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不思乡【备受岩井俊二、押井守、园子温等诸多艺术大师推崇！揭秘寺山修司的童年和青春时代，重现创作原点】浦睿文化出品
Author: 寺山修司
Date: 2021-03-31 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谁人不思乡

作者：【日】寺山修司

译者：黄怡轶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4-01

ISBN：9787540499013

目录
CONTENTS

谁人不思乡
汽笛
呕吐
羊水
是谁呢
排泄
庭院
性行为
圣女
神
空袭
玉音放送
数字
蝉
草根棒球
我爱美国佬
西部片
月光
死
东京
那天的船不会来了
桂马
自慰
晚年
捉迷藏
杂耍
美空云雀
海
拳击
十七音
俳句集
规律
指甲
春画
我的小城
战争论
赛马
希望
东京挽歌
友人
酒馆是我的学校
偶然
政治
扔掉书本上街去
战后
旅途
大学生运动

谁人不思乡

汽笛

1935年12月10日，我在青森县[1]北海岸的一个小站出生。但户籍上的出生日期却是次年的1月10日。我去找母亲询问其间三十天的究竟，她半开玩笑地答道：“你是在奔驰的火车上出生的，所以弄不清具体的出生地。”

事实上，我父亲是地方警署的一名警察，他频繁辗转于各处，我的出生，正是在他“调动”的途中。不过，我在火车上出生的说法并不是真的。北国的12月，想必是严寒冷酷的天候，在那个还没有暖气的时代，临近生产的母亲是不可能去搭乘蒸汽火车的。虽说如此，我却对“在奔驰的火车上出生”这一有关我个人的传说抱着深深的执念。

通常，我在讲述完自己对居无定所的思想有多着迷之后，必定会带上这样一句：

“毕竟，我的故乡可是在火车里啊。”

父亲订阅《日本周报》，身为警察却酗酒成瘾。回家后，他总是沉默寡言，几乎不会和我说话。只有对待工作时，他才会异常热心。听说，他曾经在被当作思想犯逮捕的大学教授的脸上行若无事地吐了浑浊的痰。

我居住的屋子之外只有一片荒野，房里的墙上挂着父亲的手枪。我喜欢摆弄它，它沉甸甸的，比任何书本都有分量。父亲有时会将它拆开清理，重新组装好之后，就会旁若无人地举枪瞄准。那枪口曾指向我的胸口，有时也会朝向积雪的荒野。直至今日，我都不会忘记那一晚。擦拭完手枪后，父亲玩闹般地将枪口对准神龛，一动不动。母亲惊得脸色苍白，从父亲手中夺走了枪，声音颤抖着：“你要干什么？！”那神龛上，摆着天皇陛下的照片。

[1]青森县，日本本州岛最北端的县，属于日本的东北地区。——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呕吐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历史的世界不像自然科学那般冰冷，而是由活生生的灵魂讲述的世界。即使按照正确的因果顺序对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恐怕也不会得出什么能够“触碰真相”的结论。比起史实的存在本身，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应是“解读现象背后的意义和暗示，并赋予其生命，使其重现”。这一想法深得我心。如果说“过去的一切都不过是比喻”，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去思考历史想要通过这些比喻诉说什么。说起来，这与诗人的工作倒有相似之处。

我在为自传打草稿时就意识到，比起自然，我更应与历史亲近。“被科学对待的即自然，与之相对的，被写成诗篇的则为历史。”（《西方的没落》第一章第二节《世界史的形态学》）

酗酒的父亲甚至在没喝醉的时候，也都几乎是一副痴呆模样。即便被人搭话，他也很少能好好回答，只会微笑。他有口吃的毛病。听说他念师范学校时，想要读教科书上《五、心中要有太阳》那篇文章，却发不好“gokokoroni”[2]的音，一个劲地在“ko”的发音上结巴，发出仿佛鸡叫的“咯咯咯咯”声。他尝试几次都不成功，竟突然向老师猛扑过去，揪住老师的衣领，结果档案里留下了“具有暴力倾向”的记录。父亲唯独腕力过人，性格则极为内向，在人前会犯脸红恐惧症，包里总是偷偷塞着一本《受人喜欢的方法》。

父亲喝醉犯恶心时，就会去外面的铁轨上呕吐。我时不时会在火车驶过的铁轨枕木上，看见父亲的呕吐物散落四处。

我有时也会问他：

“为什么不吐在洗手池里？”

当然，父亲什么都没回答，只是用那野兽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火车驶过的铁轨延伸的远方。我一想到那些“父亲的呕吐物”会粘在车轮底下，被带到遥远的异乡城市，就莫名感到胸中发热。

关于我与父亲之间的事，如今仍留有记忆的，便是夜晚的“汽笛游戏”。黑夜之中，远远就会传来汽笛的声音。

父亲说：“上行[3]的车吧？”

我说：“是下行的。”

父亲又说：“那，我猜是上行的。”

随后，我们连睡衣都没换下，就打开房门，跑进黑暗之中，在铁轨前的草丛里屏息等待，等待“声音变成实体”的那一刻。夜风中，汽笛声会显出清晰的方位，随后便以猛烈之势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那物体与其说是火车，更像是一种厚重的时间集合体。此时，我便能与父亲“连接”在一起，之间的介质不是爱，而是夜里的火车。火车带来的轰响和烈风，让人不由得闭上眼睛。

血若是冰冷的铁道

穿行的火车

总会在某个时刻通过心脏

[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等。

[2]教科书章节标题《五、心中要有太阳》中“五、心中”的日语读音。

[3]上行，即开往东京的车。反之，“下行”则为从东京开出的车。

羊水

我不敢断言自己还记得出生时的事，不过，有时会对初次走的路产生一种“以前也来过”的感觉。长长的后巷，太阳在围墙上投下阴影。路上开着虎杖[1]或山樱桃的花。走在这条路上，我便觉得“确实以前也走过这里啊”。

倘若来过，那会不会是我出生之前的事呢？若是我还未出生时就走过的路，如果这样一直走下去，是否最终将抵达我出生的那天呢？除却这份恐惧之外，我的心中还涌出另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和期待，这与“曾经存在的自己”和现在存在的自己在为彼此相逢而漂泊的心境有些相似。

我的母亲有三个名字，分别是阿初、阿秀和秀子。她是私生女。

当时经营电影放映的坂本家，有个名叫龟太郎的长子。他擅长外语，还为美国电影做过字幕翻译。有传闻说他身形高瘦，因貌似路易·茹韦[2]而自傲，是一个“花心好色”的纨绔子弟。这位龟太郎先生还曾对女佣出手，被他父亲抓了现行。之后，女佣立刻就被赶出了坂本家。被赶走的女佣怀了孕，一年之后，她将出生的婴儿用报纸包裹着，带到坂本家，扔在围墙中的麦田里。婴儿身旁附着一封信，写着“还给你”。在那片翠绿的麦田里，婴儿哭了一整天。这婴儿就是我的母亲，阿初。

“这是你的孩子吧？”

被父亲逼问的龟太郎争辩道：“那个女人还和别的男人好过，谁知道是哪个男人的孩子啊！”他最终也没承认那是自己的孩子。于是阿初被送走，成了渔夫家的养女。

“但那个家里的养父，一周有五天都在外面捕鱼，养母就频繁地带男人回家。最糟的时候，养母还把我扔在摇篮里，出去两三天都不回来。掉到地上的人偶娃娃，我虽然能看到，但从摇篮里伸手也够不到，怎么伸手都够不到。这就是我童年的难忘回忆。”母亲这样告诉我。

后来，寄养的地方从渔夫家换到里巷的旅馆、无子的官吏家，阿初在流离之中逐渐长大，成了女学生。但这个没有朋友的孤独的女学生，曾用火炉烧过的火筷子[3]去烫班上最受欢迎的女生，也曾因盗窃癖而受到他人指责，但“那并不是因为想要别人的东西，只是觉得能拥有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非常讨厌”。离开女子学校以后，阿初成了秀子。这是她为逃离少女时代而做的改变，或许也能称得上是对自己身世的一场复仇。

出于这些原因，八郎和秀子——我父母的小小“家庭”不仅极为贫穷，而且非常灰暗，其中“闪烁着萤火虫一般的妖光”。家里也不需要任何沟通和交流。所谓“萤火虫一般的妖光”，绝不意味着幸福和温暖，而是一种熊熊燃烧却冰冷彻骨的东西。

用别的话来说，那就是“憎恨”。

[1]虎杖，一种蓼科草本植物，又名红三七或日本蓼。

[2]路易·茹韦（Léon Jouvet，1887-1951），法国男演员、导演，曾出演《北方旅馆》《弗兰得狂欢节》等影片。

[3]火筷子，用于通火、夹煤炭的铁具，形似筷子。

是谁呢

我见到自己的脐带，已是上小学以后的事。木盒里有一个形如瑶柱的东西，那是我和母亲分离的象征，是我获得肉体的收据。但比起这个，我更感兴趣的是包裹木盒的报纸。那张2月27日的《朝日新闻》报纸上写着这样的报道：

帝都青年将校袭击事件

这是大标题，报道内容则写道：斋藤内府[1]、渡边教育总监[2]、冈田首相[3]等人当场身亡。

不过，冈田首相其实并未在“二·二六”事件[4]中身故，所以这则新闻是误报。而我将这一政治上的杀人事件与刊登于其下方的广告关联起来了。广告上有一个大大的标题，写着：“是谁呢？”导语则是这样的：

充满魅力的谜题

左侧照片为充满魅力的男装丽人、松竹少女歌剧团的明星水之江〇〇正在签名的模样

导语附在男装丽人的照片旁。

二十六日晚八时十五分陆军省公布消息

今日晨五时许，下列场所遭到部分青年将校袭击：

首相官邸（首相当场身亡）、斋藤内大臣私邸（内大臣当场身亡）、渡边教育总监私邸（教育总监当场身亡）、牧野前内大臣宿舍（汤河原伊东屋旅馆，牧野伯爵状况不明）、铃木侍从长官邸（侍从长重伤）、高桥

大藏大臣私邸（大藏大臣负伤）。

据其行动宗旨称，青年将校此举目的是在此内外重大危急之际，铲除元老、重臣、财阀、军阀、官僚及政党中破坏国体的元凶，以正大义，捍卫国体，并将其发扬光大。

单看这则新闻，“二·二六”事件中青年将校的暗杀行为，始终透露着一种蒙面的思想。这些为“正大义”而起的主体，与新闻下方广告中“是谁呢？”的意图有着相似之处。孩童时的我曾以为，这“二·二六”事件的犯人一定就是蒙面丽人水之江泷子[5]。即使到了二十岁，我还是觉得自己猜得没错。

我出生那年，是“是谁呢？”的时代，也就是蒙面英雄们的时代。也不知是否出于此因，我上小学时，迷上了鞍马天狗[6]。

[1]斋藤内府，即斋藤实（1858-1936），曾任日本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后进宫担任内大臣（内府），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中遭暗杀身亡。

[2]渡边教育总监，即渡边锭太郎（1874-1936），日本军官、陆军教育总监。因拥护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是一个国家统治机构），在“二·二六”事件中受袭身亡。

[3]冈田首相，即冈田启介（1868-1952），日本海军大臣，1934年任总理大臣，因拥护天皇机关说、支持削减海军军备的《伦敦海军条约》，在“二·二六”事件中受袭。

[4]“二·二六”事件，又称“帝都不祥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东京发生的一次失败政变。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对“统制派”及其他反对者进行刺杀，最终遭到扑灭。受此次事件影响，日本军方对政治决策的干涉得到强化，此事件也因此被视作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

[5]水之江泷子（1915-2009），原名三浦梅子，东京松竹乐剧部（后来的松竹少女歌剧团）首届学生。日本歌剧史上首位女扮男装的艺人，有“男装丽人”之称，是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偶像。

[6]鞍马天狗，日本作家大佛次郎所著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自称“鞍马天狗”的幕末勤王剑士，“身长五尺五寸，不胖不瘦，皮肤白皙，高鼻梁，眉清目秀”。该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日本演员岚宽寿郎主演的电影版中被塑造成蒙面怪剑士，此后其蒙面形象便被固定下来。

排泄

人的身体里究竟装着些什么呢？我曾经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一次，我在小学的厕所里，发现自己溅在便器边缘的大便中混着一只死苍蝇。“有苍蝇从我的身体里出来了”，我有好一阵都无法忘记这种惊愕之感。我认为这是一种印证，印证着我正在我灵魂中的地狱里，被无尽增殖的异物们吞噬。“我正在养苍蝇。”我坐在铁道上这么一说，同级的石川就问道：“在哪？”“在我身体里，心脏里面。”我答道。

“我的心脏烂了，身体里住着各种虫子。”

说罢，石川就立刻接受了我这个被诅咒的童话。他说他父亲右边的大腿根里，“困着”子弹。石川的父亲是一名退役的伤残军人。

“大家都不知不觉地让异物长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如果放着不管，那些东西就会把人的身体当作‘住所’。”因此，要彻底将那些藏在我们身体里的东西的真实身份揪出来，就得对大便做精准的解剖分析。对于我这番言论，石川深表赞同。

“明天正午，带着你的㞎㞎到货物仓库后面的土豆田来，我也会带去我的——我要好好地查看一番，不管是苍蝇还是泥蜂什么的，只要有奇怪的东西，就都给挑出来。”我们这样约好以后，便回家了。夜里，我从厨房偷了两双方便筷，然后将手巾铺在门口昏暗的灰泥地上，跨在上面，准备排出混着异物的大便。放不下心的母亲下床一看，以为我睡糊涂了，硬是把我拉到了厕所。

我在厕所里说了“苍蝇的事”，还说想知道自己身体里面装着些什么。母亲听后说：“那苍蝇是跌进了味噌汁之类的汤里，被你错喝进去了。”

她说，异物通常说的是从外界“进入”之物。这是一种非法侵入的物体，而不是在体内生长后“排出”的。后来我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才知道——关于异物是“进入”之物还是“排出”之物，母亲与我在认知上的差异其实来自男女之别。而那晚，我最终也没成功憋出大便，就去睡了。

第二天，我并未按照约定前往土豆田。但我担心石川是否真的去了，就爬上屋顶，远远地望向货物仓库。北国的积卷云如同叙事诗般大片大片地舒展开来，石川仰面躺着，包在身旁的虫盒中的大概就是石川的异物——那个来自内里世界的馈赠。想到这里，我便莫名难过起来。

那时，正是我十岁时的夏天。

庭院

我的父亲受到召集前往战场，那之后便完全没了音信。我与母亲住在青森市浦町车站[1]背后的出租屋二楼。那时，我很喜欢一首叫作《谁人不思乡》[2]的歌，总是哼唱着。歌词是这样的：

摘花的野边，落山的夕阳众人揽起肩膀

在归家路上歌唱

我会带着自己仅有的一张被磨得薄薄的唱片，跑到两个街区之外的理发店，让他们放给我听。理发店的二楼有一个胜利牌（VICTOR）便携式留声机，每当雾岛升的歌声开始变慢，就得摇一摇留声机的手柄。当手柄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时，歌声就会回到原本的速度：“青梅竹马的那位友人，这位友人，啊啊，谁人不思乡。”

理发店有一个叫“胡萝卜”的人，他说自己在收拾战死的父亲留下的日记时，发现其中提及父亲曾在庭院里埋了日本刀。那是两年前的日记，后面的日记里也并未提到父亲将日本刀挖出之事，所以那刀应当仍旧埋在地里。

“胡萝卜”虽然对人炫耀“那把日本刀，是我爹曾经砍人用的”，但不管是否真的砍过人，不都得先把它挖出来吗？

于是，我便同大我七岁的“胡萝卜”和他的同僚吉兼，去到“胡萝卜”家两年前住的地方——在野胁[3]一个邮局后面的庭院里挖了一整天。

但我们并未挖出日本刀来。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满身大汗地挖着庭院里的土块——“胡萝卜”突然说“这也是命运吧”，吉兼则点头赞同。我没能明白为何他会在那时吐出“命运”二字，但又觉得，那把无论如何都挖不出的日本刀，仿佛象征着“胡萝卜”与他逝去的父亲之间的联系。

被召集的那晚，“胡萝卜”的父亲在庭院里挖土，埋进日本刀，并在其中寄托了“灵魂”二字。乍看仿佛是决心投身民族主义的行为，但在我想来，他其实是一个极其看重家人情义的男人。

对于当时在国与家的抉择中苦恼的父辈而言，在“家”中的庭院里埋下日本刀，或许就意味着将抛锚归港的精神埋葬于此。而去往战场的，不过是他们的肉体而已。

当然，这种解释是我在上大学之后才加上的。即便如此，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消失在‘胡萝卜’家庭院中的日本刀”也始终留在我心底，成了一件极其难忘的事。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看来，文化就是灵魂在客观世界的投影。

所有的文明，都是灵魂的内在相遇所描画的轨迹。一切文化的成立，都是命运，而其灭亡亦是。一个男人形成的意志、下定的决心，也只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此想来，战争这种事情就也显得虚无缥缈起来。

不过那件事之后，即使知道不会挖出什么日本刀了，我也依旧常去“胡萝卜”那里听唱片。“青梅竹马的那位友人，这位友人，啊啊，谁人不思乡。”

[1]浦町车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铁东北本线上的车站，现因铁道改线，已被废站，改建成和平公园。

[2]《谁人不思乡》，1940年由日本歌手雾岛升演唱的歌曲。后经美空云雀、北岛三郎等人翻唱，还曾被填入新词，改编为闽南语歌曲。

[3]野胁，青森市地名。

性行为

在青森的方言里，“性行为”被叫作“heppe”。我知道这个词时已是上小学之后，但总觉得自己在更早的时候就会在说出这个词时羞红了脸。女性的性器官在青森的方言里则是“danbe”，念起来一点也不好听，这令我感到不满。小学时，有一个叫“螳螂”的男生因战争被疏散过来。有一次，他被我们两三个人带到奉安殿[1]的后面。

“东京那边把这叫什么？”问罢，“螳螂”就硬说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那就回去问问你妈，问问她大腿之间长毛的地方，在东京话里叫什么呗。”——这话若是用我们的方言说出来，就是——“要是不晓得，回家问问你老娘，她那个长毛的丑了吧唧的地方，用东京话咋说呗。”

“螳螂”面色煞白，说这种事情实在是无法向“妈妈”问出口，我们却被他那声文雅的“妈妈”惹恼了，威胁他若不能在明天问到，就弄断他的腿。“螳螂”哭丧着脸回去了，第二天也没来学校。不过，又过了一天，他便稍微恢复了些精神，上学来了。

“你问了吗？”

他听罢，“嗯”地点点头说：“放学后再说吧。”

放学后，我们在运动场一角的洗脚池等着，“螳螂”如约来了。

“用东京话怎么说？”

问罢，他却答曰“我不知道”，但他又说：“我是不知道，但这里面写着了。”随后他拿出一个信封。

“我全都和妈妈说了，她把那个词写在纸上，放进信封里给我了。妈妈说，让你们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再打开看。”我刚接过信封，就立刻被石桥抢了去。“螳螂”正要回家，却被他拦下：“等一下。要是里头什么都没写，我可要把你的腿折成教室的椅子那样。”

然后，石桥慢慢地撕开了信封，取出其中的便笺。我也马上凑上去瞄了眼。白色的便笺上，用纤细优雅的钢笔字写着“omanko”。

“omanko？”石桥低声念道。

此时，“螳螂”像是突然被火烧着一般，“哇”地大哭起来。大家却轮流念了起来。

“omanko、omanko、omanko、omanko。”

“danbe”这个词，只会令人想到农家的母亲生产时的情景，“omanko”却带着一种优雅的感觉。那是我们还是小学生时念过的最最神秘的一个词了。那天，我们生来第一次接触到所谓“被忌讳的词”，仿佛在被忌讳的词和被容许的词之间的界线上撬开了一扇“时间”的大门，门缝中透出微薄的光线，我们终于得以从中一窥世界的样貌。

但那终究只局限于“物”，并未成“事”。“omanko”到底只是属于对岸的存在，并未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关联。所有的异物都只是在我身边凝缩起来，并未与我发生融合。只有语言，宛如邮差一般，往来于我与外部事物之间。对于幼年时代的我而言，即便是一棵树，也不会与我存在任何“相交点”。

即便是一棵树，也会有血液流淌

在树的里面

有血液站着沉睡

[1]奉安殿，日本战前用于供奉天皇与皇后的照片以及《教育敕语》的建筑。

圣女

战争快结束时，因为贫穷，母亲做起了兼职。那是一份四处兜售铃兰的活儿。彼时虽不是铃兰等物畅销的时代，但在周六坐上火车去往古间木[1]，穿过那里的墓地，登上山野之后，母亲就能在那铃兰丛生的峡间山谷中休息一阵。

然后，母亲便会这样试探我：“万一你爹有个三长两短，你可是有心理准备的吧。”说罢，她就会带着铃兰回到青森，每五六株扎成一束，彻夜做成花束。母亲对父亲没有丝毫的爱，却总在窗边摆上父亲的祭饭[2]，她将不在家的父亲——那第三个男人当作主人公，以维系这个家庭。

每当我放学后顺路跑去电影院，或弄破了裤子才回家时，都会被母亲揍一顿。她身边总是有一把做裁缝的尺子，那就是揍我用的“鞭子”。母亲揍得非常狠，以至于近邻的孩子们都会隔着围墙缝偷看，并以此为乐。

他们甚至特地到母亲那里告状说“今天小修在学校和人打架，被老师骂了”，然后为了看我被揍的样子，聚集在屋后的围墙边，屏息观看“西洋镜[3]版：家庭之冬”。“你要是成了坏孩子，怎么对得起你战场上的爹。”这是母亲揍我的托词，但实际上，她只是将揍人的快感当成了欲望的替代品。

或许也能这么说：她为了向自己不幸的童年时代复仇，找到了一个名为“教育”的正当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不爱我。母亲时常像宠溺一只小猫一样爱抚我，还曾给我买过《少年俱乐部》[4]和《少国民之友》[5]，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她便会点点头。只是我若对书本过于着迷，不想与母亲多说话时，她就会突然夺走书本，扔进炉火中。

从我的住处去车站的路上有一片玉米田，田里有一间破落的小屋，里头住着一个叫阿溜的疯女人。阿溜是个胖子，估计有三十贯[6]重，总是淌着口水。听说她没有亲人，一个人住。晴天，她会将贴身的裙子铺在田里，盘腿坐在上面捉跳蚤，雨天则会在小屋里哭泣。

夜里，小屋时不时会传出呻吟声和笑声，据说那是因为附近的铁路工人们偷偷提着酒跑了去，大人们却不让我们在太阳落山后靠近那间小屋。我得知那个阿溜“会给别人看那里”的事，已是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石桥说过：“去阿溜那里，装作叩拜的样子，请她给你看弁天大人[7]的话，她就会撩开和服下摆，让你看她那里。”

第二天，我便赶紧去了阿溜的小屋，置身茂密的玉米田中，向屋里窥视。阿溜正在烤鲱鱼，那气味比起烤鱼，更像是烧垃圾的味道。阿溜的小屋没有电，连白天也是一片黑暗，屋里还传出了蝉鸣的声音。

阿溜肥胖得仿佛从“杂耍[8]杂志”或“怪物趣话”中走出的畸形女人，脸上却有女童一般的稚气，就像七草[9]时节从这里离开的马戏团里的私生子——她见到我，便咧嘴笑了。我觉得这样的阿溜身上，有一股真正的“母亲”的气息。

那就像西条八十[10]的诗中所写的“总做的梦、寂寞的梦”，让我觉得现在和我一同生活的母亲，其实并非我真正的母亲，而这个疯女人才是。

阿溜朝我招手，我便像梦游症患者一般，恍恍惚惚地走近她的小屋。可我却实在未能将“请给我看弁天大人”之类的话说出口，只是异常老实地坐在阿溜身后，看着她将一条鲱鱼的两面都烤透。

是曙光吗？

快停下！

咱们刚好同路呢。

——马雅可夫斯基[11]

[1]古间木，位于青森县三泽市，从寺山修司幼时住所附近的浦町车站搭火车去，大约需要两小时。

[2]祭饭，留在家里的人为外出旅行或出征的人准备的餐食，用来祈祷外出者平安。

[3]西洋镜，一种民间的游戏器具，在盒子里装着画片，通过放大镜观看其中的内容。

[4]《少年俱乐部》，1914年至1962年由大日本雄辩会（现讲谈社）发行的月刊少年杂志。

[5]《少国民之友》，1942年至1948年由小学馆发行的面向高年级小学生的月刊杂志。

[6]贯，日本旧时用于计算重量的单位，1贯大约为3.75千克。

[7]弁天大人，日本七福神之一，又称“弁财天”“辩才天”。

[8]本书中的“杂耍”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除现今认知中的杂技表演外，还包括畸形人、怪奇动物、惊异行为展示等带有猎奇性质的演出。

[9]七草，即日本传统节日“人日”（1月7日）前后。“人日”有食七草粥的习俗。

[10]西条八十（1892-1970），日本象征主义诗人、童谣作家，著有《草帽歌》等诗作，并与人共编《世界童谣集》，将外国童谣介绍到日本。

[11]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著有《列宁》《澡堂》等。上述诗句出自他的长诗《人》，诗的主人公是一个自杀的人，他升上太空之后，在广阔的宇宙中巡游，最后回到了自己眷恋的地球。

神

我和母亲租住在一个退役军人家的二楼，那人名叫神精一。神这个姓氏在日语里应当读作“jin”，但更多人会错念成“kami”[1]。每个月都会有一张明信片寄到这里，看到上面写着“致尊敬的神”，我总会觉得房东是一位神明大人，不由自主地得意起来。

1944年颁布了一个叫“勤劳学生”的制度，文部省[2]发布了《关于继续中等学校新毕业生的勤劳动员的措施纲要》。简单解释一下，就是针对毕业一年内的中学生，“可以保持其学生身份，继续令其履行勤劳义务”，这些制度政策倒是清清楚楚地显现了国力的衰败，这个国家终于走到要借助“中学生的力量”才能维系的境地了。

“真的能赢吗？”

这样的不安开始在人们内心深处化作焦虑。若是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么能依靠的就只有神了，但来自神的助力一向是没有任何征兆的。

“神明什么的，根本不存在。”石桥这样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而我却自信满满地主张着“神明存在”的说法：“存在的，只是神明大人还没拿出真功夫呢。”

“那他在哪儿呢？”

被石桥这么一问，我便说出了我家房东的事：“连门牌上都好好写着他在家。”

“那你让我见见神明大人。”石桥说道。

彼时我和石桥都在国民学校[3]读三年级，只知道国力日渐颓败，觉得此后决定国运的关键，就只在于那些蕴藏着超自然能力的事物了。

高年级的学生还在热衷于无敌舰队正采取引诱美军的撤退作战行动，抑或是“超能力炸弹”即将在北海道诞生等诸如此类的消息，我们却觉得连这些事情也令人焦心。

“好的。”我向石桥发出邀约，“今天就让你见见神明大人，你到我家来吧。”

那天放学后，我们俩戴着麦秸帽子，特地从邻家的木门溜了进去，以便更清楚地看到神先生家。我们隔着一片玉米田，窥视着我平时常经过的房东家走廊。

神精一先生正准备洗冷水澡，他将水盆拿到庭院里，用连着水龙头的水管往盆里放水。

石桥问：“那就是神明大人吗？”

“肚、肚子上堆了挺多肉啊。”确实，神精一先生体形微胖，肚子上堆了些肉。他保留着军人时期蓄的小胡子，看上去总有些好笑，但也显出一副生活舒适且有“余裕”的样子。我俩屏息眺望着，神先生终于在盆里放满了水。正当此时，他将棉毛内裤脱下，扔到了一边，把我们惊得几乎窒息。

我和石桥两人的父亲，都在我们年幼时就奔赴战场了，因此我们未曾有过特意去看“大人的那里”的经验。神先生的那里因暑热而耸拉下垂着，但那周围阴毛丛生的黑色部分仿佛给我们的眼睛来了一巴掌，令人印象深刻。那或许称得上是我们“见到真正的神明”的第一个决定性瞬间。

后来，我发现了石川啄木[4]的一首短歌：

坚称有神的友人被我说服

在那路旁的栗子树下

那是一本文库本[5]的啄木歌集，放在旧书店的铺面上晾着，已被阳光晒透了。

我曾尝试去想为何啄木要去说服那位“坚称有神的友人”，但始终不解。否定神明，就是否定比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阻碍灵魂形成实体的行为。啄木究竟是想通过这种行为，保护些什么呢？对于高中时期的我而言，神明不过是一种意志所形成的影像，这影像能在屏幕上从容变幻出各种躯体，为不同的意志制造形成实体的“机会”。

我很喜欢斯宾格勒曾经用过的一个词——“内部世界的物理学者”。倘若要用电动力学的所有形式语言为灵魂当中出现的事物一一“命名”——那么，所谓神明，也不过是“命名者”所选中的一个名字而已。这个想法，在我心中盘踞了许久。

[1]这个读音通常意指神明。

[2]文部省，日本中央政府中主管教育、学术、文化等事务的部门。

[3]1941年的《国民学校令》颁布后，日本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前期的学校统称为国民学校，其中相当于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部分划为初等科，中学一年级至二年级的部分划为高等科，中学三年级则为特修科。

[4]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诗人，曾以独创的新短歌形式写成短歌集《一握砂》，并著有《叫子与口哨》等作品，后因慢性疾病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六岁。

[5]文库本，日本一种特殊的小开本图书，通常较正常尺寸的书籍廉价且便于携带。

空袭

1945年7月28日，青森市遭遇空袭，三万人丧生。我和母亲在如雨般降下的燃烧弹之间四处逃窜，最终得以存活，且未受烧伤，简直如同奇迹。

次日早晨，我们前往被烧毁的废墟，看见烧死的人倒落在四处，母亲吐了。我家对面就是青森市长蟹田实的家，那家里有姐妹二人，我曾将她们称作“红色的姐姐”和“蓝色的姐姐”。

红色的姐姐应该是十九或二十岁，总是穿着红色的上衣，令人印象深刻。那位蟹田市长的家和神先生的家之间，隔着一条宽约一米的河，河上漂着一个年轻女人，仰躺着，已经被烧死了。或许是因被火焰包围，她实在无法忍受那种高温，便跳进河中，但无法在水里喘气，就只将脸露出水面了吧。她的脸被烧得焦黑，几乎只剩轮廓，脖子以下则被水泡得发胀。那具尸体拿着一个用包袱皮裹着的东西，像拿着什么重要之物似的。从包袱皮打结的地方露出了网球拍的握柄。看到这个，我立马就觉得“这是红色的姐姐”，随即想起了幼时在寺院里见过的地狱图。而我此时就像那绘卷中剩下的孤身一人。大火烧过的荒凉原野，到处散落着已化作焦土的尸体，而前一晚的空袭如烟花般绚烂——“万物终将成为回忆”，若要仿效这句话的说法，那连我得以存活之事，也只不过是一个回忆吧。

我一生中头一回见到地狱图，是五岁的彼岸[1]时节。那时我把秋之七草[2]都记全了，即胡枝子、瞿麦、黄花败酱草、葛、芒草、兰草和桔梗[3]，作为嘉奖，母亲便带我去寺院看了地狱图。

那幅破旧的地狱图中——无论是解身地狱[4]、函量所地狱[5]、咩声地狱[6]，还是掘金地狱、弃母地狱——无数的地狱之景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据着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我曾在月光之下，无意中目击过父亲在即将出征的那晚与母亲交合的情景。我一直认为，那时从被子里伸出的四只腿、红色的上衣、二十瓦的电灯泡所构成的性的意象，寺院里见到的地狱图，以及后来的空袭，就是我少年时代的“三大地狱”。

不过，其中最为悲惨的空袭，却是印象最浅的，至今我也不得其解。比起空袭中实际发生在眼前的死亡，反倒是莲得寺里那幅殷红的地狱图中，那个在解身地狱里被大卸八块的中年女人（与母亲生得一模一样）痛苦悲鸣的情景，给我带来了长久的震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初生就被掐死的弟弟从未上过学，学校地狱里有他的椅子

从和服店地狱嫁来的姑娘，用腰带丈量街道的距离

一只夏蝶的尸体，悄悄藏在书店地狱的一本书里

去买新佛龛便失了踪迹的弟弟，和一只小鸟

——《死于田园》

[1]彼岸，春分及秋分前后三天，日本有在彼岸时节扫墓的习俗。

[2]秋之七草，日本《万叶集》中提到的秋季开花的七种野草。

[3]《万叶集》原文是“朝貌之花”，因此有牵牛花、木槿和桔梗等多种说法，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桔梗。

[4]解身地狱，生前杀生并拆散其关节之人应下的地狱，罪人在此将困于铁笼之中，关节被锯断，被鸟兽吸血食肉。

[5]函量所地狱，生前缺斤少两、贪图暴利之人应下的地狱，罪人在此将受到三眼鬼怪的监视，不断地清点燃烧的火炭。

[6]咩声地狱，生前打动物、折磨动物之人应下的地狱，罪人在此将被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围困，并受到马头罗刹的折磨。

玉音放送

青森被空袭之后，还没过完一个月，战争便结束了。这个结束的方式太过平淡，以至于我都没太弄清楚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

广播里播放玉音放送[1]时，我正站在一片烧毁的废墟里，汗津津的手里紧握着一只刚捉来的哑蝉。蝉的痛苦呼吸甚至传到了我的心脏，一抽一抽的。

后来我还回想过：“那时我握住蝉的手，是右手还是左手啊？”可实在是记不清了。若要问别人是在哪里听的8月15日的玉音放送，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回答。老师也问过：

“你是在哪里听的玉音放送啊？”

这甚至像是在问“你是在哪里死的啊”。但我其实并不觉得那个瞬间算是人生当中的危急时刻，不需要通过询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你又是在哪里死去的”，来尝试建一座通向时间闭环的桥。

无论是对老师回答“玉音放送开始时，我正在蹲厕所”的石桥，还是早在玉音放送前的空袭中就已被烧死的“螳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不会成为他们对战争或和平的看法。无论当时身在何处，都不是问题。因为时间已经在每个人身上刻下了完全不同的形状，使我们无法在同一条历史的河流中再次相遇。还是孩童的我，已有这种感觉。

玩捉迷藏

由我扮鬼捉人

在黑暗的台阶下蒙上了眼

就在蒙眼的那段时间里，外面已逝去了多年

“好了吗？”

我用稚嫩的声音问

“好了呀。”

回答的我却是声音嘶哑的大人

我一生都在捉迷藏的游戏里扮鬼捉人，不断追逐着，想要缩短和别人之间的时间差，但历史总是那么残酷，我永远都是那个国民学校的三年级学生。

“小修。”

户村义子叫我。

她是书道教室家的女儿，生着一双大眼睛。

“战争结束了。”

“嗯，听说之后要疏散到别处去了。”

“要去古间木。”

“最后也没能和你做啊。”

“做什么？”

户村义子沉默地笑了。“听说，有人看见滨田老师和铃木老师做了。”义子的说话方式总让人觉得充满罪恶感，我立刻就明白她说的是做爱了。

“不过，大人的做法听上去挺脏的。如果要做，还是要趁着没变成大人的时候才行。”

我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假笑。义子倒是完全被好奇心给捕获了，仿佛在谈论第一次去“动物园”的事那样问了我：

“你，不想做吗？”

我当然回答想做，但那并不完全出于对性的兴趣，更多的是一种类似参与犯罪的好奇心。

“那，你要是不做，可就亏了呀。”

义子如此说。那时，我俩还只有十岁。

“那，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在哪？”

“厕所。”

义子指示道。在烧毁的废墟上，板房搭成的临时校舍里，只有厕所是结实的木造房间。

“厕所尽头的第二间不是教职员专用的吗？你先去那里等着。我之后就去。”

于是我按她说的，去了教职员专用的厕所，关上门，在里面一声不响地等着。我略微有点担心，就解开裤子前面的纽扣看了眼。我这个虽比不上父亲的手枪，但作为一个十岁小孩来说，也已经开始显现出极为勇敢的姿态了。我背靠在厕所的墙板上，等待义子的到来。或许已经等了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在此期间，我感觉到厕所外的时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速度流淌而去。终于，有脚步声接近了。我紧张得双腿几欲发抖，唯有静静地忍耐。我吸了一大口气，睁大了眼。

厕所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的却是松开了裤腰带、腰间空空的人——是教音乐的户田老师。

“咦？”户田老师开口问。

“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

我尴尬地出了厕所，一溜烟地跑向操场。天上散着大片的积卷云。只有那里的“伟大时刻”还停留在原地，仿佛在向我张开双臂。

户村义子同学，你后来按照约定去了厕所吗？

还是只是为了戏弄我呢？

还没来得及去问，第二天我就被疏散到了古间木，一晃就是二十二年。

这强有力的安慰的气息，仿佛唤醒老人希望的春季微风，清爽地拂过我的额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洛特雷阿蒙[2]《马尔多罗之歌》

此后，便是我的战后时代了……

[1]玉音放送，即昭和天皇通过NHK广播向日本民众宣读的《终战诏书》。

[2]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原名伊齐多尔·吕西安·迪卡斯（Isidore Lucien Ducasse），作品数量不多，但具有罕见的复杂性和极端性，被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流派奉为先驱。

数字

数字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岩洞上的老鹰也在思考。

那不是各类法则在月光下的聚会，也不是铁打不动的定理们的户口簿。或许是鬼怪私下使用的暗号吧。

我小学时，第一次学到与方位有关的知识。

有了东西南北的分类，就能知道风自地平线吹来，地平线则遍布四方，而四就是死[1]。“从死方吹来的风”，让我们无处可逃。

我实际接触过的下一个数字，是我“家”所在的番地编号。大工町四五九番地……四五九番地。啊，是地狱[2]番地。四五九，还有一种和“死后苦”一样的读法。死后也要痛苦的番地。无论怎么读，都是看不清全貌的朦胧迷宫。在自己的物品上写下“大工町地狱番地寺山修司”时，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幻影中的祖父，中风的佛龛看守人，他冬天也睡在蚊帐里，六十三岁，无产[3]。医生的体重是十五贯六百四十匁[4]（一五六四，与“杀人犯”同音）。

嘲笑一切真理的数字有一种恶意，不知不觉地让一个算术偏执狂的侏儒少年住进了我的体内。一天，我在山上看见一团火——优昙华[5]的花是不吉的前兆，在我穿着短裤的大腿之间繁殖，我恂恂仰望离家出走时经过的阶梯，此时正好是八月八日五时六分四秒之前（“八八五六四前”，与“杀死母亲之前”同音）。

我酸胀的眼正在燃烧，那片墓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雨夜出门为母亲买三味线的弦丝，正欲穿过墓地之时，我遇见了五个孩子。他们留着齐刘海娃娃头，或是几乎剃成了平头，在墓地的水洼里洗着些什么。我想知道他们到底在洗什么，就靠近瞧了瞧。“在洗些什么啊？”话音刚落，与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们发出沙哑的笑声，“在洗这个”，随后举起一颗假牙。那是一颗老人的假牙，但足以让这些孩子咧嘴开怀，高兴得仿佛要唱起民谣。其中一人说：“但我们五人只有这一颗。”五人只有一颗假牙，五人只有一颗。五人、一颗，五、一。我才恍然——这里可是墓地啊。墓地中央反复回荡着“五一、五一、五一、来吧、来吧、来……”[6]的声音，仿佛要刻进人的耳里。他们是数字的恶灵。

刹那之间，我像触电一般，突然领悟出这暗号的含义，随即便被一阵不由自主的晕眩感吞没。

在数学试题里遇到“二加二等于几”的基础问题，我总是无法接受“负担加负担”便是“死”的想法[7]，觉得这结果至少也应该是“产”。而我对社会的这番解悟却被他人取笑，因为“二加二等于三[8]，是计算错误”。但无法从数字中读懂预言的人，又如何数清这世间的万物呢？所谓真理，终究是潜伏在数字阴翳里的灵魂所写的叙事诗啊。它们在乡公所的户口簿里，在旧照相馆的死人相片里，在黄色醉蝶花花瓣的数学里，在我们手心褶皱的几何学里，屏息等待出场的那一刻。

——《地狱篇》

[1]日语里“四方”的“四”与“死”同音。

[2]日语里“四五九”和“地狱”谐音。

[3]日语里“六三”与“无产”同音。

[4]匁，和“贯”同为日本古代重量单位，1匁约为3.759克。

[5]优昙华，又名聚果榕，桑科榕属植物。佛教经典称此花三千年才开一次，开后随即凋谢。

[6]日语里“五一”和“来吧”同音。

[7]日语里“二”与“负担”同音，而“四”与“死”同音。

[8]日语里“产”与“三”同音。

蝉

离开被烧毁的青森，我与母亲被疏散到古间木。古间木的车站前有一家寺山食堂，那里的经营者寺山义人是我父亲的哥哥。

车站前排列着四五家食肆和旅馆，仿佛电影中的标准布景。它们背后就是山。稍微往山上爬一会儿，有一座供奉天神大人[1]的祠堂，不久以后，那里变成了我的“午睡小屋”。在天神祠堂的暗处，我遇见了有手淫癖的四十岁男人宗马鹿。

茂盛的荠菜丛中，我正晾晒着教科书（日本历史和小学国语之类），眼前的草丛竟摇晃起来，沙沙作响。

我惊得正要站起身，突然出现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在蹲伏的我面前解开裤子前的扣子。不久之后，他便扯开兜裆布，（仿佛将讨嫌的俘虏拽到阳光下一般）用左手掏出发蔫的阴茎。这人就是宗马鹿。

夏日的阳光下，闭上双眼的宗马鹿忘我地驱使着双手，他的意识或许已经飘升到三十米高的古间木上空。想到这里，我便觉得有“另一个宗马鹿”飘在天上，不禁抬头仰望。

天神祠堂的上空一片湛蓝无云。

宗马鹿的住处在天神祠堂所在的山的另一边，是半山腰的林中兵舍。战争结束后，军队的人都回到了故乡，只有瓦西伍长和宗马鹿留在这拱顶的大兵舍里，嘶哑地唱着：

有家可归的家伙叫人羡

我没故乡也没爹娘

曾经，这里自朝露凝结的清晨起就充满活力，伴随起床喇叭的响声，兵舍的“时间”便会蠢蠢欲动。如今这时间已然流逝而去，空荡的大兵舍就像被废弃的鬼城，偶尔有老狗将偷来的骨头藏匿于此，也能称得上是“早晨的新鲜事”。宗马鹿好几个月都没卸下过绑腿，瓦西伍长也一直穿着那件别着“伍长”肩章的军服，两人每天都睡到快中午才起。原本留下的还有一个叫四郎的上等兵，后来他用一条陪他度过漫长兵役生涯的绑腿上了吊。那之后，连到这个兵舍来玩的村民也一下子少了。

一天，我独自翻过山，前往宗马鹿和瓦西伍长所在的拱顶兵舍，在那里闻到一股酱油烧焦的香气。

瓦西伍长：“哦，你来啦，小鬼。”

我：“我刚采完木通果，准备回去。”

瓦西伍长：“我在吃一个好东西。怎么样，要不要尝一个？”

我：“这，这是什么？”

瓦西伍长：“蝉啊。”

我：“蝉？”

瓦西伍长：“对，母的能吃。烤过以后淋上酱油，就会有嗞嗞的声音，很香，很有营养哦。”

蝉的味道带有一种薄烤米饼般的寻常的香气，只是咬到翅膀时，会听到沙沙的细碎响声，仿佛用钱币清点战后那短暂而无尽的旅途一般枯燥无趣。瓦西伍长一边将烤好的蝉递给我，一边喃喃低语：

“大概只能在这里待到死了吧。交得起房租的地方，已经没有别处了啊……”

房租

若能交到天国，该多好啊。

——兰斯顿·休斯[2]《小小抒情诗》

[1]天神大人，即“学问之神”菅原道真（845-903）。

[2]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美国诗人、作家。

草根棒球

1946年，日本职业棒球的全垒打王是东急参议员队[1]的大下弘。

参议员队本身也只是那年刚成立的新球队，对于“期待”新事物的球迷而言，这是件大喜事。大下的打击率只有0.282，连前二十都排不上。但在战败后一切归尘的球迷心中，想要“一举挽回”的不只是人生，还有棒球。因此大家才向新人全垒打王大下送上了热烈的掌声，比送给大阪虎队[2]的金田正泰等打击王的热烈几十倍。那年初夏，巨人队[3]的川上[4]复员归来。

6月28日，川上在战后首次出场。从那以后就有了高举大下和川上的双头鹰大旗的棒球民主主义。

对于当时还在北国小农村读小学的我来说，职业棒球不过是海市蜃楼。

外场手山田[5]总是用肚脐去接外场腾空球，所以被叫作“阪急的肚脐传”。投手白木仪一郎生着长长的下巴，让人每次唱小学音乐歌《回忆》的原曲Long Long Ago[6]时，都会想起那张脸来。近畿[7]的投手别所投球之前可以把腿踢得比头还高，动作幅度奇大。一垒手川上的直球可以像子弹一样在空中一米高的位置划出一道笔直的轨迹。还有被称为猛牛的二垒手千叶[8]。

诸如此类的好些传说，我们都只能从杂志和电台广播得知，几乎没有亲眼看见的机会。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对遥远都市里的职业棒球赛充满向往，还给活跃其中的英雄们写过信。渐渐地，我们自己也想试试挥棒打球，就开始用三角棒球[9]的规则打着玩了。印象中最早与我谈论棒球哲学的，似乎是阿锅。

阿锅坐在贮木场的木材堆上，仰望着天上飘浮的卷积云，对我这样说道：

“有两个寂寞的男人。

“一个是投手，一个是捕手。两人都是聋哑人，没法说话，只好用球来相互试探对方的心情。两人相处融洽时，球就飞得笔直又好接。但若两人处得不和谐，球就会跑偏。两人总是期待着用球与对方交谈的时刻。

“然而，一个嫉妒这两人关系的男人出现了。他想要设法搞坏这两人的关系。

“于是，这人便拿着一根叫作球棒的棍子来到两人身边，蓦地将球打向两人之外的方向。击球手所扮演的角色，唔，就大致是这样吧。”（《时代的射手》）[10]

[1]东急参议员队，现名“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曾因运营资金不足转售，先后更名为“东急飞人队”“急映飞人队”等。隶属日本职业棒球太平洋联盟，主场为札幌巨蛋。

[2]大阪虎队，现今阪神虎队，隶属日本职业棒球中央联盟，主场为阪神甲子园球场。

[3]巨人队，即读卖巨人队，隶属日本职业棒球中央联盟，主场为东京巨蛋。

[4]川上，即川上哲治（1920-2013），别称“打击之神”，其标志是使用红色球棒，与使用蓝色球棒的大下弘形成鲜明对照。

[5]山田，即山田传（1914-1987），美国出生的日裔棒球手。

[6]英文发音与日语的“长长的下巴”是谐音。

[7]近畿，前身为南海队，后来更名为“近畿日本队”，现名“福冈软银鹰队”。

[8]千叶，即千叶茂（1919-2002），巨人队球员，曾七次获得日本职业棒球最佳九人奖，是史上获该奖项最多的选手之一。

[9]三角棒球，一种简易化的棒球规则，适合空间狭窄、人数少的情况，没有二垒，仅由本垒、一垒和三垒构成三角形，故得此名。

[10]《时代的射手》出版于1967年，全书由三章构成，收录了散文集《东京零年》，关于诗的论述《诗学》，以及寺山修司与吉本隆明、松本俊夫、塚本邦雄的对谈录《作为传统诗的短歌之去路》，书中摄影作品出自森山大道之手。译者推测此书是本文最后一段中阿锅所说的话的出处，但未能考证具体出自哪篇。此外，寺山修司写于1966年的文章《棒球的时代已终结》亦提及了阿锅这番话，但此文未被收入《时代的射手》中。

我爱美国佬

美国兵一进驻，古间木的人们瞬间炸开了锅。听说山上的三泽村要被他们当作基地，车站前的寺山食堂也理所当然地召开“家庭会议”，思考起对策来。“听说美国人下手很快，女人得暂时躲起来了。”义人叔这样要求道。

母亲问：“又要逃到其他地方去吗？”

“只能这样。”义人叔又说，“我弟还在西里伯斯岛[1]，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没法和他交代。”

事实上，有关美国兵的“情报”尽是令人畏惧的。据说进驻的山猫部队都是在前线打过仗的猛者，要么是得克萨斯一带的粗暴之人，要么是志愿而来的牢中刑犯，若是见着女人，不管是小学生还是五十好几的老妇，都会将其“强奸”。邻里还传来这样的巡回报：“能穿男装的，就穿男装。能疏散到别处的，就转移到山上或别处。不得已留下的，严禁化妆。禁止穿裙，改穿和式工作裤或洋式裤子。”

车站的公共厕所里，巨大的阳具涂鸦和“亚米公[2]要来了”的字句占满了墙壁。美国兵的进驻对这个小城而言，不只是政治的入侵，更是性的入侵。

距离山猫部队进驻的那一天愈发近了，我变得满心期待起来。古间木的生活过于单调乏味，我希望美国兵能打破这种现状，带来新鲜的生活。我抛开不安的人群，躺在屋顶上，想着那些美国人的事。他们沐浴着遥远北国的阳光，不久将来到此地，这也算是战后最初的奇幻事件了。

在熄灯后的阁楼暗影里，亮子充满好奇地说：“美国人的那里，是不是也生着金毛啊？”“别蠢了！”义人叔狠狠地揍过去。寂静的空气令人联想到可怕的鹰投下的阴影。从东京来的真石在旁边的末广旅馆长住，他说要防备不测，便开始尝试制作一种叫“贞操带”的东西。那是一种给女性用的、类似越中兜裆布[3]的玩意，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试用。

日子愈发近了，村里的长老小比留卷爷爷和青年团的大久保爬上了天神祠堂所在的山。他们是去见拱顶兵舍的瓦西伍长的。我借口学校有采集昆虫的作业，要去捉鬼蜻蜓，就跟着他们去了。爬山的路还是明亮的，可一走进战壕一般的拱顶兵舍，里头就是漆黑一片了。在棣棠花盛开的地方，瓦西伍长正摆着大字睡觉，他袒露的肚子上停着几只苍蝇。

大久保将瓦西伍长摇醒。

“明天就要来了。”小比留卷爷爷说，“山猫部队明天就要到这个小城来了。”

“是吗？”瓦西伍长说，“明天就要来了啊。”

“我们有一个请求。”大久保说道，“这是街里街坊所有有志之士的请求。”

瓦西伍长一脸茫然地询问：“我要做些什么呢？”仿佛在小心翼翼地确认他们是否找错了人。

“我们希望你以一名残存的帝国陆军的身份，”小比留卷爷爷继续说道，“以一名残存的帝国陆军的身份保护古间木的女人，保她们不受那帮美英畜生侵犯。”

瓦西伍长瞪圆了眼。不过大久保和小比留卷爷爷盯着瓦西伍长的眼神，比起“请你保护我们”，更像是在说“请你负起责任来”。这也是“将自身命运托付给帝国陆军，到头来却遭其背叛的苦恨”。

那夜，百合花田被挖了个遍，土里翻出的是生锈的机关枪和弹链。在大久保的手电筒光下，满脸悲戚的瓦西伍长这般哼唱着：

军队难道不讨厌吗

金色饭碗配金筷

又不是修仙要成佛

只吃一顿太惨啦[4]

随后，他嘴上说着“五个十个亚米公算个屁”，在黑夜里朝着拱顶兵舍的暗处瞄准了好几次，突然捧腹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究竟是为何而笑，十岁的我不得而知。不过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前，瓦西伍长已不知逃去何方。自那以后，谁都没再见过瓦西伍长。

确实，所谓崭新的时代

总归是严酷的

——阿蒂尔·兰波[5]《别离》

[1]西里伯斯岛，现名苏拉威西岛，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

[2]亚米公，日语中对美国人的蔑称。

[3]越中兜裆布，一种简易兜裆布，传说因起源于日本越中（富山）一带而得名。

[4]战争后期在前线流行的军队小歌，歌词有多个版本，皆为抱怨之言。

[5]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著有《醉舟》等。

西部片

提到山猫部队进驻那天，我总会想起西部片。一个西部的小城镇，又迎来了有决斗的一天。理发店门口的彩色旋转柱不再转动，食堂饭馆都大门紧闭，车站前的大道不见人影。只偶尔见纸屑在干燥的路面上翻滚，不闻人语，仿佛死寂的鬼城。

虽说不见人影，倒也不是真的没有人。古间木的人们都关紧了房门，透过门缝监视着车站的动静。等到火车到站，已是正午——日正当中之时了。

母亲将手伸进炭包，弄得满手黑垢，又抹到脸上，头发也弄得散乱邋遢。她躲在二楼窗边“寺山食堂”的招牌后，俯视着车站。我被母亲拉到身边抱着，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崭新“时刻”的到来。

火车不久就到了。

接着就能听见陌生的语言，身形巨大的美国兵们下车了。起初，山猫部队那些嚼着口香糖、说着玩笑话的“美国英雄”似乎被这小城里毫无人影的景象吓了一跳。

长得像石油罐的士兵从肩上卸下军用背包，使劲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戴金边眼镜的基督徒士兵一直小心翼翼地嚼着口香糖。黑人士兵像退役的拳击手，目光锐利如鹰。戴眼镜的日裔兵生着一副好人的模样，像圣诞老人。车站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士兵，他们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异口同声地冲这座小城喊起话来。

Hey, my friends（嘿，我的朋友们）！

What's the matter（怎么了）？

Come here, my friends（出来吧，我的朋友们）！

但古间木的人们都没出去，他们只是从紧闭的房门缝隙中，提心吊胆地窥视着“另一个世界”。后来美国人那边出现了一个日本人，他拿出一大块布，贴在车站的出口，像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美日亲善”，还有“美国人都是好人，大家快点成为朋友吧”。不过，没有人信那些话。

突然，有一个美国兵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巧克力，摆出像印第安人队[1]的投手鲍勃·费勒那样的大动作，将巧克力向大街扔去，还大喊着：“Present for you（送你们的礼物）！”“啊，是巧克力！”一直凝息偷窥的堂兄幸四郎正要探出身去，便被义人叔低声制止：“那是他们的策略，可能有炸弹。”

虽说如此，那些像曲线球一样被扔出的巧克力却很快就击溃了古间木的共同防卫战线。车站前食堂的兔子甩开母亲阻拦的手，冲了出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还有人以为兔子要被干掉，吓得闭上了眼。可怜的兔子！这个小学生会被炸飞，然后摔死在街上！战争片里常有这样的画面。

出乎意料的是，兔子什么事也没有。他将散落的巧克力全都塞进口袋，剩下一块连同包装纸一起啃着。这时，扔巧克力的那个长得像橡树的黑人士兵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

“Hey，my friend（嘿，我的朋友）。”

兔子没逃走，也没靠近，只是边啃巧克力边看着他。“橡树”又从口袋里拿出糖果来。那一刻，兔子迟疑了——要不要过去拿呢？

“橡树”又说了句：“Hey，my friend（嘿，我的朋友）！”兔子害怕得一点点往后退了起来。

紧接着，“橡树”又轻轻将那糖果朝兔子抛去，露出微笑。兔子捡起糖后，决定主动靠近“橡树”，以表谢意。“橡树”满面笑容，向兔子伸出了手。两人握手了。此时，“橡树”将兔子的手高高举起，冲着站前大街上“房门紧闭”的人们大喊着：“My friend！My friend！My friend！（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这喊声让其他美国兵们也纷纷拿出口香糖、糖果和巧克力扔了起来，像在节分日[2]里撒豆子一般，又像舞台上的明星朝观众席扔签过名的棒球一般，仿佛洪水决堤。

转眼之间，死寂的古间木复活了，商店街上紧闭的房门也都打开了，“my friend（我的朋友）”们争先恐后地跑出去捡巧克力和糖果。原本只为示好的美国兵们，见到这群“饥饿的日本人”拾捡巧克力和口香糖又互相争夺的情景，似乎渐渐涌出一些别样的快感。扔完了口香糖和糖果，他们又扔起了香烟、牙刷（用旧的）和圆珠笔。

“快，快去吧。”

母亲轻轻捅了捅我的后背。

“怎么还愣着？小孝都已经去捡了。”

但我丝毫没有去捡的想法。我有些害怕，还觉得很羞耻，便摇了摇头。母亲于是避开义人叔的视线，用力拧着我的侧腰说道：“乖，去给妈妈也捡一根香烟来。”只有这声音是温柔的。我不情愿地站起来，走下食堂的楼梯。

我什么都不指望。我的欲望空空荡荡。我便这样空荡着手，像电影里的慢动作那样慢慢地打开寺山食堂的玻璃门，像西部的英雄一般走了出去。去捡东西令人羞耻，但更令我感到羞耻的是那样命令我的母亲的心。我幼小的灵魂或许会在炫目的阳光下死去吧，就像那个西部的政客霍利德医生[3]那样。

政客的死，是冥想的机会。

——阿兰[4]《幸福散论》

[1]印第安人队，即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美国联盟中区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2]节分日，春分的前一天。依照日本传统，在这一天朝门外撒豆子可驱鬼消灾。

[3]霍利德医生，即约翰·亨利·霍利德（John Henry Holiday，1851-1887），牙科医生，美国西部传奇枪手。他与怀特·厄普在美国拓荒时代的“OK镇大决斗”中的故事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4]阿兰（Alain，1868-1951），原名埃米尔—奥古斯特·沙尔捷（Emile Auguste Chartier），法国20世纪哲学家，人道主义者。

月光

大概是那朵花的花语，那朵系在老妇披散着的乱发上的、葬礼的花

在捉迷藏里扮着鬼老去，在村庄的祭典上找谁

写明信片的手只被烛火看见，近来寂寞的父亲

“去听山鸠的叫声吗？”

我这么一问，道口看守员家的姑娘阿庆就直言想去。九岁的阿庆和十岁的我，在月光之下的栗树林中，沿小道向上而行。

没有刮风，却还是有些冷。10月的山里充盈着各种果实的气味，空气极为香甜。

“山鸠在哪里呢？”我问道。

“山鸠已经睡着了。”阿庆说。

“在哪里呢？”我说。

“可能，在树上吧。”阿庆说。

我抬头向树梢看去。缓缓流动的云正从月亮的面前划过，山里过于寂静，令人有些不安。

“这么晚还出来，不会被骂吗？”我问。

“家里人多，谁也不会发现少了一个人的。”阿庆说着便笑了，我也跟着一起笑了。我们下到了天神山那山葡萄丛生的半山腰。我突然问阿庆：

“阿庆看过男人的小鸟吗？”

“没有。”阿庆说。

“想看吗？”

“不大想。”

阿庆又笑了。我这样说道：

“我很想看看女人光着的样子。小向老师的、更科荞麦店的百代的，还有阿庆的。”

听我说完，阿庆便问我：“你喜欢我吗？”

我答道：“当然。”

“真的吗？”

“嗯，我可以发誓。”

“那我就给你看。”

阿庆一脸认真地说。

然后，我们在月光下把身上穿的都脱了下来，将自己的身体给对方看。阿庆白皙的身体像树枝那样纤瘦，胸脯还是男孩子那般的平坦模样，但那里已朦朦胧胧地生了些毛，比汗毛略浓。被我打量的时候，阿庆一直闭着眼，只有胸口因呼吸起伏不定。不过，当看到我的身体上已然明显可见的男性特征时，她还是笑了出来。

我们就这样，以刚出生时光溜溜的姿态站了好一阵。不记得时间过了多久，我们静静地看着对方，突然不安起来。我们会不会还没等天亮，就已经一下子长成了大人模样？我们这样担心着，又害怕会忍不住哭出来。

不过，这故事从未发生过。

我在古间木的那段时间，从未有过这么抒情的回忆。道口看守员家里也没有名叫阿庆的姑娘。

只是我一回想起美军进驻那会儿，就觉得在继续往下讲后续的事之前，至少要在那露骨欲望的饥饿状态中穿插这样一章虚拟的故事。不然就太让人难过了。

死

安德烈·马尔罗[1]有这样一句话：“懂得做选择的男人，他的祖国是茫茫云海奔赴之所在。”多么迷人啊。

父亲的死讯传来，是那年年底的事。母亲强迫我一起死，想用西式裁缝的剪子刺进我的喉咙。我将她撞开，冲出家门。外头下着雪。

[1]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曾在戴高乐任总统时任法国文化部长。著有《人的境遇》等。

东京

从那时起，我一听到“东京”这个词，心就会怦怦直跳。若用医学上的说法来描述，就是“心跳逐渐加速，喉咙干渴，手心出汗”。

我开始在暗地里涂写“东京”这两个字。佛龛背后、学校的书桌上，甚至连马厩里都有我写的“东京”，像是我布下的魔咒。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越写越有一种眷恋感。

但“东京”对当时的我而言，究竟是什么呢？

当时我兼职打扫鸡棚，常常跪在那里，一边仰望北国深灰色的天空，一边想着：“或许我至今一直认为是故乡的地方其实是假的，真正的故乡在别处。若是如此，那我应当是在东京出生的吧？”又或许，青森确实是我的故乡，但它已经随着父亲的死不复存在了。事到如今，我若不去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故乡，大概就会原封不动地以“青森县无家可归的孩子”的身份变成大人了。

故乡对我而言，曾是无法摆脱的存在，它根植于我的生命之中，甚至只是我的一首诗，都与它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但在我看来，故乡并不具有必然性。换句话说，即使我与故乡的关系有必然性作支撑，我的生命本身也在不断地试图从故乡逃离。倘若如九鬼周造[1]在书中所说，“偶然性问题总与‘无’相关，你总能在‘无’的地平线上将其完全掌握”，那么人生就终归是偶然性占据大部分的“流动的旅途”。

每每听见夜里的火车汽笛声，就会有一种焦虑将我捕获，一种必须去把包袱收拾好的焦虑。从我自己口中说出“东京”这个词时，我总是充满自信的，但若从他人口中听到，就会有莫名的羞愧感。

我在十二岁时，可以说是爱上了“东京”。

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不愿放弃在统计学和必然性之外寻找些什么的希望。

——舍斯托夫[2]《悲剧的哲学》

[1]九鬼周造（1888-1941），日本哲学家，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著有研究西欧实存思想的《偶然性问题》和分析日本文化的《“粹”的构造》等。

[2]舍斯托夫，即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俄罗斯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雅典与耶路撒冷》等。

那天的船不会来了

“那天的船不会来了。”

我这样说道。

“为什么啊！”

康平问道。

我们坐在小学的木屋顶上，上面生着些荠菜。“那天的船不会来了”，这是美空云雀[1]的一首歌。

那天的船不会来了

就不该为那未有归期的人

来码头等待

“那天的船不可能来，没理由会来。”

“唔，那为什么会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写成歌呀？”

“那你得去问美空云雀。”

我说道。

“明明那一天都不会到来了，不可能唯独那天的船会过来。是美空云雀弄错了。”

“但美空云雀是清楚的，所以她才这么唱呀，就不该为那归期什么的来码头等待，不是吗？”

康平作为云雀的歌迷，不肯让步。

“但是啊，阿康，”我这样说道，“那个人就算没在那天回来，也总会回来的。

“一天的寿命只有二十四小时，但一个人的寿命大约能有个五六十年呀。”

那天——那一天。

那天的船——那艘船。

那天的船上的人——那个人。

“等到船和人都回来的时候，他们就都变了，是这么一回事吧？”

康平说。

“是的。”我答道，“变了也没关系，只要回来就好。反正，人都是会变的。”

在这段不断重复、无法收尾的对话中，我突然想起“回到家的父亲”。父亲被装在白色包袱皮裹着的小小柩盒里。我打开一看，里面的骨灰还保持着一根手指的形状。

我想起战场上制作遗骨的小故事。战场上的人常常在战死之人火化后，用一个人残留的骨灰做成几百人的“遗骨”。

“那天的父亲不会来了。”即使冒出这样的想法，我也没有感到悲伤，不知为何。

只有回忆里挂在北窗对面墙上的黑色制服和装在皮套里的手枪，如同百舌鸟的黑影一般从我脑海中掠过。

父亲的遗骨被送回的那天夜里，母亲试图自杀。她想用西式裁缝的剪子割断自己的手腕。地面的草席上溅满了血，寺山食堂的客人们没来得及脱鞋，便连忙冲上了楼。母亲一时失了心，似乎想要强迫我一起死。“阿修呢？阿修在哪里？”她手中举着沾血的剪子，四处找我。我躲在人群的最后方，以一种极其客观的视角向那样的母亲久久望去。后来医生来了，母亲被控制住，打了针，冷静了下来。在这场骚乱中，父亲的“遗骨”不知被谁踩碎，完完全全成了灰。

那夜，我将母亲吐在洗手池里的呕吐物带去河边扔掉。黑暗的河中漂浮着烧坏的电灯泡。河水的流速十分缓慢。“那天的船不会来了。”“那天的船不会来了。”

[1]美空云雀（1937-1989），日本昭和时代的著名歌手、演员，第一位获得日本国民荣誉奖的女性，享有“歌坛女王”的美誉，其代表歌曲有《川流不息》等。

桂马

自从有了杀死母亲的念头

李梦见牛的次数就多了起来

觉得睡梦中有一头脸色发灰的牛

在自己胸口迟缓地跳着

说是跳着，或许更像是飘着

总之那重量

让满身大汗的李睁眼醒来

那时，在黑暗中

沉睡的母亲阿良发出鼻息声

李直直地看着母亲

这回确实不是梦了，是真真的现实

但总觉得母亲阿良的脸

和那头脸色发灰的牛有些相像

想着想着，突然在黑暗的远处

响起渡轮的汽笛声

如此寒酸

如此孤独的幸福

我要是追随其后，逃离这个房间

谁会来回答我的问题呢

究竟谁会来呢

啊，真暗啊

李这样想着

李的上方倒挂着一把吉他

——《李庚顺》

这原是北朝鲜少年弑母的报道，刊登在北国的报纸一角，我将它写成了七百二十行的叙事诗《李庚顺》，并在此摘出其中一节。

我当时想把它写成那种工整誊写在厕纸上的七百二十行的雅歌，那种感觉就像在厕所的墙上胡乱涂写《何西阿书》[1]（第二章第十四节）中那句“领她到旷野……”一样。我连续花了一年来写这首长诗，后来召集友人开了朗读会。在津轻三味线的义太夫调[2]民谣的伴奏下，我读到细致描写“杀死母亲的方法”那一节时，就发不出声来，只得中断。如今想来，写李庚顺的故事，就是让想象力先于我的思想出发。如此一来，想象力便成了现实的引路者，现实的人生则在诗的后方追赶。但不可能将任何想象力都当成狗。让想象力完成对饥饿现实的报复，就会不幸地将想象力与现实杂糅在一起，让现实人生中的恨意和苦痛在别处实现。两者之间毫无界线相隔，这“诗的起点”何其悲惨。

我下着将棋[3]玩，突然思索起桂马[4]的走法来。我开始觉得，这种棋子的走法极具战后的特质。前进两格后，得向左或向右一步，至于是向左还是向右，则需结合游戏的具体情况应变。“向左，还是向右”，这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并非将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顶多也就是对对方棋路做出的反应，却能让人从中发现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5]的有趣之处。桂马是绝对无法前进三格的。

香车[6]带有一种溺于感情的性质。金将[7]和银将[8]虽然稳重，却不具想象力，让人联想到保守主义现实派。飞车[9]描绘“近代”，角行[10]则构想历史。步兵[11]当中尽是“伟大的小人物”。

“将棋的棋子中，你最喜欢哪个？”

古间木的小摊贩氏家这么一问，我就立刻做出回答：

“王将。”

“最不喜欢的呢？”

“桂马。”

“移动的走法太复杂，记不全吧。”氏家笑了。但不是这个理由。我为何讨厌桂马，时至今日，我已能清楚地做出解释：因为桂马是没有想象力的棋子。桂马总是在准备着些什么。每次前进两格之后都要做向左或向右的“选择”，在这份坚韧的意志之中，既没有感情的冲动，也没有理想主义。一旦走入此前瞄准的敌阵三行内，就会立刻变成金将那样的保守主义者，活动范围也得减半[12]，但在那之前，桂马必须将机会主义贯彻到底。

正如一首诗不可能是为现实中的目的而做的预演，一只桂马也不可能暗示着幻想中的国家斗争。尽管如此，桂马的走法还是与战后的历史过于相似，也与战后历史中的政治轨迹过于相似了。实在是太过相似了……

[1]《何西阿书》，天主教译名为“欧瑟亚书”，圣经全书的第二十八本书，作者是北方以色列国的先知何西阿，主题是耶和华接纳并复兴以色列。

[2]义太夫调，大阪净琉璃艺人竹本义太夫创造的一种用在净琉璃表演中的曲调。

[3]将棋，又称日本象棋，一种流行于日本的棋盘游戏，共有飞车、王将、角行、香车、银将、金将、桂马、步兵等八种棋子，每种棋子均有独特的走法，且可升级。

[4]桂马，日本将棋中唯一可以跃过对方和己方棋的棋子。

[5]马基雅维利主义，由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权术理论，具有个体利用他人达成个人目标的行为倾向。

[6]香车，可向前走任意格，但不能后退。

[7]金将，可向前、左前、右前、左、右或后行走一格，但不能斜着后退，是擒获对方王、保卫己方王的重要棋子。

[8]银将，可向左前、前、右前、左后或右后行走一格，但不能左右走，也不能直着后退，是协助金将防守和飞车进攻的重要棋子。

[9]飞车，可前进、后退、左行和右行任意格，但不能跃过其他棋子。

[10]角行，只能斜着走任意格，不能跃过其他棋子。

[11]步兵，只能向前走一格，将棋里数量最多的棋子，是棋局中战斗的关键。

[12]桂马进至敌阵三行（即距离己方本阵最远的三行）后，在此三行内移动，从此三行内吃子，或从此三行走出时可选择升级成“成桂”，进至敌阵二行时必须自动升级成“成桂”。成桂的走法和金将一样，与桂马相比少走一格。

自慰

12月20日，我忘不了这个日子。这一天对我而言，就是“羞耻之日”。

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寻找12月20日那天所发生的各种其他事情，并翻来覆去地思索，想要为这个日子赋予一些意义。但这日子总不是比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晚了太多，就是早了太多。然而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旧书——而且是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只有老师才会读的那些书当中，发现了一本以“12月20日”开头的书。

12月20日，施坦斯多夫[1]货物列车存车场的一个阴郁夜晚，寒冷刺骨。刚满十九岁的我已是普鲁士近卫第三枪骑队中尉，此时，我正站在站台上，看着我的机关枪中队卸下货物。

仅仅两周之前，我们还在北芬兰，被不安的情绪包围着，不知祖国是否会派来我们焦急等待的船，也不知我们是否会被扔在这世界的尽头，落得悲惨结局。终于，船从赫尔辛基进来了，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争吵，但总之我们能被送到斯德丁[2]了。

——W.G.Z.普特利茨[3]《德意志现代史》

这便是1918年11月始于基尔[4]军港的德国革命[5]的结局，威廉二世[6]亡命荷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来就有了希特勒的登场。留下这些记述的历史书中，仅在开头出现的12月20日——在同一个日期里，我学会了“自慰”。

与其他同年级的同学不同，我没有“被高年级的学生带到厕所里，然后被强行脱下裤子”，也没有“住在附近的好色老板娘一边给狗手淫，一边让我学着做”。

我去仓库收拾车轮，（因为太冷）钻进了那里的稻草堆里，随后便觉得下半身发暖，心烦意乱起来，于是就用手摸了那里，摸着摸着就学会了。那时还没有“春天的觉醒”的感觉，通俗些说，那不过是为了熬过漫长冬季的“自家发电”。

而当时的快感、对孤独的慰藉，也与性和女性毫无关系。这种自慰所带来的乐趣令我畏惧，它或许是“不再需要他人的前兆”，又或者“会导致社会知觉的丧失”。而且这最初的自慰体验与《德意志现代史》之间的关联，也令人深感戏谑。

我的同学义夫因自慰的烦恼而自杀。他腿脚有些不好，走路时总是拖拽着腿，却不同于大多数乡下孩子，身上总是干干净净的。

义夫还只是小学生时就学过钢琴，于是被取了“肖邦”的绰号。但他毕竟是为躲避战争才疏散过来的孩子，无须和我们过于亲密。

“那家伙才不是肖邦，是小便吧。”[7]不知是谁说了这话，他的绰号就成了“肖邦”与“小便”的结合——“肖便”。

肖便特别黏他妈妈。

明明已经十二岁了，还会和他妈妈一起去女性浴场，以至于同学们都说他“发育不良”“毛都还没长吧”，传了些充满嫉妒的流言。

有一回放学后，我们四五人躺在校园的草坪上，聊着“自慰时会把谁当成幻想对象”的话题。

有人说日高澄子[8]、折原启子[9]，还有人说美空云雀。

“肖便！”“螳螂”叫道，“你还不知道啥叫手淫吧！”

说罢，肖便就回话了：“我知道哦。”

“那你说说你会想着谁啊？”

肖便的回答是“妈妈”。大家都笑不出来，闭上了嘴。

第二年夏天，肖便的母亲患乳腺癌去世。那年秋天，肖便将割草的镰刀刺进喉咙，自杀了。

我只有套着妈妈留给我的戒指自慰时，才会勃起。那个凉凉的金属戒指和我那里相互摩擦，逐渐变热时，我就觉得自己是和妈妈在一起的。

妈妈，我今天把那只重要的戒指弄丢了。对不起。

我已经失去活着的乐趣了，我要去妈妈那里了。学校里的同学们，谢谢你们了。

——《大间义夫的遗书》（古间木小学教育资料）

[1]施坦斯多夫，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

[2]斯德丁，现今波兰的什切青，斯德丁为其德文名。从中世纪后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该市居民几乎全是德国人，城市名称亦采用德文名“斯德丁”。

[3]W.G.Z.普特利茨（Wolfgang Gans zu Putlitz，1899-1975），魏玛共和国的外交官，《德意志现代史》一书为其担任外交官期间的回忆录。

[4]基尔，现今德国北部城市，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德国主要的海军基地。1918年11月3日，基尔军港爆发水兵起义，成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的信号。

[5]德国革命，即德国十一月革命。

[6]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末代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划者。

[7]日语里“肖邦”与“小便”的发音相近。

[8]日高澄子（1923-2002），日本女演员，代表作品有《欲望》《蟹工船》等。

[9]折原启子（1926-1985），日本女演员，代表作品有《护士的日记》等。

晚年

昭和二十三年[1]六月十六日的《朝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太宰治情死》的报道，说他“留下遗书称自己写不下去了，殉情对象是战争寡妇”。我被他殉情对象是“战争寡妇”这一点吸引了，因为我的母亲也是战争寡妇。

报道是这样写的：

三鹰警察署于十五日晨，就离家出走的太宰治（四十岁，本名津岛修治，住址北多摩郡三鹰市下连雀一一三番地）与其情人山崎富荣（晴子为误传，住址同市下连雀二一二番地野川内）的下落启动搜查工作。

十四日，东京都水道局久我山卫场内发现男式桐木低齿木屐及女式红绿斜纹细绳木屐各一只。十五日晨，常往来于太宰家的原新潮社[2]员工林圣子（二十一岁，住址同市下连雀三一三番地）在井之头公园附近的玉川上水[3]堤坝边发现疑似山崎富荣所用的化妆袋，内有小剪刀、疑装有氰化钾的小瓶子、疑装有水的大瓶子，以及一只疑为溶化药物所用的小碟子。走进附近草丛后，堤坝下方也发现了遗落的木屐，已判明为太宰治等二人之物。警方认为二人已投身玉川上水，并在下流一带展开搜索，但因河川涨水，搜查极为困难。当日下午六时，警方暂停搜索行动。

那时，我才刚开始读太宰治的小说，还不大能理解。只是因为他也是青森县出身，而且听说他的书还比较好读，才把他的书列进了“我的读书清单”的首位。

少年生来第一回拿起算术的教科书。一小本，封面漆黑。啊，排列在书中的数字看着那么美妙。少年翻看了好一阵，终于发现书的最后写上了所有的答案。他皱起眉头小声抱怨道：“瞧不起人啊。”[4]

《晚年》中还有另一节，题为《叔母的嘱咐》。

你没有好看的容貌，那至少性格得讨人喜欢。你没有强壮的身体，那至少内心得坚强起来。你谎话连篇，那至少举止得端正一些。

但当时，仍是孩童的我对太宰的这番说法是心怀抵触的——啊，我可不这么想。我倒是觉得如果“举止不端正，那至少嘴上得说些漂亮话”。

我就是因为“举止不端正，至少嘴上得说些漂亮话”，才投身于文学的。

生的终结并不是死的开始。倘若结束了生，那死也会随之结束。所谓“蝴蝶死后，留下飞翔的天空”——都是假的，是谎言。蝴蝶死后，天空也会死去。所有的死都包含在生内。反过来说，这种辩证法也是成立的：不存在内核里没有死的生。因此，太宰治与山崎富荣的殉情，也终结了两人长久以来小心珍藏的“死”。但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已是进入大学以后的事了。

[1]即1948年。

[2]新潮社，日本出版社，以出版文艺类书籍闻名，也出版杂志等。

[3]玉川上水，曾是江户时期的城市供水通道之一，至今仍有部分为东京都水道局所用。

[4]摘自太宰治小说集《晚年》中收录的《叶》。

捉迷藏

故乡被美国人征用，母亲开始在美军的基地工作，而我不知为何，迷上了“捉迷藏”这种游戏。

母亲晚归，等待令人无聊。她在“美英畜生”的基地干活（还心甘情愿地做着女佣这种地位极低的工作），被邻里暗中指点，传些不好听的闲话。或许是受不了这些，我便生出了“想躲起来”的想法。父亲死后，母亲惘然若失了好一阵，看上去呆滞蠢钝，但自从看到美军基地“优待战争寡妇”的招聘广告，决心应征以后，她就去染了头发，做了丰颊手术，显得年轻了许多。

我则被留在家中，毫无来由地陷入一种“必须要把自己藏起来”的情绪，明明已经十四岁，却沉迷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无法自拔。

“捉迷藏”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农家仓库的入口，我和六个年龄更小的孩子猜了拳，然后立刻四散而去。我静静地躲在仓库暗处的稻草堆里，不敢大口呼吸，也不知何时，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睁眼醒来，门外下起了雪。我记得自己躲起来那会儿似乎还是春天，正努力回想着，扮鬼捉人的阿正就一边叫着“找到你了，找到你了”，一边钻了进来。一晃之间，阿正已成了大人的模样，穿着西服，怀里抱着婴儿。那叫喊着“找到你了，找到你了”的声音，也已是宽厚的男中音了。就在我们玩捉迷藏的这一会儿，已有十余年的岁月流淌而去。这样的幻想令我深深着迷。

另一天，是我扮鬼去捉人。

孩子们都已躲藏起来，无论我喊过多少次“好了吗，好了吗”，都没人回答。夕阳逐渐散去，拉洋片[1]的人和卖豆腐的人都收摊了。我嚼着草穗子，在故乡无人的路上寻找四散躲藏的孩子，家家户户的窗里都渐渐亮起灯来。

我从其中一扇窗户向里面窥视，便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灯火之下，一家人围坐在沸腾的锅子前，而那家的主人竟是捉迷藏时“躲”我的一个孩子，但他已然老去。时光只在躲藏的孩子身上流淌而过，唯有扮鬼的我被遗落在从前。这样的幻想多么空虚啊。

我看见了那些躲藏的孩子们的幸福模样，而他们却看不到扮鬼的我。

要到何时，我才能从这一生都在捉迷藏中扮鬼的幻想里逃脱出来呢？

若要抛弃有关某种状态的幻想，就必须要抛弃需要幻想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

[1]拉洋片，又称连环画剧，与兴起于宋朝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拉洋片”相似，一种把故事情节绘成多幅画面装入相框，依次让人观看，同时念对白解说的曲艺形式。始于昭和六年（1931年）前后。

杂耍

我对杂耍的憧憬，也是在古间木的这三年里形成的。少年的我还没读过什么吸血鬼学（恩斯特·费舍尔），不懂得所谓对政治革命的幻灭会给人带来畸形幻想之类的理论，但美国人进驻以后，我的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渐渐地，我便对马戏团戏院中的“另一个世界”产生了向往。

马戏、女子相扑（当时叫“角力”）、蛇女、熊女、活人木偶戏、女巨人和男侏儒、好色人妖、用脚写字射箭、长颈怪人、胃袋魔人……那些杂耍表演里的怪物，直接构成了我对战后的印象，毫无虚构之感。

我旷了学校的课，去广场上看杂耍，各种“承受了父母因果报应的孩子的不幸”历历在目。我凭空想象着母亲（在生我之前）的恶孽，胸中忐忑不安。

布满卷积云的天空下，秘传驯蛇表演的红幡随风飘扬。在这样的一天里，我和一个大个子男人熟络起来。

“叔叔，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我这样问道。

“东京。”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就是那个在肚子上捣年糕的表演啊。”大个子男人说道，“我以前在两国[1]表演角力，现在就在肚子上放年糕，让客人来捣。”

“哇！”

我感叹道。

“在肚子上捣年糕？”

“嗯。”大个子男人点点头，“虽然这也不是新年[2]哪。”

这句“虽然这也不是新年哪”，让我莫名地悲伤起来。我看了看这个大个子男人突起的结实腹部，他还特地做出滑稽的动作，用手摸着他的肚子。

“这肚子不错吧？”

他的腹部到处是雀斑一样的斑点。忽然，大个子男人向我发问了：

“小鬼，你读几年级了？”

我回答道：“中学一年级。”

“十三岁？”

“十四了。”

“十四？哦，同龄啊。”

大个子男人这样说道。但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和谁同龄。我本想问“和谁同龄”，却觉得不大好，就闭上嘴，无端端地咧嘴笑了起来。大个子男人也咧嘴回应。那个杂耍剧团的名字叫“美女驯蛇 小松崎太夫蛇女剧团”。

大个子男人教给我的杂耍剧团行话：

场所　所场　戒指　圆盘　盒子　子盒

手帕　水片　军人　人军　匕首　隐怀

抓捕　捆绑　泡澡　浸水　精液　黏液

孩童　砂石　招供　唱歌　蜡烛　黏棒

手枪　弹簧　时钟　阿钟　危险　糟糕

吵架　滚动　女佣　酌妇　酒　欢喜

女阴　谷地　乌冬　长饭　男根　好孩子

当铺　七屋　秃头　剃发　烟草　雾霭

腰包　与市　贫穷　金厄

一　枪　二　古　三　胜　四　溜

五　冢　六　瑞　七　置　八　有

我将它们抄在单词本上，背了下来。

[1]两国，位于现今东京墨田区，著名的“相扑之街”。江户时期的闹市区，杂耍表演和街头表演也在此盛行一时。

[2]日本有过新年时捣年糕、吃年糕的习惯。

美空云雀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麦秸纸上黯淡的灰色就是北国的色调，是用2B铅笔画出的颜色。而我的诗中，总有火车奔驰而过。奔驰在诗中的火车究竟来自何处，又去往何方，连写诗的我也无从知晓。

在厕所仰望，能看见蓝色天空，今日啄木忌[1]

写下这首俳句时，我还在读中学一年级。不久以后，我便被在青森经营电影院的外祖父母领去抚养，只身前往青森。母亲一个人留在古间木的美军基地干活，答应会给我寄中学的学费。此时她已逐渐适应工作，还学会哼唱Come On-A My House（《到我家来》）[2]。（这里所说的外祖父母，即坂本勇三与坂本纪伊夫妇，并非母亲真正的父母，而是将母亲扔在麦田里的龟太郎的弟弟与弟媳。）

在古间木的车站前，我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美空云雀的《悲伤的口哨》：

拉钩约定来日再相见

就这样笑着道别

雪白的小手指那般可爱

我听着这首歌，独自穿过车站的检票口。在我走进检票口的那一刻，前来送我的母亲扔掉了衔在口中的香烟，烟上的口红痕迹映在我的眼中。那时，我只想着假日可以去钓个鲫鱼什么的。而这就是我与母亲的生离别。

正因如此，我一听到美空云雀的《悲伤的口哨》，就会想起母亲。

母亲那时三十二岁，与现在的我同龄。但她早已是一片温柔站立的废墟了。她脖上缠着丝巾，身披棉制和服，唇上抹着鲜红的口红，瘦弱纤细得仿佛轻轻推一下她的肩膀，整个人就会崩然倒塌。为了振作起来，度过父亲死后的余生，母亲向我挥了挥手，露出寂寞的笑容。

“被科学对待的即自然，与之相对，被写成诗篇的则为历史”，倘若这句话不假，那么将我与母亲的离别写成诗篇的人不是荷马也不是荷尔德林[3]，而是西条八十[4]，便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了。

[1]啄木忌，日本诗人石川啄木的忌日，即4月13日，也是俳句中晚春的季语。

[2]Come On-A My House（《到我家来》），美国唱作人罗斯·巴达塞里安与作家威廉·萨洛扬于1939年夏天谱写的歌曲。

[3]荷尔德林，即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18-19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他将古典希腊诗文移植到德语中，著有诗作《许佩里翁》等。

[4]西条八十曾为《悲伤的摇篮曲》作词，歌中的母亲难与孩子相见，但只要思念起孩子便能忍耐命运的艰辛。

海

从战争疏散地古间木回到青森，第一个前来迎接我的，是海。海成了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归宿。

后来我写过几篇关于海的文章，其中都涉及孤独至极的海的意象。那是十四岁的某个黑暗的夜晚，我从青森车站的栈桥望见的景象。

当我知道海的法语“La mer”是阴性名词时，已是高中三年级了。我无法理解，壮阔的尤利西斯[1]之海为何会被划入惯指女性的阴性词之列。

不过，海既然被视作女性，出于自尊，我便不能轻易让她见到我的裸体。除此之外，游泳这件事也令我疑惑不解。

海若是女性，那游泳不就是在任她把玩、接受她单方面的爱抚吗？

可令人惋惜的是，那优美的碧蓝之海更像是母亲一般的存在。而德彪西在谱写《大海》的乐曲时，并没有发现海的利己主义性质。

一天，我将海舀进小小的烧瓶中，带回了住处。烧瓶摆在昏暗的草席上，里头的海已不再碧蓝。那温驯的海与我默默相视了一整天，仿佛是在幽会。

——《关于海》（十八岁）

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城，晚上独自入睡时，我曾朝着月夜下大海的方向，将房门打开了一小会。

并没有人趁机而入。

而睡梦中那片无边无际的苍蓝海原上，漂浮着无数帆船，如同幻影。我开始憧憬怒涛拍打的洗礼。仿佛有一种肉欲上的疼痛，令我血脉沸腾。（而后，我便追寻着盛夏的海上潮响，渐渐睡去。）

或许在身体里的海死去之时，

我才会懂得去爱。

——《关于海》（二十二岁）

[1]尤利西斯（Ulysses），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对应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后，返程归家途中因海神的咒语在海上漂泊十年，历尽艰险。

拳击

我开始对拳击抱有兴趣，是在青森市的电影院“歌舞伎座”[1]的后台休息室生活以后的事。

休息室的大小足以铺下二十张榻榻米草席[2]，除了四处巡演的浪曲[3]剧团（天中轩云月[4]和酒井云[5]等）每年会来一次，其余时间这里均无人使用，因此我才住了进去。

休息室四周的墙上贴满了化妆镜，我常对着镜子做鬼脸和其他各种表情，渐渐发现自己左边的眉毛能自由地活动。我便赶紧演示给负责检票的笠原看，她的反馈是：“和约翰·韦恩[6]挺像。”

于是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约翰·韦恩的追随者。

电影放映技师之中，有一个常去拳击训练场的朝鲜人，叫金田。这个男人借给我的《古代拳击史》和比尔·斯特恩的《拳击绮谭》令我深深着迷。

尤其是《古代拳击史》，金田在这本书的皮质封面内面，用笨拙的日语写道：“获胜就是思想。”一想到这是朝鲜人金田在目睹故乡的动乱之后暗自下的决心，我就深受触动。

比尔·斯特恩的书中有一幅令人惊异的插画，其中描绘着1912年冬天，瓦德与雅克的空手拳击对抗。我只觉得，画中那两位早期的拳击家，早已沉醉在血淋淋的赤手“厮杀”当中。

“要说在拳击中遭遇多舛命运的人，就必须得提起约翰·莫里森。一个旧金山老城区包厘的酒吧混混，终于爬上拳击界的顶峰，却又突然从那彗星一般的舞台上跌落谷底。”

“喜欢旅行的吉卜赛小偷”杰姆·梅斯则始终不肯丢下他的小提琴，无论去到哪里都带在身旁。不管怎么说，他的旅行可真是漫长。毕竟他的拳击生涯也持续了五十六年之久。

他的人生顶点出现在南非。两位著名的强大选手为争夺世界排名，在那里等候梅斯的到来。

梅斯在仅仅一周之内与这两位挑战者对战，并将他们全部击倒。令人惊叹的是，做出这一壮举时，杰姆·梅斯已经七十一岁了。

自那以后过了九年，他以八十岁的高龄去世。直至那时，他也依然忠于自己。之所以有此结论，是因在临终之际，他一手抱着心爱的小提琴，一手紧握着拳击手套。

——比尔·斯特恩《拳击绮谭》

中学三年级时，我已有一米七的身高，开始去训练场学拳击。教练总让我把胳膊再伸远些、多用用腿。但当我将瘦长的身体折叠起来，使出远距离打击[7]时，教练又会嫌弃我的动作像豉虫[8]，让我用近距离的招式[9]。若是照做了，他又会以“胳膊太长”的理由制止。

我当时觉得，要伸长胳膊打出近距离的招式，上勾拳应当是最有效的。但教练说上勾拳是一种高级技术，要在熟练掌握空击[10]和直拳[11]之后才能教我。

我希望自己能尽早在擂台上战斗。但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因此也没有什么“应该去憎恨的敌人”。我能打自己不恨的人吗？我能为了自己不恨的人而流血吗？我开始像一名中学生一样烦恼起来。自从练拳击后，我的体重就越来越轻，外表倒是逐渐胖了起来。要成为一名拳击手，就必须去东京。我这样想着。

想去东京

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轻轻将手放在自己心脏的位置

不知是心脏最初的悸动

还是青森车站里的火车一齐鸣笛的声音

极为急促而喧嚣

我的心脏是寂寞而宽敞的拳击训练场

空无一人，只有沙袋在低吼

倘若我在梦中

一拳击倒与我对打的拳击手

小城里不幸的青年们

是否会一齐睁眼醒来？

——叙事诗《李庚顺》

拳击练了三年，我渐渐无法忍受“饮食上的限制”，到高中二年级便放弃了。那时，我读了杰克·伦敦[12]的小说。

在小说《一块牛排》中，饥饿的少年被击倒在擂台上，在他晕倒的那一瞬间，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块牛排，小说对那块牛排进行了诗一般的描写。我开始认真思考起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应该去吃，还是应该去赢？我甚至觉得自己在“Hungry youngmen”（饥饿的年轻人）与“Angry youngmen”（愤怒的年轻人）之间，窥见了青春的无尽荒野。

在那之后，我连一场像样的拳击比赛都没参加过，就草草“引退”了。如今想来，我的拳击生涯始于书本，也终于书本。

那时我大概还没有迷上“扔掉书本上街去”这句话吧。

[1]即寺山修司在青森的祖父母所经营的电影院。

[2]约三十二平方米。

[3]浪曲，日本的一种说唱表演，又称浪花曲、难波曲，表演方式为一个人说唱，并以三味线伴奏。

[4]天中轩云月，浪曲世家，如今的当家已是第五代。

[5]酒井云（1898-1973），浪曲师，日本著名演歌歌手村田英雄的师父。

[6]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电影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代表作品有《红河谷》《大地惊雷》等。

[7]远距离打击，用滑步带动身体前进和后退，在此基础之上出拳的招式。手臂长的选手常使用这种方式。

[8]豉虫，一种水生小虫，常在水面旋回游泳。

[9]即左右摆臂，不断躲避来拳，同时靠近对手，予以重击。

[10]空击，即对着空气出拳，一种热身的手段。

[11]直拳，拳击中最基本的拳法，出击路线为直线，速度快，发力狠，动作突然，多用于进攻。

[12]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美国作家，著有《野性的呼唤》《热爱生命》等。

十七音

从初中到高中，在我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占据最大分量的，是俳句。这种逐渐走向灭亡的诗歌形式，让我深深沉醉其中。俳句本身就带有反近代的、恶灵性质的魅力，俳句结社那种共济会[1]式的气氛则更让我着迷。

“干脆，就向着地狱说些话吧！”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戴上五七五句式[2]的枷锁，前往俳句集会。

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崩塌了，突然之间，自由向我们袭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形式视作必要之物，用以逃离自由。

——《油印版诗集·序》

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而实际上，在我人生的“等待时期”与俳句文学所丧失的市民权之间，必定有某些相通之处。

一天，同年级的京武久美拿着一小本杂志，满面笑容，问他“怎么了”也不见回应。

于是，我将那一小本杂志硬抢过来翻阅。

那是一个名为青森俳句会的不知名小社团出的杂志，叫作《暖鸟》。其中有一个“暖鸟集”的栏目，印着京武久美的名字和他写的一句俳句。我像在麦田里发现云雀的蛋那般，“啊……”地突然狂叫出来。

京武的名字变成铅字，被“另一个社会”印刷出来，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是怎么回事？”

我问道。京武却为了保守“结社的秘密”，缄口不言。

“快和我说说。”

“没什么可说的。”

“要真没什么可说的，又为什么要制造自己‘成名’的机会？你快好好和我说说。”

于是那晚，京武带着我出席了“暖鸟诗会”。我们来到一个名叫吹田孤莲的怪人家中，“诗会”就在那个约八张草席大小的昏暗房间里举行。

吹田孤莲在白天名叫吹田清三郎，在学校当教师，到了夜里就会变身“孤莲”。听了京武的解释，我便问：“也就是说，他白天的职业是为了让自己隐身于世的假身份吧？”

“嗯，他其实是一位俳人。只是一直保密着，没对外说而已。”

不久，俳人们零零散散地聚集起来，当晚的俳句中必须包含的季语也被公布了。俳人之中有已婚女性，也有公司职员，他们借助“菁实”“未知男”或“秋铃子”等称谓，让自己回到原本的身份。这番景象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幻影城》[3]。

我甚至觉得那种蒙面结社的魅力与充满秘密气息的文艺较量，正如同来自恶魔的音讯，那音讯被接入“另一个时间”的线路，就像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地下通道一般。

从次月起，我便开始向《暖鸟》投稿，并接受吹田孤莲的评选。

投稿栏目的魅力在于其阶级性。

每次收到新一期杂志，我都会去看其中针对四十多位投稿者而设的排行榜，迫不及待地从中寻找自己的“阶级”位置，并乐此不疲。

俳句杂志大都设有爱好者栏目和会员栏目，爱好者栏目的作品无须审查评选即可刊登，会员栏目的作品则必须接受主办人的评选。

至于评选的结果，排名最前的称作卷首，即第一名。此后便依先后顺位排列，排在最后的称作一句组，这些“无名小卒”会按所在地区划分并刊登出来。这月还是第一百四十名的人，下月若升至第一百二十名，就会离“出人头地”又近一步，若是被两三人超越，所属阶级就会下降。

排名中显现的物理性变化确实在以三十天为一个周期上下浮动着。为此，除了自身作品的实力，投稿人也开始注重起其他细节，例如向评选人送礼、打足招呼之类。这一切仿佛是一个十七音的银河系。在这庞大的投机世界中参与地位争夺战的兴趣，让我感受到文学以外的快乐。我从潜藏在这结社制度里的“权力的构造”中，看到了“帝王”这一已然灭绝的词汇的双重影像。

帝王，却是书斋中的山羊！

不过是印了铅字的纸张，却被它吃个精光。

在我的诗里

至今仍有火车奔驰。

[1]共济会，源于英国的秘密结社，是一种非宗教性质的兄弟会，习惯使用比喻和象征来传递理念。由于共济会入会条件严苛，且要求会员不得向外人透露身份，为此外界常常流传着各种神秘传闻。

[2]即俳句的格式，第一句五音节、第二句七音节、第三句五音节的格式。

[3]《幻影城》，日本作家高垣眸于1936年创作的小说，曾三次被改编为电影。作品讲述了正义的密探与邪恶的幻影城主围绕秘宝山绘图展开战斗的故事。

俳句集

橄榄球的伤还在脸颊上发烫，却去看了海

五月的鹰即使闭上双眼，也依旧监视着我

田野中也有故乡的小鸟在骚然欢腾

修补车轮时，地上的蒲公英蹭了我一脸

远方熊熊燃烧的山火中，孕育着文艺

当年为落叶写诗的友人，已成了理发师

人力车带着他乡的嫩草，踏上归家路

二楼总有吵闹声响，生日里有桃花盛开

想你的时候，就会去晃苹果树，无法停下来

和老师透过楼梯的窗户，看群雁南渡

故乡在远方，桃子绒毛的下方，地平线尽头

黑人在悲歌，稻谷壳落入桶中，轻浮水面上

鸟投下阴影，熊熊燃烧的大火，浇灭了怒气

本应放入水中的河灯，却不舍得松手，任烛光点亮胸膛

身为他乡客，剃去长须思太宰，此日樱桃忌[1]

[1]樱桃忌，太宰治的忌日，即6月13日，俳句中夏天的季语。

规律

据说希特勒仍是少年时，经常与友人奥古斯特·库别兹克[1]一同前往林茨[2]的剧场。

在林茨这座城市，他遇见了瓦格纳[3]的歌剧。瓦格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甚至让当时想成为画家的希特勒萌生出为歌剧《铁匠维兰德》[4]作曲的念头。少年时的希特勒对库别兹克有同性之爱，他将使彼此都深受感动的瓦格纳歌剧铭刻于心底，并去维也纳的音乐学校参加了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落第后，两人仍同住在维也纳斯通帕街的出租屋二楼。但到了秋天，暑假返乡的库别兹克回到出租屋时，希特勒已然不在。艾伦·布洛克[5]以一种咏叹的口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于是他便那样沮丧着，以一个无名之辈的身份，孤身潜入大都会的深海之中。

但希特勒希望成为艺术家的胆怯心愿，并未在不知不觉间向政治家的方向转变。他放弃了表达者的身份，转而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之下，以另一个层面的行为体验了瓦格纳的歌剧。

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是企图跳过那个由乐谱和歌手构成的假想现实世界，在一个名为历史的荒唐舞台上重现他与库别兹克共通的感动。在这一层意义上，希特勒可谓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他的反社会性也恰恰来源于他的艺术性。

——《行为与其荣耀》

如今想来，希特勒的小胡子与俳句之间的关联，或许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谜”。

我与京武久美虽不是同性恋者的关系，但在沉迷于俳句之中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都保持着一种极其禁欲的状态，始终对同一个教义和组织充满憧憬。希特勒曾写过：“即便一个形式并不符合现实，但若其作为运动的原则是有效的，我们就应当相信它。”（《与希特勒对话》）而如今回过头看我的俳句，也如同小胡子一般，稳重而滑稽。

[1]奥古斯特·库别兹克（August Kubizek，1888-1956），奥地利指挥家，在林茨的歌剧院与希特勒相识。1955年出版了《我认识的青年希特勒》。

[2]林茨，位于现今奥地利东北部，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城市。希特勒大部分少年时间都在此度过。

[3]瓦格纳，即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有《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等。

[4]瓦格纳曾以北欧神话中铁匠维兰德的故事为题材，留下一部歌剧的创作提纲。希特勒从库别兹克口中听说后，立即为其作曲，并要求库别兹克将乐谱记录下来。

[5]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历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校长，他写就了第一部有关希特勒的综合性传记。

指甲

读托洛茨基[1]的《我的生平》时，发现他似乎从十六岁起，就沉浸在一个“愚蠢的梦想”里。

关于我在学校里的政治倾向，那充其量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对立者姿态，也仅此而已。在这间学校里，革命的问题甚至从未出现在我眼前。只是听过这样的传闻，说是一个名叫诺瓦克的捷克人开的私人补习班里举行了集会，还有几个人遭到逮捕。诺瓦克也曾在我们学校教书，确实也因这样的理由被开除，由其他的教官顶替了他的位置。1895年，我结束了皇家学校的课程，回到亚诺夫卡村[2]，面对混混沌沌地憧憬着民主思想的我，父亲说话的语气中带着敌意。

“就算过去三百年，革命什么的也搞不成。”

……他是这么说的。

父亲正是因为知道革命会白白花去多少努力，才为儿子感到担忧。1921年，父亲躲过白军[3]，又躲过了红军，终于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我。那时，我装作开玩笑的样子，这样说道：

“父亲，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坚持说沙皇的统治还能持续三百年。”

老人调皮地微笑，用乌克兰语回答：

“就这一回，我希望你的真相能永远持续下去……”

——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但在我的学生时代，并没有像诺瓦克的补习班那样的地方。一切事物都是被允许的。即使有人将《赤旗》[4]的旧报纸用作梅干便当的包装纸，也不会受到指责。若要说我在青少年后期的政治倾向——那必然是去寻找与“被科学对待之物”相反的“被写成诗篇之物”，换言之，在我看来，只有那些活生生的灵魂的诉说才是有效的。

有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名叫虫松的电影放映技师，妻子跑了以后，他就住进了我们的电影院里，一手包揽了值班和打扫的工作——是个胆怯软弱的人。他还邮购了《口吃及脸红恐惧症的治疗法》等书籍，虽说他其实不是不爱说话，但或许在人前还是会犯些“脸红恐惧症”。

总之，他接电话时会把“喂、喂”说成“歪、歪”，是典型的津轻人[5]。他孤身一人生活了十年之久，因此一进他的值班宿舍，就觉得房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男人臭味，仿佛用醋腌过的皮革的气味。

一次，我去找虫松借将棋的棋盘时，在他枕边发现了一个罐子。那罐子比鲑鱼罐头略大，标签已被撕去，拿在手上还有些沉甸甸的。我出于好奇，便打开了盖子。

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剪下来的指甲。

“那个罐子里装的指甲是什么呀？”

另一天，我去问了他。

“是我的指甲。”

虫松答道。

“用来做什么呀，那种东西？”

我又问道。虫松却像被人清点了钱包里的私房钱似的，略带怒气地说道：

“那些都是，都是我的指甲。”

“我从上寻常小学[6]的时候，就一直存着它们了。”

一个中年男人，独自在深夜的电灯泡下剪指甲，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存放在罐子里。我想象过这个名为虫松勇人的男人所体会的孤独。这些指甲并非收藏家的藏品。一个在大战期间为祖国赴死的男人，走过新几内亚，又去到西里伯斯岛。而他在战场上始终守护的“属于个人的物品”，竟然只是这般悲惨的东西吗？那晚，我借走了那个罐子，将它放在耳边摇晃了无数次。那罐子仿佛是本地版的沙槌，发出嘁嘁喳喳的哀伤声响。可这世上或许没有哪个乐团会为了摇响这支指甲的沙槌而演奏。我既同情虫松，又看不起他。

[1]托洛茨基，即列夫·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理论家、政治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十月革命”的指挥者，并参与建立了苏联红军。列宁死后被驱逐出苏联，后流亡海外，逝于墨西哥。

[2]亚诺夫卡村，沙俄赫尔松省的村庄，现今乌克兰别列斯拉夫卡。

[3]白军，1918年至1920年期间在俄国内战中对抗苏联红军的军队，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等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组成。

[4]《赤旗》，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行的全国性机关报，现已更名为《赤旗报》。创刊于1928年，当时还是不合法的地下报纸，战时曾被迫停刊，战后复刊后亦曾遭GHQ（驻日盟军总司令）处分被迫停刊。

[5]即来自青森县西部日本海沿岸地区的人。

[6]1886年颁布的《小学令》将日本的小学划为寻常小学（四年制）和高等小学（四年制）两个阶段，后来寻常小学阶段被修改为六年制。1941年《国民学校令》颁布后，寻常小学被改为国民学校初等科。

春画

我曾于彼岸时节，在青森的莲华寺里见过屏风上的地狱草纸图[1]。水木阿姨还曾给我看过春画。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的“两大展览会”了。不过听闻横尾忠则[2]打开死去的继母留给他的皮革钱包时，里面掉出一小张纸片，以为是遗书就打开来看，结果是春画。像横尾忠则这般与春画戏剧性的邂逅，我是不曾有的。

我在训练场学拳击的那一阵，水木阿姨曾送给我一本三省堂[3]的《学生英日辞典》，让我“好好学习”。

我在独处时翻开辞典，从中落出两三张春画（准确来说是照片），内容是女学生和家庭教师的“春日嬉戏”。第一张里那个穿着水手服的女学生，裙子下摆被人掀起，阴部全都露了出来，旁边有一个上半身穿着立领西服、下半身全裸的大学生——家庭教师，挺立着宛如圆木头一般的男根，在为女学生的阴部画“写生画”。

在第二张里，停止写生的家庭教师骑在女学生上面，照片的镜头还给插入的部分来了一个特写。

不过，英日辞典里为何会夹进这种东西呢？水木阿姨是收拾的时候弄错了，还是有意塞进去让我看的呢？对此我是不得而知的。

水木阿姨是歌舞伎剧场的“常客”之一，每当有浪曲师或巡演剧团过来时，她就会来帮忙干些杂活。她生得微胖，皮肤白净，虽已年过四十，却还会像小学生那样时而喧闹，时而发脾气。

有传言说她曾在松木屋百货店里“偷东西”被抓过，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在那之后，我总有些害怕与水木阿姨打上照面。

梦里，水木阿姨变成了一只飘浮在空中的白猪。她微微倾斜地飘浮在黑暗的半空中，全身仿佛被唾液洗过一般滑溜而闪耀，就像快镜头拍摄的肉块。这肉块浮在我胸膛之上，怎么也甩不开。自那以后，“他人的风流韵事”投射在我眼中的影像，便只剩下地狱了。

[1]地狱草纸图，12世纪描绘地狱景象的图画卷轴。

[2]横尾忠则（1936—），日本舞台设计师、插画家，曾参与寺山修司的戏剧实验室天井栈敷。

[3]三省堂，日本出版社，主要出版日语和外文辞典、百科全书及教科书。

我的小城

巨人队的投手藤本英雄[1]在青森市营球场上演那场完美比赛[2]之时，我正在少年巨人队后援会青森支部担任“委员”。

比赛的对手是白石率领的西日本军[3]，藤本的滑球[4]令他们手足无措。

日本全国首个大纪录竟是在“我这个破旧小城的简陋棒球场”里创下的，对我而言这是件喜事。

男人的生命，无论哪个男人的生命都不会比其他男人的更为贵重。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最幸福的男人，是能享受命运的男人。但所有男人的命运均无法令人满意，遵循命运的安排又令人痛苦，因此没有哪个男人能真正撞上大运。男人的大部分经历，都充斥着不好的回忆。

所有男人都是动物。每个男人都是与其他男人一样的动物，但与此同时，他们每一个个体又是独特的动物。男人是一种渺小而寂寞的生物。

——W.萨洛扬[5]《男人》

我骑着自行车，横穿这座小城。

“今晚在曙食品，有巨人队选手的签名会！”

“签名会？”

汽车修理工阿泰抬起头来。

“藤本也来吗？”

“所有人都会来。”

我拨响自行车的车铃，叮铃叮铃叮铃铃铃铃。一棒是二垒手千叶，被称为猛牛的顶级击球手，有些驼背。二棒是三垒手山川，没个性的英俊小伙。三棒是中外野手青田[6]，来自西边的男人，深受少年俱乐部喜爱的全垒打王。四棒是红球棒的一垒手川上，他的直球飞得像笔直的子弹，是个努力的人。五棒是左外野手平山……人称“护栏旁的魔术师”。

胸前佩戴的徽章上的字母G在闪闪发光。我走到可以打电话的地方，逐一拨通友人的号码。有签名会，你来吗？藤本可是打出了日本第一个完美比赛啊。

“完美比赛是说，一个跑垒员都没出动吗？”

中华荞麦店的“胡萝卜”问道。

“嗯，是的，就没让对方的人从击球区出来。他们三九二十七个人，全都被困在那个不足四平方米的小格子里。”

“就像全员通杀的死亡布鲁斯哪。”

“胡萝卜”嗖嗖地挥着他惯用的左手，学着绕圈投球[7]的动作。

“我以前也这么干过一次呢。”

一闭上眼，那天的夕阳就浮现在眼前。我的小城——那已经是一个“不存在于这世上的小城”了。我虽不是萨洛扬，可我作为男人的大部分经历，“都充斥着不好的回忆”。不过，当回忆变得模糊暧昧、就快要消失时，将它们再次拽出来——就像从脏衣篮的最底下抽出一件旧衬衫那样，在我想来，也是一件乐事。

我住在盐町四十三番地的歌舞伎剧场，旁边有一家乌冬店，兼做自行车停车场。店里的手擀锅烧乌冬，说是能让人生宽广而悠长。老板的长子虽是侏儒，倒挺讨人喜欢，也算是他唯一的优点了。乌冬店隔壁是小杂货店“名畑”，小杂货店旁边有一家桶铺，也能做棺材，临着一条无名小河。

我常去“名畑”买电影明星的相片，有我写过影迷信的特雷莎·怀特[8]、盖尔·拉塞尔[9]和东谷暎子[10]的。每回去买她们的相片，都会有一个老婆婆出来说：

“不能碰你不买的相纸哦。”

“名畑”那个把相片说成相纸的老婆婆简直是“恶鬼老鸨”——将我与明星相片笼络到一起，仿佛在拉客一般。也不知如今她是否仍在这世上。那隔壁的屋子，总是紧闭房门——我连那户人家的门牌也想不起来。那一户的隔壁便是传闻中“住着少年棒球的快速投球手”的桶铺，连浴池的盖子、棺材也都能做。歌舞伎剧场的左边则是理发店，还有闲时打棒球的广场和咖啡店“川浪”。还有好几处记不起来的地方，而在头顶上，笼罩着低垂的铅色阴天——如今想来，朝鲜人金山总是独自弹着吉他，唱着这首歌：

有家可归的家伙叫人羡

我没故乡也没爹娘

[1]藤本英雄（1918-1997），日本职业棒球选手、教练。二十五岁兼任巨人队的投手及教练，创下日本职业棒球史上最年轻教练的纪录。

[2]完美比赛，投手在棒球比赛中最难取得的成就之一。至少九局比赛中，无论依靠安打、四坏球保送、触身球保送、守备失误还是妨碍打击，进攻方没有一名打者成功上到一垒，且本球队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在比赛结束时，这场比赛才能被称作完美比赛。

[3]即西日本海盗队，成立于1950年，1951年被当时的西铁快艇队吸收合并，成为西铁狮队，后来数度易主改名，现名为埼玉西武狮队。

[4]滑球，棒球投手球路的一种，又称水平外曲球，球速介于曲球和快速球之间，有“变化球的王道”之称。

[5]W.萨洛扬（William Saroyan，1908-1981），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多折射出一种离奇的幽默感。代表作有话剧《你这你一辈子》、小说《人间喜剧》等。

[6]青田，即青田升（1924-1997），来自关西兵库县，别称“悍马”。

[7]绕圈投球，即正面投球前，身体前后大幅摆动并转体的准备动作。

[8]特雷莎·怀特（Teresa Wright，1918-2005），美国女演员，曾以《忠勇之家》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9]盖尔·拉塞尔（Gail Russell，1924-1961），美国女演员，主要参演作品有《七寇伏尸记》等。

[10]东谷暎子（1934—），日本女演员，曾参演电影《疯狂的果实》等。

战争论

不记得是从何时起，我的帆布包里总会塞着一本克劳塞维茨[1]的《战争论》。那时的我，想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有关战争的一切。当时映入我眼中的“战争”二字，总是与“反对”配对成套，单独出现的情况极为稀奇。而我却开始思考，想要把“战争”和“反对”切开，让它们变成各自独立的单词，就像用折叠小刀劈开蛤蜊壳一样。

我趴在货物仓库二楼昏暗处的稻草上，一边在意识里想象“战争”本身，一边读着这本书，书中好几处章节划分，都透着一种魅惑少年心的吸引力。例如第一部的第三章是军事天才，第三部的第一章是战略，第九章是奇袭，第十五章则是几何学要素。其中每一章的内容都意在为实战发挥效用，换言之，这本书就是所谓“专业书籍”，因此与其他的战争小说界限分明。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战争充满奇遇和冒险的浪漫色彩，从未想过这一主题也有像机械工程和物理学那样的专业书籍。究竟，对十七岁的少年而言，战争是什么呢？对历史而言，战争是什么呢？对离去的货物列车而言，对仅需五日元的棒棒糖而言，战争是什么呢？对战后的糜烂而言，对澡堂而言，对田端义夫[2]的哀愁而言，战争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算不上卓越的战略理论。他否定奇袭的效果，未对几何学的诸多要素做多少叙述，也不愿以叙事诗式的方式去看待胜利，从这几点来看，他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过于钝重、不懂变通的。倘若要在实战中以某种方式应用起来倒也还行，可他甚至多次企图暗示读者去借用那些在坎帕尼斯[3]的《道奇队的棒球战法》中也能见到的几种棒球技术。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的书依旧是美的，美在那伟大的悲剧性所占据的分量。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所涉及的战争，绝非为政者恣意妄为的产物，亦非偶然发生之事。它们既不是国境周边两个家庭之间的突发性冲突事故，也不是愤怒或愤恨，正如书中所写，它们“不属于通过其他各种手段维系的政治以外的任何范畴”。与母亲生离，与父亲死别，我一直思考着这些事件中“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所带来的悲剧性。十七岁的我遇见这本古旧的书籍，终于发现比起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人与其他未知事物之间更是隐藏着巨大的悲剧。这悲剧具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令人无处可逃，宛如波德莱尔[4]的诗句所写，是“喜欢见到数字增大的一种神秘现象”，少年只得无能为力地眼见着它遍布世界各地。

放学后，我坐在楼梯上。

透过楼梯的窗户，看见大雁归去。（倘若我快要死去，那时我会是孤身一人，还是会和大部分人类一同在世界灭亡的场景下死去呢？在我想来，孤身一人的死和人类灭亡的死没什么不同。对于死亡，恰恰是不能用相对或比较的方式去思考的，但我却为何想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呢？）我或许会死两次。第一次的死，对我而言是“活在死亡中”，就是将自己与世界的地平线分离开来。而第二次的死，则是万物的终焉。如今幸存于世的我，心中总存有一种对“活在死亡中”之人的羡慕，正因如此，同学自杀、酗酒的父亲去世、古田完老师用割草的镰刀割腕，种种他人的死亡甚至会让我感到一种模糊的肉体上的刺激。人死之后，等待第二次的死来临时的心情只有死过的人才能体会，但我总觉得那是一种诡秘的幽界冥土的乐趣。现实“战争”中所隐藏的寻求第二次死亡的游戏，则令人恐惧。“我希望第一次的死和第二次的死之间的历史间隔，越长越好。”（青森高等学校三年级A班 寺山修司）

放学后，我坐在楼梯上。战争与黑道厮杀的区别，在于有关死的数学问题。在第一次的死与第二次的死之间，像清点人数那样计算“时间”，其间感觉到的那种残酷是否就像波德莱尔的这句诗——“数字存在于个体心中，数字就是一种陶醉”？楼梯的窗户外有大雁飞过，我开始清点它们的数目。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只，十二只，十三只，十四只，十五只，十六只，十七只，十八只……

[1]克劳塞维茨，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被后人尊称为西方兵圣。

[2]田端义夫（1939-2013），日本男歌手，其歌曲多与海有关，代表歌曲有《别船》《归船》等。

[3]坎帕尼斯，即伯特·坎帕尼斯（Bert Campaneris，1942—），美国职业棒球选手，曾为布鲁克林道奇队（现洛杉矶道奇队）效力。引退后曾任洛杉矶道奇队副总裁。

[4]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等。

赛马

我十九岁去东京，一年后从早稻田大学退学，随后在新宿的酒馆干了十天活，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上下卷都卖给了高田马场的文献堂[1]，用赌马赚来的钱又下了新的注，过着贫乏的日子。订阅的报纸早已只剩《周刊赛马新闻》[2]。我认真地思考起偶然性在人生中的作用。诗稿写了又扔，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这世上也有不具偶然性的人生”（《赌博者》）中的诱惑，都能频繁打动我的心。但我的思绪却常被一种灵魂的乡愁勾去，以至于口中也总轻声哼唱着《谁人不思乡》，这到底是受了什么力量的驱使呢？

数年以后，我与拳击训练场的同龄拳击手、离家出走的少年、没有原则的革命家、独立乡村摇滚乐队以及摆小摊的人结交，想要从非政治手段的相互救济的诗中、交谈的诗中和所谓精神层面上寻求“方法”。而这一切与“故乡”有何种关联，我是浑然不知的。十年后，我为一匹马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就在这里重新记录一下吧。

翻阅赛马杂志时，看到一篇短小的报道。

一位荷兰的十四岁少年，往吉尔德雷所在的牧场寄了一封信。

吉尔德雷和写信的少年一样，也是十四岁，但作为一匹马，已是相当高龄了。北海道的高桥农场从法国将它买回，作为种马。少年名叫雅克·范·梅伦贝尔，信的开头是这样一句结结巴巴的话：“敬启，我的日语和英语都不太好。”

信的主旨是“请将我喜欢的纯血马[3]吉尔德雷的生气勃勃的照片和鬃毛寄给我”。我读着读着，不禁感动得胸中温热起来。

随后就突然想起了北野欧沙。

北野欧沙比吉尔德雷略微年轻一些，倘若它还活着，今年就十岁了。

赌马爱好者都知道它，这匹名马曾赢得“荣光的象征”菊花奖[4]，额上有白色流星，生着枣色毛，一副俊美飒爽的模样。左大腿下方的H烙印，是出生于北海道日高的马匹的印记。新山[5]身上也有这个“荣耀的标志”。北野欧沙原本六岁就该退役，像吉尔德雷那样在牧场开始种马的生活，但在交易中将它买下的牧场没有钱。

于是，北野欧沙只得暂时跑一跑地方的比赛[6]，这便是它陨落的起点。过去中央赛马比赛[7]中的明星马跌下全盛期的顶峰，出现在地方的公营赛场上，这就像曾在国际剧场红极一时的歌手，落得四处串场的境地。而且它在地方赛事出道时已是六岁高龄，只被定到C级[8]。

起初听说北野欧沙去跑地方的比赛时，我正在外旅行。

“唉，真可怜。”

我这样想。

倘若这就是北野欧沙的命数，那也没有办法。

我不禁想起这一首歌：

受人喜欢的乖巧模样

落魄潦倒的时候

不还是孤身一人吗[9]

不出所料，地方比赛首战，北野欧沙仅在九匹马中跑得第七，又在第二场比赛中落败，到了第三场，就因状况不佳弃权了。

那时，和我一起赌马的朋友、卖帽子的“三六”（他曾用三至六号下注[10]，买中爆冷门的马，赚了大钱，因此有了“三六”的外号）曾过来邀我。

“去看北野欧沙吗？肯定好看。”

三六这么说道。

而那句“好看”，却让我觉得特别残酷，就像听说曾经的大明星在偏僻的小酒馆里跳脱衣舞，觉得会“好看”，所以才前去看热闹一样。

我说我不想去。

三六用手指顶着帽子，一圈圈地转着。“为什么不想去啊？那匹马不是你的心头好吗？”

他这样说道。

“正因为是心头好，所以才不去啊。”我答道。

“或许，被以前的追捧者见到现在的模样，北野欧沙也高兴不起来吧。”

后来，北野欧沙的赛事安排更紧凑了，一个月甚至要参赛两次。到了八九岁，仍要不停地跑比赛。

我甚至听说，有些把赛马报纸当头巾绑在额上的赌马预测员还曾怒吼道：“北野欧沙？那种老骨头，可不能买啊！”它的定级也渐渐从C2跌到C3，后来又落到现身C、D级混合赛的境况。倘若有人说北野欧沙在口流黏涎、苟延残喘的老马群中回想起昔日的梦，那估计是在瞎编。

马可不会做梦。

但北野欧沙确也过得辛酸。它在地方比赛的总体成绩是三十三战三胜三十败，惨不忍睹，身上的伤病也不少。

众人唯一一次热烈地讨论它，是在两年前的东京大奖赛[11]前。

当时听说北野欧沙的身体状况变得极好，说不准能在这首屈一指的大型公营比赛中夺冠，我便去招呼大家：

“去看北野欧沙吧！”

报纸上刊登了北野欧沙在训练中跑出优异成绩的照片，还附上了“荣耀能否归来”的文案。我们集合了一群人，甚至一辆跑车都坐不下，挤挤攘攘地涌入赛马场。

“总之啊，”我说，“听说它和‘激流’一起训练，把人家给咬了。它要是认真起来，可就是另一匹马了。”

我们都买了北野欧沙的马票，三六还嬉闹着说：“要是买中了，大家就一起去做双新鞋吧！”

北野欧沙以绝佳的步调打响了比赛的开端，可就在最后一个弯道前，骑手正要挥鞭冲刺时，它却不幸地弄伤了腿。最终在十六匹马中只跑了第十三，不是什么好结果。

当时在武井练马场照顾北野欧沙的荣一先生[12]说过：“北野欧沙这样生得好体型的马，以往有好成绩，今后也会成大器的。”那时他还只是一位少年。

北野欧沙跑到九岁，终于跛了腿。看到“它开裂的马蹄仿佛山羊的脚，实际的结局和荣一先生的预测完全相反”时，我便觉得“实在可怜，心里很不是滋味”。

通常来说，跑公营赛事的马匹衰老或身体出现问题后，“肉食处理场”就会成为它们生命的终点。但北野欧沙毕竟是土佐绿[13]和贝维努索[14]的后代，有着优良的血统，唯有对它做食用处理的话，是谁也说不出口的。正因如此，听到相识的马商前去将它带走时说“会让它去做阿拉伯种的种马[15]……”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马商走时说：

“等生了小马，就带一匹过来。”

武井先生还期待道：“说不定，过不久就能见到北野欧沙的孩子了。”

北野欧沙被装上货车，运往北海道纹别，然而等待它的似乎并非幸福的余生。给北海道打长途电话时，对方说：

“啊，那匹叫北野欧沙的马啊，马商是给带过来了，可是腿跛得厉害。马商让好好照顾一阵，就留在我们这儿了，让人头疼了好一阵呢。虽说可以用它做试情马[16]，可我们这儿已经有试情马了呀。谁知前一阵，它又不见影了。”

我问：“你说不见影了，是被谁牵走了吗？”

“说不准，也不记得了。”

这回答倒也冷淡无情。

“那北野欧沙，就失踪了？”我又问道。

断断续续的长途电话那头响起这样的回答：

“命应该……还是在的吧。”

再见了，北野欧沙。你若还活着，就再相见吧。

这般寒暄或许也是徒然。胜负较量的世界里，存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美德。

我遐想着北海道那已染上秋色的天空，便想着像雅克·范·梅伦贝尔那样，给北野欧沙写一封信。

旅途中的演者

天空中的鸟

长眠之地在何方

——《给流浪的马儿的信》

[1]文献堂，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主要经营社科类书籍。

[2]《周刊赛马新闻》，创刊于1945年的赛马专题报纸，已于2008年停刊。

[3]纯血马，一种为赛马而刻意培养出来的马的品种，其血统诞生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由英国当地的牝马与阿拉伯种的种马配种而成。

[4]菊花奖，日本中央竞马会在京都赛马场举办的中央赛马比赛，前身是1938年起开设的“京都农林省赏典四岁呼马”，与皋月奖、东京优骏并称“日本经典三冠”，号称“获胜者是最强的马”。北野欧沙在第二十一届菊花奖比赛中取得优胜。

[5]新山，日本赛马史上首次取得“五冠马”称号的名马，至今仍被称为“神马”。

[6]指日本地方团体和赛马机构举办的公营赛马比赛，与中央赛马相对。

[7]指日本中央竞马会主办的赛马比赛，其赛事规格高于地方的赛马比赛，其中最高规格的赛事有天皇奖、东京优骏、菊花奖、日本杯和有马纪念赛。

[8]地方赛马的定级，一般以英文字母表示不同的级别区间，A为最高级。另外，根据不同地方赛事规则，会在英文字母之后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各区间内的级别，1为最高级，通常最低等级到3为止。

[9]日本演歌歌手畠山绿的《出世街道》的歌词，歌中讲述了男儿为出人头地，不断克服世间困难，隐忍努力的心情。

[10]根据日本中央会的投注方式推测，“三六”下注的可能是最先抵达终点的前两匹马的编号，也可能是最先抵达终点的前两匹马的骑手帽色号。

[11]东京大奖赛，为东京大井赛马场举办的地方赛马比赛。最初的赛事名为“秋之鞍”，与“春之鞍”（现东京德比）、“春季特别赛”（现阿拉伯种德比）、“秋季特别赛”（现全日本阿拉伯种大奖赛）并称大井赛马场四大赛事。

[12]指北野欧沙的练马师武井歌治之子。

[13]土佐绿，日本赛马名马，生于日本青森县的枣色纯血马，两岁出道，赛绩为三十一战二十一胜。

[14]贝维努索，繁殖牝马，日本昭和初期最具代表性的进口纯血马种马向日葵的后代。

[15]日本的阿拉伯种通常指盎格鲁—阿拉伯种，为纯血马与阿拉伯种的混血马。

[16]试情马，用于预判牝马是否发情的公马。

希望

给住进这间监舍的人：

我是一个被告人，在台东区谷中[1]做着所谓男妓的活儿，现居二号舍的男妓单房。

你若心情寂寞，便请给我来信。我的女性艺名叫光子。三一一一号光子（玉城礼二）。

警察都是笨蛋！抓了我们这些男同又能怎么样？我才没什么可悔改的！可恨！

我要把男人们都迷得神魂颠倒！可恶！

萤之光，窗边雪。

府中刑务所[2]的墙上，涂写着这些话语。刚出狱的阿政把它们抄写在记事簿上拿给我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坐巴士经过府中，我都会将赛马场的瞭望塔和刑务所的弄混。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事。十九岁的冬天，我从大学退学，过着无节制的生活，最终病倒，直至二十二岁。这漫长的四年里，我几乎是躺着度过的。世界总是在我之外的领域运转，而我却无法伸手触碰。躺在病床上的我，碰巧和新宿花园町的男妓阿银住在同一间病房，闲来无事，便聊起了相互的身世。如今想来，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不断地追寻那些带有悲剧性质的事物。这种倾向让我形成了极具日本人特质的自我，即把追求悲剧性事物视作最有英雄气概之举。无论是在赌马上、拳击上，还是在戏剧上，皆是如此。

然而，当我躺在病床上，遥望着那“被预设为悲剧性质的时代”，却生了疑惑：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再去寻找什么悲剧呢？阿银啪地扭动收音机的开关，关掉了里头的浪花节音乐，抱怨道：

“原本就已经身世悲惨，没必要再去听些悲伤的故事了。”

我虽不这么认为，但在我眼中，那些具备高密度情感的事物也都早已带上了悲剧的气息。

即便是一棵树

也会有血液流淌

在树的里面，有血液站着沉睡

我和阿银同时熄灯入睡，迎来同样的长夜，但断然没有做过同样的梦，也未曾在醒时怀抱过同样的幻想。我们床与床之间那一米的间隔里，是漫无边际的荒野，我们则在其中相互摆弄着同一个“时间”的轨道。那时，我正在构思一部名为“血液站着沉睡”的剧本，阿银则盘算着向下高井户[3]警署的警察复仇。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希望究竟是何物呢？马尔罗曾这样写道：“痛苦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希望。”

当时，砂川斗争[4]已演变为安保斗争[5]，时代的浪潮正开始蠢蠢欲动。而我每隔一天就要输血，每月都会陷入一次病危状态，但唯独遗书是从未写过的。

黑暗的流水淌过地下的水道，混在其中的种子大声叫喊

我身高一米七三，体重六十五公斤，AB型血，二十二岁，擅长唱的歌是《谁人不思乡》。

[1]台东区谷中，东京北部的老街区。

[2]府中刑务所，东京矫正管区辖下最大的监狱，位于东京都府中市。日本小说家安部让二曾关押于此。

[3]位于东京世田谷区。

[4]砂川斗争，日本东京都西郊砂川町发生的反对扩建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事件。共两次，分别发生于1953年和1957年。

[5]安保斗争，日本社会在战后的大规模反战群众运动。发生于1959年，以失败告终，未能阻止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

东京挽歌

友人

拇指无宿者。

即那些凭借一根拇指四处闯荡的人。

这样的人，我也认识几个。

他们在早晨的药店里读体育报刊，用一勺苦咖啡消磨时间。上午10点，街上的柏青哥店[1]一开门，他们就朝着各自的目标四散而去。

李源国也是其中之一。

他戴着从旧物商店买来的二手帽子，在车站公厕的洗手池边刮胡子，外表收拾得有模有样，目光却很锐利。握紧的拳头里总是转着两个核桃，你若问他：

“这是在做什么？”

他便会微微一笑，说在“锻炼手指”。

因为“棒球选手全身都必须做足锻炼，但我们只要把手指锻炼好就行了”。

李源国即便进到柏青哥店里，也不会立刻去买小钢弹。倘若买了小钢弹，但没有“好机子”，那也是毫无用处的。

因此，他一走进店里，就会先去看机子。碰到“看着不错”的机子，才会去买小钢弹，开始游戏。小钢弹的花费，只有一百日元。至于他为何会为区区一百日元的胜负如此较真，这是因为他确实是“赌上了生活”的。一本名为《明治赌博史》（纪田顺一郎[2]）的书中，介绍了明治二十五年[3]的《邮便报知》[4]中刊登的广告。

赌博奖励演说会。

为唤醒这沉睡的社会，大幅促进财物之流通，赋予社会以活力，挽救萧条经济，望政府承认刑法中设置赌博罪规定之不合理，大兴赌博富签[5]之业。

为此，本人将向本年度第四次议会递交废止赌博罪规定之请愿函，并于十一月十日正午，在东京神田锦辉馆[6]召开大会。

刊登这则广告的男人名叫宫地茂平[7]，据说他曾在民权运动盛行的时代，向政府提交脱离日本政府管理的申请函，是个怪人。

我之所以对这则广告感兴趣，是因为其中提到赌博能“唤醒这沉睡的社会”。

与李源国交谈后，我就充分意识到，对于他们而言，柏青哥店里的赌博并不仅是游戏而已。他们正是为了“唤醒”自己，才选择了这条道路。

李源国眼中柏青哥的秘诀，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目光锁定机顶”。所以他看机子时，总是先看顶部钉子[8]的开口状况。

他说：“顶上钉子是向里闭着的机子，不行。”

倘若顶部钉子开口是外开的，接下来就要看左部侧边了。李源国将落入机子右半边的小钢弹称为“死弹”，总之是不能对它抱有希望的。

“要是右倾了，就全完了。”

这句话确实符合他出身朝鲜的背景，但对于李源国而言，左倾或右倾的思想都已经失去意义了。

换句话说，这大概就叫“失去祖国”吧。

他说这话时是笑着的。

无论生活在何处，我们都不曾有过那种叫安心感的东西，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玩到了四十二岁。

每当看到李源国那根变得格外粗的拇指，我就不由得想要拍拍他的肩膀，劝他去喝杯酒。

“唉，可别这么说，去喝一杯吧！”

“机子的弹簧片[9]如果太软，那无论钉子的开口多大，都是不顶用的。

“这时就得把火柴梗插进玻璃板，再用橡皮圈去扯。

“用这种方法来调节弹簧片的强度。”

对我进行这番技术性解说的人，是另一位“拇指无宿者”，一个被称为“士兵”的男人。他曾是伤残军人，但声称自己“已经学会柏青哥这门手艺，重新回归社会了”。他还做着钉师[10]的兼职，似乎还是这群人当中最赚钱的一个。

柏青哥店打烊后，店家就会把他叫去，让他把强制关停[11]的机子上的钉子稍微弄弯一些，缩窄小钢弹的运动轨道。总能让小钢弹命中得奖口的机子，只是因为里面有一条容易射中的轨道，只要在那里加以阻碍，就多半射不中了。

然后他就会向店家收取“修理费”，再将其作为资本，转战别家柏青哥店。

碰到状态好的时候，“能买一千日元的小钢弹，来个七八千发。至今为止，最多的时候，能有一万四千发”。

“炸弹”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那是店家为了改变机子的倾斜度，在机子后面设置了绳子吊起的石块。机子若经此调整而翘向一边，即便钉子呈外开的形状，也无法让小钢弹打中得奖口。

“而且最近的炸弹变得相当科学，都能用通电式开关来调整倾斜度了，我们的手指也都不好使了。”李源国这样说道。

老婆跑了，我也不觉留恋呀

想要喝奶的娃儿却惹人怜啊[12]

一节太郎[13]在唱片里发牢骚一般地唱着，那歌声从扩音器中流淌而出。对自己的勤勉老实产生自我厌恶的工薪族们微微岔开双腿，压低右肩，然后花费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在小钢弹“哗啦啦、哗啦啦”的撞击声中流浪。

打中机子顶端的小钢弹，就是出人头地的暗喻。自己的小钢弹朝向顶端进发，途中却绕了个意想不到的弯道，随后便向下坠落。

现实里的人生，绝对无法体会到如此痛快的堕落。

还有工薪族发出如此感慨：“一踏进柏青哥店，我就能松一口气。就是，有一种解放感，一种自己不再是自己的快感，能忘记自我，沉醉其中。有一次，我忽然回过神来，发现妻子不知何时也坐在旁边的机子前‘忘我地’玩着柏青哥，身边还有购物的竹篮……看到她这副样子，我竟觉得毛骨悚然。”

在诸位工薪族看来，用一百日元就能获得五十次尝试机会——这种高概率所带来的乐趣，远比“历史神圣的一次性”中蕴含的乐趣来得安全。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柏青哥是“唤醒”小市民之物，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诱惑至“沉睡”深渊之物。只因此物并非人类，而是机器，就格外具有独白感和自我安慰性，甚至还显出一股反社会性气质。

心情好的客人不会来柏青哥店。

譬如昨天中了彩票、升迁的事有了准信、开始谈恋爱了，这一类人是不会来柏青哥店的。会来的多是那些有点身心俱疲、总觉得打不起精神来的工薪族。

“这就是类似所谓信仰的玩意呀。”里街的柏青哥店老板加治如是说。

“柏青哥没意思的地方是，弹子太小了。”我这样说道，“弹子太小就没有男人味。那种玩意，真让人看不到理想。”

听罢，李源国笑着说“但我们能连续射出好几发来呀”。

“机子里经常能有个七八发吧。这挺有男人味了。”

外面下起雨来。

雨天是“拇指无宿者”赚钱的日子。不知为何，有一种吉利的说法称“小钢弹在雨天总能命中”。但也有人觉得胶合板抵不住下雨，机子会受潮变迟钝，钉子的反弹力也会变弱。而我是不知其中真伪的。总之，小钢弹总能命中的日子也是“钢弹小偷”和“捡漏专业户”赚钱的时候。

有贫穷的父亲让孩子去捡小钢弹，积攒起来去换一盒新生[14]。

这种父亲大概也算是在柏青哥产业中诞生的新型无力人种吧。

此外还有“钓弹专业户”。他们会事先带来稍大一些的小钢弹，将它们打入命钉[15]侧面，让它们堵在钉子与钉子之间的空隙里，串成葡萄一般的墙，随后小钢弹便能自动地接连命中。还有专门出租磁铁的“出租人”、用租来的磁铁将小钢弹引入洞中的“磁铁技师”、职业乞讨者和“垫片专业户”等各种耍小伎俩作弊的人。

但即便如此，他们有时也会将手头的钱输个精光。李源国对我说：“听说你会写诗。”

“我只知道一首诗——‘墓地是/最便宜的出租屋’。这是一首黑人[16]写的诗吧！”

他说着便笑了。

第三便宜的出租屋

该不会是柏青哥店吧

[1]柏青哥店，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机厅。传统柏青哥游戏机的玻璃屏幕后面通常有大量钉子，需在店内购买小钢弹，将小钢弹从屏幕左下处弹入游戏机中，使其在钉子之间反弹跳跃，小钢弹若落入特定的得奖口，则能获得新的小钢弹作为奖励。玩家由此赚取小钢弹，在店里或指定商店兑换奖品。

[2]纪田顺一郎（1935—），日本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其作品多涉及推理、奇幻要素，著有《神保町的怪人》《幻想与怪奇的时代》等。

[3]即1892年。

[4]《邮便报知》，创刊于1872年的日报，后改名为《报知新闻》，成为东京五大报纸之一，曾聘用日本首位女性记者，并创办了东京往返箱根大学驿传赛跑比赛。几经收购以后，现更名为《体育报知》，被收于读卖新闻旗下。

[5]富签，一种抽签赌博的彩票。明治以后在日本刑法中遭禁，但部分改动彩票获取规则后的类似抽签活动不受刑法限制。

[6]锦辉馆，东京首次上映电影的多功能会馆，赤旗事件的舞台，后因火灾烧毁。

[7]宫地茂平（1860-1918），日本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家，曾于1881年与栗村宽亮联名向当时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交脱离日本政府管理的申请函，并因此获一百天有期徒刑。

[8]钉子，设于柏青哥游戏机中的钉状物，小钢弹撞击到钉子就会改变运动方向。

[9]弹簧片，柏青哥游戏机中调节小钢弹发射力度的零件。20世纪70年代的柏青哥游戏机没有现行机器上的手柄，也没有自动发射小钢弹的结构，必须使用左右旋转式的握杆，手动调节发射小钢弹的弹簧力度。

[10]钉师，专门调整柏青哥游戏机上的钉子的人。

[11]一台柏青哥机器打出一定数量的奖励后，就会被强制关停，以保证店家收益。

[12]《浪曲摇篮歌》中的歌词。

[13]一节太郎（1941—），日本歌手，1963年以《浪曲摇篮歌》一曲出道，随后走红。三年后，此曲被改编为电影《武士的摇篮歌》，后来又由此发展出摇篮歌系列电影。

[14]新生，1949年推出的日本香烟品牌，该品牌名称来源于对战后复兴的希望，已于2018年停产。

[15]命钉，柏青哥游戏机中对小钢弹的命中率影响最大的钉子，通常有两根。

[16]此处指非洲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也有欧美和美洲原住民血统。

酒馆是我的学校

有这样一句有名的话：“酒馆就是我的学校。”我似乎也能说，新宿歌舞伎町的酒馆就是我的学校。

我在酒馆里学了三门课：喝、买、赌。“喝”这一门课，让我在战后的理性社会中体会到小醉微醺的情绪。酒馆昏暗的角落，《新宿布鲁斯》[1]的歌中唱着“只有我会活下去，也只有我会死去”之类的无趣词句，我则小声自语道：“不对不对，哪有这样的事……孤身一人哪里活得下去呢？”

木制楼梯的影像模糊地浮现在醉得迷离的眼中，那是平日一直等待着我的女人所住的公寓。喝醉以后，所有人都变得可爱起来。比起野性的血，醉意更容易让人想起自己与那些平日里已然忘却之人的联系。至于“买”，一位年衰的娼妇曾对我说过这番话：

“说是买，也不是真的买。再怎么说，我也没法把那里包装起来、系上绳子，再让你带回去呀。（她保持着张开大腿的姿势，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人啊，只要和别人睡过，就不愿分开了。就是，有一种不舍吧。于是人们就会这么黏糊糊地交往下去。

“但你若觉得对方是你买来的，就能果断干脆地分手了。用时间买来的东西，若是时间用尽，就不再属于自己了。若要教会不懂告别的男人如何爽快分手，用‘买’这个说辞，就能让他们学到不少。”

正如花朵要经受风雨

人生亦满是别离[2]

那么，“赌”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比起“喝”和“买”，“赌”与我们的存在感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沉醉未必是喝酒所致，学会与女人分手也未必要以金钱为媒介，但不去赌一把，就无法体会到赌博的真实感受。“赌的心理出于人的娱乐本能，而这娱乐本能，又来自人的生存竞争。”（W.T.托马斯）的确，对于那些想要追寻更强烈的生存实感的人而言，赌博就不仅仅是一项游戏了。

换句话说，赌博或许就像重复出现在诗歌末尾的叠句，其中浓缩了人生本身。漫画中，一个想要投河自尽的男人来到河边，与另一个抱着同样想法先于他抵达的男人不期而遇。

于是，他们想用摇骰子的方式决定彼此投河的先后顺序。他们在河边紧挨着坐下，摇起了骰子。“这为‘死’而赌的游戏，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位正翻看这部漫画的大学生如此问道。

“简而言之，”我说，“这也是一种考验吧，考验人能以何种程度的客观眼光，去审视自身的生死。”所谓扑克脸或赌博气质，总是要求人们具备一种“清醒凝视”的姿态。至于赌博精神，硬要说的话，倒也不算不务正业，而是看透真理之人的炽热思想。就连兼好法师[3]的《徒然草》、约翰·赫伊津哈[4]的赌博理论都曾就赌博是“男性的文化”这一观点进行过论证。

事实上，我们都在生活中进行着并非游戏的赌博。我们“选择职业”“选择妻子”“选择理想”，还“选择衬衫和外衣”“选择杂志”，所有的选择都是在“赌”，不存在不赌的人生。就连让—保罗·萨特[5]的文学介入（政治投射）理论[6]也植根于“选择”行为，而这与赌博者的行为并无不同。

打开赛马报纸，在许多奔腾的马中“选择”一匹纯血马。这与在许多高举着政治理念大旗参与竞选的政治家中“选择”一位人选，又有何种不同呢？

只不过在赌的规模大小上，“选择”政治家远比赌马意义重大。

不赌的男人，是不具魅力的男人。他们“因循守旧”，一心只想尽量活得平凡。但他们口中的平凡，就是“平安妥当”“不用选择就能完事”之类的意思。

想要尽可能地“避开恍惚和不安”，无须追寻生活的意义，也无须担心忧虑，就能平稳无事地度日。抱有如此愿望的困顿的工薪族，他们的一生该是多么枯燥无趣啊。偶尔翻开体育报刊，将王贞治[7]打出的全垒打幻想成自己的功劳，可这种事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无丝毫意义。

他们总是害怕“选择”，将不赌视为美德，认为像他人那样活着就叫幸福。（可他们早已不自知地在人生里赌过多次，只是还未发觉自己没有赌赢罢了。）

这些因循守旧的人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听说你经常赌马打牌，平均下来是赚了呢，还是赔了呢？”

我不禁失笑。“平均下来”是怎么回事啊。有时赢了高兴，有时输了懊恼，这样才算是人生。断然不可将其“平均”，否则便会失了令人时喜时忧的恍惚和不安。若要平均下来核算盈亏，倒不如起初就别去赌，把钱用作定期存款，至少还能为稳健的盈收而自我陶醉。相较之下，自然是后者更好。重要的是，“赌博”并非实业，而是人生在时间维度上的燃烧。无论赚了多少，都将其视为“无常”之事，这才是赌徒的心态。若想依靠赌博赚来的钱制订生活计划，循规蹈矩地筑起“安全的长期保障”，就会立刻成为保守思想的俘虏。研究概率的专家埃米尔·博雷尔[8]曾写道：“赌博者的破产问题，长久以来都是学者们热心研究的课题。正如同数学家所预测的，赌博者确实会破产，但若赌博本身是公平的，破产的进程就会非常缓慢。最终，那些规模不太大的赌博都只会以一种几乎不会引人担忧的安稳步调带来破产。”

如此看来，赌博甚至与“长篇小说”相似。所有长篇小说都能延续许久，但主人公一死，故事就会迎来终结。

我所赌的，主要是马和牌。牌有拿破仑[9]、桥牌和扑克。扑克花样繁多，通常由做庄的人从七八十种花样中选出一种来玩。

至于赌马，过去我是以中央赛马为主的，只是最近成了地方赛的马主，或许以后也会去地方的公营比赛赌一赌吧。我的马是政宝[10]和贝茜的孩子，三岁，名叫尤利西斯。（血统上，母亲贝茜与新贝茜是姐妹，因此今年跑德比比赛[11]的朝电光[12]与它是表兄弟关系。）除此之外，我还赌轮盘，街机厅里的赌博游戏之类亦均有涉猎。

而我最热衷于赌博之时，已是大约十年以前了。

当时我刚出院，有一段毫无人生目标的时期。那一阵，我成天泡在新宿歌舞伎町的酒馆里，客人玩牌时，我便给他们做庄。不久我就将整副牌都记住了，还能在带鬼牌的牌局里，自如地将百搭牌[13]派给自己。

教我玩转整副牌的是一个叫下田的中年男人。他是扑克牌局的常客，倘若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手指。

“剩下那两根呢？”

我这么问过，但下田只是笑而不答。酒保说：“下田先生是黑道，肯定也有些缘由吧。”

虽说如此，但我知晓个中缘由，已是后来的事了。某一个雨天，下田与友人在酒馆的角落里，呆望着外面的大街。

酒馆里播放的唱片马上就要曲终，外面的大街空无一人。

“唱片放完之前，这扇窗前会有几人路过呢？”那位友人如此说道。

对面有一个女人朝这边走来。

“没人来啊。”友人又说。

下田则说：“那赌一把呗。”

“一千日元。”

下田听罢，略露难色地掏着口袋，发出窸窣声响，随后道：“手指。”唱片此时已唱到最后一句。

忽然有人隔着窗户，冲那个朝这边走来的女人大声说话。女人停下脚步。

然后唱片不再出声，只剩唱针在盘面上吱吱啦啦的摩擦声响。

第二天，下田的手指就只剩下三根，但他也没有特地对我解释过什么。

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来自白滨温泉[14]的宫森干男，一个即将满二十三岁的陌生男人。信的开头写道：“今年2月之前，我都在后乐园[15]的枪具区。”随后还提到了拳击。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反驳我在散文集《扔掉书本上街去》中关于拳击的论述。

“我赞成你所说的拳击是一项由饥饿和欲望驱使的运动，也同意要成为真正强大的拳击手，就要重拾憎恨……”他这样写道，“但你的朋友‘战斗原田[16]’等人，可怎么看也不像是充满憎恨的现代拳手。”

“在此，我要推荐一位充满饥饿感和恨意的最强拳手。他就是最近不争气地输给了‘牛若丸原田[17]’的雏量级选手斋藤胜男。”

这位宫森君从筑丰[18]衰败的煤矿小城出走，立志成为拳击手，曾和斋藤胜男一起寄宿在汗臭冲天的拳击训练场里。他将此事写成这封长信，还说：“如果是斋藤，无论对手是樱井[19]还是原田都能赢。”

信中还写着：“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原田[20]和阿荣（佐藤首相[21]）握手的照片，觉得原田愈发惹人厌了……原田已经不是秉承饥饿精神的拳手了。”不过，他的原意是指，倘若斋藤胜男仍旧存有恨意，一定还能干出“一票”大的。

斋藤胜男的确具备健美的形体，我也不觉得他输掉了那场与战斗原田的比赛。只是宫森君“赌”在斋藤身上的一厢情愿与满腔热忱，恐怕是得不到回报了。不过有时，“男人即使最初便知赢不了，也不得不赌”。

宫森君的这种赌博，让我感受到“男人的爱”。

“到了明天，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正因如此，“倘若事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失去了活到明天的憧憬”。

这便是赌博。

[1]由日本演歌歌手扇博子演唱的歌曲。

[2]原是唐代诗人于武陵《劝酒》中的诗句“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后来被日本作家井伏鳟二译成日文，并被太宰治等多位作家引用。

[3]兼好法师，即吉田兼好（1283-1350），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歌人，曾为官，后出家为僧，著有《徒然草》。

[4]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荷兰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游戏的人》等。

[5]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虚无》等。

[6]萨特认为应通过写作介入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现实生活世界，揭露人的社会处境。

[7]王贞治（1940—），原籍浙江省青田县、出生于日本东京的职业棒球选手，效力于巨人队，以868支本垒打创下世界纪录。

[8]埃米尔·博雷尔（Félix-Édouard-Justin-Émile Borel，1871-1956），法国数学家、政治家，是测度论及其在概率论应用方面的先锋。

[9]拿破仑，19世纪英国人首创的纸牌游戏，其规则改良自桥牌，在世界各地均有本地化的规则。

[10]政宝，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枣色马，赛绩为三十六战六胜。父母为英国马。

[11]即东京优骏比赛，又称日本德比。

[12]朝电光，出生于日本千叶的枣色纯血马，曾获第三十四届东京优骏冠军，赛绩为九战六胜。引退后被赠往马来西亚槟城。

[13]百搭牌，一般指鬼牌，可充当任何一张牌使用。

[14]白滨温泉，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的传统温泉。

[15]后乐园，东京都内的一个游乐园。

[16]战斗原田（1943—），原名原田正彦，雏量级（120～129磅）职业拳击手，被称为“饥饿狮子的潜力”“狂暴风车”。现任战斗原田拳馆会长、日本职业拳击协会顾问。其弟为职业拳击手牛若丸原田。

[17]牛若丸原田（1947-2016），原名原田胜广，日本职业拳击手，曾登上雏量级及羽量级日本拳击锦标赛王座。

[18]筑丰，日本福冈县中部地区，曾因煤矿产业发达一时。

[19]樱井，即日本职业拳击手樱井孝雄（1941-2012），曾获1964年东京奥运雏量级拳击赛金牌。

[20]此处指“战斗原田”。

[21]即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1901-1975）。

偶然

大学时代的我爱读舍斯托夫，因为在他这句“似乎对于人类而言，真理就像女人，转眼之间就上了年纪、失了魅力”（《定律与例外》）中，暗藏着挑起我赌博之欲的动机。

人生有无数答案。

可是，只能提问一次。

第一次赌博时，我并未有过“想赢”的想法。不是想赢，而是“想知道”。“想知道”我这颗恒星的轨道，“想知道”自己有无幸运的加持，还“想知道”离自己最近的未来的模样。胜负之结果，或许就如同看不见的力量所下达的判决，无论如何也无法撼动。正因如此，我才“想知道”，才必须去赌一把。但倘若只赌一次，则无法知晓全部。在一次赌博中，人生之谜宛如从门缝中窥见的黑暗星云，包裹在无尽浓烟之中。

那么，那位一切表象之根源的导演——统治仙女座星云[1]的神，又究竟居住在何处呢？

刚出院不久的我，在摆脱医生的禁酒指令以后，才勉强消除了烦闷。新宿歌舞伎町的小酒馆角落里，有暗地卖春的娼妇用“孩子病了”这种烂大街的谎言欺骗男人，借到钱就转身挥霍在非法私设的赌马投注站[2]里；有没钱做包皮手术的酒保，去纪伊国屋[3]偷书被抓；有摆关东煮小摊的中年妇女把装有狱中黑道丈夫的小指的瓶子当作护身符，为其守着贞操。“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诗篇》第一百三十篇）——在这深渊里，一心“想知道”自己的漫长冬季将于何时结束的人们沉溺在赌博之中，对于他们而言，可以指望的只有偶然。

幸福或不幸总会到来（世人如此认为），而到来之物皆为偶然。世界之生成即是偶然，历史亦不具有任何目的。

世界之生成与存续，皆逆理性和所有可能性而行。

——舍斯托夫

我知道这种思考方式对于理解历史并不那么有效。人们逐渐转而用理性和追忆来追寻万物之根源，向科学寻求救赎。

一种名为“必然”的妄想占据了大部分人的头脑，他们睡前的枕边读物不再是舍斯托夫和斯宾格勒，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物质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之巨大，他们惊愕瞠目。毕竟距离第一架飞机如同拼命一般，终于滑过两三百码[4]的跑道离地腾空之时，还未过百年。就连泡泡浴场[5]的桃子小姐都开始认为“只要搬到阳光充足的公寓，就能改变自己的性格”，人们相信只要对发型和装扮来一次变革，灵魂也会迎来新的日常。进步发展的思考方式确实是获得理性佐证之必然的思想，但提出无限可能性的物理学，真的能让现代人成为“逐渐神化之人”的祖先吗？

科学的“进步”，能给那些在四张半草席大小[6]的廉价公寓里独自入睡的暗娼带来怎样的幸福？当人们能通过历史之必然推测出万物的轨道，赌博又将变成什么？

近些日子，我对电子计算机的“赛马预测”来了兴趣。所谓电子计算机的“赛马预测”，就是企图用科学评判偶然的阴谋。当其预想出一个合理的定律，实现完全“命中”的预测时，或许就会使赌马的行当被迫从这世间销声匿迹。

电子计算机的作用并非“推理出获胜的马”，而是“在比赛结束之前将获胜的马告知人们”。换言之，它将赶超比赛的进程，仅将结果提前公布出来，并在胜利的结果中找到其“必然性”。这就意味着，存在于此过程之中的，只有用于分析比赛的、属于科学的宏观时间，而每个人所选择的、属于命运的微观时间则会消逝而去。电子计算机夺去了赌马中的幸运。

价值之存在取决于幸运，我所找到的价值，几乎都来自幸运。单个的价值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交叉点。幸运则为每一个人带来活力，让他们和解。

——乔治·巴塔耶[7]《赌博的魅惑》

倘若如此话所说，那么科学就将成为我与我周围之物和解的阻碍。“存在本身即和解”的拟剧论[8]将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不安的世界与无须融合的表象。

电子计算机是狙击浪漫幻想的工学。“倘若事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失去了活到明天的憧憬”，这份浪漫在物理的世界是不具说服力的。世上并不存在什么“明天会发生的事”，只有“明天会被引发之事”才是确切肯定的——我对这种没有不安和危机的未来提不起兴趣。所谓赌博，就是在不安和融合之间的往返运动中确认活着的感觉，终究只是在用思想意识保护一条无法测量的国境。乔治·巴塔耶曾写道，“所谓幸运，是为存在而设的技术，是接纳和爱的技能”，而电子计算机是不可能学会“爱的技能”的。

电子计算机预测了1943年第三十五届日本德比[9]赛马比赛的结果（《德比赛马》报纸），称保田骑手的玛奇斯[10]（其父为不败者[11]）将以2分28秒4的成绩胜出，竹芝奥[12]（其父为中华洛克[13]）将以仅落后0.2秒的2分28秒6位列第二。

日本德比的历史纪录是2分28秒7，由明瑞[14]于昭和三十八年[15]创下。这就意味着，在电子计算机的预测中，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名的玛奇斯和竹芝奥都将打破纪录。然而，在实际的比赛中，以首位胜出的却是谷野哈罗摩尔，成绩2分30秒1，第二名是竹芝奥，成绩2分31秒9，第三名是浅香欧[16]，成绩2分32秒1。（此处的时间差，据说是当时赛马场跑道含水量上升，稍稍加重了马匹奔跑的负担所致。“记载”显示，当天赛马场状态导致的时间差约为1秒2，只要赛马场状态正常，获胜马匹或许能跑出2分20秒以内的成绩。）

不过，电子计算机为何没能预测到那天会下雨呢？

是因为下雨这种小小的事件并非所谓气象变化所致的科学性必然，而是一种“偶然”吗？我们“借由科学”将大部分身边发生的事都“还原成理性的认知”，而概率论以外的世界却无法用理性触及，只有变化无常的幸运能与之牵起手来，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赛马场的起跑门打开后，谷野哈罗摩尔出现在跑道上，让原本以为会由明治四郎或卡多玛斯领跑的“赛况预测”栽了跟头。这告诉人们，大型比赛会凌驾于单匹马的脚步特性和骑手性格之上，释放出一种力量。数量不断增大的过程，将会如同波德莱尔的诗一般，催生出“预想不到的陶醉”。这就是无法用理性的认知去理解的、所谓聚合体的自发性。

第二圈下来，谷野哈罗摩尔以慢步速领跑之时，估计所有骑手都觉得“还有机会”吧。事实上，谷野哈罗摩尔的步速虽是48秒9至50秒8的慢节奏，但已与其他马匹拉开了三个马身的距离。它的骑手宫本似乎也惊讶于这预料之外的跑法，但还是决定“总之就这么领跑下去”。这美学高于战略的决定，最终使谷野哈罗摩尔以接近阿拉伯种的慢速度[17]，花了14秒才跑完最后两百米，却上演了以五个马身的差距领头跑完德比全程的特大奇迹。保田骑手说玛奇斯“在第二圈被玉藻力压制了”，加贺骑手说浅香欧“在第三圈被绊了一下，身体向前倾了”，笹仓骑手也说迅雷“在第四圈前路被堵，没法赶超出去”。

如此种种意外事件，理性如何预测得了？将浅香欧“身体向前倾”的事件加入自己的数据之中，电子计算机又如何能办到呢？

谷野哈罗摩尔的骑手宫本感慨此赛“实在幸运”，但这幸运终究游离于思维运转的领域之外。毕竟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在比赛前半段觉得“还有机会”的森安弘[18]的判断并没有错。而在赛马中，“强者会赢”的逻辑并不通用——因为本质若优先于存在，赌博和选择就会毫无用处。“赢者才是强者”，存在才优先于本质，正因如此，人们才不断地寻求“存在所需的技术”。

没有不沾污秽的幸运，没有毫无裂纹的美。完美的幸运早已不是幸运，完美的美也早已不是美，它们都已成为规则。我们对幸运的欲望，就如同一颗疼痛的牙齿，反之亦然。换言之，这就是对不幸的混沌内核的渴望。

——乔治·巴塔耶《赌博的魅惑》

第二十九届橡树赛[19]中的两个事故推翻了电子计算机的预测，一个是哈德威当天运输途中的事故，另一个则是大和岳的抢跑事故。这两个“偶然”之外，卢比纳斯的骑手中野渡也凭借果断大胆的“战略”，在极湿极黏的赛道上跑出了领先计算机预测1秒2的成绩。最终卢比纳斯取得第一，铃加贝拉取得第二，丸茂取得第三，爆了大冷门。

对于电子计算机而言，哈德威遭遇交通事故取消参赛是出乎预料之事，它的预测自然是以哈德威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在电子计算机的预测中，与其他马匹相关的比赛定律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崩塌，成了乱麻。加之领跑实力居首的帕特农[20]之子大和岳出现抢跑失误，提前冲进赛道，在第一圈弯道处折返之后才重新起跑——这一“偶然”打乱了它起跑的节奏。

平常总能坚持到最后冲刺的大和岳在第三圈就已精疲力竭，让铃加贝拉“比计划中更早”地跑在了领头的位置，就因如此，它便成了后来居上的卢比纳斯紧盯的目标，最终落败。

后来居上的卢比纳斯，最终在橡树赛中获胜，收获这份“幸运”。它的骑手中野渡如是说：“如果起跑时没有失误，找到有利位置，或许能赢得更轻松。”但长期以来偏向领跑型步调的卢比纳斯若是顺利起跑，赛况又将有所不同。在此区分胜败之物，并非电子计算机的“理性的认知”，而是一种不可见的力量，这种力量粗暴地冲破了悟性的极限，支配着偶然。

福岛大赏典[21]中取得第一的是达令姬，第二名是克里罗伊斯，因跑道状态良好，最终最优成绩为2分5秒2。跑道条件不同所导致的时间差，说明马匹在比赛中未必能发挥出所有实力，赛场本身的因素就会造就不同的因果律。依照电子计算机的预测，以2分5秒2获胜的也可能是舒兹罗斯贝格或须贺伴行，虽说完全出人意料的结局也可以令人接受，但最终获胜的仍是投注热度最高的达令姬和克里罗伊斯。

我们常常买来赛马报纸，想要预测比赛的结果，推断出获胜的马匹，这难道不是在过度使用理性认知的力量吗？

报纸上关于马匹血统、最佳成绩、过往赛况、负重能力的数据，全部都与电子计算机的预测指向同一方向，是一种以必然性为追求的表现。这也是人们不知不觉中走向幸运之外的领域，逐渐懒于调动激情，想“避开赌博，安逸了事”的表现。报纸中的预测总在设法将“偶然”排除在外，想要寻找一种不被幸运或不幸控制的必胜原理。而实际上，他们又在心底悄悄希望着，希望“必胜法”都是脱离实际的荒谬之物。这种矛盾从本质上显现出这个时代对名为科学之迷信的恐惧。

当人们获得必胜，排除偶然，他们就会被“幸运”和美学抛弃。

幸运的范畴在美学之上，而美学却能从幸运那里获得自身的光辉。

——乔治·巴塔耶

正因如此，我们若要以赌博者的身份构建“赌马的美学”，就不能总在危机和不安中吝惜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的逻辑出现冲突的时刻。

比赛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赌马爱好者的灵魂中存在一种“出于生之本能[22]的现实”。

这是横跨在赌马爱好者预先凭空想象的比赛与现实原则所规定的真实比赛之间的“时间”的差。

或许这么说也不为过：人们赌的就是这“时间”的差。在一个预先设想的现实中，明治四郎或卡多玛斯跑在领头位置，竹芝奥紧跟其后——若从这一“赛况”来看，谷野哈罗摩尔在内圈跑道起跑时开了个意料之外的好头，占据领跑地位却无人重视，这或许就是“偶然”。但之所以称之为“偶然”，是因为我们将预先设想的必然定律当作了思考的前提，只要所有被引发的现实、所有的存在都未将预先的设想作为媒介，这就还是必然。因此，比起被现实原则左右的“确切的现实”和“曾经存在的现实”，时常处于模糊的空想之中的“出于生之本能的现实”和“无意识的现实”更能让我找到赌马的乐趣。

所有赌马爱好者都将通过浮现在各自脑内的“比赛幻想”，走向通往幸运的时间回路。这“幻想中的赛况”绝不会是真实比赛的导航，也不会为现实原则下的比赛铺路——在真实比赛开始的瞬间，它们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马票为证。马票就是关于比赛幻想的回忆。“出于生之本能的现实”偶尔也会和“原则下的现实”重合，此时回忆就会变为金钱，“事”也将变为“物”。这是苦涩的胜利与觉醒的瞬间，同时又是现实中得到财富回报的瞬间。

然而，虚构出“这出于生之本能的现实”的乐趣受到电子计算机的威胁，确实是令人悲伤的事。电子计算机通常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将“曾经存在的现实”和“确切的现实”作为资料，顶多也就是“重现”了记忆中的比赛而已。

过去的一切都不过是比喻。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如此写道。而电子计算机将“比喻”置于其理性的认知之根本，从而预测赛马结果的行为，就如同将还未上场奔跑的马匹关进了名为过去的异国。在我想来，唯有与企图在过去寻找故乡的历史科学绝缘，才能在赛马中找到灵魂的交响性。赛马报纸必须再少一些资料主义，多一些幻想才行。

而在“出于生之本能的现实”中（要有百万个赌马爱好者的幻想，且其中的比赛拥有百万种不同赛况），幸运便会化作照亮一个时代的光之箭，射向人间。（出自《勿将过去作故乡》[23]）

[1]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约两百五十万光年的螺旋星系，位于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化身的仙女座之内。

[2]依照日本赌马法令规定，中央赛马比赛及地方赛马比赛的赌马业务均需通过公共团体交易，私设投注网点乃违法行为。

[3]纪伊国屋，日本大型连锁书店。

[4]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0.9144米。

[5]泡泡浴场，日本一种提供性服务的特殊风俗店铺。后文提到的“桃子小姐”为电影角色。

[6]约7.4平方米。

[7]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哲学家、作家，后结构主义先驱，著有《内在经验》《不可能性》等。

[8]拟剧论，认为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既定的角色设定，调节自我呈现的策略和范围，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演”出自己的形象。

[9]即东京优骏赛。

[10]玛奇斯，日本赛马名马，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栗色纯血马，与竹芝奥、浅香欧并称“同龄马三强”。曾获第二十八届皋月奖优胜，赛绩为三十一战十四胜。

[11]不败者（Never Beat），英国纯血马。原为英国比赛马，后退役成为种马。

[12]竹芝奥，日本赛马名马，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枣色纯血马，与玛奇斯、浅香欧并称“同龄马三强”。因父母均为无名马而被称为“野武士”，死后被选为日本中央竞马会殿堂马，赛绩为二十九战十六胜。

[13]中华洛克（China Rock），英国纯血马。原为英国及法国比赛马，后出口至日本成为种马，培育出众多优秀的比赛马。

[14]明瑞，日本赛马名马，出生于日本群马县，栗色纯血马。曾获皋月奖及东京优骏优胜，赛绩为二十二战十五胜。

[15]即1963年。

[16]浅香欧，日本赛马名马，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枣色纯血马，与玛奇斯、竹芝奥并称“同龄马三强”。因其血统优良而被称为“贵公子”，赛绩为二十四战八胜。

[17]通常认为阿拉伯种的速度劣于纯血马。

[18]指竹芝奥的骑手。

[19]指日本橡树赛，又名“优骏牝马”，为中央竞马会举办的赛事。

[20]帕特农，枣色纯血马，原为爱尔兰比赛马，引退后在日本成为种马。

[21]福岛大赏典，日本中央竞马会在福岛赛马场举办的赛事。1978年因福岛比赛场地施工，赛事移至新潟举行。1979年福岛大赏典废止，改为新潟大赏典。此处指1968年举办的第二届赛事。

[22]生之本能，被弗洛伊德称为“厄洛斯（Eros）”，这也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的名字。

[23]寺山修司随想集《当我走向战争：反时代的即兴论文》中的文章。

政治

星期六夜里的乐趣，就是将预售版的赛马报纸塞进口袋，去近郊的深夜电影院看东映[1]的黑道电影。

高仓健[2]说完那句“男人一生总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明知会输也不得不去”，就赴往一场与当权者之间不合情理且毫无胜算的斗争。不久，屏幕上便是一片带着全彩电影特殊色调的血光飞溅。

深夜电影中的大多主人公在反抗时，要么是孤身一人（即使是某组织的一员），要么是不愿让同伴卷入纷争，总之这类情景应当算不上是以集体力量为必需品的时代情感的反映。

即便如此，东映的深夜电影仍旧受到了大众的绝对追捧，这到底是出于何因呢？

中学时，我曾在港口附近的训练场学拳击。当时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人对我说过：“暴力还算过得去，权力可不是好东西。”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弄清权力和暴力之间有何不同，也没打算去弄个明白。

来东京几年后，我开始在新宿歌舞伎町的酒馆里打工。那时在附近的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索雷尔[3]的书，其中写道：“力量自上而下运转时即为权力，自下而上运转时即为暴力。”读到这里，我才恍然领悟。此处的上与下，并不单指阶级，其中还包含着制度与反制度的逻辑和力量的规模问题。

同龄的极东会[4]成员曾向我发出邀请：“你既然这么喜欢黑道电影，干脆加入我们如何？”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说过“不良团体就因为是‘团体’，才与我生性不合”的话。“组建特定的团体，将反抗变为集体行为，总让人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不需要不良团体这种特殊的组织，即便将所有国民都变成黑道，也绝不会产生什么力量，这才符合人性啊。”

反战青年委员会在当今的时代特色，从其以往的组织观来看，是极其模糊暧昧的。虽有传闻称其实际成员数量已达约一万人，但明确的信息无一可寻。能确定的只是其成员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如此而已。

1965年，以日韩斗争[5]为背景，总评青对部[6]、社会党青对部[7]与社青同[8]这三个组织开始以“反对越南战争、阻止批准日韩条约的青年委员会”之名，向民主组织和青年团体发出号召，这就是反战青年委员会的起源。但他们起初的方向，硬要说的话，相较于以个人为单位，更偏向于以团体为单位，由各行业的中央工会发起自上而下的动员，显现出强烈的团体联合斗争性质。随着日韩斗争的失败[9]，这种性质就逐渐消退了。

日韩斗争已去，唯剩反对越战。起初的反对越战活动只是给人们送一送晶体管收音机和医药物品，更像是一种精神支援和意志表达。随后，这种活动开始逐渐被视为一种与“内在的越战”的战斗。

——村上明夫（埼玉反战青年委员会事务局局长）

1967年至1968年期间，反战青年委员会逐渐壮大，在羽田[10]、佐世保[11]、横须贺[12]、王子[13]、成田[14]等地发展了不少根据地，他们将这一局面称为“斗争的候鸟”。而这局面之形成，倒也不只是因为他们将斗争对象锁定在“内在的越战”这一个标的上。反战青年委员会为他们的反战行动赋予了“自由参与”的性质，使之更倚重于个人的自主性，而这正是这个独立组织得以壮大的幕后根源。

每天都面对无聊的工作、枯燥的职场生活，活着的意义也消磨殆尽。在这样的日常之中，默默无闻的工薪族和劳动者们突然得以手握“变身为月光假面[15]的机会”，这便是这个独立组织的一大特色。

昭和四十三年[16]的“十·二一”事件[17]中，他们跳下车，集结在新宿车站的月台上，混在学生和机动队[18]的人之间浴血高喊着反战口号（感受着此时独有的生之充实）。第二天，他们带着伤回到职场，一脸若无其事地撒谎：

“这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受的伤。”

他们在这谎言的背后暗自相信，自己还有“另一种生活”。这一想法同时又将他们的反权力意识和对自由的冲动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已经不单是与“内在的越战”的战斗了。

现实中还有这样的故事。友人为掩护寒冬入狱的反战劳动者，对工作单位说了谎：

“他回老家了。”

随后，警察就找到了职工宿舍来。谎言被戳破，这位友人也一同被解雇。此时离开职场的他，已无法拥有劳动和反战运动的双重生活。等待他的，只有作为一个“反抗者”的人生。

反战青年委员会就像一个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出现的疑问号。对泡泡浴场的桃子小姐而言，越南战争是什么呢？对高野警察部长而言，越南战争是什么呢？对巨人队的王贞治而言，越南战争是什么呢？对纯&妮妮[19]而言，对海洋学家而言，对尼克尼克当铺而言，对全电通[20]的劳动者而言，越南战争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将这一疑问与各自活着的意义关联起来，才会获得更大的社会性。与之相关的，还有“内在的越战”的焦点从国家层面向灵魂层面的转变。

时至今日，反战青年委员会终于不再关心各行业中央工会自上而下的动员。他们已经抛开对工会的幻想，开始规划自己的领地。“现在的工会，我只能说自己是那里的成员，可什么也没干成。”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北岛三郎[21]的追随者如此说道。这其实是一句很重要的话。

“会有指令下来，说让哪个工会出十个人去游行。工会便让我们抽签，抽中的人就得去。但我们听说前面有全学联[22]的人在蹦跶，就会提心吊胆地远远看着，拿到当天的补贴就直接回去了。有时候我也想拿着武力棒[23]，帅气地干一场架啊。但要是受了伤，工会什么也不会做。羡慕归羡慕，我也就是用补贴给奶奶买点礼物带回家而已。”

支撑着受人热爱的工会活动的，尽是些充满这种小市民气质的工会成员。而维系着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既不是他们，也不是工会游行中东倒西歪地走在市民身后的人，而是那些站在最前线，想要目睹历史的鲜活截面、见证历史变革的人。然而现实之下，尽管有“作为社会党的青年党员不得不为的反战活动”“杀进仅凭议会政治无法变革的部分”之类的大义名分，尽管有“各自展开内在的觉醒共斗，重振日益衰颓的社会党”的行动主旨，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力量仍在逐渐受到压制。

社会党和总评在反对1970年安保条约[24]的联合斗争计划中“禁止反战青年委员会加入”，从这一方针中就能看出端倪。“会”就要有“会”的样子，要服从组织的规矩——在如此反体制的力量之中，反战青年委员会逐渐被忽视。

“为什么不允许反战青年委员会加入？”

我曾问过总评事务局的岩井局长。他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可是把观察员[25]的资格给了三派全学联[26]啊。我们和他们说过，得好好把那层关系理清楚。三派那边的斗争方式，我们可还没认同呢——那种声称要打倒总评、社会党和共产党[27]的团体，竟然成了他们的观察员，这还怎么联合斗争啊。”

诞生于正在走下坡路的社会党、总评阵营，反战青年委员会一心想要通过内部变革扭转这种局面，并将其焦点延伸至个人自主性的领域。在这种节骨眼上，来自上层组织的严厉压制或许会把他们逼入苦境。仅靠议会政治不可能完成革命，即使彼此对此都心知肚明，但社会党、总评阵营仍想受到大众爱戴，仍想多筹到一些选票，因此才想与三派全学联撇清关系。在此背景之下，逐渐倒向三派势力的反战青年委员会与社会党、总评阵营之间正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断层。

譬如在佐世保的斗争中，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成员静坐在不断被机动队包围的三派学生身后，用毫无武装的身体铸成路障，为学生抵挡来自机动队的攻击。正因如此，学生们才能“不顾身后危险，专注于眼前的交战”。他们不会在斗争的现场自行解散，也拿不到补贴，只是如同候鸟一般，以“反战”之名辗转于佐世保、王子、成田各地，并不断扩充着成员人数。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我少年时代爱读的书。我写过一首题为《孤身一人是否能引发一场战争》的浅薄长诗，感叹那已然终结的战争。想要孤身一人引发一场战争，这不过是出于对古代帝国时期的憧憬，是不具“国家论”概念的一代人的痴心妄想。但所谓“孤身一人”的想法中，也包含着对力量的厌恶情绪和对不复存在的时代的乡愁——在那个时代，“古代世界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放火事件[28]告诉世人，一个男人心中荒唐离谱的虚荣心，能在一夜之间为人类文明史带来可怕的灾难”（永井阳之助[29]）。一个人显然无法引发一场战争。而眼前的这一切也告诉我们，想要恢复和平，就必须有远超于引发战争的力量。

冬季的千叶三里冢[30]，仿佛快要倒塌的破败小屋。这就是俗称“团结小屋[31]”的建筑。如今那里只有一位青年据守其中，他一边忍受严寒的侵袭，一边维系反战活动。小屋的后门扔放着大关[32]和仁勇[33]的一升装酒瓶，屋里只吊着一只电灯泡。

青年名为村上信义（社会党成员，葛饰[34]反战青年委员会），武藏野美大[35]出身，二十一岁，已在这“团结小屋”奋斗了三个月之久。他平日在此处巡逻，若发现公团[36]的人来了，就得立刻通知农民们将他们“赶走”。小屋的墙上潦草涂写着一句话：“比没有希望的今天更糟的，是充满绝望的明天！”令人印象深刻。

“我认为三里冢的农民对土地的执着，是一种极为保守的观念。只有抛弃了故乡，人们才能获得自由。你认为如何？”

面对我如此发问，村上答道：“单纯地将三里冢斗争视为农民与土地的问题，这才是保守的观念吧。这可是政治问题。他们想在这里建造的机场，将来会有巨型喷气机[37]、协和式飞机[38]之类超大型、超音速的喷气式飞机进驻，所谓超音速喷气机，可都是重型暴击机啊！”

“但将农民的土地信仰用于反对备战的意识形态斗争，这又该如何评判？危险的民族主义不正是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认识吗？”

“或许吧。”

村上说道。

“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一下被赶到这处，一下又被赶到那处，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也是关乎尊严的问题。”

“即便这是为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忍受的扭曲？”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历史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全人类的利益，那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们正是受某些特定的资本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影响，才被驱赶到各处，我们是因为这个才抗议的啊！”

小屋里有开往成田的巴士时刻表、写着“社青同别哭别输”的旗帜，还有麦秸编织的帽子、小山弘健[39]的《日本共产党史》、电饭锅、砧板和漫画杂志GARO[40]等物。如今的村上正如白土三平[41]在GARO中塑造的英雄影丸[42]那般，作为农民的支持者，坚守在这寒冷的小屋里。对他而言，青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村上所说的“农民经过这场斗争，变得更具生产性了”确实印证了户村委员长[43]的“生产斗争论”，可他自己在这段逐渐变得胡子拉碴的日子里，对于女人、画画和自身内在的生产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还是只是一心觉得，如果没有谁去流血牺牲，和平就终究无法成为手中之物呢？

“这场斗争还有一项成果是，让不会写字的农民也开始举着混有错别字的标语牌，站起来抗议了。”村上如是说。但看到那些写有错字的标语牌时，我不由得恼火起来。“斗争之所以有意义，不也是因为怀疑自己所写的字可能有错吗？”我说道。

外面刮起寒风。通往“反战”之路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对死去的士兵而言，成田农村里不断增收的农作物意味着什么呢？村上度过的灰色冬天又意味着什么呢？

要牺牲多少生命，

才能换来和平？

要有多少花儿掠过天空，

才能停止战争？[44]

反战青年委员会虽然声称自己的反战活动全凭自主意志推动，不曾接受任何人的指使，可他们如今已经受到了三重否定。第一重是来自既成体制的否定，第二重是来自反体制力量的否定，第三重则是来自他们自身的个人生活的否定。我们必须看到，反战青年委员会虽然存续至今，但如今反战运动的弱点正是在于“反战中年委员会”和“反战老年委员会”的缺失。

“你们虽让我拿着武力棒去战斗，可我一回到家，老婆孩子都饿着肚子在等我啊！”这是劳动者的心声。在当今工会的论争之中，他们“已经认清劳动是残酷苛刻之事，为此必须争取提高工资”，转而发起“给我钱”运动。

这项运动的背后动机，是“想要买电视和洗衣机”的妻儿在家苦苦等待。

隐藏在“拼命工作”这句话中的劳动受虐倾向更显得愚蠢可笑，令人无法将其与变革关联起来。

然而，大多数劳动者并未对自身的劳动抱有疑问。就连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正为遥远的越南战争火上浇油的劳动者，也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工作“是否快乐”“是否独一无二、无可取代”。若问他们为何工作，他们便会回答“是为了生活”。若问他们生活是什么，他们便会想起味噌汁的热气、孩子和妻子的面孔。这是他们放弃将活着的意义变成思想理论的结果，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一种以温馨小家为中心的、保守的和平运动。（无法组建反战中年委员会的原因，是中年劳动者拥有家庭。倘若反战青年委员会之所以充满创造性，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步入家庭生活，那么在向政治上的反体制运动倾注全力之前，不更应该尽快推倒自己的“内在体制”吗？）

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究竟能否成为活着的意义的内核？人们该如何拯救“家”中孤独的老人，又该如何管理想睡很多女人的欲望？要想拯救那些没有“说话对象”的人、那些不会被任何事物感动的人，只靠政治活动就能行吗？写着“不要杀人”的反战徽章滞销，每天有几十个演员在电视里被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休掉我深爱的妻子……”《妻恋道中》[45]的歌词这般唱着，但可不要怀着这样的想法，去煽动人们直面什么革命浪潮，还是赶紧通过劳动本身，将活着的意义转变成思想理论吧！

若能做到这些，那么反战青年委员会的青年即使已然步入中年，反权力的志向也一定不会褪去。而反战青年委员会自身也终将克服第三重否定，将他们的斗争延续到1970年以后。

[1]东映，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东京映画株式会社的简称，主营电影制作及发行、院线、影城经营等业务。

[2]高仓健（1931-2014），日本演员、歌手，代表作品有《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等。

[3]索雷尔，即乔治·尤金·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著有《论暴力》等。

[4]极东会，总部设于东京西池袋的指定暴力团（俗称黑道）。最早为饴德、樱井、关口三派联合结成的“极东爱樱联合会”，联合会解散后，关口派组建了“极东关口会”，后更名为“极东会”。

[5]战后韩国与日本之间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劳工赔偿问题、海上主权争议及渔业斗争等产生一系列争端，最终因《日韩条约》及日韩邦交正常化等谈判过程涉及暗箱操作、未获国民理解和认同等诸多原因，在两国青年中引发不满，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反对运动。

[6]总评青对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内针对青年问题及青年健全教育而设的青年对策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为日本各行业工会的中央组织，成立于1950年，已于1989年解散。

[7]社会党青对部，日本社会党内针对青年问题及青年健全教育而设的青年对策部。日本社会党成立于1945年，旨在通过社会主义迎来战后日本的新生，已于1996年解散，其后继政党为现今社会民主党。

[8]社青同，即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设立于1960年，以青年为主要成员。其前身是日本社会党下设的青年部。

[9]指1965年日韩条约正式签订，实现日韩正式建交。

[10]羽田，即日本东京羽田机场。1967年，反战青年委员会及社青同解放派、中核派（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等学生组织在此针对间接为美国在越战中的军事行动提供后援的佐藤荣作内阁采取了袭击行动，史称“羽田事件”。

[11]佐世保，日本长崎县城市，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地。1968年，反战青年委员会在此参与了针对美国核动力航母“企业号”（Enterprise）入港的反抗活动。

[12]横须贺，日本神奈川县城市，美国海军基地所在地。此处亦因反对美国核潜艇入港、声援佐世保的抗议行动等发生过大量反抗运动。

[13]王子，日本东京都北区地名。1968年，美军欲在此地建设野战医院，用于收治越战中负伤的美军士兵。反战青年委员会曾以医院附近的王子本町为根据地，举行反对游行。

[14]成田，日本千叶县城市。1968年，反战青年委员会与空港反对同盟在此进行了包括三里冢斗争在内的多次针对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现成田国际机场）的反对活动。

[15]月光假面，日本第一部超级英雄电视剧中的角色。在剧中，犯罪组织为抢夺某项发明而犯下恶行，每当犯罪者即将得逞，月光假面就会现身打败他们。

[16]即1968年。

[17]“十·二一”事件，又称“新宿骚乱”。1968年10月21日晚，在国际反战日的背景下，新左翼各派以1967年8月8日新宿车站发生美军航空煤油罐车爆炸事故为由，鼓动日本青年和学生在新宿车站发起名为“新宿美罐斗争”的暴动。当晚示威人群及凑热闹者逐渐增至两万人，新宿车站的国铁等交通严重瘫痪，约一百五十万乘客遭受影响。

[18]机动队，日本警察中应对治安问题、暴动及灾害的警卫队。

[19]纯&妮妮，1968年组建的日本女歌手组合。

[20]全电通，即全国电气通信工会，日本电话通信行业的工会组织。

[21]北岛三郎（1936—），日本歌手、演员，还以“原让二”的名义作词作曲。

[22]全学联，即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由一百四十五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1948年组建的日本学生自治会联盟。成立早期受日本共产党的影响较大，随后成为日本学生运动的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安保斗争等一系列学生运动中，全学联内部各派系合力掀起了一系列运动的高潮，却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分化。后在社会活动主体由学生向劳动者转变等影响下，全学联的地位逐渐降低。

[23]武力棒，学生运动中使用的武器，没有固定的形状要求，通常是带有钉子的木棍。

[24]指1960年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于1970年到期之际，日本青年及学生为阻止该条约自动延期而发起的一系列反对运动。

[25]可派代表列席旁听会议，无表决权。

[26]三派全学联，1966年由全学联中的中核派（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社学同马战派（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马克思主义战线派）和社青同解放派（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解放派）组建，是砂川斗争、羽田斗争、新宿骚乱及1970年安保斗争的主要参与者。

[27]指日本共产党。

[28]指公元前48年，恺撒大帝进攻亚历山大，并下令烧毁亚历山大港口战船。随后火势蔓延，致使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也被烧毁。

[29]永井阳之助（1924-2008），日本政治学者、政治评论作家。

[30]三里冢，日本千叶县成田市农村地区地名，现今成田国际机场附近。此地于公元700年被开辟为牧马场，明治时期成为日本皇室宫内厅下属牧羊场。20世纪60年代，东京羽田机场已无法满足日本民航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开始计划建设新的东京国际机场。最初的选址有千叶县富里和茨城县等地，分别因当地民众反对和地质条件不适合的原因而被放弃。随后，当时的佐藤内阁便在暗地里推动三里冢的选址方案，因未进行充分调查及公开说明，遭到当地居民、对皇室牧场抱有强烈执念的战前派等多方反对，再加上新左翼党派的中途介入，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的暴力对抗，此即“三里冢斗争”。

[31]团结小屋，劳动争议及社会运动的斗争现场的半常设据点。原本在劳动争议及社会运动中，抗争者常会在斗争现场临时搭帐篷。但随着斗争的长期化，人们便开始寻求半常设的斗争据点。通常会借用附近民居或直接在当地搭建板房。

[32]大关，日本颇具历史的清酒品牌，其名称来源于日本相扑运动中优胜者的头衔。

[33]仁勇，日本千叶当地的清酒品牌。

[34]葛饰，日本东京东北部地区，与千叶县相邻。

[35]武藏野美大，即武藏野美术大学，位于东京都小平市的私立艺术大学。前身为始于1929年的帝国美术学校。原研哉、今敏等均毕业于该校。

[36]指新东京国际空港公团，1966年为建设、管理新东京国际机场（即现今成田国际机场）而设的特殊法人。2004年根据《成田国际空港株式会社法》的规定解散，其业务由成田国际空港株式会社承继至今。

[37]指宽体飞机。

[38]由法国宇航和英国飞机公司联合研发的中程超音速客机，是世界上少数曾投入使用的超音速客机。受2000年法航班机空难及“9·11”事件等影响，最后一架协和式飞机于2003年退役。

[39]小山弘健（1912-1985），日本历史学者，主要研究日本近代经济史和劳动社会运动史。

[40]GARO，日本最早的青年漫画月刊杂志。杂志于1964年创刊后，首先刊载了漫画家白土三平的《忍者武艺帐》，主题是阶级斗争和反独裁主义，深受大学生欢迎。手冢治虫创刊漫画杂志COM也受到了该杂志的影响。

[41]白土三平（1932—），日本漫画家，曾凭借《佐助》《西顿动物记》等作品获得第四届讲谈社儿童漫画奖。

[42]影丸，白土三平漫画作品《忍者武艺帐》的主人公，一个在各地领导农民对抗统治者的忍者。

[43]户村委员长，即户村一作（1909-1979），市民运动及农民运动活动家，在三里冢斗争中担任三里冢芝山联合空港反对同盟委员长。

[44]此诗为寺山修司根据日本作家野上彰所翻译的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歌词改编。对应的歌词原文为：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逝去？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而寺山在此对日译版歌词的改动，只有将“炮弹”换成“花儿”一处。

[45]《妻恋道中》，日本歌手上原敏为同名黑道电影演唱的主题歌。歌词讲述了一个黑道中人休去深爱的妻子，挎着长刀踏上无尽旅途的心境。

扔掉书本上街去

我没来由地爱读报纸上的边边角角，那里有“阿弘 见信速归 父”之类的寻人广告，有人生烦恼的倾诉，有关于用煤气自杀的销售员的报道，还有声明和勘误。

那是从时间的裂缝中漏出的微弱光芒，暗示着其背后正有几乎无法取证的“底层剧情”卷起巨大的黑暗漩涡。在美国旅行时，我总会从地下通道买来商业小报，迫不及待地想从几乎占据半个版面的“边边角角”的信息中窥探出些什么。发出广告要同他人“交换配偶”的史密斯究竟是什么人物？邮编为HOLLYWOOD 2912的三十六岁男人在广告中表示“希望获得男性之间的永恒友情”，他的家庭是如何维系至今的？一个住址不明的匿名人士会在每一期报纸上发布广告，其中却仅写着“revolution”（革命）一词，这又到底意为何图呢？

以当权派（既成体制与满足于其中的人）为读者的日本大型报纸上，基本不会刊登这种充满疑团的内容。正因如此，若能从看似不经意的一行声明或勘误信息中探查出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犯罪和人道关怀，就会获得双倍乐趣。一天早晨，我在药店边喝咖啡边读报纸上的赛马新闻，在我身旁读报的长途卡车司机深泽问道：

“罗曼·罗兰是什么啊？”

“法国的小说家吧。怎么了？”

我答道。

“也没什么，这不总看到活动预告栏目里写着什么罗曼·罗兰研究会、友之会之类的嘛，我就寻思着这到底是什么哪。”

这么说来……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并非从未注意到，报纸的活动预告栏目里总会出现“罗曼·罗兰现代协会”的相关介绍。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以特定小说家为主题的协会带有某种神秘感，而且那绝对不是单纯的读书协会，若是再加上“友之会”“研究会”“现代协会”之类的称谓，就似乎更具内涵了。罗曼·罗兰的幻影究竟在我们的时代构想了什么样的“组织”呢？

我从全国几个罗曼·罗兰的协会中选择了“罗曼·罗兰现代协会”，前去参加他们的例会。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与罗曼·罗兰的相遇是在少年时代，如今只能想起北国的蓝天、学校的图书室，以及几句画了下划线的话。

“啊，在复活之前得先死啊。”

我曾多次在无意之中说出这句出自《皮埃尔与露丝》的话，但这是出于一种引用名台词的癖好，倒不是说这句话已足以刺进我的心脏深处。友人口中常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1]，对我而言都是乏味的书籍，它们只在我的书架上停留了一个夏天，就被送进了旧书店。我走进例会的会场，那是位于一座大楼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已经有两位穿着水手服的女学生打开岩波文库[2]的书，拘谨地坐着。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戴着贝雷帽的女性和协会的干事。会场入口摆放着罗曼·罗兰的著作和他的传记，设有“仅限会员的折扣”。例会本月的主题是罗兰的社会评论《超乎混战之上》[3]。

例会的主持让大家“按照此前惯例，在进入正题讨论之前，就最近一个月内的社会事件展开自由讨论”。干事们于是聊起了巴黎四方会谈[4]、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和冲绳问题[5]。其中针对冲绳大罢工取消[6]一事的意见分成了两派，有人表示“大罢工是应该进行的，屋良[7]可别总和佐藤[8]之流见面了”，也有人认为“即使叫停了大罢工，此后的情势也是极其不明朗的”。在双方以略显激烈的语调论争了一番之后，主持介入，邀请其他参会者发言：“针对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一人开口道：“我是一名女子高中生，十七岁，《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读了一半……”随后她继续说道：“我还不大明白青春究竟是什么，但《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从书中感受到一种令人震撼的生命力。人终归得活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自己有所信仰。不过我觉得信基督教不大行，在越南战争的照片上看到灾民向十字架乞求护佑的身影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想法。”

三十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过后，便有人就《超乎混战之上》的主题进行汇报，例会的“研究会”色彩也从此刻开始浓烈起来。汇报人围绕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对罗曼·罗兰“不要怨恨”“抛去复仇心”“可恨的不是人，而是罪行”等精神之崇高进行了“汇报”，话语中还夹杂着“请看第七十二页上段中间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回顾一下”“我说得对吧”之类宛如教师一般的腔调，参会者则针对汇报内容提出疑问。

例如，有人会指出，刚才的汇报忽视了“混战”的历史意义，若是没有读过《战时日记》[9]，就无法理解此处的问题。还有人给出了批评意见，“原本希望汇报会针对那一部分多谈论一些”。

从印象上说，这确是读书社团的月度例会，但若潜藏在此处的能量仅限于将“请看第七十二页上段中间部分”之类的话语重复好些年，那参与者们竭尽全力的对象或许并非罗曼·罗兰的文学本身，而是其读者共有的循规蹈矩。我虽无法简单地将此概括为“集体信仰”，但在我看来，让这个协会的人与罗曼·罗兰的文学相连的线索正是“救赎”。

倾尽所有真心去拥抱，将你们紧抱怀中。

——罗曼·罗兰《在佛罗伦萨写给母亲的信》

“罗曼·罗兰现代协会”里有两个循环，其中之一便是“相互救赎”的特质。它凌驾于运营协会的罗曼·罗兰研究者的意图之上，也凌驾于罗兰的文学之上。对贫穷的女工、没有朋友的水手服女学生和抬不起头的工薪族而言，他们通过阅读罗曼·罗兰这一共通体验，怜悯并扶持着彼此，同时也强化着协会所带来的“交换心灵花束”的印象。至于罗曼·罗兰读者所共有的特征，正如罗兰已出版作品的读者感想卡[10]（由MISUZU书房[11]提供）上常见的话语所示：

日本竟然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我必须得好好感谢他们。

——建筑设计师（十八岁）

令人感激的是，我还有明天——换句话说，这就是青春，是朝气。我也是如此坚信的其中一人……

——学生（十九岁）

我曾深陷精神危机，以致身体也无法动弹。与他[12]的相遇拯救了我。

——学生（十九岁）

我对罗曼·罗兰的爱慕，在友人之间也是出了名的。是罗兰教会我诚实地去生活、去战斗。

——研究生（二十五岁）

现代协会中那些“将罗兰作品当作《圣经》，每天读三小时”的会员和“每天都在看摄影集”的内心孤独的猎人同样怀抱着如此感想。而协会还有意将这种协会内部的相互“救赎”逐渐向外部社会开放，即便这个协会的实际面貌不过是由女学生和丧失自信的年轻人组成的“罗曼·罗兰爱好者学习小组”，另一个循环——面向外部的循环也将让他们展望到清晰而显眼的未来，从而刺激协会本身的行动力。“罗曼·罗兰现代协会”还加入了1968年的反对越战市民游行，即“六·一五”集会[13]的实行委员会。

这一事实让人感受到“罗曼·罗兰现代协会”高涨的意愿，他们与越平联[14]、新日本文学会[15]和反战青年委员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企图在时代的“救赎”中实践罗兰的思想。而我同时也感到不满，这些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对罗曼·罗兰的幻想的人，难道只能在市民运动这种政治维度中行动吗？

“罗曼·罗兰现代协会”的会员加藤是大企业的劳务课职员。据她所言，她与罗曼·罗兰的相遇，始于某一行文字为她的烦恼照进一线光芒之时。

“那是怎样的文字？”

被我这么一问，她便一边翻动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书页，一边说：“那时我信仰基督，也去教堂，但其实总能感觉到各种各样的矛盾。”说罢，将第二百六十八页（河出书房[16]版）中的内容翻出来给我看。

那一页上有一处用铅笔线画出来的句子。

他相信吗？又或者只是认为自己是相信的？

我对这句话倒是没有什么感觉。不过，书籍与人生的邂逅常常是偶然之事，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人为一行诗句而死。就算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句话，也能为人创造行动的机会，如此想来，作者在某句话中的真实意图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在读书这件事上，“读者论”的分量远比“作家论”大得多。

“那你这个罗曼·罗兰的读者身份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呢？”我又问道。

“当然是一直延续下去，一辈子。”她回答，“罗兰所追求的真相和自由，也是我的追寻之物呀。”

“但或许有一天，你会对真相或自由之类的说辞本身产生怀疑吧。”

她并未对我这句话做出回应。

“这种与书籍的一夫一妻主义，可真让人不痛快啊。”我继续说道。

驶过的国营电车渐行渐远。“终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必须抛下罗曼·罗兰，那就是你重新审视‘书籍’于你人生之意义的时刻。”

弗朗茨·卡夫卡[17]曾说，人类实际上不过是灌满血液的袋子。若将这个认识延伸一下，所谓书籍也不过是经过印刷的纸张，叙事诗之流也只是某种文字的排列组合，或是语音学上的“声音”而已。为它们赋予意义的思想，则是一种极具时间感的东西，这就仿佛在草地上摊开的书页上，有一朵云投下阴影，又轻拂而去。

“你说对吗，加藤小姐？”

我这样说道。抛下对“书籍”的依赖、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蒂博一家》[18]的依赖，以及对《托尼奥·克律格》[19]和《乡愁》[20]的依赖，能让你看到书籍身后的世界。那就如同狐步舞中地狱一般的脚步、烤肉熟到五分的滋味。

年轻时写抒情诗的那段时间里，我在自己的诗中拥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些许青草以及放牧的牛。我来到东京，过着贫穷的租房生活，却又有种自负心理——我所以为的现实其实是虚构之物，我在诗中虚构的世界才是现实。我像是活在Standfor（代理的世界）之中，将来必定是戴着眼镜、教养良好的厌世之人。

一天，我在芝浦[21]食用肉市场附近的食堂里看见一个食用肉分割工人正在给孩子的《动物图鉴》翻页，他的围裙上溅了许多飞沫一般的污点。自从得知那是牛的血液，我就再也无法找到我心中的抒情诗与食用肉市场的相交点。人若只相信现实原则，就会逐渐看不清活着的意义，但若被空想原则占据大脑，满心只有抒情诗中的美满小家，大概就会遭到历史的报应吧。重要的是，要在抒情的同时，意识到在食堂吃牛肉火锅的行为也是对宰割动物的支持，并坚守对宰割动物的责任。为此，我们不仅要从现实中“出走”，还得从抒情诗中“出走”，成为思想上的游牧民族，不知疲倦地反复往返于这两个世界之间，否则我们将会同时失去独立自主与选择的自由。

我既是“为生着斑点的小牛写诗的少年”，也是“食用现宰牛肉的生活者”。

在书籍之外聆听的人生

有不一样的音色。

——《约翰·克利斯朵夫》

虽说如此，人们也不能对这音色充耳不闻。我在自己的人生里寻求言文一致[22]，还想告诫自己切勿满足于书籍中的幸福。

星期六午后的读书会上充斥着令人郁闷之物：名为崇高精神的枯燥无味、人文主义之下的漠不关心、书面语带来的“救赎”背后的惺惺作态与沉醉于其宛如咒术般效果之中的绅士派头（庸俗根性），以及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长差异于不知不觉中催生了差别待遇与蔑视诋毁——还有数千行写就，却不及一抹蓝天来得真实的《幸福散论》，和散发清教徒气息的长脸大叔罗曼·罗兰。而我还是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扔掉书本上街去，扔掉书本上街去，扔掉书本上街去。”

准确说来，“罗曼·罗兰现代协会”的前身是片山敏彦[23]于昭和二十四年[24]六月创立的“罗曼·罗兰友之会”。这也算是乘上了世界各地在罗曼·罗兰故后创办爱好者俱乐部的浪潮，例如法国的俱乐部就由作家保罗·克洛岱尔[25]担任会长，德国的俱乐部则由钢琴家威廉·肯普夫[26]出任会长。而在日本的罗曼·罗兰爱好者俱乐部[27]，最初是由武者小路实笃[28]和田中耕太郎[29]等人联名发起，但“这也只不过是普通的爱好者俱乐部，手握作家全集版权的出版社出完所有作品后，他们的热情便逐渐消退，俱乐部也随之衰落下去”。

当时“友之会”创办的杂志UNITE（1955年6月）中，山口三夫[30]（现“罗曼·罗兰现代协会”主管人之一）曾在后记里写道：“罗兰高呼‘互助互爱’的声音，在我们心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辉。”山口三夫如今已是多摩美术大学的教授，眼下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封锁了整个学校[31]的学生。在“友之会”发展为“罗曼·罗兰现代协会”的轨迹之外，还有一个“罗曼·罗兰协会”，他们隔月就会推出一期名为《罗曼·罗兰研究》的杂志。［杂志中提及《欣悦的灵魂》时，统一使用了《被魅惑的灵魂》这一译名，所用译文的立场也与MISUZU书房出版的罗兰全集完全不同，但从杂志（第八十九期）封面内侧卷首语中那句“罗曼·罗兰的反战思想永存”便能看出，他们的偶像崇拜程度也是大同小异。］

我不清楚读过罗曼·罗兰就想要“互助互爱”的决意将如何深入人心，但就连“现代协会”那种年轻鲜嫩的学习小组成员也深知，利用文学去搞政治固然愚蠢，而对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更是出于视书籍为上层建筑的无用观点。他们应当是明白的吧，是这样吧？M.M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缩写，那么R.R所代表的究竟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还是劳斯莱斯（Rolls-Royce）呢——我希望人们对待罗兰的态度能像这样客观。

阿尔贝·加缪曾写过“一个不会游泳的男人经过河边时”发生的故事。

他听见河里传来“救命”的叫声，但若跳下河去，自己可能也会淹死，也来不及叫人过来帮忙。倘若佯装不知径自回家，又必定会为耳边“救命”的幻听所苦。

因此，当时与他一样不会游泳的人都不愿经过河边。

故事中的“河边”究竟是指哪里？

时任“罗曼·罗兰现代协会”会长的峰村泰光亲自组建市民明信片运动小组，兜售“反战明信片”换取医药物品送往越南。

长了粉刺的女学生坐在楼梯上，思考着自己人生中的“河边”在哪里。

至于罗曼·罗兰，他在书中留下“互助互爱”的语句，如今已不在人世。

在书籍之外聆听的人生

有不一样的音色。

[1]此书名与老版中文译本的书名相同，目前出版的中文译本均译为“母与子”。

[2]指日本出版社岩波书店效仿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推出的廉价小开本系列丛书，其领域囊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各国文学作品。

[3]《超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的政论，其中体现了他超然于民族主义的反战态度。

[4]巴黎四方会谈，1969年1月25日，美国同南越西贡政府、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在巴黎进行第一次四方会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越战问题。

[5]冲绳问题，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琉球（冲绳）交由美国暂管，此后美国在琉球（冲绳）兴建军事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日本围绕冲绳政权移交问题与美国进行多次交涉。

[6]1968年11月，一家美国B-52轰炸机在冲绳嘉手纳美军基地坠毁并引发爆炸，导致冲绳民众要求撤走该机型的舆论高涨，当地曾计划于1969年2月4日举行大罢工，但在启动前夕被叫停。

[7]屋良，即屋良朝苗（1902-1997），美国治理琉球（冲绳）时期的民选行政主席，致力于推动美日两国交涉，促使冲绳返还日本。冲绳返还日本后担任第一届冲绳县知事。

[8]佐藤，即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

[9]《战时日记》，罗曼·罗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的日记集。

[10]日本出版社为调查读者对出版作品的反应和感想，在出版刊物中夹入的明信片，供读者填写感想后寄回。

[11]MISUZU书房，日本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学、科学、心理学、现代史等专业书籍，曾出版日文版《罗曼·罗兰全集》。

[12]即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注

[13]“六·一五”集会，1968年6月15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野外音乐堂举行的反越战、反安保、呼吁冲绳返还的市民集会。

[14]越平联，“还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的简称，是日本反对越战及反美的团体。成立于1965年，初期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自由原则吸收了广泛的市民成员，后期与新左翼各派关系紧密，逐渐涉足无关越战的反对活动。1974年美军撤离越南后，该团体也随之解散。

[15]新日本文学会，存在于1945年至2005年期间的日本文学者团体。早期以摸索战后新文学的方向为目的成立，随后经历了内部分歧、与日本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分歧及决裂，最终因会员老龄化及作品品质下降而解散。

[16]河出书房，日本出版社，主要出版方向为文艺作品。

[17]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作家，著有《变形记》等。

[18]《蒂博一家》，法国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的长篇小说。

[19]《托尼奥·克律格》，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中篇小说。

[20]《乡愁》，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作品，又名《彼得·卡门青》。

[21]芝浦，日本东京都内地名。

[22]言文一致，始于日本明治时期的文体运动，寻求口语与书面表达一致的文体。受其影响，中国在清末也曾掀起类似的语言文字改革，倡导白话文写作。

[23]片山敏彦（1898-1961），日本诗人、德法文学研究者，曾将罗曼·罗兰、歌德及赫尔曼·黑塞等人的著作翻译成日文。

[24]即1949年。

[25]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外交官，著有《缎子鞋》《正午的分界》等。

[26]威廉·肯普夫（Wilhelm Kempf，1895-1991），德国钢琴家、作曲家，其演绎曲目多为德国古典派及浪漫派作品，其中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演绎和诠释广受推崇。

[27]即“罗曼·罗兰友之会”。

[28]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作家、诗人，曾与志贺直哉等创办《白桦》杂志，成为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友情》等。

[29]田中耕太郎（1890-1974），日本法学家、政治家，曾任日本文部省大臣、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二任长官及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等。

[30]山口三夫（1928-1997），法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大学就学期间热衷于罗曼·罗兰，曾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罗兰的著作翻译成日文。

[31]1969年，在“全共斗”等学生运动高潮迭起及多摩美术大学有关增设八王子校区的计划等影响下，该校学生曾多次封锁校园。

战后

少年止步于枪具店前。

雾蒙蒙的玻璃窗里摆着一排枪。少年想要枪。

可他既没有买枪的资格，也没有钱。

少年想起在旧书店读过的书中写道：“枪的历史与火药的发明始于同一时期。早在1664年，罗伯特·梅耶爵士就以自动式手枪原理的实用化为主题，写过一篇论文。”说起1664年，那已是距今三百年前了。那时，无论是少年，还是少年的父亲，甚至连少年的祖父都还没有出生。

在那般久远的时期里造出的枪支，究竟是为何而用呢？

“枪是用来打什么的啊？”少年问道。

“各种东西。”父亲说，“鸭啊、野猪啊，各种东西。”少年在楼梯上坐下来。父亲则坐在桌上，一个人喝着餐后的威士忌。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周围也都暗了下来，可屋里还没有开灯。

“只有这些吗？”少年问，“其实也会用来打人吧？”

父亲听罢，笑了。

“那是打仗的时候，但现在谁都不会那样干了。猎人们也只用枪来打些鸭、野猪什么的。”

唔。少年半信半疑。

有那么多鸭和野猪什么的吗？

“如果，”少年开口道，“如果，子弹误伤了人，会怎么样？”

父亲开始有些厌烦，本想悠闲地独酌小醉，可又不得不回应少年的提问。

“要是被大口径的子弹打中，人的血管和周围的组织就会坏掉。如果打中的是颈椎的神经，那不用多久，人就会不行了。大多数情况的误伤都会造成大量出血或内脏损伤，那可能会死吧。”

“会使吗？”少年问道。

“会死。”父亲重复道。但少年无法准确地发出“死”这个音，总是会说成“使”或是“不会使”，还为此受人笑话。

少年从未有过关于“死”的思考，倒是不时会想一想关于“绝对”的事。

他觉得枪支也如同蝙蝠侠、大X超人[1]和铁臂阿童木，都是绝对的存在。电视里，一个男人被另一个男人追赶着，眼看就要无路可逃，在这紧急关头，被追赶的那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形势就在这一瞬间被逆转了。这样的场景，少年已见过多次。

“如果我能弄到一把手枪，”少年想，“那该多棒啊。”

少年的父亲腿脚不好，母亲在他上学那年因肝癌去世。少年也没有强壮的体魄。

他总在运动会上落后于人，打架也从未赢过。他曾就“神”思考过一番。他脑海中的神和马戏团里表演徒手断锁链的怪力男长得像极了。

今年夏天，少年特地越过铁路，去了一趟神学院。翠绿的爬山虎布满礼拜堂的外墙，从中走出的神学院学生之中，却没有一个人与少年心中的神的形象相近。他们要么身材瘦削，要么戴着眼镜，还有人挟着克尔凯郭尔[2]和马克思·皮卡尔得[3]的书。

“我得买一把枪。”少年说道。

“真的吗？”“雀斑”羡慕地说，“但你还不知道怎么开枪吧？”

“什么嘛，”少年说，“开枪什么的，很快就能学会了。”

少年看见枪具店雾蒙蒙的玻璃窗上映着自己的脸，窗里陈列着一排枪，与自己的脸重合起来。如今禁止持有的枪支，有全自动式的枪、六连发以上的自动装填式枪（点22口径[4]除外）、口径10.55毫米以上的来福枪、铅径[5]8号以上的霰弹枪、可重新组装或拆解成手枪的枪，以及全长93.9厘米以下、枪管长48.8厘米以下的枪。少年推门而入。

店里暖洋洋的，有许多剥制的鸟标本、鹿头和陌生的外国文字。

“你每天都来吧？”柜台里打工的学生一边擦拭着枪管，一边向他搭话。少年没说话，朝他耸了耸肩。

“你喜欢枪？”打工的学生问。

“是啊，喜欢。”少年说。

“就算喜欢，现在也还不行。”打工的学生说，“你还得等个十年。”

十年可太长了，少年心想。

自己打出生以来，可是等了好些日子，才终于过完一个十年。

“这是瓦尔特[6]的运动来福枪，五连发手动拱弹式。你看，这里还刻着‘Rifle Group’（来福枪小组）。”

打工的学生说着，便抓起少年的手，让他摸枪上的凹凸刻痕。

少年一惊，缩回了手，没来由地感到恐惧。

“想自己拿起枪，掂量一小会儿吗？”

打工的学生问道。

少年默不作声。

打工的学生像发奖状似的，将枪递给沉默的少年。少年用双手接过枪。那手感冷冰冰、沉甸甸的。

“这把枪已经死了。”少年想，“但开枪的时候，肯定还会活过来吧。”

枪上有油脂的气味，少年发觉自己似乎以前也闻过这种气味。那是母亲还在世时所用的梳子的气味。

那晚，少年做了梦。

少年拿着枪，正藏在冬季的枯草丛里，瞄准一只空中的鸟儿。少年用肩膀承受着枪的重量，然后扣下扳机。枪管撞上他的侧脸，像是打了他一耳光。

但子弹还是顺利打中了，鸟儿的羽毛散落在空中。

“打中了！”少年在梦里大叫。

虽说是打中了，可也未见鸟儿坠落，它只是稍微歪斜一下，便又慢慢飞远了。

少年又接连扣下第二次、第三次扳机。

子弹每次都打中了鸟儿，羽毛也每次都漫天飘散。

可鸟儿仍旧没有坠落，继续在空中飞着。

少年的手逐渐僵硬，脸颊也蹭破了。肩部的骨头仿佛快要脱臼似的疼。即便如此，少年依旧不停地扣下扳机。

但鸟儿始终没有坠落。

少年眼里噙着泪。即使拿着枪，也无法攻破那个牢固的世界，这太让人难过了。人生开始前的某个阴天里的阳光，正从少年头顶正上方倾洒而下。而他那把五连发手动拱弹式运动来福枪，只得一味地将子弹射向鸟儿飞走以后的天空。美国的来福枪少年犯罪事件正被各种报纸大肆报道。还有人解说道，少年某天突然将枪口对准自己幸福的父母，这一恐怖现象本身就是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批判。

不过，在枪支那种冷冰冰、沉甸甸的存在感之下，或许已容不了任何比喻。

还要等十年！少年心想。

他坐在楼梯上，用手托着腮。昨晚的梦已经结束，今天必须得接着活下去。

“唉，好想快点变成大人啊。”少年小声自语道。

父亲背对着他，听着耳后这句自语，一个人喝着威士忌。

“禁止居民持枪的社会显得无趣，人人必备枪械的社会就更没意思了。”

醉意一上来，腿上二十年前的旧伤就又开始疼了。

朦胧中，父亲想起那场早已结束的战争。

“当年打坏我的腿的，不过是一把枪。

“而如今我儿子想要的，也不过是一把枪。”

[1]大X超人，手冢治虫漫画《大X超人》中的主人公。漫画背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X超人能变身为身躯高大的英雄来对抗坏人。

[2]克尔凯郭尔，即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著有《恐惧与颤栗》《致死的疾病》等。

[3]马克思·皮卡尔得（Max Picard，1888-1965），瑞士医生、著述家。1918年后不再从医，转而进行哲学思想方面的著述，对艺术理论及文化哲学持带有宗教形式的保守观点。

[4]点22口径，指枪膛口径大小为0.22英寸，即5.56毫米。

[5]铅径，度量霰弹枪枪膛口径的单位。

[6]瓦尔特，德国武器生产商。

旅途

你说要给我写信，

可我收不到呀。

因为我的地址，

永远在路上哪。

长途货车司机聚集的食堂，宛如底层社会的大酒店。

吃一碗盖浇饭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人生都在其中铺展开来。

食堂的墙上贴满了菜单，有内脏杂碎套餐、补充体能套餐、炖内脏套餐，以及声称“滋补效果绝佳”的章鱼天妇罗套餐和猪排等各色菜品。厨房里的大锅上冒出地狱般的腾腾热气，桶里塞满猪脚和刚杀下的鸡爪。即使在深夜，食堂里也满溢着混有汗臭味的闷热空气，但只要往外踏出一步，眼前便是不见人影的高速公路，周围也不见人家，只有长途货车在黑暗中驶过。

“大妈，你看那个司机，每晚都点同一首歌呢。”

在食堂端盖浇饭的姑娘看向收银台的大妈轻声低语道。仔细一瞧，半旧的自动点唱机前，一个略微弓背、年约四十二三的青花鱼货车司机正呆望着转动不止的唱片，若有所思。

老婆跑了，我也不觉留恋呀

想要喝奶的娃儿却惹人怜啊

不会什么摇篮曲

只能唱着蠢男人的……浪花节……[1]

“听说那个司机的老婆跑了。”大妈说道。

“不管怎么说，开长途货车的司机啊，顶多是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也难怪老婆无情啊。”

食堂的招牌炖内脏套餐里，放了白萝卜、胡萝卜和种类不明的内脏。有时会用味噌酱来炖，还会零碎撒些葱末，但若分量不大，就卖得不好。“自打老婆跑了，他就把拉货的路线给加长了。原本只开沼津[2]到东京的路段，现在变成了大阪到花卷[3]的路段[4]。你想，要是能开到更远一些的地方，碰见他老婆的机会不就更大嘛！”

加在炖内脏里的葱，气味略显浓烈。嚼在口中，连牙齿深处都散发出一股冬天的泥土味。那是小时候在故乡的家后面闻过的田地的气味。唱片的歌声仿佛带着鼻音，从喉咙深处吐出伤感的词句。

总觉得和老婆相像

后厨煮饭的女人哟

能帮我抱一抱这可怜的娃儿吗

“喂，大叔，该出发了。”一个年轻的司机在衬衫外披上棉罩衣，一边用牙签在嘴里搅来搅去，一边拍了拍自动点唱机前的中年司机的肩。

“我先睡一会儿，到了横滨[5]再叫我起来啊。”

“悄悄和你说，那个人啊，我们都管他叫‘两点钟’。”收银台的大妈一边拆开找零用的铜板的包装纸，一边告诉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每次来我们店里，准是两点钟，就像时钟一样准时。”

大妈所说的那个男人刚往弹珠台[6]里“哗啦啦”地投了些铜板。另一个鸡饲料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说：“昨天你跑到大分[7]去了吧。”

他说这话时，目光却一直盯着弹珠台。纽约制造。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弹珠台上有无数个“迷宫”，他们让白色小球在其中滚动并为此打赌，每玩一盘就赌一百日元。他们相互不知姓名，却总是吃着“同一锅饭”。在此一决胜负之后，他们便又各奔东西，重新踏上遥远的货车旅途。弹出的小球在弹珠台上滚动，在它快要落入洞中之际，就得用左右手的食指按下按钮，将它挡回去。但无需多久，小球又会掉落下来。企图阻止小球进洞的，不仅是手指上的意志。发生在弹珠台上的，是即将落到最底端的小球与阻止其落下的清醒判断之间的战争，其中的冲突宛如“幸福散论”的比喻。这幸福只值一百日元。可小球一旦掉落底端，就无法在弹珠台上复活了。

下一盘。“该你了。”“鸡饲料”说。

“两点钟”将全身力气注入拇指指尖，把那只赌上自己幸运的白色小球弹了回去。

“那可是海豚哪。”说这话的男人，口中的金牙齿闪着光。

“我运的可是海豚哪。”

“运那个干什么呀？”

“吃啊。”

“吃海豚吗？”

我半信半疑地看着那个司机的脸。第二碗猪排盖饭也已吃了个精光。

“海豚能吃吗？我第一次听说。”

说罢，“金牙齿”就笑道：“肠子特别好吃！”

他还说：“海豚做的刺身更是不得了哇。孩子他妈尝过之后，直喊顶不住哪！”

唔。我感慨着，原来这个金牙齿男人也有妻儿在家等他。可我又心生疑惑，这般寒冬时节的海上还有海豚出没吗？不知不觉中，在公寓等待金牙齿男人回家的妻儿与冬季海上的海豚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混在男人吐出的香烟浓雾中。海豚在吗[8]？不在吗？在吗？妻儿是海豚。海豚在吗？总觉得有种百无聊赖的情绪，这也是凌晨两点的时间问题所致吗？

一把年纪的男人齐刷刷地都戴着戒指，可真叫人佩服。

我一边小口喝着猪肉酱汤，一边（略带醉意地）取笑道：

“戴戒指这事，真是佩服。”

话音一落，就有一个运陶管的司机解释说这不是戒指，还从手指上摘下来给我看。

“不是戒指，那是什么啊？”

“是印章。”

“印章？”

我拿起来看了看。

原来如此，确实是印章。

“干我们这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在路上出事。肇事被抓的时候，得马上在红单子[9]上盖章，要是手上没有印章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把印章戴在手指上，免得弄丢了。希望这辈子都用不上它……”

他一脸疲倦地说。虽说神色疲倦，可精气神还是有的。

“我大哥出过事，撞死了三个人，现在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地坐办公室去了。就算这样，到了晚上两点多，一听见远方传来沙砾卡车的声音，他就会马上睁眼醒来，说是以为到换班的时候了。换班的时候总是困得难受。”

因此，食堂里的咖啡也特别畅销。咖啡的销量，比任何一种“滋补体力效果绝佳”的食物都多，这只是因为司机们的工作就是“与困意的抗争”。“可身体累得要命，也攒不下几个钱。一来钱，大多数人都会去名古屋的汽艇比赛上赌博，一赌就输了个精光。偶尔爆冷门赢了钱，也都花在女人身上了。你有钱的时候，女人就对你特别温柔。”

长途货车飞驰在黎明的高速公路上，这画面总让人感到悲壮。在这旅途上的人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没有任何筹码来为自己的青年时代赌上一把，只得略带自弃情绪地在这公路比赛上奔驰。满载青花鱼的货车背向升起的太阳，奔赴遥远的北方，他们坐在驾驶室里，一边羡慕着别人精致的小市民生活，一边嘟囔：

反正我们啊

总在漂泊流浪

他们如是吹着口哨驶向远方，在旅途中出的车祸，也不仅仅是因为驾驶上的失误或过劳所致的疲惫，而是出于某种更为本质的缘故。

那或许是对这个不合理的时代心怀的怨恨吧。

“没什么，要是老跑一条路线跑烦了，那就换一家公司干呗。

“我还想跑遍全日本哪！

“可能中途就在哪个城里留下来过一辈子吧。不过现在的旅途，就是我的生活。”

[1]日本歌手一节太郎的《浪曲摇篮歌》中的歌词。

[2]沼津，日本静冈县东部的中心城市。

[3]花卷，日本岩手县中西部城市。

[4]这个改动相当于路段起终点两端都延伸了，起点西延至关西大阪，终点东延至东北岩手。

[5]横滨，日本神奈川县的港口城市，位于东京都市圈范围内。

[6]弹珠台，一种投币式街头游戏机。游戏机台上钉着数根钉子，形成轨道，玩家在投币之后，游戏机中会弹出金属小球，小球会在轨道间碰撞弹跳并获得一定分数，玩家需操控底端的板子防止小球落到最底端，否则游戏就会结束。

[7]大分，日本九州地区东北部的县。

[8]日语中“海豚”与“在吗”发音相同。

[9]日本交通事故的罚单分为蓝色和红色两种，出现无证驾驶或肇事逃逸等严重事故时，交警会开具红色罚单。

大学生运动

我出生以来初次走进东京大学时，那里仿佛是一片废墟。催泪瓦斯弥漫在荒凉的法学院研究室中，傍晚的教授办公室被涂写着“解放区”的潦草大字，书本与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椅子成了路障，木门也被撞破，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瞬间的记录。安田讲堂[1]成了学生们最后的堡垒，除了机动队不时向那里发射催泪弹的枪声，就只剩下寂静。

我独自呆坐在法学院无人的废墟里，感到出奇的平和。“不知为何，身处废墟之中，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我向自己辩解道。少年时的我，成长于废墟之中。我在刚懂事的年纪，迎来的却不是遍布翠绿麦田的故乡，而是瓦砾与废墟。是父辈和教授这一代人铺设了这一切。（但我并非因此才说自己经常在“造好的社会”之上想象着废墟的场景。想要回到故乡这一想法本身就属于老一辈人的哀愁，但学生们近乎异常的废墟憧憬与他们在母胎内的经验绝非毫无关联，教授和父辈这一代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都疯了。”

暮色之下，一位教授低语道。

“他们不是什么暴徒，他们是疯了。”

大学职员用抹布擦去墙上的“解放区”涂鸦，以及与之纠缠不清的抒情的幻影。我曾在少年时读过马尔罗的小说，听着职员们的低语，我不禁想起其中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是疯子，但他们若不愿在生活中努力将疯子的成分与宇宙结合在一起，那么人的命运又有何价值呢？

写出如此话语的马尔罗也曾身体力行地投入革命运动中，想要在实践家与恐怖分子之中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久而久之，他又在成名以后转而成为戴高乐体制[2]的支持者，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3]中站在了镇压学生的那一方。最终，一切行为都化作回忆，留下的只有语言。

而宛若一片废墟的东京大学（以及正因成为废墟才让人们得以随意进入的东京大学）也被视作地狱的赤门[4]，成为局外人禁止进入的区域，这里或许也与我无缘吧。但若要围绕东京大学进行彻底的讨论，那就只能趁现在了。我在法学院的暗影中用手电筒照亮瓦砾，看见其中一句涂鸦写道：

人类最后患上的，就是名为希望的疾病。

如此说来，现在不正是应当彻查这种疾病本质的危急时刻吗？

此次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提出了七项要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少这些要求的内容与那些往自动点唱机里投十日元听披头士乐队唱《革命》（Revolution）的青少年并无关联。对泡泡浴场蒸汽中的异装癖和为黑道电影拍摄剧照的摄影师而言，这也都是些事不关己的要求。“医学院粒良同学所受的处分”[5]与世界羽量级拳击冠军西条正三无关，与三平食堂的明美更是沾不上边。

大学校园的问题被动地演变为与机动队之间的流血冲突，其本质与大多数民众均无关联。事实上，引发问题的深层病灶不正潜藏在被迫无奈的斗争之中吗？

现时今日，在街头用混凝土筑成围墙、将市民生活隔离在外的公共建筑，也就只有监狱和大学了。围墙之内发生的事、诉说的话语，都不会向市民公开。那些罢课和封锁也因此被关在墙内，成为“墙内之人自己的问题”。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强烈关注”安田堡垒的攻防战[6]的人，此人还曾趁着醉意，模仿一节太郎的《浪曲摇篮歌》唱道：

代代木[7]跑了，我也不觉留恋呀

想要革命的三派[8]却惹人怜啊

我搞不懂什么国际[9]

只能喊着蠢男人的口号：

“东大[10]解体！”

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为“东大解体”出一份力，顶多只能对着电视画面中的社学同[11]或中核派[12]的旗帜给他们加油打气，像看热闹起哄似的。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许多人所主张的“东京大学应该解体”的意见背后，除了大学制度问题，还隐藏着市民的报复心理。市民眼中的东京大学，是培养官僚的大学，是给头脑赋予阶级的大学，是造就了一批批统治阶级的大学，这种想法驱使他们燃起了对东大的“私怨”。

叫喊着“东大完蛋！”、朝着被燃烧瓶点燃的“学问殿堂”拍手叫好的人，是山谷[13]旅馆街的居民，是聚集在酒馆的船夫，是只能考进二流大学的贫穷上班族和他们的小家庭。

如果将“东大正因东大本身的力量逐渐从内部瓦解”这一现象看作历史的必然，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可若真这样仅将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视作市民“泄愤”或“强烈关注”的对象，问题最终也得不到解决。失去东京大学的日本固然不幸，必须依靠东京大学的日本则更为悲哀——世间需要一种不断追问的态度。

东京大学的历史，就是日本近代[14]的大学发展史。不同于过去以日本国学[15]和皇学[16]为中心的复古主义思想，明治十年[17]成立的“东京大学”是启蒙主义[18]的追随者。简而言之，东京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日本迫于完成近代化的需求而举全国之力打造的“领导人培育机构”，比起培养知识分子，当局更希望这里能制造出将日本变为近代化国家的速效救急药。

大正七年[19]出台的《大学令》[20]规定“大学已不再是属于部分上层国民的机构，应面向广大国民开放”，即便如此，东京大学的角色依旧没有改变。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愈发高涨，私立大学应企业的要求不断增多，然而此时的东京大学仍然坚守着“官僚及领导人培育机构”的姿态，在战后的大学大众化和“火车便当大学[21]”的浪潮之中也不见动摇。

“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让我们参加入学考试，也会让我们顺利毕业，毕竟要是没有我们，头疼的可是政府啊！”

不问政治的东大学生之所以能发出如此豪言壮语，其中的重要因素或许就在于东京大学的性质——这是一所“为国家而设的大学”。近代化的进程已走过百年，当今时代也已不再需要启蒙，东京大学这种性质本身也已失去其当初的意义，这一点必须引起重视。

“在‘家庭’和‘国家’的过度保护下成长”“头脑灵光，身体柔弱”，为了撕掉这些标签，东大学生要对抗的不仅是体制，还有他们自身，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考验。

母亲请别阻止我

背上的银杏在哭泣

东大男人将往何处去[22]

可以拿来与其中那句“母亲请别阻止我”做对照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命绝战场的同龄士兵们所哼唱的小歌：

紧握腰间的军刀

想跟我到天涯海角

不是我不想带上她

是战斗机没法载女人

对比之后，就能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在东大学生心中，有可能阻止他们的并非“想跟我到天涯海角”的女人，而是自己的母亲，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人如此非难：“东大建立解放区只是出于母子关系的考虑”“东大的革命活动缺乏对生之本能的想象”。

走进解封之后的安田讲堂，涂写着“东大男人”和“东大学生由此成为男人”之类字句的地方竟有两三处，暗藏在其背后的是东大学生“想成为男人”的愿望。若不以马克思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以其在同一时代下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来衡量东大学运的激进主义，这个愿望或将成为一大重要因素。“拆掉了门前的地砖，东大也终于成了一流大学”，东大学生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

田村：之前去东大，有人说“医学院三楼的楼梯有路障，过不去”，让我们坐电梯上去。我还以为他们在楼梯上搞了什么了不起的路障呢，结果也就是放了几张桌子。（笑）

今井：安田讲堂的路障是请日大[23]的同学过来指导之后重新做的，和各位之前见到的已经大有不同了。

秋田：日大学生对现有的价值没有一丁点幻想。就在最近，右翼袭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那帮家伙不仅挥着日本刀，连来福枪都带上了。他们眼里的人命，什么都不是。

——《中央公论》[24]昭和四十四年[25]一月刊

（其中田中、秋田为日大共斗会议成员，今井为东大共斗会议成员）

日大学生所散发出的男人气概，根本无须再用言语强调什么“日大男人”，如此对照看来，东大学生的愿望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些被过度保护的孩子被当局放在自动传输带上，塑造成“伟大的小人物”的领导人，最终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也引发了那场错误的战争。在这一层面上，东大学生“想成为男人”的愿望，和通过反帝的思想脱离过度保护的行为，就是他们的“内在革命”。

法学院每个教授办公室的破坏程度各不相同，学生们涂写在墙壁和门上的字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与批判，倒是颇有特色。

平野龙一[26]教授办公室的墙上写着“日共御用学者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典型伪知识分子”，辻清明[27]教授的墙上是“站在安全地带冷言冷语的中庸主义，满肚子怨言的御用学者”，坂本义和[28]教授的则是“靠《朝日周刊》[29]吃饭的坂本义和”。

丸山真男[30]教授办公室的门上写着这样的语句：

我们与您呀

无怨也无仇

就是顺手送个人情

打开门一看，里面乱得不成样子。

最糟糕的是代理校长加藤[31]的办公室。孔子雕像被人用电线缠绕住颈部，吊在门口。房里溅满血红色的墨水，还涂画着“办事麻利的加藤先生，我们也麻利地给您把事给办了”“日大古田[32]——东大加藤一对拜把兄弟”之类的留言，毁得惨不忍睹。

至于教授们将如何接纳这些“教育的报酬”，就不在我所关心的范畴之内了。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次学运正从根本上挑战着东大教授的权威主义和封建性。“政府权力与东大的结合所造就的权威主义构筑了教授、讲师、助手的金字塔结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教授一人手中，以学问为名的学徒制度由此定型”（青地晨[33]），不知何时起，权威主义逐渐成了皇帝的新衣，引得学生们通过斗争的方式向世人不断呐喊：“皇帝没穿衣服！”

上大学前，我曾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那些义务教育之下极为古板生硬的东西，必定能在大学获得外部验证。我如此期待过。

入学之后，我才发现，大学不过是“听别人说话”的地方。讲台上的教授低声读着自己的著作，我们或在教授的声音中昏昏欲睡，或索性打开体育报纸，有时还在中途逃课去看亨弗莱·鲍嘉[34]单挑七八人的电影。这种课堂根本用不着开设什么入学考试，倒不如让想听的人都进去听，扩大一点学校的规模，还能促进高等教育的思想启蒙。

教授言文不一，因此在大多时候，写得都比说得好听。讲座制之下的课堂，只是一览无遗的荒野，不再拥有做学问最关键的“好奇心”。教育遗忘了好奇心乃想象力之父的道理，成为无用的不毛之地。

“本不该是这样。”

我心中如此想。来到东京以后，最让我为学问而感动的，是环绕东京一周的哈多巴士[35]。哈多巴士虽然也是配备导游的讲座式游览，却独有一种在自我启蒙的现实中穿梭的快感。和导游拍纪念照，一起唱东京民谣，发掘肉眼所见的世界与别人口述的世界的二重性，不断体会那种带劲的感觉。十八岁的我在习惯东京的生活之前，大概坐了无数次哈多巴士吧。

也是十八岁那年，我在三越百货的食堂点了一份炒面。结果摆在我面前的炒面，却脆得像花林糖[36]似的。我惊道：“我点的是炒面，能不能帮我炒好了再拿上来？”（那时我东北口音极重，还以为被服务员耍了。）

说罢，服务员也愤然答道：

“这就是炒面，已经炒过了。”

学校里的教育未曾告诉过我，炒面里还分脆的[37]和软的两种。不久之前，我还是一个日常吃着盐腌鲑鱼，熟记物理学、因式分解及西洋史年表的高中生，无论是饺子、脆炒面之类的食物，还是帝国饭店西式菜单里的食物，我都一无所知。至于自己在这个国家处于何种生活水平，将来要选择何种道路，更是无从谈起。当然，这也不全是课程大纲的问题。

然而，如今关于课程大纲的讨论与选择不仅未见实用性，甚至连对学问深层本质的探究也都不再重视。这是因为教育始终没有摆脱“让人听书”的束缚，只是一个贪图省事的媒介。所谓的“学术自由”，也不是非得做到像美国学生自主运营的“自由大学”那种地步，但至少得推行一些课程大纲的改革，逐渐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吧——早在十年前就该这么干了。

距离我读完一年大学就退学之时，已过去十多年了。但就在十天前，我去母校旁听时，发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教授在一堂与十年前一样的课上，站在一样的讲台上，讲着一样的段子。一样的段子！

我们备考复习时用的《萤雪时代》[38]的幽默栏里有一句留言：

要是日本所有的大学都叫东大就好了。

——一名苦恼的考生

倘若如他所愿，考生就不会再为备考而苦，也无须再去面对父母热切的期望和毕业就职的难题，这个段子的噱头就在此处。在投稿人眼中似乎所有人都想进东京大学，倒是有那么一点高中生式的幽默，只是时至今日，同样的段子正在被人改写。

要是日本所有的大学都叫东大就好了。

——全学联某派系

与此同时，东大问题也已超越东大本身的领域，成为普遍的“大学问题”，并以上百公里的时速奔向1970年的安保斗争。而大部分东大学生则被革命运动的浪潮抛下，从“东大男人”的梦里醒来，从罢课行动中回归课堂。他们将从学校毕业，走上“建设日本”的道路，如此一来，当下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他们“将往何处去”了。“必须由东大学生挑起建设日本的重任”之言就是胡说八道，没有上过东京大学的街头歌手、赛马骑手、市议会议员、革命家和棒球选手也都在“建设日本”，这就是明确的事实佐证。

如今，警察、记者和市民已如洪水般涌入关于七项要求的斗争运动，大学生运动的局面早已穿透斗争的现象表层，触达“东京大学究竟是什么”的本质问题。东大毕业也能去打职业棒球，这是新治投手[39]开拓的全新局面。这一局面并未轰动到令棒球迷为看高中毕业生碾压东大毕业生的复仇场面而纷纷前往球场，他们只是看到新治在场上投球而已。那么，东大毕业生也能做酒保和港口劳工吗？东大毕业生也能成为泡泡浴场的姑娘、赛马的骑手，或是卖票的黄牛党吗？

本书中部分语句及表达，依现今拥护人权的观点看来，存在不合适之处。考虑到本书著者已是故去之人，本书日版编辑部获著作权继承人同意后，结合作品发表当时的时代背景，修改了其中部分用词。

[1]安田讲堂，东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正式名称为东京大学大讲堂，由安田财团的创办人安田善次郎捐赠建设。1967年，东京大学医学院学生因不满东大实施研修医制度而发起学生运动，并于1968年占领并封锁了安田讲堂，史称“安田讲堂事件”。此次事件之后，警察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由隐忍规劝转向坚决打压，日本的大学生运动也逐步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行动。封锁被解除以后，安田讲堂荒废了二十年，直至1989年整修完成后才重新启用，作为毕业典礼及公开演讲的场地。

[2]戴高乐体制，根据法国1958年宪法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3]“五月风暴”，1968年5月至6月期间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抗议运动。

[4]赤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西南侧的门，建于文政十年（1827年），为当时的加贺藩藩主迎娶幕府将军德川家齐之女溶姬时所建。赤门是东京大学的象征之一，也被用于指代东京大学，日本报刊文学中所说的“跨入赤门”即指被东京大学录取。

[5]1968年2月，东京大学医学院多名学生以改善实习医生的环境及待遇为诉求，软禁了上田内科医院的春见院长（即春见事件），事发后校方对参与事件的十二名学生进行了退学、停学或通报批评等处分，其中包括粒良邦彦。而粒良邦彦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该项处分实属误判，但校方拒不改正，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反抗，最终引发安田讲堂事件。

[6]即安田讲堂事件。

[7]指代代木派，日本共产党的代称。

[8]指三派全学联。

[9]指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日本支部），1965年以世界革命为目标而结成的日本新左翼党派，2002年改名为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JRCL）。

[10]东大，东京大学的简称。

[11]社学同，即社会主义学生同盟，1958年结成的日本新左翼学生组织，曾活跃于安保斗争、明大纷争及东大安田讲堂事件等多项运动中。

[12]中核派，即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1957年结成的日本新左翼党派，曾参与羽田事件、全共斗运动、三里冢斗争等多项运动。

[13]山谷，日本东京台东区地名，现今清川、东浅草一带，曾为廉价劳动者的聚居地。

[14]日本的近代划分与中国史和世界史不同，是指明治维新（1868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期间。

[15]日本国学，重点研究日本古代文学与神道、排除儒家与佛教影响的学术思想，与汉学、兰学相对。

[16]皇学，主张通过对《古事记》《日本书记》等古代神话文学的深入探究，挖掘日本本土的思想与精神。

[17]即1877年。

[18]启蒙主义，盛兴于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思想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来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用无神论、唯物论来反对宗教迷信。

[19]即1918年。

[20]《大学令》，大正天皇亲自颁布的法令，在法律制度上将日本大学分为帝国大学和其他大学，并对大学内设置的院系、入学资格及在学年限等进行了规定。

[21]火车便当大学，对日本1949年新制大学改革下“一县一大学政策”的嘲讽用语。因战后资源不足，1949年新制大学改革通过合并师范及专科学校的方式，在各地迅速新设国立大学，社会上为此盛传“每个火车站附近都有大学”的说法。

[22]日本作家桥本治（1948-2019）在就读东大期间，为东大学运背景下的东大驹场祭海报所写的文案。

[23]日大，即日本大学，成立于1920年的私立大学。前身是培养神道教神职人员的皇典研究所中的日本法律学校，1898年后与皇典研究所分离，成为财团法人所运营的学校，并逐渐开设除法学院以外的各项专业。1920年《大学令》出台后成为私立大学，是日本首个允许女子入学的私立大学。

[24]《中央公论》，创刊于1887年的综合月刊杂志。

[25]即1969年。

[26]平野龙一（1920-2004），日本法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主攻刑事法。

[27]辻清明（1913-1991），日本政治学家、行政学家，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28]坂本义和（1927-2014），日本政治学家，主攻国际政治学及和平研究，曾任教于东京大学法学院，并在东大学运期间协助代理校长加藤一郎化解师生矛盾。

[29]《朝日周刊》，由朝日新闻社创刊于1959年的周刊杂志，已于1992年停刊。

[30]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学家，主攻日本政治思想史。

[31]加藤，即加藤一郎（1922-2008），日本法学家、律师，主攻民法。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东大学运期间代理校长职位，并于1969年至1973年期间担任正式校长。

[32]古田，即古田重二良（1901-1970），日本教育家，日本大学战后第四任理事长。在日本大学推进经济教育，致力于将日大打造成战后日本财界工薪族的培养机构。

[33]青地晨（1909-1984），日本记者、评论家。

[34]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演员，其代表作为《卡萨布兰卡》《非洲女王号》等。

[35]哈多巴士，定期环绕东京都内及神奈川县行驶的游览大巴。最初启动于1925年，是东京首个定期游览巴士，其路线以上野为起点，途经日比谷公园、银座大道、爱宕山及明治神宫等地。战后又开设了各种不同主题的新路线。

[36]花林糖，用面粉、红糖或白糖制成长条后油炸而成的日本点心。

[37]准确来说，脆炒面是用油炸的。

[38]《萤雪时代》，面向备考大学的日本考生发行的月刊学习杂志，创刊于1932年，是日本最老的备考杂志，也是如今唯一的备考杂志。

[39]新治投手，即新治伸治（1941-2004），日本职业棒球手、实业家，是东京大学棒球社团出身的首位职业棒球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