，就在那位记者说出“……作品本身”这句话之后，那通收费的长途电话还持续了几分钟，与此同时，谈话的内容也逐渐激烈起来，致使对话没有任何进展，争论的双方也都没有要修正观点的意思，只不过助理编辑随后对首席实习生说，相较平日里讲究完美的专业人士的处事方式来说，斯基普这一次对整件古怪的事情似乎更为上心。

“我做得没问题。我找到了选题，然后就动手去做了。”

“我不是在说你这个人，也不是在说你是否能把事情做好，”助理编辑说，“我就是把会发生什么和不会发生什么说给你听而已。”

“我似乎想起来，某人曾经说过，鹦鹉学舌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阿特沃特在此提起的是他之前给《风格》杂志写的一篇稿子。

“你把这事儿搞成了我和你之间的一场争论。其实它就是一坨屎的事儿。排泄物。人类的粪便。说白了：《风格》不会刊登人类的粪便。”

“但是，这也是艺术品啊。”

“但是，这也是屎啊。并且你已经被派去芝加哥看我们给你的别的事儿了，因为你已经把选题报给我了，从我们能做的事情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已经很没有把握了。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

“我已经准备那么做了。今天是星期天，明天劳瑞尔会帮我顶一天。我得在州际公路上颠簸两个小时。这两件事110%可以一起干。”阿特沃特吸了吸鼻子，猛地咽了咽口水，“你知道我对这个地区是了解的。”

助理编辑刚提到的是要在《风格》上刊登的另一篇涉及“受难频道”的文章。“受难频道”是个大型有线电视经营项目，阿特沃特让劳瑞尔·曼德利在外围做一些迂回的工作，并直接把“世界动态”栏目丢给了编辑部的首席实习生去做。阿特沃特是负责“世界动态”的三个正式员工之一。该专栏每周可以分到0.75个版面，在BSG出版的周刊中，其版面的篇幅最接近那些奇闻怪事或八卦新闻，这也成了在《风格》杂志最高层争论的焦点。配备的人事规格和大号字体意味着，斯基普·阿特沃特正式签了约，每三周要写一篇四百字的文章，只不过自从“艾克沙夫特·博德媒体公司”迫使安格尔夫人削减了除名人新闻外的一切编辑预算后，“世界动态”栏目中薪资最低的人就一直处于半停工状态，所以实际上，更像是每八周完成三篇作品的量。

“我会连夜把照片送过去。”

“你别这样。”

正如前文所说，阿特沃特很少意识到上下挥舞拳头的事儿，在他的记忆中，这最早是在《印第安纳星报》工作的高压环境中开始的。当他逐渐意识到他在那么做时，有时会低头看看这只挥舞着的拳头，但却不认得，仿佛这只拳头是别人的。这是阿特沃特自我感知中的几处空白或盲点之一，这一点反过头来也部分解释了他为何会在《风格》办公室里激发出既热情又略带自负的气氛。与他合作密切的人，如劳瑞尔·曼德利，都认为他没有多少防护性的棱角和外壳，劳瑞尔对他的尊重里，显然包含一些母性成分。他的实习生有强烈的奉献精神，这一点反过来使《风格》杂志社里的一些人把他当成一个喜欢摆布下属的人，无法开发自我的内在资源，而只能依靠与别人共事。负责杂志“社会版”专题的前任助理编辑曾把斯基普·阿特沃特称为情绪激动的卫生棉条，虽然有很多人可以证实，前任助理编辑是个夹带各种私货的人。就像各地的政治体制一样，整件事非常复杂。

也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除了助理编辑在与《风格》的人商议重要引文的版面时有过一次持续的沉默之外，编辑们在电话里用来交换意见的语速非常快，内容也很紧凑，阿特沃特可以清楚地听到那阵沉默。不过，之后的几次沉默，几乎可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这样吧，如果你能听得进话，”助理编辑最终开口说，“如果我告诉你安格尔夫人会对我说，我和你一样兴奋呐，然后给你批准了，随后上编辑会讨论并打算在9月10日那一期刊登，这样怎么样？你是不是脑子抽风了？人们对屎一点兴趣也没有。人们对屎只会感到恶心和反感。正因此，人们才把它叫做‘屎’。更别说还有那些占据不小版幅的美食和美容广告了。你是不是疯了？以上就是她会说的话。”安格尔夫人是《风格》杂志的执行主编，而且还是维护母公司利益的主力，而这个母公司则是博德媒体公司的美国分部。

“不过，与之相反的推论的是，这件事极为常见且普遍，”阿特沃特说，“每个人对屎都有自己的经验。”

“但是，这是个人的私密经验。”尽管，严格来说，最后这一通反驳还是包含在同一次收费电话通话中的，但它却构成了随后与劳瑞尔·曼德利进行的单独对话的一部分，实习生在阿特沃特出差时替他接电话和传真，筛选和审查由“研发部”的一些“墨镜人”针对“世界动态”所提出的报告，并替他进行沟通。“它是私下完成的，是在一个私密场所完成的，然后就被冲掉了。人们会冲水，然后它就被冲走了。这是人们不再愿意提起的事儿。所以没有人愿意提起它。”

劳瑞尔·曼德利，就像杂志社里大多数高级实习生一样，穿着极为考究，搭配一身职业装，在一个鼻孔上打了一颗小小的钻石鼻钉，只有在面对面交流时，阿特沃特才会因为这个鼻钉分一丝丝的心，不过，她非常精明干练——事实上，她曾被票选为“女子技工学校”96级学员中“最理性的人”。但她同时连一句简单的陈述句也写不出来，因此，无论怎么动歪脑筋，她也不是阿特沃特在《风格》杂志社的职位竞争对手。阿特沃特之前或许只带过一两个实习生，所以他特别器重劳瑞尔，他会征询她的意见，只要有需求，他会乐于接受她投入精力，并且会把大把时间花在与她聊电话上，与她分享他个人经历中的点滴，其中包括一条四岁大的混血舒伯齐犬的照片，这条狗是他的骄傲，给他带来快乐。劳瑞尔的父亲掌控着“当红影视”公司威斯康星州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特许经营权，她母亲正在为园艺师证书考试做最后的冲刺。从现在起的两个月时间里，《风格》杂志将会成为历史，而无论出于巧合还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劳瑞尔本人注定会从这场悲剧中幸存下来。

阿特沃特用两根手指上下搓了搓鼻子。“好吧，有些人还是会谈论屎的。你应该去听听小男孩们怎么说。成年人也会，比如在一间厕所里，他们会说诸如‘我昨晚拉的屎说出来你都不信’之类的话。”

“我不想听。我不愿想象成年人彼此间会说这样的话。”

“这样的对话并不会经常说。”阿特沃特退一步说，他感到与一个异性谈这些有点不太合适，“我想说的是，这件事令人感到尴尬和反感的地方，这才是重点，如果处理妥当的话。将厌恶感稍作处理一下。这是UBA。”UBA是他们这个行业里对“乐观角度”[56]的简称，硬新闻部门会将此称为故事的噱头，“也就是说，它是对尴尬和厌恶的一次意想不到的反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彰显出创意来。”

劳瑞尔·曼德利坐着，把双脚放在阿特沃特桌旁一个打开的抽屉上，她没有将头戴式电话戴在头上，而是用手拿着。她的身材瘦得几乎快达到就医的临界点了，她长着突脑门，高挑眉，头上夹着玳瑁发卡，此外，她就像阿特沃特一样，总那么真诚和严肃。她已经在《风格》杂志实习了快一年，已经知道斯基普作为BSG旗下的一位记者，唯一真正的弱点在于喜欢不着边际的抽象思考，要想将他拉回现实，落到实处，通常其实并不难。她还明白，斯基普这种偏好是对他自认为的一种补偿形式，也是一种对悲剧的不充分感知，一位在《印第安纳星报》工作的编辑曾将这种感知力归咎为上了年纪的表现，在这个年纪，此类事件会在心灵深处消失不见，并成为你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在卫斯理大学读书时，曾有一个教授批评劳瑞尔·曼德利大一时写的一篇论文，认为其中表现出一种他称之为不相称的自信心所导致的自我封闭和欺骗的论调，这一点迅速成了她自我感知中的一块黑暗地带。

“那就去写一篇有关这个人的博士论文吧，”她回应说，“但别指望我去找弗里克小姐让《风格》杂志的读者听到有人从屁股里拉出一个小雕像，这是不可能的。”劳瑞尔现在总会在脑中自言自语，她那些自欺的日子并没有远去。“我会用信誉担保，艾伦不会把她的信誉花在担保那些注定失败的事上。”

“让别人去做事儿，你可得小心点。”她说。艾伦·巴克特里亚，私下里也被人称为弗里克小姐，是“世界动态”栏目的首席实习生。她可是个红人，不仅是助理主编的得力助手，而且据说还是八十二楼安格尔太太手下某个高管的耳线，艾伦和这位高管实习生会经常从“熨斗区”[57]出发，沿哈德逊路边那条几乎延伸到“炮台公园”的特设自行车道结伴骑车上班。据说，他们甚至还戴着情侣头盔。

出于复杂的个人和人际交往的原因，阿特沃特在艾伦身边时总会感到不自在，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尽量躲开。

有那么一会儿，他这边的电话里，除了背景的交谈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总之，这个人是谁？”劳瑞尔问，“什么样的人会想展示自己拉的屎？”

2

印第安纳州的风暴已见怪不怪。即使你站在阳光下呼吸，仍可看到风暴从半州开外的地方朝这里刮来，就像一列行驶在笔直轨道上的火车。阿特沃特的眼睛常被他母亲称为“天气之眼”。

他们仨以中西部人特有的那种痴情的和蔼态度在莫尔特克夫妇的起居室里度过了中午时光，客厅的窗帘开着，两台旋转的风扇将阿特沃特的头发吹起又飘落，也吹起了小架子上的杂志。劳瑞尔是某种善于冷不丁给潜在顾客打电话的高手，她在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话安排了这次最初的会面。莫尔特克夫妇的家是半间租来的复式住宅，随着温度越来越高，你能听到它的铝制护墙板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在里面房间，一台窗式空调咕噜咕噜地转着。车道上那辆灰白色的“乐通家政”[58]货车表明，莫尔特克家这边相当具有田园风格。劳瑞尔利用互联网找到了这个地址，这种方式她一如既往地做得非常完美。这是条新开发的独头巷道，刚刚铺上水泥，路边还留着喷涂的工程说明。阿特沃特停好租来的“科沃兹”汽车时，只有在非常靠西的地平线上，露出了堆在一起的云彩。有些人家的院子里还没有完全铺上草皮。几乎没有他们家这样的门廊。莫尔特克家的前门有一面插在斜支架上的美国国旗，防风门的门框上贴着一个经过阳极氧化的浮雕，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瓢虫或某种甲虫，人们必须得稍稍退到水泥板上，才能把门打开。水泥板的垫子上印着“欢迎”两个字。

客厅狭小且不通风，大体上涂着绿色和类似棕色枫糖浆的那种茶色。整个房间都铺着厚厚的地毯，里面摆放着的坐卧两用的长沙发、椅子和茶几，显然是作为成套家具购置的。钟表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只鸟。壁炉上的针织品，传递出这个家和它的居住者对传统的渴望。冰红茶甜得让人发腻。房间的东墙被一个奇怪的污点或水印破坏了，阿特沃特推测这是莫尔特克家与复式住宅另一侧共用一面承重墙所导致。

“当我知道它是怎么制作的时候，我会和很多人说。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制作的。”阿特沃特坐在电视旁边的软垫摇椅上，正对着艺术家和他的妻子，他俩一起坐在坐卧两用的长沙发上。记者舒服地跷着二郎腿，但实际上并没有摇晃起身子来。刚开始时，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聊这个地区以及他对该地的记忆，这让莫尔特克夫妇松弛下来，由此建立了一种融洽的关系。尽管录音机已经拿了出来，开始录音了，但他还是带着一本速记员用的笔记本，因为这让他看起来更符合大众对新闻界人士的一贯印象。

你几乎可以很快察觉到，艺术家以及/或者说这段婚姻的活力有些不对劲。布林特·莫尔特克缩着身子或弯腰坐着，脚趾藏在裤子里，双手放在大腿上，这种姿势让人联想到一个被责骂的孩子，但他又在对着阿特沃特微笑。全程一直在微笑。这不是在公司时那种空洞的职业微笑，但本质上是相似的。莫尔特克是个膀阔腰圆的男人，鬓发斑白，头发向后梳，发型看起来像个歪向一边的鸭屁股。他穿着“山斯贝尔特”牌休闲裤和一件深蓝色针织衫，胸前印着公司的名字。从他鼻子上的凹痕可以看出，他有时会戴眼镜。阿特沃特在“格雷格”速记本中记下了艺术家的另一个怪癖：他双手的摆放方式。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完美的圆，莫尔特克举着这个圆圈，就像在他面前挥舞着一个光圈或靶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习惯。就其所代表的意义而言，这是一个既明了又有些晦涩的手势。再加上他脸上那副僵硬的笑容，这些几乎是噩梦中才会出现的东西。阿特沃特的双手控制得很好，表现得也很得体——只有在私下里，他才会痉挛地挥舞拳头。这位记者儿时得的花粉症又犯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察觉到从莫尔特克先生身上以大量波纹形式散发出的老香料的气味。这股老香料的味道曾是阿特沃特父亲身上的气味，据说，在他之前，他父亲的父亲也有这股气味。

阿特沃特还对长沙发后的装饰画了如指掌，它叫《森林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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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格》杂志的聚会和庆典中充斥着各种传统、幽默和逆反的礼仪，这让曼哈顿的出版实习生羡慕不已，而这位“世界动态”栏目助理编辑的打字特技只是其中一项。这些聚会通常会在十六楼的开放酒吧举行；有时那里甚至还会提供餐饮。平日里一板一眼、难以忍受的校对部负责人会模仿起美国各届总统抽大麻的样子，若非亲眼看见，恐怕没人会相信眼前的一切。如果有合适的伏特加和火源，就可以说服一位来自海地的高级接待员表演喷火。版权部有个非常奇怪的高级律师助理，无论天气预报怎么播报，他每天都会穿着应对恶劣天气的装备出现在办公室里，这人原来是百老汇剧组《耶稣基督超级明星》的原创成员，他做过一场可能会有伤风败俗之嫌的讽刺歌舞剧。有的实习生打扮得怪里怪气，指甲偶尔也会涂上“修正液”。安格尔夫人手下的行政部实习生穿过一套白色皮衣，上面有令人无法直视的流苏，还系着一条皮带和枪套配件，里面插着一把玩具手枪。一位长期戴着“墨镜”[59]的主管用水晶灯、澄清牌蒸馏酒、去皮的水果和一台普通办公室碎纸机，制造了一款她称之为“巴黎最后的芒果”的酒。在奥斯卡周[60]达到高潮时，社里会举办每年一度的实习生模拟颁奖典礼，这场典礼会吸引人们坐在地板上观看——有一年他们还请来了吉恩·沙利特[61]。诸如此类。

然而，在尽管通俗、但引人入胜的派对传统中，若论获得的赞誉，没人能与安格尔夫人相提并论，因为她每年会为庆贺新年和年度“最具风格人物”评选落幕的庆典合刊，写一篇带有自我戏谑的文章。她戴着人造首饰，装腔作势，浑身颤抖，捏着假声，戴着长柄眼镜，用突显双下巴的方式托着头，手里拿着香槟鸡尾酒蹒跚走步，就像马克思兄弟[62]电影中的那些蠢笨的老女人。这一整套动作对士气和干劲产生的影响是很难说清的。在出版界度过的其余时间里，安格尔夫人近乎一个宣判遗嘱的人，令人惧怕，不苟言笑，严肃得就如同一场心脏病。安格尔夫人是“佛里特街”[63]和R.默多克开办的两个独立创业公司的老员工，1994年时，她以业界神话被从《我们》杂志挖了过来，她让《风格》杂志实现首次盈利。据说她在博德媒体公司的最高层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还曾是纽约有史以来最早穿上范思哲裤装的人之一，所以，谁也别想对她耍什么花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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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尔·莫尔特克太太，那位艺术家的年轻配偶，穿一件鼓鼓的巨大粉色家居服，脚上一双扁平帆布鞋，这么说不知是好是坏——她是阿特沃特见过的得肥胖症的女人中最性感的一个。印第安纳州的东部不乏一些大块头美女，但她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更像一道风景：体重达四分之一吨的中西部标准美女。阿特沃特已经在他小小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好几页对莫尔特克太太的描述、类比以及抽象的溢美之词，这些内容均无法写进一篇限制字数的文章里，即便在记笔记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应该如何写稿，并刊登出来。她身上的诱惑力是返祖的，这一点他很清楚。而有些诱惑力则源于一种对比，没有曼哈顿女人那种凹陷的腮颊和忍饥挨饿的眼神。他曾私下里看过《风格》杂志的实习生在进食前，会在一个很小的制药秤上称重食物。阿特沃特在笔记中做了一番推论，他认为莫尔特克太太或许是种“反美人”，主要由无法令人讨厌的东西组成。他还将她的脸和喉咙与那些在满月时会嚎叫的犬科动物做了对比。显然，助理编辑从未见过哪怕一丁点与之类似的人类样本。在BSG上班的正式员工是从基础做起，一点点把文章写好的。而阿特沃特，由于最初是为《每日新闻》收集背景材料，所以他在“世界动态”栏目里的文章是这样写成的：先将内容倾倒在笔记本上，然后再用文字处理机打出一大堆洋洋洒洒的散文，随后再对这些内容层层删减，最终沉淀为一篇不超过四百字的商业性文章。这是一项费劲活儿，但却是他独特的方式。阿特沃特身边的同事，甚至不用罗马数字列提纲就无法动笔写文章。《风格》里的日间电视节目专家只有在公共交通上才能写文章。只要员工的个人绩效是满的，并且能在截止日前交稿，BSG周刊还是会尊重每个人的工作程序的。

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对阿特沃特太太出言不逊，或做过一些不礼貌的举动。她曾让小维吉尔去田野边的灌木丛中砍下一根枝条来，并用这枝条抽打他。在19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她皈依于一个分裂的教派，这个教派会在安德森郊区的一辆房车里聚会，她不会放过任何教训他的机会。他的父亲是个理发师，货真价实的那种，他会穿着罩衫，拿着卷发杆，把鼠尾梳子放在装着消毒剂的罐子里。除了博德美国分公司那位工资数据处理者，曼西东部没有人知道阿特沃特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莫尔特克太太挺直腰背，脚踝交叉，奶油白的小腿粗壮而光滑，上面看不到任何血管，而在阿特沃特笔下，小腿的大小和色调类似博物馆里的陪葬品，就是和戴青铜面具的死者一起陪葬的古董花瓶和骨灰瓮。她那张唱片大小的脸极富表现力，她的眼睛虽然因脂肪的包裹而显小，但却显得聪明伶俐。茶几上倒扣一本安妮·赖斯的平装书，旁边放着她的仿磨砂饮料杯，还有一叠双语标题的巴特里克牌服装图案。阿特沃特把手握在笔杆很高的位置，他已经注意到，她丈夫虽然一直保持微笑，但眼睛却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唯有一次，阿特沃特相信，他看到的是他父亲的笑容，那是一个狰狞的笑，预示着将会罹患大面积的梗塞，会让人向前俯卧在马蹄坑的沙地里，鞋子飞过木桩，飞过完成一半的养蜂场，飞过模拟作战的靶场，飞过轮胎秋千的支架，飞过后院的围栏，再也找不回来，甚至再也见不到了，而维吉尔和他的双胞胎弟弟一直站在那里，瞪大眼睛，红着耳朵，身子四仰八叉地趴在厨房窗户的纱窗前来回张望，在随后的回忆中，他们不能动弹，不能喊叫的感觉，与梦魇中的麻痹感非常相似。

莫尔特克夫妇已经带他参观了防风地窖，并带他看了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陈列，但阿特沃特决定等到他真正需要参观厕所时，再去看看真正发生创造性奇迹的地方。他觉得，请他们展示厕所，然后让他们在一旁看他检视，那会相当尴尬，也不得体。艺术家妻子的腿上放着某种衣服或一匹橘色的布料，里面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插着许多针。茶几上一个巨大的苹果状的毛毡，上面插着许多备用针。她占据了整张沙发的一侧，也占据了另一侧的一些位置。屋外黏稠的热浪围拢过来时，能感到墙壁和窗帘在逐渐升温。在经历了一阵冗长且令人不适的失语症般的沉默后，阿特沃特想起这个苹果状毛毡的正确叫法：针垫。这种感觉之所以令人不适是因为这个细节根本无关紧要。另外，每当近在咫尺的风扇从他这里转过头去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丝被抛弃的感觉。不过总的来说，这位记者的精神状态很好。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其中一部分靠的是真本事。但似乎还有另一种非常固执、无坚不摧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把人拉回到最初的领域。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腔调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一两次笨拙地将腿重新跷起后，阿特沃特找到一种端坐的姿势，他把重心放在了左臀，加了软垫的摇椅稳稳拖住了这个重心，这样，他的右腿就形成了一个可以用来做笔记的稳定表面。有线电视转换盒旁，一个塑料杯垫上放着他那杯蒙了一层水汽的冰红茶。在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装裱好的版画，这让阿特沃特格外关注。两幅画是配套的组画，画的都是巡回猎犬，它们被艺术家赋予了人的眼睛，显得极为高贵，每条狗嘴里都叼着某种死去的鸟。

“每当我说，我是多好奇你是怎么创作这个的时候，我想我在替很多人问，”阿特沃特说，“整个东西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现场停顿了三拍，在此期间，没有人动一下，也没有人说话，只有风扇的嗡嗡声短暂地伴奏着，随后那个声音就又远去了。

“我觉得这是个微妙的主题。”阿特沃特说。

接着是另一阵呆板的停顿，只是比之前稍微长了一些，随后，莫尔特克太太伸出了她那只晃着肉的肥硕的手，在艺术家左胸或肩膀的某个地方拍了一下，由此发出了肉肉的声音，以此来提示他该回答问题了。整个动作很熟练，又没有过度，莫尔特克用力往右靠了靠，随后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唯一可见的反应就是他在内心搜索起答案，并尽可能老实地回答。

艺术家说：“我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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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沃特之所以用翻盖速记本，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可以做做样子，但这也是他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养成的习惯，它有深刻的个性和魅力，他很适应这一习惯。从职业角色的角度来说，他是个老派而不怎么会使用科技的人。不过，现今是截然不同的新闻时代了，在莫尔特克夫妇的起居室里，他也拿出了小型专业录音机，并将它启动，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录音机的技术是国外的，内置了一个高灵敏麦克风，不过，这台设备也是要填装AAA电池的，而且配备的微型磁带也必须专门订购。BSG杂志社整体上非常注重法律诉讼，任何在《风格》杂志社上班的人，在稿子还没排版前，必须把所有相关笔记和磁带提交给法务部，这也是一期杂志收稿的那天会如此紧张且压力重重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和实习生很少有一整个周末休息时间的原因。

安布尔拍了拍莫尔特克，他重重地靠在长沙发的右侧扶手上，于是，他用食指和大拇指无意识组成的那个圈也就自然而然地分开了，但现在，当他们一起坐在窗帘透出的淡绿色的光下，互相报以微笑时，他又举起了这个圈。起初，那声音听起来像是远处传来的枪声或鞭炮声，但实际上是威尔基开发区新建居民房的外壳在翻滚的热量中膨胀的声音。这个在手指中部蜷起的圈，无论将它比作光圈，还是靶心、孔口、空隙都似乎不那么准确，但阿特沃特突然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在梦境和某些艺术中，事物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本身，而似乎总代表着你无法完全指认的其他东西——这位记者在速记本上记下了好几个标记，提醒自己考虑这个手势是否是无意识的可见代码，抑或，它是不是一个关键信息，可以表现出艺术家对虽然非凡，但确实具有争议性，甚至可能是令人厌恶的天赋所做出的矛盾反应。

录音机的电池指示灯显出亮眼的鲜红色。安布尔偶尔会朝着正在缝纫的材料欠身向前，查看录音带还剩多少。阿特沃特再次向艺术家和他的妻子道谢，感谢他们在星期天向他开放他们的家，并解释他必须前往芝加哥一两天，但如果莫尔特克夫妇同意的话，他会再回来采集更深层的背景信息。他解释说，《风格》杂志非常喜欢刊登这类个性的文章，而这类文章离开艺术家的配合很难完成，如果莫尔特克先生和太太不打算投入其中，并像《风格》杂志的每个人那样如此热衷于这篇文章的话，那他自即日起，就不打算浪费他俩的时间了。他把这番话说给艺术家听，但注意到的是安布尔·莫尔特克的反应。

他们之间摆放着一张咖啡桌，上面摆放着杂志、录音机和一个插着人造万寿菊的花瓶，在这些东西边上，放着三件据说是被莫尔特克淘汰的艺术品。这几件作品的尺寸略有不同，但都因卓越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彰显技艺的细节而引人注目——尽管在阿特沃特所记下的内容中，其中有一条是提醒他注意，在这个事例中，“技艺”这个词是否适用，但是这些样品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莫尔特克太太说的话，她认为这些东西她也能做。这些东西是阿特沃特到这里时才被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的。在后面那间独立的防风室里，确实还可以看到许多艺术品，它们被装在大致相同的玻璃盒子里。防风室的环境似乎极为完美，尽管阿特沃特立刻注意到，《风格》杂志任何一个摄影师都很难在这里布光并进行恰当的拍摄。到了早上11点，他因为花粉病的原因，只能张着嘴呼吸。

莫尔特克太太时不时会优雅地用手扇风，并说她觉得要下雨。

阿特沃特和他弟弟八年级时，有户人家搬来安德森市，就住在他们家所在的街上，这家人的父亲将一根浇水管的一端接到了汽车的排气管上，另一端引到室内，在自家的车库里自杀了，之后他那个和他同班的儿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都带着一副古怪的固定笑容四处走动，看起来既令人毛骨悚然，又显得勇气十足。布林特·莫尔特克坐在坐卧两用的长沙发上，露出了液压般的笑容，这让阿特沃特想起了哈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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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文疏忽，未提及的内容：印第安纳州几乎所有社区都有以1892年出生，颇受人们爱戴的共和党人文德尔·L·威尔基命名的街道、道路、车道和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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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机里小型磁带的第一面录满了阿特沃特回答莫尔特克夫人的问题。不管文章写成什么样，这对夫妇当中究竟是谁在显摆，很快就明了了，莫尔特克夫人以独特的印第安纳州风格，用前牙细细嚼着一块口香糖，她想知道这篇文章会发在哪里，何时刊登。她询问了字数、专栏尺寸、方框大小、引文等情况。她的皮肤呈婴儿般的乳白色，即使最轻微的接触，也会在上面留下印记。她曾使用过诸如授予、连载版权和“sic vos non vobis”[64]这样的术语，最后一个术语连阿特沃特都不知道。她把一些更壮观的艺术作品高清图片装在皮制文件夹里，封面上印着莫尔特克夫妇的名字和地址，要想租用这个文件夹，阿特沃特就得提供收据。

不过，磁带的另一面，记录的是莫尔特克先生本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其内容包括他那古怪而又矛盾的才华是如何首次出现的。根据这份叙述，阿特沃特在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提出质疑之后，莫尔特克太太最终向这位记者提出他们要离开一会儿，并把她丈夫拉到家中的一间侧房里，他们在那里秘密商议，与此同时，阿特沃特小心翼翼地在咀嚼剩余的冰块，这才有了磁带这一面的内容。结果，阿特沃特在回到假日酒店的二楼、洗完澡后，对他的膝盖进行了简单的紧急处理，颇费了一番周折，但还是未能把房间里那幅令人苦恼的画翻个面或把它移走，在干完这些之后，他把磁带上的内容写进速记本，把它当成深度背景/乐观角度的某个部分，莫尔特克先生似乎很积极，至少表现出了某种活力，如果他能在诱导之下，去除其中令人不快的部分，重点讲实质，那就更好了：

“在进行野外基础训练时（美国军队的训练，莫尔特克日后得知，这些训练作为维修部队的一部分内容，是为了在科威特展开“沙漠风暴行动”而开设的），负责马桶（公厕，卫生）的那帮人——任务是，他们要把（部队产生的固态垃圾）浸在汽油里，然后（用火焰喷射器）将它们烧掉——在（那些材料）燃尽之后，其中一个人在火中（废料之中）发现了某个奇特的东西，他把军士长叫过来，随后他们就嚷嚷起来，起初他们认为是某人为了恶作剧，而把某个东西丢进了（公厕），这是违反规定的，随后军士长说，当他发现是谁干的之后，他就会撬开（惹事的那一方的）脑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随后他们让负责公厕的士兵把火（熄灭），把那个东西（那件艺术品）拿了出来，随后他们发现这玩意儿并不是一个（违法或叛国的东西），并且不知道这玩意儿（固体的废弃物）是谁的，但是我很确定，这玩意儿是我的（因为，随后的研究报告说之前也出现过一样的东西，这就使得整个传闻或多或少变得没有意义了，但这件事被捏造和杜撰也是可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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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有个和他穿一样衣服的男人告诉阿特沃特说，很遗憾卡梅尔山假日酒店既没有配备供旅客使用的扫描仪，也没有传真机。

气温降了下来，街上的钠灯自动亮起，阿特沃特载着那位艺术家和他的夫人，从“老式乡村自助餐厅”开车回家，车内还带着一个泡沫饭盒，里面装着给狗吃的剩菜，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条狗。高大的榆树和洋槐开始摇曳，三分之二的天空中堆满了许多发出巨大的喃喃之声的云朵，它们自顾自翻滚着，仿佛在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搅动。莫尔特克太太坐在后座，车在爬坡时发出了可怕的噪声。先前在复式住宅另一边拉开的窗帘，现在被拉上了，尽管在另一侧的车道上依旧看不见车辆。另一侧的门口也挂着一面美国国旗。由于该地区典型的恶劣天气，街灯发出的灰色冷光让一切显得油腻腻的，亦真亦幻。在艺术家这辆公司用车的后方，贴着受话方付费的电话号码，该公司的员工开车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

最近的一家“凯哥”[65]打印店开在附近的西皮奥社区，沿着SR22公路往东，只要开十多公里就可以到，但这条路上没什么标记牌，所以走起来容易让人犯迷糊。西皮奥社区显然也有一家沃尔玛超市。安布尔·莫尔特克建议他们把艺术家一人留在家中，好让他观看“红队”在周日的比赛，他就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比赛，然后他俩可以一起乘坐阿特沃特租来的雪佛兰车去“凯哥”打印店，一起决定要打印哪张照片，同时再坦诚布公地深入聊聊阿特沃特为《风格》撰写的这篇有关莫尔特克夫妇的文章。阿特沃特对该地区天气的恐惧因童年时的经历而被放大了，他不确定是要继续开车，还是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用莫尔特克家的电话打给劳瑞尔，告诉她说他非常确定暴风雨肯定会在多普勒雷达变成黄色之前就出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一点也不想回到假日酒店的房间，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幅拿不下来的画，画上画的是他不忍直视的一个小丑——最终，这位记者犹豫不决地瘫坐在莫尔特克夫妇的长沙发上，看起关注了十年的“辛辛那提红队”的首回合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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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她走起路来不会摆动手臂，以及总让他难过地想起《选举》里那个女孩，阿特沃特害怕并躲避艾伦·巴克特里亚的真正原因在于，劳瑞尔曾有一次对阿特沃特说，艾伦——两人在卫斯理学院读书时曾有过一年非常融洽的时光，在劳瑞尔开始实习后，她或多或少想罩着这个小她几岁的女孩——告诉她说，在她看来，阿特沃特并非像他想展现的那样，是个泰然自若的人。阿特沃特也不是一个蠢蛋，他意识到，他被艾伦对他产生的浅见搞得心烦意乱，她已经把他看透了，认定他不仅是个肤浅的人，而且骨子里还很爱装腔作势。确切地说，这不是劳瑞尔干过的最漂亮的事儿，其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她现在被夹在当中，不得不像一个人肉屏障般立在阿特沃特和负责“世界动态”诸多日常工作的艾伦之间。说实在的，阿特沃特会时不时利用这种情形，还会利用劳瑞尔因言行不慎而产生的内疚心理来支使她做事，或者用并不太正确或不太合适的方式，利用她和艾伦的私下关系。整件事有时会变得复杂而尴尬，但劳瑞尔多半会向她愿意妥协的事妥协，并且考虑到这里的确存在某种私人界限，一旦逾越，就势必会产生相应的后果，所以她将这事当作惨痛教训接受下来。她父亲是那种喜爱说些小格言的人，并且通过不断重复，打骨子里信奉这些格言。他喜欢说“教训是惨痛的”，而劳瑞尔觉得，她现在开始理解，对于所交的学费或者不痛不痒的抱怨来说，这一句格言所起到的实际效用是多么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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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杂志与成像技术供货商在服务条款上存在着一些争议，所以阿特沃特和另一个同事共用的那台传真机的鸣叫器已经失灵，托盘也不知哪里去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因此传真机接收文件的红灯开始在她身后闪烁时，劳瑞尔正把穿着丝袜的脚放在阿特沃特的控制台上，一边为《受难频道》的额外背景内容编排版式。“凯哥”打印店在印第安纳西皮奥地区的授权店里并没有配备扫描仪，但却有数字传真机，它要比那种常见的低像素传真机好用太多了。阿特沃特打算传给劳瑞尔的图片从出纸口伸了出来，纸张稍微卷曲，随后掉落，前后飘荡着落在了防静电地毯上。此时差不多六点了，她正打算休息一会儿，吃点葡萄干，就在那时，她看到了这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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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严重倾斜的汽车在离开西皮奥区时，第一颗葡萄般大小的雨滴正打在挡风玻璃上，车向左连打两个急转弯后，开到一条标记着数字的县道上，路面碎石刚刚落在那里，在汇聚起来的防风灯照耀下，闪闪泛光。莫尔特克太太在导航。阿特沃特在西装外面套上了一件蘑菇色罗伯特·塔尔博特牌雨衣。印第安纳州暴风雨的标准模式是这样的：先刮几分钟大风并试探性溅射一些雨水，然后是短暂而诡异的静止时刻，这种静止里有种巨大的吸力，能把底盘下的碎石搅得劈啪作响。随后，田野、树和玉米地的沟壑都消失在一片倾盆大雨中，雨水让所有不可名状之物翻滚着越过路面。此景是克利夫兰以东的人未曾见过的。1977年，在F4龙卷风袭击安德森部分地区时，阿特沃特的父亲还是一名民防志愿者。此刻，阿特沃特让安布尔试着在AM波段上找找除了一些静电音之外，有没有别的东西可听。为了能容下她的体格，车前排座全部后移了，所以阿特沃特不得不吃力地伸手去够踏板，他焦躁不安地向前探身，还是够不到，一边看着正在头上聚集起来的漏斗云。零星冰雹在租来的车的引擎盖上奏起了乐。总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坏事不会持续很久。

安布尔指引着阿特沃特穿过一条又一条幽暗的乡间小路，甚至还走上了那些道路之外更狭小的路，直到他们穿过大片罗夏灌木，走上一条比鬼魂宽不了多少的双轨车道上。她主要用头部和左手做出轻微动作来发号施令，这是她在安全带和背带的限制下所能做出的全部动作，背带把她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勒得死死的，有些地方凹陷下去，有些地方鼓起来。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阿特沃特的脸色看起来就跟他的雨衣一样。那里是一条裂谷，或是树叶掩盖的一块界石，安布尔解释说，这里其实是一块天然台地，是可以俯瞰那家大型固氮工厂的有利位置，到了晚上，这家工厂散发出复杂的、灰烬般的灯光是全县的一个景点。现在，只能看到暴风雨像狂暴的洗车机一样对着“科沃兹”的挡风玻璃猛打，但阿特沃特告诉莫尔特克夫人说，他很感激她能抽出时间来让他领略当地的风情。他看到她开始试图挣脱座位的束缚。这个动作发出的动静大致相当于坐在喷气式客机中舱位所能听见的响动，他能闻到，这里的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氨气味儿。

阿特沃特此时已经帮安布尔分别上了三次车，下了两次车。虽然严格来说她确实很胖，但她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仅仅块头很大的人，长、宽、高三维都向外凸出。她至少比记者高半尺，所以她想尽办法让自己既要有高大的感觉，又得看起来像蹲着一样。她松开安全带时，产生的效果与受到撞击的气囊并无二致。阿特沃特已经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对莫尔特克太太体脂状况的描述，她的脂肪光滑而结实，而不像一些肥胖者那样柔软丰满，具有翻滚的特质，抑或是松松垮垮在那儿摆动。她的肉没有橘皮组织，没有抖动、下垂或自然悬挂的部分——她高大而结实，皮肤如婴儿般白皙。她的脑袋足足有摩托车轮胎那么大，上面顶着一头金色内卷的毛发，她的刘海很密，不完全平整，一直缩到脑后区域纹理复杂的一簇卷发里。在风暴的光亮中，她也似乎在发光，她带的伞不是用来挡雨的。“我只要一暴露在阳光下就会晒伤。”就在安布尔向阿特沃特解释时，艺术家/丈夫捧着一大束像花一样、长度约为一条手臂的东西走了出来，他把它铺在车道上，然后把它调到刚好对着车后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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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杂志社多数实习生会每周两次在钱伯斯大街的图蒂·曼吉亚饭店吃工作午餐。吃饭期间，他们会针对重要的议题以及一切与编辑或业务相关的未定事宜展开讨论。用完餐后，每个人都会回到各自的导师那里，将相关信息转述给他们。此举极为有效，大大节省了正式员工的时间和精力。周一午餐时，许多实习生依照传统，会点尼斯色拉吃，这家店的这道菜口味绝佳。

他们通常会在靠门的位置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这样一来，那些要抽烟的人，就可以轮流到前门外的条纹遮阳棚下过过瘾。管理层喜欢这样——拼桌。在这个位置或就近落座很有趣。《风格》杂志社的实习生说起话来，语调依旧抑扬顿挫，脸上都隐露着青少年那种愤怒表情，这些与他们极佳的用餐礼仪和干净利落的说话方式还有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加上他们的穿着几乎总是一个色系，以非常成人化的协调向每位成员传递出正式和商务的格调。大多数《风格》杂志社实习生通常来自“七姐妹学院”，最初的原因要追溯到很久以前，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弄清的。在桌边还坐着一个穿着朴素、泰然自若的实习生，他在八十二楼的管理办公室和《风格》的设计总监一起工作。那两位穿着最不传统的实习生是戴墨镜的研发部高级专员。除非天色极暗，他们总戴着墨镜，以此来遮掩工作时戴护目镜在眼睛边留下的红圈，这两个红圈很久才能退去。另外，7月2日吃工作午餐时，还有不下五个叫不上名字的实习生。

劳瑞尔喜欢穿线条柔和且简单的职业装，上身穿阿玛尼裙子配夹克衫，下身穿透明丝袜，脚穿一双缪缪牌便鞋，这双鞋老实说确实好看，是她去年夏天在米兰一家跳蚤市场里用极低的价格淘来的。她的头发往上盘起，发髻里插了根漆簪。艾伦通常会在周一参加午间的舞蹈课，所以没有出席今天的工作午餐，不过其他四个助理编辑的首席实习生都在，其中一个耀眼地戴着一枚正方形切割的订婚戒，这枚戒指不仅大，而且还扎眼，以至于她用另一只手托起戴戒指的手的手腕，以此来对同桌的人显摆，姿态极为可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此举引发了几个实习生互发了好几封嘲讽的电邮。

斯基普·阿特沃特为“世界动态”栏目投稿的文章，竟然写的是一个用从屁股里拉出来的东西创造高雅艺术品的手艺人，尽管这篇文章被列为二级稿件，在收稿日历上并不算紧急，但它的确非常吸引人，而且极具争议。实习生对这篇被称为“神奇大便”的文章中的某些细节达成了一致，随后这场讨论就变得越来越活泼，越来越不着边际了。他们热情高涨，把一大堆个人性的背景信息全摊在桌子上，其中一些讨论会悄悄改变各种权力关系，这种改变要到本月末，为9月10日这一期杂志做准备时才会显露出来。

在用午餐的时候，一位身穿炭灰色“山本耀司”套装的编辑部实习生讲起了她未婚夫的一段轶事。她显然与未婚夫交换了他们过往性史的每一个细节，以此作为条件，最大限度地确保他们即将迎来的婚姻中的开放度和信任度。这位实习生先是详细将这则轶事中的细节讲出，以此取悦了在场的所有人，其中包括她的未婚夫，一个本科生，曾为“斯沃斯莫尔学院”当时最美、最受追捧的女孩口交，这个女孩据说零体脂，长着那种软枕头状的嘴唇，当时正准备跨入时尚界，但当她到达高潮时，竟毫无征兆地……怎么着，放了个屁——这个女孩刚刚进入高潮——并且这个屁并不是那种你忍一下，或者吹口气就能驱散的，根据这位未婚夫随后所言，这个屁“具有某种古怪的热感，非常可怕，奇臭无比”。这则轶事似乎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或神经：坐在餐桌旁的大多数实习生都笑得前仰后合，不得不放下叉子，还有一些人把餐巾放在嘴边，似乎想咬住它们，或要把食物压下去。笑声减弱后，引发了一阵短暂的集体性沉默，与此同时，实习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非常聪明，并且在考试，尤其是在分析类考试中，都获得了极好的成绩——想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都会笑起来，以及此类口交和胃胀气的行为究竟有什么让人这么好笑。那位实习生的夹克剪裁得极不对称，很不协调，却又自然，大概这就是“山本耀司”在大众眼中值得掏腰包的地方。此外，另一种常识是，商业干洗过程中会加入某种东西或化学物质，这对“山本耀司”那种特殊的纤维不太友好，干洗几次后，无论怎么铺平、晾晒都不会再有这么完美的感觉了，所以在穿“山本耀司”的乐趣中，总会有种悲剧内核，这也是它更深层的价值。最近的一个传统是，资历较深的实习生通常会喝上一杯灰皮诺酒。那位实习生说，她的未婚夫倾向于把他的性成熟的开始定为那次事件，他总说他“在那一秒钟失去了大约二十磅幻想”，现在，他对自己的身体和一般人的身体，以及它们的私密功能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几乎是不自然的舒适感，他现在，按这位实习生的说法，在如厕撇大条的时候，甚至都很少关门。

一个同在“世界动态”栏目的实习生（她也和劳瑞尔，以及另外三个在威廉斯堡大桥附近租地下室的卫斯理大学毕业生共用一个办公室）讲起了一则八卦，她说她的医生曾和她分享过他与妻子约会的事儿。这位医生在最初遇到他妻子时，两人都处在痛苦的离婚状态。在刚开始约会时，有次外出吃饭回来时，他俩一起端着玻璃酒杯，坐在她的沙发上，她突然开口说：“你得走了。”而他没搞懂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她是单纯想撵他走，还是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她最终解释说：“我要去拉大便，你坐在那儿我拉不出，压力太大了。”她用了“大便”这个实实在在的词，随后这个医生就走下楼去，站在街角抽烟，一边抬头望着她的公寓，看着浴室磨砂玻璃上的灯光亮了起来。与此同时，他觉得：第一，站在这里等她拉完实在太傻了，于是决定回楼上去；第二，他意识到这个女人对他如此坦诚，并且一直有种不安全感，因此他爱且尊重这个女人。他告诉实习生说，他意识到，那一次站在街角，是他第一次感到没有那么深切、那么痛苦的孤独。

劳瑞尔控制热量的饮食包括：极为精准地定好在尼斯色拉中吃什么，以及要做一些运动后才能吃。今天午餐时，她有些心事重重。她还没告诉任何人关于照片的事，更不用说那个连夜突然寄来的包裹了，而阿特沃特，他把一早上的时间都花在了去芝加哥上班的路上，并且他也有他的规矩——开车时绝不会接听手机。

《风格》杂志有个名为“表面”的栏目，它关注的是健康和美妆，这个栏目的助理编辑有位长期得力的女助手，她是这本杂志招收的实习生中，第一批上班时不用穿便鞋的人之一，她们通常穿“香奈儿”高跟鞋或者“DKBL”西装，而在通勤途中，不知出于何种奇怪的理由，她会穿同一款健身训练鞋。此外，在某段时间里，她曾根据实习生在办公室穿的不同鞋子将他们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她同样也曾经在剑桥大学进修过一个学期，说起话来略带一点英式口音。现在，她每遇见一个除她之外去过国外旅游的人，就会问他们是否注意到，德国坐便器里有个洞口，冲水之后，大便会落入其中，消失不见，这个洞口被安在坐便器的前面，这样一来，大便就会百分百暴露在你眼前，当你站起来，转过身去冲水时，目光几乎无法对它视而不见。这在她看来是德国人才会干的事儿，好像说在你把大便冲掉之前，可以对它研究和分析一番。有个年纪较大的“墨镜”，总会在每周一刻意穿上非常复古的衣服，她向大家回忆儿时旅游时，曾在瑞士和德国的火车站第一次看到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着“FAHRT”[66]的标牌，以及她和她的继姐妹沿着欧洲铁路进行整段漫长旅程中，如何通过对旅客的各种“fahrt”，开起各种幼稚的玩笑的情形。然而，“表面”栏目的首席实习生则会对这位“墨镜”突然插进来的话报以冷笑，随后接着说，法国的坐便器通常会把洞口安在后面，这样一来，只要一冲水，大便就会消失，这意味着整件事会尽可能优雅地进行……尽管在法国，也有那种坐浴盆，许多实习生一致认为这种设计是古怪的，并且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健康。随后，他们之间迅速说起一桩轶事，说的是某人曾经问过一个法国宾馆服务员，为什么浴室里的自动冲水器会安得这么低，这同样也触动了桌旁人的笑神经。

在不同的时间里，有两三个抽烟的实习生会短暂离开，走出去抽烟，然后再回来——图蒂·曼贾餐厅的管理人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希望出现类似八个人同时出现在遮阳棚下的情况。

“这么说来，那美国坐便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它们的洞口位于中间，四周都是水，所以大便在冲下去之前，就会漂浮在水面上，一圈圈跳着小舞蹈——这算怎么回事？”

那位设计总监的实习生穿着一件非常简单且严肃的“普拉达”夹克衫，里面穿一件黑色的丝绸短袖衫。“大便并不总是一圈圈被水冲走。有些坐便器冲水的速度很快，力道也很足，大便马上就会被一卷而飞。”

“也许是在八十二楼拉的！”两个新来的行政实习生都稍稍往前靠了靠，笑了起来。

劳瑞尔在卫斯理学院的那位室友既打陆上曲棍球，又打篮球，还入围过全国马歇尔奖学金的最终名单，她问起桌旁的人说，在座有多少人在上“后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作品选读”课时，读到过斯威夫特写的那些可怕的作品，他在其中一遍又一遍写一个女人拉大便的情形，并写到，当他发现他所爱的人会像普通人那样去厕所，而不是斯威夫特笔下常见的那种病态母亲般的女性角色之后，这位情郎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她一字不差地引述了书中的文字：“排泄物的味道飘上来/污染了粪便落下的部位/衬裙与长袍散发着香味/恶臭飘荡在每一个房间。”对此，好几个人鼓起勇气说，西沃恩竟然还记得这些……这让人感到有些不适，因此在讨论的后半部分，话题就转向了不同性别如厕的习惯，以及和男性共处一室所受的各种小创伤上，甚至还聊起两人进展到什么时候才能让另一个人留下过夜。随后，桌边谈话被分成了一定数量的众声喧哗的小规模探讨，与此同时，有些人还点了不同种类的咖啡，劳瑞尔则心不在焉地吮吸起了橄榄核。

“要我说，一个男人要是在厕所里摆满那种小瓶除臭剂和熏香蜡烛的话，那这事儿就有点邪乎了。我总会忍不住想，这人有点违背他的本性。”

“如果特别讲究这些，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总之，苗头不对。”

“但你总不想让他一点都不讲究吧，别误会我的意思。”

“因为，如果他来到你面前放了一个屁或是怎么着，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认为你就是那样的人，这肯定也是坏兆头。”

“因为，都到这份儿上了，那距离他一整天坐在沙发上放屁，并让你给他拿啤酒的日子还会远吗？”

“如果我在厨房里，而潘卡基想要杯啤酒什么的，他知道最好说的时候加个‘请’字。”

那个穿着“璞琪”的“墨镜”以及另两个研究部的实习生，显然是和三个《福布斯》杂志的人一起，在周末假日去火岛参加了声名狼藉的《福布斯》杂志举办的周年聚会，由于今年的国庆日是在周三，这意味着派对要到下周末才能举行。

“我不知道，”“每期推荐”[67]栏目的首席实习生说，“我爸妈会当着彼此的面放屁。这是一种甜蜜，就像一起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放屁时会继续聊天或干些什么，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每期推荐”是《风格》杂志某个栏目的名字，这个栏目包括电影和电视的短评，其中还有某种类型的商业乐评和书评，每一条评论都会附带一个特殊的大拇指标记，直观地用大拇指的朝向来表达好评还是差评。

“不过，放屁这事本身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如果你打喷嚏或者哈欠，那还有点说头。但如果放屁的话，总会被人忽视，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些实习生笑了起来，有些没有。

“沉默表达了此事当中有某种不舒服的东西。”

“沉默的帮凶。”

“香农当时在衣帽店里与某人一起处理某种‘朋友托朋友’来办的事儿，她说，这个人穿着‘XMI白金’运动衫，有股哈佛德学院那种自鸣得意的厌女派头，正没完没了地聊着为什么女孩们总爱一起上厕所，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等等，香农看着这个人，表情就像盯着刚刚从地里拔起的一株植物一般，并回答说，很明显，我们去厕所里就是去吸可卡因的，这就是原因。”

“这种人，你遇见了就得说，你好，我已经翻白眼了。”

“卡洛斯说，在一些文化中，某些礼节确实规定了要在某些场合才能放屁。”

“就如众所周知的韩国文化一样，打个嗝都得说抱歉。”

“我父母说过这样的笑话——他们会把放屁说成‘不速之客’。他们会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相互看看，然后说：‘现在要有不速之客来咯。’”

劳瑞尔·曼德利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她的“芬迪”包里翻找起她的手机。

“如果有人在我妈面前放个屁，她准得立马死在那儿。这事儿她根本无法想象。”

发行部有个名叫劳瑞尔·罗德的实习生，她钟爱穿“DKNY”的衣服，其实并没有不受欢迎，但是，尽管大家朝夕相处，却没有人很了解她。在吃工作午餐时，她通常一言不发，现在却突然开口说：“你们想啊，有没有人在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会把你的屎当成你的孩子，有时候想抱着它，跟它说话，甚至会哭出来，或者说，在把它冲掉时会产生内疚感，有时候会梦见你的屎坐在一个小推车里，戴着帽子，拿着奶瓶，有时会在厕所里看着它被冲掉时，对它挥挥手，就像说再见，然后感到一阵空虚？”一阵令人不舒服的沉默。一些实习生用余光互相看了看。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变得非常世故，不可能拉长声音，用些许带着残酷意味的“好——吧”来表达，但你可以看出，他们中几个人都在思考。发行部那个实习生的脸有些红了起来，随即又低头吃起了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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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沃特以装了假牙套为由，再次拒绝了莫尔特克夫人递来的半块口香糖。停着的车上所有的窗户，如果四周有更多光线的话，就会显得更漂亮。雨势已经稳定下来，他勉强可以辨认下方远处有块大牌子的轮廓，安布尔告诉他，那块标牌显示的是固氮厂的入口。

“他这人很矛盾，就是这样，”莫尔特克夫人说，“他是你见过的最讲究隐私的人。我指的是上厕所。”她嚼起口香糖来非常有一套，绝不会发出多余的声音。她至少有一米八六高。“我可以保证，在我成长的家里绝不可能会这样。这和一个人的成长有关，你说呢？”

“这很吸引人。”阿特沃特说。他们已经在这条小路的尽头停了大概十分钟了。录音机放在他的膝盖上，受访人的妻子此刻从她那里伸出手来，把录音机关了。她的手很大，足以整个将录音机覆盖住，并且落落大方地触碰到了他另一侧的膝盖，阿特沃特穿的裤子，尺寸依旧和读大学时一样，尽管这些裤子明显要新多了。暴风雨产生的气压很低，他现在完全喘不过气来，只能用嘴巴呼吸，这使得他的下嘴唇往外突出，样子看起来更像一个小孩了。他呼吸急促到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安布尔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道这个笑容是对他，还是为她自己，抑或仅仅是笑一下而已。“我想和你说一些内幕的真实情况，你可不能把它们写下来，但是这些情况能帮助你理解我们在这里的处境。斯基普——我能叫你斯基普吗？”

“可以，别客气。”

雨点悦耳地敲击在科沃兹的车顶和引擎盖上。“斯基普，现在这事儿我俩知道就行了，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有关一个小男孩的事儿，他的家人在他成长过程中一直在愚蠢地殴打他。他们用电线抽他，用烟头烫他，每当他母亲觉得他的行为无法够上她那套庄严的用餐礼仪时，就会让他去外面的小屋吃饭。他爸爸倒还好，就他妈妈做得有点过。她是那种恪守教会礼仪的人，在教堂里规规矩矩的，但一回到家里，就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恶魔，会拿起电线抽打她的亲身骨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提到教堂，阿特沃特的面部表情瞬间收住了，让人捉摸不透。安布尔·莫尔特克的声音变低沉了，但依旧完全是女性的语调，尽管声音这么低沉，却依旧具有划破玻璃的特质。这个声音让阿特沃特不知怎么想起了处于生涯末期的劳伦·巴克尔，这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从那时候起，越来越像一只被烫伤的猫，但却依旧保留着孩子般的声音，能够深深打动人心。

艺术家的妻子说：“我知道，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有一次，她进来了，我想她正好逮住了布林特也许在玩弄自己，于是她把他带到楼下，在客厅里，当着他们，也就是全家人的面，让他那样做，她让家人都坐在那里，就那么看着他。你能听懂我说的吗，斯基普？”

龙卷风就要临近了，最明显的迹象是周遭出现了一条绿色的光，并且气压骤降，让人耳膜都发出爆裂声。

“他父亲不会动不动虐待他，但这个人也有一半是个疯子，”安布尔说，“他是个教堂执事。他内心的恶魔给予了他巨大的压力，他一直在与之缠斗。并且我知道，有一次，布林特看见她抓来一只小奶猫，就因为这只猫把厨房的地板弄花了，她就用一个长柄锅活活打死了它。当时他就坐在高脚椅上，就那么看着。一只小奶猫。真是的，”她说，“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在，你想想看，一个小男孩如厕的习惯该怎么去培养？”

他在采访中会用力点头，这是他的惯用技巧之一，可以以此来吸引人，不管受访者的妻子说什么，阿特沃特都会点头。再加上他的双臂仍然直直地伸在面前，使他有一种梦游的感觉。狂风让汽车在空地的泥土中微微晃动。

这时，安布尔·莫尔特克已经把她的重量转移到左腰，并把右大腿抬起来，像只小猫似的蜷缩着身子，并向阿特沃特那里倾斜，注视着他的侧脸。她身上有滑石粉和“大红色”颜料的味道。她的腿就像你可以借此滑落到某种难以想象的鸿沟里的东西。阿特沃特莫名感到莫尔特克夫人周围有一股巨大的性力场在影响着他，其表现出的主要外在标志是，他继续用双手紧紧地握住科沃兹的方向盘，并且直面前方，装作还在开车的样子。车内的空气稀薄。他有种古怪的飘忽感，仿佛车子在轻轻地上升。但是，没有出现任何俯视的迹象，甚至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条小路与SR252公路以及就在前方的固氮厂房之间存在落差——他几乎完全是根据莫尔特克夫人的导航来判断他们身处何地的。

“现在，这个人要出门去放屁。在厕所方便时，会关上门，将它锁好，打开排风扇和那台小收音机，拧开水龙头，并且有时会卷起一块毛巾，将它塞在门缝里。我指的是布林特。”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有人在那里，他根本拉不出屎来。我指的是家里有人的话。当他说他要开车出去转转时，他觉得我是信任他的，”她叹了口气，“所以，斯基普，就这点来说，他是个非常非常害羞的人。他内心受过伤。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甚至连发出嘘声都不会。”

大学毕业后，斯基普·阿特沃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著名的研究生新闻班读了一年，然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星报》谋得一个菜鸟的位置，他在那里毫不掩饰他的梦想，即有朝一日为一家大城市的日报写一个辛迪加级别充满人情味的专栏，直到雇用他的城市版助理编辑在他第一次年度绩效评估中告诉他说，撇开别的不提，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阿特沃特干得有声有色，但稍稍有点表现过头了。在得知绩效评估后，阿特沃特真的去了男厕所的隐秘处，在里面用拳头击打了胸口好几次，因为他知道，从心底讲，这些话一点不假：他的致命缺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轻盈感，一种飘逸的散漫感知力。他没有与生俱来的悲剧感、杞人忧天、复杂的羁绊，也没有任何让人类的不幸变得意义非凡的东西。他整个就是个乐观向上的人。编辑那直率但善良的态度让情况变得更糟。阿特沃特能写出动人的广告词，这一点他是承认的。他有同情心，尽管是一种肤浅的同情心，做事儿有动力。编辑总是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但从不穿外套，他居然搂着阿特沃特的肩膀说，他非常喜欢斯基普，可以对他直言相告，因为他是一个好孩子，只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所长。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的报道。编辑说他在《今日美国》有熟人，并提出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然而，阿特沃特自从几年前结束了一段正儿八经的恋情之后，一直是个独身主义者，在任何性冲动主导的情况下，会显得既紧张又矛盾，除非他搞错了，不然现在的情况让他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事后回想起来，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暴雨包围住这辆租来的车的情况下，他与散发着令人晕眩魅力的安布尔·莫尔特克相伴时，会犯下新闻报道所忌讳的基本错误：在尚未搞清什么样的回答会增加这篇报道的力度之前，就问出了一个具有核心重要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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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值晚班的随从知道，R.沃恩·科利斯的睡眠状况有多糟糕，他裹着毯子辗转反侧，用最纯粹的哀嚎低声抱怨着，嘴里什么都没有，却在咀嚼着，时而坐起，狂躁地望向周围，时而摸着自己，呻吟，喊叫：不，他不能去那儿，求你了，不要再去那里了。这位高度兴奋的大人物总是日出就起，在扯掉被子下达完早餐指令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卧室监控器的硬盘删除干净。但是，硬盘上还是有那么几个晚上的记录是有价值的，随从会在他睡熟之后，溜进来，把磁盘上的内容拷贝下来，把它当作失业保险的一种实体形式，因为科利斯的坏脾气和反复无常是出了名的，而博德媒体公司的某些代表心里也知道有这些私刻磁盘的存在，他们就是在打听这些的事儿。

入睡之后，只有在经过控制呼吸、想象靠静脉注射滴入喷妥撒，并在脑海中细细观看某个特别收藏家收藏的一组名为《着火者》的着火之人的照片之后，若科利斯还是无法入睡或者再度入眠，他就会求助于失效保护机制：在脑中想象那些他爱的人、恨的人、怕的人、认识的人的脸，或者把这类人的脸全部捏合在一起，积聚成一点点像素，随后融入一幅点画派的画作之中，这幅画中只有一只巨大的独眼，它吞噬一切，而其中的眼球是科利斯自己的。

到了早上，这位精力旺盛的有线电视企业家有着一成不变的日程，总得先花半小时在一台机器上做模拟划桨练习，这台机器既能模拟出水的阻力，也能模拟出水势的横流，随后小心翼翼吃上一顿细嚼慢咽的早餐，然后再进行二十八种面部肌肉反馈训练，在此过程中，微电子传感器会安在各个肌肉群上，通过每天事无巨细的训练，使这些肌肉群能够随意形成所有已知文化中常见的二百一十六种面部表情。科利斯进行这种训练时，会一直使用头戴式电话与外界联系。

说到底，他和大多数发愤图强的商业空想家不一样，他并非一个不快乐的人。他有时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复杂情绪，当他静静反思和审视，会发现这本身是种自我羡慕的情绪，它作为一种罕见的、文化上特有的快乐形式，出现在类似马斯洛式的满足金字塔的顶端附近。1999年，斯基普·阿特沃特曾为了在“世界动态”栏目中，为“全广告”有线电视频道写一篇文章，而与科利斯打过交道，在进行了一次短暂而高度结构化的交流后，他的感觉是，这位制片人打造出的深居简出、古怪的人设，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表演或模仿。而科利斯（阿特沃特私底下很喜欢他，并不觉得他有多让人不安）实际上是个喜欢与人亲近的人，他假装自己受到了一种与世隔绝感的折磨，这样做的原因，阿特沃特在笔记本上做了好几页推论，这些理论自然都没有出现在《风格》杂志的那篇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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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沃特和莫尔特克此刻无疑在呼吸着彼此的气息，科沃兹的窗玻璃表面几乎完全被雾气蒙住了。与此同时，车窗垫圈中有一处没有完全密封，雨滴就从那儿漏了进来，随后沿着车窗上复杂的路径流淌下来。这些分叉的流径和支流处于这位记者左侧的视野里，安布尔·莫尔特克的脸则在右边若隐若现。艺术家的妻子并不像阿特沃特太太那样长着没有垂肉的紧致下巴，尽管她脖子的维度非常奇怪——阿特沃特用两只手都围不过来。

“不过，这种腼腆和创伤一定很复杂，”这位记者说，“考虑到这些作品都是公开的，公开展示的。”他在莫尔特克夫妇的复式住宅里已经积攒了一些有关陈列品准备工作的技术细节问题。这些作品没有上漆或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化学处理。然而，它们在新鲜或崭新的时候会被轻轻喷上固定剂，以帮助保存它们的形状和复杂的细节——很明显，在这个人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作品会在完全干燥后出现裂纹或变形的情况。阿特沃特知道，新制作的艺术品会被放在一个特殊的银饰托盘上，这是莫尔特克夫人自己家的某种传家宝，然后用普通厨房塑料薄膜将它覆盖好，并在涂抹固定剂之前将它冷却到室温。斯基普可以想象，在揭开包装膜、将它丢弃之前，新鲜的崭新作品所产生的蒸汽会使塑料膜内部蒙上雾气，使人难以看清这是个什么东西。只有后来在编辑部讨论他文章的排版时，阿特沃特才明白，文章中提到的固定剂其实是个常见品牌的气溶胶定型喷雾，其制造商还在《风格》杂志上投放过广告。

安布尔短暂笑了一下：“我们说的也不是什么大场面。只不过是两个没什么价值的节日庆典以及美国革命女儿协会举办的手工艺展。”

“好吧，当然还有展览会。”阿特沃特说的是富兰克林的展览会，它就像每年六月在印第安纳州东部举办的大多数展览会一样，比全国范围内举办的展览会都要早。其原因非常复杂，有农业的原因，也有印第安纳州不愿意采用夏令时的历史原因，由此导致了芝加哥贸易局就该如何举办这些商品集会争论不休。阿特沃特本人在童年时曾参加过麦迪逊的展览会，该展览会在每年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在高地州公园的外围地带举办，但他觉得所有县展览会都大同小异。他又开始无意识地挥舞拳头了。

“好吧，不过这些展览也的确够不上你所说的大场面。”

同样从童年经验来看，斯基普知道，当安布尔笑的时候，可以听到轻微的吱吱和噗噗声，这是她那件合成内衣过于紧绷彼此摩擦所致。她膝盖大小的左手肘，现在就放在他们之间的椅背上，这样一来，她的左手就可以自由摆动，在他俩头部之间就可以做些懒散的小动作。这是一颗比阿特沃特本人的头大了近一倍的脑袋。她的头发整体结构很像假发，但却有着真正假发无法复制的高蛋白光泽。

他的右胳膊依旧僵硬地向外伸出，抵着科沃兹的方向盘，阿特沃特稍稍将头转了几度朝向她。“不过，这一次曝光度会非常高，《风格》杂志的受众还是很广的。”

“是啊，但还是没有办法跟电视比。”

阿特沃特稍微点了点头，以此表示同意她的说法：“没办法跟电视比。”

莫尔特克太太手上戴着许多枚不同的戒指，此刻距离记者那只巨大的红扑扑的右耳只有几英寸的距离。她说：“说起来，我是看《风格》杂志的。我看了好几年了。我敢说这个镇上还没有人不看《风格》《人物》或者其他类似你们这种杂志的。”那只手就像在水下挥动一样，“有时很难把你们分清楚。你们杂志社的那个姑娘打来电话后，我对布林特说，我们一起去把屋子打扫干净，《人物》杂志要派个人过来。”

阿特沃特清了清喉咙：“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到那时，再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争论来反对这篇文章，或者反对莫尔特克先生——”

“布林特。”

“反对布林特刊登这篇文章了。”阿特沃特还是会时不时全身颤抖一下，动作轻微，但劲道十足，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做起来颇像一条湿透的狗在抖动自己，对此，双方都没有发表意见。一片片被风吹动的树叶打在前后挡风玻璃上，停留一两分钟后，又被雨水冲走。天空的颜色变化莫测，究竟是哪种颜色无从得知。阿特沃特现在试着把整个上半身转向莫尔特克夫人：“但他需要知道他的处境。如果我的编辑同意了，我应该再次强调，我完全相信他们会同意的，但很有可能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需要有某种医学权威来鉴定……创作的环境。”

“你是说和他一起在家里？”她一阵阵呼吸似乎在敲打阿特沃特脸颊和太阳穴上的每一根纤细的毛。她的右手仍然盖在录音机和阿特沃特两侧膝盖几英寸的地方。在她颤抖的胸部上可以看到一条巨大的血管，可想而知，她的胸非常大，现在也对准了阿特沃特。她的上半身与他的右臂之间只隔了大概不超过四英寸，而他的右臂依旧僵硬地向外伸出，靠在方向盘上。阿特沃特的另一只拳头在车门旁疯狂地挥舞着。

“不，不，没有必要这样，在外面也许就可以了，在莫尔特克先生，布林特，完事儿之后，就会对……对它进行各种测试和调试，然后把它取出来就行。”另一阵剧烈的小幅度颤抖。

安布尔又毫无快意地笑了笑。

“我想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阿特沃特说，“温度、构造，以及在……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用手、工具，以及其他任何辅助工具的迹象。”

“然后它就出来了。”

“你指的是那篇文章。”阿特沃特说。她点了点头。考虑到他俩各自的体型，从身体的角度来看，阿特沃特眼睛现在怎么也不会与她的眼睛持平，并且他也不会意识到，当她眨眼的时候，他也会跟着一起眨，尽管她在这么做之后，会用手稍稍画个圈。

阿特沃特说：“就如同我刚刚说的那样，我很有信心，文章会发表的。”

与此同时，这位记者也在极力避免去想象传真机一点点把艺术家的作品复印件一点点送出来之后，劳瑞尔·曼德利会有什么反应。他大概知道她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脸部会有怎样不同的表情排列。

同样不清楚的是，莫尔特克太太究竟在看他的耳朵，还是在看她那只靠近这只耳朵、正在做类似水下动作的手。“你的意思是，到那时，为什么要做好准备？因为一旦文章发表，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因为它会受到关注。”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他想把身子再转过去一点，“会有各种各样的关注。”

“你是说其他杂志吗？或者电视，还有网络？”

“通常很难预估公众会用什么形式来关注，也不知道事先会如何……”

“但是，在有了大量关注之后，你说就会有画廊想要接手这个东西，拿来卖钱，画廊会举办拍卖会，还是直接在上面贴好价签，然后人们来买，还是怎么样？”

阿特沃特意识到，这是和早上在莫尔特克家的谈话截然不同的类型和层次的交流。他很难不去想，安布尔此刻可能是在恭维他，玩起了某种乡下人那种天真无邪的把戏——他在《风格》杂志社时，某些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同时，他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真的是在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纽约，那里是全国的文化中心——阿特沃特一想到这一点，就有一种荒谬的满足感。整个地理优越感的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和抽象。往右侧看去，他可以看到安布尔在他耳朵附近的空气中画出了一个精美的轮廓，这个轮廓其实就是那只耳朵的外形，呈现出螺旋状和刻意的旋涡状。阿特沃特从小就对自己耳朵的大小和颜色很敏感，大学期间一直戴着棒球帽或针织帽。

最终，这个记者还是没有把整件事情想清楚，并认定如何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我认为那两种情况都会发生，”他对她说，“有时会有拍卖会，有时则会举办特展，潜在的买家会在第一天参加一个大型聚会，来与艺术家见面。通常这种聚会被称为艺术品公开仪式。”他又朝挡风玻璃看去。外面的雨依旧下得很猛，但天空看起来或许亮了些——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对着窗户呼出的气所形成的雾气本身是白色的，它可能会起到某种类型的光学过滤器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阿特沃特心里清楚，漏斗云往往是在风暴前锋刮过之后才会形成的。“第一步的关键在于，”他说，“得安排合适的摄影师。”

“你指是要拍一些专业照片吧？”

“杂志社既有专业的摄影师，也有自由摄影师，以供不同情况拍摄之用。影响他们可能会派哪位摄影师的因素恐怕会相当复杂。”阿特沃特在车内的空气中可以闻到自己呼出的二氧化碳的味道，“关键在于要拍出一些经过布光、有品位的图片，同时又要能着重展现他……的能力，也就是他是如何办到的。”

“已经好了，你是指他已经完成的那些小玩意儿。”

“从执行层面来说，没有真实照片，那就连投稿都投不成。”阿特沃特说。

有那么一刻，只有风声、雨声，以及阿特沃特挥舞拳头时，微纤维发出的丝丝声。

“你知道奇怪的地方在哪儿吗？我有时能听出，有时候听不出，”安布尔静静地说道，“在家时，你曾说你就是这里的人，有时我能听出，你的话听起来有时更……一本正经，我完全听不出你到底是哪里人。”

“我就是安德逊这儿的人。”

“你指曼西附近吧。那里都是大土丘。”

“严格来说，安德逊有很多这种大土丘。不过，我是在曼西上的学，就在波尔州立大学。”

“那儿的土丘更多，河对岸沿着密克谢维尔都是。他们老说不知道是谁堆起了这些大土丘。他们只知道，这些土丘已经有些年头了。”

“我记得，有关这一点仍有很多争论。”

“戴夫·莱特曼一直在电视上谈论有关波尔州立大学的事，他就是从那里毕业的。他就是这里的人。”

“不过，他早在我入学前就毕业了。”

此刻，她真的就摸起了他的耳朵，尽管她的手指太大了，塞不进去，或者说，无法沿着耳廓的旋涡状结构摸下去，只是成功地将阿特沃特一侧的听力给堵住了，这样一来，他就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心跳声似乎盖过了雨声，在他听来，再一次响亮起来：“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他是否愿意做。”

“布林特吗？”

“就是那篇文章要写的主体。”

“你是指，他是否会坐在那里把它拉出来。”

她的手指让阿特沃特转不过头来，这样一来，他就无法看清莫尔特克太太是在微笑，还是在故意说俏皮话。“正如你解释的那样，既然他的腼腆那么棘手。你就必须得——他得明白这玩意儿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冒犯意味的。”阿特沃特一点也感受不到耳朵里有根手指，它既没有移动，也没有转动，只是停在那里。但是，却有一种怪异的飘然感一直持续着。“是对他隐私的冒犯，以及对你隐私的冒犯。虽然我很尊敬他，但是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如此热衷于分享他的艺术品给大众，抑或说，有必要把这么多私人化的一面暴露出来。”

“他会的。”安布尔说。那根手指略微往回收了一点，但依旧触碰着他的耳朵。她的年纪，顶多也只有二十八岁。

记者说：“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特殊，也是一则很特别的故事，但是劳瑞尔和我必须要和执行编辑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莫尔特克先生突然拒绝了我们，或者把事情往后拖了，或者临阵退缩了，又或者说突然认定这一切都太私密了，太具有冒犯性了，那事情就会很尴尬了。”

她没有问劳瑞尔是谁。她现在完全倚靠在身体的左侧，发光的膝盖就搁在她手边“大宇”牌工具箱的盖上，雨衣皱巴巴的下摆把他俩的膝盖隔开了，她那对巨大的胸被挤压着，突起着，心跳颤动着，其中一只乳房挤到距离“塔尔伯特”牌披肩领子几英寸的地方。他一直在想，她非得敲打或者用力拍打艺术家，他才会对最简单的问题做出回答。而那固定的诡异笑容，恐怕根本无法用照片很好地捕捉到。

艺术家的妻子再一次说：“他会的。”

阿特沃特不知道，科沃兹的右轮胎现在几乎已经完全陷在泥里，差不多没过了气门。他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他旋转起来，并向莫尔特克夫人靠近，这显然违反了最基本的新闻道德，但其实只是简单的重力：车厢现在呈二十度角。阵风像演奏沙球一样摇晃着汽车，这位记者能听到树叶和被风起的瓦砾对车漆不知做了些什么，从而发出了刮擦声。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这位记者说，“我只是想搞清楚，你对这件事情为何就那么笃定，虽然我很尊重你的判断，因为他是你的丈夫，如果有人能读懂另一个人的内心的话，那么显然……”

他在最初的瞬间感到的是莫尔特克夫人用手捂住了他的嘴，结果发现，是她用食指压住了他的嘴唇、下巴和下颚，亲昵地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了。阿特沃特不禁犯起了嘀咕，这是不是刚才在他耳边的那根手指。这只手的指尖几乎和他两个鼻孔加一起一样宽。

“他会的，因为他会为我而做这些的。斯基普，因为是我说要做的。”

“嗯，嗯，啊——”

“继续问吧。”莫尔特克太太把手指略微往回收了收，“我俩之间需要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为什么想让我丈夫因为一泡屎而出名。”

“当然，这些作品不仅仅为了出名。”阿特沃特说，他的双眼盯着手指看的时候，稍稍有点斗鸡眼。随后他又剧烈抖动了一下，衣服面料发出嘶嘶声，他前额流下了汗水。她呼出的气体有股肉桂的味道，也很有力道，就像在哥伦布环路上给那些无家可归之人在冬天取暖用的加热炉，阿特沃特匆匆经过那里时发现，他们都戴着无指的手套，穿着巴拉克拉瓦帽衫，双眼空洞而冷漠。他不得不激活汽车的电池，以便摇下车窗，收音机突然发出了一阵噪声，差点让他跳了起来。

安布尔·莫尔特克看上去一动不动，专心致志。“虽然这么说，”她说，“那就让你们那些电视记者，或者戴夫·莱特曼，抑或那个瘦家伙，在深夜时分对它开玩笑吧，而那些看《风格》杂志的人会对布林特的肠胃思索一番，他们会想他坐在那里，悄悄用某种特殊的方式让肠胃蠕动起来，然后就把那东西拉了出来。因为那就是他的整套噱头，斯基普，不是吗？你为什么会第一时间来到此处，不就是因为他的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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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印第安纳州里士满的某家公司采用了一种特殊运输方式，把液态苯乙烯倒在易碎物品的周围，从而形成一种非常轻的绝缘材料。然而，箱子收据上注明的联邦快递公司的网点是在印第安纳州的西皮奥，这也是“凯哥”公司单据上的地址，另外还附着周日那张传真照片，这样一来，第二天早上联邦快递的传真多少就显得有些无意义或多余了，所以劳瑞尔·曼德利不太明白为什么阿特沃特要这么做。

在吃周一工作午餐时，劳瑞尔对包裹里的东西想法非常简单，她想搅搅浑水，赶在艾伦上舞蹈课回来之前，把它们放在她的桌子上，什么也不说，就把它们放在那里等她，或者说，不用任何方式说服艾伦，而只是让这些作品说话。再怎么说，这也是她手下会做的事儿，从而弄成劳瑞尔并不知道艺术品已运送在途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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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实际上是7月3日下午，在劳瑞尔·曼德利和斯基普·阿特沃特冗长的电话交谈的一部分，后者在艺术家家中做了一系列详尽而又紧张的现场真伪测试后，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卡梅尔山度假酒店。

“顺便问一句，那个地址是怎么回事？”

“威尔基是一个印第安纳州的政客。这个名字到处可见。我觉得他或许与杜鲁门有仇。你还记得杜鲁门举着标语的那张照片吗？”

“不，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十四号‘半’威尔基？”

“这是幢复式建筑。”阿特沃特说。

“哦。”

随后是短暂的沉默，其古怪性只能说明有一个人在回忆。

“另一边住的是谁？”

随后又是一次停顿。其实，这位正式员工和这位实习生都已经累坏了，到了这点儿已经困得不行了。

这位记者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问？”

对此，劳瑞尔·曼德利的回答也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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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下得最大的时候，阿特沃特在那辆倾斜的科沃兹里摇起了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说。从他的表情来看，他是非常真诚的。他看上去真的在担心艺术家的妻子并没有认识到他的动机是贪婪或肮脏的。安布尔的手指还停留在他嘴边。他告诉她，他还不完全清楚她是如何看待她丈夫的作品，或者说，是如何理解它们发挥超凡力量的。尽管挡风玻璃上挂满了雨水和碎片，但那上面蒙上了一层雾气，阿特沃特看不清SR252公路上的情况，也没看到固氮厂现在倾斜了三十多度，就像一个出了问题的温度计。阿特沃特依旧脸朝前，眼珠子朝右转去，他告诉这位艺术家的妻子说，他做记者这行的动机最初或许是复杂的，但是他现在确实相信了。当他们带他穿过莫尔特克太太的缝纫室，走到后面，拉开那扇倾斜的绿色的门，领着他走下生松木台阶，进入防风地窖后，他看到那些作品都是这样一层层排列着时，他觉得有些东西击中了他。其实，他是被打动了，随后他说，他那一刻第一次明白过来，尽管他之前在大学里学过一两门艺术课程，也听有眼力的人说起过他们如何被严肃的艺术所打动，从而获得了救赎感，他告诉她，他相信这是一种严肃、真实、真诚的艺术。与此同时，阿特沃特也确实没有处在受性支配的情形之中，因为先前每年举办的YMSP2新年聚会上，他曾将一个喝醉的女人的阴部用影印机打印了下来，当时发行部某个实习生坐在了佳能影印机的树脂玻璃台上，他瞥见了她的阴部，那块树脂玻璃台随后就变得异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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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货真价实”公司注册的格言出于商业原因，是用葡萄牙语写的：

意识是自然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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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安布尔·莫尔特克指出，如果这些作品是按传统方式产出的，那么它们或许真的只能用一些小的复制品，它们将会展现出大量的情感和技术细节，它们之所以会如此不同，首先是因为它们的质地，以及它们是如何从他丈夫的屁股后完整成形地拉出来的，随后，她又一次用讲究的措辞问道，她究竟因为什么原因，想要突出这些核心事实，并谈论它们，又说起它们可是他的大便——用一种语调非常平、实事求是的方式在发这个词的音——而阿特沃特承认，他的确想过这点；想过这件东西与传统艺术作品相比，如何既显得自然，又不那么自然，看起来抽象得令人眩晕，且非常复杂；想过，这件东西几乎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种元素，这种元素会让《风格》杂志的一些读者感到厌恶，或让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冒犯，也出于私人和职业角度，思考过莫尔特克先生，或者至少是莫尔特克太太，在向公众曝光上，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举棋不定。

随后，安布尔甚至往斯基普那里靠得更近了一些，并对他说，她没有举棋不定。并说，早在《风格》杂志知道卡梅尔山住着一对叫B.F.莫尔特克夫妇之前，她早就在第一届大豆丰收庆典上细想过这件事了。她稍稍转了转身子，摆了摆头后那一撮在暴雨湿润的空气中更显亮泽的卷发。她的声音是动听的女低音，其音色中有某种近乎催眠的东西。时不时会有一些飞溅起的碎雨滴从窗户打开的裂缝中滴落进来，一股令人舒心的空气迎面打来，而前座右侧的倾斜度越来越大，基于此他以很慢的速度起了起身子，这让阿特沃特觉得要么是他的体型变大了，要么是莫尔特克太太相对来说稍微缩小了点，抑或说，不管怎样，他俩之间的身体间隙变得不那么明显了。阿特沃特突然觉得，他想不起上一顿饭吃了什么。他再也感觉不到他的左腿在哪里了，而他的耳朵外侧感觉快要烧着了。

莫尔特克太太说起了她对此的看法，并意识到大多数人连这个机会都不会有，而这件东西是她和布林特的机会。它会以某种方式来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让他们与那一大群不知名、只会盯着平庸大众看的普通人区别开来。她说，这会让他们出名，成为重要人物。当他和布林特走进教堂、“老古董自助餐馆”，抑或“惠特科姆特价物品商场”里的“新班尼根”商店，会让所有人鸦雀无声，他们会感到人们的目光，感受到他们注视中的分量。这意味着，他们的到来会让某地变得不同。当他在美容院，拿起一本《人物》或《风格》杂志，就会看到她本人和布林特在回望她。他们会上电视。就是那样。斯基普肯定会懂的。她还说，尽管布林特·莫尔特克总体来说傻里傻气的，并缺少个人魅力，生活中几乎就是一个死人，但在1997年，当她在教堂举办的舞会上遇见他时，她知道他就是她的机会。他当时的头发已经用须后水抹过了，穿着白色的袜子，一套上好的西装，但忘了系腰带，然而她那时就知道了。不妨说，这就是一种天赋吧，这种魄力——她与众不同，某一天必定会出人头地，她知道。阿特沃特自己在读大学之前，一直穿白袜子，配西裤，随后他的兄弟会兄弟们终于在模拟法庭上解决了这套穿衣问题。阿特沃特的右手依旧抓着方向盘，他的头现在已经转到了不能再转的地步，以便或多或少能直视安布尔那只大大的右眼，她眨眼时，睫毛会撩起他的头发。现在，右边的每个轮子在泥面上只露出了四分之一的轮胎。

安布尔现在在这辆租来的科沃兹里向他倾诉的内容，在阿特沃特看来是极其开放、巧妙和赤裸的。他觉得，这番话中纯粹用过去式表达出的丑陋，使这番话中的坦白程度变得近乎美妙。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安布尔可能没有用同伴的身份，而是以记者的身份在和他说话。他知道，他身上有一种帮助人们敞开心扉的淳朴，他拥有一定程度的真正的同情心。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世上从事这个栏目的工作，而不是娱乐、美容/时尚栏目，尽管预算和声望非常有限。事实是，安布尔所描述的内容对阿特沃特来说，似乎非常接近他想在新闻报道中捕捉的美国经验的核心。这也是《风格》和所有与之类似的软新闻机构内部的悲剧冲突。读者和名人之间悖论性的交互。一种压抑的意识：普通人之所以觉得名人迷人，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名人。不完全是这样。他的拳头常常会在抽象思考时完全停止挥舞，这一点很奇怪。这更多的是更深层的、更悲惨的、更普遍的冲突，名人悖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自认为的生活中的主观中心性，与我们对其客观重要性的认识之间的对立。阿特沃特知道——《风格》杂志的每个人都知道，尽管出于某种奇怪的、不言自明的共识，这一点从未有人将它大声说出来——这是美国人心灵中最重要的冲突。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管理。它是美国单一文化的伟大融合纽带。它无处不在，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不耐烦地排长队、骗税、时尚、音乐和艺术运动、市场营销。他认为在读者悖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种感觉，即名人是你的亲密朋友，再加上一种不成熟的意识，认为无数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而名人自己却没有。阿特沃特曾与一定数量的名人接触过（这在BSG是无法避免的），根据他的经验，他们并不是非常友好或体贴的人。如果考虑到名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作为真实的人在发挥作用，而是更像对自己的象征，这就说得通了。

整段时间里，这位记者和安布尔一直进行着眼神交流，而此刻，阿特沃特同样也往下看了看，也就是说，看了看这位年轻妻子头发上复杂的旋涡状区域，以及深埋在发亮的头发中那些数不清的别针和塑料夹子。偶尔，还是能听到冰雹发出的砰砰声。而接受一个人的缺点和极限，一遍遍赘述我们梦想的不可企及，外加当真正的千禧年准时到来之际，一个人试图分享自己的矛盾和痛苦时，发行部实习生眼神中透露出的淡淡冷漠，这些都是世界改变时留下的痛楚。后面的大多数顾虑都发生在他俩从交流正事儿岔到专业的缝纫、梭织和定制衣服的话题上时，这些显然是安布尔为了贴补丈夫在“三县乐通公司”上班的收入，出门所做的活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纤维色板或图案是我不会做的，这是上帝赐予我的另一份天赋，我很感激，它能让我安逸，能让我有创造力，能让我远离麻烦，我这双手永远不会闲着。”——她一度真的举起了一只手，这只手想要一直绕过阿特沃特的头，并且打算一路沿着手指去触碰他的拇指。

斯基普·阿特沃特只认认真真谈过一次恋爱，对象是一家出版解剖学专著的公司里的医学插图画家，这家公司就坐落在潘德尔顿收费公路对面，正好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郊外，它专攻人类大脑和上脊柱复杂的分解图，并为神经学的比较研究提供神经下节的图示。那时她只有五英尺高，在这段感情快要结束的时候，阿特沃特不穿衣服或从浴室里走出来时，对她看他的眼神丝毫不在意。一天晚上，他带她去一家叫“露丝克里斯”的餐厅吃饭，他一边吃，下巴上的肌肉一边使劲抽动着，食管一收缩，把一小块食物咽了下去，就在那时，他产生了一种幻觉，或者说有了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能幻想着用她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仅仅几天过后，《星报》的城市编辑助理就发表了那通令人惊讶的评论，斯基普的生活从此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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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一大早，劳瑞尔·曼德利有史以来第二次坐电梯上楼，到了《时尚》杂志社的行政办公室，要到那里，需要在七十层从这趟电梯里出来，换乘另一部。按事先安排，艾伦·巴克特里亚先上了楼，确认那里是安全的。太阳才刚升起。劳瑞尔一人待在电梯里，穿着深色的羊毛裤，脚上穿一双很普通的中式拖鞋，上身穿一件哑光黑的“三宅一生”衬衫，这件衣服其实是纸做的，但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很细的不透明薄纱。她看上去脸色苍白，有点不舒服，她没有戴鼻钉。通过一些搞不懂的物理学原理，当电梯运行时，她怀里的盒子感觉稍微重了一些。它的总重量最多只有几磅。艾伦与行政部实习生一起来上班，这显然是非正式的，他们总在“荷兰隧道”北面的某个地点碰面，随后再一起骑车去上班，但如果其中一人在指定时间没到，另一个人就会独自骑车前去。整个过程非常悠闲。第一部电梯内部是用拉丝钢做的，从第七十层楼上去的那部电梯则镶嵌着面板，每层楼的按钮旁还有一个控制台，上面放着一份小小的目录。整个行程用了五分多钟，虽然电梯本身速度很快，以至于一些行政人员为了应对这种快速上升的速度戴起了特制的耳塞。

她上一次上楼，还是与其他两个实习生和“世界动态”栏目的副主编来参加常规迎新会的一个流程。那一次在电梯里，副主编把他的手臂举过头顶，双手像潜水员的手一样剧烈挥舞着说：“向上，向上，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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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沃特小时候，两只耳朵和耳朵周围常会扩散着泛起深红，这是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时最为明显的外在特征。在这些时刻，他会真切感受到，有股热气从耳朵里喷出来，这可能是这位身形巨大、奶油般绵软的女裁缝在把话切回主题，并分享以下个人经历时，快速用手扇风的原因。日间节目《指引之光》的电视名人菲利普·斯波尔丁，在某个安布尔无法清楚记得的过去时刻，曾亲临里士满盖丽尔商场一家名为“巴尔名品店”的开业庆典，她和一位女性朋友去看了，安布尔说她一度认为，她一生的愿望就是某天能让陌生人对她的外表产生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她在靠近菲利普·斯波尔丁时所产生的感受一样（此人确确实实是个帅哥，尽管他鼻软骨上有些奇怪的东西或者说形状有点怪，以至于看起来就像在鼻尖上长了一个小酒窝或者裂开了一条缝，这些就像你通常会在一个人的下巴上看到的那样，安布尔和她的女性朋友都认为这一点总体来说还挺可爱，这让菲利普·斯波尔丁更接近一个性感的人，因为他看起来更真实了，不再是呈现在电视剧里的那个过于完美的人体模型），想要从其他人中站出来，在想要触碰到他的时候，就真的能触碰到他。

随后，他展开了一场自我斗争，斗争的核心是他是否陷于或受制于新闻对象的亲密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阿特沃特将此时此刻当成是整段对话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支点或临界点。他已经被莫尔特克夫人的告白弄得神魂颠倒，他快被菲利普·斯波尔丁的故事中的民粹主义所征服，他想打开小录音机，就算安布尔不重讲一遍的话，至少也要让他在录音带上录下它的要点、日期和大概时间——并不是说他会把它写进这篇或任何文章里，只是为了他自己记录，这对类似的人，以及他给《风格》杂志写的文章企图言说的对象来说，都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代表性说明，它可以帮助他的作品建立客观性，像是举起盾牌般抵抗落在他头上的声音，这种声音嘲笑他，并说他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一本多数人只会在浴室里读的杂志写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罢了。阿特沃特试图巧妙地在安布尔右手下动起来，将手从膝盖上的录音机处抽出来，现在回想，此举或许会被认为想牵手或某种亲昵举动，显然莫尔特克夫人误会了，她把巨大的头颅一路伸到阿特沃特的脸和方向盘之间，和他亲吻起来——或者说，阿特沃特正在亲吻莫尔特克夫人的左唇角，而她的嘴几乎覆盖了记者的整个右脸，一直到耳垂。他的双手在她的左肩上无力地拍打着，颤巍巍的动作无疑同样被误认为是激情的表现。随后，安布尔迅速脱掉了衣服，其动作让这辆租来的轿车颠簸起来，车的右侧更深地陷入了眺望地的泥里。倾斜的车内开始发出一阵非常低沉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尖叫或兴奋的呼喊；不管谁想从哪边的车窗往里看，也根本看不见斯基普·阿特沃特的任何部分。

4

“受难频道”最初是在纽约，在非重要时段，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出现的：4点11分在卫星电视，1点05分在都市有线电视。观众发现很难说清它本是一种商业广告呢，还是一种公益公告，抑或别的什么东西。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些表现焦虑或痛苦的知名照片的剪辑片段：林登·贝恩斯·约翰逊[68]在飞机上被一位焦躁不安的越共分子拿枪指着脑袋宣誓时痛苦的表情；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凝固汽油弹的火海里奔逃而出。这些照片一张接一张播出，显然有某种意味。一个女人想给因服用沙利度胺而生下的残疾婴孩洗澡；从贝尔森集中营的铁丝网中探出的一张张脸；奥斯瓦尔德倒在鲁比的枪下[69]；一个男子被套上了绞索，暴徒正将他往上吊起；站在起火的大楼边缘的巴西人。一组循环共有一千二百张这样的照片，每张照片停留四秒钟，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到半夜一点，没有声音，也没有显眼的广告。

巴西利亚电视台旗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为“受难频道”的开播提供了财力支持，但是，这一点在你最初观看时，根本看不出来。唯一的制作人员名单是一个个照片的版权商的和货真价实公司的一个复杂标志。几周后，第一阶段的“受难频道”同样也在网络上流传起来，网址是VOP.com\suff.～vide。影像的法律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几乎是筹备“受难频道”第二阶段的两倍，在这一阶段中，静止的照片序列逐渐被复杂的循环录像剪辑所取代，每天要扩展四到五个新的片段。“受难频道”的第三阶段仍在计划中，暂定于2001年秋季“电视收视率调查”期间实验性插入，不过，正如各地创意企业的标准作业一样，操作过程中总归有灵活和回旋的余地。

斯基普和几乎所有付费媒体成员一样，会看大量卫星电视节目，其中大多都在非重要时段或午夜时分播出，并且他对货真价实公司的标志非常熟悉。他因为要为“全时段不停歇广告频道”写文章，仍和科利斯手下那帮技术人员保持联系，这个频道最终被货真价实公司当成第二波市场营销中的偶然部分。“全时段不停歇广告频道”依旧在播出，并且拉动了稳定的有线电视份额，尽管在人工广告的流量中插入真正的付费广告所获得的回馈，并没有像货真价实公司在简章中所承诺的那样那么可观。阿特沃特就和许多观众一样，在循环播放的广告中可以一眼就看出哪些广告是付费的，哪些是真正有美感的，因此会区别对待它们。有时他会在播放收费广告时就换台。尽管对于研究者来说，娱乐性广告和真正想要卖东西的广告之间的区别很值得研究，并且在1990年代末期刺激了整个媒体研究领域，但他们对“全广告频道”盈利能力的研究却微乎其微。这是货真价实公司被迫将“受难频道”进行资本外包的一个原因，此举反过来也解释了为什么“受难频道”立马开始为自己招标，想要一家大公司来接手——巴西利亚电视台旗下的风投公司打算在两年窗口期获利24%，这意味着货真价实公司的回报未能达到某个层次的话，只能握有名义上的创意权，这是科利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看到的事儿。

货真价实公司在芝加哥北部运营，从那里出发，沿着艾迪生大道，距离WGN电台的巨大传输塔楼只有几个街区，斯基普那辆租来的科沃兹于7月2日早上10点10分，摇摇晃晃、吱吱呀呀地经过了这些地标性建筑——他将弯曲的变速驱动器猛地向右打去，这让在6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的一只轮胎几乎磨光了，驾驶侧的那扇门从里向外剧烈地拱了起来，仿佛经受了一连串可怕的撞击，这是无论赫兹租车公司还是《风格》杂志会计部成员都不愿意看到的——他迟到了将近两个小时，因为只要速度超过45迈，车的引擎就会发出巨大的零钱罐晃动的声音。

到了2001年6月，“受难频道”进入了最后阶段，它被“时代华纳美国在线”公司收购了，不过该公司本身在华尔街一落千丈，他们和博德公司就潜在的收购计划进行了谈判，此举在现实中会帮助博德公司搭救时代华纳，以免他们被以“MCI优选”为首的利益共同体恶意接管。这样一来，“受难频道”的定价规格因此就被博德公司提上了接管日程，而劳瑞尔花了不到一小时，通过电子邮件耍了一点花招，替阿特沃特获得了这一日程中各个相关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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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回复：机密

日期：6/24/01上午10：31美国东部夏令时

内容格式：text/html；参数=美国信息标准代码

发自：k_böttger@ecklbdus.com

发往：l_manderle@stylebsg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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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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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产品：受难频道

类型：现实/打哈欠的人

产品描述：现实生活中人类极度痛苦时的静态和动态图像

产品许可证书：货真价实公司，芝加哥与沃根基，伊利诺伊州

联邦通讯委员会许可证书：可变状态：[参见以下附件]

现行投放情况：区域/通过卫星电视（芝加哥，纽约），迪拉德有线电台（东北，东南电视网），索达尔沃视频（巴西），OVP.com\suff.～vd上的网络流量

计划投放：通过时代华纳优选项目套餐推广至全国（约2002年），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的关键词=SUFFERCH

计划增益率：订阅=时代华纳优选项目套餐每月0.95美元（=1.2%增幅），其中按1—12月22.5%的比例分配。依据阿比创/哈勒出版公司出版的《收视率调查》（标准）对可变目标份额进行按比例分配。（注：每一次需参考“MCI优选”的成人电影频道的费率差异进行分配——参见附件内“成人电影频道”的电子数据表，取自MCI信息源SS2-B4）

货真价实公司背景：总裁和创意主管：V.科利斯，41岁，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格尼市；于艾默生学院获本科学位；于佩帕代因大学获MBA和法学博士；在迪克·克拉克制作公司/全国广播电视的“电视上的搞笑镜头和恶作剧”栏目担任过三年的助理制作人；在“电视节目公司”的《富人和名人生活》《与富人和名人一起逃离》栏目中担任过三年执行制片人；在网络视频平台的《惊喜婚礼1—3》《婚姻辅导中的震惊时刻1—2》中担任过三年制片主任；在“全时段不停歇广告”栏目中担任过两年半的制片主任（详见附件）

现行网络视频平台资产，包括固定设备与应收款项：（参见下方附件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文档与电子数据）[注：有关照片、视频的许可和发行存于律师处（参见附件中USCC/F§212，vi—xlii）：鲁登瑟与沃斯财产保险，芝加哥和纽约（参见附件）]

样本磁带摘要，2-21-01（内涵附件、收购说明）

内容：

（1）低光安全视频，两个年龄分别为七岁和九岁孩子的母亲，患有晚期癌症，蓝泉纪念医院缓和治疗部，私立，密苏里州。

（2）高光监控视频，十岁的男主人（狗）、老年男主人（狗）、成年女主人（猫）在免费安乐死日，麦克多思保护动物协会，麦克多思，佐治亚州。

（3）高光教学视频，五十岁男性在腹部手术中，突然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需要物理约束。音频质量非常高。布里格姆妇女医院，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4a）手持录像，电击审讯青少年男性主体，克鲁蒂埃监狱审讯室，喀麦隆（字幕）。

（4b）附带的低光视频（质量差），视频片段（4a）播放给目标人物的亲属（估计是父母？）看，其中一人被揭示出是真正的审讯对象（字幕，面部特写数字增强）。

（5）隐蔽（？）的低光录像，天主教济贫服务部为谋杀/暴力犯罪受害者家庭提供的支助小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加利福尼亚州[权限待定，见附件]。

（6）高光法律责任视频，第四期根管和牙冠手术，四十六岁女性对所有麻醉剂过敏，中止。达胡德·休特吉牙科医生，东斯特拉斯堡，宾夕法尼亚州。

（7）未使用的BBC2肩扛式视频剪辑片段，颈链党，德兰士瓦公民省C7，比勒陀利亚，南非（音频极佳）。

（8）手持录像，一对卢旺达中年夫妇被一群人用农具谋杀（无音频，面部特写数字增强）。

（9）手持视频，鲨鱼攻击，试图对十八（？）岁的冲浪者进行复苏，斯坦森海滩，加利福尼亚州（权利待定，见附件）。

（10）六十岁专利律师的遗书和持枪自杀的高光录像，卢瑟福市，新泽西州。

（11）高光法律责任视频，对二十八岁有自杀倾向的女性进行的收治和评估问询，牛顿韦尔斯利医院，牛顿，马萨诸塞州。

（12）低光监控录像，父母确认十三岁被强奸儿童的遗体，艾默生县验尸官办公室，布伦特利，田纳西州。

（13）网络摄像头数字视频，二十二岁女性在宿舍被轮奸，为大学课程设计，网上实时播放的“我的生活”，杰克逊，田纳西州[视频质量/FPS差，高增益音频优秀，一些脸部数字模糊（见附件）]。

（14）为三度烧伤女患者（？）更换敷料的高光监控录像，约瑟夫塔尔医院烧伤科，劳伦斯，堪萨斯州。

（15）未使用过的德国产2DF配单肩托架摄像机拍摄的视频片段，霍乱门诊部，昌化地震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阿比创作针对第一次循环播放的系列广播的评分：6.2±6

2-02：阿比创作针对第二次循环播放的系列广播的评分：21.0±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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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巴克特里亚把作品拿出来，摆在安格尔夫人办公桌上，当时是7点10分，行政部实习生正扛着自行车走进来。作品有三件是直立着的，另一件底部比较密集，有点向外散开。每件作品都放在各自空白的打字纸上，这些纸是《风格》杂志用来打印行政信件和备忘录的20磅重的布纸。这些作品没有特别的顺序。两位编辑部实习生坐在房间最远两个角落的配套椅子上。艾伦一头深金色的短发，沿着一只耳朵的边缘，戴着一只弧形的耳钉，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恰到好处地反射光线，闪闪发光。靠近办公室门的墙上，有一幅大型写实主义摄影，上面描绘着安格尔夫人戴着手套，身穿紧身“圣罗兰”套装，脚上穿的像是专业舞鞋。

行政部实习生在读乔特中学和瓦萨尔学院时都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她在上下班时总是穿着合身的自行车短裤，然后在行政休息室里换衣服。她受欢迎的另一个标志是，安格尔夫人允许她把自行车存放在她的办公室里，办公室还是上锁的。那天早上，行政部实习生稍微晚到了一点，因为前一天，第二季的刊物终于收稿了。安格尔夫人自己也很少在九点半之前来。

这位行政部实习生抱着八斤半的自行车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睛直勾勾盯着那些作品看，进门时笑容已经不见了。在《风格》杂志的实习生当中，她被公认为优秀的标准。她穿平底鞋至少也有5英尺10英寸高[70]，长长的赭色头发在最稀薄的荧光下也会闪闪发光，她设法让自己看起来既世故又真实，在杂志社的走廊和半封闭的隔间里穿梭，像是活生生地驳斥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切。

“我们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些东西，”艾伦说，“然后别人随便怎么说就无妨了。”

“闪耀的神作。”行政部实习生露出了前牙，轻轻压在下唇上。她不自觉地摆出了与斯基普、艾伦及许多在大豆庆收节和集市上的顾客一样的姿势——站在几英尺之外，又想往前凑，又想往后退，姿势多少呈现成了S形。她戴着一顶贴合头型的头盔和一件无领无袖的“瓦萨”运动衫，故意将里面的白色植绒都露了出来。她的运动鞋上有个特殊的配件，这东西显然是用来夹在山地自行车踏板上的。她背靠墙壁，投下的影子复杂又有些膨胀。

“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意思？”劳瑞尔平静地说。她和艾伦从隔壁会议室里多搬来了几盏灯，因为顶灯灯光的定色功能出了点问题，产生了眩光。每件作品都被照耀在充分而均匀的光线之下。行政办公区比十六楼要安静得多，也更肃穆，但也有点冷漠和呆板，劳瑞尔心想。

行政部的实习生依旧举着自行车。“你们不会真的……？”

“它们已经过类似切薄处理了，别担心。”劳瑞尔按照斯基普发来的指示，自己额外又添加了一些固定剂。当时，斯基普正搭上一趟通勤航班，从中途岛出发前往曼西。劳瑞尔帮他把整件不愉快的租车交接事宜给办好了，所以对他时刻表上的每一分钟都很了解。她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会随时晕倒。

“所以，我这是要给你爽一把，还是怎么着？”艾伦问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

劳瑞尔摆出了一副惊讶的姿态说：“真是一泡神奇的屎。”

自行车的一只轮子空转着，而行政部实习生的双眼一动不动。她开口道：“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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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没有成年人会记得自己如厕训练时的细节或由此产生的心理阴影。当某人出于某种理由想要了解这些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以至于你不得不去询问你的父母——这样做很少奏效，因为大多数父母不仅会否认还记得这事儿，甚至还会矢口否认自己最初辅导过你上厕所。这样的否认行为基本上是出于心理保护，因为养育孩子有时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所有这些现象都有详尽的研究和记录。

科利斯心中深藏着一个隐秘的愿景或梦想，这可以追溯到他刚离开里奇公司和TPE那会儿，当时他想把自己重塑成一个能在紧张刺激的有线电视行业中立足的有生力量：一个完全致力于拍摄名人拉屎的频道。瑞茜·威瑟斯彭在拉屎。朱丽叶特·刘易斯在拉屎。迈克尔·乔丹在拉屎。长期担任众议院少数党党鞭的迪克·盖哈特在拉屎。帕米拉·安德森在拉屎。打着领带，咧着嘴的乔治·F.威尔在拉屎。前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传奇球员哈勒·欧文在拉屎。“滚石”贝斯手罗恩·伍德在拉屎。教皇约翰—保罗在拉屎，边上还有个特殊服务人员正把他的长袍端起来。伦纳德·马尔廷、安妮特·贝宁、迈克尔·弗莱利，以及奥尔森双胞胎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在拉屎，等等。还有海伦·亨特。“价格正确”栏目里的鲍勃·巴克尔。汤姆·克鲁斯。简·波利。塔利亚·夏尔。亚希尔·阿拉法特。蒂莫西·麦克维。迈克尔·J.福克斯。房屋及城市发展部的前部长亨利·希斯内罗斯。用实时镜头拍摄玛莎·斯图尔特在她位于康涅狄格州的主浴室里，与肥皂、香袋以及色彩协调的亚麻制品中蹲着拉屎，这个想法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科利斯很少会放任自己去想。这并不是一个枯燥的设想。但很明显，这也是很私人性的。汤姆·克兰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贝尔·胡克斯。詹姆斯·多布森博士。身陷囹圄的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莱恩。彼得·詹宁斯。奥普拉。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梦想，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推论，他幻想这些图像被传送到了太空，经过数字排序，达到了最大的范围和连贯性，而且先进的外星物种正在研究这些录像，以了解2001年前后地球的所有必要信息。

他不是个疯子，这个想法从未真正实施过。现在依旧没有。科利斯本人所推进奠定的基础是“真人电视”以及冒犯名人的隐私，曝光他们的全新潮流，这就是所谓的“真人秀”：名人出洋相、名人带你参观他们的豪宅、名人打拳击、名人的政治对话、名人相亲、名人情感咨询。即便在里奇公司的TPE上班那会儿，科利斯就明白了此类节目的编排逻辑，并且可以无情地推向终极曝光：名人做大手术、名人死亡、名人尸检。只不过从逻辑外部看，会显得很荒唐。沿着最终的弧线，距离播出“高清晰、全音频名人拉屎”还有多远呢？多久之后，这个想法才会不再疯狂到不敢大声讲，才能不在开发部和法务部人士的笑脸面前，像气球一样飘起来？现在是还没有，但不代表永远不会有。这些人曾经在珀斯嘲笑过默多克，这一点科利斯是知道的。

劳瑞尔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是在三十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开始如厕训练的，这项训练一直很随意，马马虎虎，所以基本没有带来什么大问题。阿特沃特兄弟却较早进行了此项训练，做得也很粗暴，但非常有效——实际上，正是在如厕训练期间，双胞胎中的老大才第一次学会了抖动左手的拳头，以自我鼓励。

小罗兰·科利斯的保姆是“华德福教育运动”[71]中一个不折不扣的激进派代表人物，所以他根本没有经历过正规的如厕训练，只是在四岁时突然无缘无故被收回了所有的尿布。在这个年龄段，他进入了“圣髑路德会”的学前班，在那里，集体生活导致的明确后果促使他立即学会了厕所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就像一个孩子被扔到水里，然后很快就学会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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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杂志行业的简称，旗下包括：《人物》《我们》《潮流》《联络》《风格》和《娱乐周刊》（出于人口统计，《青少年人物》通常不包括在BSG中）。缩写代表着：巨大，温和，浮华[72]，“温和”又指人们兴趣中最通俗的那一种。

截至2001年7月，BSG旗下的六本杂志中，有三家为博德媒体公司所拥有，该公司是一家德国企业，美国近40%的贸易出版业都归它管。

和其他主流杂志行业一样，BSG的每份周刊都订阅了一项在线服务，该服务汇编和整理了所有签约记者向国家通讯社和甘尼特公司提交的稿件，其中约有8%的稿件会在主要的新闻日报上正式刊登出来。一个经过挑选的编辑实习生，有时会被称为“墨镜”，因为根据“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在高强度的屏幕时间内，员工需使用特殊的阳极氧化护目镜，这个实习生的任务是浏览这项服务。

斯基普·阿特沃特是BSG少有的既能投稿又能接受任务的老派记者，他也是《风格》杂志社里为数不多的对亲自评论在线服务感到厌烦的正式员工之一。就实际情况而言，他只有不在现场报道时候才会这样做，并且通常是在晚上，在他的狗再度入睡之后，他会戴着红雀队的帽子，端一杯酒，按照指令在家里的台式机上操作，这项指令是劳瑞尔的前任设定的。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美联社有一名记者记录了富兰克林博览会上据称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的“基督山伯爵”三明治，其中还包括一种古董，一些做工复杂的高级小雕像，它们是用该记者称为“fasces”的东西制造出来的。这些艺术品被装在玻璃柜里，由于周围人多，很难靠近，而且人们的手和呼出的气显然把玻璃弄脏了，以至于当你终于费尽力气走近时，会发现它一半已经被遮挡住了。后来，斯基普才知道，这些倾斜的玻璃柜子是在一次欠税拍卖会上，从印第安纳州格林斯堡一家倒闭的熟食店获得的，几十年来，那里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小规模哈西德派教区。

在一堆丢弃物边上，放着一块写字板，上面没有标明它属于哪个《风格》杂志的“墨镜”，从他本人的亲身经验来看，阿特沃特倾向于认为这些东西很可能是粗鲁的小艾尔维斯或恩哈特的，它是用牲畜废料做的……只不过，在展示横幅上，据说是“无手工的手工艺品”的表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句话似乎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涉及自动化，而自动化是应用于禽畜废物的，确实会让人感到奇怪。当然，好奇心，或多或少算是斯基普在“世界动态”栏目的看家本领。它不是像街头小报或“怪诞秀”节目，抑或是整体没问题，但有时会打打擦边球，总体基调乐观上扬的“怪诞秀”中的那种好奇心。BSG的所有内容和基调都是通过市场调查决定的，并会落实到最小的细节处：名人简介、娱乐新闻、热点趋势，以及报道中的人情味，其中人情味代表了一个尺度，在这个尺度中，偶尔出现的怪诞内容会带来一种商机——不过，措辞得非常机警。BSG旗下的所有刊物不厌其烦地将自己与街头小报区分开来，与小报的目标市场完全不同。《风格》杂志的“世界动态”栏目以人为本，一贯以来，既要保持可信度，又要振奋人心，或者说至少要有振奋人心的元素，让人心怦怦跳的那种。

阿特沃特的心是跳得最厉害的。他是个老派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会为“世界动态”栏目去跑两三个潜在的故事，并把每个故事都写出来，然后投稿，如果有人要求的话，他还可以重写别人的稿子。重写稿件的利害关系可能会变得很棘手，实习生经常不得不在参与的正式员工之间调解，但阿特沃特在《风格》编辑部被称为既能重写又能被重写的人，所以倒不会被说成混蛋。

从根本上说，他在员工和实习生中积攒的声誉根基在于：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混蛋。当然，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他被认为是一只有基本自尊心的大虾。《风格》杂志的有些人会觉得他很挑剔或自命不凡。还有一些人则会质疑他的自主性。有时，他会被称为“娘里娘气的鸭子”。还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他穿衣的单调性。事实上，他的钱包里居然有他家狗的照片，此举要么是可爱，要么就是令人毛骨悚然，这取决于你问谁。有几个比较敏锐的实习生凭直觉认为，他为了走到这一步，一定克服了自己身上的很多问题。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一个专业的软新闻记者。我们都会做出调整，所以才会有“调整好”这一说法。一个娃娃脸的矮脚鸡，长着一对小时候经常被人无情嘲笑的耳朵——笨蛋、斯波克[73]、尖耳朵小鬼。一个光鲜、浅薄、认真、有成效、完美的企业家。在过去的三年里，斯基普曾向《风格》交过大约七十篇独立完成的文章，其中有近五十篇被刊登了出来，还有少量的其他作品被归在了改写者的名下：《塔尔萨郊区一个只有成为祖母才能进的志愿消防公司》《等不起的宝宝们——那些没能成功到达医院的妈妈们讲述的精彩故事》《酒后划船：另一种形式的酒驾》《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斯利姆·惠特曼》《并非是蓝色的草地——肯塔基州的另一种经济作物》《接生的人生——八十一岁的产科医生迎来了自己第一个病人的孙子》《前康迪特实习生如是说》《今日的护林员：不只是坐在瞭望塔里》《神圣的轮滑者——直排轮滑马拉松偿还了教堂的欠款》《湿疹：无声的流行病》《摇滚高校——哪些明日之星可以入学》《内华达州的骑行者们努力抗击肌无力重症》《游行的领军人物——从梅西百货到玫瑰锦标赛，这个花车设计师都做过》《全时段不间断广告有线电视频道》《岁月之石——地质学家以全新的方式庆祝千禧年》《有时候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对舒伯齐犬的爱，他就会像乳草一样被吹走飘散》《落选〈谁想嫁给百万富翁〉的女人：她们从哪里来，将回到哪里去》《跃跃欲试的蜥蜴——墨西哥湾沿岸新的鳄鱼瘟疫》《一群幸运的猫——身患绝症的乐透彩民留下的惊人遗产》《新型家庭作坊山寨奶酪制造商：奇迹还是骗局？》《摆出（乐观）姿态——奥兰治县的牧师宣称耶稣不是一个满腹牢骚的人》《晕车药和美国航天局：不为人知的故事》《秘密文件揭示了瓦利斯·辛普森对爱德华八世的欺骗》《靠面团发的家——特拉华州的青少年卖出价值四万美元的女童子军饼干……其产业还在攀升！》《对于这些曾经的恐高症患者来说，家并不是心之所在》《对立面：思考者的广场舞》。

同时，大家也承认，阿特沃特最擅长做的，有时恰恰是他自己跑下来并投稿的那些作品，这些项目往往能提升BSG的发展。1999年的3月7日，阿特沃特为《风格》杂志递交了“世界动态”栏目截至那时最长的一篇文章，文章写的是马里兰大学教授在公寓里被杀，唯一的目击者是他的非洲灰鹦鹉，这只鹦鹉只是在不断重复“哦，我的天啊，别这样，求求你了，别这样”，随后发出了一些可怕的噪声，当局与宠物催眠师一起在鹦鹉身上下了一番功夫，想要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这里的“乐观角度”是：这位催眠师和她的履历，外加她对动物意识的信仰，核心的矛盾是她只是一个新时代的疯子，沿着宠物治疗师的路子，一路想到达比佛利山庄，抑或与之相关的某件事，如果鹦鹉像广告上说的那样，可以进行催眠和唱歌，那么它在法庭上的证据地位又该是怎样的呢。

在他们童年的每个清晨，阿特沃特夫人都会站在他们的床铺之间，大声拍手把两个儿子叫醒，一直拍到他们的双脚真正触到卧室地板才肯收手，现在浮现在维吉尔·阿特沃特记忆深处的是一种讽刺的喝彩声。《怒不可遏——三度截肢的人不愿意承担医疗费用》《近在咫尺的冰毒实验室》《格拉迪斯·海恩太太，超过一千五百个自动电话菜单背后的声音》《餐盘饭店——华盛顿特区的这家餐饮商已经看透一切》《电脑跳棋：最终的上瘾症？》《没有甜言蜜语——蓝色M&M巧克力让消费者大动肝火》《达拉斯上班族的安全气囊噩梦》《更年期和草药：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大把的机会——彩票作弊者和抓获他们的重案组》《网络媒介杜维恩·埃文斯的通灵秘密》《冰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迄今为止，阿特沃特最被看好的作品是2000年7月3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加州高地的一个小女孩出生时患有一种无法发音的神经系统疾病，她无法形成面部表情，其他一切正常且健康，她扎着金黄色的小辫子，有一条叫斯基伯的柯基犬，而她的脸是一张向前平视的花岗岩面具，她的父母则为世界上五千多个无法形成正常面部表情的人建立了一个基金会，阿特沃特跑了现场，投了稿，写下了两千五百字的稿子，其中只有一半内容是背景材料，另外的部分则是两栏多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躺在母亲的腿上面无表情，在过山车上面无表情，等等。阿特沃特在“受难频道”专栏投的那篇稿子，终于得到了双月刊副主编的首肯，因为他曾在1999年“全时段不间断广告频道”上为“世界动态”栏目说过好话，当时“全时段不间断广告频道”也是货真价实公司的，并能如实地与科利斯建立联系，他古怪的隐士打扮，形成了一个漂亮的人形钩子——虽然副主编曾说过，谁也不知道阿特沃特要怎样在“受难频道”的故事中找到“乐观角度”，但这会让阿特沃特的技能发挥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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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瑞尔·曼德利做的第一个令她感到不安的梦发生在布林特·莫尔特克作品的数码照片落在传真机下面地板上的那个夜晚，她感到一股奇怪的双重冲动，既想弯腰去捡，又想尽快从隔间里跑出去。一种不祥的感觉贯穿了整个夜晚，这让劳瑞尔倍感不安，因为她通常和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一样，相信直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躺在深夜的阁楼上，她的室友在她下面涂着“科颜氏”面霜。梦里有一栋小房子，她隐约觉得那里是斯基普写的那则不可思议的有关“大便”的故事里，那位女士和她丈夫的那一半复式楼的所在地。他们待在屋子里，要么像是在客厅里，要么像是在书房，坐在那里要么什么事儿也没做，要么就是没有做劳瑞尔也可以辨认出的事儿。梦境中的毛骨悚然感，就像她在外祖父和外祖母位于“来佛礁”的夏日别墅中的那种恐惧感一样，那里有一个柜子，只要劳瑞尔出现在房间里，衣柜的门就会自己打开。在梦里看不清莫尔特克先生和夫人的长相、穿着，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有这么一刻，房间中间还站着一条狗，但是，它的品种，甚至颜色都看不清。场景中没有什么明显的超现实或凶险的东西。它似乎更像一些或常见、或模糊、或转瞬即逝的东西，就像一个抽象物体或轮廓。唯一古怪的是，这栋房子有两扇前门，其中一扇还不在前面，但它仍然是一扇前门。但这一事实无法解释劳瑞尔坐在那里所感到的压倒性恐惧。这是一种预感，不仅仅包含着危险，还有一种邪恶。那里呈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萦绕不去的邪恶感，尽管它确实存在，但并不在房间里。就像第二道前门，它不知为何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她迫不及待地想出去，她必须出去。但是当她以请求去上厕所为由站起来时，即使在请求的过程中，她也无法忍受这种邪恶，于是只穿着丝袜就往门外跑去，但她跑向的不是正门，而是另一扇门，虽然她不知道这扇门在哪里。但她一定知道，因为它就在那里，门把手上有一个装饰性、细节极其可怕的金属疤痕，无论压倒性的邪恶是什么，它就在她身后，那里是一扇门，但出于某些原因，即使她被恐惧征服，也还是伸手去抓门把手，她要打开它，她可以看到自己正试图打开它——就在那一刻，她醒了。然后几乎完全一样的事情又在第二天晚上发生，她现在很害怕，如果再发生一次的话，那么下一次她真的会打开那扇不在前面的前门……她对这种可能性所感到的恐惧是她在周二晚上坐火车回家的时候，试图向西沃恩和塔拉描述这个梦的时候，唯一能说清的东西，但她却无法说清那两扇前门为什么会这么恐怖，因为就连她自己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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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特克夫妇没有孩子，但在他们家那条狭窄走廊外的浴室墙上，却挂着一些相框，上面都是布林特和安布尔的朋友、亲戚孩子的照片，此外，还有莫尔特克夫妇年轻时的一些照片。阿特沃特，一个穿着夏威夷衫、散发着浓烈发霜味道的自由摄影师，以及艾伦·巴克特里亚亲自找到并聘请的里士满内科医生，已经把其中一些照片的摆放顺序打乱了，它们现在以随意的角度挂在墙上，并使墙面露出了一部分裂缝和一系列奇怪的凸起。有一张相当特别的照片，拍的是安布尔在她婚礼的酒会上，身着白色锦缎，光彩照人，一手拿着蛋糕托，另一只手拿着切刀。还有一张照片，乍一看像是别人的，但拍的是莫尔特克本人曾在“幼年联盟”时的照片，他穿着球衣，拿着一根铝制棒球棒，当时这位艺术家也许才只有九岁或十岁，击球头盔对他来说还太大了。

阿特沃特新租的车是一辆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挤的起亚，它停在莫尔特克家的车道上，在它后面停着医学博士的林肯敞篷车。莫尔特克家的面包车停在另一条车道上，这预示着这条车道与另一方的住户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约定，而阿特沃特在莫尔特克太太面前感到的打击、矛盾和不自在非常强烈，并不打算去询问这约定是什么。艺术家的妻子曾对有辱他们人格的程序抗议，现在她在厨房边的缝纫室里，脚偶尔会踩在旧机器的踏板上，由此产生的冲击力将走廊震了起来，从而使得自由摄影师不得不一再重新调整他的灯架。

内科医生呆呆地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在盯自己的表看。阿特沃特在特拉华的机场等摄影师就等了三个小时，他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坐在一堆设备里，像做作的孩子一样挑着地毯的绒毛。这个男人的脑门上一丝不苟地贴着一大蓬抹着百利发乳的法式卷发，它所散发出的气味引起了阿特沃特另一个童年联想，他知道，是弧光灯散发的热度让发膏的气味变得如此浓烈。记者的左膝现在无论以哪种方式承受体重都会感到疼痛。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身旁抽动起拳头来，但那是一种试探性的、机械的方式。暴雨缓慢移动的前锋过后，该地区的空气变得清澈干燥，天空广阔，出现一大片钴色，周二的天气整体感觉既炎热，又几乎带有一丝秋天的凉意。

莫尔特克家的厕所门是块带内部铰链的纤维板，它被关上，并上了锁。从门的另一边传来水槽和浴缸的水龙头发出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保守派谈话类节目的片段。她丈夫是一个极度注重隐私、反复无常、又喜欢待在厕所里的人，莫尔特克夫人曾向医学博士和摄影师解释说，毫无疑问，他小时候曾遭受过某些虐待。关于“鉴定”条款的协商是在家中的厨房里进行的，她把所有的作品都摆了出来，莫尔特克先生就坐在她身边——在安布尔说起她丈夫喜欢待在厕所及童年的时候，阿特沃特没有盯着这个男人的脸看，而是盯着他的手看。今天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褪色牛仔布罩衫般的东西，阿特沃特无论往哪看，她的身影都会在他的视线外围徘徊，颇像一个人在外面时，总能看到余光里的天空。在协商中，有一刻阿特沃特想去上厕所，去那里就可以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了。他是真的憋不住了，这是装不出来的。莫尔特克家的厕所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凹室，由水槽的柜台和构成门框的墙壁所组成。仔细闻的话，可以闻到厕所里弥漫着一股霉味。他看到，水槽和马桶后面的那面墙，沿着走廊和起居室，与东边的承重墙连成一体，这堵墙同样还连接着复式楼的另一边。阿特沃特出于私密性考虑，更喜欢其中的设施离门远一点的厕所，但他看得出，在这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淋浴装置放在现在马桶的位置，鉴于这个淋浴器非常规的尺寸，所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很难想象安布尔·莫尔特克会把自己塞进这个细长的凹槽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坐在白色的椭圆形座椅上清空肠胃。既然东面的墙壁上也装着供厕所里三个设备使用的内部管道，那么在复式楼另一边，与这间厕所相连的厕所，其内在的管道也会安在墙壁内，这是合理的。有那么一刻，阿特沃特只是出于根深蒂固的礼节，才忍住不去把耳朵贴在药柜旁边的墙上，看看能不能听到什么。他也不会允许自己打开莫尔特克夫妇的药柜，也不会允许自己真的把手伸进毛巾架上面的木纹架子里。

马桶本身是常见的“美标”牌，它的白色比起房间的墙壁和瓷砖来略显明亮些。唯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没有垫子的马桶座的左侧，有一条大裂缝，水流下去得相当迟缓。马桶和它周围的地板区域显得非常干净。阿特沃特也是那种使用完马桶后一定要把座圈放回去的人。

显然，艾伦的智囊团已决定不提供一份简短的清单，在上面列出他们希望艺术家选择的具体作品或作品类型。最初，劳瑞尔·曼德利受命让阿特沃特投稿的内容是这样的：医学博士和摄影师与布林特·莫尔特克一起被安排在那里，而他则将这一天里让他有灵感的作品制作出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安布尔宣称这样的安排完全不能接受。随后，他们让了步，提交了这样的想法：只有医学博士在场（这一点其实是他们最想要的，《风格》不可能使用在别的媒体中使用的照片）。然而，莫尔特克夫人也将这一点给否决了——布林特从来没有在与他人共处一室的情况下创作过艺术品。她再次重申说，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厕所里。

记者在聆听她所说的内容期间，在速记本上记录下了以下情况：这个家的厨房铺着地毯，在墙壁、柜台和橱柜上都采用了绿色和酒红色的配色方案，莫尔特克夫人几乎肯定有某种在学校或社区剧院工作过的经验，艺术家偶尔喝咖啡的宽大塑料杯来自一个热水瓶的顶盖，而热水瓶却不知去向。在这些观察中，只有第二点对最终刊登在《风格》杂志最后一期上的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让艾伦印象深刻的是劳瑞尔最初提出的建议，亦即，让斯基普和摄影师在从曼西来的路上，在某个电子市场或沃尔玛超市买一台便携式传真机——摄影师的装备要求小型车的座椅尽量往前移，而他不仅得在不能吸烟的出租房里吸烟，而且还要养这么个机器，他在出租房里会把每个烟头剥下来，并把没有抽完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放在夏威夷衫的口袋里——并且这个传真机可以连接到莫尔特克家厨房的电话上，那部电话有一个插座，可以在电话和传真之间来回切换。经过协商，医学博士最终被安排在厕所门外，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接收到新鲜的作品（“刚出盘，还热乎着”，摄影师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这句话使得莫尔特克跳“马德拉舞”的手指颤抖了一下，有那么一刻，还乱了方寸），继而立刻展开实地测试，并将测试结果直接传真给劳瑞尔，并在上面签上名字，贴上某些处方所要求的医疗授权号。

“你知道《风格》杂志要有一些佐证资料。”阿特沃特曾说。这时，在莫尔特克家的厨房里进行的有关假设的谈判已经达到了高峰。他选择不提醒安布尔，这个问题两天前已经在科沃滋车中得到了解决。“这不是杂志社是否信任你的问题。而是说，有些读者显然会持怀疑态度。不能让哪怕是一小部分读者觉得《风格》看起来过于轻浮，或者就像个骗子。”在厨房里，他没有提到BSG将他们与一般的街头小报区别开来的想法，尽管他确实说过：“他们不能让这看起来像一个小报上的故事。”

安布尔·莫尔特克和摄影师一起，一直在吃一块全国知名品牌的咖啡蛋糕，这种蛋糕显然可以在微波炉中加热，但不会变软变潮。她的叉子用得很灵巧、很文雅，她的脸很大，好似有两张斯基普的脸并排那么宽。

“这么说来，也许我们应该继续让一些小报来做。”她曾冷静地回答。

阿特沃特说：“好吧，如果你决定这样做，那好吧，可信度不再是个问题。这个故事会被插入那些‘德尔塔·布尔克水果餐’广告和在海王星照片中发现猫王个人资料的报道之间。没有别的媒体愿意写这个故事，或愿意跟踪报道。小报是不会进入主流的。”他说，“对你和布林特来说，这是隐私和曝光间的微妙平衡，这我是知道的。你显然得自己拿主意。”

后来，在狭窄而气味浓烈的走廊里等待的时间，阿特沃特在笔记本上记录：在某些时候，他和安布尔在厨房里玩你来我往的把戏时，不再装模作样地把艺术家也捎带进来。而他受损的膝盖所传递出的真正感觉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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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又想到了一点。”劳瑞尔·曼德利说。她站在未安装纸盘的传真机边，前一天在吃工作午餐时，尽情讲述舔阴部时放屁花絮的那位编辑部实习生就坐在几英尺外的另一个工作台边。今天，这位实习生——她碰巧也叫劳瑞尔，是艾伦的密友和门徒——穿了件“高缇耶”牌裙子，外搭一件看起来像是烟灰色的无袖高领开司米衫。

“你的口水，”劳瑞尔·曼德利说，“你一直在咽口水。你不觉得恶心吗？不。但是，现在你想象一下，用口水一点点把装橘子汁的玻璃杯或别的什么杯子装满，然后整杯干掉它。”

“那真的很恶心。”编辑部的实习生承认说。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当口水在你嘴里时，它就不恶心，一旦从你嘴里流出来，你再想着把它咽回去的时候，它就变得恶心了。”

“你是不是想说，大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论及大便，它更像是，只要它还在我们体内，我们就不会去想它，大便只有在它拉出来之后才能成为大便。只有到那时，它才更像是你的一部分，更像是你体内的器官。”

“也许，我们想起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肠子时，想法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体内都有这些——”

“它们即我们。离开肠子，谁能活下去呢？”

“但是，我们依旧不想看到它们。如果我们看到它们，它们会自动变得令人恶心。”

劳瑞尔·曼德利不停地在鼻子边上摸着，她的鼻子感觉光溜溜的，有种诡异的顺滑感。她还患有偏头痛，动一下眼睛就会疼，每当她转动眼睛，似乎就能感觉到连接着眼球和大脑的所有复杂的肌肉结构，这让她更加头晕目眩。她说：“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喜欢看到它们，因为如果它们是可见的，那就意味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身上有了一个洞或受了伤。”

“但我们还是根本不愿意去想它们，”另一个劳瑞尔说，“谁会坐在那里说，现在，一个小时前吃的沙拉进入了我的肠子，现在我的肠子在蠕动，在挤压，在把残渣往前送？”

“我们的心脏在跳动，压缩，但我们却不会介意去想象我们的心脏。”

“但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甚至不想看到我们的血。我们会昏死过去。”

“不过，不包括经血。”

“没错。我认为这事更像是在验血，看着管子里的血。或者，被割伤了，看到血流了出来。”

“经血很恶心，但不会让人头晕。”劳瑞尔·曼德利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她那硕大的额头因思考而皱了起来。她的手仿佛在颤抖，尽管她知道别人看不到。

“也许经血最终更像是大便。这是排泄物，也很恶心，但是它一下子就流到体外，而且还能看到，这并没有错，因为重点在于，它应该被排泄出去，它是你想要处理掉的东西。”

“或者，我又想到了一点，”劳瑞尔·曼德利说，“对你来说，你的皮肤并不会让你感到恶心，对吗？”

“有时候，我的皮肤挺让人恶心的。”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编辑部的另一个实习生笑了起来：“我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

“皮肤是外在的我们，”劳瑞尔·曼德利接着说，“我们总能看到它，这没有问题。有时我们甚至觉得它是个美学问题，比如某某人长着漂亮的皮肤。但现在，想象一下，比如，一英寸见方的人类皮肤，就放在桌子上。”

“呃。”

“它突然会变得恶心，那是怎么回事呢？”

编辑部的实习生又跷起了腿。她那双露出在“吉米·周”露跟鞋上方的脚踝或许略有些粗壮，但她穿着一双极为精致且可爱的丝质长筒袜，这种袜子哪怕穿一次，没有完全把它们弄坏就足够幸运了。她说：“也许还是因为它暗示了某种伤痛或暴力吧。”

传真机收件灯依旧没有亮起来。“这更像是皮肤被去情景化了。”劳瑞尔·曼德利又沿着她的鼻孔摩挲起来，“你将皮肤去情景化处理，并把它从人体上取下来，突然它就变得恶心了。”

“说真的，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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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喜欢这样。”

“就你我之间来说，我想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事儿我们也管不了。”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把这些带给弗里克小姐，你也许会更喜欢。”劳瑞尔·曼德利在电话里说。那是周二下午的晚些时候。某些时候，她和阿特沃特会把“弗里克小姐”这个名字当作艾伦·巴克特里亚的私人代号。

“我知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投稿了。”阿特沃特回答说，“无论怎么抱怨都不是这个原因。我想你做了如果我头脑清醒会要求你去做的事。”劳瑞尔能听到他在腰部挥动拳头发出的轻微响动。他说：“不管出什么差池都由我来扛，”这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忽略了某个核心部分。”

《风格》杂志的记者一直坐在床边铺着的毛巾上检查自己受伤的膝盖。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阿特沃特没有穿西装，领带结也松开了。房间里的电视是开着的，被调到了点播的频道，节目里重复播放着一首歌的片段，有一个事先录制好的，并非出自格拉迪斯·海恩夫人的声音说着“欢迎光临卡梅尔山假日酒店”，并一遍又一遍邀请你按下菜单，以便看到电影、游戏和各种各样房间娱乐的选项。阿特沃特显然不知道遥控器放哪儿了，所以无法换台，或者哪怕想静音都不行（在假日酒店，这种遥控器往往非常小）。他左腿的裤子整齐地卷到膝盖以上，每隔一会儿就反折一次，以防起皱。电视机是十九英寸的“交响”牌，它放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底座上，与面对床摆放的梳妆台相连。这和他星期天入住的那个房间一样，也位于二楼——劳瑞尔·曼德利让会计部直接订了房间，即使阿特沃特前一晚在芝加哥近北区的“万怡酒店”过的夜，这家汽车旅馆现在困住了这位自由摄影师，得用双倍于正常日租的价格，为明天的联合报道做准备。

在房间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镶框印刷品，里面放着某人构思出的用蔬菜拼成的一个马戏团小丑的脸部和头部。比如说，眼睛是橄榄，嘴唇是辣椒，脸颊上的色斑是小番茄。在星期天和今天，阿特沃特一遍又一遍地想象：房间里某个住户突然中风，或丧失了行动力摔倒在地，不得不躺在地板上仰望这幅画作，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频道里播放的持续九秒的信息，既不能动弹，又不能呼喊，也不能环顾四周。就某些方面来说，阿特沃特的各种抽搐和习惯性动作都是为了使他的意识实体化，使他远离这样病态地空想下去——他不会中风，他也就不必一次次地看着那幅画，也不用听那些傻乎乎的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女服务员进门发现他为止。

“这是唯一的理由了，我还以为你知道她会把那些东西寄来。”

“要是我能像我说的那样准时打电话，那我们俩就都知道了，那样一来就不会产生误会了。”

“不错，但这其实不是我的主意。”劳瑞尔·曼德利说。她坐在阿特沃特的办公桌旁，正漫不经心地把小牛皮做的发夹扣上，又解开。按照斯基普和他的实习生们的标准操作规定，这次电话交谈既不显得仓促，也没有被剪掉。两通电话分别是在三点半和四点半前不久打来的，这是因为印第安纳州不遵守夏令时的惯例。劳瑞尔·曼德利后来告诉斯基普说，她周二时累坏了，都快透支了，再加上那天她很不高兴，因为她必须在4号，也就是明天，来调停阿特沃特和艾伦之间就所谓艺术家在“受难频道”的首期节目中的出场问题进行协调，所有这些都得实打实地在几小时内赶完。他俩平时可不是这样工作的。

《风格》杂志之前还从未有过将两篇还在写作中的作品结合起来编辑的经历。正是这一点，向阿特沃特表明，要么是安格尔夫人，要么是她一个助手直接插了一手。他对此没有一丝想去抱怨或怨恨，这或许对他来说还是好事。他在电话中突然强烈感觉到，有朝一日他很可能会为劳瑞尔·曼德利工作，他向她投稿，请求她增加专栏的篇幅。

对于劳瑞尔来说，她后来意识到，她在周二下午的电话会议上一直想传达她对那则神奇大便故事的不安，但她不会提起梦到的莫尔特克家扭曲的空间，以及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感。在职场里，人们是不会引用梦境来表达对一个工作项目的意见的。这根本行不通。

阿特沃特说：“好吧，安布尔已经有我的名片了。我把我的名片给了她。但我没有把我们的联邦快递号码给她。你知道我从不会那样做。”

“但是，你得想想——他们是周一早上到的，昨天就是周一。”

“她可真是不遗余力。”

“斯基普，”劳瑞尔说，“联邦快递周日可不营业。”

挥舞拳头的声音停止了。“狗屁。”阿特沃特说。

“我直到周六晚上才打电话给他们约最初的采访。”

“而联邦快递星期六晚上估计也不会开门。”

“所以，整件事就非常诡异了。你还是得问问莫尔特克太太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是说，在你打电话之前，他就把那些东西给寄来了。”阿特沃特处理言语信息的速度并没有如往常那样。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也就是说，他现在绝对不打算把在科沃兹里发生的不道德的博爱行为告诉劳瑞尔，这也是他绝口不提膝盖的事儿的原因。

阿特沃特是那种很少有意识去记自己梦境的人，如今他只记得前两晚的感觉，也就是说，他莫名其妙地沉浸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像水或空气一样包围着他。要解释这个梦，并不需要获得一个高级的临床学位。阿特沃特母亲的体型最多只有安布尔·莫尔特克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不过，如果你把阿特沃特夫人的体型看成是一个小孩子的话，那么大部分的差距就消失了。

在电话交谈后，阿特沃特坐在床边的防尘毛巾上，脑海中还有另一件事一直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亦即，布林特·莫尔特克坐着的时候，无意识间用手在腹部围成一个古怪的圈或洞状的微妙举动。他今天在家中的厨房里又做出了这个动作，阿特沃特发现这是布林特·莫尔特克先生经常做的一件事——就像我们所有人在说话或坐着时会调整身体某个部位那样，这是在他坐着时摆出的某种标志性小动作。他在其中感受到的是自己当下的状态，阿特沃特的脑子里似乎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姿势，他无法再往前多想一步。同样，每当他为自己速记下需要打听莫尔特克夫妇复式楼的另一面的情况，他就会立即把这事儿给忘掉。后来，他的速记本上竟记下了六七条这样的记录。那幅画中，小丑的牙齿是由阿特沃特的同乡称之为印度玉米的五彩斑斓的玉米粒所组成的，它的头发是球形玉米糠，这恰好是人类已知的最容易引起过敏的物质。然而与此同时，用手围成的那个圆圈似乎也是一种信号，那位艺术家或许希望向阿特沃特传达一些什么，但不知该如何传达，或者说，甚至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想要传达。而那种古怪、空洞的固定微笑则是另一回事——那也是令人不安的，但那位记者从未感觉到它可能是在传达某种言外之意。

阿特沃特之前从未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性伤害。膝盖上的变色区域主要分布在腿的外侧，但肿胀处却到了膝盖骨，这显然是引起疼痛的真正原因。淤青的范围从膝盖下方一直延伸到大腿下侧，车门扶手和控制车窗装置的某些印记直接印在淤青中心，且已经发黄。膝盖在他的左裤腿上收缩了一整天。散发出放射性的疼痛，哪怕轻轻触碰一下就会疼。阿特沃特检查着肿胀处，咬着牙齿呼吸。他像很多人在检查自己受伤部位时一样，感到一种排斥和迷恋的混合感。他还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膝盖现在不知为何与周围的其他部位相比，显得更为坚实、突出。这就像他小时候在浴室里照镜子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突起的耳朵一样。房间在假日酒店二层，往外可以俯瞰泳池的外阳台，走水泥楼梯上楼也会伤膝盖。他的腿一直无法伸直。在午后的光线下，他的小腿和脚显得苍白，腿毛也极旺盛，多得或许有些异常了。还有空间上的问题。他已经觉察到，这些挫伤其实是受伤的血管在皮下渗出的淤血，颜色的变化是淤血在皮下分解的症状，也是人体试图处理腐烂血液的症状，这样一来，自然会让他感到头晕目眩，飘飘忽忽，身体不适。

他受的伤倒没有那么酸痛，其他地方也多多少少有一种挨了揍的感觉。

他还有一个童年遗留下的问题：当他的身体产生任何疼痛，或者遭遇不顺心的事时，阿特沃特时常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占据空间，而他只是空间自身一个呈身体形状的区域，无法穿透，却空无一物，有种我们在面对空旷时，会产生的某种被虚无围绕的感觉。整个事件非常私密，难以描述，尽管阿特沃特曾在1999年，与来自俄勒冈州的一个曾组织过一系列高调反HMO[74]活动、身体多处截肢的人，做过一次漫长而有趣的非正式谈话。他现在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本“缩进肚子里”这一个地方性的术语指的是从小到大伴随着他，等到大学毕业就消退了的恶心感，但到头来，它却是一个更尖锐、更简洁的描述词，而不是他和独腿活动家在针对整个体内空间感转换的偶发症状时，互相抛来抛去的一个多音节词。

那个用蔬菜拼成的小丑印刷品，看上去其内在有种摄人心魂的杀伤力，以至于阿特沃特想把它翻个面，但它被螺栓或胶水固定着，无法移动。这个印刷品牢牢贴在墙上，现在，阿特沃特想要在上面挂一条浴巾或别的什么东西，这样或许会更加招引情绪上的注意，让知道浴巾下面是什么的人更加压抑。实际看到这幅画，与仅仅想到它相比，哪个更糟？站在厕所外面，朝水槽和镜子看去，他想到这些只是在汽车旅馆里占据他头脑的过于抽象的想法而已，而不是诸如找到电视遥控器这种更紧迫、更具体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电视机上的控制装置失灵了，也就是说，只有用遥控器才能换频道、消音，甚至关机，因为电视机的插头和插座位于梳妆台后面很远的位置，根本够不着，而梳妆台就像那幅令人痛苦的画一样，被固定在墙上，无法移动。门外传来了低沉的敲门声，阿特沃特在重复播放的电视音中没有听到，而且他当时正在水槽旁，水在流动。他也无法确定，在近四十八小时后，肿胀究竟是热敷还是冷敷有效，尽管众所周知，冰块是四十八小时之后显然有效的处理方法。他最终决定，热敷和冷敷同时准备，且交替使用，他的左拳在进行自我劝告时晃动了起来，他努力回想着儿时童子军手册上的挫伤处理方法。

阿特沃特房间旁边一个大杂物柜里，二楼的制冰机不停轰鸣着。他的领带重新打了个结，但左裤腿还卷得老高，他打开门，走入阳台中弥漫着噪声和氯气的环境中，手里拿着假日酒店特备的轻便冰桶。他的鞋子差点踩到地上的一行字，他在看到之后停下了脚步，一只脚悬在空中，同时，他意识到阳台的空气中并不只有氯气的味道。地上用华丽的书法写着“救救我”。在整体设计上，它看上去并不像用草书写成的“生日快乐，维吉尔和罗博，YMSP2'00”，以及其他派对蛋糕上的装饰性的糖霜短语。但它不是由糖霜制成的。这一点一目了然。

他拿着水桶，耳朵红红的，部分裸露在外的腿还抬在半空，这位记者被双重的冲动搞懵了，他既想仔细检查字的工艺，又想尽快远离此地，甚至想干脆退房算了。他知道，要花费巨大的力气才能去想象，究竟得摆出怎样的姿势，肌肉收缩到何种程度，才能写下这行带着笔直下划线，以及微小而完美的引号的字。他隐约意识到，他还没有去想在这种情况下，这行字的实际含义或暗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则信息的内容被其媒介，以及它的写作方式所掩盖。在该短语的第二个E的衬线处，书写痕迹利落地收了笔，没有留下任何尾巴或斑点。一阵微弱的人声让阿特沃特艰难地向右看去——一对戴着高尔夫遮阳帽的老夫妇站在门外几码远的地方，正对着他和阳台的棕色窗帘看。那位妻子的表情几乎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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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杂志社里的所有正式职员、员工，以及资深实习生都有免费的会员资格，可以进入世贸中心南塔楼地下二层的大型健身中心。如果你每天不想吃力地把额外一套运动服带到办公室去，那么去那里唯一需要支付的就是每月租赁储物柜的钱。那里的健身房，两面墙是用镜面铺成的。位于房子中心的有氧健身区没有安窗户，到处都是一排排挂起的电视显示器，上面配备的高增益音频可以连接耳机，还可以通过触屏来更换频道，这些控制装置就位于所有机器的控制台上，除了固定的自行车除外，这些自行车本身有些简陋，主要用于动感单车课程，这些课程也是免费的。

7月3日，星期二中午，艾伦和安格尔夫人手下的一名行政部实习生正在健身中心北墙边的两台椭圆机上锻炼。艾伦身穿深灰色的“斐乐”牌紧身衣，脚穿“锐步”牌运动鞋。她的右膝上安了一个氯丁橡胶做的支架，这主要是预防性的，因为三年前，她在卫斯理学院踢球时膝盖落下了伤病。机器侧面的五彩灯拼出了椭圆机训练器的品牌名。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穿着那天早上骑车来《风格》杂志办公室时穿的那套衣服，为了表示尊敬，她把机器调整到和艾伦一样的中等难度。

正值午餐时间，健身中心的有氧区到处是人。每台椭圆机都有人在用，尽管只有少数实习生在用耳机。附近的“楼梯机”几乎全是中级金融分析师在用，他们都留着“赛博”式的平头。四十多年来，这种平头和它的变体从未如此流行过；关于这种发型的装饰物不久就会面世。

周二上午，在一封寄给四人的内部电邮中，某些内容涉及该杂志在面临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应该要求这位印第安纳州人提供什么样的特定作品，以此来验证他的能力并不是一场骗局，或是在故弄玄虚。收到这份邮件的第四位成员是位摄影实习生，他在图蒂·曼吉亚餐厅用餐时佩戴的巨型订婚戒在昨天第二季期刊收稿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收稿时提出了一些测试真伪的道具规格：按奥斯卡金像奖的小金人一半大小制作的复制品、G.W.F.黑格尔所做的展现马背精神的拿破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配备旋转炮塔的潘兴坦克、罗丹《地狱之门》中任何可被识别出的细节、一头顶着十二个分叉的鹿角、古代伊特鲁亚人“托蒂武士”的上半身或下半身雕像，以及几个美国大兵将国旗插上硫磺岛的著名照片。任何形式的十字架或表现圣母哀悼耶稣的作品，在提出的那一刻就受到了众人的追捧。虽然阿特沃特还没有接到具体指令，但目前来看，安格尔夫人的行政部实习生和艾伦都倾向于展现那张著名的照片，在照片中，玛丽莲·梦露的裙子被人行道上通风口吹出的风向上吹起，至少，她的面部表情是《风格》杂志的读者所熟悉的。

内部电邮交流的一些话题和争论，已经延续到各类午餐会和头脑风暴中，包括目前在世贸中心健身器械上的会议，这番对话多少还算自然，因为用椭圆机做有氧锻炼的一个原则在于：你的目标心率和呼吸不能超过正常对话时心率和呼吸的上限。

“实体性，也就是说，艺术的手工质地是否会成为一件艺术品总体质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用椭圆机锻炼的过程中，你希望自己的呼吸深而快，但不要费力——艾伦的反问只比正常休息时提出的反问多花了一点点时间。

行政部实习生回答说：“我们真的会认为一幅画比一张照片更有价值吗？”

“可以这么说。”

行政部实习生笑了：“那差不多就是教科书上的循环论证了。”她其实把“循环论证”这个词的音发准了，这一点没人能做到。

“一幅伟大的画要比一张伟大的照片更能卖得出好价钱，不是吗？”

行政部实习生在用椭圆机做大幅摆动时，沉默了几次。随后，她说：“为什么不干脆说，一幅好的绘画或雕塑，本质上比一张好的照片更好，更有人情味，更有意义，这种假设在《风格》的读者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通常情况下，编辑部的头脑风暴听上去像在争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以一种定向的方式大声讨论问题。安格尔夫人有时会把头脑风暴称为“观点膨胀会”，但这是她在佛里特街供职时留下的习惯，她的员工中没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从镜子里可以看到，一个和她们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人在划船机上展示着近乎完美的技术，从她嘴里发出的声音，艾伦听得出是威尼斯的划船小调。另一台划船机空着。艾伦说：“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认同人为因素是关键，那么画作或任何艺术品产生的物理过程或工序，与艺术品的质地还有关系吗？”

“你还是认为一件东西的好坏取决于它的质地吗？”

要在椭圆机上耸肩很难。“好吧。”

“这样一来，答案又变成了我们所关心的其实就是人情味，而不是某些抽象的美学价值。”

“但是，问题难道不在于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吗？毕加索所有的花边新闻，或者梵高耳朵那件事又当如何看待？”

“是的，但是梵高并没有画他的耳朵。”

出于习惯，艾伦会避免去直视他们落在墙上镜子里的侧影。行政部实习生至少比她高三英寸。在某些时间里，所有年轻人的双腿踩在“台阶机”上发出的声音是同步的，随后会分散开来，再然后又逐渐同步起来。而那两位编辑部实习生在椭圆机上做的动作，每个细节都是同步的。在椭圆机的专用卡槽里，每人都放着一瓶饰有运动帽的水瓶，虽然两瓶水不是同一品牌。健身中心的环境音听起来基本上就是一种巨大、复杂、有节奏的气动叮当声。呼吸之间，艾伦的声音会带有些许生气或不耐烦：“那么，说说那个用左脚画出《我的左脚》的家伙吧。”

“或者那个只要听一遍，就能重现肖邦的智障神童。”行政部的实习生说。这对她来说，是一句间接的奉承话，因为在去年夏天的一期期刊里，“世界动态”栏目已经刊登过这样一篇类似这位智障神童的文章了——那篇稿子的乐观角度是，这个智障儿童的母亲竟然不依不饶地阻止他去一个机构接受治疗。

在有氧健身区漫射的高流明灯光下，行政部实习生的四头肌和三角肌就像广告里的那样。艾伦身材健美，魅力十足，体脂率完美得令人羡慕，但在行政部实习生的身边，她常常觉得自己又矮又胖。她出于某个不健康的思想，有时会怀疑，那个高管实习生之所以喜欢和她一起运动，是因为这会让她，也就是这个高管实习生，对比之下觉得自己的身材更加婀娜，皮肤更有光泽，身体更为健康。艾伦和《风格》杂志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行政部实习生在读预备学校时，曾有过一段黑暗岁月，在那期间，她在上臂内侧的嫩皮上划了几十道小口子，然后把柠檬汁挤进口子里，以此作为对一长串个人缺点的苦修，她每天都在日记中记录一个特殊的数字代码，这是根本无法破解的，除非你确切知道代码的数字指向的是《钟形罩》[75]中的哪一页。那些日子现在已经过去了，但它仍然是行政部实习生的一部分。

“是的，”艾伦说，“尽管，尽管我不是艺术评论家，但是斯基普那个朋友的作品仍旧称得上是艺术品，其本身具有卓越的品质和价值。”

“不过，当然，所有读者看到的都是照片——”

“或许吧。”两个实习生都短暂地笑了笑。有关照片发表的相关事宜他们本该在那一天早晨开例会时达成共识——有关这一点，正如“世界动态”栏目的那位副主编喜欢说的那样，哪条鱼大就先烤哪条。

艾伦说：“不过，得记得，即便这些照片，就算艾米能够相信，就算它光照合适，细节丰富，这样——”

“等一下，除了一点，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必须真正熟悉某样东西，才能用他的方式来表示吗？”

两个女人都正在用计算机程序辅助她们锻炼，现在已经到了运动的节点，几乎都在大口喘气。艾米·塔迪克是《时尚》杂志的助理图片编辑，她的首席实习生在上午的邮件交涉中充当了她的代理人。

艾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根据劳瑞尔的说法，这个人也许只上过一两年的社区大学。他怎么会知道波丘尼的《空间中连续的独特形式》[76]，或者怎么又会知道阿努比斯[77]的头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自由钟的裂缝在哪一边？”

“我肯定不知道。”

艾伦笑了：“劳瑞尔知道。或者说，她说她知道——显然，她或许之前就查过。”艾伦也在私下里努力学习过如何用每只手各打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世界动态”的副主编一样，她对这位副主编有某些好感，这一点她很清楚，对于她这个年纪、头脑聪明、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这是对“标准作业程式”产生的移情，因为副主编既有魅力，又是教科书般的权威。其实，艾伦很喜欢副主编的妻子，所以费尽心思把双月刊的事情看得很重。

行政部的实习生能够在不乱节奏的情况下伸手拿水进行补水，这在椭圆机上是需要大量练习才能做到的。“我是说：这个人必须看到或知道一些东西才能将它表现出来吗？才能将它做出来吗？我们可以说，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有意识、有目的这样做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但是，如果他不懂——”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来自印第安纳州、卖‘乐博除根机’的家伙是不可能知道未来主义或《独特形式》的原因。”行政部的实习生边说边用毛巾腕带擦拭额头。

“如果他不懂，那这，岂不是某种奇迹吗？智障神童？圣愚？”

“或者是某种极为病态的骗子。”

对她们来说，“骗子”是个可怕的词，原因显而易见。让安格尔夫人手下那位行政部实习生参与到这则神奇的大便故事中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博德美国公司的法务人员现在就会参与进来，并将资金投入这篇报道中去，这种方式是劳瑞尔和艾伦永远带不来的，即使考虑到“世界动态”的助理主编自身在法务部的背景也不行。BSG周刊很少会爆料或报道其他媒体还没有预热过的东西。这种前景既让人兴奋，又不免让人有些害怕。

行政部的实习生说：“或者，也许这是潜意识的。或许他的结肠知道一些他的意识不知道的事情。”

“是结肠决定了……整体形状、外形，以及一切，你知道吗？”

行政部的实习生做了一个鬼脸：“我不知道。我都不想去想它。”

“那结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肠子的一部分，还是说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艾伦以及这位行政部实习生两人的父亲都是纽约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医生，尽管这两人主治的科目不一样，并且从未见过面。行政部的实习生会时不时地将椭圆机踏板调个方向，没有锻炼四头肌和小腿，而是在锻炼腘绳肌和下臀肌肉。她踩踏板时的表情显得既专注，又有些心不在焉。

“无论如何，”艾伦说，“这显然是人类的利益在作祟。”然后，她讲述了劳瑞尔当天清晨在八十二楼下行电梯里与她分享的轶事，这位身着“DKNY”牌服装的发行部实习生在午餐时告诉大家，她有时会假装把自己的排泄物看成是孩子，希望大家也能感同身受，或者认为她的坦率是种时髦或勇敢的表现。

一时之间，除了两个椭圆机发出的切分音之外，什么声响也没有。然后执行实习生说：“有办法了。”她用腕带内侧在上唇处抹了一下，“琼会说我们一直想的这些都是错的。我们一直在考虑作品的主题而不是作品的角度。”琼指的是《风格》杂志的执行编辑安格尔夫人。

“从一开始就是乐观角度的问题，”艾伦说。“我说过——”

执行实习生打断了她的话。“不过不一定要有严格的乐观角度，因为我们可以从‘世界动态’中抽出一块来放到社会版去。神奇大便是艺术，还是奇迹，抑或只是恶心的事儿。”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四肢向前运动时速度加快了，她是在强行带着锻炼程序往前走，而不是按照程序来锻炼。社会版是《风格》杂志专门针对类似产后抑郁和热带雨林等社会问题进行软性报道的栏目。根据杂志的编辑模板，社会版能写六百字，而“世界动态”只能写四百字。

艾伦说：“意思是说，我们把认为这玩意儿是恶心的观点也包含进去。我们让斯基普利用作品本身制造出争议来。”的确，她强调的是阿特沃特的名，这样做是有一定策略的——改变一篇文章在杂志中的位置会牵涉复杂的权宜问题，艾伦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世界动态”的副主编的表情，没准儿还会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玩笑，来掩盖他被排除在故事之外的尴尬。

“不行，”行政实习生回应道，“不太行。我们不制造争议，我们得报道争议。”她正在看她的运动手表，尽管机器的控制台上就有数字时钟。两个女人已经锻炼超过半小时了，都达到或超过了她们的目标心率。

不一会儿，她俩就来到人们洗澡后擦干身体的一小块贴瓷砖的区域。此时更衣室里蒸汽缭绕，人满为患。行政部实习生看起来就像北欧神话里的人物。她的上臂内侧有几百条细小的平行疤痕，但看不清。某些人只因为自己是谁，做了一些什么，就会对别人的自尊心造成腐蚀，只是因为他们是谁，这就是生活中的事实。行政部的实习生说：“真正的角度是关于报道的。《风格》杂志是不会把一篇粗制滥造或具有潜在攻击性的故事强行推给读者的。相反，《风格》杂志会对一则已经存在争议的故事进行软性报道。”

艾伦有两条毛巾，她用其中一条巨大的淡紫色毛巾像穆斯林头巾一样缠在头上。“所以，按你的意思，阿特沃特就得替社会版写文章，对吧？还是说，吉纳维芙会派她自己的人来？”吉纳维芙是新来的负责社会版的助理编辑，艾伦手下的组长已经和他在编辑会上吵过好几次了。

行政部的实习生把头偏向一边，正用手指梳理洗澡时缠在一起的头发。如同某些不自觉的习惯一样，她专心想问题时会轻轻咬着下唇。“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会是这样，”她说，“《风格》杂志报道的是已经极具争议的人性因素。”此时，他们来到出租的储物柜前，这里的储物柜与男宾储物柜不同，为了方便悬挂，全都是长条状的。在费尽心思改装了便携式嵌入架和胶钩之后，这两个女更衣柜简直就是存储空间的小奇迹。

艾伦说：“意思是说，需要先在其他地方试试。社会版报道的是有争议的内容。”她偏爱穿“高缇耶”牌条纹休闲裤和无袖羊绒上衣，这件衣服既可以单穿，也可以穿在外套下面。只要裤子和上衣是同色系，无袖还完全可以当成正装穿——这些安格尔夫人都教过她们。

这似乎是另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当她深思问题时，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有时真的会将手腕按在额头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斯基普·阿特沃特会红脸的习惯一样。几乎所有杂志社的其他实习生都认为，这位行政部实习生所在的等级使得她不必在意色系之类的东西，也不必保持冷静的职业态度。

“但这事儿的动静不能搞得太太。”她说。

“你指的是文章，还是现场直播？”艾伦一直在拍打有耳钉的耳朵，然后用另一块一次性抗菌棉布将它擦干。

“我们不能让《风格》杂志的读者事先了解到这故事。这就是棘手的地方。我们想让他们觉得，是《风格》杂志首次将这事曝光在他们眼前，这故事在他们关注到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你的意思是，从媒体的角度来说？”

那位行政部实习生的裙子是由几十条男式领带用复杂的方式纵向缝合起来的。她和一个穿着色彩绚丽的部落服装、非常出格的毛里塔尼亚交换生一样，是《风格》杂志仅有的两个会这样穿衣服的实习生。恰恰是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在过去两个夏天的工作午餐上，最初把阿特沃特比作一个退休的骑师，虽然几乎是用亲昵的方式，很轻松地将这句话说出口——从她口中说出这句话，听起来并不残忍。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她实际上是安格尔夫人在科格的夏日别墅里请来的客人，据说她在那里和汉斯·G.伯德夫人一起打麻将。由此可见，她真的是前途无量。

“没错，不过再说一次，这事儿得小心着来，”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说，“想想看，这和报道布什女儿或者去年圣诞节发生在多迪司机身上的事可不一样。”这些都是粗略的类比，但它们确实向艾伦传达了行政部实习生的基本要义。从广义上讲，报道现存故事的角度是BSG区别于硬新闻小报的方式之一。在另一个层面上，艾伦也被告知，整篇稿子还是她和“世界动态”栏目的助理主编负责；而行政部实习生反复使用“棘手”“小心着来”等词汇，既是为了奉承艾伦，也是为了让她知道，她的编辑能力可堪重用。

如果衣架上有夹子，而且可以把袖口夹住，那么“高缇耶”的裤子就能更好地保持其褶皱。更衣室湿度很大，这其实对那些积攒了一上午的细小皱纹很有好处。艾伦不知道，低级别的实习生经常用同样恶毒的口气来称呼她和行政部的人。艾伦一直觉得自己能力不足，随时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无能，这也是她保持优势的方法之一。如果她得知自己在实习期结束时肯定会得到《风格》杂志的正式编制的话，她真的会无法处理这些信息——这很可能会让她走火入魔，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心里是清楚的。这个女孩子现在无意识地模仿起行政部实习生按住自己额头的样子，这一点恰恰说明了她想要缓解内心的不安，她们一起慢慢把她俩的对话按头脑风暴的形式建构起来，艾伦仍不知这神奇的大便故事应该如何结构化，才会让大家都能明白。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是安格尔夫人见过的最厉害、最直观的可造之才——她自己当年也曾在凯瑟琳·格雷厄姆手下实习过。

“所以，动静不能太大。”艾伦说这句话时，先用一只手按着储物柜，另一只手调整了一下“布拉赫尼特”鞋上的皮带。她现在用头脑风暴时那种方式说话：“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完全牺牲独家新闻的元素。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的事先性，这样一来故事就会显得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报道的是一场争论，而不是去剖析某个拉出像阿努比斯头型一样的大便的怪胎。”她的头发就快吹干了。

行政部实习生裙子上的腰带是用两尺长的上好双麻航海绳做的。她的凉鞋是“劳伦特”牌的露趾高跟鞋，百搭款。她把脚踝的带子打了活结，并现出一点光泽来。艾伦现在已经转过身来，正看着她：

“你想的是不是和我一样？”

她俩的眼神在粉盒内的小镜子上相遇了，行政部的实习生冷笑了一下：“你那个编辑已经在这么做了吧。你说过，他已经在同时做两篇报道了，是不是？”

艾伦说：“但这样做确实有难搞的地方吗？”她已经在构建一个流程图了，上面列出了要打的电话、要做的安排，然后总清单还得在自己和劳瑞尔之间做好分配，她现在觉得劳瑞尔有点难对付。

“好了——他会听你命令吗？”

“斯基普？斯基普可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专家。”

行政部的实习生正在调整衬衫上的泡泡袖。“在他看来，这位拉出神奇大便的男人在故事中不是善变的吗？”

“劳瑞尔说斯基普用的词是‘受折磨’。”

“这是一个词吗？”

“显然，这完全是他老婆在卖弄，就是为了宣传。搞艺术的那个家伙连他自己的影子都怕——据劳瑞尔说，他就坐在那里，偷摸着向斯基普打手势，意思像是在说，不，老天啊，别这么搞。”

“所以，要想对阿特沃特那些全时段广告的人说明这其中的折磨是真实的得有多难？”

艾伦的心理流程图通常会包含实际的方框、罗马数字和多箭头图形——这就是她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天赋。“你说的是现场直播的事儿吧？”

“附带说一句，在今天下午的测试结果出来前，当然一切都是学术性探讨。”

“但他真的会那样做吗？”

这位行政部的实习生洗完澡后从不梳头。她只是把头摇了两三下，让头发光鲜靓丽地落在该落的地方，然后微微转身：

“谁？”她还会在这里上十个星期的班。

6

第二天的工作午餐上，每个人都同意这是个大手笔：特别准备的豪华轿车将在周三早上5点到达，并将艺术家和他的妻子送到芝加哥，就像从《风格》读者的梦中出现的一样。整辆车有半条街长，喷着那种邮轮和新娘礼服的白色漆，内配电视和迷你酒吧，两边是“科尔多瓦”皮革座椅、无噪声空调。为了确保隐私，乘客舱和司机之间还有一块厚厚的玻璃挡板，它可以通过触摸木纹面板上的按钮升降。在斯基普·阿特沃特看来，它就像那种明星的灵车，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停下脚步来哀悼。车里面，莫尔特克夫妇面对面坐着，他们的膝盖几乎碰到了一起，艺术家的手被他新买的米色运动服上的滚边遮住了。

那位正式员工的“起亚”车在一段以示恭敬的距离之外紧紧跟着，这辆豪车在黎明时分穿过卡梅尔山冷漠的白人贫困区。只有在车窗昏暗的玻璃后面才能隐约看到面孔，但凡是醒着看到豪车滑过的人都能看出，从车内向外看的人就像从长时间的昏迷中醒过来的人一样，以焕然一新的眼神看着周遭的一切。

↓

可想而知，货真价实公司就是一座疯人院。从最初投稿到直播只过了三十一个小时。“受难频道”将于美国中部时间7月4日晚8点进入第三阶段，比原计划提前了十周，它会呈现三个生动的场景。该节目配备了五位不同的台词制作人，他们可有的忙了。

这一周并不是收视率调查周，但正如有线电视上所说的那样，每周其实都是收视率调查周。

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圆湖滩的五十二岁祖母患了胰腺增生。“拉什长老会医院”会为她进行针头活检和CAT辅助检查，这些将由远程操作人员现场拍摄。放射科的医学博士和病理学家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的工作是对样本进行染色，并确认增生是否为恶性。这一部分需要两个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介入，他们均来自投资顾问协会，并且都在休假期间。反馈的第二部分将分屏进行。他们会在染色剂凝固，以及病理学家扫描的十分钟内，看到这个女人的脸。她和她的丈夫会盯着一个显示器看，在这个显示器上，病理组的实时画面会被播放出来——观众可以实时看到医生判决以及她对此做出的反应。

令人头疼的是寻找合适的主持人来为该阶段做开场白并配音。因为几乎每个信得过的主持人都要去参加第四期节目，而且无论“受难频道”选谁，他们都要坚持至少为期三阶段的周期。直到下午3点，入围者仍在试镜——《风格》杂志的斯基普·阿特沃特的判断力后来受到了编辑部上下的质疑，他把大部分时间、注意力和速记都用在了这些试镜内容上，并与罗登塔尔和沃斯的助手进行了冗长而又迂回的问答，他们是负责当天多形式授权和发布的。

1996年，一名失业的电弧焊工因绑架并折磨死了一名叫卡罗尔·安·多利奇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女生而被定罪。从嫌疑人的公寓里搜出了四个多小时的高质量录音带，这些录音带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当成证据。声纹分析证实，录音带上的尖叫声和恳求声——虽然没有在公开法庭上向陪审团播放——的确是属于受害者的。播放这些声音的地点是一个匆忙搭建起来的网络视频会议室。多利奇的父亲，那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格拉斯波特的鳏夫父亲，首次听到了这些磁带中的选段。陪同他一起的，还有多利奇先生所在教会的助理牧师，以及一位有美国心理学会认证的创伤治疗师，此人几小时之前晒伤了皮肤，这给该片段的化妆师出了个难题。

整个节目由《人民法庭》节目长期的调解人道格·勒威林主持。经过漫长甚至有些激烈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有一次还不得不与安格尔夫人联系，请她直接与科利斯通话，艾伦后来说，这让她几乎想钻进地缝，就这么死了算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正直联盟的代表，在现场接受了来自《风格》杂志的斯基普·阿特沃特的简短采访。

这是一个透明的“璐彩特”牌便器，放置于十英尺高的钢化玻璃平台之上，录像组在下面将根据最后一分钟的指示，记录下实时出现的梦露标志性动作或一个五到七英寸的“萨摩斯胜利之翼”。一个特殊的显示器悬挂在工作室的照明网格上，就放置在便器前的位置，从下方获取信号，这将使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直观看到自己的作品。他知道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将公开。

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实物形态并不会真正播出。《风格》杂志的艾伦和货真价实公司开发部的负责人联合论证了一番，最终说服了科利斯先生。相反，艺术家的妻子已经接受了录音采访，谈起了布林特在他没有选择的艺术中涉及的饱受虐待的童年、可怕的耻辱感、矛盾的情绪，以及纯粹的人性痛苦。采访中经过编辑的部分将构成画外音，与此同时，“受难频道”的观众可以看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脸部表情，它的每一个畏缩、狰狞的表情都会被隐藏在便器显示屏底盘上的特质摄像机捕捉到。

意识是自然的梦魇。[78]

当然，肿瘤是恶性的。虽然，多利奇的父亲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与其说对录音带不感兴趣，倒不如说在为自己被播出这件事本身辩护。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受害者亲人所经历的一切，让这个过程人性化，从而提高人们的认识。他重复了好几次，但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分享他的感受，也没有分享他刚刚听这一切的感受。就他和观众刚刚听到的前后内容来看，多利奇先生的反应，显得几乎有点猥琐和脱离现实。另一方面，主持人道格·勒威林以其自身显而易见的人道精神，外加他让所有人看完这个片段的即兴技巧，证明了他的演技是完美无瑕的。

一条链条缓慢把便器组件拉到一个倾斜的平面上直到装置将它固定在“璐彩特”牌马桶的管道上。莫尔特克夫人被允许进入控制室。阿特沃特和“鲁登塔尔和沃斯”的律师助理背靠一面墙，处在弧光灯的照射之外，这位记者的整张脸被布洛芬胶囊弄得通红，他像个和尚打坐一样，双手交叠着放在腹部。在平台底部，《风格》杂志的自由摄影师单膝跪地，扛着手持设备，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夏威夷衫。著名的隐者科利斯不见了踪影。道格·勒威林的衣柜里摆满了“雨果·波士”牌的衣服。然而，艺术家腿部和大腿上盖着的马利纳毯子是为了弥补产品的疏忽，最后一分钟从一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学徒照明师的车上取来的，随便什么人见了都会觉得上面的图案和配色有些不太相称，显得很不搭调。到了第十一个小时，又出现了一些复杂状况，其中包括放在地上的摄像机，以及便器上那台特殊监视器不能出现在向上拍摄的镜头中的问题，因为摄像机如果捕捉到自身监视器的镜头，就会造成眩光效果——如果这样，那位艺术家看到的，就不是自己的胜利成果，而是一道灼目的、不规则的眩光。

遗忘

幸运的是，我和霍普的继父刚打完前九洞，正准备在第十洞球座的设备里洗球，雷雨就来了，我只能在最猛烈的风雨来临之前，让他去俱乐部会所里待着，随后我把借来的车还回去，与此同时，我的继岳父擦干身子，换上衣服，打电话给他妻子说，由于我们只打了前九洞，他上午的日程又要调整了。老家伙原本想在天快亮的时候开球，然而，我觉得若无法当着霍普的面，把这场冲突中整个“一团糟”的情况摊开来讲，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何这场冲突代表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苦难。前一天晚上，当我们最终敲定明日的行程，霍普就在餐厅桌子旁，现在在俱乐部会所前厅，我在一排电话旁找到了这位退休的医学博士，他在那儿摆出一副得意扬扬的不满姿态，除了遮阳帽和鞋钉之外，他浑身上下全都换好了。他在早上7：40开车送我们去拉里坦俱乐部时也穿戴着这两样东西，那时他坚持认为我们乘坐他那辆红色萨博跑车是不明智的，因为事实上这是我的车，上面贴着“会员”停车贴纸，结果在停车时因为管理的缘故，被耽误了一会儿，这导致我们错过了计划好的“开球时间”，继而又让我们这一轮球没有打完。

然后，我们就坐在了一起，我本人和霍普的继父，就坐在俱乐部十九号洞屋里一张靠窗的桌子旁，正一边从桌上的碗里挑咸味零食吃，一边等着杰克·博根的小女儿把“父亲”（这是霍普，以及她所有亲的或继的兄弟姐妹及各自配偶对他的称呼，尽管我本人的亲生父亲在威尔克斯巴雷，而且在真要称呼他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避免直接称呼他为西普博士）点的生啤拿过来。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又特意把“费根斯潘生啤”亲切地称为“纽瓦克的骄傲”，因此，我不得不向奥黛丽·博根解释这个俚语的由来，而“父亲”则看了看他的德国腕表，随后把它放在一只耳朵上听，担心它因为暴雨受潮不灵了，并再次提到了腕表的零售价。倾盆大雨打在十九号洞屋的大飘窗上，雨水以错综复杂交叠在一起的发亮薄片状，顺着铅制窗格流下，玻璃和帆布雨篷上的声音很像机械化或自动化的洗车声。而且，再加上一切精致的进口木材、昏暗灯光、饮料气味、须后水、发油、上等进口烟草、男人潮湿的运动服，十九号洞屋给人一种温暖、温馨、舒适，但也有些过于拘谨的感觉，与一个有地位的成年人养尊处优之地也没什么不同。大约就在此时，又一波迷失之感，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我近七个月的严重失眠导致的被扭曲或“被阉割了”的感官知觉再次袭来，就像发生在第四球道上、带来尴尬结果的那件事一样，其症状和感觉几乎无法描述，或许只能这样说，当类似这种时刻到来时，它们与一场脑地震或“海啸”并无二致，就像在情绪压力和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激发出用来对抗上述情况的“神经抗议”或“神经反叛”一样。此时此刻，十九号洞屋里的所有东西，其各自的色彩似乎突然不受控制地变亮了，并且还变得过于饱和，视觉环境出现了微弱的脉冲或悸动，悖论是，那些单个物体不仅退缩了，遥远了，同时还进入一个不自然的视觉焦点，并且在配置和排列上变得非常非常精准，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油画中的场景（霍普和她的继妹梅雷迪思曾经一起在科尔茨内克共同经营过一家画廊）不无相似之处。例如，拉里坦俱乐部独特的徽章和座右铭，不仅退缩了，而且拼命聚焦在洞屋对面的墙壁上那条塞满填充物的海鲢鱼下面，这条鱼从视觉上看显得非常小，但每一片相叠的鳞片都被勾勒出来，或是用一种所谓“照片现实主义”的手法事无巨细地呈现出来。这其中还有一种日常的头晕和恶心感。当“父亲”翻着零食碗里的食物挑挑拣拣时，我抓着小枫木桌带树节或倾斜的一面，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在这时，我试图鼓起某种“男性”或“家族”的自信，向西普医生（西普是我妻子的本名或“娘家”名）发起了谈话，期间我提起我和霍普之间因为我所谓的“打呼噜”问题而产生的奇怪而又荒唐到令人沮丧的婚姻矛盾。

因此：“别想浪费我的时间来提这事，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与许多其他婚姻矛盾和问题相比，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和微不足道的问题。换句话说，这都是‘de minimis non curat’[79]，或者说，整件事都不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霍普继父对我提出的这个敏感话题，用一个轻蔑的手势就传达了要点或“主旨”，我妻子那些一直保持联系的兄弟姐妹，以及她的长兄保罗，一个在自动化外包医疗和牙科领域的成功企业家，直到今天，当我们家人假期聚在保罗和他妻子特丽莎位于席格特的非凡度假屋时，他们还能非常怪异地模仿起这个手势。冬日的海浪冲刷着灯塔的岩石，一旦GPS信号或卫星导航够用了，灯塔就多余了，海岸警卫队就会将它关闭。在那里，所有亲的和继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家人都会穿着挪威毛衣，在海鸥的阵阵鸣叫中，带着保温的热苹果酒，聚在玄武岩上，观看猛烈拍击的海浪，以及远处快乐角渡轮的灯光沿着内岸水道向北驶向史坦顿岛，那里看上去都是铁灰色和深褐红色，而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荒凉。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做这个手势的目的，就是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白痴或无聊之人，而“父亲”对我本人以及我在整个“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从来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掩饰得很好。奥黛丽·博根，在杰克·博根的事情败露，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戏剧性地迈入不同轨道之前，我们自己的奥黛丽打小就和她要好，现在她已成了一个“未婚”妈妈，还在拉里坦俱乐部十九号洞屋里当起了全职服务员（在我们奥黛丽的同龄人圈子里，她对适婚青春期少女来说，都是个反面教材，她生的孩子显然是个不同种族的混血儿），现在，我们点的“费根斯潘”生啤被放在一个小的、橡木做的金黄色托盘上，霍普的继父行使了上了年纪的男人对年轻女人的专属特权，也就是当她放下冰镇酒杯，并表示想给我们再上一点什锦小吃时，他大胆而试探性地打量起这位年轻丰满的女服务员的脸、制服和身体。“父亲”年岁已高，身体也已衰老，换句话说，这两点使他坦率的目光——在我自己年轻时，在威尔克斯巴雷，人们将这种目光称为“把她看了个遍”——显得像孩子一样天真，并且显然几乎是“无辜的”或对年轻女性来说是无害的，而非猥琐或下流。当然，这是一种我自己也非常在意或非常清楚（或者说，缺乏的）的品质，因为，我们的奥黛丽已经进入青春期，而对于当代女孩来说，青春期似乎一直在提前，身体上“成熟”了，或者（用我妻子的话说）“饱满了”，当然，与她一起闲逛，或被她带到家里，抑或一起在六、七、八月初去海边度假或/和在内陆独木舟旅行的其他同龄人也是如此。而且，对于一些过早“成熟”或丰满性感的同龄人来说，在天然的欲望或本能的驱使下将他们视为任何成年的、精力充沛的人，以及我作为他们朋友的养父所树立起的显在社会准则，这两点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会十分尴尬或痛苦，以至于我几乎不能正眼看她们，甚至几乎不能承认她们的存在。不出意外，我的这种现象，我们家的奥黛丽甚至很少注意到，但有时却会让霍普烦恼，以至于有一次或两次，在婚姻争吵中，她会嘲笑我的痛苦困惑，会极力说明她倒是更喜欢这样——或者用她的词可能更贴切，亦即，她更“尊重”这样——如果我只是简简单单、大大方方抛媚眼或色眯眯地观瞧，也好过压抑着痛苦，时不时假惺惺地避而不看，就好像我希望当人们带着怜悯和恶心，观看我这出悲惨默剧时我这装模作样能骗过所有人的眼睛似的。由于严重的睡眠障碍，再加上与霍普的不和，以及我担任“系统监管助理”公司（该公司为大西洋中部地区中小型保险商提供外包数据和文件存储设施和系统）部门惹的麻烦，我长期的苦恼已经到了快要哭出来的地步，当然，在十九号洞屋和霍普的继父一起时，若是意外哭出来，那是无法想象的。有时在开车时，我都担心自己会突然心梗。接下来，我猜会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波波迷失的浪潮会席卷而来，涌现出那种奇怪的、静止的、致幻的图景，抑或精神中的“镜头”“场景”、海市蜃楼，又或是在飞机场、通勤铁路终点站里一排公共电话或是一片公共电话响起的“幻觉”。旅客们正匆匆从一旁走过那排电话，有的人拉着随身行李行走或疾走，而电话却一直在场景或图景的视线中心持续不断地响着，却无人接听：那一片公共电话里，其他的电话都没有响起；而在空中乘客或通勤上班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或甚至看一眼那台响着的电话，就在这个场景中，突然出现了某个极其“动人”或凄惨、绝望、忧郁，甚至可以说带着不祥之兆的东西，一阵无休止的电话铃声以及一部无人应答的公共电话，所有这些就好像无休无止，同时又发生在一瞬间，并伴随着一种不协调的藏红花的气味。

霍普的继父，一位“保诚保险公司”的——或者，它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岩石”公司——职业医疗主管，他自己的父亲在他之前显然也是干这个的。同时，作为一个在历史街区“第四区”土生土长的人，他知道“费根斯潘”生啤的原始商标叫“纽瓦克的骄傲”（或“P.O.N.”），会在不刻意间强调它，并用一种城市蓝领的方式，喝完酒后用指关节擦擦上唇，然后把手伸进背心口袋，掏出他的雪茄盒、夹子，以及他那只纤细的、现代风格的金色打火机，这是他妻子送给他的礼物（还刻了字），随后并准备开启一种仪式：准备就着生啤，抽一支昂贵的科希巴雪茄，蛮横地用手势指向吧台，要一个烟灰缸，在这个时候，我再次注意到他左手手腕和手掌上的肉是多么薄，多么苍白，多么无力，多么松软。他的耳朵向来很大很突出，正由于刚运动过而发红。当被问及这么早就抽雪茄是否是好主意时，他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想对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提意见的话，除非他明确告诉我，并向我提出要求。西普博士将于今年7月6日年满七十六岁（他的生辰石据说是“红宝石”），面对他的回答，我略清了清嗓子，耸耸肩笑了一下，避开奥黛丽·博根那双深邃（我们自己的奥黛丽的眼睛是灰绿色的，或者在某些灯光下是“淡褐色”）的眼睛，因为她正把一小碗非常有光泽的坚果，以及一个透明玻璃烟灰缸放在桌子上，烟灰缸底部印着拉里坦俱乐部徽章，西普博士把它拉近，稍微旋转了一下，以满足他享受雪茄仪式的某个难懂的标准。已经有两次，我猛烈打起哈欠，以至于左耳下方突然出现爆裂声和突如其来的刺痛感。“父亲”的健康状况，其细枝末节都会引起子女间无休止的闲聊，显然，在过去的几年，他遭受了许多起微小但位置极为集中的中风——或者，用医疗保险的术语来说，是“短暂缺血性意外”——霍普的弟弟，奇普（真名是切斯特）用一种平淡无奇、近乎无情的方式（这是各地神经科医生的显著特点）证实说，对于西普博士这种生活习惯和年龄的男性来说，这几乎是“非常普遍”的，并且这只是小问题，只比短暂头晕或知觉失灵严重一点点。从经验上看，中风带来的明显结果是，“父亲”现在成了那种独特的富有老人（或者，有些人更喜欢叫他“长辈”），他们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从一定距离观之，甚至还有点高贵，但近距离看，他们的眼睛却稍微有点失焦，他们的面部表情或情绪似乎以某种微妙但明确无误的方式显得有些“不对劲”，从而导致了一种永久性的奇怪表情或风姿，有时会吓坏他的小孙子。[不过事实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从未听我们自己的奥黛丽——现年十九岁、西普博士的二孙女儿——说起过她害怕或者被她的“老爷爷”（她儿时给他起的绰号，一直沿用至今）吓到过，而他反过来称奥黛丽为——不带任何讽刺的——“我的小公主”，并且和他的妻子一起极度放纵地宠爱奥黛丽，以至于有时会挑起霍普和最近那位西普夫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他们两人一开始就不是（如霍普所说的）“最亲密的朋友”（通过相互间的共识，我们的奥黛丽习惯性地称霍普为“妈妈”或“妈”，而我则是“兰德尔”“兰迪”，或在生气时，或在一方想要管教年轻人，另一方却想争取独立，试图提一些带刺的观点时，把我称为“纳皮尔先生”，把我们称为“纳皮尔先生和纳皮尔夫人”，又或把我们（带着明显的讽刺）称为“活力二人组”）]。除了他额头上那四块令人心烦意乱的癌前斑点或病灶，抑或“角质疣”之外，也只是在最近几年，霍普继父的嘴渐渐养成一个习惯：在他不再说话后，会继续微微抽动一下，这么做仿佛要么在品味话语的味道，要么在默默复述，这动作有时会让人想起被撞倒或碾过的小动物，继续在马路上血淋淋地蠕动，这个举动至少是令人不安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父亲”向上拱起的背部，以及随之突起的头让他看起来像以一种攻击姿态将脸和嘴直冲向人，这也有点让人不安，这可能是老年体态或椎间盘压迫造成的，要么就是真正的“驼背”或“佝偻”的前兆，显然，他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又对此非常敏感，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家里除了他妻子谁也不许提及此事，他妻子会突然不耐烦地抚摸或推搡他突起的脑袋说：“求你了埃德蒙，把腰直起来。”这话的语气会让餐桌上的每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极其简短、几乎是电光石火间的联想，在联想的画面中，霍普继父和她自己，在过去或先前某个遥远的时间点上，一起坐在一辆陌生的敞篷车或跑车里，这辆车在8月或7月末的闷热光线下，沿着一条乡村或明显维护不足的内陆国道飞驰。画面中的“父亲”看上去有点年轻且不善言辞，长着铁灰色的头发，留一小撮酷酷的胡子，戴着薄薄的小牛皮手套或驾驶手套正在开车，车内的场景、外部的远景和分割中心线，以一种不真实的速度迅速掠过，仿佛车的速度对于现有路况来说太快了，而一个更年轻、身体韧性更好、更丰满的霍普在对着遮阳板的小镜子抹化妆品，而“父亲”姿态挺拔高贵，呆呆凝视着前方的道路，正向她保证说，他并不是不喜欢或不认可那个家伙本身，与此同时疾驰的车辆在夏末璀璨的霞光中越缩越小，整个短暂的图景或镜头是如此快速和不协调，以至于只有在回想中才能看得真切。

据我自己的怀表显示，从我们进入十九号洞屋到现在，总共才不超过五六分钟。雨水打在窗沿、竖框和玻璃上，现在汇聚在一起，看上去就像血管或蠕动的脉冲或波浪，而在这短暂且有节奏的停顿或水迹中，仍可以看到第十八球道里“双向折弯”的小树丛正被暴风吹得歪歪扭扭，还能看到依据透视原理缩小的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球员正拼命跑向自己的球车或用品店的屋檐，他们的鞋钉让他们迈起了夸张的高抬腿，看上去就像是在原地奔跑。那些戴帽子人正一手按着帽子。十九号洞屋里长长的红木吧台和桌旁逐渐坐满了人，越来越多的人因暴风雨的缘故从球场各处赶来避雨，等天晴后再回家。“父亲”拿起夹子时手在颤抖，这需要非常精确的操作。现在，参赛者的谈话大多围绕着闪电展开，他们在询问是否有人在球场上看到或听到了闪电，并问起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中谁可能还在外面。许多人的脸看上去异常光滑粉嫩，脸色因为突然上升的肾上腺素而涨红。从实际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年有超过三百人因雷电而死亡，比在休闲划船时或因昆虫叮咬而意外死亡的平均人数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在这些触电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高尔夫球场内。

自从我们的奥黛丽以“班级优秀学生”的身份毕业，并在前年秋天离开家里的小窝，去往别的州，在布林莫尔大学读大一（虽然她每周都会忠实地给家里打一两次电话）以来，我妻子和我的婚姻主要矛盾就落在了她突然声称我打呼噜上，因为我打呼噜让她难以入睡，或者说，剥夺了她急需的睡眠。比如，我会静静仰卧在床上，前臂和双手放在胸前（这是我准备放松并入睡的习惯），而我们楼上的卧室也会保持令人舒适的黑暗和宁静，楼下因树木而挡住声音的住宅区十字路口，车灯折射进来的光缓缓地从卧室墙壁上流过，并在北墙和东墙的折角有趣地拉长、膨胀、折叠。我渐渐放松下来，一点点沉入美好的睡眠，直到霍普在黑暗中突然愤怒地大叫起来，声称我的呼噜让她无法入睡，并坚持说，我要么侧身，要么去客房睡（我们之间达成了默契，把奥黛丽以前的卧室称为我们现在的“客房”），并说“就算我求你了”，给她一些安宁吧。现在，这种情况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有时候还不止一次——而且非常令人沮丧和不安。在我放松的状态下，她突然激烈哭喊，让我的神经系统迅速充满肾上腺素、皮质醇或其他与压力有关的激素，而她会突然起身，坐在床上，其动静之大——声音也带着深深的愤怒甚至敌意。仿佛这个问题她已经忍了很多年，现在她终于到了绳索或最后一根稻草的尽头——在我身上产生了一套生理应激反应，随后，这使我几乎难以再度入睡，有时甚至会折磨我好几个小时。

在过去，特别在头疼感冒或夏天，当空气中的花粉含量过高，我犯花粉病或是这种病严重起来的时候[我小时候就在威尔克斯巴雷得过花粉症，我承认我姐姐（她的过敏情况比我还要严重，并患有先天性哮喘）和我因此不得不由母亲带着，每周去当地的儿科医生那里打两次过敏针，一打就是好几年]，偶尔也会打鼾，而正是这种打鼾曾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打扰或吵醒过霍普。但在过去这很容易解决，她会轻声建议我翻个身，而我总是不加反对地立即照做，经常会在我俩不用醒来的情况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整个交流友好而无可挑剔，以至于霍普可以熟练地在不弄醒我，或不需要生气的情况下，让我翻过身去。

因此，我并非像有些丈夫那样宣称（我原计划是想在打后九洞或在十九号洞屋时声明）自己从不打呼噜，也不是说，我不愿意非此即彼地论事，又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有什么让我睡觉时发出咳嗽、咕噜、喘息，或有别的妨碍睡眠的情况时，我不愿意迁就霍普。而是想说，目前我俩的婚姻矛盾真正令人烦恼的地方，或者说悖论在于，自从我们的奥黛丽离家后，妻子现在几乎每晚都会突然控诉我打呼噜打扰到了她，而我实际上却根本没有真正睡着。在我俩就寝大约一小时内，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床上看半小时书，这也是一种婚姻“仪式”或习惯），那时我还仰躺在床上，双手并排放着，眼睛要么闭着，要么放松地透过百叶窗观察从外面投射在墙壁和天花板角落里延长的光线，并继续留心每一种声音，但会慢慢放松下来，并逐渐沉入睡眠之中，但当她大喊起来时，我其实并没有睡着。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霍普（她是众所周知的那种只要一合上枕边书，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将床头灯的钢绳一拉，就会立马睡着的人——这和我本人的习惯刚好相反，我一直都入睡困难，并且自童年以来，就有点神经衰弱或敏感）在那时早就睡着了，还做起了梦，而她所说的那些梦，至少有一部分是，是由这样一种有些矛盾的信念和观念组成的：我本人已经睡着了，而且我的鼾声大得足以——如她所说——“唤醒死者”。

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缺点，就像所有或大多数丈夫一样，但在一年中寒冷的天气和月份里打鼾（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花粉病是季节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免疫系统对某类花粉的反应）却算不上是缺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构成真正的缺点，因为这并不是我有意识或自发控制的行为，但我控制不了。我也没有对自己是否已经睡着这一问题，习惯性地抱有错误的认识或对此疑惑不解——在我们的婚姻中，我真正睡着的时间远比霍普或我之前的第一任妻子要短（我们常拿这个开玩笑），并且完全醒着的时间也比她们长，这是既定事实。尤其霍普，她能在不同意识状态下轻易地快速切换睡与醒，这在我看来——也许是由于职业压力——有点像是一场煎熬。例如，我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俩长途开车时，几乎总是我在开；或者说，经常是我在海边、电视前，抑或在长长的音乐会或戏剧结束时，轻轻唤醒或摇醒她。

然而，自去年秋天以来，我就这一点根本没和她讲过道理。换句话说，她坚称我的鼾声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而不是她做的梦。在我们卧室的黑暗中，当她突然醒来，大叫一声，我自己也随之被惊醒，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动（就像晚上电话铃响起时，永远会比白天刺耳得多）。而她对鼾声的抱怨近乎歇斯底里，这很明显表明：她还没醒，或还处于半醒状态，在这种半醒状态中，有些人会在梦中“说话”，会分不清过去和现在、真实与梦境，并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信”这一切，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跟处在这种状态的人讲道理。

然而，我基本上不会照顾或安抚她，因为有些事并不是真的。即使在婚姻中，人还是有限度的。去年刚刚入秋时，我试图在黑暗的卧室里与霍普就此展开争论，我告诉她，我实际上还没有睡着，赶紧继续睡觉就可以忘掉这一切，她只是在做梦而已（然而，这种反应让她非常不爽，并且激怒了她，她的声音开始急剧上升，这让我更心烦意乱，以至于接下来几个小时都不可能继续睡了）。随后，我开始拒绝回应，也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是我让她睡不着觉，而选择等第二天早上再抗议说，我当时根本就没睡着，并轻描淡写地评论，她所做的有关我打呼噜的梦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了，并催她赶紧去约个时间看医生，这样说不定还能要到处方。然而，霍普在这一点上却全然顽固不化，坚定地认为“睡着的人是我”，如果我不想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并且拒绝相信她所说的，我一定是在为“某件事”而生（她）的气或下意识里打算“伤害”她，如果这里有人需要看医生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我。按霍普的说法，如果我对她的尊重和关心哪怕稍稍超过我的自私或对自己“正确性”的坚持一点点，我也该毫不犹豫地去看医生。更糟的是，在某些早晨，她会从有血缘关系或亲姐妹维维安（一个离过两次婚，脾气暴躁的金发女人，并且是许多所谓互助或自助团体和运动的信徒，在她俩闹掰之前，霍普与她极为亲密）的词典中取经，指责我否认事实，当然，对这一指控的任何否认，都被认为恰恰证明了这一指控的正当性，这令人抓狂。但有这么一两次，在初冬的几个月里，我承认我屈服了，也确实一边沮丧地呻吟叹息，一边带着我自己的被褥走进客厅，随后进入“客房”，打算就睡在那里，就睡在那些粉色的褶皱、藏红花色的佛像，以及我们的奥黛丽在青春期存放那些零碎小东西的箱子当中，我会一动不动地躺着，大气不喘一下，并仔细听着大厅里的所有动静，或许可以听到霍普又一次坐直身子，指责现在空荡荡或无人在旁入睡的床打鼾，让她无法入眠——那将会是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到底是谁睡着了，又是谁只不过是另一个人因梦见自己醒着而无端指责的对象。我独自躺在那儿，眼中浮现出某个长得像我的人，这个人在听到这些恼人的哭喊和抱怨之后，立刻起身，迅速穿过走廊，来了一句得意扬扬的“啊哈！”——然而，我满脑子都是沮丧和委屈，并且花那么多精力，全神贯注于卧房里的任何动静，以至于我整晚在奥黛丽的床上一点儿觉也没睡成，然而，第二天我还不得不起床，摇晃着身子度过漫长的上班时间，完成我的职责，这让我全身心都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当然，我知道，如此执着于为自己平反或自证也许是小题大做，但是，冲突已然到了这一步，我常常因为沮丧、懊恼、愤怒和疲惫，都已经快失去自我了，我希望有人理解（这就是我试图向她继父解释的初衷），尽管像在任何一段婚姻中一样，我和霍普也有过争吵和困难时期，但现在，我抗议说，我在所谓的“打鼾”时刻，其实都是醒着的，而她对此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愤怒前所未有，而且，在她做梦和对我指责的头几个星期里，我主要还是担心霍普，担心她会经历比适应奥黛丽离家时更艰难的一段时间（容我说一句，其实霍普一直比奥黛丽自己的态度还要坚决，霍普一直坚持劝奥黛丽去别的州读大学更好，而相对离家较近的“布林莫尔和莎拉劳伦斯学院”，一直都是奥黛丽和我默认的折中选项，这种困难或悲伤表现为：睡眠中断、无意识或无来由的愤怒，抑或将气撒在我身上（奥黛丽是霍普在第一段短暂婚姻里所生下的孩子，当我和内奥米的婚姻宣告终止时，奥黛丽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我和霍普结婚，到8月9日就整整十六年了。就结果而言，她本质上也是我的女儿，并且，我也发现她离开后，房子里就生出一种奇怪的沉默，所有计划和调整也因为我得一遍遍安慰霍普而变得艰难起来）。

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场冲突的所有理性讨论，或是劝导霍普认识到就算是所谓打呼噜问题出现时，实际上是她，而不是我自己在睡觉的可能性，都只能导致她进一步巩固或强化自己的立场——她所秉持的立场在于，我对她能用耳朵清楚听到的东西抱有不理性的固执态度和不信任——随后，当她猛然在床上坐起来（她的脸在卧室微弱的光线下，常常显得残酷而幽暗，因为她在一年中寒冷干燥的几个月里会抹润肤霜睡觉，继而这张脸会因为烦躁和寒冷而产生令人不悦的变化），指责我“鼾声震天”，并要求我立即翻身，否则就再次放逐到奥黛丽的床上入睡时，我再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再做什么，以此来回应或反驳。相反，我现在会全然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闭着眼睛，默默模仿一个熟睡的人，根本听不到她的声音或丝毫不理会她的存在，直到最后，她的哀求和抱怨昏昏然下坠，并带着深沉而又尖锐的叹息声安定下来。然后，我会继续穿着淡蓝色法兰绒睡衣仰卧不动，像一座坟墓般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等待着霍普的呼吸变沉，并在睡梦中发出轻微、细小的咀嚼或磨擦声，表示她又一次进入了梦乡。然而，即使如此，她有时还是会在片刻后突然惊醒，再次坐起来指责我的“鼾声”，并愤怒地要求我做些什么来停止鼾声，以便她能安宁入睡。

这时，春季的倾盆大雨已经慢慢退去，以至于在十九号洞屋的遮阳棚上可以一一数出水滴落下的声音——雨滴断断续续，但声音并不和谐，并非愉快或舒缓；较大的水滴所产生的冲击，听起来有点怪，甚至粗鲁。在屋里，霍普的父亲微微向后仰着身，正坐在那张沉重的船长椅上，一边拿着上好的雪茄在上唇摩挲，闻雪茄的香气，一边在旁边口袋里（这就是他身体倾斜的原因，并不是说他体态变形）摸索他放夹子的印有花字的特制盒子。在没有通知霍普的情况下（我承认，这是一个疏忽，我有点小气了，在冲突的关键时期，我不想处处让她满意），我在年度体检时，要求调整我俩的“优选医疗机构”的健康方案，将初级全科保健医生转为耳鼻喉初级保健专家。随后，医生检查了我的鼻腔、鼻窦腔、气管、腺样体和软腭，并说他没发现任何异常。然而，后来我却犯了一个错误。在一次越吵越激烈、越吵越烦人的争论中（这样的争论通常发生在第二天早餐时刻），在所谓的“打鼾”问题上，我把这次体检账单的光票[80]甩到了霍普脸上，于是霍普就抓住我没将医生转成耳鼻喉专家的事告诉她，以此作为我“……知道打鼾是真的”的证据，并且我一直在心里暗自盘算这件事，而我之所以一直不愿意事先告诉她，是因为说实话也担心专家发现我软腭或鼻腔真有问题，这样一来我将不得不向她公开承认“打鼾是真的”，而我对她的指责——认为她睡着了，只是梦见我在打鼾——只是自私的否认，并将问题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当然是指她自己）。这些短暂而痛苦的争论——在整个冬季和初春的几个月里一波一波或一簇簇地出现，它往往在早餐时爆发，由一个不眠之夜，以及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所产生的焦虑所推动，并且通常会非常痛苦和不安，以至于使我糊里糊涂地度过随后的通勤和前几个小时的工作，我会在脑中“重播”那些争论，并构思新方法来提出或安排证据，抑或思索反驳的逻辑。我有时甚至为了记下这些想法而中断工作，或者在我职业计划书的空白处将写下的反驳之辞剪下来备用——令人害怕，因为它们会突然升温，并在紧张感、怒气中加速，再加上早餐桌对面霍普那张干巴巴、阴暗、狭窄、越来越憔悴的脸有时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这张脸在愤怒和无情的猜忌中开始扭曲、变形，甚至有些令人讨厌。而且我必须承认，至少有一次或两次，我真的有种冲动，想要打她或推开她，或愤怒地掀翻餐桌，我牢牢受制于某种“旁观者”的非理性之怒，被奇怪、僵硬、痛苦和非理性的固执所驱使，而这一点是她无论如何不会考虑的——甚至连勉强承认其可能性都不会，尽管我引用了一切合理的反驳、回复，合情合理的论点、证据，没有争议的事实和先例（在我们的婚姻中，曾有过其他冲突，在这些冲突中，霍普完全相信她的立场是正确的，但面对后来的证据，她不得不默认事实上她是错的，然后不得不道歉），我提出——我是醒着的，而她——只是可能——睡着了，而“打鼾”问题实际上是“她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她去预约（某种医疗，甚至是精神治疗），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当我发动车子时，因为挫败感和疲惫，手有时会颤抖起来，当我沿着花园州的林荫大道向北去上班时，一系列快速、模糊、惹人厌的画面和扭曲的幻觉也常在我的心眼上快速、不规律地闪过。（在我俩吵得最激烈的一次中，我只是拿出了耳鼻喉科的检查作为证据，想以此证明，至少我，不像霍普，至少愿意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并且可能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有“打鼾”的可能性。因此，任何可行的妥协或解决方案都是行不通的，除非我俩有人打算做出哪怕一些轻微的让步，请允许我说，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亦即，有关谁睡着、做梦了，并/或打鼾，而谁没有问题，我们或许都错了。）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卧室准备入睡的惯例（或者说“仪式”），也开始变得难以形容地紧张和不悦起来。霍普会经常无视我，也不和我说话，当她从衣帽间或盥洗室出来，就着米黄色珐琅质的“名利场”镜子涂抹润肤乳时，我从我房间的一侧撞上她的眼睛，她往往露出遇见讨厌的陌生人时的表情。[霍普的继父和继姐妹，梅雷迪和丹尼丝（或者，更多时候被称为“多妮”），也是使用这种表情的高手，我第一次注意到是我最初被介绍给她家人的时候。那是在西普博士和他妻子在西纽瓦克历史悠久的第四区，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里举办的晚餐上。在晚餐中，“父亲”两次分别问了我一些个人生平的问题，然后，在我试图回答的时候，他打断了我，以此表示他并不真的想听，或希望我可以用一种更直截了当或更省时的方式“切入正题”。]通常，当卧室灯光渐渐熄灭的时候，我就会变得非常紧张，紧张到根本无法迅速入睡，尽管我现在常常疲惫到发抖，而我的视力，也如前所述，经常会有规律地在夸张的焦点和景深、抽象的波动中忽远忽近，例如，当奥黛丽·博根把西普的烟灰缸拿来时，她那张曾经清新、艳丽、纯真的脸，似乎在颤抖、濒临爆炸成抽象碎片的边缘。西普的烟灰缸由厚重的黑色玻璃制成，上面印有拉里坦俱乐部的纹章和绛红色的拉丁语格言——“我将再度崛起！”（Resurgam！）

当然，事实上，整个有关“打呼噜”的冲突，其荒唐的短暂性、琐碎性和明显的转移或投射性——在霍普和我之间，似乎只有我觉得这事儿极度荒唐和无关紧要——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我自己根本无法相信，霍普和我的婚姻会在这个“空巢”[81]时间点上，碰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即使在远不如我俩幸福的婚姻中，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也会很快得到解决。例如，就像冲突会涉及伴侣间不同的沟通风格、在一起对抗身体疏离的时间、家务事的责任分工等问题一样，相互包容的睡眠风格和时间安排，仅仅是与配偶一起生活时，在家中必要的折中之举，当然，这一点几乎每个有世俗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甚至无法鼓起勇气向亲近的朋友或家人提及这场冲突。这实在太傻了，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我甚至还试图去看一个专业的婚姻咨询师——同样，这也是我自己采取的行动，而且还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我很清楚，霍普、她继父，以及她原生和被收养的家庭的大部分人对于“治疗”问题的感受（除了维维安，据说全家一起在保罗和特丽莎那栋位于马纳斯昆湾附近的非凡度假屋里度假时，她那据说“恢复了的”记忆和当众歇斯底里的控诉，导致她和霍普“吵翻了”，并且打破了整个家庭默认遵守的不能提起整个主题的禁忌，除此之外，西普博士自己也有情绪，他认为“治疗”就为了获得医疗保健计划和“管理式医疗”而支出的医疗费用，而且这种情绪非常激烈），我也知道，在那一刻，如果我提出我的问题，霍普也会平淡地拒绝以夫妻身份和我一起看咨询师，这种拒绝会让我再次感到挫败，并再度激怒我，随后会轻而易举地将冲突升级或扩大——只是，让我一再苦恼的是，我将在随后的时间里，反复去经历、遭受或忍受一系列有关治疗问题的对话，其实质内容大体如下：

“但打鼾并非真正的问题，对吗兰德尔？”

“我从没说过这是真正的问题。”

“毕竟，不管有没有花粉症，很多人都会打呼噜。”

“如果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指即使没有花粉症也会打呼噜的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服从（指霍普的指责）。”

“打不打呼噜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整件事的关键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这就是我的全部观点。如果我真打呼噜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承担起责任，并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解决问题。”

“恐怕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能确定自己是否打鼾了呢？如果你在打呼噜，那么按理说，你就是睡着了。”

“可是（试图回答）……”

“我是说，谁知道呢？”

“但是（开始越来越沮丧）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我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尝试解释了多少次：恰恰是在我其实甚至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她就指责我。”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难道你在是否打鼾的问题上，有什么特殊的利害关系吗？”

“如果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感到‘不高兴’，那也许是因为我对这类交流有些恼火、不耐烦或沮丧。整个问题是，我强调我与所谓的‘打鼾’问题没有利害关系。关键是，如果我真的在打呼噜，我会承认这一点，并简简单单翻身侧过去，甚至会主动去奥黛丽的床上睡觉，除了对自己以任何方式打扰或影响了霍普的休息，而感到某种自然的遗憾之外，我不会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必须睡着了才能打呼噜，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真正睡着了，什么时候没有睡着，我的‘利害关系’在于，拒绝安抚一个不仅不理智，而且还盲目固执、莫名其妙指责我一定是睡着了，以便在我还没睡着的时候，定我罪，这主要是由于我一开始就被这整个荒谬的矛盾弄得无比紧张和疲惫。”

“优选医疗机构”的顾问，看起来最多三十多岁，戴着眼镜，额头大大的，呈圆顶状，给人以深思熟虑之感，但我越看越觉得，这种外貌具有误导性。

“难道就没有机会——单纯只是为了讨论，兰德尔——就没有任何机会或可能性，无论这种机会或可能性有多小，你自己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对你和纳皮尔太太的这种关系中的冲突有任何固执或盲目的看法？”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变得很沮丧，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些气愤，因为整个问题的关键，以及所有的不公平，以及我对霍普的沮丧甚至愤怒，其根源就是我自己愿意探究这种可能性。我这个人就这样，会来这里，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你看到我妻子来这里了吗？她愿意来把问题摆上台面，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它吗？”

“那我能问一下，为什么会有利害关系呢？”

“但是不行，艾德（“优选医疗机构”的顾问都坚持要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他），如果可以的话，事实是，霍普现在甚至已经做完运动或离开美容院回家了，而且很可能正在浴缸里默默酝酿着冲突，并强化她的观点，准备当她下一次梦见我让她睡不着觉，夺去她的青春、活力和少女般魅力时，又要进行新一轮无休止的冲突，而同时，我自己却坐在这样一个不通风的办公室里，被人问我是否可能是‘盲目的’。”

“所以，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真正的问题是公平。你妻子对你不公平。”

“真正的问题是，这很诡异，很超现实，几乎可以视作‘清醒的噩梦’。我妻子现在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她自称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是否还醒着。这与其说是不公平，不如说看起来几乎丧失了理智。我很清楚自己究竟有没有坐在这里进行交流。我知道我不是在做梦，怀疑这一点是不理智的。但很显然，这就是她正在做的事。”

“你觉得纳皮尔太太可能会否认你现在真的在这里？”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是否真的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目的是为了强调说明，我就像你一样，清楚我是否在睡觉这一事实。怀疑这一点就会走向疯狂，不是吗？我们能不能在这点上达成一致？”

“兰德尔，在这里让我再次向你保证，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只是想确定你是否理解这个问题。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真的能知道你在睡觉吗？”……诸如此类。我的手常因握方向盘而疼痛，因为我随后从红岸郊区里混合着医疗和牙科的小建筑里的夫妻咨询师办公室出发，重新或继续沿着花园州林荫大道回家。更为普遍的是，我开始经常担心或害怕自己会因睡眠不足或疲劳而屈服，可能会在方向盘上睡着，然后飘移或越过中央分隔带，闯入来往的车流中，因为我在多年的上下班途中经常看到这种悲惨的事故。

然后，当我与西普博士坐在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常常简称“十九”或“洞屋”时，另一个非故意或不自愿产生的内部表象，或者可以说，就是会引起幻觉的“镜头”：我成了一个男孩或小孩子，站在一个不稳定或倾斜的物体表面，这个物体就放在类似梯子或绳索的下面，我怀着孩子般的恐惧向上看，楼梯、梯子或绳索从阴暗中的某个点向下延伸，在巨大的石像、雕像或某人的半身像顶部或上方，其脸部过于巨大，又因为光线不足，无法看清。我本人摇摇晃晃地站在雕像巨大的花岗岩腿上的一个隆起处，用一只或两只手紧紧抓住绳索的一端，向上面望去，另外，我身后有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他的手重重搭在我的肩上，从头顶的黑暗中，传来一个摄人心魂的轰鸣声，反复命令道“起来”，而那只手推搡着或抖动着说了好几次“为了上帝……”以及/或“……为了霍普”。“父亲”——他在保诚集团的专业领域是（或曾经是）一种叫做“人口医学”的东西，这意味着，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显然没有接触过病人——一直认为我是个有点无聊的人，也是个笨蛋。一个既令人讨厌又无关紧要的人，相当于一只苍蝇或精神紧张的人，他甚至都没有努力去掩饰这一点，尽管作为一个“老爷爷”，他总是对我们的奥黛丽格外宠爱，这对我和霍普来说相当重要。当他专心致志地把雪茄的一端剪下并将它点燃时，短暂斜起了眼或做出了“斗鸡眼”，拿着打火机的手严重地抖动着，在那一瞬间，他显得就是一个上了年纪，抑或比他年纪还要大的人。割下的烟头不见了踪影。整个房间似乎都弥漫着有些凶险的气氛。我和他都看着红色的那头，他把银色的打火机对准它，吸气，呼气，想用持续的方式点燃它。他的手腕和双手泛黄，有些雀斑，和玉米饼片并无二致，火焰和高斯巴牌雪茄的尺寸使他那张非常干瘪、狭窄、皱褶、缩成一团、向外突出的脸显得比现实更小、更冷漠；这种效果不是视觉上的扭曲或幻觉，而是一种常见而普通的“透视错觉”，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视野并无差别。真正的火焰在中间。“费根斯潘”生啤那略带丹宁酸的苦涩也是传统的味道。（以下也是在红岸郊区他那间枯燥、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与第二位婚姻咨询师进行交流时的典型对话：

“那你觉得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些幻觉，有没有可能是由听觉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时会发出沙哑的声音或打起鼾来，而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正如你所说，你正在产生幻觉？”

“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现了幻觉。你的妻子和女儿的照片，或者可能是继女或侄女的照片，就在你的桌子上——女儿的脸开始微微旋转和变形。那是一种幻觉。我指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幻觉’。这些并不是模仿现实或与现实相混淆的幻觉。比如说，有时候，我想对着镜子刮胡子，我的面容会在额头中央多出一只眼睛来，它的瞳孔有时会像猫或夜行捕食者一样旋转或出现在侧面，或者有时在布林·莫尔举办的周末家长聚会上，我们的奥黛丽胸前的两只乳房会像活塞一样在毛衣里上下起伏，而她的头顶笼罩着一个光圈，或者就像迪士尼动画人物般的光晕。当产生这些幻觉时，我能够对自己说：‘兰德尔，你是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再加上生活不和谐和长期的压力，才产生了轻微的幻觉。’”

“但这些幻觉一定还是挺可怕的。我知道它们肯定会吓到你。”

“关键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产生幻觉，什么时候不会，就像我也很明显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醒着一样。”）在这个时候，另一个短暂的、幻觉般的“闪光”或幻视出现了：我们的奥黛丽仰卧在搁浅的独木舟里，我在她上面竭尽全力地做着活塞运动，我的脸旋转并开始扭曲，而这幅图景或海市蜃楼立即转移到今天的十九号洞屋或“洞屋”里。我们的奥黛丽——现年十九岁，已经萌发出全然的女性气息，或者说已步入“法定年龄”——穿着她常穿的那件藏红花色半身裙、“卡普里”风格的裤子和白色的肘套，在桌椅间顺溜或悠闲地走来走去，正慵懒地给湿漉漉的男人端上威士忌。不该遗漏的是，杰克·维维安也出现在那里，就在十九号洞屋窗边与我和西普博士一起，也拿着饮料，坐在“父亲”的右边或对面。杰克·维维安没穿惯常的高尔夫球夹克，也没戴遮阳帽，一如既往地镇定从容，尽管他仍穿着他的钉鞋或“高尔夫鞋”[传统鞋底上0.5英寸的钢钉或铁钉是导电的罪魁祸首，会让人“毛发直立”。在我的童年时代，常驻威尔克斯巴雷公共球场的职业球员曾被雷电击中，当场死亡，而我自己的父亲也曾是高尔夫球手三人组的成员，他们大胆地与被雷电击中的受害者待在空旷的地方，直到医生赶到为止，职业球员俯卧在地上，浑身漆黑，烧焦的拳头里依旧握着第十二洞的旗帜。（旗杆，或插杆，在那个时代，也是导电金属做成的）]，而他在那个精确的时间点，出现在我们的“洞屋”，显得干练热情的举动，或者碰巧撞见的样子[杰克·维维安长着一双明亮传神的眼睛，这双眼睛就长在一张特别显眼的脸上，这张脸又宽又大，甚至有点单调、呆滞、死板（除了这双深思熟虑的眼睛之外），此外，他还长着尖锐、深色的范·戴克风格的胡子，这对他不同寻常的嘴巴起到了弥补或淡化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是故意装出来的，或者是可疑的。比如说，杰克·维维安和霍普的继父不太可能认识，因为“父亲”不仅不是拉里坦俱乐部的成员，而且在此之前，也只作为客人来玩过一两次，但实际上，杰克·（或更正式地说，“切斯特”）维维安在我自己的公司担任高级员工助理主管，“父亲”曾无数次暗示或提起，这家公司对该地区的保险业来说，成立时间如此短暂，抑或其重要性并不高，以至于他在“岩石”的整个任期内，从未接触过这家公司，抑或“听说过一个字”。霍普的继父似乎也没有和杰克·维维安（借助他最近在尝试解决“鼾声”问题时起到的作用，我和他已经很熟了）说话，也不看他，完全不承认他的存在，与此同时，“父亲”终于把雪茄点燃了，摆出吸烟者那种稍稍侧身的姿势，靠在船长椅上，慢慢抽了起来，随后和杰克·维维安（诚然，实话实说，他那巴尔博式或范·戴克式的唇须，看起来就像阴毛，显得极不协调，除了我之外，不止一人这么说过）一起赞赏地看着我，因为我正先遮住一只眼睛，然后再遮住另一只眼（一个众所皆知的检验视觉错觉的动作）。很明显，“父亲”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一个平庸的女婿，事业平平无奇，高尔夫球技[82]和背景也极为平庸，个人事务一团糟，还有可能因为一些荒唐的小矛盾，婚姻面临“累卵之危”。明明只是患了空巢综合征、更年期早期，或仅仅是做了噩梦或被魇住了（临床上更多称为“夜惊症”），就无法坚定得像个“爷们儿”一样，让妻子相信他们的所谓“僵局”根本就微不足道，而这个人现在似乎又鼓起了“胆量”，想要求“父亲”对霍普施加他的父爱影响或权威[容我说一句，当然，在方便的时候，他只是或“仅仅是”她的继父，从他苍白的眼睛里，有时可以流露出一个可怕的继父之感，知道我们的奥黛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就像霍普——还有维维安（她曾歇斯底里地声称，她后来已经得到专业帮助，从而恢复了无意识的记忆）——曾经对他的意义一样。此外，要想随意设想一个低角度的影像、幻象或噩梦般的“镜头”并不难：他那张充血而紧绷的脸，就在你面前低垂下来，在他张开的嘴下面，长满雀斑的右手，正紧紧卡住霍普或维维安（这两个人童年时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可以互换的”），而且他还完完全全具有一个成人那沉重的身躯]，从而来调停冲突，虽然这既不是老人的“使命”，也不是长远的打算，任何有洞察力或眼光的人都应该能看到。

更确切地说，那人是切斯特·A.（或杰克）维维安——年龄：五十岁左右；击球杆数：11；婚姻状况：“未知”；先进数据采集公司（我们公司的法定名称）伊丽莎白运营项目的员工援助计划的主任——我后来毕恭毕敬地去了他那间角落里的办公室，以倾诉整个荒谬的夫妻间因“打鼾”造成的僵局，它对我的婚姻、健康，以及在我整个系统中发挥的作用都产生了日益加剧的影响。这已经是三月前的事了。虽然他的履历包括康奈尔大学心理学领域的“高级”或研究生学位，但杰克·维维安并不仅仅是先进数据采集公司“E.A.P.”[83]（通常以简称显示）项目的顾问或“前线”工作人员，而且还在几年前从“韦尔豪泽”纸业公司的“布伦维克”业务中特意被挖来，以便专门管理和监督整个“E.A.P.”项目，现在还担任该公司旗下“优选医疗机构”中团体健康计划里的“行政联络员”，这显然也需要相当强的管理和会计专长。杰克·维维安和我一直以来都很合得来，而且相互间也很尊重。在天气温暖的月份里，我们经常（在他的慢性腰部疾病允许的情况下）在公司举办的竞标赛中同乘一架飞机，有时还在打四杆洞和五杆洞之间的球车上，一起轻松聊天，同时等待我们四人组的其他成员在球场的草地上，寻找一个偏离路线的球或洞外球。更重要的是，杰克·维维安在三月下旬抛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有一所据说备受尊重的“埃德蒙·R.和梅雷迪思·R.达林记忆睡眠诊所”，该诊所隶属于或藏身于州内布伦瑞克的罗格斯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同样也是这位杰克——他与所谓的“专家”，以及我数月之前，怀着绝望的心情，长时间咨询的专业婚姻咨询师都不一样——通过迅速“切入主题”，几乎立马就能获得“印象”，并询问——有些“循循善诱”或“能言善辩”，但没有居高临下或高人一等的感觉——一方面，我得权衡，我是想在冲突中占得上风或取胜，并证明自己是无辜或正确的，还是想让霍普和我的婚姻回到正轨，再次在彼此的陪伴和感情中获得幸福，并恢复在晚上获得足够睡眠的可能性，以便能够有效地工作，从而感觉更像“（我）自己”。

在一个天色阴沉、薄雾弥漫的早晨，从飘窗透进一抹装饰性的光，这让我们吃早餐的角落看起来影影绰绰，有点虚幻，也让我们俩疲倦的脸更显憔悴。在那时，我提出了一个考虑到霍普会同意，或至少愿意“听（我说）完”的提议，具体如下：如果霍普愿意和我一起前往罗格斯大学的“埃德蒙·R.和梅雷迪思·R.达林记忆睡眠诊所”，并接受训练有素、受人尊敬、经验丰富的诊所人员的诊疗，那么，如果睡眠诊所对我们睡眠模式的研究结果，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形式或方法，证实了她在对我的“鼾声”争议中秉持的看法和执念是对的，那么我就立即搬回我们的奥黛丽的“小窝”，或者说是那间走廊尽头的“客房”，并同意听从医务人员的建议，治疗我可能真正存在的“打鼾”问题。[的确，我本人在小时候显然曾在睡着时吸吮过自己的拇指，而在我的童年时期，我们家在威尔克斯巴雷的儿科医生指示我父母在我拇指指甲盖上涂上一种味道极其恶心的处方药膏，这玩意儿可以说就像每天晚上入睡前涂抹的指甲油一样——至少，我父亲对我童年睡眠习惯中任何不寻常或不正常的事都还保有这样的回忆。（达林睡眠诊所的工作人员曾要求霍普和我本人填写详尽初步的“建档”[84]报告，以此来说明我们现在和过去的睡眠模式，包括尽可能可以追溯的之前的数据，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包括童年时期。）]杰克·维维安在独处时间里，会待在“E.A.P.”舒适的项目办公室里，尽管他自己的工作负担很重，但还是帮我精心准备了这个“最后一搏”的建议。在此期间，我一定要绷住我的表情，保持我的声调，除某种程度上无法掩饰的疲态（前一晚是个特别糟糕的夜晚，我无数次醒来，又被骂了无数次）之外。那个要我在无计可施或“快要放弃”之时“最后一搏”的建议，我就按照要求在吃早餐的时候提了出来，此举，毫无疑问（正如杰克·维维安所预言的那样），使得这个建议变得更为有效了，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真诚的或“发自内心的”，尽管霍普显然并不相信[她和我一样，在上一个冬天似乎也老了好多（虽然我永远不会大声说出这个看法——尽管在“父亲”看来，我俩的婚姻似乎就会使我们这般老去，但我非常清楚一段稳固的婚姻动力是什么，可以分辨出诚实和单纯的鲁莽，而且，在亲密关系中，策略、谨慎、坦率和“敞开心扉”所起到的作用至少是一样重要的），而且她经常抱怨说，长期缺乏睡眠（虽然她常常是睡着的，但实际上，她所感受到的影响和抱怨，其实是创伤性的梦或“夜惊症”所导致的，当然，我再次保持我自己的观点。她，在现实中，实际上受到的影响是创伤性的梦或“夜惊”，当然，我再一次保留我的意见）产生了一个令她心烦意乱的“声音”（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温和的幻听——当她讨论这个推测出的“声音”是什么的时候，我真的就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表意见），这个声音很像一个“音叉”或很响的铃发出的音调]，越过餐桌中间放着的装饰物、西柚和吐司望去，她的脸在暗淡的晨光之下，虽然会时不时控制或保持住其视力或视觉上的整体感或连续性，但还是会搏动着青绿色，呈现出旋转起来的抽象之感，这让这张脸看上去似乎极其固执。霍普身材小小的，容貌棱角分明，皮肤黑黝黝，在不断变化的发型时尚潮流之下，依旧顶着一头万年不变的高耸蓬松头，她的意志力非常坚强，除了“她这个人”和“她的样子”，一直以来拒绝成为其他人，这一点一直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在这一刻，即使在我疲惫不堪地介绍达林睡眠诊所的“最后一搏”时，我甚至还记得，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或者说，不为她的“内在火焰”所动，抑或停止（以我的“方式”）去爱她本人以及她身上值得被爱的地方，尽管事实上，即使目前的冲突逐渐缓和，趋于解决，我俩最近几年的消停日子，也没有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善待”霍普身上的女性魅力，尽管，就她而言，时间的破坏力并没有像对待她那些继姐妹和（在一定程度上）我自己一样，产生变老过程中身体肿胀、浮肿、变厚或膨胀的恶果。霍普曾经丰满性感到近似“鲁本斯画中人”的程度，她本人的变老或衰老的特征，现在主要表现为枯萎或干瘪，她的皮肤越来越硬，一些地方出现了看上去像皮革般的东西，她的黑褐色皮肤倒是一直没变，但牙齿、颈部的肌腱和四肢关节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外突出了。简而言之，她的整体气质已经呈现出狼或掠食者的一面，昔日眼睛里的“熠熠光芒”，现已变成一种纯粹的贪婪。（当然，这一切都不奇怪，也并不是“不自然的”——天气和时间对我妻子的影响，就像它们对面包和晾着的衣服所做的一样。事实上，我们都必须屈服于自己在时间上遇到的困境，比如说，“空巢”就是这一历程的鲜活里程碑。）一个虽然自然却也可怕的现实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所有夫妇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俩的婚姻走到这一步，霍普其实已经达到了无性状态，就像俗话说的，成了一棵枯萎的花朵，就她对自我以及欲念一丝不苟的关爱来说，这一点不知为何变得更糟糕，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她自己和许多身材臃肿或干瘪的朋友、读书和园艺俱乐部的中年妻子，以及习惯性地在整个夏季聚集在拉里坦俱乐部的游泳池周围的离异者一样，都会被以下种种搞得心烦意乱：健身课程、控制卡路里的饮食、润肤剂和爽肤剂、瑜伽、补品、美黑或（尽管很少提）整形手术——所有人都下定决心要重拾适婚期或“未破处期”的活力，她们这种活力无疑会招致刚发育的女儿们的嘲笑（事实上，容我说一句，虽然霍普具有天然的活力及坚定的意志，但当她看着我们奥黛丽的越来越成熟、标致的同学时，从她的双眼，以及嘴角皱起或抿紧的神情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痛苦，这是一种类似老妪的悲伤，很容易在随后的时间里，化为一种愤怒转移或投射到我身上，就因为看见了并自然而然受波及）。事实上，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一种巧合，所有这些花季少女几乎无一例外都被送往外省高校读书，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看到她们的身影对她们的母亲来说，就成了一种活生生的折磨。

达林睡眠诊所的病人床铺和存放他们病例的床位是并排放置的，但显然太窄，上面铺着薄薄的、极其牢固的加固床垫，另外，上面只有一张床单和中等重量的腈纶毯，尽管睡眠室里荒凉得让人发冷。诊断方案——这花了不少时间，并与我们的“优选医疗机构”为确定它对此诊疗方案的覆盖范围或“授权”情况展开了多次协商——包括：霍普和我本人在每周三晚上，沿着I-195号公路，以及9号和18号国道，开超过90英里的路（像往常一样，由我本人开车，而霍普头枕旅行靠枕，身体靠在副驾驶的门上打瞌睡）去罗格斯·布兰斯维克纪念医院，并在四楼的“神经病学/睡眠部”登记，这个部门包括达林睡眠诊所，据杰克·维维安和其他人所说，它在业界的名声确实是一流的。负责我们这起病例的睡眠专家（或“睡眠学家”）是个体格巨大、举止温和、身材结实的家伙，他留着铁青的平头，身上带一个帕克·戴维斯公司的促销钥匙环，上面挂着一堆钥匙——他的态度令人舒适，带着殡葬人员或园艺师那种中性、严谨、一丝不苟——不过，他也像后来霍普所说的那样，脖子很短，脑袋似乎就直接架在肩膀上，对此，我指出，这可能只是由睡眠学家那件白大褂的高领所造成的视觉误差，达林睡眠诊所里的其他当值人员也是这身装束，胸口口袋上夹着（或者，用A.D.C.的系统部门更常用的行话或暗语来说，就是“鳄鱼夹”）塑了封、附带照片的身份卡。睡眠学家的技术人员（或“睡眠团队”）中的特选成员，指引我们建档问询，然后由医学博士本人担任导诊员或讲解员，向霍普和我简要展示了达林睡眠诊所的设施，该设施似乎由至少四个设备完善的小睡眠室组成，四面被消音透明的厚树脂玻璃墙所包围，内设精密的音视频记录设备，以及神经监测设备。帕福斯医生的办公室就毗邻诊所的“中枢”或“指挥中心”，在这个中心里，专业的睡眠学家、神经学家、助手、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可以在各种红外显示器、脑波测试仪和显示器中，观察不同的睡眠诊室。每一个工作人员和“睡眠小组”的成员都穿着白色的鞋子，这些鞋子的鞋底都是无噪声的橡胶底，在每个房间床上放着的薄毯子，要么是一尘不染的白色，要么是粉色或天（或电）蓝色。另外，达林睡眠诊的“卤素灯”系统，按轨道式或凹槽式放置，顶灯白色，并且完全不会落下影子（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在这个设施下投下任何影子，这一点外加殡仪馆般的安静，让霍普觉得，用她的话来说，让这个地方的气氛十分“梦幻”），并使人的皮肤显得蜡黄或病恹恹的，还有，睡眠诊室显然非常寒冷。睡眠学家解释说，相对较低的温度有益于人的睡眠和复杂的脑波活动的测量，诊所用的精密设备就是用来监测这种活动的，这些设备可以解释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E.E.G.”（或“大脑”）波，对应清醒和睡眠状态下几个独有的和全然不同的水平或“阶段”，包括俗称的“R.E.M.”或“悖论阶段”，其中自发的肌肉被麻痹，梦境就产生了。每当心电图学家走动或站立时，他们会在手里微微转动这些钥匙，以此在他说话时掂量或估计钥匙的重量，此举显然主要是由于“神经”或无意识的习惯所导致的，而在他的多把钥匙中，每一把都在钥匙头附近包上了橡胶或塑料，据我估计，这样做可以减少钥匙环发出的噪音。[后来，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照常靠着车门打瞌睡或“打盹”），霍普说，在她看来，一个有这么多钥匙的家伙似乎有某种令人放心、值得信赖或（用霍普自己的话说）“实质性”的东西（就我自己而言，我自己对钥匙的联想更多与看门人有关）。]

根据安排，我和霍普每周三都要去一次睡眠诊所，总时长为四到六周，期间要在睡眠室里过夜，并接受严密观察。在采集建档数据的过程中，所采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与入睡和准备入睡时，霍普和我在夜间惯常会做的事或“仪式”有关（睡眠专家解释说，那些所谓的“仪式”对大多数已婚夫妇来说，是共同而独特的），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在受监视准备入睡时，使得这些逻辑和实践——其中不包括任何身体的亲密或常规的性生活，睡眠学家补充说，这样在临床上就不会引起类似霍普避开我的目光这种可辨别的尴尬或“羞涩”——尽可能接近在那些“不眠之夜”的表现。在不同的更衣室里，我们首先换上了浅绿色的病号服和一次性拖鞋，然后齐步走到指定的睡眠室，霍普用一只手将病号服后方长长的、垂直的缝隙、切口贴紧自己的屁股。无论是病号服还是高强度的灯光，都无法用“讨人喜欢”或“适度”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作为一个女人，霍普后来向我抱怨说，睡在薄薄的被子里，被不知其姓名的人透过玻璃隔板观察，她觉得这样有失尊严或“被侵犯”了。{类似这样频繁的抱怨是发起争端的“诱饵”，对此我拒绝在第二天清晨漫长的返程途中做出回应。在那里，我会匆匆刮好胡子，换好衣服，并为折磨人的“早高峰”做好准备。霍普时常会习惯性地对某个提议表达似是而非的赞同，要么就默默赞同，并且会等到“商定”开始时，才准备说些什么表示反对，在此期间，原本合理的告诫和保留意见，现在看来都成了单纯无意义的抱怨。不过，到了冲突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压制沮丧、愤慨，甚至指出，此类抱怨能产生效果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因为指出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夫妻间的争吵或“意志冲突”，并且不会有赢家。就如同我曾经对切斯特[或者（“求求你别说错了”）“杰克”]·维维安说的那样，人们或许会说，我们各自的本性就是这样，冲突或争论发生在我身上，要比发生在霍普、内奥米或奥黛丽身上更困难或更棘手，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有一个相对容易的时间来摆脱一场激烈交流会引起的肾上腺素和心烦意乱}我们可以从家里带自己的个人卫生或洗漱用品，并使用（首先是霍普这样做，然后是我自己，就像在家里一样）一个私人洗手间，然后在准备入睡时进行我们个人卫生的“仪式”（然而，尽管这里按要求，要尽可能模拟我们在家的习惯，但考虑到观察员和数量众多的“低亮度”摄像机的缘故，霍普有意不使用她的面霜、发网、保湿乳液和手套）。随后，助手或服务人员将白色的圆形“E.E.G.”贴片或“引线”——据霍普观察，这上面的导电胶体极度寒冷，而且有种“怪异”的感觉——贴在我们的太阳穴、前额、上胸和手臂上。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睡眠室的平行床铺躺下，留心避开缠绕一团的电线，这些电线从引线通向灰色的“继电器”或“感应”显示器，该显示器在睡眠室的东北角静静地嗡嗡作响。睡眠小组的技术人员——其中一些人是附近罗格斯大学的医学生——脚上穿着无噪声白色鞋袜，身上穿着解开扣子的“实验室”大褂，里面则穿着休闲服或“便服”。我们睡眠室的三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的墙，在我们进入后发现，实际上是镜面，我们无法从里面看到任何技术人员或记录设备，这让人有些惊讶，而在第四面或最后一面墙里，嵌着一个复杂的、墙面大小的屏幕或投影布，上面播放着各种常见的舒适或舒缓的风景、“场景”或图景：一小片低垂着麦粒的麦田，潺潺的小溪，冬日的云杉点缀在刚刚落下的雪中，森林里的小动物在铺满落叶的地上觅食，一片海边的落日，诸如此类。双人床的床垫和唯一的枕头也是由塑料合成物做成的，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起皱，我个人觉得这种起皱让人心烦意乱，并且有点不卫生。此外，这两张床的两侧还配备着金属栏杆，它比一般医院里的护栏或侧栏都要高一些、坚固一些。负责我们这两个病例的指定睡眠学家——帕福斯医生，长着一张前文提到过的克制脸庞，留着一头短短的花白头发，脑袋没有固定点——解释说，一些病人的特殊睡眠障碍涉及梦游或某些狂热，甚至在睡眠中会有潜在的暴力举动，因此，睡眠诊所的保险商才勒令将24.5英寸的拉丝钢栏焊接到室内的床两侧。

此外——霍普在家时，在关掉床头的高架壁灯之前，会习惯性地进行平均二十到三十分钟的轻量阅读，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此举是我俩准备入睡前的例行公事中相当固定的一部分——霍普和我连续在三个周三，花了二十多分钟，笨拙地坐在窄小的、类似婴儿床的床上（因为有高高的横向栏杆），背后只有一个该机构提供的皱巴巴的枕头撑着，表面上来看，我们就像在家一样，在睡眠室各自的床上阅读，两人手里都拿着我们当前所选的“书籍”，这些书放在书友会的书包里，霍普将它从家里带了过来。但在这里，在这个人工环境中，这些书只是“道具”，而我除了漫不经心地翻开科特·艾肯沃德的《岩石上的蛇》，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本想只要有放松或“松弛”的念头就可以了，但现在我全身都插满了“E.E.G.”导线和凸出的电线，并且这一切全都反映在小房间的三面墙壁上，因此这种想法就显得滑稽或荒谬了。但是，我——在与杰克·维维安进行密切且隐秘的“咨询”中——决心在技术上完全遵从要求，不抱怨，不抗议，也不给霍普任何理由怀疑或认为我不去完成我这方的“契约”[有时候，尽管如此，我承认，例如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在每天的通勤中，驶过花园州的林荫大道，或者向西驶过195公路、泽西高速公路和I-276公路，绕过费城大都市的北部边界，到外州的布林莫尔校园，然后把车停在蒙哥马利大道上，抬头观察塔楼或主塔楼第四层的东北角（或者，更正式地说，为了纪念19世纪的一位大学恩主，这个塔楼被称为“阿德摩尔之家”。这座房子被设计或“装饰”成一个灰色的、摇摇欲坠的，架着雉堞的塔楼，或是中世纪“圆形炮塔”风格的要塞）新生宿舍里，我们的奥黛丽和她的室友或在屋里走动，或准备脱衣入睡时，透出的灯光亮起又熄灭——我会在没有任何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原因下，变得极其心烦、忧郁或被挥之不去的痛苦或“恐惧”所消耗（这种感觉与睡眠不足无关，睡眠不足的症状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了，而似乎是从某种深不见底的、无意识的、心理上的虚无或“洞”中“突然冒出来的”），以至于我会认真地考虑“跳”入中间线，跳入迎面而来的车流之中。这种恐惧，平均每次只会持续一两分钟]。

然而，经查实，有关这场争论中我这一方的客观情况是：每当睡眠室里舒缓的远景和刺眼的灯光从室外某个地方渐渐熄灭时，我依旧会保持长久以来的习惯或惯例：仰面躺着，手肘弯曲，双手叠放在我的胸口上放松，尽管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到紧张和兴奋，但我本人的情况比霍普相比，要更明确些，她的习惯是（不像我们的奥黛丽，她常常会朝身体右侧，蜷缩成胎儿形态，并经常会在醒来时还保持着和入睡时相同的姿势）：匍匐或俯卧着入睡，双臂张开，头扭转过来，或者猛地扭向一侧，就好像有某种无来由的巨大力量从后方和上方压在她身上（这个姿势多数成年人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她向睡眠小组抱怨说，她仰卧着，并且当E.E.G.的导线和电线导致她要“面朝上”时，这样几乎无法真正入睡。虽然如此，但她随后确实（像往常一样）立即入睡，而且我们在第二个星期三，躺在睡眠室里过夜时，她和帕福斯医生（睡眠专家）也没有再提起她在上一周提出的强烈抗议。

如前所述，我们的诊断协议促使我们每周一次驾车来达林诊所，并一起“登记”入睡，总时长可能长达六周，于此期间，霍普和我各自的脑电波都会受到监测，另外，任何异动、声响或醒着的状态都会被记录在最先进的红外线或“弱光”录像带上（霍普经常会故意去验证音频的质量，而我则不带感情地注视着第四面墙的屏幕上那些令人放松的图景），并经过我们的睡眠学家分析，最终成为医学诊断和推荐诊疗方案的基础。当然，如前所述，我本人也满怀期待地希望录像能实质性证明，霍普大喊大叫，再次指责我“打呼噜”时，我的“E.E.G.”电波表明我本人没有真正睡着，相反，霍普自己大脑的“读数”会确凿证实，她本人当时已经睡着，并做起了梦，产生了幻觉，或者以其他方式“幻想”出了那些令人不快的噪声，她如此坚定地认为，正是这些噪声“剥夺”了她的睡眠、健康、青春，以及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让她相信她和我本人不再处在“同一个波段上”，这一点足以让我俩的婚姻不仅仅是无性的形婚，尤其是现在奥黛丽不在家，不用“过分占据”我的时间，也不再是“（我）感情的焦点”（霍普在那些早晨，针对那些冲突，以及我们的婚姻和假定的“一家人”的整体可行性所展开最糟糕的争论中，这些是她怀着报复性的怒火提出的诸多罪名之一）。

但是，只过了P.P.O.核准的最短的三个星期，结果就出来了。达林诊所的一个行政助理给我单位的办公室打来了传呼[他显然也给我家打了电话，但是霍普那时要么出去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要么就是在睡觉（她会公然打盹，尽管诊所的宣传材料一开始就明确指示，任何患有睡眠相关疾病的患者都不能打盹）]，通知我说，达林诊所的管理部门在与帕福斯医生以及其他负责霍普和我本人病例的“睡眠小组”成员的通力合作下，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准确的数据，可以提供一份严谨的诊断，并推荐一切“（认为）需要的诊疗或疗程”。正式的诊断将于下星期（被安排在星期一上午）在医院四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公布，该会议室位于那段不寻常的、按星形或钻石型布局的中央走廊或门廊的尽头。会议室是一间明亮的小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大家都很熟悉的“戈雅”画作，该画是印象派画作中比较普通或商业化的一幅，此外，还摆着一张枫木或木纹圆桌，搭配船长椅，椅子座位里和扶手里的填充物都是有些过浓的深红色。和达林睡眠诊所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房间也明显非常阴冷（更何况我们是在早高峰时间，冒着恶劣的暴风雨开车来的。直到那时，我们才发现罗格斯·布兰斯维克医院的室内停车场的入口处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车位已满”。因此，我们大衣都湿透了，雨水滴在会议室的地板上，而霍普——她长期以来对暴风雨都有病态的恐惧，这使她在整条紧张的路上无法入睡或打盹——由此显得脾气特别暴躁且顽固），并配备或装备了一个发光的壁挂式装置或设备，它是用来读取X光和“磁共振”图像的，此外，还有一个大型的视频和音频监控器，它被放在一个滚动的“支架”或加固了的铝制或铁制的推车上，车体被涂成了该机构的棕色，每条腿的末端都有一个小“脚轮”或轮子，以便移动。会议室里，每个坐在桌边的人，在各自的位置前都放着一个一次性的泡沫杯，里面装着咖啡或茶，正冒着热气。由于期待或“紧张”的缘故，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眼镜和背心都再次绷紧了，所有声音似乎都有些放大或“交融在了一起”，但在夸张的视焦点和色调的晃晃悠悠中，房间只是有点轻微地移动。然而，每一次我打哈欠，都会在我的耳朵里引起剧烈的爆裂或炸开般的疼痛。我的裤腿和袜子也被打湿了，霍普高耸的盘发有些向右歪斜，她那无影的脸也像德库宁本人画了一半就从画架上撕下并丢掉的东西一样。在桌子周围，还有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太熟悉、长着碟形眼的西班牙裔男子，他的手背有皲裂或癌前病变的症状，穿着商务装或上好的深灰色羊毛西装，领结有婴儿的头那么大。手持锤子的声音。练习场的声音。钉枪和便携式空气压缩机的声音。一个或多个旋转或“强力”锯的声音。一辆怠速的萨博车，其涡轮发出的轻微声。雨水和雨刷器在高处撞击的声音。搅拌器制造冷饮的声音，“保诚”的“行政人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往休息室的自动售货机里投掷硬币的声音。一计长长的推杆，将球打入或“轻推”入浅浅的球洞中的声音。挣扎声和低沉的呼吸声，还有一个男性或“父亲”低声咕哝和嘘声。某类施工、维修或与之相关的活动，朝着达林诊所睡眠诊室和观测中枢所在的方向，在距离中心走廊或门廊的某个地方，发出了起起伏伏毫无节奏的锤子声。我遭受了快速而可怕的闪现图景，或者说在内部视觉中突然点亮了一幕幻视：一个俯卧的女性身影被透明的塑料工业布包裹着，随后瞬间消失了。在桌子周围，与我和霍普一起坐着或“排列”着的是一直带着钥匙环，穿着白色“实验室”大褂或外套的睡眠学家，还有两个年轻的技术人员或助手，他俩也是负责我俩病例的“睡眠团队”的成员，外加一个穿戴整齐的男性，西班牙裔，或者是古巴裔，他是医疗行政的专业人员，据介绍是代表罗格斯医院来对达林诊所的诊断程序和活动做定期“审查”或评估的。推车上的监控器——由一位年轻的女性“睡眠小组”技术员操作，她看上去没有戴婚戒，一头栗色的头发紧紧向后梳着，身边还带着与霍普和我的病例有关的各种磁带和文件，其中一个显然是通过手持或“遥控”设备来激活的——在四条与乐谱无异的间隔均匀的水平线上，现在显示着我本人的姓名、日期，以及独属于我的八位数“P.P.O.号码”，还有特别指定的“D.S.C.”[代表（“达令睡眠诊所”）的号码]，在这四条线之间晃动着一条锯齿状或不规则的白光线，这标志着通过导电的E.E.G.导线记录下来的我本人在睡眠室整晚的脑电波。波纹的白线令人感到不安，呈现出手掌似的、凹凸不平和不规律的形状，而不是规律性的或连续性的，并且还伴随着剧烈起伏的低谷和高峰或“节点”，这看上去就像心律不齐的心电图，或是遭遇财务困扰或资金不稳定的现金流示意图。此外，它也与依次排列，（或者，用A.D.C.的专业术语来说，组成了“系统综合体”），一同进行数据处理的惠普HP9400B主机不无相同之处，显示器左上角的数字显示器显示着时间，它被分为好几个梯度，每个梯度都经过了仔细的校准。

整个“睡眠小组”从我们建档的数据中了解到，我妻子本人对失眠或睡眠不足的病态恐惧由来已久。例如，在我们的奥黛丽小时候生病或因噩梦或“梦魇”而焦躁的时候，往往是我坐起来陪她，这样霍普就可以如她所愿那样，“试着”入睡。

与此同时，睡眠专家提出的初步“结果”或“诊断”，一言以蔽之，令我震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特制的“弱光”摄像设备一共有五六次记录下了霍普的情况，每一次她都会突然坐起身来，指责我“打呼噜”，并且有一两个记录表明，当我用明显听得到的声音反驳说，我甚至还没有睡着，因此对我的指责无法在逻辑上被证明“有罪”时，睡眠专家——在他的演示中，这位年轻而严厉的技术员的激光笔，再加上她那些远程设备的能力，能暂停或定格显示器上的内容，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停留在E.E.G.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声称或肯定地说，我确实，从临床上讲——尽管我相信或认为自己是完全清醒的——是“完全睡着”的，这主要发生在四个众所周知的睡眠层次或“阶段”中的第二或第三阶段，这也是睡眠学家一再概述或阐明的。当其他人和“睡眠小组”都在看着这些的时候，睡眠学家（像往常一样，他拿着那个沉甸甸的帕克·戴维斯钥匙圈，并不自觉地玩弄着）以现代科学的临床客观性做出了这一裁决，并不厌其烦地再次明确表示，从经验来看，他对这段不和的婚姻关系持中立态度，不站在争端的任何一方。然而，在最初公布这个所谓的“诊断”时，我感到一种夹杂着愤怒和难以置信的痉挛或“律动”，这引发了我首次萌发诸多无意识或“应激”的想法，其中一个想法认为，帕福斯医生等人实际上是站在霍普这边的，她以某种方式诱导达林诊所改变了测试数据，并以某种方式表明，我睡着了，而我很清楚自己其实没有睡着。同时，我的行为举止，显然没有表现出这种非理性的怀疑，而只有震惊——我的下巴真的“掉”了下来，而在短时间内，我没有想到去询问通过研究和E.E.G.的听觉或音频部分显示出的任何平行结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无论真假，它同样证实了我处于“技术上入睡”的状态中时，可能会伴随“鼾声”，也可能不会。[在这里，应该插入说明的是，我在这个时候勃起了，或者说“犯了个错”（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这样），在我迷茫的状态下，至于它源自什么，与什么有关，我一概不知；间接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发现突然带来的震惊，导致了肾上腺素或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急剧上升。]

在这一所谓的“诊断”公布后，出现了大约两到四秒钟的集体沉默，期间有施工的噪声、雨水打在会议室西窗上的声音，以及从达林睡眠诊所办公室某个深处传来的电话铃声。我的前妻或第一任妻子纳奥米，从未接受过我不想要孩子的事实，我害怕“重蹈覆辙”。另外，我的传呼机也震动起来。在听到睡眠专家给出的消息后，霍普自己的面部表情或神情，看起来“平淡无奇”或“毫无反应”，显得有点夸张，在遭遇其他婚姻尴尬时刻时，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情，这种情绪意味着她正在经历一种自证清白的苦涩或胜利感，同时在掩饰或抹去她的喜悦，以便看起来像是占据了“上风”，并避免我指责她复仇得胜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了表现出毫不惊讶的态度，并试图表明她对自己完全正确这一点“从来没有”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而睡眠学家现在只不过证实了她实际上“一直都知道”的事情。我对睡眠小组给出的医疗诊断或“裁决”十分不信任，只有在霍普苍白的眼睛里闪动某种轻微的光芒或狂热时，才泄露出她对此表现出的好奇和获胜之感。电话响了起来，似乎无人应答，铃声在这个短暂、无声的间隔中持续响着，此后，那位年轻的、已经拖不起的适婚人士，或者说帕福斯的技术员，随即就这样拔出、插入、手动调整或“重新设置”了监测仪的显示屏，因为就在此时，由那位冷漠的睡眠学家做出的诊断已经将焦点转移到我妻子的脑电波上。在霍普或我这样的“外行人”看来，监测仪上的脑电波与我自己的显示屏上的东西并无区别，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模板下面现在显示的是霍普的名字，以及P.P.O.和达林诊所的“病人代码”，而模板上的那条抖动的、飘忽不定的线现在显现的是霍普的大脑在这个时间段内的脑电波活动。走廊的某个地方传来了由电锯或路由器突然发出的，很显然是惊叫或“尖叫”的声音（显然环境中还有一股新砍下来的木头和工业塑料的味道，再加上西班牙裔那个人身上刺鼻的古龙水以及霍普常用的“快乐”牌香水的味道），在这些声音的间隙，帕福斯博士用淫荡的手持指示棒，指着霍普“脑波”的那条线中存在明显的尖峰或“节点”，他指出这些区域表明——这一点让我俩都感到意外（可以说，“很明显”，“不言而喻”）——从经验上来说，在记录她所谓“听到”我“鼾声”的那段时间里，不仅我自己，就连她自己也被证实其实是睡着了的。[在此期间，由于极度疲劳或肾上腺素的作用，我本人也经历了一个极速压缩，或者说加速的感官记忆图景（或者可以说是内部的“剪辑”），它显示的是记忆中，我在下斯康坎姆某个画满了平行斜线的停车场里，教奥黛丽操作“她的”（为了保险起见，这是以西普博士和夫人的合法名义注册的）新马自达双门跑车，奥黛丽闪亮的赭色头发解开披散下来，正咀嚼着某种亮蓝色的口香糖，车厢沐浴在阳光下，车里散发着她每年圣诞节会用的藏红花沐浴露的香味；她在踏脚踏板的时候，发出嘈杂的呼吸声和她腿的形状；她在倒车、颠簸或发出轻微尖叫停车，抑或咬住嘴唇的时候——（“快停车”）——她都快低声说出脏话来了——因此，在医学博士做出第二个诊断后，在这个重新唤起的、短暂的、“令人震惊”的沉默中，我本人忘了要去感受胜利、“被证无罪”的感觉，抑或在这种显而易见或充满悖论的睡眠“裁定”发生了大逆转之后，没有一丝疑惑。我的心，可以说，向下坠了几英寸，我极度想念我们的奥黛丽，我现在就想去帮她打包行李，办理退学，然后把她拽回家（尽管到目前为止，我的双脚几乎麻木或“睡着”了，我甚至无法将我的双腿交叉起来），我会超速驾车，疾风骤雨般冲入外州的学生寝室或“城堡”或“堡垒”或流放军队驻扎的那种带堞口的城堡防御工事，然后在三更半夜或在凌晨将近的时候猛击或摇响橡木做的前门上的那个巨大门铃，大声嚷嚷、高声呼叫、极力哭喊出那些我从未想象过或梦想过的话（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这些肯定不会像是“父亲”说的）。我感到疲惫、抑郁、透支、凄凉、孤独，快要撑不下去了，并且我湿湿的屁股或前列腺液在抽动着，我抓着座椅上带树结的扶手，好让自己坐直。]屏幕上更明显或更准确的E.E.G.峰值可以证实与她笔直坐起来，大喊大叫之前的每个时间点相对应，它明白无误地表明——“几乎和教科书上写的一样”，这是那位睡眠专家说的话，它指的是从专业角度来看，霍普的E.E.G.上独特的“西塔”波纹中的峰值或“节点”让他赞叹不已——霍普在每一个关键的、破口大骂的时间节点上，都处于“第四睡眠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悖论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的肌肉会麻痹，进入快速眼球运动阶段，随后开始做梦。从施工区传来了锤子的两声不同的快速撞击，声音短暂交融在一起，一个声音随即停止，另一个声音似乎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以示补偿。然后，我要么是靠想象，要么是靠幻觉，要么就是真的目睹了从“德斯蒙德·鲁伊斯”博士——这位大眼睛的拉丁裔管理者或主持人——嘴里，没有出声，但却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自杀”这个词。与此同时，霍普双腿交叉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带侵略性地向前靠了靠，并用她熟悉的易怒或假装镇定和无动于衷的方式，请求睡眠专家帕福斯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事实”：睡眠小组是不是说，睡着并真正打呼噜的人是她的丈夫，纳皮尔先生，或者说，“霍普”入睡并梦到（或“幻想出”，或“编造出”）了整件打呼噜的事件，其实是“子虚乌有”？与此同时，我本人依旧直直地坐着，双腿轻微地交叉在一起，并自然而然地首先闭起一只眼，随后再闭上另一只眼。

这时，这位睡眠学家——他只知道，霍普和我之间前所未有的婚姻矛盾的“骨架”，矛盾中的所谓的“打鼾”问题在霍普和我之间积怨已久，而这一点使我们来到了他的诊所，显然，他将我打瞌睡或多愁善感的一面误解成一种矛盾心理，或者无精打采的消极或“冷漠”态度，{同时，霍普自己的神情也变得不安和僵硬起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逆转，再加上医学博士显然证明了我自己长期以来所主张的，亦即，让她受苦不堪的“打鼾”问题，严格说来，其实要么是梦境，要么是夜间“松散的联想”，抑或是夜间的“梦惊症”所引起的“不实”产物，从而证明了我的清白，就像我在前几个月寒冷的天气里反复宣称的那样，她脖子上的血管和肌腱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她那张狭长、有点狼狈的皮包骨头的脸，每一条线、裂缝、皱纹、缝隙、褶皱、病变、袋状物或“缺陷”都更突显，都仿佛在她僵硬的表情中显得更加醒目了。有那么一刻，她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要大十多岁，我可以清晰地想象那不自觉流露出的屈辱，也就是说，我们的奥黛丽自己那“露水般”的肤色，在她流放到“外州”之前，霍普一定看过，可以说，奥黛丽就是个活生生的综合体，融合了所有女儿的魅力，而霍普非常害怕承认自己现在“落后于”她。[去年早春时节她做了臀部移除静脉曲张手术，这场手术是“选择性的”或“非必要的”，因此也未入医保，完全由于她无力的虚荣心所使然，坦率说，这已经很让人难过或可怜了，可以说，她在竭力“否认”的事，早已没什么办法了（“真的别再这样了”）]}而现在，他前额的角质层让人觉得他似乎心不在焉，或正处于“无意识”状态，在另一个令人困惑或“充满悖论”的争端中（容我说一句，他那种冷漠或乐观的举止，睡眠学家那“对待病人的态度”令人赞许，霍普和我都同意这一点）——断言（意思是说，这位睡眠专家现在断言说）说，是的，严格说来，我妻子对我“打呼噜”的指责，尽管基于（用他的话来说）“内在的、梦幻般的体验”，从而与“外在的、感官性摄取”不同，但是，从医学或科学角度来看，它“严格说来”是正确的。现在，他左手拿着一大把或一整串带绝缘橡胶的钥匙，使了一个眼色，对着胖乎乎的技术员发出某种信号或“提示”，这位态度中立客观的睡眠学家说，在霍普大声指责我的“鼾声”之前，“弱光”或红外线录像带记录了两次类似“第四阶段”睡眠的间隔，他说，凭这一点可以确认我自己确实在这些时间内，有过“闭塞式”，或用更正式的说法来说是“鼻咽”式呼吸，这在普通人中通常就被称为“打鼾”，这是一种短暂或反复出现的现象，常见于四十岁以上的男性，帕福斯医生解释说——特别是那些在夜间出于习惯（像我一样），采用仰卧而不是俯卧、侧卧或“胎儿般蜷缩”姿势睡觉的人——并主要发生在人们中度睡眠或深度睡眠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然而，显然，在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中，某些能释放出“鼾声”的关键喉部肌肉群，会在梦境活跃期或R.E.M.阶段，又或者说“梦见”自己睡觉时产生麻痹，这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睡眠专家的所有信息都很简洁，直接切中要害。而与此同时，我妻子则在按摩太阳穴，以此来表示紧张或不耐烦。会议室里的睡眠专家团队中，某个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初级”的助手——一个大约大学生年纪的年轻人，解开了扣子，在不是完全无菌的“实验室”外套下，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褪了色的、红色或紫红色的棉质T恤，正面印着一幅素描或漫画，上面是一个无名但有些“唠叨”的熟人或名人的脸，在这张疑惑或者说困惑的脸下面，衣服的面料上出现了一行声明或标语：“我的妻子说我优柔寡断，但我不那么确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不是认真的，不是“字面”意思，而是某种形式的俏皮话或讽刺说法——现在，他结束了短暂的休息，并带着一小盒普通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用黑色墨水标记着“R.N.”和“H.S.-N.”字样，另外还有霍普和我各自的P.P.O.和D.M.C.“病人代码”以及与之相关的日期：周三晚上，实际被拍摄的睡眠“实验”就在那一天进行，而这个年轻人和睡眠学家在一个拉丝的钢制或铝制病历架上商议，以便确定哪盒带子要“装入”以及/或者“插入”，以便从经验上验证睡眠学家对霍普做出的诊断：这些指控最终都是不真实的、片面的或“矛盾”的。

在这一刻，霍普再次微微向前倾身，并愤怒地抽动或“抖动”着一只高跟鞋，提问或询问道，从诊所采集的诊断数据的总和来看，“他”（指我自己）是否有可能莫名其妙在睡眠室的病床上睡去，并打起鼾来，但同时又可能准确地梦见在狭窄、牢固的诊所病床上的“感觉”或“经历”，但不知何故，却仍然完全“清醒”着，这种可能性（霍普提议说），无论她在什么时候最终“（无法）忍受”，并大声喊叫唤醒我，而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否认”自己一直在睡觉——对此，我有些恼怒地打断，并做出了回应，我本人指出了霍普的推测中存在明显的“漏洞”或逻辑缺陷，并要求睡眠学家再次做出明确规定，因为“记录”，根据他的解释，遵从众所周知的人类睡眠的不同阶段，而我基于自然法则是不可能在“打鼾”时（“梦见”）做梦的，因为，根据基本逻辑，如果我是：a.如果我是真的“梦见”我是清醒的，那么，b.根据定义，我将处于睡眠的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因此，c.由于“悖论阶段”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喉部麻痹，我就，d.不会发出沙沙的、潺潺的鼾声，其实，这实际上是霍普梦见我发出的声音。霍普的鞋子、手套和昂贵的皮包或手提包，在颜色和质地上都是完全搭配的，她的气味也总是相当好闻。就在这时，这位成熟、丰满但有点严厉或“冷峻”的技术人员开始将一盘选定的录像带插入或“装入”监视器后的一个容器或“槽”或“孔”中，并——利用一张编过码的（“拜托！”）睡眠数据和手持遥控器——开始选择低光记录，里面记录了与第四阶段或“悖论阶段”有关的内容，这一内容发生在[可以推测，根据睡眠专家的“前言”或注释（从生理学上来讲，可以说，我本人仍处于“时刻注意”的状态）]我妻子突然对“打鼾”发出了愤愤不平的高音量的指责之前。

不管是不是有预感，所有外界或无关的噪声，和我自己都忘了的传呼机本身——以及那个皮肤黝黑、穿着帅气的医务管理员喝热茶时发出的“啧啧”声（这是我从小到大都不能忍受的癖好，接下来还会有点做作地用指关节在上嘴唇抹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停止，产生了突然且戏剧性的或令人不安的沉默，或蔓延开的“停顿”。同时，在房间监视器上，形成或组成了一个双联或“分屏”的录像，显示出霍普和我所处的黑暗睡眠室，在显然是低光胶片特征，亦即一个琥珀色低亮度灯光下，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显示着相关的日期和“0204”（或者，用科学或“祖鲁时间”的方式来说，就是上午2：04），并且每一秒和小数点都会同步递增，而（从我们的角度望去）视频显示屏的右侧是一个持续的、红外线特写（或“近景镜头”）镜头：我自己在床上深深地睡着了，仰面朝天，双手放在胸前，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是——我自己那张睡着了的脸。当然，我自己并不感到奇怪，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看过或观察过我自己这张“无意识”的脸。而且，在监视器的长方形右边，或者可以说“右舷”部分的固定特写中，现在显示的不是一张可以用任何方式识别或“认出”的脸，那上面长着松弛而突出的双下巴，放在我胸前的双手像蜘蛛般抽搐着，嘴唇无表情地松动或张着，而且，虽然听不到（睡眠小组显得惊慌失措，并在监测仪后方与助手和技术人员窃窃私语起来，显然他们在嘀咕一些技术上的“小故障”）任何声音。{霍普双手抱胸，眼睛直勾勾盯着我右手边的那台显示器入了迷，或是被吓到了，一声不吭[“麻痹了”（或者说不定还会伤到你）]，她的瞳孔张得好大，呈现出液态的黑色}，但那松弛的神情，张开的嘴，松弛的下巴，还有我从未“设想”过的颤抖的、正淌着口水的下巴（当然，和大多数丈夫一样，我只会在坐在或站在镜子前，比如刮胡子、剪除多余鼻毛或耳毛、拿一件散发着藏红花香味的内衣手淫、系紧领带等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脸），此外，尽管录音的音频部分有缺陷，听不见声音，但在睡眠的特写镜头中可以看见，我无意识张开的嘴不断变化着形状，并且扭曲着，霍普和我都看入了迷（如经过车祸或“犯罪现场”看到残骸，以及俯卧着的、扭曲的人体一样），换句话说，这指的是，画面中我松弛的嘴唇独特的、不断变换的形状，以及由唾液或口水形成的小气泡，在我张开的嘴角交替形成，随后溶解（这里可以看到，我唇上和嘴角边那些黏糊糊、棕褐色的“薄膜”，随着我嘴部变形而在轻微地扩大），这意味着，无可否认，我没有意识到有非“自主”的声音和噪声从我的喉咙和嘴里溜出来——任何有眼睛的人都不会否认——并且，当摄像机的焦距“缩小”或进一步逼近我完全陌生的、非人类的、无意识的脸庞时，我要么看到了、产生了幻觉，要么是“想象”出了（霍普在这个时候仍然僵着身子，或像胎儿般定在那里，嘴巴张着，眼睛瞪得圆圆的，冷峻的技术员和拉丁裔主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各自的脸拉了下来，他们从各自的太阳穴开始，下拉或者“拖拽”的动作，剧烈而大力地向下拉，古巴人手腕上的手表和双手出现了一大团琥珀色的病变），抑或说，真实看到或者真正“见证”了一只正在沉睡的眼睑张开了一条缝，这条缝很细，从快速移动和无意识的眼睛下面看去，只有一条极细的光线或光的“锋刃”——就像一间黑暗的卧室紧闭的门下，当外面走廊的灯被点亮或“打开”，一个沉重而熟悉的脚步声慢慢沿着维多利亚式的楼梯，走到了卧室门前——同样在分屏的右边或“另一侧”镜头中，可以看到我自己那张湿润的嘴，以及松弛的、柔软的和张开的脸颊，现在开始膨胀为常见的“咧嘴”、色情，甚至掠夺性的表情。

“醒一下，醒醒吧，求你了。”

“天啊，我的天，我马上就起来。”

“快醒醒。”

“我做了一个超可怕的梦。”

“肯定是的。”

“梦可怕极了，一幕幕根本停不下来。”

“我晃了你半天。”

“几点了？”

“将近——2：04了。要是我戳你或者再晃得狠一点，我怕会伤到你。我好像怎么都弄不醒你。”

“打雷了吗？下雨了吗？”

“我真开始担心了，霍普，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医生吧？”

“等一下——我结婚了吗？”

“求你了，别再这么说。”

“谁是奥黛丽？”

“你现在还是再去睡一会儿吧。”

“那个是什么——父亲？”

“躺下吧。”

“你的嘴巴怎么了？”

“你是我妻子。”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一切都会好的。”

另一个先锋

然而，先生们，我恐怕得说，我记得的这个个案是我一个密友的熟人大声告诉我的，这个人说他自己于某次出差途中，在一趟高海拔的商务航班上从别人那里听来了这则“劝谕故事”[85]，这家伙显然是经商的，所以因职务的缘故经常飞来飞去。某些关键背景细节仍不清楚。那人或许会忙不迭地承认，这故事的变体或“劝谕故事”并不包含任何诸如“天使报喜”[86]这种内容，也没有俗话说的“试炼阶段”“超自然协助”“欺诈人物”“复活原型”，也不包含整套故事中其他可辨识的要素[87]，不过先生们，我还是让你们自己来辨别吧，就如同你们每个人肯定也会反过来把辨别权丢还给我们一样。据我所知，我提到的这个人是因为天气原因，转机到美联航空的航班上续航的，他无意间听到的是两个前排乘客所说的一场更长对话中的一部分。换言之，他是被迫坐在飞机经济舱里的。这趟航班是某趟航线的续航航班，甚至有可能横渡大西洋，而这两个乘客显然在航线的第一航程就坐一起了，随后在他登机时，他俩正准备深入交谈，所以难点在于，无论这场长谈说了什么，他都错过了其中的第一部分。这意味着，他势必就如我们今天下午聚在这里的情况一样，也没有听到诸如可嵌入语境或前情概要这类与原型叙事相关的内容。如同这位老兄描述的那样，这则故事似乎是没有开头的。同样，他显然是坐在特定的内侧出口那一排位置上，那里一直是离机翼的大喷气发动机最近的地方，我相信这种类型的飞机的两翼出口通常设在第十九排或第二十排，由此可见，在疏散人群时，你需要将两个把手朝两个单独且相反的方向转动，这样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把整个机窗装置从喷气飞机的机身处拉出来，随后再用某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把它装载好，这一切都事无巨细地用图示文字记载在安全指南手册上，其复杂程度让许多商务航空公司几乎不可能将这一切解释清楚。在他看来，整趟航班的飞行中，他所处的地方充斥着可怕的引擎噪声，基于此，他之所以还能听清别人叙述的片段，只因为先前提到的其中一名乘客要么听力有问题，要么就是在认知方面有某种障碍，因为那位稍微年轻一点的乘客——这个人似乎是讲述并解释整套故事系统的变体，或称为寓言故事，抑或你们判定的随便什么东西的人——似乎以很慢的速度，用异常清楚和清晰的方式详细说着每一句话。他说的话，其方式会让人觉得也像是个不那么聪明的人在跟外国人说话似的，所以，那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乘客或许是母语非英语人士，并且述说者本人也不怎么聪明。这两个人从不回头，也不会把头转到足以让他真正看清他俩的角度。叙事展开的过程中，能看到的也仅仅是他俩的后脑勺和脖子，而他说这两个部位显然非常普通，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很难从中推演出什么来，客机上陌生人的后脑勺几乎都是这样。尽管，当然也会有例外。从一开始，某种相似性就很引人注目。因为这则故事涉及某个非常原始的旧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出生的某个孩子。只不过这个地方在哪里，他并不知道，这无疑是叙事的开场[88]或者阐释的一部分，由于他当时正在候机，所以错过了这一部分，后来登上飞机时，话题已经进入了所谓“中间阶段”[89]了。那已经是在“联合航空”的航段了。他感觉所说的这个地方在世界上某个极为原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丛林或者雨林地区，或许是在亚洲或南美洲，并且时间距今非常久远，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旧石器时代或者中石器时代，当然这类故事的人类学起源总是如此。他说，我朋友后来听他熟人讲这个故事时的背景，与他在商务航空公司的航班上听到的故事背景相比，似乎显得更为平庸、更意外，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叙事环境的惯常性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日常性，让这则故事原初的相似性更加明显了。但是，他也提到了长矛、简陋的披屋、泛神论的萨满教、极其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模式，以此强调故事变体中极端的原始性和旧石器时代特征，还提到了在那片区域的雨林深处，某个孤绝的村落里诞生了一个孩子，他是那类具有超强的神力、超自然进化的人类样本，如同历史表明的那样，在每种文化中，这样的人很长时间才出一个，尽管他说飞机上那个年轻一点的乘客（据他推测，此人也许是受雇于公司或者专攻学术的科学家）并没有用“超自然”“弥赛亚式”“先知式”，以及整套故事里其他为形容类似样本而储备的术语，而用了诸如“高级”“杰出”“机敏”这样的形容，并且在描述这个孩子异乎寻常的品质和生涯时，几乎都是用认知能力、原始智力这样的措辞——因为他说，村落里大多数孩子处在刚开始学习原始村落的基本风俗和行为的幼年岁月里，很显然这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已经展现出有问必答的能力来了。他的回答正确、精准、彻底。即便问题非常难，甚至自相矛盾。当然，这个孩子谜一样的智慧，其完全的深度和广度当时尚未表明，因此他们是从俗话说的“阈限体验阶段”[90]开始聊起的，其内容占据了开场的一大部分。起初，孩子的这种能力似乎仅仅是一种新奇的事物，是他父母拿来让别人请他们吃饭或逗乐村民时说的某类东西，类似于：“看：假设你有五根树枝，然后再捡三根来，我们家这个两岁大的孩子就知道你一共有几根树枝。”当然，直到被这对父母逗乐的邻居当中，有一个人突然说起或问起某些事情，从而激起这个孩子潜力，他的能力同样也能知晓某人手上每根不同的树枝具有的一切文化意义，比如，村民为这根树枝所在的树所取的正式或惯用的名字、各类泛神论中的神祇、与每一类树相关的宗教意义、哪一种树长着可食用的叶子或煮沸后可以退烧的树枝，等等，其中包括哪一物种的谷粒和可延展曲度适合用来做成矛柄和小型的毒镖，该地区的村民将这些毒镖装在原始的芦苇吹枪里，用来抵抗热带雨林里的美洲虎，这种野兽让旧石器时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饱受折磨，由此造成的死亡数在统计中仅次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部落间的战争。当然，在这之后不久，就在有关树枝的出色讲演传开之后，这对父母和其他原始村民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孩子的智力，这个孩子也完全有能力回答各种琐碎的问题和极为不琐碎的问题，以及直接关系到村民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实际问题，比如，哪里可以找到特定种类的木薯根；为何某类麋鹿或犬羚——有效捕猎这类动物是村民赖以生存的方式——的迁徙在雨季要比在旱季更能预测；为何某类火成石比另一类火成石更容易磨出锋利的边缘，相互碰撞之后能生火，等等。当然，随后，在经过完全可以预知到的“试验—犯错”的探索性进步之后，孩子超常的智慧通过成长初期的行为，甚至延伸到对村民来说极端重要的问题上，换言之，就是那种宗教级别的问题，这类问题——用我朋友自己的术语来替代美联航班上那个善于分析的年轻人的术语来说——不仅仅包括精神活动或者原始智力，也包括实际的睿智、美德、智慧，或者柯勒律治所说的“聚合力”[91]，随后不久，这个孩子就被请去裁决非常复杂且多层面的争执，比如，如果两个采摘阶层的村民恰好在同一时间发现了同一棵面包树，并且都声称面包果是自己的，那么谁应该得到面包果呢？又或者说，如果一个妻子未能在某个规定的月亮或太阳运转的周期内怀上孩子，她的丈夫是有权一劳永逸地驱逐她呢，还是说他的权利仅仅只是不再分享食物给她，等等——显然，前座那位乘客给出了许多典范性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非常深奥难懂，我的朋友或他的熟人都无法将它们重新描绘出来。不过，关键在于，这位天赋异禀的孩子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无疑非常巧妙地切题，又非常简单、全面、公正，各方都感觉受到了公正对待，诉讼当事人时常无法理解为何他们就想不出如此明显的公平解决方法，随后不久，一大堆存在已久的冲突被化解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难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一次，整个村落都开始尊敬这个孩子，并且集体认定这个孩子确确实实是一个秘使或者使节，甚至就是原始的“黑暗之灵”的化身，他们信奉的泛神宗教主要就是建立在这个神祇的基础上的，并且村落里有些萨满祭司和助产士阶层——这些人在日后的新社会结构中，将成为专业的顾问阶层——宣称，事实上，这个孩子是在周围的雨林深处自发获得了肉身形态，一只受神力驯服的美洲虎喂养并保护了他，这样一来，这个孩子“假定”的父母其实只是外出采摘木薯根时碰巧发现了这个孩子，于是便谎称这个孩子是按哺乳动物的方式受孕后出生的，由此，当然也进一步捏造了他们合法父母的身份。然后，在经过多次讨论和辩论之后，村里的元老经投票废除了这对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将本应有的监护权或理所应当的抚养权归全体村民所有，此外，还赋予了这个孩子某种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合法身份，既不属于小孩，也不属于成年或任何阶层中的一员；既不是村里的元老，也不是领主或本质上的萨满祭司，而是某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身份，至于那对名义上的“父母”，他们被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权利和特权，由此来补偿他们被村民夺去相应权利之后蒙受的损失——元老们显然已经偷偷来过了，因为除了孩子自己之外，不会有其他人会帮助他们达成这个微妙的妥协——他们在村落精准的几何中心，为这个孩子搭建起一个特殊的中间凸起的柳条讲台或平台，并且制定了极为严格和精准的期限和部署，规定每经过一次月亮运行的周期，村民就会集体来到村落中心，在讲台前排起队，根据某种神秘的阶层等级制度和家族地位，依次把问题和需解决的争论说给入座的孩子听，他再通过裁决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回报这孩子提供的服务，村民将献上车前草、犬羚的腰肉，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供奉方式虽原始，但也不失为一种合法的安排，它为孩子的生活提供了保障，让他能够自力更生，而不用靠名义上的父母提供的俗话说的“抚养”。随后，我那位朋友的熟人当时对他叙述的背景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不仅仅是“日常琐事”和“每日发生的事”。村民们会在讲台前排起队伍，给那个孩子供上甘薯、一种用作吹镖的植物精华毒素，等等，随后，孩子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作为报偿。作为一种劝谕故事，它就像神话时代的全套故事中常见的那样，代表着某种类似村落文化中现代贸易的起源。在孩子出差[92]之前，所有人都只会自顾自地制作衣服、披屋、矛具，并把各自家族用的食物储备好就行了，在这位能够且愿意回答任何问题的孩子出现之前，虽然某些食物有时会在秋分时节或宗教节日时拿来分享，但显然不存在类似真正的物物交换或者贸易活动。这个孩子自此之后就住在那个平台上，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讲台本身也有一间披屋，里面放着一张铺着车前草叶的小床，还有一个用来生火的镂空凹槽和一个原始的煮锅——显然，这个孩子的整个童年从那之后就在平台上度过，他在那上面吃吃睡睡，长时间无所事事，大概只是空想和发育，在那里等上29.518天的天体运行日，直到村民再度带着各自的问题排起队来。随着村落里以贸易为根基的经济模式日渐现代化和精细化之后，一种新兴的发展模式出现了，萨满祭司和助产士阶层中某些极为精明和敏锐的人开始开动他们的智慧，抑或说修辞技巧，将每月要问的问题编集起来，以便接受这位杰出孩子给出的答案的最大价值，随后他们开始将这些询问技巧以出售或易物的方式，与希望从每月提问中获取最大价值的村民进行交换，这就是叙事中被称为村落顾问阶层的出现。比如，相较于向孩子询问一些诸如“在我们村的雨林里，我应该在哪里找到可食用根茎？”这样范围狭窄的问题，一个专业的顾问会建议他的客户向孩子问一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该如何花费比现在更少的力气，养活他的家人？”或者“在可用资源稀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确保食物的储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整个产业日渐成熟和专业，顾问阶层也发现，将答案的价值最大化有时必须让某类问题变得更具体和实用，例如，不要去问：“我们怎样才能增加柴火的供应？”而要问更有用的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把一整棵砍倒的树搬到他家附近，由此获得足够的柴火？”显然，村落里一些新的顾问阶层发展成了相当聪明的中介，并想办法设计出了包含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的问题，比如：“我的邻居问我借了一支矛，万一我邻居突然变卦，声称这支矛是他的，并且拒绝归还给我，我该怎么记录借据来证明矛是我的呢？”或“我怎样才能从雨林的一条溪水中引水呢？这样我的妻子就不用在头顶着水罐，走上几英里路从溪中取水了，也就是说，能否改造这条小溪，让它向我们流来？”等等——在这里，不清楚我的朋友或他的熟人是否提供了他们自己举出的例子，还是说这些例子就是他在美联航班上听到的对话中实际列举出来的。他说，从那两名乘客的头发颜色、发型、姿态和后颈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年龄和经济状况这些一般性的结论，仅此而已。除飞机座位后面的口袋里放着的常见的航班目录和安全卡片之外，飞机上就没有其他阅读材料了，再加上机翼的引擎不断传来的噪声导致他无法入睡，即便他吃了药也不行，此外，他真的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做了，只能巧妙地向前附身，尽量以不显眼的方式搞清楚这位深色头发的年轻乘客对那位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座乘客或者旅伴说了什么，并试图阐释他俩说的内容，并将这些听来的内容接入上下文的语境抑或叙事根基之中，以便提供出更像是俗话说的“有启发性的”或者与他自己语境相关的内容。而在某一个点上，哪些部分属于整套故事“本身”[93]，哪些是乘客自己提供的阐释和说明的版本，这两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了，比如，实际情况显然是，那个孩子在那座特别设置的中间凸起的平台上待了长达十年之久，村落从狩猎、采集文化进化成了原初形态的农耕和畜牧文化，还发现了轮子和旋转位移的原理，并且装饰了第一座由柳木和山药草搭建而成的住所，此外，还发展出了一套表意字母和原始书写语法，这为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以及包含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原初经济体系提供了条件。总而言之，整个村落的文化、技术和生活水平都经历了更新换代的进化，这种进化通常需要经过数千年和无数个旧石器时代才能实现。并且，不足为奇的是，这些量子性的飞跃在该地区的许多旧石器时代的村落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和嫉妒，那些村落的文化水平仍旧处在“万神论的萨满教”、捕猎和采集、冷了就弓起身子围在火边的阶段中，而美联航班上的叙述则尤其关注一个可怕的大村落的反应，这个村落被一个专制的萨满祭司以一种极权主义的神权统治着，这个村落在过去已经统治了一整片雨林地区，并向所有其他村落索要贡品，能这样做既因为他们的战士凶狠无比，也因为他们的专制萨满祭司极其古老、政治敏锐度高，并且处事无情且可怕，此外，至少在村落联盟中，这个萨满祭司还被普遍认为是雨林中的恶魔白灵——回想一下，这可是一个赤道附近的第三世界地区，在这里，深色显然与生命和有益的精神之力相关，浅色或白色则与死亡、消极和泛神论中的邪灵或恶灵有关，主导村落的战士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惧，其原因显然在于萨满祭司逼迫他们在战斗打响之前，涂抹上白色或浅色的黏土、地上的滑石粉，或者某些灰白的本土物质，以至于据某些传说所说，他们以一手持矛、一手拿装有植物性毒素的吹枪的邪灵或复活军团的样貌现身，这种景象总会让其他村落的战士们感到恐惧，甚至战斗还未打响，别的村落里的战士就退缩，丧失了斗志。自从亡灵萨满在多个世纪之前掌权以来，主导村落就未受到过任何严肃的反对。即便如此，主导村落中政治更为敏锐的上层阶层，最终肯定会对另一座由一位具有救世主气质的天才少年坐阵的村落感到担忧，他们担心，随着这个孩子所在的村落不断进化，并且变得越来越先进和复杂，这个不起眼的村落里，迟早会有某个具有先见之明的战士阶层的人会走到孩子面前并提问说，“我们该如何攻打并打败×××村落？（那个家伙既听不懂，也无法模仿这位乘客所说的那座主导村落名字的发音，显然，这个村落的名字主要由声门[94]发出的咔哒声和砰砰声所组成）并把他们的土地和猎场用来发展我们自己更先进、更复杂的文化？”等等。随后，在×××村落里，由上层阶层公民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最终鼓起勇气，集体出现在暴君萨满祭司面前，他们发现萨满祭司虽然极为古老和强大，但事实上是一个白化病患者——在史前史世界的这个阶段中，这意味着极为严重的先天性白化——并且，这个萨满祭司事实上住在主导村落的城市边缘外，一座狭小的、按简朴标准搭建的披屋里，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私密的死灵仪式，其中包括用人的胫骨和股骨敲打按不同尺寸排成一排的头骨，以此当作某种可怕的旧石器时代的木琴来演奏粗糙的音乐，此外，显然他私人的炖锅和便桶都是用人的头骨做的。村民中的精英来到这里，按照习俗对他膜拜，并献上贡品，随后直言他们对在那位天生古怪的非凡少年的统治下迅速发展的新兴村落的担忧——顺便说一下，我们被告知，这个少年已经在那座中间凸起的村落中央讲坛上主持了好几个太阳活动周期里的神圣仪式，现在大概已经长到十岁左右了——随后，他们毕恭毕敬地问他们那个死灵领袖，他是否有可能赏脸对那位超能孩子发表看法，以及/或者在那个孩子所在的新崛起的村落变得极其先进，以至于食肉的×××村中的白皮肤武士再也无法与之匹敌之前，是否有必要进行干预。种种迹象表明，×××主导村落盛行食人文化，或者可能有食用敌人战俘的习惯，以此作为进一步恐吓和打击敌对文化的一种方式，但所有这一切鲜为人知，抑或说仅仅是猜测。他唯一能肯定的是，飞机上那位善于分析的叙事者是个黑头发的人——这是从他的姿势和晒得黝黑的后颈，和明显的方边发型判断出的——并且比另一位乘客要年轻，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要更高一些，而另一个人，再说一遍，似乎有某种听觉或者认知缺陷。从结构上来看，这一场景显然既构成了故事开场部分的高潮，也就是叙事中上升情节[95]的动力，因为就在这一点上，我们被告知，最初的劝谕故事在这里被分裂或发散成了至少三个推进高潮叙事[96]的变体。所有三个版本都涉及那位邪恶的萨满在听到×××村落上层公民流露的恐惧、提出恳求忠告之后，举行了一个漫长而错综复杂的泛神仪式，在这个特殊的仪式中，他用头骨煮山药，并解读升腾起来的水蒸气，而不像其他某些原始文化中，解读茶叶或者家禽的内脏。在一个推进高潮叙事的变体中，这个萨满巫师——他的眼睛被描述为呈现出真正的红色，就像某些现代白化病患的瞳孔会呈现血红或红色一样——显然是摄取了一些黑色生物制成的媚药，或者是用黑色的黏土涂抹自己，用斗篷和浓密的犹太祭司的胡子作为掩饰，并且神奇地穿越整块区域，来到了那座新崛起的村落里，随后他迂回潜入村民排起的长队里，他们携带各自的问题等着去向那个讲台之上的孩子提问。然后，等最终到达队伍最前面时，这位乔装打扮、一副黑人模样的萨满祭司将某种神秘的变异面包果献在这位孩子面前，这种面包果长得过于肥大，类似孩子所在的村落使用的全新字母符号用来形容面包果的“生长”“丰饶”“智慧”或“命运”（这个村落里的书面语言仍然不是很先进，且难以区分）的意思，随后，他没有用很高的声音当众提出他的问题，这一套询问机制渐渐演变成按月球运行轨迹来“问答”的仪式，相反，这位邪恶的萨满祭司披着美洲虎皮做的斗篷，留着飘逸的分叉胡，身体前倾，在这位孩子的小耳朵旁轻声说了些什么——这个地区的土著人显然都长着非常小且紧贴皮肤的耳朵，就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的土著人具有非常明显种族特征的眼睑、肤色等一样——他低声提出的一些问题，队伍里的其他人根本听不清，但显然对这位孩子产生了剧烈影响，因为就在这位迷恋死亡的萨满祭司退去并消失在雨林之后，这位在讲台上的孩子闭起了双眼，在几周甚至根据次级版本所说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其意识又退回到某种沉思的神经质状态中，期间，他拒绝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也拒绝回应甚至承认其他村民的存在，显然还有各种各样更为次级以及次次级的故事变体，这些版本把大量的叙事时间花在讲述各类有关×××主导村落那位隐姓埋名的萨满祭司对那个孩子说了什么的猜测和断言上，尽管所有次级版本显然一致认定，无论萨满祭司说了什么，他说的话确实是按照问题的标准语法形式提出的，而不是任何形式的陈述性表达、格言或者押韵的催眠咒语。在三个主要推进高潮叙事变体的第二个变体中，那位独裁的萨满祭司显然没有以任何方式掩饰或者潜入队伍之中，而是聚集起×××村落所有有权有势的上层阶层的公民，并带上了一个由全体跟班、轿夫、马倌和涂抹成白色的卫兵所促成的密集方阵，外加一支专门训练用来对付美洲虎的队伍，浩浩荡荡穿越雨林，来到了这座“由男孩统治的”[97]村落，参与了全面的“国事访问”或“外交峰会”。在这个版本中，其推进高潮叙事的复杂性并不取决于这位萨满祭司窃窃私语提出的任何问题——因为很明显，整个“峰会”包含了雨林地带的村落间进行“国事访问”时，惯常设定的无休止的繁文缛节和仪式性的套话——而取决于加注在那个变异的、象形文字意义上过于肥大的面包树果实之上的某种药剂和咒语，萨满祭司将这个面包果装在一个装饰性的羊皮纸卷中，将它献给端坐在那里的孩子，以此当作“国事访问”时数不尽的仪式赠礼和表示诚意的呈品之一，药剂和咒语随后让坐在讲台上的孩子闭上了双眼，随后进入了前文提到的梦境般精神紧张的疯狂状态之中，就如同一台大型的计算机主机在汇编信息一样，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亮运行周期里拒绝回答或应承任何村民提出的问题。然后是第三个版本，也就是最后一个版本，它是一个更为被动的现代推进高潮叙事的变体，其中显然没有萨满祭司的伪装，也没有“国事访问”或作用于精神的面包果。在第三个版本中，邪恶的巫医只是询问了煮山药时的蒸汽，并且做了复杂的死灵运算，最终让×××村民中的上层阶层的乞求者不要担心，因为事实上，它不会引起任何行动，这位坐在讲台上的孩子并不会对他们，也就是×××村落在该地区的原始霸权产生任何威胁，因为这个孩子此刻即将年满相当于十一岁的恒星年龄，而他十一岁的生日显然是旧石器时代第三世界中的成年礼，抑或说，他已经到了成年的年龄。随后，这位身患白化病的萨满祭司对访问代表团说，任何一个具有这种超常天赋和特殊能力的孩子，其自身仍在以几何倍速成长、发育和学习，不可避免地会朝超能力的最终实现而前进，而讽刺的是——这里依旧是那位萨满祭司，他在第三个推进高潮叙事的变体中，几乎完全是神谕性的——那些日渐现代化、复杂化的村民问的恰恰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将促进这位神力附体的男孩进一步发展成某种超自然的先进物种，以至于最终证明这个新崛起的村落非常失败，所以这位萨满祭司告诉他的上层阶层不必担心，因为过不了多久，这座“由男孩统治的”村落里的村民都将回到惯常的状态中，狩猎、采集、膜拜山药神、眼见白化军团就吓得把屎拉在缠腰布上，继而带着一年一度的山药前来进贡，并四处躲避×××村落的军队，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个更为感伤，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接近当代世界的第三个推进高潮叙事的版本中——在此版本的叙事中，恶毒的萨满巫师从一个突变的抗议者，简化成了一个纯粹阐释和预示的工具，这一点预示了后来全套故事中，圣人、巫师、阁楼合唱团、盖尔人的挽歌、塞涅卡的默剧表演、普劳提安的序诗，以及爱讲闲话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叙事者的出现——尽管如此，但是该故事变体的下一个场景，也就是在旧石器时代里相当于这个孩子过十一岁生日的精准恒星时刻，中央讲坛上的这个孩子自发进入了与结构上更传统的故事变体中类似的双眼下垂、孤僻神秘的退隐状态——尽管根据航班上那个分析能力超强的年轻人所说，第三个故事变体当中，还存在某个不那么传统的次级版本，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区域性的主导村落，也没有提到萨满祭司或颅骨巫术，而是据称出现了一个上层阶层村民的女儿，她既年轻又长得极其标致，而这位上层阶层的村民在经过一个长长的死亡铺垫场景后，刚刚去世，此人——这个“此人”在这里意味着那个适婚的女儿——靠上前去，在孩子的耳旁低声说出了让男孩迅速衰老的神秘问题，或者在另一个边缘性的次级版本中，是一只神秘的白蜂，或者有可能是一个舌蝇属的锥虫吸血蝇，穿过村落，直接飞到中心那座中间凸起的讲台或平台上，朝这个男孩的额头叮了一口，其位置非常精准，正对着眉心轮或者印度静修当中的第六脉轮，孩子被叮之后，立即眼睑下垂，好似在编译什么似的进入了出神状态——不过，关键在于，在有关上升情节的无数变体和次级版本当中，那位孩子的出神状态及其基本特征都是相同的，并且它发生在孩子退缩至心灵之中的时间点上，所有三个彼此矛盾的推进高潮叙事的主要版本，显然又统一了起来，并且总结了劝谕故事中所谓的第二幕的内容，接下来弥漫在整个高潮和各类缓和场景[98]、假逆转[99]、剧情反复[100]和关键性场景[101]中的内容，一直持续到叙事中的最终灾难章节，这些在所有推定的变体和版本中都是一致的，这样来看，神话故事的结构本身就从最初的统一性拓展到了三个推进高潮的叙事，并重新调和且整合在回落剧情之中——这个观察显然也插入了喷气客机上那位有点迂腐的年轻叙事者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那位朋友的熟人说他开始觉得，他可以辨认出那人后脑勺上的头皮是一块不同寻常的灰斑，或者是过早变白的一块白发，它很好认，与头皮周围的头发相比质地完全不同，如果注视的时间足够久的话，似乎可以发现是由某种古怪的原始象形文字或者图案所组成的，尽管他很快承认，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进行专注观察，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云层或阴影的构造当中，而在美联航班上，又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当然，随着所有标志性的共鸣，其中也有西方善于分析的人士认为的显而易见的“一分为三，三合为一”的戏剧结构。然而，当这个孩子从精神紧张的出神状态或者孵化期出来，抑或从霸权萨满祭司或者适婚的哀悼者的耳语中缓过神来之后，又或者是从青春期睾丸素的第一次冲击下恢复过来，再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那个男孩一动不动坐在柳条搭建的讲台上，不与外界交流长达几个月亮周期的时间段里——在这之后，很显然这个男孩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因为当最终从这种状态走出来之后，他睁开双眼，开始对刺激做出反应，并重新开始回答排成一圈的村民提出的问题，很显然，他现在开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他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与村落发展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全都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这位天赋异禀的男孩就是在与“真理和文化”的关系中，生发出了日渐极端的变化，而“真理和文化”则构成了这个劝谕故事的高潮、危机、回落情节，也就是第三章的内容。起初，这个孩子有时会像之前那样回答一个村民的问题，但现在他会在这个具体的答案上附加一些额外的答案，这些额外的答案会指向另一些与之相关或相继产生的问题，这个孩子显然相信，他最初给出的答案能够产生新的答案，仿佛他现在把他给出的答案理解为包含问题、答案、进一步的答案这样一个更大问题网络或问题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孤立自足的诸多信息单元，无论何时，只要这个被唤醒的孩子打破先前的惯例，并就一个答案分叉出去的内容即兴发言，它都会对村落的共同体造成文化和经济上的冲击，因为到目前为止，已建立的习俗和规范当然是：那个在讲台上的孩子只回答一个他想要回答的问题，并且回答方式是几近愚蠢、字面意思的方式，这就导致了——飞机上那位学究式的年轻人提醒他的听讲人，他在讲开场内容时曾经提到过——一个全新的顾问阶层出现在这个村落的经济体中，这些顾问的营销方式在于如何组织公民的问题，以此来避免所谓的“G.G.I.O.”[102]现象，也就是说，在孩子进入恍惚状态的高潮之前，提前感知到所提问的问题会是什么，换言之，就是通过支付或说报偿的方式，确保不会提出诸如“你能告诉我，我大儿子丢失的吹枪可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吗？”这样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孩子按惯例只会回答：“是的。”这个男孩希望这个答案不会是讽刺或者没用的，仅仅是真实的就行。这些答案几乎用经典的二元对立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说，二进制的范式来操作，使他成了一个原始的人形计算机，既然“G.G.I.O.”如此容易感染，那就不用说在一个孩子的人身上发生了，无论他多么天赋异禀，甚至无所不知，随后不幸的村民们就会不得不等上整个月球周期，直到这个孩子用更有效的方式重新将答案说出来，顾问阶层所察觉的询问综合征越来越有效地得到了预防，因此顾问阶层就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报偿，并且报偿率一次比一次高，不过，此刻在一种推进高潮——对不起，现在应该是高潮中了，新兴的顾问阶层的存在越来越无用，或者说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因为现在孩子的新化身不仅需要回复村民提出的问题，也还需要解读这些问题，“解读”显然是飞机上的乘客或者我朋友的熟人用来指代“阐释”“研究上下文”的词汇，并且/或者预测给定问题的分歧性内涵，这位质变了的“后出神状态”中的孩子，换句话说，现在正试图将那些排着队的对话者带入实实在在的交换意见或者对话的启发式教育当中，这一点违背了习俗，并且让村民们感到心烦意乱，让顾问阶层的修辞性或用今天的话来说“计算机编程”的技巧沦为空谈，随着一种新的、更为柔和、更人道主义、不那么机械的智力或才智的进化——就如同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一样——就此播种下政治动荡和敌意的种子势必会生根发芽，这种情况本身就足够糟糕了，更别说在孩子所实行的启发式教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了——这一阶段既包括他青春期的成熟和发育，也包括那位萨满祭司或少女或黄蜂或刺蜂的咒语持续发挥作用，这取决于推进高潮叙事的变体——在又经过几次月亮周期之后，这个孩子甚至在回答村民的问题时进一步为难起了他们，他会用自己的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的这些问题通常与目前需要解答的问题无关，常常只是一些干扰。在那个人从美联航班上听来的诸多例子中就有这类问题的例证，比如：“我的大女儿任性不听话，我是否应该听从当地萨满祭司的建议，尽早给她做阴蒂切除术，以便纠正她的态度，或者，还是应该等一等，让她最终嫁给的那个男人按惯例下令进行阴蒂切除手术？”答案很明显是一些离题的话，甚至带有冒犯性，比如：“你问过你女儿的母亲，她是怎么想的吗？”或者，“如果是一个任性的儿子，该采取什么相当于阴蒂切除术的手段呢？”又或者——关于这个例子，他显然是听得最清楚的，因为听者要么没有听清楚，要么没有跟上，于是请求美联航空上这个迂腐且善于分析的年轻乘客再放慢速度说了一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哪一种山药种植方法对我家田里那位嫉妒且喜怒无常的山药神冒犯最小？”这位即将进入不幸的孩子显然展开了一项完整的原始辩证法探究，想要搞清楚对话者究竟为什么相信一个嫉妒心强、喜怒无常的山药神，还有这个村民是否经历过安静的时刻，会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内心，去体察内心深处是否真的相信这些坏脾气的山药神，还是说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受到了自小就有的文化的制约，模仿从父母和其他村民口中听来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以及，这位提问者是否曾经在深夜，或在黎明的雨林某个潮湿安静的地方想过，所有其他人并不真心实意地相信暴躁的山药神，还是说他们自己不过是在模仿看到的所有人装作信仰时所做出的举动，等等；再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别无他意——整个村落里的所有人都曾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凝视内心深处，并意识到他们心中对山药神的假定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模仿行为，因此感到他们都是隐秘的伪善者或者骗子，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只是某个阶层或者家庭的一个村民突然站起来，大声承认他只是在遵循空洞的习俗，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真正相信需要去安抚任何可怕的山药神，以防止干旱或山药神发动的大屠杀，那会怎么样：那个村民会被石头砸死，被放逐，或者说他所承认的一切可能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所有其他人再也受不了压抑在内心的虚伪感和自我蔑视感了，也承认自己内心深处的怀疑了，那又会怎么样；如果，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切都即将发生，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集体承认和解脱，会对提问者对山药神的感受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是否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在任何规范文化都没有要求惧怕或者不信任山药神的情况下，这位村民是否有可能发现，他真正的宗教概念其实信奉的是一个相当友善和温和的山药神，不是他害怕会冒犯或试图去安抚的山药神，而是一个可以给予帮助、援助，或者如俗话所说，给予爱的山药神，于是他就会反过头来自由地去爱这个神，这一点当然需要假设这两人会在宗教语境中，达成有关“爱”，或者说，灵性之爱是什么意思的共识……这个孩子的回答似乎越来越离题，并且越来越具有异教色彩，让这个劝谕故事中一贯非常虔诚的村民，以及在每个月亮周期排在队伍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了好一阵子。那位有学养的乘客有关这个孩子的应答的表述非常清晰明了，但显然也相当冗长，即便以非常慢的速度重复，也经常会被迂腐的分析性旁白和补充说明打断。至此，重要的一点是，从旧石器时代村落的元老和全能的萨满祭司的文化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开始对问题的回答不再按照惯常提供正确答案，而是单纯用激昂的言说来回答，毫无疑问，到了这一点上，劝谕故事中那个孩子的回落情节就仅仅表现为名声败坏，并且/或者因陷入疯狂，或者就如同×××村落里那位被在耳边说出密语从而陷入疯狂的萨满那样被疯灵附身，从而被人抛弃，此外，有可能——这个孩子有可能——在这一刻，仅仅是被免了职，被人从中间凸起的讲台上请了下来，并被剥夺了独一无二的合法地位，回到了他父母的监护之中，再也不被认为具有神职力量，从而不再被人严肃对待……但是，孩子对他的对话者发表的更具启发性且不那么机械的所谓长篇大论，事实上并没有对他们产生如此可怕和困扰的后果——村民依旧会在每个月亮周期里按照习俗耐心地排起队来，只希望针对一个越来越不相关的问题，接受一些明确、全面的回答——现在，对话和交流常常会让提问者蹒跚走回披屋，随后像胎儿一样蜷缩着，翻着白眼，高烧不退，其样子就像他们那台原始的CPU曾疯狂地想要重新设定自己一样。显然，这位卓越的少年到达了新出现的变质形态的高潮，所有村民在面对这一点时所感受到的恐惧和不安整合到了一起，如果这个恒星仪式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就不会再在每个月亮周期里，带着贡品和问题来排队了，这又会让村民在想到要放弃它时感到极度不安和焦虑。再加上，我们现在被告知，村民也越来越害怕冒犯或激怒讲台上的孩子——根据这个头发像象形文字的乘客所说，这个孩子此时已经完全进入青春期，正发育成一个真正的旧石器时代的成年男子，长着宽阔的躯干、突出的前额和多毛的四肢——然后，在孩子发展到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时，他们的恐惧和不安更强了，在又经过一些月亮周期后，他在这一阶段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急躁的情绪，对村民提的问题也挑剔起来，他开始不再用一个真诚的答案或进一步的问题或离题的野外讲习班的形式来回答了，而是经常用像是指责或者抱怨的方式，几乎是在斥责他们：问他们对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询问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如果这些矮小、多毛、耳朵小小的村民，在第三世界酷热的阳光下，带着贡品，排着长队，想要问的都是这些个无聊、细碎、平庸、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要把生命耗费在这个柳条制成的平台上呢；他问他们，如果连他们自己都丝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觉得他能帮助他们？他问他们，是否整件事情真的不会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整个村落的阶层和全体公民，上至主教，下到平民，全都陷入了文化迷失、焦虑和反对情绪的喧嚣之中，而顾问阶层每一次的转变都助长了这种歇斯底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因为孩子回答问题的模式或者风格出现了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除了为愤怒的村民举办研讨会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干了，在研讨会上他们上涨咨询费，并针对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孩子将会变成什么人或物，以及在这个坐在村落中央的讲台、受人爱戴、无所不知的孩子，在变成纷扰和文化反常的代理人之后，会对村落产生什么预兆等问题展开探讨。在所有涉及伪装的邪恶萨满祭司或已故元老那位令人激动的女儿的故事版本中，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特别昂贵的精英阶层的讨论会，在会议上，顾问就邪魔或妙龄少女究竟在男孩耳边说了什么，导致他如此可怕的转变展开推理，而在各类次级版本中，顾问对各种可能展开争论，这类问题从“你为什么要为比你平凡得多的村民服务呢？”“什么样的山药神和/或邪灵会让类似你这样超自然进化的人内心深信不疑？”到那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全都是近乎悲惨的问题，“你自己是否也有一些想问的问题？”——就如同其他受到环境噪声和机舱噪声的影响，没有被说出的例子一样，美联航班显然也会遭遇天气和气流的问题，至少在某个时段，他们似乎想要更改航线，并且迫降到原定目的地之外的地方——但是，在各类不同的版本和次级版本所提到的研讨会中，那些假定的问题本质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递归性，使得孩子的认知能力回到了他们身上，并把他从一个救世主变成了恶魔，而他的这种致命退化，外加邪恶的自我意识主题，可以从《创世纪3:7》中、《斯刊达宇宙古史》中自我吞噬的克提穆卡[103]、《美杜莎》中遭受镜面反射之死的哥德林的元逻辑中找到。此外，每过29.52天，排在村落中央那个孩子所在平台前的村民数量开始越变越少，虽然他们还没有胆大到完全停止集结的地步，因为村民依旧非常害怕冒犯到这个孩子或惹这个孩子生气，尤其是在最近一次月亮周期里发生了一件事之后，他们越发不敢了。在那件事情当中，有一个聪明一些、野心也大一些的武士阶层的村民站在了队伍的最后面，一直等到所有人完成他们的询问，并且退去之后——就是说，这个武士阶层的村民等到别的人都离开后——他才靠近，并小声地问这个孩子该用什么最佳策略攻击并打败×××主导村落的特殊部队和那个死灵萨满祭司，随后占领×××村落的土地，强行要求他们以及雨林其他原始村落进贡，从此之后建立他们自己的旧石器时代统治该区域的帝国，而这位孩子的答案——这个答案没有人听到，因为排队的其他人都散了，若要追溯起来，这就引出了美联航班上这个年轻、精力旺盛、头发全黑的贵族叙事者是如何在故事高潮部分论证的问题——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孩子的回答——这个孩子在回答时身子大大前倾，一直伸到平台的边缘，在那位武士紧贴的耳旁低语道——立刻摧毁了这位武士高于常人的才智、精神或灵魂，让他陷入了无助的疯狂之中，随后这个人双手捂住耳朵，从讲台上转过身来，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雨林，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一边还发出痛苦的声音，直到最终被这个地区的美洲虎袭击并吃掉为止。这件事在全村引起了第一波公开的恐慌，随后，在失业的顾问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煽动之后，村里的公民开始真的仇恨并害怕起这个孩子来，现在，人们或多或少地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亦即他们曾如此愚蠢地崇敬、依赖，并将所有的进步和发展的希望全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这种共识，其实既不是某个带来死亡的白灵或者经过正式授权的同类带来的，这样一来，距离某人导致这个孩子情绪出状况或问出一个错误的问题，导致孩子说出的答案毁掉整个村子，甚至毁掉整个宇宙（在一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的脑子里，这两样东西鲜有分别），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元老中的多数派则认定这个孩子应该被杀掉，但是他们无法说服村里任何一个武士靠近中央升起的平台、讲台或基座，去杀了这个孩子，甚至使用长矛和/或毒镖的刺杀距离显然也在这个孩子的声音所能覆盖的范围内，而对已故同僚的回忆——也就是说，那个野心勃勃的武士仅仅听到一声耳语就被逼疯了——依旧在勇士的头脑中记忆犹新。因此，随后显然有一个短暂的间隔，在此期间，某种类似道教或者俗话说的那种“无所事事的甜蜜状态”，抑或是某种类似禅宗的“无为而治”在元老议会中占据了主导，某些武士和顾问阶层的人争论说，村民如果可以简简单单不再在每个月亮周期带着食物排起队来，那么这个好几年没有离开过中央讲坛，并且从未有机会学过哪怕最基本的捕猎和采集技能的孩子，势必会饿死，这样一来就会帮他们解决村民的问题……除非，结果是，这个孩子其实一直以来足够有远见，在用芭蕉叶铺成的地铺里，从所有月供和年供的东西中留一部分储藏起来——说到这里，先生们，在第一个推进高潮叙事的变体当中，×××主导村落中那个充当敌手的神权统治的萨满祭司，在这一刻，通过倒叙或者插叙的方式被揭示出来：这个伪装的巫师在来到队伍之前，其实在孩子的那对紧贴的小耳朵旁说下了如下几句话：“你，孩子，如此有天赋，如此睿智，如此聪慧：是否有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原始村民把你的才华夸大到了什么程度，又把你转变成了怎样一个你不该是的人？显然，你一直明白，他们之所以非常尊敬你，是因为他们自己太过愚钝了，看不到你的极限，对吧？还要过多久，他们才能看到你在凝视自己内心深处时所看到的东西？当然，你肯定想到了。像你这样的人肯定已经知道，一个原始的第三世界的村庄的信仰是多么变幻无常。但是，告诉我，孩子，你开始害怕了吗？你是否已经开始为那一天而计划？到那时，他们会在你已经知道的真相面前觉醒过来：你还没有他们相信的一半那么完整。是否想过这些人对你的幻想根本无法持久？例如，你是否想过从他们提供的丰盛贡品中抽取一部分藏匿起来，以此来应对那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他们会认识到你所知道的自己，并对你变得易变起来，随后因为他们自身变得没有方向、焦躁不安，从而会变本加厉地责怪你，把你看作一个盗取他们和平的窃贼，开始实打实地害怕你、憎恶你，用不了多久，甚至会不再给你贡品、让你挨饿，或如他们现在把你想成的那样，像一个盗贼一样溜走？”等等，这段独白现在听起来非常像讽刺命运的“拉伊俄斯的预言”，回想起来既是明智的建议，也是致命的建议，尽管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另两个推进高潮叙事中的次级版本中，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反讽或者储藏食物的内容：孩子仅仅忍受住了不再有人来排队、贡品断供、孤身一人的结局，并且决绝地接受了在村落中心的放逐，所有人都远远避开这个中心，孩子在这个讲台上独自忍受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只靠自己的唾液和偶尔从床板上咬几口车前草叶过活——此处显然与中世纪某些圣徒传记中描述的方式相呼应，那些具有超能力和超自然力的高级物种可以连续数月甚至数年的斋戒而不会感到不适——而到了此刻，回落情节展开之时，据那个家伙所说，天气也已经变得晴朗起来，引擎的噪声似乎已经减少了，这或许是因为美联班机开始首次下降高度，准备着陆了，这就可以在飞机上的乘客一起开始整理各自携带的行李，抑或说准备聚集起来下飞机时所发出的沙沙作响的声音中，至少听到一些有关原型的灾祸。村子里的人真的那么做了。这个孩子没能饿死，也没能离开这个平台，只是继续坐在讲台上。在某一时刻，整个共同体里的人都放弃了，他们遗弃了村庄、耕地和聚在一起取暖的庇护所，选择了集体出发，进入雨林，回到狩猎、采集、睡在树下，尽最大努力抵御贪婪的美洲虎的状态，他们对被认定的孩子会长成的样子感到恐惧。元老们把他们组织并召集起来，流亡的人群非常安静，男孩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的人群正在离开，因为显然有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商业和公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都只在村子最外围进行，远远避开了中心的讲台，男孩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村落中心看到过一个活人了。在黎明时分潮湿而宁静的空气中，孩子能察觉到中心死一般的寂静：村子在夜里已经空了，村民现在都在退去，都在往外迁移，背上背满了东西的妇女带着敏锐的目光，四下寻找可食用的树根，猎人在寻找顾问施法召唤出的犬羚的踪迹，如同他们一直以来在黎明到来前跟随在牧群后面那样。村里只留下了一小队精锐的候补勇士，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准备好了火把，把村子点燃了，木屋里上的山药茅草很容易点着，晨风又使火焰蔓延开来，火就像不满的人群发出巨大的焰声，当他们认定火势无法阻挡时，勇士们就像投标枪一样向村子的中心投掷火把，随后朝丛林进发，去追赶迁徙的部落。他们在奔跑时往后看去，在这些战士的最后方，有人声称看到了那个一动不动的男孩仍然坐着，周身包裹在透明的黎明之火中，尽管，这显然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变体中记载的灾难，它随后只记载了部落的主体部分以及整个部落朝热带荒野进发的情况，只包含了沉默和原始的声音，直到一个被放在母亲背兜里、眼睛敏锐的孩子，在他们身后茂密的树叶中看到了缭绕升起的蓝色烟雾，低等阶层的流浪者们才在长长的队列后方转过身来，他们透过一层层摆动着的树叶，看到了火焰的红色花边，一场贪婪的大火在大地上生长，推进，无论高等阶层的人如何驱赶，他们依旧在那里久久回望。

灼伤之子的转世

爸爸在房子的一侧为房客装门时听到了孩子的尖叫声，而妈妈的声音夹杂在孩子的声音之中，逐渐升高。他拔腿就跑，后廊直通厨房，就在纱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之前，爸爸看到了整个场景：炉子前的地砖上躺着倾翻的锅，火炉喷出了蓝色的火焰，地板上的一摊水还冒着热气，热气就像许多条伸开的手臂。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穿着松垮的尿布，僵硬地站在原地，头发上冒着热气，胸口和肩膀上鲜红一片。他眼睛向上翻起，嘴巴大张着，似乎与从中发出的声音相脱节了。妈妈单膝跪地，手里拿着抹布，一边尖叫着，一边胡乱地在他身上擦着，歇斯底里得几乎僵住了。她的一只膝盖和两只光着的柔嫩小脚还在热气腾腾的那摊水里，爸爸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孩子夹在手臂下，把他从那摊水里抱走，带到水池边。他将水池里的盘子丢掉，打开水龙头，让冰凉的井水流过孩子的脚，同时掬起双手拢起水来，朝孩子的头部、肩膀和胸口泼洒或浇上更多的冷水，希望先能看到蒸气不再从孩子身上蒸腾出来。妈妈靠在他肩上祈求上帝，直到他让她去取毛巾和最好备着的纱布为止。爸爸的动作又快又利落，在他的男性思维里，除了达成目的之外，什么也没想，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动作有多柔和，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听不到惊声尖叫了，因为只要听到这些声音，他就会僵住，这样就无法为他的孩子做任何事情了。孩子的尖叫声像呼吸一样有规律，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已经成了厨房里一件实实在在、可以快速移动的物体。租户那边的门向外半挂在顶部的合页上，在风中微微摆动。车道对面的橡树上落了一只鸟，门内传来的哭喊声似乎引得它翘首观察门内的情况。孩子烫伤最严重的地方似乎在右臂和肩膀，胸口和肚子上的红色被冷水浇了之后，渐渐成了粉红色，爸爸能看到，他脚踵那块柔嫩的地方似乎没有起疱。但那位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还是握紧了小拳头尖叫着，只不过现在可能只是因为害怕而在条件反射地尖叫，爸爸或许过一会儿才会看到：那张小脸会鼓起来，太阳穴处的青筋会凸起，而爸爸一直在说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的肾上腺素不断分泌，对妈妈竟允许发生这样的事而冒出怒火，这股怒火刚刚在脑海最后方丝丝缕缕地聚集起来，距离完全发泄出来，还差几个小时。妈妈回到厨房的时候，他不知道要不要用毛巾把孩子包起来，但他还是把毛巾打湿，将孩子包了起来。他紧紧把孩子包住，从水池里抱出来，放在厨房的桌上哄着，而妈妈则把他的脚掌放在嘴边，翻来覆去地检查，并说着毫无意义的话。爸爸弯着腰，与放在格子花纹桌上的孩子脸对脸，一边重复着他在这儿的事实，一边试图平息幼儿的哭声，但孩子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叫着，高亢嘹亮的声音简直可以让他的心停止跳动，爸爸认为孩子的薄唇和牙龈已染上了淡蓝色的微火，孩子的叫声听起来就好像依旧痛苦地被压在倾倒过来的锅子底下似的。一分钟，两分钟，时间似乎变长了很多。妈妈在爸爸身边对着孩子的脸哼着歌谣，树枝上的云雀把头偏向一边，合页因为倾斜的门的重量而泛白成了一条直线，直到第一缕可见的蒸汽从包裹着的毛巾下摆，懒洋洋地冒了出来。父母四目相对后，眼睛都睁大了——是尿布出了问题，当他们打开毛巾，把小男孩靠在格子布上，解开软化的扣布，然后试图脱下尿布时，又传来了像是在抵抗的高亢尖叫声。尿布很烫，他们宝宝的尿布烫到了他们的手，而且他们看到了积在里面的水，那里的水一直在灼伤他们的宝贝儿子，而他尖叫着向他们呼救。但他们没有，也压根没有想到这一点，当他们把尿布脱下来，看到里面的状况时，妈妈直呼上帝之名，要抓住桌子才能站稳，而父亲转过身去，对着厨房的空气挥了一拳，使劲地诅咒自己和世界。而他的孩子若不是他的呼吸频率、他的双手略微痉挛地动了几下，看起来几乎像是睡着了一般。婴儿的这双手只有成人的拇指般大小，正在婴儿床里抓着爸爸的大拇指，与此同时他看着爸爸哼歌时嘴部的动作。他的头歪着，似乎能越过爸爸，看到别的东西，其眼神从侧面望出去，让爸爸显得落寞。如果你从未哭过，却想大哭一场，那就生个孩子吧。那会让你内心受伤的，一个孩子就像父亲会一而再听到的一首弦乐的歌，就好像电台女主播几乎总与他一起，并看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几个小时后，爸爸最无法原谅的是，当他们用纱布和两条拧在一起的手巾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换尿布时，他竟然非常想去抽根烟，爸爸把他像新生儿一样抱起来，用一只手掌托着他的头骨，跑到发动了的卡车上。一路上卡车的轮胎冒着火光，赶到了镇上诊所的急诊室，而房间的门就那样整天开着，直到合页断裂。但为时已晚，一切早已无法停止，他们也回天乏力，孩子只能撇下自己，看着头顶的某个点慢慢展开，无论过去曾失去了什么，从此都不重要了。孩子的身体膨胀了，走了出去，预支了一生，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成了万物中的一物，其自身的精魂化为一大团雾气，升到空中，像雨一样落下，然后再蒸腾而上，太阳则像悠悠球般旭升暮落。

美好的昔日霓虹

我一生都是个骗子。我可没夸张。我一直以来做的大多数事都试图在他人心中建立起某种印象。主要想讨人喜欢或受人爱戴。我想要的可能还更复杂些，也许吧。但归根结底，还是想被人喜欢，被人爱。受人爱戴、有人支持、有人喝彩，诸如此类。你们懂我意思。我在学校表现得不错，但当时的深层动机并不是为了学习或自我提升，仅仅是想表现好，想取得好成绩，加入球队并有亮眼表现。想向人展示出色的成绩单或校队服上的字母。我这么做并不怎么享受，因为我总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这害怕让我加倍努力，所以我总能表现出色，最终得到想要的东西。但是，一旦我获得了好成绩，或者入选全市明星队员[104]，再或者是获得安吉拉·米德的允许，让我把手放在她的胸上，我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恐惧，我怕自己再也无法得到这一切。没有下一次，或者不再有想要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是在安吉拉·米德家地下的娱乐室里，我坐在沙发上，她让我把手伸进她的衬衣，随后，她乳房柔软的活力之类的，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现在成了能跟米德约会的人了。”在那之后，一切似乎就变得糟糕了。那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她是一个慷慨、安静、自持又体贴的姑娘——她现在成了一名兽医，有了自己的诊所——而我甚至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我除了关心她眼中我可能的样子之外，什么也不了解，她是啦啦队队长，在当年中学里最受欢迎的姑娘中排名第二或第三。她远比这些要复杂，她超越一切青春期的排名以及受欢迎度之类的狗屁，但我从未让她成为，也没有把她看成是一个复杂的人，尽管我幌子打得很好，装出可以深入交谈并真切想要了解、想要理解她内在的样子。

之后，我做了精神诊疗，当时几乎所有快三十岁的人都去做过精神诊疗，这些人赚了一点钱，成了家，或者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但依旧觉得不幸福。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做过精神诊疗。但这并没有真正起作用，尽管它确实让每个人听起来，像是对自己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在我们的互助交谈中增加了一些可用的词汇和概念，甚至听起来还真有那么些道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当时从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媒体采购职位跳了槽，来到芝加哥从事区域广告宣传。年仅二十九岁的我就当上了创意助理，诚如他们所言，成了一个平步青云的宠儿，但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无论这种快乐指的是什么。不过，我当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一点，因为这确实是老生常谈——小丑的眼泪[105]、理查德·科里[106]，等等——并且，这个圈子里我看重的人似乎更乏味、更喜欢拐弯抹角，也更看不起陈词滥调，这样一来，我自然就用所有的时间，让他们觉得我也很乏味、很厌倦，我会做些事情，比如打哈欠、看指甲、说些话，比如：“我快乐吗？这种问题，如果有人问起，多多少少就已经决定了会有什么答案。”等等。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去营造某种印象，想得到认可或被人接受，到头来却毫无感觉，因为这和我内心真正的自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很厌恶自己总得以这副骗子模样示人，但却似乎无能为力。下面是我尝试过的各种事情：电击休克疗法、骑十速的自行车去新斯科特打个来回、催眠、吸食可卡因、骶颈椎脊柱按摩、加入灵修会、慢跑、从事广告委员会的公益活动、参加冥想课、共济会、精神诊疗、参加兰德马克论坛[107]、研修奇迹课程、参加右脑绘画讨论会、禁欲、收集和修复老式科尔维特车[108]，并尝试在连续两个月里每天晚上和不同的女孩睡觉（我六十一天累计睡了三十六个女孩，还染上了衣原体病毒，我还把这事儿告诉了朋友。我表面上看似尴尬，暗地里却期待能给大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拿我自己的笑话作为代价来掩饰自己，但我想，他们还是对我有了某种印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两个月里，我只感到空虚和纵欲，再加上我错过了大量的睡眠时间，所以上班时就成了一摊烂泥——那也是我尝试服用可卡因的时期）。我知道这部分很无聊，可能会让你们犯困，顺便说一句，一旦到了我自杀的部分，并发现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你们就会觉得有趣起来了。就上述的清单而言，精神诊疗几乎算是我最不想做的事儿。

我碰到的那个精神分析师还不错，他是个心慈手软的高个子大叔，留一大把姜黄色胡子，态度和蔼，有点不拘小节。我不确定是否还记得清他活着时候的样子。他是个出色的聆听者，看上去挺有趣的，也略微有那么一点同情心。起初我怀疑他并不喜欢我，或者说，在我身边待着有些不安。我想他不太习惯已经意识到自己真正问题所在的病人。他还有点喜欢推销药。我拒绝尝试抗抑郁药。我只是不想通过吃药来减少自己的虚伪度。我说，就算药有效，我要怎么知道是我的作用，还是药的作用？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个骗子了。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可我似乎就是停不下来。我记得在第一阶段大概二十次左右的精神诊疗里，我表现得开放坦率，但实际上，我似乎都在和他玩类似击剑的游戏，或者说，是在牵着他的鼻子走。基本上，我都在向他表明，我并不是又一个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儿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的病人。归根结底，我试图在向他展示，我至少和他一样聪明，并且我身上也没有他想要看到而我自己还没看到或想到的东西。然而，我却想得到帮助，而且是真的想从那里得到帮助。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是多么不快乐，直到进行了五六个月的精神诊疗之后我才说，我不愿看起来像另一个怨声载道、自我陶醉的雅皮，尽管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意识到，从内心深处来说，这就是我的全部真实。

从一开始，我最喜欢那位精神分析师的地方在于：他的办公室简直一团糟。那里到处都是书和报纸。通常他得先把椅子上的东西全清理掉，我才能坐下来。那里没有沙发，我坐在一把简易椅子上，他面对我，坐在那张破旧的办公椅上，椅背部分贴着那种巨大的长方形或披肩装的背部按摩珠，就像出租车司机经常放在出租车座位上的东西一样。这是我喜欢他的另一个地方，那套办公桌椅对他来说有点太小了（他不是个小个子），所以他不得不弯腰弓背地坐着，把双脚平放在地板上，要不然，有时他就把双手放在脑后，然后在椅子上往后靠，这使得他的后背在往后靠时，会发出可怕的吱吱声。当有人和你说话跷起腿来，似乎总有种居高临下或高人一等的感觉，而办公桌椅不允许他这样做——如果他跷起双腿，膝盖就会碰到下巴。然而，他显然从来没有去给自己买一把更大或更好的办公椅，甚至没有顾得上给椅子内侧链接处的弹簧上油，这样椅背就不会吱吱作响了。我知道，如果这是我的椅子，而我又不得不整天坐在里面，这种噪声会把我逼疯的。我几乎一进来就注意到了这一切。小小的办公室里还弥漫着烟斗烟草的味道，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味道，再加上古斯塔夫森医生从不做笔记，也不会用提问题或者精神分析师那套老生常谈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无论这样做是否有帮助，都会让整个事态变得可怕而无法挽回。他呈现出的整体印象是个讨人喜欢、无拘无束而又随心所欲的家伙，在我意识到他做的一切可能都不会让我继续和他玩击剑游戏，也不会企图去预判他所有的问题，以便表明我确实已经知道答案之后，事态真的就变得好起来了——无论他做什么，总是能拿到六十五美元——最终，我告诉了他我是一个骗子，被异化了（当然我必须使用上城区词汇，但事实依旧不会改变），并开始认识到自己最终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完全不快乐。我告诉他，我没有因为自己是个骗子而责怪任何人。我是被收养的，但那时我还是个婴儿，收养我的继父母，比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亲生父母都要好，我从来没有被他们吼过、虐待过，也没有被逼着在军团球赛[109]中打出0.400的击打率[110]，他们还借了第二笔贷款，把我送到一所精英大学，而我本来可以拿奖学金，去读类似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分校这样的学校。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坏事，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是个骗子，我之所以孤独，其实都是我自作自受（当然，他听到“骗子”这个词后，耳朵就竖了起来，这是一个信息量很大的词），因为我似乎太过自我为中心了，并且还欺诈成性，我经历任何事都会想着如果这么做会怎么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心目中他们对我的印象来。我说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但我无法停下来不那么做。我也向古斯塔夫森医生承认，一开始对他耍了一些套路，并想要确定他已经把我当成脑子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我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在精神诊疗中耍花招、炫耀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但我似乎控制不住自己，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他微笑着听我说完这一切。在我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这倒不是说他招人厌或没有幽默感，他长着一张友好的大红脸，态度也够和蔼可亲，但这是他第一次像个人一样，笑着和我对话。然而与此同时，我已经明白接下来应该向他敞开些什么了——果然他开了口。“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你刚刚是在说你本质上是个精于算计、善于操控人的人，想得到别人认可，或在别人心里留下你想要达到的那种印象。”我对他说，这么说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基本上是准确的。而后他进一步说，他理解，我无非在说，我觉得自己被困在这种虚假的生存方式中，永远无法完全敞开心扉，说出真相，不管它是否会让我在别人眼中留下好印象。我有点不甘地说，是的，我的脑子似乎总在这样运转，总有一些欺诈成性、精于算计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我不断地在与每个人下棋，并算计着，如果我想让他们走某一步，我就得用这样的方式引导他们这样走。他问我是否下过棋，我告诉他，我中学时下过，但因为最终没能下得如我想得那么好，就放弃了。入门后就知道真正下得好会是什么样子，但又无法下得那么好，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等等。我当时说得夸夸其谈，就是希望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好让他不要深究和质疑我刚刚为自己搭建起的形象。但这并不管用。他把背靠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里，暂停了对话，似乎认真思考了起来，以便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当时想，他马上就要觉得自己赚到了今天的六十五美元。他暂停了对话，还不自觉地摸摸自己的胡子。我有理由相信，他将会说出类似下面的话来：“那你怎么能够做到刚才说的事情呢？”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个骗子，我怎么能对自己的欺诈行为直言相告呢？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抓住了我某种逻辑上的矛盾或悖论。我继续往下说，并且故意露了点怯，大概是为了让他也能继续说下去。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我还抱有一些希望，希望他说的话或许能比我预测的还要敏锐或精辟。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喜欢他，喜欢他想到真的对我有帮助的主意后开心雀跃的样子，与此同时我又试图对他的面部表情进行职业性控制，以便让这种雀跃感看起来更像是出于真实的欣喜，以及我的病例所激发的临床兴趣或其他什么东西。他很难不招人喜欢，他有一种所谓的迷人风度。作为装饰，在他椅子后面的办公室墙上，挂有两幅装裱好的版画，一幅是怀斯的那幅《麦田里向农舍爬去的小女孩》，另一幅是塞尚的静物画《桌上碗里的两个苹果》（说实话，我只知道塞尚的那幅，因为那是一张艺术学院海报，画下面有一个有关塞尚画展信息的横幅。那是一幅静物画，这幅画让人有种奇怪的不适感，因为其透视感或风格有些许不太对劲的地方，以至于桌子看起来歪歪扭扭，苹果看起来几乎是方的）。这些画显然是为了给诊疗室的病人提供一些可看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喜欢四处张望或看看墙。不过，我在诊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毫不费力地盯着诊疗师看。他确实有让你安心的天赋，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我并不幻想这种天赋能与足够强的洞察力和活力相一致，尽管这两种力量能找到某种真正帮助我的方法。

有一个我称之为“欺诈悖论”的基本逻辑悖论，这是我在学校上数理逻辑课时，多少算是自己发现的。我记得这是一门给本科生上的大课，每周由教授在礼堂讲台上讲两次，周五则在一个研究生助教的带领下进行小范围讨论，这位助教的全部生活似乎都被数理逻辑占据着（另外，要想拿到最优异的成绩，你只需要拿着教授主编的指定教材坐下来，记住不同的论证模式、范式以及一阶量化的公理，也就是说，这门课程就像逻辑学本身一样准确而机械，只要你付出时间和努力，在另一端就能产出好成绩。我们只有到了学期末，才接触到“贝里和罗素悖论”以及不完备性定理这样的悖论，但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期末考试中）。欺诈悖论指的是，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越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魅力，你的内心就越觉得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也没那么有魅力——因为你是个骗子。而你越是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就越是想努力传达出自己令人印象深刻或讨人喜欢的形象，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你其实是个空虚的骗子。从逻辑上讲，你会认为，当一个所谓聪明的十九岁少年意识到这个悖论的那一刻，他就会放弃再当一个骗子，从而安分地做自己（不管那会是什么样），因为他已经想通了，做一个骗子是一种不道德的无限倒退行为，最终会导致恐惧、孤独、异化等情况。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高阶的悖论，它甚至没有形式或名称——我没有给它取名字，也取不出名字来。我在十九岁时发现的第一个悖论让我清楚地认识到，至少在四岁时，我就已经是一个空虚、爱撒谎的人了。我对我的继父撒了谎，因为我意识到，就在他问我是否打碎了碗时，我就想到如果我说是我做的，又摆出一副笨拙的样子来“承认”，那么他就会相信那不是我而是我姐姐芬恩干的。芬恩是我继父继母的亲生女儿，而她真的打碎了我继母从她亲奶奶那里继承来的摩瑟牌[111]古董玻璃碗，我继母对这碗爱不释手。再者说，我这样做会引导或诱导继父把我看成是个善良的继弟。我这位继弟因为非常焦虑，不想让芬恩（我真的很喜欢她）惹上麻烦，所以才愿意为她撒谎并接受惩罚。我解释得不是很清楚。一来，我当时只有四岁，二来这种意识并没有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通过言语来打动我，更多的是感觉、联系，还有我继父母心里闪过的念头和脸上各种与之对应的表情。但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才只有四岁的我就想好了如何在继父那里建立某种印象，我似是而非地“承认”说，我朝芬恩的胳膊打了一拳，并偷了她的呼啦圈，然后拿着呼啦圈一路跑下楼，在餐厅的餐具柜旁玩了起来，而柜子上面放着继母所有的古董玻璃器皿和小雕像，芬恩因为担心碗和其他玻璃器皿，顾不上手臂的疼痛和呼啦圈，跟着我呼喊着下楼，她是想要提醒我，我们不能在餐厅玩耍这个规矩有多重要……意思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牵强到有些刻意的说谎方式，我所要冒的风险其实和直接说谎一样多，再加上这样做看起来很高尚，颇具自我牺牲的意味，此外还能让我继父继母感觉良好，因为当他们的一个孩子做了一些彰显个性的事情时，他们总是会感觉良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类事情对塑造他们孩子的性格大有好处。我把这些话说得那么长，那么仓促，那么笨拙，就是想表达记忆中，那一幕突然击中了我：我抬头看着继父那张慈祥的大脸，他拿着两块比较大的摩瑟碗的碎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比真实的感觉更加愤怒（他一直认为比较贵重的东西应该被安全地存放在某处，而我继母更倾向于认为，如果你不把好东西放在外面让人欣赏，那有什么意义？）。摆出某种样子，并让他看起来是在想某事，这一幕就这么快地击中了我。要知道我当时才只有四岁左右。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无法装作感觉很糟的样子——事实上，这种感觉棒极了。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这感觉有点像看着拼图中待拼的一部分，而你手里拿着一块拼图，却看不到它应该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它匹配进去，你就这样看着所有的拼接口，然后猛然一瞬间，你找到了正确的位置，你无法把找到的理由指给或者解释给任何人，如果你把这个拼图转成某个角度，它就能匹配上，然后就这么拼上了，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在那一刹那，你突然感到自己就像这块拼图一样，与某种更大的、更完整的拼图连接在了一起。我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芬恩的反应，她因为碗的事受到了责罚，然后当她继续否认在餐厅玩耍的人是她时，受到的惩罚更重了，我继父继母的立场是，他们对她撒谎的不满和失望甚至超过了摔碎碗这件事，他们说，碗只是一个物件，从大的格局上来说并不重要（我的继父母就是这样说话的，他们是有崇高理想和价值观的人，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宏大的理想在于，在家庭的所有关系中完全诚实。在他们看来，对于父母来说，撒谎是最糟糕且最令人失望的违规行为。顺便说一句，他们对芬恩的管教往往比对我更坚决一些，但这也是他们价值观的延伸。他们关注的是公平，想让我感觉到，我和芬恩一样，都是他们真正的孩子，这样我就会感到最大的安全感和最多的关爱，有时这种对公平的关注，导致他们在管教时有点矫枉过正了）。随后，芬恩就这样被当成了一个骗子，但她不是，这对她造成的伤害一定比实际受到的惩罚还要大。她当时只有五岁。被别人当成骗子，或者在人们心中你就是个骗子或撒谎鬼，这是很可怕的。这可能是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之一。即使我没有真正与之直接相关的任何体验，但我敢肯定，当你说的是实话，但他们不相信你时，这种感觉是加倍可怕的。我觉得芬恩一直没能完全忘掉那段插曲，虽然之后我们除那次之外，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那是在我们都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俩因为什么事情而起了争执，芬恩随后冲出家门，她回过头来说了一句隐晦的话。她算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少女——抽烟、化妆、成绩平平，和比她年纪大的男人约会，等等——而我是家里受宠的孩子，成绩优秀，还进过校队，等等。对此的一种说法是，我当时无论是看起来的样子，还是实际的表现都比芬恩好很多，虽然她最终安定下来，考上了大学，现在过得还不错。她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之一，自带一种枯燥、微妙的幽默感——我很喜欢她。关键是，那是我成为一个骗子的开始，虽然这并不是说，摔碎那只碗的事件是我诈骗生涯的开端或起因，抑或说，这件事就是我一直没能克服的某种童年创伤，所以才不得不靠精神诊疗来解决。我身上诈骗的那部分一直存在，它就像拼图一样，客观地说，在你还没有看清它该怎么拼之前，它依旧是一块真实的拼图。我一度认为，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中就有一个是骗子，或者携带了某种诈骗基因，而我也遗传了这种基因，但这是条死胡同，我无从得知。就算我知道了，那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依然是个骗子，要面对的依然是我自己的不快乐。

再说一次，我知道这样说很笨，但问题是，就在古斯塔夫森医生发表那番宏大的归谬论之前，他让自己停顿了片刻，就在这个戏剧化的短暂停顿中，我的脑海里闪过了上述的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他的论点是，如果我刚才是在直言不讳地向他承认我的欺诈，那我就不可能是个十足的骗子。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清楚，思绪和联想在脑海中飞速运转的速度有多快。你可以在工作的创意集思会上，或别的什么事中，仅在人们翻看笔记和等待下一个展示的短暂沉默里，就从脑中涌现出足够多的材料来，以至仅仅想把在瞬间沉默中涌现的思想洪流用文字表达出来，都会花费比整个会议多几倍的时间。这是另一个悖论，一个人一生中有许多最重要的印象和想法都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其速度之快甚至都还没形成一个可以妥帖表达的词语，它们似乎完全不同于或超出我们所依存的有序时间，并且它们与我们彼此间交流所用的那种线性的、一个词接另一个词的语言关系不大，以至于仅仅想把一瞬间闪过的思绪和联想的内容写出来，就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然而我们似乎处处都在用英语（或是我们国家恰好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这是不言自明的）向别人传达我们在想什么，并试图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其实内心深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大家只是在走过场而已。内心发生的事实在太快、太庞杂了，而且所有的事都是相互关联的，词语只能在任一瞬间里，勉强勾勒出最多一个微小部分的大致情况。顺便说一下，这些思绪、记忆、意识、情绪等东西的内在速度甚至更快——指数级的更快，难以想象的更快——当你处于弥留之际，也就是说，处在事实上已经死亡和发生下一件事之间那转瞬即逝的微纳秒间时，那些在现实中所谓在临死前人们眼前会闪过整个一生，这种陈词滥调并不算太扯——虽然这里所说的“一生”并不是真正按顺序显现的，比如首先你出生，然后在摇篮里，再然后在军团球赛中上场，等等，原来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我的一生”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离散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时刻，人们把这些时刻加起来，称之为一生。其实不是这样。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释是，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但这种同时并不真正指一个有序时间的限定时刻，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时间的思考方式，再加上，“我的一生”这个词的意义，与我们说这个词时所想的东西没有一丁点儿接近。词语和时序造成了最基本的层面上，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完全误解。然而，与此同时，语言是我们试图理解它，并试图与其他人形成更宏大、更有意义、更真实的联系的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悖论。古斯塔夫森医生——我后来再见到他时，发现他几乎与在办公室里、倚着靠背按摩珠坐着的那个被压扁的面团般的大块头没有一丁点儿相似，当时他已经罹患结肠癌，而现在的他除了最近在上厕所时下面不太对劲之外，还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得约内科医生去看一下了——古斯塔夫森医生后来会说“我的整个一生在我面前闪过”，最后更像是海面上浮起的白色泡沫，也就是说，只有在你的人生开始消退并滑回海里的那一刻，你才会真正意识到，原来有一片海。当你在海面上，作为一个白沫的时候，你所说、所做的一切，就好像你知道你只是海面上的一个白沫，但是在内心深处，你根本就不认为真的有一片海。几乎不可能觉察得到。或者就像一片叶子，不相信有自己所属的树，等等。类似的表达，还有很多种。

当然，在整段时间里，你可能一直在关注一个看似处于真正核心、压倒一切的悖论，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整件事情，说什么词语是办不到的，时间并不是真正直线的，云云，你在听的时候，还是必须得从第一个字开始，然后再按时间顺序，顺着每一个出现的字听下去才能理解。所以，如果我说文字和有序时间是办不到的，你就会琢磨那为何我们还要坐在车里[112]使用文字，以此来占用你越来越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点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更何况，我说不定满脑子都装满了有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鬼话——如果我真的自杀了，你怎么还会听到这些呢？也就是说，我就是一个骗子。这样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怎么想其实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它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你认为它很重要——这不是我所说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对我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甚至与我没有真正的关系。我所要做的就是勾勒出我死前的一小部分，并解释我为什么至少认为我做到了，这样一来你至少会对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它为什么会对真正有关的人产生影响有一些想法。这就像一则摘要或一份简介，本意是非常简短和粗略的……当然这还得看说这些要花多少时间和词汇。如果你真能想一想，就会觉得这很有趣，似乎连最细微的东西都要传达，这是多么笨拙和费力。你甚至会说，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

古斯塔夫森医生或许会成为一个糟糕的扑克牌玩家或老千，因为每当他认为到了精神诊疗的重要时刻，总会不必要地靠在椅背上，椅背向后倾斜时会发出那种刺耳的声音，而他的脚也会用脚后跟支撑，这样脚底就会露出来，虽然他很善于让这个姿势看起来很舒服，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熟悉，就像在他思考的时候感觉良好一样。整个过程既略显夸张，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而依旧讨人喜欢。顺便说一句，芬恩长着一头红发和一双略微不对称的绿眼睛——就是那种人们得买美瞳才能配到的绿色——像巫婆一样抓人眼球。反正我觉得她很有魅力。她长大后，成了一个很有风度、机智而独立的人，或许还略微带点三十岁左右未婚女人的孤独气息。事实上，我们当然都是孤独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算是老生常谈了。所以，我的欺诈本性的另一层表现在于，我会假装我的孤独是独特的，这是我独有的毛病，因为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极其虚伪和空虚。不过，这一点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们身上都有。坦率地说。不管是死是活，古斯塔夫森医生都比我更了解这一切，所以当他说（也许有点自以为是，因为这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如果你本质虚伪，并喜欢操控别人，再加上不能如实展现你的真实，尼尔（尼尔是我的名字。我被领养的时候，出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你刚才怎么能放下对我的刁难和操纵，对我坦诚说明（因为尽管在那时和现在之间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所用的语言只表达了我脑子里的部分内容，但也只能表达这些了）你到底是谁呢？”所以事实证明，他强大的逻辑洞察力，我还是预测准了。虽然我为了不刺破他的泡沫，陪他玩了一阵子，但内心确实觉得挺悲凉，因为现在我知道，他和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人影响，也容易轻信别人，但他似乎具备与我希望相符的活力，我可以得到帮助，从而走出为自己构筑的欺诈和忧郁困境，因为，真正的事实在于，我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并且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为了操纵他，让他把我看成是卓越的、有见识的人而花费了和他周旋的时间，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操纵了。很明显，古斯塔夫森为了在私人诊所里生存，不可能待人完全愚钝，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他已经注意到我进行精神诊疗的头几个星期里所做的大量击剑游戏和一般性的炫耀表现，从而对我显然迫切需要给他留下某种印象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有一个合理的推论，他已经把我看成一个基本上空虚且没有安全感的人，并且一生都在试图给别人留下印象，并操纵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弥补内心的空虚。毕竟，他的性格并不是那种罕见或难解的类型。所以，我选择所谓的“诚实”，并大声自我诊断，其实只是我的又一个招数，其目的是想让古斯塔夫森医生明白，作为一个病人，我有独特的敏锐性和自我意识，他几乎没有机会看到或诊断出我还没有意识到的任何东西。此外，我还能够将我自己的战术优势转化为我希望他在那一刻看到的我的任何形象。那么，他所谓的高超洞察力——它表面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观点，即我的欺诈行为不可能像我宣称的那样彻底且无可救药，因为我对他的坦诚相待与我宣称的不可能诚实在逻辑上形成了矛盾——实际上有一个更宏大，且不言而喻的观点，即他可以看出我的基本性格中的一些东西，而我自己却不能正确地看到或解释清楚，因此，他可以通过指出我不一致的地方来帮助我走出困境。他得出这一见解，虽然很得意，也很兴奋，但表达得却很羞涩，其实这一见解不仅显而易见、流于表面，而且还是错误的——这让人沮丧，就像发现某人很容易被操纵一样，总归会有点沮丧。欺诈悖论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你想骗过遇到的每一个人，却也不知为何总希望能遇到一个能与你匹敌或旗鼓相当的人，不会被你骗到。但这也算是最后一根稻草了，我提到我试了一大堆不同的东西，并且已经失效。所以沮丧其实是一种惹人厌的轻描淡写。当然，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我是花钱请这个家伙来帮忙摆脱困境的，而他现在已经表明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每周我之所以花费时间和金钱开车来河林诊所两次，就是为了用他看不到的方式来拉拢这个精神诊疗师，让他觉得我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有欺诈性，而和他进行的精神诊疗也在逐渐帮我看清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他得到的东西会比我得到的更多，而对我来说，这一如既往，还是欺骗。

不管这一切多么乏味和粗略，我想，你至少对我脑子里的想法有了大概的了解。如果没有别的，你也看到了这样的生活是多么疲惫和以自我为中心。而我的一生都是这样，至少从四岁开始，在我的记忆中，我就一直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和自我的方式，当然你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位精神诊疗师的见解中，最终极且最深不可测的一点——即我认为的我和我相信的我根本不是真正的我——虽然我自认为是假的，但它其实是真的，虽然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古斯塔夫森医生所相信的原因，他此时正靠在椅子上，用拇指和食指抚平他的大胡子，而我在装傻，让他觉得他在向我解释一个没有他的帮助我就无法理解的矛盾。

在那之后的几个疗程，我玩的另一种装傻方式就是抗议他的乐观诊断（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这时我已经差不多放弃了古斯塔夫森医生，开始想各种不会造成痛苦，也不会弄得一塌糊涂，从而让发现我的人感到恶心的自杀方法），所采取的手段是列举我的各种欺诈方式，甚至动用了我追求实现真正的、不计后果的诚实的方式。我就不打算再给大家一一列举了。我基本上一路追溯到童年（精神诊疗师总是喜欢让你追溯童年），然后把它铺开。部分原因在于，我很好奇他能忍受多久。比如，我从说我真心喜欢打球开始，说到我喜欢草地的味道和远处的洒水装置或把拳头一次次打进手套里，大喊一声“嘿，看球”的感觉，以及比赛开局时又大又低的红肿太阳与末局暮色中光芒四射的弧光灯铮铮亮起的感觉，外加我那件熨烫过的军团球赛服发出的整洁的热蒸气味，还有滑着步看着所有的灰尘在周围沉淀下来的感觉，抑或所有父母穿着短裤和橡胶人字拖，用发泡胶冷却器支开草地椅，小孩子用手勾住拦球网网格，或在犯规后到处乱跑的样子。裁判身上留着须后水和汗水的味道，他弯腰整理奖牌时还会用到的小笤帚。最主要的是站在掷球板上的感觉，站在那里会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感觉就像太阳悬在胸口熊熊燃烧。而到了大概十四岁时，所有的这些都消失了，变成了对平均分和我是否能再次进入全市比赛的担忧，或者太担心自己会搞砸，以至于我甚至不喜欢在比赛前熨烫球服了，因为那给了我太多的时间去思考，站在那里紧张地想着那天晚上的表现，以至于我甚至无法再注意熨斗发出的略像笑声的叹息，或是我按下蒸汽的小按钮时，蒸汽的独特味道。我是怎么把一切最美好的部分尽数毁掉的呢？有时候，我有一种好似睡着了的感觉，甚至觉得一切都不再真实，某一天，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也许会突然醒过来。这是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想法，比如加入纳波维尔灵恩派教会，试着从精神上醒来，而不再活在欺骗的迷雾中。“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这就是贝弗利·伊丽莎白·斯兰喜欢称之为我的圣滚者阶段[113]的原因。而灵恩派教会似乎真的对很多我遇到的教友和会友有所助益。他们谦虚、虔诚、乐善好施、不计报酬、不知疲倦地积极为教会服务，并花费时间和资源为教会筹建了一个新的祭坛，祭坛上有个巨大的厚玻璃十字架，十字架的横梁点缀着灯光，里面装满了冲了气的水，并打算往里面放入各种游动的漂亮鱼儿（鱼是灵恩派象征基督的标志。事实上，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最虔诚、最活跃的人，大多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上这种贴纸，这种贴纸除了用朴素的线条勾勒出鱼的轮廓，没有任何文字或别的东西——这种不加修饰的图案以其高雅和真诚深深打动了我）。但这里真正的真相是，我是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想醒悟过来、不再当骗子的人，变成了一个急于给会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因为我是那么虔诚和积极，以至于我自愿去帮忙征收捐助，期间从来没缺席过一次学习小组，还加入了两个不同的委员会，为新的水族祭坛协调筹款，并决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设备和鱼来装饰横梁。再加上，我经常坐在前排，坐在这里的人，回答起问题来声音最响亮，双手在空中挥舞得也最热烈，以此来表示圣灵已进入我的身体，此外，我还说方言——大部分都包含d和g这两个音——当然，这不是真的，事实上我真的只是假装在说方言，因为我周围的教友都在说方言，都认为有圣灵临体，所以当我处在一种兴奋的狂热状态中时，连自己都被蒙蔽了，会以为真的有圣灵行在我身，并由此说起了方言，而实际上我只是在一遍遍地喊：“Dugga muggle ergle dergle”（换句话说，我太想看到自己重获新生，以至于我居然说服自己相信方言的胡言乱语才是真实的语言，与纯正的英语相比，在表达圣灵像重型卡车一样直接从我身上碾过的感觉方面，方言显得不那么虚假）。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左右。更不用说，每次史蒂夫牧师来到座椅点醒众人，并用手的虎口处击打我的额头时，我会向后倒去。不过，我是故意向后倒的，而不是像我两边的人那样，真正被圣灵击中（其中一个人居然晕倒了，不得不吊着盐水被带走）。直到有一天晚上，当我在周三晚赞美会后走到停车场时，突然萌发了一丝自我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清晰的认识，抑或别的什么，以至于我突然不再想欺骗自己了，并且意识到这几个月来，我在教会里也是个骗子，我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其实只是因为所有真正的教友都在做，我希望大家都认为我也是真诚的而已。这样想，简直要把我击倒了，我就是这么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是如何欺骗自己的。由此揭开的真相是，我在教会里假装自己成了焕然一新的人。但比起执事和哈尔伯斯塔特夫人为了行使他们传教的一部分，首次突然按响我的门铃，并劝我去试一试来说，我现在的欺诈程度甚至更厉害了。因为至少在教会的事情之前，我没有欺骗过自己——我知道我是个骗子，因为至少在十九岁的时候，我能够承认并直面欺诈，而不是对自己说些鬼话，这是我做不出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古斯塔夫森医生针对欺诈行为展开的一番长长的伪论证中提出来的，若要向你详细说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只想告诉你一些比较夸张的例子。我与古医生更多是在围绕着我是否是个十足的骗子而展开讨论，在此期间，我甚至通过玩弄把戏，展开长时间的、多环节的循环论证，从而越来越厌恶自己。精神诊疗进行到这里，我差不多已经认定他是个白痴，或者至少认定他对人的洞察力非常有限（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胡子，他总是在玩胡子）。基本上，他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东西，就我的任何想法或印象而言，我够得上可以共进午餐的那种人。比如，我跟他说过尝试慢跑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开车经过或者从他家院子里抬头看我一眼，我似乎永远都会被迫加快脚步，更大力地摆动手臂，以至于最后我得了骨刺，不得不完全放弃慢跑。抑或，用至少两到三个诊疗时段来讲述居士梅丽莎·贝斯和多恩让我参加唐斯格罗夫社区中心的入门冥想课的例子。在冥想课上，我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总能强迫自己在其他学生纷纷放弃，倒在垫子上抱着头发抖时，长时间地保持完全静止、双腿交叉、背部完全挺直的状态。从冥想课的第一次班级聚会开始，尽管那个小个子的黑人教练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只要保持十分钟的静止状态就好，因为大多数西方人的内心只要保持超过几分钟的凝神屏息，就会感到不安和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忍受，但我始终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专注地用下膈膜呼吸，坚持的时间比他们任何人都要长。有时，我坚持的时间长达三十分钟，尽管我的膝盖和腰部火辣辣地疼，感觉就像有成群的昆虫爬满了我的手臂，并要从我的头顶喷涌而出——尽管古佩特大师一直绷着难以捉摸的面部表情，但还是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似乎很恭敬的样子，并说我坐着的样子几乎就像一尊活生生的心灵休憩的雕像，他很感动。问题在于，我们在上课之余，也都应该自己在家继续冥想。当我试着一个人冥想时，似乎无法静静坐着，并循着呼吸进行下去，连几分钟都坚持不了，马上就会觉得自己想挣脱皮囊爬出来，以至于不得不停下。只有在班上，大家一起冥想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能给其他人留下印象的时候——我才能坐得住，才能显得安静，才能心无旁骛，才能承受住那种不可思议的不安和可怕的感觉。事实上，即便在课堂上，我时常并没有专注于跟随我的气力，而是专注于保持完全静止和正确的姿势，并在脸上保持一种深度安详和冥想的表情。我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会睁眼四处张望，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古佩特大师会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特殊的人，并一直用“雕像”来称呼我，这个名字可算是他在班上给我取的昵称。在最后几次班级聚会中，古佩特大师让我们用最大的克制力，长时间静止而专注地坐着，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当他用那个银色的小东西敲响了铃，表示冥想结束时，只有我和一个极其瘦弱的、脸色苍白的女孩——她上课时自带了一把冥想椅——静止而专注地坐了整整一个小时。虽然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上，我都有痉挛和不安，这种感觉就像有亮蓝色的火苗从我的脊柱涌上来，然后在无形中从我的头顶射出，以斑斑点点的色彩在眼睑后一次次爆炸，我原本以为我会尖叫着跳起来，然后从窗户直接跳出去。而在课程结束时，我有机会报名参加下一阶段的课程，这期课程的名字叫“深化修行”，古佩特大师给我们几个人颁发了不同的荣誉证书，我的证书上用黑色的书法写着日期和我的名字：冠军禅修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西方学生，雕像。那天晚上我睡着之后（我终于多少算是妥协了，并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躺在床上，在睡着时专注地紧紧循着呼吸，这是在家练习冥想，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助眠手段），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公共场地里的一尊雕像，这才意识到古佩特大师其实很有可能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那张证书其实是对我的一种微妙斥责，或对我开的一个玩笑。意思是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明白，他知道我是个骗子，根本一点都没有真正静下心来，不再无休止地去想该如何给别人留下印象，从而达到正念并尊重我真正的内在（当然，他似乎没有占卜到的是，实际上，我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内在自我，我越想真诚，内心就越空虚越虚伪，这一点在我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尝试精神诊疗之前，还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在梦里，我在奥罗拉市的一个公共场地里，位置就在钟楼旁的佩辛坦克纪念馆附近。我在梦里用一把巨大的铁凿和一把锤子，正为自己雕刻一尊巨大的大理石或花岗岩雕像，锤子大小就如同在游乐场里别人给你的那种锤子，你可以用它来捶打并努力撞击挂在体温计一样的东西顶部的铃铛。雕像最终完工时，我把它放在一个巨大的演奏台或平台上，耗尽所有时间来擦拭它，防止鸟儿落在上面或在上面拉屎，随后我清理掉垃圾，让演奏台周围的草地保持整洁。在梦里，我的一生就这样一闪而过，太阳和月亮像雨刷一样在天空中来回穿梭，一遍又一遍，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睡过觉、吃过饭、洗过澡（梦境按梦中的时间进行，与清醒时的有序时间相反），也就是说，我的一生注定只能是类似雕像保管员的角色。这微妙得难以形容。从芬恩、古佩特大师、那个自备椅子的厌食症女孩、金杰·曼丽，到公司的人，外加一些与之争分夺秒的媒体代表，每个人都从雕像面前走过，有的人还走过好几次——有一次梅丽莎·贝茨和她的未婚夫甚至铺开一条毯子，在雕像的树荫下进行了小型野餐——但他们都没有看向我，也没有说什么。很明显，这是有关欺诈的又一场梦，就像在某一场梦中，我本应该是个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但我真正做的，只是跟着我继父母的一张“妈妈和爸爸”乐队的老唱片对口型，那张唱片就放在台下的唱片机上。某个我无法长时间看清他的脸的人，一直把手放在唱片旁，仿佛要让跳针刮擦唱片，整个梦境让我起鸡皮疙瘩。

这些梦显然都来自我潜意识的警告，我内心空虚，就是个骗子，整个骗局行将瓦解，只是时间问题。我继母有另一件珍藏的古董，那是一块她外祖父的银质怀表，表壳内侧刻着拉丁文“respice finem”[114]。她过世后，继父说她原本想把它送给我，我这才费尽心思去查这个名词，之后我就产生了和拿到古佩特大师赠与的证书时一样的毛骨悚然感。有关雕像的梦境有一种噩梦的特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太阳在天空中来回运行的方式以及感受到我整个的一生就这样飞速流逝所导致的。这显然也是潜意识在开导我，冥想导师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之后我甚至不好意思去退“深化修行”的课时费，现在我觉得我不可能去参加了，尽管同时我还幻想着古佩特大师会成为我的导师或精神导师，用各种高深莫测的东方绝技来指引我冥想，从而抵达真正的自我……

等等，等等。其他例子我就不多举了，比如我无数次欺骗姑娘的例子——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女士——我的每一段恋爱都是如此，我职业生涯中，数量难以置信的欺诈亦是如此——不仅仅是通过操纵消费者和客户，让他们相信你的机构想出的方法是最佳方案，而且还体现在机构本身的办公室政治方面，比如判断你的上级想要相信什么（包括相信他们比你聪明，所以他们才是你的上级），然后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做得很巧妙，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把你看成一个谄媚者或阿谀奉承之徒（这样的人，他们宁可不要），而把你看成一个意志坚强的独立思考者，时常会屈服于他们高超的智慧以及创意，等等。整个中介机构就是一场有关欺诈的大型芭蕾舞，它利用塑形的能力，操纵人们对你的印象，是一个虚拟的镜厅。而我对此极为擅长，记得吗？我在那里混得如鱼得水。

古斯塔夫森医生花了大量时间去抚摸并捋平自己的胡子，这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而事实上，他是在潜意识里安慰自己，让自己相信胡子还在。从缺乏安全感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习惯，因为毕竟面部毛发被称为第二性征，也就是说他真正做的是在下意识安慰自己，那里还有别的东西存在，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这也是当他发现诊疗的总体方向指向了男性气质，以及我如何理解我的男性气质（换句话说是我的“男子气概”）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并不会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原因所在。这也有助于解释这里的一切：从墙上那些迷路的雌性爬行物，到两个睾丸状看起来变了形的版画，再到他办公桌上方的小非洲人或印第安鼓之类的玩意儿，以及（有时）性征很夸张的小雕像，再加上烟斗、大得出奇的婚戒，甚至办公室本身都有一种过于明显的小男孩般的杂乱。很明显，博士有严重的性方面的不安全感，甚至可能有一种同性恋式的暧昧。古斯塔夫森在潜意识里试图对自己隐瞒，并自我安慰，而他这样做的一个显著方式就是把他的不安感某种程度上投射到他的病人身上，让他们相信美国文化中包含着一种特有的残酷而异化的方式，它自小就给男性洗脑，让他们对所谓的“真正的男人”产生各种损人的信念和迷信。诸如以竞争代替和谐，不惜一切代价取胜，以智慧或意志支配他人，变得强势，不流露自己真实的情感，依赖别人眼中作为真正的男人的你，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只以成就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迷恋自己的事业或收入，感觉自己一直受别人评判或处在一场展览之中，等等。这是在精神诊疗的后期，我每每给他举出一个有关欺诈的例子后，他都会做作地因为我能够揭穿自我而祝贺我，他对我说，这证明了我具有成为真诚之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似乎比我（显然是因为我的不安全感或男性恐惧）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能力强多了。另外，他当时在结肠里隐隐生发的癌症——就是那个可耻的、肮脏的、在直肠附近某个隐秘的地方落下的病——似乎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因为有种说法认为，在你的直肠或结肠处，悄悄窝藏异物生长是一种公然的象征，亦即，它象征着同性恋和被压抑的信念。这种被压抑的信念若公开承认，就等同于疾病和死亡。我和古斯塔夫森医生在我俩死去、处于线性时间之外、置身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时，都会为这个问题开心地笑起来，不信就等着瞧吧（顺便说一句，时间之外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精神诊疗进行到这个时候，我就像猫咪对待受伤的小鸟一样玩弄起他。如果我还有一丝真正的自尊，我就会停下来，回到唐斯格罗夫社区中心，向古佩特大师求饶，因为除了一两个和我约会过的女孩之外，他是唯一看透我欺诈行为的人。再加上他是用一种拐弯抹角且枯燥的方式向我传达，这让我对他是否看穿了我的心态感到一种平静的漠视，我觉得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很真诚——古佩特大师是一个不置可否的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是，相反，我多多少少都在欺骗自己，坚持每周去见古医生两次，并持续了近九个月（到最后，我每周只去一次，因为那时他的癌症已经确诊，每周二和周四都要接受放疗），我告诉自己，至少我在努力寻找一些场所，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帮助。我想找到一种真诚的方式，不再操纵我周围的所有人，不再让他们把“雕像”看成坚忍不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等等。

然而，严格来说，也不是说这位精神诊疗师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言，或者说，他有时并没有提供有用的模式或角度来观察问题。例如，事实证明，他的一个基本操作前提在于，声称一个人面对世界，只有两种基本的、根本的向度：（1）爱和（2）恐惧，并且这两者并不会共存（或者，从逻辑上说，它们的定义域是详尽且相互排斥的；或者，它们两个集合并没有交集，但它们的结合却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元素；再或者，可以用（∀x）（（Fx→～Lx））&（Lx→～（Fx））&～（（∃x）（～（Fx）&～（Lx））来表达。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一个主人或另一个主人的服务中度过，并且受到“一人不能侍奉二主”的制约——同样出自《圣经》——而在美国硬性灌输给男性所谓有关竞争、成就导向的男性气概当中，最糟糕的一点在于，恰恰是这些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种持续的恐惧，使真正的爱几乎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在美国男人身上，所谓的爱，通常只需要以某种方式被看待，也就是说，今天的男性总是害怕“不符合标准”（这是古医生的说法，显然没有双关语的意思），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男性气质是“有效的”（这恰好也是形式逻辑的一个术语），从而减轻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使真正的爱几乎成为不可能。虽然把这种恐惧看成只是男性的问题，似乎有点简单化了（有时间可以看看一个女孩站在体重秤上的样子），但事实证明，古斯塔夫森医生对两个“主人”的概念的认识近乎完全正确——虽然不是他在世时，对自己真实身份感到困惑时所相信的那样——甚至在我假装和他争论，或不太理解他的动机的时候，我也在玩弄他。这个想法打动了我，也许我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欺诈，而在于无法真正去爱，甚至无法真正去爱我的继父母，去爱芬恩，去爱梅丽莎·贝茨，抑或去爱1979年西奥罗拉高中的金杰·曼丽，我常常认为她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孩，尽管古医生关于男人被洗脑的屁话也适用于这里。明摆着的事实是，金杰·曼丽只是第一个和我一路相随的女孩，我对她的大部分柔情，其实只是怀念她最后让我把她的牛仔裤全部脱掉，把我所谓的“男子汉”放进她的身体时，获得的那种无边无际的确认感。真的没有什么比失去童贞后，对当时的女孩回想起各种柔情蜜意更老套的做法了。抑或，在做媒体采购员的时候，我在工作之余经常会去见一个叫做贝弗利·伊丽莎白·思莱恩的研究技术员，最后，我和她发生了很多冲突，她说过的话，出于欺诈的缘故，我从来没有跟古医生说过，或许是因为这句话太切近骨子的缘故。我俩快分手时，她曾把我比作某种昂贵的新型医疗或诊断设备，它能通过一次快速扫描，分辨出比你自己知道得更多的信息——但这个设备并不关心你，你只是一连串的过程和代码。机器对你的了解，其实对它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即便它真的很擅长它的工作。贝弗利脾气不好，加上火力强大，所以绝不是你想惹她发火的人。她说，她从来没有感受过一个人的目光会如此透彻、挑剔，但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就好像她是我正在琢磨的一个谜题。她说多亏了我，她才发现“被参透和真正被了解”与“被参透和仅仅被侵犯”之间的区别——不用说，这些感激之情都出于她的讽刺。有些话只是对她情绪的掩饰——她发现，除非破釜沉舟，除非说出一些不可挽回的话，继而扼杀一切重归于好的可能，她才不会再受困扰，才能继续往前走，才能真正结束这段关系。然而，一切都被参透了，我从来没有忘记她在那封信中说的话。

即使欺诈和无法去爱最终其实是同一回事（古斯塔夫森医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无论我给了他多少次机会，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无法真正去爱却至少是一个不同的模型，或是一个透过它可能会发现问题的透镜。再者说，最初它似乎很有希望攻击欺诈悖论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减少自我憎恶的部分，这部分加强了恐惧和随之而来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试图去操纵人们，让人们对我自己否认的东西持肯定态度（古医生提到肯定时，用的术语是“有效性”）。这一时期几乎是我经历精神诊疗的顶点，有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我实际上根本没有见到古斯塔夫森医生，因为他的病出现了某种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当他回来时，不仅掉了体重，而且总质量的某个重要部分也跟着下降了，而他那张老旧的办公椅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巨大了，虽然它仍然吱吱作响，但现在的声音没有那么响了。再加上，很多杂物和文件已经被整理好，放在几个棕色纸板盒子里，盒子就放在挂有两幅悲伤的画的那面墙上。我回来看他时，再也看不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格外让人不安和悲伤，不知为什么），自从早期在纳什维尔的“救世主火焰之剑教堂”经历了那次实验中自欺欺人的部分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真的有某种希望存在，这是真的。然而与此同时，这几周也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我做出自杀的决定，虽然为了向你传达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简化并采用线性叙事来说明我的内心。这几乎得靠永恒的文字来叙述，我们已经对这一点达成了共识。顺便说一句，并不是说你死后，文字或人类的语言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和关联。更多指的是，文字是按照具体的、一个接一个出现的时间顺序来实现的。不然，就不可能实现。

这是很难解释的。在逻辑上，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仍然会有相同的“基数”[115]，但不再有相同的“序数”。换句话说，所有不同的词都依旧存在，但不再是哪个词先出现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说，不再是一系列词，现在更像是这个系列趋向的某个极限。这很难不用逻辑术语来表达，因为它们是最抽象和普遍的。我的意思是，它们没有内涵，你对它们没有任何感觉。或者可以想象一下，地球上任何人说过甚至想过的一切，都会被折叠起来，爆裂成一个巨大的、组合起来的、瞬时的声音——虽然说瞬时有点误导人，因为它意味着前后存在其他的瞬时，但其实并不是真的如此。这更像是当你看到或意识到某件事情时，内心突然出现的闪光——突然出现的闪光或灵光乍现、顿悟之类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发生的速度比你把这个过程分解并组织成语言的速度还要快，而且还因为它发生的规模甚至都来不及去意识到出现了闪光——你所知道的就只有之前和之后，而在此之后你就不再是你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意义。我只是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说给你听，但说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或者你也可以认为之后的东西更多具备的是某种光的结构，而不是字的总和或者一系列声音。这其实是正确的。或者作为一个定理的证明——因为如果一个证明是真的，那么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真的，而不仅仅是你碰巧说出来的时候才为真。事情是这样的，原来逻辑符号学真的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因为逻辑学完全是抽象的，在我们认为的时间之外。这是最接近它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逻辑悖论才是真正让人疯狂的原因。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逻辑学家最后都自杀了，这是事实。

而且，要记住，这种闪光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发生。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具备惊人活力的逻辑学家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解决这些事情，但最后还是会拿头来撞墙的话，那就要牵涉基本的贝里悖论。这个悖论和巨大的数字有关——真的很大的数字，超过一万亿，超过十万亿，还要往上。当你到了这个层面的数值的时候，连用语言描述这么大的数字都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说，“数量一万亿，四千零三亿到万亿次方”，描述这句话需要用二十个音节。你懂的。现在，在这些巨大的、宇宙级的数字中，再往上，想象一下，即便是最小的数字，都无法用二十二个音节来描述。矛盾之处在于，在“就算最小的数字也无法用少于二十二个的音节来描述”这句话中，只有二十一个音节，当然这句话本身也是对这个巨大的数值的描述，而二十一个音节当然也算是不到二十二个音节。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呢？

同时，虽然从因果关系上来说，真正导致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发生在古医生住院后的第三或第四周。虽然从原因上来看，我不会假惺惺地认为这件具体的事件不会让大多数人觉得荒唐，甚至有点无厘头。事实是，那是在八月的一个深夜，古医生已经出院归来，我睡不着的时候（自从服用可卡因那段时间以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就会坐起身子，喝一杯牛奶什么的，然后看看电视，随意地按按遥控器，在不同的有线电视台之间切换，就像你在夜深时会做的那样。我碰到了《干杯》这部老电视剧后面的部分，其中有个精神诊疗师的角色，他叫弗拉西尔（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节目），他和未婚妻，一个也名叫莉莉丝、同为精神诊疗师的人。他俩刚刚进入地下酒馆的舞台布景中。弗拉西尔正在问她今天在办公室的工作如何，莉莉丝说：“如果再有一个雅皮士进来，开始向我抱怨他如何不能爱，我就要吐了。”这句台词引得节目演播室里的观众哄堂大笑，这表明他们意识到——因此，通过人口统计学的延伸，国内在家的全体观众也是这样认为的——“无力去爱”这个概念是多么老套和浮夸的一句抱怨。而我坐在那里，突然意识到，我又一次成功地欺骗了自己。这一次，我认为我是通过更真实或更深思远虑的方式来构思欺诈问题的——而且，我还以某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相信，可怜的老古斯塔夫森医生的精神武器库里藏着什么可以真正帮到我的东西，而真正的真相更像是，我部分出于同情，部分为了变得更加真实，以此来伪装自己，从而继续去探望他。但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抽打一个患重病的人的外壳，并觉得自己比他优越，因为我能够分析他的心理构成，其准确度比他能分析我还要高——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电视观众爆发出的笑声表明，在美国，无论这一集最初是在什么时候上演的，每个人都可能早已看穿了这种抱怨的不真实性——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在极小的间隔里，我才意识到自己在看什么，才想起弗拉西尔和莉莉丝所扮演的角色到底是谁。这意味着，也许顶多在半秒之间，这一幕或多或少地摧毁了我，这是我唯一可以描述的方式，就好像我给自己创造的摆脱困境的一切希望都被轰到了半空，被笑声赶下了舞台。仿佛我一直以来就是那些沦为笑柄又唯一不懂笑话的平庸喜剧人物——总之，我上床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是个糊涂虫，是个无望之人，是个充满自我鄙夷的人。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决定自杀，结束这场闹剧（你可能还记得，《干杯》是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即便在辛迪加电视许可期内[116]，它在大都市的收视率还是居高不下，如果一个本地广告商想在这上面购买广告，那么这个时段的成本是很高的，你得围绕这些时段，构建一整套本地广告投放策略）。我把倒数第二天晚上心里所想的大量事情进行了压缩，亦即，当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甚至无法动弹时，我得出的一切不同的认识和结论（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剧中的台词或观众的笑声本身能够构成我自杀的理由，这是当然的）——虽然对你来说，我猜想它显得根本没有那么精简，你会觉得这家伙在这里不停地讲，可如果他在1991年就死了，为什么不讲他自杀的那部分，不去解释或交代他坐在我旁边那台大功率机器里告诉我的这一切。其实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会死。一切都结束了，我决定结束这个游戏。

吃完早饭，我请病假没去上班，一个人在家待了一整天。我知道，如果我在任何人身边，就会自动陷入欺诈状态。我决定吃下一大把苯海拉明[117]，然后等到真的困倦起来、放松下来的时候，就在最西部的一条乡村公路上把车开到最高速，然后一头撞到水泥桥墩上。苯海拉明让我极度呆滞和困倦，一向如此。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我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写信，此外，还给最初把我带到“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的创意负责人和任事股东写了简短说明。我们的创意小组正在为一些非常棘手的活动做准备工作，我想向他们致歉，毕竟这让他们非常难堪。当然，我并没有真的觉得欠了他们什么——“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是一出诈骗的芭蕾舞剧，而我要摆脱它了。这张纸条也许最终只是想给“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真正重要的人心中，留下一个正直、认真的印象，让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到头来也许只是有点过于敏感，被自己的心魔折磨——“对这个世界简直太善良了”，这是我忍不住幻想很多人在听说这个消息后会说的话。我没有给古斯塔夫森医生写纸条。他有他自己的问题，我知道在纸条上我会花很多时间让自己看起来真诚，但实际上只是在绕开事实而不谈，亦即，他是一个被深深压抑着的同性恋者或雄性动物，没有真正的资格向病人收费，从而让他把自己的不适投射到病人身上。而事实是，如果他只是去加菲尔德公园，在灌木丛中给某人口交，并诚实地判定他是否喜欢这么做，他就会既帮到自己，又帮到其他人，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因为我继续开车一路向河林诊所开去，以便看到他，并像拿着猫薄荷逗猫一样逗他玩。与此同时，我会告诉自己，这样做可能会有一些非欺诈的成分在其中（当然，所有这些，即使他们不在你面前死于结肠癌，你还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站出来对别人说的，因为某些真相很可能会毁了他们——谁有这个权利呢？）。

在服下第一颗苯海拉明之前，我确实花了近两个小时给我姐姐芬恩手写了一张纸条。在这张纸条中，我为我的自杀以及导致自杀的欺诈和/或爱的无能可能给她和我的继父（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他在那里兼职教书，并为马林县的无家可归者做社区外展工作）带来的一切痛苦而道歉。我利用写这封信的机会，连带着它带来的类似遗书的紧迫感，特意向芬恩对1967年我撒谎并让继父母相信是她摔碎了古董玻璃碗的事件，以及其他多起恶意事件或欺诈行为而道歉。我知道这些给她带来了痛苦，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这样做十分糟糕，但从来没有真正找到别的方式与她交涉或表达我的真诚悔恨（原来有些事情是只可以在遗书中讨论的，如果在别的任何场合，都太奇怪了）。这些事中有一个例子，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芬恩那时还在青春期，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在一两年里看起来很胖——不是胖，而是臀围和胸围宽了一些，但比她十几岁的时候还是宽了许多的——当然她非常非常敏感（显然，青春期也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形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极度敏感的时间段），以至于我的继父母尽了很大的努力，从来没有对芬恩变宽的维度说过一句话，甚至从来没有提出任何有关饮食习惯、节食和运动的话题。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至少没有直接说过，但我已经想出了各种微妙且间接的方法，针对芬恩的身材来折磨她，而我的继父继母对此浑然不知，而我也从来没有因此被指责过，以至于我忍不住用震惊的眼神、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待周围的一切。比如她在吃第二份饭的时候，她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了，我只会飞快地扬扬眉毛；又或者当她买了新裙子回家，我会快速地小声嘀咕一句：“你确定能穿得下吗？”我记忆最深的事发生在我们家二楼客厅。我们家房子在奥罗拉市，总共三层（包括地下室），但并不宽敞，也不大，也就是说，就像许多你总能在纳波维尔和奥罗拉的住宅区街道上看到的那些挤在一起的房子一样，它就是一幢窄小的三层楼房。二楼的走廊，一头连着芬恩的房间和楼梯顶部，另一头连着我的房间和二楼卫生间，那里很挤，也有些狭窄，但也没有狭窄到我和芬恩每次在走廊相向而过时，我得假装背贴在走廊墙上，伸开双臂，向后退几步，仿佛像她那样宽大的人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从我身边挤过去，她从不说一句话，甚至在我这样做的时候，都不会看我一眼，但我知道这一定伤害到了她。一段时间后，她进入了青春期，几乎什么都不吃，每天抽烟，嚼几包口香糖，还用了很多化妆品。有一段时间，她变得很瘦，看起来棱角分明，有点像昆虫（当然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我有一次通过父母卧室的钥匙孔，无意中听到了一段简短对话。我的继母说她很担心，因为她觉得芬恩体重已经变得很轻了，这导致她的月经都不正常了。她和我的继父讨论要不要带她去看某个医生。那个时期就这样过去了，但在信中，我告诉芬恩，我一直记得在这个时期以及别的时候，我对她很残忍，或者试图让她难受，对此，我非常后悔，尽管我说我不想显得那么自负，乃至认为一个简单的道歉就能抹去我在我俩成长过程中对她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我也向她保证，这并不意味着多年来我像是一直背负着过多的罪恶感，或者是在夸大这些事。这些事并不是能改变生活的创伤或类似的东西，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们可能是非常典型、几近残忍的行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做这些来互相伤害。我还向她保证，这些事，以及我对它们所产生的悔意，都与我选择去自杀无关。我只是说，这些没有像我说给你听的那样详细（因为我在信中想表达的目的当然很不一样），我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欺诈之徒，似乎既没有个性，也没有活力，即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欺诈行为及其造成的可怕后果，也无法借助这种活力找到停手的办法（我没有告诉她任何各种不同的认识或悖论，那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补充说，也很有可能，说到底，我不过是另一个生活节奏快，并且不懂如何去爱的雅皮，我觉得这种平庸的生活无法忍受，主要因为我如此空虚，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于我有一种病态的需要，需要随时把自己看成某种特殊或杰出的人物。我没有多做解释或争论，我还告诉芬恩，如果她对我选择自杀的最初反应是认为我对自己太过苛刻，那么她就应该知道，我留下这张纸条最有可能激起她的反应恰恰就是这个，而且很可能是故意写了这张纸条，从而部分促使她产生这种反应。正像我一生中经常说的话、经常做的事一样，我旨在促使某人相信我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这个人标准极高，以至于对自己太过苛刻，这又会让我显得谦逊而有魅力，同时也有些不自量力，这也是我在生活的各个不同场合受许多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贝弗利·伊丽莎白·斯兰曾将这一点称为我“讨人喜欢的天赋”——不过，基本上，我是精于算计、善于欺诈的一个人。我还告诉芬恩，我非常爱她，并劳烦她替我致马林县以同样的情感。

现在终于到了我真正自杀的部分了。如果你想精准地确定时间，这发生在1991年8月19日晚上9点17分。另外，我就不把最后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以及此起彼伏的心理斗争和犹豫说给你听了，这些太占篇幅。自杀与许多固有的本能和驱动力背道而驰，以至于任何正常人，如果脑子正常的话，肯定会翻来覆去地掂量，并几次改变主意。康德在这一点上说得很对，人类固执起来都大同小异。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基本上都只是在进化的驱动下形成的工具或表现形式，而进化本身就是比我们大无限倍、重要无限倍的力量的表现形式（虽然，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另一码事）。所以，我甚至不会真的去尝试描述那天我坐在客厅里，在几个时间段，为了是否真要去做这事而反复在心里进行的激烈斗争。首先，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亢奋，要将这种状态表达出来也要花很多时间。另外，这样表达也会显得烂俗或平庸，因为很多想法和联想基本上都是同一回事，几乎所有人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都会这样想。比如：“这是我最后一次系鞋带”“这是我最后一次看音响柜顶上的这棵橡胶树”“吸入肺部的这股空气多好闻”“这是我喝的最后一杯牛奶”“风把树枝吹起来，摇来摆去，这是多么珍贵的恩赐”，或者“我再也听不到厨房冰箱发出的平淡无奇的声音了”（厨房和早餐间就在我客厅旁边），等等，又或者是“我再也不会看到明天的太阳升起，也看不到卧室的光渐渐暗淡下去，直至熄灭了”，等等。同时，我会努力唤起记忆中太阳在潮湿田野中升起的确切方式，还有早间横卧在我卧室推拉门东面的那条湿漉漉的I-55坡道。这是一个炎热潮湿的八月，如果真的要选择自杀，我就永远也感受不到九月中旬，这里的天气逐渐降温，逐渐变得干燥起来，也看不到树叶在空中翻转的样子了；再也听不到在迪尔邦南路那幢大楼里“萨米耶帝和切恩”公司所在的楼层外的乡村道路边，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雪；再也不能在后备箱里放上一把铁锹和一袋沙子；再也无法咬一口熟透了的无籽梨；再也无法在刮胡子的伤口上贴一张餐巾纸了，等等。如果我去厕所刷牙，那将是我最后一次做这事。我坐在那里，想着这些，看着那棵橡胶树。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波动，就像映在水中。我看着太阳在联排房的开发区上降下，这片区域往上延伸，一直抵达位于莉莉·凯西路上的达里恩公司最南端。我意识到再也看不到最新的房屋结构和景观落成的样子了，也看不到房屋上贴着印有TYVEK商标的白色隔热膜在风中随意飘扬的样子了，总有一天房屋上会铺上乙烯基护墙板、金属板以及颜色与之匹配的百叶窗，而这一切，我都看不到了。此外，我再也无法开车从那里经过，去搞清楚所有漂亮的外墙下到底写了什么了。还有早餐室窗口那一大片农场田地的景色，它就在我的校区边上，田里犁过的沟渠平行铺开，所以，如果我倾斜身子，把它们的线条排得恰到好处，它们似乎都是冲向地平线的，就像从什么巨大的东西里射出来的一样。你懂的。基本上我都处在那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会意识到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比他的命要长。就一种语言结构而言，我知道这是一种陈词滥调。但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它是另一种东西，相信我。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有一种仪式感。所见世界的神圣性（古医生会试图用海洋、白沫和树木的类比来描述这种状态，你可能记得我之前提过）。

这仅仅是我在这几个小时里经历的各种想法和内心体验的万亿分之一，我就不多赘述了，因为我知道这会显得有些蹩脚。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我不会假装它是完全真实或真切的。我身上的一部分还在算计、在表演——这也是最后的午后时光里仪式感的一部分。比如说，即使在我给芬恩写纸条，表达真情实感和遗憾的时候，我身上的一部分也还是在关注这是一张多么精美而真诚的纸条，并且预想这句或那句肺腑之言会对芬恩造成何种触动。我身上的另一部分则在观察整个场景：一个穿着礼服衬衫、没有打领带的男人正坐在早餐台前写着他此生最后一个下午的心声，红木桌的表面在阳光下波动，这个男人的手很稳健，脸上既有遗憾的难色，又有决绝的荣光。这个时候的我似乎在半空中徘徊，而后又来到自己的左上方，评价这个场景，心中想着，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一次看电影或读书的时候就接触过无数这样的场景，那这将是多么美妙而又真实的表演啊，这就意味着，类似我写遗书这样的真实场景，现在只对与之相关的人才有吸引力和真实性，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会显得很平庸，甚至有些虚伪或伤感。这有些矛盾，当你考虑到——就像我一样，坐在小小早餐室里——这样的场景会让观众觉得老套或被操纵，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电视里看到过太多这样的场景，然而我们之所以会在电视里看到如此多这种场景，是因为这真的很有戏剧性，很有吸引力，并让人们深入思考。复杂的情感几乎不可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同时，我还是从另一个侧面或从另一个部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我很小的时候，不知出于何故，我就选择将我的命运投注到观看我生活戏剧的假想观众身上，而没有投注到戏剧本身，我现在甚至还在观察和衡量我表演得怎么样，因此，归根结底，我就是那个给芬恩写纸条、喜欢操纵别人的骗子，我在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这些把我带到了这个高潮场景之中：写完纸条，签上名，写好地址，贴上邮票，把信封放进我的上衣口袋（我完全能感到在这个场景中，它放在那里，就在我心脏旁边回响），打算把它丢进莉莉·凯西路和桥墩边上的邮筒里。我打算开车撞向桥墩，速度快到足以让整个车头变形，随后碎片将刺穿手握方向盘的我，让我瞬间死亡。自暴自弃的死和陷入痛苦或苟延残喘的死不是一回事，如果要我选，我希望瞬间死亡。

在莉莉·凯西路上，桥墩和两边陡峭的河堤支撑着4号国道（也就是布雷德伍德公路），公路从上方的水泥立交桥上横穿而过，桥上布满了大部分你看不懂的涂鸦（在我看来，这有点违背涂鸦的目的）。桥墩本身就立在路边，和这辆车一样宽。这个十字路口孤零零地横在罗梅维尔市周围的乡下，位于距离西南郊区最远端以南十来英里的地方。这里是真正的荒野。唯一的房子是远离道路的农场，那里点缀着筒仓和谷仓。夏天的晚上，露点[118]很高，总有雾。这里是处处农田的乡下。我从未从4号国道下面穿过这里，也没有遇见过道路两旁空无一物、只有我一人的情况。玉米长得高高的，四周的田野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昆虫发出了唯一真实的噪声。我在乳白色的星空下独自行驶，空中只有一轮镰刀般翘起的月亮。我的想法是，让事故、爆炸和火灾发生在一个足够偏僻的地方，没有人会看到它，这样一来，我做这件事就会尽可能少地包含表演的成分，因为我可以控制自己，不会受诱惑去花费我最后几秒去想象视觉和声音会给可能看到的人留下什么印象。我有点担心它可能会很壮观，很有戏剧性，而且看起来像是司机打算费尽周折想要以戏剧性方式展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我们浪费生命去想的那些破事。

地面的雾气越发稠密，整个世界只呈现在你的车大灯所能照亮的范围里。远光灯在雾中不起作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你可以继续用远光灯前进，但实际上你只会看到大灯照亮的雾气，以至于雾气看上去更稠密了。这是一种小小的悖论，也就是说，有时用近光灯反倒比用远光灯看得更远。好吧——还有建筑和所有在房屋上拍打的印有TYVEK商标的隔热膜，尽管你努力去看，也看不见里面有人居住。我可以如实告诉你，虽然撞上去不会疼，但真的会一击毙命。田里的虫子发出的声音堪称震耳欲聋。如果玉米这么高，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真就可以看到它们就像某个巨型物的影子般从田野里升起。昆虫大多都是蚊子，我不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什么物种。这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昆虫宇宙，没有人能搞得懂。另外，你会注意到，一旦你上路，苯海拉明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我的整个想法可能出于错误的构思。

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谈我答应过要说的东西，并带领你越过企图解释导致这一切的原因的枯燥提要。我指的是，赴死是什么感觉，会发生什么。对不对？这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你也想知道，相信我。不管你是否决定要去做这件事，不管我有没有以某种方式说服你不要用我的方式去做。首先，这超出任何人的想法。事实是，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你已经知道万物在你身上闪过时的大小和速度，它们与你能传达出去的东西相比，还是有差别的。在这个或那个时间段里，仿佛你的内心是个巨大的房间，里面装满了几乎整个宇宙中的所有，然而唯一能出去的部分，却必须以某种方式从那些老旧门上的小小钥匙孔中挤出去。仿佛我们都在通过这些小钥匙孔观看对方。

但门上的确有一个把手，可以把门打开。但不是按你所想的那样打开。但如果你能将它打开呢？想一想——如果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里，你体内所有无比浓稠并且不断在改变的物质世界在你认定的死亡之后，却以某种方式最终完全开放和表达出来，那会怎么样？假如从现在起，每时每刻本身就是一片无限的海洋、一个跨度、一段时间通道，而你就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或传达它，那又会怎么样？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组织起来的语言，只要他们说一句“开门吧”，你就可以用自身多重的形式、想法和面目，出现在任何人的房间。因为听着——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已经到莉莉·凯西路的斜坡略微往下的地方了，河堤开始变得陡峭，你可以刚好看到再也不开张的农家小摊上未亮灯的牌子的轮廓，那是到达桥前，最后一个牌子了——所以听好了：你究竟认为你是什么？数以百万亿计、万亿计的思想、记忆，及其并置物——甚或是你现在脑中的疯狂思想——它在你脑中闪现一下，然后就消失？就是这些的总和或剩余？你的历史？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提起我是个骗子了吗？你是否记得，你当时在看挂在后视镜上的“前瞻”牌手表，并看到了时间，那时是9点17分？你现在看什么？这是巧合吗？如果时间根本就没有流逝呢？[119]事实是，你已经听到了这些。这就是它的样子。这就是你体内的宇宙，所有无尽的内在和不同声音的交响曲，是你永远无法向另一个人展示的无限性。而你认为，这就是让你成为一个骗子，并让别人所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你当然是个骗子，当然人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你。当然你也知道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只是一部分，你当然也会试着操控他们看到的部分。谁不会呢？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夏洛克[120]。但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崩溃大哭，抑或放肆大笑、用方言讲话、用孟加拉语吟唱，会感觉那么好——再也不是英语了，再也不用硬挤着穿过任何一个洞穴了。

所以，尽全力呼喊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改变主意也不会让你成为一个骗子。如果你觉得你必须这么做，那就太可悲了。

不过，撞车不会让你觉得疼。它会很吵，你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但会一闪而过，以至于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你正在感受它们（这有点像我曾经用来反驳古斯塔夫森的那个悖论——如果你都没有意识到你是个骗子，那还有可能成为一个骗子吗？）。火热的感觉非常短暂，这种感觉几乎算舒适的，就像你手冷的时候，有一团火，你就会向它伸出手。现实是，死亡并不是坏事，但它会永远持续下去。而永远是没有时间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个悖论或只是文字游戏。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个视角问题。这副巨型拼图，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其中的事实似乎无休止地在我们之间来来回回，它来了，又走，随后又来了，就在同样的一瞬间里，芬恩正搅动沸腾的锅子做晚饭；你的继父正用拇指往烟斗里塞一些烟丝；安吉拉·米德正滚动一个巧妙的小工具，把猫毛从她的上衣上粘下来；梅丽莎·贝茨吸了一口气，对她丈夫刚刚说的话做出回应；大卫·华莱士眯着眼，漫不经心地翻看1980年奥罗拉西区高中年鉴上的班级照片，看到我时，他透过自己的那个小钥匙孔，试图想象1991年导致了我的死亡的那场惨烈车祸，比如，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或疾病才会驱使这个家伙坐上他的电蓝色科尔维特，并在血液中充满OTC药物的时候去驾驶车辆——大卫·华莱士的内心正好产生了一整套宏大且混乱的想法、感情、记忆和印象：这张照片上的男孩比他早一年入学，整个在校期间都有霓虹灯般的光晕伴其左右，他运动堪称完美，受女孩欢迎，并与女士们相处得如鱼得水。每当大卫·华莱士在军团球赛中被三振出局、在聚会上说了些蠢话时，这家伙就会冒出刻薄话，甚至会做出小小的厌恶手势或表情；还有，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家伙总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那么实实在在地自由自在，像一个真正的活人，而不是大卫·华莱士当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犹豫不决，有着可悲的自我意识的躯壳或鬼魂。他是个受到恩宠、平步青云的家伙，在最好的人类传统中，大卫·华莱士当时把他想象成快乐、鲁莽、完全不受那些声音影响的人，这些声音告诉他，他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人身上都没有，他必须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弄清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上，以便冒充一个哪怕稍微正常点，或可以被接受的美国男性，所有这些都在1981年大卫·华莱士的头脑周围萦绕，每一秒都在叮当作响，并移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从没有机会抓住它，并试图与之对抗或争论，抑或除感到他的胃部长了一个结之外，什么感觉都没有。他当时站在亲生父母的厨房里，正熨烫着他的制服，同时脑中翻来覆去地想他说不定会把比赛搞砸，三振出局，或者把球投偏，并当着这位击打率为0.418的击打手、巫师般的姐姐，以及沿着军团球场边缘的草地，当着所有观众的面，暴露他真实的可悲本质（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了这个假象，他很确定）——换句话说，大卫·华莱士正努力用某种方式将这个外表光鲜的人，与那个用如此激烈，并且毫无疑问痛苦万分的方式自杀的人对应起来，无论这个人的内在究竟如何——大卫·华莱士也充分意识到，“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这句陈词滥调是多么老套且无趣，但同时，又非常有意识地克制着不去嘲笑这种意识，克制着别让整个思路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旋涡中去，这样你就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自1981年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当然，大卫·华莱士已经从多年来对自己不可描述的斗争中走了出来，他的活力比他在奥罗拉西区时强了不少），他更真实、更持久、更多愁善感的那一部分勒令另一部分保持沉默，就如同，平视着他的眼睛，很大声地说：“别再说话了。”

[→NMN.80.418][121]

译后记

这部短篇小说集所收录的九篇小说，由全本的《遗忘》（Oblivion）（中译本按照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社2004年出版版本译出）和选自《与丑陋男子的简短采访》（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1999）中的《永远在上》一篇所构成。作为译者，以下对全书的构成、主题和潜在的导读信息做出个人性的解读，希望能对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提供一些帮助。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短篇小说集《遗忘》创作于1999年至2004年期间。长期的精神疾病与高强度的写作伴随华莱士的一生，两者犹如命运卡片的两面，交替翻转、阐释着华莱士的宿命与不凡。小说家扎迪·史密斯认为，华莱士“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高超的数学技能、复杂的辩证思考于一身”。这种极具文艺复兴气质的“三位一体”才华聚集在21世纪的作家身上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种才华面对的是20世纪和21世纪更为纷繁复杂的现实。

华莱士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谈到，他们这一代美国小说家与以前的传统小说家之间的一个巨大不同在于，他们对待消费和媒体的态度与前辈作家截然不同。他们不会对大众娱乐持排斥态度，他们会将电视、电影、广告等视为浪漫主义作家看到的山川、河流等时代景观。只不过，华莱士清楚，他所要描写的主题不再落入自然与情感真实的范畴中，当代社会的自然是人造的自然，在这种自然之下炮制出的情感模式也是人造的，娱乐刺激欲望，欲望渴求娱乐，两者形成闭环，导致一种瘾症。华莱士所擅长的就是在这一闭环中打开一条精神裂隙，从中引发出绵密的思索与描写。华莱士孜孜不倦地在各类文体中书写这种瘾症，这本身就像一场瘾症，很难想象华莱士在书写这一切的时候，是否就是在体会这样一种疾病般的精神痛楚。《遗忘》就是对这种“精神瘾症”的阶段性探索成果，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华莱士将目光对准了当代美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一块斑块。这块斑块阻塞感官体验，隔绝交流，使人陷入受苦、困顿、烦闷之中。这块斑块就叫“遗忘”。

“遗忘”并不等同于“忘记”，两者虽然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对过往经历做出的一种反应，但“忘记”是漂白过去的过程，而“遗忘”则是忘记的最终完成。甚至，有时，“遗忘”是当下屏蔽时间感的昏迷与沉睡。华莱士把“遗忘”当成当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的症状来写，写它如何形成、如何表征，又如何让人深陷其中不愿解脱，其可能的救赎之道又在何处。结合华莱士的“三位一体”才华来看，“遗忘”既是知识的考证，又是精密的演算，甚至更多时候也是纷繁复杂的思辨。评论界一致认为，理解《遗忘》的关键离不开隐藏在其中一篇名为《受难频道》的短篇小说中的一句话：意识是自然的梦魇（A consciência é o pesadelo da natureza）。这句话出自哲学家齐奥朗的《眼泪与圣徒》。

齐奥朗追随尼采在《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中有关圣洁与强力意志之关系的洞见，想要通过《眼泪与圣徒》一书，探索“一个人是怎样弃绝自己并走上成圣之路的”等问题，并坦言，圣徒身上的“圣洁”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在“温顺之下隐藏的自我膨胀之谵妄，它那以美善来掩饰的强力意志”。（参见《眼泪与圣徒》前言，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以下引文亦同。）由于《眼泪与圣徒》以格言形式写成，是齐奥朗“格言是瞬间的真理”理念的体现，而所谓的“瞬间”是剥离语境的留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真理的在场感。因此，要想理解华莱士在《遗忘》中引用的那句话，就需要在不破坏真理的在场感的同时，还原其背后一些思想的来龙去脉。

华莱士所引用的那句话，出自齐奥朗对叔本华的论述：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场梦是对的，但他不去培养幻觉反倒加以责难是错的，因为他这样就等于在暗示可能有更好的事物超乎幻觉之上。只有迷狂能治愈我们的悲观主义。生命若是真的，会让人无法忍受。若是一场梦，它将会是一种魔力与恐怖的混合，我们将欣然自弃其中。意识是自然的梦魇。

在这段话中，“迷狂”是关键。“迷狂”的原文是“ecstasy”，指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中的“出神”状态，引申为处于情感或情绪中的自我分离状态。显然，在齐奥朗看来，“迷狂”介于“无法忍受的生命之真”和“魔力与恐怖的混合之梦”之间。但是，迷狂是一种意识吗？自然又是什么？梦魇又当何解？显然，齐奥朗在论述这一点时跳过了他常说的“被压抑着”的演绎部分。这一部分隐藏在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中。

尼采虽然没有在论述该问题时明确指出“自然”是什么，却提到了有关驯养动物的问题，指出让动物做出“承诺性的举动”是与“自然”相背离的。所谓“承诺性的举动”指依靠记忆，对某种行为进行刻意却无意义的重复，对动物的本性而言，这显然不是自然的状态。那么，反推之，所谓“自然”就是非刻意的、不知其意的、无法辨识是否在重复的浑然一体。而“意识”在齐奥朗看来，源于“慵懒和自由”的时刻：“当你躺在地上伸着懒腰，眼睛盯着上方的天空，你和世界之间的隔阂就像一条缝隙一样打开了——如果没有这条缝隙，意识就不可能存在。”如果说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原初状态，那么，意识显然来源于身心分离。两者显然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又何以存在于“梦魇”之中呢？在尼采看来，人会将过往的经历、体验犹如进食消化一样摄入意识，但在此之前也将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识的门窗暂时会被关闭起来；不再受到我们的低级服务器官与之周旋的那些噪声和纷争的干扰，意识获得了一些宁静，一些白板状态（tabularasa）……”因此，这套阻碍程序具有悬置记忆的功能。换言之，这套机制就是“遗忘”。

遗忘是“门卫”“心灵的秩序”“宁静和规范的守护者”，与人的幸福、欢乐、希望、自豪感以及现实存在感相关，一旦失灵，人就会患上精神上的“消化不良”。正是在这点上，齐奥朗所指出的叔本华的“错误”正体现在，过往的经历之痛在“遗忘”失灵的情况下，绕开“门卫”进入意识之中，由此，不仅意识成了自然的对立面，而且也因为痛苦转变为了“自然”的梦魇。这种状况无限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言及的“痛苦是意识之源”。

回到《遗忘》来看，华莱士在这部作品中显然发现了“迷狂”与“遗忘”之间的关联，两者都是一种身心“抽离”状态，狂热是上帝的临在，而遗忘则是在世俗语境中抵抗痛苦的机制。而在这部小说中，“遗忘”非但没有承担起合格的门卫职责，将痛苦阻挡在外，却因为“抽离”状态本身，使个体徒有与时代脱节的悬置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充盈着的不再是尼采所言的强力意志，而是加倍的痛苦。简言之，华莱士所要写的就是当遗忘成为一种新型的痛苦，当悬挂于意识之前的那一汪忘川之水被污染、意志被虚无间离之后，当代人的精神梦魇。遗忘催生梦魇，梦魇折射遗忘，这两面互相映照的镜子树立在意识之前，折射出的人的精神镜像在迭代缩小。这种迭代感，虽然在形式上不断重复，不能说是单一的，也因为是动态的，不能说是单调的，却也是对当代美国人精神世界萎缩的折射、对生活一次次徒劳无功的反馈，毕竟，黑暗中传来的砖瓦声，不一定是建构时的热情，也可能是崩塌时的颓唐。

《遗忘》共收录八篇小说，每一篇均包含固定的对立设置：孤立的环境和闭塞的人物内心。在华莱士的笔下，生活像是一场颠倒的鲁滨逊故事，不再是鲁滨逊沦落孤岛，而是孤岛随时降临在人物身上，“遗忘”则成了这片孤岛上唯一的生态景观。虽然整部短篇小说集已有先后排序，但是，围绕着“遗忘”并参考齐奥朗及尼采的潜在文本，本版重新调整了篇目次序：《哲学与自然之镜》是对“遗忘”主题的最基础的构建；《灵魂并非铁匠铺》是主题的承接；《黏糊糊先生》与《受难频道》可对照来读，是对主题的展开；《遗忘》则是主题的深入；随后，《另一个先锋》展现的是“遗忘”的机制；最终，在《灼伤之子的转世》和《美好的昔日霓虹》中，华莱士提供了极具个性化的对“遗忘”的解决之道。

《哲学与自然之镜》篇名取自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同名哲学论著。华莱士早期痴迷于分析哲学，在小说和非虚构创作中屡次提及哲学论题。仅从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效果来看，华莱士企图将哲学式的思辨引入日常生活，并企图让读者相信，在整部小说集中，所有的故事并不依托情节走向，给出“真相”，而只是呈现语言与人物意识的纠缠。故事展开在固定的场景内：叙事者和母亲乘坐公交车去拜访律师。叙事者喃喃自语，道出了贝克特式离群索居、诅咒人群的内心世界。由于这位酷爱养蜘蛛的叙事者的疏忽，他所养的蜘蛛给母亲及周围邻居造成了“灾难”。母亲因为用一瓶莫名其妙倒装了喷嘴的杀虫剂而受伤，叙事者本人也因为蜘蛛的逃逸而被捕。母亲拿到杀虫剂厂商的赔偿，本想去做一次面部去鱼尾纹的微整形手术，但主刀的医生出现了意外事故，划伤了母亲的脸，这又导致母亲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整容手术，结果这一次手术更糟，给母亲的脸留下了一个永远惊恐的表情，于是，母子两人不得不一次次地去拜访律师索赔。母亲脸上被定格的“惊恐”表情实则是一种隐喻，它奠定了整本小说集都在呈现的一种人物处境：外部环境的创伤在人物身上留下的永恒的惊恐状态。此外，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叙事者将“蜘蛛”和“人类”统称为“样本”（specimen）。尽管叙事者声称“血浓于水”，云云，但这个不带情感的称谓折射出人物身上抽离情感、抽离世界的观察视角，而这种视角不断受到周围各种声音的挑衅，又反过来激发出人物内心对周遭世界的嘲讽乃至不适的恐惧，整套人物与环境的法则构成一个螺旋结构，不断绕开母亲受创的事实。

灾难侵入人身，化为永恒的恐惧，人物抽离情感，陷入孤绝之境，这种由《哲学与自然之镜》奠定的叙事模式随即由《灵魂并非铁匠铺》所承接，并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小说的场景比较简单，主要由内外两个空间展开。外部空间是一间正在上公民教育课的教室，一位突然陷入癫狂的教师在黑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杀了他们”的字样，引起了学生们的恐慌。叙事者“我”和其他三名学生却莫名其妙地被“固定”在教室里，成了“被劫持的四人质”。相比其他三位同学，叙事者本人特别容易被教室外的事物分心，甚至在整个事件中，思绪一直飘荡在外。小说的内外场景并没有形成对抗，华莱士在这篇小说中也没有让场景来催生人物的行动，而是围绕人物此时的经历和分神的思绪展开深层次的架构。主人公的思绪并非漫无目的地展开，其蔓延开的内容就像多格漫画一样，沿着教室窗户上的防护网格延伸出多条故事线，各条故事线中的内容无论处于梦境还是现实，看似毫不相干，但都可归结为一种“受难叙事”模式，烘托出一种被意识之网牢牢捆绑的逼仄感，就如同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母亲脸上永久留下的惊恐表情一样，华莱士在这部小说中突出了烙印在人意识深处的受难伤痕，这些伤痕犹如黑暗的缝隙，不断向外涌动出摄魂的气息。主人公确实具有强大的“遗忘”意志力，能够不费力就将失控的老师所引起的外在紧迫场景抵御在外，但这种分神，任由思绪蔓延开去的内容，并不能帮助人脱离险境，反而让人更深地陷入意识恐惧之中。反讽的是，对于主人公来说，“遗忘”反倒成了刻意的“回忆”。于是，在这部小说中，人们遭遇了环境和意识的双面夹击，现实中难以逃遁的平面恐惧催生内心立体的恐惧。华莱士回应着齐奥朗的命题，赋予恐惧以立体空间感，一边是逐渐失控的环境中的危机，一边是人物看似缓慢，但实则步步深陷意识旋涡，将失控的意识当成了自然加倍的梦魇，此种状态，套用华莱士惯用的语调，或许可以称之为：意识是自然的梦魇的平方。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物内心和周遭环境的双重恐惧呢？这种恐惧是否只在存在主义式极端的“境遇”中才会产生呢？显然，华莱士更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波澜不惊中发现人物内心的震爆。读者可以发现，在华莱士的短篇小说中，人物并非百分百处于安静而幽闭的环境中，其小说的内部环境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哲学与自然之镜》和《灵魂并非铁匠铺》中更多地呈现为人物意识和环境声的碰撞，甚至，通过华莱士的笔触，读者还可以分辨出这两种声音的远近，因此，读起来更像是环境和人物在声音中展开的对手戏，其戏剧感就源自受难与恐惧之间的张力。

与之相比，在《黏糊糊先生》与《受难频道》这两篇小说中，华莱士有意识地削弱了前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所呈现出的极端戏剧张力，而是展现出类似“情景剧”般的场景，像是突然拧开了控制声音的旋钮，涌进来更多、更嘈杂的声音。在这两篇可对照阅读的小说里，声音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可听见”的声音。两篇小说都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美国当代职场，无论是《黏糊糊先生》中“产品试吃会”上的尔虞我诈，还是《受难频道》中传媒行业里的飞短流长，华莱士用几乎令人晕眩的笔法，极力描绘人物间毫无意义的废话、客套话、冷笑话、离题话，乃至自取其辱的调情话，从而搭建起一个无法从中逃遁的巨大声场，这种巨大的声场仿佛一张张会说话的隔音软垫，悖论性地吸收声音，并加倍释放声音。另一种是“可看见”的声音，这一点在《受难频道》中尤为明显。华莱士极有耐心地标记出每个登场人物的穿着品牌，从锐步、斐乐、缪缪、高缇耶、布拉赫尼特，到三宅一生、普拉达、山本耀司，等等，所有职场中人哪怕不开口，也会呈现出一派视觉上的喧哗。服饰不仅体现着人物对外标榜的身份和等级，而且还向内构成了反讽效果：无论品牌贵贱、职位高低，所有人都在废话连篇中实现着平等与民主。这类由“听觉”和“视觉”所激起的无意义体验，激发出第三种声音：脱离意义的感官骚动。在《黏糊糊的先生》中出现了市面上各类蛋糕的成分，其架势不亚于一场有关高糖、高脂肪产品的帝国扩张动员会。这款受测蛋糕之所以被称为“重罪！”是因为它含糖量极高，这对食用者的健康构成了一场重大的灾难，但这种灾难显然是以一种味觉享受加以讨论的。无独有偶，同样的场景也在《受难频道》中出现。所谓的“受难频道”是一个专门靠展现人们在战争、事故中的受难场景为盈利点的电视节目，几经发展，从单纯的静态图片连播模式，拓展成动态影像的展播，甚至一跃成了现场直播节目。在小说发展到高潮时，这档节目甚至要直播一个人的拉屎实况，而读者在较早的篇幅中就已得知，这位靠拉屎来制造艺术品的艺术家，其实是受到了他妻子的怂恿和包装，把幼年时未经正确引导的如厕训练落下的难言之隐，假借艺术之名，转变成了一场噱头。因此，“受难频道”也正式转变成了消费灾难的流量产品。

在华莱士笔下，声音不再是人物在空间里传播信息的载体，其本身构成了一种感官符号，一种传递意义的形式。只不过，所谓的“意义”吊诡地变成了一种“剥夺”，也就是说，当“剥夺意义”反而成为唯一意义的时候，声音就变成了华莱士在心中的“全然的噪声”：

每一件特定的事物，每一次经历，以及某人在面对该关注什么、该表征什么、该与什么东西产生联系、该怎么做、为什么要做等等问题时呈现的沸腾的静态。

“沸腾的静态”遵循资本的逻辑，成为流动的商品，这个主题一再出现在消费文化的批判中，本不足为奇。华莱士在这部小说集中实则是透过这一层逻辑，描写“沸腾的静态”如何渗透入人的意识深处。换言之，整部小说都在描写的“遗忘”其实就是“沸腾的静态”，它展现的是当代生活中，弥漫在现实中的各类噪声，它通过各种形态让人沉迷自身，脱离环境，屏蔽他人，是当今社会中剥离宗教意味的“迷狂”。

更可怕的是，一旦噪声形成，就无法抑制。在同名的《遗忘》这篇小说中，“噪声”突然升级，不再是声音，不再是视觉，也不再是感官欲望，而成了一种意识层面的笼罩感。这是一出由打鼾引起的家庭闹剧，本该属于私密的噪声的鼾声，引发了夫妇两人内心深处的焦虑。两人均否认对方听到的是事实，妻子认为丈夫的鼾声实在太恼人，而丈夫一口认定自己根本没有睡着，两人为此去了心理医生那里做所谓的“睡眠实验”以探究竟，在试探的过程中，隐约透露出这位丈夫似乎对继女还有不伦的企图。最终，整篇小说突然在妻子醒来的场景中结束，读者发现，这一切原来可能就是妻子所做的一场梦。梦境，睡眠，现实与幻想的真假难辨，噪声已不再仅仅体现在意识层面，而且还弥漫进人物的潜意识。鼾声并不能足以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它以更为复杂、更为绵延的思绪，响彻在另一个人的睡眠之中。表面来看，这是意识和潜意识关系的颠倒，亦即，一个人在梦境中催生了另一个人的睡眠，但实际上，华莱士揭示出，无论睡眠还是清醒都无法达到遗忘，这是一场擦拭遗忘的叙事，扑朔迷离的现实被挤压出意识追踪的范围，无意识领域则成了一场永久定格隐痛的场域。

同时，“沸腾的静态”不仅蔓延在空间中，还会潜入时间之中。在《另一个先锋》中，华莱士向读者展示了一出人在时间中遗忘自身的悲剧。这部小说依旧架构在“封闭场景中产生噪声”的固定叙事模式中。小说从一开始就迅速将读者拉入了一个“不可靠叙事”的迷宫：

然而，先生们，我恐怕得说，我记得的这个个案是我一个密友的熟人大声告诉我的，这个人说他自己于某次出差途中，在一趟高海拔的商务航班上从别人那里听来了这则“劝谕故事”……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经过了四重转述的故事（“我”听“我的密友”听“我密友的熟人”从“飞机上两个人”那里听来的一则故事），迅速将故事的叙事时间打乱了。这则所谓的“劝谕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原始部落中天赋异禀的孩子，他身上显然具有村民所不具有的近代科学知识。他一开始还在帮助村民解决实际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到了后来，村民开始问一些有关私有制财产、资源整合、人的存在感等问题，通过解答这类问题，孩子迅速获得了“神力”，直到有人提出了扩张整个村落的问题，孩子不知道回答了什么，导致这个人陷入了疯癫，由此引发了村民的恐慌。与此同时，另一个村落的萨满巫师前来试探这个孩子，并指出这个孩子之所以受到村民的爱戴，是因为村民并不知道孩子所知道的“知识”，而孩子在解答的过程中，教会了村民，村民也有了从天真到经验的转变。这样一来，村民会很快就不再需要这个孩子。萨满的话一语成谶，这些有了私有制概念、懂得了劳动获取尊严的村民果然开始排斥这个整天不用干活就可以获利的孩子，决定不再供奉他，最后，这个孩子孤零零地在村子中央忍饥挨饿，最终村民离开了他，临行前也将整个村落付之一炬。毫无疑问，萨满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是由一种超前性所导致的，只不过借助“知识”的形态，这个孩子过早地承受了加冕于时间之上的王冠，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原始时代。可是，这顶王冠封存了孩子的心灵，也固定了孩子的成长，他无法形成自己的意识，而顺理成章地依靠知识变成了权力的符号。参照齐奥朗的话来说，当意识不再是卫兵，而自立成王的时候，一切痛苦就成了固步自封的孤独暴君，它以凯旋的姿态，沉浸于自我的权力中心。时间的失序会让痛苦产生逸乐。就如同这则经由多人转述、时间混乱、真假难辨的故事一样，讲述故事的形式本身也在传递宣泄故事的快感。通过这篇故事，华莱士点明了“沸腾的静态”的完成形态：人在甜蜜的痛苦中占据自身的空间感知，并吞噬一切时间的体验，“遗忘”由此变成了在痛苦中享受痛苦的逸乐。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那个孩子最后之所以能够忍饥挨饿，靠的就是圣徒般承受痛苦来抵达心中密契的状态，这是对齐奥朗的《眼泪与圣徒》的最深刻的戏仿与回应。从另一方面来说，村民最终选择离开村落，并将村子一把火烧尽，本身就是一场遗忘的仪式——将超前于时间获得的一切复归于时间，他们不愿承受痛苦，也不愿承担权力带来的毁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也不愿意享受痛苦的逸乐，宁愿甘于自然、原始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则“劝谕故事”，孩子成了一件具有训诫意味的祭品，在那上面，孩子既是沉溺自身的主体，也是被忘记的对象，它永恒地固定其中，成了“遗忘”的过程和结果。

封闭的自我承受着意识和无意识的噪声所带来的痛苦的逸乐，这就是华莱士勾勒出的遗忘，也是沸腾和静态的辩证关系之体现，沸腾是欲望的显现，静态是包含快感的静候，就这样，外在的“灾难”和内在“瘾症”就处在同一纬度，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徒有自由和悠闲的外表，内心却难掩崩溃的实质，他们被固定在封闭的空间里，也锁定在意识之中。面对这一切，华莱士在《灼伤之子的转世》和《美好的昔日霓虹》中，提供了极具理想色彩的解决之道。这两篇小说都包含一种潜在的温度。因为家长的疏忽，一位不幸受难的孩子因烫伤医治不及时而去世了，华莱士在这篇篇幅最短的小说最后留下了这样一笔：“孩子的身体膨胀了，走了出去，预支了一生，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而在《美好的昔日霓虹》中，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位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个骗子，并无法在他人心中改变自己的人，早已自杀身亡，留下给读者看到的，其实是类似遗书般的文档，这个文档被一位叫做“大卫·华莱士”的人在校友录上看到。两篇小说都描写了死亡，这倒不是如一些批评所言，描写的是死亡是解决烦恼的最终方法，而是一种“对话”，与意识的终结的一场对话。所谓的“霓虹”，华莱士在文中通过注解做出过解释：

所以，不仅你的整个人生，而且人类的每一个个体，所能想象出用来描述的生活都会一闪而过，就像企业标志和那些窗户都非常爱用的那种霓虹灯，它们围绕着草书字体，以字母的形状呈现，这些霓虹灯以类似冲撞和死亡之间，简直难以计量的一瞬之时，印入你的脑海。

所谓霓虹般的“印入脑海”，其实就是一种对抗遗忘的方式。文中的华莱士，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作者本人，而文中那个人物也多少具有华莱士的影子，那么，这部小说就成了作者华莱士与原型华莱士，通过写作打了一次照面。在《美好的昔日霓虹》的最后，轻触过“死亡”的华莱士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更真实、更持久、更多愁善感的那一部分勒令另一部分保持沉默，就如同，平视着他的眼睛，很大声地说：“别再说话了。”

这一场“照面”类似孩子的“转世”，其本质就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如果说以“沸腾的静态”为表征的遗忘来源于不可避免的伤痛，并在人们心中遗留永恒的惊恐，而这种惊恐还会以各种感官的符号性，占据人们的空间，潜入人们的时间，搅乱意识与潜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喧嚣的虚无状态的话，那么，“对话”则从“沸腾”的状态中筛选出个体真正需要去面对的内容，并将“静态”复归于个体在意识领域的平静，当“遗忘”有了实质的内容和平静的状态，它才真正有可能成为意识抵抗痛苦的力量。

当然，仍需读者关注的是，华莱士书写这部小说集的时间段也是美国经历最惨痛的恐怖袭击，并迎来所谓“后9·11”的时代。在这期间华莱士没有像乔姆斯基、鲍德里亚等人那样展开对恐怖主义的追溯，勾勒当代人认知图景的崩塌，也没有像他的老友乔纳森·弗兰岑那样去直接描写中产阶层恩典的谢幕，而是直抵人们面对灾难时的意识深处，呈现出美国人身处后现代社会中早已存在的意识恐怖。因此，整部小说集也对应着时代的主题。当外在的恐怖主义与内心深处的恐惧不可避免地相遇时，华莱士也通过小说递交了一份抵抗“沸腾”、打破“静态”、让个体通过“遗忘”来重塑面对自我的方式，他与尼采、齐奥朗一样，都在用一种最为“否定”的方式来建构一种“肯定”的力量，都在用绵软的方式建构强大的力量，也都在用“遗忘”来记住自我与时代的定位。

经过以上对八篇小说的解读，相信读者对本书另加的一篇《永远在上》的用心有所了解了。《永远在上》描述的也是一个封闭场景——游泳池。在这个场景当中，人物是华莱士一向关注的青少年，他处在拘囿的环境之中，也陷入了内心的思绪。华莱士选取的是这位青少年十三岁生日的时刻，他想要完成一次高空跳水，开始一步步登上跳板，由此展开了整部小说的描写。空间上悬停在水面和空中的中间地带，时间上定格在成长的重要阶段，这种中断性的悬置设计，与《遗忘》的八篇构成了相互参照的关系。如果说《遗忘》是一部有着展示、承接、展开、高潮、对位等结构的音乐性作品的话，那么《永远在上》则是整部乐曲的序曲。其风格相较《遗忘》各篇差异较大，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最具抒情性的一篇，没有过多华莱士标志性的长句，也没有生僻的用词，放在最前面，有助于读者在阅读体验上做好循序渐进的准备。

当然，选择加入《永远在上》也包含编辑的私心。编辑渡边曾多次与我商量加入这篇是否妥当。我数次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一次，通过梳理一整部《遗忘》的内在主题和架构，我对这样的安排更有信心了。入秋之际，渡边曾和同事周展一起来杭州找我喝茶，我们坐在茶园里，打着洽谈翻译的幌子，“不务正业”地聊了一个下午。其间，我对渡边说，虽然我翻译过华莱士的非虚构作品和访谈，但严格来说，都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合格译者的水平，无论对华莱士的长句还是刁钻且专业的用词，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我能料想，校对和编辑这样一部小说集，无疑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很长时间。我曾和他说，翻译别的作家相对容易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找到内部语意的中断点，从而划分出一个个独立的语意单位，但对翻译华莱士而言，找句号、省略号、问号等语意断层是极其艰难的，甚至经常还会出现括号套括号再套括号的情况，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正是华莱士的风格，也是他特殊的写作“瘾症”，但对于翻译来说，要兼顾他语言的准确和风格，无疑是巨大的困难。听完这些后，渡边也对我说，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依旧想尽力做好这本书。我们三人互相报以鼓励和理解的微笑，阳光照在茶园旁的小桌上，让人温暖。临别之时，渡边又对我说，他之所以希望出这本书，并费周折加入《永远在上》这篇，就是希望我们和读者不要“遗忘”华莱士，而是希望他能“永远在上”。如果没有那个午后，没有编辑和译者彼此的理解和鼓励，以及渡边的那句话，我真的可能就迷失在翻译华莱士的艰难之中，自暴自弃了。即便如此，翻译肯定仍有瑕疵，希望读者多加善意的批评与指正。

林晓筱

2020，一个需要“遗忘”的年份

杭州

[1]旋风栅栏（Cyclone fence），一种结实的链环状的拦网，通常架得很高，顶部常设置带刺的铁丝。——译注（本书注释如无说明均为译注）

[2]一种在游泳池边玩的躲猫猫游戏。玩的人当中，选一人蒙上眼，站在游泳池的这一边，另外的人站在游泳池的另一边，当站在游泳池这一边的人数十个数之后，大喊一声“马可”，另外一边的人可以随意大喊“波罗”，喊“马可”的人就蒙着眼去抓喊“波罗”的人，被抓住的人回过头来当“马可”。

[3]堵人游戏（corner tag），将人堵在角落里捉弄的一种游戏。

[4]鲨鱼抓小鱼（Sharks and Minnows），一种在泳池里玩的游戏。扮演小鱼的人一步步靠近扮演鲨鱼的人，在靠近到一定距离时，扮演鲨鱼的人大喊一声“鲨鱼来了”，扮演小鱼的人就得四下逃窜。

[5]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多次用到specimen（样本、标本）这个词。译文考虑到这个词与小说的主题的关联，故而在涉及人类或昆虫的话题时，统一译为“样本”。

[6]全文包含主人公插叙自己的过失，它与文本主叙事产生了对话关系，读者可自行体会。

[7]原文为ignorantia facti excusat，意思是指，不知情的情况下可免去法律责任。

[8]原文为R—d©，可能指的是Raid（亦即雷达牌）。

[9]美国设立的按季节教学的学制。

[10]希腊建筑中多见的一种立柱。

[11]美国的小学生在每天上课前，需到一间特定的教室先集合，在这里整理衣装、点名签到、做课前准备。这样的教室被称为“点名教室”或“年级教室”，负责管理这间教室的老师相应地被称为“点名老师”，其职责类似中国的班主任。译文为保留这一具有美国特色的教室设置，故把教室翻译成“点名教室”，将负责该教室的老师翻译为“点名老师”。

[12]在棒球场里，菱形球场也被称为内场或内野，由于俯望下去，呈现为扇形的样貌，故更多被称为菱形球场。

[13]原文为peripheral vision，指的是直线视野之外，在眼球周边呈现的余光视野。

[14]原文为on the ball，这里是一语双关，原意是指网球中的投球手技艺高超，投出的球能被接球手接到，让对手失分，引申为形容人的机敏、敏锐等。

[15]约合1.6千米。

[16]相当于7.2摄氏度。

[17]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长着羊和人混合的躯体。

[18]漫画中常见的展现人物对话或内心独白的方式，通常以一团气泡的形状呈现。

[19]1英尺约合30厘米。

[20]1磅约等于0.45公斤。

[21]焦点小组（Focus Group），又译焦点团体、焦点群众等，是产品公司在发布产品前所采取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通常公司会就某一产品，召集各个阶层的人组成一个小组，通过询问和面谈的方式来获取他们对该产品的观点和评价。

[22]定向焦点小组（Targeted Focus Group），与一般的焦点小组相比，定向焦点小组的目标性更为明确，通常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做出专门的回馈。

[23]玛氏公司是美国糖果业的大亨，由弗瑞斯特·玛氏于1911年创立，产品包括德芙巧克力、士力架等。

[24]原文为GRDS，应该是General Records Disposition Schedule的缩写，一般指的是对抽样出具的量化表。

[25]著名广告公司TBWA在美国的代理公司。

[26]一种配有弧面接收器的高灵敏度麦克风。

[27]△y团队安插在焦点小组里的卧底就是“未透露身份的助理协调员”（Unintroduced Assistant Facilitators），他们的身份在纯粹的双盲测试中理论上不会为协调员所知晓，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发现的。——原注

[28]小集合单变量概率分布（univariabl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统计学中用来表述小规模数据随机变量取值的概率规律。

[29]由眼科医生开具处方佩戴的一种眼镜，与一般性佩戴的矫正视力的眼镜不同。

[30]原文为Crisco kid, Crisco，指的是一种植物性的白油，所以施密特才解释说自己是“罐装油脂”。

[31]一种对资料进行分类统计推算的方法，主要目的是探究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32]t-分布（t-distribution）是一种研究样本的方式，主要根据小样本来估计呈正态分布且方差未知的总体样本的均值。

[33]一款统计软件。

[34]原文为emetic prosthesis.，直译为催吐假体，所谓假体指的是替代身体肢体用的人造装置，比如义肢、假腿等，以此来弥补或完善身体的机能。结合后文来看，这个装置是叙事者为了不再吃蛋糕，故意用来催吐的。

[35]=市场调查监督和规划（Market Research Oversight and Planning）——原注。

[36]=手动调节机制。——原注

[37]亦即转移性消费模式（Metastatic Consumption Pattern）的首字母缩写。

[38]美国每个地区的编码包含着出生年月信息，类似我国身份证号一样。

[39]市场吸引力矩阵（Market Appeal Matrix），有时也会易混淆地被称为MAM。——原注

[40]Presentations to Client Agency（客户代理展示）。——原注

[41]Overall Campaign Concept（整体活动的概念）。——原注

[42]亦即蔗糖。

[43]美国鞋号，此处指大码加宽高跟鞋。

[44]Wrongful Termination（不正当终止合同）。——原注

[45]Intervals of Multiple Product Consumption=（多产品消化间隙）。——原注

[46]这个催吐的假肢由一个绑在手臂下的小聚氨酯袋和一根普通透明塑料管组成，从左肩胛骨的后部穿过我下巴下的一个小洞从高领毛衣中伸出来。袋子里装的是6个小蛋糕，混合了矿泉水和真正的胆汁，这些胆汁是用非处方催吐法获得的。袋子的动力电池和真空抽气装置是为大规模呕吐和之后两三次较小的喷吐和滴落残渣所设计的。它们将由我手表上的按钮激活。食物实际上不会从我的嘴里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仔细观察出口处，人们本能反应是转移视线。C.P.D.的发射器那透明的听筒就连接在我的眼镜上。视线中显示的任务时间为24：31，还在变化，但演示的时间已经很长。我们大家都很着急，已经开始进入正题了。——原注

[47]事实上，阿瓦德并不知道，他是艾伦·布里顿的老朋友，而且还是他安插在“有限合伙”公司里的亲信，早在前十年“被动收入避税”的鼎盛时期，他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原注

[48]伊斯兰教教士的称呼。

[49]1英里约合1.6千米。

[50]第1—第4场域传统上包括电视、广播、印刷品和户外广告，主要指的是广告牌。——原注

[51]方差分析模型，△y小组使用的一种超几何多元回归技术，用于建立市场检验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原注

[52]布里顿对拉勒曼想把他出卖给杰斯沃特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只自以为是的小狗认为自己在和谁打交道，布里顿在打拼的时候，这个小孩还在玩他的粉红小脚趾呢。——原注

[53]BSG是《风格》杂志的上级公司，后文会有详细介绍。

[54]约37.7摄氏度。

[55]原文为：EAT，译文译为“吃吧”。

[56]原文是upbeat angle，简称为UBA。

[57]熨斗区（Flatiron District）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街区，得名于熨斗大厦。

[58]乐通家政（Roto Rooter），美国一家提供疏通管道等家政服务的公司。

[59]原文为shade，这个词作者在后文会指出，指的就是墨镜，并具有其他的隐含意义，读者往下看就会明白。

[60]指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周。

[61]吉恩·沙利特（Gene Shalit），美国电影和电视批评家，偶尔也充当节目主持人。

[62]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美国1930年代的喜剧演员，其出演的喜剧电影被认为不亚于卓别林。

[63]佛里特街（Fleet Street），又译舰队街，英国伦敦新闻界所在地。

[64]拉丁文，意思是so do you, but not for yourselves（授权于你，但不归属于你）。

[65]凯哥（Kinko），美国连锁的打印店。

[66]Fahrt一词在德语中是行驶、路程的意思，文中这个人显然把这个词与英语中fart（放屁）一词联系起来，由此才有了玩笑的意味。

[67]原文为The Thumb，直译是大拇指，这里指的是下文提起的杂志里为读者提供的点评或参考的服务，故意译成“每期推荐”。

[68]第36任美国总统。

[69]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杰克·鲁比，肯尼迪遇刺两日后当众枪杀奥斯瓦尔德的凶手。

[70]约一米七八。

[71]华德福体系于1919年创立于德国斯图加特，其教育理念改变了之前教育和培养神童的理念，主张所有的孩子受教平等。

[72]三个词分别为big、soft、glossy。

[73]《星际迷航》中的著名角色，长着一对尖尖的耳朵。

[74]该组织全称为：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亦即医疗保健组织。

[75]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

[76]翁贝托·波丘尼，1882—1916，意大利未来派画家和雕塑家，《空间中连续的独特形式》是他的雕塑代表作。

[77]阿努比斯，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以胡狼头、人身的形象在法老的葬墓壁画中出现。

[78]原文为葡萄牙语：A consciência é o pesadelo da natureza。

[79]拉丁语，意为：微不足道的。

[80]原文为clean bill，通常译为光票，或者光据，指的是不附带商业汇票的单据。

[81]原文为Empty nest，直译为空巢，指的是孩子离家的时刻。

[82]原文为Handicap，此为一个高尔夫球专业术语，指的是给弱者增加的杆数，引申为球技。

[83]亦即前文提到的“员工协助计划”。

[84]原文为Intake，多指首次加入某个组织或部门纳新时填写的建档表格。

[85]原文为exemplum，是指某种以规劝别人为目的的故事、轶事等，也指“例子”“事例”。考虑到全文中有关这则故事的特殊性质，故翻译为“劝谕故事”。

[86]原文为Annunciation，语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26—38，指的是天使预告圣母玛利亚受圣灵感召即将诞下耶稣。文中作者指的是故事的某种预示性特征。

[87]“试炼阶段”“超自然协助”“欺诈人物”“复活原型”，指的是原型叙事中的各类要素，它们构成一整套（cycle）系统，成为结构主义研究大多数神话、童话等类型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另外，cycle一词在叙事学中多指两种意思，一种是循环叙事，意为故事循环讲述，从开头到结尾，再从结尾到开头，形成一个封闭的闭环；另一种则类似于音乐中的“套曲”，指的是各种声部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曲目。在这里，由于所指的故事是由四个人叙述的，所以也构成了一整套序列，故翻译成“整套故事”。

[88]原文为protasis，指的是戏剧的开场部分。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引用了许多戏剧结构的术语，以此来替代通常明确了叙事时间的作品中的“开始”“过程”“结局”等一般性术语。

[89]原文为medias res，指的是叙事作品从事件进行的中间阶段开始论述，比如《奥德赛》的结构就是如此。

[90]阈限体验（Threshold Experience），人类学术语，指的是部落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体验的一种既非童年、也非成年的中间状态。

[91]聚合力（esemplasy），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提出的想象论中的一种能力，它指的是把各种分散的部分整合起来的能力。

[92]原文为evection，指的是天文学意义上的“出差”。具体来说，指的是月球由于太阳的引力作用，其轨道运动受到了干扰。在这里，这位男孩为村民解答问题的时间与月球轨迹相吻合，所以“出差”既指的是月球的运行轨迹，也指的是孩子的工作状态。

[93]Ding an sich：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翻译为“物自体”，指的是不在感性感知范围内，被理性所认知的物体本身。在这里作者指的是独属于整套故事中的特征。

[94]声门发出的音多半是塞音，属于辅音的一种。

[95]原文为rising action，戏剧用语，指的是向前发展的剧情，与后文所说的回落（falling action）的意思相反。

[96]原文epistasis，也译作上位性，它是源自遗传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某一基因受不同位点上别的基因抑制而不能表达的现象。在叙事学当中，指的是剧情发展逐渐紧凑的部分，也在古典戏剧中指导致矛盾剧烈冲突的高潮部分。译文考虑到上下文语境，故翻译成叙事学意义上的“推进高潮叙事”。

[97]原文为puericratic，其词根pueri在拉丁文中指的是boy，亦即男孩的意思，cratic词缀指的是统治，合在一起翻译为“由男孩统治的”。

[98]原文为relief scenes，指戏剧中缓和矛盾的场景。

[99]原文为faux-reversals，指不具有实质上扭转剧情发展的场景。

[100]原文为dal segni，音乐术语，指曲调从这里开始重复。

[101]原文为scènes à faire，指关键性场景。

[102]计算机术语，指的是输出信息的质量取决于输入质量的一种函数规则。

[103]印度神话中奉湿婆之命将自己吞噬的恶魔。

[104]原文为All City：棒球联盟选出的表现优秀的球员。

[105]小丑的眼泪（tears of a clown），形容一个虽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兴高采烈，但实际上心烦意乱。

[106]诗人艾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创作的长诗《夜之子》中的主人公，此人富有、受过良好教育、彬彬有礼，深受镇上人的爱戴，但最后还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07]一个意在激发与会者潜能的大型研讨会。

[108]雪佛兰公司于1953年推出的美国国宝级跑车。

[109]美国的业余棒球联盟。

[110]击打率是棒球比赛中选手击出的安打数除以打数得出的数值。打击率若能达到0.400，说明这名选手足以堪称传奇。

[111]由天才雕刻师路德维格·摩瑟于1857年在捷克创立的著名水晶玻璃品牌，该品牌生产的水晶专供王室使用，固有“国王的水晶”之美誉。

[112]由后文所知，整篇小说实际上都是发生在车里的独白。

[113]圣滚者（holy roller）：该词起源于19世纪，用来描述那些自认为受到圣灵影响的教会成员，通过舞蹈、摇晃身体，以及其他夸张的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受灵感召的行为。

[114]意为：注意后果。

[115]数学当中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任意集合的大小。

[116]原文为syndication，指的是美国联合有线电视网在辛迪加模式下推出的一种许可方式，受到该许可方式制约的电视节目，只能在联合有线电视台中播放。

[117]一种抗抑郁药。

[118]在气象学中，露点指的是在固定气压之下，空气中所含的气态水达到饱和而凝结成液态水所需要降至的温度。

[119]你所体验到的有序时间里，有一些不太真实的线索，也就是说，时间所谓的流逝和所谓的“现在”时刻其实是种悖论。它总是向未来展开，并在背后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就好像现在是这辆车——顺便说一句，这是辆好车——已经开过的地方其实是我们刚刚走过的路，未来则是车前灯照亮的还没有走到的路，时间是车辆向前行驶的运动，而准确的现在时刻则是车的前保险杠，因为它划破了未来的雾气。所以先是现在，然后一丁点儿时间之后，就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诸如此类。只不过，如果时间真的在流逝，那么它的速度有多快？现在以什么速度在变化？明白吗？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用时间来衡量运动或速率——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你唯一可以用的方法——每小时九十五英里，每分钟七十次心跳，等等——那么，你应该如何衡量时间移动的速率？每秒钟一秒？这毫无意义。你甚至不能谈论时间的流动，否则就会立刻撞上悖论。所以想一想，如果时间真的没有移动呢？当超速行驶的汽车的前保险杠刚开始接触桥墩时，就在保险杠被撞烂，车头变形之前，你猛烈地向前冲去，方向盘的转向柱像从什么巨大的东西中射出一样又回到你的胸前，如果这一切的撞击都是在你所谓的“当下”的瞬间展开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事实上“现在”是无限的，从来没有真正通过你的大脑，被认为是按线性来理解的，所以，不仅你的整个人生，而且人类的每一个个体，所能想象出用来描述的生活都会一闪而过，就像企业标志和那些窗户都非常爱用的那种霓虹灯，它们围绕着草书字体，以字母的形状呈现，这些霓虹灯以类似冲撞和死亡之间，简直难以计量的一瞬之时，印入你的脑海，而就在那个时间里，你的身体以某种安全带无法拉住的速率往前倾，撞向方向盘。——结束。——原注

[120]作者暗讽读到这些内容的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121]华莱士研究者J.M.特里（J.M.Tyree）在《苍白的思想》（The Pale Cast of Thought）一文中指出，NMN这三个字母是“Neal being my given name”（尼尔是我的名字）的缩写，代表着这篇小说的叙事者的名字。此人是华莱士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校友，早于华莱士一年从高中毕业，华莱士是1981年毕业的，因此这串字符中的“80”代表1980年，而后面的“418”是文中提及的棒球击打率。通常，在美国高校，他们会以姓名、年代、棒球击打率来记录昔日的队友信息，华莱士在此特意模拟了校友录的记录形式，以示对死者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