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第三部分　法特

第四部分　罪行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初版附言

译后记

附录　《2666》初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666／（智）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201-9

I．①2…　II．①波…　②赵…　III．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198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王　玲　李恒嘉

营销编辑　邓　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2666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80毫米　1/16

印　　张　54.5

插　　页　2

字　　数　706,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201-9/I·929

定　　价　98.00元

2666 by Roberto

Copyright © 2004, The Heirs of Robert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留给亚历山德拉·波拉尼奥和劳塔罗·波拉尼奥［1］

［1］　指作者的女儿和儿子。——中译注，下同

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

——波德莱尔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留下这样的指示：他的长篇小说《2666》分为五部书出版，即这部巨著的五个组成部分。他特别规定了五部书的出版顺序和时间（一年一部），甚至包括与出版商谈判的价格。这一决定由罗贝托本人亲自告知出版人霍尔赫·埃拉尔德。罗贝托认为这样就解决了子女未来的经济问题。

罗贝托逝世后，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罗贝托生前好友和指定咨询文学问题的最佳人选）经过研读罗贝托这一巨著及其工作资料，提出一个不讲功利的出版顺序，即尊重《2666》本身的文学价值，与出版人霍尔赫一道改变罗贝托的原来决定：用一卷本出版全书。这就是说，如果作者的病情没有恶化，那么也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一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还有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国文学教研室图书室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地（或者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这个人是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这位老师也无知到了傲慢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在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辞典里出现过；还在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维尔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和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之前，提交一份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出版社准备最多印刷不超过一千册。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达松法尔》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到了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成是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了。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居住。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辞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意志，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是首都大学生的正常形象，但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一种兴奋剂，让他想哭泣，如同19世纪一位荷兰拽文诗人说的，像一种打开激情和看上去像是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是愤怒？或许吧）自我怜悯闸门的兴奋剂；这上瘾的东西让他想了又想，但不是用话语，而是通过痛苦的形象，回想他的青年学生时期；经过整整一夜，也许是无用的一夜，心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这是他对阁楼生活的惟一纪念。他觉得坚持顽强的意志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埃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翻译阿琴波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叉的分叉》是1988年了，而且送到意大利各家书店时遗憾多于快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埃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是个什么克罗西莫，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落户之后，1971年出版了《欧洲的河流》，1973年出版了《遗产》，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渣滓》。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而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者降价处理，或者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切纸机裁处后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分叉的分叉》，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贝尔纳州，是路策尔富鲁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经历了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1］，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2］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3］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4］，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5］，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有痛苦就哭，有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到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廉·詹姆斯［6］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而对丽兹而言，那她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性。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是始终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直接联系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开学院越远，雨丝打湿她灰色裙子、细腿和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士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惟一有意思的是一位柏林老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7］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有趣的所有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阻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大街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地点是圣－儒略－勒－波维莱附近。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点心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没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不知对方是严肃还是认真），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在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泳的领头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语（声音好像出自一座旧城堡内部，或者是旧城堡墓穴的渣土上），在加朗特大街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8］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在法国和欧洲的展望的报告，顺便说一下，它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出言不逊。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在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而且还因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家庭旅行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热情和碑文式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一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9］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逊［10］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格拉斯［11］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2］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13］，又像拉纳［14］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说话飞快，论述了格里默斯豪森［15］，格吕菲乌斯［16］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17］，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像是纳粹统治时期丢弃的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丽兹·诺顿望着酒馆，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但是，聚会时间虽然很长，但很愉快；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对此，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四人，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结束（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针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落脚点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是，四人一面走在湿漉漉、光亮的街道上（的确光明不断，仿佛不来梅是架机器，时不时地总在放电），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与一个喜欢冒险的哥哥分享伦敦的一个单元。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教研室的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一面走，四人一面笑不来梅的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结束了一次通话循环，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了：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的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的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的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一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的生命、活下去的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电话就变成了一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的代码，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就丝毫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片，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慈，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有过意大利和法国之旅，甚至在一次旅行，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时，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1927或者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条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夫人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上了岸，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18］，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夫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夫人一眼，这让夫人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夫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子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啊；但到了最后，夫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坐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毛头小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子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流露是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夫人向孤独一人的小子走去，他左手牵马（他父亲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夫人对小子说：别难过！你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啦；这些话小子好像不懂，以为是月亮上的语言，以为是乌云遮蔽了月亮，以为是一种慢慢的折磨；于是，小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夫人，好像要在夫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住宅的另外一侧时，据夫人回忆，这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个地方有个花纹铁架子，有花坛，有夫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喷泉，石头围成的喷泉；支撑石头的只有一条兽腿，石头上有个拉美本地土生白人的漂亮小孩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土著人，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上，夫人和小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方表妹（或许是庄园主忘记在大脑皮层里的小妾）来到夫人身边；她对夫人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夫人挽着远方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夫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夫人摸摸他脑袋，她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那小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夫人不容许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那小子说了……小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夫人重新回到了晚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语依然未解；只是到了轮船离港几天，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夫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和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夫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了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片，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夫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

这时，夫人开口了。她说：

“谁能破解这个谜团？”

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镇上的人们。

“有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谜团？谁能理解这个谜团吗？这个镇上有谁能告诉我答案吗，哪怕必须在我耳边悄声说给我听？”

她说这些话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盘子，那里面的香肠和土豆片还纹丝未动。

于是，这个时候，阿琴波尔迪，他此前始终埋头吃饭，一面听夫人讲着话，才声音不高地开口道：庄园主和他儿子搞的是招待性质的活动，相信夫人的丈夫第一轮会输掉，于是在第二轮和第三轮耍了花招，设法让老骑兵团的上尉取胜。这时，夫人看了阿琴波尔迪一眼，笑了，问他为什么第一轮她丈夫也赢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夫人问。

阿琴波尔迪答道：“因为庄园主的儿子在最后一分钟，明白自己的坐骑比夫人丈夫的马好，马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同情心。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娱乐活动决定的，而这次活动是他和他父亲临时决定的，是要尽兴。一切都要尽兴，包括赛马的胜利，人人都这样、那样地明白了事情应该如此，包括那个去花园找您的表妹，只有那小子除外。”

“这就是全部答案吗？”

“那小子除外。我认为，假如您和那小子多待上几分钟，可能他已经把您给杀了，在这小子看来，或许杀了您也是一次尽兴活动，不过可不是庄园主和他儿子追求的方向。”

后来，夫人起身，谢谢晚餐聚会，就走了。

施瓦本人说：“几分钟后，我送阿琴波尔迪回旅馆。第二天，我去找他，送他上火车。可他已经不在了。”

曼努埃尔说，奇怪的施瓦本人。让－克劳德说，我需要他。莫里尼说，尽量别打搅他！别显得多感兴趣的样子！丽兹说，应该逮住他！就是说，好好待他！

那个施瓦本人凡是应该说出来的内容，都已经说出来了，不管四人如何哄着他，邀请他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饭店吃饭，四人甜言蜜语跟他谈招待活动、尽兴的聚会以及在外省镇政府做文化宣传员的经历，但都没办法从他嘴里套出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来，尽管四人小心翼翼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伟大导师；这些细节施瓦本人都没有忽略，恰恰相反，越发刺激了他的胆怯心理（这作风在一个从前当过外省文化宣传员的人身上实属罕见；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判断，他俩认为这个施瓦本人就是个骗子）；他的守口如瓶和小心谨慎近似于一个散发野狼气味的旧纳粹分子空想的“信守誓言”。

十五天后，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向各自的单位请了两天假，二人前往汉堡去拜访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接待他俩的是社长，是个瘦子，确切地说是又瘦又高，六十岁左右，名叫施耐尔，意思是“快”，其实施耐尔刚好行动缓慢。头发平直，深栗色，双鬓有白发，这让他表面上显得年轻。在起身与他俩握手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想到：此公是同性恋。

后来，二人漫步在汉堡街头时，曼努埃尔说：“那个二尾子是我见过最像鳗鱼的人。”

让－克劳德批评了他这种有仇视同性恋倾向的观点，尽管心底里赞成朋友的看法，施耐尔的确有像鳗鱼的地方，这种鱼常常在浑水里活动。

关于阿琴波尔迪，他俩不知道的，他也知之甚少。施耐尔从来没见过阿琴波尔迪。重印和翻译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稿酬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他把钱都给阿琴波尔迪存到瑞士一家银行里去了。每两年出版社会收到阿琴波尔迪的一次指示，都是通过邮局寄来，发信地址多为意大利，虽说出版社的档案里也有来自希腊、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邮戳；另外，这些信件都是寄给出版社女东家布比斯夫人的；社长当然没有读过。

“出版社里，除了布比斯夫人，还剩下两个人真正认识阿琴波尔迪。”社长告诉他俩，“是新闻部女主任和校对部女主任。到了我来这里工作的时候，阿琴波尔迪早就失踪了。”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要求见见两位女主任。新闻部女主任办公室里摆满了照片，不都是出版社的作者，还摆满了设计图；关于那位失踪的作家，她对二人只说：他是好人啊。

她说：“他个子很高，大高个。他跟故去的布比斯先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像是字母ti，或者字母li。”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明白她想说什么。新闻部女主任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个字母l，又写了一个i。或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le。对，就是这样。于是，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了：le。

“字母l就是阿琴波尔迪。e就是已故的布比斯先生。”

接着，新闻部女主任笑了；然后，斜靠在她的转椅上，静悄悄地注视着他俩，有好大工夫。后来，他俩跟校对部女主任谈了话。这位女主任跟新闻部那位年龄相仿，但性格可没那么活泼。

她对二人说，是的，多年前，她的确见过阿琴波尔迪，可是不记得他的模样、举止和任何关于他值得说的故事了。她不记得阿琴波尔迪最后来出版社的情景。她建议二人找布比斯夫人谈谈；随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长条校样的检查中去了，还忙着回答别的校对员提出的问题，还忙着接电话，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怀着同情心猜测，可能是翻译家们打来的。离开出版社前，二人不气馁，又回到了施耐尔社长的办公室，对社长说了下一步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些研讨和座谈会的安排。社长关心和热情地说，凡是他能办的，请尽管开口。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由于在飞往巴黎和马德里的飞机起飞前无事可做，便去汉堡城里散步。走着走着，二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红灯区和脱衣舞表演区；于是，二人忧伤起来，开始倾诉衷肠，互相讲起恋爱史和失恋史。当然，不说真名实姓，不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几乎是用词抽象；可是，尽管讲述不幸的态度是冷静的，但谈话和散步的结果却越发让二人伤感起来了，两个小时后竟然感到十分压抑。

他俩乘出租车回旅馆，一路无话。

一个惊喜在等候他们。旅馆服务台有个便条，是施耐尔留给他俩的；条上说，早上与他俩谈话后，社长决定与布比斯夫人说说；夫人同意接见他俩。次日上午，他俩来到出版社所在地：汉堡上区一座旧楼的三层。二人在等候时观看墙壁上悬挂的镜框照片。另外两面墙上，一面挂着苏丁［19］的一幅油画，另一面挂着康定斯基［20］的油画；还有格罗兹［21］、可可施卡［22］以及恩索尔［23］等人的绘画。但他俩似乎对照片更感兴趣。照片上总有他俩喜欢或不喜欢的什么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看到了布比斯与托马斯·曼［24］的合影、布比斯与海因里希·曼［25］的合影、布比斯与克劳斯·曼［26］的合影、布比斯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27］的合影、布比斯与赫尔曼·黑塞［28］的合影、布比斯与瓦尔特·本雅明［29］的合影、布比斯与安娜·西格斯［30］的合影、布比斯与斯蒂芬·茨威格［31］的合影、布比斯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32］的合影、布比斯与福伊希特万格［33］的合影、布比斯与约翰内斯·贝歇尔［34］的合影、布比斯与阿诺尔德·茨威格［35］的合影、布比斯与里卡达·胡赫［36］的合影、布比斯与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37］的合影，面部、身体和模糊的布景全都完美地包括在镜框中了。照片上的人物都已作古，纯真地望着两位大学教授尽量克制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欣赏了。布比斯夫人进来时，两位教授正贴近墙壁，极力分辨那个与布比斯合影的人是不是法拉达［38］。

布比斯夫人说，对，正是他。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让－克劳德过了很久以后承认，她的样子很像玛莲娜·迪特里茜［39］；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敢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布比斯夫人笑着说道：“我丈夫认识所有的德国作家，德国作家热爱和尊敬我丈夫，虽然后来少数几个说了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捕风捉影。”

三人谈起了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命人端来茶点。可她自己却喝伏特加。这让两位教授吃惊，不是因为夫人一早就开始喝酒，而是不请他俩一起喝，再说就是她发出邀请他俩也会婉言谢绝啊。

布比斯夫人说：“出版社惟一全面、深入了解阿琴波尔迪创作的人就是布比斯先生，他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全部著作。”

可她提出（也顺便问两位教授），一个人了解别人的作品能到什么程度。

“比如，我吧，我特别喜欢格罗兹的作品。”说着，她指指墙壁上挂的格罗兹绘画。“可我真的了解他的作品吗？他画出的故事让我发笑，眼下我认为格罗兹是为了让我笑才画了这些故事的；有时小笑变大笑，大笑变成哄堂大笑。可是，一次，我认识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当然，他也喜欢格罗兹的作品。但在出席格罗兹绘画回顾展的时候，这位艺术评论家非常沮丧，或者出于职业动机，他得研究某幅油画或者素描。那样沮丧的情绪或者悲伤的状态，常常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位艺术评论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从来没碰过格罗兹创作的话题。可有一次我对他说了格罗兹的画让我发笑。起初，他没法相信我的话。后来，他来回摇头。再后来，他从上到下反复打量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那时想，他可能疯了。他跟我永远绝交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说我对格罗兹的作品一无所知；还说我的审美趣味跟母牛一样。好吧，他爱说我什么就由他说吧。我看了格罗兹的画就笑；他看了就沮丧。可谁真正了解格罗兹呢？”

布比斯夫人说：“咱们做个假设吧：现在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我那位老朋友艺术评论家。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您俩中有一位拿出一幅没署名的画，声称是格罗兹的作品，希望出售。我看看画，笑了，拿出支票本，准备买下来。艺术评论家看看画，没有感到沮丧，极力要我重新考虑。评论家认为，那不是格罗兹的作品。我认为是格罗兹的作品。我俩谁对？”

“或者咱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吧！”布比斯夫人说道，一面指指曼努埃尔。“他拿出一幅画，上面没有署名，说是格罗兹的作品，打算出售。我没笑，冷静地看看，欣赏线条、手腕上的功夫、讽刺的内容，可画上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艺术评论家仔细观察一番，出于本能，他感到沮丧，立刻开价，价格超出他的支付能力。要是这个价格被接受了，那他每个下午都会处于忧伤的状态。我试图劝他别买。我说，这画看上去可疑，因为它没让我发笑。评论家回答说，你终于用成人的眼光看格罗兹的作品啦，他祝贺我。我俩谁有道理？”

后来，三人又谈起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拿出一份非常奇怪的简介来，是发表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的评论文章，针对阿琴波尔迪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迪斯科》。简介署名什么施利曼切尔，企图用三言两语确定阿琴波尔迪作品的特色。

聪明度：中等。

性格：癫痫。

文化：无序。

叙事能力：混乱。

文字韵律：混乱。

驾御德语的能力：混乱。

“聪明度中等”和“文化无序”还容易理解。可“性格癫痫”是什么意思啊？莫非阿琴波尔迪身患癫痫？莫非他脑袋不好使？莫非他患有神秘性质的神经病？莫非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强迫性读者？简介中没有任何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描写。

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施利曼切尔是什么人。我丈夫生前甚至开玩笑说，这个评价就是阿琴波尔迪本人写的啦。但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都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将近中午，到了该告辞的时候，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大着胆子提出了二人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夫人可以帮助我们跟阿琴波尔迪联系吗？布比斯夫人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后来，让－克劳德告诉丽兹·诺顿，布比斯夫人的眼神像是在看大火燃烧。但不是燃烧的关键时刻，而是烧了几个月之后，就要熄灭之时。她轻轻一摇头表示“不行”；两位教授立刻明白了，请求没用。

二人又逗留片刻。楼里什么地方传来低低的意大利民歌声。曼努埃尔问夫人她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是的，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亲自见过他。说完“是的”，她哼唱了民歌的结尾部分。据两位教授说，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曼努埃尔问道：“阿琴波尔迪长得怎么样？”

“很高。”布比斯夫人说，“很高，真正高大的巨人。要是出生在这个年代，肯定打篮球去了。”

虽然从她说话的方式判断，就算阿琴波尔迪是个侏儒，她也会这么说的。在回旅馆的途中，两位朋友在想格罗兹的作品、布比斯夫人清脆和残忍的笑声、布满了照片的房间给他俩留下的印象；但是，惟独没有他俩感兴趣的阿琴波尔迪的照片。而即使二人不肯承认（或者意识到）在红灯区那一瞬间模糊感到的事情，也要比在布比斯夫人家中预感到的那点内容，不管她说了多少，更为重要。

一句话，说得粗野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面在圣保利大街散步，一面意识到：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绝对充实不了他俩的生活。他俩可以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可以研究它们，可以仔细琢磨他本人，但是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笑死，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沮丧，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一向距离遥远，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会把研究他的人给吞噬掉，越是深入，危险越大。总而言之，一句话：两位教授在圣保利大街和装饰着布比斯和作家们照片的夫人家中，明白了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下午，他俩说着一些抽象的知心话，不可能说些越界的机密，只能说些一般性的私房话而已；他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候机厅里谈到了爱情，爱情的必要性。让－克劳德先登机走了。曼努埃尔还要再等半小时；他开始想丽兹·诺顿和应该爱上她的可能性。他想像她的模样，想像自己，二人在马德里共住一套单元房，俩人一起去超市，都在德语教研室工作。他想像着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二人只有一墙之隔，夜晚她在马德里他身边，一道与好友在高档饭店共进晚餐，二人回家，洗鸳鸯浴，上大大的床。

但让－克劳德捷足先登了。在与布比斯夫人会晤过后三天，他没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伦敦。给丽兹讲完新闻后，他邀请她在哈默史密斯区一家餐馆吃晚饭。这是大学俄语教研室一位同事推荐给他的。二人吃了匈牙利红烩牛肉、豆酱炒甜菜丁、柠檬酸奶浇鱼块；进餐期间有烛光，有小提琴演奏，有地道的俄罗斯人，有化装成俄罗斯人的爱尔兰人；从整个放肆的角度说，从美食的角度说，这家是比较寒酸和令人生疑的。进餐时，二人喝了伏特加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使得让－克劳德出了“血”，但是花得值得，因为饭后丽兹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正式谈谈阿琴波尔迪，谈谈布比斯夫人披露出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几件事，当然没有忘记评论家施利曼切尔写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第一部作品的刻薄话。随后，他和她笑起来了。接着，让－克劳德亲吻了丽兹的嘴唇，很有分寸；丽兹更加热情地回吻了让－克劳德，可能是晚餐、伏特加和红葡萄酒闹的。二人随后上床，性交了一个小时，直到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安放了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这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屏。

可是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说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但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二流心理医生，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马拉萨尼亚，中央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像，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让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里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制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他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叫了出租车，他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图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大学。如果教研室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

“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需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曼努埃尔家，这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如此），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一个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男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相好”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是从十六岁开始的，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二十四岁的家伙，是个小镇上失败的乐师，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过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二人裸体躺在床上，他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他的，可此前他没听懂她的话，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在想自己是否了解她。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些方面熟悉，有些方面不了解，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

“可您从来没说过啊。”曼努埃尔说道。

“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的时候，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一结束，丽兹一想说话，一切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例假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这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影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让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一见到她前夫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丈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英国足球流氓，其文化见识可以概括为大众歌曲，以及跟他童年的小伙伴们在某个酒吧里唱流行歌曲，或者是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无论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随便打老婆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曼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

“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起来了，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

“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病象初露。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害怕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固定的面孔，但都没用。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惟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说是在萨洛尼卡附近有别墅。

尚未建成的居住小区炫耀着“太阳神豪华公寓”的名字，昨天晚上莫里尼还站在阳台上看一闪一亮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晕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叫醒了他。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走出房间，向会场走去。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负着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下榻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房间。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不停地在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这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让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的房间是让－克劳德的；让－克劳德去过两次的房间是曼努埃尔的。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颗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恰是在红牛啤酒店，人们干杯整整一宿，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就是说，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某些影响力的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有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同时，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不足为怪，如同有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一样）；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中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在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图书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大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位夫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夫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夫人问他，他的姓氏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夫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夫人说：“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啊。”

阿琴波尔迪答道：“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40］。”

夫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早年间夫人可漂亮呢。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夫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夫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那位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的夫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寡妇按摩脊背，与此同时，窗外，细雨纷纷，是那种弗里斯兰地方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夫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填加了一些佐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只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起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上电话，说是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的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叨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惟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饭”、“咱们吃晚饭”、“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后者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们，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图书的单元房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是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奈瓦尔［41］会称之为“惆怅”；他还发现让－克劳德让那个英国女子处于一种极好的状态，是准备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关系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做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像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

“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女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

“啊。”莫里尼应了一声“啊”，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要不要跟她说说我的病啊。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阅读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续杀人事件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她去过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42］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续杀人事件，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啊，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啊，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像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联邦区一直到北方荒原。他想像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像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像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丽兹给他写邮件，而不是打电话。但一看过邮件，他明白了丽兹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因此宁可写信。信中，她请他原谅，因为她说他自私、一种具体化为自怨自怜实际上或者想像中不幸的自私。接着，她说，终于（！！）解决了与前夫的纠纷。乌云已经从她的生活里散去。现在她想快活，想唱歌（这是她的原话）。她还说，也许一周前还爱她丈夫，现在可以肯定那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丽兹断言，怀着焕发的热情，她又集中精力工作了，同时关心那些生活琐事、让人类幸福的家务事。她还说：我希望你、亲爱的有耐心的莫里尼，第一个知道上述情况。

莫里尼连续阅读三遍。他沮丧地想到，丽兹声称的爱情、前夫、与前夫的一切“都翻过去了”，其实，什么也没“翻过去”。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相反，没有收到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心话。让－克劳德察觉了曼努埃尔没有察觉到的事。从伦敦去巴黎比从巴黎去伦敦的次数要多。丽兹每隔一阵就要带礼物给让－克劳德，有时是一本论文集，有时是一本艺术品目录，都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展览会上的，甚至是一件衬衫或者一条毛巾，这可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其余的一切照旧。做爱，上街共进晚餐，谈论有关阿琴波尔迪的新闻；从来不谈未来的男女关系；每当曼努埃尔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露面的情况并不罕见），二人的口气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绝对谨慎，尤其是绝对友好。有几个夜晚，二人甚至在搂抱中入睡了，但没做爱；这事让－克劳德肯定她不会跟曼努埃尔这么干的。他错了。丽兹跟曼努埃尔的关系往往就是他跟这个法国人的翻版。

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在舞台和背景方面，巴黎的比较时尚。语言不同，她跟曼努埃尔大部分时间讲德语；跟让－克劳德大部分时间讲英语。但是，总体来讲，大同小异。自然了，她跟曼努埃尔也有过不做爱的夜晚。

假如丽兹最要好的女友（她没有）问她哪个男友床上功夫好些，她还真不知如何回答。

有时，她想，让－克劳德是个比较讲究质量的情人。有时又想，曼努埃尔更好些。如果我们从外部看这件事，严格地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可以这样说，让－克劳德看的书比曼努埃尔多，后者更相信性交中本能多于智力；西班牙人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说，曼努埃尔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常常把性欲与世界末日混淆在一起，把色情与“狗改不了吃屎”联系起来；这个错误认识在曼努埃尔的智库中有所表现（他自己由于心不在焉而没有察觉）；曼努埃尔第一次阅读萨德侯爵［43］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抵抗（和反驳）波尔的一篇文章；波尔认为萨德侯爵的《朱斯迪娜》、《闺房哲学》与阿琴波尔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内在联系。

反之，让－克劳德在十六岁就阅读了萨德侯爵的大作，早在十八岁就跟大学里的两个女同学三人同居，早在少年时对色情漫画的爱好就把他给改造成了一个成熟、理性、有节制的收藏者：专门收藏17和18世纪的色情文学作品。说得形象一些吧：就是摩涅莫辛涅［44］，山中女神、九位缪斯的母亲，眷顾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一些吧。简而言之：让－克劳德可以坚持连续性交六小时（而不射精），因为读书多嘛；而曼努埃尔也能行（射精两次或者三次，累个半死），靠的是情绪，是力气。

既然说到了希腊人，那再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也不算多余，他俩都以为（以邪恶的方式）自己是尤利西斯［45］的翻版；他俩都把莫里尼看成似乎是尤利西斯的好友——欧律罗库，此人在《奥德赛》中两次立功。一次是由于他小心谨慎而没有变成猪，暗示此人有自我意识、有条不紊地怀疑一切、有老海员那样的鬼心眼。另外一次则相反，讲了一个世俗和亵渎神明的冒险故事：宙斯和另外一位大神在太阳岛上放养了许多母牛，这让欧律罗库垂涎三尺，他机智巧妙地煽动同伴们杀牛过节；这让宙斯和大神万分震怒，大骂欧律罗库假充圣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普罗米修斯分子；大神对欧律罗库的态度、对他关于饥饿的诡辩深恶痛绝，超过了杀牛过节的行动，后来，欧律罗库坐的船沉没了，全体船员遇难；这就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相信同样会发生在莫里尼身上的事情，当然不是有意识去想，而是在这两位朋友心灵暗处、微观世界里跳动着，以不连贯的确信方式，或者是本能方式，或者微观黑色想法，或者微观象征性的方式显现着。

差不多到了1996年底，莫里尼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丽兹在游泳池里潜水；他和让－克劳德以及曼努埃尔在一张石桌旁边玩纸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背对着游泳池，起初像是饭店普通公用的游泳池。玩牌时，莫里尼观看别的桌子、遮阳伞和排在四面的躺椅。远处，有个带深绿色栅栏的公园，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闪闪发亮。渐渐地人们撤离了游泳池，消失在这样那样的门里；这些门通向大楼内的宽敞酒吧、单人间、套间；莫里尼想像着那些双人套间一定有美式厨房和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外面已经没人了，包括原来看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服务员。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仍然沉迷在牌局里。莫里尼看见让－克劳德手边堆着不少赌场的筹码，此外还有各国的货币，据此，他推测让－克劳德正在赢钱。但是，曼努埃尔脸上没有认输的表情。这时，莫里尼看看自己的牌，发现没的可打。于是，换牌，要了四张牌，放在石桌上，也不翻过来看看，然后有些费力地启动轮椅。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甚至都不问他到哪里去。他转动轮椅向游泳池边滑去。这时，他才发现游泳池如此之大。宽度至少有三百米；莫里尼估计，长度要超过三公里。池水乌黑，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油斑，好像在码头看到的脏水。四面八方都没有丽兹的身影。莫里尼大叫了一声：

“丽兹！”

莫里尼以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挪动轮椅向那个方向滑去。这段路很长。他回头看了一次，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已经不见了。那片地方已经被雾遮盖。他继续前进。池水似乎正在沿着边缘攀登，好像什么地方正在酝酿风暴，或者更糟糕的事，虽然莫里尼走的地方还很平静、安宁，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前兆。片刻后，迷雾笼罩了莫里尼。起初，他打算继续前进，但后来察觉有和轮椅一道摔到池中的危险，还是不冒险为好。等到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之后，他看见一块岩石，好像池中冒出的一块黑红色礁石。他不觉得奇怪。走近池边，他又大喊了一声“丽兹”，这一次他担心永远见不到她了。只要他轻轻一跳就可以落入池内。这时，他才发现，池子是空的，很有深度，仿佛脚下张开了一道悬崖，底部是因水长锈的黑瓷砖。远处，他看出有个女子的身影（尽管无法肯定）正向岩石边缘走去。莫里尼正准备再喊一次，给那人影打个手势，感觉身后有人。立刻，他确信：一是有坏人；二是坏人希望莫里尼转身看到他的面孔。他小心翼翼地后退，继续走在游泳池边，极力不回头看跟踪他的人，一面寻找可能通向池底的梯子。当然，按照逻辑推理，梯子应该设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一直没有梯子；莫里尼滑动了几米，停住，转身，面对那陌生人的脸，克制着恐惧心理，恐惧让他慢慢确信他知道跟踪他的人是谁，那人喷出一股臭气，让莫里尼觉得难以忍受。这时，迷雾中露出了丽兹的面孔。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丽兹，大约二十岁，或者更小；她目不转睛和严肃地望着他，迫使莫里尼躲开她的视线。那么，在游泳池底部漫游的人是谁？莫里尼还能看见那人——一个小黑点正准备攀登已经变成一座山的那块岩石；他视线很远，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心里有股深深的无法抑制的悲伤，仿佛看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正在迷宫里挣扎。或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双腿还能走路，但是迷失在绝对无用的攀登上。还有，他已经无法避免迷失，可避免不了也好，他心想，这情景很像居斯塔夫·莫罗［46］或者像奥迪隆·雷东［47］的画作。这时，他再看丽兹。她说：

“没有回头路啊。”

这句话他不是听到的，而是直接从她脑子里感应到的。莫里尼想：丽兹具有通灵能力。她不坏，是好人。他闻到的不是臭气，而是通灵能力，据说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他心里知道这是无法改变，是命中注定的。这时，丽兹用德语反复说：“没有回头路啊。”可她自相矛盾的是，竟然转回身去，朝着与游泳池相反的方向走去，消失在迷雾朦胧的森林里，那里射出一道红光，丽兹消失在红光里。

一周后，莫里尼经过用四种不同方式解析前面的梦之后，去伦敦旅行了。此举的决心完全超出了他的常规——只为参加会议而旅行，而旅费和住宿费都由组委会报销。这一次完全相反，没有任何职业原因，食宿、交通的费用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说他是来救助丽兹的。仅仅是在四天前，他跟丽兹通话，说打算去伦敦旅行，他有好长时间没看过这座城市了。

丽兹听了这个想法很高兴，主动提出请莫里尼住在她家。可莫里尼撒谎，说他已经预订了旅馆房间。他到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丽兹已恭候多时了。那天，二人一起吃了早饭，地点在莫里尼下榻的旅馆附近的餐厅里。晚上，他和她在丽兹家中共进晚餐。饭菜不好吃，莫里尼很有教养地克制着，一面谈起阿琴波尔迪，谈他日益提高的名声，谈到大量有待澄清的疑惑，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走着、走着，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

“这个墨西哥修女喜欢烹饪？”陌生人问。

“比较喜欢，她也写诗。”莫里尼答。

“我不相信修女。”陌生人说。

“可这个修女是伟大诗人。”莫里尼说。

“我不相信按照菜谱书做饭的人。”陌生人固执地说，好像没听见莫里尼的话。

莫里尼问他：“您相信谁？”

“相信饿了就吃饭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陌生人说。

后来，陌生人转而说明，不久前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只制造瓷杯的企业干活，就生产那种常规的杯子；上面常常写着一句广告词，或者一句格言，或者一个笑话，比如：“哈哈哈，我的咖啡时间到啦”，或者“爸爱妈”，或者“今生今世到老”；有些杯子上写有一些乏味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大概是市场的要求，杯子上的广告词彻底更新，另外还在格言旁边添加图画，开头不是彩色的，后来由于创意成功了，加上了彩色图画，是些笑话，也有色情故事。

陌生人说：“他们甚至给我涨了工资。意大利有这种杯子吗？”

莫里尼回答道：“有。一些用英语写的故事，还有一些用意大利文。”

“对，一切都要称心如意。”陌生人说，“我们的工人干活更高兴了。负责人也高兴了。老板喜气洋洋。但是，生产这种杯子两个月后，我发觉这高兴是做作的。我高兴是因为我看见别人快活，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觉得快活，可实际上我并不快活。恰恰相反，我觉得比给我涨工资之前还要不幸。那时，我想，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努力不去想这事，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脾气变得很暴躁，性情比过去粗暴得多，随便什么蠢事都会生气，开始酗酒。于是，我面对问题，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喜欢生产这种固定模式的杯子。跟您说吧：夜里我像黑人一样受罪。我想，我要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什么。那时有些想法至今还让我感到害怕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负责人。我告诉他制作这种白痴杯子让我厌烦。那家伙是个好人，名叫安迪，总是愿意跟工人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以前生产过的那种杯子。我说，是的。他问我：迪克，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我回答：很认真。是新型杯子让你格外费事吗？我说：有点，不过工作还是一样的。现在这些操蛋杯子伤人，从前可没有过。安迪问：这是什么意思？从前的杯子不伤人，现在这些婊子养的杯子让我伤心。安迪问：这些新杯子就是更时髦了，还有什么他妈的不一样？问题恰恰在这里啊，我回答说，从前的杯子没那么时髦，即使它想伤害我，他的刺也伤害不了我，我感觉不到；可是现在呢，这些破杯子像是用鸡巴武士刀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这简直让我发疯。总之，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陌生人说道，“负责人在听我说，可一句也不明白。第二天，我要求算账，离开那家企业。从此，我再也不工作了。您怎么看？”

莫里尼回答前犹豫了一下。

后来，他说：“我不知道。”

陌生人说：“差不多人人都这么说：不知道。”

莫里尼问他：“如今您做什么？”

陌生人说：“什么也不干。不工作了。我是伦敦的乞丐。”

莫里尼心里想，这好像是在表演旅游节目，但没敢说出声音来。

陌生人问：“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什么书？”莫里尼问。

陌生人用一个粗大的手指点点莫里尼小心翼翼拿着的那本书，意大利巴勒莫市塞叶里奥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说：“我认为很好啊。”

“给我念几个菜谱！”陌生人用一种让莫里尼感觉是威胁的口气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莫里尼说，“我跟女朋友有个约会。我该走了。”

“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陌生人问，依然用那样的口气。

莫里尼说：“丽兹·诺顿。”

“丽兹，这个名字很漂亮。”陌生人说道，“您的名字呢？问问您不算鲁莽吧？”

“皮埃罗·莫里尼。”

“真奇怪。您的名字差不多跟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一样呢。”陌生人说道。

莫里尼说：“不一样。我叫皮埃罗·莫里尼。他叫安杰罗·莫里诺。”

陌生人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至少给我念几个菜名。我会闭着眼睛听，想像一下菜肴的样子。”

“行。”

陌生人闭上了眼睛。莫里尼开始慢慢诵读胡安娜修女的一些菜单，用的是演员的腔调。

奶酪油煎饼

凝乳油煎饼

风干油煎饼

油炸甜饼

蛋黄甜点

鸡蛋糕

奶皮甜食

核桃甜食

摩尔蛋糕

甜菜糕

黄油奶糖

奶油甜点

奶糕

读到“奶糕”时，陌生人像是睡着了，莫里尼便离开了意大利花园。

第二天与第一天相似。这一回丽兹去旅馆找莫里尼。莫里尼交房钱时，丽兹把他惟一一件行李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车子开上大街后，他俩走上前一天前往海德公园的道路。

莫里尼察觉并注意着这条路的情况，接着，海德公园出现了，他觉得就像一部丛林影片，颜色不对，凄凄惨惨，令人感动，直到车子拐弯，消失在别的街上。

二人在一个小区里吃了午饭，这是丽兹以前发现的地方，餐厅靠近河边，从前有两家工厂和修船车间；如今改造成了住宅区，盖起了服装店、食品店和新式餐厅。莫里尼按照平方米计算，一家小时装商店相当于四套工人住宅的面积。餐厅相当于十或者十六套工人住宅。丽兹在称赞小区，表扬人们为振兴小区所做的努力。

莫里尼心想，“重振”一词不妥，虽说重振有再度浮出的意思。恰恰相反，二人在吃饭后点心时，莫里尼再次想哭，或者最好昏倒在地，从轮椅上缓缓地摔下来，眼神注视着丽兹的脸庞，永远别再醒来。可是眼下丽兹正在讲述一个画家的故事——第一个来小区居住的人。

画家年轻，大约三十三岁，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不是所谓的“名人”。实际上，他来这里居住是因为画室的租金比别处便宜。那个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住着领社会保险的老工人，但还没有年轻人和孩子。在街上，妇女因稀缺而名贵，原因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终日在家，足不出户。那时只有一家小酒店，破破烂烂，跟小区一样。总之，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但似乎正是这个景象刺激了画家的想像力和创作愿望。画家本人也差不多是个孤僻的人。或者说喜欢孤独。

因此，小区没让画家害怕，相反，他爱上了小区。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这样，他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创作起来了。一年后，他在埃玛·沃特森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那是一个在沃平地区的另类空间。他的画展大获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派别，后人称之为“新颓废派”或者“英国野兽派”。开幕式上展出的作品很大，三米乘两米，在灰色的混合物中，展示小区大难后的废墟。这好像表明画家和小区之间已经产生了全面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有时似乎是画家在画小区，有时是小区在用它凄凉、粗野的线条在描绘画家。作品不坏。但是，如果不是一幅明星之作、比其他作品小得多的代表作推动大批英国画家来看（几年后他们纷纷踏上了“新颓废派”之路），那么画展也许不会取得轰动效应。那幅代表作，两米乘一米，如果仔细看（可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仔细），是作者自画像的省略法处理，有时看上去是自画像的螺旋形（这取决于看画的角度），作品中央悬挂着画家的右手，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样子。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上午，狂热地投入自画像的创作之后过了两天，画家用画具把右手砍下来了。他立刻在小臂上绑了止血带，把右手送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动物标本制作人手中，此人了解画家希望的新作性质。后来，画家去了医院，医生们为他止了血，在小臂处塞满药布。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他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画家的回答是，干活时不注意，是砍刀砍下来的。医生问他砍下来的手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断手再植嘛。画家气哼哼地痛苦叫道，在来医院的路上，他把它给扔进河里了。

虽然他作品的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销售一空。据说，那幅代表作被一位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阿拉伯人买走了，同时买走的还有四幅大画。不久，画家疯了，他妻子只好把他送进瑞士洛桑或者蒙特勒疗养院。

如今他还在疗养院。

反之，画家们则纷纷在小区安家落户。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但也是被那位画家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毕竟是这个人近年来用最极端的方式画出了自画像啊。后来建筑商们来了，后来有些人家买下了改建和重修的住宅。后来时装店、戏剧工作室、自助餐厅纷纷出现，直到变成了伦敦最时尚和表面上便宜的小区之一。

丽兹问莫里尼：“这个故事怎么样？”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说。

想哭，或者想晕倒的愿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忍住了。

二人在丽兹家中喝了下午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丽兹才说起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事情，但用的是偶然谈及的方式，好像她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对莫里尼来说，既无趣也无益（可他那副紧张样子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尽管他小心翼翼什么也不问，因为知道即使提问也减轻不了多少焦虑感），甚至对她也无趣和无益。

下午过得十分愉快。莫里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从那里欣赏丽兹的客厅：书籍、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镜框（有照片和神秘的纪念品）；表明她有心注意像挑选家具（趣味高雅、令人愉悦、不夸张炫耀）这样的普通事情，从客厅里还能看见一片绿荫覆盖的街道；丽兹肯定每天早晨出门前要看上一眼街道。莫里尼开始觉得舒服了，似乎这位英国女朋友多层面的形象在保护他，似乎这个形象也是一种肯定，那话语像婴儿一样，他不懂，可是让他感到安慰。

告辞前，他问她刚才说的那个画家的名字，是否有那次幸运而惊人的画展的作品目录。丽兹说，他叫埃德温·约翰［48］。她随后起身，去堆满图书的架子上寻找。她找到一大厚本目录，递给意大利人。打开目录前，他想，如此追问画家的故事是不是妥当，尤其是现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要是我不问，会急死的。打开目录（更像是一部全面介绍，或者试图全面介绍约翰创作道路的艺术著作），画家的照片在第一页，展示出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是在他自己断臂之前的照片，目光直对着镜头，微笑，可能是羞怯，或者嘲笑。头发黑且直。

“我送给你了。”他听见丽兹这样说道。

“多谢。”他回答说。

一小时后，二人一起去机场。一小时后，莫里尼飞向意大利。

那个时期，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塞尔维亚评论家、贝尔格莱德大学德语教师，在让－克劳德推动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回忆起一位法国评论家送给出版物的一些小小的发现，是关于萨德侯爵的，这是一堆散乱的临摹纸片，模模糊糊证明萨德侯爵到过一家洗衣店，记录了他跟某位剧场的人有关系，还有一位医生开出的药品费用清单以及购买坎肩的收据（详细记录了纽扣、颜色，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不起的记录价值，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萨德其人，他给洗衣店送过衣裳，购买过新服装，与一些人（时光模糊了他们的存在）有过书信往来。

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很像那位法国评论家的论文。但他钩沉的人物不是萨德侯爵，而是阿琴波尔迪；他的文章基于一次详尽、有时没有结果的调查：从德国出发，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返回意大利，结束于意大利巴勒莫一家旅行社，看来阿琴波尔迪在这家旅行社早就买好了飞往摩洛哥的机票。塞尔维亚老师说，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批评文学，一种非思辨的文学，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

让－克劳德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发表前，他给曼努埃尔、莫里尼和丽兹各寄了一份复印件。曼努埃尔说，这里面能有些东西，尽管这种调研方式让他觉得是啃书本的活计、一个助手非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他的看法；他还说，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热潮中有这种没思想的狂热分子也是好事嘛。丽兹说，她一直有一种本能（女性的）认为阿琴波尔迪迟早会走到摩洛哥的什么地方；塞尔维亚作者文章的惟一价值就是那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字预订的机票，那是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飞向摩洛哥拉巴特前一星期的事。她说，从现在起，咱们可以想像阿琴波尔迪迷失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某个山洞里了。莫里尼则一句话没说。

事情走到这一步，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了。的确有一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名字预订的飞机票。但这个预定根本没有落实，在登机时，阿琴波尔迪压根没露面。塞尔维亚老师认为，这问题是明白无误的。不错，阿琴波尔迪是亲自预订了一张飞机票。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阿琴波尔迪在旅馆里，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喝醉了；甚至可能在半睡状态下、糊里糊涂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时做了重大决定，跟航空小姐说预订票时使用了笔名，而不是护照上的真实姓名，这个错误明天就亲自去航空公司办公室改正，再用真名买票。这就说明了阿琴波尔迪没有出现在飞往摩洛哥航班上的原因。当然，也存在别的可能性：阿琴波尔迪到了最后一刻，经过三思（也许四思），决定不做这趟旅行，或许，在最后一刻，决定旅行，但不去摩洛哥，而是，比如，美国，或者，所有这些只是玩笑，或者误会。

在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里，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作了描述。但一眼可以看出，其描述来自那个施瓦本人的口述。当然，在施瓦本人的口述中，阿琴波尔迪还是个年轻的战后作家。塞尔维亚老师文章中惟一在体貌方面的描述就是让阿琴波尔迪从1949年在荷兰弗里斯兰出现的年轻人（那时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阅历丰富，著作等身），但体貌特征依旧，好像阿琴波尔迪与大多数人的变化相反，样子一直没变。塞尔维亚老师说，我们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创作角度看，毫无疑问，是个意志顽强的人，顽强得像头牛，倔强得像毛驴；如果阿琴波尔迪在西西里岛上下午最忧伤的时刻，打算去摩洛哥旅行，哪怕没用真名订票，而是用了阿琴波尔迪这样的笔名，虽然是疏忽，但绝对不能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不亲自去旅行社用真名和合法护照买票，也没去登机，而是像成千上万孤独的德国老人那样独自飞跃长空，去北非某国。

让－克劳德心里想：他老啦，独身一人啊。是成千上万德国独身老人之一啊。如同一台孤独的机器。如同突然衰老的光棍，或者如同一个乘坐光速旅行归来的光棍看见了别的衰老或者变成了冰雕的光棍。成千上万孤独的机器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羊膜般的地中海，吃着意大利通心粉，喝着红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半睁半闭着眼睛，确信退休老人的天堂不在意大利（同样不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飞向非洲或者美洲混乱的机场去，那里卧着大象。那是以光速飞向巨大的坟墓啊。让－克劳德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让－克劳德望望双手，心里想着，墙上有斑点，手上也有斑点。这个讨厌的塞尔维亚臭狗屎！

等塞尔维亚人的文章发表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曼努埃尔说，应该做调查，应该有文学评论，应该写阐释性论文，如果时机到了，可以印刷宣传小册子，但是不能搞这种科学幻想与没写完的侦探小说混合的杂种。让－克劳德完全同意他朋友的看法。

1997年新年伊始，丽兹渴望有什么变化。希望放假。希望去爱尔兰或者纽约看看。希望强制自己离开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她约二人来伦敦一谈。让－克劳德凭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没什么不可逆转的事发生。他心平气和地赴约，准备多听少说。曼努埃尔恰恰相反，担心最坏的事发生（丽兹准备告诉他们她更爱让－克劳德，不过会向他保证友谊长存，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在迫在眉睫的婚礼上作傧相）。

第一个出现在丽兹单元房里的是让－克劳德。他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丽兹说，最好等曼努埃尔来了再谈，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话重复两次。由于二人没什么重要事可说，便开始谈天说地。让－克劳德很快就不听话了，改变了话题。丽兹于是说起阿琴波尔迪。这新话题几乎让他心烦意乱。他又想起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想起那个可怜、孤独、可能厌世的老作家来（阿琴波尔迪），又想起自己浪费的岁月，想起丽兹出现前自己的蹉跎岁月。

曼努埃尔要迟到了。让－克劳德想：整个生活全都是一堆臭狗屎；他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么想呢！后来又想：要是没这个四人帮，现在她就是我的啦。又想：要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友谊、知己、联盟，现在她就是我的啦。稍后又想：要是一切都没有，我也不可能认识她呀。又想：也有可能认识她，因为我们对阿琴波尔迪的兴趣是属于每个人的，不产生于我们这个友谊整体。又想：也有可能她恨我啊，可能觉得我好卖弄学问，感觉我冷漠、傲慢、孤芳自赏，是个排他的酸臭文人。“排他的酸臭文人”这说法让他很开心。曼努埃尔已经迟到了。丽兹似乎也非常平静。实际上，让－克劳德表面上也很平静，但远非如此。

丽兹说，曼努埃尔迟到了是正常的。她说，飞机常常晚点。让－克劳德想像着曼努埃尔的班机在火焰中冲向马德里机场跑道，在轰鸣中扭成一堆废铁。

他说：“咱们应该打开电视吧！”

丽兹看他一眼，冲他一笑。她笑着说：“我从来不开电视。”她奇怪让－克劳德竟然不知道她不看电视。让－克劳德当然知道。可他此前一直没情绪说：咱们看看消息吧，看看电视上是不是有飞机失事。

他问：“我可以开电视吗？”

“当然可以。”丽兹说。让－克劳德一面弯腰按动电视开关，一面偷偷瞧起她来，光彩照人，神情自若，一会儿准备烧茶，一会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把刚才拿出来展示的书籍放回原处，一会儿接一个并非曼努埃尔打来的电话。

他打开了电视。把不同的频道一一巡视一遍。他看见一个大胡子身穿破衣烂衫。他看见一群黑人走在土路上。他看见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不慌不忙地交谈，二人双腿交叉，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时隐时现的地图。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太太在说话：女儿……工厂……会议……医生们……不可避免的，后来，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来。他看见一位比利时大臣的脸。他看见一架飞机的残骸正在跑道一侧冒烟，四周有救护车和消防车。他大声喊叫丽兹。可丽兹还在打电话。

让－克劳德没再喊叫，只说：曼努埃尔的飞机爆炸了。丽兹没看电视屏幕，瞅了他一下。他只用几秒钟就明白了，着火的飞机不是西班牙的。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旁边，可以看到有些乘客逐渐远去，其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披着毛毯，他们因害怕或者惊吓而变了脸色，但是显然都没有大碍。

二十分钟后，曼努埃尔到了。吃饭时，丽兹告诉曼努埃尔让－克劳德以为他乘坐在失事的飞机上了。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但是怪怪地瞅了让－克劳德一眼，没被丽兹察觉；但让－克劳德立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另外，这顿饭吃得很阴沉，虽然丽兹的态度完全是正常的，好像与他俩是偶然邂逅而并非事先明确告知他俩来伦敦聚会。她还没张口，他俩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了：她打算终止，至少暂时停止与他俩的爱情关系。她举出的理由是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做事；接着，她说，不愿意与他俩绝交。她需要思考，仅此而已。

曼努埃尔接受丽兹的解释，没提任何问题。让－克劳德相反，本来他打算问问是不是她前夫与这个决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了曼努埃尔做榜样，他也宁可一言不发了。午饭后，三人乘坐丽兹的轿车在伦敦兜风。让－克劳德坚持要坐在后排，直到看见丽兹目光中的嘲讽闪过，方才同意大家随意，可结果恰恰是他坐到了后排。

丽兹一面驾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大道，一面对二人说，晚上最好三人同睡。曼努埃尔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风趣的话，算是继续开玩笑吧。让－克劳德不敢肯定丽兹是不是开玩笑，更不相信自己会参加三人同睡。后来，三人去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附近看落日。三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旁边是一棵高大的圣栎树；这是丽兹喜爱的地方，从小为之着迷。起初，三人看见一些人躺在草坪上；但是，渐渐地附近的人都走了。男男女女走过去，穿着华丽的女人匆匆向蛇行艺廊或者阿尔伯特纪念碑走去；一些男人夹着破报纸向反方向走去；母亲们拉着婴儿车走向贝斯沃特路。

夜幕开始降临时，三人看见一对说西班牙语的青年男女走到彼得·潘塑像前。女的黑发，很漂亮，伸手要摸彼得·潘的腿。男的个子很高，留着大小胡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什么。后来，他高声说道：“肯辛顿公园。”

女的不再看塑像了，而是看湖水，确切地说是看道路与湖水之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动弹。

丽兹用德语问：“她在看什么？”

“像是一条蛇。”曼努埃尔说。

“这里没蛇！”丽兹喊道。

这时女的叫男的：“罗德里格，过来！看这个！”男的好像没听见。他已经把小本子放进皮夹克口袋里了，正在悄悄欣赏彼得·潘塑像。女的弯腰在看草叶下的什么东西向湖里爬去。

让－克劳德说：“看来真的像蛇啊。”

“这话我说过了。”曼努埃尔说道。

丽兹没理二人，起身去看个明白。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丽兹家的客厅里只睡了短短几个小时。虽说有沙发床和地毯可供他俩使用，可就是没办法入睡。让－克劳德打算给曼努埃尔解释失事飞机的事。可曼努埃尔说，没必要解释什么，他都明白。

清晨四点，经一致同意，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拉开电灯，开始读书。让－克劳德打开一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作品的书，莫利索属于印象派画家成员；可是，片刻后，他很想把书摔到墙上去。曼努埃尔则相反，从旅行袋里掏出《头颅》来看。《头颅》是阿琴波尔迪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他开始复习在书的空白处写下的注释，这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他打算发表在博希迈尔主编的杂志上。

曼努埃尔的论点（让－克劳德也赞同）是这样的：阿琴波尔迪以《头颅》作为自己文学冒险生涯的结束。曼努埃尔说，《头颅》之后，图书市场上就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另外一个著名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迪特尔·荷尔菲德，认为这个看法过于冒险，因为根据只是阿琴波尔迪的年龄，而此前在《铁路之美》问世时也有人说过类似的意见，甚至在《比特丘司》出版时，柏林一些教授也说过类似的意见。清晨五点，让－克劳德洗了淋浴，然后准备茶点。六点，曼努埃尔再次入睡，但六点半醒来，心情不好。差一刻七点，二人叫了出租车，收拾好客厅。

曼努埃尔写了一张辞行留言。让－克劳德从旁边瞥了一眼，想了几秒钟后，决定也写留言。出门前，他问曼努埃尔要不要洗淋浴。西班牙人回答说：到马德里再洗。那里水好。让－克劳德说：确实如此；但他觉得这话愚蠢，有妥协的意思。随后，二人悄悄走了；在机场吃了早餐，如同以往多次的做法一样。

飞机带着让－克劳德飞回巴黎时，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那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的书，昨天夜里他真想把书摔到墙上去。让－克劳德问自己：为什么呀？莫非他不喜欢莫利索的画，或者某个时刻的表现？实际上，他喜欢这位印象派女画家的作品。突然，他明白了：那书不是丽兹买的，而是他买的；是他从巴黎到伦敦一直携带着这本用礼品纸包装好的图书；丽兹一生见过的莫利索早期作品的复制品全都收集在这本图书里；他记得丽兹坐在他身边，他一面介绍每幅画作一面抚摩丽兹的后颈。难道现在他因为送她这本书后悔了吗？没有。当然没有。这位印象派女画家与他俩的分手有什么关系吗？这想法真荒唐。那他为什么要把书摔到墙上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想莫利索、图书和丽兹的后颈，而不想想三人同睡的某种可能性呢？这种可能性那天夜里在丽兹的单元房像个印第安魔法师那样号叫着飘浮着而始终没能实现。

飞机带着曼努埃尔飞回马德里，他与让－克劳德相反，心里想着对阿琴波尔迪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在想是否有道理，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书市上将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还想到了这后面的全部意义；他想到了火焰中的飞机以及让－克劳德的阴暗想法（可够现代化的，这婊子养的！可只有对他合适的时候才现代化啊）；他时不时地看看舷窗外面，看上一眼引擎，特别渴望回到马德里。

在一段时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没有通话。让－克劳德偶尔给丽兹打电话，虽然他与丽兹的谈话越来越……，怎么说呢？装腔作势，好像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有彬彬有礼了；另外，他跟莫里尼还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这二人的关系毫无变化。

她跟曼努埃尔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曼努埃尔稍后才意识到丽兹这样做是认真的。莫里尼自然察觉了三位朋友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出于谨慎或者懒惰——动作不灵活造成的懒惰，同时又是往往让他感到伤痛的懒惰，宁可假装不了解情况。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感激他这样的态度。

甚至连博希迈尔（对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双驾马车感到敬畏）都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出与二人的书信往来中有些许变化：模糊不清的暗示、稍稍收回从前说过的话、小小的但极具说服力的怀疑，这涉及二人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而此前他们可是有共识的。

后来召开的会议有：在柏林举行的日耳曼文化学者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20世纪德国文学大会，在汉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在美因茨举行的德国文学的未来交流会。柏林会议，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丽兹和莫里尼都参加了。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四人在早餐时只见了一面，再说，周围还有许多不遗余力地争抢黄油和果酱的日耳曼文化学者。斯图加特的会议有三人参加，是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即使让－克劳德和丽兹能够单独谈话（曼努埃尔正在和施瓦茨交换看法），等轮到曼努埃尔与丽兹说话的时候，让－克劳德则小心谨慎地跟迪特尔·荷尔菲德走到一边去了。

这时，丽兹意识到了她这两位朋友不愿意谈话，甚至不愿意见面，这不能不让她感到难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有错，造成了两位朋友的疏远。汉堡研讨会，只有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参加了；二人努力克制厌烦情绪。既然到了汉堡，二人就拜访了布比斯出版社，去看望施耐尔社长；但是没能见到布比斯夫人。访问前，二人买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夫人。但夫人去莫斯科旅行了，施耐尔对二人说，真不知道夫人哪里来的活力！说罢，满意地大笑，让莫里尼和曼努埃尔觉得太夸张了。二人离开前，把玫瑰花交给了施耐尔。

美因茨交流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这一回，二人没办法了，只好面面相对，摊牌吧。起初，二人很自然极力不见面，或者匆匆打个招呼，但是最后只好谈话。地点在旅馆的咖啡厅，时间是深夜，里面只剩下了一个服务员、最年轻的一个：高个子、金发小伙子，一副发困的样子。

让－克劳德在吧台一端坐下，曼努埃尔坐在另外一端。后来，酒吧里的人逐渐走光了。只剩下他俩时，法国人起身来到西班牙人身边坐下。二人试着聊聊交流会，但片刻后就发觉谈交流会，或者假装深入谈这个话题，是可笑的。让－克劳德在抚慰和交心方面比较老练，他又一次迈出第一步。他打听了丽兹的情况。曼努埃尔坦白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说，有时也打电话，可好像跟陌生女人说话似的。后边这个意思是让－克劳德推断出来的，因为曼努埃尔说话有时喜欢省略（甚至到了难懂的程度），不说丽兹是“陌生女人”，而是用“忙”和“不在”这样的字眼。丽兹房间的电话问题在他俩谈话中占据了好长时间。雪白的手拿着雪白的电话，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前臂。可那不是陌生女人啊。不是说二人在某种程度上跟她睡过觉。曼努埃尔低声叹息道，啊，白鹿啊，小白鹿！让－克劳德猜测，他在背诵什么古典诗词，但没加评论，而是问他他们会不会最后变成敌人。这问题似乎吓了曼努埃尔一跳，好像他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让－克劳德，这很荒唐。”他说。但让－克劳德发觉他是经过一番深思后才说出来的。

黎明前，二人都醉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不得不架着他俩离开酒吧间。后来，让－克劳德回忆起那次会晤是如何结束的，想起来那服务员的一身力气，那小伙子架着他俩到达走廊的电梯门口，仿佛他俩只不过是十五岁的瘦弱少年被架在那个德国青年服务员强壮的双臂上；老服务员早就回家啦，只留下这么一个小伙子，从面貌和体格上判断像是从乡下来的农民，或者工人；他还回忆起什么人在低声发笑，那是曼努埃尔被乡下服务员架着前行时发出的笑声，是低声笑、谨慎的笑，好像这处境不但好笑，而且是他发泄难言伤痛的出气筒。

他俩过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去看丽兹，一天，他俩中有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建议去伦敦过周末。不知道谁打的这个电话，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论上说，打电话的应该是有高度忠诚感，或者高度情谊感的人，这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是，说真的，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对这一美德没什么清楚概念。口头上，二人当然都赞成，但小有区别。实际操作上，刚好相反，他俩都不相信友谊和忠诚。而是相信激情、冲动，相信社会或公众幸福的杂交（他俩都投社会党的票，但往往弃权）；相信心理自我满足的可能性。

但真实情况是二人中总是有一个打了电话，另外一个接了；二人在星期五下午相会在伦敦机场；从那里打出租先去旅馆，然后换乘另外一辆出租前往丽兹的单元房，最后距离吃晚饭的时间就很近了（他俩事先在简和克洛伊饭店预订了三人餐桌）。

他俩付了出租车费，站在人行道上，观赏灯火通明的窗户。出租车走远后，他俩看到了丽兹的身影、可爱的身影。后来，好像一股臭气冲入卫生巾广告里，他俩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让他俩惊得目瞪口呆，此刻曼努埃尔正手捧一束鲜花，让－克劳德则拿着一本用精美礼品纸包装的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49］的著作。但这出中国式的皮影戏还没结束。在一扇窗户里面，丽兹的身影在挥舞着双臂，好像极力解释什么对方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在另外一扇窗户里面，是那个男子的身影，让这两个目瞪口呆的观众吃惊的是，他的动作像是草裙舞，或者让他俩觉得类似草裙舞的动作：先是双胯，然后是双腿、躯干，甚至脖子！从动作里隐约可见讽刺和嘲笑的意思，除非他在窗帘后面脱衣服或者发抖，但实际上不像是脱衣服或发抖；这个动作或者系列动作表明不仅是嘲讽，而且充满了邪恶、自信和邪恶、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信，因为在那套房间里，他是最健壮的，他是最高大的，他是肌肉最发达的，跳草裙舞的可能就是他。

但是，从丽兹身影的姿态来看，有点奇怪。根据此前他俩对丽兹的了解，他俩以为很了解她，这英国女子不是那种允许别人放肆无理的人，更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她自己家里。根据那小子可能不是在跳草裙舞，也不是骂丽兹，而是在笑，不是嘲笑她，而是跟她一起大笑，他俩下决心去敲门。可丽兹的身影不像是在笑啊。接着，那男子的身影不见了：可能是看书去了，可能是去卫生间，或者厨房了吧。也许坐到沙发上，还在笑吧。接下来，丽兹的身影靠近了窗户，人好像变小了；然后，她把窗帘拉到一边去，打开窗子，闭上了眼睛，好像要呼吸伦敦夜间的空气；接着，睁开眼睛，朝楼下看看，好像看向深渊；她看见他俩了。

他俩向她招手，好像出租车刚刚开走。曼努埃尔高举鲜花挥舞；让－克劳德举起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的著作。他俩没等看见丽兹不知所措的表情，就向大楼入口处走去，等候丽兹启动大门放行。

他俩以为一切都完蛋了。一面默默地上楼，一面听见单元门打开的声音，虽然没看见丽兹，却感受到她站在楼梯间的光彩形象。从单元房里飘出荷兰烟草味。丽兹靠在门楣处，那眼神好像在看两位故去多年的老朋友鬼魂从海上归来。那等候在客厅里的男子，比他俩的年龄要小，可能是个出生在70年代、70年代中叶而不是60年代的家伙。他身穿高领羊毛衫，高领好像卷了起来，褪色的牛仔裤，运动鞋。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丽兹的学生，或者代课教师。

丽兹说，他叫亚里克斯·普里查德。是个朋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前跟小伙子握握手，笑了笑，心里明白这笑有抱歉的意思。普里查德没有笑。两分钟后，大家纷纷坐在客厅喝威士忌，都不说话。普里查德喝橘汁，在丽兹身边坐下，一只胳膊伸到丽兹肩膀后面；起初，丽兹对这个动作似乎不大在乎（实际上，普里查德的长胳膊是靠在沙发背上的，只是他那长长的手指——像蜘蛛腿，或者像钢琴家的手指——时不时地摸摸丽兹的衬衫）；但是，时间一长，丽兹显得越来越紧张，去厨房或者卧室的次数越来越多。

让－克劳德试着谈点什么。他说到电影、音乐、新剧目，没有得到哪怕是曼努埃尔的帮助；曼努埃尔好像用沉默与普里查德为敌；虽说普里查德保持了起码的沉默，但那是观察员身份的沉默，既心不在焉又有兴趣；而曼努埃尔的沉默是被人观察的沉默，深感不幸和难堪。忽然间，没人能准确说出是哪个人开的头，大家说起阿琴波尔迪的研究来。有可能是丽兹从厨房里说起共同的工作来。普里查德等着她回来，好重新把胳膊伸到她背后去用手指摸丽兹的肩膀，这时说了句他觉得德国文学是一种诈骗。

丽兹笑了，仿佛什么人说了一个笑话。让－克劳德问普里查德对德国文学有什么了解。

小伙子说：“实际上很少。”

曼努埃尔说：“那您就是白痴。”

让－克劳德说：“或者至少是无知。”

曼努埃尔说：“不管怎么说，是个badulaque。”

普里查德不明白badulaque是什么意思，因为曼努埃尔的发音是西班牙语。丽兹也不明白，她想知道什么意思。

曼努埃尔说：“badulaque就是轻率的人，也可以用到蠢人身上；不过有的蠢人能坚持不懈，badulaque是轻浮、不能坚持的人。”

普里查德追问道：“您是在骂我吗？”

“您觉得挨骂啦？”曼努埃尔问他，一面开始大量冒汗。

普里查德喝了一口橘汁，说是的，他感觉就是在挨骂。

曼努埃尔说道：“先生，那这样的话，您可就有问题了。”

让－克劳德补充说：“典型的badulaque反应。”

普里查德从沙发上站起来。曼努埃尔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丽兹说，够啦！简直像两个蠢孩子！让－克劳德放声大笑。普里查德走到曼努埃尔身边，用食指（几乎像中指一样长）点着西班牙人的胸脯。他一边说话一边点了一、二、三、四下。

“1．我不喜欢有人骂我。2．我不喜欢有人拿我当蠢人。3．我不喜欢一个臭西班牙人嘲笑我。4．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咱俩上街练练！”

曼努埃尔看看让－克劳德，当然是用德语问他怎么办。

让－克劳德说：“别出去！”

丽兹说：“亚历克斯，你走吧！”

实际上，普里查德并不打算跟谁打架，吻吻丽兹面颊后，不跟两个男子道别就走了。

那天晚上，三人在简和克洛伊饭店共进晚餐。起初，三人有些消沉；但晚餐加葡萄酒提了精神，最后三人说说笑笑回了家。但两位男士不愿意问丽兹普里查德是什么人。她也不愿意针对那高个子、坏脾气的年轻人作评论。相反地，两位男士在将近吃完晚饭的时候，用解释的方式，谈到自己，谈到险些，也许是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友情。

他俩一致认为，性爱太美好了（虽然几乎立刻对“美好”一词的使用有些后悔），甚至会妨碍建立在情感和思想知己上的友谊。尽管如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彼此注意，不挑明他俩（估计对丽兹也如是）理想的结果是到最后以不伤害的方式（让－克劳德说成“软着陆”）由她来决定嫁给谁，或者谁也不嫁；曼努埃尔说，无论怎样，决定权在她丽兹手中，她愿意什么时候决定就什么时候决定，她决定什么时候合适就是什么时候，甚至永远不决定，推迟决定，拖延决定，延长决定，延期决定，直到走进坟墓，反正都一样，因为他俩现在正在热恋丽兹，她让他俩像从前一样不明白，从前他俩是她的情人或是积极合作的情人，又像后来他俩要热恋她的样子，那时她本打算选定一个，或者像后来（稍稍有点痛苦的后来，一起分担的痛苦，因此是减轻后的痛苦），那时，如果这是出自她本意的话，那还没选择任何一人。对此，丽兹用提问的方式做了回答，从她这个问题来看，可能有巧辩的成分，但终归是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当她揭开谜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俩中的一个，比如，让－克劳德吧，会立即爱上一个年轻、漂亮、富有、迷人的女学生吗？她应该认为终止协议了吗？应该自动排斥曼努埃尔吗？或者相反，就应该跟定西班牙人？因为她不能再跟别人啦！对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回答是，这个例子如果实现，其真正可能性是遥遥无期的；她无论举例或者不举例，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甚至当修女，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们每人的愿望是跟你结婚，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跟你保持友谊。”

从那天夜里起，他俩飞向伦敦的活动又恢复了。有时，让－克劳德出现在伦敦；有时是曼努埃尔。有时是他俩同时。如果同时出现，二人就下榻在过去一家不大舒适的小旅馆里，靠近米德塞克斯医院福利街的地方。离开丽兹的住处以后，他俩有时去医院附近散步，通常情况下保持沉默，有些失望情绪，因这些同时来访必须表现出同情，还得施展魅力，所以精疲力尽。有好多次，他俩安安静静地伫足在街灯旁边，望着进出医院的救护车。英国病人常常大喊大叫，但喊叫声传到他俩耳中时已经很微弱了。

一天夜里，他俩一面望着医院少见的门庭冷落景象，一面寻思自己都来伦敦了，为什么他俩中没人留在丽兹的房间里呢？二人想，可能是出于礼貌。可他俩谁也不相信这种礼貌啊。他俩还寻思（起初是不情愿，后来是急切地）：为什么不三人同睡呢？那天夜里，一缕病态的绿光从医院各个房门泄露出来，像是浴池的浅绿色；一个男护工站在人行道中央吸烟；在停泊的轿车群里，有一盏车灯亮着，发出黄色光线，像一个巢穴，但不是随便什么巢穴，而是核战争后的巢穴，那里已经没了人们的自信，只有寒冷、沮丧和懈怠。

一天夜里，不知是让－克劳德从巴黎呢，还是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给丽兹，提出了上面这个话题。令人惊喜的是，丽兹说，她老早就提出了实施的可能性。

电话里那位说：“我不相信我们永远不向你提出这事。”

丽兹说道：“我知道，你俩害怕。你俩等着我迈出第一步。”

那人说：“不清楚。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有一两次，他俩又见到了普里查德。这个瘦高个子年轻人没像上次那样气哼哼的，虽说相遇是偶然的，没时间骂人动粗。一次是曼努埃尔上楼，瘦子下楼。一次是让－克劳德在楼梯上与瘦子擦肩而过。这一次擦肩虽然短暂，但有意义。让－克劳德向普里查德打招呼，后者也向法国人问候。但二人擦肩过去、背对背的时候，普里查德转过身来，用嘘声叫住让－克劳德。

“听不听劝告？”他问法国人。让－克劳德警觉地看看他。“老兄，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多加小心吧！”普里查德这样说道。

“小心什么？”让－克劳德追问道。

“美杜莎［50］！”普里查德说，“防备美杜莎报复！”

接着，在继续下楼之前，瘦子又加了一句：“等你把她弄到手了，她也就把你给炸死了。”

片刻间，让－克劳德站着没动，倾听着普里查德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以及后来开关大门的声音。只因为楼梯上安静得要命，他才继续上楼，一面想着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普里查德发生的事，没有告诉丽兹。但是，他刚一回到巴黎，便急忙打电话给曼努埃尔，讲述了这次神秘的相遇。

西班牙人说：“奇怪。像是通知，可也像威胁。”

让－克劳德说：“美杜莎是海神福耳库斯和刻托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她们被称为戈耳工，是三个海上魔鬼。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另外那两个女儿，丝西娜和尤瑞艾莉是不朽之身，美杜莎可是会死的。”

曼努埃尔问：“你在看希腊神话？”

“这是我刚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让－克劳德说，“你听听这个：宙斯之子珀耳修斯砍掉了美杜莎的脑袋，从她肚子里爬出来克律萨俄耳、魔鬼之父革律翁，还有飞马珀伽索斯。”

曼努埃尔问：“飞马珀伽索斯是从美杜莎身体里出来的？嘿，真他妈的！”

“对，就是飞马珀伽索斯，对我来说，它代表爱情。”

曼努埃尔问：“对你来说，它代表爱情？”

“是的。”

“真新鲜！”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解释：“是法国中学教的玩意儿。”

“你认为普里查德知道这些玩意儿？”

“不可能。”让－克劳德说，“谁知道呢！不过，我认为不可能。”

“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那就是普里查德提醒我，提醒咱俩，防备咱俩没看见的危险。或者是普里查德想告诉我，只有等丽兹死后，咱俩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

“丽兹死后？”曼努埃尔问。

“当然，这你还看不明白吗？普里查德自认为是宙斯之子珀耳修斯，就是杀死美杜莎的凶手。”

有一段时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像是中邪了一样。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作为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再度响亮起来了。但他俩无动于衷。他俩在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给世界上各个德语文化部门杂志的定期撰稿活动、他俩的课程，甚至参加的会议，都像梦游病人或是像服了毒品的侦探，感觉越来越迟钝。什么都到场，什么都心不在焉。嘴巴说话，脑子想别的事情。他俩真正惟一有兴趣的是普里查德。是那个时时在丽兹身边转悠的普里查德的高大形象。那是一个把丽兹与美杜莎、一个戈耳工女妖等同起来的普里查德；一个他俩（谨慎之极的看客）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里查德。

为了增加对普里查德的了解，他俩向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打听此人。一开头，丽兹不愿意开口。后来，她说，普里查德是老师，这点他俩猜到了。但不在大学工作，而是在中学教书。他不是伦敦人，而是伯恩茅斯附近的村镇。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一年书；后来，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理解的是，普里查德迁居到了伦敦，在伦敦大学读完了学业。他属于左翼——可能存在的左翼；据丽兹说，有一次他说过准备加入工党的计划，但从来没有落实。他教书的中学是公立的，有大批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他好冲动，讲义气，缺乏想像力，这一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早就确认了。可这并没有让他俩放下心来。

“一个坏蛋可以没有想像力，然后可以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干出惟一有想像力的事情来。”曼努埃尔说道。

“英国到处是这种蠢猪。”这是让－克劳德的看法。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到巴黎，他俩毫不惊讶（实际上，一点都不惊讶）地发现二人越来越仇恨普里查德。

在下一次大会（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有大批意大利青年阿琴波尔迪迷和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用新结构主义来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上，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决定把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关于丽兹和普里查德给他俩造成的担心，统统讲述给莫里尼听。

莫里尼的健康状况比上次见面差（可无论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察觉），他先后在旅馆酒吧、会场附近的点心铺和老城区昂贵的餐厅里耐心倾听他俩的诉说；偶尔他们也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漫步在博洛尼亚的街道上，他俩仍然说个不停。最后，他俩想征求莫里尼的意见，听听他关于他俩卷入的情感纠葛（真实的或者想像的）看法时，他仅仅问了一下：他俩中有谁，或者他俩一起，是否问过丽兹爱不爱普里查德，或者她是否被普里查德吸引。他俩不得不承认没人问过，因为出于谨慎、有分寸、有教养和尊重丽兹，总之，没问过。

“那你俩应该从问清楚开始啊！”莫里尼说道，虽然感觉不舒服，转来转去闹得头晕脑胀，可是没发出一声难受的叹息。

（走到这一步，真可谓“功成名就，高枕无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参加会议，我们不再说对会议有所贡献，对于“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来说，即使开得好，也没价值；即使开得不好，也就是情绪波动一下，好像他俩突然之间精力耗尽或者心不在焉，提前衰老或是处在休克状态，这逃不过一些习惯了他俩精力充沛的与会者，过去在这种会议上有时他俩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精力；这也逃不过新入伙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眼睛，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的姑娘和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刚刚出炉的博士论文，不顾会议的气氛，试图强行宣读自己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好像传教士强行灌输上帝的信仰一样，哪怕为此需要与魔鬼、普通人，比如说，理性主义者——不是哲学意义上，而是字面意思，常常是贬义——签协议；这些姑娘和小伙子无论对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感兴趣，据他们说，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说，惟一感兴趣的地方是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不像青年人，而是新青年人，只要有富人、新贵、普通人，我们再重复一下，清醒的普通人存在，哪怕他胸无点墨，他们就是新青年；他们这些人尽管察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时而出现在博洛尼亚的会场、时而不在，却不能发现这二人真正的重要性：会议上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切问题，他俩绝对听得厌烦了；他俩面对别人眼神的样子，同样缺乏机灵劲；他俩要面对同类互相残杀的发生，他们这些热情的互相残杀者们总是一副饥饿的样子，看不到他俩为追求成功而三十岁发福的面孔，看不见他俩从厌烦到疯狂的表情，听不见他俩只说一句关键性的低语：“爱我吧！”也许是一句完整的话：“爱我！也让我爱你！”可是，显然没人听懂。）

这样，幽灵般地参加了博洛尼亚会议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随后的伦敦之行时就问丽兹（她没能参加博洛尼亚会议）爱不爱或者喜欢不喜欢普里查德，提问时可以说是呼吸急促的，好像他俩不停地长跑过，或是在梦中或是在现实里一直奔波，但是问题说得并没有断断续续。

丽兹对他们说不爱。后来又说，也许爱；现在很难对此作出结论性回答。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他俩需要答案，就是说，需要明确肯定的答复。丽兹问他俩，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们对普里查德有了兴趣。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说，如果现在不回答，那什么时候回答啊？

丽兹问他俩是不是在吃醋。于是，他俩说，有可能在吃醋，又说，鉴于三人的友情，指责他俩吃醋简直就是骂人。

丽兹说，仅仅提个问题嘛。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不打算回答一个这样带刺或者带陷阱或者居心叵测的吃醋问题。后来，三人去吃晚饭，喝了很多酒，快活得像孩子，一面说着吃醋以及吃醋产生的可怕后果。还谈到了吃醋是不可避免的。还说到了吃醋的必要性，好像在夜晚的环境里，需要吃醋。更别提温柔以及有时某些眼神中流露的伤痛，那都是小儿科啦。出门后，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继续讨论下去。

出租车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开头几分钟从后视镜里静静地观察他们三个，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他用巴基斯坦话说了句什么，车子经过哈姆斯沃斯公园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布鲁克大道，后来经过南街，后来经过杰拉尔丁街，绕过公园，显然这都是多余的绕弯。等丽兹告诉他他迷路啦，并且给他指出应该纠正方向时，出租车司机再次保持起沉默，不再用他那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话低语了；后来，他承认伦敦是个迷宫，让他迷了路。

这让曼努埃尔说起来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嘿，真他妈的，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因为博尔赫斯有一次把伦敦比喻成迷宫。对此，丽兹反驳说，早在博尔赫斯之前，狄更斯和斯蒂文森说到伦敦时就使用了这个比喻。显然，这话让出租车司机不答应了，因为他立即说道，他是个巴基斯坦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博尔赫斯，也可能从来没读过什么狄更斯和斯蒂文森，甚至也许不十分熟悉伦敦的街道，因为这个才把伦敦比喻成迷宫，但是他很清楚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说，从听到各位说的话来看，这位在场的女士，就是说丽兹，不够正直和尊严，在巴基斯坦有个说法，真巧，跟伦敦一样，管这种女人叫“婊子”，如果用“母狗、狐狸精、母猪”也算正当；他说，这两位在场的先生，从说话的口音看，不是英国人，巴基斯坦也有说法，就是“二流子、下人、粗人、无赖”。

这一番话毫不夸张地说，着实让三位阿琴波尔迪的研究者大吃一惊。三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如果说司机的谩骂是在杰拉尔丁街，那他们到了圣乔治路才开口。三人能说出来的只是：“停车！我们下去！”或者，“停下你这辆破车！我们宁可走路！”巴基斯坦人立即照办，刹车的同时，启动计价器，告诉三位乘客车费多少。这个完成的动作或曰最后场景或曰最后的招呼，丽兹和让－克劳德也许因为被骂得目瞪口呆，不认为反常；但是，却让曼努埃尔越来越按捺不住，他一面下车，一面打开出租车的前门，粗暴地把司机拉到车外。司机没料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会如此粗暴。更让司机没有料到的是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到了他身上；开始时只有曼努埃尔揍他，后来西班牙人累了，法国人上手，他俩根本不管丽兹的喊叫。她极力劝阻，说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打完以后，这个巴基斯坦人会更加仇恨英国人。这话显然没有引起让－克劳德注意，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曼努埃尔更是不予理睬。这俩人一面踢巴基斯坦人的身体，一面用英语骂他，全然不管他已经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这里一脚，那里一脚，踢他屁股，对，就踢屁股；这一脚给萨尔曼·拉什迪［51］出气，虽然他俩不喜欢拉什迪，可是应该提提这个作家。这一脚是给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在大喊：快住手吧！）这一脚是给纽约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大叫：你们会把他杀死的！）这一脚是为了瓦莱丽·索拉纳斯［52］的在天之灵；婊子养的，打啊，打，一直把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只有眼睛除外。

殴打一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就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让－克劳德的感觉像是射了精一样。曼努埃尔的感觉也差不多，小有区别。丽兹在黑暗中一直注视他俩，但是看不清楚，似乎也经历了几次性高潮。从圣乔治路驶过去几辆汽车，可是看不见这个钟点路过的任何人。天空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但夜空是亮的，因为三人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小东西的边缘，仿佛有个天使突然之间给三人戴上了夜视镜。他们感觉皮肤摸上去光润柔嫩，虽说实际上在出汗。在一瞬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杀死了那巴基斯坦人。丽兹脑海里也闪过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弯下腰，去找司机的脉搏。动一动，弯弯腰，让她感到疼痛，仿佛双腿的骨骼移位了。

一群人唱着歌从花园路出来。他们边唱边笑。三男两女。三人没动，转头望着那个方向，等着。那五人开始向这三人的地方走来。

让－克劳德说：“出租车，他们是来找出租车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三人才发现车内的灯还亮着。

曼努埃尔说：“咱们走。”

让－克劳德搀起丽兹的肩膀，帮助她站起来。曼努埃尔已经钻进车内，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催促他俩快点。让－克劳德用力一推，把丽兹塞进了车内后排座上，随后也坐了进来。从花园路出来的那五人一直向出租车司机躺着的角落走过去了。

丽兹说：“他还活着，有呼吸。”

曼努埃尔开动车子，三人离开了那里。到了泰晤士河对岸，靠近旧马里雷伯大街的小巷里扔下出租车，走了一段路。两位男士想跟丽兹说话，打算解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可她根本不让二人同行。

第二天，他俩一面吃着旅馆丰盛的早餐一面在报纸上寻找关于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消息。但任何一版都没有提及。早饭后，他俩上街去找那种耸人听闻的小报。仍然毫无所获。

二人给丽兹打电话。她已经不像昨天夜里那样生气了。二人声称，下午赶快见面。有要事相告。丽兹回答说，她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二人为了消磨时光，上街在居民区里遛弯。他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观赏救护车进进出出米德塞克斯医院，想像着每个进医院的患者是不是巴基斯坦人，有没有巴基斯坦人的特征，因为他俩把人家打了个半死。最后他们觉得烦了，于是去散步，良心上平静了许多，从查令十字街走到斯特兰德。很自然地二人互相说了知心话，敞开了心扉。他俩最担心的是警察在搜捕，最后会被抓住。

曼努埃尔坦率地说：“下车前，我用手帕擦掉了手印。”

让－克劳德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了，我也擦掉了我和丽兹的手印。”

他俩越来越不装腔作势，概括了导致最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种种事件。毫无疑问，首先是普里查德。接下来是美杜莎，无辜的美杜莎，青春早逝、与姐妹分开的美杜莎。还有潜在和不十分潜在的威胁。还有神经紧张。还有那个无知浑蛋的辱骂。他俩想到需要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是想操那个倒霉的司机吗？有一定成分。更像是自己操自己。好像在自己身上挖掘什么。用空手和长长的指甲去挖什么。既然有了长指甲，那就不能说是空手啊？但是，他俩在那种梦境里挖呀，挖呀，挖破皮肤组织，破坏了血管，伤害了内脏。找什么呢？不知道。到了这份上，也没兴趣知道。

下午，二人见到了丽兹，把他俩对普里查德的了解和担心说了出来。还有美杜莎、美杜莎之死。那个要爆炸的女人。她让他俩把话说完。接着，安慰他俩。她说，普里查德连只苍蝇都杀不了。他俩于是想起了安东尼·博金斯［53］，他声称不能打死苍蝇，可还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可他俩宁可不争论，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接受了她的说法。随后，丽兹坐下来，说她不明白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二人似乎要逃避罪责，问她知不知道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她说知道。在地方电视新闻中有一条消息。一群朋友，大概就是三人看见的从花园路过来的五人发现了巴基斯坦人，报了警。出租车司机有四根肋骨折断，脑震荡，鼻子撕裂，上牙全部被打飞。现在住院治疗。

曼努埃尔说：“全都是我的错。他一骂人我就失去理智了。”

丽兹说：“咱们最好暂时不见面。我需要认真想想这事。”

让－克劳德表示同意。可曼努埃尔还在自责：丽兹不再见他是对的，可为什么不见让－克劳德呢？没道理。

“够了，别说蠢话啦！”让－克劳德低声劝他。曼努埃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在说蠢话。

当天夜里，三人各自打道回府去了。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闹了一次小小的精神危机。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悄悄哭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眼睛。但出租车司机察觉到他在哭泣，便问他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曼努埃尔说：“没事。有点紧张。”

“您是本地人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回答道：“是的，我是马德里人。”

有一阵工夫，他和司机都没说话。后来，司机再度发难，问他喜欢不喜欢足球。曼努埃尔说不喜欢，从来不喜欢体育。接着，好像是为了不中断谈话，又补充一句：昨天夜里我差点杀了人。

“真的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说：“真的，就差一点。”

司机：“为什么呀？”

曼努埃尔：“一时冲动。”

司机：“是在国外？”

曼努埃尔第一次笑了：“对。算啦！算啦！另外，那家伙有个奇怪的职业病。”

相反地，让－克劳德既没有闹什么精神危机，也没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就回到了家中。淋浴，煮意大利通心粉，拌橄榄油和奶酪。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回复一些信件，带一本法国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没什么意思但语言有趣，再拿上一本文学研究杂志，上床。片刻后，他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奇怪之极的梦：他已经跟丽兹结婚，住在一处宽敞的大宅院里，旁边是峭壁，可以看到沙滩上挤满了穿泳装的人们，他们在晒太阳，或者在海边游泳。

白天很短。他站在窗前不停地看着日出、日落。有时，丽兹过来说句什么，可从来不跨过门槛。沙滩上的人们总是待在那里。有时，他觉得那些人夜里没回家，或者排成长队走了，不等天亮又回来了，大家总是在一起。有时，他闭上眼睛就能像海鸥一样飞翔在沙滩上空，可以看到那些穿游泳衣的人们。各色人等都有，成年人为主，三十、四十、五十岁的人都有；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往身上抹油，吃三明治，礼貌多于兴趣地倾听朋友的谈话或者亲戚或者裹着浴巾的邻居的谈话。但有时，穿泳装的人们虽然谨慎，也起身欣赏（只不过一两秒钟）地平线、万里无云的地平线、湛蓝天空下的地平线。

让－克劳德睁开眼睛后，思考着那些穿泳装人们的态度。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可也不能说，他们在等待中度日。简单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更为专注的姿态，眼睛用一两秒的时间望望地平线，然后再重新加入到海滩上的时间流动中来，看不出半点中断或者犹豫。让－克劳德由于聚精会神地观察穿泳装的人们，把丽兹给忘记了，或许因为相信她就在家中，来自室内的动静证明了她的存在；那些房间没有窗户，或者窗户面对田野或者山峦，而不是大海，不是挤满人群的沙滩。当他睡着进入梦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睡觉，坐在椅子上，旁边是工作台和窗户。他肯定睡了没几个小时，甚至太阳下山时，他还尽可能保持清醒状态，目光注视着海滩，现在海滩成了一块黑色画布，或者成了一口深井的底部，假如有亮光的话，那就是一幅灯画，就是篝火的火苗。他没了时间概念。他依稀记得一个混乱的场景让他既羞愧又激动。他桌子上堆的是阿琴波尔迪的手稿，或者说是作为手稿买来的，虽然检查时发现上面的文字是法语而不是德语。身边有一部电话机，可从来没响过。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有一天快到中午时，他看见游泳的人们停止活动，人人同时观赏起地平线。没发生任何事啊。但游泳的人们却转身离开了海滩。一些人从两山间的一条土路走下去；一些人抓住草丛和岩石登山。少数几个人在通向峭壁的方向迷了路。让－克劳德看不见他们。但是知道他们在慢慢攀登。海滩上只剩下一个轮廓不清的物体、一个从黄色沙坑里凸现的黑斑。刹那间，让－克劳德在掂量下海滩去尽量小心掩埋那些沙坑的利弊。但是，一想到要走那么远的路才能到海滩，就开始出汗了，而且越来越多，好像水龙头一打开就关不住似的。

然后，他观察到海上有震动，仿佛海水也在出汗，就是说海水沸腾起来了。那沸腾的样子几乎难以察觉，逐渐以波浪状扩散开来，最后形成巨浪扑向海滩。于是，让－克劳德感觉头晕，蜜蜂样的嗡嗡声传到耳中。等到嗡嗡声停止时，屋内和周边死一般的寂静。让－克劳德喊叫着丽兹，可是没人回应，好像寂静吞噬了他求救的喊声。于是，让－克劳德哭起来，他看见镀上金属油漆般的海底下冒出一个塑像的残余。是一块难看的石头，体积很大，被时光和海水磨损得厉害，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一只手，是手腕子，是前臂。它浮出海面，屹立在沙滩上，样子可怕，同时又很漂亮。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几天里各自为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悔恨；这件事像幽灵或者发电机一样在他俩不安的心里盘旋。

曼努埃尔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反映出一个粗暴、排外的右翼分子面目呢？让－克劳德则相反，让他感到内疚的是，那巴基斯坦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他还去踢，这完全是违反体育道德啊。他问自己：有必要这么做吗？出租车司机已经受到惩罚了，没必要暴力再加暴力了。

一天夜里，他俩通了长时间电话。双方表述了各自的担忧。互相安慰一番。但几分钟后，他俩再次为打人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在内心深处坚信：真正的右翼分子、讨厌女人的家伙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粗暴的人是巴基斯坦人，心胸狭窄、没有教养的人是巴基斯坦人，找麻烦的人是巴基斯坦人，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假如那个巴基斯坦人露面的话，说实话，他俩能把他给宰了。

他俩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周末的伦敦之行。忘记了普里查德和美杜莎。忘记了阿琴波尔迪——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忘记了他俩的著作——一直按部就班、乏味地写着，与其说是他俩写作，不如说是学生和助教在为他俩工作，这些人都是被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事业所吸引、被许以含糊的固定合同或是更好的工资待遇而被各自的教研室招募来的。

在一次会议期间，他俩借波尔报告阿琴波尔迪研究及战后德国文学的耻辱之机，前往柏林一家妓院做风流好事；他俩分别跟两位高个子金发女郎睡了觉。出妓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俩高兴得像小孩子，在瓢泼大雨下唱歌。这一次嫖娼的经历是他俩一生中的新体验，后来在欧洲几个城市里反复实践过，结果变成了在各自城市生活的习惯。如果换了别人，有可能找学生上床。他俩因为担心恋爱，或者因为害怕失去丽兹的爱情，才决定嫖娼。

让－克劳德在巴黎通过互联网找妓女，结果总是最佳。曼努埃尔在马德里通过阅读《国家报》的休闲广告找妓女，广告版面的服务便捷有效，不像文化副刊，几乎从来不谈阿琴波尔迪；副刊上占据突出版面的是葡萄牙英雄，这跟《ABC报》的文化副刊一模一样。

曼努埃尔在与让－克劳德通话时总是抱怨，大概是寻找安慰吧：“哎，在西班牙，我们总是乡巴佬。”

让－克劳德想了两秒钟才回答：“确实如此。”

另外，在嫖娼的过程中，他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让－克劳德认识一个名叫瓦内莎的女子。她有丈夫和一个儿子。有时，她整整一个礼拜见不到丈夫和儿子。据她说，丈夫是个大圣人。他有些缺点，比如，他是阿拉伯人，具体说，是摩洛哥人，也比较懒散；但总体来说，按照瓦内莎的看法，他脾气很好，几乎从来不为什么事情生气；即使生气，也跟别人不一样，不动粗，不骂人，而是觉得面对一个突然太大、太难以理解的世界，而显得忧愁、伤心和沉重。让－克劳德问她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当妓女，瓦内莎说，知道，但不在乎，因为他信仰个人自由。

让－克劳德说：“那他是吃你的软饭哪。”

瓦内莎对这个断言的回答是，有可能，仔细想想，他是吃软饭的，但他跟别的无赖不一样，那些家伙对自己的女人要求太多。这个摩洛哥人对她没任何要求。瓦内莎说，有个时期，她自己也犯了习惯性懒惰的毛病，终日懒洋洋的，于是三口人就勒紧了裤腰带。那期间，摩洛哥丈夫心甘情愿地过着拮据日子，偶尔也努力出去干些零活，让三口人勉强度日。他是穆斯林，有时面向麦加圣地祷告，但毫无疑问，这个穆斯林与众不同。他认为，真主安拉允许做任何事情，个别除外。如果有人故意伤害孩子，那不行。如果有人欺负孩子，牺牲孩子，置孩子于死地，那不行，绝对禁止。其他别的都是相对而言，最终都可以接受。

有一次，瓦内莎告诉让－克劳德，她和丈夫、儿子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三口遇到了丈夫的弟弟，正跟一个高大、肥硕的法国女子同居。丈夫给瓦内莎介绍说，弟弟和法国女子是乐师。但实际上，是乞丐。在那几天里，她看见丈夫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丈夫总是讲故事，总是笑，总是不知疲倦地漫游在巴塞罗那的各个居民区，甚至走到郊外或者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城和浩瀚的地中海。瓦内莎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充满生命力的孩子，她见过。不多，但是有。可成年人，她却没见过。

让－克劳德问瓦内莎那摩洛哥人是不是她儿子的亲爹，她回说，他不是。回答的口气里流露出这个问题让她觉得是侮辱，或是伤害，好像瞧不起她儿子。她说，儿子是白人，金发；她认识这个摩洛哥人的时候，儿子已经满了六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说，那是我一辈子最可怕的时期。可她没细说。这个摩洛哥人出现也不能说时来运转。她认识他的时候，日子很糟糕；可他呢，简直就是饿死鬼。

让－克劳德喜欢瓦内莎，二人见过几次面。她年轻，苗条，高鼻梁，像希腊美人，眼神锐利、傲慢。她瞧不起文化，尤其是书本知识，有点高中女生的脾气，是纯真和文雅的混合体，让－克劳德认为，这高度集中在瓦内莎洁白无瑕的气质上，因此她可以随便说粗话而没人在意。一天夜里，他和她做爱之后，他裸体起床，去书堆里找一本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犹豫片刻后，他决定选《皮面具》，认为瓦内莎恰好可以拿它当恐怖小说读，可以被书中的恐怖部分吸引。起初，她为这份礼品感到惊喜，后来很激动，因为别的客人总是送她内衣、内裤、鞋子。说真的，她拿着书感觉很幸福，尤其是让－克劳德告诉她阿琴波尔迪是什么人以及这位德国作家在他生活里的意义。

瓦内莎说：“这好像是你把你身上的什么给了我。”

这话让让－克劳德非常困惑，因为一方面的确如此，阿琴波尔迪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是属于他的，他跟不多的一些人对这位德国人的著作做了各种阅读，是一种存之久远的阅读，是像阿琴波尔迪创作一样雄心勃勃的阅读，是长期陪同阿琴波尔迪一道创作的阅读，一直读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者一直到阿琴波尔迪写得筋疲力尽为止（但他不相信这一点），直到阿琴波尔迪唤起激情和揭示真理的能力用完为止；另外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尤其是他和曼努埃尔中断了伦敦之行、不再与丽兹见面之后，那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是某种难看和神秘的话语团块了，与他完全无关了，就是忽隐忽现的东西了，完完全全是个借口，是通向秘密处的暗门、一个杀手的化名，是一块洒满羊水的旅馆浴缸，他让－克劳德有可能在浴缸里自尽，就是愿意，毫无代价，轻率地自尽，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尽呢！

正如让－克劳德所预料的，瓦内莎一直没告诉他阅读《皮面具》的感受。一天上午，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工人区，那里有很多移民。二人到家时，她儿子正在看电视，瓦内莎呵斥儿子，因为他没去上学。孩子回答说自己胃不舒服。瓦内莎立刻给儿子熬起草药茶来。让－克劳德注视着她在厨房里走动的样子。瓦内莎浑身是劲，百分之九十的力气在作无用功。室内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部分原因是儿子和那摩洛哥人没规矩，但是瓦内莎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了不久，厨房里的动静吸引了他（勺子落到了地上，杯子摔碎，不知冲谁喊叫着草药茶放在他妈什么鬼地方啦），这时，那摩洛哥人来了。用不着旁人介绍，两个男人握握手。摩洛哥人矮小、消瘦。那孩子很快会比他长得高大、结实。他小胡须留得很长，正在谢顶。他跟让－克劳德握手之后，半醒半睡地坐在沙发上，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瓦内莎走出厨房时，让－克劳德说他该走了。

“没问题啊。”她说。

他觉得如此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可随后他想起来瓦内莎就是如此。孩子喝了一口草药茶，说没糖，就再也不碰杯子了，里面漂着什么叶子。让－克劳德觉得那叶子奇怪而且可疑。

那天上午，让－克劳德在大学里，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瓦内莎。等再见到她的时候，二人没做爱，但他仍按照做爱的情况给了钱。二人谈了几个小时。让－克劳德入睡前得出了几个结论。瓦内莎为了生活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中世纪的心态对待生活。她认为“现代生活”没意思。她更相信亲眼所见，而不是媒体宣传。她疑心重，勇敢，虽然这勇敢很矛盾地让她信任随便什么人，比如说，服务员、检修工、有困难的同事，这些人几乎总是出卖她，或者辜负她的信任。这样的背叛行为让她狂怒，会让她进入难以预料的暴力状态。她还爱记仇，还自吹心直口快。她自认为是自由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对不懂的事，她不感兴趣。不考虑未来，也不想儿子的将来，只想眼前，一个永久的眼前。她漂亮，可自己不觉得漂亮。她一多半朋友是摩洛哥移民，但是她从来不投让－马里耶·勒庞［54］的票，她认为移民潮是法国的危险之一。

让－克劳德跟曼努埃尔在电话里说到了瓦内莎。西班牙人说：“妓女是用来操的，不应该给她们作心理分析。”

曼努埃尔与他的法国朋友不同，不记得任何一个妓女的名字。一边是肉体和面孔，一边是当做出气筒来往的什么罗莱娜、劳拉、玛尔塔、帕乌拉、苏萨那等等有名字无肉体、没名字有脸蛋的女人。

曼努埃尔嫖一个女人就干一次，从不重复。他认识一个多米尼加女子、一个巴西女子、三个西班牙南方女子、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从第一次开始就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衣着整齐，掏钱，下指示，有时打手势做他要干的事情，完事后穿衣，离开场地，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他认识一个自称智利人的女子、一个自称哥伦比亚人的女子，好像这样自报家门可以增加魅力。他还跟一个法国女子、两个波兰女子、一个俄国女子、一个乌克兰女子、一个德国女子干过。一天夜里，他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上了床，她是最棒的。

像往常一样，他和墨西哥女子一头钻进了旅馆。早晨醒来时，墨西哥女子已经不在身边。那天很奇怪。好像他内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他长时间裸体坐在床沿，双腿着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不确定的东西。淋浴时他发现腹沟股处有个印记。好像是什么人咬的，或是在他左腿根放了一个蚂蝗。紫红的印记有小孩拳头大。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妓女咬吸的结果，他极力回忆细节，不成功；惟一回想起来的情景是他在她上方，她的双腿架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那墨西哥女子说的，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

有几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个墨西哥女子，直到一天夜里，他发现自己正在马德里妓女经常光顾的街道或者红灯区寻找她。一天夜里，他以为看见她了，追上去，拍拍她肩膀。回头的女子是个西班牙人，一点也不像那个墨西哥妓女。又一天夜里，他在梦中以为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意识到这个梦结果会很糟糕，意识到很有可能忘记她的话，也许这样更好；但是，醒来以后，他打算尽量要回忆起她的话。甚至，他还在梦中的时候，梦里的天空像慢镜头里的旋风那样打着转；他试图强迫自己猛然醒来，打算开灯，打算叫喊，试图让喊声把自己唤醒，但是，家里的灯泡好像烧坏了；没喊叫出来，只听见远远的一声呻吟，好像孩子的声音，或者藏在单间（远处房间）里动物的叫声。

醒来以后，当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梦见过墨西哥女子：她站在黑暗的长廊中央，他在注视她，而她没有发觉。那墨西哥女子好像在看墙上的东西，一些胡乱涂抹的字画，或是用粗笔书写的淫秽信息，她一字一顿地在念，好像不会默读。后来，他又继续找了几天，结果累了，就跟一个匈牙利、两个西班牙、一个冈比亚、一个塞内加尔和一个阿根廷女子睡了觉。他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墨西哥女子，最后便彻底忘掉了她。

时间可以减轻痛苦，它最后抹掉了他俩良心中罪过的感觉——伦敦暴力事件的结果。一天，他俩又像新鲜蔬菜一样精神焕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恢复写作，充满活力地做报告，仿佛嫖娼的阶段是去地中海的一次休闲旅游。他俩增加了与莫里尼联系的次数，起初，他俩有意不告诉莫里尼各自的冒险活动，后来干脆把莫里尼给忘记了。他俩觉得莫里尼的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热情、聪明、谨慎，这就是说，这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没问他俩任何问题，没强迫他俩说心里话。一天夜里，让－克劳德对曼努埃尔说，莫里尼真像是个厚礼。说完，二人都吃了一惊。这厚礼是神仙送给他俩的。这话没有托词的意思，如果非讲理由，那就可能直接陷入拽文的泥沼；但是，曼努埃尔跟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说法不同，但立刻赞同了朋友的看法。生活再次向他俩露出笑脸。二人出席一些学术会议。享受着美味佳肴。宣读论文，发言简短。以前在他俩周围停止、生锈的一切，如今又活动起来了。别人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了，无须特别夸张。因打人事件而感到的内疚，如同春天夜里的一笑，烟消云散了。他俩又开始给丽兹打电话了。

重逢使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激动不已，三人聚会在酒吧，或者小人国式的咖啡馆里（真正的微型：两张桌子和一个吧台，只能容下四人，而且肩靠肩），它附属于一个异教画廊（比酒吧稍大一些）；画廊上展览绘画，也出售旧书、旧衣和旧鞋，位于海德公园入口处附近，距离荷兰大使馆很近。三人说，应该赞扬荷兰，因为这个国家一贯坚持民主。

在微型咖啡馆里，丽兹介绍说，这里调制的珍珠鸡尾酒是全伦敦最好的。这并没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多么在意，但二人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三人自然就是这小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了；惟一的服务生或说老板在那个钟点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睡觉，或者刚刚起床；这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气色形成鲜明对照，他俩虽然早晨七点钟就起床，还乘坐了飞机，虽然各自忍受了航班延误造成的烦恼，但现在仍然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准备把全部精力消耗在伦敦的周末上。

不错，起初，三人难以启齿。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利用冷场的机会观察丽兹；他俩觉得丽兹仍然像从前一样美丽动人。他俩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被画廊老板的蚂蚁式碎步所打断；老板把一些衣服从架子上摘下来，送到房间里面去，再带回来一些样式相同或近似的服装，放在原来的架子上。

冷场并没有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丽兹觉得难以忍受，迫使她快速地，还有点凶巴巴地讲述起三人未见面期间她的教学情况。这话题乏味，很快说完了；这让丽兹开始说起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做的事情，但最后再次无话可讲了。片刻间，三人松鼠般地相视一笑，喝起鸡尾酒来。但是，冷场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在各自的心里，利用冷场的间歇期，在缓慢编造痛苦和让人痛苦的话语和思想，这可不是一场冷眼旁观的戏剧或者值得欣赏的舞蹈。为此，曼努埃尔认为回忆瑞士之行是合适的，因为那一次丽兹没去瑞士，讲述一下可以让她开心。

曼努埃尔在回忆过程中没有排除秩序井然的城市，没有排除值得研究的河流，也没有排除春意盎然的山坡。然后，谈起一次乘火车旅行，那时三人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火车开向原野，开往蒙特勒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口之间的一个村庄，从那里三人雇了一辆出租车，沿着弯曲但精心铺设了沥青的道路前往一座疗养院——炫耀着19世纪末一位瑞士政治家或者金融家的名字：奥古斯都·特玛莱医院，在这个无可非议的名字后面掩藏着一座文明、谨慎的疯人院。

去这种地方可不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主意，而是莫里尼的点子，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画家——被莫里尼尊崇为20世纪末最令人激动不安的艺术家之一。或许并非如此。莫里尼并没有这样说。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画家的名字是埃德温·约翰，他自残用来画画的右手，涂上防腐药物，附在一幅多视角自画像上。

丽兹打断了他的话：“你俩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曼努埃尔耸耸肩。

让－克劳德说：“我想我给你说过的。”

但过了几秒钟后，他发觉自己果然没给她讲过。

让他俩吃惊的是丽兹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她的性格；然后，她又要了一杯鸡尾酒。就在老板来回摘挂衣服、忙于调制鸡尾酒的当口，三人保持沉默。后来，应丽兹的要求，曼努埃尔应该继续讲故事。可是，曼努埃尔不愿意了。

他对让－克劳德说：“你讲吧！你也在场。”

于是，让－克劳德的讲述从三人看到黑色铁栅栏开始：它的用途是欢迎或者阻止人从疯人院进出（闲人免进）；或者在故事开始的几秒钟之前，他跟坐在轮椅上的莫里尼就在观察大铁门和向左右两侧延伸的黑色铁栅栏，它们消失在两侧被精心照顾的老树林里，与此同时，曼努埃尔半身车内、半身车外，在给司机车费，一面跟司机商定一小时后请他从村里回来接他们。随后，三人来到疯人院的建筑物前，在路的尽头，已经能看到，那是15世纪的城堡，不是指建筑外貌，而是那死气沉沉的气氛给看客的印象。

什么印象？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相信美洲大陆没有被发现，就是说，美洲大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没错，这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对于人口正常增长，或者对瑞士共和国民主进程，都不是障碍。让－克劳德说，总而言之，是三人一路上共同分享的怪诞而无用的想法之一，何况这趟旅行本身就是明显无用的，疯人院之行可能就是如此。

接下来，三人办理了进瑞士疯人院的全部手续。最后，三人没看见在医院治疗的任何病人，由一个中年护士，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带领他们来到医院后面花园的一座小楼里，楼内宽敞，视野开阔，但地形走向是下坡；让－克劳德负责推莫里尼的轮椅，他认为这环境对于一个精神错乱或者非常错乱的人来说，并不能特别减轻痛苦。

出乎三人的意料，小楼舒适宜人，周围种满了松树，门楼里有玫瑰；楼内有一些模仿英国原野风格的舒适扶手椅，有壁炉、橡木桌和空闲一半的书架（书名几乎全部是德语和法语，只有个别几本是英语），以及特制的电脑桌，上面摆着上网猫；还有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它们与其他家具显得不和谐；还有一个卫生间，有便池、洗手台，甚至还有一个带硬塑料蓬的淋浴间。

曼努埃尔说：“日子过得不赖嘛。”

让－克劳德则喜欢到窗户前看风景。群山的尽头，他以为那边就是城市。他想，也许那就是蒙特勒，或者是刚刚他们乘出租车的村庄。的确，那片湖水一点也不突出。等到曼努埃尔来到窗前时，他的看法是那片房屋就是村庄，绝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

“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

“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

“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

“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

“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

“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

“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

“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

“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

“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

“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

“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

“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

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

“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耐心又冷漠地躲避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拿着行李，满脸疲惫，香水气味流星一样追随身后，闹得大堂乱哄哄，搅乱了门童严肃而焦虑的表情，搅乱了值班经理或是服务台助理哲学家式的深陷眼窝——他们身边总有两个青春焕发的姑娘陪同，她们随时准备（用幽灵般的笑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莫里尼出于谨慎宁可不看她们。等丽兹一到，二人便前往诺丁山一家餐厅，那是丽兹刚刚发现的一家巴西素食餐厅。

丽兹一听说莫里尼已经在伦敦过了两天，便问他这两天都干什么鬼勾当了，而且为什么不打电话。莫里尼于是说了切斯特顿的事，说了他闲逛居民区的事，赞扬了城市设计为残疾人顺利走路着想，而都灵则相反，那里到处是对轮椅的障碍；他说去过一些旧书店，买了几本书，但没提名字；他说两次参观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宅，贝克街是他喜欢的街道之一，对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年、残疾、有文化、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条街是超越时间或是时空的，它亲热（用词不是亲热，而是精心）地保存在华生博士的回忆录里。后来，丽兹和莫里尼去丽兹家。于是，莫里尼把买好的礼物——一本书，关于布鲁内莱斯基［55］的书赠送给丽兹，书中还有四个不同国籍的摄影家拍摄的这位伟大建筑艺术家设计的建筑物的照片。

莫里尼说：“是些解读性质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一个法国人。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写得过于做作。总想从布鲁内莱斯基身上发现点什么。总想当个布鲁内莱斯基。德国人的文章也不赖。但最好的，我认为还是法国人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丽兹虽然以前没看见过这本书，但从纸张和装帧来看就是个宝贝，她觉得书上有股亲切的味道。第二天，他和她相约在剧院前见面，莫里尼有两张入场券，是事先在旅馆买好的。二人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喜剧，让他俩笑了一通，丽兹笑得更厉害些；莫里尼没听明白一些伦敦方言。晚上，二人共进晚餐。丽兹想知道莫里尼白天都做了些什么。莫里尼坦白地说去参观了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里的意大利花园，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丽兹却不知为什么想像莫里尼会老老实实待在公园里，偶尔伸长脖子看看远方有什么溜过去，而大部分时间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二人吃晚饭的时候，丽兹给莫里尼解释了他戏剧中不懂的地方。到那时莫里尼才意识到那喜剧比他认为的还要糟糕。但是，他对演员们表演的评价很高；等回到旅馆后，脱去外衣时，还没下轮椅，面对黑暗的电视屏幕，反映出他和房间像是一出由于谨慎和担心从来没上演的剧作中幽灵般的形象，于是得出这喜剧也没那么糟糕、感觉还好的结论，他自己也笑了嘛，演员很好，座位舒适，票价也不太贵。

第二天，他对丽兹说他得走了。丽兹送他到机场。在候机厅，莫里尼用偶然提起的口气说，他认为他明白约翰自残右手的原因了。

丽兹问他：“哪个约翰？”

“埃德温·约翰。就是你帮助我发现的那位画家。”莫里尼答道。

“啊，对了，埃德温·约翰。他为什么自残？”丽兹问。

莫里尼答：“为钱。”

“为了钱？”

“因为他相信投资，相信资本流动，相信谁不投资谁不赚钱的道理。”

丽兹露出想了想的样子，然后说道：有可能。

“他自残是为了钱。”莫里尼说。

后来，丽兹向他打听（也是第一次打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情况。

莫里尼说：“我希望别让他俩知道我来过这里。”

丽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别担心，她一定保密。接着，她要他回到都灵后给她打电话。

“当然会打。”莫里尼说。

一位空姐来找二人说话，几分钟后笑着走了。旅客的队伍开始挪动了。丽兹在莫里尼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艺术画廊之前，店里惟一的店员和老板告诉三人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关门了。老板胳膊上挂着一件金银锦缎衣，对三人说这个酒吧是画廊的组成部分，原本属于他奶奶的，那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贵妇人。奶奶去世后，这房子由她三个孙子继承，按规矩平分为三份。他是三个孙子之一，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勒比地区，除去学习调制珍珠鸡尾酒之外，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为此，他算是个失踪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恶习的嬉皮士间谍。等到他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这房子已经被他两位堂兄弟全都占领了。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堂兄弟打官司。可是律师费用太高，最后只好要了三个房间，他办起了艺术画廊。可是生意不好：画卖不出去，二手衣服卖不出去，也很少有人品尝他的鸡尾酒。这个居民区很少有我的顾客，他说，如今画廊都在改造后的旧工人区里，酒吧都在传统的酒吧圈内，本地人不买二手衣。等到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起身，正要走向通往大街的金属楼梯时，老板告诉了三人最糟糕的是，近来他奶奶的鬼魂开始出现了。这句话引起了丽兹等三人的好奇心。

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您看见奶奶啦？画廊老板说：我看见她了。起初，我只是听见有陌生的杂音，好像水和水泡的声音。是这宅子里从来也没听见过的声音。甚至为了卖掉几间屋子把宅子分成若干份，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因此在安装新卫生设备的时候，还有些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声音，虽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但是，来了杂音后不久，又传来呻吟声，不是恰恰因为疼痛而呻吟，而是因为惊讶和失望的那种“哎呀”声，仿佛奶奶的幽灵走遍她的老宅子，由于被改造成几处小屋而不认识它了，认不出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墙壁，怎么会有这样俗气的家具，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镜子。

有时，老板情绪十分低落，就睡在店里了。他情绪低落当然不是因为杂音或者幽灵的呻吟，而是因为濒临倒闭的生意。那几天夜里，他能清晰地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和呻吟声，奶奶在楼上走动，仿佛一点也不明白阴间和阳间的事情。一天夜里，老板在关画廊之前，看见奶奶的影子出现在室内惟一的镜子里，那是一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全身镜子，摆放在那里给顾客们试衣服用的。奶奶正在看墙上一幅画，后来视线转移到衣架的服装上，又看看酒吧里的两张桌子，好像是说，糟糕透顶！

老板说，奶奶的表情很可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那副样子，虽说后来也不时地又听见奶奶在楼上行走，穿越原本没有墙壁的房间。曼努埃尔后来问老板，从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他凄惨地一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他可没发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他说他当间谍的方式跟在调查局或者统计局的人一样。三人听了老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感到难过之极。

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研讨会上，四人认识了墨西哥青年罗道夫·阿拉托雷，在他内容庞杂的论文里，谈到了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罗道夫享有创作奖学金，似乎一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参加过一些会议；这一次主动结识丽兹和曼努埃尔，这二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扔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转向了让－克劳德，这个法国人干脆不予理睬。因为罗道夫与成群结队的欧洲大学生并无二致，他们一味地追随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周围，令人感到厌烦。最丢脸的是罗道夫连德语也不会说，这首先就没资格与会。另外，图卢兹研讨会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参与；在大批专家、学者（开会之前就认识，至少上一次开会就认识，似乎人人高兴重逢和愿意继续讨论老话题）中间，罗道夫无事可做，除非回家，这是他不情愿的，因为他的家就是一个不雅致的小房间（拿奖学金的人嘛），里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或者他待在会场的某个角落里，朝四下里微笑，装出聚精会神思考哲学问题的样子，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个姿态让他注意到了莫里尼。这位意大利人被囚禁在轮椅上，心不在焉地回答别人的问候，这让罗道夫觉得莫里尼跟他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他到莫里尼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片刻后，二人便漫步在图卢兹的街头了。

他俩首先说起了西班牙著名学者阿方索·雷耶斯，莫里尼对这位学者了解不深；接着，谈到索尔·胡安娜·依内斯，莫里尼无法忘记那个莫里诺（他觉得莫里诺就是他莫里尼）写的那本著作，书中概括介绍了索尔·胡安娜这位墨西哥修女的菜谱。后来，他俩谈起了罗道夫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写出来的小说；谈到了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图卢兹的生活，冬日不长，但过起来感觉无尽无休，谈到在法国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一个图书馆管理员，领取奖学金的厄瓜多尔人，见面不多；一个酒吧跑堂，他对墨西哥的看法让罗道夫既惊奇又生气）；还谈到了他那些留在墨西哥联邦区里的朋友们，他每天都给他们写电子邮件，专门谈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和惆怅的情绪。

罗道夫说，墨西哥城里有位朋友不久前见过阿琴波尔迪，他说这话是善意的，带点二流作家不大狡猾的吹牛色彩。

起初，莫里尼没大在意罗道夫的话，因为罗道夫正陪他逛一些有趣的地方，的确，虽然那些地方不是指定的旅游景点，但有魅力；好像罗道夫真正的秘密才干是导游，而不是写小说；莫里尼认为这个墨西哥人除去只阅读过两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之外，是在吹牛，或者是他理解错误，或者他不知道阿琴波尔迪已经失踪好久了。

罗道夫讲述的故事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他那位朋友名叫阿尔曼特罗，是散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四十几岁，朋友们叫他“蠢猪”。“蠢猪”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用德语说了几句话后，“蠢猪”穿好衣裳，开车前往墨西哥城附近一家旅馆。虽然深夜车辆不多，“蠢猪”到达旅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在旅馆大堂找到一个服务员和一名警察。“蠢猪”拿出身份证，证明他是政府高级官员，然后跟着那名警察上了三楼一个房间。那里还有两名警察以及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坐在床上，头发很乱，身穿灰色衬衫和牛仔裤，双脚赤裸，好像警察进来时他还在睡觉。“蠢猪”想，这德国人显然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一个警察在看电视。另外一个斜靠在墙上抽烟。随同“蠢猪”一起来的那名警察关闭了电视，对在场的警察说都跟他走。抽烟的警察问为什么。跟“蠢猪”一起来的警察对他喝道闭嘴！在警察们离开房间之前，“蠢猪”用德语问老人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什么东西。老人说没有。他们想要钱，可没偷任何东西。

“蠢猪”用德语说：“这很好。看来我们的警务工作有改进。”

接着，“蠢猪”问几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然后放他们走了。等警察一走，“蠢猪”在电视机旁边坐下，对德国老人说他实在抱歉。老人什么也没说，起身下床，进了卫生间。“蠢猪”告诉罗道夫，老人身材高大，差不多有两米，或者一米九五。不管多高吧，总之是高大，威猛。等老人从卫生间出来以后，“蠢猪”发现老人穿上了鞋子；他问老人是否愿意去墨西哥城兜风，还是去喝点什么。

“蠢猪”又说：“如果您困了，我马上就走。”

老人说：“我的飞机早晨七点起飞。”

“蠢猪”看看手表，凌晨两点刚过，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同罗道夫一样，他几乎不了解老人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人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要晚些时候才传到墨西哥。三年前，“蠢猪”没变成新政府的文化领导人之前，曾经领导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曾经打算出版《柏林渣滓》，可是版权已经让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拿到手了。他在想老人怎么会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谁能把号码给了老人。这是个他无论如何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了，这让他通体舒服，因为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个人物，是个作家。

老人说：“咱们走吧。我准备好了。”

老人在灰色衬衫外面加上一件皮夹克，跟在“蠢猪”身后上路。“蠢猪”带老人到了加里鲍尔迪广场。二人到达时，广场上人不多，大部分旅客早已经回旅馆去了，只留下了醉鬼和夜游神，还有要去吃晚饭的人以及聊最近那场足球比赛的街头乐手。广场出口处有人影在活动，时不时地停下来窥视他俩。“蠢猪”摸摸身上的手枪，自从做了政府高官，他总是随身携带枪支。二人进了一家酒吧。“蠢猪”要了玉米肉饼。老人喝龙舌兰，“蠢猪”只喝啤酒。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开始想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到十年前，假如他走进这样一个酒吧，开始跟一个像眼前这样一位大个子老人用德语说话，肯定会有人骂他，或有人出于最不近情理的理由感到生气。于是马上会吵架，会强迫“蠢猪”道歉，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请大家喝一轮龙舌兰。如今，没人理他，仿佛他衬衣里藏枪或者在政府当官，就有了一道神圣光芒，让坏蛋和醉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蠢猪”心里骂道：真是他妈的一群卑鄙小人！他们能闻见我，一闻见我就拉裤子。接着，他想起了伏尔泰（他妈的，为什么会想起伏尔泰呢？），随后，想起多年前在脑海里盘旋的一个主意：争取在欧洲当个大使，或者至少当个文化参赞，凭借他现有的关系，至少可以给他弄个大使当当。缺点是大使馆里只有一份工资，也就是大使的薪水。德国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在权衡出国的利弊。有利的方面是肯定可以重操旧业继续写作。这样一个想法太有魅力了，住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附近的国家，或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拉内西［56］的论文以及他想像中的监狱论文；他推断出来的监狱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监狱；还想到了一些墨西哥监狱的形象、陈规和肖像集。在不利方面，肯定是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权力中心绝对不好，这他早就发现了，那时他还没掌权呢，还在领导打算出版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出版社。

他忽然问老人：“喂，不是说从来没人看见过您吗？”

老人瞅了他一下，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再次听了罗道夫亲口讲述德国老人的故事后，三人给绰号“蠢猪”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蠢猪”毫无异议地给曼努埃尔讲述了罗道夫已经说过的故事。罗道夫和“蠢猪”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师生关系，或者兄弟关系，实际上，正是“蠢猪”为罗道夫弄到了图卢兹的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蠢猪”看好小弟弟的水平，因为弄个显眼的奖学金和派遣到名牌大学都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更不要说在雅典或者加拉加斯当个文化参赞了，都是小事一桩，罗道夫都会感激不尽的，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讨厌拿图卢兹这点小钱。罗道夫相信，将来“蠢猪”对他肯定更加慷慨。“蠢猪”那时还不满五十岁，他的著作一出墨西哥城就鲜为人知。但是，在墨西哥城内以及某些美国大学内，实话实说，他的名字是熟悉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阿琴波尔迪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呢？他推测那个德国老人就是真的阿琴波尔迪，而不是在开玩笑。据“蠢猪”说，给老人电话号码的人是出版社的那位女老板布比斯夫人。曼努埃尔不无困惑地问“蠢猪”他是否真的认识那位杰出女士。

“蠢猪”说：“当然是真的。我参加过柏林盛会，在一次文化竞技里见过几位德国出版家，他们为我介绍了布比斯夫人。”

曼努埃尔在一张大家都看见的纸上，写道：“文化竞技是什么鬼玩意儿？”他拿给罗道夫看，后者说出了意思。

“蠢猪”从墨西哥城说：“我肯定是把我的名片给了她。”

“在您的名片上，有您私人电话的号码。”

“对，是这样的。”“蠢猪”说，“我肯定是把我的A级名片给了她。B级名片上只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C级名片上只有我女秘书的电话号码。”

“明白。”曼努埃尔尽量耐心地说道。

“蠢猪”笑着说：“在D级名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名字，其他全是空白。”

曼努埃尔说：“明白，明白。D级名片上只有您的名字。”

“蠢猪”说：“对，只有我的名字而已。什么电话、住址、街道、门牌统统没有。明白吗？”

“明白。”曼努埃尔说。

“我给布比斯夫人的名片显然是A级的。”

曼努埃尔说：“夫人肯定把名片给了阿琴波尔迪。”

“对。”“蠢猪”说。

直到早晨五点钟，“蠢猪”始终跟德国老人在一起。饭后（老人饿了，又要了玉米肉饼和龙舌兰；与此同时，“蠢猪”像鸵鸟一样在埋头思考权力和惆怅的问题），二人在索卡罗广场附近转了一圈，看了看广场，参观了荒地上像丁香花一样绽放的阿兹特克遗迹，用“蠢猪”的说法，是石头花上的石头花，是一种不规律现象，不会传到别的地方，“蠢猪”说，只能增加混乱。他和德国老人沿着广场外面的街道一直来到圣多明戈广场。那里的拱廊下面，坐着一些写字先生，他们用打字机代写家书或者法律诉状。后来，他俩去改革大道看天使灯，可是那天夜里天使灯没有点燃。“蠢猪”一面驾驶轿车围绕街心花园兜圈子，一面给向外张望的老人做介绍。

清晨五点钟，二人回到了旅馆。“蠢猪”在大堂抽烟等候。走出电梯时，老人只有一件行李，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和牛仔裤。通向机场的道路没有车辆。“蠢猪”闯了几次红灯。他试着找个话题，可是不成。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就问过他以前有没有来过墨西哥，老人回答说没有。这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在某个时刻到过墨西哥。可老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墨西哥。到了机场附近，车辆多起来了，路况不好了。等进入停车场时，老人打算告别。可“蠢猪”非要送他进机场不可。

“蠢猪”说：“把行李给我。”

行李箱上有轮子，不沉。老人要从墨西哥城飞往埃莫西约。

曼努埃尔问道：“埃莫西约？在什么地方？”

“蠢猪”说：“在索诺拉州，省会就是索诺拉，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接壤。”

“您去索诺拉做什么？”“蠢猪”问。

老人回答前犹豫片刻，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我去看看。”

是否是这么说的，“蠢猪”不能肯定。也许说的是“见识见识”，而不是“看看”。

“蠢猪”问：“您去埃莫西约？”

“不，是圣特莱莎。您去过吗？”

“蠢猪”回答说：“没有。我去过埃莫西约两次，很早以前了，做文学讲座。圣特莱莎可从来没去过。”

老人说：“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城市。”

“对，是大城市。”“蠢猪”说，“有些工厂，问题不少。我认为不是个好地方。”

“蠢猪”掏出身份证，他能一直送老人到登机口。分手前，他给了老人一张名片。A级的。

“蠢猪”说：“如果遇到麻烦，您知道它有用。”

“多谢了。”老人说。

握手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老人。

四人决定已知的这事不再对任何人诉说。他们认为，保密不是背叛什么人，而是当下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他们立刻商定最好不抱什么渺茫的期望。据博希迈尔说，那年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中了。去年也再次入围。这是渺茫的期望。据迪特尔·荷尔菲德（一位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或是院士秘书）说，已经与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联系过，试探如果阿琴波尔迪获奖会有什么态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说什么？对于一位八十多岁没家室、无子嗣、缺少熟悉面孔的人来说，诺贝尔奖能有多重要？女男爵布比斯夫人说，老人会很高兴的。这话可能没跟任何人商量，她一心想着多卖些书吧。可是这位女男爵操心过售出的图书吗？操心过积压在汉堡布比斯出版社仓库里的图书吗？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没有，肯定没操心过。女男爵将近九十高龄，仓库的情况不会放在心上的。夫人到处旅行，米兰，巴黎，法兰克福。有时，人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见她跟塞叶里奥夫人谈话。或者看见她出现在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里，身穿香奈儿服装，旁边有两位披绶带的俄罗斯诗人，在大谈布加乔夫［57］，大谈结冰前俄国河流无与伦比之美。让－克劳德说，有时布比斯夫人给人的印象好像忘记了阿琴波尔迪的存在。年轻的罗道夫说，这在墨西哥最正常不过了。据施瓦茨说，获奖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短名单上。也许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想来点变化。一个老兵、一个继续在逃的“二战”逃兵，对欧洲来说，他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提示。他是个左翼作家，连那些以权谋私的人们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是个对势不两立的人绝对不采取妥协态度的人，这很时尚啊。设想一下吧，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出现了，牵着阿琴波尔迪的手领他现身！

四人没提出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正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旅行呢？是突发奇想？是需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观察正在写作的作品背景？四人推断，不大可能，在诸多理由中，他们认为今后不可能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

四人不约而同地倾向一个比较容易的答案，但也是一个最不近情理的答案：阿琴波尔迪如同欧洲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愿意去墨西哥旅游。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想像了一个厌恶人类的普鲁士老人，早晨醒来发疯的样子。他们估计是不是有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四人否定了种种假设，考虑起“蠢猪”的话。阿琴波尔迪会不会是逃跑？会不会阿琴波尔迪再次发现了非逃走不可的理由？

起初，丽兹坚决反对出去寻找阿琴波尔迪。她觉得四人拉着阿琴波尔迪的手回到欧洲的形象不好，像是绑架团伙。当然，没人会想去绑架阿琴波尔迪。甚至想不起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曼努埃尔说，只要能见到阿琴波尔迪就行。让－克劳德说，只要问问阿琴波尔迪《皮面具》里的人皮是什么人的，就行。莫里尼说，只要能看到他们三人在索诺拉给阿琴波尔迪拍的照片就行。

罗道夫（没人征求他的意见）说，只要能与四人通信友好往来，如不嫌麻烦去四位家里拜访一下，就很知足。只有丽兹保留看法。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去寻找。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我认为阿琴波尔迪住在希腊。他要么住在那里，要么就是去世了。迪特尔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

四位朋友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布比斯夫人。”

到了最后一刻，莫里尼决定不外出旅行。他说，身体垮啦，出不去了。马塞尔·施沃布［58］身体虚弱，1901年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外出旅行，去拜谒斯蒂文森在太平洋岛上的一座坟茔。施沃布的旅行走了好多天，先是到达拉西约塔［59］，接着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后来是新西兰南岛上的玛纳普利。1902年，施沃布得了肺炎，险些死掉。陪同他旅行的有个华人男仆，姓丁，有晕船的毛病。也许是海上有大浪时老丁才晕船。他俩旅行中总是波浪滔天，老丁总是晕船。一次，施沃布躺在舱内床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忽然发觉有人睡在他身边。翻身一看，发现是他的华人男仆，脸色发青，像个莴苣。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施沃布方才明白自己卷入了什么难题。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萨摩亚群岛，但没去拜谒斯蒂文森的坟墓。一方面是因为他重病在身，一方面是干吗要去看一座活人坟呢？斯蒂文森还活着，这是他旅行途中发现的，活在他心上啊。

莫里尼一向钦佩施沃布（不仅钦佩，而且热爱），起初认为如果去索诺拉，在小范围内可以是出于对施沃布的敬意，也是对斯蒂文森的怀念，因为施沃布心里想念斯蒂文森；但是他一回到都灵，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外出旅行了。于是给三位朋友打电话谎称医生坚决禁止他旅行。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接受了他的说法，答应定期给他打电话，报告寻找阿琴波尔迪的进展情况。

莫里尼对丽兹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还是说了不能外出，医生禁止等等理由。还打算天天给他们三位写信。他甚至笑了起来，说了一个丽兹不懂的愚蠢笑话。是个意大利人的笑话。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同乘一架飞机，上面只有两个降落伞。丽兹以为是个政治笑话。实际上是个孩子们说的玩笑，不过，飞机上那个意大利人让莫里尼一说，有点像总理贝卢斯科尼。（飞机先是坏了一个发动机，接着又坏了一个，最后坠地。）实际上，丽兹勉强说了几个“啊、啊、啊”。最后，她说“晚安，莫里尼！”她那英语太温柔、甜蜜了，或者是莫里尼觉得甜蜜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丽兹挂断了电话。

丽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莫里尼拒绝一道旅行是在骂人。二人再也没有互通电话。莫里尼本来可以拨电话，但他有他的行事方式，在三位朋友动身去找阿琴波尔迪之前，他像在萨摩亚群岛的施沃布一样，已经开始旅行，不是到勇士坟前的旅行，而是围绕一种甘心情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体验，但这种甘心情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耐心或者忍让，而更多的是恭顺、内涵丰富但不好理解的谦卑，让他想哭鼻子，但没用处；莫里尼感觉自己的形象逐渐不可阻挡地溶解了，好像一条不再是河流的河，或者像一棵树在地平线上燃烧而它并不知道。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从巴黎起身，飞往墨西哥城。迎候三人的是“蠢猪”。大家在旅馆过夜。次日，飞到了埃莫西约。“蠢猪”对这个故事大体上是不了解的，但他很乐意接待三位来自欧洲的著名学者，尽管让他不高兴的是他们不同意去美术宫或者国立自治大学或者墨西哥学院作报告。

在墨西哥城过夜那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蠢猪”陪同下前往阿琴波尔迪曾经下榻的旅馆查询。服务员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他们看电脑。“蠢猪”用鼠标搜索屏幕上出现的名单，他们是“蠢猪”认识阿琴波尔迪那天住在旅馆的客人。让－克劳德发现“蠢猪”的指甲肮脏，明白了这绰号的来由。

“蠢猪”说：“这里呢。就是这个！”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找“蠢猪”指出的名字。汉斯·赖特尔。一夜。付现金。没使用信用卡。没打开室内的小吧台。后来，三人回旅馆去了，尽管路上“蠢猪”问他俩是否愿意去看看有特色的地方。不，他俩说，没兴趣。

与此同时，丽兹在旅馆，虽然不困，还是熄灭了全部灯光，仅留下电视开着，音量最小。窗户开着，从外面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嗡嗡声，仿佛从几公里之遥的城外郊区正在疏散人群。她以为嗡嗡声来自电视，便关上了电视机，但声音依然存在。她扶着窗户，眺望城市。探身到窗外，听不见嗡嗡声了。空气很冷，她觉得舒服。

旅馆门口，两个门卫在跟一个客人和一名出租车司机争吵什么。那客人喝醉了。一个门卫撑住醉鬼的肩膀，另外一个在倾听司机的述说。从司机大呼小叫的架势看，像是越来越激动。片刻后，她看见有辆轿车来到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了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后面跟着“蠢猪”。她在楼上，不敢肯定是不是她的朋友们。如果是，她觉得他们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如果这话能用到走路上的话，她认为荒唐，不伦不类，没头没脑。“蠢猪”把车钥匙给了门卫。三人进了大堂。拿了“蠢猪”车钥匙的门卫上了轿车。于是，出租车司机对准另外一个扶着酒鬼的门卫叫喊起来。给丽兹的印象是司机觉得钱少，醉鬼不肯再掏。从醉鬼的架势看，丽兹觉得他大概是美国人。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身是帆布裤子，牛奶咖啡色。年龄难以判断。另外一个门卫回来以后，司机后退两步，说了一句什么。

丽兹觉得，司机的态度有点威胁人的意思。这时，那个扶持醉鬼的门卫，向前一扑，抓住了司机的衣领。司机没料到对方会这样，连连后退，但已经无法甩掉门卫的手了。天上，从可能是污染造成的黑云里，冒出一架飞机闪烁的灯光。丽兹抬头望天，吃了一惊，因为空中全是嗡嗡声，仿佛千万只蜜蜂包围了旅馆。一瞬间，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会不会是空难。在旅馆门外，两个门卫在揍司机，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不是没完没了的踢打。而是踢打四五下，给司机说话或者跑路的机会，但是司机缩成一团，不住嘴地谩骂，于是门卫再次踢打一通。

飞机下降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丽兹以为自己看见了舷窗后面旅客们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后来，飞机兜了一圈，又爬上高空，几秒钟后，再次钻进了乌云腹部。飞机消失前，她最后看见的是机尾的灯光，红蓝相间的闪光。她向楼下张望，旅馆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扶着醉鬼，像是架着一个不能走路的伤员；与此同时，那两个门卫拖着出租车司机离开出租车，向地下停车场走去。

丽兹的第一个反应是下楼去酒吧，看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是不是在跟“蠢猪”喝酒。但最后她决定关闭窗户，上床。嗡嗡声依旧。丽兹想，这嗡嗡声大概来自空调。

“蠢猪”说：“出租车司机和旅馆门卫之间有一种战争。不宣而战，时高时低，有时高度紧张，有时暂时停火。”

曼努埃尔问：“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三人坐在旅馆的酒吧里，旁边是一扇大窗户，面向大街。户外，空气里有一种液体样的纺织品。那是黑雨，像黑色大理石，令人产生摸摸它的感觉。

“门卫会教训出租车司机。司机要过很久才会回旅馆。都是为了争小费引起的。”“蠢猪”解释说。

随后，“蠢猪”掏出他的电子记事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把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电话号码记录在自己的小本上。

“蠢猪”说：“今天我跟校长通过话了。请他尽可能给您们提供帮助。”

让－克劳德问：“谁把那司机拉走的？”

“蠢猪”说：“他自己抬腿走路呗。按照规矩，会在地下停车场里暴打他一顿，然后浇上一大桶冷水，塞进他原来的出租车里，让他滚。”

曼努埃尔问：“门卫和司机开战期间，客人需要出租车怎么办啊？”

“蠢猪”说：“啊，那旅馆就给无线电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公司总是跟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的。”

他俩送“蠢猪”到旅馆门外的时候，看见那出租车司机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地下停车场。他脸上完好无损，衣服也没湿。

“蠢猪”说：“肯定达成协议了。”

“达成协议？”

“跟门卫达成的协议。司机必须给门卫钱。”“蠢猪”说。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蠢猪”会上出租车，因为它就停在人行道上，近在咫尺，但样子难看。“蠢猪”一晃脑袋，要门卫去取他自己的轿车。

次日早晨，三人飞往埃莫西约。他们在机场给圣特莱莎大学校长打了电话。然后，租了一辆轿车，向边境地区驶去。一离开机场，三人感觉索诺拉州一片光明。这里的光线好像沉入到太平洋后在空中产生了一个巨大弯弓。丽兹想，在这样的光线下行走容易饥饿，也许会因此想忍饥挨饿走到目的地。

三人从圣特莱莎南部入城。他们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吉卜赛人营地，或者像随时准备开拔的难民营。三人在墨西哥旅馆四楼租下三个房间。表面上它们都一样，实际上里面到处布满了区别的记号。在曼努埃尔的房间里，有一幅巨画，上面是荒原和一群骑马的人，他们位于左侧，身穿淡棕色服装，像是军队，或者骑马俱乐部的人们。在丽兹的房间里，有两面镜子，而不是一面。第一面镜子安放在入门处，跟别的房间一样。第二面挂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旁边是面向大街的窗户；这样你如果摆好固定姿势，那两面镜子里都可映照出你的倩影。让－克劳德房间里的浴缸缺了一角。第一眼看去，不会发现这个缺点。但只要拉开厕所门，缺少的一角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好像一声吠叫。让－克劳德想，真他妈奇怪，怎么没人修理呢？丽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浴缸。那一角缺了二十公分。白陶瓷下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像是砖土，呈石膏抹上去的饼干状。缺少的那一角呈月牙形。好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掉的。丽兹想，又好像有什么人把另外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扶起来，用后者的脑袋去撞浴缸。

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给三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有些拘谨。校长的个子很高，皮肤是淡淡的古铜色，好像每天在田野上边沉思边远足。校长邀请三人喝咖啡，耐心并假装有兴趣地倾听三人的说明。随后，带领三人在校园内参观，介绍建筑物以及所属的系科。让－克劳德为了换换话题，说起了索诺拉的阳光，于是，校长就详细讲述了沙漠落日的景象，提到一些画家，三位都不熟悉这些画家的名字；这些画家都曾经在索诺拉州或者旁边的亚利桑那州居住过。

四人回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再次请大家喝咖啡，询问三人下榻在哪家旅馆。三人说了旅馆的名字，校长写在一张纸上，放到西装上衣口袋里，然后邀请三位去他府上共进晚餐。片刻后，他们走了。走在从校长办公室到停车位的路上，他们看见一群男女大学生正好行走在喷灌器洒水的草坪上。学生们嘻嘻哈哈地叫喊起来，跑步远离了草坪。

返回旅馆之前，三人在城里兜了一圈。这座城市太混乱了，让他们觉得好笑。而此前三人的情绪一直不好。他们东看看西望望，跟那些能帮助他们的人聊聊，但这仅仅是更大计谋的一小部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那种处于敌意环境里的感觉消失了，虽说“敌意”二字不合适，但那是一种他们拒绝承认的语言环境，是一种与他们平行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自重，仅仅依靠提高嗓门，讨论一些不打算实现的计划，来赢得自主。

到了旅馆，三人看到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的字条。上面写着“致三位同事：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口气是“亲爱的”，丝毫不像嘲讽。这越发让三人大笑起来，但随后三人难过了，因为按照主任的方式，一个“同事”的称谓就在欧洲和那个游牧族群之间建立了混凝土大桥。丽兹说，这就像听见孩子在哭泣。主任在字条上除去祝愿他们在本城过得幸福愉快外，还谈到一位什么阿玛尔菲塔诺教授，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下午会很快赶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落款的地方用了一句诗歌，将沙漠比喻成石化的花园。

为了等候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三人决定不出旅馆。为此，他们坐在酒吧，向窗户外面张望；于是，看见了一群美国游客待在花坛里，显然已经酩酊大醉；花坛里有些不同种类的仙人掌，长得令人吃惊，其中有几棵高达差不多三米。时不时地总有一个游客起身离开餐桌去长满半干植物的栏杆旁朝大街方向看看。然后，那人跌跌撞撞地回到男女同伴身边，片刻后，大家都笑起来了，好像起身那人讲述了一个刺激但有趣的笑话。美国游客中没有年轻人，也没有老人。是个四五十岁的群体，看样子准备当天返回美国。渐渐地花坛里的餐桌已经没有空位了，四处都是站立的人们。夜幕从东方开始西进的时候，花坛里的扩音器传来美国乡村歌手威利·内尔森的歌声。

其中一个醉鬼一听出内尔森的声音，叫喊了一下，起身离座。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以为醉鬼要去跳舞。但是，醉鬼没跳舞，而是去栏杆那里上下看看，探头到栏杆外面，随后就安安静静地回到老婆和朋友身边坐下了。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说，这些家伙有点半疯。丽兹则想，有什么怪事发生了，发生在大街上、花坛里、旅馆的房间中，甚至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出租车司机和不真实的门卫身上，至少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捕手可以抓住这些门卫；甚至那怪事超出了她的理解力，发生在欧洲，发生在三人集合的巴黎机场上；或许，此前，发生在莫里尼身上，发生在他拒绝陪同三人旅行的话语中，发生在三人于图卢兹认识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小伙子身上，发生在迪特尔·荷尔菲德和他那突如其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消息上。甚至怪事会发生在阿琴波尔迪身上以及他讲述的所有故事中，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尽管是一瞬间的事；可她一直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在做笔记，写心得啊。

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你要求派人修厕所了吗？”

“要求了。我说，请来人修一修吧。”让－克劳德说，“可是服务台建议我换个房间。他们让我去三楼。我说四楼这里很好，我想留在我的房间；我说等我走后，他们再来修理浴缸吧。我愿意咱们继续在一起。”让－克劳德说完一笑。

“说得好。”

“服务员说他们本来打算换浴缸，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型号。他们希望我别带着坏印象离开旅馆。不管怎么说吧，服务员还是和蔼可亲的。”让－克劳德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给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他的气质与这里粗俗的环境一致，只是这个沙漠中的大城市还能看做是一种特色、充满了乡土色彩，再次证明了人文景色中令人讨厌的富有，而阿玛尔菲塔诺则只能被看成是一个遇难者，一个穿着马虎的家伙，一个不存在的大学里的不存在教授，在对抗野蛮的战斗中枪声未响就已经溃逃的大兵，或者用不太带感情色彩的话来说，如同他走到终点那样，是个忧伤的哲学教授，在自己的土地上放放牧，仿佛一头有儿童特征的怪异的牲口，假设海德格尔不幸出生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区，它也许一口就吞食了这位德国哲学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认为他是个失败者，全面失败，因为他曾经在欧洲居住和教书，如今试图披上一层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本质脆弱让他立即露出原形。丽兹的印象不同，认为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给三人在城里做向导。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上床相对较早。让－克劳德梦见了浴缸。一声低沉的响动吵醒了他，他裸体下床，从门下方看到有人打开了卫生间的电灯。起初，他以为是丽兹，甚至有可能是曼努埃尔。但走近一看，才知道都不是。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空空荡荡。他看见地面上有大片血迹。浴缸和浴帘上面有一层没有完全变硬的壳，起初，让－克劳德以为是泥巴或是呕吐物，但不久便发现是屎。它产生的恶心远远超过血造成的恐惧。恶心的感觉刚一上来，他就醒了。

曼努埃尔梦见了那张沙漠画。在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好像在看一个一米五见方的电视屏幕，能欣赏到发亮的静态沙漠，昏黄的阳光刺眼；看见了骑在马上的那群人物，他们的动作（马和人），几乎难以察觉，仿佛居住在一个与地球不同的世界上，那里的速度不一样，曼努埃尔觉得那速度太慢，虽然他知道多亏了这慢速，无论谁看画才不会变成疯子。接着，传来一些声音。曼努埃尔听见了。几乎听不清楚。一开头，只是单个音节，什么人发出的短促呻吟，好像落在沙漠上空以及旅馆和梦境中的陨石。有些只言片语他能辨认出来。“快，急，速度，轻。”这些单词像在腐肉里扎根一样，冲破画上的稀薄空气。有个声音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自由。“自由”一词，让曼努埃尔听起来像在无人的教室里抽鞭子。醒来时，浑身是汗。

在丽兹的梦里，她的倩影映照在两面镜子里。身体的正面在一张镜子里。后背在另外一张里。她的姿势微微倾斜。说她打算前进或后退，肯定都不对的。房间的光线昏暗，好像英国的黄昏。电灯都没亮。镜子里的形象是穿着准备出门的衣服，一套裁缝做的灰套装，真是怪事，因为她很少穿这种服装，头戴一顶小灰帽，让人回想起50年代的时装画报。很可能穿着高跟鞋，黑色的，但镜子里看不见。她的身体静止不动，让人想到“没有生气”和“呆滞”等词汇，但却促使她思考：离开好了，还等什么呀？为了摆脱两面镜子的映像，为了开门出去，难道还要等什么通知吗？莫非此前她听见了走廊里的响动？难道有人路过她门口时打算进来？也许是旅馆里走错房间的客人？会不会是服务台派来的职员，或者保洁女工？可是万籁俱寂啊，还有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忽然，她发觉镜中人不是她自己。她感到害怕和好奇，静静地观察是否仔细认真些就可能与镜中人吻合。她想，客观地说镜中人跟我一样，没有理由胡思乱想。我就是我！但后来，她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脖子，发现一条肿胀的血管，好像要破裂，从耳后一直到肩胛骨才消失。这血管不像是真的，像是画上去的。于是，丽兹想：我必须离开这里。她扫视一遍房间，试图寻找那女人准确的藏身之处。但她无法看到。她想，为了反映在两面镜子里，必须恰到好处地处于入门与房间的窄窄通道上。但是，她没看见自己。等到看见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时候，发觉有了变化。那女人的头几乎难以察觉地在晃动。丽兹对自己说，我正在镜子里面啊。如果镜中人动一动，我俩就可以对视。我俩就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的面孔了。丽兹握紧了双拳，等候着。镜中人也握紧了双拳，那努力的样子好像是超人一般。进入房间的光线颜色变得灰突突的。丽兹感觉大街上闹起了火灾。她开始冒汗了。低下头，闭上了眼睛。等她再次看镜子的时候，那女人肿胀的血管体积已经变大，轮廓开始依稀可见。她想，我必须逃走。她还纳闷：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什么地方呢？她还想到了莫里尼。可只是看到了一把无人的轮椅，远处是一片黑漆漆、无法进入的大森林，过了一会儿方才认出那是海德公园。等到她睁开眼睛，那镜中人的目光和她的视线交叉在房间某个不确定的点上。镜中人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还有颧骨、嘴唇、前额和鼻子全都一样。丽兹哭了，认为自己因为难过或者恐惧而哭泣。她想，镜中人跟我一样啊，可她死了。镜中人露出微笑，接着，毫无过渡地变成了恐惧的表情。丽兹吃了一惊，看看身后，可身后没人，只有墙壁。镜中人再次冲她一笑。这一回，笑容之后没有恐惧了，而是深深的沮丧。接着，镜中人又笑了，然后是焦虑的表情，然后是冷若冰霜，然后是激动不安，然后是听天由命，然后是种种疯狂的表情，然后是再次微笑；与此同时，丽兹已经镇定下来，早就拿出小本子，迅速记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好像她的命运就写在上面，或是她的幸福就只能寄托于此，就这样一直熬到醒来。

当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诉欧洲三位评论家，他在1974年为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翻译过《无尽的玫瑰》时，三位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位想知道教授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如何见到阿琴波尔迪的著作的，阅读过阿琴波尔迪的哪些作品，意见怎样。阿玛尔菲塔诺说，他的德语是在智利一家德语学校学的，从挺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到了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所公立中学。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二十岁时，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圣地亚哥一家图书馆借阅的，直接用德语阅读了《无尽的玫瑰》、《皮面具》和《欧洲的河流》。那家图书馆只有这三本。《分叉的分叉》刚刚开始阅读，还没有看完。那是一家公共图书馆，由一位德国先生资助，生前他收藏了大批德语书籍，都捐赠给圣地亚哥努纽阿区的小区了。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自然是好的，但距离三位评论家对阿琴波尔迪的崇敬程度尚远。比如，阿玛尔菲塔诺的看法与君特·格拉斯或者阿尔诺·施密特的看法一致。三位想知道他翻译《无尽的玫瑰》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受出版社委托。阿玛尔菲塔诺说是那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人的想法。还说，那个时候他能翻译什么就翻什么，另外，他还干着校对的工作。据他所知，那本《无尽的玫瑰》是盗版书，虽然后来才明白，可一直无法确定。

这时三位对教授已经相当和蔼了，于是问他1974年他在阿根廷做什么。阿玛尔菲塔诺看看三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珍珠鸡尾酒，好像重复了多次的样子说道，1974年由于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迫流亡，逃到了阿根廷。接着，他道歉说，这有些辩解的味道。他说，应该坚持斗争。但三位评论家没拿这话当回事。

丽兹深表理解地说：“流亡的日子肯定很可怕。”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现在把流亡看成一种自然运动，按照它的方式废除了命运或者一般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让－克劳德说：“流亡可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跌宕起伏的突变和反复地与过去决裂，妨碍了任何重要事情的完成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恰恰就是废除了命运的安排。请原谅我胡说。”

第二天早晨，三人看到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在旅馆大堂恭候了。假如这位智利教授没来的话，三人肯定要互相倾诉那天夜里噩梦的内容，天晓得会暴露出什么故事来。可阿玛尔菲塔诺来了。于是四人一道共进早餐，商量这一天的活动计划。他们研究了几种可能性。首先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阿琴波尔迪没有去过大学。至少没去过语言文学系。圣特莱莎没有德国领事馆，因此这方面的计划就可以先排除在外。三人问阿玛尔菲塔诺，城里有多少家旅馆。他说，不知道，但一吃完早饭，很快就可以查明。

曼努埃尔好奇地问：“怎么查明？”

“问服务台呗。”阿玛尔菲塔诺说，“服务台应该有附近全部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名单。”

“当然了。”让－克劳德和丽兹说。

四人一面吃早饭，一面再次推测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琴波尔迪来这么个地方旅行。阿玛尔菲塔诺于是知道了此前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见过阿琴波尔迪。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但觉得这故事很有趣。他问三人，既然阿琴波尔迪显然不愿意见任何人，那他们干吗还要找到他。三位评论家说，因为我们研究了他的著作，因为他重病在身，20世纪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不能跟深入研究他长篇小说的人谈话就离开人世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打算说服他回欧洲去，他们这样说。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

三位评论家说，对啊，可20世纪下半叶或者战后最佳德语作家应该是阿琴波尔迪。

阿玛尔菲塔诺向三位发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60］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61］的作品吗？”

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从这一刻起直到吃完早餐，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简直像墨西哥名著《癞皮鹦鹉》［62］里的主人公。

在旅馆服务台，接待员给了四人全城旅馆的名单。阿玛尔菲塔诺建议，可以使用大学的电话，因为看来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关系很好，或者说系主任对三位评论家的尊敬是尊敬，但并非没有担心，而担心又不排除虚荣或者轻佻，虽然还应该补充一句：担心后面还埋伏着诡计。因为就算系主任盖拉的善意安排是听命于大学校长内格雷特的，但这安排的后面让阿玛尔菲塔诺看到：系主任盖拉打算从三位欧洲名教授的来访中捞取好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是神秘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道路在哪里拐弯，无法知道双腿走向什么怪异的地方！但三位评论家不肯使用大学的电话，而是回各自房间分头打电话。

为了争取时间，曼努埃尔和丽兹在曼努埃尔的房间打，阿玛尔菲塔诺和让－克劳德在让－克劳德的房间打。一小时后，结果非常令人泄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登记过汉斯·赖特尔的名字。两小时后，四人决定不再打电话了，下楼去酒吧喝一杯再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的电话没打了。还有就是郊区的一些汽车旅馆没联系。阿玛尔菲塔诺仔细查看了旅馆名单之后，对三位说：名单上的大部分汽车旅馆是钟点客房，或是变相的妓院，很难想像一位德国游客会光顾那种地方。

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们找的不是德国游客！是阿琴波尔迪！”

“是的，是的。”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可他的确想像着阿琴波尔迪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会有怎样的情景。

丽兹说：问题是阿琴波尔迪来这座城市干什么！讨论了片刻后，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得出了结论。阿玛尔菲塔诺也同意这个结论：阿琴波尔迪来圣特莱莎只能是看望一位朋友，或者为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让－克劳德倾向于看望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他推测说：“来看望一位老朋友，就是说，一位跟他一样的德国人。”

曼努埃尔说：“看望一位他多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可以说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见过。”

丽兹说：“可能是一位战友，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是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人，此人战争一结束，甚至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下落不明了。”

曼努埃尔说：“但是此人知道阿琴波尔迪就是汉斯·赖特尔。”

丽兹说：“不一定，也许阿琴波尔迪的这位朋友根本不知道汉斯·赖特尔和阿琴波尔迪是同一个人，他只认识一个姓赖特尔的人，知道怎么样跟赖特尔联系和一点点情况而已。”

让－克劳德说：“可这并不很容易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不容易。他推测赖特尔自从1945年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换过地址。”

让－克劳德说：“从统计学的角度说，1920年出生的德国人都换过地址，一生至少一次。”

曼努埃尔说：“因此有可能那位战友没有跟阿琴波尔迪联络，而是阿琴波尔迪本人联系上了战友。”

丽兹说：“战友或者女友。”

让－克劳德说：“我更倾向于战友，而不是女友。”

曼努埃尔说：“可能既不是战友也不是女友，可能咱们在这里是瞎猜一气。”

丽兹问：“可问题是阿琴波尔迪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让－克劳德分析说：“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足以迫使他非来这里看看不成。”

丽兹问：“咱们会不会搞错啊？会不会阿尔曼特罗（‘蠢猪’）撒了谎，或者糊涂了，或者人家骗了他呢？”

阿玛尔菲塔诺问：“哪个阿尔曼特罗？是埃克多尔·恩里克·阿尔曼特罗吗？”

“对，就是他。你认识他？”曼努埃尔问他。

“间接了解一点。我可不敢特别相信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阿玛尔菲塔诺说。

丽兹问：“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只关心苟延残喘地活着。”阿玛尔菲塔诺说。

让－克劳德说：“所有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现在只关心活着，不是吗？”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是不会用这种话语表述的。比如，有些知识分子对写作更感兴趣。”

“来，解释解释！”曼努埃尔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在欧洲，知识分子在出版社或者报社工作，要不然就是依靠老婆养活，要不然是父母社会地位优越，每月给儿子一笔开销；要不然知识分子当工人，或是犯罪，他们靠劳动过正当人的生活。而在墨西哥，也许墨西哥的情况可以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除外，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工作的。以前是为革命制度党，现在是为民族行动党。从知识分子角度说，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驱邪！改变或者至少企图影响墨西哥时代。管他有没有麻子，先涂上一层脂粉再说罢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但这并不排除深夜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提供一份政府里的好工作，一份高薪的职务、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受之无愧的职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这样的机制让墨西哥作家闭目塞听，会让他们发疯。比如，有些人动手翻译日本诗歌，可是不懂日语；有些人干脆酗酒麻痹自己。我认为阿尔曼特罗并无奢求，他两样事都干。在墨西哥，文学如同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不知你们明白不明白？气候很好，太阳高照，你可以出门，去公园里坐坐，打开一本瓦莱里［63］的著作，可能瓦莱里是墨西哥作家最喜欢阅读的作家了，然后去朋友家走走，聊天。可是你的影子已经不再跟着你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影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你。可你假装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有所察觉，你那个鸡巴影子已经不跟着你走啦；可是，这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阳光在你没戴帽子的脑壳里引起的潜意识程度啊，什么酒精摄入量啊，什么像地下蓄水池那般庞大的痛苦的活动啊，什么对可能偶发事件的担心啊——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疾病，什么受伤害的虚荣心啦，什么一辈子至少守信用一次的愿望啊。实际上，你的影子消失了，你暂时把它给忘记了。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缩小丝毫没有减弱舞台的效用。仅仅就是舞台越来越小，观众席越来越小，观众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少罢了。当然，这座舞台存在的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加了一些新舞台。有绘画舞台，很大，观众不多，但每位观众，用一种说法吧，都很高雅。有电影和电视舞台。这个舞台的容量很大，总是爆满，前台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有时，知识分子，对这个舞台的阐释者，也作为特邀嘉宾登上电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矿洞还是那个矿洞，稍稍有些角度的变化，虽然也许伪装变得更加厚实，矛盾的是伪装里充满了幽默元素，尽管这元素散发着臭味。这个幽默的伪装自然是为许多说法服务的了，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为了赢得公众的眼球，这些说法最后总是缩小为这两点：理解和眼球。有时，知识分子也长时间占领电视舞台。从矿洞里继续不断传出喊叫声，而知识分子总是错误地解释原由。实际上，虽然理论上知识分子是掌握话语的主人，但是根本没有能力丰富语言。他们使用的漂亮话语全都是从前排观众那里偷听来的。人们常常叫这些前排观众为‘鞭打派教徒’。他们有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造词——编造恶心的词汇，这些人的死亡率很高。工作日一结束，剧院关门，矿洞口就用大钢板堵上。知识分子就打道回府了。月亮是圆圆的，夜间的空气是纯纯的，真是月色可餐啊！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音符传遍大街小巷。有时，某个知识分子会走错路，一脚踏进酒馆，喝龙舌兰去了。于是，他想某一天他会出什么事情。但不会有事。什么也不想了。一味地喝酒和唱歌。有时，某人以为看见了一位传奇性的德国作家。实际上，他只看见了一个影子，有时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影子，每天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避免知识分子累死或者吊死在门框上。可此人发誓说他看见了一位德国作家，还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眩晕感和欢快情绪统统寄托在这个誓言中了。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阳光普照，但不灼人。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

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

“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他们给剩下的旅馆和汽车旅馆打了电话。阿琴波尔迪没在任何一家旅馆住过。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三人认为阿玛尔菲塔诺是对的，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可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阿琴波尔迪的墨西哥之旅仅仅存在于“蠢猪”的心眼里。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三人看书，喝酒，没心思出旅馆。

当天夜里，丽兹在利用旅馆的电脑检查自己电子邮箱的时候，收到莫里尼一封邮件。莫里尼在信中谈天气，仿佛没什么更好说的了，他说从晚上八点都灵开始下倾盆大雨，直到凌晨一点还没有停止；他衷心祝愿丽兹在墨西哥北方能赶上好天气；他以为墨西哥北方从不下雨，只是夜间寒冷，这只发生在沙漠里。也是当天夜里，回完电子邮件（不是莫里尼的）之后，丽兹回到自己房间，梳头，刷牙，在脸上擦润肤膏，在床上坐了片刻，双脚着地，想心事；接着，来到走廊上，敲打让－克劳德的房门，又敲开曼努埃尔的门，二话没说，领着二人进了她的房间。她跟两人做爱，一直干到凌晨五点钟。随后，两位评论家遵照丽兹的指示，回到各自房间去了。两位男子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丽兹没有成眠，她稍稍整理了一下床单，熄灯，但是合不上眼睛。

丽兹在想着莫里尼，确切地说，她看见莫里尼坐在轮椅上，面对他都灵单元房的一扇窗户，她没去过这个房间。莫里尼望着街道和旁边建筑物的外貌，注视着不停的雨水。对面的建筑物是灰色的。街道昏暗，但宽敞，尽管一辆车也没有，大街两侧每二十米种植着瘦弱的病树，可以说是市长或者市政建设总指挥的“杰作”。天上好像蒙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毛毯。莫里尼向外张望的窗户很大，像阳台窗户，高大，不宽，对，上下很长，干净得很，亏了有雨水滑下，否则看不出有玻璃。窗框的木头粉刷成白色。房间里灯火辉煌。墙壁发亮，书架上的图书排列整齐，墙上悬挂着为数不多、品位高雅的绘画。没有地毯，没有家具，只有一张黑皮沙发和两把白皮扶手椅，它们丝毫不妨碍轮椅自由行动。门是双开的，处于半开状态，通向黑暗的走廊。

那么莫里尼本人呢？他在轮椅上的姿势说明有些被人遗弃的样子，仿佛夜间观雨和欣赏入睡的左邻右舍，让他心中充满了期待。有时，他双臂放在轮椅上，有时一手支撑头部，肘部落在轮椅扶手上。双腿死气沉沉，像垂死少年的腿，下身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太肥大。上身是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左手腕上戴着手表，表链太松，但不至于脱落。脚踏便鞋，很旧，青色布面，黑亮如夜。整个衣服宽大舒适，便于家中行走，从莫里尼的姿态看，差不多可以断定他第二天不打算去上班，或者想迟到。

窗外的雨丝，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说的，斜斜地落下；莫里尼疲惫、安静和无助的样子，很有些农民的气质，整个身心都陷于没怨言的失眠状态。

第二天，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出门去逛手工艺品市场，起初他们把这个市场理解成为了圣特莱莎市民准备的农贸市场，来到这个市场的有手艺人和远近郊的农民，他们用小车推或者驴子驮，把产品运进市场，甚至还有来自诺加莱斯［64］和维森特·格雷罗的牛贩子，还有来自黑水河和卡那内阿的马贩子；如今这市场就是惟一为来自美国凤凰城的游客准备的，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三四辆轿车而来，夜幕降临前离去。但三位评论家喜欢这个市场，原本没打算购物，可到最后，让－克劳德花了很少一点钱买下了一个泥塑，样子是一个男人坐在石头上读报。是个黄头发男子，前额上有两个魔鬼样的犄角。曼努埃尔则买下一块印第安地毯，卖主是个有地毯和披肩摊位的姑娘。实际上，他不太喜欢这块地毯，但姑娘可爱，他和她聊了好大工夫。他问她是哪里人，因为他觉得姑娘带着地毯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姑娘回答说，她纯粹是本地人，就住在市场西边那个居民区。她还说，她正在读高中，如果顺利的话，她准备念医疗护理做个护士。曼努埃尔觉得这姑娘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也许对他的品位来讲过于纤细了一点。

阿玛尔菲塔诺在旅馆恭候三人。这三位邀请阿玛尔菲塔诺共进午餐。饭后，四人前往圣特莱莎仅有的几家报社访问。四人查阅了“蠢猪”在墨西哥城见到阿琴波尔迪之前一个月的全部报纸，一直查到昨天。关于阿琴波尔迪路过墨西哥城的蛛丝马迹，他们半点也没找到。他们查阅了讣告栏。接着，钻到社会、政治栏，甚至看了看农牧业版面。有家报纸没文化副刊。有家报纸每星期用一个版面报道图书评论和圣特莱莎的文艺活动。其实还不如把这个版面给体育栏目呢。下午六点，三人在一家报社门口与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别，然后回旅馆去了。淋浴后，各自查阅电子信箱。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给莫里尼写信，讲述寻找的结果：收效甚微。他俩在信中告知，如果情况没有大变化，可能一两天内，三人就回欧洲去。丽兹没有给莫里尼写信。她还没回莫里尼的上一封信，不想面对那个一动不动、赏雨的莫里尼，她好像有话要说，可在最后时刻还是没说出来。她不写信，也没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什么，就给墨西哥城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经过几次失败后（女秘书和女管家不懂英语，努力半天也没用），终于接通了“蠢猪”。

“蠢猪”以惊人的耐心用纯正的英语（受益于斯坦福大学）再次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从阿琴波尔迪在下榻的旅馆里受到三名警察的盘问、旅馆有人打电话给他开始，一直到他和阿琴波尔迪初次见面。逛加里鲍尔迪广场。返回阿琴波尔迪住的旅馆。拿行李。送阿琴波尔迪上机场为止；阿琴波尔迪飞往埃莫西约，这是一次悄悄的旅行。后来，他再也没见到阿琴波尔迪。从这一刻起，丽兹仅限于问他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阿琴波尔迪高个，超过一米九，虽然后脑勺谢顶，可仍满头白发，消瘦，但肯定结实。

丽兹问：“特老？”

“不，不是这个意思。”“蠢猪”说道，“他一打开行李，我看见里面有许多药品。他有不少老人斑。有时，他显得很累，虽然恢复或者装做恢复得很快。”

丽兹问：“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

“蠢猪”说：“蓝色的。”

“不是指眼珠。我早就知道他的眼珠是蓝色的。他的全部著作，我阅读过不只一次。他的眼珠不可能是别的颜色。我是问他眼睛的样子，他眼神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电话那一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好像“蠢猪”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或者好像这个问题也许“蠢猪”早就想过多次，可是没有找到答案。

“蠢猪”说：“很难问答。”

“您是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没人在长时间里见过阿琴波尔迪。您的处境、地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特殊的。”丽兹说。

“真他妈……”“蠢猪”说。

丽兹问：“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我在想事。”“蠢猪”说。

片刻后，他说：“他的眼睛像瞎子，我不是说他看不见。可样子跟瞎子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那天夜里，三人出席了大学校长内格雷特为欢迎三人而举行的晚会，虽说稍后一些时候三人才知道晚会是为了欢迎他们才举办的。丽兹在校长的院内花园散步，非常钦佩校长夫人一一说出花卉名称的本领，尽管随后她一个也没记住。让－克劳德长时间与系主任盖拉谈话；还跟一位大学教授聊天，此人曾经在巴黎宣读过一篇关于一位用法语写作的墨西哥人的论文（一个墨西哥人用法语写作？），对，对，正是如此，一个少见的怪才，这位大学教授说了几遍怪才的名字（是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什么加西亚？）；怪才的命运相当坎坷，因为“二战”时通敌；对，对，他是塞利纳［65］和德里欧·拉罗舍尔［66］的密友，是莫拉斯［67］的弟子；法国抵抗组织把他给枪毙了，不是莫拉斯，而是墨西哥怪才，对，对，他知道应该像个男子汉坚持到最后，而不是像许多法国同事那样夹着尾巴逃到德国去，这个墨西哥怪才，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加西亚（也许叫洛佩兹？或者佩雷斯？）不离开家门，像个墨西哥好汉那样等着人家来找他，人家把他拉（是拖拉？）到楼下面对大墙时，他双腿不软；结果就在墙边把他给枪毙了。

与此同时，曼努埃尔自始至终坐在内格雷特校长身边，还有几位与校长同龄的名人，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一点点英语；他不得不忍受一场颂扬圣特莱莎近年来持续进步的谈话。

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都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身边一直有个陪同。那是个漂亮小伙子，体型像个体操运动员，皮肤白皙，像牛蒡草一样贴在智利教授身上；他不时地像演戏那样打手势，做鬼脸，好像在发疯；他有时又一心倾听阿玛尔菲塔诺讲话，总是摇摇头，这些摇头的小动作几乎是痉挛性质的，好像不乐意遵守谈话的一般规则，要么就是阿玛尔菲塔诺的讲话（从面部表情看像是责备）没切中要害。

三人在晚餐时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猜测。建议如下：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西班牙文学概况（曼努埃尔主讲）；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法国文学概况（让－克劳德主讲）；讲授一次当代英国文学概况（丽兹主讲）；给老师们开设关于阿琴波尔迪与德国战后文学概况的专题课（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合讲）；参加关于欧洲和墨西哥经济、文化关系座谈会（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加上系主任盖拉以及大学里两位经济系教授），参观马德雷山脉，最后出席在圣特莱莎近郊一庄园里举办的烤小羊晚会，预计与会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教师；据系主任盖拉说，风景特美，校长则强调那里风景格外粗犷，有时令人不快。

三人的猜测是：有可能阿玛尔菲塔诺是个同性恋者，那个热情的年轻人是他情人，这是个令人恶心的猜测，因为夜幕还没有降临，三人便得知那年轻人是系主任盖拉（阿玛尔菲塔诺的顶头上司和校长的左膀右臂）的独生子；这样一来，要么是三人大错特错，要么是系主任盖拉根本没想到自己儿子会惹出这样的麻烦。

曼努埃尔说：“闹到最后会动枪的！”

随后，三人又说了别的一些事情，后来就去睡觉了，感觉筋疲力尽。

第二天，三人坐着轿车在城里兜风，不慌不忙，信“马”由缰，仿佛真的指望什么时候能发现人行道上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老人缓缓独行。城市的西部非常贫穷，大部分街道没有铺沥青，大海般的破房是用废弃物资快速搭建起来的。市中心是老城，是三四层的楼房，有几处广场是带游廊的，也陷于破败景象；石头路上，匆匆忙忙走着年轻的职员，只穿着衬衣；还有背着大包袱的印第安妇女。三人看到了站在街角懒懒散散的妓女和拉皮条的小伙子，这是从墨西哥黑白电影上抽出来的画面。城市东部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区。他们看见那里的街道两侧栽种了精心护理的花木，还有公共儿童乐园以及商业中心。大学也在东区。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工厂和废弃的货棚，还有一条挤满了酒吧、纪念品商店和小旅馆的大街，据说那里夜晚无人入睡。城市郊区有最穷的居民区，虽然不十分杂乱；荒地上，偶尔可见一两处学校。在城市南部，他们看到了铁路和几个足球场，是为穷人玩球用的，四周都是棚屋；甚至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没有下车：一队叫“垂死挣扎”；一队叫“忍饥挨饿”；还看见从城里延伸出来的公路；还有一条由两座垃圾山形成的峡谷；还看见了居民区里到处是瘸子或瞎子等等残疾人；还看见远方时不时地出现工业仓库和加工厂的轮廓。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圣特莱莎也是没有尽头的。比如说，如果继续前进向东走，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中产阶级居民区就结束了，突然，好像是西部的反映一样，也出现了贫民区，到了这个地方就与崎岖的山岳地貌混淆在一起了：山头、洼地、旧庄园的废墟、干涸的河床避免了人群扎堆。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分开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隔离墙。下车后，他们看见墙那边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西边，有两个工业园区，被贫民窟包围。

他们相信这座城市每时每刻在发展。他们看见了城市的四郊都有成群的黑兀鹫，它们警惕地游走在牧场上，本地人称它们“美洲黑鹫”，又叫“兀鹫”，实际上就是吃腐肉的秃鹰。当地人说，哪里有秃鹰，哪里就没有别的飞禽。在圣特莱莎通向卡沃尔卡公路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的观光花园里，三人喝龙舌兰和啤酒，吃玉米肉饼。黄昏时分，天空像一朵食虫花卉。

三人回到旅馆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盖拉之子陪同下已经恭候多时。盖拉之子邀请三位去一家餐厅吃北方特色菜肴。餐厅还有些动人之处，但饭菜简直要命。三人发现，或者以为发现了，智利教授和盖拉之子的关系更多的是信仰（信奉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而不是同性恋，这让三人稍稍安心些，因为他们已经用说不清的方式对阿玛尔菲塔诺产生了好感。

三人像沉入海底世界一样度过了三天。其间，他们从电视里寻找异乎寻常的消息，重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因为忽然间不理解他的小说了；午睡的时间很长，夜晚三人总是最后离开花坛；三人谈起各自的童年生活，仿佛从来没说过这个话题似的。三人第一次感觉亲如兄妹，或者亲如突击队的老战友，对三人来说，别的事情，大部分已经没兴趣了。常常喝得大醉，迟迟不起床，只是偶尔迁就一下阿玛尔菲塔诺，出去兜风，参观城内有趣的地方，说不定这些地方可能吸引一位假设中的年老德国游客呢。

是的，三人的确参加了烤羊肉晚会。他们的举止适度、谨慎，好像三位宇航员刚刚到达一个万物不确定的星球。在烤肉的院子里，三人看到了多处冒烟的窟窿。圣特莱莎大学的老师们展示了干农活的不寻常本领。两位老师赛了马。另外一位演唱了一首1915年的民谣。在斗牛场上，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试套牛索的运气，结果很不相同。等内格雷特校长一出现（此前他跟一个庄园管家模样的家伙关在屋内谈话），大家动手挖出烤肉木架；一阵阵肉香夹杂着热土的气息传遍整个院落，肉香和热气把人们裹在烟幕里，如同暗杀前施放的迷雾，但随后就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女人们把盘子摆在餐桌上，一路上散发着衣服和肉体的芳香。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都做了噩梦，可能是羊肉加酒精的效应；醒来时，虽然努力回忆，但依然想不起来什么。让－克劳德梦见一张纸，正面、反面都看过了，各种方式都使用了，来回摇晃纸张，或者摇晃脑袋，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仍然摇不出结果。丽兹梦见一棵树，是英国橡树，她举着树，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一块让她满意的地方。那树有时没根，有时树根拖拉得很长，好像大蟒，或者像戈耳工的长发。曼努埃尔梦见一个卖地毯的女孩。他想买一块，随便什么样式的都行，女孩给他展示大批地毯，一块又一块，忙个不停。女孩的一双黝黑的胳膊细长，总是在动弹，这让他没法开口讲话，不能说些要紧的事，于是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摊位。

次日早晨，丽兹没下楼吃早饭。两位男士给她房间打电话，以为她不舒服了呢。可是，丽兹口气肯定地说她就是想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必等我。二人无精打采地等来了阿玛尔菲塔诺。三人开车去了城市的东北部，那里有个马戏团。据阿玛尔菲塔诺说，马戏团里有一位运用错觉的德国魔术师，名叫柯尼希博士。他是昨天晚上从烤肉晚会上回家时，在花园里发现的小广告上得知的，不知什么人挨家挨户扔进花园里的。第二天，他在街角等候开往大学的公交车，发现一面天蓝色的墙上贴有一张彩色的海报，介绍了马戏团里的各位明星。其中就有那位德国魔术师。阿玛尔菲塔诺心想，这个什么柯尼希博士可能就是化了装的阿琴波尔迪。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想法很愚蠢；可是，三位文学评论家情绪低落呀，他觉得还是应该建议他们看看马戏团。当他把这建议说给两位评论家时，这二人看他的眼神就像面对全班上最傻的学生一样。

上车后，让－克劳德问阿玛尔菲塔诺：“阿琴波尔迪在马戏团里能干什么？”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专家啊。我只知道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

它名叫“国际马戏团”。几个男人在使用复杂的绳索、滑轮系统安装大帐篷，他们告诉三人老板住在那辆旅行车里。老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奇卡诺人［68］，曾经在欧洲几个马戏团工作过多年，从哥本哈根一直走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港，在小村庄里演出，命运各异，最后决定回美国加州厄利马特，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他给它起名“国际马戏团”，因为他起初的想法之一就是要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虽然到了开张的时候，大部分演员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偶尔也有一两个中美洲人来找工作；有一次，他雇佣了一位七十岁的加拿大驯兽师，因为美国任何一家马戏团都不愿意接受这位老人了。他说，他的马戏团不大，但他是第一个奇卡诺人的马戏团老板。

如果他们不外出，可以在贝克斯菲尔德找到他们，那里距厄利马特不远，有冬季大本营；不过，有时也在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落脚，时间不长，就是为了去墨西哥城旅行，完成南方的合同，最后到达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地区，然后返回贝克斯菲尔德。当客人们向老板打听柯尼希博士的时候，老板希望了解柯尼希博士与客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纠纷或者债务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声明：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两位先生是西班牙和法国最尊贵的大学教授，而他本人不用多说，为了保持与客人的距离，只说是圣特莱莎大学的教授。

那奇卡诺老板说：“啊，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带各位去看柯尼希博士，我想他过去也当过大学教授。”

两位文学评论家一听见这话，立刻怦然心动。随后，大家跟随老板穿行于旅行车之间，还有马戏团周围的兽笼，最后来到可能是营地的边缘地带。营地那边只有黄沙一片、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棚屋以及墨西哥—美国边境的铁丝网。

“他喜欢安静。”不等别人问，老板主动介绍。

老板用指关节敲敲魔术师的小旅行车车门。里面有人开了门，一面问什么事。那老板说是他，带来几位欧洲朋友，想看望您。那声音说：请进！四人上了车，钻进车内，里面只有两扇窗户，比舷窗大些，拉着窗帘。

“看看在什么地方让我们都能坐下！”老板说着拉开了窗帘。

在惟一的床铺上坐下，他们看到一位谢顶的家伙，皮肤是橄榄色的，只穿了一套黑色的大号运动服。他费力地眨动眼睛望着客人。此人不会超过六十岁，即使有六十岁，也立刻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决定再逗留片刻，至少应该感谢他能接待客人。阿玛尔菲塔诺是几人中情绪最好的，向柯尼希博士解释说，两位欧洲朋友在寻找一位德国人，是作家，一直找不到。

“你们以为能在我的马戏团里找到？”老板问道。

“只要能找到认识那位德国作家的人也成啊。”阿玛尔菲塔诺说。

老板说：“我从来没雇过作家。”

“我不是德国人。”柯尼希博士说，“我是美国人，我叫安迪·洛佩兹。”

安迪说着从衣架上的西装里掏出钱包，拿出驾照给大家看。

让－克劳德用英语问道：“您用错觉艺术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一开始把跳蚤变没了。”安迪说。大家都笑了。

“这是大实话。”老板说。

“然后把鸽子、猫、狗一一变没，最后是个小孩子，也把他变没了。”

离开国际马戏团后，阿玛尔菲塔诺邀请二人去他家吃午饭。

曼努埃尔到后院转了一圈，看见一本书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他不想走到跟前去看究竟，但进入室内以后，还是问阿玛尔菲塔诺那是一本什么书。

“是拉法埃尔·迭斯特［69］的《几何学遗嘱》。”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

曼努埃尔说：“拉法埃尔·迭斯特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

“就是这个人。”阿玛尔菲塔诺说，“但这本书不是诗集，是几何学。是迭斯特当学院老师的时候想出来的问题。”

曼努埃尔把阿玛尔菲塔诺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

“一直挂在院子里吗？”让－克劳德笑着问。

“对，就像一件要晒干的衬衫。”曼努埃尔答道。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电冰箱里寻找食物。

“你们喜欢菜豆吗？”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我们都习惯了。”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走近窗户，看那本书。晚风轻轻吹拂着书页。接着，他走到室外，仔细查看那本书。

“别摘下来！”他听见身后曼努埃尔的声音。

让－克劳德说：“这本书挂在这里不是为了晾晒，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曼努埃尔说，“还是别碰它为好！回室内去吧！”

阿玛尔菲塔诺咬着嘴唇注意着那两人，虽然这表情在此时此刻不表示绝望，不表示无可奈何，但绝对是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

等两位欧洲文学评论家转身要回室内时，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后退，迅速回厨房去了，装出聚精会神准备饭菜的样子。

等二人回到旅馆的时候，丽兹告诉他俩她明天就离开！他俩听了并不吃惊，好像早有准备。丽兹搞到的机票航班要从美国图森起飞。尽管她再三表示不用送行，而是自己坐出租车走，他俩还是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当天夜里，三人聊得很晚。他俩给丽兹讲述了访问马戏团的经过；他俩肯定地说，假如一切照旧，过不了三天也要离开。随后，丽兹睡觉去了。在她走前，曼努埃尔建议三人一起度过在圣特莱莎的最后一夜。丽兹不明白他的建议，说只有她走啊，你俩还要继续在这座城市过上好几个夜晚呢！

曼努埃尔说：“我是说三人在一起。”

“一起上床吗？”丽兹问。

“对，上床！”

“这主意不好。我要自己睡觉。”丽兹说。

于是，他俩送她到电梯门口，然后回到酒吧，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在等酒的时候，二人默默无语。

酒吧招待把酒送来以后，曼努埃尔后悔地说：“我真不该瞎说！”

“我看也是。”让－克劳德说。

又沉默了片刻后，曼努埃尔问：“你发现没有？这次旅行咱俩才跟她上了一次床。”

“我当然发现了！”让－克劳德回答说。

曼努埃尔追问：“谁的错呢？怪她还是怪咱俩？”

让－克劳德说：“不知道。说实话，这几天我没心思做爱。你呢？”

“我也是。”曼努埃尔说。

二人又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让－克劳德说：“我估计她心情也一样。”

三人一大早就离开了圣特莱莎。行前，他们给阿玛尔菲塔诺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去美国，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外面。到了边境线，美国海关警察要看看轿车的一些证明文件，随后就放行了。遵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三人开上了一条土路；在一段时间里，三人穿行在峡谷和森林中间，好像一头钻进了一片拥有自我生态体系的圆丘里。片刻间，他们以为无法准时赶到飞机场了，甚至以为永远走不出这个圆丘了。但，这条土路到了索诺依塔就结束了。从那里，他们开上了83号公路，然后上10号州际公路，最后直达图森。在机场，三人还有时间喝咖啡，谈谈回到欧洲后重逢时能做些什么。后来，丽兹不得不登机了；半小时后，她乘坐的飞机飞向纽约，从那里换乘另外的航班，把她送往伦敦。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返回墨西哥时，开上了通往诺加莱斯的19号州际公路；经过里科河后，稍稍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沿着亚利桑那一侧接近边境，最后到达罗歇尔回到墨西哥。二人又渴又饿，但没在任何村庄停车。下午五点，回到旅馆，淋浴后，下楼吃了一个三明治，给阿玛尔菲塔诺打电话。这位智利教授嘱咐他俩别离开旅馆，他马上就坐出租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那儿。他俩说我们不急。

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来说，从此后，现实生活如同纸制布景一样被扯破了；背景倒地后，露出了后面的东西：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色，好像有人，也许是天使吧，正在给大批看不见的人群烧烤羊肉。二人不再早起，不再跟美国游客一道在旅馆吃午饭，而是搬到市中心去了，选择了黑糊糊的馆子吃早饭（啤酒和辣椒烩玉米）；选择了有大窗户的地方吃午饭，那儿服务员用白粉笔在玻璃上写下菜单。晚饭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解决了。

他俩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分别做了关于法国当代文学和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座，这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开屠宰场”，至少这两次讲座有能力让听众震撼；这些听众大部分是看动漫杂志长大的年轻人。后来，为教师们，二人联袂开设了关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专题课。他俩的状态不像屠夫，更像卖牛羊下水的；但专题课一开始有某种难以辨别的内容，在追忆什么，虽然是静悄悄的，但绝非偶遇，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因为听众里，不算阿玛尔菲塔诺，还有三位阿琴波尔迪的读者，这让他俩激动得流下眼泪。三人中，有一位会法语，甚至还带来一本让－克劳德的译著。因此，奇迹是可能的。网上购书行之有效。文化虽说在消失，也有过失，但依然存在，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造中；这印象他俩很快有所证实：报告一结束，阿琴波尔迪的年轻读者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地坚决要求下，一起前往大学迎宾室；那里举行了欢迎杰出学者的宴会，或说酒会，或是小酒会，或者就是一个欢迎仪式；会上，由于没有更好的话题，大家就说起了德国人善于写作，说起巴黎大学或者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影响力；让两位评论家吃惊的是，与会者中间有两位老师曾经在上述两所大学学习过（一位在讲授罗马法，另外一位在讲授20世纪刑法）。后来，系主任盖拉和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给他俩每人一张现金支票；再后来，他俩利用一位老师夫人突然昏倒造成的混乱局面，悄悄溜走了。

阿玛尔菲塔诺和三位大学生陪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街。阿玛尔菲塔诺虽然讨厌这类应酬，但不得不忍受。三位大学生是阿琴波尔迪的读者。六人先去市中心吃晚饭，随后去那条无人入睡的大街兜风。那辆租赁来的轿车虽然很大，六个人还是很挤，人行道上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们，如同他们好奇地望着街上的人们一样；最后人们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和那三位挤在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方才迅速掉转视线。

六人钻进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熟悉的酒吧。房子很大，尽头通向有树木的院子，还有一处斗鸡场。那小伙子说，他父亲有一次带他来过这里。六人谈起政治。曼努埃尔把小伙子们说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三人都不超过二十岁，个个健康，有朝气，愿意学习。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却表现相反，让人觉得空前的疲惫不堪。让－克劳德小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阿玛尔菲塔诺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可是两位评论家回到旅馆后，议论道阿玛尔菲塔诺的情绪有沮丧的苗头，要么就是神经极度紧张，因为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停地喝酒，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开口。

第二天，曼努埃尔起床后，发现让－克劳德坐在旅馆花园里，身穿睡衣，脚踏皮凉鞋，正在阅读圣特莱莎本市的日报，手里拿着《西班牙语—法语词典》，很可能就是那天买的。

曼努埃尔问他：“咱们去市中心吃早饭吧？”

让－克劳德回答说：“不去。不能再吃喝了，胃口坏了。我想了解下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于是，曼努埃尔回想起昨天夜里，有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的妇女被害的事情。他只记得那小伙子说，被害的妇女有两百多人；那小伙子不得不重复说了两三次：两百多人，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无论他还是让－克劳德都无法相信这个数字。虽然曼努埃尔不相信，但他想：这是夸张罢了。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有人给你讲了爱尔兰多么美丽……自然之美……人们在温泉、间歇泉里洗澡，实际上，你早就在照片上见过，可是你仍然会说真难以相信……哪怕实际上你已经相信了……夸张是一种有礼貌地表示惊奇的方式……你这是帮助对方说话：对啊，对啊……于是，你就说：真不可思议。起初，你是不能相信，后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昨天夜里，那个健康、强壮、纯洁的小伙子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俩，有两百多妇女被杀害了！随后，他和让－克劳德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真不可思议！曼努埃尔想：可事情发生的期限很短啊。从1993年或者1994年到现在……有可能被害人的数字更多。可能是两百五十人，或者三百人。小伙子用法语说，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小伙子读过一本由让－克劳德翻译的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是通过网上书店的优质服务买到的。曼努埃尔想，他说的法语不地道。可有人说得不好，甚至开不了口，但能阅读。不管怎么说吧，很多妇女被杀害了。

让－克劳德问：“凶手呢？”

一个小伙子说：“很久以前就有人被捕，可杀害妇女的事件还是在继续发生。”

曼努埃尔回想起阿玛尔菲塔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心不在焉，可能烂醉如泥了。旁边一张餐桌周围坐着三人，时不时地瞅瞅他们，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曼努埃尔想，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个小伙子说到了杀手造成的影响。有人说到什么模仿犯效应。有人提起艾伯特·凯瑟勒这个名字。后来，曼努埃尔忍不住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与此同时，他听见外面可能有人在洗手、洗脸，对着镜子打扮，那人对他说：“伙计，吐出来就好了。”

曼努埃尔想，这话让我放松多了；但是，这话意味着那时我感觉不安，是因为紧张吗？他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人了，只有从酒吧传来的轻微的音乐声，还有下面水管里传来的痉挛般的声音。他纳闷：是谁把我们送回旅馆的呢？

他问让－克劳德：“回旅馆的时候，是谁开的车？”

“是你呀。”让－克劳德说。

那天，曼努埃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独自在旅馆看报纸，自己上街去了。虽说吃早饭是晚了一点，他还是进了阿里斯佩大街上一家从未去过的酒吧；他要点能恢复肠胃功能的东西。

“先生，这东西对恢复酒后不舒服最好不过了。”酒吧服务员对他说，一面拿出一杯凉啤酒。

从酒吧后面传来油炸食品的声音。曼努埃尔要了些吃的东西。

“先生，来点奶酪饼，行吗？”

“行。要一块。”

服务员耸耸肩。酒吧空空荡荡，可是不像他经常上午光顾的酒吧那样昏暗。洗手间的门开了，出来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曼努埃尔眼睛疼痛，开始有眩晕感，像上次一样；但是，大高个子让他吃了一惊。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也猜不出那人的年龄。可是，那高个子在窗户旁边坐下来，一道黄绿的光线照到了他脸上。

曼努埃尔明白那人不可能是阿琴波尔迪。那人像进城的农夫或者牧民。服务员给那人送来一份奶酪饼。那人用手去拿，被饼烫了一下，于是要了一张餐巾纸。后来，他对服务员说再要三份。曼努埃尔出了酒吧，向手工艺品市场走去。一些商人正在收拾货物，收起折叠桌。吃饭的时候到了。市场里只有寥寥几人。起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那个出售地毯的姑娘的摊位。市场周围的街道非常肮脏、杂乱，好像市场不卖工艺品，而是销售快餐、水果和蔬菜。他看见那姑娘的时候，她正在忙着卷起地毯，把地毯的两端捆紧。她把最小的手工编织地毯放入一个长方形的大纸箱内。她的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实际上远在万里之外。曼努埃尔走近摊位，摸摸地毯。他问姑娘是不是还记得他。姑娘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抬起头，看看他，说记得，表情自然，让他一笑。

曼努埃尔问她：“我是谁？”

姑娘说：“一个买过我地毯的西班牙人。咱俩说过话。”

让－克劳德弄清楚了报纸的内容之后，很想淋浴，洗去皮肤上的脏东西。他看见阿玛尔菲塔诺从远处走来。阿玛尔菲塔诺进了旅馆，跟服务员说话。随后，他来到花坛，先轻轻举手打个招呼。让－克劳德起身，对阿玛尔菲塔诺说想喝点什么随意要，他请客。他得洗澡去。走之前，他注意到阿玛尔菲塔诺眼圈黑红，好像还没睡过觉。穿过大堂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走进酒吧旁边的小厅，打开了旅馆为客人准备的电脑。在检查电子邮箱时，发现丽兹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写了她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他读信的感觉，好像自己还在醉态中。他想起昨天晚上那几位年轻的学生、阿琴波尔迪的读者，真希望像他们一样年轻、健康、纯洁，真希望与其中某一位交换生命啊。他想，这样的愿望说明自己心力交瘁了。后来，他走到电梯，按动按钮；接着，跟一位正在阅读墨西哥报纸的美国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上了电梯，他发现老太太手中的报纸跟他早晨看过的一模一样。走进房间，他一面脱衣服，一面盘算着如何对曼努埃尔讲述丽兹的信。说不定曼努埃尔信箱里也有丽兹的信等他呢。他想：怎么办呢？

浴缸的“破嘴巴”依然如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好大工夫，任凭温水在身上流淌。他想：怎么做才合情合理呢？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回去后尽量推迟做结论的时间。肥皂水进了眼里，他脑袋才偏离浴缸，闭上眼睛，让水流冲洗面部。他想，我不像想像中的那么悲伤。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随后，他关闭水龙头，擦干全身，穿好衣服，下楼找阿玛尔菲塔诺去了。

让－克劳德陪着曼努埃尔去看电子邮箱。他站在曼努埃尔身后，直到确信肯定有一封丽兹的来信。等到他证实邮件的内容跟写给他的一样，便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去了，距离电脑不远，开始翻阅一本旅游杂志。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曼努埃尔。后者不像是准备离开座位的样子。他真想给曼努埃尔后背和脑勺来一巴掌，但他最终决定不动为好。等到曼努埃尔回头看他时，他才说他也收到丽兹一封信。

“我不信。”曼努埃尔说道，声音如丝线。

让－克劳德把杂志放在玻璃桌上，靠近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丽兹的信。接着，也不坐下，用一个指头敲打键盘，寻找自己的邮件，选出丽兹给他的信让曼努埃尔看。他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请求曼努埃尔阅读。曼努埃尔再次面对屏幕，把丽兹给让－克劳德的信看了几遍。

“几乎一样。”曼努埃尔说。

“那有什么关系。”法国人说。

曼努埃尔说：“她至少可以来点柔情嘛。”

“在眼下这种情况，报告一下就是柔情啦。”让－克劳德说。

等他俩走进旅馆花坛里，几乎没人。一名身穿西装、黑裤的服务员正在收拾餐桌上的杯子和瓶子。花坛一端，靠近栏杆的地方，一对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男女正在望着墨绿色的安静街道，二人手牵手。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他在想什么。

让－克劳德说：“当然是想她。”

让－克劳德还说，奇怪的是，或者说总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他俩留在这座城市里、这家旅馆里，而丽兹却最后决定走了。曼努埃尔瞅了他好久，然后表情不屑地说，这话让人恶心。

次日，曼努埃尔再次前往手工艺品市场，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利百加。曼努埃尔笑了，因为他心里想，这个名字恰如其分。他在那里待了三小时，站着，跟利百加说话。与此同时，过来过去的游客和好奇的人们懒洋洋地看看货物，好像有谁强迫他们这样看似的。有两次机会，客人来到利百加的摊位前，但什么也没买就走了。这让曼努埃尔感到难堪，因为他觉得姑娘买卖不好与他固执地站在摊位前有关系。为了挽回姑娘的损失，他决定买下估计那些客人可能会购买的货物。他买下一块大地毯、两块小地毯、一块彩色披肩（绿色为主）、一块披肩（红色为主）以及一个用同样毛料和图案制成的背袋。利百加问他，是不是很快要回国了？曼努埃尔笑着说，不知道。后来，姑娘叫来一个男孩，把曼努埃尔买的东西让男孩背上，陪曼努埃尔走到停车位。

利百加呼喊孩子（他突然而至，或者从人群里钻出来，反正是一回事）的声音、口气以及口气里的平静与权威性，让曼努埃尔感到震动。当他走在男孩身后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商贩在收拾货物。走到轿车后备厢时，二人合作把地毯放了进去。曼努埃尔问男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利百加干活的。男孩说，她是我姐姐。曼努埃尔想，可是一点也不像！接着，他仔细看看男孩：个子太矮，但看上去很结实。他给了男孩一张十美金的钞票。

等他回到旅馆时，看见让－克劳德正在花坛里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他问是什么书，让－克劳德笑着回答道是《圣托马斯》。

“这书你看了多少遍了？”

“不计其数。可这是我看的次数最少的作品了。”

曼努埃尔心里说，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啊。

虽说是两封电子邮件，不如说就是一封，尽管小有变化，是面对同一处悬崖的急转弯。丽兹在邮件里说，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让她思念。这是狭义的思念，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也就是说，此前她已经考虑一些实际、现实、讲实效的事了；也开始思念家乡了。她想家，想朋友，想工作；几乎同时想念家庭或者工作场景，想念朋友们举杯的情景，为谁干杯呢？也许为她，也许为某个她已经忘记的人。这个国家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她离题了，但只是在给曼努埃尔的信中才有，好像让－克劳德不能理解这句话，或者好像她事先知道了他俩会拿出各自的信件加以比较），一位文化界的名人、一位人们都以为很高雅的人、一位登上政府高层的作家，竟然有绰号，而且自然而然，说是“蠢猪”，而此事即绰号或曰绰号的残忍特征或曰绰号的任人评说，都与多年来在圣特莱莎不断发生的犯罪事件有关系。

丽兹说，我小时候喜欢上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但就是喜欢。那时，我八岁，他也八岁，名叫詹姆士·克劳福德。我估计那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他只跟别的男孩说话，避免接触女孩。他头发黝黑，眼珠是栗色的。他总是穿短裤，甚至别的孩子已经穿上长裤了，他依然如故。不久前，我回想起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我不叫他詹姆士，而是吉米。没人这样叫他。只有我例外。我俩都是八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的？我想是他把什么东西忘记在书桌上了吧，也许是橡皮，也许是铅笔，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对他说：吉米，你忘记拿橡皮了。对，我记得我还笑了。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叫他吉米，而不是詹姆士或吉姆。是出于亲热。出于高兴。因为我喜欢吉米，我觉得他很漂亮。

次日，一大早，曼努埃尔去手工艺品市场转转，他心跳比平时要快。这时商贩和手艺人刚刚开始架设摊位，方石路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利百加正在往一张折叠桌上摆放地毯，一看见他过来就笑了。有些商贩站在摊位旁边喝咖啡或者可乐，有人在摊位之间聊天。摊位后面，人行道上，老拱廊和一些店铺的遮阳棚下，一堆堆人挤在一起争论陶器的批发价格；陶器的批发销售在图森或者凤凰城是有保证的。曼努埃尔跟利百加打了招呼，帮助她整理最后几块地毯。随后，他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早饭。姑娘回答说她不能去，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曼努埃尔并不却步，问她弟弟在哪里。

“上学去了。”利百加说。

“谁帮助你把这么多货物运过来的？”

“我妈。”利百加说。

曼努埃尔安静了片刻，眼睛望着地面，不知道要不要再买一块地毯，或者干脆不说话走掉。

最后，他说：“我请你吃午饭吧。”

“好吧。”姑娘说道。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让－克劳德正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远处望过去，让－克劳德的面部，实际上，不仅是面部，而且是全身都显露出一种宁静的神情，让他好羡慕。等走到让－克劳德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部作品不是《圣托马斯》，而是《女盲人》。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有耐心能重新从头看到尾。让－克劳德抬起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阿琴波尔迪贴近痛苦和耻辱的方式令人吃惊，或者说不断地让他吃惊。

曼努埃尔说：“用微妙的方式。”

“对，用微妙的方式。”让－克劳德说。

丽兹在信中说，在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里，我想起了吉米，但首先是想到我自己，想到那个八岁时候的我；起初，这些想法是跳跃的，形象是跳跃的，好像脑海里有一场地震，我没法明白无误地确定任何记忆；但是，到了最后终于明晰了记忆的时候，反而更糟糕，我看见自己在念叨吉米的名字，看见自己在微笑，看见吉米·克劳福德严肃的表情，看见成群的孩子，看见他们的后背像突然涌动的浪涛，远处静止的地方是一片空地，看见自己的嘴唇在提醒那男孩别丢下东西，看见了那块橡皮，或者也许是铅笔；我那时的眼睛看见了我现在的眼睛还是那时的样子；我再次听见了自己的叫喊声、清亮的嗓音，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非常有礼貌地呼唤一个八岁的男孩，提醒他别忘记带上橡皮；可是她不能像校内使用的称呼那样叫他詹姆士，或者克劳福德，而是有意无意地宁肯叫爱称“吉米”，露出亲热劲，一种称呼上的亲热、一种人称上的亲昵，因为只有她在那一刻、那种环境，那样称呼吉米，是她用某种方式给亲昵或者关心披上别的外衣，那关心中包含着提醒他别忘记带东西：别忘了你的橡皮，或者别忘了你的铅笔，其实只不过是用贫乏的语汇或者丰富的语汇表达幸福罢了。

曼努埃尔和利百加在市场附近一家便宜餐馆吃了午饭。与此同时，利百加的小弟弟守着那辆每天早晨运送地毯和折叠桌的小车。曼努埃尔问利百加是否可以请小弟进来一起吃饭，不要守着小车。但利百加说不用惦记小弟。要是小车没人看守，有可能被人顺手拉走。曼努埃尔从餐馆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那男孩已经爬到地毯堆上面，像小鸟一样眺望着地平线。

他说：“我给他送些吃的。他喜欢什么？”

利百加说：“冰激凌。可是这里没有冰激凌。”

片刻间，曼努埃尔在考虑出去找冰激凌的主意；可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害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这姑娘了。她问他西班牙是什么样的。

“不一样。”曼努埃尔回答说，一面想着冰激凌。

她问：“跟墨西哥不一样？”

曼努埃尔说：“是的。内部不一样，各有不同。”

忽然，曼努埃尔想出一个主意：去给那个男孩送个三明治。

利百加说：“这里人叫夹肉面包。我弟弟喜欢夹火腿面包。”

曼努埃尔想，这姑娘像位公主或是使节夫人。他问女服务员能不能给做一个夹火腿面包，再来一份冷饮。女服务员问他这夹火腿面包要怎么做的。

利百加说：“告诉她：要整个的！”

曼努埃尔说：“要整个的。”

过了一会儿，他端着面包和冷饮来到街上，把东西递给那男孩。后者仍然高高地坐在地毯堆上。起初，男孩摇摇头，说不饿。曼努埃尔看到拐角的地方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忍住笑声在望着他俩。

他说：“你要是不饿，那就喝冷饮吧。把面包收起来，要不然就喂狗！”

等他再回到利百加身边坐下的时候，感觉很好。真的很充实。

他说：“这不行。不好。下次咱们仨一起吃饭。”

利百加盯着他眼睛看了看，举着叉子不动，接着露出微微一笑，把食物送进口中。

在旅馆里，让－克劳德躺在吊床上读书。旁边是空空荡荡的游泳池。曼努埃尔在没看到书名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不是《圣托马斯》，也不是《女盲人》，而是阿琴波尔迪别的作品。等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时，才看清是《忘川女》，一部不那么让他特别兴奋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但是，从让－克劳德的表情上看，重读这本书受益匪浅，感到非常愉悦。一坐到吊床边上，他就问法国朋友这一整天他都干了什么。

“看书。你呢？”让－克劳德答道。也问西班牙朋友干了什么。

曼努埃尔说：“在那边闲逛。”

那天夜里，二人在旅馆餐厅一起吃晚饭。席间，曼努埃尔说了购买纪念品的事情，也给他买了一件。让－克劳德听了很高兴，问他是什么样的纪念品。

曼努埃尔说：“印第安地毯。”

丽兹在信中说，让人筋疲力尽的旅行之后，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开始想起吉米·克劳福德，也许是我在纽约等候飞往伦敦的航班时，就开始想念他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想念吉米·克劳福德；我八岁时呼喊吉米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灯，把行李箱丢在客厅。我去厨房，烧茶。然后，洗澡，上床。考虑到有可能失眠，我吃了一片安眠药。我记得翻了翻杂志，我记得我想起了你们在那座可怕的城市里兜圈子，我记得想起了那家旅馆。在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有两面奇怪的镜子，最后几天让我非常害怕。等我知道要入睡的时候，勉强伸手关掉了灯。

一夜无梦。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可这样的感觉仅仅停留片刻，因为我很快就辨认出我下面街道特有的嘈杂声。我想，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休息好了，住在自己家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我在床上一坐起来，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像个疯子，表面上无缘无故。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我一度曾经打算不离开圣特莱莎，希望跟你俩坚持到底。如今，我不只一次想拔腿就上机场，乘坐第一个航班前往墨西哥。如此的冲动之后，还有更具破坏性的：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永不上课，过流浪的生活。

可是，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受侮辱，这是我从一本杂志（名字忘了）上看到的。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被轮奸，被殴打，有些女人死在医院门口也不少见。欺负流浪女的人们，并不是我十八岁时想的那样是警察，也不是新纳粹流氓，而是流浪汉，这让形势变得格外严峻起来，真如雪上加霜。我心里很乱，出门到城里转了一圈，希望能够振作起来，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某个女友，跟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不知怎样才好。忽然间就来到了一处画廊门前，那里正在举行埃德温·约翰回顾展，就是那位自残右手用来展示自画像的艺术家。

曼努埃尔在又一次访问卖地毯的姑娘时，她同意这个西班牙人送她回家。曼努埃尔花了一点钱把姑娘的小车存放在他俩曾经吃过饭的餐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由一个穿着旧工作服的胖女人照管，那屋子里堆满了空瓶子和大量辣子肉罐头。三人把大小地毯都放进轿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坐到前排。男孩特别高兴。曼努埃尔说今天由他决定去哪里吃饭。最后，三人进了市中心一家麦当劳。

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

“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

“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

“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一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准备以这三部作品为基础写文章或论文。让－克劳德的回答模棱两可。起初，他说想写；后来又说，不写，因为只有这三本就只好看这三本。曼努埃尔想把自己的书留几本给他，可是忽然发觉糟糕！他把藏在行李箱的阿琴波尔迪给忘记了。

丽兹在信中说，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心血来潮想给莫里尼打电话。可是，天太晚了，打搅他没礼貌，不慎重，荒唐地影响人家生活。但是，还是打了。我记得，拨完电话号码之后，我熄了灯，好像我在暗处，莫里尼就看不见我的面孔。我的电话肯定吓他一跳，他立刻拿起了话筒。

我说：“莫里尼，是我，丽兹啊。你听说没有？埃德温·约翰死了！”

莫里尼的声音从意大利都灵传过来了：“听说了。死了两个月了。”

我说：“可我今天晚上刚刚知道。”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莫里尼说道。

我问：“怎么死的啊？”

莫里尼说：“意外事故。他出门散步，打算画一幅疗养院附近的瀑布。他登上一块岩石，脚一滑，摔了下去。在五十米下方的峡谷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说：“这不可能啊！”

“这完全可能。”莫里尼说。

“他独自出门散步吗？没人看护？”

莫里尼说：“他不是独自出门。有个女护士和疗养院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陪着他。那些小伙子能在一秒钟内制服一个发狂的疯子。”

听了这“发狂的疯子”说法，我第一次笑了。莫里尼在电话那一头也笑了，仅仅笑了一下，是跟我一起笑的。

我对莫里尼说：“那些体操运动员式的棒小伙，实际上叫做护工。”

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护工陪着他。约翰登上一块岩石，那小伙子也从后面上去了。女护士按照约翰的指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假装看书。于是，约翰开始用左手画画，此前他的左手已经练习得十分灵巧。画中的风景包括瀑布、群山、怪石、树林以及那位一心读书的女护士。就在那个时候，事故发生了。约翰从岩石上站起来，脚下一滑，尽管那小伙子努力去抓，约翰还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丽兹在信中说，我俩长时间一句话没说，直到后来莫里尼打破沉默，问我在墨西哥过得怎么样。

“不好。”我说。

他没再多问。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是平缓的；他也听见了我的呼吸声，正在迅速平静下来。

“我明天再打给你吧。”

“行。”他说。但我俩都没敢立刻挂上电话。

那天夜里，我想到了埃德温·约翰，想到了他那只现在可能摆在回顾展上的手，那只疗养院护工没能抓住的手，因此没能阻止他落下悬崖，虽说坠崖一事就发生在眼前，好像一个根本与约翰真面目不沾边的谎言。而更为真实的是那幅瑞士风景画，那幅画你们见过，可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山脉、森林、彩石、瀑布、危险的峡谷和看书的女护士。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带利百加出去跳舞。他俩到了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歌舞厅。利百加从来没去过，但是女友们经常说这家歌厅的好话。二人喝着自由古巴，利百加告诉曼努埃尔，有两个姑娘一走出这家歌厅就被人绑架，不久就遇害了。她俩的尸体被扔到了沙漠里。

曼努埃尔觉得姑娘说杀手经常光顾歌厅可不是好兆头。送姑娘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亲吻了她的嘴唇。利百加嘴里有酒味，面颊很冷。他问她是不是愿意做爱。她连连点头，但一言不发。二人从轿车的前排座位转移到后排，性交。速战速决。但做爱后，姑娘靠在他胸前，什么也没说。他长时间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夜风传来一阵阵化工制品的气味。曼努埃尔以为附近一定有造纸厂。他问了这个问题。可利百加说附近只有居民自己搭建的房屋和空地。

无论曼努埃尔什么钟点回到旅馆，总是看到让－克劳德在读书，在等着他回来。他想，让－克劳德在用这一姿态巩固二人的友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法国朋友睡不着觉，失眠迫使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读书到黎明。

有时，让－克劳德在游泳池边，身穿毛衫，或者披着浴巾，品着威士忌。有时，曼努埃尔发现让－克劳德待在一个有巨幅风景画的大厅里，画面上是边境风光，从画上立刻猜出画家没有来过边境，因为画风的灵活与和谐反映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餐厅的侍者，包括夜班人员，很满意让－克劳德给的小费，极力为他服务周到。只要他一进门，侍者总要跟他嘘寒问暖。

有时，曼努埃尔去旅馆大厅寻找让－克劳德之前，会先去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来自欧洲的信件，荷尔菲德的或是博希迈尔的，希望他们指明阿琴波尔迪的下落。随后，他去找让－克劳德；最后，二人静悄悄地上楼回到各自房间。

丽兹在信中写道，第二天，我开始打扫房间，整理案头纸张。我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干完了清洁工作。下午，我一头钻进电影院；散场后，虽然心情平和了许多，但已经不记得影片的情节，也不记得里面的演员了。那天夜里，我和一位女朋友共进晚餐，然后早早上了床，可是直到十二点还没有入睡。上午一醒来，没有预先订票，我就去了机场，买了一张第一班飞往意大利的机票。我从伦敦飞到米兰，从米兰乘坐火车前往都灵。莫里尼为我开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留在都灵，请他决定我是去旅馆呢还是住在他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挪动轮椅，请我入内。我去卫生间洗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莫里尼已经烧好了茶，在一个蓝色盘子上放了三块糕点，送上来的时候赞不绝口。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像是希腊甜点，里面有蜜饯开心果和无花果。很快，我就吃光了三块糕点，喝了两杯热茶。与此同时，莫里尼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身听我说话，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我和莫里尼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俩谈到了意大利的右翼势力，谈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谈到移民问题，谈到恐怖分子，谈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一边谈话，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这很奇怪，因为这些话题比较压抑，直到我感觉累了，就又要了一块，就只一块神奇的糕点。这时，莫里尼看看手表，说饿了是很正常的，有比开心果更好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在都灵一家饭店预订了座位；他要带我去那里吃晚饭。

饭店位于花园中央，那里有长凳和石像。我记得我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他为我讲解石像的故事。有些石像来自神话故事，有些就是迷失在夜幕下的淳朴农民。花园里还有别的男女在散步；有时，我俩与他们擦肩而过；有时，仅仅看见他们的身影。吃饭的时候，莫里尼向我打听你俩。我说把阿琴波尔迪定位在墨西哥的线索是假的，有可能阿琴波尔迪根本就没去过墨西哥。我给莫里尼讲述了你们那位墨西哥朋友的故事，那位叫做“蠢猪”的墨西哥伟大知识分子。我和莫里尼哈哈大笑了一通。说真的，我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曼努埃尔一天夜里与利百加在轿车后排座位第二次做爱之后，问姑娘她家里人是怎么看他的。姑娘说她兄弟们认为他很帅，妈妈说看样子他像个负责任的男人。浓烈的化工产品气味几乎要把轿车掀起来。第二天，曼努埃尔又买下五块地毯。她问他干吗要这么多地毯，他说想送人。曼努埃尔回到旅馆后，把地毯放在空着的床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在几秒钟内，幻影退去了，他对现实有了短暂的察觉。他有些头晕，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

醒来时，他感觉胃疼，真想去死。下午，他出去购物。他进了一家亚麻布纺织品店，进了一家妇女用品店，进了一家鞋店。那天夜里，他把利百加带进旅馆，二人一起洗澡后，他让她穿上三角内裤、吊袜束腰带、黑色紧身内衣和细高跟鞋。二人性交，他弄得她浑身乱颤。随后，他请服务台送上来两份晚饭。吃完饭后，他把买来的其他礼物送给她。接着，再次做爱，一直干到天亮。后来，二人起床，穿衣；她把礼物放入手提袋里。他先送她回家，再带她到手工艺品市场，帮助她搭建摊位。在他道别之前，她问他还能不能再见。曼努埃尔不知为什么，也许惟一的原因是疲倦了，耸耸肩说没法知道。

“有办法知道！”利百加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伤心口气说道，“你会离开墨西哥吗？”她问。

“有一天，我得离开。”他回答说。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无论在花坛、游泳池边，还是某个让－克劳德平时闭门读书的地方，让－克劳德都不在。曼努埃尔问服务台他的法国朋友是不是出门很久了。服务员回说让－克劳德先生一直没离开过旅馆。曼努埃尔上楼去找。让－克劳德房间里没有声音。反复敲门，用力敲门。结果一样。曼努埃尔回到服务台说他担心朋友出事，说不定是心脏病发作。接待人员认识他俩，便跟曼努埃尔重新上楼。

在电梯里，他对服务员说：“我不相信会发生什么坏事。”

用万能钥匙打开了让－克劳德的房间后，服务员没有迈进门槛。房间里一片漆黑。曼努埃尔开了灯。他看见让－克劳德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下面。面部朝上，轻轻侧斜，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曼努埃尔看到让－克劳德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安详表情。他连连叫起来：

“让－克劳德！让－克劳德！”

服务员出于好奇，向前走了两步，劝告曼努埃尔不要碰他。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大声喊叫起来了。一下子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摇晃他的肩膀。

这时，让－克劳德方才睁开眼睛，问曼努埃尔怎么了。

曼努埃尔说：“我们以为你死啦。”

让－克劳德说：“没有。我梦到放假时去希腊岛屿，租了一个小船，认识一个整天潜水的男孩。”

曼努埃尔说：“好梦啊。”

服务员说：“的确。看来是个轻松的梦。”

让－克劳德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丽兹在信中说，我在都灵第一夜的头几个小时，是在莫里尼的客房里度过的。我没费劲就入睡了，但是，突然之间，一声雷响，不知是梦中的还是真的雷声，把我给吵醒了；我以为看见走廊尽头有莫里尼和他轮椅的影子。起初，我没理睬，打算再睡，可是突然我再次看见了刚才的景象：走廊的一侧是轮椅的影子，另外一侧不是走廊而是客厅，莫里尼的后背对着我。我吓得立刻醒过来了，抓起一个烟灰缸，开了灯。走廊上空无一人。我走到客厅，那里也没人。这事如果发生在几个月前，那很正常，我会喝一杯水，重新上床；但眼下完全不一样，也不会再上床了。因为，我立刻去了莫里尼的卧室。推开门，我先看到那辆轮椅停在床边，接着看见莫里尼的身体，他从容不迫地睡着。我轻声叫他的名字。他一动不动。我提高了声音。莫里尼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对他说：“我刚才看见你在走廊里。”

“什么时候？”他问。

“就是刚才，我听见了雷声。”

“下雨了吗？”莫里尼问。

“可能吧。”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我没去过走廊。”

“我看见你在走廊。你一定起过床。轮椅就在走廊尽头，面对着我。可你在走廊拐角的客厅里，背对着我。”

莫里尼说：“大概是个梦吧。”

“轮椅正对着我，而你背对着我。”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啊，请你镇静下来！”

“别说什么镇静、不镇静！别拿我当傻瓜！轮椅望着我，可你呢，站在那里，非常安静，也不看我，明白吗？”

为了想一想，莫里尼暂时让步，双肘撑住身体。

他说：“我想我明白了：轮椅盯着你，可我忽视你的存在。对吗？好像轮椅和我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独立实体。还有轮椅是坏蛋，因为它盯着你看；我也是坏蛋，因为我对你说了谎话，也没有望着你。”

于是，我放声大笑，我告诉他我想好了，他绝对不是坏人，轮椅也不是坏蛋，因为轮椅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下半夜，我俩是睡在一起的。我要他让给我一块地方。莫里尼没说什么就让出了半边床位。

后来，我问他：“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你是喜欢我的呢？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我是喜欢你的呢？”

莫里尼在黑暗中说道：“这是我的过错。我这个人太笨了。”

上午，曼努埃尔把他珍藏的几块地毯和披肩送给了旅馆的接待人员、保安和侍者。还送给负责打扫他房间卫生的女保洁员两块地毯。最后一块披肩，非常漂亮，以红、绿、淡紫色的几何图案为主，他放进一个口袋里，吩咐服务员送到楼上让－克劳德的房间去。

他说：“一份匿名礼物。”

服务员使了个眼色说一定照办。

曼努埃尔到达手工艺品市场的时候，利百加正坐在木凳上翻阅一本大众音乐杂志，里面有许多彩色照片，有墨西哥歌手的各种消息：结婚，离婚，巡回演出，金唱片，银唱片，在监狱逗留的时间，死于贫困或非命。他在她身边的马路边缘坐下，是否亲吻她，有些犹豫。马路对面，有了新摊位，是出售泥塑的。从曼努埃尔坐的地方望去，他认出泥塑中有几个小型绞架。他露出一丝惨笑。他问姑娘弟弟在哪里，她说跟每天一样上学去了。

有个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一袭白衣，仿佛要结婚的样子，停下脚步，与利百加攀谈起来。于是，曼努埃尔抓起姑娘留在桌子下、饭盒上的那本杂志，翻阅起来，直到那老妇人走开为止。他有两次机会要开口说话，但没张开嘴。但她的沉默并非令人不快，也没有生气或愤怒的意思。她的沉默不语并不紧张，而是非常透明。几乎不占据空间。曼努埃尔想，人们甚至能习惯这样的沉默和感到幸福。但他永远无法习惯，这他心里也明白。

他坐烦的时候，就去酒吧，到柜台上要一瓶啤酒。他身边都是男人，都三三两两的。曼努埃尔愤愤然地扫视整个酒吧，立刻发觉男人们又吃又喝。他低声骂了一句“操他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落在自己皮鞋前几厘米的地方。然后，他又要了一瓶，喝了半瓶，拿着其余的半瓶回到姑娘的摊位。利百加看看他，笑了。曼努埃尔在她身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他说，他要回国了。她没吭声。

他说：“我还要回圣特莱莎，我发誓用不了一年，一定回来！”

“用不着发誓。”姑娘边说边快活地笑着。

曼努埃尔把啤酒喝光，说道：“咱俩一起走，因为有可能我们会结婚，一起回马德里。”

好像姑娘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但曼努埃尔没听清楚。

他问：“什么？什么？”

利百加保持沉默。

晚上，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看到让－克劳德在游泳池旁边看书边喝威士忌。他在让－克劳德身边的吊床上坐下，问法国人有什么计划。让－克劳德浅浅一笑，把书放在桌子上。

他说：“我在我房间看到了你送的礼物，非常合适，不乏魅力。”

“啊，那块披肩啊。”曼努埃尔说着仰面朝天躺到了吊床上。

天上布满了星星。游泳池蓝绿色的水映照出周围的桌子和花卉、仙人掌的影子，形成一条反光的链条，一直传到乳白色的砖墙上；墙后面有个网球场和一个个隔离很好的桑拿浴室。时不时地可以听见打球的声音和议论打球的嘈杂人声。

让－克劳德起身说：“咱们走吧！”他向网球场走去，曼努埃尔跟随其后。网球场上灯火通明，两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狗熊一样地打球，招惹得旁边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她们坐在木凳上，头上是遮阳伞，跟游泳池四周的一模一样。远处，铁丝拦网后面是桑拿浴室，是个水泥屋，有两个小小的窗口，像沉船上的舷窗。让－克劳德一屁股坐到砖墙上，说道：

“咱们别再找阿琴波尔迪了。”

曼努埃尔说：“几天前我就知道你这个想法了。”

然后，他向上蹦了一下，又一下，最后终于坐到了墙头上，双腿垂向网球场。

让－克劳德说：“可是，我确信阿琴波尔迪肯定在这里，就在圣特莱莎。”

曼努埃尔看看双手，好像担心刚刚是不是擦破了皮。有个女人站起来，走进网球场，跑到一个男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又回原地去了。跟女人说话的男子这时举起双臂，张开嘴巴，脑袋后仰，但没发出半点叫喊声。另外一个男子跟前者一样，也身穿洁白的运动衣，等对手静悄悄地折腾之后，等对手怪相一出完，就把球抛给了他。比赛重新开始。两个女人再次大笑。

“相信我吧！我知道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道，声音非常柔和，像一阵清风吹来，传遍了花香。

“在什么地方啊？”曼努埃尔问。

“在某个地方，在圣特莱莎，在周围什么地方吧。”

“那咱们为什么找不着呢？”曼努埃尔问。

一个网球手摔倒了。让－克劳德笑了，他说：

“这无关紧要。找不着是因为咱们太笨，或者因为阿琴波尔迪很善于躲藏。这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别的……”

“什么？”曼努埃尔问。

“重要的是他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着指指桑拿浴室、旅馆、网球场、铁丝网，还有远处没有照明的旅馆土地上依稀可见的枯枝败叶。曼努埃尔感到脊背发凉。那个桑拿浴室所在的水泥屋，他觉得像个地堡，里面藏着死人。

“我相信你的话。”他说，心里真的相信朋友的话。

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咱们也在这里！这样，我们永远和他的距离最近。”

丽兹在信中说，我不知道我和莫里尼将要在一起多久。我想，无论对他还是对我，这都不重要。我俩相爱，感到幸福。我知道你俩能理解。

注　释

［1］　荣格尔（Ernst Junger, 1895—1998），德国现代作家。重要作品有《战争日记》、《和平》、《光辉》、《占领的年月》等。

［2］　巴罗哈（Pio Baroja, 1872—1956），西班牙著名作家，皇家学院院士。代表作有《巴斯克土地》、《幻想生活》、《为生活而斗争》、《种族》等。

［3］　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西班牙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没有脊骨的西班牙》、《艺术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4］　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西班牙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　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宫殿、教堂、修道院、陵墓等，建于16世纪。

［6］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7］　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 1914—1979），德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纸片的梦》。

［8］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西班牙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人生悲惨感》、《基督教徒的痛苦》、《雾》等。

［9］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ll, 1917—198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林娜》等。

［10］　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 1934—1984），德国作家。擅长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

［11］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铁皮鼓》等。

［12］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瑞士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罗慕罗斯大帝》、《深秋夜话》、《老妇还乡》、《双影人》等。

［13］　德赛（Louis Charles Antoine Desaix de Veygoux, 1768—1800），法国将军，被拿破仑遗忘的元帅。

［14］　拉纳（Jean Lannes, 1769—1809），法国元帅，军中三杰之一。

［15］　格里默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 1621—1676），17世纪日耳曼作家。

［16］　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17世纪日耳曼作家。

［17］　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41），瑞士医学家。

［18］　指阿根廷潘帕草原的牧马人。

［19］　苏丁（Chaim Soutine, 1893—1943），白俄罗斯画家。

［20］　康定斯基（Kandinsky, 1866—1944），俄罗斯抽象派鼻祖。

［21］　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德国画家。

［22］　可可施卡（Oskar Kokoschka, 1886—1980），奥地利画家。

［23］　恩索尔（James Ensor, 1860—1949），比利时画家。

［24］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5］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

［26］　克劳斯·曼（Klaus Mann, 1906—1949），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子。

［27］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 1878—1957），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王伦三跳》。

［28］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 1877—1962），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9］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国作家。

［30］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 1900—1983），德国女作家。

［31］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奥地利作家。

［32］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作家。

［33］　福伊希特万格（L. 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德国作家。

［34］　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 1891—1958），德国作家。

［35］　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968），德国作家。

［36］　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 1864—1947），德国女作家。

［37］　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 1894—1967），德国作家。

［38］　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1893—1947），德国作家。

［39］　玛莲娜·迪特里茜（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美裔德国女演员兼歌手。

［40］　胡格诺派教徒，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

［41］　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法国浪漫派诗人。

［42］　指墨西哥1911年大革命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处应是指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农民以萨帕塔为旗帜的游击战。

［43］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贵族。主张极度的情欲和性虐待。

［44］　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45］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

［46］　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

［47］　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 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

［48］　埃德温·约翰（Edwin Johns, 1878—1961），英国画家，新颓废派创始人。

［49］　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Jacob Epstein, 1880—1959），英裔美国雕塑家。

［50］　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怪。

［51］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　），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后一部险些引起杀身之祸。

［52］　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 1936—1988），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运动代表。

［53］　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 1932—1992），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54］　让－马里耶·勒庞（Jean-Marie Le Pen, 1928—　），法兰西民族阵线领导人。

［55］　布鲁内莱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家。

［56］　皮拉内西（G. B. Piranesi, 1720—1778），18世纪意大利著名建筑师、艺术家。

［57］　俄罗斯首席试飞员。这是当时一个时髦的话题。

［58］　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 1867—1905），法国文学家、翻译家。代表作有《想像的传记》、《孩子们的十字军》等。精通英语和德语。

［59］　法国南部海滨城市。

［60］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1942—　），奥地利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61］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9），奥地利著名作家。

［62］　1816年问世的墨西哥长篇小说。作者是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e Joaquin Fernandez de Lizardi, 1776—1827）。书中的主角是一个顽童、乞丐、流浪汉、流氓式的人物。

［63］　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海滨墓园》。

［64］　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

［65］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

［66］　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

［67］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政治家。

［68］　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69］　拉法埃尔·迭斯特（Rafael Dieste, 1899—1981），西班牙作家，1927年一代的人物。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阿玛尔菲塔诺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心里说他不知道来圣特莱莎做什么。他扪心自问：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真地不知道啊。这话再意味深长不过了。

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套平房，三居室，外加设备齐全的浴室、卫生间、美式厨房、窗户朝西的餐室，一条砖砌走廊，里面有个木凳，被山风和海风磨损得厉害，一股风来自北方，是山风；一股风来自南方，散发着烟雾的气息。他从二十五年前就开始藏书。数量不多。都是旧书。买书的时间不到十年；这些书是借出去了，还是丢失了，或者被盗，他都不在乎。有些书到手时火漆烙印还是完好无损的，还带着陌生的发寄人姓名。庭院十分理想，可以种草，栽花，虽说他不知道那里最适合栽种什么花卉，不是仙人掌类的玩意儿，而是鲜花。他相信自己有时间管好花园。院子有木头栅栏，但需要油漆一番。他每月有固定工资。

他有个女儿，名叫罗莎，始终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如此，似乎是很难置信的，但事情就是如此。

有时，在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想念罗莎的妈妈，有时笑，有时哭。想念妻子的时候，他关在书房里。罗莎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客厅里没人，安安静静，灯光熄灭。假如在走廊里有人注意倾听，那么会听见寥寥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但那里无人。周围邻居的房子静悄悄，漆黑一片。

罗莎十七岁，是西班牙人。阿玛尔菲塔诺五十岁，是智利人。罗莎从十岁起有了护照。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有几次旅行，父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罗莎通过海关时走欧共体公民通道，阿玛尔菲塔诺走非欧共体公民入口。第一次过关时，罗莎出了麻烦，她哭了，不愿意跟爸爸分开。有一次，由于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快，非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慢而且提心吊胆，阿玛尔菲塔诺找不到女儿了，后来用了半小时才发现她。有时，海关警察看见罗莎太小，就盘问她是自己一人旅行，还是有人在出口等她。罗莎回答说，她是跟父亲一起来的，父亲是南美人，她必须原地等着父亲。有一次，警察搜查罗莎的行李，怀疑她父亲会利用女儿的纯真和国籍做掩护，夹带毒品或者武器。

阿玛尔菲塔诺一面坐在书房（或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吸一种墨西哥烟，一面记得，旅行中携带刀具的人是罗莎的母亲劳拉，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把不锈钢的折刀。有一次，那时罗莎还没有出生，警察在机场把他和劳拉拦住了，询问他俩带着折刀干什么。劳拉说，削水果皮。柑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等带皮的水果。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她过去了。一年数月后，罗莎出生了。又两年后，劳拉离家出走，仍然携带这把折刀。

劳拉出走的借口是要去看望一位她喜欢的诗人。此人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附近法国境内的蒙德拉贡精神病院。阿玛尔菲塔诺整整一晚都在倾听劳拉出走的理由，与此同时，劳拉在准备行囊和保证很快会回到他和女儿身边。劳拉近来总是肯定地说，她认识那位诗人，在阿玛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晚会，认识了诗人。在这个晚会上（劳拉下的定义是“无法控制的”、“忽然从盛夏炎热红灯车队中迟到的”），她跟诗人整宿做爱。但阿玛尔菲塔诺知道这是胡说，不仅因为诗人是同性恋者，而且劳拉第一次得到该诗人存在的消息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诗人送给他一本作品。后来，劳拉为自己购买该诗人其余的作品，与那些认为诗人是受上帝启示的人，是外星人，是上帝的使者的人结为好友；而这些朋友则是刚刚从圣博伊疯人院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后又发疯的人。实际上，阿玛尔菲塔诺知道劳拉迟早要踏上圣塞瓦斯蒂安之路，因此他宁愿不争吵，而是拿出部分积蓄给她，恳求她几个月后就回家来，同时他还保证一定照看好女儿。劳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行囊准备就绪后，她去厨房煮了两份咖啡，然后静静地等候天亮，尽管阿玛尔菲塔诺极力找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至少让等候的时间显得短暂些。清晨六点半，门铃响了。劳拉吓了一跳。她说，是来找我的。可是她一动不动，阿玛尔菲塔诺只好起身，通过对话机问是谁。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是我！阿玛尔菲塔诺追问：你是谁？那声音好像生气了，但仍然轻柔地说：是我！是我！是我！阿玛尔菲塔诺闭上眼睛，打开楼门。他听见电梯滑轮的声音，就回厨房去了。劳拉仍然坐着不动，品尝着最后几滴咖啡。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是找你的。劳拉丝毫没有听见的表情。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要不要跟孩子告别呀？劳拉抬起头，回答说最好别吵醒她。劳拉的蓝眼珠被框定在黑眼圈里。接着，单元门的铃声响了两下。阿玛尔菲塔诺开了门。一个非常矮小的女子，超不过一米五，快速瞅他一眼并且含混地招呼一声，从他身边走过，直奔厨房，仿佛比阿玛尔菲塔诺还更了解劳拉的生活习惯。阿玛尔菲塔诺回到厨房的时候，注意到那女子的背囊，就在电冰箱旁边，比劳拉的小，差不多是小型背包了。女子名叫因玛古拉达。但劳拉就称呼她因玛。此前，阿玛尔菲塔诺下班回家，曾经遇见因玛在他家，老婆说过因玛的名字以及正确的叫法。因玛是因玛古拉达的爱称，是加泰罗尼亚语。可是这女子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也不叫依玛古拉达，而是因玛古拉达；阿玛尔菲塔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虑，本想叫她依玛，但是只要他一叫依玛，就受到劳拉的呵斥，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叫她任何名字。站在厨房门口，他望着老婆和因玛。他心里要比他想像的平静。劳拉和因玛的目光盯在那张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上，但阿玛尔菲塔诺并没有忽略两个女人时不时地抬头互相交换一种感情强烈的眼神，这是他不了解的。劳拉问还有没有人要咖啡。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问我呢。因玛摇摇头，然后说没时间了，还是上路吧！因为再过一会儿，巴塞罗那出城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啦。阿玛尔菲塔诺想，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1］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2］，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

劳拉和因玛为了进行第三次尝试，通过电话敲定了见面的时间。因玛装成巴塞罗那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劳拉假装成女诗人。这一次，她俩见到了疯子诗人。劳拉觉得他显老：眼窝深陷，头发脱落了许多。一开始，有个大夫或是教士陪着她俩，三人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两侧的墙壁涂抹成蓝白色，最后走进一个毫无特点的房间。诗人在里面等候着她俩。劳拉的印象是疯人院的人们为有诗人这样的患者而自豪。无论诗人去花园还是去拿每天吃的镇静剂，人人都认识他，纷纷跟他说话。等到劳拉与诗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念他。她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守望在哲学家在新区的住宅，虽然她坚持不懈，却一直无法见到诗人。她说：不能赖我，我尽力而为了。诗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要香烟。这时，因玛站在劳拉和诗人坐的长凳旁边，二话没说，给了诗人一支香烟。诗人说声“谢谢”，又说了一句“坚持不懈”。劳拉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坚持不懈的”，一面不住地望着诗人，同时，也斜着眼看因玛点烟之后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样子像一位有无限耐心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打火机时不时地从捧书的手中露出来。接着，劳拉开始说起她俩已经走过的旅途。她提到国道和省道，与有大男子主义的卡车司机闹的纠纷，城市和乡村，她俩曾经决定在帐篷里过夜的无名树林，河流和曾经洗澡的加油站的卫生间。与此同时，诗人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吐着完美的烟圈、蓝色的光环、灰色的烟团，花园的风破坏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分界线去，线外有茂密的森林，从小山落下的光线给树枝抹上银白。劳拉似乎是为了喘口气，说起前两次访问疯人院的经过，毫无结果，但是有趣。接着，她对诗人说了她真正想要说的话：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她知道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渴望逃走；她知道被损坏和伤残的爱情总会留下一线希望，而希望就是她的计划（或者计划就是她的希望），落实这个计划、目标就是跟她一起逃离疯人院，踏上去法国的道路。那她呢？诗人问道，他每天吃十六片药，写写他的幻觉，一面指指不动声色站立阅读诗人作品的因玛，仿佛她那衬裙和长裙不允许她坐下。劳拉说：她会帮助咱们的。说真话，这计划是她想出来的。咱们像朝圣者那样翻山到法国去。咱们先去圣让·德吕兹，然后去坐火车。火车带着咱们穿越田野，一年四季，现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光，最后到达巴黎。咱们一起住在青年旅馆里。这都是因玛的计划。我和因玛做清洁工，或者去巴黎的富人区看孩子。你在家里写诗。晚上，你给我们朗诵你的诗歌，跟我做爱。这是因玛考虑了各个细节后制定的计划。等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就能怀上孕。这就是你不会成为绝户的铁证。那些敌视你的家里人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再继续工作几个月。但到了分娩的时候，因玛就要加倍干活啦。咱们会像乞丐先知或者儿童先知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巴黎的眼睛聚焦在别的目标上：时装、电影、赌博、法国和美国文学、美食、国内生产总值、武器出口、大量制造麻醉剂，所有这些将是咱们胎儿最初几个月的环境。再往后，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咱们就回西班牙。但是，这一回，咱们不走伊伦，而是走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壤的拉洪克拉或博港海关。诗人兴致勃勃地看看她（也兴致勃勃地看看因玛；她目不转睛地阅读他的诗歌——据他回忆，是五年前写的）；然后，再吐出奇形怪状的烟圈，好像他在蒙德拉贡这漫长的时间里，一门心思投入到喷吐烟圈的罕见艺术中。劳拉问他：怎么吐出来的？他说，舌头加嘴唇的变化。有时，你好像用横纹肌。有时，好像你自己在烧烟圈。有时，你好像在嘬一个中等大小的鸡巴。有时，你好像在一座禅室里用禅弓射禅箭。劳拉说：啊，明白了。诗人说：你，朗诵一首诗吧！因玛看看诗人，把书稍稍举高些，好像打算躲到书后面去。什么诗？诗人回答说：你喜欢的就行。因玛说：我都喜欢。诗人说：那随便朗诵一首吧！等因玛刚朗诵完一首说迷宫、消失在迷宫里的阿特丽达和一个居住在巴黎楼阁的西班牙青年的诗歌时，诗人就问她俩有没有巧克力。劳拉说：没有。因玛证明说：如今我俩不吸毒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你的营救中了。诗人微微一笑，说道：我说的不是那种巧克力，而是真的用可可、奶粉和糖制作的巧克力。劳拉说：啊，明白了。可她俩只好承认并没随身携带那种糖果。她俩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的奶酪三明治。于是，赶忙拿了出来。可是，诗人好像充耳不闻。夜幕降临前，一群黑色的大鸟飞越花园上空，随后消失在北方。一个医生身穿白大褂，沿着碎石小路，在晚风吹拂下，懒洋洋地走过来。医生走到三人身边时，问诗人他感觉怎么样，从直呼诗人的名字来看，仿佛二人从小就是朋友。诗人漠然地看医生一眼，也用那人的名字称呼对方，说感觉有点疲倦。医生名叫格尔卡，肯定不超过三十岁，在诗人身边坐下来，摸摸诗人的额头，给诗人号脉。医生诊断说，可是，好家伙，你很棒啊！接着，他乐观而又健康的一笑，问道：两位小姐怎么样啊？因玛没吭声。劳拉心里想此时此刻，因玛一定急于躲到书后面去呢。劳拉说：我们很好啊，跟诗人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一见真是好极了！医生问：这么说，你们老早就认识了？因玛说：我以前不认识诗人。说着，她把书翻过去一页。劳拉说：我老早就认识他，他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跟诗人在巴塞罗那就是朋友了。劳拉说话的时候，看看天上黑色的大鸟、那些落在后面的鸟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疯人院的配电室点燃了花园的灯，她说，我和诗人的关系超过了一般朋友。格尔卡医生说：真有趣！一面继续注视着鸟群，灯光给大鸟染上一层金光。医生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劳拉声音如丝般地回答说：1979或者1978，记不清楚了。医生说：您别以为我是个冒失鬼，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为咱们的诗人立传，搜集的资料越多越好，锦上添花啊，您说是不是？医生摸摸眉毛说，诗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总有一天西班牙公众会承认他是一位大师，我不是说给他什么奖，什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啊，不会轮上他的；什么塞万提斯文学奖啊，更不会让他懒洋洋地坐到皇家学院院士的交椅上，因为西班牙的文学之路是为了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马屁精铺设的，请您原谅这粗俗的说法。但总有一天诗人会离开这里的。还有我的患者以及我同事们的患者都是要走的。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最终离开蒙德拉贡的。这座尊贵的教会慈善机构将会空无一人。到那时，我写的诗人传记就有价值，就可以出版了。但是，眼下，各位都明白，我得搜集资料：日期、名字；我得核对事实真相，那里面有真，有假，甚至有会伤害别人的材料，有些事情是非常古怪的，有些故事现在一直围绕一个混乱的引力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位诗人朋友，或者说，他打算向我们展示一个表面有秩序的中心，那是个有意（有战略意义，但目的不详）掩饰一种无序话语的表面秩序；假如我们感受一下这无序话语的紊乱，哪怕仅仅是剧场上的观众，也会震动不已，甚至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劳拉说：大夫，您是太阳。因玛感到牙齿酸痛。这时，劳拉打算给格尔卡医生讲讲她跟诗人的性交体验。可是，因玛凑到她身边加以阻止，用鞋尖踢她踝子骨一下。这个时候，诗人已经又一次向空中吐出烟圈，一面回想起巴塞罗那新区的住宅，想起哲学家，虽说眼睛没有发光，但是面部熠熠生辉：颧骨、下巴颏、消瘦的面颊，仿佛他迷失在亚马逊地区，有三名塞维利亚教士营救他，或者说有三头六臂的魔鬼教士营救他，这魔鬼的模样也吓不倒他。于是，他面对劳拉，打听哲学家的情况，说出了哲学家的名字，回忆起他住在哲学家家里几个月的时光：他没工作，开沉重的玩笑，从窗户里扔下不是他购买的图书（与此同时，哲学家连忙跑下楼去捡书。这事并不经常发生），把音乐放到最大音量，睡觉很少，笑声很多，偶尔搞搞翻译和写写文章的时候，还要吃点兴奋剂。这时，劳拉方才感到害怕，用双手蒙住了面颊。而因玛终于把诗集放进了手提包，然后也用瘦小的双手捂住脸。格尔卡医生看看两位女士，又看看诗人，心中暗暗发笑。但还没等他笑声压在心头，劳拉说哲学家不久前逝世了，死于艾滋病。诗人连连叹息：哎呀，哎呀，哎呀！诗人说，让我也趁热走了吧！让人们去笑吧！诗人说，不是因为你要早起，黎明就得提前啊。劳拉说：我喜欢你。诗人起身，又向因玛要香烟。她说，明天吧。医生和诗人沿着一条通往疯人院的道路渐行渐远了。劳拉和因玛则向出口走去。在大门口，她俩遇到了另外一个疯子的弟弟和一个工人疯子的儿子以及一位面带忧伤的太太，她表弟也关在蒙德拉贡疯人院里。

次日，劳拉和因玛再次来到疯人院门口。工作人员说，她俩要见的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形依然如故。终于有一天，她俩的钱花光了。因玛决定回到公路上去，这一回向南，去马德里，因为她有个哥哥在民主过渡时期捞到一个肥缺。她打算跟哥哥借钱。劳拉没力气旅行，于是决定留在客栈等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劳拉孤独一人，为了打发时间，就给阿玛尔菲塔诺写长信，讲述她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去疯人院附近散步的情况。扶着疯人院的栅栏，她想像着自己与诗人心灵沟通的情景。但更多的时候，她去附近的森林里寻找一块空地，看书，或者收集花草，制作成花束，扔进栅栏里，或者带回客栈。有一次，一个顺路拉她的司机问她是否愿意去公墓看看。她接受了邀请。司机把汽车停在公墓外面一棵槐树下。她和司机在坟墓之间散步。墓碑上的名字大多为巴斯克语。二人一直走到司机母亲的坟前。司机说他喜欢在坟墓旁边干。劳拉笑了，谨慎地提醒他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主路上行人观看的目标。司机想了一下，说道：啊，对。二人找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性交的时间没有超过十五分钟。司机名叫拉拉萨瓦尔，虽然他有全名，但是不愿意告诉劳拉。他说，朋友们就叫我拉拉萨瓦尔。后来，他告诉劳拉：在公墓做爱这不是第一次。以前跟女朋友干过，跟歌舞厅里认识的一位女士干过，跟圣塞瓦斯蒂安两个妓女干过。二人起身要走的时候，司机想给她钞票。她不要。进了车里后，二人聊了很长时间。拉拉萨瓦尔问她是不是有个亲戚住在疯人院里，劳拉讲了她的故事。拉拉萨瓦尔说他从来没看过诗歌。他又说，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迷恋诗人。劳拉说，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在墓地做爱的癖好，可是，我不为这个评判你。拉拉萨瓦尔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汽车开到疯人院门前，没等劳拉下车，拉拉萨瓦尔突然塞到她衣袋里一张五千比塞塔的钞票。劳拉发现了他这个动作，没有说话，然后就是独自站在疯人院大铁门前的树下。那里面住的诗人可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到来。

一周过去了，因玛还没有回来。劳拉想像她那矮小的样子、不动声色的眼神、一张有文化农妇的面孔，或者是中学女教师的模样，出现在史前的荒原上，像个身穿黑衣的几乎五十岁的农妇，不看左右，不回头，穿行于峡谷间，无法辨别什么是大批猛兽的足迹、什么是食草动物逃走的痕迹。她想像着因玛伫立在路口的神情，巨型载重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并不减速，扬起尘土，但落不到她身上，好像她的犹豫不决和孤立无助的样子成为一种有魅力的潇洒姿态，成为抵御人类无情、自然残酷、命运多舛的保护伞。到了第九天，小客栈的女老板把劳拉轰到了大街上。从这一刻起，劳拉就睡在火车站，睡在几个互相不通姓名乞丐过夜的破棚子里，睡在露天旷野，旁边就是疯人院与外界隔绝的分界线。一天夜里，她招手拦车去了公墓，在一个空穴里睡觉。第二天，她感觉幸福和走运，决定就在空坟里等候因玛归来。她有水喝，可以洗脸，可以刷牙，疯人院很近，是个安静的地方。一天下午，她正在晒一件刚刚洗好的衬衫，晾在公墓大墙边的一块白墓石上，忽然听见从一个陵墓里传出了声音，便连忙过去看看。那座陵墓属于一个名叫拉卡森卡的家族，从陵墓的外观判断，很容易推断出拉卡森卡家族的最后一位已经故去多年，或曰撒手人寰。在陵墓里面，劳拉看见有手电筒的光柱，于是问是谁在那儿。她听见里面有个声音说：哎呀，是你啊！她想可能是小偷，或者整修陵墓的工人，或者是盗墓贼；后来，她听见一种猫叫春的声音；等到她往前走的时候，看见拉拉萨瓦尔青黄色的面孔出现在地穴的栅栏门前。接着，出来一个女人。拉拉萨瓦尔命她在外面汽车旁边等候。他和劳拉手牵手一面谈话一面漫步在公墓内的道路上，直到太阳西下，晚霞照耀着墓碑用金刚砂打磨过的边缘。

疯病是传染的。这是阿玛尔菲塔诺的心里话。他在自己家里的走廊里席地而坐。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无论月亮、星星，还是飘逸的夜光都看不见了，而据说，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无需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星空。

的确，疯病是传染的，而尤其是你在孤独的时候，那么朋友来到就是雪中送炭了。这些话是劳拉几年前在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中说给阿玛尔菲塔诺听的。她说的是拉拉萨瓦尔及时的来到。二人见面的结果是这位巴斯克司机强迫她接受一万比塞塔的借款，还答应她改天再来看她，然后上了汽车，打个手势命令那个等得不耐烦的妓女也上车。那天夜里，劳拉睡在自己那个空穴里，尽管她很想去那座敞开的陵墓过夜。她感到幸福，因为事情开始好转了。拂晓时分，她用一块湿布擦洗了全身，刷了牙齿，梳了头发，穿上干净衣服，然后来到公路上，招手拦车，前往蒙德拉贡疯人院。在镇上，她买了一块羊奶酪和一个长棍面包，在广场上吃了早饭，她真饿了，因为说真的，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随后，她进了一家酒吧，里面挤满了建筑工人。她喝了一杯咖啡牛奶。她已经忘记拉拉萨瓦尔说的要去公墓的钟点了，无所谓；同样无所谓的是，无论拉拉萨瓦尔、公墓、村镇，还是上午这个钟点让人颤抖的风光，她都不在乎。走出酒吧之前，她钻进卫生间，照照镜子。重新走上公路，她招手拦车，直到有个女人停车，问她到哪里去。劳拉答道：去疯人院。这个回答显然让那女人不快，但是仍然说上车吧。那女人也是去疯人院的。她问劳拉：您是看望人，还是自己住院呢？劳拉答道：我去探视。那女人面庞消瘦，微长，几乎没嘴唇，这让她显得冷漠和算计，虽然颧骨漂亮；身穿职业妇女套装，已婚，大概要管家，照顾丈夫，可能有儿子。她坦率地说：我父亲住在里面。到了门口时，劳拉下了车，那女人独自前行。劳拉在疯人院门旁徘徊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了马匹的嘶鸣声，推测树林那边什么地方一定有跑马俱乐部，或者骑术学校。有一瞬间，她看出有个房屋的红色砖瓦与疯人院毫无关系。她后退几步，回到可以看到花园全景的栅栏旁边。太阳升高的时候，她看见一群患者拥挤地走出一座板岩建成的楼房，随后分散坐到花园各处的长凳上，开始点烟，抽烟。她觉得认出了诗人。他旁边有两名病人；诗人身穿牛仔裤，白衬衫，宽松肥大。她举起双臂打招呼，起初，有些胆怯，好像胳膊被冷空气冻僵了；接着，用明显的方式在依然寒冷的空中画出奇怪的图形，极力要发出的信号达到激光般的紧急效果，试图传出心灵感应的话语。五分钟过去了，她发现诗人正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个疯子对准诗人的腿部踢了一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没喊出来。诗人叫了一声，回敬对方一脚。那个已经回去坐下的疯子，胸口上挨了这一脚，像个小鸟一样被踢伤倒下。在他旁边吸烟的疯子起身去追诗人，逼得诗人跑了十几米远后，不停地踢诗人屁股，抡拳打诗人的后背。然后，他安安静静地回自己座位去了。他旁边的伙伴已经恢复了知觉，正在夸张地揉揉胸脯、脖子和脑袋，实际上，他只是胸膛上挨了一脚。这时，劳拉停止打手势了。长凳上有个疯子开始手淫。另外一个疯子（夸张地揉疼处的那个）在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一支香烟。诗人走近那群疯子。劳拉以为自己听见了诗人的笑声。那是嘲笑，好像在说，小子们，你们不懂得开玩笑啊。可也许诗人没笑。劳拉在给阿玛尔菲塔诺的信中说，也许那笑声是我心里发疯呢。无论怎样，诗人不管他们是否发疯，走近那二人身边，说了点什么。那两个疯子都没吭声。劳拉看见他们望着地面，在草丛里，松软的土里，紧贴着地面有生命在跳动。那是一种糊涂的生命，明净如水。诗人则相反，小心推测地看看病友们的表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寻找可以说明平安回座位的信号。最后，诗人回到了座位上。他举起一只手，表示停战或者投降，坐到了那两个疯子中间去了。他举手的样子好像有人举起一面破旗。他又动动每个手指，仿佛这些手指是火焰中的旗帜，是永不投降的标志。他坐在长凳中间，看看那个正在手淫的疯子，在耳边说了点什么。劳拉没听见，但是清楚地看到了诗人的左手如何伸进了疯子的内裤深处。接着，她看见三个疯子在抽烟。她还看见了刻意制造的烟圈如何从诗人的口鼻中吐出。

阿玛尔菲塔诺从老婆那里收到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没有发信地址，但是有法国邮票。在信里，劳拉讲述了她跟拉拉萨瓦尔谈话的内容。拉拉萨瓦尔说：好呀，你真走运，我这一辈子都想住在公墓里，可你呢，刚一来就住进了坟墓。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他请她住到他家。他愿意每天上午送她到蒙德拉贡疯人院。西班牙最爱幻想的大诗人在疯人院里研究昆虫学啊。拉拉萨瓦尔无条件地给她钱，没有任何要求。有个晚上，他请劳拉看电影。又一个晚上，他送劳拉回小客栈。他问劳拉是否有因玛的消息。一个周六的黎明，二人整整一宿做爱之后，他向劳拉求婚。劳拉提醒他“我已经结婚了”，他也没生气。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啊。他在街头小摊上给她买了一条裙子，在圣塞瓦斯蒂安市中心的商店买了名牌牛仔裤。他跟她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是全心全意热爱妈妈的；还谈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跟他们有些疏远了。这些话题丝毫没感动劳拉，或者说她有所感动，但不是他期望的程度。对于劳拉来说，那几天的日子如同漫长的太空之旅后用降落伞的延时着陆。她已经不是每天去蒙德拉贡疯人院了，而是每三天去一次。站在栅栏外面，她已经不抱见到诗人的任何希望了，最多希望看见什么手势，但她事先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懂得那手势的意思，或者过去多年后才能懂得的意思，可到那时一切都毫无意义了。有时，她没给拉拉萨瓦尔打电话，也没给他留字条，就在外面过夜了。于是，他就开车去公墓、疯人院，去她住过的小客栈，去圣塞瓦斯蒂安乞丐和行人聚集的地方寻找她。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找到了她。一次，他在牡蛎海湾边的长凳上找到了她，那时天色已晚，只有那些已经绝对没时间和曾经掌控过时间的人们在散步了。早晨，是拉拉萨瓦尔做早饭。晚上，是他下班回来做晚饭。白天的其余时间，劳拉只是喝水，大量喝水，只吃一点面包，或者一小块松糕，那是她在闲逛前在街角面包店买的，买一小块，只要能放进衣袋足矣。一天夜里，二人在淋浴的时候，她对拉拉萨瓦尔说，她打算走了，跟他要钱买火车票。他回答说：我可以把我现有的钱都给你，可我不能给你钱让你离开我，我不能再也见不到你啊。劳拉没再坚持下去。她自己设法（她没向阿玛尔菲塔诺说明是什么办法）弄到了刚好买火车票的钱，一天中午她登上了去法国的列车。她在巴约讷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朗德。又回巴约讷。随后，去波城和卢尔德［3］。一天早晨，她看见一列满载病人的火车：有残废的人、脑残的儿童、长了皮癌的农民、患了晚期疾病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穿着像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举止大方的老妇人、患皮疹的病号、失明的孩子，她不知不觉就开始给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了，好像她是教会安排在那里的一位修女（只是穿着牛仔裤），为了帮助和引导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一登上火车站外面的公交车，或者请大家排队，好像每个人就是一条巨蟒上的鳞片，它虽然老迈、凶狠，但是可能非常健康。后来，意大利列车和来自法国北方的火车到了。劳拉像个夜游神一样在列车中间穿行，她那大大的蓝眼睛已经没有力气眨动，走路的速度很慢，因为积累起来的疲劳让她浑身沉重，慢慢向车站的附属设施走去；有些设施已经改造成急救室，有些变成了抢救室；只有一个房间、最隐秘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停尸间，停放着死于列车快速颠簸、力气耗尽的人们。晚上，她去卢尔德最现代的大楼里睡觉，那是一座钢铁、玻璃制的实用庞然大物，它的脑袋扎满天线，深入来自北方巨大而痛苦的白云中，那白云像溃不成军的队伍一样前进，它只相信自己整体来自西方的力量；或是从比利牛斯山像幽灵一样滑下来。在大楼里，她常常睡在垃圾间，拉开下面一个小门，顺着地面爬进去。有时，她留在火车站的酒吧过夜，因为列车的混乱状态有所缓和；有时，她让本地老人请她喝一杯牛奶咖啡，谈谈电影和农业。一天下午，她以为看到了因玛从马德里列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一群残疾人。那女人的身材与因玛一样，也像因玛一样身穿黑色长裙，也像因玛的脸盘一样是一张卡斯蒂利亚地方修女的脸。她冷静下来了，等着那女人过来，可她没跟那女人打招呼；五分钟后，她连推带搡地离开了卢尔德车站和卢尔德村，朝着公路走去，然后开始招手拦车。

阿玛尔菲塔诺有五年的时间一点也不知道劳拉的消息。一天下午，他跟女儿在儿童公园玩耍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靠在儿童公园的木栅栏上。他觉得那女子是因玛，跟着女子的目光望去，他松了一口气，发现引起因玛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男孩。他身穿短裤，比他女儿稍大，黑发，平直下垂，时不时地盖住额头。在栅栏和政府为家长们安装的长凳之间，有一道树墙延伸到一棵老橡树为止，就是儿童公园的边界了。因玛的手被阳光和冷水磨炼得黝黑、粗糙、坚硬，抚摩着刚刚修剪的树墙，好像别人抚摩小狗的脊背一样。她身边有个特大的塑料袋。阿玛尔菲塔诺打算迈着平稳的脚步走过去，结果徘徊不定。他女儿在滑梯后面排队。忽然间，阿玛尔菲塔诺刚要开口跟因玛说话，却看见那男孩终于察觉了因玛在看他，他把一绺头发甩开，举起右手，连连向因玛招手。于是，因玛好像专门等候孩子的招手一样，默默地举起左手，一面摆手，一面向公园北门走去，外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

劳拉出走五年后，阿玛尔菲塔诺再次收到了她的消息。信很短，来自巴黎。劳拉在信中说她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做清洁工作。是夜班，晚上十点开始，清晨五六点钟结束。夜巴黎很美，像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人们都睡觉了。她乘地铁回家。黎明时分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她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贝努阿，母子生活在一起。她还住过医院。没具体说明是什么病症，也没说是否还病着。她没提任何男人。她没问女儿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劳拉心里，这个女儿好像不存在；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双手捧着信，他哭了一阵。擦眼泪时，方才意识到信是用打字机写的。不用猜疑，他就明白劳拉是在她说的打扫办公室时写成的。刹那间，他想什么打扫卫生都是谎话，劳拉已经在某个大企业里当上了行政助理或者女秘书。后来，他看明白了。他看见两排桌子中间有吸尘器，看见一盆室内植物旁边有个打蜡机，形状像猎狗和猪交配，看见有扇大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的巴黎，看见劳拉身穿保洁公司的防尘服、一件蓝色破旧的防尘服，坐在那里写信，或许还极慢地抽烟，看见劳拉的手指、劳拉的手腕、劳拉无神的眼睛，看见水银玻璃上映照出来的又一个劳拉轻飘飘地浮在巴黎上空，如同一张经过处理（可实际上没有处理过）的照片，漂浮着，沉思地漂浮着，疲倦地漂浮在巴黎上空，从最寒冷的地方发出激动的信息。

寄出这最后一封信后又两年、扔下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之后七年，劳拉回到家中，但没看到任何人。在三周的时间里，她根据记忆中的老地址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一些人不给她开门，因为没有认出她来；或者因为已经把她给忘记了。有些人只在门外接待她，因为不信任，或者因为劳拉干脆弄错了地址。少数人请她进门，为她端上来咖啡或茶。劳拉婉言谢绝，因为她急于看到女儿和丈夫。起初，寻找的结果让她感到沮丧和不真实。她跟一些连她自己也不记得的人谈话。晚上，她睡在步行街附近的小客栈里。小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外国劳工。她发现城市有变化，但说不出变化在哪里。下午，走了一整天之后，她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休息，倾听进进出出的人们说些什么；进出的人们大多为游客。她阅读关于希腊、巫术和健康生活的法文书。有时，她觉得自己像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伊莱克特拉，隐姓埋名地在迈锡尼闲逛，一个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女杀手；这个女杀手的心理无人理解，无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还是肯于施舍的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墨冬和斯特洛菲俄斯的母亲、一位站在窗前欣赏自己孩子游戏的幸福母亲；而内心深处，蓝天挣扎在地中海白色的臂弯里。她低声说着：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4］；在这两个名字中间包含着许多男人的面孔，就是没有阿玛尔菲塔诺的，正是她现在寻找的男人啊。一天晚上，她遇到丈夫过去的学生，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好像大学期间爱上过她。这位从前的大学生带她回家，告诉她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为她安排了一人住的客房。第二天晚上，二人一起吃晚饭，前大学生拥抱了她，她让他抱了几秒钟，好像她也需要拥抱；然后，她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前大学生顿时离开了她，一屁股坐到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了。二人就这样待了几个小时，她坐在椅子上，他坐在镶木地板上，那镶木的样子很怪，颜色黑黄，更像是草编精工地毯。等到桌子上的蜡烛熄灭的时候，她才坐到客厅里去，但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黑暗中，她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啜泣声。她觉得是前大学生在哭泣，于是在哭声的摇晃中睡着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和前大学生加倍努力寻找。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了阿玛尔菲塔诺，但认不出他了。他比从前胖了，头发脱落了。她老远看见了他，一点也没犹豫，向他走去。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一棵落叶松下，心不在焉地抽烟。她说：你变得很厉害啊。阿玛尔菲塔诺立刻认出了老婆。他说：你可没变啊。她说：谢谢。接着，阿玛尔菲塔诺起身，二人一起走了。

那个时期，阿玛尔菲塔诺住在圣古卡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哲学课，距离学校较近。女儿罗莎在镇上国立小学读书，早晨八点半离开家门，下午五点才回家。劳拉看见了罗莎，说她是她的母亲。罗莎惊叫一声，上去拥抱妈妈，几乎马上就离开了，一头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天夜里，劳拉淋浴完毕，在沙发上铺床，一面对丈夫说她病得厉害，可能快要死了，她回来是要见罗莎最后一面。阿玛尔菲塔诺提出明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劳拉拒绝了，说法国医生一向比西班牙医生好；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诊断书，当然是法文的，写明她患上了艾滋病。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从大学里回来，看见劳拉和罗莎沿着车站附近的街道牵手散步。他不想打搅母女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母女一起看电视呢。后来，等罗莎睡觉时，他问她儿子贝努阿如何。有好大工夫，劳拉沉默不语；然后像看照片似的回忆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惊喜或害怕的表情；然后她说，贝努阿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第一个知道她要死了的人是儿子。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这话是谁告诉他的，虽然他无可奈何地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劳拉说，只要看看，用不着谁说。阿玛尔菲塔诺说：知道母亲要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劳拉说：更可怕的是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对不能说谎话。劳拉待到第五天，从法国带来的药品马上要用光了，一天早晨，她对丈夫和女儿说她得走了。她说：贝努阿太小，他需要我。她说，不对，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可他还是太小啊。她最后说，我不知道谁需要谁；但真实情况是，我应该去看看他怎么样了。早晨，阿玛尔菲塔诺给劳拉写了一个便条放在桌子上，还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他的积蓄。等到下课归来，他以为劳拉已经走了。于是去学校接罗莎。父女二人走路回家。一进家门，二人看到劳拉面对电视机而坐，电视开着，但音量最小。她正在看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三人一起吃了晚饭。将近午夜的时候，罗莎要上床去了。阿玛尔菲塔诺送女儿去卧室，帮她脱衣服，给她盖好被子。劳拉这时在客厅等着他，拿着行李箱，准备离去。阿玛尔菲塔诺对她说：今天晚上你最好留下，太晚了，出门不合适。他撒谎说，已经没有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了。她说：我不坐火车。我拦车搭乘。阿玛尔菲塔诺低下头来说她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走了。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证实了本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拦车搭乘的女子被奸杀事件。一切平安无事。

但是，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圣特莱莎大学好像一处突然趾高气扬地沉思起来的公墓。也像一处空空荡荡的歌舞厅。

一天下午，阿玛尔菲塔诺只穿了衬衣来到院子里，仿佛地主老爷骑马出游，欣赏他无边的领地。此前，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用厨房的刀开启一个个书箱；他在书箱里发现一本非常奇怪的图书；他不记得买过这样的书，也不记得有人给他送过。这本书就是拉法埃尔·迭斯特写的《几何学遗嘱》，由卡斯特罗出版社于1975年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出版，显然是一本几何学的著作，阿玛尔菲塔诺几乎不了解这个学科。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欧几里得［5］、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6］和黎曼［7］的入门”，第二部分是“几何学中的运动”，第三部分是“V公设的三个论证”。毫无疑问，这第三部分是最神秘的，因为阿玛尔菲塔诺根本想不出这个V公设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内容，再说他也没兴趣知道，虽说这没兴趣不能推诿于缺乏好奇心，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很大；而是原因在于下午横扫圣特莱莎的炎热，这是一种干燥、扬尘的炎热，是似火的骄阳造成的，是躲避不开的，除非你居住在有空调设备的新楼里，可阿玛尔菲塔诺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作者几位朋友的帮助，他们名垂千古，好像晚会结束后的一张照片，在第4页上，通常那里会有出版人的住址。上面写道：“下列各位以本书的出版向拉法埃尔·迭斯特表示敬意：拉蒙·巴尔塔·多明盖斯，依萨克·迪亚斯·巴尔多，费力贝·费尔南德斯·阿尔迈斯托，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尔·里艾格，阿尔瓦罗·席尔·瓦雷拉，多明各·加西亚－撒贝尔，瓦林丁·帕斯－安特拉德以及路易斯·塞奥阿那·洛佩兹。”阿玛尔菲塔诺觉得这些朋友的姓氏用粗体，而接受敬意的对象的名字却不用，实在是个奇怪的习惯。书的勒口处提醒说，《几何学遗嘱》实际上是三本书，“有其完整性，但是从功能角度说，各部分的关联是由整体安排的。”接着，又写道，“迭斯特这部著作是他关于空间的调查和思考的最后解析，他提出的概念包含在几何学原理的任何有条理的讨论中。”看到这里，阿玛尔菲塔诺认为应该想到拉法埃尔·迭斯特是个诗人。是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自然是这个地区的诗人嘛，因为他很早就定居在加利西亚了。他那些朋友和赞助出版这本书的人们也是加利西亚人，当然如此了，或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加利西亚。有可能迭斯特从前在拉科鲁尼亚市或者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8］的大学里授课，或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里给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教几何学，一面望着窗外加利西亚冬季经常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和瓢泼大雨。在书的后勒口处还有关于迭斯特的其他资料。上面写道：“在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创作中，有变化，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紧紧围绕个人发展的要求：诗歌创作与纯理论思辨处于同一地平线的两极，本书有着直接的先例，例如，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平行性新论》；最新作品还有《论芝诺［9］的多样性》和《什么是公理》，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部分，题为《可动性与相似性》。”阿玛尔菲塔诺脸上流淌着汗水，微小的灰尘颗粒粘住了汗水，他想到，这么说迭斯特对几何学的热情不是新产物。赞助他的那些人，根据这个新信息，实际上不是那批每天夜里聚在俱乐部喝酒、聊天的朋友，这些人谈政治，或者谈足球，或者谈情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闪电般地变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同事，毫无疑问，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另外一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所有的人都有权有势，或者比较有权有势；但无法避免的是经常聚会，一天不聚，如同乡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就像非常孤独的人一样，但也很像非常傲慢的人一样，在拉科鲁尼亚市俱乐部喝法国高级白兰地，或者苏格兰威士忌，大谈阴谋与爱情，与此同时，他们的老婆，如果是鳏夫，那就是女仆，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做晚饭。不管怎么说吧，对阿玛尔菲塔诺来说，问题在于这本书是怎么跑到他的书箱里的！在半小时里，他搜肠刮肚地回忆此事，一面翻阅着迭斯特这本书，但并没有多加注意；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是个超出了他想像范围的秘密；但是，他不认输。于是，他问女儿罗莎——那时正在卫生间里打扮——这本书是不是她的。女儿看了一眼，说不是。阿玛尔菲塔诺恳求女儿再看一下，恳求她用完全肯定的口气说是不是她的。罗莎问父亲他是不是不舒服啊。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感觉很好啊。可这本书不是我的，它出现在我从巴塞罗那寄出来的一个书箱里。罗莎用加泰罗尼亚语回答说：用不着担心！然后继续打扮。阿玛尔菲塔诺也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健忘症。罗莎又看了看那本书，说道：也许是我的吧。你肯定？阿玛尔菲塔诺问道。罗莎说：不，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阿玛尔菲塔诺离开了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女儿，重返那被破坏的花园，那里的一切都是浅棕色的，好像沙漠已经在他的新家附近落户。他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他归纳了一下可能买这本书的地方。他翻翻第一页、最后一页和封底，寻找地址；他在第一页发现一个书签，写着新页书店，S. L. ，蒙特洛河37号，电话：981-59-44-06和981-59-44-18，圣地亚哥。显然这个圣地亚哥不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那里是阿玛尔菲塔诺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发现自己处于全面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不看书页，付款，走人。显然，这里的圣地亚哥是指加利西亚地区的坎波斯特拉。在一瞬间，阿玛尔菲塔诺想到了沿着圣地亚哥道路的朝圣之旅。他向院子深处走去，那里有木栅栏与邻居的水泥大墙为界。此前，他没注意过这道墙。他想，上面一定带有玻璃碎片，是房产主害怕有不速之客来访。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在破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墙头上也扎满了玻璃碎片，但主要是啤酒和白酒瓶的绿色和棕色的玻璃。阿玛尔菲塔诺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做梦都没梦见过；这时他正站在左侧大墙的阴影下。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或者没关系；他在巴塞罗那经常光顾的几家书店直接从西班牙别的书店买进一些藏书，那些书店抛售藏书，或者因为倒闭而处理图书，或者兼做批发和零售图书。他想，可能把这本书送到我手里的是莱艾书店，或者是中央书店；我去那里要买哲学书的时候，售货员（或者女售货员）因为著名作家贝雷·金费雷尔、罗德里戈·雷耶·罗沙和胡安·威耶罗来到书店而激动万分，这些作家在讨论乘飞机有没有好处、空难问题、起飞与降落比较哪个更危险，这个时候售货员由于分心而出错，把这本书就塞进我书包里了。也可能是中央书店。但事情果真如此，那我回到家中打开书包或者包裹时应该发现啊；当然，除非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可怕或者恐怖的事情，因而打消了我检查新书的念头。甚至有可能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拆开包裹，把新书放在床头桌上，而把迭斯特的书放到了书架上，因为被刚刚在大街上看见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了，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持刀拦路抢劫，可能是一起地铁自杀事件；阿玛尔菲塔诺想，即使我在现场看见，那现在肯定也能记得，或者至少现在脑海里存有模糊记忆啊。他可能不记得《几何学遗嘱》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让他忘记《几何学遗嘱》的那次车祸。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落到圣特莱莎，怎么会跟其他图书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前进入了书箱里并且寄送到墨西哥来呢？放入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在沉思默想？怎么可能把书装箱而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呢！莫非原来打算一到墨西哥北方就阅读这本书吗？莫非打算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陆续研究几何学？如果这是他的研究计划，那么到了这座荒原中的城市，怎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莫非他和女儿从东向西飞行的同时，这本书在他脑海里失踪了吗？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圣特莱莎，就在等候书箱到达的期间，他忘记了这本书？迭斯特这本书像一种继发性时差综合征那样消失了吗？

对这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他并非总是有思想的，为此，称之为思想可能有些夸张。是些感觉。是游戏式的想法。就好像走近一扇窗户，不得不看外星风光。他认为（他喜欢这个认为），如果你在巴塞罗那，那么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的人们，就不存在了。时差仅仅是失踪的面具。这样的话，如果你临时去那些理论上不应存在或者还没有自己合适时间以便立足和正确榫接的城市，那么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时差现象。那不是因为你累了（假如你没旅行的话），而是因为那些应该睡觉的人们感觉疲倦了。事情有些像这个现象，有可能他在什么小说里读过，或者在什么科幻小说里看过，然而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感觉，或者这些胡思乱想，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它把痛苦——漫长、自然和总是可以克服的——变成了个人的记忆，短暂、有人情味和可以隐藏起来。它把一个不公正、不法行为、一个没头没尾不连贯的号叫变成一个结构缜密的故事：总有可能发生自杀行为。它把逃亡变成自由，包括自由只用于继续逃亡。它把混乱变成秩序，虽然代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清醒理智。

而尽管后来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关于拉法埃尔·迭斯特的生平传记资料，证实了他的感觉，或者说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10］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加西亚－撒为尔在题为《受到特别启示的直觉》一书中的序言里，特别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有时间）；有这种感觉的时间是那个下午，他像个中世纪的地主一样走遍他那个荒凉的庭院，与此同时，他那中世纪公主般的女儿在卫生间里对镜梳妆，而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为什么和在哪里买的那本书，又是如何把那本书最后装入箱子里并且与其他他最熟悉和亲爱的图书一道寄到了这座位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之间面对沙漠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来的。这时，恰恰是这时，好像是一系列与有时幸福、有时不幸后果联系的事情开始一样，罗莎从房子里出来，说她要跟女友看电影去；她问父亲是不是有钥匙。父亲说有。接着，他听见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是女儿走在破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小院门（不到她腰间高）的关闭声；最后是女儿走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渐渐向公交车站走去和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于是，阿玛尔菲塔诺走到破花园的前部，探头向街上张望；他没看见汽车，也没看见罗莎，左手用力捏紧迭斯特那本书。接着，他望望天空，看见一个特大、满是皱褶的月亮，尽管夜幕没有降临。随后，他再次向破花园的深处走去；片刻间，他保持安静，向前后左右看看，想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尽管是大白天，面对西方，蒂华纳的方向，阳光仍然灿烂，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些绳子，有四排，一头拴在一个小足球门的横梁上，一头拴在大墙的吊钩上；球门两侧各有一个一米八的木棍埋在地下，显得很结实。那是晾晒衣服的地方，虽然他只看见罗莎一件白色花领衬衫、两条内裤和两条还在滴水的毛巾挂在那里。洗衣房在墙角的砖屋里。有一阵工夫，他一动不动，张着嘴巴呼吸，扶着那晾晒场的横梁。接着，他走进砖屋，样子好像正在缺氧，从带商标的超市塑料袋（每星期跟女儿去购物用的）里，掏出三个衣服夹子（他非得管夹子叫“狗狗”），把那本书夹住挂在绳子上，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回家去了。

当然，这主意是杜尚［11］的。

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期间仅存或者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件readymade［12］。虽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件ready-made，这是一种安抚命运又避免警铃的方式。对此，卡文·托姆金斯［13］写道：“杜尚适逢妹妹苏珊与他好友让·克罗迪于1919年4月14日在巴黎结婚，通过邮局给这对新人寄了礼物。就是指示新婚夫妇如何把一本几何学著作悬挂在家中的窗户上，让清风翻书、选择问题、掀动页码和撕扯下来。”由此可见，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玩国际象棋。托姆金斯继续写道：“有可能这个倒霉的ready-made由于缺少欢乐，这个礼物对于新婚夫妇来说不讨人喜欢。可是苏珊和她丈夫心情愉快地遵照指示办了。事实是，夫妻二人甚至给那本悬挂的书拍了照片（上面的形象成为这本著作惟一的证据，但是著作没能从风吹雨打中幸存下来）。后来，苏珊给这本书作了一幅画，题为《杜尚倒霉的ready-made》。正如后来杜尚给卡巴内解释的那样：‘把幸福和不幸的想法引入ready-made中让我感到开心，然后是风雨和漫天飞舞的书页，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实际上，我撤回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玩国际象棋的说法。跟他在一起的依冯娜终于厌倦了那没完没了的科学游戏，回法国去了。托姆金斯继续写道：“近年来，杜尚对一位采访者坦诚地说，他因为败坏了‘一本满是原则的书之严肃性’而感到快活；他甚至暗示一位记者，那本几何学著作由于经受了风吹雨打而终于领会了生活四件事［14］。”

那天晚上，罗莎回到家中时，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趁机告诉女儿他把迭斯特那本书已经悬挂在晾衣场上了。罗莎看看爸爸，仿佛什么也没听懂。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挂上是因为有可能会用水管把它浇湿，也不是因为我会泼水；现在挂上它仅仅因为需要挂上它，看看它如何抵抗风吹日晒、这种沙漠天气的考验。罗莎说：我希望您别发疯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的。别担心！恰到好处地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说，我通知你，为的是别把书摘下来。你就权当那本书不在了吧。好吧。罗莎说完就钻进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就在学生们边听边记的时候，开始画一些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长方形，在每个顶点上写个名字，可以说是受偶然支配，或者懒散而为，或是由于比学生、课程和那几天笼罩全城的炎热更巨大的厌烦情绪所致。图形如下：

图1

图2

图3

他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发现了那张纸，在没扔进垃圾桶前，仔细看了几分钟。图1除去令人厌烦，没什么可多说的。图2似乎是图1的延伸，但是补充进去的名字他觉得有些混乱。色诺克拉底还能放进去，不乏绝妙的逻辑，但是，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在上面干什么？还有，老天爷啊，那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佩德罗·达·封塞卡是成千上万个评论亚里斯多德的成员之一，就算是末流的思想家也排不上他啊！而图3恰恰相反，有点逻辑、一点傻小子的逻辑，在沙漠里流浪少年的逻辑，衣服破烂，但毕竟有衣服。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名字都是操心上帝存在本体论论证的哲学家。插入长方形的三角形顶端的B可能是上帝，或者是从上帝本质里出现的存在。直到那时，阿玛尔菲塔诺才注意到图2也有A和B，他才丝毫没有怀疑自己不习惯的炎热在他上课的时候让他精神恍惚。

但是，那天晚上，阿玛尔菲塔诺晚饭后，听完电视新闻，又给西尔瓦·佩雷斯女教授（正在为索诺拉州警察和圣特莱莎市警察调查犯罪的方式而生气）打了电话之后，又在书房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另外三张图。毫无疑问，画图的是他自己。事实是，他回想起自己稀里糊涂地在一张白纸上乱涂，一面想着别的事情。图4是这样的：

图4

图5

图6

图4有点奇怪。他有好多年没想特伦德伦伯格了。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想起他呢？为什么会有柏格森、海德格尔、尼采和斯宾格勒陪他在一起呢？他觉得图5更加奇怪。科拉科夫斯基和瓦蒂莫出现在这里。被人们遗忘的怀特海到场。可尤其是居友，让－玛丽·居友令人意外地来了，可怜的居友1888年三十四岁就去世了，一些爱开玩笑的人称他为“法国尼采”；在大千世界里，追随他思想的人超不过十个，而实际上，只有六七人，阿玛尔菲塔诺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在巴塞罗那认识了西班牙惟一的居友追随者——一位赫罗纳的腼腆教师以及他研究居友的方法，他的最大愿望是发现居友的一篇文章（不知是诗歌，还是散文，亦或哲学论文），用英语写成，发表在1886—18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报刊上。最后的图6最为奇怪（哲学味最少）。在横线的一端出现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1938年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不应该把此人与伊万·尼基丁·斯米尔诺夫混淆起来，后者于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被极左分子枪毙；而这条横线的另外一端出现了苏斯洛夫的名字，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头子，能化种种罪孽为神奇，有雄辩之才。但是，这条横线被两条斜线穿过，上端写着马里奥·邦格以及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下端写着哈罗德·布鲁姆以及艾伦·布鲁姆，这就太像开玩笑了。另外，这是阿玛尔菲塔诺不理解的玩笑，尤其是两位布鲁姆的出现，肯定有可笑之处，但无论他怎样窥伺，就是不得要领。

那天夜里，女儿睡下以后，阿玛尔菲塔诺从圣特莱莎最大众化的“边境之声”广播台听完最后的新闻节目，到花园里去了；抽了一支香烟，看看荒凉的街道，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向后院走去，好像害怕踩进土坑里，或者是后院的黑暗让他恐惧。迭斯特那本书仍然挂在罗莎当天洗的那件衣服旁边；她那件衣服好像是水泥制成，或者重金属做的，因为它在晚风中纹丝不动，但把那本书吹得晃来晃去，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仿佛要把书从绳上的夹子里解救出来。阿玛尔菲塔诺感觉晚风吹拂着面颊。他脸上有汗水，时断时续的气流擦干了汗珠，让他窝火。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特伦德伦伯格的书房里，好像追随着怀特海的脚步，走在一条运河岸上，仿佛靠近了居友的病榻，请他出主意。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做个幸福的人。好好体验眼下的日子。做个善良的人！或者反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走开！

救命！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在大学图书馆查来查去，找到了更多的迭斯特资料。1899年他出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的里安索镇。开始写作时，他用加利西亚语，后来转向西班牙语，或者是同时使用双语。是戏剧家。内战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具体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在那里发表了《旅行、挑战和沉沦：悲剧、滑稽戏和喜剧》，这部著作由三本已经发表的作品组成。是诗人，散文家。1958年，阿玛尔菲塔诺七岁时，迭斯特出版了前面说过的《平行性新论》。迭斯特还写过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是《费力斯·穆列尔的故事与编造》（1943）。后来，重返西班牙，重返加利西亚。1981年在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去世。

罗莎问：这是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反问：什么实验？罗莎：我说的是挂在那里的书在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说：从字面上说，不是什么实验。罗莎问：那为什么要挂在那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忽然心血来潮。这主意是杜尚的。他把一本几何书挂在露天，看看几何能不能学会实际生活中的四件事。罗莎说：你会把书弄坏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会弄坏的，大自然有可能。罗莎说：爸，你一天比一天更疯了。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罗莎说：我从来没见你办事像对一本书这样。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不是我的作品啊。罗莎说：都一样，现在是你的书了。阿玛尔菲塔诺说：真奇怪，本来应该如此，可实际上，我没觉得这是一本应该属于我的书；另外，我感觉，几乎是确信，我现在没有弄坏它任何地方。罗莎说：请您设想一下，眼下它是我的。您把它取下来吧！邻居们会以为您发疯了。阿玛尔菲塔诺说：邻居？就是那些在墙头上安插碎玻璃片的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咱俩的存在，他们比我要疯一千倍。罗莎说：不是那些人，是另外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咱们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阿玛尔菲塔诺问：有人找你麻烦了？罗莎说：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没问题了。别为那些傻话担心。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把一本书挂在绳子上可怕多了。罗莎说：这事代替不了那事。咱们不是动物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让那本书安息吧！记住它并不存在，忘掉它！你从来对几何就没有过兴趣。

每天上午，阿玛尔菲塔诺去大学之前总要穿过后门，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看看那本书。毋庸置疑的是，印刷纸张很好，封面装订结实，足以抵抗风吹雨打。拉法埃尔·迭斯特的老朋友们选择了优质材料给他做告别纪念品，这个告别稍稍有些提前了，是一群有学问的老人（或者戴着真才识学的光环）告别另外一位有学问的老者。阿玛尔菲塔诺想，墨西哥西北的大自然，在他这个破花园里，是微不足道的。一天上午，他在等候公交车把他送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栽花种草，以及在花木店里买一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小树，以及在花园两侧种花。又一天上午，他想，无论对花园如何加工、使之令人愉悦，结果都可能没用，因为他不打算在圣特莱莎逗留很长时间。他想，应该回老家了。可是回哪里去呢？接着，他又想：是什么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这座该死的城市里来呢？难道因为这里是我应该了解的天下少有的黑洞之一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死吗？然后，他看看那本挂在绳子上一动不动的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他真想打开那两个夹子，掸掸书上这里、那里粘上的黄褐色尘土，但是没敢动手。

有时，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圣特莱莎大学，或者坐在家中走廊里，或者阅读学生的论文时，会想起父亲来：父亲喜欢拳击。父亲认为，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十岁的时候对父亲说：爸爸，可我觉得意大利人更是二尾子。您想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吧。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非常严肃地看着儿子。爷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总是感觉自己更多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智利人。他总是喜欢谈拳击，更确切地说，喜欢谈从专业杂志上看来的拳击比赛，或者是体育专栏里的比赛记事。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谈谈罗阿伊萨兄弟、马里奥和鲁本（塔尼的两个外甥），谈谈戈弗雷·斯蒂文斯，一个不会拳击的贵族二尾子，谈谈温贝托·罗阿伊萨（也是塔尼的外甥），很会拳击，但比赛不多，谈谈阿尔图罗·戈多伊，善于骗人，长期有病，谈谈路易斯·维森提尼，一个居住在智利奇廉地区的意大利人，仪表堂堂，可是不幸出生在智利而毁了他的前程，谈谈埃斯塔尼斯劳·罗阿伊萨，就是塔尼，他在美国比赛时被人用最可笑的方法偷走了世界拳王的称号：裁判在第一轮里踩了塔尼的脚丫子，造成塔尼踝骨骨折。阿玛尔菲塔诺的父亲问他：你能想像得到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像不出来。父亲说：你过来，站在我身边，我来踩踩你的脚丫子。阿玛尔菲塔诺说：还是不踩为好。父亲说：嗨，相信我好了！不会出事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改天吧！父亲说：就得是现在！于是，阿玛尔菲塔诺靠近父亲，在父亲周围非常灵活地动来动去，时不时地用左手来个直拳，用右手来个勾拳。突然，父亲向前迈了一小步，踩住了他脚丫子，于是就全完蛋了：阿玛尔菲塔诺动弹不得，打算钳住对手，或者避让，但无论怎样，踝骨受了伤。父亲说：我认为裁判是故意的。不可能用脚一踩，踝骨就伤。后来，各种抨击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智利的拳击手个个都是二尾子，这个臭狗屎的国家，人人都是二尾子，人人都是，毫无例外，个个准备上当受骗，准备让人收买，如果有人让他们摘下手表，他们也乐意脱下裤子。那时，阿玛尔菲塔诺十岁，还没看过体育杂志，而是看历史杂志，尤其是军事史杂志，于是，他这样回答父亲的话：这个位子应该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听了以后，沉默下来，用坦率的赞美和自豪的眼神看看儿子，心里好像在问这鬼小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接着，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仿佛要说什么秘密似的悄悄对儿子说：单个的意大利人都是勇士！他承认，如果抱团，就会出丑。他概括道：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

因此可以推测嘛，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这样想。他向前门走去，到走廊上停步，手里有一杯威士忌；接着，探身到门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停泊的车辆，几小时前被扔下的，散发着（他感觉如此）破铁和鲜血的气味；他没转身回头去室内，而是出门向花园后面走去：《几何学遗嘱》在寂静和黑暗中等候着他呢；他骨子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因为他身上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此外，他讲究个人利益，又讲究教养。有可能他根本不是胆小鬼。虽说他不喜欢拳击。可那时迭斯特那本书飘在空中，清风用黑色手帕擦干了他前额的汗珠。他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父亲的形象，随便什么形象，但是没有结果。回屋内时，他没走后门，而是进了前门；他探身到窗外，向大街两端望去。有几个晚上，他觉得暗中有人在监视他家。

早晨，阿玛尔菲塔诺按照强制性规定看了迭斯特那本书后，走进厨房，把咖啡杯子放到洗碗池中。这时第一个离开家门的是罗莎。正常情况下，父女是要道别的，偶尔有时，比如阿玛尔菲塔诺先进房间，或者随后再去后花园，那么，父亲就说一声“再见”、“注意安全”，或者亲吻女儿一下。一天早晨，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声“再见”，就一屁股坐到书桌前，通过窗户看看后院的晒衣绳。《几何学遗嘱》轻轻摇晃，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忽然，书不动了。在隔壁花园里唱歌的鸟儿们都沉默了。刹那间万籁俱寂。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听见了街门在响和女儿出去的脚步声。接着，他听见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那天夜里，罗莎看租来的影片。阿玛尔菲塔诺给女老师佩雷斯打电话，坦率地承认他的神经越来越混乱。女老师安慰他说：不用过分担心，采取了措施就行，别变成了妄想狂；还提醒他说，被害的女子都是在城里别的区域被绑架的。阿玛尔菲塔诺听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说他神经丰富。女老师没明白这笑话的意思。于是，阿玛尔菲塔诺愤怒地想，这个鬼地方，人人都稀里糊涂。接着，女老师试图说服他周末一起外出，他带女儿，她带儿子。阿玛尔菲塔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道：上哪儿去？她说：咱们可以去距离城里二十公里处的一家乡村饮食店吃饭，那里让人特别愉快，有给年轻人准备的游泳池，有座巨大的露天遮阳花台，可以眺望石英山，一座有黑色矿脉的银色山峦。山顶处，有座黑砖古庙。里面很黑，只有从天窗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墙壁上写满了19世纪游客的留言，是那些大胆翻越奇瓦瓦与索诺拉之间山头的人们所为。

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和圣特莱莎大学最初的日子里是可怕的，虽然他仅仅意识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他感觉不好，把这归咎于时差，没太在意。系里刚刚毕业的年轻同事，一个埃莫西约的小伙子问他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放弃巴塞罗那大学宁愿来到圣特莱莎大学的。但愿别是气候！青年教师这样加了一句。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里的气候我觉得很好啊。青年教师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可我之所以跟您这么说，是因为凡是冲着气候来这里的人都有病，我衷心希望您没病。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是因为气候；我在巴塞罗那的合同结束了，佩雷斯老师说服我来这里工作。此前，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佩雷斯老师的，后来有两次机会在巴塞罗那见面。正是她负责给我们租下房子和购买家具，后来没等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把租金给了她。房子位于美景小区，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住区，都是一两层楼，都有花园。人行道由于有两棵大树遮蔽而阴凉、宜人，但路面被树根破坏得厉害；从有些人家的栅栏后面可以看到处于破败之中的房屋，仿佛街坊四邻已经仓皇出逃，来不及卖掉产业；据此推测，在这个小区租房并不困难，这与佩雷斯老师的断言相左。在阿玛尔菲塔诺来到圣特莱莎次日，佩雷斯老师就把语言文学系主任介绍给他。主任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主任名叫奥古斯托·盖拉，皮肤有着胖人的白皙光泽，但实际上消瘦、结实。他显得不自信，尽管极力装出直爽和英武的架势加以掩饰。不太相信哲学的功能，为此，在哲学的教学方面，与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现时与未来奇迹相比，哲学处于明显的退步之中。对于他这番话，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回答说，是否觉得文学的处境也如此呢。盖拉主任说：不，不，瞧您说哪里去了！文学还是有前途的；文学和历史都有前途。您注意到没有？从前传记文学没有市场，可如今大家只看传记文学。请注意！我说的是传记，而不是自传！人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别人的生活、当代名人的生活，了解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或者了解马上就要成功的人士；人们还想知道那些chincuales的人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看看能从中学点什么，虽然不准备经受磨炼。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问：“chincuales”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从前没听说过这是些什么人。盖拉问：真的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发誓，真的！于是，系主任招呼佩雷斯老师：佩老师，您知道“chincuales”在这里是指什么人吗？佩雷斯老师一下子挽住阿玛尔菲塔诺的胳膊，好像二人是新郎和新娘，非常坦诚地说，一点都不清楚，虽说“chincuales”的意思并不陌生。阿玛尔菲塔诺想，哎，真是一群愚钝的人。盖拉说：chincuales是个多义词，就像我们的西班牙语许多词汇一样，它头一个意思是，跳蚤或者臭虫咬的红点。这些红点痒痒，人受不了就会不停地抓挠，这是自然的。然后是第二个词义，指的是不安静的人，扭来扭去，抓挠不止，让旁边观看的人们也神经紧张起来。可以说是欧洲疥疮，在欧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传染的渠道是公共厕所，或者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种可怕的卫生间。从这个词义又推出最后一个意思：“不安分的人”，指的是旅行家、思想上的探索者，就是指心灵上不能安静的人们。阿玛尔菲塔诺说：哦！原来如此！佩雷斯老师说：讲得好！在那次系主任办公室的临时聚会上（阿玛尔菲塔诺认为是欢迎会），还有系里三位教师和系主任的女秘书在场。后者打开一瓶加州生产的香槟，给每人分发了香槟和咸饼干。后来，系主任盖拉的儿子来了，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戴黑墨镜，穿运动服，皮肤古铜色；他长时间和父亲的女秘书闲聊，也时不时地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一副开心的样子。

外出远足的前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第一次听见了那个声音。也许此前他听见过那声音，在大街上，或者在梦中；他以为是别人在谈话，或者是在噩梦里。但是，那天夜里，他听见那声音了，毫无疑问，他觉得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起初，他以为自己疯了。那声音说：你好，阿玛尔菲塔诺，别害怕！没事。阿玛尔菲塔诺害怕了，起床，飞快地向女儿房间跑去。罗莎睡得很安静。阿玛尔菲塔诺开了灯，检查了窗户的插销。罗莎醒了，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阿玛尔菲塔诺想，我脸色大概很难看。他在椅子上坐下，告诉女儿他太紧张了，以为听见了什么响动；心里后悔不应该把她带到这座肮脏的城市里来。女儿说：别担心！没事的。阿玛尔菲塔诺亲亲女儿面颊，摸摸她头发，关上房门，但没关电灯。片刻后，就在他从客厅窗户向花园外面张望街道和树木的时候，他听见罗莎熄了灯。他悄悄地从后门出了客厅。他本想拿个手电筒，结果没拿，还是出去了。外面空无一人。晒衣场上，《几何学遗嘱》、女儿的袜子和长裤依然还在。他绕着花园兜了一圈，门廊上没人；走到栅栏附近，查看街上动静，但没出院门；他只看见一条狗慢慢悠悠向马德罗大街、公交车站走去。阿玛尔菲塔诺心想：一条狗向公交车站走去。从他站的地方望去，他觉得发现的不是纯种狗，而是野狗。他想，是一条小狗。他暗自笑了。嘿，这些智利土话，是些心灵上的碎片。那是个巨大的冰球场，面积有智利阿塔卡马大区那么大，玩球的人们永远看不到对手，间或可以看见一个本队的球员。他回屋里去了。锁门，关窗，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快刀，放在一本1900—1930年法国—德国哲学史上，随后，重新回到桌前坐下。那个声音说：“你别以为这对我很容易。要是你以为这对我很容易，那可就是百分之百错了。应该说是困难的。百分之九十是困难的。”阿玛尔菲塔诺想：自己要疯了。家里没有镇静剂。起身，去厨房，用双手捧凉水洗脸，用厨房的抹布加袖子擦干净。他努力回忆在精神病院实验的听觉现象的名称。回到自己书房，关好门，再次坐下，低下头，双手放在桌子上。那声音说：“请原谅。请放心。求你别拿这个当做干涉你的自由。”阿玛尔菲塔诺吃惊地想：干涉我自由？同时跳到窗前，开窗，向花园一侧、隔壁邻居墙头的玻璃碎片张望，还看看街灯的灯光在碎玻璃片上闪光，非常微弱的绿色和橘黄色闪光，仿佛夜里那个钟点的玻璃碎片不再是防护性的，而变成或者游戏性地变成装饰性的了，成为一种舞蹈动作设计中的微小元素，就连那个所谓的设计者、那个邻居贵族老爷也无法辨别在最基本的成分中哪些是影响他玻璃装置的稳定、颜色、防御或进攻配制的部分了。阿玛尔菲塔诺在关上窗户之前想：或者仿佛是墙头上正在生长爬山虎。

那天夜里，那声音没再次显现。可阿玛尔菲塔诺睡得很不好，跳动和颤抖搅乱了睡梦，好像有人在抓挠他的胳膊和双腿，加上浑身大汗淋漓，虽然到了早晨五点钟焦虑的情绪是停止了，可是梦中出现了劳拉，她从一处公园的大栅栏外面向他招手（他站在大栅栏里面），还有两张多年不曾见面的朋友面孔（也许今后永远无法再见），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蒙上尘土的哲学书，可那些书并不因为蒙上尘土就不是好书了。也在这同一时刻，圣特莱莎的警察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尸体，她被扔在郊区的一片荒地上。也在这同一时刻，一股强风、从西方刮来的风，撞在东边的山坡上，在路过圣特莱莎的街道时扬起尘土、扔在大街上的报纸和纸片，还摇晃罗莎挂在后花园的衣服，仿佛那股年轻力壮，但非常短命的劲风，要闻闻阿玛尔菲塔诺的衬衫和长裤，还要钻进他女儿的内裤里，还要阅读几页《几何学遗嘱》，看看那里面是否有宝贝，是否有可以说明疾风经过时为什么有奇怪的街景，或者给他本人说明疾风为什么会如此的道理。

上午八点，阿玛尔菲塔诺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厨房走去。女儿问他这一夜睡得好不好。对这个经过斟酌的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耸了耸肩。当罗莎出门采购准备郊游的食物时，他煮了咖啡、牛奶，端着去客厅。接着，他拉开窗帘，看看天气条件是不是适合去郊游（佩雷斯老师建议的）。他决定去，因为昨天夜里他发生的事，也许就是身体针对本地病毒传染或者感冒初期的回答。去淋浴之前，他测了体温。不发烧。他在水流下坚持了十分钟，一面想着自己昨夜的表现，这让他羞愧，依然满脸通红呢。他时时扬头迎接水流，让热水直接冲在脸上。这里的水味与巴塞罗那不一样。圣特莱莎的水让他感觉味浓，好像没有经过任何净化，矿物质很多，有土味。在刚来的头几天，他和女儿一起就有了勤刷牙的习惯，次数比在巴塞罗那多两倍，因为他感觉牙齿发黑了，好像从索诺拉地下水出来的一层薄膜正在覆盖他的牙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恢复每日刷牙三次或四次了。罗莎更在乎外貌，继续每天刷牙六七次。他上课时，看见有些大学生的牙齿是黄褐色的。佩雷斯老师的牙齿是白的。有一次，他问佩雷斯老师：索诺拉这地方的水真的会让牙齿发黑吗？佩雷斯老师不知道，她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答应去调查。阿玛尔菲塔诺惊慌得连忙说道：无关紧要，无关紧要。请记住我什么也没问您。他已经从佩雷斯老师的面部表情中发觉了一丝不安，好像他这个问题掩藏着别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唐突或者伤人。阿玛尔菲塔诺在喷头下高声叹道：说话要小心啊！一面感觉精神完全恢复正常了，这肯定证明了自己性格中常常有不负责的因素。

罗莎带回两份报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动手做火腿或是鱼片三明治，还夹上生菜、西红柿片，抹上蛋黄酱或者玫瑰沙司。一一切好、配好后，她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好，放进塑料袋，再装入一个棕色背包里，背包外面写着凤凰城大学的字样，呈半圆形；又放入两瓶水和一打纸杯。上午九点半，父女二人听到了佩雷斯老师的汽车喇叭声。佩雷斯老师的儿子十六岁，身材矮小，方脸，宽肩，好像是搞体育的。面部和颈部有小疙瘩。佩雷斯老师身穿衬衫和牛仔裤，头戴白围巾。一副过大的墨镜罩住了眉眼。阿玛尔菲塔诺想，从远处望去，她像个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电影中的女演员。他上车后，刚才海市蜃楼般的幻觉消失了。佩雷斯老师驾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他们向东方驶去。开上公路最初的几公里要穿过一个小小的谷地，两侧孤立的岩石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望无际的花岗岩。谷地上有些种植园，一些看不见身影的农民栽培着无论佩雷斯老师还是阿玛尔菲塔诺都无法辨认的果树。随后，驶入荒原和山区。那里是他们刚刚甩在身后的孤立岩石的老家。是花岗岩、火山岩地层，插入云端的石尖很像鸟儿的形状和姿态。阿玛尔菲塔诺想，是些痛苦的鸟儿呢。与此同时，佩雷斯老师在跟两个孩子谈大家要去的地方，她在用五颜六色的话语描绘这个地区，这些颜色在娱乐场地（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座游泳池）与神秘故事之间涨落，如果站在瞭望台上都可以听见她的声音，显然这是风传播的效果。当阿玛尔菲塔诺扭头看看女儿和女老师儿子（名叫拉法埃尔）的表情时，看见有四辆车尾随身后，等候超车。他想像着那每辆车里一定有个幸福家庭：母亲、两个孩子、驾驶车子的父亲和一个装满食物野餐用的箱子。他冲女儿一笑，再回身去看路况。半小时后，他们爬上了一道山坡，从那里可以眺望身后的大沙漠。公路上有很多车辆。他估计，停车场、饮食店、餐厅，以及他们要去的旅馆，对于圣特莱莎居民来说，大概都是个时髦的地方。他后悔接受了郊游的邀请。过了片刻，他睡着了。等他醒来时，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佩雷斯老师的手在他脸上，这可能是个抚摩或者别的什么意思的动作。像是个女盲人的手。罗莎和拉法埃尔已经不在车内。他看见一处停车场，几乎没有空位。阳光照在汽车镀铬的部分反射光芒。他看见一片稍高的地方有个一览无余的院落，一对男女勾肩搭背在欣赏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耀眼的天空上有不少小块低云，远处传来音乐声，是有人在快速哼唱什么，听不清楚歌词大意。他看见佩雷斯老师的面孔就在他眼前。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可让他更加奇怪的是女老师也在出汗。

无论如何，这一天是愉快的。罗莎和拉法埃尔在游泳池里玩水。然后，加入到佩雷斯老师和阿玛尔菲塔诺（始终望着自己的孩子）这一桌来。接着，他们买了冷饮，去附近散步。有些地方，山势下降，岩壁上可以看到巨大的裂痕，露出里面别样颜色的石头，或者由于太阳西斜的缘故，显露出其他颜色，是安山岩和火山岩，由沙质岩层混合而成，是凝灰岩形成的垂直礁石以及玄武岩形成的巨大托盘。不时地有索诺拉仙人球从岩壁上垂吊下来。再过去一些是更多的山头，更多的峡谷，然后又是山峰，最后到达被山雾笼罩的地区，像是云雾坟墓，那后边就是墨西哥的奇瓦瓦州、新墨西哥州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四人坐在几块岩石上欣赏着山景，静静地吃东西。罗莎和拉法埃尔只有在交换三明治的时候才说话。佩雷斯老师似乎在沉思默想。而阿玛尔菲塔诺则感觉疲惫，这样的风景让他感到茫然，他觉得这样的风景仅仅适合年轻人，或者适合傻老头，或者麻木不仁的老头，或者准备再干一件直到咽气都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邪恶老头。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直到很晚方才入睡。那天他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去后花园查看迭斯特是否依然还在。在回家的旅途中，佩雷斯老师努力表现得和蔼可亲，努力开始一场把大家都吸引进来的谈话。可是，她儿子刚刚一上路就睡着了。不久，罗莎头部靠在车窗上也进入了梦乡。很快，阿玛尔菲塔诺也追随女儿去了。他梦见一个声音，不是佩雷斯老师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在说符号、数字以及阿玛尔菲塔诺听不懂的事情，梦里的声音称之为“腐败的历史”、“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虽说那重新组装的历史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变成了旁白点评，变成了一种博学的注释，变成了一阵哈哈大笑慢慢消失，又渐渐从安山石到火成岩再到凝灰岩依次跳向远方，并从这些史前岩石的整体里冒出一种水银一样的东西。那声音说：这是美洲的镜子，是映照出美洲富有和贫穷的伤心镜子，还映照出不断变化的徒劳，它是来回奔忙的镜子，它的镜面充满痛苦。随后，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声音了，这可能说明他睡的深沉；他梦见自己向一个妇女走去，那是一位只有双腿的女子，地点在一个黑暗走廊的尽头；接着，他听见有人在嘲笑他的鼾声，那是佩雷斯老师的儿子。他想：这样更好。他们从东边的公路进入圣特莱莎的时候，路上塞满了破卡车以及从城里市场出来，或者亚利桑那州什么城市回来的小排量卡车，这时他醒了。此前，他不仅张着嘴巴睡觉，还流出口水，弄湿了衣领。他想：这样更好，非常好。当他满意地看看佩雷斯老师的时候，发现她脸上有些许伤感的样子。女老师在她儿子和他女儿视线之外的范围内，轻轻摸摸阿玛尔菲塔诺的大腿，与此同时，他扭头去欣赏一个街头贩卖玉米饼的摊位，那里有一对警察挎着手枪，在喝啤酒，在聊天，在观赏黑红色的晚霞——好像一锅浓烈的红辣椒汤，它最后的气泡渐渐消失在西边。他们到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但是，挂在晒衣场迭斯特那本书的影子更加清晰，更加稳定，更加合情合理，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圣特莱莎郊区和城内见到的一切，都是没来由的意象，都是自身带有世人无依无靠感觉的意象，都是意象的碎片，碎片。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提心吊胆等待那声音的出现。他打算备课，可是马上意识到准备那些熟烂于胸的东西是无用功。他在想是不是要在眼前的白纸上画画，让那些初级几何图形再次露面。于是，他先画了一张面孔，然后擦掉了，接着，聚精会神地回忆那张破碎的面孔。他想起了（闪电般地顺便想起）雷蒙·鲁尔［15］和他那神奇的机器。神奇，但是无用。他再看看眼前的白纸，已经竖着写下了三排人名：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霍布斯

波埃西奥

胡塞尔

洛克

亚历杭德罗·德·阿莱斯

欧根·芬克

埃里希·贝歇尔

马克思

梅洛－庞蒂

维特根斯坦

利希滕贝格

贝达·埃尔·维内拉波雷

雷蒙·鲁尔

萨德

圣波拿文图拉

黑格尔

孔多塞

约翰·菲洛波努

帕斯卡

傅立叶

圣奥古斯丁

卡内蒂

拉康

叔本华

弗洛伊德

莱辛

阿玛尔菲塔诺用了好大工夫阅读和反复阅读这些人名，横着读，竖着读，从中间向两边读，从下向上读，跳读，选读，随意读，接着，他笑了，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是个非常明显的命题，因此提出来没用。接着，从水龙头上接了一杯水，是索诺拉山水；在等候口中的水咽入喉咙的同时，身上的颤抖停止了，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觉的轻微颤抖，于是开始想起马德雷山脉含水岩层的水，在漫长的黑夜向城市里流淌的情景，想像着这些地下水如何从藏身之地流向圣特莱莎，想像着那给牙齿染上褐色薄膜的水。一喝完杯中水，他向窗外望去，看见了那长长的影子、棺材样的影子，那是挂在那里的迭斯特之书投射在院子地面上的结果。

可是，那声音又来了，这一次它说，用恳求的口气说：请您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别当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问：你说二尾子？那声音说：对，二尾子，二尾子，阴阳人。那声音强调说：同性恋者！接着，那声音问：是否出于偶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阿玛尔菲塔诺害怕地问道：他们是谁？那声音回答：同性恋之一。没等阿玛尔菲塔诺回答，那声音急忙澄清他的话是转义，丝毫没有骂二尾子或者阴阳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根据一些诗人怀有的情爱倾向，他感觉对这样的诗人有着无限的钦敬，更不用说一些画家或者官员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官员也有这种倾向？那声音说：有，有，是些年轻的官员、短命的官员。他们在无意中玷污了官员的角色。他们死在自己手中。随后，那声音沉默了。阿玛尔菲塔诺坐到了自己的书房里。过了一刻钟的时间，也许是次日夜里吧，那声音说：假设我是你的爷爷，就是你父亲的父亲。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提个私人问题了。你愿意的话，可以回答我；不回答也行。可是我可以提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问：假设你是我爷爷？那声音说：对，你爷爷，就是你祖父。问题是这样的：你是阴阳人吗？你会逃出这个房间吗？你是个同性恋者吗？你会去叫醒你女儿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那声音说：我听着呢。告诉我你要说的话。

那声音问：你是二尾子吗？是吗？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不是。一面摇摇头，补充说：我不会逃走的。如果你在看着我的话，那你最后看见我的既不是脊背，也不是鞋底。那声音说：看着？人们说的那种看着？坦率地说，我没看。或者说，看得不多。能坚持站在这里，我就够幸运的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你站在什么地方？那声音说：我估计是你家里吧。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是我的家。那声音又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点吧！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很放松，我在自己家里嘛。他心里想：为什么要劝我放松呢？那声音说：我认为一种长期、但愿令人满意的关系从今天开始。为此，需要保持平静，只有平静不会背叛我们。但是，阿玛尔菲塔诺问道：难道其余的一切会背叛我们？那声音说：是的，确实如此，对，承认这个很困难；我的意思是说，当着你的面承认这个很困难；可这是百分之百的真话。那道德规范背叛我们吗？责任感背叛吗？诚实、正派、公正会背叛我们吗？好奇心会背叛吗？爱情会背叛吗？勇气会背叛吗？艺术会背叛吗？那声音说：会！一切、一切都会背叛我们，或者说背叛你，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就此事而言，只有平静不背叛咱们，但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保障，请允许我直言相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勇气永远不会背叛咱们！那声音说：还有对子女的爱，永远不会背叛，对吗？阿玛尔菲塔诺说：对。忽然感到平静了下来。

接着，仿佛到此为止一切都说了，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平静会不会是疯狂的反义词呢？那声音告诉他：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害怕发疯，那就别怕！你现在并没有发疯。正在进行非正式谈话。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么说我没发疯啊。那声音说：没有，绝对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原来你是我的爷爷啊！那声音说：是老爹。这么说吧，一切都背叛咱们，包括好奇心和正直，以及种种咱们深爱的品格。那声音说：是的，你就聊以自慰吧，其实这是很开心的事。

那声音说：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史诗，没有不带颤音或者自私者咕噜声或骗子鸣叫或者叛徒嘟囔或者野心家咕嘟或者二尾子低吟的抒情诗。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他：你有什么必要骂同性恋者？那声音回答：没有。那声音说：我指的是转义。那声音问：咱们是在圣特莱莎吗？这座城市有不少杰出的地方，是索诺拉州的一部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那声音说：那就对了。阿玛尔菲塔诺揪揪头发，像慢镜头一样，说道：当个野心家是一回事，我是打个比方，当个阴阳人是另外一回事。那声音说：我说的是转义。我这么说是让你理解我。我这么说好像我在这里，而你在我身后，咱们在一个同性恋画家的工作室里。我是从一个工作室说话，工作室里的混乱仅仅是个面具，或者是一股麻醉的臭味。我是从熄了灯的工作室说话，那里的意志神经是从身体其余部分分离出来的，如同蛇信子从蛇口出来，自残后在垃圾里爬行。我从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说起。那声音问：你教哲学吗？那声音又问：你讲授维特根斯坦［16］吗？那声音又问：你想过没有你的手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想过。那声音说：可现在你有些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想啦。我说错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没错。那声音说：比如，为什么你不去苗圃商店？去买些种子、植物，甚至可以买下一棵小树栽种到你的后花园里面去！阿玛尔菲塔诺说：好的。我考虑过我那切实可行的花园，想过需要购买的花卉以及栽种用的工具。那声音说：你还想过你女儿，想过城里每天发生的凶杀案，想过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那些二尾子乌云（对不起！）；但是，你没认真想过你的手是否真的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我的确想过，想过。那声音说：你要是真想过，那可就是另外一种鸟儿唱歌了。阿玛尔菲塔诺沉默不语，感觉沉默是人种改良的方法。他看看手表：凌晨四点钟。他听见有人开动马达的声音。不久，车子启动了。他起床，从窗户向外张望。停在他家对面的车辆都是空的。他望望身后，把手放在门的圆形拉手上。那声音说：小心！那声音好像非常遥远，在一条峡谷深处，那里有火山岩、花岗岩、安山岩、银矿脉、金矿脉、布满鹅卵石的石坑，与此同时紫红色的天空像是一张被乱棍打死的印第安女人的皮肤，上面飞翔着成群的红尾巴鸳鸟。阿玛尔菲塔诺到门廊上去了。左边，距离他家十米的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打开了车灯发动起来。司机经过花园前面的时候，低下头，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但没停车。司机是个胖子，头发乌黑，穿了一件廉价服装，没打领带。轿车走远后，阿玛尔菲塔诺回屋去了。他一进门，那声音说：样子难看。又说：同志，你得多加小心，我觉得这里的情况濒临危急关头。

阿玛尔菲塔诺问：那你是谁？怎么到这儿来的？那声音说：给你说明这个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像个苍蝇一样嗡嗡笑着，问道：真的没意思吗？那声音说：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那声音说：请吧！你真的是我爷爷的幽灵吗？那声音说：你瞧瞧你从我这里听出了什么！我当然不是你爷爷的幽灵，而是你父亲的精神。你爷爷的幽灵已经把你给忘了。可我是你父亲，永远不会忘了你。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说：你用不着怕我什么！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吩咐：你动手干些有用的事情！查一查所有的门窗是不是关好了，然后就睡觉去吧！阿玛尔菲塔诺问：有用的事，比如像什么？那声音说：比如，洗盘子！阿玛尔菲塔诺点了一支香烟，动手洗盘子去了。那声音说：你洗盘子，我说话。那声音说：一切都安静了。你和我之间不是交战状态。对了，你头痛，耳鸣，脉搏快，心动过速，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声音说：你要慢慢安静下来，慢慢安静下来，要动脑子想一想。同时，为你女儿和你自己，干点有用的事情吧！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懂了。那声音说：好，这就像是一次内窥镜检查，没有痛苦。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明白了。于是，他洗了盘子，洗了带西红柿酱汁意面残汤的锅子，洗了刀叉、杯子和厨房用具，擦洗了父女使用的餐桌，一面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时地小口喝自来水。清晨五点钟，他从卫生间的脏衣筐里拿出脏衣服，然后去后花园，把衣服放入洗衣机，选定了常规洗涤程序，启动开关；看一眼挂在绳子上的那本迭斯特著作，就回客厅去了。他的目光像信徒追随基督一样寻找需要清洁、整理和洗涤的东西，可是没有找到，于是坐下来，低声发问：是不是不记得了，是不是没有可能了。那声音说：一切都很好。一切就是个你要慢慢习惯起来的问题。别喊叫。别出汗，也别乱跳。

过了早晨六点钟，阿玛尔菲塔诺上床躺下，没脱衣服，睡得香甜，赛过婴儿。九点钟，罗莎叫醒了他。阿玛尔菲塔诺有好久没感觉如此舒服了，虽然他上的那几课结果学生们很难听懂。一点钟，他在系里的食堂吃了午饭，坐的位置是最偏僻、最难找的角落。他不愿意见到佩雷斯老师，也不想遇上其他同事，尤其不愿意见系主任。这位主任的习惯是每天在食堂吃饭，总是在老师和少数拍马屁的学生包围中。在柜台前，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要了炖小鸡和沙拉，然后快速返回自己座位，一路躲避挤满了食堂的年轻人。随后，他一门心思吃饭，继续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惊讶地发觉自己十分热衷不久前经历的事情。他快活地想到：感觉自己像只夜莺。这话简单、陈旧、可笑，但这是目前惟一可以概括他心态的话。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年轻人的笑声、叫喊声、盘碗的碰撞声，无助于把食堂变成他沉思默想的地方。尽管如此，片刻后，他意识到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一样的地方是有的，更好的地方却没有。于是，他喝了一大口瓶装水（不知道与自来水一样，也品味不出来二者的区别），开始沉思起来。首先想到的是疯狂。想到自己发疯的可能性，很高。一发觉这样的想法（和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心中的热情，他吓了一跳。也没有减少他的高兴劲。他心里说：在一场暴风雨的翅膀下，我的热情和快乐在增加。他想：可能我在发疯，但是感觉良好啊。他考虑了如果患上疯病，很有可能恶化，那么他的热情可能变成痛苦和虚弱，尤其会给女儿造成痛苦和虚弱。仿佛眼睛里有X射线一样，他检查了积蓄的账目，算计出来用他的存款，罗莎可以回到巴塞罗那，还可以用剩下的钱再开始……再开始什么？这事宁可不想。他想像着自己被关进圣特莱莎或者埃莫西约一家疯人院的情景，只有佩雷斯老师偶然来访，会时不时地收到罗莎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件；女儿会在巴塞罗那工作和结束学业，会认识一个加泰罗尼亚小伙，认真负责，温柔多情，爱上了女儿，尊重女儿，照顾女儿；罗莎会跟他白头偕老，会跟他晚上看电影，7月、8月去意大利、希腊旅行，他觉得这情况还不坏嘛。随后，他还考虑了其他可能性。他想：自己当然不信什么鬼魂、幽灵，虽说小时候在智利南方，人们说到过披头散发的女鬼爬到树上等候骑手的到来：她从那里扑到马鞍上，从背后抱住骑马的农夫、牧牛人或是走私贩子，紧紧抱住，像情妇那样拥抱，这会让骑手和马匹都发疯，他们会怕得要死，或者摔进谷底，或者被山猫咬死，或者死于恶鬼，或者死于鬼火，或者死于各类大鬼、小鬼、鬼魂、淫妖、女鬼以及居住在智利海岸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种种妖魔鬼怪手中；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恰恰不信这种哲学修养（远的不说，叔本华就相信幽灵；让尼采发疯的大概就是某种幽灵），而是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至少在没有别的思路之前，他排除了幽灵存在的可能性。那声音可能是一种幽灵，对此，他不能担保，但是打算寻找别的说法。可是反反复复思考之后，惟一站住脚的就是地狱鬼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想到埃莫西约那位关亡婆、克里丝蒂娜夫人、那位圣女。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判定父亲不管变成了怎样的幽灵，都不可能使用那声音用过的墨西哥话，即使另外一方面，他完全有可能带上一些仇视同性恋的轻微口气。怀着难以掩饰的幸福感觉，他思量着此前自己钻进了什么样的乱麻里。下午，又上了两节课，然后走路回家。途经圣特莱莎主要广场时，他看见一群妇女在市政府门前示威游行。有条横幅标语上写着：“不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另外一条：“肃清腐败！”一群警察站在市政府大楼的拱廊里监视着妇女的动静。他们不是防暴队，而是圣特莱莎市的普通警察。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佩雷斯老师和他女儿罗莎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邀请她俩喝冷饮。在咖啡店里，二人告诉他妇女游行是要求增加关于调查妇女失踪和被杀案件的透明度。佩雷斯老师说，她家住下了三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女权主义运动成员，她打算晚上举办晚餐会。她说，我希望你们父女出席。罗莎说她会去的。阿玛尔菲塔诺表示他也去，没什么不便之处。后来，他女儿和佩雷斯老师又回去参加游行了。阿玛尔菲塔诺重新上路。

但是，在到家之前，他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见有人喊：“阿玛尔菲塔诺老师！”转身去看，却没有人。他已经不在市中心了，而是走在马德罗大街上，四层楼的建筑已经让位给50年代加利福尼亚家居模式的别墅；很久以来，时光的流逝就开始破坏这些建筑了，于是住户搬迁到了现在阿玛尔菲塔诺居住的小区。有些住宅已经变成了汽车修理部，也捎带出售冷饮；另外一些房屋没有另外装修就搞起面包房或者卖起服装来。很多建筑物上贴了广告，宣传医生和专门处理离婚或者犯罪案件的律师事务。有些建筑提供小时房。有些建筑简简单单地分隔成两三间小房，用做报刊亭，出售水果和蔬菜，或者向行人兜售廉价假牙。阿玛尔菲塔诺正要继续走路的时候，又有人喊他的名字。这时，他看见那人了。声音是从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轿车里传出来的。起初，他没有认出那个叫他名字的年轻人。他以为是他某个学生呢。那年轻人戴着墨镜，身穿黑衬衫，纽扣没系，敞着胸脯。皮肤是古铜色的，像个流行歌手，或者波多黎各的花花公子。老师，请上车！我捎你回家吧。阿玛尔菲塔诺正要说他更喜欢走路，年轻人亮出了身份。他说：我是盖拉老师的儿子。说着，他下了车，居然从车辆隆隆飞驰的那一侧下来，也不看来往的车辆，表示不怕危险。这让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实在太冒失了。年轻人转了一圈，来到他身边，伸手过来。他说：我叫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他提醒阿玛尔菲塔诺那次在他父亲办公室为欢迎他来系里工作而用香槟干杯的情景。他说：老师，您用不着怕我。这话让阿玛尔菲塔诺有点惊讶。年轻的盖拉站在他对面。那笑容与上次一样。是嘲笑，但可信任，仿佛一个特别自信的狙击手在微笑。小伙子下身穿的是牛仔裤和得克萨斯产的皮靴。车内后座上，有一件珍珠灰色名牌外套和一个文件夹。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我刚经过这里。轿车开动后，向美景小区驶去，但到达之前，这位系主任的公子建议先去喝上一杯。阿玛尔菲塔诺婉言谢绝了。公子说：那么您请我在您家喝点什么吧。阿玛尔菲塔诺表示抱歉：我没东西可请。公子说：那就别多说了！说着，车子下了主路。城里的景物有了变化。美景小区的西边，房屋是新的，有些房子周围是空地。有些道路还没有铺上沥青。公子说：据说这些小区就是城市的未来。可我认为这破城市没有未来。轿车直接开进了一个足球场，场子的另一边可以看见两座由铁丝网包围的巨大库房。库房后面有一条运河或者小溪，把北边小区的垃圾运走。在另外一块空地附近，他们看见了那条从前把圣特莱莎与乌雷斯和埃莫西约连结起来的老铁路。有几条狗胆怯地走过来。公子降下车窗，让狗们闻闻、舔舔他的手。左边是通向乌雷斯的公路。轿车开始离开了圣特莱莎的城区。阿玛尔菲塔诺问公子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公子回答说去这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可以喝到地道墨西哥龙舌兰的地方。

那个地方名叫“蚊子”，呈长方形，长三十米，宽十米；尽头有个小舞台，周五周六有墨西哥舞或者民歌演出。柜台不小于十五米。洗手间在外面。人们可以从院子直接去洗手间，也可以通过一个铁皮窄走廊前往。酒吧里人不多。服务员（公子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都招呼他俩，可是没人过来招待。只有不多几盏灯是亮的。公子说：我建议您要苏西达斯龙舌兰。阿玛尔菲塔诺和蔼地笑一笑说：好吧。不过只要一小杯。公子举起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打响指。他说：这些浑蛋大概都聋了。说罢，起身向柜台走去。片刻后，公子回来了，一手拿两个杯子，一手拎着半瓶龙舌兰。他说：您尝尝。阿玛尔菲塔诺品了一小口，觉得很好。他说：瓶底大概有小虫，不过这些饿死鬼大概把小虫给吃了。像是笑话。阿玛尔菲塔诺笑了。公子说：我保证这是真正的苏西达斯龙舌兰。您就放心喝吧。喝下第二口以后，阿玛尔菲塔诺想：不错，真是不一般的好酒。公子说：这酒已经不生产啦，就像这个破国家很多东西一样。片刻后，公子盯着阿玛尔菲塔诺的眼睛，说道：见鬼去吧！我估计您已经发觉了，是吧？老师。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情况可不适合欢天喜地。没有具体说指什么，更没讲细节。公子说：全在我们手里变坏了。政客们不会治理国家。中产阶级一心想去美国。来加工厂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您知道我有可能做什么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知道。要烧毁一些……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什么？一些加工厂。阿玛尔菲塔诺惊叫道：哎呀，老天爷！我还要把军队拉到街上来，不是街道，而是公路，为了阻止饿死鬼进城。阿玛尔菲塔诺问：是控制公路吗？对，这是我看到的惟一办法。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还有别的办法。公子说：人们把尊重全给丢了，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阿玛尔菲塔诺向柜台那边望去。三个服务员在嘀嘀咕咕，一面斜视着他俩的餐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咱们最好走吧！公子目不转睛地瞅瞅服务员们，冲他们打了一个淫秽的手势，然后笑了起来。阿玛尔菲塔诺拉住公子一只胳膊，拖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天黑了，一个像有着长腿蚊子的巨大霓虹灯广告牌，在铁架子上闪亮。阿玛尔菲塔诺说：我觉得这些人在跟你较劲。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老师，别担心！我带着枪呢。

阿玛尔菲塔诺一到家，立刻把年轻的盖拉给忘了，心想自己不是想像的那样疯狂，那声音也不是鬼魂。他想到了传心术能力。想到了那些有传心术能力的智利印第安人。回想起一本小薄书，不到一百页，作者是个什么隆克·季拉班，197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版，是个老朋友、一位正直的喜剧演员寄给他的，那时他还住在欧洲。这个什么季拉班用下列头衔自报家门：种族史学家、智利土著联合会主席、阿劳科语学院书记。书名是《奥伊金斯［17］是阿劳科人》，副标题是《来自阿劳科秘史的十七个证据》。在标题和副标题之间有这样一句话：“本书已经历史学会阿劳科分会通过。”接下来是前言，里面说道：“如果说我们想从智利独立运动的英雄们身上找到与阿劳科人亲缘关系的证据，那么很难做到，更难的是加以证明。因为从卡雷拉兄弟、迈科纳、弗雷伊雷、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等人［18］身上，仅仅显露出西班牙血统。但是，自然显露并且闪烁耀眼光芒的阿劳科血缘的地方，却是在奥伊金斯身上；有十七个证据可以为之佐证。奥伊金斯并非如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掩饰不住喜悦地认可他是非婚生子。奥伊金斯是智利总督、秘鲁辖区副王爱尔兰人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与一位阿劳科族群部落的妇女正式结婚后的合法儿子。按照阿德玛布法律，这门婚事是合法的，举行了传统的卡比顿（抢亲仪式）。伟大的解放者奥伊金斯的生平传记揭开了这个千年之谜，适逢他诞辰二百周年；这个秘密忠实地从Litrang*跳到了纸上，如此的忠实只有Epeutufe［19］才能做到。”前言到此为止，署名是何塞·罗德里格斯·毕齐努阿尔，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

阿玛尔菲塔诺双手捧着那本书，想：奇怪，真真奇怪啊。比如，只有一个星号。Litrang是阿劳科人用来刻下自己文字的石板。但是，干吗要在“Litrang”后面加上星号呢？为什么不加在“阿德玛布法律”和“最爱卖家”后面呢？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断定这些词汇是大家熟悉的吗？然后，是那句关于奥伊金斯是不是私生子的话：“他不是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或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以掩饰不住的喜悦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这就是智利的日常生活史，是私人史，是秘史。就是用遗憾的口气书写国父是私生子。或者也书写这个问题但口气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怎样意味深长的话语啊！他回想起第一次阅读季拉班这本书的情景：笑得要命！他还想起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方法，带着些许微笑，但也带着类似伤感的情绪。毫无疑问，说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是爱尔兰人，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笑话。他觉得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跟一个阿劳科女人结婚，但是有阿德玛布法律保护，甚至举行了抢亲仪式，是个可怕的笑话，只能让人相信肥硕的奥伊金斯为了与一个印第安女人心安理得地交配而滥用权力、强暴和特大的玩笑。阿玛尔菲塔诺想：如果“强暴”这个词不露出它那哺乳动物不设防的小眼睛，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他双手捧着那本书，坐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可能，梦见了什么。什么短梦吧。也许梦见了自己的童年。也许没有。

后来，他醒了，给女儿和自己做饭，然后钻进书房，感觉极其疲倦，无法备课，或者阅读什么严肃的东西，于是无可奈何地重读季拉班那本书。有十七个证据。1号证据的标题是《他出生在阿劳科州》。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叶克蒙齐（1）名叫智利（2），从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叶克蒙齐在35到42度纬线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河口三角洲。”如果不考虑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里面使用了副动词，应该使用过去未完成时；还有两个逗号是多余的），第一段中间最有趣的可以说是叶克蒙齐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是迎面一击，或者说就是对准敌阵的大炮齐射。注释（1）说明叶克蒙齐意思是城邦。注释（2）断言智利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遥远的部落”。随后确定了智利叶克蒙齐的地理位置：“从马乌莱河延伸到奇里克，过去就是阿根廷西部。城邦首府，就是说智利，位于布塔雷乌福河与托尔敦河之间；如同希腊城邦四面围着联盟和血缘村落一样，服从丘卡·智利切斯（意思是智利人的部落），人们要学习科学、艺术、体育，尤其是兵法。”接着，季拉班承认：“1947年（阿玛尔菲塔诺怀疑这个日期可能是印刷错误，不是1947，而是1974）我打开了库里扬卡墓，它位于主墓穴库拉尔维下面，一块平滑的石板盖在上面。仅仅遗留下一把刀、一个小钵、一个黑曜岩饰物，像是箭头，用做买路钱：库里扬卡的灵魂应该交给希腊的卡戎［20］，为的是让卡戎带他漂洋过海回出生地：远海的一座岛屿。这些物件分别放在特木科阿劳科博物馆、阿莱格莱镇未来的莫里纳博物馆以及圣地亚哥阿劳科博物馆，后者很快要对公众开放。”由于提到了阿莱格莱镇，这让季拉班又添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注释。他写道：“在阿莱格莱镇（以前叫瓦拉库仑），存放着外国传教士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的遗骸，是从意大利把他送回了故乡。他曾任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他的雕像放置在意大利英烈陵园的入口处，两旁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莫里纳认为，在希腊人与阿劳科人之间有着不容置疑的血缘关系。”这位莫里纳曾经是耶稣会会士和博物学家；生于1740年，卒于1829年。

在“蚊子”的经历过后不久，阿玛尔菲塔诺又一次见到了系主任盖拉的儿子。这一次，小盖拉打扮得像个牛仔，虽然刮了脸，洒了香水。即使这样，他还缺少一顶草帽才能像真正的牛仔。撞见小盖拉的方式有些突然，不乏某种神秘感。当时阿玛尔菲塔诺正走在系里一条特别长、有点黑暗的走廊上，那阵儿恰恰空无一人，忽然间小盖拉从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恶作剧，或者打算袭击他。阿玛尔菲塔诺吓了一跳，随即条件反射似的用手一挡。系主任的儿子在挨了第二下时，连忙说：是我，马尔克·安东尼奥！后来，二人互相认出了对方，情绪也平静下来了，便重新一道向走廊尽头发亮的地方走去，这让小盖拉回想起那些昏迷过或者曾经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人们的证词，他们说见到了一条黑暗通道，在它尽头有一片白色或银白色的光芒，有时他们甚至作证说见到了去世的亲人，跟他们握手，或者安抚他们，或者恳求他们别再前行，因为生死临界的时刻尚未到来。他问阿玛尔菲塔诺：老师，您怎么看？这是快要死的人胡编乱造呢？还是真话？是垂死挣扎的人在做梦吗？还是他们进入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范围中了？阿玛尔菲塔诺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他所以冷冰冰是因为还没完全从刚刚的惊吓中走出来，也没兴致再次跟小盖拉会面。小盖拉说：如果您愿意知道我的想法，那我认为他们说的不是真话。人们看见的都是主观想看的，而绝对不看与现实吻合的东西。人们直到咽气前都是胆小鬼。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简单地说，人类最像老鼠。

阿玛尔菲塔诺没有料到（他本想一走出那阴森森、让人联想到阴间生活的走廊就摆脱小盖拉）不得不默默地跟他走，因为小盖拉手里拿着当天晚上的请柬：圣特莱莎大学校长、著名的巴勃罗·内格雷特博士在家中举办晚宴。他于是登上了小盖拉的轿车。小盖拉送他到家，表示宁愿在外面等候，脸上还露出羞怯。这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到意外。小盖拉说，还是在街上看车，好像这个小区有贼一样。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洗脸，换衣服。他女儿当然也在受邀之列，也要打扮一番，但穿着可以随意些，而他至少要穿西装、打领带才能出席校长的晚宴。至于饭菜就无关紧要了。校长仅仅想要认识一下阿玛尔菲塔诺；他估计，或者有人提醒，在校长办公楼的第一次见面不如在校长府邸亲切，实际上那座府邸是座两层楼别墅，有一个枝繁叶茂的花园，里面有整个墨西哥的种种植物，不乏凉爽、安静角落可以举办小聚会。校长是个安静、沉思的人，喜欢倾听别人高谈阔论，而不是一言堂。他只是问问巴塞罗那，回忆起年轻时出席过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次国际大会，提起一位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教过书的教授、一个阿根廷人，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教书；聚会的剩下时间，校长保持沉默。校长夫人从面容上看，虽不能说风韵犹存，却仪表文雅，是校长所缺乏的；她对阿玛尔菲塔诺要友好热情得多，尤其是对罗莎。这姑娘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克拉拉，很像罗莎。克拉拉多年前就住在美国凤凰城。晚餐中，阿玛尔菲塔诺忽然觉得校长和夫人在偷偷交换眼色。他觉得夫人的眼神中有类似仇恨的意味。从校长脸上看，恰恰相反，则流露出瞬间的恐惧。可是这恐惧的表情却在又一瞬间被阿玛尔菲塔诺捕捉到了，而且校长的恐惧险些传染给他。他恢复平静后看看别的客人，才发现没人意识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像个快速挖开的土坑，从里面散发出令人惊慌的恶臭来。

但阿玛尔菲塔诺错了。小盖拉就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阴影。另外，他也意识到阿玛尔菲塔诺发现了。二人走向花园的时候，他在阿玛尔菲塔诺耳边悄悄地说：生命一文不值！罗莎坐在校长夫人和佩雷斯老师中间。校长坐在藤架下惟一的摇椅上。系主任盖拉和两位哲学教授分别坐在校长两侧。两位教授夫人纷纷在校长夫人旁边坐下。第三位教授是单身汉，站在阿玛尔菲塔诺和小盖拉身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片刻后走进藤架，双手端着摆满了酒杯的大盘子，放在一个大理石桌面上。阿玛尔菲塔诺本想上前帮她，但是随即考虑到此举可能被误会为失礼行为。当老女仆再次出现时，端着七八瓶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阿玛尔菲塔诺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起身去帮忙。老女仆一看见他上来，很无礼地瞪他一眼，大盘子立刻从她手中滑动起来。阿玛尔菲塔诺听见一声尖叫、一声荒唐可笑的尖叫。这是从一位教授夫人口中发出的。就在盘子滑动的同时，他看见小盖拉的身影纵身一跃，稳住了盘子的平衡。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校长夫人在说：噶齐塔，别难过！随后，他听见小盖拉在问校长夫人她的酒柜里有没有苏西达斯龙舌兰。他又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别理他！都是我儿子的玩意儿。他又听见女儿罗莎说：苏西达斯龙舌兰，这名字真漂亮！他又听见一位教授夫人说：这名字真有创意，对，真有创意！他听见佩雷斯老师说：真真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瓶子要摔了呢。他听见一位哲学教授为了改变话题谈起了北方音乐。他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北方乐团与国内其他地方乐团的区别在于，北方乐团总是用手风琴和吉他给低六度和跳音伴奏。他听见还是那位哲学教授问：什么是跳音？他听见系主任说：打个比方吧，跳音就像是打击乐器，像摇滚乐队里的架子鼓，就像小鼓；系主任说，北方音乐里的真正跳音在雷多瓦尔舞曲或者南美民间舞曲里。他听见校长说：是这样的。后来，他接过来一杯威士忌，抬头看看是谁递过来的，发现是小盖拉那张被月光照得发白的面孔。

2号证据毫无疑问更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兴趣。它的标题是《奥伊金斯是阿劳科女人之子》。开头这样写道：“西班牙人来到以后，阿劳科人设立了两条从圣地亚哥开始的通讯渠道：传心线路和阿德金度维线路（55）。劳塔罗（56）由于具备出色的传心术能力，跟母亲一起被带到北方，去为西班牙人效力。劳塔罗打败西班牙人的方式与此有关。由于传心术能力能被消灭，联络会被切断，于是创造出来阿德金度维线路。只是到1700年后，西班牙人才发觉这个消息通过树枝传送的办法。他们感到愕然的是：阿劳科人怎么会了解康塞普西翁［21］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尽管他们发现了阿德金度维线路，但是无法破译其中的秘密。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传心术能力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阿劳科人‘与魔鬼有联系’，是魔鬼把圣地亚哥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阿劳科人的。阿德金度维有三条线路从圣地亚哥出发：一条穿过安第斯山的支脉；第二条穿过海岸；第三条走中央谷地。原始人没有语言；他们像动物和植物那样通过心灵互相沟通。原始人一求助声音和手势进行交流，就开始失去了传心术的能力；人类一旦远离大自然，自闭于城市里，这样的能力就越发地失去了。虽然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结绳记事的Prom（57）和三角文字的Adentunemul（58），但从来没有忽视传心术的联络方式；恰恰相反，一些Kgas专门研究传心术，他们的家眷被分散到整个美洲、太平洋岛屿、大陆最南端，为的是不让敌人抓住。他们通过传心术始终与智利外部移民保持联系；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印度北方，人称雅利安部族；然后从印度北方迁徙到原始的日耳曼原野，后来又南迁至伯罗奔尼撤半岛，从那里通过传统的印度之路横渡太平洋去智利旅行。”接着，季拉班不合时宜地说道：“季延库西曾经是玛齐（59）女祭司，她女儿金图莱应该接替母亲的职务，或者去从事间谍活动；女儿选择了后者并且爱上了那个爱尔兰人；这给金图莱提供了将来有个儿子，例如劳塔罗和混血儿阿莱霍那样，在西班牙人里长大的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像劳塔罗和阿莱霍那样，率领大军把西班牙征服者驱逐到智利的马乌莱河以北，因为根据阿德玛布法律，阿劳科人不得在叶克蒙齐之外的领域作战。金图莱的希望变成了现实，1777年春（60），在一个名叫巴尔巴尔的地方，一位阿劳科女人忍受着站立分娩的痛苦，因为土著传统说：健壮的儿子不可能从软弱的母亲里出生。儿子来到世界了，后来成为智利的解放者和国父［22］。”

页下注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季拉班上了哪种糊涂船。注释55，阿德金度维，这样说：“西班牙人多年后才察觉这条线路的存在，但是始终没有破译它的秘密。”注释56说：“劳塔罗就是快速声音的意思（塔罗在希腊语里是快速）。”注释57说：“Prom是希腊语Prometeo的缩略词，就是从众神那里盗取文字给人类的那位天神。”注释58说：“Adentunemul是由三角形组成的秘密文字。”注释59：“玛齐是占卜的女人。来自希腊语的动词mantis，意思是占卜。”注释60：“春天。阿德玛布法律规定怀孕应该在夏天，那时水果都熟了；这样子女们在春天出生的时候，大地生机勃勃；那时候飞禽走兽也在生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所有的阿劳科人或者大部分阿劳科人都有传心术能力。2．阿劳科语与诗人荷马的语言有密切联系。3．阿劳科人从地球的水陆四方，特别是沿着印度、原始的日耳曼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旅行。4．阿劳科人是优秀的航海家。5．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一种以结绳记事为基础；另外一种用三角形表示，是秘密文字。6．不大清楚的是：季拉班所说阿德金度维线路是什么？还有西班牙人虽然察觉到这条线路的存在，却一直无法破译秘密。莫非是通过设立战略要地，例如制高点，来晃动树枝传递消息？难道类似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通过狼烟传递消息？7．反之，传心术联系的办法就一直没有被发现；虽然后来停止使用，那是因为西班牙人杀死了有传心术能力的人们。8．另外，传心术使得智利阿劳科人长期与分散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例如印度或者绿色的日耳曼的智利移民保持联系。9．由此就能推断出奥伊金斯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就推断出那位作者本人——季拉班也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对，应该这样推断。

阿玛尔菲塔诺想：他们还能推断（再努把力还能看见）别的一些事情。他一面思量着一面观察挂在后院绳子上那本迭斯特的著作。比如说，人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78年，也就是说是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可以推断出是在有人因胜利而欢乐、有人因失败而孤独，以及恐惧的社会氛围中出版的。比如，人们会看到一位有着印第安人长相的先生，有点疯病但是谨慎，在跟享有盛誉的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老板谈判；该出版社位于首都圣地亚哥旧金山大街454号。他们在洽谈出版这位民族史学家、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和阿劳科语学院书记的著作价钱，季拉班抱着幻想多于实际的态度把这个太高的价钱试图降下来，虽说印刷厂经理知道：正是活计并不太多的时候，完全可以给此人稍稍降价，特别是如果此人保证、一定保证把另外两部已经修订完毕的书稿（《阿劳科传奇与希腊传奇》、《美洲人起源与阿劳科、雅利安、原始日耳曼和希腊人的血缘关系》）都交给他们印刷厂，因为，先生们，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图书，那可是一眼就能区分出来的；最后这句话说服了厂长、经理、管具体事务的小职员，给他稍稍降了价。“区分”这个动词好啊。那就是“与众不同”嘛！阿玛尔菲塔诺连连喘息：呼，呼，呼，呼，好像突然犯了哮喘病。啊，智利！

当然，也有可能看到别的场面，或者换个角度看到那个不幸的画面。于是，如同那本书的开门见山（叶克蒙齐名叫智利，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被胡利奥·科塔萨尔［23］鼓吹的“主动阅读”的人们可以先给作者睾丸一脚，再开始阅读，然后把作者看成性无能、一个为军情局上校当差的管家，或者为一位自诩儒将的什么将军效力的总管，这如果是在智利也不算新鲜，反之倒是怪事；在智利，军人都表现得像作家，而作家则表现得像军人；政客们（包括所有政治倾向）表现得既像作家又像军人；而外交官则表现得像白痴天使；医生和律师则表现得像窃贼。可以这样一直说下去，直到恶心，但很难泄气的程度为止。但是，按照这个思路，那就有可能出现季拉班也许没写这本书。而既然他没写这本书，那有可能根本没季拉班这个人，就是说，根本没什么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没有什么土著人联合会；同样，也没有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书记，因为根本没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子虚乌有。阿玛尔菲塔诺轻轻摇摇头，节奏与窗外那本书摇晃的节拍一致，心想：如果按照这个角度观察，那么季拉班完全有可能是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笔名，是皮诺切特长时间失眠的结果，或者是他早起的结果，因为他早晨六点或者五点半起床，淋浴和做操后，就一头钻进书房去回顾国际上的谩骂声，去思考为什么智利在国外会声名狼藉。但是不该抱太多幻想啊。毫无疑问，季拉班的行文风格可能是皮诺切特的风格。但是也可能是后来的艾尔文总统或者拉戈斯总统的风格啊。季拉班的风格也可能是弗雷总统的风格啊（此话多余）或者右翼新纳粹分子的风格。季拉班的文章里不仅有智利各种风格流派，而且有各种政治倾向：从保守党到共产党，从新自由主义到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老幸存者。季拉班是智利口头和书面西班牙语的宝库，在这个言语库里，不仅有莫里纳祭司的干瘦鼻子，而且有帕特里西奥·林奇［24］的杀戮；还有埃斯梅拉达岛的无数海难、阿塔卡马沙漠和吃草的母牛；有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歌颂军事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有出售蜜炸果和煮玉米的街头巷尾，有飘动在静止红旗上的柏林墙幽灵，有受到家庭虐待的人们，有好心的妓女，有廉价房；有智利人称之为怨恨、阿玛尔菲塔诺叫做疯狂的东西。

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真正要寻找的是一个名字：奥伊金斯那位有传心术能力的母亲姓名。据季拉班说，她名叫金图莱·特莱乌伦，是季延库西和瓦拉曼克·特莱乌伦的女儿。根据官方记载，真名叫堂娜·伊莎贝尔·里盖尔莫。阿玛尔菲塔诺想到这里便决定不再欣赏在黑暗里轻轻摇曳的迭斯特那本书了，而是坐下来思考自己母亲的名字：她叫堂娜·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实际上，全称是堂娜·费力阿·玛利娅·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格拉尼亚）。他吓了一小跳。毛骨悚然有五秒钟之久。想笑，可笑不出来。

小盖拉对他说：我理解您。要是没错的话，我认为我理解您。我就像是您，您就是我，知己。咱俩都不高兴。咱们生活的环境令人窒息。咱们假装平安无事的样子。其实有事。什么事呢？他妈的，咱们快憋死了。您尽量在发泄。我整天骂人，但不瞎骂，隐晦地骂婊子。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有时，我晚上出去，那酒吧的样子您想像不出来。在那里，我假装是同性恋。但不是普通二尾子，而是索诺拉最肮脏的猪圈里的男鸡，高雅、傲慢的阴阳人。当然，什么阴阳人，我连边都不沾。这个我敢在我母亲坟前起誓。但我假装成二尾子。装成傲慢、有钱、谁也瞧不起的同性恋者。于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三个色鬼请我到外面玩玩。他们开始骂人。我知道与我无关。有时，是他们吃了亏，尤其是我身上带枪的时候。有时，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需要这些性欲旺盛的流氓。有时，我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小伙子，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劝我多加小心，他们说我是定时炸弹，是受虐狂。有个我特别喜欢的朋友说，这种事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干，因为我有个总是能把我从麻烦里捞出来的父亲。其实，纯属偶然。我从来没求过父亲帮忙。说真的，我没朋友，宁愿没有。至少不要墨西哥人当朋友。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全都烂透了。这情况您以前知道吗？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在内。无一例外。从总统到恰帕斯地区农民起义的副司令马科斯。您知道如果我是司令会做什么吗？我会调动全部兵力攻打恰帕斯地区内的什么城市，只要它有政府军队驻扎。我会屠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然后，可能会去美国迈阿密生活。阿玛尔菲塔诺问小盖拉：你喜欢哪种音乐？老师，古典音乐，比如，维瓦尔第［25］、奇马罗萨［26］、巴赫［27］。阿玛尔菲塔诺问：经常看什么书啊？答：老师，从前我什么都看，看得很多；今天只看诗歌。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老师，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只有诗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是健康食品，不是臭狗屎。

小盖拉的声音从一种攀缘植物里发出来，破碎成平滑的碎片，不伤害人，说道：格奥尔格·特拉克尔［28］是我喜欢的诗人之一。

提到特拉克尔的名字让阿玛尔菲塔诺（正在机械地上课）想起巴塞罗那他家附近有个药房，如果女儿需要吃药，他就去药房。里面有个店员是个药剂师，非常年轻，极瘦，戴眼镜，晚间营业时，小伙子常常看书。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为了找话说，问小伙子（正在货架上找药品）他喜欢什么书，正在阅读什么书。年轻的药剂师回答（并不回身）他喜欢像《变形记》、《巴托比》、《美洲故事》、《简单的心》、《圣诞颂歌》之类的作品。接着，他说他正在看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先放下《简单的心》和《圣诞颂歌》不说，因为从书名看，它们属于短篇故事，那么可以看出这位有文化的青年药剂师的读书品位，也许换一种活法他就是特拉克尔呢，或者也许在那种活法里让他写出像特拉克尔（这位遥远的奥地利同行）那样绝望的诗歌来；显然，不用讨论的是他更喜欢小品而不是巨著。他选择了《变形记》而不是《审判》，选择了《巴托比》而不是《白鲸》，选择了《简单的心》，而不是《布瓦尔和佩居谢》，选择了《圣诞颂歌》，而不是《双城记》或者《匹克威克外传》。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

那天夜里，就在小盖拉那番夸张的话语在阿玛尔菲塔诺脑海深处回荡的同时，这位智利教授梦见自己看到了20世纪最后一位共产主义哲学家出现在一座玫瑰色大理石的院子里。哲学家说的是俄语。确切地说，他是在用俄语唱歌，肥大的身躯向前移动，走S形，目标是一个深红色、有条纹的陶瓷组合体，它耸立在院子的地面上，好像火山口或者粪坑。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身穿黑色西装，打天蓝色领带，头发花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随时会摔倒，但他奇迹般地巍然屹立。他的歌曲并非总是那一首，有时也插入属于其他歌曲里的英语或者法语、流行歌曲或者探戈，都是赞美酗酒或者爱情的旋律。但是，这样的插入是短暂和自然的，很快就回到主旋律上来；主旋律用俄语，阿玛尔菲塔诺不懂俄语（虽说在梦里如同在《福音全书》一样，人们常常有语言天赋），但他凭直觉感到歌声凄凉之极，是伏尔加河上一个牧牛人的故事或怨言，他整夜航行在河上，借助月亮哀叹人类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当那位共产主义哲学家终于走到火山口或者粪坑前时，阿玛尔菲塔诺惊恐地发现那人正是叶利钦。难道叶利钦是共产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吗？如果我能梦见这样荒谬的事，那么我发疯到什么程度了呢？但这个梦与阿玛尔菲塔诺的灵魂相安无事。因为不是噩梦。另外这个梦让他感到心情稍稍舒展一些。梦中的叶利钦好奇地望望阿玛尔菲塔诺，仿佛是阿玛尔菲塔诺搅乱了叶利钦的梦，而不是叶利钦搅乱了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叶利钦说：同志，请注意听我讲话！我来给你讲讲什么是人类桌子的第三条腿。我来解释。以后你就别打搅我了！生活就是求和供，或者是供和求，一切仅限于此，但是仅仅这样是没法生活的。还需要第三条腿，免得桌子倾倒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历史则不断倾倒在虚空的垃圾堆里。那么，请记住。公式是这样的：供＋求＋魔力。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就是史诗，就是性，就是希腊酒神的迷雾，就是游戏。随后，叶利钦在火山口或者粪坑边缘坐下，让阿玛尔菲塔诺看他缺少的手指头，给他讲自己的童年生活，讲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讲一只游走在一望无际雪原上的白虎。接着，叶利钦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道：

“我认为应该来一口伏特加了。”

喝完酒，又用猎人般狡猾的眼神看看这位智利教授，之后，用尽可能洪亮的嗓门唱起主旋律来。随后，叶利钦被红色有条纹的火山口或者红色有条纹的粪坑所吞没；剩下阿玛尔菲塔诺一人，他不敢看火山口或者粪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醒了过来。

注释

［1］　西班牙北部城市，靠近法国。

［2］　阿玛尔菲塔诺的小名。

［3］　以上均为法国西南部城市。

［4］　以上均为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5］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

［6］　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 1792—1856），俄国数学家。

［7］　黎曼（Riemann, 1826—1866），德国数学家。

［8］　加利西亚地区的古城，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

［9］　芝诺（Zero of Elea，公元前490—前42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

［10］　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Don Domigo Gancía-Sabell, 1909—2003），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医学家、哲学家、作家、皇家学院院士。

［11］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法国著名艺术家。

［12］　英语，指现成品。

［13］　卡文·托姆金斯（Calvin Tomkins, 1925—　），美国作家，《马塞尔·杜尚传》的作者。

［14］　即衣食住行。

［15］　雷蒙·鲁尔（Ramon Llull, 1232—1315），西班牙哲学家、诗人、神学家。曾发明试图证明几何图形的机械装置。

［16］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籍哲学家。

［17］　奥伊金斯（Bernardo O' Higgins, 1778—1842），智利国父。

［18］　均为智利独立运动战争中的英雄。

［19］　指最爱卖家，一种送货上门的商店。

［20］　渡亡魂过冥河的神。

［21］　智利南方城市。

［22］　即奥伊金斯。

［23］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 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中奖彩票》、《跳房子》。

［24］　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 1824—1886），智利海军军官，参加过英国海军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25］　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 1678—1741），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26］　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 1749—18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27］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

［28］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 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代表作为《诗集》。

第三部分　法特

他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什么时候浸没在水中的？这是个朦胧熟悉的阿兹特克深水湖泊。是噩梦。怎么出去呢？如何控制局势啊？接着，又是一些问题：我真的想出去吗？真的想把这一切留在身后吗？他又想：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又想：也许一切都是从母亲逝世开始的。又想：痛苦无所谓，千万别痛苦加剧，变得难以忍受。又想：操，疼，操，疼。没关系，没关系。他周围全是幽灵。

母亲逝世时，昆西·威廉三十岁。一位女邻居给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

她说：“亲爱的，埃德娜死了。”

他问什么时候死的。他听见电话那边女邻居的啜泣声，还有别的声音，可能也是女人。他问怎么了。没人吭声。他把电话挂了。拨了母亲家的号码。

“谁呀？”他听见一个女人愤怒地发问。

他想：母亲已经到了地狱。又把电话挂了。重新再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昆西，埃德娜·米勒的儿子。”他说。

女子喊了一声，昆西没听懂。片刻后，另外一个女人拿起了话筒。他说：我要跟我家邻居说话。对方回答：她在床上，刚刚心脏病犯了，昆西，我们在等救护车，好把她送进医院。昆西没敢问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听见有个男人骂了一句“浑蛋！”那家伙大概在走廊里，母亲家的门是敞开的。他拿手摸摸前额，话筒没挂，等着什么人给他说明情况。两个女人的声音在呵斥刚才骂人的家伙。她们说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昆西听不清楚。

隔壁桌子写东西的女人问昆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昆西举起一只手，好像在倾听什么重要的问题，一面摇摇头。那女人继续写字。片刻后，昆西挂上电话，拿起椅子靠背上的夹克穿上，说他得走了。

昆西一到母亲家，看到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见昆西进来，姑娘站了起来。她大概有一米八五高，很瘦；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带黄花的黑衬衫，十分肥大，好像长袍。

昆西问：“她在哪儿？”

姑娘说：“在卧室里。”

母亲在床上，双眼紧闭，打扮得好像要上街。甚至有人为她抹了口红。就差穿鞋了。有好一阵工夫，昆西站在门边不动，望着母亲的双脚：两个脚拇指上都有老茧，他还看见脚掌上也有，那些老茧大概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吧。可是，他记得母亲去刘易斯大街找过足疗医生，好像叫什么约翰逊，一直是这个人，因此不应该为老茧吃苦。然后又看母亲的面孔：像是白蜡。

那姑娘站在客厅里说道：“我走了。”

昆西离开卧室，想给姑娘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可姑娘说她不要钱。昆西再三坚持。最后，姑娘接过来钞票，装入裤子口袋里了。装钱时，她不得不把衬衫拉到腰间。昆西想，她像个修女，或者像邪教信徒。姑娘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小区一家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她严肃地说：“他们负责一切。”

他说：“好的。”

他问了一下女邻居的情况。

姑娘说：“她在医院里。大概正在给她装起搏器吧。”

“起搏器？”

姑娘回答说：“对，装在心脏上。”

姑娘走后，昆西想母亲一定深受左邻右舍的喜爱，而母亲那位女邻居（他无法清晰地回忆出她的模样）一定是更受爱戴。

昆西给殡仪馆打电话，是一个名叫什么特里梅因的接的。昆西说他是埃德娜·米勒的儿子。特里梅因查了登记表，再三向他表示慰问，最后找到了表格。他让他稍等，然后把表格转给了一个什么劳伦斯。这个劳伦斯问昆西要办成哪一类的葬仪。

昆西说：“简朴而私密。特别简朴，特别私密。”

最后，双方商定：他母亲要火化，如果一切渠道运作正常，仪式将于次日下午七点在殡仪馆举行。到七点四十五分一切结束。昆西问是否有可能早一点举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劳伦斯先生谨慎地触及经济问题。昆西说：没任何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报警或者打电话给医院。劳伦斯先生说，没必要，这事由霍莉小姐负责。昆西寻思霍莉小姐是谁，但猜不出来。

劳伦斯先生说：“霍莉小姐是您母亲的邻居。”

昆西说：“是的。”

有一阵工夫，昆西和劳伦斯没有说话，仿佛试图回忆或者恢复埃德娜·米勒和她女邻居的音容笑貌。劳伦斯先生清清喉咙，问他是不是知道母亲属于哪个教堂。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昆西说，母亲是基督教迷失天使堂的常客。也许这教堂的名字不是这个。他记不清楚了。劳伦斯先生说，的确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基督教天使苏醒堂。昆西说，对，正是这个。他还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因此办个基督教仪式足够了，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昆西睡在母亲家中的沙发上；他一进母亲卧室就瞅了一眼遗体。次日早晨，殡仪馆的人来要抬走母亲。他连忙起床招待大家，给他们一张支票，然后注意看着他们如何抬着松木棺材走下了台阶。接着，回屋重新在沙发睡觉。

醒来时，昆西以为梦见了一部从前看过的电影。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梦中的人物是黑色的，因为梦中的电影好像是真实电影的底版。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故事情节一样，但演绎起来却不同，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情节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玩意儿。但其中最可怕的是，他在做梦的同时，却知道没必要非如此不可，察觉到梦境与影片的相似之处，他以为自己明白这二者出于同样的假设，还明白如果从前看过的影片是部真实的电影，那么梦中的影片就可能是一个有道理的评论、一个有根据的批评，而没必要是个噩梦。他一面洗脸，一面想：总之，任何评论都会变成噩梦。这时，母亲的遗体已经不在家里了。

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侍者在柜台上放了一个汉堡包。法特喝了啤酒，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说他得走了。走到餐厅玻璃门时，法特回头看看里面，餐厅里已经满座，看见了在体育部工作的那人的脊背，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吃饭，说话，互相对视，看见三个服务员总是忙个不停。随后，他开门，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餐厅，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拔腿走了。

部门主任问他：“奥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

“明天。”

“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都准备好啦？”

法特说：“嘿，没问题。一切就绪了。”

“好，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作风。”主任说，“有人干掉了吉米·洛厄尔，听说了吗？”

“听说一些。”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天堂市。”主任说，“据说吉米在那里有个妓女，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娘儿们，有丈夫。”

法特没精打采地问：“吉米多大岁数？”

主任说：“大约五十五左右。警方逮捕了那妓女的丈夫，可是咱们在芝加哥的人说，可能她也卷进了这桩命案。”

法特问：“吉米不是大块头吗？不是有一百多公斤重吗？”

“不是。吉米不是大块头，体重也没有一百公斤。他大约身高一米七，体重八十公斤。”主任说。

法特说：“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人有时跟雷米·伯顿一起吃饭。我有时会在电梯里遇到他。”

主任说：“不是那人。吉米几乎不来办公室，总是出差在外，一年来这里露下面。我想他是住在坦帕，或者有可能根本没家，整天在旅馆和机场过日子。”

法特洗了澡，没刮脸。听了一下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他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巴里·西曼卷宗放到桌子上。穿上干净衣服，出门走了。由于还有时间，他先去母亲家。他发现那里有股发霉的气味。走到厨房，没有发现什么腐烂的东西，就把垃圾袋捆好了，打开窗户通风。后来，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看见电视机旁边有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录像带。他本想查看查看，可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大概是母亲录下来的什么节目准备晚间看的。他努力想些愉快的事情。心里盘算着日程怎么安排。想不出来。绝对静坐了片刻后，关掉电视，拿起钥匙和垃圾袋，出了家门。下楼前，他敲敲邻居的门。没人回应。到了大街上，他把垃圾袋扔进一个满满的大桶。

葬礼简朴，特别实际。他在两张纸上签了字。又开出一张支票。先是接受了特里梅因先生的吊唁，再是劳伦斯的安慰。劳伦斯是最后露面的，那时昆西就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离开了。劳伦斯先生问：对仪式满意吗？举行仪式的时候，昆西再次看到那个高个子姑娘，她远远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她穿得跟以前一样，下身是牛仔裤，上身是那件带黄花的黑衬衫。他瞅瞅她，打算做个友好的表示。但她不看着他。其余的人，他不认识，大部分是妇女，据此他推测她们是母亲的女友。最后，有两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大约是“振作起来吧”或者“节哀顺变”。他走着回到了母亲家中。把骨灰盒放到录像带旁边，再次打开电视机。房间里没有发霉的气味了。整个大楼都是安安静静的，仿佛空无一人，或者全都出门办理什么急事去了。窗外，他看见一些正在玩耍和说话（或者密谋）的男孩，但是玩耍和说话很有节奏，就是说，玩一分钟，停下来，集合在一起，说话一分钟，再玩，再停下来，如此循环往复。

昆西纳闷：这是什么玩法啊？停下来说话是不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还是明显地不懂游戏规则呢？他决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饿了，便迈进一家中东小饭馆（他不晓得是埃及的，还是约旦的），要了一份羊肉糜三明治。走出小饭馆，他感觉胃不舒服。在一个阴暗的胡同里，他呕吐起来，吐出了肉糜，嘴巴里有股胆汁和作料的味道。他看见一个推小车出售热狗香肠的人。他追上去，要买一瓶啤酒。那人看昆西的眼神，好像昆西在吸毒。他说政府不允许他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昆西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吧！”

那人递给他一瓶可口可乐。他付了钱，那人沿着昏暗的街道走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整整一瓶可乐喝光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一家电影院的透光看板。他回想起少年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下午时光。虽然售票窗口说影片已经开始很久了，昆西还是决定进去。

法特（昆西）在座位上仅仅看了一场。一个白人被三个黑人警察抓住了。这些警察没有把那个白人带到警察局，而是带进了一个飞机场。那被捕的人见到了警察局长：也是黑人。那人很机灵，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缉毒局警察。双方无需多言就心领神会地成交了。说话间，那人从窗户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降落跑道和一架小型飞机向跑道一侧滑行。接着，有人从小飞机上卸下一包可卡因。开箱并拿出砖块样东西的人也是黑人。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把可卡因砖一一扔进烧火的铁桶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冬夜取暖就是用的这种铁桶。可这些黑人警察并非乞丐，而是穿着笔挺的政府官员、缉毒局的警察。那人不再向外张望，他提醒局长他的部下可都是黑人。局长说：这是有原因的。接着，局长说：你可以走了。那人走了，局长微微一笑，可笑容很快就变成了鬼脸。就在这个时候，法特起身去卫生间，把胃里剩下的羊肉糜吐了出来。随后，来到街上，回母亲家中去了。

法特在开自己家门前，先敲敲女邻居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女子，年龄与他相仿，戴眼镜，头发包在一块绿色非洲头巾里。法特自报家门后，打听女邻居的情况。那女子仔细盯着他看看，然后邀请他进门。客厅像母亲家的客厅，甚至连家具都相似。室内，法特看见六女、三男。几个人站着或靠在门框上，多数人还是坐着。

“我叫罗莎林。”缠头巾的女子说道，“您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法特点点头。房间尽头传来抽泣声。一个女人起身进了卧室。她一推开卧室的门，抽泣声提高许多。可是门一关上，声音就听不到了。

罗莎林带着厌烦的表情说：“是我妹妹。”她问法特：“您要咖啡吗？”

法特说要。那女子去厨房的时候，有个站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法特是不是想见霍莉太太。法特点头说是。那男子带他走到卧室门前，随即留在法特身后，在门外等候。床上停放着女邻居的遗体，床边有个女人跪在地上祈祷。法特看见那个身穿牛仔裤和带黄花黑衬衫的姑娘坐在窗户旁边的摇椅上。她眼圈红红的，望着他的样子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走出卧室，法特在一条长沙发的顶端坐下，占据长沙发的是几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妇女。罗莎林把咖啡送到他手上的时候，法特问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罗莎林平静地回答说：今天下午。怎么死的？罗莎林微微一笑：岁数大了。法特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手里还端着咖啡呢。马上想到应该把杯子送回去，但随即又想还是明天再还为好。他不能喝咖啡。把杯子放到录像带和母亲的骨灰盒旁边，然后打开电视机，熄掉室内照明，在沙发上躺下。电视调成静音。

次日，法特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球的是一部动画片。一大群老鼠在城里狂奔，一路发出无声的呐喊。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找到新闻节目后，开启了音响，但音量不大。起身，洗脸和脖子，擦脸时发现：挂在架子上的毛巾很可能是母亲用过的最后一条。他闻了闻，没发现什么熟悉的气味。洗手间的搁板上，有几个药匣子和装润肤膏或者消炎膏的小瓶子。他给单位打了电话，找他的部门主任。只有他邻桌的女同事在办公室，法特跟她说了几句。他告诉女同事不去杂志社了，因为他打算几小时后前往底特律。她说知道了，祝他好运。

他说：“我三天后回来，也许四天。”

挂上电话，拽拽衬衫，打上领带，照照门口的镜子，设法打起精神来。是该回去干活了。手握门把手的时候，停下脚步，寻思把骨灰盒带回家是不是合适。心想：回来再说吧。推开门走了。

法特在自己家中逗留的时间刚好够把巴里·西曼卷宗装进包里。还装了几件衬衣、袜子和短裤。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发现自己非常紧张。试图镇定下来。走到大街上，他察觉细雨蒙蒙。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所有开过去的出租车都有乘客。把手提包挎在肩上，沿着人行道边缘向前走去。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好像听见一声枪响。他问司机是不是也听见了。司机是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英语说得很糟糕。

司机说：“纽约每天都听得见更惊人的事情。”

法特问：“这惊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惊人就是惊人嘛！”

过了一会儿，法特睡着了。但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看看两侧飞驶过去的建筑物，里面不像有人居住，或者瞅瞅雨水打湿的街道。然后，又闭上眼睛，重新入睡。司机问他要停在哪个航站楼的时候，他才醒过来。

“我去底特律。”他说，接着又睡着了。

在飞机上，坐在法特前排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幽灵。他看不见那二人的面孔，但可以想像出是成年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法特要了一杯橘子汁。空姐是个金发老美女，有四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有个黑斑用一块白手帕遮着，但是由于忙忙碌碌照顾乘客，白手帕已经滑落下来了。坐在法特身边的是个黑人，在喝水。法特打开手提包，拿出巴里·西曼的卷宗。前排乘客已经不再谈幽灵了，而是说起一个名叫勃比的人来。这个勃比住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特里，在休伦湖畔有座畜牧场。一次这个勃比划船游湖，不幸落水。他努力抓住一棵漂在水上的树干、一棵神奇的树干，等待天亮。但是，夜间的湖水越来越冷，勃比感觉要冻僵了，力气要耗尽了。他觉得越来越虚弱，尽管想尽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树干上，但不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这话说说容易，在实际生活里，你很难把自己捆绑在一棵漂浮的树干上。于是，他死了心，想起一些亲人（说到这里，二人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吉格的人，大约是个朋友的名字，或者狗或者宠物青蛙的名字），并使出浑身力气抱住树干。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道亮光。他天真地以为那是一架出来寻找他的直升机，于是喊叫起来。但是，他很快察觉直升机会发出类似黄蜂那样的嗡嗡声，而他看见的亮光没有声音。几秒钟过后，他发现那是一架飞机。那是一架大型客机，它笔直地朝着他抓住树干的地方冲击下来。突然，他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他看见飞机正好从他头上掠过。飞机上起火了。在距离他所在位置三百米的地方，飞机插入湖中。他听见两下或许更多的爆炸声。他感到一阵冲动，想要靠近空难发生的地点，他这样做了，但动作很慢，因为操纵树干很难，它就像救生圈一样。飞机已经一分为二了，只剩下一部分漂浮在水上。勃比到达残骸前，看到它如何缓缓沉入重新变黑的湖水。不久，救生的直升机群赶来了。机群发现了勃比，当勃比告诉救生的人们他不是飞机乘客，而是自己钓鱼翻船了时，那些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不管怎么说吧，勃比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名人。

另外一位问道：“如今他还住在杰克逊·特里吗？”

“没有。我想他是住在科罗拉多吧。”这位回答说。

随后，二人说起体育来。法特的邻座把水全喝光了，一手捂嘴小心地打嗝。

“胡说！”邻座低声说道。

法特问：“您说什么？”

邻居说：“胡说，胡说！”

法特说：啊，我懂了。然后转身去看舷窗外的云彩：有的像教堂，或者像玩具小教堂，被抛弃在迷宫样的大理石采石场上了，比大峡谷大一百倍。

到了底特律，法特租了一辆轿车，查询过租车处提供的地图后，他向巴里·西曼居住的小区驶去。

巴里不在家。一个男孩告诉法特巴里差不多总是待在小酒吧，距离这里不远。这个居民区好像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退休人员居住的小区。他一面向前走，一面观看两旁的建筑物，是五六层的楼房；他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台阶上或者靠在窗前吸烟。偶尔也看到在某个街角有几个男孩围拢一起聊天，或者女孩跳绳。停在两边的轿车不是好车，不是新款车，但保养得很好。

小酒吧坐落在一片长满杂草和野花的荒地旁边，花草盖住了从前伫立在那里的建筑物的碎砖破瓦。法特看见在旁边一座楼的侧面墙壁上，有一幅让他感到奇怪的壁画。画面是圆形的，像个钟表，本来应该有数字的地方，是底特律工厂劳动者的场面。十二场景代表生产线上的十二个工段。但是，每个场景中都重复一个人物：一个黑人少年，或者说，是个尚未脱离童年或者拒绝脱离童年的黑人少年、又高又瘦的少年，穿的衣服随着每个场景而变化，但是这些衣服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得瘦小，他履行一种表面上可能被当做小丑的职能，即站在那里让我们发笑的角色，尽管你如果比较认真去看的话，那会意识到他在那里不单是为了让我们发笑的。看上去像是某个狂人之作。狂人新作。在钟表的中心——所有场景的汇集地，有一个像是用果冻涂上的词：恐惧。

法特走进了酒吧，在一个高凳上坐下。他问管理酒吧的人画街头壁画的艺术家是什么人。服务员、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黑人胖子，脸上挂着刀疤，回答说他不知道。

接着，黑胖子咕哝了一句：“可能是小区哪个小伙子。”

法特要了一杯啤酒，朝着酒吧望了一眼。无法辨别顾客中谁是巴里·西曼。他手里端着啤酒，高声问有谁认识巴里·西曼。

“谁找他？”一个矮子问道。此人身穿底特律活塞队球衣和一件天蓝色混纺夹克。

法特说：“我！奥斯卡·法特，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您真的是记者吗？他答：对，我是记者。《黑色黎明》的。

矮子没离开座位说道：“兄弟，你那个杂志的名字像臭狗屎。”跟矮子一起玩牌的伙伴哈哈大笑。矮子说道：“这么多个黎明，我早就烦透了。我希望纽约的兄弟们拿黄昏说点什么事吧。黄昏是一天中的最好时光，至少对这个操蛋小区是如此。”

法特说：“我回去就告诉他们。我只管报道。”

一个像法特一样也坐在高凳上的老人对他说：“巴里·西曼今天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大概病了。”

高凳上那位老人说：“不错。我也听说了。”

“我再等他一会儿。”法特说，一面喝光了啤酒。

服务员来到法特身边，对他说他从前是个拳击手。

“我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雅典娜。对手是个白人小子。您猜猜谁赢了？”

法特看了他一眼，嘴巴无法解释地动了一下，又要了一杯啤酒。

“有四个月我没见到我的经纪人了。只是跟我的教练在一起，他名叫约翰尼·图尔奇，我俩跑遍了南北卡罗来纳州，住最差的旅馆。我俩跑得晕头转向，我是因为到处挨揍，老图尔奇是因为年事已高，他八十岁了。对，八十，或许八十三。有时，我俩在熄灯后，还在争论年龄。图尔奇说他刚刚满八十。我说他八十三。他们操纵比赛。老板要我第五回合跌倒。在第四回合时要稍稍挨揍。代价是给我双份报酬，但是并不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老板的意思告诉图尔奇了。他说：我这方面没问题，毫无问题。问题是这种人常常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在返回西曼家的路上，他觉得有点晕晕乎乎。一盘硕大的月亮沿着建筑的屋顶上方移动。门厅旁边有个家伙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了一些法特不明白或者不可信的话。法特说：婊子养的，我是巴里·西曼的朋友。与此同时，企图揪住那家伙皮夹克的领子。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慢慢喝你的酒吧。”

在门厅里面，法特看见黑暗中有四双发出黄色光亮的眼睛；看见自己揪人的手上有月光闪烁。

法特说：“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先松开我！”

法特松开了，寻找头顶上的月亮。他注视着月亮。在他向前走的同时，耳边传来临街的嘈杂声、跑步声，仿佛小区的一部分人刚刚睡醒。他看见自己租来的那辆轿车停在西曼家旁边。他仔细察看一番。没人动它。随后，他叫了一声大门对讲机。有个声音很不高兴地问他要干什么。法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黑色黎明》派来的记者。从对讲机里传出满意的嬉笑声。那声音说：请进！法特两手扶地，爬上了楼梯。有一瞬间，他发觉自己有些不舒服。巴里·西曼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

“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我认为是有人花钱杀害了他。那个时期，马里乌斯在与居民区的贩毒集团斗争。有人不高兴了。有这种可能。那时我在监狱里，不十分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自己的解释，很多种解释。我只知道马里乌斯死在圣克鲁兹，我没在那里住过，以前去过几天，很难想像凶手会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凶手一直在跟踪马里乌斯。我惟一能想到马里乌斯出现在那里的理由，就是他想去圣克鲁兹看大海。他去看海和呼吸太平洋的空气。杀手循着马里乌斯的气味跟踪到圣克鲁兹。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时，我想像着马里乌斯的情形。更多的是猜想他内心深处的打算。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加州一处海滩上。比如说，在大瑟尔，或者在蒙特雷海滩，在渔人码头的北边，沿着1号公路向上走。他扶着瞭望台，背对着我们。那是冬天，游客很少。我们黑豹党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我们人人携带武器，虽然武器是放在车里的。我们的表情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快。大海在咆哮。于是，我走到马里乌斯身边，对他说咱们马上离开这里吧！就在这个时候，马里乌斯转过身来看看我。他在微笑。他在阴间。他用手指着大海望着我，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害怕了，虽说他是我哥们儿，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大海就是危险啊。

金钱。在西曼看来，金钱简言之，是必要的，但必要的程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开始讲所谓的“经济相对论”。他说在福尔瑟姆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相反地，在索莱达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三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而在沃拉沃拉，一支香烟相当于一小盒草莓酱罐头。在诸多原因中，有个原因是沃拉沃拉的囚犯，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食物中毒，或许是烟瘾越来越大，瞧不起甜食，打算整天往肺里吸烟。西曼说，就本质而言是个秘密；由于缺少研究，他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是，他有话要说。第一句话是：他不赞成穷人花钱的方式，尤其不赞成美国黑人花钱的方式。他说：我一看见给妓女拉皮条的无赖开着豪华轿车或者林肯大陆在居民区兜风，就热血沸腾。我忍受不了。他说：穷人赚钱应该更讲尊严。穷人有了钱应该帮助邻居。穷人很有钱以后，应该送子女上大学，还应该收养孤儿。穷人赚钱时，应该对外承认只赚了一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应该告诉他们总数，因为将来子女们会要全部家产，而不愿意与收养来的孩子分享财产。穷人赚钱后，应该秘密储蓄资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在美国监狱里挣扎的黑人兄弟，而且要做小买卖，比如开洗衣店、酒吧、录像带租售商店，赢利后全部归还给社区。发放奖学金。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变坏。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因为听嘻哈音乐太多而自杀，或者哪怕最后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师和班上五名同学。赚钱的路上布满了尝试和失败，这不应该让发了财的穷人或者我们社区里的新贵泄气。这一点要注意。不仅要从岩石里而且要从沙漠里取水。西曼说，尽管没有忘记金钱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一开始，我是个黑豹党员，与加州警察对抗，后来漫游世界，再后来美国政府掏钱让我活了几年。从监狱出来，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时黑豹党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是老恐怖组织。另外一些人还对60年代黑人的奇特追求有模糊记忆。马里乌斯已经死在圣克鲁兹了。有些同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有些同志公开道歉，改变了生活方式。如今，不仅警察里有黑人。有的黑人还占据着政府要职，有黑人市长，有黑人企业家，有黑人大律师，有黑人影视明星。黑豹党已经碍手碍脚了。因此等我出狱时，大街上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所剩无几，只有少年时进去和如今老朽时出来的噩梦炊烟的残余，没有什么未来的可能了，因为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已经忘记了，而在牢里我们什么也没学会，除非是狱警的残暴和某些囚徒的虐待。这就是我那时的处境。因此，在我假释的开头几个月里，过得非常悲惨和灰暗。有时，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吸烟，长时间地看着街上的灯光闪烁。我不否认：我脑海里不只一次盘旋着要命的念头。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那就是我大姐，祝愿她享尽天福！大姐让我住她底特律的房子，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位欧洲公主为我让出了她的城堡，让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但是已经有了今天随着经验积累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幸福”的感觉。那个时期，通常我只能见到两个人：我大姐——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以及我的假释官。他是个胖子，有时请我在他办公室喝威士忌，他经常问我：巴里·西曼，你过去怎么会是那样一个坏蛋呢？有时，我想，他说这种话是挑衅。有时，我想：这家伙是加州警方豢养的，他要挑衅，然后给我肚子一枪。他会说：巴里，说说你的男性……他指的是我的性功能；要么就说：谈谈你干掉的那些家伙吧！说吧，巴里，说吧！说着，他拉开抽屉，我知道那里有枪，他等着我开口呢。没办法，我只好说话。我对他说：好吧，罗乌［1］，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还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美国人。甚至可以说，为基辛格和尼克松铺平道路的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在罗乌的办公室里待上三小时，其间他要我谈谈我暗杀的家伙，我就给他讲讲我见过的政治家和了解的国家。直到最后我凭借极大的耐心甩掉了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罗乌后来可能死于肝硬化。我的生活继续向前，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有得过且过的感觉。于是，有一天，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没忘记。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在我大姐的帮助下，她真是个仙女，喜欢说这些事情，我就把她记得的菜谱、我母亲的菜谱、我在监狱里做的菜肴、周六在家中阳台上给我大姐做的菜（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吃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本子记满以后，我去纽约找出版商，其中一位有兴趣出版，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了开来。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我首先要感谢我大姐，然后是许许多多好人。这里，请允许我说得准确些。我说不知所措，意思是说，惊奇。是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叫人拍案惊奇。比如，金盏花、杜鹃花，或者千日红花。但我也意识到这点本事还不够。我不能永远依靠这猪排名菜过日子。猪排解决不了一辈子的问题。应该变革。应该改革，创新。应该善于寻找，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因此，凡是有兴趣的人们，赶快拿出笔和纸来，我要口述另外一个菜谱了。就是橘味鸭。不提倡天天吃橘味鸭，因为不便宜，再说加工起来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月吃一次，或者过生日吃一次，还是很不错的。四人份的配料有这些：三斤鸭子一只，半两黄油，四瓣蒜，两碗汤，几根香草，一勺西红柿酱，四个橘子，一两糖，三勺白兰地，三勺醋，三勺雪利酒，黑胡椒粉，油和盐。接着，西曼说明烹调的各个程序，刚一说完，他只说了句橘味鸭是一道佳肴，就结束了。

星星。西曼说人们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或者说以为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他谈起人们夜间看到的星星，比如说，你沿着80号公路从德梅因到林肯城，车子中途抛锚了，不严重，输油管或者散热器问题，也许是轮胎扎了；于是，你下车，从后备厢拿出千斤顶和备胎，换轮胎，最慢也就是半小时，完工后，抬头看天，上面布满了星星。那是银河。西曼说起了体育明星。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星星。他把体育明星与电影明星作比较。他明确地说，体育明星往往比电影明星的寿命短。一个体育明星在最佳状态下，职业生命也就是十五年，而一个电影明星，也是在最佳状态下，如果年轻时从业，那艺术生命可以持续四五十年。与此相反，如果你沿着80号公路一侧开车时观看随便哪颗星星，它的寿命可能有几亿光年，也许就在你观看时，那颗星星已经死了几亿光年，观星人丝毫不会发觉。那可能是颗活星，也可能是死星。他说，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这事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夜间看到的那些星星，是生活在表象王国里的。它们是表面现象，同样是表面现象的还有梦境。因此，那位由于轿车爆胎而站在80号公路上的游客，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浩淼夜空上的东西究竟是星星，还是自己在做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停车的游客也是梦境的一部分，是从另外的梦境分离出来的梦境，如同水滴从浪花里分离出来一样。西曼说到这里，提醒道：星星是星星，陨石是陨石。他说：陨石与星星毫无关系。一块陨石，尤其在它的轨迹是直接撞击地球的话，那与星星毫无关系，与梦境也无关联，但或许可能与分割论有关系，那是一种逆向分割。接着，他说到了海星。他说马里乌斯·纽厄尔每当游历加州什么海滩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颗海星，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的。但西曼又说，出现在海滩上的海星通常是死的，是海浪送上海岸的海星尸体，当然，总有例外。纽厄尔说，他能区别死海星和活海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区别的，但是他会区别。纽厄尔把死海星留在沙滩上，把活的放回大海去，丢进岩石下面的海水里，让海星至少再有一次生还的机会。有一次除外，他把一颗海星带回家了，放进了鱼缸里，里面是海水，太平洋的咸水。这事是在黑豹党诞生时发生的，那时党员们忙于监督、疏导居民区的交通，避免车辆超速行驶、撞倒儿童。其实只要安装红绿灯就行了，可是市政府不愿意安装。这是黑豹党初次露面的活动之一：当交通监督员。与此同时，马里乌斯·纽厄尔在照看海星。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鱼缸需要一个泵。一天夜里，纽厄尔拉着西曼和小纳尔逊·桑切斯去偷泵。三人没带武器。他们前往科尔切斯特阳光城位于白人区的金鱼专卖店。三人从店铺后面进入。泵已经拿到手中的时候，有个人端着猎枪出现了。西曼说：我那时想，这回可要完蛋了。但是，那时，马里乌斯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为了我的海星啊！端猎枪的人没动弹。于是，我们后退。他就前进。我们停步。那人也停。我们再后退。他就跟在我们身后前进。终于，我们到了小纳尔逊开车的地方。那人在距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轿车启动后，那人端起枪瞄准我们。我喊了一声：加速！马里乌斯说：别！慢点！慢点！开始倒车，车子倒向主干线。那人在后面走着，用猎枪瞄准我们。马里乌斯说：好，现在加速！等小纳尔逊踩油门时，那人一动不动，逐渐变小，直到我看见他从后视镜里消失为止。当然，那台泵对马里乌斯毫无用处。一星期还是两星期后，尽管马里乌斯细心照料，海星还是死了，最后进了垃圾袋。实际上，你说星星的时候，用的是转义。这叫做隐喻。你说这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使用了隐喻。你说天上布满星星。更是隐喻了。如果你下巴上挨了一记右拳并且把你打昏了，人们会说他两眼冒金星了。又是隐喻。隐喻是咱们迷失在表象里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表象的海洋纹丝不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就是救生圈。别忘了：有的救生圈漂浮在水上，有的救生圈直沉海底啊。这话最好终生别忘记。说实话，只有那么一颗星星，它不是什么表象，也不是隐喻，更不是从什么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它就在外面天上。那就是太阳。它是惟一可以为我们制造灾难的星星。惟一的星星。年轻时，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一艘宇宙飞船脱离了轨道，向太阳飞去。宇航员开始头疼了，这是刚刚开头。接着，人人大汗淋漓，纷纷脱下航天服，即使这样仍然疯狂地出汗和脱水。阳光开始熔化飞船的外壳。电影观众坐在位子上，也不由得感到酷热难挡。我不记得影片的结尾了。我估计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们方才得救，因为及时纠正了方向，再次对准了地球；于是，太阳留到了身后，像一颗硕大的星星，疯狂地悬挂在无限的太空。

用处。西曼说：但是太阳有它的用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离太阳太近，那是炼狱；但离它远一些，那可是有用处，又美丽，只有吸血鬼才不承认这个。随后，西曼说起有些事情从前有用处，大家有共识，而现在却让人怀疑了；他说：比如，50年代的微笑，人们会满面笑容地为你开门。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开路，但是肯定会为你开门。如今，笑容令人怀疑。从前，假如你是卖东西的，走进了什么地方，那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人们笑容可掬地请你进门。无论你是服务员还是经理、女秘书、医生、电影导演还是园丁。惟一永远不笑的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永远板着面孔。但别的人，大家都努力微笑。那时是美国牙科医生的黄金时代。当然了，黑人永远有笑容。白人有笑容。亚洲人有笑容。拉丁美洲人有笑容。如今，咱们知道了，这笑容后面可能隐藏着最凶恶的敌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咱们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首先不信任那些有笑容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他们打算从你这里捞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满了笑容和越来越完美的牙齿。这些节目是要咱们信任他们吗？不是！这些节目是要咱们相信他们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吗？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从咱们这里捞到什么。他们只想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容而无求于咱们，只想换取咱们的赞美。对，赞美。他们希望咱们看看他们。对，这就是全部要求。他们完美的牙齿、完美的身条、完美的举止，仿佛他们始终是与太阳脱离的，是火焰的碎片，是炼狱的碎块，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地球上仅仅是服从表示敬意的需要。西曼说：我小时候不记得孩子嘴里打过舌钉。如今，几乎我认识的孩子人人有舌钉。无用的东西流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是当成时尚，或者是区别他人的标志，而无论时尚还是阶层的标志，都需要别人的敬意、赞美。当然，时尚的预期寿命很短，一年，最多四年，然后进入降级阶段。阶层标志则相反，只有携带标志的尸体腐烂了，标志才腐烂。接着，西曼说起身体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首先需要均衡的食物。他说：我看见这教堂里有很多胖人。我估计你们中间吃蔬菜的人不多。或许现在应该给各位开个菜单了。这道菜肴的名称叫“柠檬抱子甘蓝”。请大家记录！配料是给四人吃的：八百克抱子甘蓝，一个柠檬的汁和末儿，一个洋葱头，一束欧芹，四十克黄油，黑胡椒粉和盐。制作方法如下：1．洗净抱子甘蓝，去掉外边的叶子；把葱头和欧芹切成碎末。2．准备一锅开水加盐，放入抱子甘蓝煮二十分钟，或者甘蓝变软为止。把水沥干，单放。3．在一个抹了黄油的炒锅里，轻轻煸炒葱头，添加柠檬汁和末儿，按照口味加盐和胡椒。4．加入甘蓝，用酱油搅拌，煸炒几分钟，撒上欧芹末，上菜时边上放个柠檬角。西曼说：吃起来津津有味啊。这样的菜肴没有胆固醇，对肝脏好，有利于血液循环，健康食品。接着，他又拿出菊苣和对虾沙拉以及花椰菜沙拉的食谱。随后，他说，人类不仅要吃健康食品，而且应该读书。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专家说电视对眼睛无害。我表示怀疑。电视对视力不好，手机的利弊还是个谜。可能像一些科学家说的手机致癌。对此，我不肯定，也不否定，可问题在那里摆着呢。我说的是应该读书。牧师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请大家阅读黑人作家的作品。请大家阅读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吧！但是不要仅限于此。这才是今天晚上我真正要提供的内容。只要读书，就不算浪费时间。我在监狱读书。从一开始就读书。看了很多书，狼吞虎咽，像吃辣味猪排。监狱里熄灯很早。你就得上床，听吵闹声、脚步声。好像监狱坐落在水星内部，而不是在加州，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你会觉得又冷又热，这是你孤独一人或者有病的明显标志。你当然会努力想点别的心事、好事，可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某个在警卫室的看守点燃一盏灯，那么一束光线就会钻进你牢房的栏杆。这种事在我那里发生过千百次了。有时是电灯的位置没安装好而射进来的光线，有时是上面走廊里的日光灯，有时是旁边走廊的灯光。于是，我拿起书本，凑近光线，开始阅读。看书困难多多，因为字母、页码好像精神失常或者被这种地下水银般的气氛给吓坏了。但是，照样阅读，阅读；有时，速度快得甚至让我自己都目瞪口呆；有时，速度极慢，仿佛每句话、每个词不仅对我大脑而且对我全身都是精神食粮。这样，我可以消磨时光，而不在乎我由于为弟兄们操心而坐牢的原因究竟是不争的事实还是在做梦，至于我在狱中的死活大部分弟兄觉得无关紧要。我知道自己在做有用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做正事的同时，看守们在走路或者交接班时互相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可我听起来像骂街），或者一见面就骂人（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正在做有用的事情。随便别人怎么看，反正是有用的事情。读书如同思考，如同祈祷，如同与朋友谈心，如同阐明你的想法，如同倾听别人的谈话，如同听音乐（对，对），如同看风景，如同出门逛海滩。各位如此亲切友好，一定在纳闷：巴里都看些什么书籍啊？我什么都看。但是，让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本书是我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阅读的书，是它让我重新恢复了平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本书的名字是《伏尔泰作品简编》。我向各位保证：这本书非常有用，或者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那天夜里，法特送西曼回家后，在旅馆里睡了，那是杂志社从纽约为他事先预订的。服务台的人告诉他前天就在等他了，还有部门领导留给他的口信：问他是否顺利，情况如何，他明知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没人了，还是给单位打了电话，在答录机上留下一个口信，大致说明了他与巴里·西曼见面的情况。

淋浴后，上了床，在电视里寻找色情节目。他找到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德国女人正在跟两个黑人做爱。德国女人说德语，两个黑人也说德语。他纳闷：德国也有黑人吗？后来，他看烦了，换成了免费频道。他看了一小段垃圾剧，里面有个大约四十岁的肥胖女人在忍受一个大约三十岁胖子的丈夫和他新情妇——一个三十岁胖女子——的辱骂。法特想，那胖男人显然是个阴阳人。这节目是在佛罗里达摄制的。所有的人都穿短袖衬衫，只有主持人除外，他身穿白色西装上衣，草绿色长裤，灰绿色衬衫，打着象牙色领带。主持人逐渐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那胖子在做怪相，让他那小胖子情妇忽悠得好像鬼迷心窍一样摇来晃去。与之相反的是，胖子的老婆静静地望着观众，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哭了。

法特想，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节目或者说那一小段节目，并没有到此结束。胖子一见老婆哭了，反而变本加厉地恶语相向。在胖子说出来的话中，法特以为听出来一句下流话。那胖子还说，今后再也不允许老婆毁掉他的生活了。胖子说：我不属于你的。小情妇说：他不属于你啦！你别蒙在鼓里啦！片刻后，胖女人有了反应。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她不是说给丈夫的，也不是说给小情妇的，而是直接对准了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说：你要想想自己的处境，说话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合适。胖女人边哭边说：我来这个节目是被骗的。节目主持人说：上这个节目可不靠欺骗。胖子的情妇说：别胆小啊！听听他对你说什么吧！胖子在老婆身边转来转去地说：听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吧！胖女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举起了汽车上的保险杠，离开了拍摄现场。小情妇重新坐下。过了一会儿，胖子也坐下了。这时，主持人已经坐到了观众席上，他问胖子是干什么工作的。胖子说：现在我失业了，可不久前我是保安。法特改换了频道。他从小吧台里拿出一瓶田纳西公牛牌威士忌。喝下第一口后，他想呕吐。盖上小酒瓶，重新放回小吧台。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

就在法特睡觉的同时，电视里播送一篇报道，是说有个美国女人在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报道记者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名叫迪克·梅迪纳。他讲述了一系列在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名单，其中许多人的尸体被扔进了公墓的集体墓穴，因为无人追究这些死人的来源。梅迪纳报道的地点在沙漠里。他身后有一条公路，再远些是个高地。梅迪纳报道时用手指着那里说：那边就是亚利桑那州。大风吹乱了报道员的黑发。他身穿短袖衬衫。接着，出现了一些装配厂和梅迪纳的画外音：在这块边境地区，实际上没有失业问题。人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客货两用卡车上布满了细沙，颜色像孩子拉出来的屎。洼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弹坑，渐渐地变成了垃圾场。画面上出现了一张面孔，是个小伙子，不会超过二十岁，又瘦又黑，高颧骨，梅迪纳的画外音说：这小子是给非法越境分子当向导或者中间人的。梅迪纳说出一个名字。一个女青年的名字。接着，出现亚利桑那州一个村镇的街道画面，那就是女青年的老家。出现了一些房屋，花园里的草木都是枯黄的，四周圈上了银灰色的铁丝网。出现了女青年母亲悲伤的面孔。她已经哭干了泪水。出现了女青年父亲的脸，高大的身材，虎背熊腰；他死盯着镜头，一言不发。父母身后是三个姑娘的身影。母亲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是我们另外三个女儿。最大的还没超过十五岁。三个女孩拔腿向房子后面跑去。

电视上报道上述新闻的同时，法特梦见了自己写过的一个人物，那是他第一次发表在《黑色黎明》上的新闻报道，此前杂志社退回了他写的三篇文章。那人物是个黑人老头，比巴里·西曼还老，居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法特认识老头时，布鲁克林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但是，老头继续坚持支部活动。老头怎么称呼？他叫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但是，小区里的年轻人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又叫他“老疯子”，或者“骨头口袋”，或者“皮包骨”。但通常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主要原因是老头常常说起斯科茨伯勒事件，谈起斯科茨伯勒审判，谈起那些在斯科茨伯勒险些被绞死的黑人们，谈起如今在布鲁克林小区已经无人记得的那些黑人们。

法特偶然认识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的时候，老头大概有八十岁了，居住在布鲁克林最破烂的地段之一，是个有两居室的单元房。客厅里有一张桌子和十五六把椅子：是酒吧里那种长腿、小靠背的折叠木椅。墙上悬挂着一个巨人照片，身高至少两米，穿着老式工人装，正从一个面对镜头的男孩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男孩笑着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巨人的长相和男孩一模一样。

“那孩子是我啊！”琼斯对法特说。那是法特第一次去老头家里。“那巨人是罗伯特·马尔迪约·史密斯，他是布鲁克林市政维修工，钻下水道的行家，跟十米长的鳄鱼搏斗。”

二人进行了三次畅谈，法特给老头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企图动摇老头的政治觉悟。法特问老头怎么看斯大林。琼斯回答说：斯大林是龟儿子。怎么看列宁？老头说：龟儿子。怎么看马克思？老头说：恰恰应该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是伟人！应该尊敬！从这里开始，琼斯用最好的语言说起马克思来。只有一件事琼斯不喜欢：马克思性格暴躁。这归咎于贫困，因为琼斯认为贫穷不仅会生病和生气，而且导致性格暴躁。法特的下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柏林墙倒塌和一些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琼斯回答道：这是可以预料的，早在事情发生的十年前，我就预测出来了。接着，他不合适地唱起《国际歌》来。他打开窗户，用法特绝对预料不到的洪亮声音，唱起《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刚一唱完，他就问法特《国际歌》是不是专门给黑人写的。法特说：不知道。我可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随后，琼斯为法特描绘了一番布鲁克林共产党员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员有一千多人。战后，上升到一千三百人。实行麦卡锡主义的时候，党员剩下大约七百人；麦卡锡主义结束时，布鲁克林剩下不到两百党员。到了60年代只有一百人；到了70年代初，不到三十个党员分散在五个不可征服的支部里。到70年代末，只剩下十人了。到80年代初，只有四人了。这剩下的四人里，80年代里死于癌症的有两个；有一个没通知任何人就退党了。琼斯认为，可能那人外出旅行，死在途中了。总之，再也没有露面，无论家里、家外，还是他常去的酒吧都没有。也许去佛罗里达找他闺女了。那人是犹太人，有个女儿住在那边。事实是，到了1987年，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继续坚持。法特问：你为什么要坚持？有一阵工夫，琼斯在考虑如何回答。最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法特的眼睛说：

“因为总得有人维持支部的活动啊！”

琼斯的眼睛小而黑，好像煤炭；眼周皱纹很多。睫毛几乎全无。眉毛开始脱落。出门时，带上大墨镜，手提拐杖，回家后放在门边。他可以一连几天不吃东西。他常说，上了年纪，吃东西没好处。他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员没有联系，与国外也不联系。但是，有例外：他与加州洛杉矶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有书信往来，那人叫什么明斯基博士。琼斯说：十五年前，我属于第三国际领导。明斯基劝我加入第四国际。接着，他说：

“孩子，我送你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吧。”

法特想：肯定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看见角落里和椅子下到处堆放着琼斯自费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天晓得老头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经费或者用了什么花招蒙骗了印刷者。但是，当老头用双手抱起一本厚书送到他眼前时，法特惊喜地看到不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而是《贩奴》，是一个什么休·托马斯写的，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起初，他不肯接受。

他说：“这书太贵了。您肯定只有这么一本吧。”

琼斯回答说，别担心，我没花钱，就是用了一点小伎俩罢了；由此，法特推断书是偷来的，这也让他难以置信，因为老头不会干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有可能书店里有同谋，在琼斯把书装进夹克里的时候，那黑人店员假装没看见。

几小时后，法特回到自己房间，刚一翻开那本书就发现作者是个白人。是个英国白人，曾经当过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这对法特来说等于是个指导员、一个穿短裤的英国破士官，为此，他把书丢在一边，不去读它了。另外，他对琼斯的采访还是受人欢迎的。法特发现，对于他的大部分同事来说，记事报道很难超越美国黑人追求新奇的界线。一个着迷的传道者，一个着迷的爵士乐的老乐师，一个着迷的布鲁克林老共产党员（还属于第四国际）。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追求新奇。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琼斯，因此同样地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巴里·西曼了。

等他睡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法特离开底特律之前去城里惟一一家比较像样的书店，买了一本《贩奴》——休·托马斯，那位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的著作。随后，他沿着伍德沃大街在市中心兜了一圈。在希腊人镇咖啡馆吃了早餐：一杯咖啡和两片烤面包。一位女服务员、大约四十岁的金发女子问他要不要来个正餐，法特谢绝了。她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肠胃不大舒服。于是，她撤掉他用完的咖啡杯，说给他送点合适的饮品来。片刻后，她来了，端着一杯茴芹和波尔多草药调制的茶。法特从来没喝过这种东西，起初表示不愿意品尝。

女服务员说：“这对你有好处。咖啡不行。”

她长得瘦高，乳房很大，细腰婀娜；身穿白衬衫、黑裙子、平底皮鞋。有一阵，二人一言不发，保持期待性的沉默，直到法特耸耸肩，开始小口喝茶。这时，女服务员笑了，去招待别的顾客了。

法特在旅馆里正准备结账的时候，听到一个留言。他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要求他尽快跟部门主任或者体育部主任联系。他在门厅的电话间拨了长途。接电话的是他邻桌女同事。她叫他等一等，她去尽量找到部门主任。过了一会儿，一个他不熟悉的声音，但自报家门说是体育部主任杰夫·罗伯茨，说有一场拳击赛。他说：是孔特·皮凯特出场，我们已经没有人手管这个报道了。主任称呼法特的小名“奥斯卡”，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住嘴地说孔特·皮凯特，说他是哈莱姆区的希望。

法特问：“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体育部主任说：“啊，是这样，奥斯卡，你知道吉米·洛厄尔死了，我们没人能代替他。”

法特以为比赛可能在底特律或者芝加哥举行，能远离纽约几天，这想法不赖。

“你想要我去报道这场比赛吗？”

杰夫·罗伯茨说：“对，小伙子，写上五页，要有皮凯特的简介，比赛过程，加点地方特色。”

“比赛在哪里举行？”

体育部主任说：“在墨西哥。小伙子，想想吧，我们给的差旅费比你们部门多啊。”

法特打点好行李后，最后一次去看巴里·西曼。他看到老头在读书，记笔记。从厨房里传来一股炒菜时的作料气味。

法特说：“我要走了，就是来跟你说再见的。”

巴里·西曼问法特有没有时间吃点东西。

法特说：“没有，没时间了。”

二人拥抱告别后，法特三步两步跳下台阶，好像要急急忙忙上街去，或者像个孩子准备和小朋友自由自在地玩个下午。他一面开车驶向底特律韦恩机场，一面想西曼的怪书：《法语简明百科全书》和那本《伏尔泰作品简编》。法特没有见过后面这本《简编》，但是西曼用肯定的口气保证他在监狱看过。想到这里法特笑了。

在机场，法特买了一张飞往图森的票。等候起飞的时候，法特靠在咖啡吧台上，想起那天夜里他梦见琼斯的事。老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于是，他就想老人是怎么死的。他惟一想到的答案就是衰老。有一天，琼斯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感觉疲倦，便坐在人行道上休息，一分钟后就咽气了。法特想：我母亲大概也是如此吧，但内心深处知道并非如此。飞机起飞后，一场暴风雨落到了底特律全城。

法特打开那位曾经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写的著作，从第361页读起。上面写道：“尼日尔河三角洲过去，非洲海岸终于再次向南而去，到了喀麦隆，利物浦的商人们开启了贩卖人口的新线。再往南去，加蓬河在洛佩斯角北边，1780年代也作为贩奴地区开始活跃起来了。尊敬的约翰·牛顿先生觉得这个地区拥有‘我在非洲见过的最富有人情、最讲道德的人群’，原因可能是‘那个时候那里的人们与欧洲人接触最少’。但是，海岸对面荷兰人早就占领了科里斯科岛（葡萄牙语的意思是‘闪电’），当做贸易中心，虽说不具体买卖奴隶。”接着，法特看见一张插图（书中有很多插图），展示黄金海岸的一座葡萄牙要塞，名字叫埃尔米纳，1637年被丹麦人攻占。在三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埃尔米纳都是出口奴隶的中心。在大要塞和侧翼小山顶的小炮楼上，都有一面不知哪个国家的旗帜在飘扬。这国旗会是哪个国家的呢？在他合眼入睡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书仍在膝盖上。

法特在图森机场租了一辆轿车，买了一张交通图，出城向南边驶去。可能是沙漠干燥的空气引起了食欲，他决定只要遇到公路旁的餐厅就停车。两辆雪佛兰系列的科迈罗汽车，同一年生产的，又是同一种颜色，按响喇叭，超车而去。法特想大概是在飙车。两辆车的发动机可能改造过，车身在亚利桑那州骄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法特的车驶过一处卖柑橘的农舍，但他没停车。农舍距离公路有大约一百多米，柑橘摊摆在一辆带篷的木轮旧车上，停在人行道边，由两个墨西哥男孩照看。往前又开出去两公里后，法特看见有个名叫“科奇斯角”的地方，他把轿车停放在一片开阔地，旁边是加油站。那两辆科迈罗停在一面上红下黑的旗帜旁边。旗子的中央有个白圈，里面写着“奇里卡华汽车俱乐部”的字样。起初，法特以为驾驶科迈罗的是两个印第安人，但后来他觉得这想法很荒唐。他在餐厅一角坐下，旁边是窗户，可以看见自己的轿车。坐在邻桌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高个子年轻人，样子像教计算机的老师，爱笑，有时无论表示惊讶还是害怕还是随便什么事情，都用双手捂脸。另外那个男子，法特看不见他面孔，但显然年岁比他同伴大得多：脖子粗壮，头发全白，戴眼镜。无论说话还是听话，总是保持无动于衷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动作。

过来招待法特的女服务员是墨西哥人。他要了一杯咖啡，用了几分钟翻翻菜单。他问有没有火腿奶酪三明治。女服务员摇摇头。法特说：来个牛排吧。女服务员问：带酱汁吗？法特问：哪种酱汁？女服务员：有辣椒、西红柿、葱头和香菜。再加上一些调味品。法特说：行，试试运气吧。女服务员走了以后，法特看看餐厅。有张餐桌旁坐着两个印第安人，一老一少，大概是父子。他看见另外一张餐桌旁坐着两个白人男子和一个墨西哥女子。两个白人长得一模一样，是双胞胎，五十多岁；墨西哥女子大约有四十五岁，看得出来那孪生兄弟为那女子发疯。法特想：这两个大概是科迈罗轿车的主人。他还发觉整个餐厅除了他以外，没有黑人。

邻桌的年轻人说了一句关于灵感的话。法特仅仅听明白了这样的意思：对我们来说，您就是一种灵感。白发人说那事算不得什么。年轻的说了一句关于毅力的话，要有坚持一种眼光的毅力；随后，用双手捂脸。放下手后，他眼睛发亮，说道：我说的不是来自大自然的眼光，而是一种抽象眼光。白发人说：当然是这样。年轻人说：您抓住胡里维齐的时候……他的声音被外面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淹没了。一辆大吨位的运输卡车停在了那片空地上。女服务员在法特餐桌上放下一杯咖啡和一份调味牛排。年轻人继续在说那个白发人抓住的什么胡里维齐。

白发人说：“那时候抓他可不容易啊。”

“是无组织杀人。”年轻人说道，一面用手捂住嘴巴，好像要打喷嚏。

白发人说：“不对。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说：“啊，我还以为是无组织的呢。”

白发人说：“不，不，不，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问：“哪种情况更糟糕呢？”

法特切下一块肉来。牛排很厚，很软，很香。调料味美，尤其是你习惯吃辣的话。

白发人说：“无组织更糟。确定他们的犯罪行为模式更费劲。”

年轻人问：“能确定下来吗？”

白发人说：“只要想办法，花时间，一切都能办到。”

法特举手招唤女服务员。那个墨西哥女子偎在孪生兄弟之一的肩膀上；另外那个兄弟笑一笑，似乎这种情况早就司空见惯了。法特猜测，那女子已经跟依偎在一起的兄弟结婚，但是这婚事并没有打消另外那位兄弟的爱情和希望。那个印第安人父亲要结账，儿子则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本连环画正在阅读。法特看见那个刚刚在空地上停好卡车的司机向餐厅走来。司机是从加油站的卫生间里出来的，一路走一路用小梳子梳理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司机进餐厅后，女服务员问他要点什么。咖啡外加一大杯水。

法特听见那年轻人说：“咱们已经习惯见死人了。”

白发人说：“一向如此，一向如此啊。”

白发人说：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或者19世纪末叶，社会习惯于通过对话语的过滤不让死神溜进来。假如有人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说几乎没有犯罪，或者说一桩杀人案能震动全国。大家都不愿意把死神请进家门，请进梦里和幻想中来；可是可怕的犯罪、分尸、种种强暴，甚至连环杀人屡屡发生是不争的事实。请注意：除去那个时期的大案之外，大部分连环杀人凶手没有落网。没人知道开膛手杰克是什么人。为了适应我们的害怕心理，一切都经过了话语的过滤。孩子害怕的时候怎么办？闭上眼睛。如果孩子看见有人实施暴力，然后杀人，他怎么办？闭上眼睛。他也喊叫，但首先是闭上眼睛。话语就是干这个用的。这让人好奇，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有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太小。我说的是19、18和17世纪。当然啦，社会是小。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外围。比如在17世纪，每运输一次黑奴，一船奴隶要死掉百分之二十，比如运到弗吉尼亚出售。这事不会打动任何人，弗吉尼亚的报纸不会用头版头条刊登此事，也不会有什么人要求绞死贩奴船的船长。反之，如果一个庄园主发疯杀掉了邻居，然后飞马回家，下马后又杀掉自己老婆，造成二人死亡，那整个弗吉尼亚社会至少半年内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个飞马杀人的传说可能会代代相传。再比如法国人吧。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有几千人被害，可没人为死者掉泪。就在同一年，一个磨刀的杀死了一个女人，还杀死了自己的老妈（亲爱的朋友，那是自己的母亲啊！），后来被警察击毙。这消息不仅传遍整个法国报刊，而且在欧洲其他报纸也做了介绍，甚至在纽约的《观察家报》上刊登了一篇评注。结论就是：巴黎公社的牺牲者不属于社会；死在贩奴船上的有色人种不属于社会；而在法国一个省会死去的女子和在美国弗吉尼亚飞马杀人的凶手倒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二人身上的事情是该写、该读的！尽管如此，话语还是更多地用在躲闪术上，而不是揭露秘密。也许揭露过什么。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

那年轻人用双手捂住了面孔。

“这一次不是您头一回去墨西哥吧。”年轻人放下双手，露出微笑，样子像刺芒柄花。

“不是。”白发人说，“以前去过，那是几年前了，打算给人帮忙，结果不行。”

“那为什么现在又去呢？”

“想看一眼呗。”白发人说，“我到过一个朋友的家，是上次逗留期间交上的朋友。墨西哥人热情好客。”

“不是官方访问吗？”

“不是，不是，不是。”白发人说。

“关于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说说您非官方的看法吧。”

“爱德华，我是有些看法。但希望未经我同意，请别发表。”

年轻人用双手捂住脸，说道：

“凯瑟勒教授，我一定守口如瓶。”

白发人说：“好，那我就给你说说可以肯定的三个方面：1．是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像是古罗马竞技场中的老基督徒［2］；2．罪犯五花八门；3．那座城市好像在发展，好像在进步，但是实际上，大家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夜间出门去沙漠穿越边境线，人人如此，毫无例外。”

闪耀红光的晚霞开始时，无论孪生兄弟还是印第安人父子，以及法特周围的顾客们，早就纷纷离去了。于是，法特招手，要求结账。一个棕色皮肤、胖墩墩的姑娘送来了账单，问法特喜欢不喜欢餐厅的一切。

“都喜欢。”法特说着在口袋里找钞票。

后来，他再次欣赏落日的景色。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邻居，想起了杂志社，想起了纽约的街道，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和厌烦。打开那本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写的著作，信手翻开一页，看起来：“很多贩卖奴隶的船长常常以为在西印度群岛交出奴隶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实际上他们常常不能尽快拿到盈利的钱去买蔗糖，以便返航；商人和船长一直不能给自己运来的货物定价；种植园主可能拖延几年才交付买奴隶的钱款。欧洲商人有时买卖奴隶宁可要期票，而不要蔗糖、靛青、棉花和姜，因为这些货物在伦敦市场上的价格常常不可预期，或者太低。”法特想，这些名字真漂亮啊！靛青、蔗糖、姜、棉花。木兰开粉红花。深蓝的浆液带着古铜色的光泽。一个染了靛青的女人正在淋浴。

法特起身后，胖墩墩的女孩过来问他到哪里去。法特说：去墨西哥。

女孩说：“我猜到了。去什么地方啊？”

一个厨师靠着柜台在吸烟，一面等着法特回答。

“去圣特莱莎。”

女孩说：“那地方可不太招人喜欢。不过城市很大，有许多歌厅和娱乐场所。”

法特笑着看看地面，发现沙漠的余晖把瓷砖染上了一抹非常轻柔的红色。

法特说：“我是记者。”

厨师说：“您是来报道那些犯罪事件的。”

法特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我去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厨师问：“谁出场啊？”

“纽约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厨师说：“以前我是拳击迷。押钱，买拳击杂志，后来就放弃了。如今我已经不了解现在拳击手的情况了。您喝点什么？餐厅请客。”

法特在柜台旁边坐下，要了一杯水。厨师笑着说，据他所知，所有的记者都喝酒。

法特说：“我也喝点。可我想肠胃会不舒服的。”

厨师给法特送上水后，想知道孔特·皮凯特与谁交手。

法特说：“名字我忘记了。不过，笔记本上有。好像是个墨西哥人吧。”

厨师说：“奇怪。墨西哥没有好的轻重量级选手啊。每二十年才出现一个重量级选手，结果往往很惨，不是疯了，就是死于枪口下。可轻重量级没有好选手。”

法特承认：“也许我错了。可能不是墨西哥人。”

厨师说：“或许是古巴人，或者哥伦比亚人，虽然哥伦比亚人在轻重量级里也没传统。”

法特喝了水，起身，抻抻胳膊，踢踢腿。他心里想：该走了，虽然说心里话，这餐厅让他感觉不错。

他问：“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几个小时？”

厨师答：“看情况。有时边境上挤满了卡车，你得排上半小时。估计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三个小时，过境要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凑个整数吧：四小时。”

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到圣特莱莎只要一个半小时。”

厨师瞅了她一眼，说这取决车子和驾驶员对路况熟悉的程度。

他问法特：“您以前在沙漠里开过车吗？”

法特说：“没有。”

厨师说：“那可就不容易啦。好像容易。好像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可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

女服务员说：“这话有道理。尤其是夜间开车，在沙漠里晚上开车，我害怕。”

厨师说：“随便出个错，随便拐错弯，就会在错误方向多走五十公里。”

法特说：“既然天还亮着，我还是上路吧。”

厨师说：“反正都一样。再有五分钟天就黑了。沙漠里的黄昏好像无尽无休，突然之间，没任何通知，一下子就黑了。就好像突然有人断电一样。”

法特又要了一杯水，站在窗户旁边慢慢喝。他听见厨师问他：您走之前不想吃点什么？他没吭声。沙漠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在两个小时里，法特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上，收音机是开着的，他正在听从凤凰城广播台播出的爵士乐。他途经一些有房屋、餐厅、花园（里面有白花）和散乱停着汽车的地方；可是，他没看见任何光线，仿佛那天夜里居民已经死光，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的气味。他辨认出月光剪出的山峰侧影，辨认出有时不动、有时移动的乌云；移动的乌云仿佛在阵风推动下向西而去，任性的阵风扬起车灯或者车灯造成的黑影，提供神奇的人性外衣，仿佛扬尘是跳到路旁的乞丐或者鬼魂。

法特两次迷路。一次想退回原路，回那家餐厅去，回图森。另外一次到了一个名叫巴塔戈尼亚的村镇。在加油站上，一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告诉他有条近路可达圣特莱莎。离开那村镇后，他看见一匹马。车灯照到马时，它扬起了头，看了法特一眼。法特刹车，等着马让路。是匹黑马，片刻后，它动了，消失在黑夜里。法特路过一片台地，他认为是台地。台地很大，上面完全是平展的，基础部分两端至少有五公里长。接着，公路旁边出现一座悬崖。他下了车，让车灯亮着，长长地撒了一泡尿，一面呼吸着夜间的新鲜空气。随后是下坡路，一直下降到好像是山谷里，初看上去，山谷很长。他以为自己辨别出山谷的尽头有亮光。那亮光有许多可能。可能是缓缓移动的卡车队，可能是什么村庄的灯火。也许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急于摆脱这片让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黑暗。他想以前什么时候梦见过这样的景色，梦境不那么黑暗，不那么荒凉，但的确很相似。梦里，他乘坐公交车跟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前往纽约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望着窗外的景色总是一成不变：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直到忽然看见了田野。这时，也许稍早些，天色渐晚，他望着一片片树林，但在他眼里放大了许多。这时，他以为看见了树林边缘有个男人在走路。那人走得很快，大步流星，仿佛要躲开夜幕的袭击。他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呀？他只知道那是人，不是黑影，因为他身穿衬衣，走路甩臂。那人的样子太孤单了，让法特回想起来那时的他都不忍心看了，很想抱住母亲；可他还是继续看着那人，也没拥抱母亲，直到公交车把树林留在身后，路边再次出现房屋建筑、大片工厂和建在公路旁边的仓储大棚。

眼下，他穿过的山谷和黑暗所产生的孤独感，要大了许多。他设想如果自己快步走在便道上会怎么样。他感到不寒而栗。这时，他想起了母亲的骨灰盒、没有归还邻居的咖啡杯，如今肯定冰冷之极，还有母亲那些录像带，今后肯定没人再看了。他打算停车，等候天亮。直觉告诉他：一个黑人睡在租来的轿车里，在亚利桑那可不是什么很谨慎的事情。换了一个广播频道。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声音开始讲述一个戈麦斯帕拉西地方的女歌手，回到杜蓝戈州自己的城市，仅仅为了自杀的故事。接着，他听见一个女人在唱兰切拉民谣。有一阵工夫，他一面开车穿过山谷一面听音乐。随后，他想再找凤凰城的广播频道，结果找不到。

在美国这边，有个新建的村镇名叫砖坯镇。从前这里有个砖厂，可是如今这里是密集的房屋和家用电器商店，排列在主要大街两侧。走到大街尽头，就是一片灯火通明的空地，紧接着就是美国海关检查站。

边防警察要法特出示护照。他拿了出来。跟护照在一起的是他的记者证。边防警察问他是不是来做杀人案的报道。

法特说：“不是。我来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边防警察问他：“谁出场啊？”

“纽约的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边防警察说。

法特说：“他能当上世界冠军。”

警察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法特向前开了一百米，到了墨西哥海关。他得下车，打开行李箱，拿出护照、驾照和记者证。墨西哥警察让他填写表格。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麻木不仁。从海关木屋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将两国分开的高大、漫长的铁丝网。法特看见铁丝网远端的一节顶上站着四只黑鸟，把头深埋在翅膀里。法特说：天冷啊。一个察看法特刚刚交来的表格的警察说：太冷啦。

“那些鸟儿也冷啊。”

警察顺着法特指的方向望去。

他说：“那是美洲黑鹫，这个钟点总是冷啊。”

法特在位于圣特莱莎北边的一家名叫“和风”的汽车旅馆住下了。沿着公路，每隔一阵，就开过去一些驶往亚利桑那的卡车。有时，卡车停在公路那一侧，加油站的旁边，然后继续前进，或者司机下车，在天蓝色的服务站里吃东西。这天上午，几乎没有卡车通过，只有轿车和客货两用车。法特感觉实在疲劳极了，竟连什么时候睡着的都无知觉。

醒来时，他出屋找汽车旅馆的接待员说话，希望得到一张城市地图。接待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说自从他来和风旅馆工作，就没见过城市地图。他问法特要去什么地方。法特说他是记者，去报道孔特·皮凯特的比赛。接待员说：是孔特·皮凯特对阵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

法特说：“是里诺·费尔南德斯。”

接待员笑着说：“我们这里叫他莫罗里诺。您说谁会赢？”

“皮凯特！”法特说。

“走着瞧吧。我估计您错了。”

随后，接待员撕下一张纸，手画了地图，准确地指示如何到达北沙拳击馆，也就是即将举行比赛的地方。地图的效果比法特预料的要好很多。北沙馆就像1900年的老剧场，在场中央安放有一个拳击台。在拳击馆一间办公室里，法特说明自己是记者，打听皮凯特下榻在哪家旅馆。办公室的人告诉法特美国拳击手还没到达圣特莱莎。在法特遇见的记者里，有两位讲英语，准备去采访费尔南德斯。法特问是否可以同去。两位记者耸耸肩说：没什么不方便。

三人到达旅馆时，费尔南德斯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正在跟一群墨西哥记者谈话。美国人问他能不能赢皮凯特。费尔南德斯听懂后，回答说：能赢。美国人问他以前是否见过皮凯特打拳。费尔南德斯没听懂。一个墨西哥记者为他做了翻译。

“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费尔南德斯说道。美国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有人问：“您知道皮凯特的统计数据吗？”

费尔南德斯等问题翻译出来后，说这种东西他不感兴趣。美国记者在问他自己的统计数据之前，低声笑起来了。费尔南德斯说：打了三十场。胜二十五场。十八场把对方击倒在地。输三场。两场比赛无效。一个记者说：成绩不赖。继续提问。

大部分记者下榻在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的索诺拉胜地旅馆。法特告诉他们自己住在郊区汽车旅馆的时候，大家都劝他离开那里，在胜地旅馆找个房间。法特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胜地，他的印象是那里正在举行墨西哥体育记者大会。大部分人说英语，他的初步印象是这些人比他认识的美国记者友好。在酒吧的柜台前，有些人在赌拳，总的看上去人人快活、个个无忧无虑，但是最后法特还是决定留在汽车旅馆。

但是，法特从胜地旅馆给编辑部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请体育部主任讲话。接电话的女人告诉他没人。

那女人说：“每个办公室都没人！”

那声音嘶哑且牢骚满腹，不像纽约女秘书的口气，而像一个刚刚从墓园里走出来的农妇。法特想：这女人直接了解了亡灵世界，她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过一会儿我再打吧。”他说着挂了电话。

法特的轿车行驶在准备去采访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的墨西哥记者汽车后面。墨西哥拳击手的大本营设立在圣特莱莎郊区的一座庄园里；没有墨西哥记者的帮助，他绝对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路经郊区一个居民点时穿过了一条条蜘蛛网般没有柏油路、没有路灯的街道。有一阵工夫，绕过马场和穷人堆积垃圾的荒地之后，给人的印象是马上要到荒郊野外了，但又一个居民点出现了，比前一个更加破旧，都是砖坯房；而这些砖坯房的四周已经盖出来用纸板、铁皮以及可以临时遮阳挡雨的包装纸制成的棚屋，时间的流逝似乎把这些棚屋石化了。不仅那里的野生植物不一样，而且连苍蝇也属于不同的种类。接着，出现了一段柏油路，隐藏在开始发黑的地平线后面，路旁是一条平行的水渠和一些布满尘土的树木。随后，看见了第一批栅栏。道路变得狭窄了。法特想：那是马车道吧。实际上，车辙是明显的，但也可能是运输牲口的卡车留下的痕迹。

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所在的庄园由三间长方形的平房组成，周围是院落，地面又干又硬，好像水泥，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拳击台，样子不太结实。他们到达时，拳击台上没人；院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在草编吊床上睡觉，汽车的轰鸣声把他给吵醒了。那男人高大、肥胖，面部有好几处伤疤。几个墨西哥记者认识他，跟他交谈起来。他名叫维克多·加西亚，右肩上有文身，这让法特感兴趣。一个上身裸露的男子跪在一座教堂的门廊里。他周围至少有十位美丽天使从黑暗里飞出来，好像被这位忏悔者的恳求召唤出来的蝴蝶。其余的一切黑乎乎，朦朦胧胧。这文身虽然形式上还好，给人的印象却是在监牢里做的，刺花纹的人，就算不乏经验，但肯定缺少工具和墨汁，不过花纹的图案让人看了害怕。法特问那些记者这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之一。后来，好像有人从室内窗口看到了记者，一个女人端着托盘来到院子里给他们送汽水和冰镇啤酒。

过了一会儿，墨西哥拳击手的教练来了，他身穿白衬衫和白色羊毛运动衣。他问大家是愿意先让莫罗里诺训练，还是先采访。一个记者说：洛佩兹，您决定吧。教练一面在汽水和啤酒附近坐下，一面问大家是不是送上来食物了。记者们说没有，一面摇摇头。教练不起身，吩咐维克多·加西亚去厨房拿些吃的来。加西亚还没回来，大家看见莫罗里诺出现在一条通往沙漠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运动服的黑人。这黑人极力要说西班牙语，可只能说出几个单词来。他俩一走进院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朝一个水泥饮水槽走去，在那里用水桶洗脸和上身。然后，也不擦脸和上身，也不穿上运动服上衣，就问候大家。

那黑人是美国加州欧申赛德人，至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他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他告诉法特恐怕要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

法特问：“赛后你都干什么？”

奥马尔说：“瞎活着呗。人人不都这样嘛！”

“从哪儿挣钱呢？”

奥马尔说：“随便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生活便宜。”

每过几分钟，奥马尔就无缘无故地笑一下。山羊胡加八字胡让他的笑容更漂亮。但也是每过几分钟就露出怒容，于是山羊胡加八字胡就显得非常冷漠和咄咄逼人。法特问他是不是拳击手，有没有打过比赛。他回答说打过，再也不肯多加说明。法特问他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说铃铛不响，谁也不知道。

拳击手们穿衣服的时候，法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看看周围的景致。

“看什么呢？”他听见奥马尔问他。

他说：“看风景，让人伤感的景致。”

这位陪练站在他身边看看地平线，随后说道：

“野外就是这样。这个钟点总是让人伤感。这操蛋风景是给娘儿们看的。”

法特说：“天黑下来了。”

奥马尔说：“还有点亮光，能打拳。”

“训练结束以后，你们晚上做什么？”

“你说我们大家？”奥马尔反问。

“对，你们拳击队。”

“我们吃饭，然后看电视。接着，洛佩兹先生就睡觉去了。莫罗里诺也上床睡觉。我们剩下的人可以继续看电视，也可以睡觉，或者去城里逛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着一笑，意味深长。

“你多大了？”法特忽然问他。

奥马尔说：“二十五岁。”

莫罗里诺登上拳击台的时候，太阳正落下西山。教练点燃了几盏灯，由一台独立的发电机供电，不走住宅供电线路。加西亚在台上一角低头不动。他此前脱掉了外衣，身穿一条到膝盖的黑色拳击短裤。他好像睡着了。直到灯光一亮他才抬头，看看洛佩兹，好像在等候信号。一个记者一直在微笑，摇响了铃铛，加西亚摆出守势，向台中央走去。莫罗里诺戴头盔，围着加西亚转悠，时不时地打出左拳，企图击中对方。法特问一个记者陪练不戴头盔是否正常。

那记者说：“正常。”

法特又问：“他为什么不戴？”

记者说：“因为无论别人怎么打他，都不能给他造成更多的伤害了。明白吗？他感觉不到什么打击了，因为他疯了。”

打到第三回合，加西亚下台了。奥马尔上去。这小子光着上身，但没脱下运动裤。他的动作比加西亚快得多，轻而易举地可以躲开莫罗里诺的攻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不想伤害对方。他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动作不停，带着笑容。

奥马尔问法特：“你到过哥斯达黎加吗？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

法特问记者奥马尔在说什么。

记者说：“没什么。这操蛋小子就会学用西班牙语骂人。”

三个回合结束后，教练停止了训练，到室内去了，后面跟着莫罗里诺。

记者说：“按摩师等着呢。”

“谁是按摩师？”法特问。

“没见过。我想他从来不出屋门，是个盲人。明白吗？天生的盲人，整天待在厨房里吃东西，或者在卫生间大小便，或者躺在卧室地面阅读盲文书籍，使用那种什么盲文，叫什么？”

另外一个记者说：“叫布莱叶点字法。”

法特想像着那按摩师在漆黑的房间里阅读的情景，不由得微微一颤。他想，那样的读书大概也开心吧。在洗手池旁边，加西亚给奥马尔脊背上浇了一桶凉水。那位加州陪练冲着法特挤挤眼。

奥马尔问法特：“您觉得怎么样？”

法特尽量说得友好些：“不赖。但我感觉皮凯特的准备要好得多。”

奥马尔说：“皮凯特是臭狗屎！”

“你认识他吗？”

“我见他在电视里打过两次。他动作不好。”

“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打比赛。”

奥马尔表情吃惊地望着法特的眼睛。

他问：“你从来没见过皮凯特打比赛吗？”

“没有。实际上，我们杂志的拳击专家上周去世了，因为没有多余的人手，就把我给派来了。”

沉默了片刻后，奥马尔说：“我把赌注押在莫罗里诺身上。”

“祝你走运。”法特说完就走了。

返城的道路，他觉得短。有一阵子，他跟着记者们轿车的尾灯前进，一直到看见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酒吧旁边，这时已经走上圣特莱莎的柏油大街。他把轿车停在记者们的旁边，问他们打算干什么。有个记者说：我们要吃晚饭。法特虽然不饿，还是同意陪大家喝杯啤酒。有个记者名叫丘乔·弗洛莱斯，为一家地方报纸和一家广播台工作。另外一个记者，就是大家在庄园时，摇铃铛的人，名叫安赫尔·马丁内斯·麦萨，为首都一家体育报工作。麦萨个子矮小，大约五十来岁。丘乔只比法特矮一点，三十五岁，总是微笑。法特感觉，丘乔和麦萨之间的关系是感恩的弟子与比较无所谓的师傅关系。但麦萨的无所谓没有流露出傲慢和居高临下，而是神情疲惫。疲惫的程度甚至表现在穿着邋遢上，衣服有油污，皮鞋有尘土。相反地，他的弟子则衣冠楚楚，着名牌西装、名牌领带、金袖扣；他可能自认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吧。就在墨西哥人吃烤肉加炸薯条的同时，法特想起加西亚的文身来。接着，他把那座庄园与母亲住宅的孤独感加以比较。他想起母亲的骨灰还在家里。想起那位逝世的女邻居。想起巴里·西曼的居民区。就在墨西哥人吃饭的同时他回忆起的一切，让他感到悲伤。

大家把麦萨送到胜地旅馆后，丘乔坚持再喝最后一杯。旅馆的酒吧里有几个记者，法特认出其中有两个美国人，他想找他们聊聊。可是，丘乔另有计划。他们前往圣特莱莎市中心一条胡同里的酒吧，那里的墙壁上画着荧光画，有个之字形的柜台。他们要了威士忌、橘子汁。酒吧经理认识丘乔。法特觉得那人不仅是酒吧经理，可能还是老板。因为他表情冷漠、专横，包括用腰间的围裙擦杯子的动作。但他毕竟年轻，超不过二十五岁。再说，丘乔不大理睬老板，只顾忙着跟法特说纽约的事情，说纽约新闻界的活动。

丘乔坦率地说：“我很想去纽约生活，找个用西班牙语的广播台工作。”

法特说：“那里有很多西班牙语广播台。”

“我知道，我知道。”丘乔说，好像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接着，他提到两家西语广播台。可法特从来没听说过。

丘乔问：“你们的杂志叫什么名字？”

法特说了名字。丘乔想了想，摇摇头。

他说：“我不知道。大吗？”

法特说：“不大，不大。是哈莱姆区里的一家杂志。明白吗？”

丘乔说：“不明白。”

法特说：“杂志的几个老板都是美国黑人。社长是美国黑人。几乎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是美国黑人。”

丘乔问：“这可能吗？新闻要客观，这样好吗？”

这时，法特意识到丘乔有点醉了。他想起自己刚刚对丘乔说的话。说实在的，断言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是黑人可有些冒险。他仅仅见过编辑部里的黑人，可并不认识通讯记者。他想，或许在加州有墨西哥裔的美国记者。或许在得克萨斯也有。但有可能得克萨斯没人。否则的话，为什么把他从底特律派遣过来呢？为什么不派遣加州的人呢？得州的人呢？

几个姑娘过来跟丘乔打招呼。她们身穿过节的服装，是去歌舞厅的打扮，脚踩高跟鞋。其中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另外一个皮肤黝黑，不爱说话，有些害羞。金发姑娘问候经理，后者挥挥手，好像很了解她但不信任她。丘乔介绍法特时说，他是纽约的著名体育记者。法特趁这个机会告诉丘乔他不是真正的体育记者，而是写政治、社会问题的记者，对这个声明，丘乔非常感兴趣。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丘乔说他是最了解亚利桑那边界南部电影的人。那人名叫查理·克鲁斯，他笑着说：丘乔说的话，你一句也别信。他是录像带商店的老板，这工作迫使他不得不看很多影片，仅此而已；他说：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丘乔问他：“你有几家录像带店？说！告诉我朋友法特吧。”

“三家。”查理说。

“这头牛腰缠万贯啊。”丘乔说。

那个染了金发的姑娘名叫罗莎·门德斯。丘乔说她曾经是他未婚妻。也当过查理的未婚妻。如今跟一家舞厅老板过从甚密。

查理说：“小罗莎就是这个样子。性格使然嘛。”

法特问：“性格使然是什么？”

罗莎用不大好的英语说就是乐天派。她说：生命是短暂的；随后沉默起来，交替地看看法特和丘乔，好像在思考自己刚刚说的话。

查理说：“罗莎还讲点哲学。”

法特点点头。另外两个女孩走了过来。她俩年纪更小，只认识丘乔和酒吧老板。法特估计她俩都不会超过十八岁。查理问法特喜欢不喜欢斯派克·李［3］。法特说：喜欢。实际上，他并不喜欢。

“他像墨西哥人。”查理说。

法特说：“有可能吧。这种说法挺有意思。”

“喜欢伍迪·艾伦［4］吗？”

法特说：“喜欢。”

查理说：“他也像墨西哥人，但是像墨西哥城或者库埃纳瓦卡地方的墨西哥人。”

丘乔说：“像坎昆岛的墨西哥人。”

法特笑了，可是什么也不明白。他想二人在寻他开心。

查理问法特：“喜欢罗伯特·罗德里格斯［5］吗？”

法特说：“喜欢。”

“这笨蛋是我们的人。”丘乔说。

查理说：“我有一盘录像带是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电影。很少有人看过。”

法特问：“是不是《玛莉阿芝舞》？”

查理说：“不是这个。这个大家都看过。是更早一部，那时候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还默默无闻呢。说的是一个被饿死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妓的故事。是每个干临时工作的人都会唱的情歌。”

丘乔说：“咱们坐下！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查理说：“好主意。我早就站累了。”

故事简单又不大可信。在拍摄《玛莉阿芝舞》之前的两年，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去了一趟墨西哥。在那段日子里，他沿着奇瓦瓦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边疆地区漫游，后来到南方去了，一直走到墨西哥城的联邦区，开始吸毒和酗酒。查理说：他堕落得厉害，上午进酒店，直到酒店打烊时被人踢出门。最后住进了一家妓院，就是下等窑子，就是红灯区，就是一个好心妓女的家，成了一个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人的朋友；那皮条客名叫贝尔诺，意思就是“鸡巴”或者“肉棒”。这个什么贝尔诺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有好感，跟罗德里格斯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不得不拖着罗德里格斯上楼去卧室；有时，贝尔诺和那妓女不得不脱光罗德里格斯的衣服，把他塞到淋浴蓬头下面，因为罗德里格斯非常容易失去知觉。一天上午、一个少有的上午，我们未来的电影导演处于半清醒状态，皮条客对罗德里格斯说，一些朋友打算拍电影，问他能不能做导演。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说okay，来龙舌兰吧！于是，贝尔诺就负责具体的拍摄事务了。

我记得拍摄进行了三天。其间，罗德里格斯总是醉醺醺，一准备拍摄就吸毒。因此，摄制人员名单上当然没有他了。导演名叫约翰尼·玛迈森，这显然是个玩笑；但如果你了解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导演的电影、他取景的方式、他那些镜头、反镜头、他对速度的感觉，那么毫无疑问，影片是他的。惟一缺少的是他亲手剪辑影片的方式，为此，显而易见的是，这部电影的剪辑是别人完成的。但导演是他，这个我敢肯定。

法特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不感兴趣，对他第一部电影的故事（或者最后一部，反正一样）也不感兴趣；再说，他很想吃饭或者吃个三明治，然后上汽车旅馆睡觉；可是，同样还不得不听听那故事情节的片段，那是个一群聪明妓女的故事，或者也许仅仅是些好心的妓女，其中出类拔萃的名叫什么胡斯蒂娜；这个胡斯蒂娜不知什么原因，但容易猜到，认识了墨西哥城几个夜间假扮警察游荡的吸血鬼。这故事剩下的部分，他就不注意听了。就在他跟那个黑发姑娘（跟罗莎一起来的）亲嘴的同时，听见有人说什么金字塔、阿兹特克吸血鬼、一本血书、《杀出个黎明》先前的想法和罗伯特·罗德里格斯重现的噩梦。黑发姑娘不会亲嘴。法特离开前把和风旅馆的电话号码给了丘乔，然后，磕磕绊绊地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拉开车门的时候，法特听见有人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转过身来。丘乔距离他有三米远，领带结散开了，搂着罗莎的细腰。她望着法特的眼神，好像法特是什么异国情调的典型。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但那姑娘的眼神让他不痛快。

法特说：“我很好。没问题。”

“要我送你去汽车旅馆吗？”丘乔问。

罗莎笑得更厉害了。法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墨西哥人是同性恋。

法特说：“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丘乔松开姑娘的细腰，朝法特走来。法特拉开车门，坐下发动车子，避免看丘乔和罗莎。他听见那墨西哥人好像悄悄说了一句：朋友，再见！罗莎双手叉腰，法特觉得这姿势一点也不自然。她不看法特，不看远去的轿车，只看丘乔。后者一动不动，仿佛夜间的冷空气把他给冻僵了。

到了汽车旅馆，服务台还开着，法特问一个刚才进门时他没看见的小伙子：能不能给弄点吃的？小伙子告诉他厨房关门了，他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售货机上买饼干或巧克力棒。公路上，时不时地有卡车南来北往；公路那一侧有服务站的灯火。法特迈步向对面走去。可是，穿越公路时，一辆轿车险些撞倒他。刹那间，他想他醉了；可是又一想过公路前，他醉没醉呢，事先仔细看过来往车辆啊，并没发现公路上有车灯。那这辆轿车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想回来的时候，可得多加小心。服务站上灯火通明，几乎没人了。柜台后面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在看杂志。法特觉得女孩的脑袋太小了。收款台旁边有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他向卖热狗的机器走去时，女子一直在注视他。

“您得先付款。”女子用西班牙语告诉他。

法特说：“我不懂。我是美国人。”

女子用英语重复了她的提醒。

法特说：“要两个热狗和一罐啤酒。”

女子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圆珠笔，写下法特应该交给她的钱数。

法特问：“交美元还是比索？”

女子说：“比索。”

法特在收款台上放下一张钞票，去冰箱里拿啤酒；然后，用手指告诉小脑袋女孩他要两个热狗。女孩给他端上后，法特问她调味机要怎么用。

女孩用英语说：“随便按动哪个按钮都行。”

法特在一个热狗抹上西红柿酱、芥末以及像是鳄梨酱的东西，立刻吃了起来。

他说：“好吃。”

姑娘说：“太好了。”

接着，他把另外一个也如法炮制。然后，去收款台拿找头。他拿起硬币，重返女孩那里，给她一些小费。

法特说：“小姑娘，谢谢。”

他拿着啤酒和热狗向公路走去。就在他等候三辆卡车从圣特莱莎驶向亚利桑那的工夫，他回想自己对女收款员说的那句“我是美国人”。为什么我不说“我是美国黑人”呢？莫非因为我在国外？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只要走上一段路，不是很长的路，就可以回国，难道这也能看做是国外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某些地方我是美国人，在另外一些地方我是美国黑人，而根据逻辑推理，在另外什么地方，我什么也不是？

法特一觉醒来，给杂志的体育部主任通了电话，告诉主任皮凯特不在圣特莱莎。

体育部主任说：“这很正常。有可能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什么庄园里。”

法特说：“真见鬼！我怎么去采访他呢？你要我去拉斯维加斯吗？”

“你没必要去采访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只需要什么人讲讲比赛的情况、气氛、拳击台上的空气、皮凯特的状态，还有在他妈的墨西哥人里留下的印象。”

“就是比赛的开场白了。”法特说。

“开场什么？”体育部主任问他。

法特说：“什么操蛋气氛。”

体育部主任说：“文字要简练，就像在酒吧讲故事一样，你周围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急不可耐地想听你讲话。”

法特说：“明白了。我后天寄给你吧。”

“要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别担心！我们这里给编辑一下，就好像你一辈子都是在拳击台旁边度过的。”

法特说：“行。明白了。”

法特走出房间，在走廊里看见三个金发男孩，几乎就是白化病人的样子，正在玩一个白球、一个红桶和几把红色塑料铲子。最大的应该有五岁，最小的大约三岁。这个地方不安全，不适合孩子玩耍。稍一疏忽，孩子们有可能过马路，卡车会撞倒他们。他看看两侧，发现有个金发女郎坐在阴凉下的木凳上，戴着墨镜注意着孩子们的动静。他有礼貌地招招手。女郎看了他一下，点点头，意思是她的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法特走下台阶，钻进自己的轿车。车内的热度让人无法忍受。他打开两扇车窗。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他小时候母亲照看他的方式。启动车子的时候，一个白化病小孩站起来注视他。法特冲他笑笑，招招手。孩子放下皮球，像士兵一样立正。轿车要开出汽车旅馆的时候，孩子把手举到帽檐处，保持敬礼的姿势，直到法特的车子消失在南边。

法特一面驾驶一面又想起母亲来。他仿佛看见母亲在走路，在背对着他看电视，他看见母亲的后脑勺，听见她在笑，看见她在厨房洗碗。但母亲的面部始终在暗处，好像她已经去世，好像她用手势而不是话语告诉他：无论今世还是来世面部都不重要。到了索诺拉胜地旅馆，他没找到任何一个记者，于是不得不问服务员去拳击馆怎么走。到达拳击馆，他发现那里有些骚动。他问走廊里一个擦皮鞋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擦皮鞋的告诉他美国拳击手到了。

法特看见孔特·皮凯特已经登上拳击台，他身穿西装，打着领带，露出一副宽容、自信的笑容。摄影记者纷纷把照相机对准孔特，围拢在拳击台四周的记者七嘴八舌地叫他小名，提出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打冠军赛？杰西·布林伍德怕你是真的吗？你是在拉斯维加斯秘密结婚了吗？皮凯特的经纪人站在他身边。经纪人是个矮胖子，由他回答几乎全部问题。墨西哥记者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叫他的名字“索尔，索尔先生”；索尔先生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问题。有时，索尔先生也叫墨西哥记者的名字。一个美国记者，高大、方脸的家伙，问把孔特·皮凯特拉到圣特莱莎比赛，从政治角度说是否正确。

经纪人问：“从政治角度说，是什么意思？”

那美国记者正要开口回答。但是，经纪人抢在了他前头。

经纪人说：“拳击是个体育项目，而体育跟艺术一样是超越政治的。拉尔夫，你别把体育跟政治掺合在一起。”

这个什么拉尔夫说：“如果您的话我理解正确的话，您把孔特·皮凯特拉到圣特莱莎是没有顾虑的。”

经纪人说：“孔特·皮凯特谁也不怕。”

孔特·皮凯特说：“能打败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好，孔特是条好汉。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了：有女人跟你们一起来吗？”拉尔夫问。

在另外一头有个墨西哥记者站起来，让拉尔夫滚蛋。距离法特不远的另外一个墨西哥记者吼道他要是不想挨揍，就别骂墨西哥人！

“闭上你的臭嘴，蠢牛！要不然我劈了你。”

拉尔夫好像没听见骂声，依然站在那里不动，表情镇定，等候经纪人回答问题。在拳击台一角的几个美国记者，跟摄影记者一道，望着经纪人，面带疑问的神情。经纪人清清嗓子，说道：

“没有女人跟我们来。拉尔夫，您是知道的：我们出来从不带女人。”

“连阿尔维森夫人也不带吗？”

经纪人笑了。几个记者也跟着笑了。

经纪人说：“拉尔夫，您很清楚，我老婆不喜欢拳击。”

“他们刚才说些什么鬼话啊？”法特问丘乔。二人正在北沙拳击馆附近一家酒吧吃早点。

“在说谋杀女人的事。”丘乔神情不悦地说道，“每隔一段时间就冒出来，就成为新闻。记者们议论的就是这个。人们又在说谋杀案了。这事就像滚雪球，直到太阳出来，雪球融化，大家忘记，重新干活为止。”

“什么重新干活？”法特问。

“朋友，这些操蛋的谋杀案就好像是罢工，是操蛋的野蛮罢工。”

把杀害妇女与罢工等量齐观，真是新鲜啊。可是，法特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这是一座完美、整齐的城市。”丘乔说，“我们应有尽有。工厂、加工厂很多。失业率很低，是墨西哥失业率最低的地方之一。有贩毒团伙。有来自其他乡镇的民工潮。有中美洲移民。有个承受不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城市规划。我们这里很有钱，可也有很多贫困现象。这里既有艺术想像力，也有官僚作风；既有暴力现象，也有和平劳动的愿望。就是缺少一样东西。”

法特想：缺少石油。可他没说出来。

他问：“缺少什么啊？”

丘乔说：“时间，缺少操蛋的时间。”

法特心里问：要时间做什么？难道要时间让这堆位于一座被遗忘的坟墓和一座垃圾堆中间的臭狗屎变成一种底特律吗？有一阵工夫，二人没说话。丘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开始画女人头像。他全神贯注，画得飞快；法特觉得他很有天赋，好像丘乔在当体育记者之前研究过绘画，长时间拿过写生本。他笔下的女子都没有笑容。有些人是闭着眼睛的。有些上了年纪，眼睛看着旁边，好像在等候什么，或者等候什么人来叫她们的名字。个个都不美丽。

丘乔开始画第七幅画像的时候，法特说：“你很有天赋。”

“这算不了什么。”丘乔说道。

随后，法特问丘乔的事情基本上围绕着被害妇女，因为如果继续说丘乔的天赋会让法特感到有些尴尬。

丘乔说：“大部分被害女子是加工厂的女工。很多人是年轻姑娘，留长发。但这不一定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在圣特莱莎，差不多所有的姑娘都留长发。”

法特问：“只有一个凶手吗？”

丘乔不停地画着，一面回答道：“大家都这么说。抓了几个人。有几个案子破了。传言说凶手是一个，而且抓不住。”

“被害妇女一共有多少啊？”

丘乔说：“不知道。很多啊，大约二百多人吧。”

法特注意看丘乔开始画第九幅画像。

法特说：“仅仅一个人能杀害这么多女人！”

“是啊，朋友，太多了，就是一个墨西哥凶手也太多啦。”

法特问：“她们是怎么被害的？”

“这问题眼下一点都不清楚。她们总是失踪，消失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空气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尸体出现就在沙漠里了。”

法特开车向索诺拉胜地旅馆驶去，打算到那里后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他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被杀妇女的报道不是比皮凯特与费尔南德斯比赛更有意义吗！于是，他给部门主任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圣特莱莎多留一周，请主任派遣一名摄影记者来。随后，他去酒吧喝酒，与那里的几个美国记者会合在一起。大家在谈比赛，一致认为费尔南德斯坚持不了四个回合。有个记者讲了墨西哥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故事。此人身高两米。这在墨西哥很少见，墨西哥人通常矮小。这个埃尔古雷斯·卡雷纽还力大无比，在市场里扛大包，要么就是在肉铺扛肉。有人劝他搞拳击。开练的年岁大了一些。大约二十五岁吧。但是，墨西哥重量级选手不多，他每场比赛都赢了。墨西哥是个盛产好斗的公鸡、有钱人和优秀作家的国度，有时，偶尔也造就出来次中量级业余选手，但是没有重量级和轻重量级选手。这是个传统问题，是个饮食问题。是个形态学问题。如今，他们有了比美国总统个子要高的总统。这样的事是第一次啊。慢慢地墨西哥总统会越来越高啦。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过去，一个墨西哥总统顶多到美国总统肩膀。有时，墨西哥总统的头顶勉强超过咱们总统的肚脐眼几公分。以前是传统。可如今墨西哥上层社会在变化。上层人士越来越有钱，常常去边境以北找老婆。他们说这是“优化人种”。墨西哥的侏儒父亲送自己的侏儒儿子去加州上大学。这孩子有钱啊，为所欲为，打动了一些女生。世界上按照平方米计算，傻姑娘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结果：这个侏儒小子拿了大学文凭，捞到一个媳妇跟他去墨西哥过日子了。就用这种方式，墨西哥侏儒的孙子们不再是侏儒了，有了正常身高，皮肤也白了。这些孙子们长大后，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游历一番：上美国大学，娶美国老婆，生下的儿子越来越高大。实际上，墨西哥上层社会自己冒风险干西班牙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做法相反。那时西班牙人淫荡好色、缺乏远见，与印第安女人交配，强奸她们，强迫她们信仰天主教，以为用这种方式墨西哥就能变成白色了。西班牙人相信白人血统。过高估计了自己精子的质量。结果他们错了。你绝对不可能强奸那么多人啊。从数学角度说，这是办不到的。身体也吃不消。于是，你就筋疲力尽了。再说，他们是从下向上强奸，事实证明，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从上向下强暴。假若西班牙人能够强奸自己的私生子女，然后强奸自己的孙子，甚至重孙子，或许他们的方法能产生好结果。可当你满了七十岁、勉强站立的时候，你还有心思强奸什么人吗？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西班牙人的精子，本以为是力大无穷的，却迷失在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没有个性的群体里了。第一批私生子，就是一半西班牙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们，担任起国事了，成了国务秘书、军人、零售商、新城市的开创者。他们继续强奸印第安人妇女，可是从此之后，后代开始体质下降，因为他们强奸的印第安人妇女生出的混血儿身上，白人血液所占百分比越来越少。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到了这个名叫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拳击手，起初，他场场都赢，这或者是因为对手比他还懒散，或者因为有人打假拳，这样一来让一些墨西哥人飘飘然起来，开始吹嘘有了真正的重量级冠军。结果，有一天，他们把卡雷纽带到了美国，先后让他跟一个爱尔兰酒鬼、一个吸毒的黑人、一个大胖子交手。卡雷纽全胜。这让墨西哥人欣喜若狂。于是，安排他们的冠军去参加大范围比赛。于是，让卡雷纽签约与亚瑟·阿什利比赛，地点在洛杉矶；不知道你们谁看过那场比赛，反正我看过。阿什利的外号叫“虐待狂亚瑟”。这个外号就是他赢了卡雷纽之后得到的。可怜的卡雷纽被打得体无完肤。大家从第一回合就看出来比赛会成为流血事件。这个“虐待狂亚瑟”的打法每个回合都占据主动，打得不慌不忙，钩拳打得位置很准确，每个回合都有专门的部位：第三回合专门打脸，第四回合专门打肝脏。总之，卡雷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才忍耐到第八回合。那次比赛后，他还在三等的场子打过。几乎总是打到第二回合就倒下。后来，他在一家歌舞厅当了保安。但是，他太有名了，闹得每个工作都超不过一周。他再也没回墨西哥。或许，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墨西哥人了。当然，墨西哥人也把他给遗忘了。据说，后来他四处乞讨，有一天死在了大桥下面。那记者说，这就是墨西哥重量级的骄傲。

其他的人都笑了。接着，人人都露出严肃的表情。默哀二十秒，纪念倒霉的卡雷纽。这突如其来的严肃表情让法特产生一种假面舞会的感觉。在飞快的一瞬间里，他没了空间感，好像看见了母亲那空空荡荡的单元房，预感到在一间令人伤心的房间里有两个人在做爱，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一切，一个由“气候”这个词确定的时间。你是什么？是三K党［6］报刊撰稿人吗？法特问那个记者。记者连忙说：好，好，好，又是一个敏感的黑人。法特打算走过去，至少给那记者一拳（没想煽耳光），但是，讲故事的记者周围有些记者拦住了法特。他听见有人说：这仅仅是个笑话嘛。咱们都是美国人。这里谁也不是三K党。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接着，他听见了更大的笑声。平静下来后，法特独自到酒吧的角落里坐下了。这时，一个一直在听关于卡雷纽故事的记者来到法特身边，向他伸出手来。

“我是查克·坎贝尔，芝加哥《体育杂志》的。”

法特握握对方的手，说了自己和杂志的名字。

坎贝尔说：“我听说你们的记者被害了。”

“是的。”法特说。

“我估计是女人的事。”坎贝尔说。

法特说：“我不知道。”

“我早就认识吉米·洛厄尔。”坎贝尔说，“我俩见面至少有四十次。他的情妇和什么老婆的数目比我能说出来的多得多。他是个好人。喜欢好酒、好菜。他说，一个工作多的人应该多吃，饭菜的质量要好。有时，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出差。我在飞机上睡不着觉。吉米·洛厄尔在飞机上总是睡觉。醒过来也是为了吃东西，讲讲奇闻逸事。实际上，他不太喜欢拳击。他的体育项目是棒球。可是你们的杂志覆盖所有体育项目，甚至网球。他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尊重别人，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不这么想吗？”

法特说：“我从来没见过吉米·洛厄尔。”

“小伙子，别错误理解我刚才说的话。”坎贝尔说，“当体育记者是很乏味的，常常不多想就信口开河，或者为了不重复老一套就改编故事。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就胡说八道。那个讲墨西哥拳击手故事的家伙不是坏人。他是讲文明的，与别人相比，他相当开通。惟一的是有时为了消磨时光，常常玩谁更无赖。但是，我们并不当真。”

“我这里没问题。”法特说。

“你认为孔特·皮凯特在第几回合能赢？”

法特说：“不知道。昨天我看见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在他的宿营地进行训练。我觉得他不像输的样子。”

坎欠尔说：“到不了第三回合就得躺下。”

另外一个记者问法特费尔南德斯的宿营地在什么地方。

法特说：“离城里不远。可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自己去的。几个墨西哥人带我去的。”

法特再次打开电脑时，看到了部门主任的回复。既没兴趣，也没经费去报道他建议的妇女被害案。在电子邮件里，主任建议他只要完成体育部主任交办的差事就马上离开墨西哥。法特跟胜地旅馆的服务员说要连接一个打到纽约的长途电话。

法特一面等待纽约电话，一面回想起过去不许报道的那些事情。最近的一次是不许报道一个哈莱姆区政治小组的事，该组织名叫穆罕默德兄弟会。法特是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游行中认识兄弟会的。游行队伍的组成形形色色：里面有阿拉伯人的组织，有纽约左派老兵，有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新兵。但是，穆罕默德兄弟会立刻引起了法特的注意，因为他们行进的队伍高举着本·拉登的巨幅画像。所有成员都是黑人，个个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这让他模模糊糊想起黑豹党来，只不过黑豹党的成员都是少年，不是少年的都有青年标记，是一种青春光晕和悲剧色彩的混合物，而穆罕默德兄弟会的会员是百分之百的成年人，虎背熊腰，肌肉发达，都是在健身房里长时间练习举重、摔跤的人，个个都有当保镖的本领；可问题是给谁当保镖呢？纯粹是人才储备库，有他们在场可以起威慑作用，虽然他们不超过二十人，有可能不足二十，但本·拉登的画像（天晓得怎么搞到的）发挥了多种效应，首先因为是世贸中心爆炸案已经过去将近半年了，高举本·拉登（虽然仅仅是画像）一起游行，那是极端的挑衅行为。当然，不仅法特一人注意到了兄弟会几个人的挑战表现，而且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在追踪他们，采访他们的发言人；而且几家报纸的摄影记者也拍下了那群似乎在要求被压迫人民呐喊的人群。

法特站在远处望着兄弟会的人们。他看见他们跟电视台、地方广播台的记者谈话，看见他们在喊叫，在人群里前进，便尾随其后。没等游行队伍解散，兄弟会的成员便离开了队伍，按照预先制订的方案，向一个街口走去。那里有两辆厢式货车等候他们。直到这时法特才发现他们不到十五个人。他们在跑步。法特向他们跑去。到了他们跟前，他说要为自己的杂志采访他们。他们谈话的地点在那两辆厢式货车旁边，一个小巷里。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物，高大、肥胖，剃光了头发，问法特替哪家杂志工作。法特说了。那人带着嘲笑的表情看看法特。

他说：“你这个什么操蛋杂志没人看啊。”

法特说：“这是属于兄弟们的刊物。”

那家伙依然笑着说：“这个操蛋的兄弟杂志只能让兄弟们感到讨厌。它已经成古董啦。”

法特说：“我不这么认为。”

一个中国厨师的助手出来扔垃圾袋。一个阿拉伯人站在街口看着他们。远处有陌生面孔出现，就在法特这样想的同时，那个头领人物告诉了他几天后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见面时间和地点。

法特没有爽约。兄弟会三个成员和一辆厢式货车在等着他。他们转移到贝切斯特大街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那个光头胖子在等候他们。胖子说他叫卡里。其他人没有说名字。卡里谈起了圣战。法特说：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圣战是什么玩意儿？卡里说：圣战说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嘴巴已经说得口干舌燥了。圣战就是哑巴说话的方式，就是失去说话权利的言说，就是从来不会言语的人们的话。法特问：你们为什么要游行反对以色列呢？卡里说：因为以色列人压迫我们。法特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参加三K党。卡里说：这是犹太人企图要我们相信的话。实际上，三K党遍布世界各地。在特拉维夫，在伦敦，在华盛顿。三K党的很多头目就是犹太人。一向如此。好莱坞里面挤满了三K党的头目。法特问：有哪些人？卡里提醒他：下面说的话不许发表！

卡里说：“犹太富豪都有犹太律师。”

法特问：“哪些人？”卡里点了三个导演和两名演员的名字。接着，法特来了灵感，他问：伍迪·艾伦是三K党吗？卡里说：是。你看看他导演的影片吧！那里有黑人兄弟吗？法特说：没见过几个。卡里说：一个也没有！法特问：你们为什么高举本·拉登的画像？因为本·拉登第一个意识到当前斗争的性质。接着，他俩谈起本·拉登是无罪的，谈起了珍珠港，谈起了攻击世贸双子塔对某些人的好处。卡里说：得到好处的人是在交易所工作的，是在办公室存有风险证券的，是军火商，他们需要一次这样的行动。法特说：按照你们的说法，穆哈默德·阿塔［7］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卧底。卡里问法特：那么穆哈默德·阿塔的尸体在什么地方？谁能肯定穆哈默德·阿塔就在其中一架飞机里呢？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阿塔已经死了。他在刑讯中被打死了，或者给了他脑后一枪。我想后来他们把阿塔的尸体切成碎快，把骨头磨成粉末，弄成鸡粉的样子。我估计后来把他的骨粉装入木盒，填满水泥，扔到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地里了。对付阿塔的其他同志，他们也是如法炮制。

法特问：驾驶那两架飞机的是谁呢？是三K党的疯子、中东疯人院的无名患者、被催眠后准备自杀的志愿者。这个国家每年有几千个人失踪，没人打算去找。后来，他俩谈起了古罗马人、古罗马竞技场、狮群吃掉的第一批基督徒。法特说，狮子咽不下去咱们黑人的肉。

第二天，法特在哈莱姆区的一个地方拜访了兄弟会的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什么易卜拉欣，一个中等身材、满脸疤痕的男子，由他详细介绍兄弟会在居民区从事的慈善活动。他俩在小区旁边一家咖啡馆里共进晚餐。一位妇女在一个小伙子帮助下照看咖啡馆，厨房里有个老头不停地唱歌。黄昏时分，卡里也来参加采访。法特问二人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他俩说，在监狱里。在监狱里，黑人兄弟就互相认识了。三人谈到哈莱姆区里另外一些穆斯林组织。对这些组织，易卜拉欣和卡里的看法不太好，但是二人极力不夸大其词且表示欢迎的态度。优秀的穆斯林迟早会来找穆罕默德兄弟会的。

分手前，法特对二人说当局可能永远不原谅兄弟会高举本·拉登画像游行的事。易卜拉欣和卡里大笑起来。法特觉得二人笑的模样像两块晃动的黑色岩石。

易卜拉欣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卡里说：“现在他们可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了。”

部门主任要求法特忘掉报道穆罕默德兄弟会的事情。

主任问：“那些黑人有多少啊？”

法特答：“大约二十人。”

主任说：“二十个黑人里至少有五个应该是联邦调查局卧底的特工。”

法特说：“可能更多吧。”

主任问：“关于他们，有什么能让咱们感兴趣呢？”

法特说：“愚蠢。还有变来变去自己打垮自己的各种形式。”

主任问：“法特，你变成受虐狂啦？”

法特承认：“可能吧。”

主任劝他：“你应该多操女人，多出门，多听音乐，找朋友多聊天。”

法特说：“我考虑过了。”

“考虑什么？”

法特说：“多操女人！”

主任说：“这种事情不用考虑，要干！”

法特说：“总得先想想吧。”接着，又加了一句：“我写兄弟会的报道，开绿灯？”

主任摇摇头。

主任说：“别说啦。如果你愿意的话，写吧！写了卖给一家哲学杂志，一家城市人类学杂志；或者写成电影剧本，让他妈的斯派克·李拍片。但是，我可不想发表它。”

“行。”法特说。

主任说：“真他妈烦人！这些婊子养的居然高举本·拉登画像游行。”

法特说：“总该有点勇气。”

“那勇气得装上钢筋水泥。另外还应该特别傻。”

法特说：“里面肯定会有警察卧底。”

主任说：“都一样。无论有没有卧底都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法特问。

“说明咱们生活在一个狂人世界里。”主任说。

主任一来电话，法特就解释了圣特莱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简要说明了报道的内容。法特说到了妇女被害的案子，有可能所有的罪行就是一两个人犯下的，这样就把这两人罪犯变成了系列杀人的最大凶犯；他还说到了贩毒集团、边境的状况、警察的腐败、城市无节制的发展；他向主任保证只要一周的时间就可以调查出需要的材料，然后立即返回纽约，用五天可以写好报道。

主任说：“法特，你在那里的任务是报道那倒霉的拳击赛。”

法特说：“拳击赛就是一个小故事。这篇报道要高级多了！我提供的内容可丰富多了。”

“你在提供什么？”

法特说：“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画像啊，是墨西哥当前形势的aidemémoire［8］，是边疆全貌，是头等的侦探小说啊。”

主任问他：“一个什么aide-mémoire？黑人，这是法语吗？你什么时候又会法语了？”

法特说：“我不会法语。可我知道这是个倒霉的aide-mémoire。”

“我也知道什么是倒霉的aide-mémoire。”主任说，“我还知道merci［9］、au revoir［10］以及faire l' amour［11］。同样，我还知道coucher avec moi［12］，你记得那首歌吗？‘voulez-vous coucher avec moi, ce soir？’［13］我想你这个黑人愿意coucher avec moi，可是首先要说voulez-vous（您愿意吗？），这是首要条件。明白吗？你必须先说voulez-vous，否则要倒霉啦。”

法特说：“这里有可以做大文章的材料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兄弟卷进这件事了？”

法特问：“你说的什么臭事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黑人处境危险呢？”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重要的报道。”法特说，“而不是黑人区里的骚乱。”

“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倒霉的黑人兄弟。”主任说。

“没有任何黑人兄弟，但是有二百多被杀的墨西哥妇女，婊子养的！”法特说。

主任问：“孔特·皮凯特的胜算有多少？”

法特说：“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黑屁股眼儿吧！”

主任问：“你见到孔特的对手了吗？”

“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阴阳人屁眼儿吧！”法特说，“你去求孔特替你盯着那对手吧！因为只要我回纽约就会踢爆你的屁股！”

主任说：“黑鬼，完成你的活计，别拿出差费作弊啊！”

法特把电话给挂了。

一个身穿牛仔裤和粗皮夹克的女子站在他身边微笑。她戴着墨镜，肩挎优质提包和一架照相机。样子像游客。

她问：“您对圣特莱莎杀人案感兴趣？”

法特看了她一眼，很久才明白她刚才听见了他的电话内容。

“我叫瓜达卢佩·龙卡尔。”她说着伸出手来。

法特握了握，手很柔嫩。

“我是记者。”瓜达卢佩·龙卡尔等法特一松开手就说道，“我不是来报道拳击赛的。这种打来打去的玩意儿，我不感兴趣，虽说有很多女人觉得拳击很性感。说实话，我觉得拳击低级、庸俗、没意思。您不这么认为吗？莫非您喜欢看两个男人互相殴打？”

法特无所谓地耸耸肩。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好吧，我无权评判您的体育爱好。实际上，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拳击，理由我刚才说过了，也不喜欢足球，也不喜欢篮球，也不喜欢田径。也许您会问，在这么一个住满了体育记者的旅馆里，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不住在另外一个比较安静的旅馆？那样每当我下楼去酒吧或者餐厅，不就可以不听那些老早以前悲惨的大赛故事了吗？如果您陪我去我预订的餐桌，咱俩喝上一杯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原因。”

法特跟在她身后走着，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这会不会是陪着一个女疯子或者也许是个妓女，可瓜达卢佩·龙卡尔一点不像疯子和妓女，虽说实际上法特根本不知道疯子或者墨西哥妓女究竟什么样。可她也不像记者。二人在旅馆的露天茶座坐下，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座正在建筑的十层楼房。龙卡尔冷漠地告诉法特：那楼房也是旅馆。有几个工人靠在钢梁上，或者坐在砖堆上，也在望着他俩，但这是法特的猜想，因为他没办法证实，因为那些工人在盖了一半的楼上活动的身影实在太小了。

龙卡尔说：“我刚才说了，我是记者。我在首都一家大报社工作，住在这家旅馆是因为害怕。”

法特问：“怕什么？”

“什么都怕。一旦您做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有关系的工作，那最终会感到害怕，什么都怕。害怕有人揍你。害怕绑架。害怕折磨拷打。当然有了经验以后，害怕的程度会减轻。可是，现在我没经验啊。缺乏经验。我的毛病就是没经验。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份是秘密记者。能有这种说法吗？现在妇女被杀案的全部情况我都了解了。可说实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星期前这还不是我的选题呢。那时不知道情况，一个字也没写过杀害女人的事。突然之间，在我完全没料到，也不想知道的情况下，报社在我案头放下了一堆被杀妇女的卷宗，把案子给了我。您想知道为什么交给我吗？”

法特点点头。

“因为我是女人，我们女人不能回绝委托的事情。当然，此前，我已经知道出差的去向和我前任的下场。报社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老早就出了名。也许您知道案情。”法特摇摇头。“我的前任被杀了。因为他卷入得太深，就被害了。不是在这里圣特莱莎，而是在首都啊。警方说，涉及另外一起结局很惨的盗窃案。您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到一个街角后停下来了。上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用了一阵工夫兜圈子，绕着不同的自动取款机行驶，把我前任信用卡的钱全部取出，然后开到郊外，把他乱刀捅死了。他不是第一个因为写的东西而被害的记者。在他留下的文件里，我发现了另外两个被杀记者的材料。一个是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在首都被绑架；另外一个是为亚利桑那一家名叫《种族》的报纸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他失踪了。这两位都在调查圣特莱莎妇女被杀事件。我是在新闻系里认识女播音员的。我俩不是朋友。可能一辈子就说过两句话。但我认为我认识她。在杀害她之前，她被强奸和毒打过。”

法特问：“就在这里？圣特莱莎吗？”

“嗨，不是，就在首都啊！凶手们的胳膊很长、很长。”龙卡尔说道，声音像做梦。“从前我在地方新闻部工作。我从来不在自己写的简讯上署名。对外，我绝对是个陌生人。我的前任被害后，报社里两个大头目来看我。他俩请我吃饭。那时我以为什么事情办坏了呢。以为他俩之中有人打算跟我睡觉。他俩我一个也不认识。知道他俩是什么人，不过从来没跟他俩说过话。饭菜令人愉快。他俩规规矩矩，很有教养；我呢，心明眼亮，冷静观察。本来以为他俩会给我留下坏印象。后来，我们回到了报社，他俩让我跟着，说是有要紧事谈谈。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俩开门见山就问我希望不希望涨工资。那时，我已经觉出事情有些奇怪，本想说不希望。可我还是说了希望。于是，他俩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一个数字，正是我当地方新闻记者的工资数额；然后，他俩看看我，说出另外一个数字，相当于给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我险些乐得跳起来。后来，他们把我前任收集的卷宗送到我案头，告诉我从今以后我惟一的工作就是管圣特莱莎妇女被杀案。我意识到如果我后退，那一切就都丢了。我轻声问他俩为什么要我干这个。一个头头说因为没人认识你嘛。”

龙卡尔发出一声长叹。法特冲她理解地笑笑。二人又要了威士忌和啤酒。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已经不见了。龙卡尔说：我喝得太多了。

龙卡尔说：“自从我看了我前任的卷宗后，就总是猛喝威士忌，比从前喝得多，还喝伏特加和龙舌兰，如今又发现了索诺拉龙舌兰，我也上了瘾。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有时，我紧张得难以控制。当然，您可能听说过我们墨西哥人从来不害怕什么。”她笑了。“撒谎。我们害怕的事很多，但是很会掩饰。比如，我来到圣特莱莎以后，简直怕死了。从埃莫西约飞到这里的空中，我甚至不在乎飞机爆炸，因为人们说了，那样死得快。幸亏一个首都的同事给了我这家旅馆的地址。他说他要来胜地旅馆报道拳击赛；还说，如果我混在这么多体育记者堆里，谁也不敢碰我。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问题是，比赛一结束我不能跟记者一起走，还得在圣特莱莎逗留几天。”

法特问：“为什么呢？”

“我得采访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他是您的同胞。”

法特说：“我不知道这事。”

龙卡尔问他：“要是您不知道这事，那怎么想写这杀人案的文章呢？”

“我本打算搜集信息的。在刚刚您听见的电话内容里，我要求的就是多留下一段时间。”

“我的前任对这事知道很多。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总体想法。生活让人伤心得简直没法忍受，您说是不是？”

龙卡尔用两个食指揉揉太阳穴，好像忽然间头疼起来了。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法特没听清楚；然后，她要招唤服务员。可是，他和她是在露天茶座上。她发现周围没人时，打了个冷战。

她说：“我得去监狱看他。这个主要嫌疑人、您的同胞，几年前就进了大牢。”

法特问：“他怎么会是主要嫌疑人呢？据我所知，有人在继续杀人。”

龙卡尔说：“这就是墨西哥的神秘之处。您愿意陪陪我吗？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访吗？说真的，要是有个男人陪着我，我可能会放心一些。这想法与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我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您是不是反对女权主义者？在墨西哥，搞女权主义是困难的。如果你有钱，还不太难。如果属于中产阶级，那就困难了。一开始，不太难，当然起初容易，比如在大学里，非常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困难。您要知道，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女权主义惟一的魅力就在年轻人里。但这里的女人衰老得很快。外界让我们衰老得快啊。幸亏我现在还年轻。”

法特说：“您相当年轻啊。”

“即使这样，我还是害怕。所以需要别人陪着。今天上午，我开车绕圣特莱莎监狱兜了一圈，差点癔病发作。”

“这么可怕吗？”

龙卡尔说：“简直像在梦里。像是一座活监狱。”

“活监狱？”

“不知道怎么给您解释才好。比如说，比一座单元楼房要活。活得多。您别惊讶我要说的话，这就像一个被大卸八块的女人。但是，她还活着。可在她的体内生活着囚犯。”

法特说：“明白。”

“不，我想您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反正都一样。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给您提供了解杀人案主要嫌疑人的机会，交换条件是您陪着我，保护我。这是公平合理的交易。成交吗？”

法特说：“行。您太客气了。我还不明白的是您在害怕什么，监狱里没人敢碰您啊。至少从理论上讲，囚犯不会伤害您。他们只会互相伤害。”

“您一定从来没见过那个主要嫌疑人的照片。”

法特说：“没有。”

龙卡尔看看天空，笑了。

她说：“您觉得我像个疯子吧。或者像个风尘女子。但我不是。只是紧张，惟一的原因是喝得太多了。您以为我想拉您上床吗？”

“不，不会。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情况。”

“在我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张照片。有些是那个主要嫌疑人的。具体说，有三张。都是在监狱里拍的。其中两张，那美国鬼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骂人，可能是坐在一间会客室里，他望着镜头。他头发金黄，眼珠碧蓝，蓝得像盲人。在第三张照片上，侧身站着，望着旁边。他又高又瘦，很瘦，但不虚弱，一点也不。他长了一张幻想家的脸。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他在监狱里，可不像不舒服的样子。我没有这样的印象。也不像平静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像是生气。那是一张梦幻般的面孔，但是在快速做梦。他的梦比我们的梦超前。这让我害怕。明白吗？”

法特说：“说真的，不明白。但是，我跟您一起去采访他。”

龙卡尔说：“太好了。后天上午十点我在旅馆门口等您。行吗？”

法特说：“上午十点，我一定到。”

龙卡尔说：“十点整。Okay！”

然后，她握握法特的手，离开了露天茶座。法特注意到她走得摇摇晃晃。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法特跟坎贝尔一起在胜地旅馆的酒吧喝酒度过。二人抱怨体育记者这个职业，说是普利策奖从来不会从这个黑洞里钻出来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体育记者除去见证一点偶发事件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价值。后来，他俩开始回忆大学时光，法特是在纽约大学度过的，坎贝尔是在爱荷华州的苏城大学度过。

坎贝尔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棒球和伦理学。”

在一刹那间，法特想像着坎贝尔跪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怀抱《圣经》哭泣的样子。但是，后来坎贝尔谈起了女人，谈起史密斯兰镇上的酒吧，那是小苏城河旁边一家高级乡村旅馆；要先到达史密斯兰镇，然后继续向东走上不多几公里，酒吧就在树下，那里的姑娘经常招待农民和从苏城开车来的大学生。

坎贝尔说：“我们经常要干的就是那么几件事：先是跟姑娘性交，然后到院子里玩棒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天黑以后，我们一醉方休，在酒吧的拱廊里唱牛仔歌。”

可是，与此相反，法特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很少酗酒，不去嫖娼（实际上，他一辈子也没花过钱找女人），而是利用全部空闲时间打工和读书。每个星期六，他去创意写作工作室一天，有一段时间，不长，不超过几个月，他想自己能从事文学创作，可是领导工作室的那位作家有一天告诉他最好集中精力学习新闻写作。

但这事他没告诉坎贝尔。

夜幕降临时，丘乔来把法特接走了。法特发现丘乔没邀请坎贝尔同去。不知为什么，这让法特既高兴又不高兴。有一阵工夫，二人漫无目的地在圣特莱莎街道上兜圈子；这让法特感觉丘乔有话要说，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夜间的灯火改变了丘乔这个墨西哥人的模样。他的面部肌肉紧张。法特觉得他侧影丑陋。到那时，法特才意识到总得返回胜地旅馆，因为他的轿车停在那里。

法特说：“别走远了！”

丘乔问他：“你饿了？”法特说对。丘乔笑了，开始放音乐。法特听见手风琴声和一些人的叫喊声，既不痛苦也不欢乐，而是自给自足、自己消耗自己的能量。丘乔在笑，笑容凝固在脸上，继续驾驶，不看法特，面向前方，仿佛有人在他脖子上安装了一个钢制矫形器，与此同时，号叫声距离麦克风越来越近，法特猜测一张张凶恶的面孔张开嘴巴唱起来了，或者在继续叫喊，但比开始的音量要小，还时不时地高呼“万岁”，天晓得为什么！

法特问：“这是什么？”

丘乔答：“索诺拉的爵士乐。”

等法特回到汽车旅馆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那天夜里他喝醉了，后来酒劲过去了，又喝醉了，眼下站在自己房间门前，酒劲又过去了，仿佛墨西哥人喝的东西不是真正的酒，而是短期催眠药水。有一阵工夫，他坐在汽车的后备厢上，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夜间空气新鲜，天上布满了星星。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母亲在哈莱姆区夜晚不是站在窗前望灿烂的星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想心事，或者在厨房洗碗，与此同时，从打开的电视里传出来黑人和白人的笑声，节目在讲笑话，也许母亲觉得有趣，虽然最大的可能是母亲根本不注意节目在说什么，而是忙于洗刷脏碗、脏锅和刚刚用过的刀叉，法特想：母亲平静地干活，这平静的态度可能意味深长，超过了表面上的平静；也许这平静就是平静和疲劳，就是平静和燃烧的灰烬，就是平静、安宁和梦想，最后就是梦想，就是源泉，也是平静的栖息之地。于是，法特认为，那平静就不是单纯的平静了。或者说，我们关于平静的概念是错误的，或者说，平静的领域实际上只是运动指示器，加速或者减速，视情况而定。

次日下午两点，法特方才起床。他想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睡觉前曾经感觉不舒服，呕吐过。他看看床铺四周，又去卫生间瞅瞅，一丝呕吐的痕迹都没有。可是，睡觉的时候曾经起床两次，都闻到了呕吐的臭气啊，一种从房间各个角落跑出来的腐烂气息。那时，他太累了，懒得起床去打开窗户，接着又继续睡下去了。

眼下，臭气已经消散，没有丝毫昨夜呕吐的痕迹。洗了淋浴，穿上衣服，一面盘算着晚上比赛之后驾驶轿车返回图森，从那里搭夜班飞机去纽约。他不准备赴龙卡尔的约会了。既然不能发表，那干吗要去采访一个连环杀害妇女的嫌疑人呢？他本打算从汽车旅馆打电话预订机票，可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从拳击馆或者从胜地旅馆订票。接着，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到行李箱里。他去服务台结账。接待人员告诉他用不着现在结账，如果十二点离开的话，收费是一样的。法特道声谢，把钥匙放回衣袋里，但没有把行李箱从轿车里拿出来。

接待人员问他：“您估计谁赢？”

“不知道。这种比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法特说道，那口气好像一辈子都在做体育记者。

天空湛蓝，偶尔有一丝圆柱形白云从东方飘来，向城市前进。

“像是圆桶。”法特站在服务台敞开的门口说道。

那接待人员说：“是硬性云［14］。只要一到圣特莱莎上空，云彩肯定消散。”

“真奇怪啊。”法特站在门口不动，说道。“硬性就是坚硬啦，来自希腊语的skirrhós，意思是坚硬，用于肿瘤、硬性肿瘤，可这些云彩一点坚硬的样子都没有啊。”

那接待人员说：“没有。这是大气层上面的云彩，只要稍稍上下移动，就会消散。”

法特在北沙拳击馆没有看到人。大门已经关闭。墙壁上还残存着费尔南德斯对阵皮凯特的海报，已经未老先衰。有些已经被撕掉，有些已经被陌生的手贴上了新的海报：在预告即将举行音乐会、歌舞会，甚至还有称之为“国际马戏团”的海报。

法特围绕拳击馆兜了一圈，遇到了一个推着鲜果汁小车的妇女。她留着黑黑的长发，身穿及踝长裙。在水桶和冰桶之间露出两个孩子的脑袋。走到街口，那女人停了下来，开始用钢管搭建遮阳伞。两个孩子从车上下来，坐到人行道上。法特一动不动地看了他们一会儿，望着那条严格来说是荒无人烟的街道。他又走起来后，街口对面又出现一辆小车。法特再次停下来。新来的男人向那女人招手。她勉强点点头，表示看见了，一面开始从车上搬出一些大玻璃罐，一一摆列在一个简易餐柜上。新来的男人卖熟玉米，车上冒着热气。这时，法特发现了拳击馆有个后门，没有找到电铃，于是只好用指关节敲打。两个孩子已经走到玉米车前。那男人拿出两个玉米棒，抹上黄油、奶酪、一点辣椒末，给了两个孩子。法特一面等待门内动静，一面猜测卖玉米的男人可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卖鲜果汁的女人可能是母亲，夫妻关系不好，实际上有可能二人已经离婚，只是出来干活时见面。他想，这显然不现实。接着，再次敲门。里面没人开门。

法特在胜地旅馆见到了准备去报道拳击赛的几乎所有记者。他看见坎贝尔在跟一个打扮像墨西哥人的家伙谈话。他打算走过去，但还没有靠近就发现坎贝尔正在工作，他不愿意打断人家的采访。在柜台附近，他看见了丘乔，远远地向丘乔打了招呼。丘乔身边有三个人，像是从前的拳击手。丘乔的回礼不很热情。法特在露天茶座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有一阵工夫，他望着从桌边起身、拥抱问候，或者从一头向另外一头叫喊的人们；他看见那些随意让人们集合和散开拍照的摄影记者们都在忙碌；看见圣特莱莎的要人来来去去，看见一些他丝毫不熟悉的面孔以及一些年轻女子，她们衣着光鲜、脚踏牛仔靴和阿玛尼时装，看见一些青年眼睛发亮、不说话的坚硬颧骨仅限于摇头或点头；最后法特久等服务员不来，起身走了，一路上推推搡搡，全然不看身后，不理睬两三句西班牙语的骂街，反正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也不足以拦住他的脚步。

法特在城东一家餐厅吃了晚饭，餐桌摆在庭院的藤萝架下。院子尽头，靠近铁丝网的地方，放着三台桌上足球机。法特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看菜单，可是什么也看不懂。然后，他试图分析文字符号闹明白内容。那个招待他的女服务员只是笑一笑，耸耸肩。片刻后来了一个男人，可是他说出的英语更加难懂。法特只听明白了两个词组：面包，啤酒。

随后，那男人走了，只剩下法特自己了。他起身走到藤架尽头，靠近足球机。一队球员身穿白衬衫、绿短裤，黑头发，皮肤雪白像奶油。另外一队身穿红衬衫、黑短裤。两队球员都有大胡子。但最奇怪的是红队球员前额长角。其余的两台足球机也一模一样。

法特看见地平线上有座小山。它的颜色深黄、发黑。他猜测山那边是沙漠，很想去小山那里看看。可是，回头一看，桌子上已经摆了啤酒和一大块厚厚的三明治。他咬了一口，味道不错。怪怪的，有点辣。出于好奇，他打开上面一层面包片：夹层里什么都有。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在椅子上伸伸懒腰。他辨认出藤叶里面有个一动不动的蜜蜂。两股细细的阳光直射在地面。那男人又出现的时候，法特问他怎样才能走到山脚下。男人笑了，说了几句话。法特没听懂。男人连续说了几次：不好看，不好看。

“是不好看吗？”

接着，男人拉着他胳膊，走进一个厨房样子的房间。法特觉得里面整整齐齐、井井有条，贴墙的白瓷砖一尘不染。男人让法特看垃圾桶。

法特问：“小山不好看吗？”

男人又笑了。

“小山是垃圾？”

男人不停地笑着。他左前臂上有个文身是小鸟。小鸟不是飞行中的，不像一般这种类型的文身应该是飞翔状的，而是栖息在枝头，鸟儿很小，可能是麻雀。

“小山是垃圾堆吗？”

男人笑得更厉害了，点点头。

晚上七点，法特拿出记者证走进北沙拳击馆。那条街道上有很多人，有卖食物、饮料和拳击运动纪念品的流动商贩。馆内，垫场子的对打早就开始了。一个墨西哥最轻量级选手与另外一个墨西哥最轻量级选手在对打。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他俩的对阵。人们在买饮料，在聊天，互相打招呼。法特看见拳击台一角有两架电视摄像机。其中一架好像在拍摄中央通道的情况。另外一架的记者坐到了长凳上，正在从塑料袋里掏小糕点。法特看见有人在打赌，看见一个身穿紧身衣的女子被两个比她矮小的男人搂着，那两个男人抽烟，喝啤酒，领带松松垮垮，一面比比划划，好像在做儿童游戏。覆盖走廊的遮篷之上是廉价席位，那里嘈杂声越发厉害。法特决定去更衣间看看，然后再去新闻发布室。在新闻发布室，他只遇到两个墨西哥记者，二人用催问的眼神望着他。二人坐在那里，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在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更衣间门口，他看见了奥马尔·阿卜杜尔。法特跟他打招呼。可是这位陪练假装不认识法特，继续跟几个墨西哥人说话。站在门口的几个人在说什么流血，或者这是法特理解的意思。

“你们在谈什么？”法特问。

一个墨西哥人用英语回答说：“斗牛。”

法特正要走开，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法特先生！他转身一看，见到了奥马尔·阿卜杜尔大大咧咧的笑容。

“黑哥们儿，不理朋友啦？”

法特从近处细看，发现奥马尔颧骨发青。

法特说：“看来莫罗里诺训练得很好啊。”

奥马尔说：“这是职业病吧。”

“能见见你老板吗？”

奥马尔看看身后，看看更衣间的入口，摇摇头，说不行。

“哥们儿，要是把你放进去，那我就得让所有这些二尾子进去。”

“他们都是记者吗？”

“有几个是记者。哥们儿，大部分只是想要跟莫罗里诺照相，摸摸他的手和睾丸。”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没的抱怨，没什么特多的抱怨。”奥马尔说。

“比赛完了以后，你打算去哪儿？”

“当然是庆祝啦！”奥马尔答道。

法特说：“不，不，我说的不是今天晚上，而是所有都结束以后。”

奥马尔微微一笑。这是既信任又挑战的笑容。是柴郡猫［15］的咧嘴一笑，假设它不是在树枝上后仰，而是在空地上、暴雨下面蹲伏。法特想，是个年轻黑人的微笑，不过也是非常美国式的微笑。

奥马尔说：“我不知道。找工作吧，在墨西哥锡那罗亚逗留一段时间，在海边玩玩。走着瞧吧。”

法特说：“祝你好运。”

法特走远时，听见身后奥马尔在说：今天晚上孔特·皮凯特需要好运。法特回到大厅时，另外两个拳击手在台上，观众席上差不多没有空位子了。他穿过中央通道，向记者席走去。他的位子已经让一个胖子给占了。胖子不解地望着他翕动的嘴巴。法特拿出入场券给胖子看。胖子也拿出入场券给法特看。二人的号码一模一样。法特笑了，胖子也笑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选手用一记钩拳把对手打倒在地。很多观众起立呐喊。

“怎么办啊？”法特问胖子。后者耸耸肩，眼睛继续盯着裁判数数。倒地的选手站起来了。观众再次呐喊起来。

法特冲胖子摆摆手，走了。重回中央通道的时候，法特听见有人喊他。四处张望，可没看见人。几个人在喊：法特！法特！法特！刚刚站起来的选手抱住了对手。后者试图摆脱对方的拥抱，一面后退一面连击对方腹部。法特听见有人喊他：法特！这里呢。这里！裁判把扭在一起的双方拆开。刚刚站起来的那个选手摆出要进攻的架势，实际上缓缓后退，等候铃铛敲响。他的对手也退了几步。前者身穿白色短裤，脸上有血；后者穿黑、紫、红条格短裤，他似乎奇怪对方为什么还不倒下。有人喊：法特！法特！我们在这儿啊！铃铛响了以后，裁判走到白短裤选手一边，用手势让医生上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上台检查了白短裤选手的眉毛，说可以继续比赛！

法特转身打算找到叫他名字的人。这时，大部分观众已经从各自的座位站起来了。法特谁也看不见。第二回合一开始，穿花格短裤的选手决心把对手击倒在地，争取胜利。在前几秒里，对手已经被打中面颊，但是抱住了花格短裤。裁判将二人扯开。花格短裤的肩膀上染上了对手的鲜血。法特慢慢向拳击台旁边的席位走去。他看见坎贝尔正在阅读一本篮球杂志，看见另外一个美国记者漫不经心地记笔记。一个电视摄影师已经在三脚架上装好了摄影机，站在一旁负责照明的小伙子嘴里嚼着口香糖，时不时地看看坐在第一排一位小姐的双腿。

法特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以为是个金发女郎在冲他摇晃双手。这时，身穿白短裤的选手又一次倒下了。牙套跳出嘴巴，越过拳击台，恰好落到法特身边。刹那间，法特本想弯腰捡起牙套，可他觉得恶心，没有动弹，继续望着倒地选手那乏力的身躯，那选手在听着裁判数数，接着，他没等裁判数到“9”就重新站立起来了。法特想：这小子不带牙套就要比赛了。于是，连忙弯腰寻找，可是没有找到牙套。他纳闷：谁捡走了呢？我没动弹，也没看见别人动弹，会是哪个鬼东西捡走了破牙套呢？

广播通知这一对选手比赛结束之后，响起来法特熟悉的一首歌曲，那是丘乔说过的索诺拉爵士乐。廉价席位上的全体观众发出一阵欢呼声，随即合唱这首歌曲。高高地站在北沙拳击馆席位上的三千名墨西哥人同声高唱同一首歌曲。法特试着看看观众，可是灯光聚焦在中央，观众席一片黑暗。他感觉那歌声十分严肃和富有挑战意味，是从黑暗里发出的战争进行曲。严肃之中，只有绝望和死亡；而挑战之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种辛辣的幽默情绪、一种只根据自己需要和梦想而存在的幽默，而不在意这样的梦想持续多长时间。这就是索诺拉爵士乐啊。下面的席位上也有人在唱歌，但人数寥寥。多数人愿意聊天，或者喝啤酒。法特看见一个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孩向通道下面跑去。看见那个出售啤酒的人向通道上方走去，一路唱着同一首歌。一个双臂叉腰的女人在笑一个矮个子、有小胡子的男人。那男人喊叫着什么，可是听不清楚他的声音。几个男人扎堆聊天，但给人的印象只是嘴巴动弹（嘴巴只是表示轻蔑或者冷漠）。有个人望着地面，自言自语，傻笑。好像人人都很快活。恰恰在这个时候，法特仿佛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一样，明白了：几乎所有在拳击馆的人们都以为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会胜利。是什么让他们这样认为呢？开始，他以为自己知道原因，但是这想法很快就像水一样从手缝里溜掉了。他想：这样更好，那想法溜走的阴影（又是个愚蠢想法）有可能一巴掌把他打翻在地。

法特终于看见丘乔他们了。丘乔打手势要法特过来和他们坐到一块。法特认出丘乔旁边那个金发女郎了。此前，他见过这女子，但现在她穿着要好许多。法特买了一瓶啤酒，从人群中挤了过去。金发女子吻吻法特的面颊。她告诉他她名叫罗莎·门德斯。他已经忘了这个名字。丘乔把另外两位介绍给法特：一位是胡安·科罗纳。法特猜测这又是一位记者。另外一位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名叫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丘乔说：至于这位嘛，你是认识的，录像带大王——查理·克鲁斯。查理跟法特握握手。查理是惟一坐在原地不动的人，漠然地对待着拳击馆里的活动。人人衣冠楚楚，好像个个准备赛后参加隆重庆典。旁边有个空位子。大家拿开上面的西装、夹克之类的衣服，法特落座。法特问大家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丘乔在他耳边说道：“对，本来一直等一个女朋友，结果最后跑了。”

法特说：“她来没问题。我可以让位。”

“用不着，伙计。留下来跟朋友们在一起吧！”

胡安·科罗纳问法特是美国什么地方的人。法特说：纽约。什么工作？记者。胡安·科罗纳说完这几句之后，他的英语没词了，问不了别的事情。

罗莎·门德斯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黑人。”

查理把罗莎·门德斯的话翻译成英语。法特笑了。罗莎·门德斯也笑了。

她说：“我喜欢丹泽尔·华盛顿［16］。”

查理把她的话翻译成英语。法特又笑了。

罗莎·门德斯说：“我从来没有黑人朋友。我在电视上见过黑人，有时街上也有。但街上黑人不多。”

查理告诉法特：罗莎·门德斯就是这个样子，是好人，有点单纯。法特不明白这“有点单纯”是什么意思。

罗莎·门德斯说：“说实话，墨西哥有黑人，很少。这很少的黑人生活在韦拉克鲁斯。你去过韦拉克鲁斯吗？”

查理翻译了。他说，罗莎·门德斯想知道他是不是到过韦拉克鲁斯。

法特说：没有，从来没去过。

罗莎·门德斯说：“我也没去过。路过一次，那时十五岁。可是什么都忘了。好像我在韦拉克鲁斯出了什么坏事，大脑把那次的经历都给抹掉了。明白吗？”

这一次翻译的人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她翻译的时候，不像查理那样微笑，而是非常严肃地仅限于把另外一个罗莎说的话翻译出来。

“明白。”法特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明白。

罗莎·门德斯望着法特的眼睛。让他无法说出这女人是在消磨时光，还是要告诉他什么内心的秘密。

罗莎·门德斯说：“我大概是出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确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知道自己到过那里，可是没有几天，也许就两三天吧，可是对那座城市，脑海里毫无印象了。你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法特想，可能发生过。不过，他没承认，而是问她是不是喜欢拳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翻译了这个问题。罗莎·门德斯说有时喜欢，只是有时觉得刺激，尤其是漂亮选手比赛的时候。

“你呢？”法特问懂得英语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都一样。我这是第一次来看这玩意儿。”

“你是第一次？”法特问。他忘了自己也不是什么拳击行家。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笑着点点头。后来，她点燃一支香烟。法特趁机看看别处，于是遇到了丘乔的目光：那样子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他似的。丘乔低声在他身边说：这可是美人啊。法特说：真热。一滴汗珠正从罗莎·门德斯右边太阳穴滑落。她穿着低胸上衣，可以看见里面两个高耸的乳房和乳白色奶罩。罗莎·门德斯说：咱们预祝莫罗里诺胜利吧！查理、法特和罗莎·门德斯碰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用个纸杯加入到干杯的行列。纸杯里可能是水，可能是伏特加，可能是龙舌兰。法特本想问她是什么。但他立刻觉得这个问题太不理智了。对这种女人，可不能问这种问题。丘乔和科罗纳一直站着，好像还希望空位子上的姑娘能出现。罗莎·门德斯问法特是喜欢还是特别喜欢圣特莱莎。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充当翻译。法特没弄明白这问题的意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法特心想这笑容像仙女。他觉得啤酒味道不好，越来越苦，越来越温热。他很想尝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杯子里的饮料。可是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他问：“喜欢或者特别喜欢，哪个是正确答案？”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我认为是特别喜欢吧。”

法特说：“那我就说特别喜欢。”

罗莎·门德斯问法特：“你看过斗牛吗？”

法特说：“没有。”

“足球呢？棒球呢？去看过我们的篮球比赛吗？”

“你朋友对体育很有兴趣啊！”法特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兴趣不大。就是尽量给你找话题罢了。”

法特想，仅仅是为了找话题吗？行啊，仅仅是装做白痴，要么本来性格如此。不，不，仅仅是友好而已。不过，他直觉感到有别的原因。

法特于是回答罗莎·门德斯：“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你不是体育记者吗？”罗莎·门德斯问道。

法特想，啊，原来如此！她既不是装蒜，也不是性格使然，也不是什么友好表示，是她认为我是体育记者，就应该对这些赛事感兴趣。

“我是临时客串的体育记者。”法特说。接着，他给两个罗莎和查理说明了那位正式记者死亡的事情，以及上司如何派遣他来报道皮凯特和费尔南德斯比赛的经过。

查理问道：“那你专门写什么呢？”

法特答道：“政治。影响美国黑人社区的政治问题。还有社会问题。”

罗莎·门德斯说：“这肯定很有趣。”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一面翻译，法特一面望着她漂亮的嘴唇。他感觉和美女在一起真幸福。

比赛很短。首先出场的是孔特·皮凯特。场上响起一片礼节性的欢呼声。有些人哄闹。随后，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上场了。全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第一回合，双方互相摸底。第二回合，皮凯特发动进攻，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把对手击倒在地。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直挺挺地躺在拳击台中央的帆布地板上，一动不动。他的助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台角。由于他没恢复知觉，救护队员跑进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孔特·皮凯特举起一只胳膊，不十分起劲；在自己人簇拥下走了。观众们慢慢退场。

他们在一家名叫“玉米饼王”的餐厅里吃了晚饭。餐厅入口处有幅霓虹灯画：一个头戴巨大王冠的孩子骑在一头毛驴上，每隔一段时间毛驴就扬起前蹄，企图把孩子甩下去。孩子一直不倒，尽管一手拿着玉米饼一手举着骑鞭。餐厅里装修得像麦当劳，虽然这有点刺眼。椅子不是塑料的，而是草编的，桌子是木制的。地面上铺了大块碧绿瓷砖，砖面上有沙漠风景和玉米饼王的生活场景。天花板上吊挂下来一些糖果瓷罐，上面画着小国王的其他冒险故事，其中总有毛驴相伴。有些画面属于寻常生活：孩子、毛驴和独眼老太婆，或者孩子、毛驴和水井，或者孩子、毛驴和一锅菜豆。另外一些画面则非同寻常：有些画面上，孩子和毛驴落下悬崖；有些画面上，孩子和毛驴被捆绑在火葬的柴堆上；甚至有个画面上，孩子用手枪对准了毛驴的头。好像玉米饼王不是餐厅的名字，而是一个动漫人物，而法特从来没机会看过。但在一家麦当劳里的感觉十分明显。或许年轻的男女服务员身穿军服（丘乔告诉法特这身打扮像联邦军）加强了这种感觉。毫无疑问，联邦军可不是常胜军。这些服务员虽然面带微笑望着顾客，却掩饰不住他们神情的十分疲惫。有些服务员好像迷失在这座玉米饼王之家的沙漠里。有些十四五岁的少年服务员徒劳地跟一些顾客开玩笑，这些客人有的单个、有的成双，样子像政府官员或者警察，他们看那些少年的眼色可不是准备开玩笑的。有几个女孩眼睛红肿，脸蛋不像真的，而是隐约在梦中见过。

法特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个地方像地狱。”

“说得对。”她亲切地看看法特。“不过，饭菜不坏。”

法特说：“我食欲都没了。”

“只要玉米饼一端上来，食欲马上就会回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但愿如此吧。”法特说。

此前，他们是分乘三辆车来到这家餐厅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在丘乔的车上。查理和罗莎·门德斯坐在沉默寡言的科罗纳车上。法特独自驾驶自己的轿车，紧跟在那两辆车后面。在城里兜圈子的时候好像转来转去没尽头，法特不只一次打算按喇叭永远脱离车队，因为虽然准确的原因说不出来，却依稀感觉到这次出行荒唐、幼稚，所以打算转道去胜地旅馆撰写刚刚看到的拳击比赛。或许坎贝尔在旅馆，能给他讲讲不明白的问题。尽管他仔细想想，实在没什么不懂的地方。皮凯特会打，而费尔南德斯不会，就是这么简单。或者，更好的方案是不去胜地旅馆，而是直接开向边境，开向图森，开向飞机场，肯定可以找个网吧写报道，累了以后，不再考虑写的内容，直飞纽约，到了那里就可以重新感受到现实的坚固了。

但是，法特没去机场，而是跟着车队前进，三辆轿车在一座别人的城市里兜风；他有点怀疑如此转圈是何目的，他会厌倦的，会脱离车队，虽然是他们几个邀请他，跟他说：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然后，你就回美国啦。这是最后一次吃墨西哥晚餐，缺乏说服力和真诚的晚餐，他们是嘴巴上好客，是墨西哥客气话，他应该表示感谢（要衷心地啊！），然后，有尊严地沿着一条行人不多的大街离去才对。

可是，他却接受了邀请。他说：好主意。我饿了。咱们一块吃饭，吃些绿色食品。尽管他看见丘乔眼睛里的表情发生了变化，看见科罗纳望着他的表情变得更加冷淡，仿佛要用冷漠的眼神把他轰走，或者是好像是把墨西哥选手的失败归罪于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吃点特色菜肴。他说：这是我在墨西哥最后一夜了，如果咱们吃墨西哥饭，你们觉得怎么样？只有查理觉得这在一起吃晚饭的主意有趣；法特想，查理和这两个姑娘尽管说话方式不同，每人都根据自己的性格说话，但是很有可能这两个姑娘就是开心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而查理则相反，他希望在这一直固定、老套的景色里别开生面呢。

法特心里问自己：我干吗要待在这里呢？为什么跟几个刚刚认识的墨西哥人在一起吃玉米饼，喝啤酒呢？他明白：答案很简单，我是为了她啊。他们个个说西班牙语。只有查理跟他说英语。查理喜欢聊电影，喜欢说英语。他说得很快，好像有意模仿大学生，但错误连篇。他提到一个洛杉矶导演的名字，说认识该导演，叫什么巴利·瓜尔迪尼。法特从来没看过瓜尔迪尼导演的影片。后来，他谈起DVD。他说，将来一切都会刻到光盘里，或者类似光盘的更好的东西上，到那个时候电影就消失了。

查理说：只有一种放映功能的电影院都衰老了。你还记得那些老电影院吗？有个大剧场，灯光一熄灭，让你心跳加快。那些电影院过去很好啊，是真正的电影场所，很像教堂，高高的天花板，石榴红色的帷幕，大石柱，铺有旧地毯的通道，底楼包厢，两廊包厢，回廊，顶楼；在建电影院的那个年代，人们看电影是一种带宗教性质的日常生活，有宗教信仰的意味；后来，渐渐地电影院被拆掉，改建成银行、超市或者多功能影城了。查理说，如今仅仅剩下寥寥几个电影院了；今天的多功能影城银幕很小，空间有限，座位非常舒适。一座老电影院的面积可以容纳七个多功能影城。或者十个。或者十五个，看具体情况而定。什么“地狱”的感觉啊，什么电影开演前的“眩晕”感啊，统统不复存在了。在多功能影城里，你不会有什么孤独感的。根据法特回忆，后来查理谈起了宗教的目的。

宗教的目的无论从何说起，对于查理都一样；也许是从教堂说起的，因为神甫不再用拉丁文领弥撒了；或者是从家庭说起的，父亲离开了（哥们儿，相信我，是仓皇出逃）母亲。忽然间，宗教神圣的目的跑到电影上来了。拆掉了大电影院，建造起肮脏的多功能影城，更实用和功能性。拆迁工程队用钢球捣毁了老电影院。直到有人发明了录像带。电视屏幕和电影屏幕不是一回事。你家的客厅和宽大的旧时包厢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相似多于不同。首先，通过录像带你可以独自看电影。你把家里的窗户都关上，打开电视机。放入录像带，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这是第一个必要的条件：你独自一人。房子可能大，可能小，但整个家里只有你一人，即使房子再小，一个人也会显得很大。第二个必要的条件：作好准备，就是说，租好影片，买好饮料、酒菜，确定好看影片的时间，最后坐到电视机前。第三个必要条件：不接电话，不理睬门铃，准备在绝对安静和孤独中度过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第四个必要条件：手持遥控器，看看有无必要重复某些场景。这就是全部条件。这以后一切取决于影片质量和你的心情了。如果一切顺利（往往不都顺利），你就有了宗教神圣感。有人钻进了你心里，睁开了眼睛，看吧！查理一字一顿地说完了这番话。

法特问自己：对我来说，神圣感是什么呢？是面对母亲失踪而感到朦胧的痛苦吗？是对无法感受的认识？是我一看身边这女子就产生的胃痉挛？什么原因是她看我而不是她女友看我就有痉挛的感觉呢？法特想，显然是因为她女友没她漂亮罢了。由此推论，对我来说，神圣感就是美感，就是看见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那么假如忽然间这个又大又脏的餐厅来了一位好莱坞最漂亮的女演员，那我每当偷偷看那女孩一眼，还会胃痉挛吗？或者，反之，一个更美的姑娘、一个公认美女的突然出现，会减轻我的痉挛吗？会把那女孩的美貌降低到她实际的水准吗？她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子，居然周末跟着三个如此古怪的男人和一个更像妓女的女友出来玩耍！法特问自己：我有什么资格认定罗莎·门德斯像妓女呢？难道我有一眼可以认出墨西哥妓女的什么知识？难道我了解什么是纯真，什么是痛苦吗？法特想：我喜欢看录像带。我也喜欢去电影院啊。我喜欢跟女人上床。眼下，我没有固定的伴侣，可我并非不知道有伴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神圣？法特想，我只能感受到实际体验。这是一个应该填补的空白，是我应该平息的饥饿感，是我应该让他们开口的人，以便写完报道，好拿稿酬。为什么我会认为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的这三个男人“古怪”呢？他们有什么古怪之处？为什么我如此肯定一旦好莱坞美女突然出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美丽就会逊色呢？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提前发生呢？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好莱坞女演员一迈进玉米饼王餐厅开始，一切就开始发生了呢？我会怎样？

根据法特模模糊糊回忆，他们到过两个，也许三个歌舞厅。实际上，有可能是四个吧。不，是三个。但他们的确到过第四个地方，不一定是歌舞厅，可也不是私宅。音乐声很响。有个歌舞厅，不是第一家，有院子。那里堆满了汽水和啤酒箱，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天空。天上漆黑，像海底。有一阵工夫，法特呕吐起来了。后来，他笑了，因为院子里有个东西让他觉得好笑。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那东西在活动，在爬向铁丝网。也许是一张报纸。等他返回室内时，他看见科罗纳在亲吻罗莎·门德斯。科罗纳的右手紧紧压在那女子的乳房上。法特路过他俩身边时，罗莎·门德斯睁开了眼睛，望着他的眼神仿佛不认识他。查理这时靠在柜台上跟酒吧经理聊天。法特问查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什么地方。查理耸耸肩。法特重复再问。查理盯着法特的眼睛，说她可能在包房。

法特问：“包房在什么地方啊？”

“在上面。”查理说。

法特从找到的惟一楼梯上去，那是个有点摇晃的钢架楼梯，好像基础有些松动。他觉得像古船上的舷梯。楼梯的终点是一条铺着绿色粗麻地毯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房门。里面传出来音乐。房间里漏出来的光线也是绿色的。走廊中央，站着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瞅了法特一眼后，向他迈了两步。法特以为这小子要攻击他，便作好了心理准备，打算挨上一拳。但是，那小子侧身给他让路后，下楼去了。法特记得，那小子表情非常严肃。随后，法特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丘乔用手机在通话。丘乔身边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写字台上，身穿花格衬衫，打着领结，盯着法特看，那表情在问他要干什么。丘乔看见了那家伙的表情，朝门口望去。

“法特，进来，进来！”他说。

天花板上悬挂的电灯是绿色的。在一扇窗户旁边的扶手椅上，坐着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她双腿交叉，正在吸烟。法特一迈进门槛，她抬头看了他一眼。

丘乔说：“我们在谈一笔生意。”

法特靠在墙上，好像觉得空气不足。他想，这是绿色啊。

他说：“我看见了。”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好像吸了毒品。

法特以为自己回想起什么时候有个什么人宣布今天晚上是他过生日。那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丘乔和查理似乎认识那人。法特在喝龙舌兰的时候，有个女人开始唱《生日快乐》。后来，有三个男人（其中有丘乔吗？）开始唱《明天啦，乖乖》。很多人应声一起合唱。法特身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站在柜台旁。她不唱歌，但是在翻译歌词。法特问她《圣经》里的大卫王跟某人的生日有什么关系。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不知道。我不是墨西哥人，是西班牙人。”

法特想到了西班牙。他正要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是西班牙什么地方的人，看到大厅一角有个男人在扇一个女子耳光。第一下打得女子猛然转头，第二下把女子打倒在地。法特想都没想，就打算冲过去救人。但是，有人拽住他一只胳膊。他转身看看是谁在拽他，却没人了。在歌厅的一角，那打人的男子走到蜷缩在地上的女人，朝腹部就是一脚。法特看见几米之外罗莎·门德斯快活地笑着。科罗纳站在她身边，眼睛望着另外一个方向，表情依然严肃。科罗纳的胳膊搂着罗莎·门德斯的肩膀。罗莎·门德斯时不时地把科罗纳的手拉到自己嘴边，咬他一个指头。有时她咬得太重，科罗纳就轻轻皱眉头。

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个地点，法特看到了奥马尔·阿卜杜尔以及另外一个陪练拳击手。两位陪练在柜台一角喝酒。法特过去跟两位打招呼。那个陪练名叫加西亚，勉强举手应答。奥马尔则相反，满面笑容迎接法特。法特问两位莫罗尼诺·费尔南德斯的情况如何。

奥马尔说：“好，很好。在牧场上呢。”

法特刚要告辞，奥马尔问他怎么还没有回国。

法特没话找话地说：“我喜欢这座城市。”

奥马尔说：“哥们儿，这座城市是臭狗屎啊。”

“可是有美女啊。”法特说。

奥马尔说：“这里的娘儿们分文不值。”

法特说：“那你应该回加州去。”

奥马尔望着法特，连连点头。

奥马尔说：“我想当个操蛋记者。什么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对吧？”

法特掏出一张钞票，叫来酒吧经理。他说：请这些朋友随便喝，我付账。经理拿起钞票，用眼神询问两位陪练喝什么。

奥马尔说：“再来两杯龙舌兰吧！”

法特回到原来的餐桌时，丘乔问他是不是这两位拳击手的朋友。

法特说：“不是拳击手，是陪练。”

丘乔说：“加西亚曾经是索诺拉相当有名气的拳击手。不是很出色，但耐力很好，没人可比。”

法特向柜台尽头望过去。奥马尔和加西亚还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望着一排排酒瓶。

丘乔说：“有一天夜里，加西亚疯了，杀死了自己的妹妹。他的律师设法让人说他是暂时性精神分裂，在埃莫西约监狱只待了八年。出狱后，他再也不想拳击了。有一段时间，他跟亚利桑那的犹太教徒在一起。可是，上帝没给他口才，他就停止布道了，开始在歌舞厅当保镖。直到莫罗里诺的教练洛佩兹来了，于是雇用他当陪练。”

科罗纳说：“那是一对臭狗屎。”

法特说：“对，从比赛的角度说，是两个废物。”

后来，法特记得清楚，是到了查理家中。他是借助录像带的事情想起来的。具体说，是所谓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拍摄的录像带。查理的宅院很大，坚固得像两层地下掩体。这个法特也记得很清楚。他的影子投射到一片空地上。没有花园，但是有可以停放四辆或者五辆汽车的停车场。夜间什么时刻，这一点已经不太清楚了，第四个男人加入到他们行列里来了。这第四个人很少说话，但是当笑不当笑，他都微笑，像是和蔼可亲。皮肤黝黑，有小胡须。他坐在法特的车子上，法特每说一句话，他都笑笑。这小胡子时不时地回头瞧瞧，看看手表。但一句话也不说。

“你是哑巴吗？”法特几次尝试用英语跟他说话之后，问他，“你没舌头？浑蛋，你干吗总是看表啊？”那家伙一成不变地笑笑，点点头。

查理的轿车行驶在前面，随后是丘乔。有时，法特能看见丘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身影。通常是大家都停在红绿灯前的时候，他和她的身影贴得很紧，好像在接吻。有时只看见丘乔开车的身影。有一次，法特试图与丘乔并行，但没成功。

“几点了？”他问小胡子。后者耸耸肩。

在查理的停车场上，一面水泥墙上画着壁画。它长两米，宽三米。是瓜达卢佩圣母像，周围是丰富多彩的风景，有河流、森林、金矿、银矿、石油钻井塔、大面积的玉米和小麦以及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的牲口。圣母伸出双臂，把全部财富拱手让出，换回的是一无所有。法特虽然醉了，却立刻发现圣母脸上有某种不和谐的表情。圣母一眼睁着，一眼闭着。

查理的家有许多房间。有些房间充当仓库，堆放着查理录像带商店的货物，或者是查理的私人收藏品。客厅在一楼，里面有两把扶手椅、两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扶手椅质量很好，但是太旧。地面上铺了带黑色条纹的黄色瓷砖，但是很脏。甚至两块印第安妇女编织的五颜六色地毯都掩盖不了肮脏。一面全身穿衣镜挂在墙壁上。另外一面墙壁上贴着一张50年代墨西哥影片的海报，是装裱在镜框里的。查理告诉法特这是一张真海报，上面的影片十分罕见，这部电影的拷贝已经全部丢失了。在一个玻璃柜里，收藏着酒瓶。客厅一旁有个看样子没用过的房间，里面有最新款式的音箱；还有一个硬纸盒里放着密纹唱片。罗莎·门德斯在纸盒旁边弯下腰来，动手寻找什么。

查理在法特耳边说道：“音乐叫女人发狂。电影叫我发疯。”

查理来到身边吓了法特一跳。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房间没窗户，让他奇怪的是怎么会有人拿这里当客厅呢！尤其住宅这么大，肯定不缺少有光线的房间！音乐声一响起来，科罗纳和丘乔就拉住姑娘们的胳膊离开了客厅。小胡子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看看手表。查理问法特想不想看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拍摄的片子。法特点点头。从扶手椅的位置上看，那小胡子如果不特别扭脖子根本就看不见电影，而实际上，他丝毫不感兴趣。他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偶尔看看天花板。

根据查理的说法，影片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片子里有个老太婆浓妆艳抹，望着镜头，片刻后，嘟囔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哭了起来。法特想，这像是退休的妓女，一个垂死挣扎的妓女。后来，出现一个年轻女子，肤色很黑，消瘦，乳房高耸，坐在床上脱衣服。从黑处冒出三个家伙，先是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接着性交。起初，女子反抗。她直接望着镜头，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法特听不懂的话。接着，她假装来了高潮，叫喊起来。于是，三个家伙本来是轮流占有她的，这时三人一起上阵：第一个插入阴道，第二个插入肛门，第三个插入嘴巴。四人形成的画面就是一幅永动机的图形。观众会猜出这台机器什么时候要爆炸，但爆炸的方式和时间无法预测。这时，那女子真的来高潮了。是预料之外的，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三个男子的体重迫使女子加快了动作。她的眼睛注视着镜头。这时镜头也靠近了她的面部，她的眼神用难以识别的语言说出了无声的内容。刹那间，她全身都似乎熠熠生辉，太阳穴发亮，被一个家伙肩膀遮住了一半的下巴颏、牙齿有了一种神奇的白光。接着，她的肌肉好像脱离了骨骼，纷纷落到那家匿名妓院的地面上，或者消散在空中，留下白森森的骨架，没有眼睛，没有嘴唇，是一个突然开始嘲笑一切的骷髅。后来，出现了一座墨西哥大城市的一条街道，大概是首都吧，那是黄昏时分，雨水冲刷着街道，车辆停在人行道上，商店的门都落下了铁帘，行人为了躲雨而急匆匆地走路。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落满厚厚尘土的车身。政府大楼灯火通明。小公园旁边有公交车站。一棵病树的枝杈无力地伸向虚空。这时那老妓女满面笑容地望着镜头，仿佛在问：我干得怎么样？好不好啊？有抱怨的吗？出现了一个刺眼的红砖楼梯。一块铺了漆布的地面。还是那场雨，但是从房间里拍摄的。一张边缘有榫眼的塑料桌子。杯子和雀巢咖啡瓶。有炒鸡蛋的平底锅。一条走廊。一个女子半裸躺在地上。一扇门。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两个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一面镜子。镜头靠近镜子。带子断了。

影片一放完，法特就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哪儿？”

查理说：“有第二盘带子。”

“罗莎在哪儿？”

查理说：“在某个房间里给丘乔嘬鸡巴呢。”

接着，查理起身，走出房间，回来时拿着那第二盘带子。查理倒带的时候，法特说他得去卫生间。

查理说：“走到头，第四个门就是。可你不是去卫生间，你想找你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爱撒谎的美国佬！”

法特笑了。

“对，也许丘乔需要帮助呢。”他说，样子像半睡半醉。

小胡子一跃而起。查理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之后，小胡子重新惬意地坐到扶手椅上了。法特沿着走廊数数。走到第三扇门时，听见从楼上传来嘈杂声。他一停步，那声音没了。走进卫生间，里面很大，好像从一本建筑杂志里冒出来的一样。墙壁和地面都是白色大理石的。圆形的大浴盆至少可以容纳四人。浴盆旁边有个形状像棺材样的橡木匣子。是个脑袋得放在外面的棺材；法特会说，要不是木匣太窄，可能是桑拿浴用的。马桶是黑色大理石的。马桶旁边有个小浴盆。小浴盆旁边有个半米高的隆起物。法特看不出这家伙是做什么用的。如果绞尽脑汁，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把椅子或者轻便马鞍。他无法想像什么人能拧着身子坐在上面。也许是放小浴盆的毛巾吧。他一面撒尿一面望着木匣和那大理石雕塑。刹那间，他以为那两样东西是活物呢。他身后有一面覆盖整个墙壁的大镜子，让卫生间显得比实际面积大。法特向左面望去，看见了木匣，再转向右面，看见了那个大理石隆起物。一次，他看看身后，见到了自己的后背，看见自己站在马桶前，两侧分别是木匣和表面上无用的轻便马鞍。那一夜如影相随的非真实感有增无减。

法特登上楼梯，尽量不弄出响动。客厅里，查理和小胡子在说西班牙语。查理的声音是平静的。小胡子的声音是尖利的，好像声带萎缩了。刚才在走廊里听见的楼上嘈杂声再度重现。这楼梯通向一个大厅，里面有扇巨大的窗户，有深棕色塑料丝带的威尼斯窗帘罩在上面。法特从走廊另外一端潜入。他推开了一扇门。罗莎·门德斯面部朝下趴在一张军用床上。她穿着衣服和高跟鞋，但好像睡着了，或者酩酊大醉。房间里只有床和一把椅子。地面上与一楼相反，是铺着粗麻地毯的，因此他几乎没有脚步声。他走近罗莎·门德斯，让她转过头来。罗莎·门德斯不睁眼，微微一笑。走到半途，走廊分成两个方向。法特看见有灯光从一扇门的缝隙里露出来。他听见丘乔和科罗纳在争吵，但猜不出缘由。他估计是二人都想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性交。随后，他想或许是为了他而争吵。科罗纳好像真生气了。法特没敲门就进去了。那两人同时回头，脸上露出吃惊和睡意的混合表情。法特想：我现在要尽量装出是个哈莱姆区黑人的样子、一个他妈的危险黑人。

他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哪儿？”

丘乔连忙指指法特此前没看见的角落。法特想：这场面我见过。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双腿交叉，在吸食可卡因。

法特对她说：“我们走吧！”

这既不是命令也不是恳求。他只说，跟他走！但是话里充满柔情。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亲切地一笑，不像是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他听见丘乔用英语说：朋友，走开！在楼下等我们吧！法特向姑娘伸出手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起身拉住他的手。他觉得她的手是温暖的，这温暖让法特回忆起别的场景，但也回想起或者理解了那下流的感觉。一握住她的手，法特才感觉到自己的手是冰凉的。他想：这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垂死挣扎，浑身像冰块。要不是她把手伸给我，我可能会死在这里，他们就得把我的尸体运回纽约。

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法特感觉到科罗纳在抓他胳膊并且举起另外一只手来。他觉出科罗纳手里攥着什么利器。法特猛然转身，使出孔特·皮凯特的招数，从下向上打击科罗纳的下巴。科罗纳如同前面的莫罗尼诺·费尔南德斯一样，一声没吭，轰然倒地。到了这时，法特才发现科罗纳拿着手枪。法特夺下手枪，问丘乔打算干什么。

“朋友，我可不是爱吃醋的人。”丘乔说着双手举到胸前，让法特看他没携带武器。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看看科罗纳的手枪，好像那是成人用品店的玩具。

“走吧！”她听见法特在说。

法特问丘乔：“下面那家伙是什么人？”

“是你的朋友查理啊。”丘乔笑着说道。

“不是，婊子养的。另外那个，有小胡子的。”

“是查理的朋友。”丘乔说。

“这个破地方有别的出口吗？”

丘乔耸耸肩。

法特问：“嘿，伙计，你这事是不是办得太离谱啦？”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对了，后面有出口。”

法特看看地上躺着的科罗纳，好像沉思了片刻。

他说：“车子在车库里。咱们走不能没他。”

丘乔说：“那应该走前门。”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指指地上的科罗纳：“那他呢？他死了吗？”

法特回头看看地上躺着的瘫软肉体。他能看上几个小时啊！

他口气坚决地说：“咱们走！”

三人走下楼梯，经过一个大厨房，里面散发着废弃的气味，好像长期无人做饭；穿过一条回廊，看见院子里有一辆蒙着黑帆布的农用小型卡车，然后进入漆黑的路，最后来到车库门口。点燃两盏屋顶上巨大的荧光灯，法特再次看见了壁画上的瓜达卢佩圣母像。去拉开铁门的时候，法特发现圣母那只睁开的眼睛总是注视着他，无论他躲到那里。他让丘乔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上，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到后排去。开出车库的时候，法特刚好看见小胡子出现在楼梯上面，那目光是正在寻找他们，样子像个生气的孩子。

离开查理的家之后，他们驶入没有铺水泥的街道。不知不觉中，穿过了一片空地，那里散发着杂草和剩饭的臭味。法特停车，用手帕擦擦手枪，然后扔进荒草堆里。

“多美的夜空啊！”丘乔低声道。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和法特都没有说话。

法特把丘乔送到一条灯火通明但荒凉的大街的公交车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挪到前排来坐，在跟丘乔告别的时候，她打了丘乔一记耳光。后来，他和她驶入迷宫样的街道，二人都不熟悉那里的道路，最后终于来到一条直接通向市中心的大道。

法特说：“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像白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表现就像白痴。”

“你不是。我是白痴。”法特说。

二人笑了。在市中心兜了几圈后，他俩进入车流，那些车牌有墨西哥的，也有美国的，大家在离开圣特莱莎。

法特问她：“咱们去哪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说暂时不想回家。经过法特下榻的汽车旅馆时，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继续开往边境，还是留在旅馆？向前开出一百米后，他调头向南，回到旅馆。服务台的人认出了他，问他比赛结果如何。

法特说：“莫罗里诺输了。”

“合乎逻辑啊。”服务员说。

法特问他的房间是不是还空着。服务员说是的。法特伸手掏钥匙给服务员看。

“对，就是这一间。”

法特又交了一天的房费，转身出去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还在轿车里等着他。

法特说：“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什么时候想走，你就告诉我。我送你回家。”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点点头。二人进了旅馆。床铺收拾过了，床单是干净的。那两扇窗户半开着。法特想：可能是因为清洁工闻到了呕吐的气味。但现在气味很好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打开电视机，在椅子上坐下来。

她说：“我一直在观察你。”

“不胜荣幸。”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扔掉手枪之前，你为什么要擦干净呢？”

法特说：“不让人知道呗。我可不想让人发现武器上有我的指纹。”

后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节目：一种墨西哥脱口秀，基本上是个老太太在独白。老人头发全白，但是很长。她有时笑一笑，人们会以为这是个好心的老太太，不可能伤害什么人；但是，她大部分时间的表情是警惕的，好像话题很严肃。法特当然不明白电视里说些什么。后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站起来，关上电视，问法特能不能洗个淋浴。法特点点头。罗莎进卫生间后，法特开始想这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感觉胃痛。觉得一股热浪涌到脸上。他坐到床上，双手蒙脸。心想自己的表现真像个蠢货。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卫生间后，告诉法特她曾经是丘乔的未婚妻或是情人。她在圣特莱莎感到孤独。有一天，她去查理的录像带商店租影片，认识了罗莎·门德斯。她不知道什么缘故，但感觉对罗莎·门德莎从一见面就有了好感。据罗莎·门德斯说，她白天在超市工作，晚上在一家餐厅当服务生。她喜欢电影，爱看惊险片。也许，罗莎·门德斯让她喜欢的地方就是永远快活的性格以及染成的金发，这与她黝黑的皮肤形成强烈反差。

有一天，罗莎·门德斯把她介绍给录像带商店的老板查理·克鲁斯。此前，她只见过查理两次，觉得此人安静，办事不慌不忙；有时，借给她影片或者不收回租给她的电影。她常常整个下午都在录像带商店度过，聊天，或者帮助拆开新来的影片包裹。一天夜里，商店就要打烊的时候，她认识了丘乔。当天夜里，丘乔邀请大家吃晚饭，后来开车送她回家。虽然她请他进家坐坐，他还是谢绝了，说是不想打搅她父亲。但她给了他电话号码。丘乔第二天打电话给她，邀请她看电影。等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到电影院门口时，见到了丘乔和罗莎·门德斯，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说是搞房地产买卖的，说丘乔是他侄子。电影散场后，四人去一家豪华餐厅吃晚饭。后来，丘乔送她回家，说是第二天需要早起去埃莫西约接受广播台采访。

在那段日子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经常见到罗莎·门德斯，不仅在录像带商店里，而且在门德斯家中；罗莎·门德斯在马德罗小区租了一套单元房，在五层楼的第四层，是座老建筑，没电梯。但房租很贵。起初，罗莎·门德斯跟两个女友分担房钱。这样，负担不算太重。但一位女友走了，去首都试运气；另外一位又跟罗莎·门德斯闹了矛盾。从此后，罗莎·门德斯开始独居。门德斯喜欢独居，尽管为了支付开销，她不得不再找一份工作。有时，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门德斯家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静静地喝凉水，躺在沙发上倾听门德斯讲故事。有时，她俩谈男人。在这方面和其他事情上，罗莎·门德斯的经验比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丰富多彩。门德斯二十五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已经有过四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情人了。她十五岁时有了第一个情人，他在加工厂干活，后来丢下她去了美国。她一直温柔地记得他，但是四人中，这第一个情人对她的生活影响最小。门德斯讲到这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笑了；门德斯也笑了，尽管不晓得笑的原因。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说的就像一首波莱罗民歌一样。”

罗莎·门德斯回答说：“对，正是。因为波莱罗民歌唱得有道理，宝贝，实际上，所有的歌词都发自老百姓心头，永远是对的。”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表面上看，是对的，可实际上却是狗屎。”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罗莎·门德斯就不想争论了。不言而喻，她承认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因为上过大学，这种事情知道的比她多。后来，她又说起那第一个情人来，就是去美国那小子，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在她心里留下的烙印最浅，可是却让她最想念不过。这怎么可能呢？不知道。后来的三个情人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全部情况。一天，罗莎·门德斯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讲述她跟一个警察做爱后的感受。

她说：“真是最高级了。”

“为什么是最高级？有什么不一样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罗莎·门德斯说：“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宝贝，跟他性交与众不同。好像你又成了小女孩，明白吗？好像一块石头压在你身上。大山压顶啊。你知道，你是跪着的，大山压在你身上。最后，大山说行了。你感觉浑身被塞得满满的。”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塞满什么？是精液吗？”

“不是，宝贝，真没教养！塞满了别的东西，就好像是大山在操你，不过是在山洞里。明白吗？”

“在山洞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她。

“对。就是。”罗莎·门德斯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座大山的山洞里，那大山跟你做爱。”

“对，就是这样。”罗莎·门德斯承认。

接着，罗莎·门德斯又说：“我喜欢‘做爱’这个词。西班牙人真会说话。”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瞧你那怪怪的样子吧！”

“我从小就这个样子。”

她又说：“我给你讲点别的事情吧。”

“说吧！”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我跟麻醉剂做过爱。真的，我发誓。你想知道是什么感觉吗？感觉就像空气在操你，没有别的，是纯粹的空气。”

“就是说跟警察做爱如同大山操你，而吸毒就像跟空气做爱。”

罗莎·门德斯说：“对。不过不是咱们呼吸的空气，不是咱们走在大街上的空气，而是沙漠里的空气，是沙暴，气味不同，没有大自然的气息，没有田野的气息，而是原汁原味的空气，是说不清楚的气味，就是空气，纯粹的空气，充足的空气，让你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感。你以为会憋死呢。”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得出如下结论：“就是说，警察跟你做爱就相当于大山在山洞里跟你做爱；你跟麻醉剂做爱就相当于跟沙漠空气做爱。”

“对极了，宝贝。麻醉剂操你总是在露天地。”

在那段日子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开始正式与丘乔交往了。丘乔是她第一个上床的墨西哥人。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三个小伙子追求她，但是没发生任何事情。相反地却与丘乔上了床。丘乔追求她的时间不长，但比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预期的要长。丘乔从埃莫西约回来的时候，送给她一串珍珠项链。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试着戴戴项链，虽然项链不乏魅力（另外肯定价值不菲），她觉得不可能戴着出去。她的脖子细长、秀美，这项链需要配套衣服啊。项链之后，别的礼物随之而来：有时，二人在有时装店铺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丘乔停步在商店橱窗前，指着一件衣服让她进去试穿一下，如果她喜欢，他就付钱。通常，她试试他指出的那一件，然后试穿别的衣服，直到看中一件完全喜欢的时装。丘乔还送给她艺术类图书，因为有一次丘乔听她说到绘画和画家：她在欧洲著名的博物馆里见过他们的作品。有时，也送她密纹唱片，通常是古典音乐，偶尔他也像导游那样关注地方文艺，礼物中有墨西哥北方音乐，或者墨西哥民间音乐；她独自在家的时候，一面洗盘子，或是一面把自己和父亲的脏衣服放入洗衣机的时候，会听音乐。

晚上，二人常常去高级餐厅吃晚饭，在那里总是遇上丘乔认识的男人，偶尔也有认识的女人。丘乔面对这些熟人介绍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时候，总是说这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小姐，哲学教授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我的女朋友。立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小姐会引起一阵赞美她美貌的议论声；随后就说起西班牙和巴塞罗那，这些圣特莱莎的名人绝对都去过巴塞罗那旅游，人人都对巴塞罗那赞不绝口，个个都是溢美之辞。一天夜里，丘乔没有送她回家，而是问她愿意不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以为他会带她去他家，但是轿车一直驶向西方，离开了圣特莱莎，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转了半小时后，二人来到一家汽车旅馆，丘乔开了房间。这家旅馆位于沙漠中央，恰好面对一座沙丘，公路旁边只有灰色的灌木，时不时地显露出被狂风掀起的草根。房间很大，卫生间里有个类似小游泳池样的水力按摩浴缸。床是圆形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悬挂着镜子，夸大了床的面积。地上的粗麻毯很厚实，几乎像床垫。没有冰箱酒柜，但是有个小吧台，上面摆着各种白酒和冷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干吗要带她来这种地方，这是阔佬带妓女来的地方！丘乔寻思片刻，回答说是因为这些镜子吧。他说话的口气像是道歉。后来，他脱光了她的衣服，二人在床上和粗麻毯上做爱。

丘乔的态度一直比较温柔，操心女伴的快感多于自己。最后，她来了一次高潮。于是，丘乔停止动作，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以为是可卡因，但盒里没有白粉，只有黄色小药片。丘乔拿出两片，用一口威士忌咽了下去。二人在床上说了会儿话，然后，他再次操她。这一次，他表现得毫无温柔之处。她惊讶之余，没有抗议，没有说什么。看样子，丘乔打算玩遍一切可能的姿势；后来，她回想这事的时候，觉得有些姿势是她喜欢的。天亮时分，做爱停了，二人离开了汽车旅馆。

在充当停车场的空地院子里（一道红砖墙把院子与公路分开），还有别的车辆。空气新鲜、干燥，有淡淡的麝香味。这汽车旅馆以及周围的一切仿佛被包裹在一个无声的袋子里。二人走在停车场寻找自己的车子时，听见了公鸡在打鸣。开关车门的声音、启动马达的嗡嗡响、轮胎轧在沙土上的嚓嚓声，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鼓声隆隆。公路上没有卡车通过。

从那次以后，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与丘乔的关系越来越奇怪。有几天，丘乔的样子好像没她就不能活了。又有几天，他对待她的态度，好像她是他的奴隶。有几天夜里，二人睡在他的单元房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早晨醒来时，发现丘乔不在身边，因为丘乔早起是为了做个直播节目，题目是《早晨好，索诺拉》，或者《朋友，早安》。她说不准确，因为从来没听过。这个节目是往返国境的卡车司机、运送工人去工厂的班车驾驶员以及所有圣特莱莎早起的人们收听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醒来以后，自己做早点：通常是一杯橘汁、一片烤面包，或者一片饼干；然后洗盘子、杯子和榨汁器，最后离开。有时候多待上一会儿，看看窗外的蓝天下城里的风光，接着收拾床铺，在房间转上几圈，想想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跟这个奇怪的墨西哥人的关系。她想他是不是真喜欢她，他对她的感情是爱情吗？而她自己对他的爱或者肉体的吸引力，或者什么东西，这些是不是她期望的男女关系呢？

有些下午，他和她开车去城东，去山上的瞭望台眺望圣特莱莎，远看华灯初上的情形，欣赏那像巨型黑色降落伞样的夜幕缓缓落到沙漠上的风景。每次一到那里，静静地看过落日的景象之后，丘乔就拉开裤链，搂住她后脑勺，让她面部贴在他两腿之间。她于是把他的生殖器含在口中，轻轻吸嘬，等鸡巴硬了以后，再用舌头舔舔。丘乔要射精的时候，她发觉他会用力按住她脑袋不让离开。她的舌头不再动弹，一动不动，仿佛鸡巴整个在她嘴里让她窒息了，一直等到他把精液全部射入喉咙里，即使如此，她也不动；尽管她听见了他的呻吟、有时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喊叫，她情人喜欢说淫荡的话语，来高潮的时候大声骂街，当然不是骂她，而是骂那些不确定的人物，骂那些只在此时出现、随后很快消失在夜空里的幽灵。接着，虽然她嘴巴里还有苦咸的味道，却点燃一支香烟；与此同时，丘乔从他的银烟盒里拿出一只里面有可卡因的卷纸，在银烟盒的盖子上吸食；那盖子上刻画着田园风光。丘乔借助一张信用卡把白粉分成三行，用一张名片吸食；名片上写着丘乔记者、播音员的身份以及广播电台的地址。

有个黄昏，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没等丘乔邀请（实际上，他从来不请她吸食白粉），一面用手掌擦掉嘴巴上的精液，一面要丘乔留下一行白粉让她吸。丘乔问她真的要吸食？然后表情冷漠，但尊重她的要求，把烟盒递给她并且送上一张新名片。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吸食了剩下的全部白粉，然后仰首望天，看着那一片漆黑的乌云。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中，一进院子就看见父亲在跟那本挂在后面晒衣绳上的书籍说话。随后，她不等父亲发觉，连忙钻进自己房间看起小说来，思考着自己跟那个墨西哥人的关系。

当然啦，丘乔和罗莎的父亲早就认识。丘乔从那次见面得出的看法是肯定的，而罗莎认为他撒谎，认为他和她父亲的看法一样是反常的。那天夜里，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给丘乔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他如何看待六边形；第二，他会不会画六边形；第三，他如何看待圣特莱莎连续杀害妇女的案件。丘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想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真不知道。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事情是令人遗憾的，但警方不断抓住凶手。罗莎的父亲没再发问，坐在扶手椅上纹丝不动，他女儿则送丘乔出门。等罗莎返回房间，丘乔的轿车马达声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警告女儿小心这个家伙，此人让他感到不安，但没提出可以支持这些话的理由。

罗莎站在厨房里说道：“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最好是甩了他。”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甩掉吧！”

“哎呀，爸爸，您越来越发疯了。”罗莎说。

“这是真话。”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那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啊？”

“你，离开这个爱撒谎的白痴狗屎吧！我嘛，不知道，等咱们回欧洲后，我去住院，让医生给我用电击疗法吧。”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与丘乔第二次在罗莎在场的情况下见面，是除去罗莎和丘乔之外，还有查理和罗莎·门德斯在阿玛尔菲塔诺家里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两对男女正要离开的时候，奥斯卡回来了。实际上，奥斯卡不该回家，本应在大学里上课，但是那天下午他说有病，就早早回来了。见面的时间很短，虽然她父亲到了最后不寻常地容易亲近起来，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安排她的朋友们只要一有机会就赶快离开；但是，离开前，罗莎的父亲和查理之间有了一番谈话，虽说不上令人愉快，但绝对不讨厌，恰恰相反，过了几天以后，她父亲和查理的谈话，据罗莎回忆，越来越有了清晰的范围，仿佛时光一经老人古典式的描绘就不停地吹拂起一块灰色平面石头，上面有黑色纹理，布满了尘土，吹拂的结果就是石头上镌刻的文字变得完全清晰可读了。

根据罗莎推测，因为那时她不在客厅，而是在厨房里倒四杯芒果汁，因此只能推测：事情是从她父亲故意刁难客人，向她的客人提问开始的，当然对他自己的客人也许不会如此；或许事情是从天真的罗莎·门德斯的原则声明开始的，因为起初似乎是她的声音在客厅里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是罗莎·门德斯说到了她对电影的迷恋。于是，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她是否知道什么是似动现象。由于不可能有别的答案，查理替罗莎·门德斯做了回答。他说：似动现象就是形象在视网膜暂留引起的运动错觉。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正确。形象在视网膜上可以存留片刻。”

于是，她父亲把罗莎·门德斯丢在一边，可能门德斯说了一声“哎呀呀”，因为她虽然很无知，可是吃惊的本事也很大，学习的愿望也很强烈；奥斯卡直接问查理知道不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视觉暂留现象。查理说他不记得名字了，但是肯定是个法国人。对此，奥斯卡说道：

“正确。是个法国人，名叫普拉托教授。”

教授发现了原理后，立刻急不可耐地投入实验，用自己建造的各种装置实验这个原理，目的是通过固定形象连续快速运动产生动感。这样，走马灯就诞生了。

“知道走马灯是什么吗？”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查理说：“我小时候有一个。还有过一个魔盘。”

奥斯卡说：“一个魔盘。真逗！还记得魔盘的样子吗？能不能给我描绘描绘？”

查理说：“马上可以做一个。就是需要一张薄纸板、两根色笔和一根线，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吧。”

“不，不，不，用不着！”奥斯卡连忙说，“描绘得很好，足够了。在某种程度上，咱们脑海里有几百万个魔盘在飞舞、盘旋。”

“啊！是吗？”查理表示惊讶。

“哎呀呀！”罗莎·门德斯表示惊讶。

“是的，因为是个小醉鬼在哈哈笑。魔盘的一面画的就是这个哈哈笑的小醉鬼。另外一面画的是牢房，确切地说是牢房里的栅栏。魔盘一旋转，哈哈笑的小醉鬼就在牢房里面了。”

“这可不是笑的理由啊，对吗？”奥斯卡说道。

“对，不是理由。”查理叹口气。

“但是，小醉鬼（对了，为什么叫他小醉鬼，而不是醉鬼呢？）在笑，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监狱里面。”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查理有一阵工夫用另外一种眼神看着她父亲，好像要猜出她父亲打算把他拉到什么地方去。前面说过，查理是个心气平和的人，在那一阵工夫里，正是他那平和的态度没有变化，但眼睛里有了变化，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他观察她父亲的透镜可能不好用了，需要平静地加以变化，变化的行动不到一秒钟，但恰恰在这刹那间，他眼神是裸露或者空虚的，至少是“闲着”的，因为一个透镜收起来，另外一个换上去，两个动作不可能同时进行；而就在这一瞬间，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好像是她编造出了这个瞬间，查理的面部表情是空洞的，或者说是被高速倒空的，另外，令人吃惊的是以光速倒空的，这是夸张的明喻，但比较接近；他整个面部都是空洞的，包括头发和牙齿，虽然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而面颊、皱纹、毛细血管、汗毛，统统空空洞洞，处于无防御状态，整个空洞的程度，根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惟一的答案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会令人头晕和恶心。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小醉鬼哈哈笑，是因为他想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在监狱里。可以说，有趣之处也在这里。但监狱的确画在魔盘的另外一面，为此，我们也可以说小醉鬼哈哈笑是因为咱们以为他在监狱里，而没有看出监狱在一面，小醉鬼则在另外一面啊，无论咱们如何旋转魔盘和觉得小醉鬼是在牢房里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是，咱们甚至可以猜出小醉鬼在笑什么：他在嘲笑咱们轻信的态度，就是说，嘲笑咱们的眼睛啊。”

不久后，发生了一件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相当难过的事情。有一天，她从大学回家，顺便散步，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一个同龄、同班的男同学把轿车停在人行道旁边，提出送她回家。她没上车，说想去附近一家有空调的咖啡馆吃冷饮。那男生表示愿意奉陪。她同意了，上车后给同学指路。那家咖啡馆新开张，很宽敞，呈L形，属于美国风格，有一排排餐桌和一面面大窗户，有充足的阳光进来。二人随便闲聊了一会儿。片刻后，男生说他得走了，便起身告辞。二人互相亲吻面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跟女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打开一本讲20世纪墨西哥绘画的著作，开始阅读专门写帕伦［17］的一章。这个钟点，咖啡馆客人稀少。厨房里传来一阵阵说话声，一个女人在给另外一个出主意；还有女服务员端着咖啡壶来来去去给分散在各处的寥寥顾客添加咖啡的脚步声。忽然，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有人（此前没有听见脚步声）跟她说话：你个臭婊子！这声音吓了她一大跳，抬头看看，以为是什么下流玩笑，或者有人认错了人。她身边站着丘乔。她困惑不解，勉强说出请坐！可是，丘乔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起来！跟他走！她问上哪儿去。丘乔说：去家里！他满脸大汗，通红。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她哪也不想去。丘乔于是问她刚刚她亲吻的那小伙子是什么人。

“一个系的同学。”罗莎说，发现丘乔的双手在颤抖。

他再次说道：“你个臭婊子！”

接着，他嘟囔起来。起初，罗莎不明白他嘟囔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反复嘟囔：你个臭婊子！你是个臭婊子！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好像说这句话非常费劲。

“走！”丘乔吼道。

“我哪儿也不跟你去。”她说，一面看看四周是不是什么人注意他俩这场面。没人瞅他俩。这让她放下心来。

“你跟他睡过觉？”丘乔问。

有一阵工夫，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空调让她觉得太冷，很想出去晒晒太阳。要是随身带了毛衣或者外套，她肯定会穿上。

“我只跟你睡过觉。”她尽量安慰他。

“撒谎！”丘乔吼道。

女服务员出现在咖啡馆的另外一头并且向他和她走过来。但是，走到半路，女服务员后悔了，缩回柜台后面去了。

“求你别胡闹了！”她说，视线落在写帕伦的文章上。可是，她只看见盐面上爬满了黑蚂蚁和黑蜘蛛。双方在搏斗。

她听见丘乔在说：“咱们回家！”她感到浑身发冷。

她抬头看见丘乔要哭了。

“你是我惟一的爱。”丘乔说，“我可以把一切给你。可以为你去死啊！”

刹那间，她不知说什么好。心想：或许是该断绝关系了。

“没有你，我就全完了。”丘乔说，“你是我的一切，我需要的一切。你是我生活的理想。失去你，我会死的。”

那女服务员从柜台后面望着他俩。二十米开外的餐桌旁边，有个人在看报纸，喝咖啡。那人身穿短袖衬衫，打着领带。从窗户射入的阳光好像在震颤。

“请坐下！”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丘乔拉开手扶的椅子，坐下来。立刻，用双手捂脸。罗莎猜测他大概会再次叫喊起来，或者哭泣。她想：这算哪出戏啊？

“想喝点什么吗？”

丘乔点点头。

“一杯咖啡吧。”他低声说，双手仍然没有放下来。

罗莎冲着女服务员那边招招手，请她过来。

她说：“两杯咖啡！”

“好的，小姐。”女服务员说。

罗莎说：“你看见的那人仅仅是个朋友。连朋友都算不上，就是个大学里的同学罢了。他亲吻我那一下是在脸颊。很平常。就是习惯而已。”

丘乔笑了，摇摇头，双手没有从脸上放下来。

他说：“当然，当然。很平常。我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

女服务员回来了，一手端着咖啡壶，一手拿着给丘乔用的杯子。她先给罗莎的杯子倒满，再倒丘乔的。临走前，她盯了罗莎一眼，使个眼色。或者这是罗莎后来想到的。女服务员动动眉毛发出了信号。皱皱眉毛。或者也许是动动嘴唇。是一句无声的话。她不记得了。但女服务员的确想说什么。

“喝你的咖啡吧！”罗莎说。

“马上就喝。”丘乔说道，但双手依然未动。

这时，有个男人坐到了门口附近。女服务员站在那男人身边，二人说话。那人身穿一件相当肥大的结实棉布上装和一件黑色田径衫。那人是瘦子，看样子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罗莎看看那人。后者立刻意识到有人在看他。但是，他不在乎，继续吃冷饮并不回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三天后，咱俩就认识了。”

“你为什么去看比赛？”法特问她，“你喜欢拳击？”

“不喜欢。我跟你说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场面。是罗莎说服了我。”

“就是另外那个罗莎吧。”

“对，就是罗莎·门德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可比赛之后，你就去跟那家伙做爱了。”法特说。

“没有。”罗莎说，“我接受了他的白粉，可是不打算跟他上床。我受不了爱吃醋的男人，但是可以做朋友。以前，我俩在电话里说过这事，他好像理解了我的话。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他怪怪的。那天我俩开车找餐厅的时候，他要我给他嘬一嘬。他说：给我最后嘬一次吧！也许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意思差不多，他就是这个要求吧。我问他是不是疯了。他笑了。我也笑了。这一切像开玩笑。就在两天前，还有人给我打电话，不是他，是罗莎·门德斯。她传达他给我的口信。她劝我别甩了他。她说，找他有好处。但我跟她说我跟丘乔的情人关系吹了。”

法特说：“他以为你们的关系结束了。”

“我俩在电话里说了，我告诉他我不喜欢爱吃醋的男人。我就不吃醋。”罗莎说，“我受不了爱吃醋的人。”

法特说：“他认为你已经堕落了。”

罗莎说：“这有可能。否则的话，他不会要我给他嘬一嘬。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更不要说在市中心的街道了，虽说是夜里。”

法特说：“可他不像难过的样子。至少我没这个印象。”

罗莎说：“他不难过，而是高兴。他一向高高兴兴的。”

法特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个快乐的人，愿意跟自己的姑娘和朋友们闹腾一宿。”

罗莎说：“他有毒瘾，整天吸毒。”

法特说：“我不觉得他已经上瘾，就是发现他有点怪，好像脑袋里有什么过于庞大的东西。好像他不知道拿脑袋里这个东西怎么办，哪怕最后这东西会爆炸。”

罗莎问：“就因为这个你留下来了？”

“可能吧。”法特说，“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本应该在纽约了，或者应该写我的报道。可是，我却在这里，在一家汽车旅馆里跟你谈话。真不明白。”

“你愿意跟我的朋友罗莎·门德斯上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法特说：“不愿意。绝对不愿意。”

罗莎问：“留下来是因为我？”

法特说：“不知道。”

他和她都打哈欠了。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罗莎说道，口气自然而然，让人无言以对。法特说：“有可能。”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睡着了。法特给她脱下高跟鞋，盖上毯子。熄掉房间的灯之后，他透过纱窗看看停车场和路灯。后来，他穿上夹克，悄悄走出门外。到了服务台，那服务员在看电视，看见法特来了，一笑。二人说了一会儿美国和墨西哥电视节目。服务员说美国的节目制作得好，可是墨西哥节目更好玩。法特问他有没有有线电视。服务员说有线电视是给阔人和二尾子准备的。他说，实际生活的内容是有的，需要去免费频道寻找。法特问他归根到底，是不是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服务员笑了，说他知道法特想要说什么，但是别想说服他。法特说绝对没这个意思，他根本不想说服他什么。然后，他问服务员有没有可以发电子邮件的电脑。服务员摇摇头，开始在写字台上的纸堆里寻找，最后找到了一张圣特莱莎一家网吧的名片。

“这家网吧整宿开放。”他介绍说。这话让法特吃惊，因为虽说他是纽约人，可从来没听说过有整夜不打烊的网吧。

那张圣特莱莎网吧的名片是大红色的，因此上面的印刷字母都难以辨认。名片背面颜色淡些，画有指示网吧准确地点的图示。他请服务员把网吧的名称翻译出来。服务员笑了，告诉他网吧名叫“火焰，跟我来”。

法特说：“这好像大卫·林奇［18］电影的名字。”

服务员耸耸肩，说整个墨西哥就是各种各样纪念活动的大拼盘。

服务员说：“这个国家的每件事都是对世界各种事情，包括还没发生的事情的纪念。”

服务员解释了如何到达网吧之后，二人谈了一会儿林奇的电影。服务员看过林奇的全部影片。法特只看过三四部。服务员认为，林奇最好的作品就是电视连续剧《双峰》。法特则更喜欢《象人》，或许因为是自己往往觉得既愿意跟别人一样，又想与众不同。服务员问他是否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买下了或者打算买下“象人”的骨架。法特耸耸肩说迈克尔·杰克逊病了。服务员说：我不信，一面望着电视里正在发生的可能大事。

服务员盯着法特无法看到的电视屏幕，一面说道：“我赞成这样的看法，迈克尔知道咱们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法特道过“晚安”，把网吧名片揣进口袋里，回房间去了。

法特在没开灯的房间里，透过纱窗望着农家院以及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灯。他想起了丘乔和查理。又看到了查理住宅在荒地上投下的黑影。听见丘乔在笑，看见罗莎·门德斯躺在一个狭窄、空荡荡房间的床上，好像修女的单人间。想起了科罗纳，想起了科罗纳的眼神，想起了科罗纳看人的样子。想起了那个小胡子，最后加入他们行列、不说话的家伙；还想起了小胡子的声音——他们逃跑时，他的声音尖锐得像一种鸟儿。法特站累了，把椅子挪到窗前，继续张望。有时，想起母亲的家，想起孩子们嬉戏和叫喊的院落。如果闭上眼睛，他能看见哈莱姆街上的风掀起的一件白色衣服，那些无敌的笑声沿着墙壁扩散开来，走遍大街小巷，干净而温暖，像那件白色衣服一样。法特感觉睡意袭来，从胸口涌进耳鼓。但他不想合眼，愿意继续望着院子、照耀汽车旅馆正面的两盏灯笼、车辆光束冲破的黑暗，在漆黑的环境里，光束如同彗星的尾巴。

偶尔，他也回头看看正在熟睡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但看了三四次后，他明白没必要回头去看。就是没有必要了。忽然间，他想到今晚不会有睡意了。就在他继续追踪两辆似乎忙于比赛的卡车尾灯光线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他听见了那个服务员的声音，立刻明白这正是自己等候的事情。

服务员说：“法特先生，有人刚刚来电话问我您是不是在这里住过。”

法特问是谁来的电话。

“警察。法特先生。”服务员说道。

“是警察？墨西哥警察吗？”

“我刚刚跟警察通过电话。他想知道您是不是我们这里的房客。”

法特问：“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说的实话，您在我们这里住过，可现在已经走了。”服务员说。

“谢谢。”法特挂了电话。

法特叫醒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告诉她赶快穿鞋！他把原来已经取出来的少量东西一一收回行李箱，把箱子放进院子外面的汽车里。外面很冷。重回室内，发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卫生间里梳头。法特说没时间梳头，洗脸了。二人钻进轿车，开向门口的服务室。那服务员站在柜台里，正用衣角擦近视镜。法特掏出一张五十美金钞票，放到柜台上面。

法特说：“如果来人，你就说我已经回国了。”

“他们肯定会来的。”服务员说。

法特开向公路的同时，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是否随身带着护照。

罗莎说：“当然没带。”

“警察正在找我。”法特说，他把服务员的话都告诉她了。

罗莎问：“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警察找你呢？也许是科罗纳，也许是丘乔啊。”

法特说：“也许是查理，或者罗莎·门德斯假装男人的声音。但我不想留下来研究了。”

法特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街上转了一圈，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等着他俩。但是，周围一片寂静（是一种动态的寂静，或者预示着边境地区黎明到来前的黑暗），又转了一圈后，他俩把车子停在一棵树下，是阿玛尔菲塔诺邻居家的对面。二人在车内待了一会儿，注意着外面任何动静。下车过马路的时候，只走路灯照耀的范围。随后，跳过栅栏，直奔后院。就在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找房间钥匙的同时，法特看见了那本悬挂在绳子上的几何书。他没加思索，走过去用手指摸了摸。后来，并非因为他想知道内容，而是为了缓和紧张情绪，他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几何学遗嘱》是什么意思？罗莎不添加任何解释地翻译出来。

他低声说：“真奇怪！有人居然把书本挂在绳子上，好像晒衣服似的。”

“是我父亲干的事情。”

房子虽然是父亲和女儿共用的，但显然有女性气氛。空气里散发着薰香和黄烟丝的味道。罗莎打开一盏灯，二人坐到扶手椅里，盖上了五颜六色的毛毯，一言不发。后来，罗莎去厨房煮咖啡，法特看见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出现在门口，身穿一件非常皱巴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好像睡觉没脱衣服。在一瞬间，二人面面相觑，没说话，仿佛都在睡眠状态里，梦境汇合在同一领地，但是，与一切外部声响隔绝。法特起身，自报姓名。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他会不会说西班牙语。法特说声“对不起”，笑了笑。奥斯卡用英语把问题重复一遍。

法特说：“我是您女儿的朋友，是她邀请我进来的。”

从厨房传来了罗莎的声音，她用西班牙语告诉父亲别担心！他是纽约记者。后来，女儿问父亲要不要咖啡。父亲答要！一面看着刚才进来的陌生人。等罗莎端着托盘（上面放了三杯咖啡、一个牛奶罐和糖罐）进来的时候，父亲问她发生什么事情了。罗莎说：眼下，我认为没事，但昨天晚上有些怪事。父亲看看地面，然后研究自己赤裸的双脚，给自己的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糖，要求女儿说明一切。罗莎看看法特，把父亲刚刚说的话翻译成英文。法特笑一笑，重新坐到扶手椅上。他端起一杯咖啡，开始小口品尝。与此同时，罗莎用西班牙语讲述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从拳击比赛到不得不离开法特下榻的汽车旅馆。罗莎讲完故事的时候，天开始发亮了。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仅仅提了几个问题和让女儿澄清一些事情而已。他建议法特给汽车旅馆打电话，通过那位服务员证实一下警察是否露面。罗莎把父亲的建议翻译给法特。法特出于礼节而不是相信这个建议，给旅馆打了电话。没人接听。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起身去窗前，向外张望。街道好像很安静。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你们最好走吧！女儿看看父亲，没有说话。

“您能把她带到美国，然后送她去机场搭上飞往巴塞罗那的飞机吗？”

法特说可以。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离开窗户，回自己卧室去了。再度露面时，他交给女儿一沓钞票。他说：这钱不多，但是够你买机票和在巴塞罗那最初过日子用的。女儿说：爸爸，我不想走。奥斯卡说：我知道，我知道。一面强迫女儿拿着钱。他问女儿：你护照在哪儿呢？去找！打点一下行李！动作要快点啊！说完，他回到了窗前的位置。他看出马路对面邻居的鬼怪牌轿车，那后面正是他要找的黑色朝圣者轿车。他叹了一口气。法特把咖啡放到桌子上，走到窗前。

“我很想知道出什么事情了？”法特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请把我的女儿从这座城市救走吧！以后，忘掉这里的一切！或者最好什么也别忘记，但最重要的是：让我女儿远离这个地方！”

恰恰在这个时候，法特想起来他跟瓜达卢佩·龙卡尔还有个约会。

法特问：“是不是涉及杀人案啊？您认为丘乔也卷进这件事里了？”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人人都卷进去了！”

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身穿牛仔裤和黑色皮夹克，从那辆朝圣者上下来，点燃一支香烟。罗莎从父亲的肩膀上方向外面望去。

她问：“那是谁？”

“你以前没见过吗？”

“没有。我想是没见过。”

“是个司法人员。”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

接着，父亲拉着女儿进了房间。关上了房门。法特推测父女在告别，便重新看窗外。从朝圣者上下来的那家伙还靠在汽车引擎盖上抽烟呢。他时不时地抬头望望越来越明亮的天空。他好像平静，不急不忙，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欣赏着圣特莱莎又一个黎明。从附近邻居家里出来一个男人，开车走了。朝圣者上下来的那家伙把烟头扔到人行道上，钻进自己轿车里。他再也不看住宅这个方向了。罗莎出了房间，拿着一个小手提箱。

法特问：“咱们怎么出去啊？”

“走大门！”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法特看见奥斯卡如何亲吻和拥抱女儿，仿佛在看一部不大明白的影片，但是让他联想起母亲的去世。接着，他看见奥斯卡走出房门，随即步履坚定地迈向街道。先是看见奥斯卡到了前院，接着看见他推开需要油漆的大门，又看见他赤脚穿过街道，走到黑色朝圣者轿车门前。那家伙落下车窗。二人谈了好大工夫，奥斯卡在车外，那小子在车里。法特想：二人互相认识，这不是第一次谈话。

罗莎说：“时候到了。咱们走吧！”

法特跟在她身后，二人穿过花园和街道，他俩投下细长的身影，每隔五秒钟晃动一下，好像太阳在倒转。一进轿车，法特以为听见身后有笑声，回头一看，发现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还站在那里跟那年轻人说话呢。

瓜达卢佩·龙卡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没用半分钟就互相了解了彼此的伤心事。这位女记者提出送他俩去图森。罗莎说别闹大了，没必要。她俩争了一番。她俩用西班牙语交谈时，法特望着窗外。但索诺拉胜地旅馆附近一切正常。没有记者了，没人谈拳击比赛了。服务员们好像刚刚从长时间的昏睡中醒过来，一个个不大友好，仿佛不该吵醒他们。罗莎要从旅馆给父亲打电话。法特看见她在瓜达卢佩·龙卡尔陪同下前往服务台。在等待她俩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抽烟，写报道笔记，一直到现在这篇报道还没寄出去。有了阳光，昨夜的事情显得不真实了，披上了孩子气的严肃表情。恍惚之间，他觉得看见了陪练奥马尔和陪练加西亚。想像他俩乘坐公交车驶向海岸。他看见二人下了公交车，在沙滩的灌木丛走了几步。梦中的风扬起沙尘，打在脸上。这是金沙浴啊。法特想：多么和平啊！一切多么简单啊！后来，他看见了那辆公交车，想像中它应该是黑色的，跟大型灵车一样。他看到了奥马尔傲笑一切的表情，看见了加西亚不动声色的面孔、那些奇怪的文身图案，听见了突然摔破盘子的声音，盘子不多，或许是木匣落地的轰鸣声；只是到了此时，法特才明白自己睡着了，连忙寻找服务员，想要一杯咖啡，但是没看见人。瓜达卢佩·龙卡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还在打电话。

在穿越墨西哥—美国边境线的时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墨西哥人是好人，待人亲切，好客，是勤劳的民族，有强烈的好奇心，关心别人，勇敢，豪放，伤心时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法特问她：“你会想念墨西哥人吗？”

她回答说：“我会想念我父亲和所有的人。”

在前往圣特莱莎监狱的路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对法特说她父亲家里没人接电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给父亲连续打了几次电话之后，给罗莎·门德斯打过去，那里也没有人接听。她说：罗莎·门德斯可能死了。法特摇摇头，感到难以置信。

法特说：“咱们都活着呢！”

罗莎说：“咱们都活着，是因为咱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啊。”

墨西哥女记者龙卡尔的车子走在前面。那是一辆黄色小尼莫轿车。龙卡尔开车很小心，时不时地停车看看，好像不十分认路。法特想最好别再跟在她后面，干脆直奔边境得了。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坚决反对。法特问她城里有没有朋友。她说：没有。实际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她问：你认为丘乔、查理和罗莎·门德斯算朋友吗？

法特说：“不算。他们不是朋友。”

他们看见铁丝网另一侧的沙漠上有一面墨西哥国旗迎风招展。美国这一侧的海关警察十分仔细地看看法特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这个警察有些纳闷：一个白人姑娘，而且如此美丽，在一个黑人陪同下来干什么？法特经受住了警察的审视。警察问他：你是记者？法特点点头。警察想：是个大人物啊。每天晚上都得让她忙碌一番啊。你是西班牙人？罗莎冲警察微微一笑。警察的脸上掠过一个失望的阴影。他们的车子重新上路后，那面国旗不见了，只看见铁丝网和一些商品仓库的大墙了。

罗莎说：“问题就是命苦啊。”

法特没听见她这句话。

就在大家在一个没窗户的房间里等候时，法特感觉阴茎越来越硬。在一瞬间里，他想起自从母亲过世后，阴茎一直没有勃起。但马上他就丢开了这个念头。他想，有这么长时间了，勃起是不可能的；对，不勃起是可能的，不可救药是可能的，不容争辩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阴茎得不到供血是不可能的呢？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瞅了法特一眼。瓜达卢佩·龙卡尔正在忙于笔记和录音机，她坐的椅子是用螺丝拧牢在地面上的。从监狱方向时时传来家常过日子的嘈杂声。有人在叫喊什么人的名字，经过弱音器传来的音乐，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法特在一个木凳上坐下来，打个哈欠。他以为自己会入睡。想像着罗莎双腿架在他肩膀上的情景。他又一次看见了和风汽车旅馆里自己那个房间。他想：跟罗莎是不是做爱了？心里有个声音说：当然没有。后来，他听见叫喊声，好像是哪个牢房在过生日，也许是庆祝告别光棍生活的晚会吧。他想起了那些杀害妇女的案件。听见了来自远方的欢声笑语。听见了牛叫。听见了瓜达卢佩·龙卡尔在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什么以及后者的回答。睡意袭来，感觉自己安安静静地睡在母亲住宅的沙发上，地点在哈莱姆区，房间里开着电视机。他盘算着：我要睡上半小时，然后再干活。我得写那篇关于拳击比赛的报道了。我还得整夜开车。天一亮，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过边境线之后，砖坯镇上的寥寥游客好像睡着了一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身穿花裙，脚踏耐克运动鞋，跪在地上察看印第安妇女编织的地毯。她的外表像40年代的现役田径运动员。三个孩子手牵手望着商店橱窗内的展品。那些东西极轻微地在动弹。可法特无法知道它们是活物还是机械装置。在一座酒吧旁边，几个身穿奇卡诺人服装和头戴牛仔帽的家伙，打着手势指示互相对立的方向。在那条大街的尽头，在人行道上有一些木棚和金属集装箱，再过去一些就是沙漠。法特想：所有这一切就像是别人的梦。在他身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头部小心地靠在座位上，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地平线上的什么地方。法特欣赏着她的膝盖，他觉得完美无缺，然后是臀部，然后是肩膀和肩胛骨；它们仿佛有自己的生命、一种模糊的生命、悬挂在空中的生命，仅仅是偶尔露面罢了。随后，他聚精会神地开车。离开了砖坯镇的公路钻进了一种深褐色的旋风。

“瓜达卢佩·龙卡尔出什么事了吧？”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她的声音像在梦中。

法特说：“这个时候她应该飞向自己家中了。”

罗莎说：“真奇怪！”

罗莎的声音叫醒了他。

她说：“你听！”

法特睁开了眼睛，但什么也没听见。瓜达卢佩·龙卡尔已经起身来到了他俩身边，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噩梦化做了现实。法特走到门前，开门。他有一条腿在抽筋，大脑没有完全清醒。他看见一个走廊，那尽头有个没粉刷的水泥楼梯，好像泥瓦匠半途撂挑子了。走廊里灯光昏暗。

他听见罗莎说道：“你别走！”

“快离开这个陷阱吧！”瓜达卢佩·龙卡尔建议。

一名狱警出现在走廊尽头，向三人走来。法特拿出记者证。狱警看也不看，点点头，冲站在门口的瓜达卢佩·龙卡尔微微一笑。随后，狱警关上房门，说了一句什么风暴。罗莎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是沙暴，或者暴风雨，或者雷暴。是高空云层下降，可能不会成雨落到圣特莱莎，但是会造成乌云密布的景象。是个坏天气。狱警说：天气不好，犯人情绪紧张。狱警年轻，留个稀疏胡子，这个年龄有点太胖，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工作。现在要把那个杀人犯带来了。

不要不理睬女人。最好的办法是倾听女人讲讲心中的恐惧。法特记得这是母亲或者已故霍莉小姐的话。霍莉是母亲的女邻居，那时法特还是个孩子。忽然，他想起一架天平，就是失明的正义女神双手举起的那种天平，只不过两侧不是两个小称盘，而是两个瓶子，或者类似瓶子样的东西。暂时就叫“瓶子”吧。左边的瓶子是透明的，装满了沙土，它有几个小洞眼，漏出沙子来。右边的瓶子装满了酸水，它没有小洞眼，但是酸水从内部腐蚀瓶子。在前往图森的路上，法特无法辨别几天前看到的一切，只是那时的方向相反罢了。以前是我的右侧，现在是我的左侧，眼下可没有半点可参考的地方。一切都抹掉了。将近中午时分，他们在路旁一家咖啡馆停车。一群样子像失业短工的墨西哥人，从柜台方向注视着他们。那些人喝矿泉水，吃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冷饮，其名称让法特觉得很奇怪。有些新企业用不了多久就会销声匿迹。饭菜不好。罗莎困了，一回到轿车里，她就酣然入睡。法特想起来瓜达卢佩·龙卡尔那些话。没人在意那些杀害妇女的事件，但是那些案件里隐藏着重大秘密。是瓜达卢佩·龙卡尔说的，还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的呢？这个时候，公路就像一条河流。法特想：这是那个杀人嫌疑犯说的。就是那个跟乌云一道出现的浑蛋患白化病的巨人。

法特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的时候，他想这是一个巨人的脚步。瓜达卢佩·龙卡尔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吧。她打了一个要晕倒的手势，但是没有倒下，而是抓住了狱警的手，接着又抓住了狱警的衣领。狱警没有躲闪，而是搂住了她肩膀。法特感觉罗莎紧紧贴在他身上。他听见有人叫喊。好像犯人在给什么人加油。他听见笑声，听见有人叫喊“守秩序”的命令声。接着，从东边过来的乌云到达了监狱上空，天地一片漆黑。脚步声又来了。他听见了笑声和请求声。忽然，有人唱起歌来。歌声的效果很像樵夫砍柴。歌词不是英语。起初，法特不能确定歌词的语言。他身边的罗莎告诉他是德语。这时音调高昂起来了。法特忽然觉得自己在做梦。被砍伐的树木一一倒下了。我是个迷失在一片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肯定会有人来营救我。罗莎把这个嫌疑犯的骂声翻译出来。法特想：这是一个会多种语言的樵夫，一会儿用英语，很快又用西班牙语，然后又用德语唱歌。我是一个迷失在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只有我自己了解自己的归宿。于是，脚步声、笑声、喧闹声、囚犯和守卫（押解那个巨人）的鼓励声，再次响起来了。接着，他们看到了一个金发大个子走进了探视室，他弯着腰，好像担心脑袋碰到天花板上，他微笑的样子仿佛刚刚做了一个恶作剧：用德语唱了一首樵夫迷失在森林里的歌曲；他望着大家的眼神聪明而有嘲讽意味。后来，押解巨人的守卫问瓜达卢佩·龙卡尔要不要把巨人铐在椅子上。龙卡尔摇摇头。守卫拍拍巨人的肩膀后，走了。站在法特和两位女士身边的那位狱警，在龙卡尔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之后也走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几人了。

“你们好！”巨人用西班牙语问候。他坐下来，双腿伸到桌子底下，脚丫子出现在桌子外面很远的地方。

巨人穿着黑色运动鞋，白袜子。龙卡尔吓得后退一步。

巨人说：“随便问吧！”

龙卡尔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好像正在吸入毒瓦斯一样，她不知问什么好了。

注　释

［1］　假释官的名字。

［2］　这些人以观看奴隶厮杀取乐。

［3］　斯派克·李（Spike Lee, 1957—　），美国著名黑人电影导演。

［4］　伍迪·艾伦（Woody Allen, 1935—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5］　罗伯特·罗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 1968—　），美国电影导演。

［6］　美国秘密极右组织，常常从事迫害、暗杀黑人的活动。

［7］　“9·11”事件的嫌疑犯。

［8］　法语，缩写，摘要。

［9］　法语，谢谢。

［10］　法语，再见。

［11］　法语，做爱。

［12］　法语，跟我睡觉。

［13］　法语，您愿意今天晚上跟我睡觉吗？

［14］　原文cirros，指卷层云。

［15］　英国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角色。

［16］　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 1954—　），美国好莱坞著名黑人明星。

［17］　帕伦（Wolfgang Paalen, 1905—1959），奥地利画家。在墨西哥生活多年。

［18］　大卫·林奇（David Lynch, 1946—　），美国电影界著名的多面手，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作曲等样样精通。

第四部分　罪行

女尸是在花卉区一片小空地被发现的。她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和下摆到膝盖的黄色裙子，衣服是大号的。是在空地上玩耍的几个孩子发现了女尸，他们赶忙报告给家长。一个孩子的母亲报了警。半小时后，警察到了现场。那片空地面对贝拉埃斯大街和查贡兄弟大道，空地的另外一侧是条水渠，对岸是一家废弃的乳品店的后墙。贝拉埃斯大街上没有人，因此警察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拦住了一辆巡逻车。其中一个警察进入空地查勘。片刻后，这名警察发现了两个蒙着头巾的妇女跪在杂草里祈祷。从远处看去，这两个女人好像上了年纪，其实岁数不大。女尸就横躺在她俩面前。那警察没有打断她俩的祈祷，转身去找同事，用手势招呼在轿车里抽烟的警察下车。接着，两名警察（其中一个原来在车里，带着手枪）向妇女所在地走去，到跟前后，开始观察那具女尸。带手枪的警察问两个女人是不是认识死者。一个女人说：先生，我们不认识她。从来没见过她。这孩子不是这里的人。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死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尽管可以肯定在1992年有别的妇女被害。在名单之外，或者有一直没有被发现的被害人，有的被埋葬在沙漠中公墓里，有的骨灰在夜间胡乱抛洒，甚至连抛洒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

识别爱丝贝兰萨身份的工作相对容易些。她的遗体先是被运到圣特莱莎一个警察局（全市有三个）里，由一名法官和几个警察检查和拍照。过了一会儿，一辆急救车在外面等候的同时，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来了。他身后跟着两名助手，局长重新检查。检查一结束，局长立刻与那位法官以及在办公室等他的三名警察开会。局长问：大家有什么结论吗？法官说：扼杀致死，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几位只是点点头。局长问：知道死者是什么人吗？大家都说：不知道。局长说：好，咱们调查吧。说完就跟法官走了。局长助手留下，他派人把找到女尸的那两位警察叫来。有人报告：他俩又巡逻去了。助手说：笨蛋，把他俩叫回来！后来，女尸被运往城里医院的停尸间。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剖验。根据尸检的结果，爱丝贝兰萨是被扼杀致死的。下巴有血肿，右眼有血肿。双腿和两肋有血肿。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可能不只一次，因为这两个器官都有撕裂和擦伤，两处都有大量出血。凌晨两点，法医做完了尸检，走了。一个多年前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迁居到这里的黑人护工，抱起这具尸体，放到冰箱里去了。

五天后，1993年1月结束前，路易莎·塞里娜·瓦斯盖斯被掐死。她十六岁，体格强壮，白皮肤，已经怀孕五个月。跟她一起生活的男人和这男人的朋友，经常在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商店偷东西。位于曼塞拉小区、鲁文·达里奥大街一幢楼的居民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大家破门而入，发现路易莎·塞里娜被一根电视电线勒死了。当天夜里，警方拘捕了塞里娜的情人马尔克斯·塞布尔维达和他的同伙爱塞基尔·洛美罗。两犯人被关押在第二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进行了整夜审讯，由圣特莱莎警察局长助理埃比法尼奥·卡林多警官指挥。突审的结果令人乐观，因为天亮前，嫌疑人洛美罗交代了：他偷偷背着朋友和同伙与死者保持亲密关系。路易莎·塞里娜一得知自己怀孕，就决定中断亲密关系。但洛美罗不答应，他以为自己是即将出生婴儿的父亲，而不是马尔克斯。几个月后，洛美罗知道塞里娜决心不可动摇的时候，就冲昏头脑，决定杀死塞里娜；最后，他趁马尔克斯不在家的机会，勒死了塞里娜。两天后，马尔克斯被释放。洛美罗没进监狱，而是继续关在第二警察局的看守所里。但这时审讯的问题不是要他说明杀害塞里娜的细节，而是打算指控他杀害了爱丝贝兰萨，这时她的身份已经验明。出乎警察意料，初审让洛美罗坦白后，警察被疑犯交代之快带入了歧途，以为洛美罗还会迅速认罪，但他很硬，绝对不承认与爱丝贝兰萨之死有什么牵连。

2月中旬，清洁工人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她三十岁左右，身穿白衬衫和黑裙子，袒胸露臂。她是被乱刀刺死的，但面部和腹部有大量被殴打的青肿痕迹。在她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前往美国图森的长途汽车票，上午九点发车，但这女人没能成行。找到的东西还有：口红、脂粉、睫毛膏、卫生纸、半盒香烟、一盒安全套。她没有护照，没有记事本，没有任何可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没有打火机。

3月，北方使者广播台（《北方使者报》的兄弟单位）女播音员，在一个男播音员和一位音响师陪同下，夜间十点钟离开了播音室。三人向那沃纳广场餐厅走去，那里专卖意大利饭菜。三人要了三份馅饼，三小瓶加州葡萄酒。第一个告辞的是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名叫伊莎贝尔·乌莱阿，音响师名叫弗朗西斯科·圣达玛利娅，二人决定再聊一会儿。他俩谈到工作上的事情、时间表和节目；后来，又谈起一个已经离开广播台的女同事，她已经结婚，跟丈夫前往墨西哥北部的埃莫西约附近一个村镇生活，村镇的名字记不得了，但是那里靠近海边，一年中有六个月像天堂，这是那个女同事说的。女播音员和男音响师是一起离开餐厅的。音响师没车，女播音员主动提出送他回家。音响师说：用不着，住的地方很近，再说也喜欢走一走。就在音响师向大街下方走去的同时，女播音员向自己停车的位置走过去。她正在掏钥匙准备开车门的时候，一个黑影从人行道上蹿过来，冲她连开三枪。她手里的钥匙落到了地。五米外有个行人赶忙扑倒在地。伊莎贝尔打算站起来，可是没力气，只能头部倚靠在前面的轮胎上。她没疼痛的感觉。那黑影走到她身边，朝她前额开了一枪。

谋杀伊莎贝尔之后的头三天里，这个事件由她所在的广播台和报纸公布出来了，人们认为是抢劫未遂，是疯子或者瘾君子企图偷车所致。还有一种说法是罪犯可能是中美洲人，危地马拉人或者萨尔瓦多人，是那些国家的老兵，移居美国前先不择手段地捞钱。尊重家属的意愿，没做尸检。弹道检查报告一直没公开发表，在圣特莱莎和埃尔西莫两地间法院传来传去的最后结果是：石沉大海。

一个月后，一个磨刀的走在新城区和莫雷洛斯区交界的溪水街上，看见一个妇女抱住一个木桩，像是喝醉了。从磨刀的身边开过去一辆黑色朝圣者，车窗玻璃是烟色的。磨刀的看见卖冰棍的小贩从街道另一端推车走过来，上面爬满了苍蝇。他俩都来到木桩前。但是，那女人已经滑倒在地，或者是因为没力气而抓不住木桩了。女人的面部被前臂挡住一半，从另外一半看到的是血糊糊的紫色肉团。磨刀的说应该叫救护车。卖冰棍的看看那女人说好像跟拳击手拉米雷斯打了十五个回合。磨刀的看出卖冰棍的不打算动弹，就说：麻烦你照看照看我的小车，我马上回来。他穿过土路后，回头瞅瞅，想证实一下卖冰棍的是不是在照看他的小车。他看见刚刚围绕卖冰棍的人飞舞的苍蝇，这时都跑到那女人脸上去了。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墙壁上有许多窗户，一些妇女正从窗口里张望。磨刀的说：应该叫救护车呀！这女人要死啦！过了一会儿，医院的急救车来了。护理员们想知道是谁叫的急救车。磨刀的解释说，是他和买冰棍的发现她躺在地上的。护理员说：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谁对她负责？磨刀的说：我怎么能对她负责呢！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嘛！护理员问：应该由谁负责呢？磨刀的一边从小车的木匣里抽出一把大切菜刀，一边喊道：犟驴！难道你聋啦！护理员连忙说：好，好，好。磨刀的说：行了！快把她放到急救车里吧！另外一个弯腰查看倒地女人的护理员，一面轰赶苍蝇，一面说你们吵嘴没用啦。这女人已经死了。磨刀的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线，好像用炭笔画出的两横杠。他骂道：你这个混账王八蛋！这都怪你！说罢，扑了过去。另外一个护理员企图劝架，但一看见磨刀的手中菜刀，连忙一头钻进了救护车并且报了警。磨刀的追了一阵护理员，最后，愤怒、狂怒或者怨恨或者火气慢慢消退了，或者是累了，才算罢休。他回来推起小车，走上溪水街，越走越远，在急救车旁边围观的人群终于看不见磨刀人了。

那被拉走的女人名叫伊莎贝尔·甘西诺，人们都叫她爱里莎白特，从事卖淫活动。殴打造成了她脾脏损坏。警察把这桩杀人案归咎于一两个生气的嫖客。甘西诺住在圣达米安区，位于她被发现的地方之南。据说，她没有固定的性伙伴。但是，有个女邻居说，甘西诺跟一个什么伊万走动得较多。后来，准备对这个伊万进行调查，但他下落不明。警方还想找到磨刀人的住处，据说他叫尼卡诺尔；新城区和莫雷洛斯区的居民说，磨刀人经常出现在这两个居民区，差不多每周一次，或者每十五天一次，要么他换了工作，要么他从城西搬到城东或者城南，要么离开了这座城市。总之，人们再也没看见磨刀人。

到了5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位于花卉区和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开发区之间的垃圾堆里。这个开发区有四座从事组装家用电器的加工大楼。为加工大楼输电的高压塔是新近建立的，塔上涂了银白色。输电线塔旁边，在一些小山包之间，有些棚屋，它们在加工大楼建造之前就存在了。这个棚户区逐渐扩展，如今已经穿过铁路，与珍宝区接壤了。棚户区里有个广场，四角栽种了四棵树；广场中央还有两棵。六棵树上全是尘土，看上去黄黄的。广场一角是公交车站，把工人从圣特莱莎全城各处运输到这里。但工人下车后还要走上一大段土路才能到达开发区大门。经过保安检查出入证之后，工人们才能走进各自工作岗位。只有一座加工大楼有工人食堂。在其他大楼里，工人们就在机器旁边或者随便扎堆在某个角落吃饭。他们聊天，说笑，一直到吃饭时间结束的汽笛响起为止。多数工人是女性。那座垃圾堆不仅有棚户区居民扔的东西，还有加工大楼的生产废料。是一楼工厂车间一个工头发现女尸后报警的。这个工厂位于综合西区，与一家跨国公司联手生产电视机。前来寻找女尸的警察们见到了加工厂的三位业务主管。三位主管正在垃圾堆旁边恭候警察们的到来。两位主管是墨西哥人，一位是美国人。一位墨西哥主管说希望警方尽快收尸。警察问尸体在哪里，另外一个警察在呼叫急救车。三位主管陪同警察向垃圾堆里面走去。一行四人都捂着鼻子。不过，美国主管把手放下时，两个墨西哥主管也追随其后。女尸黑皮肤，黑头发，长及肩膀以下。她身穿一件黑色田径衫和短裤。四个男人站在那里望着她。那个美国主管弯下腰，用一支圆珠笔拨开她脖子上的头发。警察立刻说：美国佬最好别碰她。那美国人用西班牙语说：我不碰她，就是想看看她脖子。两个墨西哥主管弯腰看看她脖子上的印痕。然后，二人起身，看看手表。其中一个主管说：急救车来晚了。警察说：会准时到的。一位主管说：好了，那您负责一切，对吧？警察说：是的，是我。主管递过来一张钞票。警察接过来，揣进制服口袋里了。当天夜里，女尸被放进圣特莱莎医院的冷库里。第二天，法医助手对她进行了验尸。她是被勒死的。被强奸过。法医助手写道：阴道和肛门有撕裂。怀孕五个月。

5月里第一具女尸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明，为此推断她是中部或者南方移民在前往美国的途中在圣特莱莎停留。没人陪伴她，没人想念她。她大约有三十五岁，有身孕。也许她是去美国与丈夫或者情人团聚的，去见未来孩子的父亲——某个非法居住在那里的倒霉鬼，也许始终不知道这女人怀着他的孩子呢，也不知道这女人怀孕后会来找他。可这5月的第一具女尸可不是最后一具。三天后，瓜达卢佩·罗克鲁斯·哈斯死了（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的身份），二十六岁，居住在茉莉花街，位于卡兰萨小区，与卡兰萨大道平行的一条街道，是菲雷—西斯加工厂的女工。工厂是新建的，地点在距离圣特莱莎十公里处通向诺加莱斯的公路旁。但罗克鲁斯·哈斯不是死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或许还能理解，因为那条路人少，危险，适合走轿车，而不是公交车，从公交车最后一站到工厂至少要徒步走一公里。可她是死在茉莉花街自己家门口啊。她身上有三处枪伤，两处是致命的。凶手竟然是死者的未婚夫，他企图连夜逃走，结果在铁道旁边被抓获，距离一家名叫“蚊子”的夜间娱乐场所不远。此前，他在那家酒吧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报警的正是酒吧老板——以前当过警察。审讯结束，事情明朗了：犯罪动机是吃醋，不知是否有根据。罪犯见过法官之后和各个部门批准之前，被立即送往圣特莱莎监狱，等候转移或审判。5月最后一具死尸是在星星山坡上发现的。山坡下四周不规则的居民区也叫“星星”，那个地方好像不能扩张了，或者扩展起来有困难。只是朝东的山坡还能看见基本上是没有建筑的风景。女尸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根据法医鉴定，她是被刀砍死的。有明显的强奸痕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白皮肤，金发。身穿牛仔裤，蓝色衬衫，耐克运动鞋。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凶手还不怕麻烦地给她穿好了衣服，因为无论裤子还是衬衫上都没有扯破的口子。肛门没有被强暴的痕迹。只是在面部右耳上方靠近颧骨的部位有轻微红肿。在这具女尸被发现后的几天里，《北方使者报》、《圣特莱莎论坛报》和《索诺拉之声》三家城里报纸都刊登了星星山坡上陌生女子的照片。但是，无人前来认领。死者被发现的第四天，圣特莱莎警察局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亲自登上星星山坡，没任何警察陪同，连助理埃比法尼奥·卡林多也没带。局长走遍了发现尸体的地方。离开山坡后，他登上了山顶。火山石里有不少市场装垃圾的口袋。他想起儿子在美国凤凰城读书时有一次告诉他塑料袋几百年，也许几千年都不会降解。他看见塑料袋的腐烂程度，心里想：这里的一切都会分解。山顶上，一些孩子在玩耍，很快他们就下山去星星小区了。天空开始黑下来。他从山坡西侧看见一些棚屋的纸板或铁皮。还看见在乱糟糟房屋轮廓中穿行的街道。看见东边有公路通向山区和沙漠，看见卡车的灯光，看见从山脉那边随着夜幕一道降临的第一批星星，真正的星星。北边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大片乏味的旷野，仿佛生命就到圣特莱莎就结束了，虽说人人充满了生活的愿望和信心。后来，局长听见狗叫声，越来越近，最后看见了一群狗。可能是群饥饿的野狗，就像刚才他在山顶上瞅了一眼的孩子们。他从腋衬里掏出手枪。他数了一下有五条狗。打开保险，射击。被打中的狗在空中没跳起来，而是扑倒在地，原来的冲力让它缩成一团。其余四条撒腿便跑。局长观察着越跑越远的狗们：两条夹着尾巴低头跑。另外两条，一条尾巴高高竖起，另外一条，天晓得为什么，竟然摇晃着尾巴，仿佛拿了大奖。局长走近死狗，踢了一下。子弹射进了脑袋。他没回头，径直下山，再次来到发现陌生女尸的现场。局长停步，点燃一支香烟。是没过滤嘴的柔和香烟。继续下山，最后来到自己轿车前。他想：从上面看，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啊。

5月里再也没有女人死亡了，当然自然死亡的不算，就是说，死于疾病、衰老和难产的妇女。但是，到了月底，又发生了亵渎教堂事件。一天，有个陌生人走进圣拉法埃尔教堂，地点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墨西哥爱国者大街，时间正是第一次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几乎没人，只有寥寥几个女信徒挤在前排的长凳上。神甫还在忏悔室里。教堂内散发着熏香和廉价清洁用品的气味。那陌生人在最后一排的长凳上坐下后，迅速跪在地上，双手抱头，好像十分沉重，或者病了。几个女信徒回头瞅瞅他，嘀嘀咕咕一番。有个老太太从忏悔室里出来，停下脚步望着陌生人不动。与此同时，一个土著模样的年轻女子进去忏悔。一旦神甫赦免了年轻女子的罪孽之后，就应该开始做弥撒了。但是，那个刚才走出忏悔室注视陌生人的老太太，虽然不动，却时而重心放在左腿上，时而重心在右腿上，给人的感觉她在跳摇摆舞。很快，她明白了这人不正常，打算去提醒别的老女人。老太太走在中央通道的时候发现有股不干净的液体从陌生人所在的长凳下流出来。她闻见了小便的臊味。于是，她不去找老太太们，改道去了忏悔室。她连续敲敲神甫的小窗户。神甫说：孩子，我忙着呢。老太太说：神父，有个人正在玷污基督的住所。神甫说：知道了，孩子，我马上接待你。老太太说：神父啊，这事很不好啊，想想办法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老太太一面说话，一面像跳舞。神甫说：孩子，耐心一点，我忙着呢。老太太说：神父，有个人在教堂里解手呢。神父从破纱窗向外张望，在昏暗的大堂里寻找那陌生人。接着，神甫走出了忏悔室。那土著女子也出了忏悔室。加上报信的老太太，三人伫足望着那陌生人。他正在轻轻呻吟着，不停地撒尿，尿液湿透了裤子，像溪水一样流向门廊，这证明通道高低不平，这正是神甫一直担心的问题。随后，神甫去叫教堂司事。后者正在喝咖啡，坐在桌子旁边好像很累的样子。神甫和司事来到陌生人身边，谴责他这种行为并且动手拉他离开教堂。陌生人看看他们的身影，热泪盈眶地恳求他们别打搅他。几乎与此同时，一把剃刀出现在他手中，就在第一排女信徒喊叫的时候，剃刀砍伤了教堂司事。

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以办事谨慎、有效率著称，有些警察把这些优点与信教联系在一起。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跟神甫谈了话，后者描绘那陌生人是个大约三十岁的家伙，中等身材，皮肤发黑，身体强壮，是个普通的墨西哥人。随后，检察员跟那几个女信徒谈话。她们则把陌生人说成并非普通的墨西哥人，而是个魔鬼。检察员问：魔鬼在早上弥撒做什么呢？女信徒们说，他来这里要杀我们。下午两点，检察员在一名画师陪同下去医院找那位教堂司事录证词。司事的描绘与神甫的说法吻合。那陌生人散发着酒气。酒气冲天，仿佛那天早晨起床前，他在九十度的酒精盆里洗过衣服。陌生人有好几天没刮脸了，虽然这个特征不明显，因为此人毛发稀少。检察员想知道：司事如何了解此人毛发稀少呢？司事说：根据他脸上汗毛的样子，稀稀拉拉的，好像被他浑蛋母亲和懒惰父亲胡乱粘上去的。另外，他双手很大，很结实。手大得与身材不相称。那时，他在哭泣，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又哭又笑。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检察员问：是吸食毒品了吗？对，正是如此。接着，检察员给圣特莱莎精神病院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住院患者符合他描述的特征。医生说，有两个，但没有暴力倾向。他问：是否放他们出院了？回答：一个放了；另一个没放。检察员说：我去医院看看。下午五点钟，检察员在一家警察从来不去的咖啡馆吃了饭后，驾驶他那铅灰色的美洲豹轿车前往精神病院。接待他的是位女院长，五十多岁，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命人给检察员送来咖啡。女院长的办公室很漂亮，他觉得装饰很有品位。墙上有一幅毕加索的复制品和一幅迭戈·里维拉［1］的作品。检察员长时间望着里维拉那幅画，一面等候女院长到来。桌子上有两张照片。一张上面有女院长，那时还年轻，怀抱着一个女孩，看着镜头。女孩的表情温柔，有些走神。另外一张照片上，女院长更加年轻，她坐在一位年长妇女身边，开心地注视着那位妇女。相反地，那位妇女则表情严肃，望着镜头的眼神好像觉得照相是轻浮之举。终于，女院长回来了。检察员立刻发现照片上的人距离眼下已经十分久远了。他还发现女院长仍然风韵犹存，非常美丽。关于疯子，他和她谈了好大工夫。女院长告诉他：危险的疯子没出院。但危险的疯子并不多。检察员拿出画师根据别人口述的画像给女院长看。后者看得十分仔细。检察员注意到她的手：指甲是染的，手指细长，摸上去一定柔软。手背可能有雀斑。女院长说，画像不大好，像个随便什么人。随后，二人去看那两个疯子。他们在院子里。院落很大，黄土铺地，像贫民区足球场。一个身穿运动衫和白裤子的看守把第一个疯子带过来了。检察员听见女院长在询问疯子健康如何。接着，女院长和疯子说到了食物。疯子说他几乎不能吃肉了，但是，他说得太令人费解了，闹得检察员不知道他是抱怨饭菜，还是告诉女院长他最近对肉类反感。女院长谈到了蛋白质。吹进院子里的和风时不时地搅乱了疯子们的头发。检察员听见女院长说：应该修建一道大墙。身穿白大褂的看守说，风一吹，病人就紧张。后来，把另外一个疯子带来了。检察员起初以为这两个疯子是兄弟呢。等二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觉二人仅仅是表面上有些相像。他想，从远处看，所有的疯子都好像一模一样。回到女院长办公室的时候，他问她领导这座精神病院多长时间了。她笑着回答说：好多、好多年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二人再喝咖啡的时候（女院长特别喜欢喝咖啡），检察员问女院长：您是不是圣特莱莎人？女院长说：我不是这里人。我出生在瓜达拉亚拉，在首都念书，后来去旧金山，在伯克利读大学。检察员真想跟她继续聊天，喝咖啡，也许还想问问她结婚没有，或者离婚没有，可惜没时间了。检察员问：我可以把他俩带走吗？女院长不解地看看他。他问：我可以把这两个疯子带走吗？女院长冲他笑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您要把他俩带到什么地方去啊？检察员说：带到一个指认会上。有个受害人躺在医院里动弹不了。您把这两个病人借给我两小时。我带他俩去医院溜达一圈，天黑之前，我给您送回来。女院长问：您这是要求？检察员说：您是领导嘛。女院长说：请您出示法官的拘捕令！我可以去拿法官的拘捕令，可那纯粹是个手续。再说，如果我拿来拘捕令，那会把您的病人带到警察局里，有可能扣押一两个晚上呢，那他俩会感觉不好。相反地，如果我现在把他俩带走的话，那么什么事也没有。我把他俩放进车里，惟一的警察就是我。假如受害人做出肯定指认，那我照样把这两个疯子还给您。您不觉得这轻而易举吗？女院长说：我不这么认为。您拿来法庭命令再说吧。检察员说：我可不想惹您生气。女院长说：我已经生气了。检察员笑了。他说：行了。我不带他俩走了。可是，您得保证这两个人不出精神病院。行吗？女院长站了起来。刹那间，检察员以为她要轰他走呢。女院长是打电话给她的女秘书，再要一杯咖啡。她问：您也再来一杯吗？检察员点点头。他心里想：今天晚上不能睡觉了。

那天晚上，那个去过圣拉法埃尔教堂的陌生人又钻进了圣塔德奥教堂，地点在奇诺区的一个居民点里，那是在荒草和山坡之间发展起来的小区，位于圣特莱莎西南的山坡上。午夜十二点，电话呼叫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正在看电视。挂上电话后，他收拾桌子上的脏盘子，放进洗碗池。他从床头柜里拿出手枪和辨认画像，折叠起来放到口袋里，下楼梯到车库，去开他的红色雪佛兰。到达圣塔德奥教堂门前，他看见几个妇女坐在泥坯的台阶上。她们人数不多。进入教堂里面，看见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正在询问神甫。他问一名警察是不是来过急救车。警察微微一笑，说没人受伤。这都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两个技术部门的警察正在寻找祭坛旁边基督像上的印记。何塞请神甫走开后，告诉胡安：这一次，疯子没有伤害什么人。胡安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何塞说：晚上十点来了一吸毒的浑蛋。他手里拿着一把剃刀或者匕首。在教堂的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来了。就是那边，最黑暗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听见他在哭泣。不知那家伙哭什么，还是又哭又乐。原来他在撒尿呢。老太太于是去叫神甫。那家伙便跳起来开始破坏圣像。一个基督像。一个瓜达卢佩圣母像。两个圣徒像。然后就出去了。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道：这就是全部情况吗？何塞说：就是这些，没别的了。随后，两位检察员分别与现场目击证人谈话。证人们描述的情况与那个亵渎圣拉法埃尔教堂的家伙样子一致。胡安拿画像给神甫看。神甫很年轻，似乎神情疲惫，但不是因为那天夜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多年来拖拖拉拉的问题堆积如山。神甫不大在意地说：长得像。教堂里散发着熏香和尿臊味。散落在地上的石膏碎片让胡安想起一部电影，但他忘记名字了。他踢踢一块碎片，像是一只手，已经粘上尿液。何塞问他：你发现没有？胡安反问：发现什么？何塞说：那家伙肯定有个特大的膀胱。要么就是特别能憋尿，一直等进入教堂才撒尿。胡安走出教堂后，看见几个《北方使者报》和《圣特莱莎论坛报》的记者正在与围观群众说话。然后，他踏上圣塔德奥教堂附近的街道。那里虽然闻不到熏香味，但空气里似乎直接从脏水坑里传来臭味。路灯昏暗。胡安想：以前没有来过这里。走到一条街的尽头，他看见一棵大树的树影。它是广场的幌子，是那块半圆形荒地上惟一保留的类似公共空间的东西。荒地四周，街坊四邻已经七手八脚地搭建了一些乘凉用的长凳。胡安想起来了：这里有过印第安人村庄。这是一个从前在这里住过的警察告诉胡安的。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注视着那棵大树投下的黑影，那树冠咄咄逼人地直插星空。如今，那些印第安人在什么地方啊？他想起了精神病院那位女院长。他真想此时此刻跟她说说话，但是心里明白自己不敢给她打电话。

对圣拉法埃尔和圣塔德奥两座教堂的亵渎事件，在本地报界的反响要大于几个月前的妇女被杀案。事件发生的次日，胡安和两名警察走遍了奇诺区和珍宝区，拿出肇事者的画像给人们辨认。没有人认识他。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那两名警察到市中心去了。胡安给精神病院女院长打电话。女院长此前没看报纸，不知道前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胡安邀请她吃饭。出乎他意料，女院长接受了邀请。于是，二人约定在波代丝塔区的乌苏玛辛达街的素食餐厅见面。胡安不了解那家餐厅的情况，一进门就要了双人座位的桌子，在等候女院长的同时，要喝威士忌。但是，这家餐厅不提供带酒精类的饮料。招待他的侍者身穿双色方格衬衫和皮凉鞋。他望着胡安的神情，好像看着病人或者是找错门的顾客。胡安觉得这地方讨人喜欢。坐在其他座位上的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嗓门。耳边传来一阵阵水落石板样的音乐。女院长一进门就看到了胡安。但她没过来打招呼，而是直接去柜台跟那个正在做鲜榨果汁的侍者说话。说了几句话之后，她方才来到胡安身边。她身穿一件银白色开领紧身套衫和灰色长裤。胡安看见她走近，连忙起身，感谢她接受邀请。女院长微微一笑，露出了齐整的小牙齿，雪白，尖利，这给她的笑容增加了食肉动物的样子，与餐厅的素食特色不协调。侍者前来问两位吃什么。胡安看看菜单，请女院长替他选择。在等候上菜的同时，胡安给她介绍了圣塔德奥教堂发生的事情。女院长听得很认真，最后问他是否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了。检察员说：这就是全部情况。女院长说：我那两个病人都是在院里过夜的。他说：我知道。她问：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我去过教堂后，就去了精神病院。我请求那位看守和一位值班护士带我去那两个病人房间看看。他俩都在睡觉。房间里没有尿湿的衣服。没有人放他俩出院。女院长说：您给我讲的这事可是非法行为啊。检察员说：可他俩不再是嫌疑人了。再说，我也没叫醒他俩。他俩没有察觉什么。女院长有一阵工夫闷头吃饭。胡安越来越喜欢这水落石板的音乐了。他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我很想买这个音乐的唱片。他说得很真诚。女院长好像没听见。饭后水果是无花果。胡安说：好多年没吃无花果了。女院长要了一杯咖啡。她想付账。他不让。但不容易。他不得不再三坚持。女院长似乎变得冥顽不化。二人走出餐厅时，握手道别，仿佛永远不再见面似的。

两天后，那陌生人进了牛背山小区的圣卡塔里娜教堂，进去时教堂还关闭着呢。他在祭坛上拉屎，撒尿，还砍掉了他遇上的几乎所有圣像的脑袋。这一回，消息是从国家级报纸传出来的。《索诺拉之声》的一名记者给这个肇事者命名为“魔鬼附体的忏悔者”。对此，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明白随便什么人都能干出这种勾当，但警察局里还是认定非“忏悔者”莫属。胡安决定还是继续跟踪事态的发展为好。这座教堂的左邻右舍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胡安并不感到奇怪，虽说破坏这么多圣像需要时间，而且会产生相当大的噪音。圣卡塔里娜教堂里没有人居住。主持教堂事务的神甫一天去教堂一次，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然后去新城区教会学校工作。没有司事。帮助做弥撒的侍者有时候去，有时不去。实际上，这是一座几乎没有信徒的教堂，里面的物品都是廉价货，是主教辖区人员从市中心一家批发和零售长袍与圣像的店铺采购的。根据胡安的感觉，这位教堂神甫性格开朗、豪放。二人谈了一阵儿。教堂里什么也没缺。神甫好像没生气，也没受亵渎事件的影响。他迅速对损坏的情况做了估算，然后对检察员说这点损失对主教辖区来说微不足道。祭坛上的大便也没让他恼怒。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用上两个钟头一切就干干净净了。相反地，大量的尿液让神甫惊慌起来。检察员和神甫肩并肩、亲如兄弟般地走遍了“忏悔者”撒尿的路线和各个角落。最后，神甫说这家伙的膀胱可能比肺脏还大。那天夜里，胡安想这个忏悔者越来越可以令人容忍了。他第一次亵渎行为很粗暴，几乎杀死了教堂司事；但是，两天过去后，他在改进。第二次仅仅吓跑了几个女信徒。第三次没人看见他，因此可以安安静静地干活了。

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后的第三天，“忏悔者”深更半夜潜入位于改革区的耶稣基督大教堂：本市最古老的教堂，建于18世纪中叶，有一段时间充当圣特莱莎主教辖区总部。在邻近的建筑里，位置是索莱尔大街与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的拐角处，住着三位神甫和两名印第安帕帕戈族神学院学生——正在圣特莱莎大学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中心念书。这两个学生课余还负责做些清洁工作，比如每天晚上洗盘子或者收集三位神甫的脏衣服，交给一个随后送洗衣房的妇女。那天夜里，其中一个学生没睡觉。他本打算闭门读书，后来起身去图书室找书。他在图书室毫无理由地坐在扶手椅上看起书来，直到睡意袭来。有个与教区长住宅直接相连的走廊把教堂和神甫宿舍连接起来。据说，还有另一个通道，是地下的，神甫们在墨西哥大革命期间（1910—1920）和基督派分子暴乱［2］期间（1926—1929）使用过。但是，两个帕帕戈族学生并不知道这条地下通道的存在。忽然间，打破玻璃的破碎声吵醒了那个在图书室睡觉的学生。起初，他觉得奇怪，难道下雨了吗？但随即他发现破碎声来自教堂内部，而不是外部，于是起身去检查。走到教区长住宅时，他听见呻吟声，于是以为什么人被关在某个忏悔室里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忏悔室的门都是敞开的。那个帕帕戈族学生与人们说的帕帕戈族人的性格相反，胆小怕事，不敢独自进入教堂。他首先去叫醒另外一个学生。然后，二人一起去小心翼翼地敲胡安·卡拉斯科神甫的房门。这位神甫如同这座建筑里其他住户一样，正在睡觉。卡拉斯科神甫在走廊里听了帕帕戈族学生的讲述，就像读报那样说道：那一定是“忏悔者”吧。随即回房间，穿上长裤和运动鞋（是慢跑和打回力球用的），从衣柜里拿出一根旧棒球棒。接着，他派遣一个帕帕戈族学生去叫醒看门人。看门人睡在一楼一个小房间里，旁边就是楼梯。神甫和看门人走在前面，那学生紧随其后，注意着周围的响动，向教堂走去。乍一看去，三人觉得里面没人。蜡烛透明的白烟袅袅向上，飘到拱顶去；一片深黄色的迷雾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教堂内部。不久，三人听到了那呻吟声，好像一个孩子努力不要呕吐出来，一声又一声地传过来，接着是那熟悉的作呕声。学生低声说：是“忏悔者”。卡拉斯科神甫眉头紧皱，毫不犹豫地向作呕声的发源地走去，双手握紧棒球棒，那姿势正是要击球的样子。那个帕帕戈族学生没有跟着卡拉斯科神甫前进。他也许朝着神甫的方向迈了一小步或者两步，随后就停住了脚步，因为面对巨大的恐惧，他手无寸铁。实际上，他甚至牙齿打战了。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后来，他向警察解释说，原因是他开始祷告了。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他：你在祷告什么？帕帕戈族学生不明白这个问题。检察员问：是祷告我的主吗？帕帕戈族学生说：不，不，不，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为妈妈祈祷，恳求妈妈别丢下我。这个学生从他祷告的地方听见了棒球棒撞击到什么柱子的声音。学生想，或者回忆起那时的想法：有可能是棒球棒打到了“忏悔者”的脊柱上了，或者打到了立着天使长加百列高达一米九的木雕柱子上。后来，他听见什么人气哼哼的声音。他听见“忏悔者”在呻吟。他听见卡拉斯科在骂娘，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这学生不知道神甫在骂谁，是骂“忏悔者”？还是骂他这个没跟上自己的学生呢？亦或神甫过去的什么人，不管什么人吧，他这个学生是永远无法认识了，神甫也不可能再见到了。后来，他听见了棒球棒落在精雕细刻石面上的声音。那球棒和木块在石面上连连跳动数次，最后终于安静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帕帕戈族学生听见了让他再次想到那巨大恐怖的一声叫喊。不经意间想了想。或者说是与那些颤抖的圣像一道想了想。后来，他似乎在蜡烛或者闪电的照耀下，以为自己看见了“忏悔者”的形象：他高举棒球棒一下子砍掉天使长的小腿，让天使长从石座上摔下来。再次响起木块落地的声音，是些朽木，稀里哗啦与石块碰撞在一起，仿佛木头和石块在那个地方是严格对立的术语。又是殴打声。接着响起看门人跑动的脚步声。这个学生也进入暗处了；他那个帕帕戈族兄弟用帕帕戈语问他：怎么啦？哪里疼啊？接着是更多人的喊叫声，来了更多的神甫，还有报警的呼喊声，还有白衬衫飞舞，还有酸味，好像什么人用一加仑氨水擦拭过老教堂的石头地面，据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到处散发着尿臊气，一个正常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膀胱呢，怎么能撒出如此多的尿液呢！

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这一回“忏悔者”可太过分了。他正在跪着检查卡拉斯科神甫和看门人的尸体。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检查了“忏悔者”闯入教堂的那扇窗户，然后出去，到了大街上，先是沿着索莱尔大街绕了一圈，再到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走了一趟，又去一个夜间居民临时充当免费停车场的广场走了一遭。等他回到教堂里面的时候，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和助理埃比法尼奥已经到了。局长一看见胡安，立刻打手势请他过去。他们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抽烟，谈了好长时间。局长的羊皮上衣里面穿了一件睡衣，散发着昂贵的香水味，面无倦容。埃比法尼奥身穿一件碧蓝色外衣，适合教堂的昏暗光线。胡安告诉局长“忏悔者”肯定有轿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胡安说：如果徒步，他不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他浑身臊气冲天。从奇诺区到改革区距离很远。从改革区到牛背山也很远。假设“忏悔者”住在市中心。从改革区到市中心可以步行。但是，从市中心到牛背山，如果走路，恐怕要一个小时吧。埃比法尼奥说：也许更多。那么，从牛背山到奇诺区呢？步行需要多久呢？埃比法尼奥回答：只要别迷路，大约四十五分钟多一点。胡安说：那就更别说从改革区到奇诺区了！局长于是得出结论：这头犟驴是开车作案的。胡安说：这是咱们惟一可以肯定的。他车里可能有干净衣服。局长问：干吗用啊？以防万一呗！局长说：你认为“忏悔者”不是笨蛋。胡安低声说：他一进教堂里就变成了“尿桶”，一出教堂就成了正常人了。局长说：啊，原来如此。埃比法尼奥，你怎么想的？埃比法尼奥说：这有可能。假如他独自生活，那回家时会散发臭味，这样从他车里到住处，用不了一分多钟。如果跟别人同居，那就得在进门前换好衣服。局长说：听起来符合逻辑啊。可问题是咱们如何收拾这一切呀？你有什么主意吗？胡安说：眼下，先在每座教堂派一名警察，等候“忏悔者”迈出下一步吧。局长高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哥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些事情，我必须问问他才成。胡安，你认为“忏悔者”会住在什么地方？检察员说：局长，我不知道。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就算他有车，我估计他也不会住在奇诺区。

清晨五点钟，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回到家里就听到了精神病院女院长的留言。她说：您寻找的那个人患有“恐圣症”。请给我打电话！我给您解释。虽然是一大清早，他立刻给女院长拨了电话。他在她的留言机上录音如下：我是检察员马尔蒂内斯。请原谅我这个钟点给您打电话。我收到了留言。刚刚回到家中。今天夜里，“忏悔者”又……一句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对不起，是今天我再联系您。晚安，谢谢您的信息。随后，胡安脱掉鞋子和裤子，上床睡觉。但是，无法成眠。早晨六点，他到了警察局。一群巡警正在给一个同事过生日。大家邀请他喝酒。他谢绝了。检察员办公室里没人。他从那里听到了楼上一遍又一遍在唱“祝你生日快乐”。他列出一张他要的工作人员名单。又起草了一份给埃莫西约警署的报告。然后去自动咖啡机拿咖啡。他看见几个巡警互相搂抱着下楼去了。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廊里，他看到几个警察在聊天，三三两两在一起。时不时地从人堆里发出哄堂大笑。有个身穿白大褂，但穿着牛仔裤的家伙，推着一辆担架。上面严严实实地蒙着灰色塑料袋，那是爱米里亚·美娜·美娜的遗体。没人注意这具女尸。

6月，爱米里亚·美娜·美娜死了。她的尸体是在尤卡坦克斯大街附近的地下垃圾堆里发现的，那条大街通向科林多兄弟砖厂。法医报告上说：她被强奸过，刀砍过，火烧过，没有具体说明致命原因，究竟是刀砍还是火烧；也没有具体说明在火烧的什么时刻毙命。在发现她尸体的垃圾堆处，经常有人报火警，大部分是自己点火造成的，少量是意外火灾，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尸体被烧应该归咎于这类火灾，而不是有人故意焚尸灭迹。这个垃圾堆没有正式名称，因为是秘密堆积而成的，但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辣椒”。白天，“辣椒”上看不见人影，包括附近的荒地——即将被垃圾堆吞食的地盘。夜里，会出现一些穷光蛋或者次等穷光蛋。首都墨西哥城称穷光蛋为懒虫，但是“懒虫”往往是好吃懒做的少爷，是无耻之徒，可以比做“辣椒”上云集的单个或者成双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说着一口难懂的黑话。警方准备在发现美娜尸体后的第二天夜里进行大搜捕。结果只抓住了三个在垃圾堆翻找纸壳的男孩。在“辣椒”那里过夜的人寥寥无几。生命很短。在垃圾堆上最多待六个月就会死亡。那里的人无论食物还是性生活都是一个秘密。说不定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吃饭和性交。或者说食与色对他们已经是不可及和不可言说之物，是言行之外的东西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病。剥掉“辣椒”上一具尸体的衣服等于剥掉一层皮。垃圾堆上稳定的住户，从来没少于三人，也从来没超过二十人。

杀害美娜的主要嫌疑人是她未婚夫。警方派人去他家寻找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跟父母和三个兄弟住在一起。根据他家里人的说法，他是在美娜尸体发现的前一两天走的。他父亲和他两个兄弟在牢房里蹲了两天，从他们嘴里掏不出任何相关的情况，只了解到嫌疑人的叔叔住在古斯曼城，估计他躲到那里去了。古斯曼城警方得到通报后，立刻派人去相关地址带着追捕令搜查，结果连所谓嫌疑人兼未婚夫的影子都没看见。案子挂起来了，不久便被人们遗忘了。五天后，美娜的案子尚在调查中，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看门人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尸体被抛弃在一块空地上。学生们有时在那里玩足球和棒球。从那里可以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这一侧加工厂的外壳以及与柏油路连接的土路。公路两侧有铁丝网隔离。这一侧就是预科学校的校园，里面有两座楼群，每座三层，楼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预科学校创办于1990年。看门人从开办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发现女尸那天早晨，看门人在从校长办公室拿出各个教室和房间的钥匙时，有群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弄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走进勤务室后，他才闹明白那东西原来是一群黑兀鹫。一群黑兀鹫在校园旁边的空地上盘旋呢。但他要办的事情很多，决定稍后再去查看。不久，女厨师和帮厨的来了。看门人就去厨房跟她俩喝咖啡了。三人说了一阵家长里短，最后看门人问她俩是否在进门时看到那群黑兀鹫在学校上空盘旋。二人说没看见。于是，看门人喝完了咖啡，说他要去空场上转一圈。看门人担心会遇到死狗。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得返回学校，到工具仓库里拿上铁锹，准备挖掘一个比较深的土坑，免得学生把死狗重新刨出来。可结果他看到的是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黑衬衫和黑凉鞋，裙子被卷到了腰间。没穿内裤。这些是看门人一眼看到的。接着，他注意到了她的脸色，知道夜里她还没死呢。一只黑兀鹫落到了栅栏上。看门人挥挥手把它给轰走了。女子留着长头发，发梢至少落到半腰。有几缕发丝粘有凝固的血块。腹部和阴部也有干血。看门人连连画着十字，慢慢地站了起来。回到学校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女厨师。帮厨的小伙子正在刷锅。看门人压低声音说话，不让小伙子听见。看门人从办公室给校长打电话。但校长已经离开了家门。看门人找到一条毯子，去把女尸遮盖上了。到了这时，他才发觉尸体已经僵硬。他一面回学校，眼泪一面流个不停。他看见女厨师在校园里坐着抽烟。她招手问他怎么了。看门人也招招手，但意思不明白，他去校门口迎接校长。校长一到，便和看门人前往空地。女厨师从校园里看到校长如何掀开毯子，从不同角度看地上的什么东西。不久，两位教师也赶到了空地。在距离他们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群学生。中午十二点，来了两辆警车，第三辆没有标志，第四辆是救护车。他们把女尸拉走了。女尸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在几天前，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致命的主要原因是胸口被刺，但头骨有裂痕，因此法医不能排除打击头颅的因素。她身高一米七二。

1993年6月最后一名女尸名叫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她已经失踪四十多天。她母亲在女儿失踪的次日就去第二警察局报了案。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在K&T加工厂工作，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附近就是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和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的最后一排住宅。她失踪那天是上第三班：晚上九点到清晨五点。她的同事们说，她一向上班准时，因为玛卡里达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堪称楷模；为此，她失踪的时间应该是上下班交接的时候。可是，这个钟点没人发现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清晨五点或者五点半，周围一片漆黑，因为路灯坏了。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北部没有电力供应。这个工业园区的出口处，除去诺加莱斯公路的一处，其他出口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也没有下水道；结果，园区内的全部废料都丢进玫瑰花小区的泥坑里，太阳一照，泥坑发白。这样说来，玛卡里达·洛佩兹下班的时间是清晨五点半。这是可以确定的。后来，她走在园区黑暗的道路上。也许她看见了一辆小型卡车，每天晚上都停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旁边是WS-Inc. 加工厂的停车场，小卡车出售牛奶、咖啡、冷饮和各种玉米饼给上下班的工人。多数工人是妇女。但是，她不饿，或者她知道家里有饭吃，所以没有停下脚步。她离工业园区越来越远，离开加工厂的灯光越来越远。穿过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随后进入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小区的第一条街道。走过这样的街道用不了她半小时。然后，就可以出现在她居住的圣巴尔托罗梅区了。走路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五十多分钟。但在途中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出了永久性偏差。后来，有人告诉她母亲：你女儿可能跟什么男人跑了。母亲说：她才十六岁，是个好闺女。四十天后，几个孩子在玛依多雷纳区的一间破屋附近看到了她女儿的尸体。她的左手下面有瓜柯叶。由于尸体腐烂，法医无法确认死因。有个参加运送尸体的警察却辨认出她手下的瓜柯叶。那警察弯腰捡起几片尖矛状的绿叶。

7月没有女尸。8月也没有。

那几天，首都《消息报》派遣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去报道关于“忏悔者”的消息。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三十五岁，刚刚离婚，急需挣钱。按照正常情况，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因为他不是警务方面报道的记者，而是文化版面的编辑。他撰写哲学类图书评论文章。不仅这类文章没人看，就是这类书籍也没人读。他时不时地也写关于音乐和画展的文章。四年前他就是《消息报》的在编人员了，他的经济状况不算拮据，过得去；但是一离婚，可就处处缺钱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有时他用化名写文章，免得让读者发现整个文化版面都是他一人的手笔），已经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了，于是去其他三个部门给主任们施加压力，请他们派点外差，这样可以让他平衡入不敷出的状况。于是才有了这个让他去圣特莱莎的建议，请他撰写完关于“忏悔者”的报道再回来。给他提供这份差事的是报纸周刊的主编，因为他看好塞尔西奥·贡萨莱斯，认为贡萨莱斯有了这份差事可以一箭双雕：一是可以赚外快；二是可以去北方玩三四天，那里有美味佳肴和新鲜空气，可以忘记前妻。于是，1993年7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飞机到了埃莫西约，然后登上了开往圣特莱莎的公交车。说真话，换空气让他感到美妙无比，心旷神怡。埃莫西约的天空清澈湛蓝，几乎有金属的闪光，从下到上熠熠生辉。这让他立刻情绪振奋起来了。无论机场的人们，还是城里街道的行人，都让他感觉和蔼可亲，无忧无虑，好像身在外国，只看到了居民好的一面。在圣特莱莎，他的印象中这是个工业城市，失业人口很少。他下榻在市中心一家便宜的旅馆，名字叫“绿洲”，地点在一条还是改革时期留下的石板路上。不久，他访问了《北方使者报》和《索诺拉之声》编辑部。他跟经手“忏悔者”案子的几个记者进行了长谈。他们告诉他如何去那四座被亵渎的教堂。他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看了四座教堂。陪同的只有出租车司机，每次在教堂外面等着他。他跟圣塔德奥和圣卡塔里娜两座教堂的神甫谈了话，他们提供的材料对他的调查帮助不大；但是，圣卡塔里娜教堂的神甫建议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因为按照他的看法，亵渎教堂的那人和凶手并非圣特莱莎最坏的恶疮。警方为他提供了口述画像的复印件。他跟办理这个案子的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约好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下午，他与市政委员会主席谈了话。主席邀请他在机构大楼旁边的餐厅吃饭。餐厅是石料建筑，试图模仿殖民时期的风格，但模仿不成功。不过，饭菜很好。主席和另外两名下属努力让他进餐愉快，讲了一些地方笑话和黄色新闻。第二天，他很想见见警察局长。但是，出面的是一名警官，大概是警察局的新闻发言人吧，是个刚刚法律系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他拿给塞尔西奥关于“忏悔者”案件的全部资料卷宗，足够新闻记者写报道用了。小伙子名叫撒穆迪奥，那天夜里他的头等大事就是陪记者说话。二人共进晚餐。然后，去了歌舞厅。塞尔西奥想起自十六岁以后就没有踏进过歌舞厅的门。他把这话说给撒穆迪奥。小伙子听了哈哈大笑。他俩邀请几个姑娘喝酒。她们来自锡那罗亚州。从她们的衣着打扮看，可以立刻发现她们是女工。塞尔西奥问陪伴他的姑娘喜欢不喜欢跳舞。姑娘回答说跳舞是她生活里最喜欢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他感觉愉快，可是又感到难过。姑娘则问他一个墨西哥城人跑到圣特莱莎做什么，他回答说自己是记者，正在写关于“忏悔者”的报道。这番话似乎对她没什么影响。她从来不看《消息报》，这让塞尔西奥难以相信。撒穆迪奥悄悄对他说可以带她们上床去。频闪仪摇曳的光线扭曲了小伙子的面部表情，姑娘说，她觉得这小子像疯子。塞尔西奥听了耸耸肩。

第二天，塞尔西奥醒来时一人在旅馆里，感觉看见了，或者听见了什么禁区里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吧，是不合适、不相宜的东西。他打算采访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到了检察员办公室，只看到有两人在玩掷色子，第三个人在旁观。这三人都是检察员。塞尔西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坐下来等候，因为他们告诉他胡安很快会来。检察员们身穿羊皮上衣，脚上是运动鞋。两个玩者手边有个装菜豆的杯子，每掷一次色子就从杯子里掏出几个菜豆，放到桌子中央。让塞尔西奥奇怪的是如此堂堂正正的汉子居然拿菜豆赌博，但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放到中央的菜豆竟然会跳起来！他注意观看。果然，时不时地有三两个菜豆在跳跃，跳得不高，两三公分，但真的在跳啊！两个玩家并不在意跳跃的菜豆。他俩把五个色子放入一个色子筒，摇一摇，再摇一摇，突然倾倒在桌子上。每倒一次，无论自己还是对方，都说上一句话。塞尔西奥听不懂。他俩说的是：打住！打住！或者说：碾住！秃秃！或者说：疯疯！或者说：斜斜！或者说：玉米甜球！或者说：叉叉叉！或者说：别费！别费！好像念念有词，在召唤神仙，或者什么神秘的脚步，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人人都敬重的话语。那个旁观的检察员时不时地点点头。塞尔西奥问旁观的检察员那些菜豆是不是喜欢蹦蹦跳跳的蹦豆。那检察员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塞尔西奥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蹦豆啊。说实话，一个也没见过。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来了。那两人继续游戏。胡安身穿灰色上衣，有皱褶，领带是深绿色的。他和记者在自己的写字台（整个办公室里最整齐的，这是塞尔西奥观察的结果）前坐下来。二人说起了“忏悔者”。根据这位检察员的说法（他要求记者不要发表这句话），“忏悔者”是个病人。记者一发现检察员不愿意他的同事们听见，就压低声音问：他有什么病啊？胡安说：恐圣症。记者问：这是什么病啊？胡安说：害怕和厌恶圣物。他解释说：“忏悔者”亵渎教堂，没有预谋杀人的动机。那些死亡事件是偶然性质的。“忏悔者”惟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圣像上释放自己的怒火。

“忏悔者”亵渎的几座教堂没过多久就先粉饰一新，接着永久性地修复了毁坏部分，只有圣卡塔里娜教堂除外，它在好长时间里保留原样，那个“忏悔者”留下的样子。新城区那位神甫说：我们缺钱的地方太多。他每天去牛背山小区一次：做弥撒，打扫教堂，以此说明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比修复圣像的急事多着呢。多亏了这位神甫，塞尔西奥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教堂见到神甫时，正如他在圣特莱莎得知的那样，除去著名的“忏悔者”亵渎教堂案，还有杀害妇女的命案，大部分没有破案。神甫一边扫地一边说话，他说到圣特莱莎这座城市，说到来自中美洲各国的移民，说到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每天来加工厂园区寻找工作或者越境去美国，说到买卖人口的走私贩子，说到工厂里支付的饥饿工资，以及就是如此微薄的薪水，还被来自克雷塔罗州、萨卡特卡斯州、瓦哈卡州绝望的人们所垂涎。神甫说：那是些绝望的基督徒啊！真是奇怪的说法，而这样的说法恰恰出自一位神甫之口。这些绝望的人们迁徙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单身，或者拉家带口，一直来到边境线上，只是到了这时方才或休息或哭泣或祈祷或酗酒或吸毒或跳舞到筋疲力尽。神甫的声音里有应答祈祷的口气。有一阵工夫，塞尔西奥在倾听的同时，闭上了眼睛，几乎就要入睡了。过了一会儿，神甫和记者来到外面，在教堂的台阶上坐下来。神甫邀请记者抽骆驼牌香烟。二人望着地平线吸着美国香烟。神甫问记者：你在首都除去当记者，还干点别的什么事情？塞尔西奥一面吸烟一面想如何回答问题。他一时还真想不出来答案。他说：我刚刚离婚。另外常常看书。神甫问：你看些什么书呢？塞尔西奥答：哲学书，特别爱看哲学书。他问神甫：你也喜欢看书吗？这时有两个女孩跑过去，脚步没停，说了一声“神父，你好”。塞尔西奥望着她们穿过一片开满大红鲜花的空地，然后过了马路消失了。神甫回答：当然看书。记者追问：看什么书？神甫说：关于解放神学的书。我喜欢看莱昂纳多·博夫［3］和巴西人的著作。但是，也看侦探小说。记者起身，踩灭了烟头，说了一声：幸会。神甫握住他的手，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公交车前往埃莫西约，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然后坐飞机去首都。两天后，他交给周刊主编一份关于“忏悔者”的新闻报道。随后，很快忘掉了那件事的全部内容。

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精神病院女院长：什么是恐圣症？请您指点一下吧。女院长说她叫爱尔维拉·甘波斯。她要了一杯威士忌。胡安要了一杯啤酒，看看周围环境。露天茶座上，有个手风琴手，身后跟着一个女小提琴手，二人极力但徒劳地要引起一个乡下人的注意。胡安估计，这人像个毒品贩子，虽然这家伙露出的是后背，他无法确认。女院长爱尔维拉解释说：恐圣症就是害怕或者厌恶圣物，尤其是他自己宗教的神圣器物。他想举吸血鬼为例，这东西总是能逃脱惩罚；可是估计女院长会笑话他。那您认为“忏悔者”得了恐圣症？女院长：我一直在这样考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胡安说：两天前，他捅死了一个神甫和另外一个人。那个拉手风琴的人很年轻，超不过二十岁，圆圆的像个苹果。但他的表情属于二十五岁以上的样子，微笑时除外，偶然一笑的时候会让人突然发现他很年轻，初出茅庐。女院长说：“忏悔者”随身携带的刀子不是要伤害活人的，而是准备打碎在教堂里遇到的一切圣物。胡安提议：咱俩说话用“你”，好不好？女院长微微一笑，点点头。胡安说：您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苗条、动人。女院长问他：您不喜欢苗条的女人？那个女小提琴手的个子比手风琴手要高，她身穿黑色紧身衣裤。头发平直，长及腰间，有时闭上眼睛，尤其是手风琴手在拉琴和唱歌的时候。胡安想，这一切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个毒品贩子或者说身穿西装、可能是毒品贩子的家伙，几乎不注意那对演奏的男女，而是跟一个像猫鼬的男子和一个像母猫的女子谈话。胡安问女院长：咱俩用“你”称呼，行吗？女院长：行啊。他问：您肯定“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女院长说，她一直在翻阅精神病院的病历，看看能不能找到某个老病号跟“忏悔者”的症候相似。结果是零。女院长说，根据您提供的他的年龄，可以肯定从前住过什么精神病治疗中心。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突然跳起踢踏舞来。从胡安和女院长的位置上听不见小伙子的声音，但是看得见他眉毛、嘴巴在乱动，然后用一只手弄乱了发型，好像哈哈在笑。女提琴手闭着眼睛。毒品贩子的后脑勺在摇动。胡安想这小伙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可能在埃尔莫西约或者蒂华纳的某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会有他的病历。女院长说：我不认为他的病情很怪。也许不久前他还一直服用镇静剂呢。可能他停止用药了。您结婚了吗？是不是跟什么人住在一起？胡安问道，声音细如丝线。女院长：我独自一人生活。胡安：可是您有子女啊。我看见了您办公室里的照片。女院长：我有个女儿，她已经结婚了。胡安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笑了。您不会已经当上了外婆吧？警官，这话可绝对不应该问一位女士！女院长问他：您今年多大岁数？胡安：三十四岁。女院长：您比我小十七岁呢。检察员：您的样子不像超过四十的。女院长笑道：我每天锻炼。不吸烟。喝酒很少。只吃健康食品。从前早晨还跑步。如今不跑了？如今不跑了，因为买了跑步机。他和她都笑了。我用耳机听着巴赫，每天要跑五到十公里。如果我告诉我的同事们“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那我肯定要赢。这时，那个长相像猫鼬的家伙站起来，在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耳边说了些什么。“猫鼬”重新坐下。手风琴手站在那里不动，嘴边露出不快的表情。好像一个要哭的孩子。女提琴手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毒品贩子和“母猫”的脑袋贴在一起了。贩子的鼻子很大，很尖，有贵族气质。可是，他高贵在哪里呢？而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除去嘴唇，其余的部分都变了形。陌生的声波穿过了检察员的胸膛。他想：这个世界真奇怪，真迷人啊。

女院长说：有的事情可比恐圣症奇怪，尤其是考虑到咱们是在墨西哥。实际上，这里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个问题。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比如，你想想一种典型的恐惧症吧，恐桥症。很多人有这个毛病。胡安问：什么是恐桥症啊？就是害怕过桥。胡安说：我认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男孩；他一过桥就害怕桥会坍塌，所以就跑着过去，其实这样更危险。女院长说：这是典型的恐桥症。另外一种典型的恐惧症是幽闭恐惧症：害怕封闭的空间。另外一种是恐旷症。害怕空旷的空间。胡安说：这种病人我认识几个。女院长说：另外一种更加典型叫恐尸症。胡安说：就是害怕死尸啦。我认识这种人。他们若是当警察，那可惨啦。女院长：还有恐血症，害怕鲜血。胡安说：完全正确。女院长：恐罪症，害怕犯罪。可是有些恐惧症就比较奇怪了，比如，恐床症。知道这是什么病吗？胡安：一点也想不出来。女院长：害怕床铺。胡安：难道会有人害怕或者厌恶床铺吗？女院长：有，有这样的人啊。不过，只要睡在地上、永远不进卧室，病情可以缓解。还有恐发症，就是害怕头发。胡安：这可有点复杂，对吗？女院长：复杂极了。有些恐发症的病例，最后竟然是自杀。还有恐言症，就是害怕说话。胡安：既然如此，那最好保持沉默。女院长：这可比较复杂，因为话语无处不在，包括沉默的时候，没有绝对的沉默啊，对吗？还有恐衣症，就是害怕衣服。看上去奇怪，可害怕的范围要大得多。有种恐惧症比较普通，是恐医症，害怕医生。还有就是恐女症，当然患者只有男人。这种病在墨西哥范围很广，虽然披了各式各样的外衣。是不是有些夸张呢？一点也不夸张：几乎所有的墨西哥男人都怕女人。胡安：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接下来还有两种恐惧症，骨子里非常浪漫：恐雨症和恐海症。还有两种恐惧症也很浪漫：恐花症和恐树症。胡安说：有些墨西哥男人患上了恐女症，可并非所有的墨西哥男人，您可别危言耸听！女院长问道：您说恐眼症是什么？胡安说：眼，眼，一定跟眼睛有关系。哎呀，难道是害怕眼睛？女院长：更糟的是害怕睁开眼睛。这正好形象地回答了您说的恐女症。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会产生巨大混乱，会丧失理智，会产生视听幻觉，通常会产生暴力行为。我间接了解两个病例，患者竟然自残。胡安问：剜出自己的眼睛吗？女院长：用手指甲抠出来的。胡安：真恶心！女院长：接下来还有恐孩症，害怕孩子；恐弹症，害怕子弹。胡安说：我就有恐弹症。女院长：对，这比较常见。还有另外一种恐惧症正在蔓延：恐转移症。假如恐转移症转化成恐街症，那病情会恶化。恐街症就是害怕街道或者穿过大街。咱们还不能忘记恐色症，害怕颜色。还有恐夜症，害怕夜晚。还有恐工症，害怕工作。还有一种恐惧症非常普遍：恐决心症，就是害怕下决心。还有一种恐惧症刚刚扩散开来，就是恐人症，害怕人群。还有一种恐惧症明显在增加，就是恐天体症，害怕大气现象，例如，闪电、雷鸣、暴风雨。但是，我认为最糟糕的恐惧症就是害怕一切和害怕自己。如果您不得不患上其中之一，您选择哪个？胡安说：害怕自己。女院长说：那可有害处，好好想想！胡安说：我选择害怕自己。您别忘记，我是警察。假如我害怕一切，那就没法工作了。女院长说：如果您害怕自己，您的生活可能变成经常性的注意恐惧。如果恐惧情绪活跃起来的话，那么会产生一种自食系统、一种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

在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出现在圣特莱莎之前的几天里，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就同床共眠了。女院长提醒他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你别对咱俩的关系抱幻想。胡安保证：走到哪一步，由她画线。他只是尊重她的决定而已。第一次性交让女院长感到满意。十五天后，再度相会，结果更好。有时，是他给她打电话，通常是在下午，那时她还在精神病院里；二人谈上五分钟，有时十分钟，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说上一遍。如果二人约会，总是她打给他，总是在她家里，她家位于米却肯区的新单元房，那条街上居住着医生、律师、一两个大学教授，都属于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每次约会都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检察员总是把轿车停在人行道上，登上电梯，抓紧时间照照镜子，检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否一一无懈可击，走出电梯，在女院长门上按动电铃。她来开门，握手或者不握，接下来坐在客厅里喝上一杯，望着东山逐渐消失在玻璃门里；玻璃门通向宽大的阳台，那里有两把木制帆布椅、一把此时收起来的阳伞，还有一辆灰钢固定不动的自行车。随后，无须款洽，直奔卧室，用三个小时做爱。性交一结束，女院长就穿上黑色丝绸睡衣，关门淋浴。等她出来的时候，胡安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客厅观赏不是东山而是阳台上方照进来的星星了。四周万籁俱寂。有时，某个邻居的花园里举办晚会。他和她就看灯火，欣赏走路的人们，或者在游泳池边拥抱的人们，或者随意进进出出临时帐篷的人们，或者进出木铁结构的凉亭的人们。女院长不说话。胡安极力克制随便提问题的冲动，或者把一辈子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秘密说给她的欲望。后来，她提醒他该走啦，仿佛是他事先提出的要求。检察员说是啊，该走了。或者多余地看看手表。随后，他就走了。十五天后，二人再次相会。整个过程与上次一模一样。当然，邻居家并非总有聚会。有时，女院长不能或者不想喝酒。但是，微弱的光线依旧，淋浴依旧，黄昏和东山依旧，星星依旧。

那几天，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去了维亚威西奥萨一趟，为他孩子的教父佩德罗·任西福找个可靠的小伙子。他看了几个青年。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情况，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局长问他们会不会射击。问他们是不是靠得住。问他们是否愿意挣钱。局长有好久没去维亚威西奥萨。他觉得这个村庄与最后见到的情形一样。泥坯矮房，有个小前院。只有两家酒吧和一家食品店。东边是个山嘴，根据阳光和黑暗的移动时远时近。他选中一个小伙子之后，派人把助手埃比法尼奥叫了来，悄悄问助手感觉这小伙子如何？助手问：局长，是哪一个啊？局长：最年轻的那个。埃比法尼奥从那小伙子身边走过，看了一眼；然后，又看看其他几个年轻人；回轿车前，说他不赖，可谁知以后怎么样呢！后来，局长接受了维亚威西奥萨两位老人的邀请。一位老人很瘦，身穿白衬衫，戴着一块镀金手表。从脸上的皱纹判断，老人可能有七十多岁了。另外一位，更老，更瘦，上身赤膊。老人个子不高，胸口有不少疤痕，胸毛遮盖了一部分。三人喝龙舌兰，时不时地用大杯喝水，因为龙舌兰很咸，易渴。三人谈到了在蓝山里丢失的山羊以及山洞。在谈话的间歇里，局长漫不经心地把选中的小伙子叫过来，告诉他被选中了。那赤膊的老汉对小伙子说：快去跟妈妈告别吧！小伙子看看局长，低头看看地面，好像在想如何回话才好；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二话没说就走了。等局长从酒吧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小伙子在跟埃比法尼奥靠在轿车的挡泥板上聊天。

那小伙子在后排局长身边坐下。埃比法尼奥掌握方向盘。轿车离开了村庄的土路，沿着沙漠边缘奔驰。这时，局长问小伙子的姓名。他说叫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局长望着天上的星星说：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这名字真怪啊！有一阵工夫，三人都没说话。埃比法尼奥试着寻找圣特莱莎广播电台，没有成功，就关上了收音机。局长从车窗望出去，看见几公里外有一道闪电。突然，轿车猛然一震。埃比法尼奥急忙刹车，下去看看轧到了什么。局长看见他消失在黑暗的公路上，接着，发现了埃比法尼奥的手电光。拉下车窗，问埃比法尼奥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传来一声枪响。局长推开车门，下去了。他活动一下双腿，埃比法尼奥的身影不慌不忙地出现了。他说：我打死了一头狼。局长说：走！去看看！二人钻进了夜幕中。公路上，看不见任何车灯。空气干燥，但偶尔也刮来咸风，仿佛吹进沙漠前这阵风曾经横扫过盐碱地。那小伙子看看轿车里发亮的仪表盘，双手蒙住了眼睛。车外几米远的地方，局长让埃比法尼奥把手电筒递过来。局长把光柱聚焦在公路上的动物尸体上。局长说：傻瓜，这不是狼。助手：啊，不是狼吗？局长：瞧瞧这毛！狼毛有光泽，发亮；再说也没那么笨，不会被马路中央的车辆撞倒。来，量量它！你拿着手电筒！埃比法尼奥把手电光对准动物。局长把动物抻长，目测长短。他说：这是郊狼［4］。算上头，有七十到九十公分。你量一量！看看这头有多长？埃比法尼奥：有八十公分？局长：正确。他又说：郊狼的体重在十到十六公斤左右。你把手电给我！把它抱起来！它不会咬你的。埃比法尼奥双手抱起动物尸体。局长：你说有多沉？埃比法尼奥：大约十二到十五公斤，像一头郊狼。局长：傻瓜，它就是一条郊狼嘛！埃比法尼奥说：车子的灯光晃住了它眼睛。它大概瞎了，没有看见我。局长一面注意郊狼的大眼睛，一面说道：不，它没瞎。接着，二人把郊狼抬到路边，回到车上。埃比法尼奥再次找圣特莱莎广播台的频道。听到的只是一片嘈杂声。他关上。心里想：撞倒的这头郊狼是母的，正在寻找分娩的安全地方吧。所以它没看见我。可他认为这种解释不令人满意。当从小高地上一看见圣特莱莎的灯火时，局长打破了三人的沉默。他说了一声：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小伙子应道：是，先生。局长：你的朋友们怎么叫你？小伙子：拉罗。局长：拉罗？小伙子：对，先生。局长：埃比法尼奥，你听见没有？埃比法尼奥：听见了。他不停地在想那头郊狼呢。局长问：是拉罗·古拉吗？小伙子：是的，先生。局长：是起哄吧？小伙子：不是，先生，朋友们就这样叫我的。局长：埃比法尼奥，你听见没有？埃比法尼奥：是的，我听见啦。局长：他叫拉罗·古拉，哈、哈、哈！拉罗·古拉！拉罗·古拉！明白不？埃比法尼奥：明白，当然明白。接着也笑起来。不久，三人一起哈哈大笑［5］。

那天夜里，圣特莱莎警察局长睡得好。他梦见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他俩都十五岁，家里贫穷，经常去长满灌木丛的小山转悠。多年后，小山上修建起美景小区。他俩穿过一道山涧。雨季时，孩子们有时在山涧里逮癞蛤蟆，因为有毒，必须用石头砸死它们。但是，他哥俩对癞蛤蟆没兴趣，而是喜欢抓蜥蜴。黄昏时，他俩回圣特莱莎。那些孩子们像败兵一样作鸟兽散。在郊区，总会有卡车通过，它们或开往埃莫西约或开往北方或开往诺加莱斯大道。有些卡车上写着奇怪的字样。有的写道：“你急吗？从下面过吧！”有的写道：“从左边过！别按喇叭！”有的写道：“追尾的感觉怎么样？”在梦里，无论他还是孪生兄弟都不说话，但是表情一模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模一样，挥臂的节奏一模一样。他的孪生兄弟已经比他高了，可是仍然跟他一模一样。后来，哥俩走进圣特莱莎的街道，在人行道上溜达，梦境逐渐消失在一种舒适的黄色迷雾里。

那天夜里，埃比法尼奥梦见了那匹被扔在公路边缘的母郊狼。在梦里，他坐在距离不远的一块玄武岩上，聚精会神地望着黑暗，听着内脏受伤的母郊狼的呻吟。埃比法尼奥想，它可能已知道小崽已经死了。他没有起身去给母郊狼脑袋一枪，而是原地不动。后来，他发现自己驾驶佩德罗·内格雷特局长的车子奔驰在一条长跑道上，终点是山上狼牙石的陡坡。车上没有别的乘客。他不清楚车子是偷的，还是局长借给他的。跑道笔直，开到每小时二百公里没问题，尽管他越是加速，车体内的噪音越是不对头，好像有什么在跳动。车子后面扬起一个巨大的尘土尾巴，好像一匹吃了迷幻剂的郊狼尾巴。但是，大山好像依然很遥远，因此埃比法尼奥刹车，下去检查。表面上看，一切都好。悬挂装置、发动机、蓄电池、车轴……都好。忽然，从停着的轿车里传来拍打声，他赶忙转过身去，打开了后备厢。那里有具躯体。手和脚都是捆着的。一块黑布盖在面部。埃比法尼奥在梦中吼道：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一查明那躯体还活着（因为胸口起伏呢，也许起伏得太厉害，但是在起伏啊），他连忙关上后备厢，不敢拿掉那块黑布看看是何许人也。重新回到驾驶座位，猛踩油门加速。群山在地平线上似乎在燃烧或者消失，但他继续向群山挺进。

那天夜里，拉罗·古拉睡得不错。床铺太软，但是他合上了眼睛，开始想自己的新工作，很快就睡着了。以前，只来过圣特莱莎一次，是陪着一群卖马黛茶的老太太去市中心市场。如今他已经记不清楚那次进城，因为年龄太小了。现在他看见的也不多。先是进城入口的马路灯火，接着是一个街道黑暗的居民区，然后是房屋高大的小区，墙头上插满玻璃碎片。后来，是一条向东的马路；接着是田野的嘈杂声。他睡在园丁房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屋角有个空着的床铺。他身上的毯子散发着汗臭。没有枕头。床铺上堆着一摞裸体女人杂志，床下放着旧报纸。凌晨一点钟，进来两个人，是睡在旁边床铺的。那二人穿西装，打宽领带，脚踏仿制的乡下皮靴。他俩开了灯，看看古拉。一个人说：是个毛孩子。古拉没睁开眼睛，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二人散发着龙舌兰、奶粥和令人恐惧的气味。后来，古拉睡着了，什么也没梦见。第二天早晨，古拉看见那二人坐在园丁厨房里的餐桌前。那二人吃鸡蛋，抽香烟。古拉在他俩身边坐下，喝了一杯橘子汁和一杯纯咖啡，不想吃别的东西。负责佩德罗·任西福安全的头目是个爱尔兰人，大家叫他巴特。他给大家做了正式介绍。那二人不是圣特莱莎，也不是附近地方的人。最魁梧的那个是哈利斯科州人。另外一个是奇瓦瓦州华雷斯城人。拉罗·古拉注视着二人的眼睛，不觉得他俩是枪手，而是胆小鬼。早饭后，保安头目把古拉带到花园里最偏僻的角落，给他一把手枪，是沙漠之鹰点50口径。头目问他会不会使用。他说不会。头目给枪膛上了一个有七发子弹的弹夹，然后在草丛里找了几个废罐头盒，放在一辆没有轮子的车顶上。他俩用了好大工夫练射击。接着，头目给他说明怎样装子弹，怎样关保险，怎样佩带手枪。头目告诉古拉他的工作就是保护任西福太太，也就是老板娘的安全。你要跟刚刚认识的那两人一道工作。古拉问头目是否知道他每月有多少薪水。头目告诉他每十五天发一次薪水，他亲自发放，不必担心。头目问他姓名。古拉说：拉罗·古拉。那爱尔兰人没笑，没用奇怪的眼神瞅他，不认为应该笑他，而是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把古拉的名字记录上去，会见就结束了。分手前，头目说他叫巴特·奥潘侬。

9月，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美景区后面、好景住宅区一辆汽车里。那地方很荒凉。只有一间预制板房，是出售地块的办公室。住宅区的其余部分一半在荒地和几棵病树的路上。那些病树上涂了白色，是过去草地和树林的幸存者，它们借助那里的积水得以存活下来。礼拜天是来住宅区人多的日子。全家来看地块，或者是买地的人来看，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因为好地块已经出售，虽然没人动工。一周内的其他几天，来访者是商定好的。到了晚上八点钟，住宅区内已经没人了。除去一群玩耍的孩子，或者从山上下来，已经不知道如何爬回去的野狗。发现女尸的是个出售地块的人。他是上午九点钟到住宅区的，把车子停放在老地方，就在预制板房旁边。他正要进预制板房，忽然发现有辆轿车停放在一块没有售出的地块上，那地块刚好在一座土堆脚下，此前土堆一直挡住了那辆轿车。他以为轿车可能是哪个卖地人的，但立刻推翻了这个荒唐想法，因为谁会把车子停放在办公室另外一头那么遥远的地方呢？为此，他没进办公室，而是继续朝着那陌生车辆走去。他以为可能是个醉鬼决定留在这里睡觉，或者是个迷路的游客，因为南边公路的岔道距离这里不远。他甚至以为这是个急脾气买主。他一走过那座土堆（那里是块宝地呀，风水好，可以挖出一个游泳池），就觉得那辆轿车太旧了，与买地的人身份不配。于是，他倾向于车内是个醉鬼的想法了，便打算转身回去。可恰恰这时，他看到了轿车后窗上有女人的长发，决定继续前进。那女人身穿白色衣服，没有鞋子。身高大约一米七。左手戴着三枚人造宝石戒指，分别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右手腕上戴着两个仿制手镯，手指上戴着两枚巨大的假宝石戒指。根据法医报告，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后来死于扼杀。身上没带任何证件。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去办理。他先在圣特莱莎城里的上等妓女中进行了调查，接着调查了下等妓女，看看是不是有谁认识死者。回答一律是不认识。这位刑警走访了大小旅馆和郊区的汽车旅馆。他还动用了线人。毫无结果。不久，案子就了结了。

还是在9月，美景区女尸发现后两周，又出现了一具女尸。她的名字叫加布里埃拉·莫隆，十八岁，是被她的未婚夫菲利西亚诺·何塞·桑多瓦尔，二十七岁，开枪打死的。二人都是日本—墨西哥加工厂的工人。根据警方调查，案情从这对男女口角展开，因为加布里埃拉拒绝跟未婚夫去美国。此前，嫌疑人菲利西亚诺曾经两次试图去美国。但两次都被美国警察遣返。这并没有打消他第三次尝试的念头。据一些朋友介绍，菲利西亚诺在芝加哥有亲戚。反之，加布里埃拉从来没有穿越过国境。她在日本—墨西哥加工厂找到工作后，领导对她评价很好，由此不排除给她升职和涨工资的可能，所以她去美国试试运气的兴趣几乎是零。警方用了几天时间在圣特莱莎和西山岗寻找菲利西亚诺，西山岗是塔毛利帕斯人的村庄，菲利西亚诺的老家。同时，给美国相关机构也发出了逮捕菲利西亚诺的通知，防止万一嫌疑人梦想成真，就有可能出现在美国。但荒唐的是，警方没有传讯任何一个可能给嫌疑人提供帮助的“蛇头”。其最后结果，案子结了。

10月，在阿尔塞尼奥·费雷尔工业园区，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尔塔·纳瓦莱斯·戈麦斯，二十岁，身高一米七，留着长长的栗色头发。两天前她就不在家中了。她身穿宽大便服和紧身连衣裤。她父母不承认那是女儿的衣服。她阴道和肛门多次被强暴。扼杀致死。案子的奇怪在于，玛尔塔的工作地点在艾沃区一家设在进步工业园区的日本加工厂，但是她的尸体却出现在阿尔塞尼奥·费雷尔工业园区的垃圾堆里，如果驾车进去，那里的地形非常复杂，除非是运送垃圾的卡车。发现她尸体的是几个孩子，时间是上午；到了中午，尸体要被运走的时候，一群女工靠近救护车去看是不是朋友、同事或者熟人。

10月，还发现一具女尸，地点在沙漠里，距离圣特莱莎—维亚威西奥萨的公路几米之遥。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头部朝下趴在沙土上，身穿运动衫和尼龙长裤，口袋里有身份证，据此，死者名叫艾尔莎·露丝·品达多，在北方大型超市工作。凶手或者凶手们嫌麻烦而没挖坑，也不拉到沙漠深处，而是干脆拉了几米，扔到沙土上了。警方随后在北方大型超市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最近没有收款员和售货员失踪；艾尔莎是在名单上，但是在一年半前她就不在这家企业上班了，也没出现在索诺拉北部一系列大型超市连锁店里。认识她的人都说艾尔莎是高个子姑娘，身高有一米七二；而沙漠里那具女尸最多只有一米六。警方试图在圣特莱莎找找艾尔莎的下落。没有结果。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法医报告没能确定死因，只是朦胧指明“扼杀致死”的可能性，但是，报告能够肯定尸体在沙漠里的时间不会少于七天，不会超过一个月。不久，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加入这个案子的调查中来。他起草了一份正式通知，请求寻找那个可能也失踪的艾尔莎，给全州每个警察局所属单位一份公函。但是，上级驳回了这一请求，建议调查不要离开具体的案件。

11月中旬，安特莱奥·巴切克·马尔蒂内斯，十三岁，放学时被绑架。她的学校是第16中等技校。虽然那条街道一点不荒凉，但没人看见案子的发生，只有安特莱奥的两名女同学看见她向一辆黑色轿车走去，据推测是朝圣者牌或者鬼怪牌，车里有个戴墨镜的家伙在等着她。可能车内还有别人，但是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看见，部分原因在于车窗是茶色的。当天下午，安特莱奥没有回家。她的父母给她几个女友打过电话几个小时后就报了警。司法警察和市政警察都管这个案子。两天后，有人找到了她的尸体，种种迹象表明死于扼杀，因为舌骨断裂。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手腕上有典型的捆绑造成的肿胀。双膝有伤，据此推断，双脚也遭捆绑。一个萨尔瓦多移民在弗朗西斯科一世学校后面发现了她的尸体，地点在马德罗，柏杨区附近。她穿戴整齐，除去衬衫上少了几个纽扣，没有别的撕扯痕迹。那个萨尔瓦多人被控谋杀罪，被关押在第三警察局看守所有两周的时间，最后被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不久，一个“蛇头”帮助他过了边境，到了亚利桑那州。他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走了三天后，脱水严重，终于到达巴塔哥尼亚。那里有个牧场主因为他在牧场上呕吐而给了他一顿棍打。他在县治安官的牢房里蹲了一天，后来被送入一家医院。在那里，他可以安安静静地死了，只能如此。

1993年12月20日，那一年妇女死于暴力的最后一桩案子登记入册了。死者五十岁，死于自己家中，而不是像有人悄悄议论的那样是在什么荒地、垃圾堆或者沙漠的黄色草丛里。她名叫菲丽希达德斯·西门内斯·西门内斯，生前在西部开发区加工厂工作。邻居们发现她躺在卧室地面，下身裸露，阴道里插入一块木头。死于刀刺，据法医报告，刀口有六十多处，是她儿子所为。儿子名叫埃尔奈斯托·路易斯·卡斯蒂约·西门内斯，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根据几位邻居作证，她儿子时常犯疯病，有时根据家里经济状况，给他服用抗焦虑症药物和最重的镇静剂。当天夜里，警方经过一番阴森可怕的追寻，发现这个杀害母亲的凶手漫步在莫雷洛斯区昏暗的街道上。竹筒倒豆子，他一下子就承认了自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他还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亵渎教堂的“忏悔者”。在问及为什么给母亲的阴道里塞木块时，他起初回答不知道，后来他仔细想想后，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学习学习。审问的几个警察问他：学习什么呢？审讯员还有：佩德罗·内格雷特，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何塞·马尔克斯。疯子回答是让她学学别跟我玩游戏！后来，他说的话就前言不搭后语了。警察把他送到了市内一家医院。菲丽希达德斯还有一个大儿子，早就移居美国了。警方试着找这个儿子联系。但是没人可以提供通信地址。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没有找到她儿子的信件和出国前留下的个人物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此人的存在。只找到两张照片：一张上面有菲丽希达德斯和两个男孩，大约在十岁到十三岁之间，他俩非常严肃地望着镜头。另外一张更老一些，上面还是菲丽希达德斯和那两个男孩：一个有几个月大（就是后来杀害母亲的凶手）在望着母亲；另外一个大约三岁，就是后来去美国定居再也没回圣特莱莎的家伙。杀害母亲的凶手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被关进圣特莱莎监狱。入狱后，他显得特别爱说话。他不愿意独处，总是要求警察或记者在场。警方企图把一些未破的杀人案归在他头上。犯人的好情绪诱使警方产生了这个念头。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断言：埃尔奈斯托不是“忏悔者”，可能他惟一杀害的人就是他母亲，甚至他对这个行为都不负法律责任，因为他有着明显的精神错乱。这是1993年惟一杀害一个女人的凶手。1993年是墨西哥共和国那个地区开始杀害妇女的一年。那时担任索诺拉州州长的是民族行动党的何塞·安德烈斯·布里塞纽；担任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的是革命制度党的何塞·莱夫西奥·德拉斯埃拉斯。二人正派，诚实，中规中矩，不怕质问，准备对付百姓的强烈不满。

但是，在1993年结束之前，发生了另外一件悲惨事件，与妇女杀人案件还无关联；如果假定这些案件之间有内在联系，那需要证明。拉罗·古拉那时正和他的两个同事每天保护佩德罗·任西福太太。拉罗·古拉此前只是远远地见过佩德罗·任西福一次。相反地，任西福名单上的保镖，拉罗·古拉却已经认识了几个。有几个他感兴趣。比如，巴特·奥潘侬。或者是一个几乎从来不说话的印第安雅基人［6］。反之，他的两个同事则让他产生不信任感。从这两个同事身上，他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个高个子蒂华纳人，喜欢谈加利福尼亚和他在那边认识的女人。他常常西班牙语和英语混用。他爱撒谎，瞎编故事。只有那个更加寡言的华雷斯人为之喝彩。但是，拉罗·古拉更加不信任这个华雷斯人。一天早晨，任西福太太要送几个孩子去学校。大家分乘两辆车：太太和孩子们坐一辆浅绿的奔驰；另外一辆棕色大切诺基，整个上午都停在学校附近的拐角处，里面坐着两名保镖。这两个保镖的职称是“孩子的保镖”；拉罗和他两位同事则称为“太太的保镖”。这五人的等级都低于那三个照顾佩德罗·任西福的家伙，他们被称为“老板的保镖”或者“老板卫士”。这样不仅指明了工资和职能的等级，而且还表明了个人敢于牺牲的价值。任西福太太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就去购物了。她先去了一家服装店，接着去了一家香料店，后来忽然想起来要去看望一位居住在马德罗区天文学家大街的女友。在差不多一个小时里，拉罗·古拉和那两名保镖在外面等候，那个蒂华纳人留在车里；拉罗·古拉和华雷斯人靠在挡泥板上，都不说话。太太出来的时候（女友送她到门口），蒂华纳人从车里下来了。拉罗·古拉和华雷斯人挺直腰板迎接。大街上有几个行人，不多。有人去市中心，天晓得忙些什么；有人为过圣诞节采购；有人出来买饭桌上的玉米饼。人行道是灰色的，但是透过树枝落在地面上的阳光，让人行道发蓝，像是一条河流。任西福太太吻吻女友后，来到了人行道上。华雷斯人赶忙拉开车门。人行道一头没人。另外一头，走过来两个家政女佣。太太来到街上时，回身看看女友，说了一句什么。女友站在门口没动。这时，蒂华纳人看见那两名女佣身后有两个男子走过来了，立刻紧张起来。拉罗·古拉看到了蒂华纳人紧张的表情，也看到了那两个男子，立刻明白二人是枪手，是来杀佩德罗·任西福太太的。蒂华纳人靠近华雷斯人身边，后者还手扶车门呢。不知蒂华纳人是用手势，还是说话，总之表示了什么意思。任西福太太笑了笑。她女友哈哈一笑。拉罗·古拉听起来好像来自远方，来自某个山头。接着，他看到了华雷斯人如何望着蒂华纳人，好像蠢猪从下到上仰头望天，与太阳面面相对。拉罗用左手打开他的沙漠之鹰的保险，接着听到了任西福太太向轿车走来的重重脚步声以及两个女佣充满疑问的说话声，仿佛她俩不是交谈，而是不停地质问什么和表示惊讶，好像她俩说的话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她俩都不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黄衬衫和赭色裙子。太太的女友，站在门口招手告别，身穿绿色绒线衫和紧身裤。任西福太太身穿白色套装和白色高跟鞋。拉罗想着老板太太套装的时候，另外那两个保镖撒腿就向下面跑去。他本想喊：酒鬼无赖！别离开！可是仅仅吐出“无赖”二字。任西福太太没发现任何情况。那两个枪手一巴掌推开了两个女佣。其中一个端着微型冲锋枪，是个瘦子，皮肤黑不溜秋。另外一个拿着手枪，身穿白衬衫、黑西装，没打领带，样子像职业杀手。就在两个女佣被推到一边、让出射击目标的时候，任西福太太感到有人拽住她衣裳，拉她卧倒在地。就在她扑倒在地的同时，她看见那两个女佣也摔倒在她面前。她以为发生地震了呢。她还斜眼偷看到了拉罗跪在地上，举着手枪。她还听见一声枪响，看到了拉罗手里的枪弹出一个子弹壳。后来，她什么别的也没看到，因为脑袋撞在了水泥地上。她的女友，由于还停留在家门口，对整个场面有个全面的视角，因此立刻喊叫起来，她无法动弹，虽然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她最好回家去，锁上门，或者回不去的话，赶快卧倒，躲到天竺葵花丛后面去。这个时候，那蒂华纳人和华雷斯人已经跑出去几十米之外了，尽管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因为他俩不习惯这样的身体锻炼，可是仍然不停跑着。至于那两个女佣，就在倒在地上的同时，缩成一团，开始祷告或者迅速想起情人的面孔，闭上了眼睛，直到事情完全过去之后方才睁开。相反地，这个时候对于拉罗来说，问题在于应该先向哪个枪手开枪呢？是不是应该向那个外表像职业杀手的家伙开火呢？还是对准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射击？本来他应该先射职业杀手，可他却射向了“微冲”。子弹射中那个黑不溜秋的瘦子，立刻倒在了地上。另外一个枪手悄悄向右边移动，心里有个疑问：这小伙子怎么会有武器呢？他为什么不像另外那两个保镖一样跑掉呢？这职业杀手的子弹打中了拉罗的左肩，破坏了一些血管，造成了骨折。拉罗感到浑身一颤，但没改变姿势，再次射击。子弹让杀手来了一个嘴啃泥，他的第二枪射到天上去了。杀手还活着。他望着水泥地面、缝隙里长出来的草根、任西福太太的白衣服、靠近他身边准备杀死他的小伙子的运动鞋。他嘟囔了一句：臭小子！随后，拉罗·古拉转身看到了远处逃走的那两个保镖。他瞄准，射击。那华雷斯人意识到有人冲他俩开枪，便加快了跑速。跑到第一个拐角处，二人消失了。

二十分钟后，来了一辆巡逻车。任西福太太前额破了，但是已经不再流血了。警察最初的几步工作恰恰是她指挥的。她首先关心的是女友的情况。女友还在昏迷之中。接着，她发现拉罗受伤了，便命令警察再叫一辆急救车来，把她女友和保镖送往佩雷斯·古德尔森医院。在救护车没来之前，有更多警察出现在现场。不止一个警察认出了躺在地上的杀手是州里的司法警察。护工正要把拉罗抬进急救车，有两个警察揪住了拉罗的胳膊，把他塞进警车，带到第一警察分局去了。任西福太太到达医院后，先把女友安置在最好的病房，接着去打听她保镖的情况。有人告诉她保镖还没到呢。太太要求把另外一辆急救车的护工马上带来。这些人证实了拉罗·古拉被捕的消息。任西福太太拿起电话，再次找丈夫。一小时后，圣特莱莎警察局长出现在第一警察分局。局长身边是艾比法尼奥，那脸色像是三天没睡觉。二人好像都不高兴。他俩在地下牢房里找到了拉罗。小伙子满脸是血。审讯拉罗的几个警察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了那两个枪手，一看见局长进来了，立刻起身敬礼。局长在一把闲着的椅子上坐下来，给艾比法尼奥打个手势。艾比法尼奥揪住一个警察的衣领，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在那警察的脸上划了一刀：从嘴唇到耳根。他刀法精湛，一点血也没溅到身上。艾比法尼奥问拉罗：是这家伙打伤了你的脸吗？拉罗耸耸肩。局长吩咐：给他打开手铐！另外一个警察给拉罗松开了手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局长问他：傻瓜，你“哎呀”什么？那警察说：局长，我们干了蠢事啊！局长说：给贝贝搬把椅子来！他要昏倒了。几个警察扶着那个脸上流血的家伙坐到了艾比法尼奥和一名警察之间。局长：感觉怎么样？警察：没什么，有点头昏就是了。说着在口袋里寻找可以压住伤口的东西。局长递给他一块纸巾。局长：你们为什么要抓这个小伙子？一个警察回答说：被打死的人里面有检察员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局长：哎呀，活见鬼！这么说是帕特里西奥·洛佩兹死了！你们为什么认为是他，而不是别的同事呢？别的同事都跑了，一个警察说道。局长说：哎呀，真见鬼，瞧瞧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那我这个小伙子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几个警察说，根据已经确定的事实来看，拉罗·古拉开了枪。局长：向自己的同事开枪？是的，局长，向自己的同事开枪，可是在这之前，这小伙子已经受伤，好像没有必要杀死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和另外那个拿微冲的枪手。局长：可能纯粹是紧张吧。脸上被划了一刀的警察说：肯定是。局长：再说了，别的他还能干什么呀？既然他能撂倒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如果有机会，也可能连那个小伙子也结果了。一个警察说：千真万确。随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抽了几支香烟，其间，脸上被划了一刀的警察换了换纸巾。后来，艾比法尼奥把拉罗·古拉带出牢房，送他到警察局门口。局长的轿车在等着拉罗，就是几个月前去维亚威西奥萨找他的那辆轿车。

一个月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前往圣特莱莎东南方向的佩德罗·任西福农场。他要求归还拉罗·古拉。他对佩德罗·任西福说：同名的伙计，是我把拉罗交给你的，我现在要你归还。任西福问：为什么？伙计。内格雷特说：因为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我。因为你没安排有经验的人，比如，你的爱尔兰人，好让我的小伙子学点东西，反而安排了两个搞同性恋的家伙。任西福说：这个问题上，你是对的；不过我想提醒你，那两个家伙里面有一个可是拿着你的介绍信来的。内格雷特说：的确如此，我承认。只要我能动手，会立刻纠正错误。但是，眼下，我们来这里是要你改正错误。任西福说：我这里没问题，伙计。如果你愿意我把拉罗还给你，我就还给你。说罢，他吩咐手下去园丁家里把拉罗叫来。在等候拉罗期间，内格雷特问任西福：夫人怎么样？孩子怎么样？牧场的牲口怎么样？任西福在圣特莱莎和北部其他城市里的食品生意怎么样？任西福说：老婆去库埃纳瓦卡了。孩子们换学校了，如今在美国念书（他有意不说具体地方）。牲口比食品生意让人操心。大型超市的价格有涨有落罢了。接着，内格雷特想知道拉罗·古拉的肩膀好了没有。任西福说：他完全好了。真是侥幸啊。这孩子整天睡觉，看杂志。他在这里很幸福。内格雷特说：伙计，我知道。可是，事情会变得有一天那些人可能害了他。任西福说：伙计，你用不着担心啊。说完哈哈一笑，但是脸色马上就变了。拉罗·古拉跟着警察局长坐车回圣特莱莎的路上，局长问他是不是愿意当警察。拉罗点点头。轿车驶出农场不久经过了一块大石头。拉罗觉得看到了大石头上面有个傻呆呆的蜥蜴，一动不动地望着无边的西方。内格雷特说：有人说这是一块陨石。过了一块洼地，再往北去，巴雷特斯河拐了一个弯子。从路上望去，那边好像一块墨绿地毯样的树冠和草地，那上面好像飘着白云一样的牲口群，它们是任西福的产业，每天下午去河边饮水。内格雷特说：那块石头假如真的是陨石，那应该有个大坑啊。可是坑呢？等拉罗从车内的后视镜再找石头的时候，那上面的傻蜥蜴已经没了。

1994年第一具女尸是卡车司机在沙漠中央的公路（通往诺加莱斯）拐弯处发现的。两个卡车司机是墨西哥人，在凯伊公司的加工厂工作。那天下午，虽然二人的车上都满载着货物，还是决定去一个名叫“大蒜”的地方吃喝。其中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维亚斯·马尔蒂内斯的司机是“大蒜”的常客。就在二人驾驶卡车开向“大蒜”的途中，另外一个名叫里格贝尔托·里森迪斯发现沙漠里有个闪亮的东西，闹得他有一阵工夫睁不开眼睛。他以为是个笑话，就用对讲机跟安东尼奥·维亚斯·马尔蒂内斯联系。于是，两辆卡车就停了下来。公路前后空无一人。维亚斯·马尔蒂内斯打算告诉里格贝尔托·里森迪斯，让他睁不开眼睛的东西可能是阳光照在玻璃瓶或者碎玻璃上的反光。可是，这时，里森迪斯看见距离公路三百米的地方有个物体，便向那里走去。片刻后，马尔蒂内斯看见里森迪斯吹口哨让他过去。于是，马尔蒂内斯先检查两个车门是否关好，然后也离开了公路。到达里森迪斯身边后，他也看到了尸体。那尸体虽然面部完全被毁，但身体是女性则是没有疑问的。奇怪的是，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鞋子：一双做工精致的皮凉鞋。马尔蒂内斯在胸前画了十字。他听见里森迪斯在问：伙计，怎么办？从他朋友说话的口气听出这个问题仅仅是说说而已。他说：报警呗。里森迪斯说：好主意。他看见女尸的腰带上有个巨大的金属扣。他说：伙计，这就是晃你眼睛的东西。里森迪斯说：对，我也发现了。女尸身穿田径服和黄衬衫，是纺绸的，前胸印有一朵大黑花，后背印有一朵大红花。女尸运到法医工作室后，法医吃惊地注意到田径服里面保存着一条两侧带活结的内裤。可是，此前她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死因是颅脑多处受伤，虽然前胸和后背有两处刀伤，造成失血，但不是致命的原因。正如两位卡车司机发现的那样，面部已经难以辨认。据推测，死亡时间当在1994年1月1日到6日之间，但也不排除是去年——终于过去了——的12月25日或者26日被抛尸沙漠。

接下来的一具女尸名叫莱提西亚·贡特莱拉斯·萨姆迪奥。警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赶到了里维拉夜总会。该夜总会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洛伦索·塞布尔维达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两条街口处。在夜总会的一个包间里，发现了尸体，胳膊、胸部和腹部多处有伤，说明萨姆迪奥一直在拼死搏斗。死者二十三岁，四年多以前开始从事卖淫活动，从来没有卷入社会治安类的麻烦。传讯了死者的女伴后，没人承认跟萨姆迪奥在这个包间里待过。命案发生时，有几个人以为她在洗手间呢。另外一些人说，她在地下室，那里有四张台球桌，她特别喜欢玩台球，很有天赋。有个女人甚至肯定地说包间里只有萨姆迪奥一个人。可是，一个妓女独自在包间里能做什么呢？凌晨四点钟，里维拉夜总会的全体人员都被带进了第一警察分局。那些日子，拉罗·古拉正在学习缉毒警察的业务。他值夜班，在白杨树区和鲁文·达里奥区之间像个幽灵一样来回走动，从北向南，不慌不忙，一直走到市中心为止，因此可以看见第一分局的动静，或者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当他在分局里脱下警服的时候，听见了叫喊声。钻进淋浴蓬头下面，他没大在意为什么会有叫喊声。但是，关上水龙头以后，他又听见了那叫喊声。叫喊声来自牢房。把手枪插进腰间，来到了走廊上。这个钟点的分局，除去会客室里，别处都是空空荡荡的。在反扒办公室，他看见有个同事在睡觉。他叫醒了那同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警察告诉他，牢房里有晚会，如果乐意的话可以参加。拉罗·古拉一出去，那警察又睡着了。走到楼梯上，他闻见了酒味。在一间牢房里挤满了二十多个被捕的人。他目不转睛地望望他们。有些被捕的人站着睡觉。有个贴着铁栅栏的家伙，裤子扣是解开的。牢房里头的人黑乎乎的像一团乱麻。他闻见了呕吐物的气味。小小的房间不会超过五平米。拉罗在走廊里看见了艾比法尼奥正在叼着香烟望着另外一个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拉罗走过去想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会憋死或者挤坏的。但是刚说出第一句，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另外那间牢房里，警察正在强奸里维拉夜总会的妓女。艾比法尼奥问他：喂，怎么样？你也进去打一炮吗？拉罗：我不。你呢？艾比法尼奥：我也不。二人看累了，到街上去乘凉。拉罗问：那些妓女干了什么事啊？艾比法尼奥：好像是抢了一个同伴的生意。拉罗不吭声了。圣特莱莎这个钟点的清风的确凉快。月亮满布伤痕，还在天上发亮。

萨姆迪奥的两个女伴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罪，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归罪到她俩头上，仅仅因为案发时她俩在夜总会现场。一个名叫纳迪·戈尔迪约，三十岁，从一开始在夜总会工作就认识死者。案发时，她在洗手间。另一个名叫露比·甘波斯，二十一岁，在夜总会干了不到五个月。案发时，在洗手间另外一侧等候纳迪。她俩中间隔着一道门。可以确定的是，她俩关系非常密切。已经查实的是，案发前两天，萨姆迪奥曾经对露比恶语相向。有个同伴听见露比说一定要你好看！露比不否认有此事，但是声明从来就没有打算杀害萨姆迪奥，而只是想揍她一顿。这两个妓女被转送到了埃莫西约，关进了巴基塔·阿文达尼奥女子监狱。她俩的案子后来转到了另外一个法官手中。这位法官急忙宣布她俩无罪。她俩在牢房里一共蹲了两年。出狱后，她俩说，打算去首都碰碰运气，不过也许去了美国。惟一确定的是，索诺拉州再也没人看见她俩了。

下一个女尸名叫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十一岁。她母亲在贝尼区加工厂工作。她哥哥十五岁，给一家面包店做外卖和送信人，距离工业街不远，他们住在韦拉克鲁斯区。贝内罗贝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惟一在读书的人。七年前，她父亲离家出走。那时全家居住在莫雷洛斯区，距离阿尔塞尼奥工业园区很近，房子是她父亲用纸板、碎砖和烂铁皮搭建起来的，位于两个加工厂准备修排水沟，但始终没修建起来而开挖的沟渠旁边。她父亲和母亲都是墨西哥中部伊达尔戈州人，1985年迁居到北方找工作。但是有一天，她父亲决定既然加工厂的收入无法改善家庭生活条件，那就干脆到美国去。跟他一起出发的有九个人，都是瓦哈卡州人。其中一人此前三次出境，他说知道如何躲避移民局的检查。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出境。带领他们越境的“蛇头”安慰说：别担心！万一不幸被捕，别抵抗，赶快投降。贝内罗贝的父亲在出境过程中花光了全部积蓄。他答应家里，一到加利福尼亚就写信。他本来在一年内要把全家接到美国去的。后来家里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她母亲认为，也许丈夫另有新欢，跟美国女人或者墨西哥女人同居呢；认为丈夫过上好日子了。她在最初几个月还认为丈夫已经死在沙漠里了，可能是晚上，独自一人，一面听着野狼嚎一面想着孩子们；她还想也许丈夫被汽车撞倒了，那车逃逸了。但是，这种想法让她无法动弹了（那里的人，包括她丈夫，大家都说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决心不再去想了。另外，她常常思考，万一他死了，肯定会有人通知她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她家里的事已经够多了，难以胡乱推测丈夫的下落。拉家带口真是太难了。但是，由于她勤快和细心，天生的乐观脾气，又善于倾听意见，因此不缺少友情。尤其是来自女人的友情，她们不觉得她的故事新鲜、奇怪，而是司空见惯，有普遍性。有个女友为她在贝尼区找到了工作。一开始，她从居住的沟渠旁边到单位要走上好长的路。孩子们由大姐来管。大姐名叫利维亚。一个喝醉酒的邻居要强奸利维亚。她一下班回来，利维亚就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她在围裙口袋里装了一把菜刀，去找那个醉鬼。她跟那个男的谈了，跟他老婆谈了。然后，又找男的谈话：你要向圣母保证不许让我女儿出事！她强调说，不管我女儿出什么事，我都拿你是问！用这把刀宰了你！男的说从今以后一切都会改的。但是，她走到这一步，不再相信男人的话了。她拼命干活，加班加点，甚至卖三明治给工友们，直到有了足够的钱在韦拉克鲁斯区租了一套房，距离工厂要比沟渠的破屋远一些，但是房子好，有两个房间，好砖好瓦，屋门可以上锁。每天多走二十分钟她不在乎。恰恰相反，她几乎一路走一路唱歌。她不怕昼夜打连班，或者在厨房里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准备女工友们次日吃的三明治。到早晨六点钟，她又去上班了。恰恰相反，卖力气让她精力旺盛，疲劳让她感觉有趣。白天漫长让人们感觉是无尽的苦难，而她觉得灿烂、光明，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脸也自然是鲜艳美丽的。她大女儿十五岁就开始工作了。母女上下班虽然是步行，但在说说笑笑中路程也就显得短了许多。儿子十四岁辍学。在贝尼区加工厂干了几个月，但几次受到警告后，因为他干活愚笨被开除了。这小子的手又粗又笨。于是，母亲为他在小区的面包店里找了一个工作。家里惟一读书人就是这个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她念书的学校名叫阿基莱斯·塞尔丹小学，就在阿基莱斯·塞尔丹大街上。学校里有来自卡兰萨、韦拉克鲁斯和莫雷洛斯小区的孩子，甚至有市中心的孩子来这里上学。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念五年级。这女孩不爱说话，但成绩总是很好。她头发很黑，很长，很直。有一天，她离开学校后，就失踪了。当天下午，她母亲就向工厂请了假，去第二分局报案。陪同她前往的是儿子。警察登记了她女儿的姓名，告诉她要过几天才能有消息。她姐姐利维亚没法去警察局，因为加工厂老板认为，准了她母亲的假就足够了。第二天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仍然杳无音信。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来到警察局，想知道事情是否有进展。在办公桌后面接待她的警察说别这么不讲理嘛！阿基莱斯·塞尔丹小学的校长和三位老师正好在警察局，他们都很关心贝内罗贝的命运。没等警察罚她妨碍公务，校长和老师就把她和两个孩子拉出了警察局。第二天，贝内罗贝的哥哥跟妹妹的同班同学谈了话。有个女孩告诉他她认为贝内罗贝上了一辆有烟色车窗的轿车，就再也没出来。根据女孩的描述，像是一辆朝圣者或者子爵路轿车。贝内罗贝的哥哥和一位女老师跟这个女孩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惟一弄明白的就是那轿车是黑色豪华车。贝内罗贝的哥哥用了三天的时间筋疲力尽地走遍了圣特莱莎全城，寻找那辆黑色豪华轿车。他看到的黑色轿车很多，甚至还有烟色车窗的，它们锃光闪亮，好像刚刚出厂。但是，驾驶轿车的人们却不像绑架者的样子，有的是青年男女（那幸福的样子气得贝内罗贝的哥哥要哭了），有的是妇女。不管怎样吧，他还是把所有车牌号都记下来了。到了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商谈贝内罗贝的事情，但说的话毫无意义，或者最后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一星期后，贝内罗贝的尸体被人发现了。是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看到的，地点在下水道里；这条下水道位于黑屋公路附近，经过“辣椒”的秘密垃圾堆，从圣达米安小区到“小眼”峡谷，是圣特莱莎全城的排水系统。尸体立即被运送到了法医工作室里。法医鉴定如下：阴道和肛门被强暴过，两个部位有大量撕裂伤口；后来被勒死。但是，经过第二次解剖验尸，法医认为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是在被强奸的过程中死于心力衰竭。

那个时候，拉罗·古拉已经满了十七岁，比被杀害的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大六岁。艾比法尼奥已经为他找了住处。地点在市中心附近。那住处位于主教大街上，客人穿过门厅就是台阶，上去后进入一个大院子，中央有个大喷水池，从那里可以看见一座三层小楼；还可以看见孩子们游戏或者邻居们聊天的走廊——已经油漆剥落、半遮半露地藏在木屋檐下和薄薄的铁壁柱里——已经让时光留下了斑斑锈痕。拉罗·古拉的房间很大，足以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个电冰箱（放在桌子旁边）和一个衣柜（他衣物太少，柜子太大）。他还有个小厨房和一个刚刚修建的水泥洗涤池，那是用来洗锅碗或者洗脸的。洗手间和淋浴室是公用的，每层楼有两处厕所和三处屋顶平台。艾比法尼奥先让他看看自己住的房间——在一楼。拉罗看见艾比法尼奥的衣服挂在两墙之间的绳子上。看见旧床旁边有一堆旧报纸，都是圣特莱莎本地的。下面的报纸已经发黄。厨房好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艾比法尼奥说，警察最好单住，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然后，他送拉罗去自己的房间——在三楼，把钥匙交给拉罗。他说：小拉罗，好啦，你有自己的家了。你要想打扫打扫，就跟邻居借扫把！室内的墙壁上，有人写了一个名字：埃尔奈斯托·阿兰西维亚。拉罗指指那名字。艾比法尼奥耸耸肩。他说：应该月底交房租。说罢，没多解释就走了。

也是在那几天里，上级命令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放下“忏悔者”的亵渎教堂案，去处理发生在森特诺区和波特斯塔区的暴力抢劫案。他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忏悔者”案要封存起来了？上级的答复是：不！但是，鉴于“忏悔者”销声匿迹了，侦查没有进展，而圣特莱莎检察院的拨款不能太多，只能优先抓大案、急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丢下“忏悔者”，也不意味着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不继续领导调查此案的工作；但是，他所指挥的警察们不能二十四小时去蹲守教堂了，而是投入到对社会治安更有好处的工作中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声没吭接受了命令。

下一个女性死者是露西·安妮·桑德尔。她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亨特维尔，距离墨西哥圣特莱莎有五十多公里。她和一位女友开车先到达砖坯镇，然后开车过境，准备看看圣特莱莎那不眠之夜，哪怕半夜也行。她女友名叫艾丽卡·特尔莫莱，轿车是她的，也由她来驾驶。她俩在亨特维尔一家手工作坊干活，那里制作印第安人用的有孔小玻璃珠，批发给汤姆斯通、图森、凤凰城和阿帕奇章克申的旅游商店。作坊里只有她俩是白人，其他女工都是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露西·安妮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村庄里。她二十六岁，一心梦想住到海边去。有时也谈起回老家，但通常是在疲倦时或者生气时。这种情况不多。艾丽卡·特尔莫莱四十岁，结过两次婚。她是加利福尼亚人，但在亚利桑那州感到心情愉快，因为人少，生活平静得多。她俩一到圣特莱莎就直奔市中心的歌舞厅区。先进了“鹈鹕”，后到了“多米诺斯”。路上，有个墨西哥人加入她俩的队伍，二十二岁，说是叫曼努埃尔或者米盖尔。据艾丽卡说，他样子可亲，想追露西·安妮。后来遭到露西拒绝，又打算追艾丽卡。她俩指责他性骚扰或者是有大男子主义的毛病。就在“多米诺斯”歌舞厅逗留期间，这个什么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艾丽卡无法记住他准确的名字）走了。她俩单独留在吧台。后来，她俩胡乱开车跑了市中心几个地方，参观了城里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大教堂、市政大楼、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以及四周有廊柱的中心广场。据艾丽卡说，始终没有人打搅她俩，也没有被人跟踪。她俩在中心广场转悠的时候，有个美国游客对她俩说：你们应该去屋顶花园看看，那可是壮观呢。后来那美国游客就消失在丛林里了。她俩觉得走走路这主意也不赖。夜空明亮，空气新鲜，满天星斗。就在艾丽卡寻找停车位的时候，露西·安妮先下了车，脱掉鞋子，在刚刚洒过水的草地上跑起来了。艾丽卡停好车后，去找露西·安妮。可是找不到了。于是，她决定深入到广场里面，向著名的屋顶花园方向走去。有些小径是土路，但主要道路还保留着石板。她看见一些长凳上有男男女女谈情说爱。屋顶花园是铁制的，里面有几个“夜猫子”小孩还在玩耍。据艾丽卡说，花园内的照明很差，仅仅不用摸黑走路罢了；但是，由于里面人多，也就消除了恐怖气氛。她没找到露西·安妮，但是看见了那个对她俩高声称赞“花园壮观”的美国游客。他跟另外三个美国游客一起喝龙舌兰，一瓶酒传来传去的。她走过去，向四人打听露西的下落。那美国游客望着她的样子，好像她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四人都已经醉醺醺了。但艾丽卡知道如何对付醉鬼。她向四人说明了情况。四人都很年轻，没什么事情可做，于是决定帮助找人。片刻后，广场四周传来了呼喊“露西·安妮”名字的声音。艾丽卡则回到了停车位。没人。钻进轿车，从里面锁上车窗和车门，狠狠地按了几下喇叭。接着，开始抽烟，直到车内空气变得难以呼吸才降下一扇车窗。天亮后，她前往警察局询问城里是否有美国领事馆。接待她的那个警察不知道，去问他的同事。有个同事说有。艾丽卡报警：女友露西·安妮失踪。然后拿着一份复印件去了美国领事馆。领事馆位于中北区的维尔德霍大街，距离她昨夜跑过的几条街道不远，但是大门关闭。艾丽卡看见不远处有家咖啡馆，便进去用早餐。她要了一份素食三明治和一杯菠萝汁，然后从这家咖啡馆给美国亨特维尔——露西·安妮的老家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从她所在的座位上可以看见正在慢慢醒来的大街。喝完菠萝汁后，她再次给亨特维尔打电话，但这一次拨的是治安官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小伙子，名叫罗利·甘布萨诺，是她的老熟人。罗利告诉她，治安官还没来上班。艾丽卡告诉他露西·安妮在圣特莱莎失踪了；既然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她就要整个上午在领事馆度过，或者干脆去各个旅馆寻找。她说：请告诉治安官，让他给领事馆打电话。罗利说：放心吧，艾丽卡，我一定转告他！沉住气啊！说罢，挂了电话。艾丽卡用了一个小时慢慢嚼她的素食三明治，一直等到领事馆的大门开了为止。接待他的是一个名叫库尔特·阿·班克斯的人，他提了一大堆关于露西和她的各式各样问题，好像不相信她提供的说法。走出领事馆大门，艾丽卡才明白那家伙在怀疑她和露西是妓女。她重返警察局，不得不再次说明情况，因为接待她的警察不知道她报警的事情，最后才告诉她：没有关于露西失踪的消息，她很有可能已经回美国去了。有个警察建议她最好也回国，把事情交给领事馆去办，自己打道回府吧。艾丽卡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眼。他模样像好人，这建议似乎是好意。上午其余的时间和大部分下午时光，她都用来跑旅馆了。在这之前，她不停地想，露西·安妮会不会因为什么进医院呢？她排除了车祸的可能性，因为露西是在广场或者广场附近失踪的，而她一点也没听到嘈杂声、叫喊声、刹车声、轮胎打滑声啊。接着又寻找了露西其他入院的可能性，结果只想到了露西可能犯了失忆症。这种可能性太匪夷所思。她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在她访问过的所有医院里都没有露西，也没有美国女人登记挂号的记录。到了最后一家医院，有个护士建议她去美洲诊所——一家私立医院——看看。可她用英语嘲讽地喊了一句：宝贝儿，我们是劳工啊！女护士同样用英语回敬了一句：跟我一样！二人交谈了一会儿。护士邀请她去医院餐厅喝咖啡。到了餐厅，护士告诉她圣特莱莎有很多女人失踪了。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护士望着她的眼睛，点点头说：这里更糟。分手时，她俩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艾丽卡答应：一旦有消息定会告诉她。晚饭是在市中心一家露天餐厅吃的。她有两次以为看见了露西走在人行道上，一次是朝着她走近，一次是离她越来越远，但这两次都不是露西。她几乎没注意自己点的什么菜，随便点了两个不太贵的菜肴。这两个菜都配有很多辣椒，吃了几口后，眼泪都冒出来了。但是，她仍不放弃。饭后，她驾车直奔露西失踪的那个广场。她把轿车停在一棵大橡树下面，双手扶着方向盘开始睡觉。睡醒后，她前往领事馆。那个叫库尔特·阿·班克斯的家伙给她介绍了另外一个名叫亨特尔森的人。亨特尔森说这么快不可能有你女友失踪的消息。她问：多长时间才算不快啊？亨特尔森无动于衷地看了她一眼，说道：再有三天吧。接着又补充一句：起码三天以上啦。她正要离开的时候，库尔特告诉她：亨特维尔那位治安官来了电话，打听你的情况，关心露西失踪的经过。艾丽卡说声“谢谢”就走了。到了大街上，找到公用电话，给亨特维尔打了过去。是罗利接的电话，他说治安官跟她联系了三次，现在出门了。他还说：等治安官回来，我请他给你打电话吧。她说：用不着，因为我还没有固定住处呢，过一会儿我来打吧。她在天黑前看了几家旅馆。看上去很好的旅馆，房费太贵。最后，她住进了鲁文·达里奥区的一家客栈，房间里没有洗澡间和电视机。洗澡间在走廊尽头，里面有个小插销可以锁门。她脱掉了衣服，可是没脱鞋子，因为害怕感染真菌。她在水流下面冲了好久。半小时后，她没脱下擦身体的大浴巾就上床了，也忘记给亨特维尔和领事馆打电话，一觉睡到次日早晨。

就在这一天，有人看到了露西·安妮的尸体，距离边境线的铁丝网不远，就在离通往诺加莱斯公路平行的石油仓库很近的地方。尸体上有多处刀伤，分别在颈部、胸部和腹部。发现她尸体的是十几个工人，他们立刻报了警。经法医检验确定，她多次被强奸，因为在她阴道里找到了大量精液。死因在于刀伤，至少有五处是致命的。正当艾丽卡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她耳中。库尔特·阿·班克斯请她立刻来领事馆，因为有悲惨事件要通知她。但是经不住艾丽卡一再要求和高声号叫，库尔特只好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悲惨的实情。艾丽卡在去领事馆之前，给亨特维尔的治安官打了电话。这一次，她跟他说上话了。她说露西·安妮在圣特莱莎被杀害了。治安官问：你要我去找你吗？艾丽卡说：我很愿意你来，可是如果来不了的话，就算了吧。我有车。治安官说：我去找你！接着，艾丽卡又给那位护士朋友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最新，也是最后的消息。护士说他们可能要你去认尸。停尸间在她前一天走访的一家医院里。陪同她前往的是亨特尔森，他比库尔特友好多了，但是实际上，她宁可独自前往。就在地下室走廊里等候的时候，她看见了那护士。她俩拥抱和亲吻面颊。随后，她把护士介绍给亨特尔森。后者心不在焉地招呼一声，但是他想知道她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护士说：二十四小时前，或者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呢。艾丽卡想，的确如此，认识了才一天，可是，我感觉很早以前就认识她似的。法医来了，他不让亨特尔森陪着艾丽卡。他半带微笑地说：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的责任。护士搂住了艾丽卡的肩膀，一起走在前面。后面跟着那位美国外交官。在停尸间里，他们看见两个墨西哥警察正在检查尸体。艾丽卡走到跟前，看了一眼，说她是我朋友。墨西哥警察要求她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艾丽卡想看一看，但是文件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亨特尔森说：没事，签吧！女护士看看文件，也说：签吧！亨特尔森问警察：就是这些手续吗？警察：对，就是这些。艾丽卡问：是谁把露西弄成这样的？墨西哥警察迷惑不解地望了望艾丽卡。女护士把艾丽卡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警察说，现在还不知道。中午过后，亨特维尔的治安官来到了美国领事馆门口。看见治安官的时候，艾丽卡正关在车里抽烟。亨特维尔的治安官从大老远的地方就认出了艾丽卡。二人交谈起来。艾丽卡仍然躲在车里。治安官则一手扶着敞开的车门，一手叉腰。后来，治安官走进领事馆，去了解更多的情况。艾丽卡仍然关在车里，从里面锁了车门，继续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治安官出来后，对艾丽卡说咱们回家吧！艾丽卡让治安官先启动他的轿车。她好像在梦里一样跟在后面，穿过墨西哥的街道，穿过边防检查站，穿过沙漠，走进亚利桑那州，直到治安官按按喇叭，打手势要她停车，二人才把车子停在一个旧加油站上，那里也可以吃饭。可是，艾丽卡不饿，她只想听治安官应该告诉她的情况。治安官说：露西·安妮的遗体三天后会运到亨特维尔；墨西哥警方已经答应追捕凶手；还说一切都散发着臭大粪的气味。接着，治安官点了菜豆炒鸡蛋和啤酒。艾丽卡起身去买香烟。等到她回来的时候，治安官正在用一块面包擦盘子。治安官的头发黝黑、浓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问治安官：哈里，你认为他们说了实话吗？治安官回答：绝对不是真话。我要亲自过问查案的情况。艾丽卡说：哈里，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说完，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女尸是在埃莫西约公路附近被发现的，距离圣特莱莎十公里，时间是露西·安妮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三天。发现的人是牧场主的侄子和四个雇工。他们在二十多个小时之前开始寻找逃散的牲口。这五个追寻牲口的人一查明是具女尸，牧场主的侄子立刻派一个雇工回去禀报东家，其余四人原地不动，困惑地望着尸体很不正常的姿势。女尸的头部被埋进了一个窟窿里。好像凶手是个疯子，肯定以为只要把脑袋埋起来就行了。或者以为只要盖住头部，无论什么人就看不见其余部分了。女尸嘴巴朝下，双臂贴在身体两侧。双手缺少食指和小指。胸部位置隐约可见凝固的血迹。她身穿面料轻薄的紫色衣服，纽扣开在前面。没穿袜子，没穿鞋。随后经法医检验，认为虽然胸部和双臂有多处刀伤，但是致命的原因是勒死，因为舌骨破碎。身上没有强奸的痕迹。这案子由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警官办理。他很快查明了死者名叫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二十三岁，在塞拉菲诺斯酒吧当服务员。酒吧老板叫路易斯·强特列，有长长的犯罪记录，是个拉皮条的家伙，据说还是警方的线人。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与两个女伴同住一处，这二人也是酒吧服务员；没有给调查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惟一可以确认的是，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是下午五点前往塞拉菲诺斯酒吧的，她在那里工作到次日凌晨四点酒吧打烊的时候。两个女伴声称，阿美利加一直没回家。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把老板路易斯·强特列拘留了两天。但是，此人的不在场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阿美利加出生在格雷罗州，在圣特莱莎已经居住了五年。她来这里时跟着哥哥。如今这位哥哥在美国生活。二人没有书信往来。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用了几天的时间调查塞拉菲诺斯酒吧的几个顾客，但没有任何结果。

两周后，1994年5月，莫妮卡·杜兰·雷耶斯放学时被绑架。学校名叫迪耶格·里维拉，地点在牛背山区。莫妮卡十二岁，有点冒失，但是好学生。她正在上初一。父母都在墨西哥木材加工厂工作，该厂生产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殖民时期乡村风格的家具。莫妮卡还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妹妹，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在电缆加工厂工作）和一个十五岁的哥哥（跟父母在墨西哥木材加工厂干活）。被绑架两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圣特莱莎—蓝镇公路的一侧。她穿着衣服，身边有装着课本和练习本的书包。根据法医学检验，她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在随后的调查中，有几个女友说，看见莫妮卡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是烟色的，可能是朝圣者牌或者子爵路牌或者宁静牌。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被强迫上车的。她来得及喊叫，可是她没喊。甚至她看见远处有个女友，还挥手告别呢。她不像是害怕的样子。

一个月后，还是在牛背山小区，有人发现了雷贝卡·费尔南德斯·德奥约斯的尸体。她三十三岁，肤色微黑，头发长及腰部，在酒吧里当服务员，酒吧名叫卡特琳，位于萨拉帕大街，与鲁文·达里奥小区为邻；此前，她在赫尔麦斯加工厂干活，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开除。雷贝卡出生在瓦哈卡，但在索诺拉北部已经生活了十年。十八岁时，到过蒂华纳，当过妓女，曾经偷渡美国，未能成功，被美国移民局四次遣返回墨西哥。发现她尸体的是一位有她房屋钥匙的女友，雷贝卡没去酒吧上班让她感到奇怪，因为正如这位女友作证时所说的，雷贝卡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不是得了重病，是不会旷工的。据这位女友说，房屋和往常一样，起初她没发现任何异常，后来才看到了尸体。房子很小，只是一厅、一室、厨房和卫生间。她走进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女友躺在地上，好像是摔倒在地，头部受到了撞击，但没有出血。她是在要把女友叫醒的时候，用凉水给她擦脸，才发现雷贝卡已经死了。她用公共电话报了警并向红十字会求救，回到室内，把女友的尸体抱到床上，然后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坐下，一面等待，一面看电视。警察还没来，红十字会的人老早就到了。是两个男担架员，一个年轻，不到二十岁；另外一个四十多岁。二人像父子。父亲说用不着做什么了，因为雷贝卡已经死了。接着，他问那位女友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死尸。她说在卫生间。父亲说：那咱们把她抬回卫生间吧。您可别跟这个麻烦女人掺和到一起去啊！说罢，他招招手要那小伙子抬起死尸的双脚，与此同时，他抻住死者的双肩，把女尸送回了原来死亡的现场。随后，老担架员问她：女士原来是什么姿势？坐在马桶上？靠在马桶上？躺在地面上？还是蜷缩在某个角落里？雷贝卡的女友于是关掉电视，来到了卫生间门口，指挥两位担架员把雷贝卡放回原处。三人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看雷贝卡的样子。雷贝卡好像沉入白色瓷砖的海洋里了。三人看累了或许看得眼晕了，便回到客厅坐下。女的坐到了扶手椅上。两个男的坐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三人开始吸烟，是一种发黄的烟卷，是老担架员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女的含含糊糊地说：您一定习惯了吧。老担架员说：这要看情况。他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是香烟的牌子，还是每天抬死伤人员？第二天上午，法医在报告里写道：死因是勒住了咽喉。死者在案发前有过性行为，但法医不确定是否被强奸过。当上级要求法医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时，他说可能没有被强奸。警察打算逮捕死者的情人，一个名叫佩德罗·佩雷斯·奥丘阿的家伙。等一星期后，终于找到佩德罗住处的时候，那家伙却在几天前就离家出走了。他家位于花卉小区萨尤卡大街的尽头，所谓家就是用破砖头瓦块搭建起来的棚屋，但是搭建得有些本领；屋内只能容纳一个床垫和一张桌子。棚屋距离东西加工厂的排水管道只有几米之遥。佩德罗曾经在这家加工厂工作过。邻居们说他是个正派人，通常情况下总是干干净净，据此推测，他在雷贝卡家里洗澡，至少最近几个月是如此。没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因此无法下达通缉令。在加工厂，他的劳务卡片不见了，这在加工区的企业里并不少见，因为工人经常调换工作。在棚屋内找到几本体育杂志、一本拳击手弗洛雷斯·马贡的传记、几件运动衫、两双凉鞋、两条短裤、三张墨西哥拳击手的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到墙上去的），床垫就靠在墙边，好像佩雷斯·奥丘阿入睡前很想把那几位拳击冠军的面孔和战斗的姿态铭刻在脑海里。

1994年7月，没有出现女尸。但是，出现一位找麻烦的男子。他周六中午到达，星期天晚上或者周一清晨离去。此人中等身材，黑发，栗色眼珠，穿戴像牛仔。一开始，他总是在主要广场转悠，好像要采取什么行动，但后来就成了几家歌舞厅的常客，特别是鹈鹕舞厅和多米诺斯夜总会。他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提什么问题。样子像墨西哥人，但是说话有美国佬的口音，西班牙语的词汇量不太大，听不懂双关语，虽然人们一看见他那眼神就尽量不用双关语。他说他叫哈里·马嘎尼亚，至少写出来是这个名字。但是，他自己把马嘎尼亚发成“马嘎纳”。结果一听他这样的发音，有人理解成“马克嘎纳”，好像这个无足轻重的无赖就凭着自己的鸡巴而成了苏格兰人的后裔了。他第二次出现在多米诺斯夜总会的时候，向人打听一个什么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的年轻人，说是二十岁出头，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他说，那个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和蔼可亲，是个好人。可是没人知道或者不想给他提供情况。一天夜里，他跟歌厅酒吧的一名男招待成了朋友。这个男招待下班后，哈里·马嘎尼亚坐车里等着他呢。第二天，这个招待没法来上班了。据说，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四天后，他重新来多米诺斯夜总会上班的时候，脸上全是红肿和伤痕，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尤其是他少了三颗牙齿，如果掀起衬衫让大家看的话，肯定会看见前胸和后背都有大面积紫黑色淤伤。他没掏出睾丸让大家看，左边还有烟头的烫伤呢。大家当然会问他是哪种事故了。他回答说，出事那天夜里，他喝到很晚，恰恰是有哈里·马嘎尼亚陪同；他跟这个美国佬分手后，向三圣母大街走去，因为他家在那条街上嘛。但是，五个惯匪把他给拦住了，痛打一顿。到了下个周末，哈里·马嘎尼亚没有去鹈鹕酒吧和多米诺斯夜总会，而是出现在一个名叫“内务”的妓院里，地点在北马德罗大街。他在那里喝了一通苏打威士忌，又站到台球桌旁跟一个名叫德梅特里奥·阿基拉的人玩了一阵。这个阿基拉是个大块头，一米九高，一百一十公斤重，二人成了朋友。这个大块头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住过，一直务农，就是说养牲口；后来，他回到了墨西哥，据他说，是不愿意死在他乡；但后来他承认所谓的家人，实际上没有，或者只有一两个，有个姐姐，大概六十岁，还有一个外甥女，一直没结婚，都住在墨西哥的卡纳内阿；大块头也是那里的人，但是他嫌弃卡纳内阿太小，小得令人窒息，简直太小啦，因此有时他需要来这不夜的大城市。只要他已觉得憋得慌，就立刻登上小型卡车，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只跟姐姐说声“待会见”，也不管几点钟，就开车上了卡纳内阿通向圣特莱莎的公路。这样的公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尤其是在夜间。他一口气开到圣特莱莎。他在城里鲁文·达里奥区萤火虫大街有一套非常舒适的小房子。哈里，朋友，这套小房子，我让你支配。这可是再度市政建设征地后剩下的寥寥几处房子了。这市政建设征地往往后果恶劣。阿基拉大概有六十五岁的样子。哈里觉得他是个好人。哈里有时带妓女开房，但更多的时间是喝酒和闲逛。他问阿基拉是不是认识一个名叫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姑娘。阿基拉想知道那姑娘什么模样。哈里说：大约这么高，一米六吧。说着，举起一只手来，比划一下。头发染成了金黄色。人很漂亮。乳房丰满。阿基拉说：我认识她，对，她叫艾尔莎，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哈里问：她在这里吗？阿基拉答：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舞池里呢。哈里说：请您给我指指哪个是她！行吗？阿基拉：朋友，别客气。二人登上台阶，向舞厅走去。阿基拉想知道这位美国朋友是不是跟艾尔莎有旧账未了。哈里摇摇头。艾尔莎·富恩特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里有三个妓女和三个嫖客。一个女伴在艾尔莎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她哈哈在笑。哈里走过去一手撑在餐桌上，一手叉在腰间。他命令道：站起来！那婊子不再笑了，抬头看看他。三个嫖客本来要说话，一看见哈里身后有个巨人，只好耸耸肩而已。他问：什么地方能说说话？艾尔莎在他耳边答：咱们上我房间去吧。三人上楼时，哈里停下脚步，对阿基拉说：你别陪着我了。阿基拉说：行，不陪了。说罢，下楼走了。进了艾尔莎房间，里面都是红颜色的，墙壁、床罩、被子、枕头、灯泡、灯管，甚至有一半瓷砖面也是红色的。从窗户向外看去，这个钟点的北马德罗大街一片热闹景象：跑动的车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群，出售食物和饮料的摊贩，廉价竞争的便宜餐馆正在把更新的菜单写在大黑板上展示出去。哈里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艾尔莎已经脱掉了衬衫和乳罩。他想，果不其然，奶子真大，但是今天晚上我可不跟她做爱。他说：别脱了！那姑娘在床上坐下，双腿交叉。她问：有香烟吗？哈里掏出一盒万宝路，给了她一支。姑娘用英语问：有火吗？他点燃一根火柴，递过去。艾尔莎的眼睛是浅黄色的，透亮，像黄沙。他心里说：是个愚蠢的小野狗。哈里向她打听米盖尔·蒙特斯：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营生？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婊子问他：这么说你是在找米盖尔？能知道为什么要找他吗？哈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解下皮带来，攥在右手里，露出响尾蛇样的搭扣。他说：我可没时间。她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约一两个月前吧。他问：他在什么地方干活？她答：没有固定地点。他想念书，好像要去一所夜校。他问：他从什么地方弄钱？她答：打零工。哈里说：别撒谎！姑娘摇摇头，冲天花板上吐个烟圈。他问：他住在哪儿？她答：不知道。他总是换住处。哈里的皮带在空中“嗖”的响了一圈，在婊子的胳膊上留下一道红印。没等她喊出声来，哈里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把她推倒在床上。他说：你要喊，我就宰了你！那婊子坐起来的时候，胳膊上的红印在洇血。哈里说：下一次可就抽脸了！说！他住在哪儿？

下一具女尸出现的时间是1994年8月，地点在晚祷小巷，几乎是巷子尽头，那里有四处破房子，算上死者的是五处。这个女人不算是外来人，但奇怪的是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三年前，她独自住在这破房子里。屋内没发现可以找到迅速证明她身份的任何证件。有不多几个人知道她叫伊莎贝尔，但几乎人人都叫她“母牛”。她体格健壮，身高一米六五，肤色微黑，短发，卷曲。年龄在三十岁上下。据邻居说，她在市中心或者被马德罗大街卖淫。另外一些人说，“母牛”从来不工作。但不能说她缺钱。在搜查她住处的时候，发现食品柜装满了罐头。另外她有个电冰箱（如同巷子里的几乎所有住户的电力都是从市政电缆上偷来的，她也一样），里面装满了肉类、牛奶、鸡蛋和蔬菜。在穿戴上，她马马虎虎，但是没人能说她穿的是二手货。她有一台新款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有六十多盘带子，大部分是感情片或者音乐片，是她生前最后几年陆续买的。她家房子后有个小小的院落，长满了植物；院子的一角有个鸡圈，里面有一只公鸡和十只母鸡。这个案子由艾比法尼奥和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负责。二人搞了一半，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参加进来支援二人。但是双方都不起劲。“母牛”的生活，只要你稍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充满矛盾和难以预料的因素。据一位住在巷子前头的老太太说，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可是不简单。她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女人啊！有一回，一个喝醉了酒的老爷儿们打老婆。凡是居住在晚祷巷里的人都听见了叫喊声，强度时高时低，好像挨打的女人要分娩了一样，是那种会要母亲和婴儿性命的难产。可那女人不是生小孩啊，仅仅是有人在揍她。这时，那老太太听见了脚步声，便从窗户向外张望。她看见黑乎乎的巷子里出现了伊莎贝尔。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走自己的路，回家去了。可是，“母牛”停下脚步，静静地注意倾听。这时，喊叫声不太高。片刻后，音域再度高涨起来。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微笑着对警察说，“母牛”本来没动弹，在等待什么，跟普通过路人一样，忽然间她听见了她想听的“歌曲”、从一扇窗户里传出来的世界上最最悲惨的“歌曲”。“母牛”认准了是那家的窗户。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母牛”冲了进去。她在出来的时候，手里揪着那男人的头发。老太太说：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可能人人都看见了，就是没人说话，我估计是没脸说吧。她像个男子汉那样捶打那男人。要不是那女人出来为丈夫求情，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饶了他吧，“母牛”能把那男的给宰了。另外一个女邻居作证说，“母牛”性子暴躁，常常喝酒，很晚回家。要想再见到她，需要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以后了。艾比法尼奥很快把“母牛”跟最近常去看她的两个家伙联系起来研究。一个绰号叫“玛莉阿芝舞”，另一个叫“乌鸦”。这二人常常留宿在“母牛”家，或者天天去找她。有时，这二人就失踪不见了，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母牛”的这两个朋友好像是搞音乐的，不仅是因为绰号“玛莉阿芝舞”，而且因为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俩携带吉他从巷子里走过去。就在艾比法尼奥去市中心和北马德罗大街开始调查歌厅的同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继续在晚祷巷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如下：1．“母牛”是好人，这是多数妇女的意见；2．“母牛”不工作，但不缺钱；3．“母牛”对是非有基本看法，虽然脾气暴躁。四天后，警察逮捕了“玛莉阿芝舞”和“乌鸦”，原来他俩是乐手古斯塔沃·多明盖斯和雷纳托·埃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在第三分局，经过审讯，他俩对晚祷巷杀人案供认不讳。二人的犯罪起因是一部影片“母牛”想看，而他俩嘻嘻哈哈不让看，可三人都已经喝得够醉了。一切都是从“母牛”开始的，她先给了“玛莉阿芝舞”一拳。起初，“乌鸦”不打算掺和进去，可是一看见“母牛”也向他发难了，就奋起自卫。“玛莉阿芝舞”说：这架打得时间很长，可是干净。为了不破坏家具，“母牛”要求他俩到外面去打。二人同意了。到了街道上，“母牛”警告说：只需动拳头，不许玩脏的。他俩接受了这样的打法，虽然知道这个女人的力气，她体重八十公斤可不是闹着玩的。“乌鸦”说：她不是肥胖，而是肌肉发达。在街上，黑暗中，三人开打。一口气，来来往往打了将近半小时。斗殴结束时，“玛莉阿芝舞”鼻梁断了，眉毛出血；“乌鸦”据说肋骨断了。“母牛”在地上躺着呢。他俩想把她搀起来的时候，才发觉她已经死了。案子了结了。

但不久后，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圣特莱莎监狱探视两个乐手。他给二人带去了香烟和杂志，问他俩过得怎么样。“玛莉阿芝舞”答道：警官，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检察员说：我在这座监狱里有些朋友。你们乐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俩。“玛莉阿芝舞”问：交换条件是什么？检察员：你们提供些情况。简单情况。你俩跟“母牛”非常要好，是好朋友。我提些问题，你们回答。就是这样。“玛莉阿芝舞”：您开始提吧！问：你俩跟“母牛”上过床吗？“玛莉阿芝舞”答：没有。问：你呢？“乌鸦”答：更没有了。检察员：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玛莉阿芝舞”说：“母牛”不喜欢男的，她自己就够男的了。检察员问：你们知道她的全名吗？“玛莉阿芝舞”答：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叫她“母牛”，就行啦。检察员说：哎呀，你们这算什么好朋友啊！“玛莉阿芝舞”：警官，这可是大实话啊。检察员问：知道她从哪儿弄钱吗？“乌鸦”说：警官，这正是我们要问你的啊。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捞点外快啊。可是，“母牛”从来不说这个话题。检察员问：除去你俩，“母牛”在这条街上没有别的朋友吗？“玛莉阿芝舞”说：有。一次，她坐我的车，给我指指一个女孩，是在市中心咖啡馆里工作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那女孩长得比较瘦。可是，“母牛”指给我看的时候，问我见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了不让她生气，我说没见过；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检察员问：女孩叫什么名字？“玛莉阿芝舞”答：她没说，也没给我介绍。

就在警方调查“母牛”被杀原因的那几天里，哈里·马嘎尼亚找到了米盖尔·蒙特斯的住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哈里开始监视米盖尔的住处。两小时后，他等得不耐烦了，便破门而入。米盖尔的住处只有一间房，外加厨房和厕所。他看见墙壁上挂了一些好莱坞男女演员的照片。书架上，有两张米盖尔带镜框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是一张好人的面孔，美男子，会让女人喜欢。哈里检查了所有的抽屉。发现了一本支票簿和一把剃刀。掀开床垫，看到一些杂志和信件。哈里把所有杂志都翻阅了一遍。在厨房里，他从食品柜下面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四张照片，是宝丽来相片。一张照片上，有间破砖坯房，位于沙漠中，有个小门廊和两扇小窗户。破房旁边停着一辆带四轮挂斗的厢式货车。另外一张照片上有两个姑娘互相搂着肩膀，都向左歪头，面对镜头，表情都惊人地自信，仿佛刚刚来到这个星球上，或者好像行李齐备就要出发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一条行人很多的大街，有可能是圣特莱莎市中心。第三张照片上有一架小型飞机，停在沙漠里的跑道上。飞机后面有座小山。其余部分是平川和灌木丛。第四张上是两个都不望着镜头的男人，样子像是喝醉了或者吸了毒，穿着白衬衫，一人戴帽子，二人正在握手，像是要好的朋友。哈里四处寻找那架宝丽来相机。但是没有找到。他把照片、信件和剃刀放入一个口袋里。把整个房屋又重新搜查了一遍，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准备蹲守。那天夜里米盖尔没有回家。第二天夜里依然未归。哈里猜测，米盖尔肯定走得匆忙，或者有可能死了。哈里感到沮丧。幸运的是，自从他认识了阿基拉以后，从来没有住过旅馆和客栈，更没有在下流场所吃喝玩乐，而是回到鲁文·达里奥区萤火虫大街的房子，那是他朋友的产业，给了他一把钥匙，由他支配。这小房子出人意料的是，干干净净。但是，整齐中缺乏女人的韵味：是一种没有风趣的禁欲式的整洁，如同监狱牢房或者修道院居室般的整洁，趋向节俭，而不是富裕。有时，哈里回来的时候，看到阿基拉在厨房里煮咖啡。二人便去客厅坐下聊天。阿基拉常常谈到在三T牧场当放牛人的时代，说到给小野马上笼头的十种方式。有时，哈里问阿基拉：为什么不跟他去亚利桑那州？这个墨西哥人回答说：无论亚利桑那、索诺拉、新墨西哥、奇瓦瓦，还是什么地方，到处都一样。哈里沉思起来了，最后还是不能同意阿基拉的说法，怎么会到处都一样呢！但是，他不愿意反驳阿基拉，因此没吭声。有时，他俩一起出门。阿基拉可以就近观察美国佬办事的方式。一开始，他不喜欢哈里的简单生硬，但是觉得有道理。那天夜里，哈里一回到萤火虫大街的家中，就看到阿基拉已经起床。他一面煮咖啡一面对阿基拉说：我认为最新的线索断了。阿基拉没有答话。倒好了咖啡以后，哈里做了一个腌肉炒鸡蛋。二人静静地开始吃饭。阿基拉开口道：我认为什么也不会断的。人、动物，有时甚至东西给人的印象好像要失踪了。哈里，即使你不相信，有时候，石头还要消失呢。这事我见过。可上帝不答应啊。不答应，是因为不能答应啊。哈里，你相信上帝吗？哈里·马嘎尼亚答道：我信上帝，阿基拉先生。阿基拉说：那就好好信上帝吧！他不允许任何东西消失！

那些日子，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仍然保持每十五天跟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上床一次的习惯。二人的关系居然能保持下来，让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觉得是个奇迹。虽说有困难，有不理解的地方，但二人继续在一起。他认为在床上的吸引力是互相的。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人。假如事情由他说了算，他会毫不犹豫地跟她结婚。有时，如果有好几天没见面，他会想到二人之间存在着文化水平的差异并且认为这是他和她的主要障碍。比如，女院长喜欢绘画，能够在欣赏作品时说出是哪位画家的手笔。她阅读过的书籍，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她常听的音乐，在他耳朵里引发的却是绵绵睡意，很快就只想进入梦乡了，而且这是他在她家常常爱犯的毛病。甚至女院长喜欢的饭菜，他都不一定喜欢。他努力想适应这新形势，有时也去商店购买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片，拿回自己家中独自听听。通常听着听着就酣然入梦了。但是，梦境幸福愉快。他常常梦见自己和爱尔维拉住在山区一间茅屋里。里面没电，没自来水，没有任何文明世界的东西。二人铺的是熊皮，盖的是狼皮。爱尔维拉在森林里奔跑时常常大笑，可是看不见她的身影。

阿基拉说：哈里，咱们来看看这些信件吧！如果需要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第一封信是米盖尔的一位老朋友写的，此人住在蒂华纳，虽然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内容概括地回忆了二人住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信中说到了棒球、张三、李四、偷车、打架、酗酒，还顺便提到至少有五次犯法的事情，让米盖尔和这位朋友险些坐牢。第二封信的作者是个女人。是圣特莱莎本地的邮戳。内容是跟米盖尔要钱，催他快快还账。信中说：否则的话，小心后果！第三封信，从字迹上判断——因为没有签名，还是那个女人写的，说明米盖尔还没有还账，信中说，三天后他必须带钱去指定地点，他知道那个地方；否则的话，据哈里和阿基拉分析，米盖尔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赢得女人的同情；这里就露出一点女人的同情心来：她说，否则的话，他就赶快离开圣特莱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第四封信是另外一个朋友写的，邮戳模糊难认，可能来自首都墨西哥城。这位朋友刚到首都，给米盖尔讲述首都的印象：他把地铁比做地下坟墓；说首都人冷漠，对一切不理不睬；说乘车困难，因为在首都你有大轿车毫无用处，因为堵车是家常便饭；说到空气和水污染；说到女人都很丑陋。说到最后这一点，他开了几个庸俗玩笑。最后一封信是索诺拉南边纳沃华地方一个名叫丘卡利特小镇的姑娘写的。可以预测，这是一封情书。信中说，她当然会等着他，她有耐心；还说，虽然她急于见他，可还是他应该迈出第一步，她并不着急。阿基拉说：好像是村里未婚妻的信。哈里说：是丘卡利特小镇。阿基拉先生，我猜这位米盖尔就出生在丘卡利特。阿基拉说：你瞧瞧来信的地方，我也会这么说。

有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女院长生活的事情。比如，她的朋友圈子。她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她的朋友，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见过几个精神病院的职员。女院长对这些职员很友好，但是保持距离。她有朋友吗？他估计有。可她从来没说过。一天夜里，二人做爱后，他说想多了解她生活上的事情。女院长说：你知道的够多了！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有再坚持。

1994年8月“母牛”死了。10月，有人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地点在市政管理的新垃圾场上，那是个长三公里宽一公里半的臭垃圾堆，位于距离“小眼”峡谷南边的洼地里，旁边就是通向“黑屋”的公路；每天有一百多辆卡车给“黑屋”送货。洼地虽大，垃圾场却越来越小，因为非法的地下垃圾堆越来越多，据说，在“黑屋”附近或者那个居民点西边，准备再开一个垃圾场。根据法医判断，死者年龄有十五六岁，但大家说最后的结论还是等病理学家做出为好。三天后，病理学家检查了尸体，同意法医的看法。女孩先是被强奸，随后被勒死。发现女尸的拾荒者们说，她有乳罩，身穿蓝色棉布裙子，脚踏锐步运动鞋。等警察赶到现场时，乳罩和棉布裙都不翼而飞了。她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黑宝石金戒，上面有市中心一所英语学校的名字。警察拍了照片，随后造访了那所学校。可那里谁也不认识这个女孩。随后，警方把她的照片刊登在《北方使者报》和《索诺拉之声》报上。结果仍然无人辨认。何塞·马尔克斯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两位检察员用了三个小时询问校长。可能问得有些过火。校长的律师向警方提了抗议：不得无礼！警方不接受这一抗议。但是，两位检察员受到警督和局长的申斥。警察局还向埃莫西约司法局报告了两位检察员的表现。两周后，这具陌生女孩的尸体被转送到了圣特莱莎大学医学系学生使用的尸体储藏室里了。

有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对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娴熟的性技巧以及在床上无穷无尽的精力感到惊喜。他想，她干起来仿佛要死要活的样子。他不只一次很想告诉她：用不着这样卖力气；他只要跟她亲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位女院长一涉及性爱，就很讲实效。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有时对她说：你是我的女王，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儿。她在黑暗中说：别吭声！她要吸干他最后一滴，是精液？是灵魂？还是他认为的最后命根儿？二人做爱是为了满足她强烈的性欲，而且在昏暗的环境里进行。有时，他打算点灯看看她的表情；但是，他不愿意惹她生气，于是缄口。有一次，她先提出：别开灯！他想：爱尔维拉·甘波斯能读懂人的心思。

11月，在一座建筑工地的二楼，几个泥瓦匠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大约有三十来岁，身高一米五，肤色微黑，头发染成金黄色，牙齿上有两个金齿冠，身上只穿了一件绒线衫和一条短裤。她是被强奸后勒死的。身上没证件。建筑工地位于圣特莱莎富人区、北戴斯塔区阿龙特拉大街。由于这个原因，这里的工人不像别处那样睡在工地上。夜晚，工地有一名签约保安看守。在被警察传问的时候，保安承认自己违反规定，常常夜间睡觉，因为白天他在一家加工厂工作，有时他在工厂逗留到凌晨两点钟，然后回家。他家位于圣达米安区高地瓜特莫克大街。传问的方式粗暴，是由局长助理艾比法尼奥主持的。但是，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保安在说实话。为此，可以推断死者是新来的人，某个地方应该有衣服行李之类的东西。为了找到这些东西，警察在市中心的一些旅馆和客栈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哪一家发现少了客人。她的照片刊登在本城的报纸上了。但是，毫无结果。分析原因要么是没人认识她，要么是照片失真，要么是谁也不愿意卷入跟警察有关的麻烦里。警方把国内其他州传来的失踪报告进行了比对，没有任何报告与阿龙特拉大街工地上的女尸吻合。只有一件事闹明白了，或者说让艾比法尼奥明白了：死者不是本区的人，死者不是在本区被强奸和勒死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尸体抛弃在富人区呢？那里可是警察和保安夜间会仔细巡查的地方啊。为什么要抛尸在建筑工地的二层楼上呢？那可是有危险的啊——会从没有扶梯的楼上滚下来。为什么不是抛尸在沙漠里或者垃圾堆附近呢？那样不是更加合乎逻辑吗！两天来他一直想这些问题，吃饭想，睡觉想，开着局长的车想，连同事们聊女人和体育新闻的时候他都在想。直到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满意答案的时候，它才决定放弃。于是，不再想了。

有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很想跟女院长出去散步，尤其是在放假的日子里。就是说，他很想跟女院长公开露面，去市中心餐厅吃饭，那种不便宜也不太昂贵的正规饭店，就是正常男女去的地方，估计肯定可以遇到什么熟人，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女院长介绍给熟人，用不着大惊小怪，说：这是我的未婚妻，爱尔维拉·甘波斯，精神病医生。饭后，二人可以回她家做爱，然后睡午觉。晚上，二人可以驾驶她的宝马或者他的美洲豹去看电影，或者去某个露天餐厅喝冷饮，或者去某个夜总会跳舞——这种地方在圣特莱到处都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真他妈的幸福啊！反之，爱尔维拉·甘波斯根本不想在什么公开场合露面。给精神病中心打电话是可以的，但是要简短！每十五天幽会一次是可以的。来一杯威士忌，或者伏特加，看看夜景，是可以的。然后悄悄道别。

还是在1994年11月里，希尔瓦娜·佩雷斯·阿尔赫纳半烧焦的尸体被人发现，地点在一片荒草地上。她十五岁，干瘦，肤色发黑，身高一米六。黑头发垂落到肩膀下面，尸体被发现时，头发已经烧焦了一半。发现她尸体的是一些花卉区的妇女，她们在那片荒地上搭建了一些衣服摊位。向红十字会报告的也是她们。驾驶救护车的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担架员像是他儿子，年龄超不过二十。救护车开到围观的人群面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下车问大家：谁认识这个女孩？那几个妇女和好奇的人们从尸体前一一走过去，看看女孩的面孔，都摇摇头。无人知晓。年长的担架员对大家说：朋友们，我要是你们各位，会马上走开，因为警察会一一盘问每个人。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内容不胫而走，人们全都跑散了。乍一看荒地上已经没人了。但两个担架员悄悄在笑，因为他俩知道有人躲在远处偷偷在看。与此同时，年轻的担架员上了救护车，用无线电话报了警。年长的那个向花卉区的土路走去，最后来到出售玉米饼的地方。他认识那女店主。他要了六张玉米饼：三张带奶酪和三张带黄油，都要辣椒，外加两罐可口可乐。付钱后，他不慌不忙地回到救护车旁边。那个像他儿子的年轻人靠在挡泥板上正在阅读一本连环画。等到警察赶到时，他俩已经吃完了玉米饼，正在抽烟呢。尸体在荒地上待了三小时。据法医说，她被强奸过。造成她死因的是有两刀准确地刺中心脏。后来，凶手企图焚尸灭迹，但凶手显然是个马虎人，要不然就是有人拿水当汽油卖给他，或者是他失神发呆出了毛病。第二天得知死的女孩名叫希尔瓦娜·佩雷斯·阿尔赫纳，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里一座加工厂的女工。加工厂距离她尸体发现的地方不远。直到一年前，希尔瓦娜是跟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城里的各个工厂工作。她是全家惟一念书的人，地点在埃米利奥·塞万提斯教授中学，位于牛背山小区。但后来由于经济原因，她不得不辍学。一个姐姐为她在W&E地平线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她在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卡洛斯·亚诺斯的工人。后来，她成了卡洛斯·亚诺斯的未婚妻，最后跟他住在普罗米修斯大街他家中。据卡洛斯的朋友们说，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有点爱喝酒，但不过量，下班后常常读书，这是不常见的，因此给他带来不寻常的好名声。据希尔瓦娜的母亲说，正是亚诺斯这个优点才吸引了她的女儿，此前，女儿除去在学校里有纯真的初恋外，还从来没有过什么未婚夫。女儿和卡洛斯·亚诺斯的关系持续了六个月。不错，亚诺斯是常常读书，二人坐在小客厅里谈读书心得；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喝酒，而且特别爱吃醋，很不自信。希尔瓦娜有时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说，亚诺斯常常揍她。母女二人常常抱头痛哭，在不开灯的屋子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抓捕卡洛斯·亚诺斯没费力气。拉罗·古拉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圣特莱莎的两辆警车开到亚诺斯家门前，叫门。亚诺斯开门。警察上去，二话没说，把他踢倒在地，戴上手铐，拉到警察局里去了。警察企图把阿龙特拉大街工地女尸案或者至少市政管理的新垃圾场女尸案，硬塞到他头上。但是，毫无办法，因为希尔瓦娜本人就是他不在上述现场的证明：在发案的日子里，人们看见他和希尔瓦娜喜气洋洋地在卡兰萨区的小公园里散步，逛农贸市场。连希尔瓦娜的亲戚都看见了二人在一起的情景。至于那几个晚上，他都在加工厂里上夜班。他的那些男女同事可以作证。对杀害希尔瓦娜一事，他供认不讳，只是为企图焚尸而痛心。他说：我的希尔瓦娜实在太漂亮了，不该让她受罪。

也是在那几天里，索诺拉电视节目上出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人，她名叫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她的追随者不多，都称她为“女圣人”。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七十岁，大约十年前得到上帝的启示。她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她能给种种发生的事情找出内在联系。据她自己说，在有特异功能之前，是个江湖女医生，行医是她的真正职业，因为“特异视觉”的意思是“眼力特别好”的人，可她往往看不见东西，形象是模糊的，声音断断续续，仿佛她脑海里的天线安装错误，或者是枪战中受损，或者是那天线是锡纸做的，让风吹得随便摇晃。这样一来，虽然承认自己有特异功能，或者让追随者们认可这个地位，她还是更相信草药、花卉、健康的饮食和祈祷上帝。比如，她建议有血压高的人别吃鸡蛋、奶酪和白面包，因为这些都是含过量钠的食物，钠是吸水的，这就需要增加血液流量，所以血压升高。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常说：这是明摆着的。不管你早饭多么喜欢吃农场鸡蛋还是城里鸡蛋，如果你血压高，那最好别吃鸡蛋。要是你能不吃鸡蛋，那就能不吃肉和鱼，而只吃米饭和水果。这对健康可是好极了，尤其是年过四十的人，就应该只吃米饭和水果。她还反对过量摄入脂肪。她常说：脂肪摄入量不得超过食物热量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脂肪摄入量的理想数字应该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但是，干活的人可以摄入百分之八十的脂肪。她说：如果工作差不多是稳定的，要是把脂肪摄入量增加百分之百，那后果会是很讨厌的。相反地，失业者的脂肪摄入量是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仔细考虑一下，这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些可怜的人们不仅营养不良，更是饥肠辘辘。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如果大家理解我的意思，营养不良本身就是不幸了，饥肠辘辘就无所谓加减了，也许我表达得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辣子玉米饼总比狗肉、猫肉或者耗子肉的腊肠健康吧，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请求原谅。另外，她反对拉帮结伙、庸医害人、小人骗人。她认为用植物预测未来是忽悠老百姓。但是，她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有一次，她给一个蹩脚江湖郎中解释各种用植物占卜未来的分类方法，即：植物占卜术的根据是观察植物的形状、动作和反应，又分为，通过分析颜色和花瓣占卜，例如用洋葱头或者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有火烧植物占卜，即用火烤树枝或者树叶；还有落叶占卜，即看落叶的样子，但是说真的，这方法很美，有诗意，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安抚过去和平息现在的心情。接下来是教士祈祷植物占卜术，又分豆术和棍术，就是用黑白豆子占卜以及用树棍占卜，对此，她不反对，也没什么可说的。接着，她说起植物药理学，就是使用致幻性植物和生物碱的问题，对此，她也不表示反对。各得其所吧。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尤其是懒惰和有恶习的年轻人。她宁可不说是非。接下来还有气象植物占卜，这个方法很有意思，但是能掌握的人为数寥寥。她举起一只手来，不过五人。这个方法的根据是观察植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反应。比如，罂粟的叶子挺起，就预示着好天气。比如，白杨树发抖，可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那种名叫比槲栎的小花，黄叶、小黄花冠的植物，如果垂头，那预示热天。比如，另外一种花朵，带黄叶，有时变成玫瑰色，不知为什么在索诺拉人们叫它“樟脑”，而在锡那罗亚，人们叫它“乌鸦嘴”，因为远远看去它像乌鸦，这种花非常敏感，如果花瓣闭合，那是要下雨。最后是对物体有特殊感应能力的占卜，从前使用榛树棍，后来用摆锤加以代替了，对此，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无话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最好去学就是。不知就别说，如果非说，那就要对学习有帮助才行。据她自己解释，她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学习中走过来的。二十岁之前，她还没读书、识字，只能画圈。她出生在墨西哥大纳克里。她没能像正常女孩那样上学，因为母亲是盲人，她得照看母亲。关于她的兄弟姐妹，只剩下一点朦胧亲切的记忆，别的不知道了。生活的强风把兄弟姐妹吹到墨西哥的四面八方去了，说不定已经命丧黄泉。她的童年虽然遭遇农民家庭的经济拮据和诸多磨难，但还是幸福的。她常说，我喜欢农村，尽管如今我已经不习惯农村那些讨厌的蚊虫。也许有人不信，大纳克里的生活有时可能是紧张的。照看瞎眼的母亲也能让人开心啊。洗衣服也能让人开心啊。做饭也能让人开心啊。她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上学。后来，她和全家搬到了贝斯盖拉镇，原因嘛，不宜透露。母亲后来死于该镇。母亲逝世后八个月，她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结了婚。那人勤劳、诚实、尊重别人，年龄比她大得多，顺便说一下，举行婚礼时，他三十八，她只有十七岁；就是说是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男人啊！他买卖牲口，大部分是山羊和绵羊，有时也买卖牛，甚至猪；由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他经常去那个地区的村镇，例如，圣何塞、圣佩德罗、伟巴里、特巴切、兰巴索斯、迪维萨在罗、小纳克里、艾尔乔洛和纳坡帕，有时走土路，有时走羊肠小道，有时翻山越岭。他的生意不错。有时，她陪着丈夫走一趟，次数不多，因为商人带女人出门不好，尤其是带老婆。但不管怎样，她陪着丈夫走过。那是她惟一见世面的机会。在看外面风光时，虽然好像一样，但若是仔细看，睁大眼睛看，结果与老家贝斯盖拉镇的风光大不相同。弗罗里达说，每走一百米，世界变个样。说什么这里、那里都一样，是撒谎。世界就像一次地震。她当然很想有子女，可是体质（她笑着说是丈夫的体质）不让她担负母亲的责任。这样一来，她把本来应该用到生儿育女的时间，全都花在读书上了。是谁教她念书的呢？弗罗里达肯定地说：是孩子们教会了我念书，他们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带着识字课本来她家里。她给孩子们糖果、饮料。生活就是如此：正当她以为学习或者重新学习的机会永远消失了的时候（不可能有学习的希望，因为巴斯盖拉镇的人认为夜校等于是圣何塞郊外的妓院），却没费多大力气就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从此，她阅读任何可以到手的书本。她在一个本子上写下读书感想和心得。她阅读旧报纸和杂志，阅读每隔一段时间骑摩托的小伙子送来的政治纲领和新报纸，阅读她能找到的寥寥几本图书，阅读她丈夫每隔一段时间外出贩卖牲口时习惯给她买的书籍，不是按照册数，而是按照斤两。一次买五公斤。一次买十公斤。有一次甚至买了二十公斤。她一本不落下，本本总有收益。有时，阅读从首都墨西哥城来的杂志；有时，阅读一些历史书籍；有时，阅读宗教书籍；有时，独自坐在一盏煤油灯前，阅读一些让她脸红的低俗读物，灯光照在画页上，仿佛在飞舞，或者像是鬼影；有时，阅读指导种植葡萄或者建造预制板房屋的技术图书；有时，阅读恐怖和鬼怪小说……总之，阅读一切老天爷送到她手里的东西；她从所有的书本里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有时很少，但是留在心中了，弗罗里达说，如同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粒金砂，或者打个好点的比方，如同在一堆不熟悉的垃圾场上看到一个失而复得的洋娃娃。一句话，她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至少没受过人们所说的系统教育，为此，她请求原谅；但是，她并不感到惭愧，因为上帝拿走的，圣母又放回了原处；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你就该与世无争。年复一年，光阴荏苒。她丈夫由于所谓对称性的神秘东西，一天，忽然失明了。幸亏她有照顾盲人的经验，这位牲口贩子的晚年还算平静，因为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后来，只剩下了她自己，年龄已经满了四十四岁。她没有再婚，并非缺少求婚者，而是因为她尝到了独身的快乐。她先做的事情就是购买一把点38口径手枪，因为丈夫遗留给她的猎枪，她觉得难用；接着就是暂时停止从事买卖牲口生意。但是，她解释说，买卖牲口，尤其是出售，需要机灵一点，有文化，敢冒险，这是她所不具备的。赶着牲口走在山间小路上是很惬意，而在市场上或者屠宰场里卖牲口，可是相当恐怖。因此，不久后，她放弃了这种买卖；但是，继续外出旅行，陪伴她的是丈夫的猎犬、她自己的手枪，有时还带上牲口（跟她一样开始衰老啦），但这是她出行的身份，一个江湖女郎中。在可爱的索诺拉州的土地上，江湖医生很多。她在旅行中，寻找草药，写想法，放牧牲口，跟贝尼托·华雷斯［7］童年时当牧童一样；哎呀！贝尼托·华雷斯！多伟大的人啊！多正直！多完美的人啊！可又是一个多么招人喜欢的孩子啊！他童年的生活，人们说得很少，部分原因是知道得少，部分原因是墨西哥人说到孩子，总是说孩子如何愚钝。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她可有话要说。她阅读过的书籍成千上万，其中有墨西哥史、西班牙史、哥伦比亚史、宗教史、罗马教皇史、美国航空航天发展史，关于贝尼托·华雷斯童年时大概感受的文字却只有寥寥几页，而且说不上绝对、全面地如实描写：儿时的华雷斯常常连续几天几夜外出给牲口寻找牧场。这是一本黄皮书里说的。它说得实在太明白了，让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觉得该书的作者一定是华雷斯的朋友，是华雷斯吐露给这位朋友关于自己童年经历的私房话。这是完全可能的。的确可以传达出来你在夜幕降临后星星出来时孤独一人的感受；那时夜幕刚刚拉开，夜晚的真相开始一一展现，像旷野里的人那样时隐时现，或者好像一种陌生的病菌在血液里循环而我们全然没有察觉。那位小牧童在诗歌里发问：天上的月亮，你在做什么啊？走遍天路之后，你不累吗？你的生活很像牧人，他曙光乍露，就给牲口带路。晚上累了，就休息，什么也不想。生命对牧人有什么用处？月亮啊，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牧人这样发问道。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用变调的声音问道：我如此短暂的漫游是要去哪里啊？月亮啊，你这永恒的轨道又伸向何方呢？诗歌说：伴随着痛苦，人来到世界，出生后就伴随着死亡的危险。还有，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让那个出生后需要抚爱的人活下去呢？还有，既然生活是不幸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呢？还有，完整无缺的月亮，你是在垂死挣扎啊。可你是永恒的。或许我说的一切，你不明白。还有，与之矛盾的是，你，离群索居，永远在天上漫游，如此地沉思默想，或许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地球生活、我们垂死挣扎的状态和我们的苦难；也许你清楚地知道这死亡的味道，了解这张惨白的面孔，知道这远离土地和缺乏经常性友好陪伴的滋味。还有，那无限的太空和无边深邃的宁静在做什么呀？这无边无际的孤寂意味着什么呢？那我又是什么呢？还有，我只知道并且明白：别人会从这些不停地转动以及我虚弱的生存中捞到财富和好处。还有，我的生活只剩下了不幸。还有，衰老、白发、疾病、缺衣少穿，背负重担，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走过岩石，走过海滩，走过夏季牧场，顶风冒雨，酷暑严寒里，跑啊，跑啊，满怀渴望地跑啊，穿越水塘，渡过溪流，跌倒了，爬起来，总是急急忙忙，无休无止，受伤了，流血了，最后来到路的尽头，热情结束的时候：可怕的万丈深渊等着我摔下去，万事皆休！还有，啊，月亮圣母啊，这就是要命的生活啊！还有，啊，我的羊群啊，你们睡在那里，莫非全然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吗？我真真羡慕你们！不仅因为你们摆脱了种种苦难，摆脱了各种伤害，还很快忘记了各种恐惧，也许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还有，你们休息在树荫下和草地上的时候，感到幸福和安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这种没有烦恼的状态中。还有，我坐在树荫下和草地上，心里充满了烦恼，好像感觉到刺痛。还有，我已经没有任何欲求了，从来没有想哭泣的缘由。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讲到这里，深深叹口气，说道，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了：1．束缚牧人的思想会轻易脱缰，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2．面对烦恼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贝尼托·华雷斯做到了，她也做到了；二人都在烦恼的表情里看到了可怕的内容，她宁可不说出来。3．现在她想起来了，那首诗说的不是墨西哥诗人，而是一个亚洲牧人，但具体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各地的牧人都是一样的。4．即使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来到了深渊面前，她希望：一是不要骗人；二是待人要厚道。这样才能继续往下谈。她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倾听和谈话。直到有一天，雷纳尔多来到她家里，向她请教失恋的事。他走的时候，带了一副减肥药方、让他心情平静下来的草药，还有一些香草，他放在单元房的各个角落里，香草让房间里有了教堂和太空船的气味。这是雷纳尔多对来访的朋友们说的：是一种神圣的气味，是一种让心灵放松和快乐的气味，甚至让人产生要听古典音乐的愿望，各位觉得如何？雷纳尔多的朋友们要求他把弗罗里达介绍给他们。一个说：哎呀，雷纳尔多，我要见见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接着，又一个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后是一连串的朋友，好像头戴紫色风帽的忏悔者或者无赖或者花蝴蝶一样蜂拥而至。雷纳尔多权衡利弊后，说道：好吧，小伙子们，你们把我给说服了。我把弗罗里达介绍给你们。一个周六的下午，弗罗里达在雷纳尔多的单元房里见到了这些朋友。为了这次见面，雷纳尔多还把房间装点了一番，甚至在阳台上方挂起了营造气氛的糖果陶罐［8］。弗罗里达没有任何不快的表情，而是说道：各位嘉宾，怎么能为了我这样麻烦大家呢！为了这次聚会，是谁张罗的这一切？这蛋糕真可口，我从来没吃过。这是凤梨做的吗？这是刚刚做出来的天然饮料。这餐桌摆设得无可挑剔啊！多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们！多么细心的小伙子们啊！甚至还给我送礼！可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接着，她走进雷纳尔多的卧室。小伙子们排队，一一进去讲述自己的不幸。他们伤心地进去，满怀希望地出来。他们说：雷纳尔多，这个女人可是个宝贝啊！这个女人是圣人啊。刚才我哭了，她跟着我一起哭。我说不出话来了，她猜到了我的痛苦，建议我喝亚硫糖苷，据说可以刺激肾上腺，因为是利尿剂。她建议我继续做结肠水疗法。我看见她出血汗了。我看见她前额布满了红宝石。她把我搂在怀里，给我唱摇篮曲，我醒过来时感觉好像刚刚从一次桑拿浴出来。这位女圣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埃莫西约不幸的人们。女圣人对待受伤的人们以及被虐待的敏感儿童非常友好；对待被强暴和被侮辱的人们友好，对待被嘲笑的人们友好。她对每个人说话都和蔼可亲，都给一个切实可行的忠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笑话听起来像女神唱歌，失礼的话听起来很理智。肥胖者会瘦，艾滋病患者会笑。这样一来，如此亲爱的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很快出现在电视节目里了。但是，第一次雷纳尔多邀请她上电视的时候，她拒绝了，说不感兴趣，没时间。更糟的是很可能会有人冒失地问她是怎么挣钱的。问她是不是纳税？决不！那就让她改天吧！她可不是一般人啊。但几个月后，雷纳尔多已经不再坚持这件事的时候，弗罗里达主动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愿意上电视节目，因为她有个信息想公布于众。雷纳尔多希望知道是哪一类信息。她说是关于幽灵、月亮、沙漠里的图画、在家中厨房里客人走后阅读的书籍、报纸、窗外的夜幕、有时好像是躲避什么的黑夜。结果，雷纳尔多什么也没弄明白。但他真的喜欢弗罗里达，便答应临时在他制作的节目里安插一个空当。电视大楼在埃莫西约。有时，信号可以清晰地传送到圣特莱莎。但有时充满了雪花、迷雾和杂音。弗罗里达第一次亮相的结果很差，城里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虽说邀请她登台的《与雷纳尔多一小时》是索诺拉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在轮到她上台之前，是个瓜亚马地区的口技艺人，他自学成才，此前在首都、阿卡普尔科、蒂华纳和圣迭戈都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自己的木偶是活人。他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的木偶伙计是活人。有时，木偶要逃走。有时，它想干掉我。可是它的小手软弱无力，拿不起刀枪。就更别说什么勒死我了。就在雷纳尔多盯着镜头，用他那特有的调皮微笑说这事在很多口技艺人的电影里都发生过，就是木偶起来反对艺人时，那瓜亚马地区的口技艺人用那永远难以理解的沙哑嗓音回答道：这我知道，早就看过这种电影，可能比雷纳尔多和来参加现场直播的观众都看得多；他早就得出了惟一的结论：之所以有这么多影片，是因为口技艺人的木偶造反早就遍布全世界了，一开始我就认为如此。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口技艺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如果木偶达到某种激昂的状态，就获得了生命。表演给了它们生命。它们从口技艺人的毛细血管里获得了生命。从观众的掌声中获得了生命。尤其是观众的轻信给了他们生命啊！是吧？小安德烈［9］！是的。小安德烈，你是好孩子，还是有时表现得像个坏孩子？好孩子，好极了、好极了的孩子。小安德烈，你从来没有打算干掉我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说实在的，弗罗里达真的被木偶纯真的表情和口技艺人的证词给感动了。她对口技艺人立刻有了特别的好感。等到她一上台，头件事就是给口技艺人打气，不管雷纳尔多声音模糊的警告，冲她笑笑，挤挤眼睛，似乎让她明白那个口技艺人是个半拉疯子，别理他！可是弗罗里达偏偏理睬那个口技艺人，问他健康如何，问他每天睡几小时，问他每天吃多少食物和在什么地方吃饭，尽管口技艺人的回答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且面对观众，追求掌声或者短暂的同情。女圣人听了他的回答，就完全可以给他忠告了（而且满怀热情）；她建议他去看一位会脑部针灸的医师，这技术对于治疗中枢神经的神经病很好。然后，她看看坐立不安的雷纳尔多，又谈起最近她看到的幽灵来。她说她看见了死去的妇女、死去的女孩。那是一片沙漠。那是一片绿洲。就像电影里那样，出现了法国和阿拉伯外籍军团。那是一座城市。她说，城里有人在杀害女孩子。她一面说话，一面尽可能清晰地回忆出她看见的幽灵，同时意识到自己要进入鬼魂附体状态了，这让她很不好意思，因为有时（不经常），鬼魂附体时往往说话夸张，最后像女巫师那样满地乱爬；这可是她不愿意的，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上电视啊。但是，鬼魂附体的状态在继续，能感觉出这种状态在胸中和脉搏里跳动；无论她多么奋力抵抗、出汗和微笑地对待雷纳尔多的问题（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也没有办法阻挡附体状态的发展。雷纳尔多问她：弗罗里达，是不是让服务员给你送上一杯水？是不是光线、聚光灯和室内温度让你不舒服？她害怕张嘴，因为鬼魂首先要揪人的地方就是舌头。尽管她想喝水，因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她害怕闭眼，因为只要你闭上眼睛，就会正好看见鬼魂看见的东西，所以弗罗里达睁大眼睛，闭紧嘴巴（结果撇出一道弯弯的微笑，十分可爱和神秘），一面注视着那个口技艺人。他时而看看弗罗里达，时而望望木偶，好像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反之却好像闻到了危险，闻到了不请自来，随后仍然不明白的神示，一种从我们眼前掠过、只是让我们确信一种空虚存在的神示，而这空虚常常逃离了“空虚”包含的意思。而这位口技艺人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这样的人尤其危险，因为它属于十分敏感的人群，有艺术气质，身上的伤痕还没有痊愈。弗罗里达看累了口技艺人，也看看雷纳尔多。他对她说：弗罗里达，别泄气！别胆怯！就把节目舞台当成你的家吧！他也看观众，时间不长，观众席上有她的女友，她们在等着她说话呢。她想：她们真可怜啊，肯定很难受吧。可她终于忍不住了，一下子进入鬼魂附体的状态。她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舌头开始工作。重复了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一片大沙漠，那是一座大城市，位于索诺拉州的北方，有女孩子被害，有妇女被杀。她在想：那是哪座城市呢？想一想是哪一座呢？我想知道那座鬼城叫什么名字。她想了几秒钟。名字就在嘴边。女士们，我不是自己堵住自己的嘴，尤其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原来是圣特莱莎！是圣特莱莎！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里有人在杀害妇女啊。她叫喊起来了：那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与此同时，她把想像中的面纱蒙在头上。雷纳尔多感觉有股寒战像电梯一样在脊梁骨上窜上窜下。片刻后，她说：警察无所作为。那口气变了，变得严肃起来，有男子气概，那些浑蛋警察什么也不干，一味地观望，可是观望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呢？这时，雷纳尔多打算让她听话，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没能办到。弗罗里达说：这群懒虫，让他们滚开！她声音嘶哑地喊道：应该通知州长啊！这可绝对不能开玩笑！何塞·安德烈斯·布里塞尼奥州长应该了解情况，应该知道在那座美丽的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事情啊！那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且有很多工业和工人。朋友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州长是好人，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的。那里的警察疲沓懒散，充满了黑暗啊。接着，她用女孩子的声音说：有些女孩子上了黑车，被杀害在随便什么地方。随后，她用银铃般的声音说道：他们至少应该尊敬圣母吧。接着，她跳了起来。这个动作被索诺拉电视台一频道的摄像机完整地捕捉到了。随后，她好像被子弹射中一样轰然倒地。雷纳尔多和那位口技艺人急忙上前去搀扶她。可是正当二人从她两侧搀住她胳膊时，弗罗里达咆哮起来了（雷纳尔多从来没见过如此地道的复仇女神模样）：别碰我！麻木不仁的浑蛋！不用替我担心啊！你们怎么就不明白我说的话呢？！接着，她自己站了起来，瞅瞅观众，走到雷纳尔多身边，问他出了什么事，最后一面盯着镜头，一面请大家原谅。

在那几天里，拉罗·古拉在警察局里发现了一些图书。那些书没人看，似乎束之高阁是准备送给老鼠当干粮的，书架上塞满了早就被大家遗忘的报告和档案。他把那些书带回了家中。一共是八本。起初为了不太过分，他只带回去三本，即：约翰·克劳特的《警探教练技术》，马拉奇·哈尔内与约翰·克洛斯合著的《刑侦中的情报员》以及哈里·索特曼与约翰·欧康内尔合著的《现代刑侦技术》。一天下午，他对艾比法尼奥说了拿书的事情。艾比法尼奥告诉他，这些书是从首都或者埃莫西约寄来的。没人看。于是，他把其余的五本也都带回到了家中。他最喜欢的（也是第一本阅读的）书籍，是《现代刑侦技术》。与“现代”二字相反，此书早就写出来了。在墨西哥的第一版是1965年。他手中的这一版已经是1992年第十次重印版了。实际上，在第四版的前言中，哈里·索特曼在为老友的去世而惋惜，约翰·欧康内尔生前是警察总监。索特曼抱怨道：重新修订的工作落到了他头上。接着他说道：在修订工作中，我非常怀念前警察总监约翰·欧康内尔的灵感、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合作精神。拉罗·古拉一面借助邻居微弱的灯光或者从窗户外面射进来的曙光阅读这本书，一面在想说不定哈里·索特曼本人也已经不在世了。可他无从知晓。但这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无法确认可以变成继续阅读的刺激。阅读中，有时他会笑起来，笑那两位作者讲述的故事；有时会拍案叫绝，仿佛什么人给了他头部一枪。与此同时，在那段日子里，希尔瓦娜·佩雷斯被杀案的快速结案，部分地掩盖了警方此前的失败记录。破案的消息上了圣特莱莎电视节目和城里的两家报纸。有几个警察显得比往常高兴。在一家咖啡馆里，拉罗·古拉遇到了几个年轻警察，他们大约在十九到二十岁之间，正在谈论这个案子。一个警察说：亚诺斯怎么会强奸自己的老婆呢？其余几个哈哈大笑。拉罗·古拉把这个问题接了过来。他说：他是强奸，因为他强迫妻子做不愿意做的事。否则的话，不能算强奸。有个年轻警察问拉罗·古拉：是不是打算学法律？老兄，是不是想当律师啊？拉罗·古拉回答：不，我不想。其他几个警察都看着他，好像他说了什么傻话。另外，1994年12月，在已知的范围内，没再发生妇女被杀事件。年终平安无事。

1994年年底，哈里·马嘎尼亚去了一趟丘卡利特小镇，找到了那个给米盖尔·蒙特斯写情书的姑娘。她叫玛丽娅·德尔马尔·恩西索·蒙特斯，也就是米盖尔·蒙特斯的堂妹。她十七岁，从十二岁就恋爱。她人瘦，栗色头发是阳光照晒的结果。她问哈里·马嘎尼亚干吗要找她堂兄。哈里说他是米盖尔的朋友，还说有一天夜里米盖尔跟他借过钱。后来，姑娘把哈里介绍给自己父母。这两口子有个食品店，也出售咸鱼。他们从瓦塔班波一直走到梅达诺斯，沿着海岸购买渔民的海产，有时甚至走到北边的狼群岛，那边的渔民几乎都是印第安人，都有皮肤癌，但他们好像并不在乎。夫妻二人把鱼装满卡车后就返回丘卡利特小镇，自己动手腌制。玛丽娅·德尔马尔的父母给哈里·马嘎尼亚留下的印象很好。那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但此前他出去看了丘卡利特小镇，那姑娘陪着他，他要找个购物的地方，买件小礼物送给她父母，因为他们如此热情好客地邀请他吃饭。他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她问他是否愿意认识一下米盖尔的家。哈里说：愿意。轿车直奔丘克利特小镇外面。在一些树木的保护中，有一座旧砖房。玛丽娅说：如今没人住了。哈里·马嘎尼亚下了轿车，看见一座猪圈、一座羊圈，栅栏破碎、木杆腐烂；还看见一个鸡窝，里面有什么在动弹，可能是老鼠，也许是长虫。接着，他推开了屋门，一股动物死尸的气味迎面扑来。他有预感。回到车上，找到手电，重返破屋。这一次，玛丽娅跟在他身后。他在房间里发现了几只死鸟。他把手电筒的光线聚焦到了树枝做的檩条上，可以看到顶层之间堆积着难以辨认的东西或者废物。黑暗中，玛利娅说：头一个离开这里的就是米盖尔。后来，他母亲去世了。父亲在这里又忍耐了一年。有一天，我们就再也没见到他。据我母亲说，他自杀了。据我父亲说，他去北边找米盖尔了。他们没有别的子女吗？玛丽娅说：有过，还是婴儿的时候就都死了。哈里问：你也是独生女吗？玛丽娅：我家的情况也一样。哥哥姐姐病的病死的死，没有一个超过六岁的。哈里：真遗憾。另外一个房间更黑暗。但是没有死尸的气味。哈里想：真奇怪啊！怎么会有活人的气味呢？也许是生命突然中断的气味、匆匆来客的气味、坏人的笑声，但是是生命的气味。二人走出房子后，玛丽娅给他指指满天星斗的夜空。哈里问：你还指望有一天米盖尔会回来吗？玛丽娅：我等着他回来，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问：你认为他如今会在什么地方？她答：我不知道。他问：是在圣特莱莎吗？她答：不会吧。要是他在那里，你也不会跑到这里来了，对吧？他说：对。哈里走之前，拉住玛丽娅的手，说道：米盖尔不配娶你。姑娘笑了一下。她有一口整齐的小牙齿。她说：我应该嫁给他。哈里说：不应该。你应该找个更好的男人。那天夜里，哈里·马嘎尼亚在姑娘家里吃了晚饭后，重新向北方驶去。黎明时分，他到达了蒂华纳。他知道在蒂华纳惟一了解米盖尔·蒙特斯的朋友是个名叫丘乔的人。他打算在蒂华纳的酒吧和歌舞厅找一个名叫丘乔的招待或者调酒师，可他没有这么多时间。他也不认识可以帮助他的什么人。中午，他给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老熟人打电话。他说：喂，我是哈里·马嘎尼亚。对方回答说：我不记得什么哈里·马嘎尼亚了。哈里·马嘎尼亚说：记得吗？五年前咱们在一起办过训练班，就是在美国圣巴巴拉。对方说：嘿，他妈的，当然记得了，你是亚利桑那州亨特维尔的治安官。你还当警官吗？哈里·马嘎尼亚说：是的，还是警官。随后，二人互相问候对方妻子的健康情况。那位东洛杉矶警察说，他老婆还好，就是越来越胖了。哈里说他老婆已经去世四年了。是在圣巴巴拉办训练班后几个月的事情。对方说：真抱歉。哈里说：没关系。接着，二人不自在地沉默片刻。最后，对方问：怎么死的？哈里说：是癌症。走得很快。对方问：哈里，你这会儿在洛杉矶吗？哈里：没有。我在蒂华纳，距离洛杉矶很近。对方问：你去蒂华纳干什么？是度假吗？哈里答：不是度假。我在找人。我自己掏钱找人。明白吗？可我只有一个名字。对方：要我帮你吗？哈里：那再好不过了。对方：你从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哈里：从公共电话亭。对方：往里投币！等着我！哈里一面等待，一面不想老婆，而是想露西·安妮·桑德尔。后来，不想露西·安妮了，转而欣赏来来往往的行人。有些人头戴玛莉阿芝乐队成员戴的纸壳帽子，上面涂了黑色或者紫色或者橘红色，人人挎着大口袋，个个面带微笑。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可是闪得太快，他自己都没察觉）：应该回亨特维尔，忘掉整个这件事。接着，他听到了那位东洛杉矶警官的声音：给了他一个名字，拉乌尔·拉米雷斯·塞莱索；还有一个地址，黄金街401号。对方从加利福尼亚问他：哈里，你会说西班牙语吗？哈里回答：越来越差劲。到了下午三点，哈里顶着无情的烈日敲黄金街401号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身穿校服。哈里说：我找拉乌尔·拉米雷斯·塞莱索先生。小姑娘一笑，敞开了门，消失在暗处。起初，哈里不知应该进去还是在外面等候为好。也许是烈日把他给推进了室内吧。他闻到了水汽、刚刚浇过水的植物以及瓦罐泡水后的气味。从客厅出去，两侧有走廊。一条走廊通向一个灰砖铺地的院子和一堵长满攀缘植物的墙壁。另外一条走廊比客厅里黑暗，或者说比哈里站的地方黑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他：什么事？哈里：我找拉米雷斯先生。对方问：您是谁？哈里：我是洛杉矶警察堂·理查森的朋友。对方：哎呀，真有意思！为什么拉米雷斯先生就是好人呢？哈里：我找一个人。对方半惆怅半厌倦地说：人人都这么说。那天下午，他跟着拉米雷斯一道前往蒂华纳市中心的警察局。拉米雷斯让他独自查阅一千多份档案。他对哈里说：你翻一翻吧！两小时后，哈里找到了一份可能与丘乔有关系的档案。拉米雷斯回来检查档案的时候，对哈里说：这是个价值不大的罪犯。他偶尔拉拉皮条。今天晚上咱们可以在沃沃歌舞厅找到他。他经常去那里。不过，咱们先共进晚餐。哈利和他在一家露天餐厅吃晚饭的时候，这位墨西哥警察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拉米雷斯说：我出身贫寒。一直到二十五岁之前，总是磕磕绊绊。哈里没兴趣听他讲述自己的身世，而是想听听丘乔的情况，但他假装在倾听。那些西班牙语词汇犹如耳旁风，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因为他不打算听，就没听进去；尽管此前拉米雷斯用英语试着讲述，效果依然。哈里朦朦胧胧地明白了：拉米雷斯的日子的确过得不容易。可怜的母亲连续几次外科手术，已经习惯了忍受不幸。警察的名声不好，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这十字架咱们得背着。哈里想：是一副十字架啊。随后，拉米雷斯说到了女人，劈开双腿的女人。劈得很大啊。露出了什么？老天爷！吃饭的时候不能说啊。一个骚孔。一个骚眼。一个骚洞，就像加利福尼亚的地坑一样，我想是叫圣贝纳迪诺地坑吧。加利福尼亚有地坑吗？头条新闻。哈里说：是的。我住在亚利桑那州。拉米雷斯说：是啊，先生，离得很远。哈里说：不远，在旁边。明天我就回家。随后，哈里听到他讲述关于子女的漫长故事。他问：哈里，你以前注意听过孩子的哭声吗？哈里：没有听过。我没子女。拉米雷斯：是啊，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哈里纳闷：干吗说对不起呢？拉米雷斯：那是个正派的好女人啊。那女人，你在无意中伤害了她。就因为风俗习惯啊。哈里，咱们就因为风俗习惯变成了盲人（至少是独眼龙啊）。直到突然得了不治之症，那女人病倒在咱们怀里。她总是关心大家，就是忘记了自己，这时在咱们怀里变得无精打采了。拉米雷斯强调：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没察觉呢。哈里纳闷：我跟他讲过我的家事吗？我的名声臭到这个程度？拉米雷斯低声说：事情不是像你看见的那样。你以为事情就像表面那样没大麻烦、没问题吗？哈里回答：不是。提出问题总是很重要。蒂华纳这位警官说：正确。总是应该提出问题的。总是应该对我们的问题再提个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稍一疏忽，我们的问题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哈里，你能看到这问题的实质吗？我们的问题从定义上看就可疑。但是我们需要提出来。这是最操蛋不过的了。哈里说：生活就是这样啊。随后，拉米雷斯沉默了。他俩欣赏着大街上过往的行人，脸上感觉到习习凉风吹到了蒂华纳。凉风里带来汽车油、干燥植物、柑橘、大规模墓地的气味。拉米雷斯问：再来一杯啤酒吗？还是现在去找那个什么丘乔？哈里答：再来一杯吧！他俩走进那家歌舞厅后，哈里让拉米雷斯采取主动。这位墨西哥警察叫来一个保镖。这个保镖肌肉发达，像个健美运动员，身穿的运动衫像紧身衣那样紧贴在胸膛上。拉米雷斯在保镖耳边说了些什么。保镖低头听着，后来抬头看看警察，似乎要说点什么。可是，拉米雷斯说去吧！保镖就消失在歌舞厅的灯光后面了。哈里跟着拉米雷斯一直走到后面的走廊尽头。二人进了男厕所。里面有两个男子，一看见警察进来，连忙走开。拉米雷斯用了一阵工夫照镜子。他洗手，洗脸后，从西装上衣掏出一把梳子，仔仔细细地梳头。哈里既不洗脸，也不梳头，静静地靠在没有粉刷的水泥墙上，一直等到丘乔的出现。丘乔问：你们要干什么？拉米雷斯说：丘乔，你过来！哈里关上了厕所的门。拉米雷斯提问。丘乔一一回答。他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他是米盖尔·蒙特斯的朋友。据他所知，米盖尔·蒙特斯还住在圣特莱莎，跟一个妓女同居。他不知道妓女的名字，但知道是个年轻姑娘。她曾经在一家名叫“内务”的夜总会里干过。哈里问他：认识艾尔莎·富恩特斯吗？那家伙转身，看哈里一眼，点点头。他目光凶狠，属于那种总是迷糊的可怜虫。他说：我想她是叫这个名字。拉米雷斯这时说：丘乔，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呢？这个拉皮条的家伙说：头儿，因为我从来没骗过你呀。这位墨西哥警察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一面说：可是我得拿到保证啊。那是一把自动弹出匕首，手柄上有珍珠母，刀刃锋利，有十五公分长。丘乔呻吟道：头儿，我从来不骗你。拉米雷斯说：丘乔，这事对我的朋友很重要。我怎么知道我们一走你不会打电话给米盖尔·蒙特斯呢？丘乔：头儿，既然是您的事，我绝对、绝对不给米盖尔通风报信。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拉米雷斯问哈里：哈里，怎么办啊？哈里说：我估计这小子没撒谎。哈里推开了厕所门，看见对面有两个身材不高的妓女和那个保镖。两个妓女开始发胖，大概属于感性的女人，因为她俩一见到丘乔安然无恙出来，就立刻又哭又笑地扑过来拥抱丘乔。最后一个离开厕所的是拉米雷斯。他问保镖：有问题吗？保镖声音很轻地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他问：这么说一切都好了？保镖：很平静。哈里和拉米雷斯走到门外时，看见一队年轻人正准备进歌舞厅。哈里认出人行道那边丘乔搂着两个妓女走路。天上挂着这一轮圆月，这让哈里回想起他见过的大海，见过不到三次。拉米雷斯走到哈里身边说：丘乔上床去了。他害怕极了，特别激动，不可能不想马上找个沙发躺一躺，来杯苏打威士忌，看电视上的好节目，让两个妓女准备好饭菜。说实在的，这种女人也就是会做饭。拉米雷斯说话的口气，好像从上小学起就认识妓女一样。那队年轻人后面，还有几个大呼小叫的美国游客。拉米雷斯问：哈里，你现在要干什么？哈里望着地面说道：我去圣特莱莎。当天夜里，他顶着星星又上路了。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颗彗星划过，也许是一颗流星。按照母亲的教导，他默默地许个愿。从圣路易斯到玻璃城的公路上，他没有见到人烟。到玻璃城后，他停下来，到餐厅里喝了两杯咖啡，什么也不想，感觉热乎乎的咖啡顺着食管流进胃里。接着，跑上了玻璃城到索诺伊塔的公路，一直向南，朝着卡波尔卡驶去。到了卡波尔卡小镇，寻找出口的时候，发现除了加油站之外，所有店铺都打烊了。他向东方开去，穿过阿尔塔尔、新村和圣塔安娜，最后与通向诺加莱斯和圣特莱莎的四车道相连。清晨四点，他到达了圣特莱莎。走进德梅特里奥·阿基拉的家，没看到任何人，为此，没有上床休息一下。洗洗脸，洗洗胳膊，用冷水擦洗胸部和腋下，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件干净衬衫穿上。走到“内务”夜总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关门。他要求见老鸨。接待他的家伙带着讥讽的表情看他一眼。那家伙站在一个木制柜台后面，那柜台是给一个人设计的舞台，节目主持人可以站在后面，那家伙个子可能很高。那家伙说：先生，这里没有什么老鸨。哈里说：那我想跟负责人谈谈。答：先生，没有负责人。哈里问：谁管事？答：先生，这里有个负责公共关系的女士。她叫以塞拉小姐。哈里试着笑一笑，说道：我想跟以塞拉小姐谈一分钟。那家伙说：您进歌厅里去打听她吧！哈里走进一个大客厅，看见一个有小白胡子的人在沙发上睡觉。四周墙壁挂满了红布，做了凸雕饰，好像客厅是妓女疯人院的安全室。走上楼梯，扶手上也蒙上了红布，哈里迎面看见一个妓女陪着嫖客下楼，他拉住了妓女的胳膊。他问艾尔莎·富恩特斯是不是还在这里工作。妓女喊道：松手！走开！下楼去了。歌厅里人很多，但传来的音乐是波莱罗舞曲或者南方的丹松舞曲，听起来令人忧伤。黑暗中，男男女女搂着几乎不动。哈里很费劲地才找到了一个服务员，问哪里能找到以塞拉小姐。服务员给他指了指歌厅尽头的一扇门。以塞拉小姐在陪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子，那人身穿黑色西装，打着黄色领带。他们邀请哈里坐下的时候，那人挪到面向大街的窗口去了。哈里对以塞拉小姐说，他找艾尔莎·富恩特斯。以塞拉小姐想知道：找她干什么？哈里面带微笑地说：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塞拉小姐笑了。她很瘦，身材苗条，左肩膀上有文身，是个蓝色的蝴蝶；她年龄可能还不到二十二岁。靠窗口那家伙也想笑，但只是上嘴唇动了动，做了个怪相。以塞拉小姐说：她已经不在这里做了。哈里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以塞拉小姐：1月左右吧。问：您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吗？以塞拉小姐看看靠窗口那家伙的表情，问他能不能说。那男子说：怎么不能呢？就算咱们不说，他也能用别的办法打听出来。这美国佬好像很固执。哈里说：的确如此，我是个固执的人。那男人说：以塞拉，你可别再让他得了心脏病啊。告诉他艾尔莎·富恩特斯住的地方吧。以塞拉小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黑皮厚账本，开始查阅地址。她说：到目前为止，艾尔莎·富恩特斯住在圣卡塔丽娜大街23号。哈里问：这条街在什么方向？以塞拉小姐答：在卡兰萨区。那男人说：您一路打听吧，就能找到了。哈里站起来，道了谢。离开前，他转身想问他们是否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但立刻就后悔了，及时地打住。

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圣卡塔丽娜大街。终于找到了23号。艾尔莎·富恩特斯的房子用白灰粉刷过，大门是铁的。他敲了两下。左邻右舍安安静静，但此前有三个妇女出门上班。那三个女人刚一离开各自的家门就走到了一起，看了哈里的轿车一眼，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掏出弹簧刀，蹲下，轻而易举地撬开了门。里面有根铁棍，是当门闩用的，可这时没有插上，说明室内无人。他关上门，下了门闩，开始搜查。每个房间都不乱，而是整整齐齐，不乏魅力。墙壁上吊着水罐、一把吉他、几束散发着香气的草药。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卧室有点乱，但其他方面无可挑剔。衣柜里的衣服整整齐齐；一张床头桌上摆着几张照片（其中两张是她跟米盖尔·蒙特斯的合影）；地面上还没来得及有尘土。电冰箱里摆着足够的食品。房子里没有半点灯火，连圣母像前也没点蜡烛，一切都似乎准备艾尔莎回家再说。他寻找米盖尔·蒙特斯曾经在这里停留过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准备等下去。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中午十二点了。没人打算开门。去厨房，找点吃的东西。查查牛奶盒上的保质期，他喝了一大杯。从窗台旁边的塑料口袋里拿出一个苹果，一面吃一面检查房屋的各个角落。不打算煮咖啡，免得点火。厨房里惟一过期的东西就是面包，已经发硬了。他找到了一个地址本，一张长途汽车预订单，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小动向痕迹。检查了洗手间，看看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床下，翻翻垃圾袋。打开了三个鞋盒，只看到鞋子。瞅瞅床垫下面。掀起三块小地毯，上面有阿拉伯图案，说明艾尔莎·富恩特斯的爱好。没发现什么东西。于是，想到应该查查天花板。卧室和客厅的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在厨房的房顶上发现了一道裂缝。登上一把椅子，拿出弹簧刀，撬动石灰墙皮。墙皮纷纷落下，扩大了洞口后，他伸手进去摸摸。掏出一个塑料袋和一个记事本。塑料袋里有一万美元。把美元装进自己口袋后，开始翻阅记事本。上面有电话号码，没有姓名和抬头，好像随意写上去的。他估计是嫖客的电话号码。少数号码有名字：妈妈、米盖尔、鲁北、胡安娜，还有几个是绰号，可能是同行。他认出电话号码里，有的不是墨西哥而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把记事本和美元放在同一个口袋，决定离去。他有些紧张，想喝两杯咖啡。启动车子时，他感觉有人在盯梢。但周围是安安静静的，只有几个孩子在大街上全神贯注地踢足球。他按按喇叭，孩子们磨蹭了好久才让路。他从后视镜里看见有一辆高地战马出现在大街另一侧。他慢慢滑行，让“战马”追上来。驾驶员和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人，对他丝毫没有兴趣，到了街口，“战马”超过了他。他把车子开到市中心，在一家顾客很多的餐厅旁边停车。他要了一份火腿炒鸡蛋和一杯咖啡。等菜的工夫，他去柜台问一个小伙子是否可以打电话。那小伙子身穿白衬衫，打着黑领结，问哈里是要打给美国，还是墨西哥。哈里说：就是本地圣特莱莎的电话，一面掏出电话本给小伙子看。小伙子说：行，随便打吧，我记账。可以吧？哈里说：好的。小伙子把电话放到他跟前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哈里先给艾尔莎·富恩特斯的母亲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他打听艾尔莎。那女人说：艾尔莎不在这里。他问：您不是她母亲吗？那女人说：是啊，我是她母亲。可她住在圣特莱莎啊。哈里：那我是在往哪里打电话啊？那女人：什么？哈里：太太，您住在什么地方？那女人：住在托科尼尔克。哈里：在哪里啊？女人：先生，在墨西哥。哈里：是墨西哥的什么地方？女人：在特培华内斯。哈里喊了起来：可是特培华内斯在什么地方啊？答：先生，在杜兰戈。哈里问：是杜兰戈州吗？他一面问一面在一张纸上写下“托科尼尔克”、“特培华内斯”，最后是“杜兰戈”等字样。挂上电话前，他问她详细地址。那女人给了他，但不大理解为什么要地址，不过没任何异议。哈里说：我替您女儿给您寄去一笔钱。女人说：愿上帝赐福给您！哈里：不要谢我。谢谢您女儿吧。女人：行啊，愿上帝赐福我女儿吧！也赐福给您！哈里打个手势给戴黑领结的小伙子，告诉他电话还没用完。然后，回到了餐桌旁边。火腿炒鸡蛋和咖啡已经摆在那里了。重新再去打电话之前，他要服务员再来一杯咖啡。随后，他端着咖啡又去柜台了。他拨了米盖尔·蒙特斯的电话号码（一面心里想：会不会是别的什么米盖尔呢？），结果正像他担心的那样，没人接听。接着，他拨了那个鲁北的电话。结果谈话的混乱程度超过了与艾尔莎母亲的水平。哈里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鲁北住在埃莫西约，她一点也不想知道艾尔莎·富恩特斯和圣特莱莎的事情；不错，她从前是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但是也不想知道他的事情（就算他仍然还活着也一样）；她说，她在圣特莱莎的生活从头到尾是个错误，现在不愿意再错了。接着，哈里又给另外两个女人打电话：一个在本子上面，名叫胡安娜；另一个在下面，绰号是“母牛”。这两个电话里都有录音说已经停机。哈里还想最后尝试一下。他拨了一个亚利桑那州的电话号码。结果，留言机上的声音说：请留下信息，以后联络。他要求买单。打黑领结的小伙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做加法运算，一面问哈里是否吃得满意。哈里说：很好。随后，他在萤火虫大街阿基拉的住宅里睡了一个午觉，梦见美国亨特维尔的一条主要大街被沙尘暴袭击。有个声音在他身后喊道：应该到廉价商店去找那几个姑娘啊！但是，他没理睬，继续埋头阅读文件、复印件，那上面的文字好像地球上没有过。睡醒后，他洗了一个冷水浴，用一个柔软的大浴巾擦干了身体。随后，他打电话给问讯处，说出了米盖尔·蒙特斯的电话号码，询问这个号码是在哪个城市登记的。接待他的女人要他稍等片刻，后来念出街道和门牌号码。挂电话前，哈里问这个电话是用谁的名字登记的。女电话员说：先生，使用的名字是弗兰西斯科·迪亚斯。夜幕很快要在圣特莱莎降临的时候，哈里到达了圣保罗凯旋门大街。这条街道是与马德罗中路平行的，位于还保留着过去风貌的居民区：一两层楼的房子，水泥和红砖结构，住户是中产阶级人士、公务员或者年轻的专业人员。如今人行道上走着老人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他们或跑步或骑车或驾驶破旧的汽车，总是急急忙忙，好像今晚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要做。哈里心想：其实，惟一有急事要办的人是我啊。他待在车里没动，等候天完全黑暗下来。他下车，穿过街道，周围没人。房门是木制的，好像不难打开。他用弹簧刀一撬，门就开了。从客厅出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向一个明亮的小院子，光线来自邻居家。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他听见别处传来的电视声音和一种喘气声。他立刻明白了这里还有别人，后悔没带武器。他探头看看第一个房间。一个胖胖的宽肩膀的家伙正在从床下掏什么东西。床很矮，掏东西费劲。等东西掏出来后，开始拖向走廊的时候，那家伙一转身，看见了哈里，但并不惊讶。那东西裹着塑料带。哈里立刻感到恶心和狂怒涌上心头。在一刹那间，二人都没有动弹。那胖子身穿黑色工作服，很可能是某个加工厂的正式制服。他的表情有些生气，甚至难为情。似乎是说这苦活是我干的。哈里怀着一种宿命的想法认为，其实他并没有来这个距离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弗兰西斯科·迪亚斯之家，像是待在乡下尘土飞扬的灌木丛中一座破茅屋里，旁边是牲口圈、鸡窝和一个柴火灶，位于圣特莱莎或者随便什么沙漠里。哈里听见有人关门以及向客厅走来的脚步声。有个声音在叫胖子的名字。哈里还听见胖子说：我在这儿呢，跟咱们的朋友在一块。哈里更加愤怒了。他想一刀捅进胖子的心脏。他猛然朝胖子扑过去，用眼角余光绝望地注意着从走廊上过来的两个人影——就是他先前看见在“战马”里的两个家伙。

1995年1月5日开年不久就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这一次是一具尸骨，埋在地表浅处，地点在属于莫雷洛斯村庄的一座牧场里。挖掘出尸骨的农民不知道是个女人，以为是个小孩子。尸骨旁边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遗物。村里有人报了警。六小时后，警察方才赶到。对每个发现尸骨的人一一录了证词，警察询问是否少了村民，是否最近有人打架，是否什么人最近行为不正常。当然有了：两个村民离开了村庄，像往年一样，去了圣特莱莎，或者诺加莱斯，或者美国。大家的事情嘛，经常发生，但不严重。农民的行为嘛，取决于季节、收成、牲口的多少，一句话，取决于经济状况，跟全世界一样。圣特莱莎的法医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个女人。加之埋葬的坑里没有衣物，显然是一桩谋杀。她是如何被害的呢？法医说不出来了。什么时候被害的？大约三个月前吧。法医宁可不说得绝对，因为尸体的腐烂过程变化多端，为此，有人非要知道准确的死亡时间，那就得把尸骨送到埃莫西约法医解剖所，或者最后送到首都去。圣特莱莎警方发布公告，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总而言之，是推卸责任。凶手可能是个驾驶员，从下加利福尼亚来，向奇瓦瓦去；死者是个搭顺风车的旅行者，上车地点在蒂华纳，在萨利克被害，埋葬在这里是偶然的。

1月15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克劳迪娅·佩雷斯·米阳。发现尸体的地点是萨华丽托斯大街。死者身穿黑色毛衫，每只手上都戴着人造宝石戒指，此外还带着结婚戒指。没有裙子，没穿内裤；但脚上有人造革红色平底皮鞋。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尸体裹着白色的毯子，好像凶手打算移尸外地，而突然决定（也许是环境所迫）把尸体扔在萨华丽托斯大街的垃圾桶里。克劳迪娅二十一岁，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马尔克斯大街，距离发现她尸体的地方不远。警察到达她家门前时，没人出来开门，但从室内传出来的哭叫声清晰可闻。警察因为有搜查令，就把死者住宅的房门撞开了。在一间用钥匙锁住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两个小孩，一个名叫胡安·阿帕里西奥·佩雷斯，另一个名叫弗兰克·阿帕里西奥·佩雷斯。房间里有一桶自来水和两个普通长面包。在一名儿童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警察问了孩子们一些问题。他俩说，是父亲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昨天夜里把他俩锁在卧室的。后来，他俩听见了碰撞声和叫喊声，但说不清是谁在喊叫，也不知道碰撞声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俩就睡着了。第二天家里已经没人了。等到听见警察的叫门声，他俩才哭喊起来。谋杀案嫌疑人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有一辆轿车。警察没有找到，据此推测，嫌疑人杀害妻子后，驾车逃跑了。克劳迪娅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当服务员。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没有固定工作。有人说他在加工厂干活，有人说他给前往美国的移民当偷渡向导。警方立刻下达了通缉令。但知情的人都断言那小子绝对不会在城里露面了。

2月，玛丽娅·德拉露丝·罗麦罗死了。她十四岁，身高一米五八，长发垂到腰间，本来她打算剪成短发，这是她跟姐姐说的。不久前开始在EMSA加工厂干活。EMSA是圣特莱莎最早的工厂之一，位置不在工业区，而是就在珍宝小区；工厂像座甜瓜色的金字塔，祭坛藏在大烟筒后面，有两扇工人和卡车进出的货场大门。玛丽娅·德拉露丝·罗麦罗下午七点走出家门。同行的有前来找她的几个女友。她对家里人说是去索诺丽塔一家工人歌舞厅跳舞。歌舞厅位于圣达米安和布拉达两区的交界处。她还说晚饭在外面吃。她父母都不在家，因为那一星期上夜班。玛丽娅·德拉露丝的确跟女伴们站在一辆厢式货车旁边吃了晚饭。那厢式货车停在歌舞厅对面的人行道上，出售玉米饼和奶酪饼。晚上八点，她们进了歌舞厅，看到里面挤满了熟悉的年轻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或者因为在小区里见过面。据玛丽娅·德拉露丝的一个女友说，玛丽娅独自跳舞，不像她的女友们与情人或者熟人一起跳。但有两次她被两个小伙子分别邀请喝酒或者吃冷饮。玛丽娅·德拉露丝都拒绝了。第一次是因为她不喜欢那个小伙子，第二次是因为胆怯。晚上八点半，她在一个女友陪同下离开了歌舞厅。她俩住的地方距离相对较近，一起回家比单独走路要好多了。在距离玛丽娅·德拉露丝家还有五条街的地方，她俩分手了。此后，她就下落不明。警察询问了五条街上的居民，大家都声称没有听见任何喊叫声和求救声。两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黑屋”公路的一侧。她被强奸过，面部多次被殴打，特别像发泄仇恨，甚至有腭骨断裂，这在棒击中都实属少见；这让法医推测出（但后来随即排除）这样的结论：绑架玛丽娅·德拉露丝的轿车发生了车祸。死因是胸部和颈部多处刀伤，直接伤及两肺和多处动脉血管。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重新询问的人有陪同玛丽娅一道去歌舞厅的女友们、歌舞厅老板、服务员以及玛丽娅独自走过或者打算走的五条街的居民。询问的结果让人泄气。

3月，城里没有出现女尸。但是，4月发现两具，间隔的时间很短。还响起了第一批批评警方办案不力的声音：警方不仅无法制止性犯罪浪潮，而且无法抓住凶手以及恢复这座本来勤劳城市的安宁与和平。头一具女尸出现在圣特莱莎市中心家园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尸体在床下，裹着被单，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的乳罩。据旅馆经理介绍，死者的房间登记在亚历杭德罗·贝尼亚尔瓦·布劳文名下，他三天前租了这间房，如今没有消息。警察询问了清洁女工和两名接待人员，人人都声称这个客人只是在入住的第一天露过面。清洁女工则发誓第二天和第三天绝对没发现床下有东西，但这种说法，据警察分析，可能是花招，用来掩盖打扫房间时的粗心。在旅客登记簿上，贝尼亚尔瓦·布劳文留下的是埃莫西约的地址。埃莫西约警方得到消息，发现那个地址根本没住过什么贝尼亚尔瓦·布劳文。死者大约三十五岁，肤色微黑，强壮，胳膊上有大量针刺的痕迹。据此，警察对城里吸毒的圈子进行了排查。但没有找到可以识别死者身份的线索。根据法医分析，死因是过量吸食海洛因。不排除提供毒品的人就是嫌疑人布劳文，也不排除布劳文知道此女已经中毒。两周后，就在全部努力集中在调查第二个无名女尸案的时候，有两个妇女来到警察局，声称认识第一具女尸。死者名叫索菲亚·塞拉诺，曾经在三家加工厂当过女工和服务员，后来在新城区荒地，公墓的后面做了妓女。她在圣特莱莎没有家人，只有一些朋友，都是穷人，因此她的遗体被送给圣特莱莎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们了。

第二具女尸出现在星星小区的垃圾堆附近。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不久，查明她叫奥尔卡·帕雷德斯·帕切戈，二十五岁，皇家大道服装店女工，距市中心很近。她未婚，身高一米六，家住雷东多兄弟大街，鲁文·达里奥区，有个妹妹名叫艾丽莎·帕雷德斯·帕切戈。小区里的人都认识这姐妹二人，因为她俩有同情心、人缘好、办事认真。五年前，父母双亡，父亲是癌症，母亲是心脏病，仅仅间隔两个月就都离开人世。奥尔卡负责管家务，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没有男朋友。妹妹艾丽莎二十岁，有未婚夫，打算结婚。艾丽莎的未婚夫是个刚刚从圣特莱莎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在城里一位商业大律师的事务所工作，据推测奥尔卡被绑架的那个夜晚，他有不在场证明。他未来的大姨子之死让他感到非常震动，在对他的非正式传讯中，他说简直不能想像谁会对奥尔卡有仇，甚至加害于她，因此他坚持认为这是命苦，据他说，他未婚妻一家厄运临头，先是父母双亡，后是姐姐被害。奥尔卡不多几位女友认可了艾丽莎和她未婚夫的看法。人人都喜欢她，这样好的圣特莱莎人可是不多了，一句话，诚实、正派。另外，她很会穿衣，品位高雅。关于她穿着的品位，法医同意大家的看法，另外，他发现尸体上有个怪事：死亡之夜她穿的裙子，是反穿的。

5月，美国领事拜访了圣特莱莎市市长。随后，在市长陪同下又会见了警察局长。这位领事名叫亚伯拉罕·米切尔，但是他老婆和朋友们叫他柯南。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零五公斤，满脸皱纹。他喜欢住在墨西哥，喜欢去沙漠里生活一段时间；他自己只管大案和要案。就是说，几乎总是无事可做，除了代表美国参加一些聚会以及在某个夜里（每两个月一次）在热衷喝酒的同胞陪同下突然造访圣特莱莎两家最负盛名的龙舌兰酒家。此前，那位亨特维尔的治安官失踪了，领事掌握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最近有人在圣特莱莎见过警官。警察局长想知道那位治安官来圣特莱莎是公务还是旅游。领事说：当然是旅游。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那我能知道什么呢？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游客经过啊。领事想了想，最后觉得局长有道理。局长心里想：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尽管如此，出于对市长的尊重（市长是他朋友），局长同意领事或者领事认为合适的人选检查本城自1994年11月以来至今无名死者的照片。专程为此事从美国亨特维尔赶来的治安官助手罗利·甘布萨诺一一辨认了照片，毫无结果。领事馆职员库尔特·班克斯说：可能治安官疯了，在沙漠里自尽了。另一个职员亨特尔森说：也许治安官在佛罗里达跟一个男扮女装的家伙同居呢。柯南领事严肃地瞅瞅两个职员，对二人说：这样说一个美国治安官可不厚道！5月，圣特莱莎没有妇女被杀。6月同样没有。但是，7月又出现两具女尸。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组织上街抗议。这个组织名叫索诺拉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总部设在埃莫西约，圣特莱莎仅有三个分支机构。头一具女尸出现在莱夫西奥大街一家汽车修理部的院子里，修理部差不多位于大街尽头靠近通往诺加莱斯公路的地方。死者十九岁，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尸体在一辆准备拆卸的汽车里面。她身穿混纺布长裤、有些露胸的白衬衫，脚上是牛仔靴。三天后，警方获悉死者名叫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家住牛背山小区，是TECNOSA加工厂女工，出生在墨西哥克雷塔罗州。她跟三个克雷塔罗州女人同住，没听说她有男友；但是与同一家工厂的两个男同事有过感情纠葛。这二人被警方传讯了好几天。但二人都能拿出不在场证明。传讯的结果是其中一人休克和被打断了三条肋骨，送进了医院。就在警察还在调查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的案子时，第二具女尸出现在通往黑屋公路旁边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的后面。死者十九岁，消瘦，肤色发黑，有一头黑色长发。根据法医检验，死者肛门和阴道都被多次强暴过，身上有多处血肿，说明有人对她施加了极大的暴力。但是，发现死尸的时候，她上下穿着整齐：混纺长裤、黑色内裤、浅栗色连裤袜、白色乳罩、白衬衫，所有的服饰都没有撕破的地方；据此推测，凶手，或者凶手们把她脱光衣服强暴并杀害后，重新给她穿好了衣服，最后才扔到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仓库后面。办理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一案的是州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罗萨乌拉·洛佩兹·桑塔纳一案交给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办理。这两桩案子很快就进入了死胡同，因为没有目击者，没有任何人能给警察提供线索。

1995年8月发现了七具女尸。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第二次登上索诺拉电视台。美国图森两名警察来圣特莱莎提问题。这二人会见了领事馆的两名职员：库尔特·班克斯和迪克·亨特尔森，因为领事柯南·米切尔已经去加利福尼亚的萨河牧场度假，实际上，那是座烂木头茅屋，旁边就是拉莫纳印第安人保留区，与此同时，他妻子在圣迭戈附近的艾斯贡迪多的妹妹家中休息几个月。这座烂木头茅屋的周围从前还有大面积土地，但柯南的父亲把大部分卖掉了，只剩下一千平方米的野生植物园用来捕杀田鼠，他装备了雷明顿870霰弹枪；他在那里看牛仔小说和色情录像。看累了就钻进车里去萨河镇酒吧。那里有些老头从小就认识他。有时，柯南·米切尔呆呆地望着那些老人，心里想他们不可能记得他童年时期的事情，因为有几位的样子好像比他大不了几岁。可是，几位老人弄得假牙上下舞动，回忆起小米切尔的顽皮行径，好像事情就在眼前。柯南只好跟着一起假笑。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他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有时，还想起雨季来。可那不是萨河而是别的住地的雨季。对闪电劈人的迷信，一直陪着他长大。这还记忆犹新，但很少对外讲过，老婆除外。说实话，柯南·米切尔不大爱讲话。这是他喜欢住在墨西哥的原因之一。他在墨西哥拥有两家小运输公司。通常墨西哥人喜欢聊天，但不愿意跟上层人士说话，尤其是美国上层人物。这个想法（天晓得怎么会在他脑海里形成的）让他一到墨西哥就感到非常宁静。但是，他往往迫于老婆的强求，不得不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度假，无可奈何啊。开头几天的变化对他影响不大。两周后，实在忍受不了嘈杂声（都是吵着要找他的，要求他做出回答），他就跑到萨河去了，躲进破茅屋里。就在图森警察到达圣特莱莎的时候，柯南已经离开那里二十天了。警察打心眼儿里感谢他的离去，因为他们听说这位领事办事无能。亨特尔森和班克斯已经担任起向导的角色。几个美国警察走遍了圣特莱莎全城，走访了酒吧，会见了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与局长就贩毒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会晤了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两位检察员，与陈尸所两位法医谈了话，查阅了在沙漠里发现的无名尸体的档案材料，光顾了“内务”妓院，分别跟妓女上了床。最后，怎么来的就又怎么回美国去了。

关于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第二次上电视台的情况，没有第一次那么轰动。她按照雷纳尔多的特别要求，谈了自己撰写和出版的三本书。她说，那不是好书；但是对一个二十岁之前还是文盲的女人来说，也不乏价值。她肯定地说，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伟大事件，如果与宇宙相比，都微不足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类如果愿意，是可以超越自我的。举例来说，一个农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去领导NASA的工作，也不可能在NASA工作；但是，谁敢断言这位农民的子女，在父亲的关怀下，某一天不会去NASA工作呢？再比如，本来她很想读书和当老师，因为按照她肤浅的理解，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教孩子们念书，就是十分小心地让孩子们睁开眼睛欣赏一点点现实和文化的瑰宝，说到底，这现实和文化是一回事。可她没能当上老师，如今与大家相安无事。有时，她做梦自己当了乡村女教师。她的学校位于高高的山冈上，从那可以看见村庄、棕色和白色的房屋、黄色的瓦顶，有时，老人们会从家里望着外面的土路。她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可以看见来上学的小姑娘们。看见她们那黑黑的头发，或马尾巴或辫子或盘在头顶的发髻。她面孔微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远处，农民在种地，从沙漠里收获果实，放牧羊群。她能理解农民的语言、说话的方式，理解得明明白白啊，明白他们不变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词语，毫无困难。对，这都是梦。有些梦可以容纳一切，有些梦空空荡荡，世界就是一具吱吱咯咯作响的棺材。尽管如此，她和大家相安无事，因为虽说她没能如愿以偿地读书当老师，却当上了草药医生；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她有特异功能，很多人感谢她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是小事、无足轻重的，一些小小的忠告啦，几个小小的点子啦，比如，建议人们多吃植物纤维类的东西，虽说不是人类的食物，咱们的消化器官不能吸收，但是有利于大小便，对不起，雷纳尔多和尊敬的观众，有利于放屁。弗罗里达说，只有食草动物的消化器官拥有能够消化纤维的物质，从而吸收里面的葡萄糖分子。纤维素和类似的物质就是咱们常说的植物纤维。虽然吃植物纤维不能给咱们提供有用的热量元素，但是对健康有好处啊。植物纤维没有被吸收的时候，它能让已经嚼碎的食物在消化器官的运行过程中保持原来的大小。从而对肠道产生压力，刺激肠道蠕动，让其余的消化物质沿着肠道顺利前进。拉稀不是好事，个别情况例外，但是，一天大便一两次可以让人心平气和，内心平静。咱们不要夸张，平静不是那种伟大的宁静致远，是内心小小的安宁。植物纤维和铁质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植物纤维是食草类动物的食物，体积小，对我们来说没营养，但是可以提供小豆子那样的一点点安宁。铁质则相反，意味着对别人坚硬，对自己坚强。我说的是哪种铁呢？是制造宝刀的铁。或者说，既可锻造宝刀又代表着刚性的铁。无论如何，铁可以杀人。所罗门王［10］是如此聪慧的国王，可能是历史上最聪慧的国王，又是大卫王之子和儿童的保护神，但也有人说所罗门王曾经想劈死一个孩子；在他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圣殿时，严令不得使用铁做建筑支架，细节地方也不行；他还禁止用铁刀做包皮环切手术，顺便说一下，并非要冒犯谁：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沙漠环境里，这样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道理，绝非偶然。但是，今天有了许多现代卫生措施，这种做法就显得夸张了。我认为男人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在二十一岁做包皮环切手术；如果不愿意，那也没事。弗罗里达说：还说铁吧，应该补充的是，无论希腊人，还是凯尔特人都不用铁器采集草药或神药。因为铁意味死亡、刚性、权力。这在治疗方法上是有争论的。但古罗马人后来认为铁器在治疗各种疾患中有一大堆效能，比如，治疗狂犬咬伤、痢疾、大出血、痔疮。这个想法传到了中世纪，人们还认为魔鬼和巫师都躲避铁器。用刀可以消灭他们啊，怎么能不躲避呢！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不躲避！在中世纪的蒙昧年代里，人们用铁器算命，就是铁器占卜，具体做法是：把稻草屑撒在烧红的铁块上，燃烧的时候会爆出一些火星来，像星星一样闪亮。这样的闪亮可以阻挡巫婆恶毒的眼神。这样闪亮的铁花让我想到的是某些政治领导人或者工会领袖或者警察戴着的墨镜，请原谅我的离题。弗罗里达发问：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要挡住眼睛呢？他们是熬夜研究治国方略吗？是研究工人更能安全生产和如何增加工资吗？是研究犯罪率下降的措施吗？有可能。我不是说没这种可能。也许他们眼圈黑了的原因在于此。但是，假如我走到他们跟前，摘掉他们的墨镜，看见他们没有黑眼圈，那会怎么样呢？想像一下我都觉得恐惧。这给了我勇气。亲爱的男女朋友们，很大的勇气。但是越害怕，就越有勇气。这话面对着摄像机镜头，必须说清楚，而且是在雷纳尔多这样优秀的节目里，节目的名称很对；《与雷纳尔多一小时》，节目愉快又健康，人人都可以大笑，可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可以学到新东西，因为雷纳尔多是个有文化的青年，总是考虑邀请嘉宾登台，歌手、画家、首都退休的杂技演员、室内设计师、口技艺人和木偶、一个有十五个子女的母亲、一位写浪漫叙事曲的作曲家；说到这里，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有责任讲讲别的事，就是说，不能只讲自己，不能受自我的诱惑，不能犯轻浮的毛病，如果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那也不算什么轻浮、什么错误，或什么其他，可是对于一个七十岁的妇女来说，轻浮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她说，虽然我这一辈子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小说了，至少可以写一部电视剧，可是求上帝恩准，尤其是圣母让她说说自己，请雷纳尔多原谅，他希望我谈谈自己；但是，有比我个人更重的事要谈，我称之为奇迹，我会不厌其烦地说：不是奇迹，而是多年读书、走路的成果，可以说，我的奇迹就是工作和观察的结果，也可能是，我说的是可能，也是天赋的结果。接着，弗罗里达说：在这个美丽的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让我既恐惧又产生了勇气；索诺拉是我的故乡，我的出生地，也可能我会死在这里。然后她说：我说的是可以吓死最胆大的男子汉的鬼魂。我在梦中见到了罪恶，好像电视机爆炸，屏幕的碎片散落在我卧室的地面，但是仍然可以从碎片上看到和听见没完没了的恐怖场面和哭声。她说：看见这许多鬼魂后，我睡不着觉了。为了镇定下来，我可以随便喝点什么，但是没有效果。瞎子点灯白费蜡。就这样，我一直醒着到天亮，打算看书和做点有用的实事。可是最后，我在餐桌前坐下，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她说：我指的是在圣特莱莎，妇女被非常野蛮杀害的事情，我说的是小姑娘、家庭主妇、各种身份的女工每天都在本州北部这座勤劳城市的城里城外被杀。我说的是圣特莱莎。我说的是圣特莱莎啊！

关于1995年8月被杀妇女的情况，第一位名叫奥罗拉·姆纽斯·阿尔瓦莱斯，尸体是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公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被发现的。她是被勒死的。二十八岁，身穿绿色紧身裤和白色长T恤，脚踏玫瑰色网球鞋。据法医判断，她被鞭子抽打过，后背上还可以看到宽皮带的印迹。她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当服务员。第一个落网的是她的未婚夫。据一些证人说，奥罗拉与他不和。他叫罗黑里奥·莱依诺萨，在林克加工厂打工。在奥罗拉被绑架的下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在一周的时间里，警察对他连续不断地审来审去。一个月后，他被转移到了圣特莱莎监狱，随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没有再抓捕别人。据现场目击者们说（他们都不认为是一次绑架行动），奥罗拉上了一辆黑色朝圣者轿车，有两人陪同，似乎是她的熟人。奥罗拉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8月的第二名受害人的尸体出现了。她叫艾米利亚·艾斯卡兰特·桑胡安，三十三岁，胸部和颈部有大量血肿。尸体位于米却肯和萨维特拉将军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属于劳工区。法医鉴定说，死因是多次被强奸后扼杀。此案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南德斯负责，他在报告中指出，不是扼杀，而是中毒。艾米利亚住在莫雷洛斯区，位于城西，是新马科茨加工厂的女工，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和母亲同住，此前请人把母亲从瓦哈卡州接来管孩子，她出生在瓦哈卡。没有丈夫，但每两月去一趟市中心的歌舞厅，有女工友陪同，去喝酒和某个男人上床。警方认为她是半个妓女。一周后，8月的第三个受害人出现了，她名叫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十七岁，尸体的位置在通向“黑屋”的公路旁边。身穿深蓝色衬衫和牛仔裤。她双手被捆在身后。身上没有被殴打和折磨的痕迹。三天前，离家后失踪，她跟父亲和兄弟住在一起。办理此案的是圣特莱莎的两位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诺诶·韦拉斯科。没让检察员参加，为的是减轻检察员们的负担，因为他们抱怨工作太多了。发现埃斯特雷利亚的尸体后仅一天，8月的第四个受害人出现了，她名叫莫妮卡·包萨达，二十岁，尸体位于友谊大街附近的荒地上，那里属于珍宝区。据法医说，莫妮卡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还在喉咙里发现了精液，因此警方认为“三处遭受强暴”。但是有个警察说，全面遭受强暴应该是五处。大家问他另外两处是哪里呢，答曰两个耳孔。另外一个警察说，他听说过有个强奸犯强暴了七处，就是说，上述五处再加上两个眼窝。而另外一个警察说，听说首都有个强奸犯强暴了八处，就是上述七处再加上肚脐眼。那首都强奸犯在受害人的肚脐处用匕首切开一个不大的口子，把生殖器放了进去。当然，干这种勾当的家伙一定是变态。结果，这个“三处”强暴案在圣特莱莎警察局散布开来，成了要案，在半官方的圈子里享有“盛誉”，经常会出现在警察的报告里、审讯室里以及与报界非正式的谈话中。在莫妮卡一案中，她不仅三处被强暴，而且是被勒死的。尸体被发现时，半遮半掩地放在一堆纸板箱后面，腰部以下是赤裸裸的。双腿全是鲜血。假如有个陌生人（或者天使）从高空或者远处（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看到她的双腿，会以为她穿的是红袜子呢。阴道被撕裂。外阴和腹股沟有明显的咬伤和撕伤，好像野狗要把她吃掉。几个检察员集中精力调查她的家庭关系和熟人圈子。莫妮卡与家里人住在圣衣波利托大街，距离她尸体被发现的荒地有六个街区。她母亲、继父以及哥哥都在大世界加工厂打工。莫妮卡在那家工厂干了三年之久，后来决定离开，去国家海洋技术加工厂试试运气。莫妮卡全家来自米却肯州的一个小村庄，十年前来圣特莱莎定居。一开始，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变坏，莫妮卡的父亲决定去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大家认为他死了。于是，莫妮卡的母亲结识了一个勤快、有责任心的男人，最后结了婚。这对夫妻生育了三个儿子。老大去一家小皮靴厂工作。老二、老三去上学。她继父在传讯中，说法很快就自相矛盾起来；最后，承认犯有谋杀罪。根据他的交代，他老早就悄悄地爱上了莫妮卡，那时她才十五岁。他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以及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说：从此生活就变成了折磨，但是总能克制住，尊重他继女，部分原因是她是继女，部分原因在于莫妮卡的母亲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啊。关于作案日期，他说得模模糊糊，充满了疏漏和遗忘。在第一个供词里，他说作案时间是黎明。在第二个供词里，他说，天已经亮了，家里只有他和莫妮卡，因为那一周他俩上下午班。他把尸体藏进了衣柜。他对检察员说，是我的衣柜。我的衣柜没人碰，因为我要求别碰我的东西。到了晚上，他等全家睡下之后，把尸体用毯子裹上，扔到附近的荒地上去了。问他为什么莫妮卡腿上会有咬伤和鲜血，他不知如何回答。他说，是他勒死了她，仅仅记得这个。其余的事情已经从脑海里消失了。在友谊大街荒地上发现莫妮卡尸体两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波尔卡的公路上，有人看见另外一具女尸。法医认为，这具女尸大约在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也有可能在十六到二十三岁之间，死因是显而易见的：被枪弹射杀。距离这具女尸二十五米处，还发现另外一具女尸：俯卧，被土埋了一半，身上还保留着蓝色皮衣和一双优质半高跟皮鞋。尸体已腐烂，难以辨认死因。一星期后，已经进入8月底了，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上，发现了哈克吉利内·里约斯的尸体。她二十五岁，是马德罗区一家化妆品店女职员。她身穿灰珍珠色外衣和牛仔裤，白球鞋和黑内裤。死因：子弹射中了胸部和腹部。她和一位女友住在马德罗区保加利亚大街，二人梦想某一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生活。在她和女友分享的房间里，有一些好莱坞演员剪报以及世界各地的风光照片。她女友说：我俩打算先去加利福尼亚找工资高的正经工作，定居后，利用假期周游世界各地。她俩在马德罗区一所私立语言学校学习英语。这个案子没查明白就挂起来了。

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这些操蛋检察员总是把案子挂起来。接着，他开始检查纸堆，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他问拉罗·古拉：你说这是什么？拉罗·古拉回答：一个地址本。艾比法尼奥说：不对，这是一桩没有查明白的案子。你还没来圣特莱莎之前发生的。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是在局长把你带到这里之前不久的事情。这我记得很清楚，但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可能是1993年。你是哪一年来的啊？拉罗·古拉回答：1993年。啊！是吗？是的。拉罗·古拉回答。艾比法尼奥说：这案子就发生在你来这里之前的几个月里。就在那段时间里，有人杀害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兼记者。她叫伊莎贝尔·乌莱奥。那些笨蛋以为是个打劫未遂的案子。说是一个中美洲人干的。是个绝望的可怜虫需要钱偷渡过境，是非法的，明白吗？甚至在墨西哥都是非法的，这话说来就长了，因为咱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非法偷渡者，多一个还是少一个非法偷渡者无所谓。搜查女播音员家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想找点线索。当然，什么也没发现。伊莎贝尔的记事本在她手包里。我记得当时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旁边放着一杯龙舌兰，那是伊莎贝尔的龙舌兰。我瞥了一眼那记事本。一个检察员问我从哪里弄来的龙舌兰。可就是没人问我记事本从哪里来的，里面有没有重要内容。我看了记事本，有些名字耳熟。后来，我把记事本放到证物里面去了。一个月后，我又翻了翻警察局档案，记事本还在那里，跟女播音员的物品在一起。我把记事本塞进自己口袋里带出来了。这样，我才安安静静地研究了一番。我发现了三个毒品贩子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叫佩德罗·任西福。我还找到了几个检察员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埃莫西约检察院院长。在一个普通的女播音员的记事本里，这些号码是做什么用的呢？莫非她采访了他们，把他们请到了广播台？她是他们的女友？如果不是女友，是谁给她提供的这些号码呢？这是个秘密。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比如，打电话给名单上的某个人，要钱。可是钱并不能让我兴奋。于是，我把记事本保存起来了，什么也没干。

9月的头几天，又出现了一具女尸，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叫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十七岁，7月初失踪，是在改革区去瓦斯贡塞罗斯预科学校的路上失踪的。法医鉴定，她被强奸后勒死。一个乳房被完全割下，另外一个乳头被咬掉。尸体的位置在“辣椒”地下垃圾堆入口处。报警的人是个妇女，中午，她去扔一个破冰箱，那个钟点垃圾堆上没有乞丐。只有几个孩子和狗。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被装进了两个大塑料袋，里面塞满了合成纤维。失踪时穿戴的衣物还在身上：黄色衬衫、混纺长裤和运动鞋。市长下令关闭那个垃圾堆，（可是秘书汇报说，法律不允许关闭实际上没有开放过的任何东西），于是改为清除和转移那个违反了市政法律的肮脏地方。在一周内，警察在垃圾堆四周站岗；用了三天的时间，寥寥几辆垃圾车在市政仅有的两辆自动装卸汽车帮助下，把垃圾转移到奇诺区的垃圾堆去。但是由于工作量太大、人手太少，很快就半途而废了。

在那个时期，首都的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早已经稳住了在报社文化组的位子，工资更高了，可以给前妻支付每月的抚养费了，剩余的钱让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还有了情妇，一个国际政治组的女记者，二人经常上床，但不能交谈，因为性格差别太大。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记忆犹新）在圣特莱莎度过的那几天、妇女被杀案、那个杀害教士的凶手——那个“忏悔者”，怎么会神秘地出现和消失呢！有时，他认为在墨西哥当文化版的记者与做警务版的记者一样。写警务新闻的记者与给文化版写东西的记者一样，虽然在警务记者眼里，文化记者都是操蛋货；而在文化记者眼里，所有的警务记者都纯粹是失败者。有时晚上下班后，他常和几个老警务记者去喝一杯。另外，警务版里，报社的资深记者百分比很高。他们身后常常跟着（保持一定距离）国内政治和体育新闻记者。通常，大家最后都要去盖雷罗区的一家妓院，那里有个大客厅，迎面是个爱神石膏像，有两米高，可能吧，他想。这个地方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一定以色情闻名，后来盛极而衰，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墨西哥诸多衰退现象之一，在悄悄的笑声中、在悄悄的枪声里、在悄悄的怨声载道中，步步衰退。墨西哥在衰退吗？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在衰退。警务记者喜欢在那个地方喝酒，但是很少跟妓女上床。大家谈论旧案子，回忆腐败、勒索和流血的故事，跟正好去那里的警察打招呼或者私下里交换情报，但是很少跟妓女上床。起初，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也模仿大家的做法；后来，他推断出他们之所以不跟妓女上床，主要原因是早就上过了，多年前就上过了，跟所有的妓女睡过觉了，而如今不再是花钱嫖娼的年龄了。这样，他就不再模仿老记者了，而是找个年轻漂亮的妓女去附近的旅馆开房。有一次，他问一个资深记者如何看待北方发生的妇女被杀案。老记者回答说那里是毒品交易地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这样或者那样程度地与毒品交易有关系。塞尔希奥觉得这样回答太一般化了，谁都说得出来。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想起这个回答来，好像尽管老记者的话说得明白无误，或者一般化，但这个回答却总是在他脑海里打转，不断地发出信号。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朋友，去编辑部看他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圣特莱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说也不断有谋杀案的消息星星点点地传到首都来。塞尔希奥认为，可能作家对祖国遥远北方发生的事情觉得无关宏旨。报社的同事，包括警务版的记者，也表现得十分冷漠。一天夜里，他跟妓女做爱后，坐在床上吸烟，他问她怎么看沙漠里那么多绑架和杀害妇女事件的发生，她说这事情她就知道一点点啦。于是，塞尔希奥详细给她讲述女尸的全部情况；告诉她自己出差去圣特莱莎的经过和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他缺钱，刚刚离婚；讲述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一个什么WSDP妇女联合会发出的公告，这些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索诺拉妇女大众民主组织”？他一面说话，妓女一面打哈欠。不是她对他的话不感兴趣，而是她困了。这让塞尔希奥生气，他恼怒地说：圣特莱莎在杀害妓女啊，你总得对同行表示一点同情和声援吧！妓女回答说：你说的那些死人不是妓女而是女工啊！是女工，女工啊！塞尔希奥于是道歉，仿佛醍醐灌顶一样，看到了此前忽略的情况之外的一个侧面。

9月，还有坏消息在等着圣特莱莎的人们。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的破碎尸体被发现三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旁边又出现一具女尸。死者大约二十五岁，右胯骨先天脱臼。噩耗的细节刊登在报刊后，无人前来认尸，无人来警察局告知死者的身份。尸体发现时，双手被女用手包绳捆绑。全身裸露。两个胳膊有刀伤。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跟年轻的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一样，一个乳房被切掉，一个乳头被咬掉。

就在发现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公路旁女尸的同一天，打算给“辣椒”垃圾堆搬家的市政工人们，看到一具腐烂的女尸。无法确定死因。她留着长长的黑发。身穿白色深花图案的衬衫，腐烂已经让图案变得模糊不清了。下身是乔克牌混纺长裤。无人去警察局报告死者身份。

9月底，在星星山东侧发现了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尸体。与上述两个案子情况一样，女孩的右侧乳房被切除，左侧的乳头被咬掉。身穿Lee牛仔裤、运动衫和红色坎肩。人很瘦。被强奸多次，有刀伤，死因是舌骨断裂。但最让记者们吃惊的是没有人寻找或者认领死者。仿佛这女孩是孤身一人来到圣特莱莎的，好像她生活在看不见的影子里，最后被凶手或者凶手们盯上，加害于她。

就在上述罪行连续发生的同时，艾比法尼奥仍然在独自调查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被杀案。他找了死者的父母以及还住在家中的兄弟谈了话。他们一无所知。他找了埃斯特雷利亚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姐姐谈话。这个姐姐如今住在牛背山区，希望大街。他看了埃斯特雷利亚几张照片。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个子高，头发秀美，长相喜人。姐姐说了妹妹所在工厂的女友都有谁。艾比法尼奥在工厂门口等着那些女友。他发现等候的人中只有他是成年人，其余的都是孩子，有几个还拿着上学的书呢。孩子们旁边有一辆绿色小车，出售糖果，车上方有个白色的篷子。他好像要让孩子们散去，就吹了一声口哨，给每人买了一根棒棒糖，只有一个不到三个月的娃娃例外，六岁的姐姐抱着这个娃娃。埃斯特雷利亚的女友一个叫罗莎·马尔克斯，另一个叫罗莎·玛丽娅·麦迪娜。他向刚出厂的女工们打听这两个罗莎。一个女工给他指出了罗莎·马尔克斯。艾比法尼奥告诉罗莎·马尔克斯他是警察，请她找到另外一个罗莎。找到后，三人离开了工业园区。她俩一回想起埃斯特雷利亚，那个叫罗莎·玛丽娅·麦迪娜的姑娘就哭开了。三个姑娘都喜欢看电影，礼拜天（不是每个周日）就去市中心，经常在莱克斯电影院看连映场。另外一些时候，三人只是橱窗购物，尤其是看女士服装，或者去森特诺区的商业中心。那里有乐队演出，不收门票。他问两个女孩：埃斯特雷利亚对将来是不是有计划？当然有计划，她想念书，不愿意一辈子在工厂干活。她想学习什么呢？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她想学电脑。后来，艾比法尼奥问两个女孩：你俩是不是也愿意学一门技术，她俩回说：是的，但不容易啊。他想了解：埃斯特雷利亚只跟你俩上街，还是有别的女朋友？二人回答：我俩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没有男朋友吗？有过一个。那是老早的事情了。她俩不认识那男孩。艾比法尼奥问她俩：埃斯特雷利亚有男朋友的时候是几岁？两个女孩稍稍想了想，说道：她至少十二岁吧。他想知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没人追求呢？两个女孩笑了起来，说道：很多男孩子都想跟埃斯特雷利亚交朋友，可她不愿意浪费时间。罗莎问艾比法尼奥：既然我们自己能做工，能挣钱，独立自主，干吗要找一个男人呢？艾比法尼奥说：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虽说有的时候，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跟别人出去玩玩也不坏，也是一种需要吧。两个女孩说：我们一直自己出去玩，从来没觉得需要别人陪着。快到一个女孩家门前的时候，艾比法尼奥请她俩描述一下想跟埃斯特雷利亚交朋友的男孩子的样子，尽管他明白这用处不大。三人在街上站住，艾比法尼奥拿出笔记本记下了五个男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埃斯特雷利亚同一工厂的工人。随后，他又陪着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走了几个街区。姑娘说：我不相信是这五个人干的。你为什么不相信？姑娘说：因为他们长得都像好人。艾比法尼奥：我要找他们谈谈。谈完以后，再告诉你吧。他用了三天的时间找到了名单上的五个人。他们的长相都不像恶人。其中一个已婚，埃斯特雷利亚失踪的那天夜里，他在家里，跟老婆和三个孩子在一起。其余四人都有比较可靠的不在场证明。特别是五个人都没有轿车。艾比法尼奥再次去找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谈话。这一回，他坐在她家门口外面等候。姑娘回来的时候，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不叫门啊？艾比法尼奥说：我叫门了。你妈妈给我开了门，请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可是，她得去上班啊。我就在门外等你吧。姑娘请他进去。艾比法尼奥宁可坐在外面，说是外面凉快一点。他问她是否吸烟。姑娘起初站在一旁，后来在一块平面石头上坐了下来。她说：不吸烟。艾比法尼奥仔细看看那块石头：形状奇怪，像把椅子，但是没有靠背；这是她母亲或者家里什么人安放在那个小花园里的，说明有高雅的趣味。他问姑娘：这块石头是在哪里找到的？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是我父亲凭着力气从“黑屋”那边搬回来的。艾比法尼奥告诉她：就是在“黑屋”发现了埃斯特雷利亚的尸体。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尸体是在公路上。说着闭上了眼睛。我父亲发现这块石头的地方是在“黑屋”本地，是一次晚会上，立刻就爱上了这块石头，他就是这种人。接着，又说她父亲已经去世了。艾比法尼奥想知道去世的时间。姑娘表情冷漠地说：有好几年了。他点燃一支香烟，请她再随便讲讲星期天跟罗莎·马尔克斯以及埃斯特雷利亚上街玩耍的情况。姑娘开始讲述起来，目光注视着母亲摆在小花园门口不多的几盆花上，但有时也抬头看看警察，好像是要权衡内容是否有用处，还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她讲完后，警察只弄明白了一件事：她们三个不仅星期日上街，有的周一或者周四也去看电影，或者跳舞，这完全取决于工厂轮班的情况，轮班是有弹性的，服从生产流程的需要，这就不在工人的理解范围内了。于是，他换了别的问题。他想知道假如星期二休息，她们都玩些什么？姑娘说，总是老一套啦，虽然也看什么事情，好在市中心的场所都是开放的，官方假日例外。艾比法尼奥又稍稍加把力。他想知道：除去莱克斯电影院之外，她们还喜欢哪一家？别的影院去过没有？是不是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埃斯特雷利亚？三人还逛过哪些商店，哪怕是站在外面看看橱窗？去过哪些咖啡馆？请说出这些咖啡馆的名字。是不是去过歌舞厅？姑娘说：从来没进过歌舞厅，因为埃斯特雷利亚不喜欢那种地方。艾比法尼奥说：可是你和你的小朋友罗莎·马尔克斯喜欢歌舞厅，对吧？姑娘不愿意望着警察的脸，回答说不跟埃斯特雷利亚上街的时候，她俩会去市中心的歌舞厅。埃斯特雷利亚不去？埃斯特雷利亚从来不陪她俩进歌舞厅？姑娘说：从来不陪。埃斯特雷利亚想了解电脑的事情，她想学习，要上进。艾比法尼奥说：你老是说电脑啊，电脑啊，你说的话我一点也没明白，宝贝儿。姑娘抗议道：我不是你的什么宝贝儿！二人沉默了一会儿。艾比法尼奥笑了一下，又点上一支烟。他坐在人家门口，欣赏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姑娘说：有个地方，可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市中心吧，是一家电脑商店。我们三个去过两次。我和罗莎在外面等着。她一个人进去的，跟一个高个子男人说话。那人真高，比您还高呢。艾比法尼奥说：好，高个子，还有什么？姑娘说：又高又帅。还有什么？起初，埃斯特雷利亚好像很有兴趣，我说的是第一次她进去的时候跟那男人说了话。据她说，那人是店老板，很懂电脑，另外，看样子很有钱。第二次我们去看那人，埃斯特雷利亚出来的时候，样子很生气。我问她出什么事情了。她不愿意跟我讲。那时就我俩，后来到韦拉克鲁斯区集市上去了，事情就都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宝贝儿？姑娘抗议道：我说过了我不是你什么宝贝儿，真流气！艾比法尼奥追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他开始朦胧看出这个金发高个子帅哥走在暗处、一条黑暗的长廊里，忽上忽下，好像在等着他。姑娘回答说：是在埃斯特雷利亚被害前一周。

圣特莱莎市市政主席说：生活是艰苦的。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我们手里有三个没有疑点的案子。商会里那人说：事情要用放大镜细看啊！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无论什么事情我都用放大镜仔细看，再三地看。市政主席说：就是不能钻故纸堆呀。佩德罗·内格雷特说：实话归实话，办事归办事。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我们这里有个连环杀手，跟美国电影一样。商会那人说：应该特别注意下脚的地方啊！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问：连环杀手跟普通杀手的区别在那里呢？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回答：这很简单嘛。连环杀手留下标记，明白吗？他没动机，但会留下标记。市政主席问：怎么会没动机呢？难道他作案是靠电力催动？商会的人说：对这种事情，要好好检查说话用词，可别瞎掺和！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面对房间里的人们，伸出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说道：有三个妇女被杀了。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但愿就只有这三个人吧！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这三人的右乳房被切除，左乳头被咬掉。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发问：这种事你们觉得如何？市政主席说：是说有连环杀手吗？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要是三个坏蛋都想出来用这法子杀死受害人，那就太偶然了。市政主席说：这话听起来合乎逻辑。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可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啊。商会那人说：要是发挥想像力的话，那咱们能得出任何结论啦。佩德罗·内格雷特局长说：我能想像出来你们要得出什么结论。市政主席问他：那你认为合适吗？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既然这三个妇女的右乳房都是被切掉的，都是被同一个人杀害的，那么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人同样会杀害别的妇女呢？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这人懂科学。商会的人问：杀手懂科学？检察员埃尔奈斯托说：他不是科学家，但行动方式讲究科学，现在这婊子养的开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解释一下：这个凶手开始的时候是先强奸后勒死受害人，可以说，这是杀人的常规。他一看到没有被抓住，杀人的方式就变得个性化起来。这野兽已经浮出水面了。检察员安赫尔说：如今每次作案都有个人标记。市政主席问法官：法官先生，您的意见呢？法官说：一切都有可能。商会那人说：一切都可能，可是不能造成混乱，不能失去方向啊！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看来比较清楚的是，杀害并肢解三个妇女的是同一个人。市政主席于是下令：那就抓住他！结束这肮脏勾当吧！商会的人说：可是办案要小心啊！说个不高的要求：千万别制造恐怖气氛！要稳定人心啊！

这次会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有受到邀请。他知道要召开这次会议，知道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要参加这次会议，知道自己被人家甩在外面了。但是，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闭上眼睛，就只看到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在她米却肯区半明半暗单元房里的身影。有时看见她在床上，裸体，向他身边凑过来。有时又看见她在阳台上，身边都是金属物品，样子像阴茎，结果却是各种各样的望远镜（实际上只有三架望远镜），是用来观察圣特莱莎星空的，然后，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记录。他从她身后走过去看看那个笔记本，看见的只有电话号码，大部分是圣特莱莎的。笔就是普通的笔。本就是学生练习本。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与女院长经常使用的物品毫无关系。那天晚上，他得知自己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后，给女院长打电话，说需要见到她。一时感到郁闷。她回答说不行，就挂上了电话。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认为女院长有时拿他当患者来对待。记得有一次她说起了年龄，她和他的年龄。她以前就说过：我今年五十一了，可你刚三十四岁。再过几年，无论我多么注意保养，也会成为一个孤独的老废物，可你依然年轻呢。你愿意跟一个像你妈妈的女人睡觉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来没听她说过“老废物”这样的行话。是个老废物？说心里话，他脑海里从来就没有闪过“老废物”这样的词汇。她说：我用锻炼身体来折磨自己，因为我得小心保养，因为我要保持苗条身材，购买市场上最昂贵的抗皱霜。抗皱霜？她回答说：就是女人用的化妆软膏、护肤乳液之类的东西。她口气是中性的，这吓了他一跳。他说：你这个样子我就很喜欢。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说服力。但是，如果他睁开眼睛，看看现实世界和努力克制自身的颤抖，一切差不多还都在原地踏步。

拉罗·古拉问：这么说佩德罗·任西福是个毒品贩子？艾比法尼奥回答：就是。拉罗·古拉说：若是从前有人告诉我这事，我还不信呢。艾比法尼奥说：因为你还嫩着哪。一个胖胖的印第安老太婆给他俩送来玉米肉汤。这时凌晨五点钟。拉罗·古拉一整宿都在巡逻车上检查交通违章的事情。巡逻车停在一个街角的时候，有人敲敲车窗。拉罗·古拉和另外一个警察都没看清楚是谁。原来是艾比法尼奥。他彻夜未眠，有醉酒的模样，但是没醉。他对另外一个巡警说：我要把这小子带走。那巡警耸耸肩，独自留在街角，待在几棵橡树下面，那树干都涂上了白灰。艾比法尼奥没有开车。夜晚的空气是凉爽的，干爽的沙漠上空群星灿烂。他俩向市中心走去，都没说话，最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饿不饿。拉罗·古拉说：饿。艾比法尼奥说：那咱们去吃饭吧。胖胖的印第安老太婆送上来玉米肉汤的时候，艾比法尼奥目不转睛地望着陶器盘子，好像汤里的影子不是他自己。他问：小拉罗，你知道这玉米肉汤来自什么地方吗？拉罗·古拉说：想不出来。艾比法尼奥说：这不是北方食品，是中部的，首都的，是阿兹特克人发明的。拉罗·古拉说：是阿兹特克人发明的？真香啊。艾比法尼奥问：你在维亚威西奥萨的时候吃过玉米肉汤吗？拉罗·古拉开始回忆起来，好像维亚威西奥萨已经是什么遥远的地方了。于是，他说没吃过，实话实说，没吃过，可现在他觉得来圣特莱莎之前没吃过玉米肉汤真是奇怪。于是，他又说：吃过，不记得了。艾比法尼奥说：实际上，这里的玉米肉汤跟阿兹特克人原创的玉米肉汤不是一回事了。这里的肉汤缺少一味作料。拉罗·古拉问：什么作料？艾比法尼奥：人肉。拉罗·古拉：别胡说！艾比法尼奥说：真是如此。阿兹特克人做玉米肉汤的时候要加上一块人肉的。拉罗·古拉：我不信。艾比法尼奥说：信不信由你。也许我搞错了，也许是那个告诉我这事的王八蛋搞错了，尽管他知道很多事。随后，他俩谈起了佩德罗·任西福。拉罗·古拉感到纳闷：自己怎么就没能发觉佩德罗·任西福是个毒品贩子呢！艾比法尼奥告诉他：你还是个孩子呀。接着，又说：你想想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保镖啊？拉罗·古拉解释：因为有钱呗。艾比法尼奥笑了。他说：算了吧！睡觉去吧！您都困糊涂了。

10月，无论圣特莱莎城里还是沙漠都没有女尸出现。清除“辣椒”地下垃圾堆的工程彻底停下来了。一个负责报道清理垃圾堆的《圣特莱莎论坛报》的记者说从来没见过如此混乱的场面。有人问他：这乱局是不是清洁工人造成的？他回答说：不是工人，而是死气沉沉的垃圾堆。10月，从埃莫西约派来五名检察员加强圣特莱莎已有的司法队伍。五人中，一位来自卡巴尔卡，一位来自奥夫雷贡城，其余三位来自埃莫西约。他们都显得坚决果断。10月，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再次上了电视节目《与雷纳尔多一小时》，她说已经咨询了朋友们（有时她称之为朋友，有时称之为保护人）的意见；他们告诉她罪行在继续。他们还说：你可要小心啦！有人用仇恨的目光盯着你呢。可是她说：我不害怕。我已经老了，干吗要担心呢！后来，她打算站到镜头前面，用受害人的灵魂说话，但是没成功就昏倒在地了。雷纳尔多以为她昏倒是假装的，于是上前给她打气，抚摸她的面颊，给她喂水。可这次昏倒没有半点虚假（实际上是昏厥）。弗罗里达死在医院里了。

高个子帅哥。电脑商店老板或者值得信任的店员。又是在市中心。艾比法尼奥很快就找到了这家商店。帅哥名叫克劳斯·哈斯。他身高一米九，头发金黄色，像金丝鸟，好像每星期染一次的样子。艾比法尼奥第一次去这家商店的时候，克劳斯·哈斯正坐在写字台后面跟一个顾客谈话。一个肤色发黑的矮个子少年，过来问他需要点什么。艾比法尼奥指指克劳斯·哈斯问少年：那人是谁？少年说：是头儿。警察说：我想跟他谈谈。少年说：他正忙着呢。您告诉我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您找到。艾比法尼奥说：不要什么。说罢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准备长时间恭候。这时，又进来两个顾客。接着，进来一个身披蓝色防尘服的人，把一些纸箱放在房间角落里了。克劳斯·哈斯举起手来，冲着那人打个招呼。艾比法尼奥心想：这家伙胳膊真长、真结实啊。少年过来给他一个烟灰缸。商店尽头有个姑娘在打字。那些顾客走后，进来一个女秘书模样的人，她开始看笔记本电脑。她一面看电脑一面记录价格和售后服务项目。她身穿长裙，脚踏高跟鞋。艾比法尼奥想：此女一定经常跟老板性交。接着，又进来两位顾客。少年离开女秘书，去接待刚进来的两位。克劳斯·哈斯不管这一切，继续跟那人聊天。艾比法尼奥只能看到那人的后背。克劳斯·哈斯的眉毛几乎全是白色的，他时不时哈哈一笑，或者因为那人说了什么微微一笑，雪白的牙齿像电影演员的牙齿一样发亮。艾比法尼奥熄灭了烟头，又点燃一支。那女秘书转身向街上看看，好像有什么人在外面等她。他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好像以前逮捕过她。他想：有多久呢？好多年了吧。可那女子不像超过二十五岁的样子。这样的话，假如他真的逮捕过她，那时她不会超过十七岁。艾比法尼奥想：这有可能。接着，他又想：这帅哥的生意很不错嘛。这家伙有固定客户，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写字台前不慌不忙地聊天。于是，艾比法尼奥想到了罗莎·玛丽娅·麦迪娜以及她说话的可靠程度。他想：她可靠不可靠关我屁事。半小时后，店里已经没顾客了。那女秘书走的时候瞅了他一眼，好像也认出他是谁了。克劳斯·哈斯和他朋友的谈笑声早已经消失。柜台呈马蹄形。帅哥面带微笑在柜台后面等着艾比法尼奥呢。后者，从口袋里掏出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照片给他看。帅哥看了一眼，没碰照片，下嘴唇压住上嘴唇，做个怪样，眼神好像在问怎么回事。你认识她吗？克劳斯·哈斯说：好像不认识，店里来来往往人很多。这时，他做了自我介绍：圣特莱莎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克劳斯·哈斯伸过手来。警察握住他的手时感觉出对方骨头很硬。他很想劝他一句别撒谎。我有证人啊。但他没说，只是一笑。克劳斯·哈斯身后，那少年坐在另外一张写字台前，装出翻阅文件的样子，其实什么话都没漏掉。

店铺打烊后，那少年骑上一辆日本制造的摩托车，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慢慢兜圈子，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最后来到大学路方才加速，朝着韦拉克鲁斯区驶去。他把摩托车停在一座两层楼前，锁上车子。母亲在等着他呢，十分钟前饭菜就做好了。少年吻吻母亲，打开电视机。母亲进了厨房。她解下围裙，拿起一个人造革手包。亲亲儿子，走了。走前喊了一声：我马上回来。少年本打算问一句：妈，你去哪儿啊？可是什么也没说出口。从一个卧室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起初，少年不予理睬，继续看电视。可是，啼哭声越来越响亮。少年进了卧室，抱出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来。娃娃又白又胖，与哥哥刚好相反。哥哥把弟弟放在膝盖上，继续边吃边看。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他看见一群黑人在美国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奔跑，一个人在说什么火星，一群妇女从海里上来，面对摄像机哈哈大笑。少年用遥控器改换了频道。电视上，两个年轻人在拳击。再次改换频道，因为他不喜欢拳击。母亲好像失踪了，可婴儿也不哭了，抱着弟弟，少年并不觉得厌烦。门铃响了。少年先忙着换频道——变成了电视连续剧，然后抱着弟弟起身去开门。门开了，原来是艾比法尼奥。警察说：你住在这里啊。少年：对。艾比法尼奥身后还有一名警察，个子较矮，但比少年高，毫不客气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艾比法尼奥问：你在吃晚饭吗？少年答：是的。警察说：接着吃，接着吃吧。艾比法尼奥趁机去另外几个房间转转，似乎瞅上一眼就可以查清楚各个角落。艾比法尼奥问：你叫什么名字？答：胡安·巴勃罗·卡斯塔尼翁。艾比法尼奥说：好，胡安·巴勃罗，你先坐下吃饭。少年：是，先生。艾比法尼奥说：别紧张！别摔着孩子！另外那个警察微微一笑。

一小时后，他们走了。艾比法尼奥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克劳斯·哈斯是德国人，但加入了美国国籍。他在圣特莱莎拥有两家商店出售随身听、电脑等视听用品；在蒂华纳还有一家类似的商店，这就迫使他每个月不得不离开一两天去查账、发工资和补充需要的货物。他每两个月还得去一趟美国，但这事不是规定好的，也没有固定日期，一般不会超过三天。他从前在丹佛住过几年，因为风流纠纷离开了那里。他好色，但据说没有结婚，也没有未婚妻。他经常光顾市中心的歌舞厅和妓院。其中有几个老板是他的朋友。他曾经给他们安装过监视器和会计程序。至少有一次他相信老板说的话，因为他就是那编程序的人。他这个老板还算公平、讲理，给的工钱也不少，虽然有时为些莫名其妙的事发脾气，不论是谁，上去就扇人家耳光。老板从来没打过他，但因为他上班迟到而训斥过。那么老板打过谁的耳光呢？少年说：打过一个女秘书。警察问他挨打的女秘书是不是现在的这一个，少年回答：不是这一个。是从前那个。他不认识。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秘书挨了打呢？因为这是仓库里的老职工说的。老板在那里存货。老职工的姓名都被一一记录下来。最后，艾比法尼奥拿出埃斯特雷利亚的照片给少年看。你在店里见过这姑娘吗？少年看看照片，说：见过，这张脸面熟。

艾比法尼奥又一次访问克劳斯·哈斯的时间是在子夜时分。他按动门铃后过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来开门，虽然住宅内有灯火。住宅位于樱桃园区，属于中产阶层居住的区域，是一两层楼的建筑，不都是新房，人们沿着安静的林荫道走路去买牛奶、面包，既远离前面的马德罗区，更远离市中心的喧闹。给他开门的正是克劳斯·哈斯本人。他身穿白衬衫、长裤。起初，他没认出艾比法尼奥，或者假装不认得。艾比法尼奥掏出警徽给他看，好像二人在做游戏，问克劳斯·哈斯是不是还记得他。克劳斯·哈斯问他想干什么。艾比法尼奥问：我能进去坐坐吗？客厅家具齐全，有扶手椅和一个白色大沙发。克劳斯·哈斯从吧台上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斟上一杯，问警察要不要也来一杯。艾比法尼奥摇摇头，说道：公务在身。克劳斯·哈斯发出一声怪笑。那笑声好像“哈哈”或者“嘿嘿”，或者像是打喷嚏，但仅仅一下而已。艾比法尼奥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问他是否有杀害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那天的不在场证明。克劳斯·哈斯上上下下打量警察一番，片刻后才说：有时候，我连昨天夜里干了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他脸色变得通红，眉毛的颜色比实际上还白，好像极力在克制自己的情绪。艾比法尼奥说：我有两个证人肯定见到了你和被害人在一起。克劳斯·哈斯问：两个什么人？警察没回答。他看看客厅，点点头，说道：这得花掉一大笔钱啊。克劳斯·哈斯说：我能干，挣了一些钱。艾比法尼奥：能让我看看吗？克劳斯·哈斯：看什么？警察：看看你的房子。克劳斯·哈斯说：伙计，少来这套弯弯绕。你要搜查我的家，就拿法官的搜查令来！警察临走前说道：我认为是您杀害了那姑娘。您杀了那姑娘，天晓得还杀害了别的什么女人！克劳斯·哈斯喊道：少说废话吧！警察说：回头见！一面伸手过去。克劳斯·哈斯说：少说废话！艾比法尼奥已经走到了门口，又说了一句：您有种。克劳斯·哈斯说：伙计，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胡说八道了。让我安静吧！

艾比法尼奥通过砖坯镇警察局一位朋友的渠道，搞到了克劳斯·哈斯在警察局的档案资料。这样才知道此人从来没在丹佛住过，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坦帕被控告企图强奸一位名叫劳里叶·恩西索的妇女。他被关押了一个月。后来，劳里叶·恩西索撤回诉讼，方才将他释放。还有一些妇女指控他有裸露癖和不检点行为。艾比法尼奥想调查什么是美国佬说的他妈的“不检点行为”，有人告诉他就是指“乱摸和骚扰暗示”。也还是在坦帕，他因为嫖娼而被处罚。1955年，克劳斯·哈斯出生在那时联邦德国的比勒费尔德；1980年移居美国。1990年决定换一个国家居住，虽然那时已经有了美国国籍。毫无疑问，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边生活是个愉快的决定，因为不久后他在圣特莱莎就开了第二家商店，客户不断增加；在蒂华纳又开了一家商店，生意也不错。一天夜里，艾比法尼奥在圣特莱莎两名警察和一位检察员的陪同下，走进克劳斯·哈斯在市中心的那家商店（另外一家开在森特诺区）。店铺比艾比法尼奥想的要大很多。后面的几个房间里堆满了克劳斯·哈斯亲手组装电脑的配件箱。但是，在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烛台和一面对着床铺的大镜子。灯没亮，跟着艾比法尼奥一起前来的那位检察员很快发现灯不亮是因为有人摘掉了灯泡。有两个卫生间。一个非常整洁，有肥皂、卫生纸，地面干净。马桶旁边有刷子，克劳斯·哈斯强迫职员使用马桶后一拉拉绳就得用刷子清洗。另外一个卫生间肮脏得厉害，好像无人使用，虽然有水，马桶拉绳也完好无损；这间卫生间的设置似乎在故意解释一种不可理解的不对称现象。接着，是一条长长的过道通向面对小巷的后门。小巷里堆着各类垃圾和纸板箱。从小巷里可以看见一个城区闹市的街角，那是圣特莱莎夜间最热闹的大街之一。后来，他们去了地下室。

两天后，艾比法尼奥、两位检察员和三名圣特莱莎警察携带逮捕令来到商店，抓捕克劳斯·哈斯，四十岁的美国公民，涉嫌强奸、折磨和杀害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十七岁的墨西哥女公民。但是，他们到达商店时，店员告诉他们老板那天没来商店。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是一位检察员带两位圣特莱莎警察开车前往森特诺区另外一家商店；另外一路由艾比法尼奥、一名检察员和一名警察直奔克劳斯·哈斯在樱桃园的住宅。这三人又做了战术分工：那名圣特莱莎警察把守后门，艾比法尼奥和另外一位检察员去叫正门。让他们吃惊的是，开门的正是克劳斯·哈斯本人，他脸上是一副要伤风、感冒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吧，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他一夜未眠。还没等他发出进屋坐坐的邀请，警察立即通知他：你被捕了！说话的同时，拿出逮捕令和搜查令（包括住宅和两处商店）在他眼前一晃。随即给他戴上手铐，因为该嫌疑人高大强壮，一旦明白这眼前发生的事后难免有所反应。随后，他们把克劳斯·哈斯塞进警车后面，马上驶向第一分局。留下圣特莱莎警察在嫌疑人住宅蹲守。

审讯克劳斯·哈斯的工作持续了四天。主持这项工作的有：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托尼·品他多，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卡洛斯·马林。圣特莱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陪特邀嘉宾来到审讯室，他们是：两位市检察员以及索诺拉北区副检察总长塞萨尔·乌尔塔·瑟尔纳。嫌疑人两次大发雷霆，被审讯他的警察制服。随后，克劳斯·哈斯承认与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有过交往，承认该女子三次去他的电脑商店。属于索诺拉州警署打击绑架行动特别小组的五名埃莫西约警察，在克劳斯·哈斯家中以及圣特莱莎两处商店里寻找犯罪证据，特别注意搜查了市中心那家电脑商店的地下室。他们在地下室一个房间的一块毛毯上找到了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家属提供了DNA样本。但是，这些样本在运送到埃莫西约之前丢失了，本来是要从埃莫西约再转送到圣迭戈化验室的。关于这些血迹的问题，被捕人克劳斯·哈斯说这是某个女人的，做爱时她例假来了。克劳斯·哈斯说完这个情况后，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问他：你还算是个爷们儿吗？克劳斯·哈斯说：正常人吧。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正常男子是不会跟来例假的女人做的。克劳斯·哈斯回答：我会。雷伯耶多说：只有蠢猪才会这样。克劳斯·哈斯回答：在欧洲，我们都是这样的蠢猪。雷伯耶多恼怒得要发作。审讯由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圣特莱莎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接替。打击绑架特别行动小组的技术警察，在地下室的房间里没有发现指纹；但是，在克劳斯·哈斯住宅的车库里找到了几把利刃，其中有一把砍刀长约七十五公分，是老刀，但保存完好；还有两把大号猎刀。这些利器干干净净，找不到血迹和生理组织。在审讯过程中，不得不两次送克劳斯·哈斯去塞布尔维达将军医院，第一次是给他治疗感冒，因为高烧不下；第二次给他治疗右眼和右眉毛的创伤，那是他从审讯室到牢房途中摔伤的。刑拘的第三天，根据圣特莱莎警察局的建议，克劳斯·哈斯同意给城里领事馆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打电话。但领事下落不明。一个名叫库尔特·班克斯的官员接了电话。次日，班克斯来到警察局。他与克劳斯·哈斯这位美国同胞谈了十分钟。随后，没表示任何异议，就离开了警察局。不久，囚犯克劳斯·哈斯乘坐囚车，被转移到了市监狱。

克劳斯·哈斯被关押在警察局期间，有些警察去看过他。大部分去牢房，但是克劳斯·哈斯一味地睡觉或者假睡，用毯子蒙住面孔，只露出瘦骨嶙峋的双脚让大家欣赏。有时他肯跟送饭的警察聊天。二人说到饭菜。警察问他是否喜欢墨西哥食物。克劳斯·哈斯说不赖。然后就沉默了。有一次审讯的时候，艾比法尼奥带拉罗·古拉去看克劳斯·哈斯。拉罗觉得此人狡猾。不是狡猾，而是认为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回答警察的问题。拉罗还觉得此人不知疲倦，能消耗跟他关在隔音室内人们的耐心并且让他们大汗淋漓；那些人纷纷表示出友好或者同情，反复说交代了吧！放下包袱吧！墨西哥没有死刑啊。把心里难受的事情说出来吧！可是，接着对他又打又骂。但克劳斯·哈斯就是不屈不挠，好像要用出乎意料的话语和不连贯的问题让检察员离开真相（或者企图如此）。拉罗·古拉观看审讯的情况有半小时，他真想看上两三个小时。可是，艾比法尼奥命令他离开，因为领导或者什么要人随时会出现，他们可不愿意这里变成看热闹的场所。

在圣特莱莎监狱，克劳斯·哈斯没退烧前，一直被关在单人牢房里。这座监狱只有四个单间。一个单间给了一个被控杀害了两名美国警察的毒品贩子。一个单间给了一个被控诈骗、精通商法的律师。第三个单间给了那个毒品贩子的两个保镖。第四个单间给了小白杨牧场的主人，他勒死了老婆，开枪射杀了两个儿子。为了安置克劳斯·哈斯，警方把那两个保镖关进了三号牢房，那里住着五个囚犯。单人牢房里只有一张床铺，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克劳斯·哈斯一进新地方，立刻根据气味发现这里住过两个人：一个睡在床上，一个睡在地上的铺盖卷上。入狱的第一个夜晚，他很难成眠。他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时不时地拍拍胳膊。那个牧场主睡觉很轻，要他别再拍打了，快睡觉。克劳斯·哈斯在黑暗中发问：是什么人？牧场主没理他。片刻间，克劳斯·哈斯一动不动，静候着什么人说点什么。他一察觉没人搭理他的时候，就继续在牢房内兜圈子，拍打胳膊，好像在打蚊子，虽说那里没蚊子，直到牧场主再次发话别再拍打啦！这一回，克劳斯·哈斯没有停步，也没问是谁在说话。他听见牧场主说：晚上是要睡觉的，臭美国佬！他听见那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想像着那人用枕头蒙住脑袋的样子，不由得大笑起来。他声音洪亮地喊道：蒙住脑袋！会憋死的！臭美国佬，谁会憋死我？是你吗？克劳斯·哈斯说：不是我。你个狗杂种！巨人来了，他会要你的命！牧场主问：什么巨人？克劳斯·哈斯说：狗杂种，巨人就是巨人。很高、很高的人，会要你的命，要所有人的命。牧场主说：臭美国佬，你疯了。有一阵工夫，没人说话。牧场主好像又睡着了。但片刻后，克劳斯·哈斯好像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巨人正在走路。那是个从头到脚都是鲜血的巨人，已经上路了。那个精通商法的律师醒了，他问了一句：你们说什么哪？他的声音轻柔，小心翼翼，有点害怕。牧场主说：这里有个家伙疯了。

艾比法尼奥去看克劳斯·哈斯的时候，一名监狱看守告诉他：这个美国佬不让别人睡觉，嘴里叨叨着什么魔鬼，整夜不睡觉。艾比法尼奥想知道那个美国佬说的是什么魔鬼。看守告诉他：说的是一个巨人，可能是克劳斯·哈斯的朋友，说是要来营救他，要杀死所有让他生气的人。看守说：他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还不尊重墨西哥人，骂墨西哥人是脏货。艾比法尼奥想知道为什么是“脏货”。看守非常严肃地回答说：据克劳斯·哈斯说，墨西哥人不洗脸，不洗澡。看守又说：据克劳斯·哈斯说，墨西哥人的汗腺释放油性汗水，跟黑人一样；据克劳斯·哈斯说，黑人的汗腺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可实际上，惟一不洗澡的恰恰是克劳斯·哈斯。只要法官或者典狱长不发话，看守们绝对不强迫克劳斯·哈斯洗澡。显然，典狱长处理此事非常谨慎。艾比法尼奥与克劳斯·哈斯面面相对的时候，克劳斯·哈斯没有认出这个警察。他有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比第一次艾比法尼奥见到他的时候消瘦许多，但是没发现有审讯造成的伤痕。艾比法尼奥请他抽烟。克劳斯·哈斯说他不吸烟。随后，艾比法尼奥说到了埃莫西约的监狱，说是刚刚完成的建筑，开间宽敞，院落里有体育设施。他说：你如果认罪，可以找人送你去那里，给你安排单人牢房，比这里强多了。克劳斯·哈斯听到这里方才第一次看看警察的眼睛，说道：别说废话了！艾比法尼奥于是明白克劳斯·哈斯已经认出他是谁了，于是冲克劳斯·哈斯一笑。克劳斯·哈斯没有回礼。艾比法尼奥想：这小子的表情有点奇怪，不知怎么回事，好像生气了吧。心里生气了。他问克劳斯·哈斯：谁是魔鬼？谁是巨人？巨人就是你自己吗？到这时候，克劳斯·哈斯才笑起来。我是巨人？他呸了一声，你什么也想像不出来！滚蛋吧！操你妈去吧！

单人间的犯人们可以到通道外面的院子去，或者留在牢房里，但只有早晨六点半至七点半才能出去放风，那段时间别的犯人禁止放风，或者等夜里九点再去院子，因为晚间清点人数的工作已经做完，囚犯们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牢房。那个杀害妻子的牧场主和那个精通商法的律师只是在晚饭后才到院子里散步。他俩绕着院子转圈，谈生意，谈政治，然后回各自牢房。那个毒品贩子则跟别的囚犯一起放风。他可以靠在墙上一面抽烟一面望天。与此同时，他的保镖绝对不远离老板，用他们的形象在老板附近划出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克劳斯·哈斯退烧后，决定按照“正常作息时间”出去放风。这是他给看守的说法。看守问他是否担心院子里有人害他。克劳斯·哈斯轻蔑地撇撇嘴，提到了牧场主和律师死人一样惨白的面色，因为他俩一直没晒过太阳。毒品贩子在他第一次出去放风时，还没有对克劳斯·哈斯感兴趣；之后才问他是谁。克劳斯·哈斯报出姓名，自我介绍说是电脑专家。毒品贩子上下打量他一番，然后继续走路，仿佛好奇心立刻消散了。有很少几个犯人身穿囚衣，大部分人想穿就穿，不穿拉倒。有人出售冰镇饮料，抱着塑料袋，送到四人一拨的足球场，或者排球场外等候买主。有人出售香烟和色情照片。最不引人注目的是悄悄贩卖毒品的人。院子呈V形。地面一半是水泥，另外一半是黄土；院子两侧是大墙，上面有岗楼，哨兵时不时地瞅瞅下面，无聊地吸着大麻烟。在V形的狭窄处，可以看见牢房的窗口，栏杆上挂着衣服。在V形的开口处，有一道十米多高的铁栅栏，它后面是一条柏油马路，通向监狱的其他部门；再远处，还有一道铁栅栏，较矮，但上面安装着带刺铁丝网，仿佛直接从沙漠里冒出来似的。克劳斯·哈斯第一次来到院子里，走了几分钟，让他觉得是行走在一座互不相识的陌生城市里。刹那间，他觉得自由了。但是，他明白这个地方人人都心里有数，于是耐心等待第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过来出售香烟和毒品。他只买了饮料，一面喝着一面看排球比赛。有几个犯人过来问他是不是杀了那些女人。克劳斯·哈斯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的工作，问他卖电脑是不是很赚钱。克劳斯·哈斯说他运气好。他说企业家很难知道赔赚。他们说：这么说你是企业家啰。克劳斯·哈斯说：我不是企业家，是自己开商店的电脑专家。他说得那么严肃和自信，有几个人听了点点头。随后，克劳斯·哈斯想知道他们在院子都干些什么。大部分人笑了。他就听懂了一句话：闲待着吧。他也笑了，请大家（五六个人吧）喝他买的饮料。

克劳斯·哈斯第一次去淋浴的时候，有个名叫“戒指”的家伙要强奸他。那家伙也是大块头，但比起克劳斯·哈斯来就显得矮小了。从那家伙的脸上看，显然干这种事情，好像是环境迫使他扮演那种角色的。那张脸告诉他：这事如果取决于他，那在自己牢房里手淫就行了。克劳斯·哈斯看看那张脸，问他：一个成年人怎么会有这种行为呢？“戒指”不懂他的话，大笑起来。那家伙脸宽，有胡须，笑声不难听。在他俩身边的几个囚犯也都笑了起来。“戒指”的朋友，一个名叫“火鸡”的年轻犯人，从浴巾下面掏出一把锥子，要克劳斯·哈斯闭嘴，跟他们去“街角”！克劳斯·哈斯问：什么街角？什么街角？克劳斯·哈斯此前在院子里结交的两个朋友从后面揪住了“火鸡”的胳膊。克劳斯·哈斯生气了。“戒指”又笑了，说道：不至于这么生气吧。克劳斯·哈斯吼道：去街角［11］还他妈的不生气！站街角不就是干狗的勾当吗？克劳斯·哈斯的另外一个朋友挡住浴室门口不许任何人进出。一个犯人喊道：美国佬，给你出溜出溜！让笨牛给你出溜出溜吧！快点！操他！犯人们的音量越来越高。克劳斯·哈斯一把夺过“火鸡”的锥子，命令“戒指”：趴下！浑蛋，你要是不发抖，什么事也没有。要是你发抖，或者害怕了，你屁股上就要多两个眼拉屎。“戒指”扔掉了浴巾，趴在地上。克劳斯·哈斯说：不要在这里！爬到喷头下面去！“戒指”表情冷漠地起身到喷头下面去了。他的鬈发本来是梳理到脑后的，现在被水冲到了眼前来了。等到克劳斯·哈斯站到淋浴下面的时候，他喊道：该死的，守纪律！守一点纪律，听话！接着，他跪倒在“戒指”身后，轻轻对“戒指”说：分开双腿！然后把锥子一直慢慢插进肛门里，一直到手柄为止。有人看见“戒指”一直极力咬紧牙关不喊叫出来。另外一些看到从“戒指”的肛门里流出深黑色的血滴，立刻让水冲散了。

克劳斯·哈斯的三个朋友分别是“雷雨”、“龙舌兰”和“吃货拉蒙”。“雷雨”二十二岁，服刑的原因是他把一个毒品贩子的保镖给杀了，因为这保镖要霸占他妹妹。在监狱里，有人两次要害他。“龙舌兰”三十岁，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此事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他没发病。“吃货拉蒙”十八岁，绰号来自一部电影。他真名叫拉蒙，但是《木乃伊复仇记》他看过三四次，那是他最喜欢的影片。克劳斯·哈斯认为，是他的朋友们或者他自己起了这个“吃货拉蒙”的外号。克劳斯·哈斯为了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买罐头和毒品。他们则为他办事或者当保镖。有时，克劳斯·哈斯听他们聊自己的事情、买卖、家庭生活、愿望、担心，可是听不明白。觉得他们像外星人。有时，说话的是克劳斯·哈斯，三位朋友静静地洗耳恭听，样子感人。克劳斯·哈斯谈到克制、奋斗、自助，他说：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每人自己手中；只要你肯干，也能成为李·艾柯卡［12］那样的人。他们不知道李·艾柯卡是何许人士，以为李·艾柯卡是黑社会头子。但因为害怕打断克劳斯·哈斯的话头，没敢提问。

克劳斯·哈斯被转到别的牢房，跟其他犯人同住的时候，那毒品贩子特地跟他道别。这让克劳斯·哈斯非常感动。他对克劳斯·哈斯说：有什么小麻烦的话，告诉我！要是有大麻烦，别找我，因为没用。克劳斯·哈斯说：我尽量不打搅你。毒品贩子说：这我已经发现了。在探监的日子，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问他：要不要她活动一下，让他重回单人牢房。克劳斯·哈斯说：这里很好，离开单人牢房是早晚的事情，那还不如早点接受现实为好。女律师问：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克劳斯·哈斯说：给我带个手机来吧。女律师说：把手机带进监狱里来，可不容易。克劳斯·哈斯说：容易，容易。弄一个进来吧！

一周后，克劳斯·哈斯要女律师再弄一个手机进来。不久，又要了一个。第一个手机，他卖给了一个杀了三人的家伙。那家伙平平常常，确切地说，是个矮胖子；监狱外面定期有人给他送钱来，估计是让他闭上嘴巴。克劳斯·哈斯告诉那家伙：掌控生意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手机联络。那家伙花了三倍的价钱买下了手机。第二个手机，克劳斯·哈斯把它卖给了一个卖肉的。此人用切肉刀砍死了一个十五岁少年，他的手下员工。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少年呢？他回答说那小子偷东西，辜负了他的信任。犯人们哈哈笑起来了，问他是不是因为那小子不让操屁眼儿啊？卖肉的连忙低头摇晃了几下，表示否认；但是，嘴巴里没有吐出半个字表示反驳。他打算从监狱里继续掌控他的两家肉铺，因为他想如今妹妹管理生意，肯定会占他的便宜。克劳斯·哈斯卖给他手机后，教他使用如何接收和发送信息。但是，收费比原价高出五倍。

克劳斯·哈斯的牢房一共六人。牢头名叫法尔范。大约四十岁。克劳斯·哈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人。前额狭窄，鹰眼，猪嘴。大腹便便。浑身恶臭。胡须稀疏，不对称，常常挂着食物碎渣。偶尔一笑像驴脸，只有那时看上去可以忍受。克劳斯·哈斯一走进这间牢房，就想用不了多久就会与此人顶牛。而实际上，法尔范不仅与克劳斯·哈斯顶牛，而且似乎迷失在某种迷宫里了，所有的囚徒都成了摸不着的形象。他牢房里的朋友是些拿他当保护人的硬汉。但是，他只找一个像他一样丑陋的家伙做伴。那家伙叫什么戈麦斯，是个瘦子，脸形像蚯蚓，左脸颊上有个拳头大的黑斑，白眼珠总是一副吸过毒品的表情。在院子和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俩的身影。在院子里，他俩打招呼的时候仅仅点头而已；即使参加人多的活动，最后也是离群而去，靠在墙上晒太阳，或者默默地走在排球场上，直到铁栅栏为止。他俩之间，说话不多，或许因为没有更多的事情可谈。起初，法尔范入狱时，穷的厉害，连公设律师都不来看他。戈麦斯坐牢的原因是盗窃卡车，他有钱请了律师。二人相识后，戈麦斯请自己的律师为法尔范办理了各种手续。二人第一次鸡奸是在厨房的一个杂物间里。确切地说，是法尔范强暴了戈麦斯。他把戈麦斯打倒在麻袋上，鸡奸了两次。戈麦斯狂怒至极，打算杀死法尔范。一天下午，他在厨房里等着法尔范。后者正在洗盘子和运豆子口袋。戈麦斯企图用锥子刺死法尔范。后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制伏了。法尔范再次强奸了戈麦斯。随后，戈麦斯还在他身下的时候，他说这种情况总得有个了结吧。作为补偿，他愿意让戈麦斯鸡奸。还有，他把锥子还给了戈麦斯，以示信任。接着，他脱下裤子，趴在草垫上。法尔范屁股朝天，像头母猪。可是，戈麦斯还是鸡奸了他。二人继续友好下去。

由于法尔范是最强壮的，有时就强迫别的犯人离开牢房。片刻后，戈麦斯来了。二人开始鸡奸，完事后，或者聊天，或者抽烟，或者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法尔范躺在自己的床铺上，戈麦斯躺在别人的床上。二人望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袅袅上升的烟圈飘出窗外。有时，法尔范觉得那些烟圈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蛇群，有的像胳膊，有的像弯曲的大腿，有的像在空气中爆炸的腰胯，有的像其他尺寸的夹肉面包。他常常半闭着眼睛说道：多温柔啊，多温柔的劝告啊！戈麦斯比较实际，他问法尔范：什么温柔啊，说什么呢？法尔范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于是，戈麦斯就坐起来，看看四面八方，仿佛在寻找朋友的幽灵，最后说道：巡逻队冲你吼叫呢！

克劳斯·哈斯不明白，阴茎在法尔范或者戈麦斯那样的屁眼前怎么会勃起呢？他能明白男人面对美少年会产生性兴奋，这点他想到了；但是不明白，一个男人或者说男人的大脑，怎么能仅凭着法尔范或者戈麦斯屁眼的吸引力就会发送指令让阴茎海绵体一一充血呢？这是很困难的啊！他想：他们是野兽。是卑鄙下流的肮脏野兽！他经常在梦中看见自己跑遍了监狱的走廊、各个牢房，看见自己的眼睛很像猎鹰，一面步伐坚定地走在那充满喊声和梦呓的迷宫里，一面盯着每间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最后忽然无法前进了，在悬崖边缘上停步（因为他梦中的监狱修建在万丈深渊的边上）。他在那里无法后退，举起双臂，仿佛恳求苍天保佑（可天空黑乎乎的像深渊），随后，他想说点什么，开口提醒、劝告一群微型的克劳斯·哈斯，可他意识到，或者说突然感觉到有人缝住了他的嘴唇。但是，他察觉嘴里有东西。不是舌头，不是牙齿。是一块不打算咽下去的肉，同时他用手扯掉嘴唇上的丝线。鲜血流到了下巴颏。他感觉牙床被麻醉了。等到终于能张开嘴吧时，他吐出了那块肉，然后跪倒在黑暗的地面上寻找。找到那块肉的时候，他仔细摸摸，发现是根阴茎。惊慌之余，他连忙伸手去摸下裆，担心找不到自己的鸡巴。但是，它仍在原位。这么说手里的阴茎是别人的。谁的呢？想这个问题的同时，嘴唇仍然在流血。后来他觉得睡意朦胧，便蜷缩在深渊边缘睡着了。于是，又去做别的梦了。

克劳斯·哈斯觉得对女人先强奸后杀死，比起把阴茎放入戈麦斯或者法尔范肮脏的肛门里要更有魅力、更性感。有时，他想：要是他俩继续鸡奸，我就宰了他俩。先杀法尔范，再杀戈麦斯，那三个朋友［13］会帮助我的，会给我提供武器和不在场证明，会帮助我处理后事。然后，我会把他俩的尸体扔到深渊里去。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俩了。

克劳斯·哈斯被关进圣特莱莎监狱十五天后，举行了可以称之为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活动。与会的人有首都来的四位记者以及索诺拉州所有报纸的记者。在与记者们见面时，克劳斯·哈斯重申自己是无罪的。他说警察为了挫败他的毅力，给他使用了“怪药”。他不记得签了什么字，写过什么认罪书；但是，他指出，如果有供认状之类的东西，那也是警察连续对他实施了肉体、心理和“医疗”的刑讯拷打之后获得的。他提醒记者们：圣特莱莎发生的那些“事情”会表明他不是杀害妇女的凶手。他暗示说，监狱里有人知道很多情况。首都来的四位记者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他此次来圣特莱莎不像上次那样是为了挣钱而多捞外快。他一得知克劳斯·哈斯被捕的消息，立刻找报社警务组组长要求特别开恩，让他去追踪报道这个案子。组长没提任何异议，一听说克劳斯·哈斯要见记者，就打电话给文化组，告诉塞尔希奥如果他愿意，可以马上出发。组长说：这事商定了，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怎么会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塞尔希奥也不大明白。他说：纯粹是毛病吧！或许认为墨西哥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吧？这个临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跟所有的记者一一握手道别。等轮到塞尔希奥的时候，他发觉女律师塞给他一张纸条，周围没人发现。他把纸条放进口袋里。走出监狱，在等候出租车的时候，他看看纸条。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克劳斯·哈斯的新闻发布会是个小小的闹剧。有些媒体质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囚犯能在监狱里约见新闻界，好像监狱是他家住宅，而不是司法机关把他关进去服刑的地方。据说，典狱长事先收了克劳斯·哈斯一笔钱。据说，克劳斯·哈斯是欧洲某个巨富家族的惟一继承人。根据这个消息，克劳斯·哈斯钱多得流油，整个圣特莱莎监狱都为他效劳。

新闻发布会后，那天夜里，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拿出女律师给他的电话号码呼叫。接听的人是克劳斯·哈斯。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克劳斯·哈斯问：你好？塞尔希奥说：哦，您有电话啊。克劳斯·哈斯问：您是谁？塞尔希奥：我是跟您见过面的一个记者。克劳斯·哈斯问：您是首都报纸的。塞尔希奥：对，是我。克劳斯·哈斯问：您本来打算找谁谈话？塞尔希奥承认：找您的女律师。克劳斯·哈斯：哎呀！哎呀！在接下来的一瞬间里，二人都没开口。克劳斯·哈斯问：您要我给您讲点什么吗？刚进监狱的头几天我有些害怕。我以为犯人们一看见我进来了，肯定会扑上来为所有死去的女孩报仇。对我来说，关在监狱里与星期六中午被扔在某个小区是完全一样的。都会是私刑处死。都会是剥光我的皮。明白吗？都会是乱哄哄一拥而上唾骂我、踢打我，最后扒光我的皮。不可能让你说话。但是我忽然明白了：监狱里没人扒光我的皮。至少不会为了那些指控我的罪名而揍我。于是我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傻瓜对杀人事件麻木不仁吗？不是的。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对外面的事情敏感，就像我们说的，关心城里的脉搏跳动。我问一个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你如何看待那些被害的妇女、被害的女孩呢？他看看我说道：她们都是婊子。我问：那么也就是说，她们该死啦？那犯人说：不该死。你若想操她们，那就操上几百遍，但是别把她们弄死。于是，我问他：是不是认为我杀害了那些女人？那王八蛋说：不、不，肯定不是你这个美国佬。好像我是个操蛋美国佬，可能骨子里是，但越来越不像了。塞尔希奥·贡萨莱斯问克劳斯·哈斯：你想说明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我的意思是监狱里都知道我是无罪的。我想过：他们怎么知道我无罪呢？我费了点力气才调查明白。那就如同人在梦中听见的吵闹声。做梦是封闭的，所以梦境是有传染性的。一人突然做梦，很快会有一半犯人做梦。但是，有人听见的“吵闹声”不是梦境，而是现实。吵闹声属于另外的事情。明白吗？有个人、随后是所有的人都在梦里听见了那吵闹声，但不是梦里而是现实里发生了吵闹声。吵闹声是真实的。明白吗？记者先生，您清楚这个意思吗？我好像是在弄明白什么吧。克劳斯·哈斯问：真的？真的？真的明白吗？塞尔希奥说：您的意思是说，监狱里有人确凿无疑地知道您不可能杀人。克劳斯·哈斯说：正确。那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克劳斯·哈斯说：我有些想法，但我需要时间证实，这对我来说有点自相矛盾，您不这么认为吗？塞尔希奥问：为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我在这里惟一富有的就是时间，可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后来，塞尔希奥又问了克劳斯·哈斯关于他的供词、判决的日期、警察如何对待他的情况。可克劳斯·哈斯说：这些事情以后再找机会说。

当天夜里，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向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吐露了他在圣特莱莎警察局一个下属机构里不经意间听来的一段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局长的保镖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实际上，惟一没开口的是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话题就是那个嫌疑人克劳斯·哈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认为，那都是典狱长的错。克劳斯·哈斯事先肯定给典狱长塞钱了。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同意这个看法。佩德罗·内格雷特说里面恐怕还有别的文章吧。有一股外来的力量让典狱长的意志天平发生了倾斜。于是，说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局长说：我认为是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说服了典狱长。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有可能。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骂了一句：那个婊子养的！这就是全部谈话内容。后来，何塞·马尔克斯进了那几个人待的办公室，跟大家打了招呼，打算坐下来听。可是，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挥挥手，告诉他最好走开。何塞·马尔克斯一出门，还是那个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插上了门，不让别人打搅他们。

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三十六岁。曾经为佩德罗·任西福工作过。后来给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干活。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出生在墨西哥卡纳内阿。后来，有了足够的钱，就在郊区购买了一处牧场，养牛；还买了一栋住宅，地点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距离商业广场只有几步之遥。他手下有一批可靠的人，而且都来自卡纳内阿。据说，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为甘波萨诺负责毒品运输，毒品在索诺拉海岸的瓜伊马斯和特波卡角之间的某个地方上岸，恩里克用五辆卡车和三辆雪佛兰郊外SUV运送。他的任务是把走私品安全送到圣特莱莎。然后，由另外一个人转送到美国去。但是，有一天，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接触了一个也搞毒品生意的萨尔瓦多人。恩里克打算自己单干，这个萨尔瓦多人就让他跟一个哥伦比亚人联系。这样，甘波萨诺一下子没了在墨西哥负责运输的人。他和恩里克成了竞争对手。但无论如何二人的买卖规模无法相比。恩里克每运送一公斤毒品，甘波萨诺要运输二十公斤。可是，甘波萨诺的火气却不因批发量的多少而变化，因此他在耐心和不慌不忙地等候时机。当然，如果告发恩里克贩毒，对他也没好处，而是要名正言顺地把恩里克踢出圈子；然后，由他亲自悄悄恢复贩毒通道。终于，机会来了（恩里克由于一起桃色案件失控而杀害了一家四口），甘波萨诺立即告知索诺拉检察院，分发了钞票和线索，闹得最后恩里克下了大牢。开头的两周，没发生任何事情。但是，第三周，四名枪手来到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圣布拉斯市郊区一座仓库里，杀掉了两名保管员后，弄走了一包一百公斤的毒品。这座仓库原本属于索诺拉州南边瓜伊马斯郊区一个农民，此人已经过世五年了。甘波萨诺派手下一名亲信去调查此事。这名亲信名叫塞尔希奥·干西诺（又化名塞尔希奥·卡洛斯、塞尔希奥·卡马尔格、塞尔希奥·卡里索），他在加油站和仓库周围询问之后，仅仅弄明白一件事：在枪手抢劫仓库的时候，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里有一辆黑色的雪佛兰郊外SUV汽车，与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手下人使用过的那辆一模一样。后来，塞尔希奥又在这个地区的各个牧场里寻找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牧场主；他一直找到艾尔富埃特。可是那里没人，包括遇到的寥寥几个牧场主都没钱购买那样的汽车。甘波萨诺认为，这情况让人不放心，但有待进一步核实。雪佛兰郊外SUV汽车很有可能是在沙漠中迷路的美国游客，或者是某个从那里经过的检察员的，或者是携带家眷出游的高官的。不久，就在甘波萨诺行驶在从迪斯歌迪亚到萨萨贝之间的土路上的同时，在与美国交界的地区，有人打劫了他手下一辆装有二十公斤毒品的卡车，杀了司机和副手。他俩没带武器，以为那个下午可以越境到亚利桑那州，因为在运送毒品过境时没人会带武器。或者运武器，或者运毒品，但不可能同时运送这两样东西。关于卡车里的人，永远无从知晓了。毒品，也下落不明。两个月后，那辆卡车出现在埃莫西约一家废品收购站里。据塞尔希奥·干西诺说，是收购站的老板从三个瘾君子手中买下这辆损毁十分严重的卡车，另外这三个瘾君子是惯偷和埃莫西约警方的线人。塞尔希奥跟其中一人谈了话。那人外号叫埃尔维斯。他告诉塞尔希奥：卡车是锡那罗亚州一个常年在外面闲逛的家伙白送给他们的。塞尔希奥问埃尔维斯：你怎么知道那人是锡那罗亚州的呢？埃尔维斯回答说：那人的口音是锡那罗亚州的。你怎么知道那人常年出门在外呢？埃尔维斯说：根据眼神。出门在外的人眼神大方，什么也不害怕，不紧张，不哆嗦，是个真正闯江湖的家伙，可以给你肚子一枪，也可以用一盒万宝路香烟或者一颗大麻卷烟换你一辆卡车。塞尔希奥笑着问他：他给了你卡车，换了你一颗卷烟？埃尔维斯说：是半根卷烟。这一回，甘波萨诺觉得满腔怒火。

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考虑：为什么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要用这种方式保护克劳斯·哈斯？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保护克劳斯·哈斯会伤害什么人呢？检察员还想：他要保护克劳斯·哈斯到什么时候呢？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需要保护多久就保护多久？为什么要排除同情和友谊的因素呢？难道恩里克跟克劳斯·哈斯交过朋友是不可能的吗？难道这样的保护仅仅出于友情是不可能的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不可能，因为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是没有朋友的人。

1995年10月在圣特莱莎及其周边没有发现女尸。正如大家常说的，9月中旬开始，圣特莱莎城里一片安宁。但11月，在埃尔奥西多峡谷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来查明了她名叫阿特莉雅娜·加西亚·埃斯特拉达，十五岁，一周前失踪，是东西加工厂女工。据法医鉴定，她死于舌骨断裂。身穿一件带摇滚乐手印花图案的运动衫，里面是白乳罩。但是，右乳房被割掉，左乳头被咬掉。检察员里诺·里维拉和后来加入的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以及卡洛斯·马林负责此案。

11月20日，距离发现阿特莉雅娜·加西亚·埃斯特拉达尸体一周后，在靓女区的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外貌上看，死者大约十九岁。死因是胸部多处刀伤，凶器是一把双刃刀，刀刀命中要害。她身穿灰珍珠色坎肩和黑色长裤。在法医的检验室里，脱去她外面的长裤后，发现里面还有一条灰色长裤。法医说：人类的怪癖是个秘密。负责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人前来认尸。

四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一侧，发现了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的尸体。估计死于砍刀或者大号匕首，从胸口一直开到肚皮。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二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五，消瘦，肤色微黑；长发到腰间。曾经在北马德罗大街一家商店当服务员，与西富恩特斯兄妹同住。哥哥名叫艾沃迪奥，妹妹叫艾丽亚娜。但是，对于她的失踪没人报警。她身体许多部位有血肿，但刀伤只有一处，那致命的一刀。根据法医的推断，死者没有自卫，或者说被杀害时处于昏迷状态。她的照片刊登在本城的报纸上（《索诺拉之声》）之后，有人打来匿名电话，说她名叫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家住南方区。四天后，警察来到死者家中，发现是个四十平米的房间，里面有两个小卧室，外加一间客厅，里面的家具都套上了透明塑料布；整个房间空无一人。据左邻右舍说，那个名叫艾沃迪奥·西富恩特斯的人和他的妹妹艾丽亚娜，大约在六天前就不在家中了。一位女邻居看见兄妹二人各自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搜查住宅后，只找到少量兄妹俩的个人用品。案子交给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去办，他很快发现这兄妹存在于世的资料只比两个幽灵多一点点。没有兄妹的照片。能得到一点点对二人的体貌描写即使不矛盾，也是模糊的：哥哥又矮又瘦，妹妹相貌平庸，没有可记忆的特征。据一位邻居的回忆，哥哥在费勒—西斯加工厂干活，但是那个加工厂的名册上根本没有这个名字，无论现在还是三个月前。当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要求工厂领导提供三个月前的名单时，领导说非常遗憾由于技术操作的失误，名单消失了或者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没等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问厂方什么时候可以交出名单，一位经理交给他一个红包。布斯特罗便忘记了这码事。他想，就算是有这些名单，就算是没人销毁这些名单，也找不到艾沃迪奥·西富恩特斯的线索。于是，警方下达了对西富恩特斯兄妹的通缉令，这道命令在墨西哥几处警察局像蚊子围着火堆那样兜了一圈。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12月，在格里玛大街与富恩桑达大街的交叉路上方，距离莫雷洛斯预科学校不远的一片空地上，发现了米赛尔·雷戈霍的尸体，她是一周前失踪的。发现尸首的是几个常在那片空地上玩棒球的孩子。米赛尔住在城南的圣达米安区，在W&E地平线加工厂打工。她十四岁，消瘦，喜欢交际。没有男朋友。她母亲也在同一家企业工作，下班后给人算命和用草药治病捞些外快。她的顾客主要是居民区里的妇女或者是有感情麻烦的女工友。米赛尔的父亲在阿吉拉尔·雷诺斯加工厂工作。每周轮一次双班。她有两个十岁的妹妹上学，一个十六岁的哥哥上班，跟父亲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米赛尔的尸体上有几处刀伤，分别在胳膊和胸部。在她穿的紧身衬衫上，有几处撕破的地方，估计是被同一把刀划破的。长裤也是紧身的，合成纤维制品，被褪到膝盖以下。脚踏黑色网球鞋，是锐步的。双手被捆绑在身后。很快有人指出这捆绑的方式与捆绑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方式如出一辙。此话一出，让几个警察会心地一笑。经办此案的人是何塞·马尔克斯。他给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讲了此案的几个特点。胡安请他注意：奇怪的偶然性并不仅仅在于捆绑方式，而且此前就在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空地上发生过这样的杀人案。何塞·马尔克斯不记得那桩案子了。胡安·德迪约斯告诉他：死者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明。那天夜里，这两位检察员来到了发现米赛尔尸体的空地上。他俩在车里待了一会儿，看看空地上的黑暗处。然后，下车，脚踏着软软的塑料袋前行。二人开始抽烟。空地上散发着死尸的气味。何塞·马尔克斯说他开始厌倦这种工作了，说在蒙特雷有一份保安经理的工作。他问胡安：预科学校在什么方位？胡安说：那边。二人朝学校方向走去。他俩穿过几条土路街道，感觉附近有人在监视他俩。何塞·马尔克斯摸着枪套，没有掏枪，但感觉镇定了许多。他俩来到预科学校的栅栏处，那里只有一盏孤灯照明。胡安指着远处通向诺加莱斯的公路方向说，尸体就在那个地方。凶手或者凶手们必须乘车而来。他们把死者从后备厢里抬出来扔到了路旁边。他们花去的时间不会少于五分钟。我估计需要十分钟，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公路不近。凶手是从卡纳内阿来，或者去卡纳内阿的。根据他们抛尸的地点来看，我估计他们是去卡纳内阿的。何塞问胡安：为什么？兄弟！因为如果我从卡纳内阿来，那么在到达圣特莱莎之前，有一大堆好地方可以抛尸。另外，我认为他们算计好了时间。据说，尸体的肛门还插进了木桩。何塞骂了一句：这群婊子养的！胡安说：是啊，是群坏蛋。把这样一具尸体放进后备厢可不容易，好像他们早有准备。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在学校附近才插进了木桩。何塞说：兄弟，他们真是一群畜生啊！他们把她扔到地上，把木桩插进她肛门里。你觉得怎么样？何塞说：兽性！胡安愤怒地说：可她不在人世了！

接下来的两具女尸也是在1995年12月被发现的。一具名叫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二十九岁，尸体出现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一座钻井架旁边，那个地方晚间时有男女做爱。起初，男女乘轿车或者厢式货车而来；后来，这个地方出了名，看见骑摩托或者自行车而来的青年男女就不足为怪了；甚至还有一些男女徒步而来，因为附近有个公交车站。在钻井架后面，本来有人打算盖一座楼房，结果没盖成；如今，只有一片空地，再过去一些，盖起了一些预制板房屋，现在是闲置的，一度住过石油公司的工人。每天夜里，一些年轻人有时以挑衅的方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汽车排列在空地上，骑摩托或者自行车来的也是如此。他们打开预制板房屋的破门，打开手电筒，点燃蜡烛，放送音乐，有时甚至会做晚饭。预制板房屋后面有一面土坡，墨西哥石油公司在搭建钻井架的时候，在山坡上栽种了一些低矮的松树。有些小伙子带上毛毯去松树林里寻找更隐蔽的地方。他们正是在松树林里发现了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的尸体。发现尸体的是两个十七岁的男女。女孩以为是什么人躺在那里睡觉呢。但是，等手电的光柱对准那人时，二人才意识到那是死人。女孩立刻惊叫起来，慌忙跑出了松林。男孩有些勇气，或者强烈的好奇心，打算翻动尸体，看看死者的模样。那女孩的叫喊声惊动了空地上的人们。有几辆汽车立刻就开跑了。有辆车上，有个市局警察，是他报了警，是他企图制止人们逃离现场，但收效甚微。等大批警察赶到时，空地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吓破胆的年轻人，还有那个用手枪对准年轻人的市局警察。凌晨三点钟，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来到案发现场。此前，别的警察已经让那位市局警察收起他的左轮手枪并且安静下来。在空地上，艾比法尼奥靠在一辆巡逻警车上，询问那个发出惊叫的女孩。与此同时，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上山到松林里，瞅了尸体一眼。罗莎·洛佩兹的死因是多处刀伤，匕首还破坏了衬衫和针织紧身内衣。她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为此起初把她归类到无名女尸。但是，两天后，圣特莱莎三家报纸刊登出死者的照片后，有个女子自称是死者的堂姐，说死者名叫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这位堂姐把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警察了，包括死者的住址在花卉区圣马特奥大街。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钻井架距离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不远，这条公路距离花卉区不远不近，因此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受害人走路或者坐公交车前去赴约。罗莎·洛佩兹跟两个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里几个加工厂的女工。两位女友说，罗莎有个男朋友，名叫什么埃尔奈斯托·阿斯图迪乐，瓦哈卡州人，为百事可乐公司送货。在百事可乐饮料仓库里，有人说，的确有这么一个阿斯图迪乐，是卡车装卸工，跑花卉区到基诺区那条线；但是，他四天前就没来上班，为此有可能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警察找到了他的住处，进行了合法强行进入；但是，那里只有阿斯图迪乐的一个朋友，二人共享这么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茅屋。警察询问了那位朋友后得知，阿斯图迪乐有个表弟，二人相处得亲如兄弟，那表弟从事给偷渡者当向导的勾当。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说：这个案子要见鬼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向导里找阿斯图迪乐的表弟。可干这行的圈子里，守口如瓶是规矩。结果警察什么也没弄明白。欧尔迪斯丢下了这案子。艾比法尼奥·卡林多继续寻找别的调查线索。他在想：假如阿斯图迪乐已经死了，事情会怎么样呢？比如说，他死在小伙子们发现他女友尸体的三天前，那会怎么样呢？他想：罗莎·洛佩兹被杀害的那天夜里，她去墨西哥石油公司钻井架后面寻找什么？找谁？果然，这个案子还是落到卡壳的结果。

12月，另外一具名叫爱玛·贡特莱拉斯的女尸出现了。但是，这一回很容易就找到了凶手。爱玛·贡特莱拉斯住在白杨树区巴勃罗·西富恩特斯大街。一天夜里，邻居们听见有个男人在喊叫。后来大家说，给人的印象是那男人独自在家，此前就疯了。大约到了清晨两点钟，那男人不再喊叫，安静下来。于是，房子里面一片寂静。大约到了清晨三点钟，房子里面的灯光是熄灭了，但是，毫无疑问，里面有动静。接着，传出来两声枪响，邻居们听见有人发出了一声叫喊。几分钟后，大家看见房子里出来一个男人，上了一辆停在对面的轿车，接着就消失了。有个街坊报了警。凌晨三点半，一辆巡逻警车来到现场。那房门是半开着的。警察们毫不犹豫地走进室内。在最大的卧室里，警察发现了爱玛·贡特莱拉斯的尸体，她手脚被捆绑，身上中了四枪；其中两枪打烂了面孔。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清晨四点钟到达现场，立即搜查房子，很快就得出了如下结论：凶手是爱玛的情人（或曰同居者），是名叫海美·桑切斯的警察，就是那个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钻井架空地上阻止青年男女逃散的那个人。警局下达了通缉令。早晨六点钟，警察在塞拉菲诺斯酒吧找到了海美·桑切斯。这个钟点的塞拉菲诺斯酒吧是打烊的。但是，里面正在玩一局扑克牌。赌桌旁边是一群玩家和观众，吧台前有几个“夜猫子”，其中不止一个警察在喝酒、聊天。海美·桑切斯就在其中。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接到报告，立即下令包围那家酒吧，不允许任何人进出，等他到达后再说。海美·桑切斯看见胡安带着两名警察走进酒吧的时候，还在大谈女人。而且继续谈下去。牌桌旁边，在围观的人里有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他一看见胡安走进来了，立刻起身问他：这个钟点来这里做什么？胡安说：来抓人！雷伯耶多笑着，张大嘴巴望着胡安，问道：就你跟这么两个警察抓人？又说：别操蛋了！去给别人嘬鸡巴吧！胡安瞅了他一眼，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把他推到一边去，走到海美·桑切斯身边。胡安从桑切斯那里刚好看见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揪住了两名警察中的一个的胳膊。后者，不停地在说着什么。胡安在想：一定是告诉雷伯耶多我是来抓谁的。桑切斯俯首就擒，没做任何抵抗。胡安搜了他全身，在他腋下找到了那把左轮手枪。他问桑切斯：你就是用这把手枪杀了她吗？桑切斯说：我自找倒霉，昏了头。他又加了一句：别当着我的朋友面羞辱我！胡安一面给他戴上手铐，一面说道：你的朋友们会打掉我的牙齿！他们离开酒吧的时候，扑克牌局重新开战，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1996年1月，克劳斯·哈斯再度召集记者们见面。这一次不像上一次参加的记者多。但是，凡进入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人都没遇到任何阻挠他们正常工作的人。克劳斯·哈斯问各位记者：既然凶手已经在牢里了（指的是他自己），怎么会还发生杀人的事情呢？他特别指出捆绑米赛尔的绳结与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身上的绳结一样；克劳斯·哈斯说，这个桑多瓦尔是惟一与他有直接联系的女受害人；他强调说，因为桑多瓦尔对信息学和电子计算机感兴趣。《理性报》（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工作的单位）这一次派遣了一个警务版的新手，他在来埃莫西约的飞机上阅读了案情介绍。其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写的新闻报道。这一回，塞尔希奥留在首都撰写关于墨西哥和拉美新小说的长文。警务组组长在派遣这位新手之前，特地登上五楼到文化版组（此公从来不乘电梯），来问塞尔希奥是否愿意再跑一趟。塞尔希奥看看警务组长，没有回答，最后只是摇摇头。也是在1月里，索诺拉州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圣特莱莎支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圣特莱莎只有两名记者出席。会上介绍了被害妇女家属受到的歧视和侮辱性对待，展示了相关信件并准备寄送州长和国家总检察院。后来，信件送达后一直没有下文。这个组织的支部一下子从三名成员（或同情者）发展到了二十人。但是，1996年1月，对于圣特莱莎警方来说却是不坏的月份。三个家伙死于枪战，地点在旧铁道线附近的一家酒吧里，估计是贩毒团伙内部火并。在非法偷渡向导使用的一条通道上，躺着一个中美洲人袒胸露背的尸体。一个矮胖的家伙在北马德罗区的一家夜总会的轮盘赌上开枪自杀，他佩戴一条奇形怪状的领带，上面绣着彩虹和动物头颅的裸体妇女画像。无论在城里空地上，还是墨—美边境地区，还是沙漠里，都没有发现女尸。

但是，2月初，一个匿名电话告诉警方，在一座铁路旧仓库里，有一具被抛弃的死尸。根据法医判断，尸体属于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女性，但是猛然看去像是四十岁的女人。她身上有两处致命刀伤。前臂也有重伤。据法医说，凶手可能使用了一把短剑，大号短剑，剑片厚实的那种，就像美国电影中的短剑。哪种美国电影？法医澄清说是美国西部电影里那种猎熊的短剑。就是大号短剑吧。调查到第三天，法医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死者是印第安人。可能是印第安雅基族。但法医不确信。可能是比马族。法医也不确信。有可能是索诺拉州南部的马约族。可法医也不确信。那可能是什么族人呢？可能是色里族吧。但是，法医根据特定的体貌特征来看，不可能是色里族。也有可能是印第安帕帕戈族人，果真如此，那最自然不过了，因为帕帕戈族人从地理角度说，距离圣特莱莎最近。但是，法医认为，此人也不是帕帕戈人。到了第四天，法医手下的学生开始称他为“索诺拉的门格勒医生”［14］；他说，经过反复思考和衡量之后，毫无疑问，这个被害印第安妇女是塔拉乌玛拉族人。一个塔拉乌玛拉人在圣特莱莎做什么？可能在上层或中层家庭里做女仆吧。或者等待机会前往美国。于是，调查集中到了偷渡向导群里，或者突然离开工作岗位的女仆家庭中。很快，这个案子就被人们给遗忘了。

下一具女尸出现在通往“黑屋”和一条长满杂草和野花的无名峡谷谷底的中间地带。这是1996年3月发现的第一具女尸。这个3月是悲惨之月。后来又发现了五具女尸。前往现场的六名警察里，就有拉罗·古拉。死者大约十岁。身高一米二七。脚踏白色塑料凉鞋，用铁丝做鞋带。头发属于栗色，前额部分发黄，好像染过。身上有八处刀伤，三处在胸部。有个警察一看见这女孩，立刻就哭了。急救车上的人下到了谷底，把女尸捆在担架上，因为上坡时容易出事，担架员如果绊脚，女尸会落地的。没人来认尸。根据警方正式声明，女孩生前不住在圣特莱莎。那她在这里做什么？她怎么来这里的呢？警方没说。她的资料通过传真发送到国内几处警察局。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负责此案的调查工作。但是，案子很快就结了。

仅仅几天后，还是在无名谷底，但在公路的另外一侧，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尸体，大约十三岁，是被勒死的。像前一个女孩一样，她身上也没带可资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身穿白色短裤和一件带美国足球队标志的运动衫。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大约在四天前，为此，很可能这两具尸体是在同一天被抛弃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认为，这个看法说得轻点，有些奇怪，因为假如凶手扔第一个尸体在无名谷底时不得不把汽车停在距离公路不远的地方，那么第二具尸体还在车上，这样不仅冒着会撞上巡逻警车的危险，而且会遇上歹徒偷车。同样的危险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假设中，如果把第一具尸体抛在公路另外一侧（也就是说，扔在方尖碑村附近，确切地说它算不上村庄，也算不上城里的居民区，而只是从南方每天陆续到达这里的难民营地，悲惨的人们在那里过夜，有的就死在那里了，那里不是他们的家，而是寻找食物的路上一个停脚点），同样会遇到警察，同样会丢车。有些人不叫那个村庄为方尖碑，而是“死人堆”。这个叫法有一定道理，因为那里没什么方尖碑，而是死人的速度比别处快得多。但城市范围小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方尖碑，那时的黑屋村可以说是独立存在的。那是石头方尖碑，确切地说，由三块石头堆积而成，那样子没有美感可言；但是，如果来点想像力或者幽默感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原始方尖碑，或者是一个初学绘画的孩子的方尖碑，它是住在圣特莱莎郊外的一个魔鬼婴儿，在沙漠里闲游，吃蝎子和蜥蜴，从来不睡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最实际的做法就是把两具尸体扔在同一个地方。不是把第一具尸体拖拉到距离公路很远的无名谷底，而是扔在距离非机动车道几米之遥的地方。对第二具尸体也应照此办理。既然有危险，完全可以随便丢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方尖碑村外呢？他想：除非车里有三个凶手，一个开车，另外两个快速抛尸，因为两个女孩体轻，两个家伙抬起来如同抬一个小手提箱。至于选择方尖碑，那可能有别的考虑，别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是凶手企图把警察怀疑的视线引向棚户居民吗？要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不把两具尸体都扔在那个地方呢？难道是为了貌似真实？为什么不考虑这两个女孩就在方尖碑村住过呢？两个无人认领的十岁女孩，在圣特莱莎能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莫非凶手没车？难道是抬着第一个女孩穿过公路扔到了黑屋附近的无名谷底？既然如此费时费力，为什么不把女孩埋起来呢？难道是因为谷底土硬，他们没携带工具？这个案子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办理，他在方尖碑村附近搞了一次大搜捕，抓了二十个人。其中四人因犯有确凿的盗窃行为而被关进了监狱。一人因患有肺结核（经法医鉴定）而死在第二分局的看守所里。没人愿意承担杀害两个女孩的罪责。

在方尖碑村附近发现那个十三岁女孩尸体后一周，在通往卡纳内阿公路的一侧发现了一个大约十六岁女孩的尸体。死者几乎有一米六，黑色长发，体格瘦弱。身上只有一处刀伤，位于腹部，穿过了内脏。但是，根据法医判断，她是被勒死的，舌骨断裂。站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连串低矮的山丘和黄色或白色分散的房屋以及一两个工厂仓库（加工厂储备原料的地方），还有那些离开公路无缘无故像梦一样消失在远方的条条道路。据警方说，受害人可能是个准备前往圣特莱莎的拦车者，死前被强奸过。无法查明她的身份。案子挂了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大约十六岁，有刀伤，肢体残缺不全（可能是野狗所为），位于城东北方的星星坡上，距离3月以来发现的三具女尸的地点有好几公里远。几个警察说，从体型和黑色长发看，这个死者跟在卡纳内阿公路上发现的拦车女尸像是孪生姐妹。她也像拦车者一样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圣特莱莎报纸上说她俩是“苦命的姐妹”，后来接受了警察的说法，叫做“不幸的孪生姐妹”。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卡洛斯·马林。不久就列入悬案了。

就在3月结束的最后一天，又发现了两具女尸。一具是贝维尔利·贝尔特兰·欧约斯。十六岁，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一家加工厂干活。在她尸体被发现前三天，她就失踪了。她母亲伊莎贝尔·欧约斯去市中心警局报警。等了五个小时，才有人接待她。警察不高兴地记录了她报告的情况，登记后转入了下一道程序。贝维尔利与3月里前面几位受害者不同，头发是栗色的。其他方面有相似之处：体瘦，身高一米六二，长发。发现她尸体的是几个孩子。地点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荒地上，那是个汽车很难进入的地方。她胸部和腹部有多处刀伤。阴道和肛门被强暴过，后来凶手给她穿好了衣服，因为她失踪时穿戴的衣服上没有任何撕破、穿洞或者子弹烧坏的痕迹。这个案子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办理。他把调查的时间都花在询问女工友上，打算找出一个不存在的未婚夫来。没人搜查犯罪现场，没人采集那个地方留下的大量脚印。

3月最后一天发现的另外一具女尸，地点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南边，“辣椒”地下垃圾堆和雷美迪奥小区西边的空地上。据办理此案的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这个女孩很有魅力。双腿修长，细腰，乳房丰满，头发长及后腰。阴道和肛门有多处擦伤。她是在强奸后被刺死的。法医认为，这个女子的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之间。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没人来认尸，为此，静候了几天后，埋入公墓。

4月2日，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出现在雷纳尔多的节目里，陪同的人有几位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的活动分子。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她来这里仅仅为了介绍几位女士，她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接着，那几个活动分子说到了圣特莱莎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的情况，说到了警方的消极怠工，说到了官场的腐败现象，说到了从1993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妇女死亡人数。随后，她们感谢亲爱的观众和我们尊敬的朋友弗罗里达·阿尔梅塔；退场前，还特别呼吁州长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号称尊重人权和法律国家的治安不稳定问题。电视台台长召见雷纳尔多。结果，差点让他停职反省。雷纳尔多发了脾气，他说：既然有人下令，那就开除我好了。台长说他“小心眼”和“煽动分子”。雷纳尔多关在自己的化妆室里不出门。他打电话给洛杉矶广播台的熟人，因为从前他们想请他去洛杉矶工作。节目制片人对台长说还是放雷纳尔多一马为好。台长派女秘书去找雷纳尔多。雷纳尔多不肯去见台长，继续打电话聊天。美国那边跟他聊天的是个奇卡诺人，在给雷纳尔多讲述一个洛杉矶连环杀人案，凶手只杀同性恋者。雷纳尔多惊叫道：天啊，这里有人只杀女人。洛杉矶那家伙专游荡在男同性恋场所。雷纳尔多说：到处有这种人。他们是羊群里的狼。洛杉矶那家伙经常去男同性恋场所，或者去男妓经常出没的街道，勾引他们，然后带到某个地方杀掉。那家伙就像“开膛手杰克”一样嗜血成性。确切地说，他把受害人一一分成小块。雷纳尔多问：会根据这家伙的事拍成电影吗？那奇卡诺人在电话另外一端说：已经拍成了一部。这么说警察已经抓住他啦？答：当然。雷纳尔多：真解气！又问：谁主演这部影片？奇卡诺人答：是基努·里维斯。基努·里维斯扮演杀手？不是。他扮演抓捕杀手的警察。谁扮演杀手呢？奇卡诺人说：是个金发男子，叫什么来着？他的名字跟塞林格［15］一部小说里的人物一模一样。雷纳尔多说：哎呀，我没读过这个作家的作品。奇卡诺人问：你没读过塞林格的作品？雷纳尔多说：没有。奇卡诺人说：那可是人生一大憾事。雷纳尔多说：我最近只看男同性恋作家写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只读跟我文学养成近似的作家作品。奇卡诺人说：你到了洛杉矶以后再给我说明吧。挂上电话后，雷纳尔多闭目养神，想像自己住在有高大的棕榈树小区的情景，周围是漂亮的小别墅，左邻右舍都梦想当演员；他要在他们成名之前早早采访他们。后来，他跟节目制片人和台长谈了话。这二人站在他化妆室门口，要他忘记那事，继续工作。雷纳尔多说他要想一想，因为有别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晚会。黎明时分，几个朋友建议去海滩看日出。雷纳尔多留在家里给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打电话。响了三下之后，那位有特异功能的女人接了电话。雷纳尔多问是不是吵醒了她。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的，但是没关系，因为她刚好梦见他。雷纳尔多请她讲讲梦境。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她梦见了在索诺拉海滩上下了一场陨石雨，说海滩上有个男孩像雷纳尔多。他问：那孩子在看陨石雨吗？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的，他一面望着天上的陨石雨，脚踝骨一面接受着海水的爱抚。雷纳尔多说：真美啊！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啊，我觉得也是。雷纳尔多说：原因是你的梦很美。她说：是的。

很多人看了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和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活动分子的节目。圣特莱莎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看了这节目。她把内容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因为后者没看。堂·佩德罗·任西福，拉罗·古拉过去的东家，住在圣特莱莎郊外，几乎足不出户，也看了这个节目。但是，他不跟任何人讨论，包括最信任的部下巴特·奥潘侬（就坐在他身边）。克劳斯·哈斯的一个朋友（外号“龙舌兰”），也看了这个节目，地点在圣特莱莎监狱。他把内容讲给克劳斯·哈斯。后者不以为然。他说：那些爱钻营的老太婆无论说什么还是想什么都无关紧要。凶手还在杀人，而我还关在这里呢。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人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得出一些结论啊！那天夜里，克劳斯·哈斯睡在自己牢房里，说道：凶手在外面，我在里面。可是，会有比我更坏的人、比凶手更坏的人来这座婊子样的城市。你听见没有？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你听见他脚步声了吗？法尔范从床铺上说：帅哥，快他妈的闭嘴吧！克劳斯·哈斯不吭声了。

4月第一周，在旧铁路仓库东边的荒地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她身上没有身份证，只有一张无照片的卡片，证明她是杜切和罗德斯加工厂的女工，名叫萨格拉里奥·巴埃萨·洛佩兹。身上有多处刀伤以及被强奸的痕迹。大约二十岁。警察到该加工厂办公室调查，结果是女工萨格拉里奥·巴埃萨·洛佩兹还活着呢。针对警察的询问，她声明根本不认识，也没见过那受害人。她说自己的工作证至少在六个月前就丢失了。最后还说：她生活正常，一心一意上班和管家务，家住卡兰萨区，从来没有跟司法部门有麻烦。几个工友证明她说话属实。警察在加工厂的档案里的确找到了重新发给萨格拉里奥·巴埃萨工作证的准确日期，那时还告诫她下次注意，别把新证再丢了。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在想：死者拿着别人的工作证做什么用呢？警方用了几天的时间对该厂人员进行了调查，看看死者会不会是离开的工人。但离开工厂的几个女工的体貌特征都与死者不符。其中三人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已经去了美国。另外一人是个矮胖的妇女，因为企图组织工会被开除。案子悄悄地结案了。

4月最后一周，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法医判断，死者生前全身遭受毒打。但死因是扼杀，舌骨断裂。发现死尸的地点在沙漠里，距离通向东边、山区的公路有五十米，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贩毒头目乘坐小型飞机降落。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负责此案。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也没人在圣特莱莎警局报告登记过她的失踪。警方给圣特莱莎三家报纸提供了死者破了相的照片，三家都没刊登。

1996年5月，没有再发现女尸。拉罗·古拉参加了一桩盗车案的调查，最后逮捕了五人。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去监狱看望克劳斯·哈斯。谈话时间很短。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对报界声明：凶手已经被捕，后来的妇女杀人案是普通罪犯所为。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负责办理伤人盗窃案。他用两天就抓住了犯人。在圣特莱莎监狱，一名二十一岁的防范性拘留犯自杀了。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前往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的山坡牧场打猎。去牧场的还有企业家的朋友，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银行家胡安·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和一个陌生的胖子——矮个子，红头发。此人一直不走出房间跟大家去打猎，声称枪支让他紧张，此外还有心脏病；他名叫雷内·阿尔瓦拉多。此人是瓜达拉哈拉人，据他说，是搞股票生意的。早晨大家出外打猎的时候，这个雷内·阿尔瓦拉多身披毛毯，坐在阳台的扶手椅上，面对群山，身边总放着一本书。

6月，鹈鹕酒吧的一名舞女被杀。据现场目击者说，该舞女当时在舞厅里跳半裸舞。她丈夫胡立安·森特诺突然出现，二话没说，向舞女连开四枪。舞女名叫帕乌拉或者帕乌丽娜，在圣特莱莎别的夜总会里，有人叫她诺尔玛。她被击中倒地，虽然有两个女伴试图救醒她，却依然昏迷不醒。等救护车到达时，舞女已死。经手这个案子的是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他黎明时分赶到胡立安·森特诺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种种迹象表明胡立安已经仓皇出逃。这个什么胡立安·森特诺已经四十八岁；而这个舞女，据她女同事说，还不到二十三岁。胡立安是韦拉克鲁斯人，舞女是首都人；大约两年前，二人来到索诺拉。据舞女说，二人是正式结婚的。起初，谁也说不出这个名叫帕乌拉的女子究竟姓什么。她家是个小单元房，家具很少，位于北马德罗区洛伦索·科瓦卢比亚斯大街79号。警察没有找到受害人的任何身份证件。有可能这些证件已经被森特诺烧毁。但是，检察员雷伯耶多则更倾向于这样的可能：这个什么帕乌拉几年来根本就没有身份证，这在一些舞女和流动妓女身上并不少见。但是，来自首都警署户籍处的一份传真说此人名叫帕乌拉·桑切斯·加尔塞斯。在她的犯罪记录里，因卖淫而几次被捕，好像从十五岁就从事这一职业。据“鹈鹕”的女同事们说，受害人不久前爱上了一个客人，大家只知道那人的小名叫古斯塔沃。她打算甩了森特诺去跟古斯塔沃同居。对森特诺的搜捕毫无结果。

帕乌拉·桑切斯·加尔塞斯被害后不久几天，在通向“黑屋”附近的公路旁边，出现了一具女尸。她大约十七岁，身高一米七，长发，体形消瘦。身上有三处利刃造成的伤口，手腕和脚腕有几处擦伤，颈部有印痕。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刃刺伤所致。身穿红衫、白乳罩、黑内裤和红色高跟鞋。没穿长裤，没穿裙子。经对阴道和肛门检查，受害人被强奸过。后来法医助手发现，受害人穿的鞋子比实际的至少大两号。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案子结了。

6月底，在通过蓝村的公路附近，位于樱桃园区的出口处，又发现一具女尸。死者大约二十一岁，准确地说，身上遍布刀伤。后来，法医把轻伤和重伤加起来总计有二十七处之多。发现女尸的次日，一对父母到警察局报案，说他们的女儿，十七岁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一周前失踪，他们认为那死者就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三天后，当那个假定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已经被埋葬到圣特莱莎公墓时，真正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却出现在警察局；她说此前跟未婚夫跑到外面去了。二人仍然住在圣特莱莎圣巴尔托罗梅区，都在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一家加工厂打工。安娜·埃尔南德斯的父母证实女儿的声明属实。于是，警方下令挖出那具在蓝村公路附近发现的女尸，对此案继续调查。办理此案的有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圣特莱莎警局的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在一个从前当过警察的老杂货店店主的陪同下，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走访了马伊多雷纳区和樱桃园区。这样，他得知一个叫什么阿图罗·奥利瓦雷斯的人此前被妻子抛弃了。奇怪的是这个女人没有带走一个两岁的儿子和一个仅仅几个月的女儿。艾比法尼奥继续追查别的线索，与此同时，他请老杂货店店主随时报告那个奥利瓦雷斯的动态，这样，他知道了一个什么塞戈维亚有时拜访嫌疑人奥利瓦雷斯。原来这个塞戈维亚竟然是奥利瓦雷斯的堂弟。塞戈维亚住在圣特莱莎西边的一个小区里，没有正当职业。直到一个月前，塞戈维亚还不怎么经常出没马伊多雷纳区。警方对塞戈维亚进行了监视，找到了两个证人，说是看到过塞戈维亚身穿带血迹的衬衫回家。这两个证人是塞戈维亚的邻居，关系不好。塞戈维亚维持生活的手段是给曙光区一些院落举行斗狗比赛时充当调解人。一天，塞戈维亚不在家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进去搜查。他俩没有找到任何与蓝村公路附近女尸有关的罪证。他俩问一个有斗狗经验的警察是否认识塞戈维亚。答案是肯定的。于是，委托该警察监视塞戈维亚。两天后，该警察告诉他俩塞戈维亚不仅当调解人，还下赌注。当然，他全输了。可是一周后，再次下赌注。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一定有人给他钱。他俩跟踪塞戈维亚。他起码每周要去看堂兄一次。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去跟踪奥利瓦雷斯。他发现奥利瓦雷斯在卖家里的东西。艾比法尼奥说：奥利瓦雷斯要逃跑啊。每个礼拜天，奥利瓦雷斯都跟小区足球队玩球。球场就在蓝村公路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奥利瓦雷斯一看见五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个穿警服）走过来，就不玩了，等着警察走近，但不出球场，好像球场是保护他抵御任何不测的心灵空间。艾比法尼奥问了他姓名，给他戴上了手铐。奥利瓦雷斯没反抗。其他玩球的人以及三十几个观众也都原地不动。后来，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周围一片肃静。艾比法尼奥指指公路方向问奥利瓦雷斯：是在那边杀的，还是在家里？答：就在那边。礼拜天有球赛的时候，他把两个孩子交给一个朋友的老婆照管。你是单干的还是有堂弟帮忙？奥利瓦雷斯回答：他帮了我，但不多。

那天夜里，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人这一辈子不管多幸福，到最后也是痛苦和受罪。拉罗·古拉说：这要看情况。傻瓜，看什么情况？拉罗·古拉说：看很多情况。比如，要是有人给你脑袋一枪，那杀手悄悄走近你，你什么也没听见就去见上帝了，那有什么痛苦和受罪啊！艾比法尼奥说：笨蛋，难道你脑袋上挨了很多枪吗？

死者名叫艾丽卡·门多萨，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二十一岁。丈夫名叫阿图罗·奥利瓦雷斯，是个爱吃醋的家伙，常常虐待她。丈夫决定杀掉妻子的那个夜晚，丈夫喝醉了，有他表弟陪同。二人在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一面闲聊体育和女人。妻子没看电视，在准备晚饭，孩子们都睡了。忽然间，丈夫起身抓了一把刀，要表弟陪着他出去。他俩架着艾丽卡来到蓝村公路的另外一侧。据奥利瓦雷斯交代，起初妻子没有反抗。后来，三人进入沙漠里。丈夫和表弟轮奸艾丽卡。先动手的是奥利瓦雷斯。接着，他命令表弟也强奸艾丽卡。一开始，表弟拒绝。但奥利瓦雷斯气势汹汹，表弟明白了如果反对，可能丧命。轮奸后，丈夫用匕首乱捅老婆。后来，二人在昏暗中用双手挖坑，把受害人埋了。回家后，表弟塞戈维亚担心表哥对他动手，或者对孩子们动手。但是，表哥似乎如释重负，放松下来了，至少放松到环境允许的程度。他俩继续看电视，后来吃饭。三小时后，塞戈维亚回自己家去了。他要走的路很长，由于天黑，道路不平。走了四十五分钟后，他到达了马德罗区，在那里等了半小时马德罗到卡兰萨大街的公交车。在卡兰萨下车后，一直向北，穿过韦拉克鲁斯区和新城区，到达公墓街，从那里直奔自己在圣巴尔托罗梅大街的家。总共走了四个多小时。到家时，天已大亮，由于是礼拜天，街上行人寥寥。艾丽卡一案的顺利破获让圣特莱莎的媒体对警方有了一丝信任。

在索诺拉州的新闻界和媒体，还有首都的传媒中，一个叫做妇女行动的女权主义运动组织上了电视节目，揭露圣特莱莎连续不断的杀人案，要求政府派遣首都警察去解决问题，因为索诺拉警察即使不说是警匪一家，也没有能力去对付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节目里，还提到了连环杀人案。死人的背后是不是有个连环杀手呢？还是两个杀手？三个？节目主持人提到了克劳斯·哈斯，此人在狱中，审判日期未定。妇女行动组织的人说，克劳斯·哈斯可能是替罪羔羊，要求节目主持人拿出有力的证据来指控克劳斯·哈斯。她们还谈到了索诺拉的女权主义运动组织——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说那些女同志的声援和争取权利的工作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有了改进；批评那个有特异功能的老太婆出现在那些同志身边，参加地区电视节目，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老太婆似乎要从这些杀人案里捞取好处。

有时，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在想是不是整个墨西哥都疯了。看电视时，她认出那些女权主义运动组织的人里有个大学老同学。她吃惊地想，老同学变了，老多了，皱纹多了，面颊塌陷；但还是那个人。是贡萨莱斯·莱昂女博士。她还行医吗？她为什么那么蔑视埃莫西约那个有特异功能的老太太呢？这位圣特莱莎精神病院女院长真想问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关于杀人案的更多情况；但是，她明白如果问了，就会密切二人的关系，他会进入只有她自己才掌握钥匙的房间。有时，女院长想，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墨西哥。或者不满五十五岁就自杀。也许五十六岁更好些？

7月，在距离卡纳内阿公路便道五百米的地方发现一具女尸。死者裸体，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他负责此案，后来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接替），案子就发生在原地，因为死者手中攥着须芒草，而只有那个地方生长这种植物。据法医说，死因是颅脑创伤，或者是胸部三处刀伤致命，无法做出结论性答案的原因是尸体高度腐烂；不做病理学研究，是无法判断的。后来，圣特莱莎大学法医专业三名学生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其结果却在放入档案后不见了。死者的年龄在十五六岁之间。身份一直不详。

不久，在国境线附近，位于类似发现露西·安妮·桑德尔的地方，隶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弗兰西斯科·阿尔瓦雷斯和胡安·卡洛斯·雷耶斯，发现了一个大约十七岁姑娘的尸体。在回答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的问题时，这些缉毒队员说，从美国那边打来电话，是边防巡逻队同行打的，通知这边的国境线上有异物。两个缉毒警察以为，可能是一包海洛因，估计是非法越境的人丢下的。于是，赶到美国人指示的地方去看。据法医说，受害人舌骨断裂，也就是说，是被勒死的。此前死者遭到性侵犯，包括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查阅失踪报案的资料，发现此人名叫瓜达卢佩·艾蕾娜·布兰卡。不到一周前与父母和三个弟弟从帕丘卡来到此地。失踪那天，她应该去上班，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一座加工厂。但是，一去就没回来。据该加工厂职员说，此人没有来上班。当天，她父母就去警局报了案。瓜达卢佩消瘦，身高一米六三，留有黑色长发。上班那天身穿牛仔裤和深绿衬衫，是刚刚买的。

不久，在与一家电影院后墙接壤的小巷里，发现了琳达·巴斯克斯有刀伤的尸体。她十六岁。据琳达的父母说，女儿看电影时有个女友陪同。女友名叫玛丽娅·克拉拉·索托·伍尔夫，十七岁，是受害人的同学。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前往玛丽娅·克拉拉家询问情况，她说跟琳达去看了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散场后，玛丽娅·克拉拉邀请琳达去她家。但琳达说跟男朋友有约会。玛丽娅·克拉拉于是自己走了。琳达则站在影院门口看下几周上演的影片剧照。等玛丽娅·克拉拉开车从影院门前经过时，看见琳达还站在那里没动。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警察没费力气就找到了琳达的男朋友。他十七岁，名叫恩里克·萨拉比亚。他否认跟琳达有约会。不仅恩里克的父母，而且还有他家中的女佣以及两位朋友都准备证明恩里克那天根本没出门，而是在家里玩电脑和游泳。晚上，恩里克父母的四个女友也来证明恩里克不在犯罪现场。影院附近没人看见和听见什么动静，尽管从琳达身上的伤痕可以轻易推断出她是进行了自卫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威胁要给影院女售票员戴上三级谋杀罪的帽子。这个女售票员伽马赶忙说，她看见过一个在影院门口等人的女孩，但是，后来被一个不属于女孩社会地位的小伙子给拉走了。她的印象是女孩和小伙子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友谊的界线。更多的她就说不明白了，因为不卖票的时候她就看书。在一家照相馆里，两个检察员的运气要好一些。照相馆老板看见琳达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那时他正在拉下铝合金卷帘门。出于某种理由，老板以为那对男女准备抢劫他，便赶忙上锁走了。老板对那陌生人的描述相当完整：一米七四，身穿混纺夹克衫，后背有标志，黑色牛仔裤；脚踏牛仔靴。检察员问老板后背的标志是什么样子。老板说记不清楚了，但好像是个骷髅。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打击青少年犯罪小组（两名警察这时已经调到缉毒大队去了）拿来一本书，让老板看书中二十多种标志。老板立刻认出了那陌生小伙子身上的标志。当天夜里，警方实施一次行动，抓捕了酋长团伙的二十四名成员。女售票员和照相馆老板都在嫌疑人队伍中辨认出了一个名叫赫苏斯·奇玛尔的人。他十八岁，是鲁文·达里奥区一个摩托车修理车间的临时工，有前科。警察局长亲自主审，陪审的有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一小时后，奇玛尔承认自己杀死了琳达·巴斯克斯。根据他的交代，三周前，他成了琳达的男朋友，此前是在砖坯镇外面一次摇滚音乐会上认识的。奇玛尔爱上了她，好像从来没有如此爱过什么人。他俩背着琳达的父母偷偷约会。琳达父母去加利福尼亚旅游时，奇玛尔两次去她家。据奇玛尔交代，每年琳达的父母至少去一次迪士尼乐园。他和琳达就是在她家没人的时候第一次做爱的。作案那天下午，奇玛尔又邀请琳达参加音乐会，地点在阿雷纳斯，那里也举办拳击赛。琳达说她不能去。二人走了一段路。到了街角，走进了那条小巷。奇玛尔的几个朋友在里面等着，四男一女，在朝圣者轿车里，车子是刚刚偷来的。琳达认识那个女的和另外两个男的。大家说起了音乐会。人人都抽大麻烟。琳达也不例外。他们谈起有间破屋，那个村庄的农民已经走光了。有个小伙子建议去那里。琳达不肯。有人说了一句责怪她的话。有人骂了一句什么。琳达想走，可是奇玛尔不让。他要琳达进车里做爱。琳达不愿意。奇玛尔和其他几个男的就揍她。后来，他们害怕琳达告诉父母，就把她给捅死了。那天夜里，借助奇玛尔提供的情报，警察逮捕了其他几个。一人除外，因为父母说，儿子在案发后几小时就离开圣特莱莎了。所有被捕的人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月底，几个孩子发现了玛丽索尔·卡玛蕾娜的尸体。她二十八岁，北方群英夜总会老板。尸首事先被装入有二百公升硫酸的滚筒里。没有被熔解的只剩下了双手、双脚。多亏了她的假牙才辨认出她是谁。两天前，她在自己家中被十七个人绑架，住处就在夜总会楼上。她的女佣名叫卡罗丽娜·阿兰西维亚，十八岁，由于陪伴死者两个月大的女婴躲藏在阁楼里侥幸脱逃。她在阁楼里听见下面有人在说话，喊叫，骂人，最后听见几辆汽车开走的声音。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里诺·里维拉，他询问了一些夜总会的常客。但是，那十七个绑架者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

8月1日至15日，热浪袭来。又有两具女尸出现。一个名叫马丽娜·雷伯耶多，十三岁。发现她尸体的地点是在距离州检察警署大楼不远的菲利克斯·戈麦斯区第30中学后面。她肤色微黑，长发，体瘦，身高一米五六。穿着失踪时候的衣服：黄色运动短裤，白衬衫，白色短袜，黑皮鞋。这女孩和她姐姐早晨六点走出家门，姐妹住在韦拉克鲁斯区米斯图拉大街38号，姐姐去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一家工厂上班；妹妹去上学就再也没回家来。她全家当天就报了案。警察逮捕了她两个朋友：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但是，关押一周后，都被释放了。8月15日，发现了安海利卡·内瓦莱斯的尸体，二十三岁，大家都叫她的外号“杰西卡”。尸体的位置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黑水沟附近。杰西卡家住布拉塔区，是“我的小屋”夜总会舞女。此前也曾经在北方群英夜总会做过。那个女老板就是玛丽索尔·卡玛蕾娜，不久前被装进硫酸桶的那一位。杰西卡出生在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五年前来圣特莱莎生活。8月16日，热浪减退，吹来了山风，稍稍凉爽了一些。

8月17日贝尔拉·贝阿特里兹·奥乔特雷纳老师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她二十八岁，莫雷洛斯村人，那个村庄位于索诺拉和奇瓦瓦两州的交界处。她在20中上课，据朋友和熟人介绍，她为人和蔼可亲，性情平和。她住在距离卡兰萨大道两条街之遥的美洲豹街，与另外两个女教师分享一个楼层。她房间里有很多图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是她用货到付款的方式从首都或者埃莫西约书店里购买的。据同一楼层的女同事说，奥乔特雷纳老师是个聪敏的女子，她的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索诺拉州的莫雷洛斯是个美丽的村庄，但是太小，除去可供拍照的风景之外，一无所有）；她现有的一切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换来的。她们还说奥乔特雷纳老师喜欢写作，埃莫西约一家文学刊物曾经发表过她署名的诗歌。此案由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一接手这个案子，就认定是自杀。在奥乔特雷纳老师的书房里，警察发现了一封信，没有收信人地址，在信中，她试图说明自己再也无法忍受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了。信中说到了那些被杀害的女孩们。胡安·德迪约斯想：这是一封有感情，但有点华而不实的信。信中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又说：我想跟大家一样活下去，但是怎么活呢？检察员在这位女老师的文件堆里寻找她写的诗歌，结果没发现。他记下来一些书名。胡安·德迪约斯问同一楼层的女同事奥乔特雷纳老师是不是有男朋友。她们说从来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在一起。奥乔特雷纳老师小心谨慎到了让朋友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好像她惟一感兴趣的就是上课、学生和书本。她衣服不多。清洁整齐，勤劳，从来不对什么表示抗议。胡安问：这不抗议是什么意思？同一单元的女同事举了一个例子：有时候她们忘记了自己在单元里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洗盘子，打扫卫生之类的活计。奥乔特雷纳老师就把事情做了。之后，并不埋怨她们。实际上，她从来不埋怨什么。她的生活里好像没有责怪和谴责这样的词汇。

8月20日，在西郊公墓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十七八岁，没有任何证件。身上只有一件白衬衫，全身裹在一条黄色破毛毯里，上面有黑红色大象图案。法医推断死因是脖子上的两处刀伤，心房附近的一处刀伤。警方第一次对外声明时说死者没有被强奸。但是，四天后纠正说被强奸过。负责验尸的法医对报界发表声明说：他们警方以及圣特莱莎大学的病理学家，对被强奸的说法，从来没有疑问，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正式报告里也是这样表述的。警方新闻发言人报告说：误会的原因在于对正式报告的理解。此案由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办理。但是，很快就被搁置起来了。无名女尸于9月的第二周被埋入公墓。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奥乔特雷纳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呢？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说：可能是郁郁寡欢。她身上也许有精神病前兆的影子。她大概是一个特别孤独又特别敏感的女子。胡安·德迪约斯给女院长念了几个他顺手从女老师书房抄来的书名。女院长问他：看过其中哪几本吗？胡安承认一本也没看过。女院长说：都是好书啊，有几本很难弄到了，至少本地没有，圣特莱莎没有。胡安说：她从首都订购的。

又一位死者名叫阿德拉·加西亚·塞伯约斯，二十岁，褐色公司加工厂女工，被人刺杀于她父母家中，凶手是鲁本·布斯托斯，二十五岁；此前，二人同居，住在曼塞拉区塔柯斯盖尼亚大街56号，有一个一岁儿子。一周前，二人吵架。阿德拉回娘家居住。据布斯托斯交代，他女人另有新欢，打算甩了他。抓捕布斯托斯比较容易。他躲在曼塞拉区的自己家中，只有一把匕首用来自卫。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开枪冲入他家。布斯托斯躲藏到了床下。几个警察包围了床铺。布斯托斯不肯就范。警察说再不出来就乱枪打死！拉罗·古拉也参加了这一组的抓捕行动。布斯托斯不时地伸出胳膊，用那把杀害老婆的匕首横扫床前，企图刺伤警察脚踝。警察们哈哈大笑，纷纷后退。有个警察站到了床上。布斯托斯用匕首划破床垫，打算伤害那个警察的脚掌。那个警察名叫格尔特罗，因为阴茎又粗又长而在第三警察分局闻名。他对准床下开始撒尿。布斯托斯看到尿液流到眼前，就大哭起来。最后，欧尔迪斯·雷伯耶多笑累了，说道：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你打死在里面。接着，警察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从床下爬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拖到了厨房里。有个警察弄来一锅水，泼到了他头上。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揪住格尔特罗的衣领，警告说如果车里有一丝尿骚味，就要他的好看。格尔特罗尽管喘不过气来了，还在笑，连连答应不会有臭味的。格尔特罗问：头儿，要是他撒尿了怎么办？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我能区分出来每个人的尿味。这个胆小鬼的尿味应该是恐惧，你的应该是龙舌兰。格尔特罗走进厨房的时候，布斯托斯还在哭泣。啜泣声中说到了他儿子。还说到了父母，不知说谁的父母，是他自己的父母，还是阿德拉的父母，后者可是目击了他杀害阿德拉的过程啊。格尔特罗装满了一锅水，用力浇到布斯托斯头上。然后再去装水，再浇到布斯托斯头上。两个看守布斯托斯的警察的裤腿和黑皮鞋全都湿了。

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问道：是什么让那位女教师难以忍受呢？是圣特莱莎的生活吗？是圣特莱莎的杀人案？是那些死去的女孩？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制止这一杀戮行为呢？这事就足以让一个年轻女子去自杀吗？一个大学女教师会因为这个原因自杀吗？一个曾经为了当上教师而艰苦奋斗的农民姑娘，会因为这个原因自杀吗？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她是一亿分之一的墨西哥人啊！

9月，几乎没发生杀害妇女的事件。有斗殴。有倒买倒卖和拘留。有晚会，有热情似火的宵夜。有穿越沙漠满载可卡因的卡车。有掠过沙漠低飞的轻型飞机，它们就像准备糟蹋全世界信天主教的印第安人的灵魂。有窃窃私语，有笑声，有暗中传送的毒品。但是，到了9月的最后一天，在蓝村方向发现了两具女尸。位置就在圣特莱莎摩托车手们经常赛车的起跑点上。两个女子身穿家中便服，其中一个甚至穿着拖鞋和围裙。没有发现女尸上有任何身份证件。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和卡洛斯·马林。他俩根据死者衣服商标推断可能是美国人。通报给美国亚利桑那州警察之后，确认死者是美国图森郊区里意多镇的雷诺姐妹，姐姐叫劳拉·雷诺，妹妹叫珍妮特·雷诺，分别为四十四岁和三十岁，她俩都有贩毒前科。两位检察员作了如下推断：她俩订了一批货，数量不大，因为她俩从来不运送大批毒品，后来忘记交款。也许资金有了麻烦。也许她俩逞能（图森警方说，劳拉是个有胆量的女子），也许供货方在寻找她俩，那些人晚上到达，发现姐妹二人正要上床，随后，也许供货方带着她俩穿越国境后，在索诺拉或者在亚利桑那州杀了她俩；也许趁她俩半睡半醒时冲脑袋上各开一枪，然后越境而去，把尸体抛弃在蓝村附近。

10月，在圣特莱莎两条市镇公路之间的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高度腐烂。法医们都说确定死因得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由于女尸有红指甲，初到现场的警察们认为是个妓女。从服饰上推断——开领衬衫和牛仔裤，这还是个年轻女子。虽说六十岁老太太这样穿戴也不新鲜。等到法医报告终于来了的时候（可能死于利刃重伤），已经没人记得这陌生女子了，包括媒体在内，尸体很快被扔进了公墓。

还是在10月，酋长团伙的赫苏斯·奇玛尔，杀害琳达·巴斯克斯的凶手，进了圣特莱莎监狱。虽然每天都有新人入狱，奇玛尔这个年轻杀人犯的来到，还是在犯人中间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好像著名歌手来探监，或者银行家的公子来让大家开心，至少可以过一个欢乐周末吧。克劳斯·哈斯感觉到了牢房里这种欢乐气氛，他暗暗思量自己来监狱时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气氛。没有，这样的兴趣不同寻常啊。其中有点毛骨悚然的东西和开心的内容。这个话题，没有哪个犯人直说，但是谈及足球或者棒球时，总要提到这事。还有就是说到自个儿的家属时，也会说说这个话题。还有聊到酒吧和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妓女时，也会说到此事。甚至连某些最爱闹事的犯人，表现也有进步。好像不愿意受之有愧。克劳斯·哈斯想：但是无愧于谁啊？人人都盼望着奇玛尔的到来。个个都知道他要来服刑，知道他住在哪个牢房，更知道他把一个有钱人的女儿给杀了。据“龙舌兰”说，原来属于酋长团伙的几个犯人是惟一置身于这场戏之外的。奇玛尔入狱的那天，惟一上前跟奇玛尔打招呼的也是他们几个。而奇玛尔则不是单独进来的。跟他一起杀害琳达的三名同案犯紧紧地跟在他身边，一刻不离，包括上厕所。一个已经服刑一年的酋长团伙成员递给奇玛尔一把铁锥子。另外一个成员从桌子底下递给他三粒安非他明。奇玛尔入狱的头三天，表现得像个疯子。他不停地兜圈子，不停地看身后的动静。睡觉时手里攥着锥子。到处带着安非他明，好像那是预防灾病的小小圣物。后来，他那三个伙伴不跟在他身后了。只是在院子里放风时，一人与他并肩，二人在他身后。他们散步的样子活像迷失在别的星球有毒的孤岛上。克劳斯·哈斯有时远远地望着他们四个，心里想：可怜的小子，迷梦中可怜的野孩子。奇玛尔入狱后的第八天，囚犯们在洗衣间堵住了他们四个。看守们忽然就不见了。四个犯人把守门口。克劳斯·哈斯来到洗衣间的时候，把门的让他进去了，好像他是自己人，克劳斯·哈斯无声地表示感谢，尽管他始终瞧不起这帮囚徒。奇玛尔和他那三个两肋插刀的“哥们儿”站在洗衣间中央已经无法行动。这时，四人已经被犯人们用胶布堵上了嘴巴。两名酋长团伙的成员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其中一个在发抖。克劳斯·哈斯站在第五排，背靠柱子，注意看奇玛尔的眼睛。显然奇玛尔想要说话。克劳斯·哈斯想：若是犯人们给奇玛尔拿掉胶布，也许他要对抓他的人讲话。几个监狱看守从一扇窗户外面观察着洗衣间里发生的事情。那窗外的光线与洗衣间的荧光灯相比显得昏黄。克劳斯·哈斯注意到，看守们都没戴警帽。其中一人手持照相机。一个名叫阿亚拉的犯人走到酋长团伙两名裸体成员身边，分别在二人的阴囊上割了一刀。按住四人不动的囚徒们非常紧张。克劳斯·哈斯想：简直是往活生生的人身上通电啊。阿亚拉好像在挤奶一样挤压睾丸，最后裹着脂肪、血液和某种他不知道的（不知道也没关系）什么晶体的球球纷纷落地。克劳斯·哈斯问：这个家伙是谁？“龙舌兰”回答说：是阿亚拉，边疆地区的黑心肝。克劳斯·哈斯想：什么是黑心肝呢？后来，“龙舌兰”给克劳斯·哈斯解释说：阿亚拉欠下许多人命，其中有八个移民是他用小型卡车转运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阿亚拉随即消失了；三天后，又出现在圣特莱莎，但是什么卡车，什么移民都下落不明。最后，美国佬找到了卡车的残骸，上面都是鲜血，好像阿亚拉离开前在对尸体大卸八块。美国边防警察说：这里发生过大案。可是，现场没有尸体，这让人们忘记了死难的是谁。阿亚拉怎么处理那些尸体的？据“龙舌兰”说，他把人肉给吃了，所以疯得厉害，坏得厉害。可是，克劳斯·哈斯怀疑有这种人吃人的人，无论他多疯狂、多饥饿，怎么能吞下八个非法移民呢！一个酋长团伙的成员，刚刚被骟掉睾丸就昏迷了。另外一个双眼紧闭，颈部的血管好像要爆炸。这时，法尔范已经来到阿亚拉身边，像是主持这仪式的首领。法尔范说：扔掉这个吧！戈麦斯从地上捡起睾丸，说道：像海龟蛋。很嫩啊。几个围观者点点头，没人笑。接着，阿亚拉和法尔范手持大约七十公分长的扫把，向奇玛尔和另外一个酋长团伙的成员走去。

11月初，有人杀害了玛丽娅·桑特拉·罗莎莱斯·塞贝达。她三十一岁，在潘丘·维亚酒吧外的人行道上做皮肉生意。她出生在纳亚里特州乡下，十八岁来圣特莱莎打工，地点在W&E地平线加工厂和墨西哥家具公司。二十二岁当了妓女。她被杀的那个晚上，站在街上，身边至少有五个女伴。据现场目击者说，有一辆郊外SUV停在那几个妓女身边。车内至少有三个男子。里面的收音机音量很大。三个男人叫过去一个妓女，说了几句什么。那妓女就走开了。男人们又叫玛丽娅·桑特拉·罗莎莱斯过去。她倚靠着车的车窗，好像准备讨价还价。可是谈话仅仅持续了一分钟。里面一个男人掏出枪，迎面冲着玛丽娅打去。玛丽娅·桑特拉朝后便倒了下去。起初，站在街道上的妓女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看到了一只胳膊伸出窗口，开枪射杀了玛利娅·桑特拉。后来，郊外SUV启动，消失在市中心那个方向。这个案子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办理，后来有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自愿加入进来。没人记得那车牌号。曾经跟那几个歹徒说过话的妓女告诉警察他们在打听玛利娅·桑特拉的情况。他们谈到玛丽娅的样子，好像听说过她，好像什么人说了她好话似的。他们一共三个人，想跟她玩个节目。三人的模样，她记不清楚了。他们是墨西哥人，说话的口音像圣特莱莎本地话，好像很放松，一副准备过狂欢之夜的架势。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有个线人报告说，那三个人是在杀害玛利娅·桑特拉之后一小时出现在“蚊子”酒吧的。三人喜欢闲逛，喝起龙舌兰来就像别人吃花生米一样。有一次，其中一个掏出枪来，瞄准天花板，好像要射杀蜘蛛。没人跟他们三人说话。那家伙把枪收了起来。那线人说，那是一把装十五发子弹的奥地利格洛克。后来，第四个人加入进来。是个瘦高个，穿着白衬衫。四人喝了一气龙舌兰，然后乘坐一辆深红色道奇车走了。艾比法尼奥问线人：他们是不是乘坐一辆郊外SUV到酒吧的？线人说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乘坐一辆深红色道奇车走的。杀害玛利娅·桑特拉的子弹7.56毫米。勃朗宁牌。那把奥地利格洛克使用9毫米子弹。是帕拉贝伦牌。艾比法尼奥想，他们杀害那可怜姑娘的枪，可能是捷克造的微型冲锋枪。艾比法尼奥不喜欢这种枪。但是，这种枪的最新型号已经出现在圣特莱莎，数量相当之多，尤其在从事毒品贩卖的小组织里，或者是来自锡那罗亚州的绑架团伙中已经使用。

犯人之间斗殴的消息在圣特莱莎各家报纸上只在内页占了几行字。墨西哥国内的其他报纸几乎没有几家说到它。那消息的标题是《狱中算账》。酋长团伙的四名成员因杀害一名少女被捕入狱等候判刑，现在被圣特莱莎监狱几个囚犯全部杀死。他们的尸体堆放在洗衣清洁用品的房间里。后来，又在监狱的卫生间里发现了酋长团伙另外两个老成员。监狱本身的侦查部门和市局警察联合调查此案，结果没能查明犯罪动机和凶手。

中午时分，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去探监。克劳斯·哈斯对她说：他目击了杀害酋长团伙成员的全过程。他说：牢房里的人全都在场。看守们从楼上一个天窗里看着呢。他们还拍了照片。没人管。他们给四个人上了桩刑，把肛门插烂了。克劳斯·哈斯问：这是脏话吗？团伙的头目奇玛尔叫着喊着，让他们杀了他。他们往奇玛尔身上泼了五次水，把他浇醒过来。几个刽子手让出位置，让看守们拍出好照片来。他们自己让开，也让围观的犯人让开。我那时没在第一排站着。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个子高。奇怪啊：我居然没有倒胃口。奇怪，真奇怪：我居然看完了杀人的全过程。那个刽子手显得很高兴。他名叫阿亚拉。另外一个非常丑陋的家伙帮助他。那丑类跟我住同一个牢房，他叫法尔范。法尔范的同性恋人叫戈麦斯，也参加行刑了。我不知道是哪些人杀害了卫生间里那几个酋长团伙的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是阿亚拉、法尔范和戈麦斯杀的，另外还有六个人是抓紧这四个酋长团伙成员的。可能还有别的人。可加可减。整个牢房的人都看见了这场闹剧，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女律师问：你认为外界也不知道吗？哎呀，克劳斯·哈斯，你可太天真啦！克劳斯·哈斯说：实际上我很傻。可既然外面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大家都小心谨慎啊。克劳斯·哈斯问：记者们也谨慎吗？女律师说：他们比别人更谨慎。沉默是金！克劳斯·哈斯问：为什么沉默是金呢？女律师说：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酋长团伙的成员吗？克劳斯·哈斯说：不知道。就知道他们不称心如意。女律师笑了。她说：为了钱呗。那几个野兽杀了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其他都是多余的话。纯粹是废话连篇。

11月中旬，在博得斯塔山谷，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脑颅多处受伤，脑髓外流。身上的痕迹表明受害人进行过抵抗。尸体被发现时，裤子被褪到膝盖以下，据此推测受到了强暴；但是，经过对阴道的检查后，发现可以排除上述推测。五天后，查明了死者身份。她名叫路易莎·卡尔多纳·巴尔多，三十四岁，出生于锡那罗亚州，十七岁开始当妓女。四年前迁居圣特莱莎，在埃姆斯加工厂工作。起初，她当服务员；后来在市中心有了一个鲜花摊位。城里任何一处派出所都没有她的户籍档案。她跟一个女友住在一处简易房里，但是，有电灯、自来水，位于珍宝区。女友也是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她告诉警察路易莎一开始说过移民美国的事情，但是，后来决定还是留在圣特莱莎生活。警察询问了几个死者的工友。后来，案子就了结了。

路易莎·卡尔多纳的尸体发现三天后，还是在博得斯塔山谷，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发现尸体的是巡警圣地亚哥·奥尔多内斯和奥莱加里奥·古拉［16］。这两个巡警到那里去做什么呢？圣地亚哥承认：受好奇心驱使呗。后来，他说是拉罗·古拉非要去看看不可。他俩所指的地区是从樱桃园区开始到山顶区为止。拉罗·古拉说他很想去看看发现路易莎尸体的地点。那天开车的是圣地亚哥，他没有异议。他俩把巡逻车停在峡谷上方，从一条羊肠小路下到谷底。博得斯塔山谷不长。警察划定的警戒圈的塑料带还在原地没动，与黄色或者灰色的石块和灌木丛纠缠在一起。据圣地亚哥回忆，拉罗·古拉有阵工夫在做些奇怪的事情，好像在测量地面的长度和峭壁的高度，瞅瞅峡谷上方，估计一下路易莎摔下来时身体的弧线。片刻后，拉罗·古拉对圣地亚哥（已经有点烦了）说：凶手或者凶手们的抛尸地点恰恰是为了有人能尽快发现尸体。圣地亚哥反驳说：这个地方恰恰是人烟稀少啊。那时，拉罗·古拉正用手指着峭壁的上方。圣地亚哥抬头一看，发现有三个孩子，确切地说，是一个少年和两个儿童，都身穿短裤，正在好奇地望着谷底的警察。后来，拉罗·古拉向峡谷南边走去。圣地亚哥留下来，坐在石头上抽烟，一面想也许早先应该进消防队才好。片刻后，拉罗·古拉已经从他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圣地亚哥听见一声口哨响，连忙向拉罗的方向走去。走到拉罗跟前的时候，他看见拉罗脚下躺着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类似衬衫的东西，一侧已经撕碎，腰部以下是裸体的。据圣地亚哥说，拉罗的表情非常奇怪，不是惊讶，而是快活。警察们问他：怎么会是快活呢？大笑吗？微笑吗？圣地亚哥说：不是微笑，而是全神贯注，特别全神贯注，好像在想像着凶手在峡谷杀害某个女子的情景。圣地亚哥走到拉罗身边时，后者叫他别动！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正在用笔记录什么。他听见拉罗在说话：她身上有文身！很精致的文身。从她姿势上判断，可以说是被人拧断了脖子。不过此前可能被强奸了。圣地亚哥问：文身在哪儿？拉罗说：在左边大腿上。接着，拉罗·古拉起身去找女尸身上缺少的衣服。他只找到几张破报纸、生锈的破罐头盒和破碎的塑料袋。他说：这里没有她的裤子。然后让圣地亚哥上去报警。死者一米七二，长发，黑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无人前来认尸。不久，案子就束之高阁了。

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是什么原因让你非去山谷不可？古拉说：因为我是警察。艾比法尼奥说：你个臭屎孩！傻瓜，不要你去的地方，别往里面掺和！接着，艾比法尼奥揪住古拉一只胳膊，盯着他的眼睛说他要知道实情。拉罗·古拉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条山谷一直没出现女尸，我觉得奇怪。艾比法尼奥问他：傻瓜，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拉罗·古拉说：因为我天天看报纸啊。艾比法尼奥说：臭小子，您还看报纸哪！拉罗·古拉说：对。问：我估计您还看书吧？答：就是。问：是不是我送你的那几本破书啊？拉罗·古拉说：就是哈里·索特曼先生、瑞典全国技术警务研究所前所长以及前警督、前国际警察局长联合会主席约翰·欧康内尔合写的《现代刑侦技术》。艾比法尼奥问：既然这些高级警官那么出色，为什么还是“过气”人物呢？说呀，犟牛，回答我！傻瓜，难道您不知道刑侦里没有什么现代技术吗？您连二十岁都不满呢，对吧？我没说错吧？拉罗·古拉回答说：艾比法尼奥，你没错。艾比法尼奥说：伙计，您可要加小心啊。这是头一条，也是惟一一条规矩：小心谨慎。说罢，松开了拉罗的胳膊，笑着拥抱拉罗一下，在这漆黑的夜晚，带着拉罗去圣特莱莎市中心惟一一家卖玉米肉汤的地方吃饭。

12月，发现了1996年最后两具女尸，地点在樱桃园区加西亚·艾蕾拉大街上的一间空房子里。一个十五岁，名叫爱斯特法尼亚·里瓦斯；一个十三岁，名叫埃尔米尼亚·诺列卡。二人是亲姐妹，但同母异父。爱斯特法尼亚的父亲在女儿出生后不久失踪了。埃尔米尼亚的父亲住在家里，在麻城公司加工厂做夜间保安。这两个女孩的妈妈也在这家工厂的花名册上，是工人。两个女孩就是上学念书，做做家务。但爱斯特法尼亚准备明年辍学去工作。她俩被绑架的早晨，正带着另外两个小妹妹（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去上学。两个小妹妹跟埃尔米尼亚一样是去何塞·瓦斯工塞洛初级小学读书的。爱斯特法尼亚把三个妹妹送到那里后，就去自己的学校，要走十五条街的路，每天如此。但是，她俩被绑架那天，有辆汽车停在四姐妹身边。下来一个男子，先把爱斯特法尼亚推上了车，又下来，再把埃尔米尼亚推了上去。随后，汽车就消失了。两个小妹妹吓瘫在人行道上了。后来，才慢慢走回家，家里空无一人。她俩只好去叫邻居的门，讲完发生的事情，就哭了起来。接待她俩的女邻居是W&E地平线加工厂的女工，找了另外一个邻居，然后去给麻城公司加工厂打电话，打算找到女孩的父母。麻城公司加工厂告诉她禁止传呼私人电话，话筒就挂上了。女邻居再打，说了女孩父亲的名字和岗位，因为她想女孩的母亲跟她一样也是女工，肯定被人低看一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理由，都是可以被人忽略不计的。这一回，女接线员请她等一等，但是时间太长了，硬币花光了，线断了。口袋里没钱了。失望之余，只好回家。等着她的是另外那个女邻居和两个女孩。有好大工夫，四人感觉如同在炼狱里一样，漫长而徒劳的等待，其核心就是无人援助，这是拉丁美洲特色之一；另外也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如果你仔细想想，是每天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但这是一种没有痛苦的感觉，没有死亡的阴影如同大批兀鹫飞越居民区上空，笼罩一切，打乱一切的常规，颠覆万物的顺序。这样，四个人就等待着女孩的父亲回家，与此同时，那位女邻居想（为了打发时间和消除恐惧），要是有一支手枪拿到街上去该多好哇！因为可以朝天上开几枪发泄发泄，喊一声“墨西哥万岁”给自己打气，感受一下最后的热量，然后在街上的柏油路面上双手快速挖坑，把浑身湿透的自己埋葬进去，告别世界。女孩的父亲一进门，大家赶忙一起到附近的警察局报案。简单（或者茫然地）陈述了问题后，警察让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了两位检察员。这两位重新问了一遍老问题，又问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那辆带走爱斯特法尼亚和埃米尔尼亚的汽车。过了一会儿，在询问女孩的办公室里，来了四位检察员。其中一位，看上去像好人，请求陪女孩来的那位女邻居并且带上女孩去警察局的车库看看。在车库里，警察问女孩这些汽车中哪一辆更像带走你俩姐姐的车。检察员拿着女孩提供的情况，说应该去找一辆黑色朝圣者或者弓箭手轿车。下午五点，母亲来到警察局。此前，一个女邻居已经走了。另外一位抚摸着最小的女孩不停地哭泣。晚上八点，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来了，他布置了两组搜寻行动人员：一组负责调查两个被绑架女孩的亲戚，由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里诺·里维拉两位检察员指挥；另外一组借助市局力量，去寻找朝圣者或者弓箭手或者林肯轿车，据说是这种车子绑架了两个女孩，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负责协调。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公开反对这个侦查方案，他认为两个行动小组应该合并在一起集中全力去寻找那辆绑架人的汽车。他的主要理由基于这样的事实：受害家属的亲友、熟人或者同事的圈子很小，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黑色朝圣者或者雪佛兰之星汽车，都属于步行族，因为太穷，宁可走路省钱，也不坐公交车。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任何人都可以偷车，偷朝圣者、雪佛兰之星、弓箭手或者捷达，用不着有钱或者驾驶执照，只要会开车门，会发动车子就行了。于是行动小组就按照雷伯耶多的分配确定下来了，警察们一个个像雨季连吃败仗的大兵那样疲惫不堪地开始工作了。那天夜里，经过一番摸底调查之后，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得知爱斯特法尼亚有个男朋友或说追求者，一个莽撞的小伙子，十九岁，名叫罗纳多·路易斯·鲁戈，又名鲁斯科·斯特里克，又名罗尼，又名巫师罗尼，有犯罪前科，两次因偷车被捕。罗纳多·路易斯出狱后跟一个狱中认识的家伙同住，那家伙名叫费利佩·艾斯卡兰特。此人是偷车老手，还被立案调查过强奸幼女罪，但没有找到证据。罗纳多与艾斯卡兰特一起生活了五个月，后来走了。那天夜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就去找艾斯卡兰特。此人说，那位狱友不是自己情愿走的，是被他轰走的，因为经济上丝毫不肯出钱。现在艾斯卡兰特在一家超市仓库打短工，不再干犯罪勾当了。艾斯卡兰特发誓说：头儿，好多年来，我一辆车也没偷。我敢发誓。事实是，如今他连一辆破车也没有，出行时坐别人的卡车或者走路，这既便宜又自由。警察问他那个鲁斯科·斯特里克会不会偶尔偷车。艾斯卡兰特认为不可能，虽说无法替鲁斯科担保，但那小子偷车是个笨蛋。询问其他人的结果证实了艾斯卡兰特的说法：巫师罗尼是个散漫的懒虫，不是搞暴力的人，至少不白干；多数人虽说不趟浑水，也认为他不可能绑架女朋友和她妹妹。如今，罗纳多·路易斯跟父母住在一起，还没有找到工作。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向罗纳多家走去。他跟罗纳多的父亲谈了话。此人无可奈何地开了门，告诉警察：绑架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事件发生后几小时，他儿子就走了。检察员问他是否可以看看儿子的“窝”。罗纳多的父亲说：请随便，自己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用了一些工夫单独查看罗纳多跟三个弟弟合住的房间。他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房间里没什么可找的。后来，他走到院子里，点上一支香烟，开始欣赏着逐渐落在这幽灵般城市的橘红色晚霞。他问罗纳多的父亲：他说去哪儿了？父亲答：去美国尤马。您到过尤马？父亲答：年轻时去过好多次：进去打工，移民局抓住了，遣返回墨西哥；然后，再入境，多次来回。直到累了，回这里工作，照顾老婆和孩子们。您认为罗纳多·路易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父亲答：求上帝别让他那样吧！三天后，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获悉：负责寻找绑架使用的黑车的小组已经解散了。他去找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要个说法。后者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看来是警察打搅了某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子弟是圣特莱莎的青少年体育运动员，拥有城内几乎全部朝圣者轿车（在贵族子弟中，这种轿车是一种时髦，如同天使长或者沙漠之风敞篷车）。这些达官贵人找有关当局谈话，让警察别再捣乱了。四天后，有个匿名电话打到了警察局，告诉警察加西亚·埃雷罗大街某栋房子里有枪声。半小时后，巡警赶到了现场。按了几次门铃，里面没人回应。询问邻居们，都说什么也没听见，可能是电视机突然提高了音量造成了耳背，音量很高，连街上都听得见。但是，有个男孩说他骑车兜圈子的时候听见了枪声。询问邻居们谁住在那栋房子里，回答是矛盾的，为此，巡警们觉得可能撞上了贩毒集团，最好走开，别惹麻烦。但是，有个邻居说，他曾看见有辆黑色朝圣者轿车停放在那栋房子旁边。警察于是掏出枪来，再次拍打加西亚·埃雷罗大街677号，结果还是没人回应。随后，他们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警察局，等候支援。半小时后，又来了一辆巡逻车，据说是为了加强布控。又过了片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里诺·里维拉赶来了。据里诺说，上级命令他们等待后援。可是，胡安·德迪约斯说，来不及了。巡警们按照胡安明确的指示砸开了大门。胡安首先冲了进去。他说，房间里充满了精液和酒精的气味。怎么会有精液和酒精的气味呢？胡安说：很臭，坦白地说臭不可闻。但是，你慢慢会习惯那种气味。不是那种臭肉的气味，很难习惯，冲到脑海里，无论你怎么洗澡，无论怎样换衣服，第二天，以后好长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还能闻到臭味。跟在胡安身后的是里诺。再也没有别人了。里诺想起了胡安的提醒：什么也别碰！他俩搜查了整个房子。正常。廉价的家具，但是还像样。有个桌子上放了报纸。胡安说：别动它！餐室里有两瓶索查龙舌兰酒瓶，里面是空的。有一瓶绝对伏特加，空的。厨房干干净净。正常。垃圾桶里有吃剩下的麦当劳。地面是干净的。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是个小院子，一半铺了水泥，一半是干土，贴墙长着一些灌木。墙外是另外一个院子。正常。二人后退。胡安在前，里诺在后。走廊。两间卧室。其中一间，床上俯卧着埃尔米尼亚裸露的尸体。哎呀，这群浑蛋！胡安听见里诺骂了一声。在卫生间里，爱斯特法尼亚的尸体蜷缩在淋浴蓬头下面，双手捆在身后。胡安说：你留在走廊，别进来！胡安自己进了卫生间，跪在尸体身边，仔细检查起来，没了时间概念。他听见身后里诺在用手机说话。胡安说：叫法医来！据法医说，爱斯特法尼亚脑后中了两枪。此前，还被殴打过，脖子上有勒痕。法医说：但不是被勒死的。凶手们勒着她脖子玩。脚踝上有明显擦伤。法医说：我估计是把她倒挂起来了。胡安望着天花板找横梁或者钩子。这时，房子里已经站满了警察。有人已经给埃尔米尼亚盖上了床单。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胡安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铁钩子，位置刚好在两床之间。他闭上眼睛，想像着爱斯特法尼亚头朝下悬挂的情景。他叫来两个警察，吩咐他俩去找绳子。法医在埃尔米尼亚的房间。一看见胡安进来，他说：这孩子脑后也挨了一枪。不过，我想不是致命的原因。胡安问：那为什么还要开枪呢？为了保险。胡安冲着大家喊了一声：不是技术部门的人都出去！警察们慢慢地走出了房间。客厅里，两个矮胖的家伙在搜集指纹，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胡安喊道：统统出去！里诺·里维拉坐在沙发上在看一本拳击杂志。有个警察前来报告说：头儿，绳子找到了。胡安说：谢谢。出去吧！这里只能留下技术部门的人。一个正在拍照的人放下相机，挤挤眼。这里还没完哪，胡安·德迪约斯？胡安一面在里诺的沙发上坐下来一面点烟，说道：没完，没完。傻瓜，你就慢慢拍照吧！还没等他抽完烟，法医请他到房间里去。法医对他说：两个女孩都被强奸了。我估计强奸了好几次，阴道和肛门都有伤，有可能卫生间里的女孩是三个人干的。她俩都挨过打。其中一个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另外一个没那么严重。明天我给你一份可靠的报告。现在，我要把尸体运出去。请你去街上给我开道！胡安走到院子里，吩咐警察搬运尸体。这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救护车消失在法医验尸所方向的时候，胡安想：真奇怪啊，几秒钟之内，一切都变了。一小时后，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来了。胡安正在询问邻居们。有些邻居说，677号住着一对男女；有些邻居说，住着三个小伙子，确切地说，是一个成年男子，两个少年，三人只是在那里睡觉；有些邻居说，那里住着一个怪人，不跟小区里的任何人讲话，有时一连几天不露面，好像在圣特莱莎以外的地方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出门，看电视到深夜，或者听歌看舞，然后睡到中午以后。那些断言677号住着一对男女的人们说，他俩有一辆康贝或者什么其他的厢式货车，经常双双外出上班、下班。他俩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但有个人说，可能二人都当服务员。那些认为里面住着一个男子和两个少年的人们认为，那男子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很可能是康贝货车。认为住着怪人的人们说，不记得那人是不是有汽车，但是他们说经常有朋友开车来看他。欧尔迪斯·雷伯耶多问：一句话，到底谁他妈的住在里面啊？胡安说：应该调查！说完回家去了。第二天，验尸完后，法医重申他原来的看法，但补充说：埃尔米尼亚不是因为脑后中枪，而是死于心脏停止跳动。法医对一群检察员们说：这可怜的孩子受不了折磨和侮辱。根本过不了那一关。使用的武器可能是一把史密斯威森9毫米手枪。尸体所在的房子属于一位老太太，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是圣特莱莎上层社会贵妇人，依靠房租为生，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她的产业。老太太有个孙子管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负责收房租。根据该公司经理的收据，全部都是合法住户，677号的房客名叫哈维尔·拉莫斯，总是去银行交付房租。警方去银行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个哈维尔·拉莫斯早就缴纳了大量现金，足以支付六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可是没人见他回来过。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应该加以注意，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产业登记处调查，发现加西亚·埃雷罗大街下一个街区的房屋统统属于佩德罗·任西福，还发现与加西亚·埃雷罗大街平行的塔布拉达大街的房屋都属于一个名叫洛伦索·胡安·伊诺霍萨的人，而此人是受毒贩子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操控的。同样地，与塔布拉达大街平行的奥尔坦西亚·伊·里森夏亚多·卡韦萨斯大街的房产都注册在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或者他儿子名下。还有，再往北过去两个街区，吉列尔莫·欧尔迪斯工程师大街的房屋建筑都是巴勃罗·内格雷特的产业，此人是佩德罗·内格雷特的哥哥和圣特莱莎大学的功勋校长。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心里想：这多奇怪呀！跟死尸在一起，你发抖。等尸体运走了，你就不抖了。这个任西福也卷入了杀害女孩子的罪行里了吗？甘波萨诺也卷入得很深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任西福是好毒品贩子。甘波萨诺是坏毒品贩子。真是咄咄怪事！没人在自己家里附近强奸和杀人吧。除非此人是个疯子，故意让人家抓他。在发现死尸后过了两夜，在高尔夫球场附属的一家私人俱乐部里，有个聚会，参加的人有，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佩德罗·任西福先生以及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先生。会议开到凌晨四点钟。弄清楚了几件事情。第二天，可以说是动用了全城的警察开始搜捕哈维尔·拉莫斯。四面八方都找了，甚至沙漠里的石头缝。可实际上，警方连个嫌疑人的逼真画像都做不出来。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有好几天的时间在想埃尔米尼亚死前遭受的四次心肌梗死。有时，他边吃饭边想此事；有时，去咖啡馆的卫生间撒尿时想此事；或者是在检察员经常光顾的餐厅想此事；或者是睡觉前，刚好在熄灯前想此事，或是在熄灯前一瞬间想此事；而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就无法关灯了，于是下床，走到窗户前，看看外面的大街，一条丑陋、平庸、安静、照明差的大街，然后去厨房，烧开水，沏咖啡；有时，一面喝着不加糖的苦咖啡，一面打开电视机，观看从沙漠方向传来的晚间节目；这个钟点可以收到墨西哥和美国的频道，一个在星空下骑马的弱智疯子的节目，里面用让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夹杂英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双手抱头，从嘴巴里发出一种微弱、清晰的号叫声，好像在哭泣或者极力要哭；但是，等双手放下来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反映出来的还是那张老脸，皮肤干黄，没有一丝泪痕。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把发生的事情讲给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她静静地听着。后来，过了好大工夫，二人都在昏暗的卧室里裸体休息的时候，她坦率地说，梦想把一切都丢下了。也就是说，彻底丢下一切，不加任何保留。比如，她梦想着卖掉那套单元房以及圣特莱莎城里的两处房产，卖掉轿车和首饰；卖掉一切，凑够可观的数目；梦想坐上飞往巴黎的航班。到了以后，租上一个小房间，比如说，在维利耶和克利希门之间租个写字间；然后，去看名医，一个创造奇迹的整容医生，请他给我整容，修鼻子和颧骨，做隆胸手术，总之，一下手术台，焕然一新，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不再是五十多岁，而是四十几岁，或者最好是四十岁出头，青春焕发，面貌一新；当然，有一段时间需要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不是埃及那种木乃伊，是墨西哥的，这叫人喜欢，比如，去逛地铁，人人都吃惊地望着你，甚至给你让座，想像那是多么可怕的痛苦、烧伤的感觉、交通事故，那陌生、安静的坚忍女人已经度过了上述一切；她走出地铁，迈进博物馆、画廊或者书店的大门；她每天学习两小时法语，高高兴兴地学习，充满幻想地学习，法语多美啊！多有音乐感啊！会说“je ne sais quoi”［17］；然后，一个雨天的早晨，轻轻地拿掉绷带，就像一位考古学家刚刚发现一块难以形容的骨骼，如同一个动作缓慢的女孩一点点地拆开有意拖延时间的礼物，拆呀，拆呀，永远拆不完，直到绷带落地，落到哪里去了？落到了地毯上，落到了地板上，一流的地板；所有的绷带像几条长虫那样颤抖，或者说所有的绷带像蛇群那样睁开了睡眼，尽管她知道那不是蛇，而是守护天使；后来，有人拿来一面镜子，她照照镜子，点点头，表示认可，表情里再度露出了童年最美的样子，那是父母的心肝啊；然后，在什么纸上签字，签文件，签支票；然后，去逛巴黎的大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是走向新生活吗？女院长答：我认为是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很喜欢。女院长说：我要一种没有墨西哥、墨西哥人、墨西哥病人的新生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让我爱得发疯了。

1996年年底，有些墨西哥报纸上说，北方正在拍摄电影，杀人实况的色情片，杀人的首府就是圣特莱莎。一天夜里，两名化了装的记者跟翁贝托·帕雷德斯将军谈了话，将军曾经是首都警署的署长，地点在谷地区的城堡里。两位记者是四十多年来从事警务报道的资深记者马卡里奥·洛佩兹·桑托斯和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将军招待两位记者的酒菜是特别嫩的肉馅饼和无形女人牌龙舌兰。晚上要是吃别的什么东西，会让将军感到胃酸。饭吃到一半，马卡里奥·洛佩兹·桑托斯问将军如何看待圣特莱莎杀人实况的色情片。将军说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见过很多野蛮行径。但是，从来没看过这种性质的影片，他怀疑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老记者说：存在。将军回答说：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奇怪的是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可是没见过这样的影片。两位记者一致认为，这的确奇怪；但是，他俩提示说，将军在任的时期，那种表现恐怖的形式可能还没有发展起来。将军不同意，他的看法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色情淫秽的东西已经发展到全面的程度了。人们今天能在一部荷兰电影里看到的一切，或者淫秽照片上看到的东西，或者淫秽图书里的内容，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位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是看了再看。马卡里奥·洛佩兹说：您有时说话的口气跟奥克塔维奥·帕斯［18］一模一样，您没看他的作品？将军放声大笑起来，说道：我惟一读过的帕斯作品，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读的是《孤独的迷宫》，一点也看不明白。将军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位记者说：我那时很年轻，大约四十岁吧。马卡里奥·洛佩兹惊叫道：啊，是吗！我的将军！后来，三人谈起了自由和邪恶，谈起了自由高速公路——邪恶在上面就像法拉利一样飞奔。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女佣撤走杯盘，问三位先生是不是要咖啡。三人再次谈起了谋杀影片的问题。马卡里奥·洛佩兹的看法是，墨西哥的形势早就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腐败现象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再加上贩毒和围绕毒品的大量洗钱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谋杀电影仅仅是一种症状。具体到圣特莱莎就是一种病症，但归根到底，也就是一种病症吧。将军的回答是息事宁人的。他说：我不相信现在的腐败现象会超过历届的政府。比如，如果把今天的腐败与米盖尔·阿莱曼［19］执政时期相比，那少了很多；如果与洛佩兹·马特奥斯［20］执政的时期相比较，今天少多了。也许现在的绝望情绪大多了，而不是腐败多么严重。将军承认，贩卖毒品的问题是新课题，但是过高估计了这个问题对墨西哥社会（美国社会也一样）的严重性。他说，拍摄谋杀片惟一需要的就是钱，只要钱，贩毒分子安营扎寨之前先有钱，制作谋杀片的企业也一样；但是，大片可不是这样。马卡里奥·洛佩兹说：将军，可能您没看过谋杀片吧。将军笑了，笑声一直传到漆黑花园的花坛中间。他回答说：亲爱的马卡里奥，我什么都见过。警务新闻老记者离开前，对将军说，进入谷地区这座古老城堡大门时，没能荣幸地向保镖们致意。将军说这原因是他没有保镖。记者问：将军，为什么？您的敌人都投降了吗？将军一面送两位记者踏上两边种植着叶子花的道路，直到大门，一面解释说：马卡里奥，保安服务费越来越贵啊。我宁可把钞票花在比较可爱的想法上。将军，要是有人攻击您，怎么办啊？将军指指身后，让二人看看他佩带的以色列沙漠之鹰7毫米口径手枪，有七粒子弹的弹夹。他说：口袋里总是带着两个备用弹夹。可我想不一定用得上它。我太老了。敌人以为我已经在坟墓里培育大麻了。马卡里奥·洛佩兹提醒说：有的人可是非常爱记仇啊。将军说：马卡里奥，你说得对。咱们墨西哥人不懂得用真正的体育精神对待输赢。当然了，咱们这里输意味着完蛋，有时候，赢了也意味着完蛋，所以很难保持体育精神。将军想了想，又说：不过呢，也有人奋斗过了。马卡里奥·洛佩兹笑着说：是啊，将军。

1997年1月，警方逮捕了五名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警方把克劳斯·哈斯入狱后发生的几起杀人案都归咎于他们头上。这五名被捕人员是十九岁的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二十岁的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十七岁的雷内·卡尔德阿，十九岁的胡里奥·布斯塔曼特以及二十岁的罗贝托·阿吉莱拉。五人都有性侵犯前科。其中二人，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和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因为强奸少女玛丽娅·伊内斯·罗萨莱斯而入狱，这个玛丽娅是塞巴斯蒂安的堂妹。这位堂妹在她堂兄入狱后不久就撤回了诉讼。据说这个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就是加西亚·埃雷罗大街677号的房客，就是在他租的房子里发现了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的尸体。警方指控这五名成员绑架、强奸、折磨和杀害在博得斯塔峡谷发现的两位女性、在硫酸桶里发现的玛丽索尔·卡玛蕾娜、瓜达卢佩·艾蕾娜，再加上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在对他们的审讯过程中，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被打掉了全部牙齿，鼻梁骨断裂，据说他企图自杀。罗贝托·阿吉莱拉被打断了四条肋骨。胡里奥·布斯塔曼特被关进了同性恋者牢房，里面的两个犯人对他实施肛交，一直操到筋疲力尽为止；另外，还每隔三小时暴打他一顿，打断了他左手的全部手指头。警方组织了对嫌疑人的指认活动，请来了加西亚·埃雷罗大街的左邻右舍，其中只有两人认出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是677号房客。两个目击证人（其中一个是警方熟悉的线人）声称见过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那是在绑架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一周里的事，说他坐在一辆黑色的朝圣者轿车里。据罗萨莱斯本人对他俩说，车子是刚刚偷来的。美洲野牛团伙手中还有三把枪：两把是CZ85型9毫米手枪，一把是H&K德国枪。但是，另外一个证人说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吹牛说有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用它杀害了爱斯特法尼亚两姐妹。枪在哪儿？还是那个证人说，卡洛斯·卡米洛告诉他已经卖给他认识的几个美国贩毒分子了。此外，美洲野牛团伙成员被捕入狱后，警方偶尔发现成员之一的罗贝托·阿吉莱拉是赫苏斯·阿吉莱拉的弟弟，这个赫苏斯就关在圣特莱莎监狱，外号“龙舌兰”，是克劳斯·哈斯的“铁哥们儿”和被保护人。结论很快就出来了。警方说：由美洲野牛主演的连续杀人案是受托所为。按照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为团伙每杀一人而支付三千美金，但手段特征必须与他亲手作案相似。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报界。于是有人要求典狱长引咎辞职。人们说，实际上，监狱是在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掌控中，而控制这些团伙的又是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这个卡纳内阿的毒枭和监狱真正的统治者。他从监狱里自由自在地继续指挥毒品交易。《圣特莱莎论坛报》有篇文章把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与克劳斯·哈斯勾结起来买卖毒品的情况曝光，他俩把毒品伪装成电子计算机零件，按照进出口货物来往于边境两侧。这篇文章没有署名，撰写文章的记者一辈子只见过克劳斯·哈斯一次，但这并不妨碍把克劳斯·哈斯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按照他的口气写出来。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在埃莫西约电视台上声明：连续杀害妇女的案件成功告破（首都几大频道纷纷转播）。从今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列入普通、一般犯罪，这是一座不断发展壮大城市的常事。精神病患者都死光啦。

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一天夜里在阅读乔治·斯坦纳［21］的作品时，接到一个电话，起初没听出来是谁。那声音很激动，带着外国腔，说全都是谎言呀！全都是骗局！口气不像是刚刚打过来的样子，好像已经谈了半小时了。塞尔希奥问：您要干什么？您想找谁？那声音反问：您是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吗？对呀，是我。那声音：哎呀，太好了。您怎么样？塞尔希奥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问道：您是哪位？那声音带着惊讶的口气反问：真他妈的，您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塞尔希奥问：您是克劳斯·哈斯吧？从线路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接着是风声、沙漠里的杂音和监狱晚间的喧闹声。那声音：就是我呀，无赖！看来您还没把我给忘了。塞尔希奥说：没忘，没忘！怎么能忘了您呢！克劳斯·哈斯说：我时间不多。我就想告诉您说什么我掏钱雇美洲野牛去杀人，都是假的。我得掏出多少银子才能杀那么多人啊！塞尔希奥问：什么银子？克劳斯·哈斯：就是钞票。我是“龙舌兰”的朋友，那是个疯小子，大家都这么说他。“龙舌兰”是美洲野牛一个成员的哥哥。仅此而已。没别的了，我可以发誓。那声音用外国腔说道。塞尔希奥说：这话说给你的女律师听吧！我已经不写圣特莱莎犯罪的报道了。线路那一头的克劳斯·哈斯笑了起来。人人都这么说：你讲给谁谁吧！你讲给谁谁吧！我的女律师已经知道了。塞尔希奥说：我帮不了您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您瞧瞧从哪儿入手吧。我认为您能帮忙。接着，塞尔希奥又听见了管道的嘈杂声、抓挠的声音、一阵阵狂风大作。塞尔希奥想：要是我被关在里面，该怎么办呢？我会像个孩子一样用床罩蒙起来藏到角落里吗？会发抖吗？会求助？会哭？会自杀吗？克劳斯·哈斯说：他们想把我给搞垮了。他们在拖延开庭时间。他们怕我。他们要搞垮我。接着，塞尔希奥听见了沙漠的嘈杂声和类似动物的脚步声。塞尔希奥想：咱们都变成疯子了。他问：克劳斯·哈斯！您还在听吗？那边无人回答。

1月份逮捕了美洲野牛团伙之后，全城松了一口气。《索诺拉之声报》认为逮捕这五名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家伙是“圣诞老人的最佳礼物”。当然，死人的事情还是有的。有个小偷被人捅死了，他活动的舞台是市中心。与此同时，还死了两个与贩毒分子有联系的家伙；还死了一个养狗人。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被强奸、折磨和杀害的女人。这是在1月。2月也是如此。一般性的常规死亡当然有了，人们吃吃喝喝最后斗殴而死，不是电影里的死亡，是属于狂欢致死，而不是死于时髦：是不会让大家害怕的死亡。那个官方说的连环杀手已经在铁窗里了。杀手的模仿者或者继承者或者帮手也在大牢之中。全城可以平静地活着了。

1月，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报社的记者，在前往洛杉矶途中，在圣特莱莎停留三天，写了一篇关于该城市和妇女被害的报道。他打算去监狱采访克劳斯·哈斯。但是，当局拒绝了他的申请。他看了一场斗牛。到过“内务”妓院，跟一个名叫罗萨娜的妓女睡了觉。参观了多米诺斯歌舞厅和塞拉菲诺斯酒吧。结识了《北方使者报》一位记者。在这家报社里查阅了关于被绑架、被杀害的失踪妇女卷宗。《使者报》记者给他介绍了一位朋友，这位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据说看过一部色情电影的朋友。阿根廷记者说想看看这部电影。记者朋友的朋友问他准备掏多少美元。阿根廷记者说，为这种下流货色，他分文不掏；他仅仅出于职业兴趣，或者也可以承认，出于好奇才想看看。那墨西哥人约他在城北一户人家见面。阿根廷记者的眼珠是碧绿的，身高一米九，体重几乎有一百公斤。他前去赴约，看了电影。那墨西哥人矮胖，是发福的趋势。他俩看影片时，墨西哥人非常老实，静静地坐在阿根廷人身边，如同淑女一般。在整个影片放映过程中，阿根廷人都在等着墨西哥人来摸他的鸡巴。但墨西哥人什么也没干，只是出粗气，好像丝毫不愿意浪费阿根廷人此前吸过的新鲜空气。影片放完后，阿根廷人彬彬有礼地希望得到一份拷贝，可是墨西哥人不想听，也不想谈这个话题。那天晚上，他俩去一家名叫玉米饼王的餐厅喝啤酒。喝酒时，阿根廷人有一阵工夫以为，所有的跑堂的都是机器人。他觉得这也正常。餐厅很大，布满了壁画和涉及玉米饼王童年题材的绘画；餐桌上空，飘荡着一种噩梦般的紧张空气。在刹那间里，阿根廷人以为有人在他的啤酒里掺入了毒品。他突然告辞而去，乘出租车回到了旅馆。次日，他乘坐长途大客车到达美国凤凰城，从那里乘飞机直达洛杉矶。在那里，白天他采访为数不多允许采访的演员，晚上撰写关于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长文。文章集中写色情电影产业和描述真实杀人过程的谋杀影片的秘密制作。据这个阿根廷人说，“谋杀片”的提法是在阿根廷的一对美国夫妻发明的，他们为了拍摄电影而迁居那里。男的叫迈克，女的叫克拉丽莎·爱波斯坦。二人聘用了有些知名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员，虽然那时他们情绪低落；还用了几个年轻人，其中几个后来成了名角。摄制组里除摄影师外，都是阿根廷人。摄影师名叫哈代，是爱波斯坦的朋友，在开拍前一天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此事发生在1972年，那时候阿根廷在谈论革命、庇隆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神秘主义革命。在大街上溜达的是精神分析学家和诗人。巫师和默默无闻的人们站在窗前望着他们。哈代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迈克和克拉丽莎·爱波斯坦前往机场迎候。三人对阿根廷的兴趣日益浓厚。三人乘出租车回家（在城外租了一套房子）的路上，迈克伸开双臂要把话说得更好些，那就像是美国西部，但比美国西部出色，因为美国西部仔细望去，只有牛仔赶牛；而这里，阿根廷潘帕大草原上越来越光辉灿烂，放牛人都是捕捉还魂尸的猎手。哈代想知道：这部片子也有还魂尸吗？克拉丽莎说：有一两个。那天夜里，为了欢迎摄影师的到来，在爱波斯坦的花园，游泳池旁边，举办了阿根廷风格的烤肉晚会，演员们和摄制组成员都参加了。两天后，大家开往委内瑞拉的埃尔蒂格雷。拍摄了一星期后，全体人员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休息两天，演员们，大部分是年轻人纷纷回家看父母和朋友。哈代在爱波斯坦家的游泳池边看剧本。看不出什么名堂，更糟糕的是，剧本里找不到任何与埃尔蒂格雷拍摄有关的场景。不久后，大家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厢式货车前往潘帕草原。有个阿根廷演员说，这很像一队深入荒漠的吉普赛人。旅途好像没有尽头。第一夜，大家睡在卡车司机下榻的汽车旅馆。这一夜，迈克和克拉丽莎第一次吵嘴。一个十八岁的阿根廷女演员哭了起来，说是要回家找妈妈和弟弟们去。一个美男子模样的阿根廷演员喝醉了，在卫生间里睡着了。别的演员只好把他抬到卧室里去。次日，迈克一大清早叫醒了大家，人人垂头丧气地又上路了。为了省钱，饭菜都是在河边做的，好像出来郊游野餐似的。姑娘们很会烹饪，甚至小伙子们也都具备烤肉的本事。食谱以烤肉和葡萄酒为主。几乎人人都带了照相机，停车吃饭的时候，大家互相拍照。有些人用英语跟克拉丽莎和哈代交谈，据说是为了练习口语能力。迈克则相反，跟任何人都说西班牙语，里面夹杂着大量下流话，小伙子听了直发笑。走到第四天，正当哈代以为迷失在噩梦里的时候，车队已经开进一座庄园。迎接大家的是仅有的两名雇员，一对负责维修房屋和马厩的五十多岁的夫妻。迈克跟他俩聊了一会儿，告诉他们他是东家的朋友。接着，大家下车，占据了住宅。当天下午，继续工作。拍摄田野里的一场戏：一个男的准备篝火，一个女的被捆绑在铁栅栏上，两个男的坐在地上谈生意，大块吃肉。肉块烫手，两人边吃边倒手以免烫到自己。夜里，举办了一个晚会。会上，大家谈起政治来，说到农业改革的必要性、地主、拉丁美洲的未来。爱波斯坦夫妇和哈代一言不发，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话题没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三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夜里，哈代发现克拉丽莎在给迈克戴绿帽子，跟一个演员野合。但是，迈克好像无所谓。第二天，在庄园里面拍摄。是性爱场面，这是哈代的拿手好戏，他擅长准备间接照明，擅长提出建议和暗示。庄园里那个雇员宰了一头小母牛，准备中午聚餐用。迈克带着几个塑料口袋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牛血。那天上午拍摄的场景特别像屠宰场。根据设计，两个男演员要杀害一个女演员，把她大卸八块，用麻布片包裹起来，埋到荒地里去。清晨屠宰的小母牛肉和内脏全部派上了用场。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哭了说这拍摄太肮脏。庄园里那位女雇员则相反，她觉得很开心。拍摄到第三天，庄园的女东家坐着豪华的宾利车来到庄园。哈代记得的惟一宾利轿车是好莱坞一个制片人的，年代已经久远了，那时候他还以为能在好莱坞找到自己的未来呢。女东家大约四十五岁，是个金发、文雅的美人，她的英语说得比三个美国人还标准。阿根廷的小伙子们一开始对她还十分拘谨。好像他们不信任她，她肯定也不信任他们，但并非如此。此外，女东家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贮藏了充足的食品，永远不缺少食物，派人把另外一个妇女接来帮助这个女雇员完成清洁任务，确定了吃饭的作息时间表，让宾利为导演服务。庄园一下子告别了土著部落的模样。确切地说，迷失在潘帕草原上的这座庄园告别了野蛮状态，进入了文明世界。这是在一次晚会上，一位年轻演员的响亮说法。自从女东家来到庄园后，每天晚上都要在宽敞、舒适的前厅举行晚会。有时候，常常要延长到凌晨三四点钟。这些晚会肯定会让哈代回想起自己如何准备洗耳恭听那目光炯炯、皮肤光洁的女东家讲述她自己的童年农村生活以及少女时在瑞士上寄宿学校的日子。尤其是哈代自己待在卧室的时候，躺在床上，蒙着毯子，心里想：也许这个女子就是他一辈子苦苦寻觅的意中人吧。他问自己：不是为了见她，我来这里做什么啊？迈克这部影片除去能让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认识她之外，这破烂、难懂的片子有什么意思呢？我正在失业的时候，迈克叫我来干活，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有意义啦！意味着我只好接受他的邀请，这样就可以认识她啦！女东家名叫埃斯特拉。哈代没完没了地念叨这个名字，一直到口干舌燥为止。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念叨着：埃斯特拉！埃斯特拉！脸上盖着毯子，像个毛毛虫，或者像个失眠的鼹鼠。但是，白天，大家在一起或者说话的时候，摄影师绝对小心谨慎。他不允许自己唯唯诺诺，也不允许自己胡说八道。他跟女东家的关系无论如何绝对不越雷池一步，严格遵守礼貌尊敬的规矩。拍摄结束后，女东家提出用她的宾利送爱波斯坦夫妇和哈代回首都。哈代说他更愿意跟演员队伍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三天后，爱波斯坦夫妇送哈代去机场。哈代没敢直接打听女东家的情况。也没询问影片的事情。到了纽约，哈代打算忘掉女东家。没用。在纽约最初的日子充满了惆怅和悲伤，哈代想自己大概振作不起来了。可是，振作起来干吗用呢？但是，随着光阴荏苒，他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而是大有收获。他心里说：至少我见到了一生心仪的女子啊。而别人，大部分只能在电影里模模糊糊看到大明星的身影、你心上人的目光。可是我呢，看见了她活生生的本人，听见了她的悦耳声音，目睹了她站在辽阔草原上的窈窕倩影。我跟她说过话，她也跟我说过话啊。这就足够了。我还抱怨什么呢？与此同时，迈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格连特斯大街上租了廉价的时租工作室，进行后期制作。拍摄工作结束后一个月，一名女演员爱上了一个路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革命家，二人去了欧洲。有传闻说，那女演员和那意大利人已经失踪了，具体原因不明。后来，不知为什么又传说，那女演员死于爱波斯坦拍摄电影期间。不久又传言（应该澄清，可是没人当真），爱波斯坦和他的剧组把那女演员给杀了。按照这种说法，爱波斯坦打算拍摄一个真实的杀人场景，这个打算得到了其他演员和摄制组成员的赞同，因为人人都极度发狂，渴望用演员中这个最不起眼和无助的女孩来祭祀魔鬼。爱波斯坦听到这些传闻后，亲自张罗起传播的工作。这个故事经过稍稍变化后，传到了美国一些电影迷的圈子里。第二年，这部影片分别在洛杉矶和纽约首演。结果是彻底的失败。这是一部译制成英语的片子，内容混乱，情节站不住脚，表演水平令人遗憾。这时，爱波斯坦已经回到了美国，他企图从那种病态情绪中捞取好处。但是，一个电视评论员用一个个定格画面来证明，那所谓的真正杀人场面是弄虚作假。评论员最后说，那个女演员该死，因为她的表演太差劲了。但实际上，至少没人想处理这部影片。在这部描述“真实杀人情节”的影片后，爱波斯坦又拍摄了两部低成本电影。他老婆克拉丽莎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跟阿根廷电影界一个制片人同居了。她的新伙伴是庇隆主义分子，后来参加了敢死队，先是积极参与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城市游击队员，后来参加了让妇女和儿童失踪的勾当。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克拉丽莎回美国去了。一年前，爱波斯坦在拍摄他最后一部影片时（后来的摄制人员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从升降机空隙处落下摔死了。据目击者说，他是从十四楼的高度跌落的，尸体的样子惨不忍睹。

1997年3月第二周，又一轮发现女尸的时期开始了，地点是在城南无人区，名叫“念珠经”，已经列入市政城市发展规划，准备建设一个类似美国凤凰城风格的居民区。尸体半埋在路边，距离穿越“念珠经”的道路大约五十米，那条道路与通往博得斯塔峡谷的土路相连接。发现女尸的是一个附近牧场的农民，他骑马刚好从那里经过。根据几位法医推断，是拧断脖子致死，因为有舌骨断裂。尸体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腐烂，依然可以看出用利器打在头部、双手和大腿的痕迹。可能有过强奸行为。尸体上发现的小虫说明了死亡日期大约在2月的第一或第二周里。没有身份证明，虽然她的资料与瓜达卢佩·古斯曼·普列多吻合，十一岁，2月8日下午在圣巴多罗梅区失踪。为了确定她的身份，对尸体进行了人体测量学和齿科学研究。结果是肯定的。后来再次验尸，确定了脑颅受过打击，有血肿；颈部有扭伤，因此有舌骨断裂。负责此案的一位检察员说，有可能是用双手扭断的。在右腿和臀部还发现了殴打的痕迹。她父母前来认尸，说就是女儿瓜达卢佩。据《索诺拉之声报》说，尸体保存完好，皮肤僵硬，这有助于识别身份，仿佛“念珠经”的荒地有一种木乃伊化的作用。

发现了女孩瓜达卢佩·古斯曼·普列多的尸体后，过了四天，在星星山东坡，有人看到了哈思敏·托雷斯·多兰特斯的尸体，也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估计死因是凶手或凶手们用刀子捅了十五六下造成的低血容量性休克。阴道和肛门涂片验定她多次被强奸。尸体上的衣服一应俱全：草绿色运动衫、蓝色牛仔裤和廉价网球鞋。女孩家住城西莫雷洛斯区，是二十天前被绑架的，虽然案情并没有公布于众。警察抓捕了星星区九个年轻人，他们是个团伙，从事偷车和零售毒品等犯罪活动。其中三人转交未成年人犯罪法庭审理；其余六人作为刑拘关押在圣特莱莎监狱，但警方没有掌握任何决定性证据。

发现哈思敏尸体又过了两天，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荒地上，一群孩子看见了卡罗丽娜·费尔南德斯·富恩特斯的尸体。她十九岁，是西南公司加工厂的女工。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大约两周前。她是完全裸体的，虽说十五米外发现了一个蓝色乳罩，上面有血迹，五十米外有一只尼龙袜子，质量一般。警察询问了与卡罗丽娜同住的女工，也在西南公司加工厂干活。她声称，乳罩是卡罗丽娜的，但尼龙袜子肯定不是她女友和同事的，因为卡罗丽娜只穿连裤袜，从来不穿这种袜子，她看这种袜子更像是妓女穿的，加工厂的女工不穿这种玩意儿。但是，进行了相关分析之后的结果却是，无论乳罩还是袜子都有血迹，而这些血迹都属于同一个人的，即卡罗丽娜·费尔南德斯·富恩特斯。由此，有了这样的传言：她过着双重生活，要么就是死亡发生的那个夜晚，她自愿参加了纵欲狂欢会，因为在她的阴道和肛门里发现了精液。警察用了两天的时间传讯了几个可能与死者有关系的该厂男工。但毫无结果。卡罗丽娜的父母是奥卡西塔斯城外圣米盖尔村人，他俩来到圣特莱莎，没做任何表示。但要求领走女儿的遗体。二人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带着女儿的遗物，乘坐长途汽车回奥卡西塔斯去了。死因是凶手用利刃在她颈部捅了五下。专家分析，死亡地点并非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在1997年那不幸的3月里，卡罗丽娜的尸体被发现三天后，在蓝村公路附近的一个乱石堆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女子。尸体高度腐烂，据此推断，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五天前。她完全裸体，只佩戴小象形状的黄铜耳坠。警方允许一些失踪女性的家属前来认尸。但是，没人说是自己的女儿、姐妹或妻子。法医指出死者右乳房被切除，左乳头可能被咬掉或者用刀子剜去；腐烂的肌肉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对死因的正式结论是：舌骨断裂。

1997年3月的最后一周，在距离通往卡纳内阿公路四百米的地方，可以说是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子的骨骼。发现女尸的人们是三个美国大学生和一名历史老师，他们是洛杉矶大学的师生，骑摩托来墨西哥北方旅行。据这些美国人说，他们骑着摩托驶入了一条市级公路，寻找一个雅基人村庄，结果迷了路。据几个圣特莱莎警察说，这几个美国佬离开了大路，找隐蔽的地方干那人类所不齿的行为，就是说，互相鸡奸。警察把四个美国佬关进了牢房，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入夜后，四个美国人已经被拘留八个多小时了。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来了，他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四个美国人把事情的过程又讲述一遍，甚至还画出一张发现半埋葬女尸地点的草图。卡林多问他们会不会把动物骨骼，比如野狼骨与人骨混淆起来呢，那位历史老师回答说任何动物，除灵长目动物外，都不会有人类的头盖骨。老师回答的口气让艾比法尼奥生气。他决定次日早晨亲自去现场看看，但是要求这几个美国佬陪同，因此决定简化手续让他们留在身边，就是说请他们做圣特莱莎警察局的客人，给他们四人一个房间，公家出钱请他们吃饭，当然不是监狱里的大锅饭，而是派遣一名警察去附近的咖啡馆叫外卖。虽然这几个老外表示抗议，事情还是办了。第二天，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几个警察和两位检察员在四位美国人陪同下来到现场，那个地方名叫“留茬地”，这名称显然是表达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留茬的庄稼或者类似的什么植物，而只有沙漠和石块、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点灰绿色灌木，只要看上一眼那荒凉景象，就会令人感到十分凄惶。在美国佬指出的准确地点，大家看到了骨骼。据法医说，这是个年轻女子，被人扭断了舌骨。她没穿衣服，没有鞋子，没有身份证明。艾比法尼奥说：尸体或者是赤条条地运到这里的，或者是埋葬前被脱光了衣服。法医问他：你说这也叫埋葬吗？艾比法尼奥说：当然不是了，先生。他们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力啊。

第二天，在从公墓到十字架牧场的道路一侧发现了艾蕾娜·蒙托亚的尸体。她二十岁，三天前离家出走，已经因失踪而报警。她腹部有穿刺伤，手腕和脚腕有烧伤，颈部有勒痕，另外，脑颅有锤子或者石块等钝器的打击伤痕。此案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经办，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萨穆埃尔·布兰科·布兰科。他在审讯室里蹲了四天。四天后，由于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了。艾蕾娜在卡松加工厂工作，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1997年3月最后一天，几个捡破烂的孩子在“辣椒”垃圾堆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残骸被运到了城里法医验尸所，在那里进行了严格的分析。结果，这是一个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女子。无法确定死因，据法医们说，死亡的时间要在十二个月之前。而这些情况引起家住瓜纳华托州的贡萨莱斯·雷森蒂斯一家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女儿就是在十二个月前失踪的；为此，瓜纳华托州警方请求圣特莱莎警察局提供在“辣椒”垃圾堆发现的陌生女子的验尸报告，尤其强调请寄上牙科证据。收到报告后，瓜纳华托警方确认了死者是伊雷内·贡萨莱斯·雷森蒂斯，十六岁，于1996年1月离家出走。她父亲是省里著名的党内政治家；她母亲上过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面对摄像机做直播，要求女儿回家。接着，还播出了一张伊雷内的照片，是护照上使用的那种，有一段时间还贴在牛奶瓶的包装纸上，附有个人特征和电话号码。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看过这张照片。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喝牛奶。拉罗·古拉除外。

圣特莱莎三位法医的长相毫无相似之处。三人中年长的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高大，肥胖，有哮喘病。有时，在停尸间里，正在验尸的时候，哮喘病就发作了，他只好忍耐。假如有女助手堂娜·伊萨贝尔在身边，她就从挂在衣架上他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他的吸入器。于是，埃米利奥·卡里拜就像孩子似的张开嘴巴，让人家往口腔里喷气。但是，如果他一人独处，那就忍耐，继续干活。他出生在圣特莱莎，种种迹象表明也要死在圣特莱莎。他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属于土地拥有者。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加工厂要在墨西哥这一侧兴建的时候，很多有土地的人因为卖地发了大财。但是，埃米利奥·卡里拜没有干这种生意。或者说干得不多。他是医学系教授，作为法医，很不幸，从来不缺活干，因此，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比如做买卖。他是无神论者。多年来，没看过书，可是他家里珍藏着大量专业图书，还有哲学书、墨西哥历史书、一两本长篇小说。有时，他想不读书恰恰是因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可以这么说吧，不读书是无神论的最高境界，至少是他理解的无神论该当如此。既然你不信神，干吗要信破书本呢！这是他的想法。

第二位法医名叫胡安·阿莱东多，是埃莫西约人，那是索诺拉州的首府。卡里拜学医是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而他则在埃莫西约大学医学系。他四十五岁，已婚，妻子是圣特莱莎人，三个子女，政治上倾向于民主革命党，但没有加入该党。跟卡里拜一样，既做法医又在圣特莱莎大学讲授自己的专业知识。学生们非常敬重他，把他看成老师和朋友。喜欢看电视，跟家里人共进晚餐；但如果有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他会乐得发疯，会千方百计弄到一张入场券。医学系主任（卡里拜的朋友）瞧不起胡安·阿莱东多；有时，纯粹出于瞧不起胡安才给他好处。借助系主任的帮助，胡安三次去美国，一次去西班牙，一次去了哥斯达黎加。有一次，他代表法医验尸所和圣特莱莎大学参加了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研讨会。回国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咱们根本想像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再也不提此事了。

第三位法医名叫里格贝尔托·弗里亚斯，三十二岁。他是伊拉普阿托人，曾经在首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突然离去，没作任何解释。他在圣特莱莎已经工作两年，是卡里拜的一位老同学推荐来的；按照弗里亚斯同事们的看法，他拘泥细节，胜任工作。在医学系，他做教授办公室助理；独自居住在塞拉芬·卡拉比托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住房虽小，但家居装饰很有品位。书多，朋友很少。课后几乎不跟学生说话，没有社交生活，至少在教育圈子里没有。有时，由于卡里拜的命令，三位法医黎明时分一起上街吃早饭。这个钟点的饭馆，只有一家二十四小时美式咖啡馆开门营业，聚在那里的人们是附近整夜不合眼的医院护理、护士、救护车司机、发生事故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妓女、大学生。咖啡馆的名字叫“出逃者”，面向人行道那侧的一扇大窗户旁边，有个排气管道不断地排放大量蒸汽。“出逃者”的招牌是绿色的，有时蒸汽也被染上了绿色，是浓绿色，像热带的树林。卡里拜一看见这绿色，就免不了要说：他妈的，真漂亮啊！然后，就不再说话了。三位法医等候女服务员过来。女服务员是个稍稍发胖的少女，肤色微黑，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人，按照惯例，这姑娘给他们送上咖啡，询问他们早餐吃什么。通常，年轻的弗里亚斯什么也不吃，或者一个炸面包圈就够了。阿莱东多常常要一块冰激凌蛋糕。而卡里拜则要一份烤牛排。几分钟前，阿莱东多对他说过吃烤牛排对关节很不好。你这个年龄不该吃这种东西。他记不得卡里拜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对方的回答用词简洁而决断。三位法医在等候餐点的同时，都不说话；阿莱东多看看手背，好像在找血点；弗里亚斯望着桌面或者仰面朝天，目光在“出逃者”的天花板上漫游；卡里拜瞅瞅大街和来往的寥寥车辆。有时，极个别情况下，陪着三位的还有两名大学生——给化验室或者手术台当助手以便捞些外快。于是，五人稍稍聊上几句，但一般情况下也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对此，卡里拜称之为“对出色工作的肯定”。随后，各自付账，鱼贯而出，该上班的那位徒步去验尸所。其余两位到地下停车场去，分手时不说再见。片刻后，开出一辆雷诺，双手紧握驾驶盘的是阿莱东多，车子消失在进城的方向。接着，又出来一辆轿车，是卡里拜的大侯爵。街道把它当成日常的烦恼吞没下去。

在同一时刻，刚刚下班的警察们都聚在特来豪斯咖啡馆吃早饭。这家咖啡馆呈长方形，窗户少，像口棺材。大家喝咖啡，或吃煮蛋或吃煎蛋或吃炒蛋或者肉片夹蛋。有时，有专门的话题。有时，说笑话。数量居多的题目是女人。比如，有个警察说：什么是完美的女人呢？应该是半米高，大耳朵，扁脸，没牙，极丑。为什么要这样？半米高为了刚好到你腰间嘛。傻瓜，大耳朵为了让你好驾驭。扁脸为了让你放啤酒。没牙为了不伤害你的大鸡巴。极丑为了不让别的龟儿子惦记着。有人笑了。有人继续吃蛋，喝咖啡。讲完第一个故事那人，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女人不会滑雪？无人回答。因为厨房里不下雪。有些人不懂这话啥意思。大部分墨西哥警察一辈子也没滑过雪。在沙漠里去哪儿滑雪呀？但是有人笑了。讲笑话的人说：来啊！伙计们，给女人下个定义吧！无人回答。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围绕阴道形成的细胞组织！于是，有人笑了。是个检察员。他说：这个笑话很好，就是细胞组织嘛。对呀，先生。又讲了一个，这回有国际意义：为什么自由女神像是女的呢？因为需要一个没脑子的人，好在头上设置瞭望台。再讲一个：女人的大脑分成多少块？伙计们，这要看情况啊。贡萨莱斯，看什么情况？看你揍她有多狠。好，来点热闹的：为什么女人不能数到70？因为一到69［22］，嘴巴里就塞满了。再来个热闹的：比傻男人还傻的是什么？（这问题容易。）是聪明女人。来个更热闹的：为什么男的不把车子借给自己的女人？因为从卧室到厨房没有公路。类似的还有：女人在厨房之外还干什么？等着厨房地面干燥呗。有个变体：神经细胞在女人脑子里做什么？旅游呗。刚才笑了的那个检察员又发笑了，又说道：好哇，很好，贡萨莱斯，很有启发，神经细胞，对，先生，旅游，很有启发。贡萨莱斯不知疲倦地又说：你怎么选出世界上三个最愚蠢的女人来？那就随便来吧。伙计们，明白了吗？随便挑啊！反正都一样。还有，为了扩大妇女的自由度，应该做什么呢？那就给她们提供更大的厨房呗。给熨斗插上长线插头。哪天是妇女节？哪天你想不到就是哪一天。女人开枪自杀要耽搁多长时间？要七八个小时吧，这取决于子弹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脑子。那位检察员吼道：对，先生，找到脑子。要是有人责备贡萨莱斯不该如此吹嘘大男子主义，他就回答说：最大男子主义的是上帝，因为是他造就了我们高高在上的男人。他又说：一个失去百分之九十九智商的女子，叫什么？叫哑巴。一咖啡勺的女人脑髓能做什么用？充当漂浮物。那为什么女人要比狗多一点脑神经细胞呢？为的是女人打扫卫生间的时候不会喝马桶水。男人把女人从窗户里扔出去做什么用？污染环境呗。女人跟壁球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你揍她越狠，她弹力越大。为什么厨房有一扇窗户？那是为了让女人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后，贡萨莱斯说累了，坐到椅子上喝起啤酒来。别的警察纷纷吃起鸡蛋。于是，那位彻夜工作后已经筋疲力尽的检察员咆哮道：这些老百姓的笑话里藏着多少天道啊！他抓抓肚皮，把史密斯威森686型手枪放在蒙着塑料布的餐桌上，那枪差不多有一公斤二百克重，与桌面一撞，发出“轰隆”一响，仿佛远方传来的闷雷，引起附近五六个警察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听他说话，不对，是“隐约望着”他的嘴巴，猜测这位检察员想说什么，他的话语仿佛偷渡的苦工在沙漠里迷了路，远远看到了一片绿洲，或者一处村落，或者一群野马。检察员说：天道，那是上帝的箴言！他问：哪个龟儿子能发明笑话呢？谁能造出来谚语呢？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谁第一个想到了笑话和谚语的呢？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呢？检察员闭着眼睛，沉默片刻后，好像刚刚睡了一觉，半睁开左眼，说道：傻瓜们，要注意听这个独眼龙的话！女人从厨房到上床一路都是骂娘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女人如同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破坏的。哄堂大笑。洪亮的笑声响彻长方形的屋顶，好像警察们在拿死神取乐。当然并非全体起哄。有几个坐在偏僻角落的警察在用辣椒加工鸡蛋，或者肉末拌鸡蛋，或者菜豆掺鸡蛋，或者静静地吃，或者悄悄地谈自己的事情，一副离群索居的样子。似乎可以说，他们吃早餐时全身撑在焦虑和怀疑的情绪上。撑在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本质问题上。他们在梦里冻僵了：也就是说，他们与那些维护别样梦境的笑声背道而驰。另外一些人，为唱对台戏，背靠柜台的另外一端，一声不吭地喝酒，仅仅瞅瞅喧闹的人群，或者嘟囔一句真蠢！或者不吭声，只是盯着那些贪赃枉法的检察员和敲诈勒索的警察们。

就说那天上午吧，就是贡萨莱斯说女人笑话的早晨，当他跟他的搭档，巡警胡安·拉比奥离开特来豪斯咖啡馆的时候，拉罗·古拉在外面恭候着他俩呢。贡萨莱斯和他搭档打算甩掉拉罗·古拉。这时，艾比法尼奥从一个角落里闪了出来，对贡萨莱斯和他搭档说最好听话！跟拉罗走！巡警胡安·拉比奥说他俩值夜班，干了一整夜了，艾比法尼奥他太牛了，总是跟别人作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会让圣特莱莎警察高兴的，就像说女人的笑话一样。实际上，要有趣得多。两辆警车前后向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驶去。车速很慢。操他妈的，干吗要着急呢！行驶在前面的是贡萨莱斯，后面跟着艾比法尼奥。留在他们身后的是柏油马路和三四层的楼房。从车窗望出去，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们都戴上了墨镜。一辆车的对讲机里传来突发事件的消息。片刻后，两车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已经停着十几辆警车了。人们纷纷下车，互相敬烟，或哈哈大笑，或者踢飞路面的石子。有酒瓶的喝酒，没心没肺地议论天气，或者他们之间的生意经。半小时后，所有的警车离开了空地，扬长而去，身后留下一片悬在空中的黄色烟尘。

那群无赖说：说说您的血统吧！那群同伙说：摆摆您的家谱吧！说说您自己的鸡巴玩意儿！拉罗·古拉听了这些话并没有发火。操他妈的这些龟儿子！说说您家的族徽吧！口气已经缓和了。佩德罗要咳嗽啦。但是，没有生气。要尊敬长官嘛。别害怕，也别张狂。有个晚上，他借助邻居微弱的灯光读书，等到放下那些犯罪学的书籍时（傻瓜，别冲我皱眉头！），因为书里太多的指纹、血迹、精斑、毒物元素、入室盗窃、脚印，以及绘制作案现场图、作案现场拍照，闹得头晕脑胀，半醒半睡，梦里梦外，听见，或者回忆起有人说起了家族的第一人，家谱要追溯到1865年，那是个十五岁的无名孤女，她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外的一间砖坯屋里被一个比利时大兵给强奸了。第二天，大兵被绞死。九个月后，一个女孩降生了，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回忆的声音说：家族第一人，那孤女，死于产褥热。那女婴逐渐长大，成为那砖坯屋的亲属，而后来照顾她的几个农民成了屋子的主人。1881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十五岁的时候，赶上圣迪马斯节，一个外来的醉鬼一面高声唱着“这些都是次货。迪马斯对海斯塔说道”，一面把玛丽娅抱上马背。到了一座像是恐龙或者毒蜥的山坡上，强奸了她好几次。随后就跑了。1882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有了一个女儿，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那回忆的声音说：这女孩让维亚威西奥萨的农民大吃一惊。她从小时候起就显露出超人的聪明智慧和机敏；虽然一直不会读书写字，却博学多才，熟知治病的草药和油膏。1898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离开村庄七天后，一天早晨出现在维亚威西奥萨村中光秃的广场上，断了一只胳膊，浑身青肿。无论照看的老太太们多么坚持要她说说遭遇，她始终不肯说明。九个月后，她生下一女，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她母亲后来一直没结婚，没别的子女，没和男人同居，开始研究江湖医术的秘密。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仅仅像妈妈的好脾气，这是维亚威西奥萨所有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共同点，虽然有几个缄口慎言，有几个喜欢唠叨，但在好脾气和情绪稳定能度过暴力和极端贫困的难关方面却具有共同点。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却比妈妈和外婆的童年以及少女生活过得宽松些。1914年，她十六岁时，想事和办事还像个女孩，惟一的工作就是陪伴母亲每月去找一次草药，用家里后边的旧木盆洗衣服，而不去离家较远的公共洗衣池。那一年，撒比诺·杜盖上校（1915年因临阵脱逃而被枪毙）来到了这个村庄。上校是为墨西哥大革命来寻找勇士的。维亚威西奥萨村以出产勇士而闻名遐迩。村里几个小伙子参了军。其中一个小伙子，此前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只是拿他当成儿时的玩伴，认为他跟自己看上去一样单纯。出发去打仗的前夕，这小伙子决定向她求爱。为此，他选了一个没人使用的谷仓（因为村里人越来越少）。姑娘听了他的表白以后哈哈大笑。他就动手把她给就地强奸了。动作绝望而笨拙。黎明前，临走时，他发誓要回来娶她为妻。但是七个月后，他在和联邦军的激战中牺牲了，他和坐骑都被基督圣血河给卷走了。他就永远没回村里。这样的小伙子很多，他们或者去打仗，或者去当职业枪手，个个下落不明，或这里那里传来的可靠消息寥寥。不管怎么样吧，九个月后，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出生了。年轻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一夜之间成了妈妈。她开始在附近村庄出售母亲制作的汤药和自己鸡场的鸡蛋，日子还不坏。1917年，这个埃克斯波西多家族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了：有一次，年轻的玛丽娅卖鸡蛋回来，再次怀孕了。这一回，产下一子。给他起名叫拉法埃尔。他眼珠碧绿得像那位比利时高祖，眼神里有种怪怪的表情，外地人会觉得有种维亚威西奥萨村里人的目光，一种杀人凶手阴暗和紧张的眼神。偶尔有人问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时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早已经学会了她母亲巫婆式的话语和讲话姿态，不再是只卖汤药、把治疗关节炎的小瓶与治疗静脉曲张的瓶子混淆起来的人了。她回答说这孩子的爹是魔鬼，是他爹的活翻版。1934年，在一次大型狂欢节期间，斗牛士塞莱斯蒂诺·阿拉亚和他的“死神下乡俱乐部”的弟兄们，黎明时分来到了维亚威西奥萨村，在一家客栈（如今已经不在了）落脚，可那个时候还能给旅客提供床铺。这些人大呼小叫，嚷着要吃烤羊肉串。村里的三个姑娘给他们上菜。其中之一就有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中午十二点，那些人走了。三个月后，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向母亲坦白她有孩子了。弟弟问她：孩子爹是谁？母亲和姐姐都不吭声。弟弟决定自己调查姐姐的遭遇。一周后，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借来一杆卡宾枪，徒步向圣特莱莎走去。此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大地方。这一条条柏油马路、卡洛塔剧场、一家家电影院、市政府大楼，以及那时在墨西哥区、边境线上和美国村庄砖坯镇拉客的妓女们，都让他感到极度震惊。他决定在城里逗留三天，稍稍适应一下新环境，然后再实施复仇计划。第一天，他用来寻找斗牛士塞莱斯蒂诺·阿拉亚经常出没的地方和一个可以免费睡觉的窝。他发现有些居民区的生活昼夜一样，就决心不睡觉了。第二天，他正走在红灯区的时候，一个尤卡坦半岛来的女子，模样俊俏，黑发垂到腰间，可怜他的处境，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那是一间公寓房，她为他熬粥，然后上床玩到深夜。这对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来说，还是第一次做爱。二人分开时，妓女命令他在屋里等着，万一要出去，那就在街角咖啡馆或者楼梯上找她。小伙子说，他迷上她了。妓女高高兴兴地出门了。第三天，二人去卡洛塔剧场听“十字架小鸟”（多米尼加诗人在墨西哥的巡回演出）演唱的爱情歌曲以及歌唱家何塞·拉米雷斯演唱的兰切拉民歌；但是，更让小伙子喜欢的是几个女中音歌手的表演以及一位来自米却肯的中国魔术师的节目。第四天下午，吃饱喝足、情绪平静的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告别了妓女，去藏枪的地点拿枪，然后义无反顾地向表兄弟酒吧走去。在那里，他找到了塞莱斯蒂诺·阿拉亚。开枪后几秒钟，他准确无误地知道已经杀死了阿拉亚，觉得已经报仇雪恨，感到高兴。等到斗牛士的朋友们把手枪的子弹全都射入他身体时，他死不瞑目。遗体被埋葬在圣特莱莎公墓。1935年，又一个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诞生了。她害羞，温柔，个子高大，村子里最高的男人也不能与她相比。从十岁起就跟母亲和外婆一起出售曾外婆制作的汤药，天亮时陪同曾外婆出去寻找和挑选草药。村里的农民经常看见她那苗条的身影出现在远方的山坡上，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高大女孩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真是不寻常。那回忆往事的声音说：她是你们家族第一个学会读书写字的人。她十八岁时，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强奸了她。1953年，一个女孩出生了。人们还叫她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于是，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区，有个五世同堂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庭。那小小的农舍随着房间的增加已经扩大不少了；有了带煤气管道的厨房和一个曾外婆制作药水、药膏的柴炉灶。入夜，晚饭时，总是五人团团坐在一起，女巫曾祖外婆、孩子气十足的曾外婆、外婆（拉法埃尔忧伤的姐姐）、高个子妈妈、女婴。大家常谈圣徒、她们从来没有得过的病、天气和男人，她们认为无论天气还是男人都是瘟疫。那回忆的声音说：她们都感谢苍天让她们成为女人，尽管这话说得不十分起劲。1976年，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在沙漠里遇到了两个首都大学生说是迷了路。可是，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什么。飞快的一周过去后，她再也没看见那二人。他俩就睡在自己的轿车里，其中一个好像有病。二人的样子像吸过毒品，说话很多，几乎不吃东西。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家里给二人带些饼子和菜豆。二人聊的话题很多，比如说什么一场新革命、一场正在孕育的无形的革命，但迟早会在街上爆发，也许至少五十年吧。或者五百年吧。或者五千年吧。这两个大学生熟悉维亚威西奥萨；但是，他们打算找到通向乌雷斯或者通向埃莫西约的公路。每天夜里，两个大学生就跟她做爱，或者在车里或者在温暖的沙土上。直到一天上午，她去那个地方时，发现二人已经走了。三个月后，高外祖母问她未来孩子的父亲是谁。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脑海里有个奇怪的幻象：自己很小，很结实，跟两个男人在盐湖中央性交，她看见有条地道里摆满了有花卉的花盆。家里人打算给新生的男孩起名叫拉法埃尔，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表示反对，给孩子起名叫奥莱加里奥，这是猎人们推荐的圣徒名字，这位圣徒是12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修道士，担任过巴塞罗那主教和塔拉戈纳大主教。她还决定儿子的第一个姓不用埃克斯波西多，因为这是孤儿的姓，这是首都两个大学生一天夜里三人在一起时说的。那回忆的声音说：她给儿子用的第一个姓是古拉，在距离维亚威西奥萨三十公里的圣希比利亚诺教区登记时就是这样写的：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而不管神父一再追问为什么，也不管那所谓孩子父亲身份的不可信。高外祖母对她说：把古拉放在埃克斯波西多前面，纯粹是自高自大，因为埃克斯波西多是自古就有的。等到拉罗·古拉两岁光着屁股满院子乱跑，望着维亚威西奥萨总是关门的黄色或者白色房屋时，高外祖母去世了。等到拉罗·古拉四岁时，曾外祖母，那位孩子气的老太太去世了。等到拉罗·古拉满十五岁时，外祖母，拉法埃尔的姐姐去世了。这都是那回忆往事的声音说的。等到圣特莱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来找他，让他给佩德罗·任西福当差的时候，活在世界上的亲人就只有高个子埃克斯波西多和他母亲了。

拉罗·古拉坐在艾比法尼奥驾驶的警车里，一面远离那片空地，一面想：生活在这片沙漠里就像生活在海上。索诺拉州与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国境线就是一群鬼岛或者魔岛。城市和乡村就是各类船只。沙漠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这里是鱼类的天堂，尤其是生活在深海的鱼类，而不是人类的福地。

3月的几具女尸为首都几家报纸的高声喝问提供了方便。如果说凶手已经入狱，那么这些女子是谁杀害的呢？既然凶手的随从或者帮凶也在大牢里，那么杀害这些女子的凶手又是何人呢？那个声名狼藉，但不大可能存在的所谓美洲野牛的青年团伙真实到什么程度啊？警方的编造到何时为止呢？审判克劳斯·哈斯的时间为什么一拖再拖呢？为什么中央联邦政府不派遣高级检察官领导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工作呢？4月4日，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争取到报社的委派，前往圣特莱莎，再写一篇关于连环杀人案的报道。

4月6日，有人发现了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的尸体，地点在饮料瓶仓库大棚的后院。发现者是仓库的两名工人，他俩是这个地方的清洁工。距离尸体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带血的铁片和一些头皮；以此推断，铁片是凶器。米切莱·桑切斯身上裹着旧毛毯，旁边有一堆轮胎。这个地方有行人或者醉倒的酒鬼是不奇怪的，因为仓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们经过。据夜间值班的保安说，醉鬼不伤人，可是发起脾气来，也能点燃了轮胎，这样一闹可就让人恼火了。死者面部有被殴打的痕迹，胸部有轻度划伤，头部有裂痕，是致命的，刚好在右耳后边。她身穿白色钉珠的黑色长裤。警察见到时，长裤被褪到了膝盖。她上身穿着玫瑰色衬衫，有黑色大纽扣，被掀到乳房以上。脚踏矿工鞋。有乳罩，内裤在身上。上午十点钟，那地方已经围满了好奇的人们。据办理此案调查的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死者就是在这个地方受到攻击和伤害的。认识这位检察员的几位记者请求靠近死尸拍照，何塞没有异议。何塞说：还不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没带证件；不过，好像不到二十岁。在靠近尸体的记者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此前，他从来就没见过女尸。那一堆堆轮胎断断续续排成了类似一个个洞穴的样子。夜里要是寒冷，可以钻进去睡觉，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你得跪着进去。出来时可能有点费劲。塞尔希奥看见了两条腿和上身的毛毯。他听见圣特莱莎的地方记者要求何塞·马尔克斯揭开毛毯。何塞笑了。塞尔希奥不想待下去了。他向公路走去，那里停着他租来的甲壳虫轿车。第二天，警方查明了死者身份。她名叫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十六岁。据法医报告说，验尸确定，死因是头颅重伤所致；没有受到性侵犯。在她的指甲里发现了皮肤残余；据此推断，很有可能她与凶手搏斗到最后一口气。面部和两肋的殴打伤，再次证明了她与凶手有过厮打。对阴道涂片检查后，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没有被强奸。她家里人说，4月5日，米切莱去拜访一位女友，出来后去一家工厂找工作。据警方公告说，她可能在5日晚间和6日黎明之间受到袭击和杀害。那铁片上没有发现指纹。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采访了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夜幕刚刚降临城市上空，他就来到了检察院大楼。里面几乎空空如也。一个充当看门人角色的警察告诉他如何走到何塞·马尔克斯的办公室。走廊上没遇到任何人。大部分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某个地方有复印机的声音。何塞·马尔克斯接待了他，一面看看手表。片刻后，检察员请记者陪他去更衣室，可以节约时间。就在检察员换衣服的时候，记者问米切莱·桑切斯怎么可能活着走到瓶子仓库后院。何塞说：这完全可能。塞尔希奥说：根据我的理解，妇女被绑架是一个地方，然后拉到另一个地方，先奸后杀，最后把尸体抛到第三个地方。具体到本案，这仓库后院就是第三个地方。检察员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并非所有杀手都遵守这同一个模式。检察员把警服放入一个口袋里，穿上一件运动衣。他一边把沙漠之鹰357型手枪安放在腋下，一边说：您一定会纳闷大楼怎么会空空荡荡的。塞尔希奥回答说：最合乎逻辑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检察员都在外面工作。检察员说：这个钟点是不会工作的。记者问：为什么？检察员答：因为今天有室内足球赛，圣特莱莎警察局对我们队。记者问：您也上场？检察员：可能上，可能不上。我是替补队员。二人离开更衣室的时候，何塞劝记者：对犯罪问题，别找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一堆臭狗屎罢了。这是惟一的解释。

第二天，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去监狱看望克劳斯·哈斯。又去拜访了米切莱·桑切斯的父母。他觉得克劳斯·哈斯能冷淡就冷淡。人也长高了，好像入狱后荷尔蒙释放出来了，快要长到最高点了。他向克劳斯·哈斯打听米切莱·桑切斯的事情，打听美洲野牛团伙的情况，打听自从他入狱后圣特莱莎沙漠里确实发生的所有女尸案。克劳斯·哈斯无精打采地一笑。塞尔希奥想：就算最近发生的女尸案与克劳斯·哈斯无关，可以肯定克劳斯·哈斯还是有罪。后来，离开监狱后，他想，如何根据笑容和眼神来判断一个人呢？要敢于判断一个人，可那人是谁呢？

米切莱·桑切斯的母亲告诉塞尔希奥：从一年前开始，她就总是有噩梦。她经常半夜醒来，或者白天醒来（轮到夜班时白天在家睡觉），总以为要永远失去小女儿了。塞尔希奥问米切莱是不是她最小的孩子。那女人说：不是。我还有两个更小的男孩。但梦里丢失的却是米切莱。这是什么意思呢？答：我不知道，米切莱在我的梦里是个婴儿，不是现在这个年龄，最多两三岁吧。忽然间就失踪了。可我没看见那个偷走她的人啊。梦里只见一条没人的大街，或者没人的院子，或者没人的房间。可从前那里是我小女儿住的地方啊。我回头再看那里，她已经不在了。塞尔希奥问她：左邻右舍是不是害怕呀？那女人回答说：当妈的都怕。有些当爹的也怕。可是一般人，我估计不怕。在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入口的空地上，他和那女人告别时，她说噩梦开始的时间是她第一次在电视里见到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的时期，大家都叫她“女圣人”。一群群妇女走路，或者从各个加工厂提供的大客车上下来。塞尔希奥心不在焉地问道：客车是免费的吗？那女人说：这里没有免费的东西。接着他问：这个什么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是什么人？她说：是个老太太，时不时地出现在埃莫西约的电视上，出现在雷纳尔多的节目里。她知道那些犯罪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她要我们提高警惕。可是，我们没听她的话，没人理睬她。她看清楚了凶手们的真面目。要是您想多知道一些情况，就去看望她吧！您见到她以后，请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塞尔希奥说：我一定照办。

克劳斯·哈斯喜欢坐在地上，背靠院子阴凉处的墙壁。他喜欢想心事。喜欢想像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至少要想三分钟。还喜欢思考人类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问题要想五分钟。他想：假如世界上没有痛苦，那咱们可就太美啦。咱们微不足道，又与痛苦无关。他妈的，太美啦。可是为了毁掉这一切，就得有痛苦。最后，他想到了奢侈。有好记性是很奢侈的。掌握几门外语很奢侈啊。能思考、不逃避，很奢侈啊。然后，睁开眼睛，好像从梦里一样观赏几个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他们几个人在院子的那一边阳光照射下兜圈子，好像吃草的牛群。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在监狱的院子放风啊，想到这里，他觉得好像吃下一片速效镇静剂，因为有时候，不是很经常，克劳斯·哈斯早晨起来觉得有人把匕首插进了他脑袋里。“龙舌兰”和“雷雨”都在他身边。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不被人们理解的牧师。有几个犯人像做慢镜头动作那样活动着。比如，那个出售饮料的家伙，他拿着三瓶冰镇可口可乐过来了。还有那几个打篮球的家伙。前天夜里，上床前，有个看守找他，说：跟我走！堂·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先生要见你。那大毒枭不是一个人，旁边还站着典狱长和一个后来成了他律师的人。他们几个刚刚吃完晚饭，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请克劳斯·哈斯喝咖啡。后者婉拒，说是影响睡眠。除那律师外，大家都笑了。那律师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毒枭说：美国佬，你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只想让你知道现在正调查美洲野牛的案子呢。明白吗？克劳斯·哈斯：太明白了，堂·恩里克。后来，大家请他坐下，问他犯人们的生活情况。第二天，他告诉“龙舌兰”那买卖掌握在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手心里。把这事告诉你的伙计。“龙舌兰”点点头，说：太好啦！克劳斯·哈斯说：阴凉里真舒服啊！

据圣特莱莎性犯罪研究所（刚刚成立半年的政府单位）女负责人介绍说：墨西哥全国的杀人案中，死亡的男女比例是10∶1；而在圣特莱莎是10∶4。这位女负责人名叫尤兰达·帕拉西奥，大约三十岁，白皮肤，栗色头发，很正经，但这正经后面隐约可见她渴望幸福的欲望——天天过节的愿望。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在想：可什么是“天天过节”呢？可能就是与咱们这些芸芸众生不一样的日子吧。咱们天天在过伤心的生活啊。正如他父亲说的：想活着，就得奋斗。可是奋斗什么呢？不可避免吗？跟谁斗呢？争什么呀？为了将来确信什么吗？看出一点什么实质问题？他想：好像这破国家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好像这个手淫的破星球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尤兰达·帕拉西奥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攻读法律，后来在埃莫西约大学专攻刑法，但是她不喜欢法院，不久又发现，不喜欢当诉讼当事人；于是，就搞起科研来了。您知道本城有多少妇女是性犯罪的受害者吗？每年有两千多人啊。几乎有一半是未成年少女。可能还有两千人没有因为被强奸而报警。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年有四千人被强奸。就是说，这里每天有十多个妇女被强奸啊。她那表情仿佛强奸就发生在这走廊里。走廊照明不好，因为只有一盏黄色的荧光灯管，恰恰与尤兰达·帕拉西奥办公室熄灭的荧光灯一样。当然，有些强奸行为最后变成了谋杀。可我不想夸大其词，大部分受害人忍气吞声，不愿声张被害的事情。行了，到此为止，说别的吧。塞尔希奥不知说什么才好。您知道这个性犯罪研究所有多少人在工作吗？只有我自己一人。以前，我还有个女秘书。可她厌倦了，回恩塞纳达去了，她家在那里。塞尔希奥说：人人都说好话，到处是好话。可是，一到说真话的时候，谁也记不得什么了，没话可说了，没勇气干任何事情。塞尔希奥望望地面，再看看尤兰达·帕拉西奥的倦容。她说：说到吃闲饭，您不想吃点什么吗？我可饿死了。这附近有一家餐厅名叫“玉米饼王”。您要是喜欢墨西哥地方风味，那应该去尝尝。塞尔希奥起身说道：我请您吃饭。尤兰达·帕拉西奥说：我估计会这样。

4月12日，有人在“黑屋”附近的田野上发现一具女尸。发现尸体的人们因为看到了又黑又长的披肩发，才明白是个女子。尸体处于高度腐烂状态。经法医检验后认定，死者在二十八至三十三岁之间，身高一米六七，死因是头部两次受到重击。没有身份证明。身穿黑裤、绿衫和网球鞋。裤子口袋里发现了汽车钥匙。外貌不符合圣特莱莎失踪者名单上的任何一位。估计死亡时间在两个月以上。案子束之高阁了。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并不相信特异功能，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去埃莫西约电视台7频道工作室寻找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他找了一个女秘书，又找了另外一个，最后找到雷纳尔多。后者告诉他见弗罗里达绝非易事。雷纳尔多说：我们这些朋友都在保护着她。保护她的隐私。我们就是这位“女圣人”周围的人肉盾牌。塞尔希奥亮出了记者身份，说弗罗里达的隐私可以得到保证。雷纳尔多安排他当天晚上会见“女圣人”。塞尔希奥回旅馆去了。他打算起草关于妇女被害的报道。可是，片刻后，发现写不出东西来。于是，下楼去旅馆酒吧，边喝酒，边看地方报纸。随后，上楼回房间，冲个淋浴，又下楼去了。按照雷纳尔多指定的时间，他提前半小时上了出租车，请司机在城里兜几圈再去赴约。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哪里人。塞尔希奥说：首都的。出租车司机说：那是一座疯狂的城市。一天里抢了我七次。就差没把我给强奸了。出租车司机冲着后视镜笑了笑。塞尔希奥说：情况已经变啦。如今是出租车司机抢劫乘客。司机说：这事我听说过，该到时候了。塞尔希奥说：这事看怎么说了。约会地点在一家为男士服务的酒吧里。那地方名叫波贝耶。一个几乎有两米高、一百多公斤的保镖看守大门。室内有个之字形的柜台，餐桌矮小，有小台灯照明，扶手椅上套着紫色缎面。扩音器里播送着新世纪音乐。跑堂的身穿水手服。雷纳尔多和一个陌生人在吧台旁边的高脚凳上坐着等候他呢。那陌生人留着时髦的短发，身穿白色衣服。他名叫何塞·帕特里西奥，是雷纳尔多和弗罗里达的律师。这么说弗罗里达·阿尔梅塔需要律师？何塞·帕特里西奥严肃地说：人人都需要律师。塞尔希奥不想喝东西。片刻后，三人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宝马，驶向越来越黑暗的街道，那方向就是弗罗里达的家。途中，何塞·帕特里西奥想了解首都一个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是怎样生活的。塞尔希奥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为文化、娱乐版面工作。他简要说明了自己是如何接触到圣特莱莎杀人案的。何塞·帕特里西奥和雷纳尔多都全神贯注、静静地听着，好像小孩子听了无数次同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那样频频点头称是，分享着同一个秘密。可是，后来，快要接近弗罗里达家的时候，雷纳尔多想知道塞尔希奥是否认识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塞尔希奥承认只知道那人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在什么晚会与那人相遇过。于是，雷纳尔多告诉他：那主持人爱过何塞·帕特里西奥。有一段时间，那主持人每到周末就来埃莫西约，邀请何塞·帕特里西奥和他的朋友们去海滩大把地花钱。那个时候，何塞·帕特里西奥爱上了一个美国佬，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因此丝毫不理睬那个主持人。雷纳尔多说：一天夜里，那著名主持人带我去他旅馆的房间，说是有个建议给我。我以为，因为他心生怨恨，就想拉我上床，或者带我去首都，让我重新开始上他赞助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位主持人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谈话，让雷纳尔多倾听。雷纳尔多说：起初，我只是瞧不起他。他长得不帅，当面看上去，不如电视里的形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我过着一种罪孽的生活。（三人都笑了。）一句话，我瞧不起他，可能我还有一点点嫉妒他的好运气，好得不得了。雷纳尔多说：实际上，我陪他进了房间，那是基诺湾旅馆最好的套间。我们经常从那里乘游艇去鲨鱼岛或者度内尔岛，享尽奢华的一切。雷纳尔多一面说话，一面望着宝马驶过街道的两侧破房。他说：著名的主持人就在眼前，他是电视节目的宠儿，坐在床边，端着酒杯，头发乱蓬蓬，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几乎看不到眼珠；等到他看见我，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等着的时候，他过来放我出去，说那是他一辈子最后一夜了。你能明白，我那时惊呆了，因为我立刻想到了：这婊子养的会先把我给杀了，然后自杀，只要能在死后给何塞·帕特里西奥造成遗憾就行啊。（三人都笑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死后？何塞·帕特里西奥回答：差不多吧。雷纳尔多说：我当时就对他说别开玩笑了！嘿，最好出去遛遛弯吧。我一边说话，一边看看手枪在哪里。可是无论什么地方，我都没看见手枪，但他完全有可能把枪藏在衬衣里面，就像枪手那样；但他那时根本没有枪手的样子，而是一副充满绝望和孤独的神情。我记得当时我打开了电视机，找到一个从蒂华纳播送的夜间节目，是脱口秀。我对他说，用同样的手段，肯定你做得比他好。可是那位主持人对那节目不屑一顾。他只是一味地盯着地面，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活着没意思，生不如死”的废话。当时我明白，无论我对他说什么，都是白费。他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话，只是想让我留在他身边罢了，以防万一。可是“万一”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万一最后决心……我记得当时我到阳台上看看海湾。圆月当空。我想这海岸真漂亮啊！糟糕的是情况特殊我们没有意识到，还没来得及享受美景呢。海岸、沙滩、星空，真漂亮啊！可是，后来我累了，又回到房间的扶手椅上坐下来。为了不瞧主持人那张面孔，我再次看电视节目。节目里的人在说，他手里掌握着，他可以用“掌握”两字，好像说的是中世纪历史或者一段政治史，保持着他从美国被驱逐出境的记录。你们知道他非法进入美国一共多少次吗？他在美国被捕和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一共三百四十五次啊！三百四十五次啊！一共用了四年的时间。说实话，我忽然来了兴趣。我想像这在我节目里会有如何的效果。想着在我的节目里会给他提什么问题。我开始设想如何跟他建立联系，因为毫无疑问，他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蒂华纳电视台的主持人向他提了一个要害问题：你从哪里弄钱支付领路的“蛇头”费用呢？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此频繁的被驱逐出境，实际上，他在美国根本没有时间干活挣钱啊。那家伙的回答真是令人惊奇。他说，起初，“蛇头”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可是后来，比如说第十次吧，他就讨价还价了；到了第五十次以后，“蛇头”和向导跟他交上了朋友；他估计到了第一百次吧，“蛇头”和向导就很可怜他了。如今嘛，他对蒂华纳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蛇头”和向导拿他当成“护身符”了，因为他对“蛇头”那一套很懂行了，常常带来好运，再有他在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别人的紧张情绪，原因是如果有人掉队，那肯定是他；假如越境后要甩掉什么人，肯定是他。可以这么说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变成了有标记的信件、有标记的钞票了。这时，节目主持人（很坏）先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后提了一个聪明的问题。愚蠢的是问他想不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人根本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他妈的吉尼斯。聪明的问题是，是不是还打算再来一次？那人问：打算什么？主持人说：打算越境呗。那人说：如果上帝允许，他身体健康，他脑海从来没抹去在美国生活的想法。主持人问他：你累不累呀？你就不想回你老家或者在蒂华纳本地找找好运？那人微微一笑，好像有点害臊，说道：一旦有个想法冒出来，那就没办法了。雷纳尔多说：这是个疯子，百分之百的疯子。可是，我在旅馆里比在基诺湾还疯狂；在我身边的床上，坐着首都电视台最疯狂的主持人。那么，我还能真去想什么呢？当然，这位主持人已经不想自杀了。他仍然坐在床边，但是眼神像狗一样的疲倦，注视着电视屏幕。于是，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真能有这种人吗？会不会是魔法师啊？是不是在刻画头脑简单啊？于是，那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起身，掏出腿下或者屁股下面一直隐藏的手枪。我忽然又吓得脸白了。他冲我打个手势，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好像是在告诉我用不着担心！他进了卫生间，但没关门。我想：哎呀，他妈的糟了，要自杀啊！可他只是撒了一大泡尿而已，一切如常，一切安好，电视机开着，卫生间开着，夜幕笼罩在旅馆上方。这小子真是完美的偷渡苦工啊，我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我的节目里去；也许这个爱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主持人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他节目里去吧。这是个魔鬼般的偷渡苦工，是厄运之王，是把墨西哥的命运背负在肩的人，是微笑的偷渡苦工，是类似癞蛤蟆的那种多油、无害的动物，是一块煤炭，本来是可以化做钻石的煤炭，是贱民，但不是出生在印度，而是墨西哥。一切安好，忽然间一切安好，干吗要自杀呢！从我在的地方看到那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把手枪放进了他的用品盒，随后盖好盒子，放入浴巾抽屉里了。我问他要不要到酒吧喝一杯。他说：好吧。但是先把节目看完了吧。这时，节目里的人们正在跟一个驯猫的家伙说话。主持人问我：这是什么频道？我回答说：蒂华纳第35频道。他好像在梦里一样重复了一遍，蒂华纳35。后来，我俩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里，主持人停下来，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梳头。问我：怎么样？我说：帅极了。后来，我俩按动电梯电钮，等候电梯。主持人说了一句：瞧这一天！我点点头。电梯一来，我俩进去了，一直下到酒吧，一路无话。后来，就分手了，各自回去睡觉。

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和性犯罪研究所女负责人尤兰达·帕拉西奥饭后，望着玉米饼王餐厅窗外的夜空。尤兰达说：并非圣特莱莎的一切都坏。关于妇女问题，也不都坏。好像酒足饭饱，加上困倦，他和她看到了一些好事，一些被歪曲的有希望的细节。二人抽烟。她问：你知道墨西哥妇女失业率最低的地方是哪里吗？塞尔希奥看到沙漠里的月亮像个螺旋物爬上了屋顶平台。他问：是圣特莱莎吗？她说：对，是圣特莱莎。这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有工作。工资低，剥削重，工时长得可怕，没有工会保护，可是有工作啊。这对于来自瓦哈卡州或者萨卡特卡斯州的妇女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塞尔希奥想着月亮：是螺旋的样子吗？不可能。对，是视力错觉，是一些像小雪茄烟样的云彩，像迎着晚风伸展的衣裳，像诗人蓝波笔下的苍蝇或者蚊子。他问：这么说本地没有妇女失业啰？尤兰达·帕拉西奥说：讨厌！当然有。男女都有失业的。只不过这里的妇女失业率远远低于国内其他地方罢了。事实上，粗略地说，圣特莱莎的所有妇女都有工作。您举出数据，比较一下吧！

5月，有人杀害了奥乌罗拉·克鲁斯·巴里安托斯，十八岁，地点就在她自己家里。她是在双人床上被发现的，身上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在胸部，双臂张开，好像求救于苍天，身下有大片凝固的血迹。发现者是她的邻居和女友，因为这位女友觉得奇怪，为什么大白天的还窗帘紧闭，房门是敞开的。女友便迈进室内。她立刻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说不准。一进卧室，她刚一看见奥乌罗拉被害的样子，就吓昏在地。被害人的家位于菲利克斯·戈麦斯区草原大街870号，这个居民区属于中产阶级下层。案子交给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在警察抵达现场后一小时赶到那里。奥乌罗拉·克鲁斯的丈夫名叫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还在凯耶城加工厂上班，没人通知他关于妻子的噩耗。搜查房子的警察发现了一条内裤，估计是佩雷斯·梅希亚的，上面满是血迹，扔在卫生间里。下午一两点钟，一辆警车开到凯耶城加工厂，把佩雷斯·梅希亚带到了第二警察分局。他口气肯定地声明，上班前是跟老婆一起吃的早饭，每天如此，夫妻感情和谐，没有经济问题影响夫妻生活。据佩雷斯·梅希亚说，二人结婚有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警察拿出带血迹的内裤给他看，他承认是自己的，或者很像是自己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以为他肯定要精神崩溃了。可是那位丈夫看到裤衩虽然哭了起来，却没有精神崩溃，这并不让胡安·德迪约斯感到意外，因为内裤不是照片，不是信件，内裤就是内裤罢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被捕了，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不久，新情况就来了。先是，有个目击证人看见一个男子在奥乌罗拉·克鲁斯家附近转悠。据这位目击者说，那转悠的人是个年轻人，样子像运动员，他挨家挨户按门铃，爬窗户往室内瞧，好像在看家里是不是有人。他至少看了三家，其中就有奥乌罗拉家。后来就不见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击者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上班去了，走前提醒老婆和丈母娘外面来过陌生人。据目击者的老婆说，她丈夫走后不久，她还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她也上班去了。家里只剩下他丈母娘和孩子们。丈母娘跟他女儿、女婿一样，也站在窗前向大街方向张望，可是没有看到和察觉任何可疑的动静。后来，她的外孙们起床了，她得给孩子们准备早饭，然后送他们去上学。另外，小区里没有别人看见那个运动员模样的人转悠。在死者丈夫工作的加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作证说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每天总是在轮班前到岗。根据法医的鉴定，奥乌罗拉·克鲁斯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据法医说，那个强奸杀人犯是个很有力气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是个完全失控的家伙。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法医“完全失控”是什么意思，法医回答说：在受害人体内和床单上发现的精液数量都超过正常值。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啊。法医说：有可能。但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已经把血样送往埃莫西约警察局技术科去化验，如果DNA不成，至少看看凶手的血型。法医比较倾向于强暴是在受害人死后发生的，考虑到肛门撕裂的程度。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调查这个居民区几个与青年犯罪团伙有联系的年轻人时，觉得越来越不舒服。一天夜里，他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查明他得了重感冒，给他开了消炎药，嘱咐他卧床休息。几天后，由于喉咙黏膜感染了细菌，他的感冒加重，不得不用抗生素。受害人的丈夫在第二分局的看守所蹲了一个星期后被释放了。送往埃莫西约化验的精液样本丢失了，不知道是在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

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亲自为塞尔希奥·贡萨莱斯等人开门。他没料到她竟然如此之老。弗罗里达吻吻雷纳尔多和何塞·帕特里西奥的面颊，只跟记者握握手。他听见雷纳尔多说：这一路上真烦死了。弗罗里达的手上有裂纹，像是长年接触化学品的手。客厅很小，有两把扶手椅和一台电视机。墙上悬挂着一些黑白照片。他看见有张照片上雷纳尔多和几个人围着弗罗里达，大家都满面笑容，像是外出郊游野餐的样子：信徒们围着自己的女祭司。老太太问塞尔希奥：喝茶，还是喝啤酒？他要了啤酒。他问老太太：您真的能看见圣特莱莎发生的杀人案吗？“女圣人”似乎有些拘谨，迟疑片刻方才回答。她整理一下衬衣领子和毛衣，可能毛衣太紧。她回答得有些含糊。她说，有时候像邻居的孩子一样看见了一些东西，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视觉，而是想像，这情形在脑海里常常发生，就像邻居的小孩一样，就像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纳税一样，但是她认为：大家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能在特定的时候看事和想事；而她近来只能想像妇女被杀害的事情。塞尔希奥心里想：这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为什么是好心肠呢？难道因为墨西哥所有的老太婆都有好心肠吗？塞尔希奥想：确切地说，是为忍受沉重的一切，是好心肠，更是铁石心肠。弗罗里达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连连点头。塞尔希奥问她：您怎么知道这些杀人案都发生在圣特莱莎呢？弗罗里达说：通过精神。还通过频道。记者请她说明白一些。她说：一桩普通杀人案（虽说不存在什么普通杀人案）最后会留下一个被破坏的液体图像、湖泊或者水井的水面，随后会重新平静下来；而连环杀人案，比如发生在那座边境城市的案子，留下的是沉重图像，金属或矿物图像，一种可以让窗帘燃烧起来的、会舞蹈的图像，而且不仅能把窗帘烧黑，还能让出事的地方，或者卧室或者客厅或者仓库或者谷仓变黑。塞尔希奥忽然感觉疲倦，问老太太：您能看见凶手的面孔吗？老太太说：孩子，有时我能看见他们的脸，可是醒过来的时候，就忘记了。弗罗里达，您能说说他们的模样吗？就是普通的脸（虽说世界上，至少不在墨西哥，没有什么普通的脸）。也就是说，您说不出他们的模样来。我说不出来，也许只能说他们的脸盘很大。很大吗？对，很大，好像浮肿了，膨胀了。像假面具？弗罗里达说：我可没说假面具。就是脸。不是面具，不是化装，就是浮肿，好像他们用了过量的可的松。可的松？弗罗里达说：或是让人发肿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也就是他们有病？我不知道，看情况吧。看什么情况？看他的眼神。他们自认为是病人吗？不，绝对不。那他们知道自己是健康的？孩子，所谓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准确地“知道”什么。可他们自以为是健康人？弗罗里达说：可以这么说吧，孩子。（塞尔希奥想：真奇怪呀，她叫我“孩子”。）他问：您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吗？很少听见。不过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呢？弗罗里达回答：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种难懂的西班牙语，不像西班牙语，可也不是英语。有时，我想他们说的是自己发明的语言。但语言不可能发明啊，因为我懂几种语言，所以我估计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他们是墨西哥人嘛，只不过大部分词汇我听不明白。塞尔希奥想：她刚才叫我“孩子”。只凭她叫一次就可以想像这是她说话的口头禅。她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有人给他送上来第二杯啤酒。他谢绝了。他说感觉有些累。他说：得回旅馆去了。雷纳尔多不成功地掩饰着恼怒，望着塞尔希奥。塞尔希奥想：我何罪之有？他去了洗手间，那里散发着陈旧的气味；但是，地上有两盆浓绿、几乎发黑的植物。他一面倾听雷纳尔多、何塞·帕特里西奥和弗罗里达在客厅里似乎争论什么的声音，一面心里想：马桶旁边放花盆，这主意不错。从洗手间的小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用水泥铺地但潮湿的小院子，好像刚刚下过雨，在摆放植物的大花盆旁边，还有一些开放着红花和蓝花的花盆，那品种他没见过。回到客厅里，他不再坐下。他伸手给弗罗里达，答应给她寄来准备发表的文章，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会寄任何东西的。“女圣人”送他们三位到门口时，说道：有些东西我是明白的。她先注视着塞尔希奥的眼睛，又看看雷纳尔多。塞尔希奥问她：弗罗里达，您明白什么？雷纳尔多劝她：弗罗里达，别告诉他！何塞·帕特里西奥说：人人一开口说话，哪怕只说几句，就会流露出心中的苦乐，对吗？这是大实话。弗罗里达说：因为我心中那些想像的人物一开口，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我完全明白他们的苦乐多极了。塞尔希奥问：什么多极了？弗罗里达望着他的眼睛，拉开了大门。她能感受到索诺拉的夜幕像幽灵一样拍打着她的后背。弗罗里达：痛苦多极了！塞尔希奥问：好像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吗？弗罗里达说：不，不，不。这跟逍遥法外没关系。

6月1日，十五岁的萨布里那·戈麦斯·特梅特里奥徒步走到墨西哥保险协会办的医院——黑拉尔多·雷盖伊拉医院，她身上有多处刀伤，后背有两处枪伤。她立即被送进了急救室，几分钟后，死去。咽气前，她吐出几个单词。她的名字，兄弟姐妹的住址。她说，被关进了一辆郊外SUV。她说有个男子长着猪脸。一个打算给她止血的护士，问是不是那男子绑架了她。她回答遗憾的是再也见不到她的兄弟姐妹了。

6月，克劳斯·哈斯用电话通知的办法，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地点就在圣特莱莎监狱里面，有六位记者与会。事前，他的女律师劝阻他别搞发布会。可是，那几天，克劳斯·哈斯似乎情绪有些失控（此前有过这类表现），任何反对他计划的意见，他都不愿意听。据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也没向她透露发布会的内容。只告诉她，他现在有了从前没有的材料，他要公布于众。前往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根本没指望他能说出什么新东西来，根本不指望有什么新鲜内容可以照亮这口黑井的底部：像铁拳一样连续出现在圣特莱莎城里、城外和沙漠的女尸，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口深不可测的黑井了。但他们还是去了，因为无论如何，归根到底，克劳斯·哈斯和女尸本身就是他们要采访的消息啊。首都各大报纸没有派出代表。

6月，就在克劳斯·哈斯用电话告诉记者们他要发布一个轰动性（这是他的话）声明之后没几天，在通往“黑屋”附近的公路旁边，出现一具女尸。她名叫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两周前，她丈夫报告了妻子失踪的情况。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三十四岁，在贝尼区加工厂干活，有四个子女，从三岁到十四岁；她十七岁就与海美·帕切克·帕切克结婚。他是机械工，妻子失踪时，他已经失业，是加工厂车间裁员的牺牲品。据法医报告，受害人因窒息而死，虽然已经过去数日，颈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勒痕。舌骨未断裂。有可能被强奸过。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由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当参谋。布斯特罗对死者周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随后对她丈夫实施逮捕。经审讯，海美·帕切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对记者说：作案动机是吃醋。吃醋的原因不是因为具体的某个男人，而是不准她跟任何男人说话。再加上失业后出现的新情况叫他难以忍受。可怜的帕切克以为妻子要离他而去了。警察问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送她被骗的妻子到黑屋公路三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去的，或者假设从杀妻的第一现场（无论审讯人多么严厉，帕切克就是不肯交代）到公路旁边的第二现场使用了什么车辆，帕切克声称是个朋友借了他一辆1987年的郊狼汽车，车身两侧画着红色火焰。警察没有找到那位朋友，或者因为案子需要投入而没有去找。

站在克劳斯·哈斯身边的是他表情呆板的女律师，好像她脑海里在放映一场暴力图像。二人周围站着以下报纸的记者，有《北方使者报》、《索诺拉之声报》、《圣特莱莎论坛报》，这是三家地方报纸。还有《凤凰城独立报》、《埃莫西约索诺拉人报》以及大峡谷《民族报》。这个《民族报》是个版面很少的小报，是周报（有时双周或者每月出版一次），几乎不靠广告，有些生活在大峡谷和好景山脉之间中产阶级下层的老订户，他们是居住在里克河、卡门、图巴克、索诺伊塔、阿玛多、萨瓦丽塔、巴塔哥尼亚、圣哈维尔的老年短工；该报的版面只刊登犯罪故事，越恐怖越受欢迎。发布会上只有一名摄影记者，名叫丘伊·比门特尔，是《索诺拉之声报》的，他站在文字记者的外围。会客室的门时不时地有人推开。进来的是看守。他看看克劳斯·哈斯，或者他的女律师，似乎在问他俩需要点什么。有一次，女律师要看守送点水来。看守说，好的，马上来。说罢离去。过了一会儿，看守带两瓶水和一些冷饮罐来了。记者们纷纷感谢，大家几乎都要冷饮罐。只有克劳斯·哈斯和他的女律师要水。有一阵工夫，没人说话，一声不吭，只是喝饮料。

7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一条黑水沟边，位于马伊多雷纳区东边，不远处是一条土路和一些高压输电塔。死者大约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据法医说，死亡时间至少在三个月前。尸体的双手被捆在后背，用的是塑料绳，就是捆绑大箱子的那一种。左手戴一个长长的黑手套，套住了前臂。另外，那不是廉价手套，而是天鹅绒的，就像女明星使用的那种，是有些名气的大明星才用的。摘下手套，发现她戴着两枚戒指，一枚是纯银的，戴在中指上；一枚戴在无名指上，是银的，刻着一条蛇。右脚上穿着男用长袜，是翠西牌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后脑勺上捆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在它旁边有个黑色、优质的乳罩。此外，她全身裸露，没有任何可供确认身份的证件。这个案子经过了严格的手续后，送进了档案室。尸体扔进了圣特莱莎公墓。

7月末，圣特莱莎当局，在索诺拉州政府的协助下，邀请研究员艾伯特·凯瑟勒来访。消息公开后，有些记者，尤其是首都记者问圣特莱莎市政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当局默认了墨西哥警方办案的失败呢？主席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凯瑟勒先生来圣特莱莎是举办一个十五学时的培训班，给从索诺拉最优秀的警察中选拔出来的学生上课；选中圣特莱莎做培训地点，对埃莫西约不利，但是考虑到圣特莱莎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也考虑到圣特莱莎发生的连环杀人惨案——这是此前墨西哥鲜为人知的弊病；政府希望马上根除。那么，组成专业警察来根除这一弊病，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克劳斯·哈斯说：各位，我来讲讲是谁杀害了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政府不公正地指责我杀了她。凶手们就是杀害了本城三十多个姑娘的那些小伙子们。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低下了头。丘伊·比门特尔拍下第一张照片。上面有望着克劳斯·哈斯或者看着自己采访本的记者们的面孔，不激动，没热情。

9月，有人发现了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的尸体，地点在城中区和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交界的哈维尔·巴雷德斯大街几个垃圾桶后面。尸体是全裸的，有勒伤和强奸留下的伤痕，后来被法医确认。受害人名叫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家住鲁文·达里奥区凯赛多教师街。她与三个女子同住，十八岁，是大灌木咖啡馆的女招待，地点在圣特莱莎的老城区。她失踪时无人报警。最后见到她的是三个男人，他们的绰号分别是 “猴子”、“红珊瑚”和“老太婆”。警察打算找到他们。可是，好像大地把他们三个给吞没了。案子送交档案室了。

记者们在想：是谁邀请的艾伯特·凯瑟勒？谁支付凯瑟勒先生的劳务费？支付多少？是圣特莱莎市？是索诺拉州吗？凯瑟勒先生的酬金是从哪里出的呢？是从圣特莱莎大学里出的吗？从州警察署的黑金库吗？干这种事会有私人掏钱吗？会有人赞助这位著名的美国研究员来访吗？他们为什么恰恰在此时此刻请来这么一位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呢？莫非墨西哥没有能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学专家？比如说，那位希尔维里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不是相当优秀吗？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那一届人里不是最棒的心理学家嘛？他不是获得过纽约大学的犯罪学硕士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又一个硕士学位吗？请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上课不是开销更少一些吗？把墨西哥的事交给墨西哥人办，不是比交给美国人办更爱国吗？对了，顺便问一句，凯瑟勒先生会说西班牙语吗？要是他不会，那么谁给他当翻译呢？他带着自己的翻译，还是从这里给他安排一个？

克劳斯·哈斯说：我正在进行调查。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他说：监狱里消息灵通得很。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可以讲出来许多事情。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很大的活动范围，给你提供帮助。没人笑。丘伊·比门特尔继续拍照。照片上有女律师，她好像要哭。勇敢点！记者们的目光如同爬行动物的眼睛：他们注视着克劳斯·哈斯。后者的目光落在灰墙上，好像在剥落的水泥上已经写好了他的台词脚本。有个记者轻声耳语道：请说出名字来！但大家都听清楚了。克劳斯·哈斯不再看墙壁，眼睛盯着这个记者。他没直接回应这个要求，而是再次解释在露易丝·桑多瓦尔那个案子里他是无辜的。他说：我不认识她。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脸。他说：那是个美人，早点认识她就好啦！他觉得头晕。想像着落日下一条街道上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和和气气地散去，最后空无一人，只剩下一辆停在街角的轿车。接着，夜幕降临了。克劳斯·哈斯觉得女律师的手指放到了他手上。她手指太粗，太短。另外一个记者说：需要名字。没有名字，我们没法继续写下去。

9月，在市南区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的裸体，她裹在一条毯子里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她双脚用电线捆着，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确定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的时间大概在星期五十二点至周六凌晨一点半之间，因为那广场上的其余时间有买卖毒品的人，有去听音乐的成群年轻人。听取各路人马的报告后，他确信夜里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广场无人。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家住韦拉克鲁斯区，广场方向不是她通常会走的道路。她二十三岁，有个四岁的男孩。跟她共住房子的是两个加工厂的女工，案发时其中一人失业。这位失业女工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她试图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她问胡安：您觉得怎么样？就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把我给开除了。检察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问谁准备照顾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儿子。那下岗女工说：是我。这孩子没别的亲人吗？有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岗女工说：大概没有。不过，可以找一找。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器击打头部致死，虽说她肋骨有五根断裂，胳膊上有轻微刀伤。她被强奸过。在毒品贩子发现她躺在市南区布满垃圾、杂草空地上之前至少四天，她就被害了。据她同事说，玛丽娅·埃斯特拉有或者有过未婚夫，大家叫他“奇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但是，人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塞拉芬·卡拉比多区一家小五金店找“奇诺”。在小五金店里，他打听“奇诺”。人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胡安按照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女同事说的样子，给店里人描绘了一番。回答依然是：这个店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叫“奇诺”的人工作过，无论是店前还是店后，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特征的人。胡安发动线人工作，自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寻找“奇诺”。可是结果他好像只是在捕风捉影。

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声望卓著的专家。据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对连环杀手进行心理侧写的先驱者之一。教授说：我得知他曾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还为美国宪兵服务过，或者说是为军事情报局效力。教授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当特工，似乎不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政府没有委托我开培训班，我丝毫没有委屈或者不自在的感觉。教授说：索诺拉州政府很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教授说：在墨西哥，我们总是让很多事情闹得晕头转向。我一看见或者听见或者读到报刊上某些形容词、某些从疯猴子部落说出来的溢美之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可人们多年来都习惯了。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是瞧不起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你准备一辈子养老的积蓄都不见踪影了，你慢慢就习惯了。要是你儿子骗你，你会习惯的。假如根据法律你本来可以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你却不得不干活，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还减少你的工资，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为了涨工资你不得不给不诚实的律师和腐败的侦探工作，你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也比不发你的文章要好，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能保住岗位了。教授说：我一向在说，凯瑟勒先生是个声望卓著的专家。据我所知，他用计算机工作。这是有趣的工作啊。他还在电影里当顾问。我没看过，因为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好莱坞的垃圾片子只能让我打瞌睡。教授说：不过，我孙子告诉我，那些片子好玩，里面总是好人胜利。

记者说：请说出名字来。克劳斯·哈斯说：他叫安东尼奥·乌里韦。片刻间，几位记者面面相觑，似乎在问：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结果，人人都耸耸肩。克劳斯·哈斯说：他名叫安东尼奥·乌里韦，是杀害圣特莱莎妇女的凶手。沉默片刻后，他又补充说：还有附近的。一个记者问：什么附近的？克劳斯·哈斯说：杀害圣特莱莎城里妇女的凶手，也是杀害城外附近妇女的人。有个记者问：你认识这个安东尼奥·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说：我见过他一次，就一次。随后，他喘口气，似乎准备讲个长长的故事。摄影师丘伊·比门特尔连忙抓住机会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光线和他站立的姿势，照片上的克劳斯·哈斯显得较瘦，脖子很长，好像火鸡脖子，但不是普通的火鸡，而是能唱歌的火鸡，或者说是那时候准备高歌一曲的火鸡，不是简单地唱，而是扯着嗓子喊叫、尖叫、像研磨玻璃那样尖叫，还带着大量玻璃残渣，就是说声音纯粹，全神贯注，没有半点假嗓的成分。

10月7日，在距离铁道三十米的地方，位于一处棒球场交界的乱草丛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年龄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胳膊、胸部和大腿有多处青肿以及利刃的扎伤（有个警察还兴致勃勃地计算了一下伤口的数目，数到三十五处的时候，就烦了）；但是，没有任何一处伤口深入致命的器官。受害人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左边的乳头有咬过的痕迹，被咬掉一半，仅靠软组织连接。法医提供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死者一腿长一腿短。起初，警方以为借此可以查明她的身份了，后来证明没有根据，因为在圣特莱莎警察局因失踪报警的名单中，没有人与这个特征相符。发现这具女尸的是一群玩棒球的少年。就在他们报案的当天，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就赶到了现场。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警察。有几个检察员，有市局警察，是技术科的人，有红十字会的，有记者。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在周围兜了一圈，最后到了停尸的地方。她个子不矮，至少有一米六八。除去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衬衫和一件白乳罩，她是裸体的。二人离开那里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的看法如何。拉罗·古拉问：你说的是死者？艾比法尼奥点上一支香烟，说道：是作案现场。拉罗·古拉说：没有什么现场了。有人已经认认真真地弄干净了。艾比法尼奥启动了警车。他说：那些人是蠢货，不可能认真办案，但情况是一样的。现场清理过了。

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老警察在一起。他老早就对女人没兴趣了，除非她是女警察，从事研究杀人案的女刑警。有一次，一位日本同行劝他用闲工夫搞搞园艺。那位同行像他一样也是退休警察，一度是日本大阪刑警队的一流专家。他听从日本同行的劝告，一回到家中就对妻子说别雇花匠了，以后花园里的事情由他照管。但是，很快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只好把花匠重新请回来。他自己纳闷：我根本不神经紧张，干吗要借助园艺来治疗紧张呢？有时候，出差（推销著作，或者给作家和导演当顾问，或者应邀去大学讲学，或者应邀去警察局协助破案）二三十天后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觉得陌生了许多。当然，认识老婆是肯定认识的。也许让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走路和在家里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她在黄昏时分请他一道去超市的样子。她总是下午要去一趟超市购买冰冻面包做早餐，吃起来像欧洲刚出炉的而不是从美国微波炉里烤出来的面包。有时候，夫妻俩买完东西，各自推着各自的小车，站在一家书店窗前，那里摆着他平装本的著作。老婆指指里面，说道：你的书还在那里呢！他总是点点头。随后，夫妻俩继续在步行街上闲逛。他认识她吗？当然认识，只不过这个现实、这个小小的现实（给眼前生活充当锚的）似乎失去了轮廓，仿佛时间的流逝对万物产生了多个细孔效应，仿佛把那自身本质就是轻柔、令人满意和真实的东西变得轮廓模糊和更加轻柔起来了而已。

克劳斯·哈斯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家歌舞厅里，或者类似歌舞厅的地方，不过也许就是一个带高音喇叭音乐的酒吧。我是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的。里面有朋友，也有客户。这个年轻人（指安东尼奥·乌里韦）也在那里，坐在餐桌旁，跟我一起去的熟人中有认识安东尼奥的。坐在这年轻人身边的是他堂兄，名叫达尼尔·乌里韦。有人把这两个乌里韦介绍给我。他俩像是很有教养的小伙子，说英语，穿着打扮像牧场主，但显然不是。二人都结实高大。安东尼奥·乌里韦比他堂兄更高大些。看得出来他俩都去健身房锻炼，举重，练肌肉。还可以看出二人很在意外表形象。脸上的胡须有三天没刮，但是身上没有臭味，头发修剪得合适，衬衫是干净的，裤子是干净的，都是名牌货；马靴锃亮，内衣估计也是干净的，也是名牌，总之，是两个讲究时尚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东拉西扯，聊些你听我说的闲话，都是一些男人的话题，诸如，新车、录像带、DVD、牧场歌曲、包丽娜·卢比奥、歌手，还有那个黑人女歌手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惠特尼·休斯顿吗？不，不是，是拉娜·琼斯吗？也不是。是个黑人女子，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跟他俩和别人喝了一杯。后来，我们都离开歌厅到外面去了。不记得原因了。忽然间就都到了外面。那时天黑了，我再也没见到那堂兄弟俩。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他俩。后来，有个朋友拉我进了他的车子。我们匆匆离去，好像那里有颗炸弹要爆炸。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介于卡纳内阿公路与铁路之间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的尸体。她十八岁，半埋在土坑里，高度腐烂。尸体裹在工业用塑料袋里，法医说，死因是拧断了脖子、舌骨断裂而死。认领尸首的是她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报告警方女儿失踪了。拉罗·古拉一面查看现场一面想：为什么凶手不怕麻烦挖个小坑想要掩埋尸体？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尸体扔到卡纳内阿公路一侧，或者扔在铁路旧仓库的废墟里？莫非凶手没意识到他把尸体丢在了足球场旁边了吗？拉罗·古拉站在发现女尸的地方好久，直到被人赶走。那个小土坑连个小孩子或者小狗都放不进去，更别说女尸了。难道凶手急于甩掉尸体？莫非是天黑他不认得这个地方？

艾伯特·凯瑟勒研究员在来到圣特莱莎之前的那天夜里四点钟，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接到一个电话，是女记者、革命制度党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打进来的。接电话时，塞尔希奥有点担心是家里人通知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里面的声音是个女人，口气严厉，有霸气，像是发号施令，那是一种不习惯道歉，也不接受道歉的声音。那声音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塞尔希奥说他在睡觉。那声音问：傻瓜，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他凭借听力辨别出那人是谁了。只能是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墨西哥政界的女精英、佼佼者、革命制度党的“热情之花”、某些众议员以及五十岁以上接近六十岁几乎全部政治记者的梦中情人，这些人像鳄鱼一样沉溺在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统治的泥潭里（更多是心灵而不是真实的泥潭，有人说是阿苏塞纳发明的泥潭）。塞尔希奥说：我一人在家。她说：你还穿着睡衣吧？我说得不对吗？他说：对，对，您没错。她说：那就穿上衣服！到街上来！十分钟后，我去接你。实际上，塞尔希奥没穿着睡衣，但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顶撞她，觉得那样不大文雅；于是，穿上牛仔裤、袜子和绒线衫；然后下楼到门厅。他看见门对面有一辆大奔驰熄灯停车。奔驰上的人也看到了他。车子的后门开了，一只佩戴戒指的手伸出车外招唤他上来。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女众议员，大姐大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紧裹在一条苏格兰毛毯里；虽然夜间黑暗，她好像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23］的私生女，戴着宽边墨镜，很像史提夫·汪达［24］戴的墨镜，也像有些盲人不让好奇的人们看见自己空洞的眼窝而戴的墨镜。

艾伯特·凯瑟勒首先飞到图森，从图森乘小型飞机前往圣特莱莎机场。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告诉他：大约一年或一年半后，开始修建圣特莱莎新机场，建成后足以降落大型飞机。办理通关手续时，市政委员会主席欢迎他的到来，一支玛莉阿芝乐队奏响欢迎曲，一面唱着一首里面有凯瑟勒名字的歌曲（也许他以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觉得不问为好，微微一笑。市政委员会主席一把推开负责给护照盖章的海关官员，自己动手盖章递给凯瑟勒这位贵宾。主席盖章时摆了一个一动不动的姿势：高举图章，咧开嘴巴微笑，让周围的记者从容拍照。首席检察官开了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只有那位海关官员例外，从表情上看，好像不高兴。随后，众人纷纷登车，向市政府大楼驶去。在活动厅里，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问他：是否手中握有关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的档案资料或者类似的材料。记者们问他：那个主演《有污点的眼睛》的泰瑞·福克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是精神病患者，就像他第三个妻子离婚前声明的那样。记者们问他：以前是否到过墨西哥。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又问他是否喜欢墨西哥。记者们问他：创作《有污点的眼睛》、《孩子们里的凶手》以及《代号》的那位小说家R. H. 戴维斯在家里睡觉时真的不能熄灯吗？记者们问他：《有污点的眼睛》的导演雷·塞缪尔森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真的不允许戴维斯进入摄影现场吗？记者们问他：在圣特莱莎发生的系列连环杀人案，在美国有可能出现吗？凯瑟勒说：无可奉告。然后，非常有节制地向记者们致意。道谢后，回他下榻的旅馆去了。那里为他准备了最好的套间，不是总统套间，不是情侣套间，而是沙漠美景套间，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索诺拉沙漠庄严、孤寂的全景。

克劳斯·哈斯说：他们是索诺拉人，不过也是亚利桑那人。记者问：这怎么理解？既是墨西哥人，又是美国人。他们有双重国籍。记者问：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有双重国籍吗？女律师不抬头看人，点点头而已。记者问：他们住在哪里？在圣特莱莎，不过有时也住在美国凤凰城。一个记者说：乌里韦这个姓我听起来耳熟。另一个说：我也耳熟。他们跟埃莫西约那个乌里韦会不会是亲戚啊？哪个乌里韦？《索诺拉之声报》报道交通问题的记者说：就是埃莫西约那个傻瓜。拥有卡车队的那位。这时，摄影记者丘伊·比门特尔忙着给记者们拍照。这些记者都是年轻人，穿着差劲，其中几个的表情像是准备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像打工的小伙子，睡眠不足、带着睡意、互相张望，开始分享一种公用的记忆，其中有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更像短工，而不是记者，他理解并有效地使用记忆力，能给这场面提供更高级的定义。埃莫西约的那个乌里韦。有卡车队的那个乌里韦。名字是什么？是佩德罗·乌里韦吗？是拉法埃尔·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回答说：是佩德罗·乌里韦。他跟这个案子里的乌里韦有关系吗？克劳斯·哈斯说：他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父亲。接着又说：佩德罗·乌里韦有一百多辆运输卡车。他给圣特莱莎又给埃莫西约的几座加工厂运送货物。他的卡车队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穿越边境一次。他在凤凰城和图森也有产业。他弟弟名叫霍阿金·乌里韦，在索诺拉和锡那罗亚有几家旅馆，在圣特莱莎有咖啡连锁店，是达尼尔·乌里韦的父亲。佩德罗和霍阿金都跟美国女子结了婚。安东尼奥和达尼尔都是长子。安东尼奥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达尼尔是独生子。从前，安东尼奥在埃莫西约他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但是后来就不在任何地方干活了。达尼尔一向是颗“流弹”，乱飞一气。保护他俩的人是毒品贩子法比奥·伊斯基尔多，而法比奥则是为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工作的。据说，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是安东尼奥受洗时的教父。安东尼奥的朋友们像他们一样都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但是其中也有圣特莱莎的警察和贩毒分子。他们在圣特莱莎个个挥金如土。他们是圣特莱莎系列杀人案的凶手。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就在发现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尸体的同一天，在伊达尔戈区贝尔塞菲尼大街的人行道上又发现了露西亚·多明盖斯·罗阿的尸体。在警察最初的报告上说，露西亚做皮肉生意，吸毒；死因可能是吸毒过量。但是，第二天，警方的声明做了明显的调整。说露西亚在墨西哥区一家酒吧里当女招待；死于腹部中弹，凶手可能使用了左轮手枪，点44口径。现场没有目击证人。不排除凶手是从行驶的汽车里射击的。露西亚三十三岁，离异，独身住在墨西哥区一居室里。没人能说清楚她在伊达尔戈区做什么；但据警方分析，有可能她在散步，纯粹出于偶然与死神不期而遇。

大奔驰驶入特拉帕区，绕了几圈之后，最后开进一条石子路，两侧长满了橡树，月光照在家家户户，但房屋里好像没人居住，或者已经破败。在途中，女众议员、女记者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始终保持沉默，裹在她那条苏格兰毛毯里抽烟。塞尔希奥则望着车外。这位女众议员的住宅很大，平房，前后院（从前马车可以直接进入院内），有马厩和直接在岩石上开凿的饮水槽。他跟着她进入客厅，那里悬挂着一幅塔马约［25］和一幅奥罗斯科［26］的画作。塔玛约的画是红色加绿色。奥罗斯科的是黑色加灰色。客厅的墙壁雪白如玉，令人想起私立医院或是死神。女众议员问塞尔希奥喝点什么。他说咖啡。她不抬高声音，只说了一声：一个咖啡，一杯龙舌兰，好像给俩人点黎明时分的饮品一样。塞尔希奥看看她身后是不是有用人。可没看见人。但是，几分钟后，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跟女众议员是同代人，但劳动加岁月让她显老，双手端着龙舌兰和热腾腾的咖啡。他对女主人说：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女众议员笑了（其实就是咧开嘴巴，露出牙齿，发出一声模仿的夜鸟“喳喳”叫），说道：你要是尝尝我手中的龙舌兰，那才真明白什么叫“味道好极了”。她没摘下墨镜，说道：好了，说咱们的事情吧！她问：听说过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吗？他答：没有。她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她问：听说过我吗？他答：当然听说过。真的，没听说过凯利？塞尔希奥答：没有。阿苏塞纳说：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德行。她沉默了几分钟，对着台灯的亮光看看杯子，或者望望地面，或者闭上眼睛，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墨镜掩护下进行的。这位女众议员好像在说梦话一样，说道：我和凯利从小就认识。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我认为她太爱挑剔了，这是我那个时候的看法。她父亲是建筑师，为城里的新贵服务。她母亲是美国佬。那是她父亲在哈佛或者耶鲁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她父亲留学美国拿的是政府奖学金，不是父母花钱。我估计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对吗？塞尔希奥说：肯定是的。随即看到女众议员再次沉默下来。她说：念书，他是好学生；可当建筑师，简直就是臭大粪。您见过埃里松特住宅吗？塞尔希奥说：没见过。女众议员说：它位于克约阿甘区。那住宅简直就是灾难，建筑师就是凯利的父亲。塞尔希奥说：我没去过。她说：如今那里住着一个电影制片人，一个老酒鬼、一个已经不再搞电影的家伙。塞尔希奥耸耸肩。她说：用不了几天，他就得醉死，他的侄子们就会卖掉埃里松特住宅，让建筑公司原地盖住宅楼。实际上，建筑师里维拉的足迹在世界上越来越稀少了。这现实生活简直就是一个患艾滋病的妓女，您说是吗？塞尔希奥点头称是，说就是如此。女众议员叹息道：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沉默片刻后，她说：凯利的母亲是个大美人，绝代佳人！这位派克尔夫人啊，既美丽又现代。顺便说一句，建筑师里维拉对待她简直像对待女王一样。他很应该如此，因为男人们一见到她，就会发狂，若是她真的甩掉他，她荣华富贵半点不缺。而她从来没这个想法。尽管我小时候也听说过有个将军和一个政治家追求过她，她也没有恶意对待二人的甜言蜜语。您也明白那些有坏心眼的人是怎么样的。但她肯定很爱里维拉，因为从来没离开过他。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凯利，实际上凯利应该叫露丝·玛丽娅，跟她祖母同名。派克尔夫人多次怀孕，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总也怀不住。估计她子宫有毛病。可能她的子宫受不了墨西哥儿子的折腾，多次流产。这是可能的，但少见。于是，凯利成了独生女，这个幸运还是不幸影响了凯利的性格。一方面，她是或似乎是个爱挑剔的女孩，野心家典型的苗头；另外一方面，她从小就有个性，非常强烈、果断的个性，我敢说她很有独创性。说真的，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后来，慢慢了解她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我也邀请她来我家做客，对她就越来越有好感了，最后成了亲密的好友。女众议员说：这种事常常打下永远的烙印。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对准一个男人的面孔啐吐沫，或者像是啐一个幽灵。塞尔希奥说：我能想像出来。她问：您不再来一杯咖啡吗？

凯瑟勒先生一到旅馆房间，就下楼去了大堂。他跟接待人员聊了一会儿，询问旅馆的计算机设备和上网条件。然后，去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没喝一半，就起身去了卫生间。出来后，似乎洗了脸，不看酒吧里周围的人们，直奔餐厅去了。他要了沙拉、黑面包、黄油、啤酒。酒菜没来之前，他起身去餐厅入口处的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坐下，掏出一本英语—西班牙语词典，寻找词汇。服务员给上了沙拉。凯瑟勒喝了两口墨西哥啤酒，面包片上抹了黄油。再次起身，去了卫生间。但是，没有进去，而是跟负责清洁卫生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聊了几句，给那男人一个美金；然后，拐向旁边走廊的旁门，推门而入。穿过一条走廊，来到餐厅的厨房间。那里飘散着辣酱和腌肉的气味。凯瑟勒问一个厨房伙计从哪里出去可以上街。那伙计送他到一个小门。凯瑟勒给了伙计一美元，穿过院落上街了。街角处，有辆出租车在等他。上车后，他用英语对司机说：咱们到下城区兜一圈。司机说Okay。随即出发。跑了一圈差不多两个小时。这一圈包括市中心、北马德罗区、墨西哥区，几乎要到可以眺望砖坯镇的边境线了，那边就是美国领土。掉头回北马德罗区，进入马德罗区和改革区的街道。凯瑟勒说：我想看的不是这个。司机问：头儿，您想看什么啊？我想看穷人住的地方，加工区、地下垃圾堆。司机掉头再次穿过市中心，直奔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上卡兰萨大道，穿过韦拉克鲁斯区、卡兰萨区和莫雷洛斯区。走到街道尽头，那里有片广场，是片深黄色空地，堆满了载重卡车、公共运输巴士和买卖从蔬菜、鸡鸭到念珠的大小摊位。凯瑟勒请司机停车，他想下去看看。司机说：老板，最好别下车！美国佬的命在那里可不值钱啊。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司机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坚持他别下车。凯瑟勒命令道：停车！他妈的！司机皱皱眉头，要求他付钱。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会溜掉？司机说：不。我等您回来。不过没人敢保证您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还有钱。凯瑟勒哈哈笑了。要多少钱？司机说：二十美金足够了。凯瑟勒掏出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给了司机。随即下了出租车。有一阵工夫，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松开了领带，好奇地观看着临时小集市。他问一个出售辣椒凤梨片的老太太：这些巴士都开往什么方向？老太太回答说：都开往圣特莱莎。他手指反方向，用西班牙语问道：那边有什么？老太太说：就是公园。出于客气，他买了老太太一片辣椒凤梨。走到远处后，他把凤梨就给扔了。一回到出租车旁，他就对司机说：看见没有？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啊。司机从后视镜里冲他一笑：真是奇迹！凯瑟勒说：去公园吧！空场的尽头是土路。道路分成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分岔成两条路。这六条都是柏油路，分别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那里厂房高大。每座工厂周围有铁丝网，电线杆子上的路灯照耀着地面，产生不真实的光晕，要发生紧急大事的光晕，这不是真的，因为日出日落又工作了一天罢了。凯瑟勒再次下车，呼吸着加工品的气味、墨西哥北方的工厂气息。他看见运载着工人来来去去的公交车到达或者离开园区。一股潮湿、发臭的气味，好像有人在烧汽油，吹打着他的面孔。他似乎听到了笑声、手风琴声和风声串连在一起了。工业园北边，有一大片用废旧材料建成的屋顶像海浪一样伸展开来。向南边看，破烂的棚屋后面有一片光亮的孤岛，他立刻猜到那是另外一个工业园区。他问司机那园区的名字。司机下车，看看凯瑟勒指示的方向说：可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天开始黑了。凯瑟勒好久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晚霞了。五颜六色的云朵在西方转动。这情景让他回想起多年前在美国堪萨斯看到的黄昏。这两处美景不一样，但是彩霞相同。他记得那时跟一位治安官和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同时在一起。车子停在公路边上。大概是三人中有谁要下车撒尿。于是，他看到了晚霞。那西方的五颜六色像巨大蝴蝶一样飞舞的同时，夜幕从东边一瘸一拐地向西方挺进。出租车司机说：走吧！老板，别浪费这大好的运气了。

《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问：克劳斯·哈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乌里韦堂兄弟呢？克劳斯·哈斯说：在监狱里，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有几个记者点头。那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可能，只能是神话。是犯人们编造的神话。是渴望自由的冒牌替代品。传到监狱里的事情很少。你能知道的就这么一点点。克劳斯·哈斯愤怒地望着女记者，说道：我的意思是说，监狱里可以知道外面任何犯法的事情。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是真的。克劳斯·哈斯说：的确如此，是真的。女记者说：不对，不是真的。这是高级神话，是电影里编造的故事。那位女律师咬牙切齿发出咯咯声。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黑发是染的，盖住了部分面颊，鼻梁微微凸起，用笔勾画了眼线。要是此前一切由她决定，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照片边缘的人影可能早就消失不见了；还有这个房间、这座有犯人和看守的监狱、圣特莱莎监狱的百年老墙也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座火山，火山口里只有寂静以及在山口上她和克劳斯·哈斯戴着镣铐的模糊身影。

10月14日，在一条从星星区通往圣特莱莎郊外牧场的土路一侧，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她里面穿着长袖海蓝衬衣，外面是一件黑白竖格夹克衫，下面是李维斯牛仔裤，腰间系着仿丝绒衬里腰带扣的宽皮带，脚踏细高跟半腰皮靴，还有白色长筒袜、黑内裤和白乳罩。根据法医的报告，死因是被勒住颈部窒息而死。脖子周围还保留着一米多长的白色电线，中间有个带四角的结，可能是用来绞杀受害人的。颈部周围有受过勒掐的痕迹，好像用电线之前，凶手曾试图用双手掐死她；左臂和右腿有划伤，臀部有被殴打的痕迹，好像被凶手踢过。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三四天前。估计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后来查明了她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三十八岁，曾经在加工厂打工，被害前是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女招待，于四天前失踪。前来认尸的是她女儿，也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十七岁，母女住在白杨树区。小罗莎在停尸间看见了母亲，她说是我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她声称，那件黑白竖格的夹克衫是她的衣服，不过母亲也常常与她共享，她俩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说：有几个不同时期，我和凯利每天见面。当然，因为她是女孩，在学校里，我们也没别的选择。课间休息，我俩在一起玩耍，聊我俩的事情。有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玩，我很愿意去；可我父母、爷爷奶奶不赞成我找凯利这样的女孩，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父母，担心她父亲里维拉建筑师会利用女儿的友谊进入我们家族隐私的铁圈；我们家族认为这个铁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曾经抗击了墨西哥大革命的进攻，抵抗了1926年镇压起义后的骚乱［27］，抵御了文火烧烤式的波菲利奥［28］余党边缘化活动，实际上，这是伊图尔维德［29］余党的勾当。为了让您大体上有个印象，波菲利奥统治时期，我们的家族还好；但是马克西米利亚诺［30］在位时，我家更好。如果伊图尔维德长期当皇帝，我家会更好。请您记住，真正的墨西哥人只有我们这寥寥几人。全国只有三百个家族。总共一千五百人或者两千人。剩下的就是愤怒的印第安人或者怨气冲天的白人或者天晓得从哪里来的暴徒，他们准备搞垮墨西哥。大部分国人是贼。一心想发迹。但好吃懒做。肆无忌惮。您可以想像得出来，对我家来说，里维拉建筑师就是社会上典型的野心家。他们以为里维拉的老婆不是天主教徒。好像我听说，他们认为里维拉的老婆是妓女。总之，就是那种风流人物吧。可家里从来不禁止我去看凯利（当然，我说过，他们也不高兴），或者我邀请她来我家（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因为凯利喜欢我家，可以说喜欢我家超过她家。从根本上说，可以理解成她就是这种人，她常说这符合她的口味，从小她就聪明过人。可也固执得厉害，也许这话更贴切。咱们这个国家总是把聪明和固执混淆起来，对吧？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固执。在这个意思上，凯利很有墨西哥味儿。她固执得厉害。就是说，比我固执。为什么她喜欢我家胜于她家呢？因为我家上档次，而她家只有风格。您明白这里的区别吗？凯利家的住宅很漂亮，比我家舒适，就是说有很多舒适条件，整座住宅采光好，有个令人愉快的大客厅，是接待客人或者举办晚会的理想地方；有个现代花园，有草坪和割草机，按照那个年代人们常说的就是布局合理的住宅。我的家嘛，您可以看看，就是这座住宅，当然如今这个样子是因为疏于管理，就是一座散发着木乃伊和蜡烛气味的大房子，或者说是座大教堂。可是里面却有着墨西哥财富和持久性的象征标志。这是一座没有风格的住宅，有时看上去丑陋，好像一艘沉船，但是上档次。您知道什么叫上档次吗？说到底就是有威严。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亏欠。用不着给谁解释什么。凯利就是如此。我不想说她有意为之。我也不是。那时我俩还都是孩子，头脑单纯，就算是复杂，也还是个孩子。我俩说话不拐弯抹角。而她这个人也是如此。说话办事纯粹出于我行我素，想发作就发作，想快活就快活。您有女儿吗？塞尔希奥答：没有，没儿没女。她说：好，将来您有了女儿，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沉默片刻后，女众议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念书。有时我希望他永远别回墨西哥。这样对他更好。

那天晚上，有人去旅馆接凯瑟勒，请他出席在市政委员会主席家中举行的欢迎晚宴。到场的人有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两位检察员，一位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的医生，是法医处主任，圣特莱莎大学法医和病理学研究教授，美国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先生（大家叫他柯南），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和雷内·阿尔瓦拉多以及大学校长堂·巴勃罗·内格雷特。有老婆的都带老婆。独身的比较沉默寡言，但其中不乏好像喜欢这独身的角色，不停地哈哈一笑，讲些故事。也有结婚但没带老婆的。席间，大家不谈命案，只谈生意（边境地区经济形势大好，还能更好），只谈电影，尤其谈论凯瑟勒当过顾问的片子。饭后，喝完咖啡，女客们暂时纷纷退去（丈夫事先嘱咐过的）以后，男人们都集中到书房（更像是比赛场地，或者豪华牧场的打猎场），开始万分小心地触及那个大话题。让有些人感到吃惊的是，凯瑟勒开始时用提问代替回答。另外，他提的问题都找错了对象。比如，他问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你作为美国公民如何看待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会英语的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西班牙语。有些人觉得先向美国人发问，这不好。米切尔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形成看法。凯瑟勒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校长耸耸肩，一笑，说道：这是个文明世界。然后，咳嗽一声，不说话了。最后，凯瑟勒打算听听卡里拜医生的看法。法医反问他：你要我怎么回答？是以圣特莱莎居民的角度，还是法医？凯瑟勒说：普通公民吧。卡里拜说：法医很难当普通公民，他见的死尸太多了。一提到死尸，众人的热情急剧下降。索诺拉首席检察官递交给凯瑟勒一份卷宗。有位检察员说，他认为的确有连环杀手，但是此人已经入狱。副检察官给凯瑟勒讲述了克劳斯·哈斯以及美洲野牛团伙的故事。另外一位检察员想知道凯瑟勒对这种模仿性的凶手们有什么看法。直到米切尔像考场里互相抄袭的人们耳语一番之后，凯瑟勒方才明白这问题的意思。大学校长邀请凯瑟勒做两次学术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重申凯瑟勒光临本市让大家感到荣幸。凯瑟勒乘坐市府机关的公车返回旅馆途中，心里想，说真的，这些人真诚、好客，跟他认为的墨西哥人一样。夜里，感到有些疲倦，入睡后梦见一座火山口和一个在火山口周围兜圈的男人。梦中，他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我吧。他没在意，那形象消失了。

克劳斯·哈斯说：开始杀人的是安东尼奥·乌里韦。达尼尔陪着他，帮助他抛尸。后来，达尼尔也来了兴趣，也许“兴趣”这话不准确。记者们问克劳斯·哈斯：哪个词汇准确？克劳斯·哈斯说：要是这里没女人听着，也许我会说出来。男记者笑了。《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说别因为她在场就装腔作势！丘伊·比门特尔给女律师拍了一张照片。他心想：这是个美人，身材苗条，挺拔，表情高傲。是什么推动这样一个美人奔走于法庭和监狱之间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说吧！他看看天花板，说道：准确的词汇就是“受到了刺激”。记者齐声问道：什么刺激？克劳斯·哈斯说：达尼尔·乌里韦由于看到了堂兄的所作所为，慢慢受到了刺激；不久以后，他也开始强奸和杀害女人了。女记者喊道：真是发疯！

11月初，圣特莱莎一所私立学校的郊游小组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母圣天山最陡峭的山坡上，那山也叫达维拉山。领队的老师用手机报了警。五小时后，警察才到现场。那时天快黑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有个检察员名叫艾梅尔·多诺索，脚下一滑，摔断了两条腿。那些郊游的师生一直没离开现场，帮助运送受伤的检察员到圣特莱莎一家医院。次日凌晨，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几个警察帮助下重返圣母圣天山，陪同前往的还有那位发现了尸骨、随后报警的老师。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尸骨并且运送到了城里的法医处。法医确定尸骨属于女性，但无法确定死因。尸骨缺少软组织，连尸体的人形都不完整。在发现尸骨的地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发现了一条裤子，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残破不全。好像有人在抛尸山林前，先脱下了受害人的裤子。要么就是脱下她裤子装进了口袋，然后抛到距离死者几米远的地方。说实话，这一切毫无意义。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到了十二岁，我和凯利就不再见面了。建筑师里维拉意外身亡。凯利的母亲突然失去了丈夫，对一切充满了疑惑。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凯利换学校；然后，卖掉了克约阿甘区的住宅；母女住进了罗马区的一处单元房。但是，我和凯利继续保持电话联系，也见过两三次。后来，她们离开了罗马区的单元房，搬到纽约去了。我记得凯利走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那时我想永远再也见不到凯利了。十八岁时，我进了大学。我想我是我家第一个读大学的女人。可能家里之所以让我继续读书，是因为我说不让我念书我就自杀。我先是攻读法律，后来又学新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愿意活下去，就是说活得像个人样，活出我自己的个性来，那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向我首先关心的事情，而此前家里关心的事情与我关心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像凯利一样也是独生女；家族的成员一一衰老，一个接一个去世。也许您能猜想到，我的性格里容不下“衰老”和“去世”的概念。我太热爱生活了。我喜欢生活能为我提供的一切，不给别人只给我的一切；另外，我相信理应得到一切。在大学里，我开始变了。认识了另类的人。在法律系，我认识了革命制度党的年轻野心家；在新闻系，认识了墨西哥警察的鹰犬。他们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老师们很喜欢我。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就像是从19世纪初一座固定茅舍出来的人呀。难道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独具魅力或者聪明过人？我知道我不傻，可也不太聪明。那为什么我会让老师们产生好感呢？难道因为我是血管里流淌着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血液的最后一人？即使如此，那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就该与众不同呢？很可以写一部关于墨西哥人多愁善感的揭秘专著。我们墨西哥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表面上，我们是多么朴实，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们是多么朴实！而实际上，我们是多么阴暗啊！咱们墨西哥人，是多么渺小！面对自己和面对别人时，变得多么扭曲啊！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掩饰什么？为了让人相信什么吗？

早晨七点钟，凯瑟勒醒了。七点半，淋浴完毕，穿好了白衬衫、绿领带和灰珍珠色的西装，下楼吃早饭。他要了橘汁、咖啡、两片面包抹黄油和草莓酱。黄油不好，草莓酱不错。八点半，就在他翻阅命案报告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接他走。两位的态度是全心全意的。两位像是第一次被允许给妓院老板穿衣服的青楼女子。但是，凯瑟勒没看出来两位的神情。九点，他做内部讲座，只给二十四名挑选出来的警察传授。大部分穿便衣，个别穿警服的也有。十点半，参观检察警署的附属单位。他查看了计算机，用识别嫌疑人身份的程序玩游戏，陪同的警察们露出满意的表情。十一点半，全体前往距离警署大楼不远的墨西哥北方特色餐厅吃饭。凯瑟勒只要了咖啡和奶酪三明治。但是，检察员们非要他尝尝餐厅老板亲自送上来的两大托盘墨西哥风味小吃。喝过咖啡后，没等他要求，服务员送来了一杯凤梨汁。他品尝一下，立刻发现里面掺了白酒。掺的很少，为了调味，或者说为了中和凤梨的香气。有些小吃是脆的，里面有馅，但难以辨认；有些小吃外表很软，像是煮过的水果，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肉馅。一个托盘的食物很辣，另外一个微辣。凯瑟勒品尝了微辣食品，说道：好吃，很好吃。然后，品尝了很辣的，赶忙喝光了凤梨汁。他心里说：这些龟儿子吃得很好嘛！下午一点钟，他跟着两个讲英语的检察员去看十个地方——是他从看到的案卷中挑选出来的。在他乘坐的车子后面，跟上来另外一辆轿车，里面有三位检察员。他们先到了博得斯塔山谷。凯瑟勒下车，靠近谷底，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做了记录。然后请检察员们带他去好景居民小区。到达后没有下车。他把地图摊开，胡乱写了点什么，检察员也看不明白。接着，他要求去星星山。他们穿过马伊多雷纳区从南边进山。凯瑟勒问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检察员们说了。他要求下车走走。后面的轿车也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打手势问前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街上，站在凯瑟勒身边的检察员耸耸肩，表示莫名其妙。最后，全体下车，开始跟着那位美国人走起来。一路上，行人都斜视着凯瑟勒；有些人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这涉及一伙贩毒分子。但有些行人认出来了这个走在队伍前面的老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侦探。走过两个街区后，凯瑟勒发现了一家设在葡萄园里，用木柱支撑蓝白条格帆布的架下，摆着餐桌的露天饮食店。地面铺有地板。店中无人。他对一个检察员说：咱们进去坐一会儿吧。从葡萄园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星星山。检察员们把两张餐桌合在一起，坐下来抽烟，不由得相对一笑，好像在说先生，我们准备好了，请您吩咐吧。凯瑟勒心里想：一张张年轻、精神焕发的面孔，一张张健康的面孔，其中有些人会不等衰老、不等有皱纹、不因为岁月沧桑、担惊受怕或者胡思乱想就可能英年早逝啊。一个中年妇女，系白围裙，从饮食店后面走出来了。凯瑟勒想要一杯放冰块的凤梨汁，类似早晨喝过的那一种。但是，警察们劝他要点别的，因为这个地区制作果汁的水不可靠。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英语中“自来水”的说法。凯瑟勒问大家：朋友们，各位喝点什么啊？警察们说：龙舌兰。然后，解释说这是一种只有在索诺拉才能蒸馏的饮料，使用一种只有本地才生长的特殊龙舌兰品种，墨西哥其他地方没有。凯瑟勒说：那咱们就尝尝龙舌兰吧。这时，一群儿童向饮食店里张望，看看警察，然后跑了。那中年妇女回来时，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了五个杯子和一瓶龙舌兰。她亲自给凯瑟勒斟酒，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听凯瑟勒的意见。美国大侦探说：真棒啊！与此同时，感觉热血上头了。女人问：凯瑟勒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那些女尸吧？凯瑟勒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昨天看见电视上有您。我还看过您的影片。凯瑟勒说：啊，您还看过我的电影。妇女问：您打算消灭这些杀人凶手？凯瑟勒说：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试试吧。只能这么说了。检察员为她翻译成西班牙语。从他们所在的蓝白条格帆布下面望去，星星山好像石膏模型。黑线条大概是垃圾。棕色线条大概是岌岌可危、勉强维持平衡的破旧房屋。红线条大概是被风吹雨淋的铁块。凯瑟勒说：这龙舌兰很好。起身时，他在餐桌上放下一张十美元钞票。检察员们赶忙把钞票还给他。他们纷纷说：凯瑟勒先生，您是我们的客人。凯瑟勒先生，您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别客气。跟您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很高兴跟您一起巡逻。凯瑟勒笑着问：咱们是在巡逻吗？那妇女站在饮食店深处望着他们远去，她像座雕像，半身被一道分隔厨房或者餐桌区的幕帘所遮蔽。凯瑟勒心里纳闷：是谁把那些铁块搬到山顶上去的呢？

记者问：克劳斯·哈斯，所有这些情况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克劳斯·哈斯说：老早就知道了。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克劳斯·哈斯说：因为我必须核实一下情况。《独立报》的女记者问他：你在监狱里面还能核实什么呀？克劳斯·哈斯说：咱们别回到老问题上去了！我有我的联络网，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线人。根据你的联络网，乌里韦堂兄弟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克劳斯·哈斯说：他俩失踪六个月了。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吗？克劳斯·哈斯说：对，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但有人说曾经在图森、凤凰城，甚至洛杉矶见过他们。记者问：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证实你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说道：设法弄到他俩父母的电话，一打听就行。

11月12日，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警察局的无线电频道里听说圣特莱莎又出现了一具女尸。虽然案子没有交给他办理，他还是去了现场——在菲利克斯·戈麦斯区，加勒比和百慕大两条街之间。死者名叫安海利卡·奥丘阿。封锁出事地点的警察们告诉他，更像算账，不像情杀。案发前，有两名警察看见一对男女在人行道上吵得面红耳赤，旁边是牛仔歌舞厅。考虑到这是典型的情人吵架，警察没有干涉。安海利卡·奥丘阿左太阳穴中了一枪，子弹从右耳穿出一个洞。第二枪打在她面颊上，从颈部右侧穿出。第三枪打在右膝盖上。第四枪打在左大腿上。第五枪也是最后一枪打在右大腿上。胡安·德迪约斯想：开枪的顺序可能从第五枪开始，到第一枪结束，致命的一枪。枪响时，那两个看见男女吵架的警察在什么地方啊？问及此事，两个警察说不清楚，只说听见了枪声后，转身返回加勒比大街。那个地方就剩下了地上躺着的安海利卡。好奇的人们纷纷从附近的街门向外探头探脑。出事的第二天，警方声称案子属于情杀；杀人嫌疑犯名叫鲁本·戈麦斯·阿兰西维亚，是有名的妓院老板，绰号“疯鹿”，不是说他长得像鹿，而是说他曾经疯狂“宰”过很多男人，就是说，像二三流妓院老板那样，暗中坑害男人，从中渔利。安海利卡·奥丘阿是他老婆，似乎“疯鹿”听说老婆要弃他而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坐在方向盘后面，车子停泊在黑暗的街角，心里想着这桩案子：可能杀人不是预谋的。起初，“疯鹿”打算恐吓或者警告老婆，所以开枪打了对方右腿；后来一看到安海利卡痛苦或者吃惊的表情，盛怒之下，恶意萌生，想给老婆来个对称，于是开枪打了左腿。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四个车门都是敞开的。胡安·德迪约斯趴在方向盘上，欲哭无泪。警方试图抓住“疯鹿”，无果。他失踪了。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我十八岁开始有情人。整个墨西哥都知道关于我的性爱传说。可传说终归是传说，在墨西哥尤其不真实。我第一次跟男人上床是出于好奇。可能你听说过。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因为爱情、钦佩或者害怕。我本来可以出于怜悯跟男人睡觉，因为我第一次性交的小伙子让我感到可怜。可是说心里话，我跟他做爱纯粹出于好奇。两个月后，我把他给甩了，找了一个傻瓜，他以为自己要去搞革命了。墨西哥盛产这种傻瓜。他们是些特别愚蠢的小伙子，狂妄之极，一遇到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这样的女人，他们就神魂颠倒，立刻跟她性交，好像占有我这样的女人等于十月革命里占领了冬宫。那可是冬宫啊！可是他们连俄罗斯夏季别墅的草坪都不会修剪！很快，我把他也给甩了。如今他是有些声望的记者了，每当喝醉酒的时候，就说他是我一生的初恋。后来，那些接踵而至的情人，或者是我喜欢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或者因为我喜新厌旧要换花样，而他们或者机智诙谐，或者活泼好玩，或者特别稀奇古怪，只能让我发笑。您一定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左派队伍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甚至访问过古巴。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我丈夫也是左派，是革命制度党成员。我开始进入报界工作。每到礼拜天，我就回家，我是说回老家，家族的人们在那里逐渐衰老，我转转走廊、花园，看看老照片，读读陌生祖先的日记——更像是弥撒书，安安静静地坐一坐，坐在院子里的石井边，胡思乱想，连连抽烟，不读书，不认真思考，有时甚至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说真话，我感到厌烦。我想干事，可是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才好。几个月后，我就离婚了。这场婚事不到两年。当然，我家族的人们都劝我别离婚；他们说，要是我离婚，就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他们百分之百地有道理啊；他们还说，我是艾斯基维尔家族里第一个破坏婚姻圣事的人。有位九十岁高龄的伯伯是神父，名叫堂·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要跟我谈话，要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让他们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我那指挥别人、驾驭别人、领导别人的怪才突然而至，我把他们每个人一一摆平了。一句话，在这个家族的大墙里面，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今后一直如此，到我死为止。我对大家说：假虔诚、假正经、两面三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说，今后我绝对不允许这个家里有二尾子。我说，艾斯基维尔家族的金钱和产业年复一年在减少，按照这个样子，我的子子孙孙就会饿死的。我说，我说话的时候，不想听到不和谐音。我说，谁要是不同意我的话，请走开！大门是敞开的，墨西哥的大门更宽大。我说，从今天这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开始（因为城里什么地方的确在电闪雷鸣，从窗户外面可以见到闪光）开始，不再给教会捐钱施舍；我说，老天爷说是保证我们的未来，可是一百多年来，上帝却在让我们流血啊。我说：我不再结婚了。我提醒他们，今后他们还会听到关于我更加可怕的传言。我说，你们在垂死挣扎，可我不愿意你们离开世界。他们一个个脸色发白，人人目瞪口呆，可是没人心肌梗死。从骨子里说，我们艾斯基维尔家族的人都很坚强。没过几天，好像就是昨天吧，我又见到了凯利。

那一天，凯瑟勒到了星星山，沿着星星区和伊达尔戈区散步，在通向蓝村的公路附近转悠，看见了空空荡荡的棚户区像鞋盒子一样，结实但无趣、无用，竖立在通向蓝村公路的条条小路旁边；随后，他想看看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区，它对面就是砖坯镇——已经是美国领土了；他想看看墨西哥区的酒吧、餐厅和旅馆，看看那条整天屈从于卡车隆隆声和小汽车的主要大道，它们都是准备过境的；随后，他吩咐一行人员下行到塞布尔维达将军大街和通向卡纳内阿的公路，从那里岔入好景区，警察从来不敢冒险进入那里。开车的警察如是说。另外一个警察沉重地点点头，好像好景区、基诺区和雷梅迪奥斯区警察不到位一事，是他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警察沉重负担的耻辱；为什么是沉重负担呢？他们回答说：有人逍遥法外让他们感到沉重。凯瑟勒想：什么人逍遥法外呢？一定是控制这个偏僻地区毒品买卖的团伙，因为凯瑟勒一开始就从车窗看到了外面破破烂烂的样子，很难想像这里的住户会买毒品，虽然吸毒容易，但是掏腰包买那玩意儿却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事在美国的黑人区和拉丁区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与这破败混乱的景象比较，黑人区和拉丁区还像是居民区嘛。但是，这两个检察员连连点头，摇晃着年轻、结实的颚骨：是的，是的，这里有很多可卡因和可卡因的垃圾。凯瑟勒再次看看那破破烂烂的景象，或者说那持续不断的破烂变化，如同拼图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拆和装。他吩咐司机驶向“辣椒”垃圾堆，圣特莱莎最大的地下垃圾堆，比市政垃圾堆还大，倾倒垃圾的卡车不仅有加工厂的，还有市府清洁队的，还有转包合同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服务部门不管的土地拍卖区的卡车。这时，凯瑟勒的轿车已经离开了土路，好像在倒车，返回了好景区和公路；但是，车子一转弯，驶入一条路面较宽的街道，但同样荒凉，里面的灌木甚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凯瑟勒心里想：这个地方好像落下过原子弹，除去受到伤害的人们，无人知晓。但是，受害的人之所以无法开口，是因为疯了，或者死了；哪怕他们能走路，哪怕他们能看见我们，哪怕是从一部西方电影里直接出来的眼睛与凝视，是印第安人或者坏人的眼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疯子的眼睛，是生活在另一维度的人们的眼神；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不会黏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穿透皮肤。凯瑟勒一面想着，一面要动手落下车窗。有个检察员说：别、别落下来！为什么？因为臭，有死人的气味。十分钟后，他们到达了“辣椒”垃圾堆。

一位记者问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女律师低头想想，抬头看看提问的记者和克劳斯·哈斯。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好像呼吸困难，随时肺会炸开似的，但她的样子与呼吸困难的常人不同，不脸红，而是脸色煞白。她说：这都是克劳斯·哈斯先生的主意，不一定需要我的认可。接着，她说起克劳斯·哈斯先生无依无靠的状态、一再拖延的开庭审判、丢失的证据、逼迫出来的证人、她的被辩护人所处的状态。她悄悄说，换了任何别人都会精神失常。《独立报》女记者既嘲讽又满怀兴趣地望望女律师。她问：您和克劳斯·哈斯感情很好，对吗？女记者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已经习惯与说话直截了当，甚至粗鲁的人打交道了。女律师四十多岁，神情有些疲惫，一副连续数日未眠的样子。她说：无可奉告。不合时宜。

11月16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巴尔托罗梅区的固赛加工厂后面的空地上。据初步调查，受害人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尸体全裸，衣服被藏在五米之外的草丛里。但没发现全部服装，只是一件黑色紧身裤和一条红裤衩。两天后，她父母来认尸，说她叫罗萨里奥·马尔基娜，十九岁，11月12日失踪，那天她去卡兰萨大街蒙塔纳舞厅跳舞，距离她的住处韦拉克鲁斯区不远。巧合的是无论她还是她父母都在固赛加工厂干活。据法医说，死前，受害人被多次强奸。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又露面了。我俩见面的第一夜，互相说说自己的生活，一直聊到天亮。关于她的生活，简言之，就是一场灾难。她在纽约想当话剧演员，在洛杉矶想当电影演员，在巴黎想当模特，在伦敦想当摄影师，在西班牙想当翻译家。她想研究当代舞蹈，但第一年就放弃了。想当画家，第一次展览作品，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辈子最严重的错误。她一直没结婚，没子女，没家庭（母亲久病后刚刚去世），没有远大计划。回墨西哥恰逢其时。她在首都不费吹之力就找到了工作。她有朋友，她有我啊！您半点都别怀疑，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用不着去求别人（至少我认识的熟人里），因为她很快就开始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圈子里工作了。就是说，她筹备画展，忙着设计和印刷作品目录，跟艺术家们睡觉，与买主谈话，一切由那时的首都艺术品商人中的四大家掏钱，他们是画廊、画家背后的灵魂和操纵买卖的后台。此前，我已经脱离了左派队伍。您别介意啊。我越来越靠近革命制度党的某些派别。有一次，我前夫对我说：如果你还写你目前写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要靠边站了，甚至更糟。我不停地在想：“更糟”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做文章。结果是不仅没让我靠边站，反而不断收到这样的信号，高层人士对我越来越感兴趣。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都年轻啊，没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独立，谁也不依靠，也不缺钱花。也正是那几年，凯利决定她应该叫凯利。可我继续叫她露丝·玛丽娅。但是别的人都叫她凯利，直到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阿苏塞纳，我不喜欢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不好听。我喜欢凯利，人人都叫我凯利，今后你也叫我凯利吧！我说：没问题。既然你愿意我叫你凯利，我就叫你凯利。从那以后，我开始叫她凯利了。起初，我觉得可笑。这纯粹是美国式的附庸风雅。但后来我意识到凯利这个名字对她合适。可能因为凯利有点格蕾丝·凯利［31］的风韵。或者可能凯利这名字只有两个字，而露丝·玛丽娅太长了。或者因为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容易联想到宗教内容，而凯利不产生任何联想，或者联想到一张照片。家里什么地方应该有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签名的信件。我想甚至连她的支票上都签下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的字样。有人认为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我不信。但假如这说法是真的，凯利选中这个名字的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迈进了噩梦，迈进了无形世界。您相信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吗？塞尔希奥说：不信。最好别信。女众议员叹息一声，并不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呢？塞尔希奥望着女主人的墨镜，说道：我的名字很普通。有一阵工夫，女众议员双手按住脑袋，好像头疼。他说：讲一件事可以吗？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普普通通的，都是通俗的。无论叫凯利还是露丝·玛丽娅本质上是一样的。名字总会消失。大人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令人恐惧。

“辣椒”垃圾堆给凯瑟勒的印象并不像他走过的街道留下的印象深刻。他一直坐在车里，后面有另外一辆轿车护送，一路颠簸。基诺区、好景区、雷梅迪奥斯区以及城西南的珍宝区、花卉区、布拉达区、白杨树区、城西的牛背山区，都靠近工业保税区，如同双重脊椎骨，鲁文·达里奥和卡兰萨大街，接下来是圣巴尔托罗梅区、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新城区，还有西北边的小玫瑰区。凯瑟勒对报界说：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说，是让我这样的大男人感到恐怖啊。在座的记者没有一个住过上述街区，但人人点头称是。警察们则相反，一个个偷着乐。他们觉得凯瑟勒的口气太天真了。美国佬的口气嘛。当然啦，他是个好人，因为坏美国佬的口气不一样，说话方式不同。凯瑟勒说：到了夜间，那些地方对妇女可太危险了。夜间出行也很冒失。上述大部分街区，除去交通要道，都照明很差，或者完全没有照明设备。凯瑟勒对市政委员会主席说：有些地段，警察根本不去。主席在座位上摇来晃去，好像毒蛇咬了屁股，摆出一副苦相，无限悲伤，充满了可以理解的神情。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几位检察员纷纷开口道：这个问题或许、可能、大概是临时性质的，有可能仅仅是市局的问题；市警察局是由佩德罗·内格雷特主管的，他是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孪生兄弟。凯瑟勒问佩德罗·内格雷特是谁，以前是不是给他介绍过。两个年轻力壮、始终护卫凯瑟勒左右的、英语不错的警察告诉他：说实话，没见过佩德罗·内格雷特在凯瑟勒身边待过。凯瑟勒请二位说说佩德罗的样子，因为说不定第一天在机场见过。警察给他描绘了一下佩德罗的形象，但不大情愿，好像一提起佩德罗·内格雷特，就后悔了。画像什么的也没说清楚。凯瑟勒不吭声了。变成了闷葫芦。年轻力壮的警察说：佩德罗·内格雷特是个真正的硬汉子。是检察警署的老人。凯瑟勒想：一定跟他那个大学校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但是，检察员们笑了，邀请凯瑟勒再来一杯龙舌兰。他们说：不是的，您别这么想。堂·佩德罗和堂·巴勃罗毫无相像之处，一点影子都没有。校长又瘦又高，可以说一身干巴骨头，而堂·佩德罗又矮又胖，一身肥肉，因为他喜欢美味佳肴，无论北方菜还是美式汉堡包，都不厌烦。于是，凯瑟勒思量：是否应该找这个警察局长谈谈啊？是否应该前去拜访他啊？但又想：自己毕竟是客人，他一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难道不应该来看看吗？于是，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佩德罗·内格雷特，老检察员，市警察局局长，受尊敬的人，没来看我。随后，忙别的事情去了。他一一研究妇女被害的案情。喝了几杯龙舌兰，嘿，真他妈不赖。开始着手准备大学的讲座材料。一天下午，他像前一天那样，从后门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前往手工艺品市场，有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市场”，有人称之为“北方市场”，给老婆购买纪念品。跟第一次一样，他竟然没有察觉，有辆没车牌的警车全程跟在他身后。

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圣特莱莎监狱之后，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趴在桌子上，低声啜泣起来，那谨慎的样子与白人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印第安妇女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哭泣的。某些印欧混血女人也如是。但白人妇女不这样，何况又是念过大学的白人女子呢。她一觉得克劳斯·哈斯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是抚爱，而是友好，或者也许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因为在场时，她连忙擦干已经流到桌面上的眼泪，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被辩护人、未婚夫、好友的面庞，那是一张既僵硬又松弛的脸（怎么可能僵硬的同时还松弛呢？）；他正在以科学的严谨性注视着她，但不是从牢房的角度，而是从外星球硫黄气弥漫的空中。

11月25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三十二岁，地点在鲁文·达里奥区苏克雷大街她自己的住处。两天前，即11月23日，妇女示威游行的队伍走遍了圣特莱莎的街道，具体说，是从大学走到市府大楼，抗议杀害妇女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次游行是由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此外还有民主革命党和几个大学生组织。据政府当局说，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人。据发起者说，人数超过六万。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也在其中。两天后，她被刺杀身亡，死在自己家中。其中一刀穿透颈部，引起大出血，因而致命。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独自生活。不久前刚刚离婚。无子女。据邻居们说，那个星期，她跟丈夫吵架闹翻。等警察赶到她丈夫居住的公寓时，后者早已出逃。案子由刚刚从埃莫西约来到的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办理。他调查一周后，得出如下结论：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男朋友，一个名叫奥古斯都，或者迪都·埃斯科瓦尔的人。死者一个月前曾经与此人见过面。这个埃斯科瓦尔住在好景区，无正当职业。派人去找，他已经不在了。也像死者前夫一样，已经潜逃在外。警察在埃斯科瓦尔家中遇到三个男人。经过询问，三人承认一天夜里看见埃斯科瓦尔身穿带血迹的衣服回家。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坦率地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三个浑身发臭的人。他说：三人散发着大粪气味，好像披了一张臭皮。三人是“辣椒”地下垃圾堆上的拾荒者。他们的住处，不仅没有淋浴设备，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检察员路易斯纳闷：这个埃斯科瓦尔怎么能当上玛丽娅·艾蕾娜的情人呢？传讯结束后，检察员把拘留的三人拉到院子里，用水龙头抽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三人脱光衣服，扔给每人一块肥皂，用十五分钟冲洗三人。后来，他一面呕吐，一面想：打一顿，冲一冲，二者不乏内在联系。好像前者促成了后者。用绿色龙头抽打，用黑色龙头冲洗。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惬意。根据三个拾荒者的综合描述，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像，向其他各地发出了通缉令。但是，案子没有进展。死者的前夫和男友就这样消失了，下落不明。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当然，有一天，工作终于结束了。商人和画廊老板都换了。墨西哥画家没换。画家永远是画家，如同玛莉阿芝歌舞。可商人却飞到开曼群岛去了。画廊停业，或者给店员降薪。类似的情况也在凯利那里发生。于是，她动手组织时装表演。头几个月还好。时装像艺术，但比艺术容易。衣服比较便宜。没人买了一件衣服后还抱着很多幻想。总之，开头还行，她有经验，有交情；就算人们不相信她这个人，也信任她的欣赏品位。凯利组织的几场时装表演都是成功的。但她不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不会管钱，据我的回忆，她总是缺钱。有时，她的生活节奏常常打乱我的正常秩序，我俩经常大吵。我不只一次给她介绍独身男子或者可能愿意跟她结婚并丰富她生活节奏的离异男人。但凯利在这个问题上是个无可非议的独立派人士。我不是说她因此就是个女圣人。她半点圣人的味道都没有。我知道的情况都是从男人那里来的（因为就是这些男人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把他们都给掏空了）。但是，绝对不是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给她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是她的要求啊，因为她是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啊，而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对待妻子或母亲（活到这把年纪，凯利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或者正式情人的责任。她性格里有某种东西排斥任何对感情应有承诺的观念，哪怕这种长期没有承诺的生活让她处境微妙。此外，凯利从来不把这样的处境归咎于自己的态度，而认为是命运的意外转向。如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只要活得快乐，管它有无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她发过脾气。当然，偶尔也发脾气，有一次，我看见她大发雷霆。但是，几分钟后火气就散了。另外，她有个美德我总是非常欣赏，就是团结朋友。仔细想想，这可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美德。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朋友无论男女，友情为重，她总是站在朋友一边。比如，我加入革命制度党的时候，家里有过小小的地震，算是一种说法吧。多年前就认识我的一些记者不跟我说话了。另外一些人继续还跟我说话，但背后对我议论纷纷。您很清楚，这个讲大男子主义的国家到处都有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否则就没法解释墨西哥历史。但凯利总是站在我这一边，从来不要求我解释什么，从来不对我的事情品头论足。您可能知道了，别的人说我已经攀上了高枝。当然了，我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只不过有各种各样的提高方式。对说空话我已经腻了。我想要权力，我不会跟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也不否认。我想改善公费医疗、国立教育的状况，用我的绵薄之力为墨西哥进入21世纪做准备工作。如果说这叫攀高枝，那我想攀。当然，我的成绩很少。大概是幻想多于理智吧。不久，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人认为从内部可以有所改善。首先，你要努力从外部做改善的工作，然后会认为，假如能进入内部，真正改善的可能性会增加许多。至少你会以为在内部行动自由能多一些。可这是假的啊！有些事情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改变。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是我们墨西哥史或者悲惨的拉美史（二者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在于此。如果你在内部犯了错误，它失去了意义。错误不再是错误。错误和撞墙变成了政治美德，变成了政治发展的偶发机会，变成了政治仪表，变成了有利于你的新闻热点。上班（早八点到下午五点）、关键时候犯了错误，这至少是一种弯腰恭候的态度。即使你什么也没干，没关系；出点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来了。来哪里？这里啊，应该到位啊。于是，我不再是熟人，而是名人了。我是个有魅力的女性，说话口无遮拦。革命制度党的恐龙们笑话我的心直口快，革命制度党的鲨鱼们把我看做知己，该党的左派一直赞美我说话的口气。真实情况，我连一半都不明白。真实情况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您不这么认为吗？

凯瑟勒先生在圣特莱莎大学的第一次报告会获得了少见的成功。除去多年前在大学里举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见面会，另外一次是当选总统的座谈会。此前从来没有什么活动能让这个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可容纳一千五百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前去听凯瑟勒报告的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这在社会上是件大事，因为凡是在圣特莱莎算个人物的都希望结识凯瑟勒，与这样一位杰出人士见面，或者近距离看看他，那是大事；政治上也是如此，因为连在野的最顽固的集团也似乎保持安静或者采取谨慎的态度，比此前减少了许多的喧闹声。甚至连妇女维权组织和失踪女子的家属们都决定等候科学奇迹的发生，期待这位当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能够创造奇迹。

克劳斯·哈斯声明罪责在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在六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是那前往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六位记者所为。其中有五家报纸，在发表这则消息之前，找警方进行了核实。警方与墨西哥大报的态度一样，明确表示这消息没有半点可信性。五家报纸还打电话找乌里韦的家属。他俩的家里人纷纷说他俩出门在外旅行呢，或者说已经不在墨西哥居住了，或者说早就搬到首都去了，在某个大学念书呢。美国《凤凰城独立报》女记者玛丽－苏·布拉沃甚至弄到了达尼尔·乌里韦父亲的地址，打算采访他，但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霍阿金·乌里韦总是有事要忙，或者身在圣特莱莎之外，或者刚刚出门。玛丽－苏·布拉沃逗留圣特莱莎期间，偶然遇上了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是惟一报道克劳斯·哈斯新闻而没有与警方核实的人，于是就冒了这样的风险，乌里韦们的家属以及索诺拉州经办此案的官方机构会起诉这家报社。玛丽－苏·布拉沃在马德罗区一家经济餐厅外面，看见玻璃窗里《民族报》的记者在吃饭。他不是一个人，旁边有个粗壮的家伙，玛丽－苏认为那人很像警察。起初，女记者对此事没大在意，但是走出几米后，她产生一种预感，便转身进了餐厅。这时，《民族报》的记者只是自己一人闷头吃辣炒玉米饼了。二人打了招呼。她问是否可以坐下谈谈。《民族报》记者说当然可以。玛丽－苏要了一瓶健怡可乐。二人说了一会儿克劳斯·哈斯的声明和乌里韦家属躲躲闪闪的态度。后来，《民族报》记者付了自己的账单，留下玛丽－苏独自待在餐厅里。里面的食客大多像那个《民族报》记者，一个个都是打工仔和偷渡苦工的样子。

12月1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地点在“黑屋”附近的一条小干河沟里。发现者名叫圣地亚哥·卡塔兰，他正在打猎，发现自己的几只猎犬靠近干河沟时行为有些奇怪。据这位目击者说，突然之间，猎犬们浑身颤抖起来，好像闻到了老虎或者狗熊的气味。可是本地没有老虎和狗熊呀，我猜想它们一定嗅到了虎魂或熊魂的气息。我了解自己的猎犬，知道它们颤抖和呜咽的时候，肯定有道理。那时，我来了好奇心，就踢了猎犬几脚，让它们勇敢点。我直奔河沟去了。圣地亚哥·卡塔兰跳进河沟——深不过五十公分，没看见，也没闻到什么，连猎狗也似乎安静下来了。但是，他刚一拐弯，就听见了动静，狗们再次狂吠和颤抖起来。一层黑雾般的苍蝇笼罩在尸体上面。圣地亚哥·卡塔兰受到了强烈刺激，不由得放开狗群，朝天上开了一枪。苍蝇们暂时撤了。他这才发现是一具女尸。同时，他也想了起来，那个地区此前就发现过被杀害的青年女子的尸体。片刻间，他害怕凶手还在附近，后悔不该开枪。接着，他非常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河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附近只有些仙人掌和仙人球，远处有棵香材树，整个地区由于板块的叠加而呈现黄色。他一回到自己的牧场（名叫“玩家”，位于黑屋镇外），马上打电话报警，说明了女尸的具体位置。然后，洗脸，一面想着女尸，换了衬衫，再次出门前，让一个雇工陪他前往。警察到达河沟的时候，圣地亚哥·卡塔兰仍然携带着猎枪和子弹袋。女尸仰面朝天，一条腿的脚踝上有条短裤。腹部四处、胸部三处刀伤，颈部一处。肤色微黑，披肩发，黑色，染过。几米外有双鞋子，黑色匡威鞋，白色鞋带。其他的衣服不见了。警察为搜寻线索对河沟进行了勘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或者是不善于发现。四个月后，纯粹是个偶然原因，警察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名叫乌尔苏拉·贡萨莱斯·洛霍，二十或二十一岁，没亲属，近三年来居住在萨卡特卡斯市。刚来圣特莱莎三天就被绑架和杀害了。这事是萨卡特卡斯市她一个女友说的，因为乌尔苏拉给她打过电话。她说乌尔苏拉的口气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她在一家加工厂要找到工作了。由于她脚上的匡威鞋和后背上一条小小线形的伤痕，才查出了她的身份。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现实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待在雷鸣闪电的暴风雨中。随后，她沉默了几分钟，仿佛要倾听来自远方的雷声。接着，拿起一个杯子，再次斟满龙舌兰，说道：我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多，这是大实话。每天忙于宴会、出差、会议、种种规划（并不落实），只落得个筋疲力尽；每天要会见；每天要做辟谣声明；每天要上电视台；每天要会情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们性交，也许为了维持我有情人的神话，或者也许因为我喜欢性交，或许因为跟他们性交对我有好处，一人一次，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或者因为我喜欢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性交。再干别的事情我就没时间了。我的生意由我的律师掌管。至于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的产业，实话告诉你，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也由我的律师们操办。我的儿子交给老师们照管。我的工作越来越多：米却肯州的水道测量问题、克雷塔罗州的公路问题、各种会晤、为骑士碑揭幕、为公共排水渠剪彩，居民区种种狗屁事都要由我经手。我估计就在那个时候，我疏远了朋友们。惟一常见的女友就是凯利了。我几乎没时间去她家。她在伯爵夫人区有一套单元房。见面后，我俩也很想聊聊。但说实话，我疲惫不堪地到她家里，就是想沟通一下也成了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她给我讲很多事情，不只一次解释什么，然后要钱。我做的事情就是掏出支票本，按照她需要的数额签给她。有些时候，她还说得起劲呢，我已经进入梦乡了。有时候，我俩一起出门吃饭，很开心；但我的心思常常在别处，考虑什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很难抓住话题的主线。凯利从来没有因为这责怪我。每当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第二天，她总会派人送来一束玫瑰花，便条上写着，我表现很好，她为我自豪。我过生日的时候，她肯定会送来礼物。一句话，她无微不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凯利组织的时装表演，每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时装代理公司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那里档次高雅，充满活力；如今变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办公室，而且经常关门。有一次，我陪着凯利去她的公司，那破败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微笑着看看我，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微笑，无忧无虑；她说，墨西哥最好的女模特都愿意跟美国或者欧洲公司签约。人家有钱嘛。我想了解她的生意究竟怎么了。于是，凯利张开双臂说就是这个样子啦。这个样子包括，没有照明，到处是尘土，窗帘低垂。我浑身一颤，感觉不好。应该是预感吧。我不是那种随便遇到什么事情就发抖的女人。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尽量理智地想一想。租用这样的写字间是要花高价的。我觉得没必要继续花钱支付这半死不活的玩意儿。凯利说，她时不时地也组织时装模特走台，说了几处组织高档时装表演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地方有特色、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档时装。然后，她说，用赚到手的钱可以维持公司开门营业。她还说明，现在忙着组织晚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各个州府。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凯利说，事情很简单。你设想一下自己是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你想办个晚会。你希望办个大型晚会。就是说给亲朋好友留下深刻印象的晚会。怎么才能让晚会令人难忘呢？那就是摆出来美味佳肴，有服务周到的侍者、高水平的乐队，总之，很多事情吧；但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知道是什么吗？我说过，就是客人。对，就是客人。如果你是一个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有很多钱，想办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会，那就跟我联系吧。我负责监管一切。就相当于办一场模特走台秀嘛。我管餐饮、服务员、会场布置、乐队，但最重要的是管来宾，当然这取决于你掏多少钱。如果你希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的美男子参加晚会，那你就告诉我吧。假如你愿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与会，那就跟我说吧。就是说，我负责邀请贵宾出席。一切看您掏多少钱了。把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请到阿瓜斯卡连特斯也许不可能。但是，晚会如果在库埃纳瓦卡举行，也许我能让主持人在那里出现。我不敢说好办，也不敢说花钱少，但是可以试试。把电视剧上的美男子弄到阿瓜斯卡连特斯州，这事能办，但也不会便宜。假如那美男子不是最走红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年半没活干了，那出现在你晚会上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要价不会过分。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服他们到场。我先给他们打电话，邀请他们喝咖啡，摸摸底。然后，说说晚会。再告诉他们，如果到场露露面，可以拿钱。说到这个地步，那就得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了。我开价低，他们要价高。双方慢慢靠拢。我讲清楚了东道主的名分，告诉他们都是要人，是住在州府的，可是重要人物。我反复要他们说出东道主夫妻的姓名。他们会问我是不是也到场啊。当然到场啦！我要监管一切嘛。他们会问起阿瓜斯卡连特斯的旅馆情况，问起四星级的坦皮科或者伊拉普瓦多饭店。都是好饭店啊。另外，我们要办晚会的人家都有很多客房嘛。最后达成协议。晚会那天，我到场，三四个贵宾出席，晚会就成功了。这能让你赚很多钱？凯利回答：很多。不过，惟一的问题是有淡季，没人愿意办什么大型晚会。由于我不会节约，常常囊中羞涩。后来，我俩走了，可能是参加晚会吧，也许是看电影，或者跟几个朋友吃晚饭，就不再说赚钱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我从来没听见她有过半句怨言。我估计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有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遇到了麻烦。我以为是钱财上的问题，就说没关系，有我呢。她说，不是钱的事，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问她：是缺钱吗？她说：不是。我那时已经上床了，半睡半醒，听起她的声音来异样，当然还是凯利的，可是怪怪的，好像独自一人。我猜想，她大概在模特办公室里，黑乎乎地没开灯，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口。她说：我遇到了麻烦。我问她：是不是跟警察啊？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接你。她说：不是那种麻烦。我说：凯利，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说明白，我还要睡觉呢。有几秒钟的时间，我觉得她把电话给挂了，或者把话筒放到椅子上走开了。后来，听见了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连连说了几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另外可以肯定这个“不知道”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自言自语。于是，我问她是不是醉了或者吸了毒。起初，没吭声，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后来，她笑了，口气肯定地说她没醉，没吸毒，就是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仅此而已。后来，她道歉说不该这个时候打电话。说完要挂。我说：等一下！你肯定有事。别骗我！她又笑了，说：没事、没事。对不起。年纪大了，咱们变得比较神经质了。晚安。我说：等一等。别挂！别挂！你有事。别撒谎！她说：我从来不撒谎。沉默片刻后，凯利说：咱俩是小孩的时候除外。啊，是吗？她说：小时候，我对谁都撒谎，当然不经常，但会撒谎。如今再也不说谎话了。

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多久就要露面的。可能堕入情网了，从事态发展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肯定是找了一个有妇之夫。我想像着凯利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的情景，这对于偷情的男女来说是两座理想的城市。于是，我就尽量冷静对待此事，耐心等待吧。可是一周后，她那女合伙人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仍然没有凯利的消息。她对我说起有一两份合同要违约了，她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觉得孤立无援。我想像那女子心慌意乱地在那黑暗的办公室里乱转悠的样子。我感到震动。我问她：圣特莱莎方面有什么消息？那女子早就跟警方谈了。可是警方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想说。警察说：仅仅就是失踪了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打电话，他从前为我工作过，我介绍了情况。那朋友说最好当面谈，于是我俩约定在一家名叫白脸的时尚咖啡馆见面。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关门。您也知道，墨西哥的时尚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像人一样躲藏起来，没人惦记时尚。我向我的朋友说明了凯利的事情。他提了几个问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答应晚上给我来电话。分手后，我上了自己的车，一面想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是，我惟一的感觉是愤怒，越来越强烈的愤怒，艾斯基维尔家族几百来珍藏的全部怒火，忽然之间在我的神经系统里安营扎寨了；我还怀着愤怒和内疚的心情想到：这样的怒火或者勇气早应该点燃，不应该如此被个人友谊推动，或者促成，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虽说这个人友谊肯定已经超出了个人友谊本身的概念，而是还由我自从懂事以来见过的大量事情所推动。但是，我哭着，咬牙切齿地说没用，没用，没用；生活就是这个鬼样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那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首先问我的电话是不是安全。我立刻想到：坏了，肯定是坏消息。但不管怎样，我的态度再次镇定下来。我说：电话绝对安全。于是，朋友说，我给他提供的姓名（他有意回避说出）是个银行家，专门给圣特莱莎团伙洗钱，据他的情报，也叫索诺拉团伙。我说：明白。他说那位银行家的确在郊区有牧场，不仅是一处，而是多处；可是，据他的情报说，凯利在圣特莱莎的那几天，没有一处牧场举办过晚会。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晚会，没有什么社交拍照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我说：明白。朋友又说：那位银行家，据他和知情人了解，跟党有良好关系。我问：关系特别好吗？他低声说：属于殷勤款待的那一种。我追问道：殷勤到什么程度？朋友说：很深，很深。最后，我俩互道“晚安”。接着，我陷入了沉思。“很深”在时间上的概念就是很久、很久了，根据我们使用的暗语来说，就是几百万年以前，就是恐龙时代。我猜想：这革命制度党里的恐龙会是哪些人呢？有几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来了，其中二人是北方人，或者在北方有买卖。这二人我都不认识。片刻间，我在想一个普通朋友。但我不愿意让任何朋友卷入什么麻烦。那天夜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就像是两天前的事情，而不是几年前，天空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个家里，这所住宅静悄悄，连住在花园里的夜鸟都不歌唱，虽然我知道我的保镖就在附近，大概在跟我的司机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如果我按铃，马上会有女佣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睡觉，我就乘坐飞机去了埃莫西约，然后转机去圣特莱莎。当有人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女众议员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等着他时，主席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出来接见。可能是因为从前我俩见过面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记得他了。我一看见他面带笑容，像小狗一样殷勤周到的样子，就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他就像那种前腿直立摇头摆尾的小狗，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

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文档。她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个用混成语写成的神秘小说开头。有发表过的文章。有关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牧场短工的人物简介。有关于克劳斯·哈斯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的。别的价值很小。

12月10日，永罚牧场的几个工人报告警察：在通往黑屋公路约一公里二十五米的地方、位于牧场的边界地区发现尸骨。起初，他们以为是动物骨架；但一看到骷髅，方才明白是判断错误。据法医分析，是一具女尸，由于时间久远，死因难以断定。距离尸骨三米处发现了一条紧身裤和一双网球鞋。

女众议员说：我在圣特莱莎一共度过两夜，睡在墨西哥饭店。虽然大家都准备容忍我的任何怪念头，可实际上，事情毫无进展。这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像是一派。市政委员会主席像另外一派。副首席检察官像个耄耋老者。人人撒谎，个个胡说。一下子都信誓旦旦地肯定，绝对没人报告凯利失踪的事情，可我确凿地知道她的女合伙人就报了案。萨拉萨尔·克莱斯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人提起。没人告诉我妇女失踪的事情。可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题。更没人把凯利与这些案子联系起来考虑。临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三家地方报社，通知他们我要在墨西哥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讲了凯利的事情。后来全国性的大报也转载了。我说除去我是凯利的朋友，我还是政治家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人，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揭开真相。我心里暗暗盘算：这群浑蛋，他们不知道在跟谁斗呢！该让他们尿裤子了。那天夜里，新闻发布会后，我躲进房间，开始打电话。我找了革命制度党的两位众议员，是我可靠的朋友。他俩说一定会支持我走到底。这正是我希望的。接着，我给凯利的女合伙人通话，告诉她我在圣特莱莎。这个可怜又非常丑陋的女子哭了，不知为什么连连谢我。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是否有人找我。罗莎给我念了来电话的名单。没有意外的电话。一切如常。我打算睡觉，但无法成眠。有一阵工夫，我望着窗外的城里建筑、花园、时不时有豪华轿车通过的大街。我在房间里转悠。注意到室内有两面镜子。一面在房间尽头，另外一面挂在门口，并不互相映照。但如果你摆个特定的姿势，一面镜子会出现在另外一面镜子里。没有出现的是我。我想：真怪啊。我一面等着睡意，一面摆各种姿势做实验。这样熬到了清晨五点钟。我越是琢磨这两面镜子，心里越是不安。我明白到了这个钟点再上床就有些荒唐了。洗个淋浴，换了衣服，打点行李。六点一到，我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了。这个时候，餐厅还没开门。但是，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了厨房，为我准备橘汁和浓咖啡。我想吃，可吃不下去。七点，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路经城里街区的时候，我想起了凯利，想到凯利看街景的心思会跟我一样；于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一回到首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曾经在联邦政府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求他推荐一位优秀侦探给我，希望这个侦探没有可疑之处，能胜任工作。朋友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原委说了出来。他给我推荐的人名叫路易斯·米盖尔·罗亚，他曾经在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过。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工作了呢？朋友说：因为私企挣钱多。我在想：这位朋友没有把应该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因为在墨西哥从什么时候开始私企和国企是水火不容了呢？但我只说声“谢谢”，请他为我约见这个罗亚。我的朋友通知了罗亚，说好跟我见面。罗亚的模样很怪。个子矮胖，但像个拳击手，没有半点赘肉，虽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彬彬有礼，穿着整齐；他办公室很大，至少有十个人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女秘书和专业保卫人员。我把凯利的事情说了一遍，谈到了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跟贩毒集团的交易、圣特莱莎当局的态度。他没提任何愚蠢的问题。不做记录。甚至问我的电话号码时，也不写下来。我猜测他有录音。我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三天后会有消息。他散发着润肤水或者我不熟悉的香水味。那是一种薰衣草和香料的混合物，有一点淡淡的进口咖啡香。他送我到门口。三天。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等待时间的流逝会变得遥遥无期。我老大不情愿地又去工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接待了一群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在凯利失踪后，我对这些人士的态度似乎有宜人的妇女味儿了。她们来了三人，根据我的理解，她们的组织不大。要是从前，我就很想把她们踢出门去；但那时可能我心情郁闷，不大清楚我该做什么，便邀请她们坐一会儿。虽然没谈政治，她们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一位还是我和凯利在教会学校的同学呢，虽说比我俩低两届，但有共同的回忆对象。我们喝茶，聊男人，说说各自的工作；她们三位是大学教师，其中有两位离了婚。她们问我为什么一直独身，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比你们更讲女权主义啊。到了第三天夜里十点钟，罗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第一份报告出来了；如果我想看，可以马上送过来。我说：快来吧！都有点晚了。我问他：您在哪里呢？罗亚说：我在车里。用不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联邦区的人，还有在阿卡布尔科、马萨特兰、瓦哈卡举办的晚会。据罗亚说，凯利代办的大部分工作只能看成是遮遮掩掩的皮肉生意。是高级的嫖娼活动。她那些模特就是妓女，她组织的晚会只为男子服务，甚至她赚钱的百分比都像豪华妓院鸨母的收入。我告诉罗亚我很难相信他的话。我把报告摔到了他脸上。罗亚弯腰，从地上捡起报告，再次交给我。他说：您把它读完吧！我接着看下去。大粪，纯粹是臭大粪！后来出现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的名字。据罗亚说，凯利早就为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工作过，一共四次。我看到从1990到1994年，凯利至少十次乘飞机去埃莫西约，其中有七次转机到圣特莱莎。与萨拉萨尔见面都标在“举办晚会”的栏内。从埃莫西约到首都的航班判断，凯利在圣特莱莎的时间从来没超过两天。她带到圣特莱莎的模特人数是有变化的。起初，1990或者1991年，她带去四五人。后来，只带两个。最后几次，只剩下她自己了。也许那时才是真正在组织晚会呢。与萨拉萨尔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叫康拉多·巴迪亚的人，是个索诺拉的企业家，兴趣在加工厂、运输公司和圣特莱莎的屠宰厂上。据罗亚说，凯利为这个康拉多工作过三次。我问罗亚：这个康拉多是个什么人？罗亚耸耸肩，说道：此人很有钱，是个敢冒险的家伙，不怕任何灾难。我问罗亚是否到过圣特莱莎。他说：没有。我问他是否派手下去过。他说：没有。我说：请你去一趟圣特莱莎，我想看看问题的核心；请继续调查吧！片刻间，他好像在考虑我的建议，也许似乎在寻思应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他说他不愿意我浪费时间和金钱。根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我冲他喊道：就是说你认为凯利死了？他不失半点稳重地缓缓说道：差不多吧。我吼起来了：怎么会“差不多”呢？该死的！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他非常严肃地说：在墨西哥，人们有可能差不多就是死了。我瞅了他一眼，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这家伙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我几乎是尖叫着喊道：无论在墨西哥还是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差不多死了。别说话像个导游一样！要么我的女友活着，你就找到她；要么死了，你就找出凶手来！罗亚微微一笑。我问他：你笑什么？他说：说我像导游，真逗。我说：我讨厌墨西哥人的言行都像《人鬼之间》［32］的一切。罗亚说：可能就是半人半鬼吧。我说：不，不，不可能半人半鬼。片刻间，罗亚沉默不语，双腿交叉，很有尊严地坐在那里，在思考我刚刚说的话。罗亚终于开口道：可能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有人会不让我工作。是谁？女众议员，您的人，您党内的同志。我支持你。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罗亚说：我觉得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了。我说：该死的，我当然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否则的话，也到不了今天的位子。罗亚再次沉默。刹那间，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眼睛睁得很大。我看也不看他，说道：您要是不干，我找别人。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我送他到门口。我问他：干不干？他说：看看能做点什么吧。但我不做任何保证。他走上了通向街道的小路。门外，我的保镖和司机像呆子发懵一样地看看他。

一天夜里，玛丽－苏·布拉沃梦见有个女子坐在她床脚下。她觉得有人压在床垫上；但是，抻了抻腿，什么都没有。那天夜里上床前，她从互联网上看到两条关于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其中一条是首都一家大报记者写的，说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确失踪了。他堂弟达尼尔·乌里韦好像在美国图森，这位记者跟他通过话。据达尼尔·乌里韦说，克劳斯·哈斯提供的全部情况都是谎言，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但是，关于安东尼奥的下落，他没提供任何细节，或者记者套出来的细节也是模棱两可、不准确、拖拖拉拉的。玛丽－苏·布拉沃睡醒时，房间里有女子的感觉没有完全消失，直到她下床，去厨房喝口水，方才好些。次日，她打电话给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她没想好要问什么，想要听什么；但是，需要听见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讲究逻辑的话语。确定那声音是女律师后，她问克劳斯·哈斯的情况如何。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回答：近几个月来都一样。问她是否看过达尼尔·乌里韦的声明。女律师说看了。玛丽－苏说：我打算采访克劳斯·哈斯。您觉得一定要我问他什么问题吗？女律师说：我没有。玛丽－苏觉得女律师说话的口气像是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后来，她不合时宜地问起了女律师的生活。女律师说：我的生活无关紧要。那说话的口气像个傲慢的女性对付一个冒失的女孩。

12月15日，埃斯特尔·佩雷阿·贝尼娅，二十四岁，被人开枪打死在“群狼”舞厅。受害人当时坐着，桌旁有三位女友。邻桌，有个模样俊俏的男子，身穿西装、白衬衫，掏出一把手枪在玩弄。那是一把5906型史密斯威森手枪，带十五发子弹。据目击证人说，那家伙此前与埃斯特尔和她一个女友跳过舞，那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据目击者说，持枪者的两个同伴要他把枪收起来。那家伙不听。看来他要给什么人留下深刻印象，估计就是那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女友，此前他与二人跳过舞。据另外一些目击者说，那家伙说自己是附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外表像检察员。高大、结实，头发剪得漂亮。就在他玩枪的时候，子弹走火，打中埃斯特尔的致命部位。急救车来到时，姑娘已经咽气。凶手逃逸。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亲自办理此案。次日，他就告诉新闻界：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具男尸（衣服和体貌特征与杀害埃斯特尔的凶手吻合）；他躺在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后面的旧体育场上，手持史密斯威森手枪，与杀害埃斯特尔的枪支一样，死者右太阳穴有弹孔。他叫弗兰西斯科·洛佩兹·里奥斯，有盗车前科。但他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哪怕是意外杀人，也会让他感到心慌意乱。雷伯耶多说：他自杀了。案子了结了。后来，拉罗·古拉对艾比法尼奥说：真奇怪啊，为什么不辨认一下尸体呢？还有奇怪的是杀人犯的两个伙伴怎么没有露面呢？还有奇怪的是，那支史密斯威森手枪放进枪库后怎么不见了呢？最奇怪的是，盗车贼会自杀吗？艾比法尼奥问古拉：你认识这个弗兰西斯科·洛佩兹吗？拉罗说：见过一次。让我说的话，他可没什么魅力。我觉得更像只耗子。艾比法尼奥：种种迹象都奇怪啊。

女众议员说：我请罗亚为这个案子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有时间打造一个慢慢深入到媒体内的形象：她对暴力敏感而且坚决反对暴力，她代表党内改革派的主张，不仅是新陈代谢，而且是针对墨西哥的现实情况改变态度，改变看法，形成开放和非教条的观念。实际上，我仅仅为凯利的失踪感到义愤填膺，为她成为恶搞的对象而狂怒。我越来越不在意所谓的公众看法、选民的看法；实际上，我看不到选民骨子里的东西，即使看到，也是非本质或者次要的，是轻视。但是，每当我了解别的案子，每当我听到了别的呼声，我的火气就获得了群体价值；我的火气就变成了群体性的火气，或者群体性的表示方式；如果能看到我的火气，那它就是成千上万牺牲者复仇的拳头。坦诚地说，我想自己正在变成疯子。我听到那些呼声（只有呼声，没有面孔，没有形体）来自沙漠。我在沙漠里，手持匕首漫游。匕首上映照出我的面孔。我满头白发，面颊干瘪，布满伤痕。每个伤疤就是一个要我白费力气去回忆的故事。最后，我开始吃镇静剂。每隔三月，我见罗亚一次。尊重他明确的意愿，我一直不去他办公室找他。有时，他给我打电话；有时，我给他打电话，都用安全线路；通话时，我俩都不说要紧的事，因为罗亚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借助罗亚提供的情况，我逐渐完成了一张凯利失踪地点的拼图。由此，我得知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举办的晚会，实际上是纵欲狂欢；凯利有可能扮演狂欢会上的乐队指挥。罗亚曾经跟一个为凯利工作过几个月的女模特谈过话。如今她居住在美国圣迭戈。那女模特告诉罗亚，萨拉萨尔分别在两处不同的牧场搞晚会；两处都是萨拉萨尔的地产，不搞生产，富翁买下这样的地块，不搞畜牧业，不搞农业。就是一块土地，中间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大客厅和许多卧室；有的，偶尔还修建游泳池；实际上，那种地方并不舒服，没有女性美。在北方，人们称之为“毒品牧场”，因为很多毒品贩子有这样的牧场；与其说是牧场，不如说是沙漠里的军火库；有些甚至有瞭望塔，上面安置了特等狙击手。这些“毒品牧场”有时长期无人居住。如果留下一个工人看家，他也没有进入主要建筑的钥匙，他的任务就是不让野狗进来安营扎寨，在不长植物的乱石堆里漫游。这些可怜的人只有一部手机和模模糊糊、慢慢就会淡忘的指示。据罗亚说，他们中有人死了或者失踪了或者被沙暴卷走了，没人知道下落，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后来，突然有一天，那毒品贩子又要回来过日子了。那就先派三四个小用人乘坐面包车来打扫大房子。然后，保镖来了，个个是彪形大汉，乘坐黑色郊外SUV或者鬼怪或者朝圣者汽车来了。到达牧场后的头一件事，除去炫耀武力之外，就是划出安全警戒范围。最后，老板带着他的贴身侍从登场。大奔驰或者保时捷汽车安装了钢板，长蛇般地游走在荒凉的沙漠里。灯光彻夜不息。可以看到各种牌号的车辆，从林肯大陆到收藏家手里老牌子的卡迪拉克，拉着人们进出牧场。有满载肉类食品的追踪者车，有运送糕点的雪佛兰水星。人们整宿地喊着，唱着。据罗亚说，这就是凯利去北方组织的晚会。据罗亚说，起初，凯利带上几个准备在短时间内赚大钱的模特。那个居住在美国圣迭戈的姑娘告诉罗亚，带去的模特从来没有超过三人。晚会上还有别的女人，凯利起初不认识，是些年轻的女孩，比模特年轻。凯利让模特穿上适合晚会的服装。我估计都是些圣特莱莎的小妓女。夜里会出事吗？都是通常那种事。男人们喝得醉醺醺，或者吸毒，看录像带上的足球赛或者棒球赛，玩牌，到院子里去练瞄准，谈生意。没人拍摄过色情片，或者圣迭戈那姑娘对罗亚说的玩意儿。有时候，客人们在某个房间里看色情影片，那模特走错了房间，误入其中，看见了往常那点事：一张张严肃痴呆的面孔闪烁着色情影片照出的光芒。总是这个样子啦：严肃痴呆，好像观看性交的影片就把观众变成了泥塑。但是，据那个模特说，在“毒品牧场”没人拍摄和录制过色情电影。有时，有些客人高唱兰切拉民歌和歌谣，在牧场里转悠，好像在宗教游行一样，一面尽心尽力高唱。有一次，他们裸体游行，个别人穿着短裤，顶着清晨四点钟的寒气，又唱又笑，放浪形骸，像群魔乱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那个住在圣迭戈的姑娘对罗亚说的话。但绝对不是什么色情录像，绝对不是。后来，凯利不指望模特了，也就不再叫她们了。据罗亚说，这个决定来自凯利自己，因为模特要价太高，圣特莱莎的小妓女收费低廉，凯利的经济情况不佳。她头几次出差是萨拉萨尔花钱，但通过萨拉萨尔，她结识了那个地区的要人；有可能也为一个什么西格福利多·卡塔兰办过晚会。这个卡塔兰拥有运输垃圾的卡车队，据说他跟圣特莱莎大部分加工厂有特许经营合同。凯利为康拉多·巴迪亚也办过晚会。这个巴迪亚是个企业家，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哈利斯科都有财产。据罗亚说，无论萨拉萨尔、卡塔兰还是巴迪亚都跟圣特莱莎集团有联系，就是说跟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有关系，据说，此人偶尔也参加过晚会。证据嘛，任何法庭都看重的证据，是没有的；但是，罗亚为我工作期间搜集了大量证词、妓院里的谈话、醉鬼们聊天的内容，证明甘波萨诺偶尔去过晚会。不管怎么说吧，凯利组织的狂欢会上肯定有贩毒分子，尤其是两个甘波萨诺的代理人，一个叫塞尔希奥·穆尼奥斯·欧特洛，是诺加莱斯贩毒集团的头目；一个叫法比奥·伊斯基尔多，曾经当过埃莫西约贩毒集团的头目，开辟过从锡那罗亚到圣特莱莎的毒品运输线，或者是从瓦哈卡或者是从米却肯甚至从塔毛利帕斯（那是华雷斯城集团的领地）开始的运输线。罗亚认定穆尼奥斯和法比奥到过凯利组织的晚会。这样，晚会上，凯利没请模特，而是雇佣下层姑娘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女子与妓女一道，在废弃的牧场里服务；可以肯定与会者有银行家萨拉萨尔、企业家卡塔兰、百万富翁巴迪亚，就算没有甘波萨诺，至少有他的两个代理人法比奥和穆尼奥斯，还有社会名流、犯罪高手和政界头面人物。达官贵人大杂烩。一天早晨或者夜里，我的女友凯利就从空气里消失了。

玛丽－苏在几天时间里，从《凤凰城独立报》的编辑部，试着跟那位采访过达尼尔·乌里韦的首都记者取得联系。这位记者几乎从来不在报社停留。跟她通话的人们拒绝提供这位记者的手机号码。等她终于跟那位记者说上话的时候，玛丽－苏觉得他声音醉醺醺像个坏人，至少十分傲慢，他不肯给出达尼尔·乌里韦的电话号码，理由是必须保护消息来源者的隐私。话不投机，玛丽－苏提醒他大家都是同行，都为报界工作。首都那位记者说哪怕都是情人也不行。关于《民族报》那位记者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后，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一天夜里，玛丽－苏重新翻阅克劳斯·哈斯案件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迈尔卡多写的新闻报道，那是他在圣特莱莎监狱克劳斯·哈斯新闻发布会后写成的。迈尔卡多的文字风格追求轰动效应，不讲究准确。文章中充斥着陈词滥调、不准确的推断、荒诞的肯定、夸张和显而易见的谎言。迈尔卡多有时把克劳斯·哈斯描绘成索诺拉富人阴谋集团的替罪羔羊；有时描绘成复仇天使或者潜伏在牢房里的侦探，但绝对不是输家，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把刽子手们逼得走投无路的好汉。玛丽－苏到了凌晨两点钟，离开报社前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心里想，这样一个写次货的记者，谁肯傻乎乎地去杀他并且抛尸野外呢！那么这个迈尔卡多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编辑部主任也工作到很晚，给她说了几个可能的答案：累了，走了；疯了，走了；二话没说，走了。一周后，那个陪她去索诺伊塔采访的小青年，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要写的迈尔卡多文章怎么样了。她说：我什么也不写了。小青年想知道为什么。玛丽－苏说：因为毫无神秘之处。迈尔卡多大概住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那里工作。小青年说：我不信。玛丽－苏觉得小青年喊了一声。她听见电话里面有卡车声，好像电话是从一家运输公司的院子里打来的。她问：你为什么不信呢？小青年说：因为我去过他家。没看见有搬家的样子啊。她说：他走了，因为想走。她听见话筒里小青年说了一句：不对。要是他真心想走，一定会带走自己的图书。玛丽－苏说：图书很沉啊。再说，图书可以再买。加利福尼亚的书店可比索诺伊塔多啊。她说这话是想开个玩笑，但立刻意识到这话毫无幽默之处。小青年说：不，不，我指的不是那些图书，而是他的东西。玛丽－苏问：他的书吗？他说：是指他撰写和发表的东西。就算世界末日临近了，他也不会丢弃的。玛丽－苏试图回忆迈尔卡多家里的情况。客厅里有书籍，卧室也有几册。统统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本。藏书不算多。但是，对一个打工的记者来说，也许够了，甚至有富余。她没想到书籍里可能有迈尔卡多撰写的东西。她问：你认为没有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走的？小青年说：绝对不会走的，因为那些东西像是他亲儿子。玛丽－苏想：有迈尔卡多署名的图书不会很沉，绝对不会在加利福尼亚重新购买。

12月19日，在基诺区附近，距离北卡卫兰内斯村社不远处，有人发现一个塑料袋内装着一具女尸残骸。据警方说，这是美洲野牛团伙的又一个牺牲品。据法医说，死者年龄大约在十五到十七岁之间，身高一米五五到一米六，被害时间大约在一年前。塑料袋里有一条廉价海军蓝色裤子，像加工厂女工上班穿的工装；还有一件衬衫，一条黑色塑料腰带，搭扣也是塑料的，像仿制品。办理此案的是刚从埃莫西约调来的检察员马尔克斯·阿拉纳，原来他归缉毒大队。但是，第一天到现场的还有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上级通知胡安把这个案子交给马尔克斯·阿拉纳（说是让他适应一下艰苦条件）的时候，胡安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一直走到北卡卫兰内斯村社的门口。村里的主要建筑还保留着屋顶和窗户，但是别的建筑只剩下飓风留下的残壁了。有一阵工夫，胡安围绕村社兜圈子，想看看能不能至少遇到一位老农或者孩子，哪怕一只狗。但幽灵般的村社里连狗也没剩下。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问：我希望你干什么？希望你把这些情况全都写下来，继续写这个事件。你从前的文章我看过。写得好，但有时候无的放矢。我希望你打在实处，打在人体上，打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别放空炮。希望你去圣特莱莎看看，闻闻那里的空气。希望你咬住那个地方别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了解圣特莱莎，像大家一样，印象一般。可是，自从第四次访问那里以后，我觉得开始认识那座城市和沙漠了。如今，我已经不能把那城市和沙漠从脑海里抹去。我知道了那里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街区的名字。了解一些违法活动。但是，我不能找墨西哥警察。如果我去最高检察院，那里的人会以为我疯了。我也不能把情况交给美国警察。说到底，这里有个爱国的问题，不管对谁而言（首先从我自己开始吧），我是墨西哥人。还是女众议员嘛。哪怕是骂街，仍旧一如既往地咱们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一起完蛋。有人我不想伤害；但是，有的人我知道一定要伤害。这是对的，因为时代在变，革命制度党也应该变化。这样一来，我剩下的只有找报界。也许因为我当过好几年记者吧，我对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尊敬始终如一。另外，虽然咱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毛病，但至少还享有言论自由。革命制度党几乎一向尊重言论自由。女众议员说：我说的是“几乎一向”，你别摆出不信的样子。在墨西哥，你想发表什么就发表，没问题。一句话，咱俩不讨论这个，行吗？你出版过一部据说是政治小说，里面说的惟一内容就是毫无根据的泼粪，也没怎么样。对吧？塞尔希奥说：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很糟糕。您看过了？女众议员说：看过。你写的一切我都读过。塞尔希奥说：写得很糟糕。又说：这里没有书报检查制度，可是也没人看书。但报纸不一样。报纸有人看。至少看看标题。沉默一下，他问：罗亚后来怎么样了？女众议员说：罗亚死了。不是被人杀害的，也不是失踪。是病死的。他得了癌症。没人知道情况。他是个嘴严的人。如今，他的调查办公室有别人管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了吧，可能现在就是个咨询或者企业顾问办公室了。罗亚在去世前把有关凯利案件的全部卷宗都给了我。不能交的，他都销毁了。我凭直觉感到不妙，但他宁可什么都不对我说。他去了美国，找西雅图一家医院，忍耐了三个月后，去世了。他是个怪人。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自己住在那博莱斯区一处单元房里。从外表看，那房子普普通通，中产人家的住处。但是，从里面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真不知怎么描述它才好。住处如其人，简直就是罗亚的镜子，或者是罗亚的自画像，对，一幅未完成的罗亚自画像。他有很多唱片和艺术类图书。所有的门都安装了铁甲。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带着金边镜框；她表情有些伤感。厨房彻底改造过，宽大，摆满了专业厨师的用具。他一得知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就从西雅图给我打了电话，用他的方式跟我告辞。我记得我问他是不是害怕。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问这个。他反问我是不是害怕。我说：我不怕。他说：我也不怕。如今，我希望你利用我和罗亚搜集的全部资料，捅一捅马蜂窝吧！当然，你不是孤军作战。我永远在你身边，每时每刻支持你，尽管你看不见我。

1997年最后一个案子很像倒数第二个，也是在塑料袋里，只是发现的地点不是城西头，而是城东头，位于与边境平行的一条土路上，这条路最后通向山区进入隘口。据法医说，受害人死亡的时间很久了。年龄大约十八岁，身高一米五八到一米六。裸体，但塑料袋内有一双高跟皮鞋，质量上乘；据此，推想这可能是个妓女。还发现一条超级短小的白色短裤衩。警方经过三天懒洋洋的调查，这个案子如同前个案子一样都了结了。圣特莱莎的圣诞节像往年一样过起来了。吃吃喝喝，觥筹交错，龙舌兰加啤酒。甚至连最贫困的街区，也听到了欢声笑语。其中有些街道彻底黑暗，与黑洞相似；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笑声成为居民和外来人不迷路的惟一指路“明灯”。

注　释

［1］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

［2］　Cristero War（1926—1929），一场抵抗当时反对基督教的墨西哥政府的运动。

［3］　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 1938—　），巴西神学家、哲学家和作家。解放神学理论的提出者之一。

［4］　墨西哥北方特有的野生动物。

［5］　这个名字也是“神甫拉了”的意思，故几人大笑。

［6］　墨西哥索诺拉州土著人。

［7］　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Pablo Juarez García, 1806—1872），墨西哥总统。童年时当过牧童。

［8］　一种墨西哥风俗。聚会时由儿童打破。

［9］　正在表演的这个木偶的名字。

［10］　《圣经·旧约·列王纪》中的人物。

［11］　此处指鸡奸。

［12］　李·艾柯卡（Lee Iacocca， 1924—　），美国汽车工业大亨。

［13］　指“雷雨”、“龙舌兰”和“吃货拉蒙”。

［14］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是一名德国纳粹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

［15］　塞林格（J. D. Salinger, 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麦田里的守望者》。

［16］　即拉罗·古拉。

［17］　法语，我不知道什么。

［18］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墨西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　米盖尔·阿莱曼（Miguel Aleman），1946—1952年间担任墨西哥总统。

［20］　洛佩兹·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1958—1964年间担任墨西哥总统。

［21］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文学家，哲学家。

［22］　指男女性交姿势。

［23］　菲德尔·贝拉斯克斯（Fidel Velazguez, 1900—1997），墨西哥工会领导人。

［24］　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 1950—　），美国黑人歌手。

［25］　塔马约（Rufino Tamayo, 1899—1991），墨西哥著名画家。

［26］　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 1883—1949），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27］　1926年有些基督徒反对执行宪法中关于宗教的条款，揭竿而起。埃利亚斯政府派兵镇压，造成社会动乱。

［28］　波菲利奥（Porfirio Díaz, 1830—1915），曾两次担任墨西哥总统。实行独裁统治。

［29］　伊图尔维德（Agustín Cosme Damian de Iturbide y Aramburu, 1783—1824），墨西哥军官，1822年5月自称墨西哥皇帝。1824年7月被人民处决。

［30］　马克西米利亚诺（Maximiliano, 1832—1867），奥地利皇帝的幼弟，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傀儡。1863年6月10日法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扶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1867年7月5日华雷斯率领军队光复了首都，处决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31］　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 1929—1982），美国著名影星。1956年嫁给摩纳哥王子，轰动一时。

［32］　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 1918—1986）的代表作。书中的人物都是半人半鬼的样子。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的母亲是独眼。她头发金黄，但是个独眼。那只好眼是天蓝色的，宁静、深邃，好像不太聪明，但是善良，极善良。阿琴波尔迪的父亲是个瘸子。在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在德国迪伦附近的军事医院住了一个月，心想一条腿出不了门，眼睁睁看着不能动弹的伤员（他也不能啊！）如何偷窃不能动弹伤员的香烟。但是，当那些人也想偷他的烟草时，他一把抓住小偷（是个有雀斑、高颧骨、虎背熊腰的家伙）的衣领，喊道：住手！别玩大兵的烟草！那小子溜了。夜幕降临。阿琴波尔迪的父亲觉得有人在看他。

隔壁床是个木乃伊。双眼黑乎乎像两口深井。

他问：“想抽烟吗？”

木乃伊不吭声。

“抽烟是好事啊。”他点燃一支烟，送到木乃伊绑着绷带的嘴边。

木乃伊哆嗦了一下。父亲想：也许他不抽烟，便拿回来了。月光照在烟头上，给它染上了一层白霉。于是，他再次把香烟送到木乃伊唇边，一面说道：抽吧，抽吧！忘掉一切吧！木乃伊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他想：可能他是认识我的同营战友。可他为什么一言不发啊？他想：也许他无法开口吧。忽然，冒烟了，从绷带间隙里冒出来了。他想：冒气了，冒气了。

烟从木乃伊的耳朵眼、喉咙、前额、眼窝冒出来，即使如此，木乃伊仍然望着他。直到父亲吹了他一口气，从他嘴上拿下香烟，又冲着他缠着绷带的头部吹气，到烟消云散为止。后来，父亲在地上碾灭了烟头，方才入睡。

父亲醒来时，木乃伊已经不在床上了。他问：木乃伊在哪儿呢？有人从床上说：今天早晨死了。父亲点燃一支烟，等着吃早饭。让他出院的时候，他一瘸一拐地步行到了迪伦城。从那里，他登上一辆开往另外一座城市的火车。

在这座城市的火车站上，他等候了二十四小时，吃着军队的伙食。发放菜汤的人是个瘸腿军曹，跟他一样。他俩聊了好长时间，军曹一面分发菜汤，他一面喝汤，屁股下面是木匠用的那种凳子。据军曹说，一切都要变啦。战争快要结束了，新时代要开始啦。父亲边吃边说：什么都不会变的。包括他们自己，一人丢了一条腿，也没有变化。他说一句，军曹笑一下。军曹说黑，他说白。军曹说白天，他说黑夜。军曹一听见他答话，就笑，问他菜汤是咸，是淡。后来父亲等烦了，看来那趟列车不回来了，又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父亲在田野里漫游了三周，啃着硬面包，偷吃农庄的水果和母鸡。在他漫游期间，德国投降了。有人说了这个消息，他说：好得很！一天下午，他进了自己的村庄，敲打家门。老妈给儿子开了门，一看见他如此破破烂烂，没有认出儿子。后来，家里人才拥抱他，让他吃饭。他问家里人他的独眼老婆是不是改嫁啦。大家说没有。当天夜里，他就去看她，没换衣服，没洗澡，尽管老妈再三恳求，也不刮脸。独眼婆一看见他出现在门外，立刻认出是自己的丈夫。瘸子一看到她出现在窗前，就认出了自己老婆。马上举手，敬了一个军礼，甚至有些严肃的军礼；但是，这个军礼也可以理解为一句话：生活就是如此。从此，他逢人便说，在这个瞎子村庄里，独眼婆就是头号美人。

汉斯·赖特尔出生于1920年。他不像男孩，像海藻。英国作家卡内蒂［1］，我想还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2］，两位风格迥然的大作家都说过：如同英国人的象征物或写照是大海一样，德国人的隐喻是森林。汉斯·赖特尔从出生起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不喜欢大地，更不喜欢森林。也不喜欢大海，或者一般人所说的海洋，其实就只是海平面，就是渐渐变成了比喻失败和疯狂的风波。汉斯喜欢海底，海底下有平原，但不是平原，有峡谷，但不是峡谷，有悬崖，但不是悬崖。

独眼妈给他在大瓦盆里洗澡的时候，小汉斯·赖特尔总是从妈妈有肥皂液的双手里溜走，一直沉入盆底，要是妈妈不把他捞回水面，他能留在水下，睁着大眼睛注视着黑木板、黑水，水底下漂着他身上的污垢、细小的皮屑，它们像潜水艇一样朝着某个猫眼大的海湾、某个漆黑、宁静的山谷驶去，虽然根本没有什么宁静，只有许多杂物的假面具，包括宁静。

有一次，瘸子爸（有时在一旁看独眼婆给儿子洗澡）要她别把儿子捞上来，看看儿子怎么办。在盆底，汉斯·赖特尔灰色的眼睛看看独眼妈那只蓝眼睛，然后侧卧，安安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的肢体，像探测船那样盲目地驶向宇宙。肺部的空气不够了，他不再望着那些远去的碎屑，开始跟踪而去。他满脸通红，明白自己正在穿越类似地狱的区域。但他不张嘴，没有任何想浮上去的表示；其实，他头部距离水面只有十公分，就到了有氧气的世界了。最后，妈妈的双臂把他提出水面。于是，他哭了。瘸子爸裹在旧军大衣里，冲着壁炉里啐一口浓痰。

三岁时，汉斯·赖特尔比村里同龄的男孩都高，比任何四岁的孩子高，并非所有五岁的男孩都能比他高。起初，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村里的医生说，这是因为他个子高，应该多喝牛奶，增加钙质。但医生错了。汉斯·赖特尔走路不稳的原因在于他是在地球表面活动，相当于潜水新手初次在海底行走。实际上，他是住在海底，吃在海底，睡在海底，玩耍在海底的。因为牛奶不是问题，独眼妈有三头奶牛，成群的母鸡。这孩子营养很好。

瘸子爸有时看见儿子在田野里行走，于是想自己的家族里是不是有如此高大的人呢。据说，某位高祖或者曾祖为斐迪南大公效力，那军团里全都是超过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大汉。那个高级军团伤亡惨重，因为容易瞄准他们，拿他们当靶子。

有一次，瘸子爸望着儿子笨拙地走在邻居菜园的边上，想像那个普鲁士军团与同样高大的俄罗斯军团对峙的情景；俄罗斯军团由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农民组成，身穿俄罗斯帝国近卫军的绿色制服；遭遇后，伤亡惨重，甚至两军的其他部队已经后撤时，这两个巨人军团仍然在进行肉搏战，直到司令长官下达死命令要求向新阵地转移时，方才罢手。

瘸子爹参战前身高一米六八。退伍后，由于少了一条腿，身高一米六五。他想：巨人军团都是疯子搞的玩意儿。独眼妈一米六，她认为男子越高越好。

六岁时，汉斯·赖特尔比同龄的孩子都高，比所有七岁的都高，比八岁的高，比九岁的高，比一半十岁的男孩都高。此外，六岁时，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把书藏在床下，其实学校里没人惦记这本书。也是在那个年龄，他开始练潜泳。那是1926年的事。从四岁开始游泳，总是把脑袋扎进水里，睁开眼睛；后来，妈妈骂他，因为他整天红着眼睛，担心村里人看见儿子，以为她儿子整天哭鼻子呢。但是，学会潜水，还是到了六岁的事。钻进水里，下潜一米，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对，是这样。但不算潜水。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已经牢记心头了。他一面潜水，一面复习书里的内容。这样，他发现掌状海带，是一种宽叶海藻，如书中所说，茎粗叶宽，呈扇形，多有条状分支，很像手指。掌状海带是一种冷海水海藻，在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里生长。在低潮和岩石海岸下面可以找到，呈团装。落潮常常把这种海藻暴露在海边。汉斯·赖特尔第一次在海底见到这种海藻的时候，激动得哭了。这似乎很难，一个人一面睁着眼睛潜水，一面哭泣。但是，别忘记：汉斯才六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孩子少见。

掌状海带呈浅褐色，像北极海带，茎叶粗糙，又像欧非囊根藻，茎叶上有鳞茎。但是，这后两种海藻生长在深水；尽管汉斯·赖特尔有时夏天中午远离海岸或者远离放置衣物的岩石，然后下潜海底，却从来没看见过这两种海藻，只能幻想着海底下有一片宁静的海藻林。

那个时候，他开始在练习本上画出各种海藻。画了绳藻，这是一种细长绳状的海藻，有时能长达八米。不分叉，样子娇嫩，其实非常结实。生长在落潮线以下。还画了海土豆，这是一种圆形鳞茎状的海藻，橄榄绿色，生长在岩石和别的海藻上面。形状怪异。他从来没见过，但梦见过多次。画了墨角藻，这是一种棕色海藻，支架杂乱，沿着支条上有卵形水疱。墨角藻分雌雄，生产形状像葡萄干的果实。雄性黄色。雌性暗绿。他画了糖海带，这种海藻只有一个长长的蕨叶，状如腰带。晾干后，叶面上有晶体，可做甜味剂。生长在岩石海岸，附着在各种坚固的物体上，但也会被海浪卷走。画了粉团扇藻，这是一种稀有海藻，体小，呈扇状。生长在温水中，从大不列颠南海岸到地中海到处可见。没有相似物可比。画了普通马尾藻，它生长在地中海的卵石海滩上；叶子之间有带柄生殖器官。浅水和深水都可以找到。画了脐形紫菜，这是一种形状极美的海藻，紫红色，长约二十公分。生长在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紫菜有多种，均可食。威尔士人吃紫菜尤甚。

瘸子爸在回答儿子一个问题时说：“威尔士人是蠢猪。绝对是猪。英格兰人也是。但愚蠢程度比威尔士人好些。实际上，都是蠢猪，不过企图伪装一下，由于善于伪装，结果好些。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还蠢，稍逊威尔士人。法国人像苏格兰人一样愚蠢。意大利人是猪崽，是准备吃掉自己母猪的崽子。至于奥地利人，也一样：蠢猪，蠢猪，蠢猪。绝对别相信匈牙利人。绝对别相信波希米亚人。他们在舔你手心的同时，能吃掉你小手指。绝对别相信犹太人，他们吃了你拇指，还留下口水。巴伐利亚人也是蠢猪。孩子，跟巴伐利亚人说话的时候，千万勒紧腰带啊。至于莱茵人，最好别跟他们说话，因为稍不留意，他们能砍掉你一条腿。波兰人像母鸡，你要是拔掉他们几根羽毛，就能看见那皮肤像猪。俄国人也一样。他们像饿狗，其实是饿猪，二话不说，准备遇到什么吃什么，不管他是谁，绝对不后悔。塞尔维亚人跟俄国人一样，但是矮小。他们像伪装成吉瓦瓦狗的小猪。吉瓦瓦狗是侏儒狗，体积有麻雀大小，生活在墨西哥北方，在美国电影里露过面。美国人当然也是猪。加拿大人是冷酷无情的大猪，但加拿大最坏的猪是法语区的人。最坏的猪还有爱尔兰人。土耳其人也跑不掉，他们是搞鸡奸的猪，跟德国撒克逊人和西伐利亚人一样。至于希腊人嘛，我只能说他们跟土耳其人一样：搞鸡奸的多毛猪。只有普鲁士人例外。可是普鲁士已经不在啦。普鲁士在哪儿呢？你看见了吗？我是没看见。有时，我感觉所有的普鲁士人在大战中死光了。有时，相反，觉得我住在那个肮脏的臭医院的时候，普鲁士人集体迁徙了，离开了。有时，我去岩石海岸，看看波罗的海，打算猜一猜普鲁士人的船只开往什么地方去了。瑞典？挪威？芬兰？不可能，因为那都是蠢猪生活的地方。那么去什么地方了呢？去冰岛啦？去格陵兰岛？极力猜测。但猜不出来。那么普鲁士人在什么地方呢？我站在岩石海岸上，搜索着灰色的海平面。那是像脓水一样浑浊的灰色。不是一年一次的灰色。而是每月一次啊！每十五天一次！可我一直没看见普鲁士人，一直猜不准他们到哪个方向去了。我只看见了你，看见了你那在浪花中时隐时现的脑袋。于是，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安安静静坐了好长时间，望着你的脑袋，我也变成了石头；虽然有时我的视线失去了目标（你的脑袋），或者你的脑袋出现在很远的地方，我并不为你担心，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浮出水面，海水不会伤害你的。有时，我会坐在石头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感觉冷得厉害，都来不及抬头看看你是不是还在海里。我怎么办？于是，起身，牙齿打战，回到村里。刚一迈进村口，我就放声歌唱，让街坊们以为我是在克雷布斯酒馆喝醉了。”

小汉斯·赖特尔像潜水员一样，也喜欢走路；但是，不喜欢唱歌，因为潜水员从来不唱歌。有时，他出村向东，沿着一条林中土路，走到红人村，那里的人专卖泥煤。再继续向东，就到了蓝女村，它位于夏季干涸的湖中央。他觉得这两个村庄像鬼村，里面住着死人。蓝女村再过去是胖人村。那里散发着血腥和腐肉的气味，那浓浓的臭气与他自己的村庄不一样，自己村庄的气味是脏衣服、臭汗、臊土的气味，淡淡的味道，很像绳藻。

胖人村里不能没有大批的动物和屠宰场。有时，他在回村的路上，像潜水员那样走着，看见胖人村的居民无所事事地在蓝女村或者红人村闲逛，心里想：这两个村庄的人们如今都是鬼魂，以前大概是死于胖人村民的手中吧。他们的杀人术肯定残酷无情，尽管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诸多原因中，可能因为他是潜水员吧，就是说，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只是探索或者走访。

也有的时候，他身不由己地向西走去。这样，他能穿过鸡蛋村的主要街道。这个村庄年复一年地远离岩石海岸，仿佛房屋自己在活动，向着洼地和森林附近寻找安全地带。鸡蛋村过去是猪村。他估计父亲从来没见过这个村庄，那里有很多猪圈以及普鲁士地区最快乐的猪群，它们好像在问候每位过路人，不管他什么社会地位、年龄或者婚姻状况，一律发出友好、几乎是音乐般的哼哼声，或者没“几乎”二字，是百分之百的“哼哼”乐声；与此同时，村民们一动不动手持帽子或者用帽子盖脸，不晓得是因为厌烦抑或羞怯。

再过去一些是饶舌女村。那里的姑娘们在更大的村庄里纵情狂欢。那些村庄的名字听到后立刻忘记了。那些姑娘在街上抽烟，谈论着那些在这个号、那个号上服役的水手们。那些船名，小汉斯·赖特尔立刻忘记了。那些姑娘去电影院，看特别激情的影片，那都是世界上最帅的演员主演的，你想赶时髦，那就模仿电影明星吧。小汉斯·赖特尔立刻就忘记了那些明星的名字。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也像夜间下水的潜水员一样，母亲问他白天在什么地方过的，小汉斯想到什么说什么，但绝对没真话。

独眼妈用她那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儿子。儿子用两只灰色的眼睛抵挡母亲的目光。瘸子爸则在靠近壁炉的地方用两只蓝色的眼睛望着母子二人；在三四秒钟里，普鲁士孤岛似乎从险境里脱颖而出。

到了八岁，汉斯·赖特尔不再对学校有兴趣了。此前，他有两次险些淹死。第一次在夏天，是个柏林来的年轻游客救了他。这个游客正在饶舌女村度假。他看见有个孩子的脑袋在岩石附近忽隐忽现；看清楚（他是近视，起初以为是海藻）果然是个孩子后，连忙脱下西装，因为里面有重要证件，顺着岩石下到最底层，最后入水。划了几下水后，最终来到孩子身边。他从海上看岸边，想找一个上岸的合适地点，然后开始游过去，那里距离他下水的地方有二十五米远了。

年轻的游客名叫福格尔，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乐天派。有可能他不是乐天派，而是疯子。他来饶舌女村度假是遵照医生的嘱咐。医生担心他的健康，打算随便找个借口就让他离开柏林。假如你稍稍深入了解一下福格尔，那很快就忍受不了他的存在。他相信人性善，认为善良的人可以从莫斯科走到马德里，无论野兽、警察还是海关人员都不会打搅他，因为他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时不时地离开大路，越野而行。由于轻率又笨拙，让他一直没找到女朋友。经常不管对象是谁，就大谈手淫的治疗功用（还举出康德为例），说是从小小年纪到垂垂老迈都应该手淫，这常常会让饶舌女村的姑娘们捧腹大笑；而让他柏林的熟人们厌烦不已，因为他们早就听腻了这套宏论，认为福格尔之所以固执地要说明这一切，实际上是要当着他们的面或者跟他们一起手淫。

但是，他也非常看重勇敢精神，因此一看到有个孩子（起初以为是海藻）快要淹死了，便毫不犹豫地下水营救，尽管岩石下面的海水波涛汹涌。另外一件事需要指出，福格尔把个金发、古铜色皮肤的男孩看成了海藻，这个错误那天夜里折磨着他，尽管事情完全过去了。躺在床上，屋内一片漆黑，福格尔像往常一样重温白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回忆大事。忽然，他又看见了那个正在溺水的孩子，发现自己在注视着那个孩子，心里怀疑那是人呢还是海藻。他立刻惊醒过来。心想：怎么能把孩子和海藻混淆在一起呢？接着，又想：难道孩子和海藻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在提出下个问题之前，福格尔想，也许柏林的医生是对的，自己在发疯，或许没疯——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发疯，但如果非要用某种方式说出来的话，可以说是在发疯的门口露头了；他想，孩子和海藻毫无共同之处，那么那个站在岩石上把孩子看成海藻的人，就是脑筋没调整好的，不是恰如其分的疯子，因为疯子不动脑筋，但是脑筋没调整好，所以今后凡是与心理健康有关系的一切都要特别加小心。

后来，由于整宿难以入睡，他就想那个救出来的孩子。他记得孩子很瘦，很高，说话极糟糕。他问他出什么事情了，孩子回答说：

“没、没、没。”

福格尔问：“你说什么？没什么？”

孩子还说：“没、没、没。”福格尔明白了：就是没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下面的话也让福格尔觉得非常生动、开心；因此他开始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只是为了听孩子说话好玩，孩子回答任何问题都非常从容；比如，福格尔问：那片森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古夫林。意思就是：古斯塔夫林。远处那片树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克塔林。就是说克雷塔林。克雷塔林右边的黑树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无林。就是说：无名林。最后，他俩来到岩石顶上，就是放有重要证件的西装的地方。应福格尔的要求，孩子保证今后不再下海，接着在海鸥窝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二人分手前，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海因茨·福格尔。”福格尔好像在跟傻子说话。“你叫什么？”

孩子说：汉斯·赖特尔。发音清晰。握手后，各奔东西。福格尔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也不肯开灯。这孩子在什么地方像海藻呢？他想：是瘦吗？是金发？是安静的长脸？他又想：我应该回柏林吗？应该更加认真地遵照医嘱吗？要开始研究自己吗？问题太多，想累了。手淫一番，睡意袭来。

小汉斯·赖特尔第二次险些淹死是在冬天。那是他陪着几个近海捕鱼的人在蓝女村对面撒网。夜幕降临。渔夫们聊起来海底下活动的亮光。一个说：那是死去的渔夫在寻找回村的道路，要回陆地上的坟地。一个说：那是发光的地衣，一个月发光一次，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把三十天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一个说：那是一种海葵，只存在于那片海岸，雌海葵发光是为了吸引雄海葵；但是，大家都知道海葵是雌雄同体的，没有什么雌雄之分，而是同住一体，好像同心而眠，醒来时，一半海葵想操另外一半；好像同体内有男女；如果是不生育的海葵，则是二尾子和男人同居。一个说：那是电鱼，一种怪物，对它们要特别小心，要是落入你的网里，很难跟别的鱼类区分。但是，如果吃了电鱼，人会生病的，胃里会发生电击，甚至致命。

可是就在渔夫们聊天的同时，小汉斯·赖特尔强烈的好奇心或曰疯狂（有时会让他做不该做的事情），挑逗他不打招呼就从船上跃入海中，去追逐那怪鱼的亮光。起初，渔夫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喊叫或者叹息，因为他们了解小汉斯的脾气。但是，几秒钟过后，汉斯还没抬头，他们担心了，因为虽说不是受过教育的普鲁士人，可也是海上人，知道没人能憋气两分钟以上（或左右），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不管他个子多高，肺活量也难以支撑这样的压力。

最后，渔夫中有两人跳入黑乎乎的海水、如狼似虎的大海，在小船附近搜索小汉斯·赖特尔的身影。没有结果。只好浮上水面，换气。他俩在重新潜水前，问船上的人那孩子是否上来过。大家说没有。二人再次潜入海底，黑乎乎的浪头令人想起森林里的野兽。有个此前没下水的渔夫，这一回加入了二人的队伍。正是此人发现了小汉斯像个无根的海藻那样漂浮着的雪白的身体在向上浮动。也正是这个渔夫揪住汉斯腋下，把他举上海面，让他吐出咽下的海水。

汉斯·赖特尔满十岁的时候，独眼妈和瘸子爸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父母给她起名叫洛特。女儿很美。她可能是陆地上让汉斯·赖特尔感兴趣（或者感动）的第一人。父母经常让汉斯·赖特尔照看小妹妹。很快，他就学会给妹妹换尿布，准备奶嘴，抱着妹妹散步，哄她睡觉。妹妹的出生是汉斯最美好的事情，他多次打算把妹妹画到他画海藻的本子上。但是，结果都不让他满意；有时，画出来的妹妹像卵石海滩上的垃圾袋；有时，像海蛀虫，它们住在岩石缝隙里，吃残渣剩饭；但不是海虫，海虫是另外一种昆虫，小极了，是黑石板的颜色，或者灰色，住在石坑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努力提高了想像力或者欣赏品位或者艺术禀赋，把妹妹画成了小美人鱼，更像鱼，更胖些，但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姿态优美得令人嫉妒，画出了妹妹的笑容和美好的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妹妹的特点。

汉斯·赖特尔十三岁时辍学。是1933年的事情。这一年希特勒上台了。十二岁时，他就已经在饶舌女村念书了。但是，他不喜欢那所学校，原因有很多（样样合理），所以他就在路上玩耍；对他来说，道路不是地平线，不是崎岖不平的地平线，不是之字形的地平线，而是垂直线，垂向海底的延长线，在海底，一切的一切，什么树木、草丛、泥塘、动物、篱笆，统统变成了海虫或者甲壳虫，变成了悬空的生命，变成海星，变成了海蜘蛛；小汉斯知道，它们的身体小到了没有肠胃的地步，因此消化器官在腿脚上；而腿脚很大、很神秘，就是说里面有秘密（或者对汉斯来说很神秘），因为海蜘蛛有八条腿，每一侧有四条，加上靠近头部的地方还有两条，小得多，实际上，更小，更没有用处；但是，小汉斯认为，那不是腿，而是手，好像海蜘蛛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两只胳膊，因此有了双手，但它们自己并不知晓。还要过去多长时间，海蜘蛛才能知道自己有手呢？

小汉斯心里想：“再有一千年吧！两千年吧！一万年吧！好多好多时间！”

他就这样慢慢向饶舌女村的学校走去，因此总是迟到。再说，他还想着别的事情呢。

1933年，校长请汉斯·赖特尔的父母来校一谈。去谈的只有独眼妈。校长请她到办公室坐下，三言两语地说明这孩子学不下去了。然后，张开双臂，好像要把刚刚说的话冲淡一下，建议她让儿子学门手艺。

这一年，希特勒竞选胜利。在希特勒获胜前，汉斯·赖特尔住的村里来过一支宣传队。这支队伍首先去的饶舌女村，在电影院里开了大会，很成功。次日，开进猪村和鸡蛋村；下午到达汉斯·赖特尔住的村庄。宣传队跟农夫和渔民在酒馆里喝啤酒，一面宣传关于纳粹主义的新闻：纳粹党将要让德国从废墟上站起来，普鲁士也要在坦诚和宽松的环境里重振雄风。后来，一个爱多嘴的人说起来村里有个瘸子是惟一从前线活着回家的人，那是一个英雄啊、一个硬汉子、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人，虽说有些懒散，可他讲的战争故事让你起鸡皮疙瘩；那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村里人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亲身体验，百分之百真实；不仅真实，而且亲身经历过呀！于是，宣传队里的一位大人物（必须强调是大人物，因为宣传队的其他成员恰恰没有那大人物的派头。那些队员普普通通，就知道喝啤酒、吃鱼片和香肠，然后放屁、大笑、唱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队员没有大人物的派头，恰恰相反，都是普通百姓的样子，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子，从老百姓里出来的，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普通百姓，他们就是死了也没人记得。）说道：也许，仅仅是也许，见见士兵赖特尔会很有趣。接着，他问为什么士兵赖特尔没来酒馆，一面和纳粹党一心希望德国强大起来的同志们交谈。有个有匹独眼马的村民（照顾这匹马的水平超过士兵赖特尔照顾独眼老婆）说：士兵赖特尔没钱来酒馆，掏不起啤酒钱。这话让宣传队的同志们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给士兵赖特尔掏酒钱。这时，那个有大人物派头的家伙指着一个村民说：你去士兵赖特尔家里，把他带到酒馆里来！那村民立刻照办。但是，十五分钟后，那村民回来说，士兵赖特尔不愿意来，他的理由是没有整齐的衣服来见如此尊贵的宣传队客人；另外，独眼婆还没下班回家，不能丢下小女儿一人在家里。这些理由让宣传队（都是蠢猪）全体几乎热泪盈眶，因为他们不单单愚蠢，而且也是有感情的人；这个在战争中受伤截肢的老兵命运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那个大人物没那么震动，他起身，很有教养地说道：既然事不迁就人，那就人去迁就事吧。他请那村民给他带路去瘸子家，不让宣传队别的成员陪同。于是，只有他这位纳粹党员跟着那村民踏上了泥泞的道路，来到了村子边缘靠近树林的地方，赖特尔家门前。进门前，他很内行地看看房子，好像要根据房子线条的和谐程度或者坚固程度测量出老宅子的特征，或者他对普鲁士那个地区的民宅结构感兴趣。后来，他和那村民走进屋内。果然，在一个木制摇篮里睡着一个三岁女孩；那瘸子果然衣衫褴褛，因为那件军大衣和两条像样的裤子那天在洗衣盆里，或正湿漉漉地挂在院子里。这并不妨碍接待他时，主人是友好的。很可能，起初，瘸子感觉自豪，有优越感，因为宣传队专门特地来家拜访他嘛，尽管事情后来有些别扭或者显得别扭，因为那个做大人物状的家伙提出的问题渐渐地让老兵赖特尔不高兴了；还有，那位老爷的断言，甚至预测也让老兵不愉快了。于是，瘸子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就非常离奇古怪了；针对问题，瘸子会补充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反驳这一断言的问题，或者质疑这个问题，或者让这个问题显得幼稚，完全缺乏实际意义。这样一来，就开始激怒了做大人物状的家伙。他坦率地告诉瘸子，他大战时当过飞行员，击落过十二架法国飞机、八架英国飞机，非常了解大家在前线吃的苦头，他这样说是想有个共同的话题。对此，瘸子回答说，他最大的苦头不是在前线，而是在迪伦附近那家可恶的军事医院里；因为自己的同胞不仅偷香烟，而且对任何东西都顺手牵羊，甚至拿灵魂做交易，因为在所有的德国军事医院里都有数量可观的魔鬼崇拜者；瘸子说，另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时间住在军事医院里会驱使人们崇拜魔鬼。这话让那位自称是飞行员的家伙生气，他在军事医院也住过三个星期。瘸子问：是在迪伦吗？那家伙说：不，是在比利时。一面装出大人物的派头。他说，他受的待遇符合，甚至多次超过全部要求，不仅是因为国献身而提出的要求，而且有关于医护人员应该态度亲切和理解伤员的要求；应该有医术高超、性格坚强的医生，应该有美丽能干的护士，甚至应该有一群赛过比利时修女能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一句话，人人都应该为伤员住院愉快作出贡献，当然这是在可以预料的环境里，因为医院毕竟不是夜总会或者妓院。后来，他俩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比如成立大德国，建设大后方，整顿国家机关，继而整顿全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现代化而奋斗。就在这位前飞行员说话的同时，汉斯·赖特尔的父亲变得越来越紧张，好像担心小女儿洛特随时会哭起来，或者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位有大人物派头者的谈话对手；也许他最好能跪倒在那位幻想家、那位空中百夫长面前，反省自己明显的毛病、无知、贫乏和已经失去的勇气。但他既不跪倒也不反省，而是对方一说话，他就摇头，好像他不信服（实际上，他觉得恐怖），好像他很难理解对方梦想的内容（实际上，根本不理解），直到二人忽然看见小汉斯·赖特尔进了家门，他二话没说，抱起妹妹到院子里去了。

大人物问：“这是谁？”

瘸子说：“是我大儿子。”

“像一条长颈鹿鱼。”大人物说完，哈哈笑了。

于是就这样，汉斯·赖特尔于1933年辍学了，因为老师们说他念书没兴趣、旷课，这情况绝对属实。于是，父母和亲戚为他在渔船上找了工作。三个月后，船主把他给“炒”了，因为汉斯·赖特尔感兴趣的是看海底，而不是帮助撒网。后来，他在地里给人打短工；不久就因为懒散被解雇了。他挖过泥煤，在胖子村铁匠铺当过学徒，给送菜到波兰斯德丁的农民做过助手，其结果都是被辞退，因为他成了负担而于事无补。最后，家里让他去一个普鲁士男爵的别墅干活，地点在森林里、黑水湖畔；独眼妈也在那里工作，就是把家具、图画、高大的帷幕、每个客厅挂毯上的尘土打扫干净；每个客厅有个神秘的名字，令人回想起有秘密宗派的年代；里面的尘土积累得难以清除。此外，还要给客厅开窗通风，散发每隔一段时间就充满的湿气和晦气；还要清扫男爵庞大图书室的灰尘；男爵很少看自己的藏书。这些图书是男爵父亲从男爵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看来祖父是那个大家族惟一喜欢读书的人，他把对图书的热爱灌输给子孙后代；但是，这样的热爱没有化做子孙读书的力量，但是养成了藏书的好习惯，数量不多不少，仍然是祖父留下的册数。

而汉斯·赖特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图书聚集在一起，他小心翼翼，一本一本地擦掉书上的尘土；但是并不阅读，部分原因是海上生活的书，他已经看了不少了，部分原因是害怕男爵突然出现。男爵很少来别墅，因为要忙于柏林和巴黎事务。但是不时地来别墅的是男爵的外甥——男爵妹妹（已经英年早逝）之子，这孩子的父亲是个画家（男爵恨之入骨），早就定居在法国南部。外甥二十岁，经常来别墅住上一个星期，独自一人，绝对不给别人添麻烦，一头扎进图书室，没完没了地看书，喝白兰地，直到在扶手椅上入睡为止。

有时，来别墅的人是男爵的女儿，但来访的时间较短，不超过周末；但是，用人们觉得比一个月还长，因为男爵女儿从来都是拉着狐朋狗友一起来住，常常是十几个人，个个随随便便，人人食欲旺盛，把个别墅闹得昏天黑地，因为他们天天玩到天亮。

有时，男爵女儿的来到偶然与在别墅逗留的男爵外甥“撞车”。虽然表妹恳求表哥留下，表哥几乎立即离去，连送他去饶舌女村火车站的马车都不肯等候。

表妹的到来在表哥胆怯的心里产生一种傲气和笨拙的心态，以至于用人们一说起白天的事情来，就会一直认为：表哥爱表妹，或者表哥喜欢表妹，或者表哥为表妹气馁，或者表哥为表妹难过。针对这些看法，小汉斯·赖特尔一面吃着黄油面包一面跷着腿听着，绝对不插嘴；实际上，他非常了解男爵的外甥。此人名叫胡戈·哈尔德。别的用人们闭眼不看现实，或者一厢情愿，只看见一个孤独无助、苦苦在恋爱中挣扎的小伙子和一个孤女（虽然大家都清楚她有爹有娘）轻浮地等候着什么人来解救。

这解救里散发着泥煤的烟味，散发着菜汤味，散发着密林里的旋风气味。小汉斯·赖特尔认为，这解救里散发着让人反省的味道。想到这里险些让面包噎住。

为什么小小年纪的汉斯·赖特尔会比别的用人们更了解二十多岁的胡戈·哈尔德呢？原因非常简单。或者说是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互相联系或者结合地画出了男爵外甥比较复杂和相对完整的肖像。

第一个原因：他在图书室一面用掸子清除书上的尘土，一面从活动梯子上看见男爵外甥在睡觉，吹气或者打呼噜，自言自语，是只言片语，是独白，如同甜蜜的小妹妹洛特经常做的那样说话；他的话像是自卫、骂人，好像梦中有人要杀他。男爵外甥阅读的图书标题，汉斯也看过。大部分是史书，这说明男爵外甥对历史感兴趣或者热爱历史。起初，这让小汉斯·赖特尔有些反感。整宿地喝酒、抽烟、看史书，让人反感。这让汉斯纳闷：安安静静就为干这个？他还听见过胡戈说的话，那是因为有个什么动静，老鼠跑动或者他轻轻擦拭书后放回原处的声音，胡戈就醒了，说些特别混乱的话，好像地球偏离了轴心，完全混乱的话语，不是情人的情话，而是苦人的苦话，是上当受骗后的怨言。

第二原因更有分量。小汉斯·赖特尔曾经提着行李多次为胡戈·哈尔德送行，那是男爵外甥面对表妹突然出现匆匆决定离开别墅的时候。从别墅到饶舌女村火车站有两条路。一条远，需要经过猪村和鸡蛋村，时时擦过岩石海岸。一条近，要经过一条分岔小路，穿过大片橡树、山毛榉、白杨才能到达饶舌女村附近的酸菜厂，距离火车站就很近了。

画面是这样的：胡戈·哈尔德走在前面，手里拿着帽子，注意观察着树林的上空，黑乎乎的森林里有悄悄活动的飞禽走兽，他无法准确地辨认出来。他身后十米远的地方是汉斯·赖特尔，拎着男爵外甥的行李箱——很沉，时不时地要倒手。忽然，他俩听见一声野猪的哼叫，或者以为是野猪的哼叫。或许仅仅是狗叫。或许听见的是远处汽车抛锚前的声音。狗叫和汽车声极不可能，但也难说。不管怎样吧，他俩一声不吭，加快了步伐。突然间，汉斯·赖特尔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行李箱也给摔散了，里面的东西纷纷散落在黑乎乎的林间小路上。胡戈越走越远，还不知道后面摔跤的事情。但是，汉斯·赖特尔看到摔出来的东西里有胡戈的衣服，还有银餐具、烛台、漆盒、忘记在别墅许多房间里的圆形颈饰物。这位男爵外甥肯定是要去柏林典当或者廉价出售这些东西的。

胡戈·哈尔德当然知道汉斯·赖特尔发现了他的勾当。这促使他接近这个小男仆。汉斯·赖特尔拎着行李箱送他去火车站的当天下午，他就有第一次表示。他俩分手时，胡戈给汉斯手里塞了小费（这是胡戈第一次给仆人小费，也是汉斯第一次拿到微薄工资之外的钱）。在接下来访问别墅时，胡戈送给汉斯一件针织内衣，说是他自己的，胖了，穿不进去了；但一看就是假话。一句话，汉斯·赖特尔不再无足轻重，他的在场令人刮目相看了。

有几次，胡戈·哈尔德在图书室里念书或者装做阅读史书，常常派人去叫汉斯·赖特尔。他俩的谈话时间越来越长。起初，胡戈问汉斯其他仆人的情况。他想知道用人们对他的看法，问是不是他来别墅给大家添了麻烦，问大家是不是受得了他的脾气，问是不是有人生他的气。然后，他俩各说各话。胡戈·哈尔德说自己的生活、去世的母亲、活着的男爵舅舅、惟一的表妹——不可企及的轻浮姑娘、柏林的种种诱惑——他热爱但同时又让他痛苦的城市，有时还谈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谈起几乎总是濒临崩溃的神经状态。

随后，胡戈·哈尔德希望汉斯说说自己的生活，比如，做过什么？想做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将来什么打算，不能没有啊，胡戈自有想法。他要搞发明创造，要推销一种人工胃。这想法太荒唐了，连他自己都忍俊不禁首先笑了起来（这是汉斯第一次看到胡戈发笑。那笑声让他感到极不愉快。）关于自己的父亲，那位生活在法国的画家，胡戈从来没说起过。可是他愿意听听别人父母的情况。汉斯的回答让他觉得有趣。汉斯说自己对父亲的事一无所知。

胡戈说：“是的。大家对自己的父亲的确一无所知。”

他说：父亲就是一条最黑暗的地道，咱们盲目地行走其间，寻找出口。但是，他非要汉斯说说自己的父亲，哪怕是相貌也可以。对此，汉斯说真的不知道。话说到这里，胡戈想知道汉斯是不是跟父亲住在一起。汉斯说：我一向跟父亲住在一起啊。

“那他长得什么模样啊？还不能说说吗？”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看看指甲，另一个望望天花板。说不出父亲的模样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是，胡戈相信汉斯的话。

如果引申措辞的话，可以说胡戈是汉斯的第一个朋友。胡戈只要来别墅，就会跟汉斯或者关在图书室或者外出散步或者沿着别墅外面的公园聊天。

另外，是胡戈第一个要求汉斯阅读一些《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之外的图书。此举可不容易。首先，他问汉斯认不认字。汉斯说识字。接着，他问汉斯看过没看过好书。他特别强调“好书”二字。汉斯说看过。他有过一本好书。胡戈问：什么好书？汉斯说：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胡戈说：这肯定是普及读物。我指的是文学书。汉斯说：我不知道普及读物和文学读物之间有什么区别。胡戈告诉他：区别在于美，书中的故事美，讲故事的语言美。接着，他开始举例说明，歌德、席勒、荷尔德林［3］、克莱斯特［4］和神奇的诺瓦利斯［5］。他告诉汉斯，这几位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每重读一遍，都会流泪。

他说：“汉斯啊，会流泪的，会流泪的。明白吗？”

对此，汉斯说：从来没看见你手里拿着这些作家的作品啊。你总是看史书。胡戈的回答吓了汉斯一跳。胡戈说：

“因为我历史不太好，所以必须跟上潮流。”

汉斯问：“干吗用啊？”

“填补空白呀。”

汉斯说：“空白不用填补。”

胡戈说：“要填补的。努把力，空白都得填补。”胡戈口气明显夸张地说：“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歌德的作品我都读腻了，当然，歌德的思想是无限的啦。总之，我读了歌德、艾兴多夫［6］、霍夫曼［7］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忽略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如什么人说的，研究历史很有必要，要顾及历史和现实两个侧面。”

接下来，天黑了。壁炉里的火焰噼叭作响。他俩试图在汉斯首先该读什么书籍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什么也没谈成。最后，胡戈说：你随便拿一本吧！一周后归还就是了。小用人同意：这个办法最好。

不久后，男爵外甥在别墅里的偷摸活动有所增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赌博欠债以及要花钱保证不抛弃某些女人。由于胡戈掩饰偷摸行为的办法实在笨拙，汉斯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为了偷出来的东西不被发现，他建议胡戈吩咐用人们大搬家，就是借口房间通风换气腾空一切，把旧箱子从地下室搬上来，然后再搬回去。一句话：变换东西的位置。

他还建议胡戈并积极参与盗窃那些稀罕的玩意儿——真正的老古董，因此也是被遗忘的东西：高祖母或者曾祖母表面上没有价值的冠状头饰、带有银手柄的贵重木材手杖、祖先在拿破仑战争中或者攻打丹麦人或者奥地利人的战争中使用过的宝剑。

再说，胡戈对汉斯一向慷慨大方。每次回来，胡戈必定把部分战利品（他的说法），送给汉斯，其实就是稍稍多给一点小费而已。但是，这对汉斯来说，可就是发财。当然，这些钱他是不会给父母看的，因为瘸子爹和独眼妈会毫不犹豫地告发儿子是小偷。他也不买东西。他弄到一个饼干铁盒，把不多几张钞票和很多的金属币放进去，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些钱属于妹妹洛特”。然后，把铁盒埋到树林里去了。

鬼使神差，汉斯·赖特尔选中的书却是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帕西法尔》［8］。胡戈一看见汉斯手里拿着这本书，就笑了，告诉汉斯：这书你看不懂啊。但他还说：你选了这本书而不是别的，实际上我也不奇怪；他说，这本书即使你永远看不懂，也必须指定你看；同样，在埃申巴赫这个作家身上，你也会找到跟自己的相似之处，或者跟自己灵魂的相似之处，或者成为他希望的那种人；而遗憾的是你永远成不了那种人，哪怕差那么一点点。胡戈说着用食指和拇指几乎粘在一起，比划了一下。

汉斯发现埃申巴赫是这样说自己的：我躲避学问。汉斯发现埃申巴赫打破了宫廷骑士的典范，拒绝（也是被拒绝）学习，否定教士学校。汉斯发现埃申巴赫与吟游诗人和宫廷抒情诗人说的相反，拒绝为贵妇人效力。汉斯发现埃申巴赫声称不懂艺术，但不是说自己没文化，而是说自己摆脱了拉丁文的压迫，说他自己是非宗教和独立的骑士。非宗教和独立的，很好！

当然，比埃申巴赫重要的中世纪诗人还有几位。弗里德里希·冯·豪森就是一位。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威德是另一位。但是，埃申巴赫的傲慢（“我躲避学问，我不懂艺术”）、一种凡人不理的傲慢、一种说“死吧，你们。我会活着！”的傲慢，让他具有一种令人眩晕的神秘气质、漠然冷酷的气质，如同巨大的磁铁吸引小钉子一样吸引着汉斯·赖特尔。

埃申巴赫没有庄园。为此，埃申巴赫不得不为封臣效力。埃申巴赫有几位保护人，是让臣民，至少一些臣民露脸的伯爵。埃申巴赫说：我的作风就是充当盾牌。就在胡戈给汉斯讲述埃申巴赫这些事情的同时（这样做好像是给埃申巴赫定位，确定他在犯罪现场），汉斯从头到尾看完了《帕西法尔》，有时是高声朗读，那是走在田野上，或者下班回家的路上，他不仅理解这部作品，而且喜欢。最让他喜欢、让他又哭又乐、捧腹大笑、在草地上打滚的是，帕西法尔骑马时（“我的作风就是充当盾牌”）盔甲里面身穿疯子的衣裳。

对于汉斯来说，陪着胡戈度过的时光收益颇丰。盗窃活动时快时慢；慢下来的原因是别墅里可偷窃但不能被胡戈表妹或者别的用人发现的东西，已经所剩不多。男爵只来过领地一次。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窗帘下垂，在别墅过了一夜。

汉斯以为能见到男爵呢，也许男爵跟他说上一句话吧。但既没见到更没说话。男爵只在别墅过了一夜，走遍了别墅中最破败的厢房，他不停地活动着（始终保持沉默），不打搅用人们，仿佛在梦游，无法与任何人交谈。晚上，男爵吃黑面包、奶酪，亲自下地窖选了一瓶葡萄酒佐餐。第二天一清早，天没大亮，他就走了。

男爵的女儿则相反。汉斯看见她好几次。每次都有一群朋友陪同。汉斯在别墅工作期间，她来到别墅时三次与胡戈“撞车”。这三次胡戈都在表妹前显得非常拘谨，立刻打点行李，拔腿上路。第三次，汉斯和胡戈穿过可以证明二人同谋共犯的树林时，汉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胡戈的回答简单明了，情绪不佳。他说：你不懂。说罢，在林间小路上继续前进。

1936年男爵关闭了别墅，辞退了用人们，只留下一个守林人。有一段时间，汉斯无事可做，后来加入到修筑帝国公路的劳工大军了。他每个月几乎把全部工资都交给家里，因为他花销甚少，只是在休息日跟几个工友去附近村庄酒馆喝喝啤酒，一醉方休罢了。在年轻的工人里，毫无疑问，酒量最大的是他；有两次，他参加了喝酒比赛，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喝得最多。但他并不喜欢喝酒，只喜欢吃饭。工程队开到柏林附近工作时，他辞工走了。

在柏林这座大城市里，他没费力就找到了胡戈·哈尔德的住址。他找胡戈是为了寻求帮助。胡戈在一家文具店给他找了一个店员的差事。于是，汉斯在工人宿舍里租了一个床位。跟他同住的是个在工厂里当守夜人的四十岁男子。那人叫菲格莱尔，有病，他承认可能是神经性的，有些晚上显得像是风湿病，有些晚上像心脏病，或者像突发性哮喘病。

汉斯和菲格莱尔见面的时间很少，因为一个是夜班，一个是白班。但是，二人一旦见面，就相处得很好。据菲格莱尔说，他结婚多年了，有个儿子。儿子五岁时生病，不久就死了。菲格莱尔悲痛欲绝，哀伤了三个月后，一头钻进地下室，打点行囊，不跟任何人告别就出走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德国四处流浪，讨饭为生，或者捡到什么就吃什么。几年后，来到柏林。有个朋友在大街上认出他来，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位朋友已经过世，生前就在菲格莱尔现在当守夜人的工厂里做检查员。工厂不算太大，有很长时间是生产猎枪的；后来经过改造，如今生产步枪了。

一天夜里，汉斯下班回来，发现菲格莱尔卧床不起了。女房东给菲格莱尔送上来一盘菜汤。汉斯这个文具店的学徒立刻意识到同屋要离开世界了。

健康人不愿意跟病人打交道。这个规矩人人照办。但是，汉斯·赖特尔例外。他不怕健康人，也不怕病人。从来不厌烦。他服务周到，非常非常看重友情，尽管“友情”二字的意思十分模糊，很有伸缩性，常常被扭曲。另外，病人总是比健康人更引人注意。病人说的话，甚至只能含糊说出来的话，也比健康人重要。另外，健康人也会病倒的。时间概念，对了，病人的时间概念，多么宝贵地隐藏在沙漠的洞穴里啊！另外，病人真的是咬住空气，而健康人装做咬紧牙齿，实际上只是细嚼慢咽罢了。还有别的另外、另外、另外。

菲格莱尔去世前建议汉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他问汉斯：文具店每月工资是多少？汉斯说了。菲格莱尔说：太少了。他给新检查员写了一封推荐信，愿意担保汉斯·赖特尔的表现；信中说，老早就认识汉斯。这事汉斯考虑了一整天，一面干活：卸铅笔盒、橡皮盒、本子盒，打扫文具店门前的人行道。等下班回家后，他对菲格莱尔说换换工作很好。当天夜里，汉斯就去了位于柏林郊外的枪厂。他跟检查员简短地谈了一会儿，达成了试工十五天的协议。不久，菲格莱尔就去世了。由于他的遗物无人认领，汉斯就留了下来。有一件大衣、两双鞋、一条围巾、四件衬衫、几件背心、六双袜子。他把菲格莱尔的剃须刀送给了房东。汉斯发现床下有个纸盒，里面有几本牛仔小说。他也归为己有了。

从此后，汉斯·赖特尔的空闲时间增加了。晚上，他在厂房的院子和车间里转悠；早晨，在他居住的工人区里饭摊上吃饭；随后，睡上四五个小时；下午自由活动，乘坐柏林的电车去胡戈·哈尔德家。他俩常常去散步，或者去咖啡馆、餐厅。男爵的外甥总会在那里遇到熟人谈谈什么买卖（从来没做成过）。

那个时期，胡戈·哈尔德住在希姆尔大街附近的小巷里。小小的单元房里堆满了旧式家具，墙壁上挂着布满尘土的画。他最要好的朋友，除去汉斯之外，还有一个日本人，是日本使团农业事务负责人的秘书。那人叫丹佐俣伸郎。但是，胡戈和汉斯都叫他小丹。他二十八岁，待人和蔼可亲，既对最天真的笑话感兴趣，又洗耳恭听最荒唐的想法。三人经常在石头圣母咖啡馆聚会，距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总是汉斯和胡戈先到，二人随便吃些东西，香肠加点泡菜。一两个小时后，小丹来了。他衣冠楚楚，只喝一杯威士忌，不要水，不要冰，最后跑步离开咖啡馆，消失在柏林的夜色中。

于是，胡戈·哈尔德担任领导。三人乘坐出租车，向月食夜总会进发。这家夜总会由柏林最糟的舞女表演。那是一群老太婆，表演时没有成功的本事，因此并不隐瞒自己的失败。那里虽然笑声、口哨声不断，但是，如果你跟服务员相当熟悉，他可以帮助你找个安静位子，你就可以聊天了，没什么大问题。另外，月食夜总会价位便宜，尽管胡戈·哈尔德不怕在柏林的求欢夜花钱，理由之一是那日本人常常掏钱。随后，他们已经微醉了，就去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没什么花样，但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画家。这让小丹特别高兴。你还可以跟这些名人共享一桌。胡戈·哈尔德早就认识其中很多人，有的还能称兄道弟。

通常，凌晨三点钟，他们离开艺术家咖啡馆，前往豪华的多瑙河夜总会。那里的舞女苗条、特别美丽。他们不只一次跟把门的保安或者领班闹纠纷，因为汉斯衣冠不整，不符合夜总会规定，不得入内。另外，在平时，汉斯夜里十点钟就要离开他的朋友，跑步去电车站，要准时去上班，当夜间看守。在那样的日子里，如果天气好，他们就坐在一家时髦的餐厅露台上消磨时光，大谈胡戈随心所欲编造的发明故事。胡戈信誓旦旦地说，总有一天，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拿到他发明的专利权，那就发大财啦。这话让日本朋友奇怪地大笑起来。小丹的笑声有些歇斯底里：笑起来不仅嘴唇、眼睛、喉咙动弹，而且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双脚跺地。

有一次，胡戈说明了一种人造云机的用途之后，突然问小丹：你在德国的任务是你说的工作呢，还是在完成秘密间谍的使命？这个突袭式的问题，让小丹感到猝不及防；起初，也没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随后，胡戈严肃地解释了什么是秘密间谍的任务。小丹听了哈哈大笑，汉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笑法，结果小丹突然晕倒在桌子上。胡戈和汉斯不得不急忙抬着小丹去卫生间，给他泼凉水，才让他苏醒过来。

通常，小丹说话不多，或者是出于谨慎，或者出于不想因自己糟糕的德语发音让他们生气。但是不时地也说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他说，禅定是一种自我修炼的大山。他说，起初他学习的外语是英文，由于外务相经常出错，他竟然被派遣到柏林来了。他说，日本武士如同瀑布里的游鱼；但历史上最优秀的日本武士却是个女子。他说，他父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士，在距离冲绳不远的远藤岛上生活了十五年，那里是火山岩地貌，缺水。

小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嘻嘻笑。胡戈则唱对台戏，说小丹是日本神道教信徒；说小丹喜欢的只是德国妓女；说小丹除了能说德语和英语之外，还能说和正确书写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荷兰语和俄语。胡戈说这些话的时候，小丹就不急不忙地嘻嘻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目光炯炯有神。

但也有些时候，三人坐在露台或者夜总会黑暗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固执地都不说话。仿佛忽然间都变成了石头，忘记了时间，一切内敛，好像丢开了日常生活的苦境，离开了人际的地狱，抛开了交谈的深渊，决心看一看湖泊、一种迟来的浪漫情怀，计算计算黄昏的时限：十分、十五分、二十分、无尽无休，好像死刑犯在计算分秒，好像有生命危险的产妇心里明白时间不会是无休止的，但是一门心思希望时间越长越好，那婴儿的啼哭声就是经常平静飞越湖光景色的鸟群，好像婴儿是奢侈的累赘或者心儿跳动。后来，自然是不情愿地摆脱了冷场，重新说起发明创造、漂亮女子、芬兰语言学，以及正在修建的纵横帝国的高速路。

三人不只一次结束夜间寻欢作乐的地点是在一个名叫格蕾特·冯·约阿奇穆斯泰勒的女人家中。她是胡戈的老相识。他和她的关系里充满了借口和误会。

经常有音乐家光顾格蕾特家，甚至有个乐队指挥。他声称音乐是四维空间。胡戈对这位指挥仰慕至极。指挥三十五岁。女人们为之倾倒，仿佛他只有二十五岁；又备受人们尊敬，好像有八十岁。通常，指挥一到格蕾特家，聚会就要结束了。他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并不弹琴，连小拇指都不动。立刻，一群朋友和傻乎乎的“粉丝”围拢上来。最后，他决定起身，像个养蜂人那样从蜂箱中站起来；只不过这位“养蜂人”不戴头盔，不穿铠甲，也没有可怕的蜜蜂蜇他，想都不用想。

他说，四维空间包括三维，把三维据为己有；顺便说一下，四维的真正价值是废除三维的独裁，因此也就废除了我们熟悉和生活其中的三维世界。他说，四维是感觉和精神的绝对财富；四维是慧眼，与眼睛相比，眼睛只是可怜的泥坑，只拘泥于盯着出生—学习—劳作—去世的公式，而慧眼则要追溯到哲学源头、生命的源头、命运的源头。

他说，四维只有借助音乐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才能做到。

接近乐队指挥是困难的。肉体接近不难，难的是他看不见你，因为乐池把他与别人分离开来，因为灯光遮蔽了他看你的视线。但一天晚上，这个由胡戈、汉斯和小丹组成的三人帮引起了指挥的注意；他问女东道主这有特色的三人帮是什么人。女东道主告诉他，胡戈是朋友、是一度颇有希望的画家之子和冯·聪佩男爵的外甥；那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那个衣冠不整、手脚笨拙的高个子青年大概是艺术家、画家，可能是胡戈保护的人。

于是，乐队指挥想结识这三人。情趣高雅的女东道主，用食指招呼三人帮，把他们领到单元房一个僻静的地方。片刻间，三人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乐队指挥再次讲话了，因为那时候他喜欢的话题就是音乐或者四维，哪里开始的和哪里结束不大清楚，也许根据指挥的某些神秘词语，开始和结束的结合部就是乐队指挥自己吧，神秘的问题和答案自然而然地汇集在他身上。无论乐队指挥说什么，胡戈和小丹都点头称是。汉斯则不然。指挥认为，思维中的生命本体是一种不可想像的财富，等等，等等。但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你进入和谐状态，就可以有距离地看待人事，公正、平和地看待人事，一句话，没有人为的重负压迫精神去投入工作，去投入创造，去投入惟一的生命真谛，然后再创造更多、更多、更多生命的真谛，成为生命、欢乐和光明取之不尽的财富。

乐队指挥不停地说呀，说呀，说四维，说他指挥过和打算即将指挥的交响乐，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人。他的眼睛犹如空中翱翔的雄鹰，悠然自得地盘旋着，同时警觉地注视着，目光如炬，可以识别下面最细微的动静，哪怕画面模糊不清。

也许指挥那时有些醉意。也许指挥累了，心里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指挥说出来的话不一定能表达他的心境、情绪以及面对艺术时的颤抖心情。

但是，那天夜里，汉斯问指挥，也许是高声问自己（这是他第一次说话）：那些有五维体验或者经常光顾五维的人们作何感想呢？起初，乐队指挥没有完全明白他的问题，虽然汉斯的德语自从参加筑路队以后，尤其是居住在柏林后大有进步。后来，指挥懂了他的意思，不再看胡戈和小丹，而是集中雄鹰或者兀鹫般的目光在这个普鲁士青年灰色的眼睛上。这时，汉斯已经提出了新问题：那些可以自由出入六维空间的人们如何看待定居在四维或者五维的人呢？再比如，那些生活在十维空间的人们，就是说可以感觉到十维空间的人们，怎么看待音乐呢？贝多芬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莫扎特又意味着什么呢？巴赫又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汉斯·赖特尔自己回答了问题，音乐发出的只有“刷刷”声，好像是弄皱书页的声音，好像是烧书的声音。

这时，乐队指挥举起一只手来，更像是窃窃私语一样地说道：

“亲爱的年轻人，别说什么烧书的事啦！”

对此，汉斯回答道：“亲爱的指挥，一切就是一本烧毁的书啊。什么音乐、十维、四维、摇篮、生产枪支弹药、西部小说：统统是烧毁的书啊。”

指挥问：“你说什么呢？”

汉斯说：“一点意见罢了。”

胡戈打算画上一个幽默的句号，不让汉斯跟指挥结怨，也不让指挥跟汉斯记仇，忙说：“随便一个看法罢了。典型的年轻人意见。”

指挥说：“不、不、不。你说西部小说是指什么？”

汉斯回答道：“是指牛仔小说。”

这个回答似乎让指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接着，他跟三人友好地交谈了一番，就让三人走了。后来，乐队指挥对女东道主说：胡戈和那日本人像是好人；可是，胡戈那个青年朋友，毫无疑问，像颗定时炸弹：是个粗鲁、有能力、不讲理性、不讲逻辑的家伙，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爆炸。此言差矣。

此外，在格蕾特的单元房里，等音乐家走了以后，晚会常常这样结束：格蕾特躺在床上或者大浴缸里——这样的大浴缸柏林不多，两米半长、一米半宽，黑色搪瓷制成，有狮子脚柱，先是胡戈，后是小丹没完没了地给她按摩，从太阳穴到十个脚趾头；两位男士衣着整齐，有时遵照格蕾特的特别愿望，他俩还穿上大衣；与此同时，格蕾特摆出美人鱼的动作，时而脸朝上，时而脸朝下，有时甚至潜水！只有泡沫盖在她的裸体上。

在这如此充满爱意的聚会上，汉斯常常在厨房里等着吃点心，喝啤酒；他从厨房里出来，一手端着一杯啤酒，一手拿着点心，走在宽敞的过道上，或者站在客厅的大窗户前面，欣赏着黎明的曙光像巨浪一样席卷全城，淹没一切。

有时，汉斯觉得发烧，以为这是性欲造成皮肤发热，但他错了。有时，汉斯打开窗户，让外面的空气驱散客厅里的臭烟；他关闭电灯，裹着大衣坐在扶手椅上。这时，他感觉冷了，困了，闭上了眼睛。一小时后，天已经大亮，感觉胡戈和小丹在摇晃他肩膀，二人对他说该走啦。

到了这个钟点，格蕾特夫人是从来不露面的。出来的只有胡戈和小丹。胡戈总是带着一个包袱，但极力藏在大衣里面。三人已经来到大街上，汉斯尽管睡意朦胧，却看到两位朋友的裤腿是湿漉漉的，衣袖也如是；还看到他们的裤腿和衣袖一经街上的寒气接触就冒出来蒸汽，但是没有小丹和胡戈嘴里的哈气浓烈。这个钟点，他们不乘出租车，而是前往距离最近的咖啡馆好好吃顿早饭，因为钟点到了。

1939年，汉斯·赖特尔应征入伍。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他被派往马拉步兵310团，团部位于距波兰边境三十公里的地方。310团、311团和312团属于马拉步兵79师，那时由克鲁格将军指挥；该师则属于步兵第10集团军，由冯·博勒将军统帅，此人是帝国主要的集邮家之一。310团由冯·贝伦贝格上校指挥，由三个营组成。新兵汉斯·赖特尔被编入第三营，开头当机枪助手，后来成为冲锋连士兵。

冲锋连连长是个美学家，名叫保罗·格尔克。他认为汉斯·赖特尔的身高，在冲锋时，可以令敌人丧胆；军事检阅时，会令人尊敬，但是，连长知道实战中会让高个子丧命，因为实践证明，冲锋时最好的士兵是又矮又瘦、跑动速度像松鼠的人。当然，汉斯在变成79师310团步兵之前，曾经有过选择的机会，希望能派他去潜水艇服役。胡戈支持汉斯这个愿望，活动了（或者是嘴巴活动了）他全部军队和地方官员中的朋友，汉斯估计这些人空想多于行动，结果只是在德国海军招募新兵的主管人员中引起哄堂大笑罢了，尤其是那些了解潜水艇生存条件的人们，他们说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家伙会破坏潜水艇安全，让战友们葬身海底的。

实际上，不管胡戈的斡旋是真是假，反正汉斯是被德国海军给拒之门外了（招兵人员还调侃说最好去当装甲兵吧！）。他不得不服从命运的第一个安排：当马拉步兵。

去军训营前的一周，胡戈和小丹请他吃晚饭，为他饯行。饭后，三人去了妓院。胡戈和小丹要汉斯干脆告别童男身，以答谢三人的友谊。为汉斯找的妓女（胡戈挑选的，可能是胡戈的相好，也可能是胡戈什么生意里失败的合伙人），是巴伐利亚的农妇，非常温柔，不爱说话，但只要一开口（为节约，不经常），就变成了特别讲究实际的女人，包括性交，甚至有吝啬的毛病，这让汉斯深恶痛绝。当然，那天夜里，他没做爱，但对两位朋友说做了。可次日，他又造访了那妓女（名叫阿妮塔）。这一次造访，汉斯失去了童男身。后来，又去了两次。这就足以让阿妮塔吐露她的生活、她的生命哲理了。

到了出发的钟点，他独自走的。他发现很奇怪没人送他上火车。前一天夜里，他就跟阿妮塔告别了。关于胡戈和小丹，自从第一次逛妓院之后，他就没消息了，好像这两位朋友已经约定第二天不为他送行。但这不是真的。汉斯想，一星期前胡戈住在柏林时，好像我早已经出发了。出发那一天，汉斯惟一告别的人就是女房东。她说，为国效力是光荣的。这位当兵的铺盖卷只有几件衣服和那本《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

9月，战争开始了。汉斯·赖特尔所在的步兵师向边境开拔。接着，几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越过边境后，他们的步兵师也跟进了。强行进入波兰领土后，没有战斗，不用特别小心翼翼：三个步兵团几乎同时在一种逛庙会的气氛里挺进，好像目标是神庙，而不是战争，可将来有些人是注定要遇到死神的。

他们穿过了几座村庄，没有烧杀劫掠，一切井井有序，没有任何目空一切的表现，而是冲孩子和姑娘们微笑；他们时不时地与在路上飞驰的摩托兵擦肩而过。摩托兵时而向东给师部送命令，时而向西给参谋部送战报。炮兵落在后面了。有时，一登上某个山包，他们看看东方，估计那是前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夏日余晖照耀的沉睡田野。向西方看则相反，可以看见正在奋力赶来的炮团队伍。

汉斯·赖特尔所在步兵团开拔的第三天，队伍走上了一条土路。入夜前，全团到达一条河边。有人说，河对岸有一片松树和白杨树林；树林过去有个村庄，里面有波兰人修筑的工事。德国人扫射，开炮，放照明弹。但是，没人回击。半夜后，两个冲锋连过了河。在树林里，汉斯和战友们听见一只猫头鹰在号叫。走出树林后，他们发现了村庄，它像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屹立在黑暗中。两个连分成若干小组继续前进。距离第一座房屋还有五十米的时候，连长下令冲进去。大家向村子前进。等发现里面没人时，有人还吃了一惊。次日，全团继续向东开进，分三路走，与师主力部队走的大道保持平行。

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与一支守桥的波兰部队遭遇。德国人要他们投降。波兰人拒绝。双方开火。战斗仅十分钟。战后，汉斯一个战友鼻梁被打断，满脸是血。据这位战友说，他和十几个士兵过桥后，到达一片树林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从树上跳下一个波兰人，迎面给了他几拳。汉斯这位战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无论是在最糟还是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说极端情况下，他原来设想的都是刀枪袭击（如果不算开火的话），绝对没想到是一顿老拳。挨打的时候，他当然愤怒，但惊讶超过了愤怒，惊讶之余，居然没有还手之力了，或者用步枪还击。他肚子上挨了一拳，脸上挨了一拳；摔倒在地时，他看见那波兰人（是个黑影）没有像个聪明人那样抢他的枪，而是打算跑回树林里去。这时，一个战友开了枪，其他人也开了枪。那波兰人中弹倒地。汉斯和营里士兵过桥时，路旁没有敌人的尸体。营里惟一的伤员也是轻伤。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队伍在阳光照射下行军，或者在初秋（一个难忘的秋天）灰蒙蒙、无尽无休的乌云下前进。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一路想，在德国陆军军服里面，他穿着一件狂人服或者疯子的睡衣裤。

一天下午，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遇到了一群参谋部的军官。哪个参谋部？他不知道。但是是参谋部的军官。他们营走在公路上的时候，那群军官已经登上一座路旁的山包，望着天空。这时，天空上正有一队飞机向东方飞去，大概是俯冲轰炸机，也许是歼击机。几个军官用手指或者整个手掌指向空中，好像在冲着飞机给出“希特勒万岁！”的致敬，但是，有个军官望天的同时，稍稍离开一些，做沉思状，然后低头看着这时有个勤务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把饭菜放在一张活动桌上；饭菜是从一个体积很大的黑色盒子里拿出来的，好像一种特制的药品箱——专放危险药品或者未经充分实验药品的箱子，或者更糟，是德国科学家科研中心的箱子，他们戴着手套放置能够毁灭世界，也包括德国的玩意儿。

在勤务兵和望着勤务兵放置饭菜的军官旁边，有另外一个军官，背对着大家，身穿空军制服，他看够了飞机，一手拿着一支长烟卷，一手拿着一本书，这事本来简单，但是这位空军军官却显得相当费力，因为吹打着大家的山风胡乱地翻阅着他手中的书本，不让他看书，这迫使空军军官用拿香烟的手来固定风吹的书页（保持不动），此举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恶化了局势，因为香烟或烟灰免不了要烧书页，或者烟灰要散落到书页上，这很讨厌；于是，他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吹掉烟灰，因为他是迎风而立的，一吹烟灰就冒着烟灰落入眼睛里的危险。

在这位空军军官身边的还有两个老兵，但他俩是坐在折叠椅上的。一个像陆军将军，一个穿着像枪骑兵或者轻骑兵。他俩对视一番，哈哈笑起来了，先是将军，后是轻骑兵，一个接一个，好像什么也不明白，或者明白一点山包上参谋部军官不知道的事情。山包下面，停放着三辆汽车。司机们站在车外抽烟。有辆车内，一个穿着华丽的大美人酷似胡戈舅舅男爵的女儿，或许是汉斯感觉如此。

汉斯·赖特尔真正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波兰的库特诺。波兰人少，装备差，但绝对没有投降的意思。战斗持续的时间很短；最后，波兰人愿意投降，可问题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汉斯所在的冲锋队向一座庄园和一片森林发起进攻，那里有敌人集中起来的火炮。连长格尔克看见冲锋队出发了，心想汉斯可能会牺牲。连长觉得看见了一排豺狼、野狗的队伍里冒出来一头长颈鹿。汉斯的个子太高了，随便哪个波兰士兵，不管多么笨拙，都会毫不犹豫地选中汉斯当靶子。

进攻庄园后的结果是德军两死、五伤。攻击森林后，德军一死、三伤。汉斯毛发无损。当天夜里，指挥冲锋队的军曹告诉连长：汉斯不但不是靶子，反而吓坏了守军。连长问：他用什么办法吓人？是喊叫？是大骂？是凶狠？还是战斗中变了模样？变成了一个不知恐惧和怜悯为何物的德国武士？也许变成了猎人、一个高级猎手，我们个个心中都有的猎取心，快速、机智的猎取心，只要猎物出现就会出击？

军曹稍稍思索一番后回答说：并非如此。他说：汉斯与众不同，但实际上汉斯还是汉斯，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人；问题是他进入战斗后好像没参加战斗，好像不在战场上，或者好像身边无战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服从命令或调动，当然不是；也不是精神恍惚，有些士兵由于恐惧而变得麻木了，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军曹不知道汉斯是怎么回事；但汉斯身上的确有某种东西，连敌人都察觉到了，他们冲他连连开枪，一枪未中，这让他们越发紧张起来。

79师继续在库特诺附近作战。但汉斯·赖特尔没再参加任何战斗。9月底，全师转移，这一次是乘坐火车，转向西线，步兵第10集团军已经在那里集结了。

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6月，他们没有行动。对面就是马其诺防线。但他们隐蔽在树林与果园之间，看不见那条防线。生活变得十分安逸：士兵们听听广播，吃吃喝喝，写写家信，睡睡大觉。有些人说，总有一天会进攻法国人的混凝土防线。听着的人们就紧张地笑笑，开开玩笑，讲讲家里的事情。

一天夜里，有人说丹麦和挪威已经投降了。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了父亲。他看见瘸子爹身穿那件旧军大衣，望着波罗的海，想着普鲁士岛，你藏在什么地方啦？

连长格尔克有时过来找汉斯聊天。连长问他怕不怕死。汉斯说：连长，您说什么哪？我当然怕死。连长听他如此回答，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好像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可恶的骗子，别蒙我啦！你骗不了我。你无所畏惧啊！”

后来，连长去找别的士兵谈话，态度因人而异。在那段时间里，上级给那位军曹颁发了二级铁十字勋章，表扬他在波兰战斗中的功绩。大家喝酒为他庆祝。夜里，汉斯常常离开连队住的大平房，躺在冰凉的田野里看星星。低温好像对他影响不大。他想家，想念十岁的小妹妹洛特，她大概上学了吧。有时，为自己的过早辍学而遗憾，但不难过，模模糊糊感觉到，假如能继续多读几年书，生活也许会好些。

另外一方面，当兵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没觉得有必要认真考虑未来，或许没能力这样考虑。有时候，一人独处或者跟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假装自己是潜水员，觉得自己再次在海底漫游。当然，没人察觉汉斯有什么些微变化，但如果仔细观察汉斯的动作，是能看出他走路、呼吸、看人的方式有小变化。每迈出一步，他都加小心，都有准备；每次呼吸都尽量节约；视网膜上有玻璃状的东西，好像因供氧不足而红肿，或许好像恰恰在那个时候，完全失去了冷静，忽然之间控制不住泪水，可实际上他从来也没哭过。

也还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家在战壕里等待期间，汉斯·赖特尔所在营里有个士兵疯了。他说，他听得见所有的电台广播，全部的德国电台，更加奇怪的是，也听得见法国电台。这个士兵名叫古斯塔夫，二十岁，与汉斯同龄，从来没在营部广播队里工作过。为他做体检的医生是个慕尼黑人，神色疲倦地说古斯塔夫有听觉分裂症的苗头，就是脑海里能听见声音；建议他洗冷水澡和服镇静剂。但是，古斯塔夫的病情在关键方面与大部分听觉分裂症不同：一般患者听见的声音是冲着患者来的；而古斯塔夫听见的却只是命令，士兵、侦察兵、中尉发出的日常命令，是上校与将军的通话，是后勤上尉提出五十公斤面粉的要求，是飞行员的气象通报。经过一周的治疗，古斯塔夫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他走路有些发懵，拒绝冷水浴；但是，已经不再喊叫什么“有人在毒害我的灵魂”了。到了第二周，他溜出了野战医院，吊死在树上了。

79步兵师认为，西线战事没有史诗意义。6月，全师几乎毫无惊险地越过了马其诺防线；索姆河战役后，他们参加了法国南锡地区对几千法国人的包围战。后来，全师在诺曼底安营扎寨。

在乘坐火车转移的途中，汉斯·赖特尔听见一个79师士兵的有趣故事。此人在马其诺防线的地道里迷失过方向。他迷失的地段，据他自己证实，是在夏尔区。这个士兵据他自己说，自然是有勇气的啦，一直寻找通向地面的出口。他在地道里走了五百多米后，来到卡特琳区。不用说，卡特琳区除去牌子，与夏尔区毫无区别。又走了一千米后，他到了朱尔区。到了这个时候，大兵紧张起来，开始胡思乱想。他以为要永远囚禁在地道里了，没人救他。想大声号叫，可起初忍住了，担心惊动可能隐藏在某个角落里的法国人。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但是，无人回应。他继续前行，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找到出口。离开朱尔区，他进入克洛迪娜区。随后是埃米尔区、玛丽区、让－皮埃尔区、贝朗尼区、安德烈区、西尔维娅区。走到这里，大兵有了发现（换了别人老早就发现了），发现这些怪异的通道竟然是秩序井然的。接着，他开始思考这些通道的军事用处；结论是毫无用处，可能从来没有过士兵。

这时，那大兵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更糟，已经死了，那里是他的葬身之处。疲倦加上没了希望，躺倒在地上，睡着了。他梦见了上帝显身。他睡觉的地方是苹果树下，在法国阿尔萨斯的原野上，有个乡下绅士来到他身边，用拐杖敲敲他的腿，叫醒了他。那绅士说：我是上帝。你已经属于我了，如果你把灵魂卖给我，我可以把你从地道里弄出去。大兵说：让我睡吧！打算继续睡下去。他听见那上帝的声音在说：我已经说过了，你的灵魂已经属于我了。所以别破坏你应该遵守的规矩。接受我的条件吧！

大兵这时醒了，看看上帝，问道：应该在哪儿签字画押？上帝从空中抓来一张纸，说道：这里！大兵打算看看合同内容，但是上面用的文字不是德语，不是英语，不是法语，肯定是别的什么语言。大兵问：我用什么签字？上帝说：应该用你的鲜血。接着，大兵掏出一把多用折刀，在左手掌上划开一个口子，用食指尖蘸蘸鲜血，签了字。

上帝说：“好，现在你可以接着睡觉了。”

大兵说：“我想马上离开地道。”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上帝说，然后转身沿着一条土路向峡谷走去，那里有座村庄，里面的房屋都涂上了绿色、白色和淡褐色。

大兵认为应该祷告。于是，双手合十，两眼望天。这时，他发觉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已经全都干瘪了。眼前的苹果都像葡萄干，或者确切地说，像是西梅干。与此同时，他听见一下金属声。

“谁？”他喝问。

从那条峡谷里冒出滚滚黑烟，它们升到一定高度后悬空不动了。有只手揪住他肩膀来回摇晃。原来是连队里的士兵，他们是从贝朗尼区下来到地道的。那大兵高兴得哭了，时间不长，但足以发泄了。

那天夜里，大兵吃饭时，把在地道里做的梦说给他最要好的朋友听。朋友说，人在那种情况下，梦见乱七八糟的事情是正常的。

他回答说：“不是乱七八糟。我梦见了上帝，大家救了我，我又回到自己人中间来了。但是，还没能完全放心啊。”

接着，用比较平静的口气纠正说：“难以相信啊。”

那朋友回答说：战争里谁也不能肯定一切。谈话就此完结。大兵睡觉去了。他朋友睡觉去了。整个村庄变得一片宁静。哨兵们开始吸烟。四天后，那个把灵魂出卖给上帝的大兵走在大街的时候，一辆德国汽车把他给撞死了。

团队驻扎在诺曼底期间，汉斯·赖特尔常常洗海水澡，无论天气好坏，地点在皮尔巴伊岩石海岸，距离奥永德不远，或者去卡特里特北边的海岸。他所在的营集中住在巴讷维尔村。他上午出发，携带枪支和背囊，里面装着面包、奶酪和半瓶葡萄酒，目标是海岸。选好一块比较隐蔽的岩石，脱衣，下水，潜水，上来，游上几个小时；躺在那块岩石上，吃喝，翻阅那本《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

有时，他能看到海星，尽力憋气，停下来观看；最后，赶在浮出水面前，摸摸海星。有一次，他看见了一对岩壳鱼消失在海藻丛中，跟踪了一会儿（海藻像巨型死人的乱发），最后，一股强烈的胸闷感涌上心头，让他不得不迅速浮出水面，因为假如再多在水下耽搁一会儿，胸闷就会送他去海底了。

有时，他躺在那块潮湿的石板上，感到舒服得很，真想永远不再归队。他不止一次认真考虑过开小差的事，在诺曼底流浪，找个山洞住下，四处求乞，或者种几块菜地，肯定没有人告发。他想，也许会有夜视能力。时间一长，衣服会变得破烂，最后过裸体生活吧。那就永远不回德国了。总有一天会高高兴兴地淹死在海里。

那几天，有医生来访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连队。为他做检查的医生发现，除去眼睛不正常地发红之外，所能检查的各个方面都绝对健康。汉斯明白眼睛发红的准确原因：长时间不戴面罩在咸水里潜泳。但他没告诉医生，担心受罚或者禁止他下海。那个时候，汉斯认为要是佩戴潜水镜下水，简直就是亵渎神明。穿潜水衣可以，戴潜水镜绝对不行。那位医生给他开了一些眼药水，告诉他请假去看眼科医生。这位医生离开的时候心想这瘦高个小伙子可能是个瘾君子。他在生活日记里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军队里怎么会有扎吗啡的、吸海洛因的，也许是混合吸毒的年轻人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症状还是一种社会病态？他们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前途吗？还是粉碎我们未来理想和前途的铁锤？

汉斯·赖特尔没有快乐地淹死，突然有一天，部队停止外出；他所在的营（驻扎在巴讷维尔村）与310团另外两个营会合，一起登上军列，向东方开去；到达巴黎后，他们与311团会师；但是还缺少312团，不过看来312团不会加入这东进的行列了。于是，他们开始穿过欧洲，从西向东，经过德国、匈牙利，最后到达罗马尼亚新的驻地。

一些部队布防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线上，另外一些部队驻扎在跟匈牙利接壤的新国界上。汉斯所在的营住在喀尔巴阡。师部（该师已经不属于第10集团军，而是刚刚组建的第49集团军，眼下只有一个师）设在布加勒斯特。但集团军的新领导克鲁格将军在过去的上校、今天79师新师长冯·贝伦贝格将军陪同下，检阅了队伍，关注备战的情况。

现在，汉斯·赖特尔远离了大海，住进了山区，暂时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入住罗马尼亚开头的几周，汉斯眼前只有营里的士兵。后来，他看见了农民，他们总是跑来跑去，好像大腿和脊背上的蚂蚁，背着小包袱来来去去，只跟身后像羊羔一样的孩子们说话。喀尔巴阡地区的黄昏显得无尽无休，而天空给人的印象则是压得很低，仿佛就在头顶上几米的地方，这让士兵们感到窒息和不安。但是不管怎样吧，日常生活又变得安静起来，时间则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一天夜里，黎明前，营长命令一些士兵起床，登上两辆卡车后，向山区出发了。

士兵们刚一坐到卡车后面的木椅上，就又入睡了。汉斯·赖特尔睡不着。他刚好坐在车尾，拉开了帆布，向外张望。他的眼睛虽然每天上眼药，却依然总是红肿，加上有夜视能力，依稀看到两条山脉之间有几道小峡谷。卡车时不时地从一些高大的松树旁边驶过，它们虎视眈眈地似乎要拦截卡车。他看到远处较矮的山上有一座城堡或者要塞的黑影。天一亮，他才发现那是一片树林。他看见一些山包或者嶙峋的岩石很像船头翘起的沉船，又像一匹前腿直立的烈马。他看见群山中间有黑乎乎的小路，但那是飞向高空的夜鸟——只能是吃肉的猛禽。

上午，他们到达一处城堡。那里只有三个罗马尼亚人和一名党卫军军官。他也代理管家，给每人一杯凉牛奶和一块面包当早点（有些士兵表情厌恶地扔在一边）之后，立刻分配工作任务。除四人放哨外（其中有汉斯，因为那军官认为他不适合打扫卫生的工作），其他人把枪支一律放到厨房里去。接着，大家动手扫地，擦玻璃，掸尘土，给卧室铺上干净床单。

差不多下午三点钟的样子，客人们来了。其中一位是师长冯·贝伦贝格将军。随行的是帝国的作家赫尔曼·亨施以及79师参谋部的两名军官。乘坐另外一辆车来的是罗马尼亚将军欧金·恩特赖斯库，那时他三十五岁，是罗马尼亚国防军的新星。陪同他的有二十三岁的青年学者保罗·包贝斯库以及女男爵冯·聪佩。恩特赖斯库和包贝斯库刚刚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认识了女男爵。本来女男爵应该乘坐贝伦贝格将军的轿车，但是，她架不住恩特赖斯库的甜言蜜语和包贝斯库的幽默、开心的脾气，最后接受了他俩的邀请，他俩最大的理由是女男爵可以在他俩的车里占据较大的空间，因为德国将军的轿车里乘客太多。

汉斯·赖特尔看见女男爵冯·聪佩下车时，吃了一惊。但最奇怪的是，这一回年轻的女男爵来到他跟前停下脚步，以真正感兴趣的态度问他：你认识我吗？因为我看你面熟。汉斯（仍然保持立正的姿势，表情呆笨，目视前方，或者什么也没看）回答说：当然认识，因为我在您父亲男爵先生家里干过活，那时我还小，跟我母亲赖特尔在一起。您肯定还记得她吧？

女男爵笑了，说道：“记得。你那时是个到处乱跑的大个子男孩。”

汉斯说：“是的。”

女男爵说：“还是我表哥的心腹。”

汉斯说：“是您表哥胡戈·哈尔德先生的朋友。”

女男爵问他：“你在这吸血鬼城堡里做什么？”

“为帝国当差。”汉斯说道。第一次抬头看看女男爵。

她真漂亮，比从前见她时还漂亮。在他俩几步远的地方，恩特赖斯库将军和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在等着女男爵呢；将军在微笑；学者连连喊道：妙啊！妙啊！命运的宝剑再次砍下来九头蛇［9］运气的头颅。

客人们简单吃了一点东西，随后到城堡外面查看情况。冯·贝伦贝格将军起初对这次视察还有热情，但很快就觉得累了，回去了。此后，领导散步的就是恩特赖斯库将军了，他挽着女男爵的胳膊；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走在他左边，不停地唠叨着他了解的情况，但大部分是互相矛盾的。走在包贝斯库身边的是那位党卫军军官。他们后面是那位帝国的作家赫尔曼·亨施以及79师参谋部那两位军官。殿后的是汉斯。女男爵非要请汉斯在身边，理由是汉斯入伍前为她家效力。冯·贝伦贝格将军立刻同意了。

他们很快来到了岩洞地下室。一道铁栅栏门，上面挂着被时光腐蚀的盾牌，拦住了去路。那位党卫军军官，行为举止像城堡主人一样，掏出一把钥匙，开了大门。他点燃一盏提灯，人们鱼贯而入。只有汉斯留在门外。这是一个军官让他留下站岗。

这样，汉斯·赖特尔就站在那里了。他看看通向地下室的石头台阶，看看来路上荒凉的花园，看看城堡的钟楼，那样子像破落祭坛上的两根蜡烛。接着，从军上衣里掏出一支香烟来，点燃，望望灰色的天空、远处的峡谷；又开始想起女男爵冯·聪佩那张面孔，与此同时，烟灰落到地上，他靠在石头上，慢慢地睡着了。于是，他梦见了地下室内部的情形。石头台阶把大家引向一座圆形剧场，党卫军军官的提灯仅仅照亮了一部分。他梦见参观者们在笑。人人都在笑，只有一人除外，是参谋部一位军官，他哭个没完，寻找一个可藏身之处。他梦见作家亨施在朗诵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诗歌，后来吐血了。梦见大家都准备吃掉女男爵冯·聪佩。

他吓醒了，险些跑下台阶去亲眼看看梦境是不是属实。

等客人们重返地面时，随便哪个旁观者，哪怕最迟钝的人都可能发现：客人们已经分成了两组，一组上来时面色苍白，好像在下面看见了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另外一组上来时面带微笑，好像就人类如何天真又上了一课。

当天晚上，晚餐时，大家谈起了地下室，但也说到了别的一些事情。说到了死亡。作家亨施说，死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海市蜃楼，但实际上不存在。党卫军军官说，死亡是一种需要；他说，如果理智的话，没人接受一个充满乌龟和长颈鹿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死亡是一种调节器。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据东方智者说，死亡仅仅是个过渡时期。他说，不清楚的是，或者至少他不明白的是，过渡时期之后去哪里？去怎样的现实世界？

他说：“问题是向何处去。”他自己回答说：“答案就是自身价值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恩特赖斯库将军的意见是，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运动，是运动的原动力，它可以武装男人和所有的活物，包括蟑螂、巨大的星体。冯·聪佩女男爵说（她可能是说得最坦率的一位），死亡是件麻烦事。冯·贝伦贝格将军宁可不表示意见。两位参谋部的军官也如是。

后来，大家说起了谋杀。党卫军军官说，“谋杀”二字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难以界定，语意双关。作家亨施表示赞成。冯·贝伦贝格将军说，法律的事最好交给法官和法庭；要是法官认定这是谋杀，那就定为谋杀；如果法官和法庭裁定不是，你就不是。不必多说了。两位参谋部军官的看法和长官一致。

恩特赖斯库将军坦白地说，他童年时的英雄都是凶手和坏蛋；他说，他非常崇拜那些人。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提醒说，凶手和英雄在孤独和起初不被理解的时候非常相似。而冯·聪佩女男爵则说，她从来没见过凶手，但是见过坏蛋，可以说是个让人厌恶的家伙，但是，坏蛋头上戴着一个神秘的光环，对女人很有迷惑力；她说，事实是，她惟一的姑妈、冯·聪佩男爵的惟一妹妹，就爱上了这个坏蛋。这气坏了冯·聪佩男爵。他提出跟那个抢走妹妹爱心的家伙决斗。那小子出乎大家意料，同意决斗。地点选在波茨坦郊外的秋心森林里。决斗过去后许多年，她要亲眼看看那片高大的灰色树林和空地——父亲和那出人意料的家伙决斗的地方。早晨七点钟，那人带着两个乞丐当助手来到了林中空地。两个乞丐喝得烂醉。而男爵的助手则是X男爵和Y伯爵。一句话，奇耻大辱！连X男爵都气疯了，险些亲自开枪杀死那两个乞丐助手。那抢走男爵妹妹爱心的家伙名叫康拉德·哈尔德。冯·贝伦贝格将军一定会记得此事。（将军连连点头，其实他不知道女男爵说的事情。）女男爵继续说，这事闹得很大，当然，时间是在我出生之前啦。实际上，我父亲那时未婚。总之，他在那片很有浪漫名气的森林里举行了决斗，当然是用枪。我不知道双方采取什么决斗规则。结果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子弹从哈尔德左肩几公分处擦过。哈尔德的子弹显然也没打中目标，没人听见枪声，大家确信我父亲的枪法比哈尔德好得多，都认为如果有人倒下，那应该是哈尔德，而不是我父亲。哎呀，天啊，让大家（包括我父亲）吃惊的是哈尔德没有放下手枪，反而继续瞄准，这时才明白哈尔德还没有开枪呢，因此，决斗还没有结束。于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尤其是考虑到哈尔德的名声，哈尔德没向我父亲开枪，而是选中自己的左臂，开了一枪。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有人送他去了医院。也许哈尔德自己步行，在乞丐加助手的陪同下去找医生治伤了。与此同时，我父亲在秋心森林里一动不动，因为目睹了刚才的事情而怒火中烧或是气得满脸通红。这时，他的助手们赶忙上前安慰他，劝他不必生气，说那种人什么荒唐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久，哈尔德带着我姑姑出逃了。二人有一段时间住在巴黎，后来搬到了法国南方。哈尔德是个画家，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作品，他常常度假。后来，据我所知，二人结了婚，在柏林安了家。日子不太好过，我姑姑得了重病。她去世那天，我父亲收到一份电报。那天夜里，他第二次见到哈尔德。哈尔德醉了，半裸着上身。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哥，那时三岁，在哈尔德的住宅兼画室里乱跑，完全裸体，浑身涂满了油彩。

那天夜里，我父亲跟哈尔德第一次谈话，可能达成了什么协议。我父亲负责照看外甥，哈尔德永远离开柏林。时不时地有哈尔德的消息传来，都是关于他的一些小小丑闻。他那些在柏林的画作都在我父亲手中掌握。父亲没有勇气烧掉它们。有一次我问父亲画作放在什么地方。他不肯告诉我。我问他：画品如何？他瞅瞅我，说道：都是一些去世的女子。是我姑姑的画像吗？我父亲说：不是你姑。是别的女人，都去世了。

吃晚饭时，当然没人见过康拉德·哈尔德的作品。但是，那位党卫军军官说哈尔德是道德败坏的艺术家，对于冯·聪佩家族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后来，大家谈起艺术、艺术中的崇高行为、死亡的性质、迷信思想、各种象征物。

作家亨施说，文化就是用崇高艺术和迷信阐释组成的锁链。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文化是一种象征，它像救生圈。女男爵冯·聪佩说，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娱乐，就是让人快乐，其余的都是花言巧语。党卫军军官说，文化就是号召流血，夜间听起来比白天好听；另外，文化是命运的解码器。冯·贝伦贝格将军说，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巴赫的作品，这就足够了。一个参谋部的军官说，文化就是瓦格纳的作品，就足够了。另外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对他来说，文化就是歌德的作品，他也与将军的看法一致，这就足够了。他说，一个人的生活只能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相比。一个人的生活只能努力去有意识地享受别人的成果。

参谋部这位军官刚说的话，让恩特赖斯库将军觉得开心，他说，他认为，恰恰相反的是，文化是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生活，是集体生活的任何一种表现，哪怕它是庸俗的；接着，他说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风景画；他说，这样的风景在罗马尼亚随处可见；然后，他谈到了圣母像，他说，恰恰就在我眼前，有一张圣母的面孔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圣母像都美丽，（冯·聪佩女男爵听了这话满脸通红），最后，说起了立体派和现代绘画；他说，随便哪面破墙，或者随便哪面被轰炸过的残壁都比最著名的立体派作品有意思，就更别提超现实主义；他说，随便哪个罗马尼亚不识字的农民之梦都会让超现实主义甘拜下风。他说完这话，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短暂但大家有所期待，好像恩特赖斯库将军说了一句什么坏话，或者说了一句什么刺耳的话，或者低级趣味的话，或者谩骂了德国客人，因为参观这个阴森森城堡的主意就来自他和包贝斯库。但是，冯·聪佩女男爵打破了冷场，她提问的音调从单纯到世俗应有尽有：罗马尼亚农民梦的内容是什么？将军，您怎么知道那些很有特点的农民梦想什么呢？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回答就是哈哈一笑、声若洪钟的开怀大笑，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交圈子稍加色彩地把将军的笑声定义为“不会混淆的超人之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男爵的眼睛，说道：无论我的部下（士兵大多为农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奇怪。

将军说：“我会钻进他们的梦里。我会钻进他们最丢脸的想法里。我了解他们的每次心颤。我会深入他们心中，窥测他们最原始的念头，看出他们非理性的冲动，细查他们无法表达的激情。夏天，我可以睡在他们肺部；冬天，可以睡在他们肌肉里。所有这些，我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无需刻意追求和寻觅，无需任何强制，惟一的推动力就是真诚和爱心。”

到了睡觉的时候，或者说到了转移到另外一间客厅（那里布置了盔甲、刀剑和猎物的头颅标本；摆放了烈酒、糕点和土耳其香烟）的时候，冯·贝伦贝格将军道歉后就回自己房间去了。一个军官，瓦格纳的追随者模仿将军的行动，走了。另外一位，歌德的追随者则希望延长聚会。冯·聪佩女男爵说她没有睡意。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带头向另外一间客厅转移。落座时，恩特赖斯库将军坐到了女男爵身边。学者包贝斯库站在壁炉旁边，一面好奇地注视着那党卫军军官。

两个士兵（其中一人是汉斯·赖特尔）充当侍者。另外那个大兵长得壮实，红头发，名叫克鲁泽，一副要睡觉的模样。

大家首先赞扬了一系列小点心；接着，丝毫不停顿地开始说起德拉库拉［10］伯爵，好像大家等了一整宿就是为了谈这个话题。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有这个伯爵；一派不信。不信的人有参谋部军官、恩特赖斯库将军和女男爵；信的人有学者包贝斯库、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包贝斯库断言：德拉库拉的真实姓名叫弗拉德·则别斯，外号叫“桩刑者弗拉德”，是罗马尼亚人。亨施和党卫军军官断言：德拉库拉是个日耳曼贵族，离开德国的原因是被指控叛国或者想像中的不忠诚，早在弗拉德·则别斯出生前很久就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定居下来了；他俩不否认弗拉德·则别斯在历史上有其人，也不否认他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的外号暴露出他使用的杀人方法与德拉库拉的方式毫无关系；德拉库拉不用桩刑，而是扼杀，有时是砍头；德拉库拉在国外的生活始终是让人吃惊的，是一种地狱般的长期服刑。

包贝斯库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德拉库拉就是一位罗马尼亚爱国者，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的侵略，就凭这个事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包贝斯库说，历史是残酷的，残酷而又自相矛盾：这位抑制住土耳其人征服冲动的伟人，由于一个英国二流作家的创作，而变成了魔鬼，变成了只对人血有兴趣的放荡鬼，而真实的情况则是德拉库拉仅仅希望土耳其人流血。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恩特赖斯库将军，虽然晚饭时就已经喝了好多酒，饭后吃点心的时候又吞下几杯，却不像是醉了的样子——实际上，他和那位爱挑剔的党卫军军官（几乎滴酒不沾），是这群人里最清醒的人了；他说：如果有人对重大历史事件不感情用事地对待（包括对历史中不明白的事件，当然因为没人懂得），那么英雄变成了魔鬼，或者变成了最下贱的败类，是不奇怪的；或者英雄无意中变得跟平民一样也不足为怪；或者一个平常人或者一个好心的庸人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变成了智慧的明灯、一盏能让几千万人痴迷的魔灯，而仅仅证明了崇拜有理，这个庸人并没有刻意追求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奇怪的（尽管每个人，包括最坏的流氓，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也梦想统治别人，也打算万寿无疆）。他发问道：难道基督设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教会将要在地球最偏僻的角落里建立起来吗？他发问：难道基督有过我们称之为世界思想的东西吗？难道基督看上去无所不知，那时就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东方住着中国人（“中国”二字他吐字困难）吗？他就知道向西还有美洲，那里住着原始部落？他自己回答说：基督不知道，虽然有世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办到的事情；人人都有世界思想，通常总是局限于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土地、自己眼前那些摸得见的俗事；这样的世界观小气，有局限性，充满了家庭琐事，常常与时间同在，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这时，恩特赖斯库将军把话题意外地一转，说起来弗拉维奥·约瑟夫斯［11］，此人聪明，胆小，谨慎，能吹会拍，精于算计，如果仔细研究他的世界思想，那比基督的思想还复杂、微妙，但不如那些帮助他把《犹太古史》翻译成希腊文的二流哲学家们，他们从这个头号受雇者手里领工资，整理约瑟夫斯的文章，把俗文变得高雅，把约瑟夫斯恐怖和死亡的絮语变成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美文。

随后，恩特赖斯库将军高声展望起那些拿薪水的哲学家们如何漫步在罗马街头和走在通向大海的道路上，想像他们裹在毛毯里坐在路旁构思世界思想的情景，仿佛看见他们在港口酒馆，那些散发着海鲜、香料、葡萄酒和油炸食品的黑暗地方吃饭的情景，直到最后一一远去，其消失的方式与德拉库拉相同，带着染血的铠甲和染血的衣裳，是个坚忍不拔的德拉库拉，是个阅读塞内加［12］作品的德拉库拉，或者是喜欢听德国宫廷情诗（其中的骑士功绩在东欧可与法国《罗兰之歌》描写的英雄故事媲美）的德拉库拉。恩特赖斯库将军长叹道：无论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象征意义即诗学的角度，都有一比。

说到这里，恩特赖斯库将军对自己的兴之所至表示歉意，随即沉默下来。包贝斯库抓住这个机会说起一个罗马尼亚数学家来，此人生于1865年，卒于1936年，用他最后的二十年寻找“一些神秘的数字符号”，这些符号隐藏在人类可见的某个辽阔的景色里，但这些符号是看不见的，可能存在于岩石中，或者两房之间，甚至两个数字之间，比如像有人说的是隐藏于7和8之间可供选择的数学里，等候人类去发现它和破解它。惟一的麻烦是，要想破解就必须发现，而要发现就必须破解。

包贝斯库解释说，那位数学家所说的破解，实际上是指理解，说发现是指应用。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踌躇一下，说：也许不对。我们这些弟子（包括我）同样会听错他的话。不管怎样吧，那位数学家，好像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一天夜里，不可避免地精神错乱了，大家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包贝斯库和另外两个布加勒斯特的年轻人去医院看望了他。起初，数学家没有认出他们三个。但几天过后，他脸色已经不挂着狂相了，而只是败下阵来的老人，这才想起或者装做想起三人的样子来，冲他们一笑。但是，在家属的要求下，他没能出院。另外，他的病反复发作使得医生们决心让他长期住院。一天，包贝斯库去看望他。此前，医生们给数学家提供了一个小本子。数学家在上面画了医院周围的树木、其他患者的画像、从园林角度望去的房屋轮廓。数学家和包贝斯库很长时间都没说话。还是包贝斯库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以年轻人特有的鲁莽口气直接触及老师的疯病或者可能的疯病。数学家笑了。他说：疯狂是不存在的。包贝斯库申明：您可是住在这里啊！这是疯人院！数学家好像没听见他说话。他说：假如我们非说有疯病的话，那么惟一的疯病就是化学代偿机能障碍，只要使用化学药品很容易治好。

包贝斯库高声说：“亲爱的老师，可您住在这里！这里！这里！”

数学家说：“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包贝斯库没懂他的话。心想自己在跟疯子说话呢，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他双手捂住脸，就这样不知待了多久。刹那间，他以为自己睡着了。于是，睁开眼睛，揉了揉，看见数学家坐在自己眼前，挺胸抬头，双腿交叉，在望着他。包贝斯库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数学家回答说：我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包贝斯库请求他说清楚。数学家回答说：要是我说清楚了，可能还会发疯，甚至会死掉。包贝斯库说：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天才人物来说，关在疯人院就等于是活埋。数学家宽厚地笑笑，说道：您说错了。这里恰恰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才不至于死掉：医生、护士、药品、时间、可以画画的本子、公园。

但是，不久，数学家就死了。包贝斯库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包贝斯库跟着几个数学家的学生一起去餐厅。大家吃饭之余，聚会到很晚。人人都说数学家的往事，说起了身后事。有个人把男人的命运与一个老妓女的命运作了比较。有个人刚满十八岁，跟着父母去印度旅行归来，朗诵了一首诗。

两年后，包贝斯库非常偶然地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位曾经给数学家住院期间治过病的医生。这是个年轻医生，真诚、坦率，不会拐弯抹角。另外，有点醉了，容易吐真言。

据这位年轻医生说，数学家刚一住院时，有着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治疗几天后有所好转。一天夜里，值班的时候，他去数学家病房聊天，因为数学家就是吃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院长允许他亮着灯，随他便。医生开门后吓了一跳。数学家不在床上。医生马上想到了“逃跑”的可能性。但是，片刻后，他发现数学家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医生弯腰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发现一切都好，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数学家于是说道：没事。一面望着医生的眼睛。医生看到了一种绝对恐惧的眼神，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神，就是每天跟那么多疯子、各种各样的疯子打交道也没见过。

包贝斯库问那医生：“绝对恐惧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医生打了两个嗝，在椅子上扭动两下，回答说，那是一种好像怜悯的眼神，但空洞无物，好像神秘地周游世界之后，皮囊里只剩下了怜悯，好像怜悯是个装满水的皮囊，比如，在一个鞑靼骑士手里，他深入到草原去，我们看见了他渐行渐远的身影；后来，这个骑士回来了，或者说他的灵魂回来了，或者他的影子回来了，或者他的思想回来了，随身带回了空空的皮囊，里面已经没水了；旅途中，他已经喝光了水，或者说，他和他的马已经把水喝光了；眼下，皮囊是空的，这正常，装满了水才是不正常的。但是，满满的水袋也不会引起恐惧，不会让他惊慌，更不会让他感到孤独，反之，空皮囊则会引起恐惧。这就是医生在数学家脸上看到的表情，绝对的恐惧。

医生对包贝斯库说，最有趣的是，过了一会儿，数学家镇静下来了，精神错乱的表情已经消失，据他所知，后来没有复发过。这就是包贝斯库要讲述的故事。他像前面的恩特赖斯库将军一样，也为讲话过长而道歉，也可能让大家感到厌烦了吧。大家忙说没有、没有，实际上，口气里没有诚意。这之后，聚会开始变得无精打采了。不久，众人纷纷回自己房间去了。

但对大兵汉斯·赖特尔来说，惊奇的事情连连不断。黎明时分，他感觉有人在摇晃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克鲁泽。他没明白克鲁泽低声说的话，就抓住了对方的衣领，使劲一勒。这时，又有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了。是大兵耐兹克。

耐兹克说：“傻瓜，别伤着他！”

汉斯松开了克鲁泽的衣领，没有伤害他。接着，他快速穿上军装，跟着两个大兵出去了。三人走出充当营房的地下室，穿过一条长廊。大兵维尔克在等着他们。维尔克是小个子，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五八，脸庞消瘦，眼睛有神。三人来到他身边，一一跟他握手，因为维尔克很讲礼仪，战友们知道跟他在一起必须守规矩。随后，四人登上一个梯子，打开一扇门。他们进了一个房间，里面空空如也，很冷，好像德拉库拉刚刚离开似的。里面只有一面旧镜子。维尔克把它从墙上摘下来，里面露出来一个秘密通道。耐兹克拿出一个手电筒，递给维尔克。

四人沿着石阶上上下下走了十多分钟，最后实在想不出是已经走到城堡的最高处，还是沿着一条小路回到了地下室。这条通道每隔十米有个分岔。走在前面的维尔克有好几次迷路。一面走，克鲁泽一面低声说，通道里有奇怪的东西。大家问是什么怪东西。他说不会是老鼠。维尔克说：最好别是老鼠。我讨厌老鼠。汉斯和耐兹克说他们也讨厌老鼠。克鲁泽说：我也不喜欢老鼠。可是旧城堡里经常有老鼠的。咱们还没有遇上罢了。三人静静地想着克鲁泽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都说：这话有眼力。真正让人感到奇怪的就是没有看见老鼠。一只也没有。最后，四人停下来，用手电前后上下扫射一遍，只见道路像长蛇一样黑乎乎伸展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只老鼠也没有。再好不过了。四人点烟，边抽边说，假如他遇上了冯·聪佩女男爵，会怎样跟她做爱。接着，四人继续静静地兜圈子，最后都出汗了。耐兹克说：这空气都被污染了。

于是，四人试着走回头路，克鲁泽打头。不久，回到了有镜子的那个房间。耐兹克和克鲁泽告辞走了。汉斯和维尔克与那两位朋友分手后，又一次钻入了迷宫。这一次，二人不说话，不让嗡嗡声捣乱。维尔克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汉斯闭了眼睛走了一会儿。正当他俩感到绝望的时候，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条旁道，非常狭窄，两侧是石墙，表面上厚实，其实是空心的；墙上有小孔洞或者是小枪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窥视房间里的一切。

他俩看到了党卫军军官的房间，里面有烛光。他俩看见那军官身穿睡衣，在壁炉旁边的桌子上写什么东西。那表情是懒洋洋的。虽然应该看的就是这些，汉斯和维尔克还是互相拍拍后背，因为这才明白这条路是正确的。于是，继续前进。

凭着触摸，他俩又发现了别的小孔。里面是有月光照亮或者黑暗的房间，如果贴在石墙上，可以听到有人睡觉的鼾声和梦呓。下一个有亮光的房间是冯·贝伦贝格将军的。里面只有一支蜡烛放在床头桌的烛台上，烛光来回摇晃，好像什么人打开了卧室的大窗户，造出来一些似乎把这地方伪装起来的影子和幽灵。将军这时正跪在有华盖的大床脚下祷告。汉斯发现将军的面部扭曲，好像背负着重担，不是士兵的生命，绝对不是，也不是家属的生活，甚至也不是他自己的命运，而是良心的压迫。这是汉斯和维尔克离开这个小孔时的感觉，让他俩深感敬佩和害怕。

最后，他俩又经过几个隐藏在暗处和梦幻中的监视孔之后，来到了真正想去的地方：有九支蜡烛照明的冯·聪佩女男爵的房间；在床前一米处挂着一个武士或者是武装修士的画像，从他那沉思和痛苦的表情中可以看到禁欲、苦修和放弃世俗的一切是多么得烦恼。

他俩发现冯·聪佩女男爵被压在一个裸体男子身下，可以看见男子后背上和大腿上的浓密汗毛；可以看见女男爵的金发和雪白的前额时不时地从那男子的左肩下露出一两下。那男子在奋力撞击着她的阴户。女男爵的叫喊声起初吓了汉斯一跳。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那是愉悦而不是痛苦的叫声。交配结束后，恩特赖斯库将军从床上下来了。汉斯和维尔克看见将军朝一张桌子走去，那上面摆放着伏特加。他的阴茎，上面还挂着大量精液，仍然处于勃起或半勃起状态；维尔克大约估量了一下，心里想，肯定有三十厘米长。

后来，维尔克告诉战友们，将军赛过公马。像公马一样不知疲倦，喝了一杯伏特加之后，他又回到床上。女男爵冯·聪佩还在打盹，将军让她换了一个姿势，再次操她，起初的动作还难以察觉，但后来猛烈的程度让迎面朝天的女男爵咬得手背流血才没尖叫出来。这时，维尔克已经解开了裤子口，靠在墙上手淫起来了。汉斯听见身边有呻吟的声音。起初以为是一只偶然来到他俩身边的老鼠做垂死挣扎呢。以为是只老鼠崽子。但是，一看见维尔克的阴茎和前后移动的手，就恶心起来，用胳膊肘杵了维尔克胸部一下。维尔克丝毫不予理睬，继续手淫。汉斯看看维尔克，觉得他表情怪异之极。那侧影像一个工人或者工匠，或者一个普通行路人的铜版画；这时，一道月光突然让那人睁不开眼了。他好像在做梦，或者确切地说，在一瞬间里打破了梦与清醒的黑色高墙。于是，不再打搅维尔克；片刻后，他自己也开始小心地摸摸裤子口，随后干脆掏出阴茎来，与将军和女男爵的动作节拍同步。这时，女男爵不再咬手（血印在床单上变大了，旁边就是她有汗水的面颊），而是哭泣，说些将军和两个士兵都不懂的话，内容超越了罗马尼亚，甚至德国和欧洲，超越了乡下人的魔鬼附体，超越了模糊的友谊概念，超越了维尔克和汉斯，也许不包括恩特赖斯库将军，所理解的爱情、欲望和性交。

后来，维尔克把精液射在墙壁上，也低声说些大兵的祈祷词。不久，汉斯·赖特尔也把精液射在墙壁上了，咬着嘴唇，没有说话。随后，将军下了床。他俩看见，或者以为看见，将军的阴茎上有血滴，有闪亮的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后来，女男爵要了一杯伏特加。接着，他俩看见将军和女男爵拥抱在一起，站在地上，手里举着各自的酒杯。后来，将军用罗马尼亚语朗诵了一首诗歌。女男爵虽然不懂意思，但是夸奖诗的音乐感。接着，将军闭上眼睛，装出倾听什么的样子，是天籁之声吧。然后，睁开眼睛，在桌旁坐下，让女男爵再次坐到他已经勃起的阴茎上（这三十厘米长的阴茎是罗马尼亚政府军的骄傲啊）；喊叫声、呻吟声和哭泣声再次响起来了，与此同时，女男爵一下又一下地落到将军的阴茎上，或者说，是将军的阴茎一上又一上地钻入女男爵的体内；于是，将军再次高声朗诵，一面挥舞双臂（女男爵的双手紧紧搂住了将军的脖子），朗诵一首他们谁也听不懂的诗歌，但是每四句里会出现一次德拉库拉的名字；这首诗可能是军歌，可能是讽刺诗，可能是碑文，甚至可能是抗德歌曲，但节拍合适，而实际上不可能为此景而作；女男爵喜欢这首诗歌，她跨坐在将军的大腿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好像亚洲辽阔草原上的热情牧羊女，她双手搂紧情人的脖子，不时地把右手流出的鲜血抹在情人的脸上，涂在情人的嘴角。将军并不因此停止朗诵。那首诗里每四句就冒出一声德拉库拉。汉斯判定（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这是一首讽刺诗。与此同时，维尔克再次手淫起来。

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但对不知疲倦的将军和不知疲倦的女男爵来说，一切远未结束），他俩静悄悄地走出秘密通道，静悄悄地把镜子放回原处，静悄悄地回到那地下临时营房，静悄悄地躺在各自的武器和背包旁边。

第二天，两辆轿车带走了客人们，不久小分队也离开了城堡。只是那位党卫军军官留下跟士兵一起打扫卫生，整理一切。随后，这位军官觉得这活计让他完全满意，便下令出发，小分队上了那辆卡车，朝山下开去。城堡里留下了那辆轿车，党卫军的司机并没留下。这事有点奇怪。离开城堡的时候，汉斯·赖特尔看到了那位军官，此前军官已经登上了一个城垛，在注视着远去的小分队，脖子伸得老长，脚踮得老高，最后城堡和卡车双双都消失了。

汉斯·赖特尔在罗马尼亚服役期间，两次申请并获准回家探亲。回家后，白天，他背靠岩石眺望大海，但是不想游泳，更不想潜水；有时他就漫步在田野上，最后总是走到冯·聪佩男爵的别墅，如今空空落落，显得矮小了，由那位老守林人看管。他有时跟守林人谈一谈，谈话（如果可以称之为谈话）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守林人问他：战事进行得怎么样了？汉斯无奈地耸耸肩而已。汉斯则问守林人小女男爵的情况。守林人也耸耸肩。这耸耸肩可能意味着他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实际情况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像做梦，或者一切都不好，最好别问，还是有点耐心吧。

他还和小妹妹洛特在一起度过许多时光。洛特那时十岁多一点，崇拜哥哥。这样的崇拜让汉斯觉得好笑，同时又感到难过，甚至有宿命的想法，这毫无意义，但是不敢下定论，因为可以肯定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他躺在床上，耳边传来父母的鼾声，心里想：打仗时没人自杀。为什么？因为求安逸，求延长寿命，因为人类总是愿意把自己的责任交给别人管理。实际上，战争期间，自杀的人很多，但是，汉斯还年轻不懂事（但不能说他文化少）。他利用两次探亲假还去了柏林（因为顺路），打算找一找胡戈·哈尔德。

他没找到。在胡戈原来的住处，如今住着一家公务员，有四个年轻的女儿。汉斯问家长（纳粹党员）从前的房客是不是留下了新地址，那一家之主冷冰冰地回答不知道。但是，没等汉斯走下楼梯，那家的大女儿，最漂亮的姑娘追上了汉斯，说她知道哈尔德现在的住处。接着，她继续下楼。汉斯连忙跟在她后面。姑娘把他拉到一个公园。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她转过身来，好像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扑上来，亲了他嘴唇一下。汉斯推开她，问：你干吗要亲我？姑娘说：看见你我很高兴。汉斯注意看看她的眼睛：暗淡的蓝色，像盲人的眼珠，意识到自己在跟一个花痴说话。

虽说对方是花痴，他还是想打听胡戈·哈尔德的情况。姑娘说：你不让我亲嘴，我就不告诉你。二人再次接吻：起初，姑娘的舌头非常干燥。汉斯反复滋润对方后，问她：胡戈·哈尔德如今住在什么地方？姑娘微微一笑，好像汉斯是个笨孩子。她问：你猜不着吗？汉斯摇摇头。这姑娘不会超过十六岁，放声大笑起来。汉斯心里想，这样笑下去的话，警察很快会来盘查的。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让她闭嘴，只好再次用亲吻堵住她的嘴巴。

汉斯离开她的嘴唇后，她说：“我叫英格博格。”

“我叫汉斯·赖特尔。”他说。

她低头瞅瞅沙土、石子路面，脸色变得明显苍白起来，仿佛要晕倒的样子。

她再次说道：“我叫英格博格·鲍尔。希望你别忘了我。”

从这一刻起，二人轻声说话，声音越来越低了。

“不会忘的。”汉斯说。

“你发誓！”姑娘说。

“我发誓。”汉斯说。

姑娘问：“你冲谁发誓啊？母亲，父亲，上帝？”

“上帝！”汉斯说。

姑娘说：“我不信上帝。”

汉斯说：“那我冲着母亲、父亲发誓。”

姑娘说：“这种誓言不值钱。父母没意思。有人总是设法忘记自己是有父母的。”

“我不会的。”汉斯说。

“你也会的。”姑娘说，“我也会。人人都会的。”

“那你愿意我冲什么发誓，我就冲什么发誓。”汉斯说。

姑娘问：“你能冲着你的师团发誓吗？”

“我冲着我的师、团、营发誓。”汉斯说道。接着又以集团军和政府军的名义发誓。

姑娘说：“说真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我不相信军队。”

汉斯问：“你相信什么？”

姑娘想想如何回答才开口：“可信的很少。有时，我甚至忘掉了我相信的东西。能信的东西很少、很少。不信的东西很多、很多，把我相信的东西都给压住了。”

汉斯问：“你相信爱情吗？”

“不信。坦率地说，不信。”姑娘答道。

“相信诚实吗？”汉斯问。

姑娘呼出一口气：“更不信。”

汉斯问：“相信太阳下山吗？相信星空吗？相信拂晓吗？”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任何可笑的东西。”姑娘露出明显厌恶的神情。

“有道理。”他又问，“相信书本吗？”

姑娘说：“尤其不信。再说了，我家里只有关于纳粹的图书，纳粹的政治，纳粹的历史，纳粹的经济，纳粹的神话，纳粹诗歌，纳粹小说，纳粹戏剧。”

汉斯说：“真没想到纳粹分子居然写了这么多作品。”

姑娘说：“汉斯，我看你除去亲嘴，对事情很少有看法。”

“的确如此。”汉斯说道。他一向准备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于是，二人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英格博格不时地停下来，亲亲汉斯的嘴唇。任何一个看见此情此景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跟自己的未婚妻，没钱去别的地方，又爱得如胶似漆，有很多事情要互相倾诉。但是，如果这假设的看客能走到他和她身边并且注意她的眼睛，那就会发现，姑娘是花痴，年轻的士兵心里明白，但不在乎。实际上，面对这样的相逢，汉斯不但不在乎姑娘是花痴，更不在乎他朋友胡戈·哈尔德的住址，而是干脆在想到底有什么寥寥的事情值得发誓。于是，他问呀，问呀，有意点出姑娘的妹妹们、柏林城、世界和平、世界上的孩子们、鸟类、歌剧、欧洲的河流、过去的情人、英格博格的生活、友谊、幽默、一切他能够想到的事情；他听见的回答是一连串的否定。最后，终于走遍了公园的每个角落后，姑娘才提出有两样事她认为值得以它们的名义发誓。

“想知道吗？”

“当然想知道啦！”汉斯说。

“我要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啊！”

“我不会的。”汉斯说。

“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笑话我吗？”

“不会的！”汉斯说。

姑娘说：“头一件是暴风雨。”

“暴风雨？”汉斯万分惊奇地问道。

“只有狂风暴雨，当乌云密布，天空漆黑，雷鸣闪电划过长空，农民们穿过牧场倒地而死的时候。”

“我能理解。”汉斯说。凭心而论，他不喜欢暴风雨。“第二件是什么？”

姑娘说：“是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汉斯问。这比暴风雨更令人困惑。

“对，对，是阿兹特克人。”姑娘说，“他们在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到达之前就已经居住在墨西哥了，是他们修建了金字塔神庙。”

汉斯说：“这么说是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啊！”

姑娘说：“只有阿兹特克人居住在提特诺奇提特兰和特拉特洛科，用活人祭祀神灵，住在两座湖上城市里。”

汉斯说：“这么说是居住在两座湖上城市里啊。”

“对。”姑娘说。

有一阵工夫，二人默默地散步。后来，姑娘说：我能想像出来那两座城市就像日内瓦和蒙特勒。有一次，我和家里人在瑞士度假。我们乘船从日内瓦前往蒙特勒。夏天的莱芒湖美妙无比，虽然蚊虫太多。我们是在蒙特勒一家客栈过夜的。第二天，换另外一艘船返回日内瓦。你到过莱芒湖吗？

汉斯说：“没有。”

“那里很美。不仅有那两座城市，沿湖还有许多城镇，比如洛桑，它比蒙特勒大很多，还有沃韦，还有韦尔涅。实际上有二十多个城镇，有些很小。能有个概念吗？”

汉斯说：“模模糊糊吧。”

姑娘用鞋尖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湖泊的形状，说道：“这里是日内瓦。在另外一头，这里是蒙特勒。其他地方是别的城镇。现在有概念了吗？”

汉斯说：“有了。”

姑娘一面用鞋子擦掉地图，一面说道：“我就这样想像着阿兹特克人那片湖水。只不过它更美罢了。没有蚊虫。常年气候宜人。有大量金字塔神庙，又多又大，多得数不过来。那些金字塔神庙层层叠叠，互相遮掩，都用每天献祭的人血涂成红色。接着，我又想像阿兹特克人的情形。也许你没兴趣了吧。”

“有，有兴趣。”汉斯说。此前，从来没想到过阿兹特克人。

姑娘说：“他们是些怪人。你如果注意观察他们的眼睛，很快会发现他们有疯病。但是不关在疯人院里。或许也关。但表面上不关。阿兹特克人穿着非常华丽。每天穿衣时非常仔细地挑选服饰。有人说，他们在更衣室要待上几个小时，挑出最合适的衣裳；然后，带上昂贵的羽毛帽，胳膊和双腿上佩戴首饰，还要戴上项链和戒指；无论男女都涂抹脸部。然后，出门沿着湖边散步，互相不说话，凝眸注视着航行的船只。那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是阿兹特克人便赶忙低下头继续钓鱼或者迅速离开那里，因为有些阿兹特克人常有残忍的怪念头。他们像哲学家那样散步之后，就走进了金字塔神庙，那里面很像大教堂，惟一的照明来自塔顶上方的天光，那是一道穿过巨大黑曜岩的光线，就是说，是发亮的黑光。对了，你见过黑曜岩吗？”

汉斯说：“没有。从来没见过。也许见过，可是没注意。”

姑娘说：“要是见过，肯定会马上注意到。黑曜岩就是一种黑色长石，或者深绿的长石，这本身就很奇怪，因为长石通常是白色或者黄色。最重要的长石是正长石、钠长石和拉长石，让你知道知道。但我特别喜欢的长石是黑曜岩。好了，咱们接着说金字塔神庙吧。神庙最高处放置着这种祭祀用的石头。猜到是用什么石头吗？”

汉斯答道：“用黑曜岩。”

姑娘说：“正确。是一块相当于手术台大小的石头。阿兹特克的巫师或者巫医把祭祀的活人放在石头上，然后挖出心脏。但真正让你吃惊的是，这些石床是透明的！打磨或挑选的石头都是供祭祀用的透明石。而在神庙里的阿兹特克人是站在庙内观看祭祀的，可能你也猜到了，因为照亮庙内的庙顶天光恰恰来自那块祭祀石头下方的开口。这样一来，起初光线是黑色或灰色的，是一种微弱的光线，只能照出庙内阿兹特克人严肃的身影；但是，新牺牲者的鲜血一流淌在透明的黑曜岩上，光线就变成了红黑色，是鲜红加黑亮；这样一来就看不出阿兹特克人的身影，而是照出了他们的面庞、被红光加黑光变形的脸，好像光线能把他们每个人个性化。就是这些。但这些会持续很长时间，会超越时间，或者进入别的时空。阿兹特克人走出神庙后，阳光不会伤害他们。个个表现得像经历了日食。于是，恢复日常活动，基本上就是散步、洗澡，再散步、长时间静静地注视一些难以区别的东西，或者琢磨昆虫在地上绘出的图案，或者跟朋友们一块吃饭；但是，大家都保持安静，跟独自吃饭一样地安静。还有时不时地也打仗，部落战争。天上总有日食陪着他们。”

“哎呀，哎呀，哎呀！”汉斯惊叫道。女友的渊博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经意间，二人默默地在公园里走了一段路，安静得好像阿兹特克人。后来，姑娘问他会冲谁发誓，是阿兹特克人，还是暴风雨。

“不知道。”汉斯说。他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发誓了。

姑娘说：“你选吧！好好想想！因为要比你想的重要。”

汉斯问：“什么事那么重要？”

姑娘说：“你的誓言。”

汉斯问：“为什么重要？”

姑娘答：“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对我来说重要，因为影响我的命运。”

这时，汉斯想起来应该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她，同时感到非常难过。一瞬间，他呼吸困难，觉得话语堵在嗓子眼里。他决定冲着阿兹特克人发誓，因为他不喜欢暴风雨。

他说：“我冲着阿兹特克人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你！”

“谢谢。”姑娘说罢，二人继续散步。

过了一会儿，汉斯虽然已经没兴趣了，还是问她胡戈·哈尔德的住址。

姑娘叹息一声，说：“他住在巴黎。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汉斯“啊”了一声。

姑娘说：“他住在巴黎是正常的。”

汉斯想，也许她说得有道理；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就是胡戈·哈尔德搬到巴黎去了。夜幕降临时，汉斯送姑娘到她家门口。随后，向火车站跑去。

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发起进攻。79师被编入第11军。几天后，师前锋队伍渡过普鲁特河，与罗马尼亚军团并肩作战，他们表现得比德国人预料的要勇敢得多。但是，进军速度不如南方军团各单位那么快；南方军团由第6军、第17军以及那时的第1装甲团组成；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它改变了名称，与第2装甲团、第3装甲团和第4装甲团一道，改成了赫赫有名的装甲军。可以推测的是，第11军人力、物力都差，还不算要走崎岖的山道，公路稀少。此外，进攻的方式不能采取南部、中部和北部军团有利的突然袭击。但是，汉斯所在的这个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渡过了普鲁特河，战斗继续沿着比萨拉比亚［13］的平原和丘陵展开；然后渡过德涅斯特河，到达敖德萨郊区，继续前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团留在原地，针对撤退的苏军作战。随后，79师渡过布格河［14］，继续前进，身后留下大片燃烧的乌克兰村庄、燃烧的谷仓、很快就燃烧起来的森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燃料所致，那些森林仿佛无边无际麦田中的黑色孤岛。

是谁放火烧毁了那些森林呢？汉斯·赖特尔有时问维尔克。维尔克耸耸肩。耐兹克和克鲁泽也耸耸肩。还有莱姆克军曹也耸耸肩。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走了太多的路，可79师是马拉步兵师啊，就是说，应该由牲口拉着走；而师里的牲口就只有骡子和士兵；骡子运输辎重，士兵走路和打仗，仿佛闪电战从来就没有照顾过这个师的组织系统；正如维尔克所说，还像拿破仑时代，前进、倒退、强行军，维尔克说，好像更多的是强行军；后来，他像其他战友一样，继续趴在地上，说他不知道哪个鬼东西烧了森林。反正不是我们。对吧？小伙子们！耐兹克说不是，不是我们。克鲁泽和巴尔茨也说：不是。甚至连莱姆克军曹也说：咱们烧毁了那边那座村庄，炸毁了左边或右边的村庄，可是没烧毁森林。他的部下纷纷点头。此后再也没人说话。大家都静静地望着那燃烧的森林，看着大火如何把黑岛烧成了橘红色的岛屿。有的人说：可能是拉登廷上尉那个营干的，他们是从森林里出来的，肯定是在森林遇到了抵抗。另一个人说：也许是工兵连干的。但实际上，他们没看见任何人，无论是附近的德军，还是在那一带抵抗的苏军，只有黄色的海洋里、闪亮的蓝天下的一片黑森林，忽然间，没有预先通知，就好像到了一个麦田大剧场里，森林就成了舞台，大火就成了这圆形剧场的幕布，正在吞噬一切、美好的一切。

79师渡过布格河后，又渡过了第聂伯河，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汉斯·赖特尔在皮里柯普及其附近村镇作战。他始终不知道这个地方名叫皮里柯普，但是走过这个镇子的几条街道，一面迈过尸体，一面命令老弱妇幼回到家里去，别出门。他有时觉得头晕目眩。有时感觉猛然一站起来就会视力模糊，眼前一片黑暗，充满了流星雨般的火星。但是，这些流星雨活动的方式特别奇怪。或者根本不动。成为不动的流星雨。有时，他和战友们一道去攻打敌阵，不加任何防备；这为他赢得了英勇无畏的美名，尽管他一心追求来颗子弹让他安息。一天夜里，他无意中跟维尔克说起了自杀。

“咱们基督徒手淫，但不自杀。”维尔克这样告诉他。汉斯入睡前一直在想这句话，他觉得维尔克这句玩笑话后面有道理。

但他并不因此就改变看法。在攻取丘诺莫斯克的战斗里，310团的作用很突出，尤其是汉斯所在的营。汉斯至少有三次险些丧命：第一次是在进攻基洛夫斯克郊外一个砖石结构的炮台时，炮台位于切尔尼索夫、基洛夫斯克和丘诺莫斯克的连接点上，这是个没有抵抗过、连一排野战炮也没有的炮台，是个让汉斯一看见就激动的炮台，因为它寒酸和无辜，好像是孩子造的玩意儿、由另外一些孩子来把守。汉斯的连队缺少迫击炮弹，于是决定强攻。需要敢死队。汉斯第一个走出队列。士兵福斯几乎立刻跟上来了。福斯也是个勇士，或曰潜在的自杀者。接着，又有三个士兵挺身而出。冲锋迅速实施：汉斯和福斯从炮台左翼进攻，其余三人包抄右翼。在他们距离炮台二十米时，炮台里射出一排步枪子弹。包抄右翼的人立刻卧倒了。福斯稍稍犹豫了一下。汉斯继续向前冲。他听见子弹从头部几厘米的地方呼啸而过，但没有弯腰。恰恰相反，他似乎挺起了腰板，打算看清楚那些准备要结束他性命的少年面孔。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有个子弹擦过了他的右臂。他感觉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下，他摔倒了。原来是福斯。这小子虽然也勇猛，但还有点理智。

汉斯·赖特尔看着福斯把他推倒在地后，如何向炮台匍匐前进。他看到福斯那打了掌的鞋底把石块、杂草、野花一一留在身后，扬起来一道尘土，对他来说尘土不高；但是，对于那排从南到北的蚂蚁窝来说可非同小可。与此同时，福斯从东向西继续爬行。接着，汉斯站起来，跨过福斯的身体，开始向炮台射击，再次听见耳边呼啸的子弹声；他继续射击，向前进，仿佛闲庭信步和拍照一样，最后炮台被炸掉了，那是右翼士兵扔出三颗手榴弹的结果。

汉斯第二次险些送命是在夺取丘诺莫斯克的战斗里。79师两个主力团等到全师的炮兵集结在码头区后，发起了进攻。码头区有公路把丘诺莫斯克与叶夫帕托里亚、弗伦泽、印克曼、塞瓦斯托波尔连接起来，那里缺乏可供明显地标的地形。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汉斯所在的营，原来是预备队，到第二次冲锋时也上阵了。就在炮火进行矫正射击，一一捣毁已经发现的苏军机枪巢穴的时候，德军士兵跨越铁丝网向前飞奔。汉斯边跑边出汗，突然感觉生病了似的。他心里想：这一回该死了，前面就是大海，这更加强了要死的想法。他们穿过一片空地，通过一个菜园，里面有间小房子，小小的窗户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在望着他们。汉斯觉得老头在吃东西，因为他腮帮子在动。

菜园另外一侧有条土路。再过去一些，他们发现有五名苏军士兵在拖拉一门大炮。他们开枪把那五人全杀了，继续前进。一些人走土路，一些人钻进了一片小松林里。

汉斯在树林里看见枯枝败叶里有座塑像。他停了下来。是座希腊女神像，或者他以为是希腊女神像。她头发是盘起的，高个子，表情麻木。汉斯大汗淋漓，浑身发抖，伸出胳膊去摸。是大理石，还是岩石，他弄不准，但是冰凉。塑像出现在这个地方有些荒唐。枯枝败叶总不是隐藏塑像的好地方吧。在短暂又痛苦的一瞬间，汉斯想，应该问问这个塑像，可他想不出要问什么，面部表情很痛苦。接着，他拔腿跑了。

那片树林的尽头是山谷，从那里可以看见大海、港口和一条海滨林荫路，两旁有树木和长凳可坐；还可以看见一些白色的房屋和三层的楼房，像是旅馆或者疗养院。那些树木高大、黝黑。山丘之间可以看见什么房子在火焰里；港口上，一群看上去变得矮小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要上船。天空很蓝，大海看上去平静，没有浪花。左边，沿着一条蜿蜒下山的路，出现了团里的第一批人；与此同时，一些俄国人在逃跑，另外一些高举双手走出了渔产品仓库。仓库的墙壁已经变成了黑色。跟汉斯在一起的士兵们沿着山丘下到广场上，它附近有两座五层新楼，墙壁刷成了白色。他们刚一进广场，就有人从窗户里面朝他们射击。士兵们迅速隐蔽到树后，只有汉斯除外。他继续前进，好像没听见什么枪声，一直冲到了一座楼门前。有一面墙上装饰着壁画，画上有个老水手正在看信。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信上的文字，但是用西里尔文字［15］书写的。汉斯一点也看不懂。楼内没有电梯。汉斯开始上楼梯。他刚到第一个楼梯平台，就有人冲他开枪。他看见有个人影一露头，立刻感觉右臂被蜇了一下。他继续上楼。又有人开枪。他停了下来。伤口几乎没血，疼痛完全可以忍受。他心里想：也许我已经死了。接着，又想：我没死，不该躺下。等脑袋挨一枪的时候再说吧。他冲向一层楼，一脚踢开一扇门。室内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个装满了盘子的餐具柜，上面放了几本书。卧室里，有个女人和两个幼儿。女人很年轻，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他说：我不会碰你的。说着一面努力笑笑，一面后退。接着，他又上了一层楼。有两个光头民兵举手投降了。汉斯对他们不屑一顾。从另外几层楼走出来一些模样饥饿的人或像是管教所的囚犯。有个房间，靠近敞开的窗户旁边，有两支老式步枪，他顺手扔到大街上去了，同时给下面的战友打手势，要他们停止射击。

第三次险些丧命是在几周之后，攻打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这一回，德军进攻受阻。每当他们要占领一线防御阵地的时候，城里的炮火就在他们头上倾泻弹雨。在城边，俄国人战壕的前面，堆积着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被打烂的尸体。肉搏战打了不止一次。各营冲到了战壕前，与俄国水兵遭遇，战斗进行了五分钟。最后水兵撤退。但是，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俄国水兵，他们高呼“乌拉”前进。激战再次开始。看见尘土飞扬的战壕里有水兵出现，汉斯有不祥的预感，估计自己要解脱了。大概水兵里有人会杀死他，那么他就可以重新潜入波罗的海或者大西洋或者黑海的深处了，因为归根到底，所有的海洋就是一个海；海藻林在水下面等着他呢。或者干脆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而已。

据维尔克说，那天的事真是发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这么多俄国水兵呢？他们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大海和船几公里之遥，在这里干什么呀？维尔克胡乱猜想着：除非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已经把俄国舰队的全部战舰都给炸沉了；黑海没水了。这事他当然不信。这话他只对汉斯说说，因为别人看见什么信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都认为正常。再一次进攻中，耐兹克和几个连里的士兵牺牲了。一天夜里，汉斯在战壕里，挺胸抬头，仰望星空；但是，他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跑到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去了。那座城市在远处，像是一个红色嘴巴一张一合的黑色怪物。士兵们叫它“碎骨机”。但是，那天夜里，汉斯觉得它不像机器，而像神话人物的再生化身，像个呼吸困难的动物。军曹莱姆克命令他蹲下来。汉斯居高临下地看看军曹，摘下钢盔，挠挠头皮；在准备重新戴上钢盔之前，一个子弹把他给撂倒了。就在他倒下的同时，感觉又一颗子弹钻进了胸腔。他神色黯然地看看军曹莱姆克，觉得军曹像个越来越大的蚂蚁。距离那里五百米处，落下了几发炮弹。

两周后，汉斯·赖特尔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是一位上校在诺沃里斯弗斯科野战医院里颁发给他的。上校握握他的手，说道：你在丘诺莫斯克和米扩来福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说罢就走了。汉斯不能说话，因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咙。胸部的伤势已经不严重了。不久，他被从克里米亚半岛转移到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那里有一座比较大的医院。医生们重新给他的喉咙做了手术。术后，他又能正常吃饭了，能像从前那样活动颈部了，但仍然不能说话。

为他治病的医生们不知道是该给他准假回德国，还是让他重返部队。那时79师还在包围着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冬季来了，加上苏军反攻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战线，推迟了医生们的决定，最后汉斯既没回德国，也没返回部队。

但是，由于他也不能长期留在医院里，就跟79师另外三名伤员一起去了第聂伯河畔的克斯特基诺村。有些人叫这个村庄“布丁尼模范农场”；有人叫它“甜溪”，因为有条小溪是第聂伯河的支流，它的溪水在这个地区是少有的甘甜、纯洁。另外，克斯特基诺够不上一个村庄。只是山丘下有几间散落的房子、一些破旧的木头栅栏、两处烂糟糟的谷仓和一条土路——冬季因为雪水、泥泞难以通行，无法到达另外一个火车经过的村庄。村外有间废弃的村委会办公室，这几个伤兵打算启用。大部分房屋都没人，有些人说是德军入侵前村民就逃走了；有些人说是红军把村民强行拉走了。

开头几天，汉斯睡在可能是从前的农艺办公室或者党支部里，那是村里惟一的砖头混凝土建筑。但是，跟这么寥寥几个德国技术人员和康复人员同住在克斯特基诺，很快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他决定自己住到一间无人的俄式木屋里去。那些木屋表面上看去一模一样。一天夜里，汉斯在那间砖头房屋里喝咖啡的时候，听到一种新的说法：村民既不是被红军拉走的，也不是逃走的。村民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德军一支先遣队路过该村的时候，对村民中的全体犹太人进行了肉体消灭。由于他不能讲话，也就没提任何问题；但是，第二天，他决定要更加注意研究村里所有的房子。

他把全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说明住户的出身或者宗教的蛛丝马迹。最后，他在一间靠近“甜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宿过夜，他做了好多噩梦，几次让他惊醒过来。但他想不起来梦的内容。他睡觉的床铺位于一层的壁炉旁边，很窄，很柔软。第二层像个楼阁，也有一张床，有一扇小小的圆窗，像船里的舷窗。他在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俄语的，但奇怪的是也有德语的。他知道很多东部的犹太人懂得德语，因此推测这家人是犹太人。有时，半夜从噩梦里喊着惊醒过来，点燃床边总是放着的一支蜡烛，会安静好长时间，坐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望着眼前跟着烛光舞蹈的物品，感觉毫无办法可想，与此同时，寒气慢慢让他感觉透心凉。有时，早晨醒来，心情再次安静下来，一面望着泥和麦秸的天花板，一面想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女人味。

附近居住着一些不是本村的乌克兰人，他们来这里不久，是给从前的国营农场干活的。每当汉斯出门，这些乌克兰人就冲他脱帽，点头问候。开头几天，汉斯不搭理他们。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地招招手，好像是说“再见”。他每天早晨都去“甜溪”。用匕首挖坑，把个带柄小水锅放入坑中，等流满水后，拿起来就喝，不管有多凉。

随着冬季的到来，所有的德国人都躲进了这个砖头加水泥的房子。有时，大家开晚会，一闹就到天亮。外面的世界没人想着这几个人，似乎前线的失利已经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见了。有时，这些大兵出去寻找女人。有时，互相鸡奸。没人说什么。有个79师的老战友对汉斯说：这里是寒冷的天堂。汉斯瞅了他一眼，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战友拍拍汉斯的后背，说道：可怜的汉斯，可怜的汉斯啊！

有一次，汉斯好久没照镜子了，他在木屋角落里发现一面镜子，就拿起来看看。镜中人留着金色、乱蓬蓬的胡须，又长又肮脏的头发，眼睛干涩，空洞无神。他心里说：臭狗屎！接着，他解开了颈部的绷带：伤口已经结疤，表面上无大碍。绷带很脏，血痂摸上去硬硬的；为此，他决定把绷带扔进壁炉里。随后，他开始在房子里寻找可以代替绷带的东西。结果找到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的手稿，隐藏的地点就在壁炉后面。

隐藏的地点极简单又极聪明。壁炉也可以做饭，开口宽，通风口长，足以让一个人蹲着钻入炉内。开口宽从外面一眼可以看清楚；壁炉内纵深长从外面则很难发现，因为熏黑的炉膛起着最微妙的伪装作用。肉眼看不出炉内尽头有道沟，比较浅，但是足以让一个人蜷曲着腿坐在里面，得到黑暗的庇护。汉斯·赖特尔在孤独的木屋里寻思：为了让藏匿点运转良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一个藏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放上熬粥的锅子，点火，一次又一次地添放木柴。

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16］，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17］或者邓尼金［18］，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库茨克城；在哈萨克斯坦围剿过土匪；然后回莫斯科，从事别的工作去了。

这别的工作就是读书和参观博物馆，就是读书和在公园里散步，就是读书和痴迷地听音乐会、看话剧演出、参加文学讲座和政治报告会，他从中汲取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并且善于把文化知识与积累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也是在那个时期，鲍里斯认识了科幻作家埃弗拉因·伊万诺夫，地点在作家咖啡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作家咖啡厅；实际上是在咖啡厅的花园里，伊万诺夫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树冠有三层楼高），坐在桌旁喝咖啡。他俩能成为朋友，部分原因是伊万诺夫对鲍里斯的一些离奇的想法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鲍里斯毫无保留地赞美（至少在那个时期）伊万诺夫的作品，他喜欢说伊万诺夫是讲科学的作家，而不是官方和大众说的幻想作家。那几年，鲍里斯认为革命将传遍全球，只有傻瓜或者虚无主义者才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革命所带来的进步和幸福的潜力。鲍里斯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现象。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死亡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人类，鲍里斯回答说，正是如此，说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个，革命消灭死亡，永远消灭掉，人人都沉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直到发现别的东西为止。消灭，消灭，消灭一切！

伊万诺夫从190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他想按照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方式写小说，就是说打算抄袭，但不大成功；为此，经过长时间（一个夏夜）的思考，决定巧妙地按照奥多耶夫斯基［19］和拉热奇尼科夫［20］的方式。百分之五十用奥多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用拉热奇尼科夫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是读者由于记忆力缺失，早就忘记了可怜的奥多耶夫斯基和可怜的拉热奇尼科夫（二人都死在1869年），部分原因是一向敏锐的文学评论界没有推断、搜集和觉察出任何抄袭的蛛丝马迹。

1910年伊万诺夫已经是人们常说的“有前途的作家”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奥多耶夫斯基和拉热奇尼科夫，作为模仿对象，已经没有用处了；伊万诺夫的艺术创作突然停工了，或者换个角度看，出现了滑坡现象，无论怎样做新的掺和（病危抢救式地把奥多耶夫斯基的极端疯狂、拉热奇尼科夫的热忱与高尔基这颗新星掺和在一起）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不管他多么自傲，经济状况在明显下降。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伊万诺夫时而在科学杂志社、农业杂志社，打打零工，当当校对员，卖卖电灯泡，给律师事务所做做助手，但从没有忽视党交给他的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编印传单到搞印刷纸，还当联络员去接触左翼作家和同志。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也不放弃老习惯：每天去莫斯科艺术家的狂欢聚会和酗酒。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对文学和工作的期望值，恰恰相反，工作增加了两倍、三倍，不少时候是四倍；但是，他都无怨无悔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一天，杂志要他写个故事，主题里要预见1940年的生活。用了三个小时写出了他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题为《乌拉尔人列车》。故事里有个男孩乘坐时速为两百公里的火车旅行，孩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座座闪亮的工厂、精耕细作的庄稼地、有两三座十几层高的大楼组成的模范新村，欢喜快乐的外国代表团纷纷记下苏联的辉煌成就以便回国后模仿实践。《乌拉尔人列车》上的男孩是去看爷爷的。爷爷是红军老战士，晚年获得了大学学位，正在领导一项包含最高机密的科研工作。祖孙二人携手走出火车站的同时，爷爷（外表年轻，但实际上年事已高）给孙子讲述科研最新的进展情况。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执意要爷爷讲述革命的故事和打白匪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故事；爷爷嘛毕竟是爷爷，高兴地同意了孙子的要求。这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结果，读者欢迎的程度成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作者本人。其次是编辑部主任，发表前他亲笔改过故事里的拼写错误，他没觉得这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大量的信件要求编辑部多多发表“这个陌生的伊万诺夫”作品，说“伊万诺夫是希望之星”、“伊万诺夫是相信未来的作家”、“伊万诺夫给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带来了信心”；信件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的战士和政治积极分子写的信件，他们觉得自己与爷爷这个形象有一致性；这让编辑部主任彻夜失眠。主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学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康德的著述）；当他重读利希滕贝格［21］、法国大作家蒙田和帕斯卡［22］的著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还相当熟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文章，因此无法相信在这本杂志发表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或者不夸张地说，有些是优秀的），竟然会是这个短篇小说，多愁善感、毫无科学抓手可言的作品，成为让苏维埃大地的公民最感动的玩意儿。

主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当然，编辑部主任的失眠之夜还要算上伊万诺夫的辉煌和伏特加的夜晚。伊万诺夫决定在莫斯科最糟糕的贫民区庆祝他的成功，然后在作家之家庆功，他跟四位很像《圣经·启示录》四骑士样的四位朋友共进晚餐。从这一刻起，编辑部只跟他要科幻小说。伊万诺夫就紧紧盯住第一篇小说，不断从俄罗斯文学和某些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刊物的深井里汲取的公式中（稍加变化）进行写作，那些刊物如同高利贷者在自己房间里堆积的账单、票据和过期的支票。这样，他闻名遐迩，苏联各地都知道伊万诺夫的大名；不久，他成为专业作家、一个依靠稿酬生活的人，经常出席大学和工厂的大会和小会，其作品也是各个文学刊物争相发表的抢手货。

但是，一切都会老化，光辉未来加上为创造这样的未来而作贡献的英雄加上将来享受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的独创性）的男孩或女孩，这样的公式也老化了。就在这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认识了伊万诺夫。这时，伊万诺夫已经不是热门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很多人认为徒有其表、难以卒读，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热情了，昨日的辉煌不再了。但是，伊万诺夫继续写作，继续发表和出版，继续每月凭借那些陈腐的看法领取工资。他仍然还是党员。属于革命作家协会成员。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官方的作家名单上。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幸福的人，自由自在，在莫斯科上等住宅区的楼房里有一套宽大、舒适的房间，时不时地跟不太年轻的妓女睡上一觉，跟她们一起唱歌哭闹；每个星期至少有四次在作家和诗人餐厅吃饭。

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伊万诺夫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缺乏关键性的一步，缺乏勇敢的搏击。缺乏这样的一刻：像毛毛虫带着别离的微笑那样化做蝴蝶。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犹太人鲍里斯·安斯基出现了，带来了一些荒唐的想法、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深入蛮荒之地的经历、一个十八岁小伙子才会有的野性经历。可是，伊万诺夫也有过十八岁的时候啊，却一点也没经历过鲍里斯·安斯基的故事。他想，也许这要归咎于他是犹太人，而我不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知。也许是因为性格冲动吧。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瞧不起一种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吧。于是，他开始思考那些青年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如果就近观察他们，会觉得令人恶心。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23］，跟这位诗人见过面，谈过一两次话；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强烈的虚荣心、一种可能是隐蔽的虚荣心，想起了这位诗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无兴趣，对名声的无限追求。接着，他又想到了莱蒙托夫［24］和普希金［25］，被人们吹成了明星大腕。还有尼金斯基［26］、古洛夫、纳德松。还有布洛克（他见过此人，感觉令人难以忍受）。他想，后面这几位是阻挠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些人自以为是天上的太阳，会照亮四方；可他们不是太阳，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陨石；实际上，没人搭理他们。他们卑躬屈节，但不觉得耻辱。但是，到了最后，他们被钉在了永久的耻辱柱上，是真正的耻辱，被打翻在地，受万人唾骂、谴责和除名，让后世学会什么是真正的耻辱，真正受到了羞辱。

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27］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28］。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29］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30］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31］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32］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33］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真是一部优秀、杰出、难以忘怀的大作，看完后又到莫斯科图书馆去寻找德布林别的著作，结果找到了1915年出版的《王伦三跳》、1918年出版的《从瓦再克到汽轮机的战争》、1920年的《华伦斯坦》以及1924年的《高山、大海和巨人们》。

就在鲍里斯·安斯基阅读德布林的著作，或者采访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或者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街他的房间里做爱的时候，伊万诺夫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为他开启了登天的大门，一方面恢复了读者对他的崇拜，另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这样一些人的尊敬，他们是他的同行，作家，有才华的作家，那些依然保存着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火力的人们，那些保存着普希金火力、果戈里火力的人们，突然之间注意到了他，实际上第一次看到了他，也接受了他。

那时，高尔基还没有在莫斯科定居，他从意大利给伊万诺夫写了一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父告诫性的话语，但是信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大量阅读了伊万诺夫作品后的欣喜之情。

高尔基说，您的长篇小说让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信念、一种希望。您的想像力，不能说是僵化的……绝对不能……已经有人说您是苏联的儒勒·凡尔纳了。但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我认为您比凡尔纳出色。您是一支更加成熟的笔、有革命……直觉的笔。是一支大手笔。尤其作者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作为……苏联人，咱们坦率地说说。无产阶级文学是面向今天的人说话的。文学提出的问题可能要到……明天才能解决。但它面向的是……眼前的工人，而不是明天的……工人。估计您今后的作品会考虑……这一点的。

据说司汤达收到巴尔扎克写来评《巴马修道院》的信时，高兴得跳起舞来；那么，伊万诺夫收到高尔基的信时则高兴地热泪涟涟。

众口一致赞美的这部长篇小说名叫《日落》，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队伍。很快就参加了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一次战斗里，他受了伤。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呢。眼看着食肉猛禽要对尸体逞凶的时候，一艘外星飞船从天而降，把少年和别的伤员都带走了。后来，飞船进入平流层，围绕地球轨道飞行。全体伤员迅速康复。接着，一位很瘦、很高的更像是海藻不像人类的生物，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诸如：星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在何方？自然没人能回答出来。有个人说，上帝创造了星星，宇宙的起点和终点听从上帝的安排。大家把这个人抛进太空里去了。其余的人睡觉。那个十四岁的少年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破房子里，有张破床，有个破柜橱，里面挂着破衣裳。他向窗外张望，出神地看见了纽约的城市风光。但是，这个少年在纽约的冒险经历是很不幸的。他认识了一个爵士乐手，跟他说起了什么会说话、可能还会思想的童子鸡。

乐手说：“最糟糕的是各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所以有很多养童子鸡的人。”

少年反驳说，养童子鸡是给人吃的。乐手回答说，童子鸡正希望如此啊。最后说道：

“受虐狂的童子鸡式的嫖客抓住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蛋蛋啊。”

少年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她在一出讽刺剧里充当催眠师的角色。少年爱上了她。她比少年大十岁，就是说，二十四岁了。她并不想跟什么人恋爱，但是有几个情夫，其中包括这个少年；因为她以为爱情会破坏催眠的本事。一天，女子突然失踪了。少年四处寻找，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雇用一名私人侦探帮忙。这个侦探是墨西哥人，曾经在农民起义军领袖潘乔·比利亚［34］手下当兵。他有个奇怪的理论：相信在平行的宇宙中间有大量的地球。人们凭借催眠可以进入这些地球。少年认为这侦探在骗钱，决定跟着他四处寻找那女子。一天夜里，他俩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一个大喊大叫的俄国乞丐。他喊的是俄语。少年能明白他的话。乞丐说：我在弗兰格尔手下当过兵。劳驾，给点尊重吧。我在克里米亚半岛打过仗。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艘英国船把我们给撤离出来了。于是，少年问他是否参加过某次战役——这少年在那次战役里受了重伤。乞丐瞅瞅少年，回答说：参加了。少年说：我也参加了。乞丐回答说：这不可能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哪。

后来，少年和那墨西哥侦探向西走，去找那个会催眠术的女子。他俩在堪萨斯城找到了她。少年求她施催眠术，让他返回原来的战场（他应该死在那里），要不然请她接受他的求爱，别再逃跑了。女子说，这两件事她都办不到。墨西哥侦探这时对催眠术有了兴趣。他开始给女子讲故事，与此同时，少年哭着离开了那公路旁边的酒吧，走进了夜幕下的道路。片刻后，方才停止哭泣。

少年走了几个小时后，已经远离了人烟，看见公路一侧有个人影。那是个海藻形状的外星人。二人互相打招呼。谈话。内容有时听不懂。话题是各式各样的：几种外语、国家纪念碑、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地球年和恒星年测量的变化时间、搬上戏剧舞台的美洲被发现、很像戴了面罩一样的深海黑洞——好像是多雷［35］画的。随后，少年跟着外星人离开了公路，他俩穿过一片麦田，经过一条小溪，登上一座小山，又走过了一片庄稼地，最后来到一处冒热气的牧场。

下一章介绍那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了，而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社工作，已经成为大牌记者了。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去中国某地采访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大家提醒他：这趟差事非常艰苦，到北京后，可能条件很危险，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共产党领袖的声明传到国外去。虽说有人提醒，这位大牌记者还是接受了任务。他历经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终于迈进了那位中国人藏身的地窖。他决定不仅要采访他，而且要帮助这位中国人出国。在烛光的照射下，那中国人的面部很像那个墨西哥侦探——潘乔·比利亚从前的战士。但是，地窖的恶臭很快让这个中国人和这个俄国青年染上了疾病。他俩发烧，出虚汗，说胡话。中国人说他看见群龙在北京街道上空飞行。俄国青年说看见自己参加了一场战斗，也许就是前哨遭遇战，他喊着“乌拉”，号召战友们不要停止追击。后来，他俩像死人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一直忍耐到逃跑的那一天。

他俩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过北京，逃到郊外。那里有两匹马和一些粮草。那中国人不会骑马。俄国青年教他骑马的方法。旅途中，他俩穿过森林，接着登上高山。天上星星的闪光给人以超自然的感觉。中国人发问，星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又在何方？青年听见了他的发问，想起了自己肋骨上的伤疤，至今还隐隐作痛，想到了黑暗，想到了一次旅行。还想起了那个会施催眠术的女子，尽管女子的面部特征隐藏着，变化着，难以捉摸。青年想，假如我闭上眼睛，那就可以重新见到她了。但是，他没闭眼睛。他俩踏入了一片广漠无垠的雪原。那两匹马深陷在雪地里。中国人唱起歌来了。星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在深奥难测的宇宙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突然间，那中国人从马上摔了下来。俄国青年为他作了检查。中国人像个冒火的玩偶。俄国青年摸摸中国人的前额，再摸摸自己的前额，发现高烧在吞噬他俩的躯体。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中国人捆到马背上，继续前进。那雪原上是绝对的万籁俱寂。夜幕加上星星在苍穹上的漫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寂寥。远方，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要压倒夜幕。那是一条长长的山脉。在俄国青年心里，一个想法正在形成：在雪原上或者翻山越岭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刻会死掉。心里有个声音哀求他：闭上眼睛吧！闭上了眼睛，你就能看见那会催眠术女子的眼睛和可爱的面孔。那声音说，如果闭上眼睛，就能回到纽约的大街上去，就能去那会催眠术女子的家——她正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候你呢。可俄国青年没有闭上眼睛，继续骑马前进。

不仅是高尔基阅读了长篇小说《日落》。别的一些名人也读过了，但这些人没有给他写信表达仰慕，而是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不仅是名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住了伊万诺夫这个名字。

鲍里斯·安斯基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上，引证了四个人的话。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教授阅读了《日落》。教授觉得内容混乱。作家阿·托尔斯泰阅读了《日落》。作家觉得章节混乱。安德烈·丹诺夫阅读了《日落》的一半，就丢下了。斯大林也阅读了《日落》，认为疑点太多。当然，这些事丝毫没有传到善良的伊万诺夫耳中。他把高尔基的信装进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让越来越多的来访者看见。

此外，伊万诺夫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给了他一处莫斯科郊外的夏季别墅。有时，走在地铁里，有人请他签名。作协餐厅里每天晚上为他预留座位。他跟同样出名的作家一道在雅尔塔休假。哎呀！雅尔塔红十月饭店（过去的老英法饭店）的那些晚会啊！他们在黑海旁边巨大的花坛里，倾听着蓝色伏尔加乐队乐声，温暖的夏夜，星光闪烁，与此同时，那位走红的戏剧家抛出一句充满才智的话，那位冶金系统的小说家则回敬一句不可反驳的警句；雅尔塔的夜晚还有一些善饮不醉、可以喝到清晨六点而不倒下的杰出女性；还有下午四点钟就跑来请教文学创作秘方的克里米亚半岛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满头冒汗的小伙子。

有时候，伊万诺夫一人独处，还有更多是自己面对镜子的时候，可怜的他掐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梦里，看看一切是否真实。的确，一切是真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实际上，乌云正在包围过来。可他感觉到的只是长期渴望的轻风，香风吹拂着他那充满不幸和恐惧的面孔。

伊万诺夫担心什么？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问题。不是肉体上的危险，因为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多次险些被捕，坐牢，流放；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勇士，但也用不着撒谎就可以断言，他不是胆小鬼，不是没胆量的人。伊万诺夫的担心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就是说，如同许多把习作，尤其是虚构小说变成生活组成部分的公民一样，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坏作家。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但是，最害怕变成坏作家。害怕自己的刻苦努力被遗忘。害怕身后没有留下足迹。害怕偶然和自然因素抹去那浅浅的脚印。害怕独自吃晚饭。害怕没有人注意他的在场。害怕不受青睐。害怕失败和做了荒唐事。但是，最最害怕的就是变成了坏作家。害怕被打入坏作家的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鲍里斯·安斯基想，这些担心、害怕和恐惧都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害怕的人们用装模作样来抵消心里的恐惧。这就是等于说，根据坏作家的说法，好作家的天堂也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说，好作品（或者优秀作品）也都是围绕表面文章而作。当然，表面文章也是根据时代和国情而变化的；但是，总要装模作样，像是那个东西但又不是那个东西，说表面，不说就里，纯粹做做样子；甚至就是样子也装成托尔斯泰的架势、头发、眼睛和嘴唇，也要让托尔斯泰骑马奔驰几千里，让托尔斯泰在看似着火的地毯上使一些女子失去童贞。

不管怎么说吧，乌云逐渐笼罩在伊万诺夫头上了，尽管他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伊万诺夫活到这个份儿上，只想到伊万诺夫自己，结果闹出大笑话来了，那是在《俄罗斯联邦共青团文学报》两位年轻人来采访他的时候发生的。这二人给伊万诺夫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

共青团报：为什么您的第一部大作，赢得工农群众好评的作品，写它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呢？您构思《日落》的故事情节用了几年的时间？它是您成熟时期的作品吗？

伊万诺夫：我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还有些日子才能满六十岁呢。我愿意提醒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年龄和我差不多。

共青团报：您认为您这部作品就相当于苏联科幻小说版的《堂吉诃德》吗？

伊万诺夫：有这个意思。肯定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就自认为是幻想文学的塞万提斯了。眼瞅着断头台式的乌云逼近，眼瞅着乌云像枪对准了后脑勺一样，可他只看见了自己骑马走在文学荣耀的大草原上，身边跟着那位神秘、有用的桑丘。

农民说：危险啊，危险！富农喊道：危险呀，危险！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说：危险呀，危险！死去的东正教的神父们喊道：危险呀，危险！伊内萨·阿曼德［36］喊道：危险啊，危险！但是，伊万诺夫一向耳背，一向不会提前预测乌云的逼近和暴风雨的威胁；经过一番写专栏文章和到处作报告之后，大面上的事情做得还出色，因为实际上人家要他走走过场而已，他又闭门谢客，在自己那套莫斯科的住宅里，积累素材，换了新打字带，然后去找鲍里斯·安斯基，因为打算最迟用四个月的时间再交给出版社一部新小说。

那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正忙于一项要覆盖整个欧洲的广播计划，还要把中央的声音传送到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去。安斯基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实际上是1929年，这个时间错误的产生要归咎于俄国消息的来源不透明）；鲍里斯·安斯基的情绪开始低落。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0年，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

但是，伊万诺夫还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去找鲍里斯·安斯基。

1932年伊万诺夫出版了他的新作，书名是《正午》。1934年又有新书问世，题为《拂晓》。在这两部作品里，大量充斥着外星人、星际飞行、被肢解的时间、两个或者更多发达文明的存在和定期对地球的造访、这些文明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尔虞我诈、暴力搏斗，还有一些漂泊不定的人物。

1935年伊万诺夫的作品在书店里下架了。几天后，一份正式文件下达，伊万诺夫被开除出党。据鲍里斯·安斯基说，伊万诺夫三天没有起床。床上摆着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他没完没了地翻阅，打算找出自己被开除出党的缘由。他哭泣，长吁短叹，极力躲进童年的回忆里去，没有效果。抚摸着自己作品的书脊，难过得令人心碎。有时，起床看看窗户外面的街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1936年，随着第一次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伊万诺夫被捕了。在牢房里蹲了四个月，在所有放在眼前的口供上签字。出狱后，面对文学界过去老朋友的冷眼相待，他打算给高尔基写信，请导师干预。但是，高尔基重病在身，没有回信。后来，高尔基去世了。伊万诺夫想参加葬礼。可他刚一露面，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高尔基圈子里的青年作家，朝他走来，质问他，害臊不害臊？疯了没有？明白不明白他这么一露面就是对纪念导师的辱骂。

伊万诺夫回敬说：“高尔基给我写过信。他喜欢我的小说。我起码应该参加他的葬礼。”

诗人说：“同志，你能为他做的事也就剩下自杀了。”

小说家说：“对，这主意不错。从你家的窗户跳下去吧！事情就解决了。”

伊万诺夫哭哭啼啼地说：“同志们啊，你们说什么哪？”

一个身穿长及膝盖皮夹克的姑娘走过来，问他们出什么事了。

诗人说：“他就是伊万诺夫。”

姑娘说：“啊，那就别说了。让他走吧！”

伊万诺夫泪流满面地说：“走不了了。”

姑娘问：“为什么呀？同志！”

“因为两腿没有反应，一步也迈不出去。”

姑娘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盯着他的眼睛。伊万诺夫的双臂被两个青年作家架着，没表现出特别无依无靠的形象，结果使得姑娘下决心陪着他到公墓外面。但是，走到大街上，伊万诺夫依然无法自己站立，姑娘只好陪着他走到电车站，接着，决定陪着他上电车（因为伊万诺夫哭个不停，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会昏厥）；这样一来，二人分手的时间一再推后，姑娘帮助他上楼，帮助他开门，帮助他上床；与此同时，伊万诺夫哭得昏天黑地，说些胡话。姑娘开始看他的藏书，实在可怜，到最后房门开了，进来的是鲍里斯·安斯基。

姑娘名叫娜佳·尤莱聂娃。就在当天夜里，她跟鲍里斯·安斯基上床做爱了。此前，伊万诺夫喝了几杯伏特加后睡着了。二人做爱的地点是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房间里。如果有什么人看到二人做爱的劲头，一定会以为这样性交下去，几小时后就得完蛋。实际上，娜佳性交的方式跟1936年大多数莫斯科姑娘一样。而鲍里斯·安斯基则仿佛长期绝望之后忽然间找到了惟一真正的爱情。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想到完蛋（也不愿意想）；但是，二人拼命地颠簸、纠缠，情话绵绵，仿佛如临深渊似的。

直到黎明时分，二人方才入睡。等安斯基醒来时，已是午后，娜佳已经不在身边了。起初，他的感觉是绝望，接着是恐惧；穿好衣服后，他快速向伊万诺夫家里跑去，想让伊万诺夫提供可以找到娜佳的线索。他看见伊万诺夫正忙着写信。伊万诺夫说：我必须把这事弄明白。我必须解开这团乱麻。这样才能得救。安斯基问他：乱麻是指什么？伊万诺夫使出浑身的力量叫喊道：就是这浑蛋科幻小说呀！呐喊声撕心裂肺，像铁爪伤人，但不是伤害安斯基或者伊万诺夫真正的对手，而更像是一个抛出去的铁爪悬在房间上空，像个氦气球一样，像个有自我意识的铁爪、一个有灵魂的铁爪质问自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里干什么勾当？坐在桌子后面的老人是谁？站在那里、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又是谁？最后气球泄气，再次回归虚无。

伊万诺夫惊叹道：“我的天哪！我在喊什么啊？”

接着，他俩谈起了娜佳、娜达莎、娜杰士卡。伊万诺夫开口前，想先知道安斯基和那姑娘是不是做了爱。然后，想知道做了几个小时。然后是娜佳是不是有了性高潮。然后是都玩了那些姿势。由于安斯基毫无保留地满足了他所有的问题，伊万诺夫逐渐向感情方面转移话题。他说：这些操蛋的年轻人！简直太操蛋了！哎呀，小骚猪。瞧瞧这对臭猪。嘿，什么爱情！而感情方面，是只能看、不能摸的方面，这让他想起他从前裸体过，不是在这写字台后面，恰恰相反，是身穿红色便服，确切地说，翻领上绣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词首字母；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丝绸手巾——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法国作家的礼物；二人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的。他从来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什么论文，只是赤条条来去（当然是比喻）；在其他方方面面都是赤条条来去，什么政治、文学、经济，当想到的确如此时，他再次难过起来了。

伊万诺夫说：“我想娜佳·尤莱聂娃是个大学生，或者哪个诗人的徒弟。她特别恨我。我是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认识她的。她跟另外两个打手把我轰出了葬礼。她不是坏人。另外那两个也不是坏人。肯定是好党员，好心眼，优秀的苏联人。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理解他们。”

接着，伊万诺夫打手势要安斯基靠近些。

他在安斯基耳边低语道：“要是他们有权决定，能把我就地枪毙，把我的尸体扔进乱葬墓里。这些婊子养的！”

伊万诺夫的气息里散发着酒臭和下水道味，是一种浓浓的酸臭、东西腐烂的气味，令人想起沼泽地旁边的空房子，下午四点钟，黄昏开始的时候，从烂草里散发出来蒙上窗户的臭雾气。安斯基想：像恐怖片。里面的一切都是停滞的，这就是腐烂的原因。

但是，伊万诺夫说了一声：哎呀，爱情啊！安斯基也说了一句：哎呀，爱情啊！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安斯基开始毫不气馁地寻找娜佳。最后，他找了她——身穿她那件长及膝盖的皮夹克，坐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里，脸上挂着一副孤女相，心甘情愿当孤女的模样，倾听着一个徒有其表（或者附庸风雅）的家伙演说或者朗诵或者讲顺口溜，他一面讲一面望着听众，左手拿着装模作样的手稿，时不时地瞥上一眼，带着不必要的戏剧表情，因为他的记忆力显然很好。

娜佳看见了安斯基，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开了大礼堂。那位蹩脚的苏联诗人（是那样地不自觉、无知狂妄、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装腔作势，跟墨西哥抒情诗人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拉丁美洲抒情诗人一样，那些发育不良、浑身浮肿的可怜的怪人啊！）吐出一连串关于钢铁生产的抒情诗文（像拉丁美洲诗人一样用愚不可及的狂妄口气言说自我、年龄、他的创作年龄）。娜佳来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安斯基。他不在她身边，而是身后，保持五米远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散步的继续，距离逐渐缩短。安斯基到此时才较好（也非常高兴地）明白了什么是至上主义［37］，创始人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38］，明白了1920年11月15日在维捷布斯克签署的独立宣言的第一点：“确定了第五维度的存在。”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

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

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夜里老鼠出来的时候，伊万诺夫就跟它长时间谈话。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俩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生活。伊万诺夫给老鼠讲他母亲的故事（很想念母亲），讲兄弟姐妹的故事，但是不讲父亲的事。老鼠几乎是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莫斯科的阴沟和阴沟里的顶部，由于某种肥料增多或者由于一种无法说清的磷火闪烁的结果，顶部总是有星星出现。老鼠也说起母亲的温情，说起妹妹们的顽皮行径以及这些行径常常引起的笑声，老鼠至今还记得自己尖瘦脸上的笑容。有时，伊万诺夫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将来会怎样。

老鼠用半忧伤半困惑的眼神望着伊万诺夫。这让伊万诺夫明白了，这个可怜的老鼠比他还无辜。在牢房里蹲了一周后（伊万诺夫觉得过了一年），他再次受审，用不着拷打就逼他在几张纸上签了字。他没再回牢房。他被直接拉到院子里，有人给他脑壳一枪，然后把尸体装进卡车里拉走了。

自从伊万诺夫死后，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就变得混乱起来，表面上不连贯了；尽管混乱，汉斯·赖特尔还是找到了结构和一定的顺序。笔记本里说到了作家群体。说惟一尚可（没有说明“尚可”是指什么）的作家们来自社会最底层和贵族阶层。说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仅仅是装饰品。笔记本里说到了性。提到了萨德和一个神秘的俄罗斯人物——拉比辛修士，他生活在17世纪，留下了许多关于德维纳河与伯朝拉河流域族群性行为的文章（配有插图）。

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的空白处连连问道：只有性吗？只有性吗？鲍里斯·安斯基谈到了自己的父母。谈到了都柏林。谈到了同性恋和性无能。他说：这里是性的美洲大陆。他拿列宁的性观念开玩笑。谈到了莫斯科的瘾君子们。谈到了病人。谈到了杀害儿童的凶手们。谈到了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安斯基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有伤感的色彩，但有可能这伤感是假装的。可是，安斯基装给谁看呢？他明明知道将来没人会看他的笔记本的。（如果是在上帝面前，那安斯基对待上帝的态度可有些迁就了，也许上帝没有在堪察加半岛迷路，没有在那里忍饥挨饿，可他却在那里吃了大苦头。）笔记本上还说到了俄国年轻的犹太人一度如何干革命，而如今（此话可能写于1939年）怎样一个个像苍蝇那样落地而死。还说到了尤里·比亚塔可夫［39］于1937年被杀，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之后。笔记本上提到的一些名字是汉斯·赖特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过了几页之后，再次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安斯基自己害怕忘记了似的。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

笔记本里提到了列夫·加米涅夫［40］。与加米涅夫一起提到的还有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汉斯·赖特尔不知道的。笔记本里说到了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一些人家里走动的情况。那些人是朋友，估计都给安斯基提供过帮助。安斯基出于谨慎，不提名字，只说编号，比如，今天我去了5号家中，我们喝茶，聊天，直到午夜过后，我走了。人行道上全都是白雪。又如：今天我去了9号家里，他跟我谈到了7号；后来，他说起疾病以及找到治疗癌症办法的好坏。又如：今天下午在地铁看见了13号，他没有发现我。我坐在站台上打盹，让列车一一过去。13号在旁边的长凳上读书，一本关于无影人的著作。后来，他要等的列车来了，于是起身，上车，没有合上书本，尽管车上人很多。笔记本上写道：我俩的目光相遇了。这是与毒蛇性交啊。

他也丝毫不可怜自己。

在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里出现了那位意大利画家的名字，这是汉斯·赖特尔第一次读到关于这位画家的事迹，过了很久才看见这位画家的作品。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写道：每当我悲伤或者厌烦时（很难想像安斯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于逃命，还有闲工夫厌烦），就想起朱塞佩·阿琴波尔多；悲伤和厌烦的情绪就会像春天早晨沼泽的迷雾一样消散，上午的时光不知不觉会驱散河岸和芦苇里升起的雾气。还有关于库尔贝［41］的笔记。鲍里斯·安斯基认为库尔贝是革命艺术家的典范。比如，安斯基嘲笑有些苏联画家对库尔贝关于摩尼教的看法。安斯基努力想像库尔贝的《会议归来》的画面，一群教区牧师和显要人物酩酊大醉的样子；官方的沙龙和法国艺术展览会拒绝展出《会议归来》。安斯基认为这让那些被拒绝的人们蒙受奇耻大辱。他觉得《会议归来》的归宿不仅有典型性和诗意，而且有深远意义：一个有钱的天主教徒买下了《会议归来》，一回到家中就给烧毁了。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热泪盈眶（不仅让他感到伤痛而且让他醒悟过来）地阅读着笔记本的文字：《会议归来》的灰烬不仅飞越巴黎高空，而且飞越莫斯科、罗马和柏林的空中。笔记本上说到了《画家工作室》［42］。说到了波德莱尔出现在《画家工作室》的一侧读书，他代表诗坛。说到了库尔贝与波德莱尔的友谊，与多米埃［43］的友谊，与儒勒·瓦莱斯［44］的友谊。谈到了艺术家的库尔贝与政治家的蒲鲁东［45］的友谊。把蒲鲁东理智的看法比做魔鬼般高大的石鸡，它能轻轻一跳踏平群山，而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政治家只相当于村里的神父，一只正常的石鸡。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想像着库尔贝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接着，想像库尔贝出现在巴黎公社里的情形。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以缺席巴黎公社而显得出众（只是字面意思）。库尔贝则不然。他积极参加革命。革命被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关进了圣佩拉热监狱。他在狱中开始画静物画。国家指控库尔贝的罪名之一是煽动群众拆掉旺多姆广场的纪念碑。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做笔记的鲍里斯·安斯基说得不大肯定，或者记忆力有问题，或者只是道听途说。说的是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普通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旺多姆石柱。

不管怎么说吧，拿破仑三世倒台后，库尔贝炫耀的官职使得他有能力保护巴黎的纪念碑，毫无疑问，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应该看成是一个绝妙的笑话。但法兰西可不想开玩笑，它没收了库尔贝的全部财产。库尔贝去了瑞士。1877年死在那里，年仅五十八岁。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上接下来出现了一些用意第绪文写的文字。汉斯·赖特尔几乎看不懂。据推测，内容是关于痛苦或者烦恼的。接着，说到了库尔贝一些画作。那幅称之为《早安，库尔贝先生》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部影片的开头，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开篇，但渐渐地变成了一部恐怖片。《塞纳河畔的少女们》让鲍里斯·安斯基回想起间谍或者遇难者们短暂休息的情景；还说，是来自其他星球的间谍们；还说，是些比别的肉体更快堕落的肉体；还说，是病，是传染病；还说，她们准备抵抗；还说，从哪里学会的抵抗呢？哪种学校？哪座大学？还说到工厂、荒凉的街道、妓院、监狱；还有那座陌生的大学；还有河水总是流淌、流淌、流淌的塞纳河；还有那些可怕妓女脸上残留的美丽比安格尔［46］和德拉克洛瓦［47］笔下的贵妇人或者鬼魂还漂亮。

接下来，有些乱七八糟的笔记，有从莫斯科发车的火车时刻表，有灰色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克里姆林宫上，有死人最后的话，有小说三部曲的封底，书名是《真正的黎明》、《真正的黄昏》和《日落时的颤抖》，作品的结构和情节本来可以把这三部曲做得体面些，也许可以有点尊严，像地毯上冷冰冰的正面，这三部曲的署名是伊万诺夫；但是，伊万诺夫很难对作品进行指导，或许根本没有指导；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也许我对伊万诺夫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从掌握的全部情况来看，他没有揭发我，而揭发我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这三部曲的作者不是他；但是，他没这样做；他揭发了审讯人员希望他揭发的所有人，新老朋友、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但是，关于我，他一句话没说。我俩弄虚作假始终是合伙的。

鲍里斯·安斯基写道：要是我俩在加里曼丹岛上该是多好的一对啊！接着，他回想起伊万诺夫从前给他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伊万诺夫编辑部的同事们在一次晚会上说的。晚会是为了欢迎一组刚刚回到莫斯科的人类学家。笑话半真半假，发生在加里曼丹岛上，那是个山林地区，一群法国科学家到那里去探险。走了几天后，法国人来到一条河的源头。过河后，他们在一片非常密集的森林里发现了一群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一位苏联人类学家（南方人，高大、肥胖，留着大胡子）这时解释说：法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土著人会不会是食人生番；出于安全和避免一开始就出错，法国人使出浑身解数、手势加表情，询问土著人是不是吃人肉！

土著人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明确回答：不吃人肉！法国人于是很感兴趣地问他们吃什么东西，因为按照法国人的看法，如果食物里缺少动物蛋白质，那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个问题，土著人回答说，他们猎取动物，但是不多，因为高山密林里动物不太多；但是，他们吃果肉，烹饪的方式很多。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仔细看过他们吃的食物后，发现他们的食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替代品。其余的食物由森林里的各种果实、根茎、块茎组成。土著人不种植任何东西。凡是森林愿意提供的东西，都提供给他们；凡是森林不想给的，绝对不给。他们与生态系统的共生现象是百分之百的。如果他们为了建造小屋铺设地面而砍下树皮，实际上，这是在帮助树木防止虫病。他们的生活类似清除垃圾的工人。他们是森林的清洁工。但他们的语言可不低级下流，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的清洁工；也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高大，那样展示发达的肌肉；也没有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的眼神——承包了狗屎的眼神。他们个子矮小，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高，像悦耳的鸟叫。他们尽量不碰外来人。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法国人的毫无关系。那个有大胡子的苏联人类学家说，由于这个原因，借助时间观念，他们能承受灾难。这样一来，跟土著人相处了五天后，法国人以为有了信任感，以为跟土著人已经是朋友了，可以称兄道弟了，便决定攻击土著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于是才发现，土著人如果触摸什么人的话，是不看着对方眼睛的，无论他是法国人还是同一个部落的土著人，如果父亲抚摸儿子，那父亲总是努力望着别处；如果一个女孩依偎在妈妈怀抱里，母亲会望着两侧或者天花板；如果那女孩已经懂事，她就望着地面；而朋友们如果一起出去采集块茎，那互相望望对方，就是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如果很有成效地干了一天活之后，男人们互相碰碰手，双方躲避着对方的视线；那些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男人碰手时侧身而立，如果用右手，那就从自己左臂下方把右手伸给对方，松松地或者轻轻地一碰；如果是左撇子，那就把左手从自己右臂下伸给对方。于是，苏联人类学家哈哈大笑地说道，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决定给土著人演示一下他们是如何互相问候的，这些来自远方、来自大海那边、来自太阳落山地方的人们，通过表情和手势或者请另外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做搭档，告诉土著人他们在巴黎是这样互相问候的——握手，摇晃，与此同时，面面相觑，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喜，坦率地四目相对，与此同时张嘴说声“你好！儒福伊先生”“你好！德洛尔穆先生”或者“你好！库尔贝先生”（汉斯·赖特尔读到此处心里想：显然那里不会有什么库尔贝；即使有库尔贝，也纯属偶然）。土著人静静地望着这出哑剧，态度是善意的，有几个人嘴上挂着微笑，有些人耐心地沉浸在深深的同情里，总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教养和谨慎的态度，直到那位法国人类学家打算跟土著人试试这法国式的问候为止。

据那位苏联大胡子说，此事发生在那座小村庄里，如果几间树林旁边的小草房就可以称之为“村庄”的话。那位法国人类学家走到一个土著人身边，做出如何握手的样子。那土著人十分温顺地躲避视线，从左臂腋下伸出右手给对方。但这时法国人把那土著人吓了一跳，他拉住土著人的手，因而也就拉动了对方的身体，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摇晃着对方的胳膊，假装惊喜的样子，说道：

“你好！土著人先生。”

法国人没有松开土著人的手，他极力注视着土著人的眼睛，还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法国人不但不松手，甚至还用左手拍拍对方肩膀，嘴里说着：“你好，土著人先生。”好像真的非常高兴的样子。但是，那土著人惊恐地大叫一声；叫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法国人不懂，法国人的向导也不明白。说出那句话之后，另外一个土著人猛然向还拉住第一个土著人的那位好为人师的法国人类学家扑过去，用一块石头砸开了人类学家的脑壳。这样，人类学家方才松开了对方的手。

结果：全体土著人一起向法国人扑过来。法国人急忙撤退到河对岸，把死去的伙伴丢给了对方，但在混战中也打死了一名土著人。在后来的好几天里，先是在山上，后来在加里曼丹群岛海边一家酒吧里，这些法国人类学家绞尽脑汁想找出这个和平的部落突然变得粗暴和惊恐的原因。经过反复争论后，他们以为找到了那个被“冒犯”或者被“糟践”的土著人在握手时（他们觉得这握手的方式既健康又纯洁）的惊叫是关键因素。这个词的发音是“大伊伊”，意思是“吃人肉”或者加上“不可能”；但是，也有别的意思，其中之一是“那人强暴了我”；这话是喊叫之后说出来的，意思或者可能的意思是“那人强暴了我的屁股”，意思就是说“那吃人肉的家伙强暴了我的屁股，又要吃我的肉”；当然也可能是“那人摸我（或者强暴我），还盯着我的眼睛（为了吃掉我的灵魂）”。实际情况是，那些法国人类学家，在海岸边稍事休息后，再次登山，但再也没见到那些土著人了。

鲍里斯·安斯基疲倦的时候，就再去想阿琴波尔多的画作。他喜欢回忆阿琴波尔多的绘画；他对阿琴波尔多的生平一无所知，或者假装几乎一无所知；但阿琴波尔多的确不像库尔贝的作品，一直处于骚乱的状态。不过，安斯基从阿琴波尔多的画面上发现有某种朴实的东西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个提法如果让很多研究阿琴波尔多的学者们听见了，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

鲍里斯·安斯基觉得这位意大利米兰画家［48］的技巧很有个性愉悦的特点。这是对表面现象的终结。是人类出现前的古希腊山区田园。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比如，《烤肉》是一幅倒挂的画作，实际上是个大金属烤肉盘，可以看出盘子上有一头乳猪和一只兔子，还有一些人的手，女人或者孩子们的手，她们忙着把盘子盖上，害怕烤肉变凉；画面倒挂让人们可以看出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上身；还有一副得意和鲁莽的笑容，暴露出门牙的缺失，这是一个老雇佣兵瞅着你的恶笑；他的眼神比他的笑容更凶狠，好像他知道你的事情，鲍里斯·安斯基这样写道，可你丝毫不怀疑他的恶笑。这幅画让他觉得是恐怖题材的作品。《法学家》（是个法官，或者是个高级官员，脑袋是用小猎物的碎片和书内正文组成的）也让他觉得像是恐怖画。但是，以四季为题的作品是百分之百的欢乐题材。安斯基写道：万物在万物之中。好像阿琴波尔多只上过这一课。可这一课大概是最最重要的。

写到这里，鲍里斯·安斯基否认了他对阿琴波尔多这位画家生平不感兴趣的说法。他写道，1516年达·芬奇离开米兰的时候，给弟子贝尔纳蒂诺·卢伊尼［49］留下了笔记本和画作。过了若干年后，年轻的阿琴波尔多作为卢伊尼之子的朋友，可能查阅和研究过这些笔记本和画作。安斯基写道，我一感到伤心和沮丧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回想阿琴波尔多那些画作，伤心和沮丧的情绪就消散了，好像一阵压倒了这种情绪的风、一阵“薄荷味”的轻风，一下子就吹到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

接下来是关于鲍里斯·安斯基逃跑的笔记。里面有一些朋友们关于自杀利弊问题的彻夜长谈。两男一女在关于自杀话题交谈过程中或者冷场时，也谈到了一个著名诗人的性生活（诗人失踪了，实际上被杀害了），也说到了诗人的女人。这是一位阿克梅派［50］诗人，他和妻子却处于贫困和不安宁的不光彩状态。这对夫妻尽管处于贫穷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却编造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游戏。性交游戏。诗人的老婆与别人性交。这个别人不是其他诗人们。因为诗人和他妻子都在黑名单上。别的诗人像逃避麻风病一样逃避这对夫妻。诗人的妻子非常美丽。在鲍里斯·安斯基笔记本上出现的三位彻夜谈话的朋友，也都同意这个看法（诗人妻子美丽）。三人都认识她，或者在某个场合都见过她。美丽至极。是个很有姿色的女子。为人所迷恋。诗人也跟别的女人性交，但不找诗人们的老婆或者姐妹，因为这位阿克梅派诗人就是个移动病毒，女人们都躲避他。再说，他长得也不帅，甚至可以说很丑。但这位诗人跟女工们性交。他是在地铁里或者商店里排队时认识这些女人的。他很丑，但很温柔，会说甜言蜜语。

三位朋友哈哈大笑。的确，那位阿克梅派诗人能朗诵悲悲惨惨的诗歌，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年轻以及不太年轻的女工们会听得热泪盈眶。然后，就会跟着他上床。诗人的妻子，本来她的美貌用不着什么博闻强记的本领，可她的记忆力比丈夫的还要惊人，非常非常地惊人；她跟工人或者休假的水手或者精力充沛得不知如何消耗的鳏夫工头上床；他们认为如此绝色的女子出现在眼前简直就是人间奇迹。这对夫妻还搞群交的游戏。诗人、老婆，再加一个女子。诗人、老婆，再加一个男子。通常情况下，是三人组合。偶尔也有四人组合或者五人组合的时候。有时，凭借一种预感，他们都大张旗鼓地介绍各自的情人。这些情人过了一周后就恋爱起来了，从此不再见面，不再参加这种小型的无产阶级的纵欲狂欢活动，不过，也难说，无从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位诗人一被捕后，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再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因为他被杀了。

后来，三位朋友说起自杀这个话题来，议论自杀的利弊，一直聊到天亮。这时，三位中的鲍里斯·安斯基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莫斯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随时有被举报的危险。于是，笔记本上就有了风景、风景、透过玻璃看到的风景和玻璃上的风景，有了土路，有了无名的小火车站，那里集合着从马卡连柯［51］一本书上逃跑出来的流浪青年，有无限烦恼的少年和患上了感冒的小伙子——他们一个个流着鼻涕，有小溪，有硬面包，有安斯基克制自己的一次偷窃打算，但没说是怎样克制的。最后出现的是克斯特基诺村。是黑夜。是认出他来的风声。是安斯基的母亲。她开了门，但是没认出儿子来。

本上最后的笔记非常简单。安斯基回到村里没过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老人仿佛只是一味地苦苦等待儿子归来，然后才一头扑向了另外一个世界。母亲操办葬礼。安斯基等天黑之后家人都入睡时，就悄悄溜出家门，到墓地去，伫立在父亲的坟前，长时间地回想着一些含含糊糊的事情。白天，他常常在阁楼里蒙头睡觉，完全蒙在黑暗里。晚上，他下楼到一层，借助壁炉发出来的光亮，在母亲睡觉的床边看书。在最后的一段笔记里，他提到了宇宙的无序性，写道：只有在无序里，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在另外一段文字里，他发问：假如宇宙死了，时空跟着宇宙一道死了，那还剩下什么呢？我想是一片虚无。但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好笑。在全部答案之后，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安斯基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农民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回答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这复杂性让他觉得好笑；有时，他母亲会听见他在阁楼里的笑声，跟他十岁时的笑声一模一样。安斯基想到的是平行存在的若干宇宙。就在那几天里，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华沙沦陷，巴黎沦陷。德军进攻苏联。只有在无序中，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一天夜里，鲍里斯·安斯基梦见天空是一片血海。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他画了一条与游击队员们会合的道路。

剩下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那个仅容一人藏身的地方——壁炉内部的洞。谁挖的？谁在里面藏过？

经过长时间思索，汉斯·赖特尔认定：挖藏身处的只能是安斯基的父亲。有可能藏身处是在安斯基回村前就搞定了。也有可能父亲是在儿子回家前修建了藏身处，因为那时候只有父母知道安斯基是国家的敌人。但是，汉斯·赖特尔凭着直觉认为，藏身处早在安斯基回村前就设想好了，这让人觉得安斯基的父亲很有先见之明或者想像力丰富，但藏身处的活计做得很慢，都是手工活。汉斯·赖特尔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处。

当然，不能排除会有党的干部来造访这座木屋，只要他们觉得里面有什么安斯基的线索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干部来访时，安斯基会躲进壁炉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肯定。但实际上，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地，包括安斯基的母亲在德军进村时也没用过。对，是这样的，他想像着安斯基母亲隐藏儿子笔记本的情形。后来，汉斯·赖特尔梦见了安斯基母亲走出家门，跟着克斯特基诺村其他犹太人前往我们德国人用鞭子指定犹太人去死的地方。

在梦中，汉斯·赖特尔还看见了鲍里斯·安斯基在田野里行走的样子，那是夜晚，安斯基变成了无名氏，他朝西方走去，结果死于枪林弹雨之下。

汉斯·赖特尔有好几天一直在想是自己开枪射杀了鲍里斯·安斯基。到了晚上，他做噩梦，可怕的梦境把他给吓醒了，吓得哭个不停。有时，他蜷缩在床上，静静地倾听着外面落雪的声音。他不再想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死人了。到了早晨，汉斯的头一件事就是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随便哪一页都行。有时，他出去散步，穿过白雪皑皑的树林，一直走到老国营农场里；如今两个懒洋洋的德国人在指挥乌克兰人干活。

每当汉斯·赖特尔去村里那座主要建筑物里寻找食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别的什么星球上。那建筑物里总是点着壁炉，两口野战大锅总是煮着肉汤，一层楼里总是热气腾腾。空气里有洋白菜和烟草的气味。他的战友们卷着袖子或者光着膀子来来去去。他更喜欢在树林里坐在雪地上，直到屁股感觉冰凉为止。他喜欢有火的木屋，站在壁炉前重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他不时地抬头看看壁炉内部，仿佛那里面有个胆怯、害羞的人影在望着他。于是，一种快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有时，汉斯想像着自己是跟安斯基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仿佛看见安斯基一家三口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最后，他闭上了眼睛。等到壁炉里的火焰变成了灰烬之后，汉斯就小心翼翼地钻进去，藏身处是温暖的，他就待在里面，直到拂晓的寒气把他冻醒为止。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自己回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他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但肯定是克里米亚半岛。在这里、那里像间歇泉一样不断冒出的烟雾里，他胡乱开枪。后来，他走起来，遇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脸朝下，手里还握着枪。汉斯·赖特尔弯腰把尸体翻转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模样，但又担心（像过去担心许多事情一样）那人可别是安斯基啊。他抓住尸体的军服时，心里想：别、别、别，我可不想背上这个包袱；我希望安斯基还活着，不愿意他死掉；我可不想当凶手，哪怕是不经意间杀人，哪怕是误杀，哪怕是不自觉杀人。于是，不出所料，甚至是松了一口气，发现那尸体的面孔就是他汉斯·赖特尔的脸。清晨，汉斯从这个梦里醒来以后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第一句话就是：

“太好啦！那人不是我！”

刚进入1942年夏天，上级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还有一些士兵。于是，汉斯·赖特尔回到自己的师团去了。他到过克里米亚。到过刻赤。到过库班河岸。到过克拉斯诺达尔的街道。从高加索一直走到布琼诺夫斯克。他跟着自己的连队一道游历了卡尔姆卡草原，总是随身携带着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藏在内衣和军服之间。他疲惫不堪，可是没有看见敌人；但是，见到了维尔克、克鲁泽和军曹莱姆克，尽管认出他们来可不容易，因为三人变化太大，不仅相貌有变化，声音也有变化；如今，维尔克说话只用方言，除了汉斯·赖特尔之外，没人能懂；克鲁泽的嗓音变了，说起话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被骟掉了睾丸；莱姆克军曹只是偶尔抬高嗓门，大部分情况对部下轻声细语，好像疲倦了，或者是长途跋涉总是让他昏昏欲睡。总之，莱姆克军曹受过重伤，那是队伍徒劳地想打通前往图阿普谢时发生的事情。上级让布勃利茨军曹代替莱姆克。后来，秋天来了，道路泥泞，寒风刺骨。秋后，俄国人开始了反攻。

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已经不属于第11集团军了，而是第17集团军；他们从埃利斯塔撤退到了普罗列塔尔斯卡亚。后来，他们沿着马内奇河走到罗斯托夫。接着，继续向西撤退，到达米乌斯河，在那里重新构筑防线。1943年夏天到了。俄国人再次发动攻势。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团再次撤退。每撤退一次，活人就减少一些。克鲁泽死了。布勃利茨军曹死了。福斯是个勇敢的人，先是被提升为军曹，接着又被提升为准尉，在他指挥下，伤亡人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

汉斯·赖特尔已经习惯了看死尸，就像有的人观赏出售的地皮或者田庄或者别墅一样；然后，搜查死人的衣袋，看看有没有食物。维尔克也这样做，但不是悄悄地干活，而是念念有词：“普鲁士大兵手淫，但不自杀。”营里的战友们说他俩是吸血鬼。汉斯·赖特尔听了无所谓。休息的时候，汉斯掏出面包和笔记本，一面吃一面阅读。有时，维尔克坐到他身边，片刻后就睡着了。有一次，维尔克问他，这笔记是不是他写的？汉斯瞅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真愚蠢，简直用不着回答。维尔克又问他一次：这笔记是不是你写的？汉斯觉得维尔克是在睡觉说梦话呢。维尔克眼睛微闭，满脸胡须，颧骨和下巴突出到脸框外面去了。

汉斯回答说：“是个朋友写的。”

维尔克睡意朦胧地问：“朋友死了？”

“差不多吧。”汉斯说着，继续读笔记。

汉斯·赖特尔喜欢听着隆隆的炮声入睡。维尔克也忍受不了太长时间的寂静，闭上眼睛之前，总是要唱歌。福斯准尉则相反，睡觉时常常堵上耳朵，大家要费好大力气才能让他醒来或者重新适应站岗、打仗。有时，不得不摇晃他，于是他会骂出他妈什么事了，一面对准黑暗挥动拳头。但是，他连连获得奖章。有一次，汉斯和维尔克陪着福斯去师部领奖。冯·贝伦贝格将军亲自颁发给他一枚德军士兵能获得的最高奖章。那天对福斯是幸福的，可对79师是不幸的，因为兵力已经不足一个团了；而到了下午，维尔克和汉斯正在一辆卡车旁边吃香肠的时候，俄国人对他们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福斯和这两个士兵不得不立即重新上阵。德军短暂地抵抗了一下，又撤退了。在后撤的过程中，全师的兵力只剩下一个营的样子，多数士兵的神情像是从疯人院逃跑出来的狂人。

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德军尽量向西撤退，保持着连队的顺序或者按照临时聚拢或者分散后的小组行进。

汉斯·赖特尔独自后撤。有时，他看见成排的苏联飞机从空中掠过；有时，看见一分钟前还是蔚蓝色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下起暴雨来，一下就是几个小时。站在一座小山上，他看见有一队德军坦克向东方开去。它们像是外星文明的棺材。

他夜里走路。白天尽量隐蔽起来，一门心思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睡觉，观察附近种植着什么或者什么在燃烧。有时回想起波罗的海的海藻，不由得笑了。有时想起了小妹妹，也笑了。很久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他父亲一直没有给他写信。汉斯猜测父亲不写信的原因是写不好。母亲倒是给他写过信。那些信都说了什么呢？汉斯忘了。信不长。可是，汉斯全忘了。他只记得字母很大，歪歪扭扭，有语法错误，毫无修饰。他想，当母亲的永远也别写信。相反地，小妹妹的信，他都记忆犹新，想到这里他笑了。这时，他脸朝下，躲在草丛里，睡意逐渐袭上心头。在妹妹的信里，她给哥哥说自己的事情，说村里的事情，说学校里的事情，说她穿的衣裳，也说哥哥。

小妹妹洛特在信里说：哥哥，你是个巨人。起初，“巨人”这个说法让汉斯感到愕然。但是，后来他想在一个小女孩眼里，尤其是像洛特这样甜蜜动人的女孩眼里，他这样的身高很像是巨人。洛特在信里说：你的脚步回响在树林里。林中的小鸟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停止了歌唱。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躲在黑屋里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立刻跑到村口迎接你。全村一片欢乐。你还活着。德国还活着。等等等等。

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汉斯·赖特尔就又回到了克斯特基诺村。村里已经没有德国人了。国营农场里空空荡荡。只有从小木屋里露出缺乏营养的老人面孔；他们颤颤巍巍地边打手势边告诉汉斯，德国人把村里能干活的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带走了。那一夜，汉斯·赖特尔就睡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木屋里。他感觉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随即，和衣在床上躺下。但不能立即成眠。他想起了安斯基在笔记里说的表面现象，开始思考自身。他觉得自由，从来没有这么自由的感觉；尽管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而虚弱，却仍然觉得有力气可以延长这自由、自主的力量，只要能够延长就行。但是，让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呢。他想，表面现象是现实占据的力量，甚至是最极端和有限现实占据的力量。它在人心里，也在人的表情上，也在意志和痛苦中，也在人们整理回忆的方式上，也在人们安排轻重的形式里。表面现象在工业家的客厅里会扩散，也会在黑社会里繁衍。表面现象会制定准则，会推翻自己制定的准则（推翻可能是流血的，但仍然是表面现象），再制定新规则。

国家社会主义是表面现象的终极国度。汉斯·赖特尔心里想，博爱也是表面现象。我对洛特的爱不是表面现象。洛特是我妹妹，她还小，认为我是个巨人。但是，博爱，男欢女爱，虽然一块吃饭，一块花钱，一块伤心，就是作秀，就是表面现象。青春是力量的表面现象。爱情是和平的表面现象。他心里叹息道，无论青春、力量、爱情还是和平，我都有可能得到；可我自己却不能接受如此丰厚的人生礼物。汉斯想，只有鲍里斯·安斯基的流浪生活不是表面现象；只有安斯基那十四年的颠沛流离不是表面现象。鲍里斯·安斯基一辈子处于一种极度的不成熟状态之中，因为那十月革命、那场真正和惟一的革命也是不成熟的。后来，他睡着了，没做梦。次日，前往树林里打柴，准备继续使用壁炉。在回村的路上，出于好奇，他迈进了1942年冬季德国人居住的那座建筑物。他发现里面一片破败、狼藉的景象，没有锅，没有米袋，火炉里没火，到处是碎玻璃片、破窗框，地面肮脏，到处是烂泥巴和狗屎，如果不小心踩上，就会满脚底都是泥和屎。在一面墙壁上，有个大兵用煤炭写下了“希特勒万岁”。在另外一面墙上，写了一封情书。在上面那层楼上，有人喜欢在墙壁上作画（居然在天花板上！！），把居住在克斯特基诺村的德国人日常生活场面画了下来。比如，有个墙角上画了森林，五个德国人（从军帽上可以认出来）在搬运木柴，在打鸟。在另外一个墙角上，两个德国人在性交，第三个德国人胳膊被反捆，躲在树后偷看。在另外一个墙角上，四个德国人晚饭后在睡觉，他们身边有条瘦狗的影子。在最后一个墙角上，汉斯·赖特尔出现了，满脸金黄的胡须，站在安斯基家的窗户前向外张望，外面则是一头大象、一头长颈鹿、一头犀牛和一只鸭子排队游行。在这幅壁画（总得给个叫法）中央，有个方石铺成的广场（纯粹是想像，因为克斯特基诺村从来就没有广场）上面，站满了女人或者女人的幽灵，她们个个是鬈发，跑来跑去，惊慌地喊叫着什么；与此同时，两个德国大兵在监视着一群乌克兰年轻人干活——在竖立石碑，外形模糊难辨。

这些绘画做得粗糙，有孩子气；从透视法看，属于文艺复兴前的风格；但是，从布局看，依稀可见一种嘲弄的意味，因此蕴含着一种秘密的娴熟技巧，远远压倒了初看时的印象。汉斯·赖特尔一回到自己的木屋就想，这位画家很有天赋，但是像其他几个在克斯特基诺村度过1942年冬天的德国人一样发了疯。他还想到了自己的形象意外地出现在壁画里。这位画家肯定以为，就是这个发疯的人结束了一切。鸭子这个形象让汉斯联想到自己就是这个压队的角色，领队是大象。他回想起来，那些日子他还没有恢复嗓音。他还想起那些日子，他反复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一刻不停地背诵笔记里的每一句话，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像幸福感，有时像比天还大的罪恶感。他想起自己接受了这种感觉，既幸福又罪恶，有几个夜晚他把二者加在一起，其结果等于幸福；但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幸福；对汉斯·赖特尔来说，那不是幸福，而只是汉斯自己。

到达克斯特基诺村后的第三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俄国人冲进了村庄；为了逃命，他赶忙跳进了甜溪，沿着这条小溪，他游进了第聂伯河；可是第聂伯河两岸全都是俄国人，一看见他出现在河中，他们边笑边开枪。他梦见自己没等子弹打过来就潜入了河底，随波逐流，时不时地浮上水面换口气，再潜入水底；就这样，他游出去一公里又一公里，在水下屏住呼吸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打破了世界纪录，让河水带着他远离俄国人；随后，他照旧下潜，出水，换气，下潜；水底下像是一条石路，间或看到有白色的小鱼群游过去；还时不时地撞上死尸，他们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白骨；这些充当水流标杆的尸骨可能是德国人的，也可能是苏联人的，无法得知其详，因为衣服早已经腐烂，水流把破烂衣裳早就冲到下游去了。汉斯·赖特尔在梦里也向下游漂去；有时，特别是夜间常常浮出水面，装成死人，为了休息片刻，或者睡上五分钟，与此同时，河水拥抱着他向南方不停地流动；等到太阳出来时，他再度下潜，重新回到第聂伯河那黏稠的水下。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有时从一座城市附近经过，看见了城里的万家灯火；或者没有灯光的话，他就听见了模模糊糊的噪音，好像是什么人在忙着挪动家具，好像是一些病人在挪动家具；有时他从军用舟桥下面游过去，看见了夜间站岗的士兵冻僵的身影倒映在汹涌的水面上。一天早晨，第聂伯河终于流入了黑海，河水化做了海水。汉斯·赖特尔爬上了河岸或者海岸；他迈着颤抖的步伐，像个大学生一样（他从来也没上过大学）在暑假里游泳之后筋疲力尽、晕头转向地回到沙滩上躺下。就在他坐在沙滩上望着浩瀚的黑海时，忽然发现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原来是在军服里的，现在已经缩成一个纸团，字迹完全模糊了，笔记本的一半粘贴在衣服上或者汗毛上，另外一半缩成纸屑在水里漂游。

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醒了，他决定立即离开克斯特基诺村。静悄悄地穿好衣服，整理好不多的物品。没开灯，没点火。想一想这一天要走多少路程。离开木屋前，他小心翼翼地把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放回壁炉的隐藏处。他想，希望有人能找到它！最后，开门，非常小心地关好门，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座村庄。

几天后，汉斯·赖特尔遇到了师里的一支队伍。他重新过起忍耐和撤退的单调生活，直到苏联人在五一镇西边的布格河打垮了他们为止。79师的残部被编入303师。1944年他们在俄国摩托化旅的追击下，向雅西［52］撤退。汉斯·赖特尔和营里的士兵看见有股蓝烟直插正午的天空。后来，他们听见了喊叫声和非常低沉的歌声。片刻后，汉斯·赖特尔用望远镜看见一群罗马尼亚士兵正在全速穿过一片菜园，好像魔鬼附体一样或者因恐惧而狂奔，跑上了一条土路——与汉斯他们师撤退的公路平行。

汉斯和几个战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俄国人随时都会追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人走下充当观察哨的小山，乘上一辆有重机枪的战车，穿过了两条路之间的草地。于是，看见了一座罗马尼亚的乡村城堡，里面空空荡荡，窗户紧闭，有个方石铺路的院子通向马厩。随后，他们来到一块空地上，那里还有罗马尼亚士兵蹲在地上赌博或者往马车上装城堡里的绘画和家具（后来卸车的也是他们这些人）。空地尽头有个大十字架，是用涂成黑漆的木头制成的，大概是从城堡的大客厅里拆下来的木料。十字架（埋在黄土里）上有个裸体的男人。会些德语的罗马尼亚人问汉斯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德国人回答说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追击。几个罗马尼亚人说：俄国人很快就到了。

有个德国人指指十字架上那个男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军团的将军。”罗马尼亚人说道，一面赶忙把战利品放到车上。

一个德国人问：“你们这是要开小差啊？”

一个罗马尼亚人回答说：“是的，昨天下午第三军团决定开小差。”

几个德国人面面相觑，好像不知道是该开枪射杀这些罗马尼亚人，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当逃兵。

德国人问：“你们现在去哪儿？”

罗马尼亚人回答：“向西！回家！”

“你们已经想好啦？”

罗马尼亚人回答：“谁挡道，我们就杀谁！”

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好像在重申这个意思，拿起枪来。有几个人甚至毫不掩饰地瞄准了德国人。刹那间，好像两群人就要互相开火了。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走下战车，完全不理会双方剑拔弩张的样子，向十字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走去。那人的脸上血迹已干，好像前一天夜里有人用枪托打断了他的鼻梁骨；他眼睛是青紫的，嘴唇是肿胀的。尽管如此，汉斯还是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他是恩特赖斯库将军，就是跟冯·聪佩女男爵在喀尔巴阡山上城堡里睡觉的男人。汉斯和维尔克还在秘密通道里窥视过此人。大概此人还活着的时候，罗马尼亚人就扒光了他的衣服，让他赤身露体，只给他留下马靴。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阴茎——据维尔克和汉斯偷看时估计勃起状态下大约有三十厘米长——如今在晚风的吹拂下疲惫地摇晃着。十字架下，有一箱烟花，恩特赖斯库将军曾经用烟花让客人们开心。火药大概受潮了，要么就是烟花过期了，因为爆炸时惟一发出的是一股蓝烟，很快升天就消散了。站在汉斯身后的一个德国人对将军的阴茎发表了看法。几个罗马尼亚人笑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凑到十字架前，好像它忽然间具有吸引力。

步枪已经不再对准任何人了。士兵们拿着枪就像拿着农具，他们就像是长期走在悬崖边上疲倦的农夫。他们都知道俄国人马上就要来了，也感到害怕；可是，人人还是经不住诱惑要最后一次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十字架。

“这个家伙怎么样？”一个德国人明知故问地说道。

“这人不坏。”一个罗马尼亚人说。

接着，人人陷入了沉思。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用迷惑不解的眼神望着将军的尸体。没人想起问问怎么就把他给杀了呢。可能是先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殴打致死。十字架的木棍已经被血液染成了乌黑色，血痂像个黑蜘蛛一样落到黄土地上。没人提出把尸体放下来。

一个德国人说：“你们很快还能找到类似的榜样。”

罗马尼亚人没听懂他的话。汉斯·赖特尔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脸：眼睛是闭着的，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睁得很大。双手被银色的大长钉钉在木头上。每个手掌上有三枚钉子。双脚用大粗钉钉牢。在汉斯·赖特尔左边，一个罗马尼亚少年——超不过十五岁，军衣套在他身上显大——正在祷告。汉斯问德国人：这地方是不是还有别人？他们说，只有这些人了，第三军团或者说第三军团的残部是三天前到达利塔慈火车站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没去西边找更安全的地方，而是决定去看看自己的城堡，结果空无一人。没有仆役，也没有任何可吃的动物。在两天的时间里，将军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出门。士兵们在房子周围转悠，结果发现了地窖，便破门而入。除去几个军官比较谨慎，全体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第三军团有一半士兵开了小差。剩下的另外一半是自愿留下来的，没人强迫，因为他们热爱恩特赖斯库将军。或是某种类似的感情。有些人到附近居民点偷窃，再也没回来。另外一些人站在院子里高呼：请将军出来指挥队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可是，将军继续躲在房间里，不给任何人开门。当天夜里，士兵们喝醉了之后砸开了房门。将军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周围点着蜡烛，欣赏着一本相册。于是，事情就一一发生了。起初，将军用皮鞭自卫，抽打士兵。可士兵们饿得发了疯，吓得发了疯，一下子就把将军给杀了，然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汉斯问：“制作这个大十字架一定非常费劲吧？”

一个罗马尼亚人说：“做十字架是在杀将军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十字架，可是我们还没喝醉就做好了十字架。”

后来，罗马尼亚人重新装车，有几个德国人帮助他们搬运战利品；另外一些人决定去房子里转转，看看酒窖里是不是还有酒。于是，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又是孤家寡人了。汉斯临走前问罗马尼亚人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包贝斯库的人，他总是跟在恩特赖斯库将军身边，好像给将军当过秘书。

“啊，是包贝斯库上尉。”一个罗马尼亚人点点头说道，口气跟说随便哪个上尉一样，“他应该在布加勒斯特。”

汉斯几人一面向那片草地山丘驶去，车后留下扬尘，他一面望着好像有群黑鸟飞越那片十字架的空地——恩特赖斯库将军站在那里正监视着战事的进程。在战车上，站在重机枪旁边的那个德国士兵笑着说：俄国人看见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怎么想啊？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节节败退之后，汉斯·赖特尔终于回到了德国。1945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在一片树林里躲藏了两个月后，向美国兵投降了。他被送进了安斯巴赫郊外的俘虏营。在那里，长久以来第一次洗了澡。饭菜很好。

有一半战俘睡在大平房里——是美国黑人士兵建造的，另外一半睡在野战帐篷里。每两天会有人来营地按照姓氏排序严格检查俘虏的证件。起初，是在露天地里安放了桌子，俘虏们列队走过，一一回答问题。后来，黑人士兵在几个德国人帮助下，搭建起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大平房。于是就在这平房前排起了长队。在这座营地里，汉斯没有熟人。79师和后来303师的战友们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做了俄国人的俘虏。303师残部开进了保护领地的比尔森，而那时汉斯在混乱中自己开路了。在这个安斯巴赫的俘虏营，汉斯尽量不跟别人联络。有些士兵下午时聚在一起唱歌。美国黑人士兵站在监视他们的岗哨上瞅着他们发笑；可是，显然没人懂德语歌词，于是就让德国人一直唱到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经常在营地里来回散步，他们手挽着手，一面议论着一些非常离奇的话题。据说，苏联人和同盟国很快要唱对台戏了。大家纷纷猜测希特勒死亡的实况。大家还谈到饥饿，还谈到马铃薯丰收会再次把德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

在汉斯的行军床边还睡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是国民突击队的战士。那人留了大胡子，说起话来温和又低沉，好像周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白天，他常常跟另外两个国民突击队的战士聊天，散步和吃饭时都聚在一起。但是，汉斯有时也看见老兵独自一人在各种纸片上用铅笔写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有一次，睡觉前，他问老兵写的是什么，老兵说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又补充说：可是不大容易啊。汉斯再也没问他别的什么。但从此之后，老兵总是在睡觉前找个借口跟他聊上几句。据老兵说，在俄国人开进科斯琴［53］的时候，他老婆就死了，夫妻都是科斯琴人；但是，他不恨任何人；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啊，等战争结束后，最好能互相原谅，从头开始。

汉斯问：怎么开始呢？从零开始呗，他慢声细语地用德语说道，口气是快乐的，有想像力。老兵名叫策勒，瘦高，腼腆。汉斯看见他经常在另外两个战友陪伴下在营地里散步。可能是有两个战友比照的原因，策勒的形象有尊严感。一天晚上，汉斯问策勒是不是还有家属。

策勒说：“有老婆。”

汉斯说：“可你老婆死了啊。”

老兵轻声说：“有过一儿一女。也死了。儿子死在库尔斯克会战里。女儿死在汉堡的轰炸中。”

“没别的亲戚了？”汉斯问。

“有过外孙、外孙女，是双胞胎，跟我女儿一起死在轰炸里了。”

汉斯惊叹道：“天啊！”

“女婿也死了。不是在那次轰炸里，而是几天后，因为老婆和孩子而伤心。”

“太可怕了！”

“服毒自杀了。”策勒在黑暗里轻声说，“吃的是耗子药，痛苦挣扎了好几天。”

汉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是因为困劲上来了；他听见策勒最后说了一句：战争就是战争啊，最好忘掉一切、一切、一切。实际上，策勒镇定得令人羡慕。另外，这样的镇定只有再次看见俘虏入营或者又来人在平房里一一检查证件时才被打破。三个月后，轮到询问姓氏字母开头为Q、R、S的人了。汉斯·赖特尔可以跟美国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人谈话了。他们有礼貌地请他正面和侧面站立；然后，就在档案里寻找卡片，卷宗里可能有许多照片。接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问汉斯·赖特尔：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汉斯只好说跟着79师到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多次受伤。

美国兵和便衣想看看他身上的伤疤。汉斯只好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有个说话带柏林口音的便衣问他：俘虏营的饭菜好不好？汉斯说：吃得像国王。那提问的人把这话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都笑了。

一个美国兵问：“你喜欢美国饭？”

便衣把这话译成了德语。汉斯说：

“美国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肉。”

大家又笑了。

那美国大兵说：“说得对。可你吃的东西不是美国肉，是狗食。”

这一次，翻译（不想翻译这句话）和几个大兵笑得几乎跌倒在地。一个黑人士兵出现在门口，带着担心的表情，他问大家跟这个俘虏是不是有麻烦。大家说，没麻烦，关上门，走吧！他们讲笑话而已。后来有个人给汉斯敬烟。汉斯说：我以后再抽。说完把香烟夹在耳朵上头了。接着，美国兵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记下汉斯提供的情况：年龄、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住址、至少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等等。

当天夜里，策勒问汉斯询问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都告诉他了。问你哪一年入伍了吗？问你征兵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了吗？问你在哪个师服役了吗？问了。有照片吗？有。你看见那些照片啦？没有。等到策勒问完之后，就用毯子蒙上脸，好像入睡了；可是，片刻后，汉斯听见他在黑暗里嘟囔着什么。

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来的只有两人。不排长队，不询问。营里让全体俘虏集合。美国黑人士兵检察队伍，从队伍里分出十个人来；然后把这十个人戴上手铐装进两辆囚车。营地长官说，这几个俘虏是战犯嫌疑人，接着，他命令队伍解散，按常规过日子。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过之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了铁路支线。那名军官和火车司机在等着我。我要请他俩吃早饭，咖啡、香肠、煎蛋和热面包。他俩的吃相跟猪一样。我不是。我脑海里在想别的事情。他俩告诉我必须卸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当天夜里返回欧洲南部。我看看他俩的表情，说会照办的。军官说可以指望他和他的押车队伍来卸车，条件是请车站职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我说可以。

我们开始行动。一打开车门，车厢里的臭味让车站上打扫厕所的女工都皱鼻子。旅途中死了八个犹太人。那军官让幸存者们排队。个个脸色不好。我命令把他们带到一家废弃的皮革厂去。我吩咐一个手下的职员去面包房，买下所有的面包分给犹太人吃。告诉老板记在我的账上，快去办！接着，我回办公室处理其他紧急公务。到了中午，有人通知我，希腊列车已经开走了。我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喝醉酒的孩子们在玩球；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也喝过量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还给犹太人找了比较长期的安身之处。有个秘书建议给犹太人安排工作。我问他：去德国吗？他说：就在这里。这主意不坏。我吩咐给五十个犹太人分发扫把，每十人一队，让他们打扫我那座鬼村庄。接着，我去忙主要工作了，帝国几家工厂要我提供至少两千劳工；总部也来函要劳动力。我连着打电话：我说这里有五百犹太人可供支配。可他们都要波兰人或者意大利战俘。

要意大利战俘？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意大利战俘啊！所有能支配的波兰人，我都分发出去了呀。留下的仅仅够我所需。于是，再次给海乌姆诺那人打电话，再次问他，要不要我这里的希腊犹太人。

“既然是送到您那里的，肯定有原因。您就管起来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我说。

我说：“可我没办过犹太人集中营呀。没有经验。”

那人说：“您负责管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就问问派送的人吧！”

我说：“尊敬的先生，派送的人，我估计在希腊呢。”

那人说：“问问柏林的希腊事务局吧。”

这样的回答真聪明！谢过之后，我挂了电话。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在考虑给柏林打电话的利弊。忽然，街上出现了一队扫地的犹太人。喝醉酒的孩子们不玩足球了，纷纷上了人行道，站在那里看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动物。犹太人起初只是望着地面，认真清扫。旁边有个警察负责监督他们。但是，有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少年——抬头看看孩子们和那个皮球，正停在一个小无赖脚下一动不动。我想双方可能会赛一场。扫地的对抗喝醉的。可是，那警察对工作很负责任。不久，犹太人就走了。孩子们重新玩起了破球。

我也重新埋头公文。有一批土豆丢了，大约在我控制的地区和这批土豆的目的地——莱比锡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要处理一下。我命令调查此事。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卡车司机。我还处理过甜菜事件、胡萝卜事件，以及类似的仿冒咖啡事件。派人去叫村长。有个秘书拿着一张纸片，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土豆是通过铁路运输离开我所管辖地区的。土豆是使用马或牛或驴，有什么牲口就用什么牲口，就是没用卡车，拉到火车站的。本来是有一张装货单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酒的孩子们已经走了。我决定出去转转，冷空气会让我冷静下来，可以锻炼身体；其实，我真想回家，那里有暖和的壁炉，捧上一本好书可以消磨时光。出门前，我告诉女秘书：有急事就去车站酒吧找我。到了大街上，刚一拐过街角，就遇上了村长蒂佩尔基尔施先生。他正要去见我。他身穿大衣，裹着围巾，把鼻子都围住了，加上几件毛衣，让他显得特别臃肿。他解释说，此前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发烧到四十度。

我边走边说：别夸张！他在我身后说：您可以去问医生。走到火车站，我看见几个农民在等一辆从东边来的列车，是从总部辖区来的。他们告诉我：列车要晚点一个小时。都是坏消息。我和村长先生喝了一杯咖啡，其间一直在谈犹太人问题。村长双手捧着咖啡杯，说道：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手很细、很白，血管纵横可见。

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农民说些下流笑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两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决定再这样拖延两天。

可是，工作堆成了山啊。一天早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我把几个秘书都叫了来。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调遣的武装人员有多少。他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安排八个人。

有个秘书问我：“然后，拿他们怎么办？”

我说：“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让警察局长走了，但是要求他必须随时跟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随后，我带着几个秘书上了大街，大家都上了我的汽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了村外。我们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国道和马车走的土路上转悠。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积雪。我走进两个样子差不多的农场转转，跟农场主谈了谈；但是，他们都找借口表示反对。

我心里说：过去我对这种人太好了，现在是该厉害的时候了。可厉害的做法与我的性格冲突。有个秘书告诉我，距离村子十五公里的地方有片洼地。我们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偏僻，到处是松树，黑土地。洼地底部长满了大叶灌木。据那个秘书说，春天有人来这里打兔子。这地方距离公路很近。在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对应该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第二天，我亲自去警察局长家里找他。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集合了八名警察，再加上四个我的人（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和两个管理员）；此外，还有两个自愿参加的农场主。我要求他们办事要干净利落，干完后回我办公室汇报情况。他们出发时，太阳还没出来。

下午五点，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回来了。看上去很累。他俩说，一切按照原计划办好了。他们去了老皮革厂，带着两队扫地的人出了村子。步行了十五公里。离开公路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那片洼地走去。接着就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我问他俩：有乱子吗？乱不乱？乱得厉害？他俩不高兴地说：有点乱。不想多谈这件事情了。

第二天，再次重复昨天的行动，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志愿者不是两个，而是五个；用三个没参加昨天行动的警察换掉了原来的三个。我的手下也有变化：换了一个秘书，不派管理员了；司机照旧。

下午过了一半，另外两队扫地的犹太人消失了。晚上，我派遣那个没去过洼地的秘书加上消防队长去组织四队希腊犹太人扫地。夜幕降临前，我去洼地转了一圈。我们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或者几乎出了事故。车子偏离了公路。我很快发现司机比平时紧张得多。我问他怎么回事。我要他实话实说。

他回答说：“不知道，阁下。我也觉得奇怪。大概是缺觉吧。”

我问他：“是睡不着觉吗？”

“很费劲，阁下，很费劲。上帝知道我使劲想睡啊。可是费劲。”

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后来，我们把车子又推回公路，继续前进。到洼地后，我拿起一个手电筒，钻进了那条鬼路。动物们好像突然就从洼地周围撤退了。我估计从此以后洼地会成为昆虫的王国。我的司机不大情愿地走在我身后。我听见他在吹口哨。我说了一句：安静点！表面上看，洼地跟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样。

“那个洞呢？”我问。

司机指指洼地的尽头说道：“在那边。”

我不愿意更仔细地检查。上车回家。第二天，我那些志愿人员又去干活了，只是做了例行调整，这是我出于心理健康的考虑。到了周末，又有八支扫地队伍消失了，总计人数是八十个希腊犹太人。但礼拜天休息之后，出了新问题。大家开始抱怨这活计太苦。农场来的志愿者最多时有六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村里的警察提出这事情太紧张。我极力动员他们重新上阵，可是真的发现他们的神经要崩溃了。我办公室里的人流露出不愿意再参与行动的表示，或者突然纷纷称病。一天早晨，我刮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气色也是命悬一线。

但是，我要求大家做最后的努力。那天上午，他们一再拖延才把另外两队扫地人员给拉到洼地去。等待秘书们回来的同时，我想工作，但是不行。试着干点什么，还是不行。下午六点，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大街上唱歌，听见他们互道“再见”，于是明白他们多数人喝醉了。我没有责怪他们。

警察局长、我的一个秘书和我的司机上楼来我办公室。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候着他们。我记得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坐了下来（司机站在门口）；不用他们开口，我就明白这交办的任务对他们的伤害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总得干点什么吧。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睡觉。司机开着车，一面抽着我送给他的香烟，一面在村子里静静地转悠。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在车里的后排座位上睡着了，我盖着毯子，梦见了儿子喊着：前进！前进！永远前进啊！

醒来时，感觉四肢麻木。我到达村长家中时，是凌晨三点钟。起初，没人给我开门。大门差不多是我用脚给踹开的。接着，听见了有人犹犹豫豫的脚步声。是村长。谁呀？他问。我以为是银鼠的声音呢。那天我俩一直谈到天亮。到了星期一，警察没把扫地的队伍拉出村外，而是等着踢球的孩子们出现。总之，警察给我带来了十五个小孩。

我让警察把孩子们送进村公所会议厅。我在几个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前往。我一看见孩子们是那样脸色苍白、那样消瘦、那样需要足球和酒，就非常可怜他们。他们不像是孩子，更像是一动不动的骷髅、一副皮包骨、有口气的一把骨头。

我告诉他们，面包会有的，白酒会有的，香肠会有的。孩子们没有反应。我把酒和食物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还可能有东西让他们带回家里去。我解读他们的沉默就是赞成我的话。接着，送他们上了一辆大卡车，送他们去洼地，陪同的有五名警察，还装上了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警察告诉我，这挺机枪是刚刚换来的新枪。然后，我命令其余的警察带着四个武装农民（是我强迫他们参加的，否则控告他们长期欺骗政府）把三支完整的扫地队伍押送到洼地去。还下令：那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老皮革厂。

下午两点钟，送犹太人去洼地的警察回来了。大家一起在车站酒吧吃饭。下午三点，他们押送另外三十名犹太人去洼地。夜里十点，押解人员、醉酒的孩子们和监视和训练孩子们使用枪支的警察们，统统回来了。

一个秘书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们很努力；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的就不看，躲到一边去，等事情办完后再回来。第二天，我派人通知犹太人，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正在分组，把他们全都转移到一座可以居住的劳动营里去。随后，我找了一群波兰母亲谈话，没费劲就让她们放下心来。接着，我从办公室监视着，又押送两批犹太人去洼地，每一批二十人。

可是等到又开始下雪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有个秘书报告说，在洼地里挖掘新坑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也觉得不行。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挖坑的方式：以前那些坑顺着洼地的方向，按照水平而不是垂直方向挖掘的，而且不深。我组织了一群人，决定当天就补救此事。大雪已经抹掉了犹太人的痕迹。我们动手挖坑。不久，我就听见有个名叫巴尔茨的老农场主叫喊说脚下有东西。我去看了。对，是有东西。

巴尔茨问：“我还继续挖吗？”

我回答：“别犯傻了。全都盖上吧。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有人说脚下有东西，我就说盖上！恢复原样！到别处去挖！记住，不是让你找东西，是让你挖坑！可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有东西。这正如我的秘书所说，洼地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啦。

但是，到最后，还是我坚韧不拔的性格获胜。我们发现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的是五百犹太人，在旅途中死掉的人数，在老皮革厂死掉的人数，我们负责处理掉的人数，醉酒孩子们处理掉的人数，等等。如今还剩下一百多犹太人，可是，警察、志愿者、波兰小孩，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负荷。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半红半肮脏的地平线，心里说，有些工作，人不能承受太久。至少，我受不了。努力做了，但是，受不了。我那些警察也不行。十五岁很好。三十岁还行。但是，人到了五十岁，胃难受，头沉重，失眠，做噩梦。

我把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孩子们又重新上街玩足球了。警察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农民们又回到了农场。外边没人对犹太人感兴趣了，为此，我安排一些犹太人去扫地，让不到二十人去庄稼地干活，责成农场主负责他们的安全。

一天夜里，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上加利西亚的官员，此前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通知我为德国人撤离本地作准备。

我说：“没有火车。怎么撤退所有的德国人呢？”

那官员说：“这是您的问题了。”

挂上电话前，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群犹太人，怎么处理他们？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电话线断了；换了我就该去叫别人，或者犹太人的事他根本没兴趣。这时是清晨四点钟。没法再回床上去了。我告诉老婆咱们要撤离。然后，派人去找村长和警察局长。等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俩脸色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和质量不好。

我让他俩放心，说只要赶快行动，谁也不会有危险。我们安排手下人行动起来。不等天亮，第一批撤退的人已经踏上通往西方的道路了。我一直留到最后。我在这个村庄里又过了一天一夜。远处已经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去老皮革厂看那些犹太人，警察局长可以作证，我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走吧。接着，我带走了两名站岗的警察，让那些犹太人在老皮革厂听天由命。我估计这就是自由了吧。

司机告诉我曾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匆匆而过。我上楼进了办公室，不明白要找什么。前一天夜里，我曾经在沙发上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应该烧毁的都烧毁了。村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但有些人家的窗户后面依稀可见波兰妇女的面庞。后来，我下了楼，上了汽车，就出发了。这就是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讲述的故事。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当过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出于我的秉性，做过好事。迫于战争的要求做过一些坏事。可是，如今，那些醉酒的波兰小孩开口讲话了，他们说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我？是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吗？是酗酒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足球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那些懒惰和缺乏理智的母亲毁掉了他们的童年！不是我！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要是换了别人，会亲手把那些犹太人都杀光的。可我没干。那不是我的秉性。”

陪同雷奥·萨穆尔经常在俘虏营里散步的人中，就有那个警察局长和消防队长。萨穆尔告诉汉斯：那个村长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于肺炎。那个司机在车子报废后也失踪了。

有时，下午，汉斯·赖特尔从远处望着萨穆尔，发现萨穆尔也在观察他，只是萨穆尔侧目而视，眼神里流露出绝望、紧张，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表示。

一天早晨，俘虏们排队领取早餐的时候，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们做那些事，也说了那些事，然后对那些事打心眼里感到后悔了。”

又有一天，萨穆尔说：

“等美国警察再来的时候，他们再审问我以后，肯定会逮捕我，让老百姓嘲弄我的。”

萨穆尔跟汉斯谈话的时候，那位警察局长和那位消防队长总是站在距离他俩几米外的地方，好像不愿意掺和到老上司的那些不幸的事情里去。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了萨穆尔的尸体躺在帐篷和厕所之间的路上。美国人询问了十几个俘虏，其中就有汉斯·赖特尔。汉斯说，那天夜里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后来，尸体运走了，埋葬在安斯巴赫公墓的公共墓穴里。

汉斯·赖特尔终于可以离开俘虏营的时候，他去了科隆。他在那里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住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跟一个装甲师的老兵住在一起。这老兵面部有烧伤，沉默寡言，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食物。还有一个同伴，他说从前在报社工作；与老兵相反，他和蔼可亲，喜欢说话。

老装甲兵大约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老记者大约六十岁。但他俩有时很像孩子。战争期间，老记者写过一系列文章，是描写东部和西部一些装甲师的英雄生活；他一直保存着那些文章的剪报。那位喜欢沉思的装甲兵读过这些剪报，而且赞不绝口。有时，他开口说道：

“奥托，你抓住了一个装甲兵的生活本质。”

老记者做谦虚状，说道：“古斯塔夫，你是个装甲老兵，说这些话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因为你确认了我没说错什么。”

装甲兵说：“奥托，你什么也没说错。”

老记者说：“谢谢你这番话，古斯塔夫。”

这两个人有时为市政府做清除瓦砾的活计，或者贩卖在瓦砾下发现的东西。天气好的时候，他俩下乡去。于是，汉斯·赖特尔有一两个星期独居地下室的机会。在科隆最初的日子，他干活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后来，在一个招待英美大兵的酒吧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这些大兵肯给数额不少的小费。有时，汉斯就在下班以后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小区找房子，或者介绍姑娘，或者帮助他们跟从事黑市交易的人们建立联系。这样，就在科隆留了下来。

白天，他写东西，看书。写东西容易，一个本子，一支笔，就够了。看书有些困难，因为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寥寥的几家书店（多数是流动的），书价高耸入云。尽管如此，汉斯·赖特尔仍然读书。不仅汉斯如此，他周围的人都在读书。好像德国人只对读书和吃饭有兴趣，这当然是假象。不过，有时，特别是在科隆，这现象似乎是真的。

汉斯发现，与此相反的是，对性爱的兴趣早就下降了很多，好像战争已经消灭了男人的睾丸激素、女人外激素、男女的性欲；好像没人愿意做爱了。按照汉斯·赖特尔的看法，只有妓女在性交，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还有某些怀着占有力上街的女人，但就算是这种女人，欲望也掩盖着别样的东西：一座整洁的剧场、一个冷冻的屠宰厂、一条冷清的街道和一家电影院。汉斯看到的女人都像是刚刚从一场恐怖噩梦中醒来的女孩。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正在管道工大街酒吧门口值班的时候，从暗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名字。汉斯·赖特尔四处张望，没有看见什么人，心里想大概是妓女。她们有时难以理解地炫耀怪异的情绪。但是，等那声音再次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听出来那声音不属于任何一个经常光顾酒吧的女子。于是，他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

那声音说：“就是问候问候你。”

接着，他看见了一个人影，立刻飞奔过去，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把她拉到亮处来。喊他名字的女孩很年轻。汉斯问她要干什么，女孩回答说：我是你未婚妻啊，让人伤心的是你竟然不认识我了。

她说：“我一定很丑吧。可如果你算是德国兵的话，那就应该尽量装做没看出来。”

汉斯·赖特尔仔细认真地看看她，可无论多么努力，就是想不起她是谁了。

女孩说：“遗忘症跟战争有很大关系啊。”

又说：“遗忘症就是你失忆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无论你的还是未婚妻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又说：“还有一种选择性遗忘症，就是你什么都记得，或者以为什么都记得，但只是忘记了一件事，你一生中惟一重要的事情。”

汉斯听她这样说话，心里想：我认识这丫头。可是，他回想不起来认识她的地点和环境了。于是，他决定急事缓办，便问她：愿意不愿意喝点什么？女孩看看酒吧的大门，稍稍思忖一下，表示同意。二人在靠近入口通道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为二人服务的女子问汉斯：这小雏鸡是谁？

汉斯·赖特尔说：“我未婚妻。”

女孩冲女服务员一笑，点点头。

女服务员说：“是个可爱的女孩。”

女孩说：“还特别爱干活哪。”

女服务员嘴角动动，意思是说：是个积极的女孩。后来，说了一句：走着瞧吧。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汉斯·赖特尔竖起黑皮夹克的领子，回到门口去了；因为到了开始上客人的时间。那女孩仍然留在桌旁，偶尔看上一眼手中的书，大部分时间是望着走进酒吧的男男女女。片刻后，刚才给她送来茶水的女服务员，揪住她一个胳膊，借口这张桌子需要给别的客人使用，把她拉到大街上去了。女孩很友好地跟女服务员说“再见”，后者没理睬。那时，汉斯正在跟两个美国兵说话。女孩不愿意凑过去，宁可到街道另一边去，在一家住户的门廊下坐着。有好大工夫，她注视着酒吧门口进出的动静。

汉斯在干活的同时，时不时地斜视一眼对面门廊下的情况。有时，他觉得从那黑暗的门廊下有双发亮的猫眼在看他。等客人少了以后，他过去，进了门廊，想叫她，可是发觉自己不知道她的名字。点燃一根火柴，他看见她在角落里睡着了。趁着火柴燃烧的时候，汉斯跪着观察她的睡相。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女孩醒来时，汉斯还在她身边。可是，门廊换成了一间带点女性气味的房间，墙壁上贴着艺术家们的照片，斗橱里收集了洋娃娃和长毛熊。但是，地面上则堆积着威士忌箱子和葡萄酒瓶。一床绿色的被子一直盖到她脖子下面。有人脱掉了她的鞋子。真舒服，她又闭上了眼睛。可这时她听见了汉斯说话的声音：你就是住在胡戈·哈尔德那老楼里的女孩。她没睁开眼睛，但是点点头。

汉斯·赖特尔说：“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汉斯，说道：

“你的记忆力真差劲。我叫英格博格·鲍尔。”

“英格博格·鲍尔。”汉斯·赖特尔重复了一遍，好像这个名字里寄托着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房间里没有汉斯·赖特尔了。

那天上午，汉斯跟英格博格·鲍尔在这座被破坏的城市里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他，眼下她跟几个陌生人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楼里。她父亲在一次轰炸里死了。她母亲和几个姐妹在俄国人包围柏林之前逃出了那座城市。她们在乡下一个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乡下的生活跟她们原来想像的相反，没有食物，几个姑娘经常被舅舅和表兄强奸。据英格博格·鲍尔说，森林里到处是土坑，村里人常常抢劫、强奸和杀害城里来的人，然后埋进土坑里。

汉斯·赖特尔问她：“你被强奸过吗？”

没有，她没有被强奸过。但是，一个想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希望像个英雄一样死去的表弟，刚刚十三岁就强奸了她的一个小妹妹。于是，母亲决定继续逃亡。她们向黑森州韦斯特林山旁边的一座小城市走去。那是母亲的老家。英格博格·鲍尔告诉汉斯·赖特尔，那里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生活方式很奇怪，因为城里的居民活得好像没有战争一样，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参军上了前线，就是城市本身也遭受过三次飞机轰炸，不是毁灭性的，但毕竟是轰炸。母亲在一家啤酒厂找到了工作。几个女儿做临时工，有时在办公室帮忙，有时在车间里顶替休假的工人，有时当勤杂工；最小的女儿还能有时间上学。

虽然天天忙碌，可生活是乏味的，等到和平一来，英格博格·鲍尔实在忍受不住了，一天早晨，母亲和她姐妹都在外面的时候，她跑到科隆来了。

她对汉斯说：“那个时候我就坚信在这里一定会找到你，或者找到很像你的人。”

这就是自从汉斯去找胡戈·哈尔德，为了跟她要地址，二人在公园里接吻，她还讲了阿兹特克人的故事之后，二人分手到现在她大体上发生的事情。汉斯很快就发觉英格博格·鲍尔有精神病，就算见到她时，她没发病，他还是意识到她有病，要不然就纯粹是饥饿闹的。

他带她去地下室居住。可是，英格博格·鲍尔咳嗽得厉害，肺部情况好像不好，汉斯就又找了一个新住处。那是一座破楼的阁楼。没有电梯，有一段楼梯，不安全，台阶一踩上去就下陷，还不算建材上的破洞，破洞的下面仍然可以看到或者猜到是炸弹的碎片。但是，他和她住在那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英格博格只有四十九公斤重，汉斯虽然高大，但是骨瘦如柴，楼梯绝对承受得住二人的体重。但别的住户可没这么走运。有个勃兰登堡来的小个子，为人和蔼可亲，替占领军工作，就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破洞里摔下去了，结果颈骨断裂。那勃兰登堡人一见到英格博格就关心备至地热情问候，还每次一定把他纽扣眼上的花朵送给她。

每到晚上去工作前，汉斯总要检查一遍，看看英格博格是不是缺少什么，免得她得拿着一支蜡烛下楼；但是，汉斯心里明白英格博格缺少的东西太多了（他也一样），让他觉得需要处处采取措施，但真的采取措施时，又完全没有用处。起初，二人的关系里没有性的成分。英格博格的身体非常虚弱，她惟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聊天；如果一人独处，她就看书，蜡烛是不缺少的。汉斯偶尔跟酒吧里干活的女孩性交。但不是什么特别热烈的欢会，而是相反。他和她们做爱就跟聊天一样，有时甚至抽着香烟，嚼着美国口香糖；那时开始讲究嚼口香糖了，说是对缓和紧张情绪有好处，一边嚼一边操，有无人的感觉，而实际上，不可能无人，而是比较冷静、客观而已，如同屠宰场一旦没有任何隐蔽，其余的就是难以接受的做戏了。

汉斯进酒吧工作之前，曾经跟别的姑娘性交过，地点在科隆车站，或者在索林根，或者在雷姆沙伊德，或者在伍帕塔尔，是女工和农妇，她们喜欢让男人（只要样子健康就行）在嘴里射精。有时在下午，英格博格要求汉斯讲讲那些冒险经历（这是她的叫法）。汉斯点上一支香烟，就讲述起来。

英格博格说：“那些索林根的女孩以为精液里有维生素，跟你在科隆车站操的女孩想法一样。我完全能理解她们。”英格博格又说：“我有一段时间也在科隆车站转悠过，跟那些女孩说过话。我表现得跟她们一样。”

汉斯问：“你也以为精液有营养因此给陌生男子嘬过阴茎吗？”

英格博格说：“我也干过。只要男人样子健康，只要他们看上去没有癌症或者梅毒，就可以。”她说：“在火车站闲逛的农妇、女工、堕落的疯子或者离家出走的女孩，我们都相信精液是美味食品，是浓缩的维生素，是预防感冒的良方。”她说：“有些夜晚，入睡前，我缩在科隆车站的某个角落，想着那个第一个有这个荒唐想法的农村女孩，尽管某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说，每天喝精液可以治疗贫血。但我想的是那个农村女孩、那个绝望的女孩，她根据实证推论得出了这个想法。我想像着她在这座静悄悄的城市里望着处处是废墟的景象一定纳闷，这就是从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形象吗！我想像着她那面带笑容勤快的样子，帮助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帮助的人；她也非常好奇地走遍街道和广场，还参加重建城市面貌的工作，恢复城市原来的美丽，那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我想像着女孩死了，死于一种疾病，垂死挣扎的时间不短不长。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足以不再嘬阴茎，不再作茧自缚，不再在痛苦里挣扎。”

汉斯问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女孩同时想出来的呢？”他又问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个女孩，恰恰是农村女孩，而不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想出来的呢？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完全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让女孩免费服务啊。”

一天上午，汉斯和英格博格做爱了。姑娘在发烧。汉斯觉得她睡衣下面的大腿太美了，从来没见过。英格博格刚满二十岁。汉斯已经二十六岁。从那天起，二人天天性交。汉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旁边，让英格博格骑在他身上做爱，同时可以互相望着眼睛，或者看着窗外科隆的废墟。英格博格喜欢躺在床上干，她哭泣，扭动，双腿搭在汉斯瘦瘦的肩膀上，总要来上六七次高潮，口中念叨着“亲爱的”、“宝贝儿”、“我的男人”、“我的甜心”，这些话让汉斯脸红，因为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太过艳俗；那个时期，他反对装腔作势、感情脆弱、吃不起苦、徒有其表、矫揉造作、表面文章、忸怩作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从英格博格眼神流露出来的忧伤和快感无法冲淡的痛苦，让他无言以对，好像他是只老鼠，刚刚落入陷阱。

当然，二人经常欢笑，虽说内容并非总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来自勃兰登堡的邻居摔下楼去，就让汉斯开心。英格博格则说，那勃兰登堡人是好人，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再说，也无法忘记他赠送的花朵。于是，汉斯就提醒她说，千万别相信什么好人！他说，大多数所谓好人都是战犯，都应该吊在大街上。这情景让英格博格打冷战。一个每天总是要在纽扣眼上插花朵的人，怎么能是战犯呢？

相反地，外表比较深奥的东西或者场景会引起英格博格大笑。有时，她会嘲笑湿气在阁楼墙壁上画出来的图案。她能在灰泥墙上看出有一串卡车驶出一条隧道，她毫无道理地称之为“时间隧道”。有时，她嘲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进室内的蟑螂。或者嘲笑那些落在大楼顶上的鸟群观察科隆的姿态。有时，她会嘲笑自己的病——无名疼痛（这让她特别好笑）；她去看过两个医生。一个是汉斯工作的酒吧顾客；另外一个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说话声音洪亮，像演戏，每次去看病，汉斯都送上一瓶威士忌作医疗费，他觉得老头像战犯。这两位医生诊断的结果模棱两可：介于神经病和肺病之间。

他和她还长时间泡在一起说些离奇的事情。有时，汉斯坐在桌前，在一个紫红色笔记本上创作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博格则躺在床上看书。打扫房间的事情，常常是汉斯来做；他还负责购物。英格博格管做饭，做得相当好。饭后的谈话是很奇怪的，有时变成了长长的独白，或者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忏悔。

二人谈读书，谈诗歌（英格博格问汉斯为什么不写诗。汉斯回答说，任何诗歌，无论它是什么风格，都包括在，或者可以包括在长篇小说里了）；谈性爱（他俩已经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式或者以为的全部方式做了爱；他俩给新方式理论化，但得出的都是死路）；谈死亡。等那经常露面的老夫人出现时，他俩通常已经吃过饭了，谈话已经无精打采，与此同时，汉斯摆出普鲁士大老爷的派头，已经点上了一支香烟，而英格博格则用一把木柄短刀削苹果了。

还有，二人的音域逐渐下降到轻声细语的程度。一次，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杀过人。汉斯稍稍想了想，说杀过。有那么不寻常的一阵工夫，英格博格目不转睛地盯着汉斯：他那薄薄的嘴唇、沿着颧骨顶端上升的烟圈、蓝色的眼睛、不大干净也许应该剪短的金发、农村少年的耳朵、与耳朵形成对照的鼻子——突出而高贵、前额上像是有个蜘蛛在爬。如果在几秒钟之前，她可能还相信汉斯在战争中杀过人；但是，仔细注视他之后，她确信他说的是别的事情。她问：杀的是什么人？

汉斯答：“一个德国人。”

在英格博格富于想像，又总是关注怪事的心里，死者只能是那个胡戈·哈尔德——柏林住宅里老房客。汉斯听了她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了。不是，不是。胡戈·哈尔德可是朋友啊。随后，二人长时间地沉默起来。桌上的饭菜好像都凉了。最后，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为杀人感到后悔，汉斯打个手势，那意思怎么理解都行。后来说道：

“不后悔。”

长长的间歇之后，他说：“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

英格博格轻声问：“杀的是熟人吗？”

“谁？”汉斯问，好像有人吵醒了他。

“你杀的人。”

“是熟人。”汉斯说，“嘿，太熟啦。就睡在我身边嘛，有好多个夜晚呢；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是女的？”英格博格轻声问道。

“不是女的，是男的。”汉斯说着笑了起来。

英格博格也笑了。后来，开始说起杀害妇女的凶手对某些女人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妓女中，那些凶手就有威信；或者在那些准备爱得发疯的女子中。汉斯认为，这种女子都有歇斯底里的毛病。英格博格的看法则相反，她说她认识这种女人，她们只是玩家，差不多跟赌博的玩家一样，玩到天亮的时候自杀；或者玩赛马的常客最后在廉价客栈自杀或者死在小巷深处的旅馆里，那种地方只有强盗或者中国人才会光顾。

英格博格说：“有时候，咱俩做爱的时候，你掐住我脖子，我就想你可能是个杀害妇女的凶手。”

汉斯说：“我没杀过女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54］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当过兵。’

“老太婆说：‘战争期间，你好几次差点死掉。这里写着呢。但是，那时你没杀过人。这是有功德的。’

“我纳闷：她真能看出我的过去？这能看出我是凶手？可我没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啊。

“老太婆说：‘建议你改名换姓。听我的话！我给几个党卫军大头目算过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干英国侦探小说里那种傻事。’

“‘你说什么？’我问。

“老太婆说：‘英国侦探小说。指的是英国侦探小说的吸引力，先是影响了美国侦探小说，后来是法国、德国、瑞士侦探小说。’

“我问：‘那种傻事？’

“老太婆说：‘一个原理，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

“我笑了。

“老太婆说：‘别笑！听话！在科隆，我是不多的几个关心你的人之一。’

“我不笑了。我说，那把黑贝尔的《犹滴》和诺瓦利斯的小说卖给我吧。

“她说：‘只要来我这里一次，你就可以拿走两本书。但是，眼下，你要注意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

“‘有点明白。’我说。其实，我仅仅高兴地明白我可以拿到那些书了。

“后来，老太婆告诉我，我母亲还活着；说她每天夜里都想念我；说我妹妹还活着，她天天梦见我；说我大步流星的步伐、巨人一样的步伐响彻我妹妹的脑海。关于我父亲，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天亮了。老太婆说：

“‘我听见了夜莺在唱歌。’

“后来，老太婆要我跟她去一个房间，那里面堆满了衣服，像是估衣店。她在衣堆里翻来翻去，最后高兴地找到了一件黑皮夹克。她告诉我：

“‘这件夹克送给你，自从它上个主人死后就一直在等着你呢。’

“我接过夹克，试了试，好像是专门为我定做的一样。”

后来，汉斯·赖特尔问老太婆，这夹克的上个主人是谁？对这个问题，老太婆的回答矛盾百出，含含糊糊。

一次，她说，夹克是一个盖世太保的；一次，她说，夹克是她未婚夫的、一个共产党员，死在集中营里了；一次，甚至说，夹克是一个英国间谍的，1941年空降到了科隆附近，来侦察科隆公民未来起义的可能性；这话让有机会亲耳听到的科隆公民都觉得荒唐，因为那个时候在科隆以及欧洲公民看来，英国已经输了；虽然，据老太婆说，这个间谍不是英格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尤其是少数几个见过他的人，目睹他酗酒（像哥萨克人一样，尽管他酒量惊人，眼神也变得浑浊了，偷看女人的大腿，但是说话尚且连贯，一种冷峻高雅的神情让接待他的科隆诚实和反法西斯的公民们感到此人性格鲁莽和勇敢，但依然不乏魅力），最后都认为1941年可不是起义的时机。

据这个算命的老太婆给汉斯·赖特尔的说法，她只见过这个英国间谍两次。一次是她让间谍住在她家里，给他算命。间谍运气很好。一次是她给间谍提供衣服和证件，因为这个英国人（或者苏格兰人）要回大不列颠去。就是这一次，间谍脱下了他的黑皮夹克。可是，后来老太婆再也不愿意听人说起这个间谍了。她说，都是做梦，幻想，没意思的表演，是老太婆理性绝望之后的海市蜃楼。于是，她又说，皮夹克曾经属于盖世太保，他负责搜捕和镇压逃兵（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尊贵的科隆市，开小差的现象越演越烈）。

后来，英格博格的健康每况愈下。一个英国医生告诉他，这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可能活不过两三个月，然后望着汉斯·赖特尔；后者一言不发，哭了起来。实际上，那医生与其说是看汉斯，不如说是在看汉斯的皮夹克，那欣赏的眼神很像皮货商或者皮匠。最后，汉斯还在哭着，医生就问他，这是哪里买的？买的什么？夹克啊。汉斯撒谎说，是在战前，在柏林一家叫做哈恩和弗尔斯特的商店。于是，医生告诉他，皮货商哈恩和弗尔斯特或者他们的继承人，可能是从梅森和库伯设计的皮夹克中得到灵感的；梅森和库伯是曼彻斯特的皮夹克制造商，在伦敦有分行；1938年他俩推出一款夹克，跟汉斯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袖子一样、领子一样、纽扣数目一样；对此，汉斯耸耸肩，用夹克袖子擦擦面颊上的泪水作为回答；这时医生受到感动，向前迈了一步，一手搭在汉斯肩膀上，说他也有这么一件皮夹克，跟汉斯的一样，只是他那件是梅森和库伯制造的，而汉斯的是哈恩和弗尔斯特生产的；但手感上，两件一样，两件的原料似乎都来自1938年梅森和库伯使用的同一批货，这些原料是为了生产真正艺术品式的夹克，再说了，这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品，尽管梅森和库伯商店据说战时依然存在，后来听说梅森死于一次轰炸，医生连忙声明，不是炸弹的过错，而是他那娇气的心脏忍受不了向防空洞的奔跑，或者无法忍受飞机的尖叫、爆炸声和倒塌声，或者无法忍受警报声的喧嚣，天晓得；但汉斯可以相信他的话，因为医生是皮夹克的行家，是爱好者；医生说，实际上，梅森先生突发了心脏病，从此，梅森和库伯公司不是在生产上，而是在质量上有所下降，也许说质量问题有些夸张，有点追求完美了，因为该公司的质量过去和现在都没问题，如果不说新款式的细节，而是从心理情绪上说的话，假如这样的说法是正当合理、可行的，夹克的神韵就应该是手工艺品，应该是与历史同行或者逆行的一件艺术品；医生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这时，汉斯脱下夹克，放到医生手里，说道：您仔细看看吧！说完在诊所里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继续哭泣。医生双手拎着皮夹克，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才从皮夹克的梦里醒过来，方才说出一两句鼓励的话，或者试图说出几句鼓励的话，尽管明明知道丝毫无法缓解汉斯的痛苦；接着，他给汉斯披上皮夹克，再次想：这个皮夹克、一个科隆妓女经常出没的酒吧看门人的皮夹克，跟自己那件皮夹克一模一样；甚至，片刻间，他以为这皮夹克就是自己的那一件，只是稍稍旧了一点，仿佛自己那件皮夹克从伦敦的家里跑了出来，穿过海峡和法国北部，一门心思要来看他、看他这个主人——一个生活放荡的英国军医、一个免费给穷人看病的医生，只要这些穷人是他的朋友就行，或者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就行；甚至，刹那间，他想，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德国年轻人刚才撒了谎，他不是在哈恩和弗尔斯特商店买的这件皮夹克，而是就在地地道道的梅森和库伯公司，地点就在伦敦的梅森和库伯商店；但是，医生一面帮助汉斯穿上皮夹克，一面想（这手感真有特色，真舒服，真亲切），生活基本上就是个秘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汉斯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照顾英格博格上。他从黑市上为她搞到了水果和蔬菜。弄到了不少图书让她阅读。他做饭，打扫同住的阁楼。看医书，找各类药方。一天上午，英格博格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了。母亲说话不多，举止得体。但是，两个妹妹（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一心想着出去逛逛科隆最有趣的地方。一天，汉斯告诉她俩，科隆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阁楼。两个妹妹笑起来。汉斯，本来只跟英格博格在一起的时候才有笑声，这一次也笑了。一天夜里，汉斯带她俩去酒吧。希尔德（十八岁的那个）看着那些妓女的时候带着高人一等的样子，可是当天夜里就跟两个美国中尉走了，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家，她母亲急得直骂汉斯是个拉皮条的货。

另外，英格博格的病激化了她的性欲，可是阁楼太小，而且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汉斯清晨五六点钟回来时，英格博格要求做爱的话，让他感到十分拘束。他尽量解释说，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母亲会听见他俩的动静，因为她不聋啊。英格博格就生气，说他已经不爱她了。一天下午，小妹妹（十六岁的那个）格蕾特拉着汉斯去居民区毁坏的地方散步，她告诉汉斯，她大姐在柏林的时候就看过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大家诊断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疯病。

汉斯仔细打量一下格蕾特：很像英格博格，但是比姐姐高和丰满。实际上，她很高，很像田径运动员中的标枪手。

格蕾特说：“我们的父亲当过纳粹。英格博格那时也是纳粹分子。不信你问她。跟希特勒青年团一块活动。”

汉斯问：“照你这么说，她已经疯啦。”

格蕾特说：“疯得厉害。”

不久，希尔德告诉汉斯，格蕾特开始爱上他了。

“照你这么说，格蕾特爱上我了？”

希尔德瞪着眼睛说：“爱得直说梦话。”

汉斯说：“真逗！”

一天黎明时分，汉斯悄悄地走进室内，不敢吵醒睡觉的母女四人，爬上床铺，贴住了英格博格温暖的身体；他立刻发觉她在发烧，眼睛里很快充满了泪水，感觉头晕，但是来得缓慢，因此没有特别的不快。

接着，他发觉英格博格抓住了他的阴茎，给他手淫；他掀起了英格博格的睡衣，直到腰间，找到她的阴蒂，开始给她手淫，一面想别的事情，想着他正有进展的长篇小说，想着普鲁士的海洋，想着俄罗斯的河流，想着住在克里米亚半岛海岸深处行善的怪物；最后，他的手碰到了英格博格的手——正把两个手指塞进阴道，然后用这两个粘上了黏液的手指去涂抹自己的肛门，接着，她要求，不，是命令汉斯把阴茎放进去，做肛交，汉斯没耽搁时间，想都不想，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肛交英格博格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那天夜里他的意志运作得如同一个入睡中的男人，无法做出预见，只顾眼前；于是，二人一面性交，英格博格不断地呻吟，正在这时他看见从角落里站起一双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浮动；接着又是一双眼睛站在暗处。他听见英格博格声音沙哑地命令那些眼睛，睡觉去！这时他发现她开始出汗，自己也开始出汗了；心想这对退烧有好处；于是，他闭上眼睛，继续用左手抚摸英格博格的性器官。等他睁开眼睛时发现有五双猫眼在暗处浮动，他觉得这是个明白无误表明自己在做梦的信号，因为三双眼睛属于三姐妹，再加上母亲的一双眼睛，一共四双，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五双眼睛就不合乎时空的一致性了，除非那两个妹妹邀请了两个情人，这不在他估计之内，既不可能，也不可信。

第二天，英格博格情绪不好，无论她妈妈和妹妹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认为她们跟她作对。从此后，母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她看不下去书，他也无法写作。有时，汉斯感觉英格博格在吃希尔德的醋，可真正应该吃醋的是格蕾特。有时，汉斯在上班前从阁楼的窗户里看见希尔德经常外出寻找的那两个美国军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喊希尔德的名字和吹口哨。不只一次，汉斯跟希尔德下楼时劝她多加小心。她漫不经心回答道：

“能把我怎么样？轰炸我？”

说罢，她笑了。汉斯听了这回答，也笑了。

“最多他俩把我给干了，就跟你和英格博格干的事请一样。”有一次，她这样说道。这让汉斯反复思量她的意思。

我跟英格博格干的事怎么了？我对英格博格就是爱呀。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两个女儿决定回韦斯特林山去，那里是老家呀。汉斯和英格博格再次独住阁楼。英格博格对他说：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爱了。汉斯看看英格博格，她已经下床了，正在整理房间。睡衣是象牙色的，双脚很瘦，很长，差不多也是象牙色的。从那天起，她的健康越来越好了。到了那英国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不久，她到一家缝纫铺干活去了，工作是以旧改新，把过时的服装改成时装。那家铺子有三台缝纫机，由于女老板积极肯干（有进取心，但是对前途悲观，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950年爆发），生意红火。起初，英格博格的工作就是按照拉布太太准备好的服装样子缝纫；但不久，由于这小铺子有了大活计，她的工作就是去时装店拿订单，回来亲自完成交货。

在那段时间里，汉斯·赖特尔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鲁迪斯科》。他跑遍了科隆大街小巷，寻找可以出租打字机的人，因为他决定不找熟人借钱，不找熟人借打字机，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他名叫汉斯·赖特尔。最后，他找到了一位有法国打字机的老人，虽说老人不出租，但对作家例外。

老人要价太高。起初，汉斯打算继续寻找下去。但是，一看见那台打字机的样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丝毫污点，字母整整齐齐，可以在纸上留下清晰的文字，便决定值得多花点钱租下来。老人要求他支付定金。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在酒吧从几个女孩那里借到了钱。第二天，他回到老人那里，拿出钱来。可是，老人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想知道汉斯的姓名。汉斯一下子就说出了脑海里闪出来的名字。

“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老人盯着汉斯的眼睛，说道，别耍小聪明；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

汉斯说：“先生，我的姓名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要是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最好走吧。”

片刻间，二人都不说话。老人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虽说他书房灯光不亮让眼睛看上去像是黑色的。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蓝色的。老人觉得这像一个青年诗人的眼睛，劳累过度，发红，但年轻，在某种意义上，纯洁，尽管老人早就不相信纯洁了。

老人对汉斯·赖特尔——从那个下午起就变成了阿琴波尔迪了——说道：“这个国家一度以纯洁和意志的名义打算把几个国家扔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您将来就会明白，纯洁和意志是地地道道的阴阳怪气。由于这个纯洁和意志，咱们大家，请记住，是大家，每人都有份变成胆小鬼和打手，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啊。如今，咱们痛哭流涕了，难过得要命，喊着，那时我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纳粹分子干的！要是那时明白怎么回事，肯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们会啜泣不已。我们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关系，让别人嘲笑吧，只要能赢得同情和原谅就行了。将来有时间可以开启一座遗忘的长桥。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阿琴波尔迪说：“我明白。”

老人说：“我当过作家啊。”

“可是我放弃写作了。这台打字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是个慈父，有文化，活到九十三岁。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是个相信进步的人，这话多余。可怜的爹啊！他相信进步，当然也相信性本善。我也相信性本善，但这没意义。一个杀人犯，本质上也是善良的。这一点，咱们德国人很清楚。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一个杀人犯整宿喝酒，也许俩人望着曙光唱歌，或者哼唱贝多芬的曲子。那又怎么样？那杀人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哭泣。这正常。杀人不容易。您和我都清楚这个。一点也不易。杀人要求纯粹和意志、意志和纯粹。像水晶般地纯粹，像钢铁般的意志。甚至我也可能靠在杀人犯肩膀上哭泣，对他说些甜言蜜语，称兄道弟，什么‘哥们儿’、‘同志’、‘难友’。在这种情况下，那杀人犯也是善良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好人，而我是个白痴，因为本质上就是白痴，我俩都多愁善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修养无法阻挡地倾向于多愁善感。但是，这事一结束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那凶手打开我房间的窗户，迈着护理人员的碎步，把我给杀了，让我滴血不剩。

“我可怜的爹啊！我当过作家、作家啊。可是，我懒惰成性的大脑逐渐蚕食了我的内脏。是我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秃鹫，或者是我自己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好文章，甚至可以出版对得起印刷纸的好书。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永远到不了或者进入不了咱们所说的杰作。可能您会说，文学作品并非都是杰作，而是充斥了很多二流作品。这个我也信。文学是一大片森林，杰作是湖泊，是参天大树或者怪树，是奇葩或者隐秘的山洞；但是，森林里还有普通的树木、草丛、水坑、寄生植物、蘑菇和野花啊。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悄悄在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这位坐在那里写作的男人内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如果这男人去读书，可能会好得多。读书可以产生快感，会感到生活的乐趣，或者活着的悲伤，尤其是可以有学问。而写作则相反，常常空空如也。这个写作的人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老婆也能看出来：丈夫心里空白一片。他是在别人授意下写作呢。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诗歌，庄重得体，干净利落，不是像这可怜虫以为的凭借风格或者意志写出来的，而是偷偷摸摸的习作。这需要很多书籍啊！如同需要很多迷人的松柏，让有见识的人们去欣赏那真正重要的书、那隐藏我们苦难的洞穴、那冬季开放的神花！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比喻。有时，我一激动就变得浪漫起来。但是，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但是，我不甘心。恰恰相反，不写作心态就好了。我纳闷：为什么杰作需要隐蔽起来呢？是什么奇怪的力量把杰作拖向秘密加神秘的领域呢？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也许搞错和玩票是一码事。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实际上，咱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皮肤上布满伤疤、静脉曲张、疙瘩和黑斑的可怕孩子；但归根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始终揪住生命不放，因为活的就是这口气。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咱们就是一出戏，就是一首歌。因此放弃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玩的把戏就叫自以为永垂不朽。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看好自己的作品和永远看不准别人的作品。有些作家常说，我看我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料；这话等于说：咱们就只能死后再见了。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美国警匪片。有一场戏，警探把坏蛋给杀了。在射出那致命的一枪之前，警探说：咱们地狱里见吧！这是戏言。警探既是游戏，但是还出了错。坏蛋（死前看着警探，还骂了警探）也是游戏加出错，但他的游戏和出错场所几乎缩小到零的地步，因为下一个镜头，他就完蛋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游戏。编剧也一样。咱们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料。咱们创造了历史。德国人民是感谢咱们的。咱们英勇作战，未来一代代新人会记得咱们的。这是不朽的爱。我们的名字将铭刻在大理石丰碑上。会歌颂咱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表面上非常单纯的话：一篇希腊散文里的回声只有游戏和错误。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他们写东西的动力。还成为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诺言。那是一片飞速生长的森林、一片无人能限制它生长的森林，就是文学院也不行，恰恰相反，文学院要对它的顺利成长负责，企业家、大学（培育懒汉的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艺赞助人、文化协会、诗歌朗诵人，等等，都帮助这片森林生长，掩饰应该掩饰的东西，都帮助这片森林繁育应该繁育的一切，因为森林繁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森林从来不显示繁育的是什么、平静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那么您会说，是抄袭吗？对，是抄袭，意思是指一切二流作品、任何出自二流作家笔下的东西，只能是对杰作的抄袭。小小的区别在于，这里说的是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抄袭。这种抄袭是一种伪装、一出混乱舞台上的独幕剧、一个把我们领向虚无的字谜。

“一句话，最宝贵的是身体力行。这不是说，体验不能从长期与图书打交道中获得。体验远远超过图书之上。人们常说，体验是科学之母。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着要在文坛上发展，那时认识了一位大作家。可能是写过一部杰作的伟大作家，如果让我判断，他的全部创作成果都是杰作。

“我不说他的名字。说出来对您也没好处，就算为了这个故事本身，也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您只要知道他是德国人、曾经来科隆做过报告足矣。当然，他在本市大学做过的三次报告，我一次也没错过。在最后一次报告会上，我坐到了第一排的位子上。我不仅注意听他讲话（实际上，他在重复前两次报告里的内容），还仔细观察他，比如，观察他的双手——干瘦、有力，观察他的脖子——很像火鸡或者没毛公鸡的颈部，观察他微微下陷的颧骨，观察他缺少血色的嘴唇——你可以用刀片割下来，保证不会流出一滴血，观察他的太阳穴——像汹涌的大海，尤其是观察他的眼睛——深邃，随者头部的晃动，很像两个无底洞，像很快坍塌的废坑道。

“当然，报告会一结束，大作家的风采就吸引了城里显要人物的注意。我连跟他握手和说声‘我特别仰慕您’的机会都没有。时间就过去了。后来，大作家去世了。我仍然还阅读和反复阅读他的作品。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放弃文学创作。放下之后，没有内疚，只有解放的感觉。咱俩之间，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放下文学创作就犹如告别了处男之身。放下创作，只是阅读，让我轻松起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等你送回打字机的时候，咱们再谈。不过，我对大作家来访的回忆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期间，我开始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干活。收入很好，日子过得不错。我独身，有钱，每周看电影，看戏，看展览；还学习英语、法语；还逛书店，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位大作家的来访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更糟糕的是，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只记得第三次报告，而且我的记忆仅限于大作家的长相，仿佛那张脸本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可是终究没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呢？一天，出于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陪同一位朋友（是个医生）前往大学停尸房。我估计您没去过那里吧。停尸房位于地下室，是个长长的走廊，有木制天花板和白瓷砖的墙壁。房间中央有个圆形教学平台，可以做解剖、制作标本和别的科研残酷之事。还有两个小办公室，法医研究中心主任用的以及另外一位教授的。走廊两端是冷藏室，停放着尸体，有穷人的，有身份不明者的——他们是死神突然造访旅馆的结果。

“那个时期，我一定是对停尸房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好奇。于是，我那位医生朋友就热情地负责向我详细展示停尸房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观看了当天的一次解剖课。我的朋友和主任一头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纷纷离去，一种朦朦胧胧昏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毒瓦斯一样从门下边钻了进来。等候了大约十分钟，我听见有嘈杂声从某个冷藏室里传出来，吓了一跳。我敢肯定那声音能把任何人吓坏。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特别胆小。于是走过去看看究竟。

“一推开冷藏室的门，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室内，有个人在担架旁正努力打开一个停尸柜的柜门，想把一具尸体放入；但无论他多么用劲，那柜门就是打不开。我站在门边未动，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忙。那人直起身来，他个子很高，望着我的样子有些愁眉苦脸。也许就是他眼神中愁眉苦脸的表情鼓励我向他走去。我穿过四周摆放的尸体，一面点燃香烟，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一走到那人身边，就主动向他敬烟，也许是为了巩固并不存在的友谊。

“那位停尸房的员工仅仅瞅了我一眼，可我觉得好像时光已经倒退了。他的眼睛与那位大作家的眼睛相似得不差分毫。大作家在科隆的报告会我像朝圣者一样都参加了。我承认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疯子。那位停尸房员工的声音让我摆脱了困境，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大作家亲切的声音。他说：这里禁止吸烟！

“我不知怎么答话才好。这时，他又加了一句：烟气对死人有害。我笑了。他做了说明：烟气会破坏尸体的保存。我打个手势：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起了过滤嘴，说起了潮气。他说：空气要纯净。我再次敬烟给他。他无可奈何表示不抽。我问他干这行是不是很久了。他不带个人情感色彩，声音尖尖地说道，早在1914年大战之前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

“我问他：‘一直在停尸房吗？’

“他答道：‘没去过别的地方。’

“我说：‘真奇怪啊。可是您的模样，尤其是眼睛让我回想起一位德国大作家来。’于是，我说了大作家的名字。

“他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

“要是换了从前，这样的答案会让我生气的；可是感谢上帝，我在体验一种新生活啊。我对他说，在停尸房工作肯定会让他做一些明智的思考，至少对人类命运会有一些独具创见的想法。他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在嘲笑他呢，或者我说的是法语。我非要再说一遍不可。我双臂摊开，指向整个停尸房，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思考人生苦短、人类命运难测、人世劳碌无意义的理想场所。

“一种惊恐万状的感觉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同他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是那大作家，我俩这样的谈话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再次看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崇拜的大作家的眼睛啊。而他的回答是：‘我时间可不多啊。’这句话可以打开多少疑惑的门啊！听了这话之后，多少条道路豁然开朗，出现在眼前了！

“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从上往下搬运尸体。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呼吸，吃饭，睡觉。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按照分分秒秒的节奏活动。我时间可不多啊。我正在活着。我时间不多啊，正在垂死挣扎。您也许明白了，已经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帮他打开了柜门。我本想帮助他把尸体塞进去。可是干这种活计我笨手笨脚，结果让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单滑落了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那死人的面孔，连忙闭眼，低头，让那员工自己慢慢干吧。

“等我走出停尸房的时候，我那位医生朋友在门口静静地望着我。他问我：还好吗？我无法或者不知如何回答他。也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不好。但这可不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在阿琴波尔迪告别租给他打字机的老人之前，二人已经喝完了咖啡，老人对他说：

“耶稣基督就是杰作。为他陪绑的两个小偷就是二流作品。干吗要把他俩摆在那里呢？不是为了让耶稣蒙难一事增添光彩，这是某些纯真的人的想法，而是为了掩盖真相。”

在阿琴波尔迪为了寻找什么人可以出租打字机而在城里多次转悠的过程中，他又遇见了从前一道分享地下室时的两个流浪汉。

那两位老难友身上变化不多。那位老记者一度打算在科隆新报社找工作，可是因为他当过纳粹，无论哪里都不要他。这敌意的时间一长，他上了年纪的小毛病开始显露出来，原来的活泼、开朗的好脾气逐渐消失了。那位老装甲兵则相反，如今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这二人在地下室一见面就吵个没完。老装甲兵指责老记者不该参加纳粹组织和贪生怕死。老记者跪下发誓说，对，我是胆小鬼，可说到纳粹，我从来没加入过纳粹组织啊。我们写东西都是奉命行事的。要是我们不想被开除公职，就得奉命写作。老记者哭哭啼啼。老装甲兵无动于衷，而且用这样的事实加重他的批评，装甲兵就是在燃烧或者被击中的坦克里也要继续坚持战斗，他和他战友们个个如此，而你们这些记者却在搞欺骗性宣传，完全不顾装甲兵的感情，不顾装甲兵母亲，甚至未婚妻的感情。

老装甲兵不停地说：“奥托，这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老记者哭哭啼啼地说：“可这不是我的过错啊。”

老装甲兵说：“哭吧！哭吧！”

老记者说：“我们也曾经试着作诗，试着拖延时间活下去看看将来如何。”

老装甲兵说：“臭猪！好了，现在你看见了将来就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老记者也说到自杀。

阿琴波尔迪去看望他俩的时候，老记者对他说：“我看没办法了。当记者是不行了。当工人，我半点可能都没有。当地方行政管理职员，我身上总是背着过去的烙印。当单干户，我什么也干不好。为什么还要继续受罪呢？”

“让你向社会还债，让你为自己的谎言赎罪啊！”老装甲兵吼道。他坐在桌旁，假装专心看报纸，其实在听着他们的谈话。

老记者说：“古斯塔夫，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对你说过十万遍了，我的罪过就是胆小，为这个如今在付出沉重代价啊。”

“奥托，你付出的代价还要更沉重，更沉重啊。”

阿琴波尔迪在那次看望老记者的时候，建议他去别的城市，看看能不能改变命运；找个比科隆小一点、破坏程度轻一点的城市，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这是一种老记者从来没想过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阿琴波尔迪用了二十天的工夫拿打字机誊清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用复写纸打出来一份复印件；然后，在已经开放的几处公共图书馆里寻找两家出版社的名字，准备把手稿寄送过去。反复研究之后，他发现那些出过他喜欢的图书的出版社早就不存在了，有些是因为经济问题，有些是因为老板懈怠或者不起劲；有些是因为纳粹分子早就封杀了或者把出版人关进了大牢，有些是因为被盟军的炸弹夷为了平地。

有个认识阿琴波尔迪并且知道他在写作的女图书管理员，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阿琴波尔迪告诉她，正在寻找如今还健在的文学出版社。那女管理员说，她可以提供帮助。她立刻查查文件，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交给阿琴波尔迪一张单子，上面有二十家出版社的名字；这数字刚好是他用来誊清稿件的天数，毫无疑问这是个好兆头。可问题是他只有原件和复印件，因此只能挑选两家出版社。当天夜里，他站在酒吧门外，时不时地拿出那张单子来研究。这些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出众，充满了许诺和梦想。可是，他决定小心行事，别让热情冲昏头脑。他把原件亲自送到了科隆一家出版社。好处是如果被退稿，阿琴波尔迪可以立刻取回来并马上送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去。那份复印件他寄到汉堡一家1933年前一直出版左翼人士作品的出版社；此后纳粹政府不仅查封了出版社，而且打算把社长雅各布·布比斯先生送进俘虏营去，要不是社长提前踏上了逃亡之路，就已经当了俘虏了。

寄出稿件一个月后，科隆那家出版社回话说，他的长篇小说《鲁迪斯科》虽然有不可否认的优点，遗憾的是不能列入出书计划；不过，下一部小说请送来看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告诉英格博格。当天，他就去拿稿件了。此事费了几个小时，因为出版社里没人知道稿件放在哪里了。而阿琴波尔迪表示没有稿件绝对不会离开。次日，他亲自把稿件送到科隆另外一家出版社。差不多过了一个半月后，这第二家出版社跟第一家说的话如出一辙，也许就是形容词多了几个，也许就是下次能有好运。

科隆还剩下一家出版社，这家时不时地也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诗集或者历史书；但是，厚厚的出版目录里却是大量的实用手册，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管理花园又告诉人们怎样实施正确的急救或者怎样对废墟的瓦砾废物利用的图书。这一家名叫顾问出版社。与前两家出版社不同的是，亲自接收稿件的是社长。阿琴波尔迪亲眼看到社里并不因为缺少编辑，至少有五人在编辑部工作，而是因为社长喜欢见见愿意在他社里出书的作家有着怎样的面孔。据阿琴波尔迪回忆，二人的谈话内容十分怪异。社长的样子像土匪。年轻，比阿琴波尔迪稍大一点，身穿一套高级西装，但是很紧，好像一夜之间他胖了十公斤。

大战期间，社长在伞兵部队服役；虽然他连忙解释，从来没跳过伞，尽管他不乏跳伞的愿望。在他的参军史里，参加过几次战斗，活动地点不多，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诺曼底。他声称经受过一次美国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他说知道一套忍受这种轰炸的秘诀。由于阿琴波尔迪长期在东线作战，对何为“地毯式轰炸”没有概念，便问了一句。社长名叫米夏埃尔·比特纳，但是他愿意朋友们叫他米老鼠；他解释说，地毯式轰炸就是一大群特大型轰炸机把炸弹丢在前线的特定地块、事先划定的区域上，轰炸后让它寸草不留。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阿琴波尔迪先生。”他直勾勾地盯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

“米老鼠，您说得很清楚。”阿琴波尔迪说道。觉得这家伙不仅让人感到讨厌而且荒唐，像滑稽演员那样荒唐可笑；这些可怜虫坚信自己参与了历史的决定性时刻。阿琴波尔迪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婊子，没有什么决定性时刻，而只有分分秒秒的可怕流逝。

但米老鼠这个可怜虫——穿着高档但紧身的西装——是想说明地毯式轰炸在士兵里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发明出来对付的办法。就是噪声。首先是噪声。士兵在战壕里或者不坚固的阵地上，忽然间听见了噪声。飞机的轰鸣声。但不是歼击机或者强击轰炸机，是快速的噪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低空飞行的噪音，而是来自高空低沉的隆隆声——不祥的声音，仿佛暴风雨近了，乌云翻滚；但问题是没有乌云和雷雨。士兵当然要抬头看天。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炮手仰头望天。什么也没有。机枪手、迫击炮手、侦察兵都抬头看天。什么也没有。装甲车或者突击炮的驾驶员也抬头看天。也什么都没看见。但是，驾驶员出于谨慎，把装甲车驶离公路，停在大树下了，或者给车子蒙上伪装布。恰恰就在此刻，第一批飞机出现了。

士兵们望着飞机。数量很多。但是，他们以为这是飞到后方什么城市上空去轰炸的。去炸城市、桥梁、铁路线。飞机太多了，天空变得黑暗了；但是，它们轰炸的目标肯定是某个德国工业区。让大家吃惊的是飞机丢下了炸弹，炸弹落到了一个划定的区域里。第一波之后，第二波又来了。噪音变得震耳欲聋。炸弹落地，炸出许多弹坑来。小树林着火了。小树林、诺曼底的主阵地开始消失。全部栅栏都飞了。花坛毁了。很多士兵立刻成了聋子。少数人忍受不住，撒腿就跑。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波扔炸弹的飞机来到了划定区域的上空。噪音，看上去不可能啊，变得越发强烈了。还是称之为噪音为好。本来是可以称之为：轰鸣、噪音、轰响、喧嚣、尖叫、众神咆哮；但这噪音简单明了，可以涵盖一切噪声。机枪手死了。另外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他尸体上。他的骨头和碎肉四处飞散，三十秒后又一批炸弹将把这里扫荡一空。那位迫击炮手在空气里蒸发了。那位装甲车驾驶员开动车辆，打算找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结果途中挨了一颗炸弹；接着，又有两颗炸弹把装甲车和驾驶员变成了一堆废铁躺在布满了烂铁和岩浆的路中央。接着是第四波、第五波。到处都在燃烧。这里不像是诺曼底，而是火海。等对这个划定区域的轰炸结束时，这里听不见半点鸟声。其实，就是在左邻右舍的区域里，虽然没落下一颗炸弹，也没了鸟叫声。

这时敌军出现了。在敌人眼里，深入到一块到处是弹坑、充满硝烟的铅灰色地方，是一种不乏恐怖意味的体验。从被炸弹翻动的土地上，时不时地有个德国士兵露出疯子样的眼睛。有人又哭又笑。有的是伞兵，有的是德国老兵，有的是党卫军步兵营的，纷纷开火，企图重建防线，迟滞敌军的前进。少数几个士兵，最倔强的家伙，露出明显喝了酒的样子。在这些人里，肯定有伞兵米夏埃尔·比特纳，因为他忍耐任何一种轰炸的办法就是酗酒：喝杜松子酒，喝白兰地，喝干邑，喝格拉巴，喝威士忌，喝随便哪种高度酒精的饮料；要是没有烈酒，甜酒也行，就用这种办法逃避噪音，或者让噪音与心跳和脑回掺和在一起。这就是他忍受轰炸的高招啊。

后来，米夏埃尔·比特纳社长希望了解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处女作，还是身后已经有文学作品了。阿琴波尔迪告诉社长，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概述了一下故事情节。比特纳说：我看有希望。马上又补充说：可是今年出不了。又说：更别说提前出版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明：我们可以给你售价的百分之五，这交易比较公平。接着，坦率地说：如今读书的人不比从前，眼下人们有更实际的事情要考虑。这时，阿琴波尔迪确信这家伙是在没话找话了，也许所有的臭伞兵，施图登特将军的狗崽子都会没话找话，只要听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证明还没有把他们都杀光。

有几天的工夫，阿琴波尔迪在想德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他根本不相信比特纳——肯定不懂文学——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他情绪紧张，没有食欲。几乎没有看书，稍稍一看书就心乱，甚至一开篇就想合上书，因为他浑身发抖，急切地要出门，要走路。他也做爱，就是性交的时候往往会在半路上开小差，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那里白茫茫一片，让他回想起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

一有这种情况，英格博格就问他：“你的心在哪儿啊？”

甚至连他心爱女人的声音，他都觉得来自远方。两个月过去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阿琴波尔迪都没有收到。他去了出版社，要求面见社长米夏埃尔·比特纳。女秘书告诉他，比特纳先生如今从事紧俏用品的进出口生意，很少能在社里找到他，当然了，出版社还是他的，尽管不来上班。阿琴波尔迪坚持非见社长不可，终于拿到了比特纳位于科隆郊区的新办公室地址。地点在19世纪老工厂区，新办公室设在一座堆满包装箱仓库的上方，可是比特纳先生也不在那儿。

办公室里有三个老伞兵和一个头发染成银色的女秘书。伞兵告诉他，米夏埃尔·比特纳此时此刻正在敲定一笔香蕉生意。接着，大家都笑了。阿琴波尔迪迟疑片刻方才明白他们在笑香蕉，与他无关。后来，伞兵们说起电影来，他们都是影迷，女秘书也是。他们问阿琴波尔迪在哪条战线待过，在什么部队服役。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直在东线，始终在东线，在马拉步兵团，虽说后来几年里，根本没见过骡马。伞兵们则相反，他们始终在西线，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岛；他们有那种西线老兵四海为家的神气，一种玩轮盘赌、彻夜不眠、品尝美酒、出入妓院直呼妓女姓名的神气，一种与东线老兵截然相反的神气；东线的老兵一个个像行尸走肉，像机器人，像坟地的居民；阿琴波尔迪想，东线老兵是没眼睛、没嘴巴的大兵，但是有鸡巴，因为鸡巴、性欲是男人最后失去的东西，本来最早会失去，可是没有，男人一直性交，性交，或者手淫，反正一样，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像那个被成堆的尸体压住的士兵一样，他在白雪和尸体下面，用自己的工兵铲挖了一个洞，为了消磨时光，他把手放在鸡巴上，胆子越来越大，因为开头的惊吓一过去，就只剩下了对死亡和寂寞乏味的担心了；为了解闷，他开始手淫，起初有点胆怯，好像是在引诱一个花园里的姑娘或者一位牧羊女；接着，越来越坚决，直到获得了完全的快感为止。就这样，他在洞里待了十五天，周围全是尸体和白雪，一面吃口粮一面纵欲，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体弱；恰恰相反，似乎有所反馈，好像这个大兵吸食了自己的精液，或者好像疯了之后，已经找到了通向再次清醒的出路，直到德军反攻找到他为止。阿琴波尔迪想，这里有个奇怪的情况，因为有个士兵（就是他把那手淫的家伙从洞里解放出来的）说道，那家伙浑身散发着一股怪味，不是脏、臭、臊味，也不是腐烂、潮虫的气味；嘿，那家伙有香味、浓香味，好闻，像廉价香水、匈牙利或者吉普赛香水，带点酸奶的气味，或许是香草根的气味，但主要成分不是酸奶味或者香草根味，而是另外一种气味，让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挖掘尸体，然后送往后方或者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埋葬）都感到惊讶，一种像摩西分开红海海水那样的气味，让那勉强可以站立的家伙能够通过。但他又能去哪里呢？大概是国内的疯人院吧（这谁都知道）。

这几个伞兵（不是坏人）邀请阿琴波尔迪参加当天晚上要做的一笔生意。阿琴波尔迪问他们那笔生意几点钟结束，因为他可不想耽误酒吧的工作。伞兵们保证夜里十一点肯定可以结束一切了。于是，他们约定晚上八点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集合。女秘书跟他告别前冲他挤挤眼睛。

那家酒吧名叫“黄莺”。首先引起阿琴波尔迪注意的是，伞兵们一出现，个个都身穿黑皮夹克，样式跟他的一模一样。所谓的生意就是从一节车厢里卸下美军使用的一批手提酒精炉。车厢旁边，在一条支线上，他们找到了一个美国人。此人开口就要钱。数完钞票后，他提醒伞兵（口气像对弱智儿童重复禁止的动作），只能搬走这一节车厢的东西，只能搬走有PK标志的箱子，别的别动。

美国人说的是英语。有个伞兵用英语回答道：放心吧！接着，那美国人就消失在黑处了。另外一个伞兵开来一辆货运小卡车，熄灭了车灯。打开了车厢的门锁后，他们开始干活。一小时后，一切结束。两个伞兵坐进了驾驶室。阿琴波尔迪和另外一个伞兵坐到了后面箱子留下的狭小空间里。小卡车行驶在僻静的街道上，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灯，最后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在郊外的办公室。女秘书在等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咖啡和威士忌。货物一卸完，大家上了办公室，说起了乌戴特将军。伞兵们一面把威士忌斟在咖啡里，一面回忆历史，这样男子汉的回忆夹杂着苦笑，仿佛在说：瞧，千难万险我都闯过来啦！谁也别想骗我！我了解人性，了解种种意志力的不断冲突，我对历史的回忆是用火一样的文字写出来的，这是我惟一的资本。于是，他们就回忆起乌戴特将军这个人物来；乌戴特将军是空军里的一把好手，就是因为戈林［55］的诽谤而自尽了。

阿琴波尔迪不大清楚乌戴特是何许人也，也不打听。这个名字跟其他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有两个伞兵见过一次乌戴特，这二人说起乌戴特来都是溢美之词。

一个说：“乌戴特将军是德国空军里最棒的人之一。”

第三个伞兵听着他俩的说法，摇摇头，不相信战友的话，但是也不打算反驳。阿琴波尔迪惊恐地听着，因为如果有什么还能相信的话，那就是“二战”期间可以自杀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显然不是戈林那样卑鄙小人的诬蔑所致。

他问：“这么说乌戴特的死因是戈林沙龙的阴谋了？这么说乌戴特之死不是因为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不是因为前线上的血腥杀戮、不是因为放火屠城，而是仅仅为了戈林说的一句：乌戴特是无能之辈吗？”

三位伞兵望着他，好像第一次见面，但也没露出太吃惊的神色。

“说不定戈林是对的。”阿琴波尔迪说道。他自己倒上了一点威士忌。女秘书过来给他再加咖啡的时候，他用手捂住了杯子。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真的是无能之辈呢。是个草包。”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是个二尾子，跟一切让希特勒鸡奸的德国人一样。”

一个伞兵问他：“难道你是奥地利人？”

阿琴波尔迪说：“不是。我是德国人，也同样被希特勒鸡奸。”

有一阵工夫，三个伞兵不说话了，仿佛在琢磨要不要杀掉阿琴波尔迪，要不要把阿琴波尔迪乱棍打死。阿琴波尔迪镇定自若的神态（不时地冲三人射出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意味深长，就是没有恐惧）让三人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有个伞兵对女秘书说：“给他钱吧！”

女秘书起身去打开一个铁柜子，里面有个小保险柜。放到阿琴波尔迪手中的钱相当于他在那家酒吧半个月的工资。阿琴波尔迪把钞票藏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伞兵们紧张地望着他，以为他里面藏着手枪或者刀），接着去寻找威士忌的瓶子，没有找到。他问：瓶子呢？女秘书回答道：我收起来了。小东西，你喝得太多啦。阿琴波尔迪喜欢这个“小东西”的叫法，但是，仍然要求再来点威士忌。

“再喝一口，就走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伞兵说道。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女秘书给他又倒了一点威士忌。阿琴波尔迪慢慢喝着，品尝着酒的滋味，估计也是走私货。随后，他起身开路。两个伞兵送他到大门外。外面黑乎乎的，虽然他很清楚该走哪条路，可仍然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这个小区道路里的弹坑和裂缝。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再次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的出版社。还是上次那个女秘书（立刻认出了他）告诉他，稿件已经找到了。比特纳先生就在办公室。女秘书问他：要不要见社长？

阿琴波尔迪问：“他想见我吗？”

女秘书答道：“我估计愿意。”

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比特纳现在想出版他的小说了。或许，他想见我是要给我一份进出口的工作。但是，他想，如果见到他，很可能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他说不见了。

女秘书说：“那就祝你好运吧！”

阿琴波尔迪说：“谢谢。”

他把拿回来的稿件又寄给了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交给邮局后，他回到家中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几乎一个字没写过。做爱之后，他跟英格博格说了这层意思。

她说：“真浪费时间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在酒吧门口工作的同时，心里把玩着这样一个想法：一段时间里有两种活动速度，一种很慢，人和物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另外一种很快，万物（包括没生命的物体）快速活动，闪闪发光。前者叫天堂，后者叫地狱。阿琴波尔迪惟一的愿望就是既不去天堂，又不下地狱。

一天上午，阿琴波尔迪收到了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信末的署名是布比斯先生——大出版家；信中说了一些关于《鲁迪斯科》的恭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溢美之词，说他有兴趣出版《鲁迪斯科》，如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先生还没有固定的出版人（万一有了，将是莫大遗憾），因为《鲁迪斯科》有很多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新意；总之，是一本，他，布比斯先生已经非常有兴致地阅读了的作品；根据他的印象，他可以拿出来一点预付稿酬（尽管德国的出版业预付稿酬无论拿出多少来，也不过如此、如此），他知道这点钱少得可怜，要是在十五年前绝对不会开口的；但是，他向阿琴波尔迪保证一定认真出版，广泛发行，他准备送到每一家书店去销售，不仅在德国，而且要发行到奥地利和瑞士，那里的民主书店老板都记得和尊敬布比斯这个牌子，因为他是独立出版人，是办事严格的出版人。

信末，布比斯先生有礼貌地道别，恳求他在方便的时候来汉堡到出版社做客；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出版社宣传单，印刷的纸张虽然廉价，但字体漂亮，预告将有两部“大作”投放市场，一部是德布林的早期作品，另外一部是海因里希·曼的散文集。

阿琴波尔迪把信件拿给英格博格看的时候，她很惊讶，因为不知道这个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当然是我了。”

她问：“你干吗要改名换姓啊？”

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56］。真可笑啊。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57］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子，还有些人根据经验，心里想这只不过是布比斯先生又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此公喜欢开玩笑。但这件事是认真严肃的，会上方才明白。这女子不是犹太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也不是四十岁，而仅仅三十出头，从外貌看，顶多二十七岁。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布比斯先生的玩笑变成了铁的事实。全城的显贵和名人都出席了婚礼，地点在古老和正在重修的市府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非宗教婚礼，由那时的汉堡市长亲自主持。市长趁机在一片赞美声中宣布布比斯是回头的浪子和模范公民。

阿琴波尔迪来到汉堡的时候，出版社虽然没有实现布比斯先生定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不缺乏纸张的前提下，保持在全德国出版发行的优势地位；其余的八个目标只有布比斯先生自己知道），但是前进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感到满意，但有些疲倦。

德国开始出现让布比斯感兴趣的作家了，说真话，兴趣不很大，根本不像早期德语作家那样让他兴奋，他对那些早期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值得赞扬的忠诚态度；但是，新作家中有几位也不赖，虽说还看不出（布比斯也没这个眼力，他自己承认）里面能有新德布林、新穆齐尔、新卡夫卡（布比斯先生笑着，但目光悲伤地说，万一出现了，我会吓得发抖的）、新托马斯·曼。厚厚的作者和作品目录仍然是出版社取之不尽的资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新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是德国文学的人才来源；此外，还有英、美、法文学的翻译作品，那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保证了出版业的成功，至少不亏损。

工作节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不是疯狂的，也是持续不断的；阿琴波尔迪一进出版社，就首先想到了，布比斯先生看上去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可能不会接待他了。但是，布比斯先生让他等了十分钟后，请他进办公室。那是一个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办公室，因为不仅书架上堆满了图书和稿件，地面上也摆满了书和稿件，堆积如塔状，其中有些形状令人感到意外，像一排拱门，反映出这是个混乱的地方，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受了不公正待遇，仍然是个丰富和奇特的世界，是个好书如林的书库，阿琴波尔迪真想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要把它们读完；它们是一些大作家亲手题签给布比斯先生的初版书籍；还有其他出版社重新在德国发行的堕落艺术图书；还有法国和英国出版的书，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出版的简装书；此外，还有名字神秘的美国杂志，这对于一个年轻又贫穷的作家来说，真是宝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布比斯的办公室，在阿琴波尔迪眼里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

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还有布比斯经过例行的介绍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因为您显然不是什么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您以为我在英国待了几年或者说我这把年纪就把我变成了傻瓜？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

阿琴波尔迪想知道为什么。

“您真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阿琴波尔迪用保证的口气说道。

“因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啊！天之骄子啊！您怎么没脑子呢？”

这时，阿琴波尔迪想，这次来汉堡可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钱；准备着夜里观光汉堡到科隆的夜景吧。如果走运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家了。

阿琴波尔迪说：“有人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给我的名字上加了本诺。我估计您肯定知道贝尼托·华雷斯是什么人。”

布比斯微微一笑。

“贝尼托·华雷斯，”他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仍然笑着说，“这么说是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啊！”声音越说越高。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

“我还以为您会说是为了纪念圣本笃呢。”

“我不了解这位圣徒。”阿琴波尔迪说道。

布比斯说：“可是我了解三位圣徒：一位是阿尼亚纳的圣本笃，他在9世纪重组了本笃会。第二位是努尔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团，人们称他为‘欧洲之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头衔，对吗？第三位是穆尔的圣本笃，是黑人，就是说，他生卒都在西西里岛，在16世纪，是方济各会修士。这三人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

阿琴波尔迪说：“还是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

“那么阿琴波尔迪这个姓呢？莫非您想让我相信您家族里人人都姓阿琴波尔迪吗？”

“我就姓这个。”阿琴波尔迪说道。他差点不想再听这个坏脾气的矮子说话，打算不辞而别了。

布比斯不高兴地说：“没人姓这个啊。我估计这个是为了纪念朱塞佩·阿琴波尔多。这个‘冯’又究竟为什么呢？本诺与本诺·阿琴波尔迪不一致吗？本诺是想证明您属于日耳曼血统？您是德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普鲁士人。”阿琴波尔迪说罢起身要走。

“等一下！”布比斯嘟嘟囔囔地说，“您回旅馆之前，我希望您见见我太太。”

阿琴波尔迪说：“不回什么旅馆。是回科隆去。求您把我的稿子退给我吧。”

布比斯又笑了。

他说：“这事有时间。”

接着，他按按电铃。门开前，他最后问了一遍：

“您真的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

阿琴波尔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布比斯张开双手又合拢来，像是鼓掌但没有声音。这时，女秘书露面了。

他说：“带这位先生去布比斯太太办公室。”

阿琴波尔迪瞅瞅女秘书，一个金发女孩，头上有鬈发。等他再回身去看布比斯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埋头看稿子去了。他跟上女秘书走了。布比斯太太办公室位于长廊尽头。女秘书用指关节敲敲门，没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说道：安娜，阿琴波尔迪先生到了。里面说：请进来！女秘书拉起他胳膊一推，接着冲他一笑，就走了。安娜·布比斯太太坐在桌面上空空（尤其是与布比斯先生的办公桌相比）的写字台后面，桌上只有一个烟灰缸、一包英国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和一本法文书。虽然已经过去多年，阿琴波尔迪一下子就认出她来。她是冯·聪佩女男爵。但是，他保持沉默，决定不说话，至少眼下不开口。女男爵摘掉了眼镜。阿琴波尔迪记得她是不戴眼镜的啊。她目光非常柔和地望着他，仿佛她很难走出书中的语境或者心境，或者也许她一向看人如此。

她问：“您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女男爵没有说话，只是在琢磨他的长相。

她说：“我累了。咱们出去散步或者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的。”阿琴波尔迪说道。

二人走下黑乎乎的楼梯时，女男爵用“你”称呼他，说道：我早就认出你了。我肯定你也认出我了。

“女男爵，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女男爵冯·聪佩说道：“可是过去好多年啦。我也变了。”

阿琴波尔迪走在她身后，说道：“女男爵，你模样没变。”

女男爵说：“可是，你的名字我给忘了。你是我家女用人的孩子。这我记得。你母亲在林中木屋里干活。可是你名字我不记得了。”

女男爵说那栋祖上老宅子是“林中木屋”，这让他感到有趣。“林中木屋”让人想起一间玩具房、一处茅屋、一个避难所，以及一个不管时间流逝印刻在虚拟、主观的童年时代上的东西，但是肯定可爱而未受损伤。

阿琴波尔迪说：“女男爵，现在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女男爵说：“好啊。你选了一个非常文雅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悦耳。但是文雅，这是肯定的。”

二人在大街上散步，正如阿琴波尔迪所能看到的那样，汉堡的街道比科隆受到破坏的某些道路还要糟糕，尽管汉堡给人的印象是在重建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女男爵走路轻飘飘的样子像个旷课的女学生。阿琴波尔迪肩上挎着旅行袋，脚步沉重。二人互相讲述着在城堡分手后，各自发生的事情。阿琴波尔迪说到了战事，没讲细节，说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库班、苏联的几条大河、冬季、不能说话的月份；还间接地回忆起鲍里斯·安斯基，但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女男爵则似乎为了平衡阿琴波尔迪的苦难历程，说起了自己的旅行生活，全部是心甘情愿的、刻意追求的，因此也是快乐的；说起了那些异国风情之旅，去保加利亚、土耳其和黑山；说起了德国驻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使馆的招待会；她坦白，有时候她想为自己在那些年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后悔，但是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道德上怎样否定这样的享乐主义态度，实际上，一回想起那些往事，她就快乐得浑身发抖。

“你明白吗？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她问。二人这时已经坐在一家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咖啡馆里喝着牛奶咖啡，吃着点心了；他和她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河和绿色的丘陵植被。

阿琴波尔迪没有说理解不理解，而是问她是否知道那位罗马尼亚将军恩特赖斯库发生的事情。女男爵说：一点也不清楚。

阿琴波尔迪说：“我可清楚。您要是乐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女男爵说：“我猜你要说的没好事。对不对？”

阿琴波尔迪承认：“不知道。这要看怎么才算很坏和不太坏了。”

“你见到他了？亲眼看见的？”女男爵轻声问他，一面望着河上穿梭而过的船只——有的驶向大海，有的驶向内地。

阿琴波尔迪说：“对，我亲眼所见。”

女男爵说：“暂时别说。以后有时间讲这个。”

服务员为二人叫来一辆出租车。女男爵说了旅馆的名字。服务台那里已经预定好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下的房间。二人跟着门童进了一间单间房。阿琴波尔迪吃惊地发现有件家具上摆放着一台收音机。

女男爵说：“放下旅行袋。收拾收拾吧！我和我丈夫请你共进晚餐。”

阿琴波尔迪把袜子、衬衫和短裤放进衣柜的同时，女男爵在寻找播送爵士乐的波段。阿琴波尔迪走进卫生间，刮脸，洗头，梳头。出来的时候，房间里除去床头桌的小灯亮着，其余的都熄灭了。女男爵命令他脱光衣服，上床！他在床上，把毯子一直盖到颈部，有点疲倦，但惬意地望着站在地上的女男爵，只穿了一条黑色三角裤，在调整波段，最后终于找到了古典音乐。

阿琴波尔迪在汉堡一共待了三天。两次与布比斯先生共进晚餐。一次谈到了自己，另外一次结识了这位著名出版家的几位朋友。第二次，他几乎没开口，因为担心出言不慎。在布比斯先生的小圈子里，至少在汉堡，没有作家。几位朋友是，一位银行家、一位破产贵族、一位只写关于17世纪画家专题文章的画家和一位法文翻译家；他们都关心文化，都很聪明，但没有一个是作家。

即使如此，他也没开口。

布比斯先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阿琴波尔迪认为这是女男爵发挥了良好作用。他最后还是把真实姓名说给她听了。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床上做爱呢，女男爵用不着问第二遍。另外，她要求他说出恩特赖斯库将军发生的事情时，态度很奇怪，在某种程度上，是启发式的。他说完将军是死于自己的败兵之手，被乱棒打死并且钉上了十字架之后，女男爵惟一想问的却是：将军在十字架上是裸体，还是身穿军服？好像“二战”中死在十字架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阿琴波尔迪的回答是：按具体效果看，将军是裸体的；但实际上，留下了一些碎布片，足以让接踵而至的俄国人发现罗马尼亚士兵给他们留下了一位将军。但是，暴露的部分足以让俄国人亲眼看明白罗马尼亚人的生殖器是多么不同寻常；具体到这个问题，阿琴波尔迪说，这个例子是骗人的，因为他见过几个裸体的罗马尼亚人，他们的生殖器与德国人的平均长度并无区别，而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鸡巴虽然由于被钉在十字架上萎缩和青紫，仍然比一般的阴茎长两三倍，无论什么罗马尼亚、德国或者法国男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说到此处，阿琴波尔迪就沉默了。女男爵说，这种死法肯定让勇敢的将军感到不快。又说，虽然说将军在战场上有功劳，但无论战术还是战略，他都是惨败者。但是，作为情人，将军则是最棒的。

女男爵为了消除床上阿琴波尔迪可能产生的误会，说道：“不仅是因为他阴茎长，而且因为他有一种动物的外在美：说起话来比乌鸦还让人开心，在床上，他就是一条大鳐鱼。”

对此，阿琴波尔迪的看法是，根据恩特赖斯库将军及随从对乡村城堡短暂访问时他的观察，他认为那只乌鸦恰恰是将军的秘书，那个什么包贝斯库。女男爵立刻拒绝接受这个看法，在她眼里，包贝斯库只是个白鹦鹉，跟在狮子身后低飞的白鹦鹉。只不过那头狮子没爪子，或者就算有，也不打算使用，也没有尖牙准备撕碎谁；他只有一点对自己命运可笑的感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是拜伦命运观的回音。阿琴波尔迪偶然在公共图书馆读过拜伦的作品，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拜伦与该死的恩特赖斯库将军相提并论，他顺便补充说，命运观不能与个人（可怜的个人）命运分开讨论，二者是一回事：命运——这个抓不住甚至会变得无法补救的东西——就是每人对自己命运的看法。

对此，女男爵笑着回答说，怎么能知道阿琴波尔迪不曾与恩特赖斯库将军有过性交行为呢？这话为阿琴波尔迪提供了坦白的机会，他的确从来没跟恩特赖斯库上过床，但是，亲眼目击了将军在床上闻名遐迩的功夫。

女男爵说：“一定是跟我啦！”

阿琴波尔迪说：“你猜得对。”第一次对女男爵使用了“你”的称谓。

女男爵问：“当时，你在哪儿啊？”

阿琴波尔迪答：“在一间密室里。”

这时，女男爵笑得喘不过气来了，说道：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当假名就不奇怪了。阿琴波尔迪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愉快地接受了，最后跟她一起笑了起来。

这样一来，三天后，阿琴波尔迪感觉受益匪浅，乘坐夜班车（连通道上都睡满了人）回到了科隆。再次回到阁楼，马上告诉英格博格他带回来的大好消息。二人开心地分享这些消息，竟然高兴得又唱又跳，不怕地板塌陷。接着，二人做爱，阿琴波尔迪给她讲述出版社什么样子，讲述布比斯先生，太太，一个名叫乌塔的女校对员（能纠正莱辛的语法错误、以汉萨同盟的热情蔑视莱辛，但是她热爱利希滕贝格），一位名叫阿妮塔的女管理员，还负责对外宣传（实际上认识德国所有的作家，但她只喜欢法国文学），一位名叫玛尔塔的女秘书（文献学家，送给他一些感兴趣的出版社的图书），一位名叫莱纳·马里亚的仓库管理员（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诗人了）。

他还说到了布比斯先生的朋友们以及布比斯先生的作家和作品目录。阿琴波尔迪每说完一句话，英格博格和他就大笑一通，好像在讲笑话。这以后，阿琴波尔迪认认真真地开始创作第二部作品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

布比斯先生收到阿琴波尔迪的《无尽的玫瑰》时，《鲁迪斯科》还没有离开印刷厂。布比斯用了两个晚上看完了《无尽的玫瑰》；随后，激动万分，叫醒了妻子，告诉她，必须出版那个阿琴波尔迪的新作。

“写得好吗？”女男爵问道。她半睡半醒，没有动弹。

“不是一般的好啊。”布比斯边说边在卧室转悠。

接着，他一面走动一面说起欧洲、希腊神话、某件像是刑侦的事情。可是，女男爵又入睡了，没有听见。

这一宿的剩下时间，布比斯（经常失眠，善于最大限度的利用失眠提供的时间）打算看几部稿件，查查会计报来的账目，打算给发行网点写信，但是一件也没办成。天刚亮，他又叫醒了妻子，要求妻子将来在他不能领导出版社的时候（对自己去世的委婉说法），她可别放弃那个阿琴波尔迪。

“放弃？什么意思？”女男爵半睡半醒地问他。

布比斯稍稍想了一下。

他说：“你要保护他！”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为出版人的角度，保护他！”

最后这句话，冯·聪佩女男爵没有听见，因为她又睡着了。布比斯欣赏了一下妻子的美貌，很像前拉斐尔艺术流派的画作。随后，离开床边，穿着睡衣就去了厨房。他做了一个奶酪，腌菜三明治，这还是一个奥地利流亡作家在英国传授给他的配方呢。

那位奥地利人是这样说的：“瞧，做这么一个吃的多简单啊！营养可丰富呢！”

毫无疑问，是很简单。味道怪怪的，但是很开胃。布比斯先生想，至于营养丰富嘛，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忍受这种饮食，必须有个钢铁般的胃口。过了一会儿，他去了客厅，拉开窗帘，让灰蒙蒙的晨光照射进来。布比斯先生想，营养丰富，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一面心不在焉地咀嚼着三明治。我们需要比奶酪、腌菜三明治更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去哪里找呢？什么地方能找到啊？一旦找到了又怎么办呢？这时，他听见后门开了，闭着眼睛倾听每天早晨女用人进来的轻轻脚步声。如果有可能，真想这样待上几个小时啊。像座雕像。当不成雕像了，他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去卧室穿衣服，准备开始又一天的工作。

对《鲁迪斯科》的书评，有两篇文章说“好”，一篇说“不好”。第一版一共销售了三百五十册。五个月后，《无尽的玫瑰》问世，有一篇新书评论说“好”，有三篇说“不好”，卖掉了两百零五册。换了别的出版商，绝对不敢给阿琴波尔迪出版第三本书。但是，布比斯不仅准备出版第三本，而且要出版第四、第五、一切他阿琴波尔迪需要出版的作品，只要他委托他出版就行。

那段时间，经济问题方面，阿琴波尔迪的收入稍稍大于支出。科隆文化之家为他在市内两家书店举办的两次读书会支付酬金。这两家书店的老板无需多说，跟布比斯先生是熟人，再说这样的读书会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第一次，阿琴波尔迪选择了《鲁迪斯科》的片段朗读；出席读书会的一共十五人，其中包括英格博格；会后，有三人敢买这部作品。第二次，他选的是《无尽的玫瑰》的片段，参加的有九人，也包括英格博格；会议结束时，客厅（空间小，减少了对作者自尊心的伤害）里只剩下了三人，其中当然有英格博格；几小时后，她对阿琴波尔迪坦白地说，有一阵子，她也想离开那客厅。

科隆文化之家还与下萨克森地区刚刚成立、工作没有头绪的文化局合作组织了一系列阿琴波尔迪读书会和报告会，首先从奥尔登堡大张旗鼓地开头，随后在一连串村镇里继续下去，后面的村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恩惠，此前，从来没有作家去过。阿琴波尔迪的出游到弗里西亚的一些小村子为止，他看到听众挤得密不透风，很少有人提前退场。

阿琴波尔迪的写作、创作生活或曰日常化，在平静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得以巩固，可以说有了信心。当然了，信心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疑问，更不意味着他以为自己的作品有了什么价值，因为阿琴波尔迪有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这话也许说的太浮夸），它分成三块（只有用非常巧妙的方式才相连）：第一块在他阅读和反复阅读并且认为可以拍案叫绝、有时甚至是怪异的书籍里，比如，德布林的作品，德布林始终是他心爱的作家，或者，比如卡夫卡全集。第二块在那些模仿他人的作者作品里、在那些乌合之众的作品里，他把这些人看成是敌人。第三块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及未来作品的计划中，他看成是游戏和生意：游戏是因为写作时可以体验到快感、类似侦探发现凶手时的快感；生意是因为每出版一本书，虽然稿酬不多，但可以增加当酒吧看门人之外的收入。

看门的工作，他当然不放弃，部分原因是他已经习惯了，部分原因是看门和写作衔接得很好。写完第三部长篇小说《皮面具》之后，租给他打字机的老人（他送给老人一本《无尽的玫瑰》）主动提出把打字机按照一个“合情合理”的价钱卖给他。毫无疑问，这个价钱对老人来说，尤其是考虑到已经没人租赁打字机的话，那么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虽然有诱惑力，但仍感十分奢侈。这样，考虑再三，仔细算账之后，他写信给布比斯先生，第一次提出为还没动笔的作品要求预付稿酬。当然，他在信中说明了要钱的原因并且郑重保证：用不了六个月一定交稿。

布比斯的回答出人意料。一天上午，Olivetti打字机公司科隆分部的送货员给他送来一台崭新的打字机。阿琴波尔迪只需在收货单上签字即可。两天后，出版社那位女秘书寄来一封信，信中通知他，遵照社长的指示，已经发出了为他购买打字机的指令。女秘书说，这是出版社送给他的礼物。阿琴波尔迪在几天的时间里幸福得头晕脑胀。他对自己反复高声说着：出版社的人信任我啊，与此同时，行人走过他身边，或者沉默不语，或者像他一样自言自语，这成了科隆那年冬季常见的一景。

《皮面具》只出售了九十六册。查账的时候，布比斯无可奈何地想：不多啊。可是，出版社对阿琴波尔迪的支持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刚好相反，那些日子，布比斯不得不去法兰克福出差，当天就趁机去了美因茨，拜访文学评论家洛塔尔·荣格。荣格住在郊区一座小房子里，旁边是森林和小山，小房子里可以听见鸟鸣。他对女男爵冯·聪佩说：瞧！这里能听见鸟叫。她眼睛睁得很大，满面笑容，好像她希望在美因茨的什么地方见到的就是这么一片森林、一群会唱歌的小鸟和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它有粉刷的白墙，大小像仙女故事里的小屋——用白巧克力制成，外面带木梁，好像是黑巧克力块；房子周围有座小花园，里面的花朵像是剪纸；还有一片草坪，是精心照料的；还有一条卵石小径，人一走上去会发出响声——让人紧张、毛骨悚然；整个设计颇具匠心，精确无误，正如布比斯提醒妻子注意看那个门环——厚厚的木门上有个猪头形状的东西。最后，她敲敲门环。

文学评论家洛塔尔·荣格亲自为布比斯夫妇开门。当然，评论家期待着此次访问；布比斯夫妇看到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熏肉饼（地方特色食品）和两瓶白酒。评论家身高一米九，在屋子里走路好像害怕脑袋撞到房顶。不胖不瘦。穿着打扮像海德堡大学教授，不是特别私密的处境绝对不摘下领带。在吃开胃食品的同时，大家说起了德国文学现状。评论家洛塔尔·荣格在这个领域里如履薄冰，谨慎得像拆弹专家面对炸弹和地雷。后来，又进来一位美因茨本地的年轻作家和他的妻子以及另外一位法兰克福报纸的文学评论家。荣格就是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新书评论的。大家开始吃焖兔肉。美因茨作家的妻子吃饭时只说了一句话，就是问女男爵身上的服装是哪里买的。女男爵回答说：在巴黎。作家的妻子就再也没说话。但是，她面部表情从这时起变成了一篇演说或者备忘录——控诉美因茨城从建立到今天对她的伤害。她的怪相和鬼脸——以光速走过了对丈夫的纯粹不满到心中仇恨的距离，按照她的看法，所有这些卑鄙无耻的人（就坐在眼前）都是她仇恨的对象——没有逃过众人的眼睛，只有另外一位文学评论家——名叫威利——除外。威利的专长是哲学，因此撰写关于哲学书籍的文章，他的希望是将来出版一本哲学书，这三方面的工作让他变得麻木不仁，无暇顾及那位女客人脸上（或者心里）的表示。

饭后，大家回到客厅喝咖啡或茶。布比斯经洛塔尔·荣格首肯，利用这个工夫（他不能在这间憋气的玩具小屋里逗留过多时间），把这位评论家拉到了后花园，那里精心管理的程度像前花园一样漂亮，但是更宽敞些，从那里可以更好地面对那片拥抱郊区的森林。首先，二人谈到了这位评论家的文章。荣格特别想在布比斯那里出书。布比斯模模糊糊地谈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几个月前就开始盘算了），出版一套丛书，但是不指明哪一类的丛书。接着，再次谈起德国新文学、布比斯正在出版的新作以及布比斯的同行们在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出版的新作，也没忘记苏黎世和伯尔尼刚刚成立的出版社以及维也纳出版的新书。随后，布比斯极力装成偶然的样子问荣格：比如说，您觉得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如何？洛塔尔·荣格虽然走在花园里，但谨慎的态度不亚于室内，起初，仅仅是耸耸肩而已。

布比斯问他：“您读过他的作品吗？”

荣格不吭声。他在反复考虑如何回答才好，心不在焉地欣赏着或者赞美着脚下的草坪——随着越来越走近森林边缘，疏于管理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落叶、树枝，甚至昆虫明显增加。

“如果您没读过他的作品，请您直言。我让人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给您寄来看看吧。”

荣格承认：“我读过了。”

“您觉得如何？”老出版家在一棵橡树旁边停住脚步，问荣格。这棵橡树的出现似乎用警告的口气宣布：荣格的领地到此为止！从这里开始是“北极共和国”了！荣格也停了下来，但距离稍远些，微微低着头，似乎担心树枝会弄乱他稀疏的头发。

“不知道，不知道。”他嘟嘟囔囔地说。

后来，荣格不可思议地做出一些与美因茨作家妻子相似的怪相，其相似程度让布比斯以为他俩应该是兄妹，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作家和他妻子出现在饭局上的原因。布比斯想，也有这样的可能：他俩是情人，因为众所周知，情人之间互相模仿对方的表情，通常是笑容、意见、观点，总之是那些人人直到死都会指责的表面玩意儿，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人们认为西西弗斯是最聪明的人，西西弗斯，对，西西弗斯，风神和沙神之子，埃菲拉城的建造者，那是科林斯的旧名，是好心的西西弗斯把一座城市变成了自己开心胡闹的巢穴，因为凭借他身体特有的敏捷以及凭借那聪明才智（把一盘象棋看成命运方向的转变，或者把警察有待查明的内在联系看成命运的变化），还凭借他对嬉笑、玩笑、说笑、嘲笑、搞笑、取笑、儿戏、游戏、闹戏、嬉戏等等的本能，才决定盗窃的，也就是说，去偷路人的财物，甚至偷邻居奥托吕科斯的东西，奥托吕科斯也偷东西，可能是怀着这样渺茫的希望——谁偷贼的东西，谁能得到上帝百年的饶恕吧。西西弗斯爱上了他女儿安提克勒亚，因为安提克勒亚非常漂亮，是个大美女，但是这个安提克勒亚有正式的未婚夫，与一个什么莱耳忒斯有婚约，莱耳忒斯后来成了名人，但这并没有让西西弗斯却步，再说西西弗斯有美女父亲（小偷奥托吕科斯）的秘密支持；奥托吕科斯对西西弗斯的欣赏犹如一位客观、诚实的艺术家对另外一位才华横溢艺术家的赞美与日俱增，这样，就算奥托吕科斯仍然信守对莱耳忒斯的诺言，因为他是讲信誉的人，但是他也不歧视或者讽刺、嘲笑西西弗斯针对他未来女婿而向他女儿示爱的表示；据说，大美女最后还是跟莱耳忒斯结了婚；但是，她多次献身给西西弗斯，可能是十次或者十五次吧，都是经过她父亲奥托吕科斯同意的，奥托吕科斯希望这位邻居给他女儿播种，这样就可以有个像西西弗斯一样机灵的外孙了；终于，其中的一次，女儿怀孕了；九个月后，虽然她是莱耳忒斯的老婆，却要生出西西弗斯的儿子了；后来人们叫这个孩子奥德修斯，或说尤利西斯，他真的像西西弗斯一样机智；可西西弗斯从来没关心过这个儿子，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纵欲狂欢的生活，其间与墨洛珀结了婚；墨洛珀在诸多星座中是不太闪亮的星星，可是恰恰嫁给了一个凡人、臭凡人、臭贼、纵欲狂欢的土匪，其中包括勾引迪罗，而迪罗是他哥哥萨摩内奥的女儿，并非他多么喜欢迪罗，并非迪罗多么性感，而是因为西西弗斯恨他这个亲哥哥，有意伤害这个哥哥；就因为这事，西西弗斯死后被打入地狱，强迫他往山上推巨石，滚下来再推上去，反反复复，直到永远，真是残酷的惩罚，西西弗斯的罪过不至于此啊，实际上是宙斯在报复，因为据说有一次，宙斯带着一个掳来的仙女路过科林斯，聪明的西西弗斯绑架了仙女；后来，仙女的父亲河神阿索普斯发疯似的来寻找女儿；西西弗斯看见河神后，答应说出掳走他女儿的人的名字，但条件是河神必须让科林斯城里冒出泉水来；这说明西西弗斯是好市民，或者是西西弗斯太渴了；河神同意这个要求，让清泉涌出；于是，西西弗斯告发了宙斯；结果，宙斯震怒，立即派遣死神塔纳托斯去抓西西弗斯；但是，死神对付不了西西弗斯，因为后者幽默、机智地蒙骗了死神，把死神抓住并戴上了镣铐，此举很少有人能做到，真正罕见的壮举；他把死神关押了好长时间，在此期间地球上没人死亡，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人还是人，但没有死亡的烦恼，就是说，没有时间的烦恼，因为时间无限，也许是民主的特点吧，时间在增值，有时间看书，有时间思考，终于宙斯亲自干涉此事了，死神塔纳托斯被救，于是西西弗斯死了。

布比斯想，可是荣格的怪相与西西弗斯毫无关系呀，而是更像难看的面部抽搐，好啦，不算太难看，可是明显地不好看啊；他布比斯以前在别的德国知识分子脸上见过，好像其中有些人在战后经受了有这种表现的面瘫，或者是似乎战争期间经受过令人难以忍受的神经紧张，而战事一完结，就留下了这种奇怪但无害的后遗症。

布比斯再次问他：“您觉得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怎么样？”

荣格的脸色先是像落日晚霞那样红彤彤，接着又变得像树林里的万年青了。

他“嗯”了一声又一声，目光望着木屋，仿佛那里会有灵感或者什么说辞或者什么帮助。他说：“坦白地说吧，坦率地说吧，我的意见不是……怎么跟您说呢？”

布比斯说：“随便说吧。个人看法嘛，从读者角度也行，从评论家角度也行。”

荣格说：“好吧。凡正我读过了。这是事实。”

二人都带着微笑。

他接着说：“他不像是……德国作家。就是说，是德国人，这是肯定的，他的行文是德语，是国语，是德文；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像欧洲作家。”

“莫非像美洲的？”布比斯问。那几天他正打算购买美国作家福克纳三部长篇小说的版权。

“不，也不是美洲作家。更像非洲的。”荣格说道。再次在树下出怪相。“更确切地说是亚洲的。”这位评论家低声道。

布比斯想知道：“亚洲什么地方的？”

“我怎么知道！”荣格说，“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好多地方更像波斯的。”

“啊，波斯文学！”布比斯惊叹道。实际上，他一点也不了解波斯文学。

“马来的，马来的。”荣格说。

后来，二人说起了出版社出版的其他作家的作品。荣格显得更看好或者更有兴趣。接着，回到了花园里，那里可以看到红霞。再晚些时候，布比斯和夫人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告别了在座的客人。大家不仅送他俩上车，还伫立街头挥手道别，直到布比斯的汽车拐弯为止。

那天夜里，在法兰克福旅馆，布比斯假装吃惊地道出荣格和那小木屋很不协调之后，在上床前，他告诉妻子，荣格不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

“这有什么要紧吗？”女男爵问道。她虽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且保持独立，但爱着这位出版家，非常尊重丈夫的意见。

布比斯穿着短裤，站在窗前，从窗帘的缝隙间望着外面黑暗的天空，说道：“这要看情况。实际上，对咱们无关紧要。可是，对阿琴波尔迪却十分重要。”

女男爵说了一句什么。布比斯先生没听见。他想，外面全黑了。他把窗帘轻轻拉开一点点。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玻璃上映照出来的自己的脸、皱纹明显的面庞以及无边的黑暗。

阿琴波尔迪第四部书稿很快就送到了出版社。书名是《欧洲的河流》，但作品里主要说的是一条河——第聂伯河。可以说，第聂伯河就是作品的主角，其他的河流是合唱团员。布比斯先生在办公室里一口气读完，阅读引发的连连笑声传遍了整个出版社。这一次他给阿琴波尔迪的预付稿酬比哪一次都多，数目之大让女秘书玛尔塔在往科隆邮寄支票之前，跑到布比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拿着支票再三问社长这钱数对不对。布比斯先生答曰对，就是这个钱数。等女秘书走后，他想，就算不对，又能怎么样呢！都是近似值嘛，哪里有准确一说呢！只有纳粹才相信准确数字，再有就是初级数学老师才讲究准确数字，只有宗派主义者、高高在上的疯子们、收税人员（让上帝消灭他们吧！）、用小钱算命的先生才相信准确的数字。科学家们则相反，知道任何数字都是近似值。大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大化学家、大出版家知道，人总是在黑暗里行走的。

在那段日子里，一次在给英格博格做常规体检时，发现她肺部有感染。起初，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吃一个不太高明的医生开的药。等到她开始咳血以后，阿琴波尔迪立刻送她去英国大夫那里。这位医生马上把她转到一位德国肺部专家手里。专家告诉她，这是肺结核，在战后的德国相当常见。

阿琴波尔迪用《欧洲的河流》的稿酬，遵照专家指示，迁居到肯普滕居住，是阿尔卑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寒冷和干燥有助于英格博格恢复健康。由于患病，她有病假可休。阿琴波尔迪放弃了酒吧看门的工作。但是，英格博格的健康没有明显好转，虽说他俩在肯普滕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英格博格不怕肺结核，因为她坚信不会死于这种疾病。阿琴波尔迪是随身带着打字机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写八页）就完成了第五部作品，书名是《分叉的分叉》，情节就像书名所指跟海藻有关系。写这本书，阿琴波尔迪每天用三个多小时，有时四个小时，更让英格博格惊讶的是阿琴波尔迪的写作速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打字的熟练程度像个专业的打字员，好像阿琴波尔迪就是多罗特娅夫人的转世化身；那位夫人是英格博格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女秘书，有一次她陪着父亲去柏林的办公室（原因不记得了）见到的。

英格博格告诉阿琴波尔迪，在那个办公室里，有长长的几排女秘书在一条狭长的走廊里不停地打字，一队打下手的小伙子——身穿绿衬衫、褐色短裤——不停地跑来跑去，从每个女秘书身边的银色金属盘里送去或者拿走已经誊清的文件。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说，虽然每个女秘书打的文件不一样，但是，所有打字机打出的声音整齐一致，仿佛大家打的内容一样，或者说人人都是快速。只有一人除外。

接着，英格博格解释说，那里有四长排桌子和相应的女秘书。在这四长排桌子顶端单独有一张桌子，好像咱们说的领导席，虽然坐在这个席位的女秘书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仅仅因为她资格最老，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最长，或者说在那个公共部门工作的时间最长。父亲可能是为那个部门服务的。

她是被打字机声所吸引，父亲是为了满足女儿的好奇心，也许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父女二人进了长廊；这时，那个至高无上的席位（英格博格强调说，虽然并非至高无上，这必须说明白）还是空着的，长廊里只有女秘书们在打字以及跑来跑去穿短裤和长袜的小伙子们；还有一张位于长廊尽头、悬挂在天花板上、面朝女秘书们的希特勒画像，他在欣赏田园牧歌风光，那是一幅带点未来主义风格的希特勒画像，表现在下巴、耳朵和头发卷上，但它尤其是一幅前拉斐尔派画像；还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照明灯，据她父亲说，二十四小时亮着；还有从长廊一头到另外一头肮脏的天窗，其亮光不仅对打字无用，而且对干其他事情也不行，实际上，毫无用处，仅仅是个摆设，只说明长廊和大楼之外，还有天空、人群和房屋；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博格和她父亲已经走完一排写字台来到了尽头，已经在转身返回大门口了，多罗特娅太太进来了；这是个小老太太，身穿一袭黑色服装，脚踏平底鞋，这不太适合外面的寒冷天气，一头白发盘在脑后；她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低下头，如入无人之境；这时，那些女打字员异口同声地喊道：“多罗特娅太太，您好！”但是，她们的眼睛并不望着多罗特娅，也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这让英格博格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不可思议得美好，还是不可思议得奇特；实际情况是，在女打字员们集体问候多罗特娅之后，小姑娘英格博格惊呆了，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或者好像她终于进了真的教堂，里面的弥撒、圣礼、仪仗都是真实的；她心疼，心跳，好像心脏被阿兹特克人掏出做了祭品；她吃惊的程度不仅呆若木鸡，而且一手捂住心脏，仿佛心被人掏走了；这时，恰恰在这个时候，多罗特娅太太摘掉布手套，看也不看，绷紧半透明的双手，目光盯住身边的文件或者稿件，开始打字了。

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说道，就在那时我明白了，音乐无处不在。多罗特娅太太敲击键盘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此有个性，虽然有六十位打字员同时敲打造成的节拍声，老太太打字机里出来的音乐却远远超出集体合唱之上，但不是压倒大家，而是与众人协调一致，指挥大家前行和嬉戏。她的声音时而似乎冲上天窗，时而弯弯曲曲游走在地面，抚摸着穿短裤小伙子和来访者的脚踝。有时，会放慢步伐，于是她的打字机就如同一颗心，一颗在迷雾和混乱中跳动的心脏。但那时没有什么迷雾和混乱。多罗特娅太太喜欢速度，她的敲击常常走在众人前面，英格博格说，她好像在漆黑的密林里开路，那里面很黑、很黑。

布比斯先生不喜欢《分叉的分叉》，实际上根本没有读完，但即使如此仍决定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心里想，或许那个白痴洛特尔·荣格会喜欢吧。

但是，送印刷厂前，他把《分叉的分叉》转给女男爵过目，请她说说看法。两天后，女男爵告诉他，没看完四页她就睡着了。但这并没有吓退布比斯先生，因为他不大相信自己漂亮妻子的文学眼光。把《分叉的分叉》的出版合同寄给阿琴波尔迪不久，他就收到了作者一封信，里面说绝对不同意布比斯先生给他预付稿酬的数额。布比斯先生在一家面对河湾的餐厅里吃饭时，用了一个小时在考虑如何给阿琴波尔迪回信。他看完信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随即让他觉得好笑。最后是悲伤，眼前那条河流增添了他的伤感，因为这时的河水有着古色金黄的色调，似乎一切都破碎了，河流、船只、丘陵、树林都碎了，都从他身边向着各个不同的时空方向破碎开来。

布比斯低声叹道，没有什么是停止不动的，没有什么是与你终生相伴的。阿琴波尔迪的信中说，他希望拿到“至少”与《欧洲的河流》同样数额的预付金。布比斯先生想，好眼力，有道理，我讨厌的小说不意味着这小说不好，只意味着我卖不掉它，因此会在仓库里占据一块宝地。第二天，他给阿琴波尔迪寄去了一笔钱，比《欧洲的河流》要多一点。

过了八个月后，英格博格和布比斯又回到了肯普滕，但是这一回他俩觉得小镇不像头一次那样美丽了；为此，两天后，由于二人情绪紧张，离开小镇坐上一辆马车，去山里一座村庄了。

那山村的人口不到二十，距离奥地利边境很近。他俩租了一家农户的房子。房东有一处奶牛场，独身一人，因为战争期间两个儿子都牺牲了，一个死在俄国，一个死在匈牙利；据他自己说，老婆因悲伤过度去世，但村民说这老农把妻子扔进了山谷。

老农名叫弗里茨·洛伊贝，似乎很高兴有房客来住，尽管后来他发现英格博格咳血，也不大担忧，因为他想肺结核的确容易传染，但是毕竟很少见面嘛。晚上，老农赶着奶牛回家后，就熬上一大锅肉汤，用文火炖上两天，他和房客食用。要是他们饿了，地窖和厨房里都有各类奶酪和腌肉可以随便支配。两三公斤一个的粗圆面包是从小镇里买来的，或者老农路经别的村庄或者下山去肯普滕捎回来的。

有时，老农打开一瓶白兰地，坐下来跟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聊到很晚，问他俩许多关于大城市（他认为凡是超过三万人口的地方都是大城市）的事情，面对英格博格有时不怀好意的回答总是皱皱眉毛。聊天后，弗里茨·洛伊贝塞好瓶塞，收拾好桌子；临走前会说，无论哪里也比不上乡下生活好。那些日子，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停地做爱。有时在租来的卧室里，有时在老农上工后，就在客厅壁炉前面性交。在肯普滕居住不长的时间里，基本上用来欢爱。在村里，一天晚上，老农和村民们都入睡后，他俩在马厩里做爱。早晨起身时，他俩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一样。身体的一些部位有青肿，眼圈黑黑的。老农看了以后说，城里度日艰难的人就有这种黑眼圈。

为了恢复体力，他俩吃黄油黑面包，喝大杯热牛奶。一天夜里，英格博格咳嗽得很厉害，稍稍喘息后，问老农：你老婆怎么死的？老农一如既往地回答：伤心死的。

英格博格说道：“奇怪啊。我听村里人说她是你杀的。”

老农并没有显得多么吃惊，因为他老早就听见过这样的胡说八道。

老农说：“要真是我杀的，如今我就在监狱里了。凡是杀人凶手，包括正当理由去杀人，迟早都要进监狱的。”

英格博格说：“我不信。有很多人，特别是杀害妻子的家伙，从来不蹲监狱。”

老农笑了。

他说：“这事小说里有。”

英格博格说：“没想到你还看小说。”

老农说：“那时候年轻，能浪费时间，没问题。父母还都活着。”沉默了好大工夫（耳边传来壁炉里的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以后，他问：“这些人怎么会瞎猜是我杀了自己的老婆呢？”

英格博格说：“有人说你把她扔进山谷里了。”

“哪条山谷？”老农问。他对这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了。

“不知道。”她说。

“太太，这里有很多条山谷啊。”老农说，“有迷羊谷、花谷、黑谷（里面到处是黑影）、克洛泽之子谷、鬼谷、圣女谷、圣伯纳多谷、拉哈斯谷，从这里到边防哨所有一百多条山谷呢。”

英格博格说：“我不知道。随便哪条山谷吧。”

“随便可不行。应该说出具体的来，因为要是说我把自己老婆随便扔到了哪条山谷，那等于说我根本没杀她。应该是具体的，不能是随便哪条。”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老农反复说，“尤其是因为有很多山谷，开春解冻后，就变成了河床，凡是一切丢在山谷里、扔进山谷里、藏在山谷里东西都会被河水卷走。什么摔下山的狗啊、羊啊、木头啊，统统被冲走了。”老农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了。片刻后，老农又问：“邻居们还说我什么？”

“没别的了。”英格博格注视着他的眼睛回答道。

老农说：“他们撒谎。要么不说话，要么撒谎。就跟动物一样。你说呢？”

“不对。我没这个印象。”英格博格说。实际上，她没怎么跟村民说话。大家都太忙，活计太多，哪里肯浪费时间跟一个外来女子聊天。

老农说：“可是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告诉你我生活的事情呢！”

“浮皮潦草罢了。”英格博格说完哈哈一笑，但随后是又一次痛苦的咳嗽。

老农听着她如此痛苦地咳嗽，闭上了眼睛。

她从嘴巴上拿下来手帕时，上面有一块血迹，仿佛盛开的玫瑰花。

那天夜里，做爱之后，英格博格走出了村庄，上了山路。白雪似乎折射出了月光。没有风，寒气尚可忍受，因为英格博格穿上了她最厚的毛衣，脚踏皮靴，头戴绒帽。拐过头一个弯道，村庄从视线里消失了，眼前只有一排松树以及层层叠叠的群山，洁白一片，如同不指望从尘世得到什么的修女。

十分钟后，阿琴波尔迪从梦境里惊醒，发现英格博格不在床上。他立即穿上衣服，去卫生间、厨房、客厅一一寻找；接着，不得不去叫醒老农弗里茨·洛伊贝。后者睡得像木头。阿琴波尔迪只好来回摇晃他。老农最后睁开一只眼，样子吓得半死。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我女人失踪了。”

老农说：“快去找！”

他猛然一抻老农的睡衣，险些扯破。

阿琴波尔迪说：“不知道从哪里找起啊。”

阿琴波尔迪回楼上卧室去了。他穿上皮靴和皮夹克。下楼后，看到弗里茨·洛伊贝没有梳洗，但是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他俩走到了村中央，洛伊贝给阿琴波尔迪一个手电筒，说他们最好分头去找。阿琴波尔迪选择了上山的道路。老农走去山谷的小径。

阿琴波尔迪走到拐弯处以为听见了有人喊叫。停下脚步。喊声又起，似乎来自谷底。阿琴波尔迪明白这是洛伊贝的声音。老农一面走在谷底一面喊着英格博格的名字。阿琴波尔迪心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感觉浑身冷得发抖。由于走得匆忙，他忘记了戴手套和围巾。随后，向边防哨所走去。路上，他双手和面部都冻得麻木了，因此不时地停下来哈口热气在手上，或者来回摩擦，揉揉脸蛋，但没什么效果。

老农的喊叫声渐渐扩散开来，消失到远方。片刻间，阿琴波尔迪有些发懵，以为看见英格博格坐在路边，望着旁边的悬崖；但是，他走近一看，才发现只是一块岩石或者一棵被山风刮倒的小松树。半路上，手电坏了，放入皮夹克的口袋里，说心里话，他真想把手电扔到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去。另外，月光照在地面上的亮度，根本用不着手电。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自杀或者出了什么意外。他离开山路，去试试雪地是否结实。有些地方，一脚下去会陷到膝盖；有些靠近山谷的地方，深陷到腰间。他想像着英格博格不注意周围情况走路的样子。他看见她走到了悬崖边。脚下一滑，摔倒了。他也摔倒了。但是，月光仅仅照到了路上，谷底依然黑黢黢一团，很难辨别下面的东西。

阿琴波尔迪回到路上，继续登山。这时，他发觉自己出汗了。从汗毛孔流出的热汗，一下子变成冰片，又被更多的汗水融化……不管怎么说吧，身上不冷了。就在距离边防哨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英格博格。她站在一棵树边，仰望星空。一片雪白映照在英格博格的颈部、下巴和颧骨上。他飞跑过去，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

英格博格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

阿琴波尔迪说：“我担心啊。”

英格博格的面颊冷得像冰。他亲吻着她的脸。最后，她挣脱了他的怀抱。

“汉斯，看星星！”

阿琴波尔迪抬头看天。苍穹布满了星星，比肯普滕的夜空多，比科隆最晴朗的夜空多好多。阿琴波尔迪说：亲爱的，这夜空真美。随后，他打算拉她回村。可是，英格博格揪住树枝，不想走，二人仿佛在做拉拉扯扯的游戏。

“汉斯，你明白咱俩待在什么地方吗？”英格博格笑着说道。阿琴波尔迪觉得这笑声像冰瀑。

“亲爱的，在山上啊。”他说话的同时并不松开她的手，想再次抱住她。

英格博格说：“是在山上，可也是在一个被往事包围的地方。”她说：“这些星星就是往事。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还能不明白吗？”

阿琴波尔迪问：“明白什么？”

她说：“看星星吧！”

他抬头看天：果然有很多星星；又低头看看英格博格，然后耸耸肩。

他说：“你知道我没那么聪明。”

英格博格说：“星光都死啦。那都是几万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芒。是过去的事了，明白吗？星光发出来以后，咱们就都不存在了，没有生命，连地球也不存在。星光老早老早就发射出来了。还不明白吗？是往事啦。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

阿琴波尔迪说：“旧书也是往事啊。1789年出版的书也是往事。它的作者、印刷者、第一批读者、写书的时代统统是往事了。可是那第一版的书如今还在这里嘛，就像阿兹特克人建造的金字塔神庙。”

英格博格说：“我厌恶初版书籍和金字塔，也讨厌那些嗜血成性的阿兹特克人。但是，星光让我感到头晕目眩，让我想哭一场。”她疯狂的眼睛里有泪水。

后来，她摆摆手，让阿琴波尔迪松手，迈步向边防哨所走去。那是一座两层的木屋，烟囱里冒出细细的黑烟，随即消散在夜空。一根旗杆上挂着木牌，上面标明“国境线”。

木屋旁边有座四壁透风的大棚子，里面停放着一辆小货车。木屋里没有灯光，只是从二楼一扇窗户里泄露出来一缕微弱的烛光。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热乎的东西给咱俩吃点。”阿琴波尔迪说着敲敲门。

没人回应。他再敲，力量大了很多。这哨所里好像没人。英格博格站在门廊外等候，双手抱胸，脸色早已经苍白得像雪原。阿琴波尔迪绕着木屋转了一圈。在后面的柴堆旁边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狗窝，但是没狗。返回前面时，英格博格还站在门廊外望着星空。

阿琴波尔迪说：“估计边防警察已经走了。”

“有光啊。”英格博格说道，但是目光没有停在他身上。阿琴波尔迪不知道她指的是星光，还是二楼的烛光。

他说：“我去砸玻璃！”

他想在地面上寻一块硬实的东西，没有找到。于是，推开小木门，用胳膊肘猛击一扇窗玻璃；接着，用手小心翼翼地拿掉玻璃碎片，打开了窗户。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他滑动着脚步前进。木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壁炉里残存着一点点余火。壁炉旁边有把扶手椅，上面躺着一个边防警察，身穿纽扣敞开的夹克，眼睛紧闭，好像在睡觉，其实已经死了。一楼卧室的行军床上，还躺着另外一个警察，白头发，身穿白衬衫和长长的白裤子。

二楼，卧室里燃烧着一支蜡烛，他俩在外面看见的烛光就是它发出的，但是没有人。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放着几本书，大部分是西部冒险故事。阿琴波尔迪快速但仔细地迈出脚步，找了一个扫把和一张报纸，清扫了刚才打碎的玻璃，用报纸包好，从那扇窗户扔了出去，好像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从屋里而不是外面打碎的玻璃。随后，他没碰任何物件，出了木屋，搂住英格博格。就这样二人双双回到了村内，与此同时，宇宙的全部往事都笼罩他俩头上。

第二天，英格博格无法起床了。她高烧四十度，下午开始说起胡话。中午就在她睡觉的时候，阿琴波尔迪看见窗外过去一辆救护车朝着边防哨所开去。片刻后，又驶过去一辆警车。三小时后，救护车下山开回肯普滕的方向，拉着两具尸体。但是，直到六点钟天黑的时候，警车才回来，进村后停了下来，警察找了几个村民谈话。

可能由于洛伊贝的拦阻，警察没来打搅阿琴波尔迪和英格博格。下午，英格博格就开始说胡话了。当天夜里，她被送进了肯普滕医院。洛伊贝没有陪同前往。但是，第二天一清早，阿琴波尔迪站在医院门口抽烟的时候，看见洛伊贝来了。老农身穿一身非常老旧的毛料外套，但不乏气派，打了领带，脚踏着似乎是手工制作的皮靴。

二人说了几分钟话。洛伊贝告诉阿琴波尔迪：村里没人知道英格博格夜间出走的事，如果有人问起，最好什么也别说。接着，他问女患者（他就是这么说的：女患者）接受的治疗和待遇好不好，但从问话的口气看，他也只能如此，问问医院的饮食、开出来的药物怎么样。接着，突然就走了。走前，二话没说，给阿琴波尔迪手里放下一个纸包，里面有一块奶酪、面包、两条腌肉——跟他们在家里晚上吃的一模一样。

阿琴波尔迪不饿。他一看见奶酪和腌肉就恶心得要命。但是，他不愿意扔掉，最后放到英格博格床头柜的抽屉里了。夜里，英格博格又说胡话了，认不出阿琴波尔迪了。天亮时分，她吐血了。送她去放射科的路上，她喊着：别丢下我一个人！别让我死在这个破医院里啊！阿琴波尔迪边走边安慰她说：我不会丢下你的。说话时，女护士们推着担架越走越远，英格博格在担架上来回扭动挣扎。三天后，她退烧了，但是脾气越来越大。

她几乎不跟阿琴波尔迪说话。如果开口，也是要求出院。病房里还有两个女患者也是肺病。这二人很快就成了英格博格不共戴天的仇人。英格博格说，那两人因为她是柏林人而嫉妒她。四天后，护士们开始厌烦这个英格博格了。有个医生看着她那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披散垂直到肩膀上的样子，觉得她像复仇女神的化身。在她出院前的一天，洛伊贝又来医院了。

进病房后，他给英格博格提了两个问题，交给她一个纸包，跟几天前给阿琴波尔迪的一模一样。剩下的时间，他一声不吭，端坐在椅子上，时不时地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另外那两个女病人和探视她们的人身上。临走时，他对阿琴波尔迪说，想跟他单独说话。可是，阿琴波尔迪不愿意，因此，二人没去医院餐厅，而是就在走廊里站住了。洛伊贝摆出一副不安的样子，意思是希望能有个比较私密的地方谈话。

老农说：“我只想告诉你，你太太是对的。我杀了自己的老婆，把她扔进山谷里了。就是圣母谷。实际上，我记不清楚了。也许是花谷吧。一句话，扔进山谷了。我看见她摔了下去，被大大小小的岩石撞得破碎。后来，我睁开眼睛，寻找她。发现她在谷底。乱石堆里一个深色斑点。然后，我下去到谷底，把她扛上肩膀，不重，像扛上一捆干柴。我从后门进了室内。没人看见我。我小心地给她洗了一遍，穿上新衣裳，放到床上。他们怎么就没发现她浑身的骨头都碎了呢？我说她死了。大家问怎么死的呢。我说，伤心死的。人要是伤心死的，骨头是碎的，浑身青肿，脑袋破碎。这就是伤心啊。我亲自做棺材，用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把她给埋葬了。后来，我在肯普滕办了手续。我不是说那些官员认为一切正常。他们也觉得奇怪。我看出他们那诧异的表情了。可他们什么也没说，就做了死亡登记。后来，我回到村里，继续生活。仅仅为活下去呀。”他叹息道。过了好大一会儿，又说：“应该如此吧。”

阿琴波尔迪问：“你给我讲这个干吗？”

“请你告诉英格博格太太，让她知道这件事吧。我是冲她才说给你听的，让她知道原委。行吗？”

阿琴波尔迪说；“行。我会告诉她的。”

出院后，二人坐火车回到了科隆。但是，在那里仅仅逗留了三天。阿琴波尔迪问英格博格，愿意不愿意去看看她母亲和妹妹们。英格博格回答说，在她的计划里从来没打算再见到母亲和妹妹们。她说：我想旅行。第二天，英格博格办理了护照。阿琴波尔迪通过朋友们凑够了费用。二人先到了奥地利，接着是瑞士，从瑞士进入意大利。像流浪汉一样参观了威尼斯和米兰。在这两座城市之间，还在维罗纳停了一下，在莎士比亚住过的旅馆睡了一夜，在莎士比亚吃过饭的餐厅吃了一顿，如今它叫意大利—莎士比亚餐厅，还去了莎士比亚常去的教堂（莎翁去那里是跟神父玩象棋或者去思考）；他俩跟莎翁一样不讲意大利语，也不讲英语、德语和俄语，因为玩棋时用不着说话。

由于在维罗纳地区该看的东西多一点，他俩还游历了布雷西亚、帕多瓦、维琴察以及从米兰到威尼斯的沿线城市；后来，他俩到了曼图亚和博洛尼亚，又在比萨住了三天，拼命做爱；在面对爱琴海岛的切齐纳和皮翁比诺洗海澡；后来，参观了佛罗伦萨，然后去了罗马。

他俩靠什么活着？可能是阿琴波尔迪在酒吧看门时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小偷小摸。偷美国游客比较容易。偷意大利游客稍微难一点。也许，阿琴波尔迪又跟出版社要了一笔预付稿酬；出版社给他寄来了，或者是女男爵冯·聪佩亲手给他的，因为女男爵很想见见过去她家用人的妻子什么样子。

无论如何，见面的地点是在公共场所。到场的只有阿琴波尔迪一人，他喝了一杯啤酒，接过钱来，道声谢，走了。或许就是这样，女男爵从意大利塞尼加利亚的一座城堡写了一封长信给丈夫；她在那里待了十五天，晒太阳，洗海水澡。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没洗海水澡或者推迟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因为英格博格的健康状况，随着夏天的过去，体质越来越弱，回山里或者住院的可能性，没讨论就排除在外。9月初，二人到了罗马，他俩身穿黄沙颜色的短裤，好像非洲军团迷失在早期基督徒的墓穴里——里面只听见隔壁下水道的滴答声和英格博格的咳嗽声。

但是，二人很快就向佛罗伦萨迁移了；从那里或者走路或者拦车向亚得里亚海进发。那个时候，女男爵冯·聪佩正在米兰应邀做客，东道主是米兰的几位出版商。她在一家很像罗马式大教堂的咖啡馆里给丈夫写信，转达了东道主对他的问候，希望他来米兰做客；还介绍了她刚刚结识的都灵几位出版商的情况：一位上了年纪、性格开朗，一说起布比斯先生就称他为兄弟；另外一位年轻，是左派人士，很帅，他说出版界也应该对改造世界作出贡献，为什么不行呢！也还是在那段日子里，在一个又一个聚会上，女男爵认识了一些意大利作家，其中有几位的作品可能有翻译价值。当然了，女男爵是可以阅读意大利文的，但她每日的活动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不允许她读书。

天天有聚会需要出席。没有晚会，东道主可以编造出理由来聚会。有时，他们驾驶四五辆车，浩浩荡荡前往一座名叫巴多里诺的村庄，它位于加尔达湖畔，那里有座花园别墅；有时，曙光会照到他们一个个快快活活、筋疲力尽的样子，在代森扎诺地方随便一家餐厅里跳舞，过夜生活（或者刚起床）的村民们被他们喧哗声吸引来，好奇地围观。

但是，一天上午，女男爵收到布比斯一封电报，写着阿琴波尔迪的女人死于亚得里亚海海边的某座村庄里。女男爵不明白为什么就哭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位妹妹。当天，她就通知东道主自己要去米兰寻找那座村庄，尽管她还不大清楚是应该乘火车还是坐公共汽车或者叫出租车，因为那座村庄没有出现在意大利旅游指南上。那位年轻的都灵左派出版人士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开车送她前往。女男爵——此前跟这位帅哥有风流韵事——激动万分地表示感谢，这让那位都灵小伙子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根据路过的风景变化，此行是一首用意大利和越来越蹩脚的拉丁文混合吟唱出来的悲歌或者挽歌，但是有感染力。终于，二人到达了那个神秘的村庄，查完了长长的死者和失踪者家属名单后，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二人还有力气打听一个德国人——老婆刚刚去世。村民们不大友好，正忙于修补渔网和嵌填船缝，说道，不错，几天前来过一对德国男女，后来德国人自己走了，因为他女人淹死了。

那男人去哪儿了？不知道。女男爵和青年出版家问教堂神父，他也不知道此事。二人还问了墓地管理员。此人重复了村民们说的那些话：那德国男人几天前就走了；女的没有埋葬在这里，因为淹死后，还没有找到尸体。

下午，离开那村庄前，女男爵非要登山鸟瞰全区的风景。她看见了山下弯弯曲曲、黑黄色的条条小路消失在一片铅色的小树林里，它们好像灌满了雨水的皮球；看见了一些布满橄榄树和黑点的丘陵，那些黑点缓慢和奇怪地移动着，虽说像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她觉得缓慢得不能忍受。

有好长时间，大家都没有阿琴波尔迪的消息。《欧洲的河流》出乎人们预料，持续有销售，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不久，《皮面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书名出现在两篇论述德国新小说的文章里，虽然作者行文的立场谨慎，好像不敢完全相信自己不是什么玩笑的牺牲品。有些年轻人看了作品，说是边缘读物，是大学生异想天开的产物。

阿琴波尔迪失踪后四年，布比斯在汉堡收到了阿琴波尔迪厚厚一部书稿，题目是《遗产》，是五百多页的长篇小说，稿子上布满删除、补充、修改之处，常常还有难以卒读的页下注。

邮件来自威尼斯，阿琴波尔迪在附信里说，他在那里当花匠；这让布比斯觉得像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花匠这一行，除了威尼斯，在意大利哪座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出版家迅速复信。他在信中问阿琴波尔迪准备要多少预付稿酬，还要求阿琴波尔迪提供详细地址，以便寄上汇款——属于该给他的钱，在那四年里已经逐渐积累为一个相当的数目。阿琴波尔迪的回信更为简单，提供了他在卡纳雷吉欧区的住址，最后用惯常的套话预祝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新年快乐，因为年底近了。

那段日子整个欧洲都非常寒冷。布比斯读完了《遗产》的书稿，虽然文本有些混乱，但最后的印象却是极为满意，因为阿琴波尔迪回应了他对他的全部期待。这些期待是什么呢？布比斯说不清楚，也用不着知道。并非对他文学创作如何出色的期待，写作这东西任何一个匠人都能学会，也不是关于他的想像力，自从《无尽的玫瑰》问世后，布比斯就不怀疑阿琴波尔迪这一点了，也不是关于为德语注入新鲜血液的问题，布比斯认为，两三个诗人和三四个小说家（其中包括阿琴波尔迪）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布比斯不知道，但有预感。事情很多，这事不知道没什么问题，因为或许知道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他是出版家，上帝指示的条条道路的确难以理解啊。

鉴于女男爵那段日子正在意大利（她那里有情人），布比斯就打电话要求她去看看阿琴波尔迪。

布比斯真想亲自去看望阿琴波尔迪，可是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做长途旅行了。这样，一天上午，女男爵便出现在了威尼斯。陪伴她的是一位罗马工程师，年龄比她小，美男子，消瘦挺拔，古铜色皮肤，人们有时称他“工程师”，有时叫他“博士”，虽说他就是工程师，一个道路工程师，喜欢阅读莫拉维亚［58］的作品。他跟着女男爵一道去过莫拉维亚的家，为的是让女男爵有机会在莫拉维亚举行的家庭晚会上结识这位大作家。莫拉维亚有一套大单元房，可以在夜幕降临后，在聚光灯照耀下，欣赏一处古罗马竞技场遗址，或许是一座神庙、坟头和被同样的灯光照亮的石头，莫拉维亚的客人们站在他家宽敞的阳台上开心地或者热泪盈眶地望着夜景。莫拉维亚并没有给女男爵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或者不像她那位情人希望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工程师觉得，莫拉维亚落笔如金。而女男爵是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地想起莫拉维亚的，尤其是收到丈夫的信和在工程师陪同下到达威尼斯之后。她和工程师下榻在达尼埃里饭店。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没吃早饭，独自一人，披散着漂亮的头发，迈着说不清急匆匆的步伐去找阿琴波尔迪了。

阿琴波尔迪的住址位于卡纳雷吉欧区的图罗纳大街。女男爵好心地推测，这条大街不可能距离火车站很远，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距离莱园圣母院太远，丁托列托［59］在这座圣母院里工作一生。这样，她在圣萨卡利亚上了水上巴士汽艇，行驶在大运河上，一路上沉思默想。随后，在火车站下船，开始步行，打听街道，一面想着莫拉维亚的眼睛——很有魅力，还想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忽然发现不记得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了；还想到了莫拉维亚和阿琴波尔迪的生活是多么得不同！莫拉维亚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过日子，但并不排除给自己的听众提供巧妙和不受时间限制的笑话；而阿琴波尔迪，如果与莫拉维亚相比，基本上是个无产者、一个“日耳曼老粗”、一个永远处于“炽热状态下”的艺术家（布比斯的说法）；阿琴波尔迪永远看不到聚光灯下的遗址（像莫拉维亚那些客人一样站在阳台上去观赏），永远听不到莫拉维亚家里那些唱片音乐，永远不可能像莫拉维亚那样跟着朋友们、诗人们、电影导演们、翻译家们、大学生们、贵族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道夜间徜徉在罗马的街道上，永远不可能像莫拉维亚那样和蔼可亲地跟朋友们一道高谈阔论；阿琴波尔迪只能自言自语。女男爵一路走在从里斯塔·迪斯巴纳到圣荷莱米亚广场的路上，接着走过古戈里耶桥，下台阶到贝斯卡利亚大街，女男爵想着那些侍童难以理解的独白和俄罗斯土地上赤脚流浪的士兵，真是布满梦交的地狱啊；于是，她不合时宜地回想起自己在柏林的童年时期那些搞鸡奸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农村来的女佣们，说那些人是“女恶魔”，那些农村来的姑娘睁大了眼睛，假装害怕；她们离乡背井就是为了进富人区的大宅；她们常常自言自语，确保平安地又多活了一天。

女男爵想，可是阿琴波尔迪真的过着自言自语的生活吗？女男爵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走进凯特大街；她还想：莫非是在别人面前独白？果真如此的话，那这个别人又是谁呢？是个死人？是德国魔鬼？是他在普鲁士她家别墅干活时发现的魔鬼？是小阿琴波尔迪在妈妈陪伴下去她家地下室时发现的魔鬼吗？是隐藏在聪佩男爵家族森林里的魔鬼吗？是黑土地里的鬼魂？是连接渔民村庄那条崎岖不平的公路旁边山岩的幽灵吗？

女男爵想，纯粹是胡说八道；她从来不信什么幽灵，不信什么唯心论的玩意儿，只相信自己的身体和男人的身体，这样想着，一面穿过了新凯特广场，过了桥，走进了奥尔梅西尼大街，左拐，进入图罗纳大街，那里只有老房子，是互相支撑的楼层，像患阿兹海默病的老头，是房屋加迷宫式回廊的大杂烩，那里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很有尊严互相问答的关心致意；最后，她走到了阿琴波尔迪住处的门前；她无论站在门外还是走进门里都不知道阿琴波尔迪住在哪一层。三楼？四楼？还是三楼半？

阿琴波尔迪开了门。他的头发又长又乱，胡须盖住了整个颈部。身穿毛衣、长裤，上面有土疙瘩，这在威尼斯少见，城里只有水和石头。他一眼就认出了女男爵。进门时，她发觉从前那位家仆的鼻翅张大了，好像打算闻闻她的气味。室内有两个小房间，由一堵石膏墙分开，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是刚刚修建起来的。在充当餐室和厨房的房间里，有惟一一扇窗户，面对一条通向森萨河的运河。室内用了紫红色，进入第二个房间，里面有床铺和阿琴波尔迪的衣服，紫红色变成了黑色；女男爵想，是乡下的颜色。

当天和次日二人都干了些什么呢？大概就是谈话和性交吧，后者多于前者，总之，女男爵那天夜里没回旅馆，不管那位工程师是否着急；工程师从前看过一些关于在威尼斯神秘失踪的小说，说是一些女游客被性欲征服、被威尼斯拉皮条的性欲冲动所征服、与奴役她们的男人之发妻（说方言的肥婆、只有买菜和买鱼时才出门、她们是克鲁马努人［60］的后代嫁给了尼安德特人［61］、是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女佣，或者是在瑞士寄宿学校念过书的丫鬟、如今被捆绑在床腿上等候那幽灵般的丈夫归来）和平共处。

总而言之，那天夜里女男爵没有回旅馆。工程师在旅馆的酒吧里不引人注目地微醺，没去报警，部分原因是怕闹笑话，部分原因是凭直觉知道这位德国情人是那种总要事事得逞的人，绝对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而那天夜里没有什么幽灵，只有女男爵提出的问题，但不多，还表示愿意回答阿琴波尔迪的任何问题。

二人说起了花匠的工作；确有此事，或者是在公园（不多，但保存完好）里做，由市政府发工资；或者在私人花园做，由个人（或律师）掏腰包，这些私人花园在院内，有几家在深宅大院的高墙里面。接着，二人再次做爱。随后说到了寒冷的天气。阿琴波尔迪打算蒙上毯子。随后是一个长长的吻。女男爵不想问他有多长时间没跟女人睡觉了。接着，说起了布比斯出版的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他们经常来威尼斯。但阿琴波尔迪既不认识他们，也没阅读过他们的作品。随后，二人说起了女男爵那位失踪的表兄，倒霉的胡戈·哈尔德，以及阿琴波尔迪的亲人，他终于找到了她们的下落。

而当女男爵准备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找到亲人的时候，阿琴波尔迪下了床，说：你听！女男爵认真去听，可是什么也没听见，只有寂静、万籁俱寂。于是，阿琴波尔迪告诉她：就是这个，是寂静，听见没有？女男爵差点开口道寂静是听不见的，只有声音才能听见，可她觉得这有些卖弄，就什么也没说。阿琴波尔迪裸体走到窗口，推开窗户，上半身探出窗外，好像要投河自尽的样子，可他没这个意思。回身后，他要女男爵来窗户这里看看。女男爵像阿琴波尔迪一样也裸体来到窗边，望着雪花如何飘落在威尼斯。

阿琴波尔迪最后一次访问布比斯的出版社是为了跟女校对员一道检查《遗产》的清样以及给原稿补充了一百多页的内容。那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布比斯。几年后，布比斯就去世了，但辞世前仍然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另外四部长篇小说。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女男爵，至少是在汉堡。

但是，布比斯在那段时间忙于参加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作家进行的讨论会（常常是闲聊天）；他的办公室常常有知识界的人物进出，信件和电报不断飞来；夜间换了花样，是紧急电话，但通常没事。出版社里的气氛如火如荼。但有时全部停工；那位女校对员放下活计为阿琴波尔迪和她自己去煮咖啡，为新来负责封面设计的小姑娘沏茶。这个时期，出版社扩大了，人手增加了。有时，隔壁桌前坐了一位瑞士校对员——一个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来汉堡谋生的小伙子。经常离开办公室的人有：女男爵、对外宣传女负责人，有时包括女秘书；大家什么都聊，聊最近看过的影片，聊德克·博嘉德［62］；接着，女管理员来了；有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也会在校对员们工作的大厅留下笑容；如果笑声特别响亮，连布比斯都会端着咖啡亲自露面；大家不仅谈德克·博嘉德，也说汉堡新政权能干下的虚假勾当；或者谈谈那些不懂道德行为准则的作家，说说那些笑着承认自己是剽窃者的作家，他们戴着一个厚道的假面具遮盖住脸上的恐惧和罪过的表情，他们准备争抢各种声望，相信这有助于万古流芳，无论什么内容的流芳百世，这真好笑，让女校对员、出版社里别的职员发笑，甚至让布比斯都露出无奈的微笑，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流芳百世是一场闹剧里的笑话，只有第一排的观众才听得见；后来，大家说起了笔误，其中很多笔误收集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书名准确地题为《笔误博物馆》；另外一些笔误由马克斯·森根收集起来了，此人是收集印刷错误的专家。女校对员们言行一致，立刻拿出一本书来（不是《笔误博物馆》，也不是森根收集的），阿琴波尔迪看不见书名，她们高声朗读起一颗颗人工养殖的珍珠：

“可怜的玛丽娅呀！她一听见马的叫声就确信是我。”引自夏多布里昂的《朗歇生平》

“被巨浪吞食的船员有二十五人，留下了数百位陷于贫困的寡妇。”引自加斯东·勒鲁《海上悲剧》

“借助上帝的帮助，太阳将会重新在波兰上空闪亮。”引自显克维支［63］的《洪流》

“走吧！彼得说着找帽子擦眼泪。”引自左拉《鲁尔德》

“公爵出现了，身后跟着随从，那人走在前面。”引自阿尔封斯·都德《磨坊书简》

“亨利双手背后交叉在花园里散步，读着朋友的小说。”引自侯尼《致命的一天》

“用一只眼读书，用一只眼写字。”引自奥巴克《莱茵河畔》

“尸体静静地等候解剖。”引自奥克塔夫·弗耶《幸运儿》

“吉列尔莫没想到心脏除去呼吸之外还能有别的用处。”引自阿尔西巴切夫《死亡》

“这把荣誉的宝剑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天。”引自奥克塔夫·弗耶《荣誉》

“我开始看不清楚了。可怜的女瞎子说道。”引自巴尔扎克《贝阿特里克斯》

“砍下他脑壳之后，他们把他给活埋了。”引自亨利·泽维丹《蒙哥迈之死》

“他的手冷得像蛇足。”引自蓬松·杜泰拉伊。这里没有指明笔误的出处。

马克斯·森根收集的笔误突出的有以下几处，但没指出作者和作品。

“尸首用责怪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人。”

“一个被致命子弹打死的人又能做什么呢？”

“那座城市附近有成群的狗熊单独行动。”

“不幸的是婚礼推迟了十五天，其间未婚妻跟船长逃跑了，生下八个儿子。”

“三四天的远足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事。”

朗读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比如，那个瑞士校对员说，夏多布里昂那个句子完全出乎意料，因为里面可以感觉出有性爱的隐喻。

女男爵说：“高度性爱的成分。”

女校对员特别说明道：“很难相信是夏多布里昂的手笔。”

瑞士小伙子说：“是啊，马的影射是很清楚的嘛。”

对外宣传女负责人最后说：“可怜的玛丽娅啊！”

接着，说起了侯尼《致命的一天》中的亨利。布比斯的看法是，这是一部立体派的作品。女封面设计员说，这是对读书神经质的确切表现，因为亨利不仅双手背后读书，而且还一边在花园散步一边读书。瑞士小伙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是在场各位中惟一有时边走路边看书的人。

女校对员说：“还有一种可能性，亨利发明了一种不用双手捧书就可以看书的器械。”

女男爵问：“可是怎么翻书呢？”

瑞士小伙说：“这很简单，用嘴巴操纵的小棍或者铁条就行了；当然也是读书器的组成部分，这个读书器应该是挎包式的折叠文件盘。还应该想到的是亨利是个发明家，就是说属于客观公正人士，他正在阅读一位朋友的小说，这就意味着极大的责任，因为那位朋友一定想知道，他喜欢不喜欢那小说；如果喜欢，他想知道是不是非常喜欢；如果非常喜欢，他想知道亨利是否认为是杰作；如果承认是杰作，他想知道是不是写了一部法国文学的顶峰之作；就这样一直把可怜亨利的耐心耗尽为止；亨利肯定有比脖子上挂着可笑的读书器在花园里上上下下散步更好的事情要做。”

宣传女负责人说：“这句话告诉咱们，亨利不喜欢正在阅读的东西。他有些担心，害怕朋友的作品水平不高，不肯承认眼前的事实：朋友写了一部破玩意儿。”

女校对员问：“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根据侯尼介绍的方式，双手背后交叉，说明担心，说明聚精会神。站着读书，还不停地走路，说明拒绝承认一个既成事实，神经紧张。”

女封面设计员说：“使用读书器把他给救了呀。”

后来，大家说起了都德的作品。布比斯说，这个句子不是典型的笔误，而是作者的幽默；接着说起了奥克塔夫·弗耶（1821年出生在圣洛，1890年卒于巴黎）的《幸运儿》，他是那个时代很有成就的作家，坚决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他的作品被人们可怕地遗忘了，一种最最恐怖的忘却、最最应得惩罚的遗忘。瑞士小伙说，那句笔误“尸体静静地等候解剖”预示了他自己作品的命运。

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问：“这个弗耶跟法语中的‘feuilleton’［64］没关系吗？我好像记得这个词既有报纸文学副刊又有小说连载的意思。”

瑞士小伙神秘地说：“可能是一回事吧。”

“folletín的确来自Feuillet（弗耶）一词，是连载小说的接班人。”布比斯抛出一招，但不很自信。

女校对员发表看法：“但我更喜欢奥巴克那句话。”

女秘书说：“肯定是个德国人。”

瑞士小伙说：“对。这句子很好：用一只眼读书，用一只眼写字。这在歌德的传记里没什么不和谐之处。”

宣传女负责人说：“别拿歌德瞎掺和！”

“这个奥巴克也有可能是法国人。”女校对员说道。她在法国居住过好长时间。

女男爵说：“也可能是瑞士人。”

女管理员问：“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如何？‘他的手冷得像蛇足’。”

瑞士小伙说：“我更喜欢亨利·泽维丹那句：‘砍下他脑壳之后，他们把他给活埋了。’”

女校对员说：“这有一定道理。先是砍下脑袋。行刑的人们以为受害人已经死了，可他们急着处理尸体。挖了坑，把尸体扔进去，埋上土。但是，受害人没死。他不是在断头台被斩决的。他们砍下了他脑壳，这就有可能意味着切开喉咙。咱们设想一下，这是个男人。他们企图把他斩首。他流了好多血。受害人失去了知觉。刽子手以为他死了。片刻后，他醒了。黄土为他止住了血。因此是被活埋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有意思吗？”

“没有。没意思。”宣传女负责人说道。

女校对员承认说：“的确，没意思。”

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说：“有点意思，亲爱的，有点意思。历史上有许多不寻常的情况。”

女校对员说：“但这事没意思。玛丽安妮太太，您用不着给我鼓劲。”

阿琴波尔迪一直在笑，这时说道：“我认为这有点意思，虽说我喜欢的不是这个。”

布比斯问：“您喜欢哪个？”

阿琴波尔迪说：“巴尔扎克那句话。”

女校对员说：“啊，那一句可是绝妙。”

瑞士小伙朗诵起来：“我开始看不清楚了。可怜的女瞎子说道。”

《遗产》之后，阿琴波尔迪交给布比斯的稿子是《圣托马斯》，是一个传记作家不足为信的传记，其主人公是纳粹政权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有些评论家想看出里面描写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但显然不是荣格尔，而是一位虚构的人物，随便起个名字而已。那时，阿琴波尔迪还生活在威尼斯，这是他对布比斯说的，可能还在继续当花匠，尽管他的出版人定期给他的汇款足以让他全力投入文学创作。

尽管如此，阿琴波尔迪的下一步书稿是从希腊的伊卡利亚岛寄出的。他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周围是多岩石的丘陵，后面是大海。布比斯想，这像西西弗斯最后的景色；他把这层意思在信里说了，还像往常一样通知阿琴波尔迪，稿子收到了，马上就阅读；还提出三种支付稿酬的办法，请阿琴波尔迪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阿琴波尔迪的回信让布比斯吃了一惊。他在信中说，西西弗斯一死就用了一个合法的策略从地狱里逃跑了。宙斯释放了死神塔纳托斯。西西弗斯知道死神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追捕他，便要求老婆别办常规的葬礼。因此，冥王哈迪斯一到地狱就各处骂人。各处的头目自然是大发雷霆，或者站在地狱门口揪着头发生气。西西弗斯则说，过错不在他，而是他老婆，因此请假回地上去惩罚老婆。

冥王想的是，西西弗斯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呀；于是，就同意他交保释放了，但有效期只是三四天，这时间足够他去报仇雪恨和启动常规葬礼程序，虽说稍稍晚了一点。西西弗斯当然不等他们再说二遍，立刻回到了人间；他在人间一直到老都活得很幸福，的确可以称之为人间最精明的人；直到力不从心，方才回到地狱。

有些人说，让西西弗斯推巨石，这惩罚只有一个目的：让西西弗斯忙个不停，不给他时间编造歪理邪说。阿琴波尔迪在信末写道：可是说不定哪一天西西弗斯会冒出一个念头，重返人间。

阿琴波尔迪从希腊伊卡利亚岛寄给布比斯的稿子名叫《女盲人》。正如人们所料，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不知自己是盲人的女瞎子以及一些不知道自己是亮眼人的有视力的侦探。从那座岛屿上不久又寄到汉堡另外几部书稿。其中有《黑海》，是剧作或者叫戏剧对话体长篇小说，内容是黑海在黎明前一小时与大西洋的对话。《忘川女》是最明白无误的性爱小说，把忘川女的故事搬进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她自以为比所有的女神都美丽，最后跟她丈夫奥雷诺一道变成了石雕。（这部小说起初被指责为色情作品，后来打赢了官司，变成了阿琴波尔迪第一部连续五次印刷的畅销书。）《出售彩票的人》讲述了一个在纽约卖彩票的德国残疾人的一生。《父亲》是儿子回忆父亲当精神变态杀手的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38年，儿子二十岁，结束时间是1948年，其方式过于费解。

阿琴波尔迪在伊卡利亚岛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阿莫尔戈斯。后来去了圣托里尼岛。后来去了西弗诺斯岛、西罗斯岛和米克诺斯岛。后来在一个很小的岛上住了几天，他给小岛起名叫“浩劫”或者“超我”，距离纳克索斯岛不远；但是，他没在纳克索斯岛居住。后来，他离开了这些海岛，回到了大陆。那段时间，他常吃葡萄和橄榄——大大的橄榄干果，味道和果实很像方糖。他常吃白奶酪和风干山羊奶酪，出售时裹在葡萄叶里，香味可以传到方圆三百米内。常吃硬的黑面包，需要在葡萄酒里浸软了再嚼。常吃煎鱼和番茄。吃无花果。喝井水。他有个吊桶和装水用的大桶，跟军队里使用的一样。他常游泳，但是那个海藻儿童已经死了。但是，他游得很好。有时潜水。有时独自坐在长满矮灌木的山坡上，直到夜幕降临，或者直到天亮；他常说是在思考，其实什么也没想。

等他回到大陆上居住时，从德文报纸上得知布比斯逝世的消息，那时他正坐在希腊迈索隆吉地方的一处花坛里。

死神塔纳托斯已经到了汉堡，那是他了如指掌的城市。而那时布比斯正在办公室阅读一个德累斯顿青年作家的书稿，一部极其幽默的小说在让他捧腹大笑。据出版社宣传女负责人说，响亮的笑声传到了会客室、行政办公室、校对室、会议室、阅览室、卫生间以及有时充当厨房和食品贮藏室的房间，甚至传到了距离最远的社长夫人办公室。

突然，笑声戛然而止。出版社全体成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记得那个时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片刻后，女秘书敲敲布比斯办公室的门。无人回应。女秘书担心打搅了社长，决定不再敲门。过了一会儿，她要把一个电话转给领导。布比斯的办公室里没人拿起电话。这一回是急事。女秘书连连敲了几下，就推开门。布比斯低头弯腰在图书中央，那些书艺术地散放在地板上，虽然社长面部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但是已经撒手西去了。

他的遗体火化了，骨灰撒在阿尔斯特湖里。他的遗孀，女男爵，领导出版社的工作，宣布不打算卖掉出版社。对于德累斯顿那位青年作者的书稿，她什么也没说；另外，这部稿子此前已经在民主共和国的书刊检察机关遇到了麻烦。

阿琴波尔迪读完整个消息，重新读了一遍，然后读了第三遍；最后起身，浑身颤抖，出去到迈索隆吉的街道上转转；这里到处是纪念拜伦的东西，好像拜伦在迈索隆吉没干别的事情，就是走来走去，从客栈到酒馆，从小巷到广场，因为众所周知，发烧不允许拜伦外出，在外面走动、发现并认出拜伦的是死神塔纳托斯，他除去来找拜伦，还观光城市，因为塔纳托斯是大地上头号旅行家。

接着，阿琴波尔迪考虑是否应该给出版社寄去一封吊唁信。他甚至都想好了信上的措辞。但后来一想，那毫无意义；他没写，也什么没寄出去。

布比斯去世后一年多，阿琴波尔迪再次回到意大利居住，他最新一部题为《归来》的书稿寄到了出版社。女男爵不想看稿子。她把书稿交给了女校对员，让她准备三个月后出版。

接着，女男爵按照书稿封皮的地址给阿琴波尔迪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她乘坐飞机到了米兰。从机场，她直奔火车站，刚好赶上去威尼斯的列车。晚上，在卡纳雷吉欧区一家餐厅会见了阿琴波尔迪，交给他一张支票，那是新书稿的预付稿酬加上前几部作品的作者版税。

数额可观，阿琴波尔迪没说什么，把支票藏到衣袋里去了。随后，二人谈起话来。接着吃起威尼斯风格的煎沙丁鱼，用小圆饼夹起来咀嚼，喝了一瓶白葡萄酒。饭后，起身散步，走在与冬季大不相同的威尼斯大街上，那一次到处是白雪，没有任何愉悦可言。女男爵坦率地说，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来过威尼斯。

阿琴波尔迪说：“我也是刚到不久。”

二人像个老朋友，无需说得太多。秋天宜人，刚刚开始，对付冷空气只需一件薄毛衣即可。女男爵想知道阿琴波尔迪是否还住在卡纳雷吉欧区？阿琴波尔迪说，是的，但已经不住图罗纳大街了。

他计划准备去南方。

多年来，阿琴波尔迪惟一的财产就是他的手提箱，里面有衣服、五百张白纸和两三本正在阅读的书籍以及布比斯送给他的打字机。右手拎着手提箱，左手提着打字机。衣服稍稍破旧了，就扔掉。读完一本书后，要么送人，要么随便丢在哪张桌子上。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肯买电脑。有时，走进电脑店，问问售货员如何操作。但总是在最后一刻撤退，像个守财的老农。后来，笔记本电脑出现了。于是，才买了一台；不久，就运用自如。当人们纷纷给电脑安装调制解调器的时候，阿琴波尔迪以旧换新，于是，连接互联网，一连几小时寻找稀奇古怪的消息、没人记得的名字、被遗忘的事情。他那台布比斯送的打字机怎么处理了呢？居然扔进山沟里去了，摔进了乱石堆！！

一天，他在互联网上漫游时，看到了一条关于什么包贝斯库的消息；他立即认出来那人是恩特赖斯库将军的秘书。他曾经有机会看到将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那是1944年德军从罗马尼亚边境上撤退时发生的事情。通过一个美国搜索引擎，他查到了包贝斯库的传记。包贝斯库战后已经移民到了法国。在巴黎，他经常光顾罗马尼亚流亡人士的圈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圈子，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住在塞纳河左岸。但是，包贝斯库逐渐发觉所有那一切——用他自己的话——都是荒谬的。这些罗马尼亚人从骨子里都是反共的，写东西用罗马尼亚文，他们命中注定要失败，宗教或者性交之类的微光几乎不能减轻他们失败的情绪。

不久，包贝斯库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通过巧妙的运作（荒谬统治下的活动），他钻进了一些肮脏交易，里面混杂着犯罪团伙、间谍组织、教会团体和退伍老兵。钱来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但他照旧干活。操纵处境不正常的罗马尼亚人团伙。接着是匈牙利人和捷克人。随后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人。有时，他身穿皮大衣，幽灵般地去他们居住的小房子里看望。黑人身上的气味让他头晕，但他喜欢。他常说，这些坏蛋是真正的男子汉。内心里，他希望这种气味能渗透到他大衣里和缎子围巾上。他像个教父一样地微笑着。有时甚至会哭鼻子。对付强盗，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他的个性讲究节俭。不要戒指，不要挂件，不要任何金光闪烁的东西，不要半点黄金的标志。

他发了财，再继续发财。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去看望他，跟他借钱，因为有花销：孩子要牛奶，房子要房租，老婆要做白内障切除手术。包贝斯库听着他们絮叨，他好像在睡觉和做梦。任何要求都答应，只有一个条件：别用罗马尼亚文写那些可恶的文章了，用法文吧！一次，他去看望一个在罗马尼亚军队第四军团当过上尉的残废——原来是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部下。

包贝斯库一见那位上尉就像个孩子一样从一个沙发跳到了另外一个沙发上。他跳到桌子上，跳了一曲喀尔巴阡地区的民间舞。他的样子像是在街角撒尿，有几滴尿还跑错了方向。他就差在地毯上翻跟斗了！残废上尉想模仿他，可是被截去一只胳膊和一只腿的他加上体弱（贫血）实在难以办到。

包贝斯库常常叹息：“哎呀，布加勒斯特的夜晚啊！哎呀，皮特什迪的早晨啊！哎呀，收复回来的克卢日天空啊！哎呀，塞维林堡那些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呀！哎呀，巴克乌那些挤奶的姑娘啊！哎呀，康斯坦察的小寡妇们哪！”

后来，二人手挽着手去了包贝斯库的住所，地点在维纳伊大街，距离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很近；他俩继续聊天，喝酒，残废上尉有机会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的，他活得很英勇，但是充满艰辛。最后，包贝斯库擦干眼泪，打断了上尉的话，问他是不是也目击了恩特赖斯库将军被钉上十字架的经过。

残废上尉说：“我在场。我们正在躲避俄国人的坦克。我们的炮兵全都损失干净了，缺少弹药啊。”

包贝斯库说：“是因为缺少弹药啊。你在场吗？”

残废上尉说：“我在祖国神圣的土地上战斗啊，指挥着寥寥几个破衣烂衫的士兵，而第四军团已经减员到一个师的编制，没有后勤，没有侦察，没有军医，没有护士，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这是一场文明战争，只有筋疲力尽的人，只有一群日益增加的疯子。”

“这么说是一群疯子啊。”包贝斯库问，“你在现场吗？”

残废上尉说：“在啊。我们一直跟随着恩特赖斯库将军，人人都在等着一个主意、一个演说、一座大山、一个明亮的山洞、晴空蓝天上来一道闪电、意外的闪电、一句仁慈的话啊！”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就是等一句仁慈的话啊。你也在等候那么一句仁慈的话吗？”

“就像盼及时雨一样！”残废上尉说道，“我在盼，上校们在盼，仍然跟我们在一起的几位将军在盼，年轻的中尉们在盼，疯子们、军曹们在盼，过半小时后就要开小差的士兵在盼，拖着步枪不知东南西北乱窜的人在盼，在用漂亮的罗马尼亚文写身后家书、短信给妈妈的人在盼，沾着热泪写情诗给情人（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的人在盼，人人都盼望着恩特赖斯库将军出来讲话啊！”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还写家书和情诗哪。你也诗兴大发了？”

“没有。我没纸，没笔。”残废上尉说，“我还有责任呢，我还指挥着一批人，总得做点什么，虽然我也不清楚应该做什么。此前，第四军团就在乡下城堡周围停了下来。这座城堡简直就像宫殿。我得安顿健康的士兵住进畜栏，让伤病员住进马厩，让谷仓里住进疯子，要是发疯的士兵越来越疯，就得采取适当措施给他们生火。我得找我的上校汇报，那座乡下城堡里已经没有半点粮食了。我的上校得找将军谈。我们的将军虽然病着也得爬上二楼去找恩特赖斯库将军汇报情况：万分紧急啦，已经溃不成军，最好是拔营起寨赶快向西方迅速开进。可是我们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根本不开门，几乎不说话。”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他是不吭声啦。你亲眼看见这一切了？”

残废上尉说道：“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和第四军团三个师剩下来的军官们目瞪口呆，惊愕不已，不知所措啊；有人大哭，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人抱怨这个无论牺牲还是功绩都应该是世界榜样的罗马尼亚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有人啃手指甲，露出泄气的神情，人人泄气，个个沮丧、沮丧，最后终于爆发了预料中的事情。我没看见事情的发生。疯了的士兵人数超过了清醒的人。他们跑出了谷仓。几个准尉动手造十字架。我的顶头上司达尼莱斯库已经拄着拐杖带着八个人黎明时分向北走了，什么也没对大家说。事件发生时，我没在城堡。我在外围带着几个士兵在修建防御工事，后来也没用上。我记得挖战壕的时候发现了骨头。有个士兵说，是病死的牛骨头。另一个说，是人骨头。头一个兵说，是祭祀用的小公牛。不是人骨头。我说，继续挖吧！忘掉这些骨头！干活！可是我们挖掘的地方出现了很多骨头。我咆哮起来：浑蛋！这地方太奇怪了！士兵们不肯在城堡外围修战壕了。我们听见了吵闹声，可是没力气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个士兵说，也许战友们找到了食物，正在庆祝呢。或许是葡萄酒。对，葡萄酒。酒窖被搬空了，有足够的葡萄酒给大家喝。后来，我坐在战壕上，正在查看一个骷髅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十字架。是个很大的十字架，一群疯子正举着它在城堡的院子游行。等我们得知不能再挖战壕了，因为战壕等于是坟墓，就回城堡去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

“啊，一切都完了。”包贝斯库问，“你看见恩特赖斯库将军给钉在十字架上了？”

残废上尉说：“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后来，大家开始撤离，好像恩特赖斯库将军不知什么时候会复活过来骂他们这种态度。有人说，俄国人距离这里只有两个村庄了，可别做俘虏。不久，德国人开拔了。我们随后也上路了。”

这一次，包贝斯库什么也没说。

二人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后来，包贝斯库去了厨房，为残废上尉准备了一份烤里脊，他从厨房里问上尉：喜欢什么样的肉？老一点，还是嫩一点？

“不老不嫩的。”残废上尉仍然沉浸在对那悲惨一天的回忆里。

后来，包贝斯库给上尉端上来一大块烤里脊，带着辣酱；还主动要帮助上尉切成碎块。上尉心不在焉地表示感谢。吃饭的时候，二人都没说话。包贝斯库走了几分钟，说是去打电话。等他回来时，上尉正在咀嚼最后一小块烤里脊。包贝斯库满意地笑了。上尉用手摸摸前额，好像要回忆什么，或者有点头疼。

“好朋友，需要打嗝就打嗝吧。”

上尉打了一个嗝。

包贝斯库问：“有多长时间没吃这样的烤里脊了，啊？”

“好多年啦。”上尉说。

“可口吗？”

“当然啦。”上尉说，“虽然说到恩特赖斯库将军有点好像打开了一扇插上多年的大门。”

包贝斯库说：“诉诉苦吧！这是在自己同胞们家里啊。”

“同胞们”一词让残废上尉吓了一跳，他朝门口看看，但房间里显然只有两人。

包贝斯库说：“我放个唱片听听。来个格鲁克［65］的怎么样？”

残废上尉说：“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家。”

“那就听听巴赫，行吗？”

“行。我喜欢巴赫。”残废上尉半睁着眼睛说道。

包贝斯库再次回到上尉身边时，给他端来一杯拿破仑白兰地。

“上尉，有什么担心的事吗？有什么让你感到麻烦的事情吗？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吗？我能帮你一把吗？”

上尉微微张开口，可又闭上了，摇摇头。

“我什么都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包贝斯库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说道。

残废上尉嘟嘟囔囔说道：“骨头，骨头。为什么恩特赖斯库将军非要我们在一个到处是骨头的城堡附近停下来呢？”

沉默。

包贝斯库说：“也许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打算死在自己家里吧。”

残废上尉说：“无论我们挖掘什么地方，总是遇到骨头。城堡周围布满了人骨头。一挖战壕就遇上手骨、胳膊骨、骷髅。这是什么土地呀？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呢？为什么疯子们的十字架看上去像一面旗帜呢？”

包贝斯库说：“肯定是视觉效果造成的吧。”

“不知道。”残废上尉说，“我累了。”

“是啊，你累了，太累了，上尉。闭上眼睛吧！”包贝斯库说。其实，上尉早就闭上了眼睛。

“我累了。”上尉重复道。

包贝斯库说：“你在朋友群里呢。”

“真是一条漫漫长路啊。”

包贝斯库静静地点点头。

门开了，进来两个匈牙利人。包贝斯库看都没看他俩。他举起三个指头——拇指、食指和中指——靠近嘴巴和鼻子，跟上巴赫的拍子。两个匈牙利人静静地望着这个场面，等候包贝斯库的手势。上尉睡着了。唱片一停止转动，包贝斯库起身，踮起脚，靠近上尉身边。

“这个土耳其人和婊子养的龟儿子！”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口气不粗野，而是有沉思的意味。

他打手势给两个匈牙利人，要他俩过来。一头一个抬起了残废上尉，抬到门边。上尉发出有力的呼噜声，他的假腿落到了地毯上。那两个匈牙利人急忙把假腿重新给上尉拧上。

包贝斯库说：“哎呀，真笨！我来吧！”

包贝斯库用了一分钟把假腿拧到了原处，好像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似的；接着，壮着胆子，顺便检查了一下假臂。

他说：“路上千万别丢了什么！”

一个匈牙利人说：“放心吧，头儿！”

“送到老地方吗？”

包贝斯库说：“不。要把这家伙扔进塞纳河！确保别让他跑出来！”

“保证干好了。”原先说话的那个匈牙利人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残废上尉睁开了右眼，声音嘶哑地说道：“骨头，十字架，骨头。”

另外一个匈牙利人轻轻合上了他的眼皮。

包贝斯库说：“你俩放心吧。他已经睡着了。”

多年以后，当包贝斯库的财富远远超出了可观的程度时，他爱上了一个中美洲的女演员。她名叫阿松秀·莱耶斯，是个秀媚之极的女子。二人结了婚。阿松秀·莱耶斯在欧洲电影界的生涯很短暂，无论在法国、意大利还是西班牙都如此。但是，她举办和参加的晚会却实实在在不计其数。一天，阿松秀·莱耶斯求他说，既然他这么有钱，那就为祖国办点事吧！起初，包贝斯库以为阿松秀指的是罗马尼亚，可是后来才明白她在说洪都拉斯。于是，那年圣诞节期间他就带着妻子去了一趟特古西加尔巴［66］。包贝斯库惊叹这座城市的奇特风格和鲜明反差，他觉得这座城市可以分为三块或说区别鲜明的三个部族：印第安人和病人，二者构成居民的多数，还有所谓的白人，其实是混血，是炫耀权力的少数人。

人人和蔼，个个堕落，受炎热和饮食习惯或者缺乏良好的饮食所影响，这些人好像生活在噩梦里一样。

包贝斯库立刻意识到这里有商机；但是，洪都拉斯人天生就有偷窃的毛病，包括在美国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还有有暴力抢劫倾向的人，为此，他设法忘掉初衷。可是，阿松秀·莱耶斯非要坚持为她祖国出力，结果在第二次圣诞节之行里，他与洪都拉斯的教团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因为这是他惟一信任的人。建立联系后，包贝斯库与特古西加尔巴的几位主教和一位红衣大主教洽谈后，开始考虑什么经济部门适合投资。那里惟一运作并有效益的部门全都在美国人手中。但是，在一次与总统和夫人聚会时，阿松秀·莱耶斯有了个创意。她的想法很简单，要是特古西加尔巴能有巴黎那样的地铁，肯定是好事呀。包贝斯库是个一往无前的人，他能看出这个绝妙主意里包含的利益，立即盯住总统的眼神并说他可以建造地铁。听了这个计划人人都兴奋起来。包贝斯库动手包下工程，一下子赚到了钱。总统和几位部长以及国务秘书都赚了钱。从经济上说，教会也没落后。要开工生产水泥，要跟法国和美国企业订合同。有人死了，有人失踪了。初期工程持续了十五年。通过阿松秀·莱耶斯，包贝斯库得到了幸福。但是，又失去了幸福，二人离婚了。他把特古西加尔巴的地铁给忘了。正当他舒适地睡在巴黎一家医院的时候，死神突然把他给带走了。

阿琴波尔迪几乎与德国作家没有联系，原因之一是，德国作家出国时下榻的旅馆，他很少光顾。不错，他认识一位有声望的法国作家，年龄比他大，其文学散文为他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这位老作家给阿琴波尔迪说过一处欧洲所有失踪作家的藏身之所。这位法国作家本人就曾经失踪过，因此了解自己说的事情，所以阿琴波尔迪接受了访问那藏身之地的邀请。

二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听着出租车司机一人的独白在夜里到达了目的地。司机唠叨个没完，满嘴胡说八道，来回重复，自己跟自己生气，闹得阿琴波尔迪实在受不了了，要他集中精力开车，闭上嘴巴。司机的独白似乎并没有让老散文家感到讨厌，他瞅了阿琴波尔迪一眼，有些许责备之意，似乎觉得阿琴波尔迪惹司机生气了，再说了，这可是镇上惟一的出租车啊。

失踪作家居住的房子周围有一座大花园，里面长满了树木和花草，还有一个游泳池，四周围着白色铁桌子、遮阳伞和躺椅。后院，在几棵百年橡树下，有块玩滚球游戏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就是森林了。他俩进门时，失踪作家们正在食堂吃晚饭，看电视节目，此时正在播送新闻。人很多，几乎都是法国人，这让阿琴波尔迪感到吃惊，他绝对没想到在法国会有如此之多的失踪作家。但更为引起他注意的是女性的数量。妇女很多，都年事已高，有些人穿着考究，甚至典雅；有些人则明显地邋遢，阿琴波尔迪想，大概是诗人吧；她们身穿脏罩袍和拖鞋、及膝长袜，不化妆，白发塞进毛帽子里；那毛帽子肯定是自己编织的。

理论上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佣在为大家服务；但实际上，食堂实行的是自助餐，每位作家自己端着托盘，想吃什么拿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小团体怎么样？散文家低声笑着问他，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位作家晕倒了或者突发了什么病。那两个女佣正忙着让病人恢复知觉。阿琴波尔迪回答说，还没有什么想法。随后，他俩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给自己的盘子里装上土豆、菠菜泥，再加上煮鸡蛋和烤牛排。饮料方面，他俩倒了两杯本地生产的葡萄酒——浓郁芳香的饮品。

食堂尽头，在那位晕倒了的作家身边，这时有两位身穿白大褂的青年，还有那两个女佣以及围着一圈失踪作家（有五个人）正在观看晕倒作家的苏醒过程。饭后，老散文家带着阿琴波尔迪去接待室办理入住手续。可是那里没人接待，二人于是去了电视室。那里有几位失踪作家面对着主持人打瞌睡。主持人正在大谈时尚、法国影视圈里名人的情感纠纷。阿琴波尔迪第一次听说名人还有这等丑事。后来，老散文家请他看看要住的宿舍——一个苦行僧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机、一个衣柜、一个小号电冰箱和淋浴卫生间。

有扇窗户面对花园，外面依然明亮。湿漉漉的花草香扑进房间。阿琴波尔迪听见远处传来狗叫。老散文家始终站在门外。阿琴波尔迪则检查自己的房间。接着，老散文家把房间钥匙给了他，一面告诉他：这里的生活即使不算幸福——老散文家不相信幸福的存在——但肯定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宁。随后，阿琴波尔迪跟着老散文家下楼去老人房间——位于一层，不仅家具和面积大小，而且光裸的样子都与分配给他的宿舍别无二致。阿琴波尔迪想，谁都会以为老散文家也是刚刚入住呢。室内没书籍，没丢在床上的衣服，没有垃圾，没有个人物品，与他的房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盘子，上面摆着一个苹果。

老散文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好像在阅读他的思绪。那眼神有些困惑。阿琴波尔迪想，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现在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只是并不理解，就像我同样不理解一样。实际上，二人的目光里，不仅是困惑，还有悲伤。阿琴波尔迪想，可是白盘子里还摆着苹果呢。

老散文家说：“苹果夜里散发香味。我一关灯，香味就像抒情诗一样散发出来。但是，最后一切都要下沉，下沉到痛苦之中。任何雄文都是痛苦的。”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懂。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明白。随后，二人握握手道别。老散文家关上了房门。由于没有睡意（阿琴波尔迪睡觉很少，但有时能连续睡上十六个小时），他到院里各处走走。

走进电视室，这时只剩下三位失踪作家了，都在酣睡。电视里有个男人似乎要被杀了。阿琴波尔迪看了一会儿电视；后来，烦了，就去了食堂，那里已经空空荡荡。又走了几条长廊，来到一个像是健身房的地方，也许是按摩室吧；里面有个身穿白衬衫、白短裤的年轻人正在举重；他旁边有个身穿睡衣的老人。二人看见他出现在门口就瞥了一眼继续说话，好像他并不存在。举重的那人像是院里的职工；穿睡衣的老人像是被遗忘的小说家，而不是失踪作家，是糟糕的法国小说家，运气不好，可能生不逢时。

从后门走出房子，阿琴波尔迪遇见两个老太太坐在有照明的门廊尽头的摇椅上。一个在用爱唱歌的甜蜜声音说话，好像溪水流淌在小石板上。另外一个静静地望着滚球场那边黑幽幽的森林。他觉得说话的老太太像个抒情诗人，身上充满了该讲述而在她诗歌中无法讲述出来的许多东西。他觉得那位不吭声的老太太像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厌倦了废话。头一位老太太穿的就算不是童装，也是少女装。第二位身穿一件廉价长袍、运动鞋和牛仔裤。

他用法语问二人“晚安”。两位老太太瞅瞅他，一笑，似乎邀请他坐下来。他没等她俩多说就照办了。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他：“是来院里的第一个晚上吗？”

没等他开口，一直没说话的老太太说道，天气在好转，很快人们要穿短袖衬衫了。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是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笑了，也许在想她的衣服吧。接着，她问阿琴波尔迪从事什么工作。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写小说。”

保持沉默的那位老太太说：“可你不是法国人。”

“对。我是德国人。”

“是巴伐利亚人？”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我去过巴伐利亚。很迷人的地方。一切都很浪漫。”

“我是北方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装出打冷战的样子。

“我还到过汉诺威。”她说，“您是那里的人吗？”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差不多吧。”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你们的饭菜难以下咽啊。”

后来，阿琴波尔迪问她俩是干什么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以前在罗德兹当理发师，后来结婚了，先是丈夫，接着是孩子们就不让她做下去了。另外一位说，她是裁缝，可是她讨厌说工作。阿琴波尔迪想，多么奇怪的女人啊！告别她俩后，他进入花园里，离开房子越来越远了；但房子依然有照明，好像还在等候什么客人来访。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先享受这美好的夜晚和田野的芬芳再说，慢慢走到了大门口，大木门没有关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通行无阻。他发现门的一侧挂着一个牌子，他和老散文家来时没有看见。牌子上用不大的黑字写着：“梅西埃诊所，神经科休养所”。他并不惊讶，立刻就明白了，老散文家把他带进了疯人院！！片刻后，他回到大房子，上楼到了房间，拎起手提箱和打字机就走。临行前，他想去见见散文家。敲门后，无人回应，他推门进去了。

散文家在沉睡，灯光已全部熄灭，但前门廊的光线透过拉开的窗帘渗透进来，床铺几乎没有整理，好像一支被手帕盖住的香烟。阿琴波尔迪想：真是老啦！随后，他静静地离开了。穿过花园时，他觉得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迅速跑动，躲进诊所一侧与森林搭界的树后面去了。

他一走出诊所，上了公路，方才放慢脚步，让呼吸正常下来。公路是土路，穿过了森林和缓缓的山坡。一阵阵夜风晃动着树枝，吹乱了他的头发。风儿暖洋洋的。他过了一座桥。来到那个村子外面的时候，狗们狂吠起来。他在火车站广场一侧，发现了那辆拉他俩去诊所的出租车。司机不在驾驶位上。阿琴波尔迪从车旁边经过时，发现后排座上有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蠕动，时不时地发出叫声。火车站的几座门还敞开着呢，但售票窗口没开。他看见有三个摩洛哥人坐在长凳上聊天，喝酒。他们冲他点点头。阿琴波尔迪走到铁道旁边。那里有两列车停靠在仓库附近。等他回到候车室的时候，有一个摩洛哥人已经走了。他在长凳一端坐下来，等候开始售票。后来，他随便买了一张车票。就这样离开了那座村镇。

阿琴波尔迪的性生活仅限于跟所住地区的妓女打交道。有几个女人不收费。起初收费，但是后来，当阿琴波尔迪成了这道风景线中的形象时，她们不再收他的钞票了，或者说不总是收费；这弄得总是推推搡搡，最后解决的方式有些粗暴。

在这些年里，阿琴波尔迪几乎始终保持联系的惟一之人就是女男爵冯·聪佩。一般情况下，二人是书信联系；但有时候女男爵也出现在阿琴波尔迪落脚的城市或者村镇。二人长时间散步，手挽着手，像两个已经没有私情可谈的旧情人。然后，阿琴波尔迪送女男爵回旅馆——城里或者镇上最好的旅馆，贴贴脸蛋分手，假如某一天特别伤感就加上拥抱。次日早晨第一时间，女男爵不等阿琴波尔迪来旅馆找她就会悄然离去。

在二人的书信里，事情就不同了。女男爵写她的性生活，虽然上了年纪，依然性交，跟越来越令人伤感或者越来越不可靠的情人上床；信里写她出席的晚会——依然像个十八岁的姑娘那样欢笑；信里写一些阿琴波尔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据女男爵说，都是德国和欧洲的时髦人物。当然啦，这是因为阿琴波尔迪从来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他通过女男爵才获悉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而她那天夜里就在现场。有时，女男爵出于伤感就恳求他回德国来。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已经回来啦。她说：我希望你彻底回国。多待一段时间吧。如今你是名人啦。应该做个新闻发布会。也许你觉得发布会太过分。但和有声望的文化记者来一场独家采访总是可以的吧。阿琴波尔迪信中回答说：这种事情只能在我最坏的噩梦里发生。

有时，二人谈起圣徒，因为女男爵如同某些性生活强烈的女子一样，有着神秘倾向，虽然这一倾向相当单纯，可以艺术地自行解决，或者借助收藏中世纪的浮雕和木刻自行了断。二人谈起了忏悔者爱德华，他死于1066年，曾经把自己的宝贝戒指馈赠给传福音的圣约翰；后者在多年后通过朝圣之旅把戒指还给了爱德华。二人还谈起了贝拉亚——安蒂奥基亚剧场的女演员，她在学习基督的过程里，多次改名换姓女扮男装，扮演了无数角色，好像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发疯了就决定：她的舞台就是整个地中海，她惟一的神秘之作就是基督教义。

随着年龄的增加，女男爵的字体——总是手写——越来越歪歪扭扭。有时，信的内容难以辨认。阿琴波尔迪只能破译几句话。奖金、荣誉、表彰、候选什么、什么。谁的奖金？他的？女男爵的？大概是他的，因为女男爵按照自己的方式处事，她是非常谦虚的。也可以这样解读：工作、出书，出版社的光芒就是汉堡之光，因为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了她和女秘书；后者帮助她下楼，走到街上，那里有辆汽车（像灵车）在等候她。但女男爵总能恢复健康，苦苦挣扎一番之后，从牙买加或者印度尼西亚给他写信，字体有力多了，她在信中问他（明明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中海）是否到过美洲或者亚洲。

有时，二人的书信很分散。由于阿琴波尔迪常常变更住址，就时常用新地址寄信给她。有时，他夜里突然醒来，因为梦见了死神，但是信里不说此事。女男爵则相反，或许因为年龄比他大，经常谈到死神、死去的熟人、死去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一堆骨灰）、不认识的死婴，可是真想认识他们、养育他们啊。这时，人们会以为她要疯了。但是，阿琴波尔迪知道她情绪一直稳定，知道她为人正派、诚实。的确，女男爵很少说谎话。从她早年间去家族别墅、扬起一路风尘拉着朋友们开始，一切明白无误，她是个纯真、骄傲的柏林妙龄女郎，阿琴波尔迪那时站在远处，从一扇窗户里面望着她和朋友们笑着走下车来。

有时，阿琴波尔迪一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就在信里问她是否知道她表兄胡戈·哈尔德的消息。女男爵回信说，不知道，战后一直没有胡戈·哈尔德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也许就几个小时吧，他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就是胡戈·哈尔德。有时，说起他的作品来，女男爵承认自己不愿意阅读，因为，她很少看那种“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比如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习惯已经很牢固了；七十岁后，她阅读的范围仅限于时尚杂志。阿琴波尔迪问她，既然她不读书干吗还出书呢？这个问题有点明知故问。女男爵回答如下：1．因为出书是好事；2．因为这是布比斯的指示；3．因为很少有出版商阅读自己作者的作品。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应该说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布比斯去世后，女男爵会继续率领出版社前进。有人盼望着她卖掉出版社一心一意去做爱和旅行，因为这是她驾轻就熟的爱好啊。但是，女男爵把出版社的大权掌控在手，出版质量半点都没下降，因为她善于团结高品位读者；就是在企业管理方面，她也显露出以前很少有人在她身上见到的刚毅品格。一句话，布比斯的生意在发展。有时，女男爵半玩笑半认真地对阿琴波尔迪说，要是他再年轻一些，她会任命他做财产继承人。

到了女男爵满八十岁大寿时，汉堡文学界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去世后，谁来管理布比斯的出版社？谁将被正式任命为财产继承人？女男爵是不是已经留下了遗嘱？布比斯的财产给了谁？她没有亲戚。冯·聪佩家族最后一位就是女男爵了。从布比斯那方面说，不算他第一位死在英国的妻子，家族的其余成员早就在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他俩都没有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表兄表弟（胡戈·哈尔德除外，但如今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没有侄子、外甥（除非胡戈·哈尔德有子女）。据说，女男爵打算除去出版社之外，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据说，几个非政府组织怪异的代表拜访过她的办公室，就像有人拜访梵蒂冈或者德意志银行一样。找出版社的继承人倒是不乏人选。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长得像塔奇奥［67］，身材修长，像个游泳运动员，会写诗，是哥廷根大学的助教；女男爵曾经让他主编过诗集。但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流言蜚语的虚幻层面。

有一次，女男爵对阿琴波尔迪说：“我永远不会死。或者说，我要活到九十五岁，这就等于长生不老。”

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意大利一座幽灵般的城市里。女男爵冯·聪佩头戴白草帽，手持拐杖。她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说起那些失踪作家的臭毛病，那是一种恶习或者更像美洲而不是欧洲的玩笑。阿琴波尔迪身穿短袖衬衫，非常注意听她讲话，因为他有些耳背；但时时发出笑声。

最后，应该说到阿琴波尔迪的妹妹洛特·赖特尔了。

洛特生于1930年，金发，蓝眼，像哥哥；但是个子没有哥哥那么高大。阿琴波尔迪上前线的时候，她九岁，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获得奖章，胸前挂满战功勋章荣归故里。有时，她在梦中听见了哥哥那巨人般的脚步声。哥哥的脚很大，需要穿德军最大号的皮靴，是专门为他定做的，走在田野里一脚一个坑，不管水洼和荨麻，直奔父母和她睡觉的家里来。

醒来时，她觉得特别难过，不得不极力克制才没哭出来。有时，她梦见自己也去战场了，仅仅是为了找哥哥的尸体。有时，她把梦的内容说给父母听。

独眼妈妈说：“梦就是梦啦。小猫啊，别瞎做梦啦！”

瘸子爹则问得仔细，比如，那些牺牲士兵的模样，他们怎么样？脸上怎么样啊？像是在睡觉吗？洛特回答说：对，就是正在睡觉。于是，父亲摇摇头，说道：小洛特啊，那就是没死。牺牲的士兵面孔，怎么跟你说呢，都是脏的，因为整天干重活，下班后，没时间洗脸。

但是，梦里的哥哥总是干干净净，表情悲伤但是态度坚决，好像人虽然死了，但精神上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洛特心里想，哥哥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她总是非常注意倾听哥哥的脚步声，那巨人的步伐总有一天会靠近村庄，靠近住宅，靠近菜园；她要在菜园里等候哥哥回家；哥哥会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要彻底回家了，从此后一切要变了。但是，什么事情要变呢？她不知道。

另外，战事没完没了。哥哥回家的事情变得遥遥无期了，甚至不存在回家的问题了。一天夜里，父母说起了哥哥，不知道女儿在床上用棕色毛毯蒙住脸并没入睡，还在听父母谈话；二人说儿子的口气仿佛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洛特知道哥哥没死，因为巨人永远不死；她认为，就是倒下了，也是因为老了，老得厉害了，不知不觉就死了；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坐着，或者在大树下坐着，于是就这样死了。

三人不得不离开村子了。据父母说，不能不走啊，因为战争临近了。洛特想，要是战争临近了，哥哥也就快回来了，因为哥哥就在战火里面嘛，就像胎儿在母腹中。于是，她躲了起来，不让父母带走，因为她相信哥哥一定会露面的。父母找了她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瘸子爹在树林里找到了她，给她一记耳光，拉起来就走。

三人沿着海岸线逐渐向西边走去，路上遇到了两支队伍。洛特喊叫着问大兵们认识不认识她哥哥。头一支队伍里有各种年龄的人组成，老的像她父亲，小的只有十五岁；有些人身上只有半截军服，没有一个因为上战场而显得很兴奋的样子；但是，对于洛特提出的问题，个个都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认识，也没见过她哥哥。

第二支队伍像幽灵，像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活僵尸，像身穿灰色或者青灰色军装和头戴钢盔的鬼魂，好像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样子，只有洛特除外。她再次发问：看见我哥哥了吗？几个丑八怪老大不情愿地回答说，看见了，那是在苏联的土地上，你哥哥是胆小鬼，是逃兵；或者回答说，你哥哥在第聂伯河里游泳呢，后来淹死了，死了活该；或者说，你哥哥在高加索草原上呢，在喝水，像是要渴死的样子；或者说，看见你哥哥藏在匈牙利一片树林里，他打算用自己的步枪自杀；或者说，看见你哥哥在公墓外面转悠，那个浑蛋，不敢进去，他转啊，转啊，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公墓里亲属好友走光了，这个二尾子才停止转悠，爬上墙头，那带钉子的皮靴踩在泥灰剥落的红砖上，露出鼻子和蓝眼睛看看里面，那躺着死人的墓地，躺着格罗特们、克鲁泽们、尼采克们、昆泽们、巴斯们、维尔克们、莱姆克们和诺斯克们，他们旁边躺着谨慎的拉登廷和勇敢的福斯；后来，你哥哥鼓起勇气，登上墙头，两条长腿耷拉下来；然后，冲死人吐舌头，摘下钢盔，双手按住太阳穴，尖叫起来。这些话就是那些鬼魂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给洛特听的，一面跟在活人后面走远了。

后来，洛特的父母跟同村许多人在吕贝克安顿下来。但是，瘸子爹说，俄国人快到了，拉着妻子和女儿继续向西走去。这时，洛特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昼夜不分，有时觉得白天和黑夜混沌一片，一切都是耀眼光辉和火焰的连续载体。

一天夜里，洛特看见一群人在收听广播。其中就有她父亲。另外一人是她母亲。别的人，她看不清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口唇像胡萝卜片，没有胡须，鼻子像湿土豆。人人都用手巾、毯子蒙着脑袋和耳朵；收音机里有个声音说希特勒不在了，就是说已经死了。可是，洛特想，不在了和死了并不一样啊。此前，她第一次初潮已经向后推迟了。但是，那天早晨开始来经了，感觉不舒服。独眼妈早就跟她说过这很正常，每个女人都会如此。洛特想，我那巨人哥哥不在了，但这并不意味他死了。收听广播的人们没有察觉她也在场。有人在叹息。有人哭了。

“元首啊，元首啊，我的元首啊！”众人高呼道，好像始终没来例假的妇女那样神经质。

她父亲没哭。可母亲哭了。泪水从那只好眼睛里流下来。

那群人说：“元首不在了。他死了。”

有个人说：“他死得像个战士。”

“他不在了呀。”

后来，父母带着她去了舅舅家。可是，到了那里之后，住的地方已经被难民占了，只好暂时安顿下来。他们根本没有见到舅舅的影子。邻居说，如果没弄错，那么永远别想再见到舅舅的影子。在一段时间里，三人靠别人施舍过活，靠英国人的馈赠。后来，瘸子爹病死了。他最后的愿望就是戴上军功章埋葬在村里。独眼妈和洛特说，照办，照办，一定照办。而实际上，他的遗体被扔进了帕德博恩市郊的公墓里。没有时间精心操办啊。而洛特认为，这个时候恰恰是应该细心、细致、精心操办的时候。

难民们纷纷离开了。独眼妈把弟弟的住宅收为己有。洛特找到了工作。后来还念了书。时间不长。又重新干活去了。再次放下工作。再次读点书。再次找到工作，相当好的工作。此后，永远不读书了。独眼妈找了一个男人，是个老头，曾经在德皇时期、纳粹时期当过官员，战后又当了德国官员。

老头说：“德国人当官实属不易，更别说在德国了。”

老头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思想敏锐。的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可对于独眼妈来说，她不愿意回村了，因为那里已经是苏维埃占领区了。她再也不想看大海了。甚至没兴趣打听儿子在战场上的下落。她表情无奈和坚强地说：他可能被埋在俄罗斯了。洛特开始外出活动了。起初是跟一个英国大兵外出。后来，大兵被派遣到别处了，她就跟一个帕德博恩城里的小伙子交往，他家属于中产阶层，不待见儿子跟那个金发、轻佻的姑娘恋爱，因为那个时候，洛特已经会跳世界上各种时髦的舞蹈了。她在乎的是幸福，也在乎那小伙子，不在乎他有什么家庭，一直交往到那小子去念大学为止，后来联系就中断了。

一天夜里，她哥哥出现了。洛特正在熨衣服，她听见了脚步声。心里想：是汉斯来了。外面刚一敲门，她就去开门了。哥哥没认出她来，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这是后来他说的）。但是，她无需多问就扑过去把哥哥搂在怀中。哥哥和妹妹拥抱了好长时间。他俩一直聊到天亮。洛特不仅熨好了自己的衣服，而且有时间熨好全家的服装。几小时后，阿琴波尔迪睡着了，脑袋就依靠在桌子上，直到母亲来拍他肩膀，方才醒来。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走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那时候，独眼妈已经不要那个老官员了，而是找了一个机械师当未婚夫。此人性格开朗，有自己的买卖，为占领军、帕德博恩的农民和工厂主修理车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本可以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但他宁肯要这么一个勤劳、诚实的妇女，免得像吸血鬼一样吸光他的血。机械师的修理部很大，按照独眼妈的要求，他给了洛特一份工作。但是，洛特不接受。在母亲跟机械师结婚前，她结识了一个在这个修理部干活的工人，他名叫维尔纳·哈斯。二人互相喜欢，从来不吵架，就开始出去玩耍了，先是看电影，后来去舞厅。

一天夜里，洛特梦见哥哥出现在她窗户上，问她为什么妈妈要结婚。洛特躺在床上回答说：不知道。哥哥嘱咐她：你可别结婚啊！洛特点点头。后来，哥哥的面孔消失了，只留下了模糊不清的窗户和巨人脚步的回音。但是，等母亲结婚后，阿琴波尔迪去了帕德博恩，洛特把维尔纳·哈斯介绍给哥哥。二人似乎都有好感。

独眼妈结婚后就带着洛特住到机械师家里去了。按照机械师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大概是个依靠坑蒙拐骗或者走私维生的坏蛋。

机械师说：“走私的人距离百米，我就能闻出他们身上的气味来。”

独眼妈没说什么。可洛特和维尔纳·哈斯却谈到了此事。维尔纳说，搞走私的恰恰是机械师——常常通过边境走私汽车配件，他总是说在修车，其实没修。洛特认为，维尔纳是好人，常常说别人好话。那些日子，洛特冒出来这样的想法，无论她还是维尔纳，凡是1930或者1931年出生的年轻人，命中注定是永远不会幸福的了。

维尔纳——她的知己——静静地听她讲话。然后，出门去看电影，看美国或者英国片子，或者去跳舞。有些周末，二人去乡下，尤其是维尔纳买了一辆破摩托车之后，他在下班后把摩托车给修好了。为了郊游，洛特准备了黑、白面包片，做了蛋糕，再带上三瓶啤酒（从来不超过三瓶）。维尔纳则带上一水壶水，有时买些点心和巧克力。有时，散步和在树林里吃饭后，就在地上铺好毛毯，双双拉着手，睡着了。

洛特在乡下睡觉，梦境让她提心吊胆。她常常梦见死去的松鼠、死去的鹿、死去的兔子；有时候，她以为看见密林里有头野猪，她慢慢向野猪走去，等分开树枝后，发现了一头大野猪，是母的，躺在地上垂死挣扎，它身边有好几百只猪崽已经死了。一有这事发生，她就会吓得跳起来。等看到维尔纳在她旁边安安静静的睡态，方才镇定下来。有一段时间，她一直考虑要不要吃素。结果吃素不成，却养成了吸烟的习惯。

那个时期帕德博恩像德国别的地方一样，已经有妇女吸烟的情形了，但人数不多，至少在帕德博恩，没多少女人在街上抽烟，那是散步或者上班的路上。洛特是在街上吸烟的女性之一，早晨第一时间她就点上了第一支香烟，等到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已经在抽第二支了。相反地，维尔纳不抽，如果洛特非要他抽，为了不惹她生气，顶多用她的香烟抽上两口，还让烟憋得半死。

洛特开始吸烟以后，维尔纳向她求了婚。

洛特说：“我得想想。不是想一两天，要想几个星期、几个月。”

维尔纳说，慢慢想，不着急，因为他要跟她白头到老，知道要对这样的事情不仓促作决定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洛特跟维尔纳外出玩的时间就拉开了间隔。对此，维尔纳有所察觉，就问洛特是不是已经不喜欢他了。洛特一回答说正在考虑是否跟他结婚，他就后悔不该求婚。二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郊游了，也不去看电影了，更不去跳舞了。就在那个时候，洛特认识了一个在城里刚刚开办的钢管厂工作的男人。此人是工程师，名叫海因里希，住在市中心的宿舍里；他真正的家在杜伊斯堡，那里有这个厂的主楼。

洛特跟海因里希交往不久，后者就告诉她，自己有老婆和孩子，可他不爱妻子，打算离婚。洛特不在乎他已婚，在乎他有个儿子，因为她喜欢孩子，一想到会伤害孩子，哪怕是间接地，都让她感到恐怖。尽管如此，二人一起外出玩耍的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有时，洛特跟维尔纳说起这事，维尔纳会问她跟新男友相处得怎么样。洛特说，很好呀，正常，好像面向大家讲话一样。但是，到了最后，她才明白海因里希永远不会离婚；于是，跟他中断了来往，但偶尔也看看电影，吃个晚饭。

一天，她下班的时候，看见维尔纳骑在摩托上等她。这一回，维尔纳没有谈婚论嫁，也不谈情说爱，而是仅仅邀请她去喝咖啡，然后送她回家。渐渐地，二人又恢复了交往。这让独眼妈和机械师感到高兴，因为机械师没有子女，他看好维尔纳，觉得这小伙子办事认真、勤快。洛特从小就做的噩梦大大减少，到了最后好梦、噩梦都没有了。

她说：“可能我像大家一样也做梦。不过，很幸运的是醒来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内容了。”

当她告诉维尔纳已经考虑好了他的建议，同意跟他结婚时，维尔纳哭了，结结巴巴地坦白，从来没像眼下这么幸福过。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在餐厅的院子里举办的婚礼晚会上，洛特想起了哥哥，不知道——因为她已经喝过量了——是否邀请了哥哥参加婚礼。

二人的蜜月是在莱茵河畔的一家小疗养院度过的。婚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活依然如故。与维尔纳共同生活，尽管只有一个房间，却很容易，因为丈夫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高兴。星期六，夫妻去看电影；礼拜天常常骑摩托去乡下或者去跳舞。一周工作日内，维尔纳虽然工作很重，却尽量安排时间帮助妻子做家务。他惟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下厨房。到了月底，他常常给妻子买礼物，或者带着她去市中心挑选鞋子、衬衫和头巾。为了家里不缺钱，维尔纳常常额外加班，或者背着机械师自己去揽活，为农民修理拖拉机或者收割机；这些客户给钱不多，但是可以换来香肠、腊肉，甚至好几口袋面粉，闹得洛特的厨房像个仓库，或者好像二人为下一场战争在作准备一样。

一天，机械师在毫无疾病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了。维尔纳管起修理部的事情。机械师的远亲跑来索取遗产。独眼妈和几位律师一道解决了一切。最后，那几个乡下亲戚带点钱财走了。那个时候，维尔纳已经发福，开始掉头发；体力劳动是减少了，可责任增加了，这让他变得比以往更加不爱说话。夫妻搬到了机械师家去住了，那里很宽敞，刚好在修理部上面，于是逐渐模糊了住家和工作的界线；这在维尔纳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在没完没了地干活。

打心眼儿里说，维尔纳真希望机械师活着才好，或者独眼妈请随便什么人领导修理部。当然，工作的变化也有所补偿。那个夏天，洛特和维尔纳到巴黎玩了一个星期。圣诞节期间，夫妻带着独眼妈去了一趟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湖，因为洛特喜欢旅行。返回帕德博恩时，又有了新情况：二人第一次谈起了要孩子的可能性，由于冷战和核武器对抗的原因，夫妻都不打算要孩子，还不算此前经济情况一直不好。

夫妻在两个月里一直在讨论如果走出这一步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虽然讨论的方式有气无力。直到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洛特告诉丈夫她怀孕了，已经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在孩子出世前，二人买了一辆汽车，休假一个多星期。夫妻去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返程时，洛特打算经过科隆，去找哥哥给她留下的地址。

在从前阿琴波尔迪跟英格博格同居的楼阁位置上，已经耸立起一幢大楼。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谁也不记得一个有阿琴波尔迪特征——高大、金发、消瘦、从前当过兵——的青年巨人。

回家的途中，洛特沉默不语，好像不高兴；但是，后来停车在路边的餐厅前，说起了熟悉的那些城市，洛特的情绪才有了明显的好转。孩子出生前三个月，洛特不再出去工作。分娩的过程迅速而正常，尽管婴儿体重八斤，而且医生说胎位不正。但是，似乎在最后一刻婴儿掉头向下，结果一切顺利。

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克劳斯，以纪念外祖父，虽说洛特一度想让孩子叫汉斯，以纪念哥哥。但洛特想，其实名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重要的是人品。从一开始，克劳斯就成了外祖母和父亲的宠儿。但是，这孩子最喜欢的人还是洛特。有时，洛特望着孩子，觉得他像舅舅汉斯，好像孩子就是她哥哥的转世化身，就是微型的汉斯，这样一想让她愉快，因为她哥哥的形象一向具有高大，甚至特别高大的特点。

克劳斯两岁时，洛特再次怀孕。但是，四个月后就流产了，情况很糟，因为她无法再有孩子了。克劳斯的童年生活如同帕德博恩中产阶层的任何一个孩子一样。他喜欢跟别的孩子一道玩足球，但是在学校里却打篮球。只有一次，他一只眼睛青肿地回了家。他解释说，有个同学嘲笑他外祖母是独眼，于是打了起来。他学习上不太出众，但是，对机器，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的，都特别爱好；他能在修理部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观看父亲手下的机械工如何干活。几乎从来都没病过，虽说偶尔有几次发高烧说胡话，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十二岁时，外祖母因患癌症死于帕德博恩医院。去世前，护士们不停地给她注射吗啡。克劳斯去看望她的时候，她以为是阿琴波尔迪来了，连呼“我的儿子呀”，跟他用普鲁士老家的方言说话。有时，她给克劳斯讲述他瘸腿外公的故事，讲述瘸腿外公忠实为德皇效力的岁月，讲述他外公由于个子矮小无法加入皇家卫队（精英团队）的痛苦，卫队里只接受一米九以上的士兵。

“你父亲呀是这种人，个子矮，勇气高！”外祖母面带注射吗啡后的快感微笑着说。

在此之前，没人对克劳斯说过他舅舅的事情。外祖母去世后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事情。实际上，他并非对此事多么有兴趣，而是因为外祖母去世他太悲伤了，想借此分散伤痛。洛特有好久没想哥哥了，儿子这样一问，让她感觉有些突然。那段时间，洛特和维尔纳已经钻进房地产交易里面去了，对这一行，二人一点也不了解，因此害怕赔钱。所以洛特的回答文不对题：她说了你舅舅比我大十岁之类的话；还有，舅舅谋生的方式对年轻人可不合适之类的话；还有，好多年家里不知道你舅舅的消息了，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了，等等。

后来，她还告诉克劳斯，她小的时候以为哥哥是个巨人，这种事小姑娘常常会有。

有一次，克劳斯跟父亲说起了自己的舅舅。维尔纳说，你舅舅和蔼可亲，善于观察，比较寡言。但是洛特说，她哥哥并非一向如此，是战场上的枪炮声让他变得不爱说话了。克劳斯问母亲，他是不是特别像舅舅？洛特说，对，很像，都又高又瘦；不过，克劳斯比舅舅的头发还要金黄，眼睛里的蓝色比舅舅的更明亮。后来，克劳斯不再提问了。生活仍旧像外祖母去世前那个样子。

洛特和维尔纳的新生意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但也没赔钱，恰恰相反，有所盈余，但是没发财。机械修理部依然收益颇丰。没人能说二人运气不佳。

克劳斯十六岁时给警察添了麻烦。他不是好学生。对于他不肯读书，父母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十七岁时，他跟两个朋友去偷汽车，后来又不知羞耻地奸污了一个意大利姑娘——在医疗器械小工厂打工的女工。那两个偷车的朋友蹲了一段监狱，因为已经成年。克劳斯被送进了劳教所，待了四个月，后来回到父母身边。在劳教所期间，他在修理车间干活，学会了修理各种家用电器，从电冰箱到电动搅拌器。回家后，他开始在父亲的修理部工作，有一段时间，没有闹事。

洛特和维尔纳努力互相说服对方，儿子已经上了正道。十八岁时，克劳斯开始找了一个在面包房工作的姑娘，但二人的关系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因为洛特认为这姑娘不够漂亮。从此以后，父母再也没见过克劳斯的任何女友，二人得出的结论是，出于他俩不知道的原因，儿子没有女友，或者有意不带回家来。那段时间，克劳斯喜欢喝酒了，一下班就跟几个修理部的年轻工人去帕德博恩啤酒店喝酒。

克劳斯不只一次在星期五或者周六晚上惹麻烦，不是别的，就是跟另外的年轻人打架，或者砸碎公共设施。维尔纳不得不缴纳罚款，把儿子从警察局里捞出来。一天，克劳斯忽然说，帕德博恩对他来说太小了，一下子就去了慕尼黑。有时，他给母亲打来长途电话（让家里付钱），母子二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奇怪的是，这反而让洛特觉得比较放心了。

几个月过去了，洛特又见到了儿子。据克劳斯说，无论德国还是欧洲都没前途，只能去美国试试运气了，他打算攒点钱就上路。他在修理部干了几个月后，从基尔港上了一艘德国轮船，它最后的目的地是纽约。儿子离开帕德博恩的时候，洛特哭了。儿子高大，不像弱者，可她照旧哭泣，因为她预感儿子在新大陆不会幸福的，那里的人们没有这么高大，头发没有这么金黄，可是人人狡猾，个个一肚子坏水，家家户户都不可信任。

维尔纳开车送儿子去了基尔港。回到家中，他告诉洛特，那艘轮船很漂亮，很结实，不会沉船的，克劳斯的工作是跑堂加洗盘子，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可这番话无法让洛特放下心来，她之所以不去基尔港给儿子送行，是为了“不延长垂死挣扎的时间”。

克劳斯到纽约一上岸，就给母亲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自由女神像。儿子在后面写道：这是我的女盟友。后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儿子的消息。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父母才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已经有了一份好工作。寄信的地址是佐治亚州的梅肯。洛特和维尔纳分别写了信给儿子，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健康、经济情况、未来计划，等等。克劳斯始终没有回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和维尔纳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克劳斯已经远走高飞，一切都好。有时，洛特想像着儿子已经跟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住在美式阳光灿烂的住宅里，过着一种类似电视里放映的美国影片中的生活。可是在洛特的梦里，克劳斯的妻子没有面孔，总是看见她背对着大家，就是说，只看见她的头发，不如克劳斯头发那么金黄，只看见她那古铜色的肩膀和苗条、结实的身材。她看见了克劳斯的脸，看见了他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却从来没看见过他妻子的面孔，也没见过他儿子们的长相（她想像着该有孙子了）。实际上，她连孙子们的后背也没见过。可她知道孙子们应该在某个房间里，但始终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不说话啊。

有些夜晚，洛特思念和想像克劳斯可能的生活情景，睡着后就梦见了儿子。她梦见了一所房屋，是美式房子，可是她并没有辨认出来美式不美式。刚一走进那房子，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起初，她觉得不爽；可是，后来她想，克劳斯的妻子大概在厨房里做印第安风味的饭菜。这样，片刻后，那气味变得有些异样，但不管怎样，还算令人愉快。后来，她看见自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个水罐、一个空盘子、一个塑料杯和一把叉子，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让她特别关注的是，谁为她开了门呢？无论她多么费力去想，都回忆不起来，这让她很难受。

难受的程度犹如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尖叫的声音，好像有个孩子用粉笔故意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一样。或者，也许不是粉笔，而是指甲；也许不是指甲，而是牙齿。后来时间一长，克劳斯住宅的这种噩梦——这是她的叫法——变成了一再重现的梦境。有时，她在帮维尔纳准备早饭时，会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维尔纳会问她：“是不是克劳斯住宅的噩梦啊？”

洛特不看着丈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打心眼儿里说，她和丈夫都盼望着儿子什么时候写信伸手要钱；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克劳斯好像永远消失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维尔纳说：“克劳斯就是这么一个人。要是说他现在在阿拉斯加州，我绝对不奇怪。”

一天维尔纳病了。医生们说，他应该放下工作了。由于没经济问题，他就安排一个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管理修理部。他和洛特出去旅游。二人乘坐游轮穿越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西班牙南方旅行，还走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后来，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先访问了纽约，随后去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心情沉重地发现克劳斯居住过的房子原来是黑人区旁边的一座旧楼的一间公寓。

在那次旅行里，也许是他俩以前看的美国电影太多的缘故，忽然想到，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个私人侦探。在亚特兰大，他俩拜访了一位侦探，说明自家的问题。维尔纳能说点英语。那位侦探是个不做作的人，从前在亚特兰大当过警察，他能丢下这夫妻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跑出去买一本英德辞典，跑回来继续谈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另外，他不蒙人，因为他开门见山地提醒二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找一个已经入美国籍的德国人等于是大海捞针。

他说：“有可能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可是，他俩愿意试一试，付了一个月的酬金。侦探答应一个月后把寻人结果寄到德国去。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信封寄到了帕德博恩，信中侦探一一报告了花钱的情况和调查的经过。

结论：什么也没找到。

侦探找到了一个认识克劳斯的人（那座大楼的房东），又通过此人找到了曾经给克劳斯工作的人。可是，后来克劳斯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侦探建议调查的方向另辟蹊径，但是需要更多钞票。洛特和维尔纳决定写感谢信并且告知对方暂时终止调查。

几年后，维尔纳因脑溢血去世。洛特独守空房。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女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会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洛特没有被命运的安排吓倒，她非但不坐以待毙，反而积极活动起来，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四倍。她不仅在股市里投资，维持修理部的正常运转，还把多余的流动资金做别的生意，而且收益颇丰。

工作、大量的工作好像让她返老还童了。她样样要管，绝对不安静下来。有些职员甚至恨她了。可她并不在意。休假期间——从来不超过八九天，她找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看畅销书。偶尔也跟几个女友出行，通常则是独自走出旅馆，走过大街，来到海滩上，花钱雇一个小伙子为她撑起遮阳伞和搭建吊床。然后，脱下乳罩，不管乳房是否不如从前，或者把游泳裤褪到肚脐以下，面对太阳睡觉。睡醒一觉就转转遮阳伞的方向，在阴凉下继续读书。租赁遮阳伞和吊床的那个小伙子时不时地过来看看。她就掏钱让他去旅馆买一瓶自由古巴调合酒或者一小罐带很多冰块的桑格利亚酒。有时，晚上她去旅馆的花坛或者歌舞厅（在一楼），里面的客人有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年龄与她相仿；她逗留片刻，看看人们跳舞或者听听乐队演奏60年代的老歌曲。如果从远处望去，她像个容貌美丽的夫人，有点发福，神情冷淡，气质文雅，但有种说不出的忧伤。如果从近处看看，有老男人邀请她跳舞或者到海边散步的话，洛特会笑着说不，谢谢；变成一副村姑的样子，冷淡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忧伤。

1995年她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地点是圣特莱莎，告知她克劳斯被捕入狱。发电报的人署名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洛特十分震惊，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家，爬上床铺，当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克劳斯还活着。这就是她在意的一切。她回复了电报，附上了电话号码。四天后，她从双方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对方付费的对话中，听出里面有个说英语的女子，那女子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但她依然听不懂，因为不会英语。最后，那女子用类似德语的发音说了：“克劳斯好”和“翻译”。听起来像德语，或者让多拉娅听起来像德语，可是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用英语在口述电话号码，口述了好几次，她记在了本子上，因为听懂英语数字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天，洛特没去工作。她给一家秘书学校打了电话，说希望雇一位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好的姑娘，其实她的修理部里有不止一人会英语可以给她帮忙。秘书学校告诉她，已经有了她需要的姑娘，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洛特说：马上！三小时后，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姑娘出现在修理部，她头发平直下垂，浅棕色，身穿牛仔裤，上楼去洛特办公室前还在跟机械工们开玩笑。

这姑娘名叫英格丽德。洛特说明她儿子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她需要跟儿子的女律师谈谈，可是女律师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洛特说完后，以为需要再解释一下。但用不着了，因为英格丽德是个聪明女子。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查询与墨西哥的时差。接着，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律师，她俩用西班牙语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不过也时不时地用英语澄清一些说法；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最后她说：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吧！然后，就挂上了。

洛特一直坐在写字台后面。英格丽德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准备好听坏消息了。

姑娘说：“克劳斯被关押在圣特莱莎，那是一座墨西哥北方的城市，与美国接壤。他身体很好，没有吃皮肉之苦。”

没等洛特问克劳斯被捕的原因，英格丽德先建议喝杯咖啡或者茶水。洛特沏了两杯茶，她在厨房走动的时候，注意到英格丽德在翻阅笔记本。

姑娘喝了两口茶，说道：“指控他杀害了几个妇女。”

洛特说：“克劳斯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然后说女律师，就是那位什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需要钱。

那天夜里，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梦见哥哥。她看见阿琴波尔迪走在沙漠里，身穿短裤，头戴小草帽，周围全是黄沙，全是连绵不断伸向地平线的沙丘。她高声喊叫，要哥哥别走了，前面死路不通。可是，阿琴波尔迪渐行渐远，好像故意要永远消失在那充满敌意、无法理解的土地上。

她说：“无法理解，还充满敌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察觉自己重新成了小姑娘、一个住在森林和海岸之间普鲁士村庄的小姑娘。

“不对。”阿琴波尔迪对她说，但声音好像耳语。“这片土地特别特别特别烦人……”

醒来后，她明白应该去墨西哥，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耽误。中午，英格丽德出现在修理部。洛特是从她办公室的玻璃窗里看见她的。英格丽德像从前一样，上楼前先跟两个机械修理工开开玩笑。由于玻璃隔音，她的笑声减弱了，听起来清脆、无忧无虑。但是，英格丽德一来到她面前，就表现得严肃多了。在给那位女律师拨电话前，她俩喝茶，吃饼干。洛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了。饼干到了胃里感觉舒服。另外，英格丽德一出现就让她感觉安慰，因为这个姑娘谨慎、朴实，知道该玩笑的时候玩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给那位女律师打电话的时候，洛特要英格丽德告诉女律师，她准备亲自去墨西哥圣特莱莎解决一切该解决的问题。那女律师——好像还处在半睡眠状态，刚刚下床，给了英格丽德两个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当天下午，洛特去拜访自己的律师，说明了情况。她的律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告诉她，要加小心，不能信赖墨西哥律师。

洛特自信地说：“这我早就知道。”

律师还告诉她最好的银行交易方式。晚上，她打电话请英格丽德来家一叙。她问姑娘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墨西哥。

洛特说：“当然给你报酬了。”

英格丽德问：“是当翻译吗？”

“当翻译、口译，当陪同，怎么说都行。”洛特不高兴地说道。

“愿意。”英格丽德说道。

四天后，她俩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从洛杉矶转乘飞往图森的飞机。到达图森后，租了一辆汽车前往圣特莱莎。她刚一看见克劳斯，儿子就说：妈，你老了。这话让洛特难堪。

她本想回答说，儿子，岁月不饶人啊；可是，泪水不让她开口。房间里有四个人：女律师、英格丽德、她和克劳斯。墙壁和地面是水泥的，有潮湿的痕迹，有一张仿木的塑料桌子，四个腿脚拧在地面上，还有两个木条凳子也拧在地上。英格丽德、女律师和洛特坐在一条凳子上；克劳斯单坐在另外一条凳子上。他没有戴手铐，也没有遭受拷打的痕迹。自从多年前分别后，洛特发觉儿子胖了许多。他离开家里时还是个少年。女律师列数指控克劳斯犯下的杀人罪行时，洛特想，这里的人一定疯了。她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杀害这么多妇女。

女律师微微一笑，说道，圣特莱莎有人可能就是在不理智地杀害妇女啊。

女律师的办公地点在城里的上区，就在她住房的同一个楼层里。那里有两个入口，都在同一个套间里。有三四面墙壁是外面粉刷过的。

洛特说：“我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女律师没听懂。英格丽德只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修理部和楼上办公室的关系。

按照女律师的建议，洛特和英格丽德下榻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沙丘饭店，尽管圣特莱莎没有任何类型的沙丘；据英格丽德报告，无论郊区还是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沙丘。起初，洛特准备要两个房间；但是，英格丽德说服了她，一间够了，可以省钱。多年来，洛特没有和别人同住一屋了，头几夜，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为了消遣，她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躺在床上看节目：里面有人又说又动，极力要说服另外的人做可能难办的事情。

夜晚有很多通过电视进行布道的节目。墨西哥的电视布道牧师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个肤色黝黑，满脸冒汗，身上的西装和领带好像是从二手货商店里买的，尽管衣服可能是新的。还有，他们的布道内容也比较有戏剧性，令人开心，观众很多；另外，这些观众好像吸了毒品，一个个极为不幸的样子，与美国收看电视布道的情况相反；美国电视布道者穿着同样糟糕，但至少像有固定工作的样子。

洛特在想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美国人是白人，或许其中有德国或者荷兰人后裔，因此跟我的想法接近。

她终于睡着了，没有关闭电视，总是梦见阿琴波尔迪。她看见哥哥坐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衣衫褴褛，手持火炬，悲伤地望着她。哥哥也许死了，洛特想，但是我儿子还活着呢。

第二天她看见克劳斯的时候，尽量不太突兀地告诉儿子：维尔纳已经去世。克劳斯不动声色地听着，点点头。最后，他说：他是个好人。但口气之疏远好像是在说狱中难友。

第三天，英格丽德在接见室一个角落里悄悄看书的同时，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情况。洛特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儿子的这个问题让她吃惊，她不得不告诉儿子，自从到达圣特莱莎以后，她经常梦见阿琴波尔迪。克劳斯要母亲讲讲内容。等母亲一讲完，他就坦率地说，好长时间以来，他也常常梦见阿琴波尔迪，梦的内容都不好。

洛特问：“是哪种梦啊？”

克劳斯：“噩梦。”

后来，他微微一笑。母子说起别的事情来。

探视结束后，洛特和英格丽德开车在城里兜风，她俩去市场买了印第安手工艺品。据洛特说，这些产品肯定是中国或者泰国制造的。但是，英格丽德喜欢，她购买了三个泥人，没有上釉和彩绘，粗糙、结实，代表夫妻加儿子。她送给洛特，说是会给她带来好运。一天上午，她俩去了蒂华纳德国领馆。原来打算开车前往。女律师劝她俩乘坐飞机，每天都有一次航班。到了蒂华纳，她俩住进了旅游中心的指定饭店，那里人多，乱哄哄的不像旅游者。按照洛特的意见，当天上午就可以找领事谈话，说明儿子的案情。出乎洛特的意料，领事已经获悉一切，他告诉她俩，领事馆早就派遣了一位官员去看望克劳斯，但女律师断然拒绝了该官员的探视。

领事说，可能那位女律师还不知道那探视的事，或者那会儿她还不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或者克劳斯宁肯什么也不告诉她。另外，考虑到种种后果，克劳斯是美国公民啊，这本身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领事得出结论说，为此，就必须谨慎行事，无论洛特怎么保证儿子是无辜的，那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领事已经干预此事了。她俩返回圣特莱莎时心情平静多了。

到了最后两天，她俩不能探视克劳斯了，也不允许打电话给他。那位女律师说，这是监狱内部规定的，尽管洛特知道儿子有手机，有时整天跟外面通话。但她不愿意捣乱，也不愿意跟女律师顶撞，而是用这两天的时间在城里转悠。这座城市让她越来越觉得杂乱无章，越来越不感兴趣。在动身去图森之前，她关在旅馆房间里写了一封给儿子的长信，请女律师在她走后再转交给克劳斯。她带着英格丽德去克劳斯在圣特莱莎住过的房子外面转转，好像参观纪念碑一样；那房子是加利福尼亚式的，看上去令人愉快，能够接受。后来，她去了克劳斯在市中心的电脑商店，正如女律师事先提醒她的，店铺关闭了，因为这家商店是克劳斯的产业，他相信自己不等开庭审判就会无罪释放，所以不愿意出租。

一回到德国，洛特突然发觉这趟旅行比她预想的要累。在床上连着躺了好几天，没有去办公室，但是，只要电话铃一响，她立刻接听，担心是墨西哥打过来的。那几天她做梦，里面有个声音，非常热情、温柔，在她耳边悄声说，她儿子真的可能是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凶手。

“胡说八道！”她喊叫起来，结果立刻惊醒过来。

有时，打来电话的人是英格丽德。她俩说话时间不长。姑娘问她健康情况如何，关心克劳斯案子的最新进展。通过电子邮件，语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洛特自己借助翻译机来翻译。一天下午，英格丽德给她带来一件礼物：《德语—西班牙语词典》，洛特大为感谢，但她确信这礼物绝无用处。但是，不久，她在看女律师发送过来克劳斯卷宗中的照片时，就拿起了英格丽德送给她的词典，寻找某些词汇。几天后，她很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天生可以掌握外语。

1996年洛特再次去圣特莱莎，请求英格丽德陪同前往。那时，英格丽德正在跟一个在建筑研究所工作的小伙子（但不是建筑师）交往。一天晚上，这对年轻人邀请洛特吃晚饭。小伙子对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阵工夫，洛特以为英格丽德打算带着她未婚夫一块去墨西哥呢。可英格丽德说，他还不是未婚夫并且说她准备陪同洛特前往。

本该于1996年开庭的审判，最后又延期了。洛特和英格丽德在圣特莱莎逗留了九天，只要有可能，她俩就去探视克劳斯；此外就是开车在城里转悠和关在旅馆里看电视。有时晚上英格丽德告诉洛特她去旅馆酒吧喝酒或者去旅馆歌厅跳舞。洛特就自己留在房间里，改换电视节目的频道，因为英格丽德总是看英语节目；而她则喜欢看墨西哥节目，她认为这是一种接近儿子的方式。

有两次，英格丽德直到清晨五点钟过了才回房间。她看到洛特仍然坐在床边或者扶手椅上，看电视。一天晚上，英格丽德不在房间里，克劳斯来了电话。洛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克劳斯跑出了沙漠边缘那座可怕的监狱。克劳斯声音正常（确切地说是放松）地问候母亲是否安好。洛特说：好，都好，然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等到她镇定下来以后，就问儿子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

克劳斯说：“从监狱里啊。”

洛特看看手表。

她问：“这深更半夜地怎么会允许你打电话呢？”

克劳斯笑了，他说：“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我用的是手机。”

这时洛特才想起那位女律师说过，克劳斯有手机。接着，母子二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克劳斯说他困了，想睡觉；说话的声音变调了，不那么平静、自然了，而是低沉了。这让洛特回想起有一次在德国见过一个演员朗诵诗歌的情景。她不记得那首诗歌，大概是古典诗歌吧，但那演员的声音永世难忘。

洛特问儿子：“你梦见什么了？”

克劳斯反问：“你不知道？”

洛特说：“不知道。”

“那我还是不说为好。”克劳斯说罢挂了电话。

洛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打电话过去，继续跟儿子通话；但是，很快发觉没有儿子手机的号码。犹豫了一下，她打电话给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明明知道这个钟点打电话是缺乏教养的。等到女律师终于拿起电话时，洛特连忙用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夹杂着解释情况，说她急需克劳斯的手机号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女律师说出了号码，确信她已经正确地写好后就挂上了电话。

另外，这个“长时间的沉默”让洛特感觉里面有很多疑问，因为女律师不是放下电话去找电话号码本，而是原地保持沉默，可能在想什么，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号码给她。不管怎样吧，洛特听见了那边在“长时间的沉默里”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说对方挣扎在两难之间。后来，洛特给克劳斯的手机打过去，但是占线。她等了十分钟。再打过去，依然占线。这深更半夜地克劳斯会给谁打电话呢？她纳闷。

第二天去探视的时候，她不想提起此事，也不愿意问他什么。另外，克劳斯的态度依然如故，疏远、冷淡，好像蹲监狱的不是他。

这第二次去墨西哥，无论如何，洛特觉得都不像第一次那样迷茫。有时候，她在监狱里等候探视的时候，跟前来探监的妇女聊天。看见有拖儿带女的妇女，她已经学会说：漂亮娃娃，漂亮孩子；看见囚犯的母亲或者奶奶蒙着披肩不动声色或者听天由命地排队等候探视时间的时候，她会说：这老太太真好，和蔼可亲。逗留到第三天，她也买了一件披肩；有时，她走在英格丽德和女律师身后的时候，往往流下眼泪，她就用披肩蒙脸，有点私密空间吧。

1997年，她又一次去墨西哥。这一回，她是单独行动的，因为英格丽德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能陪她。洛特的西班牙语通过用功学习，已经大有改善，可以跟女律师通话了。旅途平安无事。但是，一到圣特莱莎，她从女律师脸上看到以及从过长时间的拥抱上，明白了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审判——像一场梦——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宣判克劳斯是四起杀人案的罪犯。

当天夜里，女律师送洛特回旅馆。由于她没有要离去的样子，洛特以为她有话要说，可能不知如何开口，就邀请她去酒吧喝酒，虽说感觉疲劳，很想上床睡觉。她俩在一扇靠近大窗户的桌子旁边喝酒，可以看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女律师看上去也很疲倦，开始用西班牙语骂起人来，也许这是洛特猜出来的；接着，女律师毫无顾忌地哭了。洛特想：这女人爱上我儿子了。洛特离开圣特莱莎之前，女律师告诉她：审判里充满了潜规则，有可能宣布无效。女律师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我会上诉的。在洛特开车返回的旅途中，一面沿着沙漠边缘行驶，一面想着儿子，判决结果对儿子毫无影响；她还想到了女律师，认为儿子和女律师居然成了一对，虽然方式很奇怪，但也十分自然。

1998年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确定了第二次审判的日期。一天夜里，洛特从帕德博恩跟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通话的时候，她冷不防地问女律师，她和克劳斯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关系？

女律师说：“是的，有更多关系。”

洛特问：“你觉得特别痛苦吗？”

“没有您那么痛苦。”女律师答道。

洛特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他母亲，可你是有选择自由的啊。”

“爱情里别无选择啊。”女律师说。

“克劳斯爱你吗？”洛特问。

“跟他睡觉的是我啊！”女律师粗暴地说道。

洛特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后来她想起来了，墨西哥跟德国一样，任何犯人都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或者男女在狱中留宿。洛特从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电视节目。她记得，犯人和女子留宿的房间惨不忍睹。探监的女子非常认真地把房间收拾一遍；但是，用鲜花和方围巾布置的效果，仅仅使得不带个人色彩的悲惨房间变成了悲惨的廉价妓院。洛特想，这还是发生在德国模范监狱里呢，德国监狱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干净、实用，就别想像圣特莱莎监狱女子留宿会是怎样的情景了。

洛特说：“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敬佩。”

女律师说：“也没什么。我从克劳斯那里得到的是无价之宝。”

那天夜里，洛特睡前想女律师，想儿子，想这二人如果到了德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的情景，想像着女律师挺着大肚子等候克劳斯之子的诞生；后来，她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像个婴儿。

1998年洛特去墨西哥两次，在圣特莱莎一共待了四十五天。审判延期到1999年。她从洛杉矶飞抵图森的时候，与租赁轿车的代理商店发生纠纷，人家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拒绝出租给她。

洛特用西班牙语说：“我是上了年纪，可是会开车啊。从来没出过事故。”

争论的结果让洛特白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圣特莱莎。司机名叫斯特维·埃尔南德斯，会说西班牙语。在穿越沙漠时，他问洛特：什么事情非去墨西哥不可啊？

洛特说：“我去看儿子。”

司机说：“下次再来，告诉你儿子去图森接你，因为这车钱可不便宜啊。”

洛特说：“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啊！”

1999年洛特再去墨西哥的时候，女律师去图森接她。这一年对洛特来说不顺利。帕德博恩的生意不好。她真的在考虑出售修理部和办公室楼房，甚至她自己的住所了。健康情况不好。为她做检查的医生们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洛特有时感觉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无能为力了。每当天气变坏，她就感冒，不得不卧床几天；有时还发高烧。

2000年，她无法去墨西哥，但每周都跟女律师通话。女律师一直坚持向她汇报克劳斯的新情况。不通电话时，她俩就借助电子邮件交流；她甚至在家里安装了传真机，以便接收关于妇女被杀害案件的新文件。这一年，她没去墨西哥，但是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争取来年再去。服用维生素，雇了一位理疗师，每周去一次中国医生那里扎针灸。遵照医嘱，多吃新鲜水果和生菜。不再吃红肉，代之以鱼类。

2001年到了。她准备再次去墨西哥，但是无论她多么小心在意，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后来发现，情绪控制力也下降了。

她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时，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两本杂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洛特都不是一个好读者；就算她偶尔也买书，通常也是那种演员退休后或者长期没拍电影时写的东西，或者是名人传记，或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写的作品，表面上看多有趣闻轶事，其实里面连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

但这一回，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为了不失去跟哥哥的联系，她买了一本《林中王》，作者是什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本书——不超过一百五十页——说的是一个瘸子爹和一个独眼妈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喜欢游泳，女儿喜欢跟着哥哥去海边悬崖。飞机在穿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洛特惊愕地发现自己正在阅读她的部分童年生活。

作品的风格很奇怪，行文明快，甚至透亮，但是，故事发生的方式却没有结果：只停留在父母和两个孩子身上，只有动物和几位邻居；实际上，最后就剩下大自然——逐渐溶化在开水锅里，直至完全消失而已。

就在乘客们睡觉的同时，洛特开始第二次阅读《林中王》，凡是不讲述她家、住房、邻居、院子的段落，都一一跳过去；最后，她确信，作者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自己的哥哥，尽管也可能是作者跟她哥哥谈过话，洛特立即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判断书里有些事情哥哥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讲述的，只有写出来才能让大家知道。

书的勒口里没有作者像，但是有作者出生的年份——1920年，这正是哥哥出生的时间，还有一长串书名，都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说，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多年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洛特在洛杉矶等候转乘飞往图森的航班时，四处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但是，机场书店里只有关于外星人的图书、被劫持到外部空间的人的故事、第三空间里的遭遇以及目击飞碟的书籍。

女律师在图森等着她呢。在前往圣特莱莎的途中，她俩谈起了案子。据女律师说，这个案子成了死结，这是好事；可是，洛特虽然不懂，却觉得死结是坏事。但她不想跟女律师顶撞，而是去看外面的风景。车窗落下来了，沙漠的空气——甜蜜、温暖的空气——是洛特乘坐飞机之后十分需要的。

当天，洛特就去了监狱。有个老太婆认出了她，这让她高兴。

老太婆说：“看见你的人有福了。”

洛特一面长时间地拥抱老太婆一面说道：“哎呀，蒙奇塔，你好吗？”

老太婆回答说：“老样子啊，太太，总是在受苦受难罢了。”

她觉得克劳斯还是老样子，疏远，冷漠，有点消瘦，但依然结实，还是那副从十七岁以来就有，但难以觉察的不满神情。母子谈些琐事，谈到了德国（尽管克劳斯觉得德国的一切似乎都没意思），谈到旅行，谈到修理部的情况。等女律师一出去找监狱官员的时候，洛特就说了旅途中看了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事情。起初，克劳斯似乎没兴趣听，但是，等洛特从衣袋里掏出书来，开始阅读已经划线的段落的时候，克劳斯的表情变了。

洛特说：“你想看的话，我把书留下。”

克劳斯点点头，想立即拿过来。但是，洛特没有松手。

“让我先记个地址吧。”她说着，掏出记事本，在上面记下了出版社的地址。然后，把书给了儿子。

当天夜里，洛特在旅馆里喝橘汁、吃饼干、看墨西哥电视的晚间节目时，差不多临近黎明时分，她给汉堡的布比斯出版社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找社长通话。

“是女社长。”女秘书说，“是布比斯夫人，她还没来。麻烦您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洛特说：“行。我过一会儿再打。”犹豫了一下，她又说：“请告诉女社长，打电话的人名叫洛特·哈斯，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

随后，她告诉服务台，请三小时后叫醒她。没脱衣服，就睡下了。她听见走廊里有动静。电视机还开着呢，但音量调到最小。她梦见一座陵园，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没等服务台叫她，她就醒了。她重新放大音量，在房间里兜了几圈，时不时地瞥上一眼一个歌迷节目。

等服务员打来电话时，她道谢之后，再次呼叫汉堡。还是那位女秘书接的电话，她说，女社长来了。洛特等了几秒钟，直到听见了一个女人银铃般的声音；她感觉这女人受过高等教育。

洛特说：“您是女社长吗？我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他原名叫汉斯·赖特尔。”她声明道，接着，沉默下来，因为一时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您没事吧？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女秘书告诉我，您是从墨西哥打的电话。”

“对，是从墨西哥打的。”洛特说道，几乎要哭了。

“您住在墨西哥吗？是从墨西哥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夫人，我家在德国，住在帕德博恩，有修理部等等产业。”

“啊，太好了。”女社长说道。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洛特不大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女社长叫好的方式或者问话的方式，让她发现女社长年龄比她大，就是说，是位年长的老太太。

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洛特说她好久没有见到她哥哥了；还说她儿子被关押在墨西哥；还说她丈夫去世了；还说她没有再婚；还说是需要和绝望迫使她学了西班牙语——至今说不利落；还说她母亲已经逝世，可能她哥哥还不知道；还说她打算卖掉修理部；还说在飞机上读了哥哥一部作品，她惊喜极了；还说穿过沙漠时，她一心想的就是哥哥。

后来，洛特请求原谅，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哭。

她听见电话里女社长在问她：“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帕德博恩？”

女社长又说：“请把您的地址给我！”

又说：“您就是那个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小姑娘。有时，您母亲来家里干活时还带着您呢。”

洛特在想：“家里”？什么家里啊？我怎么能记得这个呢？但是，后来她想起了村里有些人惟一去干活的“家里”就是冯·聪佩男爵的别墅。于是，她想起了那座别墅，想起了她跟着母亲去干活的日子，去掸土，扫地，擦烛台，给地板打蜡。但还没等她再开口，女社长说：

“我希望您尽快能有您哥哥的消息。跟您谈话很愉快。再见。”

对方把电话给挂了。洛特在墨西哥还把电话放在耳边等了一会儿。她听见的杂音像是来自深渊，像是有人堕落深渊时听见的声音。

在她回到德国三个月后，阿琴波尔迪露面了。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洛特刚要上床，身上穿着睡衣呢。她从对讲机里问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你哥哥！”

那天夜里，兄妹二人一直聊到天亮。洛特说了克劳斯的事，说到了圣特莱莎妇女被杀的案子；还说到了克劳斯的梦，梦里有个巨人把克劳斯从监狱里拯救出来了。洛特说，可是你现在不像巨人啦。

“我从来就不是巨人啊。”阿琴波尔迪一面说着一面在洛特的客厅和餐室里转悠；他在墙上搁板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排列着十几部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洛特长时间沉默后说道，“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明白。明白的那一点点让我感到害怕。毫无意义啊。”

“你就是累啦。”哥哥说。

洛特说：“累啦，老啦。需要孙子啦。你也老啦。今年多少岁啦？”

阿琴波尔迪说：“八十多岁。”

洛特说：“我害怕生病。”她问：“你真的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又说：“我担心克劳斯会死掉。他很骄傲。不知道他像谁。维尔纳不是这个样子。你和爸爸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一说起爸爸，就叫他瘸子？一说起妈妈就叫她独眼？”

阿琴波尔迪说：“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嘛。你忘了？”

洛特说：“记得。监狱可怕，很可怕。哪怕你慢慢能习惯。就像染上病了一样。”她说：“布比斯夫人对我很友好。我俩说话不多，可她和蔼可亲。”她问：“我认识她吗？见过她？”

阿琴波尔迪说：“你见过。那时，你还小呢。肯定不记得了。”

后来，他用指尖敲敲图书。各种各样的图书：精装的、平装的、袖珍本。

洛特说：“好多、好多事情不记得了。好事、坏事、更坏的事。但是，友好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女社长夫人非常友好。”洛特说：“哪怕我儿子烂在墨西哥监狱里，可谁替他操心呢？假如我死了，还有谁会想着他呢？”洛特说：“我儿子没孩子，没朋友，什么都没有。”洛特说：“你瞧！天亮了。你喝什么？茶、咖啡、水？”

阿琴波尔迪坐下来，伸伸双腿。骨头咯咯作响。

“你都忙些什么呀？”她问。

“一杯啤酒吧。”

“没啤酒。”洛特说，“你都忙些什么呀？”

三味冰激凌。

如果你想吃巧克力、香草、草莓冰激凌，就要三味冰激凌好啦。人家就会给你送来这三种味道的冰激凌，巧克力、香草和草莓，而不是别的什么味道。这就叫三味冰激凌。

阿琴波尔迪离开妹妹家之后，就去了汉堡。他从那里打算直飞墨西哥。由于航班要等到次日早晨才起飞，他去一座没去过的公园兜了一圈，里面很大，到处是树木和方石铺的小路；妇女带着孩子散步，少年们滑着旱冰，时不时地有大学生骑车过去；他在一处酒吧的花坛里坐下，那花坛距离酒吧实际很远，几乎就在树林的中央；接着，开始读书；后来，他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啤酒，立刻付钱；后来要了一份三味冰激凌，立刻付钱，因为在花坛里消费必须立刻付钱。

另外，就在这个花坛里，只有他和三张餐桌（铸铁的，坚固、华丽，可以说很难被偷走）；此外，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岁数没有阿琴波尔迪那么大，正在看杂志和饮咖啡。阿琴波尔迪快要吃完冰激凌的时候，那位绅士问他是否喜欢。

“对，喜欢。”阿琴波尔迪说完一笑。

那位绅士受这个友好微笑的鼓励起身，在邻桌坐了下来。

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亚历山大·三味冰激凌——这种冷饮的创始人就是我的祖先，他非常出众，大旅行家，学者；他的主要爱好就是植物学和园艺学。当然，如果说他想过这事，那就是认为他撰写和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游记，不一定是那种旅游指南，而是至今看来依然有魅力、很明快，会载入史册的；那些小册子似乎要把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定位在检查一处特定的花园，有时是被遗忘、废弃、听天由命的花园；我那位杰出的祖先善于从杂草和荒芜的景象里发现它们的美妙之处。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那是一个经常痉挛的欧洲，暴风雨常常吹到我家族城堡的边缘，您知道，它位于格尔利茨附近。我那位祖先当然对那些暴风雨不会漠不关心；同样地，对人性的多变不会漠不关心。为此，他用他的方式，虽然谦卑但是用德文流畅地写作和发表文章，抗议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估计，他对死后灵魂到哪里去没有兴趣，虽然字里行间也说上几句。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关于幸福，他一字没说。我猜测，他认为幸福是绝对私人的事，也许，怎么说呢？认为幸福是泥坑或者是流动的泥水。他很有幽默感，虽说有些文字与我的幸福观抵触。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不是圣人，甚至算不上勇士；对，他想到了身后事。想到了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他永远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三味冰激凌的名字而载入史册。这点我能肯定。好了，您觉得如何？”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已经没人记得那个植物学家的亚历山大，没人能想起来那位模范园丁，没人阅读他的作品了。但是，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品尝过三位冰激凌，在春天和秋天特别迷人、味美。”

阿琴波尔迪问：“为什么不是夏天呢？”

“因为夏天它甜得发腻。夏天的冰激凌最好用水制造，而不是牛奶。”

公园里的灯光忽然亮了，尽管有过短暂的漆黑一片，仿佛有人给汉堡的某些居民区蒙上了黑色的毛毯。

那位绅士——大约有七十岁——叹口气，然后说道：

“嘿，多神秘的遗产啊！您说呢？”

“对，对，我也这么认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面起身告别三味冰激凌创始人的后代。

很快，他就走出了公园。第二天去了墨西哥。

注　释

［1］　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英国著名作家。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迷茫》。

［2］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拉丁美洲著名作家。

［3］　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 1770—1843），德国古典浪漫诗人。

［4］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5］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夜之赞歌》、《圣歌》，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佛特丁根》。

［6］　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德国作家。

［7］　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家。

［8］　中世纪著名的日耳曼诗人埃申巴赫写的诗歌，以亚瑟王传奇中的英雄人物帕西法尔寻找圣杯的事迹为主题。

［9］　希腊神话中的蛇，有九头，砍去一个，会长出两个。后为大力神所杀。

［10］　英国小说《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之王。

［11］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约公元37—101），古犹太教的法利赛人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犹太人起义的领袖。

［12］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剧作家。

［13］　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

［14］　波兰—苏联边境河。

［15］　源于古希腊文字母。现为斯拉夫民族使用。

［16］　弗兰格尔（Pyotr Nikolayevich Wrangel, 1878—1928），俄国男爵，步兵中将。曾任白卫军首领对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7］　克拉斯诺夫（Krasnov, 1869—1947），1917年任临时政府骑兵军长，与布尔什维克对抗。

［18］　邓尼金（Anton Ivanovich Denikin, 1872—1947），曾任临时政府总参谋长，白卫军首领。

［19］　奥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 1803—1869），俄国作家。

［20］　拉热奇尼科夫（Ivan Larhechnikov, 1792—1869），俄国作家。

［21］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 1742—1799），18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作家、政论家。

［22］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17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23］　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 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列宁》。

［24］　莱蒙托夫（Lermontov, 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海盗》、《罪犯》、《恶魔》等。

［25］　普希金（Pushkin, 1799—1837），俄国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上尉的女儿》、《叶普盖尼·奥涅金》等。

［26］　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90—1950），俄国著名舞蹈家。

［27］　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 1885—1922），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28］　季诺维也夫（Zinvoiev, 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29］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苏联早期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因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主张而被打成对立派——托派。

［30］　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 1926—2005），法国历史学家。在《1917—1923德国革命》一书中提及俄国十月革命。

［31］　巴维尔（Pavel Mikhailovich Tretyakov, 1832—1898），俄国著名收藏家。

［32］　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 1880—1934），俄国象征主义重要代表人物。

［33］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 1870—1919），德国作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34］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 1878—1923），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中的农民军领袖。

［35］　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法国著名画家。以为文学作品插图闻名遐迩。

［36］　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 1874—1920），俄国共产党内的妇女领袖。

［37］　指1913年俄国出现的纯几何形抽象绘画艺术运动。

［38］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 1878—1935），俄国结构主义艺术开创者。

［39］　尤里·比亚塔可夫，俄共领导人之一。

［40］　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 1883—1936），俄国著名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苏维埃政权早期领导人。1936年斯大林以其“反党”为名，将其处决。

［41］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法国写实主义画家。

［42］　库尔贝最复杂、最成功的作品。

［43］　多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国石版漫画家。

［44］　儒勒·瓦莱斯（Jules Vallès, 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代表作为《雅克·万特拉》。

［45］　蒲鲁东（Proudhon, 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

［46］　安格尔（Ingres, 1780—1867），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派代表。

［47］　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法国著名浪漫主义画派代表。

［48］　指阿琴波尔多。

［49］　贝尔纳蒂诺·卢伊尼（Bernardino Luini, 1481—1532），意大利画家。

［50］　1890—1920年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中的诗歌流派，追求崇高与完美。

［51］　马卡连柯（Makarenko, 1888—1939），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代表作为《教育诗》、《塔上旗》，讲究集体主义。

［52］　罗马尼亚的城市。

［53］　波兰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城市。

［54］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德国著名现实主义悲剧作家。《犹滴》是他的第一部悲剧。

［55］　戈林（Hermann Gring, 1893—1946），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党的二号人物。

［56］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著名作家、诗人。

［57］　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

［58］　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1990），意大利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冷漠的人们》、《罗马人》、《罗马的故事》等。

［59］　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8），真名雅各布·罗布斯奇，染匠的儿子。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60］　旧石器晚期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61］　德国尼安德特河流域的人种。

［62］　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 1921—1999），英国著名电影演员、作家。主演过《家庭医生》、《诽谤》等。

［63］　显克维支（H. Sienkiewica, 1846—1916），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要作品有《第三个女人》、《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等。

［64］　法语，有连载小说片段的意思。

［65］　格鲁克（Gluck, 1714—1778），德国作曲家。

［66］　洪都拉斯首都。

［67］　影片《魂断威尼斯》中的美少年。

初版附言

《2666》是遗作，在作者去世后一年多，首次出版。因此，人们有理由发问：眼前的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如果在世出版的《2666》一致？回答是请大家放心吧：《2666》与作者设计的目标非常接近。毋庸置疑，如果作者在世，他肯定会在《2666》上花更多的时间。但仅仅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亲自宣布：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预定结束《2666》的期限早已经超过了。无论如何，《2666》的整体构筑——而不是基础——已经封顶；作品的轮廓、体积规模、总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会与完工后的样子有什么不同。

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说过，《2666》的庞大计划已经改为五部系列小说，即与后来的《2666》五个组成部分一致。的确，在作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一再坚持这个想法，因为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完成最初的计划。但需要提醒的是，实际问题的考虑（顺便说一句，波拉尼奥在这方面，不大老练）已经加入到上述想法里了：面对日益迫近的死神，波拉尼奥觉得对于出版人和他的财产继承人来说，更加切实可行和比较有效益的是，分成五部独立的中、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庞然大物更好，何况它还没有彻底完工呢。

但是，阅读过这部作品之后，感觉最好还是恢复它原来的完整面目。虽说《2666》可以独立阅读，但组成它的五个部分，除去它们之间大量共享的元素（巧妙编织、反复重提的主旋律），显而易见的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用不着拿出五个部分中的开放结构加以说明了，因为早有《荒野侦探》那样的先例。既然《2666》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那它就是未完成的作品，难道就不会产生种种别的猜疑了吗？

此外，还有一个考虑可以支持《2666》五个组成部分集合起来出版：一旦确定阅读它的完整框架，就不会破坏将来的分散发表，只要《2666》的开放结构同意，甚至建议它们组合起来。波拉尼奥这位优秀的小说家和优秀小说的作者，从一开始启动创作《2666》就总是自诩会有一个庞大的规划，要远远超出《荒野侦探》，无论在雄心上还是篇幅方面。《2666》的篇幅是与各个组成部分的原创理念分不开的，与鼓舞这一理念的冒险精神也是不可分的，与作者不理智的渴望追求全景式小说是分不开的。关于全景式小说，回忆一下《2666》如下的段落是不多余的：小说中的一个主角，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个喜欢读书的药剂师谈话后，假装泄气地思考中篇小说（行文中引用了梅尔维尔的《巴托比》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日益提高的声誉、从而损害了长篇巨著小说的发展（行文中引用了《白鲸》和《审判》）。

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详见第229页）

接下来是书名问题。这个神秘的2666——实际上是个日期——表现一个高潮点，把作品的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体。如果没有这个高潮点，整体性会失衡、无果、悬疑在虚无中。

《2666》中有大量笔记，作者在其中一个里说明，作品里有个“秘密中心”，可能藏在应该注意的“有形中心”的下面。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有形中心”可能是圣特莱莎，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的忠实写照。小说的五个部分最后都汇集到了圣特莱莎。那里发生的罪行构成了作品令人震撼的背景（书中一个人物说：“那里藏着世界秘密。”）。至于这个“秘密中心”不正是2666整部小说躲避的日期正在指明的吗？

《2666》的创作占去了波拉尼奥生前最后几年的时光。但是，这部作品的构思和设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果追溯起来，那在波拉尼奥一些作品里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脉动，尤其是自从完成《荒野侦探》（1998年）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中，另外《荒野侦探》完稿于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里也绝非偶然。将来一定会对这些脉动进行仔细的钩沉。眼下指出一处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足矣：1999年发表的《护身符》就可以听到这样的脉动。重读《护身符》可以看到2666这个日期给出的清晰线索。《护身符》的女主角奥西里奥（《荒野侦探》的人物化身）讲述了一天夜里如何跟踪阿图罗和埃内斯托去墨西哥城的格雷罗居民区，这二人去找“嫖客王”。她是这样说的：

我跟着他俩。看见他俩快步沿着布卡雷利大街走到改革大道，看见他俩不等绿灯亮起就穿过了改革大道；他俩长发乱成一团，因为这个钟点的改革大道夜风强劲，改革大道变成了风筒，变成了楔形肺，让城里的哈气流过；后来，他俩走上了格雷罗大街；他俩的速度慢了一些，我快了一点；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奥西里奥故事里发布的日期），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详见原作第76—77页）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2666》与作品中各个“部分”的最后定稿是一致的。波拉尼奥明白无误地在他的工作文档里指出哪些部分可以看做是定稿。虽说如此，初稿也都经过校对，为的是纠正可能出现的谬误，也为的是发现关于波拉尼奥最后意图的可能线索。校对检查的结果没有对这部作品澄清什么，对作品的真正特点没有什么疑问。

波拉尼奥是个勤奋、认真的作家。他经常打几遍草稿，随后一气呵成，再仔细打磨。在这个意义上，《2666》的定稿拿出了令人满意的明白、整洁的水平，因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个别地方有小小的纠正和改正明显的笔误之外，他相信出版社的编辑们会对作者的“弱点”、“毛病”尤其是同谋式的操作进行有经验的处理。

最后一点看法，并非多余的补充。在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笔记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

那就永别了吧！

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

2004年9月

译后记

翻译《2666》有点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幸运的是这块“巨石”只向上，不下滑。终于有推到山顶上的这一天：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整。

《2666》阅读了三遍，用汉语“笔耕”了一遍。但仍然感觉里面有许多内容需要好好消化。

初步的体会是，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这与媒体宣传的“幸福指数”、“快乐时光”大相径庭。

在加工润色《2666》期间，有两次乘坐出租车的机会，巧合的是两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都是1958年出生，经历相似：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当过兵，下过乡，进过工厂，下了岗……，讲话的口气很像阿琴波尔迪，充满了淡淡的哀愁，而且有些无奈。这让我感到惊异。难道《2666》中的情绪属于全人类？

与两位出租车司机叙事口气（愤怒）不同的是，《2666》对于杀人、强奸、灭绝犹太人运动、政治大清洗等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作者的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全然没有愤怒的表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

难道是“哀莫大于心死”？莫非作者对人类的丑恶和凶残本质已经绝望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前景不能逆转了吗？

期盼中国读者能有高见！！

赵德明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18点15分

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附录　《2666》初探

《2666》是2004年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近五年来在美国和欧洲争相翻译、阅读和评论的“大作”。中译本即将出版。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2666》，特别把一些背景材料和翻译、阅读的体会奉献给大家。

《2666》的作者名叫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人，出生在1953年，地点在首都圣地亚哥。1968年全家迁居墨西哥。1973年曾经参加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和反对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的斗争。1977年前往欧洲，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和三部诗集。代表作是《荒野侦探》和《2666》。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他过世后，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荣获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世界西班牙语大会评选二十五年来一百部最佳小说的前四名中，他占了两名：《荒野侦探》和《2666》。西班牙、拉丁美洲一些文学评论家纷纷著文称赞这两部大作。评论家莫索里维尔·罗德那斯称赞《荒野侦探》是“作者同代人中伟大的墨西哥小说，是拉丁美洲人对离乡背井之苦的文学表现”。恩里克·维亚·玛塔说“是对文学爆炸大作的历史和天才的终结，从此掀开了新千年文学新潮的环流”。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文章说：“《荒野侦探》是博尔赫斯那样的大作家才会同意写的作品。因为这是一种有创意、文字美、生动有趣的力作。”而对《2666》的评价则更高，认为是“超越了《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西班牙著名女作家阿娜·玛利娅·莫伊斯在西班牙《国家报》上说：“《2666》是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一座丰碑，是波拉尼奥全部创作的最佳之作。”评论家罗德里戈·富雷桑说：“《2666》是全景小说，它不仅是作者的封顶之作，而且是给长篇小说重新定性的作品，同时它把长篇小说提高到一个令人感到眩晕的全新高度。”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说：“《2666》是波拉尼奥的代表作。是一部滔滔大河般的巨著，作为全景小说，它既连接和统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又大大超越前辈。”在我国，虽然《2666》的中译本要在今年11月才能问世，但能阅读英译本的读者已经在网上有了热议文章。据说，在上海，《2666》的中国读者已经成立了“2666图书馆”。

《2666》全书（西班牙语版本）共计1125页，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有四位文学评论家先后都在研究同一位德国作家的故事。这四位评论家分别生活和工作在英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都在研究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和生平。四人在国际研讨会上先后相识，由于学术观点一致而成为朋友和情人。最后，他们在墨西哥开会时听说了杀害妇女的事情。但是，四人都不敢站出来揭露罪行，而是纷纷“合情合理”地开了小差。英国人飞回了伦敦；意大利人根本没敢露面；法国人整天埋头读书；西班牙人带着墨西哥小姑娘跳舞和做爱，最后回马德里去了。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讲述智利教授携带全家来到墨西哥避难的故事。他颠沛流离，历尽磨难，最后，妻子离他而去，女儿也被黑社会绑架。面对苦难，他显得愤怒而无奈，精神十分压抑，几乎成了疯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美小知识分子情绪的代表，尤其是被独裁政权迫害的典型人物。第三部分《法特》，讲述美国记者法特去墨西哥采访拳击赛的遭遇。他也听说了连续发生的妇女被杀案件。经过采访和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故事。他属于敢于面对残酷现实的知识分子，但终于因为势单力薄而无所作为。他尖锐地指出，人性恶的膨胀会成为人类毁灭的死神。第四部分《罪行》，是全书的高潮。集中描写了墨西哥北方妇女连续惨遭杀害的罪行。具体讲述了近两百个案例。通过这些具体案例，不仅揭露了犯罪集团的残暴、疯狂和凶狠的嘴脸，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政府和政党的腐败和警察的无能。其中，甚至有些官员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使得贩毒、走私和杀人、强奸案件急剧增加。作者也塑造了一些勇于斗争的妇女形象。但是，邪恶的势力太强大了。她们的奋力挣扎都没有什么效果。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讲述这位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个人物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起初，他是英、德、法、西文学研究界一些学者研究和追踪的目标。后来，他跑到墨西哥之后，又成为他妹妹和朋友们寻找的对象，因此构成全书最大的悬念。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与德国贵族有过交往，亲眼看到了贵族们糜烂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位苏联犹太人的手记，因此得以知道了斯大林对作家的迫害情况。在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是耳闻或者目睹了屠杀战俘和犹太人的活动。战后他开始写小说的主要动因与表达内疚和忏悔罪孽有关系。听说墨西哥有杀害妇女等等罪行。他秘密去墨西哥调查。但他在那里的行踪十分神秘，让许多人始终无法找到他的下落。全书主要人物多达近百人。直接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涉及的人物场景有：文学评论家、作家、教授、出版家、拳击手、杀人犯、军官、士兵、贩毒集团、警察、乞丐、贫民、妓女……真可以说是一幅世界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作品的时间跨度覆盖20世纪百年和21世纪初。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墨西哥贩毒问题和移民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牵扯到的学术领域至少有：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海洋植物学、数学等等。经本人初步研究，值得思考的至少有几点：

《2666》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人性的贪婪、自私和凶残的本性在当代有了迅速膨胀，其势头越演越烈，不可遏制，不可救治。善良的人们几乎无法抵抗如此恶性的发展。恶势力弹冠相庆，气焰嚣张。人性恶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灭亡，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嘛。《2666》作者判断的依据是：人类的动物性就是灭亡人类的死神。因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痼疾，例如，疯狂地发展物质生产，全然不顾生存环境；恶性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种种倒行逆施，都源于自私和贪婪。高科技迅猛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善人性，反而推动人类像高速列车一样向万丈深渊驶去。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助长消费、安逸、懒惰，还不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作者认为，人性恶的膨胀是不分社会阶层、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的。自私和贪婪之心，人皆有之，一旦有了滋生的条件就会发作起来。但是，作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权无势往往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在事情发生后，得不到任何社会援助。因为社会体制的建立是暴力的产物：依靠暴力夺权的人在掌权；在经济社会里，权贵集团依靠金钱实力统治和欺压底层的人们，他们不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垄断着一切舆论工具，甚至企图钳制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制度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驱动人们追求金钱、攀附权贵，充当物欲的奴隶。因此贪婪和纵欲的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书中也有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么无可奈何，要么悲观失望，要么甘心充当权贵的智囊和喉舌。总之，四分五裂，形不成团结一致的理性力量去扭转向恶的趋势。受压迫的底层的人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愚昧、无知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没有维权意识，没有公民自主意识。一盘散沙的状态让暴力实施者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啊，发生在信息时代啊。宗教、迷信，尤其是宿命论严重地束缚着底层人们的思想，所以有些人甘心当形形色色的奴隶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一切封建、反动、迷信的思想糟粕都打着五颜六色的“文化传统”旗帜招摇撞骗，毒害着老百姓的心灵，在“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掩护下贩卖各种假货。谁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信仰金钱、暴力和权力，难道不是信仰？但这样的信仰在人们心里产生的要么是贪婪，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无奈，要么是绝望。书中也有善良的人们，也有见义勇为者，也有冷静思考的人们，但是人数寥寥，力量孤单。面对着强大的权贵势力和黑恶团伙，他们的下场只有牺牲。尤其是军队和警察完全掌握在权贵势力集团手中，任何抗争行为都会在政府“维持稳定”的名义下被镇压下去。在第三部分《法特》里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进入21世纪后，人性恶不是没变，而是更加膨胀了。以人权、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以和平发展、“互利双赢”名义进行的资源掠夺，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规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事实，都一一证明了人类的贪婪、疯狂和残忍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新高度。人类自我毁灭的另外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气候异常、许多生物濒临灭绝、可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末日”来临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疯狂、邪恶、贪婪膨胀的不争事实。严重的是，人类还没觉醒，还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津津乐道。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世界组织根本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治疗人类邪恶的灵丹妙药。更不要说，各国的政府和政客了，这些人恰恰是人性贪婪的推手和组织者，因为他们往往打着“爱国”和“为民”的口号为权贵集团疯狂地谋取利益，所以有着很大的欺骗性。《2666》的作者正是站在环宇之上俯瞰人间的。他看到的是一片荒漠，人性恶的膨胀则是这荒漠中“恐怖的绿洲”。这就是他在全书开篇前引用法国诗人那句话的深藏含义。

在第四部分《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统统掌握在权贵集团手中。犯罪团伙、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组织有政治保护伞。新闻等媒体是为权贵集团服务的工具。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观和绝望，只能愤愤骂权贵势力是“卑鄙肮脏的野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横行霸道的权势人物是受到“制度保护”的，而穷苦百姓的求告无门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书中的人物骂道：“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中产阶级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成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政府工作的。政府养活他们，暗中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此这是一个附庸在权贵集团身上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生存的基础。从思想上说，他们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见了官场腐败的丑恶表现，因此处于悲观绝望之中；要么就趋炎附势，按照潜规则行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击之后，也处于悲观状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也不相信权贵资本主义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起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尤其不相信什么政党政治的能力。《2666》里面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一切都是欺骗”，大家“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里，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学评论家面对妇女连续被杀事件的表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英国女教授跑回伦敦去了。一回到家里，“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然后是“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或者过流浪生活”。最后，跑到意大利去谈恋爱了。西班牙教授天天带着墨西哥小情人跳舞、做爱。法国教授则是躲在旅馆里埋头读书。四位教授全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再研究和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更不要说揭露和批评社会犯罪现象了。这样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读书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

在叙事艺术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让大量的事实说话，例如，战争中的屠杀，对战俘和犹太人的杀戮，墨西哥在短短几年里发生的妇女被强暴和杀害的案件，疯狂奢侈的消费和浪费，狂欢纵欲的聚会……让铁的事实佐证人性恶发展的趋向。在写实的同时，作者也巧妙地描绘心理活动，如梦幻、联想、直觉等。在作品结构上，五个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章，又有巧妙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的轴心。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它的五个主要分支，而这分支又有枝蔓开来大量的枝杈和枝杈的枝杈，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华盖。作者把情爱、性爱、凶杀、战争、文学研究和创作以及悬疑……诸多小说元素自然地糅在一个统一体里，尤其是大舞台和小细节的巧妙结合更令人拍案叫绝。大舞台不仅表现在地理上，而且具体描绘了社会众生相；小细节则描绘了穿衣吃饭、生活场景的细部、复杂的心里纠结、情感的微妙变化，全都滴水不漏。《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理论说法叫做“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式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标杆，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孤独情结”，是一部关于拉美起源的神话；那么《2666》就是对百年的超越，因为《百年孤独》的认识和描写天地还限于哥伦比亚，而《2666》作者的思想已经飞跃到了2666年！地域范围远远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类的现实高度看人性恶的膨胀，更预见到未来。2666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是预言人类会在2666年自我毁灭。这个看法在全书的《初版附言》给出了如下的答案：2666就是人类的丧葬之地！！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对于研究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潮变化、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作品。

从世界文化思潮的角度看《2666》，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揭示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是与广大老百姓渴望的自然和谐，真诚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形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2666》揭示的意义在于，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后，21世纪初又发生了“9·11”事件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拉美少数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罗贝托·波拉尼奥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从人性的表现和变化观察社会问题，因而有了《2666》的问世。他在书中流露出来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他看不见解决人性恶膨胀的出路。其实，从中国古人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为己”还是“为他”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问题在于，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甚嚣尘上的时候，人类应该有所警惕和找出应对的措施，努力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和毁灭。或许这就是《2666》的创作初衷吧。

赵德明

2011年7月18日于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引言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第三部分　法特

第四部分　罪行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初版附言

译后记

附录　《2666》初探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页

引言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第三部分　法特

第四部分　罪行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初版附言

译后记

附录　《2666》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