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故事

——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

[英]戴维·雷诺兹 著

廖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导论 脱欧就是……？

第一章 衰落

“衰落”的理论家

了不起的崛起

财富与实力相对地位的变化

帝国、实力与辉煌

丰裕、遗产和历史

第二章 欧洲

英吉利海峡——屏障与桥梁

海峡——被跨越但还是胜利了

付出“胜利的代价”

第三章 不列颠

王国的联合

为帝国而联合

对联合王国的挑战

联合王国的动摇

第四章 帝国

奴之力：大西洋世界与工业革命

不列颠尼亚统治：自由的帝国主义

英语文化圈：英语世界的分分合合

帝国回家

第五章 掌控我们的过去

脱欧就是乱局

英国脱欧与历史

历史、创伤与机遇

致谢

导论

脱欧就是……？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选民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两边的差距在数目上非常小，但在政治上却引发了决定性的后果：51.89%赞成“脱欧”，48.11%赞成“留欧”。“脱欧”就意味着“走人”，但统治阶层里没有人清楚国家要往哪个方向走，更不用说全体国民了。发起公投的首相戴维·卡梅伦没有为“脱欧”这个结果制定任何应急方案。而在他突然辞职后继任的特蕾莎·梅也缺乏连贯一致的策略，来让英国脱离一个待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组织。她挂在嘴边的“脱欧就是脱欧”一开始听起来还有些玄妙。到2019年7月她不幸的首相任期结束时，这已经成为令人不快的笑话了。人们还是不清楚脱欧究竟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似乎比19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预料。

而且不光是它的未来，它的过去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鉴于这场公投，我们该怎样讲述英国历史的故事呢？1973年转向“欧洲”是否就是死路一条？或者说2016年的公投只是在缅怀一个英国人自认为已经失去的世界？脱欧时代的英国人在面对未来和过去时不知所措，觉得他们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受到了挑战——因为身份认同的根基就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

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英国脱欧，不是那些要拖上好几年的政治问题和谈判进程。笔者反复琢磨的是，鉴于这场脱欧之争，我们该怎样思考英国历史。因为这个国家围绕着欧盟的激烈争论引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涉及英国人理解自身过去的方式：他们选择纪念哪些时刻，又选择遗忘哪些瞬间？他们如何建构一个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家叙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建构一些国家叙事——因为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单一的故事并不存在，不管政客们是怎么向我们宣传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叙事：英国扩张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的故事。1902年英国在南非打败布尔人之后，诗人A. C. 本森（A. C. Bensen）在给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威风堂堂进行曲》（Pomp and Circumstance）的“第一进行曲”填词时歌颂了这片“希望与光荣的土地”：

你的疆域被开拓，宽而益广；

上帝成就你伟业，使你坚而益强。

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迅速的去殖民化，“坚而益强”的帝国旋律就显得虚无缥缈了。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称，英国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1]在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领导人，包括保守党的和工党的，试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两度否决，英国直到1973年才（与爱尔兰和丹麦一起）最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尽管英国一直都是个“棘手的伙伴”[2]，总在抗议它分摊的预算太多啦，欧洲经济共同体总是搞农业补贴啦，但是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叙事似乎非常清晰：英国人失去了一个世界帝国，但找到了一个欧洲角色。

但是，2016年，这一新角色似乎突然间又没了。在公投辩论期间，人们援引各式各样的历史先例和模式来构思英国脱欧后的自我历史认识。很多人引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最光荣美好的时刻”。资助脱欧运动的亿万富翁彼得·哈格里夫斯（Peter Hargreaves）宣称，脱离欧盟“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刺激，能让我们振作起来”，“它将如敦刻尔克再现……危机感真是了不起”。[3]保守党政客鲍里斯·约翰逊继续发挥1940年的论调，断言过去两千年欧洲历史的特点就是，不断有人试图用一个政府来统一欧洲，以恢复这片大陆昔日在罗马人统治下的“黄金时代”。他宣称：“拿破仑、希特勒，各式各样的人都尝试这么做，而且最后都败得很惨……欧盟就是试图这么干的另一种方式。”在约翰逊看来，这回的反面角色又是德国人：“借助欧元，德国的优势生产力得以在整个欧元区获得不可战胜的绝对优势。”他将脱欧描绘成“一次机会，英国人民可以成为欧洲的救星，为温和与常识代言，并阻止事情发展到在我看来失控的地步……是时候有人——在欧洲历史上几乎一直都是英国人——站出来说，‘我们认为需要改弦更张了’”。[4]

被捧出来作为英国未来的历史指引的，有“英语世界”这个想法，这是受了20世纪5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影响。被当作指引的甚至还有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与“白人自治领”组成“帝国联邦”的概念。为丘吉尔作传的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与其他人一起鼓吹“加澳新英”（CANZUK），也就是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组成的邦联，他认为这个邦联有望在美国与欧盟之外成为“西方文明的第三根支柱”。罗伯茨主张，“英国加入欧盟粉碎了英语民族之梦”，“我们应该继续我们在1973年所中止的事情”。特蕾莎·梅在勾勒她的政府的脱欧愿景时也用了类似的扩张性论调：“6月23日并不是英国选择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刻，而是我们选择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英国的时刻。”虽然梅说她“为我们共有的欧洲遗产感到自豪”，但她强调：“我们这个国家也向来是超越欧洲、放眼全世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是欧洲种族最多元的国家之一，是文化最多元的欧盟成员国之一。”[5]

这就是英国脱欧在一些人眼中的历史意义：它是反抗欧陆暴君的最新努力，或者是再续因加入欧盟而中断的全球角色的机会。但历史类比虽然巧妙，却并不恰当。像1940年或1973年这样简单化的标志性年份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究今天人们依然常说的“岛国故事”，而且要着眼于更广阔的空间、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在脱欧迷局中获得一些洞见。

* * *

《岛国故事：写给男孩和女孩的英格兰史》（Our Island Story: History of England for Boys and Girls）是亨利埃塔·马歇尔（Henrietta Marshall）初版于1905年的畅销书。2010年，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在保守党大会上表示，他将“把英国历史放在新的全国性课程的核心位置”，好让“每个学生都能学习我们岛国的故事”。2014年，戴维·卡梅伦首相高度评价了马歇尔这本令人心潮澎湃的书，它讲的是英国怎样百折不挠地朝着自由、法治和议会制政府前进。[6]但在今天，简单的“辉格”叙事已经无法让人接受了。本书探讨的“故事”是复数的，涉及的是看待英国复杂历史的不同方式。我们尤其需要摆脱这样一种观念：英国这个自成一体的岛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比如帝国、欧洲、世界，仿佛这些角色可以像衣服一样穿上试试再脱掉。其实，“我们”在“塑造”帝国、欧洲和世界的同时，也被它们所“塑造”。

而且“我们”——联合王国，这个实体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个由超过6 000座岛屿组成的群岛在历史上争斗不断，它并不是由一个民族（今天在英格兰仍有许多人不加区分地使用“英国人”或“英格兰人”来称呼它）占有的一块统一而固定的空间。[7]而单数的“岛国故事”（our island story）更是排除了爱尔兰——“英国佬的另一个岛”（John Bull’s Other Island），这是1904年萧伯纳一部讽刺喜剧的标题，说的是一个英格兰骗子欺骗爱尔兰村民抵押自己的住房，好让他将这片土地变成一个休闲公园。爱尔兰在诺曼时期就被英格兰统治，但纵有1801年《合并法案》，它也从来没有真正屈服。它几个世纪的动荡与悲剧反过来还深刻影响了不列颠岛。

可以说，本书写的是某个地理范围内的历史。但它也是一本有关思维方式的书，因为“岛国”是一种心态。[8]英吉利海峡并非一直都被人视为天堑：盎格鲁-诺曼诸王统治着一片横跨两岸的疆域达4个世纪，他们将这一水域视为桥梁而非屏障。“神赐岛性”（Providential Insularity）的观念是后来新教改革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是与欧洲大陆天主教“他者”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争，先与西班牙，后与法国。虽然新教的势力在20世纪的英国逐渐式微，但“神赐岛性”因着两次对德战争而重获新生，1940年就是这样被镌刻在国家历史和公众记忆中的。

要不是中世纪英格兰诸王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并试图用武力征服邻国，这种“岛国”叙事也不会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威尔士在16世纪30年代被兼并，苏格兰则要到1707年，但从那以后，也就是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伦敦当局实际上直接控制了整个“我们的”不列颠岛。但将爱尔兰海对岸的“另一个岛”也变成“英国的”则要困难许多。英格兰最终失败了，但几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冲突令生灵涂炭，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爱尔兰问题”还多次给不列颠本身的统一带来考验：例如，爱尔兰问题在17世纪40年代对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1914年之前又引发了自治运动危机。经过残酷的独立战争，爱尔兰岛在1920年被一分为二，一边是独立的天主教国家，另一边是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这个剑拔弩张的地区仍然抓着自己在联合王国内的英国属性不放。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充满敌意的爱尔兰分治和教派冲突问题演变为长达30年的北爱武装冲突，直到1998年《耶稣受难节协议》出现，才平息了这一血腥暴力冲突。协议给阿尔斯特带来了勉强的和平，也重新划定了爱尔兰的政治格局，彻底开放了两国之间的边界。然而，在脱欧公投辩论期间，保守与统一党[9]无视了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直到脱欧公投尘埃落定，它才开始努力应对英国脱欧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以及英国统一的重大影响。

到20世纪末，《耶稣受难节协议》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预示着，两座大岛的内部及大岛之间的关系将完全不同。在英格兰，伦敦似乎对各地区尤其是北方的社会经济问题漠不关心，这对2016年脱欧派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威斯敏斯特议会没能回应（遑论解决）脱欧的挑战，更加深了这种离心感。但是，在战争中锻造成形、在一遍遍的讲述中打磨出来的“英国特质”的传说继续发挥强大的威力，被政客们拿来说事，还被搬入电影。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甚至还有英格兰人自己[10]，各个民族的故事也同样发挥着威力，而这一切都是被联合王国的危机重新激活的。在争夺“未来”的斗争中，“过去”真的非常重要。但这个“过去”不仅仅是这两个岛屿及其与欧洲大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全球层面的问题也是同等重要的。

英格兰人从16世纪开始往航海方向发展，他们与欧洲大陆相隔，处于能够少受侵扰的相对安全的位置，这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和跳板。他们的海上触手越伸越长，可以掠夺外国对手、从奴隶贸易中牟取暴利、打开他国市场，还能建立殖民地——先是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然后是在印度次大陆、大洋洲和非洲。随之产生的财富在英格兰超前的工业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也在混乱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拼凑起来的正儿八经的帝国，然后英国考虑的就是怎样在国际挑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以经济的方式统治这个帝国了。20世纪70年代，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激烈的去殖民化进程，大英帝国烟消云散。但英国仍然是全球性的经济体。贸易金融的历史和称霸全球的故事塑造了它，虽然现在和帝国扩张的关系不太大了，但仍能勾起政治家和民众的情怀。而在英国这个岛国全世界扩张的宏大叙事中，像奴隶贸易、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样比较麻烦的“帝国遗产”往往就被略去不提了。

因此，“岛国”和“故事”这样的词看来简单，却值得详细考察一番。为此我们需要涉足“大历史”和“长时段”，才能在不陷入狭隘的英格兰中心论的情况下正确处理英格兰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留下的印记。虽然本书缘起于脱欧乱局，但笔者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目前有很多新颖而细节丰富的学术研究，它们是以分析新史料和重新诠释旧史料为基础的。但很多这样的著作都以微观历史为体裁，涉及的主题比较狭窄，受众也主要是学术界的人，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它们重视食物、服饰和性别关系，却将政治史当作过时、无聊的学问撇在一边。结果，书写宏大叙事的就只剩下浮于表面的大众作家和别有用心的政客了。这本小书代表了一名职业历史学家填补这一空白的尝试，因为政治史和国际关系史在当下非常重要。

本书的四个主要章节勾勒并考察了脱欧时代讲述岛国故事的四种方式，它们可能有所重叠，但总的来说还是各有异趣。各章汲取了约瑟夫·张伯伦、温斯顿·丘吉尔、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等20世纪著名人物以及鲍里斯·约翰逊和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等当代政治人物所提出的叙事。但这些章节涉及的远远不只有20世纪的问题和人物，还会抛出一些非常长远的观点来消解英国人对1973年和1940年的执念。

每一章都会探究一个主题，用以反思过去1 000年的历史。第一章《衰落》写的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英国的世界地位是如何及为何发生变化的，还有转向欧洲到底代表的是现实的政治需要还是国家意志的丧失。笔者也将考察英国在脱欧时代所拥有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遗产”在英国文化中的强大影响力。第二章详细审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从新教改革一直回溯到盎格鲁-诺曼诸王时期，同时探究英吉利海峡作为“桥梁”和“屏障”的双重角色。第三章转向长时段的英国历史，追踪英格兰帝国建立过程对整个群岛的影响，并评估先后将苏格兰和爱尔兰纳入联合王国的1707年及1801年两部《合并法案》。这一章也会讨论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90年代权力下放以及脱欧公投对联合王国统一的影响。第四章《帝国》不仅强调了贩奴势力和海上力量在英国崛起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考察了“自由”的思想是如何推动并侵蚀帝国的。在该章的最后一节《帝国回家》中，笔者将为有关移民的脱欧激辩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并对这个种族主义与多元文化并存的后帝国时代国家进行反思。

2016年以来的政治斗争反映出英国在处理脱欧以及面对自身历史方面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此笔者在结论《掌控我们的过去》中将做更为宏观的反思。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所涉及的问题争议极大，因为在为脱欧吵得不可开交的英国，历史俨然成了政治争论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本书就是要为这样激烈的辩论做一点贡献。

[1] Dean Acheson, ‘Our Atlantic Allianc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nds’,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29/6 (1 Jan. 1963), 162–6.

[2] Stephen George, An Awkward Partner: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Oxford, 1990).

[3] ‘“Insecurity is fantastic,” says billionaire funder of Brexit campaign’, Reuters,11 May 2016,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britain-eu-donations-hargreaves/%20 insecurity-is-fantastic-says-billionaire-funder-of-brexit-campaign-idUKK%20CN0Y22ID

[4] Tim Ross, ‘Boris Johnson interview: We can be the “heroes of Europe” by voting to Leave’, Daily Telegraph, 14 May 2016, and Tim Ross, ‘Boris Johnson: The EU wants a superstate, just as Hitler did’, Daily Telegraph, 15 May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5/14/boris-john-son-interview-we-can-be-the-heroes-of-europe-byvoting/ and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5/14/boris-johnson-the-eu-wants-asuperstate-just-as-hitler-did/

[5] Andrew Roberts, ‘CANZUK’, The Telegraph, 13 Sept.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9/13/canzuk-after-brexit-canada-australia-new-zealand-andbritain-can/; Theresa May, ‘The Government’s negotiating objectives for exiting the EU’,17 Jan. 2017,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the-governments-negotiatingobjectives-for-exiting-the-eu-pm-speech

[6] Michael Gove, speech, 5 Oct. 2010, https://conservative-speeches.sayit.mysociety.org/speech/601441 Tom Holland, ‘Our Island Story . . .’, Guardian, 7 Feb.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books-blog/2014/feb/07/our-island-storyconservative-david-cameron

[7] 针对这一主题，过去几十年间出现了不少有启发性的作品，比如收录于J.G. A. Pocock, The Discovery of Islands: Essays in British History (Cambridge, 2005)中的开创性文章，Norman Davies, The Isles: A History (London, 1999)里发人深思的宏大叙事，还有激进历史学家Raphael Samuel身后出版的“记忆剧场三部曲”第二部Island Stories: Unravelling Britain (London, 1998)。

[8] 该主题和值得注意的类比，参见Sujit Sivasundaram, Islanded: Britain, Sri Lanka, and the Bounds of an Indian Ocean Colony (Chicago, 2013)。

[9] 保守与统一党（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的全称，前身为托利党（Tory Party），19世纪中叶发展为保守党，1912年确定正式党名为保守与统一党。——编者注

[10]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2014).

第一章

衰落

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必然会吸引每一位读者的注意：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或许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场面。

——爱德华·吉本

1788年[1]

[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6vols, London, 1776–88), 6: 645.

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一段就是这样开头的。该书第一卷问世于1776年，正值北美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并建立共和国。最后的第六卷出版于1788年，次年法国的旧制度就淹没在了革命的洪流中，其同胞相残的混乱局面催生了拿破仑的欧陆帝国。

19世纪，英国击退了拿破仑的挑战，发展成为一个从印度到非洲、从近东到澳大拉西亚[1]的全球性强国，吉本这部有关“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编年体史书也成了文学经典。到19世纪末，“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就已经是街谈巷议的用语了。但也有人为帝国必将灭亡而忧心忡忡，帝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世纪末的诗歌《曲终人散》（Recessional）中就刻画出这样的情绪：

远去了，我们的军舰消隐；

海隅和沙丘上的烟火低沉；

啊，我们昨天所有的烜赫

与尼尼微和推罗一同消尽！[2]

英国维多利亚及爱德华七世时期的领导人试图想出一些策略，以避免他们摇摇欲坠的帝国重蹈罗马人的覆辙。怎样对付虎视眈眈的对手最好？是在军事上硬碰硬，还是选择性地做出让步？前者会耗尽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后者又有开门揖盗的危险。他们也感受到了罗马人在自由权和统治权之间的张力，以及公民道德被穷兵黩武和锦衣玉食腐蚀的矛盾。英国的帝国扩张会损害国内的政治自由吗？反过来说，一个爱好自由的民族能敌得过世界丛林里的那些豺狼虎豹吗？这些两难局面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得越发严重。

一个大帝国崛起、衰落并灭亡，吉本笔下的罗马在大的层面上为讲述英国在过去5个世纪里世界地位的变化提供了模板。这对一个自比于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有着经久不息、近乎催眠的吸引力。不过潜藏在这种叙事背后的，是对帝国一些值得玩味的理解。它是否应该被看成一个可以清楚界定的所有物——最终“失去”或被“交出”的所有物？还是说它像越来越过时、越来越不合身的衣服，最后被束之高阁？本章将详细考察英国全球地位的变化以及国家财富实力的此消彼长，并指出吉本那种“衰落”的概念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在这一过程中，本章也将突出从19世纪末至今在英国政治话语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规律。政治家在试图改变国家政策的时候，常常会慷慨激昂地诉说国家近来如何如何“衰落”了。以下就是一些例子。[3]

“衰落”的理论家

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形容约瑟夫·张伯伦是英国“第一个为了避免某种国家衰落而开出猛药的重要政治家”，张伯伦“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国家非衰落不可”。张伯伦也是第一个以民粹民族主义的方式这么做的人，这种方式是为大众政治时代量身定做的。他和他的追随者形成的“激进右派”对保守党主流发起了挑战，他们所宣扬的东西被人称为“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4]

张伯伦原本是伯明翰的商人，他白手起家，靠生产螺丝钉致富，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投身政治，当上了改革派的伯明翰市长（人称“激进的乔”），之后进入了W.E.格拉斯顿（W. E. Gladstone）的第二届自由党内阁。张伯伦那自命不凡的性格和精力充沛的作风竟然把两个党搞分裂了——先是1886年自由党因为他反对爱尔兰自治而产生分歧，后是1903年保守党因为“关税改革”问题而发生对立。“关税改革”一词差不多和我们今天说的“脱欧”一样难以捉摸，但其核心就是张伯伦坚信面对美国和德国等竞争者的异军突起，英国必须放弃维多利亚时期“自由贸易”的信条并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巩固帝国。只有这一策略才能挽救这个“顶着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蹒跚而行”的“疲惫巨人”。他告诉殖民地人民：“我们已经背着重担很多年了。我们认为是时候让我们的子女来协助我们了。”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衰落成“五流国家”——成为另一个威尼斯或荷兰。张伯伦在1903年的一次政治集会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国家兴衰的历史……英国是会落入这些衰落国家之列，一切昔日的荣耀都被人遗忘……抑或是我们将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一员焕发新生，将不列颠民族的力量、权势和荣耀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5]

张伯伦的目标是通过保护现有的制造业，在一个帝国争霸的时代巩固英国的权力基础。在他看来，结构性的经济变革是不可接受的：那意味着让“次级、低端”的产业取而代之，导致工人“承受个体的痛苦”，对“国家”也“于事无补”。他在1903年的另一次讲话中揶揄道：“你们盛极一时的制糖业没有了；好吧，那就做果酱试试。你们的钢铁业没有了；没关系，你们可以生产捕鼠夹。”[6]不过，张伯伦呼吁关税改革的民粹运动虽然一度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它的主要影响就是加速了保守党的分裂，并为1906年自由党大获全胜铺平了道路。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月——张伯伦在幻灭的痛苦中离世。讽刺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他公开斥责的经济结构重组和多样化使得伯明翰地区面貌一新。化工业、电气业、航空业和汽车业不仅让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经济重获新生，也为英国在空军时代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7]

晚年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位对英国的衰落耿耿于怀的政治家——和张伯伦类似，他是在身为反对派，觊觎权位的时候这样做的。其中既有坚定的信念，也有深思熟虑后的算计。丘吉尔在“一战”前后仕途显赫，在50岁的时候当上了财政大臣，首相宝座似乎近在眼前了。但在1929年之后的10年间，他被放逐到了政治上的旷野，被视为任性的机会主义者，因为过于善变而不见容于拉姆齐·麦克唐纳、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约瑟夫·张伯伦之子）所领导的三届国民政府。为了吸引人们注意，他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上大声疾呼，从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到重整空军军备对付德国。因为后者，我们今天对丘吉尔的“旷野年代”印象深刻。不过对他而言，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他在余生一直为此忧心。

然而，丘吉尔的斗争在形式上与张伯伦迥然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曾经因关税改革问题与保守党决裂。丘吉尔对英国伟大地位构想的核心并不在于白人殖民地（张伯伦曾希望将它们拼凑成一个帝国经济集团），而在于印度，他年轻时曾作为士兵在那里为他的女王兼女皇作战，对印度有着亲身的经历。1931年，保守党推出了一项政策，给予印度在大英帝国境内的“自治领地位”——有可能导致它走上先分权后独立的道路，就像英国已经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所做的让步一样。丘吉尔大为光火，与党内领导层一刀两断，开始了长达4年的反对相关法案（后来成为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斗争。这段历史在今天的英国历史叙事中几乎被人遗忘，但在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议会最为激烈的斗争，在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了德国和重整军备问题，丘吉尔为此还抛出了一些极为夸大的言辞。

1931年2月，丘吉尔怒斥“甘地这个蛊惑人心的中殿律师，现在摆出一副东方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大摇大摆地走上总督府的台阶……与国王兼皇帝的代表平等谈判”，这一场景“令人作呕”，他还宣称印度“不是普通的党派政治问题”，而是“我们时不时会遇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在1914年对德宣战一样。一个月后，他警告说：“我们现在的混乱与分裂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沦为像荷兰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它们曾经孕育英勇的民族，占有大片的领土，但在世界的挤压和竞争中丢个精光。所有昔日的荣耀和近来的胜利就这么结束，着实令人惆怅。”[8]在丘吉尔看来，根子上的问题是“一战”以来国家意志的丧失。“英国这头雄狮，曾经如此勇猛，在毁天灭地的决战中也毫不畏惧、不可征服，但现在却能被兔子赶出代表它昔日荣光的田野和森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伤筋动骨了，而是我们在意志上出了毛病。我们的精神崩溃了，在思想上有问题。”[9]

如果只是意志上的事，那么丘吉尔就能在印度问题上取得胜利了。但他领导的顽固分子在保守党内只是少数。更要命的是，他那激烈又固执的做派不仅让他与党内领导层渐行渐远，还让他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丧失了信誉。他说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是“邪恶有害的婆罗门”，“伸出蠢蠢欲动的手指，在一个荒废帝国留下的庞大掠夺物中一顿搜刮”，这很吸引人眼球，但“同样这么形容那些真正邪恶的人就不太可能有人相信了”。[10]丘吉尔在印度问题上的夸张言论把他困在了政治上的旷野中。直到第二次对德战争爆发，他才重新回到政府。

丘吉尔对印度、帝国和衰落的观点从未改变。即便在1942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希特勒的“非洲兵团”挺进开罗，日军占领了缅甸，他也强烈反对对印度民族主义者做出任何让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随口告诉丘吉尔首相，英国应该根据1783年新生美国在独立后最先实施的《邦联条例》中的内容给予印度自治，丘吉尔回答说，他“不可能”对这样的政策“负责”，甚至打算以辞职相要挟。[11] 1942年11月，他悍然发出警告：“我们就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盘。”[12]

在这方面丘吉尔倒是言行一致。但这并不是因为破产清盘没有发生，只是他不必主持罢了。他得感谢英国选民让他侥幸逃过此劫：1945年7月，他们把他选下了台。1945年到1951年或许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次旷野经历”，他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旁观并批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在1947年“匆匆撤出”印度和缅甸，而且居然还不受惩罚。他的一些预测颇有先见之明，例如“任何想在印度建立印度教信徒大多数统治的企图都只有通过一场内战才能取得成功”，但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这些真知灼见被他对衰落及缺乏意志的哀叹给冲淡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亲眼看着有着诸多荣耀，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我敢肯定，在我们刚刚取得胜利不久的时候，我们是有实力在我们的困境中做出抉择的，这本将是非常争光的事，而且也能长久。很多人帮助英国免受敌人侵害，但没有人能让它免受自己的伤害。”[13]

同样，丘吉尔在1951年10月再度竞争首相宝座时，将艾德礼的6年任期斥为自从“200年前丢掉北美殖民地”以来“英国在世界上地位与声望最大幅度的跌落”。他宣称“我们在东方的帝国已经关张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从来没有这么低过”。[14]然而，老态龙钟的丘吉尔在重新上台后并没有力挽狂澜。1954年，他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此举激起了新一代保守党强硬派的愤怒），为2年后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铺平了道路。

虽然保守党特别喜欢抛出“衰落”的叙事，但类似叙事也为工党1945年的获胜助了一臂之力。该党的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根植于一套有关光辉不再的历史叙事——不是帝国光辉不再，而是任意妄为的政治人物背弃了社会承诺。[15]这份宣言中写道：“就英国的贡献而言，这场战争是它的人民打赢的，不是某一个人打赢的。”（保守党选战推出丘吉尔为代表。）工党接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一场人民的胜利，但之后人民不得不让“那些从战争中发大财的麻木不仁之徒”（斯坦利·鲍德温的名言）来打造“适合他们需要的和平”。所以人民纵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和平”。工党指的不仅是《凡尔赛和约》，还有“战后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里，那些“麻木不仁之徒”及其政治盟友把持着政府以及银行、矿场、大型工业、多数媒体和电影院。工党的宣言称，所有工业大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造成两战之间大萧条的并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天灾或盲目的自然之力，而是将过多的经济权力放在过少的人手中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私人垄断企业的好处，“这些企业宛如我们民主国家的极权寡头。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会为整个国家负责”。

该宣言警告说，类似的势力目前在1945年也蠢蠢欲动。“战后世界的问题与压力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与进步，就像德国人在1940年一样，尽管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在随后的几年里需要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的那种精神。工党的纲领提出了怎样在实践中将这种精神应用在和平的使命上。”在7月5日投票那天的早上，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告诉读者：“为那些替你们赢得胜利的人投票吧。1918年你们没有这么做，后果大家都知道了。”该报在头版用了大部分版面转载了一幅菲利普·泽茨（Philip Zec）原本发表于5月欧洲胜利日的漫画。漫画上一位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士兵伸手递出一个桂冠，标签上写着“欧洲的胜利与和平”。说明文字是：“给你！别再弄丢了。”[1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范围失业的痛苦记忆强化了这种“贪婪的资本家从人民手中抢走和平”的叙事。两者共同影响了工党在1945年获胜后的国有化运动。工党的首要政策是占领经济上的制高点，将煤炭、钢铁、水电和铁路等行业收归公有，并通过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来提供更强的社会保障，这些政策被说成是在补偿人民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所做出的牺牲。

然而，工党建成的“大厦”在30多年后成了另一位保守党人的“衰落”叙事针对的核心目标，这位保守党人就是从1979年到1990年担任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的前言中勾勒出她对历史的朴素看法：经过一个世纪的进程，“1979年的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遭受重创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承认某种程度的相对衰落是难以避免的，曾经的对手，如美国和德国，已经赶超了英国的至尊地位。英国“未能有效地回应这种挑战。我们投入较少；所教育和训练出来的人民水平较低；我们允许工人和厂商组成各种工业联盟，使竞争力受限，效率减低”。这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社会主义试验。撒切尔称，这种政府风格“插手每件事”，依据的原则是“英国政府里的那位绅士比百姓更清楚，什么对人民自己更好”。[17]

打破工党的国家统治主义不仅在国内是件要紧事。撒切尔认为，“英国经济地位削弱，意味着它的国际角色注定会受到限制和制衡”。她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当作一个转折点——在她看来，“政治和经济上的软弱”破坏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安东尼·艾登的政府在华盛顿方面故意抛售英镑致使英镑贬值后，撤出了试图抢回苏伊士运河的军队。她继续尖刻（且闪烁其词）地写道，“不管具体细节如何”，这场失败“进入了英国人的灵魂，扭曲了我们对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因为这个她所谓的“苏伊士综合征”，“我们先是过高估计了我们的实力，现在又过高估计了我们的无能”。[18]

她叙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后见之明。扭转衰落趋势几乎就是撒切尔政治生涯的主旋律。1950年，时年24岁的撒切尔在首次参选时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已经一降再降……不论有什么问题，我们保守党人都不怕面对未来，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就是让大不列颠再次强大起来”。[19]这样的说辞显然是她1979年选战的核心论调。她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激动地说：“我不能忍受英国衰落。我做不到。我们要么打败过半个欧洲，要么挽救过半个欧洲，我们让半个欧洲在面临枷锁时保住了自由。看看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20]她在博尔顿对听众说：“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和方向，否则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将很快沦为历史书上的脚注，成为人们对一个近海岛屿的遥远记忆，就像亚瑟王传说中的卡米洛特一样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中，只有昔日的辉煌供后人凭吊。”[21]这是她直到最后还不断重弹的老调。她在最后一次竞选广播中慷慨激昂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愿景。我国再度伟大起来的机会就在前方——我心里深知这一点。”[22]

撒切尔和约瑟夫·张伯伦及丘吉尔一样，持有一种拿破仑式的信念，即伟大的领袖可以光靠意志力改变历史。实际上，她在回忆录中以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的名言自比：“我知道我能拯救这个国家，而且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23]而她也用她强大的意志和信念战胜了内心的不安全感，并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有了一番大作为。为她作传的雨果·扬（Hugo Young）评论道，她不仅在“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显得似乎最为开心，而且“当没有人真的和她作对的时候，她也需要想象或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来：与内阁作对，与英国政府作对，与整个国家作对，与整个世界作对”。[24]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她在唐宁街那些年的宏大叙事是围绕着两大战役建构的，它们针对的都是“衰落”，而且都取得了胜利：1982年春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和1984—1985年的矿工大罢工。阿根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在1982年4月3日引起英国议会各党派的一片愤怒，但撒切尔则把让1 800名英国岛民脱离阿根廷统治的行动当成了她个人的斗争。她在最终击败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的军人政权一事上大做文章。7月3日，她在切尔特纳姆的一次保守党集会上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人摇摆不定，有人胆小怕事。他们相信我们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说我们不可能恢复昔日的光辉。”她宣称，但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节节败退的国家……英国在南大西洋找回了自我，而且不会在胜利的道路上犹豫不前”。[25]她还简洁有力地对那些在唐宁街10号外面欢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民众说：“大不列颠再次伟大起来了。”[26]她在1950年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仿佛快要实现了。

1983年6月，“福克兰因素”帮助她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而在1984—1985年，她准备好要对付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和罢工的矿工了，后者打出“保工作、要矿井、护社区”的口号，孤注一掷要阻止政府关停他们企业的政策。而撒切尔想要摆脱亏损严重且人浮于事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矿工就成了她斗争的核心目标，她将斯卡吉尔比作英国版的加尔铁里将军。她在1984年对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讲话的笔记上写道：

自上任以来

国外的敌人——

已经被打败了

而且国防强大

国内的敌人——

矿工的领袖……

——同样危险

为她作传的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写道，唐宁街的工作人员应对罢工矿工的架势仿佛是在打另一场战争。“他们熟记的不再是‘布拉夫科夫’‘古斯格林’‘朗登山’这些福克兰群岛地名，而是‘夏尔布鲁克’‘曼顿’‘比尔斯顿格伦’这样的矿井名字。”撒切尔在像击败加尔铁里一样击败斯卡吉尔后，赢得了1987年的大选，当时的口号是“英国已经再次伟大起来了。别让工党搞砸了”。[27]

不过英国的“伟大”程度还是有限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虽然让1 800名英国臣民脱离了阿根廷军政府的统治，但她也是1984年12月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字的首相。和丘吉尔在苏伊士运河区问题上一样，她因为实力方面的现实别无选择。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将在1997年结束，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享受“高度的自治权”50年，其社会经济制度保持“不变”，民事及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英国政府的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北京方面。

这种通过坚定意志来扭转“衰落”的论调也是脱欧派叙事的核心。脱欧派领袖、保守党议员雅各布·里斯-莫格以他的绰号“18世纪的议员阁下”为荣，我们就拿他的言论当例子。[28]他宣称，“我们伟大的种子在辉煌的历史中早已种下，可以理解成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种下的”，这些种子在18世纪“开始发育，茁壮成长，带来了我们这长期的繁荣与伟大”。但里斯-莫格说他也想成为“21世纪的议员阁下”，因为在这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将“重获独立”并“重新发现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质的英国的机会”。

里斯-莫格解释道：“我们是怎么加入欧洲联盟的，这一问题是理解我们岛国故事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打赢了战争，对我们的世界地位充满了乐观，但随后苏伊士运河危机来了。”在他看来，1956年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这个国家的自信心，这一重大影响令英国逐渐走向衰退。“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扭转这种颓势，但这种悲观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她走后故态复萌。”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个国家对自身的看法改变了，它体制内的精英认定，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控好衰落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顶多可以缓解下滑所带来的冲击，缓解今不如昔对国家的影响，并承认我们将比不上其他国家了。因此人们会认为，不加入欧洲就是死路一条”。但他认为，这样的对立选项并不成立，因为英国最终把两个结果都占了：加入了欧洲还是死路一条。这个国家错误地选择与江河日下、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为伍，于是“把控好我们衰落的过程”就变成了“通过深沟高垒的方式来把控好整个欧洲联盟衰落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他声称2016年的公投是一次“由相信民主的人民进行的”投票，他们“投票决定夺回控制权”。而被他讥讽为“穴居人”的人想要让英国留在欧盟——在事实上甚至也在名义上，那些人的企图“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重演。那将对国家精神造成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严重的打击……承认我们彻底失败了……承认我们并不合格，承认我们过于胆怯，承认我们过于软弱，无法管理我们自己……虽然全世界的国家都能管理好它们自己，但可怜的小不列颠就是不行”。但反过来，如果英国全心全意地接受脱欧，只要我们“掌控好我们自己的命运（它是受我们自己的法律保护的）”并在国际事务上“选择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躲在德国总理的裙子后面”，就会有“极多的机会等着我们”。

这就是雅各布·里斯-莫格对当代历史的看法：“勇敢的英国人民”站出来与体制内“那些把控好衰落过程的人”做斗争，并对英吉利海峡对岸那些保姆型国家嗤之以鼻。他对1956年的耿耿于怀与撒切尔的“苏伊士综合征”遥相呼应。他口中“好人对坏人”的戏码在调子上（虽然不是在内容上）与1945年工党的宣言基本一致。而且他对意志力的推崇在一切有关“背叛出卖”的反衰落叙事中都存在。但他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

了不起的崛起

表面上看，用“衰落”来描绘过去一个世纪左右英国世界地位的变化似乎说得通。19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拥有的战列舰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加起来还多。它直接控制的领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约五分之一，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业产量在全球的比重超过了20%，贸易量的比重也差不多。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成了有史以来最强盛的大国。然而在一个世纪后，英国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它的制造业产量和贸易量只占了全世界的4%和7%。这第一个后工业国家正在苦苦寻找它在后帝国时代的角色。

它从1973年开始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本来是为了解决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失去一个过时的全球性帝国后，可以从新的欧洲动力中汲取能量。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脱欧派宣称“欧洲”已经是死路一条，2019年脱离欧盟是扭转国家颓势、重获英国全球伟大地位的唯一出路。

不过这种对英国“衰落”的成见可能会误导人。在历史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国家的崛起。实际上，吉本在论及罗马时也是这么说的：“一座扩张成一个帝国的城市的兴起，作为一个非凡的奇迹，很值得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思考。但罗马的衰败可是无节制的扩张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更为晚近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也评论道：“认为英格兰最初的霸权是正常的而它的衰落是反常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29]真正需要解释的恰恰是，最初的“霸权”是怎么来的。

简单地说，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扩张的大浪塑造了整个世界，而英国就是这次大浪中的弄潮儿：18世纪的贸易与征服，19世纪的工业与帝国。所有这些运动与利润丰厚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纠缠不清（18世纪被贩为奴的非洲人有半数是用英国船只运输的），而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又为英国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润滑剂。[30]这个国家的首要优势是，它在海上力量依旧重要的时代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岛屿基地。不同于法国和普鲁士/德意志等与死敌为邻的竞争对手，英国可以躲在英吉利海峡后面——莎士比亚称该海峡为这个国家的“沟濠”和“水中壁垒”。或者用1870年格拉斯顿的话说：“神意智慧的安排用那道银海将它隔开……部分免除了危险，彻底免除了大陆邻国插手的诱惑。”[31]孤悬海外并非绝对安全，在1588年、1804年和1940年，外敌入侵的威胁一度非常严重，但这确实意味着英国不需要那种在欧洲大陆常见的庞大的常备陆军。而皇家海军不但很受待见，而且也是必需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能保家卫国，还因为英国是个日益依赖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岛国，需要保护海上贸易免遭平时的海盗和战时的敌人袭扰。

英国的岛国地位使它可以充分利用与法国的五次大战。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波拿巴的历代法国领导人不得不主要在陆上与欧陆敌人交战，英国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在争夺贸易和殖民地上。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让英国控制了北美大部分地区，虽然13个殖民地在1776年至1783年的下一场世界性战争中赢得了独立，但英国仍旧占有后来的加拿大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从1793年到1815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代表着一段充满危机的时期，英国在此期间遭受了长期的经济封锁，但它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法国的海上力量灰飞烟灭，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殖民大国，它的殖民地主要是在印度，但它在澳大拉西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稳固了。它的舰队此前主要部署在英国国内、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但此时已经遍布全球了。皇家海军的制海能力取决于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一战”爆发时的第一海务大臣）所谓的“锁住世界的五把战略钥匙”，即英国在多佛尔、直布罗陀、亚历山大、好望角和新加坡的重要基地。[32]

英国在全球各地建立战略据点，通过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船队投射力量，不仅如此，它在1815年之后还凭借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个国家最初的制造业狂潮是被棉花贸易所推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外面进口的，大部分制成品则用于出口。到1830年，棉纺织品占了英国出口额的一半，而原棉占了净进口额的20%。棉花潮消退后，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建设热的刺激下，钢铁成了新的增长点。英国因为在世界各地铁路的投资与建设方面的主导地位，增长得以延续。到1860年，这个只占世界总人口2%的国家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并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贸易额的40%。它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它的人民尽管贫富悬殊，但还是享有最高的人均收入。[33]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部分时候，英国作为头号殖民帝国、世界工业巨头和海上霸主，的确显得非常伟大。在181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皇家海军统治了海洋，荡平了印度洋的海盗，打击了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的奴隶贩子，野心勃勃地扩大英国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迫使中国对英国贸易敞开大门。许多外国领导人也毫不怀疑英国的决定性实力。南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考虑西班牙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时感叹：“只有英国这位海上霸主能保护我们免遭欧洲的联合反扑了。”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评论道：“有英国人做朋友我什么都能做，没有他们的友谊我什么也干不了。”[34]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与“罗马治下的和平”相提并论并不牵强。和罗马一样，英国似乎统治或影响了世界上的大片地区，而且正如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1886年大肆渲染的，它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力量

我们自己美丽的岛国，一切海洋的主人。[35]

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展现了这个国家雄大的全球力量。为期一周的军事庆典在怀特岛的大型海军阅兵式上达到了高潮，维多利亚在那里检阅了她的165艘军舰和其上的4万名水手。其中最盛大的时刻要数6月22日，维多利亚在群众的欢呼下，隆重地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行了6英里[36]。和大多数观察者一样，《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说庆祝活动的主题是“遍布世界的大英帝国……欢欣鼓舞地展现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围观群众尤其对来自女王在全球之领地的士兵分队感兴趣。当时刚出现的大众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记者在报道他们走上拉德盖特山，向圣保罗大教堂行进时，难以掩饰自己的爱国热情：

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大陆，各个种族，各种语言——统统都为了大英帝国和英国女王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走了上来，越聚越多，每隔几码[37]就是一种新的类型，一块新的领地，就像一座人类学博物馆——一本活生生的大英帝国地名录。和他们一起走来的是他们的英格兰军官，他们像儿童一样听从并跟随着后者。这让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帝国意味着什么。[38]

从1897年6月的那个星期开始，许多言论都是这么浮夸，往往还有些可笑。一个纪念杯上画着这位78岁的君主，并写有“全世界愿望的中心”（The Centre of a World’s Desire）字样。一位加拿大诗人是这样献上他的祝福的：

敬维多利亚女王，

身着尊荣的衣装，

一脚踏着加拿大，

一脚在澳大利亚。[39]

这样的一字马姿势真引人注目，但没办法长时间坚持下去。其实，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是我们注定要失去的。英国的全球实力从来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大。只要深究一下这种实力，包括经济上的、国际关系上的和帝国上的，就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

财富与实力相对地位的变化

实力需要财富的支撑，这是国际事务中的一条规律：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说，“从长期看，国家的生产力和增收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40]英国的情况无疑符合这一概括性的说法。英国在1880年生产了全世界近23%的工业制成品，到1928年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降到10%，而到1980年撒切尔担任首相之初时只有区区4%。英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衰落则相对缓慢，但结果大同小异。1899年，英国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的33%，到1950年只有25%，而到1980年还不到10%。[41]英国在世界财富中的份额逐渐缩水，与此同时军备的开支却呈指数级升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皇家空军购买385架狂风式战斗机的实际成本，比“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生产的全部2.1万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成本还要高。[42]一个在尖端技术更新换代中落后于人的国家可能会失去一流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迎头赶上的时候。

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考虑到英国的面积与人口，它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绝对经济优势地位显得有点不太自然。一旦工业化进程在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国家起步，比如19世纪末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和21世纪的中国，英国的相对优势必然要下降。美国和中国的国土面积都堪比一块大陆，还拥有蓬勃发展的劳动力大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免关税国内市场。英国除了在相对规模上长期处于劣势之外，它也容易被“后来居上”。一旦国家跨过了基本的社会经济门槛，它们就可以直接复制经济领头羊的技术创新，而不用试错走弯路了。而且那些原先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看上去往往相当惊人——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

英国在面对迎头赶上的经济体时，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巩固现有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海军—工业复合体，其基础是维克斯（Vickers）、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Armstrong-Whitworth）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综合性的钢铁/军火/造船企业，以及业务后来拓展到了军用航空器和坦克上的皇家造船厂。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和法国基本上平分了全球军火贸易的一半；1938年，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自称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器组织”。英国军火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因为冷战而得以持续。尽管和奴隶贸易一样，这个“战争国家”现在已经在英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中被基本忽略了，但它对现代英国史的意义不亚于“福利国家”。[43]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与商业服务——兴衰叙事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工业，却忽视了这一面。这一服务部门与工业化的发展演变是并存的；实际上，这些进程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商品可以源自服务，就像服务可以源自商品——其例证就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创新，从汇票和寿险精算表，到条形码和电脑化交易。[44]大多服务于国外客户的英国商船队在各种“无形”收入中名列前茅，其中有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支持。加上铁路、种植园、公用事业和石油特许权等海外资产的利润，这些收入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商品出口收入的约75%。[45]它们不仅弥补了英国进出口的差额，还提供了“战争基金”让英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取。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财政部将英国的金融称为“第四军种”——和陆海空三军一样，对未来战争至关重要。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从自由贸易变为保护主义。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运动或许失败了，但到了1932年，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最低点，其子内维尔·张伯伦（时任财政大臣）让关税改革在下议院过了关，这令坐在旁听席的约瑟夫遗孀备感自豪。在现在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经济中，“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优惠性的低税率）被赋予了大英帝国内的各个国家。英镑区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雏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巩固。它与帝国特惠制有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合。加拿大享有特惠关税，却在英镑区之外；拉丁美洲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属于英镑区，但不享受特惠关税。从1913年到1938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出口份额中所占比例从22%上升至47%，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吸收的英国新增对外投资比非大英帝国国家多得多，这与1914年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46]帝国/英联邦和英镑区成了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框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英国试图用一个享有特权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使英国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竞争影响。

帝国特惠制的结束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与英镑区衰落、石油危机爆发和战后繁荣的崩溃同时发生。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加快了全体西欧国家去工业化的步伐，但英国的去工业化过程因撒切尔时期激烈的阶级政治而雪上加霜。在全球经济变迁这一错综复杂的背景中，很难判断哪些历史结果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带来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说的是，简单的衰落叙事并没有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适应性经济变化——快速转向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的成功，这尤其适应后帝国时代的现状。

“英镑这艘船沉没后，伦敦城设法爬上了‘欧洲美元’这艘更适合航海的船。”[47]“欧洲美元”这个词指的是放在欧洲而非美国的美元资产——最开始的一批来自中东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获得的利润。伦敦城给出税收优惠，并有意营造出比华尔街更为宽松的法规环境，吸引了这些资金。但这并不是那个适应英镑和英国经济的“老”伦敦城，而是一个“外部导向”“外方占有”（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的银行主导）且“只要当局撒手不管就能持续发展”的“新”伦敦城。[48]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结束外汇管制并对撤销股市管制的“金融大爆炸”表示鼓励，加速了这一外向化进程。1981年，英国股市只有3.6%为外资持有，但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长到了43.1%，到2016年则为53.9%。当然，市场上仍然有很多英国玩家，例如雅各布·里斯-莫格就是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挣到了他那数百万英镑的财富，但伦敦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离岸银行区，从而适应了变化。外国人，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寡头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他们的资金，而不用面临过多的审查或阻碍。[49]

因此，英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优势的削弱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恰恰相反，英国今天是全球第十大出口国和第五大进口国，它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能排到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从经济上讲，英国基本上能满足人们对一个拥有同等体量、资源和历史商业经验的国家的预期。真正改变的，是英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弱了，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创造出了与英国相当甚至更大的经济体量。

对英国的世界地位影响更大的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变化。拿破仑失败后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结束后，国际对抗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而之后的20世纪在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又抵消了英国岛国地位所带来的许多好处。

与大众的观念相反，“19世纪的欧洲和平并非主要源自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50]之所以有这样的太平景象，是因为1815年的欧洲在经过20多年毁灭性的战争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除了战败的法国外，欧洲大陆列强都接受了后拿破仑时代的和平状态。与其说是“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维持了这一和平局面，倒不如说是这一和平局面维持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实际上，英国几乎是搭了顺风车——与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相比，那时的欧洲进入了不同寻常的和平时期，这让英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扩张。

欧洲大陆国家再度将战争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1859年至1871年间，意大利和德意志先后实现了统一，而英国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它的王牌皇家海军在面对欧洲内陆迅速发展的危机时基本上束手无策，而英国也没有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通过征兵制来维持庞大的常备陆军。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估计奥地利和德国各自能投入100万人参战，俄国可以投入150万人，而英国用于“国外行动”的“最大兵力”是10万人。这也难怪据报道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嘲笑道，如果英国陆军在德国沿海登陆，他会派当地警察进行抓捕。[51]俾斯麦刚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通过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控制着整个欧洲中部。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说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大的政治事件……均势被彻底打破了，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是英国”。[52]

对后来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内战的结果。一开始，在1861年英国宣布中立，英国进口的棉花有80%来自美国南部邦联，所支撑的纺织工业雇用了400万人。而且战争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联邦政府宣称战争是为了保住合众国，而不是废除奴隶制，而许多英国自由党人认为南部邦联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和之前意大利各邦从哈布斯堡帝国中分离出来一样。1862年10月，格拉斯顿在纽卡斯尔对听众说：“南方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陆军；现在看来他们正在建立海军；而且他们所建立的不止于此，他们建立了一个民族。”事实上，他对合众国的分裂乐观其成，认为“这是符合各民族总体利益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应该膨胀到一块大陆的规模”。[53]

但关于英国可能在冲突中调解的讨论只是暂时的。到1865年4月，北方凭借压倒性的资源优势镇压了这场“叛乱”，美利坚合众国恢复统一，“从大海到波光粼粼的大海”。一个国家坐拥一片大陆，欧洲人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866年，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就敦促欧洲联合起来对付“大西洋对岸出现的政治巨人”。而在1882年，随着美国经济在庞大而和平的共同市场中飞速发展，德国作家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认为“新大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旧大陆几乎是无法阻止的”。[54]

更要命的是，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越来越不利于英国。1815年之后的和平时期结束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瓜分非洲和19、20世纪之交瓜分中国的企图重新挑起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英国的海上独霸地位此时已被削弱。1883年，皇家海军有38艘战列舰，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只有40艘。到1897年英国已经被赶超了：62艘对96艘。[55]此时俄国的疆域已经横跨亚洲直到太平洋，在英属印度边境上制造摩擦。而其他非欧洲强国也在崛起。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先后在1894—1895年和1904—1905年打败了中国和俄国。

因此，英国试图在20世纪上半叶保卫它在1815年之后欧洲难得的和平稳定时期所巩固的全球地位。英国不得不对付那些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甚至超过英国的对手。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与英国竞争，而日本的威胁在1937年至1942年尤为严重。但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来自德意志。

统一后的德意志在1914—1918年首次争夺霸权的努力被挫败了，但英国及其帝国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100万人阵亡，国家总资产损失了近15%。战争也使地缘政治重心向太平洋转移，日本和美国（英国的战时盟友）都发展成为主要的海军和经济强国。而虽然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堪压力分崩离析，但俄国挺过了革命与内战，并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重新崛起。这对英国构成了双重威胁，英国不但要对付俄国这个在亚洲的传统对手，还得应付公开要搞世界革命的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挑战。

由于法国在1940年6月战败投降，德国的第二轮挑战对英国更为凶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在英国的不断支持下，还能维持住一条对德的西部战线。但希特勒现在只用4个星期就完成了德意志皇帝手下悍将4年都没能达成的目标——打得法国退出战争，并建立一个欧陆帝国。希特勒此时可以比预想的提前几年腾出手对付苏联了。德国惊人的胜利给意大利和日本壮了胆，使它们分别试图在北非和东亚建立帝国——而英国在那些地区的地盘就成了主要的目标。

英国凭借自身和帝国的资源，并没有在1940年战败。这对整个世界无疑非常重要。假使英国像法国一样投降或退出战争，希特勒就能把德国全部的兵力和资源用于对苏战争，而美国可能就要有所收缩，集中力量保卫西半球了。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英国的顽强不屈鼓励罗斯福扩大了物质上的支持并随后参战。英国成了西方盟国最终渡海作战、解放欧洲必不可少的基地。

因此，英国的1940年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不管当时丘吉尔如何慷慨陈词，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在欧洲没有法军和西部战线、皇家海军又在地中海和太平洋及本土水域上受到挑战的情况下，战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不是英国凭一己之力能够做到的。因此英国除了依靠新盟友赢得战争外别无选择——最主要的盟友就是美国和苏联。到1945年5月，经过了5年的全面战争后，希特勒命丧黄泉，他的千年帝国也成了一片废墟，但他也让旧欧洲给他陪了葬。德国在1940年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具威胁，希特勒实际上召唤出了超级大国来恢复旧大陆的平衡。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美国主导了西欧的战事，而苏联红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控制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到德国投降时，美国和苏联各有1 100万到1 200万大军，比英国的两倍还多。

假如美国和苏联撤出欧洲，世界恢复到之前1918年后的战后格局，权力的转移可能还不会这么明显。但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后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不仅将德国和欧洲划分到了两个军事阵营中，还掀起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意识形态斗争。虽然英国在战后不久仍旧是一个主要大国——1950年前后在军事和工业上排名世界第三，这部分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彻底战败——但它就算把平时征兵制维持到1960年，也还是无法与两个超级大国比肩。英国的兵力在1953年达到了战后的巅峰，军队总兵力为90万，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分别有350万和475万。[56]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时代，英国也无法在冷战军备竞赛中与两大国一较高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能继续作为核大国存在，靠的就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这并不是说英国在军事上就再也不值一提了，它仍是除了法国之外的西方盟国中唯一能在北约以外保持力量投射能力的欧洲国家。但它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和经济上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已经超越了英国先前的领头位置——英国回到了符合它这种体量、人口和资源的地位。和财富一样，英国的权力在历史上的惊人之处是它的“崛起”，而不是“衰落”。

帝国、实力与辉煌

如果不是因为帝国的“倍增”效应，英国绝不会崛起到那样的高度。是帝国让不列颠称得上“大”。20世纪初，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只有4 200万，而美国和俄国的人口分别为7 600万和1.33亿。不过如果算上英国海外领地的居民，这笔账就完全不一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顶峰时期，大英帝国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四分之一，包括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也大致相当，超过了5亿人。法国只占有地球陆地面积的9%，只有1.08亿人口。[57]帝国在危急关头可以提供物资和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从英国和爱尔兰调动了670万人，而还有300万人来自帝国——其中近半数来自印度。[58] 1939—1945年，帝国的贡献就更为显著了：英国动员了590万人，而所谓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征召了近250万，印度则超过了200万。[59]

考虑到这些数字，有些历史学家指责英国领导人“丢掉了”帝国，因为这削弱了英国与规模相当于一整块大陆的超级大国抗衡的能力。科雷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就认为，如果英国人没有丧失勇气，他们是可以通过“坚决的专制统治”保住印度的。[60]但关键不是意志力，而是硬实力。再引用一下德国评论家康斯坦丁·弗朗茨在1882年的话，英国真的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大国”（eine Künsliche Weltmacht），因为“这个大国的领土基地只是一个欧洲国家”，而它的资源来自横跨各大洋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只是“通过舰队的航线”与英国联系起来，且“这些航线可以被全部破坏或切断”。[61]而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861—1865年和1917—1922年克服了各自的内战危机后，都成了控制着毗连领土的大陆型帝国，英国则不然。

缺乏一个有毗邻领土的大陆型帝国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弱点。但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它的殖民地非常多样。这个帝国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与伦敦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协调。有些在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是1776年之前的北美殖民地残留下来的；有些殖民地是对法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有些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在西非不断蚕食的结果，原先脆弱的部落政权在欧洲贸易、征服和文化的扩张中败下阵来；有些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殖民地是在19世纪末为了阻挡欧洲竞争对手而采取先发制人手段夺取的；还有些殖民地是在“一战”前后从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瓜分来的，包括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埃及、石油储量丰富的伊拉克以及盛着毒酒的金杯——巴勒斯坦。

英国也并不是真正“拥有”这些彼此相异的“地盘”。英国的控制常常徒有其表。在有些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白人移民征服了土著居民并定居下来，历届伦敦政府逐渐对它们进行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这一模式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加拿大，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扩展到大洋洲和非洲南部的其他白人殖民地。到1931年，伦敦议会残存的权威被废除，各自治领（人们对这些白人殖民地的称呼）在一切领地内事务上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它们虽然依旧在国防上依赖英国，但它们与英国之间的主要纽带是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许多人或他们的父辈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刚刚从英国移民出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列颠民族主义”在动员民众支持“母国”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超过95%的澳大利亚人和近50%的加拿大人拥有英国血统。[62]

这种有计划的权力下放政策被用于那些拥有大量英国定居人口和财政独立能力的殖民地。“非白人”殖民地的待遇则不同，因为直到1945年后，它们还基本上被认为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些殖民地，英国采取了更为专制和武断的手段，建立一个由一位英国总督领导的非民选政府，在伦敦的监督下行使某些委任的权力。不独立的帝国领地有很大部分是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王室殖民地运作的。即便是那些看似对英国的利益微不足道的殖民地，比如西非、西印度群岛或马尔维纳斯群岛，伦敦方面仍然抓着不放，因为它担心其他大国会趁虚而入，或者这些地方在种族或政治上缺乏天然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英国试图将持续统治的代价降到最低，因而对贫困和不发达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这些殖民地像20世纪30年代的加勒比地区一样爆发了严重的动荡。这是一个廉价的帝国：英国获取的不多，但投入的也很少。

在这些自治领和王室殖民地中间，印度算一个特例。英国在那里取代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获取最高权力。他们通过印度文官制度直接统治所谓英属印度，处于领导地位的是一个只有1 300人的欧洲精英阶层。而在占印度次大陆三分之一的约600个土邦中，他们是通过世袭的王公进行间接统治，这些土邦在一位英国“特派代表”的监督下行使除外交和国防以外的一切权力。印度的人口在1900年超过了3亿，英国对他们的影响力在本质上是通过与当地地主和商业领袖结盟，以及依靠那些在英国行政当局担任职员的受过西式教育的印度人。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出现过传教和改革的浪潮，但除非英国的统治秩序或利益受到威胁，印度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基本上在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可以自行其是。

在印度，英国的利益非常重大。1900年前后，英国占了印度进口商品的60%，特别是纺织品、机械和钢铁制品，并用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来平衡对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贸易逆差。更为重要的是英印军队。1914年，英印军拥有16万兵力——其中三分之一是英国人，占了英国平时军力的一半：这些兵力对一个缺乏征兵制传统的国家至关重要。而且这还是一支廉价的军队：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是“一个位于东方大洋的英格兰兵营，我们可以从中抽调任何数量的士兵，还不用给钱”。[63]更准确地说，是印度政府用自己的税收支付了印度的平时军队以及在海外服役部队的基本开支。“一战”期间，130万英印军队被派往从法国到加利波利（Gallipoli）再到东非的海外，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现在看来，大英帝国似乎有点像一场骗局。如此多的殖民地人口怎么会被如此少的英国人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必须承认的是，曾经有一些积极的力量在推动人们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例如白人殖民地的“英国属性”以及印度等地的庇护关系网络。但帝国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这一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候可以通过英国军事技术的优势来实现。皇家海军或许受到其他欧洲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但它在19世纪中叶只需要几艘蒸汽动力的炮舰就能击溃中国的舢板，并让中国向欧洲贸易打开大门。英国陆军或许在俾斯麦的欧洲看来只是个笑话，但它足以应对帝国边缘地带的大多数威胁。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霍拉肖·基奇纳将军（General Horatio Kitchener）的军队——青年温斯顿·丘吉尔也在其中——以损失区区368人的代价征服了苏丹。他的对手苏丹哈里发则损失了1.1万人：被3 500枚炮弹和50万发子弹所屠戮。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用简练的对句写道：

不论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他们没有。[64]

支撑武力优势的是种族威望的魔力——殖民地官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强调了这一点。他在1890年说道，在非洲和印度，“当地人认为触摸一个白人老爷是亵渎神明的行为，而如果他与白人老爷对着干，那么估计就离死不远了。白人的优势地位全赖这种威望，而这种威望必须不计代价加以维持，就像人面对一头猛兽时一样”。[65]英国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声望与威信是一种“无形资产”，这一点外交部的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在1938年9月与德国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表达了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我们没有打仗的能力，但我宁愿被打败也不想被羞辱。今后我们要怎么正视一个外国人呢？我们怎么能保住埃及、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呢？”[66]

在19世纪，英国四面出击。在20世纪，英帝国被动还击，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在许多英国殖民地，新的政治组织纷纷成立，从殖民当局手中取得让步，而这反过来又逐渐削弱了殖民当局对当地政策和资源的控制。自治领权力下放的模式被不情不愿地照搬到了其他殖民地——印度的案例尤为重要。1919年的严重动乱使英国统治者让出了财政自主权，印度人得以针对英国商品建立关税壁垒；这又加速了兰开夏郡纺织工业的衰落。1939年战争再度爆发时，伦敦方面同意为调动英印军队支付数量惊人的费用；这导致英国对印度欠下了13亿英镑的债务，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67]这改变了对英国占领印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扩散缩小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在军事上的差距。例如在恩图曼战役结束不到50年的1946年，一伙犹太武装分子用7个装满TNT炸药的牛奶桶炸毁了英国势力在巴勒斯坦的神经中枢——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事件造成91人丧生，而英国保住这块不太平的委任统治地的决心也随之灰飞烟灭。随着英国移民的减少，英国与白人自治领之间的纽带在1945年后也弱化了；其他族裔的移民纷至沓来，形成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澳大利亚是最先出现这种情况的，但这一点在新西兰这个此前最“忠诚”的自治领更加明显。南非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是原荷兰裔的白人，与英国的纽带一向较弱，而在加拿大，法语群体和邻近的美国都在施加各自的影响，无形中抵消了对英国的情感。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雅各布·里斯-莫格这样的保守党人认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消解了英国的权力意志。他们也认为，这一事件本来也可以有不同的结果（尽管两人都没有具体说明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然而，苏伊士运河危机尽管造成了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保守党内，但它其实“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小团旋涡”。[68]首相安东尼·艾登之前胆囊手术失败，时常高烧超过40摄氏度，他收复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只是一介病夫孤注一掷的行为。他有意瞒着英国政府的大部分人，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和联合情报委员会。此举也有悖战后英国的根本对外政策。与以色列勾结本应掩人耳目，却闹得路人皆知，好不尴尬。这违背了英国传统上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关系，而没有和美国商量则导致华盛顿方面引发英镑挤兑潮，破坏了紧跟美国这一英国战后的基本准则。

到20世纪50年代，大臣和官员们承认防务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收入，而且在热核时代英国的安全有赖于它作为对美“特殊关系”中的小兄弟的地位。因此，苏伊士运河危机偏离了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方针——这一偶然事件反映的是某一个领导人的性格，而不是英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顶多向世界以及英国公众表现出英国的实力多么有限，而这一点在议会和政府早已是尽人皆知了。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既在心理上创巨痛深，又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的事件，那就必须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不是1940年，那个被国家神话和电影所铭刻的“最光辉的时刻”，而是1942年初，当时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在日军迅猛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珍珠港事件拉开了日本冒险行动的序幕，陆海空军联合出动，不仅在几周之内将英国赶出了香港、马来亚（Malaya：马来西亚西部）地区和新加坡，而且其过程也戏剧性地削弱了英国全球地位的关键基础。1941年12月，现代空军对传统海上力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英国仅有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正在保卫其亚洲殖民帝国，日本的鱼雷轰炸机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将它们双双击沉。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直接的打击……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带来的恐怖感深深地渗入了我的心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自身到处都是脆弱和不设防的”。1942年2月，新加坡落入了兵力处于劣势的日军手中，彻底暴露了这种没有防御的状态。在这场丘吉尔称为“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中，约8万名英国和殖民地士兵沦为俘虏。[69]有那么几个星期，印度和澳大利亚似乎危在旦夕。

丘吉尔本人承认英国在1941年至1942年在全球已经难以首尾相顾，他在下议院说：“从来没有过，也从来不可能有这样的时刻，英国或大英帝国独自对抗德国和意大利，进行不列颠空战、大西洋海战和中东战役，同时还能够在缅甸、马来半岛和整个远东枕戈待旦，对付日本这样庞大的军事帝国。”[70]

虽然日本的狂潮最终被逆转——主要是靠美国海军，而英国也拿回了在亚洲的殖民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1942年造成的损害影响深远。身穿宽短裤的英国军官在新加坡签署投降书，然后进入日本的战俘营，这些影像通过新闻影片和报纸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撼动了种族优越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正如卢格德正确指出的，这种地位对英国的实力至关重要。假装殖民地人民继续忠于英国是不可能的了。而英国在1942年的危急关头曾仓皇地提议让印度独立，虽然当时没有付诸实施，但在战争结束后还是不得不兑现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去殖民化进程由此展开。

简而言之，1940年至1942年，从法国投降到新加坡陷落，完全可以说是英国全球地位的“战略性灾难”。它是“真正的转折点”[71]，迫使英国采取平时征兵制这种无法长期维持的权宜之计，迫使英国开始依靠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一个实力倍增的同盟。经典的国家叙事突出了1940年英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而“1941年至1942年帝国灾难的意义却被掩盖了”。[72]然而，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史中，新加坡远比苏伊士运河重要得多。

丰裕、遗产和历史

英国现今在世界上的财富和实力地位无法与150年前相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国家的崛起令人惊奇，但当人口资源更丰富的国家迎头赶上、全球去殖民化浪潮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下滑是自然之理。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大英帝国衰落，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这就是A.J.P.泰勒（A. J. P. Taylor）对1914年到1945年这段历史的定论。[73]戴维·坎纳丁（David Cannadine）在评价整个20世纪时说，“衰落的时代”也是“丰裕的时代”。[74]尽管英国的经济表现时不时令人感到绝望，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到20世纪末“正好处在西欧大国的中间（比德国和意大利高一点，比法国低一点），但在世界范围内绝对称得上非常富裕的国家”。[75]不管这个国家的世界地位如何起伏，英国人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发展的受益者”，“每一代人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富足”。[76]

问题是：哪些英国人？丰裕的果实并没有在全体人民中平均分配。在20世纪的进程中，英国经济经历了剧烈的结构转型。就像英国曾经是工业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矿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转移——的领头羊一样，它也引领了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型的脚步，该部门今天占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左右。尽管有些人依然认为钢铁、造船、汽车等更为传统的“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的标志，但这种“第三产业化”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已是常态。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服务业占比也都在80%上下，但“在英国，去工业化的进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走得更快”。[77]

而且人力成本相当可观，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两个时间点。先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煤炭、钢铁、纺织和造船等主要产业的一整代工人经历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1936年10月从泰恩赛德到伦敦的“贾罗进军”就是他们标志性的抗议活动。然后，这些行业的残余以及整个重工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更为剧烈的衰退。从1971年到1999年，制造业工人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从34%降至不足16%，而服务业的劳动者占比从54%上升到72%——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这部分的劳动者占比从6%增长到18%。[78]在这两个时期，去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国外低工资发展中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但英国政府的决策也对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的取消金本位，撒切尔时期的坚持货币主义和打击工会势力。这些政策均导致失业率升高，一些此前严重依赖单一经济活动或企业的地区——煤矿、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出现了持续的社会贫困，其中以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克莱德赛的老工业基地最为严重。这一过程往往会加剧南北对立的情绪——经济繁荣在伦敦、伦敦四周诸郡（Home Counties）和英格兰中部部分地区最为明显。这也是人们2016年6月投票支持脱欧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有人认为战后英国史更恰当的“元叙事”不应该是“衰落”，而是“去工业化”——因为它对“收入分配、失业、工作的性别分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态”有着广泛的影响，说它能与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的历史性变迁相提并论可能也不为过。[79]这种新的服务业经济高度分化为人们所说的“好”工作和“坏”工作，后者枯燥乏味且收入微薄，以至于“有工作”的贫困现象需要国家福利悄悄地进行缓解。突如其来的去工业化急剧增加了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的程度。而在考虑人力成本时，“增长”和“衰落”这样的概念不仅不合时宜，还令人费解。根本性的问题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政府做了什么来促进新的经济活动、重新培训失业工人和教育年青一代获得更为灵活的工作技能？这样的议题将我们带入了国家政策而非结构变化的领域——而且这里“政策”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而不像那种用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扭转国家衰落的政治宣传那么简单。[80]

但“衰落”的意识形态仍然有着深入人心的魔力。有人似乎“打心眼里认为，曾经执牛耳的英国应该一直坐在头把交椅上”。如果这么想，那么其他国家壮大了就会被认为是英国“衰落”了，哪怕英国已经比一个世纪前富裕了很多。[81]有些人甚至对昔日的敌人（特别是德国）现在地位上升尤为耿耿于怀。对“伟大”的强调——那种将“英国”带回“伟大”的撒切尔式的野心——反映了保守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不愿与已经失去的地位说再见。但令人吃惊的是，亲欧洲的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2017年出版他有关扭转脱欧公投结果的宣言时，竟然觉得有必要将书的标题定为《如何阻止英国脱欧（以及让英国再度伟大起来）》［How to Stop Brexit (And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看来“伟大”一词吸引的并不仅限于政治上的右翼。

在当代的英国，过去的事物随处可见，放大了这种“曾经伟大”的失落感。“衰落”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也是文化遗产的全盛时期。但究竟何谓“遗产”其实令人费解。英国国家遗产纪念基金会（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在1980—1981年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称：“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国家遗产，就像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美或艺术。”根据这一观点，“遗产”显然包括受到“无节制发展”威胁的“英国自然财富”，但“遗产”也“代表了美学表达的发展，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82]

“遗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催生了许多具有远见的城乡重建计划，但它也助长了人们吃饱喝足后的怀旧情绪。大的机构有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National Trust），虽然叫这个名字，但它是个私营机构。其会员人数从1981年的100万增长到了2017年的超过500万。该组织现在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之一，它将自己的使命表述为不仅为“所有人”还要为“千秋万世”保存“特殊的地点”。人们将英国庄园别墅以及昔日乡绅阶层生活的迷人魅力能大体上保存下来归功于这个组织。还有一些小的机构，地方理事会和博物馆让众多荒废的工业遗址重获新生。[83]其中有些遗址——例如铁桥——可以被注入一种饱经风霜的壮丽感，以另一种方式和斯托海德（Stourhead）或克利夫登（Cliveden）这样的庄园别墅比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遗产电影”风尚也强化了英国的“历史想象”。许多有影响力的大片表现的是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或乔治三世这样的著名君主，而从《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到《唐顿庄园》（Downtown Abbey），庄园别墅剧总是受人欢迎。这些影视作品往往以令人难忘的表演和精美的画面无形之中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的过去要比现在更了不起、更激动人心。“历史真人秀”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这是近来最活跃的历史题材电视节目领域。电视台摆脱了学术科普的方向，采用了更加感性和有参与感的形式——通过实践历史人物的生活方式（比如《住宅》系列）、穿戴他们的服饰或体验他们的经历（《战壕》《船只》等等）的方式，让观众产生一种历史代入感。[84]

战后英国制片厂出品的英国“二战”题材电影尤其有影响力。这些电影的总数相当惊人：从1946年到1965年这20年间有100部左右。20世纪40年代末，大约3 000万人每周都会去电影院，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为5 100万人。虽然定期观影人数在1959年减少到了1 500万以下，这个数字仍然几乎相当于当时所有全国性日报的发行量。战争片，虽然不受许多影评人待见，但一向是票房利器。《敌后大爆破》（The Dam Buster）是1955年票房最高的影片，《触摸苍穹》（Reach for the Sky，讲的是战时飞行员道格拉斯·巴德）在1956年也是如此。《“俾斯麦号”歼灭战》（Sink the Bismarck!）在1960年大获成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一战”的电影不同，这些电影基本不需要探讨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双方的士兵也不会被刻画成被赶去送死的普通人。1945年后的电影推崇男性和阳刚气质；电影的主人公——由杰克·霍金斯（Jack Hawkins）和理查德·托德（Richard Todd）这样的影星饰演——往往刚毅而内敛，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英国人，而他们的德日敌人则一般是经典的“反派”形象。除了少数澳大利亚人之外，电影很少提到英国海外殖民地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而且连美国人这样的盟友也没有出现，更不要说苏联人了。与流行的少年周刊《老鹰》（The Eagle）所传递的信息一致，这些电影将战争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游戏”和“一个正义的事业”。当然，大多数观众之所以爱看，可能只是因为里面的动作场面——从纳粹战俘营逃脱的内容尤其受人欢迎。但这些电影在潜意识中强化了“英国孤军奋战”的英雄叙事。[8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台的不断重播看到了这些电影。而且在更近的这段时间，这种英雄叙事被进一步凝聚到了丘吉尔个人的身上，这是通过“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过程实现的，也就是一种媒体对另一种媒体的产品进行二次加工，书籍、报章和电影之间形成了多个反馈回路，而丘吉尔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被放大了。丘吉尔在1948年至1954年间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战争回忆录，开始了这一过程。他想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正如他常常说的），在初期影响历史的判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世界各大报纸连载，例如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受众。电影制片人也改编了这套回忆录，例如1960年到1961年在英美播放的系列片《温斯顿·丘吉尔：英勇年代》（Winston Churchill: The Valiant Years）。丘吉尔本人更是因为1965年向全世界转播的国葬而获得了不朽的地位。与此同时，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也在逐步为丘吉尔树碑立传，他历时20年，终于在1986年完成了八卷本的“官方传记”。这几卷书以及附带的几册佐证史料集反过来又给新的影视作品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在1982年的8集电视剧《旷野年代》（The Wilderness Years）中，演员罗伯特·哈迪（Robert Hardy）将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呈现给了新的一代。在21世纪，英美合拍的影视作品在预算和特效方面都更上一层楼。阿尔伯特·芬尼（Albert Finney）的《风云紧急》（The Gathering Storm）（2002）、布伦丹·格利森（Brendan Gleeson）的《不惧风暴》（Into the Storm）（2009）和加里·奥尔德曼（Gary Oldman）在2017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至暗时刻》（Darkest Hour）相继上映——同样在2017年，另一部有关1940年英国的电影《敦刻尔克》（Dunkirk）也很叫座。书籍、电影和报章就这样相互喂料，丘吉尔的再媒介化过程持续了大约70年。[86]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二战”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逐渐被窄化为一个国家和一个领袖在一年里的故事，这歪曲了那场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1940年6月，丘吉尔敦促他四面楚歌的同胞“恪尽职守，倘若大英帝国及联邦得以长存千年，人们将说道：‘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丘吉尔将他的回忆录有关1940年的第二卷定名为《他们最光辉的时刻》（Their Finest Hour），把士气鼓舞变成了事实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和“他”变得难解难分了。而“最光辉”也意味着英国到丘吉尔时代就到达了巅峰，换句话说，从那以后就一直走下坡路了。[87]

因此，在公众对英国过去的认识中，遗产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取代历史。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赖特（Patrick Wright）评论道：“国家没有被视为一个在走向未来（不管有多么杂乱无章）的过程中创造自身历史的异质性社会，而是被描绘成一个业已完成的永恒历史实体，我们只需要对它敬仰保护就行了。”[88]换句话说，人们将历史理解为内容而不是过程，是一个值得珍爱并维护的光荣遗产，而不是一个还在不断塑造和再造的工程。

如果你十分笃定英国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能面对生活在“将来时”的挑战，而不是沉湎于“过去完成时”[89]，那么就请继续往下读。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将英国及其历史当作正在进行的工程来加以考察。

[1]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西方国家在16、17世纪向西南太平洋航海探险时期所用的地理区域名称。狭义的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诸岛。广义的还包括太平洋岛屿（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范围与大洋洲相同。——编者注

[2] The Times, 17 July 1897, 13.

[3] David Cannadine提出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主题：‘Apocalypse when? British politicians and British “decl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收录于Peter Clarke and Clive Trebilcock, eds, Understanding Decline: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British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1997), 261–84。

[4] Quotations from Peter Clarke, 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From Gladstone to Thatcher (London, 1992 pbk), 75–6, 78.

[5] Leopold Amery,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951), 421 (‘titan’);Charles W. Boyd, ed., Mr Chamberlain’s Speeches (2 vols, London, 1914), 2: 181, 368.

[6] Boyd, ed., Chamberlain’s Speeches, 2: 248.

[7] A point noted in Barry Supple, ‘Fear of Failing: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Decline of Brita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 (1994), 448.

[8] Speeches on 23 Feb. 1931 (Epping) and 5 March 1931 (Edinburgh) in Robert Rhodes Jam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8 vols, New York,1974), 5: 4985–6, 4990.

[9] 丘吉尔1931年5月在利物浦的演讲，收录于India: Speeche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31), 84–5。这篇演讲的另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发表在Rhodes James, ed., Churchill Speeches, 5: 4972，日期为1931年2月2日。

[10] Robert Rhodes James, Churchill: A Study in Failure, 1900–1939(Harmondsworth, 1973), 275.

[11]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244–5.

[12] Speech of 10 Nov. 1942 in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7 (London,1986), 254.

[13] Speeches of 12 Dec. 1946 and 6 March 1947 in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8 (London, 1988), 295, 301.

[14] Speech at Woodford, 12 Oct. 1951, in Rhodes James, ed., Churchill Speeches, 8:8262–3.

[15] Quotations that follow come from Labour Party, Let Us Face the Future (1945),http://www.labour–party.org.uk/manifestos

[16] Daily Mirror, 5 July 1945, 1.

[17]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1993), 5–6.

[18]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8.

[19] General Election Address, Dartford, Kent, 3 Feb. 1950,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0858

[20] BBC TV interview, 27 April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3864

[21] Speech to a Tory rally, Bolton, 1 May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65

[22]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 30 April 1979,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055

[23] Thatcher, Downing Street Years, 10.

[24] Hugo Young, One of Us: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 (London, 1989),242.

[25] Speech at Cheltenham, 3 July 1982, 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989

[26] UPI report 14 June 1982, 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2/06/14/Thatcher-Great-Britain-is-great-again/9487119078212/

[27] Charles Moore, Margaret Thatcher: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Vol. 2: Everything She Wants (London, 2015), quoting 163, 151, 704–05.

[28] Quotations that follow come from speech by Jacob Rees-Mogg, London, 27 March 2018, https://www.leavemeansleave.eu/jacob-rees-mogg-speech-brexit-one-yeargo-full-text/

[29] Quotations from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631; Franç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London, 1982), 379.

[30] David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2016), 199.

[31] William Shakespeare, Richard II, Act 2, Scene 1, Line 48; King John, Act 2,Scene 1, Line 27; [W. E. Gladstone],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The Edinburgh Review, 132 (Oct. 1870), 588.

[32]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London, 1961), 41.

[33] Crouzet, Victorian Economy, 4–8; David Cannadine, Victorious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1800–1906 (London, 2017), 266.

[34] Quotations from C. J. Bartlett, Great Britain and Seapower, 1815–1853 (London,1963), 68, 95n.

[35] Christopher Ricks, ed., The Poems of Tennyson (London, 1969), 84.

[36] 1英里≈ 1.6千米。——编者注

[37] 1码≈ 0.9米。——编者注

[38] Manchester Guardian, 23 June 1897, 5; Daily Mail, 23 June 1897, 5.

[39] Elizabeth Longford, Victoria R.I. (London, 1964), 549; Max Beloff, Britain’s Imperial Sunset, Vol. 1 (London, 1969), 20–1.

[4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 1988), xvi.

[41] 参见David Reynolds, Britannia Overruled: British Policy and Worl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0), 11上的统计表格。

[42] Malcolm Chalmers, Paying for Defence: Military Spending and British Decline(London, 1985), 23–4.

[43]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2006), esp. 43,46, 68.

[44] P. J. Cain和A. G. Hopkins在他们的书中强调了这一点，参见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London, 1993), 19–22。

[45]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10–11.

[46] Ian Drummon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Empire (London, 1972), 18.

[47]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1993), 293.

[48] Ranald Michie, ‘The City of London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Ranald Michie and Philip Williamson, ed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City of Lond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2004), 45.

[49] 参见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s://www.ons.gov.uk/economy/investmentspensi onsandtrusts/bulletins/ownershipofukquoted-shares/2016

[50] Paul W.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401.

[51] House of Lords, Debates, Series 3, Vol. 204: 1364–5;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2004), 201.

[52] P. R. Ghosh, ‘Disraelian Conservatism: A Financial Approac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9 (1984), 289.

[53] D. P.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1861–1865 (London, 1974),227–30.

[54] Michel Chevalier, ‘La Guerre et la Crise Européenne’, Revue des Deux Mondes,1 June 1866, 784–5; Constantin Frantz, Die Welt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zugnahme auf Deutschland (3 vols, Osnabruck reprint edn, 1966), 1: 89.

[55]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209.

[5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72–73(London, 1972), 74.

[57]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242, 303.

[58] Denis Judd and Peter Slin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London, 1982), 38.

[59] Iain E. Johnston-White,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7), 25; Yasmin Khan, The Raj at War: A People’s History of India’s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5), 18.

[60]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1972), 143.

[61] Frantz, Die Weltpolitik, 1: 106–7.

[62] Cf. T.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London, 1984), 403. 关于“不列颠民族主义”，参见Darwin, Empire Project, ch. 4。

[63]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1914–1947: The Economics of Decolonization in India (London, 1979), 179.

[64] Hilaire Belloc, Complete Verse (London, 1970 edn), 184.

[65] Ronald Hyam,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1976), 158.

[66] Entry of 24 Sept. 1938 in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 1938–1945 (London, 1971), 104.

[67]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140.

[68] G. C. Peden, ‘Suez and Britain’s Decline as a World Pow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5/4 (2012), 1073–96, quoting p. 1095.

[69]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London, 1948–544), 3: 551 and 4: 81.

[70] Commons, Debates, 27 Jan. 1942, 377: 601.

[71] Darwin, Empire Project, 13–14.

[72] David Edgerton, Britain’s War Machine: Weapons, Resources and Exper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1), 85.

[73]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Harmondsworth, 1970 pbk), 727.

[74] Cannadine, ‘Apocalypse When?’, 284.

[75] Jim Tomlinson, ‘Thrice Denied: “Declinism” as a Recurrent Theme of British History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0/2 (2009),240; cf.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2001),276–7.

[76] Supple, ‘Fear of Failing’, 444.

[77] Christina Beatty and Steve Fothergill, ‘The Long Shadow of Industrial Britain’s Demise’, Regions, 308/4 (Autumn 2017), 5.

[78] Francesca Carnevali and Julie-Marie Strange, eds,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2nd edn, London, 2017), 11–13.

[79] Jim Tomlinson, ‘De-industrialization not Decline: A New Meta-narrative for Post-war British History’,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27/1 (2016), 76–99, quoting p. 79.

[80] Tomlinson, ‘De-industrialization not Decline; see also Maarten Goos and Alan Manning, ‘Lousy and Lovely Jobs: The Rising Polarization of Work in Britai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 (2007), 118–33.

[81] Ian Budge, ‘Relative Decline as a Political Issue: Ideological Motivations of the Politico-Economic Debate in Post-War Britain’,Contemporary Record, 7/1 (Summer 1993), 4–6.

[82] Quoted in Robert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1987), 136–7.

[83] Raphael Samuel在他的书中强调了遗产的这一方面，参见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2nd, edn, London, 2012), 238。

[84]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2009), 163–80.

[85] Nicholas Pronay, ‘The British Post-Bellum Cinema: A Survey of the Films Relating to World War II Made in Britain between 1945 and 1960’,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8 (1988), esp. pp. 39–41; John Ramsden, ‘Refocusing “The People’s War”: British War Films of the 195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3(1998), esp. pp. 36–8, 45; Wendy Webster, Englishness and Empire, 1939–1965 (Oxford,2005), ch. 3, esp. p. 91.

[86] See Jay David Bolton and Richard Grusin,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2000); also 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esp. 506–27.

[87] Commons, Debates, 18 June 1940, 362: 60–1.

[88] Patrick Wright, ‘Misguided Tours’, New Socialist, July/August 1986, 34.

[89] Hewison, Heritage Industry, 146.

第二章

欧洲

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是我们历史的主导因素。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88年9月20日于布鲁日

认为英国有别于欧洲的观念是现代英国文化中的一个常见特色。在从足球比赛到天气预报的日常谈话中，这两个词经常被用来指代两个有明显区别的实体。这种用词也常常出现在政治话语中，从20世纪60年代旷日持久地辩论英国是否应该“加入”欧洲，到1975年公投决定是否“留在”欧洲，再到2016年公投决定“脱离”欧洲。当然，这里的“欧洲”特指一个具体的政治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或欧洲联盟，但这些政治辩论有很多源自“英国自古以来有别于欧洲大陆”的叙事。

1962年10月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在布莱顿的工党年会上的讲话是有关英国的非欧洲身份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他详细列举了工党同意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特别是改变共同农业政策，他将其斥为“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之一”，他还强调了英国对英联邦的义务。盖茨克尔最后说，英国加入利弊参半，“是否值得加入取决于我国加入的条件”。他毫不掩饰地怒斥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保守党政府一门心思想要加入共同市场，丝毫不顾及对英联邦的伤害。但报纸上大肆报道的并不是盖茨克尔审慎列举的各种利弊得失，而是他那些慷慨激昂的只言片语。[1]

例如他警告说，欧洲具有两面性，英国有充分的历史理由加以警惕。“因为欧洲固然有伟大而光荣的文明，欧洲固然诞生了歌德与达·芬奇、伏尔泰与毕加索，但欧洲历史也有邪恶的一面——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你说不准这个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它具有两面性，而我们还不知道哪一面将占据主导地位。”那种“欧洲联邦的理想”也让这位工党领袖很不舒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加入了，我们就不过是欧洲合众国的一个州，就像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一样……也像西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在澳大利亚一样。它就是这么回事，它就是英国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终结”。盖茨克尔认为，这样的变化将否定英国自古以来的身份认同：“这意味着千年历史的终结。你们或许会说，‘让它终结好了’，但我的天啊，这可是需要一些谨慎和思考的决定啊……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欧洲的一部分——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我们的联系和纽带遍及整个世界。”[2]

几个月后，这种有关英国千年历史和全球宿命的话语又被迪安·艾奇逊提了起来，他曾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至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本书开头引用的话“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虽然现在受到了许多批评，但其背景还是非常重要的。1962年，艾奇逊已是一位不好伺候的老政治家，他受邀于12月5日在美国西点军校的一场学员大会上做主旨演讲。他老调重弹，讲着“大西洋联盟有多么重要”，这场演讲在美国国内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他在谈及西欧面临的一些问题时，有一段关于英国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它想要做独当一面的大国，游离于欧洲，以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充当“英联邦”领袖为基础，而英联邦既缺乏政治结构，又不统一，也没有军事实力，只是通过英镑区和对英国市场的偏好维持着岌岌可危的经济关系。现在这一角色已经没戏唱了。英国想要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穿针引线，所执行的政策看起来和它的军事实力一样弱。现在女王陛下的政府想要（在我看来非常明智）重新进入欧洲，它在金雀花王朝时从那里被赶了出去，而今后所要进行的战斗可能要和当时一样激烈。[3]

这整段话都应该引出来，不仅是因为它对英联邦、英镑区和英国的冷战外交政策嗤之以鼻，还是因为它（现在看来非常神奇地）预见到了英国试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能预示着另一场“百年战争”。不过，引起伦敦注意的还是“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这句精辟的话，它令保守党圈子里顿时一片哗然。《每日快报》（Express）谴责美国对忠实的盟友“背后捅刀子”；《每日电讯报》揶揄道，艾奇逊向来“着装比判断力更为完美”。[4]由于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被认为是肯尼迪总统的亲信，英国首相本人觉得有必要亲自出来概括总结一下英国历史，以安抚他的保守党以及他所谓的“国内‘爱国’势力”。麦克米伦宣称：“艾奇逊先生犯了过去400年里很多人都犯过的错误，包括西班牙国王腓力、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希特勒。”[5]

艾奇逊从没有收回他的言论，但他后来确实对当时的表达方式表示过后悔——虽然语带讽刺。他在1970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政治家的第一要求就是沉闷乏味”，他还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都很容易”。他承认他在西点军校说的那句备受争议的话太过犀利，太容易被人拿来引用。“要是我用两倍的字数表达出来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刺耳，而且立刻就能被人承认接受。从那以后几乎每一位英国政治家都把它改头换面拿出来说，但他们从来没有归功于我。”[6]

艾奇逊说的没错：他那句“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在英国评论界几乎成了滥大街的话，那些希望英国加入“欧洲”的人更是常常说起。[7]但盖茨克尔和麦克米伦如此满腔热情地乞灵于国史，也反映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反向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后面还会再出现，例如在1989年至1990年德国统一的时候。1989年12月，就在柏林墙倒塌的一个月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一次欧洲峰会上惊呼：“我们打败了德国人两次，现在他们卷土重来了。”[8]她的密友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气冲冲地向《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记者宣泄了类似的情绪，他称欧洲货币联盟为“德国人想要夺取整个欧洲的勾当”，还大声喊道，至于将主权交给欧洲共同体[9]，“老实说你也可以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嘛”。《旁观者》欣然将这次采访作为封面故事，配上了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海报并在上面画了希特勒的小胡子，里德利不得不从内阁中辞职。而鲍里斯·约翰逊在2016年呐喊着英国人必须再次成为“欧洲的救星”并坚决抵抗德国人称霸的图谋，也是如出一辙。《每日电讯报》相关报道的标题是《鲍里斯·约翰逊：欧盟想搞超级国家，和希特勒一样》。[10]

为了多少理解这些简单化的叙事，我们要考虑的就不能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而是要纵览盖茨克尔所说的“千年”。一种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对“英吉利海峡”做一些思考。虽然类似的形象在威尔士或苏格兰（它们是被“边区”或“边境”所框定的）的历史叙事中较少出现，在爱尔兰（它在爱尔兰海的另一侧）的历史叙事中更是几乎不见踪影，但英吉利海峡却成了英国与欧洲之别的象征：它是从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上划出的一道海上疆界。但在“岛国故事”中，我们应该对这条海峡有更为多样化的理解，用更加灵活的视角来看待英国与不断变化的欧洲大陆之间那不断变化的关系。

英吉利海峡——屏障与桥梁

在1 000年前，今天我们英国人说的“英吉利海峡”被描述为两块陆地之间的通道，而不是阻隔。12世纪的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称它为“通往南方的海峡”，“可以让人航行到高卢”。[11]他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在1066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统治英格兰的是一群操法语方言的政治精英，他们很自然地往来于海峡两岸的领地。而在铁路还没有问世的风帆时代，从伦敦去法国要比去苏格兰快得多。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由相互通婚的贵族和罗马天主教会统治的“共有文化”，天主教会的教士构成了行政管理阶层，也贡献了历史学家。[12]

不过这种“共有”远非和谐，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会争夺对领地和头衔的所有权。法国军队多次渡海入侵英格兰，特别是在1139—1153年亨利一世继承问题引发的内战期间，以及1215—1217年因《大宪章》（Magna Carta）的解释与应用问题引发的针对约翰王的“男爵战争”期间。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军队自北向南渡过海峡。亨利一世死后，“征服者”威廉建立的盎格鲁-诺曼王朝被安茹伯爵若弗鲁瓦的后代——亨利二世及其子理查与约翰——所继承，他们的“安茹帝国”在12世纪70年代发展到顶峰，呈一个巨大的弧形，从诺曼底向西包括了布列塔尼，再沿着海岸向南直达波尔多、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山脉，向东穿过中央高地到达奥弗涅。这个“帝国”虽然覆盖了今天的半个法国，但它只是不同领地拼凑而成的，饱受亨利家族内部斗争之苦。它在约翰时期的英法战争期间分崩离析，除了曾经庞大的阿基坦公国西南一隅的加斯科涅外，诺曼底以及其他所有领地统统都丢掉了。

爱德华一世和金雀花王朝诸王奋力想保住他们仅有的法国领地。最想要的就是阿基坦公国。卡佩王朝的法国国王也和爱德华一样开始了野心勃勃的国家建构工程，他们宣称，根据1259年的《巴黎条约》，只有对法国国王宣誓效忠后才能拥有该公国。1286年，爱德华一世真的对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宣了誓，说的话是“按照我们先祖所立的和约，我成为您的人，以换取我在海这边从您那里获取的土地”。[13]

在他的继任者看来，这一誓言的意义越发难以忍受：一个在英格兰海这边宣称拥有主权的君主，居然为了他在欧洲大陆的基业而成为瓦卢瓦王朝的封臣。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爱德华三世（爱德华一世之孙）在1328年利用法国王位继承危机，宣称他从他母亲那里获得了统治法国和英格兰的资格。结果就是两个王国从1337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公开进行战争——史称“百年战争”。亨利五世于1415年在阿让库尔取得大胜之后，英格兰及其盟友勃艮第似乎就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了。他们在15世纪20年代控制了从布列塔尼和英吉利海峡到卢瓦尔河的大片法国领土。但战局随后急转直下，这部分是因为贞德鼓舞人心的领导作用；到了1453年，英格兰占领区只剩下加来周边的一小块地区了。尽管亨利八世又进行了几次对法战争，加来最终还是于1558年陷落，但后来的英格兰君主从未停止自封为法国统治者，直到拿破仑时代。

在近4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吉利海峡既是桥梁也是屏障。它连接了盎格鲁-法兰西文化的两侧，在这种文化中，英格兰精英在法国拥有根基，很多时候还拥有领地；这一时期随着英国在百年战争中落败而宣告结束。在随后的4个世纪里，两边渐渐发展出彼此相异、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而宗教改革和确立英格兰特色新教的长期斗争（持续到1690年），以及之后的另一场百年战争（先后对付的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则巩固了两边的不同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英吉利海峡确实成了具有象征性的屏障，特别是在官方的叙事中。但它作为桥梁的功能也从未停止，因为欧洲大陆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搞得千疮百孔，而英格兰作为一个新教国家，面对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无法置身事外。[14]

亨利八世与罗马的决裂最初只是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他希望教廷能宣布他生不出儿子的婚姻无效，好与他最近宠幸的安妮·博林结婚，以诞下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当教宗拒绝批准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亨利便自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随后他的政权利用了反教权改革者的观点，对修道制度进行攻击，取缔了拥有英格兰近三分之一土地的全部修道院。然而，亨利并没有慎重地打理这些资产，而是将它们卖了换钱，用来收复英格兰在法国所失去的土地，以满足他个人的野心。1544年至1546年的战争代价惨重，而英格兰不断发展的新教改革运动也让整个国家日益受到欧洲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威胁。

16世纪50年代是关键的转折点，统治者的性别、生死等偶然因素发挥了作用。亨利死于1547年。他的幼子爱德华六世是个狂热的新教徒，积极地推广新教信仰，但他在1553年去世（可能是死于肺结核），年仅15岁。爱德华在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时，为了保证有新教徒继位，同意将王位传给他的表亲简·格雷小姐。但她仅仅在位9天，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女玛丽登上王位。玛丽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一门心思要铲除新教，她嫁给了当时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也是后来于1556年即位的国王腓力二世。这让英格兰一下子站到了欧洲宗教战争的另一边。但在1558年，时年42岁的玛丽似因子宫癌去世。继承王位的是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她是安妮·博林的女儿，当时25岁。考虑到伊丽莎白弟弟和姐姐的命运，在她登基时很少有人能料到她能在位近45年。例如在1562年，她感染了天花，差点丢了性命。她幸运的长寿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伊丽莎白是个坚定却谨慎的新教徒。这两种特质都很重要：她保住了宗教改革，却没有让宗教问题像在法国一样分裂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在1559年到1560年，苏格兰的反天主教贵族赶走了法国势力并建立了新教政权。之后发生的事情被人称为“自百年战争爆发以后英格兰对外关系最大的转变”——“与英格兰中世纪的敌人苏格兰结盟，与英格兰中世纪的盟友勃艮第为敌”，后者在尼德兰的领地现在落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手中。[15]此外，法国和西班牙最终在1559年议和，结束了两国近70年断断续续的冲突，这让腓力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执行他推翻宗教改革的使命。

1567年，帕尔马公爵代表西班牙开始残酷镇压低地国家的新教徒叛乱；1572年，数千名法国新教徒在后来人称“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的事件中遇害。在国内，伊丽莎白迫于谋臣们的压力，将顽固不从的天主教徒当作潜在的叛国者加以打击；在国外，她则为了国家安全而对尼德兰起义伸出援手。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矛盾愈演愈烈，其中的最高潮是1588年7月腓力失败的入侵行动——打败他们的与其说是英格兰的海军实力，倒不如说是传说中的“新教之风”，这股风使西班牙“无敌舰队”无法与帕尔马公爵在弗兰德斯的军队会合，反而把这些西班牙帆船吹向了北海。最初的130艘船中有三分之一没能绕过苏格兰回到西班牙。

在那些极度不安的年代里，政权和宗教的命运都在未定之天，一种新的国族观念出现了。它以近来历史的神意解释为基础，将英格兰描绘成一个受上帝保护的忠实的新教国家。一部在思想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就是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的《在这末后危险岁月里关乎教会的事迹与见证》（The Actes and Monuments of These Latter and Perilous Days, Touching Matters of the Church），俗称《殉道史》（Foxe’s Book of Martyrs）。它是一些故事的合集，其中有些是真实的，另一些则仅仅是传言；书里谈到的是基督教的殉道者，大多数是反天主教的殉道者。福克斯在玛丽在位时期流亡欧洲大陆，开始用拉丁文编写他的著作。他在伊丽莎白登基后不久的1559年回到英格兰，并很快被伊丽莎白的头号谋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招入门下；后者介绍他与印刷商约翰·戴（John Day）认识，并说服他用英文出版，还资助了这一相当庞大的工程——那是英格兰当时印刷的最大的一部书。第一版于1563年问世，厚达1 800页，并非常大方地附上60幅木刻版画作为插图；1570年问世的第二版达到了2 300页，超过200万字，分为两卷，附有150幅插图。伊丽莎白在位期间，该书一共出版了5个版本；17世纪又出了4个版本；而以廉价的分册发行的删节版在18世纪还不断刊印——福克斯的信息被传播给了更多新一代的读者。[16]

这种认为英格兰人是“神的选民”（就像过去的以色列人）的神意观被铭刻到了国家的日历上。对英格兰国族记忆尤为重要的是1621年牧师塞缪尔·沃德（Samuel Ward）所说的，这个国家被从“无敌舰队”和“不可匹敌的火药阴谋”下“两度拯救出来”——这里说的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之役以及1605年天主教徒阴谋炸死国王、炸掉议会的事件。这两次都被描绘成神伸手干预的结果。

在秘密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在位和三王国战争时期，火药阴谋在新教徒的记忆中变得更加神圣。查理企图将英格兰国教的公祷书强加给苏格兰长老会，引发了1639年至1640年的“主教战争”。为了镇压苏格兰的起义，查理试图建立一支由爱尔兰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这让人更加怀疑他是个天主教徒。查理为了给苏格兰用兵筹集资金，最终不得不时隔10多年在伦敦重新召开议会，这届立法机构对查理提出了一长串民事和宗教上的不满意见，并表决宣布议会将永久召开下去（“长期议会”），直到其要求得到满足。这一僵局演变成了对抗，进而引发了从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内战又和苏格兰及爱尔兰的政治宗教冲突搅和在了一起。

查理于1649年被处决，虽然其子在1660年复辟为查理二世，但他所回到的国家已经被内战彻底改变了。忠于新教的立宪君主制已经在英格兰牢牢扎根。以至于查理的弟弟兼继承人詹姆士二世转向天主教，就在1688年被赶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以及她信奉加尔文派的荷兰夫君奥伦治亲王威廉。玛丽于1694年去世后，威廉独占王位直到1702年去世。在他死前一年，由托利党乡绅把持的议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禁止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徒的配偶）登上王位。这可不是什么敬重君主的表现。主要为了保证新教继承能在不列颠全境顺利进行，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签订了《联合条约》，建立了“大不列颠”这一新的宪政实体。然后在1714年安妮女王（玛丽的妹妹）无嗣而终后，议会跳过了50多个血缘更近但信奉天主教的人。最终他们请了汉诺威选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Georg Ludwig）——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是个坚定的路德派信徒——过来加冕为国王乔治一世。[17]换句话说，为了让英格兰继续成为宪政上的新教国家，在1688年和1714年两度请来欧洲大陆的君主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新教继承也让英格兰重新涉足欧洲大陆。到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的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了欧洲的头号天主教国家。路易十四及其继任者对内专断，对外扩张，试图通过强迫联姻和公然侵略来开疆拓土——这一举动被很多英国人视为“普世帝国”（universal monarchy）的征兆。法国人通过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入侵行动，直接支持詹姆士二世的儿子和孙子复辟斯图亚特王朝。这一威胁迫使英国在1689—1697年、1702—1713年和1743—1748年的战争中与欧洲大陆国家结为同盟，以遏制法国的势力。

不管怎样，新教继承意味着英国本身就是一个欧洲大陆的君主国。除了安妮女王在位的12年（1702—1714），“从1688年到1837年的英国君主同时也统治着相当面积的欧洲大陆领土”——威廉三世[18]治下的联省共和国以及汉诺威王朝治下的不伦瑞克-吕讷堡选侯国（Electorate of Braunschweig-Lüneburg）。虽然这个选侯国因其首都而一般被称为“汉诺威”，但它其实包括了德意志中北部的大片地区——从不伦瑞克到北海边的不来梅，从哥廷根到汉堡的边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统治着两块不同的领土，保留着在德意志的深厚根基，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义务，每三个夏天至少有一个要待在汉诺威，还带着通常以首席国务大臣领衔的一帮重要大臣。这种规律直到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才被打破——他是汉诺威王朝第一个生于英国并以英语为母语的国王。实际上，他在位60年，从没有去过汉诺威。[19]

因为汉诺威这层关系以及参与欧洲大陆战争的经历，18世纪的英国政治精英清楚地意识到欧洲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个整体。这也让岛国孤立的思想失去了市场。1716年，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宣称，“过去托利党认为不管欧洲其他地区发生怎样的事情，英格兰都可以独善其身”，这种想法“自（1688年）革命以来就被人合乎情理地抛弃了”。1742年，议员约翰·珀西瓦尔（John Perceval）嘲讽了“这个国家是个坐拥天堑的岛国，可以在外面世界的狂风暴雨下安全无虞、置身事外”的观点。政治家卡特里特勋爵（Lord Carteret）在1744年说道，“我们自己的独立”与“欧洲大陆的自由”息息相关。[20]而对法国的失利常常被归咎于18世纪版的“缺乏意志力”：奢侈、自私甚至嗜好喝茶。小册子作家乔纳斯·汉韦（Jonas Hanway）质问道，“那些打赢克雷西战役和阿让库尔战役”，或者那些在布莱尼姆战役中“用高卢人的血染红多瑙河的人，他们是饮茶者的子孙吗？”[21]

18世纪上半叶，辉格党的政治宣传明确指出，“国家利益”要求英国通过明智的结盟和有选择的干预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但当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看法。1742年，一位批评者宣称，“维持欧洲平衡是英格兰的荣誉”这种想法“一直被人无知地解读，被人荒唐地应用，被人致命地付诸实施，以至于这个国家损失了很多生命和金钱，超过了这种国家荣誉在世界上所配有的一切价值”。[22]托利党政治家兼政治哲学家博林布罗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提出了另一套策略。他强调：“大不列颠是一个岛国……大海是我们的屏障，舰船是我们的堡垒，而光靠贸易就能自给自足的水手就是把守它们的驻军。”博林布罗克勋爵并没有完全否定向欧洲大陆派遣陆军的做法。他承认：“像其他两栖动物一样，我们必须时不时上岸一下，但海水是我们更为适应的环境，而且就像两栖动物一样，我们在水中时力量是最强的，因此我们就要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23]

从这里引出了后来英国外交政策“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之辩这一旷日持久的矛盾。海洋战略在1760年之后似乎更为合理，当时的在位君主在政治和个人情感上对汉诺威并不像前任那样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货物、商品和人口贩卖的商业网络越来越有利可图，英国的贸易活动从西北欧转向了地中海、东印度、加勒比海和北美殖民地。在“漫长的18世纪”的后半部分，主要的对法战争（1756—1763年、1778—1783年、1793—1802年，以及最高潮的1803—1815年）都是争夺全球帝国的战争，特别是在北美和印度次大陆。实际上，用历史学家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的话说，英国现在是“一个被帝国所定义的国家”。[24]

不过，英国继续被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所定义：这些战争每一场都危及了英国本土的安全，特别是1803—1805年的拿破仑入侵。但除了1812—1815年的危机年月，英国并没有在欧洲大陆部署庞大的陆军，而是利用其商业财富和稳定的国债，雇佣外国军队来为欧陆同盟做贡献。例如在七年战争激战正酣的1760年，英国资金维持的军队规模达18.7万人，而被派往德意志的英国和爱尔兰部队只有2万人。[25]在从1688年到1815年的7场对法战争中，只有1779年至1780年的这场英国在外交上是孤立的，当时西班牙和荷兰加入了法国一方。结果英国失去了制海权，继而失去了北美殖民地。

这些战争对于国族身份认同有着重大的影响。“大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在1707年形成的联合——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国家，它经过这些战争被锻造成形。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注意到：“一个强大和不断造成威胁的法国，成了挥之不去的天主教异己的象征，英国人自宗教改革之后就被教导着对其心存恐惧。直面它，这激励着他们抛开内部分歧，为生存、胜利和利益而斗争。”[26]

1793年至1815年之间（比英国参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加起来的两倍还长）与法国的全球争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侵略威胁。1797年一小股法军在威尔士登陆，而1796年和1798年在爱尔兰海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入侵事件——这是1801年爱尔兰被并入联合王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入侵英格兰是拿破仑从1798年到1805年的主要战略目标。他夸口说：“夜间对我们有利的8个钟头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我们有6个世纪的羞辱之仇要报。”英国前所未有地动员了起来。在1804年至1805年，全国1 050万人口中有近十分之一直接参与了国防。这些年里，因为宣传人士的煽动，法国成了英国的假想敌。1793年的一本小册子宣称：“法国这个背信弃义、残暴嗜血的民族是你们过去100年所经历的一切痛苦的根源。”[27]

由于1805年的特兰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拿破仑失去了制海权，他这才转向东边先后对付普鲁士和俄国。但他以经济战的形式对英国发起了新的挑战。他从1806年开始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而英国则对任何与他合作的国家进行报复，争夺这片狭窄海域的战斗达到了高潮。这场斗争还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葡萄牙拒绝参与封锁英国，这让英国从1808年开始可以在与拿破仑进行的半岛战争中开辟至关重要的第二战线。俄国拒绝维持封锁也是拿破仑1812年狂妄入侵俄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就是他覆灭的开始。在1814年和1815年，英国有能力资助一个三大国（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组成的同盟以及自家发展壮大的陆军，从而两度打败了那位小个子皇帝——最终在1815年6月，英普联军在滑铁卢取得了胜利。

1793年至1815年的对法战争更为清晰地划出了国家的边界。英国人普遍称，两国之间的海域为“英吉利海峡”——这反映了“法国的海岸就是海上的边疆”的说法。法国人称这条水道为“拉芒什海峡”（La Manche，意为“袖子”），领海的含义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这片海域成了法国领土的外部边界，并没有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28]，但英国对这片海域却有所主张。183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申明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拥有安全上的利益，他牵头签订了一份国际协定，对从尼德兰联合王国分离出来的比利时的独立与中立进行保证。法国和普鲁士也在签字国之列。这在75年后引发了致命的后果。

滑铁卢战役后，英国仍然时不时会与法国发生摩擦，偶尔还会担心遭受入侵，但用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克鲁泽的话说，法国“再也没能应战”。法国人“知道自己没有胜算，所以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选择妥协退让，例如在1840年和1898年”。[29]渐渐地，英法关系犹犹豫豫地走向共存，然后是签订协约，最终结为同盟——这重新定义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直到1940年。

海峡——被跨越但还是胜利了

在1815年到1914年的这100年间，英国试图用新的方式来维持它海陆并重的混合型大战略。它一方面进行全球扩张（这常常是通过有限战争进行的，例如1882年对埃及的征服），它另一方面会定期地进行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外交活动，以维持欧洲的均势。像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自始至终都属于例外情况。但在1861年至1871年美国和德国相继统一后，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的相对衰落开始显现。在漫长的18世纪，英国为了欧洲稳定和全球霸权只与法国这一个敌人发生冲突。冲突的规模非常大，但博弈还比较简单。而到了1900年，英国面对的是欧洲大陆和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国同时发起的挑战，尽管德国因为离得最近所以威胁最大。英法打赢了第一次对德战争（1914—1918年），但胜利是在美国大力相助的情况下才取得的；在第二次对德战争中，法国很快就在地缘政治中出局了，而美国的地位变得异常重要。在这一过程中，英吉利海峡失去了大部分的战略意义——轰炸机和后来的核导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它。但1940年的事件成功地重申了它对英国身份认同的心理意义。我们需要更加留意两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期，因为它已经成为全国性辩论的核心问题。

19世纪末，英国在面对多重挑战时的常规做法是采用选择性的“绥靖”政策——这一外交术语在当时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用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这意味着“通过合理的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他国的不满，从而避免诉诸一场昂贵、血腥甚至非常危险的武装冲突”。[30]但其他国家大概不像英国这样认为绥靖合理，能接受。丘吉尔在1914年私下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身家清白、没什么遗产的年轻民族。我们在领土方面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希望能不受打搅地享有庞大优质领地的要求也都得到了满足，这些领地主要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大多时候通过武力维持，这种局面往往对我们比对其他国家更为合理。”[31]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引用这段备忘录时选择略去了那些黑体字——这或许表明他意识到这些语句与英国人喜欢表现出的原则性的对和平的热爱不符。

19、20世纪之交时，可以通过这种精心的绥靖来至少稳住美国——英国一边在有摩擦的问题上退让，一边强调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美国只是一股存在于美洲和太平洋的势力，在那个阶段在欧洲的政治参与非常少。至于欧洲本身，德国在地理上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不同。然而，德国在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有了成为“世界大国”、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抱负，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德国在20世纪建设了一支可以匹敌皇家海军的大型现代海军。这促使英国与法国和俄国越走越近，这两个欧洲国家分别在北非和印度次大陆与英国存在殖民地竞争，但它们也很害怕德国军事实力的增长。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定旨在解决，至少是缓解它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以更好地遏制德国。

伦敦方面并没有加入正式的法俄防御同盟——历届英国政府都希望保持行动自由，但1912年英法的秘密参谋会谈使双方建立了实质上的联系。因为法国将大部分海军部署到了地中海（以防备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威胁），条件是英国皇家海军会在英吉利海峡集中兵力对付德国。这在1914年7月欧洲突然间分化成两大阵营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后，维也纳政府在德国的支持下对塞尔维亚宣战，而俄国在法国的不断鼓励下，则对塞尔维亚伸出了援手。

在7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一直让法国和德国猜不透英国的立场。他奉行的是一种精心安排的模糊政策，为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保住英国的“自由决定权”，同时在两大军事集团间斡旋谈判以达成协定。[32]但最终格雷让法国和德国都对英国的意图感到一头雾水：特别是他没能及时向柏林方面传递清晰的威慑信号。[33]

不管怎样，这种政策并不是真的“模糊”，因为外交部深知英国不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置身事外。资深外交官艾尔·克罗（Eyre Crowe）就明确地指出了这样下去的两种后果。如果德皇威廉二世赢了，打败了俄国和法国，“并在荷兰和比利时自愿或被迫的配合下占领了英吉利海峡”，那么“孤立无援的英国将如何自处”？而如果法国和俄国靠自己赢得战争，“他们会怎么看待英国？怎么看待印度和地中海？”换句话说，在一场大战中作壁上观将会让英国在欧洲或全球范围内身陷不利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无法在大陆外交政策和帝国外交政策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34]这也是为什么英国这头年迈的雄狮最终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战。正如克罗对格雷说的那样：“认为英格兰不能参与大规模战争就意味着让它放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一个不能挺身而出从而变得无足轻重的国家是无法维持均势的。”[35]

德国自身的愚蠢行为让格雷摆脱了两难困境。为了在俄国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东普鲁士之前将法国迅速赶出战争，德军取道比利时直逼巴黎。这种对1839年《伦敦条约》的公然违反（德国总理将其斥为“一张废纸”[36]）是一记令人瞠目结舌的外交乌龙。格雷因此得以消除内阁中的一个根本性分歧，并明确给出了英国在法律和地缘政治上的参战理由。但在1914年8月的伦敦，即便是那些对战争“到圣诞节就结束”的轻佻论调嗤之以鼻的人，也想不到这场战争将持续4年，吞噬约75万英国军人的生命——这是英国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

这一次，英国利用自身海军力量并资助他国参战的传统战略不起作用了。经过1914年疯狂的运动战，西线的战事陷入了僵持不下却伤亡惨重的堑壕战。而打击德国弱小盟友的另一套“边缘”战略，不管是1915年对付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行动，还是1917年通过增援意大利来对付哈布斯堡帝国，都是颗粒无收。因此用过去的二元战略观点来看，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都无法打破僵局。1916年，英国无法只依赖志愿兵，不得不推行征兵制，并独自在欧洲大陆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攻势，以缓解法军在凡尔登所受的压力。为期4个半月的索姆河战役并没有取得突破——在损失了近50万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士兵后，英军最多只推进了6英里；而1917年的帕森达勒（Passchendaele）战役又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血战，在阵亡了至少25万人后所获得的战果微乎其微。这时英国自身的国库已经开始见底了，因为这完全是另一种级别的战争。不仅国防开支飙升到了天文数字，从1913年的9 100万英镑增加到了1918年的近20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37]而且英国还是对抗德国等同盟国的协约国的主要贷款国，它在战争期间借出了相当于11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给俄国、法国和意大利。英国的战争行动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原材料和弹药，以及从纽约银行家那里获得的贷款。直到美国开始投入资金和兵力（在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协约国才占得上风，最终抵消了1917年底俄国十月革命后东线崩溃所带来的影响。

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德意志帝国的瓦解以及次年6月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都让人觉得英国赢得了战争——而且战果还不小。但19世纪60年代有关美国和德国的关键地缘政治问题并没有解决。用报业巨头诺思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话说，人们在1917年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深感不安，而许多英国决策者决定将“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作为现阶段国家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在1917年9月对战时内阁说：“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上无疑存在着不同。我不打算描述这种不同，但我知道你们都同意，在存在差异的地方，我们都是对的，大陆国家一般来说都是错的。如果美国在这些问题上接受了我们的观点，这就意味着这种观点将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他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劝说美国追随英国，因为“虽然美国人民大多在祖籍和思维方式上都是外国人，但他们的统治者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也认同我们的政治理想”。这就是英国“特殊关系论”[38]的雏形。

但1919年到1920年发生的事表明，过于相信塞西尔的政治文化假设还是有风险的。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以及《凡尔赛和约》。20世纪20年代，美国收回了对欧洲的投入。其中之一就是英美对法国安全的保证，巴黎方面曾经认为，既然不允许法国将边界向前推进到莱茵河，那么这一保证就是必不可少的。但英国并不打算单独执行这一保证。就像美国收回了与英国的战时同盟，英国也迅速与法国脱离关系。

1921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停火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就感觉你们又再度成为法国的敌人了。”劳合·乔治回答道：“难道这不是我们英国一向的传统政策吗？”[39]两个战时的盟友迅速重启了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夺，这次是在中东地区，它们在对德政策上也存在分歧。德皇威廉二世的舰队一被解散，坐拥英吉利海峡的英国顿时觉得安全了，但法国与德国这个人口多一半、重工业多三倍的国家之间只有一道陆地边界。法国希望肢解俾斯麦锻造的德国，至少是通过惩罚性赔款和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让它不得翻身，而大多数英国决策者则想方设法让德国回归国际社会，使其免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影响。在1924年至1929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是个少有的例外，他在1924年强调“我们应该将对法协约作为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到1932年，即便是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Sir Robert Vansittart）这样的亲法人士都认为：“法国刚刚已经事实上得到了我们向来不希望在欧洲出现的东西，即政治军事上的霸权，甚至是独断专行的地位。”[40]

在这种氛围下，战后修筑连接英法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的想法，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不时引起辩论，因为国家安全原因在伦敦遇冷，就不足为奇了。1919年，劳合·乔治宣称：“我们成为岛国是神的意思——我认为这对欧洲和整个世界历史都有好处。”“借助岛国地位，英国多次挽救了欧洲的自由”，如果没有特别利好的因素，他不想失去这一地理上的特权。在各式各样担心有人阴谋破坏、敌人突袭、布尔什维克渗透和大批难民涌入的言论中，只有丘吉尔在内阁里站出来坚定支持建设海底隧道，主要是因为其商业价值。1920年，外交部的大多数意见是：“我们与法国的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没有稳定友好到可以修筑一条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使我们）失去岛国地位所带来的安全保障的地步，尽管近年来科学和机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41]

但那些“长足”的科技发展现在已经真的超越了英国“天赐”的岛国地位。空中力量崭露头角，意味着这条“沟濠”可能很快就要失去作用了。1934年，保守党领导人斯坦利·鲍德温在下议院警告说：“过去的边界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你们想到保卫英格兰时，你们不会再想到多佛尔的白垩悬崖，而会想到莱茵河。”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轰炸机的恐惧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甚至英国政府代表三军的联合规划委员会都预计空袭的最初24小时将造成2万人死伤，在第一周结束时的死亡人数可能增加到15万。这是一种严重的高估，英国在整个“二战”期间遭受的一切形式的空袭，造成的伤亡也不到15万。就是这种恐慌心态使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防政策发生了扭曲。[42]

希特勒在1933年甫一上台，就决心用军事手段改变《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件，英国政府并不是以平衡地重整军备来应对，而是一门心思对付新生德国空军的威胁。鲍德温1932年耸人听闻的直白言论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我认为一般民众也应该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保护他们免遭轰炸。不管人们说什么，轰炸机总是能飞过来。”鲍德温继续指出，这意味着“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保命，那就要比敌人更快地杀死更多的妇女和儿童”。[43]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政府集中精力打造自己的轰炸机力量，希望它可以威慑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置敌人于死地。直到1939年，轰炸机飞过来才不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事。快速单翼战斗机（飓风式和喷火式）的发展，加上英格兰东南沿海各地建立的更为先进的雷达站系统，使得在敌人轰炸机飞过来之前就予以监测并摧毁成为可能。这种优先发展空军的思路在国防预算中得到了体现。海军的开支屈居第二，陆军则被远远地甩在了最后。在当时的孤立主义氛围下，加上人们对索姆河战役和帕森达勒战役记忆犹新，再派大批陆军渡过海峡送死是绝对不能提的事。陆军将领乔治·米尔恩（George Milne）在1927年警告说，“在100年之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承受我们曾经遭受的损失”，“如果再打一场和上一次类似的战争，文明本身将分崩离析”。陆军试图强调，在空军时代，英国传统上对比利时领土完整的承诺比以往更为重要——这样“比利时将可以作为我们的空军基地，而不是德国的空军基地”，但在1938年初，内阁甚至连向欧洲大陆再派遣一支“地面部队”的应急方案都放弃了。简而言之，英国奉行的是对“欧洲”的“有限责任”政策。[44]

这一政策受内维尔·张伯伦的影响尤为厉害，他从1937年5月开始担任首相，此前从1931年开始担任掌管财权的财政大臣。张伯伦对潜在的盟友特别不信任：他拒绝了法国让英国对欧洲大陆负起责任的尝试，还说“除了表态以外，什么都不要指望美国人，这向来是最好和最安全的”。[45]张伯伦吸取了1914年7月格雷骑墙观望的危险教训，入主唐宁街10号后就亲自过问外交事务，还在1938年9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三次会见希特勒。他的目的是阻止因为一个他认为对英国安全无关紧要的“遥远国家”而再度爆发大战——这回可是有来自空中的浩劫。因此，他在慕尼黑会议上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与独立，从这时起“绥靖”一词才开始带有现在的负面含义。但随后在1939年3月的危机期间，他和惊慌失措的内阁决定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以遏制德国的进一步扩张。现在已经不能说希特勒的目标是“极其有限”的了，也不能说（英国）“有限责任”的政策是有道理的了。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和平时期的征兵制度，并开始了与法国的谈判。当希特勒利用苏德条约在1939年9月瓜分波兰时，英法对德宣战了。

在1939年至1940年冬的所谓“宣而不战”（Phoney War）期间，英国决策者对1918年以来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很多人私下承认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德国威胁的看法太过天真，并决心在此次冲突过去后不再重蹈覆辙。外交部高级官员奥姆·萨金特爵士（Sir Orme Sargent）在1940年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建议，有必要建立一个“英法之间密切而永久的合作机制，包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让两国在战后欧洲的一切国际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在这段不得了的言论中，萨金特说的是两国政府密切合作，而不是建立任何联邦体制，但即便这样，英国在思维上也要进行一番革命。因此他提议对公众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伯伦批复道：“完全同意。”[46]1940年3月28日，两个国家发表联合宣言，承诺“在达成和平之后”，它们将继续“在一切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只要能保障它们的安全并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重建一个能在欧洲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法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很有必要”。英国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开始研究行政合作的关键领域；教育委员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开始在英国学校里开展一项特别项目，以增进人们对法国的理解。[47]

在台面上，丘吉尔于同年3月30日宣称，英国和法国的团结现在是“不可分割的”。《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两国正在朝着“更为紧密的联盟”前进——讽刺的是，后来1957年的《罗马条约》就用了这一表述。[48]当然，私底下还是有很多人表示怀疑——既是对英法联盟，也是对法国。但该宣言被视为一个漫长学习过程的开始。要是两个国家能并肩作战和德国打上4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我们今天或许就会把1940年视为英国彻底转向“欧洲”的时刻。结果，第二次对德战争与第一次完全不同：1940年6月法国陷落后，西部战线并没有出现，直到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

因为英国人在欧洲大陆问题上的转向来得太迟了，他们只在1940年5月向西线投入了10个师——荷兰出动了8个师而法国部署了超过100个师。英国军事投入少或许对法国战役影响不大。关键因素是希特勒改变了重点进攻比利时的战略，重演1914年8月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要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德国国防军将与英法主力迎面撞上。结果德军绕过英法联军南侧发动突袭，利用大部分装甲师穿过阿登山区，渡过默兹河，然后向西北推进到英吉利海峡。联军的失败是因为情报不力加上法军统帅部的麻痹大意，就算英军往比利时再多派几个师也于事无补。

另一方面，得益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重整军备过程中一直侧重空军力量的发展，伦敦方面拥有了非常完善的防空体系，这在法国陷落后的那个夏天的不列颠空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有关英国历史和身份认同的辩论大多围绕1940年发生的事展开。

法国的陷落彻底改变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1940年5月，英国对法新型关系的计划宣告终结——尽管内阁在6月16日批准了一项英法同盟的正式提议，包括两国互通国籍，此举是为了最后阻止法国于次日宣布投降，但并没有起作用。英国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控制了英吉利海峡的大国，而且在历史上首次没有任何大陆盟友的支持，这比伊丽莎白一世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时的处境更为恶劣。而且如果皇家空军失去了制空权，德国入侵似乎就不可避免了。要是英国在法国的陆军也给丢了，那么就很有可能要妥协求和了：实际上，最初人们认为从敦刻尔克附近的海岸上只能撤回两三万士兵，战时内阁真的在5月26日至28日就求和一事进行了辩论。[49]不过，到6月3日撤回的兵力是33.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英国人，大多数是正规军和地方义勇军。这让丘吉尔获得了足以应对入侵的军队骨干力量。

敦刻尔克大撤退也让英国获得了现代的神意传奇故事，这一传奇故事是在危急时刻创作出来的。5月25日，《泰晤士报》将争夺英吉利海峡港口控制权的斗争比作阿让库尔战役、“无敌舰队”之役和滑铁卢战役等英格兰历史上的伟大时刻。6月6日，该报已经在呼吁读者从“敦刻尔克精神”中得到鼓舞。大多数媒体，不拘所持的政治观点，都表达出了同样的信息：国家前途未卜，只有“历史”才能给我们脚本。《图片邮报》（Picture Post）宣称：“有些国家被一道悲伤的海湾隔断了它们英勇的过去，但我们不是。”而敦刻尔克的“奇迹”就像“无敌舰队”之役一样被广为传颂，丘吉尔在这一制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6月4日宣称，他完全相信“我们能再一次证明，我们有能力保卫我们的祖国，驾驭战争的风暴，在暴政的威胁中生存下来，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打持久战，我们可以孤军奋战”。6月18日，他对下议院和整个世界表示，“希特勒深知如不能在英伦岛上击溃我们，他便将彻底失败”，并敦促英国人民“恪尽职守，倘若大英帝国及联邦得以长存千年，人们将说道：‘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1 000年太长了，我们没有人能活到2940年去看个究竟，但目前为止，丘吉尔的预言已经被证实了。[50]

丘吉尔说的“孤军奋战”在1940年夏天成了流行语。戴维·劳（David Low）那幅著名漫画上就写着“好吧，孤军奋战”（Very Well, Alone）的字样，画的是一个英军士兵握拳冲天，毫不畏惧狂风大作的海洋和来自空中的威胁。泰晤士河上一艘拖船的好斗船长喊道：“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到哪步田地了！再也没有该死的盟友了！”国王乔治六世更为得体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对母亲说：“我们现在不用再对盟友客客气气、纵容姑息了，就个人而言，我感到更开心了。”诗人T.S.艾略特（T. S. Eliot）在他的诗歌《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宣告：“历史便是此时，此地——英格兰。”这很好地捕捉到了当时那种炽热的情绪，这首诗的初稿是他在不列颠空战期间监视火警时写下的。艾略特这句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无法想象的，1914年9月的情况更像“历史便是此时，此地——比利时”。[51]

在“多佛尔的白色悬崖”被铭记为英国身份认同象征的过程中，敦刻尔克大撤退有着重要的作用。这道白色海岸线在19世纪就开始承担这一角色了，这既是拜J. M. W.透纳（J. M. W. Turner）等艺术家所赐，也要归因于跨海峡轮渡和印刷画、照片明信片的发展，这一切使它向海一侧的景观变得广为人知。围绕着白色悬崖，国家防御和英国独特性的故事产生了——这样的历史联系帮助人们“构建出国家形象”，让这一景观符号“广为流传”。[52]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不列颠空战之后，经由艾丽斯·杜尔·米勒（Alice Duer Miller）的《白崖》（The White Cliff）——这部1940年的畅销叙事诗在1944年被米高梅公司搬上了银幕——以及1941年薇拉·林恩（Vera Lynn）打造的战时金曲《多佛尔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这样的建构更上一层楼。英格兰海岸的白色壁垒或许成了“英国孤军奋战”最能唤起人们情感的象征。

但“孤军奋战”只是充满英雄气概的虚构。丘吉尔口中的“我们的祖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庞大的帝国供应链。他在回忆录中宣称，即便是在1940年他也没有真正害怕过入侵，但他的确担心，如果国家的海上生命线被切断，导致进口的粮食和原材料低于国家生存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那么战争就可能在1942年失败。[53]帝国/英联邦也是必不可少的兵力来源。到1940年底，有两个加拿大师被部署在萨里郡的北部丘陵一线守卫伦敦，而在1941年初有两个澳大利亚师、一个印度师和一个新西兰师在北非和地中海与轴心国作战，保卫帝国的主动脉苏伊士运河。[54]

虽然帝国对于英国的生存至关重要，但其资源不足以打败德国。1940年5月25日，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某种不测情况下的英国战略》（British Strategy in a Certain Eventuality）——说难听点就是即将面临的法国沦陷。总参谋部的核心假设就是，美国将“愿意给予我们全面的经济和财政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我们认为我们继续这场战争就没有任何胜算”。这成了英国战时以及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轴心。1940年7月，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也评论道：“与其研究和法国结为更紧密的联合，我们自己更应该考虑与美国建立某种特殊联系。”[55]

拥有一半美国血统的丘吉尔后来在战争中将这一主题化为己用，详细论述了这两个主要“英语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5年的战争中，美国和帝国/英联邦国家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后来这一趋势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不是法国在坚持了一个多月后突然全面投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而且如果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没能说服美国人抛弃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转而将英国视为国防前线，这一切也不会发生。罗斯福是凭借口才加秘密外交来实现这一点的，直到珍珠港事件将美国公开拖入世界大战。从那以后，不列颠群岛成了不可或缺的基地，用来轰炸希特勒占领的欧洲，组建一支英-美-加联军，准备实施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霸王行动”。

正如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极力展现的各种数据所示，在登陆日之前，英国及其帝国/英联邦可以说在战争中与美国付出了同等的努力。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随着新开辟的西线战场逐渐挺进法国并深入德国，英国在全面动员起来的美国面前越来越像个小兄弟。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哀叹道：“我们的军队只有美国军队的一半，不久就将等于三分之一多一点……现在办事可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56]假如美国在战后再度退回孤立主义（这在1945年至1946年似乎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一不平衡或许只是暂时的。但这一次美国是永久地介入了欧洲，与苏联的冷战不断升级，带来了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美国在和平时期史无前例地承诺保证西欧的安全，并很快就形成了全面的军事联盟。

这一联盟是建立在美国核优势的基础上的。1945年，核武器时代来临，英国变得比空军时代更加无险可守。英吉利海峡和白色悬崖尽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核武器面前却形同虚设：身份认同与安全相抵触了。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结果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1945年至1946年，与苏联的战时合作关系（对英国的战时生存非常重要，但后来从国家记忆中基本上被抹去了）本来有望以某种形式保持下来，但东欧的剧变以及斯大林在1949年的试爆原子弹让这种希望化为泡影。与美国不同，英国完全处在苏联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作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超过40%的人口居住在拥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英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总参谋部在1946年警告称，30枚苏联原子弹可能足以“让这个国家彻底崩溃”，而苏联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拥有这一储量。正如丘吉尔在1951年所说，英国现在是“苏联进攻的目标，可能还是靶心”。[57]

既然英国在核战争爆发时几乎门户洞开，既然与美国结盟是所能想到唯一的威慑手段，那么英国政府为何还决定要花大力气发展自身的核能力呢？这件事情反映了英国身份认同与安全之间盘根错节的另一方面。这一根本性决定是1945年至1946年由工党政府做出的——领导人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此时冷战还没有最终成形：英国仍在与莫斯科方面谈判，而华盛顿方面也在与伦敦保持距离——特别是在战时核武器合作问题上。1946年10月，内阁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就此事进行辩论，围绕着代价和威信展开。一方面，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可能在两三年内面临极端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处境”，有人对在这种时候挪用战后经济恢复的资源表示担忧；与此相对，有人认为“这一领域从工业和军事的角度上看均有革命性的意义，我们不能在这一方面落后于人。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这个我们最开始一度领先的发现，我们在世界上的声望以及争取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都会受到损害”。贝文刚刚被美国国务卿吉米·伯恩斯当面藐视了一番，这位简单直接的原工会领袖更为尖锐地说道：“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出这个东西……我们要尽快把米字旗插在它顶上。”[58]

因为内阁的决定，英国在1952年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进行核试验的大国。但在氢弹和远程导弹时代想让米字旗一直插在核弹顶上变得更加困难，代价更加高昂。1962年，V级轰炸机已经被淘汰了，英国也无力发展自己的导弹发射系统，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保守党政府决定从美国购买“北极星”导弹来装备英国潜艇。此举被麦克米伦说成是两国在它们的“特殊关系”中“相互依靠”的一面，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此时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10倍于英国，而且正如国防部在私底下评论的，“某些武器既重要又昂贵，其研发工作已经证明是超出了我们资源的承受能力，不得不依赖美国获得”，英国事实上就处于“单方面依靠”的局面。但在政治上，保守党内阁必须将这一新安排打扮成是为了维持英国“独立的”威慑能力：其做法是强调“北极星”导弹虽然名义上由北约控制，但如果英国政府断定“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就可以单方面使用。[59]

这种“将依靠和低人一等变成伙伴关系和平等地位的斗争”在1981年继续进行，当时撒切尔内阁不得不决定是否要购买美国的“三叉戟”导弹来进一步升级英国的导弹系统。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宣称：“党内的三分之二和内阁的三分之二都反对购买‘三叉戟’。甚至总参谋部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但他和撒切尔都决定进行下去。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评论道，如果购买失败，法国将是“欧洲唯一的核大国，这是不能容忍的”。[60]2016年，保守党政府再度同意购买“三叉戟”的后续型号，哪怕这会占用此后10年国防装备预算的约四分之一。下议院在7月19日以472票对117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这一决定——全体保守党议员除一人外都投了赞成票，工党议员则没有那么积极，有五分之三的人投了赞成票。这一心照不宣的跨党派共识反映了“为时尚早的方针”（现在还不是解除军备的时候）以及防务理论家兼前政府官员迈克尔·昆兰爵士（Sir Michael Quinlan）所谓“为这一本能决定寻找一系列理由”的后续努力。[61]而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自1945年8月9日的长崎以来没有哪个城市被“投下核弹”。除非发生了新的核打击事件，否则以任何方式改变英国战略、削弱核威慑方针（或想象），似乎都有失审慎。不管怎样，保住核威慑地位的主张在许多议员心中仍然很有分量：英国需要在第一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

付出“胜利的代价”

从轰炸机到核弹，从战列舰到导弹，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军事技术革命逐渐让英吉利海峡失去了英国战略安全上的价值。英国在安全上最要紧的还是与大西洋对岸的世界头号核超级大国在北约框架下结为同盟。但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折——特别是在1940年——强化了英吉利海峡在英国独特的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地位，尤其是对英格兰人而言。以推动欧洲一体化而闻名的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宣称：“英国从没有被征服或入侵。它不需要去除历史中的外来影响。”[62]

那么对于那些制定英国对外政策的人来说，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里，“欧洲”又是什么呢？他们是怎么面对“欧洲共同体”这个重要的历史性新事物的？它始于1958年由法国和联邦德国领头的6个西欧创始成员国，成员国数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扩大为12个，然后该组织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东扩，到2007年又接纳了15个成员国——从而包括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这个新欧洲要在漫长的英国历史叙事中占据什么位置呢？

尽管有1940年的事情，但建立英法友好关系的想法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彻底破产。1947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同盟条约——地点恰如其分（或者说讽刺）地选在了敦刻尔克。这份条约于次年扩大为与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互相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布鲁塞尔条约》。但1940年的事情仍让英国人心有余悸。1949年1月，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说：“我们在欧洲重建中拥有重大的利益。欧洲重建失败将招致共产主义。但我们承担的必须是一种有限责任。我们的援助绝对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以免我们被过度削弱，在万一欧洲沦陷的情况下无法作为美国有价值的盟友。”丘吉尔就是这种两面性的化身。1946年，他在苏黎世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呼吁以法德的历史性新型“伙伴关系”为基础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而英国的身份则是“朋友和支持者”。但他构想的这种支持主要是旁敲侧击，而且他只将英国与欧洲的联系视为英国涉入的独立但有所重合的“三个圈”之一。他在1951年重新上台后告诉内阁：“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英联邦及原大英帝国残余部分的统一与团结。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英语国家的‘手足关系’；而第三个则是统一的欧洲，我们在此事上是一个独立而密切相关的盟友。”[63]

这种若即若离的政策并不出人意料。联邦德国是冷战时期德国分裂形成的两个国家之一，而法国国内左右两派针锋相对。这两个国家都还在艰难地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1951年至1952年，英国的出口额和工业产值都与法国和联邦德国加起来相当。[64] 20世纪50年代，实力——至少是潜在实力——的天平发生了重大的偏移，这令英国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没能在欧洲一体化的形成时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战后英国历史上代价最为惨重的错误之一。而且这个错误是两大主要政党犯下的。根本性错误在于，英国没有参与那些奠定基础的谈判，也没有试图将它们引向更符合英国利益的方向。相反，英国方面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大陆国家”不可能齐心协力。这种对先前的战时敌人或脆弱盟友的自满甚至傲慢的心态被人称为“胜利的代价”。[65]

1950年，工党内阁拒绝参与打造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舒曼计划。他们虽然对该计划有望让法德两国捐弃前嫌表示欢迎，但考虑到英国只有5%的钢铁出口到西欧，他们怀疑该计划对英国经济的好处，也不信任该计划中“欧洲联邦”的含义。贝文宣称：“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你绝对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跳出来。”他对那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美国人激动地说：“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不是像卢森堡那样的国家。”不管怎样，英国的决策者都认为舒曼计划会流产，届时伦敦方面就能提出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应对方案了。结果，欧洲煤钢共同体在1952年宣告成立。[66]

这一误判在1955年再度重演，当时欧洲煤钢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邀请由安东尼·艾登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参与进一步一体化的谈判——在原子能或可能的共同市场领域。在这一阶段，提出的方案都还比较模糊，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如果英国“不是作为观察员而是和其他有关国家一样”全面参与的话，英国可以对谈判施加“更大的影响”。但麦克米伦的主要政治对手、财政大臣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宣称，考虑到英国多种多样的全球利益，这些方案“充满了特殊的困难”。最终政府只派了贸易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观察员列席谈判，不带任何承诺。其他国家大多派了外交部长作为代表参会。[67]

日后在布鲁塞尔的后续谈判也萧规曹随。更糟糕的是，在英国看来，自己的步伐基本上是被荷、比、卢三国决定的——它们热衷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进程在过去常常被法德矛盾所扼杀。欧洲一体化的首要推广者是荷兰外长约翰·贝延（Johan Beyen），巴特勒后来说他“非常热心”，“总是叫你做这做那”。巴特勒并不把他当回事：“我还是宁愿看更大的国家怎么做。”一个由财政部领衔并主持的跨部门委员会在1955年对共同市场的想法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它“在总体上”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弊大于利——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其利益不应被限定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欧洲圈子里。英国政府内的大多数人比较喜欢放长线，大家普遍相信，鉴于法国政局剧烈动荡，布鲁塞尔谈判可能会自行破裂。令人惊奇的是，内阁基本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按照巴特勒的说法，“艾登觉得这很没意思……甚至比我觉得还没意思”。[68]

骄傲自满的英国人没有预见到两个关键性的事态发展。

首先是从1956年1月开始担任法国总理的居伊·摩勒（Guy Mollet）与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出人意料地结为同盟。摩勒是社会主义者，而阿登纳是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但两人都致力于法德和解，而艾登在1956年秋天英法联合企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的行动中退缩后，摩勒的决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据说阿登纳曾对摩勒说：“欧洲就是你报复的手段了。”阿登纳急于让德国重返欧洲大家庭，而摩勒凭借阿登纳做出的让步和付出的代价，说服了（许多）批评共同市场的法国人。所提出的好处包括给予法国及其全体海外领地成员资格，并对法国效率不高但政治势力很大的农业部门开出了优惠条款。

其次，阿登纳不顾其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反对，促成了这件事（《罗马条约》的签署）。要知道后者可是被许多德国人誉为1945年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设计师。艾哈德想要的是一个更大、更宽松的自由贸易区，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这与联邦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英国和美国多样的贸易联系非常相称。但阿登纳坚持让政治因素压过经济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与法国达成协议。所以艾哈德基本上是被命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法国能够发号施令的真正原因。[69]

就这样，《罗马条约》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于1957年3月签署。法国和德国历经3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在希特勒的战争结束10多年后，最终实现了和平。假如英国像艾哈德希望的那样参与谈判，那么其中的态势必将迥然不同，结果也会少一点保护主义、多一点自由贸易。或者说，假如英国愿意接受一个关税同盟，历史学家米丽娅姆·坎普斯（Miriam Camps）认为“他们在这一阶段为农业和英联邦谈出这种广泛的例外条款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他们在后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70]虽然英国的症结常被描述为国家主权原则，但更准确地说——鉴于北约在麦克米伦国防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是英国不愿因为欧洲以及跨大西洋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削减主权。

给这些战略错误雪上加霜的是，英国也没有算到在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六国深化经济合作的步伐那么快。短短几年后，六国达成协议，对世界其他国家筑起关税壁垒，并制定共同农业政策来保护农业部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部分预算都用于共同农业政策。法国再一次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说了算。因此英国再度面对它在历史上的梦魇——英吉利海峡对岸又一次出现了一个由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同盟。而到1960年，尽管“参与其中”的经济考量仍旧利弊参半，但“置身事外”的地缘政治影响已经再也无法忽视了。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委员会建议道：“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一股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势力，那么它将成为欧洲的主导势力，成为唯一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比肩的西方同盟。英国如果置身事外，那么它在欧洲的影响力将相应减少。”鉴于“这将与我们海外领地的缩水同时发生”，该委员会警告说，英国“有无法继续宣称自己是个世界大国”的危险。[71]

英国意识到没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草创时期参与其中的后果时，已经太迟了。为了抗衡六国而匆匆拼凑的七国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建立得太晚，力量太弱——人们笑话说，这让欧洲变得“乱七八糟”（at sixes and sevens）。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恐惧并不仅仅像它经常宣称的那样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有大国政治方面的因素。1961年9月，麦克米伦政府开始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但其申请在1963年1月被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否决——他仍然为1940年溃败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他的“自由法国”视为小兄弟耿耿于怀。戴高乐的农业部长用充满沙文主义的论调向英国相关大臣解释了否决的理由：“我亲爱的伙计，这非常简单。现在的六国有5只母鸡和1只公鸡。如果你们（和其他国家）加入，母鸡可能会变成七八只。但到时候就会有2只公鸡。这就不好办啦。”[72]

后来英国总是将他们没能加入完全归咎于法国——这与过去的历史规律完全吻合。而且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显然其他五国不愿意与戴高乐作对，特别是非常看重新法德联盟的阿登纳。但麦克米伦政府也是授人以柄，因为伦敦方面总是高估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还附带了一长串的条件，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又不愿让步。最要命的是，英国没有意识到六国会坚持英国全盘接受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现行规则。换句话说，英国没有看到，一个不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申请国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欧洲大陆那些批评英国策略的人再度感受到了战时胜利者的傲慢。[73]

戴高乐在1967年11月再次对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申请投了否决票——后者也像保守党一样，后知后觉地决定英国应该参与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直到戴高乐最终于1969年离任，巴黎方面的门才被打开。英国时任领导人爱德华·希思是战后唯一明确亲欧洲的首相，这一点对英国的申请有不少的帮助。希思知道他必须接受现行法规，在1961年至1963年的第一轮谈判中，英国曾被要求接受1957年条约“这一欧洲法律的决定性部分”，但那时现行法规已经被大大扩充了。1963年之后，“一股几乎无法想象的欧洲法律洪流”出现了，英国和1970年的其他候选国都不得不接受。[74]现行法规包括将三分之二的支出用于共同农业政策，这着实让英国不好下咽。英国现在要为它的姗姗来迟付出高昂代价。希思希望通过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并设立可以帮助英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区域发展基金，来缓解这一局面。但完成谈判、慢慢摆脱对英联邦的贸易义务以及说服自己的党这一系列复杂工作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1973年1月，英国才（和爱尔兰及丹麦一起）加入欧洲共同体。

另一方面，（加入的）时机选择也很关键，因为1973年爆发了中东石油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滞胀”）令世界经济跌至谷底，新欧洲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增长戛然而止。这场经济危机也彻底粉碎了希思让欧共体扩大预算从而缩减共同农业政策支出的希望。到70年代末，英国贡献了欧共体20%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欧共体中的比重，而获得的欧共体支出还不到9%。约翰牛搭上欧洲这列火车的时间晚了，结果发现自己被困在二等座的车厢里。[75]

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用另一种办法来弥补——要求在英国不成比例的预算份额中返还一部分：“我们要拿回我们的钱。”她在这一问题上非常狂热，甚至外交部都觉得有些失了体统：1983年的欧共体总预算只有150亿英镑，和一个像教育部这样比较大的英国政府部门相当。但她最终在5年后获得了人们都认为不可能的预算份额折扣，还留下了为英国而战并赢得胜利的政治声誉。然而，这番斗争强化了欧洲大陆人认为英国是一向找麻烦的“坏欧洲人”的印象。因此外交部说服撒切尔像其他人一样，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时候用欧洲话语涂脂抹粉一番——英国过去不太善于耍这样的把戏。其目的就是展现撒切尔政府“的想法是好的，是为共同体着想的，和其他任何人一样”。[76]

接着，英国在预算协议后首次在大的问题上采取主动，提议欧洲国家采取更为密切的政治合作，并取消限制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残余壁垒，彻底实现共同市场。在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中，欧共体同意在1992年前建立共同市场，伦敦方面欢呼这是一场英国的胜利。而且在1986年1月，撒切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达成协议，终于要建一条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了。撒切尔希望它能连接两国的公路——汽车对她而言就是个人自由移动的象征，但倾向于集体主义的法国想要建立一条高速铁路，事实证明这要可行得多。不过她坚持全部费用要由私人投资，而不是搞一个政府间的大工程，那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密特朗所喜欢的。

撒切尔1988年9月20日在布鲁日的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她自己对欧洲的主张。现在人们记住的主要是下面这句话：“我们还没有抹掉英国的国界，却看到一个欧洲超级国家正从布鲁塞尔开始发号施令，划出欧洲的国界”。其实撒切尔的布鲁日讲话在开头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英国与欧洲”，从罗马人和撒克逊人，到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诸王，再到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她甚至宣称“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联系，与欧洲大陆的联系，是我们历史的主导因素”。一个共同市场，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之间自愿而积极地合作”的一部分，就是她心目中的欧洲共同体。[77]

但共同市场要付出双倍的代价。首先，撒切尔在一些问题上承认了特定多数投票制（QMV）。她在回忆录中强调自己“没有出卖英国任何重大的利益”，但早在1990年，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认定《单一欧洲法》在签署时“对制度造成的影响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大”。[78]特定多数投票的确是可以溃千里之堤的蚁穴，让英国这样的单个国家政府在阻止它所不喜欢的欧共体决定时变得困难许多。其次，撒切尔成功地推进“市场欧洲”，激起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这位执掌欧洲委员会的法国社会主义者采取他所认为的平衡举动——通过加强劳工权利和福利保障来推进“社会欧洲”。他还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经济货币联盟，包括统一的欧洲货币。虽然英国两大政党都反对欧洲货币联盟（EMU project），但德洛尔的社会愿景成功俘获了工党内的许多人，特别是他1988年9月在工会大会上的致辞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后。

在此之前，工党基本上是怀疑欧洲，甚至恐惧欧洲的，只想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1975年，威尔逊在第二个首相任期内为了安抚左翼的议员，就英国的成员资格问题搞了一次公投——并获得了胜利，而工党在1983年的竞选宣言中承诺，如果上台将脱离欧共体。但德洛尔的“社会宪章”似乎给了工党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让英国社会主义放眼国际。但与此同时，德洛尔的政策加深了保守党后座议员对欧洲的敌意，这些人将撒切尔布鲁日讲话中的负面片段（主要是对德洛尔的还击）奉为圣经。就这样，1988年成了英国对“欧洲”政治态度的临界点，保守党变得越来越怀疑欧洲，而工党找到了可以共鸣之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的“共同市场”风光一时后，主动权迅速地从英国手里溜走了。1989年至1990年的德国统一突然间让德洛尔的货币联盟计划在外交上变得可行了。和撒切尔一样，密特朗也担心在欧洲中部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周里，他对撒切尔含含糊糊地说，英法又回到了和1913年或20世纪30年代末一样的窘境里了。[79]但与撒切尔不同的是，密特朗认为加强欧洲一体化是解决这个新的德国问题的答案。他说服德国总理科尔，希特勒的战争结束还不到半个世纪，为了让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放宽心，要想加快德国统一就必须建立货币联盟——这包括要牺牲掉联邦德国钟爱的B记马克。密特朗和科尔的协议对撒切尔来说是双重挫败：这意味着她既失去了唯一有可能阻止德国统一的盟友，又失去了唯一能够阻挠法国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盟友。

在1990年这一整年，“铁娘子”变得孤立无援。10月的欧共体领导人峰会确定了时间表，在1994年前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在1997年前发行单一货币，这时她对他们说，他们活在“空中楼阁”里。她在英国下议院中大肆宣泄，怒斥德洛尔和欧洲委员会“致力于消灭民主”，这是“通往欧洲联邦的后门”，还说“我们已经妥协够多了”。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因为在欧洲问题上的分歧而被解除了外交大臣一职，他无疑已经受够了撒切尔。他此时彻底辞去了在撒切尔内阁中的职务——并在他政治生涯最有力的讲话中对此进行了辩护，这掀起了一场挑战领导地位的斗争。1990年11月28日，撒切尔漫长的首相任期宣告结束。豪的“常识”原则之一是“如果我们想要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最有利的地位，就必须富有创造力地参与欧洲事务并通过欧洲行事”。他认为撒切尔的单边心态反映了一种“高估我们国际分量”的傲慢倾向。这是保守党内一条根本性的断层线，将逐渐导致分裂。[80]

从那以后，英国领导人越来越失去对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和步伐的控制。接替撒切尔的约翰·梅杰并没有继承前任对德国的焦虑，他主动与科尔建立友好关系，也赞同豪和外交部的意见，认为“英国需要从小圈子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一旁抱怨。他在1991年3月宣称：“我希望我们能在我们所属的地方——欧洲的最核心，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建设未来。”他也谈成了一项协议，让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能够跻身主要的中间派政治联盟——欧洲人民党党团（European People’s Party，EPP）。这确保了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可以参与并主持关键的委员会，并在总体上参与大部分议会事务的幕后协商。换言之，英国和其他所有伙伴国一样，正在学习怎么玩一场欧洲的游戏。[81]

但梅杰却无法延缓一体化加深的势头。1991年12月草签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具体充实了法德就货币联盟达成的协议，同时部分满足了科尔强化欧洲议会、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更为紧密地合作的要求。德洛尔也在条约的《社会宪章》中庄严地写入了他扩大劳工权利的计划。此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将“自由流动”的原则从“劳工”扩大到了“人员”——这是更加宏大的“欧洲公民权”概念的一部分，对移民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了促成“一个欧洲各国人民间更为紧密的联盟”，欧共体现在变成了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英国对大部分内容明确表示反对，因此为了避免条约遭到否决，英国（还有丹麦）被允许“选择退出”货币联盟和《社会宪章》。梅杰的手下将此称为著名的胜利，是另一次滑铁卢战役。[82]其实把它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合适——一场巧妙的撤退，英国自由了，但也孤立了。而且这回可没有“霸王行动”来力挽狂澜了。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前，欧共体一直根据全体一致的原则来实施进一步一体化的计划，这就相当于让那些最不情愿的成员国来决定一体化的步伐。但现在英国和丹麦部分退出了，其他10个成员国就可以踩油门了。随着条约的含义逐渐明朗，即便英国已经部分退出，梅杰让议会批准条约的工作还是非常艰难。1992年的大选后，他在下议院只拥有微弱多数，而许多新科保守党议员都是欧洲怀疑论者。撒切尔对被赶出唐宁街10号耿耿于怀，非常乐意怂恿梅杰的批评者来制造麻烦。议会进行了61场辩论和70次投票；最终梅杰是将此事当作对他的信任案，这才涉险过关。即便如此，他的反对派并没有死心。用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斯派塞（Michael Spicer）一本书的副标题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份过了头的条约”（a treaty too far）。这句话暗指的是经典小说兼电影《夺桥遗恨》（A Bridge Too Far），后者讲述的是1944年阿纳姆失败的空降行动，再次表明英国人习惯通过战时（电影）的视角来看待欧洲政治。撒切尔力推这本书，告诉反对条约的人不要理会《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不可避免”的说法，因为“他们也说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83]

尽管梅杰私底下对自己党内的“浑蛋”非常生气，但还是不得不换上欧洲怀疑论的腔调，宣称他“是头脑上的欧洲人甚于心里的欧洲人”，在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失败后，他还预测“念叨全面的经济货币联盟”就像“跳舞祈雨一样古怪，效果也是一样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领导人在边上冷嘲热讽用的也是这样的口气。[84]到梅杰四面楚歌的首相任期结束时，英国已经算不上“欧洲的核心”了——更像是一个满腹牢骚的配角。

在大的面上讲，英国媒体对欧共体成员国身份的态度从所谓的“宽容性共识”不断走向“破坏性异见”。带头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改变报业的鲁珀特·默多克：他旗下的《泰晤士报》和《太阳报》反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其他报业巨头也纷纷效仿，例如《每日快报》的理查德·德斯蒙德（Richard Desmond）和《每日电讯报》的巴克利兄弟（Barclay brothers）。这一过程在1989年至1991年进一步加快，在柏林墙倒塌后，各家小报连篇累牍地渲染“不要忘记战争”的反德情绪，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又声讨“一份过了头的条约”。“默多克效应”毫不掩饰其政治目的：约翰·梅杰在为关于媒体伦理的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做证时称，默多克说他“希望我改变我们的欧洲政策。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欧洲政策，他的报纸就不会，也不能支持保守党政府”。[85]

接替梅杰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位英国首相在诸多方面都最适合搞欧洲政治。他充满魅力，性格随和，能说会道，更别提他那一口还算流利的法语，放在布鲁塞尔就是天生的沟通能手。他在下议院拥有绝对优势，和梅杰相比更不容易在下议院吃瘪，而且只要英国的关切得到保障，他也坚定地支持欧洲的事业。他对党内和全国说，“在欧洲日益孤立的趋势必须得到遏制”，应该“用建设性参与的政策取而代之”。[86]布莱尔无疑支持欧盟扩大，接纳那些走出冷战的原苏联阵营国家。2004年的大规模东扩一下子加入了10个新成员国，欧盟需要在制度、预算和移民政策方面做出巨大的调整。

但在这一过程中，布莱尔有两件事情在今天看来是严重的错误。首先，他放弃了1984年撒切尔从伙伴国奋力争取到的部分返款，特别是因为涉及的总额会由于东扩而增加，这被认为不太合适。而且返款对于保守党右翼有着图腾一般的意义，他们及其媒体支持者痛斥布莱尔。其次，工党政府同意在2004年5月东欧国家一入盟就可以进入英国“自由流动”。布莱尔还决定不启动逐渐实现全面自由流动的7年过渡期。当时经济蒸蒸日上，失业率低于5%，他的政府认为英国需要更多的劳工。根据建议，他们预期在自由流动后每年会净增1.3万移民。但在德国和除了爱尔兰及瑞典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都选择施行全面过渡期后，实际增长数量超过了每年4万人。[87]

戴维·卡梅伦在20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后，他继承了这些问题：自己党内有一伙怀疑甚至恐惧欧洲的强硬派，善于鼓动人心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极右翼英国独立党（UKIP）人望甚高，民众对外来移民越来越不满，而对“欧洲”进行某种公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他也面临梅杰的当年政治形势：一个保守党首相因为议会席位的问题，特别容易屈从于欧洲怀疑派的压力。2010年出现的悬峙议会让他不得不与亲欧洲的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惹恼了不少恐惧欧洲的后座议员，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在2015年5月的大选中赢得了保守党微弱多数席位。

卡梅伦的前任宣传主管宣称，“留在欧盟还是脱离欧盟”的问题就像一趟慢车已经“开了好几年”，“它只是正好在戴维·卡梅伦值班的时候到了站。”[88]虽然这一说法有几分道理，但卡梅伦在欧洲事务上的许多问题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在处理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回到了撒切尔的方式，让保守党人脱离欧洲人民党党团，并通过公开对抗而不是悄悄做工作的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他试图阻挠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一事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为了缓解来自右翼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卡梅伦也决定——不顾他最亲密的同僚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建议——在2013年承诺，如果保守党赢得了下一次大选，他将试图改革（reform）欧盟，然后重新谈判（renegotiate）英国的成员国条款，并最终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referendum）。这被称为他的“三R政策”。

当时卡梅伦是联合政府的首相，保守党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渺茫。但当保守党在2015年5月单独执政、卡梅伦不得不兑现诺言时，他三个R都处理得相当笨拙。他提出那几条单薄的改革建议完全不足以让他的批评者满意：《太阳报》轻蔑地问道：“你开什么欧盟玩笑？”（Are EU kidding?）英国独自面对27国，想进行有意义的重新谈判机会渺茫，特别是卡梅伦直到最后关头都不能或不愿认认真真地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在公投辩论期间，他的宣传工作“事实工程”喋喋不休地危言耸听（被脱欧派不无道理地称为“恐惧工程”），损害了他支持留欧理由的公信力。更要命的是，充满魅力的机会主义者鲍里斯·约翰逊决定和他的伊顿公学校友作对——如果你相信约翰逊的话，这是出于原则；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也能在一批忠实党员中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89]

卡梅伦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公投结果过于自信。他以为大多数英国人会老老实实地听政府的话（就像在1975年一样），故意没有为脱欧的公决结果制订任何应急方案。虽然他和他的幕僚决心打好留欧宣传战，但在操纵社交媒体方面明显不敌脱欧派毫不留情的军师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而且卡梅伦决定不加剧党内的分裂，不与约翰逊——脱欧派最有分量的选手，但也是出了名的雷声大雨点小——斗到底，也没有特意点出欧盟积极的一面。在宣传战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卡梅伦出席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问与答》（Question Time）节目，或许是因为有提问者说他是像张伯伦那样的绥靖分子，他像丘吉尔般激动地说了一番话，说的是“如果你不在赛场上”，你就不能为你所信仰的东西而战，这样充满激情的时刻非常罕见。[90]

于是，2016年6月24日一早，卡梅伦和约翰逊不得不面对他们都不曾预料到的现实：脱欧派以微弱但明确的4个百分点的优势胜出。之前的口号现在不得不落实为政策了。卡梅伦无心接手这一任务——他在同一天宣布不再担任首相，并迅速签下了一份报酬颇丰的回忆录合同。这让约翰逊有机可乘，但他随后也被同为脱欧派马前卒的迈克尔·戈夫摆了一道，后者一向否认自己有问鼎首相宝座的野心，却突然说他“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认为鲍里斯无法提供领导力或组建团队来应对当前的任务”，并宣布他才是这一工作的合适人选。凭借这令人瞠目结舌的出尔反尔之举，戈夫成功地捅了约翰逊一刀，但也损害了自己的信誉。在随后的乱局中，特蕾莎·梅——她长期怀有首相之志，而且似乎也是个“经验老手”——急不可耐地接过了这个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差事。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看到，梅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领导人。要不是因为卡梅伦，这个位子也不会轮到她头上。[91]

* * *

在这场被人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首相误国事件”中，我们很容易指出卡梅伦个人犯了哪些错误。[92]他的全民公投可以媲美（或者说“媲丑”）1956年安东尼·艾登的“苏伊士危机”和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他的辩解很难令人信服。他于2017年4月在曼谷演讲时说：“显然，我对我个人承受的后果感到后悔，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事。缺少全民公投毒害了英国的政治，而我将它拨乱反正了。”他甚至宣称保守党“接受了公投的结果，并着手将它负责任地落实出来”，他说这表明了“它可能是西欧任何地方最健康的主流政党”。[93]好吧。

但卡梅伦的许多失误也反映了他的历届前任在和“欧洲”打交道时所犯的错误。他们倾向于针对英国民众夸夸其谈，而不是想在布鲁塞尔的走廊里搞好关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可以光凭丘吉尔过去的丰功伟绩，而不是现在他们提出的好建议，就拥有发言权。不管怎样，没有哪个首相可以真正地救赎英国的原罪——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没有参与欧洲计划的讨论，也没有将其雏形塑造得更加符合英国的利益，就像法国成功实现的一样。英国姗姗来迟地跳上了欧洲这趟火车，发现它正开往自己所不愿去的方向，却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欧共体和欧盟也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最初的六国和英国加入后的九国基本都是发达的西欧经济体，比较整齐划一。但它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接纳了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国家。然而，它并没有预见到未来的欧洲会有多种发展速度——一体化的程度参差不齐，依旧固守最初的愿景。这种一边致力于加强一体化、一边接纳新成员的做法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混乱。冷战结束后的兴奋劲尤其令人陶醉，催生了宏大却杂乱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根子上讲，欧盟从来没有真正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不够民主”，这助长了英国脱欧背后的愤怒情绪；第二，领导层空缺，权力被分散在各国政府首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手中。即便是“充满激情”的亲欧人士尼克·克莱格也认为，“如果我们要留在其中的话，欧盟必须有不一样的形态和思维”——它必须“改组以适应21世纪”。[94]

那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是不是一个越来越待不下去的成员对一个越来越混乱的联盟采取的理性回应呢？英国可以再一次单飞，和世界各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而不用做布鲁塞尔的附庸。抓住“机会摆脱欧盟的繁文缛节，并将英国重新变成一个经济上自由且对全世界开放的国家”。在苏伊士危机中丧失勇气后，英国衰落论一时甚嚣尘上，导致政府为了“逃避”问题而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想要重新获得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以上这些都需要有意志上的行动来克服“可怜的不自信”，相信“这个国家将在我们新的”脱欧“民族大业上取得成功”，而且“成功将非常辉煌”。[95]

还是说，脱欧派对自由贸易的狂热只不过是科布登思想的过时的残余——认为贸易会带来和平，而不是和平会促进贸易？英国的漫长历史带来的重大教训难道不是我们不能对英吉利海峡对岸不断变化的大国集团漠不关心吗？英国曾多次需要全力参与欧洲大陆的政治——为了自身的繁荣与安全，而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自“二战”的峥嵘岁月以来，事实已经证明英国必须用“相互依赖”来调和“独立”——就像跨大西洋核力量联盟内的安全问题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欧洲麻烦不断的联盟里相互依赖是不是一个比在中美主导的全球经济中单飞更好的选项？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英国能与欧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能否兑现脱欧派所承诺的种种好处。但英国与欧洲大陆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和另外两个“岛国故事”环环相扣——一个是“联合王国”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一个是英国作为打回原形的帝国，其性质在不断变化。

[1] Gaitskell于1962年10月3日在工党大会上的演讲，引自pp.8, 10。https://www.cvce.eu/content/publication/1999/1/1/05f2996b-000b-4576-8b42-8069033a16f9/publishable_en.pdf. 相关背景参见Philip M. Williams, Hugh Gaitskell (2nd edn, Oxford,1982), ch. 23。其中许多消极的段落是由工党研究主管Peter Shore起草的，截至2016年该党总部一直反对英国加入欧盟。

[2] Gaitskell, speech of 3 Oct. 1962, quoting 6–7.

[3] Dean Acheson, ‘Our Atlantic Allianc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nds’,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29/6 (1 Jan. 1963), 162–6, quoting pp. 163–4.

[4] Quoted in Alan Brinkley, ‘Dean Acheson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West Point Speech of December 1962’, Historical Journal, 33/3 (1990), 599–608 at p.602.

[5] Harold Macmill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1961–63 (London, 1973), 339–40.

[6] ‘Hard Words . . . from Dean Acheson’, The Listener, 18 June 1970, 827.

[7] 许多历史学家也对这一说法很感兴趣，比如Sir Brian Harrison，就给他的两本战后牛津新英国史起名为Seeking a Role: The United Kingdom, 1951–1970和Finding a Role? The United Kingdom, 1970–1990 (Oxford, 2009–10)。

[8] Helmut Kohl, Vom Mauerfall zur Wiedervereinigung: Meine Erinnerungen(Munich, 2009), 137.

[9]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简称“欧共体”。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1958年成立）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合称。1965年4月，法、意、荷、比、卢和联邦德国6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1967年7月生效），决定将上述3个组织的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但3个组织仍各自存在，以独立的名义活动。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成立后，欧共体作为欧盟的主要支柱依然存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同时，欧洲共同体仍是3个共同体的总称。——编者注

[10] Dominic Lawson, ‘Saying the Unsayable about the Germans’, Spectator, 14 July 1990, 8–10; Tim Ross, ‘Boris Johnson: The EU wants a superstate, just as Hitler did’,Daily Telegraph, 15 May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5/14/borisjohnson-the-eu-wants-a-superstate-just-as-hitler-did/

[11] Renaud Morieux, The Channel: England, 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ritime Bor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16), 65–6.

[12] Malcolm Vale, The Origin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The Angevin Legacy, 1250–1340 (Oxford, 1996), 35.

[13] Vale, Origins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52.

[14] 有个饶有趣味的概述，参见Brendan Simms, Britain’s Europe: A Thousand Year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London, 2016)，虽然我对他的某些结论不甚赞同。

[15] David Scott, Leviathan: The Rise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 (London, 2013),62.

[16] Elizabeth Evenden and Thomas S. Freedman, Religion and the Book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Making of Foxe’s ‘Book of Martyrs’ (Cambridge, 2011), esp. 16,32, 67, 102–04, 322; Colin Hayden, Anti-Catholic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anchester, 1993), 28–30.

[17] Alexandra Walsham, Pro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1999),243–50, 255–6;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London, 1992),19–20, 46.

[18] 威廉三世就是前文中出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编者注

[19] Andrew C. Thomps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ecutive and Foreign Policy,1714–1760’, in William Mulligan and Brendan Simms, eds, 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in British History, 1660–2000 (Basingstoke, 2010), 65–79, quoting 70.

[20] Brendan Simms, ‘“Ministers of Europe”: British Strategic Culture, 1714–1760’,in Hamish Scott and Brendan Simms, eds, Cultures of Power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7), 110–32, quoting from 117–18.

[21] Simms, Britain’s Europe, 59.

[22] Anonymous pamphleteer, quoted in Michael Sheehan, ‘The Sincerity of the British Commitment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1714–1763’,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5 (2004), 494.

[23] ‘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1738) in David Armitage, ed., 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97), 274, 279.

[24] P. J. Marshall, ‘A Nation defined by Empire, 1755–1776’, in Alexander Grant and Keith J. Stringer, eds, Uniting the Kingdom? The Making of British History (London,1995), 208–22.

[25] Daniel Baugh, ‘Great Britain’s “Blue-Water” Policy, 1689–1815’,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0 (1988), 53–4.

[26] Colley, Britons, 368.

[27] Colley, Britons, 286; Andrew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2014),331–2; H. M. Scott, ‘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 1689–1815’, Historical Journal,35/2 (1992), 469.

[28] Morieux, The Channel, 326–7.

[29] François Crouzet, ‘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 Some Reflections’, French History, 10/4 (1996), 443.

[30]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London, 1983), 15–16.

[31] Memo of 10 Jan. 1914, quoted in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London, 1961), 322–3; cf.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4 (London,1923), 176.

[32]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London, 2013), 554–6.

[33]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2012), 527–37.

[34] T. G. Otte, July Crisis: The World’s Descent into War, Summer 1914 (London,2014), 498–9, 521.

[35] Zara S.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nd edn., London, 2003), 243.

[36] Otte, July Crisis, 502.

[37]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 (London, 1988), 267.

[38] Northcliffe quoted in Kathleen Burk, ‘Great Brit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7–1918: The Turning Point’,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 (1979), 228; Cecil, memo,18 Sept. 1917, GT 2074, CAB 24/26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Surrey – henceforth TNA).

[39] Neville Waites, ed., Troubled Neighbours: Franc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1), 67.

[40] David Dutton, Austen Chamberlain: Gentleman in Politics (London, 1985),238–9; Vansittart, memo, 1 Jan. 1932, para. 5, CP 4 (32), CAB 24/227.

[41] P. M. H. Bell, France and Britain, 1900–1940: Entente and Estrangement(London, 1996), 157–8; Keith Wilson, Channel Tunnel Visions, 1859–1945: Dreams and Nightmares (London, 1994), 150.

[42] 具体伤亡数字为146 777，其中包括死亡人数60 595，参见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5th series, 292: 2339, 30 July 1934; Uri Bialer, The Shadow of the Bomber: The Fear of Air Attack and British Politics, 1932–1939 (London, 1980), 129–30;Basil Collier, The Defe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1957), 528。

[43]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5th series, 270: 632, 10 Nov. 1932.

[44] David French, Raising Churchill’s Army: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r against Germany, 1919–1945 (Oxford, 2000), 14; B. J. C McKercher, ‘Deterrence an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The Field Force and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934–1938’,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23 (2008), 128–9.

[45]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lda Chamberlain, 17 Dec. 1937,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 18/1/1032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46] Minutes by Sargent, 28 Feb. 1940, and Chamberlain, 1 March 1940, FO 371/24298, C4444/9/17 (TNA).

[47] ‘Schools in Wartime’ memo no. 18, ‘France and Ourselves’, April 1940, Board of Education papers, ED 138/27 (TNA); for the text of the declaration see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2 April 1940, Vol. 359, Cols 40–1.

[48] Bell, France and Britain, 1900–1940, 229.

[49] 丘吉尔6月4日向下议院引用的数字，参见Commons, Debates, 361: 788。

[50] Commons, Debates, 4 and 18 June 1940, 361: 795 and 362: 60–1.

[51] Mark Connelly, We Can Take It! Britain and the Mem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low, 2004), 63–7; ‘Little Gidding’ in The Collected Poems and Plays of T. S. Eliot (London, 1969), 197; Peter Ackroyd, T. S. Eliot (London, 1985), 263–4.

[52] Paul Readman, Storied Ground: Landscape and the Shaping of English Identity(Cambridge, 2018), 3, 5, 27–51.

[53]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London, 1948–54), 2: 529.

[54] 希腊人也将意大利人围困了6个月，直到1941年4月被德国人击溃。这段历史在当地被称为“1940年史诗”。

[55] Memo of 25 May 1940, para. 1, WP (40) 168, CAB 66/7, italics in original;Halifax to Hankey, 15 July 1940, FO 371/25206, W8602/8602/49 (TNA).

[56] Churchill, Second World War, 2: 4–6; Churchill to Smuts, 3 Dec. 1944, CHAR 20/176 (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Cambridge).

[57] Julian Lewis, Changing Direction: British Military Planning for Post-war Strategic Defence, 1942–1947 (2nd edn, London, 1988), 232–5; Commons, Debates, 15 Feb. 1951, 484: 630.

[58] Peter Hennessy, Cabinets and the Bomb (London, 2007), 43–8.

[59] Quotations from Nigel J. Ashton, Kennedy, Macmillan and the Cold War: The Irony of Interdependence (Basingstoke, 2002), 17, 179, 183–4.

[60] 1981年2月10日内阁大臣与首相讨论内容的摘要，PREM 19/417 (TNA)。

[61] Quotations from Hennessy, Cabinets and the Bomb, 343.

[62] Jean Monnet, Memoirs (London, 1978), 306.

[63] ‘Policy towards Europe’, note of meeting on 5 Jan. 1949, in Richard Clarke,Anglo-America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Peace, 1942–1949 (Oxford, 1982),209;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8 (London, 1988), 265–6; Churchill,‘United Europe’, C (51) 32, 29 Nov. 1951, CAB 129/48.

[64] Alec Cairncross, Years of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51 (London,1985), 278.

[65] Michael Charlton, The Price of Victory (London, 1983), 307, appropriating a phrase from Jean Monnet.

[66]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London, 1983), 659;Pierson Dixon, memo, 23 Aug. 1950, FO 800/517, US/50/35 (TNA).

[67] CM 19 (55) 9, 30 June 1955, CAB 128/29; Butler, ‘European Integration’, CP(55) 55, 29 June 1955, CAB 129/76.

[68] Charlton, Price of Victory, 190, 195; Simon Burgess and Geoffrey Edwards, ‘The Six plus One: British policy-making and the question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1955’,International Affair, 64 (1988), esp.

[69] Roland Vogt, Personal Diplomacy in the EU: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ritical Junctur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2017), ch. 3, esp. 54–60; Alan S. Milward,The European Rescue of the Nation State (London, 1992), 196–223; Wm. Roger Louis and Roger Owen, eds,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1989),336–7.

[70] Miriam Camps,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1964), 169.

[71] N. Piers Ludlow, Dealing with Britain: The Six and the First UK Application to the EEC (Cambridge, 1997), 32.

[72] Harold Macmill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1961–1963 (London, 1973), 365.

[73] Ludlow, Dealing with Britain, 247–52.

[74]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port by Sir Con O’Neill on the Negotiations of 1970–1972 (London, 2000), 38, 441, quoting Dr K. O. Nas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ff.

[75] Stephen George, An Awkward Partner: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3rd edn, Oxford, 1998), 56; Paul Taylor, The Limi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1983), 238.

[76] Ali El-Agraa, ‘Mrs Thatcher’s European Community Policy’ in David S. Bell,ed.,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1979–1984 (London, 1985), 165; Geoffrey Howe,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Britain’s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 60 (1984) 187–8.

[77] 相关文本与背景介绍，参见https://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1988CAC5

[78]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1995), 555; Common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1989–90, 2nd report, 82:1: xiv.

[79] Patrick Salmon et al,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III, Vol. VII: German Unification, 1989–199 (London, 2010), 165, 217.

[80] Guardian, 29 Oct. 1990, 1; Commons, Debates, 30 Oct. 1990, 178: 876–7;Geoffrey Howe, Conflict of Loyalt (London, 1995), 644–5, 691.

[81] John Major, The Autobiography (London, 1999), 268–9; Julie Smith, The UK’s Journeys into and out of the EU (London, 2017), 37; Stephen Castle, ‘Wrapped in the Flag’, Independent, 27 March 1994,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wrappedin-the-flag-struggling-to-survive-john-major-has-played-the-patriotic-card-stephencastle-1431989.html

[82] Sarah Hogg and Jonathan Hill, Too Close to Call: Power and Politics – John Major in No. 10 (London, 1995), 157.

[83] Michael Spicer, A Treaty too Far: A New Policy for Europe (London, 1992), viii.

[84]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London, 1998), 448, 469; Castle, ‘Wrapped in the Flag’.

[85] Oliver Daddow, ‘The UK media and “Europe”: From Permissive Consensus to Destructive Dissent’,International Affair, 88 (2012), 1219–36.

[86] Young, Blessed Plot, 485.

[87] Smith, The UK’s Journey, 45–6; cf. ‘The Impact of EU Enlargement on Migration Flows’, Home Office Online Reports, 25/03 (2003) , http://discovery.ucl.ac.uk/14332/1/14332.pdf

[88] Craig Oliver, Unleashing Demons: The Inside Story of Brexit (London, 2016), 9.

[89] Tim Shipman, All Out War: The Full Story of Brexit (2nd edn., London, 2017),3–4, 126, 173–4, 613–22.

[90] Shipman, All Out War, 395–6.

[91] Smith, UK’s Journey, 1.

[92] Shipman, All Out Wars, 538.

[93]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apr/26/david-cameron-brexit-voteended-poisoning-uk-politics

[94] Nick Clegg, How to Stop Brexit (and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London, 2017),120–1.

[95] ‘We must not play by the EU’s stifling rules’, Daily Telegraph, editorial, 6 May 2018, 17;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2015), 877; Boris Johnson, ‘My vision for a bold, thriving Britain enabled by Brexit’, Daily Telegraph, 18 Sept. 2017, 6–7.

第三章

不列颠

我们拥有的并非不列颠的历史，而首先是英格兰的历史，当且仅当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乔治三世时期的北美人的所作所为有能力影响英格兰的政治进程时，他们才作为边缘人群出现在其中。

——J.G.A. 波考克

1974年[1]

[1] J. G. A. Pocock, ‘British History: A Plea for a New Subject’, in Pocock,A Discovery of Islands (Cambridge, 2005), 27.

“成为不列颠人意味着什么？”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6年1月14日问道。这位托尼·布莱尔的财政大臣用了一整场演说来回答这一问题。[1]在给布莱尔当了十几年膀臂后，布朗急不可待地想自己入主唐宁街10号。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虽然这一点不能公开提，在政治上就和进过局子一样令人难堪——布朗对“长时段”有着自己的看法。

他对费边社说：“从英国历史漫长的潮起潮落——2 000年来历次的入侵、迁徙、同化和贸易浪潮中，从丰富、开放且外向的独特文化中，产生了一系列特别的价值，它们影响了英国的制度。”布朗认为，这些价值可以被总结为“人人有自由、人人尽责任和人人要公平”。

在第一个主题“人人有自由”上，布朗指出了他所谓“一根穿过英国历史的金线——从很久以前1215年的兰尼米德（Runnymede）开始，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让英国成为第一个成功将议会的权力置于国王之上的国家；再到不到100年里通过不是一部，而是4部《改革法》，让个人坚定地反抗暴政；随后，出现了一种更为大方广博的自由观——从政府要对人民负责的观念演变成为让公民主宰自己的人生。就像19世纪英国以自由的名义领导世界废除了奴隶贸易一样……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以自由的名义坚定地反抗法西斯”。

关于第二个主题“人人尽责任”，根据这位苏格兰老社会主义者的说法，“我们乡村、城镇和城市千丝万缕普通而持续的努力也被编织到自由这根金线中——普罗大众的工作和成就，人们怀着同一种情感——强烈的责任感”。他强调，这也是“我们所仰慕的英国”，由自愿结社、互助社团、教会和宗教团体以及公共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所构成。“英国之道”向来超越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因为在“英国历史的核心”能找到“积极公民”“好邻居”“城市荣誉感”和“公共领域”等观念。

谈到第三点“人人要公平”，布朗指出“20世纪将特殊地位”也赋予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当英国不仅人人有自由、人人尽责任，而且还是人人有公平的时候，自由与责任才能充分实现”。当然，他宣称“对公平的追求贯穿英国历史”，从早先1381年反对人头税和内战平等派人士托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orough）强调“英格兰最穷的人可以和最伟大的人过上一样的人生”，到20世纪有关公平到底是“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还是“更为丰富的机会平等”的“政治斗争”。机会平等在1945年工党政府的主要成就——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尤为明显，布朗称它“和君主制、陆军、英国广播公司一样”，是“英国伟大的制度之一”。

这就是为工党受众编织的英国传奇：一个社会进步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衰落的故事。但这种叙事也有自身的问题。布朗不仅悄无声息地从英格兰历史——1215年及其他——跳到了英国历史，还鼓吹英国例外论。他将英国的“独特”价值定为自由、责任和公平。与“自由、平等、博爱”相呼应，但听上去没有那么浓的法国味。而且我们可以说在新旧千年之交的大多数西方自由派政治家都信奉这一套价值。

戈登·布朗对“英国性”这种相当别扭的解释背后有很多目的。其一是提出一种复兴叙事来抗衡衰落叙事。他说他口中的国家在1945年后“面临经济上的相对衰退以及帝国的瓦解”，“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不知道后帝国时代一个自信的英国会是什么样”。此外，更重要的是，布朗这个对伦敦当权派心怀不满的苏格兰人，渴望管理一个基本上由英格兰人组成的联合王国，所以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真正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且他这么做的时候，苏格兰和威尔士恢复自己的议会已有10年，而《耶稣受难节协议》为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联合王国看上去比过去一个世纪更加不稳固。布朗试图提炼出一套国家价值，这表明英国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了。

这或许并没有那么令人惊讶，因为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联合王国的统一向来问题重重。在近代早期，它的凝聚力大多源自英格兰建立帝国的扩张努力以及新教改革四面受敌的形势，16世纪“王朝风水轮流转”的变迁使之更为复杂。[2]从18世纪开始，“大英帝国”的全球活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危机掩盖了一个统一的“不列颠民族”的缺失。但1945年以来的去殖民化和权力下放以一种严峻的形式揭露了这个不列颠问题——“英国脱欧”这个简单的口号不仅没有避开这一问题，反倒火上浇油。其实，“不列颠”问题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问题，因为英格兰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联合王国——它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不管是全部还是部分）的联合，更不要说接受欧盟了。

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801年到1922年之间没有“北”字）。但从来没有人说自己是“联合王国人”，而“UK”这个缩写似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流行开来的。[3]但如果说“不列颠”或“不列颠人”的话，就会忽略爱尔兰，大多数时候英格兰人都乐意这么说。而且现在英格兰仍然经常把“英格兰”作为“不列颠”的同义词，这表明英格兰人在潜意识中认为联合王国是他们的——这在脱欧辩论中也表现得很清楚。当然，考虑到英格兰的人口远超其他地区，而且伦敦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么说也不能算奇怪，但它却跳过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英格兰的帝国建构造就了联合，但它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单一的联合王国，也没有孕育出浓厚且有凝聚力的不列颠身份认同感。写一本有关“英格兰历史”的书似乎就能涵盖大部分重要问题了。[4]

王国的联合

什么是民族？法国思想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早在1882年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而相关争论仍在进行。[5]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可以有很多形式，它们都是通过性别、阶级或宗教进行定义和明确的。在过去，身份认同常常是地方的和具体的，通过交友圈、教会或俱乐部表现出来。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这需要在想象力上进行相当大的跳跃，这就是为什么民族意识常常是由对某个敌对“他者”的恐惧所强化甚至生成的，这个“他者”会与自己本民族及其价值观形成对立。但民族主义也需要在一种政治结构——一个民族国家——中得到体现，以获得在法律和情感上影响人们的能力，这对于巩固身份认同感是不可或缺的。在1800年，欧洲由约500个政治单位组成，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到1900年，这样的政治单位只剩下了20个左右。[6] 19世纪，国家基本上是通过人民之间的战争形成的，这些战争打着民族的名义，动用的是通过征兵制组建起来的大规模陆军，其雏形就是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法国。法国进行的战争反过来刺激了其他地方民族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在后来成为意大利和德国的地区。用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德国现代史著作中的话说，“起初就是拿破仑”。[7]

学者们从19世纪的这些冲突中研究出了“公民型民族”和“族裔型民族”的区别。前者代表的是一个在一定领土范围内的法律、制度及公民身份共同体，而族裔型民族则被总结为一个血缘相近的共同体，根植于语言、族裔和文化。法国被认为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化身，它受到革命意识形态（自由、平等、博爱）的激发；而德国则被视为族裔民族主义的典型，它浸淫在“民族”（Volk）这一浪漫主义概念之中。这种将公民型民族和族裔型民族一分为二的做法近来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例如俾斯麦以前的德意志就在城市和地区一级上拥有强烈的公民认同感——属于“1789年以前欧洲城市公民身份”这一悠久传统，而就连19世纪法国民族建构进程的核心也是强制进行文化同化，将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和德语等其他语言铲除掉。但“公民”和“族裔”的区分仍然有意义，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分类，而是点出一张光谱的两端。[8]

近来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英国的案例。这些研究利用了广泛的史料——既有政府和法律档案，又有中世纪编年史等传统文本，似乎表明到13世纪末在“英语书面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英格兰’不仅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也是生活在其上人们自豪感的源泉和英格兰人及其共同利益的有力象征”。对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他者”的优越感强化了这种观念——在正式名称上将“英格兰王国”（regnum Anglie）和其他“地区”（terrae）区别开来凸显了这一点。苏格兰算是个例外，它被承认为另一个王国（regum），特别是挪威的残余势力在13世纪被从奥克尼群岛（Orkneys）、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上消灭了。在法律上，英格兰民族身份首先是被定义为生于英格兰王国，进而被定义为生于英格兰人——可以说是出生地和亲缘关系的双螺旋结合。用法律术语讲，“中世纪英格兰对民族身份的定义结合了出生地原则（iussoli）和血统原则（iussanguinis）的因素”。[9]

到了1400年，不列颠群岛上4个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清晰可见了。至少在政治精英和识字阶层中，每个国家都拥有作为独特族群的强烈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既可以通过与其他族群的区别消极地表达，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某些明显特点表达——即便这些特点有时候并不太能说清楚。1296年，一名心力交瘁的英格兰官员宣称：“威尔士人就是威尔士人。”但这4个族群之间也存在一个差别。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族群和王权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形成了英格兰人的王国和苏格兰人的王国，而一旦它们统一，它们就可以按照领土成为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但在威尔士和爱尔兰并非如此。它们的政权依然分裂，一直都“非常明显是由两个族群组成的国家”：在威尔士是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在爱尔兰是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换句话说，“原住民与移民、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存在一条断层线。那种族群和政权一致的情况是苏格兰，特别是英格兰所特有的。[10]

但中世纪清晰的“英格兰”观念与古代残留的“不列颠”观念间存在矛盾——后者源自布鲁图斯（Brutus）的建国神话，据说他的王国在他死后一分为三。许多书写早期历史的编年史家用“不列颠”一词来指代整座岛，但中世纪后期的材料也常常这么来使用“英格兰”。西部和北部边境——威尔士边区和苏格兰边境总在变动，加剧了这种定义上的问题，但在南部并非如此，多佛尔常常被称为王国的最南端。因此到了14世纪，一种明确的英格兰身份认同感已经存在，这种认同感“不可避免地与在‘英格兰’居住联系起来”——尽管“英格兰”的具体范围仍然悬而未决。[11]

中世纪“不列颠群岛”的力量平衡随着英格兰君主的更迭而起起伏伏。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和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这样的强势国王逐渐将王权扩张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而在王权式微或内战时期，例如斯蒂芬（1135—1154年在位）、约翰（1199—1216年在位）和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时期，英格兰扩张的浪潮就退却了。不过英格兰霸权扩张的大体趋势还是很清晰的。英格兰国家无休止的扩张欲望被人称为“帝国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一种强烈的“教化”使命感。“就像哈布斯堡帝国里的德意志人和俄罗斯帝国里的俄国人，英格兰人认为自己拥有更大的实体和事业，他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意义。”[12]

英格兰的霸权的范围由英格兰王权和苏格兰王权（总体上处于从属地位）界定。但它的重心是由盎格鲁-诺曼诸王建立的英格兰王位所确定的，它“将英格兰低地确立为不列颠全境的主要权力中心”。君主权威的轴线“一边是伦敦和温切斯特，另一边是鲁昂和卡昂”。[13]因此，即便是在中世纪，“英格兰”就在定义不列颠，而“欧洲”也同样如此。

百年战争（1337—1453年）让英格兰的权力中心和政策焦点都固定在南边的轴线上。而之后的内乱玫瑰战争（1455—1485年）又牵制并削弱了王权和贵族。直到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的扩张才卷土重来。其中主要的催化因素是国王的“大事”——他一心想要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并迎娶安妮·博林，希望能诞下男性子嗣。由于教宗克莱门特七世不批准离婚，亨利的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便炮制了一部《限制向罗马上诉法》，并于1533年通过。这为立法让亨利成为教会的“最高元首”提供了基础，从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但这部法律也有重要的领土意义，因为其序言中所宣称的“充分、完整、彻底的权力”是基于一个没有文件证明的大胆主张，即“根据各种各样的古代信史和编年史，英格兰王国显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并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由一个最高元首和国王统治”。[14]

亨利在法国的领土野心被挫败后，在不列颠群岛扩张这个“至高无上的王权”成了他的主要对外政策。1536年，英格兰议会通过的两部法律（通常被称为《合并法案》），将英格兰的法律和地方政府强加于威尔士，并让威尔士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获得席位。到亨利八世统治末年，爱尔兰已基本上处于英格兰的控制之下。在1533年《限制向罗马上诉法》的基础上，1542年的一部新法律宣布英格兰国王也是爱尔兰国王，不再以教宗赐予的封建“爱尔兰领主”的身份行使权威。而在16世纪40年代对苏格兰的战争重新爆发后，英格兰国王的笔杆子也主张苏格兰王位应该归他们所有，他们还援引布鲁图斯大一统王国的古代传说来为自己重建“大不列颠”的努力背书。在亨利狂热的新教徒儿子爱德华六世短暂在位期间（1547—1553年），合并的企图同样有推进宗教改革事业的意思，教化使命可以吸引一些苏格兰新教徒的支持，后者想为“粗鲁野蛮”的高地人“带去声誉与文明”，并将“苏格兰忠于教宗的可耻迷信”铲除掉。[15]这一将文明等同于新教的主线在英格兰帝国扩张过程中反复出现，不管是在不列颠群岛还是在五洲四海。

“爱德华时刻”转瞬即逝，这位年轻的国王不到16岁就驾崩了，他的异母姐姐玛丽的继位标志着英格兰转向“罗马”以及亲西班牙的大陆外交政策。但玛丽自己命也不长，她在1558年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而“皇帝轮流做”的游戏现在又将英格兰彻底地扭回不列颠新教的模式中。之后即位的伊丽莎白一世在位长达45年（1558—1603年），在此期间，不仅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成为定局，苏格兰还在1559年之后发起了激烈的加尔文派宗教改革，切断了与天主教法国之间的“古老同盟”。英格兰和苏格兰相向而行，令那些主张由一个不列颠君主来统治这个新教岛国的人大受鼓舞，例如在笔下盛赞“大不列颠，现在被称为英格兰”的学者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伊丽莎白的心腹谋臣威廉·塞西尔更是如此。塞西尔一生热爱地图，他对不列颠群岛的形状和相互联系有着独特的全局感，认为在战略上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整体。巩固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并在爱尔兰强制推行宗教改革是他不列颠战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为了确保各个王国的宗教统一。[16]

但要说服塞西尔的女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她非常谨慎且现实，对他所谓“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新教不列颠王国”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她总想留有余地也是出了名的，婉拒了一切想把她嫁出去或确定继承人的企图。塞西尔之子罗伯特继其父之后成为女王的首席谋臣。他和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在伊丽莎白去世前两年保持秘密通信，希望拥立詹姆士来确保新教及不列颠王位的继承，但伊丽莎白的态度让他的工作进展得不是很顺利。到1603年3月24日伊丽莎白在萨里郡的里士满宫里撒手人寰时，塞西尔已经在向北通往爱丁堡的路上安排了好几匹驿马，将消息带给詹姆士。

因此，不列颠的国体一开始是王位的联合。人们将它比作1469年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后西班牙出现的“复合君主国”（composite monarchy），都是一人身兼两国王位。[17]在今天看来，这一过程似乎顺理成章，甚至势在必行，因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当时的偶发事件。在伊丽莎白在位末年，有评论者指出了12到16名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因此律师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写道：“这顶王冠不太可能因为没有人想要而掉在地上，但大家想知道的是它究竟会掉在谁的头上。”[18]在詹姆士这一边，他已经等了好多年。伊丽莎白经过百般犹豫，最终在1587年处决了詹姆士信奉天主教的母亲——苏格兰女王玛丽。当时，詹姆士和愤怒的苏格兰贵族的确想要入侵英格兰报仇雪恨。但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等待时机，因为伊丽莎白“岁数不小了，不太可能再活很久”。毕竟她当时已经年近54岁，其父亨利八世终年56岁，异母姐姐玛丽死时年仅42岁，而詹姆士自己当时才刚满21岁。结果，伊丽莎白让这笔人寿保险账失算了，詹姆士不得不再多等十几年，在此期间他有可能先伊丽莎白而去。[19]

而且即便他最终等到了罗伯特·塞西尔的邀请信，平稳的政治过渡似乎也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由于伊丽莎白生前没有正式指定继承人，枢密院对于“国家的和平与福祉”忧心忡忡。有关造反阴谋的谣言四起，人们担心这位外国君主会受到怎样的迎接，尤其是他还来自英格兰最古老的敌国：很多人说这一结果将会“让苏格兰人占我们太多的便宜”。[20]这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如此。苏格兰贵族大批涌入，不过是和平地来，许多人讨了英格兰老婆，并在国界两侧都成了大地主。另一方面，没有哪个英格兰贵族会娶苏格兰小姐，而在1688年之前，也没有英格兰贵族能在苏格兰获得土地。“这无疑就是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而非爱德华六世的子孙继承苏格兰的直接后果”。[21]

1603年，王朝的形势反了过来：不像在1542年是英格兰君主执掌爱尔兰王国，而是一个苏格兰国王成为英格兰国王。而且詹姆士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全盘接受了不列颠“至高无上王权”的概念，称他的新王国为“大不列颠”，并打算“教化”其上讲盖尔语的兄弟民族。在1603年之前和之后，高地苏格兰人一直是目标——“这些不虔诚的人，操着非基督徒的语言”，但更为重要的工作是让新教“定居者”殖民阿尔斯特。伊丽莎白时期最重大、开销最高的军事行动并不是她支持荷兰反抗西班牙的起义，而是“九年战争”（1594—1603年），这场战争对付的是以蒂龙伯爵休·奥尼尔（Hugh O’Neill of Tyrone，他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为首的爱尔兰天主教贵族联盟。虽然蒂龙伯爵及其盟友在战败后意外得到了伦敦方面的宽大处理，但他们中有不少在1607年从阿尔斯特逃往欧洲大陆，试图东山再起。在爱尔兰的历史神话中，这起“伯爵出走事件”被视为昔日盖尔语族群统治的结束，因为英国国王趁机彻底改变了阿尔斯特。近400万英亩[22]的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的“经营者”，也给了都柏林三一学院、爱尔兰国教会以及少数“合格的本地人”。此举意在通过让忠诚的新教徒在阿尔斯特的土地上“扎根”，来传播“真信仰”并巩固新生的不列颠王国。[23]

因此，王位的联合在某些方面代表了苏格兰接手了建立“不列颠”的事业。登基纪念章上将詹姆士称为“不列颠全岛的至高统治者”，并推出了一款新的统一钱币，上面恰如其分地写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Quae Deus coniunxit nemo separet），1606年还发布了新的国旗，将圣乔治十字叠在圣安德烈十字之上。不过詹姆士也见识到了强烈的“英格兰”情感，这同样令人惊奇。伊丽莎白曾经一直拿自己身为“生在我们中间的纯粹英格兰人”大做文章，而且她在位时间很长，其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宗教改革和“无敌舰队”之役，这造就了所谓“综合了国际新教运动、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排外倾向以及对君主顶礼膜拜的伊丽莎白式独特现象”，这种现象到17世纪初就已经“在主流公共话语中根深蒂固了”。詹姆士没能重建他心目中的古不列颠，也没能实现两国议会的完全合并，这进一步体现出“这种业已存在的‘英格兰’身份认同拥有持久的生命力”。[24]

不管怎么说，他的“不列颠性”或许既是原则，也是宣传。英格兰不仅杀害了他的母亲，还导致了他曾祖父詹姆士四世和祖父詹姆士五世的死亡（他们分别于1513年和1542年不明智地入侵英格兰），但是“不列颠性”这一说辞可以让他这个苏格兰人在英格兰的权力中心名正言顺地长久待下去。这个强大的邻国征服不了他的国家，却可以大兴问罪之师，因此詹姆士在处理苏格兰的英格兰问题时认为外交和思想比打仗更管用。[25]从英格兰的角度看，大不列颠对英格兰解决苏格兰这个老大难问题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案：据统计，在从1040年到1746年的700多年间，除了3位君主外，每一个在伦敦的君主都不得不击退来自北方的入侵或选择入侵苏格兰——有些君主两件事都得做。[26]

因此，1603年并没有实现法律上的统一，人心就更谈不上了，但它被人称为三个王国的“王朝合并”：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复杂的政体、社会和文化，但它们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仅为各自的存在创造了条件，也彼此互动，改变了其他实体的存在条件”。历史学家约翰·波考克的这一评论对我们理解英国脱欧时代之前的不列颠问题至关重要。英格兰塑造了它在不列颠群岛上的邻国，这些邻国也塑造了英格兰的历史。而波考克所说的的改变性互动原则很快体现在了17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内战”中——现在往往被称为“三王国战争”（War of the Three Kingdoms）。[27]

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缺乏其父詹姆士的手腕和克制。他肆无忌惮地推行他信奉的神授君权——在没有召开议会的情况下，用非法且不得人心的方式征税长达11年。更要命的是，他推崇高派英格兰国教（High Anglicanism），让许多对欧洲大陆宗教战争非常警觉的清教徒认为这是要倒退回罗马天主教的预兆。在人们眼中，他对私有财产和新教身份的威胁在17世纪30年代末达到了顶点——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中，英格兰与其他王国兵戎相见。

查理试图将英格兰国教的公祷书强加给苏格兰国教会，在国界以北激起了普遍的反抗：（苏格兰通过了）一份《民族圣约》（National Covenant）宣布废除主教制，建立长老制的教会体制。查理无法镇压这场叛乱，为了筹钱组建军队而不得不在伦敦召开一届议会。但下议院和上议院在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拒绝批准任何资金。国王试图组建一支爱尔兰天主教徒军队来镇压苏格兰人，这更加剧了爱丁堡和伦敦方面对反宗教改革暴政的恐慌。1641年10月，爱尔兰天主教乡绅政变失败，演变为一场更为全面的爱尔兰人大起义，这场起义利用了当地人对定居者的仇恨，引发了双方一轮又一轮的种族清洗。到1642年秋天，爱尔兰天主教同盟（Irish Catholic Confederation）成立，它在名义上忠于国王，但在实际上控制了爱尔兰大片地区。

爱尔兰起义对不列颠本身的影响更为重大。起义的消息在1641年11月1日传到伦敦，为一年一度的“火药阴谋纪念日”火上浇油。现在人们估计在屠杀中遇害的新教徒可能有三四千人，但清教徒用小册子模仿福克斯的《殉道史》散播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并且与欧洲大陆的类似报道联系起来，让很多人相信这是另一场针对新教信仰的教宗党大阴谋。就这样，“爱尔兰起义引发了英国内战”。[28]

英格兰议会派和苏格兰圣约派坚信国王及其谋臣背信弃义，便联合起来反对他。议会派只想建立一个军事同盟，而苏格兰人仍然希望能在某种形式的不列颠邦联内依照长老会原则建立一个宗教同盟。但王党在1642年至1643年的胜利迫使他们相互妥协，达成“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通过一个在伦敦的“两王国委员会”进行协调。1644年1月，一支圣约派军队跨境进入英格兰，对战局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它牵制住了北方的王党军队，阻止各地的王军夹攻伦敦。两次大败（1644年的马斯顿荒原战役和1645年的内斯比战役）令查理的形势急转直下，他于1646年5月在纽瓦克向苏格兰人投降，希望能利用苏格兰圣约派与英格兰议会派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谋得些许好处），前者支持长老制的教会体制，而后者中的大部分并不赞成。虽然苏格兰圣约派在1647年1月将查理交给了英格兰议会，但查理一边暗地里与苏格兰圣约派就长老会体制讨价还价，一边也在与议会派谈判。现在胜利者自己人之间闹掰了。

在受过清洗的“残缺议会”的支持下，克伦威尔和陆军最终以对议会和人民发动叛国战争的罪名审判了查理。他们于1649年1月将他处决，并宣布成立英格兰共和国。而苏格兰圣约派则为一个斯图亚特家族的人受到如此对待而胆战心惊，他们仍旧忠于“不列颠”的君主制政体。他们与爱尔兰的同盟政权承认先王的儿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统治者查理二世。苏格兰当局甚至致力于将长老制圣约推广到所有三个王国——他们坚信，除非三个王国以及各自的教会得到统一，否则苏格兰将毫无安全可言。[29]

然而，英格兰共和国现在将另外两个王国视为敌人，他们认为1603年的联合是彻头彻尾的君主制。克伦威尔及其军队奉命讨伐它们。首先，他在1649年至1650年残酷征服了爱尔兰。攻克德罗赫达和韦克斯福德后发生的惨案有宗教仇恨、种族歧视以及军纪涣散的原因——克伦威尔将其合理化为神意的审判，但它们也让克伦威尔在爱尔兰背上了万世骂名。1650年夏天，克伦威尔移师苏格兰。虽然他于1650年在邓巴击败了苏格兰圣约派，但查理二世及其苏格兰军队趁机入侵英格兰，不过克伦威尔南下追击，并于1651年9月3日在伍斯特击溃了苏格兰军队，此时距邓巴战役胜利正好一年。

伦敦的小册子作者托马斯·詹纳（Thomas Jenner）自豪地写道，“英格兰共和国”“现在几乎彻底主宰了不列颠群岛”。残缺议会对苏格兰进行议会合并，废除了封建的土地保有权，但没有强加英格兰的法律，残缺议会还要求长老会停止在宗教上强迫非长老会的新教徒。即便如此，新的秩序需要一支庞大而昂贵的英格兰驻军才能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在爱尔兰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英格兰化。这个国家的土地受到严格清丈，随后以没收和转让的形式进行重新分配。约4万苏格兰和英格兰新家庭在阿尔斯特定居。1652年的《爱尔兰处理法案》（Act for the Settlement of Ireland）中有一段令人脊背发凉的表述，说“议会无意铲除整个民族”，承诺对“底层”的“生命和财产予以怜悯和宽大”，但克伦威尔的征服及其后续结果是一场严重的种族清洗。1641年，爱尔兰三分之二的土地在罗马天主教徒手中；到17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降到了6%，即便在复辟后有所回升，这一数字还是低于30%。[30]

但是，在1654年形成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共和国”霸权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在财政上难以为继。而且共和制实验在1658年护国主克伦威尔去世后就失败了，政府随即瓦解。在都柏林，保守派军方领袖联合新教地主发动政变，削弱了共和国在当地的根基，并促使驻苏格兰军队统帅乔治·蒙克将军（General George Monck）1660年1月发兵南下。乔治在伦敦帮助查理二世复辟，成为三个王国的统治者。一场因爱尔兰和苏格兰事态引发的英格兰实验最终因为都柏林和爱丁堡的政局变化而宣告结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在心理上，1639年到1660年的连续战乱是一个持久而可怕的警示，三国斗则皆害，尤其是如果英格兰像一颗台球一样，用武力兼并邻国。在17世纪四五十年代漫长的流血期间，爱尔兰人口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在英格兰“死亡的人口比例可能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1]

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然后就是查理二世信天主教的弟弟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在位）试图推翻议会的权利，组建常备陆军，公然让国家转向罗马教廷。在詹姆士逃亡以及后来被称为“光荣革命”的事件后，才在英格兰最终确立了立宪君主制、议会制政府和新教王位继承。在国界以北（的苏格兰），支持詹姆士的“詹姆士党人”发动起义，与部族矛盾和支持主教制教会密切相关，但起义在1690年被镇压。和英格兰一样，议会高于君主的地位得到了确立，但苏格兰废除了主教制度，恢复了长老会。在爱尔兰，光荣革命是在效忠威廉三世的军队与拥护詹姆士（并得到路易十四的法国支持）的天主教起义者之间打了两年仗之后才结束的。这场残酷的战争将德里围攻战（Siege of Derry）和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永远地镌刻在新教亲英派的记忆中。

鉴于这些冲突引起的杀戮与动乱，三个王国之间更紧密的联合似乎是唯一顺理成章的选项。但这一联合的建立——先是通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条约》，后是通过“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合并法案》——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非常彻底。如果我们理解了1707年和1801年两个重大协议的历史背景，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安排”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会变得如此不稳定并引发动荡。

为帝国而联合

从威斯敏斯特议会的角度看，与苏格兰或爱尔兰实现立法机构的全面联合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这是“大臣们采取的权宜之计，为的是”在某些时候“克服政治管理中的困难”。[32]随着1688年之后所有三个王国的议会（不光是威斯敏斯特议会）开会变得更加频繁且变得更为强势（苏格兰议会尤其不客气），这样的困难大幅增加。但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这一结果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英国”特有的智慧。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和瑞典的瓦萨王朝在内，近代早期欧洲其他复合型君主国也会采取类似的办法，应对以不同头衔统治不同领地时遇到的挑战。所以1707年的方案只是一个更大的欧洲模式的“英国变种”。[33]

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条约》既联合了立法机构，又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贸易问题与政治问题同等重要。条约既反映了苏格兰这个国家很早熟，也反映了它比英格兰要弱小。至关重要的是，条约是另一场危及新教王位继承的欧洲战争的产物。

英格兰试图通过重商主义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s）来经营一个严格管控下的贸易帝国，而到了1700年，苏格兰商人已经对此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不仅从事走私和精明的转口贸易，还试图通过在巴拿马地峡的达连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喀里多尼亚”（Caledonia）来全面挑战英格兰独霸美洲的殖民事业，因为那里之后很有可能发展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全球贸易的转运枢纽。受到私人利益和国家地位的双重驱动，达连计划引发了苏格兰的投机热潮，也让伦敦方面对苏格兰的帝国野心产生了警觉。然而，达连计划最终在1699年至1700年彻底失败，因为疾病、西班牙的攻击和英格兰的阻挠，其投资者苏格兰公司破产，整个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项目的融资总额为40万英镑，估计相当于苏格兰出口额的2.5倍，价值超过了今天的1 000亿英镑，其中40%来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达连计划的惨败让许多苏格兰土地和贸易利益群体相信，他们的殖民冒险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与英格兰合作。[34]

至于苏格兰政治方面的问题，联合的催化剂则是1701年的英国《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鉴于安妮女王无嗣而终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她罹患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系统会对身体自身进行攻击，她怀孕18次，但只有5次婴儿活着生了下来，而且唯一活着长大的孩子在11岁就去世了），王位将传给汉诺威家族。一个半世纪前，英格兰议会试图劝说伊丽莎白女王结婚或指定继承人，但没有成功。但1701年，不仅议会的权力变得更大，君主也更加配合：安妮带头肯定了汉诺威继承。

但《王位继承法》是英格兰议会的单方面行动，并没有与苏格兰议会商量，于是苏格兰人在1703年通过了一项报复性法案，规定如果安妮无嗣而终，他们将指定一位新教继承人，不过是从他们古老的斯图亚特家族中指定——换句话说，就是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之外的支系。当这项法案请求御准遭拒后，苏格兰人通过拒绝为反法战争提供税款和军队的方式迫使伦敦政府退让。他们的《王国保障法》（Actfor the Security of the Kingdom）于1704年生效，英格兰政府随后跟进，抛出了《有效保障英格兰王国免遭苏格兰议会近来通过的若干法律可能造成的明显危险法》（An Act for the effectual securing the kingdom of England from the apparent dangers that may arise from several acts lately passed by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该法简称《外国人法》（Alien Act），规定如果苏格兰议会不同意开始有关立法机构合并及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英格兰将在1705年圣诞节发起部分贸易禁运和关税战。面对这种所谓“赤裸裸的经济要挟”，苏格兰人同意进行谈判。[35]

因此，从英格兰的角度看，联合谈判可以说是对近邻“流氓国家”（用现代的话说）的回应。苏格兰正在妨碍英格兰的贸易，破坏其政治甚至挑战君主特权。然而，如果不是因为1702年重新开始的对法战争（正式名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36]），这一切都不会如此紧急。在地缘政治上讲，这场权力争夺是为了阻止路易十四在欧洲建立“普世霸权”，特别是控制尼德兰。但它也是有关王朝更替和政权存亡的：因为英格兰选择了汉诺威继承，而法国则在背后支持詹姆士党的事业，这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完全有可能成为“英国王位继承战争”。对伦敦方面而言，解决苏格兰问题并坐实王位继承现在已经是势在必行，而立法机构合并看来是最不坏的选项。[37]

英格兰政府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其他好处来确保获得大多数苏格兰议员的支持。他们也派出间谍和引导舆论的人前往爱丁堡，监视并影响事情的走向，其中就包括现在经典儿童文学著作《鲁宾逊漂流记》而闻名的多才多艺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狂热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不出意料地将1707年的事视为一场堪比德奥合并的肮脏交易，现在也是如此。其中有些条款确实对苏格兰不利，甚至还有点侮辱人。苏格兰人放弃了自己的议会，只获得16个上议院席位和45个下议院席位——比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加在一起还少。英格兰议会主权和普通法的观念盖过了苏格兰对一部英国成文宪法的要求。苏格兰公司被破产清算，但伦敦的东印度公司保住了利润丰厚的垄断地位。毫不意外，《联合条约》于1707年5月1日在边界以南得到了篝火、钟声和感恩礼拜的欢迎，但苏格兰则默默无声：没有人抗议，但也没有人庆祝。

但是，条约也给苏格兰带来了实打实的好处，更具体地说是给苏格兰的土地和贸易利益群体带来了好处。他们得到了一笔23.2万英镑的巨款，用以补偿达连计划的沉重损失。还有就是改国名。英格兰兼并苏格兰的计划被条约第一条所掩盖，该条说两个王国从今以后“将被永永远远联合成一个王国，国名为大不列颠”。最重要的是，条约的第四条确定了在新的联合王国及“所属的领地和殖民地”内实现贸易自由。换句话说，英格兰资本可以跨境流入这个仍然没有从17世纪90年代大萧条（包括一系列的歉收，引发了“可能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口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苏格兰商人现在可以进入英格兰在北美沿岸及加勒比海上利润丰厚的殖民地了。结果，格拉斯哥商人迅速垄断了烟草贸易，挤掉了怀特黑文（Whitehaven，曾经是排在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之后的第三大大西洋贸易港）这样的英格兰港口，以至于这个坎布里亚郡城镇在1710年请愿要求撤销《联合条约》。到18世纪中叶，烟草占据了苏格兰从英国以外进口量的近一半。[38]

简而言之，通过这一兼并性的联合，“苏格兰的人力、企业乃至思想探索都为帝国所用。联合让苏格兰自由进入当时能开放的最大的贸易市场。资本和技术工人在这个市场内的自由流动在国内和帝国范围内刺激并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发展”。[39]还有，虽然苏格兰的利益很难在英格兰议员占绝对多数的威斯敏斯特议会里受到重视，但因为苏格兰继续拥有自己管理的司法和宗教制度，特别是最高民事法院、刑事法院以及长老会总会，苏格兰的利益得以在边界以北维持并发展。联合并不是统一：苏格兰人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有关安全和秩序的问题除外，特别是在1715年和1745年两次失败的詹姆士党起义期间。[40]因此对双方而言，联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发展后来的“大英帝国”。这就是1707年《联合条约》的长处，但在更长的历史跨度上看，也是它的弱点。

不过，英格兰在18世纪初并没有用立法机构合并的方式来解决管理爱尔兰的问题。1706年至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谈判成功的确促使爱尔兰议会向安妮女王请愿，要求“一个更为全面的联合”，但英格兰的大臣们没有兴趣。按照财政大臣西德尼·戈多尔芬（Sidney Godolphin）的说法，伦敦方面想要的只是爱尔兰别出“麻烦”以及爱尔兰议会“能给出必要的拨款，会别开太久”。只要爱尔兰议会能为内部管理筹到钱，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伦敦方面既不想过度干预爱尔兰，也不愿看到威斯敏斯特议会再出现一拨非英格兰籍议员。为了让爱尔兰人知道自己的位份，1720年的《公告法》（Declaratory Act）重申了威斯敏斯特议会超越都柏林议会之上的地位，正如其正式标题所言，这是《一部为了更好地维持爱尔兰王国对大不列颠王权依附的法案》（An Act for the better securing the dependency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on the Crown of Great Britain）。[41]

另一部更加臭名昭著的《公告法》在1766年被强加给了英国不安分的北美殖民地，这提醒我们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关系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更加具有“殖民”色彩。实际上，爱尔兰由一位君主所任命的总督治理，通常是英格兰大贵族。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爱尔兰与殖民地的相似之处：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政治家对爱尔兰要亲近得多，而且首相和内政大臣也总对总督指手画脚。此外，爱尔兰议会吵吵嚷嚷，党争严重，越来越不好管理。到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历史学家往往就在这时开始关注管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问题），在伦敦方面看来，“爱尔兰造成的麻烦比13个殖民地更大”。都柏林政治形势表面下涌动的暗流是天主教徒和长老会被从属爱尔兰圣公会的英格兰-爱尔兰土地精英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在爱尔兰议会中，核心问题是财政，他们要求在支出和税收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爱尔兰依附于英国的根本宪政地位让人想到了北美殖民地，促使爱尔兰的激进分子采用了“爱国者”反对政府“腐败”之类的话语。不过在爱尔兰，目标并不是“独立”，而是要求重获“失去的权利”，并希望“从帝国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的利益”。[42]

美国独立战争对爱尔兰“爱国运动”意义非凡，后者的头号发言人是魅力四射的政治家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从1778年开始，英国的战争对手除了北美殖民地居民，还有法国，战争不仅挑战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制海权，还最终迫使康华里（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在约克敦投降。英军有一些团是从爱尔兰调去参战的，这给了爱国者们自行组建不受总督节制的民兵（志愿军）的借口，他们的理由是保护爱尔兰免遭法国可能的入侵。志愿军不仅吸纳长老会信徒乃至天主教徒，还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诉求——鼓动爱尔兰与英格兰实现自由贸易，并撤销1720年的《公告法》。这从侧面支持了格拉顿的政治活动和抵制英格兰商品的经济行动——“买爱尔兰货”运动。这些压力与约克敦兵败、1782年诺思勋爵的托利党政府倒台、辉格党上台加在一起，不仅促成了美国独立谈判，还让都柏林议会获得了完全立法权。

这个“格拉顿议会”的立法活动大幅增加，每年都召开，同时也准备在政治上挑战伦敦方面。其中一个议题是将选举权扩大到天主教徒——这是因为更广大的代表权才能打破新教精英及其恩荫政治的垄断。另一个议题是在1788年至1789年乔治三世因精神失常不能理政期间，爱尔兰反对派支持其子威尔士亲王行使完全的君主权力，而不是当一个束手束脚的摄政王。这两个领域都非常敏感，因为它们触及了国王的权力以及他加冕成为新教信仰保护者的神圣誓言。爱尔兰的“独立”议会这么无法无天，使得正式联合的想法对伦敦方面更加有吸引力了。

不过真正的催化剂还是国家安全。18世纪初如此，18世纪90年代也是如此。英国的国体在欧洲的熔炉（对法战争）内重新锻造。从1789年开始，巴黎天翻地覆，热火朝天地闹革命、办共和，这鼓舞并改变了爱尔兰的激进派。1791年成立的爱尔兰人联合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原本只是“一个致力于实现议会改革和解放天主教徒的中产阶级俱乐部”，但到了18世纪90年代中期就成了“一个立志在爱尔兰建立一个不分教派的共和国的群众性秘密革命组织”。[43]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教理问答”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启发：

你手里的是什么？

一根绿色的大树枝。

它最早是哪里长出来的？

在北美。

它在哪里发芽？

在法国。

你要把它种在哪里？

在大不列颠的王冠上。

法国从1792年开始与英国交战，并在1796年发动入侵来支持爱尔兰人的事业。入侵行动虽然失败，却激起了英国方面的严厉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许多领袖被捕。其他人决定趁着还来得及采取行动。1798年5月，他们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很快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在韦克斯福德郡的声势尤为浩大。但政府军用了几个月就平息了起义，往往使用残酷的镇压。而法军在8月和10月登陆爱尔兰，虽然这次的兵力比两年前更多，但还是来得太迟，力量太小。他们很快被击溃。那年夏天，拿破仑正集中精力和兵力夺取埃及，最终因为法国舰队8月1日在阿布吉尔湾被纳尔逊（Nelson）歼灭而受辱被困。20年后，滑铁卢战役后被流放的昔日皇帝哀叹道：“如果我不是远征埃及，而是攻打爱尔兰，英格兰现在会怎么样呢？”[44]

法国支持的起义在伦敦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798年12月，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争取到了内阁的支持，以保证英国安全和扩大爱尔兰贸易为条件实现与爱尔兰的联合，从而增强“双方的实力与力量”。当然，近一个世纪前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基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但1798年的危机最终使得这样的联合对爱尔兰来说无法避免了。皮特对下议院说，其目标是“为了阻止一个死敌从不休止的阴谋，它向来急不可耐地试图分裂”不列颠和爱尔兰。[45]他充分利用政府的职位来收买人心，在两国立法机构中推动这一法案，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国议会的《合并法案》在1801年1月1日生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这个结果有点讽刺，爱尔兰共和派及其发动的起义并没有“促进全体爱尔兰人的联合”，倒是“加速了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与英格兰的联合”。[46]

其实，爱尔兰人联合会本身就四分五裂，混杂了“心怀不满的天主教徒、长老会的激进派、反英格兰的爱国者、对土地问题有意见的人、内心焦虑的忠君人士以及草根教派”，非常不稳定。其中都柏林天主教徒与贝尔法斯特长老会之间的矛盾激烈到颠覆了这场运动无关教派的形象。[47]不过在民族主义者的记忆中，法国的影响被淡化，1798年的起义也被浪漫化了。捍卫天主教活动演变成了某种地下农民运动，而志愿军运动则确立了后来爱尔兰根深蒂固的准军事政治传统。

皮特希望联合能让天主教徒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然后通过赋予他们选举权来稀释新教地主手里的权力。正如时任爱尔兰总督康华里侯爵所言：“在天主教徒被允许享有全面的权利（一旦他们与英国政府合并，他们就无法滥用这些权利）之前，爱尔兰将毫无和平或安全可言。”[48]这真是真知灼见。然而，乔治三世及新教精英的反对阻挠了这一进程。直到1829年，其子乔治四世在位时期，《天主教解放法》的通过才让联合王国全境的天主教徒得以进入议会并担任文武官职。在爱尔兰，这算不上是解决了更广大的天主教徒的“权利”问题。

联合影响了天主教解放运动，还更直接地影响了威斯敏斯特议会。共有100名爱尔兰议员进入了下议院，另有28名世俗议员和4名爱尔兰主教进入了上议院。这比1707年《联合条约》增加的45名苏格兰下议院议员和16名苏格兰上议院议员要多得多。即便如此，1801年英格兰下议院议员与爱尔兰和苏格兰议员的比例分别为五比一和十比一（尽管英格兰的人口约为爱尔兰的两倍和苏格兰的五倍）。这一问题常年引起都柏林和爱丁堡的不满。[49]

不过在当时看来，联合王国的成立是伦敦方面的一项标志性成就。而这件事与另一股联合动力正好同时发生，并且相互联系，于是君主制被重新设计为国家身份认同的焦点。1660年的复辟并没有让王权恢复昔日的尊严。而在1688年革命后，君主不仅在权力和财富上有所缩水，詹姆士党的存在也给汉诺威继承的合法性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君主权威更加不利的是，从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到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的100年间，英国有过不下7位君主，其中5位的统治时间不到13年——通常是在非常动荡的时期。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对英国都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的心仍然在汉诺威，他们也没有刻意让人们来爱戴崇敬自己。而在1760年，年轻的乔治三世立志做一个有实权的君主，这使得他先是非议缠身，然后在1788年发疯后又显得非常可怜。

但1789年让这一切都改变了。用律师兼日记作者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的话说，“为爱戴国王的动机增添十倍能量的”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恐慌”。历史学家琳达·科利注意到，随着欧洲陷入混乱和战争，君主制成了“国家团结不容置疑的关键”。温莎城堡等王室住所被翻新，皇家的感恩礼拜和游行试图比肩法国大革命的庆典，《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成了国歌。从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到1781年，这首歌在伦敦的剧院里只正式演奏了4次，相比之下，它在随后的20年里被演奏了超过90次。而在国王登基50周年的1810年，英格兰约650个地方、苏格兰和威尔士全境以及大英帝国的边缘地区都举办了庆祝活动。

一个快乐、伟大、自由的国家，

一个异口同声的国家，

从泰晤士河到恒河沿岸一片欢腾，

在这普天同庆的五十周年庆典里。

乔治三世的长寿也出了一份力。他在位60年，甚至比伊丽莎白的45年更长，而且也同样是在欧洲陷入冲突、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期。最终，亲民形象带来了对这位现在以正直顾家闻名的国王的热爱与崇敬。《泰晤士报》在1820年他的葬礼当天宣称：“乔治三世拥有的绝大多数品质可以被人类的每个阶层模仿和获得。”[50]

从泰晤士河到恒河：这是一个帝国的君主制，而帝国是一个真正的不列颠工程。对外贸易、殖民地管理和陆军（少数真正意义上的不列颠机构之一）全都不成比例地依赖英格兰之外的人力，特别是来自苏格兰的。例如从1850年到1939年，帝国的殖民地总督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苏格兰。对那些觉得自己进不了伦敦衙门的苏格兰冒险家而言，大英帝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英格兰制造了联合，而苏格兰使之成功”[51]，这一说法并不夸张。

成为英国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令1707年后的苏格兰获利颇丰。不仅格拉斯哥的商人在18世纪初主宰了大西洋烟草和奴隶贸易，而且苏格兰的纺织业也蓬勃发展并加入了世界贸易——这得益于福斯-克莱德谷地（Forth-Clyde valley）的快速城市化，以及低工资成本和英格兰技术的支持。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纺织业开始衰落时，克莱德赛德已成为英国造船和机械工程方面领先的地区之一（同样服务于世界市场）。苏格兰的全球影响力并不限于制造业。成立于1832年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成为印度和中国当时最大的商行和银行。马地臣（James Matheson，19世纪来华的大鸦片商和办报人）为了消除长老会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不安感，说这“在道德上相当于在英国贩卖白兰地和香槟”。[52]总体上讲，苏格兰依靠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启蒙运动的遗产，加上水和煤炭等关键自然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英格兰的海外联系来发展自己。当然，因为苏格兰社会相当不平等，大多数人并没有享受到这些红利，但联合并不意味着被兼并。

在英国影响下的世界里，苏格兰人连本带利都赚回来了，但爱尔兰人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好处。苏格兰领先的工业化使它可以利用英格兰的资本与贸易；但爱尔兰除贝尔法斯特外还是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联合凸显了爱尔兰近乎殖民地的地位。1846年至1851年的马铃薯瘟疫和饥荒夺走了大约100万人的生命，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小农大批破产，以新教徒为主的地主广受指责。这场危机更加广泛地激化了仇英情绪。而伦敦方面在1850年的迟缓反应也显示出联合谈判的双重标准：1850年的赈灾款项只在爱尔兰征收，而不是在联合王国全境。因此，对许多爱尔兰人而言，移民成为唯一的出路。为了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低地欣欣向荣的工业区挣钱，周期性地跨爱尔兰海移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而很多工人最终定居下来，把全家老小接了过来。根据1841年的人口普查，不列颠有41.9万人生于爱尔兰，到了1851年这一数字是73.4万。从1845年到1870年，超过300万人离开爱尔兰，美国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到1911年，爱尔兰的人口为440万，只有19世纪40年代初的820万的一半多。[53]

爱尔兰人敌视联合王国的情绪转变成政治运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却不可阻挡。一连串的歉收导致了1879年至1882年的土地战争。佃农的抗议活动和帮派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地主在农村的驱逐行动也是如此。充满魅力的政治家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利用这一骚动，将“地方自治”牢牢地摁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政治议程中。为此，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在1886年和1893年两次提出了自治法案，但这让那些想维持联合王国的自由党统一派转而与保守党结盟。由于保守党以及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的反对，自治法案在格拉斯顿在位期间遭遇挫败，但未来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在政治上受阻后，爱尔兰的自觉（特别是在年青一代中）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化复兴中得到了体现。1893年成立的盖尔联盟试图通过爱尔兰式曲棍球和爱尔兰式橄榄球这样的民族体育运动以及语言和文学，来重新点燃爱尔兰身份认同感。联盟领袖之一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提到了爱尔兰的“去英格兰化”：他讨厌爱尔兰人“一边在表面上憎恨英格兰人，一边继续模仿他们”。[54]对海德的文化复兴运动，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先锋作家身体力行：比如都柏林爱尔兰国家剧院的先驱叶芝和辛格。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的新芬党（意为“我们自己”，成立于1905年）运动，其领导人是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

这种对不列颠性的抵制也蔓延到了不列颠本土。19世纪80年代，威尔士人复活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节（eisteddfod）；新成立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卡迪夫和班戈大学学院在1893年合并为威尔士国立大学。在苏格兰，身穿格子呢的高地人（曾经被英格兰人和低地苏格兰人斥为原始人）现在受到了推崇和美化，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和中世纪爱国者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成了文化偶像。这场泛凯尔特复兴运动是整个欧洲在1900年前后怀念农村传统、反对城市化现代性浪潮的一部分——甚至在英格兰，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Wessex）小说以及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改编自民谣的音乐也是这一浪潮的明显体现。但在那些凯尔特和盖尔语言依旧强势的地区，文化上的自豪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而1867年和1884—1885年的选举权扩大让伦敦方面更难控制政治局势。而在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主政治的融合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撼动了联合王国的根基。

对联合王国的挑战

爱尔兰民族主义对20世纪初的英国政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原因有二。其一是1801年和1707年联合的影响：下议院给爱尔兰安排的议席比给苏格兰的更多。19世纪爱尔兰人口减半而苏格兰人口翻倍，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的情况，而维多利亚时期的议会改革并没有予以纠正。1910年，爱尔兰议员在威斯敏斯特的670个议员中占了103个，相比之下苏格兰议员只有70个。其二，到20世纪初，爱尔兰绝大多数议席都被民族主义者拿下了。在1910年12月的大选（“一战”前的最后一次大选）中，执政的自由党获得了57个苏格兰议席，而73个爱尔兰议席被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IPP）夺取，该党纪律严明，致力于恢复爱尔兰的自治议会。换句话说，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不仅有分量，政治上也很团结。实际上，在1910年的大选后，自由党只比保守党多一个席位（272比271），他们要依靠爱尔兰议会党才能在下议院获得有效的多数席位。结果，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自由党政府在1912年推出了第三部（爱尔兰）“自治法案”。此举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后者这时正式更名为“保守与统一党”，以体现保守党称王国的统一与身份认同势如累卵的说法。[55]

1912年的法案也重新点燃了苏格兰的自治运动，领头的是青年苏格兰人（Young Scots）：这是自由党内的社会改革派。他们指责英格兰的反动派和被塞得满满的议会日程表阻碍了他们的改革议程，认为“假如苏格兰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今天激进主义和社会改革全部纲领的每一项内容早在25年前就通过了”。[56]苏格兰的激进派在下议院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自治法案”，并在政府的支持下于1913年5月二读通过。在威尔士，建立地区性议会的呼声没有那么大：青年威尔士运动（Cymru Fydd）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解体。当地的情绪直接针对的是威尔士的国教会，后者获得的捐赠巩固了以英格兰人为主的地主的权力。一项废除国教地位、剥夺其所受捐赠的法案在1912年被推出。

狂热的权力下放派提倡当时被称为“联邦制”或“各地自治”的制度，构想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成立议会。他们甚至预测说，从这种“联合王国联邦”中将诞生出“一个真正的帝国议会”，“海外自治领”的代表将“根据绝对平等的条件”在其中议事。[57]这种想法的积极拥护者（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为英格兰各地区精心安排了7个议会）认为，权力下放是在现代世界中维护联合王国及大英帝国的不二法门，而顽固的统一派则认为权力下放是毁灭两者的第一步。

这看起来，事关重大。此外，阿斯奎思政府经过1909年至1911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后，通过了《议会法》（Parliament Act），废除了上议院对立法的否决权。法案只要在下议院连续三个会期获得通过就将成为法律，不管上议院批准与否。爱尔兰自治似乎已经板上钉钉了。因此爱尔兰和英格兰的统一派诉诸法律之外的途径进行反对。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声称自治就意味着“罗马统治”，他们成立了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UVF）来反对自治；民族主义者还以颜色，成立了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1914年3月，克拉营的英国军官以辞职相要挟，试图阻止政府武力镇压阿尔斯特志愿军的计划。政治两极分化严重，双方所用的言辞也变得更加偏激。统一派领导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警告道：“我想象不到有什么阿尔斯特抵抗（自治的）运动是我不应该支持的。”在另一方面，丘吉尔指责统一派在法律符合他们的“胃口或野心”时才遵守。他怒斥“否决的暴力已经取代了否决的特权”。[58]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大多数爱尔兰新教徒居住的阿尔斯特地区不在自治之列，但爱尔兰议会党和爱尔兰统一派都反对分治——前者要求整个爱尔兰获得独立，后者则致力于让整个国家留在英国。不管怎样，在阿尔斯特并不能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天主教徒在弗马纳郡和蒂龙郡占人口多数，而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的工人阶级聚居区，两个教派的人常常毗邻而居。1914年5月15日，“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下议院三读通过，按照宪政最终成为定案。阿斯奎思给阿尔斯特6年的脱离期，但阿尔斯特的统一派予以拒绝，他们的领导人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宣称：“我们不要一个要等6年才行刑的死刑判决。”7月底，国王在白金汉宫主持的跨党派会谈无果而终，而神经紧张的英军在都柏林向敌对的民众开枪，致3人死亡。内战似乎一触即发。[59]

但突然间发生了萨拉热窝刺杀案、列强之间不断升级的7月危机以及英国对德宣战。尽管如此，自由党政府还是在1914年9月强行让爱尔兰自治与废除威尔士国教一同生效。但两项法律在战争期间暂停实施，而“苏格兰自治法案”也因为战事的压力没能通过三读。

随着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英吉利海峡对岸，不列颠的总体危机退居幕后。丘吉尔和自由党内阁里的其他强硬派无疑认为英国必须参与欧陆冲突。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支持迅速演变成一场针对法俄联盟的先发制人战争，能够轻而易举地威胁英吉利海峡港口并破坏均势。在丘吉尔及其同道看来，1914年就是先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战争的重演。但自由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胶着的局面最后在8月4日英国宣战那天才被打破，打破它的事件是德国取道比利时入侵法国。

小小的比利时成为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标尺。德皇的军队公然入侵一个中立国，随后无视区分士兵与非战斗人员的惯例，焚烧了大学城勒芬（Louvain），并炮击兰斯（Reims）的主教堂。德国侵略者在1914年杀害了约6 500名比利时和法国平民，手段残忍且毫无理由。这种“匈人般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情绪，他们认为英国应该站出来替自由与文明做主。因此在英国，这场战争在本质上被视为一个道义而非利益问题——用士兵胜利勋章上镌刻的文字说，是“为了文明的大战”。[60]

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为这种道义民族主义做了正面的榜样。他来自卡那封郡乡下，自幼操威尔士语，一开始就用他那敏锐的头脑和灵活的口才来为威尔士不从国教者的事业服务，攻击国教会的特权，声称威尔士人被当作“撒克逊人家里的下人”对待。他在19世纪90年代是激进的自由党议员，支持各地自治，并因为在1900年批评南非的布尔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落下恶名，他谴责“这个被永远冠以大不列颠名义的恶行”，还建议在战后应该给予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全面的当地自治”。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内心挣扎后，劳合·乔治在1914年9月公开积极支持对德战争，称赞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抵抗行动——强大的“普鲁士容克”像“欧洲的莽撞司机”一样横冲直撞，像威尔士一样“五英尺[61]五英寸[62]的小国”奋起反抗，“为了它们的自由而战”。他对伦敦一群热情洋溢的听众说道，“一个军事集团的奴役……正将世界拖入流血与死亡的混乱之中”，这场“大战就是要将欧洲从中解放出来”。[63]

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劳合·乔治表达出了全国上下数百万人的心声。爱国狂热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起因，但随着这种热情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迅速膨胀，政治辩论的焦点也变了。民族问题（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英国出现了，这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并不常见）现在似乎消失了。或者更准确地说，随着战争让英国的价值观与一个新兴且具有威胁性的“他者”对抗，这次是军国主义德国而不是天主教的法国，种族民族主义日益被复苏的公民民族主义所取代。

在威尔士，废除国教地位并剥夺其所受捐赠的让步措施已经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主要要求，而劳合·乔治在1916年年底当上首相表明，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也能登上英国政权的最高峰。威尔士文报纸几乎清一色支持战争，其中许多兜售的是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Kenneth Morgan）所说的“粗鲁的反条顿种族主义（antiTeutonic racism）”。军需订单促进了威尔士南部矿场、工厂和港口的经济复兴。[64]

在苏格兰，煤炭、钢铁和造船业都蓬勃发展。到了1916年，英国黄麻工业的大本营邓迪每个月生产600万个麻袋，用来做西线堑壕的沙袋，一名制造商欢呼道，战争将黄麻纤维变成了“缕缕金线”。[65]苏格兰人获得了这样的利润，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按人口比例计算，这个国家在整个英国志愿参军的比例最高——每6名参战英军士兵就有1个是苏格兰人，入伍军人的死亡率也是最高的。格拉斯哥市创下了战争借款的纪录，在1918年1月的一个“坦克周”里就达到了1 400万英镑，远超之前伦敦创下的周纪录（350万英镑）。虽然苏格兰对“一战”与众不同的狂热并不是很好解释——可能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尚武历史以及相互竞争的军事传统（高地和低地），但这表明苏格兰的自豪感可以融入并体现在不列颠的战争行动中。[66]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战时的繁荣结束后就是战后的萧条，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但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的前身苏格兰国家党（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成立于1928年，比威尔士民族党（Plaid Cymru）晚了3年，但两党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战争”，苏格兰“某种程度的自治将会在1920年之前成为法律”。但参与对德战争让不列颠的认同感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重新焕发生机。[67]

然而在爱尔兰，1914年之后的这段时期与不列颠本岛迥然不同。有人说“一战”是“爱尔兰在20世纪最为重要的经历，没有之一”。它引发了一场独立战争，尽管民族主义者和统一派都曾经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极力维护爱尔兰统一，但这场独立战争还是以爱尔兰的分裂而告终。[68]

在1914年，各种迹象看来都很利好：英国对德宣战平息了爱尔兰的局势。爱尔兰议会党的天主教徒领导人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致力于实现联邦制，希望爱尔兰最终能像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一样，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自治领。在他看来，批准自治和决定为比利时而战表明英国“本性已移”，因为英国会为了弱小民族的自由挺身而出，而不是像在布尔战争中那样践踏它们。1914年9月，他向英国政府提议，爱尔兰志愿军可以出力——“不仅在爱尔兰，也在战线延伸到的任何地方”。这并不只是为了巩固爱尔兰议会党在伦敦的地位而想出的权宜之计；雷德蒙真心希望，如果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爱尔兰新教徒能够并肩作战，“他们在战场上的联合或许能带来在故乡的联合”，这样“他们流的血就能成为爱尔兰民族统一的印记了”。他将反对战争的爱尔兰志愿军异议分子斥为“缺乏政策和领袖”的“孤僻怪人”，说他们“在未来的爱尔兰政治中一文不值”。[69]

假如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雷德蒙或许就是正确的：1914年秋天爱尔兰人志愿参军的比例比英格兰某些地区还高。但随着战争越拖越长，死伤人数不断攀升，爱尔兰天主教徒没有人再去当兵，雷德蒙的做法越来越像是卖国投降。一首民族主义小调是这样唱的：“我们现在有自治法律作为装饰，我们每天早上都擦掉上面的蜘蛛网。”[70] 1916年4月，那些“孤僻怪人”拆了雷蒙德的台。他们的复活节起义几乎一开始就打算以殉国来维持爱尔兰民族主义之火继续燃烧。其首要领导人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g Pearse）（盖尔文化复兴的狂热布道者），被叶芝称为“一个被自我牺牲的眩晕变得非常危险的人”。他们堂吉诃德式的举动从头到尾都很笨拙。来自德国的关键重武器被英国人截获；起义者没有控制都柏林城堡等要地，而是将总部设在邮政大楼，在那里宣布成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他们的行动在都柏林以外应者寥寥，英军在下一个周末就重新彻底控制住了局势。约60位起义者被杀，另有130名军警和300名平民死亡，其中有很多是死在双方的交火中的。[71]

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当时对此事的反应是对这些“可怜的傻孩子”的勇气表示敬佩，用在基尔肯尼的一位支持雷德蒙的教士的话说，他们打了“一场干净且英勇的仗”。[72]但英军指挥官在随后几周内被授权可以便宜从事，他们粗暴而残酷地对待俘虏，使民心转向爱国主义的愤怒。在军事管制期间，有3 000人被捕，90人被判处死刑，15人被处决，其中有些只是起义中的小角色。领导人之一詹姆士·康纳利（James Connolly）因为伤重而无法在行刑队面前站立，所以他被绑在椅子上枪决。处决让这些“傻孩子”成了在照片和哀悼标志中被纪念的民族烈士，而文字和图片常常将都柏林市中心的断壁残垣与伊普尔战役的废墟相提并论。皮尔斯的自杀式举动得偿所愿。叶芝在他的诗《一九一六年复活节》（Easter 1916）中赞曰：“一切都会变，变得彻底；一种可怕的美诞生了。”

阿斯奎思终于认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试图实施1914年的自治法案。由于英国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补给和借款，有人担心除非“爱尔兰自由”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爱尔兰裔美国人会“迫使我们接受一个可耻的和平”。但另一方面的压力更为强大，人们担心一些强硬的统一派会从联合政府中辞职。结果在1916年7月，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被排除在自治条款之外。阿斯奎思不愿压倒强硬的统一派，这进一步削弱了雷德蒙在爱尔兰的地位。[73]

这一谨慎做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916年夏天正值英国在索姆河开始发动大规模攻势。在蒂耶普瓦勒（Thiepval Ridge）的山坡上发生了另一场爱尔兰悲剧——与复活节起义迥然不同，但同样惨重。7月1日，36（阿尔斯特）师在向德军战线的英勇冲锋中，1.5万士兵有三分之一阵亡、负伤或失踪。阵亡者中很多是1914年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新教准军事人员。根据旧历，7月1日是1690年博因河战役纪念日，阿尔斯特亲英派仍然将其作为神让他们打败教宗党势力的一场胜利来纪念，而36师也是在祈祷、唱诗和喝酒的加持下走向战争的。许多军官自豪地佩戴着橙带党（Orange Order）的绶带。在贝尔法斯特，统一派将36师为了文明所做的牺牲（包括4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与都柏林复活节的卖国反叛行径进行对比。因此，对民族主义者和统一派而言，1916年都是流血牺牲的一年，但与雷蒙德所愿相违，流血让两个群体渐行渐远。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首日成为对立意识形态的标志性事件。

在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看来，镇压复活节起义恰恰证明了与雷蒙德相反的说法，即大英帝国仍将践踏弱小民族。在1917年，新芬党在一系列补选中击败了爱尔兰议会党。当选者之一是复活节起义幸存的高级指挥官埃蒙·德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他被推选为党主席。之前爱尔兰议会党有关一个君主、两个议会的言论成了明日黄花：新芬党现在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危机在1918年3月进一步升级，当时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对德军的大规模春季攻势惊慌失措，宣布将1916年在不列颠本岛施行的征兵制推广到爱尔兰。此举在爱尔兰全境引发了罢工和抗议。尽管后来西线的危机缓解，征兵制也没有在爱尔兰实施，但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害已无法弥补。当英国在1918年12月举行大选时，新芬党赢得了爱尔兰105个议席中的73个，但拒绝赴任。他们在都柏林召开了革命议会（Dáil Éireann），于1919年1月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但爱尔兰真正赢得独立还需要两年半残酷的反英游击战争，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20年11月，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实施军事管制。此举未能平息冲突，反而在宣传上授人以柄，被拿来与复活节起义后的处决行为相类比。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IRA）通过暴力和威胁，逐渐削弱了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统治：税收、司法以及以新教徒为主的警察力量皇家爱尔兰警队（Royal Irish Constabulary，RIC）。作为回应，伦敦方面用自己的准军事组织来加强英军和皇家爱尔兰警队，这些组织主要由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构成：黑棕部队和辅助军。双方的准军事组织中都有很多是因为战争而变得心狠手辣的老兵。

英国的报复政策得到了时任防务大臣丘吉尔的支持，尽管他的妻子是坚定的自由党人，痛斥采取她所谓的“粗野、铁腕的‘匈人’手段”。[74]这里的用词很贴切：英国当局使用在本土不可想象的手段，包括准军事的雇佣兵，这令人想起波罗的海国家的德国“自由兵团”（Freikorps）。现代不列颠从来没有实施过军事管制，但在爱尔兰（1798年、1803年、1916年和1920年）和殖民地则有过好几次——这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英国处理爱尔兰问题的根本方式。[75]

这种政策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形象，也显然没能在爱尔兰取得成功，劳合·乔治最终被迫改弦更张。他同意停火并开始谈判。12月12日的英爱条约给予26个郡自治领的地位，让它们与帝国的白人精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比肩，只在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服从英国的领导。支持条约的爱尔兰人辩称这是走向完全独立的第一步，但许多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则反对条约，倒不是因为条约“没有维持爱尔兰的统一，而是因为它没有实现‘共和’”，还要他们对他们憎恶的英国君主宣誓效忠。条约问题导致的分歧没有办法化解，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6月开始的长达10个月的内战，其中丧生的爱尔兰人比英爱冲突时还多。[76]

阿尔斯特的9个郡中有6个脱离了（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并获得了自己的自治议会，这在联合王国内部是独一无二的。伦敦方面希望分治能够慢慢地为一个全爱尔兰的议会铺平道路，但民族主义者仍然致力于实现整个爱尔兰的独立。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就这样固化为持续至今的现实。新的北爱尔兰政府受英国的资助，其五分之四的收入直接来自英国财政部。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划定了一条临时边界，都柏林方面在1925年做出妥协，承认了这条既定边界，尽管它将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弗马纳郡和蒂龙郡划到了北爱尔兰。其实，这条边界非常武断，它遵循17、18世纪的郡边界，而当时的边界是沿着后来成为城区中心的河流而划的。这条边界切断了超过180条道路，并出现在近40条道路的正中央。弗马纳郡有一栋房屋的卧室位于爱尔兰自由邦，而厨房和客厅则位于北爱尔兰，住在其中的4个人的公民权问题还引发过激烈的争论。阿尔斯特统一派的观点是“保住我们所有的”，而伦敦方面经过了约10年的混乱和冲突，只希望能将爱尔兰问题彻底翻篇。用保守党资深政治家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英格兰普通选民“对爱尔兰事务兴趣不大，对爱尔兰事务的理解更少”。[77]

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者现在不得不接受分治的现实，并试图在这个专门针对他们的新生北爱尔兰活下来。《爱尔兰政府法》曾规定比例代表制，希望能保护少数群体的利益，但统一派很快就将其废除，而伦敦方面担心阿尔斯特政府垮台并引发新的冲突，也就这样默许了。统一派还重新划定选区，以符合他们的利益。例如在贝尔法斯特，每个统一派选区有不超过2万名选民，而民族主义者则被划到了一个超过3万人的巨型选区里。在阿尔斯特脖子粗短的土皇帝、首席大臣詹姆士·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Craig）的密切注视下，天主教徒基本上无法当警察和公务员。（爱尔兰岛的）南部在其宪法中突出了教会的特殊地位，成了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克雷格则自夸说“我们（北部）是一个新教议会和新教国家”。[78]

在某些方面上看，爱尔兰分治有几分历史的必然，它根植于17世纪初苏格兰新教徒在阿尔斯特的“定居”以及17世纪50年代的种族清洗。在爱尔兰岛的其他地区，“不列颠性”从未立足，而且在1914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分治了。不管怎样，复活节起义和征兵制危机将一场有关自治的政治争论变成了一场血腥的独立战争。英国政府输掉了战争，但它还是设法为新教统一派争取了一片残山剩水，尽管这给未来遗留了无数的问题。就这样，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更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比1914年之前更加统一了，而在本能地反不列颠的爱尔兰岛上，阿尔斯特成了一个四面楚歌的“极端不列颠性”的前哨站。

联合王国的动摇

1914年至1918年的事情重新定义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英国和爱尔兰；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所谓的“‘一战’解决方案”才最终宣告结束。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一战”催生的不列颠性爱国意识在“二战”中再度得到振兴。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在有关英国“最辉煌时刻”的国家叙事中也有份，这一时刻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连串战争电影而铭刻在人们的心中。那是一段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与两战之间对苏格兰和威尔士伤害尤甚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在1945年之后的25年间，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也通过一系列的国家补贴、福利待遇和公共住房让联合显得对大家都有好处——更不要说英国铁路公司、英国钢铁公司、国家煤炭局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这种“国有化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了。甚至农村地区也能从中获利，20世纪50年代，林业委员会成了苏格兰最大的地主。[79]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手下败将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迅速振兴，战争带来的经济与心理红利才消耗殆尽。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主要依靠煤炭、钢铁、造船和其他重工业）变得严重缺乏竞争力。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民族主义政治变得更吸引人。1970年，苏格兰民族党在英国大选中终于赢得了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一个议席，而威尔士民族党在原先工党的安全选区里戏剧性地拿到了多数选票。

不过，民族主义的抬头在这两个地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威尔士，最主要的标志是文化，特别是威尔士语的保存。会讲威尔士语的人在1900年占了全体人口的一多半，到20世纪60年代就只有四分之一了，但1967年的《语言法》给了威尔士语和英语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是想“保存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则更为激进，想要“在受承认的制度上建立有别于英格兰的新方式”。苏格兰特有的法律和教育制度从1707年保存至今，是这一工程的重要平台。[80]

在大英帝国迅速解体的影响下，苏格兰对权力下放的呼声变得尤其强烈，因为苏格兰在人力、财力和贸易方面的贡献远远超出其自身面积和人口在联合王国中所占的比例。身穿格子呢的苏格兰军团正在被逐步遣散，但他们“在苏格兰社会的民族自我形象象征中曾拥有不可挑战的卓越地位”。[81]同样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苏格兰支持率的下降，该党在苏格兰直到1964年之前一直自称“统一派”。软弱的工党政府急于削弱苏格兰民族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在1979年就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一事举行了全民公投，最后因没有获得必要的多数而失败。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激进政策以及大幅削减开支的做法对苏格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当地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某种方式为中央或地方政府工作。尽管撒切尔在口头上积极维护联合王国，但她几乎扼杀了苏格兰保守党，该党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议席在1979年有22个，但到1997年则交了白卷。这让很多苏格兰人相信，联合已经不再对他们有利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公众的态度。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先后成为历史，再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外部敌人、一个“他者”来帮助维持不列颠的身份认同感了。[82]

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1997年举行新的公投，苏格兰人压倒性地投了赞成票。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也以较小优势的多数票获胜。新的政府和民选议会于1999年在爱丁堡和加的夫成立，并逐渐从威斯敏斯特议会手中获得越来越多的下放权力。在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党——该党从2011年开始形成多数派政府——想方设法在2014年搞了一次独立公投。这个年份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意义非凡，距离击败英格兰的班诺克本（Bannockburn）传奇战役正好700年。2014年也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这提示我们，1914年冻结了英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的宪政发展。公投结果显示，投给两个选项的票数比戴维·卡梅伦的伦敦政府所预见的要接近得多。在被问及“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将近45%的投票选民回答“是”，55%回答“否”。将近85%的投票率也是英国自1928年实现普选以来历次选举或公投中最高的。苏格兰是否有能力成为独立国家还有待观察，特别是目前石油收入还在不断下降，但从有近半数选民希望脱离联合王国这一点，就说明苏格兰人对联合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了。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苏格兰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选民支持留欧，进一步加剧了与伦敦保守党政府之间的矛盾。

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的进程表明，英国正在重提“一战”之前的争论。这在爱尔兰也是如此，还因为1916年的重大分歧而变得格外痛苦，而1966年对立的双方分别举行的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首日的50周年纪念，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歧。实际上，这个针锋相对的历史时刻是北爱武装冲突的催化剂，一场反对统一派歧视天主教徒的民权运动演变成对立教派准军事组织的暴力活动。英军一开始被派去维持和平，但他们成了问题的一部分，特别是在1972年1月的“血腥星期天”枪击事件之后。这场危机导致北爱尔兰议会被迫关闭，威斯敏斯特方面直接进行统治。在冲突中有3 500人遇难：60%被爱尔兰共和军及其盟友杀害，30%死于亲英准军事组织，剩下的则是英国军警所为。[83]

数以千计的天主教难民向南逃往爱尔兰，而爱尔兰共和军也不时在英国本土制造爆炸，最臭名昭著的是1984年布莱顿保守党大会所在酒店的爆炸案——但北爱冲突基本上还是相当难得地局限在本地。即便是“血腥星期天”后有抗议者用汽油弹将英国驻都柏林大使馆夷为平地，爱尔兰政府也无意助长原先的民族主义者统一爱尔兰的要求。都柏林的政治家兼公共知识分子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对共和国宪法中依然存在对北部领土的“殖民诉求”提出了批评，还说爱尔兰天主教徒“醉心于自己的神话故事”。在伦敦，资深的保守党人和政府官员考虑让英国最终脱身，但如果是迫于武力且缺乏大多数人同意，则是无法接受的。不管怎样，都柏林不想为北爱尔兰掏钱，这个弹丸之地是依靠伦敦方面复杂且见不得人的补助才得以生存的。1939年，一位财政部官员说这个制度“躲躲闪闪、回避问题、力求脱身”，导致北爱尔兰的公共开支逐渐攀升，今天比英国平均水平高出近25%。此外，传统的英格兰刻板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家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与幕僚的一次激烈争论中宣称，如果北部的天主教徒那么想加入共和国，那他们为什么不移民？“毕竟爱尔兰曾有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是吗？”当时就是一片不知所措的沉寂。随后一位官员问道，她是不是在说克伦威尔时期。她立刻说道：“对，就是克伦威尔。”[84]

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阿尔斯特双方都厌倦了血腥的僵局。约翰·梅杰、托尼·布莱尔及他们手下的官员积极推动北爱和平进程，并与爱尔兰政府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合作关系，最终促成了1998年的《耶稣受难节协议》。结果，伦敦方面在1999年重新将政权下放给了一个新的北爱尔兰地方议会，并将英军撤离阿尔斯特街头。现在可以纪念过去各教派爱尔兰人参与的英国战争了。其中最戏剧性的表现是比利时梅森附近的爱尔兰岛和平塔的落成典礼。1917年6月，36（阿尔斯特）师和16（爱尔兰）师曾经在那里并肩作战。该塔在1998年11月11日的一次纪念仪式后落成，玛丽·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总统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出席——这是英爱两国元首第一次共同出席公开典礼。

这种新的氛围在英爱合作以及爱尔兰岛南北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在北爱尔兰落实《耶稣受难节协议》则要困难得多。族群暴力仍然在酝酿，爱尔兰共和军完成其武器的“封存”工作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事实上，在2002年至2007年间，（英国政府）被迫多次中止北爱自治政府的运作。在这一旷日持久的过程中，权力从中间派政党——特别是北爱尔兰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和社会民主工党（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向极端派转移，但到了2007年，落实协定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担任北爱政府的首席部长，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担任副首席部长。身为新教福音派牧师的佩斯利在北爱武装冲突期间曾经是强硬的阿尔斯特统一派的代言人，他创建并领导了曾反对《耶稣受难节协议》的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麦吉尼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临时准军事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此时担任新芬党在北部的政治领导人。这两位昔日的死对头现在不仅能通力合作，还成了好朋友（绰号“咯咯笑兄弟”），这表明过去的伤终于开始愈合了。

然而事物的表面会误导人。佩斯利不久就退休了，党内基层对《耶稣受难节协议》没有什么好感。在大多数党员看来，过去的伤疤依然隐隐作痛。阿莱娜·福斯特（Arlene Foster）永远忘不了她18岁那一年，她的父亲在被爱尔兰共和军枪击后，满脸是血地爬进厨房。她本人在少年时期差点死于一起校车爆炸案。[85]民主统一党不仅是坚定的统一派，在社会议题上也信奉保守立场（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并持强烈的欧洲怀疑论。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其领导层饱受一系列财务丑闻打击。最要命的是在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时任民主统一党领导人的福斯特被控严重失职，甚至欺诈（“钱打水漂”），这促使麦吉尼斯于2017年1月9日退出了权力分享协议，进而导致北爱自治政府再度被中止运作。但在几个月后的5月，民主统一党在特蕾莎·梅草率的大选中赢得了10个英国议会席位。为了保证在下议院获得有效多数席位，梅与他们达成了带有政治拨款的协议。这给了福斯特极大的筹码，可以左右梅试图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脱欧让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整个宪政变革进程陷入麻烦。在威尔士，显然大多数人支持“脱欧”，但在北爱尔兰有56%的选民选择“留欧”，这一比例在苏格兰更是高达62%。但梅打算“实现脱欧”，强调唯一值得重视的多数结果就是整个联合王国范围内选择了“脱欧”。虽然这样说在宪政上没有错，但在政治上不够敏感，反映了英格兰脱欧派对整个联合王国的情况关注不够。在爱尔兰问题上，许多英格兰保守党人干脆是一无所知的。从2018年1月开始担任梅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的卡伦·布拉德利（Karen Bradley）在任职9个月后说：“我坦率地承认，我刚上任的时候并不理解北爱尔兰一些深层次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我不明白，例如当北爱尔兰举行选举的时候，民族主义者不会投票给统一派政党，反之亦然。”2018年6月，时任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在爱尔兰边界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十分恼火，“它太小了，也很少有公司经常使用那条边界。我们让这根尾巴这样来摇这条狗，真是难以置信。我们正在任凭这件蠢事来主导整件事情的进程。”[86]

其实，因为和平进程的缘故，北爱尔兰对爱尔兰共和国变得更加开放了。最令人惊讶的标志是废除了一切正式的边界控制，但开放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面也同样明显，例如整个爱尔兰岛形成了统一的电力市场，以及一个由欧盟资助的复杂的跨境医疗保健体系。此外，北爱尔兰也对不列颠维持独特的边界控制，例如对进口的牲畜进行严格的检疫，对运输有害废料也做了特别规定。当英国和爱尔兰都是欧盟成员国时，这些实际的安排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但现在英国脱欧了，民主统一党及其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支持者主张，对欧盟的协议如果将北爱尔兰单独拎出来，就将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完整。而那些致力于和平进程的人则担心任何与爱尔兰共和国的“硬边界”可能是倒退回武装冲突的不祥之兆。鉴于爱尔兰共和国是坚定的欧盟成员国，它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可能变成英国面对欧洲的新前线——没有多佛尔的白色悬崖那么有象征性，但其本身也同等重要。

* * *

特蕾莎·梅在她磕磕绊绊的首相任期里，经常宣称她将“维护并巩固我们自己宝贵的联合王国”视为“绝对的第一要务”，正如她于2018年7月在贝尔法斯特所说：“这个联合不仅是民族的联合，也是被一个共同目标所绑定的人民的联合，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来自哪里。”[87]然而这一言论和她的许多讲话一样，都流于空洞。历史学家琳达·科利评论道：“就其边界和组织而言，现在的联合王国在相当程度上是运气、意外以及（最重要的）多次战争的产物。”[88]英格兰的侵略扩张将英格兰国家的触手伸进了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对爱尔兰的控制则不太稳定），特别是在爱德华一世和亨利八世这样的强势君主治下。对威尔士的正式兼并完成得较早，也比较容易，那是在16世纪30年代，但1707年与苏格兰的联合以及1801年与爱尔兰的联合都是借助了两次对法兰西帝国的战争所带来的长期安全危机才得以实现的。扩张、保卫、经营和管理“大英帝国”的共同工作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为联合王国提供了一股联合的力量，但去殖民化进程和欧陆战争的结束削弱了这种联系。

不管怎样，不列颠性的意识形态在爱尔兰的根基从来就没有多深。与爱尔兰全岛的联合只持续了一个世纪多一点，而且英爱关系一直有殖民的性质。所谓的阿尔斯特“亲英派”为了解除自己四面楚歌的困境而打不列颠牌，以保住自己这个歧视性强、腐败且严重依赖中央补贴的省份。讽刺的是，在20世纪英国两次最大的宪政危机——自治与脱欧——中，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政局实际上都被偶然得势的爱尔兰游说团体所左右了：1912年至1914年是爱尔兰议会党，2017年至2019年是民主统一党。

保守党脱欧派人士的众多盲点之一，就是他们的英格兰中心观，他们忽视了波考克的原则，即联合王国的4个部分不仅独立创造了它们各自的存在状态，还通过互动改变了彼此的存在状态。不管脱欧“意味着”什么，它都不太可能改变本章所叙述的联合王国内部的趋势。尽管公投和民主统一党给和平进程带来了一些伤害，北爱尔兰仍将继续发展与爱尔兰共和国更为密切的实质关系。尽管苏格兰没有获得独立，但威斯敏斯特议会可能还将继续下放权力给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政府。英国脱欧本身必然会带来这一结果，因为布鲁塞尔方面将返还一系列本来应该属于地方当局的权力——特别是在农业、渔业和环境方面，还包括能源、交通、卫生和司法相关的方面。尽管英国政府努力与爱丁堡、加的夫和贝尔法斯特达成“共同框架”，但未来发生摩擦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大了，特别是与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此外，英格兰各主要都市群成立“联合当局”（始于2011年的大曼彻斯特）或许预示着英格兰内部将出现更大、更深刻的区域自治。这一趋势前与“一战”前狂热鼓吹“各地自治”的倡议遥相呼应，后与目前有关用“城市公民身份”来回应现代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挑战的讨论相映成趣。[89]

那些打算用脱欧来摆脱欧洲“联邦”下“附庸身份”的英格兰分离人士最后是不是会采用联邦方案来治理自己这个“不太联合”的王国，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1] 这些及后面的引文皆出自Gordon Brown 2006年1月14日在费边社的演讲，http://www.britishpoliticalspeech.org/speecharchive.htm?speech=316

[2] John Morrill,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 Dynastic Crises in Tudor and Stewart Britain, 1504–1746 (Reading, 2005), 14.

[3] Linda Colley, Acts of Union and Disunion (London, 2014), 6.

[4] A. J. P. Taylor在1965年出版《英国史，1914—1945》（English History, 1914– 1965）时已经这么做了——但那是在北爱尔兰问题、《耶稣受难节协议》、权力下放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以及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前。研究19世纪法国的著名历史学家Robert Tombs在2014年出版《英格兰人和他们的历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的借口。

[5] 例子参见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s,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1998); Paul Lawrence,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London, 2005)。

[6] Jörn Leonhard, ‘Nation-States and Wars’, in Timothy Baycroft and Mark Hewitson, eds, What is a Nation? Europe 1789–1914 (Oxford, 2006), 235.

[7] ‘Am Amfang war Napoleon.’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München, 1983), 1.

[8] See Baycroft and Hewitson, eds, What is a Nation?, esp. chs 4 and 8; Marteen Prak, Citizens without Nations: Urban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the World c. 1000–1789(Cambridge, 2018).

[9] Andrea Ruddick, English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13), chs 1–2, esp. 61, 63, 130.

[10] R. R. Davies,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Part 1. Identities’,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 (1994), 1–20, quoting 9, 16–17.

[11] Ruddick, English Identity, ch. 1, esp. 67–81 and 99 (quotation).

[12] Krishan Kumar, 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2003),30–6, quoting 36.

[13] Robin Fram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Isles, 1100–1400 (Oxford,1995), ch. 2, quoting 25.

[14] G. R. Elton, ed., 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Cambridge, 1968), doc. 177, 344.

[15]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2000),36–40, 引自苏格兰合并支持者John Elder的话，第38页。

[16] Armitage, Ideological Origins, 51 (Smith); Jane E. A. Dawson, ‘William Cecil and the British Dimension of Early Elizabethan Foreign Policy’, History, 74, no. 241 (June 1989), 196–216.

[17] Cf. John Elliott, ‘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 Past and Present, 137(1992), 48–71.

[18] Susan Doran and Paulina Kewes, eds, Doubtful and Dangerous: The Question of Succession in late Elizabethan England (Manchester, 2014), 4.

[19] Roger A. Mason, ‘Scotland, 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Idea of Britain’,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4 (2004), 290–1.

[20] Judith M. Richards, ‘The English Accession of James VI: “National” Identity,Gender and the Personal Monarchy of England’,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8 (2002),514–18.

[21] John Morrill, ‘Dynasties, Realms, Peoples and State Formation, 1500–1720’, in Robert von Friedeburg and John Morrill, eds, Monarchy Transformed: Princes and their Elites in Early Moder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2017), 25.

[22] 1英亩≈ 0.4公顷。——编者注

[23] Derek Hirst, Dominion: England and its Island Neighbours, 1500–1707 (Oxford,2012), chs 5–6, quoting 143, 145.

[24] 本段中的引文出自Richards, ‘The English Accession’, 513–15。另参见Bruce Galloway, Th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1603–1608 (Edinburgh, 1986)。

[25] See Jenny Wormald, ‘James VI, James I and the Identity of Britain’, in Brendan Bradshaw and John Morrill, eds, The British Problem, c. 1534–1707 (Basingstoke, 1996),ch. 6, esp. 159–65, 170–1.詹姆士四世死在了弗洛登的战场上，詹姆士五世在索尔韦莫斯战败后精神崩溃。

[26] Colley, Acts of Union, 87.

[27] Morrill, ‘Dynasties, Realms, 19–20; J. G. A. Pocock, ‘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British History: In Search of the Unknown Subjec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1982), 317.

[28] Hirst, Dominion, 190.See also Joseph Cope, England and the Irish Rebellion(Woodbridge, 2009), esp. ch. 5.

[29] See Steven G. Ellis and Sarah Barber, eds, Conquest and Union: Fashioning a British State (London, 1995), 31–3, 38, 195–221.

[30] Hirst, Dominion, 220–6, 236; also John Morrill, ‘The Rule of Saints and Soldiers: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638–1660’, in Jenny Wormald,e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8) 112–13.

[31] Hirst, Dominion, 218; Michael Braddick, God’s Fury, England’s Fire: A New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s (London, 2008), xii.这个“台球”的比喻来自Conrad Russell, ‘The British Problem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History, 72 (Oct. 1987), 408。

[32] David Hayto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s and Political Expediency, 1689–1725’ in Ellis and Barber, eds, Conquest and Union, 276–305, quoting p. 279.

[33] John Robertson, ‘Empire and Union: Two Concepts of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Political Order’, in Robertson, ed., A Union for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1707 (Cambridge, 1995), 4.

[34] Figures from Christopher A. Whatley, with Derek J. Patrick, The Scots and the Union (Edinburgh, 2006), 167–8, 173.

[35] T. M.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1700–2007 (London, 2006), 1.

[36]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以法国为首的波旁王朝同以奥地利为首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英国于1702年加入奥地利一方。——编者注

[37] Bob Harris强调了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见‘The Anglo-Scottish Treaty of Union, 1707 in 2007:Defending the Revolution, Defeating the Jacobite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0 (2010), esp. 30, 41, 46。

[38] Whatley, The Scots and the Union, 141–2; Allan I. Macinnes, Union and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1707 (Cambridge, 2007), 318; T. M. Devine, The Tobacco Lords: A Study of the Tobacco Merchantsof Glasgow and their Trading Activities, c. 1740–1790 (Edinburgh, 1975), v.

[39] Macinnes, Union and Empire, 325–6.

[40] Joanna Innes, ‘Legislating for three kingdoms: How the Westminster parliament legislated for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707–1830’, in Julian Hoppitt, ed.,Parliaments, Nations and Identitities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660–1830 (Manchester,2003), 23–8.

[41] Hayto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s’, 276–80, 296; see also James Kelly,‘The Origins of the Act of Union: An Examination of Unionist Opin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1650–180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25 (1987), 236–63.

[42] Roy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237, 241.

[43] Nancy J. Curt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 into a Mass-Based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1794–6’,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24 (1985),463–92, quoting 463.

[44] J. Holland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1), 364, quoting Las Casas.

[45] William Hague,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London, 2004), 436–7; Rose, Pitt,411.

[46] Curtin, ‘Transformation’, 492.

[47] Ian McBride, ‘Reclaiming the Rebellion: 1798 in 1998’,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31 (1999), 410.

[48] Rose, Pitt, 389.

[49] Innes, ‘Legislating for Three Kingdoms’, 15.

[50]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1992), ch. 5,esp. 208–9, 219, 232.

[51]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290; Robert Colls, Identity of England (Oxford,2002), 49 (quote).

[52] Bryan S. Glass, The Scottish Nation at Empire’s End (New York, 2014), 26.

[53] Foster, Modern Ireland, 323–4, 345.

[54] Quoted in F. S. L. Lyons, Culture and Anarchy in Ireland, 1890–1939 (Oxford,1982), 42.

[55] See generally Patricia Jalland, ‘United Kingdom Devolution 1910–1914:Political Panacea or Tactical Diversio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4 (1979), 757–85.

[56] Quoted in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308.

[57]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53: 481–2, 30 May 1913 (William Cowan).

[58] Speeches by Law (27 July 1912) and Churchill (14 March 1914) in Randolph S.Churchill,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II (London, 1967), 469–70, 489.

[59] David Powell, The Edwardian Crisis: Britain 1901–1914 (London, 1996), ch. 5,quoting 149. 关于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问题，参见A. C. Hepburn, ‘Irish Nationalism in Ulster, 1885–1921’, in D. George Boyce and Alan O’Day, eds, The Ulster Crisis, 1885–1921 (London, 2006), esp. 105–11。

[60] John Horne and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 Haven, 2001), 419 (statistics); see also Alan Kramer, Dynamic of Destruction: 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2007), ch. 1.

[61] 1英尺≈ 0.3米。——编者注

[62] 1英寸≈ 2.5厘米。——编者注

[63] Jalland, ‘United Kingdom Devolution’, 759; Richard Toye, Lloyd George and Churchill: Rivals for Greatness (London, 2007), 22; John Grigg, Lloyd George: From Peace to War, 1912–1916 (London, 1997), 161–7; The Times, 21 Sept. 1914, 12.

[64] Kenneth O. Morgan,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Oxford, 1982), ch.6, quoting 163.

[65] Trevor Royle, The Flowers of the Forest: Scotland and the First World War(Edinburgh, 2007), 195.

[66] Gregory, Last Great War, esp. 81–7, 120–1, 228.

[67] Jack Brand,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 Scotland (London, 1978), ch. 4,quoting 49; see also Atsuko Ichijo, ‘Civic or Ethnic?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ness and Scottishness’, in Helen Brocklehurst and Robert Phillips, eds, History, Nationhood and the Question of Britain (London, 2004), 119.

[68] Keith Jeffrey, Ireland and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2000), 2.

[69] Joseph P. Finnan, John Redmond and Irish Unity, 1912–1918 (Syracuse, NY,2004), 86, 88–9, 141.

[70] Charles Townshend, Easter 1916: The Irish Rebellion (London, 2005), 72.

[71] Jeffrey, Ireland, 51.

[72] Thomas Hennessey, Dividing Ireland: World War I and Partition (London,1998), 142.

[73] Townshend, Easter 1916, 310–14; Grigg, Lloyd George, 1912–1916, 349–55.

[74]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4 (London, 1975), 471.

[75] Adrian Gregory,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War, Violence and Politics: 1900–1939’,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 (2003), 53–4; Colls, Identity of England,93, note 1.

[76] Foster, Modern Ireland, 506.

[77] Diarmaid Ferriter, The Border: The Legacy of a Century of Anglo-Irish Politics(London, 2019), 9–10, 18.

[78] Patrick Buckland, The Factory of Grievances: Devolved Government in Northern Ireland, 1921–1939 (Dublin, 1979), ch. 10; Northern Ireland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16, Col. 1095, 24 April 1934.

[79]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558.

[80] Morgan, Rebirth of a Nation, 367–8, 384, 414–15.

[81] Stuart Allan and Allan Carswell, The Thin Red Line: War, Empire and Visions of Scotland (Edinburgh, 2004), 40.

[82] Alvin Jackson, The Two Unions: Ireland, Scotland,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07–2007 (Oxford, 2012), 174, 278.

[83] Paul Bew and John Bew,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Ireland, 1965–2016’, in Thomas Bartl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eland, vol. 4 (Cambridge, 2018), 474.

[84] Ferriter, The Border, 81–3, 87; 105–6; Bew and Bew, ‘War and Peace’, 442–3,446.

[85] Belfast Telegraph, 18 Dec. 2015, https://www.belfasttelegraph.co.uk/news/northern-ireland/arlene-foster-relives-horror-of-fathers-shooting-byira-and-tells-how-busblast-could-have-killed-her-34297350.html

[86] Sebastian Whale, ‘Karen Bradley: “I’m not here for the headlines.”’ The House: Parliament’s Magazine, 6 Sept. 2018, https://www.politicshome.com/news/uk/uk-regions/ northern-ireland/house/house-magazine/98026/karen-bradley-%E2%80%9Cim-not-hereheadlines ; Johnson as reportedin the Guardian, 7 June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jun/07/pm-confident-david-davis-will-stay-in-job-no-10-says

[87] Speech in Belfast, 20 July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belfast-speech-20-july-2018

[88] Colley, Acts of Union, 147.

[89] See Prak, Citizens without Nations, 305–6; also Philip Rycroft, ‘Place policy after Brexit’, lecture, 26 June 2019, http://www.centreonconstitutionalchange.ac.uk/publications/books-articles/place-policy-after-brexit

第四章

帝国

当然，我们应该不加掩饰地教授历史。但我们也应该为英国而感到自豪，因为它为了捍卫自由而发展出了对全世界人民至关重要的制度：议会民主制、新闻自由以及法治。这个国家参与了打败法西斯，对抗苏联和废除奴隶制；发明了蒸汽机、灯泡、互联网；还给了世界大部分人民他们所珍爱的生活方式。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议会对两院成员所说：“这个岛国所创启的东西激励了欧洲大陆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

——戴维·卡梅伦

2014年6月15日[1]

[1] 戴维·卡梅伦2014年6月15日在《星期日邮报》上的文章，唐宁街10号网站转载于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ritish-valuesarticle-by-david-cameron。

约翰·西利（John Seeley）1883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是英国最著名的帝国叙事之一。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只是在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讲座，颇为枯燥，它还是在多个国家畅销。好几代英国决策者和意见领袖都读这本书，该书直到1956年才绝版，那正巧是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一年。西利勾勒出一个“不列颠性”高歌猛进的故事——讲的是英格兰人扩张到不列颠群岛，先后将威尔士和苏格兰纳入“大不列颠”，最终将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他接着叙述“英国人”向海洋扩张，建立“更大的不列颠”，主要聚焦在英国定居者组成的“定居点帝国”，即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白人自治领”。西利认为，更大的不列颠“完全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光是看殖民地这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是英格兰民族自然发展后正常地延伸到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大多人烟稀少，我们的定居者兵不血刃就能占有”。他认为更大的不列颠得以联合的纽带不同于其他帝国，“它的联合更有活力。它是以血缘和宗教联合起来的”。[1]

西利指责辉格史学家过于痴迷英国自由和民主的发展，而对“英格兰的名字延伸到全球其他国家”提及甚少。他认为这是因为帝国扩张不像政治改革在国内引起那么多的反对。“我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征服并殖民了半个世界。”他还补充道，尽管有这一波澜壮阔的不列颠全球大迁徙，“现在我们仍旧自视为仅仅生活在欧洲大陆北岸外岛的种族”。[2]

西利的扩张叙事存在很多问题。比方说，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在“英格兰”和“英国”之间随意切换，这是因为他假定更大的不列颠就是“英格兰民族的延伸”。在他看来，“不列颠性”的核心就是“英格兰性”，即便这个帝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他们充当总督、商人、士兵和水手。在全球范围内，西利将大多数英国领地贬斥为一个“征服帝国”，与输出并盘活“不列颠性”的定居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他将一些最严苛的评论留给了印度，他认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而且是一个东方式的帝国”，他说的“东方式”，意思是一直处于动乱和腐败的边缘。他宣称：“我们在印度帝国（殖民）究竟是不是利大于弊，这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与印度在财政、贸易和兵力上的巨大贡献是矛盾的。而且西利也没有看到在自治领存在强迫土著居民依附的现象，这一点在20世纪将对白人定居者的优势地位造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南非，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有。其实，他从未承认“定居帝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征服帝国”。[3]

不管怎么说，西利在1883年写作时只能叙述一个有始无终的故事。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安东尼·洛（Antony Low）续写了这个故事，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起得非常恰当，叫《英格兰的收缩》（The Contraction of England），他试图在其中展现昔日“不列颠世界”的“不列颠性”在1945年以后是怎么消退的。[4]本章将在洛的思路上进一步发挥，讨论一些“帝国塑造我们”的方式——关于帝国如何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上塑造我们，也在财富和实力（第二章）方面塑造我们。“英语文化圈”和“特殊关系”是这个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到了20世纪下半叶帝国真的“回家”后，奴隶贸易的遗产和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则成了故事的重要部分。

1961年4月22日——英格兰主保圣人圣乔治的纪念日前一天——保守党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对皇家圣乔治协会（Royal Society of St George）的一次演讲中惊人地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否认帝国塑造了英国。虽然鲍威尔的演说自然是对“英格兰性”的赞美，但他讲得相当浮夸。他从西利和英格兰爆炸性的扩张说起，他称后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廉价又无敌的海上力量与工业潜力奇怪而又短暂地联结起来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结束了”——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但鲍威尔强调英帝国与其他殖民帝国有着“深刻”且“命定”的不同，因为“母国的国家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对它周围建成的怪异而神奇的结构几乎浑然不知”，也就是说，英格兰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没有参与”这一大业。他说他这一代人就像“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人回到家一样”，这个国家随着“曾经将它与遥远大陆和陌生种族联系起来的松散纽带的消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连续性”是“没有被打破的”。这是因为“王在议会”这一“独特”的制度成功地保住了“英格兰的同质性”。因此，鲍威尔带着几分神秘的崇敬之情对圣乔治纪念日的听众说道：“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消亡帝国的中心，在被摧毁的荣耀碎片之中。但我们似乎看到它古老的根仍然向外冒着汁液，像一棵橡树，挺立着，生长着，迎接春天的到来，就是英格兰本身。”[5]

英格兰收缩了，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的纯洁性——鲍威尔的这种浪漫化说法既天马行空，又错谬百出。来自“陌生种族”的人并没有“消失”：他们仍然在英国，而且还有更多即将到来。出生在牙买加的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评论道：“现在他们在这里是因为之前你们在那里。”正如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所指出的，鲍威尔的演说其实是“对400年的历史的否认和拒绝”，因为要实现他心目中作为“单一民族和种族国家”的英国，就必须与英帝国的历史一刀两断。[6]但是，对于帝国，就像对于欧洲和不列颠一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像丢掉一件不合身的过时衣服一样把自己的历史丢得一干二净。西利那种“英国塑造帝国”的叙事忽视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帝国也塑造了英国。[7]这就是另一个岛国故事。

奴之力：大西洋世界与工业革命

“帝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财产，它更像是一个总是在建设中的工程——临时拼凑，尚未完工。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帝国工程，受到的指令和控制很少，从事工程的是一个在伦敦的相互竞争的游说团体网络，在地理上的焦点也因时而异。用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话说，“帝国的各种‘目标’在不稳定的矛盾伙伴关系”中共存，目标包括“殖民（通过英国殖民者）、教化（通过英国官员）、促成改宗（通过英国传教士）和贸易（移民、官员和传教士最好不要参与）”。[8]各式各样的工程留下了影响深远的遗产。

贸易需要始终是最迫切的。在欧洲大陆建立帝国的失败催生了贸易需要，当时百年战争在1453年以惨败告终，英格兰失去了在法国西南部所有有价值的领地。为了寻找新的机会，来自布里斯托尔（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港）的商人逐渐转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开拓的大西洋航海事业。与此同时，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的加强，以及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决裂，给英格兰带来了安全上的危机。面对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入侵威胁，都铎王朝治下的国家开始建设“皇家海军”，并援引“海洋自由论”（mareliberum）来为针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及贸易的海盗行径开脱。伊比利亚的运银船队唾手可得，但英格兰无法进入西班牙人经营已久的中美洲。因此他们占据了加勒比海的岛屿，然后在17世纪逐渐渗透到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和定居殖民地。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属大西洋”[9]（苏格兰商人从1707年以后便积极参与其中）已经利润丰厚得令人垂涎，这是因为充满活力且早熟的定居殖民地不断为英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生产商品。虽然因为北美殖民地在1783年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这个“大英第一帝国”现在已不太被人所知，但它的长期影响非常重大——既通过帝国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纠葛，也通过英国与美国不断变化的共生关系。

现在要统计英国奴隶贸易从开始到1807年被废除时的具体规模已经做不到了，但有人认真估算过在1700年之前有47万奴隶被英国船只运出非洲，之后又有330万奴隶经英格兰之手被运出非洲，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另有42.6万奴隶被从英属美洲殖民地运往他处。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人口贩运总数多达420万人，这显然是一笔来钱的买卖。[10]主导这种贸易的一开始是查理二世在1660年特许的皇家非洲公司，其目的是沿着冈比亚河寻找黄金，但他们很快发现奴隶这种“黑金”显然更赚钱。其实，该公司并不能长期垄断这种买卖，不让“无执照经营者”插手，因为东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以及更大的牙买加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非常旺盛。白人“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s）自费从英国出发，卖身给某个主人若干年，根本供不应求。

加勒比海殖民者是“大踏步”地进入蓄奴生意，而北美沿岸的殖民者则是“一点一点”入场的。[11]早在1619年就有奴隶被运到弗吉尼亚的詹姆士敦，但他们直到17世纪晚些时候才被用于生产性劳动。1670年，来自巴巴多斯的殖民者确立了查尔斯顿市以及整个卡罗来纳皇家殖民地的蓄奴模式。这个殖民地在1712年一分为二。到1740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奴隶与自由白人的比例为二比一，这使它成为美洲大陆唯一一个非洲裔人口占多数的英属殖民地。[12]

英国经久不息的消费革命刺激着跨大西洋奴隶需求，它对糖、烟草以及后来的棉花等商品似乎欲壑难填。在近代早期，糖（蔗糖）大多是被有钱人用来入药、调味或装点食物。在复辟之后，它被作为甜味剂添加到茶或咖啡——这是富人的饮食新风尚，在英国糖的进口量飙升。有些批评者谴责这种嗜好，但作家兼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他在1779年的一封信中机智地揶揄这种试图“让我们局限于孤岛并退回古代简朴生活”的主张，在古代“我们是艰苦朴素、温和、有道德的老英格兰”。对那些质问“在有茶和糖之前我们过得怎么样”的人，沃波尔回应道：“无疑过得更好。但我不巧没能生在二三百年前，无法准确地记起稀橡实和抹了蜜的大麦面包能不能做一顿丰盛的早餐。”[13]

用历史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的话说，“糖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品，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均糖消费量在1700年为4磅[14]，1789年为12磅，1809年为18磅，而在1901年则超过了90磅。工业革命期间，加了糖的茶成为妇女儿童的主食，因为当时很多时候全家都要劳动，但男人吃掉了大部分的肉和土豆，加了糖的茶则可以提高妇女儿童摄入的热量。到19世纪中叶，糖真的以下午茶的形式走入了千家万户。这种下层阶级的下午餐的内容就是甜得发腻的茶、抹了果酱（里面用糖作防腐剂）的面包以及甜的糕点。对于身心俱疲的需要去工作的妻子及其家庭来说，糖本质上既是热量补充，也是心理慰藉——将“工作的意愿”和“消费的意愿”联系了起来。当然，这种“糖的无产阶级化”的渐进过程比奴隶贸易本身要长得多，但就是在用奴隶劳动的年代里，这个国家对糖的嗜好变得经久不衰、欲罢不能。[15]

蔗糖生产滋养了加勒比海殖民地。而美洲大陆的气候更适合种植烟草。它成了17世纪利润最丰厚的作物，和蔗糖一样满足大西洋对岸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用当时一个人的话说，在弗吉尼亚有可能“靠烟建立一个帝国”。[16]随着时间推移，烟草在英国的消费革命中成了另一款通过“时尚和社会效仿的下沉螺旋”在底层普及的奢侈品。[17]但对烟草的需求从来没有达到蔗糖的水平，蔗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一直都是英国价值最高的进口商品。在那以后，蔗糖被棉花所取代——这种商品也严重依赖奴隶劳动。此时英国不仅废除了奴隶贸易（1807年），还废除了奴隶制本身（1833年），但奴隶劳动仍然是美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命脉——而其主要作物棉花是靠英国的需求来维持的。

英格兰棉纺织工业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兰开夏郡发展起来。纺织业的一系列关键机器创新，加上建在奔宁山脉湍急溪流旁的工厂，使一个真正遍及全球的行业应运而生。1770年，棉纺织业只占经济增长的2.6%；到183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2.4%——此时每6个英国工人就有1个在棉纺织业工作。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占了全世界商品出口的25%左右，其中约有40%的价值是“棉花之都”曼彻斯特一带的棉纺织品贡献的，而另一个北方新兴城市利物浦则充当全球贸易的中转站。兰开夏郡的绝大多数（仅1840年到1858年间就至少有75%）原棉都来自美国南方。而美国400万奴隶中有近半数从事棉花生产，棉花更是占据了美国商品出口的半壁江山。在卡尔·马克思看来，这种跨大西洋的协作证明了“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性”。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赫尔曼·梅里沃尔（Herman Merivale）的说法，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富裕”“其实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18]

许多美国南方奴隶主据此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英格兰。1858年3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詹姆士·哈蒙德（James Hammond）宣称，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以及棉花造成任何严重威胁，那么“英格兰将一头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救救南方”。“不，你不敢对棉花宣战。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期待已久的内战在仅仅3年后爆发，而哈蒙德的豪言一时之间似乎还有点道理。1862年，英国进口的美国棉花仅有战前水平的4%，而到年底，这场“兰开夏郡棉荒”已令33万左右的男女工人失业，占了劳动力大军的近三分之二。但在1863年，北军的胜利和林肯总统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在军事和道义上扭转了战局。与此同时，兰开夏郡的工厂主也让他们的供应链多元化，他们从埃及、巴西，以及印度进口更多的棉花。1865年，美国的奴隶制寿终正寝，棉花国王被迫退位。[19]

尽管像哈蒙德这样的南方种植园主是过于自大了，但跨大西洋的棉花帝国说明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1815年到1860年，按价值计算，美国将近50%的出口商品被运往英国，美国的进口商品有40%来自英国，而美国占了英国出口额的25%以及进口额的约20%。19世纪，英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往往超过与亚洲的贸易总额。1851年6月《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说：“从一切实际的方面上看，美国与我国之间的联系比我们任何一个殖民地都要紧密得多。”值得玩味的是，当时正值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炫耀大英帝国的丰功伟绩。“美国常年维持最重要商品部门的交换——拿走我们的制成品和过剩人口，并给我们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原材料作为交换。”[20]

正如《泰晤士报》的华丽辞藻所指出的，19世纪中叶的跨大西洋关系严重不平衡：尽管美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是英国的一个经济殖民地。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原材料，棉花是一大宗，还有小麦和肉类这样的食物，而英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工业制成品。英国的投资也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伊利运河（Erie Canal）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大部分是英国人投资的，他们还在大平原和落基山脉一带购买了大片土地。实际上，1803年联邦政府从拿破仑手中收购了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5.3亿英亩土地（两倍于英国在1783年让出的土地），这个著名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就有伦敦巴林兄弟提供的1 500万美元借款。[21]但在1865年之后，南方的独立企图被粉碎，美国一路高歌猛进地发展出了一个大陆规模的庞大国内市场。到19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轻而易举地超过英国。但尽管平衡发生了转移，两国的共生关系继续贯穿了整个20世纪。

因此，“大英第一帝国”的遗产非常重要。奴隶制经济对英国的消费和工业革命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内战前英美在社会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为后来的“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另一个大英帝国已经在大西洋之外发展起来了——它遍及全球，所基于的原则也迥然不同。

不列颠尼亚统治：自由的帝国主义

1783年，一个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同盟在法国的领导下从英国手里夺取了制海权，英国人只好签订条约，放弃了他们北美殖民帝国的大片土地。这是一个令全国上下创巨痛深的时刻，有些人认为这是神的惩罚，而其他人和吉本一样，将其归咎于帝国实力的腐化作用。10年之内，英国开始了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霸权的生死搏斗，一直持续到1815年。但在这些危机年份过去后，历史学家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注意到，“英国人建立了第二个帝国，这个帝国更加分散，主要是海洋性的，而且（在他们眼中）符合道义，受神的祝福，并致力于和平、自由和传播基督教。”到1850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英国某种形式的统治之下，时任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可以有理有据地夸耀，“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经接替了“罗马治下的和平”。“就像过去的罗马人只要说‘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遭侮辱；同样，英国臣民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相信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坚实的臂膀能保护他免遭不公和不义。”[22]

这个维多利亚中期帝国的意识形态围绕着“自由”这一概念——特别是“自由劳动力”和“自由贸易”。在国家记忆中，1833年废除奴隶制和1846年撤销《谷物法》（Corn Laws）就是这一意识形态的伟大胜利。但这些对自由的强调既是道义的伸张，也是实力的体现——英国雄厚的财富以及特拉法尔加战役后的海上优势使之成为可能。在外国对手看来，实力似乎比道义更明显——“不列颠尼亚统治海洋，不用遵守规则”，但自由的意识形态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过境迁，我们在今天需要分辨的是，“义”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力”。

英国废除奴隶制一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指出，奴隶制被废除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因为它已经“无利可图”了：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抨击“只是对垄断和帝国主义全面攻击的一部分，这是英格兰经济从重商主义向放任自由过渡的特点”。[23]威廉斯的著作为日后的论战奠定了基调，但我们现在认为他在利润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反奴隶贸易运动始于18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船只将30多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种植园，而且虽然过度开垦已经耗尽了牙买加部分土地的肥力，但蔗糖生产仍然在特立尼达和圭亚那蓬勃发展。

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让他忽视废奴运动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场运动由不从国教者和福音派圣公会人士推波助澜，他们在1787年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而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等启蒙运动作家则给予了思想上的支持。废奴主义者确实也提出了一些实用的理由，说奴隶制已经过时，在经济上不如自由劳动力、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但他们的道德热情是不容否认的，而且也从法国大革命催生的“自由”热中汲取了力量。有人估计，从1787年到1792年，英国反对奴隶贸易的大众请愿运动中有150万人签名——差不多是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1792年，共有519份请愿书被提交到了下议院，这是在单个会期内或就单个问题上请愿数量最多的，英格兰每个郡都有份，苏格兰也有相当数量的郡也参与其中。[24]但在英国改革前的议会中，西印度群岛奴隶主的势力根深蒂固：1792年，他们在上议院阻止了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出的一项法案。而且英国保守派对法国革命恐怖的反弹，以及1791年法国主要蔗糖殖民地圣多明各的奴隶起义冲击，都使废奴主义者在18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努力遭遇挫败。

他们在1807年的成功更多是因为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意外转变，而不是因为公众的热情。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在原则上反对奴隶制，但在实践中相当谨慎。1806年1月，他的突然离世为跨党派联合政府（“联合内阁”）铺平了道路，好几位在道义上致力于反对奴隶贸易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重量级政治家进入政府。其中著名的有资深激进派人士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新任首相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后者公开谴责奴隶贸易是“对人性的暴行”，“践踏了人类的权利”。政府首先在威尔伯福斯的支持下推动一项较为狭隘的《外国奴隶贸易法案》（Foreign Slave Trade Bill），禁止将奴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一法案被当成反对拿破仑的爱国立法，在议会获得了胜利。在禁止了英国约三分之一的奴隶贸易后，一项基于道义的全面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就更加容易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了。1801年后下议院新增的100名爱尔兰议员对此有莫大的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投了赞成票。[25]

虽然废除奴隶贸易是因为全国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道德政治运动成为可能的，但它本身也是在适当时机采取精明政治手段的结果。1833年通过的在英国及其帝国境内废除奴隶制度的立法也是如此。1807年以后，广大民众错误地以为，现在新奴隶的供应已经被切断了，蓄奴的做法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废奴运动的全面胜利是1830年前后新一轮国家改革的产物，这场改革在1828年撤销了《宣誓法》（Test Act）和《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并于次年通过了《天主教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这最终让非国教信徒可以投票、当选议员和担任公职。由于托利党因为这些对旧政治秩序的破坏而陷入分裂，辉格党赢得了1830年的大选，并于1832年6月通过了《改革法》。该法给予大批中产阶级人士选举权，并在中等规模的港口和城镇新增了约40个议席。结果，下议院变得与废奴运动更加合拍，而现在由年青一代组织的废奴运动也致力于“立刻而非逐渐地解放奴隶”。他们以宗教奋兴集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讲座，并在许多大城市里建立了妇女反奴隶制联合会。在《改革法》生效后的1832年9月当选的议会中，超过100名议员和大部分内阁成员支持立刻废除奴隶制。这在顶层为废奴运动增加了新的动力。在经过上议院的些许修改后，解放奴隶法案于1833年7月31日毫无悬念地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并于次年生效。

后来，在英国自由的漫漫征途中，1807年和1833年被树立为两座里程碑。不过，有批评者指出19世纪废奴运动在道德上也有局限性。最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完全没有人想到要赔偿80万奴隶被体制剥夺自由的伤害，反倒是4.6万英国奴隶主获得了多达2 000万英镑来补偿他们的“财产”损失。即便是许多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也认为这是正当的，利物浦的小册子作家亚当·霍奇森（Adam Hodgson）写道：“强迫一个阶层的个人来替一个国家的不义来赎罪，这是披着仁慈外衣的抢劫。”补偿奴隶主无疑被认为是在政治上必须做的事：“西印度群岛势力”仍然强大，最终有超过100名在1820年到1835年间担任下议院议员的人得到了补偿。而且通过长期谈判，游说团体成功地抬高了原定1 500万的金额，同时强调这是直接给钱，而不是借款。最终2 000万英镑的总额占了当时政府每年开支的40%，相当于今天的130亿英镑（按国债比较）或760亿英镑（按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不管怎么评估，这笔补偿奴隶主的钱都是到当时为止“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支出”。[26]

英国也出得起这个钱。人们在争论补偿奴隶主却不赔偿奴隶的伦理问题时，常常忽视其历史节点。19世纪英国的财力可以通过买断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网络来终结人口贩卖的丑恶罪行。要不然议会将无法通过这一决议。但在国家记忆（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中，废除奴隶制是作为一项崇高的道德事业被歌颂的。这或许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反奴隶制运动鼓舞了自由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在劳动力方面，也是在贸易方面，这在当时另一场伟大运动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1846年的撤销《谷物法》运动。

1815年，为了保护英国农业，当局实施了《谷物法》，禁止殖民地以外的外国小麦进口，导致国内谷物价格高涨，到了快要发生饥荒的地步。虽然一些理论家辩解说这是一种维护经济稳定的策略，但人们普遍认为《谷物法》就是为了在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维护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反对者（尤其是来自国民经济的贸易和制造业部门的那些）认为，废除该法将让面包价格下跌，减少工资压力，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

但这场争论并不仅仅涉及利益冲突。1839年成立于曼彻斯特的反谷物法联盟继承了反奴隶制运动的道义大旗和政治手段。在随后的6年里，共有225个附属组织成立，大部分在伦敦、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他们在议会里的领导人是曼彻斯特纺织品商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罗奇代尔磨坊主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重要的废奴运动代言人，于1841年在曼彻斯特协助组织了一场有644名牧师参加的著名集会，宣称自由贸易是“福音的政治”。在他的指导下，他们将撤销《谷物法》当成了一场道德宗教运动。科布登说道：“从今以后，我们将抓住人民的宗教情感——他们对神的敬畏将被我们用来颠覆他们对权贵的敬畏。”反谷物法联盟炮制了一种善恶两分的信息，将保护主义和贸易战、军备制造以及权贵对战争的渴望联系了起来，科布登宣称：“我认为自由贸易的原则应该在道德世界中运作，就像重力的原则在宇宙中运作一样——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突破种族、宗教和语言的藩篱，把我们用永久和平的纽带团结在一起。”[27]

然而与废奴运动一样，这场斗争也是依靠政治上的机遇才得以成功的，这回是托利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决心。皮尔是贝里的一位富有的纺织品制造商之子，所以人们以为他会是自由贸易的天然拥护者。但就像他最终投身了其他“自由”事业（天主教徒解放、《改革法》以及和平时期的所得税）一样，他一开始信奉传统的托利党纲领，后来才改弦更张。他在《谷物法》问题上改变立场的时间和原因仍有争议，尽管爱尔兰大饥荒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皮尔并不像科布登那样狂热，或许还认为撤销《谷物法》的意图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将消除广大民众针对地主的最后一项合理的不满意见”，从而支持他心目中“负责任且体面的贵族统治”作为社会秩序的根基的观念。[28]

不管皮尔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推动下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尽管他这样做是政治自杀。大多数托利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皮尔的财政大臣亨利·古尔本（Henry Goulbourn）警告说，托利党的团结是“现存唯一能阻挡‘改革法案’革命浪潮的防波堤”，还说撤销《谷物法》将会分裂托利党，激化“阶级仇恨”并导致“不受制约的民主取得最终的胜利”。皮尔是依靠反对党辉格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才取得胜利的，而他在托利党内的反对者开始着手报复。其中领头的有尖酸刻薄的本杰明·迪斯累里，迪斯累里让他于《谷物法撤销案》在议会彻底通过的当天晚上，在一个不重要的爱尔兰立法上遭遇挫败。1846年6月26日，热心支持皮尔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同一个信箱中收到了这两份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那些可憎、短视且不爱国的保护主义者同时获胜和失败了。”皮尔于当天晚些时候辞职。[29]

和支持自由劳动力的斗争一样，支持自由贸易的斗争也离不开英国的全球地位。反对《谷物法》的人认为，国内和殖民地的农业不管怎么妥善经营，都无法养活英国的人口，英国人口从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的1 050万增加到了1841年的1 850万，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增长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在“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他们也认为英国再也不用按照以前重商主义者对帝国的定义来运作了，因为它现在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英国海军依托遍布全球的基地，保持海路通畅，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比得过它。1860年，帕默斯顿一如既往地直接指出：“贸易固然不能用炮弹来实施，但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而没有武力的保护，安全往往无从谈起。”[30]

讽刺的是，他所谓“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的说法——自由贸易要依靠和平——驳斥了科布登矛盾（而且在帕默斯顿看来非常幼稚）的观点，科布登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这仍然是今天科布登协会的愿景，其重要人物包括强硬脱欧派、反欧盟议员史蒂夫·贝克：“和理查德·科布登一样，我们认为，有了诚信经营和自由贸易，国际和平与社会进步就会到来。我们赞同科布登的观点，即‘当人民之间有更多往来、而政府之间有更少互动，和平就会降临在地球上’。”然而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废除奴隶制度还是撤销《谷物法》——都有赖于英国财富和实力的运作。[3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1846年，皮尔觉得英国废除贸易保护并不需要其他国家投桃报李。英国市场将对外开放，不管其他国家是否跟进或以贸易让步作为回报。“皮尔之所以认为英国能够单方面对外慷慨，是因为它处于优势的竞争地位。”而且，尽管皮尔不善言辞，但他的传记作家道格拉·赫德（Douglas Hurd）说他1846年2月16日的讲话是“全球化的奠基性文献之一”——他让议员们选择一个“格言”：“是‘前进’还是‘后退’？哪一个更适合做这个伟大帝国的格言？”[32]

英国制造业出口的模式揭示了这种新型自由贸易全球主义的范围。1700年，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占到了近84%，但到18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降到了45%，而向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出口则占到了47%。然后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的比例分别只有29%和28%，而有43%的英国制成品出口到亚洲、澳大拉西亚、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棉纺织品是出口商品的绝对主力，钢铁制品紧随其后。而新大英帝国的地理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英国通过掠夺性贸易和野蛮的武力将其征服，但也用自由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正名。[33]

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特许状，它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的活动基本局限于贸易领域。但在18世纪，随着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崩溃，英国和法国争夺全球殖民帝国，该公司转而开疆拓土，组建了自己的私家军队，并直接或通过附庸统治者掌控了次大陆的大片领土。在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拥有25万大军。不过，它的征服导致债台高筑，而且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它在印度贸易中的垄断似乎成了没有道理的重商主义老古董。它在1813年被剥夺了大部分的贸易垄断权，并于1833年丧失了全部——它现在的官方角色仅限于管理印度的领土。

对东印度公司利益的攻击和反对西印度群岛奴隶主游说团体的斗争一样，是由福音派和自由贸易者领头的，他们辩称把基督教文明带到印度同样也将促进英国的贸易。1797年，福音派政治家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说，至于“那些神交给我们的……遥远领土，难道不是让我们不仅能每年从中攫取利润，还能在它们深陷黑暗、罪恶与痛苦的居民中间传播真理光明而仁慈的影响、有序社会的祝福以及发达工业的改良与舒适吗？……在这一工程的每一项进步中，我们也要服务于我们来到印度的最初目的，这一目的仍然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那就是扩张我们的贸易”。[34]

格兰特完全相信“就连欧洲的法律和制度也远超亚洲，英国的制度更是如此”。[35]这种我们今天会称为“东方主义”的论调充斥着英国教化使命的整个观念。在1833年的法律之后，它体现在1835年的《英语教育法》中，该法用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来教授印度人英语，进而灌输英国的价值观。

对这一宏大计划最著名的阐述出自1833年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这位辉格史学家当时是利兹的议员。他认为，“作为一个蒙受远超平凡的政治自由和思想光芒的民族”，英国人没有权利“对整个人类的任何部分隐藏同等的自由与文明”。麦考莱并没有回避这一进程有可能对英国统治印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他写道：“或许通过良好的治理，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臣民获得更好的治理能力，这样，他们在学习了欧洲的知识后，或许有朝一日会要求拥有欧洲的制度。”麦考莱不知道“这一天是否会到来”，但他说他决不会“试图阻止或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不管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它都将会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一天。看到一个伟大民族深陷奴役和迷信的深渊，然后统治他们，使之向往且有能力获得作为公民的一切特权，这的确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36]

1858年，在东印度公司残酷镇压了印度士兵起义后，它的统治彻底终结了。女王宣布成立新印度政府的公告说，种族歧视在新的秩序里没有位置。但目前这个从亚丁绵延到缅甸的“大印度”次级帝国对英国的全球活动范围极为重要，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更是如此。这使得从伦敦到孟买的航程缩短了40%至7 200英里。印度的税收基本上被用来维持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英印军队以及（在印度兵变后）一支庞大的英国驻军以维护或扩张英国远至埃及（1882年）、苏丹（1896年）和中国（1900年）的帝国利益。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印度的契约劳工在马来亚、南非和太平洋的英国种植园劳作；印度农民将缅甸变成东南亚的米仓；而从南亚各地延伸出去的贸易网络发展了印度洋沿岸的贸易和零售业。可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大部分热带地区，‘英国’的扩张其实是一项英国和印度的联合事业”。[37]

与此同时，政府将印度经济对外开放，使之成为英国棉纺织品和钢铁制品的最大市场，这损害了当地生产者的利益。而消费英国商品和出口原材料也加速了印度农业的商业化进程。英国在贸易上的对手并没有跟着实行自由贸易，因此印度的原材料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对于填补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至关重要。因为英国与印度存在贸易顺差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印度正好相反，这对于英国在1870年至1914年的国际收支平衡非常“关键”。[38]

因此，像麦考莱这样的辩护者在道义上为英国统治所做的辩解，与殖民剥削的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不断增多的“懂英语的”印度人（精通两边的语言与文化）充分利用了这一鸿沟。到19世纪末，这一群体已经有约70万人，在法律界和新闻界非常活跃，但不得进入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管理岗位，尽管当局宣称不会有种族歧视，但高级管理岗位基本上都被英国人把持。这些受过教育的印度教精英或者“受尊敬的人”（bhadralok）——被一份官方报告嘲笑为“一种被入学考试所淡化的种姓专制制度”——越来越多地用英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挑战英国殖民统治的现状。19世纪末孟加拉的政治领袖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敦促英国将印度“改革教化”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帮助建立“一种阳刚、充满活力、自力更生的印度性格”并灌输“自我管理的艺术”，好让印度成为大英帝国内部的一个自治体。[39]

这些要求得到了其他地方政治家的呼应，特别是以戈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Gopale Krishna Gokhale）为首的孟买政治家。在印度文官系统退休的官员艾伦·奥克塔文·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希望英国能履行自己的原则，在他的鼓励下，一个名叫“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以下简称国大党）的政党于1885年在孟买成立，对班纳吉的方法表示支持。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大党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筹集在伦敦活动的资金，而不是在印度活动——他们在帝国的首都建立常设机构，发行自己的报纸，并对议员进行游说。鉴于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对爱尔兰自治的支持，他们争取自由党的工作尤为卖力：在郭克雷于1905年成功访问伦敦后，在国内被誉为印度的“青年才俊”。郭克雷在1914年宣称，“国大党的纲领”是“通过宪政手段在帝国境内获得印度的自治”，而不是通过他所谓的“爱尔兰式的故意添乱”。[40]

当然，很多事情在1914年之后都发生了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动员改变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M.K.甘地建立于非西方的印度价值观和社区观念的大众政治运动也使印度民族主义走向革命化。不过在关键的方面，民族主义运动是在英属印度的背景下，由那些不仅会说英语，还“青出于蓝”的印度臣民所塑造的。举个例子，文化史学家普里亚姆瓦达·戈帕尔（Priyamvada Gopal）认为，英国殖民地的臣民“并不只是英国帝国史的受害者”，“他们的反抗也施压并改变了部分英国人对自由的态度”。[41]

甘地的政治观点与班纳吉和郭克雷非常不同，但他们都想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对付英国：帝国成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而虽然爱尔兰没有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先例，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自治领的和平建立给他们的事业注入了强心剂。

英语文化圈：英语世界的分分合合

“英语文化圈”（Anglosphere）一词在21世纪初流行开来，最近又在脱欧派中间有了市场，他们将它作为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建立“全球化不列颠”的假定根基。在这一想法的各种版本自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存在：其中著名的有西利的“更大的不列颠”，还有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特惠运动，进而发展出了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英语民族”等更为宽泛的概念。将这些观念大致串起来的，是对一个更大的不列颠政治体的探究，这个政治体遍布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是为了回应民主、社会主义和爱尔兰自治这些当时认为负面的国内矛盾，以及同时期德国、美国和俄国等新兴大国对英帝国的国际挑战。[42]

“更大的不列颠”这一想法扎根于19世纪英国的对外移民现象。从1815年到1914年，约2 200万人从不列颠和爱尔兰移民到欧洲以外——这是那个时期欧亚国家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回流或成为“连续移民”（在海外停留一段时间）；总数的65%去了美国，19%（420万）最终移民加拿大，将近11%（240万）移民澳大拉西亚——在20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100万。[43]移民规模如此之大，殖民定居点距离伦敦如此之远，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还有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以及1837年至1838年的加拿大起义在前。加拿大的起义尽管没有成功，但还是促使伦敦将“责任制政府”逐个让渡给各北美殖民地，后来它们于1867年合并成一个“自治领”，即加拿大，“其宪法与联合王国的宪政原则相似”。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联邦进程在1901年催生了澳大利亚自治领，而新西兰殖民地在1841年之前还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后来同样实现了自治，并在1907年获得了自治领地位。

在这3个国家里，英国人的移民进程是通过驱赶当地原住民确立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人权问题在20世纪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到19世纪50年代，6个澳大利亚殖民地中的5个采用了匿名投票制度——比英国早了十几年，而在1893年，新西兰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的自主国家。“许多英国民主的核心原则是在定居殖民地进行试验，然后送回联合王国的。”[44]然而，英国实现对南非的控制则更为血腥，其中包括1879年英国征服祖鲁王国，以及随后两次对强悍的荷兰殖民者布尔人的战争——在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英国颜面尽失，最后一刻才取得胜利。布尔人（占领区）和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南非联邦在1910年获得自治领地位。虽然所有这4个自治领的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它们都走了一条与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地迥然不同的道路，法国殖民地的终极目标不是独立，而是正式“被同化”——殖民地“臣民”逐渐变成能选出代表去参加巴黎国民议会的法国“公民”。

西利和激进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这样的维多利亚时期帝国理论家并不认为自治领的自我管理会妨碍它们继续自愿与母国进行来往。虽然“更大的不列颠”一词有不同的用法，但它通常指的是“定居帝国”，即那些由英国移民居住的地区截然不同于以印度为典型代表的种族不同的“征服帝国”。迪尔克在1868年评论道，“东方的英格兰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在那里，“轻佻的不列颠尼亚带着它的锚和船，变成了神秘的东方专制政体”。[45]在西利看来，“更大的不列颠”由“一个同文同种的民族所组成，人们拥有一样的血统、语言、宗教和法律”，却“散布在没有边界的空间里”，有可能成为一个他所谓的“合众国”。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部分是因为科技：蒸汽动力和电力的时代引发了通信革命，使“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出现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成为可能，特别是美国和俄国这样拥有大陆体量的巨无霸。但正确的组织方式也很重要，美国革命说明一个殖民体系如果以强迫为基础是有危险的，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自愿的帝国“联邦”体系。如果更大的不列颠能成为这样的政治体，那么它就能与“未来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同台”竞争了。到1914年，各地的移民人数已经非常可观了：加拿大有800万，澳大利亚有500万，新西兰有100万出头，另外南非还有140万。所有这些以英国人为主的移民加起来，相当于英国4 6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46]

1900年前后，这个更大的不列颠到底应该怎样建立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成立于1884年的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IFL）力求“通过联邦来保证帝国的永久统一”，并以一个帝国议会来领导。该协会在10年后因内部分歧而瓦解，但它的理念在圆桌运动中得到了延续，这场运动是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的门徒在协助成立南非联邦后于20世纪初创立的。尽管部分成员在“一战”期间影响不小，例如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当了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但他们建立一个“有机联合”的愿望后来被证明只是空中楼阁，一个新西兰人评论道，这反映了他们无法“想象伦敦将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帝国联邦协会失败后，约瑟夫·张伯伦在1903年的关税改革运动中将重点放在巩固经济关系上。他宣称，这将不会适用于印度或其他任何“土著臣民”，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同胞”，即“在帝国所有大的自治殖民地里占多数的白人”。但与张伯伦针锋相对的是金融和商业体制对自由贸易根深蒂固的执着，以及后者宣称“关税改革将抬高粮食价格”的说法——工薪家庭能从自由贸易中吃到“肉”，但只能从帝国特惠制里喝到“汤”。在1911年的帝国大会上，新西兰总理约瑟夫·沃德爵士（Sir Joseph Ward）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帝国联邦制蓝图，被其他自治领领导人斥为“愚蠢”和“绝对不可行”。[47]

尽管这些宏大的帝国合作方案遭遇失败，“不列颠诸民族”还是在1914年响应了母国的号召。它们的战时经历常常被描述为通往独立民族主义道路上的一大步，其中的故事却更为曲折。这中间无疑有对各自国家英勇行为（1915年澳新军团登陆加利波利或1917年加拿大军队猛攻维米岭）的自豪，以及对伦敦方面“搞砸事情”和没有与它们商量的强烈不满。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抱怨说，“人们不该指望我们派了四五十万人上战场”，却还“愿意接受”被当作“小玩具”一样对待。伦敦确实改变了立场，建立了一个帝国战时内阁，在1917年和1918年召开了三次密集的系列会议，每一次都持续了几个月。南非总理扬·史末资（Jan Smuts）提议使用“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表示这比过去的“帝国”更能反映这种新的关系。他在1917年5月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我们不是帝国。德国是帝国，罗马是，印度也是，但我们是一个民族体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比古往今来的任何帝国都大得多。”[48]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家自豪感继续与超越性的不列颠身份认同感并存。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首次明确提出“英联邦”的概念，并宣布废除帝国议会为自治领制定法律的权利，但自治领在防务、贸易和投资方面仍旧依赖英国，从英国过去的源源不断的移民维持着与故国之间的纽带。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孕育一种有时被称为“不列颠种族感”的情绪，这一名词的含义现在已经被解构成一种因1918年胜利而产生的“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自视为全球文明的代表”。因此，英联邦成员国是“国家地位和帝国身份认同的独特混合体”，而自治领民族主义也被人用家庭关系形容：子女想要超越自己的父母，新不列颠想要超越老英格兰，而不是新生国家想要挣脱帝国的枷锁。[4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治领再度发挥了作用。除了在1940年至1941年保卫伦敦的加拿大军队以及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沙漠大捷中不可或缺的英联邦步兵外，皇家空军在战争期间近半数的新科飞行员来自自治领。到1945年，皇家空军拥有487个中队，其中100个由自治领提供。而加拿大海军也在大西洋战役的胜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诺曼底登陆和作战将无法继续。战时自治领军队共有250万名现役人员，占其总人口的8%左右。[50]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英语文化圈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丘吉尔所谓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根源是19世纪末两国关系改善，其中英国在美国的大量投资以及英国对美国谷物、肉类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依赖功不可没。尽管英国政府对华盛顿方面的称霸野心，特别是对其海军有戒心，但仍在19、20世纪之交决定对美国“绥靖”，以集中精力对抗德国和俄国更大的威胁。英国让出在1850年一份条约中的权利就是一例，该条约规定英国有权参与建造任何横穿巴拿马地峡、连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这让泰迪·罗斯福总统可以自由行动，他也将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1914年8月，就在“一战”开打的时候，美国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就在200年前苏格兰半途而废的喀里多尼亚殖民地所在的达连以西150英里。

虽然两国关系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但它被用意识形态和文化术语包装起来进行宣传，特别是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或“英语民族”走到一起了。后者在1917年至1918年的战时同盟后还风靡一时：1918年6月，“英语联盟”在伦敦成立，20世纪20年代的历任主席中就有温斯顿·丘吉尔。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就常说他自己“身上就是一个英语联盟”。[51]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开始写一部皇皇巨作《英语民族史》——主要是关于英国和美国，对自治领提及不多（丘吉尔从来没有去过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经常盛赞“英语民族”的“特殊关系”是战后和平的基石。

然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虽然依然是能和美国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大国，但正如一位不满的高级外交官所言，“三巨头”更像是“两个半”。[52]特殊关系日益成为英国的外交算计，一个衰落的大国企图通过利用文化和语言纽带来驾驭一个新兴大国，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1945年，英国向美国乞求一笔战后借款，有无名氏作诗曰：

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

曾经轻声对凯恩斯勋爵说：

“确实他们有钱袋子，

但大脑都是我们的。”[53]

英国几百年来充当全球大国的市井智慧可以好好教一教这个耀眼却没有城府的新大陆巨人：就是这种骨子里的自负。伦敦方面的做法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使伎俩。从来不说“不”，说的都是“是，但是”——“是”要大声地说，“但是”要关起门来小声地说。这与战后戴高乐为了重振法国日薄西山的雄风而大声反复地说“不”的做法迥然不同。这种差别在2003年乔治·W.布什宣布入侵伊拉克后，托尼·布莱尔和雅克·希拉克大相径庭的反应中尤为明显。[54]

不过这种特殊关系也是有真材实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然实力大打折扣，但仍然有很多美国能用得着的地方。两党历届政府继续施行征兵制直到1960年，因而保持了英国的军事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英国占了西欧工业产值的近三分之一，其军事装备的产量超过了美国其他欧洲盟国的总和。[55]尽管英国在1947年撤出了印度次大陆，但随着美国接过了全球领袖的重担，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及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基地网络对华盛顿方面乃是无价之宝。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上，战后英美关系对美国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重要性。

而且即便这一重要性随着英国撤出苏伊士以东而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式微，两国关系在质量上仍旧非常特殊，这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华盛顿和伦敦有相互协商的习惯，这一习惯源自战争时期，而因为联系网络得益于相同的语言和相似的价值观，这种习惯在战后得到了延续。协商常常产生共识；即使有时双方会有分歧，用1944年一位外交部官员的话说，“也会考虑到对方的特殊利益或敏感问题”。第二个特殊之处是情报。这同样是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1947年的英美协定中正式确立，其中还接纳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谓的“五眼联盟”）。近年来，这一联盟已经从分享通信情报扩大到了数字领域。英美关系的第三个独特之处是在核武器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从美国的核技术中获得这么多的好处，最早是1963年购买的“北极星”导弹，然后是1982年的“三叉戟”。虽然历届英国政府都提到英国的“独立”威慑能力或称赞跨大西洋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批评者认为英国其实是依赖于美国的，它的核力量不过是英国所剩无几的军事力量外面的一块昂贵的遮羞布。但不管怎么说，与美国的其他国际盟友相比，核关系确实是华盛顿-伦敦轴心的另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之处。[56]

在“一战”之前，“更大的不列颠”与“英语民族”这两个英语文化圈概念多有重合，但在后来的20世纪里，对英国决策者而言，“特殊关系”变得比“英联邦”要重要许多。这不仅是因为自治领和印度在1945年后各行其是，也是因为英国自身的安全被认为要依靠美国对北约及欧洲的核承诺。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英国除了投身美国的核保护伞外别无选择，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英联邦能提供的完全不值一提。保守党从1961年到1973年转向欧洲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转向“欧洲”的利弊得失本来是势均力敌的，奠定乾坤的一点是——用1961年4月26日麦克米伦内阁会议记录上的话说——“如果任由共同市场独自在法国的领导下发展，它将成长为欧洲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最终这“可能意味着六国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对美国甚至某些英联邦独立国家都是如此”，并削弱英国作为“欧洲与北美之间桥梁”的地位。[57]

各英联邦国家立刻认识到，英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新的兴趣代表了英国优先顺序的根本性转变。1961年，堪培拉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意图是“将欧洲发展成一股世界政治势力”，而“鉴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位置在欧洲、大西洋和亚洲之外，它们”在“联合王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似乎遭受的损失最大”。让“母国”尊重“情感”纽带（之前的“不列颠种族爱国主义”）是徒劳无益的。在戴高乐的否决解除之前，英联邦国家在这10年的不确定时期里将它们的贸易多元化。1962年，它们占英国出口的近30%，在英国进口中所贡献的比例也相仿；10年之后，这两个数据都下降到20%左右。[58]

即便如此，新西兰的黄油、奶酪和其他农产品依然严重依赖英国市场，其政府打“亲情牌”也特别有效——这使得英国外交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首席谈判代表抗议称，这让“我们在政治上受制于人”，几乎“使我们的加入申请被否决”。为了让新西兰农民获得一个喘息之机，英国在5年内的预算中额外投入了1亿英镑。然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65年签订了一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砍掉了80%的关税和数量限制。因此在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联邦已经在经济上进行调整了。但在情绪上，遭到背叛的感觉却挥之不去。1992年澳大利亚工党的总理保罗·基廷夸张地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他敦促国人抛弃对一个已经“离你们而去，加入共同市场”的国家的“文化谄媚”。[59]

在铁幕倒下、苏联解体之后，有人预测欧共体（即将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将逐渐消亡。而现实与此相反，在随后的25年里，这两个组织都扩大了成员规模，包括了欧洲大部，直到俄罗斯边境。尽管保守党的欧洲怀疑论者总体上坚定地支持北约，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描绘成挽回鲍里斯·约翰逊所谓1973年的“背叛”、重建昔日英联邦的联系并重新培养“英语民族”的机会。这一新英语文化圈的某些版本（甚至是2015年英国独立党的版本）将印度包含在内，但其核心还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四方。丘吉尔传记作者安德鲁·罗伯茨设想这一“联合”是基于“自由贸易、人员自由流动、共同防御和一个有限但高效的邦联结构”，它将“夺回”它作为“西方文明的第三根支柱”的地位。“夺回”一词揭示了这种想法的根源，也就是一个世纪前约瑟夫·张伯伦等人所倡导的帝国联邦。而且和更早之前提倡的“更大的不列颠”一样，人们对它的预测是基于“技术将超越地理的限制”的观念，蒸汽船和电报现在变成了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60]

不过，批评这些想法的人认为它们不过是后殖民时代的怀旧情绪——“帝国2.0”。数十年来亚洲人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已经让这些国家变得不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盎格鲁”了，而且加拿大魁北克激进的法语族群已经让这个国家正式在宪法上双语并用。在战略上，所有这三个国家都更加依赖美国：加拿大是因为离得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因为它们的重点越来越转向太平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以后。英国那些英语文化圈的积极倡导者（大多是英格兰的保守党人），其深层次动机是新自由主义对促进创新、鼓励“冒险”、废除限制和消灭衰落言论的渴望。5位保守党议员（都是2010年当选的）草草发表了一份题为《挣脱束缚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Unchained）的宣言，其中有一些挺刻薄的评论，例如“英国人一旦进入工作场所，就是世界上最能磨洋工的”。虽然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似乎将欧盟视为既定事实，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其作者变成了坚定的脱欧派，其中好几个——特别是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和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在梅的权威动摇之后开始争取首相宝座。[61]

保守党经过3年的明争暗斗，到2019年时，将加澳新英作为灵丹妙药的言论已经少了很多。不管怎样，美国将一直留在英国的英语文化圈中心。它是英国在各个国家中的头号贸易伙伴（尽管这个国家的半数贸易总额是对欧盟的），美国还因为对北约的核承诺而为英国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到英国脱欧时，英美特殊关系似乎比过去几年要更加不稳定。虽然特朗普总统宣称自己喜爱英国，是丘吉尔的粉丝，但他“推特治国”的爱好在国际上是颗长期的不定时炸弹，他对北约的承诺说好听了是勉强，而他激进的“美国第一”原则对今后的贸易谈判并不是个好兆头，特别是当英国单独与特朗普谈判，而不是和其他27个欧盟国家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帕默斯顿所言，“没有安全，贸易也无法繁荣发展”，单凭英语文化圈的情感，在国际贸易讨价还价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英国的脱欧努力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特朗普除外）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英国最好在欧洲“内”，而不是在欧洲“外”。这是麦克米伦在1961年决定申请加入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在2016年决定替“留欧”讲话：“欧洲联盟并没有削弱英国的影响力，而是将其放大了。一个强大的欧洲不会威胁到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是强化了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这一言论直接与“脱欧派”的观点相抵触，而在这一事件上，他们对被外国领导人指手画脚的愤怒或许还被一个更为阴暗的动机所激化。鲍里斯·约翰逊在《太阳报》上撰文攻击奥巴马“非民主地”干涉英国内政，暗示奥巴马对英国的态度或许是基于他的“半肯尼亚”血统以及对大英帝国的“祖传厌恶”。[62]

英语文化圈代表了英国帝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遗产，特别是通过英语在美国和印度的持续影响而增强了分量，而且它无疑是一种“软实力”的来源。但软实力在现实世界的贸易谈判和国际外交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还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脱欧派的论调既极其强调国家主权，又希望帝国的文化遗产能提供一个相互依赖的新框架；而且他们认为英国能够冒得起随后在欧陆大国政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一假设与英国大多数历史经验相矛盾，即便是在其全球帝国的全盛时期。

帝国回家

脱欧派强调主权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要“控制我们的边界”并限制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投票脱欧”运动在宣传工作的最后阶段将其作为关键议题——2016年5月22日，他们推出了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连串脚印穿过一扇像护照一样的门，还写着“土耳其（人口7 600万）正在加入欧盟”。脱欧派警告说，这是“对英国安全的威胁”，因为土耳其的犯罪率和持枪率居高不下。首相戴维·卡梅伦徒劳无功地强调：“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渺茫。他们在1987年就申请了。按照现在进展的速度，他们大概要到公元3000年才能加入。”但土耳其即将入盟的言论非常有煽动性。而且奈杰尔·法拉奇和英国独立党对移民问题进行了更为粗暴的渲染，他们发布了一张海报，上面画的是一长列移民（其实是斯洛文尼亚边境的叙利亚人），还写着“极限点。欧盟辜负了我们。我们必须脱离欧盟，控制我们的边界”。这张海报在投票日前一周的6月16日问世，巧合的是，就在海报推出几个小时后，公开亲欧的工党议员乔·考克斯（Jo Cox）在她的选区被一名男子刺伤枪杀了。当法庭要这名男子自报姓名时，他说：“我的名字是‘叛国者死，英国得自由’。”各党派的政治家迅速对考克斯谋杀案表示谴责。“投票脱欧”运动试图与法拉奇的“极限点”宣传保持距离，但“英国在欧洲更强大”运动将这一举动斥为虚伪。其执行主任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辛辣地评论：“迈克尔·戈夫说他看到英国独立党的海报时哆嗦了一下。那他在看到那张土耳其海报并签字批准时是不是也哆嗦了一下呢？这就是一回事：棕色皮肤的人要来这个国家了。这就是那两张海报所要表达的。”至于法拉奇，他不愿意认错：“至少他们开始谈论移民了。”[63]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特蕾莎·梅重点关注的——从2010年5月担任内政大臣到2016年7月开始担任首相都是如此，这是受到了政治顾问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和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的怂恿，他们狂热地执行了梅的意志。随着梅因为没能兑现她将每年净增移民人数减少到10万以下的承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她在2012年5月宣称：“目的是在英国创造一个真正不利于非法移民的环境。”[64]虽然其细节依然模糊，但显然移民官员被授意集中对付那些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合法定居英国的加勒比地区移民[所谓“温德拉什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因为他们的材料常常不齐全，而且他们也没钱寻求法律援助。结果，有些人失去了住处或工作，也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内政部官员甚至还分到了强制遣返的“指标”——尽管高级官员和梅的继任者安伯·拉德（Amber Rudd）给出了完全矛盾的说法，后者最终于2018年4月因为误导下议院而被迫辞职。拉德只是萧规曹随，但梅和任何精明的政治家一样，非常小心地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虽然下议院内政委员会在2018年发表了批评性的报告，指责内政部数据粗糙、对“指标”问题闪烁其词以及“讲究严苛地照章办事”，但它似乎故意避免提到梅。[65]

政治家打“种族牌”或揪着移民问题不放已经是战后英国经常发生的事情。但为了能更好地理解1945年以来的这段时期，我们必须对英国的移民史做更为长远、更具可比性的观察。大多数民族国家（特别是那些于18、19世纪在西欧形成的国家）都是建立在占多数的主流族群的基础上的，然后这些人再决定是否让外来者定居并拥有权利，这种决定往往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远，那些占多数的族群也是更早期移民的产物，就英国而言，是来自欧洲大陆甚至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通常是以激烈的大规模入侵的形式出现的——罗马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维京人以及后来的诺曼人。[66]

尽管诺曼人对政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他们对英格兰人口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小。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白人的DNA比较分析指出，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白人可能有30%的基因来自现代德国人的祖先，这是因为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以及随后的通婚。另有40%的基因与法国人相同——这不是因为1066年的事情，而可能是因为约1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的移民，直到约8 000年前挪威的一次大规模山崩引发海啸形成英吉利海峡。这一切都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纯粹英格兰“种族”的观念并不符合现代基因学——甚至也不符合达尔文时代的科学。英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奥克尼群岛的居民在基因上比较特别，有25%的DNA来自9世纪在该群岛定居的维京祖先，但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凯尔特”地区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遗传基础，不管它们在文化上有多么相似。各种族群的一系列混居在历史上一直是常态，而且我们也将看见，21世纪可能也没什么不同。[67]

1066年之后，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运动继续进行，但规模变小了。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移民获准入境，一般是因为经济或宗教原因，但他们的存在时不时引发排外运动——例如针对犹太人（在1290年被驱逐）以及汉萨同盟的德意志人（在1598年被驱逐）的运动。在16、17世纪，逃避欧洲大陆反宗教改革的新教难民在英格兰获得立足之地——16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低地国家的瓦隆人和佛拉芒人在伦敦和诺里奇定居最多，还有后来在1685年被路易十四赶出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那种对待移民的模式仍在延续：移民们带来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荷兰人和德意志人发展了啤酒酿造业，胡格诺派推广了丝织业，但他们也招致了敌意并不时引发骚乱。爱尔兰人在规模和性质上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合并法案》之后。从1800年到1914年，大约有100万人跨越爱尔兰海到不列颠定居，他们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也为英国农业提供了季节性的工人，但也催生了那种猿猴似的形象，即爱尔兰人在种族上“劣于”“盎格鲁-撒克逊人”。1836年，本杰明·迪斯累里宣称：“这个野蛮、鲁莽、懒惰、飘忽不定且迷信的种族与英格兰的品性毫无相投之处。他们的历史就是偏执与流血的不断循环。”[68]

当然，迪斯累里自己是另一个饱受偏见与歧视的族群的后代。虽然他父母是犹太人，但他在12岁时就受洗入了英格兰国教，这让他得以避开给犹太人仕途升迁设置的障碍。尽管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6年重新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但反犹主义一直阴魂不散。20世纪初，逃避沙皇大屠杀的犹太难民涌入伦敦东部，导致了住房危机，并引发了不列颠兄弟联盟以“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为口号的抗议活动。这场骚动促使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规范移民进入英国的现代立法。

1905年的《外国人法》意在阻止“不良分子”进入英国，将它放在后来直至今天移民控制的背景下，这部法案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味。比方说，对移民问题的规模和性质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作为主管部门，内政部先入为主地将外国人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威胁。该法对外国人“不良性”的定义非常空洞，定义是缺乏“体面维持本人及家属生活的手段”。最终官员决定将此解释为财产不到5英镑。该法的执行困难在我们看来也很熟悉，例如在伦敦港缺少一座合适的“入境接待大楼”（就像纽约的埃利斯岛）来对入境者进行检验和审查。最明显的就是，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制定的法律，自由党不得不执行）中的大多数资深政治家，都不愿意公开（尽管不是私下）与这些会导致舆论出现要“安全还是宽容”两极对立的法律扯上瓜葛。[69]

因此，移民潮和周期性的抗议成了英国长时段历史的一部分。但虽然“英国数个世纪以来就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只在近些年才变成多种族的”——意思是“直到20世纪下半叶，那些被认为在肤色上不同于现有定居人口的群体才大规模在英国永久定居”。[70]尽管近来的研究显示，虽然有非裔罗马人驻守哈德良长城，而且有非洲裔人士生活在都铎时期的伦敦，但黑人在英国本土（不同于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帝国）直到20世纪都相对较少——在20世纪30年代可能有2万人，主要是在利物浦、格拉斯哥、加的夫和伦敦这样港口城市。[71]但有数以千计的英国黑人臣民在“二战”期间从西印度群岛到英国服役，他们也积极响应了英国战后人力短缺的号召。然而，艾德礼的工党政府试图制止非白人移民，却偏好东欧白人，例如波兰老兵或来自东欧难民营“无家可归的人”（Displaced Persons，DPs）。殖民地事务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Arthur Creech-Jones）警告同僚说，西印度群岛的人“充分了解”英国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有使用无家可归的人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雇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是自然而然且迫在眉睫的，他们都是英国臣民，而且其中很多在战争期间已经有在英国工作的经历了。”[72]

艾德礼的内阁依然不松口。1948年6月22日，“帝国温德拉什号”带着492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务工人员在蒂尔伯里登陆。伦敦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用《欢迎回家》的头条标题报道了他们抵达帝国“母国”的消息。尽管政府试图让船改道开往东非，希望用花生农场项目的工作来打发这些移民，但一旦“温德拉什号”在蒂尔伯里靠岸，就不可能再阻止他们上岸了：他们是持有英国护照的英国臣民。在1个月内，除了12个人以外，所有人都在从苏格兰到南威尔士的工商业中找到了工作。[73]

1948年夏天还有一个日子意义重大。7月31日，《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获得御准。在此之前的1946年通过了《加拿大公民法》（Canadian Citizenship Act），1947年的英联邦大会决定各成员国可以自行就自己的公民身份立法。《英国国籍法》新设了“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这一类别。伦敦方面是想维持英国与“旧自治领”之间“不列颠种族”移民的双向流动——这是英国得以继续自称世界大国的帝国残余纽带之一。这也反映了麦考莱等人在英帝国全盛时期所自豪吹嘘的，即殖民统治的目的就是让被殖民的人“向往且有能力获得”不列颠世界“公民的一切特权”。在一个世纪后的1954年，殖民地事务部的国务大臣亨利·霍普金森（Henry Hopkinson）重申了这一观点：“当今世界对人员流动和移民的限制已经增加了不少，但我们仍然为一个不论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说‘我是英国公民’感到自豪，为他想要且能够来到母国感到自豪。”[74]

当《英国国籍法》在1948年获得通过时，很少有人指望来自“新英联邦”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公民会真的实践其合法权利“来到母国”。而且尽管“温德拉什号”的到来现在被当作现代英国多元文化的开端——例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英国历史展示中就有体现，但这件事本身并不是移民史的重要转折点。艾德礼认为这件事是“机缘巧合”的产物——一艘返回英国的运兵船，一群经历过战争时期的英国且攒够了船票钱的西印度群岛老兵。[75]而且当时的流入非常少——从1948年到1952年每年只有一两千人。不管怎么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家和官员们悄悄地进行种族限制，让那些想要移民的人更难获得英国护照——换句话说，在保持英联邦公民来到英国的权利的同时，不给他们离开故土的权利。这种做法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尤其有效，哪怕它们在1947年获得独立后也是如此，但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则不然——那里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伦敦方面请求它们拒绝那些无力在英国谋生的申请人，遭到了拒绝。这种经济审查并不适用于旧自治领的（白人）公民。英联邦关系事务大臣斯温顿（Lord Swinton）在1954年对内阁说：“一直有人从旧自治领到英国来碰碰运气，他们没有清晰的计划。去干预这一迁徙自由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76]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肤色”，这一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内阁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数量问题是首要原因：官方数据显示，西印度群岛移民在1954年猛增至1万人，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增幅超过4万。[77]人们以为，考虑到英国白人占绝大多数的情况，可以不经“种族冲突”而被“同化”的有色人种移民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这些词反复出现在官方材料中。这里没有可以量化的明确答案；英国政府普遍认为，只要数量“较少”的有色人种移民在地理上“分散开来”，他们就是可以被容忍的。当然，在这场政府辩论中还是有许多微妙之处的。英联邦关系事务部和殖民地事务部更看重维持与英联邦国家的良好关系；而在另一头，内政部“似乎特别且不加节制地反对来自帝国/英联邦的‘有色’人永久定居，认为这有可能导致英国出现社会动荡，而且在冷战矛盾的背景下，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78]

但即便是同一个政党内的政治家也有不同的立场。丘吉尔就对这一问题尤为在意，在1954年至1955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不下13次不同的内阁讨论是有关“殖民地移民”的。但正式限制的问题在1955年11月被搁置，这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继任者安东尼·艾登并不像他对“种族”那么执着，更加在意的是英联邦的团结。正如斯温顿对同僚所解释的：“任何削弱英联邦团结纽带的行动都事关英国的直接利益。”难的是尽管“我们实际关心的是来自殖民地的有色人种移民”，但一切立法“应该在形式上不带有歧视性”。或者就像丘吉尔的私人秘书戴维·亨特爵士（Sir David Hunt）通俗地说的那样：“我们只要一说我们打算不让这些黑人进来，整个英联邦就会炸锅了。”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党内阁无法为这个难题找到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只能说服自己所涉及的移民人数仍然是“可同化的”，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即便在1958年诺丁汉和伦敦的诺丁山发生种族骚乱后也是如此。[79]

转折点是1961年通过的《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这是为了应对新的移民浪潮，从低谷的21 600人（1959年）增加到1961年史无前例的136 400人——这批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此绝大多数不是白人。“支持控制的理由”据说是基于两方面考虑：“有色人种移民给某些地方政府的住房资源带来了压力，庞大的未同化的有色族群的存在天然有引发社会矛盾的危险。”内阁决定推动立法，因为它最终“解决”了非歧视性的歧视这一难题。入境将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张劳工部的凭证。这些凭证将“自由发放”给那些“有工作去向”（a）和那些有“被认为可能对这个国家有用”的训练或资质的人（b），但对“其他”类别的人（c）则要严格控制。内政大臣R.A.巴特勒（R. A. Butler）有几分满意地对他的保守党同僚说：

这个方案的一大好处是，它看起来不会以种族或肤色取人，但在实践中所有来自旧英联邦国家的移民申请者都几乎肯定可以获得进入a类或b类的资格。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方案表面上只和就业有关，不会进行歧视，但它的目的主要还是社会因素，它的目的和结果都将几乎完全作用在有色人种身上。

巴特勒进一步澄清了该法的重点，他解释说它不会适用于爱尔兰公民，他们将被视为“和英国臣民一样”。他也拒绝了有关法案应该带有“反对种族或肤色歧视的条款”的想法。实际上，整场内阁讨论的主旨是控制移民，而不是为那些已经入境的人增加住房等资源。然而，财政部已经清楚地表明，那些移民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干的是英国本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例如开公交车或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简而言之，问题不是经济，而是国家身份认同。[80]

反对党工党谴责《英联邦移民法》是“向种族主义投降”，并在1964年大选险胜后通过了英国第一部《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1965年）。但该法尽管禁止煽动种族仇恨和在公共场所有歧视性行为，却不适用于住房或就业，也没有将触犯该法的行为定为犯罪。与此同时，政府认为应该对控制移民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包括大幅削减凭证方案准入的配额。刺激工党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大选期间西米德兰兹郡斯梅西克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意外获胜，因为其拒绝谴责“如果你想要黑鬼做邻居，就投票给工党”这样的口号。工党的住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在他的日记中悲伤地写道：“我们变得狭隘了，并且在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候削减了配额。”不管怎样，他“坚信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在西米德兰兹郡和东南部的选举中将必败无疑……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做保守党所做的事情，并将他们的政策变成两党都奉行的政策来打败他们”。[81]

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大政党都重新定义了英国公民身份的内涵。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对外籍劳工涌入时“辩论让移民获得公民身份”，而英国却反常地“讨论让公民作为移民入境”。显然，“正式的公民身份”没有“建构的国家身份认同”来得重要。换言之，“移民中的白种外国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有成为英国人的潜力而被吸纳为成员和公民”，英国白人居民仍然被鼓励移民到英联邦国家以“作为更大的不列颠群体的成员和公民来维持海外的不列颠性”。但移民中的有色人种公民则被拒绝接受为英国社会的成员，因为想必“他们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英国人”。[82]

伊诺克·鲍威尔1968年4月20日在伯明翰情绪化的讲话刻意突出“身份认同”的问题，他的意图比较复杂。原因之一是他在印度服过役，骨子里认为自由民主只能在同质化、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里才能蓬勃发展。同样有力的影响是两周前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电视转播的美国种族暴力景象。但鲍威尔也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意在坐上保守党党魁宝座，他精心地将选民来信的片段与他自己煽动性的论调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篇别有用心的精彩讲话。在后来的移民问题论战中，很多著名人物都采用了这种既有坚定信念，又能逢迎取巧的做法。鲍威尔说这个国家允许源源不断的移民以现有的规模涌入，是“疯了，真的疯了”。他宣称：“这就像看着一个国家忙碌地堆集自己火葬用的柴火……当我预测未来时，我有强烈的预感：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了‘多少人的血将染红台伯河’。”这句话出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这篇讲话广为人知（虽然有些不准确）的标题《血河》（Rivers of Blood）就是这么来的。[83]

在随后的激烈争议声中（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保守党领导人爱德华·希思将鲍威尔逐出了他的影子内阁，因为他称这一讲话“是种族主义论调，有可能激化种族矛盾”。但据希思的传记作者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说，“毫无疑问，因为鲍威尔的压力，他让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84]大多数评论家一致认为，鲍威尔关于种族的言论“鼓励选民支持保守党，这在1970年的大选中至关重要”，希思以31席的多数优势上台。1971年，保守党的新《移民法》（Immigration Act）将传统的“外国人”和“英国臣民”二分法变成基本上“按照种族来划分的类别”。一方面，“有居住权的人”——本质上就是因为出生地或血统而成为英国人的人——不受限制；另一方面，“没有居住权的人”可以申请工作签证，但没有永久定居或申请家属入境的权利。1971年的法律“去除了过去帝国海纳百川的英国臣民或公民概念的最后一点残余”。[85]

两大政党从1961年至1971年实施的移民控制被左派斥为种族主义和狭隘。但看来矛盾的是，它们也促使英国成为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麦克米伦政府即将实施《英联邦移民法》的报道引发了一场“赶在禁令实施前（申请移民）”的狂潮，让当地旅行社大赚了一笔。结果，英国的亚裔和黑人人口从1960年7月到1962年6月的两年内翻了一番，从25万增加到50万。该法的威胁也促使很多以旅行务工身份临时居留的人决定永久定居并让家人也搬过来。让现有和未来移民的妻子、未婚伴侣及子女入境的决定“明显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尽管后来有试图堵住漏洞，特别是撒切尔政府的《英国国籍法》（1981年），从1963年到1989年每年都有3万到5万亚裔和黑人移民来英国定居，只有两个年份除外。[86]

入境后，他们也遵循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等早期来英国的移民的规律。一开始，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抱团，忍受当地人的猜疑甚至敌意，并且住着最差的房屋，干着卑微的工作。但后面的几代人开始在地理上分散开来，并且从事更赚钱、更被人信赖的工作，特别是如果他们熟练掌握英语并接受英国服饰的话。简而言之，“沦落贫民窟”然后“融入社会”似乎都有几分“命中注定”的意思。当然，其他因素会阻碍融入社会的速度——特别是严格坚持某种宗教传统，可能是天主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在不同的族裔群体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别。“大多数衡量当代英国人成功的粗略指标（比如住房拥有率、汽车拥有率、不同职业类型的分布情况以及教育成就水平）显示，非洲裔、印度裔和华裔群体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加成功，而加勒比移民、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群体的成功程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这种差别既证明了阶级差异，也证明了民族差异。[87]

1971年的《移民法》于1973年1月1日生效——英国于同一天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了向约2亿欧洲国家公民（基本上是白人）开放边界的进程。按照英国首席谈判代表的说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而媒体和议会中偶有出现的批评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运动。在20世纪的剩余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欧共体国家公民来到英国生活和工作，伦敦出现了大规模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社区。其实，直到2004年欧盟大规模东扩，欧洲移民都没有成为政治问题，加上托尼·布莱尔政府决定立刻批准自由流动，而不是像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将其分阶段实施（见本书第103页）。从2004年到2017年，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口比重从1.5%增加到了5%多一点。90万波兰出生的居民占了全国所有非英国出生居民的10%——比印度出生的还多。这些人口变化发生的同时，英国仍然在吸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入境的英联邦移民，并试图让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子孙完全融入社会。这种移民同时从欧洲大陆以及昔日的帝国大规模涌入的现象，在英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88]

脱欧一事对欧盟居民的影响仍在未定之天。但英国走向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虽然英国历史上以及各地区的人口普查数字并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致规律是很明显的。从1991年“族裔”开始成为自我身份识别的类别，到2011年的人口统计，“白种”族群的人口比例从94%降到了86%，其中有80.5%的人自称“白种英国人”。2011年，“亚裔/亚裔英国人”占人口的7.5%，而“黑人/非洲裔/加勒比裔/黑种英国人”的占比为3.3%。种族融合的现象也不断增多。大约一半有伴侣的、英国出生的黑人男性是与白人女性同居，而英国出生的黑人女性的这一数据则是三分之一。尽管“跨族裔”通婚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没有那么常见，但跨族裔通婚现在一共占全体婚姻数量的2%。[89]

尽管近来移民规模较大，情况较复杂，但仍然大致符合英国的长期规律。“在过去的200年里，英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一方面，种族主义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移民，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常常见证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流动。”[90]2018年的“温德拉什号丑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两点。特蕾莎·梅所谓的“（针对‘非法移民’的）不利环境”，试图掩盖弱势非白人公民受迫害的事实。梅在舆论最激烈的时候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纪念“帝国温德拉什号”抵达75周年的下午茶，这恰恰反映了此前英国领导人（比如拉布·巴特勒）是欺骗、肮脏以及虚伪的混合体。另一方面，梅在丑闻之后任命执掌内政部的萨义德·贾维德（Sajid Javid）是一个巴基斯坦移民之子，其父在1961年来到兰开夏郡，开始当公交车司机。贾维德对“温德拉什号丑闻”曝光的第一反应是：“这有可能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叔叔……也有可能是我。”[91]

* * *

戴维·卡梅伦想要“不加掩饰”地讲述全球化英国的故事，但也要为“英国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但要同时做到这两点很有挑战性。任何有关英国崛起为全球势力的全面故事都既要讨论制海权，也要讨论奴隶制。它必须承认对国家商业和工业革命有贡献的英雄企业家和发明家的智慧，也同样要承认从人口贩运中获得的利润。但它不应该忽视自由的意识形态——自由劳动力和自由贸易，这是英国的帝国工程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就难解难分的一部分。两者都反映了英国的价值观，特别是福音派新教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被这个国家在当时独一无二的财富和实力地位变为政治现实。给奴隶主丰厚的补偿降低了议会废除奴隶制的阻力，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是用帕默斯顿的“炮弹”推行的。这种自由的意识形态——预备让“落后种族”获得自我管理——被用来为殖民统治正名，尽管现实情况常常是不闻不问或种族主义的剥削。然而，出于原则性和机会主义目的，殖民主义者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满足当地人的独立诉求。而且“我是英国公民”（Civis Britannicus sum）——尽管这句肤浅话语的含义不被人所喜欢——最终还是让数以千计的非白人英国“公民”踏上了英国的海岸。他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后代正逐渐改变“英国人”的含义。

要如何讲述这段在历史上和道义上都颇为复杂的故事，这对未来的学者和教师都是一个挑战。那么，未来的政治家们敢直面这样的挑战吗？

[1]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1883), 296 and 50–1.

[2]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8.

[3]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quoting 45, 302 and 192.

[4] D. A. Low, The Contraction of England (Cambridge, 1985).

[5] Powell, speech, 22 April 1961, J. Enoch Powell papers, POLL 4/1/1, file 6(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Cambridge – henceforth CAC).

[6] David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 A Forgotten History, (London, 2016), 15 –also quoting words written by Stuart Hall in 2008.

[7] “英国的历史和大英帝国的历史是不能被轻易割裂开的”——P. J.Marchall,‘No fatal impact?: The elusive history of imperial Brita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 March 1993, 8。

[8] John Darwin, Unfinished Empire: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Britain (London,2012), xii–xiii.

[9] Ian K. Steele的书名， The English Atlantic, 1675–1740: An Explor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1986)。

[10]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2002), ch. 6, esp. 227–8,237.

[11] Richard S. Dunn,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London, 1973), 226.

[12] Peter H. Wood, Black Majority: Negroe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from 1670 through the Stono Rebellion (New York, 1974), 152.

[13] Letter of 1779 quoted in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1985), 119.

[14] 1磅≈ 0.45千克。——编者注

[15] See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 ch. 3, quoting 148; Elizabeth Abbott, Sugar: A Bittersweet History (London, 2009), ch. 2, esp. 56–70.

[16]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Baltimore, 1969), 71.

[17] Neil McKendrick,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82), 28.

[18]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New Hist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2014), chs 3 and 9, esp. 73 and 244 (Marx, Merivale);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ch. 9,esp. 340, 343–6.

[19] Speech of 4 March 1858 in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James H. Hammond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1866), 317; D. P.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1861–1865 (New York, 1974), 199–206.

[20] Crook,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he Powers, 6–7; Darwin, Unfinished Empir,168; ‘The prospe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 . .’ The Times, 4 June 1851, 4.

[21] Kathleen Burk, Old World, New World: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America(London, 2007), 311–24.

[22] 本段引文出自Boyd Hilton,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1846 (Oxford, 2006), 1。

[23] Quotations from Eric Williams, ‘Laissez Faire, Sugar and Slave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8 (1943), 67; see more fully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London, 1944).

[24] Kenneth Morgan, Slaver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Africa to America(Oxford, 2006), 157; see also J. R. Oldfield, Popular Politics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The Mobilis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e Slave Trade, 1787–1807 (Manchester,1995), 61.

[25] See Roger Anste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London, 1975), chs 14–17, quoting 374.

[26] Nicholas Draper, The Price of Emancipation: Slave-Ownership, Compensa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Slavery (Cambridge, 2010), 106–7, 112, 156; Olusoga,Black and British, 230. “解放”后，成年奴隶仍然会被强迫工作6年，以一种为他们的前任主人做“学徒”的方式——这一规定直到1838年在另一场大规模请愿运动后才被废止。

[27] Hilton, A Mad, Bad, and Dangerous People? 502–3; Simon Morgan,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and British Anti-Slavery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1838–1846’,Historical Journal, 52 (2009), 90–1.

[28] David Cannadine, Victorious Century: The United Kingdom, 1800–1906(London, 2017), 219.

[29] Douglas Hurd, Robert Peel: A Biography (London, 2008), 344, 368.

[30] Darwin, Unfinished Empir, 60.

[31] The Cobden Centre, ‘Our Vision’, https://www.cobdencentre.org/about/ourvision/

[32] Quotations from Hurd, Robert Peel, 333, 340, 359.

[33] 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 1985), 143, 145.

[34] Quoted in Eric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1959), 34.Charles Grant曾是公司职员，使用的是自由贸易主义的论点。

[35]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35.

[36]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0 July 1833, third series, vol. 19: 503–36,quoting from columns 535–6.

[37]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 1970 (Cambridge, 2009), 183. See also Claude Markovits, ‘Indian Merchant Networks outside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Preliminary Survey’, Modern Asian Studies, 33 (1999), 883–911.

[38]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0; more generally, B. R. Tomli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j: The Economics of Decolonization in India (London, 1979), ch. 1.

[39]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194–6.

[40] Gordon Joh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Indian Nationalism: Bombay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880–1915 (Cambridge, 1974), 33–4, 130–1, 187–8.

[41] Sunil Khilnani, The Idea of India (London, 1998), 23. Priyamvada Gopal, Insurgent Empire: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and British Dissent (London, 2019), 5–6.

[42] See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Princeton, 2007), ch. 1.

[43] Darwin, Unfinished Empir, 90, 95. 英国人口在1815年时约为1 600万，到1914年时增长到3 900万。

[44] Carl Bridge and Kent Fedorowich, eds, The British World: Diaspora, Culture and Identity (London, 2003), 5.

[45] Miles Taylor, ‘Imperium et Libertas? Rethinking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 (1993), 12.

[46] Seeley, Expansion of England, 158–9, 301; Robert Holland,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in Judith M.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Oxford, 1999), 117.

[47] Michael Kenny and Nick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The Anglosphe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2018), 17, 28; John E. Kendle,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Toronto, 1975), 302; W. David McIntyre, Historia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1907–1948 (London, 2009), 116.

[48] Martin Thornton, Sir Robert Borden (London, 2010), 46; W. K. Hancock, ed.,Selections from the Smuts Papers, vol. 3 (Cambridge, 1966), 510–11.

[49] Brown and Louis, eds,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4: 71–2.

[50] Ian E. Johnston-White,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Victo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7), 92, 143, 270–1. 印度也征募了大约250万军队，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军，但这还不到该国3.15亿总人口的1%。

[51] John Ramsden, Man of the Century: Winston Churchill and his Legend since 1945 (London, 2002), 326–9.

[52]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OM, 1938–1945(London, 1971), 778.

[53] Richard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in Current Perspective (3rd edn,New York, 1980), xiii.

[54] On this, see Peter Riddell, Hug Them Close: Blair, Clinton, Bush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2003).

[55]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84: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2nd edn, London, 1984), 43.

[56] See David Reynold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Oxford, 2006), 308–30; Alex Danchev, On Specialness: Essays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London, 1998).

[57] CC (61) 24, 26 April 1961, CAB 128/35 (TNA).

[58] Stuart Ward, Australia and the British Embrace: The Demise of the Imperial Ideal (Melbourne, 2001), 81; Kenny and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78–81.

[59] Sir Con O’Neill,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of 1970–1972 (London, 2000), 146; Paul Keating, Australia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27 Feb. 1992, http://australianpolitics.com/1992/02/27/keating-blastsliberal-party-fogies.html

[60] Andrew Roberts, ‘CANZUK’ The Telegraph, 13 Sept.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9/13/canzuk-after-brexit-canada-australianew-zealand-andbritain-can/; and Andrew Lilico, ‘From Brexit to CANZUK’, Financial Post, 1 Aug. 2017,https://business.financialpost.com/opinion/from-brexit-to-canzuk-a-call-from-britain-toteam-upwith-canada-australia-and-new-zealand. See also Boris Johnson, ‘The Aussies are just like us’, Daily Telegraph, 25 Aug. 201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10265619/The-Aussies-are-just-like-us-solets-stop-kicking-them-out.html

[61] Duncan Bell, ‘Empire of the Tongue’, Prospect, February 2017, 42–5; Annabelle Dickson, ‘Ex-colonies to UK: Forget Brexit “Empire 2.0”, Politico, 26 Feb. 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commonwealthsummit-wont-be-empire-2-0-for-brexit-uk/;Kwasi Kwateng, Priti Patel, Dominic Raab, Chris Skidmore, Elizabeth Truss, Britannia Unchained:Global Lessons for Growth and Prosperity (London, 2012), 61, 78. Seegenerally Kenny and Pearce, Shadows of Empire, chs 6–7.

[62] Barack Obama, ‘Barack Obama: As your friend, let me say that the EU makes Britain even greater’, The Telegraph, 21 April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4/21/as-your-friend-let-me-tell-you-thatthe-eu-makes-britain-evengr/; Jon Stone, ‘Boris Johnson suggests “part-Kenyan” Obama may have “ancestral dislike” of UK’, Independent, 22 April 201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orisjohnson-suggests-part-kenyan-obama-may-have-an-ancestral-dislikeofbritain-a6995826.html

[63] Tim Shipman, All Out War: The Full Story of Brexit (London, 2017), 297–302,386–92; Owen Bennett, The Brexit Club: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Leave Campaign’s Shock Victory (London, 2016), 323.

[64] James Kirkup and Robert Winnett, ‘Theresa May interview’, The Telegraph, 25 May 2012,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immigration/9291483/Theresa-May-interview-Were-going-to-give-illegal-migrants-a-really-hostile-reception.html

[65] HC 500 and 990 (15 Jan. and 3 July 2018), quoting HC 500, 3; see also Amelia Gentleman, The Windrush Betrayal: Exposing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London, 2019).

[66] Panikos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Institutional Racism since 1800 (London, 2010), 11–13.

[67] Stephen Leslie, et al., ‘The fine-scal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population’,Nature, 19 March 2015, 309–14; cf. Hannah Devlin, ‘Genetic Study reveals . . . ’,Guardian, 18 March 2015.

[68]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13–26; Robert Blake, Disraeli(London, 1960), 152–3.

[69] Jill Pellew, ‘The Home Office and the Aliens Act, 1905’, Historical Journal,32(1989), 369–85, quoting 369 (‘timelessness’). The Act is 5 Edw. 7, cap 13.

[70] Ian R. G.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939: The Making of Multi Racial Britain (London, 1997), xiii.

[71]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29–33, 467; Miranda Kaufmann, Black Tudors: The Untold Story (London, 2017).

[72] Winston James and Clive Harris, eds, Inside Babylon: The Caribbean Diaspora in Britain (London, 1993), 22.

[73] Olusoga, Black and British, 493–4.

[74] HC Debs 5 November 1954, 532: 827.

[75]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52–3, 55.

[76]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23–31, 67 (Swinton), 89–90.

[77] Kathleen Paul, Whitewashing Britain: Race and Citizenship in the Post-war Era(London, 1997), 132, 234.

[78]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42–6.

[79] Swinton, memo, 23 Nov. 1954, C (54) 356, CAB 129/72; Andrew Roberts,Eminent Churchillians (London, 1994), 225, quoting Sir David Hunt, 31 Dec. 1992; and generally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58–87.

[80]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87–91, 115; Butler, memo, ‘Commonwealth Migrants’, 6 Oct. 1961, C (61) 153, CAB 129/107; Cabinet meeting, 10 Oct. 1961, CC 55 (61) 3, CAB 128/35. See also Dennis Dea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1961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Act: The Inside Story’, Race and Class, 35/2 (1993), 57–74.

[81] Paul, Whitewashing, 168, 174–5; Richard Crossman, The Diaries of a Cabinet Minister,vol. 1 (London, 1975), 2 Aug. 1965, 299.

[82] Quotations from Paul, Whitewashing, xiv–xv.

[83] 1968年4月20日在西米德兰兹地区保守政治中心的年度大会上的演讲，POLL 4/1/3 (CAC)；Peter Brooke, ‘India, Postimperi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Enoch Powell’s “Rivers of Blood” Speech’, Historical Journal, 50 (2007), 669–87; Camilla Schofield, Enoch Powell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Britain (Cambridge, 2013),208–37。

[84] Schofield, Enoch Powell, 237; John Campbell, Edward Heath: A Biography(London, 1993), 245.

[85] Quotations from Nicholas Hillman, ‘A “Chorus of Execration”? Enoch Powell’s“Rivers of Blood” Forty Years On’, Patterns of Prejudice, 42 (2008), 104, and Spencer,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44.

[86]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29–34, 154–5; Neil MacMaster,Racism in Europe, 1870–2000 (London, 2001), 181. 英国因为接纳被Idi Amin的政府驱逐出乌干达的亚洲人（大多数持有英国护照），1972年的移民总数超过了6万。

[87]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94, 121, 183; Spencer,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158.

[88] Con O’Neill,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2000),232;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UK Population by Country of Birth and Nationality:2016’, esp. section 7,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opulationandmigration/internationalmigration/bulletins/ukpopulationbycountryofbirth andnationality/2016#poland-remains-the-most-common-non-uk-country-of-birth-andnonbritish-nationality

[89]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dent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1’,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ethnicity/articles/ethnicityandnationalidentityinenglandandwales/2012-12-11#changingpicture-of-ethnicity-over-time; Miri Song, ‘Is Intermarriage a Good Indicator of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5 (2009), 332, 344.

[90] Panayi, An Immigration History, 316.

[91] Edward Malik, ‘Sajid Javid’s Windrush fury’, Sunday Telegraph, 28 April 2018, https://www.telegraph.co.uk/politics/2018/04/28/sajid-javids-windrush-fury-could-havemum-dad/

第五章

掌控我们的过去

历史唯一能教给我们的，是人类朽木不可雕吗？

——温斯顿·丘吉尔

1946年[1]

[1] 丘吉尔1946年9月16日在苏黎世的演讲，http://www.churchill-society-london.org.uk/astonish.html

“投脱欧。夺回控制权。”2016年6月的全民公投成功后，脱欧派神气十足。然而在随后的3年里，随着英国试图脱离欧盟，它自身也陷入困局。这些周折部分反映了特蕾莎·梅扭曲的性格——这个主题构成了本章的第一节。但2016年至2019年的乱局也有更为深刻的根源——特别是留欧和脱欧方案的历史缺陷，还有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这些更大的问题。我将在本章反思这些问题，为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画上“句号”。

脱欧就是乱局

2016年7月，戴维·卡梅伦突然宣布辞职，留下了政治真空，特蕾莎·梅急于上位，公开宣布她将致力于“实现”英国脱欧。但2019年3月的《泰晤士报》精辟地描绘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她“或许拿到了一手几乎打不赢的烂牌，但每一天她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坏事是她无法弄得更糟的”。[1]这样的结束令人唏嘘，因为早在1974年，年仅18岁的特蕾莎·布拉西耶（Theresa Brasier，布拉西耶是梅的婚前姓）就在刚上牛津大学时宣布她立志要成为首相，而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先她一步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时，据说她还有点不开心。考虑到她的万丈雄心，梅主政之失败令人大跌眼镜。但她个人能力的局限也凸显了英国脱欧某些内在的困局。

往好的方面说，她工作拼命，而且对细节问题非常重视，但除了个别时候显得大胆到近乎冒失，她也相当谨小慎微。梅是一位圣公会高派牧师的独女，双亲在她20多岁时就都已亡故，她非常羞涩内敛，缺乏大多数野心勃勃的保守党男性党员那种“长袖善舞”的做派。她几乎不会和人闲谈——有时会和她一起吃饭的内阁秘书长杰里米·海伍德（Jeremy Heywood）说，他们常常“吃到主菜时就没话说了”。根据一位前任大臣的说法，她也“相当反智”，“不是什么有思想深度的人”。[2]梅强烈的爱国热情根植于她那相当拘束的牧师家庭价值观以及对20世纪50年代伦敦四周诸郡地区的浪漫情怀。她的爱国情怀深受保守党——她的情感归宿——影响，常常表现为对板球的热爱。有意思的是，她年轻时的板球偶像是杰弗里·博伊科特（Geoffrey Boycott）：这位沉闷的首发击球手曾代表约克郡和英格兰参赛，他为人称道的是，不管比赛打成什么样，他都能像帽贝一样牢牢占据击球线。一位老保守党人说她是“一个难缠得要命的女人”，梅对这样的说法颇为自豪。[3]

为了弥补她在战略眼光和情商方面的不足，梅极度依赖两位政治助手：一个是政策智囊尼克·蒂莫西，他长着一副拉斯普京（Rasputin，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般的大胡子，梅的大部分政治讲话都出自他的手；一个是菲奥娜·希尔，她在梅露面时给她加油打气。在梅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尼克和菲奥娜对她悉心照顾——在大家眼中，两人在英国政府内部横行霸道，并最终因为部门内斗而走人。但他们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在公投宣传期间，他们说服梅采取“潜艇”政策，明面上支持留欧，但不要抛头露面，避免说任何高调支持欧盟的话。在卡梅伦辞职后，她因此似乎成了一个折中的合适人选，她得以带着两人组入主唐宁街10号。“脱欧就是脱欧”这句口号是蒂莫西的主意，梅欣然接受。这对外表明她将尊重公投结果，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可以商量。但其实这些政策选择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4]

梅心里有一些想法，两位助手将它们具体充实起来。梅不想像挪威和瑞士那样重新加入欧洲自由贸易区——英国在1960年建立了它，后来退出并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她想为“全球化的不列颠”“量身定做”一个适合其独立、主权和全球地位的协议。这反过来就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来与布鲁塞尔方面谈判，而不能让财政部或外交部——梅很讨厌这两个英国政府内部的大块头——来坏事。英国强有力的常驻布鲁塞尔代表伊万·罗杰斯爵士（Sir Ivan Rogers）警告说，成立一个新部门会浪费并分散人员和精力，结果被下令卷铺盖走人。

梅和蒂莫西一直都是欧洲怀疑论者，他们也认为脱离欧盟就必须同时脱离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她在当内政大臣时就不喜欢这个机构——的管辖范围，这就意味要脱离欧洲法院法官所支配的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在2016年10月2日的保守党大会上，她在一次有关英国脱欧的讲话——基本上是蒂莫西写的——中表明了这些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说“我们脱离欧盟可不是为了再度放弃对移民的控制权”。因为欧盟已经坚决表示，在英国正式通知脱离意愿，从而启动2007年《里斯本条约》第50条之前，不会开始任何谈判，所以梅也对保守党说：“我们要在明年（2017年）3月底之前启动第50条。”那样的话，英国将不得不在2019年3月底之前与欧盟达成协议，以保证顺利有序地脱欧。[5]

随后，梅于10月5日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跟我来》的主旨讲话（同样主要是蒂莫西写的）。她说英国脱欧完全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转折点”：她称之为“一个一劳永逸地改变我们国家发展方向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一生中只有一次”，因为公投并不只是表决脱离欧盟。“它与欧洲联盟所代表的更大的事有关”——“今天许多人”深深地感到“整个世界都在为少数特权人士服务，而不是为他们服务”。她宣称“身居高位者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与国际精英之间的共同利益似乎要大于他们的邻居、雇员和路人，这样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世界公民，那么你就哪里的公民也不是。你根本不知道‘公民’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这种典型的蒂莫西式的嘲讽让那些合法居留在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尤其感到不安与被冒犯。[6]

2016年10月的这两个重要政策讲话——事先都没有与她的内阁通过气——非常能解释后面发生的事情。梅对移民有着本能的“特别关照”，她把“边界控制权”摆在了其他任何问题之前，包括经济。这成了她众多“红线”中最红的一个。她急于洗清别人认为她仍然支持留欧的怀疑，于是也一心想在2017年3月底之前启动第50条。但除非英国方面真的心里有数，此后两年的倒计时——正如罗杰斯的警告所言——将把谈判的主动权拱手让给27个欧盟成员国。最要命的是，梅将公投结果视为进行一场民粹运动的跳板，并试图以此来定义她的首相职位。

换作是其他在政治和个人方面更为稳健的领导人，或许会因为这个52比48的国内分歧而决定达成妥协——与反对党对话，寻求所谓的“软性脱欧”。但公投期间产生的社会极化以及梅渴望将脱欧的烂摊子变成千秋伟业的心情，使她（在蒂莫西的鼓动下）将自己打造成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在这种行为模式下，她甚至想要阻止议会在脱欧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10月2日的讲话中，梅宣称那些主张议会两院表决才能启动第50条的人“是在反对民主，他们试图颠覆民主……他们是在侮辱英国人民的智商”。[7]这是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的论调——但在宪政上，主权在于议会这一人民的代表身上。而且在11月3日，英国最高法院的3名法官否定了政府宣称自己根据君主特权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启动第50条的主张。次日，在恐欧派人士保罗·戴克（Paul Dacre）的主笔下，《每日邮报》用头条将这几位法官斥为“人民公敌”。

这种“议会对抗人民”的激愤加重了政治辩论的民粹氛围，但现在梅不得不让威斯敏斯特议会参与英国脱欧进程了。2017年2月，启动第50条的表决在两院获得通过，正式的文件于3月29日被非常造作地呈交给布鲁塞尔方面。为期两年的倒计时开始了，但许多官员担心政府不清楚“脱离”欧盟会包括哪些内容，而且如果到时没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政府也没有为可能出现的混乱做好准备。为了增加英国的谈判筹码，梅——在蒂莫西的怂恿下——在1月宣称“没有协议也好过一个坏协议”。[8]

因此，到2017年春天，后续工作的核心框架已经准备就绪。一位希望暗中行事且固执的首相——受制于她的关键幕僚，并一心想从唐宁街10号主导英国脱欧——对布鲁塞尔能接受的条件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英国的谈判资本相当沾沾自喜。不管怎么说，虽然英国内部因脱欧问题引发的矛盾仍在持续，但梅的国内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直到2017年6月8日。

4月18日，梅突然通知她的内阁，她想要举行一次大选。和往常一样，她基本没有和别人商量。背后的主使仍然是尼克·蒂莫西。梅一开始还不同意，她从上台开始就告诉公众她没有这样的打算，但她此时在民调上领先20个百分点。2020年5月举行大选会给2019年3月的脱欧最后期限带来更多的压力，如果在2017年年中（6月8日）举行大选，那么在2020年5月就不用再选一次了。脱欧派非常开心，《每日邮报》高喊“打倒破坏脱欧的人！”。梅表示，她希望扩大保守党的多数席位，并在脱欧谈判中“增加我的资本”。[9]

然而选战成了一场灾难。蒂莫西和希尔现在是唐宁街里只手遮天的幕僚长了。记者蒂姆·希普曼（Tim Shipman）注意到，“大臣们不知道是梅做的决定，还是幕僚长替她做的”。她很少与两人对抗，常常被内部人士称为后者的“俘虏”或“囚徒”。蒂莫西负责竞选纲领，他在2016年10月5日的演讲稿中把“保守党革命”哲学过于深奥地表达出来。当他的社会福利主张适得其反，保守党的态度也突然发生大转弯时，梅急躁地强调：“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暴露出她的脆弱，也让这位牧师的女儿饱受信口雌黄的指控。在另一方面，选战也不顺利。她不善于独立思考，面对问题手足无措，只是机械地重复事先背好的讲话要点，而她不断将“强大而稳定”的领导地位挂在嘴边，很快就让人觉得是鹦鹉学舌。“机器人梅”（Maybot）——这是《卫报》记者约翰·克雷斯给她起的绰号——宕机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梅的竞选团队深知她不能冒险在英国广播公司与其他政党领袖进行现场直播辩论，所以她改派内政大臣安伯·拉德前去。虽然安伯的父亲两天前刚刚去世，但她表现得不错。不过对手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最后一刻的突然出镜，让大伙都毫不留情地注意到梅没有来。绿党领袖卡罗琳·卢卡斯（Caroline Lucas）说：“当领袖的第一条规矩就是要露面。”在梅的政治生涯中，这是她个人头一次被残酷地放在聚光灯下审查，她变得抑郁，更加木讷了。在投票当晚，她失去了多数席位。一位保守党特别顾问沮丧地评论道：“竞选纲领没有害我们输掉大选，害我们的是这个人。她不和人沟通。”[10]

6月8日后，保守党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但它并没有获得17席优势的多数席位，可以压工党一头单独行事；而是直接丢掉了13个议席。梅只有与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DUP）——该党坚决支持脱欧，也反对《耶稣受难节协议》——达成“信任与支持”协议才能保住执政地位。现在民主统一党基本上可以要挟梅，而他们拿到的首笔政治拨款高达10亿美元，后面还有更多。同样要命的是，由于选举不利，蒂莫西和希尔不得不辞职走人。英国政府内部许多人乐观其成，但他们的离去让梅无所适从，更加孤立无援。

在不到两周后的2017年6月19日，政治地位被削弱的梅开始与布鲁塞尔方面进行脱欧谈判。27个欧盟成员国为它们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敲定了清晰的立场，并坚决支持。相比之下，英国方面则准备不足——政府缺乏规划，再加上又有近两月的时间去忙大选的事了。2017年进行的大部分谈判都是在讨论英国彻底完成其财政义务的方案——所谓“离婚账单”，并就在英国的欧盟国家公民和在欧盟的英国侨民的权利达成协议。梅乐观地认为他们在春天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脱欧后英国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了，这让欧盟领导人认为她“活在另一个银河系”。[11]直到2017年12月，双方才就财政和公民权利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其中英国需支付的金额以及欧洲法院的持续影响让很多强硬脱欧派感到不满，但这些都是对贸易和未来关系进行严肃谈判的先决条件。

梅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要在两年内完成所有必需的谈判是不可能的，便接受了到期后开始“过渡期”的想法。2018年1月欧盟在后面几个月进行第二阶段谈判的方针里明确表示，在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内，英国将继续受所有欧盟现行法规约束，并继续留在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内，但对于欧盟的决策没有发言权。[12]许多想要在2019年3月29日“实现”彻底脱欧的欧洲怀疑论者对政府进行抨击，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希望将过渡期称为一个有着严格限制的脱欧“落实期”，让英国和欧盟有“时间建立新的基础架构”并“尽可能地允许自由且畅通无阻的贸易”。[13] “尽可能”这个字眼很关键。欧盟不断询问英国打算如何解决“希望脱离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与拥有畅通无阻贸易和全面参与金融服务协定之间的矛盾”。[14]欧盟不愿让英国在共同市场的各个方面中“挑肥拣瘦”，强调欧盟的“四大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梅想要“掌控我们的边界”这一最重大的决心违背了最后一项原则，也限制了她在其他原则上的选项。

2018年7月12日，梅政府姗姗来迟地发表了有关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的白皮书，试图完成这件办不到的事。她几乎没有事先与同僚商议，打算在契克斯庄园为期一天的会议上强行让她的内阁接受协议提案——结果引起了一片哗然，随后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及其副手史蒂夫·贝克以及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经过一番犹豫）高调辞职。白皮书中提议的“货物自由贸易区”需要与布鲁塞尔方面维持一套“共同游戏规则”——这很难说是争取独立，因为欧洲法院仍可以对规则进行解释。“在边界畅通无阻的贸易”这一目标——梅政府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跨越英吉利海峡“零库存”供应链的现实——可以通过让英国替欧盟收取关税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大规模出现过。在很多脱欧派看来，提议中针对工作、商务和旅游的新“流动性框架”更像是今后倒退回“自由流动”的开端。其实，左、中、右各派都有人对白皮书所谓“这次脱欧将完全按照英国人民的民主决策来实现，并适用于整个国家”的说法深表怀疑。[15]

梅仍旧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她不顾约翰逊批评脱欧原本一片光明的“全球化的不列颠”现在笼罩上了“自我怀疑的迷雾”，继续迎难而上。[16] 2018年11月中旬，为期两年的脱欧谈判时间还有4个月多一点就要到期了，英国与欧盟终于达成了一项“脱欧协议”草案，同时还有一份没有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其中指明了双方日后谈判的一些方向。耗时5个小时的内阁会议气氛紧张，就这些文件进行辩论，许多大臣直言反对，梅拒绝交付投票表决，最终以“集体”决定的方式让它们强行过关。[17]所谓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成为关键，盖过了所有这些早期的模糊处理。任何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重建“硬性边界”的做法对都柏林方面和欧盟都是大忌，特别是因为此举会危及《耶稣受难节协议》和北爱和平进程。英国政府也有这样的顾虑，但如果不在2020年年底之前做出其他替代方案来取代欧盟的“边境保障措施”，民主统一党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会让北爱尔兰依然受制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没有任何摆脱的手段，进而会让阿尔斯特与英国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可能会把它推向与爱尔兰统一。梅的第二任脱欧事务大臣是多米尼克·拉布，他刚刚谈成了脱欧协议，却因边境保障措施辞职，并与一群保守党政治家一起公开谋求首相宝座。面对党内脱欧派和留欧派两方面的反对，梅突然取消了原定在12月11日对脱欧协议进行的表决——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得到过关所需的足够支持。

在这场挫败后，欧洲研究小组（European Research Group，ERG）的强硬脱欧派（几个星期来一直运作着将她赶下党魁的位置）现在获得了所需的48票来启动保守党议员的正式表决。梅以200票对117票的结果赢得了这场挑战，但这算不上对她的坚决支持。对很多政治人物而言，党内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反对可能就是要命的了。但欧洲研究小组错判了梅，她并没有被迫辞职，而是毫不畏惧地重申她决心“实现人民所表决的脱欧”。[18]有“雅各布·里斯-莫格的工会代表”之称的狂热脱欧派人士史蒂夫·贝克讽刺地保证，根据保守党党规，她在接下来12个月里都不会受到正式挑战了。

另一方面，欧洲研究小组已经表明他们是保守党的权力掮客，准备将脱欧大业置于党派之上，而且梅为了让她的提议在议会过关，决定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她穿梭于欧洲各国首都，想要争取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来给欧洲研究小组和民主统一党吃定心丸。这两股势力警告说，如果不这样的话，英国就要在没有脱欧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了。下议院对事态越来越滑向“莫格的规则”感到愤怒，那些想要避免无协议脱欧的议员开始反击，让议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打破现有的二选一局面——要么接受梅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

考虑到政府准备不及时导致的乱象——匆匆忙忙地将数以千计的公务员调往“前线”部门，无协议脱欧有引发混乱的可能性，可能会危及边界安全、信息系统、公共卫生以及食品、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强硬脱欧派嘲笑这种观点是比“恐惧工程”更厉害的贩卖恐慌，但独立的政府研究所在2019年1月底发表了一份批评性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准备无协议脱欧的方式——不愿公开谈论相关计划，并越发与议会为敌——让困难的局面雪上加霜”。[19]

梅软硬兼施，两度将脱欧协议草案和政治宣言提交下议院，结果遭到了惨败——432票对202票（2019年1月15日）和391票对242票（3月12日）。这对民主时代的任何一届英国政府都是前所未有的羞辱，而在关键政策上如此一败涂地的首相一般都会辞职了事。但梅再次表明她不是一般的首相。在第二次受挫后，她民粹主义那股劲又上来了，在电视上对公众喊话：“你们厌倦了政治把戏和稀奇古怪的程序性争吵……你们希望这一阶段的脱欧进程能够完成了结。我同意。我与你们站在一边……目前为止，议会为了避免做出选择而无所不用其极。”[20]她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只会激起众多议员的不满情绪。

议长裁定政府不能不断将已经被否决的议案提交下议院，为了避开这一裁定，梅在3月29日卷土重来，这次只有脱欧协议。她承诺如果议案通过，英国按时脱欧，她就将辞去首相一职。但她再度受挫，不过这次的票数差距“只有”344票对286票。一些向来批评脱欧协议的脱欧派领袖——包括约翰逊、里斯-莫格和拉布——这次改弦更张，宣称他们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脱欧方式（人们认为他们此番变卦是为了开始一场保守党党魁竞争）。但欧洲研究小组里还是有足够多自封的“斯巴达人”决心与梅的协议死战到底。其中就有史蒂夫·贝克，他曾在2010年对自由放任主义者同盟欢呼的成员说：“我认为欧洲联盟需要被彻底拆毁。”2019年3月，他对议会大为光火，叫嚣道：“我要将这个地方推倒拆掉，并扔到河里！”对像贝克这样的狂热分子而言，妥协是绝对不允许的。他对《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表示：“我知道投降的滋味。而我绝对不要再品尝一次。”[21]

现在，梅不得不请求欧盟在3月29日到期后短暂延长第50条。与此同时，得不到满足的议员急于“干掉”无协议脱欧，投票决定控制部分议会时间表，以进行“指向性投票”（例如关于留在关税同盟的投票）或许能指出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道路。不过党的纪律虽然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但在众议院的两大党还是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任何动议获得大多数支持。最终在4月2日，梅突然向左派靠拢——首次与工党进行商议，而不是竭尽所能地讨好保守党右派，为的是让脱欧协议和政治宣言可以在下议院过关。

在很多方面上看，早该做出这样的政治转向了。在这个仍旧势均力敌地分裂成两派的国家里，首相终于找到主要反对党来达成某种共识。但她的提议无果而终，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她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不愿对工党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她用了典型诡辩术，只是试图让工党相信这些文件的内容符合他们的政治需要。其次，更重要的是，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似乎比梅更加不胜任自己的职位。科尔宾从1983年就开始做后座议员，是强硬左派的老将，他以在投票时和自己的党对着干而出名，特别是在托尼·布莱尔担任党魁期间。他公开支持爱尔兰统一，反对英国加入北约和欧盟。但突然间到2015年，选举工党党魁的规则发生了不切实际的变化，科尔宾在大部分工党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在党员中赢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次年，在脱欧公投造势期间，尽管“留欧”是工党的公开政策，他却没有积极地予以宣传，而在“脱欧”胜出后，他又保持中立——显然是希望让梅独自承担实现脱欧的苦差事。

不出意外，梅和科尔宾的谈判无果而终。而她去与这样一位被强硬左派参谋围绕着的、反犹主义指控缠身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里斯-莫格语）做交易，只会让脱欧派对她更加疏远。《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作家昆廷·莱茨（Quentin Letts）气急败坏地说，“那个信教的糖尿病患者”将被人称为“叛徒”，而且“她活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就会撇撇嘴，吐一口绿色的唾沫泡到地上。”[22]

4月10日，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英国延期到10月31日。但梅因为装模作样地与工党谈判而浪费了几个月时间，随后她的脱欧协议又在议会过关未果。她几乎成了所有人的笑柄，终于在5月24日宣布她将在2019年6月7日辞去党魁一职——距离她在大选中的惨胜正好两年。曾经骂了她几个月的对手现在对她不吝溢美之词，然后再用欧盟延期的最后两个月来争夺党魁和首相职位。这意味着英国的下一任首相是16万保守党党员选举出来的——大约只占全体选民的0.35%，人数比1832年《改革法》通过之前还少。

特蕾莎·梅给自己设定的两个目标是在2019年3月29日前脱欧和保持保守党统一。尽管她毅力惊人，但她还是错过了期限，让党陷于分裂，并且在英国脱欧公投近3年后还要举行一轮欧盟议会选举。至于戴维·卡梅伦，他在2016年推出不成熟的公投来打击奈杰尔·法拉奇和英国独立党，现在他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法拉奇及其新成立的英国脱欧党在2019年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大败保守党。

自从爱德华·希思在1973年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所有4位继任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梅杰、卡梅伦和梅——都基本上被“欧洲”钉在了十字架上。然而在2019年6月，不下10位保守党党魁候选人似乎都急着想跟随他们踏上加略山。但新任首相不得不继续面对把梅搞垮的那些问题。

鲍里斯·约翰逊在党魁角逐中胜出。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其他竞争者，包括迈克尔·戈夫——2016年时的“埃古”。虽然一位留欧派幕僚说约翰逊“是个明星，而不是领袖”，但约翰逊坚信自己有能力摆脱保守党前任们的欧洲厄运。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温斯顿·丘吉尔——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而在他于2014年出版的书《丘吉尔因素：一个人是怎样创造历史的》（The Churchill Factor: How One Man Made History）里可以一瞥约翰逊对当领袖的看法。这本有趣的（自我）传记的第15章标题为《与历史玩轮盘赌》。虽然“大多数政治家随波逐流”——他们“看什么事是不可避免的，然后试图与命运站在一边”，但丘吉尔“用他的洪荒之力改变了事情的走向，使之符合”他的理想。约翰逊宣称，“这就是为什么他与这么多重大的错误有关——因为他敢于尝试改变整个历史的面貌。他能炸开舱门，试图争取控制一架失事的飞机。他就是钩破命运外衣的那个大爪子”。约翰逊继续写道，在1940年，时代“需要拥有近乎超人意志和勇气的人来阻挡世界陷入灾难”。[23]

或许约翰逊认为，他自己在2019年也面对类似的处境：毕竟对于将要抓住命运的人，犯点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呢？

英国脱欧与历史

特蕾莎·梅担任首相期间的脱欧闹剧很大程度上是她个人的失误，特别是她在没有获得广泛支持的谈判地位时就启动了第50条，导致她在大选中失去了微小但稳固的下议院多数地位，并迟迟没有在党内小圈子之外进行政治协商。但长远来看，她的形象将取决于继任者的表现。不管怎么说，她的失败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在更深的层面上，脱欧派和留欧派根据一张在政治上似乎泾渭分明但在道理上空洞无物的公投选票，常常全然不顾历史地提出各自的主张。

2016年公投选票上的字句非常简单：“联合王国应该继续留在欧洲联盟还是应该脱离欧洲联盟？”“脱欧”是一个绝妙的口号——代表着精力、决定和行动。相比之下，“留欧”就显得静止木讷，这个词暗含了满足现状，至少是接受现状的意思。它缺乏活力，而且对未来没有提出任何愿景。

不过仔细想一下“离开”这个词在日常对话中是怎样使用的。如果有人说“我要离开了”，那么自然的反应就是问：“你要去哪里？”如果回答说“不知道。我就是想离开”，这就不是很合情理了。或者在被问到“有什么路线图？”时回答说“还没有。这只是意志力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且不光是“离开”会引来“去哪儿”的问题。这个词本身在用于“退出”欧盟时，根本就是误导人。“在”与“不在”可能真的是一个严格的法律问题，但就历史现实而言，任何形式的脱欧都注定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脱钩”的过程。英国必须艰难地从欧盟脱钩，把45年来累积的数千项法规和协定一件件撤销。然后政府还必须将希望保留的数千项法规制定成英国法律，好与欧盟保持某种程度的顺利互动。更不要说还得再达成数千项协定，以和27个欧盟国家及那些不再受欧盟协定覆盖的贸易伙伴建立新的关系。同样欺骗人的是梅反复要求议员支持她的脱欧法案，好让她的政府可以“实现”（deliver）脱欧——说得好像在“送出”（deliver）一份比萨饼或快递。

换句话说，我们谈论的是一项杂乱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不管有没有协议。脱欧派在他们老到的宣传中一直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脱欧的那一刻或许会在身份政治方面给一些人带来欢喜之情——鲍里斯·约翰逊急切地期待“欢庆的日子”，那一天“教堂的钟声敲响，打造纪念币，发行纪念邮票，一座座山顶上点燃篝火，发出自由的光柱”。但收回“主权”的身份口号忽视了现代世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现实。多米尼克·拉布这位坚定的脱欧派人士在2018年当过4个月的脱欧事务大臣，他看到这一问题时似乎为时已晚。就在他辞职之前，他在一个科技会议上承认：“我之前没有完全理解这一问题，但如果你们看一下英国，看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货物贸易的，就会发现我们尤其依赖多佛尔——加来的航运。”的确如此，多佛尔港每年经手250万辆载重货车，贸易量价值1 190亿英镑，大约是英国货物贸易总额的六分之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悬崖与大海之间面积8平方公里狭小空间的港口设施里处理的。[24]对任何想“实现”英国脱欧的人来说，这些数据都非常重要。

再拿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来说，这位仕途坎坷的狂热脱欧派人士在2016年东山再起，被梅委派负责新成立的国际贸易部。福克斯强调说，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规定和我们的法律已经完全一样”，还说“我们无法达成一项自由开放的协议，唯一的原因就是政治因素挡了经济的道”。[25]福克斯撒了两个谎。首先，在国际谈判中，政治因素怎么可能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英国不是以一个俱乐部成员的身份进行谈判，而是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第三国——想要“进入这个现在已经是他们的市场”，英国不再与管辖该市场的跨国法律和法院有什么瓜葛。[26]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能获得的贸易地位不如之前有利。英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在欧盟按单点菜了，菜单和价格都将由布鲁塞尔说了算。

不过，脱欧派在思想上的表里不一与留欧派在思想上的乏善可陈可谓不相上下。在公投辩论期间，留欧派表示，利弊相权，英国“留在欧盟更强大”。但他们说的可是要留在一个在1989年欧洲统一的兴奋点消退后越来越运转不灵的联盟里。历届英国领导人都没有认认真真地与这个联盟打交道，他们宁愿在一边抱怨，而不是亲身参与建设同盟、达成妥协的艰苦工作。最重要的是，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联盟关键的奠基阶段没有施加影响，而是以骄傲的战胜国和全球大国自居，仍旧沉浸在“我们最辉煌的时刻”的风采之中，堂而皇之地宣称“欧洲”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因此，留欧派提出的理由消极多于积极。2016年4月卡梅伦政府送到每家每户的留欧宣传单上列举的要点是：“保护工作岗位。经济更为强大。提供社会保障。”[27]比起脱欧派响亮地喊出与欧盟一刀两断、重新开始相比，这显得没有那么激动人心，脱欧派还会信誓旦旦地用一些“将会发生什么”的说法来添油加醋，例如“我们每周可以节省3.5亿英镑。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钱用在我们最要紧的事情上，例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学校和住房”。[28]鲍里斯·约翰逊就经常在一辆公交车前面拉票，车身上写着：“我们每周向欧盟送3.5亿英镑。让我们用它来资助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吧。让我们夺回控制权。”[29]

不管怎样，卡梅伦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场公投当成决定英国未来的战斗，而是更多当成与党内的欧洲怀疑论者玩的一场烦人的游戏。他拒绝与约翰逊和戈夫正面对垒，他希望在留欧胜出后尽快弥合党内的裂痕。加上他对欧洲的立场不冷不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很少出来积极地为欧盟辩护，称它是自1945年以来的和平维护者。对脱欧会给北爱尔兰和《耶稣受难节协议》带来的影响，他也保持沉默。而且关税同盟的问题更是罕被提及（不管是哪一方），这让人理所当然地以为英国可以从欧洲这块蛋糕上挑喜欢的吃，把不喜欢的吐掉。本质上讲，卡梅伦版本的成员国身份就是“仅仅留在”欧盟——但“不参与政治、货币、银行和财政的同盟”以及无边界控制的申根区，并在司法和内政问题上“挑肥拣瘦”。脱欧派也暗示英国可以随意挑选采摘欧盟的果实，不过他们认为是从“欧盟的篱笆外”。[30]

关键的是，双方都没有坦诚面对英国与欧洲的历史关系：在入盟45年后，英国究竟与欧盟相互牵扯到了何种程度？一体化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打造了一个持久的组织并促进了欧洲的和平？公投对一个日益分裂的王国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人民有何政治影响？

双方在利用“历史”方面往往都是各取所需。对戴维·卡梅伦而言，历史似乎主要是国家自豪感的储蓄库。除了《岛国故事》外，他最喜欢的历史书之一是《触摸苍穹》，这本1954年的传记写的是截肢的1940年皇家空军王牌飞行员道格拉斯·巴德。卡梅伦说，他在首相任内决心“将英国历史恢复为课程内容的重心”，因为他希望“今天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受到道格拉斯·巴德这样的英雄的激励，能认识那些让英国伟大起来的人”。[31]这种将历史视为伟人励志故事宝库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雅各布·里斯-莫格也受其影响，他在2019年利用自己作为政治明星的地位，出版了一本有关“塑造英国”的12名维多利亚时期“巨人”的书。这与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冷嘲热讽形成了鲜明对比。里斯-莫格说，斯特雷奇那本带有讽刺性标题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将一盏喷灯对准了英国19世纪的英雄”。在里斯-莫格的《维多利亚时期人物》（The Victorians）一书中，他提出了所谓的“大有值得学习之处的公众人物巡礼”——他们都是“拥有之前汉诺威王朝时期的人以及当今世界红男绿女所缺乏的目的感和使命感”的“英雄”。这本书恶评如潮——“陈词滥调、懒惰的历史”（《每日电讯报》）、“陈腐得令人难以置信”（《星期日泰晤士报》）、“里斯-莫格特有的右翼历史观的起源神话”（《卫报》），但这些差评远没有让作者感到困扰，可能还进一步被拿来证明当代人的堕落。[32]

对某些脱欧派人士而言，过去就是一个老套的历史类比资源库，例如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联邦”或者丘吉尔的“英语民族”，他们可以借此来顺理成章地脱离欧盟，回到“英语文化圈”。对另一些脱欧派人士而言，过去提供了精辟的警告——“苏伊士”对里斯-莫格而言揭示了“意志力”的必要性；在鲍里斯·约翰逊那里，谈到“希特勒”就大声疾呼欧盟“超级国家”的危险性。当然，约翰逊是个浮夸的表演家，他知道把历史作为娱乐的用处。实际上，在英国脱欧的一连串事件中，历史几乎沦为杂耍。2019年1月，欧洲研究小组的强硬分子、保守党议员马克·弗朗索瓦（MarkFrancois）谴责托马斯·恩德斯（Thomas Enders）——空中客车公司的德国籍总裁，因为后者说“请不要相信脱欧派的疯言疯语，说什么‘因为我们有大型工厂在这里，所以我们不会搬走，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他们是错的”。在一场针对“条顿人的傲慢”的愤怒表演中，弗朗索瓦在电视摄像机前撕毁了恩德斯的声明，并宣称：“我的父亲雷金纳德是一位诺曼底登陆老兵。他从未屈服于任何德国人的霸道行径，他的儿子也决不会。”[33]空中客车似乎并没有被吓住，但之后弗朗索瓦倒是成了电视台和电台的常客。

本书对历史的观点迥然不同，我认为我们需要避免喊口号，对于“我们岛国故事”复杂性的认识也要超越“1940年及其他”这种说法。本书回溯超过千年的历史，按照四个主题线索进行编排，当我们在反思脱欧辩论和展望英国未来时，每一个主题都值得铭记在心。

第一，“衰落”。从历史的视角看，不同寻常的是英国竟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而不是它的大国地位后来被人取代了。英国的大国地位是在海上力量的时代确立的。这个国家在地理上的岛屿地位给予了它大陆邻国所缺乏的安全保障，而它的海军和商船队将触手伸向了全球。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贸易网络让这个由欧洲大陆外海两座小岛组成的王国可以在其疆域之外获得人力和资源。但在20世纪，联合王国在欧洲内部受到了新兴德国的挑战，并在全球范围内被两个拥有大陆体量的对手美国和苏联所超越。更要命的是，在空中力量、远程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岛屿地位再也不能提供安全保障了。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1940年的传奇事件及其被逐渐铭刻在国家遗产上的过程放大了这种“岛国”心态。

1940年英国拒绝投降无疑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事件。要不然美国可能会退回到西半球的孤立主义中。但在身份政治和国家遗产中高举“我们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让我们忽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阶段。如果让某些脱欧派人士来说，英国全球地位的转折点不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是1942年2月在新加坡可耻的投降，后者在全世界面前让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颜面扫地。虽然英国在1945年收复了大多数在亚洲的领地，但它作为全球统治者的威信已经受到了致命打击。那些向往失去的“伟大地位”的人也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实力的现实情况。

但财富和实力不断变化的相对地位既揭示了改变，也揭示了连贯性。英国和法国仍旧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它们也是西方盟国中仅有的两个有能力在北约之外进行力量投射的欧洲国家。英国仍然是一个贸易大国。按照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是第五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第二十位上下。尽管有脱欧的不确定性和企业撤离造成的损失，伦敦依然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金融中心。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但在2016年的公投辩论中要紧的是另外两个有关经济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一是英国国内财富分配不均——主要是因为伦敦自古以来主宰着整个国家——导致了对首都精英的仇视。另一个是有些英国人似乎对已经失去的“伟大地位”耿耿于怀，却没有充分认识这个国家当初成为全球帝国的途径和原因。

本书的第二条历史线索是“欧洲”：英国长期以来与欧洲大陆的关系。1066年的两次入侵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走向和身份认同。9月25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约克附近击败了哈拉尔德·哈德拉达的维京军队，结束了数世纪以来挪威人对北英格兰的入侵。但1066年10月14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黑斯廷斯附近被诺曼底公爵威廉击败，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在之后的近400年里成为一个跨越海峡王国的北半部分。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的君主把主要精力放在南方，为保住在法国的领地而战，这些领地在战争的风云变幻中时大时小，最终在1453年几乎丧失殆尽。随后16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宗教改革标志着另一个400年的开始，其间英吉利海峡在英格兰海上力量的拱卫下，变得更像一道屏障而不是一座桥梁——保护国家免遭1588年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1803年至1805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以及1940年纳粹德国的入侵。

但在这几个世纪里，英格兰和英国的统治者也将他们的力量投射到欧洲大陆，为的是维持某种形式的和平，阻止法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独霸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的战争技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已经跨越了英吉利海峡这道屏障。在1998年，距首次钻探试验100多年后，一条穿越海峡的铁路隧道开通了。在安全方面，英国作为一个包括欧洲和北美的北约组织的一员，这一点自不必说。英国在始于1949年的北约的成立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对20世纪50年代在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不屑一顾。正是这种心态，加上戴高乐的两次否决，它直到欧共体已经成形，并且在若干方面有悖于英国基本利益的情况下才成为其成员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016年大多数选民投票“脱欧”从历史角度上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一旦英国真的最终脱欧，这个国家将意识到自己在欧洲事务中扮演平衡性角色更加重要了，但也更加困难了。

然后我们转向第三条线索，“不列颠”，我们需要在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历史的关系中来认识英格兰历史——尤其是要严肃看待爱尔兰海对岸的“另一个”岛国故事。联合王国发端于英格兰在这两座岛上的帝国建构工程，这一工程在百年战争失利挫败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野心后愈演愈烈。虽然亨利八世相对容易地兼并了威尔士，但与苏格兰——其他三个王国中最为发达的——的斗争则要费力得多。随后几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冲突表明，英格兰可以在军事上打击苏格兰，却无法将其完全征服。联合——先是1603年的王位联合，后是1707年的议会联合——最终看来是平定不列颠的最好办法。不过，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更加难以治理，其频频爆发的起义均得到了欧洲大陆势力的支持。17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内战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引发了同样惨烈的冲突，而在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革命政权支持下的民族主义者起义最终逼迫伦敦与爱尔兰实现议会联合。

19世纪，许多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参与“大英帝国”的过程中获益颇丰，并在征服和治理帝国领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列颠性”从来没有弥合爱尔兰的教派分歧，而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自治危机引发了独立战争、内战和南北分治，然后就是阿尔斯特长达30年的教派暴力冲突。相比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加强了曾在1914年前开始松动的“不列颠性”纽带，这种归属感直到20世纪末才有所消退。但在1998年，一份取消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武装边界的协定结束了北爱武装冲突，预示着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合作化，而在1999年，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议会正式成立。一场苏格兰独立公投在2014年失败，但有45%的选民希望脱离联合王国。

因此，联合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来打造和维持的。在伦敦运作的紧密的议会联合是对1707年和1801年安全危机的反应，但它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问题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进程试图放松中央的控制，但由于在脱欧公投中的分歧——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希望留在欧盟，而英格兰和威尔士选择脱欧，这一进程陷入混乱。由于英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英格兰，虽然两边的票数咬得很紧，但最终结果仍非常清晰，大多数人决定脱离欧洲联盟。其实，对两个联盟（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态度可能存在惊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英格兰投票脱欧的人中间。2018年宪政变革中心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得出结论：“特蕾莎·梅的‘宝贵的联盟’并没有在她自己的支持者或其他政党自称统一派的人中间获得太多有意义的支持。”特别是因为英国脱欧，至少四分之三的英格兰保守党选民说他们会支持苏格兰独立，并能接受北爱和平进程的解体，而近半数的人不认为苏格兰议员应该进入英国内阁。总体上看，欧洲怀疑论和所谓“权力下放焦虑”（devo-anxiety）——“给予权力下放地区利好政策而遗忘或抛弃了英格兰”的感受——在民调上普遍存在相关性。[34]但联合王国权力下放的进程不太可能被逆转，实际上，这一进程也扩展到了英格兰内部。或许这有助于解决支持脱欧选民的疏离感。给予英格兰各地区，特别是北部更大的自主权和相应的预算，将让这些地区可以在基建、运输和投资等关键问题上做出决定，而不再那么受制于伦敦。

超越“我们与他们”的英格兰中心历史观对于第四条重要主题线索——“帝国”——同样重要。英国与世界的相遇在传统上是从帝国中心的视角来书写的，记载的是“我们”对（以及为）“他们”做了什么。但“底层研究”的兴起使得被殖民者的声音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而近来“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发展探究“遍布全球的”多重“联系，尽管是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的背景下”，“对从同一视角来研究殖民地和帝国中心的历史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这些发展鼓励历史学家“打通国族史和帝国史”，将这两端联通起来，并突出“我们对其他人的依赖与剥削”。[35]

这一趋势作为史学创新的说明书，还是需要很多努力和投入的。但戴维·卡梅伦或迈克尔·戈夫这样的人渴望将历史作为“国家价值”和英国自豪感的补充，这如何能与前述的趋势相匹配呢？这样的历史是否一定会过于简化甚至失实呢？就拿英国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做例子。这终于成了一个公共辩论的话题，并在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从人口贩卖中发家的城市的市立博物馆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尽管这只是地方性的。但要在重新书写英国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中纳入奴隶贸易的内容，还需要多年的研究与讨论。而且这一工作不应该抹杀一个较为传统的叙事：基层道德和宗教运动反对奴隶制度，最终依靠19世纪英国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实力，推动议会通过——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国家自豪感是国家身份认同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它能与历史的真实性相匹配吗？

同样对历史提出考验的是大规模移民的现代故事。1945年之后，两党（保守党和工党）的政府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控制这一进程或缓解这一进程的人为后果，直到社会问题变得积重难返。但尽管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且自“9·11”事件以来青年穆斯林中的边缘群体有极端化的倾向，某种程度的多元文化还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展成形了。这个国家许多“有色”的英国人形成了自己的根和身份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何为“英国人”。简而言之，对那些关心英国历史的人来说，认真对待“帝国”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历史、创伤与机遇

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仅仅是学者们的自留地，也是一个公共议题，它能挑起人们的自豪与羞耻，乐观与焦虑，也会对整个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产生影响。20世纪末，相对清晰、简单、连贯地讲述一个有关20世纪英国世界地位的故事似乎是有可能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两次大战中打败了德国的军国主义霸权，在1945年后全球帝国迅速瓦解以及自1973年以来接受了一个以欧洲为主的身份。然而，脱欧引起的骚动却打破了这种连续的叙事。1973年，当英国准备加入欧共体时，评论家安德鲁·舍恩菲尔德（Andrew Schonfield）将其称为一个“前往未知目的地的旅程”。2017年，历史学家兼政治家朱莉·史密斯（Julie Smith）称英国加入和脱离欧盟的过程为“未知的目的地”。[36]

不管怎样，“失去一个帝国，找到一个角色”这条主线总是有问题的。这不仅是因为帝国的某些遗产被掩盖了——最主要的有爱尔兰、奴隶制和移民，而且还因为英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情结（因为脱欧而变得更为固执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鼓吹为一个以丘吉尔和1940年为中心的胜利叙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五十周年纪念之后，变成了一个深陷堑壕的悲剧叙事，是由少数“战争诗人”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讲述的。在这两次大战的英国版叙事中，“欧洲”仍然远在天边：在1914年至1918年，战斗主要是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边”进行的，而在1939年至1945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1940年“独立”作战，然后依靠非欧洲盟国（特别是美国和“英语民族”）获得胜利。1973年，英国就是带着这一版本的历史走到欧洲的谈判桌前的。这就是英国的历史“通用法规”。[37]

而这种历史叙事仍然与我们如影随形。2014年至2018年“一战”百年纪念的浓烈情绪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不仅没有对逝者“放手”，对“迷惘的一代”、堑壕和“无名士兵”的情感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同样明显的还有这个国家对“最辉煌时刻”电影和丘吉尔崇拜经久不息的热情。2019年4月，内阁大臣马修·汉考克（Matthew Hancock）在谈论保守党党员老龄化的问题时评论道：“我们必须让人感觉我们真的爱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成为今日英国的爱国者，而不是1940年英国的爱国者。”[38]

或许英国脱欧显而易见的政治败笔将会让人们难以沉溺在昔日的荣光中。即便（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英国回心转意，浪子回头（假设欧盟愿意接受它回来），要想挽回这几年的乱局对英国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也仍需时日。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有赖于其稳定、审慎和常识的名声，而脱欧乱局让人想到的则是“政治闹剧”“香蕉共和国”之类的说法，这还只是一些比较客气的例子。一个印度人在推特上警告说：“我敢说英国人脱欧要脱到地老天荒。”一位以色列记者建议不要再祝愿别人有“最好的英国运气”（俚语the best of British luck，祝某人好运）了。一位澳大利亚评论家将脱欧难题比作日渐衰弱的年老亲戚：“你非常关心他们。你对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但他们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关心自己，他们的世界越变越小，他们似乎越来越不着边际了。”2019年6月17日《时代》杂志的国际版封面画的是英国政府长期闹剧的几位主要人物：梅、约翰逊、科尔宾、法拉奇以及戴着高顶礼帽的里斯-莫格，他们坐在一辆经典的伦敦红色双层巴士上，巴士标着“停止运营”的字样，而杂志里面刊登着《英国脱欧败局》（The Brexit Fiasco）和《英国是如何变得疯狂的》（How Britain Went Bonkers）这样的文章。[39]

告别梅时代需要更加优秀的领导人以及与欧盟27国更加成熟的谈判方式，也需要更加诚实地面对历史。这不是说要诋毁英国的成就，而是要对“我们的”过去形成一种更加包容、更少怀旧的观念——走出狭隘的“岛国”身份认同感，并承认英国多种多样的过去拥有复杂“分层”的特点。

政治领袖希望用一种清晰、简单且充满积极能量的历史来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常常是用英雄主义的腔调来进行演说。但由于这种正统历史往往只是反映政治上胜利者的说辞，所以总是有许多其他的叙事与之相对。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有意加强对这种相对叙事的讲述与倾听，希望能促进“真相与和解”。这种做法在结束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率先实施，随后有40多个国家跟进，它们多是刚刚经历了内战、殖民统治或极权政府，仍然惊魂未定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开始正视它们在历史上对待土著居民的方式。结果有好有坏，而这种“修复式正义”的宏大计划也被证明是空中楼阁。但在转型时期，让彼此分裂的族群相互对话的做法确实在减少伤害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说不上值得炫耀，但仍旧非常重要。[40]对话，特别是跨越那些在现实中已经消失，但在心态中仍然存在的藩篱的对话至关重要。东西德人民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将那些“藩篱”称为继续存在的“心中的墙”（Mauer im Kopf）。

1945年之后，法国和联邦德国公开且有意识地直面历史问题，作为他们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三次惨烈战争后和解进程的一部分。2006年，《历史》（Histoire/Geschichte）出版，它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本由两个国家联合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书中每翻开一页，左右两边就是各用一种文字书写的几乎一样的内容。世界上其他因为历史矛盾而现今关系紧张的地区也通过这本书来探究一种可行的模式，例如中欧、巴尔干半岛和东亚。虽然法国和德国的编写者因为寻求“历史真相”而受到称赞，但这种教科书工程“更多是文化谈判的产物”而不是“对历史的客观审视”，常常还为了寻找共同立场而出现一些“刻意遗忘”的现象。这本书的副标题“1945年以来的欧洲与世界”揭示了这种共同立场的本质。换句话说，《历史》成书的背景是法国和德国在欧盟内部对于未来的共同愿景，而这会影响到对过去的判断。当然，这种愿景并不为脱欧后的英国所有，但这本书的另一个方面却对英国有借鉴意义。其实提出这种两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想法的并非政治家，甚至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参加一个法德学生大会的年轻人。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在他们先辈留下的历史废墟之上建立一些积极的东西。[41]

英国现在正处于这种痛苦的转型过程中，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是独一无二的。公投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而脱欧之争的流毒已经影响到了公共生活。我们需要的不是就“岛国故事”慷慨陈词，而是在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进行对话与倾听，试图理解有关“英国”与“欧洲”关系相互矛盾的认识，我们也需要就英国的国家（而且常常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展开对话。这或许对所有想要理解联合王国来龙去脉的人有帮助——通过对1707年和1801年进行更加全面的思考。要认识到联合的形式反映了英格兰在对法战争时期的安全恐慌，还要认识到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巨大共同市场。对于英格兰人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充分地理解爱尔兰的历史、英格兰在它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它盘根错节的教派矛盾，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期——1922年的南北分治因为《耶稣受难节协议》和脱欧的边境保障方案而变得不稳定了。我们不应该对全球大国地位的光辉遗产大吹大擂，而是要试图理解今天英国越来越多元的公民是如何认识帝国遗产的。不要为“议会之母”沾沾自喜，英国脱欧的混乱表明“威斯敏斯特模式”需要更加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仅仅对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时期组织做一些小修小补。

不论英国脱欧有什么样的结果——是走向“光明璀璨的高处”还是落入深渊，它的过程都是国家的一次创伤，从中完全恢复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涉及其中的将更多的是年青一代而不是那些投了脱欧或留欧的人。这是一个在寻找新身份的国家要走的一次通往未知目的地的旅程。在此期间，谈论相互冲突的历史版本要比单纯宣扬“岛国故事”更有建设性。我们也要记住丘吉尔是如何批评那些没有充分利用机会的战时指挥官的。他在1942年11月抱怨道：“我从没有想到英美军队会被困在北非。它是一个跳板，不是一套沙发。”[42]这段暗喻也可以用来阐述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个国家的历史——它不是我们陷入怀旧或好古癖的借口，而是我们今后采取行动的鞭策。

[1] ‘Strategic Failure’, The Times, leading article, 22 March 2019, 29.

[2] Tim Shipman, Fall Out: A Year of Political Mayhem (London, 2017), xxvi, 5–6.

[3] 2017年5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https://www.bbc.co.uk/news/uk-politics 39784170

[4] Shipman, Fall Out, 3.

[5] Speech to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2 Oct. 2016, https://www.politicshome.com/news/uk/political-parties/conservative-party/news/79517/read-full-theresa-maysconservative

[6] Speech to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5 Oct. 2016,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10/05/theresa-mays-conference-speech-infull/

[7] Speech to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2 Oct. 2016, https://www.politicshome.com/news/uk/political-parties/conservative-party/news/79517/read-full-theresa-maysconservative

[8] Shipman, Fall Out, 96.

[9] Daily Mail, 19 April 2017, 1.

[10] Shipman, Fall Out, 160, 172, 345, 353.

[11] Dan Roberts, Guardian, 1 May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may/01/jean-claude-juncker-to-theresa-may-on-brexit-im10-times-moresceptical-than-i-was-before

[12] European Council, General Secretariat, Supplementary Directives, 29 Jan. 2018,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2504/xt21004-ad01re02en18.pdf

[13] David Davis, speech in Teesport, 26 Jan. 201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avid-davis-teesport-speech-implementation-perioda-bridge-to-the-futurepartnership-between-the-uk-eu

[14]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8238, 23 February 2018, 7.

[15] Cmd. 953,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uly 2018, quoting 2, 14 (para 7a), 97,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6626/The_Future_Relationship_between_the_United_Kingdom_and_the_European_Union_120319.pdf

[16] Johnson在2018年7月18日的辞职演讲，https://brexitcentral.com/fulltextboris-johnsons-resignation-speech-house-commons/

[17] Heather Stewart, ‘Theresa May’s Brexit plan’, Guardian, 14 Nov.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nov/14/theresa-may-winscabinet-backing-for-brexitdeal

[18] Heather Stewart, ‘Theresa May defeats leadership challenge’, Guardian, 13 Dec.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dec/12/theresa-may-defeats-leadershipchallenge-by-83-votes

[19]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Brexit: Two Months to Go’, 2, https://www.instituteforgovernment.org.u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brexit-twomonths-to-go-final-web.pdf. See also Beckie Smith, ‘Ready, aim, hire: howis Brexit reshaping the civil service?’, Civil Service World, 28 Jan. 2019.

[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tatement-on-brexit-20march-2019

[21]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politics/brexit-european-unioneu-stevebaker-theresa-may-wholly-torn-down-libertarian-alliancea7820721.html; Patrick Maguire,‘I’m never tasting surrender again’, New Statesman, 5 April 2019, 24–5.

[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apr/02/i-fear-for-brexit-ergdismayedby-may-plan-to-talk-to-corbyn; Quentin Letts, ‘In years to come . . ..’ Daily Telegraph, 5 April 2019, 4.

[23] Remain staffer Ryan Coetzee, quoted in The Guardian, 18 July 2019, 13;Boris Johnson, The Churchill Factor: How One Man Made History(London, 2014), 201, 224,353.

[24] Boris Johnson, ‘The people’s day of jubilation highjacked by spineless pirates’,Daily Telegraph, 27 March 2019, 1; Raab comments of 8 Nov. 2018, https://www.bbc.co.uk/news/uk-politics-46142188. See also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Implementing Brexit: Customs’, Sept. 2017, 12, https://www.instituteforgovernment.org.u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fG_Brexit_customs_WEB_0.pdf

[25] Fox, interview on BBC Radio 4 ‘Today’ programme, 12 July 2017, https://www.bbc.co.uk/news/av/uk-40667879/eu-trade-deal-easiest-in-humanhistory

[26] Ivan Rogers, 9 Lessons in Brexit (London, 2019), 14, 18.

[27]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6081320254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why-the-governmentbelieves-that-voting-to-remain-in-theeuropean-union-is-the-best-decision-for-the-uk/why-the-government-believes-that-votingto-remain-inthe-european-union-is-the-best-decision-for-the-uk

[28] http://www.voteleavetakecontrol.org/why_vote_leave.html

[29] 2018年当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时，约翰逊公然宣称：“我们严重低估了我们能够收回的总额”，并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38亿英镑。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jan/15/leave-campaigns350m-claim-was-too-low-saysboris-johnson

[30] Rogers, 9 Lessons in Brexit, 14–15.

[31] David Cameron, ‘My history hero’, BBC History Magazine, August 2016, 98.

[32] Jacob Rees-Mogg, The Victorians: Twelve Titans who Forged Britain (London,2019), quoting x, xiii. See, for instance, https://www.telegraph.co.uk/books/what-toread/victorians-jacob-rees-mogg-review-clichedlazy-history-often/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rees-mogg-boresfor-britain-with-victorians-book-zn9qdqrng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may/19/jacob-rees-mogg-book-the-victorians-12titanswho-forged-britain

[33] ‘Brexiter Tory MP accuses Airbus boss of “German bullying”’, 25 Jan.2019 https://www.bbc.co.uk/news/av/uk-politics-47004688/brexitertory-mp-mark-francoisaccuses-airbus-boss-of-german-bullying

[34] Centre on Constitutional Change, ‘May’s “Precious Union” has little support in Brexit Britain’, 8 Oct. 2018, https://www.centreonconstitutionalchange.ac.uk/news/press-release-may%E2%80%99s-%E2%80%98precious-union%E2%80%99-has-littlesupport-brexit-britain;J. G. A. Pocock, The Discovery of Islands: Essays in British History(Cambridge, 2005), 309.

[35] Quotations from Robert Gildea, Empires of the Mind: The Colonial Pas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esent (Cambridge, 2019), 9, and Catherine Hall and Sonya O. Rose,eds, At Home with the Empir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World (Cambridge,2006), 5. As Priyamvada Gopal observes, ‘Slavery and empire shape Britain’s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inheritance; so, undoubtedly, do antislavery and anticolonialism’, Insurgent Empire, 453.

[36] Andrew Schonfield, Europe: Journey to an Unknown Destination (London,1973); Julie Smith, The UK’s Journeys Into and Out of the EU: Destinations Unknown(London, 2017), also 3, 111.

[37] David Reynolds, ‘Britain,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 problem of narrative’,Historical Journal, 60 (2017), 197–231, esp. 230–1.

[38] Politics Home report, 9 April 2019, https://www.politicshome.com/news/uk/political-parties/conservative-party/news/103150/cabinet-ministershail-kick-arse-tories

[39] ‘From a bad joke to a banana republic, how other countries see Brexit Britain’,Guardian, 6 April 2019, 11; Time, 17 June 2019.

[4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o-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shealdivided-nations-109925

[41] Peter Guiss, Guillaume Le Quintrec, et al., Histoire/Geschichte (Paris and Leipzig, 2006); Mona Siegel and Kirsten Harjes, ‘Disarming Hatred: History Education,National Memories, and Franco-German Reconciliation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Cold War’,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52 (2012), 370–402, quoting 373, 401. See also Karina Korostelina and Simone Lässig, eds, History Education and 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 (London, 2013).

[42] Prime Minister to General Noel Holmes, 23 Nov. 1942, CHAR 20/67 (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 Cambridge).

致谢

本书的缘起是笔者于2016年4月11日在外交及联邦事务部一次有关1945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的会议上所做的讲座，题目是《“衰落”与现代英国史的另类宏大叙事》（“Decline” and Alternative Grand Narratives for Modern British History）。这让笔者有机会重新反思此前在《不堪重负的不列颠》（Britannia Overruled）和《长长的阴影》（The Long Shadow）中写过的内容。笔者对外交部首席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萨蒙（Patrick Salmon）教授的讲座邀请及对所提出主题的持续兴趣表示感谢——当然，他不对本书的任何内容负责。

本书得以成形，笔者要感谢长期合作的代理人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以及近来接替他的娜塔莎·费尔韦瑟（Natasha Fairweather）。同样也要衷心感谢笔者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阿拉贝拉·派克（Arabella Pike）以及她的出品团队，特别是凯蒂·阿彻（Katy Archer）、乔·汤普森（Jo Thompson）以及文字编辑卢克·布朗（Luke Brown）。还有阿曼达·拉塞尔（Amanda Russell）协助笔者获取书中的插图。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用她惯常的耐心支持我又写了一本书。她知道这是笔者用来适应英国脱欧局面的方式，就像她对大西洋彼岸祖国的煎熬感到苦恼一样。同样也要感谢吉姆和艾玛，以及孙子杰克和托比，他们在这个动荡的时期给了我们希望与欢乐。

笔者要和往常一样感谢剑桥三个优秀图书馆的员工：剑桥大学图书馆、西利历史学图书馆以及基督学院图书馆。

此外，笔者尤其要感谢多位好友和史学同人对本书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特别是克里斯蒂娜·斯波尔（Kristina Spohr），还有约翰·A.汤普森（John A. Thompson）和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

当笔者在外交部做讲座时，距离2016年公投还有10周左右，当时笔者从没想到还能将那些想法扩展这么多。要解释一次讲座为什么会变成一本书，笔者必须提及两位相当了不得的老伊顿校友：戴维·卡梅伦和鲍里斯·约翰逊——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你们所读到的这本书）……

DR

2019年7月于剑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故事 : 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 / （英）戴维·雷诺兹著 ; 廖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21.1

书名原文：Island Stories: Britain and Its History in the Age of Brexit

ISBN 978-7-5217-2393-9

Ⅰ . ①英… Ⅱ . ①戴… ②廖… Ⅲ . ①英国－历史 Ⅳ . ① 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 第210519号

ISLAND STORIES: BRITAIN AND ITS HISTORY IN THE AGE OF BREXIT by DAVID REYNOLDS

Copyright © David Reynolds 201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1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国故事：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

著者：［英］戴维·雷诺兹

译者：廖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92千字

版次：2021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4371

书号：ISBN 978-7-5217-239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导论 脱欧就是……？

第一章 衰落

“衰落”的理论家

了不起的崛起

财富与实力相对地位的变化

帝国、实力与辉煌

丰裕、遗产和历史

第二章 欧洲

英吉利海峡——屏障与桥梁

海峡——被跨越但还是胜利了

付出“胜利的代价”

第三章 不列颠

王国的联合

为帝国而联合

对联合王国的挑战

联合王国的动摇

第四章 帝国

奴之力：大西洋世界与工业革命

不列颠尼亚统治：自由的帝国主义

英语文化圈：英语世界的分分合合

帝国回家

第五章 掌控我们的过去

脱欧就是乱局

英国脱欧与历史

历史、创伤与机遇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