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世家，曾热心参与法国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曾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还曾出任外交部长。后来他对政治日益失望，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于是开始著书传播自己的自由思想。

1835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自此他饮誉西方。1840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出版，次年他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他计划续写第二卷，然而于1859年因病去世，未能完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著；陈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17-1610-1

I.①旧…

II.①托…②陈…

III.①法国大革命–研究②史评–法国–近代

IV.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2242号

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陈　琼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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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译者序

前　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认识互相矛盾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但它为什么和宗教革命有着同样的形式

第四章　为什么全欧洲几乎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且它们又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第五章　什么是大革命真正的成就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让民众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并未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大革命和帝国的功劳，而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三章　现在的“监护状态”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免责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如何侵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被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格和风俗

第七章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首都如何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篡夺了整个帝国的控制权

第八章　在法国，人们变得彼此极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极为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小小的团体，并且彼此独立且互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造成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种进步，但为何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方面竟比13世纪还糟

第十三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如何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十四章　去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流行一时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第十五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下最繁荣的时期，但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十七章　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的努力反而激起了人民反抗

第十八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十九章　为何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二十章　大革命是怎样从既有事物中自发产生的

注　释

译者序

托克维尔在1856年，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后，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托克维尔的计划中，他本打算继续撰写本书的后续卷。可惜天妒英才，3年之后，托克维尔溘然长逝，给后世留下莫大的遗憾。

托克维尔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他出身贵族世家，前后经历了法国的五次政权更替（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起初非常热爱政治，他一度出现在法国政治舞台的很多角落。1838年，托克维尔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他于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他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但是，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缔造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时候，托克维尔的政治热情突然像是被浇了一盆凉水，他主动淡出了政治舞台，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和写作。托克维尔的代表著作主要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文版共分为两编。在前言中，托克维尔就已经交代了本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讲法国大革命史，而是研究法国大革命本身。

第一编直接讨论大革命本身，提示大革命的目标、性质、起因及其成就。作者认为大革命是一场运用普遍平等以及人民主权的思想去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它意在毁掉那些贵族阶级的特权和不平等的等级制度。

第二编是全书的主体，讲述大革命在旧制度中爆发的原因。作者在导致大革命的众多原因中，首先描述那些比较基础的原因，或者说客观性、制度性的原因；然后再刻画那些比较直接的原因，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属于民情和风尚层面的原因。总体说来，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旧制度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中央集权制的专政因素，这是一种已经变质了的封建等级制度。作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反而会加速大革命的到来；再者因为改革减轻了对人民的压迫反而使得剩下的那些压迫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作者认为，在大革命后必然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地丧失了自由。但是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在旧制度里，它早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大革命只是使它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已。作者怀念封建贵族制度，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贵族的倒台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

最后，用作者自己的话总结一下大革命的功过：“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在这里将法国大革命史简要概述如下。

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5月，国王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召集三级会议，路易十六企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但第三等级纷纷要求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上发表了网球厅宣誓，宣称成立国民议会，直到法国宪法建立为止。7月14日，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7月国民议会又改称国民制宪议会。8月4日，制宪议会连续举行会议，最终颁布了一系列用于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例如第二等级的封建领主权力，以及第一等级收取什一税的权力等，史称“8月法令”。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10月，凡尔赛的妇女运动爆发，王室和议会正式迁往巴黎，国王成为革命之囚，巴黎则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10月后，各种政治俱乐部相继建立，其中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部分激进领袖和民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7月16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党中分裂出去，另组斐扬俱乐部。9月制宪议会制定了一部三权分立的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各级法院。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宣布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1792年8月10日，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领导反君主制运动，拘禁了国王、王后。之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迫使立法会议废除1791年宪法、宣布国王退位、实行普选制。9月21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国成立后次年，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

1793年5月，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专政。9月，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制定全面限价法令，由此雅各宾派政府开始走上恐怖统治的道路。10月底，他们把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斩首，包括布里索、罗兰夫人、科黛，美国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也被捕入狱。

1794年3月雅各宾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斗争。罗伯斯比尔以搞阴谋的罪名处死了雅各宾派中与他政见不和的丹东、埃贝尔等人，使雅各宾派趋于孤立，民众也开始反对恐怖政策。7月，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比尔并将他斩首。热月党人于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但政局仍然不稳，波旁王朝无人敢出任国君。

1796年—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自任执政。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大革命随后导致了拿破仑战争、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催生现代法国的革命。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法国在共和国政府、君主立宪制政府及帝国政府下交替管治。直至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才结束了百年的动荡，建立了一个长久而稳定的共和政权。

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能够给后来者以启迪，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有所警醒。现在中国掀起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热，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会变成一时炙手可热的快消品，它的内容性质决定了它具有长远意义，它必定会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启迪，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做一个以史为鉴的人。

前　言

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并不是要写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已经有人写得栩栩如生，我不想重复。这是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

1789年的法国人民，以任何民族都不具备的魄力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们将自己与历史生生割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留下一道鸿沟。他们小心翼翼，防止将旧制度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带进崭新的社会中，为此他们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完全不同，甚至竭尽全力使自己的面貌变换一新。

我向来认为，在那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比外界认为的和他们自己预想的要小。我坚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与习惯，并且又凭借这一切成功地领导了那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砖石建造了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是要故意如此。因此，想要真正地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必须忘记我们能看见的法国，而去考察那个已死去的、躺在坟墓中的法国。在这里，我想要努力完成的便是这项工作，但这其中的困难超乎我的想象。

关于君主制的早期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有大量的著作已经对它们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从那些研究里，我们除了能了解当时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各个国家的法律、习俗以及民族的精神状态。只是至今为止，却没有人同样认真仔细地去研究18世纪的历史。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社会，因为我们从那些评论家精彩的书评和赫赫有名的大师们的大作中，清楚地看见了它表面上的灿烂光鲜，也熟悉了那些人物生平最详尽的细节。但是，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模式、实施各种制度的情形、各阶层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底层民众在受漠视后的境况与感受，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舆论风气，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我努力想要进入旧制度的中心，尽管在时间上它离我们很近，但是大革命却将它掩盖住了。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再次阅读了18世纪出版的名著。同时，也研究了许多不怎么有名也不必有名的著作，这些著作文采平平，但是它们都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真相。我着重查阅了一切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的意见与观点就发表在这些文告上。我浏览了全国以及各省三级会议［1］的记录，它们给了我许多关于研究的启发。我还利用了三个等级阶层提交的陈情书。这些在1789年出现的陈情书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临终的遗言，体现了法国旧社会最高的愿望，反映了其最后的真实意志。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然而，我要进行的研究绝不止于此。

在一个国家权力强大的政府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隐藏的了，思想、希望、痛苦、利益和感情，这些迟早都会在政府面前现形。所以，查阅一个国家的政府档案，可以让我不仅能准确地了解政府的运转情况，而且可以看清楚整个国家的运行状况。如果把这些内政部以及各辖区的密件让一个外国人查看，那么他很快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法国，远胜于我们自己的了解程度。读者将这本书读完就会明白，在18世纪，法国政府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异常的强大而且惊人的活跃，它不停地援助、批准、禁止某些项目。它承诺了很多，也给予了很多。它深深地影响着各个方面，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一家一户的命运，甚至于个人的床笫隐私。由于它对政务不公之于众，人们也不怕将最隐秘的缺陷袒露在它面前。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研读了当时政府遗留在巴黎和其他省份的档案资料。［2］

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那里发现旧制度还一直活着，旧制度的观念，旧制度的情感，旧制度的偏见，以及旧制度的实践。每个人都在自由地表达，袒露他们自己内心真实的隐秘。我还收集到了大量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有关旧制度的概念，因为我看到的这些材料还没有人见到过。

随着研究步伐的逐步推进，我惊讶地看见了许多昔日法国的突出特点，它们在今日的法国依旧生机勃勃。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是大革命产生的思想、大革命产生的习惯、大革命留下的情感，其实并不是真正产生于大革命。我时常发现，当今社会的许多特点还是根植于那片古老深厚的土壤。我的研究在时间上越接近1789年，我就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大革命的精神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壮大的。大革命终于将它的全部面貌在我的眼前慢慢展开。它展现出它的气质、它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本身。我找到了大革命的原因，这原因不仅促使大革命爆发，也预示了大革命的最终结局。在时间段上，大革命可以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法国人想将旧社会的一切都摧毁，不留半片残砖断瓦；第二阶段，他们似乎发觉了一些东西不应该抛弃，而力图恢复。旧制度中的许多法律与政治习惯，在1789年销声匿迹，而过了几年之后又重现世间，这就好比某些河流，在某处突然沉入地底踪迹全无，却又在不太遥远的地方流出地表，人们在新的河岸边，看见了旧的河水。

我之所以要将这本书向世人公布，是为了说明：伟大的革命几乎同时在整个欧洲酝酿，却为何独独在法国爆发；那个即将被摧毁的社会为何会自发爆发革命；有着悠久历史的君主制度为何会瓦解得如此突然，而又如此彻底。

就思想上来讲，我不应该让这项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在此终止。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我的想法是要从这场起伏漫长的革命中，观察那些旧制度中形成的法国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应对社会的种种变迁，虽然不断变换面貌，却本质不变，始终可以辨认。

我最先要研究的，就是他们在1789年最初的状态。那个时候，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自由与平等的热爱；他们渴望建立起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他们要摧毁那个旧世界的种种特权，重新确认人的各种权利，并将这些权利神圣化。那个时代里，青春、激情、自豪、慷慨与真诚四处洋溢。那个时代，尽管也有着不少的缺失，但是它必将永垂不朽，人们会永远怀念它。而且，它还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让那些企图侵犯或者奴役别人的人感到恐惧，不得安眠。

在简要回顾大革命的过程之后，我将努力阐明：法国人是因为何种事件、何种错误、何种失策而抛弃了原来的目标，遗忘了自由，而只想成为和世界霸主（指拿破仑）平等的仆人；一个比以前政府更加强横更加专制的政府，是如何攫取并垄断了政治的权力，却将以高昂代价换来的自由变得虚有其表；它是如何在标榜人民主权的时候，却早已将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集会权和决策权悄无声息地剥夺了；它是如何在决定征税时，将议会的屈从和沉默鼓吹成议员的自主投票；它是如何以大革命之名蒙骗世人，并将国民自治权以及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些主要的权利保障取缔——这些成果正是1789年争取到的最珍贵、最伟大的成果。

本书一直写到大革命差不多成功而新社会初成立之时为止，接着，我将继续考察新社会的各种情况，努力分析新旧两种社会之间的异同，探索我们在那场伟大而激烈的变革中的得失。最后，我将以此为根据预测未来。

第二部著作的某些章节已经写了一部分，但是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间。是不是能坚持把它写完，这尚是一个问题，谁又能说得准？命运向来叵测，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何况个人呢？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定我不带有任何偏见，但是不可能没有带着激情。当一个法国人说到他的祖国，再回想他所处的时代，怎么可能会心如止水？我承认不论研究哪个部分的旧社会，我都无法放下眼前的新社会。我像一个医生一样，企图将每个坏死的器官解剖进而寻找到生命规律，我除了要弄明白这个人病死的原因，更想知道如果时间倒流怎样才可以救他一命。我要创作一幅伟大的画卷，它除了要极其精确之外，更要有指导未来的功效。因此，我着力用笔突出在先辈身上的崇高品德、真正独立的精神、远大的抱负、忠诚于自身和事业，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几乎丧失却又极需要的；与这相似，每当在新社会中看见从旧制度中残留下来的法律、思想或者习惯的宿疾，如今却仍旧在蚕食着我们的精神，我就会义愤填膺，不遗余力地披露它们，以便让人们明白，那些东西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严重的后果，并且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再次作恶。

毫不讳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怕触犯任何人、任何阶层，无论在面对多令人敬畏的舆论或是回忆的时候，我也会毫不畏惧。我虽然对这样的行事有些内疚，却从来没有感到后悔。只愿那些被我冒犯的人，会因为我的目的是真正的正直无私而宽恕我。

或许有些人要指责我，说本书中表露了对自由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因为他们要我相信，现在的法国再也没有人关心什么自由。

我对自由的酷爱，早已经深入骨髓。我只恳求那些指责我的人，你们去看一看我在二十多年前论述的另一社会（指《论美国的民主》书中所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内容，我已经早在那里写下了。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可以洞察到三条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现在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人们或许可以控制或者减缓这种力量，却绝不可能战胜，它时而平和时而猛烈地驱使人们，去摧毁那些贵族制度。第二条是，长期以来，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社会中，那些贵族制度已经消亡或者贵族制度无法继续生存的社会，才最难以摆脱专制政府。第三条真理是，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中产生的危害后果，比在其他任何社会中产生的更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专制制度比任何政体都更强力地助长着这种社会的种种特有弊端，使其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根深蒂固。

人们在这种社会中，独来独往，自私自利。他们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窒息一切公益道德，断绝一切公共联系，他们不与种姓、行会、阶级发生任何联系，只关注个人的一己之私。专制制度不仅不阻止这种行为，反而使之大肆畅行。因为专制制度就是要将人们彼此隔开，将人们禁闭在个人的私生活里，剥夺公民一切的共同情感，隔绝公民一切的相互需求，阻拦公民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断绝公民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它要让原本就感情淡漠的人们，更加冷如冰霜；它要让原本就缺少联系的人们，彻底孤立。

在这种社会里，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每个人都苦心钻营，害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是衡量人尊卑贵贱最重要的标准，但是因为金钱总是流动，不断地易于人手，一个人的处境和家庭的地位，也就随之起落，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捞钱。不择手段发财的欲望，对商业利益的嗜好，追逐物质利益和享乐，成为人们普遍的情感。所有的甚至向来与此无缘的阶级，都被这种感情轻易侵蚀，如果不及时阻止，整个民族必然很快地萎靡堕落。专制制度最乐意看见这一切。若无专制制度，这种情感可能也会强烈，但是有了专制制度，这种情感便直接压倒了一切。专制制度为这种情感提供秘诀和庇护，让其肆无忌惮地横行。因为专制制度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好处，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从而不去关注公共事务，一想到革命，思想就开始恐惧，身体就开始战栗，专制制度的地位因而更加坚固。

相反，只有自由能同这种社会的痼疾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在堕落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实际上，只有自由能让独立的公民从孤立中走出来，让他们彼此接近。只有自由能使他们在公共事物中联合起来，说服对方，相互理解，与人为善，让他们彼此感到温暖。也只有自由能让他们摆脱琐事的烦恼，摆脱金钱崇拜，让他们时刻感觉到祖国触手可及、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只有自由能够唤醒他们沉溺于发财的幸福，取而代之以更加强烈、更高尚的激情，点燃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增强人类的善恶感。

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也会发展得富裕、优雅、华丽，甚或辉煌，因为普通百姓的地位提高而显得强大有力；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品德正直的个人、慈爱的父亲、诚信的商人、值得尊敬的产业主；甚至我们也可能看见因为政府的卑劣行径而造就的高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荣耀不在于尘世，他们因此而保持了高洁的信仰，罗马帝国在最腐朽时，就是这样造就无数高尚的基督徒的。但是我敢说，这样的社会里绝对出现不了伟大的公民，更加出现不了伟大的人民。而且我还敢肯定地说，平等一旦和专制结合，精神和心灵的普遍水准，将永无止境地下降。

这些也是我在20年前的所思所写。我觉得，从那时以后，就没有任何事情能改变我的初衷。当人们欢迎自由时，我赞赏自由，当人们抛弃自由时，我仍然坚信，人们不应该就此来指责我。

这里，我也请大家仔细想想，我在这个问题上与反对我的人的分歧，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一个人所属的民族已经拥有种种品性可以享用自由，却不遵循他们自己一手制定出来的保障自由的法律，而偏要去卑躬屈膝地仰人鼻息看人脸色，试问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并不存在这种人。专制者本人，也从来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是将自由的享有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特权。对这一点，大家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只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所以，严格地讲，人们对于国家有多轻蔑，他们对专制政府就有多喜爱，这两者程度完全一致。然而要想我也顺应这个潮流，恐怕要等很长时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伟大劳动的成果。有些章节看似简短，却也花费了我一年多的时间。有很多注释，本来可以将它们放在每页下面，但我还是放在了卷末，不过为数不多，而且我也一一标注了页码。读者可以在这些注释中，寻找史例和证据。如果本书对读者有所启示，读者想要寻找更多的例证，我愿意另加提供。

［1］译注：法国旧制度下的一种各等级代表会议，由第一等级（教士和牧师）、第二等级（领主和贵族）、第三等级（市民）组成。由国王组织召开。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往往是帮助国王渡过难关，比如为了战争费用而向第三等级和其他臣民加派捐税，而各等级也开始各抒己见，借三级会议的机会提出自己的诉求。

［2］为此我特意翻阅了那些总督辖区留下的文献，其中图尔的档案看得尤为仔细，因为它保留得非常完整，能够详实记录这个位于法国中部的人口过百万的财政区的状况。因此，我必须对年轻而能力出众的图尔档案管理员格朗梅松先生致以谢意。其他的财政区，包括法兰西岛，让我明白在王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认识互相矛盾

我们的大革命给政治家和哲学家们一个珍贵的教训，那就是要谦虚谨慎，这教训比其他历史事件要深刻得多。因为再没有任何历史事件比这次大革命的影响力更伟大、更持久、酝酿时间更成熟却又难以预料的了。

像腓特烈大帝［1］这样的天才，也没有预料到大革命的到来。他之前虽然接触到了，但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他在未预感到大革命时，就已经在依照大革命的精神行事；可以说，他是大革命的先驱者，甚至已经成为革命的代言人；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夕，他依然未能看到蛛丝马迹；而当大革命终于爆发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都完全不同，它呈现出了崭新而独特的特质，最初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国外，大革命举世瞩目：它使人们心中产生出一种“新纪元即将到来”的模糊预感。诸国都孕育着改良与变革的朦胧希望，但没有人猜得到其具体形式。这种预感令民众在乍一听闻大革命消息时，就纷纷骚动了起来。然而各国君主和大臣却缺乏这种模糊的预感，一开始，他们认为革命只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都会被这种疾病侵袭，除了让邻国乘虚而入开辟疆土之外，这种疾病没有任何后果。即便他们偶然谈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只是误打误撞罢了。1791年，德意志各邦诸君主聚集在匹尔尼茨［2］，宣称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同时也是欧洲一切旧政权的共同威胁，各君主国家与法国一样，陷入了大麻烦之中。但是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都丝毫不相信这番话，当时泄露的秘密文件指出：他们只不过是通过粉饰和借口，向民众遮掩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已。

他们想要从法国大革命中坐收渔利，除此之外，这不过是一次地方性事件。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做足了准备和谋划，甚至联合原本的仇敌。此刻，猎物送到了嘴边，他们要么互相牵制，要么互相联合，只为了一个目的：来分一杯羹。他们的准备看似天衣无缝，却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英国人对其历史记忆尤深，一直以来，他们的政治制度较为自由，因此显示出了充分的知识和经验，这使得他们有能力拨开厚重的迷雾，把握这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真正面貌；然而，他们却没能认清大革命的运作形式，所以也就没有预料到大革命对英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和格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大革命即将爆发之时，阿瑟·扬［3］正在法国游历，他认为这场革命已然迫在眉睫，但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却同样一无所知，甚至认为大革命的后果会加强某些阶层的特权。他说道：“如果这场革命会给予贵族更优越的地位，那么我想，它就弊大于利。”

自革命之火从法国燃起，伯克［4］心中便同样燃起了仇恨，然而在很多时候，伯克本人对大革命的认识也经常是摇摆不定的。起初他认为，大革命将削弱法国，乃至使其灭亡。他甚至判定：“可以确信，法国人的好战性格将会消失乃至消亡，新一代的法国人将像某位古人那样说：我们曾听说，高卢人古时曾以勇武著称。”

有时，身临其境并不如隔岸观火更能准确地判断历史事件。在革命前夕的法国，人民并没有清晰准确地把握到大革命能够成就的作用。我翻阅了那时期民众所递交的大量的陈情书，只有两封表明了其恐惧心理。人们害怕的是王权——亦或是当时所称的王室宫廷——继续保持过于明显的优势。除此之外，三级会议可称得上是羸弱不堪，存续时间也过于短暂，实在令人担忧。人们害怕自己成为特权暴力的对象。贵族对此尤其惴惴不安。许多陈情书曾提议道：“御前卫队应做如下宣誓：即便发生骚乱和暴动，他们也不应该把枪口指向人民。”只要三级会议还能继续召开不被王权左右，那么一切弊病就会一扫而光；要实现政治改革，工作量固然巨大，可绝非不可能。

然而，法国大革命自有一套势不可挡的发展进程。随着这只怪兽慢慢地浮出水面，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也逐渐暴露出来：大革命摧毁了行政机关，接着废除了民事机构，在颠覆了旧的法律体系以后，大革命进一步改变了风尚、习俗，直至语言习惯也被重新塑造；把政府结构摧毁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最终对上帝本身的清算似乎即将到来。法国大革命的烈焰很快又烧出了国界，用那些从未见诸于历史的手段与战术、令人致命的信条，即皮特［5］所谓武装的舆论，一同冲垮欧洲诸帝国的阻拦，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以致发生了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大革命甚至把这些被法兰西政府侵略的民族争取到了自己这边！伴随着这些令人惊叹的爆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最初习以为常的日常暴动，摇身一变成为前所未有的事件，它甚至与世上已经发生的一切截然不同，却又如此普遍、恐怖以及令人费解，以至于面对这种现象，人类精神顿时显得惶然无措。有些人甚至认为，大革命的闻所未闻的威力仿佛自爆发起就永不停息，不仅民众无法阻止它，它更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彻彻底底的崩溃。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魔鬼显灵于世。1797年，德·梅斯特尔［6］先生便说：“法国革命具有魔鬼的特点。”反之，另一些人则在大革命身上看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甚至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当时的若干作家身上，都有这种颇具宗教色彩的惊恐心理，好比当初见到蛮族的萨尔维［7］一样。伯克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惊呼道：“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必当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被世人怜悯的对象。但是，这座埋葬着被谋杀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而庞大以至于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奔向目的地，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准则，无视一切常规手段，谁要是不理解它的存在，便会被它击倒。”

法国大革命确实像当时的人们所感知的那样异乎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思议、那样乾坤颠倒、那样翻天覆地吗？这场奇特而又可怖的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对世界的深远影响是什么？它推翻了多少属于旧制度的东西？它又建立了多少新的东西？

就目前看来，已经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地位恰恰能令我们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宏伟事物。大革命已被时间的马车拉得离我们有些距离，我们也只能轻微地感受那个时代人物的令人震颤不已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又并没有很远，这使我们仍然能够深入到真正的大革命精神中去理解它。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一旦伟大的革命获得成功，那么革命的原因必定因这种成功而消失，由于本身的成功，大革命反而变得不可捉摸了。

［1］译注：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12—1786年，1740—1786年在位），史称腓特烈大帝。其人多才多艺，是政治家、军事家、作曲家，还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扩张版图，积极改革内政，其内政改革有一定启蒙思想的政治倾向。自称“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

［2］译注：1791年夏天，德意志各邦君主在今德国萨克森州的皮尔尼茨召开了针对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同年8月27日，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主持签署了一项宣言。宣言鼓励欧洲列强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并警告法国革命者停止对路易十六的攻击并且交换权力。实际上，利奥波德二世并不想卷入战争，但当时执政的吉伦特派为了某些目的——比如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认定欧洲列强决心干涉法国，并动员法国进入全面战备。次年，席卷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爆发。

［3］译注：阿瑟·杨格（1741—1820年）英国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喜好游历，因此留下许多游记。其中，《法国游记》里面有很多关于革命前夕法国风貌的记述。

［4］译注：埃德蒙·伯克（1729—1797年）爱尔兰作家、政治家、政治哲学家、资深辉格党人，曾担任下院议员。他是英美政治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在其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立场坚定地反对法国大革命。

［5］译注：即威廉·皮特，英国首相，被称为“英国首相中最聪明的人”，解散东印度公司，实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改革经济体制并卓有成效。法国大革命时期组织反法同盟与法国对抗。

［6］译注：德·梅斯特尔（1753—1821年），法国极右保守主义者，贵族出身，主张恢复“黄金时代”，即统一的基督教会和君权神授，坚决反对大革命。

［7］译注：萨尔维，公元5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基督教护教论者。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在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一个显著的行为就是攻击教会，从大革命产生的激情中，反宗教的激情是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即便当人们对自由的热情开始消退、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定时，他们仍没有停止对宗教权威的反抗。拿破仑的能力遏制住了大革命走向自由［1］，但他却对大革命走向反基督教无能为力，时至今日，竟然还能找到一些人，他们不顺从上帝，并认为这是在弥补当初自己对世俗政府及其鹰犬的卑躬屈膝这个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一切有关自由、高尚、荣耀的事物，却仍然洋洋自得地通过不信仰上帝，来宣称自己忠于革命。

可是，今天的民众已经懂得，反对宗教的战斗仅仅是我们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部分，是大革命壮阔全貌中的一个突出但短暂的特征，某种伟大的思想、激情、事物孕育了大革命，而反宗教只是这其中的暂时产物，绝不属于大革命的自身特质。

18世纪哲学被认为是促成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18世纪哲学确实有着深刻的去宗教化倾向。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明白，那个年代的哲学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彼此割裂，却又全然不同的部分。

一部分包含关于社会构架和民商事、政治准则与法律事务的观点，这些观点拥有崭新的，甚至具有革命性质的意义，例如因为人类生来平等，所以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都应该被废除，使主权在民，社会权力至高无上，规章制度需要统一……这些信条，它们构成了革命的起因，同时也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还是大革命的功绩，并且是能够经受时代考验的、最为历久恒新却又实实在在的功绩。

18世纪哲学家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将基督教会视为敌对者；他们攻击传教士、教会的等级制度、教会的各个机构甚至教义本身，而且为了彻底推翻基督教，他们更尝试过将基督教的基础连根拔起，彻底颠覆。但是，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既然产生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诸多事物中，其结果必然与这些事物一样，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最终会呈现的形态，就是被大革命的胜利所埋葬。为了更浅显易懂，同时因为我还要在其他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我只需补充一句：基督教为何会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作为纯粹宗教的教义本身，而是因为它同时更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对宗教的、神学事物的管理，更是因为他们在人间扮演着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等世俗角色；并非因为教会无法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拥有一席之地，更是因为在正被摧毁的旧社会旧制度中，它享有了过多的特权，占据了过于优势的地位。

不妨思考一下，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而且时时刻刻都在证实这样一个真理：大革命政治功绩不断巩固，但它的反宗教成果即将瓦解；大革命所敌视的一切旧制度被摧毁得前所未有的彻底，大革命所憎恨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制服得前所未有的彻底，他们被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得一去不复返，他们所激起的仇恨，只是他们失败的标志，并且日渐衰退；最后，当教士从那些在大革命中被毁灭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之时，人们便发现，基督教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逐渐恢复，甚至更加巩固。

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法国革命后，欧洲的基督教会几乎统统重新得到了振兴。

把民主社会和宗教思想放在天然对立的两端，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的信条中，与民主精神绝对对立的几乎没有，甚至不少东西对民主社会的发展和成熟甚有裨益。此外，各个朝代的历史都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始终本能地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宗教在人民心中仍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情感的种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对宗教的不信任，这简直是怪诞无稽。

刚才对宗教的论述，更适用于社会权力。

大革命成功推翻了有史以来所有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性的机构以及习俗，人们看到这些可能觉得，大革命寻求的不仅是摧毁某个特定的社会秩序，而且是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特定的政府，而且要摧毁所有社会权力，进而推论，法国革命本质上的特性是无政府主义。可是我敢说，这种论断只看到了表面。

大革命爆发的第一年年末，米拉波［2］私下致函国王：“若将新社会态势与旧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从中仍可以得到些许安慰和希望。国民议会制定的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法令，显然对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三级会议省份，另外，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难道这还是无足挂齿的小事吗？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如此想法会让黎塞留［3］愉悦，因为表面的平等有助于权力的执行。多少届专制政府都致力于使国王权威得以增强，但他们所做的所有努力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这就是那些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对大革命的理解。

法国革命不仅希望变革旧政府，而且要进一步打垮旧社会结构，以此为出发点，它不得不同时攻击现存的一切权力，毁灭一切公认的特权势力，烧毁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把一切让人们谦逊服从的观念从脑海里清除。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由此诞生。

但是扫清这些被废除的残骸，你就会看到一个异常庞大的中央政权在灰烬中冉冉升起。从前那些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也就是零星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零散力量，全部被这个中央政权吸引过来，它将这些吞并为一个整体。罗马帝国衰亡以后，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与之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力量，倒不如说，这崭新的力量从大革命爆炸而产生的废墟中自然而然地诞生了。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新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都要更强大。然而又出于同一原因，它是脆弱和强大的综合体，下面将另加阐释。

米拉波通过即将坍塌的旧制度尘埃，已隐约地观察到这个简单、正规却又无比庞大的政治模式。它的确是一个庞然大物，只不过当时的民众似乎毫无察觉。但是逐渐地，时间的推移使其真实面目展现于天下。今天，各国君主对此尤其瞩目。他们赞赏甚至艳羡这个庞然大物。不单是那些拥护和顺从大革命的人们，甚至连那些与大革命格格不入乃至完全敌对的人们同样表示赞同，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努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把不同等级融合在一起，使曾经高低不同的社会阶层现在趋于平等，贵族被官吏取代，地方特权被统一的规章制度取代，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被统一的政府取代。他们秉持着兢兢业业的态度对待这番革命事业。一旦遇到障碍，他们往往会借用法国革命的各种手段及准则去解决问题。在必要时，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法国大革命不仅仅他们的灾难，还是他们的教师。

［1］译注：拿破仑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令人侧目的军功和一开始表露出的将革命捍卫到底的决心，取得了法国的军政大权，之后却加冕为帝，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将大革命所掀起的自由思潮扑灭。

［2］译注：米拉波（1754—1792年）法国政治家。在路易十六召开最后一次三级会议时，他以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会议，支持国民议会的合法性。这使他成了革命者，并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但他也曾秘密致信路易十六，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并接受了王室的秘密薪俸。

［3］译注：黎塞留（1585—1642年）路易十三的法国枢密主教，首相。虽然身担教职，但处处以法国和王权的利益为先。中央集权在其任中得到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有人称其为法国历代最伟大、最有谋略，也是最冷酷的政治家。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性的，但它为什么和宗教革命有着同样的形式

所有政治革命及国内革命都有一个国界，并局限于这个界限内。然而法国革命却没有自己的局限疆域；除此之外，可以说它的影响还抹掉了地图上所有的既定国界。不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法律、政治传统、民族性格、语言习惯上有怎样的异同，大革命都使人们或彼此接近或彼此分裂，同胞成为仇敌，兄弟成为路人。它超越国界，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任何人，无分国籍和民族，都能成为它的公民。

即便穷搜天下史册，恐怕也无法找到任何一次革命拥有法国大革命的某些特质，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发现这类特质。因此，如果我们想用另外的某场革命来类比法国大革命，那么就只能类比宗教革命了。

席勒［1］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曾指出，16世纪那场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欧洲各国人民，突然接近了起来，素不相识的人通过崭新的共同信仰，互相守望，形成新的联盟。而在大革命中，法国人与法国人交战正酣，英国人前来助战；而那些生于长于波罗的海纵深处的人南下到欧洲腹地的德意志，来保护那些他们闻所未闻的日耳曼人。战争不再是孤立的，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有内战痕迹，而所有国内战争都有国外势力介入。旧有的利益体系被新的利益体系逐渐取代；争端的原因由领土问题演变为各类原则问题。所有外交规章被杂糅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当时的政治家们对此毫无办法，大伤脑筋。以上正是1789年后欧洲的发展趋势。

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披着宗教革命的外皮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其与宗教革命相似的特点不胜枚举：它的影响范围就像宗教革命一样幅员辽阔而不受国境限制，并且同样是通过预言和传道深入人心。可以说，这是一场激发传道热情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愿景，又以同样的热忱将其传播至其他国家。这是多么前所未有的气象！而这种气象，正是大革命向世界展示的众多新事物之中，最为史无前例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停步不前，反而更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找一找是否还有与之相似的事物，以及造成这类事物的还并未探明的隐秘原因。

宗教有一个基本特质，那就是把人本身当做思考的对象，而忽略了国家的法律、习俗以及传统在人类共同特质之上是否加入了一些其他因子。宗教工作的侧重点在于调整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并不考虑社会的作用。宗教的行为规范一般包括父子、主仆、邻里之类的自然关系，而对于某国某时的社会关系则没有强调。宗教准则既然来源于人的共同的内心深处，那么便具有普世特质，能被所有人接受。因此，宗教革命的波及范围也就更大，而不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疆域之内。再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能明白，我上面叙述的抽象而普世的特质，决定了宗教广泛传播的能力，一个宗教越是具备这类特质，传播范围就越是广泛，并能无视法律、气候、民族上的差异。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宗教，多少与其各国各地的社会形态以及政治体制有关，我们经常能够在其交易中找到独属于某一地域或某一城邦的面貌，因此，古代多神宗教通常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很少越出国界。多神宗教偶尔会呈现不宽容的态度以及宗教迫害事件，但你很难在多神教徒的眼中看到传道的热忱。基督教兴盛之前，欧洲也不会有成规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易如反掌地越过那些多神宗教难以逾越的地域障碍，在短短时间内就迅速征服了大部分人类，我认为我这样描述基督教的成功，并非是对我们神圣信仰的不敬：在某种程度上，相比其他宗教，基督教更能摆脱不同民族国籍、不同政治形态、不同社会习惯、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种族所特有的一切。

法国大革命正是以与宗教革命相同的方式展开的，但是大革命志在现世，宗教革命更重视来世。宗教把人看做一般而普遍的、不以国家和时代意志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亦是如此，同样抽象整体地看待公民，认为公民应当超越具体的社会形态。它研究的不仅仅是法国公民有哪些具体权利，更是人类在政治上的普遍性的义务与权利。

大革命在社会形态与政府组织问题上，一直都在力图回溯到那些更具普遍性的、更自然的东西。正是这样的努力，让大革命不但能被所有人理解，还能够被所有人效仿和传播。

大革命仿佛致力于整个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兰西这个国家的政治改革，所以它的激情如火。在这以前，无论一场政治革命有多么激烈，都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这般热情。大革命激发了某种传道式的热情，掀起了一场宣传运动。因此，它必将呈现宗教革命的色彩，让那个时代的人惶恐不已，甚至可以说，大革命本身已崛起而成一种崭新的宗教；虽然并不完善，它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没有许诺天堂，但它却仿佛伊斯兰教，让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几近占领了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妄下断言，认定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史无前例的，所宣传的思想是崭新未闻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最为保守的中世纪，仍然有人为了改变某些具体习俗而援引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宣扬天赋人权来反对本国的政体。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18世纪烧尽整个欧洲的革命之火，在15世纪时却被轻而易举地扑灭了。想要让这火苗演变成大革命，人们的行为、习俗、风尚就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新思想的深入人心做好精神准备。

在某些年代，人和人之间一度隔阂颇深，导致了对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信条对于某些人来说竟成了无从理解的空想。然而在另一些时代里，这些信条的朦胧轮廓只需要远远地被人们眺望一眼，人们便立即能够辨认出来并趋之若鹜。

大革命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使用的新手段抑或创立的新思想，而在于能够令如此众多的民族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那些新思想，卓有成效地使用那些手段——这才是法国革命的真正伟大之处。

［1］译注：席勒（1759—1805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在德国文学史上，被认为其地位仅次于歌德。文中提到的史学著作《三十年战争史》发表于1791—1793年间。

第四章
为什么全欧洲几乎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且它们又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曾经，众多蛮族覆灭了罗马帝国并建立了自己的新国度［1］，他们在种族、国家、语言方面都不尽相同，唯独有一点类似：那就是不开化。他们占领了罗马帝国并在原帝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定居，紧接着，他们开始了混乱的互相攻伐，而当他们稳定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一片片废墟分隔开来，而这些废墟正是他们亲手炮制的。文明就此遭受巨大打击，公共秩序几乎完全被瓦解，以往那个幅员辽阔的欧洲社会，被分裂成诸多全然不同并互相敌对、互不往来的小社会。在这一片混乱的欧洲社会，却孕育出了一些类似的法律体系。

这些法律体系并非继承自罗马法系，恰恰相反，它们迥异于罗马法，或许只有引入罗马法的精神才有希望废止或改良这些法律体系。这些法律体系十分独特，与之前人类建立的法律体系迥然不同。然而，它们彼此达成了某种均衡，一个个看似割裂的部件组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合体系，严密程度不亚于当今的法律体系。而这正是那个未全然开化时代的欧洲的法律。

是什么原因令这种立法得以建立和推广的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纪［2］，欧洲各地就已经或多或少有了这种立法体制的影子，而且在很多国家，它取代了其他立法体制，成为了统治欧洲的法律。

我曾对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诸国中古时期的政治制度作过研究。而这种研究越深入我就越惊讶于诸国法律之间的相通性：这些民族与民族之间不但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且很少互相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制度，这实在令我震惊不已。当然，由于地域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总会呈现延续不断的、各式各样的变化，但他们的基本立法精神确实彼此统一。因此，当我在中古时期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行政、规章以及权力条文时，我就能预料到，如果研究继续深化，那么我也必然能在英国和法国的立法中找到与其本质上完全一致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研究透彻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好理解了。

英法德三国，政府的行事准则相同；议会的组织结构相同；议会的权利能力相同；社会各阶层的划分方式相同；不同阶级之间的等级关系相同；贵族的地位、特权、行为方式甚至连天赋秉性也都近乎相同：这三国之间，上上下下可以说是彼此别无二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

英法德三国的城市结构往往大同小异，农村的管理办法也尽皆相同。比如，农民的处境地位彼此相同，耕地依照同样的方法被分配给各阶层，拥有相同所有权制度、临占权制度和耕种权制度，三国的土地耕种者所担负的责任也是相同的。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贵族庄园［3］、领地司法制度、采邑制度［4］、土地税征收、服徭役、封建义务、各行会制度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形态，也是彼此相似的，有时甚至连名字都一样。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制度不但在外部的运作方式上彼此相通，甚至其内在的立法精神都是相同的。可以这么说，14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形态、政治制度、行政手段、司法体系、经济面貌甚至文学语言的相似度，比当代各国之间的相似度更大，尽管现代文明致力于开辟条条互通之路，冲破重重隔阂，相互融会。

我并非执意于描摹旧的欧洲政体衰退消亡的轨迹，我志在阐明，18世纪的欧洲政体遭到了怎样的崩溃。可以发现，这种崩溃在东欧并不明显，而在西欧却甚为明显。但是，古代政体的老化和力不从心，甚至衰亡也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

中古政治制度的衰落，当时的某些记录就能提供有力的证明。众所周知的“土地赋税清册”就是其中一样。这份登记簿在每个领地的领主手中都有，上面记载着数百年的采邑和征收年贡土地［5］界限，拖欠的地租、服劳役以及当地参照的惯例。我翻阅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的记载非常细致、清晰、确切，足以令人惊服。而当代，即便知识取得了很大进步，可年代离我们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而越呈现出某种模糊性、无序性、残缺性，简直一塌糊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市民社会越是发展壮大，权力社会就愈加崩坏堕落。

在德意志，中古欧洲政体比在法兰西保留着更多的原初特征，但是，即便是在德意志，其部分旧制度，也被损坏得极为严重。去研究残存的遗留之物，比发现已经消逝的失落之物，能使人更加确切地把握时间的摧残作用。

德意志的主要城邦［6］在自治市制度的牵引下，早在13和14世纪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小共和国，到了18世纪也还是如此，而到了今天就只是徒有其表了。它们那套体制看似依然行之有效；它们设定的行政职位名称丝毫未变，并且好像仍然在做完全相同的工作，但原本所具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城邦的热爱，以及城市制度赋予人们的刚毅、持久的品格，已经消失殆尽。这些旧制度的优势，仿佛就这么在自己的病床上逐渐行将就木。

一切今天依然存在的中古权力制度都发生了相同的病变，它们不约而同地衰亡并宛如死灰。除此之外，有些中世纪政治体制以外的事物，由于被并入了中世纪政体之中，同样也像上述所言而丧失生命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贵族阶级仿佛得了软骨病。在中世纪，处处都可以考察到政治自由的痕迹，然而这些特质只要保留了中古政体的某些成分，就也会被传染上这种病症。省议会几乎对其古老的行事模式作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这种保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文明的进步，完全背离了新时代精神，因此对其本身是无益的。这使省议会制度失去了民心，老百姓纷纷倒向君主。这些旧政体的悠久历史丝毫不能赢得尊严；相反，它们愈发老化，名声就越发不好。然而这里有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现象，这种衰败，使得旧政体加害他人的力量越来越小，却反而激起更大更激烈的仇恨。一位德国作家——他与旧制度同时代并支持旧制度——曾说：“新兴的这些事物已经开始刺痛人心，有时候甚至足以令人唾弃。然而奇怪的是，当代人反而对一切属于旧时代的事物不屑一顾，甚至在某些家庭的内部也出现了这类观点，这观点破坏一个个家庭的秩序——就连家庭主妇们也对那些古老的破旧家具难以忍受了。”然而，此时的德国就像法国一样，商事活跃，市场繁荣，可谓欣欣向荣。但是，有一点必须阐明，这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有生命力的、活跃的、欣欣向荣的东西，都来自于某种新的根源；这一根源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与旧制度完全对立的。

这个新的根源是什么？是政府权力，但这种新的权力与古老的王权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拥有一些新的特权，会占据某种新的地位，带有一些新的精神，会激发出一些新的情感。这种新的权力，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使新的文官等级制度取代了旧有的贵族统治制度；它使新的行政体系建立在旧地方权力的废墟之上，并越来越庞大。新权力的运作方式和行事方法，绝对是古老的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并切切实实能够引发某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中世纪人想都不敢想的。

英国的情况与此也很相似，即便人们认为，旧的君主政体仍然在英国大行其道。但是，如果不去关注那些旧的名目和旧的模式，人们便会发现，英国的封建制度已基本死在17世纪：不同阶级之间互相渗透，古老的统治贵族几近消失，贵族政体已经被打开了门户［7］，财富的异军突起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特权消失，出版和言论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世纪社会中并不存在这些新精神。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输入不列颠衰老的身体，使之免于死亡并逐渐焕发活力，遗留了某些古老形式，但注入了更多的新时代力量。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进步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内部虽然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某些形式，但却只拥有供奉品般的象征意义。

之所以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同样是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我敢作这样的论断：只研究和考察法国，是永远无法读懂法国大革命的。

［1］译注：这里的罗马指的是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北方的日耳曼人毁灭，由于日耳曼人无论在文明程度、社会繁荣度、领土幅员上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所以被称为蛮族。这些日耳曼人和其他一些被称为蛮族的民族，先后在西欧和北非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比如法兰克、伦巴德、奥多亚克、勃垦地、盎格鲁萨克森、哥特、条顿等。

［2］译注：中世纪，即中古时期。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应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到15世纪末文艺复兴结束、世界地理大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在这10个世纪里，欧洲范围内普遍实行分封制，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林立，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城市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而遭到破坏，商业衰退，生产力也没有得到重大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又被称做“黑暗年代”。

［3］译注：贵族庄园是中世纪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由于商业往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而越来越滞涩，所以欧洲各地普遍兴起一种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这就是贵族庄园。普通农民沦为农奴，向领地内的领主支付土地出产和无偿劳动，贵族则召集侍从，为农奴的安定提供保护。

［4］译注：采邑，一般认为是贵族领主们所世袭的领地。但在中古欧洲，采邑制度在一开始并没有很强的世袭性，往往是国王为了供养骑士和贵族所赐予他们的土地，贵族因此而身负为国王出战的责任，贵族死后采邑收回。但在后来，采邑世袭已经形成惯例。有时候不止国王，大贵族也会通过分封采邑来笼络手下。在采邑之内，贵族拥有绝对权力，可以一定程度上排除国王或诸君的义务。

［5］译注：贵族将自己的土地交由农奴耕种，农奴每年支付一定赋税作为年贡，贵族收取年贡并保障农奴享有此土地的所有权。年贡的缴纳是永久性的，只要农奴还想要耕种这块土地。这块需要缴纳年贡的土地就是年贡土地，一般年贡土地有两种，一种其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售卖和处置，另一种不可以出卖或处置。

［6］译注：中古和近代的德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据统计其分裂时间比统一时间要长。即使有时会有一个象征性的全德皇帝或国王，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德国的各邦一直实行高度自治。

［7］译注：法国贵族因其身份而享有特权，但已经基本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沦为了托克维尔所说的种姓。而英国贵族由于种种原因，依然保持着政治的活跃。托克维尔对英国的贵族政治十分赞赏。

第五章　什么是大革命真正的成就

之前的一切论述都只是为了一个主题服务，并给一开始我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作答：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大革命具有那些独特的特质；大革命的爆发形式何以如此；大革命建立了哪些功勋。

人们有一个谬误：大革命的目的在于摧毁基督教信仰的权威，然而无论外表怎样，大革命的本质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革命。在政治这个范畴之下，大革命本意绝非无限制放任混乱，而不是像某位反对大革命的人所言：大革命要让社会混乱到底，使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相反，它还要增加政府权力的威严和公正。它也不像另一些人的想象，试图颠覆西方文明所继承的所有特质，阻碍文明的发展；更没有在根本上动摇西方文明社会赖以存续的法律之根本。抛开那些在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发生的、令大革命面貌为之改变的偶然性事件，只对大革命本身进行探究，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一个事实：法兰西大革命的目标，仅在于摧毁那个千年来统治大部分欧洲人民的、一般被称为封建制度的那些制度，并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新制度，更加简单有效、普遍一致，并将以“人生而平等”为基本精神。

这一目标就足以令一场革命变得雄伟壮阔、波澜复杂，因为，中古制度几乎裹挟了当时的欧洲的一切事物：所有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杂糅在一起，并催生了一套与古老体制相符合的全套思维模式、情感理念、行为习惯、道德准则。只有一场强有力的暴动，才能摧毁或摘除欧洲的病变、衰老的某些器官。所以，这次大革命才显得无与伦比的宏大，它几乎有摧毁一切的架势，因为它所敌对的古老体制，几乎与一切相连。

但无论大革命有多么狂飙突进，其所具备的真正的新事物也比所有人认为的少得多：关于这个普遍谬误，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释。准确地说，大革命意图彻底地摧毁或正在摧毁（因为它其实还在继续）贵族制度和封建制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其他旧体制，任何与这旧体制有关的事物。即使只带有一丝古老制度的印记，也将被大革命所摧毁。所有的旧事物之中，只有那些与旧制度背道而驰或完全不相干于旧制度的部分，才被大革命保存下来。大革命的爆发绝非偶然。虽然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世界惊慌失措，然而它的本质只是一件漫长的工程进入了完成阶段，是整整几代人的劳作与求索，在一朝之间得到的迅猛的清算和完结。即便大革命不爆发，古老的封建社会也一样会坍塌，早一些或晚一些罢了。只不过，没有大革命，它的崩溃过程将是渐进式的，而不是轰然式的。大革命的力量是痛苦而歇斯底里的，它大刀阔斧地完成了本来需要一点一滴、长久准备才能完成的事情，整个过程毫无顾忌，丝毫不留情面。这就是大革命的宏伟功业！

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十分明了，但在当时的智者眼中，却始终仿佛混乱不清，混沌不堪。这个现象，不得不说令人惊讶了。

那位伯克对法国人这样说过：“想要令你们的政府得到改良，并不一定要万象更新。你们何不继续遵循那些古老光荣的规则，恢复那些古老光荣的特权制度？倘若你们祖辈的体制隐匿于浩瀚的历史灰尘中，导致你们无法恢复他们，那么你们为何不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不列颠？欧洲共同的、古老的立法体制，一直在我国延续着。”显然，伯克对一些眼皮子底下的事情毫无察觉：革命要废除掉的，正是那些欧洲共同的古旧法律。这个问题，优先于其他一切问题，是根本所在，可惜他并没有察觉。

大革命的精神在各国都有所诞生，大革命的行事在各国都产生了威胁，但为什么它单单选择在法国爆发？为什么法国爆发的大革命具备了某些独树一帜的特点——这特点在其他地域无法得见，或只存在一部分？第二个问题确实应该得到重视。下面的文章，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让民众憎恶

有一桩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法兰西大革命有一个特别的目标，即完全消灭旧有制度的残余，然而最初爆发革命的地方，却并不是那些中世纪旧制度遗留最多、人们所受虐待最多的地方，而是在那些对民众迫害不重、旧制度痕迹也比较轻的地方。看来，被旧制度束缚较轻地方的民众，对旧制度反而更加难以忍受。

在18世纪末期，德意志境内几乎也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古旧的农奴制度。就像古老的中世纪，大部分劳动者仍然被这种奴役制度牢牢地钉在土地上。腓特烈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的军队［1］，其兵员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些农奴。

1788年，德意志的大部分诸侯国都有这样的法令：农民不可擅自离开领主的庄园，一旦有人敢离开庄园，就会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暴力制服自己，并扭送回领主的庄园。而在领主的领地内，农民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主日法庭［2］的监控，私生活亦如此，如果喝酒或者擅自休息，必被施加肉刑。

农民的社会地位被固定在社会底层，他们非但无法改变自己的状况，而且处处受到领主压榨：主人如果不满意，可以剥夺农民结婚的权利。农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主人干活。在他们年轻时，简直是庄园中的奴仆。而这种劳役制度仍写进了许多诸侯国的法典之中，在某些地方，农民每个星期要有三天为领主提供无偿劳役。不动产的维护和翻新、领地的货物往来、领主私信的传送，都由农民无偿承担。而即便农民成了土地的所有者，也不会被赋予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不但不能自行决定土地的转让和质押，甚至连种什么，也必须根据领主老爷的意思行事。领主甚至可以得到这样的权力：强令农民出卖自己的产品，或强迫农民不能出卖自己的产品。对于农民来说，种地是件“利他”而非利己的事情。就算土地的产权归农民所有，而在农民死后，他也无法完全把这块土地传给自己的继承人，其中一部分将被领主抢走。

我甚至都不需要在旧制度的法典中寻找这些条文，由腓特烈大帝制定，由其继承者颁布生效的新法典中——这部法典颁布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就有这些规定。

而这种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立法在法国早已被废除：农民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思互相往来，买卖产品，处置财产，耕作土地。只有在东部一两个刚被征服的地区，才能寻找到农奴制的蛛丝马迹，而在其他随便什么地方，都无法找到农奴制的痕迹。其废止农奴制之早，甚至令当今的法国人已经无法回忆起农奴制的具体内容，真要认真算起的话，早在13世纪的诺曼底，农奴制度就已经被废除。

非但如此，尚有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革命，仍发生在法兰西。这场革命是：农奴不仅仅恢复了自由，甚至也拥有了土地和财产。直到今天，这个现象也没有被阐述得足够详细，但其却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为此，我不得不稍微偏离我们的主题，对这个现象加以阐释。

一直以来，有一个谬误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始于法国大革命，并且是大革命所带来的典型产物。但事实恰恰相反，对此，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20年左右，就有一些农民组成的团体公开表示对土地所有权分割制度的不满。蒂尔戈［3］在当时也有过这样的表态：“继承制度让几个孩子将父亲死后留下的土地分成了几份。本来这一大块地可以养活一家人，但被瓜分之后，每一个孩子的家庭都无法在分得的那一小块地上生存。”几年后，内克尔［4］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法国农村存在为数相当多小地主。

我看过一份写给某总督的秘密报告，报告的时间是大革命前几年，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遗产普遍都被分割继承，其分割程度令人咋舌。几乎所有人都想继承到一点遗产，就这样，已被分割成小块的土地又被无休止地继续分割，并将持续到永远。”——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当代人说出的吗？

我曾做过一个艰难的工作，那就是复原封建时代旧制度的土地册，虽然这种复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但有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1790年的关于土地税的法令中，规定了各个教区［5］应当将本区现存的地产清册上呈。虽然这些清单的大部分已经遗失，但我仍然在一些农庄里发现了一部分，并与我们今天的统计清册作了对比。我发现，在这些村子里，拥有土地的农民数量至少有今天的二分之一，并经常是三分之二。再考虑到从那时以来，法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你就会发现，土地所有者人数的骤增速度实在太过惊人。

古往今来的农民，最最热衷并至死不渝的事物，就是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的占有欲可以让他们奋不顾身。曾经有一位出色的看客，描述过这个现象：“土地的价格永远超过其价值，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梦想着成为地主。在法国，下层人士的所有财富，无论是交给个人运作还是托付给公积金运作，最终目的都只有一个——置地。”

阿瑟•扬在第一次来法国时，就发现了许多令人新奇的现象，这之中，最让他啧啧称奇的，就是大多数土地被农民们亲自划分。他估计，至少有一半土地已到了农民手里。他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感叹：“这种现象，我实在是无法想象！”的确，只有在法国或深受法国影响的近邻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在英国，拥有自己地产的农民数量虽然远远不及法国，但也还是有的。至于德国，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域，也都有一些获取了完全土地所有权的农民。有一些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特别的、难以令人理解的法律，见诸于日耳曼人最为古老的那些管理中。但是相比庞大的贵族所有权，这种民间的土地所有权的规模是不入流的，小地主的比重微乎其微。

18世纪末，在德意志的一部分区域，农民不但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也拥有与法国农民一样的自由权利，这些区域大多数都分布在莱茵河流域。而大革命的火种进入德意志后，正是在这些地方最早燃烧起来，并越烧越旺。而德意志其他的那些没有被革命滋养的部分，也就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

可见，土地分割的相关制度的创生，比大革命爆发要早得多，虽然大多数人仍错误地认为大革命催生了土地划分。的确，牧师和贵族阶级的土地在大革命中被卖给了其他人。但我曾细致地检查过当时的土地拍卖纪录，这些土地的大部分买家，都是已经拥有土地的地产主。因此，虽然在大革命期间，随着土地成交量激增，地产主数目的增加并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多，反而更少。就连经常夸大其词的内克尔，这次也描述得相当精确：很早的时候，法国就已经存在为数不少的人持有土地所有权了。

所以，大革命绝非志在分割土地，而是暂时性地令土地得到解放。经营土地的小地产主们需要负担繁重的劳役，这种难以摆脱的痛苦深深地折磨着他们。

然则小地产主们并非是因为负担本身的沉重而无法忍受。他们之所以无法容忍旧制度，是因为某些体制令他们可以合理地减轻这类负担：法国的农民，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深受农奴制的奴役，他们已经从领主手中得到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另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不亚于那场令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革命。

有时候感觉旧制度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不少生长在旧时代中的人；但是从人们感觉上，旧制度仿佛是上古蒙昧时代的产物。大革命的威力，在我们与旧制度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仿佛它们是数百年前的事情，而旧时代那些未被摧毁的遗留物，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所以，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令当时很多人都难以作答：人们是以怎样的制度和形式，治理1789年以前的农村的？看来，想要给这个问题精确作答并给出充分的证据，只有丢掉书本，去详阅旧时代的政府档案才行。

我经常性地听到这样的话：贵族们仍然对农村拥有高度统治力，并从未间断，即便他们长久不参与国家政事；农民仍然归领主统治——这根本无从考证，显然是一个谬论。

18世纪的法国，文职官员们就已经掌管了各教区的所有行政事务，他们不再代表领主利益，也不由领主委派；他们的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有省总督直接任命，另一部分则是由农民选举而生。征税额度、教堂维修、兴建学校、组织并主持牧区大会——这些事务已经尽皆由文官组成的权力机关负责。这个权力机关，还检查各公社行会，以某个集体的名义提请和完成公诉。领主不但不直接操持那些琐碎的地方行政事务，甚至也不进行监督。我们将在下一章更加详细地阐明这个现状：所有教区的文官都是直属于政府部门，甚至直接属于中央政府。领主已经失去了代表国王在其领地行使行政权力的能力，也失去了连接国王与臣民纽带这个超然的地位。国家政令法令在各地区实施、募集民兵、各类税费、国王敕令的宣告、政府救济性的财政转移——领主无法再对这些事务指手画脚。所有的权利与义务自有一套体系完成。而领主的真正地位，与其他臣民毫无二致，充其量不过是有一些免税和其他一些特权罢了——他们也只是拥有不同的地位，而不再拥有权力。政府的总督在与其下属的通信中，曾特意提及此事：领主只不过是领地的第一臣民。

同样的政治景色不只出现在牧区，其他区同样如此。贵族如果想要管理行政事务，并非以一个阶级的身份，而是以其个人的身份。在当时，只有法国出现了这种现象。除法国之外，欧洲其他地方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社会特质：土地的所有权仍然附带着这块土地上的臣民的所有权。

在英国，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不但管理着他们的土地，还统治着英国本身。在德意志，在国王已经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务的控制的各个部分——比如普鲁士和奥地利——但国王们仍然把大部分的农村管理权交给了贵族。一些强横的国王甚至可以直接控制治下的领主，但他们仍然无法取代领主的地位。认真地算起来，在很久以前，法兰西的贵族们就不在把手伸到国家政权里，唯一的例外就是司法权力。一些主要的贵族们依然有权力，令法官遵从他们的意志对诉讼作出判决，甚至在其领地内还保留着立法权：他们经常性地制定一些治安管理制度。但是，国王已经逐渐限制或剥夺领主们的司法权，使之归附王权体系之中，这样，即便仍然有能力对自己治下行使司法权的领主们，也不再把这种权力当成权力，而是当成一种收入手段。

一般来说，贵族专享的所有权利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政治权力开始消失，创造金钱收益的权利则被保留，有时反而有很大增幅。

我在此只想描述那些未曾失效的特权，也就是那类完全属于封建旧时代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与民众息息相关。

在眼下，人们已经很难回忆起1789年的贵族们还拥有那些权利，因为其数量和种类五花八门，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消失，或换了个名目。正是这个原因，令当时就已经意义模糊的名词，在今天变得更加意义模糊。但是，我细心研究18世纪的那些研究封建制度的著作及一些地方性惯例时，却发现所有这些现存的贵族权利完全可以简单地分成数量有限的几大类。至于其他的那些无法归类的权利，即使还存在，也不过是某些地方的个别现象。

无论在哪里，都已经找不到农民向领主无偿服劳役的现象。道路设卡所收的费用愈来愈低，甚至干脆取消；但在个别省，仍然有好几类路费征收。所有省份的领主都会征收市场税和集市费用。全法国的领主们还有一项人尽皆知的特权——狩猎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领主拥有鸽子和养鸽子的能力；绝大多数领主会强迫领地臣民在自己的磨坊磨面，或用榨汁机做鲜榨的果汁。还有一些较为常见的极不合理的税，便是土地的转移和买卖税：在领主的领地内，人们只要涉及土地的出售、购买、赠与、转移，就都必须向领主交上一笔钱；在全法兰西的范围内，所有土地都有一定的年贡、地租或其他杂税。这些税费都由地主们向领主们交纳，不能赎买。我们不难在这些手段之中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权利的来源，多多少少都与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土地的出产有关，并且全都损害着农民的利益。

众所周知，教会与领主都在享受同样的特权，因为教会与封建制度始终紧密地结合着，即便它与封建制度的起源不同、目的不同、性质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教会与封建制度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融合，但也算得上彼此紧密地镶嵌在了一起。

因此，无论是主教、司铎还是修道院长都根据其教职，全部拥有采邑或土地以征收年贡，某些村庄也因此成了一些修道院的领地。甚至，只有在法兰西才保留着农奴制度的地区，修道院甚至拥有农奴和徭役制度。它们征收市场税和集市费用，并利用这些钱买入大烤箱、磨坊、榨汁机和牲畜，村民想要用这些设施，就要给教会交纳一些费用。在法国，牧师们还享有在全世界都拥有的一项权利：向基督徒征收什一税。

但是，有一点至关重要，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在当时，全欧洲都可见与上述描述相同的封建特权，而在法国以外的地方，这些特权要强大得多。我单单拿徭役举例。在法国，徭役并不常见，即使是有，也比较宽而有度。而在德意志，农民服徭役是普遍现象，领主对待他们极为残酷。

还有那些起源于封建制度的其他特权，这些特权曾让我们的祖先奋起反抗，他们认为这些特权不但违背公正，而且简直是反人类！什一税［6］、无权转让的地租、终身人头税、土地的处置和买卖税，按照18世纪惯常的夸张说法，这些事物简直是土地奴役。在英国，土地奴役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其中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可见。英国民众似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也从未阻止英国成为世界上农业制度最为优越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令英国人可以接受的特权，却激起了法国人民最剧烈的怒火和仇视，以至于泄愤和仇视的对象已然消失，而这种强烈的情绪依然久久不能磨灭呢？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的农民拥有着自己的土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当然，肯定会有其他原因，但在我看来，这两方面才是主要原因。

倘若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么无论再多的封建特权或其他土地负担，都将无法让他们动容。试想，如果他们没有承租土地，那么什一税自然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如果他们没有拥有土地，那么地租自然也轮不到他们头上；如果他们只是替其他人打理土地，那么在这块土地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赋税又与他们何干？另外，如果农民们依然在领主治下，那么他们就觉得领主的特权也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因为这是国家的体制运作，而非不公平。

贵族们不但拥有特权，还拥有行政权力，此时他们在处理行政事务时，不仅能使他们的个人权力更大，还能让人认为理所应当。在封建时代，贵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今天的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别无二致。那时候的人们接受贵族的压迫，甚至只是为了取得贵族允诺的保障。贵族的特权令人们充满痛苦，甚至难以忍受。但同时，贵族承诺了保障社会秩序、审判争执、观察法律、赈济灾荒、处理公务。但是，当贵族不再处理这些行政事务时，其特权就显得极为突兀，甚至，其本身的基本地位也会被质疑。

想象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吧，或者让你们认识的农民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你们就会发现，法兰西的农民们自始至终，从未改变。即便其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但是性格本质都从未改变。我引用的文件中，有很多刻画农民的语句：他们热爱土地，不惜掏出自己的全部金钱来购买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不惜其他任何代价。然而，当他买地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不但要支付土地的价钱，还有交税，而且不是交给政府，而是交给附近的人。这些人与政府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跟他一样，无权无势。而当他付出了那么多，终于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后，他就会把他的灵魂种在这片土地里。在这无垠的天穹之下，他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心中豪情万丈！但是，一帮曾经收过他税的邻居忽然出现在他面前，强拉着他去干重活，这重活与自己毫无相关，而自己的那块地还需要守望者，以免被人或野兽践踏。但那些邻居们不让他经营自己的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渡口设卡，向他要钱。当他千辛万苦地把出产的粮食运到市场上时，又看见了那帮人，这次，他得知自己又要交一笔钱才能在这个市场上出售完完全全是自己种出的粮食……

从市场回家之后，他打算把卖剩下的粮食吃掉，因为这些粮食是他一点一点种出来的。但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去那些邻居的家里，用他们的磨坊磨面，用他们的烤箱做面包。因此，他那块地上的一部分收入，又成了这些用度的租金，而且这些租金无法赎回，永远生效。

总之，无论这位农民要做什么，都会发现这帮讨厌鬼在给自己下绊子，他们打扰自己的安宁，他们强制自己劳动，他们吞没自己的财产。此时，另外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出现，承诺可以帮助自己甩脱那群讨厌鬼，但却强取了自己的绝大多数收获。想想吧，这位农民的处境，他的诉求，他的情感，他的特质，然后，可以的话，做一道加法题，看看农民心里到底积压了多少仇恨，多少愤怒。

封建制度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它仍然在各个领域中影响着民事关系。虽然其影响力不如封建时代巨大，但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加巨大。

人们说过一句十分在理的话：只要摧毁了一部分旧制度，人们就会意识到，剩下的那部分会有多么令人讨厌。

［1］译注：玛丽亚•特雷萨（1717—1780年），又译玛丽娅•特雷莎，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的女王和女大公，勤政爱民，积极推行缓和的改革。为了争夺西里西亚地区，玛丽亚与普鲁士之间爆发了几次战争，这使得她与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腓特烈大帝）之间结下了难解的怨仇。

［2］译注：主日，即礼拜日，星期日。主日法庭就是星期日法庭。

［3］译注：蒂尔戈（1727—1781年），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路易十六委任他做御前会议的财政总监，在革命前夕实行改革：废除徭役；废除行会；取消很多苛捐杂税，但因触怒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被免职。

［4］译注：内克尔（1732—1804年），富有才干的银行家，路易十六的另一位财政总监，推翻了蒂尔戈的财政改革，用借贷方式解决赤字问题。后来由于触怒路易十六和其他贵族，被免职。

［5］译注：很多影响范围较广的基督教教派的一个区域级别划分。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主教，教区之上有教省或总教区，教区之下有牧区或堂区。在旧制度法国这种天主教国家，教区也成了政府划分乡镇的天然办法。

［6］译注：教堂向居民征收其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神职人员的薪俸、教堂设施维护，以及灾年的赈济，这种宗教捐税，被称为什一税。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并未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大革命和帝国的功劳，而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我曾经听过一位演说家谈论中央集权——那时的法兰西还有政治议会——他说：“这是大革命的重要功绩，这功绩被全欧罗巴羡慕。”中央集权制确实是一项重要功绩，而整个欧洲也确实因此而羡慕我们，但我必须说明：中央集权绝非大革命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旧制度的产物。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是旧制度政体在大革命后唯一被保留下来的那部分，因为只有中央集权是旧制度中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造的新时代的那部分。读者们且细细品味本章内容，不难发现，我对我的观点作了详细充分的论证。

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将自治省［1］，也就是三级会议省，或者称之为“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搁置起来，暂时不论。

各个三级会议省的位置比较偏远，其人口大概是全法兰西的四分之一，而且在这些所谓的自治省里，也只有两个才称得上拥有不受辖制的真正的自治权。关于三级会议省的讨论，我会在后文中进行阐明，并对这个问题作出详细论述：这些省被迫服从来自中央的法令，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而在本章，我的主要论述方向，是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被称为财政区省［2］的那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的选举现象相比其他地区很少见，但首都巴黎的周围都是财政区，他们彼此互相勾连，变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法兰西的枢纽和命脉。

最初，人们观察法兰西王国的政治体制，就觉得那些规章和惯例种类繁多，各类特权错综复杂。全法兰西都是各种行政机关和各级官吏，这些人彼此毫无联系，也谈不上互相依从，他们进入政府并以此获得的权利是自己买到的，这种权利谁都无法干涉。这些人的权利，常常互相牵制互相混淆，并看起来极为相同，因此，他们就会在相同的政务圈子里互相排挤，互相争执。

法庭则拥有间接立法权，因为他们有权在其能够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内制定一些行政法规，这些法规必须被臣民遵守。有时候，法庭声讨行政机关，对政府的政令大加干涉，甚至可以直接向政府官吏指手画脚。即便是普通的法官，也有权在其居住的城市和城镇颁布自己制定的治安管理制度。

城市的体制更是花样繁多。城市行政系统的官吏各有各的名号，甚至各有各的权力来源。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市长，在另一个地方有可能被叫做行政官，再换一个地方，就可能被叫成行会理事。其中有些人是国王任命的，有些人是旧制度的领主或者拥有采邑的诸侯任命的，还有些官吏来自于民众的选举，这些人往往任期一年，而还有一部分人，是花钱买到的永久行政权利。但在这些残余制度之中，却有一种相对不那么旧的、被改良过的制度诞生了，这将在后文详述。

在王国的心脏，在最接近御座的地方，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强大机关正在形成，所有的行政权力以全新的方式和面貌，重新在此集结，这就是御前会议。

论及御前会议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但其大部分职能是最近才被赋予的。御前会议是最高大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作出的判决；御前会议还是最高的行政裁决院，因为一切特别行政权限皆出自此处。

作为政府委员会，御前会议直接领取王命，所以拥有立法权：它通过讨论来提出大部分法律条文，以此制定和分摊各类税额；而作为最高级别的政府委员会，它还有权制定对所有官吏产生指向性作用的行政制度总则。它可以擅自决定一切涉及王国的制度，它可以监督下属的行政行为。它可以对一切事务产生最终的管辖权，而它也是王国所有制度的制定者，国家在这里开始运行。然而，御前会议实际上又不具有任何权力，因为它的一切都由国王一人决断，御前会议更像是传声筒，来下达国王的旨意。御前会议看似有最庞大的权力，但其成员的真实身份仅仅是国王的一群幕僚——高等法院在一份陈情书中曾经这样说过。

组成御前会议的成员不是各大领主，而是那些出身平凡的人，或者那些已不在任的前行政高官，或者其他有经验的人，而所有的这些成员，均可随意撤换。

御前会议的行动通常是低调而悄无声息的，它自始至终都有滔天大权却从不过分声张。因此，其自身也就像个影子一般不引人瞩目，把一切光芒归属于它权力的来源——国王。御前会议权力之大，可以对法兰西一切事务进行统治，同时又毫无名望，沉默到不为历史学家注意的地步。

全法兰西的行政系统均由一个统一机关进行领导，同样的，官员体系内部的所有事情也都交给了那个单独的人——总监。

如果打开旧制度年鉴，你会看到各省都有自己名称各不相同的行政一把手，但只要稍微深究一下其中的行政系统运作方式，就会发现这些一把手们很少有机会在行政事务中发号施令。国家行政系统的运行来源于总监的决策，他一点一点地将与财政大权相关的一切事务都纳入自己的管辖权之内，几乎差不多实现了全法兰西的公共管理。总监的具体角色总在不同地转换：时而是财政大臣，时而是内务大臣，时而是工部大臣。

中央政府在首都巴黎其实只有一位真正的代理人，同样地，它在各省各地，也只有一位真正的代理人。在18世纪，你还能看到那些大领主们仍然保留着省长的头衔。这是旧制度王权的代表，他们一般来说，是世袭的。他们拥有一些荣典权，但相应的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具体的行政实权。这些实权尽数落到总督手中。

总督出身于平民家庭，与外省的其他势力没有任何关联，他正当壮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不是依靠民众选举产生，他的上位也不依赖自己的出身或者官爵买卖。他是由上级政府从行政法院中选拔出来的，并且随时可以被撤换。他一方面已经与行政法院分离，但另一方面又代表着行政法院，因此，当时的政治语境称总督为特派专员。他掌握着行政院能够赋予他的全部权力，从其就任，就可以行使这些庞大的权力。他像行政院那样既是行政主管又是最高法官，总督可以遥控所有下属官吏，他是中央政府在各省的唯一代理人。

在总督手下，是由他自己任命的各县市级行政官员——总督代理［3］，总督代理的权力完全来源于总督，总督可以随意撤换他们。一般来说，总督上任之前往往会获得象征性的爵位，算是新贵族，而总督代理则永远是平民。但在总督代理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内，他们就像总督一样，代表着中央政府的官吏体系。总督向御前会议总监负责，而总督代理则向总督负责。

达尔让松伯爵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约翰•劳［4］曾在某一天对他表示：“我担任财政监督时，对我所见的法国现状难以置信。你知道吗？法兰西王国上上下下是由30个总督去治理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这30位行政法院的审查官，负责自己治下各省的一切。”

这些政府官员虽然权势很大，但仍然无法与旧制度和旧贵族相提并论，即便这些贵族行将就木，仿佛也散发着太阳的光芒。因此，那个时代的总督并不受人瞩目，尽管他们的行政指令关系到人们的一切。而相比之下，贵族们仍然在社会上保持着天然的优越感，他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财富，也更加被人所敬重，这种敬重正是来源于旧时代事物的残余。在各机关里，贵族仍然守护在国王身边，他们组成了宫廷。海军的舰队听从他们调遣，陆军将士以贵族为尊。贵族广受瞩目，不仅仅是在那个时代，即便在后世，人们也常常习惯性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身上。大领主们地位超然，如果有人提议他们出任一省总督，即便权势更大，他们仍然将之视作一种侮辱。即便是最为贫困的贵族也不屑出任总督。在贵族眼里，总督是僭越者，是毫无根基和教养传统的新人，他们没有名望，没有地位，总之，他们是下层。但约翰•劳说的和我们所得出的事实一致：这些下层，却统治着当时的法兰西。

关于这点，让我先从税务角度来进行论证，因为财政权几乎辖制所有其他权利。

众所周知，捐税中有一部分被当做包税［5］出售给其他人。这些包税，是由御前会议同各大金融公司商定，其承包额度和其他具体条款，以及征收方式。包税以外的其他税项，比如军役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都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进行讨论而制定征收额度和方式，并进行实际征收，这些都是在他们无孔不入的监督下进行的。

而军役税及其附带的其他税项，其总征收额度和在各省摊派的额度，均由御前会议通过密议决定，这种额定密议每年一次。这样，即便政府直接征收的税额逐年递增，但民众却事先觉不出任何猫腻。

军役税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税项。从前，王室将其征税额度交给地方官制定，也由地方官具体操办征税事宜。而地方官们并不很受政府辖制，因为他们的行政权力来源于自己的出身、居民的选举，或者干脆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他们可能是领主，可能是教区征税人，可能是法兰西的财政官员，可能是财政区内的税务征收官员。这些掌管税务大权的人，直到18世纪还存在，但是其中有些人已经与军役税无关，而另外一些人即便掌管军役税，也并不重视它，把它当成一种附属的权力。而真正有权力且认真掌管军役税的人，其实还是总督和总督的代理，只有他们能够有效地在教区内分摊军役税，任命和监督征税官员，制定免征或缓征法令。

还有一些税项，比如人头税，是最近几年才有，所以政府不需要殚精竭力地考虑如何才能在这项税务体系里清除旧制度残余。政府在其中完全独断，不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制约。由总监、总督以及御前会议来确定征税总数。下面，再让我们把目光从钱转回到人的身上。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大革命随后的几年间，法国人忍受征兵令的宽容态度简直令人吃惊，无论这征兵制度有多苛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国人对于这种制度的顺从由来已久。征兵制度在旧时代，脱胎于自卫队，而自卫队对民众添加的负担要更重，即便自卫队征收的兵员反而略少。有时候，农村的人们用抽签来决定哪家的年轻子弟去服兵役，这些年轻人被挑选出一部分，组成了自卫军团，服满六年兵役才能回家。

而自卫队制度的形成也是较晚的，所以旧制度的掌权者无法插手其中，这支军队的一切事务均由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决策。御前会议商议决定征兵总数，以及分派给各省的征兵数；总督则规定各教区征兵数；总督代理直接深入民众组织抽签，并且决定哪些人可以在家中驻守，哪些人必须立即赶赴军营，然后负责将赶赴军营的这部分移交给军事机关。想要免征，就必须跟总督和御前会议说项。

同样的，所有的公共工程——三级会议省的除外——即便是那些最为特殊的公共工程，也是由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来进行决策和实施的。

独立的地方机关也存在，像领主、财政所、高级路政官，他们或许可以对公共服务稍有裨益，但是，这些旧制度所遗留的机制，在各个公共领域，要么作为甚少，要么毫无作为。关于这些，那个时代的政府文件讲得十分清楚。所有的大型公路，甚至连通两座城市的公路，其建造费用和维修费用的来源都是公共捐款；而御前会议负责制定兴建规划书，以及各路段管辖权；各省总督委派工程师进行各路段的建设，而总督的代理人负责征调民工进行施工劳动。而旧制度唯一能够切实管理的，实际上只剩下那些乡间小道，也是从那时起，这些小道的通行状况非常成问题。

在当时，路桥工程管理局是中央政府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的最重要代理机构，这点至今未变。尽管今天与那时候已经处于两个时代，但这一点却很是雷同。

路桥工程管理局设有一个理事会和一所技师学校；常年派出工程检查员在法国各地监督施工质量；并在公共设施建设的现场派驻工程师，他们代表路桥管理局发号施令，督促整个工程的建设。那些起源于旧制度却在新时代熠熠生辉的行政机构的数量，远比人们认为的要多得多，他们的运作形式与在旧制度下别无二致，尽管名字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确实，路桥工程管理局是个罕见的例外：它不但运作形式没有变化，甚至连名称都未改变。

中央政府为了维持法国各地治安，同样下设了诸多代理人。骑警队就是这样的代理人，他们往往以小分队为单元，遍及整个法兰西，这样也可以帮助总督有效地管理各地。如果遇到突发性的重大危难，比如逮捕流民，处理逃荒者，镇压由于农作物价格上涨而引发的民众暴乱……总督必须借助骑警队，有时甚至需要调动军队，才能处理这些难题。

法国臣民从未以那个时代的那种方式来帮助当局尽这些责任，城市里算是例外，总督在城市里设立保安警察，由他亲自委任队长，挑选士卒。

司法机关有制定治安法令的权力，也经常性地行使此权力，但是这些治安法令的管辖权只在一部分地区生效，而且绝大多数时候，甚至都是在被隔离的小地区内实行。御前会议随时随地都可以废止这些治安法令，尤其当这些治安法令和其下属单位有冲突时，它更乐意这样做。御前会议自己也经常颁布适用于整个法兰西的法律条文，或者制定那些有悖于法院法令内容的法律条文，或者制定那些内容与法院法令相同但处理方式不同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被当时的人称为“御前会议决议”，其数量大得惊人，而且随着大革命引发的骚动，还在不停地递增。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40年左右，法兰西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格局，没有哪个领域不被御前会议决议所影响。

在旧时代，根据封建制度，虽然领主的权力极大，但其责任相应也十分巨大。领主治下的穷苦人必须由领主自己来接济。从1795年的普鲁士立法中，我们能够发现反映古代欧洲立法精神的最后痕迹：“领主有义务让领地内的穷苦民众受到教育。他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无土地居民掌握谋生的手段。而一旦其领土内居民陷入困顿，领主有义务进行赈济。”

然而在法兰西，类似的法律已经早就随风而去，因为领主既然没有那些古老的强大权力，自然也不需要承担庞大的义务。那些地方行政权、下级议会、省当局或教区联合会都没有自觉地担负起旧时代领主的权力和义务。法律也不再明文指派任何人去救济穷人。中央政府趁势肩负起扶助穷人的任务。

根据总税收额，御前会议每年都会给各省总督一笔款项，总督再将这笔钱分配给各个教区作为救灾基金。那些陷入危难的穷人只能向总督求助。而在发生饥荒的年景，也只有总督会拿出小麦和其他粮食散发给需要填饱肚子的民众。

御前会议每年都会作出决议，在某些特别地区设立带有慈善性质的劳动场所，那些无生存能力的农民可以在这些场所工作，获取微薄的薪水。但是，这种从遥远的首都下达的救济指令，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心血来潮，实际上，永远不可能令所有穷人吃饱饭。

中央政府不仅仅把资源用于赈济灾民，他们还想方设法教会农民如何去创造财富，这种帮助，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会变成强制。为了达到农民的普遍致富目的，中央政府命令总督和其代理人，不定期地为治下农民发放印着农业知识的小册子，并建立农业协会，制定专项奖金，并花大钱扶植育苗所，将其中的优质苗种分配给农民。但是，中央政府显然忽视了一点：在兴办这种公共福利项目时，应该想办法减轻那时候压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至少也应该缩小这种负担分摊的不平等。

御前会议有时甚至会不顾当事人是否有意愿而强制他们发家致富，比如强迫手工业者必须用某类流程生产某类产品，这种荒唐的法令不胜枚举。当然，总督一人难以有效地检查所有行业，所以便出现了工业总监，他们来往于各省各地，监督御前会议的决议是否得以有效实施。

某些时候，御前会议禁止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土地上种植不适当的作物。有些决议甚至强令农民拔掉刚种下的葡萄秧，原因只是御前会议认为其土地质量过低。可见，当局的身份已经转化为监护者，而非以前的统治者了。

［1］译注：直到旧制度末期，虽然中央集权极端发展，但法国有一些省份仍然保留着三级会议，这就意味着这些省份有一部分自治权，它们被称为三级会议省，或自治省。

［2］译注：没有自治权，直接隶属于国王财政机关的省，被称为财政区省。

［3］译注：总督代理是总督的直接下属，由总督自行设立任免，管理财政区的各类政务。这个制度大概形成于17世纪末。

［4］译注：约翰•劳（1671—1729年），苏格兰金融商。在路易十五时期，曾任法国财政总监。由于在法国滥发纸币，引发了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造成了法国社会巨大的金融动荡，后来被迫逃亡，晚景凄惨。

［5］译注：包税是一种纳税制度，又称包税制或商包税。当局不向纳税人直接征税，而是把这个税项承包给大商人或富豪，由他们代理政府的收税权，制定征收办法，向纳税人征税。

第三章
现在的“监护状态”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法兰西的城市自由传统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而崩溃，即便领主们已经失去对乡村的治理权，城市依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权。在17世纪末，我们还能够在法国找到这种具有自治权的城市，自治权使它们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型民主城邦，行政官员由全体市民选举产生，他们只对全体市民负责，城市的公共生活极为活跃，这些城市非常热爱自己的独立权，也为这种选举制度而颇有优越感。

直到1692年，国王大范围地取消了这些自治城市的权利，取缔了选举制度，并且把空出的官位变成商品，开始卖官鬻爵。可以说，国王向他的子民出售可以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力。

这样，人民的福利与城市的自由，一起被践踏。要知道，如果卖官鬻爵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司法系统，那么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益处，因为司法独立是一名法官成为好法官的第一前提。可是行政系统并非如此，行政系统官员需要一定的责任心、顺从以及服务热情，而官爵的买卖完全泯没了这些品质。君主政府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买卖行政系统官爵时，显得格外小心，只把卖官鬻爵制度限定在那些自由城邦，而不让它进入自己的整体内部，像总督和总督代理这类官爵则从未被出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场伟大的革命的“伟大”之处，甚至可以说它毫无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目的，然而它却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了。把这个过程放在宏伟的历史中，实在是滑稽得很。但是，路易十一限制自治城市的权力，就是因为其优越的民主制度令他恐惧；但他摧毁其民主制度却并非出于恐惧，实际上，他只是想把这种城市自治权卖给那些有能力购买的城市。所以，他本意不是废止城市自治权，而是想把它变成一桩生意，即便在客观上他确实废止了城市自治权，但这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这仅仅可以说是他获取财政收益渠道的附带品。然而，80年来这套鬼把戏竟然从未发生过变化，这就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了。这80年间，“选举本市官员”这个权利总共被出售过7次，而当获得这种权利的城市由此获利时，选举权又马上被剥夺，并束之高阁准备下一次出售。人们并不避讳这种做法的一成不变的动机和原因。1722年，在国王敕令的前言中有云：“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安全的路，来减轻庞大的财政负担。”而这种“安全的路”却成了那些承受苛捐杂税的民众的强压重担。1764年，某总督在对财政大臣的上书中曾提到：“几十年来，那些卖官鬻爵所得之财货，数目大得着实令我震惊。倘若这些钱用在城市福利上，那么必定能够令城市兴旺。然则事实不尽如人意，市民能感受到的，只有市政府的欺压和这些买官之人的飞扬跋扈。”这是我见过的诸多旧制度风貌中，最为无耻的行径了。

在当代，想要精准地描摹18世纪的市政状况，是无比艰难的。但前文所述中，每个城市都遗留着那些旧制度中的剩余事物，并且毫无萎靡趋势，无论城市政治制度发生怎样颠覆性的变化。法国城市历来多种多样、互不相同，呈现了不同的民俗风貌，而想必就是这种不同，令人难以注意到他们内在的一致性。

法国政府曾在1764年颁布了一项法规，法规针对全国各城市生效，而各总督必须上书禀明其治下各市的具体运作方式。我查到了这些总督的上书，当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阅读之后我更加确信了一点：那就是所有城市的管理办法都差不多，即便表面有差异，内里也几乎完全一致。

举个例子，诸制度中最普遍的是：将市政权力交给两个会议。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相当一部分小城市，都有这种制度。

由官吏们组成的是第一个会议，其会议规模要看城市的人口数目。这也是城市权力的执行会议，在当时，人们称之为市政府。其成员是行使临时权力的官员，经民众选举产生——当然是在国王允诺其选举制度或者已被卖出的官位可以赎回时才生效。而在国王废止选举制度，或将官爵出售时，市政府就需要动用其银库，赎买官职，永久地行使其职权。但这种情况越来越不常见，原因是官爵这种商品，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挤压，内容越来越少，价值也就越来越低。城市官员没有薪金——无论其是选举而生还是卖官鬻爵而生——但他们有一些特权，比如免税。他们之间也没有等级制度，行政权力属于整个市政府会议，行政官在职权上没有大权独揽的可能，市长也只是这个会议的主席，而不能兼任市政官。

全民大会，是城市行政的第二个会议，选举制度就是在这里得以落实，它选举市政府会议的成员，并参与该市的其他行政要务。

15世纪的全民大会由全体市民组成，某份上呈的调查书曾认为：这种管理符合我族祖先的公民特质。在那时，各部门市政官员的任免也是出自全体人民的选举，官员的行为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官员要向人民作行政汇报。直到17世纪末，还可以在某处见到这类规则的实施。

到了18世纪，人民大会制度已经改为代议制［1］，这意味着，在政治活动中，“全体人民”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到了后来，全民大会成员也并非由广大民众选举产生，他们也不再对民众负责。他们的成员大多数来自达官贵人，其中一部分因自己某种特别的身份得以列席，另一部分则是各行会或其他商业团体的代言人。所有这些全民大会成员，都不再对整个社会的全体民众负责，而是对自己身后的某个特殊小社会负责。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钱人在全民大会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各行业工会的代表越来越少，甚至完全被挤出了全民大会。最后，你只能在全民大会中找到大商团代表。这意味着，全民大会的全体成员都是资本家，而手工业者将不再被这里欢迎。而市民们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被这种“表面的自由”所蒙骗，他们越来越不关注公共事务，而是像外邦人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那些在中古时期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城邦爱国主义精神，在民众之间不复存在，无论行政官员们如何努力地试图让这种精神重回他们心中，都毫无功效。市民变得冷漠，事关城市利益的事情，无论多大，也丝毫不能打动他们。那些还在表面上维持着选举流程的地方，若让民众去投票，他们也只会选择弃权。从奥古斯都［2］开始至今，几乎所有践踏了人民自由的专制者们，都希望能够让那些徒有其表的选举制度保留，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专制制度带来的特有优势和被民众认可的公共道德结合起来。然而所有这类尝试均宣告失败，每一次尝试都告知人们，想要长久地保留那些没有真正自由的空架子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18世纪的法国，各个城市的政府都开始逐渐落入达官贵人的手中，寡头政治［3］在这些城市里形成。那些富有的家族甚至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操控市政府，同时又隐藏于幕后，不对任何人负责。这种行政制度在全法国范围内都开始陷于这种衰亡之中。所有的总督都轻而易举地指出了这个弊端，但他们唯一可以找到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政府。

然而这个办法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尽管御前会议夜以继日地颁布着一道又一道的敕令，针对所有法兰西城镇进行改革，这些城镇自行的法律和制度也一次次地被御前会议决议所顶替，然而，这些来自御前会议的决议，实际上都是根据各省总督的上书而制定的，并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也没有对可行性进行甄别和考察，其荒谬程度，经常让这些城镇居民自己都感到匪夷所思。

某市曾被御前会议决议狠狠地打击过，市民说：“没有人能够想到这种措施竟然被施行在我们身上，城市里所有阶层都感到难以置信。”

废除进城关卡，废除各种捐税制度，废除抵押制度、诉讼制度，禁止很多商品的买卖，公共财产不再允许出租，城市收入的剩余部分不再被各城市自由使用——直到总督再行上书，御前会议作出其他决议，前述禁令方可推翻。御前会议制订一切城市工程的方案，以及预算审批。所有工程招标由总督或总督代理进行监督，由国家派遣工程师主持工程。有些人认为法兰西上下皆是新时代事物，而上述诸事可令他们惊诧万分。

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城市市政管理的插足，远比这些规定看起来要深得多。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远大于它行使的权力。

18世纪的某位财政大臣曾给各省总督发布一份通令，我注意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城市会议中的一切事务，你们必须加以细细关注，并向我提交一份报告，其内容必须精准地记述会议产生的所有新决议，并且要有你们的处理意见。”

而从总督和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一个城市事物的控制，堪称事无巨细，无孔不入。所有事物经过总督审批方可生效，而总督也必须对每件事物给出明确的处理意见，甚至包括那些节日活动的细枝末节。有些时候，民众举办狂欢活动也都由总督出面主持，烟火的点燃、霓虹灯挂在哪里——这些都由总督来决定。一位资本家，他是某市全民大会成员，因在唱《赞美诗》时未能列席，便被他的总督罚款20里佛［4］。这样看来，市政官员产生人微权轻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某些官员曾给总督写信，并这样表忠心：“我们以最大的谦卑恳请总督阁下仁慈的庇佑，我们将唯阁下政令是从，以报答恩宠。”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还明目张胆地自称贵族，他们说：“吾等从未私下对阁下之意志有任何反抗。”

资产阶级意图掌控当局，人民则需要自由，他们一直做着这样的准备。

城市如此向中央政府靠拢，是不是就可以最低限度地保障自己的财政了呢？但往往事与愿违。有些人认为，一旦把中央集权的力量抽离，城市必将迅速衰亡。我对此完全不解其意。但有一点，我却能确认无疑，那就是，在18世纪，城市走向衰亡的劲头丝毫没有被中央集权制阻碍。每一本描绘当时城市行政面貌的史书，都充满了城市暴乱。

从城市到农村，我们只要走上一趟，就会遇见不同种类的权力，他们的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依附于中央。

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让我了解到，在中古时代，每座村庄都有一个特殊的集体，这个集体由各村庄居民组成，但与领主体系不同流。尽管领主会接触或利用这些集体，监督这些集体的运作，甚至直接统治，但这类集体独占某些财产，产权则归附于集体中的成员。集体中的成员能够选举自己的头领，并且实现民主自治。

你可以在所有的封建制度国家，或行使过类似制度的地方找到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至少也能发现些许痕迹。在英国，这种痕迹甚至无处不在。在德国，这种制度60年前还在盛行，腓特烈大帝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记述。在18世纪的法兰西，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种制度的痕迹。

我曾在一堆总督辖区［5］档案中翻阅旧制度教区状况，那是我第一次翻阅这方面的文献，然而其中有些内容令我震惊：那时的法国社区贫困落后，奴役制度普遍存在，而在这些社区中，我竟然发现了许多与美国农庄一致的行政制度，我曾以为这些行政制度是只有在新大陆才会出现的现象：二者都不实行代议制，不常设代议委员会，没有明显的确定性的市政府；二者的领导权归于整个社区，各行政官员各自为政；二者都常常举行全体会议，这意味着社区内的所有官吏均由所有民众选举产生；所有人聚在一起决定一切重大事务。总之，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就仿佛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的相似之处一样。

虽然二者之后的命运截然相反，但实际上却出自同一个渊源。

中古时期的农村教区，由于自己获取了全部的社区管理权，所以远离了封建制度，逐渐演变成新英格兰地区的“镇区”。虽然远离了领主，但仍然在庞大的国家力量之下运作，所以，法国农村教区就有了一些其他的特质，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描述。

18世纪的教区官员并没有固定的名称和数量，这些都是根据各省实际情况而定的。在某些旧时代文献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地区的生活丰富活泼，官员数目就要增加；相反，一旦各类活动陷于停滞，死气沉沉，那么官员数目也就慢慢减缩。在当时的大部分教区，官员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征税官员，另一类则被称为理事。一般来说，这些官员是由选举产生的，至少被认为是由选举产生的。但上任后，他们就变成了国家权力的代表，而非社区利益的代表。收税管员的收税额度和方法按照总督的直接指令确定；理事则被总督代理所领导，以总督代理的名义对公共事务和其他政府具体事务进行管理。尤其是关乎自卫队、国家工程、普通法的落实，此时的理事们更是成了总督代理的最重要代理人。

如前文所述，政府的一应大小事务，都已经将领主的影响力排除，甚至使领主连简单的监督或协助权限都不具备。在以前，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特权而不得不处理这些事务，但他的特权和权柄皆被一步一步地削弱，而且他已经不屑处理这些事情。如果此时邀请他参加市政管理，那么反而会伤及他的自尊心。然而，虽然他的统治权被剥夺，但是农村教区的政体却因为他的存在以及他的种种特权而无法自如地运作，这样，便无法建立一个能够完全取代他统治的卓有成效的郊区政务处理机关。领主就成了一个在教区内最为超然和独特的人，他与生俱来的身份权使他可以无视教区内的一切法律，一般情况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由于领主的胡作非为，教区内所有有一定财产和知识的民众，都逃往相对开明的城镇，关于这点，我会在下文中作更为详尽的叙述。而教区的现状，也就只剩下领主以及无知无能的粗鄙民夫，他们根本没有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能力。蒂尔戈所言极是：“所谓的教区，也不过是一片破旧低矮的茅屋，和茅屋一般毫无能动性的民夫。”

18世纪的行政公文中，充斥着民众对于各教区收税官和理事的怨言，这些人毫无行政素养，毫无能动性，毫无公共常识。人们对教区官员抱怨不止，这些抱怨声来自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各地总督代理，甚至连贵族都算上，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想要查明这一现象的成因。

法国农村教区的管理制度一直保存到大革命前夕，那时候，你还可以在教区中察觉到那些形成于中古时代的民主特质。每村教堂都有一座大钟，钟声敲响人们便自动来到教堂门前的广场，讨论某些公共决议或者政务官员的选举。不分穷富贵贱，人人皆有列席之权力。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种会议上，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协商，也没有投票表决。只是每位村民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这见解也并非全然无用，因为这样的会议都会特约一位公证人，他还充当书记员，当场制定会议纪要，将每个村民的见解录入其中。

这让我们完完全全地认识到：即便是最为极权的政体，也可以套上民主的套子。那些毫无实际内容的泛泛的选举制度，以及与这种制度相匹配的真正的自由实质——这两者的对比能让我们深刻地看到旧制度既想要压迫民众，又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教区的所谓民主会议，实际上和城市政府一样，仅仅能够表达各阶级的意愿，但却毫无独立行使权力的能力。只有当统治者想让它讲话时，它才能发出声音。这种会议想要召开，必须获得总督阁下的明文许可，不仅如此，还需要完完全全地臣服在他脚下，做出一副心甘情愿的恭顺模样才行。即便会议全数通过某个意见，它也没有能力执行这个意见，不能出卖不动产，也不能购买和出租，更没有申辩的权力，除非御前会议希望它这样做。教堂的屋顶破旧渗水，牧师的宅院墙壁坍塌，即便做这样细微的修缮事务，也要获得御前会议的决议。一个教区，无论距离巴黎有多远，或者有多近，都要按照这个流程获取财政审批。我曾看到一份某教区上呈给御前会议的陈情书，烦请御前会议授予他们从银库中支取25里佛的权限。

确实，管理民众的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这些候选人往往都是总督或其他小团体指定的，而在选举时，候选人往往都是全票通过。甚至在某些时候，总督废除了那些民众自发选举产生的结果，而亲自插手税务官和理事的任免，并且对一切其他选举进行无限期终止。这样的事件，在法国司空见惯。

这些社区官吏命运多舛，实在令人唏嘘，其处境悲惨，找不到还有什么人能与他们相比。中央政府最为基层的代表是总督代理，总督代理们用自己的职权逼迫社区官吏们百般顺从，并动辄处罚、罚款，甚至将之下狱。即便其他一些地方还有某种制度去保障民权不被封建制度及其走狗践踏，那么在这些乡村是不可能找到这种制度的。1750年，某位总督回忆道：“想要制服那些乡下刁民，其实很简单：那些私下抱怨中央政府的乡村小官们，只要把他们扔进监狱，再强迫这些村落支付骑警队的巡逻费用，就可以了。”因此，教区的行政职务不但不是荣耀，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累赘，人们往往想方设法不让这种累赘落在自己头上。

但不得不说，这种旧的教区体制，对于农民来说，即便是表面的民主，竟也弥足珍贵。直到今天，在大革命创造的所有称得上自由的事物之中，农民也只理解一种自由，那便是教区自由。而唯一能让农民感兴趣的公共事务，也还是教区自由。把全国的政权交给一个人去把持并对此心安理得，但又因不能在村政府中想什么说什么而聚众闹事：这种最空洞最没有实际内容的民主形式，怎么会在农民心中留下如此重的分量呢？

我在上文所述的城市和教区的政治风貌，几乎可以在所有具有一定自主性以及集体向心力的团体中看到。

所以，由此看来，旧制度在这一点上与今天无异：在法国，没有哪个团体在处理各自的政务中拥有真正的独立意识，无论是在城市、乡村、庄园、慈善院、工场、修道院、学校……它们甚至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置自己的财产。旧制度下，政府对所有法国人和他们组成的团体进行管理监督，与今天别无二致。如若非要说“管理监督”这个强横专制的字眼在旧时代没有被创造，那么至少，其事实在那个时代已经留存了。

［1］译注：代议制是指国民通过选举代表，在某特定国家机关中代理自己履行政治权力。

［2］译注：奥古斯都，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前27—公元14年），他声称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将罗马由共和制改为帝制，开创了罗马帝国。

［3］译注：寡头政治，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一人集权的专政和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民主政治。

［4］译注：里佛，旧法国货币计量单位，一般又译做里弗尔、法镑、锂。

［5］译注：总督辖区可以视做财政区，但两种称呼的侧重点略有不同。总督辖区是旧制度下最重要的行政区划，大革命前夕法国的总督辖区共有34个。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免责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法国的普通法庭［1］是政府难以插手的，在当时的欧洲，没有哪国的普通法庭有这样的司法独立性，但是，也没有哪一国像法国这样频繁地动用特别法庭。普通法庭与特别法庭之间紧密而微妙的联系超乎人们的想象。法官本身地位超然，国王无权插手他们的任免，更没有给他们升职的权力。也就是说，国王对法官不能用加害手段来威逼，也不能用高官厚禄来利诱，他对法官没有任何控制权，因此，国王感到这种司法独立性大大地妨碍了自己的行动。这种法兰西特有的司法现状，令国王不得不想办法让法庭不去审理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所以他独创了一种新法庭，这法庭与一般法院具有相似的外表，然而能够令国王本人安心的是，这法庭独立于一般法庭，受制于自己。

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大部分的德意志城邦，普通法庭绝对不可能取得它们在法兰西那样的独立地位，政府可以插手法院事务，自然也就无需怎样防范，更不用设立行政法院。国王在这些地区完全可以控制法官，也就不需要任命司法专员。

行使君主制度的最后一个百年中，产生了大量的国王敕令和御前会议决议。如果你用心细细品读这些文件，就能看出政府在下达一份行政指示后，往往会给出一个注解：此指令可能会被提起诉讼，或由于其施行而引发诉讼，必须上呈各省总督或御前会议。这条注解往往是这样写的：“此外，奉陛下谕令，本次行政指令及其附带指示如引发任何争讼，则必须交给御前会议抑或总督，普通法庭和法官对此案无任何管辖权。”

然而有一些案件的渊源是传统法律或旧有的社会惯例，不涉及御前会议的新决议，因此御前会议就缺少对这种案件形成书面上的干预能力，所以御前会议干脆直接从普通法庭手中抢走这类的案件，由自己来进行审判。［2］这种提审令，充斥于御前会议的行为记录册中。一开始，这还算是破格行为，然而，慢慢地由于御前会议的提审越来越频繁，简直变成了一种新的司法体制。虽然这本身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每一个执行者都有这种觉悟：普通法院无权审理那些涉及公共利益或行政命令引发的诉讼，他们只对涉及普通公民的民事纠纷具有管辖权。要证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只管找到那些公文即可，其思想根源，明显属于旧制度。

事涉税务的诉讼案件，大部分交由总督和御前会议审理；事涉大车辆运载、大客车运载、公路治安、公路路政、河流水运之类的公共事务诉讼也尽交由总督和御前会议审理。总之，从那时候起，御前会议设立的行政法院便有权审理一切涉及政府行为的诉讼了。

总督对此更是殚精竭虑，他们用尽所有手段令政府对司法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常撺掇财务大臣和御前会议继续扩大这种司法干预。曾有一位官员给政府的篡夺行为找到各种借口，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法官绝对应该对法律忠诚，不可知法犯法，同时必须对违法行为不留情面。但是，行政目的的违法是可以被原谅的，御前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应该永远拥有豁免权。”

这一条认知，让总督和御前会议的所作所为越发跋扈起来，他们经常插手与公共事务没有明显关系甚至明显与公共事务无关的诉讼。曾有一位贵族，与邻居发生了纠纷，法庭宣判之后，不满意法官判决，便上诉御前会议提审此案。御前会议的特派监察员核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案只涉及私人权利问题，属民事纠纷，应当由普通法庭受理。然则如果国王陛下许可，那么他自有审判一切案件的大权，并且无需说明理由。”

有些平民动用暴力扰乱了公共秩序，一般来说，他们会被直接押往总督或骑警队驻所。这类案件，一般是由粮食涨价而引起的，民众不满意这种涨价故而爆发骚乱。这些案件都被绕开普通法院提审。总督则亲自搜罗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士，由他委任，组成一个类似临时法院的机关，去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有幸看到过一些以这种方式审理的案子，其判决有服刑、苦役甚至死刑。直到17世纪末，很多刑事诉讼案件仍由总督审理。

近代的法学家曾经向我们证明，大革命爆发后，我国政法体系进步非凡。他们这样说道：“在旧时代，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家，曾导致很多混乱状况。大革命之后，人们将它们割裂，司法与行政各行其是。”他所谈及的进步，首先有两个大前提，我们决不可不顾：一方面，在旧制度下的司法权经常越权，其行为往往超越了司法权的本身属性；另一方面，司法权又从未完完整整地履行其职权。这两方面都存在于旧制度的司法体制中，只看到其中一面，是不可取的。法院经常性地被委任去制定行政制度，这显然超出了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而法庭又经常在审理某些诉讼时被横加干预，这显然也是自身职权无法履行的证据。当今，我们已经将司法机关从行政体系中抽离出来，因为旧制度将两者混淆在一起是欠考虑的。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行政系统却仍然常常介入司法审判的职权范围内，而我们对此并无反感和抗拒。其实，这两种权力无论怎样混淆都很危险，但是，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权力明显更为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本身有害，可是如果行政干预司法，那么民众则会因此而迷乱，这使他们既拥有革命激情又被赋予了奴性。

近60年来，九部或者说十部宪法在法国得到了永久性确立。其中一部有这样的程序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倘若没有在之前得到许可，则不许通过普通法庭提请诉讼。这条程序着实有它的高明之处，因此，人们废除了一部又一部宪法，但却把这个小条文拎出来，并一直加以保存。即便是大革命的怒火都没有将这几行字烧尽。行政系统的官员们，把这条程序法授予自己的司法干预特权，看做是1789年的伟大功绩。可惜的是，他们对这一问题完完全全地搞错了，因为，政府一直都在用各类手段不让自己的官员受制于法庭，不让自己的官员向普通民众那样低头认错，即所谓维系行政系统官员的尊严——无论是在君主制度下，还是今天，政府一直如此。只不过区别是，在旧制度下，君主政府是依靠专制的、蛮横的、不合法的手段才能保护自己的官员，而大革命之后，政府开始合法地让自己的官员行犯法之事了。

在旧时代，倘若法庭希望对中央政府的某位官员传达诉讼状，则必须想办法绕过一道御前会议决议，那就是：普通法官无法审理此案，此案即可转交御前会议所任命的司法专员提审。当时有一位行政系统的官员为此辩解道：一个官员一旦被司法系统攻击，那么法官们必定对这位官员形成不好的看法，这种看法一旦蔓延，王权将被威胁。这种案件提审不在少数，其频率之高几乎天天都有。不仅行政要员，就连一名芝麻官，只要与政府行为相勾连，就可以在社会上除政府外天不怕地不怕。路桥工程局曾派遣一位工程师负责徭役，而一个被迫出苦力的农民被他迫害，于是将之告上法庭。御前会议知悉后立即提审此案，而路桥工程局总工程师在一封写给总督的私信中，这样谈论此事：“那位被告的工程师或许有不对的地方，但我们也绝不应该任由事态向恶性蔓延，对于路桥局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如何让此案避开普通法庭，让普通法庭对此案既不能听取陈诉，也不受理立案。否则，一旦开了这种先河，那么民众必定会因为服徭役的愤恨而不停地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的工程将受到严重滞碍。”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个国家工程的承包商，在邻居的田地里私自拿了一些物资，总督知悉后向总财务大臣疾呼：“我真的难以向您阐明放任此事的恶果有多大：将政府工程的承包商交给普通法庭审判，这简直是骇人听闻，要知道，普通法庭的原则和我们政府的原则，几乎没有任何能够互相通融之处。”

这短短的几行字，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杰作，然而说了这些话的官员，其态度与我们今天的人是多么的相像啊！

［1］译注：普通法庭即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生效并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庭，相比之下，特别法庭则只对一些特定的社会个体或者案件生效。在法国，司法独立的精神由来已久，国王和政府难以直接干预普通法庭运作，于是设立了许多特别法庭，将许多案件的管辖权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

［2］译注：提审制度在司法独立的社会中往往指上级法院将下级法院力所不及的案件进行管辖权提调，由自己越级审理。但在旧制度下的法国，没有司法独立可言，所以御前会议的提审成了行政系统对司法系统最大的干预之一。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如何侵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被摧毁

讲到本章，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面三章所描绘的旧时代法国风貌：全国政府皆被一个中央机构管辖；全国所有政务皆由一名大臣来总领；在各省，大小事务也都交给一名官员独断；没有任何行政机构处于附属地位。也就是说，没有哪个部门在进行行政活动时需要得到许可才能进行；政府下设特别法庭干预司法，它审理一切事关公共事务的案件，包庇一切政府官员。

根据我们对中央集权制度的了解，上述现状难道还不能被称为中央集权制吗？即便同今天的中央集权制度相比，旧制度中央集权的运作方式并不十分明确，其规模相对较小，存续更是谈不上稳定；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央集权制。从其确立以来，从未对其根本制度进行过增补或删改，只要把其周围衍生的事物去除，这种中央集权马上就可露出原貌。

这些制度本来是法国独有的，然而在后来，制度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其他国家和无数地区争相模仿。我们马上就要探讨，这种中央集权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大革命之后开启的新时代新政体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些新近产生的制度，何以在法国大革命摧毁的封建残骸中死灰复燃呢？

要知道，这是一项需要毅力、头脑以及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的事业，仅仅依靠暴力和弄权绝对难以达成。大革命爆发时，法兰西古老的政府大厦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波及，甚至可以说，人们在其相应的制度上重新建立了另一座新的政府大厦。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为了这种集权制度的建立这项艰深而宏伟的社会工程，旧制度政府曾有过精打细算与宏远规划。政府似乎仅仅是从本能出发，本能地让自己把所有行政权力抓在手里，政府以下的各级官员尽管为人各不相同，但这种本能却惊人的一致。政府保留了古代政权中所有的那些名誉头衔，但却悄无声息地削弱这头衔之下的真正权力，政府从未把这些东西放开，而只是想要将之从原有领域里引离。政府利用一部分人的懒惰天性和另一部分人的自私心理，便篡夺了旧政权的位置。政府利用古老制度中的一切弊病——从来不去将之纠正，而是利用弊病而对它进行篡夺。到最后，政府创造了总督这个新事物，这是一个在旧制度创生时完全不存在的新事物，而总督这位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则篡夺了旧制度的唯一实权。

在政府进行的篡权大业中，唯一遇到的滞碍就是司法权，而即便在这个领域，政府最终也还是掌握了其大权，而政府的反对者最终握在手里的也只是权力的一部分虚幻投影。政府并没有试图将高等法院完全排挤出行政领域，而是逐步扩张自己的职权范围，到最后实质性地对行政权力进行近乎完全的占有。而在某些突发性的非常时期，比如发生了饥荒，法官们似乎从喧嚣的民怨声中得到力量而充满了能动性，政府便趁机假意让权给高等法院，允许他们风光一个阶段，这些阶段在历史上往往有些动静。但是当事情平息后，政府就会按部就班而悄无声息地重新拿回暂时让出的权力，并将所有行政司法机关事务统统抓在手中。

在高等法院针对王权的一系列抗争中，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抗争的重点都集结在政策性问题上，而不是集结在政府问题上。通常，新税法是这类问题的实际表现，换句话说，法院与政府双方所抢夺的并非行政权，而是立法权，因为双方的天然职权范围都不包括立法。

大革命越是接近，斗争形势就越是如此。民众怨声载道之时，高等法院也逐渐进入行政领域，同时，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把手腕玩得更加纯熟更加老练。而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行政问题，越来越排斥高等法院的介入，法官以前的身份是行政官员，现在则变成了保民官。

而时代越是更替，政府就越有新作为，因为法庭的灵活性远远不及政府，新型的诉讼不断涌现，但却没有旧的法典和判例作为依据，这种现状几乎完全违逆法庭的规程。以至于到后来，社会飞速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而每一种新事物，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获得权力的渠道，因为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对这些新事物作出积极应对。

法院的职权范围是恒定而死板的，然而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却可以随意调整，所以随着文明的不断增长，政府职权也就越来越大。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那些无处不在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彻底地撼动着法国人的传统观念，而想要调整社会形态作出应对，也只有中央政府有此能力。大革命在打倒这个中央政府之前，反倒使这个政府向更加完好的方向发展。就像其他得益于新思想的事物一样，政府本身也完好起来。我在细读中央政府档案时，发现了一点让我甚为吃惊的事实：1780年的行政总监与各省总督，比起1740年的行政总监和各省总督，几乎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之后的中央政府得到了更新，官员名称未变，但其风貌却焕然一新。随着政府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张，它自身的运作也变得更为规范，更为开明。到后来，即便政府得到了所有的权限，但却反而变得温顺起来，压迫民众的政令越来越少，疏通民怨的政令越来越多。

法兰西大革命最初的奋斗目标是将庞大的君主制度完全捣毁，但它却在1800年被复辟。这通常被人们认为是1789年确立的那些新原则的胜利，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胜利者依然是那些旧制度，因为它们在那个时候几乎完全被还原，并且得到了重新固定。

倘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新社会能够容纳旧制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又是怎样在新社会得以确立的，那么我将给出这样的答案：如果大革命并没有取缔中央集权制，那就意味着，这种旧制度正是这场革命的标志和开端。如果要进一步分析，那就可以说，当贵族政体在社会中被颠覆，那么民众将自然而然地心向中央集权。而且，阻碍这种心理倾向要比利用和引导这种倾向困难得多。其实，民众天然地具有某种向心力，令所有职权最终走向一处，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必须凭借大量的伎俩才行。

大革命让民主制度取代了旧制度的诸多政治体制，然而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中，中央集权制拥有着天然的存续地位，也因此，人们毫不怀疑地秉承着对这个错误的认知：中央集权是大革命所带来的业绩之一。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格和风俗

在旧时代，总督与其上司和下属之间会有通信往来。所有读过这些信件的人，都对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大加感叹，而这种相似性甚至让行政官员的活动都极为相像。两个时代的官员们仿佛手牵着手一般亲密，但别忘了他们之间可隔着一条名为大革命的万丈鸿沟。而两个时代的民众也是如此。立法权对于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在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从未如此鲜明。

一种新的政治意图开始在各部大臣之中逐渐形成：政府要在法兰西的首都洞悉以及处理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而时代越是发展，政府越是完好，这种政治意图也就越是强烈。演变到18世纪末，无论在法国多么边远的地区建立一个小小的慈善工区，也都必须把开支预算、规章制度、场所选定等重要事宜交给总督亲自审批。其实，18世纪中期，具体来说是1733年左右，达尔让松先生就对此有过细致的描述：“那些大臣要处理的各类事务，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没有他们，一切行政活动都无法有效实施，只有经过他们，一切才能达成。而如果他们的能力配不上其掌控的庞大权力，那么手里的行政事务就不得不交由手下的具体理事官员处理，这样，便扩编了真正掌权人的队伍。”

行政总监对于其下属呈给自己的报告的详尽度有着很高的要求：不仅要对事务进行详尽报告，同时也要有涉及个人情意的详尽报告。而总督要对此进行核查，将报告中的一切情报一字一句地对总督代理重复一遍，仿佛他亲临其事。

政府发明了数以千计的情报甄别方法，只为了能让巴黎的御前会议能够对法兰西的一切事务都有所了解并能有效掌控。这种模式要产生如山高的书面公文，其程序自然慢得让所有人都失去耐心。我阅览过诸多审批文件，其中有不少是小如教区钟楼修缮或牧师驻所修整这样的事，而其中没有一个请求能够在一年之内得到审批，通常都需要在两年甚至三年后才能得到批准。

1773年3月29日的某一份御前会议决议中，曾对这个现象予以认同：“行政效率的低下导致所有审批手续被拖延得遥遥无期，而这激起的普遍怨愤是最为正当不过的。但是，手续审批流程却也是绝对必要的。”

我以前认为，只有我们今天的行政官员才会把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各类统计工作中，但实际上我错了。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那几年，总督手中掌握着人们印好的各类小型报表，报表由总督代理和各教区的理事官撰写。行政总监对于上呈给自己的报告，有着很高的要求：必须对各地土地特性、耕种情况、出产类别、作物产量、牲畜数目、手工业以及居民行为习惯有着详尽的记述。而通过这种方式上呈的报表，与今天的专区区长以及市长所上呈的报表一样，看似全面无比，实际上却并不真实。总督代理以这种方式上呈的对其治下民众的评语往往都是负面的：“农民们有着天生的慵懒习性，只要没有饿肚皮，就绝不会去工作。”这种说法和认识，在行政体系中经常能够见到。

其实，一直以来，行政语言都没有发生大变化。它们的行文都是毫无文采，用词模糊不恰当，语句软绵绵毫无力道，全文如同嚼蜡。其撰写者的性格被淹没在广泛存在的平庸文章之中。省长的词句与总督的词句，看起来似乎如出一辙。

直到18世纪末，狄德罗和卢梭的文采才开始广泛地流传开来。在用通俗语言进行乏味的行政叙述时，这些作家天生的悲天悯人打动了那些官员，甚至包括财政官员。通常，行政文书里充斥着枯燥而无意义的套话，而在这个时代变得有些真情实感，可以触动人心。某位总督代理曾对身在巴黎的总督这样说过：“一种强烈的感觉在我履行职权时扼住了我，我的心充满了怜惜并为此感到阵阵创痛。”

当时的政府跟今天很相像，会对各教区发放慈善赈济物资，条件是居民要做出一定的捐助，当他们的捐助数额充足时，总督会在物资清单上写下：已阅，满意。然而，有时候民众捐助的数额十分巨大，总督则大笔一挥：已阅，满意并且很感动。

所有的行政官员几乎都有资本家的背景，他们已然形成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自己独有的思想内核、行为传统、道德准则、自尊心和荣誉感。他们是新兴的贵族阶层，一经形成，便生机旺盛，只等一场大革命给他们肃清空间。

法国政府具备一些足以令它独立的特质：无论是资产者还是旧贵族，无论是谁，想要绕开政府而去干涉公共事务，这些人都对政府怀着一种很强的敌意。即便是那些自主建立的最小的团体，只要它想要不去依附政府而取得独立地位，那么也会令政府产生足够的戒备。一个自由组成的聚会，无论规模多小，也无论抱着怎样的目的，都会让政府看不顺眼。政府唯一愿意看到的社团，就是那些由他们自己出面组建，甚至是由他们完全操控或主管的社团。总而言之，公民以任何方式造成了或可能造成了公共事务的插足，政府都不乐意看到。即便社会因此而缺乏生机，他们也不愿意与他人角逐。但是，由于这种压迫会令人产生不满，所以政府必须让法国民众稍微尝到些甜头，于是，讨论事关宗教、学术、道德乃至那些停留在理论阶段的政治话题，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只要人们不去公开评论政府——即便是代表政府的最为基层的官员，也不行。老百姓如此放肆地去谈论那些基本道德，甚至质疑上帝，政府都对此持以漠不关心的放纵态度，原因是，这些事情与政府无关。

18世纪已经产生了与报纸差不多的刊物，人们普遍称之为“加泽特”，这类刊物的主要内容以诗歌居多，而正义性的时政文章不多见。但即便如此，政府也仍然对这类小刊物馋涎欲滴。对于各种出版书籍，政府很宽容，然而对于报纸，它的审查却异常严格。但是，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便不能随便将之取缔，于是，政府便想方设法地让这类报刊成为自己门下的走狗。1761年，御前会议曾对各省总督下达过一个通告，向他们宣布国王路易十五制定的新法令：即日起，政府有权审查《法兰西报》［1］，并负责其版印。通告原文为：“国王陛下希望此报纸能够凌驾于其他报纸之上，并使之更添趣味性，因此，你们需要将各财政区里发生的、能够令民众感兴趣的一切事物，尤其是有关于物理学与博物学的奇闻轶事，尽皆发函呈报于我。”这份送达各总督的通报中，还有一份附文，介绍这种报纸的情况：虽然这份新报纸比以往的报纸期刊印刷频率更高，内容更丰富，但订阅价格却更加便宜。

总督收到了这些通告后，便致函总督代理，命令他们贯彻通告的精神。但是总督代理在最初阶段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哗众取宠效果的段子，于是总督大臣开始撰写第二份通告并逐级下发，严厉申斥各省官员之无能：“国王命我告知尔等，必须对此事严肃对待，必须将此命令确实下达！”这样，总督代理们终于有了动作，各类花边新闻上呈到政治最高层：某盐贩子因走私被判死刑，并在被杀头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某妇女怀胎数月，临盆时竟生下三个女婴；某地爆发了一场惊人的暴风雨，但更惊人的是此地毫无损失。有一位绅士曾经表示，他逐字逐句地细读报纸，却没有发现任何重要新闻，不过他仍然打算继续订阅，并给所有有学问的人翻阅。不得不说，这个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某大臣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说：“国王陛下费尽心力亲自审查报纸的各项措施，并利用种种手段将这份报纸赋予了极大的名声和荣耀，希望它能够拥有一定影响力。然而最终结果却令国王表示很不满意：他的圣意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历史就像一座画廊，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原创作品，反倒是复制品居多。

但是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法兰西中央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刻意像南欧那些政府学习，那些国家当局碌碌所为只为了一件事——把一切都陷于贫瘠。法国政府对自己的责任非常明确，并且具备了很高的能动性。虽然这种热情常常得不到正面回报，有时甚至会得到负面回报，但这也只是因为政府有时想达成的目标超过了自己当前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任何人的能力。

对于能够起到根本作用的深刻改革，政府并不热衷，要么不去进行要么进行到一半就宣告放任不管，而这些改革恰恰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才有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政府不停地去对某些局域范围内的规章或法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其司法非常不稳定，导致在行政领域内每个人都焦头烂额。一个又一个新法规在官员们还没有掌握其立法精神时，便发到自己手中，他们还要听从上级调遣，于是越发左右为难。一个基层官员甚至直接向行政总监抱怨这种朝令夕改，他说：“这些年中，财政条例的更替就足以让任何官员，即使是终身制官员，都没时间处理具体事物，因为他要去研究新法规。”即便法规本身没有变动，但执法方式却几乎每天一变。我无法想象，法律在那个时代被如此藐视，直到我查阅了旧制度政府残留的那些秘密文书，其中有一部分记载了当时的政府工作态度：不但法律被民众藐视，甚至也被执法者藐视，缘于那个时代没有议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各级官员及其手下往往胡作非为，行事专横跋扈，行政条例朝令夕改，而这些都得不到任何申斥。

不少御前会议决断的渊源是以往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常常是在近几年制定之后，只被颁布而未被施行的；都是经过绝对正统渠道进行记录的国王敕令、宣告、诏书，但是在其施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被扭曲了。一些总督与行政总监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明白政府的手段：最大程度地允许人们援引独立于法律的判例，而不是按照法律本身的精神行事。所以，御前会议决议很少公然践踏法律，但是，它会根据某些实际情况，为了自己行事的便利，将法律偷偷地向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向扭曲。

某个国家工程的承包商曾经要求政府免征自己的入市税，其总督针对此事致函御前大臣，如此评价：“根据我们刚刚颁布的国王敕令和御前会议决议，法兰西国境以内不分身份，人人皆有纳税义务。但是所有通晓法律事务的人都明白这里的实际规则：尽管这些摊税和其他各类罚金制度一样，被书写在明文的各类敕令、决议和通告上，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执行的时候，并不妨碍法外措施。”

这就是旧制度的一大特征：条文规章写起来严厉强硬，但实施起来却没人把它当回事。

想要根据法律制度去描摹那个时代的行政体系，无异于缘木求鱼，任何想要这样做的人最终都会走向歧途。法国国王曾在1757年颁布了一个宣告，其规定，所有撰写或印刷的书刊，如若违反基督精神或当代政府精神，其作者将被判处死刑，而贩卖这类书刊的书商或书店，也会被判处相应的惩罚。按说，有这条严厉的宣告，那么法国岂不是又回到了圣多米尼克时代？不是，这个时代，伏尔泰［2］是最为推崇的文坛巨匠。

法国人对于法律的藐视态度着实令大家感叹：这些法国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啊！可以说，旧制度下的法国臣民，脑海中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所有的陈情者都在要求当局为了其自身利益而把现行法规搁在一边，其用词威严、态度坚决，就仿佛他们正在要求对方遵守法律一样。是的，只有当他们想要违法时，才会援引其他法律来帮助自己违法。相比之下，民众更愿意服从当局，当然这种服从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出于长久以来的惯例。稍微想一下其中的关系：如果民众因某事而掀起群众热情，那么无论多小的事由都可能会把这种热情变成暴力，民众就此变成暴民；而此时镇压暴民的，也是政府的强权和暴力。整个过程中，法律没有丝毫用途。

在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还不像之后那样全面和富有活力。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摧毁了中央到臣民之间的其他行政机构，那么，在中央政府到单个独立的法国人之间，便只剩下了一片庞大的空阔之地。人民因此仰望时只能看见中央政府，因此中央政府也就成了法国社会这部机器的唯一动力枢纽，是公共秩序的唯一代言人。

那些诋毁政府的人所撰写的文章比任何言语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大革命之前，积压已久的集体思维混乱，并开始越来越影响这个社会，很多事关社会与政府改良的新政体构渐渐地跃入人们眼帘。这些改革者的目标或许不一样，但他们的手段都只有一个：借助中央集权来消灭一切滞碍，再根据自己的构想，建立新社会。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完成这一切。他们认为不应该限制国家权力的蔓延，唯一需要注意的只是如何恰当地使用这庞大的力量。有一个贵族，他仍然对陈旧的贵族特权极为痴迷。他叫老米拉波［3］，他毫不留情地把总督叫做僭越者，并且预言，如果把法官的任免权力都交给政府，那么法庭不就会变成政府特派员的办公室？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得到米拉波的信任，他认为，想要实现他心里的幻想，就必须也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

这些思想只是出现在书刊公文中吗？不，它们存在于人们深深的脑海里，与行为风俗融合，进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部分，甚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帮助，那么任何事务都不存在完成的可能。种田的农民性格较为叛逆，不把戒律和权威当回事，但他们也认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要依赖政府，如果没有进步则是政府的过失，因为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和客观帮助。一个老农民写信给总督，言辞之激烈似乎昭示大革命的必然爆发：“为什么政府不派遣专员，去各地查探农作物生长状况，不去教育农民如何更好地种地，不去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合理地管理牲畜、怎样喂养他们、怎样让他们健康、怎样驱赶他们，以及在哪里卖掉他们？有作为的专员简直应该得到加倍的薪水，而最棒的农民则应该因为种地种得好而获得勋章。”

派遣巡视专员，办理十字勋章，这些办法可不是萨福克郡的农夫能想得出来的！

只有政府能够保障公共秩序井然有序，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因为民众只敬畏骑警队，所以有产者也只信赖骑警队。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骑警队的骑兵们已经不仅仅是秩序的主要维护者，更是秩序本身。吉耶纳省议会有过记录：“那些什么都不怕的混世魔王，只要远远地看到骑警队的骑兵出现，便低眉顺眼起来。此事被所有人看在眼中，人尽皆知。”因此，每个人都希望此刻有一队骑兵在家门口逡巡，而这种请求的书面公文在总督的档案室里随处可见。但是，似乎没有人想到，躲在保护人后面的或许就是主人。

在贵族们逃亡到英国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英国竟然没有这种自卫队。

对此，他们相当震惊，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开始瞧不起英国人。其中一人，虽然有些才华，但其教育程度并没有令他能够有效地处理他看见的一切，他这样写道：“以下所说是我确实所见之事：英国佬被盗窃之后竟然感到庆幸，说至少他们不需要骑警队保护。这些英国人对于一切公共秩序紊乱都感到愤怒，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些罪魁祸首回到社会里之后，却深感欣慰，认为法律的力量胜过一切。”他就此事评论道：“这些谬论也并非是所有英国人都秉持的，有些聪明人的想法与此相反，久而久之，这些聪明人的观点必将成为主流。”

英国人的这种奇特状况，或许与他们性格里天然的自由成分有关，但这是这位贵族所没有想到的。他习惯性地用更加科学的原因解释这种状况，他这样分析：“气候潮湿，空气沉凝缺乏动力，这使人的性格日渐灰暗。在这样一个国度，人们天性严肃。所以，英国人总是爱关注如何治理国家，而法国人则与此完全不同。”

政府就这样变成了上帝，人们为了自己的需求，便开始向政府祈求。各类陈情书铺天盖地，虽然都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但真正目的还是为了些许私利。所有这些陈情书被堆在大文件箱里，这里成了旧制度下唯一一个容纳了所有阶级的地方。然而细读这些陈情书，却令人不免有些忧虑：农民要求政府补偿他们损失的牲畜和房子；有钱人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开垦荒地；工场主要求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特权。而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制造商们以生意不好为由，恳请总督代为向总监阁下申领救济或贷款。似乎有一笔基金就是为此而设立的。

有时候，甚至连贵族也玩起了这套把戏。由于身份高贵，他们在陈情的时候态度傲慢。二十分之一税是贵族陈情者的主要陈情事项。御前会议给贵族们制定的税额，是根据各省总督的书面报告而定的，所以贵族常常致函总督，请求税务上的宽大处理，比如延期或减免。这类陈情书很多，书写者都顶着爵位，有封地，常常是一方领主，他们的口吻大同小异：写这封信是因为年景不好、收入不足。按当时的社会惯例，贵族只称呼总督为“先生”，但在这些陈情书中，贵族与平民一样，叫总督为“阁下”。因此，贵族的傲慢与其贫困现状纠缠在一起，这就显得十分滑稽。一个贵族在陈情书中这样写道：“一位贵族的父亲和一个平民的父亲一样，被毫无情面地课上了二十分之一税，您那敏锐的心怎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8世纪经常发生饥荒，而一到灾年，财政区的居民就都纷纷向总督求救，似乎他可以变出粮食。事实上，每个穷人都向政府抱怨，甚至那些难以避免的天灾也被认为是政府的过失。就连季节失衡、气候异常，也要埋怨政府。

本世纪初，中央集权制在法国毫无滞碍地重建，对此我们不必感到任何讶异。1789年的革命志士曾经把它推翻，但是其留在人们心中的根基却并没有被伤害，那些革命者心里也同样有这种根基。有了这种根基，中央集权制也就能在霎时间重新崛起，且更加坚不可摧。

［1］译注：《法兰西报》是法国的第一家报纸，半周刊。1762年成为法国旧政府的喉舌。大革命爆发后，改为日报，并更名为《法兰西国民报》。

［2］译注：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是启蒙思想的旗手。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黑暗和愚昧，歌颂人性的美好。他的思想后来被认为是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之一。伏尔泰曾被流放，而在晚年则大受欢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知道他的名字。

［3］译注：老米拉波，前文提到的米拉波的父亲，著名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

第七章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首都如何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篡夺了整个帝国的控制权

首都之所以力压其他地区成为王国政治中心，不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也不是因为人文文化的优越，更不是由于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政府的性质决定了这一现象。

伦敦人对于不列颠群岛的行政并没有产生巨大作用，即便伦敦人口数目与一个王国相等。

也没有哪个美国人会认为联邦命运应该操持在纽约人的手中，即便纽约人自己也不会认为凭借自己而不接触他人的力量就能够指挥美国各级政务。而在今天，纽约人口与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口，数目相当。

巴黎在一开始也并没有这样的重要性，在宗教战争［1］时期，巴黎在王国各部的人口比重已经不比1789年的巴黎低。然而在那个时期，巴黎仅仅是法兰西第一城市，投石党运动［2］的时期，巴黎也还不能为这个王国作任何决定。然而，到了1789年，巴黎已经成了法国的代名词。

孟德斯鸠［3］曾在1740年写信给一位友人，其中提到：现在的法国只有两个地方，巴黎和边远的外省，这也只是因为那些省份还没有被巴黎吞并。米拉波侯爵——就是那位热衷贵族特权但却有些见识的俊杰——曾在1750年意有所指地谈道：“首都地位本当极其重要，然则如果头部太大，身体必然会因失衡而导致瘫痪。首都之外诸省如果一直被视为附庸，外地臣民也一直被视为二等臣民，如果没有创造一个机制能够令这些外省人获取财富、名望、地位，那么首都将会把各地才俊都吸引过来，到最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米拉波将之称为一种影子革命，这种革命将外地所有的有钱人和商业活动，以及所谓才俊人士，都吸引到了首都。

如果认真读过前面几章便能知道这一现象的原因，这里不再重复。

当然，政府将这场革命的“胜果”尽收眼底，然而大革命仅仅以最具象的形式——令城市壮大，就足以令政府震荡。巴黎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一天天壮大，这令政府有些无措。到了17、18世纪，各国君主颁布了大量敕令想要停止城市不断扩张的势头。整个法兰西的公共活动被这些君主的政令限制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但是他们却奢望维持巴黎的小城市规模。他们不允许盖新房子，若要盖，必须花最多的钱，且要盖在之前已被划定的偏远而不引人瞩目的地区。这些政令都指明，前一道敕令并没有有效地阻止巴黎不断扩张。全盛时期的路易十四曾六次妄图阻碍巴黎扩大，但都宣告失败：巴黎依然冲破所有规章的限制，不断扩张。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巴黎比它的面积扩张得更快的是重要政治地位，而且这种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来自城外的事件而不是巴黎城内的事件。

同时，各地的自由权利都在被剥夺。各地独立的生活特质也消失不见，省与省之间的面貌特征开始彼此不分，旧的公共活动的痕迹也在被消磨。然而奇怪的是，国家反而没有因此而贫弱不堪。相反，每个地方都有能动性，只不过所有这些能动性的来源，都聚焦在巴黎。我只需要给出一个例证。致大臣的很多份出版业界状况报告书，都曾阐述一个现象：16世纪和17世纪初，外省城市也曾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印刷厂，但现在，这些印刷厂都陷入停滞：要么是因为缺印刷工，要么干脆无事可做。18世纪末相比16世纪，所出版的书籍确实已经多了很多，但是其真正思想动力只来自于中央。可以说，巴黎完全吞并了外省。

在法兰西大革命还没有爆发的时候，这第一场城市革命业已宣告结束。

知名旅行作家阿瑟·扬在三级会议召开后没多久便离开了巴黎，启程日期也就是在攻克巴士底狱的前几天。他在巴黎之见闻，同他在外省的见闻比较起来，着实令他震惊。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新政治小册子出版，甚至有些时候，一周出版多达92册。他这样说道：“即便是在伦敦，我也从未听闻过这样庞大的出版发行量。”然而，在除巴黎之外的法国就让他感觉毫无生机，人们手中几乎没有小册子和报纸。可是外省民声同样很鼎沸，可以说一触即发，只是还未行动起来。外省民众偶尔集会，也只是为了得到巴黎传来的新信息。无论走到哪里，阿瑟·扬都会悉心询问居民们的想法。“每个地方的答案都相同，”他说道，“我们仅仅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先看看巴黎人是怎么干的。”他补充：“除非这些人已经了解巴黎的想法，不然这些人连想法都不敢有。”

制宪议会在一瞬间就能废除法国的所有旧省份制度，而这些旧省份之中，有不少拥有着比君主制还古老的制度，这实在令人震惊。制宪议会将法国井井有条地划分成83个部分，这种划分方式与在美洲新世界划分荒无人烟的未开垦之地时采取的方式，没有任何区别。全欧洲为此感到惊奇甚至恐怖，它对此毫无准备。伯克说道：“谁都是第一次看到人们用这样野蛮的方法分割自己的国家。”的确，看似人们在撕裂活脱脱的躯体，但是事实上只是在分割尸首罢了。

巴黎总算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其他地方把无与伦比的权力揽于自己手中，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一个同样值得历史注意的转化。巴黎成为属于工场和制造业的工业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拥有交换市场、贸易活动、消费和娱乐产业。这第二个事实使得第一个事实更令人生畏。

事情要从很早以前讲起：从中古时代算起，巴黎已经是法国境内最庞大、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越到最近，这特征就越是显著。而随着全国政务开始在巴黎集中处理，工业家们也搬来这里。巴黎越来越像引领法国风尚的城市。一个人时尚与否，要以他像不像巴黎人为标准，就这样，它不仅成了权力中心，还成了艺术中心，也成为法兰西各类政治活动的发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也都在巴黎浓缩。

尽管我们对于旧制度的统计文献并没有多少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可以很确信这一点，法国革命之前那60年左右，巴黎工人的数量已暴增两倍；而那段时期的巴黎总人口，仅仅增幅三分之一。

工人从法兰西各地涌向巴黎，并在巴黎的几个特定地方定居，这些地区最终成了巴黎工人区。而这一现状的形成，除了上面所说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巴黎对于工业设施的立法政策较为宽松，这使得工厂置业的资金障碍在巴黎相对比其他地方要少；而且，在巴黎工人不用过于受行会师傅的束缚，而在其他地方就不这样了。在安托万和唐普洱这样的郊区，这种对于工业的特殊照顾更加可观。路易十六曾下旨，增加圣安托万区的工业特权，努力让工人们来到这个区域定居。这位可怜的国王曾经这样说过：“要让工人们免于某些事物带给他们的利益侵害，让那些妨害贸易自由的事物也尽皆消失。我们对于圣安托万区工人的保护，将变成一道新标志。”

在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工厂、制造商、冶炼炉，已出现了极大的数字增幅，这让政府警惕起来。工业的蓬勃发展令政府充满莫须有的恐惧。在诸多政治文件中，我找到一份1782年的御前会议决议，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制造业的过分激增导致木材消耗量巨大，城市的供应因此受到威胁，因此，陛下禁止在城市周围15里范围之内建造这类设施，即日生效。”但是，人口的高度密集所带来的更大的威胁，在当时并没有被察觉。

就这样，巴黎成了法兰西的主宰，并且在无意间集结起一支部队，不久之后，这支部队将成为巴黎的主宰。

而今天，人们有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共同认知：这40年来，政府如走马灯一般一届又一届地迅速更替轮换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以及巴黎那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我相信大家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我多说废话。这现象，也是君主制度在一夜之间被覆灭的重要原因，它也成了能够令其他革命在瞬间被点燃的主要原因。

［1］译注：1562年至1598年之间，信奉加尔文教派的法国南部贵族，与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之间先后爆发了8次内战，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发布南特敕令才结束。这一系列打着宗教旗号的内战被称为法国宗教战争，由于加尔文教派又被叫做胡格诺教，所以又称之为胡格诺战争。

［2］译注：投石党运动，1648年，巴黎市民为了反抗包税商的剥削，爆发了起义，并先后蔓延至外省。虽然最后巴黎的投石党运动被镇压，但各地仍有零星的运动存在。到后来，由于孔代亲王的介入，其演变成了一场法国内战。直到1653年孔代亲王被驱逐出境，运动才完全结束。

［3］译注：孟德斯鸠（1689—175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著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著作。虽然留下的作品不多，但现代西方的政法构架基础，却是源于他的思想。

第八章　在法国，人们变得彼此极为相似

任何人只要对法国的旧制度稍加关注，就能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

乍一看去，生活在旧制度中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上流人士，经常被民众瞩目的人士，他们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两样。

而这些看似别无二致的人们，实际上会被很多不容易察觉的微小事物隔开，他们就此被变成一个个新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内部，也会出现一个新的特别的一部分，这部分只顾自己，完全不在乎自己身处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种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小圈子，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众相比，法国民众缺乏合作互利、相互守望的意识，在危难之中尤其如此，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应当在第一时间将这种令人隔阂的社会掀翻在地。我想象到了这场大革命之动荡所破坏的那些使人隔绝的细小事物，我马上看到比旧制度社会联系更为紧密、更突显一致性的冷漠的社会。

前文已经论述，长久以来，法兰西王国境内几乎所有省份特有的社会风貌已经消失，这让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越来越不具有差异性。而那些仅存的差异性，更加昭示着国家统一已经到来，其中立法的一致性就是国家统一的表现。在18世纪，这种进展更进一步，国王敕令文书、御前会议决议越来越多，这些法令让整个法国按照一种方式去运作统一的行政秩序。统治者认为这是理所应当，而被统治者甚至也认为这是必要的：无论何地，无论对何人，法律必须被统一——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那30年之中的那些改革计划书中，就表达得很明显了。而这种集体思维的显现——如果我们能够这么称呼的话——在200年之前，却还毫无出现的痕迹。

省与省之间越来越求同，不仅如此，即便在一省之内，不同阶层之人也变得越来越像，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毫无相似性，至少，平民百姓以外的阶层是这样的。

写于1789年的那些不同阶层上呈的陈情书最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陈情者因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出发点，导致陈情内容也不一样，但是在这之外的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却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刚刚兴起的三级会议，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就会发现：资本家和贵族在那个时代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也要一起处理不少事物。他们彼此互相看不起，仿佛是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和资本家的特权越来越大，然而，两者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一致。

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的贵族阶层越来越贫困。1755年，一位心生悲哀的贵族曾这样写道：“虽然我们拥有特权，但是却仍然一个又一个地破产、没落，而第三等级的财产却越来越多。”那时的贵族财产依然受法律保护，而贵族的经济活动方式较之以往也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行政权力从贵族手中抽离，这导致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沦为赤贫。

人们曾认为，人类建立的各种制度就与人体本身的构成一样，除了有那些种类繁多的用以维持人体生生不息的职能器官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本源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生命的真正要素。当这种本源的要素之力熄灭时，即便人体器官依然运作，但也只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运作，此时的人体已经可以说是进入衰亡。法国贵族制度就是如此：看起来，贵族们还享有财产和身份的替代继承权。伯克甚至发现，在他生活的年代，贵族替代权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更多，也更有力度，比如长子继承权、永久性地租，以及人们所称的一切用益权。为战争所付出的大量财货，贵族已不再承担，但是他们仍然享有免税权，并且免税范围得以扩大。换句话说，即使他们没有承担相应的职责，但经济补贴并不比以往少。甚至，他们的祖辈从未得到过的金钱上的特权，他们也已经开始享用。但即使这样，贵族政治的消亡和他们权力精神的丧失，使得他们越来越穷困不堪。前文所述的大规模的土地被划分，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贵族陷入困顿之后必须把土地卖给农民。当然，他们还对土地保留着低额度的租金，但这租金也只是徒有其表的东西而已。比如蒂尔戈曾提到的利穆赞省境内，小贵族阶级均已陷入贫困，他们几乎不再拥有土地，只是靠领主特权和地租勉强度日。除了利穆赞省之外，法国的许多省份都是如此。

在本世纪初，某位总督曾写道：“在本财政区，虽然贵族家庭的数量已经多达数千家，但是，年收入达到两万里佛的家庭，不超过15家。”弗朗什—孔泰总督在1750年，对他的继任者写了一封此地风俗的介绍书，有一段是这样的：“此地的贵族很友好，但是十分穷困，然则又十分骄傲。相比以往，他们当今的境遇令他们感到莫大的耻辱。而让贵族继续保持这种窘困状态，他们便会不得不向我们乞求援助，这就更方便我们使唤他们，这种手段并不坏。”这位总督还补充道：“贵族们有一个自成团体，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祖上四代为贵族的人，才会受欢迎。这个团体并没有被正式许可，只不过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年，该团体组织一次会议，总督会亲临会场，大家在一起用餐和弥撒之后，便各回各家，而其中一部分人乘着弊车驽马，另一些人则干脆步行。想必你能感觉到这种集会有多搞笑。”

贵族陷于贫困，这种现象不是法国独有，全欧洲多多少少都能够见到。与法国一样，那些地方的封建制度都已经逐渐崩溃但又没有新的贵族制度去代替。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各邦，这种没落更加明显。只有英国，这种现状不但没有出现，而且景况相反。在那里，古老的贵族家庭不但屹立不倒，而且财富激增。不只是财富，他们在权力方面也是独占鳌头，在他们四周慢慢壮大起来的新贵族们永远只能模仿他们，但毫无超越的可能。

而反观法兰西，贵族失去的资产几乎都被平民得到，有人说，他们的壮大正是得益于对贵族资产的汲取。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制度不让资本家贫穷，也没有任何法律制度帮助他们发迹，但是他们却是不断地发迹变泰。大部分资本家都变得和贵族们一样富足，有的甚至比贵族更加宽裕。而且他们的财富表象往往相同：尽管住在城里，但他们依然把持着大量的田产，甚或是领地。

贵族和资本家的相似之处繁多，这得益于相同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他们具备了同样的学识水平，而且必须提及的是，资本家的学识也来自于那样的教育背景，都沐浴在同一束阳光下。对两者来说，教育的呈现形态都是理论性和文法性的：巴黎给所有法国人赋予了相同的为人模式和举止言谈，它已经渐渐成为法兰西风尚的唯一导向。

人们在18世纪末的时候还能看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言谈举止上的种种不同，要知道，这类细小的言谈举止以及习惯性的风尚表现，往往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变得相同。然而，在更高的阶层，人们都已经越来越相似，他们拥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甚至同样的嗜好。他们的娱乐内容相同，阅读习惯相同，语言相同，除了特权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而其他国家的同一度是否也有法国这么高？对此我深表怀疑。在英国，虽然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被一股共同的社会利益拴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的精神风貌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他们奇特的高度自由的政治，虽然能让他们建立必要的相互依附的联系，但却不能令他们彼此相同。而独裁政体则更具备存续稳定性，人们彼此越来越一模一样，却也越来越互不关注，这是独裁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九章
这些极为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小小的团体，并且彼此独立且互不关心

本章我们将会描绘法国画像的另一面：这些彼此相似之极的法国人，为什么反而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互不关心？这种状况即便是在法国之前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

封建制度在欧洲得以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贵族，想来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种姓制度。贵族这个阶级的特权根源，其实是一个社会的领导权力，因此，贵族阶层最早也只是对权力阶层的另一个称呼。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我们在此需要阐明的是：早在中古时代，贵族的特权已经随着出身和血脉进行延续，也就是说，种姓意义上的贵族已经形成。

所以，权力阶层的特质在贵族身上得以延续，他们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群体对其他人进行治理，但是这个群体内部的高低之分依靠出身而非其他。而那些连基本的出身都不具备的人则被完全排挤在这个特别而又封闭的阶层之外。这些不具备身份特权的人，或许也可以自己划分出高低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只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欧洲，英国以外的每一个地方，只要建立了封建制度，贵族就会种姓化，而在英国，贵族则再一次变成社会权力的掌控者。

在当代的国家之中，英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特质，只有透过这个特质，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英国，理解它特殊的历史、别致的精神和奇特的法律。然而，政治家和哲学家们并未对这个特质进行足够的关注，甚至英国人自己也并未有这种自觉，这种无视令我极为震惊。大多数人对于这个特质都视而不见，也无从描述。看来，这个特质从未清晰而详尽地在人们面前展示出它的原貌。1739年，在英国游历的孟德斯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目前所处的国家和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完全不一样。”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对自己这番话继续解释。

英国的国会、自由性格、陪审团制度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让英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本质特征，这本质是更为特别、更为立竿见影的某类事物。英国是欧洲诸国唯一一个能将种姓制度彻底消灭而不非改良的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在处理事务和择业等方面，没有任何不同。更可贵的是，英国贵族已经可以和平民通婚，大领主的女儿嫁给新贵族这种事，并不会让人感觉有失颜面。

考察婚姻状况实际上最能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种姓制度及其在社会民众中造成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行事障碍是否已在那里最后消灭。只有考察了婚姻状况，我们才能找到那些以往被忽略的具有决定性的某些事物。在法国，即便发展到已有60年民主历程的今天，这类特征我们也难以找到。旧贵族和新世家在各方面都极为相同，很难从外表看出其区别，然而他们之间还是不愿意与对方联姻。

人们对于英国贵族的某一特质非常感兴趣：相比于其他贵族，英国贵族更为谨慎、灵活、开放，并且一向如此。根据其他国家对于贵族这个词语的陈旧定义，英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这种阶层。

这场英国的贵族革命年代十分久远，已名不见经传，然而其革命成果处处在社会中得以昭示，其中最为活生生的证据，就是惯用语。几百年来，gentilhomme（贵族）这个词在英语中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而roturier（平民）一词甚至已经消失在英语中。莫里哀［1］在1664年写成的《达尔杜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Et, telquel' onlevoit, ilestbongentilAhomme.”（别瞧他那副模样，他还是个出色贵族。）想要将之以字面意思翻译成英文，已经不可能了。

让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把语言学和历史学融合，来考察gentleman（绅士）这个词的沿革。在英国，这个词的词源是法语的gentilhomme（贵族）一词。最初这两个词的词意也并没有发生大变化，然而随着社会活动的频繁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开始逐渐融合，逐渐接壤，导致每过一段时间，gentleman（绅士）所特指的人的范围就更大一点，这个词意可以形容的人的等级也就更低一点。这个词随着英语传到了美洲大陆，在今天的美国，这个词已经可以泛指所有公民。可以说，这个词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

而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的词意十分狭窄，并且几百年间并未发生词义变化。人们在大革命之后甚至已经开始不去使用这个词，但其词意本身竟然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指代那些具有特权的、通过种姓制度存续的社会阶层。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种姓阶层本身未曾发生变化，他们仍然与其他阶层相隔离。

这种隔离止于固步自封吗？不，经过更进一步的考察，我甚至敢断言，相比于这个词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如今种姓贵族与其他等级的分离程度反而更甚，这里面甚至出现了完全与英国方向相反的运动。

资产阶级和贵族彼此相似，但同时他们彼此的隔离更甚：这两方面不能混为一谈，这两者之中的一方不可能减弱另一方，甚至往往会使另一方加重。

在中古时期，只要一个社会还实行封建制度，那么领主领地内的所有人——其中很多并非贵族，在封建时期的语境下曾被一度称为贵族附庸——经常会在治理领地事务上与领主合作，甚至可以说，这种合作是领地转让的最重要条件。他们要和领主一同对战他的敌人，并且根据领主特权，他们每年还必须在法庭待上一段时间，帮助领主审理各类案件，统治臣民。领主法庭是封建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在欧洲所有的古代法律中，都可以看到极为明显的描述，在德意志，甚至至今如此。博闻强识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2］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的时候，打算撰写一部研究封建司法和领主土地赋税登记簿沿革的巨著。弗雷曼维尔曾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文字：“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述：贵族附庸每15天需要去一趟领主法庭，所有人集结完毕，便和领主及其手下的普通法官审理居民刑事案件及各类诉讼。”他还写道：“有时候在一个领地下能够发现80名，150名甚至200名这类贵族附庸。其中以平民居多。”我引用作者原话并非要将之充当证据，要知道这类证据实在多得不能再多了，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古代很长时间里，贵族阶层与普通农民是多么的接近，以及他们处理相同事物的合作是多么的频繁。领主法庭为当时的农村小有产者做的事情，同样的省三级会议和之后出现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本家做了。

只要看看现存的14世纪三级会议的资料，尤其是那个时期省三级会议的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并诧异于这样一件事情：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力量。

14世纪的资产者或许远不如18世纪的资产者那么富有，但在14世纪的法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更多的社会政治保障以及更高的地位。没有人质疑资产阶级的参政权，资产阶级在政治会议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时候甚至是主要角色。其他阶层每天都认为自己需要重视资产阶级。

贵族和第三等级非常自然而然地共同管理政务，共同抵抗敌人，这番景致在后来消失殆尽，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却十分常见。在14世纪，由于各种灾祸频发，所以当时的三级会议就是这种合作的典范，其甚至具有了非正规革新的特质。不仅如此，当时的省三级会议——如果是按照正规制度行事的——也是如此。奥弗涅省就是如此，三个等级共同制定亟待解决事项的处理方法，并且由三个等级各自任命专员对这一方法进行监督管理。同时期的香槟省也是一样。14世纪初，为了保障臣民自由和各省权利，避免其被王权侵占，在很多城市里，贵族和资本家携起手来，这个历史运动是被人们所熟知的。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很多历史事件简直像是在英国历史中抽取出来的一样，但在若干个世纪以后，这些景致就消失不见了。

后来，领地统治崩溃，三级会议越来越少甚至停止［3］，普遍的人民自由权利慢慢消亡，地方自治制度也被湮灭，在公共领域内，资本家和贵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他们不认为亲近对方、互相帮助是必须的，他们各扫门前雪，彼此形同陌路。而这种变化在18世纪已经令两者关系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走路的时候偶尔碰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只是竞争对手，而是仇敌关系。

法国的贵族阶层早早地丧失了社会政治权力，但其作为个人，却攫取了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权，或者加强了已有的那些特权，这一点尤为特别。可以说，虽然灵魂已经不在，但是其肢体却反而更为壮大；贵族阶层逐渐丧失了政治权力的同时，作为主人的第一奴仆，却享有了越来越多的其他特有的特权。路易十四时代的平民想要为官，比路易十六时期的平民反而要容易得多。前述状况在法国并不那么常见，但在同时期的普鲁士可以说早已习以为常。而这些特权都是世袭的，这意味着一人取得，便世代相传，很难剥夺。所以，贵族阶级距离以前的掌权者地位越来越远，越来越沦为纯粹的种姓阶级。

而且在这诸多特权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免税权［4］。我们对其稍作观察就能发现：15世纪到大革命这段时间，免税权一直在不断增长，并且国家支出越高，其增长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国王查理七世［5］在其任期内，军役税总额才不过120里佛，因此，分摊到每位贵族身上的免税权也就没有多大。而到路易十六统治法国的时候，军役税高达8000万里佛，这时免税权就显得相当庞大了。而以前，当平民只需要缴纳军役税的时候，贵族的免税权还不那么明显，但是，当政府开始巧立名目时，压在人民身上的各类税额成倍激增，而其他四类捐税也都被纳入军役税，中古世纪从未有过的各类赋税，以及一切公共设施建设和自卫队等等的负担，都被纳入到军役税，或被当做军役税附加项目的时候，贵族的军役税免税权，就已经大得十分显眼了。当然，尽管这种显眼的特权让人感到极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表面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因为免税权只局限在贵族自己，他只需要为佃户交税。即便如此，人们所认为的不平等，要比实际上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其危害要多得多。

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财政愈发捉襟见肘，所以又加了两项普遍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免税权本身却具备了一些凛然不可侵犯的特质，使得人们即便打算去触犯这项古老的特权，也要拿出表面上的尊重。人们因此变得异常谨慎，所有涉及需要贵族交税的地方，征收时也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税是一种严厉而伤害声誉的事物；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宽容和荣耀。

全欧罗巴在捐税这件事情上都存在着不平等，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捐税不平等有法国这般分明，能让人感受得这般强烈。在德意志的很多地方，大部分捐税是以间接税的形式征收。而即便是直接税，贵族特权也仅仅是能够令他们承担较小的共同捐税罢了。此外，贵族们为了保住无偿服兵役的地位，还得缴纳一些特别税，虽然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贵族无偿服役了。

捐税不平等在所有能够将人和阶级区分开来的那些制度中，是危害最大的，也最可能在这种不平等之外创造一些其他的隔离，甚至说得严重些，会让不平等和这种隔离变得没有任何挽回措施。我们直接可以用后果来证明此事：当资本家和贵族所缴纳的税额极不平等的时候，每一年的税额摊派都等于在他们之间画上一道清晰的界限，那就是阶级。所有的特权者也会感到一种极为紧迫的趋势，这种趋势让他们自己不再与众不同。想要重新变得超然于社会其他阶层，就必须重新作出更多的努力与他们隔离开来。

几乎没有哪一项公共事业是不需要捐税就能够运作的，或公共事业的运作也会导致新税的产生，这样两大阶级之间纳税额度就不平等了，那么他们也就没有任何必要聚在一起商议问题，更没有任何理由去共同感受某些需要和情感。人们通过某种方式，剥夺了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行动的机会甚至愿望，隔离两个阶层，并不用费什么周折。

伯克非常赞成法国的贵族制度，他为此对法国作了很多描述，并试图进行美化。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权力而成为贵族圈子里的一员，这一点他尤其认同，他甚至觉得这种开放程度简直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确实，路易十一为了排挤贵族，几乎在原有基础上加倍地册封新贵族。其继任者为了金钱利益更是毫无节制地卖官鬻爵。在内克那个时代，据他说，政府专门设有4000余个新职位，以便人们晋升贵族，可那时候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这种现象，或与之相似的现象。而伯克却想证明法国与英国的相似性，这不得不说荒谬至极。

英国的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并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可以说是紧密地组成了一个联盟。这种联盟——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性格有多开放，而是因为英国贵族的那一项人所共知的特征：其外在形态模糊，没有具体界限。甚至人们都不知道这些人从什么时候进入了贵族阶级，这令那些所有地位接近贵族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是贵族，能够与贵族政府合作，并且从贵族的手中得到一些荣耀或利益。

而法国则不然，法国贵族与其他阶层之间的障碍实际上非常容易跨越，但却始终没有被跨越，这是因为这道障碍有着非常令人炫目的特质，更容易被辨认，并且贵族以外的群体憎恨这种特质。而一旦跨过这道障碍，非贵族就开始享受原阶层无法享受到的特权，这就会令他与原阶层断裂，而这种特权对于原阶层的人来说，是令人无法容忍甚至被认为是可耻的。

以减少平民对贵族仇视为目的的贵族册封制度，可以说宣告失败，人们反而因此更加仇恨贵族。新贵族被原来的阶层以及与原来阶层相同的人嫉恨，这种嫉恨愈演愈烈。因此，第三等级在陈情书中反而更加仇恨册封贵族，而非原本的世袭贵族。他们不但不要求降低平民通向贵族的门槛，反而希望抬高。

1789年，获得贵族爵位这种事比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容易，而资本家和贵族之间的关系也从未像1789年那样不可逾越。贵族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切都难以忍受，资本家则想把一切带着贵族面孔的人驱逐走。而在某些地方，世袭贵族认为新贵族出身低贱，于是排斥他们。而新贵族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太“贵族”。在著名的拉瓦锡，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而当我们考察资产阶级并不把贵族阶级掺和进来时，映入我们眼帘的也是相同的景致：资本家与普通民众也是相互隔离，其隔离方式与贵族同资本家之间的完全一致。

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中产阶级，几乎都习惯住在城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贵族的特权和军役税。领主对待那些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农民非常和蔼可亲，然而对资本家却蛮横无理，政治权力的缩小，其蛮横无理越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了统治需要，他们自然也无需去敷衍那些曾经帮助他们统治臣民的人；另一方面，领主正在丧失政治权力，而他想要自我安慰，也就只能借助于无休止地行使那些表面上的特权。甚至于如果领主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不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增加资本家的烦躁。而不在地主制对此也没有缓和，因为代理人对贵族特权的代为行使会令人更加难以忍受。

但是，那些军役税以及纳入军役税的捐税能否更彻底地说明问题，我就无从得知了。

军役税及其附加捐税对于农村人的负担，要远远比其对城市的负担更为沉重。我想我有能力用很少的篇幅解释其原因，但是这对读者来说可能并无大用。因此，我们只需要明白，当资产阶级在城市里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种种办法来减轻军役税压力，甚至完全从这个负担下逃脱，但是如果他们留在贵族领地上，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独立运用这些办法。通过这类办法，他们可以不必去征收军役税，要知道，征收军役税往往比缴纳军役税要更令人毛骨悚然，这其中的原因且听我细细道来。因为，在旧制度或者说我听说过的任何一种制度之下，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之糟糕，简直无可比拟。在乡村，贵族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负担。平民中比较富有的那一部分，甚至宁可把自己的田产出租，也要去附近的城市避灾。蒂尔戈就告诉我们：“军役税让农村的所有有产者都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我曾查阅过一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证明蒂尔戈的观点。顺带一提，比起欧洲大多数国家，法国的城市更多更遍及各处，尤其是小城市众多，就是这个原因。

那些有钱的老百姓在城墙之内定居下来，没多久就失去了以往的乡村精神以及相关嗜好，而且对那些还留在农村劳作的人及其所从事的工作，现在也已经完全陌生了——即便以往彼此还是邻居。这些人走向城市之后，所有的行为便都开始只向一个方向：在其所在的城市里，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现今的绝大多数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对于自己政治职务的热爱令人侧目，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热爱是因为大革命，这可就大错特错了。再在几百年之前，它就已经诞生了，而且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想尽办法浇灌它，至今它还在茁壮成长。

把今天的职位和旧制度下的职位相比，我们发现两者并不是很相似。但是我觉得，旧制度下的职位更多，那些职权细如牛毛的小职位几乎无穷无尽。1693年到1709年之间［6］，新增职位高达四万多个，几乎每一位资产阶级成员，不管财产多少，皆可谋得一官半职。我曾作过仔细考察，在1750年，某外省的中型城市，担任法官职位的多达109人，担任执达吏职务的多达126人，这些人都来自城市。资产阶级对于公共职位的热爱简直是前所未有，只要获得一笔款子，他们便立即走门路去购买某个职务，而不是用来投资做买卖。这种权钱交易导致资产流失，进而对法国农业和工商业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竟比行会师傅的压榨以及军役税的负担造成的伤害更大。行政职位作为一种商品，只要供不应求，求职者便会绞尽脑汁，很快便能想出一个新的职务。有一位名为朗贝尔维尔的男士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论证了在某一行业内设立检查官的必要性，以及这个新职位对于公共利益的帮助，最后还声称愿意主动承担这个职位。我们之中还有谁会不认识这位朗贝尔维尔呢？一个人若粗通文法，生活无忧，就必须要跟政府职位沾边，否则简直到死都不甘心呢。某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曾写道：“根据自己的境况，所有人都想要从国王那里谋得一点职权。”

而在此处，前述的旧时代与今天最大的差异是，旧时代的政府卖官鬻爵，而今天的政府则将职位授予他人。想要获取职务，无需花银子，只需要将自己完全交给政府，手段之高明令人咋舌。

资本家与农民之间，由于住所和活动区域不同，生活方式有重大差别，而且最为关注的利害关系也不一样，因而被割裂开了。人们谈到贵族在捐税问题上的特权时，往往理直气壮地加以抱怨，可是对于资本家的特权却无人问津。想要免去那些应尽的公共义务，有数千种官职以供资本家购买：有些官职可以免去自卫队费用的摊派；有些官职免去了服劳役；还有些官职甚至能免去军役税。当时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除了贵族和牧师，哪个教区内没有几个靠着职务或者委任授予而享有特权的人？也有些情况下，那些专门为资产阶级攫取特权的职位被撤销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税者太多而导致国家收入下滑。因此，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绝不比贵族免税者少，甚至可能更多，我对此深信不疑。

享有特权的人理所应当地更加飞扬跋扈和不检点，而那些被剥夺特权的人则在心中充满了嫉恨，这些恩怨情仇都是因为那些可悲的特权。18世纪的这一百年中，人们对法国社会的认识最为清晰的，就是城市资本家对于教区农民的鄙夷，以及教区农民对资本家的嫉恨。蒂尔戈对此描述道：“每座城市都是这样，他们只能看到自己的利益，为此牺牲掉本省的农村或乡镇也在所不惜。”蒂尔戈曾对某处的总督代理说过：“你们经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种总是带有掠夺性和侵略性倾向的行为，城市对于本地农村和乡镇的行径，也是这种模式。”

在资本家看来，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其他城市人也变得形同陌路，甚至更糟。他们把大部分能踫到的本地公共开支转嫁给下一阶层，并让他们单独承担。这位蒂尔戈在著作的另一处曾讲过：城市资产阶级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重新制定城市税，好摆脱这个重负。关于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地证实过。

资产阶级害怕与民众混为一谈，他们尽可能地摆脱一切民众的操控，这是资产阶级所有独特行为中最为突出的一部分。某城市资产者曾致函行政总监：“如果国王陛下能够重新恢复市长职务的选举的话，那么最好制定法律，令选举人只在重要的绅士中产生，或者甚至只从初级法院中挑选。”

通过种种政策不断地从城市民众手中把他们的政治权利夺走，国王的这种伎俩我相信读者已经了解了。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国王的所有法令实际上都是在贯彻着这个思想。甚至，城市资产者也经常推行这个法令，有时还会提出各类建议。

一位总督曾在1764年市政改革期间询问一名小城行政官，保留手工业者和其他弱势选民参选行政官员的权利，是否是必要的，官员们如是回答：“这个权利并未被人民滥用，保留选举官员的权利对于他们的心理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但如果是从保护公序良俗和社会安定这个角度出发，最好还是把此权利交予上等人。”总督代理说，他秘密召集了六名优秀的市民，在自己的官邸举行会议，这六名优秀市民同意将选举权下放给组成上等人会议的那些团体，并由团体派出代表执行，而不是像市政官所说的那样，直接交给上等人决议。看起来，总督代理比这些资产者更鼓励民众的权利，他在转达资产者的意见时，还进一步附言道：“手工业者需要交纳赋税，却又无权控制这笔钱，这种事实实际上令他们难以忍受。而那些直接负责征税的人，由于享有税收特权，却与这个问题并无太大的直接利害关系。”

在法兰西这幅画像的收尾部分，我们再把民众剔除，来独立地考察资产阶级本身，就像我们之前把资产阶级剔除来独立考察贵族阶级一样。我们会发现，法国的那些国民，即便远离其他人，仍然被分成了无数组合。法国人就像所谓的基质一样，随着现代化学的发展，被再次分割成更为细小的粒子。我曾在一座小规模城市的上等人阶层中找到了36个不同的独立团体。这些团体有的已经十分微小，但却仍然有分化的趋势，它们总是在清查内部的异端，以便紧缩成一个单质。有些团体在这种彻彻底底的清查之后，人数已经降到个位数，但这样它们反而更加放任个性，彼此争吵不休。在这些团体中，不诚实成了光荣的标志，而且常常因不同的利益而在此分割。谁在团体中担当主角就成了他们彼此争斗的源头，这种争斗令总督们头昏脑涨。“人们终于决定圣水必须首先献给初级法院，然后才献给城市团体。高等法院优柔寡断，但是国王已将此案交由御前会议，并已亲自决定。是时候了，这个案子曾闹得全城沸沸扬扬。”如果在上等人会议上，有人让一个团体战胜了另一个团体，那么被战胜的一方将拒绝再次列席，为了保持莫须有的尊严，他们宁可放弃珍贵的公共事务职权。箭城的假发师团体曾发表过这样的宣言：“我们会用这种方式，让面包师门直面他们理所应当承受的、由他们自己引起的煎熬。”对于城市中的部分显贵拒绝履行行政职务，总督称：“因为显贵们已吸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最有钱的那几位则羞于与这些人为伍。”另一位总督说道：“如果让公证人当上了法官助理，那么其他上等人会对此深恶痛绝，因为公证人出身卑微，他们身后没有上等人家族，而且还当过书记员。”在剥夺民众政治权力时，上面说到的六位优秀市民随随便便就能通过一个决议，而当需要吸纳新上等人，并在这些人之间确立怎样的秩序时，他们就会拖沓起来。在这种问题上，他们显得近乎谦卑，谁都不敢贸然拿主意，如他们所说，“自己的做法可能令那几位同胞产生痛苦。”

法国人特有的虚荣心，就在这些小团体的倾轧和争吵中，变得更强更敏感，而他们作为市民的真正应有的自豪感却消失殆尽。刚才所提及的行会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那时候的行会成员除了能处理好会议内部的事情，还能兼顾城市的公共利益，与其他民众相谈甚欢。到了18世纪，这些人则完全自成一派，与其他人老死不相往来，而那些真正有意义的行政活动则全权交由委托人处理，并且还越来越少。可见，小团体们所图的只是私利，至于其他无关于此的事情，那便放任了。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创造个人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是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新发明的。在古老的年代，一个人不在任何团体中而自行其是，这是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但法国社会的构成，却正是这些多如繁星的小团体，而这些团体由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果再造一个词去说它，那就是集体个人主义，我认为，它为我们所熟知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个精神前提。

而最最让人啧啧称奇的事情，是这些彼此不相往来的人，却又彼此相似，只要让他们的位置彼此调换，就无法再看出什么别致的特征。而如果深究其思想根源，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把他们彼此隔绝开来的障碍物，在他们看来其实并不符合公共利益，他们更加希望统一，至少在理论上说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要坚守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取特权，但如果其他人不这样做，大家都停留在一个水准，那么他们也愿意融进一个整体。

［1］译注：莫里哀（1622—1673年），法国剧作家、演员，代表作有《唐璜》、《悭吝人》等。

［2］译注：弗雷曼维尔（1680—1773年），法国法学家，曾做过大法官，留下过许多关于封建法权的著作。

［3］译注：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所以如果国王不打算召开，那么就不会开。

［4］译注：免税权是贵族的诸多特权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世界各地的贵族免税权的规定多少有些出入，而旧法国的贵族免税权，主要内容就是后文提到的军役税。

［5］译注：查理七世（1422—1461年），法国国王，与因大革命爆发而被处死的路易十六相隔300多年。

［6］译注：大概是大革命爆发前100年。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造成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前文中，我阐述了所有那些破坏旧制度并令其衰亡的弊病中，最为棘手的一部分。下面，我们来讨论如此迅猛如此奇特的弊病的病因，并继续考察，这些病因是否会引发其他弊病。

打个比方，如果英国与我们一样，从中世纪开始就抛弃了政治自由，连同从政治自由中衍生的地方自治制度，那么英国的后来可能与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各个阶级互相隔离，并且所有上层阶级都主动与民众隔离。

但是，政治上的自由令他们如果想要在必要时保持一致，就必须保持相互往来。

英国贵族由于有着强烈的野心，所以他们能在某些时候与下级浑然一体，并且假装和他们产生了亲厚的感情，这一点尤为有趣。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阿瑟·扬。如果你想要了解法国旧制度，那么可以说通读他的著作是最有裨益的。他曾在书中提到，在某农村，他到利昂古尔公爵家做客，希望能够与领地上的几位富裕的农民攀谈，了解一些实际情况。而公爵二话不说就让管家把那些人叫来自己的府邸。阿瑟·扬对此事评论道：“英国的领主可以放下身段宴请几个庄稼汉来自己家，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吃饭，这些庄稼汉和贵族夫人们共同坐在饭桌上，在英国这个场景我见过不止一百次。可是在法国，从加莱到巴约讷，不论在哪里，都不曾看见。”

其实，英国贵族在骨子里比法国贵族更为矜持和傲慢，他们和地位低下的人之间隔阂更大，但是他们自己的处境迫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特质。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为，这几个世纪的英国，纳税政策的唯一不平等就体现在扶助贫困阶层，而其他的不平等税制已然不复存在。在18世纪，法国把税务特权交给了富人，而英国的特权则在穷人。在法国，直到贵族们被大革命扫清之前，他们还是保留着免税权，作为他们丢失了统治权的补偿；而在英国，社会上最重的公共负担落在贵族肩上，他们以此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同的政治原则，让两个紧邻民族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若纳税人不同意则不能强行征税”，这句行政格言，在14世纪的英国与法国同样指导着双方的政治生活。“遵守这句话是服从法律，违反这句话就是倒行逆施”，这句话经常出现在老百姓口中。如我所言，那个时代的英法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相同点。可是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开始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如同两条线，从邻近的点出发，但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后来越来越远。

自从约翰二世被英国俘虏、查理六世发疯而造成法国的长期混乱、国民疲以奔命的那个时代起［1］，我敢说，国王便开始不经过臣民的同意而私自制定普遍税制，而贵族们却无耻地放任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他们只要自己保有免税权就万事大吉。而那棵折磨法兰西的所有弊病的灾祸之苗，正是在那一刻被种下，它将旧制度的生命力一点一点地汲取并在最后用一场大革命判处其死刑。科米内［2］有一句话非常具有远见，我对此极为赞赏：“不需要各等级臣民同意，就可以听凭自己的意愿增收军役税，查理七世终于做到了这一步，而这也将成为他和他的继任者最为沉重的枷锁，还是法兰西身上一道难以愈合的创口，法国的精气与鲜血将从这道创口中流失殆尽。”

而如果这道创口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撕裂，那么事情的后果会怎样，大家想想吧！

福尔博耐所著的《法国财政研究》一书具有很深的造诣，里面有一句话很精道：在中古时代，国王是靠着领地收入过活的。继而他又写道：“如果国王的特殊要求需要通过特殊的加税来满足，那么全社会，包括牧师、贵族和平民就都具有共同承担的义务。”

14世纪的大部分税制，如果经过了三级会议的表决通过，就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一时期的所有税类都是间接税［3］，也就是说，纳税对象是所有的消费者，不分身份。而即便订立了直接税，那么征税标准也不是财产而是收入的高低。打个比方：贵族、牧师和资本家，都需要在一年内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给国王。而所谓的被三级会议表决通过的税类，其实也还包括同时期各省三级会议所定的针对本地区生效的税类。

而且，从那个时代一开始，中央再也没有向贵族征收作为直接税的军役税。因为贵族需要无偿服兵役，相应地，就免除其军役税权。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税制，军役税的实际作用范围却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用于领地，而非国家。

当国王开始依靠自己的权威加收捐税时，他会选在一项无损于贵族利益的税类进行征收，因为贵族在那个时代是王权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对于一切伤害自己利益的举措都会坚决反击，因此，国王会找一项不需要向贵族摊派的税类进行加收，于是他找到了军役税。

这就使得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那些独立的不平等制度上，又添加了一项普遍性的不平等，这样，其他的独立不平等因这一个普遍不平等而被剧烈化。也是从那时候起，中央政府的权限越来越大，中央财政支出也随之激增，军役税及其衍生税也越来越五花八门，不久便增加到原税额的十倍，所有的新捐税几乎都变成了军役税的一部分。而这种越来越加剧的捐税不平等，令各个阶层相互隔离，人们变得封闭自守，这种封闭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候。经济能力最强的阶层免税，而巨额捐税则落在最为贫困的人身上，当捐税制度以此为原则时，那么所衍生出的一切将会变得令人恐惧：富人免税，穷人交税。据传，马扎然［4］由于财政紧张，订立了五百万里佛的新捐税，本打算摊派给巴黎和其他富庶地方的那些豪门巨贾，但却被他们激烈反抗。马扎然便退缩了，只好把这五百万加派到军役税中，老百姓倒了霉。他本来也想向最有钱的人征税，但结果却落在了最贫困的民众头上，国库的收入，则分文不少。

这种不公正的捐税摊派，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君主们的穷奢极欲是无限的。但即便如此，国王还是不想通过召开三级会议来增加收入，更
不敢向贵族征税从而令他们要求召开类似会议。

这就产生了那种极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收本事，这本事令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但却是有害的。在君主制度最后的那三百年中，国家的资金运作都具有这类特征。

我们彻查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状况，只为了看清一个问题：一个名义上没有被认可的看似温和的政府，一旦失去控制，一旦其权力被认可，那么它将不再恐惧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也无从谈起，而对于金钱的无止境的需求，会让这个政府使用其低劣而无耻的手段。

在很多历史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案例：王室财产被售出之后，又立即被收回，并被打上“不可出售”的标签，契约被当成了废纸，买方最基本的权力无从保障。每陷入困境，国家的债权人的利益必定被牺牲掉，国家在民众心目中，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

甚至，那些终身授予的特权和荣耀，都可能被随时收回。被册封贵族的悲惨命运，源于他们的虚荣心，如果能同情虚荣心所造成的痛苦，那么这些册封贵族也着实值得同情。从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这些人被强迫购买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荣誉，和那些不公正的特权，屡次地为此付出大笔银子，然而尽管他们拿的金钱已经够多了，但是路易十四凭自己一句话就撤销了92年以来的全部册封贵族头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亲自册封的。他的敕令无耻地宣布：所有这些册封贵族的名号，都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的，想要保留，必须再次付钱。80年后，路易十五干了同样的事情。

而自卫队士兵不能让他人代替自己服役，据说这是因为国家害怕征兵费用被提高。

国王强迫城市、社区、收容所借钱给自己，而后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诺言，教区因此没有资金能力去兴办真正有益于社会的工程，甚至连军役税都无法全额支付。

相传，行政总监奥里先生和路桥工程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经设计过一个办法：各区居民付出一些金钱来充当本区的道路维护费，付钱的居民可以因此而免于公路徭役。这两个行政官员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据说是因为他们害怕人们把这笔聚集起来的钱款收归国库而做其他事情，到那时，交钱的人不但承担了新捐税，还要服徭役。

任何人如果像全盛时期的国王［5］处置国家财产那样处置个人财产，那么他必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有些完全违背时代意志的中古时代留存的旧机关，其存续力量不是改良，而是继续加深自己对社会产生的副作用；也有些机关虽然是新诞生的，但却同样发挥着有害于社会的作用。如果我们对此刨根问底，那么必定发现，这些有害的制度，一开始往往只是为了应对某项财政危机而拿出的权宜之计，但却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变成了一种既定制度。某些机构的设立初衷只是为偿还一天的债务，但竟然使这种具备特权的机构维持了好几百年。

在很久远的那些年代里，如果平民打算占用贵族的财产，那么必须缴纳一部分特殊的捐税，这种捐税名为“封地获取税”［6］。这种税，让平民所依附的土地逐渐被分割，相应的人与人也逐渐被分割，这两种分割又令对方的割裂力量猛增。

相比其他捐税，“封地获取税”对于平民和贵族之间造成的割裂作用是否更大，我在这里无法作定论。但是要知道，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拉近，甚至同化得最好、最为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都拥有地产，而“封地获取税”却阻碍了人们获取地产，这也就令人与人之间缩短地位的可能性变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贵族和他周围的所有人之间划开。而相反，在17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废除了世袭领地与平民购买领地之间的不公平制度，这就令贵族与平民两个阶层前所未有地团结。

在14世纪获取土地需要缴纳的税非常轻，征收频率也很低；而在18世纪旧制度即将灭亡的前夕，每20年就要交一次获取领地税，其数额接近平民的一户全年收入。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都没能交完税，那么他的儿子继续替他交。1761年，图尔农业行会曾评论道：“这是国王向国民征收的所有捐税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对此几乎抱着愤怒的态度。这项捐税，令农业技术止步不前，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代的另一个人说道：“以前，这笔钱每一代征收一次，今天，却变成了一项能够把人逼上穷途末路的固定捐税。”可笑的是，这项捐税妨碍贵族卖地，结果连他们都想要废除这项捐税。但是国家的种种需求，却保留了它们，不但如此，还有增无减。

工业行会对社会造成了种种伤害，很多人把这种弊端制度归责于中古时期。但是，所有的史料表明，最早的行会师傅和行会理事唯一的任务，其实只是维持同行之间的必要联系，并且，也会在本行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相对自由的管理机制，其主要任务是以救助工人为目的但又对其稍加控制。圣路易［7］在当初也并没有想过对工有更多的奢望。

到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竟然开始把劳动权当做源于国王的并且由国王负责买卖的一种特权［8］，这实在令人震惊。也正是在这时，那些行会性质的团体开始具有贵族特有的对外隔绝性，我们的前辈最为憎恶的工业技术垄断权，就此确立，它牢牢地阻止手工业的技术进步。亨利三世虽然并不是这种弊病的源头，但却使之大兴，直到路易十六时期，这种弊病才被根除。行会管事制度对于社会进步的阻碍越来越大，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这种阻碍从未停止反而增强，公众对此一直抱着批判态度。每年都有不少新行会被控制，而相应的旧行会特权又被加大。而那个被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也是对行会特权最为放任甚至助长的时代，因为那时候的法国对于金钱需求无限制地增大，但同时它也无限制地坚定了其不与民众互相扶助的决心。

1775年，勒特罗纳发表了一番高深的见解：“国家整合工业大集团，其唯一目的就是敛财：要么通过出卖特别许可敛财，要么通过卖官鬻爵敛财，而这种卖官鬻爵是国家强加给工业集团的。亨利三世在1673年发布敕令，可以看出其所有行政原则的险恶用心，敕令让所有工业集团掏钱购买准许证书，强迫所有手工业者加入相应的集团。这种手段要多卑鄙有多卑鄙，但却令国王的腰包中多了30万里佛。”

我们已看到城市自由体制被人们完全破坏，而且这种破坏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只是为了国库敛财。

中央对钱财需求越来越大，却又不愿意经过三级会议，于是把官位当成商品，卖官鬻爵这个荒唐的制度，使史无前例地诞生了。而正是由于这种敛财的捐官制度，第三等级的虚荣心得以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经久不衰，谋得一官半职成了他们的唯一愿望。这种对行政职权的普遍的愿望也被强行地倾注到每一位法国人心中，而这，就是被奴役与引发大革命的共同思想根源。

新设职位随着财政的捉襟见肘而越来越多，各类免税或其他特权则是这些新职位的报酬，这样的职务要么毫无用途，有时甚至完全有害，而且其数量多得让人无法想象。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新职位的设立并非出于行政需求，而是出于财政需求。科尔贝尔［9］统计了1664年以来捐官的收益，他发现，人们投入在这项称不上产业的产业上的钱，高达5亿里佛。据统计，黎世留主教撤销了10万个官位，但不久之后，这些官位就打上了新的名字并且得以恢复。中央政府为了一些小利，开始放任对自己官员的领导权、控制权以及强制性。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此诞生，而这个体制也史无前例地运作不灵，史无前例的无能。后来，不得不用另一种异乎寻常的方法使其空转，并在这庞然大物之外，另设一个机关，这个机关更加精简，更加有效，那些打着官员旗号的人假装在做实际上并没有做的政务。

如果放开人们对于这些令人厌烦的机关的言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机关之中没有哪个可以存续超过20年。如果再召集具有一定权力的三级会议来听取各阶层的怨言和建议，那么这些机构也不会增生。几个世纪以来，为数不多的几次三级会议都一直在不停地反对着这些机关。这些会议多次声讨国王，指明他对于捐税征讨的滥用正是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15世纪那番声讨王权的原话令人震耳发聩：“国王未经三个等级的同意就窃取了吸取民众鲜血而自肥的权力！”三级会议并不仅仅关注其自身利益，还强烈地请求人们尊重各地的城市自治权力，而且常常能达到目的。那些发自肺腑的对于不平等制度的呼声在每次三级会议上都能听到：它要求废弃行会管事制度。它不止一次地强烈抨击愈演愈烈的卖官鬻爵，几个世纪不曾放弃；对此它这样评价：“谁出卖官职，谁就是出卖正义，这是无耻的行为。”而捐官制度被政府设立之后，三级会议立即开始对滥设官职一事进行申斥，进而反对那些毫无用处的职位和令社会岌岌可危的特权，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这套机构的设立正是为了反对他们本身，其目的不是召开三级会议，而是在法国人的监视下，把不合理捐税进行粉饰，而不让人们认清其实面目。

一个国王好也罢坏也罢，都热衷于使用这套手段。最终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10］，出售官职世袭权的是亨利四世［11］——这套制度的罪恶，要比推行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所谓美德，大得多。

为了逃避三级会议对于政府行为的监控，大部分行政权力转移到了最高法院，造成的结果，就是各机关司法权力的混乱不堪，这对正常的制度危害相当大。民众被剥夺了权力保障，为了对此进行弥补，就必须提供一些新的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的虚假保障。法国老百姓对于专制的耐性很大，只要政权算不上暴虐昏庸，老百姓就不愿意与之为敌，因此，在实际上行使专制的政权之外，包裹一层虚假的限制，这层限制不能阻止专制，但却能稍微遮掩一些，这对于专制政府来说是一个很明智的举措。

最终，这种剥夺民众自由，却又无限制地向民众要钱的政策，令各个阶层彼此隔绝，他们中有一部分权力受到侵害。而当他们打算起而抗之时，由于是彼此割裂的各个小团体，没有相互接近，也不会行动一致。政府想要对付他们，只要每次针对几个单枪匹马的小团体并各个击破就可以了。在法兰西漫长的历史之中，明君层出不穷，有些才思敏捷，有些颇有才华，而且几乎都有勇有谋，但其中却没有任何一个君主致力于弥合各个阶层之间的割裂，而不令他们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不，我纠正前述：有一位国王有过这个意图，并且努力为之全力以赴，而这位圣明君主——我不禁又要感叹上帝的设计——正是路易十六。

阶级的分割是旧制度下的罪恶，并且后来被王国当成了借口。当那些本来受过教育并且衣食无忧的有教养国民，在政府部门中也无法互相帮扶和睦相处的时候，国家完成自我修复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必须有一位掷地有声的主导介入。

蒂尔戈曾给国王写过一份秘密调查报告书，里面有一段引人伤感的话：“法国国民是由那些相互联合得并不紧密，并且各不相同的阶级构成的社会，是由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只顾及自身利益的民众构成的社会。共同利益不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各个村落、各个市镇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像他们所属的各个省、各个行政区的联系一样，少得可怜。甚至，那些对于他们非常重要的公共工程，在建立过程中，也无法让他们彼此合作无间。而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和企图的斗争中，陛下不得不独断乾纲，将所有的事务揽在手中，或者委托他人进行裁决。人们十分期待着您的特别敕令，一边为公共利益作出相应的贡献，一边表现出对其他人的权利的尊重，也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得以行使。”

几百年来，法国的同胞们互成陌路，甚至相互敌视，想要再次教化他们，令他们互相靠拢或者共同完成他们的公共事务，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因为，相比于让他们重归于好，让他们互相隔离反而容易得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已经令世人难忘：60年之前，当旧制度下的法国各阶级重新接触时，他们已经被那些不可逾越的事物互相隔绝了很久，他们互相掀开血淋淋的伤口，他们再次相逢只是为了向对方捅刀子，甚至到了今天，那些人虽然与我们天人永隔，但他们之间的嫉恨和怨仇，仍然留在世间。

［1］译注：指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约翰二世（1319—1364年）和査理六世（1368—1422年）均为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前者在百年战争初期被英国的黑太子爱德华俘虏，后者则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在百年战争的最后时期，法国各地民众在圣女贞德的感召下，群起而抗击英军入侵，最终赢得了百年战争。

［2］译注：科米内（?—1511年）法国历史学家，曾出任过政府重要职位。

［3］译注：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各国税法都有自己秉承的原则，所以概念难以统一。在本文中，可以把直接税看做政府向全体阶层或某个阶层直接征收的税，如果一个社会个体不属于征税阶层，那么他就不需要交税。间接税可以看做政府对于某类产品的征税，无论是谁，只要是消费者，要买此类商品，就需要缴税。

［4］译注：马扎然（1602—1661年），又译作犹勒·马萨林，出生于意大利，后加入法国国籍，担任法国宰相和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主教的继承者。虽然被认为执政能力远不如黎塞留，但他却仍然很好地保障了黎塞留政策的实行，为路易十四之后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5］译注：指路易十四。

［6］译注：一旦平民获得了贵族的财产，那么他们必须缴一笔钱，来承担贵族世袭领地缩小而带来的损失，这项捐税被称为“封地获取税”。这个典型的不平等捐税令那些有产业的平民深为不满。

［7］译注：路易九世（1214—1270年），被称为圣路易，是基督教君主的典范：信仰虔诚；两次参加十字军东征；执法公正；为人宽厚谦逊，曾效仿耶稣给穷人洗脚。在其治下，法国国力空前提升，王室威望无与伦比。

［8］译注：即想要通过手工业劳动来获取薪水养家糊口，则必须交钱。

［9］译注：科尔贝尔，路易十四的大臣。

［10］译注：路易十二（1498—1515年），力图改善民生，为此付出许多努力，比如改革司法制度和捐税制度。但由于过于好战，导致国内亏空，民不聊生。

［11］译注：亨利四世（1553—1610年），又被称为亨利四世，法国波旁王朝的开创者，宣布了具备历史意义的《南特宣言》，结束了法国宗教战争。加冕后励精图治，使得法国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空前强盛。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有人在这里停止本书的阅读，那么，他对旧制度的认识是很不完全的，他也不能理解大革命为何会在那样的社会中爆发。

法国人彼此隔绝分割，老死不相往来，王权无限扩展，蓬勃有力。如前述所言，恐怕人们对于当时法国人的认识是：独立精神和公共自由又一起泯然消失于法国人之中，所有公民都对王权千依百顺。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政府虽然垄断了一切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但是它还并没有获取主宰法国单个臣民的能力。

要知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专制政权肆意订立加深专制的法规制度，但是，自由仍然存续着。只不过这种自由很奇特，奇特到我们当代人可能难以想象。想要搞清楚这对我们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就必须对它进行详尽的考察。

当所有地方独立政权被中央政府取而代之，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侵占各个行政领域，那么它原本允许存续的，甚至是它一手创立的规章制度，以及那些旧习俗旧风尚，甚至种种的社会肌瘤，都在阻碍着它，而且在民众的内心最深处，还保留着一种反抗集权的态度，于是，那些种类繁多的社会特征开始越发坚定地保留着各自的稳定性和鲜明感。

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与我们今天的中央集权制，具有一样的特质、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目标，只不过两者的权力不太一样。为了最大程度地捞钱，旧政府出售了几乎所有的官职，因此自己也就没有了令官员晋升或免职以及任命新官员的能力。所以，政府对于财政的贪婪，大大地妨碍了他对于公共权力的野心，政府内部的两种欲望达成了抗争性平衡。在履行行政事务时，政府需要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出自自己且自己无力摧毁的体制，结果，即便中央的权力意志强大而有力，但在实行过程中却显得软弱无力。中央政府反倒被自己所创造的卖官鬻爵搞得手足失衡，而在客观上，又正是新公职这种奇特而无耻的事物阻碍着中央集权在各个领域的伸延。就像一个施工质量低劣的堤坝，尽管建筑格局丑陋不堪，却能分化一部分冲击，缓和一部分力量。

当时的旧政府的可控资源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今天的政府几乎掌控了无穷无尽的荣誉、恩赐、财货以及公共赈济，因为旧政府所掌握的引诱手段和强权手段，也都远不如今天的多。

何况旧政府并没有认准自己的权力尺度，要知道，其权力从未经过正统流程认证，所以也谈不上多么牢固。虽然它的控制范围十分广阔，但是它走路的双脚却十分虚浮，仿佛行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周围都是黑雾。这片黑雾，将所有权力的边际遮盖住，又散布在这些权利旁边，虽然更加方便了国王压榨民众，但同时也让民众拥有了更多保障自由的机会。

政府由此产生了自卑感，所以行事必定是前怕狼后怕虎，怕得罪任何人，怕经历任何打击。如果能够阅读到18世纪的大臣和总督之间来往的信件，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老百姓对政府言听计从，而政府则更加蛮横、更加专制。可是，一旦他们遭到最为轻微的反抗，政府就完全陷入眩晕，连最为委婉的批评也会让他们感到坐立不安，在行政行为上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政府开始陷入停滞，他们犹犹豫豫、商议探讨、各取折中，对自己权力的天然界限完全不敢超越。路易十五的利己主义及优柔寡断，与他的继任者的仁慈宽厚，都有这种倾向。而且，这些君王从未想过哪一天自己的王位会岌岌可危。之后的统治者因害怕权力消失而产生的惶惑、冷酷，是这些仁君所不具有的。国王们只会压迫他们看不见的人。

那些特权，尤其是不利于确立标准的、有益的自由的特权和那些狭隘、错误的思想，现在反而令老百姓保持独立精神，坚决反对当局对权力的滥用。

尽管贵族们后来不得不请求政府的帮助，但同时他们也非常蔑视真正的行政当局。即便他们已经放弃了统治法国的权力，但祖先留给他们的骄傲却仍然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这使得他们无法成为任何形式的奴隶，所以也无法真心遵从任何意义上的法律限制。于是，他们对公民的普遍自由权利漠不关心，看到政府对民众越来越严酷的管制也毫无所动，但是，他们坚决不能容忍政府把这种管制强加在自己头上，为此，他们愿意冒着一切危险与之抗衡。在大革命开始的那段时间，贵族阶级眼看着就要给王权殉葬，但当他们面对国王，尤其是御前会议的时候，态度之激烈，言辞之犀利，令那些叫嚷着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自愧弗如。我们在行使代议制的那37年中，制定了许多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保障制度，而旧贵族一直在强烈地主张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实行。阅读这些陈情书，如果我们不去在意贵族特有的偏见和孤傲的话，那么你会在里面发现贵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那些所谓崇高的品质依然跃然纸上。然而大革命并没有把这些贵族纳入到法律的束缚下，而是将他们完全放逐到地狱，并在社会上彻底刨除这个阶层。每次谈及至此，我都扼腕叹息，因为社会机制中所必须的某一部分就这样被完全革除，自由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疤，永不愈合。贵族阶层，在几百年来一直位列阶级金字塔的最顶端，养成了令所有人自惭形秽的伟大品格。他们以这种品格骄傲，对自己天生存在着自信，舍我其谁的气概贯穿始终，他们是社会上最有力度的一个群体。他们气度不凡，威武雄壮，并且强于自律，这些品质还会感染其他阶级，令他们也一往无前。将贵族一扫而光的同时，贵族的敌人也会变得萎靡不堪。实际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取代贵族，它本身也不会复活，你可以把头衔和金钱交给他们，但却无法令他们重获贵族精神。

至于传教士，只要涉及世俗事物，都会习惯性地千依百顺。任何一个世俗君主都可以轻易地驾驭他们，只要小施恩惠，便会得到传教士们的阿谀奉承。然而在最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一部分人，人们不得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享有了一种特殊的自由。

外省自治权也已丧失，城市自治权也仅仅徒有其表。未经过国王准许，贵族不得组织十人以上的聚会，无论聚会的目的为何。而法国教会则一直保留着定期会议的习惯。在教会内部，宗教特权的使用受到了种种限制。教会保障着低级别传教士的权力，使得上级不可能强加给自己荒唐的指令，他们也不用担心主教强迫他们服从君主的淫威。

教会作为一项极为古老的体制，我无法妄下断语，我只能说，教会有意地保护着传教士在心灵上没有沦为当权者的奴隶。

另外，由于为数不少的传教士是贵族出身，贵族所特有的自豪感以及不屈从精神，被带进了教会。此外，教会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很多特权，这些特权对于教会正义性的危害着实不小，但是，也使得传教士在面对世俗政权的淫威时，更敢于对抗，从而保持了其独立性。

但是，真正令教士具备公民自觉的特殊要件，是土地所有权，这使他们拥有了公民的思维方式、公民的客观需求、公民的情感以及公民所具备的特殊热情。我曾细致地考察过省三级会议，比如朗格多克省的三级会议，那遗留着不少的各类报告和辩论记录，而且相比于其他省份，朗格多克省的传教士能够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此外，我还研究过1779年和1787年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即便我拥有这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但我仍然会在研究的时候，意识到那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高洁与学识的高深。他们的报告内容涉及道路与运河的修缮，从科技角度探讨如何令农业、民生以及工商业更为繁荣，他们的口吻和发言堪称行家里手，相比教外那些专项负责这些事情的人，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常常技胜一筹。

当代的大多数人都赞成剥夺天主教传教士的所有的土地占有权，并将传教士的所有收入都改为薪俸制，这种观点流行而普及。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做法只能让罗马教廷和世俗君主喜笑颜开，但老百姓却又丢掉了自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外来的强权令一个人在最美好的年岁里必须对其低眉顺眼，他也不能拥有妻子和孩子做血脉传承，对于这种人来说，只有土地的所有权能够把他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土地所有权是他与自己的土地的唯一纽带，而剪断这条纽带，他就不会对土地产生任何归属感。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真正触及他的灵魂，即便他再次出生，但这种出生也仅仅成了一种偶然现象，因为他与周围的世界互感陌生。他在道德上的君主是教皇，而世俗君主是他的衣食父母，他的且是唯一的祖国，是教会。对于每次出现的政治事务，他只有一个审判标准：是否对教会有益。他可以对一切不管不顾，只把注意力放在教会的昌盛上。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成了一名好传教士的自然状态，所以，一个基督之城的优秀市民，在世俗的城市里必然庸常。而上述情怀，正是被那个负责指导社会公民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团体所具备的，而这，必然会让一个民族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变得平庸无能。

18世纪的民众地位变化引发了一场精神领域的革命，想要对此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就不得不去看看1789年传教士阶层上表的陈情书。

由于传教士对于自己的特权产生了过于深度的依赖，这就令他们的陈情书显得毫无宽容性。但就算有这样的缺陷，传教士们对于政治的见解仍然和第三等级以及贵族达成了一致：仇恨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提倡政治自由；他们提倡个人权利的保障不应该依靠许诺，而是要靠那些确定的法律手段，比如人身保护法［1］；他们要求废除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和提审制度；一切法庭程序必须公开，法官不能被行政官员罢免；所有民众都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权力，而才能是任职的唯一考核标准［2］；兵役制度应该针对所有人，无人可以免除兵役，征兵流程必须最大程度地遏制对于民众的侮辱和欺压［3］；领主权利源于旧制度，是遏制自由在人们群众中发展的枷锁，必须进行赎买；内地的关税应该停止征收，劳动的自由权决不应该受限；兴建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他们给出的计划是，每个教区必须有一所实行免费教育的学校；设立济贫会和慈善机构，或其他的世俗的慈善事业，赈济农村；尽可能地扶助农业发展。

在政治领域，他们声称：国民自由召开议会，根据自己意愿制定法律。自由决定捐税额度和制度的权力，绝对是不能被侵犯、被替代，更不能被剥夺的，他们这种为民请命的意愿比任何人都强烈。人们认定，如果没有经过其本人或者其真实代理人的自愿表决，就不能强令任何一个法国人去承担某项税款。此外，教士们还提出过这些要求：拥有自有选举权的三级会议必须每年召开；三级会议在事涉公共事务讨论时必须公开；三级会议必须获得最高立法权，其制定的法律有普遍性，任何惯例与特权不能违逆；三级会议有权定制预算，有权制约王权；三级会议代表不受任何阶层侵犯；各大臣需向三级会议负责。他们还要求各省均组成三级会议，各城市则必须拥有规范的市政府。而对于神权问题，他们却缄口不言。

传教士中存在着一些罪贯满盈的分子，但总体看来，我还没有发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传教士更加优秀，更加开明，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4］，对私人道德的墨守成规更少，而具备了更多的公共正义，同时信仰更坚定：传教士被迫害的实例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也研究了旧制度社会对于传教士的种种成见，在我完成这次研究时，我便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传教士身上的那些毛病，只不过是所有行业组织都有的毛病，无论哪一个政治组织、宗教组织，当组织结构形成，并且结构严密化的时候，就会具有侵略性，缺少宽容性，并在行使和维护本团体特权时，变得盲目而本能化。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比之今天的资产阶级，尽管结构上有众多弊病，但却拥有更多的独立精神，甚至这些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独立性。

确实，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所占据的行政职务要比今天的多得多，而且中产阶级也为此表现出了同样的渴望。但是，时代不同制度也不同了。这些职务不是从政府手中得来的，政府也无权夺走，因此任职者更加显赫，更加自由而不受政权的随意摆弄。所以，今天令这些人唯命是从的那些原因，在旧时代反而最有力地保障了他们获取他人尊重的能力。

此外，资产阶级由于种类繁多的豁免权而开始脱离大众，这就使他们成了假贵族，而假贵族身上未尝没有真贵族的骄傲性格和反抗精神。资产积极被各种小团体划分成了许许多多的细小部分，以至于独立的法国人在这样一个团体中会自然而然地忘记自己身处的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把心思扑在小团体的权利上。因此，人们在团体中，必须携手捍卫共同的尊严、共同的特权。没有哪个人会在人群中完全不依赖团体而独立地存活。所以，每个人都站在了舞台上，即便舞台小得可怜，但却具备了相应的灯火设施，始终有观众坐等在观众席上，要么准备喝彩，要么准备起哄。

那时的法兰西不像今天的法兰西这般顺从，因为那时的法兰西镇压反抗的手段，与今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所以，那时的社会好像闷雷滚动，尽管真正的政治自由并没有在社会上被确立，但是想要让其他人听见自己的声音，扯开嗓子呐喊就是了。

求助司法是旧时代被压迫民众想要令自己的呐喊上达天庭的唯一办法。由于行政制度的高度统一并且专权，法国已经是一个被专制政府控制的国家，但是，由于司法制度尚在，所以法国人民仍然享有着一定的自由。旧制度的司法机关，其构成十分复杂，行事充满阻力，流程反复拖沓，诉讼费用昂贵惊人，这些弊病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的，但是司法机关并没有直接向行政机关低头，甚至对于捐官制都没有屈从。要知道，捐官制如同具有腐蚀性的毒药，不仅能够侵蚀法官，同时也会毒害全体民众。但在当时，司法机关却抵御了这种毒药，法官终身制令他们不需要有升职希冀，这对于法官保持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政府的所有手段都不能令法官低头，这样的司法制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王权狡诈地从普通法庭手中将所有涉及政府的诉讼审理权窃取，法院的这一权力被剥夺，但是王权仍然对其充满恐惧。虽然王权窃取了法院的审理权，但却绝对不敢组织法官听取诉讼辩论，并给出自己的意见。古代法语精确直言，而司法语言保留着古代法语的这一习惯，所以法官们会直接把政府的行为归结成独裁和专权，丝毫不留情面。要知道，法院的这种干预是违反分权原则的，这种不正规经常令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受到阻碍，但很多时候，这却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司法体系的保守令他们在对抗新兴思想的过程中依然保留着旧习俗。对这种旧习俗，高等法院甚至比对待公共事务更为上心。但必须承认的是，法官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以及荣耀的时候，却始终不屈不挠，并且把这种精神传达给所有与之亲近的人。

1770年，国王撤销了巴黎高等法院，这座法院里的所有法官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司法权力［5］，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对王权有一丝一毫的妥协退让。除此之外，其他各类法院虽然未被株连和胁迫，但当难逃国王的严惩时，他们所有人竟甘愿一起挺身而出，共同承受处罚。还有些事件更令我们啧啧称赞：那些在最高法院出庭为当事人辩护的律师们，心甘情愿地与法院共进退，他们宁可不要财富，宁可从此不再说话，但也决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在人民书写自由的历史上，我不知道还有哪一刻比这更令人荡气回肠，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18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的宫闱旁。

这种高尚的司法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性格，人们从法庭中养成了许多习惯，比如一切事物都可以相互辩论，一切事物都可以再议，讲究光明磊落，注重程序正义——这些都让被奴役的思想难以深入人心，这就是旧制度留给我们自由教育的独有成分。政府甚至也从司法语境中借鉴了许多词语。国王敕令必须申明缘由，并在下结论时总结原因，御前会议的决议书会有大篇幅前言，总督传达法律需要派遣传达专员。而那些古老的行政机构内部，比如财政部或当选人团体，人们对于各种政务进行公开商议，并在得出结论之后才能作决定。而所有这些习惯，这些形式，都是专制制度不可逾越的鸿沟。

只有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底层民众，他们面对压迫几乎毫无反抗余地，只能凭借一种办法，那就是暴力。

前文所述的大部分抵制专制的手段，民众都无法应用，因为这些手段首先需要一个能够为社会上其他人所看到的显赫的地位。而除了底层民众，法兰西的所有其他阶层，除非有意顺从，否则每个人都能精妙地阳奉阴违，亦或是在屈从中抗争。

国王对臣民讲话时，操着领袖的口吻，却从不以主人自居。路易十五掌权的最初几年，有一道国王敕令前言曾说过：“我无上荣耀地统领着一个自由而大度的民族。”而路易十五的某位祖先表达这个思想的时候，用的是古代法语，他在感谢直言进谏的三级会议时曾这样说：“我希望在我面前听我讲话的臣民是自由人，而非农奴。”

那种令奴性膨胀的安逸，使人羸弱不堪，却又食古不化，它很容易与一些私人道德相互结合甚至完全交织在一起，比如热爱家庭，比如崇尚公序良俗，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现行的宗教礼仪都采取不冷不热却又不抗拒的态度。这种欲望使人诚恳，但却令其排斥英雄主义气概，最能够成就凡事守规矩但却怯懦无比的顺民。18世纪的法国人没有这种需求，所以那时候的人要比当代人好些，也坏些。

与今天相比，那时候的法国人喜欢享乐、放荡，而感情生活和思维方式无序，他们却无法理解我们今天这种有节制有礼貌的情欲主义。在上层社会，人们喜欢让生活充满色彩，而不是舒适便利，那时的人更关注扬名而不是赚钱。即便是中产阶级，也经常追求金钱之外的其他各种财富，他们也抛弃追求安逸的习惯，而是去寻找更加美妙更加典雅的享乐。有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用奇怪而自豪的语气写道：“我对我的民族万分了解：他们大把地撒播钱财，他们铸造无数艺术品，但他们绝没有当下盛行的拜金主义，他们不崇拜钱财，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切换到他们所崇敬的古代偶像那里去，那里具备着这样的价值：荣耀，慷慨甚至雄伟。”

另外，我们要评价一个人是否卑下顺从，不应该从其对最高强权的服从程度去考察。无论旧制度的人们，对于国王的意志如何屈从，他们也没有谁有过真正可耻的屈从：那就是，仅仅因为某个政权对于自己有利，或者能令自己为非作歹，就屈从于这个不合法、具有争议性、不被人广泛尊重甚至被人蔑视的权力之下，这种真正不道德的屈从，他们始终都是闻所未闻的。国王确实在旧制度民众的心理激起了某种情感，而这种情感绝不是那些最为专制的君主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大革命将这种情感随着君主制度一同烧尽，所以我们今天就更难理解它了。他们对过往似乎像对长辈，又像对上帝，既充满温情又充满敬意。国王那些最为蛮横的指令他们也会顺从，却不是出于被强制而是出于爱，所以他们一边具备着极端的情感依赖，一边又能够保持着自由的情怀。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衍生物中，最需要戒备的是强制，强制服从令人心生奴性，这是最需要警惕的。而我们当代人却认为这微不足道。所以，请不要蔑视我们的前辈，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时，也能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把旧时代看成一个充满奴役和谄媚的时代，就大错特错了。那时候的人们所怀有的自由精神，与我们今天相比，要多得多。只是这种自由精神是不正式的，是时间上难以延续的，并且始终局限于某个阶级范围，始终与特权思想相勾连。这种自由，既鼓励人们对抗法律，又准许人们对抗专制，但却没能力为公民提供普遍的以及最天然和最必要的各类保障。这种自由，其影响范围不广、形式无法恒定，但却仍然富有活力。中央集权制度会打磨人们性格中的棱角，使人们变得顺从、一致、缺乏光彩，但是，人们心中仍然保留着自由这一个天然的、鲜明的特质，自由令人充满勃勃生机和自豪感，令人对于真正的荣誉的热爱超越了其他爱好。我们接着看到的神采奕奕的精灵，骄傲勇猛的天才，这些都源自于自由，这些人让法国大革命被万人万世所敬仰，却又为之恐惧。要是没有自由的灌溉，那么这片土地上就不会生长出如此雄壮高昂的品质！

这种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自由，令法国人做好了推翻专制制度的准备，但是，这种自由也让法国人更不适合在自己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法治国家，至少相比其他民族，它是最不适合的。

［1］译注：人身保护法即保障被告人身权利的法令，其规定必须有法庭出示的逮捕令才可逮捕刑事被告。最早由英国制定。

［2］译注：这个精神在融合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后，变成了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3］译注：旧时代政府征兵的行为极为野蛮，民众对此叫苦连天。

［4］译注：由于传教士的权利来源是其教职，所以理论上传教士只需对天主教廷或其教职的上司负责。当教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时，大部分传教士会选择教会利益。但法国的传教士在顾及教会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国家利益。其中著名的、典型的代表是黎塞留主教，虽然他是天主教徒，但从不与新教各国为敌，而是依据法国利益，将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当做第一敌人。

［5］译注：1770年12月，路易十五声称：我依靠上帝来执掌王权，我的臣民要受这些法律的指导和统治。于是，国王敕令变成了法律，这是路易十五对司法权的窃取。他的司法大臣普莫也以巩固王权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路易十六登基后将这此司法改革完全废除。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种进步，但为何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在某些方面竟比13世纪还糟

18世纪，法国的农民已经不被封建特权造成的劣绅们肆意凌辱了；而政府的强制无理的行政行为也几乎不涉及他们；他们实际上享有难得的自由，拥有地产；但是他们却都遭到了社会上其他几乎所有阶层的隔离。法国农民作为一个阶层，被孤立在社会之中，而这种孤立性或许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迫害，这种迫害产生的后果，很值得去另作考察和论证。

佩雷菲克斯曾［1］说过，自17世纪初开始，亨利四世就对贵族背离农村一事感到棘手。到了18世纪，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已成普遍现象。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评论了此事，总督们相互之间的通信也研究了此事，各农业协会的论文也记载着这类现象，可以说当时所有的文献几乎都多多少少地提到了此事，并且为之感到忧虑。而人头税登记簿更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要知道，人头税的征收依据的是其实际居所，而所有的大贵族和一部分中级贵族的人头税都是在巴黎征收的。

而唯一被留在农村的，就是那些家境还算殷实但没有能力搬走的贵族，他们成了农民的邻人，与农民朝夕相处，那些有钱的有产者的处境，在我看来，是富庶的所有者不曾见过的。他们又没有对农民的领导权，他们便不会像以往那样细心照顾、帮扶、引导农民。另外，农民承担的繁重捐税，乡村贵族由于免税权而无需承担，所以他们便不会切身地体会到农民身上的疾苦，便不会对他们抱有基本的同情，因此，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也就不会主动地去分担农民的重担。于是，史无前例的怪现象诞生：乡村贵族与农夫彼此为邻，但他们并不是农夫的同胞，而农民也不受他们的管辖。

所以这种现状就会催生出一种——如果允许我命名的话——心理上的不在地主制［2］，它比真正意义上的不在地主制更为持久也更为有效。因此，那些没有搬进城市而不得不在乡间生活的贵族，便拥有了他不在土地上的时候他的管家所抱有的种种情感和认知。所以他对佃户的看法就与自己的管家一样了，只把佃户当做自己的债务人，于是便通过所有法律和惯例允许的手段对这些债务人进行敲骨吸髓，而这种封建权利的残余对农民的迫害，竟然比封建时代更为深重。

乡村贵族常常背着一身债务，所以从未有过富裕的日子。在他自己的城堡里，他们的日子也是无比拮据，心理只盘算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努力圈钱，然后在冬天进城享乐。用老百姓一贯的一针见血的叫法，这类贵族被赋予了一个形象的名词，词源是所有猛禽中身材最小的那类：燕隼（lehobereau）。

当然，如果想要反驳我，人们或许能够找出一些个案，但是我谈的是整个阶级，因为阶级力量才能真正地影响历史。确实，在那个时代，很多开明的有产者仍然无时无刻不对农民的福利充满关心，这种关心是不计自我得失的高尚情操，这谁都不能否认。但是，这样做的人正是因为不计自我得失，所以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相互抵触的，无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意愿，他们所属地位的自然规律，会客观上促使他们不去关心农民的死活，同样也会令农民对他们心怀仇恨。

人们也常常认为，是某些个别的大臣或国王的能量，推动了贵族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运动，因为他们有些人依附于黎赛留，还有一部分依附于路易十四。施行君主制的最后三百年中，几乎所有的君主确实有这种执政倾向：让贵族脱离于人民，让贵族进入宫廷，进入自己帐下。尤其是在17世纪，那个年代的贵族还让王权瑟瑟发抖。中央常常询问各省总督：“你省的贵族们是否愿意离开老家进入城市?”

有一位总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回信中，用抱怨地语气说道：其省内贵族竟然心甘情愿地与农民生活，而不去国王身边尽忠。但是我必须声明，这里说的省，就是安茹，也就是后来的旺代。相传，这些起先拒绝向国王服务的贵族，在大革命时期反而拿起了武器，捍卫王权并为国王捐躯。而他们这种震人心魄的举动，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与其治下的农民连成一体，尽管很多人蔑视他们与农民的这种“连体”。

但是，那个曾经独占民族鳌头的阶级离弃他们的领民，这种现象绝不是区区几位君王就能够直接推动的。其最为主要且持久的内在原因，是各种制度的慢性而又直接的综合影响，绝不是来自于个人意志。18世纪的政府曾试图改革社会顽疾，但却发现连顽疾的扩大化都控制不住。这实际上恰恰证明，地方自治权的消失和贵族行政权力的被剥夺，导致了贵族的迁移，甚至无需人们去诱惑这个阶层，他们自己已经对以往的田园生活兴味寡然。

前述对于贵族的论证还可以延伸到所有有一定资产的地产主那里。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开明的有产阶级会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如果要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就可以说：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会让耕作技术粗犷陈旧。我们可以引用孟德斯鸠的深刻话语来论证其意义：“土地能否丰收，并不在于其是否肥沃，而是在于农民是否享有自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此打住，回到正题。

我在其他地方曾谈到资产者也抛弃农村，想方设法地来到城市，谋得一个职位。旧制度下的那些所有文字，也对此作了确认。据这些文字记载，农村里几乎看不到一代以上的富裕农民。一位农民一旦依靠土地谋得了一些财产，便立即阻止子弟务农，让他进城生活，并花钱给他买个政府职务。直到今天，法国的农民还对种田这个自己赖以生存甚至致富的行业保留着非常奇怪的厌恶心理，这种心理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旧时代。今天，虽然其原因不复存在，但是结果并没有消失。

如果真的参照事实，那么本堂神甫是与农民长期接触并且没有断开联系的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如果用英国人的语言形容，他是唯一的绅士。假如本堂神甫并没有那样频繁、心安理得地勾结政治权力机关，那么他必定能够成为乡下人的主宰者。这一点，伏尔泰也有论述。然而，政治权力给了本堂神甫许多难以割舍的特权，于是，有些老百姓便把对这种制度的仇恨，转嫁到了他身上。

如上面所述，农民完全被上流社会隔绝了，而那些本来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指引的邻居们，也疏远了。有些人一旦掌握了知识，或者小有财产，就会远离农民。看起来，农民似乎成了国家的最下阶层，被所有人晾在了一边。

这番景况演变至今，可以说是欧洲任何一个文明民族从未有过的，即便是在法国，也是近些时候才有的景象。在14世纪的时候，农民或许遭受过更深的压迫，但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救助。贵族虽然时常对农民施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抛弃过农民。

到了18世纪，乡村成了一个封闭团体，所有团体成员都是贫穷、愚昧、粗鄙不堪的，就连村内行政官员都不识字，并且被人蔑视——理事官大字不识，收税官甚至不会理清自己和他人的账本。那些领主们不但已经丧失对农民的统治权力，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管理农村政务是件失身份的事情。只有那些低贱的理事官才应该去做那些低贱的事情，比如制定军役税，征集自卫队，分摊徭役。或许只有距离农村最为遥远的中央政府才会把目光真正地指向农村，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距离遥远，所以并不害怕农村里的居民，所以这种关心其实只不过是想在农村揩出些钱财罢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被所有人抛弃了的阶层，没有人想要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指路，甚至没有人愿意欺压他们。

以往的那些压在农民肩上的封建制度的负担，确实被减弱甚至消失了。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另一种更为沉重的负担却取而代之。农民的祖先们承受的那些苦难，他们今天已经无需承受，但他们却承受着祖先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苦难。

近两百年来，军役税提高了十倍，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钱几乎全部出自农民的血汗。在那些看似文明的年代里，有些野蛮的法律仍然能够实施，甚至制定出新的，但是法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却对此不闻不问，也并不想改变这些野蛮的法律。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谈谈政府向农民征收军役税的方式。

这种征收方式，不得不说，简直是一幅制作精美的装帧画，堪称杰作。在1772年行政总监给各省总督下发的一封密信中，我们可以见到关于军役税的只言片语。他说：“政府应该可以自由裁量军役税的摊派。在征收的时候，可以让人们承担连带责任。在法国绝大多数地方，应该对人而不是对物。而随着纳税人的财产变化，军役税税额也应该迅速作出相应调整。”这几句话几乎说明了一切，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能够巧妙地描述当局们以此中饱私囊的高明之处了。

按照那位行政总监的话来说，税额应该不断变化，教区每年都重新裁定本年度的纳税额度，所以庄稼汉甚至无法在前一年知道今年自己应该纳多少税。在教区内，可随便找一个农民，任命他为收税官，将税务分摊到个人头上的工作交给他去做。

我前面曾承诺过，要讲讲这位收税官的处境。1779年贝里省议会的发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省议会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因为他的组成者，不是那些不交军役税或其他国王选定的特权者。他在1779年的报告中说：“收税官的任命不得不进行全员轮换制，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所以，每年都会换一个收税官来承担征收军役税的责任，不用看他的品行是否端正，是否具有才干，每年的纳税人名册也自然而然地被制定者的人品所影响。收税官的一切性格与情绪——软弱、无耻、恐惧等都能在这份纳税人名册上找到线索。另外，如何能够保证收税官把这件事情完成呢？要知道，收税官是在无知中摸索的，因为没有人知道邻居的财富数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确切财富比例，这些都只能凭借收税官的臆断。所以，他必须以所有的身家财产为此负责。通常，在他的任期之内，他需要花上一半的时间去各个纳税人的家里调查。如果他不识字，就要在邻居之中抓替补。”

再早一些，蒂尔戈曾提过另一省的某些情况：“这个职务的特质把那些任职者完全逼上了绝路，几乎意味着破产。这样下去，村里的所有小康之家都会陆陆续续地被贫困击倒。”

其实这些人很倒霉，他们身上有两种特质，一是牺牲品，二是暴徒，所以绝对会自动掌握一些横征暴敛的手段。在任期内，他不仅要保护自己不破产，反而还要掌握着令其他人破产的权力。刚才所说的那个省议会还对此评论道：“他的亲属、友人、近邻都因为其职权而获得了纳税上的优惠，而对他的敌人则乘机报复，还有被庇护者的请求，以及为避免得罪给他派发任务的上等人而产生的愤怒——这一切，都在不停地挑战着他的正义感和社会公德。”恐惧常常令人残忍而无情，收税官就遭受了这种命运。当他准备深入教区时，如果身边没有催税官和传达官，那么他哪里都不敢去。一位总督在1764年写给大臣的信件中称：“当收税官去征税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传达官，那么就没有纳税者愿意纳税。”吉耶内省议会还告诉我们：“维勒弗朗什财政区一个收税区，就有106位拘役官和传达官助理在道路上连年奔波。”

在18世纪的全盛时期，法国农民为了逃避各种苛捐杂税，也开始像中古时期的犹太人学习，他们在表面上装得穷困不堪，但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的钱财理所应当地令他感到害怕。我在距离吉耶内近百里的地方得到了一份文献，其非常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曼恩农协会在1761年的报告中说：“他们打算将牲口作为奖品，以资鼓励。但是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其他人的卑鄙和嫉妒会让获奖者状况堪忧，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很可能由于强派的军役税而沾上无尽的烦恼。”

这样的一种捐税制度，必定会让人们为了自己切实的、直接的、长远的利益，去窥探周围的所有人，并且向收税员告发这些人财富的增多。人人都被教唆着去嫉恨、仇视、告密。我曾听人说，这是发生在未开化的印度斯坦的贵族领地上的事情。

而在同时代的法国，也有些赋税徭役较轻的地区，比如某些三级会议省。这些省份的征税权是独立的，比如朗格多克，那里的军役税按地产抽取而不是按人头，并且不会根据纳税者财产而肆意调整。为此，他们编订了可供查阅的土地丈量清册。这份清册非常固定，三十年重新编订一次，在上面依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对其划分了三个级别。每个纳税人都对自己要交的捐税知悉得一清二楚。如果拒交，负责的只是他本人，或者说他的土地。如果他认为当前的捐税摊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永远有权力选定教区内另外一位居民，并以其纳税份额与自己作比较。这种制度在今天，就演变为我们常说的比例平等上诉。

很明显，我们今天现行的民主和保障民权的制度，恰恰就是那时所遵循的，而且我们今天并没有加以改进，只是把那时的制度进行了推广。因为尽管今天的国家管理模式还是与旧制度相同的模式，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效仿旧制度政府的其他制度，我们的管理仿佛是从省议会里借鉴来的优秀方法，而不是从旧制度政府中得来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留下了机器，但是抛弃了产品。

农村人的贫困，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更加不适合贫困的消除。黎赛留主教在他的遗嘱中写道：“老百姓一旦有钱，就不再遵纪守法。”在18世纪，人们的看法虽然还没有这样的绝对化，但是他们也仍然认为，如果农民不被生活所迫，就绝不会去劳作。贫穷是防止懒惰的唯一方法。我还听到，人们谈论殖民地黑奴时也用了这些话。这些话在执政者中尤其流行，对此，每一个经济学派［3］的学者都会站出来，对此进行一一批判。

一开始，军役税确实是供君主购买士卒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的军役的，这些谁都知道。时间推到17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役的义务重归自卫队名下，而这一次完全落在了老百姓头上，而且几乎全是农民头上。

对总督官邸中有关追捕那些抗命的自卫队士兵和逃亡的骑警队的办案笔录进行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征募自卫队困难重重。对庄稼汉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比自卫队这种公差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为了避开他们，农民常常遁入荒山野岭，以致政府必须派出武装追捕。这种情况不免使人惊讶，在今天，强迫征兵制看上去并没有遇到阻力。

旧制度下的农民对自卫队的极端仇视来自于执法手段，而非法律原则本身，特别是这种执法手段使有被征危险的人常年心神不定（只要没有结婚，直到40岁都可能被征调）。他们畏惧不停变动的政令，即使抽着免征签也于事无补，敕令禁止人与人的替换征兵义务。尤其令农民讨厌的是，如此庞大的重担仅仅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并且是农民中最穷苦最无地位的那部分人身上。由于他们地位卑微，求告无门，使苛政变得更难以忍受。

我手里有不少1769年教区的抽签记录，免征者的情况跃然纸上：贵族家的仆从、修道院的看守，甚至哪怕只是资产者的走狗，他们过着贵族式的生活——除了富裕者无人幸免。当一个庄稼汉的名字每次都出现在最高纳税者的名单上时，他的子弟便享有免除征兵特权，此即所谓鼓励农业。经济学派的学者在其他方面习惯了宣扬平等，对此却哑然无声；他们只是要求进一步扩大这种方式，换句话说，加重这些可怜的底层民众身上的重负。其中一位学者说：“士兵的军饷少得可怜。吃穿住的方式具有彻底的依附性，除了底层百姓外，几乎无人能够忍受。”

这种情况持续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无人修缮，或者直接交给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即所有主。但就是这时，交通要道的维修便仅仅依靠劳役，也就是由底层农民承担。不用花钱就能使道路通行，这种方便之计真是匠心独运，难怪1737年行政总监奥里在通报里要将这个办法推广到整个王国。总督有权任意关押不遵守政令的民众，甚至派兵到他们家中搜查。

于是，一旦商业发展起来，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就变得更为普遍，徭役便开始应用于开辟新的道路上，民众负担也同时增加。

1779年贝里省议会的报告里如是说：这个贫穷的省份，每年通过劳役所完成的工程，其价值大概有70万里佛的。1787年诺曼底的工程，其数额也差不多是这样。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明确说明农民的痛苦生活：社会的进步让其他阶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但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单单与他们过不去。

大概是在同一年代，总督们在通信中曾说，有鉴于徭役只是用于交通要道，或者说是王家大道，所以，乡间特别道路上不能使用徭役制度。最穷苦、最少出门的人反而要为此支付路费，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这种思想尽管新奇，也很难让那些产生这个念头的人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案。1776年，人们曾想把徭役改为一项税制，于是将这种不平等换了件新衣裳，不平等得以存续。

徭役就这样从领主徭役变成王室徭役，并且逐渐充斥到了所有的公共事业。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来修建兵营！法令说，各教区须派遣技艺最好的工人，其他工程可暂且先搁置一旁。

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收容所，都归徭役管辖。每当军队换防时，搬迁军队屋子也属于徭役责任。当时的军队拖着沉重的辎重，致使这种徭役同样很繁重，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调集大量车辆和马牛，才能顺利地完成搬迁。这类徭役起初还不算多，但随着常规军数量的增加，它就成为最沉重的徭役之一。一些国家承包人为此声嘶力竭，要求给他们调派劳工，方便把用于建筑的圆木运到海边的军舰修造厂。服徭役者通常领取薪水，但是工资是随意而定的，数额也不高。赋税负担不公平而沉重，以致收税官忧心不已。

1751年，一位收税官这样说道：“修路导致的各项费用不久就要使农民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金钱又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即便无意帮助农民，但他们至少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君主面前，为农民请命。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被解除吗？

1774年一个大资本家曾给他所在省的总督写信，恳请他开辟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必将能给村庄带来富裕兴隆。他陈述各种理由，随后还提到组建一个乡下市场，他认为食品价格将因这个市场而增加一倍。这位善良的人还说道，只要略加支持，人们还是可以盖起一所学校，为国王陛下培养更加勤奋耐劳的臣民的。之前他从未考虑到这些必要的改良，直到两年前他被国王密札［4］软禁于自己的城堡中，他才若有所悟。他坦率地写道：“两年来在故地上的流放，使我不得不确信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饥荒的年代里人们会发现昔日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保护与依从关系已经颓废甚至破裂。在面对危难时，中央政府因孤立无援和软弱可欺而深感恐慌，它偶尔想恢复业已被摧毁的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自己，但无人搭理它，它只能震惊地发现，原来那些人早已消亡，而且是消亡于政府的魔掌之中。

危急情况下，在最贫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比如蒂尔戈，公然对抗法律，他曾命令富庶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养活他们的佃农，直到灾年过去。本堂神甫在1770年的信件中曾向总督建议向占有土地较多的人抽税，不管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说：“这些人控制大宗田产，但并不居住，却从中汲取大量钱财，并带到别处去挥霍。”

即使在没有发生灾害的年代，村子也常被乞丐侵扰。这正如勒特罗纳所说，穷人在城市能够得到赈济，但在冬季的农村，行乞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还在不时地以最残忍的方式去对待那些惨遭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5］想一次性地把乞丐扫清。在总督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段有多么惨无人道。骑警队受命同时抓获所有乞丐，据说被捕的乞丐多达5万人之巨。其中身强力壮者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余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收：为何不能让那些有钱人再发发慈悲？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如同我前面所说，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阶层面前保持着温良恭俭让，一旦转头面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阶层时，却常常冷酷残忍且令人防不胜防。我所读过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份书面文件记载过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但是不幸的农民却不断地遭到逮捕，他们服苦役、军役、行乞或者处于别的不堪境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可以使用特别法庭，还能进行长时间的狡辩，他们可以寻求监护性的公开审理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能上诉。

1785年内克这样说道：“在人民和其他阶级间的巨大鸿沟，使得政府容易转移人们的目光，使人们感觉不到政府是如何被操纵来对付穷苦百姓的。仁慈与人道确实是法国人的高尚特质和民族精神，一旦抛开这个问题，便会让那些对此感到无穷悲悯的人焦头烂额，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遭受贫苦。”

但是，压迫不仅表现在农民的境况一再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他们毫无能力去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是他们几乎和他们祖先同样无知，所以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业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没有一技之长；置身于光彩夺目的知识海洋，他们却粗鄙、野蛮。他们身上存留着他们特有的智慧和敏感，但不知道怎样去激发；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生活依靠，可惜的是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里那是10世纪的农业水平”，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曾下了这样的论断。他们擅长的唯有充军打仗，至少在那里，他们和其他阶级还能保持着自然而必要的联系。

农民挣扎在这个孤立穷苦的深潭中：他们被栓钉在农村，完全与外界隔离。在天主教崇拜被清扫，教堂遭受洗劫之前不到20年，政府为了统计一个地区的人口，有时这样做：本堂神甫在圣桌上数出参加复活节活动的人数，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大概数字，总和就是居民总数。当我发现时，我无比震惊，同时也感到恐惧。然而时代的精神已经从各处进入粗鄙之人的心中，它们通过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采用着狭隘、隐晦、奇异的形式。但仅仅看外貌，却没有任何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始终如一。他们已经臣服，却依然愉悦。

法国人在他们痛苦的深渊中所表现出来的惬意舒服是绝不能轻易看看表面就能相信的。这种故作轻松仅仅说明法国人认为恶运难以避免，所以尽量去回避它，但是绝不意味着能够忘却。给这些人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苦难，他们会立即飞奔而去，势头粗暴。如果有人敢于挡在他们面前，他们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身上踩过去。

对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但那时的人们却恍若无闻。

非常闭塞的上层阶级的人很难清楚地辨认出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心灵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切。教育与生活方式的不同使乡下人对社会事务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一直非常闭塞。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开始累积下去，愈发地不可估量，穷人富人之间就会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刚刚开始之时，绝大多数身居社会高中层的人们生活在极其荒诞可笑的安逸舒适之中。1793年已悄然而至，他们却还在巧言谈论着有关人们的美德、谦恭、忠诚、快乐无邪，这些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既滑稽又恐怖！

让我们在这里暂且止步，透过我刚刚的论述，整理一下上帝在治理社会时的一条最伟大的法则。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割裂于其他阶层，贵族可以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而将其甩给了其他阶层。他们天真地以为免于这些捐税就算保住了尊严。开始时看来似乎确实是这样，但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一种看不见的深层次的疾病已经困住了他们，他们越来越羸弱，却无人问津；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反而越贫困。与之相反，他们不齿于交往的资产阶级却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富于修养。资产阶级和贵族几乎生活在一处，他们不需要贵族帮助，或反对贵族。而贵族更是怪异，他们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做合伙人，也不愿将其当做同胞。但是过不了多久，贵族就发现，资产阶级其实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以后就是仇敌，并且最终成了他们的主人。某个奇怪的政权免除了他们率领、庇护、救济其附庸的义务和能力，但还是给他们保留了许多经济权利和荣誉特权。他们没有损失，还是走在社会最前列，他们自认为还是所有阶级的领导，事实上，身边也确实簇拥着写在公证书中的臣民；其他的人是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但事实上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他们是孤立的，最终遭到攻击时，只会溜之大吉。

就命运而言，贵族和资产阶级差别极大，但有一点却极为相像：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裂。资本家从来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贫困；资本家从来不与农民打成一片，更别说与他们一起对抗不平等，反倒试图为自己的利益谋求新的不公正规则。资产者和贵族一样拼命地把持着自己的特权。资产者本来出身于农民，但却与这些农民不仅形同陌路，简直素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转交武器时，才意识到他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但是他无力控制与领导，尽管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但是不久之后就会沦为牺牲品。

法兰西曾一度有统治欧罗巴列国之势，当它败亡并变成废墟时，后来的世世代代都将为此感到震惊，但是曾关注法兰西历史的人，对此则不难理解。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错误以及致命的偏见，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伟大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

但是当资本家与贵族孤立时，农民与贵族和有产者也彼此割裂，与此类似的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各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彼此孤立无援，就像各阶级之间一样，各个部分间也不会再有任何联系，更遑论有什么力量来约束或者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大厦顷刻间就会崩塌。

最后，看上去只有民众从他们主人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但事实上，即使他们真正摆脱了被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也把奴隶的善恶搬了出来，以致无法控制自己，从而野蛮地对待自己的教师。

［1］译注：佩雷菲克斯（1605—1670年），天主教教士，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著有《亨利四世传》。

［2］译注：不在地主制，又被称为不在地主所有权，是一项封建制度，专门用于规定贵族不居住其土地上时，他和管理他土地的代理人的权限。

［3］译注：经济学派，最早的起源是重商主义，即通过国家贸易来获取更多财货，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体现。后由英国的亚当·斯密创建并完成其理论体系，亚当·斯密也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在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派则普遍被认为是魁奈和蒂尔戈创立的重农学派，托克维尔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经济学派”一词。

［4］译注：国王密札指国王颁发的秘密逮捕令，任何人持有国王密札都可以直接把人扔进监狱，无需任何司法审讯程序。所以，国王常常会出卖或赠与密札。也就是说，文中所提到的大资本家，未必是国王投进监狱的。

［5］译注：舒瓦瑟尔公爵（1791—1785年），法国政治家，致力于重整法国军备，发动战争，这让路易十五十分不满，最终被贬职。

第十三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如何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我们暂时把为这场伟大革命做准备的古老的普遍性事件抛开不谈，现在来论述一些刚刚发生的特别事件，这些事件终将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展和特性。

一直以来，法兰西在欧洲众多民族之中，就是最具备文学气质的；知识阶层在法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像他们在18世纪中期左右所展现的情怀，也从未赢得过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声誉。这在法国闻所未闻，在其他地方更是如此。

不同于英国，这些文人在平时与日常政治活动无关，相反，文人的生活非常超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在一个到处是官吏的社会里，他们却从不担任任何政治职务。

然而，他们也不同于大多数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仅仅钻研纯粹哲学或纯粹文学。他们保持着对与政府有关的各种事务的关心，事实上，他们真正在意的也恰恰是在这里。他们所讨论的是社会发源和社会原始结构问题，民众和政府的原初权利，人与人之间各种相互权利义务关系，习俗的错误或合法性，还有法律的诸项原则本身。如此，他们每天都在不断求索，一直深入到法国的政治体制的最基本地带，他们严格考察其机构构成，质疑其总体设计。的确，也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事务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大部分人只不过是浮光掠影、打发时间，但是，没有作家没遇到过以上问题。抽象的文学政治散布在当时的所有文字作品中，从长论文到诗歌，统统都会涉猎一些这种政治因素。

如果说到他们支持的政治体质，他们之间的分歧非常之大，以至有人想通过调和而形成统一的政府组织构想，却始终没能成功。

但是撇开细枝末节，单论本质，便可以明白，这些不同派别的作家，至少在一个最被广泛认同的观念上保持着统一态度。这个观念似乎是先天的，就好像先于他们头脑中一切其他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继续延伸出这些特殊思想。不管他们在探求过程中如何不一致，这个出发点却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础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提取一套法律，来代替统治当代社会的众多庞杂惯例。

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便不难总结出，所谓18世纪的政治哲学，严谨地讲，就包含在前述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观念之中。

这种思想并不算新事物：3000年来，它一直在人们的脑海中迸发，但未曾得以确定。那么，这一次它何以占领了所有作家的思维呢？为什么不像以往那样只是在几位哲人脑海中停留一小会儿，却一直蔓延到群众中，维持住他们的政治热情，以致关于社会体制的普遍而抽象的讨论成了闲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谈论者甚至还包括妇女与农民呢？这些作家没有地位、荣誉、财富，也没有公共职位、政治权力，怎么就能摇身一变而成为实际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但本质上唯有他们掌控着言论权威呢？我想用几句话道出这些问题，想让大家明白这些看上去只是文学史中的小浪花，却对大革命和我们生活，何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抱有的那些理念，与作为社会基本形态的时代特性反而互相矛盾，这并非随机事件，眼前的那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些到理念。荒诞可笑地被滥用的特权，给民众带来越来越重的负担和压力，废除特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景象把每个哲人的理论倾向推向，甚至可以说是掷向所谓的“社会地位生而平等”的这类情怀。从以往时代继承的那些繁杂而奇怪的社会制度，从来无人对其进行梳理，使之适应新出现的社会需求，这些制度早就丧失了调整社会的能力，但看上去仍要永远存续，因此作家们很容易反感旧事物和传统，自然趋向于把理性作为唯一理论渊源，从而去勾画崭新的社会图景，并依据这副图景重建当代社会。

作家们的处境令他们对行政事务的普遍抽象理论产生了新的研究动力，并且使他们对这些理论抱有不加怀疑的信任。他们的生活经验距离实际社会非常遥远，他们天性中的热情因从未经历世事而从不节制；没有什么曾提前提醒他们其中的危险，以及现存惯例会给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同样带来何种阻碍；而对于与最迫切需要的革命伴生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毫无预料也毫无预感；由于缺少政治自由，他们对政府内部不了解，甚至可以说不想了解。他们自己不能跻身政界所以毫无作为，甚至也一起无视他人的所作所为。曾经见过自由社会并且听过其中的讨论的人，哪怕不问政事，也能受到政治上的教育，但是法国的作家们，连这种最为基础的教育也从未接受。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敢大胆创建，也更热爱那些基本思想体系，更为蔑视古代哲理体系而专注于他们自己的理性构建，而在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之中，一般是没人能看到这些创新的。

愚昧的老百姓对他们的话毫不怀疑，同时发自内心地拥护他们。如果法国人还像从前那么在三级会议中参与政务，每天在省议会中为了地方政务而出力，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法国人绝不会像当时那样被作家们的理念所煽动，他们会努力地维持事务的一定规则，以防止纯理论鼓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假如，法国人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没有废除旧体制，而是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给体制的原则带来缓慢深刻的改良，他们也许就不会去天马行空地想出那些新玩意。但是旧的法律、政治惯例以及权力残余仍然在妨害着每一个法国人日常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但是他却无法发现他本人就可以采用的、针对这种特殊顽疾的良方。似乎除了完全忍受所有不公正，就只能整个地摧毁国家政治体系。

然而，在自由被废除的废墟中，值得自豪的是，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几乎可以完全不被管制地进行哲思性活动，对人类社会起源、政府本质和人类原初权利加以论述。

所有被平常社会体制妨害的人，很快便爱上了这种文学式的政治。对文学式政治的爱好迅速地蔓延到那些因为天性或天生的社会地位而从未接触哲学思辨的人们心中。那些因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而被剥夺利益的纳税人，都因听到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而振奋；曾被贵族邻居的兔子欺压的小产业主，听到一切特权都应该受理性的整饬，都发自内心地为之欢呼。于是，每一种激烈的社会思潮都披上了哲学的外衣；文学不得不与政治生活结合，作家操控了舆论，并一度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政党领导人所应该占有的地位。

在这个领域内，无人能与作家比肩。

贵族阶级在他们的黄金年代除了领导日常事务，还引领舆论，给作家定写作方针，让自己的思想变成权威。但是到了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被剥夺了上述统治权；贵族的曾经金子般的公信力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在风中：贵族在精神领域一直以来的统治地位完全被空出，这给作家带来了尽情扩张的前提，他们毫不客气地单独占领了这个位置。

不但这样，尽管作家们夺走了贵族在思想界的位置，但贵族还是在支持作家的事业［1］；贵族把“一旦普遍理论受到广泛接受，就难以逆转地转化为政治热情甚至行动”这一真理抛在脑后，因此荒谬的贵族竟然把与他们的特权，甚至可以说是与其基本利益相互冲突的种种学说当做巧妙的精神游戏；他们埋首其中以打发时间，这是如此可笑：贵族们一边自在地享受豁免权与特权，一边沉着冷静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惯例有多么荒唐。

这不得不使人讶然：旧制度下的上层阶级居然毫无意识地加速了自己的毁灭，那么他们的光明又在何处呢？要让主要阶级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就像让小民百姓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必须存在于其中。最后的一丝公共生活在我们社会里已经消亡了一个多世纪，从此之后最应该直接关心和维持旧政体的人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注意到这座古老建筑的衰败，也从未听见这座老屋内轰轰烈烈的撞击声和噪音。由于表面上波平如镜，他们就天真地以为一切都与以往一样。他们的思想没有前进，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认识层次上。1789年贵族曾在陈情书里表达了对王权的僭越行为的担心，这和15世纪的陈情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对于国王，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悲的路易十六在即将葬身于民主大潮之前，还在把贵族视为王权的第一敌人。他根本不信任贵族阶级，以为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年代。相反，他眼里的资产阶级和人民与他先王眼中的一样，始终是王权最值得信任的帮手。

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么多场革命的痕迹都不得不令人感到费解：在我们先辈的脑海中好像不知道暴力革命是个什么玩意儿。人们既没有提起过甚至也没有设想过暴力革命。公共自由持续撞击着稳如泰山的社会，每天都是严厉的提醒：社会秩序随时可能覆灭，因而必须保持警醒。但是，就在悬崖边上的这个18世纪的法国社会，却毫无即将灭亡的预警反应。

对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各自起草的陈情书进行仔细的研究之后，我来谈一谈三个等级，即贵族等级、教士等级和第三等级。

人们要求司法改革，也在要求惯例改革，我为此一一做下笔记，这样慢慢完成了这项浩大繁杂的工作。而当我汇集了这些个别要求后，便惊惶失措地发现，人们在呼唤迅速而系统地废止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顿时觉得这一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同时最为危险的革命。即将为此而牺牲的人们居然还毫无察觉，他们认为，仅仅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无损伤地对如此庞杂而陈旧的社会来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改革。可怜虫啊！他们竟然把他们先辈400年前曾用质朴而充满力量的法语叙述的那句格言忘记了：谁寻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从未参与过任何公共活动，这种前所未见的缺乏经验当然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而更使人讶异的是，正是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所谓的大臣、行政官、总督，居然同样毫无预感。他们也许在行使自己的本职职权时精明能干，他们详细而通透地了解当时政府运作的所有细微流程，但是，只要触碰到治理国家这门科学，这门教人看清社会普遍运动的学科，这门怎样去判断群众的精神导向并作出解释的学科时，他们就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区别。事实上，只有自由的政治体制才能培养出真正懂得治国之道的政治家。

这点在1775年蒂尔戈致国王上表中看得十分清晰。蒂尔戈向国王进言，提议实行自由的全民选举，每年围绕王座召开六个星期的代议制议会，但并不赋予议会实权。议会只是参政，却保证不会干涉政府行为，他们所提供的只是咨询而不是传达意志，浅易地说，只有权讨论法律，却无权制定法律。蒂尔戈这样说道：“于是王权可以在其中得到启发但不受滞碍，与此同时满足了公众的参政意愿也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并不能反对国王的必要行为，万一——实际上没有这种可能——它们不听从国王，但是只有国王陛下才永远是国家元首。”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项措施的意义和蒂尔戈的时代情怀。是的，革命临近尾声的时候，人们才能毫无负罪感地实行蒂尔戈曾提出的构想，那就是，没有实质的自由，只有自由的虚幻形态。奥古斯都的政治试验曾获得了成功。一国民众倦于繁杂拖沓的争论时，安稳是他们此时最渴望的，为此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任人蒙骗受人支配。历史告知我们，要使老百姓满意，只是需要在全国找出一些无甚名望之软骨头，发给他们薪水，让他们在国民面前完美地表演一出政治议会戏剧，这就完全足矣。

这样的例子多如牛毛。但是，革命的最初阶段，这种做法无不失败，满意不必奢谈，甚至反而常常激起人民心中的怒火。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明白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蒂尔戈竞对此毫无把握。

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都感到陌生，他们没有处理经验，国家体制让他们头痛却又无力去改良，同时，这个民族当时又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有文学素养、最钟情于才华的，这些原因糅合在一起，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何至成了法国的一股政治派别，而且在最后成为最前沿的派别。

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常常是身兼国家治国职能的人。一些人把新想法投入现实，另一些人通过现实来证明、纠正和裁定政治理论。然而法国却并非如此，领地似乎始终划分为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区域。前一个区域的人们处理政务、管理民众；后一个区域的人们思考抽象原则，所有政府建立在此原则之上。这边的人们只采取日常事务所施行的具体方法，那边的人们宣传鼓吹普遍适用的规则，但是从不去考虑如何实施：有些人负责管理事务，另一些人负责引领思想。

现实社会的构架始终保持着传统、混沌、不正式等特点，法律始终种类繁多，相互矛盾，还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另外，社会地位无法变动，负担就还是不平等。这样一个现实社会再产生出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这个虚构的社会里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协调、统一、合理，所有都符合理性典范。

民众的思维就慢慢背离了现实社会，转而沉沦于虚拟社会。既然人们失去了对现实状况的那些兴致，他们想的是未来的希望，于是他们终于到达了精神上由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乌托邦。

人们往往将我们的革命归因于美国革命。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但是，当时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比不上法国社会上那些思想对革命的影响。当美国革命在欧洲其他国家面前显得那么新鲜而奇特的时候，法国人对此就已经不陌生了，只不过更鲜明，更直接地令人震撼罢了。在欧洲它震惊众人，但是在法国，它只使人信服。美国人看上去不过是贯彻了我们作家的一些想法：他们将我们脑海中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如同费内隆突然出现在萨朗特。

由作家完成伟大人民的政治体制教育，这在历史上实在是一件没见过的事，也许正是这种事实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自身的特性，甚至决定了法国在革命后所呈现的社会风貌。

作家们向发动这场革命的老百姓输出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性情和气质传导给他们。长久以来，所有民众都接受他们的政治教育，却没有其他的启蒙老师，对实践没有任何把握，因此，在阅读时，很自然地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格、喜好乃至怪癖。当国民开始有动作时，那些因文学养成的习惯居然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进政治。

如果对法国革命史加以探究，就会发现，大革命的精神与依靠卷帙浩繁的政治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大革命是本着对普遍行政理论、完整立法体制以及法律的统一热爱，对现存事物的统一轻视，对理论的同等相信，对于政治组织中那些独特、精巧、新奇的事物的统一兴致，通过逻辑法则，遵循一致方法，怀着一举彻底改革社会机制而非修补那些细枝末节的统一愿望而进行的。多么令人敬畏啊！作家身上的高贵品质，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危险的罪恶，一些东西可以引发优美著作，却也能导致不受控制的革命的强大力量。

那个时代的政治话语也常常从作家语言中汲取养分，政治语言充满了广泛通用的短语、抽象的术语、夸张式修辞以及文学句法。政治热潮利用这种文风以涌向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最下层阶级。大革命爆发之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开始经常谈到自然法和人权。农民在诉状中则把邻居称为同胞，把总督称为受尊敬的行政官，把教区本堂神甫称为圣坛使者，把上帝称为至高主宰。如果农民学会了拼写法，他们就能成为相当不错的作家。

这些新的品质溶进了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原有模板之中，甚至有人认为，由这种特殊教育所产生的东西来自天生。曾有人认为，60年来我们在政治方面推崇普遍思想、完整政治体制，还有夸张的泛泛之谈，这种喜好或者怪癖来自于我们的某一种特性，也就是略加夸张的所谓法兰西精神。似乎它一直深藏在我们的历史中，只是临近上世纪末才骤然表露。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保持了取材自文学的这些要素，却同时丧失了对文学本身的经久不衰的热爱。在我参加公共事务的那段时间［2］，人们已经不太去读18世纪的著作，更不必说其他时代的了，同时人们极度鄙视作家。然而，对于他们出生以前由文学精神引发的某些主要缺点，他们却视如无睹，完全保留，对此我不得不感觉到怪异无比。

［1］译注：18世纪的法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都有聆听启蒙思想家演讲的风尚，不止在平民中，贵族之中也是如此。因此，很多大公和国王以请到伏尔泰等人为荣，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奇景：思想家在台上鼓吹废除封建特权，而贵族则在台下满脸赞同。

［2］译注：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大革命爆发之后的半个世纪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作者担任过议员，为第二共和国制定过宪法，还担任过外交部长。

第十四章
去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流行一时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16世纪时，探究事物的精神曾试图在各式各样的基督教传统教义中辨明是非。16世纪那场伟大革命［1］以后，一直有更具好奇心、更善于创新的人才层出不穷，他们的质疑方式甚至不顾一切基督教传统。这种精神曾在路德时代鼓动数百万天主教徒一起脱离天主教，与此同时，每年还把不少基督徒退出基督教：异端大潮之后，不相信宗教的思潮袭来。

一般而言，在18世纪基督教已经失去一部分在欧洲的领土，然而，尽管大部分国家里基督教已然被扬弃了，但它却未遭受过猛烈抨击，抛弃基督教的人们看上去是对这种现状感到遗憾。去宗教思潮于王室和知识界人士中弥散开来，但是尚未风行于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之中。它看起来仅仅是某些人的一时兴致，而不是共同思潮。1787年米拉波曾这样说道：“在德意志普遍流行着这样的偏见，即：无神论者充斥于普鲁士各地。然而真相是，确实有那么几个不受限的思想家，但是广大人民还是像那些最虔诚的地区的人们那样笃信宗教，甚至里面有大量狂热信徒。”他还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腓特烈二世不允许天主教牧师成婚，还禁止成婚的牧师领取圣职薪俸。米拉波又提到：“这个举措（允许教士结婚），当然无愧于这位伟人。”法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去宗教意识都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

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却发生在法国。其他的时候，人们曾猛烈攻击现存宗教制度，但是同时表现出的热情却产生于新宗教所唤起的虔诚。古代那些虚假而令人反感的教派只有当基督教出现并表示要取而代之时，才遇到大量狂热的对手。在此之前，它们在质疑与漠然中悄然而缓慢地消亡——这就是宗教的自然衰老死亡。在法国，人们义愤填膺地攻击基督教，但从未想过以其他宗教取而代之。人们激情满满地尝试着把一度占据灵魂的信仰消除，这就使灵魂空空荡荡。很多人满怀热情投身这项徒劳无功的事业。然而，完全无信仰必然违反了人类本性，它强迫灵魂落入痛苦的境地，但却吸引着人民。它曾经只带来某种不健康的萎靡不堪，这次却带来了狂热和布道精神。

几个打心眼里想否定基督教教义的大作家聚首了，但看上去也不足以说明这一奇特的现象，因为这些作家的思想怎么就倾向于这一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为何他们所有人都选择了反基督的观点？最后，为什么他们能优于他们的先辈，使群众愿意听从他们的话，愿意信任他们的精神？所以，必须从这些作家所处的年代和国家政体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来解释作家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成功。伏尔泰精神早就问世，但他只在18世纪在法兰西才真正获得了领袖地位。

首先不得不承认，法国的教会并没有比其他国家的教会更应受到更多批判的缘由。恰恰相反，法国教会中的罪恶与积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中的还要少。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法国的教会都开明得多。因此，必须在社会情况而非宗教情况中去寻求特别原因。

为了理解这一点，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必须被重提，那就是：政府的种种恶行所造成的政治反抗情绪因为无法在公众场合表露，所以只能寄托在文学之中，因而作家就化身成致力于推翻国家现存政治制度的庞大政治团体的真正首脑。

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就能发现问题的对象已经改变了。答案之所在已经不再是搞清教会作为宗教机构能在哪些方面作恶，而是去理解教会在哪些方面妨害着这场政治革命，尤其是成为主要鼓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

作家们想在世俗政府中建立各种政治构想，却被教会用治理教会的各项原则巧合地阻碍。教会依赖传统惯例，作家则对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所有体制表示极度的不满；教会信仰某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存在，作家则只推崇个人理性；教会立足的基础是等级制度，作家则想要各等级相通潜合。试图和睦相处也就强迫双方承认，两者本质不同，所以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方法来治理。但是，当时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要抨击国家制度，就等同于必须先行攻击教会制度，教会制度看上去是国家制度的根基和模板。

另外，教会确实是首要政治特权等级，而且是最令人厌烦的一个等级，尽管它并非压迫人最甚。但教会卷入政治体制，这种参政行为与教会的功能和本质格格不入；教会在其他场合申饬罪恶，转过头却神圣化政治权力中的罪恶，并掩护罪恶，试图使政治权力像教会一样长青。攻击教会，肯定会使民情激奋。

但是除了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从教会开刀，还有其他更特殊也更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意味着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敌对的这一部分。面对其他权力他们时有感觉，但是这一部分权力专门审查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为难着他们。作家们在反抗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的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战斗，这场斗争始于挣脱束缚他们最紧的绳索。

此外，他们眼里，事实上也如此，教会是旧制度这个整体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因而进攻从这里开始。尘世君王权力的加强带来了教会势力的削弱。教会曾一举凌驾于王权之上，后来与它平起平坐，最后则彻底沦落成国王庇护的对象。一宗交易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供养，反过来，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依据；君主令臣民恪守教规，那么教会使信徒服从国王。革命越来越临近爆发的时候，这项交易如此危险，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非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不会有好处。

尽管法国国王依旧自诩为教会权力的继承人，但他们并不关心对教会的义务；他们捍卫教会的热情远不如保卫王权政府的热情。当然，他们也不会允许有人与教会短兵相接，但却放任人们在远处用飞矛扎刺它。这种不完全的约束，无法减少教会敌人的力量，反而使之更强大。有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碍某种思想的蔓延，而在其他时候，则是一种正向刺激；当时出版界的审查制度，更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会引起抱怨而非恐惧，他们能忍受令自己保持斗志的折磨，但无法忍受把人拖垮的沉重枷锁。针对作家的诉讼总是冗繁、杂乱无章、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强迫他们放弃写作，反而是为了激发他们继续写作的热情。出版自由可能对教会的伤害反倒是小些。

1768年狄德罗［2］致函大卫·休谟［3］说：“你以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完全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4］可不同意你的观点。”事实上这位苏格兰人却是言之有理。作为自由国家的社会个体，他很有经验。狄德罗从文人角度出发，休谟看问题则从政治角度出发。

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向他询问如何看宗教对司法稳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正面作用，他总是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不信仰宗教的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文明社会，便无法存续。他认为尊重宗教精神是国家秩序与个人安全的第一保障。连最不通治国之道的普通民众也明白这点。但是同时，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采纳了更多18世纪思想家在政治问题上所提出的种种最大胆的论调；唯独反宗教中论点是例外，尽管有无限制保障的出版自由，反宗教思潮却从未出现在美国。

英国人同样如此。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出世以前，这种去宗教化的哲学就已经广泛流传于不列颠：正是博林布鲁克［5］栽培了伏尔泰。整个18世纪的英国都不缺少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华横溢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肩负起这样的任务，他们没能使去宗教运动取得像在法国那样的胜利，因为所有不完全相信革命的人都在迫切地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甚至还包括他们当中那些卷入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学说并非谬误的人，也察知到危险而加以抗拒。参照自由民族历来的情况，强大政治团体发现把事业与教会相勾连显然是有利于自己的，于是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打动，再也不会感到孤立无援，认为应该为其自身事业而拼死战斗。当然不可否认英国教会的组织有缺陷，内部积弊甚多，但它成功地经受住了打击，教会人士中甚至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竭力捍卫基督教的地位。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探讨和驳斥，直至被社会抛弃，然而整个过程政府从未插足其中。

但是为何不是求证于法国而是其他国家呢？今天已经没有法国人会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著作了，甚至没有人愿去看一看这些书。我甚至可以问，谁还知道这些书的名字？60年来我们在公共事务中并不健全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警惕这种危险的文学。在国民的不同阶层中，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酷的学校中得到的经验不断增长，尊重宗教的思潮已重回最初的地位。1789年以前对宗教的反抗最为热切的阶层——旧贵族阶级，1793年以后反而变成了最笃信宗教的一群人。他们曾经首先受到攻击，但也首先重归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逐渐感受到挫折时，也慢慢转向重新接受宗教信仰。慢慢地，对宗教的信奉深入到了那些曾迷乱于群众暴力中的人们心中，随着对革命出现的恐惧，去宗教化思潮看上去消失了，至少是暂时掩藏起来。

旧制度刚刚崩溃时可并不是这样。我们摒弃了对人类那些重大事务的实践，我们忘记了宗教在各国家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反而是去宗教化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维持国家稳定和秩序的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去宗教化，而且盲目地向他人传播，他们将无信仰视为他们庸庸碌碌生活的一种消遣。

许多大演讲家诞生于曾经的法国教会，此时却感到遭背弃，于是默默无言。人们曾经认为，只要保留教会的财产和地位，它就准备对它的信仰发表指责。

否定基督教的人不遗余力地呐喊，而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集体失语，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很常见，而且不仅事涉宗教，还涉及其他几乎所有问题。还保留旧信仰的人非常担心自己变成了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更惧怕被社会孤立而不是犯错误，所以他们加入了群众运动，尽管与群众的认知不同。在当时这一部分国民的心态，似乎代表了全体国民的想法，从此以后，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感情看上去几乎最难以抵御的。

上世纪最后几年，所有的宗教信仰差不多都名声扫地，这无疑强烈地影响了整个法兰西，它造就了法国革命的一些特性。人们为何会把法国革命视做面部可憎的暴乱，主要原因来自于这里。

当我力图探寻去宗教运动曾产生的不同影响时，我发现与其说去宗教思潮使人心堕落或风俗败坏，倒不如说它使人精神异常，导致人们作出如此特异的极端行为。

当宗教脱离了灵魂，它并不像往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恰恰相反，此刻的灵魂充满了情感和想法。这些情感和想法一度占据宗教之前的地位，就可暂时使灵魂不至于萎靡不振。

如果说推动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对待宗教上比我们还不虔诚，那么他们至少还保留着一种我们所不具备的令人赞叹的信仰：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自信力。他们对人类的可能完美和力量深信不疑，一心热衷于发扬人类的光荣与美德。这种骄傲的自信被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力量。是的，过分的自信常常导致谬误，但没有自信，人民只能接受奴役。当时的人们从不怀疑他们的责任就是改变社会体制，使人类重生。他们的这些情感和热忱已变成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产生了宗教本应该产生的某些巨大影响，人们因此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也因此而胸襟博大，不是斤斤计较于一般的小利得失。

即使翻查所有史书，我也确定我从未听闻过这样的革命，这个革命从最早期就展示了许多法国人身上的无与伦比的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情怀、真正的伟大。诚然，法兰西民族显出了主要缺陷，但同样显出了我们的首要品质，这种可贵的品质就是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然而，反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之前，世界上也曾有过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革命，在这些政论革命中，攻击现存法律体制的革命者尊重信仰，并且在大多数宗教改革中，改革者也没有想过要瞬间颠覆所有政权的特性及其社会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府结构。所以，即使是在最激烈的社会动乱中，也总是有一个维特稳定的基点。

但在法国大革命中，宗教制度被推翻，民事法律也被同时废止，人类心态可以说失去了稳定的可能；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依靠，也没有什么精神可以皈依，革命家们仿佛是一个从未出现的人种，勇敢几乎变成了狂热；所有新鲜事物他们都司空见惯，所有小心谨慎他们都不屑一顾，他们从不犹豫毫不拖延。这些新人当然不是暂时的、空中楼阁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更加没有注定转瞬即逝。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人从此形成了一个民族，散播在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区域，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无论在哪里都保持那同一张面孔，同一种情怀，同一类特质。我们出生在世界上的时候便接触到了这个民族，如今它仍在我们身边。

［1］译注：指16世纪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

［2］译注：狄德罗（1713—1784年），法国哲学家、美学家，著有《百科全书》。

［3］译注：大卫·休谟（1711—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年轻时曾在法国求学，后又进入英国驻法国使馆工作。

［4］译注：这些人都是18世纪的学者。

［5］译注：博林布鲁克（1678—1751年），英国民族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托利党领袖、现代政党体制的提出者之一。

第十五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我们需要注意在为大革命作酝酿的所有心态与思潮中，最后一个诞生也是第一个消亡的，居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公共自由的情感与热爱。

很久以前，人们已经撼动政府的古老庞大体制。这个体制大厦将倾，但是没有人提过自由这个命题。就连伏尔泰也很少论及这点，只是在英国停留的三年使他接触到了自由，但并未点燃对自由的热情。英国人肆意传播的怀疑论哲学更令他倾倒；他们的政治法律体制却几乎没有触动他的思绪，他注意到其缺陷甚于优点。在他的杰作之一——那些有关英国的信件中，议会制度是他最少谈及的。可以这么说，他最艳羡的其实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自由，甚至可以说，在伏尔泰心中，即便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被长久保持。

直到18世纪中期，很多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出现，他们提出许多看起来差不多的原则，人们便给他们取了个名字——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1］。经济学派在历史上当然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应该也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通过他们的文字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究大革命的本质。面对治理国家事务的问题，哲学家可以说并没有跳出那些非常普及、非常抽象的思想而始终在绕圈圈；经济学派也没有脱离理论，但他们的理论更接近现实。一些人讲述思想领域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什么是应该付诸实践的。大革命后来颠覆的一切制度都被他们集中火力继续声讨，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政治制度值得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身所创造的制度，都是他们早就已宣布并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制度的根源思想不是曾诞生于他们的思想，大革命所有最本质的内容在他们身上都可以找到。

此外，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渗透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情怀，除了厌恶某一部分特权，把人划分等级也令他们反感。当然，他们酷爱平等，即使是奴役下的平等。一切妨碍他们思想计划的东西都应该被敲碎。他们并不怎么尊重契约；同时也毫不尊重私人权利；或者，准确说来，在他们的认知里，根本不应该保留什么私人权利，只存在公共利益。但总而言之，这些人当然品德宽厚、温存善良，也都是一些品行正直的法官和业务练达的行政官，那是那种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在指引着他们。

经济学派鄙视既往，“许多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荒谬的原则指导着——看上去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结果。”勒特罗纳说道。以此为基点，他们激情满怀地进入了工作状态。任何陈旧的、在法国历史上曾经被人深信不疑的制度，只要这些制度稍微违逆到他们，或者仅仅是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均衡，他们便大声呼喊着要废止。其中一人甚至极端地提议一举取消所有旧的土地划分，还要改变所有省的名字。令人意外的是，40年后制宪议会竟然确实将这议案通过并付诸实践。

自由制度在他们脑海中形成最原始状态之前，经济学派就已经产生了后来由大革命推广的社会行政改革思想。经济学派确实非常推崇食品自由交易还有工商业中自由放任策略，但是他们从没有考虑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脑海里偶尔闪过火花，他们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反感。甚至大多数人曾一开始非常排斥议会的成立，也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而言之，反对不同时期为了维持中央权力均势的而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均衡力量。魁奈［2］如此评价：“在政府中设均衡力量制度实在是个毫无益处的想法。”而魁奈的一位友人说：“设想出平衡权力制度的议论纯属空中楼阁不切实际。”

对他们而言，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的唯一方式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的说法，“老百姓有了知识，自然也就不会有专制制度了”。他的另一位弟子如是说：“人们当然对政府权力滥用所导致的灾难无比震惊，他们为了解决问题，设想了无数没有丝毫用途的方法，却一直对唯一一个真正有效的手段视而不见，即建立在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基础之上的普遍、稳定、持续的公共教育。”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文学性的三言两语就可以代替所有制度保障。

勒特罗纳对中央放弃农村而导致农村没有道路、工业与知识而深表可惜，但他却从没有想过倘若把农村政务交给农民自己管理，事情便会处理得更好。

至于蒂尔戈自己，他拥有伟大的灵魂与卓越的天赋，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与所有其他人相比更为特别的人物，但他对政治自由也没有太大的兴趣，直到晚年，并且还是在公众感情的渲染下，他才逐渐热爱政治自由。对他而言，与对大多数经济学派一样，首要的体制保障来自国家权力，国家应该依从某种原则，参照某种方针去施行某种公共教育。同时代有另一个人在《一种合乎原则的教育机制》中提到，蒂尔戈无比相信这套知识治疗法。他提出了这套规划，就在一份给国王的上书中，他这样说道：“我敢担保，陛下，十年之后这个民族将会变得焕然一新，知识、风尚和报效国王和祖国的满腔赤诚，将让您的子民大大优于其他一切民族。那些现在刚刚十岁的孩子在未来一定将成为国家栋梁，他们不仅仅热爱法兰西，对权威顺从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出于天生的理性，他们热情守望同胞，养成了认可并尊重法律的心态。”

既然政治自由在法国早就消失殆尽，那么政治自由的前提和结果是什么，人们几乎全部无法回忆了。何况，遗留下来的不成体系的政治自由残渣，以及看似用来替代政治自由的那些机制，反而使政治自由更加不被认可，并经常对其产生负面看法。那时还持续召开的大部分三级会议早已形式老旧，主导精神仍停留在中世纪，不可能帮助社会进步，甚至只能起妨害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一个负责制约各种政治团体的机关，即便是它，也不能防范政府作恶，可笑的是它还总是阻碍政府去做好事。

在经济学派眼中，根本无法依靠所有这些旧机制来完成他们所认同的革命；借助已经成为主宰的革命力量的民众来实现他们的构想，同样行不通。如何才能使如此庞大、各部之间联系高度紧密的改革体制为全体民众所采纳和实行呢？那么，就不如让王权政府为他们的构想去服务。

这个新政权并不是出自于中世纪，它完全没有中世纪的烙印，只不过在新政权的错误当中，经济学派发现了它的某些正面痕迹。类似于经济学派，新政权本性也倾向社会地位的平等，普及法律，所以它也从灵魂深处反感基于封建制度或偏向贵族利益的旧政权。但令人叹息的是，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个同样组织精良并且强大有力的政府机构；在法国，这样的政府对经济学派来说简直是不可错失的机会：倘若那时像今天这样，上帝随时插手是一种时髦话，他们肯定将之称为天意。勒特罗纳这么说：“法国的形势当然优于英国；因为人们在顷刻之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体状态的改革，而英国的改革却总得受各个党派的阻挠。”

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而在于改变。梅西埃·德·拉·里维埃曾说：“国家必须按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么做的时候，它的权力理应不设上限。”另一个人则说：“让国家了解它的职权与责任，然后给它全面行政自由。”无论魁奈还是博多修院院长，他们都抱有同样的心态。

除了盼望王权政府改变社会现状，他们还要部分参照自己关于未来政府的意见。由此及彼，看到这一个形象便使他们联想到另一个形象。

从经济学派的论点来看，国家除了统治人民，更应该以某种方式启发国民：国家应依照社会楷模来培养公民意识；它的义务是用那些在它看来切实需要的观念来充实民众的内心，向民众头脑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要的觉悟。本质上，它的权利毫无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边界去界定；它要做的除了矫正人们过错，还有使他们完全进化，或许只有国家才能真正培养人！博多说：“国家依自己意愿改造人民。”这话是最为精准的总结。

经济学派设想中那个强大的政治权力不但大于他们所知的任何政权，而且拥有不一样的出发点和特质。它不是直接源自上帝；它也不关传统什么事情；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被称为国王，而是叫国家；它更非家族私产，而是代表着一切公民，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都顺从于社会意志。

经济学派已经完全掌握了中世纪从未出现过的这种被称为民主专制制度的特别专制形态。社会中自然不存在等级制度，不存在阶级成分划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人民由彼此别无二致、完全平等的个体构成；这么一个庞杂的群体被共同推举为唯一合法主宰，但与此同时，它却也被完全剥夺了领导甚至监察其政府的权力。它头上还有个特别的代言人，他以他们的名义宰制所有政治事务，而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制约他的是没有实际机构的公共理性；对抗他的，则是革命。在法律上，他是听从群众命令的公仆，但是实质上他是主人。

既然无法在周围找到任何与这种理念相符的事物，他们就深入亚洲去搜罗。我毫不夸张地说，所有人都在他们作品中，都有对中国大加赞扬的一部分。只要稍微读一读他们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褒奖。由于缺乏对中国的真正认识，他们对我们讲的，其实全部是纸上谈兵。那个被几个欧洲人控制的虚弱而残暴的政府［3］，在他们眼里竟然成了应该被世界各国模仿的最完备的政府形态。这个中国政府在他们心中就像后来的法国人心里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专制君主不偏不倚，举行每年一次的亲耕礼，以奖励有用的技术；科举考试决定一切官位；他们的宗教是完全哲学化的，他们的贵族全是文人。这样的国家却吸引了他们，使他们赞叹不已，心生向往。

人们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破坏性理论产生于最近的这几年。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实属同于一时期产物。当经济学派妄想通过权力无边的政府颠覆社会结构的时候，还有另一些人则完全想通过这个政权，摧毁社会的根基。

阅读摩莱里［4］的《自然法典》，你可以找到经济学派相关全部学说，还有最近这些年代使法兰西最为恐惧的许多政治构想，我们似乎注视着这些东西的创生：财产绝对公有，社会地位绝对平等，行为整齐划一，个人活动完全遵从组织安排，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融入社会整体。

法典第一条说：“没有什么完全属于个人，当然也不能作为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是不正义的，企图复辟财产制度的人将被视为狂热者和公敌，处以终身监禁。公民将由公众出资照料。”法典第二条还说：“所有产品将陈列在公共商店内，分配到所有公民手中，用于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城市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供某个人使用的建筑设施必须保持一致。孩子五岁起便应该被带离自己的家庭，由国家出资，按统一方法，共同养育。”也许你会以为这本书写于最近，但是其实它已诞生100年；它于1755年第一次出版，那时候魁奈创建了这个学派：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来自同一渊源；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与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苗的关系一样。

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里，我们时代最不感到陌生的就是经济学派；他们如此鲜明地热爱平等，对自由的爱好却是那样晦涩不明，他们简直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当我研究策动大革命的那些人的演说和作品时，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和我不认识的社会，然而，当我阅览经济学派的著作时，却好像和这些人完全生活在一起，就在刚才还在和他们近距离交谈。

接近1750年了，全体民众对政治自由还没有表现出经济学派那样的迫切；国民们不再行使政治自由，更不用说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了。他们盼望变革甚于权利，假如当时有个学识和胸襟都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君王执政，我绝对相信他能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伟大革新，这些变革不仅不会使他丧失王权，反而会极大增加他的力量。有人说路易十五手下最有能力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5］先生对此曾有模糊预感，并以此建议国王。当然这类事业也不应该根据建议而完成，人们如果没有构想出这类事业的具体形象，他们就无法完成它们。

20年后，形势发生了改变：政治自由的形象已体现在法国人的精神里，而且越来越吸引人。这方面的迹象不少。外省开始要求恢复自治。全体人民均有权参与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风。人们又回忆起昔日的三级会议。法兰西民族原来讨厌自己的历史，现在回想起那段时期却感到高兴。新潮流也席卷了经济学派，使他们不得不在中央集权体制内添加某些自由机构。

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以往经常为高等法院的判决而感到痛苦的那些人，这时看到它的死亡却扼腕叹息。好像高等法院的倒塌，就等于阻止王权专制的最后阻碍的倒塌。

民众的表现令伏尔泰不仅惊讶而且气愤。他在信里说：“几乎整个国家都陷入沸腾和惊讶，外省同样民声喧沸。可是我觉得这敕令明明都是对社会有益的改良。废除捐官制，司法程序免费，阻止申诉者自王国边陲来到巴黎，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破产，由国王负责支付领主法庭的各类费用，难道它们不是大有裨益吗？更何况，这些高等法院还常常迫害人。这些野蛮的迫害狂还一屁股坐在那些狂傲的资产阶级那边。我宁可相信国王是正确的。既然要卖命，我宁可投奔天生强壮有力的出身名门的狮子，也不会为与我同类的鼠辈们卖命。”他还自我辩白：“想想看，我几乎应该赞赏国王的行为，因为国王替我们支付了司法费用。”

伏尔泰长期不在巴黎居住，他心里认为的公众心态还应是他离开时的样子，但实际形势早已与以往完全不同。法国人要的绝不仅仅是政府的改良，他们要的是自己来完成改革，而且自己去策动一场全面准备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行将爆发，这场革命不仅获得了人民的同意，更是由人民亲自操刀。

我认为，这场彻底的革命就在那时起变得无法避免了，它必然同时摧毁旧制度的有害事物和有益事物，所有都必须一起被焚烧。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人民贸然自行动手开始了全面革新，因而不可能不毁灭一切。专制君王完全可以变成比较稳妥的改革家。在我看来，这场革命确实毁灭了相当多与自由相悖的制度、思想、习惯，但同时它也废除了相当多令自由得以存活的事物。这个时候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开始，专制君主可以亲自着手完成变革，那么它还有希望使我们有一天转变成一个热爱自由制度的民族，但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老百姓推动的暴力革命，就完全消除了这种可能性。

想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就不应该忘记以上的观点。

而当法国人重新又发现自己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已经对政府问题有了非常多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一样，而且几乎与政治自由相冲突。

他们的空想社会之中，只有被认可的人民而没有其他贵族阶层，除了由公务员转变的贵族；唯一的权力无限的政府宰制整个国家，为公民个人提供保障。他们渴望着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最本质的想法，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调和。

于是他们开始把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惩治地位的立法团混同于一处，结果成了官僚政治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占有一切主权权力，但是社会个体却被软禁在最狭小的弱势地位上。对国民整体，要求其具有自由人民的观念和品质；对公民个人，则要求具备奴才般的顺从。

60年来，试图将政治自由引入人们早已习惯的中央集权制的努力屡屡失败，自由政府遥不可及，因此随后爆发了破坏性的大革命，直至最后法国人对这些徒然尝试心灰意冷，于是抛弃政治自由的初衷，转而投向中央集权制的怀抱，他们索性这么想：做一个伟大主义的平等奴仆也还是不错的，至少人人平等了。所以我们法国人当下的思想非常像1750年的经济学派，而非1789年的人们。

我扪心自问：曾经让人类完成最宏伟壮举的对政治自由的热情，到底出自哪里？它在哪些情怀中汲取养料？

我可以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途时，他们盼望自我治理。但是这种对所谓独立的热情，源于专制体制引发的那些特殊却又短暂的顽疾，它持续不了太长时间，它肯定会与创造它的一些非必然事件一起消亡。人们看上去酷爱自由，实质上只是憎恨主人。而那些真正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所憎恨的对象，则是过度依赖而产生的恶果本身。

我同样不认为真正的对自由的爱来自物质利益的诱惑，因为这种观点常常模糊了事情的焦点。的确，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精神的人，自由也会慢慢地为他们带来富裕、福利甚至财富，但更多的时候，它短暂得令人无法享有这类福利。而在另外的那些时间，只有专制体制能使人获得暂时的物质满足。只能悦纳自由的这些物质好处的人，从未长久地拥有过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灵一直强烈热爱着自由，热爱着自由的魅力及其自身的美感，而非自由的物质利益。这种美感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统治下，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行动、呼吸的快乐。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的人，只能受奴役。

越过千般险阻，有些民族依然坚定地追求着自由。这种对自由的热爱，并不是由于什么物质利益，而是他们视自由为一种昂贵而必要的幸福，无自由，毋宁死。另一些民族在繁荣富裕中对自由感到无所谓，甚至不在乎别人剥夺自己的自由，只怕稍作反抗，就会令自由带给他们的那些利益遭受损害。这些人即使保持自由但是还缺少什么，缺少什么呢？那就是对自由本身的真正热爱。你必须亲身体会。它自动进入上帝已创造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这些心灵因此而丰满，因此而炽热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热爱的庸常的灵魂，不必强求他们所谓的理解了。

［1］译注：重农学派，兴起于法国18世纪50—70年代的古典经济学派，将农业视为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是法国经济学派的源头，实际上在法国他们就被称做经济学派。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之为重农学派，而且并不全然赞同他们。重农学派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贵族或政府要员，与波旁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更希望通过改良来建立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

［2］译注：魁奈（1694—1774年），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家境平平的地主家庭，据说直到十一岁时还未曾识字。早年行医，并颇有名望，进入宫廷成了御医，甚至因治好皇太子的顽疾被封为贵族。后来因在宫廷中参加关于法国社会状况的讨论，而转向硏究哲学和经济学，终成一代巨匠。

［3］译注：指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

［4］译注：摩莱里，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5］译注：即马肖尔·达尔奴维尔（1701—1794年），18世纪中期的法国财政总监，曾推行改革，但被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反对。大革命后死在监狱中。

第十六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下最繁荣的时期，但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当路易十四睥睨整个欧洲的时候，他的王国实际上已经开始日现破败，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是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辉煌的时代，社会也已经显露了衰颓的早期痕迹。法兰西早已满目疮痍，即使在停止征服之前。大家都读过沃邦［1］给我们留下的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感到惊恐的短评。17世纪末期，甚至更早于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争夺战之前，总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上书中，早就暗示了国家日益倾颓的现状，并且不是最近现象。“这些年来我治理的财政区人口大幅递减。”一位总督说。“工业已经消失在这座曾经兴旺繁荣的城市。”另一位总督说道。这位总督说：“省里本是有制造业的，但今天已遭到废弃。”那一位又发言：“过去居民的土地收获，要远远多于今天；20年前的此地，农业不知比现在兴旺了多少。”“近30年来，人口和生产出的财货减少了五分之一。”还有这样的说法。那些倾向于专制政府的人和喜欢发动战争的君王们真应该拜读这些上书。

贫穷来自政治体制天生的弊端，路易十四的驾崩与战争行动的结束也无法聚拢起再一次的繁荣。18世纪上半叶，所有作家均谈到此事，并达成统一意见，即外省还没有得到复苏；不少人甚至认为，外省仍然在走下坡路。他们认为，看来只是巴黎在日益繁荣和扩张。总督、前大臣、企业家在这一点上同意文人们的论点。

而我必须承认我决不认为18世纪中前期法国在继续衰败，但是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至少可以表明：起码是没有显著的社会进步。我眼里相关的所有政府文件的确说明，社会陷于停滞。政府墨守成规，毫无革新；城市也没有试图使居民生活环境更舒适健康；社会个体也没有开展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业。

可是就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间，景况有了改变，至今还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种内在震颤开始了。开始只有很有耐心的人进行观察后才能发现，但是渐渐地，它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确切。它的速率每年都扩大加快，一直到整个民族终于开始革命，仿佛复生。但是注意！这不是旧生命复原，这推动力是新精神，复苏片刻只是为了接下来的崩溃。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躁但又振奋，尽力地改善眼下处境。追求更优渥的物质是正常的，但这种追求使人焦虑急躁，引人诅咒以往的日子，梦想一种与当前处境完全相反的环境。

此种精神也迅速渗透进政府机关内部，将它从内部异化，即使外部毫无改变：法律没有变动，执行法律却完全变了。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阐述，1740年的总监与1780年的总督迥然不同。这可以在政府内部通信中得到充分证明。尽管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同样的权力且同样专横，但目标变了：前者只需要使所辖省份尽皆臣服，征募民兵，最重要的是征收军役税；后者则关心着其他事务：他的头脑里充满无数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的想法，主要是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尤其是农业。絮里［2］在行政官员中，名噪一时。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着手创立我之前讲过的农业协会，建立赛会制度，设立奖金。一些行政总监通报并不像公务文书，倒像有关农业技艺的论文。

各种税项的征收体现了统治者方针的改变。与以往相比，立法依然谈不上平等，同样专断而严厉，但是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弊病都削弱了。

莫里安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研究税收法之时，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仅仅因为疏忽而漏税，物制法庭就有权力处罚、监禁，甚至体罚；仅凭包税后的口头誓词，他就有权处置几乎所有人的财产和人身权利等。但这些只是法典文本中的意思，我很快就发现，法律的实施和它的文本存在差异，实施中，法庭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1787年下诺曼底议会说道：“征税会有多少弊端，招致多少烦恼！但是，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征税这几年来的温和与谨慎。”文献考证详实证明了这个论调。处处充满着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特别是对穷人苦难的真正关怀：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税务机关不再对穷苦人强行征收，免除捐税更频繁，同时灾年救济更多。国王加调所有基金款项，甚至特意调往农村设立慈善工场或赈济贫民，许多新基金被创立。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发放8万多里佛；而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万里佛，而4.8万里佛则被发给了诺曼底。路易十六不愿将其全部委托大臣管理，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的御前会议决议上说，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破坏农田，应向农民赔偿，并确立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办法，各类情由还由国王亲自划分。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仁厚而又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给他的情景，国王还说：“你看我也在我这方作努力。”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穷途末路时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将绘出一幅比真容更美好但却令人难以相信的画面。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原则上同时出现的这些改变，公共财富便始无前例地繁荣起来。所有现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长；财富增长得更快。甚至北美战争［3］也没有拖慢速度，尽管国家因战争担负了很多债务，但是国民却在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劳，更富于雄心和创造性。

一位行政官员如此说：“1774年的各种工商业迅速发展壮大，从而增加了所有消费税。”

实际上，将国家在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里与负责收税的税务公司签订的合同比较一下，就能发现，每一份更新的合同里约定的地租价格都在不断地增加。1786年的租约价格比1780年的价格多出1400万里弗。内克在1781年结算书中总结：“可以算出，消费税总额每年递增200万里弗。”阿瑟·扬甚至下这样的定论，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多。他还说：“这几年我们的海上贸易比英国发展更快。近20年来，几乎增长了一倍。”

若留心各时期的差别，人们就能够确信，公共财富的发展速度哪怕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大革命以前的那20年。立宪君主制的37年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只有这30多年［4］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提并论。

如果考虑政府的诸多积弊，工业的诸多难题，那么这一番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致，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啧啧称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对此加以否定，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妄下断言：病人不遵自己的药方，就不能痊愈。在这样的背景下：赋税制度不平等，习惯法种类繁多、各行其是，还有杂乱的国内关税，封建特权，行会管事会，一堆乱七八糟的官职等等，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让人难以相信。然而无论如何，法兰西都在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因为除了那些制造低劣、难以咬合、似乎注定要拖慢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还掩藏着两种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的极简洁、极强大的动力，它推动全部零件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强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家致富，并且保住既得的财产。

国王还在以君主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已经顺服于公众舆论了，他随时随地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和引导，不断向它低眉顺眼地致意。根据法律条文，国王当然是专制的，但在法律执行中却受到很多限制。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本中举出一个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不相信公众舆论在今天的权威：这些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已经可以对国王御座颐指气使的无形努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把人民的强大雄伟全数归功于法律体系，实在很肤浅，因为在这方面，不是工具的优化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我们把目光投向英国：那里的行政法制和我们的相比，看上去还要更复杂，更种类繁多，更毫无规则！但是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拥有更多的社会财产，范围更广泛，更靠得住，更多样化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社会更稳固，更富裕，因而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与否，而在于引领整个英国的立法精神。如果有一部分不完善那无关宏旨，只要生命是强大有力的就可以。

在法国，即便繁荣在发展，心态却显得更加不稳定，更惶恐难安。公众怨愤依然在积累，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憎恨在持续累加。革命的脚步愈发迫近。

而且，后来成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地方，恰恰正是社会进步最为显著的地方。研究法兰西岛［5］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就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方，开始了旧制度最早最深刻的变革。那里的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障。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就取消了。就连军役税地征收都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松、更公平。想要明白当时一个总督能为全省做了哪些福利，就必须了解1772年是怎样改进征收军役税的。从条例上来看，捐税完全改变了。政府专员每年走到各个教区，村民在他面前集会，从而当众确定财产价值，同时，每个人的财产都用对审方式确认，而军役税最后经所有应纳税者的协作而制定。没有了行会理事的专断，也没有了无益的暴力。不管征收制度如何，军役税的弊病也没变，它只压在某一个纳税阶级身上，对于工业和地产一视同仁，但是其他方面，军役税已经完全不同于邻近财政区仍叫着同样名字的捐税。

相反，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留着极其完整的旧制度。但也恰恰是在那些地方燃起并助长了内战的烽烟，他们的反抗最激烈，时间最持久，以至于有人嘲笑道，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这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类似。

革命的发生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变越差，更普遍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似乎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压迫减轻，他们就试图全部摆脱。被革命毁灭的政权已经大大好过它前面的那个，而且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反动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除了最伟大的天才，无人能拯救一位开始解放长期饱受摧残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承受着痛苦，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苦难难以避免，但一旦有人给他们放开了倾泻口，它就显得难以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那些弊端点燃了人们的敏感，他们发现尚有其他弊端存在，于是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减轻了，但是感觉却更加强烈了。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并不比接近灭亡时更令人憎恨。而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行为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让人无法忍受。博马舍［6］的短期监禁引起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更大的群众激愤。

没有人会觉得1780年的法国在衰败；相反，人们会说，这时候的法国已经没有前进的阻碍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人能不断完善的理论诞生了。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毫无希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已经沉醉于即将来临的前所未有的幸福中，使人忽视个利益，向新事物奔去。

除了广泛原因，这一现象还有其他更为特别但同样强有力的成因。财政管理确实还保留着专制政府那些固有的弊病。由于财政管理是机密的同时也无保障的，人们在这方面仍遵循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的那些充满弊端的做法。政府努力增进公共繁荣，但它的措施每天都在增加支出，而收入却设有按同一比例增加，于是国王每天都一点一点踏入比他的前任更严重的困境中。

和前任一样，他不断让他的债权人无法收债；像先王一样，他到处举债，既不公开，也无竞争，债权连定期利息也不一定能拿到，甚至连他们的资本也得看国王是否有诚意。一位曾亲眼目睹的可以信任的见证人，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晰：“那时法国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充满了巧合。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政府公债，但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益。实际上是他们在为政府建造军舰，维护道路，也是他们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这些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与期限，他们要考虑与大臣签订的合同是否能完成，就像搞风险投资一样。”另外，“这时候的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心中有了对财产的喜爱，对小康生活的爱好与愿景，这使得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遭到破坏简直难以容忍，破坏者正是本应最尊重合同法的债务人。”

人们对受到指责的法国当局的种种积弊实在不感到新鲜，感到新鲜的是对这些积弊的那些新印象。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更加严重，但是自那时起，政府和社会一步一步地改变，这让人们对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敏感。

20年来，政府活动越来越频繁，兴办过去无法想象的各种事业，甚至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同时也是王国之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者。那些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拨款吃饭的人同时越来越多。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前所未有地混在一起。财政管理的不利在很长时期内仅仅是某种社会顽疾，这时却成了一种针对所有人的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款总共将近6亿里佛，债权人同时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专家的说法，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相缔结，同时向政府发泄怨恨。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数量的增加，他们便愈发愤怒，因为投机欲望，对发财的热情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着，30年前对更剧烈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再也无法忍受。

高利贷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应运而生，他们一起组成一个最仇视新政策、最热爱任何当局、最顺从他们自己都瞧不起的那些法律的阶级，也就是这个阶级这一次改革的心情看似最为迫切，并且最坚决。它大声疾呼针对财政系统来一次彻底变革，这个部门一旦受到强力震动，也就意味着其余部门全部坍塌。

如何避免一场浩劫呢？一方面是一个越来越渴望发财的民族，另一方面是一个刺激发财欲望的政府，又不断把欲望扑灭，摧枯拉朽地推促自己的灭亡。

［1］译注：沃邦（1633—1707年）法兰西元帅，军工学者，关心政治和经济，政见上具备一定的自由精神。

［2］译注：絮里（1560—1641年），亨利四世大臣，颇有政绩。

［3］译注：又称“七年战争”，英法之间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后来欧洲的主要国家都纷纷加入。最后法国失去了它在北美的殖民地，而英国则成了拥有殖民地数量最多的国家。

［4］译注：指1815到1852之间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并通过七月革命建立了“七月王朝”，最终被二月革命推翻，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5］译注：法兰西岛虽然确有其岛，但一般情况下往往特指一个行政区划，它是以巴黎为中心，包括巴黎的几个行省的统称，所以又被叫做大巴黎地区。在今天，法兰西岛是法国22个大区中的一个，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法兰西岛则可以看做国王领地，法兰西岛之外也有很多极为强悍的诸侯。到了大革命前的几个世纪，法国中央集权加强，贵族没落，法兰西岛则成了法国的中心。

［6］译注：博马舍（1732—1799年）革命之前半个世纪中法国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他的两部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对封建制度大加讽刺。由于被路易十六的弟弟诬告而被送进风俗犯监狱，这引起了社会的群情激奋。

第十七章
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的努力反而激起了人民反抗

140年来，老百姓从未曾在公共事务的舞台出现，因而无人认为他们还会再次走上舞台；看到老百姓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人们开始关心老百姓的命运时还当着他们的面毫不避讳，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人们似乎是专门讲给骑在老百姓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考虑的也只是那些人能不能完全领会。

那些最应惧怕老百姓发怒的人，当着老百姓的面大声议论那些总是折磨他们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露政府机关那些令人震惊的恶行，而政府是老百姓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言词描绘老百姓的困苦和薪水极低的劳作：他们妄想以此来解救人民，结果却使他们更加愤怒。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

大革命爆发前13年，国王［1］曾经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序言中说：“除少数几个省，王国的所有道路几乎都是由我臣民中最穷苦的那一部分人无偿修建。负担落在那些只有双手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淡薄的关系的人们身上；真正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是所有者，但同时也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还在因为修路而增长。人们逼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无偿地提供精力和劳作，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可能，他们只是在为富人的利益劳动。”

同时，人们开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曾经强加给工人的那些不公正的痛苦，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最神圣的财产权；所有阻碍劳动权的法律当然违背自然权利，所以就被视为不具法律效力；现存社会是令人费解和残暴的体制，是自私、贪婪、强暴的附加物。”这样的言论自然是有危险的。但是更有危险的，是这些话毫无效果。［2］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实行。

据说是蒂尔戈让国王说出这番话。蒂尔戈的继任者也同样如此。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称今后增派军役税肯定会公开登记，还在旁注中添加道：“军役税的纳税人已被征收军役税的麻烦所折磨，至今还在负担那些令人想不到的增税，以至最穷的这部分臣民的纳税增长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人。”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完全公平，但是他已经开始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并且是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施行。他还说：“朕希望有钱人不会认为被纳入共同水准是一种损害，他们要纳的捐税原本只是一直以来理应由他们负担的那份。”

在发生饥饿的荒年，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众的愤怒，而非满足需求。一位总督为刺激有钱人的良心，说：“这些资本家为富不仁，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其实来自于穷人的血汗，但是他们却任凭穷人在为增加他们的财产而在精疲力竭之际饿死。”国王在这种情况下也说过：“朕希望保卫人民远离饥饿，但是有钱人逼迫穷苦人民劳动，想要给多少薪水就给多少。于是，朕不能继续容忍这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的情况在法兰西发生。”

直到君主制消灭前夕，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争斗引起更多相关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对方。在1772年，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就粮食流通问题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由于其失误，政府可能令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国王则反驳道：“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欲造成了人民的贫穷。”双方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类似的想法：痛苦总是来自上层。

当然，记录这些事情的秘密文件是无法见到了，但是在公开文件中却常谈到，政府和高等法院曾经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散发。为此，国王不得不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已经相当严峻的事态的真相。他说：“国库被历代挥霍而导致难负其重。我们的许多不允许转让的土地早以折价出售。”另一次据说国王出于理性说道：“工业行会就是列王国库贪财的产物。”并且补充道：“假如常常出现无用的开支，军役税过分增长，应该归咎于财政管理部门认为增加军役税是非公开进行的，所以是最简易的对策，尽管还有许多其他让我们的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以上这些话都是说给国民中有知识的那一部分人听的，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某些被个别利益集团抨击的举措其实有用，而人民，他们即使听见了也不会明白。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在这种仁爱中，也包含着对人们想使之脱离困境的那些受苦人的蔑视，这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3］。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可以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人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把仆人也当做是人。

我转述的这些危险性语言并不仅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还包括即将被人民群起而攻之的特权者。必须承认，法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处境并不意味着那时的穷人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穷人，但还不相信穷人的痛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灭亡。这一点体现在1789年之前的十年：那时人们常常同情农民，谈论农民，还在研究如何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陷于窘困的主要弊病。但是在这种表达同情的新方式中，人们并未改变，他们照旧没有前瞻性，和过去长期的麻木无远见没有任何区别。

到了1779年，一开始是在法国的一部分地区，后来扩散到整个法国，召开了省议会。何不研究一下会议留给我们的其他公开文件，我相信你定会为文件的善良心意所触动，同时也对文件中大胆的用词而惊讶。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谈道：“人们经常看到，国王用于铺路的钱最后到了富人手中，而不是人民。人们花费金钱使通向城邑的道路更平整，而不是使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更方便。”同一会议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在叙述了劳役的罪恶后，慷慨地捐赠5万里佛以改善乡间道路，说如此便可使本省道路在不需耗费人民资产的情况下保持通畅。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耗费更少，但是，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试图保留其外表。抛弃的同时，保有着最令人痛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议会完全由无需交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这些地产主一心打算继续不交人头税，但也在用最晦暗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带给老百姓的困苦。他们将军役税的所有弊病绘制成一幅可怕的图景，甚至广为散发。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的关心与蔑视往往交织起来。老百姓已经唤起他们的同情，但他们对老百姓的轻视并未减轻。

上基耶内省议会也在热情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在他们嘴里，农民还是无知粗野的人，还是一些喜欢闹事、性格粗鲁、不知服从的家伙。蒂尔戈为农民诚心做了许多实事，但他同样如此认为。

这类恶言冷语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并不少见。似乎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如同加里西亚的地方，那里的上层阶级有一套与下层阶级不同的话语，下层阶级完全无法理解。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者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表现出温和、克制、公平的态度，但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在说低贱的农民。看来这类轻薄的骂人话正如那些公证人所说，是自古已如此。

随着1789年越来越近，这种对人民贫苦的同情更加强烈也更轻率。1788年初，许多省议会发给不同教区居民的通告可以详细了解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有一份通告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和一位资产者联合署名的，他们都是议会成员，所以以议会名义行事。他们命令各教区的行会理事召集农民，征询对不同税项的厘定和征收方式的看法。通告声称：“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大部分捐税，特别是盐税和军役税，对庄稼人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各种弊端。”省议会的好奇心当然不止如此，它还要了解教区内那些坐享某种特权的人的具体人数，还有这些特权的具体内容：免税人的财产价值有多少；他们是否长居于自己的土地上；教会是否有很多财产——或说，永久管业基金——在不参与商业额情况下，它们值多少钱。但是这一切还无法令议会感到满意，它还要知道，假使施行捐税平等，特权者应承担的那部分捐税的数额估计是多少。

这等于是通过清算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的愤怒激烈起来，把罪魁祸首拉到众人面前，点明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不足为惧，这进一步令穷人的内心深处燃起贪念、嫉妒和仇恨。人们好像不记得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4］了，也似乎不了解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顺、最仁慈的民族，但是一旦迸发出强烈激情，就会顷刻变成最残忍的民族。

可惜我没能获得农民如何回答这些致命问题的报告，但我还是看到了一部分，完全可以了解导致这些报告的普遍精神了。

这些报告指明了每一个特权者的名字，有贵族，有资产者，甚至连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时也被细述一番，并且加以批判。人们细致地计算他财产的数额同时也是他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公共生活带来的伤害。人们列举必须作为租金交纳的小麦斗数，羡慕地估算无人能够分享的特权者的收入。而本堂神甫的额外收入——人们已经把它叫做他的薪俸——实在是太多；人们辛酸地发现，教堂里的一切事情都得付钱，连安葬也得付钱。捐税全都制订得很不合理，而且压榨人。每一项捐税都受到攻击，他们讨论一切阶层，语言暴躁，愤怒难当。

他们还说：“间接税很让人厌恶，没有哪一家没有被包税员搜查过；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东西在他手下和眼中是不能侵犯的。另外，注册税过分繁重，而军役税收税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辱穷人，手段残酷。就连传达员也不比他好，无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官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伤害他的邻居们。”

这次调查不仅宣告了大革命的迫近以及它的所在地，它也已经在使用它的语言方式，甚至展现出它的整个样子。

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不同点之中，有一种格外引人关注：16世纪的大部分达官贵人投身于宗教变革都出于野心或贪婪；相反，人民的参与却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利益。在18世纪，情况截然相反，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触动了当时有学养和良心的人们，感动使他们投身革命；而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处境的强烈欲望使人民行动起来。前者的热情终于激发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婪。

［1］译注：指路易十六。

［2］译注：路易十六发现了许多社会积弊，但并没有采取以往国王们视而不见甚至掩耳盗铃的做法，相反，他磊落地指出这些积弊并准备进行革新，但均宣告失败。

［3］译注：夏特莱夫人（1706—1749年），伏尔泰的情妇，是个关心科学和民生的女士。

［4］译注：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十六人委员会，这些是14到17世纪之间法国民众自发组织的反对封建和腐朽宗教制度的起义组织。

第十八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政府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早就向人民的头脑中填充了后来被叫做革命的那些想法，这些想法敌视个人权利，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酷爱暴力。

国王为人民作出了榜样，向人们表明可以用何等轻佻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最陈旧而且表面上最坚不可摧的体制。正是路易十五通过他的改革，也通过他的作恶，通过他的热情，也通过他的惰性，解构了君主制的基础，最终加速了大革命的步伐。当人民眼见着坚不可摧的高等法院崩塌时，他们似乎也意识到，暴力和突进的时代到来了。那时，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没有什么古老秩序应受到理所应当的遵守，也没有什么新事物完全不能去尝试。

可悲的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执政期，都在谈论即将开始的革新。大革命确实推翻了一切制度与秩序，而之前的路易十六曾预言大部分制度已濒临崩溃。他从立法机构中去掉几个最坏的制度：似乎他也只是想把这些坏制度彻底摒弃，再由别人来毁灭它们。

在他亲自执政的变革中，有一些事先并没有进行过足够的酝酿，就突然改变了古老而受人尊重的传统，甚至破坏了现在的权利。这样，改革不只是突破阻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展示如何动手发动革命，因此，改革是大革命的前期准备。国王及大臣们在行动中单纯无私的意图，加深了危害的程度，因为最危险的榜样就是出于好意，由善良者施加的暴力了。

路易十四早就在敕令中公开宣称：王国的一切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规定被特许占有，但实际上只有国家才是真正的唯一所有者，其他人都是身份尚不明确、权利也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这个说法出自封建立法，但是到了封建制度行将就木之时它才在法国被接受，法院从未予以承认。这应该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竟然脱胎于国王专制制度。

路易十四之后，政府每年都把自己当做例子，告诉老百姓对私有财产不应该过于重视。18世纪中后期，当公共工程尤其是铺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曾经果断地占用所需的所有土地，为此还推平了阻挡修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的指挥在那以后便开始像我们后来所见到的，无可救药地爱上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规避现存线路，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因此毁掉了无数房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就连赔偿费也是由政府看心情规定，常常一分不赔。

当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收政府事务时，居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侵占所有土地的欠款基本没有偿还。这样的国家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地方，数额竟高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以小所有者居多，但是由于土地已经相当分散，所以受损害的小所有者其实人数众多。每个所有者都从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牺牲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必须为其让路。他们牢记这一点并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从前在许多教区设有慈善基金会，它的目的是按遗嘱指定的地方及方式扶助居民。到了君主制最后一段时间，御前会议的一纸决断，也就是政府的单方意愿，这些基金会要么大部分被破坏，要么改变初衷。一般来说，拨给村子的这类基金被用来资助附近的济贫院。而这同一时期的济贫院的财产也被改造得与创始人的目的相违背，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意的。1780年的某道敕令让所有这些机构可以变卖各个时期人们的遗赠——条件是他们具备终身享用权，允许他们将这份收入上交国家，国家为此支付年金。

据说，这是对先辈没有完全利用的施舍进行充分的利用。但是人们不记得了，破坏活人权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完全不顾已死的人的意志。旧制度的政府这样的蔑视是此后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望尘莫及的。特别是，它在法国对此一向掉以轻心，英国人却为此给予了每个公民以整个社会的力量，维持他死前最后的意愿，英国人对死人比对活人更加尊重。

旧制度下政府做过的措施，包括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最高限价。在饥荒时期政府官员提前对农民供应市场的食品会规定价格，但是由于农民不想被制约，并不愿意来市场，那么政府官员便强制命令他们入市，否则罚款。

但是最无益的教育还是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那些程序。穷人在对抗比他更有钱有势的社会个体的加害方面，其保障力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是一旦穷人面对的是国家，正如我在别处已阐明的那样，他们需要面对的就是特别法庭、带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伪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御前会议曾作出一项决议，在整个18世纪都维持着强大效力：“委派骑警队队长及其副手了解缺粮时节可能爆发的骚动和聚众闹事；必须稳妥处理诉讼案件，但是审判流程是没有上诉权和特赦权的终审；国王陛下不允许任何其他法庭参与。”从骑警队笔录中可以发现，在这种势态下，人们连夜围合可疑的村落，闯入私宅，不需任何凭证就可以逮捕被指定的农民。这样被逮捕的人常常被长期监禁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是敕令却强迫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与今天一样，这样的规定既不正规，也没有被被照办。

一个怀柔稳定的政府，如此日复一日灌输给自己的人民的是那些最适应于革命时代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这类学校始终开着大门。旧制度一直给予底层阶级以这种冒险的教育。蒂尔戈忠实模仿他的前任。他在1775年颁布的关于谷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抗议和农村的动乱时，发布政令，剥夺法院管辖权，并将参与动乱者移交重罪法庭。［1］法令说：“重罪法庭是用来镇压民间动乱的，办案和判决迅速，以正民心。”何况，所有远离本教区的农民，只要没有本堂神甫和行会理事签署的证明，同样受到追缉和逮捕，像流浪汉一起受审，不能上诉也不享特赦。

18世纪的君主制度治下的刑罚固然形式残忍，但其施行起来几乎总是温和的。人们宁愿使人敬畏也不愿使人受罪。其实也就是说，人们由于习惯和冷漠而导致专断和暴力，但是由于气质而温和。然而对这种简易司法的爱好只会增长。刑罚越轻，越容易忽视宣布刑罚的方式。温和的判决背后是诉讼程序的恐怖。

我的说法来自于事实，革命政府所采用的许多诉讼程序，可在君主制的最后两百年中所采取的针对下层人民的措施中找到先例和模式。旧制度为大革命提供了榜样，而大革命只是深化了这种特殊的残忍而已。

［1］译注：指的是剥夺普通法院对叛乱案件的管辖权，而将这种管辖权授予重罪法庭。重罪法庭属于特殊法院，用途是尽快对重罪犯人进行审理并执行。在当时的法国，这是政府干涉司法的一个例证。当今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重罪法庭，比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但这种法庭只是单纯地加速审理流程，而不存在行政干预司法的成分。

第十九章
为何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尽管政府形态还没有改变，但是规定个人地位和职权范围的那些附属法律条文早就被废止或重改。

工人和雇主的旧关系由于行会理事会的破坏以及局部的、不完全的王权复辟而被深刻地改变了，不仅与过去不同，而且无法确定，充满变数。主日警察被彻底取缔，国家监督机制一点也不稳固，而手工业者逡巡于政府与老板之间，不知道二者当中谁能保护和收容自己。整个城市下层阶级似乎突然进入了一种蒙昧的无政府状态，一旦人民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后果会更加严重。

就在大革命爆发前一年，敕令使司法部门非常混乱，创立了许多新的法庭，同时其他法庭大批大批地被取缔，管辖权的一干规则均被更迭。然而在法国，负责审判、执行法官判决的人，数量实在是太过庞大。如是而言，整个资产阶级都多多少少与法庭有一些关系。法律的效果因此便猛然间打乱了千家万户的处境和财产，新的地位是如此靠不住。敕令也给申诉人带来麻烦，他们很难在这场司法革命中重新找到他们可以依据的法律条文以及应该受理他们案件的法庭。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早在1787年被彻底变革，在公共事务中尤其引起了混乱，后来又蔓延至每个公民，深入到私生活。

我曾说，在各财政区，相当于在法国四分之三左右的领土上，行政权都交给一个人，那就是总督，他的一切行政行为不受制约，独断专行。

1787年，人们不得不在这位总督之侧设置省议会，这个行为使总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官员。而且每个村子里，镇政府经选举产生，并取代了旧教区议会甚至行会理事。

与原先立法截然对立的新立法深刻改变了事物的形态，甚至还调整了人们的相对社会位置。它必须同时以近乎同一方式在各地实施，丝毫不在乎以前的惯例和各省的独有情况。这个很快就要被大革命毁掉的旧政府，确实已经拥有大革命中央集权的很多特质。

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习惯、风俗在政治机构中的作用：模糊复杂的法律是长期以来所采用的，它比利用新近的更简化的法律条文要令人习惯得多。

旧制度下，法国还有那些按各省状况而不断变化的各类权力，这些权力都没有明确的边界，并且职权范围总是与许多其他权力相混。然而再怎么混乱，人们终归在事务操作中订立了正规的非常便利的秩序；而小部分的新权力，虽已经被仔细界定，彼此间却依然差不多，在更大的混乱中互相抵触甚至抵消，毫无力量。

另外，新法律还有重大的不足，仅仅这一不足，尤其在一开始时，就足以使法律寸步难行：它创设的所有权力全属于集体权力。

旧君主制统治下的人们一直以来只懂两种统治方式：行政被交付给一个人，这个人的所有行为无需任何议会从旁帮助；借助议会，比如在三级会议省或在城市里，议会不仅统治和监察行政部门，而且直接治理或由它委任的各临时委员会来治理。

由于人们除了这两种理事方法之外别无其他知识，所以当他们放弃这一种，就得执行另一种。但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一个如此开明，且长久以来政府已经发挥如此巨大功用的社会内，居然没有人想到将二者合一，从未想到区分而不是拆分执行权与监督和解除权。无论看似有多么简单，事实上却从未有人这样想过，一直到了本世纪它才被人发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在行政问题上我们自己的唯一一个重大发现。我们之后会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后果，当人们把行政习惯搬进政治体制，在憎恨旧制度陈规的同时却遵守这一传统时，人们在国民大会里竟实行三级会议省和市政机构曾遵循的制度；我们还会看到，从以前仅使事务陷入难堪境地的局势里，怎么就突然间形成了恐怖统治。

如此一来，当大多数总督坚持各自为政的时候，1787年的省议会获得了自治权，尽管它从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下，负责订制和监督征收军役税，并且决定哪些公共工程应当开展并加以落实。公路与桥梁工程局全体官员就由省议会直接管理，包括从监察到工程监工。议会制定明确的规定，圈定它认为可行的事项，向大臣汇报部下的功劳，并提出建议向他们颁发应得的奖励。就连村庄的监管也几乎完全交予省议会负责。还有，绝大多数诉讼案件的初审必须由议会来审理，而在以往这是总督职权范围……上述职权中，其实包含许多不适合于一个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政权，而且即将行使职权的还是一些首次执政的人。

总督被贬低到无权无势地位的同时，却继续存在，一切形式终于混乱。人们在取消总督统辖一切的专制权力后，又强加给他协助和监督议会工作的职权。打个比方，也就是一个被罢免的官员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夺取他官职的立法精神，并且毫无怨言地帮助它得以实施！

人们用同样的的方式去对待总督代理。在他的身旁，也就是在他原本占有的位置上，设置了一个区议会，这个区议会要在省议会带领下遵循同样原则运作。

从1787年成立的省议会的法令和会议笔记中可以明白，议会刚一出现，就不得不投身于与总督在暗处甚至往往是明处的战争。总督老谋深算，用尽手段令继任者手足无措。在这个地方，议会抱怨它花了很大气力才从总督手中得到最必需的文件。在另一个地方，又有总督指责议会成员要篡取据他说是诏书赐予他的职权。总督向中央大臣申诉，大臣则常常不置可否或表示怀疑。他和其他人并无不同，对他来说，这都是新鲜而模糊的问题。有时，议会经讨论会判定总督治理有问题，他经手修建的道路线路不合理或维修很差；或者他放任那些受他监护的村落毁灭而不闻不问。议会常常在一项不熟悉的立法中暗自摸索，犹豫不决；它们四处采集意见，不断地吸取各种见解。尽管欧什省总督声称他能阻止省议会的决议，但是省议会也曾经批准公社自行征税。另外，省议会则断定，在这个问题以及类似问题上，总督今后只能提建议而不能下达指令，同时它在积极征寻法兰西岛省议会的意思。

政府深陷这些尖锐的批评和商谈当中，行政进程常常被一再拖慢，有时还陷入停滞，这就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公共生活此时也被中断了。洛林省议会说出了其他许多省议会的共同心声：“所有事务陷入停滞，所有有良心的公民均为此而伤感。”

还有一些情况，新政府由于过分踊跃和自满，犯下不少错误；它们全都充满一股焦躁而且无序的热情，想要一举改革旧的制度，一下子去除顽疾的病灶。借口今后将由它们保护城市，它们准备亲自经营公共事务。总之，它们的出发点总是好的，本想改善一切，到头来却弄得一塌糊涂。

假如人们今天可以沉淀下来，思考长期以来政府的重要地位，政府日常中接触的利益，依赖政府或需要政府才能解决协助的一切事务；假如人们认为一切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成功，衣食得到保证，才能指望他们的行业得到赞助，才能开辟和维修道路，才能保障稳定，才能保障福利。考虑以上这些事情，人们就可以懂得，政府受到损害会让无数人自身利益受到损伤。

这个新政体组织的弱点，在乡下体现得极其鲜明。在那里，它不仅扰乱了权力秩序，还一下子调换了人们的相对地位，使各个阶级突然间对立冲突起来。

1775年，蒂尔戈曾向国王提议革新农村行政体制，当时他亲自说过，他碰到的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也就是捐税摊派不平等。因为，教区事务中最需要认真面对的就是捐税的制订、征收和使用，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能使那些完全不按同一方式纳税甚至完全免纳的人共同行动、同堂议事呢？每个教区都有根本不缴纳军役税的贵族和牧师，当然也有部分或全部免纳的农民以及其他纳全部军役税的人。一个教区就好比三个全然不同的教区，每一个都要求有独立的政府。困难得不到解决。

事实上，农村中的捐税差异，明显已经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地方；农村里的居民划分为不同团体，而且常常相互敌视。要给村庄一个共同的行政机关和一个自由的小政府，也就意味着必须使大家缴纳同等捐税，这样才能缩小各个阶级之间的真正差距。

1787年开始了真正的改革，但人们当时也没有这样做。教区内部，旧制度下的等级鸿沟及其主要标志——捐税不平等，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可是人们却把全部行政移交给选举团，当即就产生了极为奇特的结果。

是什么后果呢？如果这是挑选城市执政官的选举议会，本堂神甫和领主不能出席，因为他们属于贵族和教士等级，而在这里，主要是第三等级才有权选举他们的代表。

但是市议会一旦选出，本堂神甫和领主反倒成了当仁不让的成员，因为如果这两个阶层与堂区政府完全无关很明显不大合理。领主甚至主持那些他未曾参与选举的市参议员的会议，但是又不能参与他们的大部分法案。比如，当人们着手制订和摊派军役税时，前两个阶级的人便无投票权，因为他们都免缴此税。但是从市议会来说，它与人头税毫无关系，所以人头税继续由总督按特别办法厘定。

更可笑的事，市议会这位议长同他本应领导的议会居然彼此阻隔，毫无关系，人们担心他在议会中将间接发挥影响，只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于是要求不计入他的佃农的票数。在征求省议会的看法时，省议会居然还认为这样的要求非常公平，完全符合事理。其他贵族没有进入这个平民的市议会的权利，除非农民选举了他们，而后按规章特意申明，但如他们进入议会，也只有为第三等级说话的权利。

领主露面只是为了向他旧日的臣属表示臣服，这些人莫名其妙地一下子成了他的主子，与其说他是首领不如说是阶下囚。人们召集这些人在一起，目的看上去并不是要使他们亲近，而是使他们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利益有多么相冲突。

那么行会理事是否仍是毫无威信、不靠强迫就不能执行其职能的政府官员，又或者他的地位和他代理的社区已经一起提高了呢？无人知晓。有一封1788年某个村庄送达员的信，显然这位送达员对人们选他履行行会理事的职权非常气愤。他说：“这是违反行会理事职务享有的所有特权的。”总监的答复是必须匡正此人的想法，“必须使他认识到同胞们选举他于他乃是一种光荣，此外还要理解新的行会理事丝毫不同于此前冠以同一名称的政府官员，新的行会理事应当从政府方面获得更多的爱戴”。

另一方面，在人们眼中的农民成为一种势力时，教区里那些重要的居民，包括贵族，就突然间接近农民，靠在他们身边。巴黎附近一个村庄的有高级裁判权的领主如此抱怨，敕令阻止他哪怕作为普通居民参加教区议会的工作，却有另一些人让他“忠诚于公共利益，认真履行行会理事职能”。

然而为时已晚，随着有钱人向农村人靠近，试图和他们成为一体，农村人却自觉退守到一直以来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动。有些教区的市议会拒绝接纳领主；另一些市议会则十分挑剔，甚至都不愿接受富裕一点的平民。下诺曼底省议会说：“我们了解到许多市议会还拒绝接纳不是居住在本地的教区的平民地产主，尽管这些人确确实实有这一份权利。还有一些议会拒绝接纳那些在当地没有财产的佃农。”

所以，人们还没有开始碰触那些制定国家政府形式的主要法律，这些新的次要法律中已经充斥着新概念、模糊而对立。原来存在的东西既然已经被撼动了，可以说，也不可能还有一项规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废止或即将改动。

这场突然的大规模革新，人们今天已经不怎么谈起，然而在那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动荡之一了。这第一次革命影响着第二次革命，使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所发生的所有这种事件，甚至可以说是从那时以来发生过的同类事件。

我们知道，英国爆发的第一次革命［1］曾经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体系，直至杀死国主，但对旧法律，它只是非常肤浅地触动了次要部分，实质上几乎丝毫未改变传统和惯例，包括司法和行政还保留原来的模式，照旧参照昔日的习惯做法。我曾听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还有12位法官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所以说一切并未同时动荡，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尽管英国社会上面动摇，但是基础却非常稳定。

法国却不一样。自1789年以来，我们亲眼见证了许多彻底颠覆整个政府组织结构的革命，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并且极其突然，这些革命公然破坏现存的法律和规则。然而，革命所产生的混乱从来既不长久也不广泛，甚至无法察觉。

1789年以后的行政结构，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中始终不倒。人们确实改变了君主的身份或中央政权的模式，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事务的日常流程既未中断也未被扰乱；每个人仍旧在与自己相关的微小事中，遵循他熟悉的行为准则和惯例；个人依赖一直习惯与之打交道的次级政府，并且往往与同一批官员来往。因为，在每次革命中，政府即使被砍了脑袋，但是它的躯干依旧完好无损地运作着；革命过后，同样的职权还在由同样的行政官员掌控，他们还在通过五花八门的行政法规传达他们的原则和他们的经验。官员们以国王或者共和国或者皇帝的名义决断或执政。然后，命运之轮继续转动，他们重又开始为国王、共和国以及皇帝审判和执政，这些人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永远用同一模式，因为主子的名字与他们何干？他们的工作是做优秀行政官和优秀法官而不是做公民。如果初次震动得以平息，国内似乎也就再无什么变化。

大革命刚刚爆发，政府的这个尽管是从属的但每日每时为每个公民所知并以最长久而有效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刚刚被彻底摧毁：国家政府似乎一夜之间裁撤了所有官员，颠覆了所有行为原则。一开始，国家好像并未从这场大规模的改革中受到大震荡，但是实际上，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这种震动让人们发现，每个人的地位都被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彻底扰乱，甚至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了危害。的确，还有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掌控着那些最重要最常见的事情，但已经无人知道该遵从谁的指令，处理事务该找谁，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怎样行动。

既然国家处处无均衡可言，那么竭力一击便使它整个震动起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恐怖的混乱就此产生了。

［1］译注：指英国爆发于1642—1649年的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十章
大革命是怎样从既有事物中自发产生的

结束之前，我想将我分别描绘的若干特征加以总结，最后归纳一下大革命到底如何从我刚描摹的那个旧制度中自动生成的。

如果人们想到，法国的封建制度虽然没有改掉自身中那些会伤害或刺痛人的东西，却最完全地丢掉了封建制度提供的防护层，那么人们就不会惊讶为何这场后来猛烈摧毁整个欧洲古老政体的革命是在法国而不在其他国家爆发了。

如果人们注意到，贵族在丢掉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事实上已不再管理和领导居民——这种表象不存在于任何欧洲封建国家，然而贵族们却不仅保留甚至还大大增加其独立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贵族已经彻底变成一个附庸阶级，但同时享有特权并且固步自封。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而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实在不可理解，以至于如此令法国人厌恶，难怪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之火，并且至今长盛不衰。

最后，如果人们想到，这个贵族阶级排斥中产阶级并刻意与之分离，贵族阶级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导致其完全陷于孤立，看上去是一军统帅，其实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明白，有着千年历史的贵族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就被打倒在地。

我已经阐明王权政府是怎样在剥夺各省的自由之后，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取代了所有地方权力，将一切事务掌握在手中；另一方面我也阐明，由于必然结果，巴黎以前只不过是首都，这时却成了国家的中心与主宰，甚至可以说就是法国本身。法国这两个特殊现象足以解释，何以一次大规模动乱就能彻底摧毁君主制，尽管君主制在几个世纪中曾经受住那样猛烈的冲击而没有倒塌，甚至在崩溃前夕，它在那些即将推翻它的人看来似乎还是稳如泰山的呢。

法国是政治生活早就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几乎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甚至连人民这一概念也扔到了九霄云外，因此，很容易想明为何全体法国人突然就陷入一场他们无法看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还勇敢地走在最先锋的位置，开辟和扩展通往革命的道路。

自由制度消失，政治阶级自然也消失，活跃的政治团体和组织有领导的政党都消失了。缺乏这些正规的力量，所以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只有哲学家担起了它的领导责任。所以，人们应当预料到大革命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领，而并非由某些具体事件引领；人们甚至能够预料，不是恶法按部就班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公共体制将成为现实。

教会也必须和所有要废除的古老制度水乳交融，毋庸置疑，这场革命必定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撼动宗教，于是，我们无法猜测那些革命者一旦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后，他们的灵魂又会被哪些前所未见的鲁莽轻率所轻易主宰。

但是，每一个认真研究过国家状况的人其实都应该预料得到，在法国，每一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都可能被尝试，每一种暴力都可以被容忍。

“什么！”伯克在一本雄辩的小册子［1］里大声疾呼，“人们竟找不到一个能替最小的区进行司法援助的人；居然还看不到一个人能替他人担保。更奇怪的事，每个人都坐在家里麻木不仁，无论他们的头脑由于倾向王权主义、温和主义，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伯克其实根本不了解他为之扼腕叹息的那个君主制度，曾如何把我们扔给我们的新主人。其实旧制度政府早就剥夺了法国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大革命突然爆发，在法国最广大的地区要找到十个惯于以正常传统的方式共同进退、进行自卫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央政权可以垄断此职能，所以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落入不负责任但有主权的议会，从宽厚转向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如此懦弱无力，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它丝毫，或延缓它片刻。曾使君主制如此轻易垮台的同一个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倾覆之后都变得可能。

18世纪，宗教宽厚，领导温和、人道甚至仁慈，受到前所未有的鼓吹，也更被人接受；作为暴力最后栖息之所的战争权，基本已经萎缩，变得舒缓，但是如此温和的图景居然出现最不人道的革命！不过，风俗的日趋温和也并不都是假象，因为自大革命的熊熊怒火衰弱之后人们会发现这同样的温和立即普及到法律以及所有政治习惯当中。

法国革命最奇特的特质之一就是理论上的仁慈与行为上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文化的阶级准备，但偏偏由最没有文化、最粗野的阶级主导进行，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第一种阶级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丝毫先天的关联，也不曾互相理解，从未控制人民，所以旧政权一旦被毁灭，人民几乎马上拥有了领导权。而那些人民不能亲自治理的地方，至少把他们的指导方针传达于政府；另一方面，设想一下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模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独特处境曾赋予人民许多罕有的品德。人民早早地得到了自由，很久以来就拥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互不依存，所以他们显得节制而自负。他们熟悉怎样劳动，对种种生活习惯冷漠对待，忍受着莫大的苦难，临危不惧并且坚定不移。这个天真而刚直的民族，确实组成了强大的军队，威震欧洲。但是，也就是同一原因令人民变为危险的主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沉重负担，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习惯于偏激、嫉妒和仇恨，因此命运的严峻使他们冷酷无情，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痛苦。

如此的人民掌控了政府和秩序，试图以自己之能来完成大革命。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依据，人民只要负责实践，以自己的狂暴行动实施作家们的想法。

整个18世纪中，人民内部出现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2］，它们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甚至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的源头源远流长，即对不平等的强烈而无法遏制的憎恨。这种憎恨的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就是不平等，长久以来，这种激情持续而难以抵御地推动法国人去彻底毁灭中世纪遗留的一切政治制度，全部扫清后，致力于建立一个人道的人人彼此相似、社会地位平等的法国。

另外那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不深，它让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还渴望自由。

旧制度崩溃前夕，这两种激情都一样真挚而暴烈。大革命爆发，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在接触中互相磨砺，撞出了火花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这就是1789年，它没有经验，却胸襟宽广，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伟大：这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我相信当亲眼看到这个时代的那些人以及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继续长期以赞叹崇敬的目光仰望它。那时的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骄傲，无比自信。在民主制度中，他们便处处设立了自由的保障。他们粉碎了分割人们的种姓制度、行会制度、阶级分化和使他们的权利比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公正的那种成规旧法，甚至一举打碎了那些由王权制定的其他较新的法律，那是因为它们剥夺了民族本应该惬意享有的政治自由，在每个法国人身旁设立政府，作为他们的启蒙者、监护人或者必要的压迫者。就这样，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充满激情的一代人被摧毁或锐气尽失的时候——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身规律，在可怕的所谓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击垮而毫无气力的时候，还有，当慌张的民族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它的新主子的时候，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绝佳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3］轻而易举地发觉的，然后他继承了大革命，又毁掉了大革命。

尽管旧制度已确实拥有近当代社会的整套规章制度，并且它们绝对不敌视平等，很容易就能确立平等的相关制度，但从另一种角度上讲，也为专制制度提供了某些便利。人们在废墟中找寻它们，并且最终发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的那些使人分化屈服的习性、情欲和思想，人们使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人们也确实曾在这座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并且在其重新建立时，它的一切天敌却并未同时复活，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完善而专制的政权就这样崛起了。这番事业出奇的鲁莽，其成功更加令人震惊，因为人们只看眼前，遗忘了过去。即使统治者被击垮，他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没有倒下；他的政府死亡了，行政机构却继续运作，自此，人们无数次想消灭专制政府，都只是将自由的头颅衔接在一个被奴役的躯体上。

直到今天，人们曾多次发现对自由的热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它多次反复，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好，它也确实轻易便会泄气，被吓倒、击败，它是那么肤浅而转瞬即逝。与此同时，对平等的热爱始终盘踞在人们的内心最深处，它永远最先征服人的内心，它与我们最珍贵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也许前一种激情随着事态的变化，在不断改变容貌，缩小、增大、加强、变弱，但后一种激情却始终不变，永远以执著而狂热的热忱专注于同一个目标，它愿意为那些能让它得到满足的人牺牲一切，愿意为支持它的政府提供准则、思想和法律。

那些只愿考察革命本身的人，只能看到一片漆黑的法国革命，因为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不断寻觅，才能找到照明大革命的火炬。对旧社会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以及伟大，如果不曾清晰地感受，就绝对不能理清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一切行为。但是人们若不去深入挖掘我们民族的性格，其认知水平就还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

谈到这个民族本身，我发现大革命比法兰西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加令人讶然。它的行动充满矛盾，喜欢剑走偏锋，并非由具体原则引导，而是听任情感的宣泄；它一直超出人们的预料，时而低于人类的一般水准，时而又远远超出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最重要本性很难改变，以至于看着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描绘的形象中，就可以发现它现在的样貌；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变化多端，最后连它自己也意想不到，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自己也大吃一惊；当人们任其独处，它偏大门不出，这是出于一种墨守成规的安全，但是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拖出来，它就立刻做好准备奔向世界各地，无所畏惧；它的性格高傲不驯，却可以适应君主专横甚至残暴的统治，有时又不适应重视公民、正统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反对顺从，明天它又俯首贴耳；如果无人作出反抗，一根细线就能带走它，一旦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受控；总是使主人上当，主人要么过于怕它，要么不够怕它；它不曾极端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不曾极端奴化到再无力量打破匣锁；它可以完成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永远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远远超过真正的荣耀；它英雄备出而非高风亮节，长于才华而非社会常识；它适于描摹巨大蓝图，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一定是欧洲最辉煌也是最危险的民族，天性喜好变动，令人赞叹，令人仇恨，使人怜悯，令人恐惧，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民族吗？

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爆发一场如此突然却又彻底，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却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法国人绝不会无缘无故进行大革命，但是却也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叠加起来，也难以完全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到这里，我已抵达这场令人怀念的大革命的门沿，但这一次我还不想迈进去，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便可以做到。那时，我将不再研究其成因而转向革命的本身，最后，我将勇敢地评价大革命所催生的社会。

［1］译注：即《反思法国大革命》。

［2］译注：指的是平等与自由。实际上在后来的实践中，平等与自由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建立全民绝对平等的社会就必然要通过一些手段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比如对富人征收重税；而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社会，则会让很多先天不足的社会个体陷入困顿，就此伤害平等。于是便产生了政治上左倾、右倾的最早划分方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高税收高福利的、一定程度上限定人身自由的社会，此为左派；建立一个最大限度保障自由，令个体能力发挥到最大，允许较高贫富差距存在的社会，此为右派。

［3］译注：指拿破仑。

注　释

一、（第一编第四章）罗马法［1］在德国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中古时期最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德意志的法学家们把主要研究方向定位于罗马法，甚至可以说他们开始只研究罗马法，那时候的大多数法学家甚至在意大利接受教育而不是在德国。这些法学家纵使不是社会权力的掌控者，也无权废除传统的日耳曼法，但解释和引述法律的基本精神，却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所以，通过他们的努力，日耳曼法的基本形式至少可以得到改变，并有可能被完全融入罗马法系。所有那些日耳曼政治制度中，与查士丁尼立法略微相同的地方，都被法学家们重新融入了罗马法精神。这样，日耳曼的民族法被他们引入一些新的精神和原则，于是得以改造，变得边界模糊难以识别。到了17世纪，人们再也找不出它的原有特征，我也无法给这种新法律精神命名，因为它名为日耳曼法，实际上就是罗马法。

我有理由认为，法学家在完成这个事业的过程中，并没有使日尔曼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在客观上得到改善，反而让其变得更差。尤其是农民，大部分农民在此前一直过着自由的生活，至少保持着部分的自由，以及全部或部分的财产权。而在法学家的努力下，这些竟然全都消失了，因为他们把农民的地位比做历史上罗马时期的奴隶，或者罗马的长期地租契约中的佃户。

在符腾堡州，人们想尽办法阻挠民族法的改革，却无济于事，这种现象在其历史中十分鲜明。

1250年符腾堡伯爵领地初建，1495年符腾堡公国成立，这个过程中符腾堡立法完全是本土化的。其具体法律构成有几个部分：惯例法，城市或领主法庭制定的地方法，三级会议通过的法律，这些都来自于领地内部，只有涉及教会事务时，才会援引外来法——教会法来解决。

1495年开始，随着罗马法的渗透，符腾堡立法精神开始有所转变，那些在外国的学院研究法学的人进入了机关。人们叫他们博士，博士们慢慢成为高等法院的领导层。在整个15世纪的中前叶，整个社会的政治阶层都投身到这场阻止法学家的运动中来，这与英国发生的那场内战［2］非常相似，但结果却与英国的背道而驰。在1514年蒂宾根议会和其后的几届议会中，封建制度的议会代表和城市议员们，针对法学家的行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抗议，来抵制法律原则的转变。他们抨击法学家占据了所有法院，改变了现行习惯法和所有法律的原则和条文。一开始，他们可能掌握了优势，政府也向他们作出了承诺：以后将把由贵族和公爵领地内选拔的有声望和教养的人，送进高等法院，而不是继续征召那些博士。政府官员和三级会议代表将组成委员会，制定一部规章式法典，全国适用。然而这番努力毫无意义，不久，罗马法就会在大多数法律中将本民族法彻底清除，并取而代之，从而在原本是民族法统治的土地上站稳跟脚。

外来的法律击败了本土的法律，不少德国的历史学家都用两个原因去概括这种胜利：（1）一场令精神世界偏向古代的文学语言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本民族精英的精神产物的鄙夷；（2）在中古时期的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种能够体现本时代立法精神的思想，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罗马帝国的立法应当被神圣罗马帝国继承。

但这也不足以解释同一部罗马法为什么能在那个时期迅速地占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君主专制已经确立，使得欧洲孤老的政治自由精神被破除，而存在着广泛制度的罗马法，则最令君主们感到满意。

以前的罗马法令公民社会促成方方面面的完善，然后又对政治社会大加抑制，因为创造罗马法的民族本身具有高度的文明，但也有高度的奴化精神。后来的君主们都热衷于推广罗马法，在他们权柄照耀的地方处处撒播罗马法。而鼓吹和掌握罗马法的人们则成了国王手下最为得力的臣子或官员。法学家们会在君主需要的时候，为君主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当君主破坏了法律，必有法学家站出来掷地有声地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行为了”，并且为此引经据典，把君主的行为粉饰得充满正当性，而过失都在君主压迫的一方——他们经常如此。

二、（第一编第四章）从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君主制演变

欧洲所有地方的君主制度都在同一时期变成君主专制制度，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因就不是那些在各地同时发生的偶然事物。我们有必要认为，这些彼此之间差不多的同时代变化，都有一个普遍的、在各地同时发生作用的共同原因。

这种共同原因就是，一种社会形态转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从封建的不平等转向民主的平等。贵族们被打倒，而老百姓没有受到教育，一方地位降低了，另一方教育程度不够高，无法约束权力的运作。君主们有150年的黄金统治时代，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统治十分稳固，权力也相对强盛。然而二者往往也是互相对立的：他们像封建制度下的世袭领主一样神圣，又像民主社会里的国家领导一样专制。

三、（第一编第四章）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帝国城市

德国历史学家们认为，14世纪和15世纪是这些城市最为辉煌的年代。那时，他们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全欧洲商业的枢纽，是财富、艺术、知识的输出源头。在德国的北方和南方尤为如此，他们与毗邻的贵族们缔结盟约，比如在瑞士，城市曾经和农村就建立起了联盟。

这些城市在16世纪仍然繁荣，但已经开始衰落。

长达30年的战争［3］加速了城市衰亡的步伐，在这期间，几乎没有一座城市没有遭到破坏或洗劫。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4］时常主动提到这些城市，保留他们的直接国家资格，也就是说，令他们直接受皇帝管辖。但是，一边是与其相邻的各君主，另一边是皇帝本人——30年战争以后，只有那些帝国的小诸侯还接受皇权领导——而皇帝和各君主共同掌管城市主权，使其只能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行使。至18世纪，一共剩下51座城市，议会中留有他们的两个席位，使其能够得到特别的声援，但实际上，任何普通政治事务都不再受他们管辖。

在城市内部，他们负债极高，这些负债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他们征收帝国税的税额仍然是以城市发展的巅峰状态为标准，另一部分是因为城市自己的管理问题，这种管理问题似乎出自一种感染了所有城市的传染病，无论何种政体都不对这种传染病产生抵抗力，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无济于事，民众的怨恨之声到处都是。即便他们怨恨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激烈程度都是一样的。人们说：在贵族政体下，政府变成了少数家族独享的小集团，左右他们的是恩怨和私利；而民主制度下，则到处都充斥着阴谋诡计和卖官鬻爵。在这种舆论前提下，城镇居民普遍都埋怨政府行事不够光明磊落，于是皇帝就必须插手城市政务，力图重建秩序。城市人口流失，光景惨淡，它们再也不是日耳曼文明的核心，艺术从这里消失，转去了那些新兴的城市并重新获得光彩，而这些新兴城市是诸侯们的杰作，是新世界的代表。商业也在帝国城市中消失了，这些城市中原有的活力和强烈的爱国精神都消失了。算起来，只有汉堡还能算得上是知识和财富的中心之一，但这是由一些特殊因素造成的。

四、（第二编第一章）德意志的农奴制存在情况

德意志的部分领土，比如旧普鲁士、勃兰登堡、西里西亚，这里的原住民是斯拉夫人，后来，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占领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农奴制，与德意志的其他地方相比，更加残酷。即便到了18世纪末，人们依旧苦不堪言。

五、（第二编第一章）腓特烈二世法典

人们曾依照腓特烈二世的敕令制定了一部法典，其继任者将这部法典颁布，这大概是腓特烈二世诸多的功绩之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项，即便在他的国家内，也是如此。然而，据我所知，没有哪部法典比他的法典更能描述那个时代和腓特烈二世本人，以及这时代与他本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果从人们对宪法这个词的定义来看，这部法典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宪法。它不仅能够确定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也确定了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说，这既是一部民法典，又是一部刑法典，同时还具有宪章的特质。

它基于若干——或者说似乎是基于这些——以具备哲理性和抽象意义的方式所描述出来的普通原则，这些普通原则与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有很多方面的原则性相似。

法典里规定：社会成立的目的，是国家和国民的福祉，这也是确立法理的基本边界；除非出现了一致性的目的，否则法律绝不能限制公民的权利以及自由；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应该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具体工作视其地位和财产而定，任何个体都应该服从公共利益。

关于君主、王室继承权等问题，法典没有作任何解释，甚至也没有提及国家权力以外的个人权利。国家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人们用来称呼王权的独一无二的专有名词。

正相反，这部法典提及了普遍人权：普遍人权建立在人们的某种天赋自由之上，这种天赋自由，就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而又不损害他人权利的自由。人们的一切行为，只要不违背自然法和国家制定的法律，那么就是合法的。任何一位国民都有权要求国家保护其人身和财产权利，如果国家没有有效保护，那么国民自己有权动用武力进行自卫。

这些重大原则被确立之后，这部法典的立法者却没有像1791年宪法那样继续从中引出主权在民的信条，并引出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民政府的组织构架，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得出了一个与1791宪法一样民主却相对缺乏自由的结果。法典认为，国家的唯一代表，乃是国王，国王拥有这个刚刚承认的社会的一切权利。这部法典不再把君主视做上帝的代表，而是当成社会的代表、社会的代言人、社会的公仆。腓特烈在其著作中有着极为清晰的这类描述，但是，也只有君主能够代表整个社会，他自己则能够乾纲独断，行使一切权力不受制约。法典在序言中称：社会的唯一目的在于为整个社会牟利，国家元首担负这样的义务，因此为达此目标他有权指挥和调整一切社会个体的行为。

我把这位全能的社会代言人的主要义务分成以下几种：在国内事务中，他担负着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责任，保护每一位国民不受暴力威胁；在对外事务中，他负责对他国发动战争或缔结和约。他是唯一一个有权颁布法律、制定普遍警察规章秩序的人，也是唯一有权赦免和撤销刑事诉讼的人。

君主有权监管国内的一切团体、一切公共设施，并使其为全民的稳定和安全服务。为了能够让国家元首履行这些职责，他有权动用一定的收入和实际权力，因此国家元首有权根据私人的财产及其身份、职业、商业、产品或消费状况，制定捐税。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下政令均以国家元首的名义，所以应该被视为元首本人的命令，应该被遵守和执行。

我们看到，这完全是在哥特式的躯体上有一颗完全现代化的头颅。腓特烈的行为只是旨在废除所有不利于自己权力运作的事物，而这个身体将会成长为极为庞大的另一种创造物。在这种奇特的造物过程中，腓特烈关注权力，他不愿攻击任何还保留着自卫能力的事物，以避免自己陷入无谓的困境。

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和某些地方之外，农民仍然处在永远被奴役的境地，世袭奴役不仅包括了因占有一定土地而引发的劳役，还扩展到按人头提供劳役。

持有土地产权的人的大多数特权被法典重新认可。要知道，这些特权是违背法典原则的，因为法典里面说得非常明确：当新法与传统地方惯例相冲突时，应该以前者为准。但是，法典却郑重宣告：这类特权，在没有赎买或履行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国家无权废除。

的确，真正意义上的奴役已经被法典废除，因为其确立了人身奴役。然而却有一种新的模式取而代之，那就是世袭劳役，人们读了法典，自会认识到那也是一种奴役。

这部法典将资产阶级和农民清晰细致地一分为二。而在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还能够辨别出一种中间阶级，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非贵族高级官吏、传教士、就职于专业学校与一级大学的教师。

这个阶层有别于其他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贵族，和贵族相比，他们地位低下。一般而言，他们无权购买贵族地产，也不能出任政府部门中的最高职务。除了一些极特别情况之外，他们不能进入宫廷，也就无权面见君主，而他们的家庭成员无论如何不能进宫。其情形与法国一样：这个阶级一天比一天更有教养和影响力，但是这种卑贱的地位却伤害着他们的心灵，而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员们即便不是身居赫然高位，也具备了最为繁重最能接触实际要务的职权。而这种对于贵族特权的不满，在法国令大革命之火越烧越旺，在德国则酿成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这部法典的撰写者固然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无可置疑的是，他仍然在遵循其主子的命令。

由于欧洲古旧政治体系在德国并没有濒临毁灭，所以腓特烈觉得，即便这种政体令自己蔑视，但是想要使其完全被清除，还是要过一段时间。所以，他通常只是剥夺了贵族作为团体的集会或统治的权利，但保留了贵族个人的特权，只对其中某些权利进行了限制并提供规范。造成的结果是，法国哲学家的学生们下令制定的这部法典，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开始颁布和施行，这部最为真实也是最新的立法文件，成了封建制度不平等的法律基础，即便这种封建制度即将被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范围内清扫废除。

法典认为贵族阶级是国家的主要团体，并且规定，贵族中的能力出众者将优先于其他人担任职务；只有贵族有权拥有贵族财产，有权创立代理继承，享有与贵族财产绑定的狩猎、司法权和赞助教堂权；只有贵族才能把所占土地为自己命名。而对于那些因特别例外而被批准占有贵族财产的资产者，必须予以严格的范围限制，使其在限制内享受这种光荣财产所赋予的权利和荣耀。资产者即便占有了贵族财产，也无权将这笔财产留给他的继承人，除非继承人是第一亲等。如果没有这种继承人或其他贵族继承人，那么其财产在主人死后将被拍卖。

腓特烈法典最具特色的部分，就是其附带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刑法。

虽然我刚才叙述了这部法典中为数不少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腓特烈的继任者——腓特烈·纪尧姆二世［5］仍然认为他叔父的这份法律文件具有革命倾向，因此1794年他才将此颁布。据说，他之所以终于对这部法典感到放心，是因为其出色的刑法条文能够纠正其有害原则。确实是这样，人们从来没有——在那之前，甚至之后——再见过比这更加全面的刑事立法文件。不仅起义和秘密集会将被处以最为严厉的惩罚，甚至不尊敬政府的政令也将被严厉镇压。危险读物的印刷和购买被严厉禁止：印刷、出版、发行商要对作者的言行负连带责任。舞会、化装舞会和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也被视为公开集会，甚至想要在公开场合聚餐，都必须得到警方批准。对出版言论自由施加最为严密专横的监督审查。火器也被禁止携带。

最后，这部中世纪法律精神占了一半篇幅的法典还有一些规定，里面所含有的中央集权的极端精神和社会主义非常接近。比如，法典规定，凡是无法自己维持生活的人，或者领主和公社赈济也对其没有赈济义务的人，其温饱、工作、薪金由国家负责安排：必须确保这些人能够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家必须设立救民于困顿的公共设施。另外，国家有取消那些它认为是鼓励好吃懒做的基金，并由国家亲自执行将其财产散发给穷人。

腓特烈二世的法典里，有一种普遍特质贯穿始终：理论上大胆革新，而在实践中小心翼翼。一方面，它认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就是所有公民的纳税义务的平等；而另一方面，那些提议免税的省份，也被允许存在。一方面，法典认为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诉讼，也应该按照其他诉讼的程序和原则进行审理和判决；另一方面，当这条规定真的触及国王的利益和感情时，却从未被执行过。无忧宫的风车［6］被人们挂在嘴边，但却在背地里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

这部法典的颁布并没有让普鲁士民族感到自己的处境有太大的改变，这就表明，即便法典在内容上处处进行了改革，但在实行上却很少革新。因此，想要真实地了解18世纪末德国这一部分地区的真正社会情况，研究这部法典是缘木求鱼。

在当时，只有法学家才有心研究这部法典，而今天，很多开明人士也并没有阅读过它。

六、（第二编第一章）德意志农民的财产

德意志的农民，大部分都是自由人和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一部分永久地产。永久地产不会被分割，由一个儿子继承，一般都是最小的儿子。这个习俗，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土地的继承者，要对其他兄弟姊妹进行资助。

在整个德意志，农民的土地多多少少有所增加，因为在过去，封建主占有了全部土地。比如西里西亚，那里有些村庄的土地，大部分都被贵族占据，而另有一些村庄的土地，则全部由农民拥有，而且土地的性质是自由的。比如德意志的蒂罗尔和弗里斯规定，农民想要拥有土地，必须通过赎买。

但是，德意志的多数地区，拥有土地财产的农民极其稀少。有些出现这种情况的村庄中，有土地的农民实际上就成了农民中的贵族。

七、（第二编第一章）大革命前十年，什一税激怒人民的例子

一位不出名的洛克律师，在1779年用尖锐和革命的语气说，农民已经把什一税缴纳给了教会，当农民需要肥料时，教会的教士和牧师却把麦秆高价出售给农民。

八、（第二编第一章）教士的封建特权

在1753年，瑟堡修道院拥有领主地租。所有瑟堡附近的村庄，几乎都要向它缴纳物产或金钱。瑟堡修道院光从一个村庄里就征收了306蒲式耳小麦。而且，瑟堡修道院还要向伊比利亚半岛的十二个教区征收什一税，实际上那里已经离瑟堡极其遥远了。

九、（第二编第二章）国家提供的公共慈善——偏心

18世纪经常发生饥荒。1748年发生饥荒，国王提供了赈荒的大米，价值两万英镑。图卢兹的大主教要求，由他独掌属于他的教区里的物资，并且让他来分配。总督回复说这是送给全省的物资，该由他在各个教区进行分配。

争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国王为了将其平息，增加了一倍的物资给该省，总督分配一半，主教分配一半。但是他们都同意由驻村的牧师来分配这些物资，没有人觉得，分配工作应该由村庄的领主或理事来做。

在总督和枢机大臣的通信中，总督指责大主教让他喜欢的人分得了那些物资，尤其是罗什舒阿尔公爵所属的教区。

这种体系下的公共慈善，存在极大的弊端。其实，这么远距离的分配工作，又缺少宣传，中央政府确实难以做到。

十、（第二编第二章）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

路易十四设定的城市机构，最能反映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我曾对路易十四制定的安茹、曼恩和都兰的机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这些机构的建立都源于同一个设想。路易十四好像非常欣赏这一设想。路易十四基本上被认为是贵族的敌人，却也是人民的粗野的朋友。人们觉得，路易十四对贵族对人民的政治权利强烈不满。他利用资产阶级来搬倒贵族，并压制人民：他不仅反对贵族体制，而且也反对民主制度。他将特权加诸城市里的显贵身上，想要提升他们的地位，但又不断将贵族头衔授予人，结果让这一头衔的价值一落千丈。紧接着，他就将民主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城市政府摧毁，将权力交给依附于他的政策并得到他的支持的新群体。

十一、（第二编第三章）18世纪的市政的突出特质

在18世纪，市政方面最为突出的特质并非废止一切代议制度和公众参政制度，而是政治事务所遵循的那些规章制度的不稳定，法律时而废止，时而重启，有时增加，有时减少，一日三变，令人措手不及。最能说明地方自治程度低下的事情，就是这种不停的对法律的朝令夕改，但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古典的情怀，那些地方爱国主义，最需要地方的行政机构进行保护，而法律极强的变动性把对政治机构有益的观念都破坏殆尽了。这样，大革命即将到来，而人们做好了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对社会和历史进行一番彻底的破坏。

十二、（第二编第三章）路易十四破坏了城市的行政自由

路易十四假借城市财政管理不妥为由，破坏了城市的行政自由。但是路易十四进行改革以来，财政上的管理不善还是存在，甚至十分恶化，蒂尔戈对此阐述得十分充分。他还对此补充道：今天，大部分城市负债重重，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把钱借给政府，另一部分是因为政府官员的铺张浪费。他们浪费居民的钱财却不向居民汇报账目，他们也从不听取民众的意见。这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他们还以此标榜，并继续渔利其中。

十三、（第二编第五章）正是在加拿大［7］，人们才能对旧制度的行政中央集权制作出最好的评价

正因为是在殖民地，人们才能对宗主国政府的样貌进行最好的描摹，因为正是这些地方，政府的那些特质往往会被放大，而且更为显著。当我想要对路易十四的精神和弊病进行评价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加拿大。于是，就像在使用显微镜，我发现了物质变化的过程。

在加拿大，丝毫不像在欧洲那样，受到旧制度和古代社会结构导致的那些自治精神带来的大量障碍明里或暗里的抵制。在加拿大，贵族阶层已经近乎不复存在，至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根基，教会也没有那么超然的地位了；传统的封建惯例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至少也变得含混；司法权的根源，已经不再是那些旧制度和古老惯例。中央集权的壮大无法阻止，一切法律的精神都来源于此。因此，城市和省的自治制度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被授予的集体权力以及个人立法创议权也都不复存在。相比于法国本土的总督，加拿大的总督有更多的权力，对政治事务的管辖范围也更大，他们甚至身在巴黎就能对1800法里外的殖民地指手画脚。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其目的都不是令殖民地丰衣足食、物产丰盛，他们用强制的手段增加殖民地人口并散布居民分布；土地作物的种植品种选择、种植方式选择也是政府强制规定的；所有关于土地处置权转移的诉讼，管辖权归政府而不是法院；人们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居住，而不能随意搬造。还有很多这种强制项目，这些敕令，大多数由科尔贝尔签署，此事发生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时候，中央集权制度存在感已经在人民心里非常重，仿佛自己住在阿尔及利亚一般。而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一向存在的政治现状，在加拿大可以说完全被重演。这两地居民对于政府数量的感受相同：政府几乎无处不在，并且政府行为非常活跃，他们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并强制人民遵守，政府想要对一切事物预先把握，他们也对一切事物负责，他们自认为总是比被统治者更明白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活动量极大，但是增益极少。

英国人在美国的行为则正好相反，他们把地方分权制度在此予以发扬，因此，此地的城镇几乎有着近乎独立的政府部门，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英国传统政体和行政风尚中作为其基础的共和因子，在美国的发展毫无滞碍。在英国，社会个体的作为极大，而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却并没有太大的管辖权。在美国，一个又一个社会个体联合起来，包揽了一切事务，政府则几乎什么都不再介入。由于上层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加拿大人比同期的法国人对政府更为顺从，而在英国的各块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权力相对而言越来越独立。

最终，这两个殖民地的社会形态都演化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了。但是在法属加拿大，至少在这里还属于法国的那个时期，平等和专制政府是混合在一起的；然而在英属美洲，平等则混合了自由。至于两种殖民方式孰优孰劣，大家都知道，在1763年征服时期，加拿大人口6万人，英属各州则达到了300万人。

十四、（第二编第八章）各省领主的地租税和其他收入

蒂尔戈在文件中描述：“我要说明，在大部分富裕的省份，比如诺曼底、皮卡第和巴黎附近的地区，这些重要的税收要想收上来是十分困难的。在巴黎附近，财富基本上来源于土地，农场面积大且紧紧相连，带来了高额的地租。然而它们只是领主财富的极少部分，收入的多寡往往象征着荣誉的高低，而不是金钱本身。在一些省份，土地贫瘠或是比较贫穷，领主和贵族占据的土地很少，土地被分成小块，所以地租异常沉重，而且佃户们要集体对地租负责，如果某个人交少了，就得由其他人补上。地租是土地收入的大部分，也是领主收入的主要来源。”

十五、（第二编第九章）共同讨论事务在反种姓领域中起到的作用

18世纪为数不多的农业协会文件，可以证明：共同讨论事务有助于各阶层之间的融合。这些会议召开于大革命之前30年，那时候正值旧制度鼎盛时期，并且会议只设计理论问题，只有通过这些理论问题人们才能一起去探讨那些属于不同阶级的令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事物。但即便如此，这种活动仍然让人们能够立即感觉到彼此距离的拉近，互相之间越来越融洽，那种与理性相符合的变革思想，不但让无特权者热心所向，也让特权者热心所向，而这还只是在讨论农业管理事务而已。

我认为，再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像旧制度政府那样，只把自己当成唯一的力量来源，并且一直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大革命之际，也只有这种政府能够维持如此荒谬可笑的不平等现象。只要稍微发展一下自治制度，这个政府就会产生深刻的变化，要么被迅速地改造，要么就被毁灭。

十六、（第二编第九章）各省的政治自由来源古老

各省的政治自由是古老的，人们的习惯、风俗、印象之中都有这种自由的存在。相比之下，专制制度则是刚刚出现的。这个时候，全民的自由即便不存在，各省的自由也可以存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认为，取消了普遍自由，仍然能够随意创造甚至长久维持地方自由，那就实在是太荒唐了。

十七、（第二编第九章）贵族捐税特权的体现

蒂尔戈曾经上呈给国王一封奏折，里面概括了贵族捐税特权的真正范围，我认为其概括非常准确：

“1.特权者如果拥有一片面积为四犁地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免交人头税。这块农场如果在巴黎附近，按道理本应该缴纳2000法郎的税。”

“2.特权者们完全无需为森林、放牧场、葡萄园、池塘或承包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地交费。在某些地方，其主要的出产来自于贵族的牧场或者葡萄园，那么拥有其产权的贵族则免交全部捐税，这些捐税则完全分摊在需要缴纳军役税的百姓身上。这种好处实在是太大了。”

十八、（第二编第十章）《阿瑟·扬1789年游记》之中的发现

我们可以在《阿瑟·扬1789年游记》之中发现一幅关于两种社会状况的小画面，其构图巧妙、笔法细腻，我禁不住想要把它展示出来。

阿瑟·杨在法国游历时，恰巧赶上那次攻占巴士底狱的动乱。由于他没有把帽徽戴在头上，所以在某村子中他被一群老百姓活捉，眼看就要被送进监狱。为了摆脱这个大麻烦，他跟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

阿瑟·杨说：“先生们，我听见刚才有人说，捐税必须像从前那样缴纳。是的，捐税的的确确应该缴纳，但不应该像从前那样，而是必须像英国那样。我们有许多捐税，是你们所没有的，但是，老百姓也就是第三等级根本不用交税，只有富人有承担捐税的义务。在英国，连房子的每个窗户都有税，但是如果是只有六个窗户的房子，那么它的主人就不用为这幢小房子交税。领主缴纳军役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如果一个有产者他连个花园都没有，那么就完全不用交税。有钱人要为它的仆人和车马交税，甚至他还需要为捕猎山鹑的自由而交税。而上述的一切税，都与小所有者无关。不仅如此，我们英国还有一项用来接济穷人的税，也是由富人来承担。因此，如果必须继续交税，那么也应该使用另一种方式，而英国的方式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我蹩脚的法语和他们带着方言口音的法语相差不大，所以他们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这段演讲中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令他们欢呼，他们认定我是一个大好人，而我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高呼：第三等级万岁！他们马上与我一起欢呼并放我通行了。”

十九、（第二编第十一章）1789年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

我觉得，法国大革命是唯一的这样一场革命：在它的开端阶段，每一个不同的等级都能够各自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意思和情感，当然这是在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的思想感情进行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1789年，三个等级的陈情书还保留着这种真实表达的记录。各个等级根据各自充分的自由，在了解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条件后，拟定了这些陈情书和奏折，起草者对于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思考和相关事务的长期讨论。因此，当那个时代的政府对其国民宣讲时，负责制订问题的同时也负责解答问题。现在仍然可以在图书馆找到那时候的陈情书，其主要部分被汇编成了三卷。而其原件则存于国家档案馆，而起草这些陈情书的会议记录也一同放在那里，同时，内克先生及其代理人就这些会议的问题通了信，这些信函中的一部分也被保存在那里。把这些文献整理在一起，就能够印成一部多开本、多卷本的丛书。这是旧时代法兰西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文献，如果你想把握大革命爆发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先辈们在想些什么，那么就必须反复参阅这些文献。

我原本以为，上面提及的被制成三卷的那部分摘要，也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准确地表现这次大规模调查的特点。但在互相作了对照以后，我发现大幅绘画作品与被缩小了的复制品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在这里，我将列出贵族阶级陈情书的摘要，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贵族的最主要的真实情感。人们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绝大多数贵族顽固地想要保留哪些特权，而又情愿放弃哪些特权，并且主动提出可以牺牲掉哪些特权。人们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在事关政治自由的问题上激励了全体贵族阶级的所有品质。这是一幅多么奇怪而又凄惨的画面！

个人权利。贵族一开始就要求，制定一份有关众人权利的明确宣言，这份宣言必须对人们的自由加以保障，并且保证人们的安全。

人身自由。对于那些还保留着封建领地奴役制的地方，贵族希望将其废除，并且设法停止黑奴贸易。每个人都应该获得随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居住或游历的权利，无论是在王国之内还是在国境之外，并不应该因此遭到逮捕。改革警察制度中的积弊，以后即便在社会动乱期间，警察也应该被法官控制。只有普通法官有针对国民进行逮捕和审判的权力，这样，国家监狱和其他非法监禁场所，也必须废除。有一部分贵族要求捣毁巴士底狱［8］，在巴黎的贵族对此十分坚持。

必须禁止所有密函或者国王密函。如果涉及国家危机需要逮捕公民但又不将其送往普通法院，那么就必须采取防止刑法滥用的规章，要么必须将这种拘留事件报知国务会议，要么就是用其他类似的方法。

贵族阶级要求废除所有特别委员会、所有特别权力或者特别法庭、所有辩护或者延期判决的这类特权，还应该对下达或推行专横命令的人施加最重的刑罚。而普通法庭是唯一应当保留的法庭，而在这其中，也必须保障个人自由，尤其在事涉刑事犯时。受理诉讼必须免费，而毫无益处的法庭则必须撤销。一份陈情书如此表述：“行政官员理应为了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了行政官员而存在。”他们甚至请求在大法官辖区为穷人设立一个委员会和免费辩护人，并坚持公开预审程序，并给予诉讼人辩护权。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有获得一名顾问的权利，在一切的诉讼环节中，法官的判决必须有若干公民辅助判决，这些人与被告必须身处同一等级，他们与法官根据被告的犯罪事实和违法行为进行判决。在这方面，他们援引了英国宪法：刑罚的轻重，应该由犯人行为的轻重而定，刑罚面前，人人平等。慎用死刑判决，废止所有肉刑和刑讯逼供。最后，囚犯的生存处境必须改善，尤其是刑事被告的处境必须被改善。

这份陈情书还要求人们必须想办法让陆海军在征兵时尊重个人自由，必须允许将义务兵役变成薪俸兵役。为了使纪律和军事服从的义务与公民和自由人的权力统一起来，在进行征兵抽签时，三个等级代表必须全部列席。军队中用刀面打人的做法，必须被废止。

财产自由不能被侵犯。陈情书要求，除非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公益原因，否则个人财产不可侵犯，不可用任何方式损害。而如果因公益原因而侵犯了个人财产，那么政府必须给财产所有者以高价补偿，不得推迟给付补偿的日期。没收充公制度必须被废止。

商业自由、劳动自由、工业自由。工商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因此，那些授予某些经济团体的控制权或其他特权，必须收回。必须在王国边境内设置关税征收线。

宗教自由。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天主教，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所以必须恢复所有非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及财产。

出版自由和通信隐私不受侵犯。法律应当事先根据普遍利益设定出版的各项限制，除此之外所有的出版自由则必须得到保障。人们不应该被教会审查，除非书籍涉及宗教事务。而对于其他类别书籍，只需申报作者和印刷者即可，这是必要的基本预防措施。许多人还要求，涉及出版罪的案件必须只能由陪审员审理。

通信隐私必须得到尊重，必须不受侵犯，这是所有陈情书都坚持的事，因此，信件不能成为控告的理由和手段。陈情书对此表述甚是强烈：不经许可拆阅他人信件，是可恶至极的间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了公共信仰。

教学与教育。对此，贵族的陈情书只谈到应该积极关心赞助教育，致力于把教育推广到城市和农村，指导这些教育实施的各项原则必须符合孩子们的期待。而国民教育是必须要进行的，从小教会孩子们，身为法兰西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陈情书甚至要求，大人应该为孩子们编写教义，并用孩子们能读懂的语言表达出宪法的要点。

但遗憾的是，陈情书并没有列举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推广公众教育，它仅仅为贫困的贵族子弟们建造教育设施问题进行了呼吁。

必须关心人民大众。大多数的陈情书都坚持应该给人民以更多的关心。对于警察制度中的滥用职权问题，很多陈情书都予以反对，都表示：仅仅是犯了些许错误，甚至只是受到怀疑，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公民就因此被投入监狱、国家监狱，整个过程不经正式判决，这种行为大大危害了天赋的自由。而对于劳役制，所有的陈情书都要求彻底废止。大多数的法官辖区，要求可以赎买领主磨房或面包烘炉的使用税，可以赎买通行税。而类似减轻封建捐税、废除世袭领地税的要求，也见诸许多陈情书。一份陈情书称：方便土地买卖，也是符合政府利益的。而后来，人们为了彻底废除领主权利、出售不可转让的法人财产时，也是提出了完全相同的理由。也有许多陈情书，要求减轻鸽舍权对于农业的破坏。很多陈情书还要求立即废止王室狩猎总管管区——这是专门用来保存国王猎物的设施，陈情书认为其侵犯了财产权。陈情书要求，应当制定对人民负担较轻的捐税来代替现行捐税。

贵族们要求想方设法在农村推广使人致富的福利。可以在农村设立粗布纺织厂，这样即使是农闲时期，农民也可以有活干。大法官辖区都应该设立公共粮仓以防止饥荒，并在政府的监督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食品价格。还提议，人们应当努力完善农业技术，改善农村的处境。还要增设公共工程，尤其是要抽干沼泽地，以防止洪灾涝灾，等等。最后，各省都必须推行鼓励商业和农业的法规。

陈情书要求，济贫院应当被分成小型收容所设立于各区，并设立培训上岗工坊来取代乞丐收容所。设立由省三级会议领导的救济金库。各省应出资请外科医生、医师、助产士分散到各地区去给穷人免费治病。对于穷人，法庭应当永远不收诉讼费用。对于盲人、聋哑人、弃婴，则也应该建立各种设施予以扶助。

即便这样，对于大部分贵族阶级来说，在陈述这些问题时，也仅仅是表达他们的改革意愿，而关于如何执行的重大细节则都没有涉及。

确实，贵族阶级很少想出如何真正治疗民众苦难的措施，因为他们并不像下层牧师那样长期深入到最穷苦最下层的人当中，也不像下层牧师那样经常接触民间疾苦。

贵族也在事情涉及录用贵族承担公共职权、贵族地位的等级制以及荣誉特权问题上，或者说仅仅是在贵族等级和社会地位差异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让步。但他们依然对旧制度的种种惯例执迷不悟，对此，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不得不说，对此，贵族偏离了要求改革的广泛呼声。贵族阶级固执地要求维持牧师和贵族特殊等级的地位。陈情书甚至要求其他各个社会阶层一起致力于保护贵族阶级的纯粹性，为此，用金钱购买贵族头衔的行为必须被禁止，贵族头衔在一些场合必须停止随意授予，只有那些长久以来一直为国家鞠躬尽瘁之人才能获得。陈情书请求彻查和起诉假贵族。所有的陈情书，在最后都坚定地要求保护贵族的所有荣誉。其中有一部分陈情书要求给贵族颁发一种单单从外表就能辨认其身份的特殊标志。

即便平民与贵族之间社会地位颇有差别，但我们也绝对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比上述要求更能证明平民与贵族之间那强烈的相似程度的了。总体看来，虽然贵族在这些陈情书中，对于许多权益表现得非常温和，但却拼命地想要保留自己的荣誉特权。他们能够感受到一股民主大潮将自己卷入其中，他们害怕葬身其中，但却想要保留已经享有的一切特权，此外，他们还想发明一些以前没有的特权。这真是奇怪得令人难以捉摸，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种危难，却对此没有丝毫认识。

对于公共职务的分配事务，贵族也建议废除捐纳法官职位。所有公民都有权经国民推荐给国王，国王根据其年龄和能力一视同仁地授予法官职位。对于军衔问题，大多数陈情书认为第三等级不应该被排斥在外，只要立功，所有军人都应该得到晋升，直到最高军衔。有几分陈情书的原文是这样的：“那些规定不授予第三等级军衔的法律，贵族等级统统不予赞同。”但对于贵族无需担任低级军官便可直接担任军官的特权，陈情书也要求保留。此外，几乎所有的陈情书都要求长久稳固地使用一套能够适用于一切军人的军衔分配制度，不能把所有军衔都纳入恩典范围，除了高阶军衔之外，其他各级军衔的获取都应该仅凭资历即可。

对于牧师的职务问题，贵族陈情书主要要求恢复有薪俸圣职的选举制，或者至少由国王创立一个委员会，在有薪俸圣职的问题上向国王提出意见。

陈情书的最后还说，从此以后，年金的分发必须更加谨慎，而不是集中于某些特殊的家庭。无论哪个公民都不能拥有一份以上的年金，也不能同时领取超过一个以上职位的俸禄。公共职位的指定继承制度，必须被废止。

教会和牧师问题。当问题不再与贵族阶级的特权和特别地位相关，而是变成了教会的特权和组织结构时，贵族们就不再那么小心翼翼，他们睁大双眼，紧盯其中的弊端。

他们要求牧师们不应继续享有免税的特权，必须自行偿还债务，并且不能转嫁给人民，修道院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多数陈情书称，这些教会已经背离了教会的宗旨。

什一税对农业发展有着很大的伤害，大多数大法官辖区都要求减轻这种伤害，甚至还有不少陈情书要求废止什一税。一份陈情书如是说：“那些本堂神甫们，占有了什一税的大多数，但他们却很少用什一税来为人民做些善事。”通过第二等级的发言就能看出，他们对第一等级并不宽容，对于教会也不那么彬彬有礼了。不少大法官辖区正式授予三级会议这样的权力：取消宗教等级，并将教会财产挪用到更有益的事业上。有17个大法官辖区把制定教规的权力授予三级会议。不少大法官辖区还表示：宗教庆典节日过多，伤害农业，反而让游民闲人获利，必须对其中的一大部分予以废止，将其都推迟到礼拜天。

政治权利。关于政治权利，陈情书认为每一个法国人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政，也就是说国民都应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地位等级制度必须保留，因此，国民只能在本等级之内提名与被提名。而确立了这个原则后，代议制度的建立就必须保证国家中的每一个等级都能够认真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

而关于三级会议议会内部表决方式则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需要按照各自等级分开投票；一些人认为，对捐税事务的表决应该特别对待；另外有一些人则在最后要求，依据人头的表决方式应该成为定例，他们表示：“计算选票应当依据人头而不是等级，这是唯一合理的表决形式，只有这种方式能够令团体的利己主义消失，而这种利己主义可说是万恶之源。这种表决法，令各等级人们守望相助，议会将向着人们合法期待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它将会变成既热爱祖国，又具备伟大品质，并且以知识为武装的议会。”但如果对这项改革的操作过于急躁，那么眼下或许会产生某种危险，所以还有不少人表示，进行改革时必须谨小慎微，是否实现依照人头表决这件事留给下几届三级会议来商议决定。无论何时何地，贵族阶级都认为，所有法国人都应该活得有尊严，而每一个等级也都有权维持这种尊严，因此，那些旧制度中强迫第三等级屈从于他人的惯例，必须被废止，比如下跪。一份陈情书原文提及：“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下跪，这令人的尊严受损，人与人天生平等，所以下跪这种事与那种人类最为基本的权利之间，造成了对立情绪和卑贱态度。”

关于政府组织应该采用的制度和宪法精神。对于政府组织形式，贵族要求保留君主政体，保障国王本人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但是同时为了保证国民的各项权利能力，也要切实落实基本法。

因此，所有的陈情书都表示，国民有权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的与会人数要足以保证议会的独立性。陈情书还要求，以后，三级会议应当定期召开，每次新王继位时也应召开，不必另行发放召开会议通知书。不少大法官辖区甚至请求将这种议会设为常设议会。而如果三级会议不能在律法制定的时间内如期召开，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拒绝交税。也有一小部分陈情书要求在两届三级会议之间，设立一个过渡委员会，在非三级会议期间监督政府。但大多数的陈情书都明确地反对这种过渡委员会，认为这样的委员会完全违宪，并给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他们担心与政府并存的小型议会，会被政府诱惑招安。

对于大臣解散议会的权力，贵族阶级要求废止，如果大臣依靠不能见光的手段扰乱议会，那么他必须受到制裁。任何政府官员或其他与政府存在某种依附关系的人，都不能成为议员。一些陈情书认为：议员人身不得受到侵害，所以不能因其发表政见而被起诉。最后，议会的讨论内容应当公开透明，为了令民众逐渐参与政务讨论，有必要散发印刷品来让每个人都知道议会讨论的内容。

所有贵族阶级都要求，在不同地区的领土的治理上，都要施行那些能够约束国家政府的法律原则。因此，各省、各区、各教区都必须各自组成自己的议会，议员必须自由选出，并且任期固定。

有不少陈情书要求，总督和总收税官这两个职务必须取消。所有的陈情书都认为，以后具备制定和摊派捐税权力的机关只能是省议会，只有省议会才能照顾到本省的特殊利益，并且区议会和教区议会也应如此，唯一能够管理他们的机关就是省会议。

权力分立之立法权。关于国王与参加政务讨论的国民之间的权力区分，贵族要求，法律的生效必须经过以下程序：经过国王的同意、三级会议通过、在执行法律的法院注册，这样才能生效。唯一有权设立和制定捐税额度的机关就是三级会议。只在一次三级会议结束到下一次三级会议召开这段时间，才能统一给予津贴。任何税项，在没有经过三级会议同意就设立或征收，就是违法的捐税，凡下令征收这种违法捐税的大臣或收税官，应当被控诉犯了贪污罪。

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任何借款不得准许。一项贷款只有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之后才能发放，并且贷款也必须在战争和重大灾害情况下使用，除非在最短期限内重开三级会议。

所有国库都应当被三级会议监督，三级会议确定各部门的支出，必须采用最为牢靠的办法，来保证那些经过会议通过的收入不被超支。

大部分陈情书都要求废止那些令人烦躁的捐税：那些以登记税、百分之一得尼埃税、批准税等名目，汇总在国王领地税务局名下。一份陈情书称：“单单是税务局这一部分就足以令国民深受其害，因为它将公民所有合理的真正的私人财产变成了国王财产。”所有未经让与的领地都应当交由三级会议管辖，任何涉及财政问题的法令或敕令，如果没有三个等级同意，就不得颁布。

贵族阶级的想法很鲜明：通过三级会议把所有管理财政的权利交给人民，无论是借款还是捐税的制度，或是捐税的具体征收方式。

司法权。同样，在司法组织上，贵族们也认为法官的权力，至少大部分权力应该来源于参加会议的人民。很多陈情书都有这种宣称。

“法官根据其职责应对议会的人民负责”，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法官不得被免职；没有三级会议的通过，以任何借口扰乱法庭职权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对于最高法院的渎职或高级法院的渎职，应由三级会议负责审理。还有很多陈情书提议，国王必须根据人民的推荐来任命法官。

行政权。关于行政权，贵族认为理应归国王，但同时必须有必要的约束，以防止专权。

例如，陈情书就行政管理一事，要求不同部门的财政账本必须制成印刷品予以公示，大臣也要对参加会议的人民负责。同样，国王在调用军队抗击外敌之前，也必须把自己的具体意图准确地告知三级会议。而如果是为镇压国民而调集部队，那么就只有三级会议有权这样做。部队人数必须限制，平时只留三分之二的兵员。至于由政府雇佣的外籍军队，必须派往边境，远离王国中心。

在阅读贵族们的陈情书时，最令人感到惊讶并且在任何其他文献中都无法再现的事实，就是贵族对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契合程度：他们具备了时代精神，他们非常流利地适用着时代语言。他们讨论人权不受侵犯、固有社会契约原则。当事涉社会个体时，他们往往关注个人权利，而当事涉社会整体时，他们则把目光转向社会义务。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一样凛然不可侵犯，理性是这二者的共同基础。而当谈到废除农奴制度残余时，贵族认为：这是在消除人类腐败堕落的最后痕迹。他们有时候把路易十六称为公民国王，并且常常提及其危害国民罪，后来人们也往往认为贵族是这条罪状的发明者。对于发展公共教育应当不遗余力这一点，他们与其他人看法别无二致，而公共教育的领导义务应由国家承担。一份陈情书表示：希望三级会议通过儿童教育的改革，给人们灌输一种国民性格。与同时代的其他阶层一样，他们非常强烈和持久地热爱立法统一，当然如果事涉等级存在的问题就看法不一了。与第三等级一样，他们要求统一行政体制，统一度量衡等等。他们提议各种改革，并希望彻底改革。根据他们的想法，所有的捐税，无一例外，都必须废止或改造。所有司法制度都需要变革，当然领主司法除外，领主司法只需要完善。还有一点他们与所有法国人一样，那就是法兰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块政治试验田，他们设想自己的模范农场，把一切重新调整，把一切新事物进行尝试——除了那些关于他们特权的一小部分。当然，也必须公正地评价此事，即便对特权这一小部分，他们也设想过如何变革。总而言之，翻阅贵族阶级陈情书时，人们能够发现：如果这些贵族是平民的话，那他们也必定能发动这场大革命。

二十、（第二编第十二章）
旧制度下的政府被迫自我节制的一个原因

一般而言，政府最危险的行为，就是加税或创造新税种［9］。在这之前，当国王过奢侈的生活时，当国王胡乱地指挥政治时，当国王将财政弄成一片混乱时，当国王要拿大笔的金钱去发动战争时，当国王用庞大的俸禄养活军队时，当国王要建造浩大的工程时……他不得不征税。然而，这会让所有的阶级立刻激怒，尤其是人民——他们是接近暴力革命的阶级。当今，同样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是，人们没有立即感觉到这种债务。但是，这些负担，会让下一代人来承担。

二十一、（第二编第十三章）
18世纪哲学的特质就是崇拜人类的理性

有人认为，18世纪哲学的特质就是崇拜人类的理性，人们极端相信理性的威力，凭借这一点便能够随便改造法律、制度、惯例。对此应当确切地解释一下：真要说起来，这些哲学家之中，有一部分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来没有哪个人像他们那样不信任人们的共同智慧。我可以列举很多人，他们蔑视群体智慧就像蔑视上帝的仁慈。对于上帝，他们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般的傲慢，而对民众他们则骄傲得像个暴发户。而他们对于就像服从上帝的一样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几乎所有的革命家在后来都表现出了这种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多数公民的共同情感所表现出的尊重有云泥之别。在他们国家，对自身理性充满了自豪和信心，但从不搞霸权和蛮横。因此，理性在那里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则只是导致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二十二、（第二编第十四章）去宗教信条的发端

菲特烈二世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丰特内尔、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沙夫茨伯里、博林布鲁克［10］这些人，曾给予宗教以致命打击。他们开始检讨他们一直以来所崇拜的对象，他们用理性打击迷信，人们对于自己相信的神话开始嗤之以鼻。自然神论创造了许多宗派的信徒。如果说伊壁鸠鲁主义令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受到严重冲击，那么今天，自然神论［11］也同样严重地冲击着我们祖辈所接受的犹太教［12］观念。英国的思想自由极为盛行，对于这种哲学的进步有着很大贡献。”

从这段话中便能够看出，菲特烈二世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也是在18世纪中期，他把当时的英国视做去宗教信条的发端。而在此我们还能够知晓一件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作为一位最精通人文科学和行政科学的君主，看起来似乎并不怀疑宗教起到的政治后果。他的老师们的认识错误，改变了他精神上的固有品质。

二十三、（第二编第十六章）德意志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

法国在18世纪末出现的这种进步思潮，也同时在整个德意志出现，而且总是伴随着改革政治制度的诉求。有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他说：

“18世纪后期，教会的领地也出现了新的时代思潮。在那里，人们开始着手变革。各种技艺和宽容在各处都可以见到，德意志已经开始出现某种在其他大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开明专制制度的萌芽。但是，法国大革命前最后几十年的那些杰出的、令人敬重的君主，在整个18世纪的教会领地上，却还从未见过。”

我们必须注意到，人们描绘出的这幅画面与法国在当时呈现出的样子是多么的相似：改革和进步的活动在同一时期兴起，而最有能力进行统治的人则出现在大革命眼看着就要摧毁一切的时刻。

还需要注意的是，整体德意志被卷入法兰西的文明和政治活动中，这种卷入是相当明显的。

二十四、（第二编第十六章）英国的司法制度

英国人的司法立法表明，尽管行政制度有许多附属的毛病，但却并没有妨碍人们达到建立这些制度时既定的第一目的。

尽管有些国家的政体之附属部分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如果这些政体的主要原则即立法精神具有旺盛的活力，这些国家就能够走向繁荣富强。想要研究这种现象，没有比研究上世纪英国司法体制更为清晰的了。布莱克斯通帮助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人们找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多样性，即法律的多样性和执行法律的法庭的多样性。

一、法律的多样性

1.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大不列颠的各个欧洲属地，比如马恩岛和诺曼底群岛等以及各个殖民地，法律内容都是各自不同的。

2.在英格兰本土有四种法律：习惯法、成文法、罗马法、衡平法。［13］习惯法分为在整个王国都生效的普通习惯法和只在某些领地、某些城镇有时甚至仅仅在某个阶层生效的特殊习惯法，比如商人习惯法。这些习惯法有时候简直是全然不同，比如规定所有子女平均分享遗产，而更奇特的是，给最幼的继承人以长子继承权，这条法律简直与英国法律的整体倾向相对立。

二、法庭的多样性。布莱克斯通谈到，彼此不同的法庭都是根据法律所设立，呈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多样化，请看下面的大致分析：

1.第一，英格兰本岛以外的那些法庭，比如苏格兰和爱尔兰法庭，他们并非都是接受英国最高法庭领导，尽管他们的最上级都是英国贵族法庭。

2.而在英格兰本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布莱克斯通的分类有这几种：

（1）11类法庭是根据普通法而创设，其中4类在真正意义上似乎已经废弃不用。（2）3种遍及全国的裁判管辖区，但只适用于某种特定领域的法庭。（3）10类带有特别性质的法庭。其中一种是由地方法庭构成，地方法庭依最高法庭的不同法令而创立，根据传统而存在，要么在伦敦，要么在各郡城镇。这类法庭数量众多，结构和规矩五花八门，作者也难以细说。

所以，如果参考布莱克斯通之说，在18世纪后期，也就是他完成作品的那个年代，仅仅在英格兰本土，就存在24类法庭。如果要细分的话，又有许多各具特色的为数众多的法庭。就算撇开那个年代几乎行将消失的几类，那么剩下的法庭也还有18或20种。

现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个司法制度，便可以轻松地找出其中所包含的很多不完善。

尽管有很多法庭，但是真正需要的法庭却往往比较缺少，比如离诉讼人距离很近、诉讼花费不高、就地便可以审判小案件的一审小法庭。所以，司法不畅通，并且成本昂贵。有时，许多不同的法庭都对一宗案件拥有管辖权，因此，一审开始就显得糊里糊涂。几乎所有能够上诉的法庭，在特定情况下都能进行初审，有时候是普通法法庭，有时候是衡平法法庭进行初审。

上诉法庭存在各种花样。唯一的中心就是英国贵族上院。行政诉讼和其他诉讼没有分开，这在大多数法学家看来简直是畸形的司法体制。最后，所有这些法庭都要在四部不同的法律中，找到判决依据，其中一部分是由先例确定，而另一部法律——衡平法的确立根据就不明显，因为其最常见的目的是抵御习惯法和成文法，法官可以强行修正成文法或习惯法之中陈旧化和过于苛刻的部分。

英国司法体制的缺陷实在不少，英国司法就像一座庞大陈旧的机器，而法国司法制度则像一座现代化工厂。英国司法中有随处可以发现的复杂、不一致的地方，相比之下，法国司法制度则简单、一致、连贯。这样一比，英国司法制度的缺陷就更加突出。然后，布莱克斯通的那个时代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如同英国一般彻底实现了司法的真正宏伟目标，也就是说，在英国，不管一个人有怎样的社会地位，不管他是在控诉平民还是国王，他都能够让世人听见他的控诉，而且在英国所有的法庭都能够找到维护自己财产、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当然，这不是指英国司法制度上的缺陷反而有助于刚才提及的司法的宏伟目标，这只是证明，有些司法制度存在着次要的缺陷，这些缺陷对于司法的目标存有微小的伤害。而在有些司法制度中，却有一些更大的缺陷，这不仅妨害了司法目标的完成，还会进而将其破坏，尽管这类司法组织在某些次要的方面表现卓越。次要的缺陷很容易就被发觉，通常令民众为之关注和惊讶的正是这些。人们提及这些，说简直是一目了然。而另一种缺陷就往往非常隐蔽了，想要发现或指出这类缺陷，往往并非法学家和司法界人士单独能够做到的。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品质既可以是次要的又可以是主要的，这要视时代和政治体制而定。在实行贵族制度的年代，在不平等的年代，尝试在法庭里削弱某些个人特权；为法院能够管辖到的弱者提供一些保障，以对抗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强者；试图提升国家行为的统治地位——这些，在只涉及两个臣民之间的诉讼时，自然是公正的、正义的，由此而成为主要品质。但是，当社会思潮和政治体制转向民主制度时，其重要性也就减少了。

根据这些前提去探究英国的司法制度便不难发现，尽管我们这位邻居的司法体制愈发模糊、阻塞、迟钝、昂贵、不方便，但是人们却采取了很多预设举措，令强者很难剥削弱者而攫取利益，令国家也不会牺牲个体而获利。对这种司法体制的考察越是深入，人们就越能够感觉到，这套司法制度为每个公民都提供了种类繁多的自卫方式，在这里，每一个举措的出发点都是为每一个国民提供最大的保护，以对抗制度中的不公平和法官的卖官鬻爵。在民主时代，这类卖官鬻爵更加常见，也变得更加危险，其产生的来源，就是法庭向国家机器屈服。

因此，我认为，英国的司法制度虽然现在仍存在一些次要的缺点，但它却胜过法国的司法制度，尽管法国的司法制度几乎未污染英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但也没有发展出英国司法制度的主要品质。法国的司法制度为公民之间的争斗提供了出色的保障，但在个人对抗国家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这是法国建设民主社会中必须要加强的地方。

二十五、（第二编第十九章）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并不是这种繁荣本身，而是那些必定导致大革命出现的思潮，那些充满活力、不安于现状、狡黠机智、锐意革新、雄心万丈的思潮。那些新社会的民主思潮，正在开始迫使一切事物运动，它已经完全能够令社会产生动摇和发展，直至在顷刻间颠覆了社会。

［1］译注：罗马法一般被认为是罗马奴隶制帝国诸多法律的总成，其跨度极长，从公元前454年的《十二铜表法》到529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颁布的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对后来的欧洲立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立法体系。我们今天用的很多法学概念就是直接源自罗马法，比如自然人和法人概念，比如物权与债权的概念。

［2］译注：指的是英国红白玫瑰战争，1455年到1483年之间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之间爆发的一场关于王位继承权的战争。

［3］译注：1618年至1848年这30年间爆发了一场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而引发的全欧洲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战争打着宗教幌子，双方缔结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但实际上各国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纷纷参战，比如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但却加入了新教联盟。虽然最后新教联盟获胜，但双方都元气大伤，最后几方签订了数个合约，合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争才宣告结束。

［4］译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结束的一系列合约的总称。这一系列合约改变了欧洲政治格局，为今天的欧洲版图奠定了基础。此外，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还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纠纷的先例。

［5］译注：腓特烈·纪尧姆二世，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担任普鲁士国王时颁布了腓特烈大帝制定的法典。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反法同盟。

［6］译注：无忧宫是腓特烈大帝根据卢浮宫的样式建立的小城堡，是供王室避暑的夏宫。但腓特烈大帝却因建造这座宫殿而被告上法庭，原告是一位无忧宫附近的磨坊主，由于无忧宫附近的树木过于高大，导致风力不足，他的磨坊也就无法正式运营。因此，他将腓特烈大帝告上了法庭，诉请国王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建一座不受阻挡的磨坊，并减免地租。法院最后判决支持了他的诉求。老百姓状告国王并获得成功，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甚至绝无仅有，因此无忧宫附近的风车成了德国法治的象征，被保留到了现在。

［7］译注：加拿大的很大一部分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比如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省，魁北克人至今还在说法语。

［8］译注：巴士底狱原本是法国为了抵御英军而建立的要塞，后来变成了监狱，关押政治犯，因此被人们憎恨，大革命爆发的标志就是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但是，据说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人们发现巴士底狱里并没有多少犯人，并且多为刑事犯。

［9］译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由于王室开销过大，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在第三等级身上抽税，由此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

［10］译注：文中提到的这些人是欧洲16到18世纪之间的著名学者、诗人、哲学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去宗教化或反对教会腐败倾向。

［11］译注：自然神论又称理神论，兴起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认为上帝只是创造主，是宇宙的开端，但并无人格，并不干预宇宙的运行。

［12］译注：犹太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三者对于上帝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有关联，都在一定程度上人格化上帝，比如圣经中经常提到悦纳上帝。

［13］译注：习惯法可以看做是惯例或判例，这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成文法是法律条文，在法国和德国，成文法占统治地位，但在英国稍微次之；罗马法是英国立法受罗马法影响而生成的法律；衡平法则很复杂，其立法目的是“当普通法过于僵化和严厉而使当事人蒙受不公正时，需要比普通法更重要的公正和良心原则来补足”。

《旧制度与大革命》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探讨了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以及大革命走向恐怖独裁的原因。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受到王权专制的侵害而变得摇摇欲坠，最终因大革命的爆发而坍塌，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