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皮诺·阿拉基
Date: 2013-12-31T16:00:00+00:00

百年骗局
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
（意）皮诺·阿拉基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骗局：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意）阿拉基（Arlacchi，P.）著；李凯旋，王佳妮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2-0205-0

Ⅰ．①百…　Ⅱ．①阿… 　②李… 　③王…　Ⅲ．①诈骗—鉴别　Ⅳ．①C9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866号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图书策划：刘海涛

责任编辑：逯卫光

书名／百年骗局——揭秘全球恐慌的真相

BAINIANPIANJU——JIEMIQUANQIUKONGHUANGDEZHENXIANG

作者／皮诺·阿拉基　著　李凯旋　王佳妮　译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6305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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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mzfz@npc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张／19.5　字数／270千字

版本／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8629

书号／ISBN 978-7-5162-0205-0

定价／48.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　骗局
第一章　和平的发展

第二章　东方的反军国主义与非暴力
第三章　巨大的骗局
第四章　文明冲突的纷扰
第五章　恐怖主义的神话
第六章　暴力犯罪的下降
第七章　战争的终结

第二部分　大骗局的升级
第八章　美国从世界政府到黑社会式保护

第九章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

第三部分　和平的动力
第十章　人类的发展孕育了和平

第十一章　人性的善与恶
第十二章　我们不再是凶残的猿猴
第十三章　反抗杀戮
第十四章　康德的和平
第十五章　冷战与殖民主义的终结
第十六章　国际法与国际惯例的发展

结语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
延伸阅读1　人类历史的和平与经济发展
延伸阅读2　大型战争的数量

引言

大骗局制造或夸大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恐惧感，强化了我们对自身的恐惧感，把对某种充满威胁和不稳定性的现实的恐惧与对某种充满灾难和退化的未来的恐惧感混在一起，传播开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和平的力量，稳定团结的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变得胆怯，失去勇气；为了触发最原始的防御机制并使我们收起保护自身权益的最为珍贵的吊桥；为了使我们陷入宿命论的陷阱，丧失对未来的信心。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种族灭绝、种族大屠杀、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最严重的暴力行为的实务探讨著作，其中也不乏对暴力行为在当代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分析与思考。这亦是一部对骗局的反思录。时下，恶势力如脱缰野马般横行无阻，我们成了这场不断升级的骗局的牺牲品，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愈发混乱的时代。而这骗局之所以令人迷惑，正是我们面对那些滋养了恐惧感并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播撒了哀伤的毁灭力量时所产生的错觉。

研究那种极端的暴力行为，诸如战争和种族大屠杀等，就等于同灾难以及制造这些灾难的力量展开较量。这并不是夸大了研究活动的作用。暴力的根源和发展都是极易被感知到的，和平与团结也是如此。

从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从《圣经·旧约》的可怕世界至今，我们从未停止过对大规模暴力行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和一丝必要的精神力量去反抗——的思考。我们同样思考过关于非暴力的力量，但少了些坚定和信念。整个领域，目前被宗教与道德，还有战争研究，或者说对西方发动战争方式的研究所占据。

对促进世界和平、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团结的力量的思考，一直处于幼年期。仅仅在最近几十年才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才终于开始思考改善群体性安全的问题，把康德这位坚信和平的可实践性的西方哲学家的支离破碎的、颇有预见性的思想重新整合起来。

但到了这一步时，一个障碍物出现了。这个形似巨大操控装置的障碍物，规模空前且不为人所知，还配有极为复杂的意识调控新工具。它是一个由媒体、政府、安全部门和武装部队，但主要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巨大骗局，不断地炮制出一种非常强大的负面情绪——恐惧。这种焦虑的情绪笼罩在全世界的每条新闻、每条信息和对事件的每个认知上。但同时，这又是一种人为的、免费的情绪，它和真正发生的事件只有微小的吻合性。恐慌情绪的制造意味着谎言的蔓延，谎言把我们置于防备状态，让我们感觉自己比实际要脆弱得多。

这个大骗局是一个反动操控装置，它制造出的怪胎只存有令人不适的“异己性”，所引起的致命威胁只是启动了颠覆固有平衡的程序。比如，自从全球稳定发展并走向繁荣以来，上升中的亚洲被捏造成了焦虑、动荡和冲突的发源地；关于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数字屡被夸大，蛊惑人心的意图在于激起对所谓“企图”征服全世界的中国的恐惧。

这个大骗局忽略大量真实的证据，凭空地捏造出了在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存在可能再度爆发战争的风险。以文明力量出现的欧盟，从未感觉受到任何力量的威胁和侵犯，倾向于非军事途径解决国际危机，一直在寻求合作和多边对话的道路，却被贴上了逃避全球“治理”和逃避在严重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责任的标签：在欧洲的维纳斯和星条战神之间存在着虚假的二元论。他们还要欧洲人努力把欧洲不足GDP 2％的军费开支翻番，以随时应对暗藏在角落中，却从未具体出现过的大动乱。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可怕危机之后，大复苏的俄罗斯，摒弃了黑手党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带着多边和平合作的纲领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被大骗局的大佬们发觉了，他们将此视为一个独裁政权，并声称对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媒体的操作可谓大获成功，因为无论在欧洲的左翼还是右翼中间，“抨击普京”都成了一种时尚。普京最初集俄罗斯总理和总统于一身，在1999年开启了——真实的还是猜测的并不重要——专制的游戏，登至俄罗斯权力之巅，并在2008年夏天的格鲁吉亚危机中触到了自身权力的顶峰。

这场“抨击普京”的运动，纯粹受由来已久的反俄罗斯情绪影响，但也受到了大骗局和移居海外的俄罗斯黑手党的恶意蛊惑，同时也得到了他们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当移居海外的俄罗斯寡头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在西方媒体的采访中控诉俄罗斯政府的恶行时，环绕在其头上的殉道者光环似乎不言自明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犯罪组织的最高头目，在欧洲的媒体中，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反普京的流亡者”，一个为了在自己国家建立民主体制而斗争最后却惨遭迫害的人。你们想想那个逃到巴黎的托多·列那
(1) ，声称自己是遭受政治迫害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并因此获得了巴黎当地媒体的信任。

“抨击普京”对那些不了解俄罗斯历史的人而言，可谓一项负有盛名的娱乐活动。在叶利钦主政10年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前苏联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被美国保护的国家，一个由俄罗斯权力集团与“美国佬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在一种以奇怪耦合状态下所统治的国家，他们在几年内便给俄罗斯造成了比1941年德国入侵时大得多的损失。寡头的魔掌已经通过史上最大的阴谋攫取了这个国家一半的财富——通过和政府串通，在一场纯属抢劫的行动中收购了俄罗斯那些最大的企业。
(2)

这个黑手党资本的大部分利润最终通过超大规模的资金再循环，转而投入西方银行温暖的怀抱。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至少有2亿美元。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俄罗斯的GDP减半；贫困人口（从共产主义时代的2％）增至总人口的40％；凶杀、营养不良、酗酒、自杀和疾病使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4年。
(3)

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多次访问过俄罗斯，看到了一个被蹂躏的大国，屈辱、腐败、债务累累，对西方充满了愤怒和失望。

俄罗斯在最近10年里令人意外地重生了。它按照以资源和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调控的模式，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没有重整军备（直至今日），没有依赖海外私人投资，也没有多边金融机构的帮助。我亲眼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礼貌地拒绝了世界银行行长给予的贷款优惠，也见证了GDP年均超6％的增幅对居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精神状态的影响。

石油价格的上涨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的政府，恐怕石油换来的美元都已成为助长腐败和资本外逃的利器，又损害了1.5亿俄罗斯公民的利益。

只有大骗局的推动者们才会惊诧于普京在俄罗斯高达70％到80％的支持率。当然，也不难理解大骗局推动者的亲密的表兄弟们——地缘政治理论“心脏地带”的追捧者们——面对他们死而复生的病人时的愤怒。

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等新保守派的先行者们曾一度尝试趁共产主义垮台之机，一举把俄罗斯从世界地图上抹去。他们的战略源自19世纪初伟大的学者和地缘政治家麦金德的一段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大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从冷战到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正是这条战略线索激发了大骗局的诸多“灵感”：阻碍欧洲与俄罗斯和解，通过挑起分歧和事端阻止欧亚的政治粘合。美利坚的麦金德主义者们的长期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俄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与俄罗斯的联合体。
(4)

这种立场已经在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明确表示，它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防止因任何力量的上升或欧亚力量的联合而挑战到美国的优势地位。

没有大骗局的帮助，这个伟大的麦金德计划过去不能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对欧洲表达了足够的合作与交好的诚意，也表达了不计前嫌——即“冷战”——的意愿。但这并未表现为华丽的措辞和政治外交的烟雾弹。俄罗斯联邦已经解散了红军，常备军力量缩减了80％以上。近些年来，他们用于国防的经费比例相较于GDP在持续负增长，只有核武器库还维持在最低效的状态。

但是，新保守派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目前对俄罗斯的解读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个国家永远是敌人！这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无关，而是一种存在于传媒领域和军事领域的严重的恐俄罗斯症。此外，没有任何原因能解释这个恐惧症。为此，我们还为格鲁吉亚危机提供了避风港——在基本事实都站不住脚的基础上，凭空制造出了一个敌人。

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期，面对数个地区脱离联邦和其影响下的东欧共产主义体制垮台等事件时，并未作出反击行动。把俄罗斯刻画为世界安全的一大威胁，声称其是帝国主义的驱动器和反西方的动力，把北约推进到它的边界上，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建立反导弹系统进行挑衅，教唆并武装与其接壤的国家如格鲁吉亚与之对抗。这一切都意味着，用我们的钱建立起的大骗局已经开始运转了。

北约存在的理由是，苏联的护卫者即红军的势力已经超越了厄尔巴岛。但是红军已经不存在有20年了，而北约却依然屹立不倒。中国军队50年前就撤离朝鲜了，但美国军队依然驻扎在朝鲜和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域内。而在此期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几个月前，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的普通商业航班已经启动。现在对于美国来说，不正是宣布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应该以恰当的方式解决，并且已不再是关乎西方切身利益的问题之时吗？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数十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国再次开始渲染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骗局，把一个独立事件即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毫无底线地夸大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甚至将此与世界第四次或第五次大战相提并论。

在全球的社会文明和多元且宽容的思维方式取得进步的同时，民主作为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政治体制也获得了胜利。面对这些发展，威胁“西方堡垒”的幽灵——由移民中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政治分子、热衷暴力和攻击的人们所护卫——活跃了起来。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移民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上很苦恼。这个骗局在于，它忽略了最明显的事实：无论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还是其他地方，暴力犯罪的数量都在下降，而且移民与暴力犯罪的增长也并无相关性。这场骗局借助了多种传媒工具，推动了对外国人犯罪的集体恐惧感的增长，并使人们对美国现实中最近一批移民的暴力犯罪指数下降的研究结果保持沉默。

大骗局制造或夸大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恐惧感，强化了我们对自身的恐惧感，把对某种充满威胁和不稳定性的现实的恐惧与对某种充满灾难和退化的未来的恐惧感混在一起，传播开来。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和平的力量，稳定团结的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力量变得胆怯，失去勇气；为了触发最原始的防御机制并使我们收起保护自身权益的最为珍贵的吊桥；为了使我们陷入宿命论的陷阱，丧失对未来的信心。

意大利著名记者吉安·保罗·潘撒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寥寥数语却鞭辟入里：“每天早晨的日报阅览，成为我入行数年来的一种职业习惯。但是，如今这一叠叠报纸令我感到焦虑，我不想打开它们了，因为不愿意去感受那更深的恐惧。”

不论在政治、知识、伦理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有一种全球性的右翼，它依赖于我们的自私和自我保护意识。它激活了这个星球上混乱和无序之幽灵，想要盗走我们前进的能力和解决世界上大问题的能力。而此时，我们恰恰拥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来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如今有能力面对各种挑战，而在过去这些挑战只现身于乌托邦政治王国和人道主义的梦境里。

我曾在联合国的上层部门工作过5年，如果说我从处理世界的矛盾纠纷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人类自己制造出的问题自己却没有能力解决的。

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只用全世界GDP的0.1％或许就可以消除人类古老而又屈辱的痛苦——饥饿。只要每年投入3000万美元提高农业生产力，持续几年后，全世界8.62亿人口的营养不良问题将得到改观。这点付出对于全世界的富豪们来说，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以至于他们恐怕都感觉不到。

再也不需要只用社会主义来消除贫困了——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或者只需要对不幸的人们的痛苦有一丁点儿同情心。欧洲社会民主政权曾用那种同情心来驯化资本主义，把贫困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国际范围内，这种同情心还促使各国首脑在2000年批准了一项全球备忘录，计划在2015年前使全球贫困人口减半，并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初级教育。如果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乌托邦能够成为现实，那么这些富国的公民们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个项目只要他们省点儿军费开支再加上少量的金融交易税费便足够了。

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资源，还有两样东西也是必要的：一是解决问题的信心，集中精力对准目标；二是铲除最主要的障碍物，尤其是这个大骗局。

大骗局会阻碍进步，因为它损害了繁荣与文明进步之关键，即长久的和平。长久的和平建立在宽容与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强权统治之上。从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关于世界GDP的发展数据来看，和平时期或者战争的潜在爆发期，都是集体财富的大增长期。世界上拥有非暴力道德观和宗教的国家与地区，很少发生战争，文明也发展得更快，根基也变得更深。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对欧洲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那里几乎没有发生过征服战争，并早在基督福音传出的500年之前就对战争“嗤之以鼻”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但由于大骗局——正在被逐步揭穿——的存在而被公众忽视。

有人会反驳说，西方暴力征服伦理的胜利，也确保了其信奉者们尽享繁华。的确如此。但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只持续了200年，还导致了世界上3/4人口的贫困，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掠夺和不平等贸易当然会积累起大规模财富，但也会滋生怨恨，引发冲突。长期来看，最终会威胁到基本生产的发展和所有人的福祉。

目前，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壮大，是日本和多年前所谓“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继续。这几波的增长浪潮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一点儿军费压力，没有战争和内部社会政治局势紧张的影响下——当代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典型情况——发生。亚洲和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即亚洲的3个社会主义政权国家），向不属于它们的工具——全球化的市场——打开了大门，并最终在最值得骄傲和最有意义的一点上超越了西方——大大减少了内部贫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也就一代人的时间，亚洲就做到了欧洲几乎花了3个世纪才做到的事。也就是使绝大部分人口远离了绝对贫困。从1981年到2004年，东亚日均生活费用少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57.7％降到了9％。中国在这个改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世界上较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1981年的63.8％降低至2004年的9.9％；印度起跑得比较晚，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51.4％降到了34.3％，但最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十分令人振奋。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冷冰冰的百分比，未能体现出这一现象的巨大意义。1981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是6.34亿，而到2004年是1.28亿，减少了5.06个亿。这个数字接近当今欧洲的人口总量，也是拉美的大部分人口总量了。

战争派和恐惧党，是发展的头号敌人。他们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想让我们躲在其巨大的保护羽翼下，以免我们受到威胁。这威胁虽是由他们自己不断制造出的，而我们却因其提供的这种保护服务而被课以重税。

我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思想都形成于数十年的科学研究和政治工作经历之中。大学、议会、联合国、政治文化工作让我不仅可以优先观察这些事件，而且让我处于可以去改变它们的位置上。我逐渐明白了，不仅仅是战争，还有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等绝对恶劣的行径都可以理解并加以预防，在其有萌芽之态时就可以加以遏止。当我知道有一群先锋研究者们驳斥了人类天性喜欢暴力和进攻的说法时，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人类，是在基因基础上构成的“硬件”，可塑性很强，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性以及对身体攻击与谋杀行为的深深抗拒性。

本书还试图指出一些可能的出路。这些道路都始于对某些显而易见之真相的认知，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因为事件受所有人支配，所以很难抓住那些真相。

如果可以帮助到许多有意愿与大骗局及其可悲的情绪如悲观主义、焦虑和绝望作斗争的人们的话，本书将又实现了一个目标。一个更加有序的世界的建设始于对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充分认知。

本书中对大骗局的批判，既不会盲目乐观也不会有“历史终结”的论调，最终会走向一些流传了2个世纪的思想：一个世界议会和一个世界政府，颁布战争禁令、裁军。这些思想永远是那些关于为什么最近才在西方“创造和平”所要探讨的问题。而人们宁愿相信战争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只是从康德开始，和平之于我们才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可信主题。最后一场大屠杀所引发的震撼刚刚消散，和平的观念也在不久前才又浮出了水面。即使和平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研究主题才重生不久，但是，它实际上早已深深植根于人性和所有伟大的文明之中而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中了。

没有人想借这本书再宣扬永久和平将要到来。历史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当康德把他那本关于民主国家会阻止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小册子出版时
(5) ，当时欧洲最为民主和强大的国家——法国，便对其邻国发动了一轮长达25年的战争（死亡人数达300万）。

而诺曼·安吉尔和一些其他学者，恐怕更会被人嘲弄了。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提出了战争已经陈旧的观点。
(6)

后来事态的发展很容易暴露出康德、安吉尔以及其他学者的局限，但他们所强调的战争与人类政治道德进步的不兼容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处于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中，这种文化忽略或低估了其他非西方的伟大伦理和文明中的非军国主义和非暴力因素。

无论何时，那些热衷预言灾难和战争的人们都没有遭受过同样的嘲讽，虽然灾难与战争只存在于他们的欲望之中。但是，这些不幸的预言却有着可怕的后果，它们助长了集体恐惧感，拉高了军费预算。而康德的思想却帮助我们组建了联合国、欧洲议会和欧盟，以及一系列的条约和一系列的国际组织。这一切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络，它可以挫败战争企图，增长我们对于组建超国家民主机构的信心。

大骗局成功地妨碍了对一个基本事实的认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在安全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进步，并在冷战后加快了步伐。国际战争和大屠杀在第一阶段呈现出下降趋势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二阶段的内战、政治暴力、政变、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的减少。

集体共生的这种时代变化是改变了先前的趋势，还是继续了长期以来的趋势？换言之，在个体关系和人类集体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否存在一种基本倒退？

我对此的回答十分简洁。人类的破坏性既在个体力量又在集体组织权力的控制下。更进一步说，就是强化了我们遗传基因中最古老的部分——这一部分会让我们在认为身处险境时用暴力反击，以保护自身的安全的关闭机制。即使核武器的发明——这是人类走向灭绝自身种群所迈出的最为重大的一步——也没能阻止这一基本趋势。

正如有些人所宣称的，人类关系的和平化可能没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肉体的痛苦已经被非物质的不幸和痛苦所取代了。本书并不研究这个问题，本书的审视对象仅限于极端的身体暴力活动以及隐瞒其下降趋势的主要形式。现代性的悖论观认为，个体的不满度会随着人类才能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增长。这个主题比本书涉及的还要广泛，但对此，已经有了来自社会学家像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解答。总之，我不认为在他们有了关于自杀和人类行动理性化的杰作之后，该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称为“短暂”和暴力的世纪——阻止了我们抓住数世纪以来的暴力发展轨迹。
(7) 20世纪的恶行几乎摧毁了西方的进步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梦想和意识。
(8) 但是大骗局的制造者们正在延续这种创伤，企图让我们忘记这种创伤产生于那些人类从未怀有过的伟大希望的落空，让我们向最大的恶行屈服而不是鼓起勇气去战胜它。

但是，现在距离最后一场全球大屠杀已经有两代人的时间了，是希望回归的时候了。我们要更远距离地评估20世纪的遗产。我们要开始对20世纪的大屠杀事件给予应有的重视，但它与民主国家的增加，殖民主义的终结，国际法重要性的增强等的象征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从没有国家的社会——那时人类的生命由于受到性本恶的影响而产生了谋杀和复仇所带来的威胁，到普遍存在暴力的中世纪，到韦伯式的伟大进步，再到欧洲出现拥有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国家，然后一路快速前进，先是否定奴隶制，之后便出现了20世纪的否定殖民主义与战争的政治理论。这个演变路线实际上是连续的。

由于这不是一条畅通的直线，而且荆棘密布，要认清它的方向并不容易。在出现反复性的时候，全世界最强大的信心都会消失殆尽。人类的思想史被黑暗所笼罩，挤满了着魔于失败主义宇宙观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变化是为了保持不变的预言家们。

读者将会在本书中发现大量与消除战争这一主题相关的线索。该主题，在西方很少被注意并得到赞赏。我列举了至今依然影响大多数人类行为的东方反战主义、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其作品中宣称战争乃万物之母，批评荷马结束人神之间分歧的愿望是一种倒退，而在此之前的1个世纪，释迦牟尼、孔子、孟子和其他思想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谴责了战争。

在西方，厌恶战争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一种大众情绪。
(9) 和平主义在西方的思想世界中并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模式，现代以来，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没有一个国家开启了非军事化道路并游离在国际冲突之外。本书将强调“拒绝战争”，强调中国如何在公元前5世纪就作为东方哲学的特征而获得了认可，又如何会转化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强调中国时至今日仍公开宣称的一种非军国主义的防卫型国家安全战略。
(10)

我们不清楚相较于发生在西方的战争，250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战争被低估的原因。在曲高和寡的韦伯的思想出现近1个世纪后，直到今天才开始对欧洲和中国的悠久历史进行系统的对比。对两种文明使用武力的研究中，都强调了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现代欧洲的相似性。暴力垄断国家以惊人的相似方式出现在两种背景中。但是公元前221年中国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终结与1492年现代欧洲的开始之间的时间差距是惊人的；而这一时间差导致了两种文明之间巨大鸿沟的产生，这一鸿沟更有益于中国。
(11)

这种鸿沟还来自于欧洲对发生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事件的根本性忽略，现在是填补鸿沟的时候了。中国与欧盟国际安全战略的一致，以及在美洲大陆、东欧和远东形成的大范围和平区域，都令人在这方面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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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意大利黑手党关系密切，近年来被怀疑与意大利法官乔万尼·法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的谋杀案有关。——译者注

(2) Pino Arlacchi，La mafia imprenditrice：Dalla Calabria al centro dell’inferno， il Saggiatore，Milano，2007.

(3) Pino Arlacchi，La mafia imprenditrice：Dalla Calabria al centro dell’inferno， il Saggiatore，Milano，2007.

(4) “心脏地带”理论最早由哈佛大学的麦金德于1904年提出。参见Halford John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Journal，vol．XXIII，1904。

(5) 即康德的《论永久和平》。——译者注

(6) Norman Agell，La grande illusion：Studio sulla Potenza militare in rapporto alla prosperità delle nazioni ，Voghera Editore，Roma，1913.

(7) Eric J．Hobsbawm，Il secolo breve：1914—1991， Rizzoli，Milano，1995．

(8) 《进步的思想：我们可以没有它吗？》一书强调了“我们现代人似乎生活在矛盾中：在我们的历史阶段里，已经认识到并正在意识到进步的发生，但却被迫产生了‘人类的进步与命运之莫测’的不相宜的想法”。参见Massimo L．Salvadori，L’idea di progresso：Possiamo farne a meno？ Donzelli，Roma，2006。

(9) 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Basic Books，New York，1989.

(10) Frank A．Kierman，John K．Fairbank，Chinese Ways in Warfa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74；Geoffrey Parker，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The Triumph of the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5；魏汝霖，刘仲平：《中国军事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11) 相关比较参见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4；关于中国中世纪的战争参见David A．Graff，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Routledge，London，2002。

第一部分　骗局

如今，把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工具是荒谬的。只在极少的地区内和个别有限的问题上，进展还十分缓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是非理性的。人类的不安全感、个体的不安全感，仍然广泛存在。它们要么是大骗局的产物，要么有着其他的根源，完全不同于战争中的那种毁灭感。

第一章　和平的发展

无论如何，促使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力量，会在一个日益有利的大背景下活动。奥巴马的获胜，使得一系列重大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如禁止核试验，禁用核武器，裁减洲际导弹，美国和伊朗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与俄罗斯对话。此刻，预言极端灾难的声音突然减弱，识破大骗局的机会显著增加。

全局概览

目前，世界上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已经大为减少，国际安全也在近几十年来得到史无前例的改善。这与许多人的看法恰恰是相反的。冷战结束后，各种武装冲突持续地减少了将近60％。2007年，全球战争数量降到了1950年以来的最低值。2003年，也就是美国入侵伊拉克那一年以来，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几乎已经消失。据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内战也已大幅减少了40％—80％。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最近几年。最为血腥残忍的战争也从2002年的12场减少至2005年的8场，2008年只爆发了2场。

全世界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欧洲、美洲和东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大规模冲突。这些地区拥有着全世界超过60％的人口和财富，享受着日益稳固的内外部和平。内战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存在于这个星球的个别地区——中非、中东和中南亚。

从1981年到2004年，引发战争的国际危机减少了70％。政变的发生数量也由1963年的峰值23起，减少至2004年的3起，2005年只有2起，但最为重要的差别还在于，2000年以来的政变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2005年只有一场政变获得了成功。2007年和2008年，全球没有一起成功的军事政变。

尽管还存在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或多或少被臆造出的文明冲突，但是种族、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歧视从1950年以来已经有了大幅减少。全球有政治歧视活动的国家比例也已经从1950年的64.6％降至2005年的38.2％，而全球采取措施纠正歧视行为和弥补集体劣势的国家比例是上升的，从6.3％增至24.8％。纳粹主义的命运与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一样，成为一个从全球各国的政治话语中消失的概念，其中有些国家甚至还颁布了相关法律对此进行惩处。有了这样一个大的进步作为背景，就不难想象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歧视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黑人奥巴马会被选为总统。

各国在其国内政治中使用暴力的趋势，直到最近也还是没有被了解得很清楚，且缺乏最基本的数据。几乎没有学者放弃极乐世界的纯粹投机活动而在大量灰暗的事件中冒险。但是谁敢于这么做，谁就会从那些重大发现中得到犒赏。

我们以对世界上最动荡地区的政治暴力研究为例：广义上的中东，从阿塞拜疆到摩洛哥，从阿拉伯半岛到伊朗和伊拉克，13个国家中有112个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从1980年至2004年间，它们能够根据自身的策略和战术，随心所欲地选择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那么，它们的暴力与恐怖主义活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答案很简单：非暴力形式的政治活动毫无疑问地增加了，而两次非暴力浪潮使中东的暴力团体总数，从1986年的58％降至2004年的14％。和平的政治抗议——罢工、静坐、广场集会、请愿——以及参加选举已经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传播开来，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已经通过遏止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阴谋而得以完成。当然，在这一地区目前还存在一批专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既有恐怖主义阴谋又在进行活动的组织，但是这种演化发展的长期性与内战以及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种演化的长期性是一样的。诉诸暴力的行为已经很少了。我们所读的报纸上说一切都可以用武力解决，其实这是个大骗局，也正是推动我写本书的原因。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在每场战斗中丧生人数的平均值为衡量标准——已经大幅降低了。1950年，几乎每一场武装冲突都会有3.8万人丧生，到2002年这一数字降至600人，2005年降至360人，降幅达99％。除了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以外，诉诸武力的终极解决方式已经很少了。1989年有10起种族屠杀。如今世界上只有1起，在达尔富尔。但是，很多专家更倾向于理性地把它看作一场内战，而非种族大屠杀。因此，种族屠杀的降幅也达到了90％。由于武装冲突、种族屠杀、种族歧视和大规模暴力的减少，难民的数量从1992年到2003年下降了45％；从2003年至2005年，又下降了10％。

与那些顶尖学者们的预测不同，民主政权在各大洲遍地开花，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专制政体的数量。1946年，只有20个国家的居民享有民主政权，还不足当时构成国际体系的78个国家的1/3。到2005年，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8个，2007年达到了94个。目前只有8个国家还仍然被视为绝对独裁国，践踏着该国公民的任何一项自由权利。

把战争作为国家之间解决冲突的工具已经不为人们所接受。战争就像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禁忌。只有在乔治·布什治下的美国和其他受慢性神经病困扰的几个小国，还会有人相信武力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最近15年来，军事胜利只解决了7.5％的冲突问题，而通过协商却解决了其中的92％。今天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去做一名勇敢的士兵，而是如何做出色的中间人，外交官和协调者。

近几十年来，全球安全已经得到持续地改善。新的威胁也在产生，但是这些冲突既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增加军费，也不需要供养大量的武器装备。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军费预算、军队人员的数量和重型武器的转让，都已经明显减少了。最近出现了相反的趋势以及美国扩充军备的特例。但是，长期来看，产生这种曲折的相关因素还是在减少的。

上文中出现的数据引自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如美国马里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安全报告》《全球武装冲突：自决运动和民主大调查》《和平与冲突2008》。这些著作是由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以极少的资源，凭借着极大的热情所凝结出的智力成果。这些学者正在进行一场小型的科学革命，他们的成果一旦得到传播并获得相应的认可，一定能够带来显著的影响。

种族屠杀的减少及其之间的差别

从对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研究中发现，大规模暴力行为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对大部分暴力行为的研究都是从种族主义和一般角度进行的，而总是忽略另一个视角，即它们也是人性中野蛮和残暴特性的产物，随时会因种族差异、伦理差异和信仰差异而爆发。同时，解读这些暴力行为的关键因素——即把它们作为宏观因素如社会结构、政府组织形式和集体心理自动导致的后果，也被弱化了。

最具有意义的收获是：与犯罪集团策划内战和政变一样，这些“终极手段”，几乎都是权贵们为了维护其统治用尽其他手段后，而理性策划出的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

针对无辜平民的伦理和意识形态清洗，存在于小部分政治或军事团体所制定的清晰的镇压纲领中。这小部分团体深谙人性的模糊性和可塑性的特点。
(1) 他们能够开动宣传与致命的强制性机器，且不说这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共鸣或吸引更多的人积极参与镇压。

从这个新视角来看，不存在任何不能理解以及无法阻止的“终极解决方案”了。霍布斯所宣称的“黑暗王国的沉沦”已经发生了，并还在继续着。尽管规模已经很小，但还存在于世界上很多地区尤其是难以管理的地方。这是由少数特定的人操控的，他们对多数人的惰性、冷漠和沮丧深信不疑。红色高棉、纳粹、1967年的印尼军官、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的官员都很清楚，他们的同胞面对他们的暴行时都会袖手旁观的。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邪恶说”，使今天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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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角可以推导出一些关键的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些大型的暴力行为是可以被预见并被阻止的。阻止一场灭绝种族的屠杀或一场大的流血事件，并不需要花费移开几座山的力气，也不必去探究人类性恶之源头。总可以发现一些征兆，存在很多干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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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解决方案”是能够被阻止的，尤其是在初级阶段，只要用十分有限的资源便可：最有名的案例就是近些年来所发生的最严重的那一起。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本可以在它发生的前几周，被驻扎在当地的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制止的。维和部队的指挥官，加拿大的达莱尔将军已经对行动计划、武器存放位置和卢旺达政府——它已经在准备煽动一场针对图西人的大屠杀了——内部权力圈的组成有所了解。达莱尔将军当时所能指挥的士兵和拥有的装备都足以阻止这场屠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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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莱尔从胡图政府的军队内部的一个高层人物那里得到了信息，其中包含了基加利居民的名单以及军队内部每日计划的屠杀量。达莱尔请求联合国总司令部批准他36小时内没收藏匿的武器，并赋予他保护卢旺达平民安全的任务。但是，这两项要求都因为某些官僚的愚钝而很快被驳回。

随后，为了不插手正在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法国、比利时和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忽略、怯懦和虚伪的行为方式。卢旺达大屠杀持续了100天，经证实，被杀的卢旺达人达93.7万。
(5) 4年之后，西方的一个总务委员会重新审视了1994年1月之后发生的系列事件。他们最终报告的标题很具有雄辩性：《防止种族灭绝：如何及时使用武力便能在卢旺达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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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争、传染病一样，种族灭绝和伦理暴力行为的预防都不需要超人的力量，只需要及时地面对，怀有必要的决心并采取必要的手段。要准确并坚决地击中那些决意利用旧恨或捏造道德危机来构建新的权力秩序并积累巨大财富的人——即毫无顾忌的政治失意分子、政治冒险家、投机分子、肆意挑衅的专家们——的最初核心部位。

全世界种族灭绝的策略、动力和实施者都是相似的。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到德国的纳粹，脚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们？为什么不在渴望权力、犯罪和“终极手段”构成一个致命组合体之初，就给它一击？

多亏了一系列的创新性分析，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史无前例地有效阻止20世纪大规模暴力活动的重现了。世界大战、专制政权的减少以及对好斗行为的不容忍，都对我们所进行的这项事业有很大帮助。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在因20世纪前半叶历次狂热战争之后的“余温”所导致的增长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峰值，而如今几乎降到了零。

图1：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数量（1956年—2005年）（单位：起）

注：摘自Monty Marshall and Ted Gurr，Peace and Conflict 2005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MD，2005。

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

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发生率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下降的趋势，就其本身来说，是对15世纪以来欧洲战争和暴力冲突减少趋势的一种延续。

从对20世纪每个25年的战争遇难者、其他形式的冲突和种族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统计来看，相较于全世界总人口，1975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的暴力发生率已经降到比50年前的1/10还少的程度。在20世纪的第二个20年，每10万人中有4.2人会死于战争和其他特殊的暴力行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比率降到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最低值：0.3比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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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绝对数量，这两个10年间发生的不幸动荡确实令当时的亲历者震惊。然而，在30年代登记的因暴力死亡的人数的增长与当时人类整体安全的进步是平行的。无论如何，20世纪的死亡率还是全面下降的。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公共医疗和卫生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改善（至少在西方国家），较大程度上弥补了暴力所致的大量人口的死亡。

20世纪世界人口死亡率图展示了20世纪人类整体安全的走势——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数据统计。20世纪初的残暴行为，仅仅使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在20年代和40年代有所停滞。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了68％。

整体来看，20世纪的进步之处还体现在人们逐步地从人类的角度，开始对战争与冲突中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行为产生了抵触意识。暴行的减少，国际战争和内战的减少，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此，我们后面还将深入探讨。全球暴力比率随着作为统治方式的独裁主义和以国际关系为主流形式的殖民主义的销声匿迹，也急剧下降了。对战争的抵制以及人权标准的提高，不再鼓励人们使用致命暴力形式，同时也使得那些借助于极端方式维护权力的行为减少了许多。现在是大力肯定这种进步的价值的时候了。

图2：20世纪世界人口死亡率（每1000人的比例）

注：20世纪最初10年的数据，是根据各个国家消失的人口推算得出的。后面的每个10年的数据，是从《联合国统计年鉴》的世界人口每5年的死亡率的几何平均数中得出的。

和平的缘由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情况或许会颠覆我们如今分析安全问题的主导范式，改变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思维方式。首先从思想上，应该简单且巧妙地开始研究和平的形式与原因。这是一个被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学者们——他们深受强权政治的影响——所忽略的主题。直到几年前，在百本专门研究战争原因的著作中，只有三四本深入探讨了暴力冲突的绝迹或减少的原因。没有人贬斥战争，去研究和平社会与文明问题。

和平的力量只是最近才被视为一种能够产生比战争和暴力更为广泛影响的自主因素。从严格的效用意义上来讲，作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平更优于战争。非暴力的政治活动战略比以武力为基础的效果更好。一项针对1900年至2006年期间323起抵抗各种类型政府——民主的和独裁的——的运动的研究表明：和平战略的成功率是暴力战略的两倍多，即53％对26％。

有些运动从一次偶然的和平主义准则的独立选择中，受益匪浅。那些大部分决定在民主政治的范畴内行动的组织，并无和平主义的模板。他们最终获胜，是因为相较于那些选择暴力冲突道路的敌人，他们的行动方式为自身在国内外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和法律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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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表明，并不是行动方式越粗暴，如恐怖主义，就越能产生更有效的结果。极端的暴力手段只有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奏效。马克斯·亚伯拉姆称，恐怖主义组织达到目的的比率不超过7％，因为恐怖主义活动只会降低大多数人的认同感，并以此来增强恐怖活动目标内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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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禁要问那个与“为什么要有战争”相反的问题。那个相反的新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战争？为什么近百年来尤其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化没有表现为大量的冲突？

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两次血流成河的战争与大屠杀所得到的补偿结果是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和平？核裁军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如何解释在那些有益却松散无比、缺乏约束力的诸如《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协定之外所取得的成果？走出大骗局就要从这些问题的破解开始。

世界大战作为意识和实践都已经在发达国家消失了。欧洲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全面和平的大洲。东亚和东南亚也是。今日的拉丁美洲也是基本没有内战、国际冲突和游击暴动的地方；惟一的例外，就是哥伦比亚的革命武装军和一些准军事组织，但是这两者也都已陷入极大的困境，革命武装军几近解散。

与冷战时期相比，差异显然是十分巨大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南美洲的历史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叛乱、政变、武装暴动，美国公开或秘密地干预恐怖主义和军事独裁。这些都阻碍了南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

拉丁美洲最近20年来的和平局面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并从“北美大兄长”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这都是偶然的吗？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和世界历史的其他时期一样，和平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反之则不然。

此外，拉丁美洲还是一个完全无核化的大洲。这多亏了那几个大国之间的地区核不扩散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把整个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人类安全的极端威胁中解救了出来。这项条约由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签订于1967年，至今仍被严格遵守。

2008年，这里还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这是一个酝酿了200年的根本性转折——所有12个拉美国家在巴西签订了南美国家联盟成立条约。它仿照欧盟成立了南美议会，致力于打造出一个拥有统一货币、统一护照，并有盟歌和盟旗的南美国家联盟。联盟还将拥有统一的市场，自由的人员流动和共同的政治防御。联盟还组建了地区发展银行——南方银行。其启动资金为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巴西和委内瑞拉提供。

为世界主宰者们的“如意算盘”所服务的国际媒体，忽略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它给将近4亿人带来了地区和平。

奥巴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获胜，也有可能使和平的理性得到回归，它们会打破持续了10余年的反和平趋势。但是如果奥巴马总统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周期或仅仅限于否定前任乔治·布什的单边主义的话，那这个结论下得就太早了。

无论如何，促使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力量，会在一个日益有利的大背景下活动。奥巴马的获胜，使得一系列重大问题重新浮出水面，如禁止核试验，禁用核武器，裁减洲际导弹，美国和伊朗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与俄罗斯对话。此刻，预言极端灾难的声音突然减弱，识破大骗局的机会显著增加。

反原子弹的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服务于大骗局的传媒机构并没有特别关注核军备，除非核实验进展顺利，或者中间有（基本都是捏造或过度夸大）秘密的核恐怖主义事件，电视上才会有报道。因此，公众对于该领域的进展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也无法对像废除核武器等口号的重要意义给予恰当的评价。

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没有藏匿于无知与恐惧遮羞布下的大骗局，多年前，我们恐怕已感觉不到还有针对全球安全的巨大威胁了。很少有人了解，和平的力量——即废除所有核武器——初现于雷克雅未克，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1986年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端会谈，便十分明确地把该问题作为主题了。

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给里根写了一封信，提议在20世纪末废除所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的幕僚们把它视为一种噱头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里根却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他回复道：“为什么还要等到2000年？”

这两位国家元首——在各自代表团惊讶的目光中——达成了废除所有弹道导弹和10年内废除核武器的共识。因此，到1996年，人类或许会走出40年前始于广岛的梦魇。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轻视核武器，不相信恐怖平衡学说。在核武器问题上，里根是最为激进的美国总统，包括与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民主党总统相比。里根坚信十分有必要废除核武器，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减少或者增加它们的数量。他认为，这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而像苏维埃共产主义这种绝对的祸害，则要与之共生，与之协商。

里根一度是一名反共产主义斗士，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却始于一场关于核威胁的演说和一场由致力于实现世界政府的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所组织的和平主义斗争。他的自宫幕僚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里根每次开展外交活动时，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有那么一天，或许可以和苏联的领导人围坐在同一张谈判桌边，而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可能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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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遗憾的是，这项提议最终未能达成肯协议。因为只有在里根放弃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计划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肯签字。但从那时起，世界无核化便成为政治外交中最具有实践意义的选择。

从构筑大骗局的谎言中解放出来的表现，就是世界无核化思想的出现。全部废除核武器，是解决核扩散和核战争的惟一具体方式。这一解决途径——要记住这一点——是以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核不扩散条约》）的精神和文本为基础的。在雷克雅未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是在已经犁好的土地上耕作的。全面核裁军，在多年前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第6条，明确地划定了最终达到全面无核化的路径，可以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困扰人类的核焦虑画上了句号。

未实现的条约

若我们所倡导的哥白尼革命——据此，和平应处于中心位置，应被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能够牵制住像战争或更甚于战争的事件——未能成功，那么与不扩散条约明显相悖的事件就无法为人所看穿了。《核不扩散条约》是一个典型的多边产品，是在存在着极大不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达成的不稳定协议：其他大部分国家通过接受不拥有核武器的条款换来了5个有核国家和平使用核技术并全面裁军的承诺。

《核不扩散条约》在不久前才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法之一。这个由187个国家签署的协议成为继联合国宪章之后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条约，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努力地遵守执行。多亏了这个条约，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直是那5个条约国（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和英国）和3个拒绝签署条约的国家（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还有在2003年退出该条约的朝鲜。若没有《核不扩散条约》中的承诺和与之相关的措施，恐怕其他几十个国家如今也掌握核技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条约带来的启示及其所创造的安全体系推动许多国家和地区放弃了制造核武器的野心。比如阿根廷、巴西、土耳其、韩国、瑞士和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最近的例子——利比亚。还有一些曾经拥有却最终废除了核武器的国家：像南非、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

《核不扩散条约》使得那些无核国家在购买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上更加困难了。即便如此，还有国家一意孤行。1970年后生效的控制体系也阻碍了这些国家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试验。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这一套保障和检查——它们使以战争为目的的核技术和材料的转移变得十分艰难——制度的中枢。

我的同事，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说过一段话：“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能够让我们发现正在秘密地进行核设施建设的国家了。比如，通过水分析，就像分析一个人的尿液一样。萨达姆不过是虚张声势了一下，就是为了让人相信他拥有那些根本没有的武器。”

如今，大骗局还在散播着一个错误的信念，即伊朗拥有核战争技术，并且几乎已经可以投入使用。经过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安全部门的评估验证后，原子能机构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据现任主席巴拉迪称，迄今为止，伊朗的铀浓缩实验并不足以对全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核不扩散条约》的存在，世界公共思想界的支持以及诸多活跃的组织，如广岛市市长为和平而发起的市长协会，都促使了美俄两个主要核试验大国为削减战略核武器而走上谈判的道路，并推动它们批准了1996年生效的禁止核试验的《核安全公约》。这些协议减少了这两个最主要的核大国之间在核武器上的竞争，也加强了透明度和问责制。

最终，《核不扩散条约》——根据该条约的内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诺不针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推动了有核国家放松了所谓的“消极的安全保障”说，减少了对其他出于声望和自卫的原因而去获取原子弹的国家的外部刺激。

然而，《核不扩散条约》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在核武器的控制过程中被忽视和低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相当大比例的信息遗漏问题，这种信息遗漏会影响我们对一系列国家的危险程度的判断。我所指的是以地区为基础的核不扩散。很少有人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广阔的地区——即无核武器区，包括整个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一些地区，已经决定通过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导弹的地区协议来加强他们的反核武器职能。120个国家的将近20亿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个降低了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并显著强化了核禁忌的保障体系下。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覆盖到了整个拉丁美洲。同样的条约还有《拉罗汤加岛条约》（签署国包括所有的南太平洋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亚的《曼谷条约》。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南非于1996年同意签署了整个非洲大陆国家全部参与的《佩林达巴条约》。

不久前有消息称，中亚的5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签署了建立中亚无核区的协议。这个区域的面积很大，仅哈萨克斯坦就有整个西欧面积的1/4大。这项包含核裁军承诺的协议，约束的是这些领土上曾经有核武器装置且其邻国都有核武器的国家。中亚五国被拥有核武器的印度、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包围，其领土上还有俄罗斯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它们之间的协议是核不扩散的有力榜样，是该地区近年来核武器发展趋势的一剂缓冲剂。

图3：2007年的核武器区和无核武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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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朝鲜意图制造核武器，于2003年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

除了政治影响力，中亚无核区的协议使得这5个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必须从法律上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议的国家，并加强了对民用核设施的保障。此外，条约所包含的保护裂变材料的条款降低了中亚成为核原料走私通道的可能性。

这些区域性条约再次给予那个把巴尔干和欧洲拉出核梦魇的思想以力量，同时强化了与之平行的传统军费开支下降的趋势。

目前，提到的无核武器区还要加上南极洲，在1959年的协议中被定为非军事区。海洋底部，外太空和月球都在1971年条约的保护下避免了成为核武器库的风险。

对不带有侵略性目的开发外太空所寄予的期望，形成了最有意义的条约之一——签署于1967年，120个国家参与。关于外太空的这份条约，虽然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它的内容是一份真正的人类智慧可能复兴的宣言。它不仅仅禁止任何军事和占有行为，还规定任何在外太空的人类拓展活动都必须以和平和进步为目的。

如今，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事实：大骗局的主要代理——布什政府，已经撕毁了除了《核不扩散条约》之外的所有条约，再次说起了核武器战术、裁军过时论、安装在太空的炸弹，并认为那些“死亡之星”能够在45分钟之内击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目标。

恰恰是由于这些原因，探索建立一个威胁人类安全的因素不断减少的世界才是有意义的。在这个世界中，不应再有核武器，不应再有针对全面禁用生化武器公约的谬论，也不应再有针对目前尚未全面禁用核武器条约的谬论。

遗憾的是，这正是《核不扩散条约》最弱的一点。当它得到签署协议的无核武器国家遵守时，另外有核武器的“核俱乐部”一方却没有遵守条约第6条，也没有裁军。因此，这些大国要惩罚那些开展不甚明朗的铀浓缩试验的国家时，是不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最先犯规的正是《核不扩散条约》的主要发起人。因此，该条约应该用于推动那些有助于政治和外交之外的和平与国际援助因素的发展，而不是用来体现核大国的意志。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要传达的信息

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要强化以联合国和一系列禁止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条约为中心的安全范例。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回避联合国检查假想存在的伊拉克禁用武器库的教训。这些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因为在1991年的战争结束后，它们就已经被联合国的行动给摧毁了。更多的威胁和侮辱是毫无价值的：国际官员们无可非议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完成使命。联合国的检查表明，之前签订的那些条约并不是一堆废纸，而忽视违反条约的后果是多么的不明智。

在民主国家，履行国际公约已经被愈来愈强大的和平之风所推动。在文明社会里，政府在司法和国际政治领域的行为愈来愈多地受到公众和议会的监督。关于文明社会和全球公共观念的力量，有人提到了新超级力量的诞生。这种夸张说法流传了大约两个世纪：始于杰里米·边沁创造的普世“公共舆论法庭”，以及罗素和康德的观点——如果公众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就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

实际上，我们很清楚，理性之武器，很难单独对武器之理性产生影响。我们将要继续忍受大骗局的始作俑者们进行的意识操纵了。但是，如果理性之武器能够结合恰当的执行方式而嵌入约束性协议中，那么它就会变得十分强大了。这些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约，正是那些把全人类安危放在心中的人们手中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多边协议如果具备恰当的资源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发挥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目前依然在尝试创建的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体系——尽管它有很多局限性，但已经是人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最好成果了。

联合国及其所具备的多边背景，都是国家间关系文明化的一种表达。它是超越国际政治初级形式的一种尝试，抑制了民族国家基因中所具有的殖民主义、侵略邻国和军备竞赛的冲动。希望在国家内部建立起垄断权力进而结束公民之间的复仇与自我判决的进程，最终也适用于国际关系中。尽管有大骗局的存在，但这种希望并不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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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jamin A．Valentino，Final Solutions：Mass Killings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4；John Mueller，The Remnants of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4．关于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参见Frank Chalk，Kurt Jonassohn，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cide：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0；Ben Kiernan，Blood and Soil：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2007。

(2) Hannah Arendt，La banalità del male．Eichmann a Gerusalemme， Feltrinelli，Milano，1964．Id.，Le origini del totalitarismo， Einaudi，Torino，1973．

(3) Leo Kuper，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85；关于军事干预的形式参见Michael O’Hanlon，Saving Lives with Force：Military
Criteria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 DC，1997；Barry Posen，Military Responses to Refugee Disaster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XI，n．1．

(4) 关于卢旺达种族屠杀有很多的资料。如Gérard Prunier，The Rwandan Crisis：History of a Genoc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Taylor B．Seybolt，Coordination in Rwanda：The Humanitarian Response to Genocide and Civil War， Conflict Management Group，Cambridge，1997；Milton Leitenberg，Rwanda，1994：International Incompetence Produces Genocide ，in 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XXIII，n．6，1994；Philip Gurevich，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 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1998。

(5)
Rwanda Census Finds 937000 Died in Genocide ，in Irin News，Un Office for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April 2，2004．

(6) Scott Feil，Preventing Genocide：How the Early Use of Force Might Have Succeeded in Rwanda，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Washington DC，1998．

(7) James Payne，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Closer Look ，in Independent Review，vol．VI，n．3，2002．

(8) Maria J．Stephan e Erica Chenoweth，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XXIII，n．1，2008．

(9) Max Abrahms，Why Terrorism Does Not Wor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XXI，n．2，2006．

(10) Paul Lettow，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Random House，New York，2005；Jack Matlock Jr.，Reagan and Gorbav：How the Cold War Ended ？Random House，New York，2005．

(11) 图片来源于http://www.ploughshares.ca。

第二章　东方的反军国主义与非暴力

在东方的智慧体系中，所谓“正义战争”这个借口并无立足之地。中华文明与其他远离基督传统的亚洲文明，在战争伦理上达到了和谐的一致。战争本身是一种领导力失败的标志，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

在西方战争中，为何缺少公元前5世纪孙子所提出的军事冲突中最重要的戒律——审慎和控制的原则？对战争史的一个绝妙的分析就是围绕着这个疑问展开的。

近1个世纪以来，100多个新生国家走上了国际舞台。它们都诞生在3次巨大的破坏性战争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坟墓。第二次世界大战拖垮了欧洲的帝国，终结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而冷战则以苏联的和平解体告终。

在这些新生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战争与危机的理想候选国，因为它们贫穷、动荡、管理混乱。尽管最近几十年来爆发的侵略战争屈指可数，但是很多观察家认为战争已经成为不合时宜、荒谬、无用且令人厌恶的事件了。为什么和平之根如此深广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一下我们曾提到的观念革命。在战争研究方面，进行了一场无偏见的全球化的努力。一直影响战争研究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直到最近才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划分冲突类别时留下了痕迹。目前，还有学者和研究中心把殖民战争称为“体制外的冲突”。

但是该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总体性进步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全球通用的数据库建立了起来。因此，研究人员要基于大量的冲突事件而非他们的政治同情心和偏见去进行研究。尽管一些战争并未摆脱帝国主义的强大影响，但对和平与战争的思考却已经是去地域化的分析了。

另外，我们该如何从不同角度评价那些经典作品的思想遗产呢？如昆西·赖特于1942年发表的《战争研究》。这本书中罗列的战争，仅限于“现代文明的战争”，也就是作者所界定的15世纪以来欧洲和基督教的文明。被研究的只有那些“国际大家庭中，在法律意义上被认可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战争却没有被考虑在内。发生在中国、日本、土耳其、波斯（伊朗的旧称）、暹罗（泰国的旧称）和埃及的战争之所以也被囊括进来，仅仅是因为后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文明国家俱乐部——即所谓的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成员。因此，很多重要的战争以及主要的殖民战争都被省略了。

这些经典作品的思想遗产，体现在对发生在欧洲和西方之外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忽略上，存在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独特性”的不断强调中。
(1)

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边缘化

如今，一种更为均衡的总体观普遍被人们接受，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我深信，它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目的地，但并不会把近五百年来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与悲剧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把发生在欧洲之外的血流成河的战争或被定义为“体制外”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塞进历史画卷，并不会确保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制度。

相反，随着另外半个世界被低估与忽视的历史的面纱被逐渐揭开，我们将会知道，上述观念是多么错误，会了解到为什么欧洲中心和宗派说是我们西方人对战争和暴力所理解的概念。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几千年来，战争从来就不是常态。而相较于战争，和平才是一种“常规”和长久的状态。和平促进了优于欧洲的人类智慧与文明的发展。

几十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向“现实主义”政治学范式发出了挑战。这一范式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民族国家崛起和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同样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起落。
(2)

在这些学者看来，从现代欧洲经验中得出的这一范式，并不适用于东亚。在那里，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像欧洲那么频繁，并不具备相同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决定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事实上，在过去的800年里，远东地区并没有经历欧洲那样典型的国际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存在的基础是一组大小和实力相近的国家，并且它们通过不利于形成霸权的“均衡”游戏寻求一种均势。在这个游戏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争是在新的国家出现后，重新确立被改变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

从1300年之后，在远东一直存在着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中国。在历史上，孱弱的中国会带来一个混乱的亚洲。而当中国强大、统一的时候，秩序就得到了保证，也就是保证了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与稳定。亚洲战争和政治体制的无序性周期，与中国的盛衰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是两个动荡期所间隔的时间要比欧洲的动荡间隔期长多了。
(3)

现代欧洲的历史以众帝国之间一连串的战争为特征。法兰西、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大不列颠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每个人同时为自己创造了欧洲大陆的历史。相反，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这个国家只承认一个皇帝，“就像天上只有一个太阳。”
(4)

因此，远东的历史并没有笼罩在战争之下。尽管中华文化通过《孙子兵法》教给了我们更高级的战争技巧，但战争问题在其中所占据的空间是很小的，远不能和西方文化中的战争问题相提并论。世界权威战争学学者加斯东·布图尔认为，惟一一个数百年来坚持避免高扬战争哲学的就是中国哲学。
(5) 当然，发生在中国的征服蒙古和王朝更迭的战争都很残酷，但是战争中的人口死亡数目应该和中国总人口规模相对比——因为很少发生战争，其历史上的人口总量比欧洲的要多两到三倍。

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计算出了中国政府所发动的对外战争的数量：从公元前221年国家统一到1987年，仅有50场。而欧洲的实际情况是很令人震惊的，从1495年以后短短的173年里，其数目就达到了50场。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对外战争数量就赶上了中国要2000余年才能经历的对外战争数。这个时间比是12.7：1。
(6)

当然，兰德公司的标准是相当宽松的，因为它把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后果并不严重的冲突也包括了进来。此外，在同一个时空内对这两个实体进行比较更加合适。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些数据。中国的历史事件总是有各种记录渠道——从皇室档案到乡村野书；而处于黑暗中世纪——从罗马帝国灭亡到1000年——的欧洲的历史事件，有一部分是不为人知的。

相较来说，更令人满意的是卢阿尔德的对1400年之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战争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让我更好地理解了和平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统一的巨大影响。从1399年到拿破仑战争开始的1803年，欧洲发生了224场后果相当严重的战争；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只经历了9场国际战争。欧洲和中国发生一场战争的时间比为1.8年：44.8年。
(7)

这些战争并没有进入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异域奇闻怪事录。这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所骄傲的正是他们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曾发动过侵略战争。
(8)

在数字背后，还有一个与西方战争所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应该被挖掘出来，因为它们将有益于更好地对最近在西方发生的战争进行批判。关于战争，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对其的完全否定。这种评判来自哲学和各种东方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它们所衍生出的宗教。有组织的暴力、使用致命的武力，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道德行为，无论在政府外交关系中还是普通人之间都是没有必要，且是有害的。
(9)

孔子、老子、墨子以及很多哲人都认为，文明的人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会通过使用武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只有野蛮人才需要借助这些手段，还要精心设计一些防卫和暴力手段以满足他们的野心，同时既不反思自身的观念，也不怀疑自身的立场。文明人不会通过接受暴力层面的挑衅并且制造更大的事端来赢得战争，而是采取与敌人不同的手段，或许会使用与敌人相同的方式来对付他们。
(10)

在儒学经典代表人物孟子——一个公元前5世纪就支持普世大爱的哲学家——看来，战争和暴力是两种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表达。这两种原则，上者乃“文”，即文明、智慧和道德；下者，乃“武”，即战争、武力。后者只有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即“文”失效，并且相对而言，“文”只有在不占上风时，它才起主要作用。

因此，第一，战争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它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第二，当人们被迫诉诸战争时，其效用与更优的秩序相比，取决于它是如何被采用的以及是否被谨慎地使用。
(11)

在东方的智慧体系中，所谓“正义战争”这个借口并无立足之地。中华文明与其他远离基督传统的亚洲文明，在战争伦理上达到了和谐的一致。战争本身是一种领导力失败的标志，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说。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而是它失败的产物；战争的胜利也不能成为骄傲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孙子有一句至理名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2) 它暗含了和平主义的哲学家墨子——他认为，惩罚一个杀人的个体却犒赏发动大规模屠杀即战争的人是很荒谬的——的训诫和孟子——他认为，只有当天下归一，当世界被一个憎恶杀戮的人统一时，和平才会降临——的格言。

中华传统道德伦理中的反军国主义思想遍布了这部专注于如何通过计谋、欺骗、出其不意、情报战，象征性的战争和心理战来赢得战争胜利的《孙子兵法》。孙子反对全面战争，即“武”对于“文”的灾难性胜利，并建议谨慎动用军队，减少流血牺牲。他还反对围城和延长战争，因为“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西方的弱点

中国哲人的警示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正好相反。这位普鲁士战略家从理论上论述了情报的无用以及虚伪、战争行为的规则与节制的荒谬性、战略价值的局限性，他怀疑一切真诚，但相信战争是肉搏战，是物质的和残忍的战斗。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西方战争理论的顶峰：歼灭敌人是战斗中最根本的原则和目标。
(13)

这一观念被当代很多权威军事理论家所否定：从巴塞尔·李德·哈特到约翰·基冈再到马丁·范·克勒韦尔德。哈特把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受到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此外，这些学者还一致认为从严格的技术角度来说，孙子的思想优于并可替代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思想。
(14)

在中国的历史和哲学思想中，不存在典型的西方传统以及伊斯兰（圣战）传统中那种以上帝和祖国之名进行“正义”“神圣”的战争和暴力行为的概念，也就是缺乏那种在西方以之为中心而最终形成好战思想的连续性思路。

这些学者——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认为西方的好战始于野蛮的铜器时代，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进一步膨胀，并成为三大“权力护身符”之一（另外两个是枪械和对传染病的免疫力）。这三大“权力护身符”使得大西洋海岸的欧洲人在150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征服了全世界的海洋。
(15)

在西方战争中，为何缺少公元前5世纪孙子所提出的军事冲突中最重要的戒律——审慎和控制的原则？对战争史的一个绝妙的分析就是围绕着这个疑问展开的。但约翰·基冈没能揭开这个谜团，并没有在对中世纪天主教战士和古希腊肉搏战传统的研究上走得很远。天主教战士因为和土耳其人交战，被传染了蒙古人的凶残性；而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在论西方的战争艺术时已经指出古希腊肉搏战的传统十分粗鄙。
(16)

弱点常常位于一种文明的起源处，而就我们的具体情况来说，则在于无视产生于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所带来的危害。古希腊时期，在武力和智慧之间，在体力和非物质力量，即来自智力和科学的力量之间从未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层次结构。

如果希腊伟大的艺术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希腊统治者中有一部分人同时也是士兵，满脑子都是战争，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荷马在双目失明之前，恐怕不可能没有亲自参加过一场战斗吧？不然，《伊里亚特》中的战争场景怎会如此生动？战场上发出的惨叫和幕幕惨剧又怎会如此扣人心弦？伟大的埃斯库罗斯在马拉多纳参加了战斗。与荷马同时代的但稍微年幼的索福克勒斯在萨默斯岛指挥着雅典的进攻大军。苏格拉底在三大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受到了其同胞的大力赞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海军上将在防守失利后，被驱逐出雅典。色诺芬的《远征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一场战争奇遇故事，而演说家狄摩西尼参加了恰容尼亚之战，并组织了最后一次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战斗。

很难找到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希腊知识分子在年轻时没有参加过战斗，没有对战争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赞赏之情。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战争就一直是必要的，不可阻挡的，是人性的一部分。无能的古典世界，可以从上述的观点中得到安慰，且走得更远，而且屈服地领受了战争的悲惨后果。这已经严重地限制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尽管渠道很多，但很遗憾，东方哲学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没有能够影响到希腊古典思想家。然而释迦牟尼、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弟子都可以被视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人。

这些思想家都身处中国最为黑暗的战国时代——彼时诸侯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歇。他们的箴言则是一种超越凶残的暴力行为的尝试，一种我们如今称之为防止冲突、放弃武力、构建和平文化的补救措施。儒家的社会价值观，拒绝赞美任何尚武的人和尚武的德行，这具有极大的意义。儒教的信徒在公元前208年统一中国，他们都是一些“文人”，把嗜“武”之人，即暴力已深入骨髓的人，视为他们的道德敌人。儒教统治者们的道德责任就是以文明为由根除暴力之恶习。

希腊的知识分子完全沉浸在一个充满武力的世界中，并无法超越它。他们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某种具有美德的文明以物质胁迫为基础对抗另一种文明。暴力，处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中心，在美德和暴力之间没有持续的解决之道，因为武力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美德，可以衍生出其他的美德。

因此，他们所遵循的暴力准则，像一个幽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会饮和或多或少有一定规律的性爱的乐趣都被视为缺乏意义、消磨时间的小事。古希腊人的生活充满了紧张和隐秘的忧郁——不管是在饮酒、游戏还是舞蹈中——焦虑来自“万物之母”，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与他们文明的扩张相一致。战争的阴影只有在一场饮酒作乐的狂欢中才能暂时消退。在参加会饮的人把战争暂时抛到脑后时，典型的宴会是怎样一番景况呢？公元前4世纪，欧布罗斯在他的喜剧中这样写道：

谁知道狄俄尼索斯没有亲自
把酒和水一起混在
今晚那闪闪发亮的酒杯里？
第一杯为了健康
第二杯为了抖擞精神
第三杯让人畅然入睡
此刻，在伶仃大醉之前
智者应该离开
因为，此后的酒杯
就不再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第四杯让人举止低俗
第五杯让人大吵大闹
第六杯之后集体淫乱
第七杯让人大打出手
很多人变成了乌眼青
第八杯引来了警察
第九杯让人呕吐不止
在宴会结束前的第十杯酒
则让人癫狂，毁灭！

为什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及其门徒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即中国战争伦理的核心——最好的统治者就是一直寻找替代战争方案的人？为什么这样一种思想，即使在战争中，依然要保有人性，珍惜生命，不肆意破坏——在文明化的西方的军事道路上却难有一席之地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一种永远的原始缺失，所以也许根本没有答案。这种思想秩序依然停留在尼采对欧洲虚无主义也就是西方的自我毁灭倾向的令人绝望的直觉上。或者，也许因为先进的技术与没有底线的战争文化的结合，使得西方军事风格对于任何军事文化都占据了上风。

但是，这种战争传统是对付自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给我们带来了灾难：几乎都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屠戮。这场战争结束了欧洲的世界霸权，给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折磨，甚至使他们对欧洲能否取得更高文明成就丧失了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圆满完成了一战刚刚开了个头的那种毁灭，并且把原子弹带进了这个舞台。这些都代表了西方战争逻辑方式的巅峰和对尼采理想的最大程度实现，还有对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思想的最终否定。

但是，该是向前看的时候了，因为文明也可以生长，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并治愈自身的顽疾；因为西方命运的其他方面——我们所重点指出的历史上那些光明的方面——已经为飞跃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东亚诸国的“文”“武”及不扩张主义

让我们回到中国关于战争的伦理道德观上。它是高级文明国家的“文”的附属产品。“文”，在统治的艺术中是通过非暴力手段来诠释的。根据儒家的传统，给国家带来力量和防御能力的，不是武力，而是统治者的美德和对基本道德规则的不懈坚持。这种对待权力的方式完全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背道而驰，但也并不是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理想。它形成于中国古代各大诸侯逐鹿中原，追求最高统治权的战国时期，那时一个杰出领袖在道德上的典范作用，是其能够成为政治霸主，并获得更多支持的因素之一。

换一个角度，对于惟一的中央政权而言，中国疆土太大，人口太多。儒家的哲人们认为，对作为共同价值观的代言人即政府的自发性认可，是稳定以及长久和平的保证。此外，战争的成本恐怕也是无法长期承受的。

中国的领导人或多或少一直都在面对相同的问题。一只规模令人放心的军队恐怕不足以控制整个中国，而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军队，其规模又不可能是令人放心的。并不是说军队毫无意义，完全不是这样，而是在这种条件下，儒家以道德为基础的领导概念就展现出其明智性了。
(17)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至今，其军人的数量——220万——相对于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很小的。美国人口比中国的少4倍多，其军人的数量却有150万。警察的数量，也是同样的情况。中国的法律和秩序被一直约有30万人的警察队伍维系着：每1000名居民才有1名警察。意大利也有30万名警察：每230名居民就有1名警察，而欧洲的平均水平是每400名居民有1名警察。

反军国主义和非暴力的“文”，使得中国在古代就免于遭受过度扩张和所辖省份的分离主义的双重危机。自古罗马时期以来，正是这种危机为许多帝国掘开了墓穴。在基本达到了自然边界后，由于和周边卫星国稳定平衡的关系体系，中国封建帝制存在了2000余年，幸免了对外征战的灾难，最终因为外部力量而崩溃。

替代战争的中心思想是文明的管理力量，即“文”的霸权——赢得附属国的尊重，权威被和平地认可。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当向蛮夷展示他们的管理、书写、沟通、耕种、建造船只和房屋、商业活动、控制水资源和教育年轻人的方式之后，就不再需要使用武力了。中国在西部和南部都被一些小国所包围，但它从未试图去消灭它们或者吞并它们。要约束它们，只要让它们和繁荣的“中心帝国”在赠与的基础上进行互惠的联系，并进行平等贸易便足矣。“文”，这个高级文明的典范，和儒家的“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政府通过道德榜样的力量”，就能应对其他一切。

如此以来，在古代中国周围，形成了一个东亚国际体系：第一圈由中华文化直接影响的国家即越南、朝鲜和日本三个“朝贡”国构成；第二圈的附属国是暹罗、缅甸、马来西亚、爪哇、菲律宾和琉球岛。这些地方的领袖要正式地臣服于中国皇帝的权威，履行维持本国内和平和在中国军队需要时派兵支援的义务。作为交换，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向这些附属国开放，并给予了它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
(18)

这一体系以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平衡机制为基础，但是在这个机制内部，却没有形成“欧洲式”的联盟状态。在中国衰弱的时候，这些附属国没有趁机联合，也没有一旦积累起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就试图脱离这一体系。

要理解这一地区整体运行的逻辑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中国的不扩张主义，即对其自身非暴力霸权可确保国际关系稳定的信心，以及与附属国经济关系的平等特征。中国统治了越南将近一千年，直到907年唐朝灭亡；曾在1281年侵略过日本一次。在7世纪初期，有过一次针对朝鲜的远征，但那是为了划定边界并再次确立与其的附属国关系，并不是去征服。在1644年清军入关后，和附属国之间的冲突最终停止，此后的和平长达200年。维持这样一个体系，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实惠。和附属国的关系并不表现为任何的税赋形式。在官方的“朝贡”之名下，进行的不过是人类学家称之为互惠关系的礼物交换活动。中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确保了附属国的忠诚，控制了沿着无尽的国界所展开的人口和商品的流动。
(19)

第二个关键点是中国统治者对那些我们今日称之为国家安全非强制战略的偏好。根据具体情况，这些战略包括：被动的防御措施，吸收新成员的政策和“维稳”政策，终止与外族的联系，巧妙的外交妥协，在边界冲突中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目的的务实的放弃，贿赂别国领导者。
(20)

东亚在历史上政治的高度统一性和边界的高度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因素。今日之中国和两千多年前的版图大致相同。同时，东亚的国家和边界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状，至今也无多大变化。一个强大的中心协调者——中国的出现，挫败了许多侵略和越境的行为。低频率的战争，没有对土地管辖区产生很大影响。欧洲不然，在这方面，它已经不可能更加引人注目了。从1500年到1900年，其土地管辖区由500个减少到20个。
(21)

长期以来，中国惟一的重大安全问题在西北边疆，那里毗邻中亚大草原，所以恐怕要面对蒙古游牧部落的侵扰。
(22) 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为了保护国家免于遭受那些马背上的蛮夷的侵略而修建了万里长城并建立了军队——同时还制造了一队兵马俑与其合葬——但是很快就证明，无论是长城还是军队都不能发挥出良好的防御作用。
(23)

只有两次来自北方的异族对中国中原地区的侵略获得了成功：一次是1215年成吉思汗占领北京；一次是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对于北方的“蛮夷”，正是“文”的非暴力霸权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成吉思汗运用中国前朝的官僚体制进行统治；满族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同时也通过采用汉族制度和接受儒家思想，最终实现“汉化”。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和其他受中国最强大的武器“文”，即反战争和反暴力的原则所深刻影响的民族。

中国开疆扩土的过程与抵御中亚侵扰者以建立和巩固边境的战争不可分割。这与1500年至1900年期间欧洲国家的疆域扩张行为——这是在中国所不具备的掠夺精神的推动下进行的——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在开发利用海外国家资源的推动力之下，西方军政人物们纷纷跃跃欲试。这对于清朝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中国并不专注于掠夺邻国，而是在邻国投资的同时积累财富。
(24)

西方观察家们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国并没有要通过武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帝国的企图。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郑和从1403年至1433年期间在大西洋进行的7次远航仍是一个巨大的迷。但这不过是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问题。

郑和带领当时最大的一支船队起航了：一座水上城市，一座海洋版紫禁城及大量珍宝，2.8万名随从和315艘船，其中一些还是在当时人类所建造出的最为宏伟的船只：长140米宽60米，其吨位比同时期欧洲商船要多出5到10倍，还具备防水舱和平衡舵——欧洲在几百年后才出现。这样一支船队完全可以去征服另外半个世界，只要当时的皇帝决意如此。环绕非洲的航行不会有什么技术障碍，并最终会“发现”欧洲。如果中国人决意继续进行海外探险，顺日本洋流而下的郑和也许在哥伦布那几只摇摇欲坠的小破船抵达加勒比海地区的90年前就进入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

但是，船队只推进到了东非沿岸，到了波斯湾和红海入海口就返航了。一些学者认为，最后一次远航被召回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北方边境再次受到了来自蒙古的威胁。因此，要谨慎地把资源集中于脆弱的地区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和宫廷斗争中宦官派——郑和属于这一派——的失势有关。
(25)

这些是他们中断远航的原因。但是，发生在那个时空里的7次远航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秉性。这都是和平的使团，意欲扩大业已存在的朝贡体系，而不是去征服更多的土地，也没有烧杀抢掠，与侵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是大为不同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远航是由欧洲征服者所主导，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发现海外有这样一个拥有印度洋的战略入海口和主要港口的封建帝国后，其大屠杀的名单或许会更长。但当时远航领袖郑和将军的核心思想是“文”而非“武”。神秘的中国突然决定转身背对世界了，这也是后来有人患上欧洲中心主义痼疾的原因。

不仅中国，而且东亚其他国家在19世纪末都没有任何扩张主义的思想倾向。亚洲和欧洲在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历史上，东亚的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通过竞争建立一个殖民体系的倾向。即便是当代塑造了欧洲民族国家雏形的军备竞赛在东方也没有发生，同时那里还抑制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暴力思想，即军国主义思想的出现。

和平的600年

从1300年到1900年东亚诸国大体处于长久的和平之中，因为其间有很少的内部冲突以及极为罕见的战争和侵略行为。强大的中国封建王朝保护着它的每一个附属国免受外部侵扰。发生的内部冲突，往往不是这些附属国反抗这个封建帝国扩张的行为，反而是源自这个封建帝国自身的衰落。当一个王朝覆灭时，其附属国之间就会爆发战争。但是在两个战争周期之间，经常相差几百年。这也就是为什么乔万尼·阿瑞吉和贝弗里·J．西尔弗这样写道：

欧洲的游客和居民，尤其是耶稣会的传教士把清帝国的和平与宁静同欧洲无休止的战争与社会冲突进行了对比。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君主在权力、公共管理和伦理观上有很多要像中国人学习。这种观点在耶稣会修士对清朝皇帝康熙的描述中最具有代表性。

康熙可以说是一名热爱东西方科学和艺术的皇室哲学家，1692年颁布宗教宽容赦令，允许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这项赦令的颁布距离欧洲因为路易十四取消宗教宽容的南特赦令而再次爆发宗教战争只有7年。
(26)

与19世纪前期东亚低频率的战争和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相伴的是，受到欧洲启蒙主义的伟大知识分子所极力赞赏的伦理哲学和公共管理艺术的发展。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是个值得学习的榜样。魁奈认为，中国就像是“统一在一个主权之下的欧洲”。
(27)

一个广阔的和平空间对于一个经济整体的构建具有基础性决定意义，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好奇的。与地区政治体制和对中国朝贡的体系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个密集的私人贸易往来网络，这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个独立于欧洲的区域经济。从暹罗到日本、中国、菲律宾、朝鲜、越南再回到中国的海陆交通繁盛了700年。

一股新的思潮颠覆了因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颁布闭关锁国政策而导致亚洲市场凋敝的陈旧观念。这些思潮认为，闭关锁国仅仅限制的是该地区和外部的交流，而其内部的贸易仍是十分频繁的。
(28)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该地区的中心即中国被欧洲的蛮夷以武力进攻并被严重破坏为止。通过鸦片战争——这是为了强迫中国接受一种物质的贸易，该物质使人衰弱的后果在欧洲人尽皆知。中国成了这一系列战争——被视为“当代最残忍、最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的牺牲品。与当今的毒品卡特尔组织所不同的是，当时的贩毒组织深深植根于英国政府内部。它们都是非常庞大的掠夺组织，既有公共的也有私有的。

此刻，不可能再对一个奇怪的悖论保持缄默了。西方研究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学者，除少数例外，都强调了1300年至1500年期间世界其他地方与中华文明所存在的差距：

保罗·肯尼迪写道：近现代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种文明比中华文明更高级、更先进。15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总量相当可观，已达到1亿到1.3亿，而欧洲只有5000万左右；中国有显赫的文化，有从11世纪开始就和一套非凡的运河系统相连的富饶肥沃的灌溉平原，有受到儒家官僚很好支撑的统一的等级管理体制。这些都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考究感和向心力，很是令外国访客羡慕……那里还有很多图书馆……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就已经出现，大量的书籍在流通。商业和工业在大运河工程和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也十分精细。中国的城市比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城市大很多，中国的商业街同样也很宽阔。
(29)

无论是肯尼迪还是其他学者，显然都没有完成下一步工作，也就是没有把中国近现代所达到的发展高度与其几乎没有战争的历史相联系。他们仅仅发现了中国在19世纪面对西方先进的武器技术时的衰弱，却没有抓住中国之前长达数百年的和平与其经济和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

恰恰是中国封建王朝相较于良好的政治和管理智慧，而对“犯罪技艺”即军事技术投入的关注太少，才注定了它如此的命运。数百年的地区和平与对武器和战争根深蒂固的否定意识，都使得中国把武器技术置于废而不用之地。

在16世纪50年代抗击侵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时，中国皇室就认为航海技术用处不大。海盗不是用大炮击退的，而是用儒家传统的策略，它包括几个方面：使用计谋离间华裔海盗和日本海盗；对日本国内的海盗支持者施加外交压力；对海盗在中国的基地发起一系列总攻，但没有使用枪械。
(30)

耶稣会修士利玛窦曾长期旅居中国并翻译了一系列经典哲学著作，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他的一个困惑：1599年，尽管中国军队“按照正确的顺序”给枪上了火药，但是他们用的火药量“对于他们的火绳枪来说太少了，对于臼炮和其他火炮来说更是微乎其微。原来只是用于烟花表演”。
(31)

欧洲列强在与中国对抗的19世纪，通过公共竞争选拔而成了一个由我们今日称之为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管理阶层，这些人得意地宣扬道：“中华民族因为比欧洲民族都更加文明，并有种对战争的恐惧感，所以在战争中更无能。”
(32) 因此，当面对装备更为先进、经受了数个世纪战争考验的商人、冒险家和军队的进攻时，满族的精英们只能屈服。

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恰恰是这个第一个发明一系列火药武器的国家，这个自9世纪以来不仅发明了火药还发现了正确使用火药方式的国家，却不得不屈服于它自己的发明物：因为拥有武器是一回事，而有效地运用它们则是另一回事。
(33)

东亚的另一个强国——日本，从1603年的德川幕府到1894年的侵华战争，也有将近300年的和平时期。战士阶层——武士——形成于近现代，在“德川和平”时期遭到破坏。德川时期平民均不得佩戴武器，所有城堡和碉堡均被夷为平地，军火生产由国家专门严格管制。
(34)

武士和其他阶层的挫败感最终推动日本走向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在20世纪上半叶这段野心勃勃的短暂历史后，日本重新回归了其和平传统。它是社会暴力最少的发达国家之一，社会上流通的毒品和枪械都很少，谋杀率——近50年来降低了70％——也是全世界较低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摊开日本自1600年至今的战争史，就像在观察一条几近平直的脑电图一样，除了从1894年到1945年50多年来有起伏之外。
(35)

亚洲平衡的国际关系在19世纪被打破，究其原因就在于欧洲的殖民扩张，日本的强势现代化，印度遭遇的剥削，中国的动荡和从属地位。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无序和暴力最终以印度的分裂，中国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印度支那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系列战争而宣告结束。

有悖常理的预言

从冷战结束后至今，东亚已经回归其传统面貌，中国再次以仁爱和宽容的形象示人，周边其他国家并没有参与“平衡”与冲突的游戏，而是重拾古老的“追随”战略，即追随在崛起的中国的车轮之后。

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尽管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依然把东亚视为一个动荡的区域，但有理由相信东亚会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未来。冷战结束20年来，东亚和东南亚没有发生一场战争，最后一场冲突——1978年至1979年间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对抗——也要追溯到30多年前了。

欧洲的偏见导致西方对亚洲和中国的大部分预测都是错误的。1989年之后，亚洲没有发生一场大屠杀，但是对这一周期的繁荣与和平之原因的探究只能在摒弃了那些有煽动性的偏见之后进行。

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各派学者都预言亚洲将进入一个充满竞争和战争的时代。确切地说，将会发生以下事件：一是亚洲强国之间将展开军备竞赛，并爆发一场战争；二是日本重整军备；三是中国将出现军事冒险主义；四是围绕中国台湾问题的战争；五是朝鲜对韩国、日本和美国发动一场恐怖主义或导弹袭击。

只要浏览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那些供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各著名学术机构的专业“危险学家”们的书籍、杂文，公开出版的报告文章的标题，便可了解这些预言的内容：《竞争时机成熟：多极化亚洲的和平前景》
(36) 《亚洲的外交转向：对冲未来的冲击》
(37) 《即将到来的中日对抗》
(38) 《即将到来的对日战争》
(39) 《地平线上的霸主？中国对东亚安全的威胁》
(40) 《最危险的国家》
(41) 。

这些分析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是把欧洲的过去的错误地投射到了亚洲的未来上。在面对没有爆发战争、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军费预算占GDP的比例都在下降、日本没有重整军备、中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和韩朝双方对话与统一的愿望日益增长等情况下，这些专家，非但没有改变他们的观念，反而回应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好吧，如果对于他们来说20年还不足以使亚洲各国间的无序问题露出端倪的话，那就让他们继续等待吧！但同时，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后面的篇章中我将继续揭露大骗局的其他特征，同时将突显那些挖掘大事件背后真相、构建世界和平与国际局势缓和之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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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incy Wright，A Study of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4．

(2) 肯尼思·沃尔兹称“国际关系理论是由一个时代的大国关系铸就的。也许以马来西亚或哥斯达黎加为基础构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可笑的”，具体的探讨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ress，1979。在亚洲的历史上，是中国与其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为国际关系打上了烙印；而在前现代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占据显著位置的，一方面是小国之间如意大利城邦国与荷兰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大陆君主国之间的关系。

(3) 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7．

(4) Jacques Gernet，Il mondo cinese．Dalle prime civiltà alla repubblica popolare， Einaudi，Torino，1978．

(5) Gaston Bouthoul，Le guerre．Elementi di polemologia， Longanesi，Milano，1982．

(6) Michael D．Swaine e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Rand，Santa Barbara，2000．

(7) 卢阿尔德关于战争的数据参见Evan Luard，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86。

(8) Mure Dickie，Victor Mallet，Demetri Sevastopulo，Washington is Turning its Attention from the Middle East ，in 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5．

(9) 在托克尔·布雷克的亚洲文明中的战争道德的报告里，找不到关于“正义战争”的概念。这是亚洲文明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不同之处。参见Torkel Brekke，Ethics of
War in Asian Civilizations， Routledge/ Curzon，London，2006。

(10) Fausto Tommasini，I quattro libri di Confucio， Utet，Torino 2003；Giuseppe Tucci，Saggezza cinese．Confucio，Mencio，Mo-ti，Lao-tse，Yang-chun，Lieh-tze，Chung-tze，Wang
Ch'ung， Astrolabio Ubaldini，Roma，1999．

(11) Frank A． Kierman，John K．Fairbank，Chinese Ways in Warfa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74．

(12) Sun tzu，L'arte della guerra， Mondadori，Milano，2003．

(13) Carl von Clausewitz，Della guerra， Mondadori，Milano，1982．

(14) Martin L．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Free Press，New York，1991；John Keegan，La grande storia della guerra， Mondadori，Milano，1994；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 Praeger，New York，1954．

(15) 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1．

(16) Victor Davis Hanson，L 'arte occidentale della guerra：Descrizione di una battaglia nella Grecia classica， Mondadori，Milano，1990；John Keegan，La grande storia della guerra cit．早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希罗多德（Erodoto）就注意到波斯大将军马多尼乌斯（Mardonioera）如何被希腊人的鲁莽所震惊。希腊人打仗不会前思后想，交战时也不会在基本战略战术上多花心思。

(17) Arthur Waldron，The Art of Shi ，in The New Republic，June 23，1997；Oliver W．Wolters，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und Humphries，London，1970．

(18) 关于朝贡体系的经典研究参见Takeshi Hamashita，The Tribute Trade System and Modern Asia ，in John Latham e Heita Kawakatsu，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 Routledge，London，1994。

(19) Gang Deng，The Foreign Stapl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re-Modern Era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XIX，n．2，1997．

(20) Michael D．Swaine e Ashley 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 and Future， cit．；Ralph Sawyer，The Art of the Warrior：Leadership and Strategy from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Shambhala，Boston，1996．

(21) Stuart Kaufman，Richard Little，William C．Wohlforth，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07．

(22) John Joseph Saunders，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 Barnes & Noble，New York，1972．

(23) Luc Kwanten，Imperial Nomad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79．

(24) Roy 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1997．

(25) Louise Levathes，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1405—14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4；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cit．

(26) Giovanni Arrighi e Beverly J．Silver，Caos e governo del mondo：Come cambiano le egemonie e gli equilibri planetari， Bruno Mondadori，Milano，2003．

(27) Giovanni Arrighi e Beverly J．Silver，Caos e governo del mondo：Come cambiano le egemonie e gli equilibri planetari， Bruno Mondadori，Milano，2003．

(28) 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1．

(29) Paul Kennedy，Ascesa e declino delle grandi potenze， Garzanti，Milano，1989．

(30) 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6．

(31) 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cit．

(32) Sinibaldo De Mas，La China e les puissances chrétiennes， vol．I，Hachette，Paris，1851．

(33) 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cit．

(34) Barrington Moore Jr．，Le origini sociali della dittatura e della democrazia．Proprietari e contadini nella formazione del mondo moderno， Einaudi，Torino，1969．

(35) David T．Johnson，The Homicide Drop in Postwar Japan ，in Homicide Studi，February 2008．

(36) 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VIII，n．3，1993．

(37) Robert A．Manning e James J．Przystup，Asia's Transition Diplomacy：Hedging against Future Shock ，in Survival，vol．XLI，n．3，1999．

(38) Gerald Segal，The Com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World Policy Journal，vol．X，n．2，1993．

(39) George Friedman e Meredith Lebard，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91．

(40) Denny Roy，Hegemon on the Horizon？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IX，n．1，Summer 1994．

(41) Nicholas Eberstadt，The Most Dangerous Country ，in National Interest，vol．LVII，1999．

第三章　巨大的骗局

朝鲜和利比亚这两个政权的核武器问题，着实困扰了这个星球上的公民许多年了，但也没有任何解释地消失了。多少人知道是那些替代战争的力量——外交、政治、援助、非暴力惩罚和压力、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推动了利比亚、朝鲜和美国走向了谈判桌？有多少人知道这两个政权对世界安全构成的实际危害被夸大了很多？

未发生的灾难预言

大骗局虽以捏造出的威胁为基础，而其推动力则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某种观念中。这种观念认为，在全球化的洪流下，世界就像一个竞技场，各种混乱的力量在其中角逐。鼓吹这种观点的人很多，甚至还形成了一支十分骁勇善战的“流派”。对他们而言，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被非理性暴力、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冲突、排外情绪和持续战争的风险所控制。他们还认为，持续增多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对民主社会构成了致命威胁。由移民和城市化所造成的个体犯罪和暴力冲突，在世界各地都呈显著增长的趋势。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世界上产生了诸如毒品交易等一些大型的非法交易市场。

冷战结束后，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立刻就提出了世界充满大混乱的思想。他们中有周游列国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以及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两者在1993年同时出版了两部标题极具煽动性的著作：《大失控——解读新世纪乱象》和《大混乱——国际政治中的种族问题》。
(1) 卡普兰公开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论短缺、犯罪、人口膨胀、宗族主义和疾病如何正在快速地摧毁我们的社会结构》中的副标题
(2) ，也已经相当于一个大课题了。

全球混乱论的持有者们使得许多人改变了信仰，他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力之大甚至控制了像西欧这种地方的集体思维，而在那些地区占上风的本应是其他安全观念。大混乱已经成为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居民的共识，尽管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与不甚明晰的、和平已取得巨大发展的观念发生了碰撞。

全球大混乱的思想，在因人类最强大的一种情绪——即恐慌的广泛传播，而繁荣起来的领域撞开了多扇大门。军工产业、军队和情报机构都在夸大并分享这一空想观念，因为他们的预算恰恰是靠它得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些领域为那些持有全球混乱论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信息，而后者再以此为基础与影视和传媒集团联手构建大众的恐慌感。

由于在公共情报机构的传统精神中加入了私利的成分，布什政府恶化了包装威胁的成本问题。如果原来美国中情局和其他国家级情报机构的预算，取决于他们出于对职业的热爱或者出于极端的爱国主义而捏造那些威胁美国安全的因素的话，那么自布什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美国70％的情报都承包给了个人，也就是说600亿美元的情报预算中最终有450亿都进了那些惟恐天下不乱、不似公共情报机构那般遵守法律法规的机构的口袋里。所以，如今参与构建大骗局的还有那些为了利润的私人机构。

“承包商们”的首要利益就是利润，但不是电子通讯和物流那种简单的承包利润，而是那些最复杂、最精细的任务，如秘密行动的策划、审问、风险和威胁分析等方面的利润。在美国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一些重要据点，如贝尔格莱德和伊斯兰堡，编外人员比正规情报人员还多，他们还经常受到“承包商们”的监督。

情报影响着一国是否决定对另一国发动战争。要理解情报机构管理模式这种转变的危害性，只要回忆一下最近的几个虚假情报案例就可以了：如尼日尔的铀事件，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移动生物实验室等诸如此类。

根据所有的灾难预言，地球正被呈螺旋式增长的暴力行为所笼罩。但是，如果我们暂时从电视、恐怖影片和报纸的影响中抽离出来，看一看可靠的数据，就会发觉事实是相反的。大灾难并没有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大多数暴力的规模正呈缩小趋势，国际战争几乎消失。恐怖主义，即使造成了大灾难也并不能撼动一个政府，而其危害是很有限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种缺乏实证的政治文化假说，而不是一种事实。冲突中的和平干预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更有效，民主政权的传播正在扩大非暴力的内外部空间。

尽管还有一小股恐慌力量的阻挠，但不诉诸战争和不使用武力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危机的解决之道，也许我们已经接近了诸如建立世界政府，进行裁军，把战争视为非法行为等伟大的思想领域了。

甚至那些“零星”的个体间暴力、谋杀和无组织的身体攻击行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增长之后，在欧洲、美国以及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呈现出了下降趋势。但是，这些暴力行为的减少与众多的移民现象——在许多灾难预言者看来，正是移民使得暴力以不可控的方式膨胀着——是同时发生的。此外，世界最大的非法交易，即麻醉品交易之前似乎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发展，现在也开始呈下降趋势。

事实上，在1945年之后，甚或1989年之后，人类生存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那时起，我们便享受着“百年和平”之后时间最长的国际局势的缓和。“百年和平”，是波兰尼在其最杰出的著作中描述的仅限于西欧的和平年代，时间上是从1815年到1914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小战争，但是大国之间没有大规模地发生冲突。
(3) 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为了让正在扎根于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平”进一步普及，而不要像先前那样被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所打断。

全球混乱的鼓吹者们，正通过在公共意识中传播失败与无能情绪而成功地推行着他们的计划。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指的是国际维和行动以及维和行动的核心推动器——联合国表面看来的失败，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相关信息的流通不畅，也是大混乱思想影响甚广的原因之一。2000年后，由于受美国政府“情绪”的影响，“维和”行动显得组织不力，草草收场，不能达到既定目标。于是，在世界公共观念中，人们对“维和”行动形成了一种消极的或者混乱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索马里以及80年代黎巴嫩的惨剧发生后，很少有人愿意去为“维和”行动进行辩护了。另外，也因为这种辩护会把世界上最糟糕的官僚机构之一，即因浪费和无能而备受指责的联合国秘书处，置于需要救援的风险中。

但是，少量关于战争中及战争后国际维和行动的影响的整体研究，以及国际准则和国际组织的大范围调解行动的影响的研究，都体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除了浪费与组织不力的因素之外，实质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弗吉尼亚·佩吉·佛特纳在最近的研究中查阅了相关专题文献，并运用最新的技术对1947年到1999年间进行的115场维和行动进行了评估，最终结论是：冷战结束后，干预行动都起到了实质性作用。1989年之后，同等条件下，其他国际组织雇佣维和人员，使冲突的风险降低了70％；而同样的人员受雇于联合国，效果要稍微差一些，战争的风险只减少了50％。
(4)

倘若所有的维和任务都像在索马里那样遭遇惨败，那就无法解释为何近二十年来维和行动的强度、任务量以及规模会成倍增长。尽管有丑闻和糟糕的声誉，但2007年初至今已经有9.2万名士兵执行了18起维和任务，预算总额比联合国秘书处的多3倍。

对当前人类安全状况的歪曲认知，还受到了掌握了大众传媒技术之后的伊斯兰吉哈德组织反复进行的激烈宣传的影响。当然，过度夸张的反恐战争也给予了他们这样的时机。此外，也许我们正在遭遇一种文化上的“阻滞”，因此，我们也许还需要些时间来认清世界和平之根已经有多么强壮，需要时间来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

另外还有一些更小的因素：例如，对大学和研究中心在世界冲突研究方面资助的不足，相较于战争的爆发而对战争的结束缺乏关注以及研究者欠佳的沟通能力和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
(5)

尽管令人甚觉惊诧，但联合国及其成员国至今都没有公布关于国际政治和人类安全的基础事件的数据，也没有进行过官方分析。似乎通过扩大自行解释权和行动权的方式，就可避免发布维和行动所要参照的数据。或者只需要对爆发内战或发生大屠杀的基础指标进行修饰，及时地进行干预，就可预防或将最大的人间惨剧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内。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国际组织都在从事一项大范围内搜集贫困数据的活动，它旨在衡量2000年各国首脑峰会上所确立的目标的实现进度，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半。但是，却没有任何针对某项引起贫困的相关原因——武装冲突——进行数据统计，尽管平均每一场战争都要花掉参战国和国际组织540亿美元。
(6)

谎言的编造

大骗局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多样的。不仅仅因为世界传媒业需要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还要考虑美国的军工集团的利益，它们需要巨大的危险以证明其庞大营业额——平均每年都超过了5000亿美元——的合理性。既没有某种类型的“恶棍”出现，也没有了像前苏联那样的威胁，这样庞大的营业额着实很难向其选民给出合理解释。

美国的国防预算，虽然对其规模宏大的GDP来说占比比较小——“终究不过是4％而已”，但预算庞大的绝对数量，在面对世界国防预算减少的总趋势以及不存在危及美国安全的可信军事威胁的情况时，依然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有人质疑，4％的GDP如何能左右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政治方向？有可能是尾巴控制了狗的活动方向吗？

只要了解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就可以回应这种疑义。即要知道，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取决于其规模而是其组织能力，及其所能调动的资源和实施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个十分经典的例子：有凝聚力的少数人不顾民主体制的系列程序和保障性，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组织混乱的大部分人身上。

之所以捏造了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就是为了对其进行侵略，如此便可以公然地配备武器，只有这样，那个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和军火集团形影不离的精英政府所精心制定的国防预算便有了合理性。“伊拉克癖”甚至也使得白宫的高级官员产生了不安，像美国反恐负责人理查德·A．克拉克等，他们辞职并公开指出“伊拉克癖”使美国的国家安全蒙受了损失。
(7)

此外，我们真的确定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其GDP的4％，而不是像本书后面的内容中所引述的罗伯特·希格斯所一贯宣称的接近8％？

“大骗局行动”的政治计划和传媒计划的构成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我们面前的这项复杂工程，不是简单地为了压缩和平的力量与空间从而有利于制造世界陷入混乱的幻境。大骗局在某种程度上是操纵了传媒体系以掩盖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国际危机的可能性，并使得战争和武力成为捏造出的威胁或者真实存在的威胁的惟一有效解决途径。

大骗局的首要内容，就是推动“正确战争”和军事干预的升级以解决紧急危机并把我们从极端危险中解救出来。和其他愚弄人的把戏相比，这是最难包装的，因为它与公共舆论以及在发达国家主流社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非暴力价值观是相违背的。没有人再敢于以军国主义和战争之名在个体关系和对外政治上公然挑战和平的状态。

要弥补年深日久的主观性仇恨的不足，应对那些对复杂事件的理性反思，就需要使用改变认知的精密手段，通过捏造对流氓国家发动的“正确战争”和预防性大轰炸，或者使用跨越意识的设备，直接冲击人们的想像力，激发他们潜意识中的恐惧感。战争电影、“好莱坞战争机器”就是一个影响着公众情绪却至今依然未受到和平支持者关注的工具。

但是，它可没有逃过当今野心家们的眼睛，他们精心编排了一些信息，使得地狱般的战场那么可以接受。近几年来，好莱坞生产出的大部分获得成功的战争电影只是为了把大众的意识引入一个方向：使尽可能多的观众忽略战争和大屠杀场面的污秽不堪，同时把西方和美国士兵——“我们的孩子们”，刻画成正义的化身，而他们的敌人，则是一群野蛮的、冷酷无情的、践踏人权的人。

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乔治·布什的秘密顾问卡尔·罗夫和好莱坞的各大制片人进行了会晤，以探讨电影工业在政府刚刚宣布的反恐战争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作为此次会晤的成果，明显具有爱国主义和军事情节的电影《黑鹰坠落》（2001年）和《我们曾是战士》（2002年）提前公映。
(8) 显然，也要借着后“9·11”事件的好战情绪推高票房。自那时起，我们便被单向的故事所淹没，这些故事像是出自同一个人手笔，因为所传达的信息是相同的：致命的危险正在逼近，正义的力量已经开始行动，而武力是获取自由的惟一途径。

与好莱坞战争机器并肩作战的还有传媒业。这里的操纵痕迹要比电影工业微弱得多。电视是一种更加冷静的工具，对事实的披露是直观的。战争，并不是通过公开所有信息而被接受的，而是要准确把握可传达的信息与要忽略的信息的剂量。对战区的报道通常是中立的，因为秘而不宣的内容要比传达出来的重要得多。全球的信息网络都十分谨慎地避免传播万米高空的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以及友军的武力干涉对村镇和居民区造成破坏的画面，不谈论重大的人员伤亡，即因为疾病、营养不良、对公共服务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破坏而造成的平民伤亡。

另一个被持续忽略的方面，就是战争场面的恐怖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即士兵们所遭受的身心创伤和病残问题。如果电视观众可以看到一些近距离搏杀场面——其中有一些人被杀害——的照片并听到真实的枪声以及战士们和遇难者的哀嚎声的话，事件的性质也许会改变。不再相信电视上一遍又一遍反复播放的乏味视频。“好孩子们”的战争也会变得更加不受欢迎。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方面被遗漏，即其他可以替代武力来解决危机方式的遗漏。了解当今外交活动情况的人都知道，没有战争不能通过外交斡旋和国际组织的非暴力工具施压而得以避免的。

如果传媒工具都用以传播事实，那么它们便应该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公布所有可行的解决途径，而不是在初现战争的端倪时，便一味地进行鼓噪。有多少欧洲报纸和电视台诚实地告知了大部分公众，在当时已经前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武装力量冲突现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努力调停之下，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1999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也许会有人回应说，这种类似的信息播送起来是很复杂的，的确如此。在某个首都的办公室内对一个外交官的采访新闻显然无法比一枚导弹击中目标所激起的火光更能吸引眼球，而媒体的权利义务并不在于播放地狱般的画面，而是传播完整的信息。
(9)

大骗局也比较肤浅，不能留下任何记忆。以至于作为至关重大问题出现的紧急情况和惨剧如核武器问题和近在眼前的进攻计划，都在银幕上出现一段时间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比如，朝鲜和利比亚这两个政权的核武器问题，着实困扰了这个星球上的公民许多年了，但也没有任何解释地消失了。多少人知道是那些替代战争的力量——外交、政治、援助、非暴力惩罚和压力、经济贸易一体化协定——推动了利比亚、朝鲜和美国走向了谈判桌？有多少人知道这两个政权对世界安全构成的实际危害被夸大了很多？

对威胁和对手形象的十分可笑地无限夸大，也是一种对传媒信息的持续性操控，并且还经常采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和人物对比的方式。对美国政府所不欢迎的对话者的每一个妥协和警告都会变成“绥靖政策”，就像1938年摩纳哥的情况。而每一个对手都是一个新的希特勒，任何避免战争的企图都会造就一个“新摩纳哥”。斯洛博丹·米勒舍维奇是一个党派官僚，全心投入到了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事业中，即用武力维持一个陷入解体的国家的完整。如人所见，随着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控制力的丧失，这项事业就已结束。但是，米勒舍维奇却因为其在科索沃犯下的罪行，变成了巴尔干人的希特勒。为什么？因为北约军队之前已经决定把科索沃交到一群黑手党手里，他们占据着民族解放军队首领的位置。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和美国所扶持的对抗伊朗的独裁者，在某个时间点却成了一个占领波斯湾并拥有威胁人类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敌人。尽管萨达姆可怕的军队在1991年的4天内就被肢解了，但是依然在大骗局导演的偏执想象中，变成了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希特勒。更不用提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了，他既没有威胁也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却敢对乔治·布什说数百万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都在惦记着他，因此他也成为热带的希特勒了。

私人传媒企业往往号称自己独立于政府。但是，若真是独立的，那么不应该在像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索马里、东帝汶、中美洲、格鲁吉亚等发生的冲突地区搜集到一长串的“事故”吗？对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公诸于众的信息都是贫乏的、被扭曲的、不完整的。传媒业在战争信息方面与过去的不同之处似乎仅仅在于，他们对权力的奴性被更加厚重的谎言之毯遮盖了。

从1997年到2002年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我曾进入西方媒体自主管理的，关于发生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哥伦比亚等国的惨剧的新闻库。我们庞大的代表处网络和数百名在当地的联合国官员都是很好的信息渠道和分析者。好吧！我只有几次借助大媒体集团向全球公众提供的众多信息，弄清了某个新闻报道以及地面上的真实情况。

我逐渐相信，在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谎言。或大或小。多少有些猥琐，但这也取决于对它的包装。这里有个单子：

2001年10月，阿富汗遭遇入侵。因为某个恐怖主义中心，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一直在阿富汗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就是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附属同盟国，是不可能被占领或者轻轻地炸一下的。

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在2003年战争爆发之前并未受到世界公共舆论的欢迎。但是战争没能发生，不是因为媒体的独立性而是由于联合国的前任领导人们如汉斯·布利克斯的勇气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公正性。

另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被避免了，至少目前如此。在2007年12月，仅仅因为伊朗处于拥有核武器的边缘从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被早有准备的美国情报机构所夸大。在此情况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著名独立新闻机构，都早已惟恐避之不及了。

但寻找信息替代源并不是特别困难。也许只要给予像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这样的权威声音以更多的空间就足矣。他近两三年来一直提供相关的确切数据和报告，即伊朗的核计划并没有对国际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但没有人听得进去。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似乎很有教育意义。那一年，轰炸贝尔格莱德，欧洲、美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占领科索沃就是为了阻止一起从未发生过的种族大屠杀。对整场战争的报道版本可以被视为一起最骇人听闻的虚假新闻。从整体上对这些事件进行再审视，也许有益于发现大骗局的真面目。

北约在科索沃地区的非法干预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大量令人惊叹的庙宇和神奇的传说。居民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多年来一直被塞族政府歧视，并寻求脱离贝尔格莱德控制的完全独立。科索沃还拥有着中世纪塞族最伟大的文化建筑，也是中世纪塞族基督教王朝被土耳其侵略者击败并被统治了500年的地方。所以，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身份的一部分。

但是，科索沃也是在历史上备受摧残的一块土地。在“乌鸦平原”上，几百年来发生了各种类型的数场战争。侵犯者不止一次地变成了被侵犯者，受害者会摇身变为刽子手，接着又成了受害者。

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1999年。北约使用武力迫使米勒舍维奇的独裁政权停止针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血腥迫害。但是战争造成的危害要比之前大得多，并带来了新一轮的压迫和角色逆转：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开始歧视占少数的塞族人。这大部分人在2008年2月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建立新的国家。

科索沃战争，在军事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完败的。所有的战争都是意外，并以最初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但是，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评估错误，也是一场巨大的政治传媒骗局。托尼·布莱尔，以其惯用修辞，声称针对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正确的”战争，一场全无私利的、合法的道德讨伐，不涉及任何石油和地缘政治问题。科索沃没有入海口，但是资源丰富，此外，居民大多为穆斯林。只要看看邦德斯提尔基地，美国在越战后建立的最大的军事基地——就在科索沃的中心地带，也许就足以看穿这些声明了。

2004年，在我作为欧盟委员会的代表在科索沃期间，除了美军将领和指挥官，没有一个与我相识并有往来的驻科部队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高层人员，明确表示过这是一场没有掺杂利益的行动。流传在军方和民间各层次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人们在科索沃战争和扶持其独立的暗箱操作中，看到了意欲在古老大陆的心脏地带附近建立起一座国外桥头堡的倾向。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际领导人愿意相信，这个为了保护受到塞尔维亚政府大屠杀计划威胁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人权或者生命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故事。

西方发起科索沃战争的政治领导人宣称这场战争是为了当地人民的福祉，但是他们最终要摆脱的灾难却比之前的深重得多。在轰炸之初，北约声称已经决意把平民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种族清洗中拯救出来。1999年5月24日之前，科索沃解放组织和政府军以及塞族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内战已经造成了大约两千人死亡，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贝尔格莱德政府有进行种族大屠杀的计划。

大约2000人死亡，这是个令人担心的数字，但是对于1993年以来爆发的内战而言，并不是很突出。在轰炸的11个星期里，据估计有3000人到1万人被杀。
(10) 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被非正规军和塞政府军杀害的阿尔巴尼亚平民，但塞族人也遭受了攻击，并被有双倍的军事力量且已被证实参与各种犯罪活动的科索沃解放组织赶出了家园。
(11) 因此，如果有种族大清洗计划的话，也是战争蔓延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北约的另一个目标是防止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武装被彻底清除。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初，联合国估计有23万科索沃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数字，但是，鉴于人们要逃离血腥内战，所以这并不值得惊诧。然而，在战争末期，无家可归的人数达到了140万人。其中84万人逃向了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难民营。我们如今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出逃的难民中有多少是为了逃避米勒舍维奇的残酷屠杀，又有多少是出于对北约炸弹的恐惧。不管怎样，科索沃联合国使团的负责人，库什内尔估计在逃亡的科索沃人中约有13万塞族人。
(12)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存在一个替代战争具体途径：在1998年10月塞族和科索沃解放组织停火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了保护阿尔巴尼亚人，和平解决冲突，即为更换贝尔格莱德的领导者而争取到必要的时间，而往科索沃派遣了2000名工作人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在联合国为使冲突降级并监测当地局势而派出观察员之后，才在科索沃派出了小分队。这些观察员的报告从未公开发行，因此也就无从证实种族大清洗是否真实存在。未公开发行就会使人们认为塞族的压迫是不足以进行出兵干涉的。
(13) 也佐证了一些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员所公开宣称的那样，轰炸之前的几周并没有在科索沃发现杀戮、驱逐和任何进行有组织迫害的迹象。当时的情势，正如某个观察员所说，“很糟糕但是仍可控。”
(14)

此外，贝尔格莱德政权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发生改变的可能。米勒舍维奇也不是坚不可摧的，他在塞族人那里并不受欢迎，也没有以独裁的方式控制着整个国家，1996年—1997年的抗议活动几乎使他下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也许不能阻止所有的暴力活动，但是肯定可以减少对平民的攻击，避免之后的灾难。

我们与联合国在维也纳的办公室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样位于维也纳的总指挥部一直保持联系。我记得很清楚，两个国际组织中流传着一个观点，即强化已经驻扎在科索沃的国际部队的力量是阻止战争爆发的最可行之道。其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同观点。加拿大驻南斯拉夫前任大使詹姆斯·比塞特，后来公开宣称北约对科索沃进行的打击是一场“不正确而且不必要的”战争，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往当地的工作小分队应该能够为避免灾难以及节约战争成本提供解决之道。
(15)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解决方式的主要缺点就是成本低，不够壮观。没有战争，军工和传媒业推动的大骗局将会因此丧失花费美国政府150亿美元而进行长达78天狂轰滥炸的机会。
(16) 约瑟芬·斯蒂格利茨认为，要是没有战争，欧盟的纳税人就失去了掏出1000亿美元在1999年之后的10年里重建科索沃和巴尔干的机会。

但是北约作出了不同的决定。1999年2月至3月，各方在法国朗布依埃城堡会谈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拿出了一份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的政治自治计划。在最后一刻，追加了一个条款，即在3年后进行全民公决以决定相关省的政治状态。在被塞族人意料之中地拒绝了之后，他们便开始进行轰炸。

战争荒谬地结束了。一些利于朗布依埃提议的条件被强加给了米勒舍维奇，其中有把对科索沃的管辖权让予联合国的条款。而在联合国中具有否决权的俄罗斯，是塞尔维亚最主要的国际同盟。最荒谬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对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是争取从塞尔维亚独立的战争，而对于塞族人来说，则是维护南斯拉夫完整的战争。因此，结论就是，北约介入了一场内战，并支持了后来获胜的那一方，而在发动战争的动因上，则采纳了失败方的理由。

事实上，根据安理会第1244项决议，科索沃依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因此，失败的军事干涉并非情有可原：没有保护平民的生命，塞尔维亚的经济基础设施被破坏了一半，科索沃在法律意义上的归属还和战前一样。事实上，北约是积极反对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的，3年后对该省是否独立进行全民公投的建议也从最终决议里消失不见了。

战争并没有伴随着真正的投降声明终结，却在一系列的谈判后宣告结束。谈判期间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曾避免作出过多妥协，最终的停战协议很快被米勒舍维奇所接受，并在1999年6月3日被塞尔维亚国会批准。

科索沃战争还被誉为开创了新时代的战争——这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干预战争，如果能起到预防的作用，是以两大支柱性观念为基础的：使用武力，是以普世价值为名，而不是因为主权国家之间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早已产生的冲突；对某些国家的内政进行军事干预（依然以普世价值为名），而不是仅仅为了对抗破坏领土完整的企图，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

第一种观念就与实际是不相符的。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空袭，高空投掷炸弹，以避免把自家的战士置于危险之中。因此，没有人会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

关于第二个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则，从国际法和当前各国之间所适用的关系准则的角度来说，显然是非法的。一个国家或者一组国家都不能干预另一国的内政，更不用说使用武力了。如果发生了，那就是国际秩序本身的基础遭到了破坏。

但是，如果这一规则是不可违背的，那么在他们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专制者或犯罪集团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再无准则可言了。惟有如此，当国际组织决定干预以阻止发生在索马里、海地或刚果等地的种族屠杀或者大屠杀时，国际社会的良知才没有被践踏。但是，在这些地方，没有来自高空的狂轰滥炸，低空的也没有。进行的干预是为了和平，而不是战争。

以保护人权之名进行的干预不能够与委任契约相矛盾，应该得到世界权威组织——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的法律认可，也不应在其人道主义模板上留下疑问。应该更加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惯例。

这两个条件在北约针对科索沃的行动中都未得到遵守，北约的行动并未得到安理会的授权。这也就是说，它僭取了选择或遵守、或违背国际法律的权利，制造了一个先例——任何区域性组织可以在保护人权和以武力干涉任何出现违反种族权利的地区等方面拥有联合国的特权。

比如，俄罗斯就可以通过独联体干涉乌克兰，只要在某一刻认为生活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受到了虐待。

此外，北约对科索沃的行动，还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在1977年修订协议中第14款——禁止对“平民赖以为计的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一场“正确”的战争，首先应该减少平民的伤亡。

确实，北约曾避免直接进攻塞族平民，在这种意义上，即不直接轰炸私人住宅和人群熙熙攘攘的地方。但是，却对基础设施包括供水系统和电力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给平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不便。战争在1999年造成的损失估计有29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年GDP的1.5倍。
(17) 因此，北约是惩罚了而不是帮助了在米勒舍维奇残酷统治下，紧随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之后位列第二的无辜受害者，即塞族平民。

有多少普通大众和没有去过现场的专家，在当时接收到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披露的关于科索沃战争的信息？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曾经是关于那场战争信息骗局的受害者。我最初也支持人道主义进攻，然而我逐渐地知道了事件的真相。2000年初我委派在联合国驻维也纳代表处工作的研究恐怖主义的著名学者亚历克斯·施密特，在刚“解放”的科索沃开展关于犯罪、恐怖主义、毒品与政治的调研。施密特团队的最终报告结果令人毛骨悚然。报告指出，战前在科索沃解放组织领导下的犯罪组织通过走私各类物资包括毒品获取了大量利润，同时他们在暗杀塞族的警察和军人的活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而那些被暗杀的警察和军人十分愿意改变处理螺旋式上升的暴力悲剧的方式。根据该报告，科索沃解放组织一半的资金——15亿美元——来自贩卖毒品的活动和奸商的朝贡，另外一半来自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有着良好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捐赠。战后，科索沃解放组织很快就启动了针对科索沃塞族人的种族清洗，发生了数百起暗杀，数千个塞族家庭被赶出居所。
(18)

因此，事实真相与流传的国际舆论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之间的距离有着数光年之远。

导弹威胁的骗局

冷战后，和平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使得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大大减少。问题在于，现实威胁所收缩出的空间，却被另一个被捏造出的不断膨胀的危险意识所填补。因为和平增长而受到威胁的利益群体谋划出了一个严密的战略，很难被揭穿。一方面缺乏最基本的信息，同时传媒工具受影响于恐惧党并追求唾手可得的利润，便更愿意篡改事实并恐吓其用户而不是使他们用理性平静地思考。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没有一个可与之为敌的恶魔和一个永远潜在的敌人，就不可能为五六千亿美元不必要的军费找到正当借口，并维持那种紧张情绪以造就大批付费的听众、观众和读者。

有多少媒体，甚至那些在信息来源上十分谨慎的以及那些十分珍惜自身独立性的媒体，会向其用户提供评估某种危险——尤其那种在他们生活经验之外的危险——的实际效力的基本原理？

我们以所谓的“导弹威胁”骗局为例。每次谈到一个流氓国家——从阿亚图拉的伊朗到金正日的朝鲜再到查韦斯的委内瑞拉，等等——便立刻会引用这些恶棍们所拥有的导弹数量，似乎它们随时会落在我们这些天真又放荡的西方公民头上。扑面而来的数据也没有在短程导弹和中远程导弹之间作出最基本的区分，连它们的危险系数和能量警示，甚或具体的存在状态都没有涉及。那些军事顾问专家不过是一些和导弹机构以及导弹项目相关联的人，或者是一些从一开始就深谙这种战争倾向的人。

我们都知道导弹的价值。事实上，运载远比武器本身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运载媒介，那么炸弹只会对那些生产者产生危害。只看到一个流氓国家能够开始试验并想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是缺乏见地的，因为后面如果不知道如何可靠地保存武器并精准地投掷到其他人头上，他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每次讨论“恶棍”国家的核问题便常常忽略这一特点，也是缺乏见地的。
(19)

由于这个原因，在裁减军备的协议和条约中，即使在冷战高峰时，导弹问题也被提上了最重要的议程。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谈判中，总会涉及能够把核弹头送到数千公里之外的远程弹道导弹。

好吧，那么最近2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外交和政治活动已经成功地减少了“潜在敌对国”和美国所拥有的70％以上的远程导弹，80％针对欧亚盟国的中程导弹。国际冲突的大幅减少也使得意图建造弹道导弹的国家减少了。28个拥有弹道导弹的国家中大部分拥有短程投放武器：如受到科林·鲍威尔和其他将军嘲笑的著名的“飞毛腿”，因为它的射程还没有500公里远，经常脱靶且容易被拦截。

也许有人反对说，俄罗斯还有660枚洲际导弹能够攻击到美国，中国手里也有20枚，但这些导弹并没有被考虑进美国的反导弹项目。美国政府在俄罗斯人周围设置了广泛的保险，正计划在捷克和波兰设立以反伊朗为名的反导弹基地。事实上，任何一个针对俄罗斯或中国的行动都不会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国能够采取有效的对策。

除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之外，还有伊朗、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乌克兰、以色列、苏丹、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他们令布什政府的美国导弹防御预算增长了足足300％吗？当然，这种居心叵测的谬论应被校正，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以下事实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判断：委内瑞拉、苏丹和索马里没有弹道导弹。乌克兰有几个，但它是美国的同盟。还有像巴基斯坦、以色列和阿富汗也是。而利比亚在2003年就通过谈判终结了其导弹计划。

数千枚针对美国的弹道导弹只存在于臆想出的恶魔手里。只有伊朗和朝鲜正在试图研发远程导弹，以攻击到离它们较远的国家。但时至今日，它们的成果依然十分有限，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1998年和2006年在朝鲜大浦洞进行的两次导弹试验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枚，在发射至1300公里高空时便坠落，还未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第二枚在发射40秒后便爆炸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伊朗从朝鲜那里购置了一些射程达1000公里的导弹，涂上了伊朗的国旗图案后重命名为“流星”。德黑兰自诩能够用这些武器研发出新一代远程导弹，但是该计划至少是不确定的，多次失败都已被证实。其中，2008年7月的导弹试验，显然不足以让恐惧党夸大，远远未超出可笑的范围。官方公布的试验画面被伊朗情报部门修饰过，它们在用于试验并已经有缺陷的导弹中，又加上了一对修饰过的导弹。

此外，伊朗政府并不拥有可安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而根据美国原子能情报机构的预测，它们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才能具备这个能力。

不探究其荒谬之处，不也可以把当下臆想出的伊朗核威胁与里根时代用于拦截5000枚核弹头的太空盾进行比较吗？1983年说的是真实存在的核弹头，装在真正的导弹上，一经使用便可以摧毁地球上的生命。但美国政府的反导弹预算已经达到了每年40亿美元，正是为了防御今天的那12个国家。这个无底洞应该算在大骗局的账上。

关于导弹威胁的准确信息应当包括利比亚裁军的伟大成果，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成就——它们摧毁了拦截系统的更多枚导弹：两个超级大国的远程导弹军火库被裁减，苏联裁减了800枚中远程导弹。此外，在改善当今安全环境和全面取缔中远程导弹方面，应该告知公众一个更加完整的信息，以在最佳时机也就是在武器建造成功之前，把它们拦截住。与朝鲜正在进行的谈判就是为使其终止远程导弹项目，而这类信息或许可促进更加忠实于谈判进程的报告的公开。

在这种使信息进一步平衡的努力最后，导弹威胁将会大大减弱，伸张和巩固和平的力量将会从中大大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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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bigniew Brzezinski，Il mondo fuori controllo， Tea，Milano 1995；Daniel P．Moynihan，Pandaemonium．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3．

(2) Robert D．Kaplan，The Coming Anarchy．How Scarcity，Crime，Overpopulation，Tribalism，and Disease Are Rapidly Destroying the Social Fabric of Our Planet ，in 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994．

(3) Karl Polanyi，La grande trasformazione：Le origini economiche e politiche della nostra epoca， Einaudi，Torino，1974．

(4) Virginia Page Fortna，Does Peacekeeping Keep Peace？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Peace After Civil War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XLVIII，n．2，2004； 关于这一主题另请参见Michael W．Doyle e Nicholas Sambanis，Making War and BuiLding Peace：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2006。

(5) Andrew Mack （ed.），The 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5．

(6) Paul Collier e Anke Hoeffler，The Challenge of Reducing the Global Incidence of Civil War ，in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March 2004．

(7) Richard A．Clarke，Contro tutti i nemici， Longanesi，Milano，2004．

(8) Guy Westwell，War Cinema：Hollywood on the Front Line， Wallflower，London，2006．

(9) David Edwards e David Cromwell，Guardians of Power：The Myth of Liberal Media， Pluto Books，London，2006．

(10) John Kifner，Inquiry Estimates Serb Drive Killed 10000 in Kosovo ，in New York Times，July 18，1999； Steven Erlanger e Christopher S．Wren，Early Count Hints at Fewer Kosovo Deaths ，in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99．

(11) 关于科索沃解放组织在科索沃战争前后就已经成为阿尔巴尼亚的犯罪组织成员的内容，参见Antonio Evangelista，La torre dei crani．Kosovo 2000—2004， Editori Riuniti，Roma，2007。

(12) Melissa Eddy，Serbia Wants Kosovo Army Disbanded ，in Ap Online，September 13，1999，International News，http://dailynews，yahoo.com/ h/ ap/ 19990913/ wl/Yugoslavia_Kosovo_1922.html.

(13) James Bisset，The Tragic Blunder in Kosovo ，in Globe and Mail，January 10，2000．

(14) Cfr．Rollie Keith in Gordon Gibson，Should Nato-and Canada-Have Gone to War in Kosovo？ in Globe and Mail，July 20，1999．

(15) James Bisset，The Tragic Blunder in Kosovo ，cit．

(16) Wayne Nelles，Canada's Human Security Agenda in Kosovo and Beyond：Military Intervention Versus Conflict Pre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July 1，2002．

(17) Eve-Ann Prentice，Cost of Nato Damage Estimated at $29bn ，in Times，July23，1999．

(18) 参见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皮诺·阿拉基，以及防恐处所讲的报告。Links Between Organized Crime，Drugs & Terrorism in and around the Armed Conflict in Kosovo， Report prepared for Unsg Kofi Annan and Unusg Pino Arlacchi by the Terrorism Prevention Branch，Odccp，Un Vienna，March 20，2000。

(19) Cfr．Loretta Napoleoni e RonaldJ．Bee，I numeri del terrore， il Saggiatore，Milano，2008．

第四章　文明冲突的纷扰

文明冲突的论断及与之相连的巨大信息骗局，都通过对最为严重的几起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位分析而被进一步揭开了神秘面纱。世界公共舆论一直聚焦于发生在伊拉克、中东和阿富汗的事件，因为那里是涉及了世界几大强国的冲突集中地。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印度也是一个充满了恐怖主义的国家，国内有57个活跃的组织，从2002年以来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了“基地”组织。

如此，我们便进一步了解了大骗局的内容：制造不存在或者不怎么有分量的危险，然后把它们转化为真正的挑衅，随后便因此而展开保护行动。要么是对有敌意的对象直接动武；要么就是把保护我们的重任委托给某个在军事上对地球上任何反对势力都有绝对优势的当局。

在“我们的孩子们”为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普世人权观的胜利而并肩参加“正确之战”以后，种种威胁被捏造了出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威胁，毫无疑问便是由那些预言大祸降临的理论家们所捏造出的文明冲突，以及在世界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巨大的文化、宗教、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一些学者认为，在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与核武器庇护下的长期稳定状态结束之后，我们正走向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过去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斗争正被更加棘手和致命的身份战争所取代。持有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学者是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

刘易斯是一位在英语国家很有影响力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在其职业生涯初期便致力于“建国运动”的情报安全问题与对外政治的研究。他把穆斯林世界对西方的深刻成见进行了理论化，认为这种成见源自于他们千年来与基督文明冲突中屡次遭遇的失败。
(1)

亨廷顿把自身对冲突的偏好推广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万花筒中。他在1993年的文章中断言，冷战后，世界根本的冲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基础：

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分歧与主导冲突的根源都是文化问题。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更强大的参与者，但是全球主要政治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团体之间。文明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文明之间的裂痕将是未来战争的主线。
(2)

亨廷顿和刘易斯的观念在当时也不是全新的。早在1976年，一个美国思想家，阿达·B．博兹曼在其题为《战争与思想的冲突》著作中就提出了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所有论述，包括针对国际合作可能性的怀疑。
(3)

因为激烈且丰富的文明冲突论，为数不多的其他当代政治学论点被排斥了。这种排斥曾经是政治的。文明冲突的展望，一度经常被克林顿总统和许多其他政府首脑作为负面术语引用，因此产生了一个具体的反面倡议：“文明间的对话”——由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提出，并已经由联合国实施。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可以分为两大主线。

第一大批判认为，文明不是由石头凿出的同质石块，而是一个有断层且瞬息万变的整体。实际上，文明不是预先排列好的石块，不是符号性的粉末沉淀物，也不是几千年来保持不变的事物的积聚体。文明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通过与大自然的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而汲取养分，它们之间经常会发生碰撞，混合并产生新的文明形式。

文明冲突

关于文明之间关系的话题，如果是基于对历史的认知而不是偏见，便立刻可以变成一场自由的对话。反思与认知愈深刻，人性中的共性就越明显。如果把地球上的人分成“西方世界”的、“伊斯兰世界”的、“印度教世界”的或“佛教世界”的，那么这种分类的分化力量就竖起了专横的藩篱，无缘由地制造了冲突，把人类驱入了无法跨越的境地。

这些文明冲突的预言家们对历史持有歪曲且可怜的观念，以至于阻碍他们自身的“石块”间的不断互动与融合。这种融合使它们必须相互碰撞，自我分解为更小的单位，或者融入更加广阔的天地。

地中海地区便是最有意义的案例之一，数千年来始终处于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事实上是亚文明的聚合体。尽管被同一种命运拴在一起，但其实是并列的三个自治家庭。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在其作品的其他地方，则把地中海视作一种独特文明，由基督文明和穆斯林文明组成：

地中海，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之后的一百年，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强大且令人惊叹的世界……我们认为，整个地中海的穆斯林文化和基督文明一样，把它们的光辉辐射出了自己的边界。还有北非的穆斯林……也向南辐射，朝向撒哈拉的边界，穿越沙漠直到布莱德和苏丹。而土耳其的伊斯兰文明，影响了一整片文化区域：巴尔干的一半，还有亚非的阿拉伯地区，朝向亚洲深处，直至印度洋沿岸。
(4)

但是布罗代尔每次力图把地中海的各种文明进行定义时，他“溶解与凝固”的文明炼金术以及无数次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事实上都不过是对文明活力的一种艰难囚禁。在一个精彩的章节里，这位认识到地中海文明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文明的史学家，似乎明确地放弃了给它作出定义的任务：

这些文明，是地中海世界最复杂、最矛盾的角色。一旦发现了它们的一个特质，马上就会发现另一个与之对立的特性。这些文明是兄弟，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排他的、腼腆的……是和平的也是好战的；尽管是平静的，同时也是活跃的、游移不定的、暗流涌动的。
(5)

文明冲突之论断的根本错误始于一个问题之前。这个问题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是否注定会产生碰撞。文明冲突以一种本质上错误的世界观开始，而这种世界观低估了这些所谓的文明内部差异性的广度：哈塔米把伊斯兰文明分成了7个不同版本。
(6) 安卡拉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正在编纂穆罕默德的圣训录，它和《古兰经》一样是穆斯林来源的启示录。他们把这些圣训录嵌入历史背景中，以展现伊斯兰教在每个同其他文明发展关系的阶段是如何重新思考自身的。在每一场与希腊、伊朗和印度的“文明冲突”中，伊斯兰学者都要重新解释先知的信息，于是同时也改变并改写了这些信息。

然而，事实上存在多少个“西方”呢？我们中有多少人认为比如说欧洲，是完全不同于且优于美国的西方典范呢？我们越来越相信一个不扩张的西方，相信一个安宁的、把所有资源都用于国际和平的欧洲。一个没有全副武装的西方，不必发动预防性战争，因为我们既没有感到被攻击也没有感到被威胁，并完全承认是欠了其他“文明”的债。

亨廷顿的论述忽略了文明之间的融合与相互依存。融合与依存形成于诸如技术、科学、经济、数学、文学等更多人类想象不到的领域。比如，欧洲文化与科学的遗产，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借自”伊斯兰文明的内容，而后者通过数百年的战争、经商和殖民也从伟大的亚洲文明那里借到了不少东西。

我完全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宗教联合体，就像东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这两种系统都有共同的根，共同的发展和持续不断的关联。

从7世纪到14世纪，拉丁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教一直携手同行，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分道扬镳。从9世纪以后，这两大体系彼此效法，像修士和乌里玛这样的专门神职人员数量都在同时不断增长，两种宗教各采用单一的宗教语言——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并在宗教学校和大学中开展宗教教育。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世纪后期还要与各种形式的世俗和民间宗教竞争，像苏菲派的诞生，苦修妇女互助会，瓦尔多派和苦行僧。这些创新是不为这两大体系所容的，在基督教与民间宗教的竞争中，发生了对异教徒的迫害并带来了新教改革，而伊斯兰教却找到了与苏菲派的妥协之道。

也许十字军东征恰恰是穆斯林文明与西方文明达到极致融合的时刻。基督教学者抓住了战争间歇的平静时期，把大量的阿拉伯文献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从被来自法国的强盗十字军占领之前的中东、西班牙、阿拉伯地区和西西里带到了法国和意大利。

很多西方经典文献，尤其是古希腊文献，多亏了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才得以保存，并在文艺复兴之前又被重新翻译成拉丁文。但是，这些文献当初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阿拉伯科学家和数学家们所用，他们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知识传播者。

理查德·W．布利特写道，在这一时期，源自伊斯兰地区的大规模推动力改变了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神学（阿威罗伊主义）、数学（阿拉伯数字）、化学（火药）、医学（外科技术）、制造业（玻璃、造纸等等）、面食、糖等等。因此，当今天的穆斯林们抱怨这样一个事实时是不无道理的：欧洲很少有人赞赏始于这一阶段并开启了后世一系列成功的科学发现和欧洲知识发展之路的文化、科学与技术的大变迁。
(7)

对文明冲突之骗局批判最为坚决的评论家，也许是那些世界历史学派的学者——为一项重写人类历史的了不起的事业而凝聚在了一起。

他们认为，早在13世纪就已经存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延伸至东南亚和东非。这一经济世界的基础是先前早已存在的地区贸易网——东地中海地区、印度洋、中亚和中国。这些贸易网的核心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穆斯林的资本主义贸易，他们的基本原则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所借用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们进行的一些规则创新则被穆斯林世界所借用。
(8)

其他研究人员更是挑战了西方史学界最为笃定的信念之一：民主政治的概念与实践曾经是古希腊文明所专有的特征，只是后来在西方大放异彩了。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00年，印度皇帝阿育王就支持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而在1590年，宗教裁判所却还在欢呼于他们的盛典，为异教徒在欧洲被活活烧死而大肆庆贺。阿育王的一个继任者，阿克巴尔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宗教而受辱，任何人都被允许布道而不被攻击。”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议会选举、分割权力都可以在从伊朗到日本的许多东方国家历史中找到类似的例证，而这些早于大宪章和法国大革命数百年。
(9)

西方完全应该因为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因为它们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而备受赞扬。但是，如果说这一切仅仅是完全封闭的“西方文明”繁荣的结果，而没有与其他文明的融合，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认知的发展毫无疑问地表明，文明之间的相互感染，即使地理距离十分遥远，也比我们不久前所了解到的要深远得多。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基础是否认人类整体历史的存在；而整体历史观是以一个基本的统一性和上千种相互融合的差异性为基础的。

数百年来，这种融合的潮流似乎一直都是从东方涌向西方。人口、商品、科学与哲学、生活与生产方式，直到16世纪都是从伟大的东方文明转移向更加贫困、落后的欧洲，后来这种趋势才逆转了过来。
(10)

很多人都说1600年之前的欧洲就像一个阑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之于母亲般的亚洲大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其著作《回归东方》中谈到了中国的重生，这种重生就像世界文明一个周期的融合结果。他谈到了回归，回到人类冒险史的摇篮——亚洲。
(11)

那么，如何评估那些文明个体的融合程度呢？如果回望那个最初的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无比寻常的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大融合。但是，这一波融合的辐射中心却在西方之外的地方。

比如，在公元1000年左右，当时的先进技术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几乎随处可见：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钟表、风车、水车、弩、铁索桥……所有这些先进的技术都在中国被广泛地传播和使用，但在当时的欧洲还不为人知。其中三样技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被弗朗西斯·培根在其1620年的《新工具》中称为先进文明的三大战略要素。
(12)

文明冲突的论述是有欺骗性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根基性的东西却不是短暂的。它产生于一种不甚明了的内疚感，也源自于某些人的虚假认知，他们用“文明”作为托辞以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征服计划。在从发现美洲新大陆到19世纪的400年中，定居在欧亚大陆边缘的一些国家，人口不足全世界的10％，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远落后于当时亚洲的顶尖水平，却赢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到如今才开始动摇。

世界历史学派的研究者们曾经要重新构建欧洲征服世界的特征，同时给我们讲述一段完全不同于西方教科书所披露的历史，与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们进行的重构也相去甚远。

第一阶段，是从1492年到18世纪中叶。重商主义和欧洲战争技术的结合使时代发生了改变，允许对各种组织和各阶层的抵抗，尤其是对美洲的抵抗行为进行镇压。西班牙人对前哥伦布文明进行的种族灭绝（或者说“文明冲突”），还有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美洲大陆其他没有农牧民社群居住的地方，进行殖民活动，使大量的金银涌向欧洲以同亚洲进行贸易活动。
(13)

美洲、欧洲、亚洲三角关系的建立，对于欧洲霸权的崛起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当时，亚洲地区和欧洲的实际发展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后者从前者那里进口了商品之后却没有像样的东西对其出口。欧洲物品的品质相较于亚洲巨大的需求潜力而言确实太差了。源自美洲的金银，支付了来自亚洲的进口，同时也说明了西方人对世界东方进行贸易和海上入侵行为的原因。

在第二阶段，由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之手伸向了更为广泛的地区，原来集中于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解体。在1750年，中国、印度两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仍占世界的57.5％，而当时欧洲最强的4个国家却只占11.1％。通过一系列漫长的战争——西方因其先进的武器而获胜，以武力占领了印度，“打开”了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政治经济体的大门，并最终把它们纳入了西方世界经济的扩张之中。在这个周期的最后，欧洲终于找到了可以向中国出售的东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生产的鸦片。通过两次战争，强制与中国展开了自由贸易。正是通过用鸦片攫取中国白银的方式，榨干了其贵金属储备，并破坏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稳定性。

这一阶段的欧洲商人在他们政府的支持下，以破坏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为目的所采取的犯罪方式，与13世纪蒙古军队毁灭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是相似的。蒙古人和欧洲人在组织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还有更多：他们都是居住在半边缘地区的人，都对那个时代的心脏地带和贸易中心进行过侵犯。对于他们来说，外围“边界地区”的主要吸引力在中国那里。蒙古人不仅先后进攻了中国和西亚，还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王朝，并在西亚建立了一些蒙古国。对于欧洲人来说，原始而持续的魔力在于“卡塞”
(14) 。那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穿越太平洋向西意欲到达的国家。
(15)

19世纪时期中国对欧洲殖民战略的附庸，成全了西方的崛起。在150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国和印度的工业产值从占全世界的57.5％降至8％，而欧洲掠夺者（加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则从11.1％上升至64.7％。
(16)

文明内部的冲突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第二大批判以对冲突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国际战争、国内战争和最近几十年来的大屠杀，大多数都发生在那些文明本身的内部。或者冲突的起源也和敌对方的“文明”或宗教有很少或没有丝毫的关联。

如果我们把最近的冲突和亨廷顿的预测数据放在一起，就会推翻其论断。我们仅就发生在1980年之后的3个最大的流血冲突事件而言：刚果内战、阿富汗内战、卢旺达大屠杀。它们不是文明的冲突，因为无论宗教，还是民族，或者文化，或它们中的任何组合都没有在这些充满敌意的冲突中起到主导作用。

刚果的冲突发生在不同的权力联盟之间，它们为了争夺国家的控制权和该国的主要资源——钻石而斗争。在阿富汗，所有参与战争的人物们，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都在和定期出没的塔利班分子做斗争。在这里，被争夺的关键资源也是两样：中央政权和一样极为贵重的东西——罂粟。卢旺达的大屠杀发生在两个语言、文化和传统十分相似部落之间。胡图和图西人来自同一支系，由于比利时人“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而使他们变成了敌人。

这期间惟一的一场国际战争是两个国家军队对抗的延续，即从1980年到1988年，发生在两个穆斯林国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则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拉克，针对其他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的。

此外，无论刘易斯、亨廷顿还是他们的追随者都没有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不是欧洲或美国身份的特征，也不是逊尼派或什叶派等不同的信仰流派，而是他们自己内部政治斗争的对手。他们的目标几乎都是穆斯林，或者穆斯林民族的世俗政府。这些政府总能最终战胜原教旨主义者，或早或晚：不是文明控制着国家，而是国家控制着文明。

我们正在感受的、与伊斯兰文明的相冲突印象，尤其在2011年9月11日之后，由于连续不断的、夸张的、单方面的信息轰炸而已经形成了。大骗局衍生出了一个扭曲的媒体，只有关于针对西方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才会被国际媒体着力报道，生怕一个较为缓和的信息就会让我们严重低估作为西方之威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攻击力。

美国在其《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承认，“9·11”事件之后，“大部分的恐怖袭击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穆斯林是最大的受害人群”。文件中对此不过几笔带过，但是这表明，一旦详述，必然会危及解读当代恐怖主义的钥匙——文明冲突理论之根基。

如今，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恐怖主义活动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已经成为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矫正使得文明冲突看来可信的信息大骗局。只要简单看看兰德公司所搜集的数据，就可以明了，政治—宗教的极端主义是中东国家和海湾地区内部的首要问题，而和西方发生冲突还有很大的距离。

根据兰德公司数据库的资料，从2004年到2007年，一共发生了14401起国际和国内的恐怖主义袭击，27191人遇难。2/3之多的袭击集中在中东和波斯湾12个国家，遇难者占比达81％。发生在西欧的恐怖袭击很少，比例为3.2％，而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比例则为0.1％。

表1：2004年到2007年期间世界各地恐怖袭击遇难统计

注：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恐怖袭击事件至少造成1人遇难。

（兰德公司制作）

由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建立的数据库，对2004年到2007年期间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按宗教和地区分类进行了量化统计。所披露的数据本身很能说明问题：中东和波斯湾国家发生的至少有1人遇难的恐怖活动有15035起，而在被视作袭击目标的西方公民那里，只有330起（是前者的2.2％），西方公民遇难者的数量为1447名，是中东地区遇难人数37404名的3.9％。

表2：2004年至2007年期间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恐怖袭击中遇难的西方和非西方人数统计

注：2004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0日，恐怖袭击事件至少造成1人遇难。

（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制作）

因此，大部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活动，并不是发生在西方，既不是以西方公民为目标，也不是以美国人为目标。如果仅仅观察地球上某些地区的情况，就会发现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有关数据并无太大变化。相反，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以西方人为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比例近年来是下降的：从2004年到2007年，在全世界61369名遇难者中只有1627名西方人（占比2.7％），但值得注意的远不止这些。

2004年之后，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运营的数据库把对遇难者分类的标准放任由查询者去确定。数据的明确对界定恐怖主义活动的致命性最为关键：要对恐怖袭击中丧生的公民与美国公共职员进行区分。事实上，遇难的981名美国公民和466名非美国西方公民中，大部分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占领任务的军队士兵。

但是，按照“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袭击”的定义在广义上的相通性，伤亡的士兵不应该算在恐怖主义事件的统计之内。

直到2003年，这一问题还时常出现在美国的各类文件中。《全球恐怖主义模式》的年度报告直到2003年，才没有把那些对军队进行的袭击事件纳入恐怖主义活动中。

大部分袭击都发生在“解放伊拉克”和“持久自由”的军事行动中，并不符合美国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因为这些袭击只是针对了对抗战士们，也就是那些服役于美国及其同盟国军队的士兵们。而攻击并未参战的人员，也就是平民和非武装人员——在袭击发生时未携带武器或非服役状态，才可以被视为恐怖主义袭击。
(17)

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自2004年以后，愈来愈难理解恐怖主义事件的发展态势了。因为这方面信息工具的增加，反而不利于恐怖主义本身的概念化。兰德公司的数据也没有对平民和士兵的伤亡予以区分。我们在内容详尽的全球事件追踪系统中发现，在单个事件分类的问题上，存在许多可疑的错误。为什么更改了2005年伦敦恐怖袭击中40名遇难的英国人，同年沙姆沙赫因爆炸案中丧生的87名非美国籍遇难者以及2004年塔巴袭击中33名遇难者的国籍？为什么要把他们变成美国人？

在宣布要与国际恐怖主义展开殊死搏斗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艰难地从1991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持续发布的在恐怖主义活动中遇难的、“真正的”美国公民数据统计中寻找了。这个统计表在近期的文件中也消失了，尽管应该是最受读者关注的表格之一。

从2006年至2007年间，美国因恐怖袭击遇难的人数一共只有3人，在此之前的几年中除了2001年，遇难者人数也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那么怎么才能合理解释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呢？

本章图1引用了《全球恐怖主义模式》在2003年前所发布的美国公民遇难人数，之后几年的数据来自全球事件追踪系统（Wits）的数据库，但十分费力地剔除了其中相交叉的数据，并纠正了它夸大遇难的美国公民人数的狂热错误。

从该数据中可看出三大显著特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没有针对美国的致命性恐怖袭击；第二，“9·11”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和特殊性，表现为一个孤立事件，并不能代表之前存在的冲突的白热化；第三，纽约双塔倒塌后（“9·11”事件后）的几年中，迅速恢复了低冲突的状态。2007年和2008年的反美恐怖主义活动没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制造出1名遇难者。

文明冲突的论断及与之相连的巨大信息骗局，都通过对最为严重的几起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位分析而被进一步揭开了神秘面纱。世界公共舆论一直聚焦于发生在伊拉克、中东和阿富汗的事件，因为那里是涉及了世界几大强国的冲突集中地。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印度也是一个充满了恐怖主义的国家，国内有57个活跃的组织，从2002年以来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了“基地”组织。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印度恐怖主义就在南亚次大陆政治进程的内部，其目标不是西方人。如今，印度恐怖主义是极端的“政治立场不正确”行为。因为那些最重要的团体有着非伊斯兰的渊源，但却有分离主义的特质。此外，印度恐怖主义和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相交叉，还是克什米尔冲突的活跃分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迫害活动，总体上正在形成一个比中东和阿富汗更为广泛的体系。

图1：1991年至2007年期间因恐怖主义丧生的美国公民人数（单位：名）

注：2001年的人数主要包括了“9·11”事件丧生人数；2003年之前数据引自《全球恐怖主义模式》；2004年至2007年9月30日的数据参考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和全球事件追踪系统的数据。

但是，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一点。大的传媒系统忽略了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消息，因为它们无法被纳入文明冲突的大框架内，而且这是世界上一个既没有石油也没有西方战略资源的地区。对于CNN来说，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造成的2315名遇难者远远比不上伦敦地铁仅有的一次袭击行为。世界媒体对这些人的英雄伟绩的忽视并没有逃过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者的眼睛，他们把西方人经常出入的奢华酒店作为袭击目标以赚得CNN的眼球。

本章图2的名单，是以世界各国、各地区诸如南亚和中东等地的遇难人数为衡量标准对恐怖袭击的危险性进行的排序。我没有列出伊拉克的数据，因为兰德公司没有对平民和士兵的伤亡进行区分，而且24159名丧生的伊拉克人恐怕会过度扭曲这一现象的相对比例。

显然，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最为严重的中心地区不是中东而是印度和与其接壤的南亚诸国。这一地区的冲突有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渊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并无关联。

图2：2004年至2008年期间根据遇难者人数排名的遭受恐怖袭击国家

注：不包括伊拉克。数据统计至2008年1月24日。

（兰德公司制作）

巴尔干地区种族仇恨的幻象

那么巴尔干地区呢？几年前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战争造成了1万人死亡，不恰恰与文明冲突概念近乎吻合吗？在南斯拉夫政权垮台后，人们可以否认引发了大屠杀的宗教、民族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吗？

亨廷顿认为，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的冲突植根于对立文明的价值观冲突中，在共产主义的压制阶段终结后自由地再现了。欧洲历史的战略断层线可以追溯至西方基督教在东方的边界，就像1500年的那样。

亨廷顿在其文章里重绘了一个由法国学者勾勒的地图，他绘出了一根断层线——沿着波斯尼亚的边界然后向北直至俄罗斯和芬兰边界——把巴尔干分成了两部分。在东南帷幔之外是繁荣、宽容和天主教—新教版本中的基督教的西方。在西方之外，是专制主义和落后的基督—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亨廷顿在1993年写道：

这条线的东部和南部是东正教徒或穆斯林；在历史上属于沙皇帝国或奥斯曼帝国，它们很少受影响于决定了另外半个欧洲的特色的事件；它们在经济上总体不太发达；似乎不太可能衍生出稳定的民主政治体系。文化的天鹅绒帷幔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幔，成为了欧洲更具有意义的分界线。正如南斯拉夫事件所展现的那般，这不仅是一条差别线；有时还是一根充满血腥的冲突线。
(18)

我和其他观察家一样，也曾有机会多次越过这条线。从2004年到2005年间的几个月，我住在科索沃，多次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从萨格勒布到贝尔格莱德的高速公路之旅也震撼了我，但原因却与大骗局作俑者们的完全相反。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亨廷顿之断层的痕迹。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也很难发现这些断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来自同一个斯拉夫族系。从根本上来说，讲的是同一门语言，他们在体貌和文化上难以区分，已经混居数百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拥有相同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和克罗地亚女人通婚的比例达到了29％。

南斯拉夫从未发生过影响欧洲中西部的宗教战争：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在20世纪之前从未发生过冲突
(1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达莎对塞尔维亚人和其他种族进行的大屠杀，乃是德国与意大利所扶植的傀儡政府所为，后来大批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加入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和多种族抵抗组织。至1990年的社会学调查表明，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时，恰恰在那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有着高度的宽容。

波斯尼亚人和其他族群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以高度和平共融为特征，杂居通婚并且宗教宽容。对波斯尼亚的历史，社会和人类学的最可靠研究都否定了这样一种论断——波斯尼亚战争及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都是古老的种族仇恨的结果。这些研究表明，在1991年之前的波斯尼亚是一个典范，数世纪以来穆斯林社群，塞尔维亚—东正教社群和克罗地亚—天主教社群之间成功达到了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共生
(20) 。特别是波斯尼亚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极为神秘，内部融合了在宗教维度之上的地中海乡村文化
(21) 。

图3：亨廷顿的“天鹅绒帷幔”

注：摘自Samuel Huntington，Clash of Civilization ？in Foreign Affairs，vol．LXXII，n．3，1993。

前南斯拉夫内部深刻的政治—文化断层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族政府之间的。但是，这种裂痕被夸大了，被米勒舍维奇的残酷镇压以及靠暴力和北约扶持崛起的科索沃解放组织带向了极端。

那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战争呢？福阿德·阿加米有个答案：“斯洛博丹·米勒舍维奇和弗拉尼奥·图季曼，是长于控制混乱地区、驾驭混乱局势的人。他们残忍的天性，就在于能使得自身的权谋行为看起来貌似伟大的文明行动：前者保卫对抗伊斯兰教的启蒙主义堡垒；就图季曼来说，保卫的是对抗斯拉夫—东正教的遗产的堡垒。这些差异在当时应该是被扩大了。”
(22) 夸大或者捏造种族和宗教内部的差异，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在面对由多重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之一。

南斯拉夫解体的例子尤其重要：其中包含了所有可用以理解当代暴力冲突演变过程的因素，也有助于避免错误的解释途径如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1989年，南斯拉夫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向西方靠拢和市场经济方面都靠前。南联盟，曾是一个最为开放、繁荣的国家，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共产主义地区。在其内部，不存在不可弥合的裂痕，即使最为严重的问题，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采取的也是实用主义方式，明显加强了该省的自治。本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一个民主政府在一个和平过渡期中诞生，阻止其成长并同时避免暴力的分离运动。

两年后，这个国家却不复存在了，并且在之后的20年中，其公民遭受了系列的战争以及20世纪最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些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并不是文明冲突的产物，也不是有史以来对立族群之间原始仇恨情绪的爆发。土地相接与血脉相连——它们使得公民与民主的纽带暗淡无光——的老生常谈，都经受不住现实的考验。
(23) 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多种常规因素的危机联合体，从而滋生了内战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一是极端衰弱以及中央暴力垄断集团的垮台；二是由身处危险中的精英们制作的疯狂的权力计划；三是对于暴力家们来说面临着极富意义的开放机遇；四是绝望并有极端冒险倾向的青年后备队的广泛形成。

许多作者都认同了一个导致该国解体的根本原因：米勒舍维奇的瓦解南斯拉夫并以大塞尔维亚为中心重构南斯拉夫的战略。为了这个目的，他利用了完全由媒体之手进行散播的一组神话，偏执的幻象，一半的事实和可怕的民族主义。在前南斯拉夫，种族路线的暴力冲突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战略，是被因政治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受到威胁的人所蓄意策划的。
(24)

米勒舍维奇政府所传播的排外主义最终摧毁了南斯拉夫，因为它损害了政治进程，使塞尔维亚人丧失了认清自身形势的能力，令波斯尼亚和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极端分子群情亢奋。此外，还明显加剧了非塞族人和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派系的恐惧感。
(25)

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曾使失业率飙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并削弱了联邦体制的一大支柱。
(26) 南斯拉夫军队，一度是多民族、多元化的保证，却以民族路线的方式碎片化，因士兵叛逃而大伤元气同时还受到低级将士哗变的威胁，最终逐渐走向了瓦解。

滋长的腐败——从米勒舍维奇的家族圈和其最亲近的合作者开始，他们当时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海外账户
(27) ，以及在侵略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镇压科索沃的战争期间的大规模非法贸易的发展，一起构成了前南斯拉夫的罪恶行径。

由于在其他共和国的政党党首那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所以，几年内前南斯拉夫就换了模样。变成了一个战场，到处是缺乏军队、警察和政治权力管理的准武装组织，这些组织专门从事走私，对所有人不加区别地抢掠，欺压平民。

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波斯尼亚议会的前议长所言，暴力企业家和暴力政治家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南斯拉夫的解体导致了以非法贸易的头目和政治领导者为中心的新权力层的形成。他们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大屠杀和战争中崛起的新的权势人物，正是这一批人和这些组织，在诸如波斯尼亚、科索沃、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如今无论在合法市场还是黑市中，仍控制着那些最主要的资源。

这一切和种族、民族或者宗教并无任何关联。或更准确地说，毫无顾忌地利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这些元素多种组合，是为了牢牢掌控住政治进程和公共资源，以及最为重要的国际援助的走向。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波斯尼亚。自签署代顿协议的10余年来，因为经济状况糟糕，依赖境外汇款，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44％，GDP只是战前的一半，所以波斯尼亚始终处于国际保护之下。在当地的国际官员认为，波斯尼亚是欧洲最腐败、犯罪最多的地方。
(28)

战后波斯尼亚没能成功转型成为欧洲式的现代民主市场，原因就在于西方金融机构战略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金融机构供养着波斯尼亚及其三大主要本地“种族”政党。而这几支政党正是战时的政党，它们的领导人拥有庞大的结党营私网，并与有组织犯罪有着稳定联系。国际组织的资金根本无助于波斯尼亚获得太平，因为这三大权力巨头中的任何一方——穆斯林、塞族和克罗地亚——都毫发未损，贪婪地保存着自己的权力基地。然而，最终，安定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幻象。我们有的是文明的犯罪“联盟”，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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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rnard Lewis，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in 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 1990．

(2)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vol．LXXII，n．3，1993．Cfr．Id．，Lo scontro delle civiltà e il nuovo ordine mondiale ，Garzanti，Milano，2000．

(3) Adda B．Bozeman，War and the Clash of Ideas ，in Orbis，Spring 1976．

(4) Fernand Braudel，Civiltà e imperi del Mediterraneo nell' età di Filippo Il ，Einaudi，Torino，1982．

(5) Fernand Braudel，Civiltà e imperi del Mediterraneo nell' età di Filippo Il ，Einaudi，Torino，1982．

(6) Mohammad Khatami，Religione，libertà e democrazia ，Laterza，Roma-Bari，1999．

(7) Richard W．Bulliet，The Case for Islamo-Christian Civi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4．

(8) 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cit．

(9) Amartya Sen，Identità e violenza ，Laterza，Roma-Bari，2006．

(10) 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4．

(11)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8．

(12)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The Social Background，General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4．

(13) Danny O．Flynn，World Silver and Monetary Histor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ldershot，Gran Bretagna，1996．

(14) 在哥伦布时代，中国被称之为“卡塞”。——译者注

(15)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cit．

(16) 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2005．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3，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

(18)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it．

(19) Valerie P．Gagnon，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The Case of Serbia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XIX，n．3，1994．

(20) Robert J．Donia e John V．Fine，Bosnia and Herzegovina：A Tradition Betray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94； Rabia Ali e Lawrence Lifschultz，Why Bosnia？ The Pamphleteer's Press，Stony Creek 1993；Noel Malcolm，Bosnia：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98．

(21) Mark Pinson （ed.），The Muslims of Bosnia Herzegovina：Their Historic Development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Dissolution of Yugoslav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94．

(22) Fouad Ajami，The Summoning ，in Foreign Affairs，vol．LXXII，n．4，1993．

(23) 关于南斯拉夫解体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参见Susan L．Woodward，Balkan Tragedy：
Chaos and Dissolution after the Cold War，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1995．Ivo Banac，The Fearful Asymmetry of War：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Yugoslavia's Demise ，in Daedalus，vol．CXXI，n．2，1992； Laura Silber，Allan Little，The Death of Yugoslavia ，Penguin，New York，1997。

(24) Valerie P．Gagnon，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The Case of Serbia ，cit．； Ivo Banac，The Fearful Asymmetry of War：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Yugoslavia's Demise ，cit．

(25) Christopher Bennett，Yugoslavia's Bloody Collapse：Causes，Course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5．

(26) Susan L．Woodward，Socialist Unemploym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Yugoslav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95．

(27) Pino Arlacchi，La mafia imprenditrice：Dalla Calabria al centro dell'inferno ，cit．

(28) Tim Donai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acebuilding in Post-Dayton Bosnia ，Routledge，New York，2005．

第五章　恐怖主义的神话

恐怖主义组织自身并不能引发巨大的变革。恐怖主义所拥有的破坏力以及破坏和谐稳定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组织可以发动的致命暴力和大规模破坏活动是很少的，制造出的恐慌也不会持续很久。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全球安全的数据、事实和公开说明都没有受到公共舆论的关注。政府和大众媒体不仅忽略这些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人类生存状况尚未如此糟糕的结论，它们还操纵着相反的观念，着力推动一种偏执的世界观。因此，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危险的暴力世界中。因被周遭过度渲染的悲剧所震惊，很多人都降低了对未来的期许，对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美好的可能性持有悲观主义的态度。其他人则全副武装，走向自我防卫或封闭。也有人认为，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不那么悲惨的世界，但他们似乎对此项事业的艰巨性，甚感沮丧。

媒体不断地对公民进行恐怖主义、环境、犯罪、移民和流行病威胁等方面的信息轰炸，语焉不详，没有字斟句酌，更没有反思它们的警告所带来的影响。“不流血，就没有吸引力”已然成为24小时不间断制造新闻和事件的信条了。这种歇斯底里的结果，如果不是广泛传播了对地球上不幸地区所发生事件的悲观绝望感或冷漠情绪的话，那就是传播了无能的意识。此外，还导致了面对致命事件如恐怖主义谋杀时的那种强烈的脆弱意识的出现。

然而，各国内部和国际恐怖主义都呈现出净下降趋势。没错，是下降的趋势。但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大约在20年前，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活动便开始减少了。公众对此的感知和事情真相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2001年的“9·11”事件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全球不安全时代的开始。但是，有多少人专注于——除了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学者和保险公司之外——量化恐怖行为的历史趋势、发生频率和严重性以衡量它们的真正危险性？

大众媒体对此进行了调查。但并没有公开发布这方面的数据，因为这些媒体更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大规模兜售恐惧以提高关注度和收视率上面（并且同时传播了恐怖主义的信息）。西方政府假装跟随美国进行了一场打击“基地”组织恶魔的圣战，并放任它们的媒体毫无顾忌地传播关于恐怖主义组织的不实评估信息。至于威胁，我们马上将会看到，是微不足道的。

特别是欧洲国家，它们很清楚并没有真的处于恐怖主义的危险之中，在“9·11”事件之后，很好地避免了在金融、组织和政治等任何一方面步美国后尘——美国的方式会给它们带来不小的额外负担。也就是说，史无前例的夸大、升级反恐警报在欧洲肯定发生了，但之后可调动的资源几乎为零。只有英国，在安全机关中引入了重大新闻机制，通过颁布限制恐怖主义嫌疑人自由的法律而压缩了他们的基本权利。

此外，数据本身也很能够说明问题。即使被大部分公众所忽视，它们依然表明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星球上恐怖主义活动的净下降趋势。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四大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模式》每年由美国国务院发布，伊特瑞特、兰德以及专门关注西欧的特威德——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恐怖事件的数量，因为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和数据源。

据美国国务院和兰德公司的统计，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1986年达到了高峰值——647起，到2007年降至247起。降幅为62％，且在2000年之后尤为明显。

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一个总部在美国的智囊机构——因特中心，在2007年公布了它们对63起由“基地”组织及其成员发起的，包括“9·11”事件在内的恐怖主义袭击的研究。鉴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状态，发生在这两国的袭击没有被算在里面。研究结果表明，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袭击，从2004年的峰值下降了65％，而在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也减少了90％之多。
(1)

什么是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什么意思？被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尚不存在。要冒险从事此项研究时，最好牢记尼采训诫——只有对那些没有历史的东西才可以作出定义。人们一直以来试图为恐怖主义分类，但至今远未达成一致。一位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公布了一份1936年至1981年期间的109个前沿定义清单。

然而，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历经二十余年的争论后，人们最终成功达成了一致——体现在了2000年《巴勒莫联合国公约》中第2条关于跨国犯罪的内容上。而恐怖主义的议题，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

但我认为，真正的空白并非那个被频频提起的空白，也就是很难为某种行为——对一些人来说是恐怖主义活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贴上标签。或者，人们在探讨的是一种政治斗争方式而非一种已然被界定了的历史存在。

从国际角度来看，恐怖主义问题的真正空白是它尚未在外交政治问题中得到命名，因为太尴尬了：它是国家的恐怖主义问题，也是最为致命的暴力形式。联合国的成员国已准备寻找一个标签，并用以惩戒那些组织——我们称之为“私人的”组织——的暴力行为，但还没有意图讨论成员国们自身的超越了恐怖主义边界的行为。

比如，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通过非国家机构对无辜平民的使用杀戮手段，以达到恐吓并迫使对立方付出一定的行动的目的。

但是，这个定义把国家的恐怖行为遗漏在外了，它并不能保护我们免于遭受新一代希特勒、波尔布特的迫害。就像不能保护我们免于遭遇文明标准倒退所致的令人不安的历史片段一样，或者免于遭受反复的战争犯罪——如由“正义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后来反殖民战争时期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界定那些由一国主导，为了反击武装进攻或者仅仅为了虐待已然苟延残喘的敌人而在居民区使用核武器或狂轰乱炸的行为？这些都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

我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毁灭殆尽的广岛和长崎为例。按照当时的标准，也已经是反人类的罪行了。此外，这一场缺乏严肃的军事动机的行动造成了20万平民死亡。这一试验，遭到美国军方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对使用核武器的抵制。
(2)

除了反人类罪之外，关于恐怖主义——如果包括国家犯下的罪行——的国际公约，还应该加入对核爆炸责任人以及对引起无辜平民伤亡活动的始作俑者进一步起诉的内容。

2006年夏，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显然就是一个政治与司法不对称的案例——它不利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恐怖主义”定义。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代表机构认为，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在2006年的冲突中犯下了战争罪行。这些结论是在其丢弃了战场上一千多名平民尸体，并破坏了黎巴嫩几乎所有的民用基础设施之后得出的。

特别是人权观察组织，谴责双方都对平民不加区别地使用了武力。以色列政府由于经常性地在其攻击地区——加沙、贝鲁特等地——不加区别地对待士兵和平民而受指责，真主党的准军队组织则因为向以色列北部人口聚集区投掷喀秋莎火箭炮受到了指责，双方都因曾在平民出现的地区断断续续地使用炸弹而受指控。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一致对双方进行了指控，并对那些破坏国际法的责任人提出了警告。
(3)

但是，根据目前的主流恐怖主义概念，只有真主党才符合对这一现象的定义，因为它们是一个次国家组织。结果就是，事件的双方都被要求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遵守人权法规，但似乎只有真主党除了战争罪之外，还犯下了恐怖主义的罪行。

目前，现有已经生效的反恐怖主义公约有21个，其中一些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它们只考虑到了保护交通运输体系的措施，把特殊情境下的个别团体的特定行为归为犯罪，并没有触及最广义的司法层面。针对恐怖主义的刑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属于国内事务。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自己来颁布和遵守此类刑法，并通过这些法律来保护国内公共安全。

恐怖主义在政治上的无影响力

当人们提起恐怖主义时，最好意识到它是一块政治斗争策略的试金石。恐怖主义是一种为了在竞争对手和广大公众中传播恐慌情绪而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的行动方式。

因此，最经常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赋予恐怖主义一定的政治意识，甚至直接把它视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表达。恐怖主义从来不是某一地区或世界上某个特定文明的专属品，它与历史、人类学和地缘政治都无关。这是研究此问题的人必须重视的首要问题。

恐怖主义从来没有，也从不曾被极左分子所垄断，因为它也经常被极右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频繁使用。恐怖主义并不局限于右翼以及左翼的活动，它和那些最为落后的武装力量的关系，实际上远比乍看之下的更紧密。无政府恐怖主义者和极左恐怖主义者要定期规律性地进行保护“活动”，是因为他们行动的结果几乎都和自身的意愿相反。

恐怖主义历史上能给我们的最有意义的教诲也许来自那种底层的恐怖行为，一些小把戏，很少命中其政治目标，经常还制造出了另一种类型的恐怖活动，而那种最具破坏力的恐怖行为是来自高层的、大制作的恐怖行为。

布鲁斯·霍夫曼认为，有3个例子可以驳斥恐怖主义并非政治变革的代理这一观念：以色列、塞浦路斯和阿尔及利亚。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自决运动都曾诉诸恐怖活动，它们的首领后来都成为独立国家的首脑。但是，霍夫曼本人也认为，这些都是在临时特定情况下发生的，是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的结果，与恐怖主义无关。
(4) 于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认为，恐怖主义的遗毒依然在继续消极地影响着这三个国家独立后的生活，同时对它们的政党、民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小的祸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身处“庙堂之高”的议会左翼对身处“江湖之远”的极左团体不断变化的批判，看出了前者对“犯错同志们”的宽容，不过都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武装颠覆活动是帮了政敌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忙。比如，1978年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并杀害当时的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事件，并没有加快意大利社会主义到来的步伐。这一插曲甚至使意大利政治左倾化的过程延迟了至少10年：它破坏了这一祝圣仪式发生时两大主要政党间进行的所谓“历史性妥协”政策，而左翼至少等到了1996年才进入了国家政府。

1995年谋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的行动是一名右翼恐怖主义分子的所为，它减缓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演变进程。中东和平进程因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突然离世而受到影响，但拉宾的政策后来被其他政府继续实施，尽管这是对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谋杀行为的反弹。

恐怖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现象，而是一种由国家、团体和个人所操作的，为了缩短政治进程的行为。恐怖主义的破坏行为意图使政府垮台，激起暴动和战争，启动革命和反革命行为，恐吓选民，操控其他政府和国家，赢得独立，击溃民族主义游击队。它可以是右翼的或左翼的、民族主义的或国际主义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也可以是武装冲突的方式或统治管理的方式。

但是，政府恐怖行为成功的可能性和那些个体的并不相同。当公共机构开动着恐怖和死亡的机器驶入战场时，那些投掷炸弹的勇士们的丰功伟绩便暗淡无光了。

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和20世纪伟大的革命家们对把暴力活动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并不完全基于理性原则，因为在特定的时刻，他们也借助于暴力活动。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分歧在于，它是否为一种定能获胜的战略？

列宁曾说，暴力活动在短时间内是有用的——比如在1905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暴动期间，其政党的领袖们之前虽曾多次说起炸弹，然而却没有能够使用，哪怕仅是一枚。在当时，总体来说暴力是不合时宜的，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托洛茨基后来重申，暴力行为即使达到了目标，把统治阶级打得晕头转向，也是在短期内的；而作为体制存在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依赖于一个政府成员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会因为其肉体的死亡而消失。

因此，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们，选择了集体行动、罢工、抗议还有革命，但都是大规模群体性的。暴力本身在这些活动中并不被奉为一种价值观，他们一直抵制那种对某一个敌人进行示范性攻击行动的思想。

历史事实很好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恐怖主义行为批判的合理性。从19世纪中叶至一战爆发，发生了现代最大的一股政治谋杀浪潮。1850年至1914年间，无政府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人杀害了或曾意图一次性杀掉所有的国王、总理和在剧院里休闲的欧洲、美国、日本的政府首脑。

在那段时间，政治谋杀一度被提上议事日程。两名日本首相被刺杀，更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天皇也成为被刺目标。三位美国总统——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而同时也有数起以俾斯麦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为目标的谋杀行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被刺身亡，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尔诺在1894年被刺。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奥地利女王伊丽莎白和意大利皇帝翁贝托一世分别于1897年、1898年和1900年遇刺。如果再加上1911年被刺的俄国总理和世界其他地方，一些在密谋酝酿许久的谋杀行动中遇害的小政治人物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部分公众最终都认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以颠覆现有秩序为目标的巨大的无政府主义阴谋了。但政府官员和警察却未作出任何行动以改变这种印象，也许他们更清楚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

如今，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些往事，历史教科书也只是简单地交待了其中几起较大的谋杀事件，也许因为这些谋杀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微小吧！

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事件，真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吗？那些最具名望的战争史学家们，对此都加以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渴求——它认为自身在国际性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海上、经济和殖民实力均不相符；另一方面，联盟列强的决议也未能令它满意。
(5) 没有萨拉热窝事件，战争依旧会爆发，因为德国强烈地想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意愿还在。欧洲大陆或周边——巴尔干、里诺、摩洛哥——发生的偶然性事件、燃起的火花都会引爆这个火药桶。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几乎没有组织以恐怖主义者的身份，通过手中的武器获得了权力。它们都是在摒弃了武装斗争后以合法形式向权力靠拢。这些恐怖活动与游击队员和民族解放军队的运动不同，后者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实现其目标，而恐怖主义活动有时仅仅是暂时地改变了政治生活，对历史进程的整体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当然没有人可以精确计算出，如果那些历史人物如拿破仑、列宁或希特勒在进入成熟的政治期之前便被刺杀的话，会对后世事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只是假设的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有七十余名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被刺杀，很难想象一起事件、一场恐怖主义活动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正如人们所言，它会加快或放缓政治进程，而非从根本上逆转。

英迪拉·甘地被杀后，他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了他的衣钵。印度政治并未因此而发生决定性变化，即使在拉吉夫·甘地也被刺之后。约翰·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治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有瑞典的奥洛夫·帕尔梅遇害后……，约旦国王阿卜度拉被一名狂热穆斯林分子刺杀后，其孙继承了他的政治遗志。安瓦尔·萨达特被一名极端教派的激进分子杀害，但穆巴拉克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其在以色列和其他方面的政策。
(6)

人们亦可发现，即使恐怖主义活动发生了作用，也是和其预期相反的方向，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恐怖主义活动，其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了民主政权被军事独裁所取代。
(7)

在第三个千年伊始，恐怖主义依然与大的政治事件有着关联，因此仍在世界霸权的格局中起着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并非是恐怖主义主导者们——在因让对手获益而遭受的批判时十分愤慨，他们拒绝承认自身不过是整个棋局中的无名小卒——所臆想的那般。况且，阴谋的手段要远比其目的丰富且复杂得多。

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及冷战之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恐怖主义都减少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极左恐怖主义活动下降的结果。有些专家把这种下降与冷战的约束，以及前苏联对那些反美、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这些专家们所谓的——所得到的支持的终结有关。8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最有名的是克莱尔·斯特林的《恐怖的阴谋》。这些研究意图证明，这个时代所有的恐怖主义，不过是由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策划并以破坏这个自由世界为目的的阴谋活动。
(8)

斯特林的观点引起了反响，并为新生的里根政府所接受，于是焦虑地再次展开了针对“伟大敌人”的斗争。但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负责人告诉我，情报局内部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威廉·凯西对他的专家们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前苏联与恐怖主义团体之间有关联的较为确切的证据，便命令他们阅读斯特林的著作。命令执行完毕后，专家们从负责人那里回来时有点尴尬，因为他们向凯西汇报说，作者所引证的事件，几乎都是由中央情报局所包装而来的——这是中央情报局日常歪曲信息活动的一部分，那些他们自己“植入”在海外印刷品中的故事，却被斯特林女士信以为真了。

斯特林的书出版于1981年，意图证明一个对其诠释与预测都缺乏依据却传遍了世界的怪诞现象。那些诠释与预测经常起到相反的作用，每到要验证它们的时刻，却发生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事情。

事实上在该书出版的那几年，欧洲最主要的恐怖主义活动形式已出现了。当时最热门的事件是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圣彼得广场遇刺。事后证明，此系一个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而非共产主义者所为。正是阿里·阿加的诉讼案才使“伊斯兰小路”为世人所知。作为审判阿里·阿加及同伙的重罪法庭首席专家，我有机会逐步地重构了该事件，但在那之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一直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这一诉讼最终走上了“政治立场不正确”的道路，相关的国际关注也一点点消散了。

针对卡罗尔·沃伊蒂瓦即约翰·保罗二世的刺杀事件不应被遗忘。此事完全可以被视为伊斯兰向西方基督世界发出的大挑战，但因为“最强大的敌人”仍在别处，于是此事件被视为前苏联针对反共教皇而策划的一起阴谋活动。

欧洲左翼恐怖主义活动的真正渊源是1968年的学生暴乱而非前苏联的颠覆战略。前苏联在欧洲的“隐蔽”战略不在于破坏其稳定，也并不依赖于那些边缘化、无力按自身意愿行事的组织，而是有赖于在中坚政治系统中更核心、更强大的组织网络。

此外，革命成功后的中国，从196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曾在欧洲实施了一个资助马列主义小组的微型战略。这些小组曾为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怪诞独裁政权提供行为准则，但这些小组在欧洲并未参与恐怖主义活动，更多的是以其别致的政治仪式而非暴力倾向所为人熟知。

此外，欧洲左翼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冷战结束前就已减少，这主要归功于警察组织机构的改善，以及欧洲左翼政党和工会在当局压力下，而作出的与政府合作并孤立国会之外的少数派的选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主要国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不涉及重大民族安全问题，到了90年代，则被有组织犯罪所取代了。

总之，冷战的结束对欧洲极左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下降产生了影响，但主要与假设中的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颠覆性支援的终止有关。欧洲恐怖主义危险的降低，同时也源于柏林墙倒塌后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共产主义失败后，很多极左激进分子被迫相信，革命之梦是无法实现的，惟一可能实现的政治社会变革策略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而不是之外。

一个不存在的威胁

与许多激进恐怖主义分子所想象的相反，恐怖主义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自发的，不受影响的，没有“与魔鬼的约定”。恐怖主义的世界充满了各色蓄意挑衅者、煽动者、秘密警察和情报人员。他们意图操纵自身所拥有的特殊人力。有时，那些颠覆破坏集团的头目接受情报机构的阴谋并策划暴力活动以换取武器、金钱和保护。在这样一个互相利用的游戏中，极为荒谬的情况并不罕见。互不信任的主体间虽定下了特殊协议，但他们之间一旦有可能便会互相鄙夷不信任，发生内讧，常常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恐怖主义组织自身并不能引发巨大的变革。恐怖主义所拥有的破坏力以及破坏和谐稳定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恐怖主义组织可以发动的致命暴力和大规模破坏活动是很少的，制造出的恐慌也不会持续很久。这也涉及一个概念问题，当恐怖主义真的蔓延到很广泛的领域，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那么这就不再是恐怖主义活动，而是独立战争或革命战争了。正如在敏锐细致的观察后所发现的，恐怖主义是戏剧，其影响都只会发生在潜在区域。

但恐怖主义并非仅仅是戏剧。当它变成强大利益集团、大规模战略制定者手中的资源时，便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危害。那些人会利用恐怖主义袭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恐慌来迅速达到他们的目的，或扩大自身影响力，或扩张其事业。除了传统右翼政治组织随时准备回应那些因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上被行凶而受惊吓的人们所提出的对秩序的质疑外，还有军工企业和安全机构也从恐怖主义活动所激起的战争与冲突的氛围中大大受益。

安全机构通过利用国家弥漫着的将面临重大阴谋或新一轮致命暴力威胁的恐慌情绪，便能够把政府引向它们的战略利益方向。如果能厘清恐怖主义和其不可战胜的敌人（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和右翼力量、警察和情报机构）之间在历史上就已建立的有悖常理的关系，那我们便更容易理解它最近的发展了。

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成员，并不是从地狱里跳出来手执炸弹随时准备攻击善良“王国”的恶魔。他们事实上是安全机构的旧相识，早在后者的掌控之中，却仍决意靠自己赌一把。但恰恰为了对付他们，美国通过入侵伊拉克和保障国家安全致使军费惊人地增长，从而完成了新保守主义和战争派的“复出”行动。

把恐怖主义视为西方的根本性威胁——很少有言论如此这般虚幻夸张。事实上，没有一个组织或颠覆集团有能力破坏或严重损害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把“9·11”事件比做一场世界大战是很荒谬的。全世界每年在恐怖主义袭击中丧生的人数大致有两三百人。正如我们之前所见，“9·11”事件之前，美国每年因恐怖主义活动丧生的人数一度不多于10名，而“9·11”事件之后，也未有大幅增长。对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公民来说，成为恐怖袭击活动受害者的几率——八万分之一，据天文学家哈里斯估算，和被陨石击中的概率相当。美国最为倚重的智库也开始意识到，“9·11”事件——正如英国军情五处前处长斯黛拉·里明顿在2008年10月所言
(9) ，本质上与其他并无不同，对此的反应“太不相称”了。

就全世界范围而言，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数若与在内战或交通事故中丧生的人数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这些事故都被认为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怖主义战争的支持者们毫无关联。他们认为，我们在“9·11”事件之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代，一个恐怖主义的信息化时代和“脏弹”的时代。

此时此刻，问题就多了。比如人们会问，尽管我们称之为实体的恐怖主义的危险性大大降低了，但至少网络恐怖主义——信息恐怖主义——是否依然构成一种实质性威胁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信息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兜售安全系统的公司捏造出来的。只要想想2000年的恐慌大骗局就够了，声称那个信息炸弹（千年虫）本足以让那些大型电脑公司的软件系统在1999年12月31日零点崩溃，但却什么也没发生。

乔舒亚·格林在2002年写道——信息恐怖主义，简而言之是不存在的。因为从不会发生某一个人被一台电脑谋杀的情况，“基地”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也从未借助电脑进行过任何类型的破坏性行动。
(10) 这话在当时很有道理，放在今天依然适用。计算机专家也认为，通过因特网制造出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专家，桃乐茜·顿宁，就曾恳请大家不要把网络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提并论，甚至也不要与汽车炸弹和自杀式袭击相比。
(11)

至此，我想说明，信息网络犯罪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问题，而它真正的问题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无关。黑客和其他网络空间的犯罪分子通过制造蠕虫、病毒等，每年给企业和公民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但他们还没有任何可能进入“敏感”的公共安全部门。

与私人领域相比，政府在信息安全方面要领先很多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军用和警察情报部门等使用的计算机）的信息安全系统，都没有和互联网相连。事实上，由于相关法律的禁止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的竞争，这些部门的计算机相互间是不相连接的。
(12) 设想对在空中飞行的信息系统进行一场恐怖主义行动——让成千上万架在空中飞行的飞机陷入失控状态——都可谓天方夜谭。管理和控制空中交通的系统之间没有连接，不仅独立于互联网，与其他任何系统都无任何联系，包括航空管理系统。因此，人们大可高枕无忧了。“切尔诺贝利电子”和“滑铁卢数字”可以成为很好的兜售无用的反恐小工具的赚钱借口，但它们远不属于可以当真的威胁。

所谓“脏弹”，难道就是一种通过引爆各种爆炸混合物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放射性炸弹吗？我们几乎被这一“大话”给蒙蔽了。没有受雇于五角大楼的放射专家一定会坚持认为一枚“脏弹”可造成一到两名受害者死亡。所以事实上，“脏弹”的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困于爆炸信息本身所带来的恐慌之中。
(13)

核恐怖主义也是一种被夸大了的威胁。这已经有一定的年头了。因为早在1946年，原子弹之父之一的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奥本海默认为，三四个人就可以悄悄地把原子弹的组成部件带进纽约，然后就可把这座城市炸飞。此后，“行李箱中的原子弹”也进入了灾难学的圈子。像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这样的专家，便开始了长达30年防止用核技术制造恐怖袭击的职业生涯。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
(14)

恐怖组织用核武器发动可怕攻击的可能性极小。核技术十分复杂，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能生产“可使用”的核武器都不容易。

就像美国总统和国会的一个顾问机构，吉摩尔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这需要数千名科学家以及各种技术和在超市中找不到的原料。
(15) 还需要数年的实验，因为原子弹与其他武器不同。若要把原子弹用于目标物，必须进行实验。本·拉登的确在努力寻找原子弹材料，但并不意味着他能找到。若他找到了，也需要找一个地方实验，找一个场所安置那些叛逆的科学家和发射核弹的装置等等。

此外，核原料的黑市，对于专家们来说素来以充满欺诈与窃贼著称。迄今为止，所有以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名进行的投资，都被证明是骗局。20世纪80年代甚至还流通过一种金属——红色水银，因被视为可裂变原料而被买进和卖出。死亡射线和便携式原子弹一样，完全是由骗子们捏造出的，这也正是80年代初卡尔洛·帕勒尔摩法官在其“武器与毒品”调查中所揭露的。

那么，要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国家决定用核武器武装某个恐怖主义组织或某些个追随国以打击对手，却没有暴露出核攻击来源呢？

我也曾多次提出过这些问题，但我在联合国工作时的“邻居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和科学家们经常告诉我说，即使最为极端的政府——与其他政府相比较——都不会让其他国家或个人拥有常规战争技术。一个激进的、强势的政府，最多向另一个政府出售高出后者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武器，但永远会保留自己“最杰出”的法宝，不与任何人分享。若这一条准则对常规武器都适用，更不用说是核武器了。

另外，每个国家所生产的每一枚核弹都有其基因“标识”。如果这枚核弹被用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现有的科技水平都能让专家们追踪到其来源。任何一个疯狂的政府只要决意把核弹让与恐怖组织任其实施恐怖活动，就会立即被识别出来，并陷入国际对立的困境。

因此，谁鼓吹这些幻想，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么就是恐慌与骗局党的成员。

那么，生化细菌武器呢？若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又有什么实际风险？这种情形下的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6) 它们还不是大规模存在的武器，若有，在战争中的意义也不大。没有任何一个严谨的军事家会把它们列入考虑的范围。惟一一次用化学武器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在1995年的东京地铁里，造成了少数人遇难，引起了极大反响。

那些独立的科学家们一直坚持认为，防毒面具足以应对最为严重的化学武器攻击，而针对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却是不必要的。这对于制药厂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这种广告也不会受到欢迎。2006年10月，《国际流行病学》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恰恰证明了大规模接种疫苗的不必要性。

关于这些武器的致命性，理查德·A．克拉克描述了入侵伊拉克前夕，在他眼前发生的一段白宫里的插曲：

要是伊拉克使用生化武器，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主持的“小内阁”会议上……斯考克罗夫特一边剥花生，一边转向国防部长切尼：“部长阁下，有何见解？”此时切尼看着鲍威尔：“说吧，科林，关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切尼催促道。鲍威尔耸了耸肩，表情有些尴尬地说：“简单地说，我觉得化学武器蠢极了。”……为了表现得严肃些，鲍威尔继而解释道：“化学武器对我们来说，阻力很小。只要让装甲车加速前进就行了。我不认为萨达姆会使用生化武器，因为他们不适宜规模性战斗。效果太滞后了。再者，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些玩意儿会随着一阵风又吹回到你身上。至于核武器，我就根本不信他会有。”
(17)

自2002年以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一直是国际安全的主要话题。而针对此话题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有可能转移我们对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注意力。这些武器每年都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它们不是别的，就是常规武器和小型武器。最常见的普通武器——步枪、手枪、机枪——被使用的频率愈发地高于炸弹和坦克车了。

波恩国际转换问题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公共资源从军用向民用的转换问题，并发布战争与武器方面的精准研究报告。该中心指出，在20世纪战争中遇害的人，有不到1％的人死于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之下；0.3％的人是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几乎是在两伊战争中遇难的；剩下的死难者则全部牺牲在常规武器、轻型武器和重型武器装备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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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drew Mack，Human Security Brief 2007，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of Vancouver．

(2) 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45年，陆军部长史汀生（Stimson）在访问我在德国的司令部时，告诉我美国政府打算往日本投一颗原子弹。我也是那些质疑这一行动的合理性的指挥官之一。当他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我感到十分沮丧并表达了我深深的忧虑。首先，日本已然战败，投掷核弹完全是多余的；其次，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避免通过使用对于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不再必要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不安。”引自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 ，Doubleday，New York，1999。

(3) Louise Arbour，Un Warning on Mid—East War Crimes ，Bbc News，July 20，2006，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5197544.stm.

(4) Bruce Hoffman，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8．

(5) Evan Luard，The Blunted Sword ：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New Amsterdam，New York，1998．

(6) Walter Laqueur，L’eta del terrorismo ，Rizzoli，Milano，1987．

(7) Paul Lewis，Guerrillas and Generals：The Dirty War in Argentina ，Westport，Chicago，2001．

(8) Claire Sterling，La trama del terrore ，Mondadori，Milano，1981．

(9) Decca Aitkenhead，Free Agent ，in The Guardian，October 18，2008．

(10) Joshua Green，The Myth of Cyberterrorism ，in Washington Monthly，November 2002．

(11) Joshua Green，The Myth of Cyberterrorism ，in Washington Monthly，November 2002．

(12) 关于对此危险的夸大，请参见Gabriel Weimann，Cyberterrorism：The Sum of All Fears？ in Studies on Conflict & Terrorism，n．28，2005。

(13) Peter D．Zimmerman e Cheryl Loeb，Ditry Bombs：The Threat Revisited ，in Defense Horizons，January 2004； Theodore Rockwell，Radiation Little Chicken ，in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6，2003．

(14) Brian Michael Jenkins，Will Terrorists Go Nucleare？ testimonianza al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Diminishing Materials of California State Assembly，November 19，1975．

(15) Gilmore Commission，First Annual Report：Assessing the Threat ，December 15，1999．

(16) Matthew Meselson，The Myth of Chemical Superweapons ，in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April 1991；Wolfgang K．H．Panofsky，Dismantling the Concept of“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Arms Control Today，April 1998．

(17) Richard A．Clarke，Contro tutti i nemici ，cit．

第六章　暴力犯罪的下降

如今暴力活动的减少，是不是只是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或者七八十年代才是例外？我们眼前的下降才是未来的趋势？对此作出判断的立足点正是人类主要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

这个感染力强大的政治性大骗局，意欲把我们推向前提根本不存在的法律与秩序；但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因为它早晚要面对个人安全已改善的情况。

在前面几章我们了解了大骗局的一些要素：全球混乱理论。恐怖主义乃是最主要威胁的警告，文明冲突之骗局。这些实际上都是普遍存在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一群职业大灾难主义者在传播着这些观念，他们虽然因为关注点的不同而有分歧，但却因为对和平力量的怀疑而站在了一起。其中最为激进者更喜欢强调世界的混乱与不可阻挡的黑暗，而非文明的冲突。世界末日将到来的观点在那些最为矫情的思想家们中间尤其盛行，他们预言了美国霸权的悲剧性衰落以及全球化的衰败，并等待着那一场从未到来的末日危机。

那些凶事预言者们绝大多数都是不能取信于人的右派，但也不乏有让人不解的例外。像托尼·布莱尔的前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所谓“自由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就赞成把人类分成文明、富裕、可信赖的“我们”和剩下的世界里的“他们”。

为毫无疑问地清晰阐明自身立场，库珀称我们应当习惯于一套双重标准。在我们之间，应该以法律与合作精神作为基础。但涉及那些欧洲之外的旧范式国家，我们应采用过去的强硬方式：武力、预防性攻击、欺骗。我们之间要按法律办事，但在弱肉强食的地方，库珀的原话则是——我们要按弱肉强食法则行事。
(1)

库珀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与尼尔·弗格森那样的右翼思想家们一样，都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只能通过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混乱地区进行干预，甚至是军事干预才能得到拯救。但这种干预不是时断时续的，也不是暂时的，应当是一种持久的统治。就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帝国。
(2)

库珀和弗格森所阐述的这些十分极端的思想损害了当今国际秩序的支柱。当今政治外交的当权派也没有把这些观念太当回事，这是对的。但是，当权派们拥有的良好声誉的媒体却在传播这些思想。这表明了知识界的糟糕状况和混乱恰恰给大骗局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

然后，还有一些现实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新东西。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依然并将继续处于不断的斗争中。也就是说“如果追求和平，那么准备战争吧”！也许美国大部分政治学家都属于这一派，他们深受“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观念的影响。
(3)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说，大骗局的预言家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在他们那可怜的预言册里，近60年来发生的大事没有一件被他们所言中。

犯罪的文明化

当代政治学家们关于国际秩序有悖常理的预言，多数情况下都有犯罪学家关于暴力犯罪预言的支撑。后者对大骗局和大混乱的理论贡献，如果不是多于至少也是等于政治学家们所作出的贡献。人类暴力活动持续增加的预言，事实上不过意味着鼓吹一种危险——即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有更加具体实在且近在眼前的战争风险。被抢、被打、被侵犯的可能性会增加的预言，加剧了个体的恐慌。当这种对个体安危的担忧与排外情绪及种族主义相结合时，其混合物就会变成一种爆炸物，得到保护的要求就会是阵发性的。

那么，在欧洲与美国，关于犯罪问题，人们所感知到的情况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到底分别是怎样的呢？有一件事，所有安全部门的人员都了如指掌，绝大部分公众却一直蒙在鼓里。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令人惊异地竟然呈总体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及新世纪。但大骗局拉响的政治社会警报却说，美国甚至连欧洲的犯罪率都是上升的，那里的公众也确信犯罪风险在过去这些年里是持续飙升的。

事实上，这种下降趋势在各类型的犯罪中和美国各地都是一致的。到2001年时，美国凶杀案比1991年高峰时减少了43％，达到了3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针对同时期暴力犯罪率和财产安全方面的犯罪率统计也表明，两者分别下降了34％和29％。
(4)

这一趋势既明显又令人意外。在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没有发布过一份质疑未来数十年犯罪率仍持续上升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专家作出了新一代“超级大盗”将出现的不祥预言。这些大盗就要来到这个已经被严重犯罪问题所困扰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本会井喷的暴力犯罪数目应远远超过更早时期的相关数据。但恰恰在那时，犯罪活动的逐步减少趋势已经变得不容置疑。

到90年代中期，尽管发生重大改变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但美国仍有一些最为著名的犯罪学家们坚持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比如，1995年，美国司法部长委托著名的学者詹姆斯·艾伦·福克斯作了一份犯罪趋势的报告。他作出了两个预言：乐观的和悲观的。第一个报告称，从14岁到17岁之间的少年杀人犯罪率在之后的数年内会上升15％；第二个报告则描述了暴力犯罪的井喷式发展，即之后10年中，杀人犯罪率上升幅度将会超过200％。
(5) 福克斯在1996年《美国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十分冷静地写道：“下一波犯罪将会糟糕到让我们把1995年当成最美好的年代来回忆。”1997年，当青少年犯罪率已经连续两年下降时，福克斯教授仍坚持犯罪率飙升的年代会到来。
(6)

但是，在这场灾难说和学术预言运动中，福克斯不是孤独的。著名的保守派犯罪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在其1995年的《如何应对犯罪》一文的最后一段写道：

同时，在黑暗的地平线上，疾风很快会将一片乌云卷到我们头顶。人口又将低龄化。这个10年末，与现在相比，14岁到17岁之间的人口将会新增100万。一半是男性，他们中的6％将会成为累犯。那时比现在要多3万名扒手、杀人犯和小偷。让我们做好准备吧！
(7)

鉴于这种氛围，连克林顿总统也感觉有必要说点什么就不足为奇了。他十分庄重地宣称（此时已是1997年犯罪活动完全下降的阶段），假如美国想摆脱混乱的困境，只有6年时间可用来消除迫在眉睫的青少年犯罪井喷的危险。
(8)

与美国相似，这一阶段加拿大和欧洲的犯罪率也在下降。意大利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从1991年到2001年，故意杀人案件数量减半，由1897起降至950起，并一直持续下降至今日。无论是向安全机关告发的数量还是欧盟定期的受害人数目调查，都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西欧的犯罪率下降幅度超过了30％，某些成员国甚至达到了40％。
(9)

暴力犯罪的下降不仅对专家们的预言是一个讽刺。对那些关于犯罪原因的陈词滥调也是一种嘲弄。在移民不断增加而非减少的现实情况下，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犯罪活动都减少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详尽地进行说明。早在七八年前，就有一些该领域的专家们开始注意到，在一些移民集中的地区，如圣地亚哥、埃尔帕索，与墨西哥交界处，以及迈阿密的一些地区和拉美西班牙后裔聚集地，凶杀案都随着新移民的迁入而减少了。
(10) 犯罪学家安德鲁·克尔曼证实这一现象也同样发生在纽约，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到大都市的移民们一样，他们对法律表现出了无上的敬意，他们的犯罪率不仅远低于那些在此生活更久的居民，也比那些已比其祖先的层次高许多的人们低。
(11)

这一情况不仅影响了一些关于旧移民——从犹太人到意大利人、中国人、拉美人——把犯罪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的社会学理论，而且影响了70％以上的美国人所持有的看法——即移民对犯罪活动有很大的激发效用。极为荒谬的是这些“守法”的新移民有着所有可能犯罪的特征：几乎都是年轻人、男性、贫穷并被边缘化。

“移民越多，犯罪越少”的理论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罗伯特·辛普森的研究那里得到了加强。他把该理论应用于对3100万第一代移民（该数目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幅度超过了50％）——即出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居民的研究。

辛普森的解释是，这些新移民的文化背景远不如美国文化暴力，他们更加注重集体和家庭，因此不倾向于用暴力开辟道路。荒唐的是，随着他们受美国文化中暴力因素影响的增加，如可以持有并使用枪支，他们卷入暴力活动的概率也随之增加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二代移民的犯罪率更高了。
(12)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同时期欧洲的情况。可获取的数据并无任何可疑之处。欧洲也经历了一场近乎侵略式的青年移民大潮——从所有与旧欧洲接壤的地区，还有亚非等十分遥远的地区。欧洲的移民率无疑可与美国相提并论，从1995年到2003年，25个国家的净移民数从69.1万人增长至200万人。而且，实际数据很可能会更高，因为它们没有包括各种途径抵达的偷渡者。

同时期的数据也向我们表明，在这股移民潮中，欧洲犯罪活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欧洲旧大陆的下降幅度与美国十分相似。《欧洲犯罪和刑事司法统计原始资料》中搜集了西欧37国以及高加索、巴尔干、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的数据。这些国家的凶杀案都有10％的下降，但西欧国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20％至50％，与犯罪活动的其他基本指标的降幅相当。像在意大利，从1995年到2003年，外国人口增加了130％，而凶杀案则减少了28％。德国的移民增幅稍小些，凶杀案减少了46％。这种趋势在欧洲其他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是一样的。尽管移民使得那些倾向于偷盗的年龄段的人群增加了，但其中某些类别的犯罪活动，如偷盗汽车、入室盗窃在欧洲都有了大幅下降。
(13)

20世纪90年代欧洲暴力犯罪活动的减少，不仅仅指普通犯罪行为、高层次的犯罪，像黑手党和国际非法市场的犯罪活动也减少了。组织性较强的犯罪团体在解决争端和打击影响其势力的最危险对手时，也被迫大幅减少人身攻击性暴力行为。
(14)

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其中起到显著作用的因素肯定是警力的有效增加。它降低了对社会构成主要威胁的犯罪分子逃避惩罚的概率。在欧洲黑手党和反黑手党之都——巴勒莫，有组织的谋杀案几乎为零；而15年前是年均100—150起，最近降低至每年两三起，甚至为零。在像其他一些与欧盟接壤的地区如阿尔巴尼亚、塞黑、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把暴力和谋杀作为解决犯罪纠纷工具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在巴尔干的某些地区，黑社会凶杀案的下降幅度接近80％。

进一步而言，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职业犯罪活动中的极端强制行为的减少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就出现了。暴力活动—公共舆论的暴力警告—政治反响—法制“从严”的系列连锁反应与社会控制所逼迫出的“犯罪文明化”，使得美国黑手党之都——芝加哥的黑社会凶杀案从20世纪20年代的599起降至70年代的61起，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了纽约和其他被“教父”式黑手党所控制的大都市中。
(15)

黑手党主要的恫吓工具——暴力，愈发难以发挥作用。这使得西西里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家族企业的合法性和财务都陷入了危机。当地文明社会的反黑手党活动也支援了警察对这一小撮利益团体的打击行动，同时使他们愈发难以在西西里主要城市征收到“保护费”。黑手党“征税员”对那些拒付保护费的硬骨头们实施的人身暴力威胁，随着越来越多的昔日无法无天的黑手党成员被告发、因敲诈被判刑，已经丧失了恐吓作用。

毒品市场的衰落

犯罪集团活动方式的去暴力化转变还与近年来黑市的关键性变化有关，这些变化躲过了犯罪学预言家们不灵敏的雷达，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主要的犯罪市场——毒品市场。与所有预言相反，全球持续上扬了30年的供给和需求，到达一定的顶点后都开始走低。

几乎没有一个专家注意到，海洛因和可卡因价格在影响力最的大市场中持续下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它们的价格几乎掉了一半。1987年，欧洲海洛因的批发价为每千克25万美元，到1997年为每千克10万美元，跌幅达60％；同时期可卡因批发价降幅为45％。美国海洛因价格跌了70％，可卡因跌幅为50％。这不能归因于某个偶然因素，如当时最大的毒品市场——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制造的天价泡沫的破裂。此外，那些年间，土耳其鸦片被抵制以及“法国贩毒网”被摧毁都在之前大大推高了海洛因的价格。
(16)

欧洲的可卡因市场价格也发生了下跌，我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直接见证人。我和同事罗杰·刘易斯一起通过在该领域实施的一系列调查，发现了意大利毒品市场在80年代的变化。价格、营业额和利润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全面下挫。没有人觉察到这个情况，也没有人得出相关的结论。

这一趋势躲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当时黑市的实际规模和报纸标题的种种夸张言辞之间的差距已经十分惊人。1987年，维罗纳省请我们对当地市场进行一个调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已然成为当地最为繁荣的黑市了。管理者担心此地会成为意大利的“曼谷”从而危害到旅游业的发展。

罗杰对市面流通的海洛因价格进行了细致侦查，整日与那些吸毒的维罗纳人“厮混”。我们对毒品的最终交易量作了一个估值，仅为媒体和当局所引用的数据十到二十分之一。
(17)

同时期，美国出售的毒品纯度——毒贩以需求为基础而调整销售策略的基本指标——从1985年的4％上调到了1997年的37％。

15年前可不是这样。1982年，我和乔万尼·法尔科内去纽约访问了麻醉剂事务办公室。斯特林·琼森告诉我们，海洛因依赖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心理病症。“西西里贩毒网”已经被搬上银幕。纽约的瘾君子们在大街上买回的小袋里只能找到很少的海洛因，零售者们掺进了高达97％—98％的惰性物质。毒品价格奇高无比，巴勒莫的黑手党以每千克25万美元向东海岸市场出售自家作坊里提炼的海洛因。这一价格十分高昂，相当于1997年的48万美元，如今的60万美元。

后来的这些年里，毒品纯度再次提高，价格反而下降了。这体现了一个消费需求导向的市场。在90年代的富裕国家，曾经过度旺盛的需求、极高的价格、低纯度和膨胀的消费群体，已经变成一种愈来愈模糊的记忆。

目前，供给大于需求。同时也因为美国可卡因依赖者在那个10年里减少了超过60％之多。在欧洲，自1980年—1982年之后，海洛因依赖者没什么变化，不过是平均年龄自然增长了。

我之所以对这一话题多作了一些说明，是由于我任联合国禁毒署负责人后，曾因所制定全球规划的可行性而受到了攻击。有些人认为我要么是自命不凡，要么就是脱离现实。那么，我尽管承认脱离现实好了，但我们说的是哪一种现实呢？

我认为制定规划不过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任何一个学者处在我的立场上都会把它作为正确逻辑分析出的结果去完成的。此外，联合国于1998年制定的消除鸦片与可卡因非法种植的战略已经发挥出了作用。在这一情况下，事实已经与专家们的预言和公众的认识产生了正面冲突，而后者已然习惯于从不乐观的角度去看待整个问题。

那些站到了“无毒品世界”阵营中的国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们大幅削减了鸦片种植面积，阻止了可卡因种植面积的扩大，清剿了一批数量颇为惊人的毒贩。
(18)

数据说明一切。联合国的协议，各地政府的干预以及1998年以来各国消除非法种植的策略都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减产效果。1997年，我任联合国禁毒署执行主任时，全球有25.1万公顷鸦片和33万公顷可卡因。2002年我离开联合国时，在削减种植的政策执行后，还有17万公顷鸦片和29.4万公顷的可卡因。

但这只是整体数据，并未体现出那些实质性变化，像东南亚的金三角和玻利维亚几乎已从生产者名单上消失了，非法种植现象在各国终结，著名的“气球效应”挫败了许多过去在对抗中获得成功的人。

除阿富汗之外，罂粟的种植面积从1997年的19.3万公顷减少至2006年的3.6万公顷，减幅达81％。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在任期内推行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削减战略。自1997年—1998年之后，在联合国战略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当地资源，传统的生产大国如老挝、巴基斯坦和越南几乎完全从非法生产的窘境中解脱了。

在那片数十年来号称金三角的地区，只有缅甸还保留2.1万公顷罂粟，占全世界的份额10％多些。1997年金三角两大主产国，老挝和缅甸生产了全球72％的鸦片。在我1998年—2003年期间展开访问并签署相关协议后，老挝（2002年）停止为国际市场生产海洛因，缅甸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减少了几乎50％的种植面积。

玻利维亚和秘鲁在参加1998年的全球战略后，为实施替代发展计划所作的努力，从成果来看，是卓越的、令人羡慕的。从1997年到2002年，玻利维亚政府和联合国禁毒署一同制定了一系列长期计划，把可卡因的生产减少了一半以上：从1997年的4.5万公顷减至2002年的2万多公顷。秘鲁非法种植的面积在1997年降至7万公顷，到2003年持续减少至4.4万公顷。
(19)

在可卡因种植领域，发生了与阿富汗鸦片种植相似的现象。非法生产逐渐向一国集中，可卡因主要在哥伦比亚而没有向新的地区扩展。联合国这一创举的最有成效的结果就是把禁毒的竞技场缩小至两个国家：哥伦比亚和阿富汗。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结果。最终的决战在两个战场而非10多年前的十几个。因此，应该合作建立一个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监控之外的独立种植园的卫星监控系统。卫星监控的好处在于可以防止种植的转移，
(20) 可以在越来越多存在的风险国家随时监控到种植鸦片或可卡因的早期迹象，并对新增的二三百公顷种植园加以干预。

在做到这一点之后，与专家们悲观的预言相反，国际社会对于短期内最终完全消除非法种植的可能性和信心都会有所增加。

“一个无毒品的世界（2008年）”战略的有益影响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消除计划所未囊括的一些毒品上。因为大麻制品和其他合成毒品的消费近些年也遭遇了全球性的下滑，反对吸食可卡因和海洛因的运动、信息、政策和干预技术，在化学合成毒品、大麻及其提取物等制品上也有其应用价值。
(21)

因此，现如今的总体情况要比10年前更令人振奋，国际管控几乎对每一种相关类型的毒品都起到了作用。在那些更富裕和战略上更加重要的市场中，海洛因的消费量在下降。同时，因为欧洲消费群近年来的增长弥补了美国市场的萎缩，从而使这些国家可卡因的消费保持了稳定。毒品合成剂的生产与滥用在五六年前似乎是不可遏制的，如今已趋于稳定，在美国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迹象，在欧洲也有小幅的下降。

毒品需求趋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海洛因、可卡因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欧洲这一指标增长了近50％，从20世纪80年代的19—20岁增至如今的32—35岁；在荷兰等一些国家，海洛因、可卡因的吸食人群主要由45—50岁的成年人组成。为什么？因为没有新增足够的吸食者去填补离开者的空缺。

10年来，大麻的生产和消费第一次没有表现出继续增长趋势，但具体的量很难估算。因为至少有172个国家种植大麻，大部分都是由消费者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但在摩洛哥，即生产了欧洲70％印度大麻的地方——联合国的相关估测相对准确些——也表现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2003年有13.4万公顷，到2005年只有7.6万公顷了。

另一个令人振奋的数据就是被扣押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等毒品量。被相关部门截获的毒品量表现出了一个长期增长趋势，这一趋势开始于1998年。从那时到今天，被扣押的可卡因量由原来占全球总量的24％增至接近50％，同时期被扣押的海洛因量由15％增至25％。
(22)

因此，全球毒品市场在走向衰退，谨慎的犯罪组织已开始实施转向新市场的战略，同时变得更加隐蔽，不那么具有攻击性。总之，现实情况并不似大骗局通过报纸、电视和那些不怎么负责任的评论员们所宣传并力图使人们相信的那样。

数百年来暴力活动的减少

那么此刻，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是合理的。如果暴力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下降，那么显然在这之前是大不相同的了。说到底，那些犯罪学家们不过是依据过去的走势而合理地预测未来的趋势。但事实上，无论在欧洲、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不管是个人之间的还是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呈现出了明显增多的趋势。

那么，如今暴力活动的减少，是不是只是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或者七八十年代才是例外？我们眼前的下降才是未来的趋势？对此作出判断的立足点正是人类主要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

这个感染力强大的政治性大骗局，意欲把我们推向前提根本不存在的法律与秩序；但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因为它早晚要面对个人安全已改善的情况。

前一个问题要比后一个容易回答。大骗局终结的日子可能还很遥远，也可能就近在眼前。这与人们对周围情况的认知程度有关。另外，人们对此的承受力也是不断变化的。今天发生的10桩凶杀案可能比过去的100桩更令人难以容忍，或者是相反的。对安全的感受是一种个人化情感，但深受外部因素影响。大城市的街道上可能到深夜还有很多不怕攻击的人，这种无畏感源自小型犯罪活动的低发率。然而，同样的一群人，整日地被意欲激起对犯罪活动的社会警觉的媒体和政治运动轰炸，最终将会产生更多的不安全感，并倾向于接受这些信息源所提供的保护，尽管从未亲身经历过那些危险。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十分遥远的危险，如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等。

罗马的情况十分有象征意义。在全世界的大都市居民中，罗马人的不安全感位于前列。而同时罗马实际发生的凶杀、抢劫、盗窃和强奸案排名是在后面的。媒体极具警示作用的黑色新闻片段以及近年来意大利政府针对移民犯罪的煽动性行为显然影响到了人们的集体想像力。

相反，这不是利益集团关注的操控对象。惟一应对这一悖论的方式，便是在对事实数据、问题的心理和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传播经验与理性的安全文化。这种安全文化应当由负责任的、开明的政府推动。这是应对大骗局的最有效良方。

现在我们回到长期的犯罪趋势问题，显然近些年的下降是其中一部分。在人类发展史中，存在着一种不太接受暴力、丑恶行为和灾难的趋势。近期犯罪活动的减少正是几百年来不接受暴力的继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犯罪活动的急剧增长不过是一种非正常的中断。
(23)

长期的历史趋势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和政治的发展与暴力是相悖的。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概念“文明的进程”——即逐步把人对人的攻击置于合法垄断权力的国家控制之下——在长期的沉寂之后，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24)

这一概念很好地诠释了一个令很多天才历史研究者着迷的现象：在欧洲过去的500年里——以凶杀案数量来衡量——致命暴力活动大量减少了。
(25) 同时，它也是理解暴力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的钥匙。因为在西方之外，国家权力垄断形成的过程很相似，但早了好几百年。欧洲人创造了民族国家的思想是个流传甚广的神话。事实上，除了少数国家由欧洲殖民产生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最主要的几个——在欧洲还处于黑暗期时，东亚的主要国家便早已形成民族国家了。西北欧在近七八百年才出现了民族国家。而当时，1300年—1400年期间的中国，早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结构稳固的王朝更迭。中国封建王朝的核心有4000年历史之久。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七雄的纷争，收缴了普通百姓的武器，摧毁了私人防御工事，建立起了一套以一年期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强大军队。

日本在16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了。随着武士阶层和领主间战争的衰落，以及权力向幕府将军的集中，日本帝国走向了和欧洲君主专制制度一样的发展轨迹。武士和贵族的关系同骑士与贵族的关系模式相似。
(26)

似乎美国的情况也说明了“文明进程”这一概念，但是从相反的方面而言，美国居高不下的个人暴力活动要归咎于缺乏一个对暴力行为的集中化控制过程，以及美国宪法中对私人拥有武器权利的规定。
(27)

对暴力集权的概念，似乎可以解释严重暴力行为的发展态势。但，我们还是从事实开始，本章图体现了西欧700年来凶杀案在量上的变化。

凶杀率呈现出了惊人的下降态势：从15世纪的50：100000下降至16世纪的略高于20：100000；到19世纪晚期的5：100000再到2000年的1：100000。这与个体和社会所发生的某个根深蒂固的变化有关，尽管十分缓慢，几乎未被觉察到。

从1400年开始，致命性暴力就开始减少了。但决定性的转折点发生在17世纪。从那之后，可以确定地说，西欧凶杀率开始下降，并持续至20世纪末期，如今的趋势依然如此。这些下降趋势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国家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

凶杀率的下降始于君主与其他“强权”（贵族、城邦、行政区、团体）之间的对抗以及与教会的妥协。
(28) 从18世纪开始，欧洲的国王开始对一系列特权提出了要求。其中两项至关重要：一是税收权；二是司法管理和发动战争的权力。税收垄断和暴力垄断很快就紧密相连。缴纳的税费便作为对区域内法律与秩序的产品，即国家提供保护的回报。
(29) 其合法性之基越来越深入地植根于中央政权保护公民以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能力之中。

图：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西欧的南部和北部的凶杀率（每10万居民的比例）（1300年—2000年）

注：摘自Erik Monkkonen，Homicide：Expla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CXI，n．1，2006。

紧接着就发生了一连串没有公开宣战的战争，久久未能平息。土匪和强盗要么绝迹了，要么去国家管辖的领域之外活动。如此一来，公共收入增加了。由于交通道路安全得到了保障，贸易量增加，个人所缴纳的保护费也增多了。

禁止私人使用武力，伴随着一个滥用武力丧失合法性的一个过程。它不再是一种荣誉和社会思维，在流传了千年之久的马上比武、决斗和暴力挑衅过时之后，便开始衰落。
(30)

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禁止使用武器，禁止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对抗。在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无处不在。当时的各种机构，从家庭内部到邻里之间，从社会各阶层到各行会组织，都交织着暴力与攻击性。长刀、匕首和利剑随身携带以便于使用，不知是出于习惯还是一种时尚。成年男子之间的肢体冲突、争吵很频繁。这也是他们非自然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31)

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距离和礼貌所主导，我们从心理上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年轻男性由于武斗的习惯和为荣誉而战的斗争所承受的精神压力。

决斗和战争二者作为取得绝对优势的工具的相似性，早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注意到了。他在1832年就作出了经典论断——战争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斗。决斗的历史以及它长达近五百年的艰难消失史，对于理解暴力活动在西方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32) 罗伯特·A．奈伊认为，法国贵族的精英分子，约10万人，都死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10年的决斗中。
(33) 直到19世纪末，决斗——如今成为中间阶层模仿领主们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文艺复兴时期发明了这一项活动的意大利，每年仍有100起左右。
(3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对暴力活动极为反感的思潮中，决斗在欧洲消失了。决斗成为一种可笑、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

在欧洲国家获得暴力垄断权的过程中，最初的惩戒法律的颁布，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之后，建立起了现代司法体系，司法体系内部确立了针对人身伤害行为的法律。在18世纪英国的刑法中，人身伤害当时还不是重大过错行为。而偷盗即便1先令，原则上也要被判绞刑的。但人身伤害却不止于此，除非受害者死亡。过失杀人至多也就一年的徒刑。

对人与人之间暴力行为的宽容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发生改变，法庭越来越倾向于对犯严重暴力罪的人判处一段时间的监禁。

欧洲大陆各国法律在17世纪后，扩展至武装力量、民用航运、家庭、神职人员等那些习惯于自己处理内部问题的领域。愤怒、醉酒的状态，和男性为荣誉而战都不再被视为情有可原的犯罪行为了。家庭内部虐待儿童和妇女也开始受到惩罚。
(35)

杀妻和为荣誉而犯罪都逐渐被视为故意杀人，但各国对这种情况核准的时间有很大不同。早在1841年，索尔兹伯里的一个农民因杀死其与他人私奔的妻子而被判了杀人罪，尽管当时陪审团收到了许多为其说情的请愿书。而在意大利，直到1981年议会才把为名誉而犯罪从刑法典里剔除。这一条一直让那些因所谓“背叛”而对妻子、姐妹和女儿施暴并致使她们死亡的男人们免受惩罚。

让暴力逐渐远离家庭生活、学校、工作场所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是一项让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受益的运动。决斗的取缔涉及的是富裕家庭，但是消除报复、复仇、私刑、肉体折磨和死亡惩罚等暴力行为则惠及所有人。

这一运动是单向的。从北欧到南欧，从城市到乡村，从权贵到底层人，都肯定了人类非暴力关系模式；暴力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国家。20世纪初，对暴力的排斥还处于社会关系层面，最终这种排斥还是拓展到了暴力行为最为极端、致命的方式——战争。

因此，如今欧洲极低的凶杀率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得以实现的。从高度威胁人身安全的环境——暴力死亡是中世纪晚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正常的、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到如今，西欧达到了一种对人身安全十分有保障的状态。

20世纪更加暴力？

本书的开始，我们重点介绍了战争与和平研究中的哥白尼式变革。但对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诠释也在发生变化，对此，需要分成两种情况予以阐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给种族灭绝和大屠杀划一个分界线。有必要对此二者进行区分，因为最恐怖的大屠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共产主义的“大饥荒”——与种族灭绝不同，并不是针对所谓低等人群或敌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它们更像是两种类型的狂热行为，即共产主义政权强力推行的集体化狂热政策和19世纪末殖民列强在第三世界推行的自由贸易狂热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没有精心策划，“大饥荒”也应被包含在大屠杀的范围内。因为人们死亡的原因是人为而非自然的。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近期很多研究倾向于把与战事直接相关的平民伤亡也纳入战争死亡人口中，而不仅仅是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人。

统计方面较为细致的作者之一，马修·怀特认为，仅仅在20世纪，大屠杀就造成了至少1.27亿人死亡。这些受害者中，又有8300万人死于专制、种族仇恨、宗教仇恨和犹太大屠杀，4400万人死于人为造成的饥荒。各种类型的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略低于那种大规模犯罪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一半：6100万人，其中包括4200万士兵和1900万平民。
(36)

那么除去凶杀，20世纪因暴力丧生的人口总数达到了1.88亿，这几乎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关于“短暂的世纪”的著作中所引用的数据（“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数达1.87亿）基本一致，也接近布热津斯基对这一时期数据的估计（1.67亿至1.75亿之间）。
(37)

20世纪由人类暴力行为所导致的1.88亿人口死亡的数据似乎有些夸张了，但无论是这一绝对数量还是时间跨度都没能说明那个对20世纪流传甚广的定义——历史上最为暴力的世纪。

20世纪之所以被这么看待，是因为被专制制度残杀，在战争、政治狂热和种族清洗中而丧生的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但在前一个时代，和平的19世纪，事实上一点儿也不比20世纪少。文献的公开，使得那些遭人谴责的暴行大白于天下，之前要么不为人知，要么只是被人了解个大概情况而已。关于19世纪，我们有白种人制造的系列恐怖活动。其中7次就夺去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19世纪以拿破仑战争的300万士兵和平民的死亡为开端，以4600万人的大饥荒，即印度、中国和巴西因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1876年—1879年和1896年—1902年）所造成的大灾难而告终。

这些饥荒与发生在20世纪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伦理饥荒是一样的，因为完全可以避免。受害国小麦充裕，因为小麦产区未受旱灾影响，粮食也有储备。这些灾难的责任要由统治印度的英政府，被殖民主义削弱了的中国政府和拉美政府以及欧洲粮食投机商承担：所有人当时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小麦的复杂分配过程的不干预会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有些人选择不干预，是因为在贪婪追求急剧上涨的粮价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时，迷失了。其他人什么也不做，因为成了犬儒主义的奴隶，确信最好减少多余人口，一切交由市场决定。也有些不那么冷血的统治者试图付出了些努力，但他们已经完全被帝国主义的强权所压制，被边缘化了。

这些“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几乎被各代历史学家们所忽略，他们每次都以气候灾难之类的言辞一笔带过，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帝国主义最恐怖的恶疾之一。这完全值得迈克·戴维斯去研究，并把它们的严重性公诸于众。
(38) 如今，它们不应再被忽略，书写19世纪历史时，应把它们和柬埔寨“红色高棉杀人场”等同对待。

对市场的狂热，造成了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灾难之一。其致命性可与黑死病、蒙古铁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19世纪最后25年，一系列可怕的饥荒同时发生在亚洲、拉美各地和非洲撒哈拉附近的一些地区。印度、中国和巴西东北部有3000万至7000万人口死亡，直接原因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反复发生的三次厄尔尼诺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南太平洋海水温度的周期性上升所引发的海洋动力可以导致季风的消失、干旱和歉收——引起了大灾难的发生。

但大自然的愤怒所能造成的灾难只是潜在的。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殖民政府的影响，把自然灾难变成了一场针对人的犯罪。厄尔尼诺变得如此有杀伤力——戴维斯在其帝国主义黑名册中说——是因为它打击的是已被自由贸易的需求和英帝国主义的政策从经济上和肉体上双重折磨的无比脆弱的人们。在破坏了社会与地方政府构建了几百年免遭饥荒侵袭的传统体制的同时，在殖民主义推动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判了数千万人以死刑。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人们并没有因为缺乏食物而陷入悲惨境地。
(39) 饥荒常常是被制造出来的，它们实际上是一场场生存权之战。

很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在面对厄尔尼诺之类的不稳定气候问题时，形成了公共、生态和社会机制以减少可能产生的灾难后果。这些措施包括：在不同农业环境下生产粮食以免耗尽残余粮食，建立公共应急粮食储备库，广泛建立互救网络。

在19世纪的中国清代，国家尚有能力面对几百万人的大饥荒，甚至承认那些因气候灾难而陷入极为困难境地的人们的生存权利。但是，在同时代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把保障公民的生存作为一种人权。“而事实上，清朝统治者以与其臣民有社会联系为荣”，魏丕信写道，“同时代的欧洲，即1740年到1743年期间，由于冬季的酷寒与夏季的干旱致使上百万人死于随之而来的饥荒和因饥荒所引起的疾病。”
(40)

随着殖民势力及其晦暗的神性的降临，这些经济保障形式走向了崩溃，取而代之的却是对马尔萨斯的多余人口论和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的狂热。

印度大灾难是由英国总督利顿勋爵的一项禁令造成的。他禁止对灾区进行任何类型的救助，其丑恶动机竟是，认为救助会使消除印度多余人口的力量发生改变，同时还会影响印度向英国出口的大米和小麦等农产品的价格。

利顿总督的残忍，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当时在英国十分流行的观念。比如，《经济学家》及其主编白芝浩都是这个观念的鼓吹者。
(41) 但这仍令当时英国公众感到震惊，之后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饥荒的调查委员会。最终报告并未对利顿总督在印度路线的正确性表示质疑。报告中这样总结道：

在饥荒时，穷人有权利得到帮助的说法……推而导之，完全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得到帮助，如此便建立使穷人得到帮助的普遍救助机制不啻为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
(42)

此处，这种大的市场屠杀实验早由英国人在1845年—1849年爱尔兰“土豆饥荒”中做过了。爱尔兰人赖以生存的关键农作物因为某种病害而大规模歉收，危机也波及了欧洲其他地方，但因被化解而没有发生特别值得记载的悲剧。然而，伦敦政府却拒绝组织必要的救助行动以避免爱尔兰发生巨大的食品灾难。因此，饥荒造成了100万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100万人开始大移民，至今爱尔兰人口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

对爱尔兰岛人口的影响是如此可怕——短短几年减少了25％——以至于很快就出现了对英政府的指控，说它们把饥荒作为灭绝那些相对于拥有绝大部分土地的英国殖民者而言极为贫穷的凯尔特人——即爱尔兰土著居民——的掩护。

最近这一指控再次被提了出来，并且不乏对“爱尔兰大屠杀”有力的说明数据和明显有效的论据。在发生饥荒的那几年，从爱尔兰向英格兰出口的粮食不曾中断，权贵们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对他人遭受的苦难冷酷至极，甚至阻止了海外对沦为大不列颠残酷行为牺牲品的人们的直接粮食援助。

有些十分狭隘的观点认为，这些饥荒不能被界定为种族灭绝式大屠杀，因为在责任链条上缺少有灭绝意图的这么一个社会集团。这一观点已经被有力地批驳过了。

哲学家、法学家，甚至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明确表示，在饥荒的食物分配的“悲剧选择”中引入市场，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说都是不合理的。
(43) 诺贝尔奖获得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写道：“一种彻底放任自由的经济等同于一种专制状态，把任何一种社会资产都视为商品了。”
(44)

现在要远距离审视打上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斯大林—大屠杀”一连串烙印的20世纪。19世纪的另一张面孔也不是只有大饥荒。关于残忍与暴力，20世纪并没有新的发明。正是欧洲列强和19世纪的殖民者在一些征服地发明了集中营、种族驱逐、种族灭绝、大屠杀和种族清洗。
(45)

19世纪是欧洲社会“受命运眷顾”的时代，但同时却是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陷入地狱的时代：至少有9100万人死于非自然原因，并深受自由贸易和殖民战争的双重之苦。

但据联合国统计，世界人口在19世纪中叶已达到12.6亿人，到20世纪中叶整整翻了一番，鉴于这样一个现实，1850年死亡的91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与1950年非自然死亡人口的占比相当。

从种族灭绝到正义

问题是，我们对近几百年所作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时代。血流成河的事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并且——从前很小规模的人口所遭受的残忍暴力行为都不算在内——比例非常之大。

其实，越往回看，暴力发生的频率就越高。如今很难理解几百年前人类多么地缺乏安全感。20世纪，1.88亿人被人类残忍行为所屠戮；若按基利在其关于原始战争的著作中所计算出的暴力频率，那么不难估计，被屠杀人数将超过20亿。
(46)

最近，人们才开始专注于制造了历史上那些残酷暴行并且如今仍在小范围内继续制造暴力的机制。战争、种族灭绝和大屠杀首先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这并不是说要对一群个体的心理进行非人道的强力入侵，而是对最根本的、几乎总是预先谋划好的某种威胁的理性回应。这些理性观念能够驱散偏见和自古以来的忐忑感。

大暴力经历了三个心理历史发展阶段，死亡率也随之递减。第一阶段是原始阶段，只有从肉体上完全消灭敌人的思想，从不对个人和集体的属性予以区分，也没有任何关于相应的惩罚和善待俘虏、女人和小孩的观念。原始战争的进攻计划，完全是灭绝式的。在谋杀、决斗、战争、家族仇杀和大屠杀之间没有区别。第二阶段，从欧洲中世纪到18世纪，同态复仇法生效，它适用于一种针对个人和其所属团体的同等复仇。惩罚、弥补过错以及最后可能的和解逐渐开始出现。个人和秘密的复仇行为开始区别于战争和种族灭绝式屠杀。第三阶段，从18世纪至今，报复行径慢慢地被正义、个人负刑事责任和严格相称的惩罚所取代。家族为无辜受害者复仇和报复的行动成了要受惩罚的犯罪行为，而战争和种族灭绝正逐渐被摒弃。

显然，要突出强调的是在法制与社会秩序缺失的阶段，会发生十分迅速的历史倒退，发生白骨成堆的人间悲剧。但人类关于暴力的思想和观念的发展，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在几百年来暴力活动的减少中起到了作用。

正如古代正义的研究者们所强调的问题本质那样，在当时残暴的世界里，真正的或假设的罪行，几乎都是集体犯下的。在每一个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中我们都能找到两个要素：把一个极为严重的过错、无法弥补的冒犯行为归罪于另一个群体，以至于要对其实施灭绝式报复；还有一种是对构成威胁的人们——与伦理、政治、人种、宗教、种族或民族无关——的霸权思想。这种威胁是直接地，或者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

需要承认的是，种族灭绝式屠杀曾经部分地成为维护原始正义的一种手段。这一点似乎是个悖论。个体犯了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而非其所属群体来承担责任的思想对古代世界的人们是十分陌生的，而且也是历尽艰难才在现代社会得到认可。自古代有诗歌以来，有大量各种体裁的文献可让我们“穿越”到那个把对犯罪者群体实施灭绝式屠杀作为一种普遍惩罚方式的人类世界。因饥饿而死亡、虐待仇人、虐待沦为奴隶的人，只是世间万物自然秩序中的一种可能，并不被认为有任何异常和不妥。

如今，杀戮和毁灭性报复已经同正义有了严格分离：“我不要报复，要正义！”对于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文明人来说，是一种普遍且近乎必需的表达方式。柏拉图反对把报复作为正义的一部分，认为两种错误混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正当的权利。《圣经·新约》作为原谅的圣歌，甚至通过“爱你的仇人”的训诫而超越了正义，在东方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是，几百年前，在《伊里亚特》的悲恸世界里，正义就意味着报复，正义的概念完全是残暴的。它可以包括种族仇杀，比如阿伽门农责怪其弟墨涅拉俄斯对祈求放生的人质产生了同情心：“你为什么对那些人这么客气？你可知道他们在你家里干了这些好事？不，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一死。即便是还在母亲怀里襁褓中的婴儿——对，即使是还不会爬的婴儿！他们必须全部死在伊利昂。”
(47) 荷马试图通过阿伽门农说服其兄弟的告诫，传达出自己的“金玉良言”。

这种类型的正义是典型的胜利者正义、残忍的好战者正义——无视外部的戒律，制造了毫无底线的残暴和攻击行为。为达到一种更开明、不那么感情用事的报复式正义观——包含相称与宽容、没有歼灭敌人及其家族的思想——则需经历数百年的时间。在荷马式的报复背景上，我们应该添加上表面看起来十分残忍的圣经格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对如今已进步许多的我们来说，这听来不怎么样。但在古代世界，它已经是比不给予任何申辩机会的报复式正义更文明的版本了。同态复仇就是一种进步。它意味着，只能为失去的那只眼睛剜除行凶者的任意一只眼，而不是杀了他以及他的族人。这排除了其他任何针对敌人的终极手段。

这种从原始战争型的种族灭绝式正义向具有《圣经·旧约》中某些部分特征的同态复仇行为的发展，也伴随着一个区分个人责任与集体过错的进步过程。

但事实上，战争、正义复仇概念之间的冲突，从未消散。它一直存在，就像《圣经》中一个未解的矛盾一样。在圣经“十诫”中，上帝威胁要把父之罪追至其子，直至第三代及第四代。在《圣经·旧约》中，有很多这种“垂直”向下连累行凶者们的后代而“横向”则祸及其宗族、城市、部落甚至宗教信仰的罪过。

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以及舍根家族遭遇的大屠杀都是因个体过错而惩罚了所有人的例子。但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在不伤及无辜的问题上由巅峰倒退入了谷底，最后一些被排除在大灾难之外的人不算。在对堕落者实施惩罚的时候，上帝不情愿作出太多区分，除了罗得及其家人幸免，仅仅因为他们款待了应邀前来检查该城堕落程度的天使们。

在《圣经·旧约》中，一边是对和平与裁军之益处的明确阐述，并呼吁同情战败者、寡妇和儿童，另一边却包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段——称之为herem（意思是灭绝，彻底毁坏，或完全献上），以上帝之名进行的毁灭之战，完全消灭敌人，包括女人、儿童、牲畜、村庄和城市。

在《圣经·旧约》第十八章还提到了有200多万人死亡的种族灭绝，其描述可谓细致入微。即使死亡数据很可能被夸大了，就像《圣经》中希伯来人的始祖时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隐喻。

这些内容曾令很多忠诚的评注者尴尬不已，其中一些人还徒劳地努力减少这些野蛮的内容。甚至有人主张暂时减少灭绝式战争的内容，因为在一些章节中，它们并没有那么残酷，仅仅死了一些人，牲畜却活了下来。
(48) 但早在2世纪，神学家马尔乔内就从罗马教廷出走，建立了自己的宗派。他拒绝《圣经·旧约》中残忍、好战的神，支持充满善与仁爱的基督。在对希伯来《圣经》的战争研究中，苏珊·尼狄齐认为《圣经》中的暴力常常激发了其他暴力，就像一部延续了数年的迫害，一个震慑与毁灭的样板。
(49)

暴力活动的总体下降发生在从尚无民族国家向初具公共权威机构雏形的社会过渡中，而处于这一过渡期的中世纪也一度充满了无数血腥的种族仇杀和大屠杀。

在这个时代，征服战争受到了地中海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权威的赞扬和积极支援。对成功的征服行为的狂热之情出现在《古兰经》的多个章节以及有关十字军的回忆录中。只要重读一下基督教十字军的布道者、东征的见证人阿吉莱斯对攻占耶路撒冷的详细记录便可对种族仇杀的狂热略知一二了：

看到了十分令人惊奇的事……城市的广场，大街上都堆满了人头、人手和脚。步兵和骑兵踏着成堆的尸体前进……上帝的审判是正确的，是神奇的。他想要这里被那些长期不善待他、亵渎他的人们的鲜血所冲洗。在神庙和整座城市里，出现了奇妙的景象，人们感谢天主之恩。
(50)

正处于中世纪的13世纪，血腥杀戮造成绝对死亡的人数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5500万），但如果按相应的比例放在今天的话，那就高出很多倍了。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1200年开始征服中亚的行动，付出了4000万人死亡的巨大代价。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过3.6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出的比率，高出20世纪最大规模的屠杀受害者人数5到20倍之多。

另外，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二度扩张——帖木儿在14世纪对印度、阿富汗和伊朗进行的征服战争——算在成吉思汗头上的话，那么已然堆积如山的白骨要再加上1700万丧生者的尸体。这足以令20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罪行导致的数据黯然失色，除了征服美洲和贩卖黑奴之外。

蒙古的扩张也是被同一种理念所激发——把对他族、异教徒、蛮夷的灭绝屠杀，作为统治者实践古代正义的工具。但这并不是利用军队和战马以及优势的身体条件横扫了亚洲，征服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的野蛮族群。帖木儿尊重也致力于发展艺术、科学和建筑，在堆堆白骨旁，同时也留给了我们令人惊叹的撒马尔罕城和布哈拉城。一方面是各种终极手段，另一方面是艺术、科学和理性。它们之间的兼容性不是应该到20世纪才显露出来的。

我认为，关于大屠杀现代性或者野蛮性的争论，是很不明智的。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奥斯维辛的工业组织都是对时代最先进的科学与技术的运用。
(51) 但在其中寻找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种看问题的方式阻碍了人们识别出人类与自身破坏性之间令人苦恼的关系的主线。

确实，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亚美尼亚人、民族敌人和各种“劣等人”的有组织灭绝都是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痛斥的西方科学的典型理性化工具产物。把“别人”视为一种致命威胁，以至于要把他和其家族、种族一起消灭，显然是最原始的种族灭绝思维，即对个体和群体不加区分，对其所属族群贴上本是其个人的标签。

除了古代的种姓和民族，还有今日的敌对阶级或劣等种族与组织。那种对个人的绝对否定完全体现在此二分法中。列宁主义政治警察的领导者对其同志们的指示在这方面的体现非常清楚：

我们并不是在发动一场针对个人的战争。我们是在把资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在调查中，你们要找被告人反对苏维埃的言行的证据。你们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属于哪个阶级？他的出身怎么样？他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又怎样？从这些中，应该能对被告人下一个结论了。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与本质。
(52)

犹太大屠杀、斯大林式的恐怖政治、波尔布特以及其他的屠杀式独裁统治，都是向暴力的历史阶段的倒退。他们显然足以让我们对康德的“学习过程”和人类的进步产生怀疑，但不能阻碍我们看到更长远的历史趋势，也不能让我们停止反抗的脚步。

如果，人们执意赋予20世纪悲惨的光圈，那么从1914年到1945年的30年可以被视为几百年来暴力活动逐步减少的大趋势中的一个短暂中断、一个反潮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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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 ？in The Observer，April 7，2002．

(2) Niall Ferguson，Colossus：Ascesa e declino dell'impero americano， Mondadori，Milano，2006．

(3) 美国现实主义流派的主要学者是亨利·摩根索，参见Henry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Knopf，New York，1948．“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领袖是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La logica di potenza：L'America，le guerre，il controllo del mondo， Egea，Milano，2003。

(4) 关于美国犯罪率的下降参见Pino Arlacchi，Criminalità，rivoluzione made in Usa ，in Rivista di Intelligence，n．1，2006；Franklin E．Zimring，The Great American Crime Dec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7。

(5) James Alan Fox，Trends in Juvenile Violence：A Report to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 General on Current and Future Rate of Juvenile Offending，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Washington DC，1996．

(6) James Alan Fox，Trends in Juvenile Violence：An Updat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Washington DC，1997．

(7) James Q．Wilson，Crime and Public Policy ，in James Q．Wilson e Joan Petersilia，Crim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San Francisco，1995．

(8) 参见http://images.cnn.com/ allpolitics/1997 /02/19/Clinton.crime。

(9) 欧洲犯罪数据的两大主要来源分别是European Sourcebook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2003，2006，e il volume Criminal Victim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Key Findings from the 2004—2005 Icvs and EuIcs， pubblicato dall’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08。

(10) Ramiro J．Martinez，Immigration and Urban Violence：The Link between Immigrant Latinos and Types of Homicide ，i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LXXXI，2000；Daniel P．Mears，The Immigration and Crime Nexus：Toward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and Guiding Theory，Research and Policy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vol．XLIV，n．1，2001．

(11) Andrew Karmen，New York Murder Mystery：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Crime Crash of the 1990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0．

(12) Robert J．Sampson，Rethinking Crime and Immigration ，in Contexts，vol．VII，n．1，2008．

(13) Unodc，World Drug Report 2008，cit．

(14) Pino Arlacchi，Marchés illegaux et criminalité organisée．La réponse de l’Union européenne ，in Thierry Chopin e Michel Foucher，L'élat de l’Union 2008：Rapport
Schuman sur l'Europe， Lignes de Repères，Paris，2008．

(15) Pino Arlacchi，Saggio sui mercati illegali ，in La 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n．3，1988．

(16) Pino Arlacchi，Marchés illegaux et criminalité organisée：La réponse de l’Union européenne ，cit．

(17) Pino Arlacchi e Roger Lewis，Imprenditorialità illecita e droga：Il mercato dell’eroina a Verona， il Mulino，Bologna，1988．

(18) Pino Arlacchi，Bilan en 2008 de la stratégie mondiale d'éradication des cultures illicites，Dix années （nullement） perdues：témoignage ，in Cahiers de la Securité，n．5，2008．

(19) 本章所引数据均来自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每年发布的《世界毒品报告》（World Drug Report ）。

(20) Christopher S．Wren，Un to Create Own Satellite Program to Find Illegal Drug Crops ，in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8，1999．

(21) 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世界毒品报告（2008年）》（World Drug Report 2008 ）。

(22) 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世界毒品报告（2008年）》（World Drug Report 2008 ）。

(23) Michael Tonry，Why Are Europe's Crime Rates Falling？ in Criminology in Europe，vol．IV，n．2，July 2005．

(24) Norbert Elias，Potere e civiltà， il Mulino，Bologna，1983．

(25) 几百年来第一部论证西方暴力活动呈总体下降趋势的研究性著作是Jean-Claude Chesnais，Storia della violenza in Occidente dal 1800 a oggi， Longanesi，Milano，1982。

(26) 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1995．

(27) Eric Monkkonen，Homicide：Explain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CXI，n．1，2006．

(28) James Sharpe，Cri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550—1750， Longman Group，London 1984．

(29) Charles Tilly，L'oro e la spada．Capitale，guerra e potere nella formazione degli stati europei； 990—1990， Ponte alle Grazie，Firenze 1991．

(30) 关于暴力长期以来的发展趋势的文章请参见Eric A．Johnson e Eric Monkkonen，The Civilization of Crime．Violence in Town and
Country since the Middle Ag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Chicago 1996。

(31) Pieter Spierenburg （ed.），Men and Violence：Gender，Honor，and Rituals in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Ohio，1998．

(32) Victor G．Kiernan，The Duel in European History：Honor and the Reign of Arist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88．

(33) Robert A．Nye，The End of Modern French Duel ，in Pieter Spierenburg （ed.），Men and Violence：Gender，Honor，and Rituals in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cit．

(34) Jacopo Gelli，Codice cavalleresco italiano， Hoepli，Milano，1916．

(35) Julius R．Ruff，Viol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5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1．

(36) Matthew White，Twentieth Century Atlas， http://www.erols.com/mwhite28/index.hltll.

(37) Zbigniew Brzezinski，Pandaemonium， cit．

(38) Mike Davis，Olocausti tardovittoriani：El Nino，le carestie e la nascita del Terzo mondo， Feltrinelli，Milano，2002．

(39) Amartya Sen，Povertà e Carestie， Edizioni di Comunità，Milano，1997．

(40) Pierre-tienne Will e Roy Bin Wong，Nourish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1981；Pierre-tienne Will，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90．

(41) Srinivasa Ambirajan，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 and Indian Famine Poli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Population Studies，vol．xxx，n．1，1976．

(42) Mike Davis，Olocausti tardovittoriani：El Nino，le carestie e la nascita del Terzo mondo， cit．

(43) Guido Calabrese e Philip Bobbitt，Scelte tragiche， Giuffrè，Milano，1986．

(44) Charles P．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LXXVI，n．1，1986．

(45) Mark Mazower，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CVII，n．4，2007．

(46) 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6．

(47) Omero，Iliade， Rizzoli，Milano，1981．

(48) Hendrik Van Oyen，Ethik des Alten Testaments， Gütersloh，1967．

(49) Susan Niditch，War in the Hebrew Bible：A Study in the Ethics of Viol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Oxford，1993．

(50) Gaston Bouthoul，Le guerre．Elementi di polemologia， cit．

(51) Zygmunt Bauman，La sociologia dopo l'Olocausto ，in Id．，Globalizzazione e glocalizzazione，Armando，Roma，2005．

(52) George Leggett，The Cheka：Lenin's Political Police， Clarendon Press，Oxford，1981．

第七章　战争的终结

近 30年来，在大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和平逐渐得以实现。此外，自2003年4月美军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及同年11月印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再发生过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如今，暴力犯罪率几乎为零，通过法律途径完全阻止战争爆发的这一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目标与欧洲几百年来的历史趋势完全相符。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大洲似乎也朝着与欧洲同样的方向努力。

战争的控制下

简言之，文明的发展存在于两个基本事实中：一是国家力量的垄断大幅降低了社会各层面暴力活动的发生率；二是暴力因为在当代社会成为一种被排斥、受指责的无价值物，从而有利于更和谐的社会关系的产生。

那么，为什么文明与和平的进程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未拓展至国家之间呢？为什么从1500年至1800年的几百年间战争频发，丝毫没能为谋杀量的减少起到任何作用？国际关系的原初性质与国家内部文明生活的进步之间的冲突究竟源自哪里呢？

1983年的一个研究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但同时也需要我们改变一下问题的内容。我们确定近500年来大国之间的战争没有减少吗？或许我们这样提问会更好，为什么战争没有像谋杀案那样快速减少？

据有关数据表明，从1495年到1975年期间，爆发于大国间的战争的确有所减少。在16世纪和17世纪，主要国家约有90％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从20世纪初到1975年，这个时间比例下降了25％。若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的话，实际上，该比例会更低，因为20世纪的最后25年间，大国之间完全没有发生战争。
(1)

在现代社会初期，战争对于欧洲来说是一种连续性的活动，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要问为什么一个国家总处于战争状态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连绵战火中度过。400年后的20世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争变成了一种稀有且灾难性的事件，因为它的荒谬性、不合时宜以及非理性而备受指责。

事实上，其他数据如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却表明，战争的残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了：从1500年到1600年期间，平均每年在战场上丧生的人数从8800人到38000人不等，而到20世纪的前7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5万。所以，19世纪以来武装冲突的破坏性似乎因为战争技术的进步和参战方对敌方平民的打击而增大了。

不过，如果这一数据不是死亡人口的绝对量，而是战争发生时所占总人口的比例的话，会更小些。最近500年是欧洲和世界人口大规模增长的阶段，分别从1500年的6700万和4.61亿增长至2000年的7亿和60.55亿。欧洲在“30年战争”之后，像德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能大规模缩减男性人口数量的冲突，从而保证了人口多年来持续增长的可能。

战争频率的净下降随着国家垄断权力的出现而发生。但这一下降趋势却远远慢于国内暴力的减少速度。如我们所见，谋杀率从中世纪晚期的40％—50％降至20世纪的1％，战争率从3％—4％降至1％，最近60年几乎为零。

由于现代国家的某些特征，文明的发展并没有如其在改变国内关系那般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这些特征对战争和侵略的推动力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影响。它们一方面使战争理性化，使它更接近于一项有计划的事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战争的成本和风险，使它既不易开始也不易结束。

现在，我们只关注两个基本因素：战争的商业化和常备军建设。商业资本主义与君主政体的联盟强化了国家的双重垄断（税收和军队）以及在这种垄断之下的公共安全，也强化了迫使人们在本国领土范围内遵守契约的能力。但是，这并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对外侵略的倾向。战争国家与上升中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共生互利的。商业资产阶级使战争服从于该阶层的利益，并使权贵间的斗争，如为荣誉而战，复仇和王室夺权的斗争逐渐减少了。早在16世纪末期，商业活动便积累了战争所需的财富，而战争恰恰也为商业的扩张作出了贡献。在重商主义的概念里，商业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战争（和其他手段融合在一起）则是一种持续的商业活动。到18世纪末，人们对战争的狂热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但战争与商业的联系从未中断，后来的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

在受国家商业法规支持同时也与暴力行为相反的“和气商业”与倾向于掠夺而非交换的冒险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在遵守商业伦理的加尔文式的平和银行家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到的为追求利润、不惜下到地狱冒船毁人亡风险的贪婪的荷兰船长之间，更多的是互补而非对立。

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暴力垄断的增长往往都伴随着新兴阶级为推进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和征服活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想象的和平作为贸易的副产品，是契约安全的前提而非自愿的结果，但仅仅在欧洲的一些享有特权的地区和较强大的国家得到了保证。

欧洲各国之间战争总数的减少与它们在欧洲之外为谋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武力扩张是平行的。对各大洲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殖民活动以及现代以来利润最高的贸易——贩卖黑奴——都是在国家的武力保护下进行的。这些国家时刻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动战争从而为那些嗜财如命的大资本家搬掉绊脚石。

第二个影响了战争的因素，是常备军的出现。它降低了战争发生频率的同时却也增大了它的破坏力。军队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权力垄断过程中的失势者、既没钱又没工作的旧贵族、雇佣兵、冒险者、一贫如洗的穷人、无赖、社会边缘人、单身汉、蹲过班房的人、私生子、无业青年和犯罪青年。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军队作为歧途青年的出路，其角色是越来越重要了。欧洲医学的进步以及流行病的减少，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由此，18世纪以来，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多出了一部分不易融入正常社会秩序的青年人。多出的这些人口，曾经通过战争和海外移民得以消化。最有名的一个战争实利主义理论——布杜尔的理论，就源于这一比例失衡现象。该理论把战争视为削减过剩男性人口的工具。最近还有一个“年轻人泡沫”理论，认为这部分过剩的人口是年轻人叛逆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不稳定的基本因素。
(2)

这些军队由糟糕的军纪、固定的薪饷以及可在海外随心所欲地抢劫、强奸、杀人等因素维系。这种社会结构在18世纪得到了改善。义务兵役制把许多不能免于服兵役的公民带进了军队，降低了军队中社会渣滓的比例。但义务兵役制也增加了供养军队和必需的武器装备成本，而且部队越来越多，装备也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靠战利品和剥削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僭主们来说，中世纪的军队就是“轻型”掠夺机器。现代国家的军队是靠税收和国库来维持的机构，战时可消耗财政预算的80％，和平年代也不低于25％。
(3)

组织性更好、更有财政保障的军队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些纪律性差或者说犯罪型的、军事上不怎么靠得住的军队。18世纪的欧洲霸权国法国，在其地位上升阶段，大举扩张了军队规模，从1659年的3万人扩张至1710年的35万人。
(4)

那时，军队的构建对国家体制的强化也是一种推动力。在一些国家中，如英国，训练有素、服务于国家的军队，首先保证了国内的和平，英国350年没有发生内战。

国家体制稳定的同时，平民的非武装化与军队的专业化都增强了对战争与和平的控制力。各国开始更加灵活地应对国际关系，极力避免国外政治危机走向战争冲突。

可以简单概括一下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际政治情况。那时，大部分能被挑起的战争都爆发了，大部分危机在短期内演变成了战争。然而，在18世纪、19世纪，国际体系更加规范，参与者也更加有责任感，更加有能力把国际政治从受战争威胁的边缘拉回正轨。18世纪在某些情况下，19世纪在更多情况下，使得大部分可能发生的战争都没发生，大部分危机都以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对战争的抑制，国家财政和国家理性对战争的约束，不仅仅减少了战争的发生频率，还为那种对待战争的集体态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使得战争被迫走下了中世纪时为其构筑的神坛。

这一发展，比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关系演变缓慢多了。事实上，也没有人认为有超国家垄断力量能够遏止拥有胁迫手段的人们的自行报复倾向，尽管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帝国的野心。到一战结束后，才出现了包含否定战争的道德性与合法性内容的大公共思想流派。

虽说如此，但早在18世纪末期，对待战争的主流态度就已经变得比较冷静和克制了。统治者们不再把战争视为一项光荣的事业，一项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事业。在之后的100年里，战争的必要性取决于周围的情势，且愈发地变成了一种要尽量避免的坏事。公众对君主的期待不再围绕其军事统帅方面的才能，而是希望他热爱和平，能够有意地避免战争悲剧的发生。

在19世纪，战争依然被视作国家行为中一种正常的、可接受的、整体性的活动。但发动一场战争仍需要一个合理的动因，一个让全世界看来合理的说辞。路易吉·波拿巴就是如此，1859年，尽管他毫无疑问地十分想发动战争，但仍让加富尔找一个“漂亮的借口”以能在外交监督下说得过去，而且要在公共舆论前更说得过去。俾斯麦认为他只有“已用尽其他手段”并“在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

更重要的是，能成功地让人看来是敌对国而非本国引爆了战争的导火索。有些政府越发处心积虑地激怒敌人，以使他们先动手。当年法国和撒丁王国就是如此，在为与奥地利的战争作了精心准备后，成功地使奥地利在1859年对其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人看来似乎是奥地利发动了战争。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什么样的可怕代价使得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向前更进了一步，即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动战争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对战争狂热程度的减退仅局限于欧洲国家之间，并未扩展到殖民地地区的战争。对于意欲征服的地区和反抗西方霸权的国家或民众，他们则依然采用旧时的粗暴方式。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征服和屠杀——那时还不是种族灭绝——才是对待那些人的准则。

德皇威廉二世为即将出发去中国镇压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的德军送行时，嘱咐士兵们要像阿提拉的匈奴人一样残忍。此外，德国人在非洲惨绝人寰的行径，至今令人难以忘记。在其殖民地纳米比亚，对赫雷罗族人（1904年—1907年）的起义采取了灭绝式镇压政策。他们往井水里投毒，导致70％的人死于饥饿和干渴。
(5)

和平的版图

关于欧洲几百年来战争数量和频率的统计，可信、可获得的相关数据很少。另外，这也是因为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前，西方的和平与战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各种类型的冲突——劫掠、零散的战斗、海陆袭击、小型军队和僭主的武装之间的冲突、攻击城镇和乡村、绑架个人或群体、围困行为和持械抢劫等——频繁地出现于僭主们的往来关系中。直到中世纪晚期，仍然很难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犯罪和战争之间划清界限。现代的初期，也充满了暴力。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曾写道：“正如死亡与坟墓乃乡村生活的中心一样，暴力也是15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生活的中心。”
(6)

随着各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确定，战争——也就是我们今日所定义的战争——的要素也被确定下来。不仅15世纪以来对和平与国际战争之间进行的区分有了意义，而且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内战即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完全区别于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即国际战争了。

我们从对20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所发生的战争量的估算已经看出，战争的频率有所下降，中等国家卷入战争的年限开始规律性地减少。

从战争所波及的范围来看，世界安全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几百年来，有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完全地从战争中解放了出来。

在有些地区，旧时的国际战争已经消失。如今，把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工具是荒谬的。只在极少的地区内和个别有限的问题上，进展还十分缓慢。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是非理性的。人类的不安全感、个体的不安全感，仍然广泛存在。它们要么是大骗局的产物，要么有着其他的根源，完全不同于战争中的那种毁灭感。

近500年来最为血腥的大陆——欧洲，自1945年以来，就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战争了。只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战火阻断了这一具有深厚根基的内部和平进程，而这一进程已经使得诉诸武力变得那么不可想象。

瑞典和瑞士已经近200年没有经历过战争了。这正是两个国家领导阶层的战略选择结果。那时，欧洲其他国家正深陷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瑞典从16世纪到17世纪都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之一。尽管人口很少，但瑞典国王却拥有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1710年，瑞典士兵人数（11万）超过了英国（7.5万）和奥地利（10万）以及普鲁士（3.9万）。瑞典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惨败于俄国后，便失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霸主地位。而正是该国的国王卡尔十一世退出了战争，把和平作为其国家政治的主轴，开辟了瑞典新的历史进程。

罗伯茨教授说：

当时的瑞典陶醉在胜利之中，满足于所获得的战利品之中。卡尔十一世却带领它向后转，进入一种十分单调、普通的生活状态。他为瑞典制定了与其资源和实际利益相称的政策方针，给予了它维护自身安全的工具，进而为瑞典铺就了一条具备二流强国的价值与尊严的未来之路。
(7)

自那时起，瑞典就力图避免卷入欧洲战争。它的国王们从1741年至1814年期间，曾试图参与过几场战争，但该国之前所选择的道路——在国际政治中不使用武力——至今仍未改变。

瑞士，尽管在1500年也曾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但仍选择了不走扩张与不征服的道路，进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丹麦和荷兰紧随榜样瑞典，放弃了战争之路，成为国际关系文明先锋中的“中等强国”。

尽管发生了一些军事纷争和几场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丧生的因边界问题而产生的冲突，但南美洲自1942年以来便未再经历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了。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已经有一百多年未参与过国际战争了。以至于有人鼓励这两个国家干脆放弃常备军算了。自从1916年美国入侵墨西哥以来，整个北美几乎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未发生过战争了。美国与加拿大的海陆边界一度骚乱不已，纷争不断，如今也完全平静下来。

美国在20世纪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的“邪恶”干预，主要表现为煽动政变，进行隐蔽的侵略，或破坏政府的稳定等活动，但从未发动过一场真正的战争。

东亚和南亚地区1945年之后的和平化进程与欧洲在某些方面很相似，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时间上的差异，欧洲和平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冷战在远东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朝鲜爆发了战争，越南和柬埔寨也都发生了战争。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外交、对话和国际合作的逻辑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因而推翻了之前的很多预言。

东亚诸国、南亚诸国之间关系的总体紧张程度，自70年代末期以来持续得到了缓和。中苏边界冲突，也从在边界大规模屯兵、零星地发生几场战斗，到签署边界协议，撤军，进行军火贸易，并最终在各领域达成了莫斯科—北京共识。其中通过上合组织开展了能源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日俄之间的关系则从稍微紧张的冲突状态过渡到了更为正常的关系中，定期举行高级别会晤，为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达成共识而进行广泛磋商。

中越、美越关系也逐渐正常化。朝韩对话也在等待恰当时机，以启动统一进程。自朝鲜核危机得以化解以及克林顿政府所承诺的援助计划启动后，20世纪90年代有过多次缓和紧张政治局势的机会。

在东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近在眼前的战争威胁也史无前例地消散了。该地区的最后一场国际冲突发生在越南—柬埔寨—中国之间，都要追溯至1978年至1979年了。除了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或地区还表现出了对生存问题的焦虑感。

因此，即使在亚洲，战争已经在其最初萌芽的地方，即人的头脑中死亡。南亚诸国之间的争端大部分都通过对话、磋商、或在东盟内部讨论解决了。此外，还创建了亚洲区域论坛以在最高级别上解决有关安全问题的分歧。

然而，人们应该看到，产生这一缓和趋势的重大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十余年来所倡导的国际政治行为方式。与大灾难预言家们，尤其是美国人——即便在各种相反的证据面前仍不假思索地、喋喋不休地说着“中国威胁论”——所预言的完全相反。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生了转变，很好地融入了国际体系，与邻国和平相处，支持各国之间缓和关系，开展合作。

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好邻居、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区域性强国，而不是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如今，中国是一个“良好意愿的出口国”、消费品出口国，而非革命与敌意的输出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几乎与所有接壤国家都发生过冲突。但是，在此之后，中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几乎和平解决了所有领土纷争，除了和印度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与邻国划定了两万多公里的边界外，
(8) 只有和日本以及其他同一领域的国家在领海问题上的小纷争还悬而未决。与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也在2008年5月该地区选举出一位支持与大陆展开对话并达成协议的领导人后，发生了转折，得到了缓和。

大骗局最基本的部分，就是美国媒体和安全机构正在积极宣传的一个富于攻击性和在走军备竞赛道路的中国形象。

它们夸大像中国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惯常性管理事务，忽视诸如中国导弹与核系统的效能不足和休眠状态以及军费在GDP比重中的连年下降等有重大意义的现实。

另外，它们还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对全球安全和国际政治所持有的综合性视角。这一点在其“和平崛起”的纲领中也有充分表达。中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经济正把它重新推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前的国际地位。但是，这并不是通过与西方发生对立和军事冲突获得的。中国奉行与其他无论西方还是亚洲地区的国家开展合作的战略，中国也极为不愿意被视为维护国际秩序免于遭受威胁的支柱性力量。

同时，有很多东西与中国的安全文化相距甚远。如通过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对外扩张，通过威胁或武力维护其经济利益。在此情形下，其安全文化与欧盟官方所宣称的安全态度差异很小，与美国的安全战略则差异很大。美国的主流观念是当代世界面临大动乱，世界每个角落都存在致命威胁；相对于实际存在的危险的规模，美国所提出的干预目标完全是不理性的。

战争的终结

随着20世纪70年代殖民主义的终结和1991年冷战的正式结束，国际战争已经很少发生了。只是在1999年爆发了持续时间不长的科索沃战争、印巴冲突以及埃及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所谓短暂的冲突，是指前两者造成的人员伤亡很少。

“9·11”事件之后的两场战争，即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续时间也很短。伊拉克军队只抵抗了两个星期，之后两军便进入了对立冲突状态。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方死亡3.5万人，另一方死亡不足200人的冲突，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战争”？2006年夏，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并不能称之为战争，因为黎巴嫩军队并没有为保卫其国土而进行斗争。2008年8月，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几天，造成了极少量人员伤亡。因此，按照传统国际战争的标准，最近的两场大型战争要追溯至二十多年前了。它们分别是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还有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死难者人数达百万以上。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30年来，在大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和平逐渐得以实现。此外，自2003年4月美军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及同年11月印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再发生过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

尽管和平力量表现得很有说服力，但战争的固有观念仍根深蒂固。在2005年都灵冬奥会期间，尽管当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联合国依然发出了停战的呼吁。

这一情势与1815年至1914年期间的所谓“百年和平”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个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期，实际上发生了数场军事冲突，尽管规模都很小。被如此界定，主要是与这一时期之前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300年相比较而来的。

对于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来说，最主要的一点是欧洲大国之间60多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了。它们之间的战争和发生战争的可能，一直是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的发动机。因为，通过战争不仅确立了等级和边界，还决定了小国的命运。

在这个星球上，为战争做准备源自战争的威胁，为避免战争而做的努力都不再充斥着整个政治生活。直到不久前，这都还令人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之间没有可预见到的战争的世界，对于熟悉国际政治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全新的。鉴于几百年来欧洲各国之间战争的发生频率，这一变化——欧洲从鏖战之地变成了几乎实现全面和平的大陆——与殖民主义的终结一起，成为整个西方国际关系史上最令人惊异的断层。

我们刚刚开始注意到这一转变。同时，还注意到了犯罪与暴力活动的减少，欧洲内部也变得更为平静。但是，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欧洲公民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很小了。更为令人恐惧的死亡创伤乃是普通而又十分常见的——交通事故。

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因为20世纪的悲剧而对未来信心的丧失，阻碍了我们去把握人类安全的整体发展脉络。它本来可以激励我们去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如今，暴力犯罪率几乎为零，通过法律途径完全阻止战争爆发的这一目标，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目标与欧洲几百年来的历史趋势完全相符。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大洲似乎也朝着与欧洲同样的方向努力。

内战的减少和死亡人数的下降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考虑了国际战争的趋势。那么内战的情况呢？它们是紧随了大型战争的发展趋势，或者也产生了人类破坏力的“断层效应”，其行动的领域也发生了转移吗？

内战的发展态势，事实上，也紧随了国际冲突下降的趋势。但这发生在1989年之后，如本章图1所绘制的1946年至2006年期间发生的各类武装冲突。从冷战爆发之日起，每一个超级大国都定期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冲突进行干预。这就是所谓的“代理战争”时代，即由美苏两国通过资助、武装世界各地的参战者，推动了战争的升级。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武装冲突经历了一个持续增多的过程。从1946年的17次，猛增至柏林墙倒塌后的50次。但是，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1945年到1989年期间，独立国家的数量也有了增长，所以，处于冲突中的国家比例在整个冷战期间是没有变化的。

1989年之后发生的事，没有人曾预见到。军事冲突减少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几年前，然后处于稳定状态。1989年之后的下降，所有的国际数据库都有记录。所公布的数据，在具体数字和暴力冲突的分布上并不一致。这种差异完全因为所采用的数据搜集体系不同而可以得到解释。但是，对于根本的总体发展趋势，并不存在不一致。

图1：1946年至2006年期间世界武装冲突数量（单位：起）

注：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绘制。该图包括了所有至少造成了25人死亡的冲突。不包括某一方不是国家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也不包括单边冲突，如大屠杀。

较为有名的数据库之一，比如战争相关问题数据库，就没有把死亡人数少于1000人的冲突算在战争之列。很多人不赞同这一标准，更喜欢采用乌普苏拉大学的内战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它们包括了每年发生的死亡人数超过25名的冲突。但要再次强调的是，就总体趋势而言，不存在不同。1989年之后，内战的降幅据（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约在-38％到-80％之间。

图1也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冲突和国际战争几乎占了冲突总量的一半。因此，如某些学者所言，除非有“长久和平”，对于南半球来说，冷战是上世纪最不幸的时期之一。
(9)

20世纪70年代去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很快便陷入了两个超级大国所煽动起的内战中。而从那时起，这些内部冲突便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约占90％—95％）。

关于战争的图1，可能没有给出更为准确的冲突趋势。实际上，从1945年至今，国家数量增加了两倍，从66个增加至目前的192个，战争的潜在参与者也随之增加。军事冲突的实际风险要比战争绝对数量所呈现出的下降幅度小得多。

本章图2的这幅地图，标明了2005年发生的31起军事冲突的位置。参与其中的国家有22个，但其中一些国家存在更多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战争都呈两种政治几何形状：三角形或弧形。

一个是呈三角形的中非军事冲突区。另一个是清晰的弧形所代表的不稳定区域，该区域从土耳其开始，经过高加索、阿富汗，然后向下至南亚。这条线从陆上连接了欧亚，与俄罗斯擦边而过，伸向了印度次大陆。敏锐的历史学家们，轻而易举地便可看出，这条线的大部分站点——中东、高加索、阿富汗和印度——所连接起的古老道路，长条的阴影部分，是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和其亚洲帝国的陆上通道（生命线）。

沿着这个弧线，英俄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大角逐”。从19世纪至今，它们从未公开宣战，大部分是通过各自雇佣的密使来开展活动。到1945年，它们把世界霸权作为角逐的目标，第一阶段英帝国取得了胜利。战后，随着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和英国的衰落，角逐似乎变得更有利于俄方。但苏联解体后，在英国人的地盘上，进来了美国人，角逐的目标变成了对石油管道的控制。有些人称之为“新的大角逐”，因为考虑到中亚棋盘上，除了俄罗斯和美国之外，还有一个正在上升中的新世界力量——中国的存在。

世界上两个地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中南亚地区，广义上来说，也就是中东地区和南亚次大陆，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内战的发生地。最近这些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冲突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下降趋势，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至少有一个国家参与的战争的数量下降了60％。到2005年，因内战死亡的人数也减少了至少两千人，达到了这一地区45年来的最低值。尽管在肯尼亚、苏丹、索马里、乍得、布隆迪和中非共和国等国内部仍有军事冲突，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经比10年前安全多了。有些更为残酷的军事冲突，如在安哥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埃及、厄立特里亚发生的战争，都在1999年到2006年期间停止或缩小到最小的规模了。

但是，在非洲大陆，并没有正在进行的大角逐。正因为如此，当地的内部冲突才更有可能通过多边干预的方式得以解决。

图2：2005年发生的军事冲突的位置

注：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制作。

沿着欧亚大陆的不稳定弧线所发生的冲突——库尔德问题、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问题、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还有中亚和阿富汗的伊斯兰起义——一个比一个难以处理。因为这些问题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当今某些最大的地缘政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如美国霸权的命运以及为控制能源而引发的战争等。

石油价格的意外上涨以及唾手可得的替代性能源的缺乏，都迅速地增加了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在大角逐棋盘上的机会。近期对烃类能源价格的控制并未能影响生产国的中长期未来，因为可燃固体能源已经接近枯竭。一些专家认为，传统能源的紧张，僧多粥少，是引爆当今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的世界已经比15年前平静多了”，迈克尔·L．罗斯在《外交事务》上写道：“尽管存在这一趋势，但在石油生产国，战争没有任何减少……约有1/3的内战发生在那里。在1992年，这个比例是1/4。”
(10)

独立观察家们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武装冲突的下降趋势是十分明显的。独立观察家们有自己的评估工具。所以，可以先不考虑搜集数据的研究机构们的解释。比如，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方面的SIPRI年鉴，就是武装冲突方面较为权威的数据来源之一。它2008年发布的报告中有关军事冲突的数据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自身关于国际安全的悲观分析论调是相反的。2007年，以各种名义发动的大型军事冲突有了进一步减少，从17起减至13起。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让人清楚地看到的趋势是，从1990年以来的战争数量几近于连续地下降——尤其是内战，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地球上惟一的一种战争。2000年后，这种下降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按照斯德哥尔摩研究所的标准，从199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发生27场武装冲突。2001年，发生了25场冲突，之后逐年递减，2006年有17场冲突，2007年降至了历史最低点——13场。

评估任何一场战争严重程度的指标，莫过于在战场上丧生的人数了。因此，最近建立的一些数据库，力图对每场战争中丧生人数作出评估，并找出战争规律以研究其发生的原因。冷战后军事冲突数量减少的同时，还有一个颇为令人感兴趣的新现象，即战场上死亡人数的下降。本章图3标明了1946年以来所有在军事冲突中丧生的人数。长期来看，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实际下降的幅度要比表中所示的大得多，因为表中的量是绝对值。图3并未把1950年到2000年期间世界人口翻番的事实考虑进去，假如把这个因素算在内的话，20世纪90年代在战场上丧生的人数只是70年代的1/3。

图3：1946年至2005年战场上丧生的人数（单位：名）

注：由国际和平研究所内战研究中心制作。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战场上丧生的人数达到了高峰。1949年的将近10万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点。那些年，主要有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还有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36.5万人丧生）以及希腊内战（15万人死亡）。图3中，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爆发的一系列战争，使战场上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第二高峰。

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伊战争，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冲突。最后，90年代末，因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1998年—2001年，14.5万人丧生），埃及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的5万人丧生的战争（1998年—2000年），使得图3中的曲线再次小幅上扬。每一次的峰值都比前一次低，2002年的下降是近期的绝对最低值。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使得曲线再次上扬至一个峰值。因此，1946年以来，尽管爆发了一系列漫长的国际危机，但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数总趋势，从积极角度来看，表明了冲突致命性的降低。
(11)

不对称战争与犯罪战争

战场上死亡人数的下降与传统战争——即在大的战役中大批军队利用重型武器进行对抗的战争——的减少有关。这些战争，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因为战争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有的学者解释道，战争已经从完全对立的两支军队之间的系列战斗转化为各种更为无序的、易变的暴力形式，
(12) 或者变成了一种“不对称”冲突，一方是常规军队，另一方是形形色色的起义军——它们不遵守规则，使用一些小儿科般的战术。

不对称战争不是连续的、可见的、持久的战争，它们是四处蔓延的后现代危险，在士兵与平民、战争与和平、胜利与战败之间没有区别。没有通用的规则，没有战争权利，没有荣誉，也没有公平竞争可言。没有截然对立的敌人，也没有特定的敌人。所有装备与技术都很优良，且具有成本低、灵活度高的优点。发动不对称战争的人，并不需要占有大量资源。一个3000美元的可携带导弹发射装置就能击落一架3000万美元的直升机。在持久战的战场上，足够量的炸药可不费吹灰之力地毁掉一个营房或一辆吉普。

正规军将总会输掉不对称战争。因为，在这种情势下，正如五角大楼的一本手册所阐述的那样，对手拒绝“站起来，诚实地战斗”。不对称战争的第一步是不准时现身于战场上，使对手以为自己立刻就取得了胜利，使他们陶醉于瞬间就取得的巨大胜利中以后，再攻其不备，发动一系列闪电般短暂突然且令人猝不及防的进攻。

战争性质的这一变化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在小型战争即使用所谓“小型武器”而进行的形式不规则的“低强度”战争中丧生的人数，急剧减少了。

正是步枪、左轮手枪、建筑工地所使用的爆破雷管和炸药杀害了非洲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受害者。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每49起大型冲突中有46起所使用的战争装备就是那些轻型武器。因此，人们说“卡拉尼什科夫”时代到来了。

轻型武器以及此类冲突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低于那些常规武器。低强度战争，虽然也很血腥，但造成的死亡人数只是一战以来我们所习惯的传统战争的一部分。轻型武器的交易额只占全球军费的一部分。杰弗瑞·鲍特韦尔和迈克尔·T．克莱尔估计，2000年的交易额大约为100亿美元左右，而全球军备交易总额为8500亿美元。
(13)

此外，低强度战争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障碍。因为它们比传统战争时间更长，倾向于攻击平民，而且总是发生在地球上特别贫穷的地区，加剧了那里原本就存在的不幸与灾难。煽动这些战争的力量，有着一种比传统战争的动力更为地方化的特质。
(14)

战争愈发地变成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而有组织犯罪也与战争愈来愈紧密。战争像黑手党一样，已经成为了某种生活方式和某种机制。它们可以产生收益，行使行政权力，给予被排除了诸如正常教育、合法就业等多种选择道路的年轻人做事的机会。
(15)

参战主体也愈来愈多地混迹于犯罪分子、犯罪头目和投机资本家之间。这些人不在乎什么旗帜与身份，更关注战利品和生意本身。任何人，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像阿富汗、科索沃、利比里亚、索马里、刚果和塞拉利昂等类似国家的情况，并与国际关系传统方式进行比较，就能够解读犯罪战争这一概念所传达出的意义了。

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就是一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四处扩张的暴力犯罪家。他以一支仅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发动战争，夺取了利比里亚政权。靠军事力量在利比里亚进行统治，掌握了该国的煤炭和木材资源，并把所获取的利润进一步用来购买武器以发动新一轮战争。
(16)

这就是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战争问题的现实。死难者减少了很多，但“供给”暴力的能力——即轻型武器和使用此类武器的人员的可支配度——以及制造冲突和维持冲突状态的能力都依然很强大。
(17)

一方面是这种乏味的现实场景；另一方面是媒体和政治所一贯喜欢夸大的武器与战争风险。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确实令人感到不安。几乎所有政府都倾向于谈论更能制造恐慌的、因破坏力大而令公众感到恐惧的武器。很少有人提及犯罪战争和非法运输武器的最不起眼却最肮脏的证据。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近20年来一直试图把各国的注意力和公共舆论集中在最常见的破坏性武器上，同时针对这一主题召开了相关研讨会，并倡议签订了系列针对性很强的国际协定。但是距离实施禁用、启动裁减的道路还很远。让人不觉得荒谬是很难的，因为，针对生化武器已经达成了全面禁用协议，针对核武器也签署了相关条约，并且在不久前奇迹般地开始发挥作用了。然而，在常规武器方面，达成的协议却很少。

究其原因，要部分归咎于大众媒体对步枪和左轮手枪的禁用呼吁，也要部分归因于美洲的殖民史——由殖民者和冒险家们扛着卡宾枪完成的。它们还把对枪械的使用视为个人身份和伟大国家的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巴西这样一个暴力和种族主义传统都弱于北美的国家，其在2005年针对控制枪械所有权的全民公投，最终还是作出了不利于公投发起者的裁决。另外，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围绕在武器制造者和拥有者周围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每一次在国际范围内严格限制小型武器的拥有、使用、合法及非法运输行为的努力尝试，都因一些国家的坚决反对而失败了。哪些国家呢？那些深受小型武器制造商游说团影响，深受个体面对暴力威胁时要用武器自卫观念影响以及手枪和步枪拥有者协会影响的国家。

此外，不应回避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另一面。如果其他武装冲突是发生在世界上最贫困、最边缘地区的内战，或者犯罪战争由嗜利的小型暴力组织发动，那么国际社会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了。可以选择依靠一些力量，在最弱的国家建立民主机构并通过联合国和多边合作组织提供支持。对缺乏民众支持和内部凝聚力的犯罪组织，或准犯罪组织使用武力，进行合法干预。对于那些发动内战的武装力量，应该通过国内外警察的行动予以打击。这些行动与那些打击犯罪的活动在技术和动机上并没有不同。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加强排解不稳定地区社会的绝望情绪，如此便削减了所有内战的最为关键的力量：他们是一群被激怒的年轻人，没有未来，却拥有武器和炸药，被当代政治犯罪头目所操控，被用以勒索政府和企业，或去控制自然资源和能源。除了推进和平与法制教育的主要道路——这也是每个大众教育和推动地区发展计划的自然成果——之外，便再无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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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 S．Levy，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Lexington，1983．

(2) H．Moller，Youth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World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X，April 1968；Jack Goldstone，Population and Security：How
Demographic Change Can Lead to Violent Conflic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Fall 2002；Richard P．Cincotta，Robert Engelman e Daniele Anastasion，The Security Demographic：Population and Civil Conflict Alter the Cold War， Pai，Washington DC，2003．

(3) Geoffrey Parker，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Wiley-Blackwell，London，1979．

(4) Paul Kennedy，Ascesa e declino delle grandi potenze， cit．

(5) Jon M．Bridgman，The Revolt of the Herer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1．

(6) Robert Muchembled，Anthropologie de la violenc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XVIIIe siècle），in Revue de synthesis，n．108，1987．

(7) Michael Roberts，Essays in Swedish History， Arnold，London，1967．

(8) Fu Ying，China and Asia in the New Period ，i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n．69，2003．

(9)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0) Michael L．Ross，Blood Barrels：Why Oil Wealth Fuels Conflicts ？in Foreign Affairs，vol．LXXXVII，n．3，2008．

(11) 武装冲突和战场死难者数量的趋势研究主要有两大资料来源：分别是由米凯尔·埃里克森（Mikael Eriksson）、皮特·沃伦斯迪恩（Peter Wallensteen）和玛格瑞塔·索伦伯格（Margareta Sollenberg）在《和平研究》上定期以《武装冲突》之名发表的文章以及贝瑟尼·拉齐娜（Bethany Lacina）、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Nils Petter Gleditsch ）和布鲁斯·拉西特（ Bruce Russett）在“战场死难者”方面每年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参见Monitoring Trends in Global
Combat：A New Dataset of Battle Deaths，The Declining Risk of Death in Battl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rio），Oslo。

(12) Martin van 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Free Press，New York，1991．

(13) Jeffrey Boutwell，Michael T．Klare，A Scourge of Small Arms ，in Scienttfic American，n．6，June 2000．

(14) Ann Hironaka，Neverending War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Weak States，and the Perpetuation of Civil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5．

(15) William Hartung，The New Business of War：Small Arms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flict ，i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XV，n．1，2001．

(16) William Reno，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 Lynne Rienner，Boulder，1999．

(17) Mats Berdal e David M．Malone （eds.），Greed and Grievance：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Lynne Rienner，Boulder，2000．

第二部分　大骗局的升级

美国在接近20世纪中叶时，拥有了相应的财力与权力，具备了推出升级版“昭昭天命论”的条件。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所构想的创新，存在于一种接近乌托邦大胆政治计划中：构建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政府。美国作为以国际和平与稳定为前提的国际秩序的潜在维护者而展开的变革，对大骗局的升级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第八章　美国从世界政府到黑社会式保护

战后初期，美国事实上扮演了一个世界政府的角色，但仅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这借助于罗斯福事先选定的工具来实现：一支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力量——同时在离主要危险最近的地区通过区域军事联盟的方式对其作用进行加强；一个货币体系——它以美元和一张庞大的网络为基础，而这张网是由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美国运转的组织、联盟和条约所构成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2000年之后，这一体系才开始走向衰落，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急剧地。

罗斯福的世界政府

我们已经明确了大骗局的两大源头：传媒业——它需要悲剧和灾难以更容易兜售其产品；美国军工集团——它需要捏造或夸大威胁，以表明其存在之合理性。这两大源流常常交汇合并在一起，于是，我们面对的危险就膨胀了起来。

事实上，不难看出乔治·布什政府，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信息传媒领域，都是危险的最大国际制造源。

但探讨若停留于此，不对这种操控综合征的源头提出更多质疑，也许是不对的。这一综合征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力量与军工企业、五角大楼进一步合作从而为国际和平设置了最大的障碍？

但事实上，制造危险、歇斯底里地渲染夸大世界紧张局势以名正言顺地增加军费——不过是从更宏观范围来看最为明显的一点罢了。这不仅仅与军工企业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市场以及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对外政策和长期的历史倾向性有关。简言之，这是美利坚帝国的问题。

大骗局长期以来的核心推动器就是美国的扩张主义以及扩张主义本身所传递的对国际现实的扭曲认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些最为敏锐的头脑便致力于该问题，开始探究其国家的全球攻击性、公共舆论和政治的“偏执风格”到底源自何处？
(1)

威胁警报作为美国管理的特殊方式，数量十分之多，且常常来自军方内部。1957年，麦克·阿瑟将军说：“我们的政府一直通过发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警告，把我们置于一种持续的恐慌状态之中，一种持续亢奋的爱国情绪之中……但是，回过头来看时，发现这些灾难似乎不曾存在过，且是不真实的。”
(2)

有两大观念主导着美国的扩张主义。第一个观念是，当今世界布满了陷阱，恶势力总埋伏在暗处，时刻准备通过经济危机、战争、革命和暴政来剥夺我们的福祉和自由。按照这一观念，近几个世纪的历史已向我们表明，即便是一个像美国那样被保护和管理得很好的共同体，也不要幻想能在与“正确的”——即美国的——价值观和体制相对立的包围圈中幸存下来。因此，美国的内部安全与繁荣都有赖于向全世界的扩张，如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3)

民主和福祉都是至高无上的财富，但不可能只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它们应该被输出、推广，必要的话可诉诸武力。因为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和生产机制所依赖的正是它们的普世化。早在列夫·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思想之前，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在思考，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它不能仅在一国存在。

第二大观念是在19世纪的美国十分流行的“昭昭天命论”。根据这一观念，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统治世界，它不仅能为自身而且能为全世界带来自由和安全。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上天为美国人民安排的命运。这一坚定的决心也通过美国的繁荣和在各项事业中的无往不利而明确地传达了出来。

美利坚，是受祝福的民族，是惟一一个在追求自身利益、推进自身价值观的过程中，同时也给全人类带来了益处的民族。至于这一益处的内容，无需解释，典型的美式价值观的有效性通过自由贸易、民主、人民自决权和公民自由等便足以说明了。这些理念与人类本质和社会属性的和谐一致性不言自明，因此，也是普世的。
(4)

“美国对外政策”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与自身，与自身民族意识的整体关系的悲剧在于，真正的事实显然与上述内容出入很大。作为宇宙真理的受托者，美国与他国别无二致。自建国以来，在对外政策方面，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是有变化的。人们可以从其频繁违背自身所宣称的反对专政和反殖民地的行为中，看到这一巨大反差。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1823年门罗总统所公开宣称的信条。据此，成功反抗宗主国英国的殖民地应成为惟一一个有资格干预任何与其同属一个“半球”的他国内政的国家。欧洲列强被禁止了此项行为，因为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才自动具备了在北美发挥影响力的资格。
(5)

北美的英属殖民地，无论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都曾入侵过其他国家，屠杀过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对民主国家发动过战争。殖民者按照当时的文化规则——即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行事。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把他们的国家视为大不列颠帝国在新世界的继往开来者。
(6)

美国的特殊主义观念有着相当深厚的宗教根基，是帝国主义以上帝为名进行的征服和种族优越感等欧洲意识形态的一个变种。
(7) “昭昭天命”的观念本身，没有任何一点是原创的。其他早于美国的民族，也感召到了这一崇高使命，因此，这一信念存在于所有曾建立了帝国的国家政治文化之中。俄国沙皇、葡萄牙和西班牙征服者都确信，他们所进行的扩张计划完全是按上帝的意愿行事。也有一些世俗帝国，它们的统治蓝图通过法律的进步和民众的解放而得到认可。第一次大型的现代民主与自由的输出，当首推拿破仑于19世纪初在欧洲进行的长期侵袭战争。

但是，只有美国到达了巅峰，在接近20世纪中叶时，拥有了相应的财力与权力，也具备了推出升级版“昭昭天命”论的条件。此外，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所构想的创新，并不存在于意识形态中，而是存在于一种接近乌托邦的大胆政治计划中：构建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政府。这项事业初期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之后便遭遇了失败。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以国际和平与稳定为前提的国际秩序的潜在维护者而展开的变革，对大骗局的升级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8)

我们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逐步加以展开。

美国权力精英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其敌手，也是为了在符合他们利益的框架内，打下一个与他们所想象的相仿的战后世界秩序之根基。

统治世界方面头脑最为清晰的美国理论家们也不掩饰他们的企图。不乏远期和近期的思想与规划。下面是美国对苏联的著名“遏制政策”的创始人——乔治·凯南的想法：

我们拥有大约全世界一半的财富……但却只有全球5％的人口。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后这些年的任务就是设计出一个关系体系，以保证我们维持这一领先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停止做白日梦，停止感伤，集中精力于国家各领域中最迫近的目标并全力以赴之。
(9)

凯南考虑的是短期内民族利益，而罗斯福的提议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野心的政治计划：创造一个世界国家，拥有一个政府、一个全球议会和法院，再加上一系列机构来保护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即金融体系。此外，还有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十分庞大的经济救助和战后重建计划，应该包括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和苏联也在其中。

罗斯福天才般设想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其提议的核心是对所有人和所有领域的安全承诺。不仅保护人类免受战争之苦，还要免于遭受经济崩溃之困扰。其次，罗斯福明确表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安全的支柱，将肯定是美国，但是要通过一个由全世界所有大大小小——表面上被一视同仁——的国家认可的国际机构来执行。

这一机构的架构要比国际金融机构的体制更加人性化，比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更为广泛。乔万尼·阿瑞吉认为，联合国就是在其发出普世所渴望的和平、贫穷国家所渴望的独立及与富国平等的号召之下，按照这一目标所成立的机构。

现在重新肯定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意义并不困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一个对于世界命运至关重要的角色赋予了联合国。国际联盟就是这种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但它没有美国的参与，其运作精神依然是19世纪的，即多国一起召开的大会。

一方面，联合国也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联合会，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超国家的机构。

然而，联合国最初也不是对某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蓝图的实践。这个新组织——罗斯福的概念中——完全由美国的政治理念所引导，即18世纪美国国父们建国时所秉持的理念。它的名称是由罗斯福亲选的，仿照官方语言，“合众为一的”美利坚合众国。总部在美国的一块由洛克菲勒家族馈赠的土地上，其主要文件的语言和观点为美国人所熟知。联合国宪章的那段十分有名的序言，就是总统先生本人的好友，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所作。
(10)

联合国大会与议会相仿，囊括了所有拥有同等投票权的国家，就像在美国国会中一般，并不需要考虑个人影响力。还有执行机构，即安全理事会。它对联大的决议拥有否决权，更多地体现了权力的现实而非人民的意愿。

美式联合国的诞生，令对手们对罗斯福的计划感到更为惊恐。他们就是那些早在25年前就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国联提议的孤立主义议员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从国际主义修辞中得以净化的创举，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说到底，罗斯福想对世界做的正是美国人已经对自己人做到的事情。

如人们所见，罗斯福的计划并未按照原有想法执行。美国国会也没有表达出任何要对这么一项规模庞大、颇具勇气的事业给予财政支持的意愿。此外，1945年的世界，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复杂而无法接受在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的倡议下来重新设计了。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障碍是，冷战之风已经开始吹向美国。罗斯福政策的一大基本前提是继续保持战争期间与苏联建立起的良好关系，以及对战后全球管理事务的全面参与。在这位美国总统眼中，联合国还是一个避免世界一分为二，避免爆发新一轮战争和产生不稳定局势的工具。

此外，罗斯福认为，美苏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两大体制之间，自然是存在根本差异的，但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已从贪婪的英国人手中转移到了高尚民族的手中。而资本主义体制的全部优势，会逐步地、和平地体现出来。美国资本主义会战胜共产主义，而无须通过任何灾难性冲突来达到。

罗斯福的逝世以及务实且反共的“密苏里州政客”杜鲁门的上台，加速了当代史的戏剧性转折。一些研究者认为，1945年8月向广岛和长崎两地投掷原子弹，就是在杜鲁门的授权下所为。他开启了冷战。核武器并非用来迫使已经战败的日本投降的，而是为了恐吓苏联人，意欲表明，美国所拥有的武器无人能企及。
(11) 自此之后，美国政界让苏联人别无选择：要么默认美国的霸权地位，要么对美国充满敌意。

杜鲁门时期，对罗斯福的计划并未废除而是作了修改。这一计划成功地预制了一个世界秩序，西方至今仍处于这一秩序之下。它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导致“自由世界”的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1945年之后的数十年里，这些国家相互之间通过军事、政治和增长的经济锁链捆绑在了一起。

把俄罗斯纳入新秩序，创造一个新世界而非后来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从原计划中被剔除了。没有了世界和平，全球政治一体化的任务，甚至联合国的作用也被压缩了，但是，那些被保留的东西，对于开启美国扩张主义的新阶段而言已经足够了。

战后初期，美国事实上扮演了一个世界政府的角色，但仅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这借助于罗斯福事先选定的工具来实现：一支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力量——同时在离主要危险最近的地区通过区域军事联盟的方式对其作用进行加强；一个货币体系——它以美元和一张庞大的网络为基础，而这张网是由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美国运转的组织、联盟和条约所构成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2000年之后，这一体系才开始走向衰落，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急剧地。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印记仍存在于在其影响下成立的那些机构的“DNA”中，至今仍然如此。但他计划中最为普世性的元素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走上军备之路之前，并未完全消失。
(12)

说到罗斯福精神的持续影响，其中最有趣却鲜为人知的影响之一，莫过于原子能垄断的故事了。这段历史也因为另一个因素而十分有意义，它让我们以更近的维度去思考大骗局影响下从1950年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变迁史。

如今有多少人记得或知道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源自于一个世界原子能垄断计划——即阻止核武器发生可预见性的扩散——的缩减版？
(13) 有多少人知道，美国恰恰是这一计划的最坚定支持者？

该计划的措施，在今天看来是可信的。就是与苏联共享机密，回收全球所有的铀资源，建立一个机构——原子能发展机构。该机构应负责管控所有原子能方面的科学研究，并获得联合国授权以管理全部所需原料。

这一计划源于曼哈顿计划。几年后，那个发明了原子弹的科学团队，被美国政府推向了国际社会。

广岛的毁灭，大大推动了把原子能问题置于联合国权威之下的体系的成立。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害怕（确实是害怕）短期内苏联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研制出原子弹，于是提议设置由一个联合国秘书长直接负责的全球性机构。其目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核能源，避免产生核竞赛。
(14)

一份十分具有创新性的报告被呈给了杜鲁门总统，并获得了他的批准。该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在核武器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以取缔核武器的公约或以监督和保护方式为基础的安全体系能够发生效用。报告指出了问题之关键：所有蕴含风险的发展核武器活动，都应该脱离各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惟一一个国际机构，即原子能发展机构管控。
(15)

原子能发展机构本应该能掌控、管理和发展全球各国的核工业，并得到良好的资助，发展成一个对优秀的科研人员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研究中心。这一机构本来也有可能成为全球铀资源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同时还管理核反应堆和燃料生产设备。这一机构本可以垄断这些原料，阻止它们被用于制造原子弹，还可以民用目的把它们分发给各国政府和私人组织。只有原子能发展机构才有权进行核爆炸实验，而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秘密活动的工作，则交由另一个国际监察组织。
(16)

原子能发展机构计划，被杜鲁门政府中越来越多的冷战分子所破坏。他们歪曲了原始建议，交给联合国一份很快便被苏联澄清了的计划。在原子能领域建立一个全球管制体系的尝试失败了。在此之后，便经历了持续性的倒退。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6年，只有有限的监察权。它很少提到裁军的议题，目前也不过是喜欢说“控制核武器”而已。

从冷战到黑社会式保护

现在，我们回归主题。那时最大的敌人乃是苏联。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不是美国要制造或夸大威胁以对外扩张，打开新市场，为其工业和金融集团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那么便无法对冷战进行解释。

两个曾在极为惨烈的战争中并肩作战的国家，彼此间本应能够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共存之道，却存在着如此根深蒂固、不可思议的敌意。这一点也不难理解。美苏两国实力很明显是不平衡的，以至于美国并不掩饰其扩张企图。

美国十分清楚自身所拥有的战略优势，1945年之后，便拒绝对各种系统化解决争议纠纷的提议进行磋商。无论这些提议来自本国内部还是苏联。美国官员对苏联的虚弱十分清楚，也知道与之对抗并不存在引发新一轮战争的风险。
(17)

对同盟国，美国提出了一项令人难以拒绝的提议。为它们提供一套重振经济的规则制度，提供军事保护和财政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后两者的辐射范围很大。但实际上，也是盟国本身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和财政援助的。

杜鲁门主义是罗斯福全球新政的缩减版和军事化版本，它保留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全球视野。杜鲁门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占领计划对欧洲和西方构成了威胁。

冷战的四五十年中，在一个被严重夸大的、被捏造出的威胁——用以把自身的扩张主义倾向归咎于对手——的刺激下，美国和西方几乎全部在军备扩张中度过。

对当年的苏联共产主义进行总体审视后，不难发现，它们没有任何挑起世界大战的意愿，无论与美国还是欧洲。列宁认为，资本主义会因为其内部的矛盾而走向衰落、灭亡，而非源于外部侵略。苏联只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支持境外革命运动就可以了，完全不必冒战争之风险。

一位敏锐的安全分析专家，伯纳德·布罗迪早在1966年就曾指出，很难发现苏联人有什么意图占领欧洲的合理举措，尤其是采取一系列与风险不成比例的举措。
(18)

即便是在苏东剧变后，俄罗斯档案开放、证据资料倍增的情况下，苏联人残忍的、但未付诸实践的入侵西欧的计划，也从未被发现过。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著名的“第一次打击”，即对美国实施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有关的蛛丝马迹。
(19)

苏联对美国和西方实施军事霸权，既没有成为事实，也没有作为一种风险存在过。在1982年，就有一些研究，诸如马修·A．伊万杰利斯塔的研究表明，苏联红军从未具备对西欧安全构成真正威胁的条件，正如冷战本身就是爆发于对苏联不会构成致命威胁的认知之上的。
(20) 1945年11月，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文件表明，苏联至少仍需花费15年的时间才能重新打造一支能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的军队。
(21) 在红军的某些刊物上，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信息。1950年，苏联红军的后勤运输仍有50％依靠畜力，直到1954年到1955年期间，马匹依然还被用于各种军用物资的运输。
(22)

冷战初期，对于罗斯福全球新政理念副产品的支持者们来说，要克服的真正困难是美国公民在战争结束后对回归正常生活的渴望，以及政府作出的一系列军人复员和裁军计划。战后初期，共产主义的政治骚动，并未对军费产生巨大影响。“自由世界”的斗士们，直到1950年，才获得了在欧洲和美国重整军备的必要资金。

从这个角度来说，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全球霸权的其他要素——控制全球货币，向盟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与“马歇尔计划”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其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与苏联所拉开的距离，对后者来说，已难以追赶，甚至是恒定的了。尽管苏联在1950年至1970年也经历了20年的经济增长，但同时期美国的GDP在去除了通胀因素后，仍增长了两倍多。

在罗斯福全球新政的缩减版——杜鲁门主义中，1945年提出的世界政府计划似乎起到了作用。西欧诸国和日本既赞赏美国所给予的提防共产主义威胁的军事保护，也从后者战后的扩张中受益匪浅，因此同时也接受了美国对其增加本国军费的要求。

现在，我们对此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美国对“自由世界”霸权的基础是，它有能力向其盟国提供至关重要的东西，即提供军事保护。来自外部的进攻威胁——制造出了对军事保护的需求——在冷战初期，肯定是被夸大了的，很大程度上是被捏造出的。因此，美国既是危险的制造者，也是保护的提供者。

但时间一久，矛盾自现。因为，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明显表明，苏联的威胁是被人为夸大了的，只是美国的世界政府进行扩张的借口。在欧洲，威胁的轮廓逐步显现，就像一个自我实现了的预言。

其实苏联也获取了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情报，于是加紧了核研究计划的执行。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于1949年成功爆炸。随着基础设施的重建和生产力的恢复，苏联也参与进了沉重的军备竞赛之中。20世纪50年代后，军费占到其GDP的15％。50年代末，苏联拥有一支多达430万人的军队，一个庞大的核武器库，其中一部分用以对付欧洲。

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其说是冷战的因，不如说是冷战的果。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因果关系愈来愈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价值判断。对于那些处于苏联导弹射程范围之内的人，也就是欧洲人来说，这种区分，最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即使不相信会发生陆地进攻的那些人，也害怕导弹威胁。流入西方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传闻——大饥荒、古拉格和大屠杀——也加剧了人们对那个统治着苏联的独裁政权的恐惧感。

因此，尽管威胁是被夸大、被歪曲了的，但它已不再是虚幻的。正因为此，同属于“自由世界”的国家才有赖于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欧洲各国十分乐意构建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多边军事合作组织——北约，并把它置于西欧的战略区内以应对来自东方的进攻。

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两年后苏联解体，美国都是“自由世界”的合法保护者，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支持和认可。正如日常的冲突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记得与苏联的对抗是怎么开始的，也没人记得防御这些最近距离的危险的意义了。

但是，冷战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与欧洲接受美国的庇护不同，在亚非拉地区，战后民族主义觉醒，产生了多股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杜鲁门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根本没有为处于帝国边缘的骚乱留有空间。苏联抓住了这一机会。在很多地区——首先是古巴和越南——把寻求国家独立的精英们的渴望与扩张中的原子弹超级大国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于是，世界各地发生了数十起军事冲突，即学者们所说的“代理人战争”。以打击共产主义之名，美国政府通过或支持或颠覆当地政府，煽动游击战争，资助政变，组织政治谋杀等，进行了几十次海外干预活动。
(23)

无论谁肤浅地谈论起“仁慈的帝国”以及战后美国霸权的“不情愿”时，都应该知道，帝国总会有强制性的行为，美利坚帝国也不例外。此外，在“世界政府”的框架中，不仅暗含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还有维持“公共秩序”的意图。自然，美国也没有逃避这一责任。在冷战中，毫不迟疑地打压了在其管辖范围内出现的任何有政治变革的企图。其情报机构已经变成了帝国警察，僭取了在整个“自由世界”直接活动的权利。

强制进行的活动，不断地冒犯了与帝国关系最为紧密的那些国家的主权。但这些冒犯行为所带来的尴尬与敌意，最终在很多地方被一种观念所消解——美国，说到底就像一个超民族的邦联，向其成员提供至关重要的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公共服务。
(24)

在一些较大的地区，如拉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从未成为一种切实可信的事物。但美国对当地统治阶层煽动起的大规模反人民、反革命的暴力活动的支持，引发了人民深深的愤恨情绪。这在20世纪90年代激起了拉美大部分政府的脱美行动，并在21世纪加快了这一步伐。

乔万尼·阿瑞吉认为，在“自由世界”的仁爱已经走向了美国利维坦
(25) 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提供安全服务的代价无比高昂。一旦国会批准提供全球保护的费用，杜鲁门及其继任者们便可大胆使用美国在30年的战乱中积累下的军费盈余，增加军费开支。仅3年时间，到1950年，军费就达到了500亿美元（2006年为3770亿美元），同时还有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的成倍扩张。

很快，几乎全世界都被纳入进来。1955年，美国已在36个国家建立了450个军事基地。
(26) 美国对其客户的要求仅仅是在国际政治的竞技场上，始终惟其马首是瞻，以美元作为参考货币，为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便利。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提供安全保护，美国霸权下的和平所依托的财富远远多于大不列颠霸权时代。1950年，没有一个国家的GDP达到美国的1/3。而在1830年大不列颠帝国全盛时代，无论俄国还是法国的GDP都比英国要多。
(27)

阿瑞吉认为，随着美国霸权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露出了危机的迹象，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越南战争表明，美国的保护并非像美国自认为的、客户所期待的那般值得信赖。越战中，美国是在一个文化、社会和政治各方面都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单打独斗，而其欧洲和东亚客户却作为其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崛起了。

越战失败后，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了美国军事实力的下降。1983年，在意识到不可能在黎巴嫩，以及后来的尼加拉瓜、安哥拉、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不对称冲突中占据上风时，里根总统小心翼翼地以充当幕后推手和借助中间人的方式避免了任何地面战争。
(28)

20世纪80年代，大范围传播的“恐怖平衡”理论，使得折磨了欧洲人数十年的对核武器的恐惧情绪缓和了不少。不仅仅战略专家，连普通民众也开始质询，核武器是否会自我消亡，不再影响到集体安全。
(29)

与美国军事权威下降同时发生的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对联大政治控制权的丧失。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联大从那时起成为第三世界表达不满的共鸣箱。

美国霸权开始瓦解，主要是因为其贸易和金融支柱的摇摆。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下的市场力量，显示了美国霸权下的和平在贸易赤字和资本运动中的脆弱性。

在艰难的20世纪70年代过去之后，里根政府开始了由合法保护向黑社会敲诈式保护的转变。也就是说，提供安全服务者，也正是威胁的制造者。

里根同时也终结了提供廉价军事保护的时代。对日本的保护几乎是免费的，天平另一端的砝码也不过是要求它减少与美国的竞争，用其多余资本来补偿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对欧洲人，也以一种不甚明了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美国政府决定大幅提高利率以吸引巨额资本流向美国，把自身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一操作的原理十分明了：如果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保证“自由世界”中的其他国家都得到保护是必要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应向美国提供必要的资本。但是，所选择的方式，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其财政赤字。这不过是把问题延迟了。因为，国债早晚要到期，而且向海外支付的大量固定利息也加剧了已存在的亏空问题。

同时，里根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扩充军备计划，并向苏联和第三世界的反美力量发起总攻。扩充军备的理由是要警惕苏联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优势，
(30) 以及第三世界中由一些流氓无赖和地方独裁者，如萨达姆·侯赛因和许多伊斯兰教“基地”组织人物，如本·拉登等参与的攻击活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它在20年之后要通过提供军事保护的方式来应对的危险。这就是大骗局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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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典参考文献请见Richard Hofstadter，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Vintage Books，New York，1967。

(2) David Horowitz，The Free World Colossus ，Hill and Wang，New York，1965．

(3) 美国扩张主义思想流派主要由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所主导，参见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Delta，New York，1959；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Vintage，New York，1970。

(4) 以下内容就是这一观念广为传播的极好例证。在1896年，克利夫兰总统在通告西班牙政府对古巴的民族起义进行镇压时，以这种方式表述了该问题：要么伊比利亚政府及时进行干预，要么“本政府将被迫保护本国及本国公民的利益，而这正与全人类和全世界文明的利益相一致。”

(5) Thomas A．Bailey，America’s Emergence as a World Power：the Myth and the Verity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61．

(6) Richard W．Van Alstyne，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 ，Norton，New York，1960．

(7) 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1932年称：“我们将不会放弃以上帝之名为世界文明化进程执行属于我们这个种族的使命。千年来，上帝创造讲英语的人不是为了他们空洞又无用的静思与敬仰。绝对不是！他把我们打造成了在混乱世界建立秩序的建筑大师。他使我们长于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管理老迈和野蛮的人。”此外，沃尔特·佩奇（Walter Page）曾在1898年的《亚特兰大月刊》上写道：“美国人生来就是一个开天辟地，敢于冒险的民族。源自英国人的血统，最初是探险者、征服者和建国者，美国人总是敢于进行伟大的实践——打败印第安人，伐林拓荒，建立新政府，开拓疆土，创造财富，解决奴隶制和内战等重大问题。现在，由于东方大门的开启，我们要在亚洲和欧洲，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变革中面对运转中的世界力量。”

(8) 弗兰兹·舍曼曾揭露过罗斯福所试图建立的美国全球利维坦的主要方面，而乔万尼·阿瑞吉在一篇绝佳的分析中重提并完善了舍曼的观点，描绘了这项事业的衰退趋势。参见Franz Schurmann，La logica del potere．Le origini，le correnti e le contradizioni della politica mondiale， il saggiatore，Milano，1980； Giovanni Arrighi，Hegemony Unravelling-I e Hegemony Unravelling-II ，in New Left Review ，nn．32—33，2005。

(9) 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in Department of State Policy Planning study，n．23，1948．该项研究被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引用，参见Andre Gunder Frank，Meet Uncle Sam-Without Clothes——Parading around China and the World， http://www.rrojasdatabank.org。

(10) John A．Moore Jr．e Jerry Pubanz，To Create a New World？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eter Lang，New York，1999．

(11) Gar Alperovitz，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and Architecture of an American Myth， Knopf，New York，1995．

(12) Robert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XXIV，n．4，1980．

(13) Bertrand Goldschmidt，When the Iaea Was Born ，Iaea，Vienna，2006．

(14)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Gerard H．Clarfield e William M．Wiecek，Nuclear America：Military and Civilian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80 ，Harper & Row Publishers，New York，1984。

(15) 该计划的名称是《核能的国际控制报告》（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1946年3月被美国总统批准。参见David S．McLellan，Dean Acheson：The State Department Years ，Dodd，Mead & Co.，New York，1976。

(16)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Norton，New York，1969．

(17) 沃尔特·拉费伯尔在其著作中对这一观点运用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进行了论证。参见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 McGraw-Hill，New York，2006。

(18) Bernard Brodie，Escalation and the Nuclear Op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6．

(19) Robert Jervis，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III，n．1，2001．

(20) Mattew A．Evangelista，Stalin's Postwar Army Reappraised，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VII，n．3，1982．

(21) Mattew A．Evangelista，Stalin's Postwar Army Reappraised，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VII，n．3，1982．

(22) B．H．Liddell Hart，The Red Army：A Searching Analysis of Russian Men and Tactics， in Ordnance，July-August 1949； Edgar O’Ballance，The Red Army of China， Faber & Faber，London，1964．

(23) 解密的文件，以及该领域的信息和相关研究都表明，美国是冷战中最残忍的一大犯罪行为的同谋。美国支持后来夺取了印尼政权的武装力量残忍杀害了30万名共产党员。参见Robert Cribb，The Indonesian Massacre ，in Isreal W．Charmy，William S．Parsons e Samuel Totten，A Century of Genocide：Critical Essay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Routledge，New York，2004； 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 1978； George Lardner Jr．，Papers Show US Role in Indonesian Purge ，in The Washington Post，July 28，2000。

(24) Charles 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cit．

(25)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了他以怪兽Leviathan命名的著作——《利维坦》，意在用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就有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一说。——译者注

(26)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in Foreign Affairs，vol．LII，n．2，1974．

(27)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XXIII．n．3，1986．

(28) Giovanni Arrighi，Hegemony Unravelling-I ，cit．

(29) Evan Luard，The Blunted Sword：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cit．

(30) Tom Gervasi，The Myth of Soviet Military Supremacy ，Harper & Row，New York，1986．

第九章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异

本 ·拉登及其同伙，为1997年以来便蓄意入侵伊拉克且与美国军工企业有紧密联系的人物们提供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没有“基地”组织的“9·11”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2001年之后的美国军备的大规模扩充。新保守主义者们很好地抓住了“基地”恐怖主义这一机会，颠覆了20年来外部威胁持续减少的趋势。

他们输出民主和改写中东版图的计划，从最初的雏形来看，就显得十分愚蠢和偏执。这个计划加剧了美国帝国权力的衰落，而非新一轮的扩张。

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之幽灵”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突然解体，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源头消失了。那么，美国军事保护的最大借口，也就面临站不住脚的危险。柏林墙的倒塌，把提供保护服务的最大生产商置于危机之中。这个生产商正是在里根政府把军备竞赛置于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时形成的军工集团，而这一集团早在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卸任时，就被他在演说中称之为威胁美国民主的一大危险因素。

从1989年到2001年9月11日，无论是美国的世界政府还是军工集团都像那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经历了一场根本性危机。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有数百万人为噩梦的结束而欢呼，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个没有魔头的世界里了。克林顿政府10年间，无论美国人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都共享了和平，并从中受益。

不仅仅是和平主义者，连当权派也把军工集团视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包袱，并希望在重新分配国家资源时能削减赤字，重振经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国防部长同时也是70年代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提出过一个“半终结方案”：美国军费从占GDP的6％降至3％。
(1) 五角大楼的顾问曾披露过国防部预算减半方案的细节，可节省出1500亿美元。
(2)

为了反驳这些观点，美国军事霸权的支持者们再次提出世界政府这一思想。他们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大家重新回到罗斯福1945年的“单极世界”。那时，美国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赫然耸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如今的责任，是保护全世界，而不仅仅是“自由世界”。对手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有必要在更为完整的意义上开展世界政府的工作。要保护美国人的利益，要保护他们无处不在的全球市场。另外，美国经济的扩张，也意味着要对美国对外贸易进行必要的保护，其所占GDP的份额已经从1960年的7％增至1989年的28％了。

这个观点很有吸引力，但忽略了在第三世界国家眼皮底下进行这种自以为是的保护行为的合法性。在西方，这一想法也不够实际，没有具体而宏大的目标，不足以打动民众，还需要其他的论点。于是，一个“多种威胁源”的概念，为避谈和平成果而被炮制出来。

中央情报局称，虽然共产主义的巨龙已被斩杀，但在发源处还有很多的大蛇和小蛇，必须斩下它们的脑袋。苏联解体后，新敌人的空缺应该是被中国、菲尔·卡斯特罗、毒品大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由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构成的“邪恶之轴”等“威胁”所填补了。
(3)

在所有这些候选人中，只有中国具备相应的资质。但其市场对于美国的投资者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很早以前中国政府为应对美国的偏执就持续地购买了大额保单。中国的央行，尽可能地购买了美国大量国债。正是这些日益增多的国债份额拯救了美元，保证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自足。

美国再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兼具规模与实力的中国的敌人。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十分清楚了。构建危险的代价不能超过危险本身可能被付诸实践的代价。冷战的代价从未超出美国财力可承受的范围。除了核威胁，还有它也已屈服于貌似不合理的恐怖平衡理论。俄罗斯也没有其他可用来对付美国的工具了。苏联从未有过打击并击溃美元的可能，也没有可能阻断对美国的能源供给。

黄色危险消除后，还有美国中情局所谓的“小蛇”。有组织犯罪，“卑劣无耻的国家”，各种分裂叛乱活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都是身份明确的敌人。再说，与其斗争的代价，美国尚承受得起。

但这些“小蛇”对美国和全球安全并未构成致命威胁。把它们视作需要用军事基地、海军、空军和大炮去对付的危险，是很不理性的。要控制它们并减少危害，只要花几十亿美元在情报机构、卫星设备和特种部队上便足够了。

此外，不幸的是，在糟糕的20世纪90年代这些危险竟开始减少。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见，正是从这个10年开始，之前数十年来一系列折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不幸事件突然开始减少，暴力犯罪在整个西方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开始下降。美国的犯罪率在各领域、各地区全面下降，但最引人注目的下降还是发生在与恐怖活动最为相关的领域。兰德公司按照十分宽泛的标准，把最轻微的谋杀也纳入了统计之中。而其数据却表明，从1991年—2000年全球国际恐怖主义谋杀案的数量几乎下降了83％，由420起下降至71起。

图1：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谋杀案（1990年—2000年）（单位：起）

注：兰德公司制作。

2000年是从1968年到2008年的40年间恐怖主义谋杀最少的一年。恐怖主义活动的减少有其规律性，虽然这一规律在过去10年间有了2年的中断。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国际恐怖主义谋杀活动在受其影响最大的传统地区——西欧的走势，会发现这里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几乎以零起恐怖主义活动结束（2000年有4起谋杀活动）。

此外在美国，1997年之前的几十年，国际谋杀案就已经很少了，且大多是非致命性的。

但是，乌云又笼罩在了好战者和不幸预言家们的头上，最令人不安的威胁——“和平之幽灵”正势不可挡地前进着。

乔治·W．布什获得美国大选胜利的2000年，正是国际局势获得了空前缓和的年代。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本质上还是叶利钦时代处于过去强国荣耀阴影之下的俄罗斯，半依靠美国，贫穷且没有信心。欧盟正在为其扩张问题所困扰，加之和美国一起参加了科索沃战争，似乎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巴以关系依然处于恶化阶段，但再发生新一轮武装暴动的可能性不大。

图2：西欧的恐怖主义谋杀案（1990年—2000年）（单位：起）

注：兰德公司制作。

与此同时，美国与世界一些无赖国家的关系也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克林顿政府几近重启与伊朗改革派哈塔米政府的外交关系；使利比亚秘密地放弃了扩充军备的计划，放弃了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同意对洛克比空难遇害者家属予以补偿；和中、日、韩三国一起努力寻求与朝鲜在长期和平共处及裁军方面达成一致。

在此大背景下，连五角大楼在20世纪90年代末都开始怀疑，是否因为美国海外军事战线过长才导致十余年来发生的恐怖主义谋杀活动大部分都以美国为目标。在一篇类似启示性的文章里，我们可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据五角大楼国防科学委员会分析，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和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谋杀活动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美国国务院在其文件《全球恐怖主义特征（1997）》中指出，全球1/3的恐怖主义谋杀都以美国为目标，而且……都与美国在国外政治中的干预主义脱不了干系……

冷战后的世界，不再需要美国那种急功近利的干预。再也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威胁到正从世界的“不稳定”中获利的美国的关键利益……如果美国政府能采取从海外“收缩”军队的政策，那么长期来看，破坏性恐怖主义谋杀事件，可能发生的灾难性恐怖主义袭击，都将会显著减少。
(4)

最后的交锋，发生在呼吁共享和平的人们和力图拯救军工集团于不存在的毁灭之中的人之间。始终没有能“一决胜负”的最主要原因是克林顿总统的政策。他全力支持经济增长和全球市场自由化，但却没有明确地削减和转变军工企业发展方向的计划。

无论怎样，美国军费预算早在克林顿上任前就已经开始缩减。克林顿任期内，这一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到1998年，军费降至历史最低点，绝对数额为3280亿美元（按2005年价值计算）。1999年到2000年，军费占GDP比重也降至最低值（3.1％）。美国军费绝对额从1988年的4840亿美元降至10年后的3280亿美元（-32％），同时占GDP比例也由5.8％降至3.2％。这种悄无声息的缩减，几乎与麦克纳马拉与和平主义者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那般无二。

20世纪90年代的和平共处，意味着美国与全世界在冷战后共减了军费开支。据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0年，全球军费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3100亿美元降至852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总量从4.7％降至2.4％。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军费开支的最大降幅，正是发生在人们一直所期待的地方——东欧地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其前卫星国政府都实施了遣散军事机构的政策，释放出了大量资源。俄罗斯国防预算从1988年的2180亿美元降至1998年的136亿美元（-94％），把国家从沉重的军费压力下解脱了出来。

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承受的军费压力非常之大，在1988年甚至达到了其GDP总额的15.8％。10年后，俄罗斯将国防预算的占比缩减到了3.3％。世界其他两大主要地区，西欧和亚洲，并没有紧随这一潮流——像超级大国那样在冷战后大规模缩减军费。西欧诸国的国防预算仅仅缩减了10％，而亚洲国家的军费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则增长了1/3。但在计算这些数字时，需要注意的是亚洲的军费基数本身就比西方国家的低。在1988年，亚洲国家的军费总共也就只有1020亿美元，而西欧的军费基数，则已经低到难以压缩的地步了。

本·拉登拯救了战争党

鉴于至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形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本·拉登把美国战争党从愈来愈危险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9·11”事件所引发的巨大愤怒与恐慌，正是20世纪90年代那一群被边缘化的权力集团复出的基础，也是该集团与小布什政府一起获得成功的基础。多亏了本·拉登，《美国的新世纪计划》——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为首——不仅使美国得以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更是在美国军队的庇护下，使他们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新设计的计划变得可信。

对世贸中心的袭击，在一个之前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悲剧（之后也还没有遭遇过）的国家造成了近3000人遇难。“9·11”事件之后，呈现出了一种十分不安定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沙特酋长及其组织应负的责任毫不怀疑，“基地”组织的确是袭击的始作俑者，但美国的反击行动却没有集中在“基地”组织身上。

展开反击行动时，美国的攻击力量却对准了“基地”恐怖主义的邻居（阿富汗的塔利班），或者与“基地”恐怖主义无甚关联的其他目标，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

美国的反击行动，是发动了两场完全符合相关标准的国际战争。其中一场战争，因其对另一国家的占领时间之长，造成的人员伤亡远远超过了“9·11”事件。截至2008年年初，战争费用超过了8000亿美元。的确，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的同时，开展了针对“基地”组织的行动，摧毁了其长期以来所占据的领头羊地位。但是，这完全不需要发动两场战争，完全可以通过牺牲更少的人，花费所谓1500亿美元的“反恐战争”专款的一部分就可以做到。

本·拉登自以为以很小的代价——对世贸双塔的袭击只花费了不到50万美元——就实现了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略目标，给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基地”组织因自身的行为所招致的杀身之祸暂且不提，也先不考虑反恐行动遏制了再次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可能，本·拉登这一“杰作”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美国军费的反弹以及新保守派和极右翼财富的急剧增长。

本·拉登及其同伙，为1997年以来便蓄意入侵伊拉克且与美国军工企业有紧密联系的人物们提供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没有“基地”组织的“9·11”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2001年之后的美国军备的大规模扩充。新保守主义者们很好地抓住了“基地”恐怖主义这一机会，颠覆了20年来外部威胁持续减少的趋势。

他们输出民主和改写中东版图的计划，从最初的雏形来看，就显得十分愚蠢和偏执。这个计划加剧了美国帝国权力的衰落，而非新一轮的扩张。
(5)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显而易见的一大影响上：2001年以来，美国军费预算暴涨，大骗局的根基得到了加强。

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国防预算增长了53％，总额度达到了5290亿美元之多，占世界军费预算的46％。这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并不包括联邦预算中很多零散地花费在此处或彼处的军事费用。罗伯特·希格斯认为，如果五角大楼的预算再加上2001年后为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而组建的国土安全部的预算，维护核武器的成本，老兵的管理费用，情报机构和国务院的相关费用，以及法院和国库为海外军事诉讼所作的支出，那么2006年的军费总额其实已经高达7280亿美元。希格斯指出，一旦加上那些隐藏的费用，那些没有出现在预算文件中或以其他口径隐匿下的费用，2007年的总额度达到10270亿美元是很合理的估计。
(6)

军工企业集团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美国经济难以维系该水平下持续不断的战争支出。这一因素和其他障碍一起，正在侵蚀着大骗局的根基。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军费的激增并没有引发一场全球军备竞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十分冷静地面对“9·11”事件之后美国所表现出的攻击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社会的反应经历了两个阶段。

起初，全世界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世贸双塔倒塌后数周内，“我们都是美国人”成为传遍全球的非修辞性口号。

但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尤其是伊拉克之后，国际社会对美国史无前例的、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蛮横行径，表现出的主要是惊诧和担心。最初的同情消失了。因为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令很多人感觉是昆西·亚当斯的担忧变成了现实，美国在全球四处寻找可与之一战的恶魔。

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形成了十分牢固的负面评价。与美国关系愈发紧密的地区，这种看法就愈发坚定。2008年9月，在某些国家进行了一项国际调查，相当多的民众甚至都认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是美国的阴谋诡计。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国，如德国和意大利，持这一观点的民众分别达到了23％和15％。
(7)

在另外一个国家——韩国，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在此部署了3万兵力，构建了一个军事缓冲区以预防来自朝鲜的进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韩国受访者把美国视为比朝鲜更大的威胁。韩国年轻人中“反感”美国的比例为80：20。
(8)

欧美之间安全战略之不同

此外，美国的国际攻击性也没有引起全球军费的大幅攀升。从2001年到2006年，世界其他地方的军费只增长了15％，这主要和亚洲以及中东早就在进行的武器现代化发展有关。鉴于同时期全球GDP的良好增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国防费用占GDP比重由2.8％下降至2.4％。如果不包括美国的军费额度，这一占比则更微乎其微，从占GDP的2.2％降至1.8％。

除了美国，全球预算额度最大的地区莫过于西欧了。但该地区从2001年到2006年也没有出现任何军费大幅上涨的现象：从2490亿美元增加到了2550亿美元。大部分欧洲国家长期内，都是呈现出军费下降的趋势。由欧洲防务局2007年11月提供的数据表明，其所有26个成员国军费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1.78％，而同年美国的军费占比为4.7％。
(9)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受国内外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西班牙在2004年1月遭遇了“9·11”事件之后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后，表现竟如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军费支出始终保持在世界最低水平国家之列，占GDP比重约为1％。

欧洲的“冷静”，主要是因为在欧洲大陆没有与军工企业相互勾结并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从现象和战略角度都加以歪曲和夸大的权力集团。欧盟各国一致认为，不应强调反恐斗争，不应采取武力方式应对这一现象。

需要明确，欧洲对国家安全的整体认识与美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欧洲，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国内司法机构如警察机构和检察机关作出的。它们既无关联的利益也无倾向去捏造需要使用军事装备和技术去应对的威胁出来。

在欧洲，军工集团的这种四重因果关系是很弱的，或者根本不存在。军事文化和战争在集体想象和媒体中都已经很少再出现了。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欧洲，打开电视看到的电视台都以战机掠过国旗为节目的开始和结束。欧洲民众愈来愈频繁地在电视上看到了身着制服的人的影像，那是他们的在执行维和使命的士兵身影。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大幅依赖于军工商人，他们可以通过国会中的政党或狂热的好战分子表达其利益并长期左右政府决策。像德国，意大利等大国的军费支出占GDP比重非常小，在2006年，分别是1.1％和1％，以至于军工企业的利益还远未达到可以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出声音”的门槛。

图3：2001年至2006年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军费占GDP比重（单位：％）

注：据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绘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了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频繁且规律性地出现具有军事背景的部长、议员、国家领导或政府首脑。

欧洲近三四十年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为增加军费、扩充兵力、增加常规武器或核武器而进行呼吁和斗争。在欧洲大陆，没有任何人去颂扬战争技术和崇尚武力的价值观。法西斯政党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都已经更换门庭，带领其支持者关注本国内部弱势的、边缘化的群体，而不是引导他们去与来自邪恶国家的威胁斗争。

军事方面的资金，对欧洲大学科研的影响微乎其微。欧洲的技术创新大都源自民间，各国的军事部门并没有因其特别先进的组织性、高水平的信息化和使用高新技术能力而比其他部门特殊。

在当代欧洲，不仅仅军国主义的破坏性文化，而且军队阶层本身的规模也大大萎缩了。自1992年比利时决定取消本国的义务兵役制以来，荷兰（1993年）、法国（1996年）、西班牙（2001年）、德国（2003年）及其他欧盟成员国也作出了类似的决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根本变革。在实施了200年的义务兵役制后，旧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沿着和平主义者和托尔斯泰所指引的道路，摒弃了义务兵役制，走向了以小规模职业军队为基础的防御体制。

目前，欧洲安全体系还有十分关键的一点与美国不同。欧洲安全体系没有一支巨型的，由私人运营商组成的辅助性“臂膀”。美国在1973年越战的余温中取消了义务兵役制，早在欧洲之前就完成了向志愿军和完全职业化军队的过渡。但是，军队士兵数量减少的同时，美国私营安保企业却大肆扩张了起来。从1994年到2002年，它们从国防部接受了总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订单。
(10) 美国私人雇佣军足以令当代欧洲的雇佣兵们黯然失色，因为它们在伊拉克所展现出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先遣部队，而其人数几乎与美国正规军相当：超过了10万人。
(11)

私人军队的扩张现象也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在英国和南非也有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但大部分交易仍旧是发生在美国。
(12)

1989年后，欧洲不再拥有大规模的军队，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小、更专业的职业化军队。这一变化的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充分重视。不管怎样，欧洲旧大陆在这一方面与全世界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人员是急剧减少的。从伦敦战略研究院每年所搜集的数据来看，从1987年到1996年，全球军人数量从2900万人减至2270万人，随后进一步裁减了近300万人，到2007年还有1908.01万人。与此同时，全球人口增长了33％，因此，全球军人占居民人口的比例几乎下降了一半，从0.57％降到了0.3％。

军队人员规模缩减至此，同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所感知到的军事威胁的减少有关。另外，也和军队不断提高的专业化程度有关。现代军队几乎都是由职业化的志愿军组成。
(13)

在某些地区，遣散军队的举措十分激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军人数量从1987年的522.7万人减到了2003年的97.7万人，如今，又有了轻微的上扬。北约各国也展开了大规模的裁军行动。

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裁军不仅仅局限于东欧和西欧，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此类行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90年代甚至都没有一支能发动传统意义上的真正战争的军队了。有些观察家也把非洲大陆这一地区国家之间冲突的节制性归功于此。
(14)

但是，非洲国家进行的公共裁军成果，部分地被私人军工企业渐进的新殖民活动给抵消了。在西方，相当一部分军人复员后处于失业状态。他们进入私营军企后，在相当多的国家进行活动。有组织犯罪也没少利用这些专长于使用暴力和武器的流动人员。

显然，武器和战争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因为，无论从时间角度，还是从纯粹分析的角度都很难说战争冲突的减少，或武器与武装人员的裁减哪个会“先发生”。

事实上，随着冷战的终结，从发达国家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武器转移急剧减少了。无论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是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数据都表明，交易额从1988年的52亿美元减至1995年的2.7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95％。

但是，在这一地区，这一结果的积极作用却是有局限性的。武器装备和人员费用的大幅减少，导致其中一部分正在参与内战的人员产生了“移位”效应，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破坏力。许多非洲国家的国有军事机构因为资金断流，很快堕落为通过打家劫舍，偷窃抢劫等恶劣行径生存的犯罪组织。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全世界范围内来探讨这个问题。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裁军行动以及国防和战争费用的减少，都同时体现在世界武器的交易量上了。因此，美国重新扩充军备，是一个特例。

从1982年到2002年，20年间常规武器的交易额从接近450亿美元，降至170亿美元，降幅达62％。若我们再考虑到同时期全球GDP超过300％的涨幅，这一降幅就更加明显了。

2002年以后，武器交易额再次上涨，达到267.22亿美元。尽管如此，但仍没有超过1997年和1998年的峰值，所以，这并不意味着趋势的逆转。长期来看，降幅依然很明显，达到了42％。近年来，国际武器交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因此，对国际冲突并无显著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武器转移更为关键，因为它对这些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国际危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现有数据都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武器交易也呈现出了下降的历史趋势。

从1999年到2006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常规武器，实际减少幅度超过了40％。这对于那些国家的内外部冲突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减少了主要发生在贫困国家的武装冲突所造成的遇难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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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eila Ryan，Power Proje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Greg Bates，Mobilizing Democracy， Common Courage Press，Monroe，1991．

(2) William Kaufmann，A Plan to Cut Military Spending in Half ，in 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March 1990．

(3) Chalmers Johnson，Le lacrime dell'impero：L'apparato militare industrial，i servizi segreti e la fine del sogno americano ，Garzanti，Milano，2005．

(4) Ivan Eland，Does Us Intervention Overseas Breed Terrorism？The Historical Record ，in Foreign Policy Briefing，1998，http://www.cato.org.

(5) Michael Mann，L'impero impotente：Perche' il nuovo imperialismo americano può portare al disastro gli Usa e il mondo ，Piemme，Casale Monferrato 2004； Emmanuel Todd，Dopo l'impero：La dissoluzione del sistema americano ，Milano，2005．

(6) Robert Higgs，The Trillion Dollar Defense Budget is Already Here，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http://www.independent.org.

(7) WorldPublicOpinion.org，international Poll ，September 15，2008．

(8) Sook-Jong Lee，Growing Anti-Us Sentiments Roil an Old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in YaleGlobal online，June 8，2004．

(9) 该数据与斯德哥尔摩国际研究所通过不同的军费计算标准所得出的结果有所差别。

(10) 该领域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是皮特·W．辛格的《企业战士：私人军工企业的危险崛起》。参见Peter W．Singer，Corporate Warriors：
La pericolosa ascesa dell’industria militare private， Fusi Orari，Roma，2007。

(11) Jeremy Scahill，Bush’s Shadow Army ，in The Nation，March 15，2007．

(12) Centre for Public Integrity，Privatizing Combat，2002 ，http://www.publicintegrity.org.

(13) Bonn International Conversion Centre，Conversion Survey，1998，2003， http://www.bicc.de；Karl W．Haltiner，The Definite End of the Mass Army in the Western Europe？ i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n．25，1998．

(14) Arie M．Kacowicz，Negativ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Domestic Conflicts，West Africa 1957—1996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xxxv，n．3，1997．

第三部分　和平的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转折点。从那之后，地球上的政治版图基本被确定下来。在1945年之后，全世界的领土秩序就基本上没有再变更过。边界不容侵犯这项规定不断深化直至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一条无可争议的原则，这一原则可以看作是两次毁灭性大灾难——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果实，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康德关于“挫折”教育的概念，即教会人们热爱和平以及尊重法律。

第十章　人类的发展孕育了和平

不论怎样，1945年以后，自由力量的联合行动无论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单个国家的内部暴力问题上都起到了减少战争的作用，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人类带到了具有时代性转折的边缘：作为解决国家之间和集体之间冲突的工具——暴力，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

学习的过程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强调了是悖论给予了大骗局以生命力。一方面，战争和暴力在大多数国家消失以后，全球的安全环境大大得到了改善。这一局势也源自于对和平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得军费开支减少，人们的反战情绪上涨，在欧洲、东亚和南美等地非攻击性的安全战略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还有恐惧党成员的利益，他们是全球传媒业和控制着美国政府的军工集团的老板，仍然抱有世界政府的自负理念。正是这两大源头造就了对人类安全的灾难性看法，而灾难性的理念又阻碍了整个社会向着彻底摒弃战争和全面民主的方向发展，以完成质的飞跃。

那么和平的进程在哪里呢？可以孤立意义重大的单个事件吗？它是一个过渡现象还是深藏在人类历史和人类天性中的自然力量呢？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试图通过阐明某些基本的关键因素来回答这些热点问题。我们所指的“和平的动力”具有复杂性。人类根深蒂固的本性构建了一个可移动的平台，一个宏观的模具，其中各种可见的和平力量，即文明化和非暴力化的力量相互发生着作用。这个宏观模具就是人文发展，它建立在人性的可塑性基础上，人性在非暴力关系的行为中具有足够的可塑空间。

人类的发展是一种人类在最终自我解放进程中的可逆趋势。这里讲可逆是因为存在历史的不可抗拒力。人类想要更加解放、更加自由，想要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和潜力，想要安全无忧地生活。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人们要顺从历史因素，照顾其他人的利益，尤其是权力精英阶层的利益，权力精英阶层能够制定与大多数人的自由相悖的战略。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不可预见中实现的，前进中的障碍很强大。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并不是直线的，而是不确定且不连贯的。它有可能在长时间中停滞或倒退。康德就曾提出过人类解放之路不是一条直线，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在长久的停滞或倒退中相互博弈，人类文明在其间是倒退的，人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事实上，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启蒙主义信仰使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的理论独树一帜。在他之前许多哲学家以及普通大众都认为并不存在道德的进步，人类行为是永恒不变的，说其能在长期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通过集体教育和学习过程的概念，康德甚至还找到了暴力冲突的根本矛盾。根据学习过程的理论，暴力冲突是人性倒退的表现，人性是道德进步的原动力。

康德认为，这种短期性倒退的迂回发展过程正是典型的人这种不完美理性动物所具有的特性：

战争，每一个国家都深受其煎熬，无论是残酷而狂热的备战还是战后的悲惨情境，即使是在战中的和平时期——倒退的自然本性成为刺激犹豫不决的民族国家最终发动战争的工具，但在经历过混乱、悲恸，甚至耗尽内部的所有能量之后，民族国家的人民才能够最终明白也许不通过战争，理性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的——抛弃他们野蛮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1)

康德相信集体的思想和行为有通过学习来改变的可能性。他认为对于国际法与和平的教育应该采用艰辛的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真正受教。人们改变行为是因为对过往经历的总结而非仅仅是靠理性推理。在国际关系中消除暴力只可能在惟一的框架下实现，即人们因为对世界大战后萧条的恐惧而不得不选择和平。如果民主政体得以普及，那么战争和冲突也会随之减少。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坚信这个趋势可能会需要反复验证。历史有意义、有方向，所以也可以在人民的行为中发现规律和程式，“不论隐藏得多深，它们是本质。”
(2) 若要通过搜集统计数据的方法抓住趋势，就得放弃短期的观察视角了。本质只可能在长期中，在系统的机制内部被揭示。

在康德去世后我们有幸又生活了200多年，所以已经可以在历史的演变中验证他的理论。如果个体行为与机构行为像康德强调的那样可以通过特定的学习过程而改变，国家间战争的趋势图就不是一条下降的直线，而是弯曲、变化的，并趋向于下方的曲线。

和平的曲线

美国学者赖斯·埃里克·辛德曼，试着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康德提出的议题：“和平是学习的宏观历史进程。”他使用从1837年至1992年期间的军事大辩论的历史资料，计算出了高危国家间，即地缘政治民主国家间或是强权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趋势。

研究结果如本章例图。它显示了一条曲线，总体趋势下降，证明康德推论的正确性。从“百年和平”初期的19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和平与民主之间相互冲突的浪潮，共有三次，每一次都更短暂、更和缓，与康德的学习的进程理论中设定的行为—反应动态一致。民主机制和个人似乎在一系列愈发残酷的战争之后都学会了远离战争。

同时，人类的天性也改变了。战争的伤痛不是简单地教会人们怀疑战争这种破坏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让人们的天性也更加固定。人类的天性更加偏向于合作而不是侵略。

不论怎样，1945年以后，自由力量的联合行动无论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单个国家的内部暴力问题上都起到了减少战争的作用，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人类带到了具有时代性转折的边缘：作为解决国家之间和集体之间冲突的工具——暴力，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

图：从1837年至1992年期间“对子”民主国家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趋势（平均趋势）

注：摘自Lars—Erik Cederman，Back to Kant：Reinterpre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as a Macrohistorical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CV，n．1，2001。

这些自由的力量持续深刻地影响着各项和平条件，并且创造出一系列积极的化学反应使各力量间相互加强。

我们已经说过，强权国家停止扩张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在审视强权国家怎样影响当代和平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民主机制的推广，殖民主义和冷战的结束，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的产生——之前，我们应该先阐明人类侵略和暴力倾向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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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manuel Kant，Idea di una storia universale dal punto di vista cosmopolitico （1784），in N．Bobbio，L．Firpo e V．Mathieu，Scritti politici e di filosofia della storia e del diritto ，Utet，Torino，1956．

(2) Immanuel Kant，Idea di una storia universale dal punto di vista cosmopolitico （1784），in N．Bobbio，L．Firpo e V．Mathieu，Scritti politici e di filosofia della storia e del diritto ，Utet，Torino，1956．

第十一章　人性的善与恶

在欧洲暴力事件的下降——全世界战争的下降——比例让人感叹，不仅仅是因为有效的国家机器的产生，强制人们更好地管理自身行为，还因为在个体的硬盘中存在着更倾向于维持和平的趋势。

如若人类天性没有可塑性，那就不可能发展出东方和平主义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不扩张主义行为，也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1300年至1900年期间东亚各国的状态。

早期战争

一个团体全面暴力地侵袭另一个团体的战争在减少，这点已经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另一个黑暗时代中被证实了。即人类社会从无国家状态到有政府雏形的过渡期中，暴力冲突明显减少了。

如果我们观察人类发展的初期，可以发现暴力和战争的数量比现代所发生的数量要多。
(1) 在这一议题上的权威研究清晰地表明，人类社会初期的战争比起现代战争要普遍、残酷得多。在史前阶段和古代的战争中，死伤者人数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及冲突发生频率都高于现代。
(2)

折磨古代人的对于暴力死亡的恐惧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源于战争中人的死亡率，一般来说是百分之几十，不是千分之几十，更不是现代的几千分之十。在一些古代社会中，暴力致死率甚至达到了参战人员的50％。我们有可信的证据证明某些文明的整体消失也是因为残酷战争的影响。

人类学家勒布朗，在其关于和平与高尚的野蛮人之谜的著作中犀利地讲道，他在世界各地从事了30年的发掘工作后发现，在任何一个发掘地，不管是哪里也不管是什么历史时期，都能看到明显的战争痕迹。碎裂的头骨和折断的骨头，烧焦的文件，烧杀抢掠后的灰渍和瓦砾废墟，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

在有围墙、有设防的城市出现之前，最原始的聚集地也通过栅栏、防卫渠、堡垒、瞭望台以及在人类学家的发掘中得以重见天日的精巧而又奇特的防卫工程，向我们传递了防卫、不安全感和战争的信息。

勒布朗的结论遭到许多研究古代社会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认为战争的作用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并不大。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承认最早期的人类历史是动荡不安的，不再认为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人与人友好相处并尊重自然的非暴力时代。

罗素认为古代人慷慨温和，这一幻想被人类学家的发掘成果和此领域的研究结果彻彻底底地推翻。在卢梭的幻想理论中只有随着文明的到来和社会的完整，战争对人类社会来说才会变成中心事件，散播向全球的各个角落，成为掠夺的优先工具。但对古代战争的研究表明，其频率十分之高，破坏性和残酷性也都很大。不超过5％（勒布朗认为5‰）的最早的人类聚集地，能够勉强避开与其他群体的大规模冲突或与近邻间不断的或多或少的小摩擦。
(3)

在古代社会，每个男人一生中不止一次地参加过战争，每次战争的死亡率也很高，因此几乎平均有25％的男性、5％的女性还有儿童死于战争。极少有现代战争还能在死亡率方面与古代战争这一可怕的比例相提并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的战斗中，苏联阵亡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5％，这与“30年战争”时期德国损失了成年人口的50％一同被视为绝对的例外。此外，在文明战争中，有1％或者2％—3％的军人或民兵死伤就已经被认为是伤亡惨重了。

古代战争的另一个特点是冲突的全面性、直接性，它的破坏力强，毫无礼节可言，不分军民，没有人道界限，甚至杀光某个部落的所有男性。个别时候连女人也不放过。
(4) 一些考古学家不看重国家体制形成之前的社会冲突，他们认为这些仅是暴徒挑起的不成熟、不稳定、也更温和的争斗，倘若在正规战争中他们必死在职业军人的手中。

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资料并不是完全支持这一看法。无论是原始人之间还是他们与文明人的战争，原始社会都表现出了所拥有的凶残的力量。在最近的5个世纪，欧洲文明凭借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大肆扩张，但并不能确定地说征服那些被土著人守护着的土地是轻而易举的，就好像是进行射靶练习或者仅仅一次“伴随着杀戮的散步”，虽然大多数情况的确如此。

土著士兵们总是能表现出超出预期的非凡的战斗能力，他们常常在战争中能够战胜武器更优、更有纪律性、也更有军事常识的现代化士兵。在中长期内，数量上、后勤上以及防卫上的优势让西方人能够巩固大多数强占的领地。专业化的部队几乎在每一个大洲都获得了胜利，但并不包括每一场战役。土著们的战术优势让他们在战斗中大获全胜。这些战术一直流传至今，比如在面对阿富汗，非洲或亚洲的一些地区的游击战时，西方军队仍然是无计可施。

事实上，在不平等战争中文明军队要获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非武力征服，即利用社会文化渗透；二是种族大屠杀；三是以蛮制蛮。最后一种情况的实例，就是在战争中任命土著人中的背叛者组成突击队共同战斗。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在一个骁勇善战的印第安部落的辅佐下才最终结束了尴尬地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征服战争。
(5)

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即使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队也不得不放弃入侵被善战的土著人占据着的土地。由于当地人使用的出色有效的战术，罗马帝国的士兵在200年间一直试图却无法攻入西班牙的中部和北部，以及苏格兰、爱尔兰和撒丁岛中部。
(6)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强势的北欧人，尽管殖民的动机十分强烈，他们也不得不放弃占领富饶的北美地区，因为他们无法彻底粉碎当地北印第安人的武装抵抗。新大陆上遍布了北欧稀缺的珍贵资源。更温和的气候，丰美的草场，珍稀的森林资源，深蓝的海洋里到处是巨大的三文鱼及各种野味。虽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00年前，北欧人已经在西北海岸的泰拉诺瓦建立起了一个500人的殖民地，但在经历了与当地印第安部落长达十余年并总处于下风的冲突后，他们还是放弃了殖民并离开了北美。
(7)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出现了“军事力量的弱化”的观点，这一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军队作为大国统治的工具几乎是无用的。这也许是因为大国也没能打赢小型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战争流传下来的遗产和它们独特的战斗方式都应该被考虑在内。

涉及战争根源这样的经典问题，学者们认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没有大的差别。原始战争的原因与现代战争一样，也是复杂多样的。从争夺稀缺珍贵资源（第一位是女人）到争夺土地，有的为了防卫复仇，有的出于统治者的权力欲望或荣誉感。

在国家形成以前，战争的动机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永久地征服、殖民其他领土。但因为在社会中缺乏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行政中心，因此在战争中没有针对处置战俘的任何规定也不足为奇。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也没有任何看管战俘的协定或管理体系，而且缺乏基本的人道原则。

国家是对保留战俘生命惟一感兴趣的主体。因为战俘可以成为税收的一个来源，或者至少让他们成为侍从或奴隶。这样做对女人的益处最大。因为在原始社会，劳动阶层主要由被俘获的女人组成，从事农业或养殖业。战败的士兵一般都被直接杀掉，他们的女人融入了战胜者的族群。但是在很多实际情况中，胜利者更喜欢消灭整个族群，不分男女，把他们的尸体随意丢弃。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史实。

战争与和平的结构因素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我们看到，学者们对原始社会中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贸易往来的紧密程度在缓和或者加剧暴力冲突上的作用的认识，同样也有分歧。基利明确地否认了交流能带来和平，他甚至（错误地）把苗头指向经济贸易和通婚，这两点一般被认为是战争的有效替代品。
(9) 基利认为非市场交换行为因为在交易双方间不存在约束力，所以成为争端和争夺的导火索，最终引起冷酷残忍的血战。

如果说原始社会的战争与现代化战争如此相似，为什么前者比后者爆发的频率高呢？为什么在向国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战争的数量骤减了呢？

许多考古学家的观点是，原始战争的爆发大多是由于恶劣的外部环境而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例如，邻近的部落好斗侵略性强，或是受到自然或经济灾害所迫，为了生存而靠武力抢夺必要的资源。

原始族群大多都不安分。游牧或狩猎的族群，或者靠不稳定的农业而生存的族群，有时会为了守护战略物资，例如土地，或者报复性地抢夺物品，而动用武力。

当然，在原始社会战争并不是解决资源匮乏问题的惟一方式，因为也存在一部分——虽然少见，但却是存在——和平的族群，从不争斗，从不杀戮，在其语言中甚至没有这样的词语。
(10)

古代社会的人们对于战争的看法明显带有一些哲理性：战争是悲惨的，但悲惨的状况是必要的。战争总是一个坏选择，但和平也不一定总是好的。

但这种现实的观点无论怎样也不会影响对于和平至上的深层认知。无政府状态下部落的士兵们被尊敬，他们的英勇受到赞扬。但仅此而已，对他们的赞许这样就足够了。即使是在最尚武的社会，最受尊重的领导者一般也都不是士兵或者军官。最崇高的荣誉往往会给予那些懂得和平艺术——演讲的技巧，获得财富的能力，慷慨的品性，外交手腕，拥有的美德和礼仪——的人们，当然有时他们也同样骁勇善战。在印第安人心中最被期许的六种品性是：勤勉、慷慨、公正、忍耐、责任心、口才。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与战争相关。
(11)

即使是文明时代的士兵，在战争状况下也常常不过被当成奴隶对待（当子弹脱膛而出时），并且在和平年代不怎么受待见。

在无政府社会中战争如此普遍，是因为没有机构能够制约合法拥有强制性工具的主体以维持和平，而这些主体可以为了一己之私滥用暴力。如果没有第三方调解争端，或者调解方没有能力强制各方尊重自己的决定，强势的争端方往往就会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所谓的公正。

在缺少道德权威和正义，缺乏常规行为能力的背景下，和平是一种稀缺的物品。无论在哪里没有权力机构制约的和平只能算是加长的休战期。当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介入时，惨烈爆发的战争就会成为大环境下有效调整争端的手段。

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明拥有和平就一定需要霍布斯书中塑造的“利维坦”。本性的状态，所有人对所有的战争，并不是定义一个古代社会群体的最好的描述。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人们孤独又艰难度日，有时与亲戚互帮互助，仅仅是古代社会全景的一个方面。社会全景包含许多方面，包括了社会状态的极不稳定性，也包括死于暴力的危险，也包括努力使用工具战胜这些不稳定和危险的意愿，“利维坦”并不是他们可选择的惟一工具。法制人类学，是一门完整的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解释原始社会法律的形式和功能。

事实上即使是没有成熟国家体制的社会内部，也是存在着团结和凝聚力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与的全民战争可以用来描述某一个种群的动物，但任何一个为人所知的人类社会都绝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有多么好斗凶残，其内部总是有社会文化机制的，这种社会文化机制为族群内部保留了和平与合作的绿洲——即使有时只存在于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村落中。
(12)

这些社会文化机制在原始社会的背景下究竟可以影响哪一个具体的因素从而中和战争的催化剂呢？研究战争的人文学家们也不能够充分地理解各种结构整合在一起的力量，经济交换和通婚代表了原始社会人们想摆脱脆弱的社会关系，建立更加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的意愿。

人性的可塑性

原始战争频发并不说明攻击性是人类的天性或人性的一种特别偏好。与那些为了食物、领地、繁殖或权利而开杀戒的动物相比，人类并不是以凶残为自身的特征。人类与动物间最大的区别应该说是人类行为的可塑性，人类具有非凡的学习和作决定的能力。

尖端的科研成果显示人类诉诸武力和进行侵略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基因中并没有向着杀戮和战争发展的遗传序列，因为人类行为在社会形成之初就遵循了很多不同的轨迹。在诸多轨迹中，战争是为了生存而比和平更为有效的最常被采用的途径：马文·哈里斯写道：“原始人类，卷入战争是因为他们没有备选项来解决问题，没有另一种选择可以减少苦难和儿童的夭折。”
(13)

原始社会频发的战争并不是人类天性的一种必然需求。人类天性中存在向着社会合作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力，其中最明显也最独特的表现方式就是语言。使用暴力的能力和愿望当然也存在，但并不强烈。而联合才是我们社会性和合作趋势的表现。

前面章节中的关于18世纪后期欧洲谋杀的图表，正向我们表明了人类天性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一事实。国家为了协调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冲突，规定不能使用暴力，这些并不能说明人天生就有不好的品性。对于冲动的克制在人类的硬盘中与一系列“正确的”偏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霍布斯的局限性就是没有考虑到人们接受“利维坦”的权利也可能因为别的原因，而非仅仅是因为害怕受到它超级力量的惩罚。

在欧洲暴力事件的下降——全世界战争的下降——比例让人感叹，不仅仅是因为有效的国家机器的产生，强制人们更好地管理自身行为，还因为在个体的硬盘中存在着更倾向于维持和平的趋势。如果人类能够构建庞大到由数百万人构成的并且消除了杀戮行为的社会，那么不存在任何会导致和平的形式无法在人性内部和国家关系间传播的生物性因素。国家间的关系的确是独特而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仍受人类活动和选择的引导。

如若人类天性没有可塑性，那就不可能发展出东方和平主义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不扩张主义行为，也不会有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1300年至1900年期间东亚各国的状态。

各种研究调查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特定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康德提出的一个概念十分相像。一个古怪的概念，被神秘的光环所包裹，但同时又是伟大的具有穿透力的概念——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

这位德国哲学家向我们讲述了个体人在融入其他人时想要从社会关系中保持自我的矛盾倾向，因为在与其他人聚合时，人才能感受到因自我的存在而希望看到事物向着自身意愿的方向发展的一种对抗性偏好。所以，一个人期待所有事物的对立面，因为从对自身认知的反面，他会更容易倾向于与其他人相对立。但这种对抗主义能让一个人打起所有精神，推动着他战胜懒惰——在虚荣和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贪婪的推动下——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们既不能忍受也无法摆脱。
(14)

康德认为，若没有这种不安的长期存在，人类潜在的天赋就无法被开发。社会性偏好是首要的推动力。个体通过社交的方式，寻求安抚，追求趋同和合作，想要“舒适开心”没有烦恼的生活。
(15) 但是“天性”立刻就会介入，又将个体推向矛盾和竞争。

在谈到人类及人性的深层人类学时，似乎无法不使用双重价值、表里不一、模棱两可、矛盾性、灵活性、可塑性等这样的词。正是在这样一个认知领域内，却存在着战争与和平“神秘”坐标。要揭示出它与一个貌似简单却深含蕴意的事实相连其实并不难。

这个事实与智人本性的某个特定的阻滞有关，被——马林诺夫斯基、马塞尔·莫斯——等人类学的奠基者们所捕获，存在于人们的情感中，存在于战争与和平，争斗与团结，爱与恨的矛盾中。它就是一枚硬币，有两个完全相反的面，用手指轻轻一弹就可以让它彻底翻面，是否保持一定的状态取决于外部环境。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两个面之间的距离几近为零，中间并没有其他道路，正如《论捐赠》一文最后几页的精彩文字中所描述的那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多数社会中，人们在奇特的精神状态中相互接近，有恐惧、有过度的敌意然而也有过分的慷慨大度，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疯子。在所有的社会中，无论是已经过去的还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都没有中间选择：完全相信或者完全不信，放下武器或者放弃诡计，全部抛弃或者孤注一掷。好客之情转瞬即逝，不惜牺牲财产甚至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愿维持原状而是努力付出并试图改变。
(16)

智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变化无常的不安全感。战争与和平由于智人的不安全感，主要是各种行为的规模性、悲惨性以及不可预见性，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诗人和小说家通过表达他们的迷茫，比其他人更好地抓住了这些能够寄宿于人性之中的矛盾情绪，正如卡图卢斯的诗所描述的那样。诗的拉丁文版本，仅14个词就把我们正在讨论的矛盾刻画得清晰恢弘：

我恨，我爱。
为何如此？你或许会问。
不知道，
可我就如此感受，忍受酷刑。

2000年以后，两位神经生物学家怀疑爱和恨在人脑中有共同的反映区域，于是他们做了实验，实验证明了不论爱还是恨的情绪都由人脑相同的区域和相同的生化机制所激发。扫描仪显示出当被研究的主体面对仇恨的人的画像时，神经回路便被激发了。“爱的神经回路”所在的脑皮下组织——脑灰质以及脑岛——也坐落着“恨的神经回路”。

但有趣的是，这两种神经冲动所引起的大脑皮层判断公正、维持理性的能力却不相同。爱的冲动使人缺乏理性，而恨却使人大大保存了理性。恨人的人能够最大限度高效地报复伤害目标，而爱使人不甚理智，对爱的人也少加批判了。
(17)

正如诸多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所记录的那样，情感行为有着根本的不稳定性，可能会瞬间的从一端转化为另一个极端。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特征，而且也会发生在规模不小的群体上。马塞尔·莫斯说：“两队人马相遇可能会相互疏远——也可能，表现出差异性，相互挑战、争斗——或者达成一致。”
(18) 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西方和平的冒险》一书中，讲述了特洛布里安岛上居民的想法：“多布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善良、凶残、吃人；我们去多布的时候都很害怕。他们可能会杀了我们。但是每当我吐出姜片（友好的表示），他们也会改变想法，放下武器很好地招待我们。”
(19)

莫斯的这句评论将不确定性，这一小块处于欢乐与战争之间的空间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紧接着又举了一个例子：

另一个事件同样清楚地显示了不同群体的人从共同狂欢到相互战争的过程是多么容易。首领布劳邀请另一首领波巴尔及其属下赴宴，布劳部落很可能有很多人。人们整夜跳舞，直到早上所有人仍然在为不眠夜的歌舞而狂热。布劳不过因为一句简单的评论，就被波巴尔部落的一个人给杀了。于是布劳的人大开杀戒，掠走了村子里的女人。
(20)

亚瑟王的传奇就是他能够迫使骑士们不得不平等地坐在一张圆桌前。在这之前，所有的原始社会的盛宴都如同上述故事中那样：“因为愚蠢的争吵决斗，由嫉妒引起卑鄙的暗杀活动。”最终以血腥的悲剧收场。

“在我们周围也有此类现象。”莫斯认为这种对于关系的危险矛盾心理一直延续到了文明社会的国家和群体中，只有通过加强相互联系和对和平的渴望才可能使人类之间的关系更“稳固”。这才是能够改变屠杀和战争的“永恒秘密之一”。
(21)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深层次联系说明长久解决不安全感问题的方案是存在的。事实上，这种联系应在截然对立的战争与和平之外，在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另外的实体中去寻找。这一实体能够脱离人性，摆脱社会关系的变化无常。这一实体能够长期保证人类非暴力关系的稳定性。世界政府的概念在这里找到了其深刻的人类学根基。

病态社会

人类行为可塑性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所有的群体，在几代人甚至仅一代人的时间内，没有任何预兆，就可以从好战的或爱好和平的族群走向另一个极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马来西亚半岛上的原住民色麦人，他们严厉禁止一切暴力行为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因维持着和平的农业社会而闻名。

色麦人害怕使用暴力。他们对待暴力的反应就是背井离乡，对于侵略者也不会使用暴力。20世纪50年代，在马来西亚爆发的反共战争中，一些色麦人被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招募编入澳大利亚的军队。当色麦士兵发现他们当兵就得残杀人类时，便无比震惊。但当一些他们的同伴牺牲后，他们也变成了冷酷的战士。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军队被遣散，色麦士兵们便回到自己的村庄，重新开始过平静而没有暴力的生活。
(22)

相似的转变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也同样存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侵略曾血染整个20世纪上半叶，现在却很难想象出当时的场景，两个如此平和的国家：德国每年在军备上的花费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日本国内的暴力发生率低于大多数国家，并且国家宪法中的和平过渡条款也没有被改变。
(23) 著名的日本宪法第9条中明确表示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一些不太有尚武传统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突然的转变。意大利残酷地殖民一些非洲地区，并且冷酷地制造了最泯灭人性的大屠杀，但25年以后，又回到了原本的非暴力状态。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曾经是臭名昭著的北欧海盗的聚集地。中世纪历史中最有侵略性的族群在那里建立了瑞典，一个在欧洲近代史上好战的国家之一。但自18世纪以后，瑞典、其他北欧国家以及荷兰都拥护和平，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是，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该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选择的力量就一定可以减少战争。此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所拥有的非武装和平外交政策，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背道而驰。

问题没有预设的解决方案，人们也可能在完全有意识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决定，也有可能在不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渐进或后退。美国人拥有独特的能力。他们有时创造某种工具把自己变成受害者，或自己把自己逼入无法逃脱的绝境。美国人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创造了“病态”文化、“错误”文化，在这些文化中因他们自己的行为而引起冲突和矛盾，破坏环境，降低生产率，某些层面上削弱了社会。

现在我们来讨论病态社会，以及那些因无法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而彻底消失的社群。不羁的人类学家罗伯特·B．埃杰顿大胆地挑战了社会学中较为权威的理论之一：功能主义——文化与承载它的社会相适应，他认为这一理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文化与社会之间也有很多尖锐的矛盾，也存在一些病症。有一些病态文化会损坏社会，挑起变态的争执和暴力，或早或晚地会将社会彻底颠覆。
(24)

埃杰顿还补充说完全否定某种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也是不对的。这些文化能够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推进主流文化的发展。这些文化还能够神奇地应对自然环境对文化提出的挑战。但是人类群体在“搞砸”这一艺术上的造诣也颇高，同时善于在进化中钻进死胡同，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和维持团结会走向支持有害的、病态的制度、信仰和价值这一极端。错误文化反对社会的和谐和人类的生存，我们能看到的无病呻吟和盛大的狂热有时会破坏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

科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分析并制作了人类群体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伽马射线图，向我们展示出一些群体能够随着对环境的利用而进步，但也有一些群体沿着断断续续出现的错误线发展直到最终消失。戴蒙德在最新的研究中讲到了一些古老族群的消失，根据他的最新发现，是因为这些族群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而最终在战争中被其他邻族消灭。
(25)

为什么一些人类群体已经较为发达，很好地融入了周边环境，而另一些则与此命运失之交臂呢？为什么还有一些社会本在发展中，却一时停滞不前，大多数社会成员也都不幸福，有时为了照顾全局而迁就放任人性的弱点呢？

戴蒙德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气候和地理位置。还有一个我们无法估计的不确定因素，其本质我们无从得知。它与环境无关，涉及微小的文化因素，一定程度上它造就了时间、地点以及偶然的结合点。或者它也可以是某一时点在文化敏感度基础上人们作出选择的结果。它与环境兼容，固定并成为可变的独立的因素，从而影响催化着人们作出进一步更重要的决策。

这个微小的文化因素被哲学家们在一个广泛的领域中称为“自由基”。因为这一因素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所以统称其为“意志范畴”更为准确。“意志范畴”比“自由基”的概念更为广泛且更为不确定，它涵盖了所有的模糊的可能性以及个人或集体作出选择的危险性。这一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过程或结果可以引导人们战胜严重的危机，或是使人性中的反常面展现出来而最终导致灾难。

总而言之，它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跟随某种命运的问题。我们不能逃离建造此类导航器的责任，有了它，我们才能不在历史的迂回中迷失，才能在最有利的方向上评估人性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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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 ，cit．

(2) Steven LeBlanc，Constant Battles：The Myth of the Peaceful，Noble Savage， St．Martins，New York，2003．

(3) Steven LeBlanc，Constant Battles：The Myth of the Peaceful，Noble Savage， St．Martins，New York，2003．

(4) Renate Rolle，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 ，in Athenaeum，London，1989 ； Lyle Koehler，Earth Mothers，Warriors，Horticulturalists，Artists，and Chiefs：Women among the Mississippian and Mississippian-Oneota Peoples，A．D．1000 To 1750， in Cheryl Claasen e Rosemary Joyce（eds.），Women in Prehistory：North America and Mesoameric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1997．

(5) Robert M．Utley，The Indian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 ，1846—1890，University of New Mexico，Albuquerque，1984．

(6) Donald Dudley，Roman Society ，Penguin，New York，1975；Giovanni Lilliu，La costante resistenziale sarda ，Ilisso，Nuoro，2002．

(7) Jared Diamond，Collasso．
Come le società scelgono di morire o vivere ，Einaudi，Torino，2005； Samuel E．Morrison，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America：The Northern Voyages A．D．500—16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1．

(8) Evan Luard，The Blunted Sword：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cit．

(9) Claude Lévi-Strauss，Le strutture elementary della parentela ，Feltrinelli，Milano，2004．

(10) David Fabbro，Peaceful Societies：An Introduction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XV，1978； Bruce M．Knauft，Violence and Sociality in Human Evolution ，in Current Anthropology，vol．XXXII，1991； Raymond C．Kelly，Warless Societies and the Origin of Wa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2000．

(11) 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 ，cit．

(12) Lawrence H．Keeley，War Before Civilization ，cit．

(13) Marvin Harris，Cows，Pigs，Wars，and Witches：The Riddles of Culture， Collins & Son，Glasgow，1974．

(14) Immanuel Kant，Idea di una storia universale dal punto di vista cosmopolitico ，1784，cit．

(15) Immanuel Kant，Idea di una storia universale dal punto di vista cosmopolitico ，1784，cit．

(16) Marcel Mauss，Teoria generale della magia ed altri saggi ，Einaudi，Torino，1965．

(17) Semir Zeki e John Paul Romaya，Neural Correlates of Hate ，in Plos One，vol．III，n．10，2008．

(18) Marcel Mauss，Teoria generale della magia ed altri saggi ，Einaudi，Torino，1965．

(19) Bronislaw Malinowski，Gli Argonauti del Pacifico occidentale ，Bollati Boringhieri，Torino 2004，2 voll．

(20) Marcel Mauss，Teoria generale della magia ed altri saggi ，Einaudi，Torino，1965．

(21) Marcel Mauss，Teoria generale della magia ed altri saggi ，Einaudi，Torino，1965．

(22) Robert K．Dentan，The Semai：A Nonviolent People of Malaya，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79．

(23) Dag Leonardsen，Japan as a Low—Crime Nation ，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2004．

(24) Robert B．Edgerton，Sick Societies：Challenging the Myth of Primitive Harmony， Free Press，New York，1992．

(25) Jared Diamond，Collasso：Come le società scelgono di morire o vivere ，cit．

第十二章　我们不再是凶残的猿猴

就在动物学家们几乎可以下定论说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并非完全错误，人类的进化过程深深打上了其猿类兄弟们的极端行为的烙印时，巴布诺猿在15年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人们对巴布诺猿最初的了解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们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相较于暴力的黑猩猩，它们的行为准则似乎是：“我们相爱吧，不要战争。”

大灾难与小数字

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得到认可，即人类的天性是高度可塑的，并且无论是朝着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弗洛伊德提出刺激人们采取行动的最深层次的两种力量是爱的直觉和死的直觉，他的这种观念被最新的研究完全推翻。

尤其从这些研究中发现，为了解释战争和杀戮而提出的人类具有先天的暴力进攻倾向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们不是折磨、侮辱他人，以他人的痛苦和煎熬为乐的“凶残的猿猴”。人类不爱冒险也不喜欢危险的不确定状态。关于内战和大屠杀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在面对大屠杀或是攻击眼前的目标时都不抱有激进的态度。

大规模暴力几乎总是那杯有剧毒的鸡尾酒所酿成的后果。这杯酒由贪图权力或金钱的操控者、犯罪分子与酒精和毒品作用下的迷失者，以及缺乏主见且抱有机会主义心理的普通人混合而成。

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并不是大规模暴力的爆发口，相反它是小规模群体的行为。少数组织性良好的团体面对大多数人的惰性与消极时，能够策划并实施大规模的杀戮。种族清洗，发生在波斯尼亚的对塞尔维亚穆斯林的大屠杀以及其他的大规模种族灭绝，一般都是由相对较小的团体组织付诸行动的，它们确定受迫害方不会激烈回应也不会报复。

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刻思考的政治学家约翰·穆勒揭示出一些战争与暴行的共同之处，其中大规模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特性似乎也出现在了内战中：

多个史实证明一个社会可完全毁灭在某个人的暴力恐吓和欺压蹂躏之下。维谢格拉德，一个波斯尼亚城市，人口5万，曾经几乎完全处于一个返乡青年米兰·卢克及其党羽的控制之下。他们约15个人左右，都是全副武装，这么一个小团伙通过暴虐和威胁手段，强行驱逐了城市中的14500名穆斯林，并且镇压了当地塞尔维亚人的示威游行（但事实上，很多参与游行的塞尔维亚人都从被赶走的穆斯林那里分获了好处）。
(1)

这样的情况，穆勒认为非常普通，甚至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16世纪中叶荷兰人发动的宗教起义中，一小撮加尔文派教徒能够在多个地方彻底颠覆了天主教派的势力。他们拆教堂毁神坛，“这一切完全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人动一根手指”。近期，一个粉碎了利比亚政权的军事组织，初期只有150支小分队或更少，在危地马拉也做到了这一点。

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血腥暴行的参与者比起其他地方更加广泛，但暴行的指挥者人数超过总攻击人数的2％—9％。
(2)

在犯罪领域这一低比率也同样适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美国犯罪学家的发现曾轰动一时，研究结果表明80％的犯罪行为只与5％的人有关。并且犯罪领域的作案人员很可能有一定的身份，来自主流社会而非社会边缘。安东尼奥·卡尔代罗，一个悔过的黑手党成员跟我讲述了他的生活。他讲到在黑手党内部还存在另外一个黑手党，由一个秘密组织“我们的事业”构成。这个秘密组织的核心是经过严格挑选出的人员组成的，挑选标准极为苛刻，候选人家族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都会被调查是否存在“污点”，任何配合政府的行为（甚至只是简单的陪审活动），或亲戚中有人在司法体系中任职都被视为“污点”。
(3)

正因为如此谨慎的选人机制，它不仅审查家庭背景也考察本人的犯罪技术、犯罪知识等综合能力，“荣耀勇士们”才能够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控制西西里的整个犯罪领域以及大部分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的事业”组织的全部成员数量从未超过2000人（整个西西里人口的0.05％）。

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的西西里教授加埃塔诺·莫斯卡，通过观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巴勒莫黑手党家庭的权力发展态势，构建了一个著名的政治阶层理论。他发现，西西里黑手党有四五十个团体，直到三四十年前还没有大的变化。

在卡尔德隆小时候，即20世纪30年代，6名荣耀勇士借助他们在政治、企业和司法界的势力“统治着”西西里的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亚——一个常住居民30万人的城市。通过操纵警力和精妙地使用暴力和威胁，这些卡塔尼亚黑手党可以轻松地在对付城中一两千个小混混的混战中占据上风。
(4)

对于种族灭绝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得到认可的科研活动，这种研究可以改变人们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其中之一就是认为人们对于本身所拥有的对种族、阶层、社群以及单个个体的憎恨情绪受到了压抑，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一直在等待某一契机而爆发和宣泄。按照这一思路，当某一个群体内部的火药库被点燃，社会心理装置被启动，几乎整个群体都会参与到清除消灭另一群体的行动中去。大脑中杏仁体的发现一开始也似乎证实了这一解释，杏仁体是在人的进化中保留下来的反应区域，也是控制恐惧—愤怒这一矛盾情绪的神经中枢。脑电波图显示不同种族的脸部形象引起的神经冲动会经过杏仁体中枢的敏感区域，有引起挑衅行为的危险。

但通过研究种族灭绝行为而得出的结论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表面化。大众攻击性的爆发不是直接的，也不是表面的因素可以挑起的。种族灭绝是被长期压迫的人尤其是少数特殊人群的宣泄口。这些人不是罪犯就是心理变态，被发动了大部分血流成河的大屠杀的政治头目们所利用。

其他的深入研究也改变了初期杏仁体研究带来的悲观主义观念。对于接触过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杏仁体并不会被激活。如果事先被灌输了其他人只是个人而并非另一个群体的成员这种思想，人体中的杏仁体就不会再拉响大脑的警报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经冲动就只会经过脑中的熟悉区而不是威胁区了。

邪恶常常是平凡无奇的。它不是产生于伟大的感情或极端的叛逆，而是产生于精英界的筹划和谋算之中，他们为了占有资源或维护自身地位而煽动利用在国家或集体分化中产生的社会渣滓。正是这些所谓的精英，出资武装为他们做丑恶工作的群体。这些罪犯、囚徒、半职业军人、街痞、流氓、无赖以及暴徒，在非洲，在巴尔干半岛以及其他地方的内战中比比皆是。普通的大众只能沦为他们抢掠行为惊恐的目击者或受害者。

新的研究渐渐推翻了人们对人性的一些固有信条。一些人相信暴力是人的生物天性，因此杀死同类也是固有的倾向。根据对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以及对战争、军队以及冲突的研究，加上大量的实验心理学结论，证明无论是人类如同狼一般对待其他人，还是霍布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性概念，都并不存在。

这些令人着迷的工作目前却很少被大众注意到。根据这些研究成果，人性本恶的看法并没有科学的基础，人性本善或是认为人还具有原始野性，抑或人们愿意为集体牺牲等观点也都站不住脚。最能令人信服的分析是将人勾画成一种不确定的生物，有些胆怯，面对要选择的方向优柔寡断，但在极端的特殊艰苦环境下有能力应对，时而也会帮助他人，但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倾向于跟他人简单合作，为自己或亲近的人规避危险。

和平的猿猴

现在我们从人类的近亲身上来观察人们会发起挑衅的“硬件”，以及与同类有冲突时会表现出的最自然的倾向。在这部分的研究中最具创新性并有趣的两个学科分别是——灵长类动物学和战争精神病学。

我们先从灵长类动物学谈起，即高等动物的研究科学——黑猩猩、狒狒、大猩猩以及其他种类的猴群。它们是我们人类最近的亲戚，从最原始的基因突变开始，在500万年到1000万年的时间中，我们共同进化，98％的基因记录仍然完全相同——灵长类动物学这一学科直到几年前都一直由英国生物学家简·古多尔的研究所引导。简·古多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研究坦桑尼亚的黑猩猩族群，她和其他的研究者记录了他们在黑猩猩集体中的真实生活。从这些实录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各种案例，谋杀、男性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嗜杀残暴。
(5)

这些科学家们跟踪记录了一场两个族群间持续了12年之久的斗争。其中一个族群的雄性向另一个族群的雄性发起进攻，将它们一个一个隔离并杀害，最终消灭了整个敌群，占领所有领地和雌性，终结了战斗。在雌性中，尤其是对于另一个更加弱小的族群，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的争斗也常常发生，同族群之间也不例外。令人惊讶的是，猩猩们会使用棍棒或者石头一类的工具来威胁外族或保护本族。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与人类的原始族群和原始战争非常类似。

黑猩猩也会像人一样区别对待群体，如若把它们划分为本族，它们就会出于特别的考虑，互相之间融洽礼貌地相处；但若把它们划分为外族，它们就会完全没有同类的概念，表现出藐视并且暴力相向（“没有人性”我们用来描述人，那么针对黑猩猩我们就要说“没有猿性”）。

毫无疑问，黑猩猩也是排外的。但从它们大的活动区域来看，暴力争端还是很少见的。少量观察——另一个学者弗兰斯·德瓦尔指出——基本可以表明杀戮都是蓄意策划且目标明确的。换一个词，就是“谋杀”。
(6)

简·古多尔明白蓄意这个词的含义有多么沉重，所以她质疑是否该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对猩猩群暴力的印象。为什么杀戮并不只是侵略行为的副产品呢？她的答案是因为一些侵略者在对待不同族群时表现出了协作的能力，滥用了不会在自身族群内进行攻击时去使用的暴力。黑猩猩们使用暴力的行为表现就好像它们对待猎物那样，似乎从来不考虑它们的敌人也是同类。例如，一只猩猩将对手摁倒在地（骑在它头上，抓住手脚）时，其他猩猩同时开始抓咬、撕扯、击打受害者。

这些研究彻底颠覆了一个流行很广的科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种族内部的侵略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生态学家洛伦茨曾认为互相残杀只发生在人类社会，但这些研究却证明了智人及与其最相近的物种的基因中有攻击性这一遗传编程。

黑猩猩的意识体现在了它们的行为中，这种行为也是人类的暴行中最令人不安且无法接受的一面，就是每一次实施暴力行动，都极其残忍，以起到震慑目击者的目的：无目的的暴力行动会突然在一个群体中爆发并且迅速拓展，牵连整个集体中除最亲密成员以外的几乎所有个体。黑猩猩的态度很分明，若不是成员即为嗜血的敌人，即使是曾经认识并且是常有往来的个体，一旦关系破裂亦无一例外。

就在动物学家们几乎可以下定论说霍布斯和弗洛伊德并非完全错误，人类的进化过程深深打上了其猿类兄弟们的极端行为的烙印时，巴布诺猿在15年前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巴布诺猿是谁？它们是黑猩猩属，居住在刚果河南岸。外形极像它们不安分的黑猩猩兄弟，只不过体型更加苗条，没有那么强壮，雄性和雌性间的区别也更小。巴布诺猿的存在一直被人们忽视，因为它们数量极少，居住在遥远的人类几乎无法涉足的厄瓜多尔丛林中。也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亚种属，直到1929年才被发现，发现者叫它们为侏儒黑猩猩。
(7)

人们对巴布诺猿最初的了解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们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相较于暴力的黑猩猩，它们的行为准则似乎是：“我们相爱吧，不要战争。”

和平主义、母系社会、平等主义、温和的领土观念让它们很少入侵或抢掠，它们乐于合作、分享食物、喜欢享乐。它们的性行为十分频繁，无论是族群内还是族群外，也不分辈分，不分群体。做爱就好像是它们打招呼的方式和言归于好的标志，就好像是为了庆祝友情，庆祝战胜了危险。没有什么约束，惟一的限制是近亲之间不会交媾。除了人以外，动物中也只有巴布诺猿把性和生育区别开来，把性作为社会和幸福的来源。

这些观察也表明了，对抗性和攻击性或许会稍稍减少母性猴子，性感漂亮的、嬉皮士的和温和谦恭的猴子们的魅力，而这些来自“金星”的猴子并没有完美地平衡它们来自“火星”的黑猩猩近亲们的暴力行为。
(8)

巴布诺猿的快乐可成为其暴力近亲们的解药。但是这种解药的根基，并没有被腐蚀的风险，尽管它们的基因与黑猩猩一样，也和我们人类很接近。巴布诺猿的问题在于——其他科学家提出——我们可能对它们的行为有准确的认识，但对它们为什么会这样却毫无头绪。不仅如此，所有的巴布诺猿似乎都差不多——一种经典的情况，即“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最近，有一些针对基因功能开展的实验，显示巴布诺猿（不是黑猩猩）有一组基因序列可以使个体能更好地融入一个群体，这对雄性的影响更大。总的来说，巴布诺猿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种属（但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种族）。
(9)

一些灵长类动物研究学者提出，除了矫正了某些人所认为的我们不过是高级黑猩猩的消极宿命论外，巴布诺猿再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毕竟我们并不是巴布诺猿，也永远不可能是。

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巴布诺猿还向我们展示了它们维持了至少300万年的和平。让我们跟随弗兰斯·德瓦尔教授一起想象假若我们从不知道黑猩猩和狒狒的存在，而是偶然先碰到巴布诺猿情况会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很可能会想到，最初人类社会也是以母系氏族为基础，在那个时代性行为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战争很少发生，几乎不存在。可能我们也会作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的重建和变化，既不建立在黑猩猩群体特点的基础上，也不建立在巴布诺猿群体特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它们与人类相似而又不同的群体特点基础上。
(10)

灵长类动物学的另一项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可以称为“和平的自然史”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结果对人类行为的绝对生物化理论也是一大打击。事实上，早期的一些族群虽然天性中也有暴力倾向，但仍能维持和平。现在的问题就是辨析出能够使和平持续下去的条件，并适当地与人类社会进行对比。

目前，情况已经很明确了。对于非人类社会的研究越深入、调查手段越完善，其丰富性和变化性就越能得以体现。对灵长类动物及其沟通系统的观察研究，已经把多个内容贫乏的领域——像是被榨了汁的水果，变成了充满生机与色彩的完整的微观世界了。

那些貌似永恒的种属，都是进化与自然生态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具有灵活的创造力，能够应对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变化，正如人类。如果生物性即命运，正如弗洛伊德曾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将被判为不拥有这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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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Mueller，The Remnants of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4．

(2) John Mueller，The Remnants of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4．

(3) Pino Arlacchi，Gli uomini del disonore．La mafia siciliana nella vita del grande pentito Antonino Calderone， Mondadori，Milano，1992．

(4) Pino Arlacchi，Gli uomini del disonore．La mafia siciliana nella vita del grande pentito Antonino Calderone， Mondadori，Milano，1992．

(5) Jane Goodall，In the Shadow of Ma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New York，1983．

(6) Frans De Waal，La scimmia che siamo：Il passato e il futuro della natura umana， Garzanti，Milano，2006．

(7) Frans De Waal，Bonobo：The Forgotten Ape ，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Berkeley，1996．

(8) 纽约第23号街区上甚至开了一家素食餐厅名为巴布诺猿。

(9) Robert M．Sapolsky，A Natural History of Peace ，in Foreign Affairs ，vol．LXXXV，n．1，2006．

(10) Frans De Waal，Bonobo Sex and Society ，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CCLXXII，n．3，1995．

第十三章　反抗杀戮

战争动机研究的学者们，以及军事权威机构的委员会成员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士兵主要是受到小群体活力的鼓动——战友情，保护队友，使自己达到群体的期望，不愿显出懦弱——而并不是为了理想或要达到战争的崇高目标。

军人的病态心理

我们研究的另一大思路，就是通过分析在战争中或经历过战斗的人们，解开人类天性中存在暴力倾向这一谜团。如果侵略性是深埋于人心底的力量，属于人类突出的本能之一，那么人们就应该很愿意参加战争，或者在要对其他人采取攻击行为时没有任何的疑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人类的进化趋向于更加和谐、自主，倾向于采取更适合个体或集体生存的行动。食物、困倦、生育都是基本需求，是存在于人类基因中不可中断的需求，否则人类会处于危险中，受到严重的伤害，下一个定义就是生存本身。那么，是侵略吗？答案是否定的。

很明显，侵略性完全不同于人类对于食物或性需求的生物机制。侵略性不会在体内积蓄而引起荷尔蒙旺盛的分泌，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需要释放发泄。如果一个人想要活命就需要有规律的饮食，到了成熟期的人可以努力克制不发生性行为，相应的结果是产生一定的失落感。而也有人即使没有性生活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不适或受到煎熬，他们可以平和地过完整个人生。

但凡提到存在，总有人会引申到形而上，在人们深层的潜意识中，思想上有一种活跃的侵略性推动力。这样的研究很难进行。精神心理学领域的战争精神病学家在战斗前线取得的第一手观察结果意义非凡，对和平理论研究有突出的意义。战争精神病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兴起。其研究结果因其广度和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些结果也并不受其研究者政治道德倾向及该学科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的影响。

心理学和战争精神病学的结论基本一致。这些研究结果一点点地瓦解了每一场战争的谎言城堡，无论是在备战阶段，还是在战争时期或审判时期。谎言城堡的底座就是谎称战争是人性的一部分，营造人们在战争中也能保持完整和健康心态的神话。这个神话建立在封锁消息，掩盖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事实的基础上。或是在战争结束后，让品尝过——如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战争前线“精致的狗屎荣誉”的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全世界的武装力量，政府以及配套的新闻系统，不断地在制造童话。童话之一就是士兵能够学习到克服来自战斗的心理压力；童话之二就是在短时间内，几个星期的训练就可以让平民变成训练有素的战士。最苍白无力的谎言就是：只有胆小怯懦的人才会屈服于对现代化战争的恐惧。军事机构和媒体通过故事和电影中所展示的英雄形象——如《第一滴血4》中的兰博他们总能战胜恐惧并保持理智——大肆传播这种谎言。精神的崩溃状态仅在偶然事件中转瞬即逝，无知的观众们最终盲目相信战士们具有无坚不摧的精神之谎言。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实就是男人其实在精神上更加软弱。一个人的训练时期是否恰当，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战斗状态，将军的聪明才智是否怀有体恤之心都影响着士兵，在巨大的精神创伤压力下，在战场恶劣的灾难性环境中，每一个士兵都会精神崩溃。
(1)

从马拉松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到当代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它们的记叙和谎言从未改变过。一方面我们有虚无浮夸的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又有士兵们的真实故事。托尔斯泰认为，士兵们讲述的真实故事才真正揭示了战争更深层次的真相。在这些讲述中，充斥着战争的残暴和无法消除的荒谬，还有那种不饶恕所面对的任何一个生命的深刻的反自然性。这样就解释了在前线士兵们的精神人格所遭受的灾难。战士们每天都需要谨慎地掩藏一个真相：在前线的每一个士兵都因精神崩溃无法继续作战而收场。一个思想健康的人不能够承受战场的残酷，被杀的危险和被迫去杀同类的任务给一个人的精神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根本不存在“适应了战场”这种说法。每一个战士都知道自己有随时被杀的危险，当他们看到身边的同伴死亡、伤残的时候，这一印象在脑中变得更加鲜活。同样战士们也知道他们将会置身于残酷的危险中，而无法用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在这一点上精神崩溃变得无法避免，心理上的残疾就像枪支或炸弹造成身体上的残疾一样是战争必然的一部分。
(2)

美国军事行政管理部门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该部门的研究人员所得出的结论是，一半的精神损伤都发生在战争爆发的前5天里，而剩下的另一半则在战争的持续中渐渐发生。在一些特别的事例中，例如1982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战争，所有以色列士兵的心理崩溃全部发生在战争开始的前6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爆发”60天以后，98％受“损伤”的士兵才表现出严重的精神问题。

那么，剩下的2％呢？这部分人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有精神问题了。他们在性格上非常具有侵略性，但他们能够躲过征兵体检审查而正式入伍。
(3) 这些重病患者是惟一有能力承受战场上种种难以言喻的境况的人，他们在鲜血、尸体、伤痛的战争舞台上得心应手。

因此，只有胆小懦弱的人才会输给恐惧和精神衰弱，是赤裸裸的谎言。从古巴比伦到古罗马，从越南战争到中东战乱，在世界上所有的战争中，士兵们都永远无法逃离几近麻痹的畏惧，心理上的不平衡以及疯狂。这些情绪萦绕着那些经历了因身体对抗而致的永久性伤害的士兵，他们承受的不是一般程度上的怯懦。

这一切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国家都发生过。最早人类的记录中就有对战争极端恐惧的典型症状的描述。例如，因为害怕头发竖立起来，身体机能不全，突然失声、失聪、战栗、哭泣、瘫倒、自残、歇斯底里。退伍的士兵产生绝望，变得疯癫，甚至自杀。
(4) 民族主义和军事演说家总是极力掩饰一个事实：所有战争——无论是用棍棒石器或冷兵器时代的战斗还是使用激光、精密武器的现代战争——都是残酷的，会给人们造成永久性的严重伤害。在20世纪每一场战争中的精神受害者，都是葬身敌方战火中的牺牲者的两倍，或多或少受到精神伤害者的数目更是无法估量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4％的美国士兵都因为心理问题在医院中住过一段时间。
(5)

在今天的美国，从最近10年来的战争中退伍的士兵里，每天有18个人自杀，每月有上千人尝试自杀。
(6) 战争使他们成为一群被遗弃的贫困的人，背负罪恶感、愧疚感，忍受着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疾病，使他们感觉自己成了主流社会、政府以及军事行政机构的一种令人尴尬的负担。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有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8％。部分人自暴自弃，部分人在专业疗养机构接受调整治疗，这消耗了美国政府预算的200亿美元。最近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造了大批无法重新融入社会的人，绝望者、精神病患者、酗酒者、瘾君子和极度贫困者，大约有52.9万人到84万人。他们接受极少救济，占到无家可归人数的1/4。
(7)

不要杀戮

无论何时何地在战争中，对于杀害同类，人们都有一种内心的抵抗与斗争。根据塞缪尔·马歇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为受精神病折磨的士兵们提供帮助的医生们发现，害怕杀戮而不是害怕被杀是造成士兵精神伤害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整个社会化进程中，杀戮是人们最深刻的禁忌。一个普通人之所以与士兵不同——马歇尔认为——是因为他们被教导并且发展成为他的学校，出生的社区，宗教以及社会所期待的人。军队并不能够将人的所有经历清除再将他重新塑造成另外一种人。军事权威机构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个事实：这个人来自建立在没有暴力基础上的文明社会，那里人际之间的问题不是靠使用武力来解决的，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暴力一直被视为野蛮的强盗行为。道德上的侵略也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

这种文明的教导和理念在《圣经》中被加强，成为一种不许杀戮的禁忌。对于侵略性的厌恶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并深深被人性所吸收——与母乳一起——变成了普通市民情感结构的一部分。这也成为人一旦进入战场面对战争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杀人就会被杀”这一理性的无法动摇的定论并不是一个理解力问题而是对封锁情感的挑战。
(8)

其他的研究也证明了对杀戮的抵抗是普遍的，若没有严重的心理破坏，或具体的心理平衡治疗，关闭情感认知或去除心理精神的敏感性，这种抵抗性就无法被超越。如不彻底改变良知的状态，人就无法不觉得内疚。

或许我们该从《圣经》开始讲起。在《圣经·士师记》中就有关于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描述。一开始偶然召集到的士兵有3.2万人，经过筛选剩下不到1万人适合打仗。再次挑选后，只有300人成为最终的战士——不到出发时人数的1％——基甸率领这个突击队在夜间袭击了米甸人。

从此，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应该面对同一个问题：怎样计算战斗力？毕竟在真正遇到敌人以前，军队的战斗力只是书面数字，只有在真正的战场上才能显现出来，实际战斗力很可能差距很大。结果就可能是大获全胜或是被击溃，一败涂地。

对现在研究战争的学者来说，1947年出版的塞缪尔·马歇尔的《反对战争的人们：作战指挥之问题》仍然是必读书目，它奠定了战后战争研究的基础。塞缪尔·马歇尔，这位美国军事学者，他采访了上过前线的许多士兵，总结出在实际的战场上，100个士兵中只有25人真正敢于向敌人开枪，剩下的75人或许从未开过枪，或许开枪之后却又停止。对杀戮的恐惧和厌恶使他们不愿出击，困在战壕中进退维谷。
(9)

马歇尔在接下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更多关于“真正杀手百分比”的结果，数字与我们最开始讲到的非常接近，即《圣经·士师记》中描述的百分比：1％或是2％。美国航空局提供了一个数据事实，1％最勇猛的空战员能够造成空战中40％—50％的敌机坠机或敌人死亡。
(10)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的数据如下：一场战争中选择逃避正面暴力冲突的士兵占75％到80％。如果被逼上战场他们也不会战斗，绝对不会。在前线战场上，这些人试图做其他的事情，或是消磨等待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在情况不妙时逃跑。在每一个队伍中总有一些人，喜欢发出不同的声音，破坏队列纪律，使自己被除名。每一个指挥官最害怕的就是维持队伍的秩序，即纪律性以及构成军队和管理结构的等级被打破。军队领导者的噩梦莫过于自己的队伍突然间解散了，或是自己误犯一个领导性的错误，或是收到敌方军队中出现了新型武器的消息，或是出现下属无法接受的巨大人员伤亡。这个数字大概不能高于队伍总人数的一半。

战争大多以一方队伍分崩离析，战士沦落为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成为战胜方的戏耍猎物而结束，这是一个毫无创意的悲凉结局。事实上大多数著名大型的战役都短暂而龌龊，战争中总有一方无法坚持下去，调转枪口四散逃窜，最终战胜方在战败方的土地上进行大屠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注意到战争最大的伤亡往往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逃跑、追逐和屠杀中。

在士兵中还有一部分人，大概15％—20％，他们并不排斥使用暴力，但是仅仅在迫不得已自我防卫时才采用。

最后有1％由攻击型的士兵构成，他们对于残杀行为一点儿都不感到内疚，在大屠杀中也怡然自得。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以折磨同类为乐的人在军队中的比例应该高至5％，他们还强调这个数字也反映了普通社会中杀人犯的比例，在所有国家社会中都有迹可循。
(11) 这群变态疯子乐于摧毁他人的生命，他们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参战，他们成为战争中的稀缺资源。在突袭中，让这部分人抗敌就像给敌人送去刽子手。他们也适合并且愿意成为特别编制，比如精英部队、突击小分队以及特种部队。
(12) 他们的堕落正如把成吉思汗的话付诸实践：“人生至乐，莫如杀灭仇敌，似摧枯木，夺他的骏马，得他的财物，并把他妻女掠了回来，教她伴着寝室，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对于逃跑或找借口免除服兵役的人数的统计结果足以充分表明人们偏向于不以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来冒险。19世纪德国军队的指挥军官因为怕看到自己整个部队突然消失，他们禁止部队在类似于树林的地区驻扎，因为曾经发生过整个部队瞬间解散或拒绝抵抗的先例，例如1917年的一支法国部队。
(13)

历史上，甚至有人以自杀来反抗入伍。有人逃离自己的国家，有人宁愿锒铛入狱多年，更有甚者自残，切指断趾，装疯耍颠来逃避征兵。大批逃离军队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非常普遍，希特勒的军队也难逃此劫。1944年，在德国最后的突袭阿登战役前夕，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马丁·博尔曼在出击之前就损失了超过40万的德国士兵，他们四散逃跑。
(14) 士兵逃散、哗变、违反上级命令、愤怒的士兵假扮上级等等都是战争中的家常便饭，但消息都被很小心地封锁或掩饰了。1918年德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就是士兵哗变。
(15)

从对杀戮深恶痛绝到变成一个冷血杀手一点儿也不难，只需要抛弃自我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不同的“战士”。这种良知层面上的变化，很多时候都借助于毒品或是社会各界的压力。

古代的士兵，或者说古希腊步兵，在作战前总是带着能够喝到酩酊大醉分量的葡萄酒，阿兹特克人战前喝龙舌兰酒，中国古代孙子时期的士兵要边喝烈酒边观看舞剑表演。五角大楼把分发出去的军事药物混在士兵们的饮食中，使他们变得对于紧张、害怕、疼痛等情绪和感觉更为冷漠。军事策划者的梦想就是打造生化士兵——没有感觉也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只一味遵循领导者输入他们软件中的程序并进攻。
(16) 生化士兵是完美的杀手，人造的没有同情心且没有内疚感的变态疯子：他知道他在对另一个人做什么，却没有能力感受这一致命行为的后果。

反抗侵略性是人类精神中固有的一部分，要证明这一观点常用的例子就是在将战士推上真正的战场前，需要先迅速打乱他们的精神世界。人类学研究者发现在古代社会，守斋、精神控制、使用强毒品、着特别服饰的舞蹈、宣誓仪式、魔法祭祀等活动非常普便，都是为了在精神上说服集体中的成员使他们走向战场。

哈里森在观察新几内亚职业杀手时发现了这一过程的危险。这些职业杀手们相信极端的暴力行为并不是天生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由特殊过程创造的，也可以停止。通往暴力的过程需要特殊魔法的参与，使士兵进入到完全恍惚的状态，使他们不完全清楚自己的行为因此能够极端残忍，甚至是杀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杀的能力来自于魔法、毒品或是祭祀，当这些效力都过去之后杀气也应该完全消失。
(17)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假设人们可以不要酒精——“液态的勇气”，毒品或是魔法，不会顺从侵略性冲动。他们上战场，拿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来冒险，仅仅是为了高尚的精神动力。那么在现代战场上，士兵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战斗流血牺牲不是为了他们的祖国、家庭、上帝、出生的土地，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战争动机研究的学者们，以及军事权威机构的委员会成员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士兵主要是受到小群体活力的鼓动——战友情，保护队友，使自己达到群体的期望，不愿显出懦弱——而并不是为了理想或要达到战争的崇高目标。
(18) 研究者们也强调了爱国主义、政治理想、民族主义发挥的作用，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感情一开始都带有政府的宣传影响，并不如人类天性所能感知到的那般深刻。
(19)

如果士兵们感到对于他们所做的需要有——格温·戴尔所说的——那种理想的公正，或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操，那么是为了哪个国家，哪种理想其实并不重要：是为了红色高棉，还是为了上帝、国王或是祖国而在战斗中牺牲其实都差不多。士兵只是高高在上设计蓝图的政客、教士、谋略者的工具，他们给在战斗中会牺牲的人一些简单有时甚至平庸的理由或动机。
(20)

战场上的谎言，同情的面纱，经历过最龌龊战事的幸存者的沉默共同掩饰了战斗现场的强迫性。事实只有一个，一旦上了前线，士兵们只能被迫战斗。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拒绝残杀，就有被同胞杀掉的危险。

“队列官”的存在就胜过千般言语解释。负责保持队形的队列官是一种特殊的善后编制，在进攻敌人时，他们负责给自己的队伍收尾。这是怎样的一种职能？大致就是在收到进攻指示后处决自己队伍中想要弃队逃跑或是想拖后腿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出战壕战士们就受到这一战争原则的监控，在收到进攻命令后他们除了前进也别无选择，因为很明显向后只有死路一条。

19世纪，强制是最为广泛使用的迫使士兵进入他们不愿进入的炮火范围的战争手段。在这些军队中指挥官都出身贵族，被迫战斗的士兵都出身于普通家庭。闻名的普鲁士军队贵族费德里科的士兵们，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抵抗得异常木讷，因为他们比起敌人更怕自己的将领们。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士兵也是一样。美国内战时北方联军本不主张使用强制性的“列队收尾”，他们认为战士们都是为自己的共和民主理想而战。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使用，因为没有其他方式能够防止人员逃跑，不守纪律或是本能的自保。
(21)

对于剥夺同类个体生命的厌恶与害怕，或是对同一情景反过来发生在自己命运中的担忧，在战争中折磨着士兵，并刺激着他们的精神。当面对敌人在眼前时这种矛盾抵抗就显得尤其强烈。仅仅是害怕杀人并不会造成如此强烈的刺激。长期驻扎在战场上的其他人员——医生、护士、牧师、技术人员、不在敌区内执行巡逻任务的士兵——精神崩溃的比例较低。
(22)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被迫亲身参与到个体残杀中。尽管在战场上人命如蝼蚁，但最大的震撼还是莫过于亲身施行杀戮所带来的刺激。

塞缪尔·马歇尔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肯定，人性本质不是杀手。在想到剥夺另一个人生命的时候产生的多是恐惧与厌恶。或许从基因上，特别是道德上侵略性是被强烈封锁的。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有战争？如果人天生就不偏好杀人，可以说完全相反，怎么解释人类历史长河中不断爆发并扩大的战争？答案即战争，或者说战事、战争行为、战斗是人们为反抗天性而抗争的行为。战争史即人们试图解除对杀戮抵触的历史，是为了打破深藏在人类意识深处十戒之一的对杀戮的禁忌。

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会面临怎样的情境。他将会被要求做出与他自身的固有认知完全相悖的行为：杀戮。他需要找一个借口。他需要克服萦绕在耳边的低语，不去想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被原谅的杀手。他需要忽略不断侵袭他的罪恶感。他应该让自己解脱并说服自己外部世界并不是疯狂的。

现在又有两个因素需要加进来：离被害者的距离以及道德责任的普及程度。
(23) 伟大的军医莫兰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服役过的海军中几乎没有精神问题的受害者，尽管所有人都目睹了一条舰艇在装船时已体无完肤，这条舰艇参与过超过200次的战斗。500人中只有两个人提出因精神紧张而需要精神治疗。
(24)

为什么与步兵的差别如此之大？海军与步兵受到同样的折磨，他们也放火、杀人，并以同样悲惨的方式被杀。海军也被死亡和击溃包围着。但他们的心理却与步兵不同。为什么呢？

因为有距离。距离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道德上、文化上的，最理想的是将各种情况一并考虑。某些士兵，例如炮兵、轰炸机驾驶者、军舰驾驶者很难发现他们对于屠杀的厌恶感。

答案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直接杀人，也没有人试图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亲手杀死他们。他们与敌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实际的距离以及机器将他们分开了。这样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杀的并不是人。现代海军更愿意相信他们杀的并不是大量的人，而是军舰，或是飞机。当然这些军舰和飞机中有人，但实际和心理的距离保护海军不会失去心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舰之间开火的可视度甚至是肉眼所不能够达到的，在飞机上射击能看到的也只有天空中的烟雾而已。这些海军理性上知道他们正在屠杀像他们一样的人类——那些人从自己的角度也试图杀了他们，但残酷的就是感情上他们能够忽略这一点。

空战中的情形也完全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低空战斗机的飞行速度还不是很快，飞行员那时还可以看到敌人。结果就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拒绝凶猛的战争。高空轰炸机则不同，从高空使用导弹大肆残杀跟自己的妻女差不多的妇女和儿童不会成为飞行员的心理障碍。他们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即“只要不去想就可以了，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只是集中关注技术操作”，这是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前B-52轰炸机驾驶员告诉我的。

在最近的现代化战争中，北约和美国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在理论上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多么残忍，杀光跟他们身边亲人一样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感情上，几千米的距离和高科技将整个战争操作转化成了电脑游戏，让他们忽略了杀戮。距离删除了友情和同情，让人们能够忘掉人性。远远地，他们也听不到遇难者痛苦的呼喊！

攻击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也可以是文化上的，不同的民族和种族让杀手们面对受害者时更没有人性。道德上的距离也非常重要，认为自己的道德信仰是最崇高的人认为他们也拥有夺取其他低级信仰的人的生命的权力。这样的距离与实际的距离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些距离让杀手忽略自己正在打破最根深蒂固的禁忌——杀戮。杀手们同时确保自己具有完全的意识，使自己信服他们不过是杀了不配活在世界上的动物或是蝼蚁，他们的民族或是领导人让他们做的都是正确的。他们不仅仅相信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被赋予正义名义的，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精神或是文化信仰是最崇高的。他们也需要强行压抑心底偶尔泛起的不同声音，扫除也许他们做了错事的怀疑。必须攻击和扫清任何威胁他们信条的人，他们精神的稳定完全来自于他们对自己行为正确性和正义性的坚定。

遇难者的鲜血滋养了这一过程，加固了杀手与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联系。也正是这鲜血融解了杀戮的责任。暴虐的人们将自己与所有的执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拥有共同理由以及共同分担错误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他们共同犯下种种罪行。

他们都知道只有成功才能确保他们不会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到惩罚。他们都为同属于一种绝对的集体而庆祝，在集体中犯罪的责任可以传播出去。领导者、判处的权力机关能够不受罪恶责任的影响而精神崩溃，因为毕竟是其他人在从事真正肮脏的工作。杀手把犯罪的责任推给领导者，并且和所有参与大屠杀并扣下扳机的人一起来冲淡个人行为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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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rry H．Ingraham e Frederick J．Manning，Psychiatric Battle Casualties：The Missing Column in the War Without Replacements ，in Military Review，August 1980．

(2) Roy L．Swank e Walter E．Marchand，Combat Neurosis：The Development of Combat Exhaustion ，in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vol．LV，1946．

(3) Roy L．Swank e Walter E．Marchand，Combat Neurosis：The Development of Combat Exhaustion ，in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vol．LV，1946．

(4) Senofonte，Anabasi ，Rizzoli，Milano，2008，libro xxx，cap．I；Gwynne Dyer，War， Crown，New York，1985； Max Hastings，Military Anecd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5．

(5) Richard A．Gabriel，Military Psychiatry：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86．

(6) Patricia Cohen，Talking Veterans Down From Despair ，i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2008；Aaron Glantz，Vet’s Lawsuit Opens Door on Suicides，Poor Care ，April 23，2008，http://www.antiwar.com.

(7) National Coalition for Homeless Veterans，Backgroung and Statistics ，http://www.nchv.org.

(8) Samuel Lyman A．Marshall，Men Against Fire：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 W．Morrow & Co．，New York，1947．

(9) Samuel Lyman A．Marshall，Men Against Fire：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 W．Morrow & Co．，New York，1947．

(10) Morris Janowitz，The New Military：Changing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New York，1964．

(11) Roy F．Baumeister，Evil：Inside Human Cruelty and Violence， W．H．Freeman & Co.，New York，1996．

(12) Lionel Tiger e Robin Fox，The Imperial Animal， Transactions， New York，1971．

(13) 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IV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Lincoln，1985．

(14) Hylke Tromp，On the Nature of War and the Nature of Militarism ，in Robert A．Hinde e Helen E．Watson （eds．），War：A Cruel Necessity？The Bases of 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I．B．Tauris，London，1995．

(15) Hylke Tromp，On the Nature of War and the Nature of Militarism ，cit．

(16) Lewis Perdue，The Perfect Killer ，Forge Books，New York，2007．

(17) Simon Harrison，The mask of Wa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Manchester，1993．

(18) Richard Holmes，Acts of War ，The Behavior of Men in Battle ，Free Press，New York，1985； Anthony Kellett，Combat Motivation：The Behavior of Soldiers in Battle， Springer，Boston，1982．

(19) Omer Bartov，Hilter's Army：Soldiers，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1．

(20) Gwynne Dyer，War ，cit．

(21) James M．McPherson，For Cause and Comrades：Why Men Fought in the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

(22) Gwynne Dyer，War， cit．

(23) 以下分析引自Dave Grossman，On killing：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 Little，Brown and Co.，New York，1995。

(24) Lord Moran，Anatomy of Courage ，Constable，London，1987．

第十四章　康德的和平

如果说使用武力打击希特勒阻止德国纳粹的扩张是必要的，用同样的恐怖甚至更加残酷地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也是必要的吗？将德国的艺术城市夷为平地，对日本东京以及其他城市狂轰滥炸杀死80万平民，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也是真的必要吗？意大利和日本参战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民主和平及其局限性

人们对于杀戮和战争的厌恶强烈而明显，但与之相比推动人类解放和进步的力量却非常谨慎，常常都是在表象下发挥作用的。但这些势力也明显给历史和社会进程增加了活力和生机。民主机制的传播，上千年的奴役和殖民制度的结束，限制侵略保证各国领土完整的全球规则的诞生都是人类发展的重大成效。这些成效在近几百年中渐渐展现出来，它们也变成了和平的动机和战争的障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它们视为和平的自发原动力，它们与人性一起影响着人们在处理复杂关系时减少暴力的使用。我们从民主传播开始谈起。

“康德的和平”或者说“民主和平”，是已放弃相互攻击的民主国家间有效关系的正常状态。两个民主国家间很少再发生战争是因为折衷与合作的方式发展成型，消除了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暴力，这些惯例也被用于处理与其他类型国家间的关系。民主已被定义为非暴力途径。民主国家的公民能够通过法律以及议会的力量限制军队规模，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者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武装冲突的减少正好符合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标准的人类进程，两百多年前，康德就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至今都还令我们惊叹的具有非凡深度和远见的议题和论证。这就是在1795年出版的论著《论永久和平》。在论著中，康德提出了和平政府的架构并指出三大推动力量：民主、世界经济、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康德认为这几个坚定不移地建设国际和平的要素，其影响力能够超过让世界变成竞技场的潜在的混乱和危机。人类社会从一个长期的肆意作恶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人们创造法律、尊重法律又同时受到法律约束和作用的良性循环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更加稳固。

康德的伟大在于他能够使用哲学认知的力量来分析例如战争与和平这些现实问题，并在历史中加以印证，指导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一领域里，他的原创性是无可争议的。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例如约翰·洛克和伏尔泰，他们认为人们知识的增长会使人们更加节制地利用环境，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同时人们变得更理性，迷信程度减少，也变得更为和善。

但仍然是康德，他的想象走得更远。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哲学家认为，人类知识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同时带来这些益处。只有服务于法制公正性的科学知识才可以。康德认为，伦理道德进程与科学进程的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前者比后者慢得多：“感谢艺术和科学，正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我们离道德上的成熟还很远很远。”
(1) 康德看到了人类发展的薄弱，人类社会甚至可能在核战争中彻底地被毁灭。许多观察学者指出，人类的道德成熟度，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破坏性武器，即军事科技的研发节奏并不一致。

康德指出，人们在心中对防御型战争有所保留，这其实构成了和平最大的隐患。逐渐远离并放弃军队，构建和平机制才能真正具体地保障和平。同时在长期内，文明进程能够渐渐改变人性。和平机制应该对于公民自由表达对战争的反对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战争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公民的同意……让公民来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无所顾忌的冒险中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他们是所有战争灾难的承担者：战斗压力、军费支出、战后的艰难复兴，还有最后一点，安抚伤痛，整个国家陷入沉重的战争负担中让和平也变得苦涩，而这种痛苦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战争一直在持续。
(2)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康德认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只有在受到侵略或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才会同意开战。他们与专制国家中平民的地位大不相同，在专制国家中平民不得不受制于他们任性的独裁者，对于独裁者来说战争“不过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了”，他们很可能因为荒谬的理由而挑起战争。
(3)

在康德提出和平议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学者都纷纷试图印证其正确性。这些学者们都禁不住把自己的“发现”放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区域中去求证。比如走得比较极端的斯宾塞·R．威尔特，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成熟民主的国家被卷入过任何一次战争。
(4)

但其实反对的论题也数不胜数，最近几十年中就有很多。如果我们把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元老制（古典寡头民主）也归为民主的范畴，那我们就需要解释清楚更多的问题，从修昔底德的回忆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5) 中雅典摧毁城市梅洛城讲起。代表古典民主的雅典在公元前415年—前413年时发起了对古希腊当时另一个惟一的民主国家锡拉库萨的战争。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汉森给了我们一种说法，他认为“如果战争的筹码是雅典人的眼前利益，那么外部人员的民主行为就没有任何意义”。元老会很快便达成一致并决定攻打民主国家锡拉库萨。
(6)

多项研究显示了民主作为政府体系和外部政治模型的不同方面。这些研究也衡量了贸易、投资、经济往来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和平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结果是肯定的，“民主国家很少挑起与民主国家的战争”就像是自然界的真理一样正确，适用于解释任何情况，科学界也没有争议。

这一论点的重要推论即民主国家的数量越多，国际贸易的规模越大，国际机制越普及，民主和平的障碍就越小，暴力以及内战的威胁也越小。总之，康德的这三个影响和平的可变性条件的作用都在加强，我们可以确信——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世界正趋于更加稳定和平，冲突在减少，国际合作正在逐渐取代暴力。

康德和平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从学院派变成了真真正正的政治战略。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提出的主要方针就是：“在理论上，保障持久和平的最优战略就是在世界各地发展民主。民主国家间不会有战争，各国更愿意成为贸易和外交上的紧密合作伙伴。”

但是由美国制造的民主和平理论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论据非常严谨。“康德三角”的一边是市场交换，有些人认为很模棱两可，因为这一点很脆弱，很有可能带来冲突和战争，就像它可以带来和平与合作一样。
(7) 许多学者都对“贸易和平”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期的自由贸易增长可能带来收入与权力的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威胁在复杂环境下的和平。
(8)

我认为和平与贸易交换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但并不赞同贸易和平理论的支持者，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和平才使得贸易交换更容易，从而加强了经济联系。例如曾经历过的冷战，它曾是经济最大的壁垒。一旦冷战结束，国际经济便迅猛增长。
(9)

但和平带来经济贸易联系的概念并不适用于现今世界上最普遍的战争——内战，这些战争方之间并不仅仅存在着经济贸易联系，而是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相互联系。

康德的和平理论在我看来是奠定事实的核心基础，对于理解当代人类安全来说非常有价值。即便它的薄弱方面暴露得很明显，但这个核心绝不会失去关注和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限制下，这一理论解释得很好。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就显得论据不足，因为那时民主作为一种机制正处于起步阶段。

观察1945年后的近70年时间，这一理论也只是部分适用于较为民主的国家之一——美利坚合众国。在战后体系中拥有霸主地位的美国表现出对外干涉的偏好，使用武力打击独立的对其体制不甚满意的非民主国家。
(10) 美国公开推翻或采取民主名义干涉别国政权，1953年煽动了伊朗和英殖民地圭亚那政变，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1955年哥斯达黎加政变，1957年印度尼西亚政变，1964年巴西政变，1973年智利政变，1984年尼加拉瓜政变。
(11) 民主和平的未来，以及是否能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战争，与美国霸权对于和平解除武装的选择息息相关。缺少美国的行动，可能对世界和平都会产生悲剧性的影响。让我们理清思路，从民主和平理论的历史有效性开始谈起。

康德的设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公民除了防御都不支持发起战争。结果就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国家，那么战争就会在世界上消失。

事实上，这个道理在今天看起来很简单，民主的价值已遍布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到学校，从工作环境到体育运动，更不用提议会和政府。近40年中，民主体制奇迹般的在世界大体系中扩张开来。

但在康德的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的未来一点儿也不光明。那时很少有人对它抱有信心。但突然之间民主在国际上引起一片欢腾。特别是欧洲大陆之外殖民地的居民们完全有理由对于民主不抱有期待，因为自称民主的国家都反向行事，完全无视基本的人权。19世纪中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欧洲的民主进程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一同进行，当然，单看某一国家或周边区域战争是减少了，但也同时意味着在世界其他地方集权统治和欺压加强了。可以确定，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阵营或是第三世界，西方很多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也都有过集权倾向。

根据计算，19世纪初全球只有两个自由民主国家，瑞士和美国。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存在不小的污点：美国南部出现奴隶制；瑞士的很多州的女性都没有选举权。
(12)

很多人都忘记了民主的必要元素，选举的权利、人人平等、法制、媒体独立自由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过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和部分先进欧洲国家也仍然处于民主雏形阶段。战争在那时反而更加容易爆发，因为集权、民主和封闭自治之间的距离不像今天如此明显。

举一些例子。自由文明的摇篮——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不能被定义为自由民主国家。直到1884年选举改革，60％的成年男性才拥有选举权，后来一直到1918年普选才基本普及。老贵族阶级，宗教的特权在19世纪有所减少，但是内阁政府不考虑议会意见直接可以发动战争的权力一直被保留，并且维持到今天。最近的例子就是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13)

英国与民主国家法国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793年和1795年，英美（美国也是民主国家）战争一次是在1776年，另一次是在1812年。美国于1848年与墨西哥，1898年与西班牙交过战，这两个国家也都是拥有议会的民主国家。西班牙在1890年时男性就已经有了选举权，法国在1792年为了废除君主制发起了全民普选。

若干年后美国的内战，实质上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是民主对抗奴隶制，因为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在使用奴隶。

美国内战之后，在民主国家之间最让人尴尬的战争是1899年—1901年期间的英布战争——一个民主国家侵略另一个民主国家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集中营，在集中营中被迫害的牺牲者超过两万人——甚至超过了后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义为民主对抗帝制的战争，仅仅是将战争理由大大简化，而作为当时的政治战备宣传。事实上，1914年—1918年两大联盟都是帝制和民主的混合体，因为在联盟中既有民主议会机构，又有独裁统治，还有殖民势力的介入——法国和英国——两大占绝对优势的殖民国（当时还有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德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经具有民主雏形，如选举的议会，代表不同声音的政党以及先进的社会民主体制。虽然都是由德皇任命，但票选不够的政府仍然无法上台执政。德皇是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但这在“民主”国家中并不特别，例如比利时和西班牙（直到今天仍然是国王掌握军权）。

与此同时，法国、英国拥有大片建立在专制和掠夺资源两大基础上的殖民地。被殖民的人民被当时侵略者的地缘竞争所折磨，根本无暇考虑民主。除非是通过向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人物为了他们伟大的理想，把民主作为一步棋运用到整个大战略当中去。

再看大西洋，1914年的美国仍然处在从寡头共和向民主转化的过程中，当时有色人种的男性因为肤色不具有选举权。即使是在英国，普选也很局限，直到1918年选民才从770万增长到2140万，而这个数字——全民普选限男性——是德国1871年就有效行使选举权的人数。

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证明德国拥有民主的星星之火而英美没有。正是德国势力和野心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范围内的战争和灾难。重点是民主和平理论不适用于帝制和寡头政权还存在的时代。民主作为冲突的非暴力解决方法之一，作为公民权利扩张的工具还是要等待和经历一场血洗，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能够巩固并且成为现实。

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它的本质是否为民主对抗专制仍存在很多疑问。“正义之战”这一修饰的名号渐渐失去意义，人们对于它的必然性和它夺取人们性命的可接受性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和怀疑。

如果说使用武力打击希特勒阻止德国纳粹的扩张是必要的，用同样的恐怖甚至更加残酷地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也是必要的吗？将德国的艺术城市夷为平地，对日本东京以及其他城市狂轰滥炸杀死80万平民，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也是真的必要吗？意大利和日本参战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处理方式不同——犹太人对于独裁集权更加警惕，而不是听随命运——外国如果能更好地安置他们，大屠杀可以避免吗？
(14)

这些问题都富有反诘意味，所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方向都始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的出发点，即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也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大屠杀被解释为在西方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问题的迹象，也是西方世界认识到问题的转折点，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解释过的那样。

民主化浪潮

民主和平理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解释国际关系的最有效的工具。1945年以后，民主机制基本站稳了脚跟，并渐渐吞并集中制，1989年柏林墙倒掉后势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从1974年开始，民主进程迎来了“第三次大潮”，在结束了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之后，葡萄牙重获民主。1974年时，全世界只有40个民主国家，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民主机制的国家星罗棋布，例如，印度、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博茨瓦纳、委内瑞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如整个东欧、拉丁美洲、中东都被军阀或是独党统治。

继葡萄牙之后，民主渐渐拓展至希腊和西班牙。在1979年到1985年期间，拉丁美洲的9个国家摆脱了军阀统治，进入文明的选举政府时代。同样在拉美，智力的军阀统治机制最为残酷，因此转变发生得比较晚，1989年，才在全国发起了英勇的和平革命总动员。

近些年，民主的大潮也涌向了亚洲，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府倒台，接着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泰国。

1990年时，拉美90％的国家都建立了民主机制。柏林墙的倒掉也使得东欧迅速被重造，包括俄罗斯的民主地区。世界上最令人发指的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机制1994年在国际社会的联合行动以及国内的解放战争中被瓦解。非洲其他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也都经历过民主运动。尽管大多数的民主革命仅仅停留在表面，但1997年—1998年期间大多数的非洲国家还是实现了自由选举以及合法的多种政党共存。

根据自由之家的调查，截至2006年年底，全世界193个国家中有148个可以被认为是完全或部分自由：涵盖了世界上76.7％的地区，至少62.5％的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民主化程度最高的数字。

民主化的浪潮在惊奇中不断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大多数的国家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很少有观察家能预见到民主的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没有人意料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倒台，东欧民主机制的迅速发展以及德国的统一。

那时反而西方世界公众的意见和政治界都受到悲观主义学者的影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科技会取得胜利。其中不乏有些人作出了更为大胆的预测：1957年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就有天体物理学家预见到了俄罗斯大型航天飞船将在月球表面登陆，1960年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预估在2000年时苏联的生产总值将是美国的3倍。
(15)

预料之外的民主进程同时也带来了民主国家间的停战，民主和平理论就正是试图将这一系列过程和结果压缩成为简短的语句和理论。

对于民主化发生的原因，学者们看法各异。很多人认为决定性因素有很多，取决于不同国家内部不同的推动力。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是国际性的因素，特别是国际上的主要力量试图将世界塑造成符合其利益的形象和形式，但完美结合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形式并不存在。还有专家单纯地认为世界大战后民主的突然扩张仍然是一个谜。

事实上我们对民主进程已经很了解。我的观点是民主成长与反对战争和冲突的各种因素（冷战和殖民主义的结束，尊重国际机构和法规的普及，战争被淘汰）相辅相成。在这种情况中，单纯寻找一种因果关系是没有用的，因为就像一连串的化学反应一样，各种元素相互作用，在一个广泛的现象下相互制约，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适合民主发展的时期。

民主之所以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是因为它比起其他体系更适合个体和大众政治的普及。这个理念比其他的好。正如阿马蒂亚·森说的那样，民主代表普遍的价值观。
(16) 民主主要是由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力量发起的。若是脱离了这个现实的意义，民主的含义也会在世界的现实关系中失去统计和理论意义，若不是经过多次验证，这一逻辑也是行不通的。

人民掌握主权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部分。一旦人们达到了一定的富裕水平和教育水平，拥有一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民事权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面临人民要求拥有主权的问题。目前的结果就是民主过度。但最终通往民主的出口还不明确，因为更多的因素加入进来，例如相应权利带来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安排，但不同群体施加的要求发展民主的压力一直都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变的推动力。
(17)

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就是今天的伊朗。

在这个国家，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民众自由意识、信息流通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霍梅尼革命中，爆发了人民对主权和多元化的要求。哈塔米的改革派政府理解到了这个需求，因此该政府也赢得了90年代绝大多数的选票。

但尽管有大众强烈的推动力——任何一个了解现代伊朗的人都知道90％的人都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并且亲近民主——尽管伊朗民主机构在开始时也非常有效率，宗教精英权力势力的反应还是阻止了伊朗的民主化进程并且建立了保守主义的机制。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朗机制的敌视以及对邪恶轴心国科技发展施加的武力威胁使得改革派失去了地位，伊朗反而加强了神权统治。但人民对民主化抱有的希望没有变，仍然在等待重新表达的合适时机。

人类的发展是抑制战争和冲突因素增长的基础。正如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即增加人民在社会中选择的可能，民主化正是一个承认个体政治和民事自由，给予个体权利的过程。

只有在民主机制中的国际组织和议会才能拥有足够的工具来阻止政治领袖发动战争。这些政治领袖应该懂得他们的决定关乎选举他们的大众，大众才是承担攻击外敌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的主体。在战争问题上他们是影响民主政府仲裁机构的主要阻力。政治领导者也明白若是战败，或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战胜可能让他们在下一届选举中被赶回家。

政府中的精英们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发动战争前，他们往往会先操控民意，制造假事故，散布敌方拥有致命武器的信息以此来传播恐惧。

这一手段往往都意外地奏效。在欧洲一开始持和平态度，反对自己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后大多都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席位。只有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例外。

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得到了70％民众的同意。尽管美国政府谎称伊拉克方使用国际法禁用的大型杀伤性武器来攻击萨达姆·侯赛因组织，但美国民众仍然认为侵略伊拉克是对2001年恐怖主义袭击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事件的回应。并且他们以为像第一次海湾战争一样，惩罚很快会结束，美国人员的伤亡也会被控制到最低。

结果，总统失去群众的支持，布什代表的共和党在2006年的大选中也同时失去了议会两院的支持，欧洲所有自愿加入占领伊拉克联盟的总理——除了贝卢斯科尼——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再次印证了康德理论的正确性，在民主体制下，社会对于挑起非自我防御战争的政治人物的惩罚并不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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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manuel Kant，Idea di una storia universale dal punto di vista cosmopolitico ，［1784 ］，cit．

(2) Immanuel Kant，Per la pace perpetua ，［1795 ］，Editori Riuniti，Roma，2005．

(3) Immanuel Kant，Per la pace perpetua ，［1795 ］，Editori Riuniti，Roma，2005．

(4) Spencer R．Weart，Never At War：Why Democracies Will Not Fight One Another ，Yale University Press，Yale，2000．

(5) Tucidide，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Garzanti，Milano，2002．

(6) Victor Davis Hanson，Wars of Ancient Greeks ，Smithsonian Books，New York，2004．

(7) Barry Buzan，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The Limits of the Liberal Cas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38，1984； Jack S．Levy，The Causes of War：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Philip E．Tetlock，Jo L ．Husbands，Robert Jervis，Paul C．Stern e Charles Tilly，Behavior，Society and Nuclear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9．

(8) Katherine Barbieri，Economic Interdipendence：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Conflict？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XXXIII，1996；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andom House，New York，1979； Mark J．Gasiorowski，Economic Interdi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om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XXX，n．1，March 1986．

(9) Edward Yardeni，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in John Mueller，Peace，Prosperity，and Politics ，Westview Press，New York，2000．

(10) David P．Forsythe，Democracy，War and Covert Action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XXIX，n．4，1992；Stephen Van Evera，The Case Against Intervention ，in The Atlantic Monthly，vol．CCLXVI，n．1，July 1990；Tim Weiner，Legacy of Ashes：The History of Cia ，Doubleday，New York，2007．

(11) Sebastian Rosato，The Flawed Logic of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CVII，n．4，2003； David P．Forsythe，Democracy，War，and Covert Action ，cit．；Stephen Kinzer，Overvie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 ，Times Books，New York，2006．

(12) Michael W．Doyle，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XXX，n．4，1987．

(13) Mark Curtis，Web of Deceit：Britain's Real Role in the World ，Vintage Books，London，2003； Tony Benn，How Democratic Is Britain？ is Keith Sutherland （ed.），The Rape of the Constituton？ Imprint Academic，Bowling Green，2000．

(14) J．Kenneth Brody，The Avoidable War：Pierr Laval and the Politics of Reality，1935—1936 ，Transaction，New York，1999．二战的爆发被普遍定性为民主对抗专制，保护人权的一方反抗暴力剥夺人权一方的必然事件，最近有两部论著都对这种说法提出挑战。一部是“右派”提出的，参见Patrick J．Buchanan，Churchill，Hitler，and The Unnecessary War：How Britain 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Crown，New York，2008 ； 一部是“左派”提出的，参见Nicholson Baker，Human Smoke：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Simon & Schuster，New York，2008。

(15)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 Simon & Schuster，New York，1993．

(16) Amartya Sen，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XIX，n．3，1999．

(17) Christian Welzel，Democratization as an Emancipative Process：The Neglected Role of Mass Motivations ，in European Jou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XLV，2006．

第十五章　冷战与殖民主义的终结

事实上，1989年以后我们不会再回到欧洲国家分配权力的无政府状态，不会再回到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1648年，不会再回到1945年前欧洲战事不断、充斥着屠杀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跟之前的单极格局或是两极格局都不同，在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中心强国。这一国际安排比之前的都更加稳定，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中有一定的行为准则，集权减少了，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相应减少。

冷战与伊斯兰恐怖主义

冷战和殖民主义的结束是民主与和平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民主机制的扩张在1945年后一直很缓慢，突然从1989年开始迅猛发展？为什么1989年后和平力量快速扩张的代价是带来恐怖主义、自杀、屠杀、战争、种族灭绝？

答案是矛盾的，一方面不同国家背景下的人民希望推动民主，另一方面却是权力领导人的盲目和短见；一方面这些权力者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智慧修养都占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对前殖民地的占领使得恐怖主者不认为民主是维持世界稳定的障碍。从1816年到1992年期间，全球共发生反殖民战争134场，第一步是夺回被滥用的土地资源，在1945年之后，第二步是从殖民主义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1) 1950年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大多是独立战争，20世纪70年代后期几乎都结束了。

这些事件对于全球和平的意义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国际范围内的冲突随着殖民主义的落幕也减少了。

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到1989年民主的障碍还包括大贵族的利益。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康德的和平理论不足以来解释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受到很多强制性动力的影响，完全不能够了解相关国家政府的民主化程度。

殖民主义和冷战减缓了民主机制与和平的发展，无论是在列强国还是在殖民地。尤其当列强在殖民地使用强制力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反对不与列强干预势力为伍的本地选举政府时，影响尤其恶劣。

一旦这些列强和联盟瓦解，障碍清除，民主浪潮就会立刻抬头，向民主机制的过渡大多都在没有武力的情况下发生。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冷战在世界两极格局形成前就结束了，并且也是和平结束的。

东欧国家能从独裁和沙皇统治中和平过渡到民主大部分要归功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即改革开放政策，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任。1988年11月英国总理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夫人正式宣布冷战的结束。1989年春天美国国务院正式删除了苏联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文件。同年11月柏林墙倒塌，在1年内德国统一。几个月后，1991年7月，华沙公约组织解体。

但是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被保留到1991年12月31日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没有使用武力，从1989年—1991年期间的“天鹅绒革命”对于所有认为外部政治将会被利益和恐惧震撼，流血侵略事件不可避免的人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大的意外。

在整个冷战阶段，美国与苏联之间战争的需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续下来的殖民地人民独立战争的需求转化为了多场地区的冲突，以及政权更替。

在冷战时期，民主和自决的力量在对抗沙皇和集权时很少取得胜利，统治阶层只要运用很少的武力就能够成功镇压。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爆发的民主反抗革命被苏联轻松粉碎。而当时美国在国外的介入也几乎总是帮助独裁政权镇压争取政治权力的人民反抗运动，或是推翻想要完成土地及社会改革的民主政府。

但是有两个意外，即美越战争和苏阿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为了国家自决而战斗的一方最终占了上风，虽然代价是在越南牺牲200多万人，在阿富汗牺牲40万人。越南战争因为与美国的远距离和有限的外交战略重要性，阿富汗战争因为苏军主动放弃侵略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东欧、中东、印度尼西亚以及拉美，民主因为冷战和殖民主义的存在拖延了几十年。其根源以及美国现行外交政策的严重病症——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中东危机——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英对埃及、伊朗和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干预中来寻找。

如果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在对待中东民族主义以及阿拉伯半岛的权威问题上没有作出一系列错误的选择，今天的世界可能更加和谐。当在伊朗和埃及出现了像穆罕默德·摩萨台和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这样国内人民支持拥护的领导人时，英美没有给予支持，这导致中东走上了一条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祥之路。决定推翻摩萨台，煽动伊斯兰右派和穆斯林兄弟会反对纳赛尔，给这两个阿拉伯核心地区的人民留下了不满和仇恨的伤痕，并滋养了反西方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基地”组织及其成员。

这个决定在冷战开始前就作出了。然后由政府的智囊团和“与魔共舞”的外交人员来执行，即与极度危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打交道，试图阻止他们的共产主义倾向。
(2) 另一个战略错误使美国更加烦闷：美国为了平衡波斯人和埃及人的民族主义而支持沙特皇族，而这一选择又因为沙特阿拉伯支持瓦哈比派而创造了更多今天令人头疼的中东问题。就好像20世纪初英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其中最“精明”的就是培养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关系，这段关系一直是最高机密，普通大众在2001年伊斯兰恐怖主义公开时感到异常惊奇。这个“精明的主意”长期广泛地被用于处理中东关系，1945年以前温斯顿·丘吉尔就已在中东地区安插了大量的特工。战后，这一战略被美国人继承沿用，美国人接替英国人成为阿富汗、沙特、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圣战者的枕边同伴。

这一系列的错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霍梅尼神权统治的诞生，对阿富汗的破坏，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获得武装，本·拉登及其同伙的恐怖主义。也有人提出异议，若没有这些决定，西方就没有石油，就无法战胜在俄罗斯的斯大林共产主义，认定摩萨台和纳赛尔是革命党人的事实也站不住脚，因为苏联既不需要中东的石油，也不需要赢得一个第三世界并不重要的棋子。冷战的决胜局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中东。

就1953年发生在伊朗的事件来说，则是以“预防性反共产主义”之名行掠夺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殖民活动之实，这些国家又成功地从外部干涉伊朗的内政，其行为不亚于真正的战争。1953年英美谋划的伊朗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出的摩萨台政府，其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恶果在半个世纪中弥散，阻止了世界上一个主要地区的民主化。如果不了解波斯王朝的独裁统治，不懂得霍梅尼革命的意义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国际上恐怖主义对于西方的仇恨：反摩萨台政变的直接后果。

伊朗政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不成熟时第一次实施的颠覆行动，从那以后环环相扣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2001年9月11日的惨案以及目前的伊朗危机。那是一次极为有效的地下行动，甚至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历史，这件嗜血的罪案至今仍鲜活地留在世界政治舞台以及伊朗人民的心中。

作为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摩萨台主要的错误就是试图将英属的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控制石油界最大的油气田。这个油田在英国的经济中举足轻重，几乎整个20世纪上半叶，它满足了英国的发展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军工业。伊朗当时只能得到利润的16％。

1951年3月，在摩萨台当选首相当天，议会就匿名投票决定英伊石油公司是否国有化。英国政府同时监管了油井和炼油厂，准备展开侵略战争。

但那时冷战刚刚开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拜访英国女皇阻止他们开始侵略战争，因为不能冒险失去地缘政治的平衡，让虎视眈眈的苏联有机可乘。

杜鲁门认为若是一个石油生产国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给予他们权力完全掌控自己的资源是危险的，如果其他石油生产国纷纷效仿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从来没有过推翻某国政府的经验，并且在他看来那也是不应该做的。

英国外交部和情报机构因此一直等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1953年7月新总统批准了阿贾克斯行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3)

这次政变传递给所有中东新领导人一个信息，即英美不想要民主，更倾向于支持独裁政府。这个讯息被阿拉伯半岛上的酋长、皇室以及像萨达姆·侯赛因这些重要的独裁者接收并利用。

政变将权力重新还给了礼萨·巴列维沙阿，使得伊朗又经历了26年的独裁统治，一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才结束。伊朗被交还给了冷酷的神权统治，总统哈塔米的改革意图最终也没能够战胜伊斯兰精神领袖。伊朗还是极端宗教主义者的大本营，滋养仇恨西方的恐怖主义的温床。受到什叶派的间接影响，1953年以后反美的仇恨情绪在中东散播开来，伊斯兰宗教原旨主义者也因此受到了鼓舞。

什叶派教徒1979年在德黑兰绑架美国大使馆人质与卡特为总统的美国政府正面起冲突，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中情局又在策划另一场阿贾克斯行动，以便把伊朗的政权给沙特阿拉伯，美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一事件彻底破坏了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卡特总统也名声扫地，美国民众也因为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而受到震动。
(4)

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阿贾克斯行动，也从未为1953年的政变自我检讨或公开致歉过。1997年—1998年，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开始有些冰释的迹象，同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也都开始对哈塔米政府开放，哈塔米是新自由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文明间对话”的倡导者。

白宫暗地跟伊朗保持着自由秘密的外交关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也为两国关系的转折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美伊关系的改善应从美国承认伊朗在西方反阿富汗毒品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开始，伊朗阻断了毒品的运输途径。
(5)

1999年4月，美国方面终于对1953年的错误有所松口。克林顿肯定地说：“伊朗，由于这个国家长期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成为了许多西方国家豪夺滥用的牺牲品。我相信有时这样告诉人们很重要，听着，你们有权利对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或是某些跟我们有关发生在50年前或60年前或100年前甚至150年前的事情感到不满或生气。”2000年3月，美国国务卿马德琳·柯贝尔·奥尔布赖特为此特别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讲话，她承认了美国政府在伊朗政变中扮演的角色，反省了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政府对萨达姆的支持，同时表达了歉意。
(6) 但在2000年11月，乔治·布什赢得大选又将美伊关系推回到了起点。

冷战后国际局势的缓解

民主国家数量增加，国际战事数量锐减，通过近几十年的观察我们基本可以先确定两个超级大国在1948年到1989年不会因为争夺“世界监护权而开战”。法国、英国和葡萄牙在1945年以后没有立刻放弃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而是一直等到联合国干预，来自世界人民所给的压力以及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迫使其不得不放弃。

冷战中发生过许多冲突，但幸运的是两大超级大国从来也没有真正接近过战争。惟一一次危险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大量资料和重建工作显示出双方都几乎要启动核战争。
(7) 著名的战争学者们排除了战争因为错误或是误解对方的想法而爆发的可能性。

最近的研究正在纠正冷战中所谓“长期的和平”这一概念。根据这一理解，美国和苏联的对抗，造成了世界的两极格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必须选择阵营，谨慎考虑杀伤性核武器基础上的武力平衡，最终两极格局比纳粹倒台后理论上可能形成的多极世界更好地维持了世界和平。
(8)

在此，我们之前研究过的战争案例正好说明了这个概念的错误。它是错误的，因为日落西山的两极格局正是一系列暴力冲突的根源，它的结束也没有使战争的数量增加，而是有所减少。国际战争、道德冲突、内战、大屠杀以及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在1989年以后减少，表现为一些全球仇视的势力卸除武装，有利于人文民主发展的能源、思维以及法规广为散播，这些才应当被认为是和平真正的保障。

与此相反，现实主义派理论家——那些认为只有强国利益可以影响国际关系、政治体制、国际组织、文明社会、公众舆论以及政治道德标准等其他条件作用不大的人——预示我们不该为冷战悲泣。苏联解体后米尔斯海默很快就提出了悲观的前景，他认为美苏两极结束以后的世界将会一片混乱并弥漫着硝烟，但他的预见并没有实现。

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多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类似的预测最终也被现实所否定，对于他们很多人而言冷战的结束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危机的开始。共产主义体制的衰落引起了不稳定，内战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怀疑，损害了40年中已确立的国际关系。展望未来，对于21世纪的公民来说只有迷雾和不确定。

米尔斯海默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1989年看作一个时代的结束，自16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世界舞台聚光灯下的资本主义体制，面临终结的危机。他认为备受争议的冷战事实上说明了以前能够维持世界秩序和运作的体系出现了机制化的漏洞。未来也充满着更多的冲突。在他看来，后美国的世界将会是非常混乱的，甚至超过1914年—1945年期间。
(9)

所有这些关于后美国时代的预测和猜疑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忽视了和平的力量。事实上，1989年以后我们不会再回到欧洲国家分配权力的无政府状态，不会再回到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1648年，不会再回到1945年前欧洲战事不断、充斥着屠杀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跟之前的单极格局或是两极格局都不同，在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中心强国。这一国际安排比之前的都更加稳定，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中有一定的行为准则，集权减少了，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相应减少。

米尔斯海默认为，1990年的世界完成了对于欧洲未来战争和平理论的所有测试，选择欧洲是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区域。他预测：

现在冷战正在退出历史，危机和战争可能会又不容乐观地在欧洲这块敏感的土地上快速增加。以后的45年很可能不会像刚刚过去的45年这样残酷，但将会更加血腥，有一天当我们再回顾已结束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将是长久的和平而非冷战。
(10)

1990年至今已过去20多年，测试也结束了。米尔斯海默的所有悲观预测也都被否定了。欧洲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由27个国家、5亿人口组成了欧盟，国家间不再有国界，所有领域开始和平合作，使用统一货币，加强了在国家之上的统一议会的权力，已经完全消除了战争。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主体制也获得了全胜，同时在人口最多的东亚和中东武力的使用也降至历史最低点。区域组织，例如欧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这样的时代人们怎么可能提到无政府主义和混乱？

有人向往的真真正正的“新世界秩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这一点没有错，因为即使国际争端和文明战争大大减少，但仍然还在某些地区继续。

不管怎么样，不难猜出，世界体系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两大阵营各自支持的对于第三世界的庇护争夺战也随即终结。

柏林墙倒掉以后，有一种乐观主义传播开来，人们认为和平的种子真正地生根发芽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被压抑着的人们对和平的渴望终于得以实现并不会轻易被破坏。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向我们证实了“乐观时期是战争必要的序幕”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殖民主义、战争和奴隶制

冷战和殖民主义的结束大大减少了战争的数量。但是什么原因又是怎样终结殖民主义的呢？为什么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包括过时的奴隶制以及战争在从1945年到1975年短短30年内骤减，并几乎销声匿迹呢？

许多人都认为殖民主义的结束是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世界体系中的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千年的时间里，从波斯帝国到古希腊—罗马，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再到西班牙、法国、英国在现代的大规模殖民地建设，在大城市中无论对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殖民主义一直是作为一个有利的政府体系而广受好评。

1945年殖民主义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形式涉及6亿人，超过世界1/4的人口。英国，一个人口不足5000万的国家，拥有60个殖民地，殖民地人民以及外派人口超过4.5亿；法国占有30个殖民地，控制着6500万人口；小小的荷兰也控制了3个殖民地和5300万平民；比利时有2个非洲殖民地，人口1400万；葡萄牙王国有8个殖民地和1100万人口。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面积占到了地球面积的85％。当时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波斯、蒙古、中国、暹罗和日本，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部分地区——没有沦为殖民地。
(11)

直到1955年英法的国旗还仍然飘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1970年时除了阿森松岛以及一些杂乱无章荒凉的乱石警卫港，殖民地全部消失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66个殖民地获得独立。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以89张赞成票，无反对票，8张弃权票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一份发出不同声音的文件，其中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宣言提出“把所有的权力还给人民……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条件”，并告诫“不得以政治、经济、社会或教育方面的准备不足作为拖延独立的借口”。

殖民主义是一国在他人土地上施行的在政治上的控制，形式上的占领和对当地人的操控。直到20世纪初它都被认为是合法并且合理的体制，因为殖民者无论是文化、种族、宗教还是科技都超过了被殖民者。殖民主义的辩护者认为在不同民族、种族和人群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造成文明间的不平衡。这一不平衡也导致资源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等级阶梯上层的人可以肆意占有下级人民的工作、资源甚至是生命。

殖民主义让人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即使已经消失多年，认为其合理的理念仍然存在，与许多苍白的谎言一起仍然泰然地遗留在曾经的被殖民的大城市中。

许多殖民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可以维持国内与国际的和平及稳定。拿曾经的英属印度为例，有人认为殖民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大量的益处。但事实是在2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757年至1947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增长，直到19世纪末因为英政府残酷的统治，仍有3000万到4000万的印度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在1872年至1921年期间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减少了20％。因此，“殖民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大量的益处”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最厚颜无耻的英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尼尔·弗格森，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这些坏处。他甚至表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经济一团糟。印度民族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控诉——外国寄生虫使得印度国内资本外逃，工业化倒退——“是他们试图反对自由主义帝国而做出的最大的努力”。他认为：“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用，而是因为英国没有办法有效地介入印度经济。”
(12)

另外一些人认为，殖民统治可以保护殖民地人民避免承担发展阶段的一些不良产物。殖民地人民就好像小朋友或是未成年人，缺乏洞察力来使用自决权和主权等工具。所以他们应该被监护，如果太早给予他们自决政府的权力是不负责任的。1943年，英国内阁首相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如下声明：“短期内讨论归还殖民地所有的自决权根本没有意义，无知又危险。这种情况无异于给一个10岁孩童一个银行账户，一把枪和家里的钥匙。”
(13)

殖民主义与人类深层的天性是相悖的，因此，殖民占领一开始都是使用强大的武力来强迫当地人民屈服的。

在古代社会种族灭绝的屠杀很普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帝王的独裁统治。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帝王们一般都会美化自己，把自己设定为和平的保护者和维持和平秩序的人。但事实上，所谓的“和解”总是充满着威胁和暴力的，对于附属地或是殖民地即使打压一点点的竞争倾向都会使用极端的暴力。

对于反叛者，皇权常用的最极端的手段就是灭绝种族的屠杀。例如，古代民主帝国雅典与罗马。罗斯托夫采夫在他关于古罗马帝国的著作中这样描述：“罗马人，毫无缘由地挑战新迦太基城，挑起战争，莫名地肆虐一个繁荣的城市，几乎杀光了所有的人。”
(14)

种族灭绝是在帝制时代政府普遍常用的工具，它遗留在统治者的思维中达几个世纪，一直进入到20世纪。当面对殖民地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时，许多控制殖民地的当权者仍然选择种族灭绝政策。阿尔及利亚、越南、老挝以及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仍然没有放弃使用全部歼灭的战略。

不少专家认为，种族灭绝在反殖民运动中被叫停的原因，并不是反叛者的作战能力有所提高——在“不对等作战”中不再败战——而是因为殖民国内部公共舆论进步了。公共舆论对于政府杀戮行为的披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猛烈。种族灭绝被媒体批评得声名狼藉，被判为文明和民主无法容忍的行为，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对选举可以造成一定的舆论影响。殖民军队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战胜叛军。因为在战争中他们不能够使用大规模的破坏杀伤性武器和技术，只好被迫撤兵。
(15)

殖民时代结束，帝制时代一去不复返在长期内减少了国际上的战争和人们之间的暴力。殖民主义、战争和奴隶制之间联系紧密，历史根源深厚。虽然在现代只有西方世界大规模使用，但三种体制都曾在人类历史的某段时期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过。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扩张十分迅速，从1500年到1800年的时间中，西方世界使用武力和科技征服了地球上35％的地区，在1800年时殖民地占全球面积的35％，而1914年就已经发展到了84％。

殖民主义、战争和奴隶制都建立在无节制地从生理上强迫其他人的基础上，取得经济利益或其他好处。三种体制都与人性的建设和发展有联系，所以都是正常的。并且三种体制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消失（有战争的情况）或是失去合法性的：奴隶制差不多用了100年时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在从1945年到1975年的30年中退出舞台，而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持续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16)

战争、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在历史上也是紧密联系的。许多战争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征服别的国家，奴役别国人民，目的就是创造经济贸易利益，安置本国过剩的人口，满足军工的需求，满足政治军事人物的权力和虚荣的荣耀。

三种暴力的统治形式间最密切的联系就是若是一种在道德政治标准的演化中被判处，其他两种也难逃如此的命运。一旦一个人使用暴力从他人身上汲取经济利益的形式在道德上不被接受，在同一个社区的成员之间就可能发起冲突，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一个国家试图使用战争手段奴役另一个国家的情况。

以下三个深刻的原因使得以剥削为目的的殖民可以持续：一是暴露于公众监督下的剥削手段较为讲究，从不使用暴力；二是附属地人民的反抗能力增强，使奴役不再有可能；三是道德进步，禁止在个体、群体或政治群体间使用暴力。这三个原因相互影响。使用非暴力的新科技（带薪的工作取代了奴役，“非正式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代替了传统的欺压，心理战、经济制裁、腐败渗透取代了侵略）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同时，每一个原因都有独立的概念，是可以独立发生作用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奴隶制。它是建立在纯暴力上的对人身的压迫和过度剥削。主人可以剥夺奴隶的一切权利，完全拥有奴隶的人身。奴隶就是一个可以被他人合法占有、使用和出售的人。在西方的历史中，奴隶主常常把他们与家里的牲畜同等对待。在古代政治学的巨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极力维护奴隶制，其论述集中在女人、奴隶和家畜的地位这一论题上。这种想法与中国的古人大相径庭，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中，除了被剥夺了人身权利的罪犯及奴隶，人身买卖是明令被禁止的。
(17)

几乎在2000年以后，哲学家约翰·洛克也为奴役战犯辩护。从15世纪起重要的人文主义者蓬塔诺、格劳秀斯以及冯·洪堡一直在坚持为奴隶制辩护的论调，他们证明它与希腊罗马文明的荣耀不可分割。直到18世纪，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家想过要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目标。

奴隶制在19世纪中消失，它也立刻变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全球法律和道德文明普遍规定的禁忌。奴隶制的消失归功于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的力量，类似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禁止战争的各种崇高法律。

直到不久前，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从经济上解释奴隶制的终结。“人压迫人”的结束是因为另一种更有生产力效率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奴隶制。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奴隶制的消失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最终抛弃了旧的生产关系。
(18)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经济和社会》中推崇这一观点，并列举了奴隶制不合理的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奴隶主不能根据经济发展态势改变劳动力单位；其次，购买奴隶与购买自由劳动力相比资本投资更大，风险也更大；再次，种植园主阶级可以影响政治，有能力干预市场，降低了生产效率；最后，奴隶源很快就断了，购买新奴隶变得越来越昂贵。

这一终结奴隶制的经济学理念被历史研究的进步所推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奴隶制总是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的，并且西方和中东曾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都是非常繁荣发达的。奴隶制曾是希腊罗马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它曾阻碍罗马农业、矿业、科技的创新，并导致罗马帝国的衰败。
(19)

奴隶们曾帮助7世纪到9世纪时的阿拉伯帝国在扩张的同时，发展了艺术、科学和城市化。在中东社会，奴隶们没有像在西方社会那么悲惨，因为很多奴隶都是富裕家庭的家仆，而不需要在种植园从事艰苦的工作。
(20) 在奥斯曼帝国，奴隶甚至可以担任公共职位，有些人甚至能够在政府或军队中拥有重要的地位。

地中海的奴隶贸易在十四五世纪到达顶峰，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从黑海港口的鞑靼人部落购买奴隶，再把他们卖到欧洲各主要大城市。因此，威尼斯和托斯卡纳的繁荣，就像古代罗马和雅典一样，离不开奴隶制。在1300年至1400年期间，直到1453年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土坦丁堡并索要高价切断奴隶贸易之前，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人口中奴隶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连小商贩、牧师和修女都拥有奴隶。
(21)

欧洲国家殖民美洲新大陆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英殖民地中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是那些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农业州，在法国、葡萄牙、荷兰的殖民地也是这样。

1492年以后欧洲跨大西洋的扩张和种植园奴隶制的建立，使得旧大陆经济增长异常困难。历史学家戴维·布里翁·戴维斯认为，在种植园中建立奴隶制，不是新大陆上的冒险家或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海盗们突发奇想的畸形创造，而是欧洲开拓者的制造品：这些人有意大利商人、西班牙及葡萄牙发现者、希伯来发明家、商人、德国和英国的投资商和银行家。
(22)

从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在废除奴隶运动前，奴隶制非常繁荣，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包括19世纪时，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奴隶制也不被看作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它的支持者们步步为营并尽全力维护它到最后一刻。

以下的描述彻底颠覆了美国内战前对于南方种植园生产力的评估：

绝没有贫穷的惨状，战前南部的富裕程度超过了平均水平。如果我们把南方和北方分开放入世界背景中排名，1860年美国南部的富裕程度在全世界可以排到除英国以外的第四名……仅次于法国、德国和丹麦……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甚至超过北方30％……这验证了奴隶制延缓南方经济增长的说法并不正确。
(23)

从英国废除奴隶制的例子也可以发现，认为奴隶制体系陷入危机，奴隶主为了使用更先进的手段而主动放弃奴隶制这一主导性理论也存在争议。道德进步理论的支持者，彻底大翻牌地提出奴隶制消失不是因为它不再合理，不再具有生产效率，而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这一点令人信服。

并不是奴隶主们因为缺乏生产效率而放弃奴隶制。事实上，几乎无一例外，维护奴隶制的都是奴隶主，而反对它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经济利益牵扯的人。
(24)

经济的不合理性论题在面对糖的生产数据这一事实时也站不住脚，糖是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的主要经济作物，数据来源于废除奴隶制不久前的统计。与解放生产力相反，奴隶制废除以后种植区域的经济倒退了30％，在牙买加等国家甚至达到50％。
(25)

如果仅是简单纯粹地从经济利益出发，政治上就可能是加强和扩张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奴隶市场正是在它发展到顶峰时被扼杀的，废奴运动给英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废奴运动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道德和宗教。在19世纪对于奴隶制的厌恶和反对才是使其日落西山的决定性因素。
(26)

奴隶制曾是殖民地经济和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让它从历史中消失带来的损失甚至让人有点不能理解废除它的动机。

对于非洲和新大陆的开发和利用，若离开奴隶和被强迫的劳动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强制劳动力才能完成打通运输货物和原材料渠道的桥梁、道路和铁路的建设。由于殖民者的人数不够维持以及扩张他们在海外的财产，强制劳动力和义务兵成为欧洲在海外维持自己帝国的基础。一旦奴隶程度减轻，剥削和利用殖民地的经济便利也就减少了。因此，道德因素被用来实现殖民地的去奴化速度非常快。

道德进程和殖民主义的结束

同样在废除殖民主义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奴隶制终结根源相似的辩论。最大众的解释就是提供原材料的殖民地最终转化为殖民国的负担。很多人认为在20世纪中叶殖民企业就已经变得没有生产力了，或殖民国的收入减少了。根据这一看法，殖民国因此决定把行政权归还海外的殖民地，目的是建立新的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支持经济便利推动战后去殖民化的理论。他在《直接观察：经济时代之旅》中讲道，1945年以后经济和福利增长的动力从过去的殖民贸易变成了发达国家内部或之间的贸易整合。菲律宾从美国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国独立带来的经济影响微乎其微。就连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只用两年时间就能从印度尼西亚独立造成的损失中恢复。
(2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同意因为过度扩张以及镇压反抗运动，殖民国的投入开始增大，殖民变得非常昂贵。战后因为大萧条，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反殖民运动的高涨，欧洲列强维持殖民的控制手段很快减弱。特别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肩负巨大的美国提供的贷款。殖民地成本也开始变成巨大的国家负担。卸下殖民地包袱的意愿变得尤其强烈，独立运动成为历史翻篇的实际机遇。

但在最近，类似对奴隶制的研究，新的理论出现并挑战这一观点。如果殖民主义变得如此没有效率——一些研究者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有不愿放弃殖民的强大的阻力呢？怎样解释殖民地独立运动开始时的缓慢进程呢？还有，怎样解释为了维护在非洲和亚洲的领地，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国展开的血腥镇压呢？
(28)

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前，无论是从殖民地流入欧洲国家的资源，还是从欧洲被派往殖民地的人员，这些数据事实上都不能够解释殖民地独立进程的快速，不能够证明殖民国早就想要抛掉已经很大的殖民地包袱这种说法。

事实很明显，殖民国并不想要将历史翻页，不想把独立主权送给其所属的殖民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殖民地仍然是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军事力量（士兵的数目）的储备来源。对于想把殖民问题当作其他经济问题清算，只是机械运算成本和利润的人，我想提醒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计算列强国的实力不是考虑其是否有原子弹，也不是看其是否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占有席位，而是计算其拥有的附属国的数量和占有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总量。

讲到军事，海外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战场贡献了超过37万的非洲人。还要加上50万的加拿大人和50万的澳大利亚人，并且没有给英国政府增加过1镑的负担，因为士兵们的开销也都是由殖民地政府承担的。这些数据使得我们更加无法解释英军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整个亚洲，无论是水上还是路上，每每一上战场就一溃千里的惨状。英国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建立起的威望迅速地烟消云散，当然这是另一段疑问重重的历史。
(29)

即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庞大的殖民收入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印度仍然是英帝国在世界各个角落维护其秩序的军力来源。1945年时英印部队非常强大，拥有225万人，这可以说是英国殖民印度的最大优势。并且这支军队的财政开支完全由印度政府承担，19世纪时凭借这支军队，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对西方投资和贸易的大门。

回到殖民地的成本负担这一论题，首要的问题是应该清楚殖民地的居民需要交纳特殊税种来获得被欧洲人殖民的特权，殖民地的税收往往不仅仅能够支付本地的行政开支，还要贡献给殖民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国并不是把殖民地当作遗留的包袱想要摆脱，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本国经济的财政来源。

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1945年到1951年英国从其殖民地收取了1．4亿英镑，但只支出了法律规定的4000万英镑用于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
(30) 葡萄牙在1973年仍然从早就该退出时代的非洲殖民地剥削到5.4亿美元，差不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殖民主义在列强国无论是从道德、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有任何反对者，也没有要开始与附属地结算清楚的打算。大的殖民国反而都决定在建设好本国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以后开始大力发展殖民地经济。

当然，殖民者也明白总有一天殖民地会发展得非常成熟并有能力掌握自己的主权。但那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不是短短几年或者几个月就能完成的。

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提出殖民地独立的问题就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回应，他决定要维持英帝国的利益。法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的戴高乐将军及其他法国代表曾明确表示一旦战争胜利一定会保留殖民地。
(32) 但这一决定后来没有维持，戴高乐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宣布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

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施行了最为残酷的镇压战争，再一次用实例证明了列强国对殖民地的企图。若是殖民地并不是有利可图的，法国人在计算过利润之后理应抛弃它们才对，为什么还要努力维持殖民地？为什么还要卷入既费时又耗材的战争？

一种可能是拥有殖民地会给某些社会团体和经济势力带来比其他人更多的好处，因此与殖民地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与其竞争者相比更能够深刻地影响公共政治。当殖民地利益集团的势力减弱时，另一股势力便抬头。另外，除了想保留殖民关系的经济利益，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共同在发生着作用。

跟奴隶制和战争一样，殖民主义机制也建立在许多非经济因素上。即一种思想体系之上，关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霸权殖民主义，战争与奴隶制把它们的根基深深植入进了人类学之中，人性的视角之下。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也证实了要打败殖民势力有两种途径：通过军备竞赛让殖民征服变得艰难而昂贵，或是从道德的角度使用法律力量劝退。

消除了殖民主义以后的国际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代。曾经限制、减弱国家主权，使附属国离“文明化”标准越来越远，承认殖民占有的国际法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不限制国家自决权的新法。

所有能够利用国际法律体系变化的国家都没有错过机会。现在的国际关系体系仅由主权国家构成。这个转变是快速的、纯粹的、决定性的，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重建殖民体系的意愿。类似于一个世纪前奴隶制的消失，在道德进程中又出现一次飞跃，殖民主义突然变为违法的、不值得被维护的、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显奇特的旧思维。
(33)

在结束殖民主义的过程中，与国际权力和国际政治的发展相比，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法律秩序的确立非常迅速。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让欧洲殖民思想暴露在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下，英国政府被推到不置可否要废除殖民的位置上。殖民地必须尽快无条件地独立。

其他殖民政府也都处于同样的位置。1959年戴高乐被迫承认撒哈拉以南所有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一年以后完全实现。1955年一位研究殖民权力的比利时著名教授提出刚果（扎伊尔）30年独立计划，但5年以后就完全实现了。

这些独立了的国家都还不具备稳定的经济军事能力，还没有办法以新国家的姿态影响国际局面。它们中的很多国家甚至缺少为自由而战的精英，如果殖民国决定要全面使用武力，它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足以对付殖民国的军队。

如果法国军队决定使用暴行，在阿尔及利亚放火杀人以保留自己的殖民，它们可以做到。本可以镇压阿民族自由前线的法军不仅没有扑灭起义火焰，反而在撤兵时，死伤达50多万人。

若是英政府决定以武力抵抗反殖民运动，可能也会发生类似的状况。20世纪50年代英国残酷镇压了肯尼亚独立革命茅茅起义，也是反殖民战争历史上英国最凶残的一次。一份最近发表的研究证据显示，肯尼亚政府在镇压起义时用极端手段残忍地杀害了32个白人移民。超过7万非洲人随意随处被杀害。1.2万到2万的肯尼亚士兵战死，而英国军队的损失不到200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公诸于众，公众若是知道这些暴行，他们的意见和舆论定会引起广泛的影响。因为在同一年，英国议会中已经开始了在本国废除死刑的法律议案的讨论。
(34)

当反对殖民主义的道德舆论压力使英国政府无法再坚持殖民主义时，殖民地赢来了普遍的独立。
(35)

若殖民主义不是在道德上完全沦落得声名狼藉，失去了国内外一切的合法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出现的殖民问题结果可能不同。列强可能会保留收入最高的附属国。一些自由运动可能仍在进行，在独立国和附属国中可能会介入许多中间政体：例如，半殖民地、庇护国、行政领土、加盟国等等。

20世纪70年代，国家间支配国—附属国的关系已经被视为不合法的形式。国际行为准则明确规定反对殖民主义，同时也反对之前支持殖民主义的法律规定。昔日的法律体系、价值观和行为被彻底地挑战、推翻，并被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体系所取代。
(36)

打破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体系的道德力量在千年中一直存在并且在斗争。在体系和思维上战争也一直处于争议中，但观点和论调因为换汤不换药而变得越来越弱并越来越不可信。这些论点被一遍遍地提出，最后终于转变为普遍使用的规则和条例。

但不论怎样，殖民主义的结束阻止了各种形式战争的扩张。我们现在来看国际和平的另一个动力：反对侵略，尊重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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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lde Ravlo，Nils Petter Gleditsch e Han Dorussen，＠＠＠Colonial War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XLVII，n．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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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phen Kinzer，All the Shab's Men：An American Coup and the Roots of Middle East Terror ，John Wiley & Sons，New York，2007．

(5) 作者在《伊朗和伊朗时代》一书的序言中写了这部分内容。参见Alessandro Cancian，L’Iran e il suo tempo ，Jouvence，Roma，2008。

(6) 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Remarks before the American-Iranian Council ，Office of the Spokesman，Us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17，2000，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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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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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Howard Temperley，Capitalism，Slavery，and Ideology，in Past and Present，May 1977．

(26) David Eltis，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ding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87； David Brion Davis，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cit．

(27) “殖民时代的结束在历史书中被高度评价，一方面前殖民地取得了民族抱负的胜利，另一方面殖民国也乐于看到这一场面。粉碎下层经济基础，历史中常常发生，重新寻找强大的经济利益因素，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去除不利因素。”参见 John K．Galbraith，Cose Viste：Viaggio attraverso un secolo di economia ，Rizzoli，Milano，1995。

(28) Daniel Philpott，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2001； David K．Fie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s， cit．； Neta C．Crawford，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Ethics，Decolonization，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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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Kenneth Maxwell，Portugal and Africa：The last Empire ，in Prosser Gifford e William Roger Louis （eds.），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The Transfer of Power，1960—1980 ，cit．

(32) Neta C．Crawford，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Ethics：Decolonization，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it．

(33) J．Goldstein e R．Keohane，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1993．

(34) David Anderson，Histories of the Hanged：Britain's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London，2005．

(35) Michael W．Doyle，Empir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1986．

(36) Donald J．Puchala e Raymond F．Hopkins，International Regimes：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XXXVI，n．2，1982．

第十六章　国际法与国际惯例的发展

反对侵略和征服的法规，以及那些跟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相关的规定共同构成了今天国际体系中最为有效的制度。1945年之后制定的非殖民主义的规范秩序为国际体系中最弱小的成员国提供了保护，使其有效地免受军事侵犯，而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对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的普遍厌恶情绪促成了一些法律成果，一系列国际准则和强国间的协定相继诞生以保障对新政治道德标准的遵守。这些行为准则在20世纪不断被强化，直到——在反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斗争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禁令规章”，从而遏制了部分国家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这些禁令也有效防止了通用标准的倒退。过去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客，抑或坚持白人至上、西方至上的狂热分子做梦都不会预料到今天的局面，所有他们曾痴狂的条约、殖民地、种族隔离和强制劳动力都成为了修改的内容。

通过《联合国宪章》以及一系列禁止占领和侵犯领土完整，即禁止使用武力划定领土的概念、法规和公约，正式禁止战争的法制体系基本成型。曾一度频繁引起各国间冲突和敌对状态的问题减少了：即由于领土问题和前线势力划分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战争的数量也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了。在所有引发战争的问题中，领土问题似乎是最常见的，几乎所有国家间的战争都会涉及领土争端。
(1)

政治版图的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转折点。从那之后，地球上的政治版图基本被确定下来。在1945年之后，全世界的领土秩序就基本上没有再变更过。甚至于使得主权国家数目翻了两番的殖民地独立化进程也并没有打乱国际边界版图。独立运动的领袖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殖民地边境的格局（有时是奇怪并且带有侮辱性的），而不是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来获得一个关于边境线的普遍修改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有地保有原则变成了通用原则。在1963年，这条原则被收入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成为解决该地区国家之间领土争议的纲领性文件。该原则也被欧洲以外的另外两个大型区域组织纳入基本纲领中，这两个组织分别为美洲国家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反复强调了边界只有按照国际法准许的和平手段通过协商才能加以改变。在冷战结束时，《新欧洲巴黎宪章》（1990年）重申了赫尔辛基会议时提出的相关条款，如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改变边界。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认为当前边界完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点从它们不接收那些与接壤邻国有领土冲突的新成员国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

前帝国主义势力、美国和第三世界对维持地球上领土现状的平衡以避免发生新一轮的战争和动乱的问题上有效地保持了意见的一致性。边界不容侵犯这项规定不断深化直至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一条无可争议的原则，它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一种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象的力量。这一原则可以看作是两次毁灭性大灾难——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果实，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康德关于“挫折”教育的概念，即教会人们热爱和平以及尊重法律。

在1648年到1945年发生在各国之间的119场战争中，有整整93场战争与自然领土争端有关，其比重占到了78.1％。

这些领土的争端绝大部分都通过边界协调得到解决（从79％到88％），但这仅仅持续到1945年。自那之后，这个百分比大幅下滑：只有在30％的案例中，因为领土引发的战争能够达到目标，并有效地改变国际边界线。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战争不再（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是引起国际关系变动的核心因素。历史上在国家间发生过大规模战争之后，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往往是领土的重新分配。
(2)

一个从战争中兴起的国家有权支配其靠武力获得的领土，这项议题直到20世纪初都一直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战胜国拥有行使支配其征服之地的权利，甚至有种理念在西方已是根深蒂固：武力能够创造合法性和道德性。
(3)

尽管罗素是反对的（对于他来说，武力只是身体的力量，没有道德影响力，屈服于武力有时是一种必要的行为，或者更是一种谨慎之道，并不具有深层含义），但许多欧洲哲学家和法学家，都曾运用过这个胜者权力的论点来为那些丝毫不顾及土地原住民的意愿，单纯按照自身喜好来肢解和强占土地的战胜国们辩护。

这条原则以及与其相关的惯例的废弃是很突然的，当时正值列宁在俄国大革命之后掌握政权以及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之际。

同盟国想要改变并瓜分从前战争确定的各国领土，因此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的秘密条约被签订，规定在同盟国战胜的情况下，俄国、法国、大不列颠和意大利之间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还有大量的土地吞并以及意大利、罗马尼亚、日本、法国和德国的主权对外扩张，这就不得不使数百万的外国公民为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战败付出代价，这些条约的法律基础就是战胜国获得所有的权利，战败方的土地应作为战利品成为战胜方的合法财产。

然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打破了俄国与其他国家所形成的同盟，该政府公布并废除了这些秘密条约，还与德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俄国临时政府最初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1917年4月10日的公告宣布完全放弃战胜国的权利，其部分内容如下：

自由俄国不会试图去统治其他国家和民族，或侵犯其财产，也不会通过武力抢占外国领土…… 自由俄国的目标是在各国和各民族都有权利决定自身命运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长久的和平。
(4)

意识到战后的幸存还不足以完全排除世界大战威胁，要达到总体的和平就必须修改秘密协定中有关领土的要求，列宁决定通过以民族自决为核心的一场和平运动越过各国政府而直接呼吁全世界人民，以此来反对兼并和反对战争。
(5)

在俄国临时政府发表反战宣言的短短几个月前，在世界的另一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参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条法律把人民像财产转移那样从一个主权移交给另一主权。”在一次向美国国会提出参战请求的演讲中他再次否定了想要获得土地的野心，说道：“我们并不是要征服也并非要统治：我们并不试图获得赔偿。”
(6)

基于威尔逊所捍卫的反对战胜国权利的国际和平理念预示了一个由各民主国家组成的战后联盟的形成，它将有权制裁那些侵犯领土完整的暴行。威尔逊的这个理念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得到了具体表述，并且联军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于1918年结束了大战。《十四点和平原则》结合了列宁和威尔逊对于结束土地兼并和侵略战争，废止秘密协定的一些观点。

在从1914年到1918年的仅仅4年时间里，国际关系的道德伦理观经历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然而，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并没有使得战胜方在议和的谈判桌上的态度有很大的改观。赢家只会在三种情况下按民族自决的原则行事：一是当涉及的只有战败国的土地时，在其他情况下，法国和大不列颠宣称：“不能强迫同盟国中任何一国放弃敌对国的土地”；
(7) 二是在该原则不与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帝国利益存在正面冲突之时；三是为了不让像意大利这样的属于同盟国阵营中非核心势力的国家依照旧准则购买新的土地。

在许多边境地区，居住地人民的意愿通常会被考虑和尊重，但是，例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居民就没能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是否重返法国，原因是大的权利国无法确定公投的结果是否将会是有利于法国的。

相反，意大利提出的关于兼并达尔马提亚北部地区以实现其在亚得里亚海的霸权计划的诉求却被美国、法国和英国所驳回。纵使达尔马提亚曾在1915年伦敦的秘密协定中被作为其参战的“报酬”许给了意大利，这场主权的交付因与民族自决原则相悖而终未实现。

然而当涉及对直接利益的争夺时，大权利国都不一视同仁。最有力的证明是在领土问题上，不履行取消占有地保有原则却得到同盟国的默许。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英国代表团明确重申根据战胜国权利它可以拥有伊拉克，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代表团坚持说这项权利早已不存在了。英国还拒绝把摩苏尔省归还土耳其，也是因为坚持使用这一权利：“自大不列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摩苏尔和整个伊拉克之时起，英国对其享有占有支配权。”
(8)

最具代表性的不实行新反战规章的例子莫过于把战败国纳为殖民地。这些领土根据战前签订的秘密协定中所商定的标准以及在战争过程中军事占领区划分的结果而被各战胜国瓜分。不把战败国的殖民地和民族自决也纳入反战规章中去的原因，在于当地居民仍未获得能够“在艰难的当今世界中”保障其民族自决的“文明标准”。

在取缔战胜国权利上迈出重大而关键的一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些国家领土上肥沃而重要的部分并未被战胜国所吞并。民族自决原则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并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的不兼并原则保障了战胜国行为与反战规章之间的一致性，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同盟国建立了一个临时占领制度，它不会演变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主权转移，也不会成为一种转让或者征服。丝毫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意愿而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莫过于分割和削减德国的领土。另外，由斯大林提出的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一事也是与当地人民的意愿相违背并且是没有得到同盟国承认的。这些事件反映了过去几个世纪的一系列征服行为，也代表了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前对独立于西方的民族自决与主权原则的严重损害。

由联合国所确立的殖民地托管体制跟国际联盟的那套体制有着天壤之别：它有效地践行了民族自决原则。除了美利坚合众国得到日本在太平洋上所属的一些岛屿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战胜国要求或者从战败国获得殖民地的所有权。联合国通过交由国际社会托管的方式，对前德、意、日所属殖民地进行强有力的监察和控制，促使其发展自治和民主体制。

在战后，民族自决原则就深深地扎根于国际社会之中直到成为一项法律，它明确规定征服行为是违法的，且必须从外交政策中被废止。以色列在六日战争（1967年）后对埃及、叙利亚以及约旦地区领土的征服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甚至都没有得到以色列最强大的盟友美国的支持；不仅如此，这些领土侵占行为还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定罪并要求其返还。只有澳大利亚一个国家承认了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侵略和兼并。惟一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军事征服的案例便是1961年印度对果阿采取的行动。

反对侵略和征服的法规，以及那些跟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相关的规定共同构成了今天国际体系中最为有效的制度。1945年之后制定的非殖民主义的规范秩序为国际体系中最弱小的成员国提供了保护，使其有效地免受军事侵犯，而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最弱不禁风的国家，或者说那些只要受到一些冲突或内部问题的刺激下就会崩溃的国家，不应当再惧怕来自那些更为强大的国家的侵略和兼并。等待索马里、阿富汗、塞拉利昂、卢旺达、刚果、黎巴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命运并不是消失，或是遭受一场边界线的惨痛变更。

即使这些国家是自然资源的聚宝盆，但竞相去占有其土地的竞争决不存在。恰恰相反，国际社会经常试图通过联合国去缓解和制止那些造成这些国家政权风雨飘摇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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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Vasquez e Marie T．Heneghan，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ar，1816—1992 ，i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XXXVIII，n．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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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haron Korman，The right of Conquest：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by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cit．

结语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

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以崛起的中国作为中心，美国与俄罗斯、欧洲一同作为第二主角的格局，或将成为第三种可能的未来局势。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这一领导机构，当合作与和平共存的理念战胜传统的强国间对抗意识时，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时机成熟时提供新的机遇。

世界政府和战争禁令

如果说缺少集权，即能够凌驾于单一国家之上，使其遵守种族屠杀禁令和战争禁令的约束力，是战争和大规模暴力的基本起因之一，那么世界政府的想法是否实际呢？是否值得重拾这个概念呢？而又该如何去重拾它呢？是在原框架下继续发展壮大已形成的联合国，还是选择其他全新的路线呢？

世界政府的提议比想象的要实际，它比起缓慢推进的联合国改革来说更加可能实现。在后“9·11”事件时代的尾声，欧洲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主义形成了挑战，形成新的两极格局的趋势越发明显。两者都在适当改革后的联合国占据着重要席位，这一变化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脚步。

我们要敢想，并且不畏后退。因为在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中，有一些改革的视野非常广阔，它们的理想高于仅仅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之前的那几年，虽然短暂，但充满着大胆新颖的思想，以及贯彻落实这些思想的具体行为。

如今灾变论主导了对未来国际关系的预测，这种情况较坏的结果之一就是缩小了提出变革的思维范畴。例如，许多新全球运动的议题，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它们的概念都只是针对某一单一问题而提出的改革看法，并且它们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每个议题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如今对新的全球格局的设想，大多是由最低纲领派主导的，这只能是最近几十年梦想幻灭的结果。但1945年后的那几年却给改革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那时，国际秩序问题被定义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曾是这个广阔体系中的一部分。和平和安全是战略目标，然而经济和社会目标也不容忽视。这些从今天看来像是谬论，但在当初，充分就业曾被认为是基本权利之一，是国际体系都在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
(1)

那不是煽动群众的浪潮，也不是无理性的激进主义。战后全球格局的建立者心中有着很明确的目标，因为他们有过可怕的经历。在他们大胆的前进计划中，并没有强调这些计划中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应占多少比率，而只是强调了如何保护这些计划不受经济危机、法西斯和战争三重奏的影响。

要理解这个态度的缘由并不难，历史刚刚给他们上了关于缺少全球统筹的沉重一课。经济增长与19世纪的相对和平已经卒于法西斯、斯大林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中了。灾难是由经济规则失效和就业市场的倒塌所引起的，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达到了顶峰。

市场力量的凯旋归来并没有体现对社会的保护，相反它在劳动者中洒下了不安和失业，使得他们更容易采取极端的政治力量。人类不是商品，不能冒着扰乱整个社会秩序的危险，像对待商品那样对待人类。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理论似乎跟事实恰恰相反，市场以完全不自然的机制在运作，缺乏保护社会的力量，却有着破坏任何一个社会的能力。卡尔·波兰尼说过：“市场机制若成为主导人类命运和生存的惟一自然因素，那么它会破坏这个社会。”

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发表于1944年，那一年也召开了以重组世界经济，避免另一次灾难为目标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波兰尼对19世纪全球化反应的诠释赐予了战后政治领导人物的灵感。他们想建立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实现全球金融、工业和贸易在一个有能力保护公民福利不受市场衰退影响的制度框架下扩张。他们也非常清楚战争和经济衰退之间的联系。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增长不是由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主导，而是西方领导人在战后不久采取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政治决议所带来的结果。美国的利益完全主导了世界，然而当时许多人并没有看到美国利益与其他西方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罗斯福主义将美国作为世界政府的想法吸引了当时大部分“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也强烈吸引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一些穷困国家的领导人。

当时的经济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今天有多少人仍然记得或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沦为美国国库延伸品和针对所有病症都只开一种药的庸医之前）和世界银行是为了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创造出来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具备它自己的货币，即国际货币“班科（Bancor）”，可代表全球进口量1/2的财力，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从未操控过超过全球进口量3％的清算。

有多少人知道联合国的结构——其宪章、大会、内阁、宪法法庭，不仅仅是美国行政机关的构想，也是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无数人，包括伟大的思想家罗素、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人都普遍认同的“世界政府”构想？

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我们仍然生活在同样的世界安全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需要找回曾经的知识分子热情和政治热情。原子武器以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防止核扩散的问题始终存在。市场的不稳定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扩张愈演愈烈，也意味着它需要更严厉的规则和制度来使其正常运行，免遭损失。

对于人类安全的武力威胁与当时相比已大大缓和，但我们需要完成最终的质的跳跃，走向正式的战争禁令，走向世界权力集中的世界中央政府。这样我们才能有最大的能量和资源，去面对全新的挑战，与1945年完全不同的挑战，例如环境安全问题。

问题的中心点是政治，这是不可逃避的。如果给国际文明社会留下自由的创新出口，那么则无法实现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仅凭成千上万的自发型组织是无法将我们带到正确的道路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一个超越和平安全的局面正在展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个有轮廓明确的制度架构、准确的规则和恰当的决定性机制。一个全新的全球政府的创立并不会撇开已有的国际组织。它们是关键因素，这一过程确实是模棱两可又充满阻碍，但是却不可避免。困难在于这些全球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利于创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但同时它们也是无责任的主体，缺乏透明度，被一些厚颜无耻违背国际准则的势力所操控。

全球统治的主要舞台与60多年前一样，即联合国和那些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衍生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区域发展银行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实行民主化并加强这些机构最初的职能。如有必要，还应增加新的职能和使命，取消干瘪的分支机构和明显的无能部门。

这是与世界政府同样的舞台，我们也不该畏惧去唤起同样的信念。世界政府这个概念有两大主要反对意见：一是它可能会呈现出的独裁特质；二是实现世界型政府可能会带来的公民与民主进程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第二个问题可以通过创立全球议会的方式来克服，我们之后会提到。克服第一个问题只需要限制世界民主政府在裁军和解决世界政治体制之间冲突时的中央特权。

国际体系的其余部分不需要一个平行的集权。国际经济，尤其是它的金融层面，需要一个简单的全球调节机制，这对于弱国来说也是“轻巧”和公平的。纠正不平衡和不平等的任务可以留给区域机构和地方机构，它们的直接表达增加了决议过程的透明度和责任感。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世界财富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和东方，背后正是这些机构在发挥作用。

能源金融领域的变化显得乱七八糟：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冲击，是1929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被它自身——即其亲美性绊住了，加之受到来自规则限制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没有能力对大部分处于困境中的国家强行施加法律了。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此后重新储备了巨额的硬通货，再也没有向华盛顿求助过。

整个拉丁美洲差不多5亿人口都在反抗。仅仅委内瑞拉一国的国际经济援助金储备就超过了美国。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联手创造了地区多边银行——南方银行，直接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竞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几年提供的贷款越来越少，甚至超过了“新全球运动”游行示威者最激进的愿望：从1050亿美元降到了1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都流入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作为更诚实、更友好的国际援助方，正在彰显自己的重要作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更多变成了对自身的庇护。在日本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未得到实现后，东亚各国创建了“东盟+加三”的金融机制，不包括美国，这很有可能引领创造在事实上脱离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区域金融机构。

因此，我们并不是在建议任何稀奇古怪的想法。这条全球金融管理的发展道路，与当初确立的先进的自由民主道路一样：一边是实际力量的中央集权；另一边是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组织协调。

民主统治的理论家，即规划民主的全球治理制度的思想家，坚决否认他们的观点与世界政府或集权型世界国家的概念有半点瓜葛。阿尔基布吉如是说：

世界主义民主不应与世界政府的项目相混淆，世界政府需基于将权力集中在惟一的机制上，而世界主义民主恰恰相反，是政府机构和大型政府机构之间的自发的、可撤销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强制力量最后被参与者共同分担，并受到法律的控制。
(2)

我不同意这个版本的未来管理，因为它不包含全球裁军和针对暴力的全球特权。这太天真了，因为它假设的是一种自己遵守法律法规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存在于现实的人类活动或国家活动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存在于世界主义民主的目标范畴之中。

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即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缺少一个有能力强硬反对战争的中央合法机制。而这种能力，应该独立于伦理发展，我们也看到伦理发展的过程并不是连贯性的，还可能有较长周期内的倒退。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合法的、具有强制力量的中心，来禁止诉诸私人暴力（即战争以及国家之间的互相侵犯），以便保护基本的人权。

如果我们倾向于建立“自发的、可撤销的、共同分担强制力量的联盟”，我们将立即面临反对意见——从黑格尔到康德。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中关于联邦制也有提到。这些反对意见认为，世界主义民主缺少一种可凌驾于各方之上、要求各方遵守无暴力基本条约的强制力量，因此导致每个成员可以从民主环境中随意退出，使得国际关系体系处于临时和不确定性的状态中。

这就是所谓的“国内同比类推”，主权国家在国家内部能够彰显出的效力。那些效率越高的国家的公民，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其和平化的水平也越高，每10万人中只会有少于2人被谋杀。这种和平是由民主国家通过取消私人暴力和公共执法而带来的。这个过程很长，使用武力的权力不再取决于“自发的、可撤销的联盟”中掌握强制手段的人的意愿，也没有分散给所有参与者，而是集中在惟一一个稳定的合法组织。

正因为这些原因，从国际层面来说，综合裁军、合法的禁止战争以及创造全球民主统一机构管理下的长期警力才应该是民主统治应该努力的方向。

这些条件能更好地规避全球暴政的风险。裁军和集中破坏性武器的原意并不是使一个经济和军事水平上都超出其他国家的霸权国家来显示其力量，并让其他国家都臣服，而是建立一个联合的条约。建立一个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条约，这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间签订的联合条约或欧盟的宪法条约都不一样。

战争不合法化以及强制手段的集中，终结了1945年之后的殖民主义，帮助民主扩散，国际和平成为全球最高的共同价值和不可逆转的事实。伦理政治的进化不再是一个侥幸的过程，它废弃了战争，毁掉其重要的历史功能之一：战争是验证世界强国间关系的工具，也是新霸权势力上台的载体。中国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国的战略，就是这种演进过程的最佳例子，它依靠的是经济领域的增长和太平洋对外关系网的建立。

欧盟的典范

美国，几乎已经实现了军事力量的垄断，它在世界各个角落拥有超过700个的军事基地，在海、陆、空都已经能够恰如其分地使用“全局状态”这一术语，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想推进一个类似的世界政府计划呢？

如果认为美国从21世纪起就已经扮演着世界政府的角色，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结束这一话题了。但是为了接受这个论点，我们需要认同美国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因为它并没有从附属地掠夺资源，而是免费地提供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国际安全。但在本书的前面，我们已经揭示了各种骗局和美国这一角色的虚假，它只不过是捏造出不存在的威胁，以此来抬高保护世界的成本。

相信美国是21世纪世界政府的人还需要理解美国著名的政治分析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逻辑，他创造了这一理论。他认为美国给世界提供安全，正像是住在一个高档住宅区的业主付钱给警卫以保护他家庭的安全，同时整个社区都受益，他周围的住户也得到了保护。曼德尔鲍姆认为21世纪的美国“不是世界体系的狮子，为了生存恐吓掠夺弱小的动物。而是大象，支持多种多样的生物——小型哺乳类动物、鸟类和昆虫——在自己进食生存的同时也给予其他动物养分”。
(3)

若是有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生活在全球大象皮肤上的寄生虫，那么还有三点理由他们可以利用，来说服美国支持建立统一的世界军事机构的想法：“分担和平的责任”，欧盟的例子和全球安全进程。

了解这个“分担和平的责任”有多大非常重要，有能力维持国家间和平的国际组织，可以把军费降到最低的水平，从中首先得益的是美国公民，然后才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因为现在美国军事防御的开销是世界军费支出的一半，2007年超过了5000亿美元。这还只是官方数字，实际情况很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只有建立起全球安全体系军费才能从美国的预算中降下来，这对美国大众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刺激他们纷纷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军事防御体系。要说服他们美国没有被侵略，也没有被袭击，保护他们不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并不需要给军工厂全全买单并不容易，对此我深深明白。

不用逃去乌托邦，我们就能找到集体防卫战略的例子，集体防卫不是建立在越来越强的武力基础上的，相反它可以减少破坏性武器，用更合适和更有效的工具取而代之。

我们不用走得太远。只要看看欧盟为了减少传统武器，创造一个能够快速介入，并且超越国家的治安防御力量所做过的和正在做的就足够了。

欧盟正在致力于创造一个统一的超越国家的法治体系，有统一的欧洲警察，有像欧洲刑警组织或是欧洲刑事司法组织这样超越国家的司法调查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国家数量已经翻倍，但在内部仍然能保持步伐一致。

这一模式比联合国维和组织的结构更紧密，区域力量更强，多国部队组成的快速反应旅是欧盟立宪之路的关键：为了解决争端，6万士兵随时准备着深入危险地区，快速反应部队有点像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曾创建的永久部队，但只维持了数月。
(4)

欧洲的改革是全球民主发展的一个例子，它正在发展并扩大到更多的国家。欧盟从最初的简单的6国联盟扩张到目前的27个国家，超过5亿人口，值得强调的是军费开支却减少了。20世纪最后的10年值得纪念，那是一个欧洲和俄罗斯大量削减军事防御预算的时代，一个武器产量减少、军工厂被拆除的年代。

美国已花费两倍于欧洲27国联盟的开销在军事防御上。当欧盟计划维持现状时，美国却计划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大西洋两岸的裂痕也因此越来越大。

裂痕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争论，双方的思考模式迥异。亨利·基辛格，新保守主义者以及硬实力的支持者常常提醒欧洲，美国所达到的军事实力史无前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团体——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能够在军事上挑战美国。

而在欧洲主流的思想认为这一说法诚然有道理，但流露出过多的自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没有国家正在挑战美国。没有国家有兴趣耗费资金在战舰和大炮上，世界上的其他区域和国家也一样，对军备竞赛没有兴趣，而是更关注经济竞争和国民的生活质量。与备战相比，欧洲人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和平。

在冷战之后越来越稳固的世界和平，也让这想法一天比一天更坚定，对于战争的厌恶一天比一天更强烈。

一定存在其他动机让美国可以赞同在本国领土之外，世界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军事防御体系。我们可以认为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战略吗？一个是欧洲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战争的，一个是文明的？

当然。在过去的10多年中，也形成了两种安全的概念：一种是“军事强国”美国推崇的，妄想通过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战争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统筹提供安全；另一种是欧洲文明的力量所代表的，把安全建立在贸易合同、经济支持、全球发展以及维持和平的行动基础上。
(5)

和平的概念不是别的，正是未来全景中的一面。杰里米·里夫金曾在2004年说过，欧洲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看未来的视角，美国梦与之相比只能黯然失色。
(6) 20世纪90年代就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概念中结束。欧洲人看到美国政府从克林顿到小布什，越来越紧张，担心为自己引来使用武力的敌人：邪恶国家和恐怖主义团体永远在设法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密谋如何打击西方世界。美国政府从来不采取外交和谈的方式，也不会为了推进独裁“邪恶”政府向民主过渡而在政治上作出任何让步。

美国人看到欧洲人越来越看重与美国敌国间（伊朗和利比亚）的贸易利益，并且完全不操心投资必要的军备来防范有敌意的国家。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美国的大棒在任何角落都已布置好，若有紧急状况出现或“软”战略失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
(7)

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除了几个这样的案例，欧洲人可以说他们为世界的“软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提供了必要的发展资金。欧盟提供了世界上55％的国际援助，其中2/3都是无法收复的捐赠。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后，欧洲投入的维和力量占80％，提供了超过70％的重建资金。

欧洲人认为他们的和平政治比美国的更加有效，也更符合时代，国际安全威胁已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国际间的战争越来越少，纷争也不如以前紧张，采取不同的措施会更加有效。欧洲的国际安全政治理念建立在给冲突地区提供经济帮助、民主建设基础上，武装干预只是在保护人权和人文主义的前提下作为备选。

哈维尔·索拉纳，一个对外交和国际安全负责的欧洲人，正如他所讲的：“新出现的安全威胁，不像冷战中的那样显著，也没有军事特征，完全不需要使用武力就可以应对。并且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找到不同的方式来解决。”
(8)

世界议会

世界政府的提议应与全球议会的提议同步。在这个方面，欧洲也是学习的典范。欧洲议会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超国家议会，代表着5亿人的意愿。为什么不将这个典范推广到全球呢？让每一个人在决定各自命运的民主进程中都有发言权。

联合国目前的危机正是由此而产生的，由于其不能够履行最初的使命，即不仅仅代表国家，也代表个人。整个机构的规模——“我们，联合国的公民”——与其体系结构并不完全匹配。联合国的合法性本是植根于个体作为人类成员、作为地球公民的权利中的，因此这一点也应该在每一个新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在国际事务中有一个大大的民主缺陷，弥补的方法是不分国籍地给予世界公民直接发言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不能再直接影响重要机构来作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决定而感到失望，决定权被转移给了对某一民主国家和宪法所不了解的多边国际机构。多边国际机构是脱离了民众影响力的外交、政治、军事机器。

了解到这一民主缺陷，设法改革联合国就应该认真考虑设立全球普选机构，这个机构将有能力将国际关系从政府行为层面转变到民主层面，让人民代表行使民主职权。

在全球化之前，像这样的想法可以被认为是乌托邦。但公民直接参与国际问题的要求已不能再被忽略了，尤其是对自身民主进程颇感自豪的联合国成员国们。

人们常说非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缺乏政治合法性。但其实我们正是生活在极其不民主的全球秩序下，不用人民投票，官员们可以作出重大决策，他们也不用对任何人汇报他们的行为。在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享受着基本决策权并参与决定关乎其命运的重大议程。为什么这一权利被限制在国内政治领域，而不能直接拓展到参与影响集体命运的国际进程呢？

尽管开启联合国民主化的政治潜力已经在成长，但这还不够。如何实现世界议会，一个地球全体居民的议会，怎样与现存的由国家构成的联合国大会联合，以形成一种世界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呢？

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被成功地采用，如为全球变暖所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及防止跨国有组织犯罪而签订的《巴勒莫公约》。

这种手段即是由民间团体（非盈利性组织、自发协会、商业集团等等）和所谓的中间力量国家构成的联盟所推崇的协议。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这个联盟的主体。

我们先来看看全球性民间团体，一个有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实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呈指数性增长，由6000个增加到2.6万个，其中有拥有500万成员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也有小众的小型协会。非政府组织已发展成为一股经济势力，如今也能够利用更多的联合国资源。它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坚持批评国际化的不足，并为多边组织的透明化而战斗。

民间团体与以价值为导向的中小国家，即对人民团结的价值和诉求敏感的国家，组成联盟是联合国民主化计划和实现世界议会的关键。

在联合国内部的中间力量国家构成了一道显著的风景线，它们是一些中等势力的国家，遵循力求国家权力和财富最大化的战略。中等强国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
(9)

这些中间力量国家不愿担任强国的代理人角色，它们放弃了核武器进程，在国际事务中解决问题，担任调解员。由于它们渴望成为国际社会的道德领袖，它们对于强国拒绝谈判的议题非常敏感。中间势力是国际正义、世界和平、人权、裁军、消除原子武器的典范。它们打击儿童士兵，使用杀伤性地雷和炸弹。

这些国家和全球民间团体的联盟可以发起建立代表大会的协定议案，根据议案内容开始进行协商。理查德·福尔克和安德鲁·施特劳斯描述了实现这项协定的过程：

民间团体可以组织公共关系运动并说服国家签署协议（通过一定的让步）。如同最终实现反杀伤性地雷的公约的进程一样，一个小的国家团体可以先打开这条出路。那个协议在生效前需要40个国家认可，而代表大会只需相对数量较少的几个国家（比如说10个）就可以提供组织基础。

这个团体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因为此类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全球民主合法性要求。但一旦代表大会运作起来，赢得更多成员就变得更简单了。各国公民都可能会要求自己的政府加入。随着国家开始渐渐地加入，成为成员国的压力会增加并推动更多的国家参与。此时代表大会就可以融入正在演变的国际宪政秩序中去。
(10)

实现一个如同世界议会一样的国际民主机构将要面对巨大的障碍：独裁政体将反对它，因为它迫使其公民依照先进的选举标准进行投票。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不乐意接受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出现强大的竞争者。

对于全球议会的最强烈的反对声音几乎必然地来自美国政府。即使限定联合国的众议院将不具有表决权，在国际问题上美国的单边主义也不会赞成创立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由全球公民民主选举出的议会将拥有即便是超级强国也难以反对其决议的道德权力。

美国政府很可能认为它是对于自己国际优势的威胁，而调动其资源来反对所有创立它的计划。为了克服美国方面的阻拦，仅有中间力量国家和民间组织联盟也许还不够，应该出现一个能够支持全球民主计划的可替换权力中心。某些政治科学家，如列维认为欧洲可以扮演这个角色，这非常合理。

在欧盟范围内，全球议会的模型已实践运行了近60年。欧洲议会创立于1958年，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一并，构成联盟的3个立法机构。

在最初阶段，欧洲议会的代表由国家议会任命，但从1979年起欧洲公民就开始直接选举他们的代表。尽管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但它还是代表了选民的直接意愿，为本质上最终获得权力创造了一个不可阻挡的推动力。2000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不信任票迫使欧盟委员会集体辞职。目前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签订10年之后，欧洲议会在80％的联盟立法上拥有否决权，并且刚刚通过一项支持建立世界议会计划的动议。

在克服对他国的敌对倾向和控制欲望的进程中，欧洲得以实现统一。联盟的成员国都是先进的民主国家，联盟使得军国主义和侵略倾向处于历史最低点。跟军事开支相关的权力集团在所有国家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中影响力也很小，因此欧盟对外的萌芽政治也没有霸权野心。

可以确定，欧洲的目标不是替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这个古老的大陆更可能采取的政策是联合中国、印度、其他新兴大国和区域集团，与美国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秩序。这一进程能够产生足够的力量来说服美国进行让步，不再反对世界议会和世界民主秩序的成长。

三种格局
(11)

之前我们已经说明了康德式的非线性的和平进程理论，它的发展包括增长阶段、停滞阶段和倒退阶段，即不折不扣的倒退而并非只是增速的减慢。

人类从自己造成的灾难中艰难地学习，战争可以消失一段时间，但是骤然间又会重返历史舞台，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现在的国际环境是否可能成为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即长时间的平静与新一轮动乱倒退之间的转折点？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的冬季，即在一个周期中，注定了至少会维持10年的经济低迷和动乱阶段？
(12) 或者如果我们采用康德的模式，也许在战争减少的60多年过后，我们正进入到国际关系的动荡时期，但较之前而言会有更低的峰值和更短的周期。若将“学习的进程理论”应用到目前的国际危机中，那么在几年的动荡之后，人类发展的力量将重新进入正轨，情况会有所好转。

康德拉季耶夫的展望和康德的展望，在危机的深度和跨度上有分歧，但都认为我们正处于分水岭时期。那今后动荡的动因会是什么，我们将会看到哪些国家以及国家联盟起落的新景象，我们又应该怎样参与？

最先跃入脑海的疑问是关于美国霸权的命运。近几年，美利坚合众国不得不目睹它们全球统治的衰落。它们的保护不再被接受，因为那些它们认为要防御的威胁已不复存在，而它们提供的保护现在看来成本过高。但这一结构危机不但没有使美国停止其强势的对外政策，反而推动加强了其扩张的势头。

如果为了发展军工业和保持美国全球影响力而散播恐惧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话，那么国际舞台上将会出现哪些新的多极化秩序？

一个主张更加扩张主义的美国政府，集合它的旧同盟（欧洲和日本）来反对重新兴起的俄罗斯带来的危险，或者反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系列小的强国构成的政治—军事—能源轴心，这种情况是否会构成下一个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

抑或和平的动机已经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否能够揭开骗局和不存在的恐惧，阻碍美国的过度扩张主义，遏制地方危机和战争，停止新一轮的军备？

在2008年秋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以及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我们可以拟出一个较为详细的答案了。我不相信冷战回归的假设。美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一个阵营，俄罗斯单独或与其他强国联盟形成另一个阵营，两大阵营间全新的时代性的冲突在我看来毫无可能。这缺乏最基本的因素——两个完全不能并存的体系的对立，地缘政治集团间广泛领土争议的存在，能源上自给自足并且历史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或俄罗斯等强国的扩张意志。因此，各种地区性的危机是存在的，但重蹈历史覆辙出现大范围持久的危机不太可能。

那么有哪些局势可能出现并值得深思呢？

我不认为一切前景都将取决于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未来的国际安全局势——以及不断升级的巨大骗局的强势推动者即美国军工集团和通讯产业的命运——也与国际舞台上其他主体的选择有关。其中亚欧强国的决定就至关重要。因此首要问题就是亚欧解决方案。

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能够得到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力量的支持，亚欧将强大到能够成功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威胁可能来自决定以武力维持过去霸权的美国政府。

美国对于类似结果的反对不能低估。“麦金德”的欧亚联盟与美国交替维持世界秩序这一设想，成为继布热津斯基以后在10年间一直萦绕大部分美国战略家的噩梦。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东欧地区在美国国际安全政策中所占的似乎夸张的比重了。麦金德式噩梦可以被消除—实际上至今已被消除——通过美国不择手段地阻碍欧洲—俄国、或欧洲—中国、或俄国—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任何一种欧亚合作伙伴关系都将是维系美国强权，甚至是缩小版的美国势力的致命威胁。

美国认为若是听任任何潜在的趋势发展，在对抗亚欧集团必要使用武力时因缺乏预见性而行动迟缓，将极为可能重新经历不列颠的衰落轨迹。基于这一点的考虑，美国当前的做法是符合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解决方式，与新一任美国总统的选举计划也一致。但这种局势将会引发操控骗局的背后势力的清算，在不久前还不能确信的一个结果，现在看起来却一天一天地越来越现实地成为真正的解决危机之道。

但如果亚欧集团决定不作任何选择，而是维持现状，又将会发生什么？这是第二种可能，即更加模糊不清的局势。如果亚欧强国在目前的条件下维持现在的关系——多极化状态不稳定，国家间关系和平共存，但不进一步发展合作以及战略联盟—霸权强国在势力越过顶点后仍试图延续其统治，那么情况将类似于英国漫长的衰落，但显然会更多地使用军力和操纵意识。这些不足以阻止中国的崛起，也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落，但同时带来的冲突和混乱也不可低估。不仅如此，对于大骗局的持久的宣传和对人心的蛊惑也将会愈演愈烈。

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以崛起的中国作为中心，美国与俄罗斯、欧洲一同作为第二主角的格局，或将成为第三种可能的未来局势。美国—欧洲—中国—俄罗斯这一领导机构，当合作与和平共存的理念战胜传统的强国间对抗意识时，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时机成熟时提供新的机遇。

这种寡头政治的前景与欧亚解决方案类似，显然与人为地延长美帝国统治相比，更好的解决方式是放弃战争的态度，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解脱。这一前景也将是世界政府和世界议会、世界和平及削减军备理想发展的肥沃土壤。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亚的解决之道

刚刚发生的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是对于亚欧联盟和美国势力和平衰退这一假设的最有力的支持。事实上正是美元的霸权资助了美国军工集团，提供了保护“自由世界”安全的资金。美元本位和五角大楼曾作为两块基石，相互扶持加强影响力来支撑起美国的世界统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使得美国能将美元遍布世界，并使用别国资源来保护其免受被夸大的或不存在的危险，花销别国的财富来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正是这个金融体系使世界其他国家始终为美国政府的扩张计划、军事计划和不存在的计划买单。

在此，我们看到了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放弃美元直接兑换黄金为止，美国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资源。很多人忘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个举措意味着美国被迫按照预先制定的每盎司35美金的价格——应中央银行的要求——出售其支配的黄金。这样就强行性地限制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赤字额度。因此，当收支赤字转变为联邦储备保险箱中黄金的流失时，华盛顿不得不立刻设法修补。

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暂停用黄金支付，但没有利用这一时机采用新政策来重新平衡贸易赤字，“布雷顿森林1”体系崩溃。可是替代它的新版本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为美元尽管10年来不断贬值，仍没有失去其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中心地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果真如华尔街金融家大卫·戈德曼在2003年所言：“美国在短期内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很简单，因为世界资本无处可去。”那么2008年9月雷曼兄弟和美国金融的垮台就显示了现在世界资本可以流向其他地方，我们依次来阐明这个问题。

“布雷顿森林2”体系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件真正意料之外的好事。从那时至今，它一直独家享有一项其他任何国家也都不曾拥有过的特权：完全免责的贸易逆差。没有这点的话，美国将不得不通过税收，运用储备，刺激进出口或增产来重新平衡逆差。现在弥补赤字所需的钱都由联邦储备印发，与国外商品和服务交换，之后借给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外主体。

在这一方面，美元对美国政权起到了类似印度对于殖民国英国所起到的作用。它成为一种可以任意汲取的资源，来得到帝国战争所需的金钱和军队。但是阿瑞吉认为国外负债与从殖民地征税或征兵不是一码事。殖民地剥削是免费的，然而在金融市场中必须支付利息，久而久之将以榨干负债人结尾。

近几年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军事力量的全部扩张都是由国际金融体系的参与人资助的，尤其是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们。由于美国利用特权大量印刷国际货币（所谓的铸币税权），以及其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中所占比重，它成为了最强的军事大国，也是世界负债最多的国家：目前的账户赤字变成了无底洞，1982年超过了3万亿美元，2002年超过了6万亿美元，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万亿美元。

1984年美国负债已经非常令人担忧，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说了著名的一句话：“我们靠着已到期的时间和借来的钱过活。”之后在2005年赤字达到7万亿美金时，沃伦·巴菲特声明美国赤字令人担忧，他停止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证券。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美国提供不必要的保护，相应高昂的军费开支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庞大的负债。美国的问题还在于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并非私人而是政府，准确而言是三个政府：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在央行积累了从美国国库购买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或支付其出口。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稳定与富足的核心便如此地转移到国外，尤其是东亚地区。

外国手中的公共债务份额在2007年达到50％，美国经济由于资本外逃变得极为脆弱。2007年初各种风暴来袭的基本条件都已显现出来。那时已经是每天必须吸引70亿到80亿美元的国外资本，来避免物价、利率、美元汇率、股票行情和不动产价格方面的灾难。

亚洲政府之所以资助美国赤字，除了经济以外，还有其他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中（当然除了中国）最显著的就是美国军事力量对世界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神话。这一神话在日本和韩国被越来越多地被讨论，因为它们与曾经一时的敌对强国——中国的关系逐步在改善，军事强国山姆大叔却持续带来金融资源的流失。

对于这一神话，最沉重的打击是2003年美国政府违反安理会决议不顾欧洲同盟的意见和世界公众意见作出入侵伊拉克的决定。美国军工集团无疑利用对伊拉克的攻击和占领而大肆揽财，但不得人心的举动大幅减少了资金来源。既不能求助于新的税费，也不能求助于占领伊拉克地区的不确定收入，华盛顿也彻底用尽了它的铸币税权。

最终后果便是战争花费和赤字的增长失去了控制。根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计算，从2008年起伊拉克战争的实际费用达3万多亿美元。资金来源是印刷美元之后借给惯常的那些亚洲政府，造成了连在短期也无法维持的局面。

超级强国不可能只停留在纸面上靠外国政府来资助，也不可能永无止境地靠别人的钱生存，因此美国霸权的终结到来的比预期还要快。

如果想要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维持局面，美国现在必须完成巨大的结构调整。这意味着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国际收支顺差国家的货币升值，贸易顺差资金由资助美国战争转移到在别处创造需求，尤其是在东亚。

阿瑞吉认为，这一调整可能既是粗暴的又是逐步渐进的。但无论如何它将随之带来美国在世界经济资源上支配权的严重缩水，以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和国际支付工具角色的衰落。这一进程确实有一个限度，不直接资助五角大楼预算的外国政府也不希望美国经济破产，因为它们都持有美元储备，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也将损害它们的经济。

但黄金时代已经落幕。雷曼兄弟的垮台有着历史性意义，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银行还相信韩国政府支持的韩国发展银行将会拯救他们。但首尔政府很了解雷曼的资产状况，这一次，在雷曼股东和银行领导震惊的目光下，一贯驯服的同盟说了不，拒绝了资助拯救。韩国发展银行这样的主权投资基金不再资助美国且不顾后果的举动，标志着对于美国金融机构偿付能力及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心的不信任。这就带来了美元的跌落，以及世界经济围绕新的中心进行的重组。

美国国库的大债权人们如今有了美元本位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在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出现。它们包括欧元，这一货币在30％的国际贸易中被使用；不再展期购买美国长期债券的战略；采用日元、人民币、美元、欧元共同存在的多货币体系。

由于中国的崛起和亚欧强国战略联盟的发展，这些替代品变得更加现实。这一新的世界秩序将会有利于富国和穷国间权力的重新平衡，进一步深化加强民族间的和平与合作。

毫无疑问，美元霸权结束的积极面之一是将与美元相伴的黑暗同盟，即营造巨大骗局的军工联合体也拽向衰落。这一结果不是支持美国超级强国的评论家们希望看到的。即便是参与确立美元地位的观察家们，如前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也预料到了目前的危机会带来高额的税务成本，“使美国难以维持其军事霸权和美元的支柱”。

2008年秋季开始的危机，与和平力量一起，成为了奥巴马最大的同盟，因为这些因素让他赢得了竞选。危机仍然为他创造条件，因为美元不再是让经济迅速走出衰退的不可或缺的资源了，他不得不作出在繁荣时期无法实行的极端选择。

不仅如此。危机为新总统提供了必需的依据，让大部分民众接受这些选择，也让推动大骗局的强权们不得不强吞下这些选择：五角大楼、军事工业和通讯业。

2008年金融崩溃使得交易所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40％的市值消失，超过5000亿美元的不动产价值损失。在2008年438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上，还要加上拯救计划的成本和无情的经济衰退造成的意外支出。

所有这些都是基于税收缩减的背景。由于美国人不储蓄，奥巴马从何处得到钱？过去的示范之路都被阻断了，政府不能简单地印发新美元然后再次让其流向世界其他国家。

因此，必须在支出上做文章，也就是缩减支出，并且急剧缩减。但是美国的公共预算与欧洲十分不同，它是一台特殊的、复杂的、军费超过一切的帝国预算机器。

卫生和社会支出不能减少。相反，奥巴马加大了投入。控制国会的民主党人们制定了1500亿美元，刺激中产阶级和贫穷工作者购买力的一揽子计划。民主党人们还不确定是否削减失业补贴、学生贷款和对于无家可归者的救助。

预算中还有一项债务利息，如果不增加就不错了，绝不可能被削减。

剩下的只有战争支出了。即用于军事防御、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重建军事基地、军事援助和干预冲突的支出。这正是奥巴马在他的选民的赞同和军业联合体的反对下不得不削减的费用。从战争和军事工程的开销中，能够省下至少每年5000亿美元。

这样才能平衡美帝国的收支。

伴随着大骗局的局部安乐死，体面且和平的帝国式撤退会成为一条可遵循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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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than B．Kapstein，Governare la ricchezza：Il lavoro nell’economia globale ，Carocci，Roma，2003．

(2) Daniele Archibugi，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a Review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X，n．3，2004．cfr．Id．，Cittadni del mondo．Verso una democrazia cosmopolitica ，il Saggiatore，Milano，2009．

(3) Michael Mandelbaum，The Case for Goliath：How America Acts as the World Government in the 21th Century ？Public Affairs，New York，2005．

(4) Isabelle Ioannides，The European Rapid Reaction Force：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Bicc，Bonn，2002．

(5) Stephen Haseler，Superstate，The New Europe and Its Challenge to America ，I．B．Tauris，London，2005．

(6) Jeremy Rifkin，Il sogno europeo：Come l'Europa ha creato una nuova visione del futuro che sta lentamente eclissando il sogno americano ，Mondadori，Milano，2004．

(7) Robert Kagan，Paradiso e potere：America ed Europa nel nuovo ordine mondiale， Mondadori，Milano，2003．

(8) Javier Solana，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Council，Thessaloniki，June 20，2003．

(9) Stefan Brem，Richard A．Matthew e Kenneth R．Rutherford，Reframing the Agenda．The Impact of Ngo and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Westport，2003．

(10) Richard Falk e Andrew Strauss，Toward Global Parliament ，in Foreign Affairs，vol．LXXX，n．1，2001．

(11) 感谢温琴佐·维斯科（Vincenzo Visco）教授对于本段列出的观点所作出的精彩评论。

(12) 乔舒亚·S．戈尔茨坦（Joshua S．Goldstein）将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的经济周期理论运用到国际战争中很有意思。参见Joshua S．Goldstein，Long Cycles：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1988．戈尔茨坦在2005年更新了自己的理论，参见Joshua S．Goldstein，The predictive Power of Long Wave Theory，1989—2004， in Tessaleno Devezas（ed．），Kondratieff Waves：Warfare and World Security ，Ios Press，Amsterdam，2006．戈尔茨坦总结道：“我希望我错了，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结束后的结果将不容乐观，繁荣的90年代很可能是近几十年中最美好的日子了。”

延伸阅读1　人类历史的和平与经济发展

随着人类学习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战争变得名誉扫地，而这一进步同时也与世界的和平局面，以及物质水平的发展息息相关。各国间的和平共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GDP及人均GDP的提高。国际关系越稳定，联系越紧密，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得就越迅速，人民生活就越幸福。全世界厌恶战争以及灾害的公民都赞同这一点，研究战争的学者们也没有异议。

必须强调的是，和平与发展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其中一个方向是有效的。即先有和平，和平为因，和平对于相互独立的经济体的增长的影响是全面的。如果把因果关系倒转过来，认为各国间更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和GDP的增长是促进国家间的关系朝和平方向发展的原因，即发展促进和平，那么正如我们所见，很多学者持保留意见。

众多的学者们都可以通过有效的事例证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加深和财富的增加，对于缓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像我们期许的那样，在一些情况下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国际危机，争端的产生及战争的爆发可能来自于一些国家在融入国际市场时的劣势，或是迫于外部压力而不得不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外部压力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解决或缓和。

和平与发展间的关系可以从麦迪逊对世界经济千年发展分析的数据中得到解读。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居民个人收入直到18世纪初都基本保持不变。
(1) 从1000年到1820年，全球GDP只增长了50％，而这些增长很大部分与人口增长的需要相适应。欧洲“百年和平”时代开始的同时，世界经济迅速腾飞并一直保持发展势头，到1998年全球GDP是1820年的8.5倍，而同时人口只增长了5到6倍。全球经济发展的停滞只出现在经济危机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下表展示了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战争和国际秩序混乱时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GDP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

在欧洲列强们兵戎相见的3个世纪中（1501年—1820年），世界人均GDP的增长只比前500年最低的增长率稍高。战争血洗了现代欧洲，阻碍了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第一轮扩张高潮，无法从实质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1000年—1500年期间西欧人均GDP年均增长值为0.13％，而1501年—1820年期间也不过只有0.15％，对于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暴力垄断的影响甚微。

世界的稳定和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列强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欧洲和世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在1501年—1820年期间世界人均收入增长了0.05％，1821年—1870年期间增长了0.53％，而在1871年—1913年期间增长了1.3％。这意味着世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同20世纪相比加快了10—25倍。

表：世界和主要地区人均GDP增长率（1000年—1998年）（单位：％）

注：摘自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Paris，2 voll.，2006。

1871年—1913年，欧洲地区人均GDP实现跳跃性增长（1.32％），高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值，而比欧洲增长速度更快的地区只有美国和一些西方殖民地（1.81％）。亚洲地区深受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打击而被排除在世界增长之外，亚洲（除日本以外）在1821年—1870年期间人均GDP甚至还降了0.11％。在之后的几十年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的人均GDP才有了微弱的增长。亚洲经济停滞明显与亚洲大陆两个大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遭受到由英国及西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文明撞击相关。

殖民战争和经济附庸给印度和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严重影响了两国国际收支的稳定。在19世纪的殖民运动中，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国内抗争活动日益增多，鸦片贸易猖獗和吸食泛滥，饥荒和流行病蔓延，这些种种原因导致亚洲经济的惨淡发展，并对社会发展状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800年到1900年，印度和中国从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了边缘地带，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被欧洲和英国所取代。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18世纪时还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开始转向贫穷。直到19世纪初期，这两个世界级生产大国的制造业出口额还占到世界的53％，到1900年后就已经沦为了欧洲工业的附庸，制造业出口总额仅占世界的7.9％，然而欧洲却从1800年的28％增加到63％，英国从4.3％增加到18.5％，增长率达到330％。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1830年—1900年期间，亚洲工业加速瓦解，屈从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直到80年后历史的钟摆才改变了它的方向。

欧洲人在19世纪之前就侵入印度，直到18世纪下半叶这种入侵还只是贸易上的，没有政治控制也没有对印度次大陆庞大的生产体系的直接剥削。通过发动持续不断的战争，英国最终完全征服了印度次大陆。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持久的殖民剥削，阻碍了在近200年的时间内印度人均收入的增加。

重新回到麦迪逊的数据上，我们发现还有两个大陆也是欧洲殖民扩张战争的受害者：非洲和拉丁美洲。长期遭受殖民控制使得这两大洲的人们生活水平发展缓慢。在1821年—1870年期间，南美人均GDP增长率甚至低于前3个世纪的水平（0.10％：0.15％），非洲的人均GDP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还少些（0.12％：0.53％）。

战争和殖民主义一方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在亚洲和非洲的战争，从1837年到1900年期间英国在亚非两个地区就发动了72场战争。

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社会和平发展，远离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经济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夜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增长趋势，而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19世纪遗留下来的权力平衡体系的瓦解，中断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增长曲线。1913年到1950年，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下降到0.91％ （同1871年—1913年相比下降了30％，欧洲下降了42％）。而亚洲的人口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更为严重，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国内环境的动乱，亚洲经济重新陷入衰退局面，人均GDP随之减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战争的减少保障了贸易和投资的安全，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重新腾飞。由于使用战争工具解决国家间的冲突趋于减少，1951年—1998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世界人均GDP增长最快的阶段，个人可支配实际收入年均增长2.1％，而在1821年—1950年期间这一增长率仅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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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Ocde，Paris，2006．

延伸阅读2　大型战争的数量

马修·怀特在《20世纪历史图册》中回顾了19世纪人类经历的恐怖史，其中有7次战争夺去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19世纪初拿破仑时期的战争夺去了300万平民和士兵的生命，世纪末蔓延的饥荒使4600万人失去生命。

总的来说，19世纪至少有9100万人口死于非自然因素。在20世纪有3/5的战乱和死亡人口集中在1914年—1945年期间约30年的时间内。这些战乱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二是俄国与中国的内战及革命战争。这些战争爆发于世界人口最稠密的两个地区，在30年间夺去了超过整个世纪死亡人口总数一半的生命，即1880万中的1028万。如果加上中国1949年的解放战争，这个比例将上升到76％。

在下表中列出了20世纪发生的主要战争，这些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整个世纪死亡人口总数的93％。

表：20世纪的主要战争事件

注：摘自Matthew White，Twentieth Century Atlas ，cit。

这个列表不是一张购物清单，也不是对人类非理性行为所带来的恶果的总结。这些被列出的事件只是人类集体悲剧史中政治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该表详细分析了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突然爆发的国际战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以及殖民战争间的深刻联系。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三个主要人物：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与一战同时爆发的俄国内战为斯大林上台铺平了道路。中国清王朝灭亡后，国内政治混乱无序，蒋介石独揽大权，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与之抗争，日本借机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倒台使朝鲜半岛陷入内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开赴朝鲜抗美援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对峙趋于缓和，但依旧伴随着一些局部战争，到1989年后冷战和殖民地独立战争才渐渐结束。除了在卢旺达、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亚马逊地区爆发的种族冲突外，20世纪覆盖了几乎所有人类的战争罪行。

20世纪因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拥有自己独特的色彩。两大阵营的对立，推动了两次社会变革，深刻影响了世界战争形势，引发了大量的暴力冲突，冷战一直延续到1989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