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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著；顾晓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Globalisation, Democracyand Terrorism

ISBN 978-7-208-17551-8

Ⅰ．①论…　Ⅱ．①埃…②顾…　Ⅲ．①全球化–研究②国际形势–研究　Ⅳ．①C913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14038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张晓婷

装帧设计　树下无人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顾晓祺　译

出　　版　上海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09,000

版　　次　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551-8／D·3898

定　　价　42.00元

献给伯贝克学院（Birkbeck）

前言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时代。这个时代结合了空前的人类灾祸与充盈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我们星球地貌的能力，甚至向外辐射影响外太空的能力，也在此期间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是如何展望从这一旧时代中浮现的新时代的前景？这本文集是一名历史学家调查、分析和理解第三个千禧年开始时世界的形势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主要政治问题的一次尝试。它补充并更新了我在早期著作中写就的内容，特别是我关于“短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的历史书写《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新世纪：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The New Century: In Conversation with Antonio Polito）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这样的尝试有其必要。历史学家能为这一课题作出什么贡献？除了记住别人已经忘记或希望忘记的东西外，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尽可能从当代记录中脱身，以更广阔的语境和更长远的视野进行观察。

在这本主要围绕政治主题的研究文集中，我选择了今天需要清晰而明智的思考的五个领域：战争与和平这一宏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诸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其不断变化的语境，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以及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个由两种相互关联的发展所主导的世界舞台之上：一是人类通过技术和经济活动改变地球的能力急剧而持续地加速增长；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项发展尚未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产生显著影响。最大化经济增长速率仍然是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同时目前也没有任何有效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这一现实前景。而在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目前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全球化——此处的全球化即是指，整个世界变为承载着不受地方边界阻碍、相互关联的活动的环境——的加速发展造成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此处收录的文章没有具体讨论全球化的这些影响，主要是因为政治是人类活动中唯一几乎不受全球化影响的领域。在量化这一影响的尝试中，瑞士KOF (1)全球化指数（2007）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衡量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联系或文化传播的指标——例如，人均麦当劳餐厅和宜家家居的数量——但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数量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数量之外，它想不出更好的衡量“政治全球化”的指标。

对全球化的通盘讨论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关于全球化的三点整体观察与本书主题尤为相关。

首先，当前盛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造成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尽管极端贫困现象普遍减少，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两极分化不会在国家内部延续。此类不平等的激增，特别是在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像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自由市场造成的情况一样，是新世纪社会和政治主要紧张局势的根源。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能给国际不平等带来压力，这既对北方旧世界人民原先天文数字般优渥的生活水平构成威胁，也使得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类似生活水平。只要这种压力存在一天，国内以及国际的紧张局势就将延续。

其次，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少的人对此种全球化冲击的感触最深。因此，在那些能够规避其负面影响的人——能把成本外包给劳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都可以找到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那些无法如此的人之间对于全球化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旧“发达国家”，依靠工资或薪水生活的人来说，21世纪初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就算不说险恶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前景。全球自由市场侵蚀了国家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得和国外的男男女女竞争，后者与其有着相同的资质，所获薪酬却只需前者薪酬的一小部分；而在国内他们又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另一种压力，即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后备军”（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的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间的移民。诸如此类的情况可并不预示着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年代。

再次，尽管除了在一些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之外，全球化的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却大得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移民都是一大政治难题，哪怕世界上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比例还没超过3%。在2007年KOF经济全球化指数中，美国排在第39位，德国在第40位，中国在第55位，巴西在第60位，韩国在第62位，日本在第67位，印度排在第105位，然而除巴西之外，上述所有国家“社会全球化”的排名都要来得更高一些（英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同时排名前10位者中唯一的主要经济体）(2)。虽然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但在短期内，全球化这种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后果。我估计，无论如何，政治方面的阻力虽然不太可能复活正式的保护主义政策，但可能会在未来一二十年里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进程。

我希望书中关于战争、霸权、帝国、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和恐怖转型的那些章节，无需我的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理解其含义。同样地，我希望关于民主的那两章也能如此，尽管我意识到，试图证明西方庸俗政治话语中最神圣的“奶牛”之一所产出的“乳汁”比通常认为的要少，是一项非常有争议的尝试。如今，比起几乎所有其他词语或政治概念，在西方关于民主的公共话语中，充斥着更多的废话和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特别是关于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神奇品质的那些，而那种政府充其量只是算术上占多数的选民在竞选政党之间作出的选择而已。在最近美国的辞令中，“民主”一词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这两篇文章在坚定地站在致力于服务人民——一切人民，无论贫穷或富有，蠢笨或明智，见多识广或愚昧无知——并征得他们同意与之磋商的政府一边的同时，是对这一必要任务的些微贡献，即通过运用理性和常识来冷却热潮。

在此收录和在必要处更新的这些作品，大多是针对不同观众的讲演，试图阐述和解释当今世界或其中大部分地区所处的情势。它们或许有助于明确在新世纪开始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方案或实际的解决办法。它们写于2000年至2006年之间，因此反映了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关切，以美国政府在2001年决定维护“单边世界霸权”，通告废除迄今为止接受的国际公约，保留随时发动侵略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的权利，并实际如此开战为主。鉴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不再需要证明这一课题不切实际，我们是否希望它取得成功的问题因此就完全变为学术性的。然而，应当很明显的是，读者要记得，我的文章是由一个深刻批判这一课题的作者所写的。这一部分出自我倔强而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无论是那些声称征服他们是在帮助这些受害者的大国，还是那些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安排比其他肤色的人天然优越的白人。这同样也基于对自大狂的合理怀疑，那是国家和统治者的职业病，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或成功没有限制。

自2001年以来，美英两国的政治家、有偿或无偿的拥护者、话术师、公关代表、游说者和业余意识形态专家为美国行为辩护的大多数论点和谎言不再像先前那样拘禁我们的思想。不过，有人提出了一个不那么声名狼藉的观点，不是针对伊拉克战争，而是针对这样一种普遍主张，即在一个全球日益野蛮、暴力和混乱的时代，为维护或确立人权而进行跨境武装干预是正当的，有时是必要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帝国霸权，特别是由唯一有能力建立这种霸权的大国——美国来行使的世界帝国霸权的可取性。这一被称为人权帝国主义的主张，在共产主义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巴尔干冲突，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冲突的过程中，进入了公开辩论之中。其似乎暗示着，只有外部武装力量才能结束无休止的相互屠杀，而只有美国能够并愿意使用这种武力。美国在该地区没有特殊的历史、政治或经济利益，这使得它的干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显得更为无私。在我的文章中我已关注到了这一立场。虽然我后面的文章，尤其是《传播民主》一文包含了拒斥它的理由，但关于这个立场更多的观察可能并非不合时宜。

这一立场有着根本的缺陷，在于大国在推行其国际政策时确实有可能做符合人权捍卫者形象的事情，并意识到这样做的宣传价值，但这相对于它们的目的来说只是附带性的，而一旦它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会在今天以20世纪遗留下来的那种残酷野蛮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的。那些以人类伟大事业为核心关怀的人与任何国家之间可能只会是暂时的联盟或对立关系，但绝不会永久地处于同一立场。即使曾有极少数年轻的革命国家真诚地寻求传播它们的普遍性——1792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俄国，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美国——那也总是短暂的。任何国家默认的立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武装干预国家事务的人道主义理由基于三种假设：当今世界可能会出现祈求此种人道主义的不可容忍的局势，通常是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明显大于其代价。尽管所有这些假设有时是合理的，就像关于伊拉克和伊朗的讨论证明的一样，但对于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局势”，人们鲜能达成普遍共识。人们或许能在下面这两个最明显的正当干预案例上达成共识：越南入侵柬埔寨，结束了波尔布特（Pol Pot）骇人听闻的“杀戮战场”（killing fields）政权（1978年），以及坦桑尼亚摧毁伊迪·阿明（Idi Amin）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当然，并不是所有迅速和成功的外国武装入侵都在当地危机局势中产生了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令人忧心的例子是利比里亚、东帝汶。）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短暂的入侵实现的，并且两者都产生了直接的好处，可能还带来了一些长久的改善，同时其并不意味着系统性地废除了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既定原则。顺带一提，它们没有帝国主义意图。它们也不涉及更广泛的世界政治。事实上，美国等都继续支持被废黜的波尔布特。像这样的临时干预与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可取性毫无关系。

更何况近年来的武装干预情况并不像上面说到的那样，近期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涉及按人道主义标准来看最严重的暴行，特别是中非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地区，人道主义关切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尽管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然而在波斯尼亚，外部干预或许有助于提前结束当地的流血冲突，而不是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下去，但该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同样，根本不清楚1999年的武装干预是不是解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对塞尔维亚的叛乱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途径，或者实际上是入侵威胁，而不是俄罗斯的外交，才是结束塞尔维亚不妥协态度的原因。这一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在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生疑，由于挑拨塞尔维亚使其大规模驱逐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战争对塞尔维亚长达数月的破坏性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这一武装干预实际上可能恶化了人道主义局势。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得以稳定。不过，尽管到目前为止，除了克罗地亚，没有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至少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是迅速的，在短期内也发挥了决定性效果。

另外，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军事行动，而非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行动，尽管人道主义的公众舆论将其正当化了，因为它推翻了一些相当令人厌恶的政权。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就连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局势糟糕到需要它立即入侵它们。阿富汗被其他国家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由所接受，而伊拉克则几乎普遍地受到谴责。尽管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被迅速推翻，但两次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当然也没有达到一开始宣布的目标：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政权，成为该地区其他尚未实现民主的社会的灯塔。两者，尤其是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被证明是冗长的，极具破坏性以及血腥的，并且直至撰写本文时它仍在继续，并无结束的前景。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武装干预都来自拥有优越得多的军事力量和资源的外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干预给出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所有上述国家中，外国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仍在继续。在最好的情况下（但这显然不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结束了血腥的战争，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即使是这类正面的结果，如在巴尔干地区，也令人失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伊拉克，没有人会否认，解放人民是这场战争的官方借口，而其处境比以前来得更糟。而近期武装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即便其来自超级大国，也并不成功。

这一失败部分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野蛮和暴政的政权不会受到内部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实现其终结，并随之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政治或法律制度，而这也是人权帝国主义背后的假设。这些假设继承自冷战战士谴责“极权主义”的时代。它们本不应该在苏联解体后，或者，在1980年后亚洲和南美洲几个曾经令人生厌的非共产主义专制、军国主义和独裁政权已经遭遇的内部民主化进程后存活下来。这些假设还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武力行为可以立即带来重大的文化变革。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很难通过外部武力的突然施力来实现，除非当地已经具备使之能够适应和被接受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无法像某些技术引进一样，后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会被所有能够使用并负担得起它们的人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就像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AK47，或者像机场这样的技术服务。倘若价值观和制度真能被这样引进，生活在（理论上）相似民主宪法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之间将会具有更多的政治相似性。总之，历史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我学到的一课，尤其是从经历和反思20世纪的经验中学到的。

最后，感谢那些为首次发表这些研究提供机会的机构。第一章基于一篇在奥斯陆为纪念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座谈会而写的论文。第二章则基于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的邀请，2004年在德里举办的尼克希尔·查克拉瓦蒂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讲稿。第三章是2005年在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演讲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为新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Campus Verlag，Frankfurt，2004）所写序言的细化补充。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发表及出版的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讲稿。第七章是对《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04年9月/10月刊的供稿，该期的主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第八章较为久远，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恐怖”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所做的一些笔记；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暴力”系列公开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原来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撰写的文章。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想法并与我讨论发言的同事和其他听众，特别是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听众。作为一名专业作者，我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商，他们最早提出这样的作品集的连贯性可以形成一本值得出版的小书，我还要感谢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和安尼·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们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商。

此外，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基于不同场合进行的讲座和演说，我应为本书中不可避免的重复内容道歉。我删减了一些重复之处。但是，如果把它们全部剔除，就可能破坏每一章各自论述的连续性，也许还会破坏整本书一体连贯的感觉。或许这些重复之处也有助于舒张某些章节相当紧凑的论述。此外，身为一位无法摆脱“好为人师”的终身习惯——既要说服，又要阐述——的作者，适度的重复是我工具包的一部分。我希望我没有逾越这一限度。

E．J．霍布斯鲍姆

2007年于伦敦

(1)　KOF即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译者注

(2)　这项排名系根据2004年的数据得出。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三章　美国霸权为何与大英帝国有所不同

第四章　论帝国的终结

第五章　新世纪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第七章　传播民主

第八章　恐怖

第九章　暴力年代中的公共秩序

第十章　持续扩张的帝国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暴虐的世纪。由20世纪的战争造成或与之关联的死亡人口估计达1.87亿，相当于1913年时全世界人口的10%以上(1)。如果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开始，那么这将是一个战争几乎没有间断的世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某个地方发生有组织的武装冲突。这个世纪被世界大战所主宰，也就是说被领土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所统治。从1914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间可以被单独看作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只在20世纪20年代，从1922年日本最终从苏俄远东地区撤军到1931年日本开始进攻中国东北的这段时间有过中断。紧随其后，几乎是立刻，大约四十年的冷战开始了：这符合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对战争的定义，即“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武装部队在全球各地参与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世界大战时代的延续，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充斥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冲突。自1914年以来，整个世界一直未能维持和平，而现在也同样如此。

然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这个世纪都无法被视为一段同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其分为三个时期：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大战时代（1914—1945年）、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代（1945—1989年）以及经典国际权力体系结束以来的时代。我将这些时期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一方面，从地理上看，军事行动的影响极不均衡。除了一次例外（1932—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进行的查科战争［the Chaco War］），20世纪的西半球（美洲）没有发生过除了内战之外的重大国家间战争。敌人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触及这些领土——因此，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飞机撞击后，举世震惊。自1945年以来，国家间战争在欧洲也消失了，在此之前，欧洲一直是主要战场。虽然在第三阶段，战争又回到了东南欧，但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战争似乎不太可能重演。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与全球对抗没有必然关联的国家间战争仍然普遍存在于中东和南亚，而直接源于全球对抗的大战也存在于东亚和东南亚（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与此同时，在第一阶段，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地区相对而言未受战争影响（除埃塞俄比亚在1935—1936年被意大利殖民征服，但时间较迟），但其在第二阶段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并在第三阶段直面屠杀与苦难。

20世纪战争的另外两个特点尤为显著，相对而言第一点没有第二点明显。一方面，在21世纪初，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武装行动基本上不再掌握在政府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手中，除了愿意使用暴力之外，交战各方没有共同的特征、地位或目标。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国家间战争在战争的图景中占据了如此之大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内战或现有国家或帝国领土内的其他武装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只要无法与国际冲突分割开，即使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内战，以及中华帝国崩溃后发生的内战，都会被纳入国际冲突的框架。另一方面，在20世纪，拉丁美洲可能没有军队跨出过国界，但该地区却成了重大国内冲突的现场：举例来说，1911年后的墨西哥、1948年后的哥伦比亚，以及第二阶段期间的中美洲各国。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战争的数量持续下降，但国内冲突较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变得越发普遍。这一时期国家边界内的冲突数量持续急剧上升，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趋于稳定。(2)

更明显的是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之间的区别被削弱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席卷交战国的所有人口；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都蒙受了苦难。然而，随着20世纪的进展，战争的重压越来越多地从武装部队转移到平民身上，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渐趋沦为军事或军事政治行动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对比显得颇为引人注目：在前一次大战的死亡人口中只有5%是平民；而在后一次大战中，这一数字上升到66%。而时至今日受战争影响的平民所占比例一般估计为80%至90%。冷战结束以来比例有所增加，是因为自那时以来，大多数军事行动不是由应征入伍的军队进行的，而是由相当小规模的正规或非正规部队进行的，这些部队往往使用高科技武器，以规避伤亡风险。虽然高科技武器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得以重新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从而区分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但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平民将仍然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

此外，平民的痛楚与军事行动的规模或强度之间不成正比。就严格的军事标准而言，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东巴基斯坦独立进行的为期两周的战争不算大战，但却产生了1000万难民。20世纪90年代，非洲武装部队之间的战斗规模最多涉及数千名武装匮乏的战斗人员，但其在高峰期却产生了近700万难民——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冷战期间的任何时候，在当时该大陆甚至还是超级大国之间代理人战争的战场。(3)

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贫困偏远的地区。在某些方面，由于全球化和世界日渐依赖于持续不断的通信、技术服务、交付和供应流，战争对平民生活的影响被放大了。即使是其相对短暂的中断——例如，9·11事件后美国领空关闭的几天时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相当巨大的，甚或是长足的影响。

如果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像20世纪初，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s）编纂战争规则时所设想的那样清晰，那么在20世纪书写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就会容易得多。彼时冲突被认为主要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或者如果冲突发生在一个特定国家的领土内，则交战双方也是高度组织化的，因此其交战地位会被其他主权国家认可。战争被认为与和平截然不同，一端是宣战，另一端是签订媾和条约。公约设想军事行动可以清楚地区分作战人员和非作战平民，前者身着制服或佩戴有组织武装部队的其他标志。战争应当在作战人员之间进行。战时非作战人员应得到尽可能的保护。众所周知，这些公约并未涵盖一切国内和国际的武装冲突，尤其是那些因西方国家在不被国际公认为主权国家管辖的地区进行帝国扩张而产生的冲突，哪怕其中一些（但绝非全部）冲突的确被称为“战争”。它们也没有涵盖针对既存国家的大规模叛乱，如所谓的“印度兵变”；也不包括国家或名义上实行统治的帝国当局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区经常发生的武装活动，例如阿富汗或摩洛哥山区的袭击和流血冲突。尽管如此，《海牙公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然被视为指导方针。但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相对清晰被混乱所取代。

首先，国家间冲突和国家内部冲突之间，即国际战争和内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为20世纪的特点是其不仅是战争的世纪，而且是革命和帝国解体的世纪。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或解放斗争会对国际形势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相反，在俄国革命之后，至少在那些看起来相对没有风险的地方，国家干预自己不赞成的别国内政变得司空见惯。今日情况依旧如此。

其次，战争与和平之间明显的区隔变得模糊不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处战场都既始于宣战，也终于媾和。然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很难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或是和平，因此不得不发明新词“冷战”来描述它。自冷战以来，从中东目前的事态就可以看出这一区隔已完全模糊。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都无法正确描述海湾战争正式结束以来的伊拉克局势——这个国家仍然几乎每天都遭到外国列强的轰炸。这两个术语也无法完全适用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或以色列与其邻国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20世纪世界大战的不幸遗产，也是战争日益强大的大众宣传机器以及一个互不相容同时充满激愤的意识形态相互对抗时期带来的遗产，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为战争带去了类似于过去宗教冲突的讨伐元素。与国际权力体系下的传统战争不同，这些冲突越来越多的是为了无法协商的目的，如“无条件投降”。由于战争和胜利都被认为是全面和彻底的，任何根据18世纪和19世纪公认的战争惯例，对交战国获胜能力的限制，甚至是正式宣战，都被否决了。对胜利者维护其意志的权力的任何限制也是如此。经验告诉我们，和平条约中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被轻易撕毁。

近年来，由于公开言论开始倾向于使用“战争”一词指代部署组织化力量以针对被视为反社会的各种国家或国际活动，例如“打击黑手党的战争”或“打击毒品卡特尔的战争”，情况业已变得更为复杂。不仅战争一词的含义变为与主要的战争行动大相径庭的、控制甚至消灭这类组织或网络（包括小规模恐怖组织）的斗争，而且这混淆了两种武装力量的行动。一种——让我们称他们为“士兵”——针对其他武装力量，带着击败对方的目的。另一种行动——让我们称之为“警察”行动——着力于在一个现有的政治实体（通常是一个国家）内维持或重建必要的法律和公共秩序。不带有必然道德含义的胜利，是前者的目标；将触犯法律的人绳之以法则是后者的目标，而这确实具有某种道德含义。

然而，两者只是在理论上更容易被区分，在实践层面则很难判定。不像所有正常运作的领土国家中的凶杀案，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认为自己是作战人员，但英国官方法律认为他是杀人犯呢？北爱尔兰的军事行动是像爱尔兰共和军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战争，还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省份面对违法者维持有序政府的努力呢？由于30年来被动员起来对抗爱尔兰共和军的不仅有强大的地方警察部队，而且还有国家军队，我们可能会因此得出结论称这是一场战争，但它像警方行动一样，以尽量减少伤亡、避免干扰该省生活的方式系统地运作。最后，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如其他事例一样，至2006年都没有带来和平，只是延长了不再发生战斗的时间。这就是21世纪初和平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混乱性。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进行的军事和其他行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整个20世纪一样，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能够控制或解决武装争端的有效全球权威。全球化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经济、技术、文化，甚至语言——除了一个方面：政治和军事。领土国家仍然是唯一有效的权威。联合国统计大约有近200个国家，但实际上强国寥寥无几，其中美国绝对是这些强国中最强大的。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或帝国强大到足以维持对政治世界的霸权，更不用说在全球建立政治和军事优势了。世界太大，太复杂，太多元。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可以想象的单一国家权力不可能建立持久的控制，即使其抱负如此。

单一超级大国无法弥补全球权威的缺失，尤其是考虑到缺乏有足够强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能使大国自愿接受——例如与国际裁军或武器控制有关的公约。存在一些这样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各种技术和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法庭。但是，除了国家之间的协定赋予它们的权力，或由于强大国家的支持，或国家自愿接受的权力之外，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任何有效的权力。尽管这或许令人遗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

由于只有国家才掌握真正的权力，因此国际机构在试图处理战争罪等罪行时可能会失去效力或缺乏普遍合法性(4)。即使是根据普遍协定设立的国际法庭（例如，根据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只要强国能做到无视它们，它们的判决也不一定会被认为合法或具有约束力。强权国家的联合体可能足够强大到能确保来自较弱国家的一些罪犯被带到这些法庭，也许可以遏制某些地区武装冲突的残酷状况。然而，这仍是在国际国家体系内传统地行使权力和影响力，而不是行使国际法的例子。(5)

但是，21世纪和20世纪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像下面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即战争爆发在一个由有效政府的领土区域划分的世界中，这些政府垄断了疆域内的一切公共权力和胁迫手段。这种国家范式从来就不适用于正在经历革命的国家，或者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的碎片，但直到最近，大多数新的革命或后殖民政权——1911年至1949年的中国是其主要的例外——都相当迅速地成为了或多或少有组织和有效运作的新政权和国家。

但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领土国家已经失去传统上对武装力量的垄断，失去了过往的稳定和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基本的合法性，或者至少是被接受的永久性，而正是后者允许政府将税收和征兵等负担强加给愿意的公民。个人现在普遍可以轻易获得战争的物质装备，也有途径资助非国家性的战争。借此，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可能持续几十年而没有任何胜利或解决的希望——如克什米尔、安哥拉、斯里兰卡、车臣、哥伦比亚。在极端情况下，如在非洲部分地区，国家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如在哥伦比亚，它对其部分领土可能不再能行使权力。即使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很难消灭小型的非官方武装团体，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这种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面对恐怖袭击，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感到有必要对一个既没有领土又没有可识别军队的小型跨国非政府组织或网络发起正式的军事行动。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下个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我不愿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其可能的结果作出预测。然而，由于主权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变，武装冲突的结构和解决方法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统治国际关系近两个世纪的，以及除了明显的例外，对国家间的冲突行使了一定控制的大国体系不复存在了。该体系的消失消除了对国家间战争和对其他国家事务武装干预的主要限制——在冷战期间，外国的领土边界基本上没有被武装部队所跨越。然而，即使在那段时间，国际体系也潜在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小国，有时是相当弱小的国家成倍增加；尽管相当羸弱，但它们仍然是联合国的正式“主权”成员。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明显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在迄今为止稳定的民族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各种分离主义倾向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稳定。与此同时，世界舞台上私人角色的数量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结束后跨境战争和武装干预的次数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什么机制能控制和解决这种冲突？过去的记载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20世纪90年代的武装冲突没有一次以稳定解决而告终。冷战机构、冷战假想和冷战话语的遗留使旧有怀疑继续存在，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东南欧的解体，并使这个曾经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要建立某种控制武装冲突的手段，就必须摒弃这些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假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以单边力量强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任何形式的）的尝试已经失败，并且不可避免地将会失败，无论目前权力关系如何有利于它，哪怕它有着一个（不可避免地短暂的）联盟作为后盾。国际体系将仍然是多边的，其监管将取决于几个主要单元彼此达成一致的能力，哪怕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享有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的国际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协议，这一点已很明显。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战争的政治解决方式，即使是美国卷入的战争，也将通过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强加。以无条件投降为结局的战争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重现。

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现有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始终存在，并且通常被呼吁去行使其职能，但在解决争端中它却没有明确的作用。它的战略和运作总是受制于变动不居的权力政治。缺乏一个真正被认为是中立的、能够在没有安全理事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国际仲裁机构，是目前这套争端管理系统最明显的缺陷。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和平与战争的管理一直是即兴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如在巴尔干地区，武装冲突被外部武装干预所阻止，敌对行动结束时的状况由第三方军队维持。这种长期干预已经被个别强国在其影响范围内应用了许多年（例如，叙利亚对黎巴嫩）。然而，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只有美国及其盟友实行过这种做法（有时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有时不是）。迄今为止，各方对结果都不满意。因为这要求干涉者在它们没有特殊利益和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地区无限期地维持军队并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使它们依赖于被占领人口的被动服从，但这一点是没办法确保的；一旦出现武装抵抗，小规模的武装“维和部队”必然会被大得多的部队所取代。穷国和弱国可能会反感这种干预，认为这是殖民地和保护国时代的一种回响，尤其是在当地经济的大部分都寄生在占领军的需求上时。从这种干预中会否产生未来控制武装冲突的一般模式尚不明确。

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将取决于内部稳定与对军事冲突的规避，而不是设计得更有效的谈判和解决机制。除了少数例外，今天不太可能发生过去导致武装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摩擦。例如，政府之间在国际边界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变得极少。但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冲突却很容易变得暴虐。战争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外部国家或军事行动者卷入此类冲突。

与贫穷、高度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的国家相比，经济繁荣稳定、居民之间商品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在社会和政治上可能不会那么动荡。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则将削减和平的可能。不过，避免或控制国内武装暴力更直接地取决于国家政府的权力和高效运作以及它在大多数居民眼中的合法性。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把欧洲大部分地区习以为常的那种存在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人口或具备高度公共秩序的情况视为理所应当。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忽视或消灭内部武装少数民族。然而，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划分为有能力有效管理其领土和公民的国家——哪怕其面临着内部敌人数十年的武装行动，就像英国一样——以及越来越多的被绑缚在官方所认可的国际边界所包围的领土之内的国家，其政府从弱小、腐败到根本不存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血腥的内部斗争和国际冲突，正如我们在中非地区看到的那样。遗憾的是，在这些地区，仍缺乏持久改善的前景，这些不稳定国家中央政府的进一步削弱，或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无疑将增加武装冲突的危险。

初步预测：21世纪的战争不太可能像20世纪那样凶残。但是，武装暴力造成的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将无处不在，并且持久泛滥——甚至偶尔带有传染性。这个世纪和平前景渺茫。

(1)　估算自Z．Brzezinski，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1993）；人口总数估算自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Paris，2001），p．241。

(2)　参见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Globale Trends 2000: Fakten, Analysen, Prognosen （Frankfurt a/M，1999），p．420，Schaubild 1。

(3)　数据来源于UNHCR，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Oxford，2000）。

(4)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指南为Roy Gutman and David Rieff （eds），Crimes of War: W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 （New York and London，1999）。

(5)　根据定义，这也是个别国家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其国家法庭上单方面宣称有权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尤其是像西班牙法院在英国上院的支持下，在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的案件中所做的那样。

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会像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从过去的视角来说明当下的问题。我们无法谈论世界在政治方面的未来，除非我们牢记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亦即这个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进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正以惊人的步频加速的时代。如今，它正以一种危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速度推进。当柏林墙倒塌时，某位轻率的美国人旋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所以我不愿采用这个已经明显不足信的短语。尽管如此，从20世纪中叶起，我们确实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给我们所熟知的过去一万年的历史，亦即人类开始定居、从事农业以来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我们尚不知道我们将去向何处。

在我“短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我曾试图勾勒出世界历史这一突然和戏剧性的断裂。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型显而易见。仅考虑通信革命的速率，就实际上已经消解了时间和距离。到2004年互联网才刚刚走过第十个年头。在书中我还特别指出了这一转型与国际未来相关的四个社会意义上的面向。这四个面向是直到19世纪还是人类主体和经济基础的农民的急剧衰落；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相应崛起，特别是人口以八位数计的超级城市；口头交流的世界被普遍通过手写或机器阅读和书写的世界所取代；以及最后，女性状况的转变。

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数明显下降。如今(1)，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这一数字仅占从业人口的4%，在美国仅占2%，在其他国家这一数字的变化也同样显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仍有5个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从业人口以务农维生，美洲则有11个国家，亚洲有18个国家以及（除了3个例外，即利比亚、突尼斯和南非的）非洲所有国家。今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欧洲或美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而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就连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跌破了50%的关口。而土耳其的农民人口也从四分之三变为三分之一。甚至农业在东南亚的主要堡垒也从几处隘口被攻破：印度尼西亚从67%降至44%，菲律宾从53%降至37%，泰国从82%降至46%，马来西亚从51%降至18%。到2006年，就连中国——1950年中国85%的人口是农民——也降至50%左右。其实，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之外，目前农民社会仅剩的牢固堡垒——也就是说，农业人口在2000年超过从业人口60%的地方——就只有英法从前的南亚帝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南半岛的国家。但是，鉴于工业化的加速，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而如今，这一比例分别降至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出现以来的样子，不再是那个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或生产食物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农乡物种。1900年，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不到26%；如今，这一比例仅略低于二分之一（48%）(2)。在发达国家和全球许多其他地方，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区，农村也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沙漠。在那里，车外和小聚落外几乎看不到人类的行踪。但是在这里要如此推断城市化的未来殊为不易。诚然，旧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再构成当前城市化的典型特征，现在城市化的形式是农村不顾一切地跃升为我适才称呼的超级城市。发达国家的城市，即使是正常增长的城市，所面临的也只是围绕着最初的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城郊化。今天，世界上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世界上18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中只有2个位于欧洲和北美。超过百万、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图），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无论城市化的其他后果如何，这一进程都极大地改变了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和地理上分散的农村人口之间的政治平衡，特别是在选举代表大会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普遍识字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容易与我们都身处其中的公共和个人通信媒体的突然而完全前所未有的革命的社会、文化影响分开。且让我仅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如今，有20个国家，超过55%的就学年龄人口在中学毕业后选择继续学习，但除了韩国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即旧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创造人力资本的能力方面，旧的发达世界仍然大幅领先21世纪主要的新兴国家。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多快能够赶上来呢？

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那项社会变革，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一个观点来补充我刚才说的内容：衡量女性解放最好的标准是她们赶上甚至超过男子教育的程度。难道我还需要在印度强调世界上有些地方仍然严重落后这一点吗？

让我从鸟瞰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前所未有的转变的视角降回地面，来仔细看看在21世纪初影响战争、和平和权力的因素。总的趋势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指南。例如，显而易见的是，在20世纪的进程中，除美洲外的世界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世袭君主或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进行从上到下压倒性的统治。全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一个严格地说是独立国家的集合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援引“人民”或“国家”来宣称合法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包括所谓的极权主义政权），它们通过真实或虚假的选举或公民投票，和（或）象征着当局和“人民”之间联系的大规模定期公共仪式来宣称合法性。不管怎样，人们从臣民变为了公民——包括在20世纪期间，这一转变不仅包含男性，还包含女性。但是，严格按法律来说，大多数政府目前都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法，并进行竞选，尽管有时会因军事统治而暂停，后者虽然被认为是暂时的，但往往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今天距离以上的现实有多远呢？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观察到一种普遍趋势：独立领土国家本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它曾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政治和制度单元。在它的起源之地，在北大西洋地区，其起步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项创新。它垄断了权力和强制的手段——武器、武装人员、监狱——并通过中央权威及其代理人，在收集信息的能力日益增强的基础上，对国家领土上发生的事情行使越来越强大的控制权。它的活动范围及对其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凭借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该政体对其居民的动员也同样越发成功。这一阶段的国家发展在大约40年前达到顶峰。

一方面，想一想20世纪70年代西欧的“福利国家”，其中“公共消费”（即用于公共目的而非私人消费或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约占20%至30%。接着另一方面，再想想公民不仅愿意让公共当局向他们征税以筹集业已如此庞大的资金，而且愿意在20世纪的大战中被征召，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和牺牲数百万人。两个多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国家的崛起一直在持续，而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无关，无论其采取的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然而现在情况就不同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如今我们拥有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其基础是跨国民营公司，它们尽最大努力存活在国家法律和税收范围之外，这甚至严重限制了大政府控制其国民经济的能力。事实上，出于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各国实际上正在放弃许多最为传统的直接活动——邮政服务、警察、监狱，甚至是其武装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其让与盈利导向的私人承包商。据估计，目前有3万或更多的这类武装“私人承包商”活跃于伊拉克。(3)由于这一发展以及冷战期间小型但高效的武器泛滥全球，武装力量已不再由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甚至像英国、西班牙和印度这样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一个由政治异见者组成、实际上又无法消灭（如果不是真正威胁到国家的话）的武装团体长期共同生活。我们看到，出于各种原因，许多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解体，其中大多数但并不全部是20世纪帝国解体的产物。在此类情况中，名义上的政府无法管理或实际控制国家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甚至是它们自己的政府机构。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生活在其领土上的人们，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臣民，越来越拒绝接受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不再自愿承担对统治当局及其法律的义务。如果大多数时候广大民众缺乏将任何实际建立的国家权力接受为合法权力的意愿，那么即便是相对少数的外来政权，即19世纪或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将无法存在。过去，只有在如阿富汗和库尔德斯坦等罕有的完全不愿响应此种意愿的地区，外国势力才会彻底倾家荡产。但是，正如当前伊拉克的情况所展示的，面对权力，甚至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人们的自然服从现在已经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的回归也不复可能。公民的服从也在迅速削弱。我非常怀疑今天是否有国家能够征召到义无反顾地准备战斗和为国捐躯的军队来进行大规模战争。现在，没有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像大多数所谓的“发达国家”曾能做到的一样，依赖于除开社会秩序边缘的罪犯和其他边缘人口外，基本守法和有序的人口。让公民处于监控之下的技术和其他手段的迅速崛起——全时段监控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电话窃听、对个人数据和电脑的窃取——尽管减少了公民的自由，却并没有让国家和法律变得更加有效。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全球化急剧加速的时代，这导致全球范围的地区差异，因为全球化本质上带来的是不平衡和不对称的增长。它还凸显出当代生活中屈服于全球化以及全球标准化影响的那些方面（科技、经济、各种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受影响程度较小的文化机构）与未受其影响的那些方面（特别是国家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例如，从逻辑上讲，全球化会导致劳动力从较贫穷地区向较富裕地区的流动增加，但这一流动在许多国家（受影响的主要是旧北大西洋地区的富裕国家）造成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尽管从全球来看，这种流动的幅度不大：即使在今日，也只有3%的世界总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之外。与资本、商品和通信的流动不同，迄今为止，国家和政治在劳动力迁移的道路上设置了强大的障碍。

除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戏剧性的去工业化历程之外，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失衡现象，是世界经济重心日益从北大西洋沿岸地区转移到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一失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正在加速。毫无疑问，过去十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亚洲引擎拉动的，尤其是中国工业生产非比寻常的增长率。2003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30%，而全世界仅增长3%，北美和德国仅增长不到0.5%(4)。显然，这还没有大规模地改变亚洲和旧北大西洋世界的相对比重。美国、欧盟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日本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亚洲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其庞大的体量。购买力方面，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市场已经比美国市场大三分之二左右。这一全球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的相对实力，自然是21世纪国际前景的核心问题，回头我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切入新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秩序的可能性的问题。乍看之下，世界和平的前景似乎一定好于20世纪，因为20世纪有着无出其右的世界大战和天文数字般的死亡人数记录。然而，最近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将2004年英国人的回答与1954年首次提出这一问题时的回答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如今人们对世界大战的恐惧实际上比那时更为强烈(5)。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范围普遍存在武装冲突的时代，冲突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但因外国干预而加剧。尽管相比20世纪的军事标准，这种冲突规模很小，但对平民的影响相对更为惨烈深远，他们正日益成为冲突主要的受害者。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种族灭绝和人口强制大规模迁移的时代，非洲、东南欧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就是其明证。据估计，在2003年年底，有大约3800万难民流离于其母国内外，这一数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离失所者的数字大致相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00年，缅甸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不超过500人。但是“国内流离失所者”——主要是由于缅甸军队的活动——的人数约为100万(6)。伊拉克的情况证实即便是（按照20世纪标准的）小规模战争也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20世纪典型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形式急剧减少。目前，没有正在进行的此类传统国家间战争，虽然在非洲和亚洲的各个地区，或者在现有国家的内部稳定或团结受到威胁的地方，不能断言此类冲突并不存在。另外，尽管一场大型全球战争的威胁并非刻不容缓，但其始终未曾消退。这种威胁可能来源于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崛起为其超级大国对手。避免这样一场冲突的机会比1929年后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要好。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爆发这场战争的现实可能。

即使没有大大小小的传统国家间战争，今天也很少有现实的观察家会预言我们的世纪将带给我们一个武器和暴力不持续存在的世界。但是，让我们抵制像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这样的政府试图为全球帝国政策辩护时所用的非理性恐惧的言辞：离开比喻，则不可能有反恐战争（‘war against terror’）或反对恐怖主义（against terrorism）的战争，战争只是政治行为者的策略而非计划。作为一种策略，恐怖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是由民间团体还是由国家使用。国际红十字会认为野蛮浪潮日益高涨，为此它同时谴责了伊拉克战争的交战双方。人们也非常担心小型恐怖组织可能会使用生物武器。但是，如果操纵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生命过程的新能力不受控制（其必然不受控制），也可能导致更大和不可预测的危险，对此人们反倒更少忧虑。然而，美国发动全球战争的对象，即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或目前正在行动的所有恐怖主义运动的总和，对世界稳定或任何稳定国家带来的实际危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他们杀死的人比他们的前任多得多——如果能说比国家杀死的少得多的话——但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对生命的威胁微乎其微。相较于军事侵略，他们几乎不算什么。除非这些组织获得核武器——这并非不可想象，但尚不是当下的难题——否则面对恐怖主义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而不是歇斯底里。

然而，世界的失序真实存在，又一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和人类灾难的前景也是如此。我们能像从滑铁卢到苏联解体的175年里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的所有时间一样，再次将其置于某种全球控制之下吗？

两大原因使得这一难题在今天更为棘手。首先，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长，而这是不满与动荡的自然温床。最近有学者观察到，“即使是最先进的军事机构也无法应对法律秩序的普遍崩溃”(7)，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的危机使这一情况比以前更有可能发生。其次，除了1914年至1945年的大灾难时期，不再有一个多元的国际大国体系能够阻止全面崩溃发展为全球战争。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可以追溯到17世纪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条约体系的假设，即世界各国的关系受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等规则所制约，并且，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今天这两者都不成立。此外，它还建立在多元权力世界的现实境况之上，即使是在小规模“第一等级”的国家们（少数“大国”）在1945年后减少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曾经，没有人能建立绝对优势；在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之外，即使是地区霸权也被证明是暂时的。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已经终结了这一权力体系。此外，自2002年以来，仗着它在高科技进攻战争中可能具有持久的优势，美国的政策已经废止并放弃了其履行的条约义务和国际体系所立足的公约，这使得它成为唯一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国家。

美国的意识形态学家和他们的拥护者认为这是一个在仁慈的全球美利坚帝国下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的开始，他们错误地将这个帝国比作19世纪大英帝国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说这是错误的是因为，历史上，帝国并没有在它们自身领土之外的周边世界创造和平与稳定。如果说这一类比有什么道理的话，那也只是因为目前恰好没有重大的国际冲突才使和平与经济增长得以持续，这与大英帝国的情况一样。至于征服者的善意和带来的有利后果，则属于帝国修辞的范畴。帝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为自己正名，有时非常真心诚意，无论是声称传播（他们版本的）文明还是宗教给愚昧的人，或者传播（他们版本的）自由使（别人造成的）受害者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或者如今天，作为人权的捍卫者。显然，帝国曾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帝国主义将现代思想带入落后世界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毫无效力，但在19世纪，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虚假的。然而，声称它显著加速了帝国属地的经济增长则经不起多少检验，至少在欧洲海外殖民地区以外是经不起检验的。1820年至1950年间，12个西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5倍，而印度和埃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加。(8)至于民主，我们都知道强大的帝国把它留在了国门之内；只有衰落的帝国才给予了尽可能少的让步。

但真正的问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单一国家领导全球的计划是否可能，以及美国公认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否足以建立并维持这一计划。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武力往往能建立帝国，但维持帝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力，就像那句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老话所说的那样：“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情，除了坐在它上面”——尤其在今天，即使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也不再产生默许。事实上，大多数历史上的帝国的统治方式都是间接统治，通过地方精英长期运作当地机构。当他们无法赢得足够多的朋友和合作者时，仅凭武力是不够的。法国人已经认识到，即使有100万白人定居者，80万占领军，以及通过系统的屠杀和酷刑在军事上击败叛乱，也不足以让阿尔及利亚一直居于法国治下。

不过为什么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这使我想到了我想在讲座结束时提出的难题。为什么在1945年后美国放弃了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即在非共产主义和非中立主义地区维持真正霸权的政策？彼时美国行使这一霸权的能力并不在于通过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来摧毁其敌人或迫使其属国与其步调一致。当时对核自杀的恐惧限制了这种方法的使用。只有在美国被视为比其他军事强权更可取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北约欧洲需要它的支持来对抗苏联的武装力量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霸权的相关关系才成立。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霸权不是靠炸弹，而是靠着它的巨大财富和庞大的经济体量在世界发挥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在政治上，这依赖于北半球富裕国家的普遍共识，即它们的社会要优于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社会；而在没有这种共识的地方，就像在拉丁美洲，其依赖于美国与害怕社会革命的国家统治精英和军队结盟。从文化上来说，它依赖于丰饶的消费社会（美国是其先驱）的吸引力和好莱坞对世界的征服。在意识形态上，除开在那些它明显与自由的敌人结盟的地区，美国无疑从反对“暴政”的自由的捍卫者和典范这一角色中获益良多。

所有这些在冷战结束后原本都很容易继续下去，也确实曾如此继续下来。倘若这个超级大国在它这个最庞大的经济力量上采用选举民主政体这一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致的形式，并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的话，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应该寻求它的领导？这个国家的影响，以及它的思想家和企业高管的影响十分庞大。美国的经济虽然在世界范围慢慢失去了核心作用，在工业方面不再占主导地位，甚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中也不再占主导地位(9)，但它仍然规模庞大，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那些策划其帝国政策的人一直小心翼翼又圆滑老练地掩盖美国在真正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中凌驾于其盟友之上的现实。他们知道，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世上也并非只有美国。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用自己发的牌来玩全球游戏，不可能出现实力相当、具有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真正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对9·11事件的迅速反应，都显示了美国在后苏联时代的实力。

然而，正是美国自9·11事件以来的自大狂政策极大地摧毁了从前霸权影响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让美国除了公认的令人恐惧的军事力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巩固冷战时期的遗产。这是毫不理性的。可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在国际上几乎被孤立的美国在大多数政府和人民那里都遭到冷遇。军事实力凸显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其巨大的贸易赤字是由亚洲投资者维持的，而亚洲投资者支撑贬值美元的经济利益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变化也凸显欧盟、日本、东亚，甚至第三世界初级生产国组织集团的相对经济影响力。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国再也无法与客户顺利谈判。事实上，用不可信的“对美国的威胁”（threats to America）来为其侵略辩护的言论本身，不正暗示了美国对其全球未来的不安全感吗？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发生了什么，它让一群政治疯子实现了长期以来的狂想，即无人伴奏、独唱世界霸权。我认为这表明美国社会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这体现在该国自内战以来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分裂，以及深受全球化经济影响的东西海岸地区和广阔而充满怨怼的内陆腹地、文化开放的大城市和其他地方之间尖锐的地理分裂上。今天，有一个激进的右翼政权正试图动员“真正的美国人”对抗某些邪恶的外部力量，对抗一个不承认美国的独特性、优越性和昭昭天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多么巨大、多么具有毁灭性，美国的全球政策是面向内部的，而不是面向外部的。它不是为了建立帝国或者有效的霸权而设计的。拉姆斯菲尔德原则（the Rumsfeld doctrine）——对弱小的易受攻击者发动快速战争，然后迅速撤退——也不是为有效的全球征服而设计的。这倒并不是说它不那么危险，相反，正如现在所看到的，它意味着不稳定、不可预测、侵略性和意想不到的、几乎肯定是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今天最明显的战争危险正是来自华盛顿这个不受控制并且显然不理智的政府所怀有的全球野心。

在社会和政治、国家和国际构造板块的重大变化之下，我们将如何生活在这个危险、失衡以及爆炸性的世界中？如果我在伦敦演讲，我会警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无论他们对世界各地人权的缺失多么愤怒，都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在海外的武装干预与他们的动机相同，或者可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希望在德里我无须如此警告。至于各国政府，其他国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坚决而礼貌地拒绝加入华盛顿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倡议，特别是在中东和东亚，借此表现出美国世界权力的孤立性，以及因此的局限性。让美国有最好的机会学会从自大狂回归理性外交政策，是国际政治最直接、最紧迫的任务。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美国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甚至是一个帝国，即便是在其经济明显衰落的时代。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不那么危险的那一个。

(1)　本章原发表于2004年。——译者注

(2)　Paul Bairoch，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nmies dans l'histore （Paris，1985），p．634.

(3)　Patrick Radden Keefe，‘Iraq，America's Private Armies’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2 August 2004，pp．48—50.

(4)　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荷比卢经济联盟则为负增长（CIA world Fact-book up to 19 October 2004）。

(5)　Daily Mail （London），22 November 2004，p．19.

(6)　Margareta Sollenberg （ed.），States in Armed Conflict 2000 （Uppsala，2001）；Internal Displacement: A Global Operview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2003 （http://www.idpproject.org/global_overview.htm）.

(7)　John Steinbrunner and Nancy Gallagher，‘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Global Security’ in Daedalus，summer 2004，p．84.

(8)　Angus Maddison，L'Économie Mondiale 1820—1992．Analyse et Statistiques （OECD，Paris，1995），pp．20—21．埃及的数据仅从1900年开始记录。

(9)　在1980年，美国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40%，在1994—2005年间，美国平均只占14%，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43%。（UNCTA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eneva，2006]，‘Overview’，p．19.）

第三章
美国霸权为何与大英帝国有所不同

有人告诉我们，历史就是话语（discourse）。除非我们能理解人们思考、言说和决策的语言，否则就无法理解历史。在被所谓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吸引的历史学家中，甚至有人认为解释每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的正是每个时代特有的词语所表达的思想和概念。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本次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主题，应该足以让我们对这样的命题持怀疑态度。因为在这两者中都充斥着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无意义的说法”（insignif icant speech）及其亚种委婉修辞（subvarieties euphemism）和乔治·奥威尔的“新话”（newspeak）——即有意通过错误描述来误导他人的言论。但除非事实本身改变，否则不论如何变更名称也改变不了它们。

目前关于帝国的争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我们抛开其文字中广告营销或朴素伪善的要素不谈也是一样。这些争论指向的是当前美国政府宣称的全球霸权的影响。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倾向于认为帝国是良善的；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则倾向于调用反帝国主义争论的悠久传统。但是这些支持和反对的主张并不真正关注帝国的实际历史。它们试图将陈旧名讳套用到不一定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上，而这毫无实际意义。当前的辩论尤其云遮雾绕，因为最接近当前美国政府所致力的世界霸权的类比是这样一组词语——“帝国”“帝国主义”——而这些词语与美国传统的自我政治定义完全矛盾，在20世纪的美国它们几乎完全不得人心。它们还与美国政治价值体系中同样坚定的几种积极信念相冲突，如国内和国际“自决”和“法治”。别忘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本质上都是由美国总统发起和推动的。而且同样麻烦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建立的全球霸权没有任何历史先例，对于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世界舞台上所有理性的观察者来说，他们都很清楚，这一企图几乎肯定会以失败收场。新帝国主义学派中最聪明的学者，杰出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这一可能的失败毫不怀疑，尽管与我这样的人不同，这一结果令他深感遗憾(1)。

当前将复兴世界帝国作为21世纪政治典范的努力背后有着四重发展。第一重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非比寻常的加速，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与迄今为止被证明无法渗透的人类活动的分支——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目前占主流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形式的这种全球化也带来了国内和国际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惊人的和潜在爆炸性的增长。

第二重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力量平衡的崩溃，曾经，这种平衡既遏制了全球战争的危险，也阻止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或无政府状态。苏联的解体破坏了这种平衡，但我认为可能早从20世纪70年代末平衡就开始逐渐崩溃。这一体系的基本规则是原则上主权国家正式行动时尊重彼此的边界，不干涉彼此的内政。它于17世纪奠基，于2002年被布什总统宣布废止。鉴于稳定的超级大国平衡已成往事，全球如何能在政治上得以稳定？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20世纪末只剩下一个大国的情况下，一个曾面向多个大国的国际体系应变为怎样的结构？

第三重发展是所谓的主权民族国家的能力危机。在20世纪下半叶，有能力维持对其领土上发生事情的控制能力的国家曾是全世界人民几乎普遍共有的政府形式。而如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国家无力胜任其职能、在许多情况下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的时代。这场危机从1970年左右开始变得尖锐，当时即使是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等强大稳定的国家也不得不学会长达数十年与爱尔兰共和军、埃塔和科西嘉分离主义者等它们无力消灭的武装团体周旋共存。乌普萨拉数据库（The Uppsala databank）就记录了2001年至2004年间世界31个主权国家内发生的林林总总的武装内战事件(2)。

第四重发展是大规模人类灾难的重现，包括大规模人口驱逐和种族灭绝，以及随之重燃的普遍恐惧。在艾滋病大流行中，我们经历了类似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重现；“禽流感”潜在蔓延引发的全球紧张，哪怕迄今为止，这种疾病仅导致数十人死亡；以及在关于全球变暖影响的公众讨论中仿佛末世歇斯底里似的论调。战争和内战卷土重来，即使在欧洲，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战争也比整个冷战时期来得更多，尽管与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相比，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都很少；但它们对非作战人员的影响却大得不成比例。据估计，2004年年底全球有近4000万难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外流离失所，并且越来越多的难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流离转徙(3)，而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流离失所者人数相当。由于他们仅仅集中在地球上的少数几个区域，并且现在，几乎在他们出现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在客厅的屏幕上看到他们，这些荒芜的图像现在在富裕国家有着更大、更直接的公共影响。对此只需要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引起的反应。毫无疑问，世界上富裕国家的人们势必认为，必须对许多贫困地区正深陷的可怕局面采取某些措施。

简而言之，世界似乎越来越需要超国家解决方案来解决超国家或跨国问题；但任何全球性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能力作出决策，更不用说有能力执行了。全球化在涉及国内或国际政治时均止步不前。联合国不具备独立的权威或权力。它仰赖各国的集体决定，并且可以被其中五个国家的绝对否决权所阻止。即使是1945年后成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只能在大国的支持下才能采取有效行动（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唯一无需如此的机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自1995年起变为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迄今为止也发现国家的反对是其达成一致的最大障碍。国家是唯一有效的行动者。而就在全球范围实施重大军事行动而言，目前又只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这样做，那就是美国。

有人说，“支持帝国的最好理由是对秩序的支持”(4)。在一个越来越混乱和不稳定的世界，人们很自然地会梦想有某种力量能够建立秩序和稳定。帝国就是那个梦想的名字。这是一个历史的神话。带着它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愿景，美利坚帝国追溯了其臆断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那是19世纪与大英帝国霸权有关的那段被臆断的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时期，而这反过来又追溯到其因之得名的古罗马帝国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但这只是哗众取宠。如果“和平”一词在这一语境下有任何意义，它指的最多是在帝国内部建立和平的主张，而非在国际上建立和平。就算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虚假的。历史上的帝国很少在其领土上停止军事行动，而它们无疑又总是在它们的边境上轻启战端，只是这类战火很少燃及大城市的市民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不倾向于把针对非白人或其他低下种族的战争——吉卜林（Kipling）所说的“没有法律的低等人种”——视为适用通常规则的正当战争。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问到了点子上：“除了布尔战争（其被视作为白人间的战争）之外，英国殖民冲突中的俘虏都被带到了哪里？对他们通常采用的是何种司法程序？”(5)布什总统所称法律或是《日内瓦公约》都不适用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非法作战人员”的这一说法，有着帝国主义的先例。

迄今为止，世界乃至区域和平是历史上所有帝国都无法凭其力量实现的，当然现代所有大国也无力如此。如果说近200年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唯一基本免于重大国际战争影响的地区，那并不是由于门罗主义（那只不过是几十年来美国佬的虚张声势而已(6)），也并不是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其从来无法直接胁迫南美洲的任何国家。截至本文写作之时，美国习惯性地只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侏儒国家使用武力，而且也并非总是采用直接手段。1913年至1915年间，在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对墨西哥（或者说1848年美墨战争后墨西哥余下的地区）施行了军事干预，包括试图实施“政权更迭”(7)。灾难自他的“道德帝国主义计划”之后尾随而来，该计划“将美国置于持续的、有时是不正当的努力的背后，以迫使墨西哥民族满足美国仓促决定的安排”(8)。然而自那以后，华盛顿明智地决定，不与加勒比海后院唯一的大国玩五角大楼的武装游戏。因此，美国对西半球的统治并非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之上。

当然，正如“光荣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英国始终意识到它无法控制自己也置身其间的国际权力体系，并且英国在欧洲大陆没有部署重要的军事存在。从列强之间的世纪和平中大英帝国受益匪浅，但它并没有创造这种和平。在此我将总结帝国、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如下。就像大英帝国一样，帝国主要是通过侵略和战争建立的。反过来，通常来说，战争，正如尼尔·弗格森正确指出的那样，敌对帝国之间的战争终结了帝国。对帝国来说，赢得大战和输掉大战同样致命——这是华盛顿应当铭记在心的英帝国历史上的教训。国际和平不是帝国创造的，相反，国际和平给予了帝国生存的机会。《被遗忘的军队》（Forgotten Armies）这本杰作生动地描述了欧洲在东南亚看上去如此辉煌和安全的权力和霸权是如何在1941—1942年间的几周时间里崩溃的(9)。

同样，抛开16世纪的西班牙和17世纪的荷兰不谈，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英国和此后的美国是真正的全球帝国仅有的两个例子，一方面，它们都拥有全球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政策视野和权力资源——19世纪英国的海军优势，21世纪美国的空中优势——并以其独有的适当军事基地的全球网络为支撑。对于两国而言仅凭这些在过去和现在都还不够，因为帝国不仅依赖于军事胜利或安全，还依赖于持久的控制。而就在另一方面，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还享有一种以前的帝国所没有的资产，或者说在没有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的资产：它们主导了工业世界的经济。它们这样做靠的不仅仅是它们身为世界工厂的生产设备的规模——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达到顶峰，约占全球工业（制造业）产出的40%(10)，在2005年美国仍占据最大份额，尽管制造业仅增长了22.4% (11) ——它们还都是经济模型、技术和组织的先驱和引领者，并且是世界金融和商品流动体系的中心，两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流动的形式。

当然，两国也都有着不成比例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通过英语的全球化。但文化霸权并非帝国权力的标志，其也不太依赖帝国权力。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从15世纪到18世纪，分裂、衰弱和贫穷的意大利地区就不会主宰国际音乐生活和艺术。此外，如果文化权力在曾经宣传它的国家——罗马帝国或法国君主专制——的权力和威望衰落后幸存下来，它就只是过去的遗迹，就像源于法国的军事术语或公制单位一样。

当然，我们必须把直接帝国统治的直接文化效应和经济霸权的文化效应区分开，而两者又得与独立的后帝国发展相区别。棒球和板球的传播确实是一种帝国现象，因为这些比赛只在英国士兵或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驻扎过的地方进行。但这并不能解释足球、网球以及对企业高管来说的高尔夫等真正全球性运动的胜利。就像包括登山和滑雪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运动一样，它们都是英国在19世纪的创新。有些运动，如纯种赛马，其组织和全球传播可能要归功于19世纪英国统治阶级的国际声望，同时这群人也将其上流社会的男装风格强加给世界(12)，就像巴黎的名望与上流社会的女性时尚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其他运动的起源，尤其是足球，则拜19世纪散居世界各地的受雇为海外的英国公司工作的不列颠人所赐，不过另一些运动（高尔夫），或许则更多是因为在帝国和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过高比例的苏格兰人。然而，这些运动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它们的历史起源。如果将下一届足球世界杯视为“英国软实力”的一个例证，无疑荒谬可笑。

现在让我来谈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异。首先，大城市的潜在规模是两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像英国这样的岛屿国家有着固定的边界。英国缺乏美国意义上的边疆。在某些时期，英国自身曾是欧洲大陆帝国的一部分——在罗马时代，在诺曼征服之后，以及在玛丽·都铎（Mary Tudor）与西班牙的腓力（Philip of Spain）联姻时的那段时间——但英国从来不是那类帝国的基石。当不列颠的王国们人口过剩时，人们就会移居别处或在海外定居。英伦三岛是向外移民的一大源头。而美国过去和现在本质上都是人口的接受者，而非输出者。直到19世纪80年代，它一直用自己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来自海外的移民来填满境内的空地，而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西北部和中西部。与俄罗斯一样（除了犹太人隔离屯垦带［the Pale of Jewish settlement］），美国是唯一从未产生大量向外移民的大帝国。但与1991年分裂后的俄罗斯不同，今日的美国仍然并非如此。在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出生的居民中，美国侨民的比例都低于除日本以外的任何其他经合组织国家(13)。

在我看来，美利坚帝国是这种跨大陆扩张形式逻辑上的副产品。年轻的美国将其共和国视为整个北美的共同终点。对曾生活在欧洲式农业人口密度之下的定居者来说，美国的大部分土地简直无边无际、任人垦殖。事实上，考虑到欧洲疾病的影响，美洲原住民迅速地在非刻意的情况下遭遇了准种族灭绝，于是，美国的大部分土地很快就真的变成了那样空旷又肥沃。即便如此，今天人们还是感到惊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著名的关于美国历史形成的“边疆”（frontier）论文中居然看不见美洲原住民的一隅之地。毕竟在费尼莫尔·库珀（Fenimore Cooper）笔下，美国美洲原住民的身影仍众目昭彰(14)。北美绝非“处女地”（virgin land）(15)，但它在两种意义上都扫除了原住民的影响，甚至这两点还得抛开殖民者认为上帝把国家完全交给他们的信念这点不论：殖民者用欧洲的经济形式代替原住民的经济以及殖民者大规模地深入使用美洲土地。毕竟，美国宪法明确地将美洲原住民排除在“得享‘自由之幸’这一天赋人权”的政治实体之外(16)。当然，如此根绝原住民的做法只有在原住民相对较少的地方，如北美或澳大利亚才得以可能。在阿尔及利亚、南非、墨西哥以及后来的巴勒斯坦等原住民较多的地方，即使殖民者的规模再大，也不得不与大量的本地人口共同生活，或者毋宁说是生活在他们之上。

此外，与英国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从未将自己视为身处由对立政治力量组成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实体。那正是门罗主义声称要从西半球排除的体系。在这个由去殖民化属国构成的半球上，美国没有敌手。它也没有殖民属国的概念，因为它认为北美大陆的一切迟早都会被整合为美国的一部分，甚至是加拿大，后者试图脱离大英帝国，但没有成功。因此，它在接管不符合这种模式的邻近领土时就遇到了问题，主要是因为其没有被盎格鲁白人殖民或不具备被殖民的条件，例如波多黎各、古巴和太平洋属地。在这些领土中，只有夏威夷变为了美国的一个州。独立蓄奴的南方，习惯了少量自由人口和大量不自由人口之间的差异，习惯了融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很可能会变得更像一个欧洲帝国，但最终占了上风的却是这样的北方：自由，保护主义，依靠无限的广大国内市场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利坚帝国在其大陆腹地之外的典型形式既不像英联邦，也不像英国的殖民帝国。它无法尝试自治领，即逐渐分离出去的白人定居区域，无论其中有无当地原住民（像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南非那样），因为它从未向国外派遣移民者。无论如何，既然北方赢得了内战，联邦任何部分的分离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或者在意识形态的议程上都不再可能。美国权力在自己领土之外的典型形式不是殖民统治，也不是直接控制的殖民框架内的间接统治，而是卫星国或顺从国（compliant states）的系统。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帝国霸权并不是全球性的，而只是区域性的——实际上仅限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因此，它从未能获得一个与英国基地相媲美的独占军事基地网络。后者中的大部分仍然存在，只是现在已经失去所有的旧有意义。时至今日，严格地说，美国在海外的几处重要武力基地，都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这些国家可能像乌兹别克斯坦一样收回基地的使用权。

其次，美国是革命的子嗣——或许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那场革命是现代革命史上最持久的革命，是由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俗世希望驱动的革命(17)。如果美国要获得某种帝国使命，那将是基于这样一种带有弥赛亚含义的基本信念，即美国的自由社会优于所有其他社会，并注定成为全球模式。正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美国的政治将不可避免的是民粹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都在16世纪和17世纪进行了革命，但那两场革命没有持续多久，它们的影响被重新吸收到了一个现代化、但社会等级化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中，直到20世纪前，这一政权一直被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亲缘网络所统治。殖民帝国很容易融入这个框架，就像在爱尔兰一样。英国当然坚信自己优于其他社会，但绝对没有弥赛亚式的信仰，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让其他人皈依英国的政府方式，甚至包括皈依英国最接近意识形态的民族传统，即反天主教的新教。大英帝国不是由传教士建立的，也不是为传教士建立的：事实上，在其核心属地印度，帝国当局反而极力阻止他们的活动。

再次，自《末日审判书》（the Domesday Book）以来的英格兰王国，以及1707年后的英国，是环绕着一个强大的法律和政府核心建立起来的，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国家。自由、法律和社会等级制度与独特的主权国家权威形式（“王在议会”，the king in parliament）相协调。请注意，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是在单一中央政府下结合的联合王国，而不是结为联邦政府，尽管苏格兰在法律、国家区划、行政结构、教育，甚至是语言的发音等各个方面都与英格兰保持分离。在美国，自由是中央政府的对手，或实际上是任何国家权威的对手，而在一切情况下，中央政府都被分权制衡原则故意削弱。如果我们将美国边疆的历史与加拿大边疆的英国历史进行比较，美国狂野西部的英雄是在法外之地制定自己的法律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式的枪手；加拿大西部的英雄则是皇家骑警队，这是一支武装的国家警察部队，成立于1873年，旨在维护该国的法律。毕竟，创建加拿大自治领的1867年《英国北美法》难道不是把它的目标定为“和平、秩序和善政”（peace，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而非“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life，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吗？

让我简单提一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年龄。就像国旗和国歌一样，民族国家需要民族这一现代建构之外的建国神话（foundation myth），而这一神话最方便的来源就是祖先的历史。但美国不能像英国甚至革命法国一样——甚至就像斯大林可以利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动员俄罗斯爱国主义反对德国一样——将祖先的历史作为建国神话。美国这片土地上没有可资利用的早于第一批英国殖民者的祖先，因为清教徒精确地将自己定义为非印第安人，而原住民，就像黑奴一样，从定义上来说，不在国父们对“人民”的定义范围之内。与西班牙裔美洲克里奥尔人（Creoles）不同，美国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唤起本土帝国——阿兹特克、印加——的记忆。他们也无法与美洲原住民战士的英雄传统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知识分子很钦佩后者），这是因为殖民者的政策将这一英雄传统最明显的候选人纳为某种泛美洲的意识形态——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而且其事实上主要是与英国结盟。唯一将其民族身份与美洲印第安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欧洲与世隔绝、人数稀少的威尔士人，其浪漫的探险家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马多克王子（Prince Madoc）的后裔——他们确信，马多克王子在哥伦布之前就发现了美洲——为密苏里河畔名义上说威尔士语的曼丹人（Mandans）(18)。而由于美国是通过反对英国的革命建立的，它与这个旧宗主国唯一没被斩断的连续性也就只是文化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语言上的联系。但请注意，即使在这方面，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也试图打破这种连续性，坚持使用独立的正字法。

因此，即使在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移民之前，美国的民族身份也不能从与英国共有的历史中构建出来。它必须主要建立在其革命意识形态和新的共和制度之上。大多数欧洲民族都有所谓的“世代相传的他者”（hereditary others）——永久的邻族，有时有着数百年与之冲突的记忆，前者将自己定义为对抗后者的敌手。而美国，其存在从未受到除内战之外的任何战争的威胁，它只有意识形态上的敌人：那些拒绝美国生活方式的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国家如此，帝国亦然。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也大为不同。对英国而言，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帝国都是其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对美国而言，情况则并非如此。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其最初的决定不是成为其他国家夹缝中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大陆巨人，最终拥有整个大陆的全部人口。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是陆地，而非海洋。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扩张主义的，但不是像16世纪的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这样的海外海洋帝国那样，这些帝国可以并且通常以规模或人口不大的国家为基础。美国更像俄罗斯，从莫斯科这个中央核心向外扩展到整个平原，直到它也可以声称“从海洋到闪光的海洋”（from sea to shining sea），即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和太平洋。美国就算没有帝国下的属国仍将是西半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全球人口第三多的国家。现在的俄罗斯即使已经缩减到彼得大帝之前的规模，相对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巨人，尤其是在其广阔领土上可用的自然资源方面。而没有帝国下面属国的英国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众多中等经济体中的一个，即使当它统治着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时，它也自知如此。

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经济本质上与全球经济交易联系在一起，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都是19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全球各地施行了正式的帝国控制。除了加勒比海地区，英国在拉丁美洲没有重要的殖民地，而且英国也有意避免自己的海军或军事力量介入该地，尽管它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拉丁美洲在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与美国的联系：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美国的两倍多(19)，甚至在美国资本集中的墨西哥也是如此(20)。实际上，19世纪的英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补充型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巨额投资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在发展中国家(21)。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也有超过一半的出口量输送到了正式或非正式的英属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在与英国存在联系时拉丁美洲的南部得以繁荣。墨西哥与美国的联系，则主要是为其“北邻”产出廉价劳动力。随着欧洲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英国除了在国际运输结构的建设这一方面很快不再是世界工厂，但它仍然是世界商人、世界银行家以及世界资本输出国。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其经济霸权的巅峰时期，英国实际上是初级产品——食品和原材料——的世界市场。尽管规模和人口规模有限，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它仍是国际原棉贸易的最大买家，并占据了国际羊毛贸易额的35%。同时它还消费了大约一半的国际贸易小麦、肉类以及大部分茶叶(22)。

美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有机联系。作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纯粹在于其整个大陆之巨的庞大规模和洋基人（the Yankee）在技术和商业组织上的独创性，这使得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作为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出现在世人眼前，并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主要依赖其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与英国不同的是，在20世纪末之前，美国一直是相对较小规模的商品进口国，而商品和资本出口方面，更是小得不成比例：在1929年美国工业实力达到顶峰时，美国经济出口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5%，而德国为12.8%，英国为13.3%，荷兰为17.2%，加拿大为15.8% (23)。事实上，尽管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占据全球工业主导地位，占据全世界工业总产出的29%，但直到1929年经济衰退前夕，其在全球出口中的实际份额仍不及英国(24)。甚至现在它仍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低的经济体之一，甚至比欧元区还低(25)。尽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政府就通过减税和豁免反托拉斯法来激励美国出口商(26)，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才认真考虑渗透到欧洲经济中去，而其发展也因大萧条而被放缓了。总的来说，新世界对旧世界的经济征服仅发生在冷战时期。不能保证它将持续很久。

与19世纪英国在世界范围的领先不同，这种征服仅部分源于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初级生产国）之间所谓的全球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巨大飞跃的基础是发达工业国家中那些相似又互相竞争的经济体之间日益全球化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发达世界和贫穷世界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但这也是为什么诸经济体一头扎进自由市场全球化之中，会使得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也受制于它无法控制的力量。

这里不是分析最近经济实力的地缘分布从大西洋两岸的旧中心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方，也不是分析这些地区随之而来的脆弱性的地方。这两者都足够明显。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北美以及欧洲、日本和澳大拉西亚这些为历史所钟爱的地区的大多数居民能享受到比全球平均水平至少高五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7)，和以1900年的标准衡量的王室生活水平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但这些历史优势如今正在受到侵蚀。那些过去从全球化市场经济中获益过多的人可能不再能如此，而那些引领全球化的人可能反而会成为自己的受害者。美国最伟大的广告公司——智威汤逊（J．Walter Thompson）曾将20世纪的营销方式带给全世界，但在1987年它被一家英国营销服务公司接管，而后者现在在全球83个国家经营着40家公司。

面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哪怕当时仍然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并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者和投资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选择了将其市场和资本投资转移到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之内。21世纪初的美国则没有这样的选择，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如此，因为它不再是商品和资本的主要出口国，反而还得通过向新的世界工业中心举债来购买它已无力自主生产的商品。它是历史上唯一兼具主要债务人身份的大帝国。事实上，除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88年的70年之外，其在全球经济责任上从未有过盈余(28)。自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积累的有形和无形资本资产规模庞大，不易迅速流失。然而无论如何，美国的霸主地位必然非常容易受到其相对衰落以及工业实力、资本和高科技向亚洲转移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市场和文化美国化这类“软实力”不再能增强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是超市的先驱，但在拉丁美洲和中国，法国的家乐福（Carrefour）却连锁经营着当地的超市。

与英国不同，美利坚帝国不得不一直依靠其政治力量。美国的全球企业从一开始与政治混杂在一起，或者至少始于1916年威尔逊总统在底特律的一次销售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美国的“商业民主必须在和平征服世界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29)的那一天。毫无疑问，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既在于它是商业企业的典范，也在于它的庞大规模；但也取决于它幸运地免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者耗尽了欧洲和远东的经济，却让美国自己的经济走向顶峰。美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美元外交的巨大推动作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认为：“我们必须为世界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而那些为世界提供资金的人必须要了解世界，并用他们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来统治它。”(3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从1940年的《租借法》（Lend-Lease Act）到1946年的《英国租借法》（British Loan Act），华盛顿并没有隐瞒其在战胜轴心国之外削弱大英帝国的意图。

冷战期间，美国企业的全球增长是在美国政治项目的赞助下进行的，大多数美国首席执行官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认同这一项目。作为回报，并且鉴于其世界影响力，美国政府坚信美国法律应该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人的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这一想法背后投入了相当大的政治力量。用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错误引用）的口号来说，“对合众国有利的事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之亦然”(31)。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十年里，欧洲富裕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使美国这第一个大众消费经济体受益匪浅。毕竟，是它开发了这种社会的生产能力、大企业生产者、机构、关键知识甚至语言。正如一位法国小说家早在1930年就说过的那样，广告不仅出售商品，还出售谈论商品的形容词。这一点，而非由于大英帝国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这一运气性的成分，才是美国文化霸权的本质。然而，除了示范效应，美国对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以政治为基础的：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日本的占领区土地改革、在亚洲为了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而产生的军事秩序。如果少了冷战期间“自由世界”的政治优势，仅凭美国经济的规模就足以将美国的经营方式、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商业合同惯例，更别提国际融资的“华盛顿共识”确立为全球标准了吗？恐怕并非如此。

正因如此，过去的大英帝国不是也不能成为美国世界霸权计划的榜样——除了下面这一点。英国知道它的极限，尤其是它现在和未来军事力量的极限。作为一个中量级的国家，它深知自己不可能永远保持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地位，它从自大狂的状态中被拯救出来，而自大狂是将要征服世界之人的职业病。英帝国占领和统治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比任何国家所做的或可能做的都要多，但它知道它并未也无法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它也不曾尝试如此。它的海军确实长期占据海洋霸权，但其并不是一支适合这一目的的军队。一旦英国通过成功的侵略和战争确立了其全球地位，它就尽可能地不参与欧洲国家的政治，并完全远离西半球的政治。它尽力使世界其他地区维持足够的稳定，以继续自己的商业，但并不告诫这些地区该做什么。当西方海外帝国的时代在20世纪中叶结束时，英国比其他殖民者更早察觉到变革之风，因为它的经济地位并不取决于帝国权力，而是取决于贸易，因此它更容易适应政治上的损失，就像它早已适应了其早期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挫折，即失去美洲殖民地一样。

美国会吸取这一教训吗？还是会受到诱惑，竭力依靠政治军事力量来维持备受侵蚀的全球地位，哪怕如此促进的不是全球的秩序而是混乱，带来的不是全球的和平而是冲突，造就的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野蛮的进步？正如哈姆雷特所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只有未来才会告诉我们答案。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学家不是先知，我的职业没有义务要让我给你们提供一个答案。

(1)　Niall Ferguson，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2005）.

(2)　Uppsala，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 （Armed Conflicts 1945—2004）at prio.no/cwp/ArmedConflict．Consulted 17 June 2006.

(3)　UNHCR，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Human Displace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Oxford 2006），cap．7，fig．7.1.

(4)　Ferguson，op．cit.，p．xxviii.

(5)　TLS（London），29 July 2005.

(6)　Ferguson，op．cit.，p．42.

(7)　Friedrich Katz，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1981）.

(8)　Howard F．Cline，Mexico, Revolution to Evolution （Oxford，New York and Toronto，1962），p．141.

(9)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London，2001）.

(10)　League of Nations，Industrialis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1943），p．13.

(11)　UNIDO Research Update．No.1 （Vienna，January 2006），table，p．5.

(12)　Anne Hollander，Sex and Suit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Dress （New York，1991）.

(13)　Jean-Christophe Dumont and Georges Lemaître，‘Counting Immigrants and Expatriates in OECD Countries：A New Perspective’ in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25 （OECD，Paris，2003/2006）.

(14)　F．J．Turner，‘Western State-mak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1 October 1895，pp．70ff.

(15)　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New York，1957）.

(16)　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London，Basingstoke and Oxford，1998），p．38.

(17)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London，1963）.

(18)　Gwyn A．Williams，Madoc: The Making of a Myth （Oxford，1987）.

(19)　Angus Maddison，L'Économie Mondiale 1820—1992．Analyse et Statistiques （OECD，Paris，1995），table 3.3.

(20)　数据计算自Herbert Feis，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1930），p．23，and Cleona Lewis，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Washington DC，1938），app．D，p．606。美元与英镑的汇率以大约4.5∶1来计算。

(21)　Eric J．Hobsbawm，with Christopher Wrigley，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1999，new edition），table n32a.

(22)　Dr F.X．von Neumann-Spallart，Uebersichten der Weltwirthschaft von Dr F.X．von Neumann-SpallartJahrgang 1883—84 （Stuttgart，1887），pp．189，226—227，352—353，364—366.

(23)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2001），app．F5.

(24)　W.W．Rostow，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London and Basingstoke，1978），pp．72—73，75.

(25)　The Economist,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004 edition （London，2003），p．32.

(26)　Victoria de Grazia，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Mass.，and London，2005），p．213.

(27)　United Nations Program for Development，World Report on Human Development （Brussels，1999），table 11.

(28)　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2006），pp．132，381.

(29)　De Grazia，op．cit，p．1.

(30)　Frieden，op．cit.，p．133.

(31)　E.D．Hirsch Jr，Joseph F．Kett and James Trefil，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Boston and New York，2002）.

第四章
论帝国的终结

请允许我感谢你们授予我贵校荣誉博士这一头衔。塞萨洛尼基对我而言是一个意义丰富的名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作为一名犹太人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地中海地区最大的犹太人群体的荣耀与悲剧，也是因为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史学家。希腊的社会主义最早是通过萨洛尼卡工人联合会（Workers Federation of Salonica）加入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的。由于长期以来，萨洛尼卡一直是座多民族的城市，它的劳工运动因此有着——它必然有着——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它试图成为一场——在此我引用一位早期领导人的话——“一切民族在支持之余无须放弃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运动。萨洛尼卡（Salonica）是1936年反抗梅塔克萨斯（Metaxas）政府的城市，也是其独裁统治的受害者。能获得贵校的学位是一种荣誉，而在这样一座城市获得学位更是如此。请接受我的诚挚感谢。

新任博士都应发表就任演说。我想就帝国的终结这个话题发表一些看法。

当我出生的时候，除了瑞士、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的前属国（其中一些，例如塞萨洛尼基的居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脱离奥斯曼帝国）外，所有欧洲人都生活在传统君主制或19世纪殖民帝国下。非洲的居民几乎无一例外地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而同样，太平洋和东南亚大小岛屿的居民毫无例外也是如此。要不是在我出生的六年前，古老的中华帝国走到了尽头，人们可能会说，所有亚洲国家都是帝国的一部分，无论是旧帝国还是新帝国，或许只有泰国（当时被称为暹罗）和阿富汗还维持着欧洲敌对势力夹缝间的某种独立。只有美国以南的美洲主要由既没有殖民地、自身也不是殖民地的国家组成，尽管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肯定是有所依赖的。

在我的一生中，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哈布斯堡帝国打成了碎片，并彻底瓦解了奥斯曼帝国。要不是有十月革命，那也将是沙皇俄罗斯帝国的命运，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严重削弱了沙俄，就像德意志帝国一样，在此之后它失去了帝国头衔和殖民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国的帝国潜能，这种潜能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时期曾短暂地实现过。二战也摧毁了帝国主义时代大大小小的殖民帝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葡萄牙、比利时，以及残存的西班牙帝国。（它也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领土上对欧洲模式的正式殖民主义的短暂探索。）最后，在20世纪末，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像在沙皇统治时那样的多民族单一实体的历史，也为中欧东部更为短暂的苏联帝国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宗主国们在失去了它们的属国的同时，也失去了它们的力量。如今只剩下一个具有帝国潜力的强权留了下来。

三十年前，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满心欢喜全球政治面貌的这一戏剧性变化；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仍然如此。然而今天，当我们从一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纪回顾这一变化时，发现这个新世纪似乎缺乏冷战时代的相对秩序和可预见性。帝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东西能很好地替代它。自1913年以来，独立国家的数量翻了两番，其中大部分是前帝国的碎片。不过尽管在理论上，我们现在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世界里，根据威尔逊总统和E．D.罗斯福（E.D．Roosevelt）总统的说法，这个世界将取代帝国的世界，但在实际上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却处于国际和国内非常不稳定的全球混乱状态中。这些政治实体中的一些，或者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实体似乎没有能力履行领土国家的基本职能，并遭受着分离主义运动分裂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控制或几乎无法控制的武装冲突在亚洲、非洲、欧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蔓延流行的时代。相当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人口（“种族清洗”）再次发生，其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在一些国家，前帝国的幸存者正为帝国的消逝感到遗憾，难道我们应对此感到惊讶吗？

这些帝国应当如何被记忆？官方和大众记忆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帝国消失后所隔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是否留下了任何继承者。罗马帝国，无论是西罗马还是东罗马帝国，在很久以前就被完全摧毁了，其被摧毁的时间是如此之久远以至于它没有任何继承者，即使它在世界上曾经留下的印记，甚至在它曾经占据的地区之外，都是持久的。亚历山大的帝国永远地消失了；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也是；倭马亚（Ummayads）和阿拔斯（Abbasids）帝国也是如此。距今最近的哈布斯堡帝国在1918年也被完全摧毁，其组织架构与民族国家极为相异，以至于它与现在被称为奥地利的小民族国家间实际上已没有连续性。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还是会存在某些连续性，尤其是因为许多帝国之终结距今是如此之近，并且在前宗主国瓦解之后，伴随着或跟随着的通常是一段由其导致的政治和心理压力时期。的确，今天没有哪个曾经统治过殖民帝国的国家打算复辟或有任何复辟的希望，但是如果这些昔日的宗主国仍是强力的国家，通常是作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存在，在一段时间后，人们中间就会有种带着骄傲和怀旧回顾过去伟大时代的倾向。还有一种可以理解的诱惑，就是夸大帝国存在时赋予其臣民的利益，比如领土内的法律和秩序，更有道理的是，几个（但不是全部）已消失的帝国比继承它们的民族国家更能容忍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然而，正如一位研究帝国的作家在评论马佐尔（Mazower）教授关于你们这个城市所写的社会史名作时所指出的，“这种帝国理论好得令人难以置信”(1)。帝国的真相不应该被掌握在选择性怀旧的手中。

如今，只有一种帝国的集体记忆具有实际含义。那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帝国征服和统治世界的优越力量来源于其优越的文明，并且这很容易与道德甚至种族优越感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两者往往携手并进，但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已经从得体的话语中消除了种族或民族优越感表达；然而，西方对于道德优越感心照不宣而非公开明言的表达仍然存在。它表现在坚信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优于其他人的价值观和制度，并且为了他们的利益，可以甚或应当将其强加给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不惜武力。

声称历史上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给落后的人民带来了文明，并用秩序代替了无政府状态这一点虽然并非完全虚假，但却令人怀疑。从我们这个纪元的第3世纪到第17世纪，大多数帝国是来自亚洲和地中海文明外围的战士部落军事征服的产物。他们在文化上落后，除了他们的兵戈之外，他们几乎没有给被征服的、往往更为先进的土地带去任何东西，只有他们想建立长期统治时，才会愿意使用被他们打败的人的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只有阿拉伯人带去了新的东西，他们带去了自己的书写文字和新的宗教。殖民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欧洲人在技术上确实优于当地社会，尽管在19世纪前，其在技术上并不优于亚洲和一些伊斯兰社会。殖民地最终确实融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来问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在那里定居的欧洲移民的后裔之外，这张殖民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对美洲的居民有多有利？或者，举个最近的例子，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居民来说有多有利？

昔日臣民对帝国的记忆则要更为模糊。前帝国的大多数殖民地或其他属地如今都已经转变为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像所有国家一样，无论多么新，多么前所未有，都需要历史和旗帜。因此，他们对前帝国的记忆几乎总是被新国家的创建史所主导，其往往采取斗争和解放的建国神话形式。很自然，它也倾向于对帝国统治的时代统一持负面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要求对历史持审视和怀疑的态度。这种叙事倾向于夸大解放力量的独立作用，贬低没有参与解放运动的本土力量，把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变得过于简单化。即使在解放斗争历史悠久的国家，脱离帝国也通常比官方民族主义叙事所容许的更为复杂。事实是，让帝国走向灭亡的很少仅仅是其臣民的反抗。

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帝国得以持久的力量基础同样错综复杂。短期的外国占领可能基本上依赖于军事力量和敢于使用胁迫和恐怖，但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外国统治能够持久，尤其是当这种统治为相对少数、实际上通常是绝对少数的外国人行使时，而外国统治几乎总是如此。请记住，参与治理印度帝国4亿人民的英国文官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约1万人。从历史上看，帝国可以靠武力征服，以恐怖打造——用美国五角大楼的话说就是“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但如果帝国试图长久统治，就不得不依靠这两个主要工具：与地方利益和有效权力的正当性合作，同时利用对手和臣民内部的不团结（divide et impera）。伊拉克目前的局势表明，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是最强大的占领者也将面临困难。

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今日旧时代的帝国无法复兴，尤其是不能仅靠一个超级大国复兴。西方帝国主义——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帝国——的一大主要资产，是在那时西方化是落后经济体得以现代化和弱国得以增强的唯一途径。这为西方帝国或传统帝国现代化的宗主国提供了有意克服当地落后状况的当地精英的内在善意。即使在（如印度和埃及）本土的现代化人士最终转而反抗外国统治时，情况也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诡异的是，印度国歌的创作者，竟然是一位英国统治时期在印度文官系统内服务多年的高级本地官员。然而，工业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使现代化这一进程变得国际化了。韩国其实没什么可向美国学习的，后者从印度进口软件专家，向斯里兰卡出口办公用品；而巴西如今不仅生产咖啡，还生产商务专机。亚洲人可能仍然会发现，让他们的孩子去西方，向通常移民到那里授课的亚洲学者学习仍有所裨益，但在他们自己国家的西方人，不去说其在当地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如何，已不再是他们社会现代化所必须的了。

然而，未来的帝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再也无法仰仗臣民的服从了。此外，由于冷战的遗产，那些拒绝服从的人现在能获得足够强大的武器来遏制强国的发展：在过去，国家可能可以由相对少数的外国人统治，这是因为任何拥有有效权力的政权统治都会被习惯上层统治的人所接受，无论其来自本土还是外国。帝国统治一旦建立，可能就只会遭到那些拒绝任何（无论本土还是外国）中央国家权力的人民的抵制，他们通常生活在阿富汗、柏柏尔或库尔德山区，不受秩序教化。即使是这些人也知道他们必须与更强大的苏丹、沙皇和王公共存。而今天，非洲的前法属领土表明，仅仅几支法国军队的存在已经不足以像正式去殖民化后的几十年那样维持当地政权。时至今日，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在斯里兰卡（Sri Lanka）、克什米尔（Kashmir）、哥伦比亚（Colombia）、加沙地带（Gaza Strip）和约旦河西岸（the West Bank），或者就此而言，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部分地区，政府的全部武备已经无法保持对其领土不受挑战的控制。事实上，今天存在着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的普遍危机，甚至在西班牙和联合王国等古老而稳定的欧洲国家的本土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可能回到过去帝国世界的前景，更不可能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美国这一个国家——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主导的持久全球帝国霸权。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来组织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

(1)　Jan Morris，‘Islam's Lost Grandeur’ in the Guardian，18 September 2004，p．9，其为Mark Mazower，Salonica，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2004）的书评。

第五章
新世纪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现在有大量关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学术文献，主要是自20世纪80年代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出版以来产生的(1)。自那时起，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一直在延续，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也许应当停下来考虑一下过去几十年那些影响这场辩论的重大历史转变。其中最主要的是1989年以来国际动荡时代的开始，而其结局尚无法预见。而这就是本篇说明的目的。

今天，我们能更容易地评估冷战和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终结带来的深远后果，回头看去，这两者都可以被视为政治稳定性力量。自1989年起，国际权力体系不复存在，在欧洲历史上，这是自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而试图建立全球秩序的单方面努力迄今没有成功。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显著的巴尔干化，其主要是由于苏联和巴尔干半岛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这就是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帝国实现去殖民化以来，国际公认的主权国家数量出现了最大幅度的增长。自1988年以来，联合国成员国增加了33个（超过20%）。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所谓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的兴起，即在有着某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和过去共产主义政权的继承国，以及至少在拉丁美洲的一片地区，起作用的中央政权肉眼可见地已经崩溃，或者出现了局部武装冲突的局面。事实上，在苏联刚解体的几年里，就连它最主要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看起来也差点要加入“失败国家”的行列，不过普京总统的政府在除了车臣之外的其他领土上恢复有效政府权力的努力看上去取得了成功。话虽如此，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国际和国内局势仍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又因为长期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武装力量垄断权的衰退而急剧激化。冷战在全世界范围留下了供非政府使用的大量小型但威力强大的武器以及其他杀伤性装置，这些武器和装置很容易从急剧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庞大和不可控制的半合法部门中获取财政资源。当前美国战略辩论中所谓的“非对称作战”（asymmetrical warfare），正是由这种能够几乎无限期地维持自己对抗外国或国内国家力量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组成。

以上事态发展导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来，彼时首次流行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在全球又一次死灰复燃。1994年在卢旺达80万人惨遭屠杀，而这只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非和中非，在苏丹，在曾经是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废墟上，在外高加索，在中东的一系列大屠杀和更持久的大规模驱逐中最严重的一例。死亡和伤残的人数，由于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几乎不间断的战争和内战而激增，也许今日仍然无法估计，但就有关人口而言，在这悲惨的十年中，随之而来的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者的大规模流徙，肯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几年有着相近的惨状。2005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估计，全球难民总数有2080万，绝大多数位于（或来自）西亚和中南亚、非洲和东南欧的某些地区，不过教会世界服务社（the Church World Service）的《背井离乡者统计》（Statistics of Uprooted Peoples）（2005年12月）则登记有3300万难民，而另一项估计又较之更多200万人。

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双头垄断在总体上维持了世界各国疆界的完整性，使其免受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而自1989年以来，在1945年至2000年期间建立的许多名义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中，甚至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如哥伦比亚，都失去了这种先验的防御措施来阻挡中央国家权力的瓦解。于是，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发现自己回到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强大和稳定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或以各种托词，武力干预那些不再受到国际稳定的有效保护或不再由本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在伊斯兰世界等重要地区，在相对短暂的摆脱帝国控制的时期后，对西方人入侵和占领的怨恨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重要因素。

影响国家和民族主义问题的第二个新要素是全球化进程在近几十年来的异常加速以及它对人类移动和流动性的影响。它对跨越国家边界的临时性和持久性流动都有影响，而且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末，全球航线每年运载了大约26亿人，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地球居民就有过一次空中旅行。而至于全球化的国际大规模移民——通常是从贫穷经济体向富裕经济体的移民——其规模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对移民没有施加过多限制。这三个国家在1974年至1998年间接收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近2200万移民，这一数字比1914年以前的那个大移民时代还要多，每年移民流入速度几乎是1914年之前的两倍(2)。单是在1998年至2001年间，这三个国家就流入了360万人。而即使是西欧，这个长期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地区，在此期间也接受了近1100万外来者。进入新世纪后人口涌入进一步加速。1999年到2001年间，进入欧盟15个成员国的移民总共约为450万。仅举一例，1996年至2003年间，合法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数量增加了两倍多，从50万增加至160万，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欧盟以外，主要是非洲和南美洲地区(3)。富裕国家大城市惊人的国际化是其显而易见的结果之一。简而言之，在欧洲这个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世界经济的转型弥补了20世纪的战争以及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人口转移所带来的问题，即由种族单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马赛克拼图。

由于运输与通信成本和速度的技术革命，21世纪的长期移民，不像19世纪的移民，不再与他们的祖国完全隔绝，只能通过信件、偶尔回乡或是通过移民组织资助故国政治机构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与祖国维持联系。富裕的移民现在能在旧国家和新国家的家庭之间，甚至于工作和事业之间通勤。一到公共假日，北美机场就挤满了带着电子产品礼物前往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村庄的中美洲人。来自三大洲的朋友和亲戚可以在短时间内参加某个国家（无论新旧）的家庭聚会。即使是最穷苦的人也能以低廉的价格打电话到孟加拉国或塞内加尔，然后定期汇款给故乡，这类汇款的数额在2001年至2006年间翻了一番，如今是其本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北非和菲律宾，汇款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汇款额约占10%至16%，在约旦、黎巴嫩和海地等一些不景气的经济体，汇款额所占比例甚至更高(4)。在2004年之前的十年里，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彼时已有93个国家允许双重国籍(5)。事实上，移民如今不再意味着在两国之间作出永恒的抉择。

目前还无法判断这种非比寻常的跨境流动对旧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有何影响，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将相当巨大。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21世纪代表身份的最重要文件不是民族国家内的出生证明，而是国际身份文件——护照。实际或潜在的多重国籍，比如前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家的美国背景、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的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或可能影响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6)？当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在任何时候都不在国家领土上，而且相当大比例的永久居民的权利低于土生土长的本地公民时，“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含义是什么？鉴于合法移民和偷渡的规模，国家控制其领土上所发生事情的能力在日渐衰落，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甚至像美国和英国人口普查越来越不可靠所表明的那样，国家知道谁在其领土上存在的能力在不断下降，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问的。但是暂时还无力回答这些问题。

第三个要素，仇外心理，这并不新鲜，但它的规模和影响在我自己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中被低估了。在历史悠久的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以及在美国等主要由大规模移民形成的国家，新的全球化迁移强化了大众对大规模移民的经济敌意和对群体文化认同之威胁进行抵制的悠久传统。仇外心理的绝对力量体现在全球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攻占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但与资本和贸易的自由流动不同，这种意识形态却完全没有建立起劳动力的国际自由流动。没有一个民主政府胆敢支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然而，仇外心理的明显抬头与大规模的国际人口流动一样，可以说反映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社会灾难与道德瓦解。这两者的结合自然是爆炸性的，特别是在种族、宗教和文化上单一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习惯陌生人大量涌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挪威这样一个平静和宽容的国家，一项关于将不再被使用的新教教堂改造成繁荣的移民宗教的清真寺的提议引起了一时骚动，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反应几乎肯定会被生长在欧洲民族主义故土的、读到这里的每一位读者所理解。

全球化、民族认同和仇外心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足球这项结合了这三者的公共活动中得到了最具戏剧性的呈现。多亏了全球电视，这项普遍流行的运动已经转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工业综合体（尽管与其他全球性商业活动相比，其规模仍相对较小）。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在民族情感——旧世界情感的最后庇护所和跨国性——新世界的跳板的撕扯之下，足球迷和所有被这项运动吸引的人都患有名副其实的精神分裂症。它的极端复杂性完美地说明了这个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矛盾性。”(7)

几乎从这项运动取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开始，它就成了两种形式的群体认同的催化剂：本地的（与俱乐部相连的）和国家的（与由俱乐部球员集合成的国家队相连的）。在过去，这两者相辅相成，但随着足球向全球商业的转变，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球员市场异常快速的增长（特别是在1995年欧洲法院的博斯曼裁决［Bosman Ruling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之后）(8)，国家利益和全球化的商业、政治、经济和公众情绪越来越难以相容。本质上，全球足球商务被少数拥有全球品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帝国主义所统治——寥寥几个欧洲国家(9)的少数超级俱乐部在国内联赛和（最好是）国际联赛中相互竞争。它们跨国招募其团队。通常只有少数运动员，有时是极少数运动员，是俱乐部所在国家的本土球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球队成员来自非欧洲地区，尤其是非洲，据说在2002年有3000名非欧洲裔球员在欧洲联赛中参赛。

这一发展产生了三重影响。就俱乐部而言，它严重削弱了所有那些不在国际超级联赛和超级竞赛中的俱乐部的地位，尤其是在那些球员大量出口的国家，特别是美洲和非洲的俱乐部——巴西和阿根廷这两国曾经引以为豪的足球俱乐部的危机就是其证明(10)。在欧洲，小俱乐部主要通过购买廉价球员（例如，有天赋的海外新手）来对抗超级俱乐部的竞争，并寄希望于将发现的球星转售给超级俱乐部。来自纳米比亚的年轻人在保加利亚比赛，来自尼日尔的年轻人在卢森堡和波兰比赛，来自苏丹的年轻人在匈牙利比赛，来自津巴布韦的在波兰比赛。

第二重影响是，企业的跨国逻辑与作为国家认同表达的足球发生了冲突，这既是因为它倾向于支持超级俱乐部之间的国际比赛，而不是传统的国家联赛和杯赛，也是因为超级俱乐部与国家队的利益对立，后者承载着国家身份的全部政治和情感负担，但必须从持有国家身份的球员中招募。与有时可能比国家队更强大的超级俱乐部不同，国家队是临时的。在今天，它们很可能是这样一些球员的集合，其中许多人——在极端情况下，如巴西，其中绝大多数人——在一些海外俱乐部踢球，因为这些球员在作为国家队成员一起训练和比赛所需的最短时间内缺席俱乐部活动，这些俱乐部每天都会赔钱。从超级俱乐部和超级球员的角度来看，俱乐部往往比国家更重要。然而，国家身份已经强大到足以在比赛中强调自己那非经济性的必要性，并且确实强大到足以将国家足球队的竞赛——世界杯——确立为全球足球经济中最强大的那一环。事实上，有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其球员已经在俱乐部豪门经济中变得有名（和富有），对它们来说，国家足球队的存在有时第一次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地方、部落或宗教认同的国家认同。因为“如果数百万人的想象共同体化作11个有名有姓的人组成的团队，它会显得更为真实”(11)。的确，就连近日复兴的英格兰民族主义最初也是在大规模公开展示的国际英格兰队旗帜（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足球队截然不同）之中找到了第一次向公众发声的机会。

第三重影响可以从（绝大多数是男性的）球迷（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球迷）中日益明显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表现中看出。他们在为自己的超级俱乐部或国家队（包括外国或黑人球员）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在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低等民族的竞争者在国家舞台上日益突出而感到纠结。在以前不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的足球场上不时爆发种族主义事件，足球流氓行为与极右政治联系在一起，都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表现。

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仇外心理也反映了在教育和媒体普及的条件下，以及（无论是族裔、宗教还是性别和生活方式的）排他性集体身份政治在日益远去的社会（Gesellschaft）中寻求社区（Gemeinschaft）的人为再生的时代，民族国家中由文化界定的民族身份的危机。当初将农民变成法国人、将移民变成美国公民的过程正在逆转，它将更大的民族国家认同揉碎成自我关注的群体认同，甚至瓦解为“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有国家”（ubi bene ibi patria）的反民族的个人认同。同样重要的是，这反过来反映了对于居住在其领土上的人来说，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正在减弱，以及它能对公民提出的要求日益减少。如果说21世纪的国家现在更愿意雇用职业军队作战，甚至用私人战争承包商作战，这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原因，也是因为其无法再仰赖于征召数百万公民来为祖国战死。男男女女现在可能为了钱财、为了比钱财更小或更大的利益准备去死（或是更可能为此杀人），但在民族最早的家园之中，不再有人会为了民族国家这么做了。

如果有的话，什么会取代民族国家成为21世纪人民政府的普遍模式？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1)　尤其是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1983）；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x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1983）；以及A.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1983）。另参见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1990）。

(2)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2001），p．128.

(3)　El Pais，13 January 2004，p．11.

(4)　Stalker'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table 5，‘Developing Country Remittance Receivers’ （2001）；（http://pstalker.com/ migration/mg_stats_5.htm）.

(5)　（http://money.cnn.com/2004/10/08/real_estate/mil_life/twopassports/）.

(6)　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1998），pp．69—71.

(7)　Pierre Brochand，‘Economie，diplomatie et football’ in Pascal Boniface （ed.），Géopolitique du Football （Brussek，1998），p．78.

(8)　University of Leicester，Centre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Fact Sheet 16: The Bosman Ruling: Football Transfers and Foreign Footballers （Leicester，2002）.

(9)　寻求建立欧洲“超级联赛”的18家俱乐部包括来自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各三家，来自荷兰的两家，以及葡萄牙的一家。应该注意的是，欧洲小联赛的俱乐部也有类似支持“大西洋联赛”（Atlantic League）的举动。

(10)　cf．David Goldblatt， The Ball Is Round: A Global History of Football （London．2006），pp．777—779．另见‘Futbol，Futebol，Soccer：Football in the Americas’，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Conference，30—31 October 2003，London （http://www.sas.ac.uk/ilas/sem_football.htm）。

(11)　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nto edition），p．142.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有些话题没人喜欢在公共场合谈论，比如种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相反，还有其他一些每个人都渴望表现出热情的话题，比如母亲或是环境。民主就是后者之一。你们可能还记得，在过去被称为“社会主义真正存在”的日子里，甚至比如朝鲜、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和也门在其官方头衔中也宣称自己是民主政权。而今天，当然，除了某些伊斯兰神权王国和亚洲世袭王国和酋长国之外，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政权不在宪法和社论中向竞选议会或总统敬奉其官方的贡品。任何拥有这些属性的国家都被公认要优于没有这些属性的国家，例如后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优于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腐败的巴基斯坦文官政权优于那里的军事政权。不管历史和文化如何不同，瑞典、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共有的宪法特征（在那里有民选总统）会使人们把它们正式归入一类，而把巴基斯坦和古巴归入另一类。这就是为什么理性公开讨论民主既有必要又异常困难。

此外，抛开所有的修辞不谈，正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无论多么短暂，“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明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式，即现代宪政代议制民主共和国”(1)，尽管还必须指出，公正的观察家可能认为所有稳定政治制度中最多的是民主制度，但今天稳定政治制度也可在君主制国家中发现，因其似乎在这种政治环境，即欧盟和日本生存得最好。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话语中，几乎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伟大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话形容为“无意义的说法”，而“民主”一词意味着这样一种标准的国家模式：一个保障法治、授予各种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的宪政国家，由政府当局治理，这种政府必须包括在普选制度下，候选人和（或）竞选组织之间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选举的多数选票所产生的代表大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能会正确地提醒我们，这不是民主的原始含义，当然也不是其唯一含义。但就本文当下的宗旨而言，这无关紧要。“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而它的诸多前景就将是我讨论的主题。

或许更切题的是让我们来回想一下，组成“自由主义民主”的各个部分之间其实没有必要的或逻辑上的联系。非民主国家可能同样建立在法治（Rechtstaat）的原则上，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无疑就是如此。宪法，即使是有效的和可操作的宪法，也不一定遵循民主原则。自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以来，我们就知道，对少数派的自由和宽容往往会受到民主的威胁，而非保护。自拿破仑三世以来，我们还知道，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可以接着通过（男性）普选来赢得真正的多数。还有，仅举一些最近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韩国和智利的例子都没有表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尽管在美国的政治辞令中，资本主义与民主几乎被视为连体双胞胎。然而，由于我们今天处理的是政治和社会的实践，而不是理论，除非后者能说明，大部分情况下的自由主义民主更多取决于国家宪法上自由的部分而非民主的部分，或更准确地说，选举的部分，否则关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论可能就只会被视为学术上的诡辩。自由投票并不能保障权利，只能让人民（在理论上）摆脱不受欢迎的政府。

不过，下面的三处批判性的观察更直接地与自由主义民主相关。

第一处显而易见，但其重要性常遭人忽略。自由主义民主，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一样，需要一个来行使它的政治单元，通常是那种被称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它不适用于不存在或看起来仿佛即将出现这种单元的领域，特别是全球事务，无论这些领域多么紧迫地与我们相关。无论联合国的政治被描述为什么，它都不能被纳入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除非是作为一种比喻修辞（f igure of speech）。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观察。而这已经是相当大的让步了。

第二处观察使人们对普遍持有的——事实上，在美国公共话语中普遍持有的——主张自由主义民主政府总是并且当然优于非民主政府，或者至少比其更可取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相类似的情况下，这是真的，但是其他条件有时并不类似。我不会硬要你们考虑贫困的乌克兰的情况，该国（或多或少）获得了民主政治，而代价是失去了苏联时期该国三分之二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不妨看看哥伦比亚，按照拉丁美洲的标准——事实上，按照今天普遍接受的标准——这个共和国保持着几乎独一无二的连续宪政代议制民主政府执政记录。两个竞选党派，自由党和保守党，就像理论要求的那样，普遍处于政治对立之中。哥伦比亚从来没有被军队或民粹主义者长时间地统治过。然而，尽管该国没有卷入国际战争，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哥伦比亚被杀害、致残和被赶出家园的人数已达数百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西半球的任何其他国家，也肯定高于该大陆任何一个饱受军事独裁困扰的国家。我不是说非民主政权要比民主政权好。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各国的福祉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或缺失任何单独的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在道德上多么值得称赞。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经典名言表达了第三处观察：“民主是除了所有那些其他的政治制度之外，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虽然这通常被认为是支持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论点，但它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深层次的怀疑。不管竞选口号是什么，政治分析者和实践者仍然对代议制大众民主能否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或其他事务的运行方式持极度怀疑态度。对民主的选择是消极的。即使将其作为其他系统的替代品，我们也只能叹口气后再为它进行辩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并不太重要，因为这一制度曾经的对手都很糟糕，或者至少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都看似非常糟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它们来自威权主义右翼和左翼，而在冷战结束之前主要来自威权主义左翼。直至其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即自由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内在缺陷对大多数严肃的思想家和讽刺作家来说都变得过于明显。事实上，在公开表达对选举所依赖的广大选民的真实想法成为不明智行为之前，甚至在政治家之间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讨论。在代议制政府传统由来已久的国家，它被接受不仅是因为替代它的制度看起来糟糕得多，还因为，与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灾难的可怕时代不同，很少有人真正感到需要一种替代性制度——特别是在一个普遍繁荣、穷人生活更好以及有着全面公共福利制度的时代。但默认现在全球许多名义上处于代议制政府统治下的地区还都生活在这样的幸福时代这一点已经不再那么确定无疑了。

批评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政府形式的竞选言论，从来都是儿戏。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人民”（无论哪一群人被定义为人民）是当今除神权政治之外所有国家政府的基础和共同参照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正当的，因为如果政府有任何目的，那这一目的必须是以全体公民的名义行事，并关心他们的福祉。在人民的时代，所有的政府都是民有、民享的政府，尽管从任何操作意义上来说，它都显然不可能是民治的政府。这是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党、共产党、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点，尽管他们在如何创定、表达和影响“人民的意志”方面有不同的观点。这是20世纪，那个全面战争和统合经济的世纪留给21世纪的共同遗产。它不仅基于那样的事实，即认同平等主义的人们不再愿意处于等级社会中，并接受“天然”的上级统治的劣势地位，而且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如果没有大量公民的被动支持甚至积极参与和动员，现代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就会无法运作。大众宣传是政权的基本要素，哪怕对那些准备对人民实施无限胁迫的政权来说也是如此。一旦臣民缺失接纳政权的意愿，即使是独裁政权也无法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东欧的所谓“极权主义”政权——他们的国家机器忠诚，他们的镇压机器运转良好——迅速而平静地消散了。

这是20世纪的遗产。它仍将是21世纪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政府在内的民众政府的基础吗？本讲座的论点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正在破坏这一基石，正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这将对并已经对自由主义民主产生严重影响。因为今天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个是道德上的，或者也许你们更愿意称之为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从道德上讲，它需要被认为是国家居民主要组成部分的大多数公民对政权的公开支持。无论种族隔离时南非白人的安排多么民主，一个永久剥夺大部分人口权利的政权都不能被视为民主。对政治制度合法性表达同意的行为，如定期选举投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政治科学家公认，在有着大量公民的国家中，不断积极地参与他们国家或群众组织事务的只有少数人。这对于那些领导者来说是方便的，事实上，温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2)。但是这些行为很重要。我们今天面临着非常明显的公民脱离政治领域的情况。大多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选举参与率似乎在下降。如果民众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标准，那么由三分之一的潜在选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美国众议院），或者像最近英国地方政府和欧洲议会选举那样，由10%或20%的选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有多大的民主合法性呢？或者，事实上，由仅略多于一半的美国选民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有多大的合法性呢？

在实践方面，现代领土国家或民族国家的政府——即任何政府——都基于三个假设：第一，它们比在其领土上运作的其他单位拥有更大的权力；第二，其领土上的居民或多或少愿意接受它们的权力；第三，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如通常说的“法律和秩序”，除它们之外这些服务无法被同等有效地提供，或根本无法被提供。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些假设逐渐不再有效。

首先，尽管它仍然远远强于任何国内竞争对手，但正如北爱尔兰过去三十年所显示的那样，即使是最强大、最稳定、最有效的国家也失去了对强制力量的绝对垄断，不仅仅是因为新的、小型的、便携式的破坏工具，这些工具现在很容易被持不同政见的小团体获得，也因为现代生活极易受到突然的破坏，不管这种破坏有多轻微。其次，稳定政府最强的两根支柱已经开始动摇，即（在具有民众合法性的国家）公民对国家的志愿效忠和服务，以及（在不具备民众合法性的国家）愿意服从压倒性的和已经建立的国家权力的意愿。倘若没有前者，基于全民服务和国家动员的全面战争就会和把各国的税收增加到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例一样变得不再可能。我可以提醒你们，今天，在一些国家，这一比例可能超过40%，甚至在美国和瑞士，这一比例都达到了约20%。而倘若没有第二根支柱，正如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欧洲的小群体就不可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维持几代人的殖民统治。

第三个假设不仅仅因为国家权力的削弱而遭到破坏，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家和意识形态家又再一次基于极端激进的自由放任立场批评国家，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国家的作用。有人认为，这与其说是基于历史证据，不如说是基于神学信念，公共当局能够提供的任何服务要么是不受欢迎的，要么能被“市场”更好、更有效和更便宜地提供。从那时起，替代公共服务（顺便提一句，还有合作服务）的私人或私有化服务规模就开始变得异常庞大。诸如邮局、监狱、学校、供水甚至福利服务等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特色活动都已被移交或转变为商业企业：公共服务的雇员被转移到独立机构或由商业分包商取代。甚至战争的一部分也被分包出去了。以及毫无疑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公司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也已经成为政府所向往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倾向于依靠个体经济的机制来取代公民主动或被动的动员。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中，相较政府或集体行动在贫困时期承诺或所能提供的那些，经济的非凡成就为大多数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东西。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市场主权的理想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补充剂，而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品。事实上，它变成任何一种政治的替代品，因为它否认政治决策的必要性，而政治决策恰恰是关于共同或群体利益的决策，并区别于个人追求其私人偏好的理性或其他选择的总和。无论如何，它认为，由市场（和市场调研）提供的发现人们想要什么的持续的甄别过程，一定会比偶尔求助于粗略的选举计票来得更有效。投入市场取代了参与政治；消费者取代了公民。福山（Fukuyama）先生确实认为，选择不投票，像是选择在超市购物而不是在当地的小商店购物，“反映了人们作出的民主选择。他们想要消费者主权”(3)。毫无疑问，他们确实想要这个，但这种选择是否与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一致？

由此，作为民主或任何其他政治基本框架的主权领土国家或国家组合，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衰弱。其活动的范围和效力都比以前更少。它对臣民或公民的消极服从和积极服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两个半世纪以来，无论其政权的性质或意识形态如何，彼时现代领土国家的力量、范围、雄心和动员其居民的能力的持续增长如今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现代国家的领土完整——法国人称之为“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ne and indivisible）——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十年后，是否还会有统一的西班牙、意大利或英国来作为其公民忠诚的核心对象？一个半世纪以来，这是这个问题第一次被现实地提出。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民主的前景。

首先，如今公民和公共当局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薄弱。那样一种神圣性急遽衰退，那种神圣性曾经不仅保护着莎士比亚式的国王，还保护着任何合法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中民族凝聚力和公民忠诚度的公共象征：总统、君主制，包括也许最引人注目的英国议会。还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它的衰落呢？我们电视屏幕上议会的官方形象如今只剩一幅勉强试图掩盖在空旷的绿色长椅上人物寥寥的图像。除了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戏剧性对抗或喜剧性调剂，在大报上甚至也不再报道议会进程。动员贫民集体行动的伟大政治运动或机器急剧减少，而正是这些实际上曾赋予了“民主”一词某些真正的含义。

因此，不仅公民参与政治的意愿有所下降，而且传统的，同时根据契约理论行使公民权唯一合法方式的有效性也有所下降，即普选产生代表“人民”并因此被授权为其执政的政府成员。在每次选举之间，也就是说，在通常好几年时间里，民主只是作为对他们或他们的政党连任的潜在威胁而存在。但无论从公民还是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显然都无法关切到现实。因此，民主政治家的公开言辞越来越缺乏理性，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现代媒体的角色，以及公众意见通过直接行动（或不行动）的表达。

因为这两者才是在两次选举之间控制政府行为的引擎。它们的发展也弥补了公民参与以及代议制政府传统进程有效性的式微。新闻头条，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抗拒的电视影像是所有政治运动的直接目标，因为这比动员成千上万的人有效得多。当然，也容易得多。部长办公室将所有工作都搁置一边，而去回答迫在眉睫的关键议会质询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而如今，一篇记者调查的见报前景甚至可能影响唐宁街10号的命运。造成公众不满的既不是议会辩论，甚至也不是编辑政策，这种公众不满是如此醒目，以至于即使是拥有最安全多数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每次选举之间注意到它——比如在人头税、汽油税上，以及对转基因食品的厌恶上。当这种不满涌现时，将它视为小规模、未经选举和非典型的少数派的这种态度毫无意义，尽管通常来说它确实就是如此。

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拜它们所赐，公众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强大，而这解释了专门影响公众舆论的职业不断崛起的原因。相比起来人们不太了解的则是媒体政治和直接行动之间的重要联系，也就是说，来自下层的行动绕过官方代议制政府的中间机制，直接影响最高决策者。在不存在这种中间机制的跨国事务中，这一点最为明显。我们都熟悉所谓的“CNN效应”：一种在政治上强大但完全无组织的，认为对电视上那些可怕的暴行画面“必须有所行动”的感觉——在库尔德斯坦，在东帝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种效应如此强大，以至于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临时采取了一些行动作为回应。最近，西雅图和布拉格的示威活动表明，即使是对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被认为不受民主政治进程影响的组织，具有摄像意识的小团体的目标明确的直接行动也相当有效。如果今天有像“世界金融领袖留意以下警告”(4)这样的头条新闻，那至少部分是由于在最值得报道的地方发生的中世纪式冲突，像是戴着黑头套（巴拉克拉法帽，balaclava）的暴徒与戴着头盔和拿着盾牌的防暴警察之间足够抓人眼球的打斗。

所有这一切都使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着其最直接、最严重的困境。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跨国世界中，国家政府与一些力量共存，这些力量对公民的日常生活至少与政府有同等的影响，但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政府的控制。然而，政府没有在不受它们控制的力量面前放弃的政治选择，即使它们想要放弃。宣称对油价的长期趋势无能不是政策，因为当出现问题时，政府能够也应该对此采取措施，这是包括企业高管在内的公民并非毫无根据的信念，即使在人们对政府抱有的期望很低甚或没有期望的一些国家以及大部分选民不相信政府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意大利和美国。毕竟，这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但是，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做些什么呢？与过去相比，它们受到了来自持续监测的大众舆论的不断压力，并且它们对此很敏感。这限制了政府的选择。然而，政府不能停止治理。事实上，公关专家敦促政府必须不断地让人们看到它们的治理，正如我们从20世纪晚期的英国历史中了解到的一样：各种政治姿势、公告，有时还有不必要的立法。然而，即便没有公关专家的训诫，与寄希望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完全（和有益地）统治世界的梦想者相反，今天的公共当局不断面临着对共同利益的决定，这些决定既是政治性的，更是技术性的。在这里，民主投票的结果（或市场上消费者的选择）根本无法起到指南作用，最多扮演油门或者刹车的角色。汽车交通无限制增长的环境恶果以及处理这些后果的最佳方法不能简单地通过全民公决来找出。更不用说，最佳方法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在一个民主国家，告诉选民他们不想听到的东西并不明智。如果政府确信任何一处增税提议都是选举自杀，那么应当如何合理地组织国家财政呢？因为倘若如此，竞选活动就变成了财政伪证罪的角逐，而政府预算则变为财政混乱的演习。简而言之，“人民的意志”，无论如何被表达，实际上都不能决定政府的具体任务。正如那些被忽视的民主理论家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关于工会所观察到的那样，它不能决策项目，只能评判结果。投反对票比投赞成票好得多。当它实际上取得了重大的否决性胜利时，比如推翻了意大利和日本长达五十年的腐败的战后政权，“人民的意志”本身其实无法提供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再看看在塞尔维亚它能否做到这一点。

然而，政府是民享的。政府的功效要根据它对人民的作用来评判。不管“人民的意志”多么蒙昧、无知甚至愚蠢，无论探查它的方法多么不充分，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否则我们还能用什么办法来评估人类问题的技术政治解决方案呢？无论别的办法在其他方面多么专业和令人满意，但与人类有关的问题最终影响的毕竟是活生生的人民生活。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作决定的人和那些被强加这些决定的人之间没有双向交流。而过去二十年的自由放任全球化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最权威的技术专家即经济学家的建议之下，正是政府的工作，系统地为自由放任全球化犯下错误消除了一切障碍。在二十年未能关注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人类造成的恶果后，世界银行行长得出结论称，如今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一词意味着“恐惧和不安全”，而不是“机会和包容”(5)。甚至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也认为，“对全球化的反感已深入人心”，因此“退出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回归保护主义”已经变成眼下的一种选择。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倾听人民的意愿会给政府带来更多困难。过去理想的解决方案现在难以为政府所用，那就是医疗行业和航空业过去所依赖的，并且在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世界里仍试图依靠的普遍信念，即相信我们和它们（政府）有着共同利益。我们不指点它们如何为我们服务，因为作为非专家，我们没法指点，除非出现问题，否则我们会给予它们信任。很少有政府今天还能享有这种基本的先验信任了。在自由主义制度（即多党民主制）中，政府甚至很少代表实际上的多数选票，更不用说选民了。（在英国，自1931年以来，没有一个政党赢得超过50%的选票；自战时联合政府以来，也没有任何政府代表了明显的多数。）曾经为“他们的”政府提供如此先验的信任和稳定的支持的旧式民主的学校和引擎，即大众政党和组织，现在已经崩溃。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体下，“后座司机”（backseat driver）声称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与政府媲美，并不断对政府的表现进行评论。

在这些情况下，对民主政府来说，最方便、有时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地将决策置于宣传和政治的范畴之外，或者至少回避代议制政府的进程，也即回避最终的选民以及由其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代表的活动。（无可否认，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能够作为一个政府政策协调一致的国家运作，只是因为总统们有时想了办法绕过民选国会做出的可笑举动。）即使在英国，在保守党和工党政府的领导下，本已强大的决策权惊人地集中化，与此同时，下院被降级，其职能被大规模转移到未经选举产生的公共或私人机构。许多政治问题如今都在幕后进行谈判和决议。而这自然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降低他们对政治家的评价。政府得和组织完善的少数竞选利益集团以及媒体联盟进行持续的游击战。这些人将越来越多地把出版政府更愿意保持沉默的东西视为自己的政治职能，而反过来——这是一个基于信息和娱乐无限流动的社会的讽刺——他们仰仗着他们更应该批评的机构的宣传来填满他们的屏幕和版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主的未来前景如何？从纸面上看，它倒也没有过于暗淡。除了伊斯兰神权政治，不再有、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出现强大的政治运动来挑战这种政府形式的原则。20世纪下半叶是军事独裁的黄金时代，对西方选举政权和独立的前殖民地选举政权来说，这比共产主义危险得多。但对这些军事独裁政权来说21世纪则并不那么有利。众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选择步其后尘，而且无论如何，几乎所有这类军事独裁政权都缺乏反抗民主信念的勇气，并且只声称自己是（未指明的）恢复文官统治那一天到来之前的宪法的救星。这并不是说我们正目睹的是由男人在街角的坦克里建立的政府的终局，尤其是在许多贫困和社会不满的地区。

此外，无论1997—1998年经济地震之前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很明显，无国籍的全球自由放任市场的乌托邦不会到来。因此，世界上大多数人，当然还有那些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权统治下的人，将继续生活在运作有效的国家中，尽管在一些不幸的地区，国家的权力和行政管理实际上已经瓦解。联合国的大部分会员国将充分利用这个在它们国家新近流行的政治体系，或是（如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个早已熟悉但不时中断的体系。它不会一直奏效，但有时它也会成功。因此，政治将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将继续生活在一个民粹主义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政府必须考虑到“人民”，人民不能没有政府，民主选举也将继续进行。如今，民主选举几乎被普遍认为是赋予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方式，顺便说一句，选举也为政府提供了咨询“人民”的一种方便的方式，而无须作出任何具体明确的承诺。

简而言之，我们将面临21世纪带给我们的问题，目前的政治机制将非常不适合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机制实际上被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而民族国家的数量正在增加，而且这些政治机制正对抗着一个超出它们运作范围的全球世界。现在我们甚至不清楚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像欧盟这样拥有共同政治框架的广阔、异质的领土。它们面对并与之竞争的，是一个通过相当不同的单位（跨国公司）有效运作的世界经济，政治合法性和共同利益的考量对其并不适用，而其也会尽力回避政治。最重要的是，在人类活动对自然和地球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地质规模的力量的时代，政治面临着的是世界未来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或缓解将需要——必然需要——某种举措，而这必然区别于通过计票或衡量消费者偏好的举措。无论对民主还是对全球的长期前景来说，这都不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

我们面临着第三个千禧年，就像那个虚构的爱尔兰人，当被问及去巴利纳欣奇（Ballynahinch）的路时，他沉思着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从这里启程”。

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启程之地。

(1)　John Dunn，The Cunning of Unreason: Making Sense of Politics （London，2000），p．210.

(2)　Herbert Tingsten，Political Behaviour：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1937），pp．225—226；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1963），pp．227—229.

(3)　Prospect，August-September 1999，p．57.

(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 October 2000，p．13.

(5)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 October 2000，p．13.

第七章
传播民主

我们正被卷入强国对世界秩序有计划的重新安排之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只是所谓的通过“传播民主”建立世界秩序的普遍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想法不仅仅是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它还很危险。围绕这场十字军运动的修辞暗示着，这一体系可以用标准化的（西方）形制来推行，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奏效，它可以补救当今的跨国困境，它可以带来和平，而非制造混乱。不，它不能。

民主理所当然受到人民欢迎。1647年，英国拉平派（Levellers）宣扬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所有的政府皆须取得人民自由同意”。当时他们诉求的是全民票选。当然，普选并不能确保任何特定的政治结果，选举甚至不能确保这种形式自身永久存在，魏玛共和国就是一个例子。选举民主也不太可能产生有利于霸权或帝国主义强权的结果。（如果伊拉克战争依赖于“国际社会”自由表达的同意，它就不会发生。）但这些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弱选举民主的吸引力。

除了民主本身深孚众望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危险而虚幻的信念，即通过外国军队传播民主实际上或许可行。全球化表明，人类事务正朝着一种普遍模式演变。如果全世界的加油站、iPods、电脑极客都一模一样，那为什么政治机构不能如此？这种观点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流血事件和无政府状态在世界许多地方的频繁复发也使得传播新秩序的想法变得更具吸引力。巴尔干半岛的情形似乎表明，陷入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的地区需要强大和稳定的国家进行干预，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在缺乏有效国际治理的情况下，某些人道主义者仍准备支持美国强权强加的世界秩序。但是，当军事大国声称要通过击败和占领弱国来造福其受害者和这个世界时，人们应当始终心存疑虑。

然而，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源于其革命的，融合了自大狂和弥赛亚主义的必要组合。今天的美国在技术军事优势上无可匹敌，它坚信自己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自1989年以来，与即使是最伟大的征服帝国亦有所不同的是，它再也不曾想起，它的物质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他那个时代是在国际上引人注目的失败者）一样，今天的意识形态学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在美国发挥作用的社会典范：法律、自由、竞争性民营企业和定期普选型竞选的结合。剩下的就只是按照这个“自由社会”的形象重塑世界。

这是在黑暗中吹口哨壮胆的危险想法。虽然大国行动可能会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将其结果与其行为归为一谈是危险的，因为国家行动的逻辑和方法不是普世权利的逻辑和方法。所有既定国家都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它们有足够力量，而其目的又被认为足够重要，国家就会为其实现目的的手段辩护（尽管很少公开地辩护），尤其是当它们认为上帝站在它们那一边的时候。善良和邪恶的帝国都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化，而“反恐战争”现在也为此作出了“贡献”。

传播民主的运动不仅威胁到普世价值的完整性，而且它也注定不会成功。20世纪的历史表明，国家不可能简单地改造世界或缩短历史变革的进程。它们也无法通过跨境传播制度来轻易实现社会变革。即使在领土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具备有效民主政府条件的也很罕见，这种条件指的是一种享有合法性、公民认同并有能力调解国内群体间冲突的国家。如果缺乏这样的群体认同，就不会存在单一的主权人民，进而也不会存在与之对应的多数派的合法性。当这种群体认同——无论是宗教、种族还是两者合一——缺位时，民主就会中止（就像北爱尔兰的民主制度一样），国家就会分裂（就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或者社会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内战之中（斯里兰卡就是如此）。1918年和1989年后，在多民族和多社群地区的“传播民主”活动加剧了种族冲突，导致国家解体，徒然萌生暗淡前景。

除了成功的希望渺茫之外，传播标准化西方民主的努力还遭遇了一项根本性的悖论。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认为是解决当今危险跨国问题的办法。但时至今日，人类生活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超出了选民的影响范围，出现在没有选民，或者至少没有民主选民的跨国性公共和私人实体中。而即使是选举民主在如民族国家的政治单位之外也无法有效运行。因此，强权国家正试图推广一种连它们自己都觉得不足以应对当今挑战的制度。

欧洲证明了这一点。像欧盟这样的机构之所以可以发展成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结构，正是因为它除了少数成员国政府（尽管其仍在增长）之外没有其他选民。如果没有“民主赤字”，欧盟将一事无成，它的议会也将因为只有“成员国人民”的集合但不存在“欧洲人民”（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员在2004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投票）而失去未来。“欧洲”现在是一个运作正常的实体，但与其成员国不同，它不享有民众合法性或选举权威。于是不足为怪的是，当欧盟试图超越政府间谈判，成为成员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时，各种问题就出现了。无论其多么可取，民主都不是解决全球或跨国问题的有效手段。

即便是以相对更间接的方式传播民主的努力也是危险的，它向那些不享有这种政府形式的国家传达了一种错觉，即那些享有这种政府形式的国家实际上是由民主管理的。但是果真如此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伊拉克开战的决定是如何在至少两个毫无疑问具有民主诚意的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作出的。除了制造出各种欺骗和隐瞒的复杂问题，民主选举和代表议会与这一进程关系不大。决策是由一小部分人私下作出的——这与非民主国家的决策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幸运的是，在英国，媒体的独立性不容易被破坏。但用以确保有效的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和独立司法的却并非选举民主。

第八章
恐怖

20世纪末，政治恐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吗？让我从斯里兰卡这个迄今为止平静祥和的岛屿上意外涌现的暴力开始今天的演讲。这个岛屿上大多数居民为佛教僧伽罗人（Sinhalese）（他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尽可能地反对暴力），少数为几个世纪前从南印度移民或在19世纪晚期作为种植园劳工来到这里的泰米尔人（他们的印度教信仰也不倡导暴力）。斯里兰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既没有过于激进，也没有非常有效，这个国家悄悄地获得了自由：实际上其自由是印度独立的副产品。殖民时期的斯里兰卡确实发展出了一支规模较小的共产党，以及说来也奇怪，一支势力更大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两者皆由受过教育而有个人魅力的西化精英领导，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两支政党都反对恐怖主义。岛上未出现两者有预谋的暴动。独立后，该国奉行平静、温和的社会主义路线，其对此地人民的福利和预期寿命非常有利。简而言之，按照亚洲的标准，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斯里兰卡是一个罕见的文明之岛，就像哥斯达黎加和（20世纪70年代之前）拉丁美洲的乌拉圭一样。然而今天，此地却溺于鲜血。

当该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用僧伽罗语代替英语作为官方行政语言时，在受过教育的职业中占25%以上的少数民族泰米尔人对僧伽罗政权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怨恨。20世纪70年代，得到南印度某个邦的支持，一个分离主义的泰米尔主义运动，即今天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的祖先，发展起了武装组织，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际上发动了一场内战。他们最出名的是他们是自杀性炸弹的始作俑者之一，并且可能是使用自杀性炸弹的最大规模团体，以及顺便说一句，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世俗的，此举不带有通常的宗教动机。泰米尔人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分离出去，而斯里兰卡军队也太过弱小以至于无力以军事方式击败他们。尽管第三方多次尝试（印度、挪威试图调停），但双方的不妥协态度使战争依旧持续。

在同一时间，在占多数的僧伽罗人社会中发生了两件事。种族语言张力引发了僧伽罗人强烈的反弹，由于僧伽罗语是印欧语（雅利安语），这种反弹表现为基于佛教和种族优越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奇怪的是，这种种族主义存在于印度教的印度传统中，事实上，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旧的印度教种姓制度仍然可以在官方平等主义的表面下寻得踪迹。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解放阵线（JVP）这个极左团体组织了一场重大的起义。该团体主要是基于那些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受过教育的僧伽罗青年，其信奉带有对旧社会政治精英强烈不满的思想。它被严厉地镇压了，许多小伙子都曾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从这场1968年式青年反叛的遗迹中，涌现出一个主要以僧伽罗农村为基地的激进恐怖组织，该组织后来转变为热情的僧伽罗佛教种族沙文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它组织了一场针对政治对手的系统性暗杀活动，这使得担任政府高官成为一项高风险活动。（最近退休的斯里兰卡总统曾目睹她的父亲［即前任总理］和丈夫在她眼前被暗杀，并且，她在类似的袭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农村的城镇和村庄，恐怖也被系统地用于建立控制。

如同20世纪80年代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运动一样，没有办法知道人民解放阵线的统治最初在多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众支持的基础上，而这种支持又被恐怖疏远了多少，以及反过来，对政府镇压的怨恨抵消了多少恐怖，从恐怖中又产生了多少对革命者的怀疑。但有两件事很清楚。人民解放阵线在僧伽罗农村劳动人口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受过教育的成员成为该组织的干部，以及人民解放阵线造成了很多杀戮，其大部分由在拉丁美洲会被称为“刺客”（sicarios）或“大屠杀者”的骨干进行。人民解放阵线对权力的争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平息，即类似于拉丁美洲旨在消灭叛军领导人和干部的“肮脏战争”（dirty wars）。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估计约有6万人成为这些冲突的受害者。自20世纪60年代末诞生以来，人民解放阵线一直在斯里兰卡的官方政治中里外游走。

显然，斯里兰卡只是20世纪末政治暴力显著增加和变化的一个例子而已。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无差别谋杀逐渐兴起成为小团体恐怖主义的形式，并被其赋予正当性。除了极少数例外，这种做法受到了早期恐怖主义运动的谴责，并被晚近的西班牙埃塔和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竭力规避。在伊斯兰世界，神学正当化——例如，任何不遵守严格受限正统的信众都可能作为叛教者被杀害——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基地组织之前的极端分子从埃及老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分离出来并因此复兴。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宗教顾问发布的正式授权杀害无辜者的法特瓦（fatwa）直到1992年年底才被首次发布(1)。

对于这篇文章来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尤其是因为目前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存在于影像中的或实际中的）暴力行为与直接行动的水平普遍上升，很难将无差别谋杀的兴起和正当化从其中分离出来。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多数这些社会中，人们还预期文明会使得暴力永久衰落。

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一般的社会暴力和政治暴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某些最残忍的政治暴力可能发生在具有显著非暴力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国家，如斯里兰卡或乌拉圭。然而，在有着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这两者是分不开的，不能仅仅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非官方的政治暴力变得突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通常也以更大的暴力反制与之对抗，就持上述这种观点。独裁或威权国家在保持正常运转的同时几乎没有为其留下任何空间，就像它们几乎没有为非暴力的非官方政治留下任何空间一样。

暴力行为的普遍升级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上积聚力量的野蛮化进程的一部分，我在其他地方也讨论过这一点。这一进程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理论上）自由的政治机制中尤为显著，其中公共话语和政治制度只在“暴力”和“非暴力”这相互排斥的两端作出区别，而没有过渡地带。这实际上是建立民族国家垄断强制力之合法性的另一种方式，而这又与19世纪发达国家（除美国外）大规模解除平民武装的过程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实践中，美国总能容忍更高程度的暴力，尽管在理论上并非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家失去了对一些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同时还失去了更多使公民守法的正当性。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暴力的兴起。

自由主义的言辞总是没有认识到，没有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会不存在某种暴力，即便是以罢工纠察队或大规模群众示威的准象征形式。另外，正如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的，同时也是国际红十字会不断提醒21世纪野蛮好战分子的，暴力有不同等级和不同规则。基地组织或“秘密引渡”（rendition）捍卫者的神学或法律诡辩之所以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被他们打破的公认规则——《古兰经》对杀戮的限制和对酷刑的憎恶——是如此根深蒂固。但是，当原本不习惯高度社会暴力的社会或社会团体发现自己在施行暴力时，或者当传统暴力社会的正常规则被打破时，对暴力的使用或程度的既有限制就会消失。例如，在我印象中，考虑到农村生活和行为的普遍野蛮性，传统的农民起义通常不太嗜血——通常比不上对起义的镇压。当他们进行屠杀或暴行时，通常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类别的人和财产——例如，乡绅的房子——相反，其他人被明确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有着好名声。这些暴力行为不是肆意的，而是，人们几乎可以说，是由当时的情况规定的。给俄罗斯农村带来大规模屠杀的不是1917年革命，而是之后的俄罗斯内战。但是当习惯性行为的刹车失灵时，结果就可能变得十分可怕。据我所知，哥伦比亚黑帮在美国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在与对手的斗争中，他们不再服从传统大男子主义的惯例——不杀害对手中的妇女和儿童。

政治暴力的这种病态退化既适用于暴乱，也适用于国家武力。越来越不正常的都市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使其备受青睐，毒品文化和私人武器的传播更加重了其病变。与此同时，旧的征兵制军队的衰落和全职职业军人的崛起，特别是如空军特勤队（SAS）这样的特种精英部队的崛起，消除了国家集体荣誉感对那些本质上仍然是平民的人的约束，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唯一贡献就是其武力。与此同时，在越来越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媒体中，对能展示和描述的内容的传统限制几乎被取消了。极端形式的暴力的景象、声音和描述现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其实施的社会控制便随之减少了。在苏联，或者至少在有足够犯罪学数据的城市，大约80%到85%的凶杀案是在酒精的影响下发生的。而现在我们已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介质来消除禁忌。

然而，还有一个更危险的无限制暴力的生产者。自1914年以来，主导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信念，即自己的事业是如此公正，对手的事业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所有取得胜利或避免失败的手段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国家和叛乱者双方都认为他们有道德上的理由为野蛮辩护。据观察，在20世纪80年代，秘鲁光辉道路的年轻好战分子可以完全问心无愧地按人头杀死农民：毕竟他们不是作为对此事可能有感觉的个人在行动，而是作为为这一事业而战的士兵在行动(2)。那些拿政治犯尸体训练新兵使用酷刑的技巧的陆军或海军军官，本质上也不是以私人身份出现的野蛮人或虐待狂。就像实际上因私人过失杀人罪而受到惩罚的党卫军一样，他们接受训练以冷静地进行大规模谋杀(3)，这使得他们的活动应该受到更多而非更少的谴责。20世纪超级恐怖主义的兴起反映出的并不是“平庸之恶”，而是用更高级的命令取代了道德观念。不过至少在最初，人们可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道德性，就像在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中一样，当时某单位的所有阿根廷军官可能都被迫参与酷刑，以便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这被认为是共同的耻辱。而令人担心的是，在21世纪，对酷刑的接纳程度已经变得过于常规化了。

野蛮的崛起是持续性的，但也是不平衡的。在1914年至20世纪40年代末，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革命后果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它达到了不人道的顶峰。冷战时代则给第一和第二世界，亦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地区带来了明显的改善。不过对第三世界而言并不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野蛮实际上消退了。在西方，就是这个时期，大约在1960年到1985年间，出现了受过官方训练的拷问者，而在拉丁美洲和地中海地区，军事政权史无前例地对他们的公民发动“肮脏战争”。此外，许多人希望，在1989年的巨变之后，笼罩着20世纪的宗教战争的迷雾，以及野蛮的动力将会随之消散和逝去。不幸的是，这并没有成真。20世纪90年代人类苦难的规模急剧扩大，而由世俗意识形态引发的宗教战争，也因回归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讨伐和反讨伐被加强或被取代。

抛开国家间或国家支持的战争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不谈——例如，越战，20世纪70年代超级大国在非洲和阿富汗的间接对抗，以及印巴战争和两伊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主要的政治暴力和政治暴力反制事件。第一次是所谓“新布朗基主义”（neo-Blanquism）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复兴，即由自行挑选的、通常是小规模的精英团体通过武装行动推翻政权或实现分离派民族主义目标的尝试。这一运动大多仅限于西欧，在那里，其成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通常缺乏校园以外的公众支持（北爱尔兰除外），主要依靠吸引媒体眼球的恐怖主义行动（联邦德国的红军派［Red Army Fraction］），但同时也目标明确，有发动可能破坏国家高层政治稳定的政变的能力，比如1973年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认定的继任者被埃塔组织暗杀，1978年意大利总理奥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绑架并谋杀。在拉丁美洲，这类团体主要试图由较大的部队发起游击活动和武装行动，通常是以边远地区为主，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在城市中进行（委内瑞拉、乌拉圭）。其中一些行动相当严重：在蒙特内罗游击队（Montonero insurgency）叛乱的三年中，阿根廷正规和非正规部队伤亡1642人(4)。这些团体的局限性在农村游击战中尤为明显，在那里，大量的民众支持不仅是成功的关键，更是其生存的关键。外来者试图按照古巴模式建立游击队运动，但在南美洲各地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哥伦比亚例外，因为该国大部分地区不受中央政府和军队的控制。

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并因20世纪90年代的内乱和国家崩溃而大大扩展的第二波政治暴力和政治暴力反制事件，主要与种族和宗教有关。非洲、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东南欧是主要受影响的地区。拉丁美洲没有受到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影响，东亚和俄罗斯联邦（车臣除外）则几乎不受影响，欧盟只是因日益高涨但未造成流血的仇外心理而被卷入其中。而在其他地方，政治暴力浪潮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空前的大屠杀，这也是最逼近系统的种族灭绝重现的一次。不同于通常缺乏大众支持的欧洲新布朗基主义者，这一时期的激进组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Al Fatah）、哈马斯（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真主党（Hezbollah）、泰米尔猛虎组织、库尔德斯坦工人党（the Kurdistan Workers Party）等——可以依赖其拥护者的大力支持并持续招募人手。因此，个人式的恐怖行为并不是这种运动的核心，除非这是对占领国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唯一可采取的回应（如在巴勒斯坦），或者充其量是内战中，作为对对手极其优越的军备的补偿（如在斯里兰卡）。

这一时期的一项重大创新被证明异常可怕，那就是自杀炸弹。1983年黎巴嫩真主党首次用它来对抗美国人，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功效。它的成效如此惊人，以至于在1987年对它的使用很快蔓延到泰米尔猛虎组织，1993年蔓延到巴勒斯坦的哈马斯，1998年至2000年间蔓延到克什米尔和车臣的基地组织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5)。这一时期个人和小团体恐怖主义的另一最令人咂舌的发展是政治暗杀的复活。如果说1881年到1914年是高层政治谋杀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则是其第二个黄金时代：埃及的萨达特（Sadat）、以色列的拉宾（Rabin）、印度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和甘地夫人、斯里兰卡的一批领导人、佛朗哥在西班牙人尽皆知的继任者、意大利和瑞典的首相（尽管瑞典的政治气候疑云重重）遇害。1981年也有人试图谋杀教皇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Ⅱ）和里根总统（President Reagan）。这些行动并未带来革命性的结果，尽管它们有时会产生明显的政治影响，比如在以色列、意大利，或许也包括西班牙。

然而，电视的普及使政治上更有效的行动不再针对决策者，而是瞄准了最大化媒体影响这点。毕竟，此类行动结束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黎巴嫩，90年代在索马里，以及事实上2001年后在沙特阿拉伯的正式军事部署。野蛮化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迹象是，恐怖分子发现，只要在全世界的屏幕可见范围之内大规模谋杀原本无关紧要的男人和女人，这比除了最著名或最具象征性的炸弹目标之外的所有目标都拥有更大的头条新闻价值。

在21世纪初似乎占主导地位的第三波浪潮中，政治暴力已经系统地成为全球性行为。这既是由于乔治·W.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Bush）领导下的美国的政策，也由于或许自19世纪晚期的无政府主义以来，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有意识地进行了跨国的运作。在这波浪潮中，大众的支持再次变得无关紧要。最初的基地组织看似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精英组织，但它的运作方式却是无中心的分散运动，小而孤立的单元被设计成可以在没有民众支援或直接支持的情况下行动。同样它也不需要领土作为基础。它，或者说是受它启发的松散的细胞网络，在即使失去阿富汗基地以及奥萨马·本·拉登的领导变得边缘化的情况下也得以幸存下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内战或其他无法融入全球图景的冲突，像是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哥伦比亚的持续冲突，或是非洲业已失败或正在失败的国家的种种麻烦，只引起了西方间歇性的关注。

这类新运动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们由小的少数派组成，并且它们特有的运作方式是小团体行动，尽管这些少数派人士从他们声称为之奋战的大众那里取得了一些消极的同情。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的所谓“现役部队”据说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两三百人，并且我怀疑意大利的红色旅或巴斯克埃塔组织规模也不会比这更大。在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中最强大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时期，其人数可能也不超过4000人(6)。这类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除了极少数例外，如北爱尔兰外，“他们平均受教育的程度和社会背景比他们所属社群的其他成员更高”(7)。20世纪90年代在阿富汗受训的准“基地”组织成员被描述为：“来自中上层阶级，几乎都来自完整家庭……大多受过大学教育，多主修自然科学和工程……”(8)即便在巴勒斯坦，当他们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被占领土人口，包括大部分来自难民营的人口时，也有57%的自杀炸弹袭击者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相比之下，在此地只有15%的同龄人口受过这种教育(9)。

这些组织尽管规模很小，但已经强大到足以让政府动员相对甚至绝对庞大的反制武力来对付它们。在这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有一处有趣的分歧（当第二世界共产主义政权存在时，哪怕它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仍然完全不受这种运动的影响，直到它实际上彻底崩溃为止）。总的来说，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在本文考察的前两个时期，新的政治暴力仅遭遇了有限的武力反制，没有对宪政政府造成重大破坏，虽然存在一些歇斯底里和严重滥用权力的时刻，特别是来自国家的警察和正式或非正式的武装部队。这是因为欧洲的运动对国家政权没有构成重大威胁吗？诚然，它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构成重大威胁，尽管在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组织的武装压力下，北爱尔兰和巴斯克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确实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实现它们的目标。但同样可能的是，欧洲警察和特工部门过去和现在的效率都足以渗透到这些运动中，特别是爱尔兰共和军，可能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不过最重要的是，尽管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不知名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无情的反恐措施，但没有发生像我们在拉丁美洲发现的那种规模和程度的“肮脏战争”。在那里，即使是为了以暴制暴，反恐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起义者的政治暴力，如秘鲁的森德里斯塔斯（Senderistas）。

这些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本质上就是针对这类群体的，而且往往是由与少数派恐怖分子相对应的职业专员组成的小股军力进行的。因此，在拉丁美洲，只要其没有经历政治的病态退化，酷刑政权的目标通常不是阻止人们参加颠覆活动，而是更具体地从活动者那里获得关于他们团体的信息。行刑队的目标也不是威慑，而是直接除掉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规避法律拖延或无罪释放的可能。把全部人口都视为政治异见者的恐怖通常都足够残酷，就像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和巴勒斯坦，但更粗野也更有预谋。第二次起义前巴勒斯坦被杀的人数几乎肯定低于皮诺切特（Pinochet）统治下的智利“失踪”的人数。诚然，野蛮化已经发展到使得每天只造成一两具尸体的镇压已经不足以成为可以自动登上头条新闻的大屠杀了。即便如此，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家的当局打击农村游击运动的手段也仍可以称得上异常凶残。

自2001年9月以来，“反恐战争”的全球化，以及某大国在2002年对迄今为止公认的国际冲突规则和惯例的废弃与对外国武装干预的复活，使得局势变得更糟。新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对发达世界以及亚洲稳定国家政权的实际危险仍然微不足道。对伦敦或马德里大都市交通系统的炸弹袭击虽然造成了几十或几百名受害者，但仍难以扰乱大城市运营能力，其破坏性很少能超过几个小时。尽管发生在纽约的9·11大屠杀非常恐怖，但它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内部结构其实完全没有造成影响。如果说情况现在变得更糟，那不是因为恐怖分子的行动，而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行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印度是稳定国家抵御恐怖主义能力的一个良好范例。尽管在过去的20年里，它已经因刺杀失去了两名领导人，同时它身陷低烈度的克什米尔战争，又处于其东北部各邦众多游击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纳萨尔派，Naxalite）在一些部落地区掀起骚乱的情况之下，但没有人会认为，印度会就此陷入混乱失序的状态，或是不能保持完整的运作秩序。

这突出了恐怖主义运动目前阶段相对的和绝对的弱点。它们只是症状，而不是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以下事实而改变：由于军备和战术的改变，小团体甚至个人造成的人均伤害都比过去大得多，或是某些恐怖组织拥有或有着可归因于它们的乌托邦式的目标。在政权稳定的国家中运作的它们，以及在没有人民物质支持的情况下的它们只是治安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即使小团体恐怖主义隶属于某场普遍的异议运动，正如在伊拉克抵抗运动中基地组织的分支一样，它们也不会是运动的主干或有军事价值的部分，而只是那一运动的边缘补充。至于得不到民众同情的行动，比如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手或在伦敦的少数年轻狂热穆斯林，其顶多具有宣传价值。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不需要采取重大的国际警察措施来打击小团体恐怖主义，特别是跨国恐怖主义，哪怕只是为了规避一种危险，即这些团体在未来某个时候可能有设法获取和使用核装置的能力。在不稳定或正在分解的国家，特别是在印度西部的伊斯兰世界，它们主要表现为破坏的政治潜力显然要大得多，但不应把这与大规模宗教动员的政治潜力相混淆。

不难理解的是，这种运动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在西方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尤其是当政府和媒体联合起来，通过给予它们最大限度的宣传来为自己的目的创造一种恐惧的气氛时。很难记起，在2001年之前，政府面对这种运动——埃塔组织、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的标准和完全理性的方法是尽可能地“抽离它们的宣传氧气”。目前的恐慌氛围是一种非理性恐惧的氛围。美国目前的政策试图通过发明“敌人”使其全球力量的使用和扩张合法化，从而重振在目前已经不再有任何合理性的冷战时期的末日式恐怖。我再重复一遍，“反恐战争”的危险并非来自穆斯林自杀炸弹手。

所有这些讨论都并没有缩小全球危机真正的规模，政治暴力的转变正是这场危机的表现。它们似乎反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活和社会经历的最迅猛的变革在社会各阶层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错位。它们似乎也反映了西方传统权威、霸权和合法性体系的危机及其在东方和南方的崩溃，更反映出声称可以为这些体系提供替代方案的传统运动的危机。自苏联解体以来，由于世界部分地区去殖民化运动的失败，以及一个稳定的或者毋宁说任何一种国际体系的终结，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这个由市场增长和军事干预传播西方自由价值观的世界里，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将被证明无力解决这些问题。

(1)　遵循这本研究的说法：Lawrence Wright，The Looming Tower （London，2006）．pp．123—125，174—175。

(2)　Carlos Ivan Degregori et al.，Tiemþos de Ira y Amor: Nuezos actores para viejos pmblemas （Lima，1990）对“光辉道路”现象的考察非常出色。

(3)　Martin Pollack，The Dead Man in the Bunker （London，2006），此书讨论了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生平与事业。

(4)　Juan Carlos Marín，Los Hechos Armados: Argentina 1973—76 （Buenos Aires．1996），p．106，cuadro 8.

(5)　这里我依照的是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基于这一材料的论点，Gambetta （ed.），Making Sense of Suicide Missions （Oxford，2005）。

(6)　Gambetta，op．cit.，p．260.

(7)　Gambetta，op．cit.，p．270.

(8)　Wright，op．cit.，p．301.

(9)　Gambetta，op．cit.，pp．327—328.

第九章
暴力年代中的公共秩序

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时刻，警察总长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 icers）告诉英国政府，如果没有新的《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他们就无法像过去那样防止街头的公众混乱。几年后，我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被邀请去挪威的某个地方参加一个座谈会时，我注意到，在某个旅游景点处通常举行会议的酒店的预订宣传册上宣传说，酒店保证配备防弹窗户。或许是在挪威？是的，在挪威。让我从这两起事件开始本次的讲座。这个时代变得更加暴力，包括暴力的影像。这一点确定无疑。而我的演讲则是关于这意味着什么，以及政府应该如何着手保护其公民的日常生活。这将主要是关于英国，在那里，公共暴力的增加（如犯罪数字所示）格外惊人。然而，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一个国家，也不仅仅关涉恐怖主义。这个主题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例如，它涉及足球流氓行为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显然，正如我在挪威的回忆所表明的那样，许多此类暴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全球，廉价、破坏力极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武器的供应量出现了惊人的爆炸性增长，个人和私人团体也都可获得。这原本只是冷战造成的结果，但由于这些装备提供了大量资金，其产量在此之后继续飙升。自1960年以来，尤其是在西欧和北美，每十年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数量都会增加。1994年，在52个国家中共有300家小武器公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出25%；而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估计已达500家。让我们换一种说法：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开发的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或者说AK47突击步枪，是最可怕的一种小型武器，而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今天世界上流通的AK47突击步枪总数高达1.25亿支。你可以在网上订购，至少在美国，在卡拉什尼科夫美国公司的网站上就可以买到。而至于手枪或刀具的数量，谁又能数得清？

但是，当然，公共秩序的混乱，即使表现为极端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并非肇始于高科技或昂贵的设备，正如9·11事件所表明的那样。2001年摧毁双子塔的劫机者手持的仅是地毯切割刀而已。存在时间最久的几个武装团体，如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组织，主要依靠的是炸药，而其中的一些实际上在家里就可以生产。英国（2005年）7月7日炸弹客事件的袭击者就是自己生产炸药。如果最近的报道正确，整个7月7日大屠杀只花了袭击者几百英镑而已。当然，还得加上他们自己的生命。因此，尽管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杀戮和残害，但这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公共秩序是否比以前更难维持？显然，政府和企业都这么认为。自1971年以来，英国的警力增长了35%；20世纪末，每1万名公民会由34名警察保护，而30年前只有24.4名（也就是说增长了40%以上）。我甚至没有把安保行业雇用的大约50万保安之类的雇员计算在内。自1971年斯克里科公司（Securicor）认为自己有能力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在过去的30年里，安保行业的经济产值已经成倍增长。2005年这个行业中大约有2500家公司。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英国的去工业化解放了大量身体健康的男性，对他们来说，找一份保安工作是为数不多的就业形式之一。人们可能会说，经济不再建立在互相照看的基础上，有一天可能会建立在依赖于人们互相看管的大规模就业上。

被投入其中的不仅是更多的人力，也包括更多武力。今日的集会控制专家主要依靠四类设备来处理棘手的示威游行：化学品（如催泪瓦斯）、防暴枪和橡皮子弹等“动能”设备、水炮，以及电击眩晕技术。这里有一份列表，说明了从传统到现代，各国针对死硬派集会控制的不同程度：挪威没有使用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芬兰、荷兰、印度和意大利只使用一种，即化学品；丹麦、爱尔兰、俄罗斯、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使用两种；比利时和真正的重量级国家——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则配备了全部四种手段。很明显，曾经以自己的警察完全无需配备武器而自豪的英国，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挪威或芬兰那样的秩序井然的世界里了。

究竟是怎样发展成如此的？我认为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一部名为《文明的进程》（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的作品中分析的内容发生了反转。此书讨论的主要是中世纪以来西方公共行为的转变。它变得不那么暴力，更加“礼貌”，更加体贴，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一个受限制的精英群体中，然后进入更大的范围。但在今天这已不再适用。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公共场合说脏话、蓄意使用粗鲁和冒犯性的语言，以至于很难记得这一变化是多么晚近的事情。当然，在专门从事艰苦活动的一些男性群体中脏话一直都很常见，比如士兵，尽管我不认为有哪支西方军队会有俄罗斯人那样的秽语。然而，当我在上次战争后离开军队（在军队中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做法）时，我仍然回到了一个更加文雅的世界。女性则很少使用这种语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实践，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你们可能会记得，那是“操”（fuck）这个词首次进入英国印刷文化的十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的一本英国词典中，在1969年首次出现在一本美国词典中(1)。

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规则和习俗被削弱了。例如，（14至20岁之间的）青少年犯罪明显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不成比例地增长。受到睾丸激素和男子气概主张刺激的年轻男性总是很喧嚣吵闹，尤其是在群体组织中，在理想情况下这种事情在特殊场合可以被容忍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便是沃德豪斯（P.G．Wodehouse）笔下德罗尼酒吧（Drones Club）中有教养的年轻成员也不例外。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们在赛船之夜敲掉警察头盔的癖好最终把伯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送入了酒街监狱。但是，受到侵蚀的不仅仅是社会规则和习俗，还有家庭内部的习俗和关系，这两者共同将年轻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危险阶级”（the dangerous classes）。关于这一点，或者关于20世纪更长期的野蛮化过程，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过程导致目前令人愤慨的局面，在此局面下，西方思想家实际上为酷刑提供了智识上的正当化理由。尽管不再多言，但这一点与野蛮化过程仍存在于背景之中。

第二个更直接的现象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那就是我们在20世纪都习惯于生活其中的那种国家——领土民族国家的危机。在转折点前的250年里，国家不断增加其权力、资源、活动范围以及对其领土上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和控制。这种发展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在自由、保守、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国家之中皆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黄金时代中，它达到了顶峰。但所有这一切都基于先前论述的国家法律和国家法院对其他法（如宗教法或习惯法）的先验垄断之上。它对武力的垄断也是如此。在19世纪，大多数西方国家禁绝了除它们自己的代理人之外的所有公民携带和使用武器（除了用于体育运动），甚至在最后禁绝了贵族和绅士的决斗（在这方面，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是非常特殊的，正如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的杀人犯罪率不断下降，而美国却在持续上升(2)）。在英国，习俗甚至禁止在私人打斗中使用刀子和匕首，因为这是“非英国”的，而引入了拳击规则——昆斯伯里规则（the Queensberry Rules）。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甚至公权力也会在公共场合解除武装。在英国，警察只在北爱尔兰配备武装，以应对此地众所周知的潜在叛乱风险，但在不列颠本土则没有。公众起义、暴乱和游行被制度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地通过与警方事先协商而转变为示威。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刚刚提醒道，这就是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海德公园（Hyde Park）和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的样子。即使在像法国这种我们认为有街头暴力倾向的国家也是如此，不管其活动有着怎样的大规模示威的煽动性口号(3)。这就是为什么1968年巴黎学生大起义几乎没有对双方造成任何伤亡。最近挫败法国新的青年就业法的抗议动员也是如此。

不过国家的这种弱化中还有另一个因素：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他们做国家希望他们做的事情的意愿正在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交战国用应征入伍的军队进行的，也就是说，用数百万准备“为他们的国家”牺牲的公民士兵进行的。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怀疑在这个问题上给它们的公民留下某些选择的任何政府，以及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的几个政府是否能再这样做了——美国当然不能如此，其在越南战争后废除了普遍兵役。但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这一变化也适用于公民遵守法律的意愿，也就是说他们对法律的道德正当性的理解。如果我们觉得某项法律是正当的，它就很容易被遵守。我们认为足球比赛当然需要主裁判和边裁，我们相信他们会行使其合法职能。如果我们不这么认为，那么该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建立和维持球场秩序呢？许多驾车者不接受超速摄像头的道德正当性，因此毫不犹豫地避开它们。而如果你能逃脱走私的惩罚，就没有人会唾弃你。一旦法律缺乏正当性，而遵守法律主要取决于害怕被抓住和遭到惩罚，那么维护起来的难度就会大得多，更不用说费用了。我认为，毫无疑问，今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公民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遵守法律或相对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习惯。

此外，全球化，大幅增加流动性以及欧洲和其他地方大规模取消有效边境管制的这一进程，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出入其领土的东西，或发生在领土上的事情。因此严格地说，如果不使日常经济生活的节奏几乎停滞，政府就只能管控得了进出口岸的集装箱中的小部分货物，不法交易者和贩运者正在全力利用这一现状，因为国家没有能力控制甚至监测国际金融交易。摩伊希斯·奈姆（Moisés Naím）的著作《谁劫走了全球经济》（Illicit）是对这一现象的最新研究，我在此引用他的话，该书直截了当地说，“在打击全球非法贸易的斗争中，政府正在失败……对于无数非法交易的网络来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局势即将逆转”。

在过去的30年里，所有这些变化都严重削弱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在极端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会失去对部分领土的控制。2004年，中央情报局确定了世界上50个中央政府几乎或完全没有控制权的地区。“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奈姆先生讨论非法经济的书，“事实上，今天很少能找到一个国家不背负着一箩筐早已融入更大的全球网络的违法之事。”(4)在不太极端的情况下，如此国家也有可能保持稳定和繁荣，像英国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几十年来在其领土上生活着小的武装团体，而其政府无法完全消灭这些团体。尽管今日我们关于国家和人口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情况并未改善。虽然今天公共当局监视其居民、偷听他们的谈话、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以及，像在英国，通过无数闭路电视摄像机看管他们的技术能力比过去任何政府都强，但比起它们的前辈，它们很可能更不了解每一刻实际居住在它们领土上的人的身份和数量、他们住在哪里以及他们在做什么。如今组织人口普查的人对自己的数据远不如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时代的前辈那么自信——而他们确实有着充分的理由如此认为。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运转良好的有效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比过去猖獗得多的非官方暴力。想想最近30年来北爱尔兰的情况。北爱尔兰处于亚内战的局势之中，仅仅是因为武力和默许的结合，有效的政府和正常的生活——包括进出该地——才得以维系。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通过建立他们的封闭社区来应对暴力贫民的威胁，在英国这一现象尚且比较晚近，在码头区（Docklands）最为明显。据说英国有100处这样的小区，大多规模很小，尽管与美国住在这类堡垒里的700万家庭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这700万美国家庭中的一半以上住在“由大门、通行密码、钥匙卡和保安重重管控的”(5)社区里。不过随着时代变得更加暴力，这一趋势正在迅速上升，任何近年来去过里约热内卢或墨西哥城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局面呢？

随之出现的是两个问题，首先，在这个暴力时代新的公共秩序问题能否得到控制：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尽管具体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足球流氓就是一个范例。20世纪60年代，它在英国成了一种常见的群体现象。并且在其他国家被广泛复刻。在20世纪80年代其达到顶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布拉德福德（Bradford）事件，以及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利物浦和尤文图斯的对决期间，布鲁塞尔海瑟尔球场（Heysel Stadium）惨案导致39人死亡。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论采取极端措施的必要性，比如强制出示身份证件，但事实上，从那之后，英国的足球流氓行为已经通过更温和的措施大大减少了。这些措施包括技术变革，如全座位场地和闭路电视，更好的情报收集和协调，以及更有弹性的警察策略，如隔离已知的流氓，而不是全面“围堵”场地内外的所有球迷。此外，警方将控制场地内秩序的工作移交给俱乐部干事，从而能够聚焦于更严重的事件。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高昂的代价，无论是就金钱还是人力而言代价都尤为高昂。英国出动了1万名警力来监管1996年欧洲杯；而我还没有看到对2006年德国世界杯金钱和人力成本的估算。但是改善到底是在没有极端措施的情况下实现的。同样，今天的纽约比过去要安全多了，我们这些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肮脏而真正危险的纽约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由于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原因，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警察战术的改变（零容忍）而不是通过增加纽约警察已经令人咂舌的武器库来实现的。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控制公共秩序中，武力与说服或与公信力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维持秩序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尤其是对于变得越来越武装化和技术化的警察部队来说，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的装备是用来击退物理攻击的，看起来就像中世纪装备盾牌和盔甲的骑士。警方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群具备特殊专业知识的“守卫者”，且独立于政治家、法院和自由媒体（并受到他们无知的批评）。今天的世界——不仅仅是欧洲以外的世界——充斥着抱持着以下信念的警方和安全部门，他们相信，无论政府和媒体在公开场合说什么，维持秩序的不是法治，而是武力（如果需要的话，还有暴力），在这种信念下，他们至少得到了政府和公众舆论的默许。在这个国家，在平静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后，甚至在英国本土，对爱尔兰共和军、矿工罢工和种族骚乱这类新动态的最初反应变为了展开攻势，变得更具对抗性，甚至变得准军事化。与恐怖分子的对抗则进一步助长了警方的军事化。“格杀勿论”（shoot to kill）政策已经造成一些无辜的、本可避免的受害者，比如巴西人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Jean Charles de Menezes）。然而，幸运的是，英国还没有走上欧洲大陆特种武装防暴队——比如法国陆军（CRS）——的道路。

另外，有两条关于警察的基本常识。首先，警察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并没有试图完全消除犯罪：犯罪只需要被减少、控制、远离平民。这使得警察对政治改革持怀疑态度，尽管这一态度也可能诱使一些人腐化堕落。其次，更重要的是，当警察孤立和追捕“捣乱分子”时，那些公共秩序受到保护的人民不应成为其敌对的对象。过度或公开的武力，尤其是针对某一群体的武力，很可能会引发对立，尤其当这一被针对的群体即使不是所有公众，也是被认为包含少得不成比例的恶棍的庞大群体时：黑人、城市内的青少年、亚洲人，或任何人。这样做只会增加公共秩序的威胁。关于这种情况很恰当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诺丁山狂欢节暴乱（Notting Hill Carnival riot），这场暴乱是由警方对扒手过度不分青红皂白的“拦截和搜查”行为引发的，当地公众认为这是对黑人的种族攻击。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在1981年的布里克斯顿暴乱（the Brixton riot）中，毫无疑问，警察认为所有黑人都是潜在的暴徒，并因此加剧了与当地人的摩擦。幸运的是，在北爱尔兰危机期间，英国本土的警察部队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将所有爱尔兰人视为爱尔兰共和军潜在成员的诱惑。不论是否身处暴力时代，维持公共秩序都取决于在武力、信心和智慧之间取得平衡。

在这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哪怕有一两次崩溃，人们对政府和公共秩序力量建立的平衡仍大体上有着信心。但自9·11事件以来，情况已不再正常。我们被一大波政治言辞所淹没，像是来自国外的不知名恐怖威胁，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歇斯底里症，名不副实的“反恐战争”，以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抗定义不清的外部敌人及其内部的恐怖分子代理人等。这是一种花言巧语，旨在让公民毛骨悚然，而非帮助打击恐怖主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政治目标，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考虑。因为让人恐惧或制造恐慌正是恐怖分子努力实现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目标不是通过杀戮本身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杀戮的宣传来实现的，后者使公民士气低落。而当英国真的存在持续的恐怖主义困境，即爱尔兰共和军行动频仍时，当局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规则是，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避免对他们或是对其反制措施的宣传。

因此，让我们把这些垃圾从头脑中清除出去。所谓的“反恐战争”并不是一场战争，除非是在我们谈论“反毒品战争”或“两性战争”时所使用的隐喻意义上。敌人没有能力打败我们，甚至无法给我们造成重大损失。美国国务院最近在2005年对全球恐怖主义（其中不包括伊朗这场真正的战争）进行的一项调查列出了全球7500起“恐怖袭击”，造成6600人死亡，这表明大多数此类袭击都是失败的。我们面对的是我们早已习惯的小团体恐怖分子，他们只有两项重大发明。与早期的恐怖分子不同，他们准备，而且可能真的打算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事实上，他们已经犯下一次造成了四位数死亡的屠杀，几起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屠杀，还有相当多造成两位数死亡的屠杀。另一个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一令人惊骇的历史发明。这两项发明的确已经足够严峻，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小型、便携但极具破坏性的装备普遍可获得的时代，我不否认这一威胁比早期恐怖主义更严重，其也证明了那些以对抗它为业的人所作的非凡努力是正确的。但是，让我重复一遍，这不是，也不会变成一场战争。基本上这只是非常严重的治安问题。

公共安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法律和秩序”，本质上是由有关和平时期的民事机构和当局保障的，包括警察部门。战争机构，即武装部队，只有在战争情况下和在最罕见的民用服务中断的情况下才会被动员起来。即使是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如在北爱尔兰，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没有独立于军队的正规警察部队的情况下，用士兵维持公共秩序在政治上非常危险。尽管人们都在谈论恐怖主义，但欧盟没有一个国家处于或可能会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脆弱到足以被一小撮激进分子严重破坏稳定。当前阶段的国际恐怖主义比过去的这种运动更加严重，是因为它有进行大屠杀的能力，并且刻意滥杀无辜，但其不是某种政治或战略的代理人。我想说，这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暗杀的流行要危险得多，后者因为不影响英国和美国，所以没有那么引起媒体关注。即使是9·11事件也仅扰乱了纽约几个小时的时间，并由正常的市政部门迅速有效地平息了。

针对恐怖主义的确需要额外的努力，但重要的是不要因此失去理智。在理论上，一个在北爱尔兰30年的麻烦中从未完全失去冷静的国家现在也不应该失去冷静。而实际上，恐怖主义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一小撮匿名狂热分子的实际危险，而在于他们的行动激起的非理性恐惧，而今天媒体和不明智的政府都助长了这种恐惧。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危险之一，肯定比小型恐怖组织带来的危险更大。

(1)　Onlin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2)　Eric Monkkonen，‘Expla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No．1，February 2006.

(3)　Danielle Tartakowsky，Le pouvoir est dans la rue: Crises politiques et manifestations en France （Paris，1998），‘Conclusion’，especially p．228.

(4)　Moisés Naím，Illicit （New York，2005）.

(5)　Chris E．McGooey，‘Gated Communities：Access Control Issues’ （www.crimedoctor.com/gated.htm）.

第十章
持续扩张的帝国

当前世界形势史无前例。曾经出现过的全球大帝国，如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帝国，几乎完全无法与今天的美利坚帝国相比。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一体化的世界中，它的日常运作是如此地相互依存，以至于任何中断都会产生直接的全球后果——例如，某处未知地方的“非典”，在几天内就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运输系统、国际会议和机构、全球市场，甚至整个经济体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中断了。

在经济以及尤其是在军事力量方面，不断革新的技术具有巨大的力量。技术在军事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决定性。在今日，全球规模的政治权力需要掌握此类技术，并与一个极其庞大的国家相结合。以前，国家的规模无关紧要：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管理着当时最强盛帝国的英国也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在17世纪的荷兰，一个与瑞士大小相当的国家，也有成为全球要角的可能。但今天，如果不是体量较大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技术多么先进，都不可能成为全球强国。

当今政治的性质便是如此复杂。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这是全球化唯一不起作用的方面。但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在这种国家中，几乎每一个普通居民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过去，国家决策者治理国家时很少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政府竟可以指望动员全体人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与之相比，现在人们的想法或准备去做的事情比以前更为关乎自己的利益。

美利坚帝国计划的一个关键创新在于，过去所有其他大国和帝国都知道，它们不是唯一的大国或帝国，没有一个国家旨在统治全球，也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无懈可击，即使它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例如，中国或者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所相信的那样。直到冷战结束，世界所处的国际关系体系所设想的最大危险是区域性的统治。我们不应把1492年后成为可能的全球影响力与全球统治混为一谈。

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当时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在于这样一种意义——它的运作范围是整个星球，以及这样一种程度——它或许足以成为美利坚帝国的先例。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人也梦想着一个由其改造的世界，但他们很清楚，即使在苏联权力的巅峰时期，他们也无法主宰世界，而且与冷战时期的言辞相反，他们从未认真尝试过这种统治。

但如今美国的雄心和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几乎无限制的移民，美国的人口仍在增长（与欧盟不同）。两者风格也有差异。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占据并统治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美国则从未真正实行过殖民主义，除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际殖民帝国主义时期。相反，美国主要与附属国和卫星国合作，特别是在西半球，在那里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与英国不同，它在20世纪就制定了在这些地区武装干预的政策。

因为彼时世界帝国的决定性力量是海军，所以大英帝国接管了世界范围所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上基地和中转站。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国旗一直飞扬，现在也依然飞扬在从直布罗陀（Gibraltar）到圣赫勒拿（St Helena）再到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the Falklands）的各地。而美国直到1941年后才开始需要在太平洋之外的这种基地，但它是通过协商做到的，当时这种协议可以在真正意义上被称为“意愿联盟”。今天，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已经意识到直接控制大量军事基地以及间接继续控制它们的必要性。

两个国家本身的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也有着显著差异。大英帝国有着英国的但不是普世的目的，尽管它的宣传者自然也发掘出了更多的利他主义动机。这也是为什么废除奴隶贸易被用来为英国的海军力量辩护，就像今天的人权经常被用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此外，美国，像革命的法国和革命的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建立在普世主义革命基础上的大国，并因此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应该效仿它，甚至可能认为它应该帮助解放世界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帝国追求自己的利益更危险的了，因为它们相信这样做是在帮助全人类。

然而，两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英帝国虽然是全球性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现在的美国更全球化，因为它一手控制了海洋，其程度超过了目前所有其他国家对天空的控制），但它的目标并不是全球霸权，甚至不是欧洲和美洲等地区军事和政治的大陆霸权。大英帝国追求的是英国的基本利益，即其经济利益，并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它始终意识到英国国土面积和资源的局限性。1918年后，它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帝国已经衰落了。

但是，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国家，其全球帝国顺应了全球化的潮流，使得英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英帝国是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随着英国工业的发展，它基本上依赖于向欠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以及反过来，让英国成为世界原材料的主要市场。而在它不再是世界工厂之后，它又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

美国的经济则并非如此。其依赖于保护其巨大潜在市场中的本土产业免受外部竞争，而这在今日的美国政治中也仍是一个强大因素。当美国工业主导全球时，自由贸易就像曾适应英国那样适应了它。但21世纪美利坚帝国的弱点之一恰恰在于，在当今的工业化世界，美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大量进口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产品，但对此，商业利益和选民的反应仍然是保护主义。在由美国控制、自由贸易主导的世界的意识形态，以及美国内部发现自己因此被削弱的重要分子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

克服这一弱点的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是扩大武器贸易。这是英美帝国之间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特别是现代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内，美国仍拥有着空前的持续武装；这可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Eisenhower）称之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优势的原因。在冷战期间的40年里，双方不管在口头或行为上都表现得好像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或者一场战争即将爆发。而大英帝国在一个世纪（1815年至1914年）的过程中达到其顶峰，其间从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战争。此外，尽管在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和苏联的实力明显不相称，但这种对美国武器工业增长的刺激甚至变得更加强劲，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

冷战把美国变成了西方世界的霸主。然而，这霸主实际上是联盟的首脑。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对彼此的相对权力存在幻想。权力毫无疑问在华盛顿，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当时认可了美利坚世界帝国的逻辑，但今天，美国政府正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利坚帝国及其目标不再真正为人接受。目前已无“意愿联盟”：事实上，目前美国的政策比历史上任何一任美国政府的政策都更不受欢迎，比起任何其他大国可能也都更不受欢迎。

要不是因为欧洲人会身处对抗苏联军队的前线，美国人就不会以国际事务中某种程度的传统礼貌领导着联盟，但美国人坚持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依靠着美国军事技术与美国永久绑定的联盟。他们始终反对欧洲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自戴高乐时代以来，美国和法国之间长期摩擦的根源就在于法国拒绝接受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联盟，并坚持自身保持独立生产高科技军事设备的潜力。不过尽管联盟关系紧张，这一联盟确实是真正的“意愿联盟”。

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实际上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或愿意挑战它。正因如此，美国突然转变为一个出格、无礼又耀武扬威的强权国家，这一变化令人难以理解，尤其是因为这既不符合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久经考验的帝国政策，也不符合美国经济的利益。在所有局外人看来，最近在华盛顿盛行的政策是如此疯狂，以至于很难理解其真正意图是什么。但很明显，目前在华盛顿主导或至少是半主导政策制定的人们心中的是一种通过军事力量公开宣称的全球霸权。但这样做的目的，我们尚且不得而知。

这有可能成功吗？当今世界太复杂了，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无法主宰。除了在高科技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之外，美国所依赖的其他资产正在日益减少或悄然缩减。它的经济体量虽然庞大，但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其经济都很脆弱。例如，试想一下明天“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用欧元而不是美元来结算所有账单的后果。

虽然美国还保留了一些政治优势，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1)，它已把其中的大部分扔出了窗外。美国还剩下一些次要资产，像是美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或是英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美利坚帝国项目的主要资产是军事。在军事方面，美利坚帝国无可匹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也不会有变化。这并不意味着在区域战争中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会变为绝对的胜势。但就实际而言，目前没有人能，甚至中国人也无法追上美国人的技术水平。不过，在这里仍需要仔细考量纯粹技术优势的局限之处。

当然理论上，美国人的目标不是占领整个世界。他们的目标是开启战端，把友好的政府抛在其身后，然后回家。此举再不会奏效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伊拉克战争非常成功。但是，因为这一战争纯粹是军事性的，所以它忽略了占领一个国家时所必须做的事情——治理它、维护它，像是比方说英国在印度的典型殖民模式中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通过伊拉克向世界提供的“民主模范”既不构成某种“模范”，又与此“民主”目的毫不相干。认为美国不需要其他国家作为其真正的盟友，也不需要在其现在可以征服（但不能有效管理）的国家中真正获得民众支持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决策纯粹轻率的一个例子。伊拉克是一个被美国打败并拒绝屈服的国家。它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很容易被打败。碰巧它也有资源——石油——但基本上这场战争是展示美国国际实力的一次武力演示。华盛顿的疯子们夸夸其谈的那个彻底重建中东的政策毫无意义。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沙特王国，那他们打算用什么来取代它？如果他们真的想改造中东，我们知道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依靠以色列。小布什的父亲曾准备这么做，但白宫的现任首脑却并不如此。相反，现任美国政府摧毁了中东两大有保障的世俗政府中的一个，并正准备对抗其中的另一个——叙利亚。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的空洞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并不预期把像“邪恶轴心”或“中东和平路线图”这样的短语变为其政策的宣言，而只是将其作为增添自身政策可能性的一些话语片段。在过去的18个月里，铺天盖地的新话（newspeak）淹没了整个世界，这表明其缺乏真正的政策。布什没有在制定政策，而只是在做舞台表演。理查德·佩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官员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说话都像电影里的兰博（Rambo）一样。唯一重要的是美国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它们意味着美国可以入侵任何足够小并且快速获胜的地方。这不是政策，也行不通。这样做对美国的后果将非常危险。对本国而言，对于一个主要以军事手段来控制世界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危险正是军事化本身——而这种危险一直以来被严重低估了。

而就国际而言，其危险在于使世界陷入不稳定之中。中东只是这种不稳定的一个例子：现在该地区比十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更加不稳定。美国的政策削弱了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维持秩序的替代性安排。在欧洲，它摧毁了北约——损失虽然不大，但是试图把它变成美国的世界军事警察部队却是一种胡闹。它蓄意破坏欧盟，并系统性地试图摧毁自1945年以来的另一项伟大的世界成就，即繁荣的民主社会福利国家。人们普遍认为的联合国公信力危机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因为联合国一直完全依赖安理会，以及美国的否决权，因此除了勉强运作之外，它从未能再做更多事情。

世界如何对抗——遏制——美国？有些人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对抗美国，因而更愿意加入他们。而更危险的是那些既讨厌五角大楼背后的意识形态，但又支持美国事业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在推进过程中，它将消除某些地方和地区的不公正。或许可以称其为人权帝国主义。20世纪90年代欧洲在巴尔干半岛的失败使这种想法备受鼓舞。对伊拉克战争的意见分歧表明有少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包括美国的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和法国的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准备支持美国的干预，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某支力量来治理世界的弊病。确实有真实的事例可以证明，有些政府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们的消失对世界而言百利而无一害。但这永远无法正当化此举给全球带来的危险，即创造一个对自己不了解的世界基本不感兴趣，但无论何时任何人做了华盛顿不喜欢的事情，它都有能力通过武力果断干预的世界强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在一个公众舆论如此重要的世界里，它也受到了极大的操纵。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试图通过不让媒体靠近任何地方来系统地避免重蹈越战覆辙。但这些都不起作用，因为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这样的媒体，实际上在巴格达报道着并不符合华盛顿希望它所讲述的故事。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此类控制再次失效，因此趋势将是政府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可能将是采取直接控制的形式，甚至可能是技术控制的撒手锏，不过政府与垄断资本家结合将比现在与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与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结合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人现在的优势还能持续多久，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唯一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就像所有其他帝国一样，这在历史上将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在人生一世的时间中，我们已经目睹所有殖民帝国的终结、德国人所谓的“千年帝国”的终结（仅持续了12年），以及苏联世界革命梦想的终结。

美利坚帝国之所以可能不会长久，有其内在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多数美国人对帝国主义或对治理世界霸权统治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美国会发生什么。美国经济的弱点是，美国政府和选民很可能会在某个阶段突然决定：专注于美国内部比继续进行外国军事冒险重要得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国军事干预将主要由美国人自己买单，这在海湾战争时并非如此，在冷战中很大程度上也非如此。

自1997—1998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中。世界经济并没有走向崩溃，但尽管如此，当其在美国国内引发严重问题时，美国就不太可能继续其外交野心。即使按照当地商业标准，布什也没有一个适合美国的经济政策。而且布什现有的国际政策更是一点也不理性，不是为了美利坚帝国利益，也不是为了全球利益，当然更不是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意见分歧。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美国人接下来会做什么，以及其他国家会如何反应。某些国家，比如英国——执政联盟的另一方中唯一真正有作用的国家——会继续支持美国的任何计划吗？本质上，这些政府必须表明，美国人可以用他们的权力做的事情是有限度的。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人作出的最积极的贡献，只是表明他们没有准备好跟进一些事情，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最终会因此付出代价。但目前的当务之急就算不是遏制美国，也得是对美国实行教育或再教育。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利坚帝国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或者至少想要表现得好像自己有局限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害怕另一个国家——苏联。而在这种恐惧缺位的情况下，开明的利己主义和教育必须填补其空缺。

(1)　本章原发表于2003年。——译者注

索引

（索引中的数字为英语版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n”表示当页注释）

2001年“9·11”袭击11 September 2001 attacks，10，16，19，46—47，135，140，150，152

（2005年）7月7日炸弹袭击7 July bombings，135—136，141

阿拔斯帝国Abbasid empire，76

营销advertising，69；营销公司agencies，67

阿富汗Afghanistan，20，38，74，80，129；“基地”组织AI Qaeda in，132—133

阿富汗战争Afghanistan War，9—10；“非法作战人员”‘unlawful combatants’，54；以及阿富汗民主and democracy，115

非洲：战争Africa：wars，16，19，41，76，129；农业agriculture，32；城市cities，34；大屠杀与人口迁移genocide and population transfers，40，85；帝国经验experience of empire，74，78，103；旧法属领土former French territories，80—81；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84；向外移民emigration，87；非洲与足球and football，91—92；种族与宗教冲突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 lict，130，132

中非Africa，central，9，29，8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Africa，sub-Saharan，17，33，78

西非Africa，west，85

农业agriculture，31—33，58

艾滋病AIDS，52

航线airlines，86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Al Fatah，130

“基地”组织Al Qaeda，124，126，131—133，136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76

阿尔及利亚Algeria，44，59

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47，60，63

美洲Americas，32，74，78，91，158

伊迪·阿明Amin，Idi，8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13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Benedict，88

安哥拉Angola，25

失范anomie，126

阿拉伯地区Arabs，78

汉娜·阿伦特Arendt，Hannah，60

阿根廷Argentina，91；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8—129

武器贸易arms trade，159—160

亚洲Asia，122，135；独裁dictatorships，11；农业agriculture，32—33；城市cities，34；教育education，34；经济economics，39，68；大屠杀与人口迁移genocide and population transfers，40；战争wars，41，76；军事秩序military orders，69；帝国经验experience of empire，74，77—78，103；亚洲与足球and football，92；世袭王国hereditary kingdoms，95

中亚Asia，central，16

东亚Asia，east，17，39，47—48，130

南亚Asia，south，16，33，39，130

中南亚Asia，south central，85

东南亚Asia，south-east，17，33，39，55，74，130

西亚Asia，western，16，85

英国首席警官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139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34，67

澳大利亚Australia，39n，59—60，86，142

奥地利Austria，76，142

“禽流感”‘avian f lu’，52

“邪恶轴心”‘axis of evil’，163

阿兹特克Aztecs，62

巴格达Baghdad，165

巴尔干半岛Balkans，7，9—10，27，52，74，84，116，164

波罗的海Baltic Sea，64

孟加拉国Bangladesh，18，33，87

棒球baseball，57

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ies，132，134

贝尔法斯特Belfast，81

比利时Belgium，26，142；比利时帝国Belgian empire，75

荷比卢三国Benelux countries，39n

柏柏尔山区Berber mountains，80

柏林墙的倒塌Berlin Wall，fall of，31，40，52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Silvio，165

奥萨马·本·拉登bin Laden，Osama，124，132

生物武器biological weapons，41

黑海Black Sea，64

托尼·布莱尔Blair，Tony，41

布尔战争Boer War，54

国际边界borders，international，28—29

波斯尼亚Bosnia，7，9

布拉德福德球场火灾Bradford stadium fire，148

巴西Brazil，4，80；巴西与足球and football，91—92

不列颠（联合王国）Britain （United Kingdom），105，166；全球化globalisation，4；不列颠与北爱尔兰的冲突and 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22，25，37，52，81，146，150—152；分离主义separatism，26；经济economy，39n，56，63—67，141，158—159；对战争的恐惧fear of war，40；海军优势naval supremacy，56，70，157—158；军事基地military bases，56，60，157—158；统治阶级ruling class，57；与美国的对比contrasted with US，57—63；规模与边疆size and borders，57—58，64，156，159；向外移民emigration，58；不列颠与美国建国and foundation of US，63，70；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70；人口普查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 of censuses，88，147；议会Parliament，105；选举结果electoral outcomes，111；政治集权化centralisation of politics，111；不列颠与伊拉克战争and Iraq War，119；警察武力的增加increase in police forces，141；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ies，147；足球锦标赛football tournaments，148；另见英帝国British empire

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60

英帝国British empire，33，43，75；英帝国与后继者美国and precedents for US，53，55—56，59—61，63—65，67，69—70，155—160；英帝国与世界经济and world economy，56，59—60，64—65，67，159；英帝国与英语的传播and spread of English language，56，69；美国试图破坏英帝国US attempts to undermine，69；英帝国与去殖民化and decolonisation，70；帝国的衰退imperial decline，159

《英国租借法》British Loan，69

《英属北美法》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62

布里克斯顿骚乱Brixton riot，150

佛教Buddhism，121—123

保加利亚Bulgaria，91

缅甸Burma，见缅甸Myanmar

乔治·布什Bush，George，Sr，163

乔治·W.布什Bush，George W.，41，51，54，132，163，166

柬埔寨Cambodia （Kampuchea），8，95

加拿大Canada，59—60，62，66，86，142

加勒比海地区Caribbean，54—55，60，64，88

人口普查censuses，88，147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17，54，88

查科战争Chaco War，16

车臣Chechnya，25，84，130—131

智利Chile，97，135

中国China，3，25，41，155，162；全球化globalization，4；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17，74，156；农民peasantry，33；教育education，34；产业增长industrial growth，39；大型超市supermarkets，68

温斯顿·丘吉尔Churchill，Winston，99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146

市民citizens，35—38；市民的忠诚loyalties of，88，93—94，103，105，144—145；政治参与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102，106；对政府的不信任distrust of government，11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65；“CNN效应”CNN effect，107

冷战Cold War，15，20，26，45—46，52，75，166；冷战的终结end of，16，18，26—27，45，75，83，99，157，160；冷战期间的代理战争proxy wars during，19；发明新词neologism invented，21；冷战预设与修辞assumptions and rhetoric，26—27，157，160；冷战与武器供应and availability of weapons，37，80，84，140；经济结果economic consequences，66，69；冷战与国境完整and integrity of state frontiers，85；冷战与暴力的消退and decline in violence，128；美国尝试重启冷战US attempt to revive，137

哥伦比亚Colombia，17，25，81，86，130，132，135；哥伦比亚与民主and democracy，98—99；哥伦比亚黑帮Colombian gangsters，126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olumbus，Christopher，63

商品commodities，65—66

交流communications，19，32，34，87

征兵制conscription，18，25，36，38，93，127，145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Cooper，James Fenimore，58

国际化cosmopolitisation，87

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122

棉花cotton，65

克里奥尔人Creoles，62

板球cricket，57

克罗地亚Croatia，9

集会控制crowd control，141

法国陆军CRS，149

古巴Cuba，59，65，96，130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117

夏尔·戴高乐De Gaulle，Chades，161

让·查尔斯·德·梅内塞斯de Menezes，Jean Charles，149

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Alexs，61，97

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70，84，137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39，141

德里Delhi，48

民主democracy，5，11，35，45；内部民主化internal democratisation，11；民主与帝国主义and imperialism，44；“商业民主”‘democracy of business’，68；民主的前景prospects for，95—114；民主与资本主义and capitalism，97；民主与民族国家and nation-states，97—98，102—105，113，117—118；民主与讽刺and satire，99；民主与选举参与and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101—102，106，118；民主与市场意识形态and market ideology，103—104；媒体与民主media and，106—107，111—112；民主与大众政党and mass parties，111；民主的传播spreading of，115—119；民主与伊拉克and Iraq，162

丹麦Denmark，142

底特律Detroit，68

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106—107，124

裁减军备disarmament，23

伦敦码头区Docklands，147

美元dollar，47，161

美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68

《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61

吸毒文化drug culture，127

双重国籍dual nationality，88

约翰·邓恩Dunn，John，96

东帝汶East Timor，8，107

教育education，34，93；学校schools，103

埃及Egypt，44，80，124，131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Dwight D.，160

萨尔瓦多El Salvador，87

选举、参与选举elections，participation in，101—102，106，118

诺贝特·埃利亚斯Elias，Norbert，142

帝国：中华帝国empires：Chinese，17，74，156；法兰西帝国French，33，75；帝国中的本地默许local acquiescence in，37—38，79—80，103；美帝国American，43，53—54，68—71，155—167；帝国与民主and democracy，44；关于帝国的现行论争current debates about，49—50；西班牙帝国Spanish，55，64，75，155；荷兰帝国Dutch，55，64，75，156；帝国的文化影响cultural consequences of，56—57；俄罗斯帝国Russian，58，64，74；葡萄牙帝国Portuguese，64，75；帝国与去殖民化and decolonization，70，84；帝国的终结end of，73—81；德意志帝国German，74；大日本帝国Japanese，75；比利时帝国Belgian，75；苏维埃帝国Soviet，75；怀念帝国nostalgia for，76—77；帝国与建国神话and foundation myths，78—79；另见英帝国British empire；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英格兰England，61—62；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足球与民族主义football and nationalism，92；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ies，147

英语English language，56，63，69，122，162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60

埃塔（“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ETA，25，124，129，132，134，137，140

埃塞俄比亚Ethiopia，17

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76，85

欧洲Europe，158；全球化规模scale of globalisation，4；战争wars，16，52，76；共产主义政权解体collapse of communist regimes，26，75，101；公共秩序public order，29；农业agriculture，32；城市cities，34；教育education，34；欧洲与北约and NATO，45，164；“世代相传的他者”‘hereditary others’，63；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65，67；经济economics，66—69；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69；移民immigration，87；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33—134；武器生产weapons manufacture，140；凶杀率homicide rate，144；废除国界管控abolition of frontier controls，145—146；军事技术military technology，160—161；在巴尔干半岛的失败failure in Balkans，164

东南欧Europe，south-east，16，26，40，85，130

西欧Europe，western，36；经济economics，44；移民immigration，86—87；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9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118

欧盟European Union，152；经济economy，39，46n，47；移民immigration，87；欧盟与民主and democracy，96，98，113，118；不断激化的排外心理rising xenophobia，130；美国对其的破坏US sabotage of，164

欧元euro，161；欧元区euro area，66

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158

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143

远东Far East，68；苏联Soviet，15

时尚fashion，57

尼尔·弗格森Ferguson，Niall，50，55

芬兰Finland，142

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18，20，64，66，68，74，125

足球football，57，89—93，145；维护足球治安policing of，148

足球流氓问题football hooliganism，93，140，147—148

国父Founding Fathers，62

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165

法国France，33，39n；革命revolutionary，8，62，158；法兰西帝国French empire，33，75；法国失去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loss of Algeria，44；科西嘉分离主义Corsican separatism，52；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57；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共和国republic，105；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街头暴力street violence，144；防暴警察riot police，149；与美国的摩擦friction with US，161

佛朗哥将军的继承人Franco，General，successor to，129，131

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36

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Francis，104

英迪拉·甘地Gandhi，Indira，131

拉吉夫·甘地Gandhi，Rajiv，131

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ies，147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53

加沙地带Gaza Strip，81

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54

成吉思汗Genghis Khan，76

大屠杀genocide，8—9，40，52，76，85，87，130

格鲁吉亚Georgia，95

德国Germany，16；全球化globalisation，4；产业增长industrial growth，39；经济economy，66；德意志帝国German empire，74；纳粹德国Nazi Germany，77；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德意志帝国imperial Germany，97；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9；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足球锦标赛football tournaments，148；“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 Empire’，165

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158

鲁迪·朱利安尼Giuliani，Rudy，148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2，52

全球化globalisaton，19，36，38—39，56，66—68，80，145，159；全球化与自由市场and free market，2—5，42，51，67；政治限制political limitations，23，53，156；迁移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 of movement，86，89；全球化与逐渐削弱的民主and undermining of democracy，101，108；对全球化的反感antipathy to，110；全球化与人类事务的普遍性and universality of human affairs，116

高尔夫golf，57

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66

强权势力Great Powers，26，42，53，117

艾伦·格林斯潘Greenspan，Alan，110

危地马拉Guatemala，87

海湾战争Gulf War，21，46，165—166

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74，76

《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s，19—20

海地Haiti，88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130—131

夏威夷Hawaii，59

海瑟尔球场Heysel Stadium，148

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130—131

印度教Hinduism，121—122

历史history，49；历史的终结end of，31

阿道夫·希特勒Hitler，Adolf，74—75，128

托马斯·霍布斯Hobbes，Thomas，15，49，96

荷兰帝国Holland，and Dutch empire，55，64，75，156；另见荷兰Netherlands

好莱坞Hollywood，45

凶杀homicide，22，127；政治凶杀political，131；凶杀率rates，144

下院House of Commons，111

上院House of Lords，24n，111

人权human rights，48，158；人权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7，10，164

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7—10，116

匈牙利Hungary，91

萨达姆·侯赛因Hussein，Saddam，10

海德公园Hyde Park，144

超级城市hyper-cities，32，34

身份证ID cards，148

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Michael，164

宜家IKEA，3

帝国主义imperialism，6，50，77，95，165；“道德”帝国主义‘moral’，55；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era ends，74—75；另见帝国empires

印加Incas，62

印度India，3，136，162；全球化globalisation，4；农民peasantry，33；教育education，34；女性地位position of women，35；印度与武装反抗and armed dissidence，37，135；经济economy，44；在印度的传教活动missionaries in，61；帝国经验experience of empire，79—80；国歌national anthem，80；印度与克什米尔and Kashmir，81，135；印度与斯里兰卡and Sri Lanka，121—122；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

印度反英起义Indian Mutiny，20

印度支那Indochina，17，33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33

印巴战争Indo-Pakistan War，18，129

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economic and social，3，29，51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3，53，107

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41，126

互联网Internet，32，140，151

爱尔兰共和军IRA，22，25，134，137，140，149—151；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124，132

伊朗Iran，8；革命revolution，131

伊拉克Iraq，8，21，37—38，79；叛乱insurgency，136；民主模范model ‘democracy’，162

伊拉克战争Iraq War，6—7，9—10，40—41，151；“非法作战人员”‘unlawful combatants’，54；伊拉克战争与民主and democracy，115—116；开战决议decision to go to war，119；军事胜利military success，162；目标aims，162—163；对伊拉克战争的意见分歧divided opinions on，164；对媒体的控制control of media，165

两伊战争Iraq-Iran War，129

爱尔兰Ireland，61，134，142

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62—63

伊斯兰世界Islamic world，32，78，86，124，130，136

以色列Israel，21，88，131，136，163

意大利Italy，56，105，165；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conquest of Ethiopia，17；分离主义separatism，26；经济负增长negative economic growth，39n；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意大利与民主and democracy，108—109；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9，131—132，134；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

日本Japan，15，58；全球化globalisation，4；经济economy，39，47，67；土地改革land reforms，69；大日本帝国Japanese empire，75；日本与民主and democracy，96，109

犹太人Jews，73，88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Pope，131

约旦Jordan，88

青少年犯罪juvenile delinquency，143

人民解放阵线JVP，123—124

卡拉什尼科夫步枪（AK47步枪）Kalashnikovs （AK47s），11，140

柬埔寨Kampuchea，见柬埔寨Cambodia

克什米尔Kashmir，25，81，131，135

拉迪亚德·吉卜林Kipling，Rudyard，54

《可兰经》Koran，126

朝鲜战争Korean War，17，69

科索沃Kosovo，9

伯纳德·库希纳Kouchner，Bernard，164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38，80，107

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130

劳动力迁移labour migration，4，38—39；另见人口流动population movements

无礼的语言language，offensive，142

拉丁美洲（南美洲）Latin America （South America），45，54，64—65，122；专制dictatorships，11，99；战争wars，17；城市cities，34；英国经济的影响British economic influence，64—65；大型超市supermarkets，68；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84；向外移民emigration，87；拉丁美洲与民主and democracy，98，113；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3，129—130，134

法律law：国际法international，24，50；美国American，69

国联League of Nations，50

黎巴嫩Lebanon，21，28，88，131

《租借法》Lend-Lease，69

拉平派Levellers，115

利比里亚Liberia，8

利比亚Libya，32

文化水平literacy，34

肯·利文斯通Livingstone，Ken，144

伦敦London，48；伦敦炸弹袭击bombings，135—136

卢森堡Luxembourg，91

麦当劳McDonald's，3

马多克王子Madoc，Prince，63

马德里爆炸案Madrid bombings，135

马来西亚Malaysia，33

中国东北Manchuria，15

曼丹Mandans，63

毛泽东主义Maoism，123

市场markets：和全球化and globalisation，2—5，42，51，67；市场与不平等and inequality，3，51；市场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37，89，103；市场作为民主的替代品as alternative to democracy，103—104；市场的失败failure of，112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69

殉道martyrdom，131

卡尔·马克思Marx，Karl，4

玛丽·都铎Mary Tudor，58

马克·马佐尔Mazower，Mark，77

媒体media，93；媒体与民主and democracy，106—107，111—112，119；媒体与暴力的上升and rise in violence，127；媒体与恐怖主义and terrorism，131，136—137，152—153；媒体与警察and policing，149；美国对媒体的压力US pressure on，165

地中海区域Mediterranean region，73，77，128

梅塔克萨斯Metaxas，Yanni，73

公制metric system，57

墨西哥Mexico，17，55，59，65

墨西哥城Mexico City，147

中世纪Middle Ages，142

中东Middle East，16，21，48，85，163—164

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160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Mill，John Stuart，97

矿工罢工miners' strikes，149

密苏里河Missouri，river，63

君主政体monarchies，96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54，59

蒙特内罗游击队Montonero insurgency，129

阿尔多·莫罗Moro，Aldo，129

摩洛哥Morocco，20

加拿大皇家骑警Mounties，62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124

伊斯兰世界Muslim world，见伊斯兰世界Islamic world

缅甸Myanmar，33，40

摩伊希斯·奈姆Naím，Moisés，146

纳米比亚Namibia，91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44

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Emperor，97

民族主义nationalism，83—94

民族国家nation-states，35—36，42，51—53，156；民族国家与垄断武力and monopoly of armed force，17，25，37，84，93，102，104，125，144；民族国家与全球化and globalisation，23，53，156；建国神话foundation myths，62；数字上的增长increase in numbers，75，84，113；民族国家与帝国经验and experience of empire，76，78—79；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and nationalism，83—94；民族国家与公民忠诚and citizens' loyalties，88，93—94；民族国家与民主and democracy，97—98，102—105，113，117—118；财政收入revenues，103；国家地位的下降diminution of role of state，103；民族国家与公共秩序and public order，143—147

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58—59，62—63

北约NATO，45

纳萨尔派起义Naxalite insurgency，135

新布朗基主义neo-Blanquism，129—130

尼泊尔Nepal，132

荷兰Netherlands，66；荷兰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种族主义与足球racism and football，93；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另见荷兰Holland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Nevsky，Alexander，62

纽约New York，135，148，152

新西兰New Zealand，60

尼日尔Niger，91

非战斗人员non-combatants，18—20，40，52

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58

北非North Africa，88

北美洲North America：城市cities，34；教育education，34；产业增长industrial growth，39；北美洲与美帝国and American empire，58—59；经济economy，67；武器生产weapons manufacture，140

北大西洋地区North Atlantic region，36，38—39

朝鲜North Korea，95

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22，102，117，129，133—134，147，150，152

挪威Norway，89，122，139—140，142

诺丁山狂欢骚乱Notting Hill Carnival riot，150

核武器nuclear weapons，42，45；核武器与恐怖主义and terrorism，136

石油oil，162；油价prices，108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6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32，58

乔治·奥威尔Orwell，George，49

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74

太平洋Pacif ic Ocean，64，74，158

太平洋地区Pacif ic region，60，67，76，78

巴基斯坦Pakistan，32，122；巴基斯坦与民主and democracy，95—96

巴勒斯坦Palestine，59，130，133—134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130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21；自杀炸弹手suicide bombers，133，136

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96

巴黎Paris，57；学生骚乱student revolt，144

护照passports，88

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53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43，53

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54

维和士兵peacekeepers，28

农民peasants：农民数量的下降decline of，32；叛乱rebellions，126；屠杀农民killing of，127

五角大楼Pentagon，16，55，79，164

理查德·珀尔Perle，Richard，163

秘鲁Peru，123，127，134—135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64

西班牙的腓力Philip of Spain，58

菲律宾Philippines，33，75，88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General Augusto，24n，135

波尔布特Pol Pot，8，95

波兰Poland，91

警察police，22，37；警察对恐怖主义的回应responses to terrorism，133—134，136；警察与公共秩序and public order，139，141，144，148—150，152；武力规模的增长increase in size of forces，141；无武装的unarmed，144；警察与足球and football，148

人口流动population movements，86—88；另见劳动力迁移labour migration

驱逐人口populations，expulsion of，40，52，76，85，87

波尔图Porto，34

葡萄牙Portugal，34；葡萄牙帝国Portuguese empire，64，75；足球俱乐部fooball clubs，91n

邮政服务postal services，37，105

贫困poverty，3—4

布拉格Prague，107

囚犯prisoners，54

监狱prisons，36—37，103

私有化privatisation，103

宣传propaganda，21，101

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5，60，66，110

新教Protestantism，61

普鲁士Prussia，97

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06—107，165；公共舆论与警察and policing，149—150

公共秩序public order，29，139—153

波多黎各Puerto Rico，59

清教徒Puritans，62

弗拉基米尔·普京Putin，Vladimir，84

昆斯伯里规则Queensberry Rules，144

伊扎克·拉宾Rabin，Yitzhak，131

种族骚乱race riots，149

种族主义racism，93，95，122—123

罗纳德·里根Reagan，Ronald，131

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129

红色旅Red Brigades，129，132，134，137

难民refugees，19，40，52，85

秘密引渡rendition，126

革命revolutions，20，24，60—61，158

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ciro，147

中东和平路线图‘road map’，163

罗马帝国Roman empire，54，57，76，156

F.D.罗斯福Roosevelt，F.D.，75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Donald，47

俄罗斯Russia：革命revolutionary，8，158；俄罗斯在科索沃的角色role in Kosovo，9；内战civil war，17，126；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58，64，74；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64；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另见苏联USSR

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84，130

俄罗斯革命（十月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October Revolution），17，20，126

卢旺达Rwanda，85

安瓦尔·萨达特Sadat，Anwar，131

圣赫勒拿St Helena，158

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SARS，155

英国空军特勤队SAS，127

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131，163

苏格兰Scotland，61

西雅图Seattle，107

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73

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41，51，56，60，66，84，99，143，160；伤亡casualties，18，130；始末beginning and end，20—21；流离失所者and displaced persons，40，52，76，85；美国的政策US policy，69；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and end of imperialist era，74—75；第二次世界大战与AK47步枪的研发and development of AK47，140

证券业security industry，141

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123，127，134

塞内加尔Senegal，87

塞尔维亚Serbia，9，109

伊斯兰教什叶派Shi Islam，131

“格杀勿论”政策‘shoot to kill’ policy，149

塞拉利昂Sierra Leone，96

僧伽罗语Sinhalese，121—123

废除奴隶贸易slave Trade，abolition of，158

亚当·斯密Smith，Adam，108

走私smuggling，145

士兵soldiers，22，127，142，152

索马里Somalia，131

南非South Africa，32，59—60；种族隔离apartheid，101，134

南美洲South America，见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韩国South Korea，4，33—34，80，97

苏联远东Soviet Far East，15

苏联Soviet Union，见苏联USSR

西班牙Spain，105；法庭courts，24n；巴斯克地区的冲突and Basque conflict，25，37，52，81，146；分离主义separatism，26，西班牙帝国Spanish empire，55，64，75，155；移民immigration，87；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s，91n；种族主义与足球racism and football，93；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129，131，134；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

特种部队special forces，127

超速摄像头speed cameras，145

运动sports，57

斯里兰卡Sri Lanka，25，80—81，117—118，121—125，130—132

党卫军SS，128

约瑟夫·斯大林Stalin，Joseph，62，128

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的国家states，failed and failing，51，84，132

休·史壮恩Strachan，Hew，54

苏丹Sudan，85，91

自杀式袭击suicide bombing，122，131，133，136—137，151

拉里·萨默斯Summers，Larry，110

大型超市supermarkets，68

无条件投降surrender，unconditional，21，27

监控surveillance，38，146

脏话swearing，142

瑞典Sweden，96，131

瑞士Switzerland，74，103，156

叙利亚Syria，21，28，163

台湾Taiwan，33

塔利班Taliban，10

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122，130—131

泰米尔人Tamils，121—122

坦桑尼亚Tanzania，8

税收taxes，25，36—37；减税优惠tax breaks，66；税收与选举and elections，109

军事技术technology，military，155—156，160—161

电视television，90，106，131

恐怖主义terrorism，41—42；“反恐战争”‘war against terror’，41—42，117，135，137，150—152；恐怖主义性质的变化changing nature of，121—137；恐怖主义与无差别谋杀and indiscriminate murder，124，151；恐怖主义与政治暗杀and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131，152；媒体与恐怖主义media and，131，136—137；恐怖主义运动的局限weaknesses of movements，136；数据statistics，151

泰国Thailand，33，74

神权王国theocracies，95，100，112

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73—74

第三世界初级生产国Third World primary producers，47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42

帖木儿Timur，76

酷刑torture，126—128，134，143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11

贸易联盟trade unions，109

非法贸易trade，illicit，146

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114

外高加索地区Transcaucasia，85

跨国企业transnational firms，36—37，113

突尼斯Tunisia，32

土耳其Turkey，32，166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Turner，Frederick Jackson，58

乌干达Uganda，8

乌克兰Ukraine，98

倭马亚帝国Ummayad empire，76

联合国United Nations，23，46，50，53，98，164；成员国member-states，26，37，84，112；联合国与冲突的解决and settlement of conflicts，27—28

联合国难民署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85

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3，27，164

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见不列颠Britain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全球化globalisation，4；美国与民主and democracy，5，45，97—98，162；霸权hegemony，6—8，23，43—48，49—71，81，116—117，155—167；孤立主义isolationism，8；支持波尔布特support for Pol Pot，8；9·11事件后空域关闭airspace closed after 9/11，19；美国与冲突的解决and settlement of conflicts，27—28，116；经济economy，39，45—48，56，65—70，159，161，166；美国与全球战争的威胁and threat of global war，41；美国与对抗恐怖的战争and war on terror，41—42；军事优势military superiority，43—46，53，81，116，161—162；文化扩张cultural expansion，45，68—69，162；不得人心unpopularity，46，48，160；“对美国的威胁”‘threats to America’，47；内部分歧internal divisions，47，165—166；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47；政治自我定义political self-definition，50；对南美的干预interventions in South America，54—55；“道德帝国主义”‘moral imperialism’，55；空中优势air supremacy，56；军事基地military bases，56，60，158；与不列颠的对比contrasted with Britain，57—63；移民immigration，58，63，86，89，157；边疆frontiers，58，62；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60，66，110；革命起源revolutionary origins，60—61，116；国家功能functions of state，61—62，108，111；建国神话foundation myth，62—63；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敌人ideologically defined enemies，63；扩张主义expansionism，64；人口规模size of population，63—64，157；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y，64—65；工业化industrialisation，65—67；实行殖民主义practises colonialism，75，157；人口普查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 of censuses，88；总统选举presidential elections，102；国家财政收入state revenues，103；美国与伊拉克战争and Iraq War，119；枪支所有gun ownership，125，140，144；对暴力的容忍tolerance of violence，125；哥伦比亚黑帮的成功success of Colombian gangsters，126；对恐怖主义的回应responses to terrorism，131—132，135，137；集会控制措施crowd control methods，142；凶杀率homicide rate，144；废除兵役abolition of military service，145；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ies，147；军事化militarisation，160，163

普选universal suffrage，115

“非法作战人员”‘unlawful combatants’，54

城市化urbanisation，32—34

乌拉圭Uruguay，122，125，129

美国国会US Congress，111

美国宪法US Constitution，59

美国国务院US State Department，151

苏联USSR（Soviet Union），45，140，157，160，165，167；苏联解体collapse of，11，26，42—43，46，51，83—84，137，161；苏联帝国Soviet empire，75；体制失败failure of systems，110；在苏联的凶杀homicide in，127

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60

委内瑞拉Venezuela，129

越南Vietnam，8

越南战争Vietnam War，69，129，145，165

暴力violence：暴力的上升rise in，124—127，139；暴力与意识形态信念and ideological conviction，127—128；政治的political，129—137；暴力的衰退reduction in，142

战争罪war crimes，24

非对称作战warfare，asymmetrical，84

战争wars：20世纪的twentieth-century，15—25，40，52，87，128；世界大战world wars，15—16，18，21，40，68，100，128，145；内战civil wars，16—18，20，25，52，85，117，130，132；平民与非战斗人员civilians and non-combatants，18—20，40，52；公约conventions，19—21，42，135；战争修辞rhetoric of war，21—22，41，151；21世纪的twenty-first-century，25—30，40—42；媾和条约peace settlements，26—28；对战争的恐惧fear of war，40；全球战争的危险danger of global war，41—42，48，51；拉姆斯菲尔德原则Rumsfeld doctrine，47；对巴尔干战争的回应reaction to Balkan wars，52—53；战争与帝国and empires，55；全面战争total wars，100，103；“肮脏战争”‘dirty wars’，123，128，134；宗教战争religious wars，128—129；战争机构institutions of war，152

乔治·华盛顿Washington，George，8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53，70

供水water supplies，103

滑铁卢战役Waterloo，battle of，42

高科技武器weapons：high-technology，18，161；轻易可得的武器availability of，37，80，84，102，127，140，151；生物武器biological，41；核武器nuclear，42，45，136；大规模杀伤性武器of mass destruction，150

武器管控weapons control，23

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Webb，Sidney and Beatrice，109

诺亚·韦伯斯特Webster，Noah，63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115

福利体系welfare systems，4，36，103，164

威尔士Welsh，63

西岸West Bank，81

荒野西部Wild West，62

伍德罗·威尔逊Wilson，Woodrow，55，68，75，116

P.G．沃德豪斯Wodehouse，P.G.，143

保罗·沃尔福威茨Wolfowitz，Paul，163

女性women，142；女性解放emancipation of，32，35

羊毛wool，65

世界银行World Bank，23，53，107，110

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16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23，47，53

仇外心理xenophobia，89，93，130

也门Yemen，95

南斯拉夫Yugoslavia，former，7，26，85

零容忍zero tolerance，148

津巴布韦Zimbabwe，91

译后记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一书译自2007年出版的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出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之手。2007年，Little，Brown以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全球化、民主与恐怖主义》）为名出版本书；2008年，美国书商Pantheon选取书中与美国世界霸权有关的四篇（即本书第一、二、三、四章），以On Empire: America, War and Global Supremacy（《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为名出版。对于霍布斯鲍姆，读者想必不会陌生。他关于长19世纪与短20世纪的历史书写，即国内所称的“年代四部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著作。但“年代四部曲”的声名之盛与涉及时域范围之广反而遮蔽了霍布斯鲍姆身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劳工、叛乱、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注与研究。而作为踏入21世纪后同时也是霍布斯鲍姆生前的最后几本著作之一，这一本书或许能够以其与现实强烈的联系提醒读者这位左翼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思考与忧虑。

霍布斯鲍姆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贯穿了霍布斯鲍姆自身学术兴趣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内容。正如他在前言中反复强调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中感到其行文极为强烈的时代指向。他反复引用霍布斯与奥威尔来提醒读者政治言说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鲍姆或许会同意科泽勒克所说：“所发生的、是其所是的历史与催化其发生的言说的历史之间始终存在差别……如果没有言说，历史无法发生，但历史不等同于言说，也无法被还原为言说。”(1)而在对“话语”与“事实”边界的区分之下，更根本的是霍布斯鲍姆对政治全球化的命运，尤其是对民主、对美国的命运，对政治与全球化间关系的疑问。话语无法覆盖事实，正如全球化无法消解政治一样。本书中关于恐怖与恐怖主义的章节便是说明话语与事实差别的不幸的例子。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像是斯里兰卡内战或是9·11事件，或是距离我们更近的《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恐怖袭击这样的暴力与恐怖似乎是话语与事实、政治与全球化这两个板块之间错位断裂所造成的巨大应力突然释放后的外在表现，而对于暴力与恐怖的反制又成为了这两个板块进一步错位断裂的理由。更为不幸的是，如今暴力与恐怖似乎正隐蔽地蔓延至社会的各个层面。野蛮化进程，似乎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正在重新获得力量，而“复兴”的民族国家、“复兴”的政治对此无疑乐见其成。

在霍布斯鲍姆所处的时代，对于全球化的歌颂与神化或许仍大行其道，对于全球化的警惕与反思或许仍局限于概念或修辞，政治对全球化的抵触或许尚方兴未艾、流于表面；但现在，读者已能清晰地感知到霍氏所说的政治对全球化的抵制与冲突，熟练地选择自己的立场，自在或非自在地、自为或非自为地攀附某种更高的历史叙事，为其提供力量。一场疫情也许没能瓦解反而强化了彼此的神话，进而激化了全球分歧。在霍布斯鲍姆基于其特定时代提出的问题与我们当前时代实际发生的答案之间的交错之下，我们或许更能对霍布斯鲍姆所引的爱尔兰人的回答感同身受：“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从这里启程。”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应认同霍布斯鲍姆的回应：“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启程之地。”

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并非在于20世纪，更非帝国史或全球史学者。也许正因为此，对本书的翻译变成了我学习与反思这些问题的宝贵机会。霍布斯鲍姆的学识之渊博令人印象深刻，惭愧地说，在翻译本书之前，许多霍布斯鲍姆提及的事件、组织或是人物我从未听闻，而其立场与我自身的观点间既有重叠也有交错，这其中也无可避免地夹杂了我更熟悉的中国叙事与霍布斯鲍姆立足的西方叙事之间的分歧。翻译本书的过程既像是争论也像是学习，而这又恰好与霍布斯鲍姆在前言中所说的“既要说服，又要阐述”相互对应。因此，在本书的翻译中，我尽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原书的内容，以期读者能在这一点上与我感同身受。

当然，这次是我首次翻译自己并不熟悉领域的著作，尽管翻译与校对过程谨慎小心、战战兢兢，但我的疏漏或固执所致的书中术语、用词、语句与逻辑的执拗不通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识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使本人得以继续学习。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多有停顿，这两年间世界的种种变化成为我翻译此书最主要的驱动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生性怠懒的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张晓婷，没有她的督促与帮助，此书绝无法顺利出版。另外谈丽老师为我的译稿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校对，指出了许多我未发现的错误与不通顺之处，谨在此向其致以谢意。

行文至此，我想起2020年美国大选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场面一片狼藉。之后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在采访中说，我们要相信政治，相信政治的力量。倘若要以一句话为本书作结，我想沿着他的话继续：要相信政治，也要记得政治的限度。

顾晓祺

2022年1月16日夜

(1)　Reinhart Koselleck，‘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in R．Koselleck，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trans．Todd Presner，Kerstin Behnke，and Jobst Wel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25.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by Eric Hobsbawm

© Bruce Hunter and Christopher Wrigle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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