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Author: 姜鹏
Date: 2021-05-31T16:00:00+00:00
Keywords: -SanQiu.CC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版权信息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姜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论衡）

ISBN978-7-208-16121-4

Ⅰ①稽…　Ⅱ①姜…　Ⅲ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②《资治通鉴》研究　Ⅳ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9456号

责任编辑　高笑红

封面设计　陈绿竞

封面题鉴　鲁大东

论衡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姜鹏　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44，000

版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121-4/K·2899

定价　49：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自序

怎样读《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

认识《资治通鉴》的几个关键问题

从“通”“鉴”二字谈如何读史

再谈屈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资治通鉴》中？

我们为什么读《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秩序至上还是君主至上？——司马光政治观念再解读

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

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更懂经济？

一个曹操，各自表述

德政，是一种治理模式

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

《资治通鉴》Q&A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名臣、史学家

司马光手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题为：《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光隶书《王尚恭墓志》（北宋元丰七年），开封博物馆藏

司马光撰并隶书《布衾铭》（北宋元祐三年）

明仇英绘《独乐园图》（局部），根据司马光《独乐园图》立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自序

这些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教学、科研，还是文化推广活动，几乎都紧紧围绕着《资治通鉴》展开，积累了一些文字内容。今年恰逢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1019—2019），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我出一本纪念性的集子，于是有了这本小书。

全书收罗的十五篇文字，或是根据我的演讲整理而成，或是发表在报端、期刊的旧文，或是各类媒体的访谈摘要。因此，这本小书也就成了关于《资治通鉴》的“杂文”集。经张钰翰、高笑红两位编辑的精心设计，十五篇文章被分为三组。第一组五篇文章重在推介、普及，介绍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基本情况，如何选择阅读版本，以及现代人阅读这部著作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这一组文章应该可以帮助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找到门径。第二组五篇文章，是比较专业的学术论文，或曾发表在期刊上，或是为学术会议而准备，集中体现了我这几年对《资治通鉴》所作的学术层面的思考。其中也有思考未尽，有待日后充实的。比如《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在这篇文章里，我指出了司马光思想中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他在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同时，主张对军人、宦官实行严格的资序管理。但写作此文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理解这一矛盾的路径。这次看校样时忽有思绪，考虑到儒家对“学”的功能一贯重视，并承认由“学”而导致的阶层流通的合理性，那么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类似这样的缺漏，本次结集来不及弥补了，只能另行撰文完善。

以上两组文章，尽管最初是针对不同读者或听众群体的，但试图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治通鉴》的文本特征。不仅初学者或非专业读者，不太容易分得清历史和被书写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很多专业学者也时常会忽视《资治通鉴》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两组文章，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同一个主题：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史料的选择、剪裁、编排还是解释，作者都带有鲜明的立场和目的。我们面对的是一套被讲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更不是历史本身。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无论多么经典的文本，都带有这个特征。越是经典、伟大的史学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种思想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审视作者立场、时代背景，检核、比较史源等角度，对该著作进行全面解剖。我在学校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资治通鉴》导读”，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整体框架和内容细节的，可以说是我这几年研究《资治通鉴》的关注焦点所在。第一组中有一篇《〈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是根据多年前我给本科生的一次讲座整理而成的。那时候我刚开设“《资治通鉴》导读”不久，这篇演讲稿基本上能代表我早期的基本看法。同一阶段，我撰写了《〈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这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学术研究》上，以《资治通鉴》中拓边与安内思想主题为例，分析了作者是如何通过选择、剪裁、编排史料达到自己的论说目的的，以及这种论说目的和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有何联系。通过这些工作，我把《资治通鉴》置入一个具体的产生背景，既有思想史意义上的背景，也有断代政治史意义上的背景，试图还原这个文本形成的动因与过程，以期获得更多文本背后的信息。

第三组五篇　文章，其中第一篇谈司马光和王安石经济思想的差别，也是根据我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囿于本人的经济学知识，可能会有些不全面、不确切的表达。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即以往很多研究者简单地以懂不懂经济来区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组里的《一个曹操，各自表述》一文，是全书中唯一一篇与《资治通鉴》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之所以把它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的主题，同样在于解析历史写作是如何被利用的。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在这篇文章里是与曹操相关的历史故事），在不同背景、立场的历史写作者笔下，如何变得色彩各异，甚至截然相反。文中被用来分析的故事虽多出自《三国志》或裴松之注，但所揭示的问题、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与前两组文章形成强烈的呼应，即只有把历史记载看作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它甚至不是史料），才能拨开迷雾看透本质。希望这篇“番外”，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题，即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其他传统史学经典，都有作为文本的特征。这一组里余下的三篇，两篇是访谈，一篇是在新媒体上和初学者、非专业读者的互动答问。其中《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这篇访谈是近期的，重点介绍了几经改革后的“《资治通鉴》导读”这门课程的主导思路，与代表早期想法的《〈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一文相比，有不少更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比着看。互动问答系列，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初学者与业余文史爱好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希望有所帮助。

经与出版社负责人与主要编辑人员商量后，我们决定把书名定为《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主标题“稽古至治”四个字，采自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原文，但在字词的用法上有所变化。司马光的原文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编纂《资治通鉴》的本意，在这几句话里表达得非常清晰，是希望历史借鉴对达成至治有所助益。用“稽古至治”四个字来概括司马光修书的本意，应该是合适的。但在司马光的原文中，“至”是一个形容词，圆满、极致之意。以“稽古至治”来浓缩司马光的思想时，把“至”字变成了动词，取到达之意。唐太宗《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这里的“致治稽古”和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更接近，且“致”字更有强调达到之过程的含义。但几经斟酌，我们认为还是取司马光原表中的文字更妥当。

我不知道把写给初学者、普通读者的文字和专业学术论文集合在一起，是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学术研究的专精化、细分化，早已使得学者们非常重视学术讨论的门槛、边界。在多数学者眼里，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历史学界情况也是如此。专业的历史学者都会思考“历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讨论历史学的本质、研究历史文本、探索历史研究的技艺，但已经很少考虑“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了，尤其是它的社会功能层面。我认为，“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包含“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和“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两个侧面，两面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人们相信历史借鉴具有辅助政治的功能，这种认识影响了人们定义何为史学，如何修史。而在今天，现代史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存在于人们认知工具体系中，在现代学科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呈现出越来越专精的特点。在学者群体中，历史学的功能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术高墙之内。但这并不妨碍历史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社会各个层面运用着。一门学科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社会功能。专业的历史学者，真的能置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于不顾嘛？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观与世界观、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当扭曲的历史观塑造出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之后，历史学者这个群体应该负怎样的历史责任呢？

权把这本小集子当作一种尝试吧，我试图用它来展示如何把学术思考贯穿进文化普及领域，如何让历史学的专业研究顾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让具备不同知识基础的读者各有所得。至于这么做是否合适，能不能成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姜鹏

2019年10月15日

怎样读《资治通鉴》？

一、《资治通鉴》的编撰

《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过司马光两个童年故事，除了妇孺皆知的“司马光砸缸”之外，还有一个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个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童年故事，和司马光的终身成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司马光六岁就学，七岁开始就迷恋上了《左传》这部书，“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幼年嗜读《左传》，应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从《资治通鉴》的体裁选择和时代断限上，都能得到佐证。首先，在体裁上，《资治通鉴》选择的是和《左传》一致的编年体；其次，在断限上，《资治通鉴》始于“三家分晋”，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

《左传》叙事结束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知伯荀瑶帅晋师伐郑，及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晋国赵、魏、韩三家灭知伯。关于三家灭知伯，《左传》只简单地交代了下结果，并未就整个过程展开具体叙述。《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是“三家分晋”的正式完成，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司马光根据书中的纪年标识，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这部书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结束于公元959年，陈桥兵变的前一年）。后人一般也沿用这一说法。事实上，从叙事角度看，《资治通鉴》涵盖的历史跨度，并不止1362年。司马光把“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放在全书第一句，是为了突出批判意识（诚如胡三省所谓：“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详参拙著《帝王教科书》第二讲《意蕴深远的开篇》），并非《资治通鉴》叙事的起始年限。在这句话之后，司马光用倒叙手法，详细追述了三家灭知伯的全过程，体现了既接续《左传》，又弥补《左传》的特点。故《资治通鉴》真正的叙事年限应超过了1400年。

司马光很早就开始着手这部书的编撰。最初编成了《历年图》五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间历朝大事记，提纲挈领，并于治平元年（1064年）进呈给宋英宗。很多学者把这份《历年图》看作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的提纲。

之后不久，这项庞大的编年史写作计划，完成了前八卷内容，司马光将之命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年）进呈给宋英宗，内容包括从三家分晋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宋英宗在看了之后，决定将司马光编修史籍的工作转变为官方行为，由政府出资募员，司马光领衔，来完成一部讲述“历代君臣事迹”的史书。经司马光和宋英宗沟通后，决定将这项工作放在编撰《通志》的原计划基础上进行。这是这部编年体通史成为官修书之始。很多文献都说《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历经19年（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作为编修的起始年来算的。这个算法其实也不确切。如前所述，这一年只能算这部书成为官修书的开端，事实上司马光的准备工作和早期编写工作，早就开始了。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司马光开始挑选助手，强化编修程序。司马光将编修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将所有史料按年月汇集，称作“丛目”；第二步是在“丛目”基础上，将无益于治道的内容予以删削，也要对一事多说者进行辨析、提炼，称之为“长编”；第三步是在“长编”基础上删定成书。三位助手完成前两步工作，最终司马光亲自笔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年）春，司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这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所以这第一批定稿进呈给了继任的宋神宗，并由司马光在经筵中为宋神宗讲解相关内容。宋神宗为这部书写了篇序言（由当时的翰林学士王珪代笔），并正式将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二、《资治通鉴》的读本

《资治通鉴》最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校订完毕，并于杭州镂版刊行。同一年，司马光去世。宋哲宗亲政以后，一反司马光与太皇太后高氏领导的元祐政治，立志绍述乃父熙丰新法。反王安石阵营，以及与司马光政治意见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击。宋徽宗时，定下“元祐党籍”并刻碑。司马光被目为元祐党领袖，《资治通鉴》也差点遭毁版之厄运。幸赖刻版前缀有当初宋神宗所赐的“御制序”，这部伟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来。

1086年镂版于杭州的这个最初版本，已久不见于人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比较早、比较流行、质量也比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完成于当时的余姚。民国时代“四部丛刊”和近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资治通鉴》，就是以这个本子为主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最佳读本，当然还是20世纪5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整理本。这次整理，选择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资治通鉴》作为底本。选择这个底本最大的好处是，读者在读到《资治通鉴》原文的同时，还能读到胡三省的注释。胡三省的注释，是古人研究《资治通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华书局的整理本还将当初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编集的《资治通鉴考异》逐条散布在相关历史事件下。《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每个历史事件只能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一次。它不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同一件事，比如“鸿门宴”，可以在项羽、刘邦的本纪或张良、樊哙的传记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说法。简单说，编年体对于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种说法。但问题是，很多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对编年体史书的作者来说，如何判断、取舍这些相互歧义乃至于矛盾的史料，势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前文介绍《资治通鉴》编纂的基本步骤时介绍过，有一个从“丛目”到“长编”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长编”的时候，碰到一事多说者，对任何一种不同说法都要详加考察，或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记载，或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这对于修史者来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确保编纂者每次选择都是正确的。碰到这些情况，司马光和助手们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说法舍弃，而是另外汇集成一部《资治通鉴考异》，对相关史料进行剖析，说明《资治通鉴》的取舍理由。因此，后人用“长编考异法”来概括《资治通鉴》编纂在学术上的特点。讲得简单点，“长编考异法”也就是尽可能占有史料、尽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这套方法还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华书局整理本将《考异》散在正文之下，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资治通鉴》及相关历史内容。

对于绝大多数非文史专业读者来说，要通读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恐怕是很有难度的。文言文以及历史背景知识，都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很多读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话本《资治通鉴》，以辅助阅读。市面上有不少品种的白话本《资治通鉴》。在此想略为讨论一下市面上比较流行也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即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编写者在这套书上的确费了不少工夫，内容比较完整，出现得也比较早，从台湾引进后即大受欢迎。但柏杨这套书除了白话翻译外，还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评论。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杨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读他的书，借助其白话文来帮助理解《资治通鉴》原文，完全可以，但千万不能被他的个人思想牵着鼻子走。

柏杨是台湾“自由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评论中国历史的作品，多数都是以推动台湾“自由化”为目的的，包括这部白话《资治通鉴》。所以他才会在开卷的地方批评司马光缺乏民主思想。站在历史角度来看，柏杨对司马光的这番批评纯属无理取闹。每一代精英只能在历史给予他的条件下努力行事，没有人能超越历史。如果生活在将近一千年前的司马光具有民主思想，那才是咄咄怪事。研究历史、解读历史的前提，是尊重历史。不应该以今人的尺度讥诮古人，更不应该通过对古人的无理攻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无论其试图达到的目的有多正当，其手段都是不正确的，其思想深度也是可疑的。而且，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成果的逐步丰富，柏杨这批人所持的批判传统的立场，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

也有很多读者，可能只是想对《资治通鉴》的风貌作些了解，而并不执着于读完整部书。针对这样的读者，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节选本。市面上《资治通鉴》的节选本也有很多。老一辈学者中，瞿蜕园、王仲荦都分别选注过《资治通鉴》。我想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王仲荦编注的《资治通鉴选》。这是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的一种。

这部《资治通鉴选》辑录的内容虽不多，只涉及“张骞通西域”“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北魏孝文帝变法”“唐并东突厥”“安禄山之乱”“黄巢起义”“契丹灭后晋”等八个主题。但编选者的眼光，可以从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

举一个例子。王仲荦对“安禄山之乱”相关内容的节选，是从《资治通鉴》原书第二百十七卷天宝十三载（754年，即叛乱的前一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于华清宫开始的。之后《资治通鉴》又记载道：“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据说老子姓李，李唐因认为祖宗）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此后在叙述安禄山准备谋反的过程中，司马光又频繁插叙唐玄宗往来于长安与华清宫之间。这些看上去很枝蔓，与“安禄山之乱”这个主题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内容，王仲荦在编选时，全部予以保留，没有作任何删节。恰是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编选方式，体现出了王仲荦这个选本的高明之处。何以见得？

我们来做个对比。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是史学名著。《通鉴纪事本末》对《资治通鉴》原文作了不少删节。比如对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关内容的选取，在说完安禄山入朝之后，就介绍安禄山私蓄良马，紧接着又说他如何收拢人心。把李琪见玄元皇帝、唐玄宗往来于华清宫的内容全都删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余叶，紧锣密鼓地铺叙反叛预谋。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在这里插叙这些看似与安史之乱无关的内容？看看那条奏报李琪见到“玄元皇帝”的记载，其中说到这位所谓的“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多么巨大的讽刺啊！巨奸在侧，大难旋至，一朝君臣仍沉湎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话中，宣告国祚延昌，未能欺人，却实实在在欺骗了自己。再看看那些关于上清宫、华清宫的记载，一个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禄山顺利起事的保障吗？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领悟，《资治通鉴》的叙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这些看似与安禄山叛乱无关的枝枝叶叶，都是在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像。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安禄山干了些什么，更要关注唐明皇同时在干什么。

《通鉴》这一手法形成的强烈对比，效果绝不亚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学性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都不见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干枯而残缺的文本。而王仲荦的选本，看似很懒散，没有对原文作修剪。但事实上，这样不妄做改动的选本，恰恰是参透了《资治通鉴》的三昧。

顺便一提，很多老师都非常重视《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对于不熟悉历史事件的初学者来说，的确是入门的好把手。但也诚如很多前辈已经指出的那样，袁枢的才、学、识都很一般，改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往往遗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们还是不能以它来代替《资治通鉴》。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11日08版）

《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几万种的史学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建立宋代的陈桥兵变之前，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表述，这就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差异。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借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

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该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

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

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

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

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5个朝代，14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

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

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

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对“忠”的看法也不同。

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的集合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

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

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但我们要认识到，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

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人所杀，那人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

其实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

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认识《资治通鉴》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

大家读《资治通鉴》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读《资治通鉴》，读到的是什么？是历史本身吗？（学员回答：是。）我来告诉你：你错了。

刚才我们坐下来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讨论，觉得很不可思议，《资治通鉴》里面讲了这么多荒淫残暴的皇帝，一杀就杀几十万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迷局。不仅今天很多读者、业余文史爱好者，乃至于很多专业的研究者都没有跳出这个迷局：总是试图通过被写成文字的历史去追求过往的真实性。我们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历史吗？当然，我们是在面对历史，但不要忘了，我们和历史之间站着一个人，谁？为我们讲述历史的人。具体到《资治通鉴》，这个人，就是司马光。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我们读《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进入了历史，而是看到了司马光为我们讲述的历史，这一点必须要明确，否则我们会被误导得很远。

今天下午，大家请我来讲《资治通鉴》，深感荣幸。同样的问题，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在哪里？重点仅仅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本身吗？不。周汝昌讲《红楼梦》，很多人都觉得那重点一定是《红楼梦》。吴小如先生就曾和我说过，他说小姜啊，我跟周先生什么都能谈，就是不能谈《红楼梦》。我说为什么？他说一谈就掐起来。所以周汝昌谈《红楼梦》，重点是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理解，甚至可以说重点就是周汝昌，而不是《红楼梦》，这个道理简单吧。所以姜鹏讲《资治通鉴》，重点也不在《资治通鉴》，重点在姜鹏。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请某某先生来导读《资治通鉴》中的隋唐部分，你们也会认为重点在隋唐史。错了，重点在这位某某先生。

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流行写通史，用西方学术写作的模式，重新整理中国历史。钱穆先生有《国史大纲》，范文澜在延安编《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了整套的《中国通史》，吕思勉也有《中国通史》，邓之诚有《中华二千年史》，郭沫若有《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很长时间里面是做大学教材的，等等。那么多大家从三四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都在写通史，写出来后本本不同。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中国的历史材料之丰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民族能够跟我们比。所以任何一种解释角度，都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给你解释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来。就像你跟你爱人，一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你要跟他（她）离婚，肯定找得到非常充足的理由；你要跟他（她）继续过下去，同样可以找到足以说服你自己的理由。

比如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他的问题意识，他组织材料的方法，他最后的结论跟吕思勉能一样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他们两个人已经比较接近了，同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对中国传统抱有温情。钱先生跟吕先生之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如果换成钱穆和郭沫若，一起坐在这里辩论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根本问题，我想，允许打的话，一定会打起来。首先，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论，钱穆肯定不同意。钱穆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到什么东西，他为什么写《国史大纲》？钱穆一生的学术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中国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能不能走向现代文明？会不会有民主？他的回答是：能。所以《国史大纲》的根本精神也在这里。用今天的话讲，《国史大纲》就是通过重新整理历史，来为这个民族寻找文化自信的。郭沫若就不是这个想法。郭沫若传统学问功底也很深，是“甲骨四堂”之一，不可小觑。很多人因为看低他的人品，不愿读他的书，这个态度不客观。但从史观的角度讲，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并走得更为极端。他不会同意钱穆的观点，如果中国可以依靠自己的文化资源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民主，那要革命干什么？

就我本人而言，我站在钱穆这边。所以我一直认为钱穆才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但这不是今天演讲的主题。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读这些书，读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书，重点其实不是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重点是这个学者通过讲述历史希望你明白什么，《资治通鉴》也一样。这一点是首要的。

二

《资治通鉴》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但它只描述了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纲要，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句话之后，《资治通鉴》才讲了第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是三家灭智伯。但事实上三家灭智伯发生在三家分晋之前，是公元前453年的事情。司马光在这里用了倒叙法，将时间往回拉了半个世纪。最初，晋国有六卿掌权，除韩、赵、魏以及智氏之外，还有中行氏、范氏。智伯领导韩、赵、魏三家，先把中行氏、范氏给灭了；之后智氏成为晋国最厉害的家族。后来韩、赵、魏三家又把智伯给灭了。可以说三家灭智伯是三家分晋的前提。大家注意一点，《资治通鉴》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左传》最后一句话就是照应到三家灭智伯，但是没有展开。司马光既要利用三家分晋这件事把自己最基本的政治思想表达出来，又要照顾到接续《左传》，所以我们看到《资治通鉴》开篇，有这么一个倒叙的结构。

三家灭智伯的故事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细节我不讲了，只讲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故事后面，司马光对智氏为什么会灭亡所作的一个评论。因为智氏家族是以才华为标准选择继承人的，最终挑出了很有才华却没有品德的荀瑶（也就是故事里的智伯）。相对来说，你看赵氏家族选继承人：赵简子选择无恤（亦作“毋恤”）为继承人，主要是因为这个儿子为人厚重，做事靠谱，可以说赵氏用了一个更靠近德的标准。这样，两个家族的立嗣标准就形成一个鲜明对比。而后来，正是以赵氏家族为主力，三家消灭了智氏。这样的一种对比，隐隐约约地在提示我们，选择继承人，德比才能更重要。

在评论中，司马光把这个提示明确化了。司马光的议论，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叫“才德论”，认为智伯的灭亡是有才无德、才胜德之故。通过这样的评论，司马光想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缺乏最基本的品德，那他有再大的能耐也没用，最终还是败事，不能成事。你说司马光的观点对不对？就如何看待才和德之间的关系而言，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智氏家族真的就是因为智伯的有才无德而灭亡的吗？

大家要学会一个本事，不仅要读《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还要知道《资治通鉴》里的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史源”学，也就是这些故事素材的源头在哪里。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某一个故事不止一个版本，有很多源头，但司马光偏偏选择了这个版本，而不是那个。这里面就大有学问。好比你们挑选恋爱对象，两个都很爱你，但你为什么选这个，而不选那个，一定是有理由的。司马光选故事也一样，一定有理由。三家灭智伯的故事里，有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探究、深思，那就是关于赵氏家族怎么挑选继承人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的版本是：赵氏更看重人的品行，这个版本出自一部儒家典籍《韩诗外传》。事实上，赵氏立嗣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见于《史记》。从史学的角度讲，《史记》当然更值得重视，司马光也非常重视《史记》。但在选择赵氏立嗣故事版本的时候，司马光为什么抛弃了《史记》，而采用《韩诗外传》？

我们先看《史记》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看完以后你会大吃一惊。《史记》讲到赵简子要在众多儿子当中挑选一个继承人，他相信一个术士，叫姑布子卿。姑布子卿会看相，赵简子要挑继承人了，就请姑布子卿来相一下。结果呢，姑布子卿说这几个一个都不行。但他又对赵简子说了，不对啊，你的儿子并没有全部在这里啊，我之前在路边见过一个，怎么不在？赵简子说：对，还有一个叫毋恤的。于是把毋恤叫出来了。姑布子卿一见到毋恤就说：就是他了，他的相貌最贵。这时赵简子为难了，说一开始不叫他出来，正是因为不可能考虑他做继承人，原因是毋恤的母亲是一个身份非常微贱的“翟婢”。首先，身份是个婢女；其次，这个婢女还不是华夏血统，是狄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蛮夷。所以赵简子压根儿没有想过她生的儿子可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姑布子卿却说：就是他了，如果天命在他身上，那即便出身微贱，以后也会贵重的。

姑布子卿这么一说，之后赵简子倒真放在心上了，也经常找毋恤聊聊天，发现毋恤在见识上的确比其他几个儿子强。有一次赵简子跟他所有的儿子说，我有一份宝符，藏在常山（即恒山）之上，你们都上山去找，找到的有赏。赵家所有的儿子都登上去了，但其他人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宝符。只有毋恤回来说，我找到了。赵简子就问，宝符在哪呢？毋恤回答：“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什么意思？今天的山西可以分为南北两部分，恒山以北，古人叫代地。这片地区，春秋战国之际，还是被游牧民族所占有，不属于华夏诸国。那么它是怎么被并入华夏版图的呢？就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尤其是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代地被赵国逐步兼并了。从《史记》所载来看，兼并代地的想法，赵简子时代就有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理解毋恤回答赵简子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跨越恒山，并利用恒山的地形，居高临下，代地就可以被我们纳入囊中。其实他看到的宝符，是一个地理战略形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件。他看对了吗？看对了。赵简子要的就是这个答案。于是赵简子相信，毋恤的确比其他任何一个儿子都优秀，便立毋恤为太子了。

这个故事讲完，我问一个问题，赵简子是靠什么来选择继承人的，是才还是德？他的标准也是才华呀，对不对？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关于赵氏立嗣的故事，司马光为什么舍弃了在史学上更为著名、更为重要的《史记》中的版本，而采用了《韩诗外传》的版本？就是因为《韩诗外传》强调人的德性，和智氏家族灭亡的故事配上后，让大家看到最终是有德的战胜了有才的，这才体现出他的“才德论”的正确性。如果他用《史记》的故事版本，会是什么结果？《史记》讲赵氏也是选才的，和智氏没有区别。那怎么借智氏被赵氏所灭的故事得出德比才重要的结论呢？所以，为了配合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舍弃了《史记》。这让我们看到，司马光是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来选择史料的，而不是通过史料来确立观点、立场的。这个结论很重要，看任何史书，头脑都要有这个意识。大家永远不要轻易地认为，通过阅读某一部或几部史书，就能找到真实的历史。你读这一部史书，只是这些史学家给你堆积起来的一套史观。好的史学家运用史料严谨，经得起检验，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拙劣的史学家，他的史料的堆积和逻辑经不起检验。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这里，而不是谁说的更真实。无论优秀的史学家，还是拙劣的史学家，可能他们讲的都不是真相。所以，如果你要问《史记》和《韩诗外传》中两个赵氏立嗣的版本，哪个更接近真实？这个问题无解，完全有可能都不真实。真实的只有史学家表达的意图，他想说明什么。

三

《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史料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时段越往后，它的史料价值越强。讲到唐朝、五代的部分，《资治通鉴》有很多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时还存有很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实录，以及私家文集、传记，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有足够的一手材料可以参考。有人会说，宫廷实录也不一定可靠啊。对，司马光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请大家注意，“可靠”未必是司马光选择史料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换句话说，司马光和现在很多职业史学家不同，不是以追求“真实性”为终极目的的。当然他也非常严肃认真地追求“真实性”，《资治通鉴》有很强的“真实性”追求规范。这个听上去很矛盾，其实不矛盾。在《资治通鉴》中追求“真实性”与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一点我们留待后面再展开，这里先向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说追求“真实性”不是司马光的终极目标。

《资治通鉴》里面用过很多私人笔记，乃至于野史小说。举个例子，《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政变之前找过两个人，一个叫李靖，即卫国公李靖，戏剧小说里红拂女的情人。还有一个就是《隋唐演义》里徐茂公的原型徐勣，唐朝建立以后被赐姓为李，《资治通鉴》里这个人就叫李勣，封英国公。李世民分别找他们俩商量怎么对付大哥李建成。面对李世民的咨询，李靖和李勣是什么态度呢？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见于中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幾的儿子刘所写的《小说》。书名就叫《小说》。古人所谓的“小说”，其实就是今天人所谓的“段子”，姑妄说之姑妄听之的事。大家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人写段子，古人也写段子。今天的段子在网络上，过两天就被新段子淹没了。古人的段子一本正经地留在书本里流传到今天，你一不留神就上套，把它当历史了。“杯酒释兵权”“斧声烛影”都属于这类。这是题外话，回来讲刘《小说》如何描述李靖、李勣应对李世民。

刘说，当时李靖和李勣都推辞了，没有帮李世民出主意，更没有出面充当打手。换个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李靖、李勣都没有做政治投机，没有选择押宝，体现出两个人的品格。《小说》要表达的是这层意思。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见于稍微晚一点的《统纪》。它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编写的关于唐代的编年体史书。《统纪》里面就讲，李靖和李勣纷纷给李世民出主意，并主动表示愿意充当打手，帮他扫除政敌。对于《资治通鉴》来说，难题出现了。刘的《小说》、陈岳的《统纪》，各执一词，没有第三方材料可供佐证。该如何选择？《资治通鉴》绝了，绝在哪里？司马光明确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种更靠谱，但我决定采用刘《小说》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刘的说法体现出李靖、李勣这两个人厚道，用司马光的话说，传播这样的行为有益于风化，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正能量，能起到用正确的行为引导人的作用。这是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交代的。很多有多种记载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为什么取这一说而不取那一说，司马光都会在《通鉴考异》里交代。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正文里看到的，就是李靖、李勣不做政治投机，没有帮助李世民对付李建成。

请大家注意，司马光在这里的取舍标准是是否有益于人心教化，而不是真实、可靠。这与《资治通鉴》最根本的宗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相吻合的。对古人来说，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治世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像今天的很多职业史学家那样，写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弄经费。我们一定要记住，司马光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位史学家。仅用真实性、可靠性来评价《资治通鉴》，说得不好听一点，似有坐井观天的嫌疑。

四

《资治通鉴》的作者用主观意愿选择史料的同时，也极其严肃地寻找历史的真实性，这才是最难理解的地方。我在演讲的开头，就提醒大家，不要跌入执着于真实性、确定性的迷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胡说八道了。前面我提到，在《资治通鉴》里，追求“真实性”和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里还得补充一句，消解“真实性”，是以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为前提的。当一个人根本不具备追求“真实性”的能力，而来消解“真实性”，那是不足以服人的。如果《资治通鉴》没有在追求“真实性”上下足够的工夫，也就不可能成为经典。

事实上，《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们现代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这套方法我们概称之为“长编考异法”。所谓“长编”，简单地讲，就是在尽可能网罗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前后通贯的历史叙事。所谓“考异”，简单地讲，就是从相互矛盾的记录中，考订出一个相对确定或更符合真实的结论。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在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吗？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做“长编考异”的时候，下足了后人称之为“考据”的工夫。我们今天讲考据学，大家马上想到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面旗帜。其实清朝人用的考据方法，绝大多数在宋朝人那儿都已经有了。笼统地说，清儒工夫绵密，宋儒格局宏大。但像司马光、朱熹这样的宋朝大儒，他们的考据水平，放在清代，那也是一流的。很多人看到乾嘉考据第一人戴震经常批评宋儒，他们也跟在后面疵议，没戴震的那点本事，却学了戴震的毛病，那是很可笑的。另一方面，戴震说宋儒错了，未必宋儒真错了。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司马光，其实他有比“真实”更高的追求，是对价值的追求。换句话说，宋儒的学问是要发挥社会功能的，清儒的学问是纯知性的。所以我认为，今天要谈文化复兴，宋儒对我们的示范意义更大。这是题外话。

我们具体来讲讲，《资治通鉴》是如何下考证工夫的。先举个汉武帝时代的例子。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这一年讲到“徙豪侠茂陵，族郭解”。这个故事本身见于《史记·游侠列传》。郭解是汉代中期布衣游侠的一个代表。秦汉以后，有一个传统叫实陵制度。秦始皇灭了六国，把很多关东大族迁到咸阳附近，防止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地盘上兴风作浪。汉代以后很多皇帝也是这么做的，为了降低地方抗衡中央的能力，把地方精英迁徙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很多时候就是迁徙到为现任皇帝营造的陵墓周围。把陵墓周围充实起来，形成城邑，所以叫“实陵”。这些精英在地方上都能呼风唤雨，现在政府把他们迁走，对他们来说就是鱼脱于渊。对老百姓来说，失去这些精英的领导，就成了乌合之众。所以这对中央集权统治是有利的。但什么叫“豪侠”，怎么样的人该迁徙，得定个标准吧。汉武帝那次迁徙，定的标准是家产300万以上的，都在迁徙实陵之列。郭解是河南轵县人，当地的大侠，在河南一带很有影响力。用现在的话说，是全国知名的“黑社会”领袖之一。这样的人该不该迁徙？从财产标准看，郭解的家产不足300万，不符合被迁徙的标准。但从中央精神的角度看，是要把有强劲地方影响力的人迁走，以确保地方的稳定。郭解这样的人，影响力远远大于很多有巨额家产的人。这对于地方官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迁郭解吧，怕被上级批评没领会中央精神；想迁郭解吧，又拿不出红头文件做依据。最终，一位杨姓的地方官决定，还是把郭解纳入迁徙名单。名单上报以后，发生一个小插曲，抗匈名将，也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亲自出面为郭解求情，对汉武帝说郭解贫穷，不符合家产300万的标准，不应该迁徙。没想到汉武帝来了句，这个人有能力让将军你亲自为他求情，看样子家里不穷。汉武帝何等聪明啊，他也看出来了，关键不是有没有财产的问题，而是影响力的问题，能让卫青出面说情的人，一定非同小可。所以，这一求情，反而让汉武帝亲自定调，郭解被迁徙成了铁板钉钉的事。于是，郭解走上了被迁徙的道路。

但别忘了，郭解是地方“黑社会”领袖，是有团伙的。郭解刚被迁不久，地方上那位主张迁徙郭解的杨姓官员，就被郭解的手下给杀了，甚至这位官员的父亲也被杀了。杨家的人告状告到长安，结果去告状的又被郭解的人杀了，而且是“杀之阙下”，就杀在汉武帝的宫门口。这下汉武帝震怒了，这是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啊。于是下令，捉拿郭解。拿到以后狱审，把郭解以前犯过的案子都翻出来。结果发现，郭解做的案子尾巴都割得很干净，要么是别人出手替他干的，要么都已经过赦免了。依法论处的话，还真拿他没办法。这时候出现一位官员公孙弘。公孙弘说，郭解身为一介布衣，有仇家都不用自己动手，自然有人替他代办，这不也是操持生杀大权的一种方式吗？问题是，身为平民，怎么可操持生杀之权呢？平民而操生杀之权，不是和皇权叫板吗？和皇权叫板，那不是大逆无道吗？大逆无道的罪，能赦免吗？大家看，公孙弘的推论有问题吗？好像的确没毛病，逻辑很严密。于是，郭解就被定了大逆无道的罪，被族诛了。

这个故事在《史记·游侠列传》里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而根据《汉书·武帝本纪》，汉武帝时代迁徙豪侠之民充实茂陵有两次，一次发生在汉武帝继位后不久的建元二年（前139年），一次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每个历史事件都要有相对精确的时间定位，郭解的故事也一样，到底是建元二年还是元朔二年，不能模糊，必须锁定。在《资治通鉴》之前，另一本编年体史书《汉纪》，是把郭解这件事放在建元二年讲的。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认为不对，因为故事里出现了卫青、公孙弘两个人物。卫青第一次出击匈奴是元光六年（前129年），公孙弘受汉武帝任用，最早也是元光五年（前130年）以后的事。所以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因为那时候卫青、公孙弘都还没有在朝廷上发言的资格。根据这点，《资治通鉴》排除了建元二年的可能，把郭解的故事放在元朔二年。元朔二年，卫青和公孙弘都有相当的地位了，这个故事才合理。

五

历史事件最核心的，无非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大要素。上面这个例子，就是以人物身份为线索，考订出事件相对合理的发生时间，纠正了《汉纪》的错误，也克服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对个别事件不注重时间精确性的缺点，体现出《资治通鉴》追求真实性的能力和方法。

再举两个例子。东汉后期著名的人物孙坚死于哪一年？这是个小问题，不牵涉到大局，且权威史书有明确交代，但《资治通鉴》还是认真对待，采用了不同于权威的结论。权威史书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都说孙坚死于初平三年（192年）春。再加上袁宏的《后汉纪》也说是初平三年。一般学者看到《三国志》《后汉书》的说法，就不再深究了。但《资治通鉴》编修团队注意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时使用的一份边角材料——《山阳公载记》。山阳公就是汉献帝。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时候用过这部书，后来失传了。《山阳公载记》里载有孙坚的儿子孙策上给汉献帝的一道表章。孙策在表章里面讲到，他是17岁失怙的，失怙就是失去父亲的意思。这下问题来了，孙策本人死于建安五年（200年）当时26岁。17岁失怙的话，往前推9年，应该是公元191年，相当于初平二年，不是初平三年。这里就出现问题了，《山阳公载记》提供的信息和非常权威的《三国志》《后汉书》都不一致，怎么办？司马光他们决定采用根据《山阳公载记》推算出来的结论，所以大家看《资治通鉴》里孙坚死在公元191年，比《三国志》《后汉书》都少活一年。《资治通鉴》为什么这样决断呢？一，孙策不可能记错自己的年龄；二，孙策不可能记错父亲去世的时间。所以在这一个案例上，孙策的表章事实上比权威史书更权威。除非你有铁证，证明这道奏章是伪造的，很可惜，没有这样的证据。

这里看出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有两个特点。一，对历史细节不是浅尝辄止，并不因为有两种以上的权威著作记载了同一个结论，就轻易接受它，还是要仔细检验，体现出他们的严谨、认真。二，孙坚的确切死亡年份，并不是《山阳公载记》直接告知的，而是隐藏在孙策提供的一个细节（即他17岁失怙）的背后，是需要琢磨、推算的。这样的细节，不要说普通读者，连很多专家都有可能忽略。这个问题，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意到了，《资治通鉴》的编修者也非常敏感地把它揪出来了。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消解真实是要有追求真实的本事的，没有追求的本事没有资格谈消解。好比谈恋爱，人家谈都不愿意跟你谈，那哪有失恋这回事情嘛。

前面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是有裴松之提醒在前，那再举一个《资治通鉴》编修团队通过自身努力挖掘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错误的例子。发生在公元220年的汉魏禅让仪式，也就是汉献帝和曹丕两个人的权力交接仪式，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这件事具体发生在哪一天？又有两种说法，《三国志》说是十月庚午（28日），《后汉书》却说是十月辛未（29日），差一天。《资治通鉴》的原则是，能讲清楚的事情，一天也不能差。现在的问题是两部权威史著打架了，怎么决断？清代乾嘉时期史学考据最有成就的学者钱大昕，对《三国志》的评价高于《后汉书》，认为一般来说，两书不一样的地方，《三国志》正确的可能性大。作为宏观结论，我也同意钱大昕的说法，但并不见得每个细节都是《三国志》对，《后汉书》错。这里讲的汉魏禅让日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资治通鉴》最终把汉魏禅让的具体日期定在辛未日（29日），和《后汉书》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刻过一块禅让碑，这块碑直到今天还在，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块碑上刻的日子是辛未日。实物材料一般来说都是有很高的价值的，再加上有《后汉书》的佐证，《资治通鉴》就这么定下来了。这些例子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治通鉴》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高超的求真技巧。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我刚才讲的——传统史学家往往会在真实之外另有追求，尤其是对价值观传播的追究——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以为不以追求真实为唯一、最高的目的，就可以信口开河，不是那样的。把李靖、李勣的例子，和后面严格考据的例子结合在一起，就是我说的，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和对于真实性的消解，是同时存在于《资治通鉴》中的。这对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我来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一个是学术史上的例子。先举一个通俗的、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比喻一下，我跟你说，你老婆，或者你老公，对你既爱又恨，你能理解吗？爱和恨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它们经常共存于一体之中，这肯定能理解吧！

再举一个学术史上的例子，是关于物理学的。物理学里面有一个著名争议，就是光到底是粒子状的，还是波状。牛顿提出，光是从光源发出的一种物质微粒，在均匀媒质中以一定的速度传播。后来有一位叫惠更斯的物理学家，他反对牛顿的粒子说，惠更斯认为如果光是微粒性的，那么光在交叉时就会因发生碰撞而改变方向，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他认为光是波状的，提出了光的波动说。这两种说法完全不同，在普通人的头脑中，粒子和波甚至是不可兼容的两种状态。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后来爱因斯坦打破了一般人的想象，认为光既是粒子，也是波，具有波粒二象性。这对依靠经验来理解世界万物的普通人来说，的确很难理解，一样东西怎么会既是粒子状的，又是波状的呢？这明明是矛盾的嘛！但爱因斯坦说，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来类比《资治通鉴》中追求真实与消解真实同时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对于《资治通鉴》这样经典的传统史学著作，对于司马光这样非职业的伟大史学家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叙事是否真实来评判其价值。这就是司马光这样的传统史学家，比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里面的职业历史学家高明的地方。

（本文原为“明德讲堂”讲稿，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从“通”“鉴”二字谈如何读史

一、从用人的角度看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在我们的传统典籍当中，史学著作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栋”这个词来形容。《四库全书》里面收录史部著作562种，没有被收进去，但是在存目里面的有1540种，加起来2102种左右。这么多史学著作，我们为什么要挑《资治通鉴》来读？或者可以反过来问，《资治通鉴》它有哪些特点是契合着我们今天人的需求的？这两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今天打算从两个字上做文章，把这个问题讲透。这两个字，就在这书名里面：一个是“通”字，读史为什么要通？通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我们一直讲以史为“鉴”，那如何以史为“鉴”？把“通”和“鉴”这两个字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明白这部书的意义在哪里了。

第一个问题，读史为何需要通？我们首先要知道，《资治通鉴》是一部通史。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史”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断代史。什么叫做断代史呢？断代史一般是以一个王朝的兴衰为叙述范围。《汉书》就是讲西汉的，《后汉书》是讲东汉的，《三国志》就是讲东汉末年到三国归一这段历史的，等等。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几部通史，但为数不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史记》就是通史。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说，要看懂今天，就必须去梳理从古到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背后有哪些玄机，然后方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司马迁的格局很大。在我们传统史学中，向来是以“两司马”并称的，除了司马迁之外，就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这部书，在书名里就明确地把这个“通”字点出来了，叫《资治通鉴》。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它不是一部断代史，不是仅仅关注一个王朝或一家一姓的兴衰，它是有视野、有格局的。

第二，我们看《资治通鉴》里面有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虽然它不局限于一个王朝，但它也是以王朝的兴替作为叙述线索的。所以它又不是专门史。所谓专门史，就是专讲某一特定领域的历史，如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现在很流行的妇女史、医疗史，都属于专门史。所以，我们要理解《资治通鉴》的话，必须要明白它给予我们的是历史大脉络，是宏观、通透的格局和眼光。这样一种视野对于我们学习历史有什么帮助？我打算用案例比较的方法，把它讲清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开头就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善于用长时段的眼光来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是片面的。这就体现出阅读通史的重要性，通史最重要的，就是能给予我们长时段的眼光，而不局限于一朝一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系年最早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三家灭智伯”事件，它是后来“三家分晋”的前提。从春秋到战国的过渡，很多历史学家是用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来区分的，即“三家分晋”。春秋时期的大国晋国，被三个大家族赵氏、韩氏、魏氏给瓜分掉了。所以在战国七雄当中出现了魏、赵、韩三个新国家，而春秋五霸中的晋国不见了。这是春秋向战国过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经常笼统地讲，《资治通鉴》是起于春秋战国之际。

但“三家分晋”有一个前提，因为在早些时期，韩、赵、魏三家并不是当时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比他们更强大的是智氏家族。问题是智氏家族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才华、能力非常强，但品德非常糟糕，为人处世毫无底线的这么一个继承人，这个人叫荀瑶，就是后来的智襄子。智襄子继位以后，运用他手里能够掌握的资源，不停地欺压别人，最后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把智氏家族给灭了。在讲述完这件事之后，司马光发表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才德论”。其中，司马光就提出了是用人以才还是用人以德的问题。司马光根据智伯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一个具备品德的人来说，拥有才华就更好了。因为才华能帮你把事做得更好。此所谓“才者，德之资也”。而对于一个有才的人来说，兼备品德同样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才华这东西它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固然能帮助你把事情给做好，但缺乏品德驾驭的时候，用它去做坏事，也能做得更为极致。所以必须用品德来驾驭才华，以确保才华用在正道上，这就是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所以才和德两者缺一不可。但事实上要人人都德才兼备，也是很困难的。很难随时随地发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这是现实状态。

接下来，司马光的评论也从理想状态进入了现实模式，万一你要碰不到这种才德兼备的，该怎么选择，怎么用人？而且司马光给设置了一个极端情景：假设你只有两种人可以选择，要么是小人，要么是愚人，你怎么选？小人是指有才无德的人，而愚人则是无才无德。很多人可能会想，小人和愚人，既然同样是无德，那至少选一个有才的吧。所以，多数人的结论可能会是选小人。司马光说，这么选就错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选一个的话，宁可选愚人，不要选小人。为什么？因为选小人的话，不是你制他，是他制你。选愚人的话，虽然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至少你还能够制得住他。所以司马光说：“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司马光这个观点和我们现在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调是要强调发展，发展就必须要有人才，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在比较片面地强调才能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这几十年，对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成绩的确不够理想，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懂历史、熟悉历史故事的朋友，马上会提出一个反面案例，就是曹操的“唯才是举”。曹操的成功，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解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就能用，不论有没有品德。因此曹操阵营的人才的确比其他阵营的人才占优势得多。有朋友就会觉得，这不是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司马光的“才德论”太迂腐了吗？身处在这曹操这个时代，如果用司马光这套理念来作指导，那岂不是只能等待失败的命运吗？所以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很多人可能都会对司马光的“才德论”提出质疑。

曹操在求贤令中说：“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当然我们从历史的效果来看的话，毋庸置疑，求贤令它是有正面效果的，是曹操成功的重要基础。但这就能说明司马光的“才德论”错了吗？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二、“唯才是幸”的负面效果

在正式讨论之前，先问一个问题：后来的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哪个最先失败？很多人会回答是蜀汉。没错，从政权形式上说，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汉，刘禅是第一个失败的。但再仔细想一想，当时决策曹魏政权灭蜀汉的，又是谁呢？或者说，那时候的曹魏政权还掌握在曹氏家族手中吗？已经不是了！灭蜀战争真正的总决策是司马昭，那时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已经二十多年了。曹氏小皇帝早就成了傀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曹氏政权才是三国中最早失败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现象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失败的结果和前面提到的唯才是举策略结合起来分析一下，看看两者是否有联系。

我从两个角度来解析这个问题。第一，我们来看一看“嘉平政变”。第二，我们来观察一下魏晋禅代之际，也就是司马氏篡权的过程。最后来总结，唯才是举是否只有正面效果？

第一，我们先来看嘉平政变。嘉平政变发生在公元249年，之所以称为嘉平政变，因为那一年后来的年号改为嘉平，《资治通鉴》里的系年就是嘉平元年。也有人称之为“高平陵事变”，是同一件事。当时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去拜谒魏明帝曹睿的陵墓高平陵，趁这个机会，司马懿发动了政变，所以它也叫高平陵政变。司马懿趁着少帝曹芳和曹爽兄弟出城之际，把洛阳城门关闭，把皇帝和曹爽挡在城外，然后迅速地控制了政权。从此，司马氏实质上控制了北方的政权。接着又经过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的努力，最后就把这个政权归到他们司马家了。

嘉平政变正好发生在曹操去世后的第三十年。司马懿可以说在极短时间内，顺利夺取了政权。观察当时的场景，很多朝廷重臣，几乎都是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司马懿夺权的支持。这也是司马懿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重臣的行为理解为，是对曹爽施政行为的不满。但再经二十几年，朝廷上有势力有作为的人，几乎多数都已经倒向司马氏这一边，在中央朝廷很少有继续忠于曹氏的实力派人物了，这是为什么？司马氏从发动政变，到彻底把持政权，何以能如此迅速？

我们不妨先看看第二个历史场景，即魏晋禅代之际。后来司马炎篡位成功，身边当然有很多帮助他的人，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名叫陈骞。陈骞的父亲名字叫陈矫，陈矫做到曹魏的司徒，也就是宰相这一级别的官员。陈矫其实本来不姓陈，他姓刘，后来过继给他舅舅做儿子了，所以改姓陈。改姓陈以后，他又从本姓刘家娶了太太。按古人的礼法来讲，这是不允许的，古人叫同姓不婚。陈矫因为这个问题被人抓了把柄，在官场上遭弹劾、打压。

但是曹操爱才，说陈矫这个人非常有才华，你们不要因为这些小事情，老揪着小辫子不放。每当他该升官、该受提拔的时候，总有人出来说，他娶了本家人做老婆。曹操为了帮助陈矫平息舆论，专门下了一条教令，说这类事情要既往不咎，不许再拿出来说事了。但是曹操肯定没想到，他全力爱护的人才陈矫，到他儿子陈骞，就积极地投奔到别人阵营当中去，把他们曹家给卖了。这样的人物其实不止一个，钟繇的儿子钟会，贾逵的儿子贾充，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贾充还帮助司马昭刺杀了曹魏的一个小皇帝曹髦。

另外还有一个叫石苞的人物，这个人本来赶车打铁，生活在社会底层，也是因着有才，赶上了“唯才是举”的大好政策，逐步逐步成个人物了。司马昭去世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按照什么礼节去葬他？按照臣礼安葬，司马家肯定是不甘心的，按照君礼落葬吧，事实上他生前还没称帝。结果石苞跑过来一哭，讲了一句话：“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于是“葬礼乃定”，最后是按皇帝的礼节下葬司马昭的。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些故事？透过嘉平政变、魏晋禅代，你看到什么？这些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或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二代，几乎很少有给曹魏做忠臣的。这是为什么？在才和德两个范畴中，忠诚属于哪个范畴？当然是属于品德的范畴。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唯才是举，不重品德，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凭什么又要求这些被唯才是举举出来的人物拿出忠诚来呢？这就是唯才是举的负面效应，也是曹氏政权的悲剧。这一点，光看曹操生前看不出来，你会觉得唯才是举真的很成功。所以一旦你拉长历史眼光来看问题，把后来的嘉平政变、魏晋禅代一起看进去，结论就会不一样了。

三、“才”与“德”的反思

要长时期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真的仅仅靠才华就可以了吗？通过长时段的眼光，仔细考察了唯才是举的前前后后，你还觉得司马光的才德论仅仅是一个迂腐的观点吗？曹操唯才是举很有实效，这个事情司马光不会不知道，《资治通鉴》记载过曹操的求贤令。司马光为什么还是在《资治通鉴》一开篇的地方，就要讨论才德问题？我想，我们必须明白，其实司马光和曹操的问题意识，不在一个层面上。司马光强调德在才先，讲的是“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是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始终有效的问题。而曹操的唯才是举，其实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是针对当时天下大乱、人才匮乏的特殊情况，所以它是“权”，也就是一种机变。司马光和曹操，一个谈的是“经”，一个谈的是“权”，在不同层面上，这一点我们不能混淆，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用曹操一段时期内的成功经验来否定司马光的观念。曹操自己也说了，是当今天下未定之际，要求贤才，唯才是举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如果要全面地、整体地看待才德问题的话，大家必须要明白，我们的行为路径，首先要尊重常识，要依经而行。在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下，的确需要通权达变，但是不能够把某一个具体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基本规则和原理来接受。权宜之计再成功，也只是权宜之计。

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很多时候会埋藏得很深，我们日常生活中未必能察觉到。但我们察觉不到它的用处，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无用。很多深层原则，往往是你看不见它，却又缺不了它，我们前面所讲的以“德”为第一原则的观点，就属于这种类型。所以我们绝不能用一时有效的东西来反对那些长期重要的原则性的东西，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如果我们没有把历史看全，只停留在观察曹操本人活动的层面，不去思考嘉平政变，不去思考曹氏政权为什么这么快会失败，不去思考西晋的统一为什么这么短暂，可能就没有办法全面地理解唯才是举的两面性。所以我们读历史有一个很大的忌讳——只从半截故事当中去总结经验教训。《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夏虫不可语冰”。有一种虫子，它的生命只在夏天，你告诉它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它就嘲笑你胡说八道，因为它从来没见过，所以也就不相信世界上有冰。同样道理，我们如果只看曹操来讨论唯才是举，就类似于《庄子》讲的夏虫，只看到这一段，没有看到全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读史要“通”，通下来以后，你才能前前后后反复琢磨，得出更为准确的历史教训。

四、以史为鉴第一步：解剖自已

如何以史为鉴，要来谈一个“鉴”字。“鉴”字有一些基本的含义，最原始的含义，是指一种器具，用来装水或者装冰的。后来引申出第二个含义，就是镜子。古人在没有铜镜之前，可以用盛水的盆面来照影。再进一步引申，就是借鉴的意思了。《资治通鉴》的“鉴”字，意为以史为鉴，用的就是最后一层含义。

那如何以史为鉴呢？我们从以史为鉴的目的上来说，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为了以后做一个更好的规划，这是我们以史为鉴的目的。但问题是以史为鉴，不能光有目的，还得有个起点，也就是说，以史为鉴该从哪儿开始？我还是通过举一个案例，来帮大家找到问题的答案。

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在这一年，曹魏和东吴之间发生过一次战争，可以称之为石亭之战或是夹石之战。在东吴这一面，挂帅的是大都督陆逊，三国当中最有名的儒将，手下另外还有两位将军，其中有一位叫朱桓，还有一位叫全琮。朱桓也是东吴当时的一位名将，他在看了地理形势以后，建议在曹军（由曹休率领）必然经过的一个险要路口，也就是夹石这个地方，预先设下伏兵。他料到曹休此来必败，等他回撤的时候，退回到夹石的话，留守在夹石的伏兵马上发动前后夹击，生擒曹休，全歼曹军。

但是这个方案被主帅陆逊否决了，最终东吴军队没有在夹石安排伏兵。曹休被陆逊打败后，果然是从夹石撤退。因为陆逊没有在此伏兵，所以曹休虽然败了，却还能全身而退。那么这样来看，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朱桓的建议，岂不是能够获得更大的胜利？陆逊身为三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之一，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失策了呢？论谋略还不如朱桓？我们先不急着下结论。

接下来再看一段故事。当曹休和陆逊对峙的时候，消息马上传到了四川，诸葛亮知道了。诸葛亮听说曹休被打败，并探得关中虚弱，打算马上安排一次北伐。我们知道诸葛亮一生六出祁山，这也是其中一次。出行之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道表章，就是著名的《后出师表》，其中有一句名言，叫“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要兴复汉室，光在四川是不行的，必须要重新统一全国。但问题是我弱敌强。蜀汉政权内部，也有人反对诸葛亮频繁北伐，劳民伤财。诸葛亮却自有理由，他说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是诸葛亮的战略。他的意思是说，坐等就能够等到汉室复兴吗？等到曹魏把北方逐渐搞定，把东吴灭掉，我们不还是坐着等他们来灭我们吗？这是所谓坐以待毙。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积极行动起来，说不定尚有一线希望。总结一下的话，诸葛亮的战略就是要折腾，不仅要折腾，而且要大折腾，这样才会有机会。

这一次诸葛亮的北伐，从太和二年一直延续到太和四年。到太和四年，把镇守关中的曹真惹怒了，曹真想主动出击，抑制诸葛亮北上。但曹真的策略受到洛阳朝廷中一干重臣的反对。例如陈群、华歆、杨阜，后面还有王肃，都是反对曹真主动出击。最终，魏明帝也就接纳了这些重臣们的意见，下令曹真不得轻举妄动。

如果我们总结分析这个案例中三方不同的战略安排，会发现什么？可以这样总结：陆逊的战略是要打，但不能打得太大，小打怡情；诸葛亮则要大打出手；曹魏的重臣呢，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千万别打。三方战略完全不一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讲以史为鉴，你看到这段历史，究竟应该以谁为鉴？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三方策略为何不同。诸葛亮的大打，刚才分析了，因为即便不打的话，蜀汉的命运也是灭亡，所以必须主动出击，争取、寻找机会。换个角度理解，诸葛亮之所以采取这么积极的策略，恰恰是因为蜀汉在三个政权当中最弱小。正因为弱小，所以不能坐以待毙。那陆逊为什么要小打不要大打呢？为什么不在夹石设伏？是他的眼光还不如朱桓吗？当然不是！陆逊必须纵观全局，如果在夹石设伏，曹休必死，曹休一死，你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曹休是曹操的亲堂弟啊，在曹魏政权中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他一死在前线，那曹魏不全面报复的话，面子上也挂不住。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发生曹魏倾巢而下，全面对付东吴的局面，局部战争变成全面战争，这样的话东吴扛得住吗？所以，在陆逊看来，最好的策略是，跟曹魏之间要有斗争、有拉锯，争取前线的有利地形，但对于胜利要适可而止，以防爆发东吴没有能力应付的全面战争。这样分析的话，陆逊这个人确实厉害，战略上收放自如，所以他能做帅。而朱桓只看到利，没看到利背后有可能迅速转化为不利的因素，所以他只能做将。陆逊的决策，和东吴的实力也是相对应的。东吴有一定的实力，所以能打；但尚不具备全面控局的实力，所以又不能撒开手来打，必须见好就收。

最后分析曹魏重臣们为什么力主不要打？恰恰是因为曹魏的实力最强。讲得通俗一点，曹魏底子最好，耗都能把另外两方耗死，这是既能拖垮敌人，对自己又最安全的方法。要是出兵征战的话，战场上拼的是临机对决，靠的是智商和勇气，反而和政权整体实力的关联较小。实力强的一方，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被弱小的一方打败，会产生一系列后遗症，反而不合算。所以，曹魏这一方最保守。保守并不是虚弱，恰恰是因为有实力、有底气，可以探求己方损失最小的方案。像蜀汉那样的，就根本没有保守的资格了。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总结比较一下，三方态度和三方实力，呈现什么关系？很明显，呈反比例关系。实力越强，安静是最优方案。实力越弱，越是要折腾。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以史为鉴的第一步是什么？上文三方争雄的案例给我们一个提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看方案本身，而是要分析这个方案是在什么状态下给出来的。以史为鉴，不能盲目地以某一方的策略作为参考，而是应该先剖析，我目前的状态，跟三方中的哪一方更接近，然后再选择相应的史实来做借鉴。我们把以史为鉴的问题，暂时简化为，上述三方你应该更关注向谁学习，答案就变得很清晰了。你应该学谁，第一步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是谁。

哲学上有所谓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现在我也问你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以史为鉴，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史为鉴是要让自己的行动更合理，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人生规划。也就是说，就目的而言，以史为鉴是要解决三个问题中的“要到哪里去”，以及怎么去的问题。但是你光有一个要到哪里去的意识，而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吗？最后，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源头都在“我（你）是谁”这一点上。你是谁，决定了你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什么样的工具，这是紧密相联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是谁，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也就意味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那还怎么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我们连问题在哪儿都还不清晰。

这样一分析，结论就出来了。以史为鉴的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剖自己。同一个方案，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效果。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案。这么厚的一部《资治通鉴》，说要以史为鉴，离不开你对自己的了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离开最基本的自我剖析，自我了解，读再多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思考，如何去采摘。

最后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读史要通，要有长时段的眼光来看问题，最忌讳从半截子故事里总结经验教训。其次，以史为鉴的第一步，是先了解自己，只要了解自己，才能要到相应的方案。

再谈屈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资治通鉴》中？

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及其去取原则入手，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治通鉴》打开一扇窗。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质疑

《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刘羲仲字壮舆，是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他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资治通鉴》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是后世学者了解、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证资料。

《通鉴问疑》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资治通鉴》产生的疑问，共八题，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

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向当时硕果仅存的《资治通鉴》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很可惜，在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

刘羲仲这句“《通鉴》掩日月之光”，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如清代学者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下中说：“呜呼！沅湘沉流，温国乃削而不书，《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宜为刘壮舆所讥也。”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通鉴》于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于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录毫发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榕村语录》卷二十一）李光地认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是司马光主观上的“不喜”。这个判断本身也很主观。

通过改写《资治通鉴》而自成一格的《资治通鉴纲目》，显然也对司马光不录屈原持异议，故在其书中作了补充交代：

初，屈平为怀王左徒，志洁行廉，明于治体，王甚任之。后以谗见疏，而眷顾不忘，作《离骚》之辞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终不寤也。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王怒，迁之于江南。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资治通鉴纲目》卷一）

《资治通鉴纲目》虽出自赵师渊之手，考朱子《楚辞集注序》云：“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晦庵集》卷七十六）想来这个补充也能体现朱熹的意见。托名王应麟所作的《通鉴答问》对《纲目》的这一补充大为赞赏：

或问：屈平之事《通鉴》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昔人尝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著。（《通鉴答问》卷二“屈平”条）

为司马光辩护

以上是质疑《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相应地，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也早已出现。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闻见后录》卷十）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掩日月之光”的讥评，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当有深识”，只是作为读者，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深识”在哪里。纠结就在于，邵博能够理解《资治通鉴》不载空文的原则，但《离骚》明明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

针对邵博的疑问，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给出了一个解释：

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费衮《梁溪漫志》卷五“《通鉴》不载《离骚》”条）

这段文字可以和前揭朱熹《楚辞集注序》对读。与朱熹的观点相反，费衮并不认为屈原的行为是出于爱君之诚，不仅恚怼怨刺，且有悻悻露才之嫌。所谓可与日月争光者，仅为文辞之工整。虽然屈原不是单纯的文人，但他的爱君只是表象，所以《资治通鉴》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不予记载。通过这样的解释，费衮弥缝了令邵博感到困惑的问题。

后来顾炎武也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仅仅聚焦在《通鉴》不载文人这一点上，反而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条：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

顾炎武似乎没有注意到邵博和费衮的“对话”。这两位南宋学者早已意识到，屈原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仅仅用不载文人来解释，理由不够充分。且《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屈原事迹，也正是体现其忠君爱国的行为，早已跳出“文”的范畴。难怪为《日知录》作集释的黄汝成要在这一条下加案语：“不载文人是也，而屈原不当在此数。谏怀王入秦，系兴亡大计，《通鉴》属之昭雎而不及屈原，不可谓非脱漏也。”所以顾炎武的判断，只可用来解释《通鉴》为何不载李、杜。

一点反思

黄氏案语可玩味者在于，不仅回到了质疑司马光脱漏的立场，还具体指出了脱漏在哪里。但如果不拘泥于《资治通鉴》文本，从司马光的其他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会发现，简单的疏忽、脱漏的批评是值得反思的。

司马光写过一组《五哀诗》，凭吊五位遭遇谗言之祸的古人，序中写道：“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甚矣。谗之为害，不可一二数也。聊观战国以来，楚之屈原、赵之李牧、汉之晁错、马援、齐之斛律光，皆负不世之才，竭忠于上。然卒困于谗，不能自脱，流亡不得其所而死。或者国随以丘墟，此其尤可大哀者也。”不仅其中第一首就是凭吊屈原的，司马光甚至在诗中认同了《楚辞》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此外，司马光还有一首以《醉》为题的小诗，也是借屈原事迹抒发幽情的：“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除人之外，司马光也论过屈原的文，对骚体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答张尉来书》中，司马光说道：“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迭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

两首诗一封信，分别让质疑派和辩护派中两种比较极端的意见站不住脚。首先，司马光并不像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删去屈原的原因是“于己所不喜”。另一方面，也未必如费衮所想象的那样，司马光是嫌屈原大节不足取。在这些问题上，司马光恐反不如替他辩护的人辨析得那么细、那么清。

把前文所举的几种意见作个总结，争论的核心点在于：屈原到底该不该算在《通鉴》常例摒弃的文人范围之内？如果话题一直这样纠缠下去，始终得不到确定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实是观念对立，不是事实判定。人们也不可能起司马光于地下，当面质询。

不如换个思路，回到《资治通鉴》文本中去，假设屈原可以出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话，会是在哪些段落？而事实上司马光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段落的。从分析《资治通鉴》如何用史料入手，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

屈原为何失去出现于《资治通鉴》的机会

《资治通鉴》中，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第二条：“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此后有张仪再度入楚事。《通鉴》这段叙事以“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终结，即又听从了张仪的游说之辞。主要文字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改写的。《史记·张仪列传》在“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这句之后，尚有以下文字：“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里有不同的说法。《史记·楚世家》：“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史记·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对比《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二是怀王后悔，只是张仪已去，追之不及。尤其是第二点，明显与《张仪列传》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这个情节被《资治通鉴》删去，很有可能是《史记》自相矛盾的缘故，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司马光采用了《张仪列传》作为史源，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

元代学者李冶在《敬斋古今黈》卷三中对《史记》有这样一段评论：

《屈原传》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其事纤悉备书。然《楚世家》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而屈原没不复见。若以为简策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则在《左氏春秋传》有之，在《迁史》故无此例。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则《屈原传》略无昭雎一言，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两者皆无所据，何耶？此盖旧史去取失当，司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随其所载，各自记之，遂使《世家》与《列传》异辞。

按，《史记》无昭雎劝怀王杀张仪事。《世家》与《列传》异辞者，乃谏怀王入秦事，即下文将提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李冶误记。

《资治通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第三条，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在此，司马光取的是《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然而《史记·屈原列传》却说：“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史记》本文内有两说。关于这一点，上文曾提及，黄汝成也注意到了，他认为《通鉴》将此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乃是“脱漏”。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纪传体史书中，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通鉴》亦有此例。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前264年）“秦武安君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条，依据的是《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而《史记·白起列传》所载这次战争的战果是“拔五城”，并非九城。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在《史记》中没有本纪，但我认为《楚世家》相对于《屈原列传》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这样理解的话，《楚世家》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屈原列传》。《资治通鉴》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有，且仍可以《史记·楚世家》与《史记·屈原列传》的差异取舍为例。《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三年（前312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叙事，乃综合《史记》中的《秦本纪》《楚世家》《张仪列传》等文献而成。其下文有“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即采用《史记·楚世家》之文。此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被表述为：“魏闻之，袭楚，至邓”，少了韩国的参与，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交代，不为《通鉴》所取。

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第一条：“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徙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这段整体上取自《史记·白起列传》，但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少了一个细节。《史记·白起列传》：“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遂东至竟陵”这个细节，《史记·六国年表》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条目中也有。但对比《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没有“东至竟陵”的说法。因是楚事，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参考了《白起列传》，但还是依据《楚世家》删去了“东至竟陵”一节。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看到，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也应该被视为是《通鉴》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而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史记》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通鉴》的现象。比如《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通鉴》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这个案例揭示一点：重视《通鉴》的史料来源，及其取舍之意，不仅可以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思路，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原载《文汇学人》2018年6月18日）

我们为什么读《资治通鉴》

一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1019—1086）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近千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不解其味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近300万。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近1400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54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皇皇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完成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尤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的编纂团队相中。

二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书本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以前的历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与解释时超出了政治理性范畴，司马光必然会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诠释。举一个例子。《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夫人的缘故，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即他与吕雉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郁闷而惶恐的吕雉以及吕氏家族其他成员跑去找留侯张良支招，张良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恐怕无力回天。《史记》这样记载张良对吕氏的答复：“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氏认为刘邦能对张良言听计从，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张良却说，当初刘邦重视他的谋划，不过是因为在与项羽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罢了。张良的自知之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刘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体现。现在天下安定，对刘邦来说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寝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张良。因此张良认为，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够劝说改变得了的。

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个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

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位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吗？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的情况。《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

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战火连年、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个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三

记得念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以重庆谈判为背景的纪实电影，片名应该就叫《重庆谈判》吧。里面有一个场景，到重庆后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早起到园子里散步，手里拿了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走了几步碰到同样早起的蒋介石，蒋介石身边的石桌上也放着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于是两人互问对方看的什么书。镜头凑近后，两人同时把书的正面摊开，结果是两本《资治通鉴》！这部电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两本《资治通鉴》同时被打开的镜头，一直栩栩如生地存储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研究现代史，不知道编导们设计这个镜头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还是出于艺术加工。即便是出于艺术加工，这个镜头也非常能说明《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特点。试想，编导们为什么不让饰演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两位演员各拿一本《史记》或《三国演义》，或是其他的传统典籍？著名的典籍多得是啊。当你尝试着这么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种书都不合适，只有《资治通鉴》才能让这个镜头真正产生效果。电影设计这个镜头，是试图向观众们说明历史借鉴的重要性，在民族、国家命运走向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还是像蒋介石这样类型的政治家，都想到了借鉴历史。那么领袖们借鉴历史，读什么书最合适呢？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资治通鉴》。这就是这个镜头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编导们在这个镜头里，无论换上其他任何一部典籍，都不可能像用《资治通鉴》那样，简洁明了地告诉观众这个镜头所要传递的信息。编导们用《资治通鉴》来传达历史借鉴的重要性，观众们一看到《资治通鉴》，就明白了编导们的用意。这种默契，来自人们的一个共识：就以史为鉴而言，尤其是牵涉到修齐治平、治国理政等高端问题，《资治通鉴》无疑是所有传统典籍中最成功、最具有代表性的。拿掉《资治通鉴》，在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部书，都会导致观众在理解上歧义，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能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以史为鉴和治国理政联系起来。

回到毛主席读《资治通鉴》这个话题上。影视情节容有加工，但现实历史中，毛主席的确很喜欢读《资治通鉴》，是一个事实。很多回忆毛主席的文字都谈到他反复、仔细地阅读这部著作，不少地方还提到，这部书他老人家一共读过十七遍。事实上，我看到的另一种说法是，主席一共读了十七点五遍。很多资料显示，毛主席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读史不辍，尤其是《资治通鉴》。根据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十七点五遍可能更接近事实。最后一遍，老人家很可能没读完。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最好的、最权威的《资治通鉴》读本，事实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下被整理出来的。

《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一样，版本很多，在九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调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文史专家，系统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时，百废待兴，这项大型文史工程的展开，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可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传统史学遗产的重视。于是我们有了最权威的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所以我们今天翻看这套标点本《资治通鉴》，会发现每卷末尾署名的点校者、审阅者，都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顾颉刚、容肇祖等等。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当时那批参与整理的前辈学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我前两年到台湾访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台湾通行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标点本，都是直接翻印大陆的这套整理成果。只是因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他们没做翻印说明。

去年新浪历史专栏发表了一篇关于邓小平同志读书的文章，其中谈到小平同志也喜欢读史书，而所有史书中他最喜欢读的，也是《资治通鉴》。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部写于九百多年前的书，真的有那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伟人、领袖们一读再读吗？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资治通鉴》揭示的古人智慧，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过一句古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指出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原典应该就在《资治通鉴》的第七十三卷。这一卷里记载了三国曹魏时期一次关于如何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讨论，司马光对此评论道：“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熟读《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对于“人”的重视，将人的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乃至于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基础，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司马光同样非常重视“法”的作用，《资治通鉴》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但司马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人”与“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没有在强调“法”的时候走向法令条文主义或形式主义，也没有在强调“人”的时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设的虚无主义，而是强调一个“人”“法”并重的复杂执政体系。管理国家必须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于禁绝、惩罚本身，而在于社会和谐、民生福祉的实现。故而，以民生福祉为指归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见识卓越、持身严谨的善人去贯彻、执行。有善人无善法，则没有规矩方圆；有善法无善人，则法或为空文，或反而成为舞文者的手段。司马光的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四

也许有些读者会嫌我们把立意拔得太高了。毕竟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像伟人们那样指点江山。那么《资治通鉴》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阅读价值呢？先讲一个关于《资治通鉴》编修团队的故事。司马光有位年轻助手叫刘恕。刘恕是擅长史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也是司马光在主持科举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马光之间也有师生关系。刘恕为《资治通鉴》的编修付出了的很大的代价。司马光派他去一位藏书家家里看书、搜集资料。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带个扫描仪去，看到有用的史料扫一扫，或者干脆拿个硬盘，碰到有电子本的，直接拷贝下来就得了。生活在宋朝的学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为了尽量并尽快地掌握资料，刘恕工作很勤奋，焚膏继晷，最终因看书过勤而患上眼疾，几乎失明。但刘恕一直很清贫。司马光离开开封去洛阳后不久，刘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赣州地区任职。为了讨论《资治通鉴》书稿，刘恕北上洛阳去找司马光。当时天气已经转冷，刘恕却只穿着单薄衣服北上了。他微薄的俸禄用于养家之外，就没有闲钱置办厚实的冬衣了。当司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刘恕只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时，非常心疼。于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皮衣送给刘恕，告诉刘恕，他自己另外还有一件，让刘恕把这件穿走。刘恕推辞了一阵，感觉难却恩师盛情，就在走的时候把这件皮衣带走了。司马光本以为这件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谁知过了一阵，司马光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刘恕把这件皮衣寄回来了。后来刘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英年早逝。司马光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讲了这件皮衣的故事，感叹道，刘恕一介不取，连跟他关系最紧密的老师的一件旧皮衣都不肯要，可见他在官场、社会上立足是如何清廉。

其实司马光立身清俭，自己也不宽裕。名望这么重、官阶这么高的重要人物，衣箱里也只不过两件皮衣而已。刘恕的自我约束，用今天人的眼光看，简直是道德洁癖。但这样的洁癖，不正是浮华、烦躁的时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嘛？除了宏观政治局势的变化外，对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强调，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大主题。讲刘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点，为什么《资治通鉴》讲的道理有说服力，九百多年来为人们所信服？因为《资治通鉴》的作者都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践行者。惟其是践行者，他们讲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司马光还有一位助手叫范祖禹。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追随司马光编书，一直编到四十四岁那年《资治通鉴》完稿，其间没为自己打过任何算盘。司马光自己呢？司马光在官方资助下主持编修《资治通鉴》，前后共十九年（这还没有算上之前司马光独自为编纂这部史书做准备工作的时间），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在洛阳留下共两大屋子的草稿。据见过这些草稿的黄庭坚等人说，这两屋子的稿子虽然都是草稿，但司马光的字迹笔笔工整，没有一个草字！这样一个执著、认真又甘于奉献的团队，才能完成《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

《资治通鉴》适合所有人读，不管你现在处在怎样的社会岗位上。我想用现代文字中常见的两个词，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说明。这两个词，一是“格调”，二是“格局”。

历史上有些名人曾批评史书是“相斫书”，就是专讲打来打去、算计来算计去的书，朱熹、梁启超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个观点影响到今天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偏见的人，这些人中多数没仔细读过《资治通鉴》或相关的经典著作，一听到有人提《资治通鉴》这类书，就会忿忿地说，里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阴谋大荟萃，我们的传统都是糟粕！我在讲学过程中，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传统史学的忠实粉丝，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非常愤懑，但作为学者，我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朱熹和梁启超发表这样的言论，有特殊的语境，因为他们都有论敌。朱熹很多重量级论敌，当时都以浙江地区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浙东学派，往下又可以细分成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多支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重视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通过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研究，来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并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改革现实弊政上来。朱熹和他们在知识论和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所以经常批评浙东学者痴迷于史学。而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则是立足于清末民初的知识更新，希望改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推动民族进步。事实上，无论是朱熹还是梁启超，他们本人都对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都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不拟在此讨论朱熹和梁启超的学术观点，只是想提醒各位读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了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作出极端判断，是非常危险的事，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治通鉴》这类传统史学著作的问题上。《资治通鉴》汇总了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里面当然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纷争，但仔细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里面不仅没有半点“阴谋论”的痕迹，而且恰恰相反，司马光始终在引导人们，凡事必须走正道。歪门邪道、小聪明，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点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的。《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成功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什么是正道？凡事不能唯利是图，小到个人行为举止，大到国家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公是公非，等等，其内涵可以很丰富。我们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会选择《资治通鉴》的一些段落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说明，不在这里展开。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词：格调。《资治通鉴》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书，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

第二个词是“格局”。人类一直在进步，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就人的本性、基于人性核心的人类活动而言，大概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变化。我们通常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才会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能见识到的人的基本情感、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古人那里都发生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今天的人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表达自己。但要从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有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冶人的性情、熏陶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丘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五

司马光把《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文物，是司马光的遗墨。因为上面所写的内容是一段关于晋代的编年史，很多人认为那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遗稿，包括翦伯赞先生为这件文物撰写的说明文章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直到今天，国家图书馆还是以《资治通鉴》遗稿的名义给这件文物定性的。其实不对，这件墨迹应该是司马光编《通鉴举要历》时的遗稿。已经有学者对此作过详细论证，不在这里赘述。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的读者，恐怕也是少数。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由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出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资治通鉴》的编写，固然是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但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良好素质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如果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们进一步深入研读《资治通鉴》的兴趣，那它的使命也就得到升华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是他们首先想到以选篇解读的方式，让《资治通鉴》这部古老的经典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所用。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2015年，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像在国内时有那么多杂务、应酬，故能利用空余时间完成这部书稿。文中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教。

2015年初夏于波士顿客寓

（本文系《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序）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一

对于袁枢的史学成就，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盛赞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并称赞袁枢“去取剪裁，其义例极为精密”。[1]只是撰写提要的馆臣没有向我们举证体现“精密”的实例。[2]王鸣盛甚至说：“觉《纲目》不作无害，而此书似不可无。”但王鸣盛以为《通鉴纪事本末》不可或缺的理由，似乎仅止于一篇一事的编纂方法“颇便下学”。[3]

与以上评价相反，钱穆却直斥袁枢根本不懂史学。在《中国史学名著》中，钱穆谈道：“《通鉴纪事本末》那一部书，讲史体，是一个创造。……可是袁枢实当不得是一位史学家，他这书的内容也不能算是一部史学名著。除掉纪事本末这一个新体以外，他的书实在不很好。”在同篇谈话中，钱穆又说：“只要先读他书的目录和标题，便知他实在完全不懂得历史。”[4]钱穆这一将纪事本末体与袁枢本人的学问分开评价的取向，可能脱胎于章学诚。章学诚评价纪事本末体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并认为这种体裁才真正得到了《尚书》的精髓。紧接着，章学诚对袁枢本人的学问作了相反的评价：“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5]

这段文字只占了《书教》篇很小的篇幅，章学诚并未针对这一话题有所展开。作为“史学理论家”的章学诚，为何倾心于纪事本末体，却又鄙夷袁枢之为学的言说真义，有待于章学诚研究专家作进一步诠释。钱穆则已经根据自己的观察，对袁枢史学的荒疏作了具体论证。《通鉴纪事本末》不好，不好在哪里？“不好就在他这纪事上”，钱穆如是说。[6]

而本文想指出另一个问题：袁枢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在无意中消解了司马光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建立的整体性政治思想，而使历史变得平庸。

今日史家很少会盲目顺从科学主义立场、相信存在纯客观的历史书写。我们在阅读《资治通鉴》时，除了惊叹司马光对于文献的高水准掌握之外，不能忘记他是深入参与政治实践、具有成熟政治思想的政治家。《资治通鉴》的书名虽然是宋神宗御赐，但也非常贴切地概括了司马光撰写这部巨著的根本意图。司马光在自序中说：“稽古以至治。”表面上看，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规律，事实上，如何“稽古”，严重依赖于司马光本人如何理解“至治”。通过细致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描述，让这些“至治之道”自我呈现。

史学史对于《通鉴纪事本末》的肯定，在于它发明了以事件记录为核心的历史编纂新体裁。本文想指出，恰恰是以事件为中心这一原则，丢失了上述《通鉴》文本中更为丰富的内涵，使得历史书写仅仅成为事迹的记录。

由于整部《通鉴》构成的政治思想主题非常多，本文拟以拓外与安内关系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二

传统史学中，纪传和编年两大并行体裁的优缺点，已经有过很多简明扼要的评论。纪传体中的本纪部分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字简要，具体的内容会在相关传记或书志中充分叙述。故而“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便成为对纪传体史著的标志性批评。[7]对于编年体来说，一个重要的缺点，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8]以上无论是对纪传体，还是对编年体的批评，都落脚在历史事件叙述的错乱上。[9]于是，以“每事各详起讫”为核心特征的纪事本末体，有了它存在的理由，这种体裁被认为是记载独立事件的最佳选择。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开篇为纪事本末体所作总叙，劈头就讲“古之史策，编年而已”。编年体史书果真只是让事件在时间序列中自然展开吗？在通过时间显现前后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历史书写中，没有史家的主观建构吗？在现代史学理论给出否定答案之前，这些否定答案早已存在于《资治通鉴》的文本之中了。

我们以《资治通鉴》卷四五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一段记载为例：

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哀牢夷者，九隆种也，居牢山，绝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尝通中国，西南去洛阳七千里。贤曰：在今匡州匡川县西。张柬之曰：姚州，哀牢国地。]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华阳国志》曰：博南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兰仓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兰仓……，为他人……。”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减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焉。[10]

这是《资治通鉴》中很普通的一处记载，讲述了汉明帝时候接纳哀牢夷与治理河患两件事（中括号内的文字，是胡三省的注释内容）。因为这两件事发生时间紧接，于是先后叙述相连贯。按照《资治通鉴》的编修原则，我们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出这两起事件的史源。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永平）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

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11]

《后汉书》对于哀牢王内属和王吴修汴渠这两起事件的具体展开，分别见于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哀牢夷》和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景》。

我们阅读《后汉书·明帝纪》的时候，简略的文字很难让我们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它们被排列在一起，似乎仅仅是因为恰好在时间上衔接。而无论是阅读《哀牢夷传》还是《王景传》，都不太能激活对于另一篇文字的记忆，更难以想象让一位普通读者在这两篇传记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但当我们回过头去，再仔细阅读《资治通鉴》的那段记载，会恍然大悟，原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为便于比较，我们先将相关史料纳入表一：

表一

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出，《后汉书》中Ⅰ-1和Ⅰ-2这两段文字是时间坐标，而Ⅱ-1与Ⅱ-2分别是相关事件的叙述展开。虽然Ⅰ-1和Ⅰ-2作为两则事件的提纲，连续出现在同一卷中，但由于对具体事迹展开描写的Ⅱ-1与Ⅱ-2分属不同的两卷，使得这两起事件显得没有什么逻辑关系。而且从表面上看，哀牢王内属和修汴渠，也的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光在整合《后汉书》的这些材料时，将Ⅰ-1和Ⅱ-1叠加、省并，形成了Ⅲ-1，又将Ⅰ-2与Ⅱ-2叠加、省并，形成了Ⅲ-2，并且使Ⅲ-1和Ⅲ-2连缀成上下文。将《资治通鉴》的文字和《后汉书》的原文进行对比，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很多细枝末节都被省略了，比如哀牢王内附时具体的户口数，被司马光笼统地概括为“五万余户”，《王景传》的内容更是经过大刀阔斧地删修（被《资治通鉴》吸收的文字，已在上表中用下划线标出）。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是司马光出于节省篇幅的需要。但笔者以为，司马光删节户口、地理等相对重要的细节，却保留了更容易被忽略的民谣，其用心绝非在乎省文。

与阅读《后汉书》的效果不同，读者在阅读《通鉴》这段内容时，很容易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尤其是读到第二段“恒兴他役，不先民急”这八个字时，会觉得它是在呼应上一个段落中“度兰仓，为他人”的歌讽。如果我们注意到，司马光在谈及河患时，将《后汉书·王景传》中的“未及得修”（Ⅱ-2标波浪线处），改成了“久而不修”（Ⅲ-2标波浪线处），通过细微的文字变化着意刻画了当时统治者“不先民急”的主观姿态，就可能会赞同以“恒兴他役，不先民急”呼应“度兰仓，为他人”，正是司马光用心剪裁出的反面政治教材，而不是笔者的过度诠释。

三

关于边裔族群求内附事件，《通鉴》有不少记载，举一个措置与汉明帝相左的例子：

（贞观五年）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12]

这段文字也被《通鉴·唐纪》的重要参编人员范祖禹采用，收录在他的独立著作《唐鉴》中。奇怪的是，它却既不见诸新、旧《唐书》，也不见录于《通典》《唐会要》。《旧唐书·太宗本纪》只书康国于贞观九年（635年）献狮子，[13]十三年（639年）、二十一年（647年）分别遣使朝贡。[14]在早于《通鉴》的文献中，只有《贞观政要》记载了这一事件。《贞观政要》作者吴兢所撰《唐史》构成韦述撰写《唐书》的重要史源，而韦氏著作是入宋仅存的唐代国史，[15]再加上司马光还能见到部分唐代实录，故推测《通鉴》这段记载和《贞观政要》之间或许有间接的史源关系，但两者文字出入颇多。[16]

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对于唐太宗来说，类似于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件，是终其一生仅见的个例，恰恰好大喜功、开疆拓土才是他贯彻始终的通例。贞观四年（630年）灭突厥而受“天可汗”之号、置四部督府以处突厥降众、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并以其地置西州、贞观十五年（641年）陈大德启太宗伐高丽之心、贞观十八年（644年）议亲征高丽至十九年（645年）付诸行动、贞观二十年（646年）击服薛延陀与敕勒等北鄙民族并置州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复伐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伐高丽，都被范祖禹一一点名批评。[17]乃至于引诸卫习射于殿庭，也被认为是“志陋”的表现。[18]故而《唐鉴》对于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的评论是这样的：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来绝域之弊，而不为然；以兵克者，则郡县置之，其疲劳百姓也，亦多矣。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者欤！然其不受康国，则足以为后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贬哉。

与此相应，不受康国内附这件事为什么只见于《贞观政要》和《通鉴》，而不见于其他史籍，可能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唐鉴》因其略于史迹、详于评论的特点，可以让读者非常直接地感受到在相关卷目中对唐太宗拓张政策的集中批评。这些事迹在《通鉴》中虽然散落于线索繁多的编年叙述中，但读者仔细体味，司马光的反拓张立场依然是清晰可辨的。

魏徵、褚遂良反对唐太宗在击灭高昌等异族政权后，将其地盘以内属州郡的方式进行统治，理由是“终不得高昌撮米尺帛以佐中国”（魏徵语，褚遂良的类似表达是“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而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力的角度讲，昂贵的戍卫成本必将使“陇右虚耗”，诚所谓“糜弊本根以事无用”。[19]《唐鉴》集萃式的史实剪裁，不仅有利于突出魏徵、褚遂良的反拓张立场，范祖禹的评论也明确显示他本人是支持这一立场的。关于范祖禹在历史修纂和政治立场两方面继承司马光的思想，笔者已有另文撰述，在此不再展开。[20]我们回到《通鉴》文本，虽然受体裁限制，不能像《唐鉴》那样集中突出作者自身的某一种政治立场，但整部《通鉴》中反对消耗民力以事对外拓张的言论，存在数量依然是庞大的，而司马光本人的立场，也可以通过阅读得知。只是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司马光的笔法比较隐蔽。

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曾因戍守疏勒等西陲四镇而给武则天上过一道奏疏。狄疏原文比较冗长，在五代至宋初的文献中，《旧唐书·狄仁杰传》、《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所收录的文字相近，应当取自同一来源。从细节来看，《新唐书·狄仁杰传》和《资治通鉴》的文字，都是在《旧唐书》等文本基础上删改而成（《旧唐书》等文本接近千字，《新唐书》和《通鉴》各约500字），只是省并重点有所不同。[21]《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相比，更侧重于强调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穷兵黩武而导致内政灾难的经验，以与当下现实相比，故“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的主题句，在司马光的文本中更容易凸显出来（在《新唐书》中，“非五帝三王之事业”被省略）。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立场和上述魏徵、褚遂良反对唐太宗的论说重心是一致的。表二的文字对勘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史家的关注点在哪里。《新唐书》删去秦皇、汉武的具体事迹，摄取了原文更具修辞性的文辞（划波浪线处），且这部分文字将现状描述隔为两段（下划线处）。《通鉴》则直取秦皇、汉武的历史经验与当下相比，形成整齐而对比鲜明的上下文。作为史家，以直观的历史经验来告诫统治者穷兵域外的危险，正是“稽古以至治”手法与目的的双重体现。仅从这个角度而言，《通鉴》的史笔似较《新唐书》更为优良。抛开编年与纪传的体裁畛域，作为通史的《资治通鉴》比作为断代史的《新唐书》有更宏观的认知关照，也更需要考虑长时段历史描述中，其内在的统一性。在上举《通鉴》文本中，秦皇、汉武的作为与唐代的拓边政策，虽然年代相隔辽远，但它们是被作为一个强相关经验群来处理的，而对这些经验背后“至治之道”的抽绎，强烈指向司马光的一个预设政治立场：反武力拓张。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秦皇、汉武的作为，还是唐代的拓边政策，在《通鉴》中，都不是彼此独立的事件，司马光不停地激活读者对不同时代同类事件的记忆，而达到反拓张的论说目的，改写狄仁杰奏疏只是众多例证中的一个。撷取魏徵、褚遂良、狄仁杰言论中相关文字，保持主题句所示内涵的一致性，也是达致这一目的的手法。有基于此，本文开篇才提出这样的论点：作为思想整体的《资治通鉴》，是不能以事件为单位进行分割的。

表二

关于狄疏，我们还可以比较《通鉴》与《新唐书》对尾段的不同处理手法，来透析司马光历史书写背后的价值暗示。为便捷起见，仍将不同版本的相关文字纳入表三：

表三

《新唐书》以“不见纳”收尾，与“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相比，不仅文字简洁，也显得作者在价值立场上的超然。而本段文字明显简于《新唐书》的《通鉴》，却并不嫌这八个字为累赘，更为关键的是，《通鉴》对“又请”以下文字的处理。新、旧《唐书》皆置于疏外的这段文字，论及江南转输问题者，被司马光径删，而复王高氏则被揉进疏文，并以“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的价值评判紧接奏疏。粗看原文，“罢安东以实辽西”是原疏已经提及的内容，司马光将疏外复王高氏的意见与之合并，乃是删除重复。仔细琢磨，当是狄仁杰此后曾另将安东屯守与江南转输问题联系在一起，向武则天提过意见，请复王高氏，前后不可混为一谈。而无论《旧唐书》“事虽不行，识者是之”的评价，还是《新唐书》“不见纳”的陈述，似均指向狄仁杰第二次复王高氏的具体建议。而《通鉴》通过删剪枝节，紧凑行文，以“事虽不行，识者是之”来评价狄仁杰奏疏中看待内外关系的整体观念，其用意仍在凸显批判“邀功绝域”的主题。考虑到《通鉴》梳理文献的精密程度，若以司马光不察此为前后两事而误并，似不具说服力。

《旧唐书·吐蕃传》对唐代的边疆有一番夸耀之辞：“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22]这样的言论是《通鉴》作者不屑顾取的。虽然《通鉴》在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灭高昌后记载了唐的疆域范围：“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23]但这段文字在《唐鉴》中是范祖禹抨击唐太宗“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狂大心态的注脚。类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通鉴·汉纪》部分找到。如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有一段论赞是对汉武帝拓张四夷以满足其穷奢极欲的批评。这段评论经司马光删节后，挪用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拒绝西域诸国内附请求之下。[24]本段文字，班固在批评完汉武帝后，顺带提及了光武帝“远览古今”、对西域诸国的要求“辞而未许”的盛德，司马光借此将它放在光武帝以“东西南北自在也”答西域诸国后，以具体历史事迹为衬托，使光武帝和汉武帝之间有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司马光本人的褒贬立场已经隐藏在班固的言论中了。

四

现在或许可以尝试着来解答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这样的事件，只见载于《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却不见于其他重要史籍。

《贞观政要》卷九包含了“议征伐”、“议安边”两个相关主题，康国求内附事件就在“议征伐”目下。[25]我们阅读《贞观政要》这一卷内容，会惊奇地发现，唐太宗在这里有着与新、旧《唐书》或一般历史印象截然不同的形象。虽然讨论这样的话题不能不触及军事活动，但《贞观政要》的作者尽量避免树立唐太宗好战伐谋的形象，因而对大量史料进行了阉割。如谈到灭高昌，在“议征伐”目下，只取侯君集不伐丧的德行，“议安边”下则收录了魏徵、褚遂良复其君长、不以州县处之的建议，唐太宗始则不纳、终则悔过的经过。[26]至于灭高昌整个战争的过程、唐太宗的意满志得，统统摒弃不用。同样地，对于唐太宗亲征高丽，吴兢记录了太宗两次听从大臣谏议，打消征伐念头；战争启动后，吴兢只选取了太宗亲自为李道宗疗伤这样与战争本身无关的事迹，而对于体现太宗军事才能与战争进程的记录一概不予录用。[27]在这样的叙事系列中，不受康国内附作为正面例证就显得尤其有价值。同卷中，唐太宗两次亲自发表意见，证明“兵者凶器”；[28]吴兢还不厌其烦地誊录了房玄龄和充容徐氏谏阻太宗轻用甲兵的长篇奏疏。[29]综观《贞观政要》，除了从谏议者口中，我们还能看出唐太宗是一个好大喜功之徒外，若仅从唐太宗本人的言论来看，甚至将有读者误会他是一个偏好和平的皇帝。

《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位相对完美的贞观之治形象，垂范后世，为达致这个目的，吴兢努力掩藏太宗穷兵黩武这一不足取法的侧面。具有相同写作目的的《资治通鉴》，作为编年史体通史，不能像《贞观政要》那样随意取舍史料，更无法抹去唐太宗东征西伐的事迹，因此也更需引入不为他种史籍重视的康国求内附事件，以修补贞观政治的形象，而这种修补意图本身，隐含了作者的立场与取向。将这种取向和本文第二部分所举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叙事参互阅读，读者很容易发现司马光在处理汉、唐两大王朝安内与拓外关系的定位上，有着某种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来自司马光对当代政治的看法。根据刘安世的回忆，熙宁初，宋神宗措意开边，司马光曾有疏奏谏阻，只因司马光批评朝政的风格一贯是“只于人主之前极口论列，未尝与士大夫闲谈”，这份奏稿也未曾留下备份，故而人多不知，作为门人的刘安世却有幸知其一二。刘安世说，这道奏疏是针对宋辽战争的，[30]但揆诸史实，熙宁初没有中央决策的大规模对辽军事行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为《传家集》所作提要改为“论西夏事”，可能是合理的。[31]所谓“西夏事”，指的是宋神宗命种谔发兵接应西戎部将嵬名山，袭取夏主谅祚。这件事遭到司马光的反对，见于《宋史》本传。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次持久靡费的行动，种谔也因此遭到贬谪。[32]如果我们嫌这则证据不够直接，那么范祖禹的以下一段文字，可以很好地说明《通鉴》作者群在面对现实政治的外向拓张政策时，采取何种立场：

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外域。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者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以谓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不任其咎。”[33]

从这个角度看，胡三省对司马光的一个批评可能是错误的。《通鉴》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有这样一条记载：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34]

对此，胡三省纠正说，郝灵荃不过因人成事，授之郎将足以厌赏，并非宋璟有更深远的忧虑而刻意抑制他。[35]其实，郝灵荃如何因人成事，《通鉴》前文有原原本本的记载：拔曳固迸卒颉质略斩杀默啜，并将默啜首级献给当时正好奉使突厥的大武军子将郝灵荃。[36]郝灵荃事件的真相，司马光不可能不知，但他真正在乎的不是郝灵荃事件本身，而在于借这一事件、借宋璟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英宗时期西夏使臣奉命祭吊刚去世的仁宗，押伴高宜却在使臣面前侮辱夏主，英宗宽贷高宜而导致次年夏人入寇；又有负责宋辽边境重镇雄州防守的赵滋，“专以猛悍治边”，屡有纷争。对此，司马光评论道：“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37]这才是宋璟何以在郝灵荃事件上如此深谋远虑的注脚。

五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既已提出的话题，以事件整合为基本手段的纪事本末体，如何障碍了读者理解《资治通鉴》？

我们看前文所举的这些例证，袁枢是如何对他们进行归类整理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内附和治理黄河两件事，前者不见于《通鉴纪事本末》，或许是因为哀牢夷事迹太少，不足以成篇；后者被置于卷四“河决之患”条下。[38]“河决之患”归纳了从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39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百余年间河患及其治理情况，乍一看将相关信息总结得很全面。但治理河患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在任何时代都值得借鉴的“治道”，只有将河患作为一个符号化事件，和民生或政治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可能体现“治道”。《通鉴》原文提供的汉明帝为配合哀牢王内附而开通博南山、兰仓江，却不能早为国内百姓排解河患的对比结构，才是“治道”借鉴的关键。或者说，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司马光编辑的反面教材：即帝王治国时本末倒置的案例。《通鉴纪事本末》将它们作为不同事件加以区分，恰恰破坏了这一整体结构。“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没有了“度兰仓，为他人”的照应，可被解读的语句内涵就丢失了很多。《通鉴》作者在文辞上删省繁文以凸显核心内容，以及将“未及得修”改成“久而不修”的精致用心，更是白费。去除《通鉴》作者的附加内涵后，“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所包含的可解读信息，其实回到了《后汉书·王景传》中的状态，而相应细节却远不如《后汉书》丰富。这种情况下，纪事本末兼优纪传、编年的体裁特点，又从何谈起呢？徒使“通鉴”之“鉴”字无着落。

这是《通鉴纪事本末》的一个缺陷，即忽略了《通鉴》叙述中不同类事件之间的可能关联。它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所汇编的同类事件，除个别条目有小幅度的时空跨越，绝大多数都受到时空局限，而观察《通鉴》对不同时空范围下展开的同质事件的处理手法，恰恰是我们理解其作者叙述立场的重要方法。

贞观五年（631年）康国求内附事件，被置于《通鉴纪事本末》第二十九卷“贞观君臣论治”条目下。[39]该条目的基本编辑原则是集合贞观君臣的治道言论，成为一份微型语录。如本文第四部分已经指出，《通鉴》摘录唐太宗拒绝康国内附的行径，意在对比穷兵黩武式的征伐。作者于两者之间的褒贬立场，在《唐鉴》中以“臣祖禹曰”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通鉴》中这层含义需要读者在理解全书叙述倾向的基础上予以把握，本文称之为《通鉴》的“内在语境”。这一语境的本质，是司马光对待安内与拓外关系态度上的统一性。

我们来看《通鉴纪事本末》第二十六卷至第三十卷的目录结构：

表四

从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事迹主要被包含在第二十八、二十九两卷中。在这些条目中，除了“平内难”和“易太子”外，仅“贞观君臣论治”一条涉及文治，其他所有条目的标题都在展示太宗卓越的武功。仅这些标题，也足以将唐太宗渲染成一位积极开拓疆土、并取得卓越成效的君主，而这种君主形象正是司马光竭力反对的，这也是他特意选录不为新、旧《唐书》所重的拒绝康国内附事件的理由。也就是说，康国事件只有作为对武功形象的否定，才有意义。经过袁枢的改写，这一事件恰恰湮没在“贞观君臣论治”中，而该条所录君臣对话，主题又极其分散。故而，即便从事件归类的角度看，袁枢这次也失据了。作为太宗开拓疆土对立面的康国事件，理应与平突厥、讨龟兹、平高昌等事件相联系，进行合理安置，凸显《通鉴》原文所希望达到的对比效果，却被袁枢归入以君臣对话为形式特征的“论治”条目中。这样的结构，康国事件的意义很容易被其他论治主题孤立。虽然这可能不是袁枢的主观意愿，但从标题显示出来的事件排列效果，的确给读者造成了太宗成功开拓的印象，而使司马光引入康国事件失去意义。

袁枢的标题语言，很难做到不具导向性，这种导向性不一定与《通鉴》的原初立场相符。更重要的是，以事件为核心的编撰方法，使读者的视线囿于受时间约束的事件，阻碍了事件的符号化，进一步阻碍了得到时间证明、又不受时间约束的“道”的呈现。对于这样的事例，与其进行不甚合理的归类，反不如让它在时间轴中自然呈现，这样至少没有事件标题对读者思维进行限制。

为了将反复出现、形式各异的事件与亘古不变的“道”联系起来，时间错位的对比，将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性在对狄仁杰奏疏的处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狄疏中“秦皇、汉武之所行”的具体事迹，为《新唐书》所弃、《通鉴》所取，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资治通鉴》更注重用历史经验来说明问题，而这些历史经验往往已见诸《通鉴》前文。司马光将狄疏文字处理成直接而显眼的古今对比（参本文第三部分表二），正暗示着《通鉴》内在语境的统一性。同时，这样的手法有助于将分布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同类事件作为关联记忆，在读者的头脑中激活。这既体现出编年体通史的体裁优势，也体现了它的撰述目的。事件可以看作符号，关键是事件背后体现的治国原则，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万世无弊”之“道”。[40]汉、唐这样的统一大帝国时代，都碰到了如何处理安内与拓外关系的问题，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司马光暗示的治国原则是不变的：由于对外拓张必然严重影响国内民生，所以这是应该被放弃的政策。围绕着一个主题，比如安内与拓外之关系，不同时期多起同类事件的叠加，可以加深读者对《通鉴》文本暗示的某一特定治国原则的印象。这种效果正是断代史著作无法企及的。这也正是“通鉴”之“通”字意义所在。《通鉴纪事本末》中，狄仁杰的奏疏隐藏在第二十九卷“唐平突厥”条下，该疏的主题没有体现在标题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平面式的事件归类法，只是堆砌了一定时间范围内、围绕着关键词“突厥”展开的相关事件，并没有把握住《通鉴》作者叙述内外关系时的基本立场与指向。汉、唐之间分错于时间轴上的立体呼应，也被这一平面归类割断，《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也因此遭到破坏。

司马光建构《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其动力来自他对所身处的政治实践的看法。司马光现实的政治立场，构成了《通鉴》文本的外在语境。前文所举汉光武帝不受西域内附之请、汉明帝受哀牢夷内附、唐太宗不受康国内附、狄仁杰谏罢四镇，看似发生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不同事件，其实它们在《通鉴》文本中，具有相同的主题暗示功能，而这一主题的叙述立场，来自司马光的现实政治态度。我们仔细阅读《通鉴》，考察其史源，解构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对文本所作的加工，会发现在内外两种语境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联系性，本文所举如何看待安内与拓外的关系，只是众多思想主题中的一个。内外语境之间的这种强相关性，也正是司马光为历史何以能指导现在乃至将来给出的理由。《通鉴纪事本末》平庸的事件归类法，不仅消解了《通鉴》文本的内在语境，也使得它和原文作者外在语境之间的关联显得晦涩，无论是“通”还是“鉴”，在阅读效果上都大打折扣。

结语

以历史研究为工具、探求“治道”为目的的《资治通鉴》，与司马光自身所处的政治语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司马光通过对史料的剪裁，将这一语境贯穿于通史写作之中。将《通鉴》文本与这一语境剥离，很容易使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书写自我呈现的政治思想遗失。或许由于职业的缘故，笔者对于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所提倡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论（contextualist），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对于司马光这样善于将自己的思想隐藏于固有文本中的学者来说，语境还原的难度要比处理直抒己见者大得多。首先我们必须把被司马光剪裁过的历史书写尽量恢复成它的原貌，而这对于长达294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

《资治通鉴》虽然有119处“臣光曰”，以及多处对先贤史评的征引，可以视作司马光直接表达政治观念的依据，但这些文字和篇幅浩大的全书相比，仍然渺如微芥。司马光更丰富、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往往未及正面表述而隐含于历史书写之中。这些思想恰恰又不宜从孤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需要在一个事件群内部，或几个事件群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而这些事件群并不一定是同类事件，也不一定发生在同一时空中。这样的联系，在被改写成以同一或同类事件为聚合原则的纪事本末体时，很容易被割裂。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袁枢的确没有发现——至少没有尊重——司马光通过不同历史事件间的联系表述政治立场的意图，使得司马光的史料裁剪失去语境，徒具事迹。

对《资治通鉴》的改写，可能衍生出一套新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理论，如《通鉴纲目》，也可能使隐藏于历史现象背后的哲思消失，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对《通鉴纪事本末》“治道尽在是矣”的赞叹，恐怕是有负司马光的苦心的。这使笔者想起书法史上的名帖：唐代沙门怀仁集王羲之字迹而成的《圣教序》，俗称《集字圣教序》。该帖中的字都采集自王羲之的原迹，但在按唐太宗所撰《圣教序》的文字将它们重新排列时，字体原有的气与势遭到了破坏，这气与势只能在原有作品整体的章法布局中才能得到体现。故书家评云：字字王羲之而非王羲之。其意义也仅在于因集字广泛而便于初学。这与王鸣盛评《通鉴纪事本末》“颇便下学”的评价何其相似。《通鉴纪事本末》字字源于《通鉴》而已非《通鉴》，原因就在于在改写的过程中失去了司马光的写作语境。然《圣教序》得以流传的理由，是因为王羲之的多数真迹早已失传，可假该帖以想望书圣风采。今日《通鉴》原文具在，读者何不取法乎上？

（原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一、引言

明代学者严衍（1575—1645），对《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多所阔略”表示忧虑，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花三十余年精力作了部《资治通鉴补》（以下简称《通鉴补》），对原著“阙者补之，讹者订之”，用功甚勤。[41]在查漏补缺，并帮助原著完备体例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得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好评。如《通鉴》原文叙事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一人讹而为二，二人讹而为一，或一事重出，或大事缺漏，等等，《通鉴补》一一予以订正，可谓《通鉴》功臣。[42]主盟乾嘉史坛的钱大昕（1728—1804），与严衍同为嘉定人。钱氏为乡先贤作传，称赞严衍和其助手谈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最终将这部书拔高到“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的地位。[43]

但严衍对《通鉴》所作的补正，都是合理、必要的吗？《通鉴》中很多看似破例、遗缺，乃至“误用”野史的地方，是否都由司马光等人的疏忽造成？是否都是需要纠正的“错误”？本文试图以严衍对《通鉴》原文卷十六末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卷十七开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所作的改动为例，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讨论，笔者想指出，《通鉴》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背后往往蕴藉着史文以外的深意。包括严衍在内的很多学者，试图对《通鉴》原文作出“修正”，被“修正”后的文字，看似更为完备，实则妨碍乃至掩盖了原文深意的展现与表达。

《通鉴》卷十六以汉景帝后元三年收尾。这一年正月，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根据《春秋》“一年无二王”的原则，汉武帝没有当即改元。所以《通鉴》将汉武帝这一年的活动归置在景帝之末，而不挪到下卷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但细读《通鉴》这一年中的文字，会发现它在相关段落的顺序安排上，有违反通例的地方。以至于严衍在作《通鉴补》时，认为有对《通鉴》原文顺序作出调整的必要。此外，严衍也对这两卷内容作了些删补工作。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把《通鉴》与《通鉴补》相关文字录出，列表如下。

表一

①《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第546—549页。

②《资治通鉴补》第256—257页。

表一中，左边誊录的是《通鉴》原文，右边是《通鉴补》改订后的文字。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三处重大差异。第一，《通鉴》引用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但既没有把这段话放在景帝驾崩条后，也没有放在安葬景帝条后，而是放在了汉武帝封两位母舅为侯的记载后。严衍认为这个顺序不合理，因此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前挪，置于景帝崩、武帝即位条后，而在汉景帝安葬条前。第二，《通鉴》在卷十六末尾有“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不仅总结了汉初社会经济的变化状况，还预先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天下萧然”的负面评判。严衍将这段文字删去，另补两段文字。一段用以补充说明汉武帝母亲复杂的家庭关系，另一段用于介绍将王太后相关事实告知汉武帝的韩嫣。以上两处差异都在卷十六末尾，第三处差异在卷十七开篇，内容是关于董仲舒的对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司马光在收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作了大幅度删节。严衍却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原文，将司马光删去的文字重新恢复。严衍补足的文字，我已在上表中用下划虚线标出。下文将对这三处差异逐一讨论，看严衍的改动是否合理，司马光采取这样的表述是否有其他目的？

二、《通鉴》崩殂君主赞评书例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司马光为何要将总结汉景帝的文辞置于汉武帝封舅的行为之后？严衍的质疑、改动是否合理？

《通鉴》叙西汉史，引用过班彪、班固对六位君主的赞词，这六位君主分别是：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平帝。我们可以比较这六份赞词的安插位置，看《通鉴》在处理同类问题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景帝赞词的置放又是否合例。《通鉴》中与景帝赞词有关的上下文已见于表一，现将与其他五位君主相关的文辞誊录如下：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

（二月）丁卯，（武）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44]

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

冬，十二月，甲戌，（宣）帝崩于未央宫。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45]

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

夏，五月，壬辰，（元）帝崩于未央宫。

班彪赞曰……：……

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46]

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

（三月）丙戌，（成）帝崩于未央宫……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47]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

（冬十二月）丙午，（平）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赞曰……：……

以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太后与群臣议立嗣……[48]

通过排比，我们可以发现，将总结陈词置于“帝崩”条后、太子即位及大行安葬之前，是通例。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赞词安置，都符合这个通例。平帝崩、葬连书，而时无嗣君，班固赞只能置于“葬康陵”后，情况稍有特殊，却并不影响整体判断。相比之下，把景帝赞词拖到武帝封母舅之后，不合通例。这不仅是《通鉴·西汉纪》中唯一的例外，也是全书仅见的例外。正因如此，严衍在《通鉴补》中将这段赞词的位置进行了调整。从整齐体例的角度看，严衍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疑问是，司马光为什么要出这个变例？是不是因为《通鉴》原文中景帝赞词置放位置不合通例，我们就能遽下断论，说这是司马光的疏忽和差错？景帝赞词位置“出律”，是否可能另有用意？

皇帝驾崩，史家总结，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太子即位，封官赏爵，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通鉴》将崩殂君主的赞评之辞置于“帝崩”条下、太子即位条前的通例，使新旧时代粲然分明。其卷十六对景帝末、武帝初的处理作为一个变例，在时代划分上又起到什么效果？不妨再作一表，来讨论这一问题。

如表二所示，左栏择取《汉书》卷五《景帝纪》、卷六《武帝纪》中的相关文字，作为纪传体划分时代方式的代表，与编年体作一比较。中间一栏是经过《通鉴补》处理后的景帝后元三年书写形式，我们可以用它来代表《通鉴》处理相关问题的通例，论证已见前。我对这部分内容又作了两个处理：一是在“班固赞曰”结束的地方，打了一条虚线，把这段内容分成上下两部分；二是将这段文字进一步虚拟成《通鉴》全书中最典型的通例样式，即将“太子即皇帝位”这段文字虚拟下移，置于“班固赞曰”之后，在这段文字的原处位置上加中括号，虚拟位置上加打阴影，以示区别。[49]右边一栏，照录《通鉴》卷十六末尾、卷十七开篇的文字，是《通鉴》崩殂书写的变例。

表二

①《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53页。

②《汉书》第155—156页。

对比左中两栏，纪传体以人为叙事载体，一纪一主，前后两个时代借由卷帙安排截然分开，标志非常明显。中间这一栏里，景帝和武帝时代的分界线也很好找，就在打虚线的地方。班固的“赞曰”往往是一套总结陈词，《汉书》中通常处于每卷终篇部分，为该卷殿尾。当这类总结某位既崩君主的“赞曰”被移到《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中，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暗示人们属于旧君主的时代已结束，需要在此作一总结，随着下文“太子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所以我在这栏“班固赞曰”结束的地方打出一条虚线，这整段内容并不分散于不同的卷帙，而是同出于《通鉴补》卷十六，若以这条虚线为界，我们很容易将上下两部分内容理解为两个时段，亦即在虚线上方的，仍属于汉景帝时代，而在虚线下方的则进入汉武帝时代。严衍若能不那么保守谨慎，按原著通例对这段文字进行彻底修正，将表二中括号中的内容挪至打阴影的那个位置，那么这条虚线的分界作用就会显得更加明白，由这段“班固赞曰”将景帝时代和武帝时代截然分开。这样，编年体虽然不能像纪传体那样，依靠本纪卷帙的分别，非常简明又非常确然地分出前后两帝的不同时代，但它却能借助类似于“班固赞曰”这样的段落，达到区分时代的目的，形成和纪传体相近的效果。[50]

但《通鉴》在卷十六景帝后元三年这里，没有按这个思路处理，成为全书唯一的变例。我在表二右栏上半部分内容中，打出了两条虚线，都是可能对新旧时代作出区分的地方。最终我们发现，用这两条虚线中的任一条来区分景帝和武帝时代，都是不合适的。第一条虚线打在景帝崩的相关记载后，试图以君主自然生命的终结作为划分凭据，但作为总结陈词的“班固赞曰”落在了这条虚线的后面。第二条虚线打在“班固赞曰”结束后，我们又发现在此之前汉武帝已经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而在这条虚线后面，本卷也只剩下“汉兴，接秦之弊”这么一段孤零零的文字，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开端。所以，在《通鉴》该年的原有书写格式下，无论我们怎么切分，都无法划出令人满意的新旧时代切割线，原因就在于《通鉴》原文对“班固赞曰”与武帝即位初的行为，进行了颠倒、交错处理。笔者以为，这一颠倒、交错，是《通鉴》作者特意设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汉景帝到汉武帝的过渡，不是仅由帝位传承造成的时代贸迁，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转折。从汉景帝到汉武帝，汉朝国策、对外关系、社会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而汉武帝这个时代，恰好是司马光有针对性地重点叙述的时代（这种针对性本文会在最后讨论司马光施政理念的部分予以讨论）。所以如何叙述汉武帝的时代，以怎样的形式让这个时代开始，司马光都需精心设计，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景帝后元三年的书写。司马光把汉武帝即位初的封赏行为放在“班固赞曰”之前叙述，和汉景帝的崩逝一起停留在大转折到来之前，而不让这些琐碎事件来拉动武帝时代的序幕。在“赞曰”之后，司马光安排了“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就把这一卷内容结束了。出现在下一卷开端的，是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事件。从这个结构来看，我们要找出《通鉴》中景帝和武帝时代的分界线，还是以十六卷的结束为标志，比较合适。“汉兴，接秦之弊”和董仲舒对策这两段文字，一在十六卷篇尾，一在十七卷篇头，都是司马光重点表述的内容。它们也各自承担着终结汉初时代、开启武帝时代的功能。

三、《通鉴》所述汉武帝朝历史的结构安排

《通鉴》卷十六最后一个段落，即“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严衍编《通鉴补》时将它删去，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段文字的重要性，更没有斟酌它在《通鉴》叙述汉武帝时代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段文字和之前的“班固赞曰”一起处于《通鉴》卷十六末尾，替汉景帝时代压轴。“班固赞曰”的句子并不多，三言两语总结了秦汉易代之际，政治、社会发生的最大转变，对汉兴以来的工作成绩予以了肯定，最终将重点落在对文景之治的表彰上。可以说是在回顾汉初历史宏观走势的基础上，对文景之治作了总结，但语言简洁，细节不足。所以紧接其后，司马光又安排了“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虽然在功能上部分地重复了“班固赞曰”所要表达的内容，但用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细节，取代了浮词虚誉。

仔细阅读“汉兴，接秦之弊”以下文字，不难发现，其母本出自《史记·平准书》。经过司马光的改写，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分为三个意群。第一个意群，强调汉初经济的困难，和与之相匹配的简朴之风。汉朝刚建立之后，“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财政预算“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财政支出上，“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接下来的第二意群，表彰了文景之治的功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整个社会也洋溢着“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的良好气氛。以上两部分恰恰也是前文“班固赞曰”所要赞誉的内容。然而富足之后，奢侈、僭越的潮流也开始激荡涌动，于是进入以揭示“物盛而衰”为主题的第三意群。在这以前的文字，我们都能在《史记·平准书》中找到原文，唯独司马光为第三意群，也是为整个段落收尾的这句话：“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既不见于《史记·平准书》，也不见于《汉书·食货志》。[51]这是司马光自己总结的语言。

司马光虽然只加了这么一句话，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于这句话的存在，使整段文字在总结性功能之外，兼具了转折性功能。我们看这段文字居处的位置，在《通鉴》卷十六末，景帝时代结束之后，而在卷十七武帝正式改元之前。这样一段文字，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其承上启下的功能不言而喻。这段话的重点，笔者以为恰恰就是司马光添加的那句批评汉武帝的话，这句话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作了负面预判，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严衍将这段文字予以删除，显然没有发现司马光设置这段文字的目的何在。

笔者以为，在《通鉴》中，这段借用《史记·平准书》并加以删改的文字，虽未冠以“臣光曰”或其他“史臣曰”字样，却具有史评功能。它和前引“班固赞曰”一起，不仅承担了对汉朝历史重大转折进行点评的功能，并且在结构上，与卷二十二武帝时代结束时的两段史臣评论遥相呼应。这一呼应结构，凸显了司马光借助汉武帝朝历史进行规谏的匠心。

把《通鉴》卷十六末尾“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看作是未曾冠以“某某曰”的史评，可以从几种《通鉴》版本的书写格式上得到旁证。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是今存较早、流行也较广的《通鉴》刻本。[52]由于刻工不同等原因，该版《通鉴》对史评书写格式的处理，前后略显不同，但大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个版本中，为区别前后正文条目，往往在前一条内容结束后空一格，再书写接下来的一条。一般而言，对于冠有“臣光曰”字样，或引用的其他史臣评论，如“班固赞曰”“荀悦论曰”“陈寿评曰”等文字，相对于正文要多降一格或数格，亦即在前条正文后空两格乃至于更多格，再行书写。卷十六及前后相邻的卷帙，都遵循正文降一格、史评降两格书写的规律。我们看到，在这个版本中，“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未依正文格式书写，而是准史评体例，空两格书写。[53]这种处理方式，至少影响了明代天启五年（1625）陈仁锡点评本和清代文渊阁四库本《通鉴》对这段文字的处理。在这两个版本中，“汉兴”以下，例同前引“班固赞曰”，空两格书写，以区别于正文。[54]由此可见，的确有不少学者将这段话视作具有史评功能的文字。尤其是绍兴刻本的处理方法，颇具说服力。今天虽然看不到《通鉴》原稿，北宋元祐元年（1086）镂版于杭州的祖刻本，也殁世已久，因此无法确定绍兴本与元祐本之间的关系。但绍兴二、三年开雕之际，主事者去北宋未远，作如此处理，当有所本。[55]

从史评的角度，重新考察“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与前引“班固赞曰”共同置于卷十六末尾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如前所述，这两段文字在描述和评论汉初社会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重复。司马光运用两段不同的文字反复陈说汉初社会由动荡而安泰、经济由贫困到富庶的变化，加强了读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但司马光却在最后，用“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这么一句话，使文意发生重大转折，暗示着汉武帝即位后，汉代社会经济有一个从安泰到动荡、从富庶到贫困的反动过程。到第二十二卷完成汉武帝时代的叙述时，司马光同样安排了两段史臣评论，对这个时代进行总结，与卷十六末尾的两段论评遥相呼应。这两条评论，一条仍然引用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的总结，另一条则冠以“臣光曰”，是司马光自己的评说（见前文第二部分“《通鉴》崩殂君主赞评书例”所引）。[56]班固的总结，尽管倾向于肯定汉武帝的功绩，但最后也不得不指出，汉武帝在“恭俭”一节上，有亏前圣。而司马光劈头就讲：“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几乎对汉武帝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司马光的批评切入点很丰富，但归结起来还是可以纳入《通鉴》卷十六末尾已经指出的核心问题：经济富庶、社会安定的局面，在汉武帝统治过程中遭到了破坏。《通鉴》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具体叙述，就夹处在卷十六末尾的评论和卷二十二尾部评论之间。这一呼应结构，加强了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特点的定性，而这一做法的本质，是在否定那些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政策与行为，其中包括国家拓张与帝王的个人挥霍。对汉武帝时代进行反面定位，并加以凸显，具有针对现世的讽喻意义，司马光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具体讨论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展开。

综合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在《通鉴》卷十六末尾，不以通例安置那段总结汉景帝时代的“班固赞曰”，而是将相关内容进行了颠倒、交错。司马光把汉武帝封舅等无关紧要、且很有可能并非出自武帝本人意愿的行为前移，不让这些细琐的叙事干扰即将展开的对汉武帝时代的叙述。后挪的“班固赞曰”与“汉兴，接秦之弊”两段文字，重磅压轴，承上启下，在汉初以来的历史与即将来临的汉武帝时代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并且，这两段文字与卷二十二武帝时代结束后的两段史臣评论，遥相呼应，凸显了叙述这个时代的用意。这是《通鉴》精心安排的结构。

严衍在没有意识到卷末两段文字是共同发挥作用的组合式史评的情况下，对史文次序进行调整，将“班固赞曰”前挪，随即造成的问题是，被割裂的“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无法孤零零地独自存在于卷末。经严衍调整后的史文，先有总结文景之治的“班固赞曰”，再有汉武帝即位封舅等行为，若再在这后面安排一段总结汉武帝之前社会经济状况的文字，在文理上显然不通。故严衍干脆将这段文字全行删去，而代以介绍王太后家史与韩嫣等内容（参前文表一），作为封舅的衍生叙述。殊不知这一挪一删，消解了《通鉴》原有的叙述结构和意图。而围绕着武帝封舅行为所补充的内容，恰是《通鉴》意在淡化的部分，这种反向强化，又干扰了《通鉴》原定重点的展现，适成蛇足。

按《通鉴》原有结构，将汉武帝封舅等事件附赘于景帝之末，而不将它们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57]还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为下一卷开头的董仲舒对策腾出位置。《通鉴》卷十六以司马光“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一语煞尾，接下来从第十七卷到第二十二卷的汉武帝时代，以董仲舒对策拉开序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考察的问题，司马光为什么要让这个历史事件成为武帝时代的开端？

四、《通鉴》对“天人三策”的处理

“天人三策”最初见于《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将《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中的董仲舒对策与《汉书》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司马光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删节，并把三份对策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经司马光删节，这份对策的主题涵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其说是董仲舒的对策，不如说是司马光的对策。

读《汉书》可知，董仲舒的三策，和汉武帝之间有一问一答的关系。故先有汉武帝三问，后有董仲舒三答。而董仲舒的答又与汉武帝的再问有一定互动关系。汉武帝第一问“欲闻大道之要”，除礼乐制作外，也涉及灾异符命，故制词中有“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语。于是探讨礼乐制度与天人关系，成为董仲舒应答的双重话题。第二策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问答集中在礼乐刑措和农业生产。第三次问答中，天人关系及其历史迹应成为焦点话题。汉武帝的制词开头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成为发问前提。[58]综观三策，虽然都是围绕着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君臣对答，但展开论述的角度是多层次的。礼乐制作、刑政德教、农业生产、天人灾异，都是探讨治道必要的角度。在讨论过程中，董仲舒的陈述固然是主体，但汉武帝发策制问，作为角度设计参与者的身份，也不可忽视。在君臣互动间，我们可以探得当时政治观念的底蕴。对天道的敬畏，对灾异频现的焦虑，体现了协调天人、关注君权与神权之间的屈张，是当时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所以探讨天人关系，虽然不是这三份对策的唯一主题，却也是君臣倾心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他礼乐制作、刑政德教等主题，反而可以从天人关系的角度予以派生。这也是后人将这份文献命名为“天人三策”的依据。

但这份文献被载入《通鉴》时，司马光不唯将汉武帝的三问尽行删去，只统括为“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一语，[59]且对董仲舒策文进行了选择性删节，原文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几乎删削殆尽，而关于礼乐教化的内容，成为重点保留对象。这就使得三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多元化主题，近乎趋向一元。三策中，因为第二策本来就以谈礼乐刑措为主，很少涉及天人关系，笔者打算以第一策、第三策为讨论对象，在《通鉴》刊落、保存的文字中，各举一些典型段落、文句，列表对比，用以说明“天人三策”的主题如何在司马光的裁剪下发生变化。

表三

通过对比上表左右两栏中的文字，很容易发现主题的转移。上表第一策（1）和（a）两段文字，分别是《汉书》版“天人三策”和《通鉴》版“天人三策”开篇定调文辞。[60]前者谈灾异天人，后者谈礼乐教化。虽然以礼乐教化为关键词的（a）段落，也是从《汉书》原文中截出，但《通鉴》将《汉书》中以天人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开篇段落删除，直接将主张礼乐教化的（a）段落升格为篇首，对读之下，旨趣迥异。

再对照第一策中（2）和（b）两个段落。[61]同样都以“正王道”为主题，思想根基却大不一样。董仲舒是公羊学专家，（2）段落中的文句，是公羊家对“春王正月”的简要解释，符合董仲舒的身份。（b）在《汉书》原文中是依附于（2）的派生段落，是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深探其本”的进一步释义。《通鉴》处理这段文字时，删去了公羊派标志明显的（2），（b）虽然被保留，但它与《春秋》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切断、掩盖。[62]孤零零的“正心以正朝廷”等词句，使人更容易想起“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宋儒取向。对第一策的（3）段落需略作说明，它在《汉书》原文中的位置在（2）之前，为便于对比，我列表时将它挪至（2）下，但这并不影响整体判断。[63]（3）和（c）分别是《汉书》版“天人三策”和《通鉴》版“天人三策”最具代表性的文句，在主题上存在谈天人与谈教化的明显区别。

表中第三策中所列举的两个段落，（I）处于《汉书》原文第二段的位置。在它之前还有一段，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再三垂问表示感激。随后在（I）段落中，董仲舒从引用汉武帝制词中“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语句开始，才是有针对性地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故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看作第三策真正的开篇，其主题仍然集中于天人关系。以强调德行积累为核心话题的（A）段落，在原文中处于（I）之后，是对制词中“上嘉唐虞，下悼桀纣”的回应。但司马光在重新编辑“天人三策”文本的过程中，不仅删去了董仲舒的套话，还删去了以天人关系为议题的（I）段落等相关文字，所以《通鉴》对第三策的取用，是从以谈论德行积累为主的（A）段落开始的。

经过司马光的处理，合而为一的“天人三策”，前后主题一贯，礼乐教化是治道最重要的基石，这个论点得到了彰显。而汉武帝、董仲舒共同关注的天人话题被从中抽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份文字与西汉时代环境的割裂，以至于失去了被称为“天人三策”的基础。

逐渐抛弃汉儒的天人感应说，修正汉代儒学“君权神授”的假设，是北宋中叶儒学的重大转向。[64]司马光对“天人三策”的选择性删节，符合这一潮流趋势。但司马光的工作，仅仅是儒学演变的一个体现，还是有更为具体的指向性内涵，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和《通鉴》对董仲舒对策年份的选择，合在一起考察。《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年份的记述，自相矛盾。《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同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公孙弘曾两次参与贤良选拔，一次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一次在元光五年（前130年）。[65]这两次时间皆与前揭《武帝纪》中元光元年的说法不合。同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天人三策》后有这么一句话：“对既毕，上以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为江都相的时间当在建元初。[66]所以《汉书·董仲舒传》暗示的对策时间，当为建元元年。同一部《汉书》，对董仲舒对策时间提示了三种可能：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

纪传体史书，由于纪、传分行的体裁特色，本纪与列传同事异辞，甚至时空错谬，是常见现象。但这种现象无法为编年体包容。编年体正文，必须在相对确定的时间点上，对事件作出相对确定的叙述。有一事数说者，可别存“考异”以陈疑，却不能并见于正文。所以《通鉴》在处理董仲舒对策年份问题时，必须有所取舍。《通鉴》作者最终将对策时间定于建元元年。

关于董仲舒对策时间问题，前人已做过很多研究。综观研究史，历来学者对《通鉴》这一取舍持否定态度者颇多。南宋学者洪迈据汉武帝策词内容，断言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建元元年。[67]清乾隆间齐召南等撰《前汉书考证》，又据董仲舒策文内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一语，抛开《汉书》与《通鉴》的已有说法，将对策时间定在建元五年（前136年）。[68]王先谦《汉书补注》非难齐说，仍以元光元年为是。[69]当然也有支持《通鉴》建元元年说的，如沈钦韩和苏舆。[70]徐复观在1956年撰写的论文《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中，主齐说。而在1970年代的文章《先秦儒家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中，又是王先谦而非苏舆。[71]朱维铮师《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一文，以《史记》相关记载覆案《汉书》，以元光元年说为是。[72]相关论说还有很多，各有理据，不烦枚举。

笔者不想继续纠缠董仲舒对策于何时的问题，而是换个角度思考，司马光为何要将此事系于建元元年？是单纯的时间定位吗？《通鉴考异》卷一“世宗建元元年十月策贤良”条，陈述了舍弃元光元年说、取建元元年说的理由。但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73]也就是说，《通鉴》作者虽然认为建元元年比元光元年更为合理，但也不能断定这件事必然发生在建元元年。我们在考虑《通鉴》作者最终因何选择了建元元年时，除了关注对策本身具体的时间点外，可以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考察《通鉴》的叙述结构。比如把眼光放长到《通鉴》对景帝末、武帝初这段历史的叙述。笔者以为，《通鉴》将董仲舒对策时间定在建元元年，固然有时间择取上的倾向性，但这样的安排，同时是和《通鉴》上一卷即第十六卷末的特殊处理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朝历史叙述的结构。经删节而发生主题变化的董仲舒对策，在这个结构中承担着司马光施政理念表述的功能。

五、司马光的施政理念

在传统文献中，以“秦皇汉武”作为反面历史教材，有很深的渊源。[74]而司马光以反面定位的形式叙述汉武帝，又有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庚辰（十七）日，司马光在经筵读讲《通鉴》，借汉史萧规曹随的典故，暗示宋神宗轻易变法的不妥当性。[75]两天后，同样是在经筵，变法派干将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言论予以了回击。吕惠卿说：“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76]

从吕惠卿批评司马光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第一，司马光在向宋神宗阐述西汉史观时，曾将汉武帝作为变法而乱的典型；第二，司马光以这样的思路诠释西汉历史，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抨击熙宁二年初以来，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后实施的新政。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解读是准确的。司马光的确非常擅于利用《通鉴》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乃至于通过诠释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77]

已经有学者指出，宋神宗变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收回燕云十六州。王安石的理财，只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前期准备。但无论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还是宋神宗的强兵目的，司马光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78]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汉武帝时代作为反面经验教训，是司马光不断使用的论据。早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司马光就曾利用经筵讨论的机会，对王安石的理财理论提出过直接质疑，其中就以汉武帝的失误为历史依据：“介甫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79]元丰五年（1082）寓居洛阳时，因健康出现令人担忧的状况，司马光预作了一份《遗表》，意欲对朝政再进一言。在《遗表》中，司马光批评宋神宗试图兴致武功而用兵域外，反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逾葱岭、绝大漠、鏖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80]汉武帝再一次在司马光笔下扮演了反面典型。

司马光在《通鉴》中给汉武帝盖棺定论，认为他统治时期的很多行为，使得他“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这样一来，司马光必须解释，为什么秦始皇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而汉朝却依然能在汉武帝身后存在。司马光以为，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单一，其中关键一点是汉武帝能“晚而改过”。[81]这个观点，又和熙宁七年（1074）司马光指陈朝政阙失时的议论若合符契。到这一年，新政实施以来的很多负面效应逐渐暴露，恰巧又遇上严重的旱灾。宋神宗除了走祈雨、减膳等正常程序之外，还下诏征求直言。[82]司马光利用这次机会，全面盘点了新法的负面效应，并对朝政未来走向提出建议，其中又举到汉武帝的例子：“汉武帝征伐四夷，中国虚耗，贼盗群起，又丧贰师之军，乃下哀痛之诏”，于是达到“天下复安”的效果。[83]这是劝宋神宗效法汉武帝不惮改过，及时更张易弦，以免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梳理司马光这几次利用诠释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来直接针对现实的论辩，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汉武帝时期聚敛社会财富以征伐四夷的举措，和宋神宗的新政在行动方向上有相似性，正是出于这种相似性，使得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在整体上作了负面定位，并以之为历史教训，对宋神宗进行劝诫。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再重新审视前文讨论的《通鉴》卷十六末与卷十七开篇的特殊处理，应该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编排用心。

司马光对这段内容的特殊处理，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汉武帝时代的负面性。如前文所述，司马光对《通鉴》卷十六末尾的景帝后元三年相关内容进行了颠倒、错置处理，汉武帝即位初的封赏行为出现在旨在总结文景之治的“班固赞曰”前。这看上去既不合叙事理路，也不符《通鉴》处理同类文字的通例。但它达到了两个效果，第一，被后置的“班固赞曰”和一段源出《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共同为大转折来临之前的时代压轴，对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总结，司马光因此有机会在末尾案加“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一语，指出汉朝的盛衰转换乃出于汉武帝的种种不恰当行为。而且这两段文字，与《通鉴》卷二十二完成对汉武帝时代叙述后所安置的两段史评，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是前后呼应的。第二，通过这样的处理，武帝即位初的细琐行为被停留在时代转折之前，真正拉开汉武帝时代序幕的重任，被留给了经司马光删节而使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仲舒对策。如此一来，无论处于卷十六末尾的文字，还是处于卷十七开篇的文字，看上去都有足够的分量，这样的衔接更有利于彰显这一时代转折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司马光对这段历史经验的重视。

司马光为什么要把拉开武帝时代序幕的重任，交由经删节后的董仲舒对策来完成？笔者以为，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经验作负面评判，并借它来反对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法，是司马光对新政理念的“破”。而这份删节后的董仲舒对策，则是司马光表达自身施政理念的工具，也就是说，司马光在“破”的同时是有所“立”的。因此，司马光将这份对策放在这么显眼、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前文已经分析过，经司马光删节后的对策，在主题上集中于礼乐教化。综观《通鉴》全书，“礼乐教化”可被视作司马光施政理念的基石。在整部《通鉴》的开篇之处，司马光强用倒叙法，留下一段著名的“三家为诸侯论”，突出对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的批判，强调了“礼”作为政纲的重要性。[84]而教化则是司马光认为的皇帝和政府首当先急之务。在《通鉴》中，带着这一论证目的取舍历史文献，远不止删节“天人三策”一例。张元先生曾撰文指出，对比《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中的相关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在总结东汉曹魏的政教成败时，刻意强调了儒学、教化的重要性，而抹去了刑法律令的作用。如东汉的永平之治，《通鉴》保留了汉明帝尊崇儒学、宣明教化的记载，而舍弃了汉明帝修明律令、严格执法的相关史料。使读者以为，国家治平的根本在于教化，而不在其他。[85]这与删节“天人三策”的做法，如出一辙。

司马光认为教化是国家兴衰、政治成败关键的观点，也能在《通鉴》史论的安排上得到体现。以该书对东汉历史的记述为例，第一条“臣光曰”出现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评论的内容是光武帝刘秀擢拔卓茂为太傅。此时的刘秀，业已称帝，在此之前，经历了通往权力巅峰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其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司马光都不赞一词。偏是在看上去对宏观历史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的卓茂出现之后，司马光发表了关于东汉历史的第一条评论。司马光称刘秀在兵戈未息之时，就能想到旌表忠厚循良之臣，体现了孔子“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的精神，而这正是刘秀能够光复汉室、享祚久长的根本原因。[86]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崩逝，《通鉴》照例要组织一批盖棺定论式的文字。在这一次文字取舍中，司马光再一次体现了他的倾向性。在给刘秀定性的文字中，有这样的内容：“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并称赞他“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87]作为对刘秀的最后一次赞评，在文意上和前文指出的第一条评论，是相互呼应的，都在强调教化对于治平的重要功用。这一呼应，是光武一朝范围内的小结构呼应，细读《通鉴》中的东汉历史，我们还能找到一个大结构意义上的呼应。《通鉴》卷六十八，是东汉历史的煞尾处。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以及曹操的幕僚们向曹操劝进，被曹操拒绝，司马光借此发表了一通很长的议论，这也是《通鉴》中最后一条关于东汉历史的评论。在这条评论中，司马光对东汉的兴衰成败，进行了宏观总结，第一句话就是“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随后司马光指出，东汉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都能崇尚儒学，敦厚教化，在朝野间营造出了良好的氛围，所以即便和帝以降政局日益混乱，东汉也不至于即刻颠扑，这都是整个社会教化大行、根底深厚的缘故。奸雄如曹操，为何不敢废汉自立？司马光解释说，这是他“畏名义而自抑”，正是教化盛行的效验。最终，司马光以“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一语，结束了整段评论。[88]把建武元年和建安二十四年的两条评论进行对比，很清晰地显示出，司马光对东汉历史的评论，是以“教化”始，以“教化”终的。

归纳前举数例，司马光在删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选择性保留了关于礼乐教化的内容，而删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在总结永平之治时，刻意掩盖了汉明帝的法治思想和行动，凸显了汉明帝尊崇儒学与教化的一面；在对整个东汉历史进行评论时，以强调教化始，强调教化终。可见，以教化为皇帝和政府施政的首要任务之一，把教化视作国家治平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是司马光编纂《通鉴》时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明显影响了司马光如何剪裁史料。

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司马光对《通鉴》卷十六末尾与卷十七开篇的特殊处理。司马光把汉武帝封舅等琐碎的行为前挪，让它们停留在景帝时代，在用两段分量极重的评论将汉初历史与武帝时代隔开之后，用以教化为核心议题的对策拉开了武帝时代的序幕。司马光让这份对策处于这么显眼的位置，和把第一条关于东汉历史的评论放在刘秀擢拔卓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起到了凸显、强调教化作为政治之基础的作用。综观汉武帝一朝的历史，不仅不符合以教化为至治基石的理念，且被司马光反复用作反面教材，用来提醒宋神宗。笔者以为，惟其如此，更能彰显司马光安排这个特殊结构的意义，也就是前文提出的，司马光在利用汉武帝时代作为劝阻新法的历史依据时，是有破有立的。司马光以汉武帝的行为破坏了汉初社会经济状况为例，告诉宋神宗不该做什么，又通过这份对策告诉宋神宗，该做什么。相比之下，严衍将司马光精心剔除的文字重新拾回，除了让这份文献可以和《汉书》中的原文相互替代之外，别无意义，且反过来消解了司马光的编纂意图。

司马光认为宣明教化应该成为政府的施政先务和基本职能，这一思想在《通鉴》编纂时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不仅这一思想本身与王安石通过政府行为理财的观念尖锐对立，这一表达方式也与王安石通过注解《周官》来阐扬理财思想的做法相映成趣。我们不必简单套用“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司马光施政理念的生成理由，不应该认为司马光的思想就是为反对王安石而存在的。从《通鉴》的编纂进程来看，西汉部分完成于治平四年（1067）初夏，东汉部分完成于熙宁元年（1068）底，都在新法正式推行之前。[89]应该说司马光是有自己一贯的施政理念的，我们能从《通鉴》解释历史的方法中看到它和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差异性，但不能认定这种差异源自受新法刺激。但整体来讲，《通鉴》是一定语境下的作品，若仅从文献完备的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订补，很有可能会将它拽离原有的语境。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秩序至上还是君主至上？——司马光政治观念再解读

一

司马光（1019—1086）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君主专制的极力拥护者。[90]如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光尊君之极”，甚至谓孟子“民为贵”之古义已非司马光辈所能晓。[91]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萧氏所倚仗的最重要的论据莫过于《资治通鉴》第一篇“臣光曰”。在这篇被命名为“三家为诸侯论”的评论中，司马光强调了政治的关键体现在君臣名分的秩序上。司马光在其中说道：“文王序卦，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不可易也。”[92]

在现有的通论性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萧公权的作品最有影响力。[93]以萧公权的论证模式及其结论为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司马光本人和君权之间的紧张？虽然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熟悉司马光文字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奏疏时政，还是评述历史，君主恰恰是司马光笔下被批评得最多的人物类型之一。况且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司马光直接挑战了君主意志。

其次，对于如何定义“专制政体”，萧公权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说法。在上举《中国政治思想史》谈论司马光的章节中，“专制”一词凡三见：“司马氏生宋代专制政体发展近于完成之时”；“凡此种种，用意无不在推尊君主，为专制政体张目”；“甚至以专制天下集权之眼光解释封建天下分权之政治”。但萧氏始终没有严格界定何谓“专制政体”，君主体制与集权体制、专制体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观察皇帝制度成立以后的中国古代政体时，必须严格区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两个概念，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宰相制度。“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相对而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两种政体模式。“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可以成为配套使用的政体模式，但并不意味着采取“中央集权”模式时，一定同时体现“君主专制”。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明清两代高度君主专制压迫下，儒学的核心行动路线已从宋儒推崇的“得君行道”转向了“移风易俗”，亦即注意力从朝廷转向社会。其原因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抗衡君权的力量不复存在，儒家学者行道无由。[94]笔者对余先生的这一判断非常赞同。但余先生仍未对宋代与明清的政体作区分，认为宋代也是“君主专制”时代。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有完善的宰相制度的帝制时代，虽然也体现“中央集权”，但并非“君主专制”。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为避开外廷大臣的干扰而创设内朝官，直到唐代出现翰林学士，皇帝制度始终试图利用内朝官取代、抗衡以宰相为代表的外朝官，以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然而历史同时展现了内朝官不断外朝化的过程，这即已证明制约、抗衡皇权的意识与力量始终存在。[95]故笔者认为，“君主专制”政体只存在于宰相制度薄弱时期，尤其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的明清时期。在宋代，虽然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不存在“君主专制”。所以，萧公权认为司马光拥护“专制政体”，却未对“专制政体”作严格的定义与区分，更未对宋代的基本政体作一清晰的表述，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

第三，萧公权的证据仅仅是“三家为诸侯论”中的几句话，将司马光所有的作品，尤其是全部《资治通鉴》作认真的解读后，人们是否还会坚持认为司马光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

笔者在通观《资治通鉴》的基础上认为，仅据“三家为诸侯论”中的几句话，将司马光定位为“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并不恰当。我们不仅可以在《资治通鉴》其他章节中找到反对这一论点的证据，甚至就在“三家为诸侯论”中，司马光也已经明确提示了自身的基本立场：绝非“君主专制”政体的拥护者。

“三家为诸侯论”的确集中反映了司马光的一些基本政治观念。然恕直言，包括萧公权在内的多数学者在解读这篇文字时，都未中肯綮，只在文字表面做工夫，舍本逐末而错失温公思想之精义。君臣名分的不可逾越性，仅仅是司马光设计的环环相扣的理想社会秩序中的一环，既不代表该秩序的本质，更非其全部。

二

为更全面理解司马光的政治伦理观念，暂把“三家为诸侯论”放一旁。先来看另一段《资治通鉴》中的文字。《资治通鉴》在第六十八卷建安二十二年的叙事中，记载了曹丕如何成为魏国太子的过程。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手段非常丰富，比如用“经传合一”的方法，先告诉读者“魏以五官中郎将丕为太子”这一结果（类似于《春秋经》简要记事的笔法），紧接着以一个“初”字开头，用倒叙法追述了形成这一结果的相关过程（类似于《左传》解释经文的方法）。在追述中，《资治通鉴》勾勒了曹丕、曹植的竞争关系，其次铺叙曹操与几位重要官员的讨论。就谁该继承魏王的爵位，《资治通鉴》安排了四位官员发言，分别为：崔琰、毛玠、邢颙、贾诩。其中前三位，曹操是通过密函相访的形式与他们交流，而与贾诩则是面谈。原文附下：

魏以五官中郎将丕为太子。

初，魏王操娶丁夫人，无子。妾刘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王使丁夫人母养昂。昂死于穰，丁夫人哭泣无节，操怒而出之，以卞氏为继室。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敏赡，操爱之。操欲以女妻丁仪，丕以仪目眇，谏止之。仪由是怨丕，与弟黄门侍郎廙，及丞相主簿杨修，数称临菑侯植之才，劝操立以为嗣。修，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访于外，尚书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尚书仆射毛玠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东曹掾邢颙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察之。”丕使人问太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丕从之，深自砥砺。它日，操屏人问诩，诩嘿然不对。操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操大笑。[96]

分析《资治通鉴》的这段叙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被安排发言的四位官员，无一例外都支持曹丕；二、曹植的妻叔崔琰被安排在第一位发言；三、四位发言者的核心论点都是强调嫡长子继承的正当性。这里首先体现了《资治通鉴》作者的选择性叙事策略，即只选择对曹丕有利的言论。其次是以集中罗列的形式，加强读者对曹丕继承正当性的印象。无疑，作为《资治通鉴》作者本身而言，他们也持有支持曹丕继位的倾向性。[97]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资治通鉴》接下来写道：

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左右长御贺卞夫人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当倾府藏以赏赐。”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操。操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最为难。”

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惧，而反以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98]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资治通鉴》揭晓了曹丕、曹植的竞争结果，却指出曹丕赢得竞争的关键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这一叙述暗示了两点：一、曹操对待嫡长子继承法则的立场并不坚定，所以曹丕尚须以术自饰来加持；二、曹丕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引文最后一节，《资治通鉴》作者借辛宪英之口对曹丕的虚浮作出了批判。前一节曹操评价卞夫人“怒不变容，喜不失节”，可以看作是对前文丁夫人“哭泣无节”这一行为的回应，同样可以看作是对下文曹丕得意忘形之举的反衬。综合《资治通鉴》对曹丕去世之后所作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曹丕并不是《资治通鉴》作者所欣赏的人物，无论是品德还是行为风格。[99]

这样的解读，体现出一种矛盾性：即《资治通鉴》作者并不欣赏曹丕，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在《资治通鉴》中，曹丕是非常反面的人物，但他们却在叙述曹丕和曹植相互竞争这一历史事件中支持了曹丕。解释这个矛盾并不难：《资治通鉴》作者支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而不是曹丕个人。《资治通鉴》强调的是秩序，以及支撑这套秩序的各项规则本身的价值与重要性。不欣赏品德虚伪的曹丕，却仍支持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曹丕，正体现了《资治通鉴》作者对秩序、规则自身绝对价值的认知，不以人物好恶为转移。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秩序及其背后的规则都必须被遵守。

反之，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如果违背了秩序及其背后的规则，也应受到相应的批判。《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二卷中伊娄谦宽恕高遵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周武帝在攻齐之前，派伊娄谦为使者到北齐观察形势。由于参军高遵向齐人出卖情报，伊娄谦遭齐国拘押。在攻克晋阳后，周武帝解救了伊娄谦，并将高遵交由他处理。伊娄谦最终选择了宽恕，并对高遵“待之如初”。如果没有接下来司马光在评论中所作的提醒，可能很多读者会敬佩伊娄谦气度，欣赏他的行为。

然而司马光却在评论中对周武帝和伊娄谦分别作出了批判。首先是对周武帝的批判：“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但凡一桩需要批判的历史事件中牵涉到君与臣，司马光必定不会单方面责备臣下的行为，甚至会将对君主的批判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司马光史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关于这一现象的意义，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同一段评论中，司马光接着批判了伊娄谦：“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型。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100]当私德违背了公义，私德不仅失去了其意义，而且被司马光认为是有害的。司马光在评论中提到的“政刑”概念，以及“归诸有司，以正典型”的行为描述，都指向与理想秩序相配套的制度、规则。这段文字与前文所举曹丕、曹植竞争的章节形成一个对比，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了秩序、规则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与私德之美丑、学行高低皆无关。对于施政者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尊重秩序、遵守规则。

三

但这样的秩序、规则观一定会遭受质疑：如果一味刻板遵守秩序与规则，而导致在现实中处于被动，甚至是国家、政权的危亡，该怎么办？比如就王（皇）位继承人的选择而言，单纯强调嫡长子继承制，若选出的是暴君（如商纣王）、智障（如晋惠帝），还要坚守这样的原则吗？只要放弃嫡长子继承，就会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用微子来代替纣王，商朝就有可能延续它的统治，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灵活变通吗？还需要坚守秩序与规则吗？

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早就给出了答案，而且答案就在被萧公权用来论证司马光为“专制政体”拥护者的“三家为诸侯论”里面。在这段评论里有一段话，萧公权没有注意，其他所有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几乎也未曾引用、诠释过，笔者却认为，这段话恰恰是理解司马光政治思想的关键：“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101]商帝乙有三个儿子，依长幼次序为：微子启、中衍、纣。三人中只有纣是王后所生的嫡子。帝乙认为微子启贤明，欲立为嗣，但当时的太史据法力争：“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102]守法的结果是，纣王继位，商朝灭亡。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最幼的叫季札。季札不是嫡长子，却最贤能，所以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札推辞了。季札的长兄诸樊还是想把王位传给他，于是季札干脆就逃离了吴国。后来发生了诸樊的儿子与另一位兄弟馀昧的儿子争国的事件，吴国最终在夫差（诸樊之孙）手上灭亡了。[103]这是司马光在评论中引用的两个典故。

微子这个人物的文化内涵非常复杂，我们以季札为例，来看一下司马光的观点和之前的政治家、史评家有何同异。唐代著名学者、古文运动的先驱独孤及（725—777）曾写过一篇《吴季子札论》。在这篇史论里，独孤及对季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废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义，非公；执礼全节，使国篡君弑，非仁；出能观变，入不讨乱，非智。”独孤及认为，季札的推让不为，导致了吴国的灭亡，他只顾及了自身小节，而忘乎家国之大义。关于如何看待人物贤愚与继承原则、制度之间的关系，独孤及说道：“夫国之大经，实在择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贤则废年，以义则废卜，以君命则废礼。”[104]独孤及提到择嗣的三个标准：贤、义、君命，若与此三者相违背，即便符合年、卜、礼三个标准，也可以被废黜。通观全文，独孤及所指的“义”，应当指符合吴国强盛、绵延目标的行为。以贤废年的说法明确挑战了嫡长子继承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独孤及强调了君命高于礼。

独孤及这篇史论有一定影响，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和《唐文粹》都予以选录。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也专门写了一篇《季札论》来反驳它。独孤及的观点，建立在国家的强盛、绵延是最高目标这一基础上。石介的核心论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有没有比某个具体的国家（或政权）强盛、绵延更高的目标？石介的回答是：有。关于季札让国的意义，石介是这么认为的：

以季札之明且智，岂不知吴国以季子则存，以诸樊则亡？岂不以能保其先人之国则为孝，覆绝其先人之祀则为不孝？盖以谓父与子，天下之大亲也；兄与弟，天下之大伦也。周室既衰，王政绝矣。天子争立，诸侯篡夺。弟杀其兄，子杀其父，无国无之。且大惧后世不知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皆以为子得以篡其父，弟得以夺其兄，则亲爱灭矣！故托以子臧，让于诸樊。噫！季札非苟让也，存万代父子兄弟之亲也。

在文章的开头，石介同样称赞道：“殣一身以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者，夷齐也；墟一国以存万代父子兄弟之亲者，季札也。”万代父子之亲是“礼”的具体化，为了维护这一“礼”的价值，甚至值得为之付出国家颠覆、政权灭亡的代价。可见在石介看来，“礼”的价值高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政权。在文章的末尾，石介进一步批评了独孤及的论点：“独孤及作《季札论》云云者，岂知季札之所存也吁！及徒知废先君之命非孝，灭其国不仁。独不知奉先君以为孝，孝之末也；全一国以为仁，仁之小矣。与其奉先君已没之命，孰若存先王大中之教；与其全一国将坠之绪，孰若救万世篡弑之祸。呜呼！季札之意远哉，及岂知之也！”[105]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考虑，包括石介在内的宋代学者强调篡夺的非法性和危险性，表彰反篡夺与辞让的历史人物、事件，是有惩于五代时期篡乱相仍的历史教训，而体现在文化解释上的自觉。然而这样的历史反思，并未使得所有学者都简单地走向绝对忠君的观念。石介说，“奉先君以为孝”是“孝之末”，就是否定了“君命”的最高权威性，与独孤及针锋相对。在否定“君命”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石介否定了“国”之存在的最高意义，所以说“与其全一国将坠之绪，孰若救万世篡弑之祸”。

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权威不振，可能是激发独孤及尊君思想的重要背景。如果我们用石介文章中提到的“君命”、“国绪”两个概念来概括他们论点的话，那么独孤及的观点应该是尊君命以延国绪；石介则认为，必要的时候不仅可以废君命，进而可以坠国绪。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中间状态，即在必要的时候废君命而延国绪。关于这一点，石介的文章没有涉及，司马光的“三家为诸侯论”却已有议论。

司马光年辈略晚于石介。我们无法确定他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论及季札时，是否受了石介的影响，仅从思想的角度解析，司马光的观点的确与石介有共同的立论基础，即某个具体王朝、国家、政权的存在与利益，并不是最高的“义”，当然也不是评判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最高的“义”和标准，是“礼”与秩序。这可以从前引“三家为诸侯论”中：“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两句得到印证。虽然亡国了，但微子和季札的行为仍然是正确的，因为符合“礼”。也就是说，“礼”是比国家（政权）存亡更高的标准。司马光在此没有讨论“君命”问题，因季札是背君命而辞让，所以“君命”在“礼”之下位已被包含在这个论证之中。既然维护君命与具体的国家政权都不是司马光政治观念中的最高目标，那么当萧公权等学者指责司马光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时，司马光拥护的是谁的“专制”？“专制”的主体如何落实？

比石介《季札论》更丰富的是，司马光增设了不轻言“国绪”可弃这一层。即便不否认国家（政权）存亡不是最高标准，若社会秩序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亦非民人之福。《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宣王和孟子之间关于“汤武革命”的对话。齐宣王的问题是：“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106]孟子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是从积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角度而言。但社会秩序并未见得总是处于极端不合理的状态下。故司马光为主动更改“国绪”设置了严格的条件，以维护秩序的稳定性。司马光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说：“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107]对这段话应作两层理解：一、司马光并非绝对地反对“革命”；二、正当“革命”需符合严苛的条件。综合起来看，只能说司马光议论的语境和孟子议论的语境有很大的不同，而不能直接认为司马光的观点站在孟子的对立面。严格界定革命正当性边界的言论，体现出司马光两个特点：一、司马光是身处政治实践舞台中心的政治家；二、司马光是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家。

四

最后来谈君主在司马光政治观念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萧公权讥司马光不懂得“民为贵”的古义。案，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指的是在一个国家中最无法替换的是民，社稷和君，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被替换。[108]一个不合格的君主可以被废黜、替换，这样的观念在《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的其他作品中，并没有受到挑战。相反，笔者认为，在利用“伊霍故事”这一历史资源来证明昏聩、残暴之君可废这一点上，《资治通鉴》比《汉书》表现得更为彻底。《汉书》在讲述霍光处理昌邑王势力时，有昌邑王属下被杀前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一细节。[109]《资治通鉴》编写这个故事时，却将这一细节删除了。[110]笔者认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八字，尚能暗示这一事件的本质是霍光与昌邑王的政治斗争。《资治通鉴》删除这一细节后，使得荒淫之君被废这一故事主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纯粹。对于南朝数位荒淫暴虐之君被废，《资治通鉴》同样是抱积极支持的态度。[111]可见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中，君主同样是可以被替换的元素，只要他真的不合格。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来说，“君”是秩序的需要。即便是孟子，也不能在“无君”的框架下设计社会秩序。孟子辟杨墨，说：“杨氏无我，是无君也。”[112]所以在关于“君”的问题上，司马光的观念与孟子有契合之处：一、“君”是政治秩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二、某些具体而不合格的君，是可以被替换的元素。这些思想的同异之处，需要做严格的辨析。我们不能因为司马光写过《疑孟》，就简单地把司马光放在孟子的对立面。[113]

在天人感应学说逐步被淘汰的情况下，宋代中期也普遍出现了皇权去神性化的观念。[114]《资治通鉴》除保留个别有规诫意义的事迹外，基本上秉承“神鬼事皆不书”的原则。[115]所保留的那几个故事，也是重在规诫，不在事迹本身。[116]所以司马光政治观念中君权理论的基础是人性，而非神性。他在“三家为诸侯论”中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117]“礼”是维护秩序的关键。由于秩序的需要，“礼”分出“君”与“臣”。但司马光维护的，既不是“君”，也不是“臣”，而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即由“礼”所规定的秩序。

这一思想在石介的《季札论》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石介重新讨论了伯夷、叔齐谏武王伐纣的案例。石介说：

以夷、齐之明且智，岂不知纣之不仁、涂炭天下；武王顺乎天而应乎人，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提民涂炭中，至于安乐泰然也？盖以谓尧禅舜，舜禅禹，禹传子，天下之大公也。而舜，贤也；禹，贤也；启，贤也。尧、舜之禅让，禹之传嗣，皆与贤也，可以法。汤伐桀，武伐纣，虽天下之大义，而桀、纣，君也，汤、武，臣也。以臣伐其君，不可以训。尧、舜、禹皆传乎贤，而汤始以臣伐桀，汤既以臣伐桀而自为君，武王又以臣伐桀而自为君。且大惧后世不知有尧、舜、禹之以大公之命而传乎贤，但知汤、武之以大义伐桀、纣，而将有假大义之名戕贼篡弑其君者，故谏于马前，死于首阳。噫！夷、齐非苟义也，存万代君臣上下之分也。[118]

石介对传统的夷、齐故事作出了新的诠释，认为夷、齐谏武王，并非是为保全纣，而是为保全“分”。在这里，无论是圣君还是暴君，都不是关键内容，关键是“分”。为了保全“分”，即便是圣君伐暴君，也不值得鼓励，因为它会导致后人以此为例施行篡夺。虽然夷、齐知道武王伐纣应天顺人，势在必行，但他们还是要把自己对“分”被破坏的焦虑表达出来。石介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是对五代君臣篡乱相仍现象的反思，有其具体历史背景。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一观念有超越具体历史背景的抽象意义，在“君主-秩序”这对概念中，石介淡化了君主的重要性，强调了秩序才是本质。夷、齐尊重秩序，而非尊重某位具体的君主（无论是贤君还是暴君），是值得称道、学习的态度。这一观念同样体现在司马光的史评与政论文中。石介提到的“分”，在司马光的“三家为诸侯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礼”的一个重要环节：“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119]

如果秩序才是本质，那么君主虽然位居秩序等级的顶端，但他本人必须服从于秩序，而不是由他来操纵秩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司马光为什么在《资治通鉴》的评论中加强了对君主的批判。除了上文所举高遵事件中对周武帝的批判外，我们还可以再举两个例证：一是司马光对霍光死后其家族覆灭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论，二是对冯道现象的评论。在叙述完霍氏族灭后，《资治通鉴》先引用了班固的评论。班固认为，霍氏之祸是由于霍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最终咎由自取。紧接着，司马光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虽然他并不否认霍光的问题，但与班固相比，他的评论增加了对汉宣帝的批判，不仅批评汉宣帝刻薄寡恩，并认为霍氏之祸是由汉宣帝酝酿而成。[120]对冯道的评论，有类似之处。《资治通鉴》交代了冯道之死后，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著名评论，以冯道为聚焦点，批判了那个时代不知廉耻的士风。司马光在随后的评论中也是增加了对五代时期君主的批判，认为冯道现象的造成，那个时代的君主同样有责任，他们没有履行好维护纲纪、择别人才的职责。[121]回顾《资治通鉴》中的第一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以及之后的“三家为诸侯论”，司马光批判的重点完全落在周天子不坚持维护礼与纲纪的失当行为之上，而不是将魏、赵、韩作为批判重点。所谓：“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122]这些批判，是君主应服从于秩序这一观念的印证。在君主的行为、意志与秩序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司马光选择的是维护秩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司马光的政治观念中，最重要的是秩序。秩序需要通过君主、臣民扮演各自的角色共同完成，但并不意味着居于秩序等级顶端的君主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君主的权威只有在符合秩序需求时才具有效性。秩序中君主，是可以被废黜、置换的元素，不可废黜的是秩序本身。有这些认识，恐怕就不能简单地将司马光归之为“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尤其不能认定他是“君主专制”的支持者。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巨变的时代，在民族革命思潮的引导下，学者们惯以西方文明为模板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思想。他们容易犯一个错误：以二十世纪西方取得的最高成就为标准，以二十世纪的后见之明来评判古人。这对古人非常不公平，萧公权对司马光的评判就是一个案例。不仅在司马光生活的十一世纪，同时代的西方也没有“无君”而又有序的政治设计，即便是在二十世纪，西方先进国家也并没有几个彻底废除君主制。仅仅因司马光不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而将他划定为“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不仔细解读他复杂的思想和立论的语境，是不合理的。以萧公权这一案例为代表的思维，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笔者认为有驳正的必要性。那个时代的学者，因急切地需要一个新中国，往往失去认真解读古人的耐心，如果现在的中国学者仍然沿着这条路简单、粗暴地处理中国古代思想问题，我们将继续失去解读古人的能力。

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

由心性论演变而来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宋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司马光（1019—1086）晚年虽然也写过讨论心性的文章，但他一生所关注的核心话题无疑是“治道”，笔者将它理解为思想史上追寻统治术传统的延续。司马光“治道”理念的内涵，有前后期发生重大变化的，也有坚持始终的基本原则。冀小斌先生的著作以保守主义概括司马光政治思想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关注了他后期思想的倾向性。[123]本文拟讨论将司马光思想分出前后期的可能性，并对司马光早年就叙理清楚，或坚持始终，或前后有变化的几个思想元素进行探讨，意在思想史追寻统治术的传统中理解司马光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将司马光的思想分为前后期的可能性

在熙宁（1068—1077）变法正式发生之前，北宋政治的变化已经有了明显迹象。以治平（1064—1067）末、熙宁初为分水岭，将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分出前后期，符合人们的一般印象。如果引进这条虚拟分割线，将司马光前后撰写的文章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可行的。本节将以司马光内外关系观的变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内而后外，安近以服远”，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主题内容之一。[124]《资治通鉴·汉纪》以下部分，对积极拓张的国家行为都采取不欣赏的立场，对漠视民生而专注外拓的帝王批判尤甚。以之与司马光呈递给宋神宗的奏章对比，读者能发现司马光历史编纂策略与时事政治关怀之间的联系性。[125]若综观司马光所有相关文章，我们会发现，这个立场并非司马光一贯就有，而是经历了明显的前后变化，变化节点就在神宗即位之初。

司马光于治平二年（1065）所上《西边札子》，就如何应对西夏赵谅祚诱纳亡叛、侵扰边境提出自己的看法，核心在于选将练兵、“申明阶级之法”。这道奏章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司马光认为若将帅得人、士卒精炼，“然后惟陛下之所欲为，虽北取幽蓟、西收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岂不沛然有余裕哉！”[126]虽然司马光整体态度趋向保守，练兵选将的目的在于保境安边，而并未鼓动宋英宗主动出击以开拓疆土。但从奏章的语气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如果将恢复汉唐旧境作为一个远程目标而不是当下作为的话，司马光并不反感。对于是否要、是否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朝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司马光也未予否认。同样作于治平二年的《北边札子》，其中论及边事的语言、态度，可以和《西边札子》相印证：“俟公私富足，士马精强，然后奉辞以讨之，可以驱穹庐于幕北，复汉唐之土宇。与其争渔柳之胜负，不亦远哉！”[127]这个态度与司马光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遗表》中的立场有着明显区别：

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逾葱岭、绝大漠、鏖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觊觎者多矣！[128]

奏章中提到汉武帝，被作为穷兵黩武的反面典型。事实上，在熙宁以前的奏章中，汉武帝的形象在司马光笔下并非总是这么糟糕。如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即位后不久，司马光在一道所上封事中谈道：“汉武帝详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终获其用，威加胡越。”[129]这里的表彰主题是汉武帝的用人策略，但这一策略的成功是和“威加胡越”联系在一起的。

细按文献，司马光态度转变的契机，应该就在宋神宗锐意于用武的倾向性显现出来之后。治平四年六月横山事起，薛向、种谔等谋招纳嵬名山部袭取谅祚，不久种谔遂取绥州。[130]至当年九月，此事已广为臣僚所知，引起朝议喧哗。这个月内，司马光上过几道札疏，对薛、种之谋取反对态度。[131]其中《横山疏》是篇幅最长、议论最详尽的一道。这道奏疏在谈到边事的时候，司马光的语言和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奏章的末尾，司马光仍然谈到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惟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和《西边札子》《北边札子》所不同的是，出击的前提不仅仅是将帅得人、士卒精炼，而需满足“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八大条件。更大的不同，是在这道奏疏开头，司马光就提及如何把握处理夷狄关系的度：“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以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禽颉利，然后为快也。”和之前不以“复汉唐之土宇”为非，显然呈现出更为保守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这句话中提到不必以此为快的四个典故中，惟“禽颉利”为唐典，其余三个“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都是汉典，且都借用汉武帝时代事。这与前举表彰汉武帝善于用人以致武功的《封事札子》仅数月之隔。[132]

外事理论的重大转变，体现在司马光在这道《横山疏》中提出了“校德”与“校力”的不同。司马光所举“与之校力则未能保其必胜”的前代贤圣案例，有舜禹伐三苗、商高宗伐鬼方；本朝祖宗案例，则有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征讨西夏。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者之间所述汉代与夷狄征战的例子，举的是汉高祖平城之挫，而只字不及汉武帝的周边经营。[133]在这样的选择性叙述下，“校力”的可行性自然落在“校德”之下，而“校德”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司马光论说的主导方向。此后，对历史上与四夷“校力”行为的扬弃与批判，成为司马光坚守终身的理念。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在知永兴军任上给宋神宗所上的《谏西征札子》，再次强调了《横山疏》中曾提出的征伐必须具备的八大条件，却已经没有任何暗示日后有机会可以恢复汉唐旧宇的文字。相反，司马光提出的警告是：“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134]言下之意，即便将帅得人、士卒精良，战争仍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已经走到了治平二年所作《西边札子》《北边札子》的反面，标志着司马光在外事问题上转向绝对保守主义立场的完成。其中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治平四年六月至九月横山事起的数月之间。外事思想的变化，为我们观察司马光基本政治思想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下文就司马光在熙宁之前已经成熟并坚持始终的“阶级论”和“御下论”略作探讨。

二、秩序：“礼法”与“阶级”

司马光的政论文章极其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以秩序等级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虽然是礼乐文明的基础特征，但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予以系统表达，很容易让人想起《荀子》的观点。事实上，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的确深受《荀子》影响。在社会秩序与文治方面，司马光用来表达秩序的概念是儒家士大夫最常用的“礼”（很多时候司马光也会引入“法”这个概念），在军队管理与军政上，司马光用以表达秩序最常用的概念是“阶级”。“礼法”的秩序与“阶级”的秩序，既有差异，很多时候也被联系在一起。

在司马光强调礼制秩序的文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载诸《资治通鉴》篇首的《三家为诸侯论》。[135]在此之前，有作于庆历五年（1045）调和政治伦理与家庭伦理的《不以卑临尊议》。[136]《资治通鉴》上接《左传》，实际上在开篇处并未严丝合缝地衔接《左传》的末尾。《左传》末段以魏、赵、韩三家反丧智氏收尾，事在公元前463年，而《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事在公元前403年。但三家灭智氏的史事也并未被司马光舍弃，而是以倒叙手法押后，意在凸出开篇处对“三家分晋”的批判。在为这部巨著开篇的“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中，对于僭越之臣魏斯、赵籍、韩虔的批判被司马光浓缩在“晋大夫”三个字中。整篇《三家为诸侯论》的主题在于批判周天子自破礼法、败坏纲纪。相同的句式在《资治通鉴》这一卷里再次出现过：“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137]

从这篇文字来看，司马光的礼制秩序含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秩序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保障，而礼则是维持秩序最根本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礼的仪式性功能不是司马光强调的重点，这里所强调的礼，是它的外化规范性功能。用于规定、区别人的身份，以作为礼有等差之基础的名器，是依附于这种外在规范的。如在儒家内部寻找这种思想资源的来头，人们很容易想起荀子的言论。《荀子·富国篇》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138]

其二，司马光的批判暗含着秩序等级与责任的正比例关系。所以当严重的以下陵上事件发生的时候，司马光选择的重点批判对象是上，而不是下。这一内涵的注入，是为了确保秩序等级不沦落为僵化的绝对服从体制和暴力政治，它与司马光所主张的君臣关系论息息相关，容另文讨论。

尽管司马光的等级观念十分严格，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找到例外。在官员选拔问题上，司马光强调不应该拘泥于资序，要在使人才与职责相对应。司马光在《辞知制诰第三状》中所说：“夫以资涂用人，不问能否，比例从事，不顾是非，此最国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139]这种官员迁升的“资序”，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官场秩序。对于这种不问德才，按部就班的仕路秩序，司马光表示反对。另在《直讲乞不限年及出身札子》中，司马光说道：“臣愚以为，学官正宜取德行经术可为师表之人，不当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贤愚，而惟年齿出身之问，则虽有德行如颜回，经术如王弼，皆终身不可为学官也。”[140]《荀子·王制篇》：“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顷而废。”杨倞注云：“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说起于版筑为相也。”[141]两者思想一脉相承，动态的人形成对静态礼制的补充，以确保社会与政治的活力。战国是士阶层勃兴的时代，北宋前至中期，则是科举真正让“书包翻身”成为可能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对于人凭借才能在阶层秩序中向上流动，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给予了高度支持。[142]

就汉代文献而言，两汉经学传承与荀子有着极大关系。[143]但在韩愈《原道》篇中，荀子、扬雄同被议为“大醇小疵”。[144]尤其是宋代心性哲学兴起之后，荀子作为儒家内部重要的一支，事实上处于被扬弃的地位，代之而兴的是孟子学说。“孔孟之道”也在这个背景下得以成立。[145]司马光非常重视《大学》、《中庸》，晚年也写过《中和论》。但在孟学升格尚为潜流之时，司马光显然不是与流者。他的思想体系与《四书》经典体系形成之后的新儒家思想也有明显区别。这其实说明在新儒家思想体系成熟之前，宋代儒学思想的发展，曾存在过另一股潮流、另一种可能。司马光对荀、扬的继承与表彰，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标志。[146]

但前文提及司马光秩序观念中的这种特殊性，即人才选拔不应限于年资的仕路秩序观，仅限于才高德修的外廷士人或将帅，同样是官阶迁升，凡涉及宦官，司马光同样强调资序的重要性，而反对越次。[147]这与他在强调外廷文、武人才选拔上的态度截然不同。

最后想讨论一下司马光的“阶级”观。“阶级”一词用以比喻人之尊卑等级，如阶之有级，最初并不限于武资。[148]北魏一代，以“阶级”一词表明资序的用法比较普遍，也并非专用于武人。[149]这或许与宋代以前文武两途并非截然对立有关。司马光则将“阶级”一词专用于军队管理与军政建设上。治平元年所上《阶级札子》，专论治军之法，针对北宋中期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士卒骄横、不从约束现象，认为当以申明阶级，严禁陵越为治军核心内容。[150]其思想与《资治通鉴》中对唐肃宗任命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的评论相呼应。[151]这两篇文字，都非常显著地将礼法与“阶级”捆绑讨论。在《阶级札子》中，司马光开篇即言：“治军无礼，则威严不行。礼者，上下之分是也。”《资治通鉴》中相应“臣光曰”则云：“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禆，偏禆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152]申明“阶级”，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无越位言行，是军中礼法的基本内容。推而广之，申明社会、政治等级，以确保纲纪不紊，是同一道理。

如何确保这种秩序成为僵化的体制，防止它在保障纲纪的同时也保障了权力的绝对性与破坏性，则必须深入探究司马光和那个时代的“君臣关系论”。限于篇幅，只能容后另撰文详论。前文所能揭示的一点思想研究启示在于，与宋代之后逐渐张大的、以心性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不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仍以礼法秩序、君臣关系为基础，体现出其“治道”话题的传统性。

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更懂经济？

一、王安石变法，国富不等于民富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正是因为他的方案，契合了宋神宗以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心愿，才得到了这位不到20岁的青年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收回燕云十六州，不仅是一位帝王开疆拓土的雄心，也关乎北宋的国防问题。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背景。

“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13条举措，其中6条和理财有关，2条兼具理财和强兵的功能，另有2条直接与强兵有关，剩下2条则与选拔人才有关。

先来谈谈理财。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每年农历的2月到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要播种，又要交税，手头就会很紧张。这个时候，他们会向一些富农借贷，并支付高额利息。王安石的思路就是，让政府来满足农民的借贷需要，从中收取利息，半年20%。这个利息虽然看上去挺高，但实际要比富农向贫农要求的更低。王安石此举就是把富农从市场中挤压出去，让国家获得这个市场。

还有一个“市易法”，就是商人可以抵押田宅或金帛，向国家借钱。王安石有这样一个提法，国家之所以财用不足，就是缺少理财的人才；如果善于理财，国家是不会缺钱缺军费的。

但到了执行层面，这种政策设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司马光是很早发现变法弊端所在的官员之一，也是变法的反对者。他指出，青苗法的法令一出，看上去是降低了借贷利率，实际上可能诱发过度消费。第二点，之前富人和穷人之间如果发生了借贷纠纷，可以找官府解决问题。但现在，官府自己放贷，老百姓找谁呢？这时候，情况就变成：官府又当球员，又当裁判。第三点，因为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他们会想方设法让民间多借贷，这就可能造成强行摊派。比如，当时福建的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借贷比率居然高达70%。

司马光早就看到王安石变法措施中的理想主义成分。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官员的政绩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为了政绩，摊派式的政策推行，为平民百姓带来的是利益还是负担？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确是让国家收入增长了。青苗法实施一年后，得到了300万贯的收入；市易法得到150万贯收入，免役法年收入800万贯，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20%。但是百姓不堪重负，“饥寒流离”，社会舆论纷纷指向王安石变法。

二、“反对派”司马光真的不懂经济吗？

在宋史里，司马光是一直和王安石对着干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过几次直接冲突。史学界很多人认为司马光根本不懂经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司马光有一篇文章叫《论财利疏》，就是谈论他的财政改革方案的。其中比较核心的一条就是，所有财政官员都要专业化。司马光不是不懂财政，只是他比王安石看到更多的东西。在王安石看来，国家财力不足，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才。而司马光则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他的意思就是，善于理财的官员不过是搜刮民脂民膏，百姓穷了就会干坏事，对国家发展不利。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善于理财的话，不用加重税赋，国家政府也会有很大的增收。司马光认为，天地之间的财富是一个定数，要百姓富足，官府就必须让利。

很多人认为司马光不懂经济，也是从这里来的。理由是，政府应该想办法增加财富，把整个蛋糕做大。但蛋糕做得再大，国家富有和百姓富有之间，就一定是正向关系吗？

这种政府与百姓之间零和博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懂经济。但在农业社会，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和土地开发。在人口没有巨大变动、土地总数大体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是不可能有很快增长的。

北宋政府的思路，是把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司马光的出发点则是：“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起到财富再分配和协调的功能，但政府本身不应该再以敛财为目标，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

三、以史为鉴，要先读懂史书

为什么必须反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有一句名言是用来总结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人难道不应该存一些敬畏心吗？

20世纪以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一直非常好。而在此之前，他是不如司马光的，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到如何对待史书的问题了。

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实，这是20世纪史学最大的神话。历史学不可能传达真实，它传递的永远是观念和它的价值尺度。

我们谈王安石也是一样。20世纪，从梁启超在1905年写《王荆公传》开始，王安石身价一路飙升。梁启超写书，强调变法本身的合理性，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扭曲，才导致失败。看上去，他是在为王安石辩护，其实是在为他自己辩护，为“戊戌变法”辩护。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据说列宁这样评价王安石：“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于是，王安石成为20世纪史学界必须捧上去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批孔的时候，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代表被捧出来了。之后，改革开放了，他又成了改革的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很多历史“右派”都被平反了，只有司马光还没平反，谁让他和王安石对着干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宋史研究领域，王安石大受追捧，与他本身没多大关系，这其实是与20世纪的思想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读历史，不能因为很多著名历史学家都下过定论，就觉得王安石很了不起，而司马光不懂经济。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而不是取决于历史人物本身。

一个曹操，各自表述

历史叙述无法避免历史学家的主观干预，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由于传统中国历史撰述的丰富，相关具体话题永远挖掘不尽。曹操形象的塑造，是这一领域的热门话题，也是仍有讨论余地的话题。

裴松之引用大量史料以补《三国志》之简约，其中必然有不少陈寿当年弃而不用的素材。仔细阅读《三国志·武帝纪》的裴松之注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裴松之所引正面塑造曹操的材料，大多出自北方史学家之手；而诋毁曹操的材料，基本都出自南方文人，尤其是东吴文人之手。

试各举典型的例证。《曹瞒传》作者为谁久无定谳，然出自东吴士人之手则无疑问。《曹瞒传》中的曹操，纵非一无是处，但作者对于曹操的基本态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后世所传曹操为夏侯氏之子、年少之时游荡无度、怀奸挟诈、轻佻无威等多个故事，即出自这部书。其中最令读者触目惊心者，莫过于迫害伏皇后一节：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九年裴注所引）

这段记载令人难以采信。且不说华歆其人何至狂悖如此（华歆曾在孙策手下任职。孙权掌权后逐步显露出独立意向，同时北方逐渐稳定，中央权威也得以树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歆放弃孙氏，到许都任职。这可能是华歆成为东吴士人叙述敌人的原因之一），提及早已去世的伏完是明显的硬伤。

但从后人喜欢借此以为谈资来看，《曹瞒传》这一矛盾冲突剧烈的情节塑造，显然是成功的，曹操大逆不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和《曹瞒传》同类性质的著述还有《吴书》、《吴录》、《江表传》等。其中有些著作迟至两晋之际才问世，但检核其背景，无一不与江南传统有关。

另有一类性质截然相反的史书，同为裴注称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署名作者为王沈的《魏书》。为方便与《曹瞒传》中的曹操形象形成对比，我们可以从王沈《魏书》中挑出这样一个例子：

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勋于庙，甲午，始春祠。令曰：“议者以为祠庙上殿当解履。吾受锡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裴注引）

这段文字叙述的背景，是建安二十一年春，身为魏公的曹操祭祀家庙。所谓“令曰”，指的是曹操的教令。按礼，祭祀祖庙当解履登殿。但曹操指出，自己蒙受汉献帝的恩宠，被允许上殿面君时佩剑不解履。如果参君不解履，祭祖反而解履，那是让自己的祖先尊贵于君王了，所以曹操最终决定祭祖时也不解履。

我们不讨论这件事可不可信，关键是这里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对汉室恭敬尊崇，不惜贬损祭祖礼节，与《曹瞒传》中大逆弑后的曹操形象恰成鲜明对比。《魏书》的署名作者王沈，虽然在魏晋之际扮演了投靠司马氏的急先锋，但就《魏书》本身而言，却是曹魏时期仅有的官修“国史”。除王沈之外，当时中原名士大夫荀顗、阮籍、应璩等都曾参与其事。对这部书的评价，唐代史学家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晋书·王沈传》）与《魏书》倾向相近的，还有鱼豢的《魏略》，也是典型的北方史学家作品。所不同者，《魏书》乃官修，《魏略》为私作。

王沈《魏书》中的曹操形象不是实录，《曹瞒传》中的曹操就一定是实录吗？很难讲。这两个曹操，哪个是比较真实的曹操？持不同意见者，恐怕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这种分歧，自从将曹操作为历史叙述对象以来，就一直存在。

再举一个不同立场的史家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诠释的例子。

中平六年（189年）曹操因躲避董卓而东归，路经吕伯奢家而酿成血案，此事虽不为《三国志》所取，却广为流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孙盛《杂记》都记载了这一事件，但诸家对该事件的解释又都不同。先看《魏书》怎么说：“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再看《世语》的记载，完全不同：“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两种记载唯一的共同点是吕伯奢不在家，负责招待曹操的是吕伯奢的儿子。在《魏书》描绘的情景中，吕家子弟抢劫财物，曹操自卫反击。而郭颁《世语》借此事描绘的曹操，却是多疑而不惜人命的奸雄形象。

王沈《魏书》的立场已如前述。郭颁生平事迹隐晦，据现代学者考证，应该是两晋之际人。从担任过襄阳令这点来看，郭颁采择南方人的历史叙述以成《世语》的可能性很大。襄阳是刘备势力集团的大本营，东晋时期的襄阳籍史学家习凿齿正是尊蜀黜魏的第一人。地域差别，体现在王、郭二人对吕家血案的不同解释上。

平心而论，这两种解释，都很难让人接受。《魏书》中的吕家子弟不知礼数到无可理喻，以至于劫夺父客。《世语》中的曹操自相矛盾，既如此多疑，又何必投宿吕家。正因为这两种说法的漏洞都太明显，所以有了第三种版本，即孙盛《杂记》所载的版本：“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魏书》《世语》《杂记》对该事件的记载，皆见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平六年裴松之注）孙盛通过制造曹操和吕氏家人之间的误会，来弥缝前两个版本的破绽，使得故事看起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孙盛的记述与其说是历史书写，不如说是文学创作。其实对于孙盛的修史态度，裴松之也早有批评：“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五年裴注）

很显然，孙盛所述，是后来《三国演义》相关回目的蓝本。只不过小说家笔下的曹操形象，比孙盛描绘得更腹黑。由于我们无法断定孙盛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所以也就很难批评小说家们是否在更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孙盛生活于东晋，对三足鼎立时期各政权的态度，也没有太明显的倾向性，故虽是折衷润色，却未刻意褒贬。而在孙盛之前的很多史家则不同，因离那个时代更近，南北史学各自受区域叙述传统的影响更大，所以呈现出极端相反的曹操形象。

可以想见，在第一批整理曹操以及相关史迹的历史学家中，政治立场强烈干预了他们对史料的采择与处理。随着时间的推延，史实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立场倾向在决定人们如何确定曹操形象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具有不同立场的人群间，明显存在“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现象。

接着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普通群众熟悉的曹操形象。应该认识到，戏台上的白脸曹操，并不是与历史认识毫无关系的单纯艺术形象。否则，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不会发生由郭沫若、翦伯赞等一线史学家亲自领队、一哄而上为曹操翻案的现象。以《三国演义》和大量戏曲剧目为代表的三国故事，其实是某种精英史观的延伸，并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群的历史认识。

为戏曲舞台上白脸曹操开路的，是萌芽于东晋，成熟于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统”史观。历来对曹魏政权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曹魏政权来自汉的禅让，有合法来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际代表正统。在史学著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作品是陈寿的《三国志》，而且这一观点在西晋时并没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战。第二种观点，认为汉的禅让源于曹氏篡逆性的挟持，曹魏政权因此具有先天的不道德性，故应将正统归之于意在绍续汉统的刘备政权。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是东晋的习凿齿。后世学者认为，习凿齿欲为偏安南方的东晋王朝寻找合法性理由，故提出尊蜀的观点。这样的联想，恐怕要谨慎。因为习凿齿贬魏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内容，就是由晋直接继承汉朝，在这个谱系里蜀汉的作用只是铺垫性的。当然，为了达到贬魏的目的，塑造对抗时期蜀汉君臣的正面形象，的确是习凿齿下功夫的重点。到宋代，道德哲学日趋成熟，将蜀汉定位为更加合乎道德秩序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应当拥有正统性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南宋以后尤甚。

在这一正统观念的关照下，曹、刘两家便有了善恶邪正的对立，善与正被判给了具有正统性的刘姓，那么留给曹姓的就只剩邪恶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纵然有虚构、夸张，但寻其底色，无疑正是上述正统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延续。在这一背景下，若单纯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不符合史实，意义可能不大。正如前文所述，各家史书所载三国史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尚是疑问，持道德正统论的史家们，更重视的是判定曹刘两家邪正的“史意”。那么小说戏曲故事，虽然不符史实，但它最终通过艺术升华所宣扬的价值观，无疑是符合这种“史意”的。这是数百年间《三国演义》以及据其改编的戏曲故事，不仅没有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围剿，反而成为普通群众认知三国历史重要路径的原因。

但到20世纪50年代，情况似乎变了。很多主流历史学家对道德正统论关照下的三国历史认知不再满意，由道德正统论催生的艺术形象自然也难免受到冲击。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讨论《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以及它的文学价值。只是在文末最后一段，借由蔡文姬的生平经历谈到了曹操，把赎回蔡文姬作为一个缩影，称赞曹操为那段历史作出了贡献。一个月不到，翦伯赞紧接着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正式提出要为曹操正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曹操问题的大讨论。集中式的讨论持续了半年左右，到这一年七月，见诸报端的曹操论已有一百三十余篇。成名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尚钺、谭其骧、杨宽、周一良、缪钺等纷纷上阵，其中也不乏当时虽属晚辈，后来能执学界牛耳的学者，如田余庆先生等。在大讨论掀起之后，郭沫若特地另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鲜明而坚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同年，三联出版社从这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中挑出了三十六篇，结集成《曹操论集》出版。

其实在郭沫若、翦伯赞发起大讨论之前，王仲荦早在1956年就撰写过一部六七万字的小册子《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曹操的生平事迹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对于曹操的历史贡献也给予高度肯定。曹操无疑成为50年代史学界最大的热门话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还有分歧，但整体上正面评价曹操的基调已经确定。

这次学界替曹操翻案运动，实质上是现代思想革命中反传统道德哲学的具体案例。但我以为那一场运动找错了辩论对象。因民间认同的白脸曹操形象，多由听读《三国演义》或观看戏曲而来，所以学者们在为曹操正名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符合历史。其中有一篇王昆仑撰写的文章，题为《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意欲将曹操的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作两分处理。正如我在前文中已指出的，历史资料中的曹操受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观立场干预，未必尽符事实；而文艺作品中的曹操，正是正统观立场干预下曹操形象的延伸，未必全无历史依据。

所以，要决然分清哪个曹操属于历史，哪个曹操属于舞台，其实很困难，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舞台上的曹操，也是一种历史上的曹操。故而笔者以为，在这里需要辨明的，并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与舞台上的曹操的区别，而是传统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与现代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的不同。现代史学所要申明的是，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在传统史学正统观笼罩下，继续对人物作道德评判。可惜，当时的大讨论并未涉及这个话题。

如果单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的话，学者和民众似乎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里。曹操这个人应该怎么看待，5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但这个共识，恐怕直到今天都难以为大多数群众接受。很多知识精英对我的这个判断大概难以接受，但以我这两年从事历史普及工作的经验来说，这是事实。比如我在《三国前史》中谈到如何从历史发展趋势中看待曹操和刘备的问题，就遭到了很多业余文史爱好者的激烈抵制。

群众愿意接受的，还是善恶分明、忠奸昭然的历史图像。当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传统史学的一种叙述模式，也不会认识到现代史学扬弃这种模式有何意义。他们对于这种历史图像的向往，大概主要是因为，在奸臣对面的英雄身上，隐藏了他们的诸多理想。所以，用现代史学理念向群众重新解释历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迥然不同的人物评价，会被认为冒犯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或抬高了历史罪人。

于是现代史学视野中的曹操，和民众心目中的曹操，继续着“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状态。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历史普及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工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德政，是一种治理模式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文汇读书周报》（以下简称“读书”）：您的新著《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特色及撰写经过。

姜鹏：自19世纪后期中西文明冲突以来，对于如何面对新的变局，思想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无论具体争辩怎么变化，其中有一条主线是非常鲜明的，即如何在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因为中国是太有传统的国家，而且是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放弃自身文化本位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选择，但我们又不可能拒绝现代化与全球化，所以在学习西方与保持自我之间的平衡就显得格外重要。一百多年前的中体西用说，20世纪30年代的整理国故，改革开放以后至少出现过的两波传统文化热，都能说明这一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加重，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得以恢复。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的呼声也随之增强。最近，屠呦呦先生获诺贝尔奖所引发的热议，事实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拥护传统者强调，屠先生的成就建立在传统中医药学基础上。延续五四以来启蒙思想者认为，最终成果是通过现代西方科学实验方法取得的。这样的争辩是好事，促使我们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各自的价值。

在思想资源的开发上，重视传统与引介西方两条络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是同时存在的。介绍西方经典与思想前沿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比如曾影响一代人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近年来随着出版业发达而更为活跃的各类译丛。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角度讲，虽然不同阶段音符强弱有所区别，但整体看，呐喊的声音一直未曾断裂，且近几年有越来越强之势。各类国学讲座、国学社团、国学读物遍地开花。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传统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照理说应该得到重视和普及。可能是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巨大，以及其主要内容和政治治理有关，这些年来，在各类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中，对《资治通鉴》的介绍虽然有，但还远不能和这部书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试图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撰写一批各有侧重的《资治通鉴》普及读物。《德政之要》是其中的一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资治通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事。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由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读书：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巨著。如果从文字的可读性而言，《史记》中诸如“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故事以其情节曲折生动而早已广为流传，以此作为素材更易达到普及传统文化、以史为鉴的目的。您能谈谈这两部巨著的不同点以及您选取《资治通鉴》作为解读素材的原因吗？

姜鹏：我曾和朋友们开玩笑说，睡眠不太好的朋友，每晚临睡前读书，千万不要读《史记》。因为里面的故事太精彩，被吸引住后手不释卷，更容易失眠。要催眠，一定要在床头放《资治通鉴》，保证翻不到三页就睡着。

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区别：《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史记》中的故事总是跌宕起伏、波澜曲折。除了“鸿门宴”，还有脍炙人口的“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等故事。但后代很多史学家曾指出，这些著名的故事里都有不实之处。比如，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不仅与《左传》出入很大，且《史记》本身的说法也有自相矛盾处。又比如，近年新出土的材料证明，司马迁描述的秦二世和他的哥哥扶苏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一定是事实，秦二世很可能的确是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质疑很多。司马光也批评司马迁喜欢猎奇，往往采用一些能调动人们阅读欲望的故事。应该说，司马迁的确很懂得写作和揣摩读者心理的技巧，放在今天肯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畅销书作家。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无论其个人身份还是写作目的，都与司马迁有着巨大区别。我们今天提起司马光，一般都重点强调他是位史学家，当然也知道他小时候砸过缸。但当我们尝试着回到司马光所生活的时代考察他的身份，我们会发现，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司马光更重要的身份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

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被后人概括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

我在《德政之要》的序言里，曾以刘邦晚年废太子案为例，分析同一个故事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讲法有何不同。这种不同非常好地体现出司马迁和司马光之间的身份差异：文学家和政治家观察历史、讲述历史的角度往往会如此不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德政”与“法治”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读书：您的新著取名《德政之要》。德与政，前者属于道德学的范畴，注重对善的追求、自身修养的提高；后者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涉及法治、规则或制度等。如何理解“德政”？“德政”与过去常说的“仁政”有何区别？

姜鹏：这里的“德政”，事实上指的是一种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贤人政治是主要的政治模型，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古今中外出现过很多治理模式，“德政”是其中一种。

我不太同意现在很多人的看法，一提起“德政”，以为就是翻封建时代的旧古董，并认为它与“法治”潮流是相抵触的。相反，我认为“德政”与“法治”应该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里，强调“德政”，同样有其意义。

“德政”与“法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很多人一听到“德政”，就以为是要以“人治”代替“法治”，神经过于紧张了。法为善法，离不开人；人为善人，离不开德。不管人多坏，冰冷理性的法制都能自我运转，并将社会治理好，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强调法治的社会，同样离不开人的道德基础，古今中外莫能例外。

司马光重视法治，这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之一。我们在《德政之要·治道篇》里特别安排了“依法治国”一节，阐述《资治通鉴》的法治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光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家。只见法不见人的条文形式主义，恰恰是司马光批评与反对的。由于篇幅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德政之要》里没能重点展开。我在另一本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帝王教科书》里分析过商鞅的案例，指出《资治通鉴》总结商鞅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执法为人的道理，眼中只有法令条文本身，而没有人的价值存在。这是非常可怕的。司马光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司马光的法治思想，比传统法家更为深刻。

读书：俗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大家认为《三国演义》充斥着权谋类的智慧。“《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与这类权术谋略类的智慧有何区别？

姜鹏：我在《德政之要》的序言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历史上有些名人曾批评史书是“相斫书”，就是专讲打来打去、算计来算计去的书，朱熹、梁启超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个观点影响到今天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偏见的人，这些人中多数没仔细读过《资治通鉴》或相关的经典著作，一听到有人提《资治通鉴》这类书，就会忿忿地说，里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阴谋大荟萃，我们的传统都是糟粕！我在讲学过程中，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传统史学的忠实粉丝，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非常愤懑，但作为学者，我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朱熹和梁启超发表这样的言论，有特殊的语境，因为他们都有论敌。朱熹的很多重量级论敌，当时都以浙江地区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浙东学派，往下又可以细分成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多支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重视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通过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研究，来提高人们对当前环境的认识，并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改革现实弊政上来。朱熹和他们在知识论和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所以经常批评浙东学者痴迷于史学。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则是立足于清末民初的知识更新，希望改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推动民族进步。

事实上，无论是朱熹还是梁启超，他们本人都对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都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极端判断，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治通鉴》这类传统史学著作的问题上。《资治通鉴》汇总了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里面当然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纷争，但仔细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里面不仅没有半点“阴谋论”的痕迹，而且恰恰相反，司马光始终在引导人们，凡事必须走正道。歪门邪道、小聪明，有时候虽会给人带来一点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的。

《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成功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什么是正道？凡事不能唯利是图，小到个人行为举止，大到国家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公是公非，等等，其内涵可以很丰富。我们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选择了《资治通鉴》的一些段落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说明，不在这里展开。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词：格调。《资治通鉴》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书，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这是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

读书：如您所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那么，对于更多作为普通大众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阅读价值如何体现？

姜鹏：这个话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资治通鉴》的编写，的确是以治国理政为核心内容，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用梁启超的话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课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

而且，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具有良好素质的人组成。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

其次，我们可以从阅读本身的意义来讨论这个话题。人类一直在进步，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就人的本性、基于人性核心的人类活动而言，大概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变化。我们通常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才会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能见识到的人的基本情感、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古人那里都发生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今天的人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表达自己。但要在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其最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

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冶人的性情、增加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千沟万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修身、齐家、治道，《德政之要》内容的分类依据及取舍标淮

读书：全书分为修身、齐家、治道三部分，这应该源自《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分类。将“治国平天下”改为“治道”，原因何在？

姜鹏：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理念，经历代学者不断诠释，由宋儒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展开的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以儒家传统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篇》为理论依据，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入门途径，形成一整套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议。其中关窍，以朱熹（1130—1200）的总结、表达最为清楚。

朱熹说：“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

古今时异，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古人去寻找早已存在的治理当今社会的方法。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如何予以这些古老的思想资源新的诠释，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孟子对孔子最简括的评价是“圣之时者也”五个字，核心字眼是“时”，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下》。在这个段落里，孟子评价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当时认可的圣人，认为孔子最大的特点是懂得形势变化，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订不同的行动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孟子评价为所有古代圣人中的“集大成者”。

确实，孔子的时代不同于周公，朱熹的时代又不同于孔子，每个时代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懂得“因时损益”，也就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赋予古老的思想以新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商业模式转型，诸多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与古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但若现代社会仍然是以人为本的，仍然承认人是社会最核心的元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古人思想中已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致设计。

关于修身和为政之间的关系，孔子早就有论述。比如《论语·子路》篇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己都做不端正，如何去正人呢？这与回答季康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陈述的道理一样。季康子是孔子那个时代鲁国最重要的执政者之一，当他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事事行得正。孔子的回答可能暗含对季康子的批评，批评他并没有根据礼法的基本要求端正自己。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观念，并不是针对季康子的一时之说，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理念。

“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大的蓝图，我们普通人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能做到“修身”“齐家”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看古人为政过程中的智慧，将之借鉴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所以我们这部书在结构上保留了“修身”“齐家”，而去掉了“治国平天下”，代之以“治道”。

读书：《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对历史事件、人物的选择标准，按司马光的原话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请问，《德政之要》除了考虑篇幅，是否还有取舍标准？

姜鹏：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有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编修完成时，已经积累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想，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细读者，恐怕也是少数。

所以有必要对《资治通鉴》作进一步选择精简，以便于现代读者作为入门读物。这就是我们编写、出版《德政之要》的初衷。关于《德政之要》的选择标准，其实这部书的板块划分和各节内容的标题，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为了更贴近现代普通读者，我们着重挑选了《资治通鉴》中关于“修身”、“齐家”的部分。同时，在“治道篇”中挑选的，也是今天的读者仍然感兴趣，或者说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借鉴意义的内容。

阅读经典的前提，首先是尊重经典

读书：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学的历史课本将司马光作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反对者，因而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主义者。历史确实如此吗？

姜鹏：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很高的评价，曾经一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似乎反对王安石的人都是错的。现在人们的认识，正在逐步得到改变，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认为反对王安石就是错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偏见。以前的历史学者，给反对王安石的人贴了张“保守派”的标签，于是“保守派”也成了贬义词，这同样是一种偏见。

王安石说，可以不必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而增加国库收入。司马光反驳说，这简直是扯淡，天地之间财富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哪有不剥削百姓就能使国家更富的道理？于是后代学者根据他们的这一争辩，判断说，王安石懂经济，司马光不懂经济。不加重百姓赋税负担而使国库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因为经济是可以增长的，今天的人管这个叫“GDP”。王安石懂得可以通过拉动“GDP”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司马光完全不知道这些。

我想说的是，认为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经济的判断才是扯淡。谈论经济的时候，需要谈论增长，但同样需要谈论分配。社会公平的体现，恰恰更有赖于合理的财富分配方案。根据这一点，我们回过头去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王安石谈增长，司马光谈分配，很难说谁比谁更懂经济。宋代的商业尽管非常发达，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发达，它毕竟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不可能像现代社会这样，真有那么多转移经济增长点的手段。也就是说，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农业产量外，真正有意义的增长模式是非常有限的。司马光所讲的天地之财有常数，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很落后，但在当时的实际环境下，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即便放在今天，经济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和百姓收入之间仍然是零和博弈，在这一点上司马光还是没有错。事实证明，王安石并没有做到不增加百姓负担而提高国库收入。宋神宗以后国库财政的增加，绝大多数都是靠变相增加百姓赋税实现的，严重地“国进民退”。司马光是对的。所以，谈到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时，我们需要抛弃一些陈旧的看法。

王安石得势之后，司马光离开首都开封，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这也正是《资治通鉴》完成最重要的十五年。这是一个悖论。如果司马光没有遭遇政治上的挫败，他可能没有时间完成这部经典巨著。当他有时间来写这部书的时候，也是他失去施政机会的时候。这十五年里，司马光对现实政治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编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面临如何解释历史上的政治、政策问题，很多时候司马光当然会把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渗入到对历史的解释中去，利用解释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过于专业的问题，不适合在旨在推广普及的著作中大篇幅地谈。但我写过几篇学术论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读书：您是中国史学研究专家。作为学者，您是如何读《资治通鉴》的？如果读者通过阅读《德政之要》进而产生了对《资治通鉴》的阅读兴趣，您有何指导性的建议？

姜鹏：我建议大家要仔细阅读《资治通鉴》全文，可以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古文难。困难是需要通过努力去克服的。世界上没有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是没有难度的。普通读者可以选择一些白话翻译本作对照，帮助理解古文。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光看白话文，那样《资治通鉴》的文字魅力会减少很多。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白话翻译本《资治通鉴》，是台湾学者柏杨主持的。柏杨在其中做了很多评论。我提醒大家，在参考这个白话翻译本的时候，不要被柏杨的议论牵着鼻子走。柏杨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以他的立场、看法为标准来评价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是不公平的。比如，柏杨一上来就批评司马光缺乏民主思想。这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司马光生活在一千多年以前，有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有什么可奇怪、可批评的呢？如果司马光有民主思想，岂非反而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所以阅读经典的前提，首先是尊重经典，而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去指责、批判古人。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10月19日

第1586号“特稿”版，采访记者为薛伟平）

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

问：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您讲课，觉得您上课旁征博引，史料讲得很生动。那您是怎么让您的课堂这么吸引同学的呢？百家讲坛上讲《资治通鉴》和通识课上讲《资治通鉴》有什么区别？

姜鹏：百家讲坛的《资治通鉴》跟我们通识课当然是不一样的，百家讲坛是一种简单的导入，甚至可以说是让没有太多历史知识的大众知道一些历史上的事情，所以故事性和情节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是有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的，所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学习这门课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方法和理性认知的能力，这两种讲授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门课我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定《资治通鉴》这部著作特点的各种背景。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它和唐宋思想转折的时代背景之间是什么关系，和北宋中期这个时代环境又是什么关系，还有就是如何体现着司马光的个人特点。

二是要同学们思考，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差别问题。在《资治通鉴》中有一个典型的现象，我称之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和对真实性的消解是同时存在的。对真实性的追求，大家都很熟悉了，著名的“长编考异法”。对真实性的消解，我在课上会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资治通鉴》里的一个鬼故事。

北魏后期的尔朱兆之乱中，有一位城阳王元徽，他被忘恩负义的老部下寇祖仁害死了。之后元徽的鬼魂托梦给尔朱兆，借尔朱兆的手杀掉了寇祖仁，复了仇。这个故事出自《洛阳伽蓝记》，一看就是典型的佛教因果报应故事，这在正史里面是没有的。如果你对司马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司马光是绝对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的，问题是这个故事怎么会被写在《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在这么严肃的史学作品里面，正儿八经地讲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给我们听。

这背后我要导出的思考问题就是：传统史家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性；对古代学者来说，史学的本质和功能分别是什么。史学是不是像今天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必须具备某种纯粹的客观性？或者换一种问法，有纯粹客观的历史讲述和书写吗？对历史的真实性的追求和消解同时存在，这个命题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我们之所以认为它矛盾，很可能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先入为主了。

问：您在历史系也会开设专业课来读《资治通鉴》，但在通识核心课堂上，《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厚重的史书同样受到不同学科的同学们的欢迎，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区别的？

姜鹏：首先我觉得通识教育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里面我这门课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课程一样，能够给予同学一种系统性认知。通识课绝不是把一门专业课讲得简单一点，这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可能是个误区。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教学是一个专业化的体系，老师本身也是非常专业化的，短期内转型很难。通识教育应该是不同内容的课程、不同专业的课程，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它和原来的专业是有关系的，但绝不是说把专业里面的东西切一块出来，讲得简单一点这就是通识课了。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的浅显化和缩水，它是自成体系的东西，并且跟专业教育在根本上是两回事情。

那么专业课跟通识课的差别在哪里？凡是教学都应该以给予方法为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得到一些具体的知识，但是具体的知识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因为无论是经历了四年的本科，还是几年的研究生教育，你想得某个领域里面所有的知识，通过上课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教和学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给予的是方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的学习方法跟专业教育给予学生的学习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也给历史系的本科生讲过专业课“《资治通鉴》导读”，是从研究的方法以及工具的层面上来讲的。

邓广铭先生说研究历史要掌握四把钥匙：年代学、地理学、职官学和目录学。我在给历史专业的同学讲的时候，非常注意把《资治通鉴》研究和这四把钥匙结合起来。在通识教育当中，同样是给方法，但却是不同角度的方法。对于通识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同学们选了这门课以后，能够掌握阅读经典的一般方法。我上的是《资治通鉴》，但是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学到的阅读史学经典著作的方法和一些基本的思考模式，在阅读其他的史书，如《史记》、《汉书》时同样可以用到，乃至打破学科的界线，在阅读文学、哲学著作时，也可以用到这些东西。

另外，很多学生可能本科时期只选过这一门和历史有关的课，他没有机会接受严格的科班训练，所以在我的课上，我应该告知他历史学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这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去尝试。之所以要讨论《资治通鉴》对真实性的追求和消解同时存在这一现象，就是试图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至少给了学生一个新的思路。

简而言之，这是我们一门通识课程要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阅读经典的基本方法，二是这门经典所在的学科的最重要的特点。

问：《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要的经典史学著作，里面会有很多史学的专业术语。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您又是如何将这样一本带有专业属性的史料带给同学们的呢？

姜鹏：《资治通鉴》每个部分具有的史料价值不一样，它有面对专家学者的属性。但是《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一部经典，它一定有面向所有人的属性。如果我们对这样一部经典文本一层一层地进行归纳的话，首先每一部经典的文本既具有一种时空性，也具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典范性，这一定是同时具有的。它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产生，但是它的生命力又能够突破具体的环境，这是《资治通鉴》的第一个属性，也就是作为经典，它是可以面对所有人的。

其次，《资治通鉴》不是文学经典，不是哲学经典，它是一部史学经典。历史书写有它的特殊性，和文学书写、哲学论述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层意义上，它是一部史学经典。

第三，它是传统史学的经典文本，传统史学又意味着它和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三个层次出发，作为一部经典，如何让它展现在未来的工作不是和历史学打交道的学生面前？作为学生来说，他必然这一生当中会接触几部经典著作。《资治通鉴》只是一个符号，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部历史著作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什么？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被书写的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个误会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来说很常见。如果我们无法从正面去设计出对学生很好的引导方式的话，那么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他一定会在阅读和学习当中遇到问题。

我的“《资治通鉴》导读”的课程设计，经过几轮调整，最终分为了四大板块，前三个板块是根据以上三个核心问题一个一个引导出来的。首先作为经典文本的《资治通鉴》，我们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带领学生进入到经典当中去的问题。如果一个学生整个大学四年只修读过一门通识经典导读课，那他有没有从这一门通识课上学到一种方法，在他读其他经典的时候，同样是可以来运用的。为了让同学们掌握这样一种通用的读经典的方法，设计了课程的第一个板块，我称之为文本跟历史背景的交错，目的是要告诉大家，文本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当中形成的。

第二，《资治通鉴》是史学经典文本，所以我要在课堂上告诉大家历史书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所以我的第二个板块是文本的比较，同一个故事，不同的史学家讲出来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会对比《资治通鉴》和《史记》。主观性的东西，客观性的东西，以及主观和客观交错的东西，这些有没有可能在历史书写当中被避免？这是我要通过课程的第二个板块引导大家去认识史学文本和其他文本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追求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它是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唯一目的？对于传统史学来说，尤其是我们应该考虑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和对于真实性的消解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将这门课最终提炼出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带给大家。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当把你上的这门课中具体的知识抽掉，抽取之后这门课程的框架仍然是有意义的，仍然能够让学生在你的课堂上得到最重要的东西。

教学是一个表达的过程，每位老师都喜欢把自己最有心得的东西传递给学生，讲述给学生，但是教学的过程也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如何让学生接受教师的传达，也是非常关键的。

问：您的通识核心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哪些要求呢？您又是如何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的呢？

姜鹏：我认为我的这门课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适中的，不算太高，但也不水。我会要求所有的同学每个学期做一次主题报告，从五个主题当中挑选一个去写paper，并在小班讨论课上做presentation，对于其余四个主题还是要参与、提问和互动。如果同学们在讨论课上就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讲，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分就没有了。所以说学生一方面还要做自己本主题的功课，其他主题的也要涉及。

我的考核设置中，期末考试只占60%，10%是课程出席，30%是参与讨论。30%的参与讨论里面又有20%是报告，10%是互动。讲得简单一些，5次小班讨论里面，其中4次同学们是要扮演一个提问者、互动者的角色。这样的分数设置才能够让讨论激烈起来，否则的话作为学生只是来做个报告，报告完了就结束了。

同时，这个报告是要有书面形式的，不只是做一个PPT。所谓全程参与的概念，不是只需要看报告主题的清单里面的paper，其他主题的paper也是要看的，一年大概会有十几到二十篇文章，一个星期平均下来至少是要读一篇paper，还要配合原文。阅读量的话，和开大量的书单的老师比，我的课程的阅读量是不高的，但是老师们开出来的书单学生都去看吗？显然不是的。所以书单只是一个参考指导，我指定的东西他们必须要看。有时候我讲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我说，我不讲，同学们自己去看第几卷到第几卷《资治通鉴》的原文，或者是另外拍摄的教学视频。

至于如何检查学生的阅读作业，他们看了哪些书，从他们的报告当中都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因为有大量的同学我一听报告就知道这是我的书单之外的，尤其他们会把80年代一些特别陈腐的东西都拿出来。这个学习态度是很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我之所以不把这个东西给你们是因为什么。

还有一些同学，我一听，用的文献全都在我罗列的范围之内，没有自己去搜索，这就反映出他们的用功程度。因为我的课程报告都是要有纸面内容的，有纸面内容就需要注明引用。虽然他们不可能做到一个真正的学者那么规范地去引用，但是基本的规范也还是应该要有的。所以他们引用过的文献是哪些，一下子就能够体现出来他们的阅读程度。如果一篇报告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同学肯定要费心去查一些资料。

《资治通鉴》Q&A

问：哪个版本的《资治通鉴》最权威，最适合浏览？

答：《资治通鉴》版本有很多，晚近藏书家、文献版本学家傅增湘曾集七种宋刻本而成《百衲宋本资治通鉴》，市面上也找得到影印本。其他单独刊行的宋元明清版本不胜枚举。

从便于阅读而言，还是由顾颉刚、聂崇岐等十二位前辈学者组成的“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标点的版本，初版于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历次改订版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竖排的。该版本根据清胡克家翻刻元刊本，将胡三省的注以小字形式散在正文之下，对读者理解正文有很大帮助。

这个版本虽然很难说已尽善尽美，但在目前市面可见的各种整理标点本中，无疑是最优秀的，成就远远超出其他各种版本。

问：文言功底不好，读有些章节很轻松，有些章节却不知所云，以致阅读效率很低，怎么办？有没有哪种白话版本，可以把其中经典故事全部囊括的吗？

答：关于版本问题，很多朋友都有类似困境。市面上白话译本有好几种，我无意在此为某一种白话版《资治通鉴》作宣传，但可以分享两个选书的标准：一是选择出版社，好的、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社的作品，值得信赖；二是选学者，有口碑的学者主持的译本值得信赖。大家按照这两个标准去选吧。

至于选注本，目前为止，我所知的最好的作品是王仲荦先生的《资治通鉴选》。

问：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工科在校大学生，请问怎么读《资治通鉴》？我有一套中华书局文白对照的版本。

答：这套文白对照版还可以，我在社会教学中，主要用的也是这套。尽管其中有个别误译的地方需要注意，但整体上说，还是很有助于初学者入门的。

有很多关心《资治通鉴》读法的朋友，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不必从第一页开始一页页往下读，可以先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时段，比如楚汉相争，然后集中精力仔细读一遍，不懂的地方参考一下白话译文，贯通大意。然后找带有胡三省注的版本，把相同的那段内容，再读一遍，会加深很多认识。意犹未尽的话，再找《史记》《汉书》相关的篇章来读，一定会有更多收获。

对其他历史时段感兴趣，也是一样。如果对隋末唐初的历史感兴趣，那么只需把第三个步骤中的《史记》《汉书》换成《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即可。这样熟悉的时段积累得多了，再通读全书，应当会更有成效。

如果不这样按时段分读的话，另一个方法是挑几个质量好的选注本，好好读一读，等有所积累了，再去通读。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文言水平，慢慢抛弃白话译文。瞿蜕园、王仲荦都有不错的选注本，其他选注本在市面上也非常容易找到。

问：姜老师您好，我是个十分喜爱历史的大学生，平时比较喜欢读一些平浅的通史类的书，我一直感觉《资治通鉴》的政治意义胜过文化意义，也一直不知道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读这本书，害怕自己读这样的书就会抱着功利心，希望您能从读《资治通鉴》的心态和方法层面为我解惑，谢谢您！

答：你好！和你交流一下我的阅读感觉。恰恰相反，我越读这部书，就越鄙视自己之前做人做事的功利心态。功利心是你自己的心，不是外在的某部典籍、某个人强加给你的。你要克服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与外界切割就可以达到无功利心。《资治通鉴》是几位贤人倾毕生精力修成的经典，以他们的人格与学识，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怀疑这部书的价值。我们所需做的，只是敬畏、阅读、反省。

问：这么一部鸿篇巨制，读起来很头大，经常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融会贯通？谢谢！

答：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我自己在求学的起步阶段也有类似疑惑。希望把一些经典通读一遍就能记住概要和精华，一部一部读下去就能学富五车，融会贯通。常年实践证明，并没有那么容易，读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常态，有时回头去看之前读过的内容，竟茫然如未尝读过一般。

古人熟读记诵，能背诵经典，我是相信的。可能一是靠幼功，二是靠不断反复。至如有些书上说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云云，大概就像武侠小说里描写凌空发劲、隔山打牛一样吧。

后来我听了一次裘锡圭先生的讲座。有同学问裘先生：您读过几遍《说文解字》？裘先生的回答出乎我们意料，他说《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当然非常熟悉，若论读过几遍的话，其实一遍也没通读过。这个回答对我触动很大。裘先生对《说文解字》一定烂熟于胸，但却不是通过通读达到的。要知道我一个非文字学专业的，当时正在尝试通读《说文解字》……

我想我们试图通过从头到尾读一遍的方法来掌握某种典籍，一定有问题，尤其是像《资治通鉴》这么大部头的书。因为专业研究的原因，《资治通鉴》我还是通读过几遍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这部书的掌握，主要不是靠通读来实现的。而是针对某一时代的内容反复琢磨。这样会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会深入思考。一旦深入思考过的问题，即便记忆不完全准确，也不会轻易忘记。

所以，如果要总结的话，应该是有目的的阅读，或带思考的阅读，比泛泛的通读更有效。

问：从《资治通鉴》中，作为一名大学生，可以学到些什么？

答：抛开学术不谈，从做人做事的角度看，人们所需要知道的绝大多数原则、规矩，《资治通鉴》里基本上都有。胡三省曾把《资治通鉴》比作浩瀚的江河，而读者就像一只渴了的老鼠，往往啜上那么一两口，就够了。

所以可以学到什么，取决于你缺少什么，需要什么。我认为可以学到的内容，不一定契合你。你能从中学到什么，需要你自己仔细读过才知道。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问：初中生读《资治通鉴》，如何提纲挈领？

答：对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除非他自己特别喜欢，或有明师随时指点，我个人不太主张让他们阅读《资治通鉴》，怕是劳而无功。一部二百九十四卷，将近三百万字，纵横一千四百年的大书，提纲挈领又谈何容易。说实话，我自己除了反复读之外，也没提挈出一个纲领来。

中小学生如果对传统文化有兴趣，建议还是多读读《论语》，树立价值，规范行为更重要。市面上鱼龙混杂，关于《论语》的书也很多。乃至于打着传播《论语》旗号招摇撞骗的为数也不少。

我的看法是先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再进阶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就可以了。若能再进一阶读到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当然更好。先读杨先生的，重在了解大意；读钱先生的，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两本书篇幅都不大，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表达了不少传统文化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儒学知识打底，也很难深刻领会。

问：姜老师，是否读《通鉴纪事本末》比较好，其中史事是否较完整？

答：《通鉴纪事本末》按事编类的方法，的确有利于读者了解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首尾。但还是不能用它来代替《资治通鉴》原著。我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来看“安史之乱”。《通鉴纪事本末》说完安禄山入朝，说他私蓄良马，紧接着又说他如何收拢人心，看似剔翦了旁枝余叶，紧锣密鼓地铺叙反叛预谋。但我们仔细阅读《通鉴》，这个过程中却不断穿插唐玄宗闲游华清宫、朝献上清宫。这些内容看似与安史之乱无关，其实是在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像。

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安禄山干了些什么，更要关注唐明皇同时在干什么。一个荒唐、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禄山顺利起事的保障吗？天宝十三载（754年），也就是叛乱发生前一年，正月里，安禄山在华清宫见到了唐明皇，并取得了明皇的进一步信任。

紧接着这一条，《通鉴》记载：“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据说老子姓李，李唐因此认为祖宗）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多么尖锐的讽刺啊！巨奸在侧，大难旋至，一朝君臣仍沉湎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话中，宣告国祚延昌，未能欺人，却实实在在欺骗了自己。

《通鉴》这一手法形成的强烈对比，效果绝不亚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学性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都不见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干枯而残缺的文本。

《通鉴纪事本末》个别地方由于裁剪不当，还造成了阅读障碍。还是以“安史之乱”这一条目为例。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甲寅日太上皇李隆基去世。十三天后，即丁卯日，肃宗也驾崩，这在《通鉴》原文中条理很清楚。《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却只记载了玄宗去世，而将肃宗去世的消息割裂在第三十二卷“李辅国用事”条目中。

于是，想通过《纪事本末》了解“安史之乱”的读者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麻烦：下文中史朝义劝诱回纥登里可汗，说“唐室继有大丧”，这“继有大丧”到底指什么呢？更糟糕的是，下文中的“上”，明明指的是唐肃宗之子唐代宗，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误以为它仍然指唐肃宗。

另如《资治通鉴》中一些关于黄河泛滥、治理的记载，是很重要的题眼，《通鉴纪事本末》也往往因不理解而妄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举例了。

问：王夫之《读通鉴论》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存在难度的，老师是否有白话版的推荐？另外，请问用《读通鉴论》来深化对《资治通鉴》的理解，是否合适？

答：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读下来，且不敢说自己懂了几成。比如他为什么说汉武帝时代田蚡不修黄河的建议是正确的，我就没搞懂。这大概要请教黄河治理方面的专家。

王夫之短短的几句评论背后，除了对历史极熟（往往越出《资治通鉴》范围之外），又有极深邃的思想体系外，还经常隐藏着他对自己经历过的明末至南明的那段历史的反思。还得考虑到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才得到传播，里面又有清朝人为避嫌而删改的。

总而言之，这是专家之学，不适合初学。我也没看到过合适的白话本，即便有，也不推荐大家在熟悉《通鉴》之前读。

问：我是一名文史爱好者，研读《资治通鉴》近两年了，受益颇丰。请问您在研究《资治通鉴》的过程中，用到了哪些工具书，尤其是历史地理、文物制度方面的。

答：您好！日期上，我用的是方诗铭先生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系年上，杨宽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对帮助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战国部分帮助很多。陈勇老师《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岑仲勉先生的《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对进一步了解相关时段史事也有很大帮助。

地图主要还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地理类研究著作有南宋学者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清朝学者吴熙载让之《资治通鉴地理今释》等。《资治通鉴》里的地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可以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多。

文物制度上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胡三省注。清朝学者赵绍祖《通鉴注商》可以作补充参考。更重要的内容，恐怕只能参证《通典》《文献通考》了。

刘恕的儿子刘羲仲编录的《通鉴问疑》，对我们理解司马光编纂此书的基本思想特别有帮助。学苑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过一套《通鉴史料别裁》，搜罗了三十多种和《通鉴》相关的著作，可供参考。以上是我想到的，所列肯定不全，希望能有所帮助。

问：我是一名高中生，十分爱好历史。我没有时间去读汉唐宋明清这些卷帙浩繁的正史，请问您觉得《三国志》适合吗？《三国志》应该如何与《资治通鉴》相互对照参看？

答：如果对三国历史感兴趣，我建议你可以先读《资治通鉴》中的相关部分，在第五十九至七十八卷及其前后部分。三国的人物、头绪很多，《资治通鉴》的优点是按照时间线索叙事，有一个大体上的发展脉络，便于帮助初学者理清头绪。有了这个轮廓性的了解之后再去读《三国志》，就更好了。

另外要注意，《资治通鉴》用的史料不仅仅是《三国志》正文，还采用了部分裴松之注提供的内容，也兼顾了《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提供的材料。

问：请问您觉得好的历史作品如《资治通鉴》或《史记》，与好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或《金瓶梅》相比，哪个的文学性更高？哪个描写的历史更真实？我是指事实逻辑的真实性。我觉得历史书总有太多的隐晦或隐恶扬善，没有小说这种体裁来得爽快直接和真实。望指正。

答：您这个问题很有水平，必须承认我的能力其实并不足以全面细致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尝试着谈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文笔各有特色。《史记》以神采见长，而《通鉴》则工整完具。若论真实性，我还是那句话，在这两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中，追求真实性和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这也是传统史学最大的特点之一，不明乎此，不足以谈传统史学。对这类经典史著真实性的把握，重在会通其意（章学诚以“史意”说《史记》，甚为精彩），而不在于细枝末节。比如，《史记》提供的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景象，尽管有很多细节错误，也并不妨碍它仍然为我们提供某种程度上真实的时代感。《资治通鉴》也一样。

而小说则不同。当我们说《红楼梦》或《金瓶梅》也具有真实性的时候，往往是指生活的真实性或人性的真实性。这是很珍贵的内容，但它依然无法替代经典史著的宏观叙事。当然，《史记》或《通鉴》也都有人性的真实。很多人都试图把这两种真实性放在一起讨论，但我觉得它们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问：胡三省注版本为繁文竖版古文，通读时不免会有不理解的地方，如何更好地解决？

答：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读，不懂的地方利用工具书查阅，别无他法。

问：老师您好，我是在校学生，《资治通鉴》之后是看《续资治通鉴》，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答：从综览历史大势的角度讲，建议还是先看《续资治通鉴》吧。《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太多太杂，是从事专业研究者的读物。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5年，第437页下。

[2]相反我们却能找到该著不甚精密的例子，如唐宝应元年（762年）建巳月（四月）甲寅、丁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安史之乱》只载甲寅日玄宗崩，而不载肃宗崩。如此，不惟下文史朝义谓回纥登里可汗“唐室继有大丧”之语不可解，也将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理解下文的“上”究竟指谁。关于肃宗的去世，《通鉴纪事本末》将它载于卷三二《李辅国用事》中。

[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通鉴纪事本末”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942页。

[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9—239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52页。

[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朱子〈通鉴纲目〉》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第232页。

[7]刘知幾《史通·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8]《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通鉴纪事本末”条，第437页下。

[9]刘知幾《史通·二体》中对于纪传、编年各自优缺点的概括，基本上是围绕它们是否成功叙述历史事件展开。

[10]《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52—1453页。

[11]《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第2849页。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91页。

[1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康国》（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310页）、《唐会要》卷九九“康国”条同（中华书局句读本，第1174页）。

[14]《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康居》云贞观二十一康国贡献金桃（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第5256页），《旧唐书》卷一九八“康国”条云事在贞观十一年（第5311页），而《唐会要》卷九九《西戎·康国》条则云事在贞观九年十一月（第1174页）。

[15]徐冲《〈旧唐书〉“隋末英雄传”形成过程臆说》，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9年，第139—140页。

[16]按《通鉴》惯例，可系年而月份不明的事件，均置之岁末，冠以“是岁”二字。该年“是岁”二字置于“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条前，而“康国求内附”条在此之前，在十二月以下，说明司马光确定这件事发生在该年十二月。而《贞观政要》卷九提到该事件时，不仅文字与《通鉴》出入较大，且未明确月份。成书较晚的《文献通考》也提到了贞观五年康国与唐皇朝的交往（卷三三八《四裔考十五·康居》），虽未提及请内附事，其依据亦不可知，但考虑到其时文献可供参阅者仍多，故似可作为贞观五年曾有康国使节入唐的旁证。

[17]分见《唐鉴》卷二、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1984年版，第33—35、58—59、62、72—73、75—85页。

[18]《唐鉴》卷一，第24页。

[19]《唐鉴》卷三，第58、66页。

[20]姜鹏《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复旦学报》2009年第3期。

[21]《旧唐书》卷八九，第2889—2890页；《文苑英华》卷六九四《边防·言疏勒等凋敝疏》，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1966年版，第3579页上—3580页上；《册府元龟》卷九九一《外臣部·备御四》，中华书局影明刻本1960年版，第11646—11647页；《新唐书》卷一一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4210—4211页；《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24—6525页。

[22]《旧唐书》卷一九六上，第5236页。

[23]《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第6156页。

[2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928—3930页；《资治通鉴》卷四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第1402—1404页。

[25]吴兢《贞观政要》，谢保成集校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6—477页。

[26]《贞观政要》，第477、506—508页。

[27]《贞观政要》，第480—488页。

[28]《贞观政要》，第476、484页。

[29]《贞观政要》，第486—488，492—494页。

[30]马永卿《元城语录解》卷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63册，第367页上。

[3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传家集”条，第1315页中。

[32]事参《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第10745—10746页；及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神宗熙宁元年相关诸条，顾吉辰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册。

[33]这封题为《论邪正札子》的奏疏，于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表上，收于《范太史集》卷二六。《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本传也记载了这道奏折，但文字稍异。

[3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24页。《唐鉴》卷四也记载了这件事，范祖禹评论道：“（宋璟）惩人主之好武为天下患之深也。其后明皇卒以黩武至于大乱，何其智之明欤？”因此得出结论，宋璟是一个能“见其始而知其终，沮其胜而忧其败”的贤相，第114—115页。

[35]胡注亦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6724页。

[36]《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19页。

[37]《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第10760—10761页。

[38]《通鉴纪事本末》卷四，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43—344页。

[39]《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九，第2609页。

[40]司马光在经筵答宋神宗语，杨良仲《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三《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条，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8页。

[41]黄淳耀《吴郡严先生通鉴补序》，光绪二年思补楼校印本《资治通鉴补》，收入首都图书馆编《通鉴史料别裁》，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册，页4。

[42]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载《资治通鉴补》，前揭版本，第10—14页。

[43]钱大昕《严先生传》，《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9年版，第672页。

[44]《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6—748页。班固和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论，在下文讨论中仍将引用，故全文录出，以下几条，只标明“班固（彪）赞曰”的位置，相关文辞省略。

[45]《资治通鉴》卷二十七，第892页。

[46]《资治通鉴》卷二十九，第951—952页。

[47]《资治通鉴》卷三十三，第1053—1055页。

[48]《资治通鉴》卷三十六，第1155—1156页。

[49]与汉代其他几例相比，围绕景帝与武帝之间帝位交接的文字记载，有一个稍显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其他几例中，皇帝崩与太子即位不发生在同一天，可以分开书写，中间不仅可以插入赞词，甚至可以夹杂其他叙事。而景帝崩与武帝即位发生在同一天，鉴于原文“（景）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是连续书写的，中间若插入赞词，要将这一条记录破开。严衍没有将此句强行破开，而是将“班固赞曰”置于景帝驾崩、武帝即位条后，景帝安葬之前。综检《通鉴》全书，我们发现严衍不强行破句的处理，是偏于保守的。东汉章帝崩、魏文帝殂，与各自的太子即位，都在同一天，《通鉴》却将它们破开，先引用前代史家的评论，再书太子即位。参《资治通鉴》卷四十七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壬辰条，第1513页；卷七十黄初七年（226年）五月丁巳条，第2228页。这两条内在例证说明，即便君主崩殂与太子即位发生在同一天，也可以破成两条记录，以便于中间插入评论。由此可见，将总结陈词置于君主崩殂之后、太子即位之前，是《通鉴》全书适用的通例，无论这两件是否发生在同一天。严衍若想将《通鉴》卷十六的文字彻底调整为合乎通例的顺序，不妨将“（景）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这句话破开，中间插入“班固赞曰”。

[50]所不同的是，在《汉书》中，安葬景帝虽然发生在武帝即位之后，但根据以人为叙事载体的原则，这是最后一件与景帝本人直接相关的大事，故《景帝纪》将它作为景帝时代的终结，再殿以赞词。编年体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既然在汉武帝时下葬，那此事就归入武帝时代，所以它在“班固赞曰”之后。

[51]《资治通鉴》第547—548页；并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第1417—1420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27、1134—1136页。

[52]《通鉴》编成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命于杭州镂版，是该书最早的刻本，然此本久不见于人间。绍兴二年至三年刊本则传播深远，《四部丛刊》初编、《中华再造善本》所影印的宋刻本《资治通鉴》，皆以绍兴本为祖本。后世点校整理，也多以为母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有大字宋本一种，傅增湘以为即当时北京图书馆所藏之蜀本（参《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二之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9页）。世传尚有百衲宋本《资治通鉴》，合宋刊《通鉴》七种而成（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蜀本与百衲本，因限于条件，笔者皆未曾亲见。然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百衲本亦以吸收前揭绍兴本最多。此外，有一种题识为“兴文署”刊行的元刻本，是今见最早将胡注散入《通鉴》正文之下的版本。然对于此本的来历，历代藏书家、版本学专家颇多质疑（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前有清前期藏书家吴城长跋，已有非议。另详日本学者尾崎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版解题》“资治通鉴”条，载《斯道文库论集》第34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编行2000年版，第12页上）。笔者曾假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该种元刻本一览，其中正文虽据绍兴本翻刻，然格式破碎，不成规律，故不置于讨论之列。

[53]《四部丛刊》初编册19，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刻本《资治通鉴》卷十六，页19b。《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绍兴本《资治通鉴》卷十六，页16a同。

[54]明天启五年陈仁锡点评本《资治通鉴》卷十六，页30a，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304，《资治通鉴》卷十六，页303上。

[55]鉴于这段文字前缺乏类似“史臣曰”的字样，今日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将这段文字抬格，作为正文处理，恐反失其真。参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第547页。

[56]《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57]在这一点上，《通鉴》卷十六末尾景帝赞词的位置，与卷二十二末尾武帝赞词的位置，尤其具有可比性。同样是在卷末，同样是前一任帝王统治结束，新皇登基、施行权力而未改元，卷二十二末尾却将昭帝即位后的行为放在武帝赞词之后，让武帝和昭帝两个时代，前后界线分明。这更说明，卷十六末尾不合通例的处理，是司马光有意为之的。参《通鉴》卷十六，第546—548页；同书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58]所引原文，皆见《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5、2496、2513页。

[59]《资治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第549页。

[60]《汉书》第2498、2499页，《资治通鉴》第549页。

[61]《汉书》第2501—2503页，《资治通鉴》第550页。

[62]该段落《汉书》原文为“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倈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第2502—2503页）其中加重点符号者，皆为《通鉴》所删。

[63]《汉书》第2500页。

[64]相关讨论参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日本学者小岛毅《宋代天谴论的政治理念》，载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339页。

[65]关于公孙弘第一次参与贤良选拔，《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案《汉书》卷六《武帝本纪》公孙弘卒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前揭弘本传云其卒年八十。据中国传统的纪岁方式，弘年六十当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公孙弘第二次参与选拔，弘本传明确指出是在元光五年。

[66]《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董仲舒传》云：“今上即位，为江都相。”前揭版本第3127—3128页。

[67]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6年版，第286—287页。

[68]齐召南等《前汉书考证》卷五十六“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句下，四库本《前汉书》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4年，第353页下。

[69]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十六，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六年长沙王氏校刊本）1995年版，第1141页下。

[70]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条下，《续修四库全书》第266册，第30页下、第31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苏舆《董子年表》，附载氏著《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钟哲点校，1992年版，第479页。

[71]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载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先秦儒家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载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具体参该文注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72]朱师文章初刊于198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后收入《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95页，重点参考第67—71页。

[73]《通鉴考异》卷一，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1919年，页5b、6a；另，《资治通鉴》第556页“天子擢为中大夫”条下亦附。

[74]如陈寿在《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末尾，发表评论，批评魏明帝“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第115页。散落在唐宋文献中的类似评论，更是不胜枚举。

[75]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8页。

[76]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前揭版本，第939页。

[77]相关讨论，参冀小斌“Mirror for Government：Ssu-maKuang, s Thoughton Politicsand Governmentin Tzu-chiht, ung-chien”，载李弘祺（Thomas HCLee）主编The Newand the Multiple：Sung Sensesof the Past，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11—120页。

[78]邓嗣禹（Ssu-yüTeng）“AFresh Lookat WangAn-shih, sReform Movement”，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9年版，第545—566页；冀小斌Politicsand Conservatism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 1019—108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其是第六章与第七章，第111—164页。

[79]司马光《八月十一日迩英对问河北灾变》，《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页7a，据《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这份奏对主要记录了熙宁元年（1068）八月经筵讨论的内容。

[80]司马光《遗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七，页17b、18a。

[81]《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82]参《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熙宁七年相关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第28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四月乙丑条，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版，第6137—6138页。

[83]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页7b、8a。

[84]《资治通鉴》卷一，第2—6页。

[85]张元《司马光对东汉曹魏历史的理解》，载《宋史研究集》第24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77—106页。

[86]《资治通鉴》卷四十，第1285页。

[87]《资治通鉴》卷四十四，第1428页。

[88]《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第2172—2174页。

[89]梁太济《从各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99—104页；姜鹏《〈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初探》，《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15页。

[90]以往学者对司马光政治思想的评价，参见方诚峰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中所作的总结（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9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十五章第一节《司马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446页。

[92]“三家为诸侯论”全文见《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初版，1995年印刷本，第2—6页。

[93]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应该是目前为止最新的讨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通史类著作。其中由孙晓春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宋元卷》，依然以“尊君卑臣、事君不二”作为司马光最基本的政治思想内容（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11页）。这与萧氏的论点相比，并无太多创见与突破，所以将萧公权的论点作为辩论对象，应该不算太过时。

[94]载氏著《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尤其是第32—35页。

[95]这个话题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可参考祝总斌先生《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毛蕾博士《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等相关著作。

[96]《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第2150—2151页。

[97]这里笼统地使用“《资治通鉴》作者”这个称呼，而不直接说是“司马光”，是因为我们无法清晰地知晓，本段文字从“长编”形态过渡到定稿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众所周知，“长编”是由司马光的助手完成的。这部分“长编”，出自刘攽（1023—1089）的可能性较大。但不管司马光对这段文字面貌作了多少贡献，文字背后的理念至少是他所接受的，甚至是由他主导的，应该不成问题。

[98]《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第2151—2152页。

[99]《资治通鉴》对曹丕的最终评价，见卷七十黄初七年（226年）“帝之为太子也”以下，第2227—2228页。

[100]《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第5365页。

[101]《资治通鉴》卷一，第3—4页。

[102]据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文转引，《资治通鉴》卷一，第3页。微子启与纣孰当立的问题，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第105页。但胡三省补注的内容多有超出《史记》范围者。

[103]《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1449—1461页。

[104]《毘陵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再版影印，第10b—11b页。

[105]《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陈植锷点校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8—119页。

[106]《孟子》卷二《梁惠王章句下》。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版，第221页。

[107]《资治通鉴》卷一，第3页。

[108]《孟子》卷十四《尽心章句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第367页。

[109]《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46页。

[110]相应段落，参《资治通鉴》卷二十四，第787页。

[111]限于篇幅，不能过于展开相关讨论。可参考祝总斌《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一文，载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9—349页。

[112]《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第272页。

[113]《疑孟》并未对孟子民贵君轻的说法提出质疑，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三，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a—14a页。《四库全书总目》引用元代学者白珽《湛渊静语》的看法，认为司马光的《疑孟》主要是针对王安石而发，王安石是使《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传家集》条，中华书局1995年缩印本，第1315页中栏。

[114]关于这个话题，可参考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日]小岛毅《宋代天谴论的政治理念》，载[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339页。

[115]刘羲仲《通鉴问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b页。

[116]司马光《答范梦得书》：“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全宋文》第五十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

[117]《资治通鉴》卷一，第2页。

[118]《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第118页。

[119]《资治通鉴》卷一，第2页。

[120]《资治通鉴》卷二十五，第820—821页。

[121]《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第9510—9513页。

[122]《资治通鉴》卷一，第6页。

[123]冀小斌：Politicsand Conservatismin Northern Song China：The Career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AD1019—1086）（《北宋的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生平和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4]引文见司马光《遗表》，《全宋文》卷1175，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册，第169页。

[125]拙文《〈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原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第111—120页，已收入本书第93—121页。

[126]司马光《西边札子》，《全宋文》卷1191，第55册，第47页。

[127]司马光《北边札子》，《全宋文》卷1191，第55册，第54页。

[128]司马光《遗表》，《全宋文》卷1175，第54册，第169页。

[129]司马光《封事札子》，《全宋文》卷1194，第55册，第100—101页。此外，在这道封事前一个月，司马光在上宋神宗《听断书》中也提到了汉武帝，并以之作为人君能明断的正面例证，参《全宋文》卷1193，第55册，第90页。需要深入讨论的是，据司马光《辞翰林学士第三上殿札子》，《资治通鉴·前汉纪》部分已于治平四年四月之前进呈，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治通鉴》中汉武帝去世后，司马光为其特撰的一条“臣光曰”，对汉武帝的为人和统治成绩作出了几乎全面否定的评价。鉴于在这条“臣光曰”之前，司马光已经引用了“班固赞曰”，班固的赞，虽对汉武帝略有微词，又不及其武功，但整体上仍是正面的。且在论赞前，司马光以“聪明能断”一段文字为汉武帝盖棺定论，也是意在对汉武帝善用人、行法无贷等优点给予表彰。故这条“臣光曰”是司马光最初进呈的版本中既有的，还是司马光在熙宁之后另补的，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参《全宋文》卷1193，第55册，第81页；《资治通鉴》卷22武帝后元二年（公元87年）“帝聪明能断”条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册，第746—748页。

[130]其事本末参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种谔城绥州”条，李之亮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册，第1466—1473页。

[131]今见于司马光文集中论及横山事件的奏札有三通，分别为《横山札子》《横山疏》以及《横山上殿札子》，标明写作时间都是治平四年九月。参《全宋文》卷1195，第55册，第114—119页。

[132]《封事札子》题下注明写作时间为治平四年六月，与横山事发相前后，当时司马光对西部边陲发生的事应尚不知情。参《全宋文》卷1194，第55册，第100页。

[133]司马光《横山疏》，《全宋文》卷1195，第55册，第114—118页。

[134]司马光《谏西征疏》，《全宋文》卷1198，第55册，第170—172页。

[135]“三家为诸侯论”的标题见于朱熹纂集《三朝名臣言行录》（即《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7所引《温公日录》，参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辑，影印同治戊辰（1868）临川桂氏重修清洪刻本《宋名臣言行录五集》，第1册，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02页。全文见《资治通鉴》卷1“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条下“臣光曰”，第1册，第2—6页。

[136]文见《全宋文》卷1220，第56册，第162—163页。

[137]《资治通鉴》卷1周安王十六年，第31页。

[138]又类似的表达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这句话在《荀子》书中一见于《王制篇》，再见于《礼论篇》。参王先谦《荀子集解》卷6、卷5、卷13，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9、152、346页。

[139]《全宋文》卷1181，第54册，第261—262页。司马光的其他类似言论。

[140]《全宋文》卷1182，第54册，第288页。相关表述也可参司马光《言御臣上殿札子》，《全宋文》卷1178，第54册，第211页。

[141]《荀子集解》卷5，第148页。

[142]但神宗推动新法之后，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对诸多“小臣”不次任用，形成职权侵夺，也给司马光的政治观察带来了很多烦恼。司马光因此所作的思想调整，限于篇幅，不在此展开。

[143]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第六课《孔子弟子之传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5页。

[144]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9页。

[145]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下编《经典研究》第四章之第三小节《〈孟子〉的作者与“升格”问题》，收入朱维铮主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8—930页；朱维铮师《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收入氏著《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页，尤其是第21—24页。

[146]司马光对于荀子的继承，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荀子》主“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为人为、后天养成之意，故《荀子·劝学篇》强调后天学习的累积。司马光《谨习疏》也体现出这一渐进思想，参《全宋文》卷1181，第54册，第269—273页。司马光的人性论，更倾向于扬雄的善恶相混说。人性有恶的一面，使得外在礼法规范成为必要，这是荀、扬、司马光政治思想类同的一面，与孟子论性善，良好的社会秩序由内及外产生有很大区别。论者以为司马光《疑孟》之说乃针对王安石的尊孟，恐不这么简单。又，对于扬雄的继承，司马光曾注《法言》，拟《太玄》而作《潜虚》。另参司马光《乞印行〈荀子〉、扬子〈法言〉状》，《全宋文》卷1176，第54册，第183页。

[147]司马光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可以参看《论苏安静状》、《论御药寄资札子》、《张茂则札子》等，分见《全宋文》卷1179、卷1184、卷1185，第54册，第243、310—311、328页。

[148]从现存文献来看，最早以“阶级”这个词比喻人之尊卑等级的，是贾谊。其《新书》卷2内有《阶级》一篇。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82页。东汉末期蔡邕使用这个词比较频繁，如《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所云：“臣愚浅小才，窃假阶级”；又《荐边文礼》：“才艺言行，卓逸不群，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蔡邕对该词的使用尚有多处，不赘举。这里的“阶级”多指静态的官位，少有高低相形的意味。参《蔡中郎集》，《四部丛刊》本，卷6页1b、卷7页5a。后陈寿《三国志》卷52《顾谭传》所载谭疏：“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其中“阶级”一词有高低相形之意，然非关军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0页。

[149]如《魏书》卷57《崔挺传》载挺言“阶级是圣朝大例”；卷65《邢峦传》附其子逊言则云：“臣父屡为大将，而臣身无军功阶级。”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65、1448页。

[150]《全宋文》卷1189，第55册，第20—21页。

[151]《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条下“臣光曰”，第15册，第7064—7066页。

[152]“阶级”对于治军的重要性，另参司马光《谨习疏》谈军政部分，《全宋文》卷1181，第54册，第271—273页。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自序
- 怎样读《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的思想史读法
- 认识《资治通鉴》的几个关键问题
- 从“通”“鉴”二字谈如何读史
- 再谈屈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资治通鉴》中？
- 我们为什么读《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 秩序至上还是君主至上？——司马光政治观念再解读

- 司马光早期政治思想初探
- 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更懂经济？
- 一个曹操，各自表述
- 德政，是一种治理模式
- 凡是教学都应该给予方法
- 《资治通鉴》Q&A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