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忘通论／（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王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ISBN 978-7-208-16307-2

Ⅰ．①遗…　Ⅱ．①若…②王…　Ⅲ．①长篇小说－安哥拉－现代　Ⅳ．①I4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0275号

书　　名：遗忘通论

作　　者：［安哥拉］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沁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307-2/I·1871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Teoria Geral do Esquecimento

By José Eduardo Agualusa

Copyright © José Eduardo Agualusa 201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 fi 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Obra publicada com o apoio do Camões - Instituto da

Cooperação e da Língua, I.P.

本书简体中文版获得卡蒙斯合作与语言学院出版资助

序言

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马诺于2010年10月5日清晨在圣望诊所逝世，享年八十五岁。萨巴鲁·埃斯特万·卡皮坦戈交给我十本笔记本的复印件，里面有卢多写的日记，写于她二十八年与世隔绝生活的最初几年。我还接触到她获救之后的日记，以及一整套由造型艺术家萨克拉门托·内图（萨克鲁）拍摄的照片，内容是卢多在公寓墙壁上用木炭涂抹的文字和图案。卢多的日记、诗行和反思帮我重构了她的人生故事。我相信，它们帮我理解了她。接下来的篇章中，我用了很多她的证言。但是你们将会读到的是虚构文学。纯粹的虚构。

目 录

序言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小小死亡的哀歌

不幸的士兵

恐惧的本质

结束之后

“切·格瓦拉”的非洲无花果树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第二次生命

5月27日

关于理智的打滑

叛逆的天线

日子像水一样滑过

俳句

意外的精巧设计

失明（以及心的眼睛）

收集失踪的人

信

幽灵之死

关于上帝和其他微不足道的胡话

驱魔

卢多拯救罗安达的那一天

显灵，和一次差点致命的坠落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

本章会阐明一件失踪事件（接近两件），或是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萨巴鲁的死人

丹尼尔·本希莫尔调查卢多的失踪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2）

库邦戈河的奇特终点

本章揭晓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如何帮小酋长越狱

罗安达的秘密

蒙特之死

相见

一只名叫“爱”的鸽子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坦白

事故

最后的话

一切在梦里开始

致谢和参考书目

阿瓜卢萨的虚构世界——代译后记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卢多维卡从未喜欢过面对天空。从她小时候起，开放的空间对她就是一种折磨。每次离开家门，她都感到脆弱无助，就像一只去掉外壳的乌龟。很小的时候，六七岁吧，不管天气如何，要是没有一把巨大的黑伞保护，她就拒绝去学校。不管是父母的恼怒，还是其他孩子残忍的挖苦，都无法让她动摇。后来，情况好转了一些。直到发生了她称之为“那个意外”的事件，之后她回过头来看那种原初恐惧，觉得那就是先兆。

父母去世后，她住在姐姐家里。她极少出门。通过辅导心不在焉的少年学习葡语，她可以挣一点钱。除此之外，她阅读、刺绣、弹钢琴、看电视、做饭。夜幕降临，她来到窗边，望向黑暗，就像在深渊之上探身出去的人。奥黛特摇了摇头，烦躁地说：

“怎么了，卢多？你是害怕掉到星星中间吗？”

奥黛特在中学教英语和德语。她很爱妹妹。她总是避免旅行，以免留妹妹独自一人。她假期都是在家过。有几个朋友赞美她的无私，其他人则批评她太过纵容。卢多想象不出自己怎么能一个人生活。但是，她担心自己已经成了累赘。她把两人看作共享脐带的连体双胞胎。她，瘫痪、垂死，而另一个，奥黛特，到哪儿都被迫要拽着她。当姐姐爱上了一位采矿工程师，她既开心又害怕。那人名叫奥兰多，是个鳏夫，没有孩子，曾去过葡萄牙城市阿威罗处理一桩复杂的遗产。他是个安哥拉人，出生在卡戴特，生活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和栋多两地，后者是由他效力的钻石公司管理的小城。他们相识两周之后，奥兰多就意外地在一家糖果店向奥黛特求婚了。他猜到奥黛特会拒绝，以及她拒绝的理由，坚持让卢多与他们两人共同生活。过了一个月，他们已经在一套宽敞的公寓安顿好，公寓位于罗安达最豪华大厦的顶楼。楼的名字叫作“艳羡之楼”。

搬家对卢多来说很艰难。她是昏厥着出的门，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发出呻吟和抗议。行程中她一直在睡。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之后，生活和前一天没什么不同。奥兰多拥有价值连城的藏书，有数千本葡语、法语、西语、英语和德语书，里面几乎囊括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卢多有了更多的书可以支配，只是看书的时间少了，因为她坚持要解雇那两名女仆和一名厨娘，独自承担起家务活。

一天下午，工程师回到家时小心地提着一个纸箱。他把箱子交给小姨子：

“这是给你的，卢多维卡，可以让你有个伴。你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太久了。”

卢多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只小白狗，刚刚出生，惊恐地望着她。

“它是公的。德国牧羊犬，”奥兰多解释说，“它们长得很快。这只是白化狗，比较少见。它不能晒太久阳光。你准备叫它什么？”

卢多没有一点迟疑：

“幽灵！”

“幽灵？”

“是的，它就像个幽灵，这么苍白。”

奥兰多耸了耸骨骼突出的肩膀：

“好吧。它就叫幽灵了。”

优雅古典的锻铁楼梯沿着紧凑的螺旋从会客室上到露台。到了露台，就可以看见大部分的城区、海湾和岛区，在远处，一连串无人的沙滩镶嵌在海浪的花边里。奥兰多利用这块空间建了花圃。在地面的毛砖上，凉亭里的九重葛投出芬芳的淡紫剪影。角落长着一棵番石榴树和几棵香蕉树。客人们感到奇怪：

“为什么种香蕉，奥兰多？这到底是花圃还是庄园后院？”

工程师很生气。香蕉树能让他回想起孩童时在里面玩耍的大庄园，那里四周围着砖坯墙。要是随他的性子，他本来还会种上芒果树、枇杷树以及数不清的木瓜树。从办公室回来以后，他会坐在这儿，手边放一杯威士忌，嘴里叼着点燃的丁香烟，注视着黑夜将城市征服。幽灵会陪伴着他。小狗也喜爱这块露台。然而，卢多却拒绝上来。最初的几个月她甚至都不敢接近窗边。

“非洲的天空比我们的天要大多了，”她这么向姐姐解释，“它会把我们压死的。”

阳光明媚的四月早晨，奥黛特从中学回来吃午饭，整个人既激动又害怕。首都爆发了混乱。奥兰多当时在栋多。这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和妻子关在卧室里。卢多听到他们在争吵。奥黛特想要尽快离开安哥拉：

“恐怖分子啊，亲爱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在我家，不允许再用这个词。”奥兰多从不高声嚷嚷。他只是用刺耳的音调低语，声音的锋刃像折刀一样抵在对话者的喉头：“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是在为我们国家的自由战斗。我是安哥拉人。我不会走的。”

动荡的日子来临了。(1)游行、罢工、集会。卢多关紧玻璃窗，以免街上人群的大笑散播到公寓里，这些声音像焰火一样在空中炸开。奥兰多的父亲是来自葡萄牙米尼奥省的商人，世纪初来到卡戴特定居，母亲是罗安达的混血女子，在分娩时去世，而奥兰多自己从来不费心维持家族纽带。他的一个表弟，维托里诺·加维昂，却在这个时期重新冒了出来。他在巴黎住了五个月，豪饮、恋爱、密谋，在餐巾纸上写诗。在他所在的小饭店里，常客都是些流亡的葡萄牙和非洲人，就这样他赢得了浪漫革命者的名声。他像龙卷风一样进到他们家，弄乱了架子上的书和玻璃柜里的杯子，还惹怒了幽灵。小狗追在他后面，在安全距离之外汪汪直叫。

“同志们想和你谈谈，嘿！”维托里诺叫嚷着，一拳打向奥兰多的肩膀，“我们在协商建立临时政府。我们需要干部。你是个好干部。”

“可能吧，”奥兰多承认了，“不过，干部其实我们还是有的。我们缺的是行动纲领。”

他犹豫了。“是的，”他低声说，“祖国应该会需要我积累的经验。”然而，他害怕团体里最极端的倾向。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公正，这一点他理解，但是革命者威胁要把一切国有化，这让他感到恐惧。没收私产。驱逐白人。打掉小资产阶级的牙齿。他，奥兰多，一向为自己完美的微笑自豪，他可不想戴上假牙。表弟一笑置之，把过分的言辞归结为当前时刻的情绪高涨，接着称赞了他的威士忌，然后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表弟有着吉米·亨德里克斯(2)式的圆形卷发，花衬衫敞开，露出汗津津的胸口，这让两姐妹很是惊恐。

“他说话像黑人一样！”奥黛特指责说，“还有，他身上也和黑人一样臭。每次他来，整间房子都弥漫着臭气。”

奥兰多大发雷霆，摔门而出。他黄昏时分回来，更加冷漠、更加敏感，仿佛浑身长满了硬刺。他上到露台，带着烟和威士忌，还有幽灵陪着，在那里待了许久。夜幕降临时他回到家里，带回了黑暗，也带回了强烈的酒精和烟草味。他踉踉跄跄，一路扶着家具，用刺耳的低语咒骂该死的生活。

子弹声开始响起，这拉开了诸多盛大离别聚会的序幕。青年们摇着旗帜死在街头，与此同时殖民者在跳舞。丽塔是住在旁边公寓的邻居，她要把居所从罗安达换到里约热内卢。最后一晚，她邀请了两百个朋友来，晚宴一直持续到破晓。

“我们喝不完的都留给你们了，”她边说边向奥兰多展示食物贮藏室，里面堆放着许多箱顶级葡萄牙红酒，“把它们都喝了。重要的是一瓶也不要留给革命者去庆祝。”

三个月后这栋楼几乎全空了。结果就是，卢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那么多红酒、啤酒、罐头、火腿、鳕鱼排，好多斤盐、糖和面粉，还有数不清的清洁卫生用品。奥兰多从收藏跑车的朋友那里得到一辆雪佛兰科尔维特和一辆阿尔法罗密欧GTA。另一个朋友把公寓的钥匙也给了他。

“我的运气从来都不好，”奥兰多对两姐妹抱怨道，很难弄清他是在说反话还是认真的，“现在我刚要开始收藏跑车和公寓，革命者就来了，要把一切从我这儿拿走。”

卢多打开收音机，革命就进了家门：“人民权力是这一切混乱的缘由。”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歌手重复着。“嘿兄弟，”另一个人唱道，“爱你的兄弟吧／别看他父母的肤色／只把他看作一个安哥拉人。／安哥拉人民团结起来／独立就会到来。”有的旋律和歌词不符。好像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歌里偷过来的，以前那些悲伤的叙事曲，就像古老黎明的光。卢多把身子半掩在窗帘后，透过窗户窥探，看着卡车经过，上面载满了人。一些人举着旗帜。另一些人则举着有口号的横幅：

“完全独立！”

“五百年的殖民压迫该停止了！”

“我们要未来！”

这些要求都以感叹号结尾。感叹号和游行者身上的砍刀混在一起。砍刀也在旗帜和横幅上闪耀。有些人双手各提着一把刀。他们让刀刃相碰，发出阴森的喧嚣。

一天晚上，卢多梦见，在城市街道下方，在市中心让人肃然起敬的豪宅地下，蔓延着一张无尽的隧道网。树根自由地穿过隧道顶向下延展。数以千计的人生活在地下，陷在淤泥和黑暗之中，以资产阶级殖民者扔到下水管道的东西为食。卢多走在乱糟糟的人群中。人们敲击着砍刀。他们让刀刃相击，在隧道里形成回响。其中一人靠了过来，肮脏的脸庞靠在葡萄牙女人的脸上，然后笑了。他用沉重却柔和的声音对着她耳朵轻轻地说：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1)　1975年，安哥拉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同年，安哥拉爆发内战。内战长达27年，直至2002年安哥拉实现全面和平。——译者注（本书以下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Jimi Hendriks（1942—1970），美国音乐人，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电吉他演奏家之一。

小小死亡的哀歌

奥黛特坚持要大家离开安哥拉。丈夫则低声发出刺耳的话语作为回应。她俩可以走。殖民者应该离开。没人希望他们在这里。这会是一个循环的终结。新的时代将要开启。不管将会到来的是阳光还是暴风雨，葡萄牙人未来既不会获得光明的照耀，也不会被肆虐的狂风抽打。工程师低声说着，越说越愤怒。他会连着讲好几小时他们对非洲人犯下的罪行，那些过失、不公和寡廉鲜耻，直到妻子放弃，把自己关在客房里哭。然而在独立前两天，他回到家，宣布下周他们就会在里斯本了，这当然让人大吃一惊。奥黛特眼睛睁得大大的：

“为什么？”

奥兰多坐在客厅的一张单人沙发上。他扯开领带，解开衬衫纽扣，最后少见地脱了鞋，把脚跷在茶几上：

“因为我们可以。现在我们能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这对夫妇又去参加了一场告别聚会。卢多读书、打毛衣，等着他们，一直等到两点。她去睡的时候心神不宁。睡得很差。她七点起床，穿上晨衣，叫了一声姐姐。没人回应。她确信悲剧发生了。她又等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找电话簿。她先打给努内斯夫妇，他们是前夜聚会的发起人。一名男佣接了电话。他们全家已经离开去机场了。工程师先生和他夫人来聚会了，是的，不过时间很短。他从没见过工程师先生这么开心。卢多说了谢谢，然后挂了。她重新打开本子。奥黛特用红笔划掉了已经离开罗安达的朋友们的名字。剩下的为数不多了。只有三个人接了电话，没人有线索。其中一位是萨尔瓦多·科雷亚中学的数学教师，他保证会打电话给当警察的朋友询问情况。要是有什么消息他会马上打来。

几个小时过去了。交火声响起。起先是零星的枪声，接着是数十把自动武器激烈的噼啪声。电话响了。一个男人，听上去还很年轻，带着里斯本口音，家教良好，他问能否和奥黛特老师的妹妹说话。

“发生了什么？”

“别急，女士，我们只是想要点亮闪闪的东西而已。”

“亮闪闪的？”

“您别装了。把宝石给我们，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保证，我们就不会再来烦你了。什么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有你姐姐。如果你们愿意，完全可以两个人坐下一班飞机回国。”

“你们把奥黛特和我姐夫怎么样了？”

“那老家伙很不负责任。有人把愚蠢误当成勇敢。我是葡萄牙军官，我可不喜欢有人耍我。”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们把我姐姐怎么样了？”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这件事的结果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坏。”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发誓，我不知道……”

“你还想见到姐姐吗？那就乖乖待在家，别想着告诉别人。等情势稳定一点，我们就会去你公寓拿财宝。你把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就放了奥黛特老师。”

说完这些他就挂了。夜色降临。子弹的轨迹划过天空。爆炸声震动着玻璃。幽灵躲在沙发后面。它在小声哼哼。卢多感到头晕恶心。她跑到厕所，对着马桶呕吐。她颤抖地坐在地上。刚恢复一点力气，她就走向奥兰多的书房，那里她只是每五天进去一次，扫地掸尘。工程师对他的写字台很是得意，这件庄严、脆弱的家具是一个葡萄牙古董商卖给他的。女人试图打开第一个抽屉，没有成功。她拿来锤子，愤怒地敲击三次后把它打碎。里面是一本色情杂志。她厌恶地把它挪开，然后在下面发现了一沓百元美钞和一把手枪。她用双手拿起武器，掂量它的重量，轻轻抚摸。男人们就是拿这玩意儿自相残杀的。这件器械沉重、黑暗，就像活的一样。她重新在公寓里翻找，什么也没发现。最后，她瘫倒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她是猛然惊醒的。幽灵正拽着她的裙子，汪汪叫着。从海上来的柔风缓缓吹起绣有精致花边的窗帘。星星在虚无中飘荡。寂静放大了黑暗。从走廊传来一阵声响。卢多站起身。她赤着脚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窥视。外面，在电梯旁边，三个男人在小声讨论。其中一人用小铁棍指着她——指着门：

“是条狗，我很确定。我听到一条狗在叫。”

“怎么可能，小明戈？”另一个干瘦矮小的人指责他，那人穿着一件太过宽大的军服上衣，“这里什么人也没有。殖民者都跑路了。去吧。把这鬼玩意儿撬开。”

小明戈走上前。卢多向后退。听到敲击声后，她未经思考就也在木头上狠狠敲了一下，这让她一下屏住了呼吸。一片寂静。然后有人叫着：

“谁在那儿？”

“走开。”

笑声。同一个人的声音：

“还有一个女人留着！怎么了小妞，他们把你忘了？”

“请你们离开吧。”

“开门吧，小妞。我们只是想要属于我们的东西。你们已经从我们这里抢劫了五百年。我们只是来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有武器。谁也别进来。”

“女士，别急眼。给我们珠宝和一点钱，我们就走。我们也是有妈的。”

“不。我不会开的。”

“好吧。小明戈，把它撬开。”

卢多跑到奥兰多的书房。她抓起手枪，往前走，枪口对着大门，给子弹上了膛。接下来的三十五年，每一天她都会记起扣动扳机的那个瞬间。火药的爆炸声，武器的轻微跳动。手腕疼了一下。

如果不是那个瞬间，她的人生又会如何？

“啊，出血了。小妞，你杀人了。”

“上帝啊！伙计，你受伤了吗？”

“快走，快走……”

枪声，来自很近的街上。枪声会引来枪声。对着天空开一枪，很快就会有数十发子弹前来做伴。对于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来说，只要一声巨响就够了。汽车回火，爆竹，什么都行。卢多走到门边。她注视着子弹穿过的孔口。她把耳朵靠在木头上。她听见被打伤那人低沉的喘息：

“水，妈妈。帮帮我……”

“我不能。我不能。”

“求您了，女士。我要死了。”

女人打开门，身子抖得很厉害，还没有放下手枪。袭击者坐在地上，靠着墙。要不是浓密乌黑的胡子，她本来会把他当成个孩子。那人的娃娃脸上汗淋淋的，大眼睛带着仇恨盯着她：

“真倒霉啊，真倒霉，我看不到独立日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水，我渴极了。”

卢多用受惊的眼神扫了一眼走廊。

“进来吧。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

男人呻吟着挪进了屋。他的影子依然靠着墙。一种黑夜挣脱了另一种黑暗。卢多赤脚踩在那阴影上，滑了一跤。

“我的天啊！”

“对不起，奶奶。我把你家都搞脏了。”

卢多关上了门，插上插销。她走到厨房，在冰箱里找来凉水，倒满一杯，然后回到客厅。男人狼吞虎咽喝完水：

“现在我最需要的其实是一杯新鲜空气。”

“我去叫医生。”

“不值当的。他们也救不活我。唱首歌吧，奶奶。”

“什么？”

“唱吧。给我唱一首像木棉一样柔软的歌。”

卢多想起父亲曾哼唱古老的里约小曲哄她入眠。她把手枪放在地板上，跪下来，双手握住袭击者小小的手，嘴巴靠近他耳边，开始唱歌。

她唱了很久很久。

当第一缕亮光照进家门，卢多鼓起勇气，抱起死者，这没花她多大力气，然后把他带到露台。她找来一把铲子。在一个花坛里，在红玫瑰中间，她挖了一个窄坑。

几个月前，奥兰多开始在露台上建泳池。战争让工程停止了。工人们留下了很多袋水泥、沙土和砖头，都堆在墙边。女人拎了一些原料到下面。她拔掉门上的插销，走了出去。她开始在走廊上建一道墙，将公寓和大楼其余部分隔开。整个上午她都在做这件事。还有整个下午。直到墙建好了，水泥都整平了，她才感到又饥又渴。她坐在餐桌旁，加热了点汤，慢慢吃着。她把吃剩的烤鸡丢给小狗：

“现在只剩你和我了。”

它过来舔了舔她的手。

血已经干了，在入口处形成一片黑色污迹。脚印从那里延伸到厨房。幽灵在舔那些印记。卢多把它赶开。她拿来一桶水、肥皂还有刷子，将一切清洗干净。她洗了个热水澡。从卫生间出来时，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

“事情有点棘手。昨天我们没法过去拿东西。过一会儿我们就去。”

卢多没有回话就挂断了。电话再次响起。它安静了一小会儿，但是女人刚一转身，它又开始叫嚷，焦急地要引人注意。幽灵从厨房出来。它突然跳到桌上，打落了电话。电话狠狠地一摔。卢多摇了摇那个黑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脱落了。她笑了：

“谢谢你，幽灵。我觉得它不会再来烦我们了。”

在外面，在骚乱的夜晚，火箭炮和迫击炮在持续开火。汽车喇叭乱响。透过窗户窥视，葡萄牙女人看见人群沿着街道前进。他们带着急迫且不顾一切的欣喜占据了各个广场。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床上躺下，用枕头盖住脸。她试图想象自己在很远的地方，安全待在阿威罗的旧居，一边在电视上看老影片，一边喝着茶吃着吐司。她没有成功。

不幸的士兵

两个男人努力掩饰着不安。他们的胡子稀疏，头发又长又乱。他们穿着彩色衬衫、喇叭裤和军靴。年轻的那个叫本雅明，正一边开车一边高声吹着口哨。绰号叫作“刽子手”的热雷米亚斯则在旁边叼着雪茄。他们经过正在运兵的敞篷卡车。困倦的小伙子们向他们致意，手指比着代表胜利的V字。两个男人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古巴佬(1)！”热雷米亚斯嘟囔着，“该死的革命者。”

他们把车停在艳羡之楼前面，然后下车。一个乞丐在门口堵住了他们：

“早上好，同志们。”

“你在干什么，啊？”热雷米亚斯指责道，“你是来向白人要钱？那时代结束了。在独立的安哥拉，在非洲坚定的社会主义战壕里，没有要饭的位置。要饭的要被砍头。”

他一把推开对方，然后进到楼里。本雅明跟在他身后。他们叫来电梯，上到十一层。他们惊讶地止步在一堵刚刚砌成的墙壁前：

“什么鬼？这个国家发疯了。”

“真的是这里吗？你确定？”

“你问我是不是确定？”热雷米亚斯笑了。他指着对门：“那里，在十一层E室，原来住的是小丽塔。罗安达最美的腿，最漂亮的屁股。你不认识小丽塔其实是走运了。认识她的人再看其他女人，都会感觉到隐约的失望和痛苦。就像非洲的天空。如果我被迫要离开这里，上帝啊，我又能去哪儿呢？”

“我明白了，头儿。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得搞把镐，把墙砸开。”

他们重新进入电梯下楼。乞丐在等着他们，还有五个武装人员：

“就是他们，蒙特同志。”

叫蒙特的男人走上前。和他瘦小的身体相反，他的声音稳重而富有权威，他对热雷米亚斯说：

“你介意把袖子拉起来吗，同志？是的，右手的袖子。我要看到你的手腕……”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我在礼貌地请你这么做，像卖香水的人一样。”

热雷米亚斯哈哈大笑。他卷起衬衫袖口，露出一处文身：Audaces Fortuna Juvat (2)。

“你是想看这个吧？”

“正是，上尉。看起来你的运气到头了。另外我还觉得你们胆子太大了，两个白人，在这么动乱的日子竟然敢上街，还穿着葡萄牙军靴。”

他回过身面对其中两个武装人员，让他们找根绳子，把这两个雇佣兵捆起来。两人的手被捆在背后，然后被塞进一辆破破烂烂的丰田卡罗拉汽车里。其中一个武装人员坐在了副驾驶位。蒙特在方向盘前。其他人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跟在后面。本雅明把脸埋进膝盖间，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热雷米亚斯生气了，用肩膀顶了顶他：

“镇静点。你可是葡萄牙士兵。”

蒙特插话了：

“别管那孩子了。你们不应该带他来的。至于先生你，只不过是个拿着美帝国主义臭钱的婊子。你应该有点廉耻。”

“那么那些古巴人怎么说，他们就不是雇佣兵了？”

“古巴同志们来安哥拉可不是为了钱。他们是为了信念。”

“我也是出于信念留在安哥拉的。我是在为西方文明而战，对抗苏联。我是在为葡萄牙的存亡而战。”

“花言巧语。我可不信那一套。你不信这个，你妈同样不会信。对了，你到底去丽塔的大楼干吗去了？”

“你认识丽塔？”

“丽塔·科斯塔·雷斯？腿很美。罗安达最美的腿了。”

他们开心地聊起了安哥拉女人。热雷米亚斯喜欢罗安达女人。“不过，”他补充说，“世界上没有女的能像南方本格拉的混血女郎一样，时而温柔可人，时而脾气火爆。”蒙特这时候想起了丽基塔·宝莱斯，出身木萨米迪什(3)最古老的家族之一，1971年当选葡萄牙小姐。热雷米亚斯投降了。“丽基塔，是的，我愿意献出生命，只为了能有一天早上在她黑眼珠的光芒照射中醒来。”坐在蒙特旁边的男人打断了谈话：

“就是这里，指挥官。我们到了。”

城市已经被抛在身后。一堵高墙隔开了原野。远处是猴面包树，然后就是无瑕的蓝色天际线。他们下了车。蒙特给两个雇佣兵松了绑。他直起身子：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上尉。我猜‘刽子手’是绰号吧。你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你折磨并杀害了数十名安哥拉民族主义斗士。我们有不少同志想看到你上法庭。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审判上浪费时间。人民已经给你定了罪。”

热雷米亚斯笑了：

“人民？见鬼吧。我不信这个，你不信这个，你妈也不会信。放我们走吧，我会给你满满一把钻石。都是上好的宝石。你可以离开这个国家，随便去哪里开始新生活。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都行。”

“谢谢了。我不准备离开，而我唯一想要的女人就在我家。一路顺风，去那边的路上走好。”

蒙特回到车上。士兵们把两个葡萄牙人推到墙边。他们退后了几米。其中一人从腰间抽出手枪，用可以说是随便的姿势、厌烦的态度瞄准，然后击发了三次。热雷米亚斯·刽子手倒在了地上。他看见鸟儿在高空飞翔。他注意到，在血迹斑斑、弹痕累累的墙上，有用红色颜料写下的铭文：

“斗争还要继续。”

(1)　独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曾得到苏联和古巴的支持。

(2)　意为“运气保佑勇者”，这是葡萄牙军队部署在非洲战场的快速反应部队Comandos的箴言。

(3)　安哥拉西南部港口，现名“纳米贝”。

恐惧的本质

我害怕窗户外面的东西，害怕喷涌进来的空气，害怕它带来的响声。我畏惧蚊子，畏惧无数我不知道名字的昆虫。我觉得什么都是陌生的，我就像鸟儿坠入流水里。我理解不了从外面传进来的语言，收音机把它们带进家里，我理解不了他们在说什么，哪怕他们似乎在用葡语说话时也是一样，因为他们说的葡语已经不是我的语言了。

对我来说，就连光线都是陌生的。

光线太强了。

有些颜色不应该出现在健康的天空。

比起外面的人，和我更亲近的是我的狗。

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时间放慢了速度。至少卢多的感觉是这样。1976年2月23日她在第一本日记上写道：

今天无事。我睡了觉。睡觉时我梦见了我在睡觉。树木、野兽，一大堆昆虫，它们和我分享了我的梦。我们大伙儿都在那儿，一起做梦，人很多，房间极小，大家交换着想法、体味和爱抚。我记得自己是只朝着猎物前进的蜘蛛，同时也是这只蜘蛛织的网上面的苍蝇。我感到自己是在阳光中绽放的花朵，也是吹起花粉的微风。我醒了，发现我是孤身一人。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

一天早上，她起床以后打开龙头，却没有水流出。她吓坏了。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关在公寓里很多年。她把贮藏室里的东西列了个清单。她无须担心会没有盐。她还找到了可以吃很多个月的面粉，还有整袋整袋的豆子，许多袋糖，堆满很多架子的葡萄酒和软饮料，数十罐沙丁鱼、金枪鱼和细香肠。

这天晚上下雨了。卢多撑起伞上到露台，一并带上去很多水桶、脸盆和空瓶子。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剪掉了九重葛和装饰用的花。她把一整把柠檬核放到埋葬瘦小袭击者的花坛里。在其他四个花坛，她播撒了玉米和豆子。在另外五个花坛，她种下了仅剩的几个土豆。一棵香蕉树结了好大一串果实。她掰了几根香蕉下来并拿回了厨房。她展示给幽灵：

“看到了吗？奥兰多种香蕉树是为了制造回忆。对我们来说这却能让我们不挨饿。不对，会让我不挨饿，我感觉你不喜欢香蕉。”

第二天，龙头里又有了水。从这时候起，自来水就时有时无，电也是一样，一直到最后完全没电了。起初的几个星期，停电比停水更让她感到不便。她很需要收音机。她喜欢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新闻和葡萄牙广播电台。她也会听安哥拉的台，即便她很厌烦总是重复的反殖民主义、反新殖民主义和反对反动派势力的宣传。收音机很华丽，木质的架子，装饰艺术风格，还有象牙按钮。按下其中一个钮，它就会像城市一样亮起来。卢多总是在旋转按钮寻找声音。她会听到不成句的法语、英语或是其他难懂的非洲语言：

… Israeli commandos rescue airliner hostages at Entebe…

… Mao Tse Tung est mort…

… Combattants de l’indépendance aujourd’hui victorieuse…

… Nzambe azali bolingo mpe atonda na boboto…(1)

此外还有留声机。奥兰多收藏法语歌曲的黑胶唱片。雅克·布雷尔、夏尔·阿兹纳武尔、赛尔日·雷贾尼、乔治·布拉桑、莱奥·费雷。(2)葡萄牙女人会在大海吞没灯光的时候听布雷尔的歌。城市在沉睡，而她想不起来那些名字。还有一丝阳光在燃烧。夜晚慢慢降临，时间没有方向地延展。身体疲惫，而夜晚从蓝色的天空延伸到蓝色的海面。疲劳践踏了她的肾。她假装自己是王后，相信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像等待王后一样等待着她。城市在沉睡，鸟儿像波涛，波浪像飞鸟，女人还是像女人，而她丝毫不确定女人们是男人的未来。(3)

一天下午，她被一阵喧嚣吵醒。她惊恐地爬起来，以为有人要闯进她家。客厅正对着丽塔·科斯塔·雷斯的公寓。她靠墙侧耳倾听。有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不少小孩。男人的声音浑厚，嗓音如丝，很是好听。他们在互相交谈，用的是有时会从收音机里飘出的悦耳、晦涩的某种语言。里面有一两个词特别出挑，像彩球一样蹦蹦跳跳，在她的脑海中进进出出：

Bolingô. Bisô. Matondi. (4)

随着新住户的到来，艳羡之楼有了生气。有从贫民窟来的，有刚来到城市的农民，有从临近的扎伊尔回国的安哥拉人，还有纯正的扎伊尔人。没有人习惯在公寓楼生活。一天凌晨，时辰尚早，卢多透过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发现一个女人在十层A室的阳台上小便。在十层D室的阳台，五只鸡在观看日出。楼房后部对着宽广的庭院，几个月前那里还是停车场，高耸的建筑从两边和前方把这块空地围住，现在长疯了的野草占据了整个空间。水从中间的某个深坑冒出来，肆无忌惮地流淌，直到消失在楼房墙体旁边堆积如山的垃圾和烂泥中。这里曾经是潟湖。奥兰多喜欢回忆三十年代，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会和朋友们过来在高大的芦苇间玩。他们会撞见鳄鱼和河马的骨骼，甚至还有狮子的颅骨。

卢多目睹了潟湖的复苏。她甚至见证了河马群的归来（我们还是客观点吧，其实是一头河马）。这发生在多年以后。我们会讲到那里的。独立之后的几个月，女人和狗分食着金枪鱼、沙丁鱼、细香肠和灌肠。罐头都吃完了，就开始吃豆子汤和米饭。到了这时候，停电已经是常态。卢多开始在厨房燃起小火堆。首先，她烧木箱子、没用的纸，还有九重葛的干枝。接着是无用的家具。她把双人床下面的床架拿出来时，在床垫下面发现了一个皮革袋子。她将其打开，见怪不怪地看见十来颗小宝石在地上滚动。把床和椅子都烧了以后，她开始撬开地板。厚实的木头烧得很慢，能燃起不小的火焰。一开始她用火柴。火柴耗尽之后，她就开始用放大镜，奥兰多以前用它来研究他的海外邮票收藏。她要等到太阳在早上十点左右洒满厨房地面。显然，只有晴天她才能开伙。

饥饿来袭。几个星期像好几个月一样漫长。这期间卢多吃得极少。她用小麦面粉糊糊喂幽灵。夜晚和白日融为了一体。醒来时她会看见小狗在凶猛而焦虑地守护着她。睡觉时她总能感受到它炽热的呼吸。她去厨房找了把刀，刀刃最长最快的一把，开始像佩剑一样把它挂在腰部。小狗睡觉时她也会趴在它身上。有好几次她都把刀抵住了它的喉咙。

天黑了，天亮了，空虚依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某个时间她听到从露台传来嘈杂的声音。她匆忙上去，发现是幽灵在吞食一只鸽子。她往前走了几步，决心要从它嘴里抢下一点。小狗的爪子钉在地面，对着她龇牙。它的口鼻处布满了浓稠、阴森的鲜血，上面还粘着残留的羽毛和肉。女人退后了。但这也提醒她去准备一套简易陷阱。箱子反过来朝下，斜搭在一块柴火上。柴火上系着一根线。在阴影处，有两三颗钻石。她蜷缩着躲在雨伞后面，等候了超过两个小时，才有一只鸽子停在露台上。鸟儿像个醉汉，迈着小步摇摇晃晃地靠近，又退了回去。它扇起翅膀离开，消失在无尽的天空中。过了一会儿它又回来了。这回它围着陷阱转了一圈，怀疑地啄了啄线，这时被宝石的光亮所吸引，走到盒子的阴影里。卢多收了线。这天下午她又捕猎了两只鸽子。把它们都烧着吃了以后，她恢复了气力。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她还抓到许多只。

很久没有下雨。卢多用积在泳池里的水给花盆灌溉。终于，低沉的乌云组成的冰冷幕帘撕破了，罗安达人把这幕帘叫作“露水”，雨又开始下了。玉米长了起来。菜豆开了花也长出了嫩荚。番石榴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到了这时候，城市的天空中鸽子渐渐稀疏起来。最后几只栽在陷阱里的鸽子中，有一只的右爪上缠着一个指环。卢多发现，那个指环上绑着一个塑料小圆瓶。她将其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小张卷起来的纸，就像抽彩票一样。她读着用淡紫色、幼稚但稳定的字体写下的句子：

“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

她把小纸条重新卷好，放回小圆瓶里。她犹豫了。饥饿在撕咬着她的肠胃。此外，这只鸽子还吞下了一两颗宝石。她剩的钻石不多了，而且有的做诱饵的话太大。但另一方面，纸条引起了她的好奇。她突然觉得自己有了权力。一对恋人的命运就在这里，在她的手上，因为纯粹的恐惧而跳动。她坚定地抓住了它，抓着这长着翅膀的命运，把它抛回了无垠的天空。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想着那个等待鸽子的女人。她不信任邮局——还是说现在已经没有邮局了？她不信任电话——还是说电话也已经停止运转了？她不相信人，这点是肯定的。人性从来没有很好地运转过。我仿佛能看见她握住鸽子，她不知道的是，在她之前，它曾经在我的双手里颤抖。那个女人想要逃离。我不知道她要逃离什么。是这个土崩瓦解的国家，是让人窒息的婚姻，还是像别人的鞋子一样束缚住她双脚的未来？我想过要在便条上加上一小句话：“把信使杀了。”是的，如果她杀了鸽子，就会找到一颗钻石。现在的话，她看完便条，就会把鸽子放回鸽棚。明天六点，她会和一个男人见面，我猜想他是个高个子，行事干练且细心。准备逃离的时候，他（这个男人）会感到模糊的悲伤。逃离会让他成为祖国的叛徒。他将在全世界漂泊，靠着对一个女人的爱支撑自己，但是他以后想要入睡，就不得不把右手抬到左胸的位置。女人会注意到他的动作。

“你哪里疼吗？”

男人会摇头否认，“没什么。我没事。”

又怎么能解释清楚，让他心疼的是失落的童年呢？

每周六上午，透过房间窗户，她都能看到一个女邻居在十层A室的阳台上捣玉米。然后她看着那人搅拌玉米糊，或是准备烤鱼，要么则是在烤肥美的鸡腿。空气中弥漫着刺鼻但好闻的烟气，让人食欲大开。奥兰多很喜欢安哥拉烹饪。然而卢多总是拒绝做黑人的食物。现在她很后悔。那些日子里，她只想吃烤肉。她开始监视阳台上的小鸡，黎明时分它们啄着最先被阳光照亮的谷粒。她等到周日清晨。城市在沉睡。她从窗户探出身子，往下方十层A室的阳台放绳子，绳子顶端系着套索。过了大概十五分钟，她成功套住一只大黑公鸡的脖子。她猛地一拉，快速将它抬上来。让她吃惊的是，把它放在房间地面上时，这只动物还活着（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了）。她从腰间拿出小刀，正准备杀掉它，这时她突然灵机一动。接下来的几个月，除了豆子和香蕉以外，她还会有足够的玉米。有一只公鸡，再来一只母鸡，她就可以开始养殖了。每周都有新鲜鸡蛋吃会很棒。她又把绳索放了下去，这回她套住了母鸡的爪子。那可怜虫挣扎起来，弄出可怕的喧哗，搞得羽毛和灰尘乱飞。下一刻，整栋楼都被女邻居的尖叫声吵醒了：

“有小偷！有小偷！”

接着，鉴于不可能有人爬上光滑的墙壁到阳台偷鸡，她的指控变成了惊恐的哀叹：

“妖术啊……妖术……”

接下来的声音更确信了：

“是基安达……是基安达……”

卢多曾听奥兰多谈起过基安达。姐夫试图向她解释基安达和塞壬的区别：

“基安达是个实体，是一种可善可恶的能量。这种能量通过在水中、海浪中和狂风中显示彩光表现出来。渔民会对它上贡。我小时候会在潟湖旁边玩，在这栋楼后方，我总能看到贡品。有时候基安达会劫持一名过客。这些人会在几天后出现，在很远的地方，靠近别的潟湖或者河流，要么就是在某个沙滩。这种事曾经很常见。从某个时候起，基安达开始被以塞壬的形象表现。它变形成了塞壬，但是还保留着原本的能力。”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粗劣的盗窃，还有一箩筐的运气，卢多在露台上开始了小规模的养鸡，同时帮助罗安达人加深了对于存在基安达与其权威的信仰。

(1)　前三句为法语，意思分别为“以色列军方救出了恩德培机场人质乘客”，“毛泽东去世”和“独立斗士今天获胜”，最后一句为斯瓦西里语，意为“上帝是慈爱、怜悯的”。

(2)　Jacques Brel（1929—1978），比利时人；Charles Aznavour（1924—2018），法国人，后入籍亚美尼亚；Serge Reggiani（1922—2004），出生在意大利，后移民法国；Georges Brassens（1921—1981），法国人；Léo Ferré（1916—1993），摩纳哥人。均为二十世纪法语乐坛的重要人物。

(3)　“城市睡着了／而我忘了名字／在河面之上／一小块天空在燃烧／而我忘记了名字……”引自雅克·布雷尔《城市睡着了》。——作者原注

(4)　来自班图语支中的林加拉语（Lingala），三个词意思分别为“爱，友情”、“吻”和“谢谢”。班图语支在非洲中部和南部地区广泛使用，包含约600种语言。

“切·格瓦拉”的非洲无花果树

在庭院里，在出现潟湖的地方，有一棵巨大的树。我查阅了一本关于安哥拉植物的藏书，发现它叫作非洲无花果树，学名是Ficus Thonningli。在安哥拉，它被视作王室树，或者是语言树，因为酋长和女长老通常会聚集在这种树下探讨部落大事。这棵树最高的枝条都快够到我房间窗户了。

有时候我会看见一只猴子，在树枝间穿行，走在底部的阴影和鸟儿之间。那只猴子以前应该有主人，它要么是逃了出来，要么是主人遗弃了它。我很同情它。它和我一样，都是这个城市里的外来物。

外来物。

孩子们朝它扔石头，女人们用木棍驱赶它，冲它叫喊，对它辱骂。

我给它取了名，叫切·格瓦拉，因为它的目光略带嘲弄和叛逆，带着国王的高傲，尽管它已经失去了王国和王冠。

有一回我碰见它在露台上吃香蕉。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上来的。也许它是从非洲无花果树的枝条跳到了一扇窗户上，然后从那里爬上了栏杆。我并不介意。香蕉和石榴果够两个生命吃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我喜欢剥开石榴，让它的光芒在我的指间流淌。我甚至喜欢石榴这个词，喜欢它里面存在的晨光。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第二次生命

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我们都会结识许多存在，最终还会了解毁灭。这才是最常见的。不过，很少有人有机会穿上另一层皮。而在热雷米亚斯·刽子手身上发生的，已经算是很接近了。在一场马虎的枪决后，他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相对他一米八五的身高，床太短了，而且很窄，如果双手从胸前挪开，就会从两边垂落，手指都能碰到水泥地。他的嘴巴、脖子和胸口都很疼，而且呼吸极度困难。睁开眼睛，他看到的是低矮、褪色且裂开的天花板。一只小壁虎悬在他正上方，正在好奇地观察着他。起伏且芬芳的晨光透过一盏小窗照进来，窗户开在前面的墙上，紧贴着天花板。

“我死了，”热雷米亚斯想着，“我死了，那只壁虎是上帝。”

假设那只壁虎就是上帝，那它是在犹豫应当给他怎样的命运。这样的踌躇让热雷米亚斯感到奇怪，甚至超过了对于自己是在和创世者面对面的惊异，何况对方还采用了爬行动物的形态。热雷米亚斯很久以前就知道，自己注定要受地狱之火的永恒炙烤。他杀过人，也拷打折磨过别人。如果说一开始他这么做是迫不得已，是在执行命令，后来他就以此为乐了。他只有在整夜虐待别人时才感到清醒，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人。

“快决定吧。”热雷米亚斯对壁虎说。或者说，他试图这么说，但是从他口中发出的只是一团低沉的杂音。他又试了一遍，结果就像在噩梦中一样，发出的还是嘶哑的气声。

“不要试图说话。再说了，你永远也说不了话了。”

有那么一瞬间热雷米亚斯觉得这是上帝在判处他永久沉默。接着他把眼珠朝右转，看到一个肥硕的女人倚在门上。她说话时双手在身前挥舞，手指又短又脆弱：

“昨天，你的死讯上报纸了。他们登了一张照片，有些年头了，我差点就没认出是你。他们说你原来是个恶魔。你死了，你复活了，你有了一次新机会。抓住它。”

玛达莱娜在仁慈玛利亚医院工作五年了。在这之前她是位修女。一个女邻居从远处目睹了对雇佣兵的枪决，然后提醒了她。护士独自开车来到事发地。其中一个男人还活着。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胸口，但轨道奇迹般完美错过了任何一个主要器官。另一颗子弹从他的嘴巴进来，击碎了他的两颗上门牙，然后在喉咙上穿了个孔。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你尝试用牙齿咬住子弹？”她笑得全身都在晃动。光线也好像和她一起开怀大笑。“你的条件反射真快啊，先生，而且想法不坏。要是子弹没有碰到牙齿，那它的轨迹就不一样了，没杀了你也会让你瘫痪。我觉得最好还是不把你带到医院。他们会救治你，等你好了会再次把你枪决。现在呢，你耐心点，我自己会用不多的资源给你医治的。然后就只需把你送出罗安达。我不知道我能把你藏多久。如果同志们找到你，他们也会把我枪决的。一有机会我们就往南走。”

她把他藏了将近五个月。通过收音机，热雷米亚斯听到政府军艰难的进展，在古巴人的支持下，他们在和分分合合的联盟作战，对方包括安盟(1)，安解阵(2)，南非、葡萄牙、英国还有北美的雇佣军。

热雷米亚斯正在葡萄牙卡斯凯什的海滩和一个淡金发女郎跳舞，从未涉足战争，从未杀戮，从未折磨过任何人，这时玛达莱娜摇醒了他：

“该走了，上尉！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雇佣兵艰难地从床上起身。雨点在黑暗中噼啪作响，掩盖了这时段稀疏的交通噪音。他们上了辆旧车，一辆雪铁龙，黄色的引擎盖磨损严重，大半都被铁锈侵蚀，但是马达状态完好。热雷米亚斯要躺在后面，用几个装书的箱子遮住。

“书使人敬畏，”护士这么解释道，“如果放的是装啤酒瓶的箱子，士兵们会把这辆车翻个底朝天。还有，那样的话到了木萨米迪什就一个瓶子也剩不下了。”

这个计策被证明很是明智。在他们经过的无数检查站，军人们一看到书就马上立正，向玛达莱娜再三表示歉意，然后放她前进。在一个让人窒息的早上，他们进入了木萨米迪什。透过生锈车牌上的小洞，热雷米亚斯看见小城围绕着自己旋转，速度很慢，像是葬礼上发蒙的醉汉。几个月前，南非军队进军罗安达时途经此处，轻松击溃了由青年先锋队和当地木库巴尔人(3)组成的部队。

玛达莱娜把车停在一栋坚固的蓝色大宅前。她下了车，放着热雷米亚斯在车里被太阳炙烤。雇佣兵出了大量的汗，呼吸困难。他觉得宁肯冒着被捕的危险出去，也不愿意这样死去。但是他推不开箱子。他开始踢车外壳。有一位老人过来了。

“谁在里面？”

然后他听到玛达莱娜温和的声音：

“我带了一头小羊羔去威雷。”

“带一头小羊羔去威雷？哈！哈！哈！带一头小羊羔去威雷！”

车开启之后又有凉风进来。热雷米亚斯安静下来。他们又开了一小时，车在隐秘的小路上蹦跳晃荡，热雷米亚斯觉得沿路的风景只有强风、石头、灰尘和铁网。他们终于停了下来。汽车周围人声嘈杂。后门打开了，有人把箱子搬了出来。出现了数十张好奇的脸。女人的身上涂着红色。有的已经成年了。其他人还是少女，乳房略微隆起，乳头鼓鼓的。男孩们个子很高，十分优雅，头顶垂下一绺头发。

“我已故的父亲在荒漠出生。他就葬在这里。这里的人对他很忠心，”玛达莱娜解释说，“他们会收留你，你在这里需要藏多久都行。”

雇佣兵坐在地上，挺起肩膀，就像在树木多刺的阴影下裸体游行的国王。一群孩子围着他，触碰他，拽着他的头发。男孩们高声大笑。他们对男人苦涩、沉默、疏远的目光感到好奇，这些都是他过去的幽灵，他们凭直觉感受到他有着充满暴力和动荡的过去。玛达莱娜轻轻点头示意告别：

“在这里等着。那些人还会找你的。等到风平浪静，你就可以穿过边境去西南非了。我猜你会在欧洲佬当中找到好朋友的。”

几年过去了。几十年。热雷米亚斯从未跨越边境。

(1)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受到美国和南非白人政权支持。

(2)　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安人运、安盟和安解阵是内战中三大主要组织。

(3)　Mucubai，居住在安哥拉南部的少数民族，以半游牧为生。

5月27日(1)

今天早上切·格瓦拉特别躁动，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不停叫喊。

后来，透过客厅窗户，我看见一个男人在跑。那是个高个子，身材纤瘦，十分灵活。三名士兵在后面追，离得很近。民众从街角大批涌出，和士兵们汇聚在一起。没过几秒钟，逃亡者后面就尾随了一大批人。我看见他撞上一个从他身前骑车穿过的男孩，然后无助地在尘土里翻滚。混乱的人群就要追上他了，相距只有一臂，这时那男人爬上自行车，重新开始逃跑。前方百米处已经聚集了第二伙人，扔出的石头像雨点一样。那个不幸的人进了一条窄巷。如果他能像我一样从高处看，他就不会这么走了：那是条死路。当他认识到自己犯了错，他扔下自行车，开始爬墙。

一块石头打中颈背，他跌了下来。

民众赶了上来。他们对着那瘦削的身躯拳打脚踢。一名士兵对天开了一枪，开出一条道来。他帮助那个男人站起来，枪口一直对着人群。其他两人扯着嗓子维持秩序，试图平息众怒。最后，他们成功驱散了人群，把囚犯拖到一辆小车旁，把他推了进去，然后离开了。

已经超过一星期没电了。所以，我听不了收音机。我没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是被枪声惊醒的。之后，我透过客厅窗户看见那个骨瘦如柴的男人在奔跑。幽灵一整天都在跑来跑去，围着自己的恐惧转圈，不停地咬脚趾。接着，只有沉默。我睡不着。四点钟的时候我上到露台。夜晚像一口水井，将星星吞噬。

然后我看到一辆敞顶货车，上面装着很多尸体。

(1)　1977年5月27日，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发生了支持时任内务部长尼托·阿尔维斯的政变。此后这些支持者被视为“派系分子”遭到政府的追捕，许多人被送入集中营乃至未经审判被枪决。

关于理智的打滑

蒙特不喜欢审讯。就在今天他还回避了这个话题。他避开的内容包括回忆七十年代，那时候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被允许——用政治警察喜欢使用的委婉说法——稍微过点火。他对朋友们坦承，在独立之后恐怖的数年里，在审讯派系分子、和极左有关联的青年过程中，他对人性有了足够的了解。他表示，童年幸福的人心理防线更难被打破。

也许他是想到了“小酋长”。

“小酋长”原名阿纳尔多·克鲁斯，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被捕期间的经历。他自小失去双亲，被奶奶老杜尔齐内亚抚养长大，从不缺吃少穿。他从中学毕业，那时候所有人都期待看到他进入大学成为学士，但他却涉足政治，并且进了监狱。他在圣尼古拉集中营待了四个月，那里离木萨米迪什一百多公里，这期间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1)。他以英雄的身份重新在罗安达出现。老杜尔齐内亚相信孙子会被提名为部长，不过小酋长在政治阴谋方面的才能和他的热情相比差远了，独立之后没过几个月，作为法律系学生的他就再次入狱。奶奶伤心过度，几天之后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小酋长藏在棺材里成功越狱，这一段情节很滑稽，后文会有更详细的说明。逃出来以后他隐姓埋名。他的一些同志要么躲藏在暗室，要么甚至藏在老婶娘家的橱子里，但他做出的选择正好相反。所谓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开始在街上转悠，衣衫褴褛，编着又长又乱的辫子，身上满是烂泥和沥青。他扮成疯子是为了更好地消失，逃避军方的抓捕，那些人可是日夜在城里巡视，到处在找可以当炮灰的人。而一个人想要成功地装疯，想让其他人相信他脑袋有问题，那他只有在这过程中真的发一点疯。

“想象一下怎么样半睡半醒，”小酋长解释说，“一部分的你在保持警觉，另一部分在神游。在神游的就是给别人看的部分。”

正是在这种基本上成为社会隐形人、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在理智像偷渡客一样漫游时，小酋长看到了鸽子：

“饿了好几天。我连站都快要站不住了，风大一点就能把我吹跑。我做了个弹弓，用的是树枝和几块橡皮，试图在那里，在卡坦博，打到只大耗子，这时候一只鸽子降落下来，它发着光，身上那抹白色将周围一切照亮。我想，‘那就是圣灵了。’我找了块石头，对准鸽子发射。打了个正着。它落地之前就死了。我马上注意到绑在指环上的塑料圆柱。我打开它，抽出小纸条，读了出来：

‘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

等我将鸽子剖腹准备烤着吃时，我发现了那些钻石。”

小酋长没有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糊涂，我当时相信是上帝给我这些宝石。我甚至觉得是上帝本人给我写的纸条。我的老地方是莱罗书店前。第二天六点，我出现在那里，等待上帝现身。”

上帝现身了，不过是以奇特的方式：变身一个肥硕的女人。她的脸很光滑，像打了蜡一样，永远一副着迷的表情。女人从一辆小车上下来，那是一辆老的雪铁龙，她朝着小酋长的方向过来，他正半掩着身子在垃圾箱后观察着她。

“喂帅哥！”玛达莱娜大声喊着，“我需要你帮忙。”

小酋长害怕地靠近。女人说曾观察过他。看到一个完好的男人，说真的，是身心都完好的男人，整天躺在街上装疯，这让她很恼火。越狱犯挺直了身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

“我疯得很！”

“疯得还不够，”护士打断了他的话，“真的疯子会努力显得更谨慎一点。”

玛达莱娜继承了维亚纳附近的一片农庄，那里出产水果和蔬菜，都是在首都很难见到的，她在找人监管这块产业。小酋长接受了，却并非出于明显的理由：他饥肠辘辘，而在农庄每天都会有吃的。此外，他还可以避开军人、警察和其他狩猎者。他之所以同意，是因为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

五个月过去了，他吃得好，睡得更好，终于完全恢复了清醒。不过在他身上，清醒被证明是理智的敌人。他如果再疯个五六年的话其实更好。清醒之后，焦虑再次缠上身来。国家的失败让他的灵魂痛苦不已，仿佛灵魂是血液循环会经过的器官。他留在监狱格栅后面的同伴们的命运让他更加受伤。他慢慢重新经营起之前的人脉。他和马西埃尔·卢坎巴——他在圣尼古拉集中营认识的一名青年足球运动员——一起，设计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计划，准备解救一组囚犯，然后坐小渔船逃去葡萄牙。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起那些钻石，甚至连马歇尔都没说。他准备卖掉宝石作为行动的一部分费用。他没有想过要卖给谁，也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一个周日的下午，他正躺在席子上休息，两个家伙突然出现将他逮捕。得知玛达莱娜同样被捕，他很伤心。

蒙特审问了他。蒙特想要证实护士参与了密谋。他承诺会释放他俩，只要小伙子告知玛达莱娜救助的一名葡萄牙雇佣兵的下落。小酋长本来可以说实话，说他从没听说过这名雇佣兵。不过，他觉得回侦探任何话都是在承认他的权威，所以，他只是对着地面吐了口痰。这份固执让他身上多了处伤疤。

整个被关押期间，他始终拿着钻石。不管是警卫还是其他囚犯完全想不到，那个谦恭、总是关心他人的青年会藏着一小笔财富。1977年5月27日早上，一阵巨大的声响将他惊醒。枪声。一个陌生人打开了牢门，对他大声喊叫，说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离开。一群反叛军占据了监狱。青年用幽灵般的镇静穿过骚乱地带，他觉得自己比在城市里晃荡装疯时更加缺乏存在感。在庭院里，他发现一位备受尊敬的女诗人(2)坐在缅栀树荫里，她的名字在历史上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和他一样，诗人也是在独立后不久被捕，被控支持一股知识分子批评政党前进方向的潮流。小酋长询问玛达莱娜的下落。她几个星期前被释放了。警察没能证明她和任何指控有关。“真是不一般的女人！”女诗人补充道。她建议小酋长不要离开监狱。在她看来，这次暴动会很快被镇压，逃犯被抓后会被酷刑折磨然后枪决，“会有一场血洗。”

他表示同意。他长久地紧紧抱住她，然后离开了，朝着让人目眩的街道灯的方向。他想找到玛达莱娜。他想要对她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但是，他知道这会给她带来更多麻烦。警察会开始在她家守他。所以他开始麻木、苦恼地在城里转悠，一会儿远远跟着游行团体，一会儿和忠于总统的势力走在一起。他到处乱窜，越来越迷失，这时候一名军人认出了他。那人开始追他，高喊着：“派系分子！派系分子！”没过几秒就聚集了一大堆人来追捕他。小酋长身高一米八五，腿很长。少年时他曾练过田径。不过，过去几个月在狭小牢房的生活夺走了他的耐力。最初的五百米他成功地和追击者拉开了距离。他甚至相信能把他们甩开。不幸的是，骚乱吸引来更多的人。他感觉胸腔要爆炸了。汗水糊了眼睛，模糊了他的视线。一辆自行车突然出现在身前。他没能躲开，倒在了车上。他又站了起来，骑上自行车，重新拉开了距离。他往右转。是条死路。他丢下车，试图爬墙。一颗石头打中了他的颈背，他感觉到嘴里鲜血的味道，还有一阵眩晕。下一刻他就已经坐在车上，戴上了手铐，两边分别坐着一名士兵，所有人都在高喊。

“去死吧，死壁虎！”驾驶员嘶吼着，“我们有命令要杀掉你们所有人。不过之前呢，我会拔掉你的指甲，一片一片地拔，直到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我要派系分子的名字。”

那人连一片指甲都没能拔掉。在下一个路口，一辆大卡车从高处冲下来，把这辆车撞上了人行道。撞击另一侧的门开了，小酋长发现自己和一名士兵一起被甩了出来。他艰难站起身，抖掉血珠，有自己的血也有别人的，还有玻璃碎片。他没时间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强壮的男人朝他走来，笑容灿烂，好似有七十四颗牙齿在闪光，那人给他披了一件外套盖住手铐，然后把他从那里拉走。十五分钟后他们进了一栋虽然略微衰败但依旧漂亮的楼房。他们步行上了十一层楼，小酋长跛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右腿差点骨折了。

“电梯没法运行，”笑容特别灿烂的男人抱歉地说，“这些乡巴佬把垃圾都扔到电梯井里。垃圾都快堆到楼顶了。”

那人请他先进屋。客厅墙壁油漆用的是具有冲击性的粉色，墙上最显眼的是一幅油画，上面用纯朴的线条勾画了快乐的房主。两个女人坐在地上，身前摆着一部用电池的小收音机。其中一个很年轻的女性正在给婴儿哺乳。两人都没有注意他们的到来。笑容灿烂的男人拖来一把椅子。他向小酋长示意让他坐下。他从口袋里拿出别针，把它扳直。他俯身到手铐上，让铁丝穿入锁眼，数到三，就打开了。他用林加拉语喊了句什么。年长的女人站起身，不发一言就消失在公寓里面。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上拿着两瓶库卡牌啤酒。一个愤怒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嚷嚷：

“必须找到他们，捆起来，然后枪决！”

笑容灿烂的男人摇了摇头：

“我们独立可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让安哥拉人像疯狗一样互相残杀。”他叹了口气，“现在我们得处理你的伤口。然后休息。我们正好多一间房。你可以在那里待到风头过去。”

“等到风头过去可能需要很久。”

“会过去的，同志。坏人也需要休息。”

(1)　1974年4月25日在葡萄牙发生的不流血革命，因民众将康乃馨插在军人的步枪上而得名。这场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新国家”政权，建立民主政体，并决定赋予葡萄牙各海外殖民地独立地位。

(2)　与阿瓜卢萨1996年的小说《雨季》（Estação das chuvas）中的主人公莉迪亚·杜·卡莫·费雷拉（Lídia do Carmo Ferreira）为同一形象。

叛逆的天线

在最初与世隔离的几个月，卢多上露台时极少不带雨伞，雨伞会让她感到安全。后来，她改用一个长纸箱，在眼睛的高度挖了两个孔以便窥视，还有两个孔开在两边，位置更低，这样可以伸出双手。有了这样的装备，她就可以在花坛劳作，种植、收获、除草。偶尔，她会趴在露台边，气愤地研究沉没的城市。谁要是从差不多高的另一栋楼上往这边望，会看见一个箱子移动、趴下然后回房。

云朵像水母一样包围了城市。

卢多记起了水母。

人们看云，看的不是云本身的轮廓，因为它们并没有外形，或者说它们具有所有的形状，因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人们看到的是心底最渴望的东西。

“心”这个字让你们不高兴了？

你们可以换另外一个：灵魂、无意识、幻想，你们觉得哪个好都行。但是没有一个能恰如其分地形容。

卢多注视着云朵，她看见的是水母。

她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会连着几小时重复同样的词语：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啁啾。吱吱。鸟群。翅膀。飞翔。都是好词，像巧克力一样融化在口中的天空，让她记起快乐的景象。她相信，只要将它们说出来、召唤出来，鸟儿就会回到罗安达的天空。已经有好几年没看到鸽子了，看不到海鸥，连迷途的小鸟都没看到过一只。到了晚上会有蝙蝠。不过，蝙蝠的飞和鸟的飞翔毫无关联。蝙蝠和水母一样，是没有实质的生物。人们看到蝙蝠在阴影中滑翔，并不会觉得它有血有肉，不会认为它有实际存在的骨头，不会觉得它会发烧，不会认为它有感情。它们外形隐秘，是废墟间快速移动的幽灵，此刻还在，下一刻就不见了。卢多痛恨蝙蝠。狗比鸽子更稀少，而猫比狗还少见。猫属于最先消失的一批。狗在城市街道上坚持了几年。原先都是纯种狗。身材修长的猎兔犬、体重和呼吸声都重的獒犬、乐天的斑点狗、紧张的短毛指示犬，然后，又过了两三年，如此多高贵的纯种狗经历了罕见的、可悲可叹的混种。

卢多叹了口气。她正对着窗户坐下。只能看到天空。乌云很低，残留的蓝色就要被黑暗所吞没。她记起了切·格瓦拉。她经常能看到它，看它在墙上滑，在庭院和屋顶奔跑，在巨树最高的枝条上寻找庇护所。看见它让她心情变好。他们是相似的生物，都是一个错误，是狂欢的城市机体中的外人。人们朝猴子丢石头，还有人朝它扔毒水果。猴子不停地躲闪。它会闻一下水果，然后带着厌恶的表情远离。稍微移动一下位置，卢多就能看见呈抛物线状的天线。数以十百千计的天线像真菌一样，将楼房屋顶覆盖。从很久之前开始，她就发现所有的天线都朝着北面。只有一根除外——一根叛逆的天线。又一个错误。她经常想，只要那根天线还背对着它的同伴，她自己就不会死。只要切·格瓦拉还活着，她就不会死。不过，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到那只猴子了，而这个清早，她看向屋顶的第一眼，就发现那根天线也转向了北方——和其他的一致了。浓厚嘈杂的黑暗化成河水，洒在玻璃上。突然一道闪光照亮了一切，女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被抛向墙壁。下一秒，轰鸣的雷声响起。她闭上眼睛。如果她在这里，像这样，在这明亮的一瞬间死去，同时外面的天空在得意且自由地狂舞，那也挺不错的。会过去好几十年，她才会被别人发现。她想了想阿威罗，意识到她已经不觉得自己是葡萄牙人了。她不属于任何一方。在那里，在她出生的地方，天气寒冷。她重新看过那些窄巷，人们匆匆行走，低着头抵御寒风和疲乏。没有人在等待她。

还没睁开眼睛，她就知道暴风雨已经远去。天放晴了。一缕阳光洒在她脸上，暖烘烘的。她听到露台处传来一声呻吟，一声无力的咒骂。幽灵本来趴在她脚边，突然站起来，跑着横穿公寓，到了客厅，上螺旋楼梯的时候摔了好几跤，然后不见了。卢多也赶忙追在后面。小狗将猴子堵在了香蕉树中间，低着头热切地哼叫。卢多抓住它的项圈，坚决地把它往她身边拉。德国牧羊犬还在反抗。它作势要咬她。女人用左手一次又一次地拨开狗嘴。最后，幽灵放弃了。它任凭自己被拖走。女人把它拴在厨房，关上门，然后回到露台。切·格瓦拉还在那里，用明亮但惊恐的眼神观察着她。她从没有在人身上看到如此强烈且富有人性的目光。它的右腿裂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切口光滑，像是不久前被剑划的。血和雨水溶在了一起。

卢多从厨房拿来一根香蕉，剥了皮，然后伸出手臂。猴子伸长了鼻子。它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也许是因为疼痛，也许是因为不信任。女人用亲切的语调喊着它：

“过来吧，到这里来，小家伙。让我来照顾你。”

猴子过来了，跛着腿，悲伤地哭着。卢多扔掉了香蕉，抓住它的脖子。她用左手从腰间抽出小刀，深深刺进那消瘦的肌肉里。切·格瓦拉发出一声惨叫，挣脱出来，刀还插在肚子上，它跳了两步就来到墙边。它在那里停了下来，靠着墙，一边哀号，一边流血。女人坐在地上，筋疲力尽，她同样在哭泣。就这样过了很久，他俩互相望着，直到雨重新开始落下。这时卢多站起身来，走到猴子身边，拔出小刀，然后割破了它的喉咙。

到了早上，在腌肉的时候，卢多注意到那根叛逆的天线又朝南了。

除了它，还有三根也朝向了南边。

日子像水一样滑过

日子像水一样滑过。我已经没有本子可以写了。我也没有笔了。在墙上，我用煤块写些简短的诗行。

我节约着吃、喝、用火还有用形容词。

我会想起奥兰多。起初，我恨他。后来我开始欣赏他。他可以非常迷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同一张天花板下面——危险的组合。

俳句

我　贝壳　放逐

在这里和我的宝石一起

·

·

·

深渊中的碎片

意外的精巧设计

笑容灿烂的男人名叫比安沃尼·安布罗西奥·福尔图纳托。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七十年代末他创作了一首名为《帕皮·博林戈》的波莱罗舞曲。被伟大的弗朗哥——弗朗索瓦·卢安博·卢安佐·马基亚蒂(1)演奏后，这首歌大获成功，在金沙萨的电台里日夜播放，年轻的吉他手因此获得了将会陪伴他终生的外号。二十几岁时，由于遭到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又名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2)）阁下领导政权的迫害，帕皮·博林戈流亡到巴黎。他先是在一家夜总会看门，后来在马戏团乐队弹吉他。也是在法国，通过和小规模的安哥拉人群体接触，他才重新发现了自己祖先的国度。因此安哥拉甫一独立，他就收拾好行装，来到了罗安达。他在婚礼和其他私人聚会上演奏，对象有从扎伊尔回国的安哥拉人，也有纯粹想念祖国的刚果人。生计的艰难迫使他在国家电台当音效师。5月27日早上，他正在工作，一群反抗军进入了大楼。接着，他目睹了古巴士兵的到来，那些人很快通过拳打脚踢控制了场面，夺取了播放控制权。

正当他因刚才发生的事情而震惊不已地走出去时，他看见一辆军用卡车撞上了小轿车。他连忙跑去解救车里的人，并立即认出了其中一名伤者，那是个胖乎乎的家伙，手臂粗短有力，曾经在电台盘问过他。接着他注意到高个青年，像木乃伊一样瘦，双手被铐了起来。他没有犹豫。他帮助青年站了起来，用外套盖住手铐，然后把那人带回了他的公寓。

“你当时为什么帮我？”

藏在音效师公寓里的四年时间内，他无数次地问过。朋友极少回答。只是发出自由人的大笑，摇了摇头，然后转移话题。有一天朋友坚定地正视他：

“我父亲是个神父。他是个好神父，也是一名完美的父亲。直到今天我都不信任没有孩子的神父。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不当父亲的情况下成为神父？我父亲教会我要帮助弱者。当时，我看见你倒在人行道上，我觉得你需要帮助。还有，我认出了其中一个警察，一个安保干事，他曾到我工作的地方进行盘问。我不喜欢思想警察。我从没喜欢过。所以我做了良心命令我做的事。”

小酋长藏了很久。首任总统去世后，政府尝试有限开放。和武装斗争无关的政治犯获得释放，其中一些人受邀在政府部门任职。走上首都街头的时候，小酋长发现，不管态度是惊吓还是好奇，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几个朋友甚至确信参加过他的下葬。看到他还活着，有些革命同志甚至表现出些许失望。至于玛达莱娜，她倒是开心地迎接了他。最近几年，她创办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石头汤”，致力于改善罗安达贫民窟居民的膳食。她走遍了首都最穷苦的街区，教妈妈们如何用稀薄的材料尽可能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饮食。

“是可以做到少花钱吃得好的，”她对小酋长解释说，“你和你的朋友们嘴里总是说着大而空的话，社会正义，自由，革命，与此同时人们愈发憔悴、病弱，很多人死了。演说不能当饭吃。人民需要的是新鲜蔬菜，是一道好的杂鱼汤，至少每周要吃一次。我唯一感兴趣的革命是开始让人民坐下来吃饭。”

青年惊叹不已。他开始跟随护士做事，条件只是一笔象征性的工资，包三餐、住宿和洗衣。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当年建设起社会主义体系的人又瓦解了它，资本主义从灰烬中重生，比以往更加凶残。有些人仅仅几个月前还在家庭午宴、聚会、公众集会、报纸文章上谴责资产阶级民主，现在却衣冠楚楚起来，穿着名牌服饰，坐在光彩照人的豪车里兜风。

小酋长留起先知似的大胡子，让它垂在瘦削的胸前。他依然举止有风度，尽管有了大胡子，他的外表依然很年轻。但是，他走路时开始轻微地往左倾斜，就好像身体里有强风在推他。一天下午，他看到富人们的豪车列队行进，记起了那些钻石。遵照帕皮·博林戈的建议，他去了罗克桑特罗市场。他带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联系人的名字。在他被人群推着移动的时候，他想，在这么混乱的地方找人是不可能的。他甚至害怕自己会永远出不去。他错了。他询问的第一个小贩就给他指了方向。过了几米，另一个人又证实方向是正确的。十五分钟后，他就已经停在一处铺子前，有人用粗劣的线条在门上画了一个女人的半身像，一串钻石在她修长的脖颈间闪耀。他敲了敲门。一个纤瘦的男人接待了他，那人穿着粉色的外套和裤子，戴着艳红色的领带和帽子。鞋子刷得锃亮，在昏暗处闪闪发光。小酋长记起了多年前简短拜访金沙萨时，帕皮·博林戈向他介绍过的“萨普尔”(3)。“萨普尔”这个名字在刚果指时尚狂人。他们身着昂贵、惹眼的服饰，把自己所有和所没有的钱都花在上面，之后像天桥模特一样走上街头。

他进了门，看见一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天花板上有一台吊扇，叶片缓慢地转动，激起潮湿的空气。

“雅伊梅·潘吉拉。”那位萨普尔自我介绍说，并邀请他坐下。

潘吉拉对那些宝石很感兴趣。他先是在灯光下观察。接着，他走到床边，拉起窗帘，继续研究，让它们在指间转动，阳光粗暴地几乎垂直照下来。最后，他坐了下来：

“这些宝石，虽然个头小，但是质量很好，非常纯。我根本不想知道你是怎么得到它们的。想把它们卖出去我要冒大风险。我最多出七千美元。”

他拒绝了。潘吉拉把出价翻倍。他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沓钞票，放在一个鞋盒里，然后推向对方。

小酋长坐在附近的酒吧里，一个鞋盒放在桌上，他在思考该拿这钱做什么。他看到啤酒的商标：一只小鸟张开翅膀的剪影，然后想起了那只鸽子。他依旧保留着那个塑料管，上面还能辨认出字迹，虽然已经变得难认了：

“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

是谁写的呢？

也许是安哥拉钻石公司DIAMANG的高管。他想象一个满脸严肃的男人在潦草地写便条，把纸条放在塑料管里，再系在鸽子腿上。他想象那人把钻石放进鸟喙，先是一个，接着再来一个，然后放手，鸟儿飞起来，从栋多的一处被高大茂密的芒果树包围的房子开始，一直飞到首都凶险异常的天空。他想象鸟儿飞过黑暗森林，飞过震惊的河流，多次飞过对阵中的军队。

他站起来，笑容满面。他知道该拿钱干什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创建了一家小型快递公司，取名“信鸽”。他很高兴，因为葡语代表鸽子的词Pombo在金邦杜语(4)中有“信使”的意思。生意十分兴隆，于是他又扩展了新业务。他在多领域投资，从酒店业到房地产业，都取得了成功。

一个周日下午，已经是十二月了，空气闪闪发光，他和帕皮·博林戈在里亚托见面。他们要了啤酒。他们闲聊着，像小型巴士一样慢吞吞地说话，像躺在吊床上一样慵懒。

“过得怎么样，帕皮？”

“还过得去。”

“对了，你还唱歌吗？”

“很少了，哥们儿。我没再演出了。软软最近有点奇怪。”

帕皮·博林戈被国家电台辞退了。他靠在聚会上弹奏艰难度日。他有个亲戚给猎人当向导，那人从刚果给他带来一头小河马。向导在森林里遇见它的时候它还刚出生不久，正在绝望地守卫着母亲的尸体。吉他手把它带回了公寓，用奶瓶喂它，教它跳扎伊尔伦巴。软软，也就是那头河马，开始陪伴他一起在罗安达郊区的小酒馆表演。小酋长在不同场合看过几次演出，每一回都让他印象深刻。问题是河马开始长得太大了。小河马，又叫侏儒河马，和它们更为人知的亲戚比显得较小，但是成年后也能长到一头大猪的体积。大楼里邻居的抗议越来越多。很多人养狗。有些人坚持在阳台养鸡、羊，最后还养了猪。但是没人有河马。一头河马，哪怕是位艺术家，也让住户害怕。有些人看到它出现在阳台，就会朝它扔石头。

小酋长知道，到了应该帮助朋友的时候了。

“你的公寓要价多少？我正需要一间好的公寓，在城市心脏地区。你需要的是一块田庄，需要宽敞的空间来养河马。”

帕皮·博林戈犹豫不决：

“我在这公寓待了好多年了。我觉得已经对它有感情了。”

“五十万？”

“五十万？什么五十万？”

“我给你的公寓出价五十万美元。拿这笔钱你可以买到一座不错的庄园。”

帕皮·博林戈笑了，觉得很有趣。但他紧接着注意到朋友严肃的面孔，因此笑声戛然而止。他直起身子：

“我以为你在开玩笑。你有五十万美元？”

“比那再多个几百万吧。多个好几百万。我不是在特意帮忙，我只是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投资。你们的大楼有些破败，不过好好粉刷一下，再装上新电梯，它就会恢复原先殖民者居住时的风情。很快就会有买家出现。将军啊，部长啊，比我有钱得多的人。他们会玩些花招赶人走。那些不吃敬酒的就只能吃罚酒了。”

这就是小酋长如何得到帕皮·博林戈的公寓的。

(1)　François Luambo Luanzo Makiadi（1938—1989），刚果民主共和国著名音乐家，非洲伦巴大师，拥有“吉他巫师”的称号。

(2)　Mobutu Sésé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1930—1997），原名Joseph-Désiré Mobutu，扎伊尔共和国总统，1972年改名，恩格班迪族语的意思为“以耐力和毫不动摇的意志，从征服走向征服，在身后留下一片火海的无敌战士”。

(3)　萨普协会（La Sape），是“氛围营造者和雅士协会”（Société des Ambianceurs et des Personnes Élégantes）的首字母简称，而“sape”一词在法语中有“服饰”的意思。该协会代表一种集中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等城市的亚文化。萨普协会的成员被称为“萨普尔”（sapeur）。他们模仿殖民者的时尚风格和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

(4)　Kimbundu，安哥拉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主要使用人口在该国西北部。

失明（以及心的眼睛）

我在慢慢失明。闭上右眼，我只能隐约看到些阴影。一切都模糊起来。我得扶着墙走路。看书很艰难，而且只能在太阳光底下，需要用的放大镜倍数也越来越高。我重读最后的几本书，那都是我不愿意烧掉的。我一直在焚烧这么多年里陪伴我的美丽声音。

有时候我想：我已经疯了。

我在露台上看到一头河马，在这一层旁边的阳台上跳舞。是幻觉，我知道，不过我还是看到了它。大概是饿的吧。最近我吃得很差。

身体虚弱，加上消失的视力，这让我在阅读时总是出错。我读的都是看过多次的书页，不过它们已经不一样了。我读的时候会看错，但有时也会在错误中找到难以置信的真实。

在错误中我常常能发现自己。

误解让有些话变得更好。

萤火虫的光辉，在房间里发散着萤火。我像美杜莎一样，在这被光照亮的浓雾中移动。我潜入我自己的梦。也许这个过程可以叫作：死亡。

我在这间屋子里很幸福，在某些太阳到厨房里拜访我的下午。我坐在桌边。幽灵过来把头靠在我怀里。

如果我还有可用的地方、煤和墙壁，我本可以写一部关于遗忘的通论。

我发觉自己把整间公寓都转化成一本大书。燃烧了所有藏书，我死之后，留下的只有我的声音。

这间屋子里，所有的墙壁都有我的嘴巴。

收集失踪的人

1997年至1998年间，五架飞机消失在安哥拉上空，总计23名机组成员，分别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2003年5月25日，一架属于美国航空的波音727离开了罗安达机场，从此消失。那架飞机之前已经有14个月没有飞行过了。

丹尼尔·本希莫尔收集安哥拉的失踪故事。任何种类的失踪都行，尽管他更偏爱飞行器的失踪。比起被大地吞噬，永远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稣和他母亲一样。当然，这里单指“吞噬”是比喻义而非字面描述的情况。毕竟，人或者物品真的被大地吞噬，就像似乎发生在法国作家西蒙–皮埃尔·穆兰巴身上的例子，算起来还是极为少见的。

这位记者用从零到十的等级划分失踪事件。比方说，那五架在安哥拉上空消失的飞机，就被丹尼尔划为了八级。波音727是九级失踪；西蒙–皮埃尔·穆兰巴也是。

2003年4月20日，穆兰巴到达罗安达，他受法盟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关于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1)生平和著作的会议。他个子很高，个性鲜明，总是戴着一顶非常漂亮的毡帽，帽子总是略微往右边倾斜，装作很冷漠。西蒙–皮埃尔很喜欢罗安达。那是他第一次来到非洲。他父亲是拉丁舞教师，来自安哥拉的黑角，曾给他讲述过那里的炎热和潮湿，警告过女人的威胁，但却没有让他准备好迎接那种什么都过量的生活、旋转木马般的感情还有混乱但令人陶醉的声音与味道。第二天晚上，讲座刚结束，作家就接受了爱丽莎贝拉·蒙特斯的邀请，去岛区最高档的酒吧喝一杯。爱丽莎贝拉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第三晚他一直在奇卡拉的佛得角人的后院跳莫尔纳和克拉德拉(2)，还有爱丽莎贝拉的两个女性朋友陪着。第四晚他就消失了。法国文化参赞本来约好要和他共进午餐，就去安置他的旅馆找他，那是个十分美丽的地方，靠近宽扎沙洲。没有人看到他。电话没人接听。房间里，床整整齐齐，床单绷得直直的，坐垫上放着一块巧克力。

丹尼尔·本希莫尔比警方先知晓作家的失踪。只是打了两通电话，他就已经事无巨细地了解到了各种细节，前几夜西蒙–皮埃尔是在哪里、和谁一起过的。又打了两个电话，他发现有人看到那个法国人凌晨五点从一家迪斯科舞厅离开，舞厅位于基纳西谢，光顾那里的都是欧洲的流亡者、放荡的妙龄少女以及欲望比灵感更多的诗人。当天晚上，他去了这家舞厅。胖男人们大汗淋漓，无声地喝着酒。其他人在昏暗的桌边抚摸着年幼少女裸露的膝盖。其中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她戴着一顶毡帽，帽子是黑色的，还有一缕红色的饰带。他正要走向她，这时候一个长发扎成马尾的金发男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昆妮是我的人。”

丹尼尔让他冷静：

“放心，我只想问她个问题。”

“我们不喜欢记者。你是记者吗？”

“有时候是的，朋友。不过我自我感觉犹太人的成分更多。”

那人放开了他，很是疑惑。丹尼尔向昆妮问好：

“晚上好。我只想知道你的帽子是哪里来的。”

女孩笑了：

“一个昨天在这里的法国混血儿输的。”

“他把帽子输掉了？”

“或者相反，那个混血把自己输掉了。帽子自己找到了我。”

她解释说，前一天晚上，一群流浪街头的少年看到法国人离开舞厅。他走出去几米，来到一栋房子背后小便，这时候大地吞噬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来。

“大地吞噬了他？”

“他们是这么说的，老先生。也许是流沙，也许是法术，我不清楚。那些少年用一根木棍把帽子拽了出来。我从他们手里买了下来。现在它是我的了。”

丹尼尔离开了舞厅。两个少年坐在人行道上，正对着一家商店的橱窗看电视。电视里的声音传不到外面，所以两个人在编造依次出现的演员的对话。记者看过那部电影。不过，这些新的对话完全改变了剧情。他待了几分钟，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表演。他利用广告间隙走向他们：

“有人对我说，有个家伙，一个法国人，昨天晚上在这附近消失了。听说他是被大地吞噬了。”

“是的，”其中一个孩子确认说，“这种事情时常会发生。”

“你们亲眼看到的？”

“没有。不过巴伊阿库看到了。”

丹尼尔接下来几天询问了其他少年，所有人说起西蒙–皮埃尔的悲惨结局都好像他们自己现场目睹了一样。但是接下来再追问，他们会承认自己当时其实不在场。唯一确定的是这名法国作家再也没出现过。警方结案了。

丹尼尔的体系里只有一桩十级失踪。记者本人目睹了这次难以置信的消失。1988年4月28日，丹尼尔工作的《安哥拉日报》派他和一名摄影师一起去一个叫新希望的小地方，那里有25名女性被怀疑施展了巫术，因此被杀。摄影师是著名的科塔·柯达，绰号KK。两位记者在万博机场下了商业航班。一名司机等着他们，然后开车去了新希望。到了之后，丹尼尔和酋长还有许多民众交谈。KK给人拍照。他们回到万博已经是晚上了。他们本应第二天早上坐一架空军的直升机回到新希望。然而，飞行员却没法找到那个村庄：

“真奇怪，”在空中盘旋两小时后，他不安地承认，“这个坐标什么都没有。下面只有龙爪茅。”

丹尼尔对年轻人的无能大为光火。他又去联络第一回带他们去的那个司机。KK拒绝和他们同去：

“没有什么要照的。空无是没法照的。”

他们回去了，在车里再次经过同样的风景，就好像在梦里，在时间无尽的梦里，直到司机也承认他不知所措：

“我们迷路了！”

“我们？迷路的是你！”

那人愤怒地面对他，就好像他应当对世界的神智错乱负责：

“这些是路，然而是弯弯曲曲像喝醉的人走的路，”他重重地捶在方向盘上，“我觉得遇上了地理事故!”

突然出现一个弯道，他们从那个错误或是幻象中出来，震惊颤抖不已。他们没有找到新希望。不过，一个路牌指引他们回到了马路，然后又回到万博。KK在酒店等着他，在瘦弱的胸前抄着手，脸色阴沉：

“坏消息，伙计。我洗了底片，它们都毁了。我们的资料都成了垃圾。情况每天都在变坏。”

编辑部没有人对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马塞利诺·阿松桑·达·博阿·莫特发出一阵大笑：

“那部落不见了？在这个国家什么都会消失。也许整个国家正在慢慢消失，这里一个村庄，那里一个小镇，等到我们留意时就什么都不剩了。”

2003年，安哥拉多家报纸对法国作家西蒙–皮埃尔·穆兰巴的神秘失踪做了不少报道，在失踪事件之后没几个星期，马塞利诺·阿松桑·达·博阿·莫特把丹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封蓝色的信：

“既然你收集失踪事件，我有件东西给你。读读看。看看有没有用。”

(1)　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文化理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黑人性运动”，主张以黑人的价值观和特性对抗殖民霸权，1960年至1980年任塞内加尔首任总统。

(2)　Morna和Coladera都是佛得角特色的音乐舞蹈形式。

信

尊敬的《安哥拉日报》总编：

我叫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迪亚斯，我是临床心理学家。大约两年前我得知了一件可怕的事实：我是被领养的。我的生母分娩后不久就把我送人了。我很困惑，所以决定研究一下她为什么这么做。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马诺，这是我生母的名字，她在1955年遭陌生人残忍强奸，然后怀孕了。在这悲剧事件后，她就一直住在姐姐奥黛特家里，后者于1973年嫁给了一名采矿工程师，他是罗安达本地人，名叫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

安哥拉独立后他们没有返回葡萄牙。葡萄牙驻罗安达领事馆也没有他们中任何一人的记录。我写这封信给您，是想知道您的报纸是否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我找到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马诺。

此致

敬礼

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

幽灵之死

幽灵是在梦中去世的。最后的几个星期它吃得很少。说实话，它从来都吃得不多——就没有多少可吃的——也许这是为什么它活了这么多年。实验表明，摄入低热量饮食的小白鼠期望寿命要长很多。

卢多醒来时，小狗就死了。

女人坐在床垫上，对着打开的窗户。她抱住干瘦的膝盖。她抬起头望天，那里一点点勾勒出粉色薄云。小鸡在露台咕嗒咕嗒叫。楼下传来一声孩子的啼哭。卢多感到自己的胸膛掏空了。有什么东西——某种黑色物质——离开她的体内，就像裂开的瓶子里的水，然后滑过冰冷的水泥地。她失去了世上唯一爱她的生物，也是唯一她所爱的，但她却没有眼泪为它哭泣。

她站起身，选了一小块煤，把它磨尖，然后在客厅仍然光洁的一块墙壁上用力书写。

幽灵今晚死了。如今一切皆是无用。它的眼神曾经抚爱过我，对我解释，也曾支撑过我。

她上露台的时候没有用旧纸箱遮蔽身子。白日延展开来，像是在慵懒地打哈欠。也许是个星期天。路上基本没人。她看到一群女子穿着洁白的衣服走过。其中一人远远看到了她，举起右手开心地示意。

卢多往后退了几步。

我可以跳下去，她想。只要向前，爬上栏杆，很简单的。

再过一小会儿，下面的那些女人就会看到她，就会看到一个轻盈的影子飞起然后坠落。她往后退，一直在退，击退她的是那片蓝，是无边无际的空间，是对继续活下去的确信，哪怕生活已经没有了意义。

死神在我周围转圈，露出牙齿，低声嘟囔。我跪下来把裸露的喉头献给她。来吧，来吧，来吧，现在就来吧，朋友。咬吧。放我走吧。啊，今天你来了，然后你又忘了我。——————夜晚。又到了晚上。我数过的夜晚比白天更多。——————夜晚，是的，还有癞蛤蟆的喧哗。我打开窗，看见了潟湖。夜分成了两半。——————下雨了，一切都溢了出来。晚上，黑暗似乎在歌唱。夜色升起并飘荡，将楼房吞噬。又一次，我想起了我曾把鸽子还给她的那个女人。她个子高，骨骼突出，带着绝色女郎在现实往来中那种轻微的不屑。她在里约，在潟湖的边缘散步（我看过照片，在藏书里发现过几部巴西相片集）。自行车手和她迎面相遇。那些看她时间太久的人永远没有回来。那女人叫萨拉，我叫她萨拉。她就像从莫迪利亚尼(1)的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1)　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表现主义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以大胆创作裸女画著称。

关于上帝和其他微不足道的胡话

对我来说，比起相信高傲的人性，信仰上帝要更容易，即使他是如此超越我们极为有限的理解能力的存在。多少年内我一直声称自己是名信徒，但这只是出于懒惰。要向奥黛特和其他所有人解释我不信上帝，这会是件难事。我也不信任人，但这一点人们可以轻松接受。最近几年，我明白了：为了相信上帝，不可避免地要去相信人性。上帝和人性都不存在。

我继续不相信，不信上帝也不信人性。自从幽灵死后我一直在信仰它的灵魂。我和它交谈。

我认为它在聆听。我相信这一点，不是通过尽力想象，更不是通过理智，而是通过另一种技能的努力，我把这种能力叫作去理性。

我是在自言自语吗？

也许吧。不过，这也就和那些炫耀自己和上帝交谈的圣徒一样嘛。而且我要谦卑得多。我和自己谈话，同时觉得是在和一只狗的甜美灵魂交谈。不管怎样，这些谈话对我都有好处。

驱魔

我雕琢

短句

就像祈祷

话语是

被流放魔鬼的

军团

我减掉副词

代词

节约我的脉搏

卢多拯救罗安达的那一天

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画面上一群木库巴尔人在跳舞。卢多认识作画的艺术家，阿尔巴诺·内维斯·伊·索萨，一个总爱开玩笑的乐天派，他是姐夫的老朋友。起初，她很讨厌这幅画。在画里她能看见安哥拉一切让她恐惧的东西：野蛮人在庆祝什么——一种欢愉，一种幸福的征兆——而这个东西对她是陌生的。之后，逐渐地，在沉默与孤寂的漫长年月里，她开始对那些围绕着篝火移动的人物产生感情，就好像生活值得如此的风雅。

她烧了家具，烧了几千本书，烧了所有的画。直到处于绝望的境地，她才把那些木库巴尔人从墙上拿下来。她正要起出钉子，这么做只是出于美观考虑，因为那根钉子在那里显得碍眼，失去了实际用途。这时她突然想到，也许就是那一点，那一小块金属，支撑着墙壁。也许它支撑着整栋楼。谁知道呢，也许把钉子从墙上拔下来整个城市都会毁灭。

她没有起出钉子。

显灵，和一次差点致命的坠落

十一月无云地过去了。十二月也是。二月到了，空气干燥得厉害。卢多看着潟湖变干。它先是颜色加深，然后草变成了金色，接近纯白，夜晚也少了癞蛤蟆的叫声。女人数了数还有多少瓶水。所剩无几了。她拿泳池里的烂泥水喂鸡，结果它们生病了。所有的鸡都死了。玉米和豆子倒是还有，不过烹调需要很多水，而她必须得节水。

她又开始挨饿。某天清晨她起床，将噩梦甩掉，踉跄地走进厨房，然后看见桌上有一块面包：

一块面包！

她难以置信地用双手抓住它。

闻了闻味道。

面包的香味让她回到了童年。姐姐和她在沙滩上分吃着一块黄油面包。她咬了一口。直到吃完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哭。她坐了下来，浑身颤抖。

谁给她带的面包呢？

也许是有人透过窗户扔进来的。她想象一个肩膀宽阔的小伙子往天上扔面包。面包划出缓慢的弧线，直到掉落在她桌子上。这个人也许是从几乎完全干涸的潟湖里往天上扔面包，作为某个神秘求雨仪式的一部分。这个巫师同时也是扔面包冠军，因为扔出的距离相当可观。这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她梦到一位天使来临。

天亮以后，她在餐桌上看到了六块面包，一盒番石榴果酱还有一大瓶可口可乐。卢多坐了下来，心脏跳得飞快。有人在进出她家。她站了起来。最近几个月她的视力越来越差。从某个时刻起，光线稍微暗一点，她就只能靠直觉行走。她爬上露台。她一直来到楼房的右侧面，那里正对另一栋楼，中间只隔几米，那也是唯一一栋没有窗的楼。她探头往下，就看见围着那栋楼的脚手架靠在了她这栋楼上。入侵者是从这里进来的。她走下楼梯。也许是因为不安，也许是因为光线昏暗，唯一确定的是她的直觉失灵了，她踩空一级台阶，然后毫无防备地摔倒。她晕了过去。等到她重新恢复意识，她就感到自己的左股骨骨折了。“这就是结束了，”她想，“我会死，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神秘的非洲怪病，不是因为没胃口或是疲倦，不是被盗贼谋害，不是因为天掉在我身上，而是倒在了一条最著名的物理定律上：假定有两个质点m_1和m_2，两者间距离为r，这两个质点间的引力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与两者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她的质量小，这让她保住了性命。她的体重要是多二十公斤，这次碰撞就很有可能致命。疼痛从她的腿往上蔓延，让她左半个身子都不能动，同时也让她无法清晰思考。她就这么静止不动过了很久，外面的夜像蟒蛇一样，在街道和广场上扭动，让受追逐的洋槐窒息。疼痛在跳动，疼痛在撕咬。她感到嘴巴很干。她试图把舌头吐出去，因为感觉舌头不属于自己了，只是夹在喉咙上的一小块软木塞。

她想着那瓶可口可乐，想着自己放在贮藏室的那些水瓶。她需要拖动身体跋涉大概十五米。她绷直手臂，撑在水泥地上，把躯干顶了起来，疼痛仿佛斧头划过她的腿。她大叫了一声。喊声把她自己吓到了。

“我把整栋楼都吵醒了吧。”她喃喃自语。

她吵醒了旁边公寓里的小酋长。企业家正在梦见基安达。这个梦已经重复了好几个晚上。他总是在半夜来到阳台，然后看到潟湖里闪闪发光。这道光的范围越来越广，变成一道圆形的音乐彩虹，与此同时企业家感到自己在失去重量。他总是在这道光上到他面前时醒来。这一回他醒得更早，因为那道光在大喊，或者说他觉得是那道光在大喊，带动淤泥和癞蛤蟆快速爆炸。他在床上坐起，感觉喘不过气，心脏怦怦直跳。他记起从前幽闭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光。有时候，他会听到一声狗吠。他会听见一个女人吟唱古老歌谣的遥远声音。

“这栋楼闹鬼，”帕皮·博林戈曾向他保证，“有一条会叫的狗，不过从来没人看到过它，就像幽灵一样。据说它能穿墙。你睡觉的时候得小心。这条狗会穿过墙，汪汪地叫，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到它的叫声，它就这样在你的梦里常驻下来。你的梦里会听到很多声狗吠。有一个楼下的住户，一个叫尤斯塔季奥的青年手工艺人，有一天早上醒来以后就再也说不了话。他只会像狗一样叫。他被送到一位挺有名的传统医生那里，那位医生花了五天才把狗灵和狗吠声从尤斯塔季奥的脑袋里驱赶出来。”

小酋长很奇怪大楼的构造。有一道墙将走廊隔开，这是其他楼层没有的，所以他很疑惑。这层楼应该还有一套公寓——但是在哪里呢？

与此同时，在几米外，在墙的另一边，卢多正在奋力朝厨房的方向前进。每走一厘米，她就觉得自己的精神远去了一点。第一缕阳光升起时，她还在客厅，离门大概两米。她高烧得厉害，口渴比疼痛更让她不安。大约下午两点时她来到了门边。然后昏了过去。醒来时她隐约看见面前有张脸。她把手挪到眼前揉了揉。人脸还在。是个男孩，看上去是个男孩的脸，两只大大的眼睛充满好奇。

“你是谁？”

“我叫萨巴鲁。”

“你是从脚手架进来的？”

“是的，我从脚手架爬过来的。有人在旁边的楼房搭了脚手架。他们正在粉刷那栋楼。那些脚手架离你的露台很近。然后我在最高层架子上堆了几个箱子，就爬了上来。很容易的。你是摔倒了吗？”

“你几岁了？”

“七岁。你要死了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水。给我拿水来。”

“你有钱吗？”

“有，我会给你钱，但你得给我拿水来。”

男孩站了起来。他环视四周：

“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家具。你看上去比我还穷。你的钱在哪儿？”

“水！”

“呀，奶奶，别急，我这就给你拿瓶汽水。”

他从厨房拿来那瓶可口可乐。卢多狼吞虎咽地对着瓶口喝。甜味震撼了她。她已经多年没有尝过糖的味道了。她让男孩去书房找一个袋子，里面放着钱。萨巴鲁回来了，大笑着往四周抛撒一捆捆的钱。

“这些已经不是钱了，奶奶，根本不值钱了。”

“我有银质餐具。把银餐具拿走吧。”

男孩笑了：

“我已经拿走了，你没察觉到吗？”

“没有。是你拿来的面包吗，昨天？”

“是前天。你不想打电话给医生吗？”

“不，我不想！”

“我可以叫个邻居来。你总该有邻居吧。”

“没有，没有！谁也别叫。”

“你不喜欢人？我也不喜欢人。”

卢多开始哭了：

“你走吧。你走吧。”

萨巴鲁站起身：

“大门在哪里？”

“没有大门。从哪儿进你就从哪儿出。”

萨巴鲁背上包消失了。卢多深吸了一口气。她靠在墙上。疼痛缓和了些许。也许她应该让男孩叫医生的。但是她又想到，医生来了警察也会来，记者更会蜂拥而至，而她在露台上还埋着一具尸骨。她情愿死在这里，做一个被禁锢的自由人，一如过去三十年她的生活一样。

自由人？

很多回，她看着人群仿佛要生吞活剥了这栋楼，喇叭和汽笛发出大范围的喧嚣，还有各种叫嚷、恳求和咒骂，她会感到深深的恐惧，感觉自己被包围，时刻受到威胁。每当她想要出去，她会在藏书里找一本来看。在烧掉所有的家具、门和每一块地板之后，她开始烧书，这让她感到失去了自由。就好像她在整个星球纵了火。烧掉若热·亚马多之后，她再也不能回到伊列乌斯和圣萨尔瓦多(1)了。烧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后，她失去了都柏林。拆散了《三只悲伤的老虎》(2)，她等于烧毁了老哈瓦那。最后只剩不到一百本书了。她保留这些书，更多是出于固执而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用。她的视力太差了，即便有高倍放大镜的协助，即便把书放在阳光下，像在桑拿房一样满身大汗，她也得花一整个下午才能解读一页。最近几个月，在公寓里还空着的墙上，她开始用巨大的字写下剩下的书里她最喜欢的句子。“不会太久了，”她想，“我会成为真的囚徒。我不想住在监狱里。”她睡着了。一阵轻笑让她惊醒。男孩重新出现在她面前，瘦高的剪影呈现在热闹的落日余晖下。

“现在还来干什么？你已经把餐具都拿走了。我什么都不剩了。”

萨巴鲁又笑了：

“嘿，奶奶！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他把背包放在老妇人脚边：

“我买了药。一大堆药。会让你好起来的。”他坐在地上，“我还买了些可口可乐。还有吃的，有烤鸡。你饿了吗？”

他们就在原地吃了起来，分享着面包和鸡块。萨巴鲁向她展示了他带来的药：有止痛的，有消炎的：

“我去了罗克桑特罗市场，和一个叔叔谈了谈。我对他说，我爸打了我妈一顿，把她手臂打骨折了，但她羞于去找医生。于是他就把全部这些卖给了我。我用卖掉餐具得来的钱付的账。还剩很多。我可以睡在你家吗？”

萨巴鲁帮老妇人站起来，扶着她去了卧室，让她在床垫上躺下。他躺在她身旁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市场，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蔬菜、火柴、盐、各种调料还有两公斤羊肉。他还带回来一个便携炉，露营用的那种，还有一罐丁烷气。按照卢多的指示，他自己在卧室地上做了饭。两人有滋有味地吃完。然后男孩洗了盘子，把碗盆放好。他在房子里好奇地转悠：

“有很多书啊，你。”

“很多书？是的，我曾经有很多书。现在只有一点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书。”

“你识字吗？”

“我总是把字认错。我只上过一年级。”

“你想跟我学吗？我教你识字，然后你读给我听。”

卢多康复期间萨巴鲁在学习识字。老妇人还教了他下象棋。男孩对棋很感兴趣。下棋时他对她讲着外面的生活。对女人而言，这就像外星人向她透露遥远星球的奥秘。一天下午，萨巴鲁发现有人在拆脚手架。

“现在呢，我该怎么出去？”

卢多惊慌起来：

“我不知道！”

“说到底，你是怎么进到这里的？”

“我没有进来。我一直住在这栋房子里。”

男孩疑惑地看着她，卢多投降了。她把他领到门口。她开了门，向他展示三十年前自己建起的墙，这堵墙将公寓和大楼的剩余部分隔开：

“在这堵墙的另一边就是外面的世界。”

“我能把墙打掉吗？”

“可以，不过我害怕。我很害怕。”

“别怕，奶奶。我会保护你的。”

男孩找来一个十字镐，经过五六次用力捶打，他在墙上打出一个洞。透过洞，他窥见另一边小酋长惊恐的脸：

“你是谁？”

萨巴鲁又敲了两下将洞扩大。他自我介绍说：

“我叫萨巴鲁·埃斯特万·卡皮坦戈，先生。我受命要打掉这堵墙。”

企业家抖掉外套上的白灰墙皮。他往后退了两步：

“好家伙！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男孩本来可以像埃尔萨·苏亚雷斯(3)一样给出天才般的回答，后者在职业生涯初始，十三岁的时候，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当阿里·巴罗索向她提出同样的问题（剧场池座里的人们在嘲笑她，而在家里她的儿子正生命垂危），她说：“我来自饥饿星球。”然而萨巴鲁从未听说过埃尔萨·苏亚雷斯，也不认识阿里·巴罗索，所以他只是耸了耸肩，微笑着回答：

“我们住在这里。”

“你们？”

“我和我奶奶。”

“你们住在那边？那边有个公寓？”

“是的。”

“你们在那边住了多久？”

“一直。”

“啊是吗？那你们怎么出去？”

“我们不出去。只是住在里面。不过，现在我们要开始出去了。”

小酋长震惊地摇了摇头：

“好吧，好吧。你打掉这堵墙以后把走廊打扫干净。我不想看到一点灰尘，好吗？这里已经不是贫民窟了。现在这是一栋高端大厦，就像原先一样备受尊敬。”

他回到自己公寓，去厨房冰箱里拿一瓶啤酒。他去阳台喝酒。有时他会怀念以前，自己又穷又傻，在街道和广场上手舞足蹈消磨时光。那时的世界被太阳洗净，不会受难解之谜的苦。那时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晰透明，包括上帝，他会化身不同的形象，很多次在黄昏时出现，和他进行简短但愉悦的交谈。

(1)　Ilhéus和São Salvador都是巴西作家亚马多（Jorge Amado）故乡巴伊亚州的城市。

(2)　古巴作家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的小说。

(3)　Elza Soares（1937—　），巴西桑巴音乐家。12岁时被父亲逼迫结婚，13岁生子，为了给儿子买药，她参加了巴西著名音乐家阿里·巴罗索（Ary Barroso）主持的现场歌唱比赛，从此成名。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

如今库瓦勒人(1)总数不超过五千，但他们占据了广袤的区域：纳米贝省超过一半的面积。在他们自身看重的范围内，他们现如今是一个兴旺的族群：他们的牛很多。除了东北部以外，他们所处的地区基本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波及，最近几年也有足够的降雨，至少够养牲畜（甚至有不少丰年，而且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灾年了），但是这么多年来安哥拉的政治进程还是让他们处在食物短缺状态。他们没法用牛换玉米。这种奇怪的共生，牛多——挨饿，更加证明了他们的独特性。但其实安哥拉不也是这样的吗？石油多——……？

鲁伊·杜阿尔特·德·卡瓦略：《航行指南——库瓦勒牧民的简要初步研究》，罗安达：INALD，1997。

侦探蹲了下来。他盯着面前几米坐得笔直的那个老人。天亮得让人眩晕，阻止他看清楚。他回过身对向导说：

“那个老人，那边那个，那家伙是黑白混血？”

向导微笑了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让他感到为难：

“可能吧。有个白人大概七十年前到过这里。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现在也还在发生。这些家伙会让妻子陪客人，你不知道吗？”

“我听说过。”

“他们会这么做。不过如果妻子不愿意，那没关系，不会有人逼她们。这里的女人拥有的权力比人们以为的要多。”

“我相信是这样。不光是这里，哪里都是一样。到最后，总是女人大权在握。”他走向老人：“你说葡萄牙语吗？”

对方用右手摸了摸头，他的头上戴着一种直筒高帽，很漂亮，有红黄色条纹。他带着一种无声的挑战直视蒙特，张开牙齿快要掉光的嘴巴，发出细微的笑声，很轻柔，像光照下空气中的尘埃般消散。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少年对向导说了什么。向导翻译说：

“他在说老人不说葡语。从来不会说。”

蒙特站起来。他用衬衫的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

“他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个人。那人死了。很遗憾，因为我很乐意再杀他一次。现在，我老了，总是被过去无比清晰的回忆袭扰。就好像在我的脑袋里有个人，以翻阅一本老彩色相册为乐。”

他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走了几个小时。蒙特是被一位将军喊来的，那是武装斗争时期的战友，他在那附近给女儿买了一座大庄园。他女儿找人在这座产业周围建了道坚固的栅栏，截断了木库巴尔牧民传统的迁徙路线。双方交了火。一名牧羊人受伤了。第二天夜里，一群年轻的木库巴尔人袭击了庄园，带走了将军十四岁的孙子，还有大概二十头牲口。

蒙特朝着老人的方向走了两步：

“我可以看看你的手腕吗？右手腕？”

老人披着一块简单的布料，在腰间系了一道，上面有深浅不一的红橙色调。十几条项链装饰着他的脖子。手腕上宽宽的铜手镯闪烁着光芒。蒙特抓着老人的手臂。他正要将对方的手镯拨开，就被人一拳打倒。坐在老人身边的少年突然站了起来，对着他的胸口全力一击。侦探仰着倒在地上。他赶紧往后退。他爬着退了几米，不停地咳嗽，试图找回空气和平衡，与此同时，在他身后，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执。他终于站了起来。喧哗引来了人群。皮肤有光泽、肤色如铁锈的青年们就像奇迹一样突然出现在绚烂的下午，围在老人身边。他们挥舞长长的棍棒。他们迈着舞蹈的步伐。他们做出大幅度跳跃的动作。他们在叫喊。向导胆战心惊地后退：

“糟了，伙计。我们得撤了！”

回到罗安达，在酒吧喝了两口冰爽的啤酒，蒙特总结这次丢脸的失败，用到了一个虽然不文雅但是表现力很强的意象：

“我们像狗一样被赶走了。我吃的灰太多，以至于之后我拉出来的都是砖头。”

(1)　木库巴尔人的别称

本章会阐明一件失踪事件（接近两件），或是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尼奥·莫雷拉·蒙特醒了，这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早上，他感觉自己就像失去入海口的河流。外面的雨慢慢停了。妻子穿着内裤和凉鞋，坐在床上梳头。

“结束了，”蒙特说，“我忍不了了。”

玛利亚·克拉拉带着母亲般的平静看着他：

“挺好，亲爱的。现在我们能幸福了。”

现在是2003年。党的新方向让他感到愤怒。他不同意放弃原先的理想，向市场经济投降，向资本主义强国靠近。他放弃了新闻工作，重新开始了当私人侦探的生活。顾客被熟人推荐来找他，为的是寻求有关竞争企业、巨额偷窃和失踪人员的信息。来找他的还有绝望的妻子，她们要的是丈夫出轨的证据；也有妒忌的丈夫，会开出可观的价钱请他监视妻子。蒙特不会接后两种业务，他鄙视地称之为床上业务。他会介绍别的同行。

一天下午，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夫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她坐了下来，就像电影《本能》中莎朗·斯通一样，跷起然后放下那一双美腿，朱唇轻启：

“我要你把我丈夫杀了。”

“什么？！”

“一点点杀。很慢很慢地杀。”

蒙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他沉默地望着她，时间很久，指望能击破她的意志。然而那个女人并没有躲开视线：

“我给你十万美元。”

侦探知道那个企业家，一个毫无底线的机会主义者，早在马克思主义阶段就已经到处靠公共建筑中饱私囊。

“对这么一桩小事来说，你给的钱很多。”

“这么说你接受了？”

“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厌倦他的出轨了。我要他死。你接受吗？”

“不。”

“你不接受？”

“不。我不接受。我杀他一点不会后悔，甚至还会挺开心的，尤其是慢慢地杀，不过女士您给我的理由不对。”

女人愤怒地离开了。几个星期后报纸报道了企业家的死。他当时正在车里，试图反抗抢劫，之后就遭枪杀身亡。

直到今天，偶尔听到有关西蒙–皮埃尔·穆兰巴失踪的评论时，蒙特还是无法掩饰嘴角的微笑。那些看到他微笑的人误解了他。那些人觉得他——一个铁杆马克思主义者——天性多疑，所从事的职业也需要疑心，他们觉得他笑的是民众的迷信。当时，对于行动的失败他很是恼火。他从不容忍失误，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不过这一团混乱的最终结果还是让他感到满意。最后，他提出辞职。“这是让我无尽耐心之杯溢出的最后一滴水。”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在罗安达的旅馆挤满了从葡萄牙、巴西、南非、以色列和中国来的企业家，他们都试图在这个疯狂重建的国家搞快钱。从上头——从某个豪华恒温的办公室——来了条指令，要让一个记者闭嘴，那名记者名叫丹尼尔·本希莫尔，专门研究失踪事件。丹尼尔已经连着几周在采访各式各样的人，飞行员、机械师、企业家、妓女、流动小贩、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政客，谈的都是一架消失了的波音727。这架45吨坚固的金属构成的飞机在黎明时分消失，没人知道这件怪事是怎么发生的。

“所有坚固的东西都消失在空中。”蒙特低声说，他想起了马克思，而且和马克思一样，他想到的不是飞机，而是资本主义系统，在那里，在安哥拉，资本主义像废墟里的霉菌一样蓬勃，正在让一切腐化变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在造成它自身的终结。

蒙特认识这个记者。他觉得那是个实诚人，甚至有些理想主义，而周围很多人都选择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他署名发表的报道总是带有一丝幽默，会激怒和困扰新的资产阶级。他的祖先是摩洛哥犹太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定居在本格拉，之后经历了跨人种婚姻并改信基督。他的爷爷叫阿尔贝托·本希莫尔，是一位广受爱戴和尊敬的医生，曾加入过“库里贝卡”，这是共济会在安哥拉的叫法。“库里贝卡”这个词来自奥文本杜族的说法，意思是主动承担，自告奋勇。库里贝卡大约在1860年建立，在本格拉、卡通贝拉和木萨米迪什都有分会，似乎和多次民族主义倾向的起义有关。孙子从爷爷那里继承了冲动和坦率的性格，这些特质是蒙特所欣赏的。接到让记者闭嘴的命令时，侦探没有掩饰他的不满：

“这个国家已经是非不分了。正直的人得为有罪的人买单。”

他坚定地高声在两位将军面前做出这样的评论，并未得到什么好结果。一位将军趾高气扬地说：

“世界在发展。我们懂得与时俱进，懂得现代化，正因为此，我们还在这里。同志你该反思一下历史进程，学习学习。你跟我们干了多少年了？从小到大吧，我想。你想要回过头去反对我们，我觉得已经太迟了。”

第二位将军耸了耸肩：

“蒙特同志喜欢挑衅。他总是这样，就是个惹事精。这就是他的风格。”

蒙特顺从了。执行命令。下达命令。说到底，这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他派人去盯着记者。他发现每周六记者会在宽扎沙洲的一家小酒店订一间房，和一名著名政客的妻子会面。他会在四点左右到达。情人再过一个小时才来，而且从不停留很久。与之相反，男人会在那里待到早上，吃过早餐，然后才会回家。

猎物被捕获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有规律。

蒙特有个好朋友收藏蟒蛇和棕榈树。安哥拉独立后没过几个月，乌利·波拉克来到了罗安达，他是民主德国国安局“史塔西”借调来帮助安哥拉革命的。他娶了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本格拉女人，两人生了两个儿子，两德统一后，他请求并获准入籍安哥拉。他守口如瓶，话很少，靠生产经销瓷花为生。他在鹿山旁边建了座房子，圆形的阳台像院子一样大，阳台大部分都在水面上方。正是在那里，当大海吞没夜晚的时候，他接待了好友蒙特。他俩坐在舒适的藤椅上，喝起了啤酒。他们谈起安哥拉的时局，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混乱的城市。乌利等到黑暗将万物笼罩时才开口：

“你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谈交通状况。”

“你说得对。我需要一条你的蟒蛇。”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来这儿问我要这种东西。我很喜欢我的蛇。它们不是武器。”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帮忙了。你决定当花商开始新的人生，当时很多人嘲笑你。但是你的决定是对的。”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卖花？我对花可是一窍不通。”

“花店。面包房。幼儿园。丧葬公司。这个国家百业待兴。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成功。”

“做生意？”蒙特笑了。他的笑容很苦涩，“我可没有让钱生钱的本事。再好的生意我也会搞砸。我只会一直过足够温饱的生活，我已经认命了。别的不说了，把蛇给我，然后忘了这事吧。”

次日晚上，他的一个手下来到丹尼尔·本希莫尔惯常投宿的旅馆。此人是一个健壮的马兰热人，人称“大红蚁”。时间已经过了半夜。下着温和的小雨。大红蚁敲了敲六号房的门。一个高大、仪表堂堂的混血儿开了门。他穿着漂亮的丝绸睡衣，金属蓝上带着白色条纹。密探一边用手枪指着他，一边把左手食指放到嘴边，意味深长地做了个手势：

“嘘！一句话也别说。我不想看到你把你自己搞伤。”他把混血儿推进门内，让他坐在床上。接着，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板药片，这期间一直用枪威胁着对方，“你吃两颗药。然后躺下来像婴儿一样睡个觉。明天你会开心地醒来，只是会稍微穷一点而已。”

按照计划，丹尼尔·本希莫尔会吞下药片，过个几分钟就会睡着。大红蚁然后应该戴上厚厚的皮手套，从背包里把老乌利给的珊瑚蛇放出来，抓着蛇头让它咬那个记者。他应该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悄悄离开，将蛇留在房间里。第二天早上清洁工会发现这具尸体、一条蛇以及一板药片，然后会发出尖叫。会有众人的惊呼和哭声。会有葬礼上感人的致辞。会是一件完美的犯罪。

不幸的是，混血儿拒绝按照剧本走。他没有吃下药片然后睡着，而是用法语骂了句脏话，把药片扔到地上。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大红蚁一记重拳又将他击倒。他躺在床上，筋疲力竭，嘴唇开裂，出了很多血。大红蚁还是按照计划往下进行。他逼着对方吞下了药片，戴上了手套，打开背包，抓住蛇头，准备让它咬混血儿的喉咙。但在这时，另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蛇愤怒地咬住了特工的鼻子。大红蚁抓住它，要将它拽开，不过蛇没有马上松口。最后他终于摆脱了蛇。他将蛇摔在地上，不停地踩。他坐在床上，浑身颤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给了蒙特：

“头儿，出事了。”

蒙特正在旅馆门口的车里等，他马上跑到六号房。门关着。他轻轻敲门。没有人开。他更用力地敲。门开了，他看到丹尼尔·本希莫尔头发蓬乱，穿着裤衩，健健康康地出现。

“对不起，您还好吗？”

记者惊讶地揉着眼睛：

“我应该不好吗？”

蒙特匆忙找了个借口，另一名客人听到了一声喊叫，也许是夜里出没的鸟儿在捕猎，也许是发情的猫，或者是有人做了噩梦，他再次道了歉，祝茫然的记者能继续有一个平静的夜晚。他打给大红蚁：

“你该死的跑到哪儿去了？”

他听到一声呻吟。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我要死了，头儿。快来。”

蒙特灵光一闪。他跑向9号房。他确认，大门上金属的数字9松了，转了一圈，变成了数字6。门虚掩着。他进了门。大红蚁坐在门前，脸肿着，鼻子肿得更厉害，垂着眼皮：

“我要死了，头儿，”他说，一边慢慢举起手作投降状，“蛇咬了我。”

蒙特在他身后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那人的嘴角流着血：

“见鬼了，大红蚁！那家伙又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他走到写字台旁边，有个椅子上搭着外套。他掏了掏口袋，找到钱包和护照：

“是个法国人！看你干的好事，大红蚁，你杀了个法国人！”

他把吉普车开过来，让大红蚁坐在副驾。他正准备拖动西蒙·皮埃尔一动不动的身躯，这时候旅馆的一名保安突然出现，吓到了他。

“还好！”蒙特松了一口气，在这祸不单行的过程中总算有了点好运。那人在艰苦的年头曾是他的手下。那人立正站好：“头儿！”

那人帮助蒙特把西蒙·皮埃尔放在吉普车座位上。他拿来洗过的床单，他们铺好床，打扫了房间。他们把蛇（或者说蛇的残躯）放进大红蚁的背包。蒙特给了看守一百美元让他忘记这件事，正要离开时，他注意到法国人戴着穿行在罗安达街头的丝绸帽子。

“我要带走这顶帽子。还要拿一些衣服。没有人会穿着睡衣失踪。”

他把大红蚁留在军医院，开了一小时车，来到多年前自己买的一块地。他当初是想在那里建一栋木屋，粉刷成蓝色，远离罗安达的喧嚣，和妻子安度晚年。他把吉普车停在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旁。那是一个沐浴在清辉下的美丽夜晚，黄铜般的圆月像鼓皮一样紧绷。他从后备厢取出一把铲子，在被雨水浸软的土地上挖了个坟。他想起了希科·布阿尔克(1)的老歌：“你所处的这块墓穴／用手丈量／是你一生获得的最小一份账单／它大小合适／不宽不深／只是这座庄园里能容得下你的部分。”他靠在猴面包树上哼唱：“对于你故去的躯体／这块墓穴大了／但是比起你在世的时候／你会感到更宽敞。”

初中一年级时，在万博市，他加入了一群业余戏剧爱好者，把《塞韦里诺的死与生》搬上了舞台，这部剧作由诗人若昂·卡布拉尔·德·梅洛·内图(2)作词，希科·布阿尔克作曲。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通过饰演一个巴西东北部的穷苦农民，他理解了殖民体系的内在矛盾和不公。1974年4月，他正在里斯本学习法律，街上突然被红色的康乃馨占据了。他买了机票回到罗安达干革命。过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在这儿，一边哼唱着“一个农民的葬礼”，一边在未开发的土地上埋葬一个不幸的作家。

凌晨四点他回到罗安达。他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办，要如何解释法国人的失踪，经过基纳西谢广场时，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停好车。走了出来。拿起死者的帽子，走到一栋楼后面，旁边就是一间迪斯科舞厅，舞厅名是西班牙语的“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西蒙–皮埃尔当天晚上在这里待过。他把帽子放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少年正躺在垃圾桶旁边睡觉。他一把摇醒对方：

“你看到了吗？！”

少年猛地起身，睡眼惺忪：

“看到了什么，老家伙？”

“那里，有帽子的地方！原来有个高个子混血儿在那儿小便，结果一眨眼大地就吞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来。”

少年转过宽宽的、满是脓包的脸对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哇，大叔！你真的看到了？”

“是的，看得很清楚。大地吞了他。先是一小束光，然后就都不见了。只剩帽子了。”

两人站在那里，惊讶地盯着那顶帽子。他们的异状吸引了另外三个少年的注意。那三人半害怕半怀疑地靠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巴伊阿库？”

巴伊阿库带着胜利的表情看着他们。接下来的几天，他的话将会被人聆听。人们会围在他身边，只为听他讲述。有好故事的人简直就是国王。

(1)　Chico Buarque（1944—　），巴西著名作家、诗人、音乐人。

(2)　João Cabral de Melo Neto（1920—1999），巴西著名诗人、外交家。

萨巴鲁的死人

萨巴鲁把墙打破的那一天，卢多坦白了她最深的噩梦：她枪杀了一个人，并把他埋在露台。小男孩听完并不惊讶：

“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奶奶。就连他都不记得了。”

“谁是‘他’？”

“你的死人，那个叫特立尼达的。我妈曾说死人会失忆。活着的人的记忆越少，他们失忆得越厉害。你每天都记得他，这是件好事。你想起他的时候应该笑，应该跳舞。你应该像和幽灵说话一样和特立尼达交谈。交谈能让死人平静。”

“这也是你从你妈妈那里学的？”

“是的。我妈妈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死了。我成了孤儿。我会和她说话，只是缺少了保护我的那双手。”

“你现在也是个孩子。”

“我已经不能再是孩子了，奶奶。远离了妈妈的手，我还怎么能当个孩子呢？”

“我可以给你我的手。”

卢多已经很久没有和人拥抱了。她有些忘记应当怎么做了。得由萨巴鲁抬起她的双臂，也是他自己依偎在老妇人的怀里。之后他才说起自己的妈妈，一名护士，因为反对尸体交易而被谋害。她工作的医院位于北方的一座城市，医院里的尸体不断消失。有职员把器官卖给巫医，这样能让微薄的收入翻上五倍。萨巴鲁的妈妈菲洛梅娜开始反对这些腐败的职员，后来又反抗那些巫医。有人开始找她麻烦。下班时，一辆车朝她撞来，差点把她轧在下面。她家被袭击了五次。大门被人下了咒，贴上了谩骂威胁的话。这些都没有让她放弃。十月的一个早上，在市场里，一名男子靠近了她，一刀刺进她的腹部。萨巴鲁看着妈妈倒在地上。他听到妈妈轻声说：

“快逃，孩子！”

菲洛梅娜从圣多美来，她被安哥拉武装力量的一名年轻军官迷住了，他有明亮的眼睛，宽阔的肩膀，总是在笑，声音热情。她怀孕了。军官把她从罗安达带到了那个城市，一起生活了八个月，见证了萨巴鲁的出生，然后去南边参加一个任务，本来没几天就应该结束，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

男孩穿过市场，一路撞倒了果篮、啤酒架还有吱吱叫的柳编鸟笼。他的身后一片狼藉。萨巴鲁跑到家门口才停下。他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门开了，一个弯着身子的黑衣人扑向他，就像一只猛禽。男孩躲开了，在沥青上打个滚，站起身来，没有往后看一眼就又跑了起来。

一个大巴司机同意载他去罗安达。萨巴鲁对他说了实话：妈妈死了，爸爸失踪了。他希望能在首都找到亲戚。他知道爸爸的名字，马尔西亚诺·巴罗索，是（或者曾经是）武装力量的一名上尉，在南边的一次任务中失踪。他还知道爸爸是罗安达人。爷爷奶奶住在基纳西谢广场。他记得曾听妈妈说起过这个地方。妈妈曾告诉他，在那里，在那个广场，有一片潟湖，里面有深色的水，还住着一只塞壬。

司机在基纳西谢把他放了下来，并在他口袋里放了一沓钱：

“这些钱应该够你花一个星期，租个房间再加上吃喝。我希望这段时间内你能找到父亲。”

男孩焦虑地在那附近游荡了好多个时辰。他先是找上一名站在银行门口的大胖子警察：

“先生您认识巴罗索上尉吗？”

警察瞪着闪烁着怒火的小眼睛：

“滚开，懒鬼，滚开！”

一个小贩对男孩产生了同情。她停下来听了他的故事，又叫来其他商贩。其中一人记得有一个叫亚当·巴罗索的老人曾在这里的库卡大楼住过。但是这人已经去世多年。

天色渐晚，饥饿驱使他走进一家小吃摊。他胆怯地坐下来，要了一碗汤和一瓶可口可乐。出门时，一名面孔浮肿、皮肤粗糙的少年把他顶在墙上：

“我叫巴伊阿库，小孩。我是基纳西谢的王。”他指了指公园正中一个女性的雕塑，“那是我的王后。她是恩津加女王(1)。我是大津加王。你有票子吗？”

萨巴鲁哭着往后缩。又有两个男孩从阴影里冒出来，站在巴伊阿库两边，封住了逃走的路。他俩长得一模一样，又矮又结实，像斗牛犬一样，眼里没有光，轮廓分明的嘴角抿着一丝微笑。萨巴鲁把手伸进口袋，把钱拿了出来。巴伊阿库夺过钞票：

“喂，伙计。你表现得不错。今天晚上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睡在那边的垃圾箱。我们会保护你。明天你就开始干活。你叫什么？”

“萨巴鲁。”

“很高兴认识你，萨巴鲁。这是迪奥戈！”

“他俩中哪个是？”

“都是。迪奥戈就是他俩！”

萨巴鲁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那两个身体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整齐划一地移动，或者说，他们和谐一致地做动作，就像花样游泳选手一样。他们会同时说出同样零散的话。他们发出相同的笑声。他们流出一致的眼泪。孕妇看到他就晕倒。孩子们躲着他。不过，迪奥戈似乎没有一点坏人的秉性。他的善良和红果仔树一样，这种树会在阳光下结果，虽然不起眼又稀少，但究其原因更多的是懒散而不是精神上有明确的意志。巴伊阿库让迪奥戈在大型酒店门口唱跳库度鲁(2)舞曲，以此赚了些钱。外国人看得入迷，他们会给慷慨的小费。一名葡萄牙记者写了一篇小文章介绍这位库度鲁舞者，并附有一张迪奥戈拥抱巴伊阿库的照片。巴伊阿库裤口袋里一直放着这条报道的剪报。他会自豪地展示：

“我可是一位街头企业家。”

萨巴鲁从洗车开始。他会把钱交给巴伊阿库。街头企业家会给大伙儿买吃的，也会给自己买烟和啤酒。有时候他会喝多，话就会多起来。他会高谈阔论：

“真相不过是不会撒谎的人没有鞋掌的鞋。”

他特别易怒。有一回，迪奥戈被其他男孩偷走了一台电池收音机，那是巴伊阿库从一辆堵在路上的吉普车后座顺来的。当天晚上巴伊阿库在潟湖边点了一堆火，把一块铁板烧到白热。他叫来迪奥戈，抓住一只手就往铁板上靠。迪奥戈的两个身体绝望地挣扎，两张嘴里发出尖叫。萨巴鲁吐了，迪奥戈的绝望和烧焦的肉味都让他恶心。

“你太软了，”巴伊阿库骂他，“你永远成不了王。”

既然他永远转变不成王，至少也要成为男人。从那天起，为了让他成为一个男人，巴伊阿库开始带他进行突击劫掠。劫掠总是发生在傍晚，那些资产阶级开着车回家，然后在路上堵好几个小时。总有倒霉鬼打开窗户，要么是为了通风，因为空调坏了，要么是为了向别人询问。这时巴伊阿库会突然从阴影处冲出，带着满脸的脓包，宽眼睛里燃着火焰，脖子上挂着一小片碎玻璃。萨巴鲁会用手伸进窗户，拿走能够够到的钱包、手表以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然后两人会快速逃离，一路躲过混乱的车辆、叫嚷着恫吓的人、愤怒的喇叭，偶尔还有几颗子弹。

爬脚手架的点子也是巴伊阿库想出来的。他教萨巴鲁：

“你爬上去，看看有没有窗户是开着的，然后悄悄进去。我干不了这个。我很恐高。还有，我爬得越高就越觉得自己渺小。”

萨巴鲁一直爬到露台。他看到了死鸡。下楼后他发现一间一贫如洗的公寓，没有家具，没有门也没有地板。布满文字和奇怪图画的墙壁让他害怕。他慢慢往楼梯的方向后退。他告诉巴伊阿库这里什么都没有。不过，第二天晚上他又爬上了脚手架。这一回他冒险进了其他房间。在卧室里，他看见一个老妇人睡在床垫上，衣服放在角落。厨房是这个家里唯一显得正常的地方，除了被烟熏黑的墙壁以外。里面有一张结实的桌子，上面铺着一层大理石，还有炉灶和冰箱。男孩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面包，他无论去哪儿都会在口袋里放一块面包，然后他把面包放在了桌上。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套银质餐具。把它们放进背包之后，他就离开了。他把餐具交给巴伊阿库。少年吹了声口哨，很是惊讶：

“干得好，小孩。你没找到钱，宝石？”

萨巴鲁说没有。上面其实比下面、比罗安达的街上还要穷。巴伊阿库不同意。

“明天你再去一趟。”

萨巴鲁只是点了点头。他要了点钱买面包。他把面包、一块黄油和一瓶可口可乐放进背包，然后爬楼去了。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厨房餐桌上。看到他两手空空回来，巴伊阿库爆发了。他遭受了一顿拳打脚踢，又被放倒在地。巴伊阿库不停打他的头和脖子，直到迪奥戈抓住他的手臂把他带走。第二天晚上，萨巴鲁又上到露台。这一回他看到卢多倒下了。他惊慌失措地下来，请求巴伊阿库允许他去买药。老妇人摔倒了，看上去很糟。巴伊阿库不为所动：

“我可没看到你有翅膀，萨巴鲁。没有翅膀，你就不是天使。让那老太死吧。”

萨巴鲁住嘴了。他陪巴伊阿库和迪奥戈去了罗克桑特罗市场，卖掉了那些餐具。他们在那附近吃了午饭，去的是嘈杂混乱的市场里临时在高处搭建的小吃摊。萨巴鲁等到巴伊阿库喝完了啤酒，然后大胆地询问自己能不能得到些钱。说到底，是他拿回来的那些餐具。巴伊阿库发火了：

“你要票子干吗？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就像你爸一样。”

“就让我看看钞票吧。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巴伊阿库把那厚厚一摞钱递给他。萨巴鲁抓住钞票，从露台一跃而下，跳到沙滩上。起身的时候膝盖已经流血了。他奔跑起来，从人群中溜走，这时候巴伊阿库趴在栏杆上，谩骂叫嚣：

“小偷！婊子养的。我要杀了你。”

萨巴鲁买了药和食物。他回到基纳西谢时已经是黄昏。他看到巴伊阿库和迪奥戈一起坐在脚手架上。他找到另一个男孩，递给对方五张钞票：

“你去告诉巴伊阿库，说我在绿吧等着他。”

男孩跑走了。他传了口信。巴伊阿库马上跳起来，朝着反方向离开，后面跟着迪奥戈。萨巴鲁爬上了脚手架。直到到达露台他才喘了口气。

(1)　Njinga Mbande（1583—1663），安哥拉姆班杜人的女王，以抗击葡萄牙人入侵闻名。

(2)　Kuduru，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安哥拉发展起来的音乐舞蹈类型，特点是节奏欢快、充满能量，为加勒比和安哥拉本土音乐混合的产物。

丹尼尔·本希莫尔调查卢多的失踪

丹尼尔·本希莫尔把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的信读了两遍。他打电话给父亲的一位地质学家朋友，那人一生都致力于钻石勘探。老维塔利诺对奥兰多记得很清楚：

“是个好人，就是长得太丑。死板，生硬，总是衣着考究，就好像他穿的衬衫里面有钉子。人们都叫他‘自命不凡’。没人想和他一起喝咖啡。他没有朋友。独立前不久他消失了。他利用局势混乱，偷拿了几颗宝石，然后逃到巴西去了。”

丹尼尔在网上搜索。他找到好几百个叫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人。能将名字和他找的人联系起来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个记录，他都会花好几个小时验证，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果。他觉得很奇怪。像奥兰多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巴西，还是在其他国家，除非是在阿富汗、苏丹或是不丹，不然总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他又打给了维塔利诺：

“这个奥兰多在安哥拉有亲人吗？”

“应该有吧。他是卡戴特人。”

“卡戴特？！我以为他是葡萄牙佬。”

“不，不是！他是纯正的卡戴特人。只是肤色浅而已。四二五革命后，他坚持要提醒我们他的出身。他夸耀自己和曼古西(1)一起生活过。你说说看！那家伙那么多年可完全没有发声反对过殖民主义！但是说实话，我得告诉你，他倒是没有和种族主义者勾结，这方面他还是一视同仁的。他只是对白人和对黑人都一样地傲慢。”

“他的家人呢？”

“啊，家人。我印象中他是维托里诺·加维昂的堂兄。”

“那个诗人？”

“也可以说是流氓。随便你怎么叫。”

丹尼尔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维托里诺·加维昂。他过街以后进了“骑行者”酒吧。这间老字号啤酒店在这一时间段几乎没有顾客。离门较远处，四个老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牌。他们高声争论。一看到他过去他们就闭嘴了：

“小心！”其中一人假装在窃窃私语，但其实是在以记者能听到的声音说话，“官方媒体来了。领导的喉舌。领导的耳朵。”

丹尼尔很生气：

“如果我是政府喉舌，那你们就是粪便。”

窃窃私语的那人站起来：

“别生气啊，同志。喝杯啤酒吧。”

维托里诺·加维昂挤出刻薄的笑容：

“我们是希腊戏剧合唱队。是国民良心的声音。这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正在这里，在这昏暗之地，评论悲剧的进程，敲响无人倾听的警钟。”

恼人的秃顶偷走了他吉米·亨德里克斯式浓密的头发，六十年代在巴黎，他就是靠那种发型宣告自己的黑人性。现在的他顶着光洁闪耀的头皮，甚至能在瑞典假扮白人。好吧，也许在瑞典不行。他好奇地提高了音量：

“有什么事儿吗？”

记者拉出一把椅子。他坐了下来：

“你以前认识一个叫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采矿工程师吗？”

加维昂犹豫了，脸色煞白：

“那是我表兄。亲表哥。他死了？”

“我不知道。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那家伙在独立前后消失了。有人说他带走了大量钻石。”

“你觉得他还会记得你？”

“我们原来是朋友。起初几年‘自命不凡’没有消息，我并不吃惊。如果是我偷了大量钻石，我也希望人们把我忘了。他的确被遗忘了。人们已经把他忘了很久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

记者向他展示了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的信。加维昂还记得卢多。他一直觉得她有点心事重重。现在知道原因了。他还记得自己去过“艳羡之楼”里表哥的公寓。那些独立之前的幸福时光啊。

“我要是知道独立会带来什么，我会留在巴黎。”

“你会干什么呢，在那里，在巴黎？”

“什么也不做！”加维昂感慨道，“什么也不做，就像在这里一样。但是至少我能风雅地什么也不做。我会是一名浪游者(2)。”

当天下午，离开报社后，丹尼尔步行到基纳西谢。“艳羡之楼”还是显得颇为破败。然而，大厅已经重新粉刷过了，连呼吸的空气都显得干净而快活。有个保安监管着电梯。

“能用吗？”记者想要知道。

那人笑了，很是自豪：

“差不多一直能用，首长，差不多一直！”

那人请丹尼尔出示证件，然后才叫来电梯。记者走了进去，一直上到十一层。他停留了一小会儿，感叹着干净的墙壁和光亮的地砖。只有一扇门格格不入，那就是公寓D的门。门上有很多刮痕，在中间高度还有一个小孔，看上去有子弹穿过。记者按了门铃。他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接着他敲了三下门，使足了劲。一个男孩跑来开门。大大的眼睛，成熟的表情挂在这么年轻的人脸上让人吃惊：

“你好！”记者问候道，“你住在这儿吗？”

“是的，先生。我还有我奶奶。”

“我能和你奶奶说话吗？”

“不行。”

“让我和他谈吧，孩子。”

丹尼尔听到一个虚弱、裂开的声音，然后才看到一位十分苍白的老妇人，她跛着一条腿，灰白的头发编成两条粗辫子：

“我是卢多维卡·费尔南德斯，先生。你有什么事？”

(1)　Manguxi，安哥拉首任总统内图（Agostinho Neto）的笔名。内图的故乡是卡戴特。

(2)　原文为法语flâneur。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2）

老人看着一月在库瓦勒人四周来临又离去，就好像一个陷阱。先是旱灾，死了很多牛。他们越是往东走，越是往山上爬，空气就越清新，土壤也更加潮湿柔软。他们找到了一处牧场，井水多泥，他们继续前进，一路上努力分辨任何有绿色的细微迹象。栅栏突然出现，就像一句谩骂，侮辱着沐浴在晨光里的牛屁股。牧群停住了。年轻人激动地三两成群，对天叫骂着震惊不满的简短话语。安东尼奥，他健壮的儿子，靠了过来。他在流汗。那英俊的脸庞，笔直的鼻子，轮廓清晰的下巴，因为努力与愤怒而变得火红：

“我们怎么办？”

老人坐了下来。围墙长达数百米。它从右边出现，那边是一片刺人的荆棘丛，当地人把这叫作“猫指甲”，然后在左侧插进一个更深、更锋利的噩梦里，那里布满矮草、大烛台模样长长的仙人掌，还有木提雅提树。在围栏另一边，有一条布满白色卵石的小道，在这个时节，那里本应流淌着一条小溪。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选了一根树枝，将沙地弄软，然后开始在上面书写。安东尼奥蹲在他身旁。

这天下午他们推倒了栅栏，来到了另一边。他们找到了一些水源，还有不错的草场。开始刮风了。风拖着沉重的阴影，就好像它随身带着衣衫褴褛的夜晚，从某处更遥远的沙漠拖曳而来。他们听见马达的轰鸣，然后，在阴影和灰尘中间，他们看到一辆载着六名武装人员的吉普车。其中一人，一个粗鲁的混血儿，外表就像淋湿的猫一样可怜，他跳下车，右手挥舞着一把AK–47冲锋枪朝他们走来。

他用葡语和恩坤比语(1)叫喊着。其中有些话被风撕碎，还是到达了热雷米亚斯的耳中：

“这片土地有主了！你们快滚！赶紧滚！”

老人举起右手，试图控制住青年们的怒火。已经太迟了。一个身材修长的毛头小伙——刚刚结婚几个月，大家都叫他“斑马”——他的标枪已经投了出去。这杆武器惊恐地在空中画出漂亮的椭圆，随着一声闷响刺进土里，离混血儿的靴子只有几厘米。

一阵极短的沉默。连风似乎都停了下来。然后，那个警卫架起武器开了枪。

如果是在正午酷烈的阳光下，这里本来会血流成河。那六个人都全副武装。有一些牧民在军队待过，他们也有火器。不过，在那个时间，伴着鞭笞黑暗的狂风，只有两颗子弹打中了人。斑马的手臂受了轻伤。混血儿的腿也受了伤。两边都后撤了，不过，在一片混乱中，很多母牛跑散了。

第二天晚上，一群青年牧民在斑马的领导下重新进入了庄园。他们带回一部分迷途的牲畜，半打属于别人的母牛，还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按照斑马的话说，他骑着马一直追赶他们，像中邪的人一样不停叫喊。

热雷米亚斯吓了一跳。偷牲口是传统的一部分，会经常发生。这一次其实更像是一种交换。但是绑架少年，这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他让人把男孩叫来。这是个眼珠碧绿的少年，乱糟糟的长发绑成一条马尾。他这种人在安哥拉被叫作“迷失的边缘人”，因为在阳光下他们像是白人，但在阴影处才显出自己其实像黑白混血——正因如此，人们得出了一条结论，有时候了解一个人最好是在远离光的地方。他蔑视地盯着老人：

“我爷爷会杀了你！”

热雷米亚斯笑了。他在沙地上写道：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再死一次不算什么。”

少年吃惊地口吃着说了什么。他哭了起来：

“我叫安德烈·鲁索，先生，我是鲁索将军的孙子。请告诉其他人不要对我不利。让我走吧。你们可以把牛留着，但是放我走吧。”

老人努力想要说服年轻人放了安德烈。他们则坚持要那边归还所有的牛，还要保证他们可以穿过庄园寻找更好的草场。他们就此争执了三天，然后热雷米亚斯看到过去的幽灵在他身前蹲下。对方衰老了，这并不总是发生，有些过去的幽灵过了好几个世纪还是毫无时间侵蚀的痕迹。但是这一位不同：他更瘦了，长满了皱纹，所剩无几的头发几乎褪去了颜色。不过，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浑厚坚定。在那个时刻，他看到了蒙特，看到他站起来又被推倒，看到他被青年牧民们追着跑，热雷米亚斯·刽子手又想起了奥兰多·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钻石。

(1)　Nkumbi，安哥拉班图语支中的一种。

库邦戈河的奇特终点

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对新工作很满意。他会穿着十分干净的蓝色制服，大部分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读书，同时用余光监视着门。关押在罗安达圣保罗监狱的那些年里，他喜欢上了阅读。获释以后，他干起了手工，在Km 17市场雕刻面具。有天下午他遇见了小酋长，他俩在监狱里是同一个牢房，小酋长刚搬到基纳西谢的艳羡之楼，邀请他去那里当门卫：

“这份工作很清闲，”企业家向他保证，“你会有时间读书的。”

这一点说服了他。这天早上，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正在第七遍阅读鲁滨孙·克鲁索的冒险，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十分丑陋的男孩，脸上满是脓包，正在大楼入口处徘徊。他在这一页做了记号，然后把书放进抽屉。他站起身，一直走到门口：

“喂，你！大麻子。你到我的大楼来干吗？”

男孩害怕地靠近：

“先生，您知道这栋楼里住着一个男孩吗？”

“有好多呢，小孩。这栋楼就是个大都会。”

“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名字叫萨巴鲁。”

“啊，是的！萨巴鲁，我知道是谁。十一楼E室。那是个好孩子，和奶奶住在一起，不过我从没见过她。她足不出户。”

这个时候，另有两个人出现了。纳赛尔吃了一惊，看着他俩走在路上，两人都穿着黑衣，好像《高卢夺宝》(1)故事里走出的人物。年长的那位头上戴着一顶木库巴尔人的高帽，上面有红黄两色条纹，脖子上套着好多条项链，手上戴着几只粗手镯。他穿着一双旧牛皮凉鞋，透过它能看见一双皴裂的大脚，布满灰尘。在年长者旁边走着一个高瘦青年，他行走的风度就像在走秀的模特。他也戴着不少手镯和项链，只是他身上的这些装饰品就和他头上的椰壳帽一样自然。这两人果断地朝着纳赛尔的方向前进。“我们要上去。”年轻人告知的同时带着厌恶的脸色推开了门卫。纳赛尔受到过严格指示，必须登记身份证或者驾照号码才能放人上去。他正准备拦住这两人，这时候巴伊阿库瞅准时机朝楼梯跑去。门卫紧跟其后。热雷米亚斯和儿子叫来电梯，走了进去，向上。在十一层出来的时候，老人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呼吸困难。有那么一瞬间他得靠着墙。他看见丹尼尔·本希莫尔在问候卢多，他认出了老妇人，尽管之前从未见过她。

“我有一封信要给您，”丹尼尔说，“也许我们应该进去，您坐下来我们再谈。”

与此同时，马尼奥·莫雷拉·蒙特进了大楼。他没看见门卫，就按下电梯上楼了。上去的途中他听见纳赛尔追赶巴伊阿库时发出的喊叫：

“回来。你不能上去！”

就连正在家里刮胡子的小酋长也被门卫的喊叫声吓了一跳。他把脸擦干净，穿上裤子，来到门边看热闹。巴伊阿库从他身边飞奔而过，推开两个牧民，然后停在离丹尼尔·本希莫尔没几米的地方。紧接着电梯门开了，前囚徒惊讶地发现，二十五年前审讯并折磨他的那个人在他面前出现。

巴伊阿库从裤子口袋抽出一把弹簧刀，弹开刀刃对着萨巴鲁：

“小偷！我要把你耳朵割了！”

男孩直面着他：

“来啊。我不怕你了！”

卢多把他推进公寓里：

“快进来，孩子。我们就不该开门。”

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扑倒了巴伊阿库，缴了械：

“冷静点，小孩，把刀丢了。我们来谈谈。”

小酋长的惊讶把蒙特逗乐了：

“啊，阿纳尔多·克鲁斯同志！每当我听到有人说安哥拉不好，我总是会举你的例子。连反对政府的混血儿都能挣到大钱，足见这个国家多么大方！”

安东尼奥被这一连串事件搞晕了，他在老人耳边用高低起伏的库瓦勒语低声说：

“这些人没有牛，父亲。他们根本对牛一无所知。”

丹尼尔·本希莫尔抓住卢多的胳膊：

“稍等，女士。把这封信读了吧。”

小酋长用食指戳了戳蒙特的胸口：

“你在笑什么，鬣狗？属于狗腿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卢多把信封还了回去：

“我的眼睛已经看不了东西了。”

蒙特推走了小酋长的胳膊，转身的时候他注意到了热雷米亚斯。这巧合似乎让他更乐了：

“哎呀，又是一个熟面孔。我们在纳米贝的那次重逢结果可不怎么样啊。至少对我是这样。不过这一回你们可是在我的地盘。”

丹尼尔·本希莫尔听到蒙特的声音以后战栗不已。他转过身对着侦探说：

“我想起来你的声音了。西蒙–皮埃尔消失的那晚，你叫醒过我。本来是要让我消失的——是不是？”

到了这个时候，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特工身上。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松开巴伊阿库，朝着蒙特前进，他暴跳如雷，用刀对着对方：

“我也记得你，而且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

蒙特发现自己被热雷米亚斯、安东尼奥、小酋长、丹尼尔·本希莫尔以及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围住了，于是开始朝楼梯的方向后退：

“冷静，大家冷静，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都是安哥拉同胞。”

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没听见他说话。他听到的是自己的尖叫，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在一间狭窄的牢房，里面充斥着屎尿的恶臭。他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尖叫，他从未看到过她的脸，只听到黑暗中传来一模一样的声音。尖叫，狗吠。在他身后一切都在尖叫。一切都在乱吠。他朝前迈了两步，将刀刃刺入蒙特的胸口。没有遇到阻力让他很吃惊。他将这个动作重复了好几遍。侦探脸色苍白，摇摇晃晃，用手捂住衬衫，却没看见血。他的衣服完好无损。热雷米亚斯抓住纳赛尔的肩膀，把他往自己的方向拉。丹尼尔从他手上将刀夺走：

“是假的。感谢上帝，这是一把表演用的刀。”

正是如此。小刀的一端中空，带有弹簧，刀刃遇到压力就会缩进去。

丹尼尔在他自己身上划着，从胸口到脖子，为的是向其他人展示这把武器是假的。接着他跳到热雷米亚斯身上，又朝纳赛尔砍去。他高声大笑，笑声浑厚又歇斯底里，其他人也随之笑了起来。连卢多也笑了，她的手还紧紧抓着萨巴鲁，眼里流下泪水。

只有蒙特还保持严肃。他抚平衬衫，挺直腰板，走下楼梯。外面热气蒸腾。一阵干风将树木吹得摇晃。侦探努力呼吸。他的胸口很疼，疼的不是纳赛尔用假刀刺中的部位，而是更里面，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他不知道那里叫什么。他揉了揉眼睛。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墨镜戴在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上漂浮的独木舟的景象。

库邦戈河过了纳米比亚边境后就叫奥卡万戈河。作为一条大河，它并没有遵循其他大河的命运，并没有汇入海洋。它张开强壮的臂膀，在沙漠正中死亡。它的死高尚无私，让卡拉哈里沙漠里满是绿色和生命。蒙特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家生态旅馆度过了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那是来自孩子们的礼物。那段日子很幸福，他和玛利亚·克拉拉抓甲虫和蝴蝶、读书、乘独木舟漂流。

有些人害怕被遗忘。这种病症叫被遗忘恐惧症。而在他身上发生的正相反：他一直害怕的是别人永远忘不了他。但在那里，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他曾感到被遗忘。当时他很幸福。

(1)　Corto Maltese，1967年由雨果·普拉特（Hugo Pratt）创作的冒险类漫画，曾被改编为动画电影。

本章揭晓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如何帮小酋长越狱

我们总是死于意志消沉，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热情消散的时候——那时我们就死了。这是小酋长的观点。为了支撑这一论点，企业家讲述了他第二次被捕时的经历。面对极端糟糕的牢房条件和花样百出的折磨虐待，他展现出的勇气不但让遭受同样厄运的同志们吃惊，连监狱看守和政治警察特工都惊讶万分。

“那并不是勇气，”他坦白说，“我只是特别叛逆。我的灵魂抗拒各种形式的不公。恐惧，是的，恐惧比毒打更让人感到疼痛，但是叛逆盖过了恐惧，这才让我能直面那些警察。我从不沉默。他们要是对我大喊，那我喊得比他们还要响。从某个时候我就明白，比起我怕他们，那些家伙要更怕我。”

有一次，作为惩罚，小酋长被塞进了一间极小的牢房，那地方被称为基方贡多(1)，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只老鼠并且领养了它。他给老鼠取名“光辉”，也许对一只平凡的耗子来说这名字太过乐观，何况它毛色混杂且生性冷淡，耳朵被咬掉了一块，毛皮状况很差。小酋长回到普通牢房时，光辉就趴在他右肩，有几个狱友因此好好取笑了他一番。大部分人则毫不关心。那个时候，在七十年代末，圣保罗监狱里聚集着一群非同寻常的人物。战斗中被俘的英美雇佣兵和不幸被捕的刚果国民军流亡者住在一起。极左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年长的葡萄牙萨拉查主义者(2)交换着想法。有人因为走私钻石被捕，也有人因为没有在升旗时立正进监狱。有些囚犯曾是党内高官，他们骄傲地宣告着自己和总统的友谊。

“昨天我还在和老大人钓鱼呢，”其中一人对小酋长吹嘘道，“他一旦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会把我放出去，然后逮捕关我进来的那群笨蛋。”

过了一周那人就被枪决了。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有的人疯了。看守们也在发疯。问询很多时候显得毫无章法，胡搅蛮缠，仿佛并非为了从拘留者身上得到什么信息，而只是折磨他们，让他们无所适从。

在这样的背景下，拿耗子当宠物并不令人惊讶。小酋长照料起光辉，教会了它很多技能。他说“坐下”，老鼠就坐下。“转圈！”他下命令，耗子就开始转圈。蒙特听人说起这件事，于是来到牢房看这个囚犯。

“有人对我说，你交了个新朋友。”

小酋长没有回答。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永远不回答政治警察特工的问题，除非对方大喊大叫。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也大声指责对方，像什么为法西斯独裁服务之类。囚犯的行为让蒙特怒火中烧：

“我在和你说话，混蛋！不要把我当透明人。”

小酋长背过身去。蒙特发火了。他抓住对方的衬衫。这时候他看见了光辉。他抓住老鼠，狠狠摔在地上并踩了上去。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地点，就在这监狱的高墙内，发生了数量繁多且性质恶劣的罪行，以至于卑微的光辉之死没有震动任何人。唯一的例外是小酋长，青年陷入极端的消沉。他整天躺在席子上，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对狱友们无动于衷。他极度消瘦，皮包骨头，就像安哥拉拨琴上的琴键。最后，他被送进了医务室。

被捕时，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在仁慈圣母医院当护士助手。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围绕着叫苏埃利·密勒拉的年轻护士，她以安杰拉·戴维斯(3)式的圆发和一双长腿闻名，大胆的超短裙下，那双腿大方地展示在人前。这个姑娘是一个国家安全特工的女友，但她被护士助手的甜言蜜语迷住了。恼羞成怒的男友控告情敌和派系分子有关联。被捕以后，纳赛尔就在医务室工作。他看到小酋长的状况时为之动容。正是他设想并组织了一个疯狂但最终皆大欢喜的计划，让虚弱的青年重获自由。准确地说，是相对的自由，因为就像小酋长总喜欢说的一样，只要还有一个人在牢房里，就没有人是自由的。

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为小酋长——也就是阿纳尔多·克鲁斯——开具死亡证明：19岁，法律学生，甚至把他的躯体放进了棺材。一个所谓的堂兄领取了棺材，其实那人是学生所在的一个小党派的同志。棺材经过简易的仪式埋在了十字架高地公墓，当然在这之前里面的乘客已经被解救出来。小酋长养成了在所谓的忌日上坟的习惯，带着的花其实是献给自己。“对我来说，这是对人生无常的反思，也是对他者性的小小练习，”他这么向朋友们解释，“我去那里，尝试把我当作自己的亲戚。我思考他的优缺点，想一想他值不值得我流泪。我几乎总是会稍微哭一会儿。”

这个骗局几个月后才被警方发现。于是他再次被捕。

(1)　Kifangondo，安哥拉内战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地，有“死亡之路”之称。

(2)　António Salazar（1889—1970），葡萄牙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在葡萄牙建立带法西斯性质的独裁政权，其追随者被称为萨拉查主义者。

(3)　Angela Davis（1944—　），美国社会活动家，学者，美国共产党和黑豹党领导人。

罗安达的秘密

小酋长喜欢和手工艺品小贩聊天。他会迷失在尘土飞扬的小路，走过一个个木棚，研究刚果的布料，一千零一种绘有日落和巴图卡达舞(1)的布料，还有乔克威人(2)的面具，手工匠人会在雨季把它们埋在地里从而做旧。他有时会买一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只是为了能延长聊天的时间。更多是出于团结精神而不是盈利的考量，他创建了一家制造和行销手工艺品的公司。他会亲自构想并在黑木上设计，之后匠人们负责复制。这些物件在罗安达机场以及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所谓“公平贸易”商店售卖。他解决了超过两百名手工艺人的就业。最成功的一件商品描绘的是思想者，一个安哥拉传统雕塑艺术中的流行形象，但这位思想者的嘴巴是被封住的。人们给这件作品起名“不要思想”。

这天下午，小酋长穿过市场的时候并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商贩身上。他只是对那些向他问好的人点头微笑。帕皮·博林戈已经开始演出了。软软唱了一首保巴布乐队(3)的老歌。酒吧人满为患。看到他来了，一名侍者拿来一把折叠椅。侍者把椅子架好，企业家坐了下来。人们大笑着，看得入迷，与此同时，软软伴着节奏走动，大嘴一张一合。

这演出小酋长已经看了很多遍。他知道帕皮·博林戈流放期间在法国的马戏团干过。肯定是在那期间他发现并发展了无与伦比的腹语天赋，使他现在能够借之谋生。哪怕是在私底下，前音效师也坚持说演出是货真价实的：

“软软会说话！”他大笑之余仍然不松口，“软软会唱歌。不是我在唱。是我最早教它说话，那时候它还很小。然后我教会它唱歌。”

“要是那样的话，我想在离你很远的地方听它唱！”

“不行！这可办不到。它是个害羞的家伙。”

小酋长等到演出结束。激动万分的人群在慢慢散去，他们都对刚刚目睹的奇迹着迷不已。企业家走到两位艺术家旁边：

“祝贺！你们唱得更好了。”

“谢谢，”河马用它富有戏剧性的金属中音答谢道，“是这次的观众很配合。”

小酋长抚摸着它的脊背：

“你在那小庄园还好吗？”

“很好，老伙计。我有足够的水，还可以在泥上打滚。”

帕皮·博林戈爆发出一阵明朗的大笑。他的朋友也一起笑了起来。软软好像也在模仿他们，一边摇着头，一边用厚重的爪子捶着小小的舞台。

酒吧的老板曾是游击队员，名叫佩德罗·阿方索，因为地雷爆炸失去了右腿，但这并没有夺走他跳舞的热情。凡是看过他跳舞的人都不会猜到他有一条义肢。听到两个朋友的笑声，他也靠了过来，同时还用伦巴舞的脚步在地板上描起了花边：

“上帝发明音乐就是让穷人也能快乐。”

他给三人都要了啤酒：

“让我们为穷人的幸福干杯。”

小酋长抗议说：

“那我呢？”

“你？！啊，啊，我总是忘记你是个富翁。在我们这个国家，有钱人的首要外在特征往往是傲慢。你可一点都不傲慢。富裕没有让你昏头。”

“谢谢。你知道我是怎么变得有钱的吗？”

“听说是一只鸟从天上落下，停在你手上，然后吐出了两枚钻石。”

“和这差不多。我杀了一只鸽子，想要吃它，结果在鸟的嗉囊里发现了两枚钻石。就在几天前我才发现这些钻石原来的主人。”小酋长沉默了一会儿，享受着朋友们的惊讶，“这些钻石原来属于我的邻居，一位葡萄牙老妇人。她过了二十多年的穷日子，但其实是个富人。尽管不知情，但的确是她让我致富。”

他讲述了整个故事，详细叙述了各种细节和情节转折，对于不清楚的地方则用天分和兴致编造出来。帕皮·博林戈想知道老妇人是否留有几枚钻石。“是的。”企业家证实道，“剩了两枚，因为太大，鸽子都不要。葡萄牙妇人把它们给了两个木库巴尔牧民。她似乎认识这些乡下人，谁知道是怎么回事。罗安达的秘密太多了。”

“的确，”佩德罗·阿方索表示同意，“我们的首都满是秘密。我在这城市里见过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1)　Batucada，桑巴舞的一个分支，以快节奏重复敲击为主。

(2)　Tchokwé，主要分布在中南非洲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等国的民族。

(3)　Orchestra Baobab，来自塞内加尔的乐队，为1970年代非洲最成功的乐队之一，风格结合了古巴音乐和非洲本地多民族的传统乐。

蒙特之死

马尼奥·莫雷拉·蒙特死于卫星电视天线。在他想安装天线的时候，天线从屋顶掉了下来，然后那玩意儿砸在了他头上。有人把这件事看作新时代的讽喻。前国家安全特工——代表一段安哥拉人大都不愿想起的过往的最后一人——被未来掀翻；自由通讯战胜了愚民政策、沉默和审查；世界主义压倒了乡土主义。

玛利亚·克拉拉喜欢看巴西电视剧。与之相反，她的丈夫很少看电视。琐碎无用的节目让他发狂。新闻报道让他发狂得更厉害。他会看足球比赛，为安哥拉八一队和葡萄牙本菲卡队加油。偶尔他也会穿着睡衣和拖鞋，坐下来看一部老黑白电影。他更喜欢看书。他收集了成百上千本书。他本计划重读若热·亚马多、马查多·德·阿西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罗安蒂诺·维埃拉、鲁伊·杜阿尔特·德·卡瓦略、胡里奥·科塔萨尔、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1)，来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

他们搬了家，将首都肮脏和嘈杂的空气抛在身后，当时蒙特努力想说服妻子把电视扔了。玛利亚·克拉拉同意了。她早已习惯听他的话。起初几个星期他们一起读书。似乎一切都很好。不过，玛利亚·克拉拉越来越低沉。她开始和女伴们煲好几个小时的电话粥。于是蒙特决定购买并安装一个卫星电视天线。

也就是说，他死于爱情。

(1)　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巴西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擅长多种文学体裁。Clarice Lispector（1920—1977），巴西犹太裔女作家。Luandino Vieira（1935—　），安哥拉小说家。Ruy Duarte de Carvalho（1941—2010），安哥拉作家和电影制片人。

相见

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是一个矮小、神经质的女人，她棕灰色的长发疏于打理，就像鸡冠一样竖在头上。卢多看不清她脸上的细节。但是她注意到那鸡冠。“她就像一只小鸡。”她想道，很快她又后悔这么想了。在女儿到来前的几天，她一直心神不宁。但当女儿出现在她面前，她却感到很平静。她让女儿进来。现在客厅已经粉刷整理好了，铺上了新地板，换了新门，这都是邻居阿纳尔多·克鲁斯掏的钱，他还特意送了些家具。他从卢多手里买下了公寓，但给了她终身使用权，同时还保证承担萨巴鲁直到大学毕业的学费。

女儿进了门。她坐在椅子上，全身绷紧，像抓着救生圈一样紧紧握着小包。萨巴鲁去泡茶取饼干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

“你可以叫我卢多维卡，这是我的名字。”

“有一天我可以喊你妈妈吗？”

卢多的双手紧紧捂住了肚子。透过窗，她可以看见大树最高的枝杈。没有风在晃动树枝。

“我知道我没有借口，”她低声说，“我当时很年轻，而且我吓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做得对。”

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把椅子拖到她身旁，又用右手盖住她的膝盖：

“我来罗安达不是来讨债的。我是来认识、了解您的。我想把您带回我们的祖国。”

卢多抓住她的手：

“孩子，这里才是我的祖国。我已经没有别的故乡了。”

她指着大树：

“我见证了那棵树的成长。它见证了我的衰老。我们经常对话。”

“您在阿威罗一定还有家人。”

“家人？！”

“家人，朋友，谁知道呢。”

卢多对着萨巴鲁微微一笑，他正埋在沙发里全神贯注地注视发生的一切：

“我的家人是这个男孩，外面的大树，还有一条狗的幽灵。我的视力越来越差。我的邻居有个朋友是眼科医生，他来家里给我做过检查。他说我永远不会完全失明。我还会有周边视觉。我将一直可以有光感，而这个国家无疑是光的盛宴。不管怎样，我别无所求：有光，有萨巴鲁替我读书，还有每天吃一个石榴的快乐。”

一只名叫“爱”的鸽子

那只改变小酋长人生——还让他充饥——的鸽子叫作“爱”。你们觉得很荒谬？那就去找玛利亚·克拉拉抱怨吧。这名字是她取的。马尼奥·莫雷拉·蒙特未来的夫人在国家独立时还是年轻的中学生。父亲奥拉西奥·卡皮唐是海关职员，他当时在养信鸽。凡是玛利亚·克拉拉命名的鸽子往往是冠军。在“爱”之前，就有“男友”（1968）、“多情”（1971）、“吵闹”（1973）和“迷人”（1973）。当时“爱”还在蛋壳里，就快出生了。“不太妙，”奥拉西奥·卡皮唐对女儿解释说，“瞧那壳，褶子很多，很粗糙。健康、强壮、飞得好的鸽子总是诞生在光滑发亮的蛋壳里。”女孩修长的手指转动着蛋，她预言说：

“它会成为冠军的，爸爸。我要叫它‘爱’。”

“爱”出生的时候腿脚纤细。它总是在碗里啾啾叫。此外，它的羽毛也迟迟不长。奥拉西奥·卡皮唐毫不掩饰他的不快和厌恶：

“我们应该处理掉它，玛利亚·克拉拉。这天打雷劈的家伙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它是个输家。养鸽人必须能够分辨好鸽子和坏鸽子。坏鸽子我们就扔掉，不会在它们身上浪费时间。”

“不！”女儿坚持说，“我绝对相信这鸽子。‘爱’生来就是要赢的。”

“爱”的确开始发育。不幸的是，它发育过度了。看到胖胖的它比同胎的鸽子体格大很多，奥拉西奥·卡皮唐又开始摇头：

“我们应该吃了它。大鸽子只在速度赛上有点机会。它们不适合长距离。”

他错了。“爱”完成了玛利亚·克拉拉的期待。1974年和1975年是它的全盛时代。它速度极快，坚决果断，而且对鸽舍有根深蒂固的迷恋：

“这婊子养的显示出对地盘的痴迷，”奥拉西奥·卡皮唐最终承认道，“恋家是一个好飞行员最重要的特点。”

站在镜子前，奥拉西奥·卡皮唐看到的是一个高大且肌肉发达的男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他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手臂松垮，肩膀不宽，骨头像小鸟一样细弱。无论面对什么他永不退缩，有机会的话，他会先发制人，然后承受对方的拳头，他脆弱的肌肉会遭到很多打击，但他永远像巨象一样挺直。他出生在罗安达一个混血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只去过一次葡萄牙。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是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葡萄牙人”。四月革命让他既愤怒又震惊。有些天怒火占了上风，有些天则震惊地丧失了行动力，有时候他会迷茫地望天，有时候则高声咒骂着叛徒和无耻的革命党人，他们准备把安哥拉卖给苏维埃。他毛骨悚然地见证了内战的开始，见证了安人运和他们的盟友们的胜利。他本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去里斯本，不过他不想这样：

“只要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真正的葡萄牙人，安哥拉就还是葡萄牙的。”

独立后的那几个月，他目睹了之前预测的悲剧陆续发生：殖民者和大部分本地资产阶级逃亡，工厂和小生意关闭，供水、供电和垃圾回收服务瘫痪，监狱人满为患，还有各种枪决。他不再去鸽舍了。他整天混迹于“骑行者”酒吧。“我没跟你们说过吗？！”他这么指责为数不多还会光顾这家历史悠久的啤酒店的朋友，他们原先大多是公务员。他变得易怒，总是不停重复着同样的谴责和阴暗的预言，以至于从某个时间段起，其他人开始叫他“我没说吗”先生。

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上，他打开报纸发现一张集会照片。在最前面，他看到玛利亚·克拉拉在拥抱马尼奥·莫雷拉·蒙特，于是就拿着报纸跑去找阿图尔·奎维多，那人原来给葡萄牙政治警察当过线人，在独立后转而干起了新兴的咨询和安全方面的零活。

“你认识这家伙吗？这家伙是谁？”

奎维多同情地看着朋友：

“是个激进的革命者。最坏的那种革命者，聪明、果断，对葡萄牙人恨得入骨。”

奥拉西奥惊慌失措地回了家。他的女儿，他的小女儿，他的小公主，落到了颠覆分子手里。再见到去世的妻子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他越走心跳得越快。怒火冲昏了头。他甫一开门就开始大喊：

“玛利亚·克拉拉！”

女儿应了一声，从厨房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

“爸爸？！”

“我要你开始收拾行李。我们回祖国。”

“什么？！”

玛利亚·克拉拉十七岁了。她遗传了母亲温柔的美貌，也继承了父亲的勇气和倔强。蒙特比她大八岁，在1974年——狂欢之年，是她的葡语老师。奥拉西奥的那些缺点正是蒙特身上吸引她的特质。她也迷上了老师在课堂里朗读若泽·雷吉奥(1)诗篇时的低沉嗓音：

我的人生是挣脱束缚的风暴／是越来越高的海浪／是又一个激荡不止的原子……／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我只知道我不会去那里！

女孩脱下围裙。她愤怒地踩在上面：

“你走吧。我要留在我的国家。”

奥拉西奥打了她一记耳光：

“你才十七岁，你是我女儿。我让干什么你就得干。现在起你被禁足了，我不想你再胡闹。”

他指示女仆不要放玛利亚·克拉拉离家，他则去买了两张机票。他用一个可笑的价格把车卖给了阿图尔·奎维多，还给了他一串家钥匙：

“你每天都去把窗户打开，给花园浇水，让人以为那里还有人住。我可不想那些革命者把我家占了。”

玛利亚·克拉拉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在用鸽子和恋人通信。自从奥拉西奥开始接到匿名的死亡威胁电话后，他就掐断了电话线。这些威胁和政治问题并没有联系，两者毫无关联。海关职员怀疑打这些电话的是一个好嫉妒的同事。另一边，蒙特总是在出差，完成秘密任务，有时要进战区。玛利亚·克拉拉现在独自照料着鸽子，她给了男友三四只，他会在黎明时分放飞，鸽子爪子上缠着表达爱意的诗句和简短的近况。

玛利亚·克拉拉通过女仆成功给一个女性朋友传递了消息，这个朋友跑去找蒙特。她在维亚纳找到了他，他正在那里调查有人在策划军事政变的流言，这件事涉及到黑人军官，他们对于武装力量高层中白人和混血的主导地位感到不满。蒙特坐下来写道：

“明天。六点，老地方。小心。我爱你。”

他把信放进一个小圆瓶，再把瓶子绑在鸽子的右腿上，这是他带来的两只鸽子中的一只。他放飞了鸽子。

玛利亚没有等到回话。她哭了一整晚。去机场的路上她没有再反抗。她一直没有说话，直到他们降落在里斯本。她在葡萄牙首都没有待很久。过了十八周岁生日五个月后，她回到罗安达，嫁给了蒙特。奥拉西奥咽下了这口气，打点行装跟着女儿回来了。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在独立后动荡的年月里，他未来的女婿多次阻止了他被捕。他从没对女婿道过谢。但在葬礼上，他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一个。

上帝在天平上称量灵魂。一个碟子上放着灵魂，另一个上面则是为这个灵魂流的眼泪。如果没人为它流泪，这个灵魂就要下地狱。如果眼泪够多，足够悲伤，那它就上天堂。卢多是这么相信的。至少她愿意这么相信。她这么对萨巴鲁说：

“有人怀念的人才会上天堂。天堂就是我们在他人心中占据的空间。这是我外婆对我说的话。但我不相信。我希望相信一切简单的东西——但我缺乏信仰。”

为蒙特而哭的人不少。但我很难想象他会上天堂。然而，也许在无垠中的某个阴暗角落，在宁静光辉的天国和震颤阴暗的地狱之间，他会在炼狱里和看守他的天使下象棋。要是天使会下，而且下得不错，对他来说那里就会和天堂差不多了。

至于奥拉西奥·卡皮唐——“我没说吗”先生，每天下午他还会来到岛区破旧的酒吧，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讨论政治，和他一起的有诗人维托里诺·加维昂，阿图尔·奎维多，还有两三个旧时代的老家伙。直到今天他还不承认安哥拉独立。他觉得有一天独立会终结。他仍然在养鸽子。

(1)　José Régio（1901—1969），葡萄牙诗人、作家、学者，葡萄牙第二次现代主义运动中心刊物《在场》（Presença）的创始人。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坦白

让我们回到那个上午，那天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被阴沉的声音蛊惑，冲向蒙特并用刀刺他。在乱哄哄聚集在卢多家门口的人群中，你们也许记得，有两个身着黑衣的人很突出。在蒙特羞愧地逃走以及巴伊阿库（同样匆忙地）离去后，老妇人注意到了他俩。她注意到他们，不过她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这时候，丹尼尔·本希莫尔已经开始朗读玛利亚·达·皮耶达德·洛伦索写给《安哥拉日报》总编的信。

那两个人等到记者把信读完。他们沉默地见证了她的悲伤，还有她用手背抹去的眼泪。最后，丹尼尔离开了，承诺会写信给玛利亚·达·皮耶达德，这时这两个男人走上前。年长者朝卢多伸出手，不过说话的是年轻的那位：

“请您允许我们进屋，女士。”

“你们要什么？”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在上面快速地写字。他展示给卢多看。妇人摇了摇头：

“我只能看到这是本笔记本。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您是哑巴吗？”

年轻人高声读了出来：

“请让我们进去吧。我需要您的原谅，还有您的帮助。”

卢多固执地面对他们：

“里面没有你们坐的地方。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接待过访客了。”

热雷米亚斯又开始写字，然后把笔记本给儿子看：

“我们可以站着。我父亲说，哪怕是再好的椅子也不会让这段谈话改善一些。”

卢多让他们进来了。萨巴鲁拿来了四个旧橄榄油罐，他们就坐在那上面。热雷米亚斯惊恐地打量着水泥地面，还有用炭涂抹的黑乎乎的墙壁。他从头顶取下高帽，光秃秃的脑门在半明半暗反射着光。他又开始在笔记本上写起来。

“您姐姐和姐夫死于一场车祸。”儿子读着，“罪魁祸首是我。是我杀了他们。我在战争初期在威热省认识了老‘自命不凡’。是他找到的我，有人对他说起过我。他要给钻石公司重重一击，需要我的帮忙。本来会是干净完美的行动，不会流血也不会发生混乱。我们约定好，我能拿走一半宝石。我分内的活儿都干了，都成功了，结果，到了最后，‘自命不凡’逃走了。他让我两手空空。他根本想不到我会跑来罗安达找他。他不知道我的为人。我进了城，被蒙博托的部队和我们的人包围，疯狂地冒险，在两天时间里到处寻找，最后在岛区的一场聚会上找到了他。他一看到我就逃了。我开着车追他，就像电影里一样。这时候他开出了马路，撞树了。您姐姐当场就死了。‘自命不凡’又活了一会儿，足够有时间告诉我他把钻石藏在哪儿。我很遗憾。”

安东尼奥读得很费劲。也许是因为光线昏暗，也许是因为他不习惯阅读，也许是因为他很难相信读到的东西。读完以后他吃惊地望向父亲。老人已经靠在了墙上，艰难地呼吸着。他从安东尼奥手中拿过笔记本，再次写了起来。卢多举起手，做了个含混的手势，痛苦地想要阻止他：

“别折磨您自己了。犯错能让我们改正。也许需要忘了这件事。我们需要练习遗忘。”

热雷米亚斯生气地摇头。他在小记事本上又写了几个字。他交给了儿子：

“父亲不希望遗忘。遗忘就是死亡，他这么说。遗忘就是投降。”

老人重新写了起来：

“父亲让我讲讲我的人民。他希望我对您讲讲牛，牛群是我们的财富，而不是买卖的资产。我们会凝视它们。我们喜欢听到牛的叫声。”

一个人待在木库巴尔人中间，热雷米亚斯重生了，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一群人的整体，人民。之前，他是别人中间的他。最好的情况下，他拥抱着别人。在沙漠里，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整体中的一分子。有些生物学家坚持说，单只蜜蜂、一只蚂蚁只不过是同一个个体中可以移动的细胞罢了。真正的有机体是蜂巢和蚁穴。木库巴尔人也是一样，不存在没有别人而单独存在的木库巴尔人。

安东尼奥艰难读着父亲的说明，这时卢多想起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几句诗：我同情星星／闪耀了那么久，／那么久……／我同情它们。／／不会厌倦吗／厌倦事物／所有的事物／就像我们的双脚和双手。／／厌倦生存，／厌倦存在，／悲伤的存在发光或微笑……／说到底，／对存在的事物来说，／是不是没有死亡，只是／另一种完结，／或是有什么大道理/——诸如此类／比如一个赦免？

安东尼奥说起新的大庄园主，还有隔断沙漠的铁丝网，阻断了去往牧场的路。用子弹反抗会引发可怕的战争，然后木库巴尔人会失去牲畜、失去灵魂和自由。1940年就是这样，当时葡萄牙人几乎灭绝了整个族群，又把幸存者作为奴隶送去圣多美的农场。另一个解决办法，按照热雷米亚斯的说法，就是把土地买下来，这块土地自古就属于库瓦勒人、辛巴人和穆洽维夸人，但如今的主人却是些将军和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人和南方广袤的天空毫无联系。

卢多站起身，找出剩下的两颗钻石，交给了热雷米亚斯。

事故

很多回，照镜子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在我身后。现在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也许是因为视力太差（失明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我们换了镜子。我刚收到卖公寓的钱，就买了些新镜子，把旧镜子处理了。邻居很奇怪：

“在您公寓里唯一还能用的就是镜子了呀。”

“不是的！”我很生气，“那些镜子被阴影覆盖了。”

“阴影覆盖？”

“是的，邻居。全是影子。他们孤独太久了。”

我不想对他说，很多回，照镜子的时候，我都看见侵犯我的那个人压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会离开家。我的生活还基本正常。我骑车从中学来回。夏天我们会在新海岸租一套房。我会去游泳。我喜欢游泳。一天下午，从海滩回到家，我注意到自己在读的一本书不见了。我独自回去找。沙滩上竖着一排小屋。这期间，夜晚来临，那里没有人了。我去了之前我们所在的小屋。进去。我听到声音，转过身，看见门口有个人，在对着我笑。我认识他。我经常在吧台看到他和我父亲玩牌。我正要向他解释自己在那里干什么。但没有这个时间。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已经骑在我身上。他撕裂了我的裙子，拽下了我的内裤，进入了我。我还记得那味道，记得他粗糙坚硬的双手紧紧抓着我的乳房。我尖叫起来。他打我的脸，力气很大，能把人打昏，但他的动作里并没有恨，没有怒火，就好像他在享受。我闭嘴了。我抽泣着回到家，裙子被撕破了，全是血迹，脸庞肿胀。我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他气昏了头。他打我耳光。他一边用皮带抽我，一边对着我高喊：“婊子，妓女，贱货。”直到今天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婊子！婊子！”妈妈抓着他。姐姐一直哭。

我从没有确切知道侵犯我的那个男人最后怎么样了。他是渔民。有人说他逃去了西班牙。消失了。我怀孕了。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我听到外面的窃窃私语。时候到了，一个助产士过来帮忙。我连女儿的脸都没有看见，他们就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了。

可耻啊。

可耻的是我被禁止离开家。父亲到死都没有再对我说一句话。要是我走进客厅，他就站起身离开。过了几年，他死了。几个月后妈妈也随他而去。我搬到姐姐家。一点点地，我开始遗忘。但每天我都在想我的女儿。每天我都在练习不要再想她。

我再也不能在不感到极端羞耻的情况下上街去。

现在这都结束了。我可以上街，并且不感到耻辱，不感到害怕。我到街上，小贩们会问候我。他们会对我笑，就好像他们是我的近亲。

孩子们和我一起玩耍，会和我手拉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老了，还是因为我和他们一样还是孩子。

最后的话

我一边写一边触摸着那些字。奇妙的体验，因为我已经读不了自己写的东西。所以，我不是在为自己而写。

我是写给谁呢？

我写给过去的自己。也许留在过去某一天的那个卢多，还呆滞悲伤地站在时间的角落——某个拐角，某个十字路口——也许她会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读到我现在写下的话，虽然我已经看不到了。

卢多，亲爱的：我现在很幸福。

虽然盲了，但我看得比你清楚。我为你的盲目、为你无尽的愚蠢而哭泣。你本来可以简简单单打开门，简简单单走上街拥抱生活。我却看到你惊恐地在床边窥视，就好像蜷缩在床上的孩子，等着怪物来临。

怪物，怪物快出来：街上的这些人。

我的人民。

我很遗憾你错过了那么多。

我很遗憾。

但不幸的人性不是和你一样吗？

一切在梦里开始

在梦里，卢多还是个小女孩。她坐在一片白沙滩上。萨巴鲁躺在她怀里，望着大海。他们谈着过去和未来，互相交换着回忆，笑谈起他们怪异的相识方式。两人的笑声在空气中震荡，就好像一团鸟儿照亮了平静的早上。这时，萨巴鲁站起身：

“白天诞生了，卢多。我们走吧。”

于是两人朝着光的方向走去，言笑晏晏，仿佛要乘船出海。

里斯本，2012年2月5日

致谢和参考书目

在距今已经很久的2004年的一个下午，制片人若热·安东尼奥邀请我给一部在安哥拉拍摄的长篇电影写剧本。我向他讲述了一个葡萄牙女人的故事，在1975年安哥拉独立前几天，因为被局势进展吓坏了，她用墙把自己封了起来。若热的热情让我写下了剧本。虽然这部电影流产了，但这部小说正是来自那个初始架构。为了写好库瓦勒人的章节，我在鲁伊·杜阿尔特·德·卡瓦略的诗篇中找到了一些灵感，还有他最出色的一篇论著：《航行指南——库瓦勒牧民的简要初步研究》。

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是我一直以来的首席读者，还要感谢帕特里西亚·雷斯和拉腊·隆莱。我最后要感谢巴西女诗人克里斯蒂亚娜·诺沃亚，在我的请求下她写作了《俳句》和《驱魔》两章中卢多的诗句。

阿瓜卢萨的虚构世界——代译后记

一般来说，以“通论”、“总论”、“概论”为名的书籍应该阐释某个主题的原理和价值。但在这本关于遗忘的通论里，作者却否认了遗忘的可行性，反过来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书中的人物参与了个人或集体的遗忘，但作者的观点却是人需要记忆来实现理解，进而原谅，最终达到自我救赎。卢多需要萨巴鲁唤醒她压抑多年的情感，唤起她尘封已久的记忆，从而打破让她动弹不得的遗忘之网。而对本书作者阿瓜卢萨来说，文学事业就是他的萨巴鲁，他选择了将自己的身份与写作这一行为交缠，便是为了对抗遗忘，实现他个人和社会的救赎。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1960年出生在西非国家安哥拉，父母分别是来自巴西与葡萄牙的移民。他的母亲在万博市的国立中学教授文学和法语，而身为公务员的父亲则为铁路上的工人们担任短期教师。年少时，阿瓜卢萨常常会随父亲沿着铁路旅行，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多元的家庭背景，加上与各个地区人民的亲身接触，让阿瓜卢萨体会到身份的流动性和认同的复杂性。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对身份的探究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群体概念界限模糊又交叉重叠，为了找准自己的位置，他没有选择像文中的卢多一样封闭自己，而是尽其所能，亲身以脚步丈量葡萄牙语世界的辽阔，再用纸笔揣摩全球文学传统的广博。他的足迹遍布葡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他的创作也并不局限一地，而是包含东帝汶、印度果阿等极少出现在文学地图上的地点。作为一名多产作家，其写作范围涵盖报纸专栏、书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和儿童文学。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对政治腐败、种族歧视、拼写规则等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近年来，有多位葡语作家的文字得到引进，从而与中国读者见面。他们风格各异，如萨拉马戈和安图内斯善用长句搭建框架，米亚·科托通过重构语词推陈出新，克拉丽丝则借助女性哲思发人深省。相比之下，阿瓜卢萨的作品行文平实，主旨鲜明，故事性强，阅读难度并不高。但是，如果仅仅读过阿瓜卢萨的单部作品，就容易忽略这位安哥拉作家的一大特质，那就是其创作宇宙中的互文性。在旅行小说《果阿陌客》（Um estranho em Goa）当中，面对记者“为何写作”的提问，叙述者回答说是因为他想知道结局。对于好奇心旺盛的阿瓜卢萨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结尾并不代表人物和故事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全书完”之后的精彩需要借助其他文本进行补完。在1997年的小说《克里奥尔国度》（Nação Crioula）当中，作家就续写了弗拉迪克·门德斯的故事。弗拉迪克是一个花花公子旅行者的形象，最初由葡萄牙现实主义大师埃萨·德·奎罗斯创造。在自己的小说中，阿瓜卢萨填补了原著一笔带过的情节，详细描述了他在安哥拉和巴西之间寻找真爱和心安之处的旅程。在此之后，随着阿瓜卢萨本人作品不断增多，其内部的互文愈发明显，用葡萄牙著名书评人托尔卡托·塞普尔维达的话说，阿瓜卢萨“正在创造一个独立的虚构世界”。不同作品之间共享的宇宙，就此成为这位多产的旅人在遗忘幽谷里孜孜以求的一点微光。因此，这篇文章希望能带来更新鲜的信息，通过介绍《遗忘通论》与作家其他作品的内在对话，期待向中文读者勾勒出一个更为立体的阿瓜卢萨。

1. 作为上帝的壁虎

“‘我死了，’热雷米亚斯想着，‘我死了，那只壁虎是上帝。’”（《遗忘通论》，第59页）

在阿瓜卢萨的名作《贩卖过去的人》（O vendedor de passados）当中，主要叙述者就是一只小壁虎：“我什么都能看见。在这家里我就是黑夜的小上帝。白天，我睡觉。”动物叙述者一般用来展现畸形社会中人的异化，尤其是由人变成的动物，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在《贩卖过去的人》中，比壁虎更具“变色龙”性质的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新贵阶层。在社会动荡、记忆断裂的背景下，这些人找与壁虎同居一室的文图拉伪造身份，从而在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而在《遗忘通论》中，佣兵热雷米亚斯误将壁虎当成上帝，则发生在他重获新生之时。由于玛达莱娜的搭救，大难不死的佣兵虽然失去了言语能力，却在土著居民身边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成为部落和牛群的保护者。同样是改头换面断尾求生，两书人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待记忆的态度，因为热雷米亚斯没有拥抱遗忘，而是在最后向卢多坦承自己杀死了她的姐姐和姐夫，从而获得了对方的原谅，也由此与记忆达成和解。

2. 监狱里的女诗人

“在庭院里，他发现一位备受尊敬的女诗人坐在缅栀树荫里，她的名字在历史上和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和他一样，诗人也是在独立后不久被捕，被控支持一股知识分子批评政党前进方向的潮流。小酋长询问玛达莱娜的下落。她几个星期前被释放了。警察没能证明她和任何指控有关。‘真是不一般的女人！’女诗人补充道。她建议小酋长不要离开监狱。在她看来，这次暴动会很快被镇压，逃犯被抓后会被酷刑折磨然后枪决，‘会有一场血洗。’”（《遗忘通论》，第76页）

这位女诗人指的是《雨季》（Estação das chuvas）一书的主人公莉迪亚·杜·卡莫·费雷拉，一位阿瓜卢萨虚构出来的女诗人及历史学家。与《遗忘通论》声称以真实人物日记为底本类似，《雨季》也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尽管事实上莉迪亚并不存在，而是许多现实人物的结合，但阿瓜卢萨塑造的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至于甚至有人对作家表示，自己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莉迪亚。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语作家萨拉马戈曾经表示，我们会把原本只是文学创作的经典形象当成真人，就好像世界的总人口增加了一样。这样的人物不单是对他们创作者的最高褒奖，同时也承载了与其他作品的互文可能。在《遗忘通论》中，这一经典人物已经不再需要莉迪亚这个名字，“小酋长”离开前与她长久拥抱，则让人感受到跨越文本界限的温情。而尽管《遗忘通论》并非如叙述者所宣称的那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在此书出版之后，莫桑比克有一对同样与世隔绝数十年的夫妇被人发现，从而再次证明阿瓜卢萨把握政治时局与人性选择的能力。这位文字的魔法师似乎拥有非凡的能力，能够让人物在虚构与真实的网络中任性穿插。

3. 秘密警察蒙特

“蒙特不喜欢审讯。就在今天他还回避了这个话题。他避开的内容包括回忆七十年代，那时候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被允许——用政治警察喜欢使用的委婉说法——稍微过点火。他对朋友们坦承，在独立之后恐怖的数年里，在审讯派系分子、和极左有关联的青年过程中，他对人性有了足够的了解。他表示，童年幸福的人心理防线更难被打破。”（《遗忘通论》，第71页）

对熟悉阿瓜卢萨的读者来说，残暴的秘密警察蒙特是个老熟人了。同样是在《雨季》中，莉迪亚入狱时就曾遭到蒙特“稍微过点火”的审讯。他一直在说自己不喜欢暴力审讯，但“总有人要做这事儿”。在2007年的小说《我父亲的妻子们》（As mulheres do meu pai）中，蒙特也以类似的形象出现。除了担任特务和私人侦探作为主业，他还是诗人和企业家，业余时间喜欢收集蝴蝶和甲虫。就像《辛德勒名单》中弹钢琴的纳粹军官一样，这些暴力机器的个人艺术造诣愈高，愈能体现人性的割裂。蒙特在葡萄牙语中意为“大量，大堆”，暗指在因内部斗争而异化的社会中，如蒙特与纳粹军官般割裂的人物绝非个例。唯一能让读者在共情之余聊以慰藉的是，蒙特和他现实中的原型一样，都拥有一个戏剧般的结局：被电视天线砸死。

4. 记者丹尼尔·本希莫尔

“丹尼尔·本希莫尔收集安哥拉的失踪故事。任何种类的失踪都行，尽管他更偏爱飞行器的失踪。比起被大地吞噬，永远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稣和他母亲一样。”（《遗忘通论》，第115页）

在2017年的新作《不情愿的做梦者团体》（A sociedade dos sonhadores involuntários）当中，阿瓜卢萨将《遗忘通论》中的次要人物丹尼尔·本希莫尔提升到主角的位置，并对他的背景故事展开细化。丹尼尔年轻时因为发表批评祖国的文章丢掉工作，其后逐渐脱离社会现实，变成腐败政权的沉默帮凶。但在女儿入狱后，丹尼尔又经历了从妥协到抗争的新一轮转变。虽然这本小说因政治议题压倒文学性而颇受非难，但作者选择原有人物进行扩充的手法值得一提。阿瓜卢萨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对非凡英雄的赞颂，而是普通人团结起来就能带来变革。从旧时代故事的收集者到新时代故事的参与者，丹尼尔的转变也许正是阿瓜卢萨对安哥拉社会转型的期许。

5. 消失的“新希望”

“编辑部没有人对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马塞利诺·阿松桑·达·博阿·莫特发出一阵大笑：

‘那部落不见了？在这个国家什么都会消失。也许整个国家正在慢慢消失，这里一个村庄，那里一个小镇，等到我们留意时就什么都不剩了。’”（《遗忘通论》，第120—121页）

在阿瓜卢萨出生后，他的祖国安哥拉先是经历了1961年至1974年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独立后又旋即陷入长期内战与动乱之中。革命与政权交替带来的希望之光愈来愈昏暗，很多人不再相信祖国有走上正轨的可能。在地图上消失的小部落“新希望”正是这个动荡社会的缩影。

在完成《遗忘通论》的次年，阿瓜卢萨发表了反乌托邦小说《天上的生活》（A vida no céu），对“消失”这一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在这部作品中，遭遇空前灾难的地球只剩下数百万人，幸存者生活在少数几个浮空城和气球组成的村庄当中，稳定的大地仅仅存在于老年人的记忆之中。人们通常向往天空而鄙夷尘世凡间，而《天上的生活》颠倒了这一关系，隐喻着非洲人不应只艳羡其他大洲的富足，而应脚踏实地耕耘自己的祖国，这才是非洲发展的新希望。

我国的文学传统自成一体，视野大多内向而非放诸域外。被时代的大潮惊醒之后，在从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我们依旧吝啬于关注长期贫穷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鲜亮丽的欧美与东洋才是唯一值得重视的文化产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反倒在非洲葡语文学身上体会到最意外的亲切感。无论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复，还是在文化问题上的交锋争鸣，万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国的历史进程里找到对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读者与学者也应当参与到阿瓜卢萨等非洲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宇宙中。无论是要海纳百川，还是要推动自己的文化走出国门，都无需只盯着高高在上的西方国家。网络时代用技术将我们连接在一起，但想要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乃至大同，还需要将我们各自书写的篇章相互勾连，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希望中国读者与《遗忘通论》的邂逅，能够像卢多与萨巴鲁的相遇一般彼此成就。

王渊

2020年1月于北京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信息

目录

序言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小小死亡的哀歌

不幸的士兵

恐惧的本质

结束之后

“切·格瓦拉”的非洲无花果树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第二次生命

5月27日

关于理智的打滑

叛逆的天线

日子像水一样滑过

俳句

意外的精巧设计

失明（以及心的眼睛）

收集失踪的人

信

幽灵之死

关于上帝和其他微不足道的胡话

驱魔

卢多拯救罗安达的那一天

显灵，和一次差点致命的坠落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

本章会阐明一件失踪事件（接近两件），或是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萨巴鲁的死人

丹尼尔·本希莫尔调查卢多的失踪

木提雅提树的布鲁斯（2）

库邦戈河的奇特终点

本章揭晓纳赛尔·埃万热利斯塔如何帮小酋长越狱

罗安达的秘密

蒙特之死

相见

一只名叫“爱”的鸽子

热雷米亚斯·刽子手的坦白

事故

最后的话

一切在梦里开始

致谢和参考书目

阿瓜卢萨的虚构世界——代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