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简介

作者前言

自序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1.1　城市

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2.1　插旗山

3　跑步

3.1　白鹤梁

4　三峡大坝

4.1　乌江

5　鸦片战争

5.1　白山坪

6　暴雨

第二部

7　夏天

7.1　神甫

8　中国生活

8.1　老板

9　钱

9.1　老师

10　中国新年

10.1　土地

11　第二春

11.1　长江

12　逆流而上

制作信息

简介

作者简介（译者注）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作者简介（豆瓣）

彼得·海斯勒长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撰稿，自 1991 年即定居于北京，担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他生长于密苏西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最新旅游文学力作《甲骨文》（Oracle Bones）并入围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

作者前言

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叙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速写则专注于当地的景观、历史和居民。所有的速写都是我在那里居住时写下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感受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小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有时我只是观察者，另一些时候我深入到本地的生活中，这种距离感和亲切感合而为一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在四川的两年。

我对书中几个角色的姓名和身份特征做了修改，以免主题敏感对他们造成影响。对大部分汉语姓名和词汇，我都使用了标准汉语拼音，除了个别几个像长江（Yangtze）和香港（Hong Kong）这样广为人知的名字。

这不是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它讲述的是某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某个小地方的故事，我所希望的是捕捉到此时此地的丰富多彩。地方是我所熟悉的——阴郁的长江、经过开垦的绿色群山，但时刻却比较难定义。涪陵在地理上和历史空间中都处于中游，有时，很难看出事物从何而来，又去向哪里。但是，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永远充满生气、精力和希望，这些最后都成了我写作的对象。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某人或某地的调查，不如说它是对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激流中心生活两年的记录。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自序

我在四个月内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我原来可以慢慢来，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动笔，晚晚收笔。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此外，未来也驱策着我：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

在过去二十年，这种转变感──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你很难相信，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中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现在，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页，我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如果你想去哪儿，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

但是，当本书在二○○一年出版时，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涪陵欣欣向荣，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经常去拜访涪陵，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三峡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模糊的应许、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直至一切都荒废了：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

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开的。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天气好极了，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里就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

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而且不急着赶路。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我漫步于瓦砾中，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砖和铁丝、草和木头、钉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然后，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曾住在这间旅馆。

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忆，大溪已走入历史。有时，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在寂静中，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在清市，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一个旧的篮球框，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在裴市，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

当我到达涪陵时，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老干部们已退休了，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几年前，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他说。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且沾满茶渍；翘起的角落已经难以压平，翻书的手指留下了脏兮兮的灰色痕迹。在我手中，这本书显得十分沉重，像是一个手工制品。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本看起来如此陈旧的书？

就某方面而言，改变的步调似乎让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描绘的世界已经显得十分遥远。我的中文家教老师孔明在暑假时把这本书读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读，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他告诉我，读到许多勾起美好回忆的那部分时，他笑了。在我拜访涪陵期间，当学校的官员在当地一家餐馆设宴款待我时，他们把我对于昔日宴会的描述取笑一番。“我们不想让你喝太多酒！”一个干部说：“你在你的书里提到我们强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说。

“我们当然不想再那样做！”另一位干部说。但是另一个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点白酒？”

在那几天，我在城里逛，拜访老朋友。在银行那儿，我停下来看钱曼丽，那位我住在涪陵时，唯一与我“约会”过的漂亮年轻女人。那是一个短短的插曲，因为约会一小时后，我就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说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时一定会说的话。

“你不认得我了，对吗？”她问：“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说：“妳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变胖了，作者该怎么办？“妳看起来很好，”我说，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三峡大坝的第一阶段工程完工，而闸门终于关闭时，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纽约客》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家庭对于河流上涨的反应。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涨之前采收了蔬菜。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在周家终于将电视、一张书桌、两张桌子和五张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里，我在江边立起了砖柱。在新的巫山地图上，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这些地图是在湖出现之前印制的，事实上，水呈混浊的棕色，而所谓的湖其实是长江的一个入口，在过去一星期，这个入口已涨到三峡大坝后面。周济恩下一回从他家的竹架棚屋出来时，背上扛着木造的碗橱。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最近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龙门村。新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接下来，周家的一个朋友抱着周家那座以电池供电的时钟走出来了。和我的腕表一样，那时时钟指着六点三十五分。砖柱周围的水已经上升了五公分。

看着江上涨就像追踪时钟短针的进度：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水流，没有奔腾的水声，但是每过一个小时，水就上升十五公分。这种变动似乎来自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逐渐缩小的江岸上的每一个活动而言，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虫、蚂蚁和蜈蚣从江边成群呈幅射状散开来。水包围住砖柱后，一群昆虫狂乱地爬上干燥的柱顶，在牠们的小岛被水淹没时，拚命地试图逃脱。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水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这些细节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机的焦距调准了，把镜头缩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着砖柱上的昆虫的动静。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登上船，离开巫山。河流已变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这不是我的计划，而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耽搁。也许这是因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我担心旧地重游会让我分心。或者，也许三峡大坝的不可改变性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看得出对于异国产生怀旧之情的危险，当这个地方曾被称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的家乡，这种怀旧之情尤其危险。如果当你看到一片地貌改变了，让你认不出来了，你会感到难过，那么，当你待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你会感到更难过。我以前的学生威廉·杰斐逊·佛斯特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东岸繁荣的城市，当一所私立学校的英文老师，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后，他写给我一封有关他的家乡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

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坐慢船，由重庆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一个温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长江上星光闪烁，星光微弱，无法从黑色的水面反射出来。一辆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从码头出发，沿着丛丛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在星光之下，它显得黯淡，陌生。

我们有两个人。我，27岁；亚当梅勒（Adam Meier），22岁，我们还很年轻，是被派到这里来做教师的。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过涪陵。我所知的，乃是这城市部分将因新近建设的三峡大坝而淹没，我还知道，涪陵许多年来，一直对外面的人封闭。除此，就没什么关于涪陵的信息了。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碰到城里一些长者，他们还记得在1940年代住在这里的美国居民，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之前，而这些记忆又总是相当的模糊。在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有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在一所当地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在那之后，我们便是这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这里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铁路。长期以来，它都是四川省的一个贫穷地区，公路状况很是糟糕。去哪儿你都得搭船，而多数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在未来的两年，它将是我的家。

一天，大约是在我们抵达后一个星期，学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门。一群学生和教师

花了一个夏天，步行从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返回学校了。

这是长征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长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时，国民党（Kuomintang）已然快将摧毁毛泽东的势力。克服种种困难，共产党人们抵达了安全地带，在西部中国的群山和沙漠之间，从延安，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国家，把国民党逐去了台湾。

一整个学期，学校里都有种种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会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将有一次关于长征的歌唱比赛。为了长征歌唱大赛，所有的系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练习，然后，在礼堂演出。因为长征所包含的音乐蕴藏相当有限，许多的歌都是一样的，是以颇为难了评委们一回。叫人困惑的还有，由于演出服装供应不足，人们只能分享，就和他们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历史系的人们演出了，身着白衬衫红领结，然后下了台，迅速把他们的衬衫领结递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

我们和艾伯特谈了，我们和张书记谈了，我们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员谈了。我们说网球很贵，而且我又不会打，事实上亚当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厌倦了网球，只想给自己放个网球长假。这运动很没意思。篮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事实上，我们的话没讲到那个份儿上，但我们尝试了一切手段，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活动，坚决反对买网球的事儿。

在我们的公寓楼边，有一个木槌球场。无疑这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儿，也是我在中国所见的最宁静祥和的地方。在一个拥挤的国家像这样的地儿不多——一块除了享受愉悦外别无用处的土地。一排树木洒下阴凉，平整的土场光滑完美。它被维护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间隙。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那球随心而动，好像魔术师手中的牌，技艺纯属而显得和谐安静。这是每日一次的展览，退休的人们犹如艺术家——他们把槌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块地的面积，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佛。

这头几个星期里，为了它，我们一直心怀恐惧。我们的阳台正可俯视球场，每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探视，害怕见到工人，见到铲子，梭子，铲土机，炸药，一切可能和买网球相关的东西。我们真是深深地恐惧着。不确定性乃是最难受的部分。买网球，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涪陵显然是一个很可以把抽象变为现实的地方。看一眼三峡就足够说明了。

但到得后来，网球并没被买来。饭局宴请在四个星期后也结束了。在一个月之内，校方不再给我们买东西。不久后，我们就如宠坏的小孩般开始抱怨，说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但我们只对自己轻声咕噜几句，在我们高据于校园的干部公寓中。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全是声音。这是一个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杂声音也和我从前所有的体验截然不同——工地上稳定的凿击声，木柄大锤敲打石头声；这些声音都在显示这地方许多话儿都仍旧靠徒手完成。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边，听得轮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声。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于山丘上的建筑的顶层，俯视乌江。一条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从南部贵州的群山中奔涌而来。跨过乌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区，从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筑群，好似一团乱麻。无论我向那儿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处，在那儿，白山坪厚重的体型在两江交汇处隐约可见。

这便是我的城堡的视野，高居于六楼，高据于河流与小城之上。没什么阻碍我的视野，也是我的听觉如此丰富的原因。早在槌球声响起之前，我听到楼后公鸡的叫声，我听到早晨六点校园里的玲声。我听到学生们没精打采的跑步声，那是他们的晨练。晨练音乐在六点后不久便响起，通过扩音器广播——快乐的清晨，不断重复的音乐，一日复一日。在晨练后有声明，有宣传，学生们吃早饭的声音；然后是早间上课的钟声，和槌球场上升起的第一个回声。

我住在教学主楼的附近，也能听到那儿的声音。我听到学生们在重复朗读课文，因为在涪陵许多学习都是通过死记硬背。然而这里也有一种抚慰的声音，听到他们声音集体的起落，想到他们全都学到了点什么，叫人心感满足。我也喜欢听到上课后老师的声音，十分钟休息时蹦跳的噪声，电子玲声和午饭时间学生们急急冲往食堂的声音。

这些嘈杂的声音并不妨碍到我。清晨的声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为这是学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听到这个让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调。当然，我并没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但在起初那几个星期里，若不是这围绕着我的每日例行活动，我会感到更加脱节。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这里有早晨的例行活动——早操，铃声，上课——在下午时，常有扫帚的挥舞，学生们在做强制的校园清洁工作。在周一和周四他们要清洁他们的教室。周日的晚上，会有政治会议，学生要聚集起来发表演讲和唱歌。有时候他们会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唱的是情歌，他们的嗓音在校园中回荡。

在每年的开初，新人要接受军训。每一个班级组成一个军团，男孩和女孩们一起，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会来教他们如何敬礼，走鹅步，转弯，立正。在军训期间他们也要学习歌曲，看上去是要给共产主义增添一点趣味。我们的学生们总要为一个或另一个组织唱爱国歌曲。

在军训中，新生们穿着校服，包括粉蓝色的阿迪达斯汗衫。他们和他们身着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着迷彩服，态度僵硬的指导员很不协调。他们都在二十出头，但大多数看上去还要年青，刚从农田出来，在领导的指示下蜷缩，战抖。在炎热的日子里，他们中有些人会晕倒，被安置在树荫之下，而其他人继续联系鹅步。在两周的训练尾声，待他们练习好了步伐，他们会行进去磨盘山谷某个角落，在那里，作为他们入会的句点，他们用来福枪对着靶子狂射一通。我听到了那声音，枪火的爆炸声把乌江上的声音统统淹没了。

校园在夜里很早便安静了。宿舍的灯光在十一点整突然集体熄灭，一整排的建筑变得漆黑，电源被切断了。有时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又一次的，有一种抚慰感觉从这种整体的秩序中生发。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我并不真的理解这些每日行径。我不晓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为何学校要实施那么严格的纪律。他们槌球的玩法也不同于我们美国，但我对涪陵的规则并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欢他们每日如此进行——秩序规则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没花心思去多想军训的事儿，直到我读到了一篇学生的日志，她描述了学校里典型的一个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级的学生在做军训。他们不停走了又走。虽然汗水从他们的头顶不停滑下，没有领导的允许他们不能停下。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会了解到军队生活有多么艰苦。他们的精神不能受到打击。

每个人都必须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大学生们。我们的国家耗费了许多资金来教育他们。他们必须对祖国保持忠诚。军队力量乃是一国力量的象征，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在1989年，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思考还未成熟，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而环境会很轻易就影响到他们。他们也分不清对错。当哪儿有兴奋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参加了。在这次事件后，我们国家决定要在大学里进行军训，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得来不易的。

这就是我真实听到的——操练和远处的枪声乃是天安门事件的回音。我意识到，学校的每日例行活动背后的含义，多过我起初的理解，从此之后，我便更小心地倾听传到我高踞于乌江上的城堡的种种声音。

起初的日子里，我所学的大都来自我的学生们。我的中文还不足以和城里的人们直接聊天，这使得这城市对我来说仿似潮汐般汹涌——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是以我认真倾听我学生的声音，阅读他们为课堂所写的日志，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渐聚焦清晰起来。

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我们每个习惯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学生们写到我总带一壶水来上课；他们写到我如何在上课时踱步；他们写到我的笑，觉得很是滑稽。他们写到我那外国式样的鼻子，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长，那么直，许多人还写到我的蓝眼睛。这大概是最奇怪的细节了，因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们的学生读到过说外国人长着蓝眼睛，是以他们见其所欲见。

他们最想见的，乃是微缩了整个的外面的世界的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在涪陵他们是这么叫的——“从国家外面来的人”。一个下午，亚当和我在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这项闲散的运动变得奥林匹克起来：

当我正在写我的作文时，有个人对着全班大叫：皮特和亚当在玩飞盘！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冲出了教室。真的，他们真的在玩飞盘。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错过一个细节。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镜，又冲出教室。我现在看得非常真切了！这两个运动员离得远远的，开始比赛。看上去多么美妙啊！这飞盘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

另一个描述则没那么强的英雄气息。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个学生，理查德（Richard），在标题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的文章中：

我是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皮特和亚当，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为什么我这么想？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

比如说，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他会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穿得很随意，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但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Soddy），一个三菱（Sanlee），一个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Pen），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个男孩叫戴茜（Daisy），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

但这事故却没被忘掉。一个星期后，两个学生在日志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们尝试用中国式的间接来沟通：

我曾听说很多美国女人脸上都长有雀斑。在中国，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脸上的雀斑。这很没礼貌。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们中有些人（外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可接受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俗，却会让中国学生尴尬。我们不会轻易对别人的外型做评价。但这两个美国老师中的一个却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随着时间推进，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日长，这些尴尬可以避免。

我们就这么跌撞着前行。当然，我们很天真幼稚，我们相信凭借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工作，我们会不费太多麻烦就融入到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这国家大多数地方一样，涪陵有一个复杂的过去，我对其历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论我读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革的书籍。

尤其要紧的，我还未认识到，对中国的这块地方而言，出现两个美国人加入做居民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许多的工业，乃是在1950和60年代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出于对美国核威胁的反应。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厂都迁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远山区。不可避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我们之前却对该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若我们先前了解更多的话，事情还会更困难。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栋楼的一层。她父亲是个数学教授，教员中最高阶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们这栋专享的住宅楼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在四川一个偏远的煤矿工作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曾被放逐，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底层中的底层，那种只有通过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类。

那些岁月看上去没给梁教授带来多少重负——他是个开朗的人，毫无疑问他很高兴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纳了。即便在煤矿工作时，他也尽量为自己获得最佳待遇，通过做出漂亮的会计账目来获取当地人的钦佩。但我想或许这过去的历史对他的女儿倒有更多的影响，虽然她不曾经历过他的那些事儿。她是班上最聪明的的学生之一，也属于那不合群的少数。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欢独处，而且很有决心；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却不随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对我展现出开放的思路来。然而在她毕业后，她给我写了封信，很诚实地告知她在最初时的想法：

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和梅尔先生。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猜不到这种情感会那么强烈，尽管有一些征兆显示我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世界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我把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温和地回应，尽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写到东西方女人的差异：

西方人是喜欢娴雅的女孩呢，还是性感的女孩？不过我总有一个观念，东方女孩因其娴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则因性感。

在中国的女孩，大都是娴雅，精致和善良的。她们做事跟随规矩。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西方的女孩对外面世界更开放。她们想嫁谁就嫁谁，想离婚就离婚。不管别人的评论。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无拘无束。

我想我喜欢东方女孩的美德。她们娴雅，精致。

凯瑟琳（Catherine）是个可爱的女孩，安安静静的，有一双热切的眼睛，挂着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志下面，我只是写道美国我有三个姐妹——就只说到这儿了。在涪陵这种方式的沟通已足够，一天后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若我们想要指出两代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两个人。

当我父母在我的年纪时，中国并不富裕。甚至人们无法吃饱穿暖。那时的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们没有很好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那段日子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和民主乃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崇拜他。这种崇拜也带给了人们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我父母也是这样。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以为中国是最好最完美的国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们想法中，只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右倾修正路线。我的父母只是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错是对。

今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们觉得我们父母从前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盲目和狂热的。但如果我们客观看待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来认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这光彩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闪亮。我们有一个叫科的学生——和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像个谜。他是班上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农民；矮小壮实，脸被四川的阳光晒得黝黑。他有着农民式的安静的笑容，农民式的谦下的礼貌，他从前就是个农民，直到政府给他发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被涪陵师范录取了。现在，他才二十一岁，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有一天亚当安排一个作业，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科埋下头，写到：

我在田里干活。我的那头公牛突然变成了台长着牛首的机器。是以我提前干完了活。因为这个，我被推荐到了镇上的领导那儿。然后我坐飞机去了北京，去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他不信我的话，因为他没见过长着牛脑袋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到监狱去。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的牛出现了。它现在是一列火车，长着一个牛脑袋……

我的命运和我不断变形的牛紧密相连。

很走运，在我的火车形公牛的帮助下，我回来了。我到了镇政府上。我的牛，现在变回了一头真的牛，跟着我后面咕噜咕噜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它又变作了一台电脑，牛首形状的电脑。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我的小主人呐，你不适合搞政治。你该到学校里多学点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太差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工作，过上幸福的日子……

或许，我会听从牛的建议，抛下农活去学习。

这两百多个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关于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写得那么毫不费力——当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义。亚当第一次布置自由写作时，事情并没随他的计划发展。他对全班解释说有十五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亚当收起了作业。他们写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亚当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台新录音机。我想要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BP机和手机和汽车。我想要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列的单子有一张纸那么长。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1.1　城市

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没单车的原因在涪陵到处是阶梯，而处处阶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痉挛一般，而且太陡了，单车用不了。汽车的交通在那些急弯处搅成一团。所以那些长长的石头阶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载了这里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们拾阶而下，不时停在商店门口瞄瞄看看；搬运工则往上爬，肩膀被竹篓或一捆捆货物压弯。

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都可在这些台阶边找到。有商店和餐厅，补鞋匠和理发匠。低处有一排阶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则有三个牙医的家，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生锈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体，金属盘子里有一排烂牙——像是一种恶心的广告。有时会有个农民停下来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杀价之后，会有一群人围观。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

替您排忧解难

特别治疗：鸡眼，黑痣，耳屎

手术——无痛，无痒，不流血，不影响工作！

涪陵不是个容易住的地方。年长的人在台阶上休息，喘气。要把任何东西运上山都是要累断背的工作，是以城里到处是搬运工。他们用扁担把货物平衡在两肩上，和1800年代中国的情形并无区别，当时英国人叫他们“苦力”，从中文而来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这儿，和四川东部的所有江城一样，这些搬运工被称作“棒棒军”。他们身着制服（中国农民的那种蓝色服装），身带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价的绳索），他们总是群体出动，相互作伴。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如同和一个军团砍价。即便没有激烈竞争他们的工作已足够艰苦，是以他们互相照顾；这里没有正式的公会，然而苦工们非正式的纽带却更显联系紧密。在中午时，当大部分人在休息时，棒棒军们会坐在城中的马路两旁，坐在他们的扁担上，抽烟，聊天，打牌；他们的休闲气氛，与其说是放松，不若说更似战斗的间隙。

他们的大多数乃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到码头来尝试自己的运气，通常情况下，会有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在家里看田。在冬天里总会有特别壮大的棒棒军洪流，因为那是农村的淡季，农闲季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手哪儿都不缺，在他们那种沉默的无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种怪异的气氛。他们会一群人站在电视机店门口，盯着一排荧幕墙看。若有一个外国人在街角的排档吃饭，立马会吸引十个棒棒军围看。若在码头发生了什么争吵，他们会立刻聚集起来，所有人身着蓝色，手中握着扁担，非常用心地倾听。偶尔会有个小小的杂技团停留在涪陵，在河边的平滩出扎下帐篷，帐篷前的广告或多或少会主打些脱衣女郎，而总会有一整队的棒棒军往帐篷的缝隙中瞅。一次汽车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组棒棒军赶来观看。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即便最惨烈的车祸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开口——而他们也从不介入。他们就只是那样看着。

但看到他们的工作，就足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老停下休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城市里，没有比他们的工作更艰苦的了。运一次货他们大约得到一两块钱——美元和人民币大约是1比8——每次，这些工人大约要往台阶上面运一百磅的货物。他们都是矮小粗壮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们赤膊干活，你能看到扁担已把他们肩膀的皮肤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浸透了汗水，在冬天里他们身上冒出水汽。在卷起的裤管下他们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儿绑了棒球。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而这里许多的建筑都不值得一看。在乌江的两畔，还有一小块旧城区，在那里，有古老的木石结构的房子，顶上铺着灰瓦。但这片区域在缩小，很稳定地被一众毫无特征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里有些高楼，七楼或更高，然而和中国许多新建筑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用蓝色玻璃和白色瓷砖廉价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楼，很快它也会在煤灰覆盖下褪了色。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这些朝代都过去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那二十万人，每天在爬阶梯，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工作吃喝，买卖。

清晨。一个凉爽的上午，城市被轻霾笼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在近南门山的地方，这里是中央枢纽地带。涪陵相对显得安静，这是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站在一旁，手中一个罐子里钱半满。一小群人聚集过来，因为二胡的音乐，即便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也充满了力量，足以让人们停步，聆听。他们读着写在布上的字：

一个家庭的简短故事

我在二十岁时结了婚，在二十一岁时我失去了双眼的视力。结婚11年后，我有了个男孩，然后，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希望能靠家里的田地过活。但我们家里缺乏人手，我们碰到了麻烦，因为稻谷收入总不稳定。我的女人必须竭尽全力来拉拽她身后的所有人，到最后，她活不下去了。为这个原因，我们在1996年1月8号逃离了家乡。

因为我双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难以过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儿子十四岁了，因为没钱我们无法送他上学。我希望你们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哥哥姐姐们，伸出你们的援手。我千恩万谢。祝你们事业成功，长命百岁。

二胡继续拉着。音乐自如起落，声音从蛇皮盒里流出，从不被急速的车流人流，电视机声所淹没。最后那男人停住了。他轻轻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烟管来。他用手指触摸烟草卷，叫唤他的女儿。她小心地点着了烟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后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轰鸣声围绕着他。

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英国和美国文学。我也会上写作和口语的课，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教文学上。这儿有两个班的的三年级学生，我每个星期各教四个小时。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夫开始，穿越十二个世纪和一个大洋，以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收梢。

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覆盖。和平队给我的建议说不要对这类课程抱太多的雄心，考虑到我们的学生们的背景，他们的英文基础有限。建议说我们应当借用文学来做重要的语法知识练习，但这个主意我不喜欢。我知道在语言的文法方面，我不算一个很好的老师，而莎士比亚则会更糟。我学文学太久了，不会把当它当作工具。

但我还是有一些担忧。这些学生毕竟是从乡下来的，而的确的，他们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时很不行。上课的头一天，我让他们写下所读过的英文书的标题，英文或翻译的都可，我还问了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老人与海。我最想学海明威。

我最想学海伦凯勒和莎士比亚。

我想读杰克伦敦和他的荒野的呼唤，狄更斯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和他的最后的叶子，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他让我哭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简爱，夏洛特布朗特作的。我不晓得那是哪个年代的作品。我喜欢简。她是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不普通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舅的老婆，反抗她的表哥。她是个进步的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文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书。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可怕的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彼此相爱。但他们的家庭相互憎恨。

我还读过“永别了，武器”，海明威写的。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但他自杀了。

我看到这些回应，心想，我能行。第一个星期，我布置了贝奥武夫。

我在住教学楼的五楼上课。班上有四十五个学生，他们全都坐在木头的课桌后，相互紧紧挨着。教室乃是他们的责任。在课与课之间他们要清洁黑板，每两个星期要清洗地板和窗户。如果清洁做得不够，整个班就要被罚款。这就是学校的方式——学生们错过了早操要罚款，旷课要罚款，考试没通过要罚，夜里归宿迟了要罚。很少人有闲钱花在这些方面，是以每两个星期，他们会很勤奋彻底地清洁教室。

相对教室的空间而言，学生数量太多了，大约多了十五个以上，如果我上课时不把门打开的话，可能会感到幽闭恐惧症。幸好，外头有更多的空间——教室高高据于乌江之上，跟我从我的公寓阳台上所看到的一样：快速流淌的乌江，乱糟糟的城市，泥沙俱下的长江和白山坪的暗影。

是以我上课时常往左边看，开始时这有点分心。但江上总有清风吹来，让教室里不至于热得难以忍受。在安静的时候——若我给班上安排了写作功课或他们小组学习时——我会透过门，望向江中的交通：那小小的两人渔船，两岸间挤慢了乘客的轮渡，从乌江的上游向北运送石砾和煤炭的平底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三峡的白色大客轮。边上课边欣赏这样的景致叫我深感满足，我喜欢观看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和我喜欢倾听学校的日常生活那样。上课时我往江上看去，看那渔夫，货船的船员，码头的工人，想道，我也在工作。城市在运行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开始时我们很少读文学课本，因为即便是其中的文章小结，对学生们来说也是困难的。通常我会讲完故事后，抓来一个不情愿的学生作“志愿者”，一起表演。班上的同学很爱这个——在这个国家，经常有外国人只因他是老外而上电视，当一个老外在他们面前表演“绿骑士”时，学生们都彻底入了迷。有一天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在贝奥武夫中我们提到了视点，而他们得从格兰德尔，那个怪兽的角度写这个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男孩们写到怎样吃人，怎样去做才对；而女孩们则写到摩尔是如何的冷酷黑暗，而怪兽也有情感。一个叫格蕾丝的学生写道：

武士们说我是个怪兽，我不能同意他们，相反，我认为他们和国王才是怪兽。

你看，他们每日里吃着美酒佳肴。那些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肯定在无情地剥削着农民。

国王和武士们除了吃喝不干别的；那些农民们每日辛苦工作，但吃得很糟，甚至许多人没房子住，好像我只能住在摩尔里。我想世界是不公平的，我要改变它。

我恨那些武士们。我要为穷人们去惩罚他们。我要叫他们盖个大大的房子，邀请穷人们和我住在一起。

在大学时，我曾受过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的指导，他们中多数都有终生的教职资格，有来自上层社会的背景，收入很好。他们发表了许多的评论——经常是关于本体，关于金钱，关于交易——但他们却缺乏格蕾丝那种锐利的眼光，看出格兰德尔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潜力。这里也更诚实些——这不是那种身着苏格兰呢大衣，绅士派的马克思主义；格蕾丝毕竟是个农民的女儿。她没有大学里的终生教职，而我常想，若人们想要讨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情感的话，他们最好是没有那种终生教职。我想，若你必须得听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诠释的话，你也应该到那些学生们必须打扫教室的学校里来听一听。

事实上，在中国的学校里，政治乃是无法回避的，即便课程乃是外国文学，到得最后，我上的英国文学课，带上了中国特色。在绿骑士后我们跟着读了一篇罗宾逊的民歌，我让他们写一个故事，若罗宾逊到了今日的中国，那会怎样。有一些人跟随着党的路线：

罗宾汉离开他的国家，来到了中国。这和平的国度，以及友善勤劳的人民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东方的明珠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祖国大为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被他们的主人和剥削者们压迫，过着狗一般的日子。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他憎恨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是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他没有能力去颠覆社会的规则。

这儿，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允许通过诚实合法的途径而致富，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发展为共同富裕。罗宾汉深刻了解到，在这里，不需要像他在英格兰那样抢劫富人，而中国依然需要平等和勇敢。文化和道德建设必须跟发展紧密联系。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让罗宾汉忙着从腐败的干部和贪婪的商人那儿抢劫钱财。经常的，他们把罗宾汉安排在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比如深圳广州或厦门，在那儿，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物质主义称王。在他们的故事里，罗宾汉从富人那儿抢钱，然后分给农民，而几乎无一例外的，他最后的结局是监狱。有时他被处决了。有一个学生，让他在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成功受到了再教育（在释放后他成了个侦探）。但罗宾汉几乎总是被抓住了；这里，没有那种森林里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树木要少得多，而警察总能抓到人。

我听得他们争论罗宾汉在当今的中国能不能算是个榜样人物，他们被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就好像毛泽东，一个反抗不公平的革命者；他们把他和长征英雄们相比较，说没了这样的人物，中国哪儿都去不了。另外的人说他是个反革命，那种挑动社会矛盾，破坏经济的人。他们指出文革时发生的事儿——你想要阶级斗争吗？还是让罗宾汉走中间路线？

十分钟内，他们讨论的就不是罗宾汉了。他们在就中国而争论着，他们在讨论那些被灌注给他们的政治教条。事情很快激化起来。我坐在后面，听着那些教给他们的自相矛盾的观念。革命是好的——所有人都知道。毛是个英雄，而长征导致了解放，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但反革命是坏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支持民主的活动家们；任何鼓动变革的事儿都是坏的，反革命的。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诚，你就得支持维护现状，拥护共产党——那样你才能保持你的革命精神。是吗？一个钟头内，罗宾汉把他们搅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每个学生至少发了一次言，坐在后面，我想，从这一切里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有件事我是很早就发现了，涪陵师范学院有着双重的目的。它培训教师，但和中国任何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系统的延伸。每个涪陵学生都随时带着一个红色的ID，在卡的正面写有八条“学生守则。”头三条是这样的：

1. 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

2. 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3. 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论，工作知识，职业技能。

学习功课排在第三位，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安排。首要考虑的乃是政治：这些学生被培训成为老师，作为老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所有这些的培训都要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框架内完成。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如果有什么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相冲突，那就不去教它。

所有系的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二年他们会上法律课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江对岸的城市置若罔闻。在那儿，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破产，正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正在瓦解，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最奇怪的部分，学生们都学习，并且相信这些共产主义课程，而与其冲突的自由市场却在学校周围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而学生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大多数人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爱国又忠诚着。他们很严肃对待他们的政治集会，非常渴望加入共产党。在每个班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有此机会；在英文系，九十个三年级学生中有八个党员。他们属于班上最好的那部分学生——最聪明的，最有才华的，最擅社交的。

第二条守则，强调了他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但坚持才是关键。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坚持。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在这过程中，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有几次，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就像奥威尔所云，在这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我们经常感到很困难，不知如何把我们恰当安插进去。亚当教美国文化课，校方所选用的教科书名为“英美观察”。这书出版于1994年，而它对美国的描绘经常是难以识别的——举例说，关于美国宗教的那一章，不提慈善，社区，或学校，而花了很大篇幅来讲琼斯城的集体自杀事件。另一章节也有其生动处，叫作“社会问题”。其中有部分写道：

美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而社会的精神则逐渐空洞，社会变得越来越腐败……很多社会科学家声称，在1960年代前，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普遍。但今日的不同处在于，很多年轻人将其视作结婚前的标准行为。有些美国人说这不过是很随意的事儿；有些人找借口说，婚前性关系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真是荒唐。这种“新道德”无非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它正在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恋爱失败。有些人结婚后深感失望。是以他们决定不再去爱异性，反之，去爱同性作为报复。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有些人出于新鲜，好奇，如我们所知，美国人很具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尝试同性恋，作为新的刺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社会秩序的扭曲。

这章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药物问题，宗教狂热——然后，给出了美国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资本家的社会里，虽然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有些人们都深受精神空虚之苦。是以他们只求新鲜刺激。所以，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完结了，这些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要教这么一本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谷子和谷壳分离开来：要告诉学生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美国的确是严重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得明白，对许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他们能了解到并非因资本主义才导致了同性恋，那也会是好事）。而在学生们的头脑中，这书要么是对，要么就是错。这里没有中间地带，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则阻止他们去质疑官方的文本。

作为一个外国教师，要解决的问题是，尝试和这片政治环境协调，找到自己的路。这种技能是逐渐获得的——随时间的发展，亚当和我逐步学会了如何将政治最小化，去寻找一些话题和恰当的方式跟学生接触，而不至于直接激发膝跳反应。我的文学课程要容易些，尤其现在我们正上着诗歌课，把一切都简化了。

本来它倒不应该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学的第一首诗便是莎士比亚的，我没刻意让课程很容易。我向同学们作了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定义，把其中的第十八首诗打散，逐句逐句的。我们学习了点古英语，一些名辞，然后分小组让他们把诗拼起来。虽然第一句我是告诉他们了，我依然认为这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努力尝试，直到这诗歌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变得逐渐熟悉起来。但他们没有去想到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在涪陵教书的容易之处。学生们会做任何的功课，从不抱怨，大概他们都知道，即便做最困难的文学作业，也比在齐膝深的泥塘里赶着水牛要好。而各小组在努力拼诗的时候，我则望着乌江上的渔船和货船。

一个小时内他们就完成了。有些小组只是接近，但每个班上，总有两三组搞定了：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为美丽温婉。

狂风将五月的蓓蕾凋残，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暂？

休恋那丽日当空，

转眼会云雾迷蒙。

休叹那百花飘零，

催折于无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恒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将毫发无损。

死神也无缘将你幽禁，

你在我永恒的诗中长存。

只要世间尚有人类，尚有能看的眼睛，

这诗就将流传，赋予你新的生命。

他们理解这诗的形式；正像他们能拼起来那样，他们也可以将之分解。他们能扫描到其节奏——他们了解每一句的重点所在，他们也能发现其中不连贯处。他们对自己读着诗，在课桌上，轻轻的。他们听到了这首诗。这是很少美国学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是。我们美国人难以从朗读诗歌中去发现它的音韵，长久以来，在受教育的人当中，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学生还保留着它——没什么东西去破坏了它，即便是电视的新世纪，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

诗歌从不叫他们厌烦。唯一的障碍无非是言语，新的词汇，那些古英文，而他们对其都有无限的耐心。我们细细研读第十八首，直到我们蒸馏出了其诗歌的不朽，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女人的确获得了永生么？有些人摇头——毕竟，这是四百年前了——有些人则犹豫了。我问他们那女人活在哪儿？

“英国”，阿姆斯特朗说，我大多数问题都是他回答的。

“那是何时？”

“大约1600年。”

“想想看，”我说。“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爱过一个女人，为她写了首诗。他说他将令其美貌永存——那是他的承诺。今天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你们没见过他描绘的四百年前的女人。但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想着她。”

绝对的沉默。通常涪陵是一片喇叭与建筑工地的战场，而此时此刻，教师里彻底的安静着了。在沉默中，有尊敬与敬畏，而我也分享于其中。那首诗我读过无数遍了，但知道我站在我的班级面前，倾听他们的沉默时，我才真正听到了它。他们在思考着十四行诗的奇迹。

过得一阵，我让他们描绘他们在沉默中所见，中国人眼中的莎氏女子：

她的皮肤如同冰雪。她的长发如瀑布；她的眼睛让你过目难忘。她的个头高高。她的小嘴红似玫瑰，眉日柳枝。她的手指细胜青葱。

她看似快要开放的荷花。她的长发如瀑布。她的肘弯如新月。她的嘴巴红似樱桃。她的双眼明媚。她如水温柔。

她很苗条，长发黑黑。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充满娇羞。她的双眉如两道柳枝。她的嘴唇非常迷人。她的肌肤如凝脂。

她的头发如金色的波浪。她的皮肤光洁让人想到大理石。她的腰肢柔软如水草，她的手指如洋葱的根。

她如乡下的女人一般自然，朴实。她像水晶一般纯洁。她就像一首浮动的诗。

在我们想象中，她很美，有种忧郁的情调。在我们中国，有四大美人，也许她就像其中之一——王昭君。对我们来说，言语无法形容其美丽。我们只能说她很美。

他们的描写中有一种新颖处，有一种密度，我之前从未在学生作业里读过。部分原因大概在于所学的是外国文学。我们相互交换着陈词滥调，而彼此不知：我并不知道中国传统诗歌中常以青葱比喻女人的手指，他们也不知道莎氏十八首中的诗的永生已被评论了无数遍，几近死亡了。我们的交换使得一切都是新的了：再没有乏味的诗歌，没有演滥的戏剧，没有那种像被医生诊断式研究过的角色。我布置贝奥武夫时没有人在底下做痛苦状抗议——对他们来说，这是个挺好的关于怪兽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在教室里学习的核心，在那些好日子里我们从未离开过它。但这儿总有许多东西包围着我们：学校的规章秩序，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这些力量始终存在，在课堂外的某个地方盘旋，有时我总能感觉到它们给我们的压力，当扳机拉动，党介入了。偶尔有些学生会写到说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在他批评英国资本主义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很熟悉），有人说哈姆雷特是个好角色，因为他对农民很关心。其他学生告诉我说，在仲夏夜之梦中，农民乃是最有力的角色，因为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无产阶级，那是革命开始的地方。

对这些评论我的反应是混杂的。看到学生们和文本发生互动交流，我感觉不错，然而对于莎士比亚被共产党的宣传收编，我就没那么大的热情了。我发觉自己在抵制那些诠释，尽管很小心——考虑到我的学生的背景。我不会那么直言不讳，说仲夏夜梦里的农民只是用作增添喜剧气氛的小丑罢了。但我会有某些方式，来回答那些我认为被误导了的读解。我说到，哈姆雷特是一个伟大的角色，并非出于他对农民深抱关怀，而是因为他深切关怀自己，而且他在这一点上还十分的雄辩；而且我指出莎士比亚乃是个小资产阶级，通过他在戏剧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到为何文学会那么经常滑入政治当中。从前我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我主修英文，在毕业后我在牛津读了两年的英语和英语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成为一个文学教授，但对英文系的所见所闻让我逐渐失去了对其的热爱，尤其是美国的学校。部分原因和美学有关——我发现我无法读文学评论，因为它那种学术式的僵化感，距离那些好作品中展现出的优雅实在太过遥远。而且大多数的评论我都不能理解其义，那些看上去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笨拙地没了救的词语组合。什么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些都无法简洁清晰地解释出来——就像我这些涪陵的学生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般，踉踉跄跄。

但主要的，我还是讨厌文学的政治化，在西方：文学被当作社会分析而不是艺术来阅读，书本被用来服务这个或那个的政治理论。很少有一个评论是针对文本本身所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文本被扭曲了，让其可以为评论者所持的观念作出注解。那儿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性主义评论家，后殖民的评论家；他们几乎总是挥舞着他们的理论，好似模具一般，把书本强塞进去，把它们压成同一形状的整齐产品。马克思主义者读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得出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者得出了后殖民。这就好像一遍遍读一本不知所云的书。

而且我也讨厌英文学院总是胡乱修改真经，试图制作出一张多元文化的书单来，就好象他们放在本科宣传册上的假照片。在我看来，关于文学，建立和尊敬一个文化的基础是有价值的，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状。多少年来，中国人一味开采文学的社会价值，尤其在文革期间，除了如“红色娘子军”等寥寥几个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剧都被严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处于失落状态。我们的学生们都知道马克思，而没有人了解孔子。

但同时，我现在能以更多的人道眼光来看待政治化的原因。我认识到，伟大文学作品的部分力量，来自于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价值：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能读到贝奥武夫，将之与她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一班的中国学生能够倾听莎士比亚的诗歌，而看到一个无瑕的汉朝美人。但与这种力量相随的是脆弱，因为总有人想要借伟大作家的力量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会希望莎士比亚站在你那边——如果他不是那么合适的话，你就曲解他的文字来服务于自己的意图。或者，如果他拒绝跟随，那就将其从真经的行列里驱逐出去。

这些事儿在中国经常发生，而我惊讶发现到，在某些方面，我的学生们比普林斯顿或牛津的学生更懂得回避政治。随着学期渐进，课堂外的政治势力似乎漂得越来越远了，大概因为教材是外文的缘故。这些外国文学那么新颖，那么不同，学生们通常都忘了他们标准化的政治指导路线，而且我们也绕过了美国那些英文学院的许多麻烦。没一个学生介意在这个秋季学期里我们一直学的都是早死了的白人男性作家，就好象他们不介意一个活着的白人男性在给他们上课。对他们而言，我们都只是外国人。

不去太多担心政治，他们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阅读材料上。他们倾听诗歌的声音，他们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们做得很认真——对他们来说，文学不止是游戏，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样来评判。他们学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后一个叫莉莉（Lily）的女孩在日志中回应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欢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应当把真相告知他亲爱的人，奥菲利娅，请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爱人应当同担祸福。还有，我不喜欢他的犹豫。作为一个男人，他想做什么都应当坚决。

你不可能在牛津听到这样的话。你不能这么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这人很糟糕。所有说的话都应当机灵点儿；你得认识到，哈姆雷特是个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顺序解剖这个人物，一层一层的，不仅是剧本它本身，还要考虑到那些人就这个剧本写过的所有东西。你得要考虑所有评论家说的话，他们那些渊博的知识以及他们的胡说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剧本上。你得要考虑这个剧本和当今的潮流，当今社会的事件如何联系。这个过程当然不无那么一点价值，然而对许多读者来说，到精美洗练的正文开始前，连一个喘口气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在学生时，这是我一直期望的——一个短暂时刻，让一个简单而真实的想法闪过脑际；我不喜欢这个角色。这是个好故事。这首诗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绿葱般细长。

这是我在做学生时所寻觅的——我想找到那么一些信号，说文学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悦的，人们读它是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会其政治上的对错；但通常，很难说情况到底是如何。然而在涪陵，毫无疑问学生们从其阅读中获得享受，而我意识到，直至我人生的终曲，我都要像他们那样对待文学。有时候，当他们做作业而我望向乌江时，我会微笑着想，在这里，我们都是难民。他们得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逃脱出来，而我从解构主义中逃脱。我们都很快乐，在江边整个涪陵都忙于其生意的时候，阅读诗歌。

我们在十月学的哈姆雷特，此时天气还温暖，而秋季的雨水开始在河谷驻留。我把班上同学分了十一个组，叫他们花一天时间准备自己的戏，然后他们将在教室里演出。他们把讲桌推到教室一侧，清扫地板作为舞台。所有的学生把课桌和凳子挤到教室的后排，从那儿看戏。

表演把他们完全改变了——在课堂上他们羞涩得叫人难受，但戏剧却把一切改变。每一个手势都夸大了，每一处情感都泛滥；他们的反应动作总是无可救药地过了头，在逐渐习惯了他们的羞涩后，看着他们在光秃秃的舞台上喊叫嘶吼，感觉非常怪异。有时我想这和传统中国戏的影响有关，在那儿表演总是夸张的，风格化的，但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出于释放，宣泄，在这个情感很少开放的社会里。不管怎么说，看他们演出都是陌生的体验；他们几乎认不出来了，就和这出戏本身一样，同学们和哈姆雷特都在我眼中焕发了新意。

罗杰（Roger）扮演死去国王的鬼魂，一个咆哮挣扎的鬼魂，头戴一顶圆锥形的中国式的王冠，是他用湿纸加胶做的。在任何一个哈姆雷特的演出中，基调都是有这个鬼魂定下，而在这里，正是罗杰和他的皇家礼帽——一出丹麦戏中的中国触觉。

在第二场中，哈姆雷特前往朝见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由简（Jane）和萨丽（Sally）扮演。浪漫对我的学生来说始终是棘手的话题；在公众场合下，即便最随意的两性接触都是禁忌，而去扮演一个妻子或女朋友对大多数女孩来说实在尴尬。经常，她们就用简和萨丽的方式来简化问题，以同性来扮演夫妻，因为在涪陵，同性朋友们公开表现情感倒是普遍的。是以萨丽抚摸简的头发，而简则爱抚着另一个女孩的胳膊，然后，意识到哈姆雷特盯着他们看，萨丽蛮横地问道：

怎么你头上依然悬着愁云？

而哈姆雷特——扮演者乃是巴博（Barber），一个紧张的，取错了名字的男孩，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和廉价的皮革外套——回答道，

不再有了，陛下。我现在阳光晒得太多了。

简的手摸到了萨丽的大腿上。她们两个都是漂亮的女孩儿，长发滑顺如黑缎子。巴博皱眉不悦。简软绵绵地贴在萨丽身上，发出猫咪似的声音：

好哈姆雷特，脱下你的黑衣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友善一点

不要继续为你的父亲而哀伤

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死的

他们自己写作了对白——剧本中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他们只保留一些最著名的段落，其他的，就用通俗对话。哈姆雷特第三幕中的独白由索迪（Soddy）来表演，他是班长，独自立于全班之前，念到：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是无所事事，默默忍受好呢，还是挺身反抗克劳狄斯

来结束这一切的困扰。死了吧，睡去吧——

不再烦忧——在睡梦中结束一切可怕的困扰！死了吧，睡去吧——

去睡吧——或许还能做个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他是个大块头的孩子，有一双慵懒的眼睛，来自四川北部的乡村，其他的学生叫他老大，一个从香港黑帮片中学到的浑名，外号，这里有一种敬意，体现出了索迪的权威。但尽管他在班里的等级体系中身居高位，他的学习其实不怎么样。他的写作还不错，但口语非常糟糕，在上课时没什么信心。他几乎从不开口提问或回答。

我从不理解为什么同学们尊敬索迪，直到那天他站在我们跟前表演哈姆雷特。他的英语还是很烂——他在独白时经常卡壳，有些没法听懂。但那些都没关系，因为现在他的才华突然展现无遗了；就好象他伸出双臂，用手掌抓住了他的才华，把它在掌中来回翻上一两遍，以确定我们都注意到了。他念得很慢，是故意的。他在教室里踱着步，在他的动作里有些川剧的痕迹，一件斗篷搭在他的臂弯；一把木头凳子搁在地上，作为他移动的中心，直到他把那道具表现出了宫殿的气派。而多数时候，他的声音是完美的——他控制着自己说话的步调和音调，哈姆雷特的情感如火辣的海水般起伏。索迪也知道如何运用喧嚣和沉默，有时大吼出他饱受挫折的沮丧，让言语在他每周打扫的教室中回响。他不停息地踱着步子；他卧于凳子上；他把头埋在双掌之中；他吼叫，咆哮；他向空气踢去；突然间，他沉默了——然后，待沉默彻底时，他安静地吐声：

意识让我们都成了懦夫，

当我们想有所行动时

我们的思想阻止了我们

遗忘了动作的名字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也是老大；不再有任何问题。同学们看得心荡神迷，在收尾时疯狂鼓掌。余下的一年里，每次我见到索迪，见到他的方下巴，斗鸡眼，他那黑黑的农民的面庞，我就看到了丹麦王子。在四川的农村，哈姆雷特就该是这副模样。

在另一个班的演出中，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走到国王的面前，跪下磕头，几乎把他们的前额给擦破了，然后站起身来，手挽着手聆听国王的指示。在四川男性朋友手拉手乃是很普遍的——当然，当你稀里糊涂地被人发配去死神那儿时，你会想要握住某人的手。

他们都很喜欢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角色。有些人对哈姆雷特感到不耐烦，有些人觉得奥菲利娅太可悲，但每个人都喜欢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他们喜欢这两人那种爱偷窥的毛病，喜欢他们倒霉的死法儿，身为仆人被骗，把自己的处决通告送到英格兰的国王那儿。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处妙笔——在丹麦故事中可嗅到的中国味道。这有点像三国中的苗泽，他背叛了自己的的妻舅马腾[1]，想去赢得权倾一世的曹操欢心。但曹操在杀了马腾后，转向苗泽，说到，“一个这么不忠的人不配活下去，”，立即把他以及全家都在广场上处决了。或者，这故事有点像林彪，毛泽东的大将，他想用文化大革命为他本人服务，但最后却成了其牺牲品。无论是哪个案例，我的学生都了解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这种角色——他们在很多年代的很多故事中都见过他们。即便今天，你也可以在干部的办公室里看到类似人物。

演出在一片的刀光剑影和功夫拳脚中结束，雷欧提斯，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被卷入了一场香港功夫片式的高潮当中，直到最后，哈姆雷特与霍拉旭在全班面前，蜷曲在地上。他们由维克和懒惰扮演，他们都穿着很低廉的西服，在演出前，他们很小心在地上铺满了报纸，以免王子死得脏脏的。班上有人在嬉笑——但当演出开始了，懒惰背靠住墙，抱起了哈姆雷特，全班都噤了声。

懒惰紧紧抱住他，安抚他，如同对待一个小孩，但这种接触很是自然，在中国，男人们可以如此触摸。哈姆雷特呻吟着，想要说话，咳出了最后几句遗言；霍拉旭吞声道出永别，把他的朋友在自己的臂膀中轻晃。整个班都静静观看。演员们都是矮小的男人，在地板上显得更小，他们躺在布满灰尘的黑板下方。哈姆雷特边咳嗽边道：

我不能活着听到从英格兰传来的信息了

但是我支持福丁布拉斯。他得到了我临死前的认可。

去把这个告诉他吧——此外仅余沉默了。

就这样，哈姆雷特死了——有那么一阵，我忘了自己是在一个中国的教室中，忘了霍拉旭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喜欢睡觉，自称为懒惰，他温柔地搂住哈姆雷特，轻声说着，悲伤的，懒懒的，

晚安，亲爱的王子，

愿成群的天使用歌唱抚慰你安息。

深秋的雾气覆盖住了白山坪，教室里愈来愈冷。这里没有暖气——涪陵这里很少公共建筑有暖气——最后，我选择在上课时关了们。学生们开始穿上大衣，围巾，手套；他们的手指肿胀，耳朵红了。我能看见他们在拥挤的教室里呼出的水汽。我们读了斯威夫特，沃兹华斯，还有拜伦。当我们大声朗诵时，词句以愉悦的整齐性在课堂中回响——水汽直升向天花板。屋外，长江来的冷风劲吹。在课桌下，学生们跺着脚。

他们请求我再排演一处莎士比亚的戏，最后我同意了，部分是为了取暖的原因。我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写了个概要，他们演出了。索迪和他的同学们用课桌搭了个阳台，一个摇摇晃晃的塔楼，露西勇敢地站在上面，而索迪在下方引诱她。五场戏后，格蕾丝念出了朱丽叶的独白，在她准备吞下福莱尔的安眠剂时。她的家庭齐力反对她，罗密欧被放逐了，当戏演到中段，格蕾丝哭了。她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为她总是直抒己见而不怕尴尬。中国的女孩本不当如她那样——但格蕾丝并不在乎。这一天，格蕾丝演着朱丽叶，她的黑色长发平平滑过肩膀，眼里闪动泪光，呼吸中冒出白汽。

几天前，当他们准备这出戏时，我注意到一个男孩独自站在他的小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沉默的山。“我总是沉默的”，在九月时他解释说。但他的写作非常优美，一个爱思考的人，从250人的小村庄走出来，他憔悴的脸上总挂着轻微的笑意。那天我注意到他独立一隅，他牢牢盯住剧本中的一处，会意微笑。我问他在看什么，他不出声地指向朱丽叶的台词：

我唯一的爱啊，从我唯一的仇恨中燃起！

要是不该相识，今日何必相逢！

“你理解文中的意思么？”我问道，以为他碰到了问题。

“是的，”他说。“我觉得很美。”

我停顿一下，再看一遍句子。

“我想你说得对，”我道，有那么一阵我们都没说话。沉默的山和我一起凝视着那诗句。

[1] 译注：何伟搞错了苗泽和马腾的关系。

2.1　插旗山

山有两个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它从两江交汇处升起，高临于学校。在春秋和冬季，山顶经常笼罩在河谷的薄雾当中，在夏天，当暴烈的太阳明亮燃烧时，靠近山顶的桃花林看似在热气中颤抖。

花儿在三月末或四月初出现，短暂的两个粉色星期，给了大山前一个名字。但在涪陵几乎没人叫它桃花山，虽然另一个名头的起源更其短暂——在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一个短暂瞬间，中国的历史来到了涪陵，穿越过了大山，继续前行。这大概乃是涪陵唯一一次和中国的中心事件发生接触了，一个世纪后其回音仍旧袅绕，大山的名字，就是对那一次古怪而暴烈的革命的纪念。

太平天国起义，在1840年代中期，由洪秀全发起，他是来自广西省的一个穷人。他科举考试四次落第，备受挫折，下了决心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的小弟。在那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很迅速了。到1851年，洪秀全已有了两千个跟随着，他宣布说自己乃是一个崭新朝代的天王。他的士兵们留着长发，打起仗来都不畏死亡，他们信仰一种野蛮化了的新教原教旨，是松散地建立在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教本之上的。在1853年，他们夺下了东部的城市南京，把它叫做新耶路撒冷，在那时候，他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他们是反对鸦片的，反对束脚，反对卖淫，赌博，以及烟草，它从农民那里获得了不少支持，农民对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是没多少同情的。但洪秀全以及其他的革命领袖们都缺乏长远的眼光，也没有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让他们中的大多数陷入奢侈的生活，以及内斗。他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想要推翻的王朝的那些毛病；黄色的丝绸长袍；成群的佞臣，无数的宠姬。但他们还是太强大了，清廷没法打败他们，即便在血腥的权力斗争不断升级时，太平军还是牢牢控制着南京。

洪秀全的头号大将为石达开，他又被称为翼王，五千岁。在所有最初的领袖当中，他是最有能力的，眼见太平军的内斗不止，他的理想幻灭了，最终于1857年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个将士，他展开了一段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预演了共产党的长征。他的太平军以Z字形穿越了中国的东部和南部，最后抵达了长江河谷。后来他们抵达了涪陵，顺着桃花山的山坡向上，他们的山顶竖起了天国的旗帜。

在干净的日子，从插旗山的山顶望去，涪陵的一切可尽收眼底。但在秋季，当季节性的雨水和雾气厚厚笼罩于城市之上，有些日子里视野会被云层遮挡，江那头的涪陵就只留了声音：喇叭，马达以及建筑工地的声音从浓雾那头传来。有些时候雾气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时间。但这时就会有些什么出现了——温度的急剧变化，一阵持续的风——突然间，视野清晰了。

大山的南边相当陡峭，急剧落入了梯田山谷，靠近乌江处，大地在江东区被分割为一片片区域：师专，从远处看上去很小；陶瓷厂，它的烟囱向空气中排出黄色的灰；长长的水泥码头，以及老旧的轮渡船。河水缓缓流淌，像群山之间细细长长的灰色丝带。

在雾气中，涪陵城看上去又脏又旧，它的建筑好像被粗心大意地乱扔在群山之间，不过它看上去也很大。在地面上看时，根本无法对涪陵的体积有所认识，但从插旗山上望去，城市的大小突然就很清楚了。灰色的建筑群一堆一堆，伸向远远的天际线，越过远处针一般的纪念碑，到达革命烈士墓。然而以中国标准来说，它还是个小城——一个镇，应该说——在乱七八糟的建筑周围，群山翠绿，很是醒目。

但它们中没一座能真正算是野山。从插旗山上四处眺望，大概每个方向都能望出六英里那么远，在每一块区域，几乎每一寸土都被开垦过。大山本身也是：在山顶时一个果园，一个花园，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躺在山的一侧，斜坡被分割成了梯田，把山坡变成了块块的平地。

在山顶种植着桃树和橘子树从，这儿太陡了，没法作梯田。稍微低点儿，坡度变缓，农民们将山地开垦为片片的菜地——卷心菜，土豆，大豆，萝卜。再低点，宽阔的平地足够种植谷物了，现在是秋季，快到时候种植冬麦了。农民们会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播种，每两三道之间，他们会留出两英尺的空隙。在三月，冬麦收割的两个月前，他们会在空隙处种上玉米。没有土地会被浪费的，没有任何事会被拖延或是匆忙完成；每件事有它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农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做着简单的工作。

大山的更低处，稻田已在几个星期前便收割过了；现在田地干燥，黄色的残株从土里伸出。绝大多数稻田都分布在南侧的山边河谷，在那里，土地平壤，足够被留出一块块能够蓄水的平台。在大山的所有作物中，稻谷的程序最为复杂。它在三月里播种，密密地种植，然后在四月里，青青的秧苗被拔出，用手移植到水淹了的田地中。在七月和八月，稻谷收割了，打谷了，干涸的田地可被用作种植蔬菜或冬麦。这样循环不息，一季一季，一年又一年，有时，在一片小小的耕地上，可以看见一年里所有的作物更替：从稻子到蔬菜，从蔬菜到小麦，从小麦到稻谷。

山脚处被临近乌江的一条漫布灰尘的马路切开。在马路之下，山坡变得陡峭，但即便这块常被洪水淹没的地方也用来种植冬日的土豆和芥菜。这些小小的菜地一直延伸到乌江的岩石岸边，那儿有一条生锈的小船停在两江交汇处。船的甲板上没有货物，船舱上飘着面红色国旗。这船抵达了长江，旋转着适应水流。它的马达咻咻作响。有一阵它停顿下来，被江水定住了——在大山下，在城市前方，被交汇的水流锁住。然后螺旋桨抓住了快速流淌的江水，船身逆流而上。

石达开和他的部队从涪陵往西，沿着河谷而上。他们行军过了重庆和泸州，然后他们离开了长江，进入了四川西部的山区。在这时，行军已有多年的时间了，在南京的天国已是摇摇欲坠，到得最后，这次勇敢的探险成了撤退。

部队沿着大渡河两岸前行，这是一条大山里的河，在四川的西部，河水碧绿而冰冷。这条大河从前曾目睹过伟大的战役——三国年间，十六个世纪以前。现在，清政府的追兵已近了，想要把石达开和他的军队困在这狭隘的河谷当中。那是1863年。

为了庆祝石达开喜得贵子，军队在河谷停顿了三天时间。仪式颇为精心，因为这男孩是天朝的王子——翼王之子，圣灵的闪电，五千岁。但天朝已经快入历史的尘埃了，石达开的五千岁也即将被切断。在大渡河的停留后果是致命的；清廷的军队包围了反叛者们，在协商了他的五个妻妾以及孩子们免除酷刑后，石达开投降了。他请求他的逮捕者处决了他而放过他的忠实跟随者，现在的人数已从十万减少到了两千。清廷的将领耐心倾听了他的请求，然后把太平军悉数屠戮，将翼王凌迟处死。

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带领他的共产党军队，在长征的核心时刻，也来到了这同一条河。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将红军摧毁的边缘，历史的教训告诉毛不能拖延。他的部队稳步向北方挺进，直到他们到达了泸定桥，一座古老的铁索桥，由国民党的军队严密防守。情形看似无望了。

三十个红军士兵志愿突破。在机关枪的掩护下，他们爬过了铁桥，一个接着一个，铁索连着铁索，冲破障碍，突破了敌人的枪林。整个共产党部队成功越过了大河，挺过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战。那年的尾声，八千个毛的士兵，从出发的八万人中仅余的士兵们，在陕西省北部结束了他们的翻山越岭。他们建立了根据地，力量稳步增长，一个村落连着一个村落，一个省连着一个省，他们征服了国家；在每个城镇他们宣传他们的教条，那是一种野蛮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松散地建立在苏联的模式之上。十四年后，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反对鸦片，裹脚，卖淫，赌博，他们从中国农民那儿获得了广大支持，农民们对地主和腐败的国民党没多少同情。但毛泽东缺乏足够的眼光和经验来治理一个国家，权力欲鼓动他建立起了一种个人崇拜。那些领头的干部们开始染上了他们所推翻的统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但即便到了1990年代的末期，在国家的经济快速私有化，腐败的故事开始猖獗时，官方所持的历史观点依然稳固。共产党的历史观对过往的农民造反总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国，即便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公园里还有石达开的雕塑。而对该运动的一些其他方面，则相反的，予以淡化——中国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国那种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许多学生不知道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但学生们知道他是农民革命者，知道毛泽东成功了而洪秀全失败了。这种回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一个征兆，显示中国的历史，就和其土地一样，总是沿着循环的模式进行。

大渡河往南奔向乐山，在那儿，在世界上最大的雕刻佛像漠然的注视下，流入岷江。岷江向西南流去宜宾，在那儿融入长江，然后，大江奔向西北，三百英里后，掠过插旗山的葱绿梯田。今天在山的圆顶上没有旗帜飘扬。重名的大山巍巍屹立于大江之上，它那坚实的体型让人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于一千年前所写：

国破山河在。

3　跑步

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顶。边跑我边读着路两边的宣传标语，虽然起初它们中我不认得几个。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对我来说，它们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国IS BUILT[1]

我在校园的中心结束我的晨跑，这儿离教学楼不远，这儿有一块石墙为背景，刻着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2]

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时候，我认得四十个字，全都很简单的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没多少时间学；和平队在成都给了我们两个月时间的密集训练，但重点是学足够的普通话口语，功能性的。要学汉语文字，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到涪陵之间我没足够时间。

我到涪陵是为了教书，但我还有另外两个动机：我想这经历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想学中文。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标，但如何实现，则不那么清晰了。我希望写作能自发进行——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做很多笔记，最终，当我感觉准备好了，我就将开始写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的事儿。

这也是我决定通过和平队来中国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教我汉语。他们的成都培训课程是很棒的；课堂很小，老师富于经验，进步相当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学习语言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和平队愿意为我们花钱请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们，而且我得自己决定用什么教科书，如何来架构我的课程。这任务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么去学中文。

在头几个星期，傅主任帮亚当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们一样茫无头绪——他从没见过一个外国人想要学中文的，而且我怀疑，私底下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外国人学不了中文——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尝试时，我的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会让我说一点中文，或写下一两个字，然后嘲笑我的努力。开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烦了。他们以为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事实上我是认真的：我知道学习中文将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许许多多的事儿都依赖于掌握这门语言——我的友谊，我在这城里的工作，我对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学中文，也可以说是出于我的固执，因为身为外国人，人们认为你根本做不到。这种相当低的期望值可有个悠久传统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国人向外国人传授语言是违法的，有不少中国人因为做了英国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狱，甚至被处决。历史的这一页让我着迷：有几种语言是那么神圣到禁止外传的呢？当然，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来改变了许多，但中国在对外开放上态度依旧暧昧，而语言问题则是核心。如果够明智的话，我就不会来这儿呆上两年，也不会去学说中文。对我来说，学习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师职责一样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并不明白我的这种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们自己慢慢就忘了这回事儿。我们不需要中国人来教我们，毕竟我们已经懂了不少，足以去买杂货，去当地馆子吃饭了。那就够了，人们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被看作教英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的动物——昂贵而又顽劣的拉货的马匹，来教文学与文化。他们给了我们干部的公寓住，给了我们长虹牌的彩色电视，带遥控的。我们的卧室里有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很顺从，又尊敬我们。尽管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领导们还是私下给我们的同事和同学指示说，在课堂外避免跟我们接触。这很正常。外国人总是不乏风险的，尤其在政治层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也不需要在学校里结交什么亲密伙伴。我们可以在白天教书，晚上回到我们舒适的鸟笼里，而且，如果我们需要友谊的话，我们本来就有两个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们甚至给了我们电话，可以打给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队志愿者。

某些较具深度的学生察觉到，我们的生活并不完整。在日志中，索迪写给了一张短条，用第三人称很礼貌地说：

皮特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学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劳。我们感谢这样的行为。但我们为皮特与亚当的生活而担心。比方说：皮特和亚当几乎不懂汉语，所以他们看不了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想你们的生活会很困难。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

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教学与备课时间加起来，一个星期也用不了三十个小时。我在清晨跑步，有时到山上散布。亚当和我会打篮球，玩飞盘。我在电脑上写作。我作些未来的打算——以后在课堂上要用到的题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还是这城市里有许多有待探索，发现，但在最初时，这儿是个最难向我开放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区看上去不错。我经常望过乌江，望向涪陵迷宫般的街道和石级，聆听远方传来的日常生活之音，我会猜想藏于江城中的种种神秘。我想要调查这一切——我想要走下码头，观察船只；我想要和棒棒军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旧城的石级组成的网络。我渴望弄明白这城市如何运作，它的人们如何思考，尤其因为从没有外国人干过这个。这里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儿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去发现城市里有些什么。跟其他外国人相比，涪陵只是我们的——至少当我们弄明白了它以后。

但在我真的到了下城区后，发现它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部分是因为尘土和噪音；涪陵主城的污染和噪音难以置信。它不像其他部分的中国有那么多重工业，但这儿也有些大型的工厂，向空中喷出烟和尘。乌江岸边的发电厂烧着煤炭，街道两边无数的小餐厅也是一样，而汽车的尾气排放没有什么规范。在冬天里，空气尤其污浊，但即便夏天情形也很糟糕。如果我去到城里，擤个鼻子，纸巾上会有缕缕的黑色油腻。这叫我想到空气会如何怎样影响到我的肺部，有一阵我想着该怎么办。最后，我决定在擤完鼻子后不去看纸巾了。

噪音更令人侧目。它们大都来自汽车的喇叭，很难理解这喇叭声为何没完没了。我可以这么开始形容：涪陵的驾驶者喇叭揿得很勤。这里的汽车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够了，它们总是急不可待彼此掠过，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数是的士车，几乎涪陵的每辆的士都重装过喇叭，变速杆的头上加了一个按钮。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触发；因为山路缘故，驾驶者经常换档，把手放在档把上也能揿响喇叭。他们对其他的车子嚷嚷，对路人嚷嚷。他们无论经过什么人，或者被谁经过，都要把喇叭大揿特揿。在没人经过，但考虑到或许有人要过时，他们也揿。当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许要经过的念头闪过司机脑际时，他们还揿。就是这样，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驾驶者就要揿喇叭。他们揿太多了，按钮上的手指已经麻木，而其他的驾驶者和路人对此已完全习惯，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见喇叭声。没有人对喇叭声作出任何反应；根本没用，毫无意义。涪陵这儿的一声喇叭好似森林里倒下一棵树——就作用而言，这声音乃是沉默。

但在开始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声音。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抱怨喇叭声和噪音，就像我们抱怨自己的鼻子和变黑的纸巾那样。但一个简单的事实，你对噪音或污染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它们或者是很重要，很烦人，或者它们一点也不重要。为了保持清醒，避免发疯，我们做了第二项选择，跟本地人所作的一样，很快，我们就学会去转向其他事情了。

在十一月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那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默的大学同学来访。他在曼哈顿住了五年，然而涪陵的噪音叫他彻底的瞠目结舌；他听到了每一声喇叭，每一个叫喊，每一次扬声器里的通知。在他离开时，我们坐了一辆的士，从学校到码头，而克莱默，因为在华尔街工作而有数字意识，算了算司机穿越城市所揿的喇叭数。十五分钟的车程，司机揿了566次按钮。每分钟37次。

若不是克莱默计算的话，我不会注意到这个，我发现自己很早前就已经对喇叭声失聪了，就好象当地的其他人一样。事实上，克莱默是全城里听到喇叭的唯一一人，这就解释了为何他被整得那么惨。整个城市对他揿了一个星期的喇叭。

对我来说是另一个情形，在一个月后，涪陵的种种不快处已不那么重要了，不足以阻止我进城。尽管有噪音和空气污染，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还是想要探索它的犄角旮旯，发现它的秘密。但语言是巨大的问题，在起初城市让我处处受挫，甚至恐惧。

普通话素以其难度知名——有人说要花费学法语或西班牙语四倍的时间——而它的文字与音调对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们的结构方式和我们的语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为方言的缘故，事情更其复杂。四川方言很是独特，一个来自中国外省的人听涪陵本地人说话也有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差别很大：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不发普通话中的卷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转了，是以一般四川人会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话的音调范围较窄，最要紧的是，两个普通话的音调在四川被反转了。如果普通话是你的起点，到这里，好像整个语言都被压平了，还颠倒过来。

此外，四川乃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铁路尤其不足，导致了巨大的地区性差异。成都的方言和重庆很是不同，而重庆又不同于乐山，如此类推。丰都距离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两地的居民有时会难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馆子里，如果你想点馄饨——翻译成英语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丰都，你得点包面。或者，更精确些，是包民，因为丰都的人们省略了“ian”的发音。

其结果乃是如地狱般的一团糟，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国来，想学中国话，但很快我发现，没有这么回事。“中国话”乃是你碰到了什么人，想要沟通的工具，而根据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况变化剧烈。受过教育的人通常会说普通话，尤其是年轻一代——我们教室的墙上写着巨大的标语，命令道：“说普通话！”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数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这就使得我进城时常感沮丧，因为最简单的沟通都是困难的，而我那学习中文的目标看似不可能了：我没法想象在两年中学会普通话和四川话。事实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自然而然，它会有助于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并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头昏脑胀，而每次进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败。

而涪陵之所以可怕，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每当我下馆子吃饭，或去商店里买点什么，人们很快聚集起来，经常有多达三十来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数的关注只是出于好奇，并无它意，但这使得我笨拙的汉语更变本加厉了——我会尝试跟老板说话，人们就会大笑，相互议论，在紧张中，我的普通话说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时，人们经常转过来看我，对我大喊。经常他们会叫道外国人或老外，两者的意思都一样。这些词汇通常并无恶意，然而恶意与否渐渐不重要了，每天他们只是对我喊叫这两个词。他们喜欢的另一个词儿是“哈喽”，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版“哈—喽喽喽喽喽！”这个词儿跟外国人联系十分紧密，有时人们用其取代了“外国人”一词——他们会说，“看，来了两个哈喽！”在涪陵，他们还经常会喊出一些不那么善意的词汇——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

压力随着我每次进城而不断累积：对语言的混淆和尴尬，喊叫和瞪视，嘲弄的招呼声。对亚当来说情形要更糟，因为他个头高大，又是金发；而我至少有黑发的优势，块头也只比当地人大一点。有一阵我们采取策略一块儿进城，以为两个人会更好应付压力。这是个错误选择，因为多一个外国人只会增加关注度，一个月后我们就只单独出行了。最后，随着秋季学期缓缓过去，我们尽可能避免进城。当我不得不去时，我都戴上耳机。这是我应付的唯一手段；我听那些最吵闹最烦人的RAP音乐——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这些只是刚好将街上的叫嚷上盖过。进城之旅变得超现实味儿了，耳里听着斯诺普的猥亵词句，在人群中闪避，但这让我清醒。

是以索迪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解决：我怎么打发我的闲暇时间呢？在我上完课后，我会坐在桌前，望一望乌江对面的城市，写道：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边写边一遍遍发音练习，非常小心，仔细的

“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

我会把一个字儿写上一百遍，同时想该怎么运用：学习，学生，学校。我会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放上书架，越积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张。我会听教学磁带，重温我们在和平队培训时的课本。我的指尖轻弹过那些卡片。到十月初，当傅主任终于找到了两个中国家教，我已经学了一百五十个字。插旗山上的标语还是难以辨认，然而校园中心的那些有些变化了：

教书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环境EDUCATES 人

我们的家教是孔铭和廖梅，我们叫他们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在中文系教书，没一个会说丁点儿英语。他们从前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傅主任找不到会说英语的家教，最后我们跟他说不要紧。我们只想开始学习，而且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说得好。

孔老师个头矮小，戴着一幅眼镜，身上有宏声牌香烟的味道。他三十二岁，教中国古文。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说他有点胖，也就是说，以美国标准来看他有点瘦。他笑得很勤。他来自丰都的乡下，那个城市以鬼出名——传说人死后的魂灵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很瘦的女人，留着长长的黑发，举止含蓄。她二十七岁，教当代汉语。她笑的比孔老师少。我们的学生中也有人上中学系的课，认为相较之下，廖老师是个比较好的指导老师。她是从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贡来的，那儿以它的盐出名。每个四川的大小城镇都声称有点什么出名的东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长在河岸两边的那种。

几个月里，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就只有那么多了。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普通话非常清晰，只略带一点四川口音，会把N和L声混淆。除此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教汉语的机器，或者说农庄动物——一种不那么贵的，神情厌倦的的拖货的马匹，用来纠正我们糟糕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愚蠢的外国人，我们粗糙的舌头一点音调感也没有。

我和廖老师头一次的课程本来计划是两个小时，然而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家路上，我的脑袋发晕——从前曾有人在一个钟头内犯过那么多错误吗？所有一切都错了——发音，语法，词汇，起始的声音。她会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尝试在脑中运行着语言，以作回答，但在我开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说得很清晰，这是当然，但在这个钟头里我们也没说哪怕一个字儿的英文。这是我所想要的，毕竟是一个中国家教嘛。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星期时间里做七个小时这样的事儿，还能保证我的理智清醒，当我看着书架上那些可怜的卡片时，心想，没指望了。

整整一个月里，都是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关注了，甚至没想一想对方那边感受是怎样，后来我意识到，对我的老师们来说，情况更差。他们来教外国人那神圣的音调，并没有被处决的危险——那法律至少已经改变了，自清代以来。然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首先，我们付的报酬偏低了。这不是故意的；我们听到的报酬标准是错的。而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当然又太礼貌了，不会向我们指出这错误来。这就是说，在那头一年里，他们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这每周七小时的工作又是那么无聊，那么沮丧。书里的课程很简单，坐火车，下馆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样事儿都说错，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把我导入正确的方向。你怎样才能叫人学说汉语呢？你怎么运用那满肚子的古诗知识，来教会一个外国人来掌握一个基本的第三声。

我们都在迷失当中，而这失败笼罩住了我们的全部关系。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家教会说英文，这样他们至少能够在下课后聊聊天。他们聊到老师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成为朋友。我的老师们看似不像真人——好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廖老师已结婚了，孔老师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时，他们的态度有些疏远，有些谨小慎微，将语言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一个外国人，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打交道。

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没法那么去教书，而扮演学生的角色就更其艰难。事实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汉语课程略有起色后，情形变得更糟。我书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状奇怪的黑色比划，在我脑子里漂进漂出，经常唤出一些误导我的暗讽来。它们更像图而非字：我会看着“长”字，想到了K-mart（注：美国超市）。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大”看起来像一个人在跳高。“点”像一只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对着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梦里也见到他们——它们蜂拥在我脑子里，我醒来后，隐约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个时刻，好像有些比划直直站起身来，瞪着我的眼睛，那些联想都消失了。突然它们就成了字：它们有意义了。当然，这不是立刻发生的，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导致——我发疯似地努力学习，希望减少我上课时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样，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取得了进展。

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声朗读着课本中的某一章节，除了一个字以外，我认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给我的成果注册登记：我真的是在读中文了。这语言对我来说有了意义。但在这满足感还未享受到一半时，廖老师说道“不对！”

它的意思是，“不正确”。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错了，等等。很明白无误的不正确。有很多中文字我还不懂，但这个我非常了解。

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对了；难道这就没一点价值吗？但对廖老师来说，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字儿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是什么字？”我问道，指向那个错过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

“第四声”。

我深吸口气，把全篇再读一遍，这次完美无缺。这是个胜利——我转向廖老师，我的眼睛说（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说）：现在你觉得我怎样？但廖老师的目光因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再读下一篇。”这些，毕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而失败则遭到批评，迅速纠正。你要么对要么不对；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当我对这门语言渐具勇气后，我开始尝试新的字眼，新的结构，这很好不过也有风险。我会写一组句子，用一些廖老师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词汇，而且我敢发誓说她显得有些畏缩，流露出不情愿的敬佩之意。然而她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写错的那部分。

我渐渐恨上了“不对”；它的发音在嘲笑我。那声音颇为刺耳：“不”是一个升调，而“对”则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来，又立刻崩溃。它让我更心烦之处，在我知道廖老师说的乃是实话：基本上我就这语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我应当能接受批评，在需要的时候。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习惯了我的自尊被安抚；我想要有人赞扬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评，只要那上头包一层糖衣。我掉进了一个相同的陷阱中。从前我曾听一些美籍华裔的朋友们抱怨过，做小孩时他们在学校里习惯了美国教育体系中温和的纠正方式，而回到家里，他们那些中国脑筋的父母只是说道，不对。那成绩单上仅有的一个B就盖过了环绕在周边所有的A。继续努力；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这样我继续学习。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顽固；我下了铁心要让表现给廖老师看我对了。几乎所有我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中文，我书架上的卡片飞速增长。到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隐约想到说我要读报纸，那需要两千到三千个字。但最主要的，我还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尽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顶，我在石级上狂奔，我的肺在长江上空燃烧。这努力叫人心满意足——有挑战性，却不复杂，而且到了尾声时，我能俯视着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这同学习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儿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束点，给我的挫折感多于满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我在涪陵此时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们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板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军在他们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货物。我的意图则不那么清楚——我是个教师，这工作挺满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离开这校园后就会消失。城里的大多数人只看到我的种种失败，无法避免的误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米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

我主要还是想找到样自己能干得好的事儿。这也是该城简单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会密切观察一个棒棒军或者一个馆子里的厨师，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儿干得好。我的关注中带着那么点窥淫欲，至少我是带着那种性无能偷窥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许多日子里，我只求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只求我能反复干一件事儿，而且干得好。

跑步在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回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车会对我揿喇叭，人们会大笑大叫，有时会出来个年轻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们面前拉风一回。但人群无法聚集起来，也没有一个男孩会跟很久。我独自跑着，在一个拥挤的国家里这种孤寂感受不无价值。在这城里没人能追上我。

通常我会在校园后的山上跑，沿着那环绕着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径。我跑过古老的道家寺庙，跑上稻田狭窄的墙头，我沿着石级跑向山顶。我喜欢跑过俯视乌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欢看农民工作。一边跑，我一边看着他们在稻田收割，在打谷，我看着他们种植冬麦，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了解了农业的生产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双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轮廓。

农民们觉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经过时，他们总是盯着我看，但他们从来不会大喊或大笑。这里有个规律，农民们总是你想遇见的人中最有礼貌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有比向外国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儿去做。也许，他们内在的有对于体力运动的尊敬，即便他们看不出我这运动的目的何在。

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标语对我还是外国的感觉，即便它们慢慢显得熟悉，它们还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长：

建设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长，PROMOTE社会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国FOUNDATION

在那个学期，汉字在我眼前波动剧烈，每一天那形状都和从前所见不同。汉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进餐的馆子的老板作简单交流。同样的缓慢变化也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他们终于从发音机器变为了真人。

随着这情形的发展，我开始察觉到廖老师的一种尖刻感，虽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单是习惯说不对；她好似和亚当与我相处不大舒服，有些时候，我几乎猜想说她不喜欢我们（考虑到我们给她的报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意识到她的这种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头一个学期里，我只是察觉到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员篮球赛后上课时，她问我觉得比赛如何。事实上，比赛进行得很糟——亚当和我才开始发现，对我们的参与有很多的抵触，因为英文系突然变得很强了。对其他的参与者来说，这比赛带上了爱国性质；这是中国VS美国的比赛，事关为祖国保住面子，而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裁判也出现了偏向；他们允许对手向我们犯规，而不断为我们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课前的比赛当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两次运球——到了比赛的的尾声，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响。亚当和我考虑退出赛程，后来我们做了。这看似最佳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

我知道廖老师看了比赛，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样。对比赛中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裁判在校园中的名声很烂。他因为老打架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胁一个管理员。他的老婆最近跟他离了婚；传言说他老打她。然而学校没法将他炒掉，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诺给所有的国家员工的。

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

“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

“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

“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

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

“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

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人看。最后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第一个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里，在我们发展出真正的友谊之前，我能看出他的兴趣在生长。他有时会问我关于美国的事儿，在我的中国词汇范围内，而且我察觉到一旦有了机会，他有许多想问。当然，在我的汉语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问题想问。

我们在我的餐厅里上课，当太阳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时候，早晨光线温暖。我们边学习边喝茶——茉莉花茶，在热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开放的莲花一般展开。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轻轻吹着气，让花叶漂去一边，这是我在课堂上学到的另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叶子，他转过头去，轻轻吐到地上。那个，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一个干部公寓里，还可以向地上随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备课时，听到了底下广场响亮的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的扬声器总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从阳台往下望去，见到一批人聚集在礼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阳台可以垂直望向广场，一切都很清楚。一条横幅展开，挂于台阶之上。我认不出其中大多数的字眼，但有些还是可以的：“安全”，“环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横幅下现身了。蓝布铺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麦克风出现了。

我曾见过这种安排——这是给干部们安排的区域。很快，六个人拾级而上，坐到了桌边。我眯起眼想看清他们是谁，但认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许多人都身着制服。

发言开始了，一直传上了我的阳台。群众聚集在礼堂台阶的底端——主要是学生，也有从大门外周边社区来的人，年老的农民，抱着婴儿的妇女。他们安静聆听着，从他们的沉默中，我能看出这是个严肃的事件。讲话声在广场上回响，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师来上课了，他把书放在餐厅的桌上。“很吵，”他说，微微笑着，我也同意——声音太大了，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课上，那关于坐火车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动脑，好没意思。我们走到阳台上，观看人群。现在有好几百人在那儿听着讲话了，而且我能看见成群的学生从教学楼冲下来。

“所有的学生都不用上课了，”孔老师说，我问他此事件为何。“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个公开判决。”

我没学过这个词，而他对我做了解释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厅再翻翻字典——“判决：裁定，裁决。”他们在一个礼堂前面做一次公开的审判。

“他们是学生么？”我问。

“不是，他们从江东来的。”

我问他们干了什么，孔老师解释道，江东那边的人跟体育生之间有一系列的殴斗。江东是城里一个粗野的部分，一个衰败的沿河区域，有许多的小店铺和锈迹斑斑的仓库。在三峡大坝建立起来后，江东许多地方将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会怀念它。它那肮脏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郁，而那些居民，大多数都很穷，把师专的学生看作享有特权的外来者——被宠坏的孩子们，六七个人挤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宿舍，清洗他们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强制的锻炼。在四川，市民和大学生的紧张关系，和其他事情一样，只不过是相对的贫富而已。

近来，这种敌意变得丑陋了；有些江东的男人在打斗中用了刀棒，有两三个学生受了伤。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儿听说的，他们在日志中写道，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有两个体育系男生受了伤，而他们的朋友们转回宿舍求援。在他们收集武器的时候，警察到了。

“没人受了很重的伤，”孔老师说。“但他们要给学生们显示说学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来了个公开判决。”

干部们结束了发言，群众们在充满期待的沉默中等待。两个男人出现了，夹在警察当中。他们穿着廉价的衣服，双手反铐。警察将他们押着，走到礼堂台阶的一半位置，让他们站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两个男人的头低着。学生们往前涌；在后排，站着农民和怀抱婴儿的妇女。每个人都很安静。作为背景，从乌江那边，我听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个干部在读一张纸。他的嗓音传遍广场，作为反应，群众们移动着，低声议论。那两个男人保持低头姿势。

“几天，”孔老师说。“只关几天。不是很严重。”

在这瞬间，事情就结束了：警察把上铐的男人带出了前门，一辆巴士在那儿等候；干部们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横幅被取下了；学生们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们在公开事件中极其有组织性，他们的集会可以在一个钟头内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钟内，广场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孔老师和我复习了一些审判中的词汇，然后就转移去第31课了。这么快就回到课堂上，感觉有些奇怪。刚刚我们还在观看审判，从高处下望，好似在一个体育馆的豪华包厢中，而某些人的公开受辱，被转变成了课文里的词汇。但在涪陵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很少当地人会觉得异常。我有一个和平队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师专教书，在那儿，第二年的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课程，为了在学校的运动馆参加一个死刑前的集会。学生参加这种集会乃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们都是年轻的毒贩，而他们的死将为观看者提供有价值的一课。整个学校聚集在体育馆，而警察押着犯人在学生面前游行。之后，犯人们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课程如常恢复。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来，发现校园中心的标语彻底可认了。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将这一排文字视为我的基准点，我的标杆，从这些文字逐渐呈现出意义的过程里，我看到自己的进展。有一天，它们终于有意义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脚步，久久观看。我把标语读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涌起。但没有——那些只是宣传口号而已，和学生的课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样陈腐的字眼。我对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讯息反应也是一样：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的基础

所有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号，伪善的做作。每次当我认出某个标语时，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满足感。代之而来的，是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个。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继续重复在课桌上书写文字，从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亚当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办公室，我们被告知今晚有一个宴会。这种声明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给到，而它意味着今晚被有效终止了，因为去到宴会，不醉到不可救药是不可能的。

对这种场合，和平队的医疗培训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准备应对。即便我们只是中国和平队的第三拨，四川的乡下已经传遍了和平队员在饭局中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有关于斗争，关于破坏，关于和平队员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险，让他们发誓戒酒。我们的医疗官员强烈建议说，一旦抵达，我们要宣布说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医生最常干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因为喝酒，跟抽烟一样，乃是作为一个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是这样，尤其在较偏远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我们的和平队培训课程之一，请了一个四川当地人来做个人陈述，他腼腆解释说，即便好朋友之间，也很愿意把彼此喝到医院里去。跟我们的医疗官员一样，他建议我们用外国人的身份去回避这种仪式。

这就是和平队典型的预演方式：先告诉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为了展现赳赳气概而毫无意义的狂喝滥饮，然后亚当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队在该省最偏远的角落。在我们的欢迎晚宴上，当我们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时，我们两人一刻都没犹豫。我们的培训反复强调说，在涪陵这儿做一个男人呢，毫不犹豫是如何的关键，而且，就我们的考虑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跑这么远到这儿不是为了做外国人的。我们干了第一杯，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有两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复杂的组织方式。教员们一开始对待我们很宽松，显然和平队给所有的学校都发了严正警告，要他们负责任。但后来我的同事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和我们的一样：和平队远着呢。喝酒的压力在稳步推进，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英文系里有一个关于酒量的排名表。这不是一个真写出来的表单，然而它又是彻底公开，被接受的。你问随便哪一个教师他的酒量和系里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确回答你。张书记是头牌，接着是艾伯特，然后是傅主任，如此类推，直到赛老师，他的量级太轻，以至于酒局中，人们轻蔑称呼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就成了英文系中无可争议的头号选手。我的排名第二；张书记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实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为在亚洲，许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适应酒精，这是很普遍的。这也是当地的饮酒模式如此疯狂，而后果并不严重的缘故；大多数人的基因就决定他无法成为酒鬼。每周他们会有一两次喝得很厉害，然而很容易就喝伤了，没法一天天持续地喝。这只是种仪式，并非习惯。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亚当与我在此所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很难从此感受到自豪。若有点意义的话，它道出了我们在适应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饭局和宴饮，尽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气，却代表了我们环境中较舒服的一面。我们立即从我们的酒量中获得了尊敬，在某个程度说，这也是系领导和我们沟通的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跟我们说，或着有一个请求，那就在酒席上操办。我们的同事，平时在外国人周边看起来僵硬紧张，一旦白酒开始流动，就松懈下来了。这种场合是严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务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开始前，亚当与我被护送到英文系的办公室，会见当晚的主人，主持人。两个男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面带微笑。其中一个四十来岁，个高俊朗，另一个乃是六十来岁的矮个老人。高个男人穿一件新毛衣，从他自我表现的方式来看，很显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个干部。同样很明显，他们来这儿是有求于我们，因为是他们赞助了饭局。赛老师和傅主任现场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说。“王先生1977年来到师专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其中英语最好的，但那时候英语并不很受欢迎。是以他成了一个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很感兴趣。”

亚当和我跟王老师握手。赛老师看似忘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显然他习惯了在大男人的阴影之中。

我们都坐下了。亚当和我等待着他们的请求；我不无恶意地揣想说王老师可能想上英文课。我已经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干部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听他慢慢说道，“你—好—吗？”

“王先生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关于美国文学的问题。”

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具体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有一万多本书。”

他顿了顿，让这数字的意味变得深沉。然后他身体前倾，低声道。“王先生，”他说，“比涪陵师专所有人的书都多。”

一个自豪的微笑掠过王老师的脸，我看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我疑惑说四川人是否也有藏书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样，而这两种尊贵感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个陌生领域——在和平队没人警示过关于书的事儿。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逊于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问题。王老师点头，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个质询，傅主任翻译了。

“王先生有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道。“一般的美国人理解他的书么？”

我说我读贝娄读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风格不难亲近，而且他被视为最好的犹太裔美国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头了，好像他期望听到的就是这个。他准备好了另一个问题。

“那乔伊斯卡罗奥兹呢？”傅主任问。“你觉得她是跟从了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传统吗？”

“不是那么回事，”我说。“大多数人说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事实上，有些女性主义者批评她。”

这把我们导向了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接着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后我们去到了南部文学。在那之后我们讨论了海明威和“肮脏的现实主义”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亚斯沃尔夫。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翻译的，随着讨论进行，我发现他的美国文学知识超出我的预想。我也意识到，会想说拥有一万本书的王老师要我帮他学“你好吗”，我真是个笨蛋。

半个钟头后，我们移位去了宴厅。头一杯是敬给桌边所有人的，之后王老师向亚当和我单独敬了一杯。接着，张书记代表党向大家敬酒。当下一轮来到时，赛老师推开杯子，紧张地裂嘴笑着。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这已经够了。”

“喝了，”张书记说。“干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赛老师说。他拱起双手，弯了头，一个请求的姿态。赛老师乃是系里最聪明的老师之一，一个矮胖的男人，四十来岁。今晚，两杯过后，他的脸已经红了。他再次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必须为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他们开头说着英文，为了我们的缘故，然后就转向中文了。在争论间他们为酒杯而奋斗——赛老师想要推开它，而张书记牢牢地将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师咧嘴大笑。他们两人也加入进去，嘲弄赛老师，直到他最后举起了杯子。每个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咽下，之后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几秒钟内，服务生又来续杯了。赛老师迅速用手盖住酒杯，摇头。

“这就够了，”他说。

张书记想要把赛老师的手挪开。服务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里握着酒瓶。这是个地道的四川景致——每一幅关于可爱的河流的长卷图画中，都有十处在描绘关于白酒的争吵，两个男人在争夺杯子，一个年轻女人持着酒瓶等候。

“真的，”赛老师说。“我喝这些就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奚落说，拽着他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回应道，他咧着嘴。

王老师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大笑。有几分钟，整张桌子都聚焦到了赛老师的杯子上。很难相信不到一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与乔伊斯卡罗奥兹。最后赛老师软下来。

“就一次，”他说。“最后一杯。”

服务生斟满了杯子。王老师笑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亚当和我。他做了个快速的手势，举起杯子，我们三人一饮而尽。王老师喝得很容易，他也没有脸红。

食物来了，有一阵，干杯的节奏舒缓下来。但他们继续时，每个人好似都忘了赛老师，他不过是酒局开场与收梢时的娱乐项目。当正式的拼酒开始后，他就是个麻烦。现在，他坐着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汹涌。

这部分的饮宴是有策略的，通常，干杯前都有低声的讨论，教师们用四川方言，而亚当和我用英语。这里的机谋乃在2对1——若张书记向亚当与我两人敬酒，我们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会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的回应是先发制人；如果我们察觉到他们有什么阴谋，我们中的一个会敬一对，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后，他们得花时间恢复，在反扑前。偶尔他们尝试聚焦在我身上，察觉到我功力较低，当这时亚当会插入来保护我。这在四川是允许的——一个朋友可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个领袖，一个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着白酒的方向。张书记总是英文系的领导者，但今晚他让位于王老师了。这个大块头男人动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师开始软掉。在那之后，他转向亚当和我，他鄙视通常的二对一的游戏，轮流向我们单独敬酒。这出戏可谓壮观。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人还是席上最清醒的三个，但我很快就要晕了，而王老师没有放缓的迹象。我听到傅主任和张书记叫他悠着点儿，因为他们害怕我会喝伤，终于，敬酒结束了。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乃是关于一辆载货三轮车，他用四川话说而赛老师翻译。这故事的发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没法听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游荡，直至我发觉自己看着那个随着王老师来的小个男人。我已经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则面带微笑。他说着什么，但我不能理解；他说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么也没有提高我们两人的语言能力。最后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话，一个个音节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你说什么？”

“莎 士 比 亚。”

我摇摇头，他重复了好几遍，做着读书的手势。最终我脑中闪过一道光。

“莎士比亚？”我说。

他大笑起来，竖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点头，又道。

“马 克 吐 温。”

“马克吐温。”

慢慢的，我们从梅尔维尔，诺里斯，欧康诺，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猜诺里斯和基弗。我们没什么别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没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虽然他尝试沟通说他尤其喜欢诺里斯的小说麦克梯格，那大约是美国唯一一部关于牙医的好小说了。现在美国几乎没人读诺里斯了，但这里，长江的上流，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结束了他的三轮车故事。即便我错过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个小时跟三轮车夫讲价，后来发现他就在旅馆的门前。所有人都对这故事大笑。因为翻译的缘故，他们意识到赛老师还在这里。

“喝，”张书记说，指向赛老师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赛小姐！”

“赛小姐！”

最后他勉强又喝了一杯。很明显，宴席将散了，王老师对亚当与我举起了杯子。我们也举起来。

“为了书，”我说。

但王老师脑子里有别的考虑。他对我很严肃说了句话，赛老师翻译了。

“王老师，”他说，“想要你为学校的杂志写点东西。”

我们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冻住了。

“具体意思是说？”

“他想要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的还是英国的？要多长？”

他们快速就此讨论。我们的三杯酒还举在空中；无疑这是请求当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间。

“美国的好些，”赛老师说。“只要一万字。”

我屏住呼吸。“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够写那么多，”我说。“告诉他我可以写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或者查尔斯狄更斯，这是我在牛津时所学的。或者莎士比亚。但其他的就很困难。我在这儿没有多少笔记。”

又一阵讨论。我的手臂感觉很沉了。王老师点点头。

“狄更斯，”赛老师道。“一万字。”

我们干了这杯。白酒的味道开始变得恶心而危险起来，在酒落腹中后，我开始颤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里总有个要点，但不到最后你总是摸不到。现在，我明白到他们为什么邀请我们，但我并不抵触；至少现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学杂志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几分钟来威逼赛老师，然后我们一起脚步踉跄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会忘掉这篇文章，但一个星期内，提醒就静悄悄地出现了。我拖延时间，解释说我忙着教书，但我开始接到信息，传达王老师的最后期限。最后，我坐下来，写他希望我写的，一篇关于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尽快地写。讨论说狄更斯根本上乃一个中产阶级角色，他喜欢描写社会问题，不是因为他希望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这些题材乃是很好的创意资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这种说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谴责狄更斯走资本家路线。我喜欢在一篇文学随笔中用到这个字眼。否则，这篇文章写来便索然无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许多的描绘，以望填充字数。赛老师得把它翻译成中文。一整个星期，他为这该死的东西努力奋斗着，跑来我的办公室询问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着他的头。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举办了一场公路赛跑。这是第二十二届迎春长跑，城里所有的学校和单位，相互竞争。比赛前的两周，傅主任问我可要参加师专的队伍。他看上明显紧张，因为教员篮球赛那事还过了没多久。

“你要理解，”他说，笑得很不自在。“那儿有很多的农民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不懂什么运动精神，也许有些人会比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来，从没有外国人参加过长跑。他们欢迎你参加，但我想情形会跟美国不同。”

我能看出来，如果我不跑的话，傅主任觉得情况会简单些。有那么阵儿我考虑不去参与，因为篮球比赛的事儿在这个本来还不错的学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低点。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都已经够公开的了；没有理由再去寻找更多观众来围观。

但在赛跑中没有裁判，而且这不是项身体冲撞的项目。群众会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动。这不会和美国的长跑有太多的差别——即便真是不同的话，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些什么，至少一次吧。我告诉傅主任我想参加。

他解释说每个运动员都要参加身体检查，在比赛的一个星期前，我去了学校诊所拜访医生。那是一栋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场边上，它是校园里保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时学校是所高中。

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项检查后他都微笑，告诉我说很健康，而我则谢过他。然后他领我到边上一间房子，那里有一样脏脏的白色仪器挂在墙上，盒子一般的形状。傅主任说，“现在你要做个X光胸透。”

我在房间的入口停住脚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说。

“没问题的，”傅主任说，微笑着。“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说，我望着那脏脏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这个X光胸透。“为什么要做呢？”

“参加比赛的每个人都得做，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每个人？”我问，而他则点头。我问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超过两千五百人。”

“而他们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说。“这就是规矩。这很安全的。”

这荒唐的说法叫我惊住了——在这个人均月收入大约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参加四公里跑步的两千五百人都做个X光。我怀疑真实情况如何：学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约害怕我在比赛中途倒下死掉，而他们想要有所作为。传递类似命令的任务总是掉在傅主任头上，而有时他的表现更似过滤嘴而不是翻译者。这项工作很讨厌，很不好做，而我总是为他感到难过，遗憾，当我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时。但我对他的状况无能为力，现在只能尝试寻找一个有技巧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绝X光的态度是坚决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缩，说这程序其实并非必要。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那医生带着期待观看这一幕。最后我告诉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给成都的和平队办公室打电话。

我尝试打了电话，但医疗官员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钟，读了会儿书，然后我回到了诊所。

“我很抱歉，”我说，“但和平队跟说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没问题，”傅主任说。“我刚和管理竞赛的人聊过了，而他们说你不做也可以。他们会给你个例外安排，因为你是个外国人。”

我谢过了他，为造成的麻烦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们两人都握了医生的手。他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关于比赛的开始时间，没有时间表。运动员在出发的区域聚集，没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点钟，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什么时候讲话结束，比赛就开始，而官员们把时间拖了又拖，起点线重复被冲破，人潮汹涌。一小部分人会抢跑，其他的群众跟着作出反应，然后警察叫每个人退后。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边的人推挤，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点线穿过了一个巨大的工地，那儿有一个在建的新公园。线的整个左半部分笔直朝向一个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条狭窄肮脏的马路，那是运动员们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儿离起点线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众在那么短距离内排成队列通过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运动员们安全通过了，道路会立刻出现一个九十度大转弯，将导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此乃我的竞赛生涯中所见的最危险安排。我有点想退出，部分为我的安全着想，但主要是想从一个旁观的角度来观察这场灾难。罗伯舒米兹，另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在这个星期来访，他和亚当拿了相机，兴高采烈在马路那头等候。

师专的队伍在起点线右侧位置，径直对着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体育生，通常我们是竞赛中最强的队伍，和太极药厂并列。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等待出发枪响。这是个凉爽的早晨，冬天的雾气低低悬于城市上空。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继续讲话，警察有点控制不住人群了。要么他们启动比赛，要么比赛就自己启动了，最后，有一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个。他鸣响了枪。

这里是中国。混乱，噪音，肾上腺素；害怕，惊喜，和兴奋；一大群的身体，每个人都在大叫，喇叭在响，大地震动；我们所有人都发了疯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挤来清出空间；双腿抽动，乱撞，冲刺，留意着小幅度甩腿以免绊倒；有些人喊叫着跌下山崖，其他人滑过了第一个转角，避开那少数不好彩摔倒的人，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滑动，头上是一片片的腿脚涌过。时间一秒秒滑过，每一刻都需要永恒的专注和努力。我们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飞下街道，冲过第二个转角，在新华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开始到上坡阶段了。整个情景依然因肾上腺素而动荡，但我意识到那永恒的起始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阶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场赛跑的开始阶段过后，总会有那么一阵的疏离之感，当成为大众一份子的那种幸福感结束了，你意识到你是一个人，而且你将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赛。

我慢了下来。突然间我感觉累了；肾上腺素已经蒸发，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刮伤，没有瘀伤；不太记得我是如何安全通过的。我环视周边。我在领头的那一拨人里，大约五十人的一组，而其他人也逐渐加入到正轨中来，在那起初的忙乱之后。我们在稳健地爬山，步子逐渐放缓。我感到我的双腿回来了，那种失去知觉的兴奋感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在我的脚趾下，山丘陡峭。警车的灯在我们的前面滚动。前方远处，一群学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领先我们一百米处加入到比赛当中来，但警车驶过，把他们拉出了队伍。

整个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领先时，比赛大约过去了两分钟，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经跟不上了，比赛完结了。这是个差别很大的赛场——大学的学生，单位职工，以及，一些运动员，他们若是更多训练的话，可以成为好的选手——但他们全部都输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领先。

在任何大型的赛跑中领先都是种陌生的感觉。人们谈论跑步中的孤独感，但我总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特别当队伍拉开了，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在队伍当中，你通常会和其他运动员有一种团结感，即便大家是在竞争，而在前方领先，就没有这种幻觉了。那时，比赛成为了追逐——一个人对抗赛场中其他所有人——而我总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而当你是两千多人中唯一一个外国人时，这感觉就更其孤独，沿着赛道两侧，观众在喊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回头望去。在我身后能看见赛场上的其他人——一道没有尽头的人流，一群黑发的民众。那主要的清道车已经慢了下来，我尾随在它的闪光灯后，不过几步之遥。我再次回头望去，以期记住这陌生的场面。山丘现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两旁排满了观众，我经过时，可以听到阵阵惊奇的声浪；他们在兴奋说话，叫嚷。“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而我想着：今天不要对我这样。如果你想要看看来自外国的人，看看来错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乱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狈的人，你往后面看。去看那些开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热气与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许多年里，我在许多地方都是这么样的，而情形永远是一样。这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礼仪规则。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头处，我已经领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轻松。后半程乃是下坡，因为这是折返跑，我掠过了其他的选手。那些还没筋疲力尽的加入了合唱：“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一点妨碍不到我，因为在这四公里当中，我彻底找到了家的感觉。

通过这场胜利，我赢得了两套运动服，聚酯纤维的。两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样骄傲地绣在了胸口上。我还收到了一个证书，说“何伟同志”，我的中文名，赢得了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春长跑。竞赛的组织者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给了我五块，为我参加了其队伍。他们还为我的体检给了我一块半，叫我猜想若是答应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来我得到了二十六块半，花在了两个星期的午餐面条上。

我在接下来的那周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用一个头版故事做了专题报道比赛。他们报道说，一个来自密苏里的美国教师，叫做H 艾斯勒的参加了比赛，而关于我比赛前的热身，描述非常详细。他们报道了在我头一个冲线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兴奋，还引用了另一个排名靠前的选手的话，他是一家药厂的年轻人，说道“如果这比赛在我军训后马上进行，我肯定能打败那外国人。”文章的结束语如下：

这比赛也成功地树立起了运动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我们的记者问道，“你对一个外国人首先完成比赛怎么想，”一个贸易学院叫徐成博的学生说：“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比赛而让一个外国人拿了头名，我感到羞愧。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学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一个西南军校的老师说：“那外国人起跑时获得了领先优势，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只有我们投入到发展我们的身体中去，更多勤奋而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看到获得冠军的那一天！”

这并非我所希望的反应，虽然我并不意外。在涪陵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广泛，而运动总会使得这种情绪特别强烈。这就是篮球在这里失败的原因，而有时我想参加这比赛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和平队的朋友们想说我至少不该尝试取胜。但我喜欢卖力地跑，就像这竞赛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而且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去把涪陵的人们当小孩对待。我希望他们知道有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们看到，尽管我在学习语言中非常挣扎，至少有一样事情我能干得好。如果他们的反应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许当他们了解我多些，情况便会不同。我揣摩我那张写着“何伟同志”的证书乃是个好兆头。

比赛后的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课，她脸上放着光。

“我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赢了涪陵的长跑！”她说。“我之前没听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重要，”我说。“事实上，我跑得一点儿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说，为我这种装出来的谦虚感到加倍的高兴，这正合了中国人的习俗。“那比赛规模很大——在整个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选手没有参加，”我说。“而且你知道，王军霞还是比我快。”

王军霞乃是中国的长跑女选手，最近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银牌，这个参照叫廖老师更开心了。她再次表扬了我，最后我们坐下来，学到了一章如何说再见的文章。也许我做得异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种特别宽恕的情绪中；在那天她几乎没说过不对。

[1] 译注：建设精神文化 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立国基础。

[2] 译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3.1　白鹤梁

今天的长江，比1234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它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革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但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763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1234年间。

这便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大约七十米长的一条状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临时的岛屿。每年，石梁最多能从长江泥泞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个月时间，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该年异乎寻常潮湿的话，它根本不会亮相。而当它真的冒出来时，石梁乃是会说话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画，超过三十万个字。长江的四千英里长度中，其它没一个地方可比这里，人类留下如此鲜活的记录，记载了长江的生命。

没人确知石梁何时被用作记录，但几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对石头鲤鱼，它们被刻在长江波动的水线位置。每条鱼都有接近两英尺长，一条尾随一条游动，朝向西方，它们的小腹连成一条线，显示出了当初雕刻它们时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条鲤鱼的嘴中，一朵莲花开放。这些鱼乃是在唐朝什么时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铭文提到了它们的出现。今天这个下午，长江的水位仅比鲤鱼线略高。

鲤鱼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艺术性的。对江上的船只来说，冬天乃是最危险的，当危岩和浅滩因低水位而暴露出来时。经过涪陵的船长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双子鱼相比较，从而预测出前方江面的情况。鲤鱼游动的位置不变，而江水总在波动；当地人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这成为了长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许多年里，其他的朝代在石梁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刻录，绝大多数都提及了唐朝鲤鱼的回归。在双鱼的上方一点，一段北宋的刻文欢迎它们的出现，在971年：“河水退却。石鱼可见。来年丰收。”十英尺上方，时间突然跃进了三个半世纪，来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员注意到了唐代鲤鱼的归来：“在涪陵石鱼的出现预示着大丰收，保障来年的官职。”

大多数的镌刻都跟随了这种仪式——看见鲤鱼的年份，跟着是丰收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以皇帝的名义刻下。这仪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鱼儿的出现和丰收相关，最终白鹤梁从水文探测工具，转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环的甲骨文。而穿过这些无尽循环的，乃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直线，当一个皇帝的代表接着另一个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们的镌文。

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验证了湮没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帝王。而每当春天到来，水位升起淹没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给出了明证，证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观而无法阻挠的，而他那荣耀的头衔，就和这些铭文一样，无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这样。1333年的铭文中，乐观提及了丰收的预测，而皇朝已在衰败当中，从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国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国，马可波罗访问过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但到了1333年，马可波罗早已离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们的官员在石头上勇敢地篆刻着，但皇朝的寿命只余三十五年，直到时间的流水将其永远淹没。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关注着长江，每天测量水位。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想江水上涨，因为当江水漫过镌刻的铭文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的政府办公室了。对他们来说，这些石头鲤鱼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长江上。

在某个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铭文的作者，都是为了种种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员。这种地方算是个不错的惩罚——一个孤单的江城，远离帝国的中央，在这里，通讯中断，文明溜走。一个铭文错误地以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名义所作。关于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到长江这里，当地官员不晓得他们已在一个新的统治者之下了。

虽然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结束，石梁却证明了一些别的追求可在此繁荣，发展。诗歌和书法乃是孤独流放中的传统消遣，而许多当地官员留下的铭文都是美的杰作。朝着西端的位置，四个大字风格独特：“大江永年”。这刻文的具体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国民党的年代的某个时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书法中独特的笔划属于狂草风格。最后那个年字，一条长直的线拖下，仿佛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许石梁最著名的书法乃是唐鲤鱼上方不到二十英尺处的四个大字。这些字一个个攀上，其风格乃是行书。在铭文之间，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谢斌，是涪陵地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他的技艺替他赢得了“圣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这些字，那是在清朝，这风雅的镌刻唤起了记忆，在一个世纪前，当这里的柱子稳稳拿住时，中国却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鸦片战争打了，输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代价高昂。欧洲的强权控制了中国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于海军现代化的钱被移作为慈禧造新的宫殿。十三年后，日本入侵了朝鲜，把朝鲜半岛和满洲南部都夺了去。但白鹤梁还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圣手留下了他优美的笔迹。

一艘俄国造的水翼船经过了石头的背面，朝重庆而去。船身带动了水位上移，浸没了石梁的低处。游客们赶紧往高处躲避，笑着，而白色的浪花击打着铭文和鲤鱼。然后浪花消失了，铭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远奔流。

4　三峡大坝

我教写作课时，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国发行的，称作“写作手册”。和我们用的所有书一样，其政治意图从不忸怩，而关于议论文的那一章，选用了一篇模范文章，标题是“三峡工程是有益的。”

这是篇标准的五段式的文章，而开篇的部分解释了导致人们反对工程的一些风险：被淹没的景观和文物古迹，受到灭绝危险的生物种群，地震的威胁，山体滑坡，或者战争摧毁大坝将导致一个四百英里长的湖泊。“简而言之，”第二段总结说，“工程的风险可能会大过它的效益。”

接下来的两个句子提供了过渡。“这些担忧和警示乃是有依据的，”文章继续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作者接下来便描述种种效益——更多电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后总结时，断言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这么一篇模范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为这文章涉及的题目，自从1987年后，在中国便禁止公开辩论了——这看上去乃是对所谓议论文脸上扇的一记耳光。说得糟些，这是一个宣传的练习，即便从最好处去看它，也不是特别有公平精神。但我没有别的教材用于上课，而事实上，若不考虑其政治议程，这文章倒提供了一个模范的篇章结构。我的工作室教学生们如何编排组织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说，没必要因噎废食。

我受到了惩罚，那句过渡的句子，在余下的整个学期中，感染了我学生们的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式的学习，这意味着，他们跟随范本到了剽窃的地步。他们相互抄袭也发展成了嗜癖；从两三个学生那儿收到一模一样的卷子并非罕见。在这种行为中并没有一种真正感觉到做错事的意识——从他们一上学开始，就被教着去效仿模范，去拷贝东西，而且无条件地接受老师所教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当我告诉他们那篇三峡的文章是一个好的范本，他们仔细聆听，在未来的功课里吸取采纳了其精微的差异处。我布置了议论文，关于学生是否应当被要求去做晨练，而他们中的许多开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课的好处说起。在那结束后，他们便开始转变风向：“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甚至那些表达了相反态度的学生也用了这相同的过渡。之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关于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们列出了他的缺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娅的残酷——至此许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错的卷子，直到，突然间，那句该死的句子不知从哪儿飞来，“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我开始对这表达感到恶心，而且我重复告诉他们说这是个糟糕的过渡，但它总是不断重现。最终，我放弃了，安慰着自己，心理阴暗地想象某天，当大江上堤坝建好了，长江水位升起，将把这些所有的写作手册卷走，在大坝七亿瓦的涡轮机上砸个粉碎。

这当然只是幻想——新水库会导致江面上升，但不会爬到教学楼那么高。我的有些学生说它甚至不会升到江东区的一半，而其他人说它会淹没整个邻近社区，一直上升到学校的前门。没人确知到底是怎样，没人在意。他们已经被告知说，大坝是有益的，那就够了。

而在城里，我明确知道新长江的水位会到哪里，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标识，关于其未来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旧城区，红色的漆涂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侧墙上。下城区的中山路上也有一处标识，这条路乃是码头上第二大的路。

这些标识都用巨大的红字说了同一件事“177米”。这数字代表了未来水库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时，可以上升到海平线的177米之上。在长江两岸所有的居住区都有类似的红色标记，往下游走，这些数字稳稳地沿着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后，去到像巫山那样地势低矮的城镇，标记的位置远远高过了城市，意味着，一旦大坝在2009年达到了其全部容量，什么都不会留下。

因为涪陵乃是在大坝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处，江水的上升在这儿的效果远不及巫山那般戏剧性。但即便在涪陵，红色数字的阴影还是预示着巨大的改变，拿白鹤梁来说，新水库的表面将高出唐朝双子鲤鱼130英尺（40米）。

有时，当我在城里，我会停下几分钟，端详这177米的红色标记，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们在玩耍，棒棒军在石级上背着货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门口煮一锅黄豆。中山路上，失业的劳工拿着锯子和油漆刷子站着，寻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摊贩在标记边摆开他们的货架；然而在十年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沿着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里将有那么多地方要受到影响；老城区的绝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结构的建筑，中山路上的整个商业街，以及江滨路。它们都是城市里生气勃勃的地段，而人们好像总是太忙，没人会看两眼这些标记。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会上升，对涪陵的居民来说，时间很长。他们有别的事情去担心。

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坝，在涪陵周边保护这些低洼地区。每次我向人们问到三峡工程，他们总是耸肩，说城里会建一高达45米的水坝，这就是说新的三峡大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但关于这堤坝的细节极其模糊。它会围绕住整个城市吗？什么时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边上修一道45米的高墙，会不会暗得吓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这水坝？每次我问到这些，没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没人对这些疑问有兴趣。这里会有一座水坝——那就是他们知道的，那就够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离开涪陵时，堤坝的建设也没有开始，但我还是没有听到担忧或关切。

我听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大坝的好处，而且都跟从着我那课本中的文章的那三点：电力，洪水控制，交通。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若考虑到这三点，新大坝的确会带来显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而它的墙将有胡佛大坝的六倍那么长，三峡大坝的二十六只涡轮机将发出180亿瓦的电力——相当于十个核反应堆，足够将中国的GDP增长10%。长江夏天的洪水，在过去六十年里造成33万人的死亡，在大坝下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它会将重庆转变为一个海港城市，当万吨货轮溯江而上的时候。

这最后的一点对涪陵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因为大型船只无法在所有季节里上到重庆。两城之间有些狭窄的河道，有猜测说，涪陵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为那些大到无法抵达重庆的船只服务。这将是个重大的变化，而涪陵，以及其轻度污染的乌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网络中，只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这一新的地位将结束涪陵的孤立状态。当我抵达涪陵时，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直达公路已经开始动工，有人说在2000年会建铁路。对涪陵人民来讲，这是期盼已久的改变；很快，他们的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江城，而他们不用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不用依赖江上的慢船。

然而，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你能真的相信长江边的所有人——那些船长，生意人，害怕洪水的农民——不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了么？或者，随着驯服长江的努力进行，发生灾难的可能会上升，大江还能受到控制么？大坝乃是建设在一个地震发生带上，而关于山体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涛，这不稳定的峡谷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而且长江不单是水而已；它携带的淤泥多过密西西比河千倍。重庆和涪陵这样的城市将它们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经处理，再加上工厂的污水，这里有猜测说所有这些淤泥和垃圾将在大坝后堆积起来。万吨货轮在四百英里长的沼泽地里可发挥不了什么运输作用。

为了这些那些的原因，长久以来，这项目引发了人们启示录般的灾难预期，在外国和中国专家的眼中都有。他们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大坝，一个淤塞的水库；他们警告说升起的江水会带来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两岸的。水库会淹没13座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庄；它会吞没650个工厂，以及139座电厂。在过去上万年里，河谷乃是人类文明的家乡，而所有人类无尽的痕迹，那些倾倒的垃圾，化学废弃品，都将在新的水库中停驻不去。而大江不是什么可以随便修补的小玩意儿——超过3亿5千万人生活在长江流域，超过美国与加拿大的总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1]

专家们警告说，水银，铅，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质，可能会从被淹没的地区带入到人们的供水系统当中，而且他们担心新的河谷沿岸传染病的爆发：疟疾，细体螺旋体病，日本脑炎。大坝的四万个建筑工人全都是临时工，住在临时的房子里，可能会通过蜂拥而至的性工作者传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过类似渠道传播。而一旦大坝工程结束了，这些工人又会去到哪儿呢？

而那些因水库而迁移的近两百万农民，情形又将如何？政府保证说给予他们土地和工作，大约将要花费工程总投资的三分之一——3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还是根据保守的预测。但四川东部长久以来都是相当孤立的地区，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很少。把如此巨额的钱财送到那儿去，引发腐败的几率要远高于有效派发给民众的几率。

这儿有数不尽的坟墓，有数十座古老的寺庙，还有许多类似白鹤梁这样的无价文物。这些又会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白鹤梁都将是一处重大的历史纪念物，但在三峡地区，历史太丰富了，涪陵这处雕刻甚至没排上A级受威胁的文物名单。下游有石宝寨，十八世纪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层宝塔，其后，乃是云阳的张飞庙，有1700年历史了。这两处古迹，如若不采取昂贵的保护措施的话，都将要失去。这里还有巴人留下的许多坟墓，他们两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而他们的遗物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对他们的了解很少，而当他们的文物被大水淹没后，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大坝还威胁到野生动物：西伯利亚鹤，中华鲟，短吻鳄，白暨豚，还有172种其他鱼类。承担着中国80%的水路运输，长江的发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江中现有的白暨豚已经不超过100只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品种之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已逐步适应了长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几乎是盲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声波导航系统。但今天江上布满了船只，而其引擎声音逐年越来越响，那些淡水豚，因进化而失聪，为技术而失听，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危险，寻找配偶。万吨货轮可能就将是他们的终结。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

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对于城里派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到石梁这儿来，我很是感动，尤其许多工作人员的培训那么好，几乎可以回答关于铭文内容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城市，对于一处时常便无人问津的历史古迹来说，这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不像是美国，一处类似晚清朝代的空荡荡的战场便可以收到几百万的资金赞助，仅仅因为有些士兵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2]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江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宏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3]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4]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江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外国人也开始在涪陵的下城区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这些变化，顺应它作自我调整，因为你无法控制。这就像长江一样，它从某一它方而来，往某一它方而去。未来的有一天，它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应付。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大江的上升会带来什么问题么，而他就和孔老师一样，看似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嗯，”他最后说，“船会浮的，所以不会有事。”

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大坝单纯只是件好事。它意味着电力，那代表了进步，这就是对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了。完工的大坝所制造的电力，据估计，相当于一年五千万吨煤的耗用量，这对一个严重污染的国家来说，可不算是个小的收益。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与肺病相关的。有些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长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数了。但还有许多的日子，当浓雾笼罩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

在冬日里，我对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这儿出现了周期性的停电。我的公寓里只有电力取暖，而停电有时持续数小时——绵长，寒冷的数小时，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觉在滋长，直到我的呼吸在烛光中泛出白汽。我发现，在这种时间里，我不会考虑涪陵的新堤坝建不建得起来，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鹤梁是否被有效保护。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它将所有事情简化。

而在中国，许多人也作如是想。这跟美国的情形不同，在那儿，每个市民平均拥有三千瓦的电力供应——足够让所有人同时打开一个烤箱和一只吹风机。在中国，每人平均150瓦，只够每人拧开一两只轻型灯泡。而对于六千万中国人来说，一只灯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电。

这类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国家治水已有许多个世纪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过如此长久成功的历史，将河流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发展，最初就得于都江堰的建造，一个设计非凡的灌溉系统，两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运转着，将成都盆地变为全国最富饶的稻谷产区之一。即便长江也曾被驯服过，虽然规模相较小得多；葛洲坝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这个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种历史是河南的那种，当1975年时，暴雨导致了62座现代的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有两万三千人死亡。虽然那次灾难的规模很独特，但糟糕的工程技术却不算那么异常：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有3200座大坝溃决过。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6%。

到了最后，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数人那样——我消极地观看着大坝的准备工作，而我也尝试不要下太多的判断，批评。毕竟，我只是个外人。但我想，在大坝修筑之前来到这儿比之后来好，而且能看到白鹤梁，以及驯服前的长江，也很好。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1] 译注：何伟在这个问题上的描述比较大众化，不够深入细致，当然他也没必要将此书变为专业论文。关于三峡的利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比何伟的专业。正反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往往就同一个问题，比如河床的淤积，双方居然可以就相反的结论都展开侃侃论述。不过，区别在于，当我输入‘三峡 淤泥’时，许多的文章链接都被屏蔽了，而‘三峡 泄洪’时，全都是国内官方媒体的正面报导。我不是水利专家，我能看到，能确认的，只是这个，隐瞒VS透明，至少这个现象很清楚，证据确凿。

从最坏的角度说，倘若三峡工程失败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情形并非不可能，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来，为个人考虑，每个人有权利去选择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识的话，那就尽量加入到预防以及加入到灾难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识上也许有高下，然而我觉得两种选择都不当谴责。我不喜欢用“爱国”这样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于抽象的概念——“国家”。

[2]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3] 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

[4] 译注：关于这点，前些天HANS在卖奥运门票时也体验到。吃饭时，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乱场面。当时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年处于物质匮乏中，是以有一种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现在读了何伟的话，大概可以作为另一个补充。而何伟也许可以把我的理解当作他的补充。

4.1　乌江

这钓鱼的老人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些什么。“现在钓鱼不是时候，”他说。“冬天太冷了；鱼儿不太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我就是来玩儿的。”他笑笑，望向乌江绿绿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在他身边，他的钓竿也直直坐着，靠着一块石头。好几个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坐着，在一个类似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动不动，直到这个固定的景致——岩石，钓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绿的乌江水隔了一个世界之遥。

和乌江的水流相比，什么都显得缓慢了。在乌江的出口，即便那伟大的长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泞的水流懒懒的，和那快速移动的支流形成对照。这两条江的水是迥异的，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线，笔直，鲜明，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是棕色的，乌江绿色，它们的相遇，好似两块釉彩玻璃被齐整地压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顶下。

乌江乃是大山里的河。它从贵州起源，那儿山岭荒野，人迹罕见，而乌江向着东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几座城市，无一大过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绿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长江。乌江对于大型江船来说不够宽——许多地段，在枯水季节，只有十来米宽——而且也没什么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这儿，江东区的岸边，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对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见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岭，在远方。它们在河流上方的狭窄空间里挤作一团，那凹凸不平的蓝色形状，告诉你那乌江的上游是何等偏远荒凉。

所有的江河都有独特的个性，不变的特性，不在乎其长度，宽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这儿的两条江差别迥异，它们的对话只限于乌江河口的那色带。长江是人性化了——它被开辟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导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坝；浮标标示在它的浅水区，而各种大小的船只在其被污染的浪头上涌动。它奔向上海。而乌江——清澈，翠绿，很少船只——从山中而来。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另一条，则关乎目的地：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长江，以其大小，其壮观，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而乌江，以其狭窄的急流，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

鲤鱼是一种慢水里的鱼，而它们是老人所期望的，这里还有其他八个渔人。他们分散在一条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们的鱼线伸入一块较宁静的水域，这里，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溅起水花。“这里的鲤鱼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说。“在城里，一斤要七八块钱，但我们不去卖，我们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鲤鱼，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这河里也有乌鱼——那是乌江里最好的鱼，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卖二三十块一斤的！在夏天还有草鱼，但在夏天，鱼好钓，人太多了。”

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

乌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江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什么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当然，可是我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次。”

他的评论叫我想起另一个船员，在很久以前写道：“现在，当我掌握了这片水的语言，对这大河的每一细节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里的每一个字母，这是不错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来了，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所有的风姿，美感，以及诗意，都从这条雄奇的大河里消失了！”

毫无疑问，对密西西比河上大坝也曾发出过悲鸣的马克吐温，看到长江陷在水泥高墙之后，只会更加悲哀。但这个涪陵船夫只是个船夫；他的兴趣在运货，而非大江的知识，历史，或诗歌。当我问到大坝时，他只耸耸肩；对他的生意不会有多大影响。最大的区别是他得通过新的船闸，一共八个步骤的过程，大约要花上六七个小时。但那也不是问题，无论如何，他这个人，一直在江中挣扎奋斗，也一直在忍受这河流。在一个小规模的意义上，他每个月都要驯服长江一次，而更大规模的的驯服也不会让他多么兴奋。

“那堤坝非常之大，”他说。“你见过了吗？自从分流之后，情况很好。现在我们要从边上一条航道过去，像这样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画着：弯曲的新流向，干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无兴致看着他画。太阳落到西面山岭之下了；空气变冷。乌江上现在没有船了，黄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舱在空中的余光下反出白光。男人们继续说话，老板解释道，他从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电视台，当技工。“那工作不错，”他说。“工作环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决定要变一变。我在１９９３年买了这船，花了超过四十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样——我们是独立的，没有单位。船主自己决定去那儿，去多久。那很好——我们有自由。通常我们一个月跑一次，然后在涪陵休息。这是我们的家乡，我和其他工人的家乡。去看看中国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们住在这儿。”

他挥舞着香烟，动作很大——他指向江东区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区灰色的建筑，和初上的灯光。那灯光在未经驯服的乌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带，显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冲入了棕色的长江，向东而去，经过三峡，经过毛的家乡，经过江阴，在那里，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经过了上海那泥泞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东海。

5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她说。“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她说。“课程会取消。”

“噢，”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气，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镇压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许多优点，缺点，都可以从邓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学生是从广安来的，那也是邓小平成长的地区。在第一个学期里，我让安妮所在的三年级班的同学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学生外，其他的结果如下：

毛泽东 七人

邓小平 四人

周恩来 四人

有三个人选择了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个选择了孔繁森，一个中国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个选择了乔治华盛顿。

一个选择了内森海尔，“一个美国的革命家。”

一个选择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们的口味倾向于选择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种革命人物，一个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抗议越战的人物。我本人也钦佩阿里，但这么多学生以毛泽东为偶像，叫我不安。温迪，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写到：

虽然毛泽东要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我们也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他是舵手，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的英雄。

赛斯写下了同样的句子：

当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国人民敬仰。他的身体融入了祖国大地。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中国的革命会大大失色。所有我认为毛泽东值得在世界历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才能与他相比。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2]

“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毛泽东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

“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

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

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

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

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

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

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

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江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安安全全回家去

在汉语中，可以将形容词重叠，以获得强调的效果，而那一条宣传标语在工厂与工地很是普遍。看到这个，就是个很好的指示，你应该继续走，别停下来。跨越长江两岸，有许多类似的标语，人们在那儿用火药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新公路。[3]

铁矿厂区的空气尝起来像泥灰，而钻岩机节奏稳稳地响着。工人们——惊惊奇奇——看着我经过。我爬上了工厂上方的山丘，灰尘让我的喉咙发干，接着，道路往西，进入了另一个山谷，我进入了农村。

乌江的边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处河谷的作物，种在石墙上方的梯田上。麦子整齐排列着，接近收割时节了，山岭上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我沿着蔬菜地走过，小萝卜，洋葱，开着紫色小花的宽豆。沿着河谷往下是农舍，泥墙伴着瓦顶，一头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厂的噪音远离了；我听到鸟儿叫，偶尔，一只公鸡打鸣。香蕉树立在低地，叶子在轻风中沙沙响。

我沿着江的右岸南行，沿着那些看似好点的路。在较宽的河谷里，农民们在面容平静的水牛后耕地，当我经过时，他们总是惊奇地停住。水牛停下来，仿佛沉思，而农民们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的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地，这叫他们很是迷惑；他们的叫声在河谷中回响：“不通！不通！那条路不通，回来！”我总是听到相同的话，但继续前行，因为一条路总是通向下一个农夫的家，而从那里，另一条路出发，穿过了山岭。

在这里，乌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儿更清澈了，一条深绿色带，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缕缕白条。江上的交通很少——偶尔有渡船，大约每半个小时有小货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着河岸掠过。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后，在深水区安定下来了。

到中午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发展出了一定的节奏——稳稳的脚步，背包两旁甩动——我猜想继续走会是怎样呢，往南，走到贵州，继续向前，看那山岭的变化，听到越来越难懂的口音。即便到了这里，跟人沟通已经是困难了；他们的方言口音比城里重得多，而且，通常，见到外国人的震惊，叫他们说不出话来。向他们问路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总相信我乃是迷了路，总想要帮我找一条船回到涪陵城里。但我笑笑，谢过他们，朝着南面，他们的警告声在我耳中作响。

有时，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离开河岸，从旁绕过，这时，我会用上我的罗盘，而同时眼睛盯着乌江上的空间。你能从几英里外就看到它，因为那些山岭会在河谷的边缘突然消失，留出一块空白，好似空中悬着的一块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视线，我还是可以跟随着乌江那沿着天际线的倒影，跟随它向南。

待到下午后半截，太阳的光线微弱地穿过雾气，我通过一条陡陡的山径，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也许是十二英里，也许十四。我碰到了四个人，刚从涪陵最后一班船回来的，他们告诫我说，直到某天早晨，不会再有船了。我说那不错啊。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们我是城里教书的美国老师。

“你挣多少钱？”一个年轻男人问。他穿件新毛衣，刚从城里购物回来。他的问题很是普遍，而我如实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个月收入一千块，大约是120美元。

“哇！”他说。“那不够。一个外国人挣的应该比这多！你怎么不换个工作？”

无论你我走到哪儿，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其中一项困难，就是当地人总觉得你是个傻瓜，接受那么低的工资。那男人摇摇头，他的女朋友走上前，问我为什么到这儿乡下来。

“春天来了，我想走走，”我说。“而且在涪陵，我现在没事做。”

这个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们一起摇头。“你带太多东西了，”那女人说，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偏远地区的人，和涪陵城里的人一样那么理智。他们挥手告别，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过一条小峡谷，来到了乌江边。

在水边没有别人。江岸有很多的石头，有一长条的砂岩石作为摆渡船的停靠点。那上头有一处可以俯视江水，长了不少青草。我把帐篷在此驻扎，这是个睡觉的好地方。附近没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雾气中。

我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看着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书，读起来：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目标——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标，让人们说，“泰德威廉姆斯来了，他是最棒的击球手。”当然，没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击打一只棒球。

这是一本好书，读在三月的尾声，在乌江的河岸边。我坐在河岸上，读完了一半，然后，雾气更浓了，气温跌了下来。一只舢板船经过，而我不动如打坐，是以经过的人无法在逐渐变暗的天色里看见我。那里有丈夫，妻子，就像在这些小小渔船上许多的伴侣一样。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桨，而丈夫在船首捞网。他们彼此并不说话。我猜想那样的生活是怎样，和一个人结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长的船上打渔。舢板船上的那对看起来应付得挺好。他们的动作娴熟，我能听到的，只是轻柔的桨声，男人把网拉上船板的哗哗水声。太暗了，看不清他们有无收获。在转角出，他们划出了我的视线，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轻轻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处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炉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开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麦，还有面条，吃完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凉下来。我将一部分倒入壶里，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现在下大了，我确保帐篷没出状况。我铺开了睡袋，把随身的东西拉入帐蓬，检查了桩子和线。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时，我曾用那个帐篷露营过两个月，而自从那个夏天以来，我就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办法，什么事儿都能通过它来实现。

炉子上的水凉下来，我用其清洗了。我想着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会不会喜欢四川。也许不是很喜欢；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站错了边，而且在其间，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但他可真是个钓鱼的高手，也许乌江会吸引到他。一旦你习惯了这里的事情，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也不是个糟糕的地方。

当我进入帐篷的时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听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锈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块钱，我回到了江东的码头。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个春天。

[1] 译注：何伟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语气不乏暗讽，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2] 译注：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二十七斤米一个月，大约是每个人每顿0.9两。半年前看报道，古巴家庭的配给，大约只够一家人用半个月，其余要到黑市上买。

[3] 译注：何伟原文中的‘宣传’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传，含洗脑之义，在英文里有很强的贬义。在中文语境里，它很多时候却是中性。按照何伟在另一本书“甲骨文”中的说法，中国宣传部对外的英文名称，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关部’的意思了，但对内依然称‘中宣部’。

5.1　白山坪

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处的斜坡上。这些花儿开不久——下周它们就要枯萎，凋谢了——而柔黄色的油菜籽将从山上采摘下来。在那之后，亮绿色的稻床将消失，秧苗会被转移到稻谷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过，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

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贵与他的家人从长江那边搭轮渡到白山坪来。他们穿得不错：孩子们身着新衣，女人们脚踏高跟，何忠贵穿一件黑白格的运动外套，打着一条佩斯利漩涡花纹的领带。他们在乘客中脱颖而出，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刚从市场上回来，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蓝衫口袋里装满了钱。

何忠贵的父母乃是山上的农民人家，他的童年时光大都在那儿度过，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现在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没什么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儿埋葬，清明乃是中国人怀念先人的日子，拜访如白山坪一类的乡下坟墓的日子，在那儿，石墓沉默地注视着河谷，与它忙碌的春天。

与何忠贵同行的，有他一个家族的十五个人——叔叔婶婶，表弟表妹，外甥与甥女，从六十多岁的老女人到十五个月的宝宝都有。他们一群从北岸出发，沿着长江的石滩往东去。家族里的一员是戴梅，何忠贵十四岁的甥女。她的话很多——在一身棕色灯芯绒与短发下，裹着旺盛的精力，不停说着话，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

往下游走几英里，一座修长的白色宝塔从天际线升起，其明暗参差的形体，在晚晨的雾气中，仿似海市蜃楼。“你知道为什么要建这些塔吗？”戴梅问。“他们相信有条龙在那儿，在地底下，他们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龙压在那儿。但如果塔倒了，龙就出来了。”

她顿了一下，看看山，轻轻拨弄着她光亮的黑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岁女孩一样，思维跳跃到了另一个话题。“我的祖父祖母的坟在那上面。有些农民被埋在这儿，在低处，但大多数都在那高处。他们想要一个好点的风水，如果高一点，他们就觉得好一些。他们自己选的那些地点。他们经常会去问一个道士，而道士会告诉他们风水好不好。实际上，道士只是骗骗他们——那些只是迷信罢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农民还是相信风水，就像大家过去那样。我们这一代，却不相信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说那些是封建思想。”

和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事物的本能拒绝，因学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这个词儿，其意义就和美国孩子用“落后”一样。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国“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国人，尤其是六七十岁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种衬衫，他们就会说那样不对。我的妈妈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她看上去很年轻。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们把那种人叫老封建。”

今天她把这些念头憋在心里了。她说她对风水以及佛教没什么信仰，耸耸肩。“在清明这样的节日里，”她说，“我们会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去到祖父祖母的坟墓前，祈祷焚香，我们会装作我们相信那些东西。但在心里，我们并不信。”[1]

鞭炮在山顶上炸响，其声音回荡于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们沿着粗石级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这里是涪陵地区最陡的山路，这里也是唯一可算不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么多的稻谷梯田，也太平缓了，难以说成是真正的山。

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无法改作梯田，松树在山顶上长得很密，在一面超过100英尺高的石墙上方。这处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来——然而，和许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样，事实如何，已经遗忘在过去了。其实，许多当地人说，山的名字应当为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与北的发音是一样的，而有些涪陵地图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乱。在这么一个地区，识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远早过它的写，到最后，仍然是口语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

一家人爬上了山崖墙的东面，在那里坡度较缓，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到了何忠贵堂弟的家。他是个农民，住在山上，每个人都停下来，在他的打谷场边休息，憩息在农舍的瓦檐阴影下。对农民来说，打谷场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作物被打了谷，辣椒被晒干，在这里切蔬菜，在这里抚养孙儿，在这里斟茶给客人。今天的这个平台，高高突出临于江上，景色壮观，让客人们都安静了。

在他们脚下，是层次丰富的山景，有种种的质地与色彩：绿色的小麦梯田，齐齐整整一排排；油菜花地，花蕾是一片黄色；柔和的泡桐树，伸出了农舍的灰瓦顶；伟大的长江在阳光下闪着银光；跨过江面，微霾中的白色宝塔在远处挺拔。一阵微风拂过了青青的麦田。屋影下的气温恰到好处。

农民夫妇端出了茶。客人们在聊天；清风吹拂。茶凉了。在过了一阵舒服的时间后，一家人绕到屋后，走向后方的田地，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没人知道埋在这儿的是哪家人。“清朝”，在问到坟墓何时建起时，当地人说。但在涪陵，这是个标准式的回答，关于任何古老坟墓，老房子，或者其他的古董，它们中许多的来源都在过去的那个匆匆世纪里失落了。“清朝”，人们若有所知地说。他们知道这样的回答很安全——清朝统治了接近三百年，从1644到1911.“失乐园”是在清代，美国革命是在清代，最近的一次芝加哥童军获得世界杯冠军也在清代。当涪陵这儿的人们说到清代，他们的意思经常是：那很老了，不过也没像很多别的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跟同一地区别的坟比，它有五倍那么大。坟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侧面，在其泥土覆盖的后部，种了九排谷树。旁边，一排竹子在风中飕飕响。石雕装饰了坟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脑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时的破坏。大概也就是那时，家族的名字也从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

愿兰桂润心

愿子孙成功

九泉之下安息

看到这么一座坟墓，你能猜想这个地主后代的典型命运：解放后的审判，流放，挣扎，劳改营。也许，这地主的后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这也只是猜想。可以确认的是，这座坟无名，而在竹影下，并无兰花，而在今天，清明节，没有一个后代来这里致以敬意。边上，何忠贵一家人在聊天，同时给何忠贵父亲与叔父的坟前上纸钱。但这处大墓，除了后面的谷树外，别无进奉，仅有沉默，以及风吹过竹林发出的神秘声音。

何忠贵的父亲和叔父被并排埋葬，一对坚固的砂岩石坟墓，东南朝向，对着长江，以及越过长江后的世界。拜访者们必须单个成列穿过小麦地，来到坟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麦苗，而现在，他们点上了胖胖的红蜡烛，点起成堆的纸钱。

这些钞票，统共有8亿美元，上头写着“天堂银行”。它们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合法货币。冥币渐渐烧成了黑色的灰球，随着火苗的燃烧。蜡烛在长江的风中舞动。热风来了又去，随着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们在坟前磕头，在冥币钱祈祷保佑。在她们结束后，轮到了孩子们，在大人们的催促下。他们偷笑着，马马虎虎叩头三次，他们跪在钱币上，以免把裤子衣服弄脏了，然后他们合上眼睛，祈祷，有时声音颇大。“请保佑我考试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说，他是个戴了眼镜的十六岁男孩。

之后，一群人又穿过麦地退了回来，然而有三个年轻男人留下。在仪式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站在后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们在二十多岁，而清明节不是年轻男人的节日。但现在他们爬上去，站在坟顶上，拿着香烟和长串的鞭炮，然后，他们点着了线引。

当鞭炮炸响的时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们拍手欢呼；老人们捂住耳朵转过身去。那些年轻人保持着冷静——炮竹声震耳欲聋，但每个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后，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点一串。他们不塞耳朵。他们不笑，也不愁眉。他们完全不做任何表情；从外表看，他们很酷。但在他们眼里的某些东西无法控制住，闪耀着纯粹的兴奋，当他们站在坟上，而周围的景致与节日的声音，突然在这一处汇聚；那爆炸声，火药浓重的气味，漩涡般的尘与烟，还有阳光，远处下方的长江，好似一条长龙，在河谷突然的轰鸣中懒懒躺着取暖。

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山上爬，经过一排排绿油油的扁豆，经过齐腰高的麦子，经过另一道陡峭的石梁，那儿有着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长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见。炮仗声在空气中回响。家族成员继续前往何忠贵母亲的坟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处，跟她丈夫的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迟三十年才死，或许她对风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时候，夫妻俩分开埋葬，并非异常。

她的坟上刻下了五个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号下，有两排整齐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后代，”戴梅说，她靠近过来奉上她的敬意。“女人们在左边，男人们在右边。那儿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触摸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有不止十个名字。他们中的部分今天也来了，而有些人则住得太远。还有些人，已经死了。但每个人都被记在名单上。戴梅用手指划着墓碑上她名字的笔画，然后只是简单说道，“那是我。”

在下午迟些时候，一家人从山上回家。他们在另一个堂弟家的打谷场上吃了午饭，现在，他们回家也不用赶了，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

但何忠贵对这片土地并无多少热爱。对于大多数外面来的人，田野的景致美丽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这里，而大山代表着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乐意将之抛在身后。他在下坡路的半当中停下来休息，望着长江，他轻声说道。“我在城市里长大，”他说。“不是在这乡下。但我们还是很穷；我的父亲在码头上干活。到了十五岁，我也去干活了。我都是一个人去的，在建筑工地上。那是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那么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阵子，看起来他想要继续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爱说，也许，他的故事已经说了太多遍。

无论如何，那人生发展的轨道是清楚的。能从他身上所有东西中看出来——他的服装，他的自信，他的手机，在今天的仪式里，它响了好几次。而故事也能从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区中心的一座三层楼。所有的住户都是他的亲戚——一个女儿住这层，一个兄弟住那层，另一个兄弟住中间。所有的房间围绕着一个天井布置开，家族的成员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间都很大，装了VCD和卡拉OK机。天花板装饰有吊灯，有巴洛克图案的灰泥，还有天鹅绒的挂毡，深红，深紫。屋顶上，有一个绿色金鱼池，一棵橘子树，从这里，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顶，通向长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2]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车，但何忠贵有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他喜欢指出说，这车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座驾。他自己开车，在今天稍晚时，他缓缓的，喜悦的，开着车子，穿过城市，到了江东区。他会开车经过自己正在建的楼房，他会指给我看，安静，然而带着骄傲。这是一个巨大的上城区建筑，有着白瓷砖与蓝色玻璃，是那种在全中国到处可见，毫无特征，无法区别的房子。在经过建筑时，车子会慢下来，何忠贵会打开空调问，问“后面够凉快吗？”

但那是迟些时候的事儿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带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级，在山脚下，他为每个人都买了雪糕，等待渡船。他们在长江的鹅卵石江滩上吃着雪糕。在他们上方，大山变得安静了；今天的炮竹已经放完。一阵清风沿着河谷向东吹去。宝塔在下午的阳光中清晰起来。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说着笑着，在春天的江水里洗着手。

[1] 译注：这种信不信，的确是导致了差异。何伟来自一个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轻时曾很想来中国传教，感受到内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唤。何伟以和平队身份前来中国，在内在气质上，与其祖父不无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气质，以及谦和的态度，与宗教背景还是很有关系的。

[2] 译注：何所盖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围屋的格局，在福建遗留较多。

6　暴雨

在五月初，涪陵东边的山岭上，出现了火灾。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一直炎热——热气混着雾气，明亮而视觉模糊的日子，温度到了九十多度（华氏）。一道道尘土浮在校园后未平整过的马路上空，空气因为热气而变得沉甸甸。人们都告诉我说春雨太少了，而不久，双眺山上爆发了火灾。

它是涪陵区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里，从它的山顶上可以同时望见涪陵和丰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农场，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从长江上吹来干热的风，扫过山上的火苗助势。

在火灾发生的头一个晚上，学校派了五十个学生志愿者参与扑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两百个学生前往。从我的阳台上，能看见第二组人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他们全是男孩，穿着军训的服装，他们笑着，兴奋，起劲地聊着，等待着出发。巴士把志愿者们带走了，校园里安静下来。

那一天，太阳就像个挂在空中的闷热的圆盘，烟从山上飘下来。我能从阳台上闻到气味。许多出发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随着这一天时间过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们在山上做些什么。女孩们也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好。

之后，我在卧室里学习时，见到黑云在西边的天空上聚集。风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纸片。我关上了窗，去阳台上收起衣服，之后，我穿过房间，把所有的门窗都关紧。暴雨将至了，在城市的后方鼓胀得越来越黑，在风力之下，我几乎关不上客厅的窗户。

我关上了灯，往手电筒里装入了新电池。当雨开始下时，我跑到了厨房的小阳台上。雨以笔直的对角线在空中一道道划过，风吹得更劲了，而树枝在狂暴起舞。穿过操场的那边，教学楼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学生们大喊大叫。他们总是兴奋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临的时候，而有时他们都忘了关上窗子。在春天里，地上经常有暴雨后碎裂的玻璃。

我听到江东区那边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们匆匆穿过街道。在插旗山的西侧，突然一道蓝色的闪光，接着一起爆响，然后，涪陵所有的灯全灭了。

我从阳台上望着暴雨。云层在山上低低卷过，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闪过一道白光，仿佛有人在云层上擦过一道火柴。一团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有一阵，山顶高高踞于长江上，在闪电中冻住了，然后，一阵轰雷奔过，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给江面蒙上了层雾气，直到长江看不见了，而乌江只剩了一条灰带，混入了看不见的天际线。

半个小时后，暴雨停息了。山岭再现翠绿；所有的灰尘烟雾在空气中清除掉。整个晚间，下着小雨。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了，在他们抵达火场前，暴雨已将山火扑灭。但这次行程，乃是对例行生活的一个打破，他们看起来，跟刚出发时一样的兴奋。

两个星期后，学校举行了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体育场内。大多数中国的学校都会在春天搞运动会，但我们这个规模尤其大，因为新场地的缘故，也因为香港快要回归了，一个半月后。

这学期的所有事情都与香港相关，就好象每个秋天都有活动和长征关联。春天时，有一次关于香港经济的考试竞赛，而学生中的党员挂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一个“欢迎香港回归”的标语装饰在了图书馆的入口处，而每天都有数字显示，还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将回到祖国的怀抱。有时我会问学生还剩几天了，他们总能给我精确的回复。

为了竞赛，他们准备了许多天。那些正式的选手在食堂后的旧场地上训练，而每个人都为比赛前的游行做练习。男孩们练着他们的军训鹅步，而女孩们则准备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会上，他们唱关于香港的歌曲。

竞赛的开幕式，在大雨中开始。那香港的横幅悲哀地下垂着，而色彩明亮的气球拒绝升空。但庆祝仪式继续进行：一千多个学生，在泥泞的跑道上严肃地跋涉前行，而他们在大雨中跳操时也均面色凝重。几乎没一个观众离场的，而干部们，在中央场地的遮蔽檐下挤作一团，颤抖着检阅着。之后那一周，我的班上满是咳嗽与鼻涕声。

运动会推迟了两天举行，之后，天气改善了，集会立即恢复。课程被取消了，学生们按照所在系，坐在场地四周。这是非常严肃的比赛。所有超过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赛项目，总以每个选手都瘫倒在地作为结束，而在她们比赛前，选手们会小心挑选一些朋友，在比赛结束后搀扶她们。在某个方面来说，这很感人，就好象在参站前，士兵给家里写告别书。参加比赛的女孩会给她的朋友们清晰的指示，而在结束后，她将倒在她们的怀里，被抬出体育场的大门，喘气，哭叫——从舞台右边下场，仿佛一种奇特的四川戏剧。在男孩的比赛中，这种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约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终点处瘫倒。朋友们把男孩们扶到系里的救助桌边，给他们热茶和宏声香烟。五分钟后，他们就好了。

我计划参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赛。教员有自己的队伍，而对退休的教师，有特殊的竞赛，他们跑得很努力，但绝不会在终点线上瘫倒。因为我已经赢得了涪陵公路竞赛，我被安排参与了学生组的竞争，而这个景象——外国老师与学生们头碰头的比赛——就足以把观众催入狂热了。他们在终点区域密密挤成一团，只有头两条道还开着，而我自己的学生在最后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黄小强，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面条店老板，也带上儿子来了学校，为我加油。

其他的选手为和外国人比赛感到激动，而他们起步阶段跑得太快了，因为听到了观众所发出的加油声。从一开始，我就能感到，这是和一月的公路赛不同的观众；我听到有声音叫我的名字，英语的汉语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学生在我逐步追上来时，为我加油喝彩。我赢这两项比赛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赛结束时，我的学生都在终点处欢迎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系里面的一个成员，而非一个外国人。在接力赛的情况也是一样，路程太短，给不了我多少时间来建立优势，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张书记跑最后一棒，在最后一个直道时越过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学生都疯狂欢呼。在此之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摆了POSE拍照，而张书记脸上放光，点着根烟。

但在5000米比赛时，人群中的体育生开始嘲弄我，叫道“哈喽喽喽喽喽……”与“洋鬼子！”，在我跑过的时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国魔鬼”，而在我的学生指责他们后，他们安静了一点，但我还是可以听到他们作弄的叫喊，作为回应，我只是低着头，全力跑完了最后的一英里。没必要这么做——我已经赢得了比赛，而我能感觉到感冒正向我袭来。但我不能克制自己；在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

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

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2]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门山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关心人权。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

“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

“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

“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

“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

“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

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

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勇敢。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

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

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3]

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

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

“英国，”他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

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

“还有别的么？”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

我没纠正他的错误，我猜他指的是澳门。我问了他又一个问题。

“谁是中国的朋友？”

他皱皱眉头，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知道。”他最后说。

在香港回归的夜里，王学松和其他男孩在我办公室的家具上跳来跳去，兴奋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们一些外国邮票，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了两年，看起来他们很是吃惊——不过我还是经受住了。

到了十一点半，我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在起初，他们害羞地叫我头疼，但他们的热情很高，给他们上课总是享受。跟他们相处，没有和三年级学生的那种距离感，可能因为一年级的程度较低，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在他们学习莎士比亚时，学得很好，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是难以接受老师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

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

今晚，他们都很疲惫了——他们就像小孩子，被允许通宵不睡，而结果，在兴奋中，他们到了晚饭时间已经透支了精力。阿莱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诉我她想回宿舍，但门已锁上了。没人可以回去睡觉，直到香港回归了。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入了一个有电视的房间。所有的灯全熄了，几乎有一百个学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四处寻找丽贝卡，见到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屏幕的蓝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光。

好几天来，香港一直下着阵雨。仪式继续着，就像屏幕角落里倒计时的钟那么稳稳进行，而当江主席亮相时，学生们欢呼了。他们第一眼看见中国旗时，鼓起掌来。他们向查尔斯王子大笑，对着那些穿着苏格兰短裙的旗手大笑。当午夜那一刻如闪电到来时，学生们狂叫，而红旗升起，中国国歌开始奏响，教学楼里充斥着欢庆的轰鸣声。

在午夜后有演讲，江保证在特别行政区，经济与人权不会有所改变。在香港，仍然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穿过了木槌球场，有几个学生以他们的方式在庆祝。他们在阴影中，借助着夜的帮助。

[1] 译注：关于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国家里显然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在西班牙时碰到的一个美国人问我中国的种族问题，我当时回答说许多中国人没机会见到多少外国人。现在想来，这倒未尝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当然，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入国。在西班牙的经历中，我也感觉一些对外国人的冷淡，当然西班牙绝不算很特别。

[2] 译注：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3] 译注：何伟对丽贝卡的评论有点让人奇怪，为什么他就认为这男孩注定是一个失败者呢，注定不能成为一个人物呢？大约还有些是他没说出的。在中国，学业不佳的男孩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这是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对于丽贝卡来说，也许他连这个才能也不具备，而何伟当然也不重视那种生意上的成功。

而关于中国的改变，何伟如此关注这一话题，倒是叫人颇为感动。这是基于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关心。许多中国人大概都不了解这一点，西方人中的确有许多是不那么政治利益化的。不过何伟只关注到几个点儿，对于经济，以及经济相关话题，他没什么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910年代所写的书，译本名为“北洋之始”，对中国丰富全面的记录，叫人叹为观止。但何伟对个人故事的深入描绘，则更为难得，罕见。

第二部

7　夏天

延安看似一场大雨就可将其冲走。黄色的尘土盖住了这个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点般布满了椭圆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依旧住在山洞里。那些洞穴中有电视，冰箱，卡拉OK机。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庄，那里的学校建筑与政府办公室挖入了干燥山坡上。在这片夏季炽热而冬季严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种明智的方式。

中国北部的这处乡下，荒凉而难以接近，然而却有种怪异的美。而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后；这里和四川的那种翠绿稻田，烟笼雾罩的河流，区别再大也没有了。延安的空气干燥，在多尘的山丘上，总是朗朗的蓝天。

这个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队将赞助我去西安学一个月的汉语，但那要两个星期后才开始，如今，我游游荡荡，到了陕西的北部。某些意义上说，这里曾是当代中国的心脏，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因为在1935年，长征正是在这里结束。自从我抵达涪陵后，我听说了关于长征，以及延安岁月的故事，我知道陕北对于中国共产党抵抗国民党，以及日本人，都曾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读历史中，我了解到，这片土地并不那么脆弱；这些山岭可见过远比大雨可怕的东西，但它们依然矗立在这里。

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馆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富强。”我花了十块钱，看了博物馆的收藏。毛泽东坐过的马被填了料，如标本般在展示中，同时还有毛用过的大刀，马鞍。那儿有一首毛泽东写的战争诗歌，以他风格鲜明的书法。那儿还有重要战争的地图，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这里没有多少游客。装了玻璃眼的马叫做小青，站在那儿，似乎状态有点不佳。

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

“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的。”工作人员说。

“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

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

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的，”我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他说。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我说。

这时已围上了一群小小的群众，因看见外国人而感到好奇。我开始跟一个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聊上了，她解释说因为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好奇而来此。我问她，倘若革命者失败了，将会发生什么。

“今天这里就不会有共产党，”她说。

“没有共产党会怎样呢？”

“中国会不一样。”

“怎么样？”

“这里会变得像台湾，”她说。“像美国。”

“那些地方是怎样？”

“经济更发达，但——”此时她从中文转向了笨拙的英语，因为她记起了曾学到过的一个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

“那么新的经济政策呢——你赞同改革开放么？”

“当然了，我们所有人都赞同。”

“那么贫富差距会怎样？会不会变得更大？”

“有些人会致富，”她说，“像科学家与商人。但这是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而尽管其他人的情况会改善地慢点，但是会好起来的。”

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她问我多数美国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国，我说是的。我没有说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在马克思革命者的神龛洞穴前听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战。在我走出博物馆的路上，我经过了摆卖纪念品的商铺，卖的有毛泽东像的垂饰，共产党的历史书，假玉，挂着的衣服，项链，雕塑，手镯，邮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归的纪念币要卖320块。我经过时，小贩们对着我大叫。

那个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门而入。这是一家在火车站旁的廉价旅店，警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事前没有警告。我锁上了门，但警察从工作人员那儿取得了钥匙，他们进了门，拧亮了灯。当我坐起来时，已有五个警官围在我身边，我吓坏了。

“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我一再问道，但他们只是盯着我。“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他们听着，盯着，最终有一人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

颤抖着，我取出我的钱腰带，把护照给他。他打开看了首页上的相片。然后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页。那一页上除了彩色的设计花纹外，什么也没有。其他的警察也围上来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页，也是只有彩纹而已，而他们还是一样盯着看。

我的头脑开始清醒，我也看清了这些人多么年轻——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着宽大的制服。他们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把有中国签证的那页翻给他们看，他们喜欢这个，因为能读得懂。他们翻完了剩下的页面，还了给我，微笑着。

“一切都还好么？”我问。

“是的，”一个人说。但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盯着床上的我。有一阵很长的沉默。

“唔，”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了。非常感谢。”

“谢谢，”他们一起说。他们最后长长看了我一眼，出了门。我锁好门，回去睡觉。

去榆林，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个小时。没一本导游书对它谈了多少，除了说外国人被限制住在两家很贵的旅店里。榆林是在陕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内蒙古，我是为了那儿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变得益发荒凉，狭窄的峡谷两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边的河流只剩了一条小溪流，在炎热中，所有的生命都以这脆弱的流水为中心：农民们在打水，女人们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浅浅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农田，装饰以满是尘土的标语牌：控制人口数量，改善人口质量。在这种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说明，而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则说明了更多。

在五个小时后，我就看够了。这里的炎热乃是残酷的，整天都只见尘土，公路在建设当中，而破烂的巴士上拥挤不堪。但除了继续坚持外，无事可做。几乎我在中国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还知道在回程时我依然要体验这个，而我无疑要在榆林付出一个荒唐的价钱，去住外国人住的三星级旅店，我真希望我没来。

我在日落后抵达了，见到了一家汽车站边的廉价旅馆。我的导游书上说，这里只限中国人住，但我想试试看，反正没任何损失。在我走入时，工作人员惊奇地盯着我。她慌乱地向我挥手，示意我走回门口，她的双眼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仿佛吓傻了。

“我能说中文，”我说，而听到这个时，她的震惊让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最后，她恢复了一点，问我想要什么。

“我想住在这儿。”

“外国人不能住，”她说。“你得去另外一个旅馆。”但她还是那么震惊，态度并不粗鲁，不像那种拒绝给你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态度。这让我想出了个点子。

“他们已经修改规定了，”我说。“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一样住了。”

她的眼睛恢复正常了，但她还在听着。我找出我的汉语课本中的一些词汇来。“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律，”我说。“在北京，他们修改了法律。你听说了没有？至少对于教师来说。外国教师可以住在中国的旅馆里，因为我们住在中国，而我们的工资和中国人的一样。看——这是我单位的卡。”

我给了她我红色的单位卡，我的浅绿色的外国人居留证，我的深绿色的外国专家证，以及我蓝色的护照。这些卡形成了色彩缤纷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扫过，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国人的软肋，他们总是很喜欢看我身份证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然后给了我一份入住登记单，给了我一间两美元的屋子。在那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无论我碰到了什么麻烦，我总是提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伎俩。最后，我终于理解了，我的课堂上学到的所有政治术语，有其意义。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辆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儿，长城从沙漠里穿过。游客们极少来看这儿的长城，因为它没被修复过，而陕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导游书中没有提及长城，但我有份地图上，清楚标出了这处遗址。

的士车把我带到了一处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处，那儿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终止，而是沙漠的开始。从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视野延伸出几英里之外。偶尔那贫瘠荒芜被一丝绿色所中断——一排树木，一块孤独的田地——然而绝大多数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无垠的发呆的天空。早上九点，太阳已经很热了。我望向那片空无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线，我明白了人们为什么在这里筑墙。即便这里没有蒙古人的威胁，光是这片土地那单调无聊的可怕，就足以让你要建点什么了。

墙在碉堡的东西向展开。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在甘肃北部的山岭之中。东向，遗迹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黄海的岸边。所有人都说这两处终点间的长度大概是超过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处正中；但这长墙未被完全测量过，没有人知道其实际的长度。我站在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热浪，我决定走向海洋。我系紧了我的鞋子，沿着遗迹东行。

大多数的墙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风沙侵蚀了。每隔两百码，我会经过一处烽火台的遗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烧的太阳下一无所用。我沿着墙，穿过了一家砖瓦厂，然后墙蜿蜒越过了一处灌溉沟渠，又穿过一块玉米田。接着，一个沙聚的山丘吞没了土梁，我只得绕过，直到看见了远处下一个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种植的杨树林，树木很瘦小，在陕西的太阳下显得非常脆弱。长城下沉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独地往远处延伸。

这是一片残败的，拼凑的景观，而在沙丘与死寂的棕色地平线面前，绿色的玉米田与杨树林背后的辛勤劳作看上去也将只是浪费而已。同样的，损毁的墙则是另一种浪费的明证，因为明朝的统治者建筑了碉堡以抵抗外来者，其实双方的关系却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更好地处理。而这东西的规模——它小得那么可怜，大得那么惊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过，又能延伸千里——都显示出，中国人在一个糟糕的念头指导下，可以走得多远。[1]

尽管长墙失败了，然它现在有了巨大的价值，这点看起来也非常的中国。这成了也许是最强有力的民族骄傲的象征，没人将其与一些负面的元素相联系，比如孤立主义，比如顽固不化。电视台老放一段在长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它欢庆着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人民共和国的幸福生活。“爱我中华”是一首可怜的，让人腻烦的歌，但就和电视上许多糟糕的音乐节目一样，它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我总是一直看到那悲惨的结局。那歌曲的结尾时，特别选了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长城上载歌载舞，穿着传统服装，唱着他们多么爱他们的中国。每次我看时，我都想：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电视上似乎总有那种玩意儿——几乎每天的每个时辰，你都能找到个频道在播放着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西藏人。这种娱乐节目总能以它极度的伪善把我给惊着，直到下一年，我从中国回国，在密苏里一家公立的小学里教书，那儿的孩子们在欢庆感恩节，所用的一些传统故事中说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谊。我意识到，这种神话能代表中国与美国的一些联系——两个国家都那么傲慢自大，从而把他们那最大的失败给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现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过几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节一样，长城的重要性已经不限于起初，现在它只是意味着伟大。许多关于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说它有两千年的历史，说它能从太空中看见——但事实已经不再重要。即便作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隐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每个外国要人都被带去看北京郊区的长城，而每个外国游客都游访过它。它成了开放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魅力点，一座桥梁而非一道城墙，它让中国人向外来者介绍其国家的光荣，引发对其过去辉煌的追忆。不再是摈野蛮人于外了，它确保了他们在抵达中国后，产生一种敬意，由此看来，它的建造并不真的是浪费。虽说又花了五百年的时间，但最终，中国人从长城中找出了一点用处。同样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并非全然是浪费；它们总会存留下来。

我沿着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我走上墙顶，灰土堆积在我的脚边。我又穿过了一组杨树林，吓跑了树丛下的一个农民。蜥蜴爬过沙地。我的水用完了，于是我掉头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识到我的中国生活过了一个弯角。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这些麻烦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在那儿，你不会因为某个人看上去陌生就对他大叫，但同时，你可能也不会走上前去和他说话，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些好处已开始超过了那些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培养耐心与信任。我得让事情发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说话，而且我接受几乎所有的邀请。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那些动机几乎全是善意的。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需要一点的被动姿态，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个春季去适应这个角色。在榆林，我终于找到感觉了——最终，我接受了这一点，就只是让事情发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钓鱼）

其中的一个关键乃是时间，而我在中国有的是时间。即便在涪陵教书最忙的时候，我也总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因为在美国许多占据我时间的事儿都没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动。我没法上网，也花不起钱打电话。我可以写信，然而邮政服务那么的慢，通讯几乎没有。当我的姐姐在头一年的秋季生了个女儿后，我直到过了三个星期才知道。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可能会叫人受不了，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解放，有数不尽的午后时光，我只是拿份报纸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个亮相的人聊天。这也成了我旅行时的日程安排；去到一个新城市，我会找一个公园什么的地方坐下来读报，直到一个本地人停下来和我聊天。

沿着墙走了一阵，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阴影下，写我的日记。几分钟后，三个年轻的女人停下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先前是中学同学，如今回来做一个团聚。另外一个同学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远处开了家餐厅，她们邀请我去共进午餐。当地的特色菜包括猪肚一类什么的，是以我们边吃边喝着榆林啤酒。

她们中没一人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要跑那么远到榆林来，直到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四川。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出这解释了许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们的女人名声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们陕西人那么有文化。你知道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么？”

“你去过西安么？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是中国的古都。这就是我们的话比四川话容易懂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方言曾经是中国的标准语。北京的普通话和我们说的话很相近。四川人说的话很糟糕。”

她们关于方言的话是对的——在陕西旅行，的确是把语言的重负从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们其余的言论在我看来不容易接受，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本国其他地区的人抱有很强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前，廖老师给了我一个关于陕西省的仔细介绍。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叹道。“你可以见到兵马俑，秦始皇墓，还有碑林。你很幸运。但是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高大，你知道，因为他们吃麦子而不是米，而他们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么漂亮。那是因为太阳晒得太厉害，而且有太多的风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肤都很糟糕。”

听到陕西女人批评四川，让我想到了廖老师所说的，我想，作为一个忠诚的学生，只有把北方的缺点讲出来才是对的。

“在四川，”我告诉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因为太阳的缘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她们没一人感到意外；显然她们已经听过这套，早预好了防卫。“在北方大多数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个女人中最健谈的。“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水。我们这里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从地下深处冒出来的，人们说，因为水的缘故，这里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阳光厉害，我们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肤并不黑。”

我得承认这是真的——王的皮肤并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运输到涪陵，无疑将得到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也许是整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因为那大山与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饭后，我们跨过街去到对面的佛寺，让郭晓青去那儿算命，她是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个。在我们进去时，那和尚正与一个年轻男人相互叫骂。和尚给年轻人算了一个下签，是以他不愿意捐钱，在其后的争吵中，年轻人打翻了庙里的一些东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纪大约六十多岁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着他的拳头。那年轻人的朋友在劝解他，而他则向和尚骂着脏话。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热了，女人们和我坐在庙堂一旁的阴影下，等待着争吵结束。

公众场所的这种争吵，一般都有两幕。那年轻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后，他又奋力挣扎出来，再次冲回了庙里，在那儿又跟和尚对骂了五分钟。很明显，这年轻人并无意图要伤害和尚，而现在要改变命运也迟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推出了门口。在他们走后，我们一直等到他的叫声消失在了远方，显然不会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骂战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时甚至连棒棒军都看腻了走开。

这场骂战不是一个特别吉利的征兆，但郭晓青已经二十六岁了，已经感觉到了时间的压迫，决定继续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祷告，叫郭在佛像前磕头三次。他敲着一只钵，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了木棍的竹筒。她摇着签筒，直到有根签飞出来，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说了命运。他说她很快会结婚，也许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长出口气。王给了和尚十块钱。他笑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这儿，有些道教与佛教的寺庙的历史超过了一千年，它们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内。在峡谷的中央，有条清澈的河流过。我们脱了鞋子，在浅水中淌淌，然后便坐在了荫凉中。在河的对面，有六个年轻的农民在野餐。他们是二十出头的男女，在中饭后，他们在河中泼水玩，男人追着女人，女人们惊声尖笑。

“你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地方么？”王问我。我试图去想象这样的一次团聚，在美国，随机找到一个外国人，花一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只是出于好奇与善意。

“没有，”我说。“这和我的国家很不同。”

我并不想离开榆林。旅店不错，尽管白天很热，夜晚却是沙漠特有的凉爽，睡觉从没有问题。早晨总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来，看着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们在清扫门前，女人们在主街上拉着牛奶车，而夜里的拾荒者朝乡下的方向走去。收废品的男人拉着车，手里摇着个小小的拨浪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

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

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

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

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

“不，”她说。

“但你们学马克思？”

“是的。”

“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

“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

“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

“实用，”她说。

“是的，不是很实用。”

“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

“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而我们是来帮助中美建立友谊而非赚钱来的，这只会鼓励人们给我买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轮的钱，通常以失败告终。在那之后，我们会握手，说些改善两国关系的话，然后我会回到旅店里，睡到夜凉。

我在榆林的最后那天，有两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进了餐厅，开始给我买酒。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说我可以叫他们同志。那天是礼拜五，他们刚刚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厂。

我们每人都很快喝完了两瓶啤酒，在接下来的一瓶，那两个男人开始脸红了，讲起中国的历史故事来。王同志告诉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治理黄河的人。这个故事我曾在教科书里学过，运气很好，因为王同志讲着讲着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断点头，表示我听懂了，而每过一阵，赵同志会插嘴：“说普通话！你说方言他不会懂的。”

王同志会点点头，说上几句普通话，然后又转回方言，关于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沟渠和防洪堤，在黄河的两岸。这故事的要点在于，禹帝干得那么勤奋，以至于他经常经过家门口却无暇停步拜访。这真是个要命的工程，控制黄河。

最后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来喝光了他的酒。他们买了许多瓶酒，我们的桌上满是空瓶。中国小餐馆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离开，那就意味着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个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坏。这显得很有面子，而我们今天干得不坏。

“你听懂了这故事么？”赵同志问。“你不懂，是不是？他总在说我们的方言！”

我说一切都很清楚，然后从我的课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胜利宣告。“他全部听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资，在街下面不远处，店主同意帮我们保留桌子。他们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们当中，三个人踉跄走在鹅卵石地上。在经过罗先生的摊档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们要到那儿去，或者那投资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资。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酒后我们出着汗，在街上走着。

我们进了一个门口，爬上了狭窄的楼梯。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小女孩穿着轮滑，在硬木地板上转圈。

“这个，”王同志说，“就是我的投资。”

他骄傲地看着溜冰场，然后跑去了柜台，跟工人说话。

“这投资太大了，”赵同志悲悯地低语道，当王同志出了接听范围。“他借了很多钱。他永远还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说着我，我有点紧张，想听听。

“他们没有多少顾客，”赵同志低语道。“昨晚，这里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亏上很多钱！”

王同志拿着轮滑鞋来了，递给我。“来，”他说。“你来滑。现在。免费。”

我结巴了，解释说我不会玩这个。“你当然会玩！”王同志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有点腿受了伤，而他们则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街下面有一家，赵同志说，而中医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释说我了解中医的好处，因为一个中国医生叫我多坐少动，避免像轮滑这样的运动。在许多礼貌的建议与抵抗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回到餐厅，坐下来，继续喝酒。他们看上去没觉得不爽；王同志很高兴他给我秀了他的投资。空瓶子还在桌上。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盯着我的眼睛。

“何伟，”他叫着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总是使唤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有工人抬着他上山，好像一个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坏，但现在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被感动了，为自己那个医生的谎话觉得愧疚。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白谎，也许那也行了。我谢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他说。“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

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

“三十五度，”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

“昨天的温度呢？”

“三十五度。”

“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愿做教师；这个说法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让我们受到特殊待遇。那个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我们的票价跟中国人一样，把对外国人多收的部分给挥去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着好事。

安吉拉飞去了她的项目工程处，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课程，乘火车去了新疆。这趟沿着丝绸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个小时，穿过甘肃和新疆的沙漠，而我总是喜欢长途火车的旅行，以及广阔的风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国的火车上，我最喜欢这个档次。硬座乃是噩梦，拥挤的农民和民工；软卧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干部与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国游客。硬卧车并不是不舒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但票价又不会太贵，能让自我认同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们聊天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车上，他们轻声交谈，喝茶，吃着方便面。

在头一天，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年轻人过来坐到我对面，看着甘肃的山丘掠过窗外。他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而且他不喜欢那地方。新疆太走极端了，他说——在夏天太热，在冬天太冷。他刚刚结束了四个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回去并不愉快，想到在其结束时要在新疆这种地方继续工作。他的工作内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死掉，”他说。“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们没什么办法。”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吐鲁番附近寻找油田。他耸耸肩膀，好像说：她可以那么做。在窗外，是一片尘土堆积的低矮山丘，大地越来越干，车往西行。

他很聪颖，跟他的谈话不是我在中国时常能碰见的。他的眼中有一种锐度——他的目光有所掩盖，然而我能看出他对周遭一切都有仔细的观察。他看到我在写笔记，但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问我在写什么，也许他已经猜到。通常我会告诉人们那是我的日记，或者只是说，“我在写我的外语。”那就足够满足几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种外语，很显然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写它。没人意识到我其实在写他们，以及所有我周遭的事物。但这个来自河北的男人看着我的笔在纸上划动，我察觉到他知道我在描绘他。但他还是很自如地说着话；我们略微谈了些政治，以及共产党，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党员。

“不，”他说。“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多麻烦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数的年轻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这和你们美国不同。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

两国的这个差异让他很感兴趣。“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他说，过了一阵后。“但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权问题。事实上，老百姓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看看那里。”

他指向窗外——一个破落的村庄，铁轨边的垃圾，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老百姓。

“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他说。“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无法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滑开了；他谈到了婚姻，以及他将如何在三年后找到个老婆。在我认识的年轻中国人中，常有这样的计划表；他们对爱情，跟对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务实。这年轻男人解释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后，他将二十八岁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而到那时，他将有足够的钱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的钱，他说，而且你也不会想在新疆那样的地方结婚。在三年后，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许在青岛，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前德国殖民地。他谈论青岛的语气中带着爱意，说到它那美丽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静的海；而我们的火车稳健地摇晃着进入了沙漠地带。

这是一个长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无物可看，在火车上无事可做。我坐着跟人聊了几个钟头，然后爬上了我的床位。我们经过了兰州，甘肃的省会，在那里烟雾笼罩着阴沉不洁的黄河，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我们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有绿色的草场，黄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状的山岭，一直卷向地平线。

一个肥料销售员出现了，开始向我问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一部旧车呢？牌照费多少？税呢？保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回答——其实都是我的猜测，所有的猜测——而我则高兴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但他们在这片荒地上种些什么需要肥料的东西呢？

“大麦和玉米，”他说。“当然，那里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乌鲁木齐附近有谷物种植。但我们生产的肥料是运往内地的。”他回到了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失业金呢？政府给你们什么样的保险？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他有一个中国老婆，”她说。“你听说了吗？”

“是的，”我说。我听说了关于大山的所有的事儿。偶尔人们说他的祖母乃是中国人，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金发。他的中文老师也变得很有名，有时人们建议我搬去东边，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种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我的汉语已有了不错的基础，呆在四川这儿只是浪费，因为连本地人都说不好这语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我想谈谈别的东西，而谈钱总是不会错的。

“他一个月赚好几万，”那女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工资很不错。你能赚多少？”

“一千块。”

“不像大山那么多。”

“不，”我说。“没有大山那么多。”

“但够了，”她说。“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一千块够了。”

“是的。这工资比涪陵多数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听说过吗？在四川。”

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

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这就好像把自动步枪交给一个小孩。我搭了巴士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而检查站的警察把枪管正对着乘客，在他检查我们证件的时候。

在较大的城市里，紧张气氛不难察觉；跟维族人聊不几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汉族移民的数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对维族人的限制放宽到了两个小孩，而且也仅限于城市地区。我并不奇怪春天里的麻烦并未被吹走；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一切暗示说他们是特别糟糕的殖民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他们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非中国人的视点。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尽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那儿仍然有一个相当肯定的意识——何为中国人，而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熬过现代化。但这观念里也有一种狭隘之处，似乎中国人不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做朋友。在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国人对探索外界的兴趣之低，叫人惊讶，而今天，同样的这个特点也局限了他们，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他们看似对于做一个中国人非常满足，而且他们想当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这种感受。

当汉人来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区时，他们最初的反应乃是这些人得变得更像内陆的人，尤其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即便现代化将带来文化上的代价。我很难理解这种观念；对我来说，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太快地现代化了，而我觉得那些相对未被触及到的角落应该不去碰它。但我从来没有过上过穷苦日子，这也许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处。

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从我的写作课上获得了一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学习美国西部的时候。我们谈论了西部扩张，而我给了同学们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难题：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压迫，他们的文化在遭到破坏。我让同学们假想自己是美国居民，给出解决方案，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这两个：

印第安人应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很穷，很野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向文明世界，给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水平。通过这个，我们能帮他们致富，适应现代生活。最后，印第安人能跟我们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应当帮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住在平原上，到处迁徙，没有固定住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这是不实际的……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必须使得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跟着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壮大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首次发现我们对于进步与现代化的观点如此不同。我曾经给他们展现过一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与文化对我的学生们毫无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距离严重的贫穷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当我看见自由与文化时，他们只见到苦难，与无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来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维族人不欣赏中国人的努力；他们指出，这地方在解放前多么落后，强调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无问题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铁路，学校。但中国人忘了走出那逻辑的第一步；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去尊重维族人的文化，而来这里定居的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其结果，就是巨大的金钱与劳动沉入了沙漠当中，而至于谈到改善关系，那些努力多数乃是浪费了。

我发现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这紧张关系中间。维族人不喜欢说汉族的语言，在一些旅游区，他们说的日语或英语还好过汉语。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有一种不信任感；如果说英语他们态度会好些。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里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处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何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1] 译注：何伟说话有时毫不客气，以我的经验，这倒不代表什么恶意的出发点。因为西方媒体往往在批评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时，都采用一样的态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报纸的风格，那么无论说的是谁，都是一样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墙”，跟我们的“长城”概念很有内涵的差异，因为“墙”意味着自我封闭，以及与外界隔离，缺乏沟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态度。是以我在翻译中，有时也根据文章内容所需，用“墙”这个字眼。当然中国历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国的文明，也绝非向来不与外界积极互动。看历史，不当以基因论的观点来理解。我是很反对动不动就说“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非常不科学，缺乏历史感，我只能这么想。尽管有时何伟的写作也不无如此。

7.1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他有一个长长的，骄傲的鼻子——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时闪烁着光，显出内在的情感来，而他的嗓音低沉，从不动色。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两百块钱，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他常带着微笑。他走路时，拄着一根龙头的拐杖。他的肾经常不舒服，他的膝盖也是，而当这些问题发作的时候，他会用拉丁文念弥撒，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厉害，那么他就连弥撒也不念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相当壮，虽然移动很缓慢，在他的举止里有一种醒目的尊严感。中国的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要求无条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李神父一样，还多了一种自豪，不仅来自他们活过的岁月，还在于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所吃过的苦。那些苦难的岁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后。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神父在涪陵当着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这时间都够长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则是永恒。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国传教士转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离重庆不远，而李海柔是一个小店老板的次子。十一岁时，他被送到了重庆一家法国人的教会学校，然后，他在成都学习去做一名神甫。他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和其他年轻的神学生一样，他梦想着去罗马学习。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岁时。三年后，他被派到了涪陵——偏远，落后，一个贫穷省份的偏远角落。也许，在另外一个年代里，这会是一个很平静的职位。但在那个世纪中叶，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平静的，抗日战争后接着是内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而有些斗争触及到了重庆地区几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弟弟，发现自己在内战中站错了边，逃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结了婚，做了名教师。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务于三千教徒，跟两个法国传教士一起工作，等待着革命的涟漪由长江的河谷传到涪陵。然后法国人走了，波纹抵达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继续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间教堂旁边的小而阴暗的房间里。像许多的中国居室一样，这里的装饰很是奇特：一个空空的鱼缸，一只塑料的唐老鸭，一个小小的玛丽像，一个再小儿点的圣诞老人像，一只电子钟，用普通话报时，在李神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里，两人微笑着，中间隔着几杯茶。他们所坐的都是躺椅，这情景，说是在一间四川茶室里也不出奇。但这照片明显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末期了，当时邓小平已经从这老人的政策里吃够了苦头，无疑，在这场会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机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简单谨慎的谈论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没被反映出来。但当他掠过那照片时，他眼里闪了道光，接着，他摇头，继续他的故事。

“在乡下我没了我的法衣。我也没有一本圣经。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玫瑰经，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经。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为它已经被关了。我无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码头工作。那是清洁工——拖地，扫地，清洗码头。我一个月挣二十四快。钱很少，你知道。

“我经常对我自己念弥撒。我们不允许有教堂，但我可以一个人独自念弥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连那个也不能做了。红卫兵把教堂变成了一家袜子工厂，而且他们总是在监视我。我没坐牢，但我总是被监视着，而红卫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经常戴上高帽，给他们批判，他们会逼我跪下，低头，像这样”——他微微低了下头，笑了一声，他回忆文革时，总是那么轻笑着。“他们押着我在街上游行，戴块牌子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我会这样戴着牌子，前胸后背，上面写着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写着那十个字，一笔一画，用一只蘸了茶水的手指。这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说话时的常见动作——因为许多字都有一样的发音，一次谈话有时会要停顿，说话的人会写下那个字来让外国人明白。他们会在空气中写，在手掌中写，用茶水写在桌上，而看中国人这么做时，你就意识到这真是独特的语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关于形状的——不仅是声音，或者字母的组合，而是有形的东西，可以碰触，可以摆弄。在那个情形里，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众场合。但李神父没有再说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写着那十个字，然后热水蒸发了，文字消失了。

“有三年情况特别糟糕，”他说。“尤其有三个月。在那三个月里，有四个红卫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们把我拉出去游行。”

我问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顿了一下，轻轻说着什么，望着空气。但那日期没有出现，最后他摇摇头。“我没法肯定了，”他说。“但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斗我的时候，红卫兵们向我扔东西——水果，或是什么硬的东西。他们都是学生——他们都是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变硬了，他指向了毛泽东的照片。“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说。“他的错误。当邓小平掌权后，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很可怕。我的身体没有受到很大伤害——但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我总没有足够吃的。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米粥。许多中国的神甫都死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因病而死；我们没有足够吃的，而且我们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庆有许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顿下来，数着，但这次数字很快就出现了。他在想着过去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一起受难，因为这个，他的意识清楚了。但在他开口之前，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停顿。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他见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几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忆而显得渺远，然后他再次开口了。

“六个，”他说。“在重庆有六个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并不对现在的共产党抱怨什么，而且他很真诚地说它的政策是不错的；的确，事情比从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复得不错，而且它还获得了政府的免税待遇，它还给李神父提供了每月两百元的生活补助。神甫被允许做弥撒了，而他的教友们可以参加弥撒而不用担心麻烦。周中的仪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礼拜天的弥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个普通的礼拜天，会有五十个信众来，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会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来。在教堂里不会举行婚礼或做洗礼——只有葬礼而已。

当然，那儿也有很多的规则限制。传教的工作在中国乃是非法的，而与罗马建立官方的联系也不被许可——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让中国与梵蒂冈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五个世纪，不太可能轻易改变。

“我们个人可以去承认教宗，”李神父解释说。“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可以去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怎能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每天我们都向他祈祷。但我们和罗马没有经济关系——他们不会给我们钱。而且我们和他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教宗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现在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了中国，那么他就可以来了。但即便如此，现在中国的神甫也有人去罗马拜见过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离他上次访问古巴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访问进行的也很好。也许将来他会来到中国。”

这些是很遥远的话题了，而李神父看似对他在涪陵所面对的问题更关切得多。他担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为了四川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担忧，这里120所教堂里，有70个神甫。他也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信徒太穷了，给不了多少支持，而自从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相比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又都算不了什么。他曾目击过抗日战争，内战，解放。他曾经个人经历了反对外国教育的运动，以及破除迷信的运动。他曾见到法国人建的老教堂变了袜子厂。他曾经见过丑恶的字眼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见证了教堂在1981年重开，而在头一个礼拜日里，他见到了不到二十个的，紧张的人来做弥撒。现在涪陵地区有了超过一千名天主教徒，虽然每次来参加仪式的人数很少超过五十个，而对于一个像李神父那样的老神甫来说，这已经很满意了。其他人还没有他那么幸运。

但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还是让人感到奇怪，那个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制造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难者家中看到邓小平的画像并不出奇，因为他也曾经受难，但很少有人会展示毛泽东的像。也许，对李神父来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干部，就像庭院中那四个现代化的牌子一样。在中国，许多官员把宗教看作是颠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会，也许那照片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些。

李神父经常望向那照片。当谈到过去的审判时，他一次次扫过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闪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记忆又恢复了。在他故事的最后，他又一次望了过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他停顿了，还是盯着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为何：破碎的教堂，残忍暴力的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失去的岁月，失去的朋友。然后神甫道，“因为那个，我们不尊敬他。”

8　中国生活

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3月1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3月18日：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3月22日：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3月23日：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3月25日：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3月27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

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

“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

“是大山吗？”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

“那不可能。”

“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

“他是从哪儿来的？”

“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

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

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现在我能看出她乃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中国的一个。她拒绝外国人对她屈尊俯就，因为她是个很具自豪感的人，但与此同时，她又能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几个月的工作后。与她的自豪感相随的，还有她强烈的传统意识，男女礼仪。她不会像许多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穿暴露身体的衣服，她也没有去染发，把自己头发颜色给西化。不像孔老师那样，她拒绝在我的寓所里上课。廖老师已婚，而我是个单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个小时呆在我的家里，人们会说闲话的。我们总是在我办公室里碰面。

我喜欢跟廖老师学习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于任何话题，我只要问问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国主流的态度意见，因为她实在太中国了，而我经常用我们上课的机会来厘清一些我与其他人交道时的见闻。有一阵子，我困惑于中国人对希特勒的着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个元首，人们总是给予好评。那个夏天，在西安，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学生，许多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她来自德国，就变得兴奋，让她很不舒服。

“哦，你来自德国！”他们说道。“希特勒！很好！”

出于好奇，我经常向中国人问到他，许多人给了同样的回答——他犯了错误，但他曾经是个伟大的领袖，为他的国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独裁者的好胃口，这似乎很自然，但我还是好奇，我向廖老师问中国人为何对希特勒态度那么积极。跟往常一样，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许多年来，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直在电视上，在戏院里放映；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

“当然！”

“多少次？”她停顿一下，数了数。“四次，我想，”她说。“也许更多。”

“那片子怎样？”

“它很棒！我总是喜欢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说的样子，像一个疯子。他像这样”——她模仿卓别林模仿希特勒的样子；她挺起肩膀，挥动拳头，下巴高举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语发表演说，然后她格格笑个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吗？”我问。

“当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我说他的好话？”

“多数人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希特勒是个伟大的领袖，而他也是个疯子，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同时有这两个观点，你看。而我想人们觉得他是个有趣的角色，所以他们喜欢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

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州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姓，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一个高贵的典故中——外国人在中国重新定义自己，就这么容易。

我从没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觉到，我的中国身份与我的美国自我区别那么显著，给我带来了方便。最终，我把自己想作了两个人，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何伟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变成一个真的人，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觉他成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国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当作何伟，而且他们只从中文的语境里认识我。何伟与我的美国自我截然不同：他更为友善，他渴望与每个人交谈，他从交谈中获得极大乐趣，即便是最神经的交谈。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他显得好玩；用当地方言说几个词儿，他就能给涪陵人民带来无穷乐趣。何伟也很蠢，这也是我最喜欢他的部分。他说话带着口音；他的语法很糟糕；他对自己犯下的小错误笑个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们觉得放松，他们发觉跟何伟聊天很容易，即便他们发觉经常要说两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写下新词儿。何伟总在兜里揣着他的笔记本，用来学习新词儿，也为了记下交流中的句子。当何伟回家后，他把笔记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让后者把一切打入电脑中。

我的寓所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来学习中文，另一张用来写作；一张是何伟的，而另一张属于彼得哈斯勒。有时这种关系叫我泄气——在何伟的愚蠢背后，另有一个人紧密观察一切，做下记录，似乎显得不对。但我想不到一个方案来解决这种分裂；我有我的中国生活，我的美国生活，即便他们占据了相似的领地，他们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两张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何伟与彼得哈斯勒从不碰面。那笔记本乃是他们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生病了，我一个人前往，想用我的弥撒书的指引来跟随仪式的进行。我总是喜欢参加教堂弥撒，因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体验，而它也让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阅读经历就是在做弥撒期间。

仪式过后，人们绕着庭院走，我能看出，这次有点特殊。李神父与我坐在屋子里，他在那儿叫了咖啡与曲奇饼，一个年长的女人用托盘端上。这咖啡比平常的更难喝。我谢过了老妇，尽量喝下去，用吃曲奇来缓和味觉。李神父与我相互问候了对方的健康状况，然后他提到了今天的仪式乃是一个葬礼。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

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宏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

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

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

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丽说。

餐馆的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发现自己和那个女人坐在一起。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来。通常我喜欢这种被动情形中的不可预知性，但今天，我怀疑她的动机，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着那儿说着，而我问她在哪儿工作。

“那不重要，”她说，而突然间，那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吗？”

“那不是个好工作，”她说，耸肩。“但我的叔叔在重庆给我找了个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馆——他很富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儿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里的小姐穿着漂亮的衣服——我会穿一件旗袍，像那样”——她给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样的：没有肩，紧紧围着脖子，在大腿高处分叉。

“哦，”我说。

“但那很贵的，”她说。“我要自己去买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说。

“你喜欢唱卡拉OK吗？”

“不，”我说。“我不喜欢唱卡拉OK。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唱。”

“我们应该找个时候去卡拉OK。我来教你怎么唱。”

“对不起，但我对卡拉OK没兴趣。”

“那也没事，”她说，微笑着。“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的美国的什么让你感兴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儿。”

我不喜欢这谈话如此发展下去。“这很难做到。”我说。

“我想要住在你们美国，”她说。“那儿的人比这儿的人有钱。”

“美国有很多穷人的。”

“不像涪陵那么多。”

她说的不错，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谈到了获得签证多么困难，然后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何伟，”她说。“你很可爱的。”她用一种最佳的小姐语调说道，我敢保证餐馆里的其他人都在听着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说。“我想你们外国人的眼睛比中国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得多。外国人很难看。”她把这当作赞美，微笑着，想要红一红脸。我想道：何伟，你是头笨驴。

“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何伟，”她说。“它听起来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学时，有些家伙嘲笑来当地做换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们的口音与她们的茫然。这不是个很好的比较，而我尝试不去想它。

我们现在要离开餐馆了，在我付钱时，老板咧着大嘴。在街上，李佳丽挽着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儿，感觉难以置信，而又无奈。一个涪陵女人在摸我，我们正在南门山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们揿喇叭，或者看起来如此。

“我现在得走了。”我结结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

“那很好，”我说。“

“下周见，”她说。

一辆车驶过，喇叭高叫，我都闻到了废气的热度。太阳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见，”我说，最后她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而何伟接了。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说去的。他每个周日都在那儿，没理由撒谎。

8.1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辆车，可以去做个的士司机。他想要往股市里投更多的钱，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让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两岁的儿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这些东西，但现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学生之家，而他尽力把它做好。

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个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江东区的中心，街对面就是师专的大门，那儿有女人在摆摊卖些水果，小吃。几乎总有学生坐在餐馆的六张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当学生们上完了政治课，前来吃晚饭。在学生之家楼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们会下来用餐。小姐们带着BP机，化着浓艳的妆，大声说着话，她们边上就坐着面孔稚嫩的学生，刚刚结束他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黄小强认识所有的当地人——公交车司机与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学生与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们的例行日程，公交车的时间表，工厂的排班，以及师专的政治会议，而他个人的例行日程则与江东区其他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了。餐馆的时间表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很辛苦，”黄经常说。不过他的话只有一半当真，因为他有太多的帮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二十五岁的女人，名叫冯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厂上班，也时不时过来帮助。而通常那儿还有别的工人，亲戚，以及朋友，从黄的家乡白涛村来，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实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个。他的妻子与母亲是餐馆的梁柱，因为黄花了太多时间抽宏声牌香烟，培养与当地人的关系。

他二十六岁，在五年前，他从成都乘长途火车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说。“那儿有工作干，而且还不错，但天气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广州，那儿天气比较好，但工作却不对他的口味。

对于四川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的范式。在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1.2亿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管辖。这个变化是要提升这个地区的管理水平，也是为了三峡工程准备，但这个分割时间太短，影响不到一般人对四川的观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称为四川人，而这片地区还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来自四川。

而且他们经常会去别的地方。这片地区的大山与河谷很久以来都是艰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轻人离开这里，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都可能见到四川移民。他们常做的工作有餐馆，或者建筑工地，或者美发厅的员工。中国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么喜欢四川移民，说他们工作勤奋，然而没文化，聪明然而不可信赖。有些人说四川女人水性杨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刻板说法，窠臼印象，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工业移民都是一样。而那些话对四川人来说，一点也阻碍不了他们的决心，也跟其他离开艰苦环境的人一样。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处，在他们吃苦的能力。他们不理会人们怎么想，而且他们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么，只要那是工作。而他们一群群继续离开。

但黄小强回了家。他结了婚，买了这家米粉店，堕入了常规的生活。在早晨，他与其他工人做抄手，馄饨的当地版，在中午，他们忙着应付午餐的高峰时段，夜深时，当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们把软软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为明天做好准备。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样。

在店里，黄小强很少谈及政治。一天夜里，当被问到政府时，他耸耸肩，说关于中国的政策，他可没什么关系。“江泽民很大，”他说。“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书的封皮上有毛泽东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他读着标题。“看不懂，”他说，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墙上有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在革命期间，他是个伟人，但后来……”他摇摇头。接着就是一个故事，那种故事在中国非常普遍，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又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陌生。

这是个短篇故事。黄的祖父是一个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产主义的土改期间，他被处决了。黄向我展示他们怎么毙掉他的——在后颈上——然后他笑了。但这是个很不踏实的中国式笑容，里面没一丝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没说出的话。

但在中国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简短的另一个原因。故事讲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黄小强说得很快。“在过去，你不能自由说话。一旦你说了什么，就总是担心它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自从邓小平做了领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们可以做生意。我们现在跟地主一样了。”

这话引发了餐馆里一次简短的议论，有顾客跟黄争论起来。那个词儿“地主”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也许他用得有点轻佻。但这争论没持续多久；其他人意识到，他所指的乃是机会，而非剥削，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中没一个关心政治。多数人跟黄一样，乃是独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机，摆摊的，小店主。他们不属于单位，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收益，只决定于智力，努力，和运气。

单位的缺席，也意味着他们享有相当的自由。黄小强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没有人告诉他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店里该提供什么服务。他交的收入税很少，而且跟他实际赚多少没什么关系。一个政府官员每年来一次，预估餐馆的月收入，然后黄交上10%。现在，预估值乃是一个月一千块，由是，他每月交税一百块。事实上，餐馆每个月一般收入两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样，税还是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好处在于，小生意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资本主义化，对黄的家庭来说有好处。

但另外一个特色乃是政府对没单位的人不提供保险，是以餐馆的工作时间乃是十七个小时，而黄小强想找新的路子赚钱。与此同时，他又满足于经营餐馆，对中国的政策，他既无怨意，也没有广阔的视野。而他的非单位顾客们多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想工作，混出个好日子，而且，也许，像黄一样，跟家里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幸福就翻番了。

学生之家乃是个小天地。它没有从江东区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黄的家庭上。他两岁的儿子，黄凯，在餐馆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从菜单牌上认了最初的几个字，而他最喜欢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静的时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盖上，看着儿童书。他的祖母，王朝淑，并不识字，但她用心背下了书，读给黄凯听。

他们没有去其他地方的欲望。“我们在这里一辈子了，”黄小强说。有时他们表现了对外面世界的兴趣——黄的父亲，黄能，常问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多少钱，要多少时间。“十五个小时！”有一次他说，非常惊异。“在飞机上有厕所吗？”

“当然有了，”他的儿媳笑道。餐馆里的另一个客人，一个小店主，说话了。“在重庆与成都间的大巴上有厕所，”他很有知识地说。“电话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开四个小时。”

但这些仅是聊聊而已；他们并无旅行的愿望。“太贵了，”冯小芹说。如果有了钱呢？“如果我有了一万块，我就想要四万块，”她笑道。“我就是那样的，像所有人一样——总是不够。你们美国人那么喜欢旅行。那么多麻烦：你要把你的包带到这里，带到那里。我不会想去美国，不想去学英语。太麻烦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餐馆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师专，作为楼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从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黄家削减了开支。他们买了公用电话，来增加收入。但第一个月里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不了解长途话费。下一个月，他们调整费率，就获利了。黄小强花了四个星期，三千元钱上了培训课程，以弄到驾驶执照。这个文件是他最骄傲的财产；在中国，取得驾驶的特权乃是困难而昂贵的。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点运气。”

就这样，他没有工作，但他有驾照，那意味着机会。当然，他还有他的餐馆，他的新电话。他还有一处五个房间的住所，以涪陵标准来说很大了。他有一台彩电，一套音响，一个35毫米的相机。他有了一个儿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来自学生与江东区居民的帮衬，以及尊敬。在他们眼中，黄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细心照料着。

现在是清晨，黄小强在做抄手。他坐在各类馅料面前：一碗猪肉馅，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面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拿着一只筷子。他捡起一张面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点肉馅，放入面皮当中，然后筷子往水里蘸一蘸，把面皮的四角合在肉馅上。完成的馄饨有两个角，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把抄手丢到盘子里。

在中国其他地方，这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有他们自己的叫法，而他们叫其作抄手——“交叉双手”——因为那抄手的两角是交叠的。在四川多数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馆，不出一声点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们就明白你想要什么。

做一个抄手，只花黄小强不到五秒的时间。他捡起另一张面皮，塞了肉，湿了角，折起来，把抄手丢入了盘子。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个一模一样。他再做了一个，又一个。在外头，太阳升起了，小巴士在揿喇叭，卖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摊位。橙子上市了。黄小强做了更多的抄手。它们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样。

9　钱

在涪陵，钱对我没多大意义。我一个月挣一千块，而一个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汇率下。在农村地区，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农民们可以省点钱，因为食物是自己种的。[1]

我的薪水相对来说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张去重庆的水翼船票为80元，虽然你可以坐慢船来省钱，那是二十四元，多数当地人也是那么做的。在头一年里，我经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里一只老鼠跑过我的头上，在我睡觉时。

我醒了，开了灯。船舱里满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着长尾巴。它们四散在地板上，钻进人们的行李中去。其中一个爬上了下铺的一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在被单下转转身，没醒来。我对那些老鼠看了一阵。最后我离开了船舱。

余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听江水流过。我想着坐这船省下的钱，大约是七个美元。在那次后，每当我要往上游去时，我都选择了水翼船，但这种情形也很少。我在重庆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兴趣到那儿。多数时候我并不旅行。

呆在涪陵，让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没有理由去存钱；小心开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块钱，那意味着一年的节俭生活可以奖励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队生活的一个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么低，省钱毫无意义，但我的涪陵生活那么简单，那么便宜，让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预算开支。在某个意义上，我此时是最富裕的，因为那就像是玩具钱，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里晃荡时，我胡乱消费了不少钱，买任何吸引我眼球的东西——书，图片，小饰物，黑市的卡带。有一次我挑了个竹子的钓鱼竿，不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厅的角落里，让它在那里积灰。在军品店里我买了人民解放军的制服与配件。那种店里卖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野营装备。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块；手铐130块。有三百块，可以走进去买一把高力度的电子枪。如果你有单位证明的话，可以花不到两百元，买一个杀气腾腾的催泪瓦斯。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枪套。

从不同的店里，我把我的制服一块一块拼起来：旧式的解放军裤子，上面有红黄色的长条，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错的部队夹克，带垫肩的，一顶短沿的红军帽，额头上有一颗红星。当我花十五块钱买肩章时，那个售货员很严肃告诉我说那玩意儿不对——显然外国人应当在肩上挂别的什么东西，当他打扮成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时。我反正还是买了；它们跟我帽子上的红星，裤子上的条挺配。

有时候我会在上课时穿那制服，那总会让我的学生们很兴奋；他们有些人想说服我每天都穿。我从没全副武装进城过，但我时常会穿那裤子，那挺舒服的。许多农民和棒棒军也会穿它们，而有时候人们问我是不是维族人。

除了我浪费的钱之外，几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为我每顿饭都在外面吃。餐馆可算这城市里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没理由让我自己在涪陵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学生之家。通常是我一个人去，但一周里会有些时候我们四个志愿者在那儿中午聚餐。我们向冯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亚当在餐牌上写下外文。除了我们外，没人会点意粉。后来，他们有了台电话机，亚当和我有时会提前订餐。这种专业感让餐馆的人很高兴，他们也开始打电话到我们的寓所，邀请我们去吃饭。我会接电话，而黄小强会问：你们来吃午饭吗？你们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告诉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后我们跑下山，乘热吃饭。

我最喜欢星期天晚上的餐馆，当它挤满了学生时，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后时分的人。但在下午时分也很好，这时生意不多，我会独自坐着看报纸。我会跟他们一家人聊天，经常谈到钱，几乎涪陵每个人都在谈钱。我已经习惯了谈论那个，即便对我来说，那不是真的钱，而我每个月都让它从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我坐着看黄凯在餐馆的台阶上玩儿。他像冬天里所有的中国小孩一样，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裤子是她妈妈手织的。他的裤子在裤裆处开了口，因为他还没学会上厕所，他的屁股和腿内侧因为寒冷而发粉红。他快二岁了。他穿着一层一层的汗衫与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夹克，是他妈妈在城里买的。“质量很差，”她的态度不以为然，当我为了那衣服赞扬她时。“只有二十元钱。”她总是告诉我黄凯衣服与玩具的价格。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

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2]。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门山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

那妇女带着憧憬的微笑，摇摇头。我想到底是哪个让她更讶异呢——有一个国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国人太傻了只要两个小孩。我碰到的许多农民好像都倾向于后者，有时他们对美国农场的反应也是这样，对一个四川农民来说，美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既幸运又不努力。他们发现密苏里平均一个农场有292英亩的土地，实在惊人，同时农场还有机械化设备，偶尔会接到政府的补贴，然而，还有会有一些年份它们不能收支平衡。就农民们所想，你真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农民，才能把这么好的条件给浪费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会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生两个孩子。

我的部分学生乃是罚款尙少的最后一代农民了。二年级的口语班上，有三十五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个是独子。那两个乃是不用钱的，而其他人花的钱也很少，如果有罚款的话。戴安娜花了一百元。大卫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莱克斯有一个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娅的弟弟只要190元。杰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而之前五个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农民的话，这一百元花的真够值。

他们的家庭许多都如此——一连串的女孩，跟着来了一个男孩，标志着孩子的数量到此为止。在那些日子里，罚款很少，而农民们还是跟随传统模式，要孩子要到一个儿子为止。罚款，和其他与钱相关的事务一样，不算敏感话题。有时我戏弄杰里米，因为他只花了一百块钱。我向朱莉娅提议，用五百去买她的弟弟，这样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资上赚一倍，她只是笑笑，摇头。

我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被分配到了乡下工作，在那儿他们每个月挣大约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这钱很少，但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产主义中国并没有独立找工作的传统，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数学生都感到害怕，他们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们接受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拒绝政府工作的话，会遭到惩罚。如果他们选择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们收到的奖学金，那加起来大约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里，权威部门开始改革这些规则，准备取消自动分配制度，但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是受传统体系支配。

更为进取些的学生往往会付这罚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来回避分配的工作。五个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职位——他们全部都是党员，而他们去的理由除了金钱外，也有爱国精神。诺斯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在乌江涪陵榨菜厂找到了个销售的职位。两个最出色的女孩学生在浙江的私营学校教书。安妮，那个跟我住在同一栋楼的女孩，则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书，然后她去了深圳，那个靠近香港的经济特区。

对四川移民来说，深圳乃是那种让人憧憬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赚钱很快，很容易，有时不需要关系，或者不需要受过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点运气。在我们和平队员所去的所有四川师范学校里都流传着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低声议论着某些同学，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发了财，感谢学校抛弃了他们。在我来的头一年里，一个英文系叫栋的学生因为作弊被开除，之后他跟随着标准的放逐路线去了深圳。但在那个兴旺的城市里，他却困住了——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而第二年对栋来说，乃是彻底没面子了，在付了一笔巨额的罚金后，他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关于失败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有时你会听说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当钱用完了，但大多数时候听说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从深圳给亚当与我写来相当生动的信，描绘那里的人才市场，她得付十块钱去和潜在的雇主面谈。那是个紧张而又昂贵的求职场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储蓄花光。最后，她们把资源组合起来，让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场，那儿她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那个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语。面试让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资；老板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绝多次了，接受了这个。

她在毕业前，从未离开过涪陵，现在，突然间，她在这个或许是中国最叫人兴奋的城市里，全靠着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写了一封信，描写她在办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头两天里，我们办公室只有一个女孩向我显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现好像我并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单。我想到了你——你刚来涪陵时，肯定感到孤单吧。我鼓励自己，努力去和她们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们的一员。

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一个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女孩。她们从三个不同的省来。露露，鲁云，徐丽，莉莉从江西省来；易晓英从湖南来，李娜从四川来。露露是最漂亮的一个，个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欢她。鲁云对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个涪陵同学）。徐丽是个古典美人，大多数男孩子打来的电话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很伤人。莉莉是另一个秘书，比我早来了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是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欢迎。晓英大概是最关心减肥的女孩。她的电脑很好，而英语很差。我们有一个口头协定，她教我如何用电脑，而我教她英语。李娜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我说四川话的。但四川话很容易懂，所以在我们说的时候，没有一种优越感。

哦，讲到这儿，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在几个月前刚从台湾搬来。它的业务有出口服装，珠宝。我的工作是和顾客保持联系，通过写信，传真，接收订单，把单发给工厂，寻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为我对工作不熟悉，露露在这些日子里给我很大帮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从股市里赚到快钱。涪陵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南门山旁，一个巨大的房间，有成排的椅子，人们坐在那儿，望向大电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阵我经常去那儿，想要跟人们练习中文，但没一人想要聊。他们只是直直盯着滚过显示牌上的钱。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投资，虽然有那昂贵的三千元注册费。过一定时间后，这钱是可以退还的，但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人们经常凑起钱来，作为一组来注册。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而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过黄小强的妹妹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了黄凯去营业部，因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会很兴奋，反复大叫“股票！”，当股票信息在电视上显示时。然而一旦面对着市场的真相——拥挤的人群，闪耀的价格板，噪音，这地方整个喧嚣的能量——他嚎啕大哭，无法安抚，直到他们回了家，那儿熟悉的毛主席画像装饰在客厅墙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默从纽约打电话来，提醒我说，中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情况很严重。他在华尔街研究新兴市场，而为了我的缘故，他总是留心中国的情况。

那天我跟廖老师上课，我告诉她现在可能是退出市场的好时机。她不以为然——我知道什么呢？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海指数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最坏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师损失了一千块。黄小强家也差不多。他们在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而黄凯捡起了一句话，不断在嘴里嘟嘟。“跌了，跌了，”他说。在一周内，他们卖完了所有股票。[3]

我下一次跟廖老师上课时，她怯怯地笑着，在她走入办公室时。

“你是对的，”她说。“我忘了你的话，直到那个礼拜一，在我回家看电视后。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市场已关了。后来，我告诉我的丈夫你知道会跌。”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但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

“我们应该听的。”

我问她亏了多少，她告诉我了。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价一直往上蹿，而现在，全年没一个好的月份。我告诉她会一直给她更新克莱默的报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电话，有时她会在晚上给亚当或我打电话。一天夜里，她打来电话，报告说她涨工资了，现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贺。随着时间流过，我发现这乃是教师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前的学生偶尔会打电话来，报告他们成长与独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们衡量的基准点经常与钱有关：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迁，一个新BP机。一次某个学生打电话来说他买了部手机。他就手机跟我谈了好几分钟，然后，他顺便提到，他还订了婚。

我对安妮说，如今她的工资和我一样高了，这让她笑出声来。但在电话上听来，她好像有什么好笑的事儿，最后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她慢慢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男人，他喜欢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默。我又问了一遍。“他为什么喜欢你？”

“因为我胖。”她在电话那边紧张地笑着。她是个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毕业后长了点肉，某个方面来说，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说他喜欢你是因为胖，那是什么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

“也许。”

“他结婚了么？”

“他离婚了。他在台湾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长时间来一次深圳？”

“一个月两次。”

“那是个问题么？”

“他总能有办法跟我一起。”

“你会离职么？”

“他说他会帮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话。那儿的工资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说去香港的话，能挣多得多。”

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该如何来处理。“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个工作，不该找他帮忙。那只会在未来制造问题。”

“我知道。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做的。”

“你应该试着回避他。”

“我那么做了，”她说。“而且我告诉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来的话。”

“你觉得那是个大问题吗？”

“现在不算。”

“好的，如果那成了个大问题的话，你应该离开那个工作。那情况会很糟糕的。”

“我懂，”她说。“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但这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方堂亲曾被拐卖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他们的姓氏一样。我们在一次课间谈到了她，当我们在讨论贩卖人口的时候。

我问那个女人是否能逃离她的丈夫，而孔老师说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卖的；现在他们结婚已经超过十年了。

“她还算相对满意，”孔老师说。“她的丈夫有点钱。”

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相当吃惊，很显然的——毕竟他是买了那个女人。但除了财务原因外，她不对那种侵犯行为而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她，”孔老师说。“但我想，她想要离开丰都。她是从一个特别贫穷的乡下来的，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想要离开那里也不容易。通常她们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们是被骗的。有人会允诺给她们在哪儿找个好工作，一旦她们到了那儿，就被当作新娘给卖了。她们远离家乡，毫无办法。我想这就是我堂亲的情况。”

“那她从没回来过？”

“在五年后她回来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写信。但过了一阵，她给家里联系上了，后来回了一趟家。现在，她已经回去好几次了。她喜欢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样的，如果这女人是从非常穷的地方出来的。如果有严重问题的话，往往是她们被卖给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样的丈夫，她们当然不会幸福。那时就会有麻烦，但只要有足够的钱，那些女人也不会太难过。”

“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

“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

“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

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

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

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我们很少谈论什么严肃的事。

几个星期后，安妮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到她那个香港男人，而她笑了。

“他喜欢所有他看见的女人，”她说。“因为这个，他不是什么问题。”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不错，而我问到她姐姐如何。

“她挺好。”

“她找到新工作了么？”

“是的。她接电话。”

“那是什么意思？”

“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

“她跟他们交谈？”

“是的。”

“有很多人打来么？”

“是的。”

“他们谈什么？”

“关于麻烦。”

“什么类型的麻烦？”

“关于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阵停顿。

“你姐姐喜欢她的工作么？”

“我想她喜欢的。”

“工资怎么样？”

“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

“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

“他们为什么打？”

“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

“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

“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

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4]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

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宏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5]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6]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7]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8]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9]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亲爱的彼得：

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请记住：“要事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

“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

“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

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

“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

“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10]

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

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

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11]

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12]

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

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

“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

“不，那不恰当。”

“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

“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

“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

“好的，我肯定会的。”

“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

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

[1] 译注：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

[2] 译注：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

[3] 译注：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

[4] 译注：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

[5] 译注：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6] 译注：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7] 译注：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8] 译注：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9] 译注：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10] 译注：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 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

[11] 译注：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

[12] 译注：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

9.1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

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在今年的迟些时候到来，在1998年的六月，当他的住房将要私有化时。他不再享有一个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被卖给他，价格为一万块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价钱——然而对一个赚八百一月的人来说，还是很多钱，而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挣得还要少。当然，房子的价钱可能会上涨，在未来给孔老师带来利润——但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教他把房子视为投资。在涪陵，没人讨论按揭，以及再融资，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普通市民向银行借款的。要买大件商品的话，你就从自己的储蓄里掏钱，或者你得向朋友与家庭成员那儿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钱的话，你就干脆别买了。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江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江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杀人，或者犯别的罪，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家里没人受到迫害。

“我记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里的集会，在1974，1975年。当然，我不是真的理解，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带一个地主，或者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来——通常是一些想卖柴火和蔬菜的人——他们就开个会来批判他。他会这样站着。”

孔老师展示了：两脚并拢，腰略弯，低下头来，下巴顶着胸。他一动不动站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继续讲故事。

“他们不再搞坐飞机了。多数就是那么站着，如果他们的头不够低，人们就会逼他低下去。我记得村里有一个老人，他曾经是地主。在集会上，他们让他那样站几个小时，低着头。他会把头转向一边，这样会舒服些，最后，在集会结束，他的头就一直那样了。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他会走在村子里，头斜向一边。”

孔老师还站着，现在他把头斜向左边，在屋里走着。他又笑起来，摇摇头。

“当你还小的时候，那种事看起来很兴奋。当然它对孩子有影响——在你小时候看到那样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在那时我们觉得好玩。在聚会上，他们会批判一个同学的父亲，然后我们都会取笑那个孩子：‘你爸爸是个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我们会说。“

他模仿一个孩子，用手指着，笑着，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变得严肃了。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说很荒唐。它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人们做的事情那么荒唐。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都是很严肃的——那是现实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到了未来，情况也会一样。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们知道文革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但从未来回头看，也许又会不同。今天我们回头看文革，觉得很荒谬可笑，也许在未来，人们回头看今天，他们会说一样的话。”[1]

[1] 译注：孔老师很有历史感，我认同他的话。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有他那样的历史感，那样的心态，无疑将是中国的福祉。

10　中国新年

在秋季学期的尾声，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去了实习。在十二月，亚当与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几个我们最喜欢的学生；他们在乌龙镇的一所中学培训，那个小镇，在乌江的上游，靠近贵州的边境。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学校很荣幸有外国朋友拜访；有两天时间，我们发表讲话，参加宴请，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篮球表演赛。

亚当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使得我们可以发表联合演讲，而不用事前准备；我们知道如何拿对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我们在乌龙的演讲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让学生兴奋，这不是很难。每次演讲后，有几百人围过来，要我们的签名，我们一直签到干部过来，把我们拖去另一样事。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表演讲，参加会议。

在两天后，我们就彻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这么结束的，绝对彻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气污染导致的鼻窦炎，它最终让我停止跑步锻炼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结核，在同一年里。等到了我离开涪陵的时候，和平队的医疗文件里满是这两年生的病，受的伤：肺结核，变形虫痢疾，慢性鼻炎，一只破了的耳膜，断了的鼻子（因为打篮球），一只视力严重减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这里的气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为外国人的生活压力所打倒。总是成为注目的焦点，让人疲惫，而身为一个外国人，意味着你更容易引发纠纷。经常会有些小危机或事件，要求我去关注——一个欧小姐事件，或某个茶室里认识的人每天给我打电话，如此之类。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为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教书本身很少有什么压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国的城里推，是因为我对其着迷。

旅行通常会增添更多压力，而没什么比这个小小的江城乌龙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压力更强烈。它也有收获，因为人们见到外国人的反应，是又惊又喜，但到得后来，想要维持对你生活的控制权，乃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最难想象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国人会来乌龙这样的地方生活。它肯定会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加速，但我没法去设想那会是怎样，因为看起来，外国人在这里呆不了三个月。这儿人们的意图都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善意足以搞死你——无穷无尽的宴席，及种种特别安排。在乌龙呆了两天后，亚当跟我都病了，我们花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南门山的小公园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动——它那被煤灰印渍的树木都覆盖上了灯泡，在城市的心脏地带亮得发晕。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着公园，拍着照片。当节日临近，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夜晚出动了，一个个家庭，年轻的父母带着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来逛去：买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们也返乡了，骄傲地穿着制服，在街上行军，一只眼留意着小姐。大排档在街上，石级上四处发芽——卖烧烤的女孩，卖红薯的小贩，卖豆腐的男人，火锅摊档——好像每个人都在人行道上吃东西。我，也是；我总是喜欢夜晚的涪陵，但现在一切都更强烈，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边可怜的树叶也终于复活了，发出明亮的白光。灯泡的电线拉得不怎么小心，有时它们会爆炸，着火，那些树木骄傲地闪着光，突然一声爆炸，起层烟雾。行人们会停下来看，聊天，说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树枝轻轻嘶响，烟雾漂走——他们继续在这辉煌的城市里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抱歉，”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不开心，我就不会来了。”

“不，那没关系的！他没事的——我会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呆一会儿。”

我跟黄小强还有他父亲黄能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那似乎乃是多数中国人在春节时所做的——有两天里，他们尽可能多看电视。在第一年里，我布置了假期功课，让学生们写下他们在节日里干点什么，因为我对中国的传统感兴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读到一个历史比圣诞节还悠久的节日中，庆祝活动被局限在了盯着电视上，实在叫人郁闷。

黄家的男人抽着烟。整齐排列的解放军在电视荧幕上迈步。我能听到黄凯在后面的屋子里哭，但他已平静些了。他的妈妈在和声细气对他说话，偶尔我听到她说起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士兵的走路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黄小强问

“不一样。”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那些士兵是美国的吗？”

他的儿子纠正他：“那些是英国士兵！”

“哦，他们走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这样走。”黄能站起来，踩着重重的步子。他是一个小个头男人，四十九岁，而他有那种农民的结实体格。他迈步跨过客厅，膝盖抬得高高的。“那是你们美国人迈步的方式，对不？”

“多少算是。”

“我们觉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归时，看起来很好笑！”

“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像你们那么走，我们觉得你们的样子很奇怪。它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打过仗，是吗？”

“是的。那就像你们中国人看日本人那样。”

“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而且他们也轰炸了你们美国。”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国，我们叫他们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在美国怎么叫日本人？”

“在战争期间，人们叫他们加普斯。”（JAPS）

黄能喜欢这个发音，他念了几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吗？”他问。

“是的。就和中国人说小鬼子一样。”

“所以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我想现在多数人都喜欢他们，至少不讨厌他们；我们也不再叫他们加普斯了。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喜欢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炸了你们美国。”

“对的。”

“然后你们把原子弹丢到日本去了。”

“是的，两次。”

“美国是第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是的。”

“在科学上，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们是个超级大国！”黄能跟我竖起大拇指，回去看电视了。这是一次满意的谈话，叫他高兴；他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有责任让我宾至如归。在电视上，士兵们搞完了，现在是一次舞台秀，穿着紧绷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练呼啦圈。冯小芹带着黄凯回来了。他怯怯看着我，开始在房间一个远远的角落玩一辆玩具车。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尔把车子滚到我边上来。我会捡起玩具，而那小孩因为害怕退缩。我把车子推还给他，他害羞地转过身去。

王朝素，黄能的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我们所有人都坐下了。那里有好几道猪肉菜，全都很辣，还有豆腐，豆芽，一条从市场里买来的鱼。我们可以连吃三天还有余的（年年有余）。还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欢把饭和菜一起吃！”她对我吼道。“那和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后吃饭！”

王朝素对我说什么都是用吼的，和许多美国人碰到英语不好的外国人做的一样。她是全家里我最喜欢的一个，一个朴实，不识字的女人，只会说方言，而她有极佳的幽默感。她喜欢我总把自己称作“洋鬼子”，她也觉得亚当和我老是对新志愿者说谎很好玩。在秋天的时候，我告诉王朝素可以收桑尼与洛林五倍的价钱，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为回报，我们会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诉他们两个受骗了。

“那不礼貌，”她说，很是吃惊。“他们刚来，我们不该骗他们。”

“谁在乎呢？”我说。“他们只是外国鬼子！而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两个都很富。”

“你骗人！我知道你在骗人！下次我要骗你！”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每次我们去到店里，她就要说她将要怎么去狠狠骗骗外国鬼子。

她是个很好的厨师，春节的晚餐乃是绝佳。每过一阵，王朝素会吼道，“这菜不好吃！”而我会再次肯定她，说事实上相当完美，而她会盛多点到我碗里。“慢慢吃！”她吼道。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沙发上，我跟黄凯一起玩。他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一起把车子滚前滚后，孩子笑着。他的父亲在看电视，而祖父坐在边上一把椅子上，仔细剪着白色，红色的纸巾，切成一条条，来做坟票，坟墓的装饰。坟票是长长窄窄的圆管，用白纸做的，中间有一条红色带子，细细的白线从尾部挂下来。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涛，他们乡下的村子，在那儿他们要用坟票给祖先的坟墓装饰。

“我们要给我父亲上坟，”黄能说。“我通常一年至少去两次。他在解放后死的。”

我总觉得，这个词应该粘在黄能这样的人嘴里，难以说出，他获得的解放是父亲被共产党毙掉。但像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人一样，他用这个词没有一点讽刺的痕迹。我问他当时几岁。

“我十岁。”

“那很小。”

“在那个时候，我不懂得死是什么，”他说。“在十岁，你什么都不懂。”

他边做边笑着，剪着纸头。我把小车滚过他的孙子旁边，小孩追着车子，尖声大笑。

“你们圣诞节跟我们春节一样，是不是？”黄能问。

“多多少少。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你们会在圣诞节给祖宗上坟么？”

“不，我们没有那个传统。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祖宗的坟在哪儿。这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经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坟不在我的家乡；他们在加州，那就像从这里去上海一样。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儿——有些在意大利，有些在德国，还有一些爱尔兰，英格兰。”

“这么多国家！”

“多数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在圣诞节去那么多地方上坟。想想要花多少钱！”

“肯定要花很多钱。欧洲离我的家乡很远。”

“好吧，”他说，“明天我们只要去白涛。坐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全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有一个电暖器来取暖，而男人们也用它来点烟。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现在，这个节日并不令人压抑了，我跟这个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从我学生的作文中读到它。我们闲聊着，开开玩笑，突然，冯小芹严肃起来。

“当你刚来的时候，”她说。“你会不会有时对中国人感到恶心？”

我被这个问题惊住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应——他们非常好意地请我来到他们家里，我们似乎离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遥远。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电视上，而我想最好还是谈点别的。

“不，”我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说，有点不耐烦。“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远在店里吃饭，有个女人在对你们两个大笑。”

梅致远是亚当的中文名字。我记得那次事件，一个小事——一个月前，一个卡拉OK的小姐笑过我们，嘲笑我们的汉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说了不少话，而我们叫她闭嘴，管好自己的事儿。通常我们不会对那种嘲笑作出反应，然而我们把米粉店当作我们的地盘；人们没权利在那儿嘲笑我们，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冯小芹想要我诚实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她了解我，就像她了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样——她总是在店里，在那儿她看着我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像所有人一样，她很仔细观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时候，带着一点同情。

“是的，”我说。“我想那个女人很没礼貌。她在取笑我们，所以我叫她闭嘴。但它没怎么影响我；后来他也不说什么了。”

“她没文化，”冯小芹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指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冯小芹摇摇头，继续道：“所以她那么对待你，因为她没文化。涪陵的许多人都是那样。”

“不，多数人不是那样。而现在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他们还是不应该笑你。那很没礼貌，我想。”

她一直看着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回避她。我看着那小儿，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说。“你们很好心，让我今晚来吃饭——那才是更重要的。黄凯是个很礼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们谈起了他长大了好多，他会说多少字了。我们没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为现在那惧怕已经不见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没有提到，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一种本能，就像小孩一样，无可指责。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也需要耐心，现在我才发觉，在对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们邀请我来吃饭，就是很慷慨的。他们知道那孩子会哭，也许会冒犯我，但他们还是邀请我来了。我想到了美国的圣诞晚餐，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请一个外国人，或一个黑人来与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害怕他的话。也许我会的——但那必须要有个理由。我会想说，这将会是对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课，也是对客人的一个重要姿态，而这会让我自己感觉很好。我是为自己做的，也为其他相关的人。

但今晚，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理由，任何目的。冯小芹理解我，但还没到那个程度，看不出我从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与她的家人邀请我来，不是为了展现他们没有外国人恐惧症，或者别的什么。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人过节日，而我是他们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紧。他们只是心胸开阔的人，而这是我在中国所吃的最好一顿。

午夜的爆竹声唤入了新年。我早些时候离开了黄家，我有点累了。准备睡觉时，爆竹声起，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雷声滚过山顶。声音愈发大了，在河谷两岸回响，我到外面阳台上去看。

乌江在夜里显得阴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随着午夜临近，烟火增强了；我能看见它们在街上，在石级上闪亮。声音的强度加了一倍，两倍；插旗山那边也加入了，而在远处，跨过长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来。在午夜那一刻，整个城市轰鸣起来，它的声音响彻乌江两岸，建筑物的窗户也闪着火光。旧年过去了；在河谷的心脏深处，乌江颤抖着，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烧的城市上了色。最后，午夜过去了，烟火熄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过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城，街上满是穿着新衣的人。传统上，在新年里你不能穿任何旧的，孩子们穿得尤其鲜亮。许多小女孩都上了妆；所有的男孩都拿着枪。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个节日传统：塑料的小弹丸枪在哪儿都有卖，在街边的摊档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来福枪或手枪，或者两把都有。这些枪很精确，有力，在美国，可能你卖上两把就会被起诉。在美国，有可能孩子们会拿它来射鸟，狗，或者猫儿；在涪陵，很少见动物，却有许多的人。城里到处都见男孩们互相追逐，喊叫着，发射他们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学生乞丐的出现。在南门山附近总有乞丐；通常他们身有残疾，有时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带着脏脏的小孩，来拖住你的衣袖。但现在，每次我去城里，都能见到两三个学生，穿着校服，因为羞耻而低着头，身前的信息板上写着长长的故事，标题是“需要学费”。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学学费，往往是因为家里死了人，而他们向路过的人请求捐助。通常乞讨者们会将学校的录取书与学生证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涪陵；他们是坐轮船经过的。

他们弄到的钱不少——一堆堆五块十块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赚钱；我不能想象这种骗局在美国会引起多少回应。至少它看上去像个骗局；在过去的两周里，我注意到其中有两个男孩显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证件。他们轮换着上班，而我总是留意到，其中一个人会在旁边观察他朋友讨钱。我的印象上，在节日的好心情中，他们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块钱。这比呆在家里看电视的产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车，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长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前，这个地区有超过三百家寺庙与神龛，但现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庙里只有几个游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数百人涌去那里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贩们向孩子们卖气球，而其他的孩子们用弹丸枪来射气球。我去到哪儿，都见到喊叫的小孩，挥舞着拳头，而他们的父母买给他们所有想要的东西。像其他的中国节日一样，春节有时看起来像是独子政策社会效应的欢庆。

那是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装饰旧坟。在下到街的小径上，我路过一个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约七岁，膝盖上放着一把来福枪。当我经过时，我看他一眼，意思说：可别想射我。我继续往下走。

弹丸击中了我的后背。我已经在留意装子弹的声音，但那枪已经上了膛，我吃了一惊。那小孩早已准备好了，等人经过就射他。

我转过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发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会把枪留给他，出于一种变态的尊重，算他胆子够大。然而他僵住了，看着我走近。我已经对这个特殊的节日传统受够了，一把抓过枪，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他惊呆了，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然后开始哭嚎。我转回头，走远了。在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声，他的声音还在远处回响的爆竹声之上。

几天后，有些邻居的小孩来玩，我让他们用来福枪在我的寓所内射击。他们会比较在春节里收了多少钱——那是另一个传统，亲戚朋友们会给小孩红包，“红色袋子”，装满了现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约是一个城市家庭三个月的收入。其他孩子们的进账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间，除了方思扬，她的钱还不到七百元。她是个可爱的女孩，留着麻花辫，我能看出她觉得很尴尬，节日里才收了这么点钱。有一次，我问道方思扬怎么样，小王简明扼要描述了她的社会阶层。“她家，”他说，“有小鸡和公鸡。”

我给了方思扬和其他人一些美国硬币与明信片，他们走了。小王留在后面，玩着枪。

“我能借吗？”他最后问。

我上次看到小王时，他乃是全副武装，我问他发生了什么。

“我丢了所有的枪，”他说。“我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仔细盯着他，看出他在撒谎。“你家里人把它们拿走了？告诉我真话。”

他站在那里盯着脚看，无语。

“你打伤别人了吗？”

“没有，”他说，但语气不坚决。他垂着头，手指拨弄着枪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给你枪，”我说，“你能保证不去射人吗？”

“我保证。”

我给了他枪，知道自己非常伪善。他是个可爱的小子，而面对小孩时，我就跟中国的父母一样软弱。还有，老实说，我对于他家的成年人可没有多少感情。他们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却从未邀请我过去，而每次他们在楼梯上碰到我时，都会放慢语调，说些很简单的话，好像我是个傻子，或一只狗。他们的意图不坏，我知道，而且这也不足以成为我给他们小孩武装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个小脾气就是，当地人不把我当人对待。何伟是笨，但也不是那么笨。

小王把枪藏入外套内，我让他出了门。他朝我咧嘴一笑，踮着脚尖走下楼梯。我关了门，轻轻的。几秒钟后，我听到他重重冲上楼梯，砰砰敲门，好像他刚从外面玩回来。

二月里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丰都，去见孔老师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时早已死了，所以他总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过年，他们住在丰都。

我们一起爬上双桂山的石级，想从高处看看这个地区，几分钟后，我们就越过了那175米的水文标识。我们停下来，俯视这个城市。这是一个灰色的早晨，整个涪陵躺在我们脚下，延展在长江的北岸。这里所有一切都将在新水库到来后淹没，我问孔老师他们家人会去哪儿。

“他们会到江对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说。“我们可以吃了中饭后去那儿，如果你想看看它什么样子。”

“他们什么时候搬？”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后，或者更久。许多细节还不确定。”

“他们得花钱吗？”

“政府给了很多的帮助，但也不是免费的。他们大约要为新房子付点钱，但我想不会很多。也许两千块，或者再多点。”

“他们反对这个吗？”

“不，”他说。“他们想搬。你看到他们现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们的新房子会好一些，而丰都城也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会大得多，而它也不会有丰都那样的交通问题了。这儿很少有人对大坝表示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个好处了，对于工程师与城市规划者来说，三峡是一个恩惠，他们终于可以建设一个道路高效，供水通畅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为何不在意搬迁；他们的公寓小得让人缩手缩脚，位于一条肮脏的小巷内。但与此同时，我喜欢丰都，虽然我是用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它——我喜欢那老式房子煤渍的灰色，狭隘的鹅卵石街道，充斥着车流人流。它是一个老旧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脏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丽嘉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她的妹妹们也都来了父母的房子庆祝。最小的妹妹二十出头，在丰都工作，而中间那个，名字叫徐桦，在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上班，那是中国东海岸一个兴旺的城市。两个妹妹都没结婚。

徐桦带了一只手机，还为生日宴会贡献了三瓶法国红酒。我们吃着郭女士做的饺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饺子非常好吃。红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上班，喝的时候，露出苦相来。但那酒是进口的，而徐桦很自豪地带了它来给姐姐生日祝寿。

我一直喜欢孔老师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时，她看起来比校园里任何人都要轻松，也许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是学校单位里的正式一员。许多小企业主也是那样的——他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桦的情形也是一样，她身上带有一点东部沿海的见识感。她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那儿有很多的外国人，而人们也不像涪陵或丰都那么落后。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她说——一个发展的标志，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已经一年半没见过麦当劳了。徐桦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穿着紧身的白裤子，一件明亮的黄色夹克，带着垫肩。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再次回四川住。

“为什么我要回来？”她笑道。“丰都，涪陵——它们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节时回来。那就够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个弟弟住在美国。我感到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在纽约大学教书。一个从丰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个美国的学术生涯，叫人不可思议，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过学。

“不，不，不，”他说。“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和我的三个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没再谈及这个，直到饭后，他去了另一间屋子，拿回来一堆信。

“这些是我美国的弟弟写的，”他说。“他通常一年给我写两次。”

那堆信用一根绳子扎着。徐先生小心解开，然后把信递给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里，虽然邮票取走了，因为徐先生收集它们。我缓慢地翻过它们。有些信封从台湾来，有些从美国来。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湾及香港采取的繁体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来的话，读起来肯定会有麻烦。但我只是刚刚遇见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邮票的空处。

从某方面来说，也不用去读信了，就像我不用去了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细节。那一堆信封已足够叫人心酸——它们保存地那么好，充满敬意，可见有多么厚重的亲密情感在这故事里，而我知道，它肯定是伤感的。很清楚，这个台湾的弟弟的生活，与丰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上面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毕业礼服，站在哥伦比亚的红砖楼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轻得多，面带微笑。他的胳膊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校园看起来明净干洁。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徐先生自豪地说。“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国人，但她在美国长大。”

“他们曾经来探访过你吗？”

“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我弟弟。”

他说完后，那堆信显得更沉了。我正想问到他们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儿插话了，问到我觉得在纽约大学教书可以挣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说。“但那是个很好的大学。也许他一年至少挣五万美元。”

“他也有一辆车，”徐先生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我说。

“一辆车花多少钱？”

“看情况。通常是一万块多一点。”

“那他的工资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么提到钱。”

“唔，我想他们的房租会很贵，你知道。在美国生活的开销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纽约。”

“他的岳父给他们买了套房子。也许他们可以存很多钱，是不是？”

我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了解什么，但看上去，他们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在美国的生活是个什么样。他们问我如何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还问我在美国教书是怎样。我们聊了一会儿政治，而徐先生问了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边上，没什么问题比这个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说我从来没去过台湾，所以我并不了解。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想？”他继续加压。

“多数美国人也不很了解这个问题。我想多数人希望和平。”

“他们认为台湾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改换了发音——每次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想用“他们美国”，而不是“我的美国”。那是一个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区别，但我依然觉得很难回答他。

“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说。“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经济。但美国人知道它的历史与文化和大陆一样。也许他们觉得它应该回归中国，但只是在台湾人准备好了的时候。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了。我想向他问问那个兄弟的情况，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换个时候跟孔老师谈比较安全。我问徐先生丰都过去是怎样。

“当毛泽东当领导的时候，”他说，“所有一切都很糟。我们不能跟像你这样的外国人说话。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权利。但在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现在好些了。”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在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去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笋塘，涪陵上城区的要道。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他是个友善，温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们往往会听从他的话。偶尔夜里那儿会有争吵——有时在客人与摊贩间，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摊贩们之间，他们已经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划下了一定的地盘。在夜里，道上会有很多人，而一个像张先生那样卖烤肉的，可以一晚赚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儿卖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边利润低。

有一次我看到两个烧烤小姐打了一场恶仗，从互相指责开始，升级到扯头发，越来越暴力，直到最后两人嘶叫着，彼此扯拽对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围观。奇怪的是，两个女人都跟男人一起卖烧烤，我猜测那是她们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斗中，这些男人只是消极站在一旁。他们看上去很尴尬，或是惊住了；其中一个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着碳，好像没事情发生。另一个男人只是傻傻地看着。终于，张先生走过去，停止了打斗，但此时，一个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烂掉，她站在那里，胸罩露着，咒骂着，吐着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领回家。她走后，她丈夫留下了，安静地干着活儿。

这种打斗是不寻常的；多数时候，常来摆摊的人们处得很好，互相支持，当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喜欢高笋塘的这一点——这里有一种社区意识，而以张先生为中心，而通过他，我认识了其他的摊贩。其中一个是刷皮鞋的十岁女孩，她从小学退了学，因为她家人付不起费用。我不知道对此该做何反应；我经常在城里找人刷鞋，有时我觉得不如把这生意给那女孩做。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让一个小学退学的十岁女孩来给我刷鞋子，实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别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我的行为缺乏持续性，而我总也弄不清怎么做才是对的。

在节日临近尾声那个夜里，我从张先生那儿叫了五串肉，他请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从前那样。有几个摊贩过来聊天，也有许多路人停下来，看着外国人。

过了一阵，那些关注减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儿读重庆晚报。我觉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后他向前靠过来，对着我的脸大叫“哈喽喽喽喽喽！”他憋足了劲大叫，然后笑起来。我没有抬头看——没理由去理会那样的人。

我感觉他走远了，以为他已经离开；通常对付那些骚扰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们。但一阵后，他回来了，抓起张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肠。他把那根香肠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让我发火。其一是身体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没礼貌地把我推开。另一件，就是人们把我当动物对待，咕咕噜噜，或者做露骨的动作，以为这外国人很迟钝，而且不会说中文。这个拿着香肠的男人成功地触及了我的两个敏感点，我的那种惯常的消极立即消失了。[1]

我迅速站起来，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肠。他是一个接近四十的小个子男人，他往回缩，吃了一惊。我往前踏了一步。“为什么你要来烦我？”我问。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话来。我举起手来，举到和他的头平起，然后收回来，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得多，”我说。“你不应该去骚扰比你大的人。下次我会收拾你。”

他往后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围绕在我们周边的人安静下来。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人，看得出他是个麻烦。在他眼中闪着卑贱，而且很显然他很穷。他定定神，开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说。

“我想见见他们，”我说。

“他们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来，”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等你。去——滚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侮辱，有几个人笑了。那小个子男人没动。

他愤怒地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张先生过来了，我问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张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没文化。你不会想跟他计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小东西，”我说。只是四川另一个常用的侮辱词，去问一个人他是什么东西。我不应该再去进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为何停不下来。逻辑上，我知道这一幕很荒唐——作为号称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这个五尺高的，威胁说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这场冲突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而我能感觉到，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不仅是口头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穷，在我的悠闲姿态中，他无疑看到了金钱与藐视。那过去的一年半时间我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而在他表现出的狭隘意识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见的最糟糕的憎恨与恐惧。这种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现在麻烦已经展开，而我不愿后退。“去吧，小朋友，”我说。“去找你的大朋友来。”

人们笑了，而他更火了。张先生看起来很着急，叫那人离开，但他不愿意。他站在那儿，离我十来英尺远，狂怒地盯着我。

我转向张先生，对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过去了，人们走开了。那小个子男人还站着，看着。一个常来的做火锅的女人来跟我聊天，我抱着她的小婴儿。那个十岁大的刷鞋女孩过来看那婴儿，在走回去的时候，她对那男人骂道。

“神经病！”她叫着。“不要给那外国人找麻烦！”

我看着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长。部分是因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为人们对我那么在乎——给我凳子坐，把小孩给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个人在鞋摊工作，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个有着高薪的外国人舒舒服服坐在那里，吃着烤肉，跟人们聊天。

他再次说话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为了一串憎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他大声说。“我们为什么让像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的国家？看看他多粗鲁，像这样侮辱我。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在我们家里。”

那时，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恶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会挑起打斗，但如果他碰我的话，我肯定要还击。他所惹怒的那个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为那个人我在家里从不认识。四川给我带来了部分变化，在许多方面我比从前耐心与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却对这种情形毫无忍耐。我对人群说道。

“你们中国人不需要那种中国人，”我说。“这种人给了你们一个坏名声。当我回家时，我会告诉人们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就像你们一样，但我也会说，有时会有他那样的人恨外国人。他才是那个粗鲁的人，而他没任何理由就来骚扰我。他挑起了麻烦。”

一切都静下了来，只有我的声音；沉默让我发抖。我很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绪，让自己可以清晰说话。“你过来骚扰我，小朋友，”我说。“我告诉你住手。现在你想要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过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张先生过来挡在中间。那个做火锅的女人对他叫道：“这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有文化——你不应该对他那样。”显然，没有人支持他，而没有帮助的话，他干不了什么。他的大朋友始终没有出现。他坐回到了鞋摊上，从远处看着我。

我想要离开，但我知道我应该等等，直到显得我并不害怕。我跟人们聊天，读我的报纸。紧张气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个小男人会不会做什么动作。

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我很高兴高笋塘的人们喜欢我，维护我，但我知道我没必要为这小事做得那么残忍。这事件让我尴尬；我曾在普林斯顿与牛津受过教育，而不知为何，我觉得有必要去一个四川刷鞋的开战，直到人们说他没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种骚扰跟我个人并无关系，而我知道我应对他感到同情，因为他的苦劲儿来自其他压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给推一边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谁，我可以去想想我整个人生中所具备的优势；但在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这种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压力，肯定将改变你，而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早已变硬了。真的，我不确定那男人是否全错：也许涪陵的人们不需要这种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这个外国人也是他们帮着造出来的，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黏在一起了。

我纳闷那个小男人在想什么。他坐在摊边，看着我。没有人停下来找他干活。过了一阵，开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

“当心你的钱，”他说，向那个小男人摆摆头。

“那不是问题，”我说。我谢了他，走了。我故意从那小男人身前经过，他没动。我走开了，没有回头。

[1] 译注：有一个说法，来自电影学院一个老师，他叹道：中国人的尊严底线比较低。何伟的反应，正是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个。这大概也算文化差异的内容之一。可能那个侵犯何伟的人只当是开玩笑，虽然是一个很烂的玩笑，他却不会意识到，在何伟看来，这是触及尊严，而变得如此严重。

以我的经验，有些时候一群熟人聚会，往往会拿某人取笑，玩笑话会说到伤人的地步，但却不破坏气氛，从不会有人当场翻脸。这是否也算尊严底线不高的表现？

10.1　土地

四月15日

种植稻米有了一种新方式，而插旗山的农民们有一半在采取。在过去，秧苗总是用手种植，一排排的，但现在许多农民采用了抛秧。

那些种子先是被种在塑料盘里，每个盘中有五百株，都在单独的袋子里。当预备好要种植了，那些秧苗根部会有一团泥土包围着；抛出去的时候，泥土的重量会让秧苗一直沉到肥料下面。抛秧节省时间——农民们可以从稻田的边上远远抛出去，而不需用手一株株来了。

山半腰处，一个男人用这办法有两年了。昨天他抛了秧；今天他在田里走着，把滑出泥中的秧苗摆正。他三十五岁，有着黑色的胡髭，坚实的小腿肚。他带着一只假的BP机，挂在蓝色裤子的腰带上。他有一亩半的田地，大约是四分之一英亩，那比这些山上的一般农民还要多点。

数字在这里很重要，就像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农夫一样。这一块稻田，他的四处田地之一，有两百平方米。这个农民估计，这块稻田将用到十二盘秧苗，总共六千株。这些一起都产出大约330磅的大米，可以卖300块钱。

在附近一房子的打谷场上，一个小女孩在课桌旁写作业。女孩身后，则是城市的背景，橙色的夕阳落在灰色的建筑之后。在房子边上，两个年轻男人往刚犁好的稻田里抛秧。他们说笑着，往每一个可能的方向随便抛着。他们抱怨着乡下的生活，说在城里他们至少可以找到工地上的活儿，比刷鞋子或做棒棒军要好。“从偏远地区来的农民才去干那些，”其中一人说。“我们这些住在郊区的不干那个。”

我问他如何拿自己的生活跟工厂工人比，他想了想。

“农民，工人，“他说。“没什么区别。工作都不好。”

四月28日

太阳热得难以忍受。过去的两个星期只下过一次雨；一场干旱将要发生。玉米株现在有两英尺高了。秆子旁的土壤干成了粉状，被太阳晒的。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这种奇怪的天气会怪到厄尔尼诺现象。但这些农民从来不谈厄尔尼诺，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传统的中国阴历中，每四年会多一个月——有时会添一个九月，或多出一个二月，如是。今年，额外的月份乃是五月。每当一年里出现了两个五月，你就会知道，将有一个干旱炎热的春天，接着是一个极其潮湿的夏天。过去就总是这样的，所以农民们对现在干热并不意外。在乡下的所有地方，他们都静静地抱怨着两个五月。

五月5日

麦子几乎不见了。在周末下了场雨，等地干后，农民们把插旗山的作物几乎全都收割了。人们用手和短镰刀来收割。麦秆切割的位置很靠近土地，留下一排排残株，它们将被犁到土里去，在种植下一种作物的时候。

没了麦子，山的纹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周，麦子立在梯田里，一片柔黄，而今这些田已空了。玉米田开始填充进来，而稻米在田里开始长密了。不久，山的低层会覆盖上厚厚的绿毯。

农民们在打谷场上，用杆子来打一堆堆的麦子。他们工作时的声音——稳稳的，斯斯斯——在整个乡村回响。那儿也有青蛙在田里的叫声，还有鸭子从小水塘里叫着，以及微风拂过新生的玉米秆。

沿着山的南肩，一片窄窄的农田也在收割当中；工人们把小麦秆用茅草捆成一扎扎。每扎大约五十斤，它们必须得放到棚子里，保持干燥。一个年轻男人拿根长棍子，戳进一捆麦秆里，举到自己肩膀上。他又借助这捆的重量，戳入另一捆，又举起来，他调整一下两捆的位置，在自己背上平衡一下。他走得很快，弹跳着步子，往家里去。

五月11日

六天的收割后，小麦田已经认不出了。它被淹了水，一半覆盖着秧苗，它们绿绿的尖角伸出水面，像被淹没的草。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麦田已经变为了稻田。

一个男人在泥田里慢慢走着，用手插着秧。他的袖子与裤子都卷得老高。他弯着背，一边工作一边后退。秧苗在水中齐齐排列。这个农民不相信抛秧，所以他纯粹用手来种。

稻子在整个山上都有，都在成长初期。多数的作物已经种好了，但后麦田这里迟了一些；在山坡往下一点，几个农民还在犁地。在山更陡峭的部位，那儿没法种稻子的，农民们还没收完小麦。他们同时在玉米地里除杂草，玉米过一个多月就成熟了。这些玉米秆还没长出头来，不过现在已经接近齐胸高了。

今天很凉爽，是个阴天，下午后，阳光破出云层。在西边，长江流过山间，显出银色。江水依然在低位，因为上个月很干燥，不过有两个五月的年度里，春天都是这样的。农民们种着稻子，收着麦子，除着杂草，等待着夏天的暴雨，他们知道，肯定会来的。

六月10日

雨来了。空气在河谷上方厚厚的悬着不动。云层聚来了，隐隐的雷声从插旗山后传来。

今晚的雨不会很大，但到了这个月末，将会有一周的暴雨，然后，雨水会持续进入七月。到了八月，大雨也不会停歇。江面会膨胀，变得狂怒。往东，长江会离开三峡，进入到中国东部的平原地区，这个国家将遭遇几十年来最糟的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英亩的农田会被淹，而死亡人数达到3656人。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两个五月，而插旗山的农民对这个糟糕的夏天，不感意外。

但现在——在这些潮湿的田地里，暗暗的云层在头上——现在还是春天。变化着的山上，纹理又一次转换了；玉米秆已经高到了六英尺，到了快成熟的时候。玉米茎还是一片春天的新绿，但穗已转为粉色，轻如羽毛般，坐在深绿色，接近收割的作物头顶。

稻子已经齐大腿高了，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中的水草。田中的水已落到约莫一英寸高，从茂盛的绿意中已见不到它。从远处望去，稻田非常平滑，有如新修的草坪。

插旗山乡村的景色，四季皆美，而在长长的四川春季乃是最美。在这个时刻——今天有成熟中的玉米，成长中的稻子——可能是最美丽的季节中最美的一日。下个月，玉米将要收割，之后，稻子会转为苍黄；但今天，那些变化都很遥远。一切都是完美：大山的纹理平衡得很好，犹如一幅好画——水稻田那长长，均衡的笔画；玉米田中起伏变化的色彩。站在这里的乡村，很容易忘掉一切都在成长，转换，变迁；也很容易忘记这一刻不能永久。这就像等待着大雨降临而毫不忧怀。

11　第二春

我父亲在春季学期开始时来看我了。自从我来到中国后，除了我妹妹安吉拉外，没见过其他家人，安吉拉鼓动我父亲，终于他鼓起勇气，成了行。我母亲决定留在家里。[1]

我在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住了一家码头边的中国人旅馆；我觉得没理由去住一家外国人旅馆，花的钱多三倍。在那个夜里，旅馆的工作人员电话打来两次，冲入房间一次；总是说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每次的打扰都把我父亲吓坏了，他本就在艰难倒着时差，我跟他解释说那些工人可能只是好奇。

在上午，我们搭了九点钟的慢船而下涪陵。跟旅馆一样，我的这个选择，也被证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本可搭水翼船，把坐船的时间减半。我想我父亲也许想尝尝当地的江上生活之风味，但五个半小时的味道是太多了，而这艘慢船上面满是失业的四川人，去武汉找工作的。走道上，他们一群群如伤兵般，睡着，抽着烟，随便吐痰。船上太拥挤，无法闲逛，而江上的雾气太重，也无景致可看。我父亲在他的床板上颤抖，直到我们终于抵达了涪陵。

在码头上我跟的士司机讲价，直到有一个人愿意接受15块的价钱，把我们带到学校。的士上宏声牌香烟烟气腾腾，而且，跟往常一样，司机很为接载外国人的特殊责任感而骄傲。他在城市的中央飞驰。行人们慌忙闪躲。我们在乌江大桥上剧烈摇摆，而深绿色的江水在下方远处。我父亲紧紧抓着安全带。过了桥。引擎轰鸣。

“为什么，”我父亲问，“他要一直揿喇叭？”

整整两天，我父亲一直无法入睡。那噪音，那尘土，那语言，无尽的蜂拥的人群，大街上持续的喧闹——所有这些太够呛了。在夜里，他躺在床上，听着江上的汽笛。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适应这城市，而现在，只有十天的时间给他。

他总能从大强度的锻炼中找到慰藉——五十六岁了，他依然每天跑十英里——而我决定说，这是治疗他失眠症的最好办法。毕竟，跑步这种简单活动，在我刚抵达涪陵时，对我起到过安抚作用。所以有那么两天，我带着他长跑，跑过插旗山的山顶，跑入乡下崎岖的山丘，农民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每天跑十二英里；我确保我们的步子要够快。

这是有用的——两天后，他睡得很好了。但现在他的鼻子跟水龙头似停不住，而他的喉咙跟烧了似的；他把煤灰擤到我的洗手池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炎又发作了，我也病了。我父亲建议我们不要跑了。

那大概是我在中国渡过的最长的一周半。那感觉就像是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头一年的自己，不过现在被压缩到了十天当中——所有的害怕，烦扰，着迷，陌生，对于这个城市；这一切都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击中了我父亲。我发现很难预测下一件搅扰他的事情会是哪样，因为我在涪陵呆了太久，已经不再是从一个纯粹外来者的眼睛里看它了。对我来说很合适的一艘慢船，对他来说很可怕，而其他我曾经担心的，比如食物的辛辣，却一点不是问题。和遍布世界的很多和平队员一样，我发现父母的来访乃是一种揭示：我突然发现，我学到了许多，又遗忘了很多。

到了第三天，他对噪音与空气较为适应了，那以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城里走动。我们观看街边的医生给农民的脚掌做手术；我们看着铁匠做凿子；我们去看棒棒军，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店员用手做兰州拉面。我们逛到了市场，看工人把鳗鱼去肠。一天上午，我们撞到老城区一家小店，一个男人正拿着把脏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在边上看了。

“那些是给医院的，”我问他时，男人大声说道。

“那家大医院？”

“对，大医院！”

那就是我会去看急症的地方。“他们会重复用这些针头？”我问。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告诉他那些宣传标语牌上说的什么，我把城里的熟人都介绍给他。他见了黄小强，还有学生之家的其他老伙计；他见了公园里的那些工人；他见了烧烤档的摊贩，还有那个十岁的刷鞋女孩。我把他介绍给了茶室里的朋友，当我们离开时，三个对面美发厅的小姐喊着我的名字：“何伟！何伟！何伟！”

“那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问。

“那是我的中文名字。”

小姐们格格笑着，从街对面叫着我的名字。她们挂着浓妆，染了头发。有一个在抽烟。

“你们嚷什么？”我用中文问。

“我们在叫你，”一个道。

“为什么？”

“我们想让你过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从李佳丽那儿——她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小姐说完，她们全都笑了。

“我得走了，”我说。

当我们走下街时，她们在背后大笑。我父亲回头看去，问“那些人是谁？”

我觉得去拜访一次教堂，可以平衡一下他的感受。我们见了李神父，在他的屋里聊天。他很有礼貌地对我父亲说话，由我做翻译，而我提到神父在周中的弥撒时，依然会用拉丁文。

“告诉他，我曾经在拉丁弥撒中，做过祭坛男孩，”我父亲说。李神父点点头，说在涪陵再没别人懂这语言了。我问我父亲他是否还记得传统的礼拜仪式，他点了头。

“以圣父，”他说，“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神殿，”神父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

有几分钟，他们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仪式。近一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做翻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坐在那里沉默无语，听着他们说话，却不明白他们说的每个词，而我对他们本是多么了解的啊。神甫的拉丁语会混上四川话；我父亲带着美国口音。他们靠的都是硬背，用一种生了绣的古老语言作正式对话，然而很清楚的是，在这对话的交流中，这两个男人彼此看见了对方。在他们的仪式结束后，李神父经常糊涂掉，直接用四川话对我父亲表达，以为他会懂似的。但在我们离开时，他又一次用了拉丁文。“愿主与你同在，”他说。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

我们去了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在那儿，金佛山的海拔超过了七千英尺。亚当与我曾经到过那个美丽的地区，完全未开发，除了三线工程时安排在那里的老旧军工厂外。自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始解散这些项目后，涪陵大点的工厂都转为了民用，但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工厂，则被遗弃了。交通状况太差，不值得改造它们，而且许多的偏远工厂本就建得不好。即便在那些工程兴盛的日子，有些工厂也建得太快，太马虎，只用得了几年就要再建。

通往金佛山的路上，我父亲和我穿过一个高狭的山谷，那儿满是空荡荡的仓库与工厂，破旧不堪，墙上有消褪了的标语，二十年前写的：

备战！备荒！为人民！

破旧的墙在宣告它们的紧急状况，在沉默的山谷中。但这儿再没有人去念了；工人们被转移去了重庆，或者涪陵，或者他们所来的地方。这里只有我父亲和我，独自步行，穿过这山谷的废墟，它们是为了回应美国核弹的威胁而急急安置在这里的。[2]

我们野营了两晚，徒步走去一个山洞，它是一个深洞，可以把我们带去山的石灰岩那一面。这洞口是天然的，不过为了某种不明的军事目的，它里面是被拓展开的，也许它曾经是个军需品工厂，也许是个储存库——现在，它就是个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金佛山的心脏。我们用手电筒觅着路，在黑暗中大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最后到了山的另一面，北面的山谷往下，乃是稻田，以及回涪陵的山路。

我们回到了学校，发现一个英文系的学生，叫白琳达的，死了，在我们野营时。星期五下午她犯了头疼；晚上她被送去了医院；在星期六，她就死了。没哪个医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是那年英文系死的第二个学生。除此之外，傅主任的一个妹妹，最近也突然死去了，而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一个可爱的小学生，在秋天时，死在课堂上。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孩子的死乃在预料之中——她在一年前做过脑部手术，之后，她的名字就改了。因为这个医疗事故，张书记的妻子被准许生第二个孩子。那女孩的改名乃是中国习俗——更改名字，希望改变身体健康。

人们死在涪陵。当然，死亡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这个江城，它发生的情况看似更频繁，更突然。而且它经常以奇怪的方式发生；那年迟些时候，一个女人死在天主教堂，当时部分的天花板塌了下来。在我离开的下一年，发生了一次最莫名其妙，最可悲的死亡事件，另一个英文系的学生，滑入了厕所蹲坑，撞到了头，死了。在涪陵，一些小小的事故，有时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儿的医疗条件不均衡，而这些死亡对我的学生的震撼，并不如我想的那么大。他们会哀悼，然后继续过下去。[3]

而我的父亲也目睹了这一切；和我们其他人一起，他帮助安抚学生们，但他们的悲伤是安静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一贯如此；这种无助与坚强的揉合，真让人无比酸楚。

之后，那十天的旋风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的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到了插旗山的山腰。这是个温暖的日子；阳光明亮照着城市。在山丘上轻风吹拂。一个农夫在他的稻田里干活，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休息。我们坐在天井的粗木凳子上。这儿没有人喊叫；没有车，没有人群；视野里不见宣传标语。我们只是坐着，呼吸着干净新鲜的乡村空气。

农夫的母亲出来和我们聊天了。老妇人八十一岁了，当我问到她是否在这房子里长大，她笑了。“这过去是地主家！”她说。“我太穷了，住不上这种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太规整的楼群，老妇告诉我，它建在150年前。现在有好几户人家住这儿。屋顶上铺着瓦，屋檐上有旧式风格的人物雕刻。在涪陵的乡下，很少有这样的建筑，我问那地主和他一家人怎么样了。

“他们在1950年代被赶走了，在解放后，”老妇说。“他们去了北面，白山坪后面的乡下。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

她的儿媳在听着，她问我。“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说。

我把所有话都翻译给我父亲听，而他现在不同意了。“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他说。我想了想，发觉他说得对。在涪陵呆了两年后，再说到某个国家的地主没有被杀掉或放逐，简直像是奇谈了。

“我说错了，”我对那女人道。“在我的国家里有地主。”

“我也是那么听说的，”她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不在了。”

有一个小时，我们坐在前地主的房子里，跟人们聊天。有人牵着水牛从天井穿过。孩子们从学校回来了。有一个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妹妹安吉拉挺像——在她的举止动作中。橙红的太阳落在城市后面了。我们谢过了那家人，走了，从田间穿过。

“真想不到我会那样，”我父亲说。“就那么走到一个中国农民家里，跟他们那样说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每周都去会一次。”

我看着我的父亲；他微笑着，轻快穿过农田。我第一次发现，他根本不像我那么疲惫。涪陵的一切都闪亮而模糊地从他身边掠过，十天替代了两年，现在他要回家了。我羡慕他——但同时我也庆幸，他是对的；我可以随时去拜访那个农民的家。

在我父亲离开后不久，亚当的父母来了，而他从我犯的错中学到了一些教训来规避。他们住在重庆的假日酒店，但他们乘了一样的慢船，搭了一样的的士。在开头，他父母疲惫的表情跟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没多少区别。

在几天后，亚当计划给学生安排一个夜间的讲座。他的父母过去住在威斯康辛的乡下，想要演示一些幻灯片，讲述美国的农业。亚当去了外办，跟王先生说了。这是我父亲上讲座时我没干的——我的个人方针是不跟外办有任何交道，因为那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测的麻烦。但亚当以为王先生或许想听听这讲座，所以去找他说了。王先生说，很不巧，学生们在周三晚上有事。

“他们有课吗？”亚当问。

“他们已经有计划了。我很抱歉。”

“那没问题，”亚当说。“我们可以在周四上。”

王先生轻轻笑了。他总是对所有事情致以轻笑。这种笑容让你不信任他，直到你了解他多些，然而你就更不信任他了。

“我恐怕那不可能，”他说。“学生们周四也很忙。”

“在晚上？”

“是的。”

“好吧，我会跟他们说，找一个时间，然后我会告诉你。我想你也许想来听听。”

“事实上，”王先生很明确说道，“你父母不可能向学生们讲课。”

“为什么？”

“学校的人觉得那样不合适。”他再次笑了。

“这怎么会不合适？他们不是在学英语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而且只是关于农业——没有任何政治话题。他们将会谈谈我们曾经住过的乡村。”

“是的，但你必须教你自己的课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国大学教了许多年。他们做老师比我强，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上一课。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学生们见识不同的英语老师。”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说，“我很愿意去听讲座，但谭先生反对。我很抱歉。”

这就是王先生惯用的手段——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个高级别的行政员，负责外办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乃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行政员之一，一个友善的人，对我们要坦诚得多。如果允许我们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话，情况会简单多了，但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会更有用，让他当个坏干部。

“这样如何？”亚当说。“我会上课，然后学生们可以问我父母些问题。行吗？”

“恐怕不行。”

“所以说，我父母不能跟学生们说话？”

“哦，他们当然可以跟同学们说话！”

“但如果我上课的话，他们不能说什么？”

“是的。”

第二天，亚当点名后，就下了课。他说，同学们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梅尔太太讲话，那也很欢迎。没有人离开。他的父母放了幻灯，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学生们提了问。问题回答了。没一个干部到场，但无疑他们后来听说了。

到那个学期，我们对那种没脑子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难容忍了。一般说来，我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还不难。我从来不去外办，除非绝对必要时，而我也尝试不跟任何一个行政员说话。在我的公寓里，有两台电话：一条外线，一条校园内部线。这个安排很好，因为只有干部会用校园线，而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他特别油滑，不诚实。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惨的一例，因为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们，关心我们的福利，然而他看起来有巨大的压力，来自上面，有几次，这种压力阻止他向我们坦诚以对。毫无例外，事情总是那样——总有压力来自上面，坏干部压着好干部。这里有无数的好干部，然而你却从来见不到坏的那个，但好像总是他们来做决定。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亚当，还有我一起写了个缩短版的“一首圣诞颂歌”，来让我们的口语班演这出狄更斯的戏。在我们准备期间，傅主任叫我过去，他焦虑不安，跟我说，我们怎么也不能教同学们圣诞颂歌。

“你知道共产党对传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很抱歉，但是同学们不允许在课堂上唱圣诞歌。”

“那我们还可以谈论圣诞节吗？他们在学习美国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们不能唱歌。”

“那么非宗教的歌怎么样？戏中间有个部分，他们得唱圣诞歌，我可以叫他们唱一点儿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国，许多人都不觉得圣诞节是个宗教节日。比如，有这样的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说，还是笑得很紧张。“恐怕我们不能唱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决定。”[4]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时，即便校园里的宣传喇叭，也经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个孩子哪儿去了”，作为中午娱乐节目的一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争论是没用的；在这种事里根本无逻辑可言。以同样的无厘头精神，我指导我的班级，用一首共产党的爱国歌曲，替代了圣诞颂歌，这可能是对狄更斯的作品最没提升价值的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幕戏，乃是一个狂怒的思科鲁乔，挥着他的拐杖，向着一个快乐演奏着“东方红”歌队，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而另一边，那老人大吼道，“汉堡包！”

我们和行政方的问题，大多比那个更荒谬，而且，很少是关于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唱圣诞颂歌，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然而，过了一年半，我以为部分的尴尬感已经不在了；我们本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进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与诺林的汉语家教是两个年轻女人，来自英文系，在学习过程中，她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春天里的一个节日，其中一个老师请她们两人去她家，然而，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解释说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很奇怪——春天的雨还没来，没理由马路会被冲掉。后来，我们了解到，系里的官员向那年轻老师发出指示，不要请外国人去她家里。表面看，他们是担心桑尼与洛林会出什么事，而那老师要负责。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指令源于同一种莫名其妙的猜疑症，从一开始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总觉得外国人很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5]

这种指令总是在我们的背后发生，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转移到我们这边了，发展到我们过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谈，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寻找人为操控的痕迹。当桑尼与诺林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去了当地汽车站，而司机们跟我说的和预料的一样——道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学校里有人对桑尼诺林她们说了谎。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系统的经典范式，恐惧与猜疑，从一个层面传导去下一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互不信任的网络。[6]

但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不信任，我们的猜疑症，是有依据的。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后来，他直率地解释道，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一个可笑的掩饰，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这片子非常受欢迎，在当地戏院，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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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系里的指令经常是双重的自我欺骗：我们不但知道电影被盗版，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学校是如何想要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这种控制很缺乏持续性，因为在许多方面，学校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腾挪空间。在我们的教学上，这一点就特别真，逻辑上来说，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受限制的领域才对。除了偶尔的小事故，比如亚当的讲座，以及狄更斯的戏剧，我们的教学自由度，比在美国还大。没有人来查看我们的大纲，或者就教学内容来找麻烦，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编排课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们居然让我们上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化课，那里面不免时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待我们不错，而且，考虑到涪陵的偏远，外国人很少，他们对我们也算给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后小小的几步，依然没有迈出，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更重大的壁垒已经不在那儿了。到春季时，我意识到，我在涪陵期间，这些最后的障碍不会移除，我尝试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从前好多了。

特别是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在第二年里，改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是亚当的缘故，他总是一个很尽心的教师，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帮助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建立起一个图书馆。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同学们信任的外国教师，而由于在同学们心目中，我们两个几乎区别不开来，很自然的，他们也将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时间也起到了作用——他们已经认识我们两年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接受外国人；我们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对于如何跟他们接近，我们学会了很多。他们依然喜欢我们的非正式感，随意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和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变得严肃，认真，而在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宣传人员；特别是，当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直率。那个学期，我教了“德赛尔的宝宝”，以及兰顿休斯，而亚当的美国文学课集中于民权运动。他对那个部分毫不避讳，放了一段录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个种族主义狙击手打死在那儿。学生们知道，没人强迫亚当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关于美国的正面课程，关于它的成功之处，在科技，或者经济，教育方面——亚当的这种行为，让同学们更愿意去诚实讨论他们觉得重要的话题。

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

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那年春天，几个男学生决定要起英文的姓氏。外国老师们都有中文的姓，中国学生凭什么没有英文的？

我是在某天批作业时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的：谁是这个乔治·贝克·弗罗斯特（George Baker Frost）啊？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可他骄傲地用大字把大名满满地写在作业纸上端。

我看了作业，发现是乔治写的，他是班里最自命不凡的学生，长得很帅，体育也是最好的。他也是个潮流引领者，很快我开始收到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交来的作业，这个原本叫威利的家伙跟风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弗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没过多久，威廉·杰弗逊·福斯特说服了自己的女友改名叫南茜·朱尔（Nancy Drew）（译注：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和游戏的女主角），这是亚当出的主意。接下来，作为班长的莫无法容忍旁人眼中的缺陷损害自己的权威，开始寻访英文姓氏。他向我寻求建议，很快他的作业签上了莫·莫尼（Mo Money）的大名。

一些男生答应帮助我和亚当提高方言水平，当我们开始在闲谈中使用新学来的词句时，学生之家的人可高兴了。黄能（音译）自豪地说：“你现在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系里发现这个新动向只是个时间问题，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一天课间把我拉到一旁，作为党员，他跟上边显然有些联系。

“英语系不让我们教你那些词。”他说。

“那些龟儿子，”我用中文说，“他们真牙刷。”

乔治笑了，朝身后扫了一眼。重庆方言里，说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骂人话。在四川其它地方，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含义，可不知为什么，在东部江岸这个词当作形容词使用，有着很强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没用的意思。“我们得小心点，”乔治说。

我本想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点头同意。

“也许你离学校太近的时候可以不说那些词儿，”他说，“不然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商量好在教学楼附近搞个停火区，不说方言，不过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是个危险区——-叫人牙刷比唱圣诞赞美诗更大逆不道——很快，对上边共同的看不惯让我们和学生们更接近了。这时，两种语言的往来交流已经彻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学期我们学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就迷上了“yahoo”这个词。它发音像中文，实际上还有点像“牙刷”，yashua。不管什么原因吧，学生们经常说“yahoo”，更可爱的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发音，结果发音成了“yafoo”。黄凯（音译）也是这么发音的，这算是他第一堂英语课。经常，我到学生之家来吃午饭时，他抬头看见我，严肃地喊道：“Yafoo！”作为文学教师，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骄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要是能看到这个两岁的中国娃娃穿着开裆裤跌跌撞撞地走路、管老外叫yahoo，一定会激动得不得了。

到秋天，亚当开了西班牙语课，导致事态更为复杂。很快，tonto（傻瓜）这个词和牙刷、“yahoo”一样变得无处不在，从教学楼顶讲到学生之家。我都有点为系里的干部感到难过了——他们被这些胡话搞得有多困惑，坏干部们怎样加班加点企图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傻话的政治风险，我只能凭想象了。他们很可能盼望我们赶紧带着这些古怪的词走人，不过那还得要好几个月呢，三门语言、一门方言还有巨大的潜力被滥用。

作为教师，我不再像第一个春天那样觉得不舒服了——那种孤独地站在全班面前的外国人的感觉，今年学生们也不会因为和我一样感到羞耻而低着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和他们在课外聊天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既严肃又诙谐，一种中国式的完美。第一次，学校生活有了人情味，而原来时常让我觉得是既聪明又不幸的人质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完整。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琳达，她不觉得自己需要个英文的姓。她也许是三年级学生中最聪明的，前一年，她曾经被提名为候选人，转学去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那可是比涪陵进了一大步，每年少数几个优秀学生被选拔出来转学到那里，意味着他们从此不会再被锁定在成为乡村教师的轨道上。不过，选拔的过程既讲政治，又任人唯亲，琳达没能通过走过场的体育测试，因为一名体育老师从大一就讨厌她。实际上，琳达是女生里体育最好的之一，这种不公平在英语系颇引起了些愤怒，不过大家都无可奈何——那名体育老师说了算。这是校园里肆无忌惮的恃强凌弱被屡屡容忍的一个典型例子，体育系的尤其过分。

琳达平静地接受了结果。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无助与坚强的结合——她母亲不久前去世了，那年春天，她父亲正在和癌症病魔搏斗。琳达和她妹妹春天都去看过手相，两次的命相都一样：你父亲很快就会去世。我和亚当认为这正说明人不应该去算命，我们也这么劝琳达。不过，琳达觉得她命中注定，所以平静地接受下来。那学期，她几次周末回家，但仍然保持了常态。即便她父亲病重的时候，她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在图书馆，她让我看她的相册。看学生的相册总感觉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照片里如果没有自己就失去了意义。观看一本也许有50多张本人大头照的相册，就像是自恋癖突然大爆发，对于一个以谦逊闻名的民族，我总觉得这好比坚固铠甲上有个古怪的裂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看了50张年轻女士容貌的照片后你该说什么呢？

亚当的策略是看到每张照片都停一下，然后问道：“这是谁？”

“是我！”相册的主人回答。

亚当再翻一张。“这是谁？”

“是我！”

亚当发现这种例行公事好玩得不得了。他一来这招我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以免我听到他第二十次提问后忍不住揍他。我没有他那种耐心，所以我客客气气地尽可能快速翻看了相册。照片都是标准的小姐姿态——经常是在公园里，很少笑；有时戴着帽子、化了浓妆、镜头用了柔化滤光片；拿着花，下巴朦胧地上挑，后背微微弯着。我用五分钟看完两本相册，看完后还给她，说，“很漂亮！”

“不，不算很漂亮”，她说，随后她笑了，“不过够漂亮了。”

我意识到她说的很准确——她是个漂亮姑娘，但没有漂亮到让人分神或是掩盖了她其它方面才能的地步。这是我在涪陵经常发现的那种实用主义的又一个例子，跟美国人相比，这里的人们更有能力冷静评估自己。通常，涪陵的人们会准确地知道自己手中有什么牌。琳达确实运气不算好，但她有她自己的天赋，她会尽自己所能用好它。

另一天晚上，我、亚当、她、莫·莫尼四个人一起吃饭，几瓶啤酒过后，我们开始用中文严肃地交谈。对话转到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这在涪陵是个少见的话题。大部分人对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概念；涪陵有过小规模抗议，学生游行到了南山门，人们还听说了成都和北京发生暴力的模糊传言。不过，几乎没人了解屠杀的规模。少数例外之一是我的摄影师朋友柯先龙（音译），他认真收听了美国之音，知道外国媒体报道死亡人数至少有几百人。

他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不爱国的中国人之一。我在那儿的头一年，学生们对香港回归激动万分，他就表示了鄙视，将学生的激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不成熟。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民主运动也用同样的词评价。

“所有那些都很愚蠢，”我们谈起1989年学生运动时，他曾经对我说，“学生们批评的许多问题当然存在，但他们懂什么呢？他们怎么能领导国家？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丝毫不了解真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还不成熟，也没像老百姓那样工作过，这意味着他们经常抱怨他们所不理解的事情。”

思考过后，我能理解他的观点，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由21岁的青年们作为自己的道德呼声，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不过，中国的这一代21岁青年，居然对不到10年前发生的事情缺乏清楚的了解，这看上去很可怕。

莫·莫尼是党员，不过他并不抗拒这个话题，他没有否认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政府的立场。他知道我的信息很可能比官方消息所说的更准确，争辩镇压的规模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你得理解，”他说，“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我希望对那件事能有个交待。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当个好学生，毕业后当个好老师。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很多方面，他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党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俩都对体制最终能自己解决问题抱有信心，他们相信，这需要他们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宽容、耐心和忠诚。跟党的理论相比，他们对这种想法的信心更明确：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做贡献，哪怕社会存在缺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民主的思路，或者，至少是对从现行腐败体制下发掘出尘封的民主的憧憬向往。他们无法接受彻底拒绝合作的想法。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相信像她这么有才华的人如果自己愿意的话早就入党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申请。

“我对入党没兴趣，”她说，“我从没想要入党，现在也不想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是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什么。但现在，这太复杂了。”

她平静地说着，我能看出她的回答和莫·莫尼的同样真诚。他们都置身事外，和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一样，但琳达和莫·莫尼的理由不同。莫·莫尼觉得，通过在最低层面参与一点政治，他能克服对更大问题的无力感。而琳达只是有其它事情要操心。她手里的牌已经够多了，其它事情都可以等等。涪陵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两年后，我终于理解了原因。

这是个干燥，多尘的三月，到了最后一个周末，我去了乌江上游，一次远足。这和去年那次远足同一时间，同一路线。我一直喜欢乡村的四季变换，那是我个人的忠实惯例，到绿意盎然的春日河边野营，在三月的尾声。

我越过头两个山谷，到了涪陵梁堂铁厂。在过去一年里，那儿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我可以认出宣传牌上的汉字了：

勤奋——友好——服从

为遵守纪律而光荣

为破坏纪律而羞耻

三车矿石沿着山坡飞驰而下，工人们驾着一堆堆白色石头，又笑又嚷。我经过了去年的标语：

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我想，那应该是我今天的圣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我对自己重复着那些话，走过了崎岖的山丘，然后下到了深绿色的河谷，那儿的溪流朝西向着乌江而去。

河谷中春天无处不在——开着花儿的泡桐树，金色的油菜地，在轻风里抖动，胡萝卜，生菜，洋葱，扁豆，都在急切生长。水稻苗在竹子搭的塑料温棚下色彩明亮。

我到了第四个山谷，那儿有个农民引着头水牛在耕地。他走在泥地里，裤子卷过了膝盖。空气甜甜的，有附近油菜地传来的浓重香味。老人的妻子与孙子坐在田边，我停下来跟他们打招呼。

那女人看着我。“我去年见过你，是吗？”她问。

“是，我去年来过。我住在涪陵。”

男人停下了活儿，笑了。“我记得，”他说。“你有张地图，还问我该往哪儿走。但你并不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走错了方向。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保证说，这次我肯定要搞对。他们问我在涪陵干嘛，我说我是个教师。

“他也是个教师！”那女人道，指向她的丈夫。“他在小学教书，星期一到星期五，但星期六与星期天他在这里干活。”

他解开了水牛，让它向油菜跑去。那男人五十四岁，小而瘦，然而跟他的牛一般结实。他的黑发剪成整齐的平头，我能看出，如果他收拾整洁的话，看着就像个老师。但今天是一个属于农夫的周末；他的腿上满是泥巴，而小泥点从他衣服到头发上都是。

他递给我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坐在了石头上。我放下背包，在阳光下休息一阵。男人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我说。“我是美国人。”

“这里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

“是吗？他做什么的？”

“不太清楚。他在这里研究些什么。他走得很快——在山里，他走得比当地人还快！他有个翻译，他很有钱，自己掏钱来中国的。你的收入多少？”

我说了，他点点头。“那比大多数人好了。乡下这里，教师的收入要低得多。但我想那德国人要比你挣的多多了。”

他的孙子五岁，在我身后冲来冲去，笑着抓我的衬衣。男人咧着嘴，轻轻责骂他。“他很调皮，”他自豪地说。我点点头，摩挲着那小孩的脑袋。我在想着那德国人——另一个外国人也来到这偏远的地方，让我惊异。老实说，我觉得不爽；我总爱想着自己是唯一一个穿山越岭，来到这片乡下的外国人。

在去年秋天，我想我在涪陵见过另一个外国人，虽然我不很肯定——那只是瞟到一个男人进了餐馆，而我不能确定他是个外国人。两年中，我唯一肯定见到的外国人，乃是在今年一月，当时两个丹麦游客困在了涪陵，她们回重庆的船在做维修。我在加州牛肉面大王馆子里撞到了她们，那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店面。馆子里有很辣的面条，我一个星期去那里一两次，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面是否合乎正确的加州风格。我总是肯定她，说这的确跟我期待的一样，如果我去到加州的牛肉面大王的话，这让她很开心。他们甚至在餐馆上还挂了英文牌子，这大概就是那两个丹麦人进来的原因。

当我进门时，她们的目光如针芒般扫过来，然后，又挪开，好像她们没注意到我。从我自己过去的旅行体验中，我知道这是个规律——你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不希望看到有别的游客在。但在涪陵，我不是个游客，而让别的外国人这样对待我，也不会让我高兴。我什么也没说，坐在离两个丹麦人不远的桌子上。

她们不会说中文，来这个国家也没多久。她们往墙上挂着的图片指着点菜，而服务员问他们要不要红辣椒。她们两人不能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调中，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选项，于是她们疯狂地往词汇册里找。我决定不去帮手，直到他们跟我打招呼。

她们一直在词汇册里找个不停，直到那认识我的服务生问我能不能翻译。丹麦人好像吃了一惊，才看到我在似的，然后她们说不要红辣椒。我有点想使坏，想跟服务生说她们不单想要红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很看不上，觉得在丹麦这种玩意只是给小孩吃的甜品。但我还是跟她说了实话；我意识到，她们只是跟任何游客的表现一样，就像我在其他时候，其他地方做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她们难以相信我在这样的地方住，因为涪陵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围观注目叫她们受不了。

“这些人，”其中一个说，“他们就会一直盯着看。我们去到哪里，他们就老是盯着我们。他们也会那样盯着你吗？”

“是的，”我说，“不过没像盯你们那样厉害。”

我说这话，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但那两女人似乎那样去理解了。我懒得去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人对我已经看惯了。但我还是给了丹麦人我的号码，出于礼貌，如果她们有需要的话，然后我就把她们留给棒棒军了。

这里，在乌江的乡下，我想着那个德国人，我想这地方有可能发展到外国人很常见的地步吗。那老妇人见我看着风景，问道我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山丘。

“有些地方有的，”我说。“但我的家乡比这里要平坦。”

“农业怎么样？”

“那里没有多少农民，而他们的土地更多些。一个农夫可以有上百亩地。在我的家乡的农场，用的是机械。”

那男人点点头。“那就像新疆，”他说，“还有中国的北方，那里有更多地，也比较平坦。他们也用机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了一会农业，他问我美国农民用飞机播种，是不是真的。涪陵乡下有不少农民都听说过这个；这是我在田间走时常听到的问题。我总是说，的确，加州的稻谷有时会用飞机播种，而且我经常能看出，他们的脑子在飞转，这些四川农民看着他们周围的环境——犁，水牛，原始的粪肥——而想着如何把飞机的元素加入进去。

今天，那农民摇摇头，咧嘴一笑，看着他的双腿，泥巴已经干成黄棕色了。在这层土下，他腿上的的肌腱强壮紧绷。

“你去年这个时候来过，对不对？”他问。

“是的，去年，我也是三月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过今年不同？去年你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水田，但今年，雨水还没来，一切都比往常迟了。太干了。”

有一阵子，他轻声抱怨雨水的缺乏，说这会拖延整个春天的计划。但所有农民能做的就只是等待，希望熬过这个双五月年份春季的干旱。

天气温暖，背包下，我在出汗。我在去年来过的同一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饭，在乌江上方的峭壁上。我望着下面远处的河流，想着：高高兴兴，平平安安。雾已退去，阳光在江面上闪出金带。

这些山上的人都记得我去年来过。他们也都问到了德国人，他显然在这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户农民家里停下休息，人们告诉我他穿的破靴子跟我一样。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他在这里研究树木。他来这儿，是因为这儿穷。”

老人姓杨。他给我喝加了糖的开水，我跟他一起坐在家里的晒谷场上。这儿住着老人与他的儿子，儿媳，以及四个月大的孙子。他们干得不错；这里通电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的稻谷在塑料棚上长得很浓密。他们有六头猪。他们有一只猫被栓在百事可乐的塑料瓶上。那瓶子部分装了水，让猫没法走得很快。我从来不太喜欢猫，那百事的瓶子真是个好点子。

老人的妻子从房子里出来了。她七十三岁，激烈地抱怨着他们家的田地，那是在我今天所经过的一块美丽的河谷当中。“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去年这个时候，田里都是水——看看现在！真可怕！这地方太穷了！”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

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以上蓝色部分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1] 译注：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不敢来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或许可说是美国媒体妖魔化的后果，也反证出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还有多少功课没做。希望奥运会能起到这个公关作用。

[2] 译注：何伟似乎对那段中国历史还不算很清楚。自从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破裂后，很多的“备战”都是针对苏联的，而非美国核弹威胁。

[3] 译注：我想起高中时候的两次死亡。一个是同班的男生，他来自乡下，突然退学，大约半年后，听说他死了，不明死因，大家都回避谈论，包括老师；另一个，是三十来岁的体育老师，听说他得了淋巴瘤，也是大约半年后，就死了。

[4] 译注：这个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我的两岁侄女已经在深圳的幼儿园里学唱圣诞歌了。中国的变化，从现在看过去，即便只十年，也那么巨大。

甚至，网上还流传说法，共产党内部文件建议给党员以信教自由。但以我的理解，继承邓小平的传统，现在中共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先做，不说，降低影响。

[5] 译注：同样的，我的想法是，中国在发生变化。在私营商业部门，这种管理指令肯定不会发生，而随着中国社会趋于私营化，中国人的自由在增多，以及政府部门的管辖权力，范围，在缩小。

[6] 译注：猜疑症，恐慌症，PARANOIA，在当今中国，还普遍存在，不仅是政府层面，在网络上也有很多来自民众的声音。近期的经典案例，就是西藏事件。一般说来，孤立的社会，孤立的人，和外界缺乏交流的，比较容易陷入这种症状。

11.1　长江

要离开重庆，从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这城市建了一个新机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铁路，虽然现在很旧了，在它完成时的1952年，乃算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是邓小平在战争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他在西南，作为毛泽东的助理。但它们都没有对长江有什么影响。火车很慢，公路交通很拥堵，而且，因为空气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然是摆在那儿的，而且，它将一直如此，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

今天，中华号，那艘六点钟的慢船，准备离开重庆，而它的乘客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气潮湿，灰霾后的阳光非常炎热，而乘客们都疲倦不堪了。他们中多数是游客；他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而来，坐着拥挤的火车，或者叫人欲哭无泪的老旧汽车而来。他们的脾气都快被四川的酷热给融掉了。出发前十分钟，一个乘客与一个工人在顶层甲板上爆发了一阵争吵。

乘客是个大个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竖立的头发，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张闪着汗光的圆脸上，他的黑眼睛逼着怒光。他是被钱武装着的——这很容易看出来，从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丝绸衬衣上，而主要还是来自他那游客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游在中国开始兴盛，但一般的中国人还不会仅仅为了找乐去旅游。像这男人一类的游客属于一个新的阶层，而他们的钱简直就围绕在身上：在他们穿的好衣服上，在BP机上，挂住腰带的手机上，而且，经常就在他们吃得很饱的身子上。

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乘客对他三等舱的质量不满意。他从朝天门的一个票贩手中买了票，说是给他一艘好船，而这中华号——还能用，然而破旧了，甲板上满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这乘客跑了老远来看三峡，他说，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只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过来，对着他的脸大叫。

那工人个头小点，一个接近三十的年轻人，他太弱了，无法将自己拉开。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制服衬衫，话说得很快，想要维护自己：票不是他卖的，他跟票贩子没有关系，而乘客的态度不应该那么激动。但这时一群人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也一起抱怨起来，直到那个工人的上司过来救他。

那个乘客依然拽着那工人，而对他的上司说话，而后者的解释也是一样，但他的态度中更多自信。有几分钟，冲突持续着，但人群移动起来了，察觉到争吵快要结束。

最后那大个子说，“你们有没有二等舱？”问题解决了，就这么简单。钱付了；旅客与上司握了手。大个子给每个人派烟。人群散开了。那小个子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抚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护栏旁，手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脑后，乘客们都在看城市在后方滑走，而轮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脏。

重庆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东转，这个拐角处的标志是一座佛教神龛，还有一座风吹日晒的宝塔，高踞于水面上。山岭开始升高了，葱绿崎岖的山岭让位于一排排留着去年水渍的石灰岩。许多山坡都太陡，无法建房，而随着船往东行，小块的农田越来越多见。农民们的房子是简单的：泥或砖的墙上是灰色的瓦顶。它们经常都在芭蕉树荫之下。沿着江的两岸，总有梯田，在工厂不能驻足的地方嵌入山坡。

景色静谧美丽——不会让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显粗糙的山丘，不太规则的梯田。重庆静静地留在我们身后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这片风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长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

因为江流在这里显出了力量。有时它宽为几百英尺，有时它被挤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总是强而有力。长江从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这儿它那七百多条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这样，它迅疾地掠过山岭。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亚马逊河带入海中的水量超过它。

太阳下沉了，一阵凉风扫过江面。大多数的游客都在甲板上，看着山岭掠过。一群广东生意人拿起手机在耳边，用粤语大声说话。一个年轻女子独自靠着栏杆，她长长的黑发与粉色的短裙在风中飘舞。

空气如今干净了，只有几片云摩挲着渐暗的蓝色天空。小渔船开始泊岸过夜了，而中华号掠过了一群在潜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长得高高的。玉米有两个月大了，刚刚开始进入成熟期；它的根茎带着春天的新绿，而顶上开始转为金黄。

在河岸边没有稻谷；山岭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对玉米来说也很困难，但即便在最粗砺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处单独的玉米地长于岩石的缝隙中。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从坡上排列下来的，而那些山坡都尽可能的耕平过。

在这个地方，谋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农家往往有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大猪圈，一个不小的水泥打谷场，十几处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们也在述说着在此种植的艰辛。每片梯田都由人类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后是同一族的人，许多个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依靠手脚，以及基本的工具。这些梯田变化得十分缓慢，看起来仿佛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种跟大江一般坚决而有力的东西。人类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经常都是如此。

太阳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岭渐暗，太阳的圆盘发出一道明亮的光带，在轮船身后的水面上。然后，在西面的山岭后，它落了。

在一个三等船舱，一对年轻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们的行李。他们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三十岁，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就是年轻。船舱内有八个铺位，作上下铺布置。一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下铺，问那一对最后两个床位是否他们的。

“我们用一个铺，”那年轻女子说。“我们刚刚结婚。”

乘客们共用床位没什么稀奇的，但那年轻女子的丈夫红了脸。那女子，形貌标致，留着短发，笑着碰碰他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貌地交谈了一阵。她们问彼此刚才吃了什么，去哪儿，在重庆干什么。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妇人去武汉，而两个人对重庆都没什么好话。

“很落后，”那老妇人说，摇着头。“人们的收入太低，生活费用太高。”

那年青女子表示赞同，她说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

她丈夫什么也没说。他帮妻子脱去了鞋子，然后爬上床靠在她身边。借着舱内的灯光，他读起一本杂志，而她打着盹。铺位不到一米宽，而他们却躺得舒服。

夜里的江上很平静。夏日的星星今晚出来了；北斗七星在轻柔摇晃的轮船上空发着光，四分一个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悬挂着，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带。现在岸边很少有房子了，而灯光则更少。大多数的光线都从江上来——河滩上的砂岩石在夜里微弱反着光，还有充气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红灯闪烁，北岸是绿灯；夜船在其间经过，它们的探照灯沉默地掠过江水。

在夜里没有水翼船，没有渔船，没有两人的小舢舨。偶尔，中华号会经过一条长长平坦的河岸，那儿有过夜的小船停靠，在岸边的竹房窗户透出温暖的光——临时的餐馆，旅店，麻将馆。货物交通都停了。

江上的其他船只多数都是大客轮，经过时，犹如亮着光的浮动小岛。有些是从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经过了湖北的湖泊，武汉的工厂，三峡的峭壁，现在，离重庆还有几个小时，它们快到家了。

过了一阵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铺上转转身，跟丈夫靠近点。“你是谁？”她的声音轻柔，调皮。“你是谁？”

她丈夫咕噜着回答了，而她静静笑起来。船舱的门开着，能听到外面马达平稳的声音，还有江水拍击船底的温柔回响。“你是谁？”那女子再次低语。

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数人都要再坐两天，穿过三峡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汉。涪陵好似一个停顿，在梦中——静静的大江，满舱朦胧欲睡的游客，城市的灯光从长江的幽暗中升起。

重庆出发后已过了四小时了。灯光群聚在岸边：有家，工厂，汽车。一座新建成的桥跨在头顶。轮船的扩音器响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后大江的梦停了，城市进入视野。

涪陵的心脏地带围绕于江上的一个小湾而建成。从这个小湾的弧线开始，城市立于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着光——有小商铺灯泡的微光，有的士车头灯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户的黄光——而这个点亮的窗帘，落在长江的黑水之上。中华号向江滩驶去，汽笛长鸣，码头渐近。轮船一直往南，直到脱离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长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后，然后，轮船泊上了码头。

12　逆流而上

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

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

回头看我的祖先

一个羸弱的女子

坐于一间陋室

一遍遍摇着纺车

她不能出去

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庆

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当了红卫兵

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

叫着毛主席万岁

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

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

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

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

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门山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

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

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

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木质表，挂在墙上作为钟用。当然，他们也都有顶级的电视机，VCD，卡拉OK机。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里，会被称为新富，新钱，但在涪陵，这个词汇没有意义，除非你以分钟为时间单位来衡量。那里没有旧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他们那一代所积累的，而我也不能责怪他们夸耀自己所终于获得的。

我喜欢跟着高明到处走，似乎没有一个富人介意，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你的家里，比拥有一个挂满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档次。但富人们本身其实乃是最好的装饰。无一例外，男人们的头发全大大地喷了发胶，尽往后梳，穿着炫亮的丝绸衬衫，而女人们，脸上的妆尽显妖娆，穿着透视的衣裙，躺在堆得满满的沙发上。我想不出他们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模样看上去，要么是刚刚抵达，要么是就快离开。然而她们总是坐在沙发上。[1]

高明有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个以重庆为基地的艺术家，而高明利用这种工作导致的分居关系，找了个涪陵的女朋友。当他的妻子最终听说了此事，她带着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儿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胁说要离婚，这没有吓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会回来的，虽然同时他也没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个经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个不会去为将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享受时光，是以他赌钱，去卡拉OK吧，而且我怀疑，还去嫖妓——他经常谈到她们。有些日子，他玩麻将会亏八百块钱。他麻将玩得很烂。

他喜欢跟我谈论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以为我会理解他的生活风格，在他看来，那是很美国化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有一次他说。“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有一个女孩做朋友，但在这里总是会惹麻烦。我的妻子就是那样，她不够开放。”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益处。通常我什么也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聆听时通常是最舒服的。

在温暖的夜里，高明会跟我讲述他的问题，往往在吃火锅的时候，那是四川东部的一个特色。说火锅辣毫无意义——四川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辣的，从早餐时蘸着辣酱的春卷，到宫保鸡丁。有些和平队员得上了溃疡，因为这食物的辛辣。

但即便在这样的菜系里，火锅还是显得特别辛辣：蔬菜，肉类，粉丝，都在一锅热油中，而开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们成年都吃这个，但在夏天里特别受欢迎，理论依据是，火锅让人出汗，而出汗则让人凉快。

火锅档在夏夜里出现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饭，也是一次社交活动——你坐在冒气泡的锅前，看着行人们走过。高明和我会慢慢吃着，观察小姐们，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会说说他想买的东西。在糟糕的日子里，他有一两次提到可能的离婚。但通常，他总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几次，他谈到了他要跟妻子办的结婚典礼，如果他们不离婚的话。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就像许多涪陵人一样，他们把婚礼延迟了，一直等到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办一次风光大典。现在，高明有了钱，却没了妻子；幸运的是，他足够乐观，可以忽略掉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带着快意谈论着他脑子中的辉煌婚礼。“我要租很多的车，”有一晚他告诉我。“十辆，至少要有十辆车。我们会开到南门山，然后，去高笋塘，然而到江东区，然后我们开回来。街上的每个人都会停下来看。”

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也很相似：他有个小女婴，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三样都汇集在涪陵了，他的灵魂深受折磨，毫无一点高明的爽朗活泼。马福来经常来我这儿寻求建议，部分原因是他以为美国人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但我也察觉到，他跟我讲，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在当地的圈子内。城里有几个朋友都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网络没有联系，是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秘密，寻求我的建议。

四月末的一个晚上，马福来到了我的寓所，坐在客厅里抽烟。我能看出他很不爽，但他不愿意说。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单刀直入了。

“你跟你的妻子有些问题？”

他点头，吹出一阵烟。但他还是不说什么。

“她有了别的男朋友？”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这看起来是个打开话匣子的办法。他摇头。“不是那样”，他说。“问题是我们相处不好。我们毫无共同点——爱好，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吵架。从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这样了。”

“你们为什么结婚？”

“因为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给我压力。”

“他们怎么做的？”

“也许你不明白。在我们中国，和你们国家不同。在这里，如果你开始跟某人有了关系，跟一个女孩，你就得结婚。”他叹口气，接着抽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的妻子跟我就是这样的。我那时二十四，她二十二。所以我娶了她，即便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

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想了一会儿，外面天色渐暗。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这很复杂。也许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成天想着这问题。它让我头疼。一整天，我就想着它。”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有吗？”

有一阵停顿，然后他点了头。

“她是谁？”

“她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记得我有时会来看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欢她超过我妻子。”

我已经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不让我惊奇。亚当也有城里的男性朋友与此类似的——离了婚或者快要离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换的女朋友。在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传统的单位里也如此。但许多做生意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了钱，而且他们没有被旧式的工作单位所捆住，单位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束人们的行为的；然而同时，他们依然沿袭了涪陵的模式，结婚，尽可能早要小孩。我问马福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

“不，”他说。“她不知道。”

“你肯定吗？高明的妻子在那么远的重庆，但她还是发现了他的女朋友。”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个女孩要去哪儿的话，我们会去一个没有别人在的地方。”

我怀疑在涪陵哪儿有这样的地方，要有的话，我也许自己也会去一去。马福来又叹口气。

“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说。“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没一点交集。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分开来睡了。你见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间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知道我不爱她。”

“她想要怎么办呢？”

“她什么也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爱我。也许她以为婚姻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办的？”

“这问题在我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小孩，离婚会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当然他们会很快离婚。”

“在这里不同，”他说。“离婚并不容易，即便你没有孩子。因为这里的想法还很传统，很封闭。这大概就像你们国家1940，50年代的时候。问题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一样——他们并不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一个离婚的女人没面子。”

“那么对男人来说呢？”

“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些人会说你不是个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况还是好得多。所有这些观念都非常落后，好像对性的态度——要是你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就得娶她。在你们的国家要好些。我对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但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

“在美国有太多离婚了，”我说。“人们觉得太容易。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怎么好。”

我们沉默坐了一阵。天快黑了，而我没什么建议给他。我说着那些我总是说的话——慢慢来，耐心点，想想孩子。他早已听过了，现在他坐在那里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问题，”他说。“青年人，老年人——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结婚太快，因为没有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开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离婚是困难的。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个，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

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

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

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江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

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久天长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江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

江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粉店那边观看着。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吃着四川风格的意粉，喝着当地啤酒。我们有两个学生跑来，请求我们参与到志愿活动里，这样就能拍到我们和干部一起劳动。当我们婉拒时，学生看起来很失望。

“我们在吃中饭，”亚当说，喝了口啤酒。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做志愿者工作了，”我说。“我们是和平队志愿者。”

这个场面不太符合和平队的手册，然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应，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庆也基本如此，一次对理想主义不知羞耻的人为操纵，或许，这些就是西班牙语班的“唐吉珂德”诞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后，无法清晰讲出这出戏到底来自何方，因为亚当给了同学们一个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江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他仰慕雷锋——在此之后，就由同学们接手了，他们写台词，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细节。

在系里比赛的那一天，他们是最后一组演出的。头一场戏中，莫金钱坐在他的米粉店里，读着一本书。他聚精会神盯着书页，然后叫道：

“多棒啊！看看这些雷锋所作的好事——每天他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多么希望我能像雷锋一样！”

他又读了一页；他的眼睛更大了。他站起来，开始在餐馆里拖地，努力想道:

“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时间花在这里？我的人生多么乏味！我这样拖我的米粉店，有什么意思，而我本可以成为像雷锋那样的英雄。”

这个想法击中了他：他可以穿越乡村去旅行，为人们做好事。他把他的拖把倒过来，骑在跨下仿佛骑马，然后把一个旧篮子套在头上仿佛头盔。在米粉店的墙上，有张美人照，一个日本小姐穿着背心裙（你可以到涪陵的下城区花五毛钱买到），而莫金钱望着她，欣喜莫名：

“我的杜尔西尼亚！我会四处周游，直到我找到你！”

他把那张画像卷起来，跳去了乡下。不久他就路经了一个田里耕地的农民，由一个名叫罗杰的男孩扮演的。

“桑丘潘萨！”莫金钱叫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探险吗？”

但桑丘潘萨继续劳动：“我，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啊哈，你很傻！”唐吉珂德道。“过来跟我一起探险。我们会像雷锋一样，跟不公平做斗争，拯救美丽的女人，而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头号姑娘，杜尔西尼亚！来吧，别做个雅虎！”

“你才是雅虎！我太忙了，没空跟你去。”

“那么傻，”唐吉珂德喃喃道。他在那里想了一阵该怎么去打动那个农民。在小说中，唐吉珂德保证说他会给一座小岛让桑丘潘萨管治，而亚当向同学们建议说他们可以用上海南岛，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岛屿省份。然而同学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必须有一个仆人，”莫金钱想道。“如果你跟我来，我会给你...台湾岛！我会让你做台湾岛的总督！”

有了那个承诺，桑丘潘萨抓起一只拖把，两人并驾齐驱，跑动非常合拍，而观众们大笑起来。莫金钱和罗杰都有演戏的天分，而他们之间马上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天性就是个好朋友，好助手，一个精瘦，大眼的男孩，体重大约不到九十斤，聚精会神听着唐吉珂德的指示。而莫金钱似乎从“大独裁者”那儿学了点功课，大声喊叫着指令，带着一股搞笑的严肃劲。

他们俩携手打遍了四川的乡下，攻击风车，奋战大虫，在乡村旅店里搞出许多麻烦来。在某处，他们停下来，唐吉珂德命令他的仆人谱写一首献给杜尔西尼亚的歌来。桑丘潘萨取过他的吉他，在那张日本美人像下唱道：

杜尔西尼亚！

杜尔西尼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你是多么美丽...

我的岛在哪儿？

我的台湾岛...

这时，他们抵达了重庆，那儿的人们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故事。重庆市长，由刘易斯扮演的，颁给他们牙刷以示鼓励，偷偷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写着“傻瓜，”“雅虎，”还有“牙刷”。英雄们骄傲地把牙刷插在脖子上，唐吉珂德拍着他的胸脯，吼道：

“我把我做的全部好事，都奉献给美丽的杜尔西尼亚！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始学习雷锋做好事！”

这时学生观众们已经乐疯了。即便系里面的老师，坐在前排当评委的，也笑得难以自制；而观众的热情回哺了演员，让他们疯狂地在舞台上从一个历险冲向下一个。毫无疑问，这乃是系里最棒的一个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这出戏也踩上了政治风险。观众部分的反应像是说：我简直不相信我会听到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而到了演出的最后，我发觉我在观察张书记。很难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微笑着，轻轻的，但我可以看出他的大脑在急速转动。而到了最后，只有他那个评委才真正算数。

系里的权威们花了一天时间才做出反应。他们封杀了“唐吉珂德”；另外五出戏被选入了学校礼堂的演出，包括“德塞利的宝宝”。对于这种决定，从来没有申述的机会，而系里头明确指出，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公开显示出了愤怒，他们通常只会安静地抱怨几声。即便那些参与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生也悄悄说，他们的戏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否决，因为那几个演员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这违背了学校反对谈恋爱的监管规矩(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规定)。然而，最强烈的反应，还是来自西班牙语班的同学，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命令。莫金钱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冲突，他威胁说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单，他也将拒绝出演“德塞利的宝宝”。很快，这就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权威们不想让他们的比赛散架，而他们喜欢凯特卓别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

就这样，这冲突跟着五四运动的周年庆祝活动一起发展。在许多方面，我感觉到英文系，作为党组织的代理，活该如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块的文学与历史都用于服务于自身需要，那么，到了某个点上，它肯定会在你面前爆炸开来。在两年后，我对那数之不尽的周年庆与纪念日已感到恶心了；我对扭曲了的历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对于我们政治宣传主导的课本也受够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感到内疚，而我也有同感，虽说那不是我教的班。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才把学生带入了这场麻烦。如果我们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不会表演“唐吉珂德”与“德塞利的宝宝”（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金钱。）这件事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时候我是隔着距离来观察涪陵的。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我们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关于罗宾汉的讨论，那些中文的对话——但主要它是跟我们的基本身份意识有关。我们是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那种声音来警告我什么线被越过了。我们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响到一些人，但还不足以把那些规则给内化；而这种过渡的状态，就像那一半虚构的五四历史，导向了政治风险。

很明显的，即便同学们是在处理一些通常不会跟笑声联系起来的题材，他们的意图却绝非要颠覆什么。毕竟，莫金钱既是党员也是班长，任何的违规，都只是因为这整出戏是由大家拼成的，没人全程负责。主题的麻烦乃是同时来自于许多方向：亚当提了建议要涉及雷锋，同学们自己想出了台湾的点子，而所有他们喜欢的那些傻词儿，乃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许多生活背景而来。也许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乃是过度关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他们想要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小说，把它的滑稽讽刺偏好带到涪陵的生活里来，而且他们也想做到尽可能娱乐，好玩。但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系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质喜剧摧毁掉。[2]

最令人失望的，乃是他们大动干戈，只是为了这些琐屑小事。除了学生们参与演出活动的热情外，真的没有什么是很要紧的，而一次反革命事件也不会从“唐吉珂德”开始[3]。但在任何情况下，很清楚的，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险，冒犯到谁？在某些意义上，这乃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它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亚当和我鼓励同学们去把事情处理好，但不要惹更多的麻烦，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卷入协商过程。那个星期里，学生们一直向我们通告情况，我开始明白唐吉珂德到底拨动了哪根弦。他正是一个中国人物的完美表现，那个可怜的骑士，跟他过了时的理想，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闪光：他是莫金钱，跟他没了指望的戏，但同时，他又是张书记，跟他没了指望的政治信仰。张书记只是做他所能做的，去守住他的线，就像他之前的人所做的那样，而也许，他不是很喜欢他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期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而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儿子；他有更大的事儿去操心，然而监管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那么做了。每个人都在跟风车搏斗，而我真的不能责怪任何一个人。

在几天后，他们做了一个妥协。会有一个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后的，限制在英文系内，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这让所有人都满了意——“德塞利的宝宝”如期进行，而西语班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演出，虽然不准他们出现在学校礼堂内。又一次的，亚当帮助同学们练习，改写了剧本。

在那个星期末，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观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这出戏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几次，演员们紧张起来，念不出台词。问题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东西被添加进去：在这一个星期内，这出戏加入了无数的象征份量。在头一次的舞台上，没有人想过它是如何影射雷锋，以及台湾。现在，那些得以做出优质喜剧的无拘无束的空间没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为它的缺失更为明显，学生们也被一个星期跟权威们的协商累坏了。

但没什么能彻底毁掉这两个男主角的闹剧演出，再一次的，观众看得很开心。这戏结束在一种带着嘲弄的伤感之情中，随着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决定，这一对分开了。莫金钱骑着他的拖把缓缓回家，低着头，而背景里哀鸣起了“铁达尼”号的主题曲。

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是这出戏的旁白者，在最后一场戏后，他站出来读最后的附言。而当他一开口，亚当与我就发现他没用准备好的文稿，而是读着他自己写的句子。他总是这么自作主张；我经常在课上发现他把脑袋埋在字典里，然后，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会靠到我身边，很小心发着音，“你的早泄现在怎么样了？”

他许多的课外学习都是跟着这种句子，而他又总是尝试念一些新的淫秽或变态的词汇。这很小孩气，但同时，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语技能，很多靠的就是这种乐趣，胡乱玩弄这语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学着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从一个贫穷农村家庭长大，那儿离广安，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然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搞笑的，装模作样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声，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又一次突变了风向。站在那儿，在整个系面前，他念着自己的结束语：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乡下养猪，想要攒出自己的学费，希望他能从牛津大学那儿得到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唐自学成才，在潘恩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旅行到了中国，成了两个英文教师，也是涪陵最著名的两个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没一个干部察觉到他的意思。之后，他望向亚当和我，想看看我们是否明白，然后他咧嘴笑了。戏终了。[4]

第二天上午，亚当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里拍些片子。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用一台摄影机，因为和平队的医疗官员来这里做一次访问，而她带来了办公室的摄影器材。自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那个星期，这是第一次有和平队的人员到访涪陵。

三天里，我们想要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们演出唐吉珂德，我们去了好几次乡村，以及部分我们所喜欢的旧城区。许多的磁带记录的是我们与朋友们的交谈：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馆，茶室，以及公园里工作的人们。我们搭了的士，让司机尽可能开快点，而我把镜头伸出窗外，拍着路上的交通，而车子在一片喇叭声中呼啸而过。

在和平队医疗员离开的那个上午，我们决定，在交还摄影机前，最后做一次拍摄。我们七点钟到了下城区，拍了一群在南天门打太极的老年人，然后我们沿石级而下码头，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来拍。

很难拍摄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机很沉重，很贵，大约跟电视台记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们总是聚集过来盯着看。除开与朋友们的交谈外，我们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及棒棒军盯着镜头看。

靠近码头处，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亚当跟我都没在这里出现过几次；这里没有茶室，没有餐馆，没有我们认识的人。许多聚集过来的人没有见过我们，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学校的老师，拍摄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亚当决定要分散他们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开了点，停下来，从街边小摊上买包子。他们砍了一阵的价，群众开始转移了，然后亚当跟那女人说笑，那女人大笑起来，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开始往后挪，希望把自己从人群里分离开来。二十个人聚集在亚当的身边，然后三十，四十。几辆的士停下来观看；交通拥堵起来。喇叭鸣叫。我快速穿过街道，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拍摄着人群和人群中的亚当。每个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种场面曾经是很吓人的——在头一年里，没什么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吓人了，他们所有人都以无比强烈的关注研究着我。但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别无他意，而渐渐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乡村城镇的外国人，亚当与我学会了怎么去应付人群。我总是带着微笑，尽量放松，通常会把注意力聚集在一个过路人身上：他会向我提问，而我会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边听着。通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么，我则回答他们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了让群众们发笑，我会使用当地方言，或者自称为洋鬼子。这就好像一个政客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中，举行着新闻发布会，而主题，只是好奇。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

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人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我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前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怎么想呢？”

“当然，我想这很不幸。我想她应该被允许毕业。”

“那是不会的，”丽萨道。她是班上较好的一个学生，也比较会思考。我问苏三是否回了家，而丽萨摇着头。

“她不能回家，”她说。“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他怎么知道的？”

“学校告诉他的。当领导们发现了，最初他们答应不去告知她家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发生在苏三姐姐的身上，而当她父亲发现了，他打了她。所以现在苏三不能回家了。她父亲非常生气——对于家庭来说，这很丢脸。这是他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认为系里应该告诉她家吗？”我问。

“我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这是个私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同意，然后我问苏三的男朋友对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关系挺好，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就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知道，她花了几千块钱，想去在他家乡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她不能毕业了，而她也丢了工作。她也没了那笔钱。”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老实说，我更担心苏三会不会从哪座桥上跳下去。但我没说出口。

“这种事儿在哪里都会发生，”我说。“在美国，它也非常普遍。”

“人们会怎么处理那种问题？”

“这很困难，跟这里一样，但通常这种事儿都不会公开。也许那是最大的区别。”

“本来就应该那样。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学校都听说了这件事儿。”

“多数人怎么想？”

“有些人觉得很滑稽；有人觉得她是个坏女人。但我们班上多数学生都为她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她摇摇头，望向江面。“没办法，”她说。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在过去，我过生日时，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事儿——我真的又长了一岁，好像不可能似的。但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要更老一点。过去这两年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西部。

在上午，我跟亚当，以及莫金钱去了汽车站，因为琳达要求我们去接她，在她回来时。她带着黑色的袖章，眼睛红红的。在下车后，她想笑笑，一种中国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敛起来，压缩起来，控制起来，推到边缘地带——嘴巴的一角，或者额头上一条痕。但今天，那悲伤太重了；她的嘴巴颤抖着，转头望开。

晚上我给文学班的期末测验打分。我想着，在我监考时，所有事情看起来多么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中间，他们努力工作着。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在这个场面中有一种单纯感，考试也有种类似的单纯，这些跟涪陵生活的复杂，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者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无关。这就只是一次文学测验。

在最后那一部分，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

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

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了哀伤，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昼。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们在五月里学习了那首诗。我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它的节奏——我一直是那么做的，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那语言的声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诗，不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理解我所说的，而就是那种课堂时分，让我感到讲授文学之美。在考试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走在一排排学生当中，看他们工作。

但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于死亡，而苏三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

我对我的和平队中国“服务”从来没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来这里拯救谁，或是给这城市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我很高兴在我的涪陵两年生活中，我没有建设什么，或者组织什么，也没有给这地方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一名教师，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尝试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范围了，而我对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

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回去批卷。我并没有任何答案；在最后，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好好地过。当然琳达会好的，而莫金钱也会好的，而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也会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师们也会好，在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数人们都会继续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数的孩子也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许苏三的情况会不太好，但对此无能为力，就好象珍妮，丽贝卡的情况一样，她们已经失去了她们的人生。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他的请求打动了。

“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

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

“还有，在你念完诗歌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我坐快船，逆流往重庆，离开了涪陵。那是一个温暖，下雨的早晨，在六月的尾声——长江上厚厚的雾气好似脏脏的灰色丝绸。一辆学校的车把亚当与我送到了码头。城市急速掠过，在雨中，灰暗，熟悉。

前一天夜里，我们最后一次在学生之家吃了饭。他们刻意为了我们，把店开到很迟，因为整晚我们都忙着跟人打招呼，说再见，最后，坐在那儿吃着我们的米粉，感觉很好。我们跟女人们开着玩笑，说着下个学期要来替代我们的新的洋鬼子，说多么容易去骗他们。

几天前，黄能，家里的祖父，跟我谈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当你回到你们美国，那儿不会跟这里一样。你不能走进一家餐馆，说，‘我要一碗抄手。’没人知道你说什么！”

“是的，”我说。“而且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抄手。”

“你必须用你们英文来点菜，”他说，“你不能跟那儿的人说我们中文了。”然后他笑了——这是个很滑稽的概念，一个既没中文也无抄手的国家。在我们最后一餐后，全家人在门口站着，挥手道别，他们站得直直的，带着紧紧的中国式的笑容。我猜想我看起来大概也是那样——两年的友谊也被收藏进了我的嘴角。

在上午，我们跟桑尼与诺林说再见，她们两人都有上午的课，然后我们去了码头。有些学生那个上午没事，来给我们送别，同行的还有傅主任。中国人的告别从来都不那么舒服——没有拥抱，很少话语，眼泪尽可能忍住。我们很笨拙地握了手，上了船。

水翼船相当拥挤。电视机上放着卡拉Ok带子，我们在码头那儿呆了有三十分钟。外面下着雨，而学生们一直等着。要向朋友表示敬意，你得看着他离开，直到他彻底不见了，无关天气如何。

望向江面，他们中多数人都在哭。莫金钱靠着码头边缘一根黑色铁杆上。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望向白山坪，而罗杰蹲在一根绳子边。卢克靠住一面墙。还有其他人——查克，迪亚兹，刘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睛红红的，而他们尽可能收敛住自己的表情。

我看着他们站在雨中，心想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会去浙江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刘易斯会回到偏远的乡下教书。卢克会在十月结婚，在国庆日。这是一桩安排好的婚姻，他从来没跟未来的新娘呆过多少时间，但他是一个农民的好儿子，他不会违抗父母的意愿。

船驶出了岸边。学生们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在他们身后，城市升起了，在雾气中，晦暗不明。跟往常一样，在江上我是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它：它看起来很大，很不人性，难以透视。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里，这里曾是我的家。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再见到它，而它又会如何变化。船驶入了长江的心脏，面对江流。

大江还是它恒常的模样。它不像这里的人，在过去两年间，在我眼里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他们现在要走他们各自的，不可预测的道路了，即便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定格——做抄手，上课，在码头上站着，一动不动。但在江上就不同了，我跟长江的关系总是简单的：有时我顺着水流，有时逆着它。往上游走要慢点，而往下游去要快些。那就真的是全部了——我们交错而过，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

最后，我不再去为将来或者过去而担忧，我只是最后一遍看看这城市。建筑是灰色的。因为夏季的雨水，乌江口很宽阔。一条舢板船优雅地靠近江滩。插旗山隐在雾气中了。我们船加了速，逆着稳稳的江流冲去。

[1] 译注：有点像“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黛西出场形象。

[2] 译注：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人的相声小品。

[3] 译注：虽然，有点巧合，1989年的有些重要学生会议乃是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像下面展开的。

[4] 译注：这段故事中，展示出了中国社会权力体系与文化环境的悲哀关系，另外，又显出了中国人创意与幽默的惊人才华。都让我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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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Luko爸爸的辛勤劳作，使得国内的读者有机会拜读这本好书……

感谢小乂的精心校对与编辑，使后来的读者不再为文字的谬误而困扰……

感谢starship版主的精彩补译，为一本杰作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最后，感谢“Hi!PDA”论坛上所有爱书的朋友们。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简介

作者前言

自序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1.1　城市

2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2.1　插旗山

3　跑步

3.1　白鹤梁

4　三峡大坝

4.1　乌江

5　鸦片战争

5.1　白山坪

6　暴雨

第二部

7　夏天

7.1　神甫

8　中国生活

8.1　老板

9　钱

9.1　老师

10　中国新年

10.1　土地

11　第二春

11.1　长江

12　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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