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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旗帜

敌人

边缘

迷舟

相遇

锦瑟

戒指花

版权信息

书名：欲望的旗帜

作者：格非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5339581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声

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将在这里举行。由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知识界对于这次会议普遍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仿佛长期以来所困扰着他们的一切问题都能由此得以解决。

第一章

预备会。代表们陆续抵达该市。在大会开幕前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

秋末的一天。曾山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

作为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早就养成了凡事追根寻底的习惯。他知道这一习惯并非为学术研究所必需，而仅仅是智力活动遇到阻碍的明显征兆。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他记得，从铃声响起到他拿起话筒这段时间的间隔并不太长，也就是说，对方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通过电话聊聊天，临时又变了卦，因为时间毕竟已经太晚了。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在他自己身上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能排除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的可能，但曾山显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假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电话的突然中断预示着对方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屋外的狂风大雨使这样的联想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歹徒跳窗而入，女主人电话呼救……这样的情形原先较多出现于好莱坞式的凶杀片中，但在目前的中国，类似的案例倒也并不罕见。

在知道他电话号码的几个人中，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贾兰坡教授。身为这次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为了应付烦冗的会务琐事，贾教授嘱咐他的几位弟子随时听候差遣。一周之前，曾山与导师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曾山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大会筹备组，打算在会议上宣读。贾兰坡教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建议他“暂时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师生二人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曾山一怒之下便出言不逊，并声称他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他的导师一时语塞，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至此，师徒二人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微妙关系终于难以收拾。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如期举行。曾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得早早在床上躺下。虽然此前并无迹象表明那个顽固的斯宾诺莎的信徒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曾山依然在暗暗盼望着导师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寂之感。

接下来，他想起了他的师兄宋子衿博士。近些年来，他几乎已中断了他的哲学研究，将兴趣转向小说写作，并渐渐地拥有了一批读者。与曾山相比，宋子衿与导师贾兰坡之间的关系则要亲近得多。这种亲近之感并非源于学术上的一致见解，而是他们各自躯体中流淌的血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他的论文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之一，已被列入议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出席了昨晚的预备会。

如果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预备会议上一定出现了妙不可言的趣闻。一般来说，子衿不会放过任何冷嘲热讽的机会。那些迂腐不堪的学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除了成批地制造笑话与丑闻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子衿的电话或来访通常都与他身边的几个女人有关。对他来说，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他常常这样为他疯狂的追香逐艳的行径辩解，“再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本次大会会务组的临时召集人，老秦在深夜两点打来电话的可能性很小，何况，他们两人平时交往很少。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某位代表由于在发言时过于激动，突发心肌梗塞，急需送医院抢救（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这一玄想）；或者，一位学者深夜驾到，被雨水困在了机场。再说，预备会结束后留下的数不清的烟蒂、果皮、茶杯总得有人清理……

几天前，老秦在校园里碰到曾山，曾悄悄地将他拉到一边，对他的论文被贾教授否决一事表示了慷慨的同情。接着，他向曾山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几个人已经酝酿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在大会期间付诸实施，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外传……”曾山不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谁，他对那个计划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只是稍稍敷衍了两句，便抽身走开了。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曾山知道自己已无法入睡了。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尽力使自己从这种无聊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明白，曾山对电话的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需要说明的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最应该首先想到的那个人恰好被他遗忘了。这种情形至多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们的大脑注定要将某一事件遗忘的话，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尚不知晓的奥妙。

2

站在寓所的阳台前，曾山不知所措地将视线投向窗外。他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槭树叶泛出红色，预示着初冬的降临。网球场上杳无人迹，表明泥地尚未晾干，煤气厂高高的圆塔耸立在远处，在它四周堆积的厚厚烟尘为一阵西风所吹散，天空再次呈露出它浅蓝色的质地，衬托出由树木、楼房、肮脏的街道编织而成的尘世图案。

多少次，曾山就这样看着张末从阳光下走来。她绕过网球场的一角，绕过那排漆成白色的护栏，出现在他的窗下。

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清晨，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轻轻地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替他打开窗帘。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双眼，亮晃晃的阳光就迅疾无比地照临到他的床头。

他一遍遍想象着这些残破的画面，吮吸着它的芬芳，徒劳地搜寻着它的踪迹，它所留下的嘈杂的回响。

张末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曾山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开始，他只是远远地注视着她，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但在暗中却突然加快了与妻子离婚的进程。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深深地打动了。那是一种消毒药棉的气息，它仿佛暗示了她的卓尔不群，却也证明了爱欲的存在。

可是，到了后来，他却不再喜欢这股气息，甚至感到了憎恶。实际上他是不太习惯张末对于洁净的苛刻要求。在张末被迫放弃了用药棉擦手的习惯之后，他觉得酒精的味道依然在她身上萦绕不去。

“这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张末曾这样提醒他，“你的判断力受到了记忆的愚弄。”

在他的记忆之中，张末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那是辛格写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可总也读不完。或者说，她舍不得将它一下子就读完。

她告诉他，这本书是她最喜欢的两部小说之一。

“那么，另一本呢？”

“《堂吉诃德》，非常可惜，我已经将它读完了。”

对于书籍，张末自有她的一套见解。似乎一本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够激起睡眠的欲望。她总也睡不够。

通常，她一旦坐于桌前，打开一本书，书页便不再翻动。她的呼吸越来越匀称，眼皮慢慢垂落，目光游移，让人难以捉摸。过不了多久，便会一头栽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

有一次，在她睡醒之后，曾山问她为什么如此喜欢辛格的那本不起眼的小书。她想了想，告诉他，她十分喜爱魔术师给他的两匹马所起的名字。

“它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

“那么，《堂吉诃德》呢？”

“驽骍难得。”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他知道她喜欢马，喜欢冰块和柠檬，喜欢幽蓝色的小花以及那些透亮的虚幻之物。

当然，还有用灯芯绒布缝制的背带裤。

她曾不止一次地央求曾山陪她上街去买一条背带裤。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能得到这样一条裤子，可他们每次上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起先，他还以为她的犹豫不决是因为她尚未找到合适的款式。时间一长，他才渐渐明白，她也许永远也不会真正买下一条背带裤，她只是看看它。用她的话来说：“我知道它在那里。挂在玻璃橱窗的木架上……”

对她而言，愿望的意义仅在于反复被提及，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延搁的快乐。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论哲学。在她看来，它过于严肃了，谈起来不免显得做作，“就好像我们真的能拿这个世界怎么样似的”。曾山反问她：“那么，在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上，你对于纯净和安宁的渴望难道就不做作吗？”

“一点也不，”张末答道，“歌德就曾经说过，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奋斗、一切的呐喊，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永恒的安宁而已。”

在他们相识六个月之后，她第一次同意与他做爱，但随后就变了卦。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将她推向床边的火炉前，她依然感到畏惧。她的目光躲躲闪闪，再次向他发出央求，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鹿。而他则装着没有看见，未予理会。

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他能够感觉到她一夜没有睡好。

天快亮的时候，曾山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大雪在窗台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而炉火的灰烬早已熄灭。

借着拂晓的一缕熹微的寒光，他看见张末的枕下压着一册墨绿色的记事簿。他轻轻地将它抽出来，打开它。在第一页上，他读到了两行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下的诗句：

I myours

and my dreams are yours

他似乎隐约记得，这句话是从《卢布林的魔术师》上抄录下来的，但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他并未想到，这种喜悦的泪水同样是虚幻而不真实的，甚至是廉价的，仅仅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错觉。

当曾山终于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和张末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他像是从一场冗长的梦中醒来。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过的那样：一切都是静默的、暂时的、可替换的，树与石只是树与石。

但他还是牢牢地记下了这句话，并将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

3

早上八点钟，宋子衿博士准时来到了曾山的房中。他们相约一起去学校的专家楼看望一位来自沈阳的代表。

宋子衿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就像是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一进门就向曾山抱怨，由于这些天忙于接站，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睡过安稳觉了。一百二十一位代表目前虽然只到了八十四位，但接待工作已经出现了空前的混乱。

子衿接着解释说，现在看来，纯粹依照代表的职称来安排接待规格，并非明智之举。这样会得罪那些学术界的耆宿。这些年来，学术界的变化很大，有些人不到三十岁便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而七十岁上下的退职副教授则大有人在。倘若兼顾年龄与职称，那么中年人则势必要作出相当大的牺牲。一般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显赫的学术地位，又无相应的官职。事实上，这伙人并不那么容易打发。他们大都经历了“文革”残酷岁月的洗礼，看似憨厚朴讷，实则城府极深。

比如说，一位来自湖北襄樊的代表被安排在没有空调和浴室的招待所里，而他当年的学生、某社科院的副院长则偕同他的内眷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专家楼的套间。昨晚的预备会结束后，这个湖北佬忍气吞声地到他学生的住处洗澡，刚走进浴室，就因心脏病复发而晕倒了。别人将他弄醒后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却一迭声地说他想不通。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事。这次大会共有七十八位代表预先递交了论文，将这些论文统统拿到会议上去讨论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年，由于经费所限，学术会议的举办要看赞助厂家的脸色行事，难怪大伙心里都憋足了劲。在决定大会发言者名单时，贾兰坡教授也为此伤透了脑筋。

“你知道，在如今这个年月，轮到学究们说话的机会毕竟已经不多了。”

“我托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曾山问道。

“我查遍了报到处的名录，没有找到她的名字，也许，她这会儿正在路上呢。”

听师兄这么说，曾山的脸上掠过一丝使人难以察觉的抑郁之色。随后，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昨天晚上两点，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

“两点？我那会儿正在专家楼帮那个湖北佬穿衣服呢。你不知道，他的袜子有多臭。”宋子衿停了片刻，又问道，“那么晚了，有谁还会给你打电话呢？”

“我也不知道，我听到铃声就拿过话筒，可对方挂断了。”

“也许是电话串了线。”

“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昨晚的会开得如何？”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宋子衿不安地看了曾山一眼，手指夹着一枚镍币在桌面上不停地转动着。

“这个会开得有些蹊跷，似乎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

昨晚的会议本来定在六点开始。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十天的议题和议程安排，代表们都准时来到了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可到了七点半，大会执行主席贾兰坡教授还迟迟没有露面。有些代表等得不耐烦了，就早早退场，去舞厅跳舞去了。

大会的秘书长不时地看着手表。最后，他也失去了耐心，便将我悄悄叫到一边，让我去贾教授家中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变故。我骑着自行车刚刚来到家属大院的门外，迎面碰上了贾师母。她正装扮一新，兴冲冲地赶往大礼堂。她是工会主席，又是校妇女合唱团的领唱，这阵子正在忙于元旦歌咏大会的彩排呢。

我拦下她，问她贾教授去了哪里。她听罢吃了一惊，诧异道：“这个死鬼不是去图书馆开什么会了吗？”我告诉她，代表们都已经在会议厅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可一直未见贾教授的人影。师母笑了笑：“我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咱们别管他，你来帮我看看，我穿这身衣服上台是否合适。”我告诉她，裙子的颜色亮艳了一些，不过也许可以出奇制胜。

我按原路返回图书馆，远远就听见导师已经坐在讲台上发言了。

你知道，导师平常是一个既练达又朴素，既谨慎又疏狂的人，也就是说，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这一次，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心智已经完全失控。好像他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一件十分棘手的难题。他说话语无伦次，以至于在引用斯宾诺莎的言论时，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中断发言，呆呆地坐在讲台上发愣，仿佛他对自己的心慌意乱全不在意，也不加掩饰。

过了一会儿，大会秘书长终于面红耳赤地来到讲台前，与导师耳语了一番。我想他大概是在问他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因为秘书长本人也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贾兰坡教授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本校哲学系在全国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但贾兰坡先生用力推开了他，表明他能够应付眼下这种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局面。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贾兰坡先生突然中止了发言，并从讲台上站起身来，他说他要离开一会儿。

我们还以为他想要上厕所。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报告厅里来。

我记得，就是在那阵子，天空滚过了一道雷声，接着就下起了大雨。

曾山点点头，表示他也听到了昨晚的雷声。在与人交谈中，曾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矜持的习惯。只有当他同意对方的观点时，才会微微颔首。他知道师兄在讲述某一事件时总有一种夸大其词的习惯，但他的话还是让自己感到不安。

宋子衿告诉他，预备会议结束后，他本打算赶往导师家中探视一番，却不料被会上几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拉到学校后门喝酒去了。后来，在他回宿舍的路上，他碰到了老秦。他不得不随他一起去了专家楼，料理那位突发心脏病的湖北佬。

“我看，咱们不如现在就去看看导师。”宋子衿向他建议道，“我知道前些日子，你与导师之间为论文的事出现了一些不愉快，但我想，他也许是担心你的论文会捅出乱子。你的观点毕竟是过于激进了一些。”

曾山犹豫了一下，勉强答应了。

4

他们下了楼，朝教师居住区的方向走去。学生们正在上课，校园里显得非常静谧。这些天在林荫道上修剪梧桐枝条的园工此刻也已不见了，几只梯子闲搁在光秃秃的树干上。他们沿途几乎没有碰上什么人，偶尔遇见一两个，也都是神色异常，行走匆匆。

曾山和宋子衿来到大礼堂附近，门口停放的几辆警车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像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宋子衿拉住了曾山。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路边的两排布告栏。

布告栏下贴满了学生军训生活的宣传画、通知、剪报以及几张舞会或电影广告。从中看不出任何反常的迹象。只是，在教学楼三楼的露台上，一群女生正在举目远望，一边议论着什么，一边用手指指点点。食堂的几名青工在另一条林荫道上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朝教师居住区疾驰而去。

曾山和师兄不由得加快了步伐。他们来到家属大院的门口，远远就看见了贾兰坡教授的尸体。

按照现场目击者、物理系的一位讲师精到的推测，贾兰坡教授显然是死于自杀。

大约在昨晚的后半夜（确切的时间有待于法医的医学鉴定），贾兰坡教授从十六层高的住宅窗户里跳了下来。在他的身体下坠的过程中，一定是受到了楼下那棵百年银杏树冠的有力反弹，最后落入了三楼一户住家的阳台上。这位讲师进而分析道，考虑到贾兰坡教授与三楼住户的阳台呈平行状，倘若没有外力的作用，他想落入三楼的阳台是不太可能的。即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定点跳伞运动员也难以做到。

三楼的住户是一名生物教师的遗孀。她的户籍刚刚从偏远的乡村迁入。无论校方的官员怎样苦苦哀求，她仍然固执地认为，倘若贾教授的尸体经过她的卧室运至楼下，那就会留下永远无法除去的晦气。“你们不如将它从阳台上掀下去得了，反正他已经死了，再摔它一次倒也无妨。”

匆匆赶来处理这桩突发事件的常务副校长还真的被她逗乐了。他随后表示，即便在知识分子居住区，乡村的风俗和禁忌也理应受到尊重，何况尸体因摔击迸发出了满地血迹和污秽。

据这位遗孀回忆，差不多在早晨八点钟前后，她闻到屋子里有一股恶臭，她还以为自己豢养的一只白猫又在阳台上拉屎了。她推开阳台门，斜靠在门后的贾兰坡教授一下子就扑到了她的脚前，“就像活的一样”。

副校长只得命令两位年轻教师爬上三楼的阳台，打算用绳索将尸体吊下来。

当曾山和宋子衿赶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的导师被绳子系缚着在空中打转。贾兰坡的尸体因为那场大雨的浸泡而增加了分量，当尸体离地面还有一米多高的时候，楼上那两名教师眼看就吃不消了。最后，他们干脆撒了手，尸体“嘭”的一声摔到了泥地上，贾教授略带笑意的脸歪向一边。

“如果他径直从十六层落下来，现在的姿势应当是比较标准的。”物理教师在作了这一补充之后，结束了他的现场讲解。

从各方面的情形来看，尽管贾兰坡教授的自杀尚有一些可资玩味的背景等待着人们去揭示，作为本次大会的发起人与执行主席，他的突然死亡一定会给大会带来重大影响。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曾经在学术界显赫一时的贾兰坡教授此刻已经不存在了。

想到这里，曾山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快意，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从他与张末分手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心情了。这种愉快之感并非源于他与贾教授之间曾出现的种种过节与恩怨，而仅仅是肉体的潜在期待。他期待着某件事的发生。且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他知道，肉体获得快乐的途径是神秘而隐晦的，它有着自己的直觉。

剩下的问题是，像贾兰坡这样的人也会自杀吗？

仅仅就在五六天之前，他还在为《哲学年鉴》一书主编的排名顺序与社科院的院长争吵不休；一个月前，他执意将一名三十岁的纺织女工调入本系的资料室，并立即闹出了桃色绯闻；这样的人也会轻易弃世而去吗？

曾山暗暗瞥了一眼他的师兄，后者的脸上虽然神情肃穆，但同样镌刻着重重疑虑。

就在这时，他感到一只柔软的手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让他吓了一跳。他转过身来，看见一位七十岁上下的老人正朝他微微颔首。

5

“曾山兄，你还认得我吗？”

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你碰到了一个熟人，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想不起曾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仿佛这个人的身上黏附了一层虚假的性质。曾山飞快地在记忆深处搜索着，终于记起，他是南京一所新建的佛学院的院长，法号慧能。一年前曾在紫金山下有过一面之缘。

“刚才专门去府上拜望未遇，后来我听说贾教授不幸离世，心想你一定是跑到这儿看热闹来了……”慧能慢条斯理地说。

“大师何时抵达？来前怎么也不发个电报，我可以去车站接您。”

慧能向他解释说，他于两天前就已到会务组报到。他之所以前来参加这次会议，完全是因为曾山的热忱邀约，另外，他在上海的佛学界还有些要紧的事办。“至于宗教和哲学问题嘛，还是应当留给大学教授们去研究。”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朝那具尸体扫了一眼。这时，殡仪馆的运尸车已经到了，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将贾兰坡教授往车上搬。

“这样一来，大会可能要推迟了吧？”

曾山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向慧能提出，是不是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坐，他还有些事要向慧能打听。

慧能神秘地冲他笑了笑：“我已经猜到你要向我打听什么事。的确，我这次来，也带来了一些你急于想知道的消息。不过，恕我直言，它大概不会令你感到高兴。”

曾山回过头去打算招呼宋子衿的时候，发现他已不在原地。他的目光掠过那些看热闹的人群，在一个自行车棚的边上发现了他的师兄。此刻，他正在给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少女看手相。宋子衿捏住她的一只手，仔细辨认着她的掌纹，飞快地冲她说着什么。这个女孩个子不高，脑后梳着马尾辫，穿着一条印花格呢布裤。她虔诚地望着宋子衿，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脸色因激动而泛出红晕。

“我要向你介绍个人。”曾山向慧能院长说道。

6

他们来到了地理馆附近的一间咖啡屋，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见体操房明亮的玻璃建筑、阳光下慵懒流淌的河水、凉亭，以及石桥在水面卧伏的倒影。

慧能院长对曾山提起，这间咖啡屋的格局使他想起了一年前他们在南京的见面。那是四月的一个午后，天空下着小雨，他们在紫金山南麓的一个竹亭里喝茶，聊了一个小时。

慧能依然像从前那样健谈。曾山留意到，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刻不停地打量着宋子衿，仿佛他脸上的表情引动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过了一会儿，慧能对宋子衿说，尽管他们目前还只是第一次见面，但由于他的小说被大量地搬上了银幕，他对宋子衿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品并不感到陌生。

“大师也喜欢这些世俗的享乐吗？”

“享乐恐怕说不上，电影倒是看了很多。”慧能坦率地答道，“不过，初见之下，阁下的法相却让我吃了一惊。”

他的话立刻使宋子衿感到很不自在。曾山向慧能院长解释说，师兄昨夜一晚未睡，脸上的气色看上去的确不太好。

慧能兀自摇了摇头，表示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目光依然盯着宋子衿，然后问道：

“你近来是否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宋子衿苦笑了一下，脸上复杂的神情似乎在向慧能院长暗示：他已经听懂了他的话外之音，但并不希望慧能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谈论下去。他那略带讥讽的目光还夹杂着一丝恼怒，它仿佛在说：“我什么时候请教过你？”

慧能院长会意一笑，便随之聊起了别的事。接下来，他们之间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贾兰坡教授自杀这件事上来。

慧能院长承认，他对贾兰坡教授的不幸去世颇感意外。在过去，他与贾先生并无任何交往，只是在学术刊物上读到过他的一些论述宗教问题的文章。慧能谈到，在贾兰坡先生最近那篇题为《轴心时代的终结》的长文中，他的论述涉及到了当代宗教的出路，并第一次暗示了佛学、孔教与基督教的伦理互为贯通的可能性。

“我一直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向贾兰坡教授当面求教，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没想到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样子。”

慧能院长这样说，曾山与宋子衿都微微感到有些吃惊。

“贾教授的突然弃世让人感到十分不解，也许还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发现他这样做的具体原因。”

“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曾山说。

“不管你的导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自杀毕竟不是一条正途。”慧能院长补充说，“你知道，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是排斥自杀的。”

“但教会方面的理由却并不充分。”曾山说，“假如一个人所遭遇到的恐惧超出了他的想象力……”

慧能温和地笑了笑：“这就回到了康德那个最初的命题上。并不是因为教会禁止自杀，它才显得可笑，而是因为自杀首先是可笑的，所以教会才加以禁止。”

“不过，据我所知，公元前二世纪的斯多噶派似乎是标榜自杀的。”宋子衿插话说。

“斯多噶派所标榜的自杀并不是推荐给那些被人生征服了的人，而是推荐给那些征服了人生，既能生，又能死，并在生死之间作出自由抉择的人。我知道，你们的导师并不属于这样一种人。因为我来到上海不久就听说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他在某些方面涉世很深。”

“那么您相信贾兰坡教授是死于自杀吗？”曾山问道。

“我不清楚。”慧能院长说，“至少，在昨晚的预备会上，我并未发现他有任何打算自杀的迹象。”

“您也参加了昨晚的预备会？”

慧能院长点了点头：“我原想在会上就能碰到你，没想到你始终没有露面。”

这时，宋子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提醒说，现在已过了午饭时间，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曾山要了两块夹肉面包，一杯咖啡。慧能院长只点了一杯清茶。

慧能院长回忆说，贾兰坡教授昨晚因为什么事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五分钟，不过后来的发言却十分精彩。“你的导师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机敏过人，逻辑严密，也不乏幽默感。可以说，他的发言与贵校作为学术重镇的地位显得极为相称。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与会代表都被贾教授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他中途去了一趟厕所，大厅里依然鸦雀无声。”慧能院长说，他本打算等到会议一结束，就去贾教授家中拜访，没想到那会儿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一位侍者替他们端来了茶点。曾山这时才发觉，宋子衿已经抽身离开了。

应当说，曾山对于他的师兄平常惯于说谎的秉性并非没有察觉，可是他对于昨晚的预备会所蓄意编造出来的一套谎言还是让曾山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当他回忆起慧能院长在谈话开始时所说过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曾山不禁暗暗替他感到几分担忧。

在告别了慧能院长之后，曾山一直在心里想着这件事。慧能院长究竟从他师兄的脸上看到了什么？

他不由得想起了他师兄平常最爱引用的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一句名言：假如我对你说谎，那是因为我想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7

曾山与张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贾兰坡教授学术活动四十年庆典仪式上。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办公楼那条半明半暗的楼道里，他遇见了她。当时，她正和另外一个女生将一只巨大的花篮抬向小礼堂的会议室。曾山听见她说，我的鞋掉了。随后他就看到了那只鞋，在一只废纸篓的边上。她们将花篮搁下，她踮着脚来到了他的跟前。他看见窗外的樟树上覆盖着耀眼的阳光，他的心像是被一把锋利的刀片突然割了一下。

曾山留意到她的袜子是白色的。脚踝处绣着绿色的图案，一朵梅花，或者一颗草莓。她对他毫未在意，而曾山却从花篮里美人樱馥郁的香气中，辨别出了药棉的气息，并由此记住了她的脸。

后来，他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没再见到她。她的形象仿佛是一只南归途中的候鸟所投下的翅影，转眼之间便已消失不见。

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曾山副教授的身影频频出现在舞厅幽暗的灯光下，出现在礼仪小姐的训练课以及话剧团的彩排仪式上。他不时更换着吃饭的食堂，只是希望有机会再次遇见她。他发觉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乖张，这种乖张之感仅仅来自于某一个午后的短短一瞥，来自于晦暗楼道中呆滞的空气和声息。他这样对自己说，即使能够再次遇见她，又能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但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想看到她，看到她的脸，意识到她的存在。

寒假来临了。每一天都像通往天堂的道路一样漫长。他的记忆开始渐渐将她淡忘。只是在深夜被胃痛惊醒后，才会偶尔想起她来。第二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山给三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讲授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刚一走进教室，却看见这个女孩就在他的教室里，坐在右边靠窗的第二排座位上。

“她就像一帖止疼剂。”

当天晚上，在学校后门的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曾山向宋子衿描述说：“因为我一走进教室，我的胃立刻就不疼了。”“只不过是疼痛改变了一下位置而已，”子衿说，“它转移到了心上。”曾山对师兄的话没有表示异议。他的目光痴騃地盯着酒店墙角的一只鱼缸，不时用手指轻轻弹敲着它。他告诉子衿，这些年来，他一直试着从滑稽可笑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不那么滑稽的因素，或者像卡尔维诺说过的那样，从地狱中嗅到一丝天堂的芳香……

“你扯得太远了，”子衿说，“也许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你只要与她在一起待上一个礼拜，就会发现她俗不可耐。”

“大概它的确是一种错觉。”曾山说。

“还记得你当年怎么向我谈起你的妻子吗？现在又如何呢？爱情有一种一夜之间就会消失无影的恶习。”

曾山沉默不语，他们喝着酒，反复谈论着这件事。临走时，子衿突然问他：“你打算拿你的妻子怎么办？”

曾山与妻子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孩，而他们的相识则要追溯到七八年前。当时，在江西九江的偏远小镇上，曾山在一所县办钢铁厂当锻工，她却在一所民办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曾山在休息日去她那所中学的图书室看杂志，慢慢认识了她。后来，曾山约她出来散步，谈了三个小时的巴尔扎克，然后便在学校后面的一个黑黝黝的树林中做爱。没过多久，音乐教师便随着第一批返城知青回到了上海。曾山却命运未卜，留在原地苦苦等待。但她回城后并未就此抛下他，为了让曾山尽早返城，她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那点可怜的家庭背景，同时也耗尽了他们本来就十分稀薄的爱情资源。

曾山回到城里，等待着他的只是新婚之夜无休止的争吵。他们第一次看清了对方。他的妻子整整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唠叨：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将他弄回上海，现在看来的确有些不值得。她这样说，只是想让曾山牢牢记住她为他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曾山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偿还。

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在一夜之间就开了窍，它的臣民也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的欲望毕竟不能为空洞的理想所喂饱。当他的妻子满脸酒气地从歌舞厅回来的时候，当她吼叫着将曾山赶往菜市场，在她一遍遍重复“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都在明白无误地向他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有权这么做。

曾山知道，她的确有权这么做，这是未来向过去索要的起码报酬。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曾山在办公楼遇见了张末。那天，他从学校的单人宿舍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一边在厨房里洗菜，一边向他抱怨说，她已经受够了，如果曾山尚有一点自尊，他们最好明天一早就去法院离婚。曾山回答说，他明天上午还有课，离婚一事最好安排在下午。他这样说，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似乎感觉到，那个在办公楼遇见的抬着花篮的女孩已经暗中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的喉头不禁一阵哽噎。他的妻子立刻就不吱声了。她手里捏着一个湿淋淋的洋葱，走进了卧室，出神地望着她的丈夫，那情景就像她不认识他似的。

接下来，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婚后的生活第一次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宁静。两个人都显得不太习惯。

晚上，他的妻子早早就在床上躺下了。可到了后半夜，她还是忍不住将曾山推醒了。还真的要离婚呀？她开始冲着他做鬼脸，用指甲挠他的后背，跟他讲起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曾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意识到他的妻子还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不过，对于他们曾经共同梦想过的家庭生活而言，这一切毕竟已经太迟了。

在一般人的眼中，曾山的妻子长得丰硕、漂亮，有着令人羡慕的身段，可是他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些地方使自己很不舒服。起先，他并不知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来自于何处。几个月之后，在法院的门口，当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的时候，曾山终于认清，她的下巴令人沮丧。它的线条轮廓分明，像是被刀削过的一样，充满了男性化的坚毅与决绝。在她流泪的时候，她紧抿的双唇使得这一特征更加触目。他不由得想起了张末。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她的嘴唇，额头，鼻子，眉毛和眼睛，但怎么也想不起她的下巴是怎样的。

曾山这样想，正因为她的下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那张脸才显得如此动人。

他与妻子分了手，回到了学校的宿舍里，并立即模仿康德给美所下的定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可以被忽略的东西就是美的。”

8

正像慧能院长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贾兰坡教授突然去世，会议被迫推迟了几天，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稍晚到达的外地学者，刚好来得及赶上贾教授的追悼会。

为了弄清贾兰坡教授自杀的真正动机，警方在案发后的两天里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然而，他们的侦讯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疑点。

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研究生院院长汪秉昆曾私下对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们表示，虽然他本人对贾兰坡教授的自杀感到极为沉痛，但也说不上意外。

“如今这个年月，自杀难道还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他反问道，“何况，贾兰坡教授死前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征兆。”

汪院长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与死者于两周前曾一起驱车前往市郊的湖边钓鱼。贾兰坡教授似乎对未来的学术会议感到忧心忡忡。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看上去他现在整日都在为会议而奔忙，实际上他已经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中午用餐的时候，在湖边的一块茂密的杉树林里，贾兰坡教授出人意料地提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考虑到事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尚在人世，谈话的具体内容暂时还不便向新闻界透露。

汪院长回忆说，贾兰坡教授在决定讲述这件事之前曾显得十分犹豫。甚至，他一旦开始讲述，脸上就呈现出后悔的表情，但依然滔滔不绝。仿佛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一种奇异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寻找着迸泄之口。汪秉昆院长最后说，虽然他本人不能断定这次谈话与贾兰坡教授后来的自杀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它至少也提供了某种颇可玩味的背景。如果有必要，他会在适当的场合，公布谈话的内容。

贾兰坡教授的遗孀对于汪秉昆院长的上述谈话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她只是冷静地对前来调查的警员们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贾兰坡毕竟已经死了。那些一心盼着他早日归天的人总可以称心如意了。”

按照她事后的追忆，案发当晚，她恰好要去学校的大礼堂参加教工合唱团的排练。她刚刚走出家属大院，迎面就遇见了子衿。他是贾兰坡教授最为得意的大弟子。她知道那会儿预备会正在图书馆二楼的会议厅里举行，便问他为何没去开会。宋子衿的神色有些飘忽不定，一脸刚刚睡醒的样子。宋子衿愣了一下，对她说，他脑子里想着要去图书馆开会，却不知不觉地走到教师家属区来了。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我大脑的神经树上一定是爬满了蚂蚁。”随后，他对师母的那条演出穿的裙子言不由衷地夸赞了一番，就返身匆匆离去了。“这段时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是显得有些神不守舍。”

排练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那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又将她们困了一个小时。她回到家里的时间，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她记得，贾兰坡教授当时正在书房里看书。她去浴室洗了个澡，然后给丈夫端去了一杯热咖啡，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在平常的日子里，贾兰坡教授在做学问的时候，很愿意妻子陪伴在身边。她静静地在一旁打着毛衣，看些闲书，或者替他捶捶背。有时，贾兰坡教授也会从堆满典籍的书案上抬起头来，活动活动筋骨，跟她聊些有趣的事，偶尔也会哼上一两段《坐宫》。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出事的这天晚上，贾兰坡教授的行为的确有些反常。她向他打听会议上的情况，丈夫却显得很不耐烦。他冷冷地请妻子先去睡觉，让他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因为他“有些事情需要仔细地想一想”。

在晚秋的那场大雨中，她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才被楼下的叫喊声惊醒。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她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概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被大风刮到楼下去了。

警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下她的全部陈述，然后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似乎有些人一直在盼望着贾兰坡教授死去，你指的是哪些人？”

贾夫人回答说，这牵涉到了学校当局尚未公开的一个内幕。她介绍说，贾兰坡教授是一个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他的很多想法都已不合当下的潮流。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校方进行着一场他注定不能获胜的战争。哲学系在这所大学俨然一个庞然大物。每年都占用着学校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何况，哲学系已经连续三年招不满本科学生了。学校的负责人曾多次向贾兰坡教授试探，为了节省开支，能否将哲学系的规模予以压缩，或者干脆取消。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是，把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入法政系。贾兰坡教授自然一口拒绝。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哲学系最终被取消看来只是早晚的事，校方只是慑于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声望，不得不有所顾忌。应当说，学校方面源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再说，这个提案也受到了全系绝大部分教师的赞同与支持，因为法政系雄厚的经济实力令人羡慕，它属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五家律师事务所在这些年中积攒了大量的金钱。

她本人也曾经提醒过她的丈夫，倘若他固执己见，势必树敌甚多，只能自取其辱：“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贾兰坡教授听后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

贾兰坡教授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哲学系是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绝非易事，其中寄托着他的全部梦想。

“如今他突然撒手西归，许多人一定感到喜出望外。”

警察皱了皱眉头，旋即向她表示，他们只是例行调查，无意过问学校内部的具体事务。既然目前并未发现贾先生死于他杀或意外事故的明显证据，如果她本人没有异议的话，他们只能以“自杀”作为暂时的结论。

“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期间，我们也不希望节外生枝。”

9

现在正是午后时辰。屋外人声喋喋，阳光静静地洒满了窗台。曾山记不得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刻，他从午睡中醒来，听到自己的心脏有节奏地撞击着他的肋骨，被褥里汗津津的。有个声音在他耳畔悄悄地说话。这种类似于耳语般的声音来自于他体内藏匿的一个精灵，一个忠实的提词者。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个精灵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职责，也从未失去过耐心。它谦卑地提醒曾山，将他引向一连串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是时候了，我们已无须等待，让我们放弃挣扎，追上狂欢者的队伍，赶赴一场盛宴……

贾兰坡教授的追悼会被安排在工会俱乐部的大厅里举行。宽敞、明亮的大厅此刻被装饰得庄重、肃穆。由于在此之前贾兰坡教授的遗体已经火化，墙上象征性地挂着一幅照片，四周被黑色的布幔环绕着，遗像的下方摆满了鲜花。贾兰坡脸上僵滞的笑容仿佛表明，他对于大厅的布置大致满意。

曾山睡眼惺忪地赶到追悼会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不安。因为他担心自己在午睡中错过了追悼仪式。从现场的气氛来看，追悼会要么尚未开始，要么已经结束。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向一位不相识的妇女低声打听了一番。他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这个妇女对他说：既然大厅内的人尚未离去，你就没有理由认为追悼会已经结束。

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就像窗外花圃中冬青树投下的一簇簇阴影。他们说着话，神色凝重，声音被压得很低，与丧葬的气氛极为协调。嘤嘤嗡嗡的谈话声在大厅里回荡，但没人能够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偶尔听明白一两句话，也是断断续续，言不及义。从说话者的脸色判断，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慧能院长身穿一身黑色的西服，这使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僧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面色红润，抱臂而立，正与另外几位学者谈论着一个严肃的话题。曾山知道，慧能院长保养得如此之好完全受益于那些寺院自产的蜂蜜。慧能曾向他提及，到了春天蜜蜂产卵的旺季，寺院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们之间的谈话使曾山想起了那些娇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在阳光里振翅而飞，攀附在寺院外的一棵紫荆树上，仿佛一心要将它的枝条压弯。帕斯卡尔。普鲁塔克。圣餐。瓦格纳。圣·乔治大教堂。慧能院长一边说着话，一边向从身旁经过的人点头致意。那么，佛罗伦萨博物馆的裹尸布又作何解释呢？慧能院长看上去在低头沉思，实际上他是在寻找脱身的理由。他的心里似乎还牵挂着另外一件事。

子衿和他的几个师妹待在一起。她们大多在本市或邻近的城市工作，导师的死给她们提供了相聚的机会。有一位姑娘似乎来自昆明，因为在她与师兄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西双版纳。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她说。她们的打扮一律是黑色的。黑色的发髻。黑色的短大衣。黑色的短裙、长袜、皮鞋、绶带。甚至，其中一位的牙齿也是黑色的，不过，她显然不是有意为之。

子衿比任何人都显得心不在焉。他与师妹们说着话，不时转过身去朝四周张望，像是在寻找着一个人。

老秦的样子很有几分寂寞。他从一个谈话者的圈子走向另一个，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他游手好闲地在大厅里来回逡巡，丧失了起码的真实感。他来到一个正吃着棒棒糖的小女孩身边。他本来打算与她开个玩笑，却没想到将她吓了一跳。他冲着她笑，而女孩则迅速地逃开了。就在这时，老秦发现宋子衿正朝他这边张望，不过目光很快就移开了，这说明师兄所要寻找的那个人并不是老秦。但他还是决定回到师妹们的行列中去。她们正热烈地讨论着金三角的贩毒网和加入食物的罂粟壳。老秦瞅准机会插了一杠子。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他说。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只有一个女人作出了反应：他的口臭使她不得不稍稍改变了一下站立的姿势。老秦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欢迎他的加入，因为他很快就代替了慧能院长的位置，与几位外地学者接上了话。他飞快地说着，仿佛一心要弥补刚才的损失。渐渐地，他的举止恢复了往常的从容和自信，脸上也有了些许光泽。而慧能院长终于机敏地脱身离开了。

一个身材颀长的女人此刻正独自站在窗前。她背对着曾山。他看不见她的脸，可是他能看见她裙子棕色和杏黄色的拼花图案，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的一只手搭在窗架上，谛听着窗外的什么动静，从她落落寡合的样子来看，她极有可能就是贾兰坡教授去世前刚刚调入系资料室的那个纺织女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但她肯定不是张末。曾山的心里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同时，他体内的情欲仿佛顷刻之间就苏醒了。

在这个女人柔和的腰线之侧，曾山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远处被阳光照亮的一片树林和草坪。他看见了那幢简朴而小巧的幼儿园的房舍，绿色的栅栏、树篱和尖尖的卫矛。几个小姑娘正在园内做游戏。她们唱着歌。丢呀丢呀丢手绢。钢琴的声音似有若无，不过还能被听到。在寂静中，他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下午三点钟。学校的副校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宣布追悼会到此结束。直到这时，曾山才看到了他的师母。她被安排在大厅出口处的一张藤椅上。每一个试图从这所大厅走到户外去的人都必须经过她的身边，与她握手，劝她节哀。

人群在往外散去的时候没有闹哄哄地乱成一团，而是自觉排起了长队，这多少显示了知识分子在修养上的与众不同。人们脸上的表情，移动中的步伐，问候时的语调都极为相似，一个模仿或重复着另外一个。犹如经过复杂的训练和彩排。

只是当慧能院长经过大厅门口的时刻，才出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他向师母伸出手去，贾夫人却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就像她压根儿没有看到这个人。慧能院长略略迟疑了一下，很快将手缩了回来，并加快步伐走到了门外灿烂的阳光下，将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留在了身后。

10

曾山从工会俱乐部出来，没有回宿舍，而是骑车径直出了学校的后门，沿着苏州河西岸前往市区。他要去看望女儿。珊珊只有五岁，但脸色已相当忧郁。她懂得了不少成人之间的事，会唱不少儿歌。丢呀丢呀丟手绢。蒲公英打开了她的小花伞。她已经能学着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曾山写信：我们不要你的臭钱。少来这一套。

曾山不太喜欢她，对她的记忆也十分稀薄。她的出生很难说不是一个错误。她愿意待在黑暗之中，待在一只箱子里。那是一只破旧的藤皮箱，是曾山留在前妻家中的唯一遗迹。后来，它也成了错误的见证，曾山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珊珊却常常躺在里面睡觉，手里捏着一条洗得发蓝的手绢。这只箱子，是她梦想中的居所，将她与外界的生活隔开。珊珊的这一习惯使曾山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些他试图逃离的事物。逃离。一切都指向它，一切都是它的影子。三十年后，这个词语更换了一个面目在他心中扎根，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那就是“奔向”。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但它们从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回事。

由此，他还想起了另外一组概念：自我折磨与自我劝说。它勾勒出了生活的全部经纬。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曾山躺在床上，酝酿着一次新的睡眠。他四肢松展，双眉微闭。他对自己说，现在，除了窗外柔和的树声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喧响，一切都是宁静的。我要睡了。我感到自在。很快，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身体在清凉的水中慢慢下沉。他感到所有的静谧、纯净与永恒，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种声音在耳边悄悄地提醒他：你真的要睡着了吗？你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这个声音固执，有力，容不得他去做主，由此他睡意顿消。这类令人沮丧的事件，作为一种象征，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所要建造的，是冰块垒成的城市，它经不起阳光的曝晒。

曾山为此曾去请教过一位心理系的博士。她在学校书店的边上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她是一位基督徒兼女权主义者。她在听完了曾山的自述之后，立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毫无疑问，你是在与上帝作战。每个人都指望他所找到的幸福耐久，坚固，结实，经得起摔打，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世上也就不会存在‘幸运’这个词儿了。你替自己想得太多了。还是将这些问题交给上帝去思考吧。上帝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我们不必思考，而不是相反……”曾山不太欣赏她的观点，但在那一刻，他的内心还是被她虔诚、坚定的目光照亮了。曾山对她解释说，作为一名哲学教师，他所关心的并非是那些信仰上帝的理由，而是不信的理由。因此，他本人更喜欢那些具有明显异端思想的人，尼采，叔本华，拉罗什福科。他们令人更感到亲近。“像我这样的人，预先就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力。”曾山笑着对她说。“是自我剥夺吗？”她问道。

“也许是这样，”曾山答道，“笛卡尔说得对，除了征服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其他的使命。”

现在，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正骑车赶往他前妻的住所。他从那儿逃了出来，此刻又一次奔向它。夕阳染红了污秽的河面，使那些泡沫塑料、废报纸、机油与黑色的漂浮物闪现出金子般的光泽。一些鸽子栖息在河边的房顶上，栖息在河堤的水泥护栏上，在装满煤渣的驳船上散步。

11

上个月，他与妻子和女儿在公园见面。她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张末的名字。这使曾山感到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她从不屑于提起她，仿佛张末就是传说中某种恶毒的神祇。她的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们现在终于打了个平手。”她说，她指的显然是曾山与张末离婚这件事。他不知道她从何处打探到这一消息。她打算进行报复了：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有什么区别？棍子插在猪油里，拔出来就拉倒……只是因为珊珊就站在近旁，她对自己粗俗不堪的语言天赋才有所克制。

“你呢，你的情况怎么样？”曾山温文尔雅地对她说。

“这不干你的事！”

“我从报上看到了你们公司的消息……”

“这不关你的事！”她再次强调说，尖厉的下巴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她的眼中溢出了泪水。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曾山没有再谈下去。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追到南京去呢？她提起了张末，企图再次占据主动，不过，原先激烈的言辞此刻已成强弩之末，这使曾山不安地意识到，他的前妻在公司倒闭之后，也许尚未找到新的工作。

曾山告诉她，由于刚刚被提升为副教授，他的工资状况有所改观，假如她改变初衷，愿意接受他的资助的话，他打算立刻戒烟。你还是少跟我提你那点丢人现眼的工资吧，我看你早晚得跟那个贾什么坡的鬼东西一样，从楼上一头栽下来摔死拉倒。她叫道。她的声音惊动了一位练气功的老头。不要叫，不要叫。走火入魔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活了一百零二岁了。曾山颇为惊异地察觉到，在离婚之后，他的前妻一直在暗中时刻留意着他的动向。用她自己惯用的语言方式来表述：我等着看你的讣告登在《新民晚报》上，然后用它来擦屁股。她对那些无聊的话的确上了瘾。可曾山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她愚蠢而固执的善良。

曾山来到前妻居住的那个街区，天色已渐渐昏暗。天空刮起了偏北风，看来又要降温了，他感到身上凉飕飕的。建筑队正在拓宽路面。到处都是沥青化开的气味，尘土与油渍的气味，还有一缕孜然和胡椒的香气。循着这股香气的踪迹，在一辆推土机的边上，曾山看见了他的前妻。

他差一点没有认出她来。她的头上裹着一条农村妇女们常用的蓝布方巾，将自己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她正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卖着羊肉串。生意看上去还挺好，客人们来来往往。曾山想不起来她从哪里学会了这门手艺。他再次留意到她头上的那顶蓝布方巾，她为何要将自己弄成了一个村妇的模样？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她毕竟是一个城里人，一个旧时代银行家的后裔。她不想亵渎它。

他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从一只崭新的木匣中给客人找出零钱。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第一次注意到它们那么黑，那么白。她在算账。眼珠凝滞不动，证明她算账遇到了困难。

曾山感到自己开始喜欢她了。

12

在下午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宋子衿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他穿过大厅来到窗前。她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俱乐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麦克风提醒他们离开。晚上还有京剧演出，他们要将追悼会场恢复原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这个时候，慧能院长彬彬有礼地朝师母走去，向她伸出了手。她显然看见了他，却深陷在藤椅里一动没动。这个微小的细节不禁使人联想到，慧能院长与师母彼此之间不仅早就熟识，说不定还有过相当深入的交往。顺理成章的解释是，慧能院长曾经有负于她，而师母对他深感憎恶，无法原谅。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曾山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决定顺道去导师家中看看。自从上次他与导师因论文而发生争吵以来，他一直没有去过那里。

师母替他开了门，告诉曾山，她正要去浴室洗澡。她让他先去书房坐一会儿。

房间的陈设似乎还保留着原先的样子。通往阳台的门敞开着，从窗帘的缝隙中，他能看到阳台的木架上搁满了花盆。雏菊，巴西木，铁树和鸡爪槭。也许是因为刚刚浇过水，花朵和叶蔓显得生机勃勃。曾山知道，他的导师当初正是通过这扇门走到了阳台上，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腾跃。

屋子里光线很暗。书桌上散乱地堆放着书籍、字典、纸页和烟缸。他的导师当时一心要结果自己，没有顾得上作最后的整理。曾山浏览着那些书籍：《历史哲学》《基督教的体系》《动物志》《开叫与首攻》……一册英文版的《爱默生文集》被打开在第一百零四页，书页上有些地方用水笔划上了红线。

一个人就是一个处于破败之中的神。

这也许可以算作贾兰坡生前所留下的最后遗迹了。他不知爱默生的这句话曾经激发了导师怎样的联想。依照师母的说法，她从大礼堂回到家中，给导师送去了热咖啡，但他却将师母赶出了书房。“有些事情我需要一个人仔细想想。”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想了一些什么。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贾兰坡教授的思想以及他梦想中建立的哲学体系在晚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生中贯穿始终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面临着被瓦解与分裂的危险。一个多星期之前，曾山将那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贾兰坡。三天后，他约曾山去他的书房面谈。导师看来极为生气，他极为勉强地夸奖了他的才华，为他后来言辞激烈的批评作了一点小小的铺垫。按照贾兰坡教授的解释，当今人文哲学的当务之急在于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而不是像曾山文章所做的那样，徒劳无益地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的消息。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布道，“假如像你所说，这个世界注定要完蛋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价值。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导师举例说，早在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大批僧侣和经院哲学家就预言了宇宙大限的来临，一些人甚至还在修道院阴暗的地下室里悄悄赶制应付世纪洪水的方舟。“这的确非常可笑，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他们的恐惧与妄念和当时流行的臆病有关。生理疾病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错觉。还有你在文章中反复提到、推崇备至的那个法国人，阿尔贝·加缪，假如他愿意不断地往山上推石头，本来是没人反对的。法国人的确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但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仍然像以前那样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的话，我劝你多读一些德国人的著作……”

不管曾山与他的导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曾山感觉到，他的去世也许预示着一段岁月的彻底结束。一座纪念碑倒塌了。一道幕帘被突然打开，阳光涌入，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哲学系将会不复存在。他的心里掠过一阵空空荡荡的悲悯之感。

坐在导师生前的书房里，曾山再次不安地想起了两三天前的那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它会不会是导师打来的？贾先生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或者说，遇到了一个毁灭性的难题，他想找个人聊聊。可是按照他的身份，屈尊俯就地向一个学生倾诉烦恼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拿起了电话，又将它放下。他终于决定向死亡求助。

师母身穿一件蓝色的浴衣走进了书房。她问曾山要不要喝点什么，没等他回答，她就打开了咖啡罐。师母说，曾山能来看她，她感到很高兴。这一两个晚上，她都睡得很不踏实。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毕竟让人不太习惯。“我不喜欢哲学，可我喜欢听人谈论哲学。”师母说，“就像一个行为检点的女人偏偏喜欢四处打听别人的风流韵事。”过了一会儿，师母补充说，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

“哲学系眼看着就要完蛋了，也许等不到这次会议结束就会有结果。”她叹息了一声，继续说，“如果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入法政系，编制想必会十分紧张，你要尽快活动，晚了就来不及了。”

一阵潮湿的夜风吹乱了桌上的书页，带来了一缕微微的花香。师母打了个寒噤，将被风撩开的浴衣的下摆重新拉严。曾山的脸一下就红了。

“你的导师尸骨未寒，现在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你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吧。”

曾山表示他未有所闻。“是不是因为今天下午这件事？慧能院长走过来与您握手，您却没有理会他……”

“不是这件事。”师母说，“你所说的那个慧能院长我并不认识。我当时一定是走神了。你日后如有机会碰到他，请替我代为致歉。”

曾山点头答应。临走时，师母问他：“万一日后的研究所容不下你，你打算干什么去呢？你们导师在世时得罪过不少人，这一点，你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曾山回答说，他暂时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一个人，除了碍手碍脚，还能干什么呢？”

“去卖羊肉串怎么样？”

师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使曾山出了一身冷汗。

13

很晚的时候，子衿博士来宿舍找曾山聊天。他是来告别的。子衿一进门就对曾山说，他准备从这个城市暂时消失几天。

曾山从师母家回来以后，一直在昏暗的灯光下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它的发条坏了，桌子上堆满了拆散的金属零件。“我从来就看不得这些东西。”子衿对他说。他指的是那些生了锈的闹钟零件。曾山用一把镊子正打算将一只弹簧把芯片与发条连接在一起，他抬头看了师兄一眼，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它会让人想起乱七八糟的大脑结构。”子衿博士解释说，“当然，我也受不了闹钟的声音，嘀嗒嘀嗒嘀嗒，永远没个完。”随后，他向曾山说起了一段往事。在他小时候，他的床边就搁着这样一只闹钟，它的声音让他睡不着觉，他就将它埋在了床边的一只麦缸里。

“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过几天我的妹妹要来，我已经差不多有五年没有回过家了，我甚至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儿了。”子衿很不得要领地这么说了一句。曾山没有吱声。他不明白师兄为何突然提起他的妹妹，再说，在这之前，他从未听师兄提起过她。

曾山找出一张废报纸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然后重新将报纸展平，盖在那些闹钟零件上，“这样可以了吧？”他们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抽烟。

“你要去哪里？”曾山问他。

“杭州。”

“怎么会忽然想到要去杭州？”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的一家妇幼保健院当护士……”子衿说。他大概觉得类似这样的一问一答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便索性抢先告诉了曾山他去杭州的目的，以及事情的整个原委。

“其实，这样的事在上海一样能够顺利解决，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曾山说，“我听说医院方面近来对有关规定作了一些改进，比如说，这种事不再通知原单位。人口问题毕竟要比道德问题紧要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听说过这回事，不过事实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我又不能专门跑到医院去打听。更何况，医院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夫通常是一些青春已逝的女人，她们已经失去了放纵一下的权利，因而心理相当阴暗，她们一见到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首先想到的就是鄙视、咒骂、冷嘲热讽，实际上，她们恨不得自己取而代之。”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子衿告诉他，是明天晚上十点的车票。那段时间最安全，趁着夜幕的掩护，在前往车站的路上遇到熟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一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子衿说，他甚至准备在酒会结束后再离开。曾山知道，酝酿已久的学术会议定于后天上午八点正式开幕。明天晚上，会议的赞助商将在学校对门的松鹤大酒店举行盛大晚宴，所有与会代表均在邀请之列，市政府主管文化的官员届时也将出席。他和子衿都已收到了印刷精美的请柬。据说，这次晚宴的费用几乎占了会议开支的一半，看来，本次会议的赞助单位，南方某制药厂果然实力雄厚，出手不凡。

“你的大会发言怎么办？”曾山问他。

子衿博士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灰暗的笑容，仿佛他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他扳起手指头，眼睛盯着窗外，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算术题。手术只需要十五分钟。路上要花掉一天。手术后她需要静养四天。子衿的大会发言被安排在会议开幕后的第四天，时间上倒是绰绰有余。

“我只担心一件事，”子衿博士对曾山说，“那就是她已怀孕两个半月了，若是遇上血崩，堵都堵不住。这个女人不太好缠，也很有主见，她一直瞒着我，竟然异想天开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我足足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

师兄疑虑重重地对曾山说，他甚至想到去找个医生做一次心理测试，看看自己是否正常。因为他刚刚听说，心理系的一位女博士在河边书店旁开了一家咨询诊所。“对我来说，这短短的几天碰到的麻烦，比过去时间里累积起来的还要多，就像是石灰、沙子、芝麻和锯末统统掺和到了一块。”

“在某些方面，你还是应当适可而止，”曾山对师兄说，“我一直觉得你可以过一种稍有节制的生活。”

子衿朝师弟摆摆手。仿佛在暗示曾山，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末怎样？你见到她了吗？”

曾山表示他尚未见到她。他担心她因为什么事，临时决定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了。

“也许你明天一觉醒来，就能听到她的敲门声。快乐的事情通常要么不来，要么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随后，他们聊起了别的事情。聊起了老秦。这些天，他显得极为神秘，似乎要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搞点名堂，这段时间整天找人商量他的计划。一方面，他对自己在会上的图谋守口如瓶，一方面又一心要弄得人人皆知。

“鬼知道他在搞什么玩意儿，”子衿说，“他似乎对这次大会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底牌亮出来终究是一场笑话。”

“这次大会注定了不会太平，”曾山忧心忡忡地说，“会议尚未开始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我真的很难想象在往后的一个多礼拜里到底会怎样。但愿它不会成为一场噩梦。”

深夜两点，子衿才起身告辞，曾山一直将他送到了楼下。

子衿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在楼下的车篷里寻找他的那辆自行车。他在那儿来回逡巡了四五分钟，仍然没有找到。

曾山只得走下台阶，帮着他一块查找。子衿告诉他，那辆自行车的坐垫是棕红色的，很容易辨认。他们将车篷里停放的车辆逐一找了个遍。最后，子衿明显是着急了，他对着一辆橙黄坐垫的自行车，拿钥匙徒劳无益地乱捅了一气。“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

他这样说，倒立即提醒了曾山。他想起子衿那辆自行车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失窃了。曾山及时地向师兄提醒了这点，使得后者突然发出一阵过于夸张的哈哈大笑，仿佛笑声在迸发出来的一刹那就使出了全部的肺活量。随后，他的身影像个幽灵一般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

14

会议的接待中心设在专家楼的底层。这是一座百年前的古旧建筑。风格与式样是欧洲的巴洛克、哥特式与中国古典园林的简单拼合。八十多年前，一位俄罗斯妇人买下了它，在那儿只居住了短短的五年，却留下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遗迹。其中包括一棵冠盖蔽日的银杏，一条用她的姓氏命名的河流。

时序已属深秋，银杏树在风中抖落下叶片，像蝴蝶一样在阳光下飞动。专家楼前的草坪整肃而洁净，只是车轮的印辙依稀可辨。在一辆橘红色的轿车旁，一位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正摆出姿势让人照相。她脸上显露的心满意足的笑容，让人感到她对于楼房和轿车的归属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张照片通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对她而言，这似乎已经足够了。院廊的葡萄藤架下摆着几把漆成白色的椅子，一位早已谢顶的老者占据着其中的一把。他假装在读书，实际上，他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那位小姐的臀部。当然，他可以为自己的行径找到理由：他探身朝院外张望，而那位小姐恰好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一会儿戴上眼镜，一会儿又摘下它。仿佛拿不定主意哪一种姿态更适合于观察。旗袍的花饰呈暗红色，它在腿部的分叉开得很高。由于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分叉线像是被剪刀临时剪开的，肌肤的呈现仅仅是一道缝隙。考虑到阳光的亮度和小姐不断调整的身体姿势，它也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假如一阵风吹过，使它敞开更大的幅度，露出蓝色短裤的下沿，观察者则不得不暂时挪开视线，将目光痛苦地投射到书本上。

透过大院的铁门和两旁的枇杷树篱，就能看到河边的银杏，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水，河边扔石子的小男孩，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垂钓者。院外的一片小树林里，两个身穿西服的人正兴冲冲地朝这边走过来。

在专家楼高高的台阶上，曾山显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他一度想离开这里，又有些不太甘心。

迎面走来的两个人此刻已经双双跨进了大门。曾山立刻认出，一位是他等待之中的老秦，另一位就是本校的校长。

15

校长看上去精神很好，似乎正想着一件开心的事，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低着头刚刚走到大理石的台阶下，为了表示对校长的尊敬，曾山冷不防从一边斜插上前，朝他伸出了手。由于犹豫不决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坚决而突然。校长被他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跳了一步，一时没有弄清曾山的意图。当他明白过来，对方只不过是想与他握手致意，校长便颇为得体地笑了一下，将那只白皙的手递给曾山，这时，时间上出现了小小的差错，因为曾山已经将手缩了回去。校长的手兀自悬在半空中，仿佛突发的中风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校长这回扑了个空。这个情景使曾山想起追悼会上的慧能院长。尽管他的内心已经多少感到了几分滑稽，曾山还是坚决地再次朝校长伸过手去。老谋深算的校长这一次得好好估量一下出手的时机，估量的结果，他将那只保养得很好的小手藏入了裤袋。

校长满面狐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曾山。愤怒的校长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对面的这个年轻人仅仅是为了羞辱他才故意这么做的，假如他再一次伸出手，对方又缩了回去，这样循环往复，岂不中了对方的圈套？他这样想着，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幸好，院内的三个可能的目击者眼下兴趣还不在这边。

这时，老秦不失时机地将曾山介绍给了校长。校长脸色铁青。他狠狠地瞪了曾山一眼。转身就朝停在草坪上的一辆轿车走去。

老秦对曾山解释说，最后三名与会代表将在今天中午前后抵达。他正准备陪同校长去车站迎接。曾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三位代表居然惊动了校长的大驾，想必身份不同一般。老秦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他，假如眼下恰好有空，他是否愿意与自己一同前往车站？“趁便，我还有些要紧的事打算与你聊聊。”随后，老秦拉着他跳上了一辆面包车，紧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丰田，一路出了校门。

他们来到车站的广场上，距离代表们乘坐的火车进站还有十五分钟。

校长似乎余怒未消，为了避免再度与曾山碰面而出现不必要的尴尬，他龟缩在车中，通过挡风玻璃观察着出口处的动静。老秦则喜滋滋地从面包车上扛下了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木牌，上面写着代表们的姓名。他们来到出口处的围栏外，老秦将木牌试着往空中举了举，向曾山问道：“你看这样可以了吗？”他没有听见曾山回答，因为此刻曾山已经抽身离开了。

曾山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奔向广场西侧的一家商业中心。由于慌乱和勿忙，他在进门的时候，衣服被转门的把手挂了一下，引动了门后一位小姐低低的笑声。他从一处柜台前买了一把小圆镜，一只吉利刀架，一枚飞鹰牌刀片。接着，他找到了药品柜台，在摆放着各种避孕工具的橱柜前踯躅良久。

一位售货小姐迎上前来，问他是不是打算买一盒避孕套。

“那就买一盒吧。”他这样说，仿佛他原先并不想买，而纯粹是为了迎合她，才作出了这一决定。

“多大号的？”

“三十五毫米。”

小姐这时抬头瞥了曾山一眼，目光中含着一丝明显的怀疑，好似对方是在故意逞能。

曾山从商业中心出来，径直朝行李房边上的一个厕所走去。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前，他熟练地旋上刀片，对着小圆镜，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

他想象着不久后与张末的见面，心跳突然加快了。他知道，张末对他留胡子这一习惯极为憎恶。

曾山与张末离异后，双方一直保持通信联络。他对张末的来信既渴望又恐惧。她的来信给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真实感，同时，他又担心她总有一天会在来信中提到她与别人结婚的消息，假如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应当懂得在某些方面有所保留。她的信通常都写得很长，除了偶尔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外，大多是一些日常琐事。从语调上看，就好像他们并未分离。两个多礼拜之前，曾山给张末寄去了会议的邀请信，他在信中提到，由于这次大会不承担代表的住宿费用，为了不至于报销出现困难，他应当替她安排哪个等级的房间。张末很快就写来了回信，她说她很高兴参加这次有关宗教问题的学术会议，因为她目前正为是否应当皈依基督而感到犹疑不决。“至于住宿，如果你那儿没有什么不便，我还是愿意替单位省下这笔开支……”

想到这里，曾山突然咧开嘴“嘿嘿”地笑了两声。张末的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曾山的某种预感，仿佛张末随时都会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也许，在某一天的清晨或者深夜，他只要打开门，就能看到她拖着沉重的皮箱站在他的门前。期待中的这次学术会议，对他来说，宛若一场渴望已久的盛宴，仿佛多年来一直在困扰着他的所有问题，到了那时，都会获得圆满而彻底的解决。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大的秘密集散地。然而它却不会轻易地将这种秘密泄露出来。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片阴暗的街角，一方人群稠密的广场。明亮的茶色玻璃反衬出街道的树木，高耸的旗杆、钟塔，以及钟塔下围坐的妇女和儿童。在货栈的遮棚下，售货员向行人随时吐露微笑，就像一缕变质发霉的花香。那些匆匆奔向某一地点的小贩、兜售报刊的老人、掮客、便衣以及在旅馆登记处排成长队的人群占领了车站广场的每一处缝隙。你只是偶尔从那儿经过，看着自动扶梯将一批又一批人送上候车大厅，你想象着这个车站曾经是过或者将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一块海边的桑园，一个露天高尔夫球场，一家光线昏暗的妓院，一座垃圾处理厂……于是，车站就在无形中为时间塑造出了形态，你也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

曾山不无伤感地想到这一切，心情陡然又变得沉重起来。他穿过阳光缤纷的广场，朝出口处的方向快步走去。

代表们都已经到了，老秦像是在四处找他。此刻，校长也已经从那辆轿车中走了出来，他正忙着向客人们递名片。曾山逐一端详着刚刚下车的三位代表，没有看到张末。他将目光投向出口处长长的通道，从那可以一直望到空空荡荡的站台。

老秦用英语将曾山介绍给了一位外国人。他低声地对曾山说，这个人就是本次大会唯一的外国学者。倘若这次大会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会议，他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一个神学家，还是一个中国通，名叫唐彼得。唐彼得身边还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经老秦介绍，曾山知道她是彼得先生的中国秘书。女秘书朝曾山浅浅一笑，随后她向老秦提醒说，唐彼得先生虽然精通英语，但他更愿意说德语，当然，他的汉语也说得非常流利。老秦介绍完毕，立即将曾山撇在了一边，径自与唐彼得先生热烈地交谈起来。

曾山显然有些茫然无措。他的视线一直盯着出口处的那条通道。一位佩戴红袖章的看门人此刻正打算将铁栏杆门关上，他一丝不苟地搭好铁门的铁扣，然后拢起袖子，蜷缩到一边晒太阳去了。低迷、回旋的风从站台上吹过，翻动着铁道边的旧报纸，两名身穿制服的女乘务员正有说有笑地从卧铺车厢上下来，怀里抱着一堆肮脏的被单和桌布。

唐彼得先生似乎对“神学家”这一称号感到不以为然。他对老秦说，他早年在印度洋上当过水手，后来又在荷兰的鹿特丹创办过一家造纸厂，不过，他真正的专业却是国际信托。在五十年代，他作为日本人的贸易顾问参加过中国的广交会，并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过两年，他去过俄罗斯、东欧和台湾……对神学问题产生兴趣，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唐彼得先生每说一句，中国秘书就坚决地点一次头，仿佛她曾经陪伴唐彼得一起度过了那些颇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或者说，唐彼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她的芳心。由此看来，这个女人与唐彼得相识的时间不会太长。

除了唐彼得与他的中国秘书之外，剩下的一名代表就是本次大会的赞助商，南方某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身材健壮，一腔广东口音，正与校长彼此寒暄，谈话虽有些不着边际，但还不至于找不到话题。

校长首先对董事长的资助表示谢意。他说，在学术界面临严峻经费困难的今天，他的慷慨相助无异于雪中送炭。“我也许可以提前通知您。学校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聘请您担任鄙校的兼职教授，当然啦，我们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始，鄙校在生化制品、微生物、计算机领域均拥有很强的科技潜力……”

“教授我看就不必啦。”董事长说，他们公司之所以斥资赞助这次学术会议，除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尊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本人对哲学上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十分关注。

“想必董事长先生在哲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校长问道。

“浅尝辄止而已。”董事长谦逊地笑了笑，随后神秘地朝校长跟前凑了凑，“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您看来，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校长没有想到董事长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脸上有点不太好看。“先有鸡，当然，不过蛋……”

董事长解释说，他实际的问题是先有物质呢？还是先有意识。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坐过牢，还发过疯，不过后来一旦做起生意来，病就全好了。“我看这样吧，”董事长说，“在这次会议上，就请教授们给这个问题下一个固定的结论，不要翻来覆去，弄得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校长为难地看了看手表：“我看时候已经不早啦，咱们有话车上说吧，不然，食堂的师傅可就要等急啦。”

校长、董事长、唐彼得及其秘书先后走进了黑色丰田。曾山和老秦将他们留下的行李搬上了小面包。

在返校的路上，老秦一刻不停地与曾山说着话，而曾山却显得抑郁不欢。老秦从口袋里掏出一册代表名录翻了翻，对曾山说：“与会代表如今只差一位没到……”曾山的腹部一阵痉挛。

他们的车来到一处铁道口，被经过的火车挡住了去路。

这时，曾山感到老秦正满脸诧异地盯着自己。

“怎么回事？”老秦问道，“刚才来的时候，你还是一脸的大胡子，怎么一转眼就全不见了？”

第二章

大会唯一的缺席者。她的难言之隐。

1

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张末就开始了心目中对于爱情的憧憬与遐想。那时，她与父母居住在郊外的一幢老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天井、残破的院墙以及屋檐下筑巢的雨燕给她的梦想赋予了某种陈旧的布景。

在想象的画面中，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但她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声不吭地来到她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在寂静之中，她听见那个男人在她耳畔悄声说：走吧，我们回家。

然后，她就跟着他回了家。

这就是她期待中简朴又神秘的爱情，它为她带来了梦幻中黄金般的岁月。不久之后，她跟随父母搬进了城里。当她重新回忆起那幢老房子的阴影，回忆起那些檐廊、井台、雨帘和丝绸般的阳光，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的确存在过。封存的记忆就像埋入泥土的果核，在不知不觉中就长成了一棵大树。

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母亲为她请来了一位钢琴教师。这是张末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男人待在一起。她离他远远地坐着，而他对张末更是不屑一顾。他留着长发，好像很久没有洗过似的，衣服上溅满了油漆，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烟味。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六点，他教她练琴，弹奏的总是一些令人厌倦的练习曲。他的手指短而粗，指甲盖上还残留着黑黑的污垢。

有一天练完琴碰上下雨，她的父亲留他吃饭。也许是仅仅为了报答这顿晚餐，他提出来是否可以为他们弹些什么。随后，他脸色阴沉着来到钢琴前，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仿佛是在等待着父亲的咳嗽声平息下来。他在弹琴的时候，张末正在厨房刷碗，在琴声中，张末似乎听到了夏天树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看见了秋天的溪水在阳光中跳跃，她仿佛再一次回到了那幢郊外的旧宅，回到了她梦幻里忧伤的画面之中。她怔在那里，希望琴声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天，张末在练琴的时候，她的母亲开玩笑似的问他：“我的女儿长大了想当一名钢琴家，你看还有没有希望？”他想都没想，就冷冷地瞥了母亲一眼：“没有希望。”

据母亲说，他原来是艺术学院的教师，后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被学校开除了，眼下正闲着没事。他白天帮人家油漆家具，晚上就来这里教她弹琴。

没过多久，这个艺术家模样的人就突然从她身边消失了。他不辞而别，甚至忘了取走他的工资。两个多月后，张末收到了一封寄自伦敦的贺年卡。卡片制作得十分精美。大雪，圣诞树和教堂。她打开它，里面是用圆珠笔写成的一句话：

只要音乐还在继续，我们就永远不能说，没有希望。

她的母亲看了这张贺年卡，只是叹息了一声：他忘了将他的工资取走了。而张末却为此大哭了一场，她牢牢记住了卡片上写着的那句话，并很快迷上了音乐。

张末的父亲在一家大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母亲也在同一家医院当会计。父亲生性豪爽，喜欢喝酒，他常常在做完手术后将他的一帮同事带回家中吃饭。在这伙人中，有一个年轻的药剂师，他长得高大、英俊，谈吐幽默，常常将母亲逗得前仰后合。母亲笑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在颤抖，仿佛笑声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而是来自她的肩膀、手臂、腹部以及裙子的每一处皱褶。

有一次，药剂师在上完厕所后经过张末的房间，在她的门边站了一会儿，笑嘻嘻地看着她。张末当时正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正打算从床下的一只木箱里往外取衣服，她看见了药剂师在地上的影子，意识到他就站在门外，正朝她看，她的手立即就不听使唤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那把小铜锁怎么也打不开。而他只不过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就匆匆走开了。

从那以后，她一心盼望的就是药剂师的到来，内心充满了恐惧与焦灼。她希望天天能看到他，听到他说话，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发现，他躺到了母亲的床上。

这件事使得母女俩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微妙：母亲担心她说出秘密而处处提防她，顺从她的意愿，甚至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但在另一方面，她的身体却在毫不掩饰地炫耀着令人沉醉的幸福。张末知道，母亲的秘密正因为有了一个无害的知情者，它所带来的快乐才会变本加厉。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张末上大学的前夕。

在张末匆匆打点行装，准备前往上海的同时，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山也正式接到了留校任教的通知。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张末遥望着窗外八月的田野，再次想起了少女时代的那个梦想，她开始感觉到了它的幼稚可笑。但她仍然珍藏着它，将它带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她拖着一只沉重的皮箱走进学校的大门，曾山正在校门内侧的接待处迎候，他们交臂而过，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的真正相识，注定要推迟到两年以后。

2

这个城市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倦。她来上海之前的所有预感都被证实了。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嘈杂的，混乱的，毫无生气。她甚至不敢大口呼吸，甜腻而潮湿的空气压迫着她的神经。新的生活，像一片肮脏的布在她面前铺展开来，而她则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忍受。

过去的岁月在她眼前渐渐远去，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东西，连她藏身其中的黑夜也一并失去了。晚上，她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街道的灯光透过窗帘，将寝室衬得一片昏黄，她仿佛置身于一个透亮的玻璃橱柜中，无数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马路上过往的车辆摇撼着宿舍的墙基，使她的铁床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在她昏昏沉沉的睡眠中，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奔赴巢穴的蚂蚁，一次次踏上了归家的旅程。

这种返回式的旅程茫茫无边。她首先想到了南京的林荫路，古老的城墙，她所居住的那座宽敞、幽静的塔楼，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但归程并未结束。她接着来到的地方，是那座带天井的颓败的小院，沿着通往郊外的道路，她回到了她的幼年时代，回到了她的梦幻之中：院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她知道，她最终想要抵达的居所并不存在，但它却是她真正的家园。

对她来说，生活并非一种选择，甚至也不是经历，而只不过是一种印证，它的全部意义与结果也许仅仅是：原来如此……她并不知道她的热情和主动性是何时丧失的，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赶着，鞭打着，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天走向另外一天。她担心自己还没有喘过气来，就已变得白发苍苍。

好在她还有音乐。还有那些从中学时代开始收集的旧磁带。勃拉姆斯或者莫扎特。这是她在失去的岁月中唯一继承下来的遗产。每到星期天，她都去市音乐厅观看免费音乐会。有一次，一位小提琴手在演奏之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假如这个世界注定要毁灭，那么我想，最后消失的一定是莫扎特的声音。这句话是如此熟悉，她感到自己的内心被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她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她一直为这句话感到黯然神伤。她开始觉察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尽管她暂时还对它没有什么了解。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之中，她的梦想才会受到滋养，得到支撑。

她躺在床上，夜复一夜地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看上去，她总在辗转反侧，浮想联翩，实际上她已经开始了对于哲学上一些重要命题的沉思。

3

她们的寝室一共住着八位女生。她们恰好来自八个不同的省份。开学后不久，张末就和一位名叫苏辛的女孩结下了最初的友谊。

这位教育局长的女儿自有她值得夸耀的家庭背景。她之所以对张末抱有好感，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与乡巴佬交往”。寝室里其余六个人都来自山区或农村，“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穷人多了，的确不是一件好事。”苏辛常常这样说。

但对张末而言，苏辛身上并非没有让她感到害怕的东西。她常常坐立不安，那是因为她患有经年不愈的痔疮。一到晚上，苏辛就躲到门后的墙角里，用高锰酸钾洗屁股。有一次，她竟然提出让张末帮助她将痔栓推进去，因为她自己实在不忍心下手。她趴在床上，叉开优美的双腿，反复叮咛她要多加小心，不要将它塞错了地方。在灯光下，张末手里捏着痔栓和推进器，感到心慌意乱，当她的手指接触到她丰满的臀部，看到那处亮汪汪的肉疣，浑身的肌肤突然一阵猛烈的抽搐。

当然，偶尔出现的这种令人难堪的场合，还不是最可怕的。张末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苏辛过于坦率的言谈。事实上，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强迫她必须吐露她个人生活的隐秘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细节。

张末与她相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获悉了她以及整个家庭的全部履历。其中包括她祖父在五十年代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农场，她父亲的脚气病，胰腺炎，哮喘，和肺气肿（张末不安地联想到，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又如何去领导一个教育系统？），她母亲所承包的企业以及企业所生产的节能灯具，她本人因受表叔的引诱，离家出走，一路来到了大连……她们两个人在彼此的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快得到了确定。张末承担了一个倾听者的全部使命，而苏辛需要的只是一刻不停的讲述，尽管她的每次讲述与上一次大相径庭。有一回，她向张末说起她们城里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死刑犯在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的途中，被医生摘走了一只肾。而第二次她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则说女囚被人挖走了眼珠。这种差异在苏辛看来并不重要，她似乎对讲述本身上了瘾，尤其是她故事中的那些污秽或恐怖的部分。

张末柔顺、犹豫不决的性格使苏辛大可资用，她的讲述也越来越离奇怪诞。于是，我们不难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另一个则浑身战栗，惊恐万状。

她并不知道苏辛的讲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她凭空虚构出来的，但它无疑为张末封闭式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也多少印证了她从未经历而又谙熟于心的尘世图景。

4

苏辛终于讲到了她的爱情。那是在校园的一家咖啡馆里。白天的时候，张末常常与她一起去那儿闲聊。从咖啡馆的窗户里可以看见学校的体操房，正在上健美课的海豚般的少女，可以看到河道下游的锯木厂，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几乎每天都在那儿钓鱼。

一旦涉及到爱情，苏辛的讲述就如秋后的河水，流转低迴，萦绕不去。她照例讲到了她的表叔，外科手术般的夜晚，尖叫，例假，避孕酮，通往天堂的漫漫长途上一层易碎的薄膜。苏辛观念中的种种常识，对于张末而言就成了令人心悸的无边深渊。

但她并不为此感到羞耻。真正应当引以为耻的也许正是自己的躯体。她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不忠，她的理由。

“现在该轮到你了，”苏辛说，“谈谈你自己吧。”

她们俩的位置顷刻之间互换了一下。张末意识到，她此刻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乡巴佬突然被人推上了灯火辉煌的舞台。除了令人寒碜的手足无措之外，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舞台上，灯火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而空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坐着两名观众。他们的脸晦暗不清，但她知道他们正在暗中注视着她，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们的笑靥是浮靡的，不确定的，灰色的，就像那些被雨水打暗、正在发霉的花朵。

按照张末与苏辛私下达成的无话不谈的契约，她的自尊心（也许还有女人的虚荣心）要求她现在加以兑现。她感到犹豫不决，她生活中仅仅有过的两个男人都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程度不同的影子，但只是影子而已。

她最终挑选了药剂师作为谈论的对象，而将音乐教师深深地藏匿起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苏辛不断的催促，加上她自己的直觉使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重重矛盾。因为她内心十分清楚，类似的话题无疑是一种双重的亵渎，既亵渎了被谈论的对象，又亵渎了自己。在她的故事中，药剂师一开始就是以一个无赖的身份出现的，而母亲的不忠显然是自甘堕落。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蓄谋已久的药剂师趁父亲在医院做手术的时机，悄悄地溜到了她母亲的床上。由于着急和慌乱，还碰碎了一只花瓶。她替母亲保守了两年的秘密，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可是，在她的讲述中，张末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枝节，用苏辛的话来说，“这个故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这个故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张末重复了一遍苏辛的话，呆呆地看着她的同伴。后来，在苏辛的逼问下，她承认了自己对药剂师的依恋。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苏辛替她分析道，“那个药剂师是上了你的床，他在沙发上掀开的是你的裙子。而你恰恰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在这里，你的记忆出现了错误。你的母亲因为发现了你们的勾当，就成了你的耻辱的替罪羊。”苏辛说，她最近正在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你仔细想想看，那天晚上，你的父亲在医院做手术，你被大雨惊醒，起来上厕所，然后呢？药剂师是不是突然从背后攻击你？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对你来说，某些细节也许可以忽略，而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些细节上才能找到症结，帮你修复记忆……”

张末意识到这样的谈话必须结束，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打算离开这间咖啡馆。苏辛一脸不高兴，她指责张末不够坦率，而张末畏葸的目光却向她发出无声的哀求：就这些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在苏辛充满怀疑的注视之下，张末忽然感觉到，对女人来说，肉体既是一个宝藏，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5

当然，在张末的生活中，爱情或者性爱并不是她所关心的唯一问题，随着生活的延续，功课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但是，在与外界喧嚣的生活相隔的大学校园里，它就像一面镜子，她从中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事物都背向她，挤压她，根本由不得她去做主。

到了第三个学年，寝室里另外的六个女生也都一一找到了各自的男友，一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些人就像赶往南方越冬的候鸟一样，准时飞出了它们的巢穴，天快亮的时候，又陆续地飞了回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水的气息。她们的高跟皮鞋在地板上重重地敲击着，黑暗中传来低低的耳语、喘息和窃笑。大半个夜晚，张末躺在床上看书，日光灯管的嗞嗞声衬托着没有尽头的沉寂。看上去她在埋头读书，实际上她是在等待着同伴的归来，她的心里感到空空落落的，连贝多芬的奏鸣曲也无法抵御一阵阵朝她袭来的无聊感，甚至，在她一直珍视无比的《红楼梦》中，也会时常出现一些令她心慌意乱的句子：

说什么花正浓，粉正香，

转眼两鬓又成霜。

在一次去浴室洗澡的路上，一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女生曾悄悄地问她，她的身体是否依然完好无损。张末认真地点了点头。那个女生随之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你准备将它留到什么时候？打算将它交给谁呢？她在张末的耳边轻声问道。张末闻到了她身上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狐臭，同时，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她决定去找她的同乡，一个心理系的硕士生聊聊。她已经三十岁了可是还没有结婚。张末虽然与她不很熟悉，但她本能地感到她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某种亲和力。张末来到她的住处，女硕士正在忙于写她的有关性心理研究方面的学位论文。

“一个人应当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她对张末说，“你能这样想，自然很好。这个世界越来越像是一个欲望加油站了，无人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假如我能够考取博士的话，我打算在学校里开一家心理诊所。你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你也无须去理会身边那些自甘堕落的人，她们的自豪不堪一击。”

她给张末倒了一杯开水，然后继续说：“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堕落的人伴随着肉体的放纵，所留下来的恰恰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她们无一例外地将那些严肃对待生活的人，比如你，视为异类，实际上她们不过是想要拉你下水，这样，她们的行为就得到了确证，也更安全，更心安理得。”

从同乡那儿回来，冰凉的风吹在她脸上，张末觉得踏实了许多。回到寝室，她早早地在床上躺了下来，她拿起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翻了几页，很快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半夜里，她被这个梦惊醒了，感到非常口渴。她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

6

她来到了大街上。夜已经很深了，但天色依然显得很亮堂。灰蒙蒙的街灯衬照着天空中杏黄色的浮云，树木上覆满了尘土。凉风挟带着鱼腥和枯叶的气息吹到她的脸上，令人想起残秋将尽。

她独自沿着环城马路朝前走，没有遇到一个人。在一条幽深、潮湿的弄堂里，一只小狗追逐着铁皮罐头，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街道两侧的饭馆、银行、店铺以及居民楼都浸没在一片昏黄的光影之中。只有在很远的地方，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伴随着一丝不很真切的人语，给这个空寂的夜晚增添了一份嘈杂。

张末来到了苏州河边。一辆火车正从那儿经过。火车开得很慢，像是正在进站。车厢里灯火通明，一个抽着烟斗的老头正从行李架上往下取箱子。两个女人将头探向窗外，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在交谈着什么。缓缓行驶中的火车犹如一条闪烁不定的光带，将铁路桥下污浊的河水照亮了。

火车开过之后，张末发现桥上站着一个人。他戴着一项毡帽，斜靠在桥栏上，注视着河中停泊的船只。

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事物是无缘无故的。这个戴着毡帽、深夜不归的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站在桥上，正如此刻的张末不会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在大街上晃悠。

她来到他的身边，他们很快就像一对熟识的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仿佛张末所要寻找的就是他，而后者则在那里恭候着她的到来。

他对张末说，一个女人在深夜的大街上溜达，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漂亮女人……”

张末回答说，危险对她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因为她与寝室里的同学打了一个赌。

“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男人说，“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像你这样一个女孩足以让一位高尚的男子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倘若不考虑个人的克制力，男人之间其实并无很大的差别。”

“我与几个同学打了赌，假如我能在今夜碰到一个陌生男人……”张末像背书似的向他介绍着这场游戏的来由。

“一场无聊游戏，既冗长，又乏味。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一点乐趣。”他说，将他的一只手搭在张末的肩上，“只是，我们并不能算是陌生人吧？”

“可是我并没有见过你……”

“我想你大概是忘了。你仔细想想，在校河的下游，有一个锯木厂，我每天都去那儿钓鱼……”

张末很快就回忆起来，她与苏辛去咖啡馆闲聊，时常能看到一个戴着毡帽的中年人在对岸的锯木厂边垂钓。他总是朝她们这边东张西望。

“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你很久了。”中年人从口袋里掏着一盒烟卷。在他划亮火柴的一刹那，她看见他的脸上残留着一丝冷笑。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游戏？”

“既然大家都在玩……我们到对面的那个小树林里去怎么样？”他拽起她的一只胳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愿意帮助你，使你能够赢得这场游戏。”

张末跟着他，下了桥，来到河边的一处丛林里。草地上洒满了露水。他们俩并肩坐在一棵樟树下。张末感到自己有些喘不过气来，她紧紧抱住自己光裸的双臂。

中年人朝她微微一笑：“不要紧张。也请您不要误会，因为这并非出于我的本意。”随后，他撩起了她的裙子。

张末似乎觉得自己此刻正置身于冰凉的河水中，又像是在一部快速下降的电梯上，她的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沉下去，沉下去……

“我想撒尿。”张末突然抓住了他的手，对他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中年人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看起来，你已经后悔了。你借故出去撒尿，一会儿就跑得没影了。不过，游戏自有它的规则，既然它已经开始，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它中断。”

他嘿嘿地笑了一下。“快乐一旦来临，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他轻轻地扯下她的长丝袜，将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并顺势让她躺倒在草地上。

“等一等。”张末再次制止了他。她说她身体下面有个什么东西硌得她腰疼。

她站起来，从地上捡起它，发现那是一枚塑料发夹。

她从床上醒了过来。

7

“你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苏辛将自己的一件外套披在张末的身上，挨着她坐了下来。

“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张末连连摇头。她一口气喝掉了一大杯凉水，身体还在不住地发抖。

“那个该死的钓鱼的……”

苏辛轻轻地搂着她，一边低声地安慰着她。现在，天已经亮了，凉爽的晨风从窗口吹进来，带来一股植物的清香。她在苏辛耳边轻轻讲述着梦中的一切，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就差那么一点，”张末说，“最后还是我的这枚发夹救了我。”

“废话，”苏辛笑了起来，“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梦做到这里自然就会中断，若是换了我，城门已经不保了……”

张末也笑了起来。尽管她平时不太喜欢苏辛这个人，可心中还是能够感到一缕姐妹般的温暖。

这天正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全天的课都停了。哲学系为它的名誉系主任贾兰坡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四十年安排了隆重的庆典。按照学生会指派的任务，张末和苏辛必须去学校后门的花店为贾教授订购一只花篮。

她们正赶往花店的路上，苏辛还特意拉着张末在校河的桥上站了一会儿。不过，在河道的下游，锯木厂边上的那个垂钓者此刻已经不见了。

那棵有着八十多年树龄的苍老的银杏在阳光下迎风而立。透过一排铁门的卫矛和枇杷树篱，她们能够看到那幢有尖顶的精致房舍。楼前的一方草坪被修葺得整整齐齐，院子里停放着几辆棕红色的轿车。一个身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杆鸡毛掸子站在车前，看上去，她是专门摆出姿势来让人照相。在墙边的葡萄藤架下，搁着一把漆成白色的长椅，椅子上还有些别的东西，似乎是一本打开的书。

下午，当苏辛和张末抬着那只巨大的花篮前往办公楼小礼堂时，她们在阴晦的楼道里碰见了哲学系的曾山讲师。不过，她们都不认识他。当时，张末的一只鞋掉了，她踮着脚返身去拣，无意中瞥了他一眼，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脸型有些特别，呈哑铃状。

后来，苏辛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张末说，她以前从未见过他。苏辛判断说，从他的装束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一名教师，而像是学校里负责锄草一类事的园工。

“我看他更像一个打鱼的。”张末说。

8

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天，曾山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西装走进了教室。张末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正看着楼下的一群小孩在草地上踢球。

苏辛用胳膊碰了碰她，低声对她说：“你看，打鱼人又一次神秘地出现了……”张末转过脸来，发现曾山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她不由得低下了头，手里默默转动着一支钢笔的笔套。

“打鱼人将他的夹克换成了西装，就以为咱们认不出他来啦。”苏辛嘿嘿地笑着。她总是有永远也开不完的玩笑。张末一直不敢抬头正眼看他，直到曾山点名时叫到她的名字。在心慌意乱之中，她莫名其妙地“哎”了一声。她听见自己稚气未脱的嗓音在教室里回荡，脸一下就红了。

她发现她的老师像是隔着一层浓雾在看她似的，还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曾山这学期主讲《中国晚近思想史》。这是一门选修课。他打算从王国维的自杀讲起。曾山首先向学生介绍了王国维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一首小诗，并将它工工整整地抄录在黑板上。

张末留意到，在曾山抄写这首小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抄到第二个字的时候，粉笔突然折断了。他换了一支，又一次折断。

“粉笔受潮了。”曾山解释说，同时，他转过身来，朝张末的方向迅速看了一眼。

天末同云暗四垂，

失行孤雁逆风飞。

江湖寥阔尔安归？

随后，曾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他的讲课。他说，尽管学术界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但是这首小诗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甚至今天，失行孤雁这样的意象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很显然，王国维先生在写下这首小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为未来的死亡做准备了……”

苏辛很快就被曾山的讲述吸引住了。她一边飞快地做着笔记，一边悄声地对张末嘀咕：“看来打鱼人在江湖上忙里偷闲，还是读了不少书。”

张末根本不能安下心来听课。因为曾山的眼睛一瞅见她，便会放出虚光。她一直在想着那两支粉笔。不知是他的手指在颤抖，还是粉笔受潮，反正他在写到“末”这个字的时候，它就突然折断了。她不安地想到，命运之树在冥冥中正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她发出暗示，她回想起不久前做过的那个梦，想到小礼堂的那条昏暗的过道，她感到自己的肠子紧紧地黏结在了一起。

课堂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乱。曾山讲师突然中断了他的讲述。他怔怔地仰望着天花板，仿佛正在独自思考着哲学上的某个重大问题，将同学们暂时地撇在了一边。与此同时，他嘴里含混不清咕哝了一句：“我怎么也抓不住它……”他的身体开始顺着黑板下的墙壁慢慢下滑。还没等学生们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曾山就像一座崩溃的房屋一样向下坍塌，歪倒在黑板前的讲台上。

问题是，他想抓住什么？

曾山最后说出的这句话颇像一道思考题，他将题目出给了学生，自己顺势往地上一躺。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意外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学生们并不知道如何动作。

班长第一个站了起来，他与几个班干部模样的人紧急磋商了一下，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宣布说，曾山老师一定是突发了心脏病，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将他送往医院。可是苏辛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她认为应当首先考虑给曾老师来几次人工呼吸。

张末毕竟来自医生之家，她冷静地上前摸了摸曾山的腕脉，然后判断说，他很可能是低血糖引起的暂时性休克。可就在这个时候，曾山却突然咧开了嘴，打了个饱嗝，将张末吓了一跳。

学生们手忙脚乱地将曾山弄到楼下，正遇上两个食堂的青工抬着一只圆桌从那儿经过，他们就强行征用了那只圆桌，将他搁在桌面上，匆匆奔向学校的医院，一路上招来了众多的围观者。

医院的一名大夫替曾山检视了病情，得出的结论印证了张末的判断。“你们的老师大概在讲课时过于兴奋了。”大夫说。当护士解开曾山的皮带给他打针的时候，张末无意中看见她的老师穿着一条花裤衩。

从医院里出来，张末没有直接回寝室，她央求苏辛陪她上街买一条背带裤。她告诉苏辛，她自小时候起就梦想得到这样一条灯芯绒裤子。“可是它对你并不合适，”苏辛对她说，“穿上它你就更像一个中学生了。”她们来到大街上，几乎转遍了淮海路上的所有服装店，张末始终没有挑到一件合适的。她还在想着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寂静中折断的粉笔。她的确想得很远，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长得像哑铃的人有朝一日将以合法丈夫的身份与她同床共眠。

9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命运一刻不停地转动着它巨大的轮子，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与规则。当我们说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忽略，它已经包含了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正是在不可能幽暗的背景中被酝酿了出来。因此，普鲁塔克说，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最终是不可能的。

昨天还淹没在谬误与偏见之中的人，到了今天就俨然真理在握。拜伦式的英雄做梦都在想用他的利刃在视为禁区的幕布上划上一刀，可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幕障都被自行拆除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形也许恰好相反。当无数的可能性像潮水一样朝你迎面扑来，像刺目的阳光，它的光亮照得你睁不开眼睛，你所面临的又恰恰是不可能。

你感到晕眩，感到不知所之，你的身体犹若一羽轻鸿漂泊无着。尽管它很可能源于你的幻觉，但人们总是无一例外地匍匐在幻觉的阴影之下。

张末坐在家中的窗前，眺望着远处的一段夕阳下的城墙，游思杳杳，浮想翩翩。

她的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件，那是曾山邀请她去上海开会的请柬。是去，还是不去？片刻间的一次小小的犹豫对她来说都是一个无底的沟壑。她的母亲坐在门口的阴影之中，正用纸牌算命。摊开的扑克牌在她的手下被码成了宝塔的形状。每翻开一张，都预示着一次惊喜或绝望。

张末远远地看着她的母亲，她忽然感觉到，她此刻纷乱的思绪就如同那些伞状或塔状的纸牌，每一张都涉及全局，改变着深不可测的命运。

张末与曾山离婚后不久，她奉父母之命调回了南京，在一所职业学校教书。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她的身心立刻被一种无形的孤独所笼罩。过去的生活被突然斩断后留下的隐痛远远超出了她最初的估计。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流泪，早晨起来，她坐在卧室的桌前给曾山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请求他原谅她的任性，并将婚姻失败的所有过错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在这封信的末尾，张末充满深情地这样写道：“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会考虑留在你的身边。”

她的这封信寄出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收到曾山的回信，她便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或者出差去了外地。她陷入了深深的猜忌与焦灼不安之中，但她的内心深处却在暗自庆幸，甚至希望永远不要收到他的回信。

她注定了是一个隔岸观火者。仿佛只有置身于命运之外才能认清命运中的自我，感受到它幸福的光芒。离异后的抑郁不欢让她看到了爱情的存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更是一种自我折磨。她只能从对方的冷漠中才能感到爱意，吮吸到它的气息。这种冷漠颇像一只衣架，她需要它，只是为了能够挂住她的爱情。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张末刚想上床睡觉，母亲却让她去接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曾山兴奋而又急切的声音。曾山告诉她，他此刻已经在南京，他几乎是一下火车就冲向站前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

张末一听到她所熟悉的声音，立刻就泄了气，语调也变得冷冰冰的。

他们俩相约在新街口的一家通宵咖啡馆见面。曾山一见到张末，就问她为什么没将行李带来。张末只得暗暗苦笑，他匆匆忙忙从上海赶来，大概是希望将她像一个孩子似的领回去。她不得不反复向曾山解释，她写那封信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对于张末来说，曾山仿佛是一个混浊与透明的复合体。因为透明，他，以及他们全部婚姻生活的未来都让人一览无余。日复一日的生活就变成了只需循环论证的哲学命题；由于混浊，她从他的身上无法看见自己。他的身体高大，结实，就像一堵墙。他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曾山沉重的躯体紧紧地压在她的身上，将她淹没了。她就像一粒小小的水滴，在他灼热身体的炙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曾山平常对她呵护备至，可她还是觉得自己如同一件衣服被他折叠起来，压在箱子底下。曾山越是渴望了解她，他们之间误会的裂隙就越加触目。他一次次问她，“你在想什么？”“你想得到什么？”出于无奈，张末告诉了他，可是那些话一出口，便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就如一瓶酒，一旦倒入杯中，就不可思议地变了味。

在咖啡馆里，曾山对张末的突然变卦感到十分吃惊。他不断地揪着自己蓬乱的头发，似乎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他腼腆地冲她笑了笑：“难道我又做错了什么？”他像个孩子似的望着她，张末的心中顿生怜意，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背：“你没有做错，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父亲下班回来了。他将白大褂脱下挂在门后，悄悄地来到了张末的身后。“他又写信来啦？”父亲的语调中有一种不很明显的揶揄成分。张末没有搭理他。她的心里乱糟糟的。在远处的那道城墙之上，落日的余晖正慢慢融入黑暗之中，城墙变成了一段灰褐色的剪影。她咀嚼着往昔生活的片断，恍惚中，觉得她与曾山的爱情或婚姻生活尚未真正开始，又像是一切都发生过了。

是去，还是不去？

她捏着那封信，感到自己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眼下的情景，与几年前她与曾山的第一次约会何其相似。那个时刻她的摇摆不定又一次真实地还原了，时间在倒转。她沮丧地发现，她身上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一则谚语所说的那样：石头永远只是石头。

10

三月底，瑞典领事馆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回顾展，放映的主要是英格玛·伯格曼的后期作品。也许是因为伯格曼影片中丰厚的哲学和宗教内涵，分配到哲学系为数不多的几张电影票就成了教师和学生竞相追逐的稀罕之物。正当寝室里的女同学苦于奔走无门的时候，张末却意外地得到了一张《芬尼和亚历山大》的门票。

这张电影票被装在一只牛皮纸信封中，塞入了她的班级的信箱。送票给她的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仅凭直觉，张末也能猜到送票人的身份，只是在事实尚未最终明了之前，她不敢轻率地作出这样的判断。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影票，而是通往她既渴望又恐惧的未来生活的入场券。最近这些天，她的身边出现了一连串的预兆，似乎上帝已经眷顾到了她的存在。

从早晨开始，张末就忙着从箱子里挑选合适的衣服，替自己梳妆打扮。可是到了中午，她又犹豫了。她甚至打算将这张电影票送给苏辛（后者一边帮她盘着头，一边跟张末开玩笑：“我要把你打扮成一个见过世面的小娘儿们。”）。整整一个上午，张末都觉得苏辛闷闷不乐，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她反复向张末追问那张票是谁送来的。“会不会是他？”她问道。张末没有回答。她们彼此心照不宣，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张末在心中不断劝说自己，这个脸型像哑铃一样的男人倘若理个发，换一身新衣服，说不定就能显出几分可爱的模样。何况他毕竟是一位受人崇拜的教师。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她看见两个漂亮的女生在一个劲地追问着他的宿舍号码。

生活说到底也许就是一种自我劝说。她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深深地吸引自己。她竭力挽留着这种飘飘忽忽的感觉，心里乱成了一团。

张末来到影城资料馆，电影已经开场了。在漆黑的放映厅里，一位领座员将她带到十二排中间的一个座位上。

她低着头在那张空位上坐下，眼睛不敢朝两边看。她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的气息。凭着女人对香味敏锐的嗅觉，她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香水。看来，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居然也用上了高档香水。她在心里暗暗发笑。她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银幕，实际上她处在一种紧张的观望状态，她在猜测着，坐在她左边的这个人将以怎样的方式向他的学生开口说话。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张末才意识到情形有些不太对劲。因为她留意到，坐在身边的这个男人一刻不停地与邻座的姑娘说着话，间或发出一阵阵受到压抑的笑声。她不由得回过脸来瞪了他一眼，随后，她愣住了。在她左边赫然坐着的就是哲学系的名誉系主任贾兰坡教授。

她朝右边看了看，那儿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歪靠在坐椅上，嘴巴张得很大，看上去已熟睡很久了。

张末在考虑要不要与贾兰坡教授打个招呼，但立刻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发现贾兰坡教授的一只手正在那位姑娘的大腿上轻轻地摩挲着。她能够听到他的指甲在她的丝裙上留下的摩擦声。从年龄上来看，这个姑娘不太可能是贾兰坡教授的妻子，倒像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此刻，她正在向贾教授抱怨纺织车间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她微薄的收入。

“大学里也好不了多少，这一点你还要趁早做好心理准备……”贾兰坡先生小声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姑娘说。贾兰坡教授再次向她做了一个手势，提醒她说话小点声，同时不安地朝张末这边张望了一下。所幸他并不认识张末。

会不会是一场恶作剧？张末呆呆地盯着银幕，心情陡然变得沉重起来。你得有耐心。你就会说耐心，我已经受不了了。调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醋罐子又翻了。我还不如去海口，或者三亚……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况且……况且什么？况且什么呀？

他们还说了些别的。

这时，电影中的卡尔（芬尼与亚历山大的父亲）已经中风倒下。他是在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时突然晕倒的。那是圣诞节的一天。人们将他从舞台上搬下来，搁在一辆马车上，匆匆送往家中。卡尔的戏装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来，他所佩带的武士的长剑兀自在车轮边摇晃着，发出噹噹的响声。街道上看不到行人，到处都是晶莹的积雪，街角的一棵圣诞树被人装饰一新。卡尔的画外音依然在雪地里回荡：

人生就是一个舞台。你一直在演戏。你不明白为何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着什么。你只知道要演下去，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直到有一天，你一头倒在舞台上，甚至连戏装都没有来得及脱下来……

在随后的一组画面中，人们在为卡尔送葬。乐队奏响了贝多芬雄壮有力的《英雄交响曲》，那是张末所熟悉的葬礼主题。旋律先由小号奏出，接着是铜管乐撕裂心肺般的悲鸣。不是抚慰，不是安魂，而是一种真正的呼喊，它强大无比，不可阻挡。

张末不禁泪流满面。她看见贾兰坡的那只手已经从姑娘的腿上挪开了。他正用一块手帕擦着眼泪，那位纺织女工却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他。

张末不由得对贾兰坡教授肃然起敬。仿佛在这一刻，她早已原谅了他此前种种卑琐的行径，因为他毕竟听懂了这个旋律，受到了震撼。他毕竟在流泪。

在电影的上半部分快要结束的时候，张末起身离开了放映厅。她在大厅的小卖部买了一盒餐巾纸，用它响亮地擤了擤鼻涕，然后，她走到了一只垃圾桶的边上。

这时，她看见了曾山。

她没有与他打招呼，而是径直出了电影院的大门。这个古怪的人也许一直在暗中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一旦她起身离开，他便像影子一样追了出来。

张末沿着那条摆满花盆的街道匆匆往前走。她这样做并不是存心报复，而是由于害怕。曾山很快就撵上了她。奇怪的是，他也没有叫住她，只是跟着她往前走。

于是，在阳光明媚的街道上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一幕：他们俩只顾朝前走，谁都没有说话。张末只要微微侧过身，就能看见他投射在草坪上的影子，她甚至觉得他的影子也是哑铃形的。

张末不知道这种令人不安的竞走比赛如何收场，可她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她担心只要自己突然站住不动，后面的这个人一定会猝不及防地撞到她的后背上。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路口。一盏红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1

“我坐在十四排，就在你的身后。”

曾山向张末解释说。他们走进了图书馆边的一个街心花园，并肩坐在一张石凳上。张末的心脏仍在狂跳不已，脸被太阳照得火辣辣的。在一架已经锈蚀的儿童滑车边，一株玉兰树正含苞欲放。

一般说来，两个缺乏经验的恋人初到一起，倘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通常是看见什么就聊起什么。因此他们很快就谈起了玉兰树（假如没有这棵树，他们也可以聊聊儿童滑车，顺便追忆一下各自的童年，或者，可以聊些别的：天气、季节等等）。

张末说她不喜欢这种树。曾山问她为什么。“它的花朵纯净，雪白，却没有一片叶子。”张末说，她不喜欢没有遮拦的东西。曾山笑了笑，开始卖弄他的博学，“如果事实真如法朗士所说的那样，花朵就是植物的性器官，那么，没有树叶映衬的花朵往往会使人联想到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曾山又觉得这样说似乎不太妥当，因此，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当然，我的意思是……”

一个老态龙钟的胖女人走到他们的跟前，向他们兜售耶稣会的福音书。她一边收钱，一边让他们跟着她向上帝祷告。她念了一段主祷文，他们跟着念了一遍。临走时，老人向他们建议说：“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话，可以来我们的教堂，我的名字很好记，就叫做玛丽亚。”她又说，他们教堂的管风琴坏了，不过只要一个星期就能修复。

“听说你们寝室有个类似于妓院的名称？”等老人走远后，曾山忽然问道。

“怡春院。那是苏辛给起的，”张末说，“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名。”

“那么，你的艺名是什么？”

“摇钱树。”

曾山哈哈大笑。他说，如果单从字面来看，这个名字倒也不坏。“一棵树上挂满了闪闪发亮的金币，让风一吹就琅琅作响。”接着，曾山的话题始终离不开那些树木。香樟、槐树、冷杉、西府海棠，自然，还有石榴。

在那些粉刷过的乡村庭院中，

当南风呼呼地吹过

盖有拱顶的走廊

告诉我，是不是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下撒着果实累累的笑声？

……

张末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童年时居住过的那座郊外庭院。在阒寂的阳光下，一个男人朝她走来。

曾山激动地讲述着这首石榴诗。最后，他又提起了那棵玉兰，谈到了那些白色的、沉甸甸的、没有遮拦的花朵。而张末则开始感觉到，身边的这株玉兰树已经成了他的语言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们在街心公园待了不到一个小时。随后，他们爬上了一辆公交汽车返回学校。

车厢里拥挤不堪。尽管张末与曾山都尽力使对方与自己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让人挤到了一个角落里。他们之间的距离被强行缩短了。张末的腹部被紧紧地顶在一只椅背上。曾山虽经过顽强的抵抗，但他的姿势还是呈现出了可笑的拥抱状态，这种状态看上去只能是对一个女人蓄谋已久的袭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张末闻到了他嘴里浓重的烟草气味，她想起了父亲的烟斗。她喜欢这种气息，毕竟，它让人感到安宁。

十分钟之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售票员挤到了他们身边，递给他们每人一张罚款单。张末向他争辩说，并不是她故意不买票，而是车内实在是太拥挤了。“也许，只有苍蝇才能飞过去。”售票员很有信心地反问道：“那么，请问我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我是一只苍蝇吗？”车内随之爆发出一阵大笑。张末自己也笑了起来。这个微小的细节，对张末来说，也包含着强烈的荒诞与滑稽感，一方面，她对那位售票员感到十分厌恶，可同时，她的笑容又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她欣赏他的幽默。

12

下车之后，张末仍然为这件事感到生气。“我们又不是故意逃票……”她第一次使用了“我们”这个词。可曾山并未理解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温情。“当然，”曾山说，“不过我不太喜欢与人争辩，哲学上有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在某些情形之下，一旦引起争论，真理就不可能掌握在一方手中。它的反命题是，假如真理明显地掌握在一方手中，争论就不会延续。假如你不想两败俱伤，就只能保持沉默。”

张末显然不同意曾山这种古怪的逻辑，她叫道：“假如那位售票员朝我们走过来，我们一声不吭地交了罚款，那不等于我们默认了逃票的事实了吗？”

“问题是，你并不能证明你不是故意逃票……”

“当然可以证明，车厢内人过于拥挤，我们走不过去。”

“那么，那位售票员怎么能走过来呢？他的理由是充分的……”

“难道连你也认为，我是在故意逃票吗？”

“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我只是想提醒你，谁制定了规则，谁就拥有了真理，在售票员的规则之下，他的逻辑是合理的。”

“你的意思还是说，我是故意逃票。”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哲学。”曾山强调说。

可是张末显然已经不想与他讨论下去了。她勉强说了一句“谢谢你的电影票”，就匆匆离开了他。

张末回到寝室，苏辛一个人在房中等她，她们一见面，苏辛就问她：“怎么样，那个打鱼人是不是已经撒下了他的网？”

张末怔怔地坐在桌边，开始感到有些后悔。刚才似乎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毕竟，人家还给了她一张十分珍贵的电影票。再说，他又没有向自己表示过什么。

随后的两个星期，张末没有去听曾山的课。直到有一天，她在信箱里再度发现了一只信封。她的老师在信中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

“也许我应当修正两个星期前说过的话，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灵魂制订规则。你是对的，那个售票员是一头猪。”

张末在收发室里纵声大笑起来。她这样笑的时候，她本人并不知道，她一直犹豫不决的爱情生活已经开始了，正如一串成熟的葡萄，在不知不觉中就酿成了酒。

13

张末重新回到了教室。一连几次课，曾山的脸上都呈现出了少有的冷漠与严肃。他很少朝她看，下课铃一响，他就夹着讲义匆匆忙忙走出了教室，就像他们家的房子着了火。他们之间可供回忆的东西很少：他请她看了一场电影，还写过一封短信，为那天下午的争吵而道歉。除此之外，张末对他的一切都不甚了解。

她陷入了漫无边际的猜测与等待之中。她心中悄悄燃起的情感受到冷落与伤害。

法国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曾饶有兴趣地描述了约瑟芬与拿破仑之间的爱情悲剧，当拿破仑派出的信使日夜兼程，从托尔纳赶往巴黎，送去一封封炽烈的情书，约瑟芬通常未及拆阅，就匆匆前往沙尔上尉的城堡寻欢作乐。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瑟芬对丈夫的冷落自有她的缘由，因为拿破仑情书的烈焰照亮了她的安全感。G·勒诺特尔写到，绝对的安全感往往是导致爱情消失的最有效途径。对此，弗兰兹·卡夫卡博士评述道：“人们对于那些确定无疑已经到手的东西。往往只能扔掉它。”（前线的拿破仑在极度的失望与痛苦之中必须寻求补偿，每一封石沉大海的情书都预示着战场上一次辉煌的胜利，他的对手成了约瑟芬的替代品，历史就这样神秘地写成了。）

现在，张末在焦灼不安之中，她的爱情遭到了悬搁或延宕，她担心自己尚未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失去。这种悬置状态成了她情感的加油站。她处于被动的等待之中，并失去了相应的自省力。

我们也许不能说，爱情就是一种幻觉，但毫无疑问，它总是与幻觉紧紧相连，或者说，爱情只是一个充满幻觉的情境。张末并不知道她是如何陷入到这一个情境中去的，在一个月前，她与曾山还素不相识……

她开始怀疑并憎恶自己。她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在背离她，她抓不住任何东西，就连她梦想中的那个庭院的午后，如今也已支离破碎，只剩下了一些风和寂静中的回籁。甚至，她不敢再度逃课，因为她害怕自己的一意孤行会激怒那位有着哑铃脑袋的教师。

至此，我们或许应当简略地回顾一下他们交往的一些瞬间。在办公楼小礼堂的阴晦的过道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他，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命运将这一切瞧在眼里，但并未失去信心。曾山在课堂上晕倒，她记住了粉笔两次折断的声音，命运从暗中浮现出来，劝说她正视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后来，他们一道去看电影，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莫名其妙的争吵。命运则躲在一旁独自发笑。现在，它开始正面攻击她脆弱的内心，希望在一两个回合中速战速决，将她卓然不群的优越感一举击溃……表面上，张末在内心一遍遍提醒自己，再也不要搭理这个性情古怪的打鱼人，必须立刻将他忘掉，但她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在向自己的命运跪拜得更彻底一些而已，当她意识到，她所一向珍视的勃拉姆斯竟也有几分面目可憎之时，她自己也开始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五月初的一天，在上完课之后，曾山在文史楼外的走廊里突然叫住她，张末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您是在叫我吗？”她胸前紧紧抱着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惴惴不安地仰望他，泪水差一点流了下来。

曾山问她晚上是否有时间在一起聊聊天。

“几点钟？”她急切地问道，仿佛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曾山回答说，他整个晚上都有空（他的所有夜晚都向她敞开）。“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

尽管苏辛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提醒她，约会的时间定在八点半比较合适（“你不要急，反正他也飞不走。”），但她还是一吃完晚饭，就像一只钻出笼子的小鸟飞到了他的身边。

14

张末来到他的寝室，发现他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她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仿佛在哪儿见过。曾山向她介绍说，这位风度翩翩的男人是他的师兄，著名的小说家。他朝张末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神秘地笑了一下，然后就告辞离开了。

他的房间里烟雾缭绕，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堆满了书籍。朝北的窗户缺了一块玻璃，已经用牛皮纸糊上了。她似乎在一进门的同时就看到了他书桌上放着一只拆开的闹钟。曾山告诉她，闹钟的发条坏了。“这只闹钟是五十年代苏联产品，几乎每年都要修它一次。对我来说，修理闹钟是一个莫大的乐趣，有时它并没有坏，我还是愿意将它拆开来……”

她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显得有些局促。曾山用一张旧报纸擦了擦满是油垢的手指，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昨天下午，他与妻子离了婚。

张末微微有些吃惊。不过，她很快就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知道曾山一连几周的冷漠并不是冲着她来的。

“您一定很伤心吧？”张末故作轻松地说。而他的回答使她更加沮丧。

“那当然。”

他的语言中竟有那么多的“当然”。

“那你们干吗还要离婚呢？”

曾山苦笑了一下，随后便问她，是否可以去校园里走一走。

他们一起来到了河边，走进了一个幽僻的小树林。碎石砌成的林间小道高低不平，使得他们的胳膊有了一些轻微的触碰，每一次触碰都使她的心脏受到一次剧烈的震颤。

他们聊起了各自的家庭和童年。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酒精药棉的气息。”张末告诉他，她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用酒精棉擦手的习惯。接着，他们就聊起了张末正在准备之中的毕业论文，聊起了里尔克、霍布斯、洛克以及圣者本尼迪克特的《教规》，还有张末所喜欢的那两部书，《卢布林的魔术师》与《堂吉诃德》……

“你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是不是在读这些书？”

张末想告诉他，她低着头是因为不敢看他，但还是忍住了没说。

在他们闲聊的时候，张末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她预先就知道他结过婚（现在，她还知道他已经有一个名叫珊珊的女儿），自己会与他一起去看电影吗？

他们之间的话题越扯越远，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张末抬腕看了一下手表。由于树林中光线太暗，她其实什么也看不清。

“你晚上还有事吗？”曾山立刻问她。

张末摇了摇头，她对曾山说，眼下学校正在放春假，她打算在这个周末回一趟南京。“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的车票。”

“那你是不是早点回去整理一下东西？”

张末表示她可以再待一会儿。再说，明天到了火车上还有时间睡觉。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曾山的目光在空中搜索着，希望找回那个中断的话茬。

“你说到苏格拉底的死，你说其实他完全可以不死……”张末提醒他。

“不是，好像不是这件事，我记得……”

“要么就是斯宾诺莎在被放逐后，靠磨制镜片为生……”

在这里，他们之间的谈话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错位。如果说，爱情有着自身的一套语言系统和表述方式的话，类似的错位以后还要一再发生，并贯穿于他们全部的婚姻生活。

“我感到有些冷。”张末再次打断了他的话，并像一只刺猬那样收拢了身体。

这时，曾山正兴致勃勃地讲到格劳修斯以及荷兰第一部《航海法》的诞生，他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对张末平常的一声感叹不予理会。

“树林里似乎太潮湿了，我好像感到有些冷……”张末重复了一句。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曾山说。

张末坐在一张石凳上，没有动。她喜欢这片小树林，喜欢这里的黑暗。

张末现在的确感到了寒冷，她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

“也许我该回去了。”张末说，并随后站了起来。

“你刚才不是还说……”曾山惊讶地望着她。

在后来的生活中，张末曾多次想到了这五月的夜晚。一连几小时，他们的谈话漫无边际，不得要领，可是，在曾山送她回寝室的路上，他却突然拽住了她的胳膊。

当时，他们来到肝炎病区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从这里可以看见女生宿舍的铁栏杆大门，一个管理员打着哈欠，手里拿着一条铁链，正准备锁门。他一边催促她快一点，一边极为笨拙地拉住了她。这时，他的语言与随后的动作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曾山自己也好像吃了一惊。

路灯渐次熄灭，四周一片漆黑。他将她揽在怀里。

她闻到了他身上的烟草气味，她知道，从幼年就开始的漫长等待终于过去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瘦削的肩胛，在她耳边低声说话，她却立刻伏在他的肩头，哭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站在肝炎病区的平房前，泪流满面地亲吻。曾山吮吸着她嘴里的气息，从腹部上升到胃壁，然后到达喉管，使得她的肚子发出一连串的咕咕声。

张末感到了一种经久不息的晕眩，像一次次卷向岸边的巨浪，将海水劈头盖脸地倾泻到她的身上。她意识到，在搂抱这个动作的背后，是一种渴望消失，归于冥寂的愿望。这种晕眩或震颤激活了她内心一些互不关联的词语：庭院，午后，风，梦想的边际，终于，终于，我看见了你……

曾山的手指在她的脖颈上逗留。就如一只在花枝上迷了路的昆虫。任凭张末怎样用力吸气，以便在她胸前的肌肤与衬衣之间腾出足够的空隙，它仍然踟蹰不前。

曾山只是在她耳畔重复着他的要求：“到我那儿去……”

张末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她的老师把她带回房间之后会有什么勾当，但她还是点了点头。不过，她提出来，她要先去一下厕所。“我已经憋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

随后，曾山带着她，朝化学馆底楼的一间厕所走去。

张末从厕所里出来，似乎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她坚决地向曾山表示：她不能到他那儿去。曾山问她为什么，她咬着下唇，没有吱声，她像在掂量着一个重大的决定。曾山也觉察到，张末在上完厕所后，似乎变了一个人。甚至，他提出第二天上午送她去车站，张末也拒绝了。

他们在空旷的校园内兜了一个大圈子，天就已经亮了。清晨，他们在一簇开败的海棠花丛中分了手。对于哲学教师曾山来说，他的脑海里依然盘踞着这样一个疑问：张末在上厕所的这段时间里究竟想到了什么？

他苦苦思索着，但他注定找不到任何答案。

15

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显然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面对虚幻而衰败的尘世景观，他的梦因无处寄放而失去了依托。因此，他不得不像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强行征用爱情。

他从一面铜镜中看到了那些风姿绰约的女人，那些水中的月亮，雾中的花朵。她们影影绰绰，似有若无，就像天堂的幕帷中泄漏出来的一线光亮。他像一个炼金术士那样小心翼翼地将她们分离出来，将她们收集、珍藏，以使它不至于为外来的手指所玷污。

在曹雪芹的全部哲学中，爱情成了他抵抗虚无的最后一块壁垒，他惟恐这个壁垒构筑得不够坚固，惟恐它不堪一击，经受不住绝望的轮番的攻击，他便将贾宝玉牺牲掉了———首先是贾宝玉不可思议的女性化，然后是曹雪芹的贾宝玉化，所不同的是，贾宝玉是梦境的一个部分，而曹雪芹却是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16

基至就连张末也不知道，在她离开曾山去上厕所的这段时间里，她的身上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她想到了什么？

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她一上车就开始了呕吐。她捂着嘴奔向车厢的连接处，趴在了洗脸池上。她从水池上方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并在这张脸上看到曾山那张阴郁而遥远的面孔。

火车开始加速，树木、小河、田野依次从窗口掠过，五月的和风送来了麦穗的沉香。仅仅在与他分手几个小时之后，她已经完全记不起他的神态，他所说过的话，这个夜唯一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就是一阵阵的恶心和呕吐的感觉。她将食指伸进喉咙，直到她闻到了胆汁腥味。

张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穿斜纹布西服的中年人，此刻，他正在读着一本叶兆言的小说，《夜泊秦淮》。张末刚刚坐下，他就将书从眼前移开，像个老朋友似的朝张末笑了笑：“你大概是一位护士吧？”

“不，我的父亲倒在医院工作。”

“那么，你是一位大学生？”

张末点点头。

“我猜对了。”他跷起腿，显得很得意，“再让我来猜一猜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是计算机，还是国际金融？”

“我是学哲学的。”张末坦率地回答。

“这么说，你是一位哲学家。”他说，“既然如此，我也许可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张末朝他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如此客气。

“在你看来，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他随后又补充说，他的这个问题涉及到哲学上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

“比方说，是先有飞机呢，还是先有工程师对于飞机的构想？”

张末差一点没笑出声来。她说，尽管她学的是哲学，但对这类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你不感兴趣，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俗话说，碰上不顺心的事，仅仅闭上眼睛是不够的……”

张末似乎觉察到，这个人似乎在见面的一刹那就看穿了自己的心思。他的目光十分锋利。

“没有工程师的构想，显然我们造不出飞机，但是，假如没有飞机的雏形，他的构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张末说，据她所知，哲学界的冯友兰先生似乎在五十年代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

他告诉张末，他是南方一家制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原先就是搞哲学的，因为思考这个问题，还发了疯。“不过说来也怪，他一做起生意来，病就全好了。”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说起了别的事，还说了一些笑话，将张末逗得哈哈直乐。在这些方面，他的谈话要比哲学更加在行。

中午时分的阳光隔着窗户玻璃照在她的脸上。呕吐后的种种不适已经消失了。她懒洋洋地斜靠在车窗上，与对面的这个陌生人说着话，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

火车在经过龙潭附近的一条隧道时，车厢里亮起了灯。董事长递给她一张名片。张末充满警觉地接过它，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既然她已经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对方的名片，对方若是向她索要地址，自己就不便拒绝了。

董事长随后又对她说，他们公司在南京有一个办事处，就在高云岭45号。“对了，你有电话吗？”

张末心里想的是如何回绝他，但她不愿意说谎。她一边还在设想着怎样回绝他的种种理由，一边却飞快地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他递过来的记事本上。

17

母亲和医院的一名司机在站台上等她。

昨天晚上，当曾山在肝炎病区的那排平房前突然拽住了她，将她揽入怀中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她可以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与母亲谈话，而不是一个婴儿），但她一看见母亲，立刻便觉得有几分自惭形秽。“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吧。”她这样想着，坐进了汽车的后排。

母亲的眼圈红红的，看上去不太高兴。她问母亲，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张末回到家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宽敞的浴室里，她想起了学校浴室门前排起的长队，想起了那些赤身裸体的女人在一只水龙头底下挤作一团，一边往身上涂着肥皂，一边朝水泥地上撒尿……当她想到几天后，她将再度回到那座喧闹的校园，就感到不寒而栗。

张末从浴室里出来，母亲已经替她把午饭热好了。她感到身体有些不适。没等她吃晚饭，就发起了高烧，母亲一边在柜子里帮她找药，一边对她说：“你大概是着凉了吧？”

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床上蒙头大睡。在昏沉的睡意中，她仿佛又回到了昨夜的那片小树林里，她对曾山说，她感到有些冷，他竟然未予理会……

傍晚的时候，她醒过来一次。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他坐在床边给她量体温，与母亲低声地说着话。第二天早上，她在父亲医院的单人病房里醒来，太阳已经升高了。她看见床边的橱柜上搁着一束鲜花，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

父亲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就像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你昨晚烧到了四十一度，可把你妈吓坏了，”父亲说，“你的肺部受了一些感染，大概需要在床上躺几天。”

父亲说，他刚才已经往上海打了长途，替她请了假。

张末的眼前再次浮现出曾山那张忧郁的脸，想到了他身上的烟味，他的肺也许早已变成了黑色。他双手抱着她的脑袋，不让她动弹，疯狂地与她亲吻，仿佛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她吮吸一空。

父亲向她做了个鬼脸，对她说，他要先离开一会儿，下午再来看她。张末像个孩子似的朝他撒娇，央求他再多待一会儿。父亲的脸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的眼眶里流出了泪水。

“你还记得那个药剂师叔叔吗？”父亲问她。

“记得。”张末感到有些紧张。

“前天早上他去世了。”父亲说，“我现在要去殡仪馆参加他的追悼会。”

父亲长叹了一声，他说，这个药剂师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在小学时他们就在一起念书，一直到读完大学，分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五十年代，他们一同去苏联受训，去过古巴和坦桑尼亚。“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忠诚的朋友。”

他的眼泪终于扑扑簌簌地掉落下来，滴在她的床单上。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上方有一圈黑影。

父亲在临走前，又想起了一件事来：“对了，这束玫瑰是你的一个朋友送来的，他昨晚一连往家中打了三个电话找你，今天早上就让人送来了花。你怎么会认识生意场上的人？”

张末说，她是在回来的火车上认识他的。

父亲没有说什么，他温和地在她头上拍了拍，就起身离开了。

下午四点钟，父亲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她的床边。母亲一进门，就让父亲将手臂上的黑纱摘下来。“来看女儿还戴着它，多么不吉利。”父亲顺从地摘下黑纱，对母亲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医学，难道还迷信这个？”

母亲坐在她床边，眼睛一直不敢朝她看。张末对父亲说，南京是不是有个地方叫高云岭：“我怎么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母亲笑了起来：“你这个人就像是生活在真空里，高云岭就在咱们家附近，骑自行车大概都用不了十分钟。”

18

在校园里，张末常常有摆脱所有的人、一个人独处的强烈愿望。可是现在，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觉得寂寞难捱，总是期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她感到自己充满了活力，说明她的身体已经康复。

她在医院安静的病床上已经躺了四天。每天下午两点，父亲陪着值班护士来给她打针，除此之外，她就呆呆地看着床边那束已经发黑的玫瑰发愣。

眼下已进入梅雨天气，窗外的树木在雨中长出了碧绿的枝条，紫荆花球吸饱了雨水，碰到晴朗的午后，她也能看见住院部的病人坐在轮椅上，去喷水池边的花径上散步。

那天，她与父母偶然中谈起了高云岭，但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她知道，她也许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她与他在火车上相识，他说话很风趣，嗓音带有金属般的光泽。她对他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她还记得他说过的那些笑话，张末打算一回到上海，就将这些笑话讲给苏辛听。

她每天都在病床上想入非非，偶尔也会想起曾山，她知道，在向她敞开的无限的可能性之中，曾山实际上已经成了她的想象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她从医院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就接到了董事长打来的电话。这在张末看来，似乎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她立即为那束玫瑰向他道了谢。

董事长在电话中说，他过几天就要回广州去了，希望在临行前与她再见一面。“如果你身体方便的话，我想明天下午请你去鸡鸣寺喝茶……”张末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的邀请。董事长接着又说，他曾专门去医院看过她，“不过，那时你正在午睡，我没有叫醒你。”

放下电话，她微微感到有些后悔。他在说话时，声音中似乎含有另外的意味。她开始心慌意乱起来，心房突突地跳个不停。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心绪不宁，有些无所事事。她从一个房间窜到另外一个房间。在父亲的书房里，她从书橱里取出一本《医学手册》，强迫自己看了几页，很快就将它合上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最后，她回到客厅，陪着父亲看了一会电视。

她对这个在火车上认识的人感到了憎恶。他自称是董事长，其实一点也不懂事，仅仅因为一面之缘，他就让人送来了鲜花，还专程来医院看她，他的过分热情令人感到十分可疑。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尽管纷繁复杂，但在某些方面却显得惊人的简单，就像一出反复上演、枯燥乏味的戏剧。

父亲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她与母亲说着话，一直在想着那个人。她觉得自己的情感无从捉摸，不受理性的约束，像一片羽毛在她心里飘来荡去。她不由得想起了曾山在黑板前晕倒时所说的话。

我怎么也抓不住它……

她躺在床上，有好一阵子没有睡着。渐渐地，她的心中有了一个预感，她觉得董事长在临行前还会给她打电话（或者说，她希望他打来电话）。这个预感在第二天下午就被证实了。

当她听到他的声音，故作冷淡地问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在为稍后的约会做准备了：他再次约她出去，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她匆匆忙忙地在茶几上给母亲留了一张纸条，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化起妆来，仿佛一分钟也不愿意多耽搁，曾山的影子已经在她的意识中彻底消失了。

19

当张末装扮一新，沿着古老城墙下的护城河赶往玄武湖边的时候，她实际上是在奔向过去时代的梦想。

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她所梦想过的那个画面中：她坐在午后的庭院中，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这个画面在不久之后就遭到了分裂或切割，它一分为二：音乐教师、钢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药剂师和他的微笑、打不开的锁。

现在，时间的轮子又转了回来，分裂后的画面重新找到了它的替代物，甚至就连夕阳下的城墙与河水都让她觉得似曾相识。她曾经经历的一切宛若永恒不变的时间所设下的圈套，一缕阴影，一张假面具。

她来到湖边，远远就看见他站在一座拱桥上等她。他朝她挥了挥手，她顺从地向他走了过去。

他们沿着玄武湖散步的时候，他对张末说：“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今天下午看不到你，我就跳入湖中……”她知道他只不过开了个玩笑，而且言语间带有一种她所憎恶的矫饰的成分，但是在此刻，她体内自有一种韵律符合它的节拍，或者说，她宁愿相信他是认真的，心底不知不觉渗进一丝暖融融的潜流，它既清新又醇厚，就像湖面扑鼻而来的五月芬芳。

黑夜很快就将他们吞噬了。他一次次试图将手搭在她的肩上，抚弄她的头发，她一次次将它拿开。他一再重复着这个动作，同时温和地与她说着话，直到张末觉得他这么做，其实也很平常。

他们在湖心的秦淮渔村吃了晚饭，张末还第一次喝了酒。随后，他带她来到了一处稻草搭成的凉亭里，在微微的酒意中，张末感到有些害怕。在这个夜阑人静的夜晚，她觉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董事长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她则假装认真地加以回答。两个人的欲望开始沆瀣一气。她的意识仿佛纠缠在他的古怪的询问之中，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对她的肉体加以关注或保护。董事长将她越抱越紧，她的身体驯服地迎向他……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因为她感觉到他冰凉的手指正在抚摸着她的脖颈。她想起了曾山的那只手，它像一只在花枝上迷路的昆虫。但董事长的那只灵巧有力的手却没有作更多的停留，它顺着她衬衣的领子迅速下滑，而她随之而来的呻吟又对它加以鼓励。

他低声地对她说：“我做梦都想看看你不穿衣服时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的话越来越下流，无耻。他说出一个肮脏的字眼，然后让她重复一遍。她重复着那些词语，浑身战栗，喘息越来越重。她感到羞耻，同时，羞耻本身又给她高涨的肉体烈焰添柴加油。她想起了安德烈·纪德的一句话：“肉体的彻底解放，全部有赖于灵魂的沉默不语……”

她紧紧地搂着他，疯狂地吻着他的脸，一遍遍地对他说：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

她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当董事长试图伸手掀开她的裙子时，她才用力地推开他。

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还有那个药剂师，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将母亲轻轻地推倒在沙发上，然后迅速地撩开她的长裙，盖住了她的脸。

20

张末坐在玄武湖边的一条石凳上，凝望着湖中栖息的一群野鸭和那些被浪头卷向岸边的船只，再次感到了无所依归的孤寂。父亲在一片树林中打完太极拳，又接着做起了云手健身操。

残秋将尽。树木为寒霜打暗，南风中透出枯索的凉意。现在，太阳尚未升起，湖边没有什么游人，那处稻草顶篷的凉亭在枫树的掩翼下，显得空空荡荡。

在国际学术会议即将开幕的前夕，张末收到了曾山从上海发来的邀请信，她很快就寄去了论文，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去参加这次会议。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她与曾山离异已整整两年。她依旧生活在过去。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们的分手并不存在着某种深刻的理由。她向他提出离婚，他一声不吭。一周后，他们去了法院。当张末拖着沉重的皮箱与他告别时，她还心存一丝侥幸，她觉得曾山会在最后的一刻留下她。

在疾驶的火车上，随着这个城市高大的建筑物为农田和小河所取代，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甚至，她一度觉得这趟火车正在开往上海，而曾山将会像往常那样，在站台上等候着她的到来。

曾山在来信中向她征询住宿方面的安排，并告诉了她新装电话的号码。但她还是提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假如你那儿没有什么不便，我还是愿意替单位省下这笔住宿费。”她知道，在学术会议开幕之前，曾山已经没有时间给她期待中的答复了。一切的问题也许只能留待会议见面时加以解决。

两年来，曾山的生活也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毫无变化。她不知道，变化本身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一种隐忧，还是一种期待。

她与父亲从玄武湖回到家中，有些迟疑地给曾山打电话，她担心话筒里会传来一位陌生女人的声音，直到她听到占线的忙音，才松了一口气。

十五分钟以后，她又一次拿起了电话，依然是占线的声音。她反复拨打着电话，仿佛这个电话会成为她一生中最后一个转折点，而她对它的到来又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天晚上，张末早早就在床上躺下了，深夜两点，她被屋外突然响起的雨声惊醒。她谛听着飒飒的雨声，所有的感官被磨砺得越来越纤细。她感到自己是如此的需要他。她将脸紧紧地贴在枕巾上，哭得浑身颤抖。

她穿着一件睡衣，蹑手蹑脚地从床上起来，走到了客厅里。窗外的闪电照亮了茶几上那台黑色的电话机。

她拿起它，给曾山拨通了电话，但随后又将它搁下了。

第三章

由于出现了突发事件，会议再次中断。

1

傍晚时分，曾山副教授从宿舍里出来，穿过喧闹的校园，朝学校对门的松鹤大酒店走去。

在经过书店旁的那家心理咨询诊所时，迎面碰到了他的师兄子衿博士。他恰好心不在焉地从诊所里出来。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子衿显然不愿意与他的师弟搭讪。他想缩身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曾山叫住了他。

“你不是说要去杭州吗？”

“我这会儿不是已经在杭州了吗？”子衿反问道。

听他这么说，曾山吃了一惊。

子衿朝他勉强笑了笑，转身走开了。曾山似乎还没有听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一直目送着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在宿舍的拐角处消失。

一个幽灵。他听见诊所的那位女博士叹息了一声。

几天来，曾山一直在为他的师兄感到深深的担忧。慧能院长在咖啡馆第一次见到他，就意味深长地向他发出了不详的信号。曾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贾兰坡教授的死与师兄几天前所蓄意编造的谎言之间好像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不愿意在这方面想得太深，那是因为连续的失眠已使他的大脑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他决定，一旦他的师兄从杭州回来，他就找个机会与他好好谈一次。

这是学术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虽然贾兰坡教授的突然死去给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还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但在眼下，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今天上午，上海的各大报纸都在显赫位置刊登了有关会议的报道，与此同时，一个盛大的晚宴正在松鹤大酒店举行。一路上，曾山反复从口袋中掏出请柬，看看自己有没有记错宴会的时间。

他来到酒店的大堂里，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他在宴会厅入口处的签名册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交上请柬，得到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礼品，然后，一位小姐将他领到了他的座位前。

与他同坐一桌的客人，除了中午刚刚见过面的德国神学家唐彼得、他的中国秘书、校部的一位教务长与老秦之外，余下的几位都是第一次见面。此刻，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说着话，只是，在赞助商的致辞声中，曾山几乎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唐彼得与他的中国秘书显得十分亲密。他们用德语交谈。曾山想起来，他当年在报考贾兰坡教授的研究生时，贾先生曾反复叮嘱他，除了英语之外，他还应当自学一门德语，最好还能懂拉丁语。“你不懂德语，还搞什么哲学？！”

因此，在酒桌上，他所处的地位十分隐蔽。他知道唐彼得正在向秘书谈论什么，她为何脸色绯红，为何目光躲躲闪闪。

曾山的左侧坐着一位外地代表。他五十上下年纪，脑袋已经谢了顶。由于无人与他交谈，他显得有些局促，只好打开礼品袋，端详其中的礼品，将塑料包装纸弄得哗哗作响，他首先从袋中取出两盒护心丸，正反两面瞧了瞧，然后对曾山说，他的心脏病恰好用得着它。他告诉曾山，几天前他去一个学生的住处洗澡，没想到却因心脏病复发而晕倒在了浴室里。“我是偷偷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吃完了这顿饭，我还得回去打点滴……”

他小心翼翼地将护心丸放回袋中，又取出了一大盒西洋参，两盒生命口服液，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他最后取出的是一块精美的时装表。他把玩这块手表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他一会儿将它戴在手腕上，一会儿又摘下它，直到赞助商的致辞结束，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他用胳膊碰了碰曾山：“老兄，这块手表是真的？”在得到曾山肯定的答复之后，他立即用浓重的湖北口音说了声：

“我操！”

晚宴正式开始之后，大家似乎仍未找到共同的话题。老秦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深表忧虑，可惜他的一番高论既无人附会，也无人反驳。

在曾山右边坐着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代表，他一边啃着牛排，一边向邻座的一位女士介绍他们商丘的地方戏。他费力地吞下那块牛排之后，清了清嗓子，看上去随时准备为她哼上一段。

就在这时，侍者端上来一只热气腾腾的砂罐。老秦夹了一块尝了尝，然后他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诸位，你们猜猜看，砂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大伙纷纷举筷尝了尝，都说不出所以然。便将目光投向了老秦。这样一来，老秦倒反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牛鞭……”他宣布道。

德国神学家唐彼得此刻也被吸引了过来。“牛鞭是什么？”他问道，对身边的女秘书看了一眼。女秘书犹豫了一下，按照她在这方面有限的知识向他认真地作了翻译和解释。

湖北来的代表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牛鞭是什么？问得好，哈哈……”

他转身对曾山说，这次晚宴真是让他大开眼界，他一回到襄樊，就要将这件事说给他的老婆听。“你知道，我老婆最喜欢听笑话，庸俗一点也不太要紧……”

老秦这会儿正忙着向唐彼得介绍牛鞭的药用功能。唐彼得听后莞尔一笑，他用德语对身边的女秘书说道：

“这么说，今天晚上你不是要倒霉了吗……”

“诸位，说到牛鞭，倒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教务长很长时间没有机会说话，这时，他决定表现一下，“它十分有趣，故事说的是，一位日本商人去西班牙看斗牛，晚上，他与一位英国绅士在同一家饭馆吃饭……”

教务长的故事讲到一半，曾山就起身离开了。剧烈的胃部痉挛使他脸上沁出了汗珠。他来到屋外，让冷风一吹，不禁一阵恶心。

他蹲在酒店外的一个花坛边，开始呕吐。一条卷毛狗紧紧地挨着他，将地上的污物舔食一空。

曾山伸手从衣兜里往外掏手绢的时候，手指触碰到了一只硬纸盒。

那是他上午在车站买的一盒避孕套。

2

很晚的时候，慧能院长突然来到了曾山的住处。他没有参加当晚的酒会。

“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但却是一个持斋吃素者……”

他笑了笑，毫无拘束地盘腿坐在曾山的床上，像是在练瑜伽功。他的目光既亲切，又充满威严。

“英国的布莱克曾经说过，通常，一个人看什么，就决定了他是什么。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吃什么就决定了他的心灵类别。”慧能院长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庄子在他的寓言中提到了一种鸟，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可是现在的人几乎什么都吃……”

“据说，亚里士多德爱吃海藻，伏尔泰喜食樱桃，而施宾格勒却偏爱动物的内脏。”曾山说。

“那么，你平常都吃些什么？”慧能问他。

“方便面。”

“它已经侵蚀了你的胃，”慧能院长盯着他的脸，“另外，你的肝脏也不太好。”

“您当过医生吗？”

“这倒没有。我在寺院里为了打发时光，曾研究过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为给自己治病，也懂得辨识几种草药。”

在很久以前，曾山与慧能就开始了通信。他向慧能请教一些佛学上的问题，有时也请他代买一些佛教的典籍。他一直珍藏着慧能院长的来信，就如收集植物的标本，并经常取出来翻阅，似乎他的每一封信都来自于尘世之外。但他与慧能院长的第一次见面，还是让他多少有些意外。

他长得高大，健壮，面色红润。虽已七十高龄，却丝毫看不出任何衰朽之相。他目光如炬，洞幽烛微，犹若鹰隼。看上去，他不像是一个深居寺院的僧侣，倒像是一个退伍军人。

曾山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想象着若是让他穿上一身旧军装后会是什么样子。他还想起了贾兰坡教授的追悼会：慧能院长彬彬有礼地朝师母走过去，向她伸出右手，而师母则假装视而不见，坐在藤椅上一动没动。这一情形使人不免会联想到，他与师母一度相当熟悉……

“大师在出家之前，是否专门研究过哲学？”曾山问道。

“当然，我还是在读私塾的时候，就有幸见到了名重一时的梁漱溟先生，他那时正在山东从事乡村文化建设。后来我去了德国和瑞典，在弗雷堡大学研究中世纪的神学。眼看还有两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了，却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您后来的出家吗？”

慧能院长点点头，他的脸色矜持而肃穆，似乎不太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再谈下去。

“你想到过进修道院吗？比方说，皈依基督……”

慧能院长解释说，他认为佛教对他而言更为适宜。“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很多，一心想逃脱尘世，找个地方躲起来。”

“您能不能告诉我……”

慧能院长慈祥地对他笑了笑，示意他太心急了。

“你在来信中也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答应过你，一旦我认为时机合适，我就会将一生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你打算在顷刻之间就将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在哲学上，这是不可能的。”慧能院长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不过，看得出，你这个人慧根很深，尽管我什么还没说，你就已经猜到了不少……”

曾山的脸红了。他开始为自己刚才的唐突感到后悔。

他们接着就聊起了明天就要开幕的学术讨论会。慧能院长提到，似乎很多人对这次会议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实际上，所有的会议都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它就像是一个没有货物的集贸市场，人们从各地来到这里，却不知道要买，或者卖些什么。甚至，在秋意萧瑟的季节，连旅游也并不适合。”

曾山的眼睛一直看着桌上那只拆散的闹钟。几天前，曾山将它拆开后，一直没有心思将它装上。

“这次会议虽然尚未开幕，但我已一心盼望着它早日结束，”曾山说，“我有一种预感……”

“我们都不是预言家，”慧能若有所思地说，“你大概是看到了一些不好的征兆，因而感到不安。但事实上，这类征兆一直存在着。在三百年之前，甚至更早，它就出现了。它就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一直淌到了今天，这次会议只不过是河面上泛出的一个气泡而已，也许连气泡也算不上。在精神病学的领域，倘若一个人患有神经病，常常会对未来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与忧虑。医生所能做的，也只是反复告诉他：你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过了。病人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病就会霍然而愈。

“简单来说，哲学也好，艺术也好，都是对现象的猜测或拙劣的仿制，世界本身有着它自己的逻辑。可口可乐的广告风格与股市行情不会因为一次学术会议而有所改变，因此，思索和担忧都是不必要的。”

“那么，宗教呢？”

“哲学与宗教并不完全一样，”慧能说，“假如说哲学或科学所追求的是知识，宗教存在的依据恰恰就是无知。我不知道，哲学与宗教，哪一个更符合人类自身的愿望。”

“导师在世时也表述过类似的思想，”曾山说，“他曾经明确地向我谈到过这样一个看法，哲学也许能够很好地解决过去或未来的问题，但对于‘现在’却是无能为力的。”

慧能院长补充说，最早表达过这个见解的是法国格言作家拉罗什福科。“这个人生来仿佛就是为了怀疑。他的格言十分锋利，但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从他晚年的著述来看，他怀疑的火焰甚至将他自己也一同焚毁了。这让我想起了你的导师，当他从十几层高的楼房上纵身越出阳台的一刹那，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了些什么。”

“我总觉得贾先生的死也许另有原因……”

“也许等不到这次会议结束，这件事就会有结果的。”慧能院长从床上下来，看样子是在打算离开了。

临走时，慧能对曾山说，明天大会开幕式后，会务组要组织代表们去参观建造中的南浦大桥。“到时候，我们不妨接着谈。”

3

子衿曾多次试图向他证明，生活中那些与他交往的女人，仿佛是漫漫旅途中的一个个客栈，他来到那里，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出于采撷的愿望。他仅仅是一个寄居者，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十天，甚至更长，然后就离开她，奔向一个新的地点。他的记忆收藏着她们具体而微的笑容，形态各异的呻吟或喘息，以及种种妙不可言的隐秘。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老卡拉玛佐夫，美貌的名门闺秀与河边偶尔遇到的白痴妇女并无多大的不同。

他不知道张末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帖止痛剂，还是一针吗啡。正如子衿所嘲讽的那样，他与妻子离婚，逃出樊笼，只不过是为了钻入另一个牢狱。你在无意之中闯入了一幢房子，便忘记了自己的行程。墙壁上的图案热烈而迷乱，富于幻想色彩，它的气息令人沉醉。你便在一种幻觉中抵达了最后的家园，打算在那里安营扎寨，永远不想离开。你需要安宁，稳定，或者说只需要这些，以抵制那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怪诞，崩溃，战栗，滑稽和不真实感。而她则成了一绺分泌的汗腺，被吮食一空的果壳，一张揉皱的纸，一朵失去水分的花蕾。

张末往往在很晚的时候才会从曾山的住处离开。他照例送她回寝室。他们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图书馆的附近，他们要经过一段茂密的杉树林。在林间小路拐弯处的路面上，阴沟的井盖被揭开后留下了一个半月形的洞口。有一次，他们经过那里，张末的自行车在井盖上磕碰了一下，车把歪向一边，撞到了河边的一棵棕榈树上。

曾山下了车，走到她的跟前，问她碰伤了没有，然后他对张末说：“明天晚上，你走里面，我走外面。”

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形依然如故。曾山与张末聊着永远也谈不完的斯宾诺莎，渐渐地将张末再次挤到了井盖前。她不是撞到树上，就是撞在了河边的桥栏上。

直到有一天，张末扭伤了脚踝，她才决定放弃骑车。即便他们步行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依然能够看到那个翘起的井盖。

类似的事件在他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可是，月光下的那个幽黑而深邃的洞穴仿佛某种宿命的象征，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除去的烙印。它就像令人恐惧的神祇所张开的嘴巴，似乎要将一切都吞噬掉。

结婚后，他们搬到了一个新的宿舍楼，但张末还是没有忘掉它，她常常在梦中惊醒，紧紧抓住曾山的手：“我又在那儿跌了一跤……”曾山茫然无措地盯着墙壁，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

曾山不安地想到，在爱情上，他也许只是一个失语症患者，一个行为障碍的终极之源，宛若一个富甲天下的庄园主，面对万贯家财，却不知如何挥霍。也许对于女人而言，他与子衿恰好是同一类人：子衿对于女人的冷漠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前提，而他的冷漠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果。

在慧能和尚离开后的两个小时里，曾山一直躺在床上联想翩跹。子衿此刻正坐在一辆开往杭州的火车上，下车后他将住入西子湖边的一座旅馆。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将带着他的女友，他的一卸为快的烦恼走进一家妇婴医院……

4

曾山正这样想着，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他拧亮床头的一盏台灯，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两点钟。

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之前，也是深夜两点，屋外下着大雨，他被电话铃声惊醒。他拿起电话，对方却挂断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电话是张末打来的。她拨通了曾山的电话，却想起一件令人心悸的事……但是对曾山而言，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给他过剩的想象力提供了驰骋的空间，他甚至相信，这个电话是贾兰坡教授的临终求援，并一厢情愿地与导师达成了和解。

自从曾山装上电话之后，一连几个星期无人打入，这使他感到极为愤怒。后来，他在去公园看女儿的时候，用两块变质的巧克力换取了女儿的信任：“给爸爸打个电话怎么样？”他的女儿使劲地点了点头。结果，他在电话机旁一直守候了大半夜，也没见女儿来电话。他只得给前妻打了一个。她对曾山说，她很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月中失去工作。为了节省下这笔无用的开支，她已经决定将电话移给邻居。曾山问她珊珊在哪里，前妻说，她躺在她自己的箱子里睡着了。

曾山带着一种企盼着什么事发生的强烈期待拿起了电话。他一听到对方的声音，立刻就泄了气。电话是子衿从杭州打来的。

“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子衿兴高采烈地叫道。

曾山想了一下，对他的师兄说：“我实在猜不出来……何况，这个世界上发生任何事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

“你一定得猜一猜，我给你三次机会。”

“总不会是你得到了诺贝尔奖了吧？”曾山略带讽刺地说了一句。他知道，他的师兄一直对这个莫名其妙的奖金想入非非，似乎随时都在准备着踏上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旅程。

“你还有两次机会……”

从声音上来判断，子衿的兴奋已成强弩之末，曾山立即感觉到自己的玩笑已经刺伤了他。

“你不要急，让我想想看……你那里是不是有了张末的消息？”

一段冗长的静默。在这段静默中，双方都感到十分尴尬：曾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而子衿也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玩笑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告诉你吧，她没有怀孕。”子衿兴味索然地亮出了他的底牌。

“怎么回事？”曾山勉强问道，“你是怎么发现的？”

子衿在电话中告诉他，火车抵达嘉兴站的时候，她起身去厕所，半天没有回来。子衿于百无聊赖之中，打开了她随身带着的一只皮包，打算从里面找出一本书籍或杂志之类的东西随便翻翻，但他没有想到，她的包中竟有一盒打开的丹碧丝。

他的女友刚刚回到座位上，子衿就像一个职业侦探似的进了那间厕所，他从一只废纸篓里看到了全部的真相。

“问题就是这样简单，”子衿说，“她来了例假，而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两个都是我梦寐以求的……”

“假如她明明知道怀孕只是一个骗局，为何她又答应与你一起去杭州呢？”曾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这就是奥妙所在。”子衿以一个兄长的口吻对师弟说，“你想在这类事情上展开哲学思考注定是徒劳无益的，女人就是女人，她们与哲学毫不相干……”

子衿说，他也许明后天就可以返回上海。“具体详情，等我回来之后再向你通报，现在，我要找家私人旅馆住下来，好好‘庆祝’一番。我要让她为这事付出相当的代价……”

最后，师兄恳请曾山原谅他的不礼貌。昨晚，曾山在赶赴酒店的途中遇见他，子衿似乎不太愿意搭理他。

“这些天来，我被这件事折腾得差一点就要发疯了。在我等待着她来例假的那段日子里，她短裤上的血迹就是我的天堂。”

5

在现实生活中，子衿是一个彻底的不合作者，冷漠与谎言成了他唯一的护身符。他只对自己负责，就像那些一度失去了家园的犹太妇女，只能将所有的财富都背在自己的肩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秦却是一个调情者。

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调情者，他们寄居在某种边缘或夹缝地带，犹如变色虫匿身于苍翠的树叶之中。纷繁复杂的现实既是他们展开活动的舞台，也是他们的隐身之所。他们与社会总是眉来眼去，但从不同床共眠。他们驱使着别人，也为别人所操纵。他们嗅觉灵敏，相时而动。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凶相毕现，时而安贫乐道，时而愤世嫉俗。一旦危险来临，他们就在社会巨大的幕幛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或独钓寒江，或访麻问菊。郑燮三绝琴棋事，东坡一生儒道佛。他们既可以得到现实的种种好处，财富、名望、安宁甚至不朽，又可以逃避惩罚。况且，即便是惩罚本身也并非不可以加以利用。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中，他们既是一名游戏者，又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的身份介乎诗人与政客、商人与隐士之间，倘若略加规别，则又可统称为知识分子。

作为这样一个调情者，老秦的方式已远远落后于他所处的时代。他虽然发表了三十余篇哲学论文，但在学术界却毫无影响。为此，他开始了痛苦的思索。

他找到了贾兰坡教授，希望他给自己指点迷津。贾先生在听完老秦的苦衷之后，立即慷慨地对他进行了必要的点拨：“在当今的学术界，你的方法的确已经过时，人们探讨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如何使人大吃一惊……”贾兰坡先生寥寥数语，便使老秦耳聪目明，若有所悟。

这就是老秦在整个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产生的背景。由于这篇文章，他已获通过的副教授职称被予以取消，并被无限期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从此之后，他不得不一度放弃学术研究，将一名庄子研究者的身份换作了职业检查作者———他一遍遍地写着那些检查，连头发都写白了。

他有理由为此感到愤怒：众人皆有余，唯我独若遗。这种愤怒毫无例外地指向自身，类似于心理学上所谓的自我惩罚，并导致了他的肝炎发作。他在医院的肝炎病房足足躺了四个月。

事后，当他听说，自己副教授的名额落到了贾兰坡教授的一名女弟子身上，理智险些失控，他怒气冲冲地闯入贾兰坡教授家中，将恰好待在那里的曾山吓了一跳。

贾兰坡先生哈哈一笑：“你没有掌握好分寸，俗话说，过犹不及。我的意思，你只要在天幕上划上一刀，透进一些亮光就可以了，谁知你一把将幕布扯了下来……”

老秦似乎还想分辩，可贾先生脸上的笑容顿然敛收，不动声色地下了逐客令。曾山看见老秦的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水。因此，曾山作过这样的猜测，如果说贾兰坡教授突然亡故曾使得一些人暗中庆幸，那么，老秦在心花怒放之余，一定会觉得大仇已报。

没过多久，老秦就决定从这件事的阴影中重新振作起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他是一个进入历史的人。而他在文科大楼开电梯的妻子则这样对系里的同仁宣布：“我们家老秦这会儿可真是想通了……”他是如何想通的，曾山却不得而知。

因为这篇文章，现实的处境日趋艰难，但他也并非毫无斩获。因为他在这件事后，名声播于全国，理所当然地厕身于名流的行列。一个落魄的名流毕竟也还是名流。

现在，老秦最大的期待就是若干年后的平反昭雪。杀它一个回马枪。为了不至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烈士的虚名，他目前所需做的，仅仅是锻炼身体而已。

所以，这天清晨，曾山在早上五点钟就看到老秦在校园里跑步，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

6

曾山因为失眠，干脆从床上爬了起来，只身来到校园闲逛。

天还没有完全亮。树篱与楼房之前弥漫着一层轻雾，寒秋将尽，草地上已经覆盖一层白白的薄霜。

在一处空气清新的树林里，老秦穿着短裤背心，双手握拳，放在腰间，以一个职业军人的标准姿势练习折返跑。

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跑，一边作羚羊式的上下腾跃，嘴里念念有词，仿佛正在进行一种复杂的舞蹈训练。

曾山抱臂站在桥头，凝望着远处的河面。晓风从光秃秃的树梢上吹过，在地理馆古老大楼的顶端发出回响，河面上的雾气渐渐散入树林，老秦的身影看上去显得隐隐绰绰的。

导师贾兰坡在世时曾对曾山说，我们处于一个混合的时代，就像各种染料搅混在一只盛满清水的缸中。你从中已照不出自己的影子。当你站在桥边，享受着清新的晨风与树丛中的鸟鸣，却不得不同时忍受着从邻近的化工厂飘来的烂苹果味，氧化铁厂上空吹来的甜风。

曾山在桥头伫立了一会儿，正打算离开，老秦还是发现了他。

他将随身带来的一件军大衣披上，穿过一片雏菊花丛，朝曾山走了过来。

“已经是第三次了吧？”老秦说，“我刚刚做完健身操，就看见你在桥头站着。”

曾山说他睡不着，出来随便转转。

“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身体要紧啊，蝼蚁尚且惜命偷生，何况人呢？”老秦关切地拉住曾山的手，使劲捏了两捏。

曾山感到他的手掌热乎乎的，经过锻炼，他的臂力已然非同小可。

他颇为自得地对曾山说，他如今已成了家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吃两粒金牡蛎，喝上一碗他妻子亲自熬的鸡汤。他一提到鸡汤，曾山立刻就闻到了他嘴里一股浓重的鸡屎味。

“我上次跟你说起过的那件事，你觉得怎么样？”

曾山充满歉意地摇了摇头，表示他早已忘了这件事。

“是这样，”老秦说，“今天上午九点，学术会议就要开幕了，我们几个酝酿了一个计划，具体地说来……”

“您先别忙，”曾山打断了他的话，“您刚才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哪些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联络了十几位代表，”老秦坦率地说，“我曾经向子衿也透露过这个计划，可他居然不屑一顾，他这个人，成天嬉皮兮兮的，实在要不得……”

“那么，你们打算在会上搞些什么动作呢？”

“一个大动作。”老秦故作神秘地对曾山说，“我们准备暗中操纵这次会议……”

“可是据我所知，大会的议程早已排定，发言者的名单预先也经过反复筛选，你们打算插上一杠子，并不容易。”

“这件事当然会有一定的难度。”老秦沉吟了半刻，又说，“不过，竹山倒是有一个十分稳妥的办法。”

“竹山？”曾山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故而问了一句。

“就是慧能院长。”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他还有这么一个名字？”

“这么说，你们早就认识？”

曾山说，他原先与慧能院长通过几封信，曾在南京的紫金山下有过一面之缘。

曾山忽然觉得有些紧张。没想到连他一向尊崇的慧能大师也卷入了这个计划，看来这件事的确非同小可。

“你们怎么想到要这么做？我是说，它有什么必要呢？”曾山一脸疑惑，但显然开始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实际上是全国哲学学会的一次年会，因为经费所限，已经五年没有举办过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除了各个大学的专家学者、社科院的元老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不少报社与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会上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整个学术界的神经。你知道，目前的现实，对我们来说，形同一场噩梦。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是普遍而深刻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危险，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知识分子却对它熟视无睹。因此，我们设想，在这个大会上发起一个‘精神拯救’的大讨论，从而改变会议的基本议题，并由此推向全国……”

从老秦的一番话中，曾山似乎感到他是用别人的嗓音在说话。类似的声音，他既熟悉又陌生。他本能地意识到，在这个计划背后，也许存在着一批显赫人物的长长名单。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两个月前。”老秦说，“原先我们都觉得，这个计划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贾兰坡教授。他是你的导师，我也许不该这样说，但他确已老朽昏聩，实在难以担当哲学学会会长的重任，我们本想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将他选掉，没想到，他从阳台上这么往下一跳，倒使我们省掉了这个麻烦。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由此可见，上帝已经站到了我们一边。”

“这个计划是谁牵的头？”

老秦说，关于这一点，他暂时还要保密：“反正不会是我，我刚刚被通报批评，身份也不大合适。”

“你们也许仅仅是想操纵一下理事会的选举吧？”曾山半开玩笑地对老秦说。

老秦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强调说，理事会的选举虽然也很重要，但却并不是他们计划的出发点。“在这个不尴不尬的时代，大家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这决非历史的进步。即便你怀有纯洁而高尚的道德动机，人们也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另有图谋。所以，对永恒信念的丧失正是道德堕落的根源。有时我在想，地球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毁灭了，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甚至连‘不朽’这个概念亦会一同消失，这样想一想，的确很可怕……”

“你有没有想过，”曾山提醒他，“你们这样做会再次触怒校方，甚至……”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老秦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嘶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想想看，我几乎什么事还没有来得及做，就要面临退休了。”

看到老秦这样，曾山对他不禁有了一丝同情，看来，他在很多问题上并未想通。

他们这样说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曾山的宿舍楼下。临走时，老秦对曾山说，今天下午，代表们在参观完南浦大桥之后，他们几个人将在学校后门的枣苑餐厅再次聚会，商量进一步的计划，他希望曾山能够前来参加。

从后来事情发展的进程来看，老秦他们的这次聚会多半没能如期举行。因为，在上午会议的开幕式进行当中，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7

坐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大厅里，曾山整整一个上午都在恹恹欲睡。直到后来会场上出现了突如其来的骚动，他仍然未能摆脱这种抑郁而失重的状态。

他并没有睡着。他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架急速下降的电梯里，唯一的感觉就是眩晕和坠落。当大会主持人提议为已故的贾兰坡教授默哀三分钟的时候，他摇摇晃晃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的心里对死者充满了羡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的导师毕竟已经死了，就像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终于甩掉了自己，消失在了虚幻时间的背后。

他不知道，除了可以预知的死亡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方式能够帮助他摆脱肉体、情感以及意志的羁绊，挣脱那些他所憎恶的人，所有的人。

他不由得再次想起了张末那张幽暗不明的脸庞，但在此刻，在连续几天的失眠之后，他连这张脸也感到憎恨。仅仅是出于对一种彻底无序状态的天然恐惧，出于对他的精神分崩离析的警觉与提防，他心里的一股柔情在无奈地挽留着它，他孱弱的意志在与废墟中的旷野作徒劳的抗争。

一个人并非生来就会厌恶自己的生命，但对曾山而言，最大的荒谬恰恰在于，他并不知道这种情感是如何产生的，这就使得痛苦本身都带有一种矫情和无病呻吟的性质。比如说，当他向师兄谈起这方面的情形，子衿曾这样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他不知如何作答。在他看来，意识的振动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思维，而只是个人神经不安的状况而已。他进而认识到，谈论自杀或痛苦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

他睁开眼睛，环顾了一下会场：主席台上簇拥着鲜花，校长正在讲话。代表们正襟危坐，踌躇满志。麦克风发出的声音似乎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

在会议大厅的门口，站着四五个警察。通过走廊的茶色玻璃，他看见图书馆楼下的草坪上停着两辆警车。一个身穿便衣的人正朝着对讲机飞快地说着什么。

事实上，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谁都没有想到这天上午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只是在事后，当代表们聚在一起再次谈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位代表才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几乎在校长开始讲话的同时，警察就已经出现在大厅外的走廊里。也许他们本打算在校长的讲话结束之后再开始行动。但是校长在这天上午兴致很高，仿佛着意要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面前展露一下他的口才，他的讲话既冗长又乏味。那伙人在门外抽了两支烟后，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才突然冲进了会场。

可是，会务组的老秦却提出了迥然不同的推断：当警察出现在大厅门外的时候，校长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鉴于校长曾长期分管公安处的工作，他没有理由将市局的警员误认为本校的保安。老秦分析说，校长原先以为警察们是冲着他来的，他故意拖延讲话的时间，实际上是在极度的不安中思索着如何应付这场突如其来的麻烦。老秦很快提出了他的理由：学校不久前刚刚竣工的理科大楼出现了尽人皆知的经济问题，账面上一百七十余万的巨资不翼而飞。他的惊慌不安恰好证明了他的受贿嫌疑……

老秦的分析立即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在没有明显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妄下结论，这多少有损于学者的形象。在他们看来，校长当时的举止失措仅仅是因为他对突发事件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

在通常的情况下，警察们一旦决定采取某种步骤，他们的行动就会变得异常迅猛。两位警察在校长的讲话声中冲向主席台，其中的一位还掏出了手铐。校长不得不中断了讲话。他脸色苍白地站起身来，在警察逼近的同时连连后退。

直到警察扑向会议赞助商的那一刻，校长才如梦初醒地掏出手帕来擦汗。他对旁边的大会主持人看了一眼，那神情仿佛在暗示对方：他们所要抓的人并不是我……一位警员彬彬有礼地来到校长跟前，为打断他的讲话表示了歉意。

赞助商极为镇定地在拘捕证上签了字，就像他对这件事早有预料。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肃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我们追捕了你整整两年，没想到你却躲到这儿开会来了……”

“我还差一点当上了教授。”赞助商颇为自得地说，“你们晚来十分钟，我就能拿到聘书……”

“不过，你拿不拿聘书，几个月之后，结果反正一样。”

“那么你呢？几十年之后，你能知道你的骨灰飘向哪里？”赞助商虽然嘴上这么说，他的两条腿却已经开始了持续的战栗。

赞助商被带出会场之后，校长的讲话继续进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晰地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学术讨论会看来又得延期了。

校长的讲话依然不着边际。眼下，他至少遇到了以下两个难题。首先，他不得不决定取消原定程序中的授聘仪式，并对这件事作出令人难堪的解释。其次，赞助商被捕之后，他所提供的资金将被作为赃款而冻结，规模空前的学术会议将何以收场？这就如同一位主妇正为无米下锅而忧心忡忡，而丈夫却招罗了一帮客人来家吃饭。表面上校长在滔滔不绝，实际上他的大脑一片混沌。

校方对大会经费的担忧看来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这天下午，代表们就接到了通知：昨晚在松鹤大酒店分发的礼品必须如数交回。只是西洋参和生命口服液因被一些性情急躁的代表开盒饮用已无法收齐。

傍晚时分，会务组的负责人老秦拎着满满一塑料袋手表走出了专家楼的大门。他早已将酝酿许久的行动计划抛在了脑后。他兴高采烈的样子，俨然就是一位手表推销商。

8

在刑侦人员闯入会议大厅的那一刻，校长表现出来的可笑失态是情有可原的。他也许是廉洁而清白的，但面对那样的场面，依然会感到恐惧和战栗。一种真正的战栗。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很少的人会沦为罪犯，而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存有犯罪的潜在欲望。犹太教的原罪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获得了可信的依据：当你的眼睛朝某个女人的背影瞥上一眼而生发出活跃的想象，你实际上已经犯了罪。因此在拉罗什福科的笔下，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圣徒与无辜者。

在学术会议被迫中断的第二天，曾山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情形。

凌晨四点钟左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他从床上惊醒。他已经沉睡了整整十一个小时。他感到自己又获得了充沛的生命力，足以应付所有的突发事件。

他打开门，看见公安处的年处长正在门外朝他发出会意的微笑。

他的身后还站着另外两个人。在灰暗的光线下，他看不清他们的脸。穿室而过的晨风中夹杂着一缕香水的气息，据此可以推断，他们中至少有一位是女性。

年处长向曾山介绍说，他带来了市局的两位警探。他们急于查清某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希望他能够予以合作。

一想到自己也许在无意中卷入了某个案件，曾山在极度的不安中又感到了一丝兴奋。

他按亮了床头的一盏台灯。那位女警探看上去非常年轻。曾山在床边穿裤子的时候，她就很有礼貌地背过身去，打量着他的房间。她的髋骨很突出，身材健硕而匀称。尽管她由于疲倦而哈欠连天，但肌体的活力还是压抑不住地从警服的皱褶中迸发了出来。

他们围着书桌坐了下来。那位男警探递给曾山一支烟，而年轻的女人则好奇地掀开桌面上的一张旧报纸，察看底下的闹钟零件。也许是为了驱散令人压抑的紧张气氛，在关键性的谈话开始之前，警探与他拉起了家常。他的语调亲切而不失分寸，但曾山还是感到了抑郁和慌乱。他们交谈了五分钟之后，曾山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脚，连袜子都忘了穿上。

公安处的年处长暂时无事可干，他就背着手走向曾山的书架，浏览着他的藏书。

“是不是贾兰坡先生的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曾山问道。在侦讯的过程中，他显得比警探还要着急。

警探摇了摇头。

“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件事，不过，假如你愿意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倒也未尝不可。”

女警探已经掏出了她的笔记本，看来随时准备记录。她朝曾山嫣然一笑：“你用不着紧张，随便谈。比方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邹元标的？”

她的声音甜丝丝的，犹如秋风掠过河边的树林。

曾山说，他从不认识什么邹元标。随后他又补充说，邹元标这个名字他倒不是头一次听说，在明代的万历年间，他曾因屡次谏诤皇上而被贬往外省。

年处长这时插话说：“邹元标就是昨天上午被逮捕的赞助商……”

此刻，他正站在书架前翻阅一本人体摄影画册。他一边细细翻看，一边转过身来对曾山说：“你也喜欢人体摄影吗？我那儿也有一本。只不过版本不同。其实，人体摄影是真正的艺术，一点也不会给人以淫秽的想象……”

在警探的不断追问下，曾山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赞助商就是在几天前，在车站。他们几乎没有交谈。“他与校长似乎讨论得十分热烈……”

“他们谈论什么？”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年轻的女人再次发出了笑声。她白皙而纤长的手指夹着一支猩红的圆珠笔，轻轻地转动着它。

警探的目光中对曾山充满了怀疑。他沉思了半晌，然后向他的助手说道：“好吧，你把那张照片拿出来让他瞧瞧。”

女警探冲着曾山做了个鬼脸，似乎在对他说：这下看你还怎么抵赖……她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了曾山。

“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吗？”

曾山反复端详着这张照片，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认识。”他终于答道，“她是我原先的妻子。”

“应当说，她是你的第二任妻子。”女警探纠正道。这一刻，她的声调充满了威严。

9

从照片右下角打出的日期来看，成像的时间是在九〇年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圣诞节这天，他与张末第一次上床做爱。他记得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雪。第二天早上他从床上醒来，发现大雪在窗台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而炉火的灰烬早已熄灭。他从张末的枕下抽出一本墨绿色的记事簿，上面有两行用英文写下的诗句。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他在激动中泪流满面。

这天中午，他们一起去学校的教工食堂吃饭。午饭后张末就告辞了。他问她去哪儿，她说下午要去看望一个朋友。他又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张末就笑了起来：

“你真的想知道吗？”

从照片上看，那天下午的阳光一定非常好，马路边的积雪晶莹透亮，只是在车辆压过的路面上，留有几道灰黑色的印辙。赞助商紧紧地拽着张末的胳膊，她似乎想挣脱他的把握，而又显得信心不足。他们并排着走出金沙江大酒店，张末却不安地侧过头来朝路边张望。被风吹乱的一绺长发掠过她坚挺的鼻梁。她的打扮与他们分别时迥然不同：她穿着一条暗花方格的呢布裙，足蹬一双锃亮的皮靴。曾山仿佛看到了那天午后，张末匆匆奔回寝室换衣服时的情景。她很可能会将内衣裤一并换下，因为内衣上毫无疑问地会留下汗渍以及种种不洁的气味……

那么，张末充满警觉地回过头来，是在朝谁张望？考虑到金沙江酒店紧挨着学校的后门，曾山自然会联想到，张末所担心看到的那个人正是自己。

在那一刻，她畏葸的眼神仿佛在向上帝发出祷告：不要让他看见，不要……

他久久地凝望着这张照片。它犹若一道刺目的光，将长期以来积压在心中的阴霾照亮了。他无需猜疑，无法逃避，它就在那儿。在这一刻，曾山觉得伴随着他的那种从高处飘坠的感觉突然消失了。他的轻如羽毛的身体受到了坚实的依托。

他落在了最后的地方。

女警探告诉曾山，这张照片是从赞助商的一只密码箱内找到的，类似的照片还有许多张。“不过，你最好还是不看为妙。”

“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曾山自语道。

“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向你了解的。”警探严肃地对曾山说，“我们也许现在还不能断定，你的前妻是否参与了犯罪，但也许可以通过她找到追回赃款的线索……”

“你们打算传讯她吗？”

“我们暂时还不打算这么做。”

这时，年处长已经看完了那本人体摄影画册。他来到曾山的跟前，将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为此事感到难过，反正你们不是离婚了吗？何况，这样的事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倒也比比皆是。当你还沉浸在自以为是的爱情中沾沾自喜，你的老婆已经被人抄了后路……”

他觉得这样说有点不太合适，就朝对面的那位漂亮女人瞥了一眼。后者的目光中泄露出了一缕明显的鄙夷神色。她又打了两个呵欠。天已经亮了。

警探随后对曾山说，这名赞助商的公司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查封了，但他的那些分布在南方地区的制药厂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违禁药品，通过个体摊贩销往全国各地。“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他为何突然对学术界的哲学讨论会发生了兴趣，很难说他的这次赞助不是一场恶作剧，这些年来，他在东躲西藏的同时，似乎有意在和我们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情况的确如此，”年处长附和道，“他所生产的护心丸实际上就是一种春药。他也许想和圣洁的学术界开一场小小的玩笑。据说，前天晚上，一位老教授在服用了护心丸之后，竟然对服务台的小姐讲了不少有失体面的话，还迟迟不肯离去……”

年处长带着两位市局的警探从曾山的住处离开，已经是早上六点钟了。窗外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悦耳的起床号，他能看到楼下的树林里晨练的人群，以及河面上铺展的一绺朝晖。

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他感到口干舌燥，但热水瓶已经空了。他在内心对自己说，这样也好。我已经无所畏惧了。他尽力不去想张末，不去思考她有没有服用过护心丸，不去想象药性在她肌体里发作后，她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疯狂劲儿。也许汉弥尔顿说得对，与女人的疯狂相比，男人的寻花问柳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他离不开那些画面。使他感到十分恐惧的是，这些恶俗的画面居然还能给他的身体带来快感。他不时地揪一下自己的头发，仿佛一心要作践自己。从桌上的一面圆镜里，他看到了自己陌生的面容。他突然咧开嘴，冲着镜子里的那个人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

对面一间宿舍的窗口晾晒着一匹灰褐色的布。他知道，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一匹肮脏的布。

10

这是秋末的一天，一个平常的午后。哲学系副教授曾山从宿舍里下来，走到了河边灿烂的阳光之中。

河水静静地向西流淌，裹挟着枯败的水葫芦，树叶和饮料纸盒。一名园丁模样的人划着小船，在河道的中央打捞水面的漂浮物。河流两侧的石凳上，闲坐着一对对的男女学生。看上去他们正在切磋着某个学术问题，又像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侣在互吐衷曲。

一间咖啡馆矗立在大操场的边上，它的对面是一座明亮的玻璃建筑。那是学校的体操房。海豚般的少女伸展着胳膊，在隐隐约约的乐曲声中翩跹欲飞。

一切都犹若梦中的情景。他在这所著名的大学已待了整整十年。他熟悉这条河流以及两岸的一树一石。但他却无法区分这个午后与记忆中的过去有何不同。只是在通往学校大门的林荫道上，飘拂的彩旗与横幅传递出似有若无的喜庆气氛。他知道，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正在这里举行，由于会议的赞助商突然被捕，它再度遭受重创。

如果再朝河道的下游走一走，你便能很快看到一座锯木厂。一个中年人正在厂房背后垂钓。他不时朝对岸的那家咖啡馆张望。但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厅堂里空空荡荡的。也许锯木的香味吸引了膳食科放养的鱼群，那一带很久以来就是钓鱼协会举行垂钓比赛的理想地点。曾山记起来，张末曾经告诉过他，她有一次在梦中与一位戴鸭舌帽的垂钓者幽会。不过，他今天可没有戴鸭舌帽，也许是另外一个人。

紧挨着锯木厂，就是学校的专家楼。那是一座古旧的混合式建筑。院内的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在一辆深红色的轿车旁，一名秃发老者正摆出姿势让人照相。离他不远处的一张白色躺椅上坐着一个人，他正在专心地读着一本书。由于距离太远，曾山无法看清他的面容。正午时分的阳光透过院墙外高大的树木将那一带照亮了，犹若舞台的追光灯在灰褐色的布景上投下了闪烁不定的光影……

曾山副教授在河边散步，显得心不在焉。他不时地停下来驻足观望。他觉得这样游手好闲、晃来荡去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经过河面上卧伏的那座大桥时，他看见他的师兄子衿博士正朝他迎面走来。

几天前，子衿来向他辞行，打算在这个城市里暂时消失几天。因为他遇到了麻烦。

他看上去没精打采的，可能是刚刚从杭州回来。当然，更大的可能还有：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杭州。

11

曾山看见子衿朝他走过来，就在桥头站住了。子衿走到他跟前，朝他眨了眨眼睛：“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曾山觉得他一见面就这么说，给人以突兀之感。他看见子衿裆下的拉链敞开着，露出了里面蓝色的球裤。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是子衿的口头禅。他不断地向人吐露秘密，却没有办法不说谎。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太紧张了。谎言犹若一种润滑剂，使他在与人交往时的紧张情绪得以缓和。一个小小的夸饰之辞都会诱发他撒下弥天大谎。也许他只能如此。就像一个吸毒上瘾的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加大可卡因的剂量。“我忍受不了沉默。两个熟悉的人待在一起而找不到话说，时间如果超过五分钟，我一定会疯掉的……”他曾这样对曾山说。

他还告诉过曾山，他只有与妹妹待在一块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心。“我们可以一整天坐在江边的大堤上，看着风中被压弯的芦苇，看着那些船，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她会突然指着江边的芦苇问我，那是什么？我说，那是芦苇。她指了指江面上装满棉花的船：那是什么？我说，那是船。她又问：船上装的是什么？我说，那是棉花。那时她已经八岁了。她知道芦苇，船和棉花。她在和我做游戏。你知道，那里是多么的安静啊！就像台风的风眼。你感到自己已经远离了尘嚣……”

曾山听说，子衿的妹妹过几天要到上海来看他。师兄已经反复向自己提过多次，似乎这件事对他至关重要。

12

子衿谈到的秘密与师母有关。在讲述这件事之前，他重申了它的可信度。这样一来，倒反而让曾山感到不安：看来，师兄内心非常清楚，别人对他的讲述已心存戒备。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贾兰坡教授自杀前的那天下午。按照贾兰坡遗孀的说法，那天傍晚五点钟左右，她装扮一新匆匆赶往学校的大礼堂，参加校教工合唱团的排练。在家属区的门口与丈夫的大弟子不期而遇。排练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突然下起了大雨……

她以上的描述基本上是可信的，因为校合唱团的每一个同事都能证明，那天晚上她的确去了大礼堂。但生物系实验室的一名女技师在事后补充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她回忆说，贾夫人那晚在排练的过程中一直显得心神不定。她平常极为拿手的那首《一条大河波浪宽》竟然有两处唱破了嗓子。她还中途出去过一次，时间大约是九点半左右，实际上，那会儿雨已经开始下了。

女技师起先还以为她是去上厕所。她说，有时候，你看到别人上厕所，自己也忽然就有了想撒尿的欲望。这名长年寡居的女技师看来相当坦诚。她紧随着贾夫人走出了大礼堂，可她来到厕所后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她在茅坑上蹲了一会儿，才觉得自己根本不想撒尿。

她从厕所里出来，就在一片树林里看到了贾夫人的身影。当时，她正与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远远地站在一棵银杏树下。那个男人手里举着一把伞，看上去，他们的幽会必定作过一番预先的约定。

不久之后，她看见雨中的那两个人一前一后朝一座平房走去。这座低矮的平房是修建科临时搭建的，里面堆放着装潢用的水泥、石灰、油漆与小木板。他们两人来到平房的遮雨棚下，男人收了伞，然后就将贾夫人拦腰抱住了。

事后，这名女技师在向人们谈起这件事时，总不会忘记重复她那十分中肯的评论：不管那个男人是谁，反正他不会是贾兰坡。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一个男人倘若要睡自己的老婆，他可以随时在卧室里尽情折腾，没有必要在大雨中躲到外面来偷偷摸摸，除非他们都有神经病……

女技师说，接下来出现的一幕使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其“卑劣与下流的程度已超出了语言所能形容的范围”。“你们想想看，她毕竟是一个快要六十岁的女人了呀……”女技师虽然嘴上这么说，可还是迫不及待地将那个场面准确地描述了出来。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她在这方面熟练运用的语汇在表述当时的情景时并非力有不逮，而是绰绰有余……

子衿说完了这段秘闻，便告诉曾山，他刚刚从师母那儿出来，她眼下正为这件事生气呢。“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

“假如事情的确是那么回事……”曾山沉默了片刻，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师兄，“你觉得雨中的那个男人会是谁？”

子衿说，只要略微想一下，这个人就会呼之欲出的。

“谁呢？”

“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保管你会吓一跳……”

“你不妨说说……”

“你。”子衿答道。

他哈哈大笑起来。曾山看见他连鼻涕都笑得流了出来。听师兄这么说，曾山倒真的给吓了一跳。

他的脸还是阴沉了下来。

尽管子衿开了一个十分拙劣的玩笑，但曾山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雨中的那张脸。几天来，他一直在琢磨着这个人，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是他。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平淡而乏味，离奇事件的频繁出现只会给它增加一层虚幻的性质。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居民，就会有多少光怪陆离的秘密。这样一想，曾山又觉得自己的推断理所当然。

他们在桥边站了一会儿。曾山还想跟他的师兄谈谈他不久前的杭州之行，还没等他开口，子衿就抢先一步对他说：

“有一件事，还得请你原谅……”

曾山示意他不必如此严肃。

“我并没有去杭州……”

曾山的脸上再度出现了深深的疑惑和担忧。他说：“那你干吗要编造这个谎言呢？还煞有介事地给我打电话？”

“这话说来一言难尽。”子衿说，“这都得怪我那该死的小说。在写作中，你的意识会不知不觉地被上帝或撒旦控制住。你分不清哪些事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出来的……”

曾山觉得，师兄的理由似乎娓娓动听，但它未尝不是一种陈词滥调。

13

由于突发事件的出现，学术会议被迫中断了一天。在这漫长而难捱的一天里，代表们暂时被遗忘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当一些代表围着会务组的老秦打探消息的时候，另一些人甚至已经在打算托人订购返程的车票了。

这次大会是否会进行下去，老秦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得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似的回避问题的实质：当然，当然。你们难得来一次上海，去街上转转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听说这里的羊毛衫还是比较便宜的……

到了这天晚上，事情才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经过仔细的核算与讨价还价，学校的出版社答应承担会议所需经费的一半，而另一半的经费则由大众锅炉厂提供。这家锅炉厂占用了学校的一块地皮，曾答应在适当的时候投桃报李。据说，当大会的主持人带着副校长连夜赶到这家锅炉厂时，该厂的厂长既未立刻答应出资，也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愤怒：“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好端端地开什么会？……”

作为交换条件，副校长原则上同意敦促学校将那块地皮的租用期延长一年，另外，学校今后所需的锅炉与铝制品一律从该厂购买……因此，第二天上午，学术讨论会在报告厅正式举行的时候，人们或许不难理解主持人满脸的阴郁与沮丧的表情。

老秦看来已打算彻底放弃他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许是因为赞助商的被捕冲淡了大会的严肃气氛，代表们普遍显得心不在焉。而作为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慧能院长在赞助商被捕的那天并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他很有可能蛰居在龙华附近的一座寺庙里打坐念经。会议恢复举行的这天早上，老秦与慧能院长在大厅签名处不期而遇，后者只是冲他礼节性地笑了笑，对那个计划只字未提……他觉得慧能院长对此并没有兴趣，或者，他早已将它忘在了脑后。

在那一刻，老秦突然觉得慧能院长鹰隼似的目光深不可测。他仿佛看到了这个老迈的僧侣一动不动地坐在寺庙的蒲团上，透过百叶窗的孔格察看着外面的动静……他双目微闭，诵读佛典，但院外飞过的一只苍蝇也逃不出他的视线。

当然，老秦苦心孤诣的计划最终流产，还要归因于他的妻子。

14

他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妻子，尽管她长得不算漂亮。她的眼睛有点斜。她在朝你正视的时候，就像是在打量着你身边的一个什么人。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秦的母亲在第一次见到她的儿媳时，会认为她心术不正。

老秦一开始也感到不太习惯。他不明白他的妻子为何总是紧紧盯着自己的耳朵看，后来他才知道，对方实际上是在注视着他的眼睛。一旦弄清了这个事实，老秦也能从她柔情的目光中感受到经久不息的震颤。

她在文科大楼开电梯。一般来说，每天从那儿上下班的教师通常都不忍心朝她多看一眼。可不管同事们对他妻子相貌的议论有多么刺耳，老秦从来对此不屑一闻。因为他毕竟能从庄子和诸葛孔明的身上汲取足够的安慰。在他看来，风度翩翩的庄周之所以会选择一位相貌平平的女人作自己的妻子，是为了实践他“以不用为用”的人生哲学。一棵大树正因为其枝干的弯斜虬曲，才躲过了利斧的砍伐。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与庄周所不同的是，老秦在与妻子高卧床榻之时，却会无端生发出浮靡的想入非非。他想象着一位名演员的脑袋长在他妻子的肩头……这给他们的夫妻生活一度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但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很快就被他的妻子看穿了。有一次，他将一本电影画册事先就放在枕头边上，封面上的那位女演员正在凭栏远眺……可是当他脱了衣服钻入被窝，却发现他的妻子正斜着眼睛冲着他冷笑，而那本画册此刻早已被她愤怒地扔到了床下……

不过，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妻子的表现则相当出众。在老秦因为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而一举成名之后，她就已经在暗中悄悄地帮他建立档案，以供后人研究。她将老秦的那些文章、书信、备课笔记、讲演稿以一种奇怪的顺序编定入册，还逼着自己的丈夫每晚在临睡前写一则日记。她虽然只读过初中，但居然也知道日记将在名人的全集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她常常以这样的话来评价自己不辞辛劳的工作：“没有我，你怎么能行呢？你只知道你的口袋里沉甸甸的，可你并不知道里面装着的就是金子……”

这天晚上，老秦从会议中心回到家中，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他的妻子仍然守候在灯下等他。

老秦一进门，就向妻子抱怨说，他们曾一道商量的那个计划很有可能要流产了……他发现妻子眉头紧锁，像往常一样心事重重。

过了一会儿，她叹了一口气，对老秦说：“这样或许更好……”

她告诉丈夫，今天上午她在文科大楼开电梯时，无意中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贾兰坡教授死后，哲学系将被压缩成一个研究所并入法政系。哲学系的大部分教师都在为自己日后的前途忧心忡忡。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教师捷足先登，暗中与其他高校的代表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她举例说，博士生导师黄树仁教授已决定调入北京的一所大学，人家答应给他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而副主任则准备调往郑州，老婆孩子的户口也将一并解决……有人开玩笑说，这次学术会议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人才交易市场……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老秦似乎大梦初醒。

“现在着手联系，也许还来得及……”老婆在一旁催促着他，似乎希望老秦立刻就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不是说，你在全国各大学里有不少朋友……”

老秦怔怔地看着她，半天没有说话。

一看到丈夫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的脸立刻就黯淡了下来。

“你有没有去问问曾山，他对这件事是如何盘算的？”

“他这个人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老秦说，“他眼下的首要任务也许只是睡觉……”

“睡觉？”

他对妻子解释说，曾山长期以来患有失眠症，而失眠恰恰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疯啦？”

“现在还没有，”老秦说，“不过，也许说疯就疯……”

老秦似乎很有把握。他这样说着，喝着妻子给他端来的一碗鸡汤，心里陡然畅快了许多，仿佛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

15

几乎在同一时刻，曾山躺在寓所的床上，经受着失眠的煎熬。

学术会议恢复举行的当天，他没有去报告厅开会，而是来到了书店边的一家心理咨询诊所。女博士向他提出了几十个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她甚至还谈到了张末。她们俩早就认识。他曾隐约听张末说起，几年前，当女博士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她就去看过这位同乡，回来后就做了一个冗长的噩梦。

曾山不安地注视着桌前的那包粉红色的药丸，眼前再次浮现出女博士那灰暗的笑容。她抽着劣质雪茄，不住地咳嗽。她那被烟熏黄的手指仿佛承受不住一枝雪茄的重量，神经质地抖动着，怎么也控制不住，只得将雪茄转移到另外一只手上。

她的脸同样充满抑郁、疑惧和心灰意冷的神情，它就像一块风干的橘子皮，显示出过早衰老的痕迹，内心撕裂的痕迹，内分泌失调的痕迹。

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夸夸其谈，不妨碍她谈论电解质，脑神经，弱脉冲生物电，斯伯朗格尔，病体磁场，恋母情结……不妨碍她向自己提出忠告：一瓶利眠宁……

曾山服用了两粒利眠宁。他这样想，既然他可以吃下两粒，为什么不能吃下整整一包，三十或四十粒？既然他可以整个夜晚站在高高的阳台前，看着楼下遥远的水泥地面想入非非，为什么他不能纵身越过窗台，就像导师贾兰坡教授曾做过的那样……

他克制不住这些念头。几乎在每个夜晚，他的心脏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折磨得怦怦直跳。他担心，也许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导师贾兰坡教授那样的选择，他的心脏早就因为衰竭而停止跳动了。

夜晚使人软弱。

心理系的女博士向他解释说，在晚上，人的情绪变化往往与月亮、风向、潮汐与气压一类的天象有关。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月晕能使交通事故与恶性犯罪频频出现，而像焚风这种带电离子的气流会引起精神病发作和自杀，为什么欧洲的基督徒更重视晚祷……因为，人们在寂静的夜晚更容易感觉到虚空的存在，他们的意志更加薄弱，感觉更加纤细，心智流荡失守，难以驯服……

我真的快要完蛋了吗？今天晚上，黑夜这么潮湿，这么漫长。有谁能够帮帮我？谁？怎样一种巨大的力量，穿透黑夜的屏障抵达我的床前，将我的肢体轻轻托起，让它不再坠落……他憎恨软弱，但他还是发出了求援的信号。他的呼告注定得不到任何回音。只有腥咸的夜风在屋外呼呼吹过，只有建筑工地打桩机沉闷的喘息，只有那匹肮脏的布，挂在对面宿舍楼的窗前，迎风招拂……

16

在心理咨询诊所里，女博士问起了曾山的童年，而他的记忆里一片空白。

他甚至记不起母亲的脸，就好像这张脸从未存在过。

她是一位科学家，长年生活在西北戈壁滩的一座导弹试验场。曾山五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在床上奄奄一息。这位著名的篮球教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被扩散的癌细胞折磨得形销骨立。他只能不住地流泪。他害怕了。每当他从昏迷中醒来，他总是这样对他五岁的儿子说：“没办法……我怎么也抓不住它……”

曾山不知道他要抓住什么。

母亲从青海赶回家中。看上去，她是在守候着弥留之际的父亲，实际上，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导弹图纸上。她伏在靠窗的一张写字桌上，不断地画着图，列出公式，进行周密的计算。曾山觉得母亲的身上充满了神秘感。她对曾山说，用不了几年，她所设计的导弹就能一直打到列宁格勒……

父亲临终前的那天晚上，她将图纸移到了他的床前。曾山注意到，父亲大叫一声，她就在图纸下留下一个记号。他们的额头都沁满了汗珠。

她的语调越来越不耐烦。

曾山战栗着蜷缩在床角。他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到尘世的全部真相。

她一心盼着丈夫早死……

篮球教练在最终的昏迷之前，居然当着他与邻居的面，一次次抓住母亲的手，将它拉向自己的阴茎……他那青筋暴突的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固执、蛮横，而又不顾一切。

后来，母亲从千里之外的沙漠腹地给他寄来了一张照片，从此音讯全无。在这张照片上，她身穿灰蓝的工装裤，站在一位中年军官的身边。她的笑容带有一丝夸饰与讥讽的成分，它似乎在向曾山暗示：他的出生是可笑的，它只是一次生理冲动的产物，或者源于一次避孕失败。不过，两者都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南下插队的途中，在闷热而喧闹的车厢里，他忽然发现这张照片不见了。他翻遍了行李和衣兜，怎么也找不到它。在那一刻，他觉得心慌意乱，再一次感到了无所依傍。他呆呆地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农舍与河流，泪水夺眶而出。

六个月之后，在九江市一所中学的图书室里，他结识了一位音乐教师。他的履历表上终于有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内容。

17

从早晨起就一直下着雨。雨滴沉重而清冷，预示着初冬将临。曾山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氧化铁厂附近的一条幽深的弄堂，加入了雨披和车流的行列。厂房四周堆积的厚厚铁粉被雨水冲散，将马路都染红了。

他想去看看女儿。

在导师贾兰坡教授追悼会举行的当天，他曾经去看过她。那是妻子给他规定的探视日，每月一次。当然，你也不一定每月都来，她对曾山说。那天傍晚，他躲在一辆推土机后面，远远地看着她。她从一只簇新的木匣里给客人找钱，羊肉串的生意看上去还挺好。

在学术会议举行的这段日子里，时间仿佛突然放慢了速度，似乎每度过一天，都得下一番小小的决心。

他在苏州河边的一家食品店门前停了下来，打算给女儿买点零食。他站在屋檐的泻水下愣了半天，几乎想不起他的女儿喜欢什么。珊珊今年虽然只有五岁，但她脸上的表情已经相当忧郁。她很少与他说话。用她母亲的语言来形容：她不屑于与你说话……他仅仅知道，她喜欢那只箱子，破旧的藤条箱。珊珊白天晚上都躺在里面睡觉，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蓝布手绢。

珊珊一个人在家。房门敞开着，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很大。他看见女儿正伏在床边的一只小方凳上画画。

他朝她走过去，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女儿翻动着眼白瞧了他一眼：“我在画画……”

“我知道，”曾山对她说，“你接着画吧。”

她画了一棵树，一条河，又画了一座房子，一道门，两扇窗子，还有一条路，通向河边。曾山看着她画画，想起了她刚刚出生的那天中午，他跟着一名护士走进产房，在一个摇篮里看到她时的情景：她是那么的令人感到陌生，宛若一个刚刚成形的胚胎，粉红色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他怎么也不会觉得，这个小小的生命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又想象着十年以后，她已经是一个娉婷少女，他们手挽着手在街上走过，招来行人们艳羡的目光……他觉得这样的想法过于浪漫了。

房间里乱糟糟的。玩具、毛线球、肮脏的袜子扔得满地都是。床头柜的一只烟缸里盛满了烟蒂。他知道妻子在离婚后，烟一直抽得挺凶。他甚至怀疑电视机也是从早到晚一直这么开着。现在，它正在播放着一个文化节目，介绍欧洲的教堂壁画。

等到珊珊画完了，曾山问她，知不知道妈妈去了哪儿？

女儿摇了摇头。

她并非不知道她的母亲去了哪里，而是“不屑于”与他说话。

“你吃饭了吗？”

她又摇了摇头。曾山明白了，他得换个方式与她说话。

“咱们去吃麦当劳怎么样？”

五分钟之后，父女俩打着伞出现在楼下拥挤的大街上。从他妻子的住处到淮海路上的麦当劳食品店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他们差不多走了一站地，女儿才与他开始了尝试性的交谈。

他从女儿的口中得知，她们卖羊肉串的摊位被一名戴红袖章的人捣毁了。“妈妈还在那个人的手上咬了一口……”现在，她也许正在派出所里补交罚款，一个劲儿地认错……

他们走过一家建设银行的门前。曾山问她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女儿看来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她想都没想就满不在乎地答道：

“找个地方躲起来。”

曾山吃了一惊：“躲起来？你干吗要躲起来？”

“我想藏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你打算藏在哪儿？”

“箱子里。”

“箱子里不行。你长大了，它就装不下你了。”

“那我就躲到山上去。”

“别人还是能找到你……”

“森林里……”

“一样。”

“海岛上……”

“一样。”

“那我藏哪儿？”

“哪儿都不行，你能去的地方，别人也能去。”

“那我就造一座房子。四面都是墙，连小鸟都飞不进来……”

“让妈妈进来住吗？”

“不让。”

“爸爸呢？”

“更不让。”

“我们来看看你总可以吧？”

“可以，但你们要隔着墙和我说话。”

……

他觉得曾经笼罩着他的那片阴影如今已投射到了女儿的身上。他能够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母亲最终选择了旷无人烟的沙漠。她是怎么选中那片地方的？女儿对于未来的梦想仅仅就是一道与世隔绝的墙，它犹若一个脆弱的水泡在岁月的河流上随波飘逐，在人们的记忆中代代相传。

曾山不安地想到，他与女儿的对话曾经多次出现于他与张末的交谈中。她念念不忘那幢搬家前的旧房子。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郊外，紧挨着农田。除了稻米和麦穗的清香，除了低低飞行的喜鹊、白鹳、蜻蜓和蝗虫，她常常看不到一个人。

在他与张末离婚前夕，她终于忍不住读完了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她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整整一个晚上，她的眼眶都是潮湿的。那个名叫雅西亚的魔术师在经历了一生漂泊、半世沧桑之后，回到了故里。在别人看来，他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心脏的碎裂之声。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他表面结实的躯体之中已没有什么内容，它就像一张被揉皱的纸。

魔术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替自己造了一座永久的栖居所。四面都是墙，没有屋顶，将自己围在了当中。他可以通过那片敞开的空间观察月亮和繁星，观察浮云和偶尔掠过的飞鸟。他只是不愿意看到人，任何人。

他的想象力并不比珊珊高明多少：他在一面墙上留了一个小孔，由他的妻子替他端水送饭。

18

在麦当劳餐厅吃完饭，曾山将女儿送回了家中。随后，他骑自行车匆匆返回校园。他觉得自行车的车速快得有些令人吃惊，根本由不得自己做主。张末说，假如你在骑车的时候，碰巧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就会越骑越快……

晚上七点半，他将在学校后门的翠苑餐厅与慧能院长、唐彼得等人再次见面。按照事先的约定，唐彼得将与慧能院长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宗教问题进行公开的论争，与会代表经过严格的遴选，以保证这次讨论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展开。

餐厅的大堂里灯火通明。曾山赶到那里的时候，代表们刚刚用完晚餐，他看见老秦站在桌边，将果盘里的最后一片西瓜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餐厅的老板彬彬有礼地将七八位代表请进了一间装潢考究的包厢。为了隔音，墙壁的四周都垂挂着绛红色的幔帷，暗红色的灯光衬照出每一个人的脸，就像映入落日的一扇扇窗户那么遥远。

两名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站在门边。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们挨着墙边的一排矮沙发依次坐下。曾山的位置恰好在子衿与唐彼得的中国秘书之间。她今天穿着一件宽大的亚麻色便服，黑色的绸布裙裤，光裸的手腕上戴着一串纤细的银灰色镯链。她不时地抬腕拢一下耳边的长发，镯链就轻轻地颤动着，发出一阵风铃般悦耳的声响。

唐彼得一边用牙签剔着牙齿，一边对老秦说：“怎么样？我们这就开始吧……”慧能院长脸色凝重，眉头紧锁，仿佛正在考虑着另外的一件什么事情。

老秦自愿充当了这次聚会的主持人。为了活跃一下僵滞而沉闷的空气，老秦提议，大家不妨先来一段卡拉OK……他带头唱起了他拿手的保留曲目《一帘幽梦》。子衿随后不无忧伤地重温了一遍甲壳虫乐队的那首著名老歌：《爱情有一种一夜之间就会消失的恶习》。神学家唐彼得先生则以一首德国民谣助兴。

轮到慧能院长，这位平常不苟言笑的僧侣此刻倒也落落大方，他与一名包房小姐合唱了那首时下最为流行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等到咖啡与茶水送进包房，严肃的学术讨论紧接着就开始了。

老秦对唐彼得与慧能院长叮嘱再三，为了便于更多的代表参与讨论，两位大师应尽量使用中文。

慧能院长首先发言。像舍斯托夫以及当代著名的学者一样，他对基督教文化的诘难是从《旧约》的《约伯记》开始的。慧能院长满脸通红，青筋暴突，语词犀利而急促，看来他打算在第一个回合就将论争对手一举击溃。

在他看来，《旧约》中的《约伯记》集中了圣经中所有的悖谬与自相矛盾。“上帝仅仅因为与撒旦打了个赌，或者说，为了能够向撒旦夸耀自己奴仆的忠顺，竟然不惜调动一切手段击打无辜者。他剥夺了约伯的一切，羊群，骆驼，仆人和孩子，还让约伯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这样的上帝与一个非理性的独裁者又有什么两样？而约伯呢？他除了撕裂自己的衣服，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着自己的身体放声大哭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可是他后来得到的更多。”唐彼得不紧不慢地说，“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一个独裁者，一点没错，神就是一个独裁者。我们的一切都由他恩赐，最后还要因他得救。倘若没有上帝的独裁，就会出现人间的独裁，比如说，在你们……”

“任何形式的独裁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慧能院长打断了他的话，“上帝一方面承诺说要除灭地上的一切罪恶，可他亲手犯下的罪过在《圣经》中却比比皆是，依照佛教大慈大悲的观点……”

这时，老秦插话说：“我一直想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在临终前吃了一顿圣餐，皈依了基督，那他以前所犯的一切过错便可一笔勾销，是不是这样？”

唐彼得点了点头。

“上帝似乎在纵容犯罪……”老秦说。

“这只是你们中国人的看法。”唐彼得严肃地驳斥说，“在上帝的眼中，永生与得救永远是第一位的，用世俗哲学的观点来表达，没有终极价值的关怀，也就没有道德。人世间普遍的精神堕落恰恰是从失去信仰开始的。胡塞尔说得好，我们切不可因为时代而放弃永恒……”

过了一会儿，唐彼得又接着说：“所谓的最终赦免权也只是恩典时代的律法。如今，恩典时代已近尾声。要知道，上帝的慈悲是有限度的，随着恩典时代的结束，赦免也会一并消失……”

“那么，在恩典时代结束之后出生的人岂不是连信仰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子衿不安地反问了一句。

“当然。”唐彼得答道，“生错了时代，本身就是一桩弥天大罪……”

老秦认真而紧张地看着唐彼得，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又感到犹豫不决。末了，他终于鼓足勇气，这样说道：

“在恩典时代结束之前，劳驾您能通知一声……”

好说，好说。唐彼得哈哈大笑，顺手从桌上夹起一根薯条吃了起来。在那一刻，他看上去就是耶稣基督。

慧能院长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唐彼得冲他莞尔一笑，然后欠了欠身体，一动不动地看着慧能院长。“我能不能向大师请教一个问题……”

“别客气。”慧能说。

“您孤身一人长年居住在寺院里潜心修道，有没有碰到过性方面的困扰，我是说，会不会产生性方面的冲动？”

“当然，不过……”慧能显得局促不安。与其说他不知如何作答，还不如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大庭广众之下，唐彼得竟然会提出这么个问题……

他的脸又红了，并且迅速地朝对面坐着的那位女秘书看了一眼。女秘书低着头，兀自转动着手上的银镯，显得有些难堪。

“那么，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唐彼得并不想就此罢休，他微笑着看着慧能院长，“是手淫吗？”

“彼得！”中国秘书愤怒地瞪了唐彼得一眼……

“这纯粹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他朝她摆摆手，依然盯着慧能，“如果您也手淫的话，那么一个月有几次呢？”

……

曾山看见慧能院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唐彼得跟前，一声不吭地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老秦从身后一把抱住了慧能院长：“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何必伤了和气！”

站在门边的那两位身穿制服的侍者仍然面无表情。他们冷漠地朝这边看了看，然后不约而同地说道：

“先生们，时间到了……”

这时，墙壁四周的大幕徐徐拉开。曾山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待的地方原来并不是一间KTV包房，而是一座空旷的殡仪馆大厅……

这座大厅看上去深不可测，沿墙摆满了花圈，他隐约看见花圈上方的一块挂匾上写着“凌霄厅”三个大字。

他看见导师贾兰坡教授的遗体静卧在高高的玻璃棺皿中，周围簇拥着鲜花。而他的师母此刻正坐在通往焚尸炉的过道上，身体陷在一张藤椅里，等待着追悼会的参加者前来向她握手道别。

他看见慧能院长朝师母走过去，向她伸出手去。

师母握住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听见师母用嘶哑而颤抖的声音对慧能院长说：“竹山，你还等什么？！”

……

曾山的心里一阵纳闷。在他的记忆中，导师贾兰坡的追悼会似乎早已在学校的工会俱乐部举行过了，因为师母说，她受不了殡仪馆的焚尸炉散发出来的死人的气味……

就在这时，曾山睁开了眼睛，从床上醒了过来。

19

这是秋末的一天，曾山从梦中醒了过来。现在正是午后时分，屋外人声喋喋，雨后的阳光洒满了寂静的窗台。

通过那扇敞开的窗户，他看见校园附近的一家氧化铁厂的上空，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烟尘。空气潮湿而甜腥。

他长时间地沉浸在刚才的那个梦境中。被褥里汗津津的。

他慢慢地回忆起来，这些天，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正在这所学校里举行。由于导师贾兰坡教授的不幸去世，会议被迫中断了几天……后来，又出现了赞助商被捕的事件。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随着日历被翻到了十二月，寒冬紧接着就要来临了。

床边的桌子上搁着一只拆散的闹钟，原先覆盖在上面的一张报纸已被风吹到了地上。桌上还有一本书，那是慧能院长几天前送他的《梨俱吠陀》。书桌的上方挂着一帧月历，从窗外吹来的风轻轻地撩拂着它。月历画面上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她身穿一件亚麻布的便服，光裸的手臂上戴着一串镯链，看上去，她正朝着什么地方眺望。不过，从画面上看，你几乎辨认不出，她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一个混血儿……

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昨天下午他曾带女儿去过淮海路上的麦当劳，回来后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他终于睡着了，直到后半夜，他的师兄子衿博士突然打来了电话……

子衿在电话中告诉他，在当天的小组专题讨论会上，慧能院长与神学家唐彼得先生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由于他们的辩论频繁地使用德语，与会代表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争论什么。两名外语系德语专业的硕士生为子衿作了现场翻译，过了许久，他才知道，他们的争论实际上是为了捍卫佛教与基督教在当今文化格局中各自的尊严。比如说，慧能院长将基督教的上帝描述为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格分裂者；唐彼得则反唇相讥，他说佛教的诞生本身就是源于撒旦的蛊惑。他们争论的出发点是《圣经·旧约》中的《约伯记》，而最终的焦点则归于佛教经典《梨俱吠陀》……

“看来他们打了个平手，”子衿师兄对他说，“因为会后慧能院长抱怨说，他的心脏跳得厉害，而唐彼得先生却余怒未消，昏头昏脑地一头扎进了女厕所……”

子衿博士在深夜打来电话，看来并不是专门为了向曾山披露讨论会上的趣闻，而是因为他“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向师弟通报。

“导师贾兰坡自杀一案又有了新的进展，”子衿在电话中有些气喘，“我也是刚刚才听说……”

“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原来，导师贾兰坡的几位在读研究生在整理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贾兰坡在自杀前的一天所写的日记。

“从他扑朔迷离的字里行间来看，导师在那一刻已经预感到了灾难将临。”子衿说。

第四章

旗帜升起来了。

那是什么？她指着江边的芦苇问他。

无边无际的芦苇在风中飒飒作响。

那是芦苇。他回答说。

妹妹又指了指江面上一只行驶中的帆船。船上装满了棉花，在浪尖上颠簸。

那是什么？

船。

船上是什么？

棉花。

那是什么？

灯塔。

那是什么？

过江电缆。

……

她完全知道那是芦苇，船，棉花，灯塔。她是在重复那个陈旧的游戏。子衿与妹妹坐在高高的堤岸上，看着滔滔东流的江水，耳朵里灌满了风声。滞重的汽笛声在影影绰绰的村庄上空回荡。

那儿是多么的安静啊！

就像台风的风眼。他和妹妹可以在那儿坐上一整天，一直到太阳的光线从战栗的水面收敛、隐没，暮色中透出夜晚的凉意，江面上闪现出依稀可辨的幽暗灯火。

当你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无论你觉得前程似锦，还是心灰意冷，美好的岁月早已长留身后。你只知道往前走，却看不到栖息的堤岸。

他来到了河边。秋后的阳光懒散地依附在水面上。河中的浮藻发出枯萎的气息。在锯木厂的边上，一个中年人正在那儿钓鱼。他从体操房那群身穿黑色紧身衣的少女们中间，从那耀眼、明亮的玻璃的反光中看到了她。我通过一只水杯看到了你的笑脸。随着水纹的震荡，她的笑容破碎了……

在夏天的时候，她穿着蓝色的长裙，怀里抱着一本书，从文史楼前的草坪上斜穿而过。丁香和薄荷的气息，可能的将是不可能。她从不朝自己看上一眼，即便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她也是低着头。戴望舒。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决不说出你的名字。我决不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他的诗颠来倒去，很难说不是一种文字游戏。

曾山朝他走了过来。他们常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两个人都没精打采，彼此都感到厌烦和紧张。实际上也只有在两个相知很深的朋友之间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无数的陌生人对你并不构成障碍。你只需要一层冷漠的铠甲。因此，歌德更喜欢与陌生的女人打交道，一旦熟悉的程度跨越了某道屏障，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

子衿向曾山提起了师母的事。在导师贾兰坡教授去世的那天晚上，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匆匆赶往学校的大礼堂，参加教工合唱团的排演。后来就下起了大雨。生物系的一名女技师在暗中抓到了她的把柄，因为据说师母在排演的过程中曾出去过一次。这位寡妇将师母的不忠解释为肮脏与不堪入目，可是在那一刻，她恨不得立即取而代之。

他的师弟在听说此事后十分吃惊，但他的神情饱含着警觉与提防。也许是那位六祖禅师从中挑拨，曾山对自己的任何描述都流露出一种明显的怀疑之色。得想个办法重新获得他的信任。给他一点甜头尝尝。诱饵。

有一件事，还得请你原谅。他诚恳地对师弟说。

曾山说，你不必如此严肃。

我撒了一个谎。我并没有去过杭州。

曾山的脸上再度呈现出深深的疑惑与担忧。也许还有一丝赞许：你小子终于说真话了。他说，那你干吗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它究竟有多大必要？还煞有介事地给我打电话……子衿向他作了一番解释，可师弟还是一脸不高兴。对此，子衿也感到无可奈何。实际上，他去过杭州……

车过嘉兴的时候，她说她要去上厕所。子衿趴在车窗上，将头探出了窗外。他看见在灯火灰暗的站台上，一名妇女的身影一闪而过，她双手举着一袋湿淋淋的菱角，看上去像是在作祈祷。但火车并未停下来。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很快被一块巨大的化妆品广告牌遮没了。他想象着她的身体：双手高举，站在浴室的自来水笼头下，乳房上提，水珠四溅……他感到百无聊赖。子衿翻看着她随身携带的一只皮包。他没有找到用来消遣的杂志，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盒拆封的丹碧丝。他的心头一阵震颤，就像欲望急剧衰退中的短暂晕眩。她并没有怀孕。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她调皮地冲着子衿笑了笑，感到极为得意。去杭州玩玩，本来就没什么不好。操你妈。子衿也笑了起来。她并不知道，在重要的学术会议举行期间，在子衿等待着她来例假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她短裤上的血迹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天堂……

他们来到西湖边的一家私人旅店。他给曾山打了个长途。他喝了很多啤酒来庆祝提前来到的自由，他把她带进简陋的房间，将她按在床上，从裙子里扯下她的长袜……你会把床单弄脏的。她惊恐地叫着不不，但这未尝不是一种鼓励。黑色的血。腐沤的生命。不过，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他用手指蘸了一点血迹，背过身去，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子衿啊，子衿，有谁说得出，你已变成了什么东西……

就像一条狗。连袜子都要闻一闻。妹妹笑了起来，露出了满口的豁牙。他和妹妹在一个脚盆里洗脚，他用脚趾挠弄着她的脚趾，妹妹又傻笑起来。

曾山还向他提到了照片的事。裙衩分开，泄漏了春天的机密。他说他本来不想提起这件事。子衿与他站在河畔的拱桥边，很久没有说话。曾山的躯体看上去犹若一棵枯死的树。他说他没有想到，但他的意思很可能是在说，他对此事早有预料……一张照片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子衿安慰着他，假如她真的与赞助商有那么一腿，也在情理之中。你不能指望在地狱中凭空造出上帝的天国……陈词滥调。

很快，他们聊起了别的话题。

明天一早，我的妹妹要来上海看我。子衿对曾山说。

你说过几次了。曾山古怪地笑了一下。

车站上乱哄哄的。天还没有亮。拱围在广场四周的高大建筑物有一半浸沐在黑暗之中。银行和邮局门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坐满了滞留车站的旅客，他们说着话，呵欠连天，看着洒水车哼着《欢乐颂》从钟楼边驶过。

空气中有一股烧焦的橡胶轮胎的气味，一股混杂着汗臭的香水气息。

我可受不了那股味道，师母说。治丧委员会的主席怔怔地看着她：可是，我们已经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了。谁打电话谁去，反正我不去殡仪馆。她转过身去看着窗外。越过楼下的那簇茂密的樟树林，他看见学校幼儿园的一位女教师正与孩子们做游戏。丢呀丢呀丢手绢。丢呀丢呀丢手绢……

她一直静静地站在那儿，听孩子们唱歌。隐隐约约传来的钢琴声与追悼会的气氛十分相宜。她穿着一身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在午后的阳光下，裙子上棕色和杏黄色的拼花图案显得格外醒目。她的一只手搭在窗架上，谛听着窗外的什么动静。从她落落寡合的样子来看，她极有可能就是贾兰坡教授去世前刚刚调入系资料室的那个纺织女工。

曾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透过那扇敞开的窗户朝外面张望。你是不是一直在找什么人？师弟对他说。子衿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他的眼睛依然紧紧地盯着窗前的那个女人。她的臀部非常饱满。他在想象着她不穿衣服时是怎样一副样子。

你没瞧见她浑身上下那股风骚劲儿吗？

师母哭了起来，瘦削的肩胛在黑暗中轻轻地战栗。你把这个女人弄到系资料室来，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没准你们早就……导师一声不吭地吸着烟，脸上有一绺不易察觉的笑容。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在流言和唾沫中淹死……师母说着，起身朝卧室走去。导师注视着她的背影，突然意味深长地说道：在暗中开始的事只能在暗中结束。子衿和曾山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导师为何这样说。

子衿朝她走过去。

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资料员反问他。

会的。不过，你这次不答应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还有四十分钟，妹妹乘坐的那趟火车就要进站了。他的怀里揣着一封她在两周前的来信。她要结婚了，但她在信中没有提到她将要嫁的那个人。多半是个乡镇企业家。子衿对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几年不见，他真不知道她变什么样儿了，不过，她的字迹倒是一点没变……

他是一个字迹鉴定专家。每天收到的大量来信使他练就了过人的本领，他能够从信封的字迹上判断写信者的性别，如果结合信的内容和语调一起分析，他就能据此猜测她的容貌和性情，甚至，嗅到她身上的气味。威廉·福克纳通常只拆阅装有银行汇票的信封。他有一只特制的大灯泡。子衿只给女读者写回信。金钱和女人是一对孪生姐妹。

亲爱的岑凯兰大姐。您的来信对我作了过高的评价，这不免使我担心，相形之下的本人是否配得上您的尊敬。您在来信中提到，打算在不久之后来上海与我见面，并将给我一次小小的惊奇……我虽然还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但我在此刻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温暖。我除了期待您的来访之外，还能干什么呢？……列夫·托尔斯泰曾说，爱是人类唯一合理的行为。它是上帝为人类圈定的最后一块神圣的保留地。非常同意你对加缪的分析：我们倘若不能活得更好，只能寻求活得太多……多么希望您能立刻来到我的身边，就像一只小鸟一样，轻轻地掠过……

一次艳遇就这样开始了。资料员揶揄道。

在翠苑餐厅的包房里，他们相向而坐。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一支轻柔的钢琴曲。侍者替他们拿来了酒和冰块。

不能说是一次艳遇。子衿说，恰恰相反，它是一场恶作剧。因为我在十六铺码头看到的岑凯兰是个男性公民。

资料员放声大笑。她的笑声惊动了一群沉睡的金鱼。它们在墙角的一只鱼缸里欢快地游了起来，浮上水面，又沉了下去。她在大笑的时候，两个乳房都在耸动着。导师贾兰坡教授当初是否也受到了这两只椰子的诱惑？

可曾山坚持说，他更为欣赏女人的脸。也许还有下巴。他会因为妻子的下巴过于尖厉而与她离婚。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他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令人尊敬地生活在过去。

每次碰到一个喜欢的女人，他总要将岑凯兰的故事讲给她听。女人们对于奇遇总是怀着一种贪得无厌的好奇心。

在七月的骄阳之下，子衿在江边码头上守候了三个多小时，才看到了江面上远远开来的一艘客轮。

有条大轮船朝我们开过来了。他对妹妹说道。

我什么也看不见。妹妹揉着眼睛，从堤岸上站起来，朝远处张望。她喜欢大轮船。

江面上浓雾缭绕。的确，连一只鸟的影子也看不见。

你看到岸边的浪头了吗？子衿对妹妹说，今天没有刮风，可浪头还在一点点地加大，升高，这说明，一只轮船正朝这边开来。它一定是个大家伙。

是茂生号吗？

也许是展新号。

从武汉开来的展新号货轮一下子从浓雾中钻出来，将他们都吓了一跳。妹妹又傻呵呵地笑了起来。她带着钦佩的眼神瞅着他。她只知道毫无保留地崇拜他。

您就是子衿先生吗？

岑凯兰朝他走了过来，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汗酸味。他至少一米八五，看上去四十来岁。虽然头发都掉光了，可胡子却留得很长。子衿站在炎炎的烈日中，身上的血液一下子都凝结住了。他向岑凯兰伸出手去。岑凯兰大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太过分了。

我在临行前收到了您的来信。岑凯兰气喘吁吁地说。您误会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咱俩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子衿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呆呆地盯着岑凯兰身边的一个妇女。她举着一面小圆镜，用手纸蘸着唾沫化妆。为什么她不是岑凯兰？

您在信中说，要给我一次小小的惊奇……子衿说。他已打定主意，准备将心中残留的一点悬念也一并挥霍掉。

岑凯兰笑而不答。那神情仿佛是在对他说：你现在不是已经感到惊奇了吗？

在面对这样尴尬而痛苦的时刻，我们也许只能向梦境求援。我希望它是一场梦，可糟糕的是，它就是现实。真让人受不了。他对资料员这样说。

反过来说，当我们为一件事高兴得流泪的时候，便立即有了会突然醒来的预感。我向上帝祈祷，并用力夹紧双腿，不顾一切地向他喊道：不要让我醒来，不要让我醒过来……可最终你还是醒了过来，看到了乱七八糟的房间，一切都是那样的无趣、乏味。资料员的话多了起来。可她干吗要说夹紧双腿……子衿感到自己身上的机器肿胀起来。

在七月的午后，子衿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慧能院长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你最近是否碰到了什么麻烦？自从他与慧能院长见面的那一刻起，他的目光始终在琢磨着自己，一路来到河边的咖啡馆里。六祖禅师一口咬定从他脸上看到了不可告人的隐秘。曾山也惊恐地打量着他。在那一刻，他的眼神似乎向子衿发出征询：你杀死了贾兰坡教授？他的手里捏弄着一只镍币。

随后，他笑了起来，对岑凯兰说，你先等一等，我去叫一辆出租车来。

后来呢？资料员问他。她的一只膝盖在桌下碰了一下他的腿，不过很快就挪开了。

后来，我就跳上了一辆红色夏利，溜之大吉。

子衿摇下窗户的玻璃。汽车蹿上了高架公路。他看见岑凯兰静静地站在码头上，胸有成竹地从口袋中掏出一盒烟，点着了火。

资料员笑得弯下了腰。

他们又要了一瓶酒。

师母说，老贾的肝不好，还是少喝点。可是导师满不在乎地瞪了她一眼。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没准他愿意这样。导师让一位侍者将卡拉OK话筒拿来，他要与师母合唱一段《坐宫》。系主任只知道鼓掌。

不行，不行。师母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我只是跟着老贾在家里哼过几遍。她也有了几分酒意，精心装扮过的两颊泛起一抹酡红。她一害羞，就像一个小姑娘似的，既腼腆，又兴奋。

兰坡，你喝多了。

导师没有搭理她。他踉跄着从桌边站了起来，从侍者手中接过话筒。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就在墙角的一株枇杷树盆前栽倒了。他开始呕吐起来。

翠苑餐厅里鸦雀无声。参加这次生日晚宴的常务副校长与僵立一旁的系主任交换了一下眼色，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老贾今天是喝多了。师母不安地说。

子衿和曾山将导师扶到了椅子上。常务副校长手里端着一杯橙汁来到了导师贾兰坡的跟前，象征性地喝了一口，祝贺他的六十寿辰。贾兰坡醉眼惺忪地看着他，好像一下子认不出他来似的。

你，你他娘的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兰坡，你喝醉了。

常务副校长讪讪地笑着，忧伤地看着师母，随后，他摇了摇头。

兰坡，你喝多了。

她一边像个母亲似的抚弄着丈夫的头发，一边向副校长赔着笑脸。

常务副校长很有涵养。他转过身去对哲学系系主任说了一句什么，系主任便胡乱地点了一通头。

他硬着头皮走到贾兰坡身前，不着边际地对贾兰坡四十年来的学术成就与重大建树结结实实地恭维了一番。他刚刚被提拔为系主任，又不是贾兰坡的嫡传弟子，他不愿意错过这样一个机会。

学术？狗屁学术。导师说。这年头还有学术可言吗？天方夜谭。他们不是连哲学系都要取消吗？

曾山默默无言地坐在一旁。他的面色十分难看。他也许还在想着下午碰到的那个小姐。在办公楼小礼堂外的过道里，他遇见了两个抬着花篮的女生。其中一个的鞋掉了下来。

你有恋足癖。子衿说，就像拜伦一样。曾山笑了笑。不可思议。你知道过去的中国女人为何要裹小脚吗？据说，卡夫卡曾经猜测说，东方女人缠足，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肥大的臀部。

纯粹是无稽之谈。

我的奶奶就是一个小脚女人。资料员对子衿说。趁着浓浓的酒意，她说起了她的家世。他们从翠苑餐厅出来，并排往前走。校园的树林里吹来了一股凉风。

今天晚上，她恐怕无论如何是逃不掉啦。

子衿带着她朝自己的寓所走去。他不时侧过身来看一眼她那红扑扑的脸，眼睛，脖子。

他看见了老秦。

我们酝酿了一个大计划。老秦说，你听了以后会大吃一惊的。

他和老婆在校园里散步，站在一簇西府海棠的树影里。那个女人笑眯眯地端详着子衿，考虑到她斜眼视线的误差，她实际上是在打量子衿身边的资料员。

精神危机。道德沦丧。堕落就像传染病，它无孔不入。噩梦般的……

老秦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的计划及其酝酿的背景。看上去，就像另外一个人在借他的嘴巴说话，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木偶，一条看不见的线在牵动着他上腭的神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牵线木偶。贾兰坡先生说，荒谬是构成它的基本物质。你只知道演戏。直到有一天，你突然倒地死去，也许连戏装都来不及脱下。

你们所谓的计划，也许只是为了操纵理事会的选举吧？子衿对老秦说。

老秦打了个饱嗝。他的嘴里有一股鸡屎的味道。都是给鸡汤沤的。

哪里有堕落，哪里就有拯救。鸟兽都知道在哪里筑窝，人类却不知漂泊何方。荷尔德林。雅斯贝尔斯。黑暗，窒息，绝望，虚无。我们生活在一个浅薄的世纪……

您不如安安心心地研究你的庄子，子衿对老秦说，干吗非得到你不熟悉的人文哲学领域来凑热闹呢？

凑热闹？老秦摇了摇头。朝菌不知晦朔，小人不足以论道。你身上那种嬉皮士兮兮的毛病真是要不得，要不得。

你实在没有必要操那份闲心。到了一九九九年，地球不就他娘的毁灭了吗？子衿朝他摆摆手，带着资料员走开了。

子衿与他那死去的导师简直是一副腔调。老秦对他的斜眼老婆说。

一走进房门，子衿就将她拦腰抱住了。他对资料员修长而健美的身材夸奖了一番：你就像是一个跳高运动员。

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太高了？

不，一点也不。

资料员只剩下了一条短裤。她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欣赏着他床头的风景照片。她就像一只褪了毛的长脚鹳。他的身体亢奋起来，像铁一般坚硬，你的房间布置得很有情调，资料员挠着胳肢窝对他说，它让人想入非非。一个女人一旦走进这个房间，就会觉得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可曾山不喜欢这个房间的色调：它会使人陷入迷乱。他轻轻地抚着她的乳房。它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象的？

一周之前，在系资料室的书架前。我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你的工作服里边大有名堂。资料员笑了起来。她的身上透出一股醇厚而甘甜的梨花的气息，蓝色的工作服不足以遮掩它。她在说话的时候也带着某种天真的语调，但她的眼睛却是沉滞的，过于成熟的，黯淡的……她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

大凡漂亮的女人通常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类似乎可以称作优美。她们大多有着白皙致密的皮肤，丰腴而柔和的体型线条，饱满的乳房；而另一类女人则体型纤长，乳房小巧而坚挺，脸庞瘦削，渗透出一种男人刚劲和锋利的线条，这类女人堪称俊美。在曹雪芹的美学辞典里，这两类女人各有其完美的代表：秦可卿与王熙凤，迎春与探春，尤氏姐妹，不一而足。而妙玉则是所有女人的完美综合。你就是这么读《红楼梦》的吗？师弟惊讶地望着他，难怪鲁迅先生会说……

看着资料员赤裸的身体，子衿对导师的尊敬又增长了几分。他是怎么找到你的？他在她耳畔轻声问道。资料员朝他嫣然一笑。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例假？

它没来。

上个月呢？

也没有来。

这么说，她已经两个月没有例假了。他小心翼翼地在桌上摊开一张早孕测试纸。纸上有两个黑色的圆点。就像蝌蚪一样。

还不如说它像精虫。她笑了起来。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子衿打了个寒战。

他在其中的一只圆点上注入清水，在另一只滴入她的尿液。瓶子里有一股膻腥味。他用一枚火柴棍搅动着它们，使两种液体混合在一起，看看有没有微小的晶状颗粒析出。成败在此一举。你就像是一个在做实验的化学家，她说。

他将资料员掀翻在床上，将她的短裤一把揪了下来。甚至，在她熟睡的时候，他也会悄悄按亮床头的一只台灯，揭开被褥，察看她的短裤上有没有血迹。她突然睁开眼睛，对着他发出冷笑。你不用这样着急，她说，我们明天去办一张结婚证书，一切就都解决了。她随手将那张试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我怀孕了，我自己有感觉。你依然不信任我。

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

我已经是第四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了。妇婴保健医院的长廊里空空荡荡，每隔两秒钟，手术室里就传来一阵尖叫。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你是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已经是第四次了。他说。她朝纸篓里那团乱糟糟的试纸望了一眼，转身去剔着指甲。灾难躲在暗处，惩罚自有它的日程表。

子衿头晕目眩地挨着桌边坐下。偏偏是在这么一个时候、偏偏在……他的愤怒大部分都指向了自己。

什么时候？

学术会议就要开幕了。我还得准备一个发言稿。

让它见鬼去吧。她咬牙切齿地说。

它很重要。

有那么重要吗？又不是在斯德哥尔摩发表领奖演说！

我要疯了，疯了，疯了……他大声叫道，揪着自己的头发。

我要在这个城市里暂时消失几天。他对曾山说。

你要去哪儿？

杭州。

你应当试着过一种稍有节制的生活。曾山说。怀孕本身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糟糕的是，你得一次一次重复忍受它所带来的精神折磨……每一次都会让你想起上一次。这就是惩罚的原则。

他的桌上搁着一只被拆开的闹钟。曾山喜欢摆弄它，拆开又装上。拆散的闹钟零件令人想到自己乱七八糟的神经系统。曾山用一张报纸擦了擦手上的油污，将闹钟盖上。这样可以了吧。

你将闹钟藏哪儿啦？父亲严厉地看着他。

我记不清了。

妹妹很快就在一口麦缸里翻到了它。

你干吗要把闹钟藏到麦缸里？

我睡不着。他对妹妹说，它嘀嗒、嘀嗒地响着，一刻不停。

妹妹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眨着黑亮的大眼睛。睡觉时，他看见妹妹一声不响地将闹钟埋到麦缸里，第二天一早，她又翻出它来，用抹布擦去上面的麦粒，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妈妈画像下方的小桌上。等到她冰凉的小身体重新钻入被窝，子衿就用脚趾挠她，向她表示感激。她又笑了起来。她是一个好妹妹。每天坐在江岸的风中，遥望天空流云的妹妹就是一个好妹妹。世上所有能够发出光亮的东西拼在一起，与她的眼睛的纯净与透亮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时间还没有多少认识。贾兰坡教授说，为此人类才发明了笨拙可笑的闹钟。每当我站在校园里，看着花枝招展的年轻人从旁边经过，就恨不得时间能够倒转三十年。导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在约旦河边讲道的耶稣基督，他用一种寓言的方式暗示了天堂的存在，并准确地指明了方向。他看到了那处幽暗的黑色毛丛……它是天堂吗？

它是天堂，又是地狱。

资料员再次开始了深重的喘息。他的耳畔刮过一阵呼呼的风声。在查拉图斯特拉曾经预示过的精神的三种变形之中，子衿只是一个走索艺人，一个游戏中的孩子。他的肉体高涨的快乐完全依赖于钢索的高度和斑斑铁锈。不过，这种游戏也蕴含着某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钢索的高度，而全部的目的只在于，他有朝一日会从钢索上掉下来，摔得稀烂。此刻，他就站在这样一条钢索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倾斜的身体正朝着遥远的地面坠落。

资料员紧紧地抱着他，用指甲抠他的后背。他不断地攻击她，加快了速度。欲望的轮子越滚越快，他渐渐地品尝到了堕落前的晕眩和震颤。一切都不可阻挡。

他掉了下来。可她丰腴的躯体还是像杯中溢出的酒那样晃荡着。目光迷离，双唇微启，两手在空中挥动，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徒劳无益地作出挽留的姿势。这时，子衿早已点上了一根香烟。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什么不同？

我，或者另一个人。

那要看是什么人。

比如说，贾兰坡……

你好。

资料员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道。导师似乎就在这个房间里，躲在暗处，窥视、谛听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当他想到自己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说不定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他依然眷恋着她的肉体。他想象着这个女人坐在他的腰间，放荡地对他说：现在，我将你完全吞没了……他想象着资料员生活中的其他男人，她对他们说着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难以启齿的美妙细节。他被蜂蜇了一下。此刻正燃烧着他的并非是嫉妒的火苗，而是无边无际虚空的烈焰。它对子衿说：现在，我将你完全吞没了……

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虚空的存在，看到她从废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穿着蓝色的裙子从文史楼前的草坪上经过。她从来不与他说话，从不看上他一眼，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我决不说出你的名字……

资料员从他手里接过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还给他。她的手指轻轻地划过他屁股上那道褐色的烙痕，它像一只失去了水分的蝴蝶标本。资料员问他，这处疤痕是怎样留下的？他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女人这样问过他。而他每次的回答都与上一次迥然不同。

他告诉资料员，那是在他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去女生宿舍给她们发饭菜票，不留神就坐在了通红的电炉上。我是班上的生活委员。

你怎么坐到电炉上去的？

戴着口罩的女护士好奇地向他问道。她站在窗前，借着雪光，用一枚小砂轮划开注射药瓶的瓶颈。由于戴着口罩，她的声音嘤嘤嗡嗡的。随后他听见“啪”的一声。她将掰下的瓶头扔在一只搪瓷托盘中。

护士给他打完针，将口罩摘下来。他看见她鼻梁两侧有几粒不易为人察觉的雀斑。她看上去三十来岁。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女护士笑着对他说，你是怎么会坐到电炉上去的？

子衿说，连续三个月的失眠差一点将他击垮了。在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在校园里游荡了半夜之后，爬上了电教大楼的顶层，准备从那儿跳下去。后来他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妹妹。她对他的崇拜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他在雪中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下午他去女生寝室发饭菜票，她们客气地给他让座，他就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一只电炉上。

女护士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她问他信不信基督教。子衿说不信。她说她也不信，可她的丈夫是一个基督徒。随后，女护士又问他现在的感觉如何，能不能下床走动，他说能。女护士的眼神明显地犹豫了一下，然后立刻对他说：

那好吧，你跟我来……

他们经过观察室外的那条坐满病人的长廊，来到了门外。他起初并不知道她要将自己带向哪里。院中的冬青树上覆盖着一层积雪，天空阴沉着。那时正好是下班的时间，医生和护士们推着自行车在医院门口挤成了一团。他跟着女护士朝前走。不久之后，她将他带到了一间堆放药品的仓库里。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女护士对子衿说。

她让他坐在一只装有盘尼西林的小木箱上，然后伸手拉开了他裤子的拉链。你没想到吧？女护士笑着问他。没想到。女护士说，在十分钟之前，我也没想到。她是怎么会突然产生出这样的念头的？

她没有问他是否愿意。也许不需要问这样的问题。她急不可待地解开白大褂的扣子，然后是黑色的皮裤，粉红色的内衣……她朝他走过去，跨在他身上，摸我，快。摸我的乳头。她的声音既急切又严厉。快。

真的不值得，不值得啊我到昨天还蒙在鼓里……她说。

她一边碾压他，一边念念有词。仿佛她正对着暗中的一个什么人在说话。她的话是一道道符咒，一句句谶语：

现在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的老婆吧好好看着吧让你去鬼混让你去开公司泡小妞让你……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这是一种双重亵渎。她的丈夫，她自己。也许还有上帝，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基督徒。

你的故事太离奇了。资料员说。它一点也不像是真的。

那是因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子衿苦笑了一下。

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

资料员非得让他说出个结果不可。我受不了似是而非的东西。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疯狂和死亡一样，也许最终都是不可战胜的，就像那块烙斑，怎么擦也擦不掉了。

随着一声悠长而沉闷的汽笛声，一辆火车冒着热气开进了站台。透过车站出口处的那条长长的通道，他看见乘务员放下了车门的踏板。紧接着在车门口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花布棉被，它卡在了铁门上。一片嘈杂的叫骂声。行李车在水泥地面滚过的声音。

他已经有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了。父亲死于最后一次醉酒。妹妹给他发来电报的时候，他正在青岛参加中国作协的一次笔会。下午参观水族馆。海龟。鲨鱼的骨架。玳瑁。珊瑚。在水族馆里，江苏作协的叶兆言老是抱怨头痛。他的身体不好。一个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来到子衿的身边，递给他一份电报。是加急，他说。你喜欢海蛇吗？子衿说无所谓喜欢还是不喜欢。他拆开电报，看了一眼，随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好。电报是曾山打来的。在子衿外出期间，就由他负责处理他的各类来函。我都快成了你的私人秘书了。

子衿从青岛给妹妹寄了三百元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天晚上他就到海军疗养院打台球。依我看，你完全曲解了加缪所谓的冷漠。曾山对他说。你总是用自己的油漆涂满所有的门窗。这是托尔斯泰批评高尔基的话。我不是高尔基，他也算不上一个或半个托尔斯泰。他照样打他的台球。

站在出口处的铁栅栏背后，子衿伸长了脖子朝站台里张望。他真的有些担心，能否从拥挤不堪的人流中将妹妹辨认出来。她成天乐呵呵地傻笑。走起路来又快又急，辫子在脑后两边晃动着。她是自己忠实的追随着，他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她是一个固执而淘气的跟屁虫。

看样子得想个法子甩掉她。他们钻进了一片开阔的黄麻地，她随后就撵了上来。她穿着一条子衿淘汰下来的咔叽布裤，跑几步就得停下来拎一拎裤腰。那条裤子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出了黄麻地，又窜进了一处茂密的桑林。绕过一条狭窄的弄堂，妹妹就不见了。

我们总算是把她给扔下啦。他们那伙人笑得东倒西歪，大模大样地踏上了通往公社的大路。他们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就看见妹妹早已坐在路边的一棵楝树下等着他们了。她封住了村子的唯一出口，她并不傻。她一边流着委屈的眼泪，一边对他们发出嘲讽般的冷笑。她的脸都让树枝给划破了。

你们是去江边看轮船吗？

不，去公社看枪毙。

枪毙谁？

赤脚医生。

枪毙人的时候，是打脑子，还是打心口？

打肚子。

肠子会流出来吗？

当然会。要的就是这效果。

这时，父亲朝他们走过来了。他喝得醉醺醺的，手里提着一根擀面杖。子衿一看到父亲，就像青蛙见了火赤练一样。他的腿迈不开。快跑。妹妹朝他喊。父亲越走越近，他的身体也颤抖得越来越厉害。父亲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妹妹捏紧了两只小拳头，勇敢地冲了上来，一下就抱住了父亲的大腿。

快———妹妹朝他高声叫道，快，揪他的头发……

父亲随手的一巴掌几乎就将她打得飞了起来。

你的妹妹真可爱。心理系的女博士笑了起来。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还真想见见她。子衿点点头，我妹妹过几天就要来上海。女博士从烟盒中拿出一枝雪茄，像男人似的将它叼在嘴上。那么，灶铁是怎么回事？

烧火用的铁棒。我们用它来烫墙上的壁虎。

到了夏天，壁虎让蚊香一熏，就都从墙缝里钻了出来。它们是聪明的小动物，知道蚊香将蚊子熏得飞不动了。妹妹数了数，一共有七只。子衿举着那根烧得透红的灶铁，悄悄地将它伸向墙上的壁虎。当它被灶铁按住的时候，身上就滋滋地冒热气，像孩子似的拼命挥动着前爪。然后，它的尾巴掉了下来。它掉在地上还在不断地扭动。

墙上留下了六个烧焦的斑点。

还有一只壁虎跑哪儿去了？

它钻到了镜框里。妹妹说。

镜框里装的并不是镜子，而是妈妈的照片。它挂在墙上。妈妈朝他们笑。子衿用灶铁敲打着镜框。壁虎怎么也不肯出来。红红的铁棒一碰到镜框的挂绳，绳子就断了。它“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玻璃摔得粉碎。父亲的脸在暗处冲着他们笑。你把灶铁给我。父亲说。他让子衿转过身去，趴在床沿上。妹妹尖叫了一声。一股焦味在屋里弥散开来，混合着六月天的麦香。

我的屁股上留下了一道烙痕。子衿说，它就像一只张翅飞动的蝴蝶。女博士将雪茄在烟缸里掐灭。她的手抖得厉害。真让人难以置信。女博士说。

要不要我把裤子脱下来给你看看？

当然。医生说。她戴上了一只口罩。

子衿褪下裤子，背向她，高高地撅起了屁股。你得的是螺旋痔，已经化脓了。女医生朝它瞥了一眼，就很有把握地说。你坐着看书的时间太长了，应当多活动活动。她摘下口罩，坐回到桌边，飞快地给他开起了药方。止痛片，润肠丸，麝香膏，痔栓，高锰酸钾。他让医生多给他开一点高锰酸钾。

我想用它来洗草莓。他解释说。

医生忽然问他信不信教。子衿说不信。我也不信，她说，不过我的丈夫信。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基督徒的身份并不妨碍他去搞女人。真是不值得啊，不值得。我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真想。她看了看子衿，脸一下就红了。她没有说下去。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仿佛随时碰到一个人，她都要这样倾诉一番。我的心碎了……我真想随便碰上一个男人，就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人有时的确会有一种作践自己的冲动。女博士说，在心理学上，它是仅次于死亡冲动和性冲动的第三大变态诱因。

子衿从心理诊所出来，正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学生们端着饭盒朝食堂走去。他看见师弟朝这边逡巡而来。看上去，他是在赶往学校对面的松鹤酒店，参加赞助商的宴会。他一边往前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请柬反复观看，生怕记错了晚宴时间。

曾山叫住了他，一脸惊恐的表情。

你不是说要到杭州去吗？

……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当妹妹的身影出现在检票口的白铁栏杆边，他就立刻将她认了出来。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他。她还是以前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只是个子明显地长高了。她在脑后盘了一个发髻。她还没有结婚，就盘上了发髻。她将车票咬在嘴里，手里拎着一只笨重的旅行包。

他与妹妹在一起，永远不会找不到话说。他们一见面，妹妹就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不结婚？

子衿曾对曾山说，没有妈妈也许算不得一件坏事。至少，不会有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成天逼着你结婚。现在，他的妹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不结婚？

妹妹一眼就认出了他脖子上围着的那条灰色的腈纶围巾。还是我给你织的那条吧？她说。她将围巾拽在手里捻了捻。子衿笑了笑：今天早上我特意将它从箱子底下翻了出来，就是为了让你高兴……

妹妹爽朗地大笑起来，只不过声音听上去总有些不太对劲。

她紧紧地拽着子衿的一条胳膊，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在人群中消失不见。在这一刻，她又成了过去记忆中的那个跟屁虫。子衿领着她，朝行李房旁边的出租汽车走去。

在出租车上，妹妹突然问他，能否帮她在城里找份工作。城里？子衿说，你干吗要到城里来工作？你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妹妹叹了一口气。她说她并不想结婚。这些年中，她几乎什么活都干过。仓库保管员。小学代课教师。乡镇企业的出纳。采石工人。现在她对这一切都厌烦透了。妹妹随后又说，她其实也不想来城里工作，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那你究竟想干什么？子衿问她。

我真想……

曾山本来会说他真想死，但他并没有这样说。他是一个对语言极其严肃的人。张末离开了他，回到了南京。死亡这个念头只是在他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它没能打动他。因为曾山在这么说的时候，还认真地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然后，他用一把小剪刀仔细地剪了剪鼻毛。张末老是抱怨我的鼻毛长得太长。曾山对他说，她对于洁净有着一种疯狂的要求，在这样一个肮脏而丑陋的世界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子衿带着他的师弟到学校后门的一家餐馆喝酒。曾山喝得很有节制，而子衿却酩酊大醉。好像正在遭受离婚这一厄运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曾山。

我本来可以留下她。曾山说。

那你干吗要放她回南京呢？

假如幸福只是一个巧合，或者说出于一种勉强，它就算不得幸福。

你是一个堂吉诃德。你梦想得到的东西只有天国才能看到。幸福经不起摔打，经不住推敲———一只再好不过的玻璃杯摔到地上也会碎掉，假如你不去摔它，它仍然是一只很好的杯子……

曾山静静地望着他。真奇怪，你在喝醉了酒的时候，倒反而能清晰地说出一些很好的思想。

汽车在闹市区走走停停。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它才踅入了一条简易的高架公路。深秋的风呼啸着从窗口吹入，炙热的脸上立刻感到了一阵清凉。

妹妹说，父亲在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与他见上一面。他像个孩子似的哭个不停。他喝了太多的酒。医生说，如果在他嘴边划亮一根火柴，就省得将他送火葬场了。我那会正在青岛开会，在一个水族馆看海龟。子衿说。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假如妹妹不在车上提起父亲，他就永远不会想起他来，就像这个人从未在世上存在过。他只知道喝酒。然后就是流泪。成天成夜地盯着墙上的那个镜框流泪。墙上有六个烧焦的斑点，远远看上去，仿佛六朵精致的蔷薇花。

妹妹在被窝里踢踢他的脚，他又踢踢妹妹的脚。他们都听到了父亲的哭声。他哭起来就是一个婴儿。那声音像是秋风刮过的芦苇的战栗。妈妈死后，他就成了一个婴儿，一根芦苇。风一吹。它就折断了。他是一撮炉灰，风一吹就扬起来，飘向远处。他是一绺积雪，太阳一晒就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父亲在哭泣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在约旦河西岸传道的耶稣基督。他用一种寓言的方式，暗示了天堂的存在，并准确地指明了方向。

他至少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子衿在恍惚中明白了这一点。他在青岛的海军疗养院打着台球，看见父亲的灵魂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一口气跑到海边，站在漆黑如鸦的沙滩上，朝着浩瀚的大海眺望。

任凭他怎样踮起脚尖，他也看不到更远的地方，看不到月亮和星辰，看不到他的故乡。故乡。曾山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你还有一个故乡……多么奢侈。

可你并不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他对曾山说，我只是屁股上多了一个烙印而已。

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子衿去故乡那口井中汲水的次数太多了。陶渊明，苏东坡，数不清的人从那口井中汲水的次数太多了。那口井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干涸了。它是一个早已破灭的神话。你什么也指望不上。他只要一想到父亲那张垂死的脸，他就知道他其实什么也指望不上。

在这样一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心碎，为何惊恐万状。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虚空，一边幻影。他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把体内几公升黏液排泄掉吗？只是为了将一张纸揉皱再展开它吗？

唯有海上俱乐部的灯火在黑暗中闪闪烁烁。假如广告牌上的霓虹灯碰巧点缀了阴沉沉的天空，那也算是星星发出了它的光亮。

出租车停在了学校的大门外。子衿和妹妹从车上下来，看见一个蓝眼高鼻的外国人在车边冲着他微笑。他是这次学术会议上唯一的外国代表，神学家唐彼得先生。他身边站着的那个女人不是与唐彼得先生形影不离的中国秘书，而是哲学系新调来的资料员。

看上去，他们正在等候出租车。

资料员朝子衿眨了眨眼睛，并没有与他说话的意思。可他分明听见她在他耳边淫荡地说，现在，我把你完全吞没了……她肚皮上的皱褶重叠在一起，又白又亮。她的脸和脖子都是汗津津的。她与唐彼得先生先后跨上了出租车，不一会儿，那辆蓝色的桑塔纳带着一股轻烟湮灭在川流不息的车海中。

当你看到一个外国人搂着中国女人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哪儿不自在。慧能院长对他说道，想想看，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是怎样产生的？

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里暂时还是空空荡荡的。签名处的一位身穿西服的小姐正在翻看着一本时装画册。这是赞助商被捕后的第二天，一度中断的学术会议又恢复举行。子衿和慧能院长都来得很早。他们坐在休息室的一排沙发上，开始了见面后的第二次交谈。

你也许会觉得，那些漂亮的中国女人好像天生就是为洋人们准备的，是不是这样？慧能院长问道。

子衿未置可否。他对这样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兴趣。

自古以来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性的集合体。慧能院长接着说，所有的社会符码都与此有关。弗罗伊德说得没错。欲望的加油站。你每天都在思索，或假装思索，冥想，而所有的意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同一片区域。这是一个隐秘的区域，是你心中最软弱的地方。阿克琉斯的脚后跟。举例来说，在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它是一个由男人们发起的文化阴谋。表面上，他们对黑人的歧视与鄙薄是基于以下理由：黑人的野蛮，凶残，缺少文化教养，富有攻击性。可实际上它只与性有关，源于身体方面的自卑感。慧能院长分析说，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个事实：黑人男子的生殖器将会进入白人妇女的身体……我只是想说，文化发展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耻辱的历史……你从中看到的，除了欲望，还是欲望。

妹妹说，你是怎么会想到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子衿，叫上去多么别扭。我怎么都觉得它像是另一个人的名字，不如富生叫上去好听。子衿笑了笑，没有向妹妹作出解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学术会议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一个预定五天的会议居然开了一个多星期，用曾山的话来说，它像通往天堂的道路一样漫长。最后还不知道如何收场。

后天下午，他将在会上作一个发言。可他的发言稿还没有写出来。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应当首先考虑带妹妹出去看看，她毕竟是第一次来上海。

子衿有意让妹妹看看这所举世闻名的花园学校，就领着她绕道向河边走去。他们经过文科大楼前的一块草坪时，系工会的蒋主席和收发室的老张碰巧从楼里出来。蒋主席朝子衿招了招手，示意他等一等。随后他们俩快步朝他走了过来。

这下可算是逮住你了。工会主席气喘吁吁地说，你以为你躲到杭州去就完事了吗？你的一举一动都别想逃过我们的眼睛……

子衿看了看工会主席，又看了看收发室的老张，最后他看了看妹妹。难道他与那个女研究生去杭州打胎的事让系里发觉了？

问题是她并没有……子衿嗫嚅道。他差一点就说，她并没有怀孕。

蒋主席见他这么说，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眯缝起眼睛，紧紧地盯着子衿那苍白而不安的脸。

你想躲是躲不掉的。收发室的老张在一旁帮腔说，星期六上午七点，去卫生科参加献血……子衿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不是已经献过两次血了吗？子衿说。

两次算什么？！蒋主席已经献了二十八次了。假如他不是被查出来得了肝腹水，他这次就要打破全校的献血纪录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蒋主席一边抠着鼻孔，一边凑上前来，神秘地对子衿说：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你导师自杀一案好像又有了新的进展。几个新招的研究生在整理贾先生遗著的时候，发现了他于自杀前一天所写的日记。

这是一个迟到的消息，子衿说，我昨天就已听说……

这年头，不幸的消息传播得比什么都快。蒋主席说。

真不该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资料员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子衿说，导师的自杀也许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动机。而调查者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只不过恰好印证了他们的无聊感无处发泄而已。人们在无聊中，想象力就变得像四月的野草，一个劲地疯长。自杀，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子衿说着，又朝资料员腰部的曲线狠狠地瞥了一眼。

那么，刚才的事情又如何解释呢？资料员反问道。慧能院长朝你的师母走过去，向她伸出了手，可那个母老虎却装着看不见。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

资料员已经是第三次将师母称作母老虎了。

他们说着话，朝学校后门的翠苑餐厅走去。她的裙子被风吹起来，飘向一边。裙子上棕色的杏黄色的拼花在夕阳下跳跃着。即便是从这条裙子的拼花图案中，子衿也能看到她心中珍藏的一个秘密，看到她矜持的脸。她是一个无法吐露的秘密：一朵丁香在雨中开放，他能嗅到它馥郁的芳香。

好不容易摆脱了工会主席和老张的纠缠，子衿正想带妹妹离开，没想到老张朝前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再次叫住了他。还有一件事。

今天早上有两个陌生人到系里来找过你。老张说。

是女的吗？

老张笑了起来，这次是两个男的。大概是外地来的编辑。

又是编辑。这伙人成天像苍蝇一样地追在你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

子衿对妹妹这样说。一看妹妹的脸上呈现出钦佩而仰慕的表情，子衿忽然又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挺好。他有一个傻呵呵的妹妹。她只知道崇拜他。

子衿领着她在校园里走了一遍，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楼前。他看见两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正坐在花坛的边沿上等他。果然有两个编辑在这儿坐着。得想个理由将他们打发掉。

他和妹妹朝他们走了过去。两个陌生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您是子衿先生吗？其中一个温文尔雅地对他说。

子衿点了点头。你们是哪个编辑部的？

编辑部？那个人笑了起来，对另一个人说，他居然问我们是哪个编辑部的……

你倒是凡事尽往好处想。

子衿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而发笑。他不安地看了看妹妹。还没等他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额角就挨了沉重的一拳。

子衿的身体很难看地摇晃了几下，最终还是一头栽倒在地上，压断了一棵刚栽不久的小松树。他的脸上湿漉漉的，他知道刚才的那一拳已经将他的额角打裂了。也许是给戒指刀划开了一道口子。他的耳畔一阵轰鸣。

他居然还问我们是哪个编辑部的……他们又笑了起来。

子衿刚想从地上爬起来，他的耳根处又挨了重重的一脚，他的身体像一只足球似的滚动了几下，一头撞在了一只垃圾筒上。他闻到了一股腐烂的鱼肚肠的腥臭味。一群苍蝇在他眼前嗡嗡地叫着，飞来飞去，就像是被拆散的闹钟零件在沉滞混沌的空气中闪烁不已。

当数不清的蝗虫随着一阵南风飞来，所到之处，连树叶都不会剩下。它们是一群天才的魔术师，从一个村庄飞到另一个村庄，在追逐和游戏中轻易就改变了世界，将沉默与恸哭留在了光秃秃的田野上。

子衿开始了呕吐。妹妹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她只是拼命地跺脚。那两个穿夹克衫的人再次朝他走过来，在他的腰部和脖子上各自踢了一脚。子衿嘴里的呕吐物飞溅到垃圾筒边的铁门上。

你还记得周晓霞这个人吗？子衿听见有人在跟他说话。

记得，记得。子衿一迭声地答道，他艰难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扔在了地上。那个人弯腰从地上拣起香烟，从中取出一支叼在嘴上。

知道就好。他说。

周晓霞。子衿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晓霞是谁？他怎么也记不起这个人来。他看见导师贾兰坡的尸体从五楼的阳台上吊放下来，兀自在空中打转。他在自行车棚边看到了她。他们聊了几句，他开始给她看手相。一辆运尸车呼叫着开进家属区。子衿问她叫什么，她就冲着他甜甜地一笑，将她的名字写在他的手心里。子衿的手颤抖得很厉害。他不能断定周晓霞是不是这个身穿花格子西裤的女孩。也许是另一个人。

有一年，他去济南出差。在机场的候机楼里碰到了一个梳马尾辫的女人……或者，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他在通宵教室里与一个夜大学的学员为卡夫卡的《城堡》发生了争论。一个售货员，为了得到他的签名，在新华书店的门口排了三个小时的长队……

她们一律在枕边朝着他微笑，发出同样的呻吟之声。她们硕大或小巧的乳房在他的视网膜上重叠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不断飞升的气球的画面。它像河中泛出的一朵朵水泡，又像是一棵果实累累的桃树，在风中狂摇乱摆。

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那个人蹲在他面前，抽着他的香烟。只不过，我们拿了人家的钱，也不能太不负责任，你说是吧？

当然，当然……子衿说。

这时，另一个人也笑容可掬地走上前来，对子衿说：

说起来，我们当年在中学里做作家梦的时候，倒也拜读过你的大作。只是看不太懂。你干吗老是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东西？

子衿的肝区、胃脘以及头部剧烈的疼痛使他一时无力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他的嘴角绽放出一丝暧昧的笑容。

那个人对他友好的笑容未予理会。他沉下脸来，讥讽地朝他看了一眼，在他的裆下狠狠地踹了一脚。他们的事这才算办完了。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下，打了个呼哨扬长而去。

子衿两手护在裆中，身体像钟摆一样两边摇晃着。他看见妹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只得将双手从裆下移开。妹妹想将他扶起来，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等那两个穿夹克的陌生人在校园里不见了踪影，宿舍楼的邻居们像老鼠一样纷纷从阴暗的门洞里钻了出来，围着他，一边小声议论着什么，一边用手指指点点。

妹妹大声地跟自己说着什么，加上复杂的手势。她的身影变得十分遥远。子衿朝妹妹喊道：我听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围观的邻居开心地笑了起来。她看到了那条灰色的围巾。它陷在一片污泥里。她将它捡起来。那是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妹妹熬了两个通宵为他织成的。上面还镶嵌着一朵白色的小鹿图案。

他们来到了学校医院的急诊室里。子衿已经能够听见医生跟他说话，但纷纷扬扬的闹钟零件一路紧紧地跟随着他。

年轻的女医生放下碗筷，简单地询问了一下他受伤的经过，然后又伏在桌上继续吃饭。我们不能给你任何治疗，她说，除非你有公安机关开具的验伤通知。

从哪儿可以弄到验伤通知？妹妹焦急地问她。

公安处。医生回答。她憎怒地打量着妹妹，仿佛她的乡音把她吓了一跳。

公安处在哪儿？妹妹又问。

你找到公安处也没有用。现在是午休时间。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时还弄不到那张验伤通知？

你说得对。医生说。随后她转过身去，表示她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

下午呢？两点钟上班之后……

说不准。今天下午，学校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去参观南浦大桥。那儿不会有人的。

总会有人留下值班吧？

也许是吧。女医生回答，到时候你可以去试试，不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不好说……

可他的耳朵在流血……

这我可管不了。

子衿听着妹妹与值班医生的对话，就像是听她们在谈论一件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额角上和耳朵上的血流到一块，滴在了椅子背上。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是希望能有个地方让他躺下来。随便什么地方。眼睛一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的脑子坏了。它的零件被人拆散了。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值班医生将碗里的最后一块熏鱼挑到嘴里，站起身来去接电话。她嘟嘟囔囔地与对方交谈了几句，就将话筒递给子衿。

年处长让你听电话……

年处长。年处长是谁？子衿朝医生慢慢走过去。他刚拿过电话，就听见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

刚刚有人向我们报警，说你遭到了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的袭击……

我的耳朵被打裂了。

医生待会儿就会给你治疗的，年处长说，不过，他们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你吧？

当然，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无缘无故的。

是不是因为那种事？年处长问道。

哪种事？

你少装糊涂。即便你不愿意明说，我也能猜着个八九不离十。年处长说，这类事每天都在发生……

我现在不想谈它。

那我们就说点别的吧。上次我们跟你商量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子衿说。

年处长嘿嘿地笑了两声：你小子又在装糊涂了吧？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其实这事也没什么。年处长说，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我们不会整天缠着你……不要再犹豫了……喂，喂喂……

子衿挂断了电话。

值班医生开始替他缝合耳朵上的裂口。她向子衿解释说，她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校方对于违反综合治理条例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甚至要超过一般性的医疗事故。这个条例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受到伤害后不去报案。假如在暗中发生的事也在暗中结束，那么警察系统无疑就成了一件摆设。她说。

妹妹在一旁点了点头，表示她能够理解这一点。

可是子衿还在想刚才的那个电话。他记不起自己曾经答应过他什么事，甚至他怀疑是否见过这位公安处长。在这个散发着药棉气息的急诊室里，他觉得一切都变了个样。他的意识成了某种虚幻的漂浮物。冗长而滞重的寂静在暗中生长，蔓延。药线在他的耳廓上拉动，发出一片令人心悸的刮削之声，他感觉不到疼痛。他数了数，医生一共在他的耳朵上缝了七针。

妹妹抚弄着他的头发。他像个孩子似的紧紧依偎着她。他想一直这样靠着她。现在，我倒成了一个跟屁虫。

女医生缝完耳朵，又在他的前额上贴了块纱布膏药。随后她问他，还需不需要另外的治疗。因为她看见子衿两只手牢牢地护着裆下。

你不要不好意思。她说，这没什么，讳疾忌医，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把裤子脱下来让我瞧瞧。

她的声音听上去甜丝丝的，十分悦耳。

子衿顺从地解开裤带。他看见妹妹扭过头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医生蹲下来，轻轻地托起它，用一把镊子从瓶子里夹了一朵棉球。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它。怎么会这样？她问道。

他们在这儿踹了一脚。

医生抬头朝他看了看，诡秘地朝他䀹了䀹眼睛：现在你可不要瞎激动。

傍晚的时候，子衿博士躺在床上睡思昏沉。凉风带着一股雨意从窗口吹进来，令人想到残秋已尽。

正在这所高校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已临近尾声。子衿恍惚记得，后天下午，按照大会预定的议程，他将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作一个中心发言。可是他的发言稿还没有写出来。他还想到了更多的事，就像一道光把原本漆黑一团的房间依次照亮了。曾山在桌边修理他的闹钟。慧能院长与神学家唐彼得先生为宗教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导师贾兰坡先生。老秦和他的斜眼老婆。他嘴里的鸡屎味。还有那些记忆中的女人们……他们的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像萤火虫一样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

他和妹妹将抓来的一只萤火虫放在油灯下仔细观瞧：一旦离开了黑暗，它就变得丑陋无比。就像一只褐色的苍蝇。妹妹说。它只能在夜里跳舞，发出蓝荧荧的光亮。它们只不过是黑夜的寄居者。

她坐在床边。身体被一层雾气笼罩着，她的脸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你怎么突然就到上海来了？子衿问她，假如你事先来个电报，我就可以去车站接你。

你又在说胡话了。妹妹说，她将他腋下的一只温度计取出来，凑到窗下看了看。三十九度七。子衿对妹妹说，等到他高烧一退，他就带她去江边看轮船。那是一片远离尘嚣的地方。大风从江面上刮过，大片大片的芦苇倒伏下来。高高扬起的浪花溅在他们身上。

有一艘轮船朝我们开过来了。

是汉阳号吗？

不，是茂生号货轮。

那儿多么的安静啊，就像台风的风眼。

妹妹将他脸上的一块湿毛巾取下来，转身进了厨房。现在，黑暗又回来了。她的身影消失了。窗外的树木沙沙作响。他能够听见楼上打麻将的声音，跺脚的声音，兴奋的尖叫。我胡了。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正播放着一个古老的曲子。《春天奏鸣曲》或者《图画展览会》。贾兰坡先生说，在这个时代听《春天奏鸣曲》就显得太奢侈了。

妹妹从厨房里出来，将冷毛巾敷在他的头上。他怔怔地看着她，妹妹也盯着他看。她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他：

这是什么？

鼻子。

这是什么？

耳朵。

她又指了指自己红红的眼眶：这是什么？

眼泪。

妹妹一边流着流泪，一边傻呵呵地笑了起来。还算好，你的脑子还挺正常的。她说。

第五章

早在两年之前，学术会议就开始了最初的酝酿。

1

在一个多雨的春天，张末和曾山在学校的招待食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她的父母未能出席这个冷清的仪式，只是写来了一封短短的贺信。母亲在信中这样写道：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尊重你的选择……

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张末感到自己深陷在一片泥淖里。窗下的雨帘似乎将她和以往年月隔离开来，孤单和隐隐的忧戚一阵阵向她袭来。

她脸上流露出来的烦闷之色使曾山大为诧异。他从客人们的戏谑声中挣脱出来，走到她的身边，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问她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张末只是黯淡地冲他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曾山的脖子上绑着一条俗艳的大红领带，脸上汗涔涔的，带着一种既不安又兴奋的神情。张末将他的手从肩上拿开，看了一眼他那粗短的手指，一度积满油泥的指甲如今被修剪得光秃秃的。这使她想起了童年时教她弹钢琴的那位音乐教师，想起了他写在圣诞卡片上的那句话：只要音乐还在继续，我们就永远不能说没有希望……

在散发着油烟气味的食堂里，她听不到门德尔松或者瓦格纳的音乐。她与音乐之间相隔的距离，正是眼下的现实与她的梦境存在的距离。

曾山的父亲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去世，他的母亲此刻也许正在西北的一个导弹发射中心画着设计图纸，因此，前来参加这个婚宴的客人除了贾兰坡夫妇之外，剩下的就是他在系里的几位同事：小说家宋子衿，老秦和他的斜眼妻子，工会主席……十几个人满满当当地挤了一桌。

他们的脸上泛着灰暗的青光，就像是窗外在雨中发芽的一排排杨树。他们照例谈论着哲学，中世纪意大利的修道院，圣徒自焚，斯宾诺莎和海德格尔。

借着浓浓的酒意，老秦死缠着贾兰坡教授不放，向他请教在哲学界一举成名的捷径。听曾山说，老秦在哲学系搞了几十年的庄子研究，可在学术界迄今湮没无闻，他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贾兰坡教授告诫他，如今的学术界已不再探讨什么真理，而是热衷于如何使人大吃一惊……贾兰坡每说一句，老秦的妻子就使劲地点一下头，好像贾兰坡的每一句话都击中了她的要害。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张末，实际上她是在端详着桌上的一只屁股高高撅起的肥鸭。

曾山很响地喝着罗宋汤，不时地在桌布下捏一捏她的手。她的手既虚弱又潮湿，就像一绺动物的舌头。

这个令人乏味的婚宴也许只是一个借口，正如她所有的选择都是一个借口一样。参加这个婚礼的客人似乎已经将这场仪式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讨论会。张末知道，她的丈夫与贾兰坡教授正在酝酿着一次全国性的哲学会议，只是由于一时筹措不到相应的经费，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这天晚上，张末梦见自己骑着一辆自行车跌入了一个黑暗而阴深的洞穴之中，身上沾满了粪便和腐烂的白菜叶，“我又在那儿跌了一跤……”她从床上醒过来，喘着气对丈夫说。曾山还没有睡，他正伏在桌上给一个名叫慧能的和尚写信。

他走到床前，摸了摸她的脸。张末看到他的鼻毛已很长时间没有剪过了。

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倒。那个在路面上翘起的井盖，那个半月形的洞穴就是她的宿命。她和曾山每次骑车经过那里，她的车把总是歪向一边，撞在河边的一棵树上……

曾山回到桌边继续写信，而张末则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入睡。她听着钢笔在纸上留下的沙沙声，听着曾山翻动辞典和书籍的哗哗声，它们最终溶入了窗外飒飒春雨的背景之中。这就是她的新婚之夜，一切都是那样的简单而又理所当然……

在这样一个晚上，假如你偶尔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遥远的午后，想起自己梦中的爱情，想象着愿望如何变成呆板的记忆，你在震惊之中，也许只能感到自惭形秽。

在那个寂静的大雪之夜，她和曾山第一次做爱。她的梦幻就像窗外的一粒雪片，在他炙热的躯体中烤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夜晚给她留下的仅仅是一片炫目的刺痛。他的身体粗壮而结实，就如一道厚厚的墙壁，又如一头笨拙而沉重的大象。她忍受着肉体的剧痛，泪流满面地问他，你好了没有？曾山突然咧开嘴朝她笑了一下：我真想把你一口吞下去……她不由得想起了他吃饭时的样子。即便是在读书，写作，甚至做爱的时候，他的嘴巴依然会像吞食一块排骨那样不可思议地努动着，咀嚼着，令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青面饕餮。

可她又是如此的需要他，需要他身上淡淡的烟味，他的沉默寡言，温暖而羞怯的笑容，他所带给她的真实感……在曾山晚上去给学生上课那段时间里，她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总是感到坐卧不宁。她谛听着屋外寂静的门廊，希望听到他的脚步声突然响起来……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陷入到这样一个泥淖中去的。即便是曾山紧紧的搂抱，也不能阻止她的身体不断地下沉。她又一次想起了曾经与同窗好友苏辛反复论辩过的那个哲学命题：

当你在面对不可能的时候，你所孜孜以求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在这个荒唐的年代，她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负担，她一心想着找个合适的地方，将它卸下来，或者交付出去———可是当可能性一旦来临，你所得到的恰恰又是不可能；你将一只皮球扔到墙上，它却不再弹回来。

2

张末毕业之后，被分配在学校的一所附属中学教书。短短的六个月一闪而过，而她却感觉到已经度过了整整六年。

坐在整洁而敞亮的办公室里，她除了偶尔翻看一下学生的作业，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那本《卢布林的魔术师》。在这本书快要读完的时候，她又得到了一本艾略特的诗集。

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

阳光照耀空旷的田野，

却让那僻径隐在枝叶相掩的林荫里，

使午后变得一片幽暗。

……

眼下正是午后，雨还在下着。即便是在白天，日光灯管依旧发出嗞嗞的声音，它与窗外沙沙的雨声掺和在一起，折磨着她纤弱的神经。一切都是寂静而倦怠的；被风翻开的纸页，粉笔受潮的气味，一张张白纸一样虚幻而又衰隐的脸。

张末坐在桌边，长时间地凝视着门外的那棵湿漉漉的香樟树，不时眺望一下远处岑寂的、铺着黑色煤屑的运动场。在圆形跑道的正前方，有一道低低的红色围墙。通过一扇小门，一条幽僻的小径将运动场与大学的校园连在了一起。她的目光越过围墙顶端葳蕤的树丛，就能看见那条在阴霾中变得狭小的河流，河上卧伏的水泥拱桥以及河边锯木厂简陋的棚顶。在沉滞而郁闷的空气中，她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肚子咕咕地叫着。

窗户玻璃上一阵轻微的叩动使她不由得转过身去。张末朝那扇窗户看了一眼。随后她又看了一眼。她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张扁平的脸紧贴在玻璃上，正朝她发出固执的笑容。

她从桌边站了起来，走到了门外，一边在晦暗的过道里辨认着他的脸，一边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没带伞。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浇得透湿。一绺头发斜斜地耷拉在额前。看样子，他已经在门外站了好一会儿了，地上有一摊亮晃晃的水迹。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张末问他。她的声音带着惊恐和不安。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

那个人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仍然微笑着看着她，仿佛在对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就能随时找到你……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连伞也不带一把……”张末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公司倒闭了吗？”

“不，”那个人一本正经地对她说，“我正在受到警方的追捕。”

自从他们一年前分手以来，张末一直没有得到邹元标的任何消息。她一度以为这个人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她与曾山结婚之后，曾对丈夫尝试着谈起他来，这并非是出于向曾山吐露隐秘的愿望，而是为了从此卸下积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假如你决定将一个人或一件事遗忘掉，你所应当做的并不是将它藏匿在心中，让它在记忆中发芽，而是必须让它在语言的磨砺中失去弹性……

可是，当邹元标一旦出现在她的眼前，张末还是压抑不住渐渐高涨的慌乱和兴奋，就像幼年时的那个药剂师，她一看到他站在昏暗的房门前，箱子上的那把铜锁就怎么也打不开了……

十分钟后，当张末和董事长邹元标打着一把小花伞，绕过中学的后门，来到苏州河边的时候，她已经忘了三点钟还要给学生们上一堂哲学课。

在金沙江大酒店七楼的一间包房里，邹元标当着她的面脱掉了湿淋淋的衣服，换上了一身紫色的睡衣。然后，他煞有介事地走到窗边，掀开厚厚的帘布，察看着酒店楼下的动静。

“你看上去倒真像是一名职业警探……”张末对他说。

“恰恰相反，我是一个亡命之徒。”邹元标说，“今天早上一下飞机就被他们发现了，差一点……我在这个酒店只能待三个小时。”

他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

张末觉得，这个人依然像从前一样喜欢开玩笑。她喜欢他的玩笑。他们在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上相识，他一路与她说着笑话，将她逗得前仰后合。现在，当他在扮演一名被警察追捕的凶犯时，俨然就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演员。

他给张末泡了一杯茶，挨着她坐了下来，然后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脸。

“假如一个人被警察追捕了两年，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向张末问道。

“逃跑。”张末说，“逃跑是罪犯唯一的逻辑。”

邹元标摇了摇头，点上了一支烟。

“你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张末说，“我在遇到烦心的事情时，总是向梦境求援。”

“可我不习惯幻想，”邹元标说，“寄希望于幻想会使人最终忘掉世界的残酷……”

“那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被他们逮住。”邹元标严肃地对她说，“无论怎样的游戏都会让人厌烦的。”

张末笑了起来：“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去派出所自首……”

“可是，我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完。”

“什么事？”

“你说呢？”邹元标反问道。他夹着香烟的手指不停地颤抖，使张末多少感到有些吃惊。

她还想说什么，邹元标突然将她的手扭到背后，亲吻她的脸。他的一条腿紧紧地压住她不断起伏的腹部。他的动作急促而鲁莽。当他猝不及防地把手伸入她的领口时，她衬衣的一颗纽扣高高地崩弹起来，落在了黄褐色的地毯上。

我做梦都想闻到你身上的气味。邹元标说。你就像一个婴儿，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奶味。当我在逃亡途中东躲西藏时，你身上的气味就是我梦中的天堂。

张末感到一种熟悉而陌生的眩晕感再次向她袭来。她仿佛正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随着翻卷的波浪飘向远方。她忽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早上临出门时，曾山说他要去替她买一个蛋糕，一束鲜花。雏菊。月亮花和满天星。

她恼怒而沮丧地推开他。不行。她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站起身来去寻找那颗丢失的纽扣。

“我身上正来着例假……”她说。

“你每天都在来例假吗？”邹元标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表情。

“每天。”张末说。可她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纽扣。

“那么，你至少得先去洗个澡，你的身上有一股铁锈味儿。”最后，张末这么对他说。她知道，她在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寻找机会离开这儿了。

浴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水声。雨下得越来越大。她悄悄地拉开房门，来到了楼下。

在大堂的服务台前，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正向一位小姐焦急地询问着什么，那位小姐呆呆地看着警察手中的照片，显得十分惘然。

3

张末从酒店回到曾山的单人宿舍。曾山和他的师兄子衿博士正在房中抽着烟。一看到张末，子衿就开玩笑似的对她说：“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去报案了……”

“你们的教导主任将电话打到了我的教研室里。”曾山说，“下午的哲学课你怎么没去上？”

张末将雨伞搁在脸盆架上，从门后取下一块毛巾擦脸。她冲他们笑了笑，没有说话。

这时，子衿从椅子上站起来，打算告辞。

张末对子衿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尽管他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很多，可每次见面都像是一次告别。他是一个行踪不定、飘飘忽忽的人。

这还不能算是一个家。张末环视着这个熟悉的房间，它虽然在几天前被粉刷一新，此刻依然显得简陋而寒碜。一条碎花布帘将房间一隔为二，窗户上缺掉的两块玻璃也已补齐，她甚至还在水泥地板上刷了一层橘黄色的油漆。这个狭小而杂乱的房间就如一面镜子，她随时都能从中看出自己憔悴的面容。一个人就是一个破败的神祇。她不由得想起曾山常爱引用的爱默生的那句名言。

“你到底去了哪儿？”曾山将子衿送走之后，这样问她。

“你真想知道吗？”张末拢了拢耳边湿漉漉的头发，坐在桌边看着他。

曾山的眼睛在暗中突然亮了一下，旋即就像一盏灯似的熄灭了。他似乎不太喜欢凡事刨根问底。

他递给张末一把钢叉，然后揭开了蛋糕的纸盖。

今天是张末二十四岁的生日。曾山特意给她买来了一只大蛋糕。还有一束鲜花，它就插在一只乳白色的长颈花瓶里，花朵和枝叶上都沾满了雨水，在白炽灯耀眼的光亮中显得生机勃勃。

“你花了多少钱？”张末叉起一块蛋糕放在面前的盘子里。

“半个月的工资，”曾山说，“假如我们用它来买书的话……”

听他这么说，张末对盘子里的蛋糕突然感到了腻味。她似乎闻到了一股纸浆的味道。仿佛她将要吞食的并不是一块蛋糕，而是纸币或书页。

曾山无意中说出的每句话对她而言都构成了某种障碍。假如一个人蓄意使另一个人感到不快，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冷嘲热讽也不过如此。

自从她与曾山相识以来，她感到未来的一切都是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可以预料的。正如一道掌纹那么确凿、清晰、不可更改。他们之所以会结婚，那是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契约，饭桌上之所以会出现蛋糕和鲜花，那是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为什么她总是喜欢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眺望那片足球场？为什么她早上临出门时会感到兴致勃勃，因为她期待着某件事情的发生。此刻她又为何感到厌烦和乏味？那是因为她想象中的蛋糕就搁在她的面前，还有那束鲜花：雏菊、月亮花和满天星。她没说让他买酒，饭桌上果真就没有酒。于是，她渴望中的东西就这样褪了色，褪了又褪……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脸都会在时间的销蚀中变得黯淡无光，他们工资单上的数字会像温度计那样缓缓上涨，追逐着物价飞升的指数；他们很快就会有一个孩子。如果参考一下珊珊那副早熟而抑郁的面容，她就会立刻觉得不寒而栗。他们将衰老，就像一块抹布那样，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成为一个不知名的物件（他们用的抹布是曾山的一条背心，可是许多年之后有谁还会认出它原先是一条背心呢？）。是谁在替她预先安排下这一切？生活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徒刑？

昨天晚上，张末犹豫了很久，将自己满腹的忧虑告诉了曾山。她希望从他那儿听到一些完全不同的解释。曾山一边听着她的倾诉，一边专心致志地吃着鳊鱼，然后他抬起头来。没错，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就是这么回事。生活本来就是徒刑。问题是……

“你吃饱了吗？”曾山用那条背心擦了擦满嘴的奶油。

“吃饱了。”张末放下钢叉。可她几乎什么也没吃。

曾山的一只手绕过桌腿，伸到她的裙子下面。他的手上沾满了抹布中的油渍。张末坐在那儿，看着墙上的一幅挂历发愣。

“你怎么啦？”

她又想起了那个浑身给雨水打得透湿的人。想起他在她的耳边说，在我逃亡的途上，你身上的气味就是我梦中的天堂……她喜欢他的神秘感，以及他们一起时，她所感到的晕眩。只有在晕眩中，你才会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而未知的世界。当她回忆起酒店大堂里的两个警察，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当两名警察冲上七楼的包房，他也许还在浴室里洗澡……或许还吹着口哨。

“你怎么啦？”曾山又问了一句，随后就搂住了她的肩膀。

她紧紧地拥抱着他，尽力使自己忘掉心中那个疯狂的念头。在她与曾山的搂抱中，她感到两个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虚空……

曾山将她抱到床上。她听见自己的肚子里发出一阵马桶抽水般的声响。接着，她听到了曾山解开皮带搭扣的声音。

“别忘了明天到贾先生那去一次。”曾山提醒她。他最近总在劝说张末报考贾兰坡的研究生。

“你跟我一起去吗？”

“不，我明天要去中山公园和女儿见面。”曾山说。

他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拉灭了电灯。黑暗浮上了她的额头。

4

贾兰坡教授说：“我其实一点也不快乐。岂止是不快乐？简直可以说是很糟，很糟。你无法想象……”

“您指的是学校要将哲学系取消这件事吗？”张末问道。

“不，我指的是个人生活……”

他们俩隔着一条书桌坐着。贾兰坡大口大口地吞吸着香烟，似乎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屋子里烟雾缭绕。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她能看见阳台门上贴着的一幅京剧脸谱，以及阳台上那簇刚刚浇过水的瓜叶菊。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机缘，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借口，”贾兰坡教授说，“我可以与你谈谈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一个秘密在心里积压的时间一久，它就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头怪兽，根本由不得你去做主……”

“师母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她是当事人。”贾兰坡笑了起来，露出了满口的黑牙，“你不介意我谈论这件事吧？”

“不介意。”张末说。

“那好。”贾兰坡说。他斜靠在一张软皮沙发上，立即说起了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

时间回溯到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当时他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一天下午，他刚刚从北海溜冰回来，碰见学校的总务长正领着一位陌生的客人四处找他……

张末突然怔了一下。她感到贾兰坡教授的一只脚在桌子底下踩住了她的布鞋。她的脚尖一阵发麻。她想将脚抽出来，试了两次都没能如愿。她面红耳赤地看了贾兰坡一眼，也许他是无意的。张末这样想。只是当她感到贾兰坡在暗中增加了踩压的力度，她才觉得有些心慌意乱。难道……

“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贾兰坡停止了他的讲述，微笑着望着她。

张末咬着嘴唇，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看得出，你对我说的事并没有什么兴趣，”贾兰坡说，“这也难怪。有谁愿意听一个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谈论旧事呢？其实，没有任何人重视别人的谈话。通常，我们在聊起一件事的时候就好像在谈论另一件事。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语言本身就意味着欺骗……”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身上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他仍然没有将他的脚挪开。

张末的心头掠过一阵淡淡的不快。曾山干吗一定要让自己报考贾兰坡的研究生呢？此刻，他也许正在中山公园与女儿一起玩碰碰车，也许，他根本没有去公园，而是径直去了前妻的家……

张末对贾兰坡教授说，她的确有些心神不宁。因为她昨天下午缺了一堂哲学课，她一直在担心下午怎么去向教导主任解释。

“用不着向他解释，”贾兰坡安慰她说，“我待会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他的声音听上去软绵绵的，就如耳语一般，光滑而黏腻，她的身体不安地战栗起来。她坐着的竹椅发出一连串轻微的吱呀之声。

“在暗中发生的事，就让它在暗中结束……”贾兰坡说道。

张末惊讶地看着他。她不明白贾兰坡先生为何这么说。

“昨天下午，在苏州河边，我看见了你们。”贾兰坡柔声细气地对她说，“我的出租车恰巧从那儿经过……”

张末很快就想起来，昨天下午她与邹元标刚刚走出附属中学的后门，就被一辆蓝色的奥迪车挡住了去路。司机不断地按着喇叭，等待着筑路工人将路障搬开。她看见车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在打量着自己，只是玻璃上的泄水使它难以辨认。她拉了拉邹元标的衣袖，对他说，出租车里有一个人看上去很面熟……邹元标笑了一下：你总是疑神疑鬼……

“你不用担心，”贾兰坡说，“我不会将这件事传扬出去的，不过……”

“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

“一般的朋友？”贾兰坡煞有介事地摇了摇头，“你不太诚实。”

张末哆嗦了一下，却无意间将那只脚抽了回来。麻酥酥的感觉顺着她的四肢一直上升到额头。她松了一口气，贾兰坡现在踩着的只是一只布鞋。不过，他的自我感觉看上去依然十分良好。

“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张末犹豫了一下，这样说道。

贾兰坡哈哈大笑：“上个月，地理系的一位副教授强暴了他的保姆，你知道他为什么只判一年刑吗？那是因为保姆那天恰好来了例假……”

张末低着头，手里撕绞着桌上的一张硬纸片。当她发现那是贾教授写着哲学词条的卡片时，它早已成了一绺纸屑。她什么都明白了。她居然差一点成了他的研究生……

“你是不是在担心我会把这件事告诉曾山？不会的。”贾兰坡斩钉截铁地说，“这种事我能够理解。只不过，你与曾山才结婚不到三个月，婚礼上的誓言犹在耳畔，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既然如此，你当初干吗非得与他结婚呢？”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将他们两个人都吓了一跳。师母拎着一只湿淋淋的塑料袋走了进来。

她一见到贾兰坡，就喜滋滋地对他说：“瞧，它有多肥……”

“哪来的鸭子？”

“工会发的，”师母兴冲冲地将两只肥鸭塞到冰箱里，“五一节快到了……”

师母转过身来，看到张末正趿着鞋从书房里出来。

“曾山呢？”她问道，“他怎么没来？”

张末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那你赶快去系里代他领鸭子，去晚了，肥的都让人拣走了。”

这时，贾兰坡就向师母介绍说，他与张末谈得十分愉快，她还真有那么点哲学天分……

师母拉着张末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那你可得好好复习。要珍惜这次机会。”

5

张末从贾兰坡教授家中出来，没有回自己的住处，而是一个人在空寂的校园里四处游荡。她对独自一个待在那间单人宿舍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她沿着河边慢慢地往前走。她想到了曾山曾经跟她提起过的一段往事。他的父亲，一位著名的篮球教练在弥留之际，竟然当着他的儿子和邻居的面，将妻子的手强行拉到他的生殖器上，那么的固执，那么的不顾一切。她在听丈夫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一度感到十分恶心。但它还是像一道楔子一样深深地打进了她的记忆里。

那个垂死的人与贾兰坡教授完全是一类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简单。正是它所蕴含着的这种简单的真实让人震惊，它就像辛格笔下的那位衰老的魔术师，面对厌倦的观众，已经变不出什么新奇的花样了。

她的脑子里乱糟糟的。贾兰坡会不会把他在雨中看到的一切告诉曾山？考虑到今天上午他与自己的那场暧昧的谈话，他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她也许依然对自己最终会成为他的研究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随着邹元标的被捕，他也许会在警察的追问下将他们之间的事和盘托出……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只是一名经济案犯。

张末这样想着，忽然意识到她对于曾山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她害怕失去他。除了曾山，她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已一无所有。

今天早上，曾山很早就离家外出了。她一人躺在床上，心里空空荡荡。她想到了王映霞。她与郁达夫之间的婚姻最终破裂，也许是因为郁达夫与前妻旧情未断。他常常偷偷地溜出杭州，赶往富阳与前妻幽会。那么，曾山每月一次的对女儿的例行探望也很难说不是一个借口。他屡次向自己提起，他不太喜欢那个总爱躲在箱子里睡觉的女儿。可他临出门前，还是认真刮了胡子，换上一件新衬衫……

张末在图书馆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前站住了。她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往曾山的前妻家中打个电话。假如电话没人接，那就说明，他果真去了中山公园……

张末犹豫不决地拨通了电话。不一会儿，话筒里就传来了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张末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你找谁？”对方问她。

“曾山在不在？……”张末绝望地问了一句。

“曾山？这不是曾山的家。”那个女人说，“你是谁？”

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熟悉。

“你是张末吧，喂……”

这时，张末才如梦初醒地想起来，她刚才拨错了电话。她将电话打到了她昔日的同窗好友苏辛的家中。

“对不起，苏辛，”张末说，“我将电话打错了……”

苏辛嘿嘿地笑起来：“你这个人整天心事重重的……你在哪儿？”

张末说，她在图书馆边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

“那你马上到我这儿来，马上。”苏辛还像从前一样热情奔放，“今天上午工会发了一只鸭子，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顿午饭……”

6

苏辛毕业后，被分配在学校的国际交流处工作，不久前已跟一位澳大利亚人结了婚。这位头发谢顶的外国老头有两个和苏辛差不多年龄的女儿。可是苏辛说，这并不妨碍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和睦相处。

她说她之所以会跟一个澳大利亚人结婚，是因为她十分喜欢澳洲的一种珍稀动物：考拉，澳大利亚树袋熊。

她目前正在加紧办理去澳大利亚定居的手续。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她说她很少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事。想象力就是幸福最大的障碍。

十分钟后，张末来到了苏辛所居住的女教师宿舍里。

苏辛懒洋洋地靠在门边的一张软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张末十分憎恶的流行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可是苏辛喜欢这本书，她的嘴角挂着一丝意犹未尽的笑容。

她们一见面，依旧显得像从前那样亲密。张末问她是不是很快就要离开中国了。

“也许还没那么快，”苏辛说，“要等到新盖的图书馆大楼竣工之后。”

她用红铅笔在墙上的一张澳洲地图上留下一个记号，随手将那本小说合上，扔到床头。

张末知道，苏辛是香港援建的图书馆工程的中方联络人。她们很快就聊起这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它的微机阅览室，电脑搜索编目系统，可容纳一千名听众的大型会议报告厅……

“你的脸色不太好。”苏辛搂着她的肩膀，“是不是怀孕了？……”

张末摇了摇头。她说她刚从贾兰坡教授家中出来。

“还是为报考研究生的事？”

“我现在不打算报考……”

“怎么又变卦了？”苏辛紧紧地盯着张末的脸，“是不是那个老头对你动手动脚？”

“你怎么会知道？”

“他是一个性变态者，”苏辛说，“曾山早就应当提醒你这一点。”

苏辛接着说，一个月前，贾兰坡曾约她去家中见面，让她为酝酿中的一次学术会议筹集赞助资金。“可是我们刚刚在书房里坐下来，他就在桌子底下踩我的脚……”

“那你怎么办？”

“我开始还以为他是无意中踩到了我的脚，怎么说他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教授嘛。”苏辛说，“可是后来，他竟然一口咬定我与澳大利亚人的婚姻不太幸福，接下来照例是昏话连篇，我就在他的脚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张末笑了起来。

“我这一脚踩得他七窍生烟。”苏辛得意地说，“可是他居然忍着没有叫出声来，只是脸上的肌肉跳了两跳。末了，他满脸狐疑地对我说，‘怎么，你原来当过运动员吗？’”

张末笑得在床上滚作了一团。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大仇已报？”

……

7

母亲每月都要给张末寄一次钱。张末收到汇款后，总是立刻原封不动地寄还给母亲。可是到了下个月，再下个月，那些钱还是源源不断地从南京寄来。

她很少给家里写信，也不打电话。她与母亲之间所有的联系都包含在这种拉锯式的游戏中：寄钱———退钱。两个人都是那样执拗，那样信心十足。彼此心照不宣，不作任何其他的解释。

在张末看来，母亲给她寄钱只是为了羞辱她，为了用一种曲折迂回的方式对她与曾山的婚姻表示不满。她仿佛看见母亲穿着宽大的睡袍，在客厅里骄傲地来回走动的情景。她与药剂师私通的那些日子里，她看着自己的眼神显得既暧昧又复杂。一方面是她对女儿泄露自己的秘密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却又是按捺不住的炫耀与夸饰。

考虑到母亲那个年龄的女人所特有的生活习性，她也只能向女儿显示她的优越感，夸耀她的快乐。张末曾经作过这样的推测：母亲从女儿身上得到的满足远远超过了她与药剂师偷情的快乐。

她进而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肉体的快乐与心理上的满足与优越感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张末从幼年时起就渴望得到一条背带裤。一条墨绿色的灯芯绒背带裤。她与曾山结婚后，两个人跑遍了南京路和淮海路上大大小小的服装店，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到了后来，曾山不得不让自己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张末永远不会买下那条背带裤。用她本人的话来说，我知道它在那里，挂在玻璃橱窗里……

对张末而言，快乐意味着被无限延搁的欲望。一束鲜花在她想象中就是一片春日的盛景，可是当它插在了白色的长颈瓶中，就立即变得索然无趣，毫无生气。她生活在词语中，生活在对词语的贪婪的想象中。

当她独自一个坐在家中那幢古老的宅院里，在房檐的阴影里想入非非，未来的爱情就是一棵洒满阳光的动人的树，或者，它是一群在稻田的上空低低飞行的白鹭。它像一颗露珠那样晶莹，透亮，完好无损。

现在，她静静地躺在丈夫的身边，爱情就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他的肌肤粗糙而燥热，她一度觉得他的身上长满了厚厚的鱼类的鳞片。

她曾多次向丈夫谈到，并企图向他证明：幻觉和想象并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无用之物，它是真实的，就如空气一样……

那么，曾山喜欢幻觉吗？这个连给一个和尚写信都要查阅几十种参考书的哲学系讲师，需要幻觉吗？

曾山挨着她躺在床上。他的一只手正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从她脸部开始，顺着她的脖子慢慢下滑。遵守着某种千篇一律、固定不变的程序，脖子，肩膀，乳房，另一个乳房……就如将一匹皱巴巴的布用熨斗烫平，将揉搓成一团的纸张重新展开。

张末让他捏她的耳垂，他的手就移向那个位置。她让他说些什么，他就反反复复地对她说：我爱你，我爱你……或者：我是多么爱你呀，我真想……他的嘴里有一股牙垢和芹菜的混合气味。

张末沮丧地将他的手挪开，一阵针刺般的灼痛使她发出深重的叹息。她不断地踢着被子，一心想跟自己过不去，直到她将被子踢到了地上。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俩在床上赤条条地躺着。五月的风从窗口吹进来，挟带着一股氧化铁粉的甜味。

“说点别的什么吧。”张末对他说。

曾山的脸在黑暗中有些辨认不清。他想了一会儿，给张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下午，在奥地利内卡河畔罗腾城堡，广场上正举行着骑马射击比赛。公爵夫人梅希蒂尔德应邀前去观看，她站在一间专门替她预备的小屋里，欣赏着广场上的马术。不多久，一位名叫维特·冯·埃埋斯霍芬的年轻人悄悄地走了进来。还没等公爵夫人反应过来，他早已从她身后撩开裙子，轻而易举地在她的巢穴安营扎寨了。受到突然袭击的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她高声问道：谁在背后攻击我？同时，她扭过头来。当她看到袭击者是一名英俊的骑士，便怒气全消。她笑了一下：啊，原来是你呀，快，请您接着干吧……

张末笑了起来。她侧过脸，睁大双眼瞪着自己的丈夫。她难以相信曾山会跟她讲述这么一个故事。

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与曾山之间的那个危险的游戏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凭着一线肉体的直觉，曾山完全知道他所应扮演的角色。

她闭上眼睛，开始了轻轻的喘息。她让曾山将那个故事再讲一遍。曾山果然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身体不可思议地变得柔软潮润。她紧紧地抱着他，不断地问他，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公爵夫人怎么说……她不在乎他的回答，也顾不上隐隐约约的羞耻感。肉体要求专注的强大力量足以摧毁一切的顾虑。她与曾山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激动得泪流满面，心中发出默默的哀告和央求，让她高涨的快乐就停留在这一刻。

曾山轻轻地推开她，他的手在枕头底下摸索着，抽出一叠手纸。

“我要拉屎……”曾山说。

他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拉开门朝厕所奔去。

等到曾山从厕所里回来，张末已经穿上了睡衣，拉亮了房间的日光灯。曾山向她解释说，今天晚上的鸭子吃撑了。张末没有搭理他。她不敢看他的脸。

她的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是她刚刚买来的一本艾略特的诗集。由于有了这本诗集，她说她可以放心地将辛格的那本小说读完了。

定时的四季更换，

斗转星移。

定时的男女交合，牲畜交媾。

脚抬起来又落下，

吃，喝，拉屎和死亡。

8

从那以后，曾山就变换着花样给她讲述那些粗俗的故事。她的想象力凌乱而芜杂，就像阴沟边的野草。他是一个魔术师，他起先从魔盒中变出一只蝴蝶，然后观众就要求他变出鸽子，然后是马，骆驼，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女……

正如一个注射可卡因上了瘾的人，为了重现绚烂的幻景而不得不加大溶液的浓度和剂量。张末眼看着那些偶尔获得的新奇经验如何变得寒碜而丑陋，在黑暗的寂静中褪尽了颜色。很快，一切都变得陈旧、乏味：夜色、墙壁、兴奋和难以忍受的耻辱感、窗外的树声、语言中的海市蜃楼……它已经被挥霍一空。于是，魔术师沮丧地向失望的观众摊开双手：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变不出新奇的花样，演出到此结束。

她又想到了路面上的那个被人撬开的井盖，那个半月形的洞穴。由此，曾山对她所有的误解都获得了圆满的解释。可是现在，她从夜间的床榻之畔，从丈夫绞尽脑汁所编造的一个个淫秽不堪的故事里，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她对于这个与她夜复一夜同床共眠的人其实一无了解。

原先横亘在她面前的是一道厚重的墙壁，如今它已变成了一面镜子，她第一次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在白天，曾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哲学系讲师。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们谈论着斯宾诺莎，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王国维，谈论着卡夫卡和里尔克。忍耐。失去耐心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失去回归之路的首要原因。只能在地狱中寻找天堂……

他在哲学系批判老秦的会议上替他的同事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公然对贾兰坡教授忤逆不逊；他转遍了所有的儿童用品商店，为他的女儿购买变形金刚；他帮助小说家子衿安排人工流产的医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我们只剩下了爱情……或者，强行征用爱情。他在撰写一篇冗长的论文《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为酝酿中的学术会议筹措经费。我们都是拾垃圾者。与垃圾作战会使自己最终成为一堆垃圾吗？

他在水房里唱歌。

可是，到了夜间，他又是怎样一副情景呢？

他睡不着觉。

为了不至于影响张末的睡眠，从五月份开始，他像一个幽灵一般，躲在阳台上写作。他伏在一只装电视机的纸箱上，小心翼翼地翻书，抽烟，咳嗽。

一天深夜，当夏季的一场暴雨将张末从梦中唤醒，她发现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叫了他一声，但没人答应。

她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她看见纸箱上有一摊碎纸屑。曾山痴騃地望了她一眼，就像他不认识她似的。他只穿着一条背心。背心上缀满了小洞，仿佛一面破碎的旗帜。过些日子，桌上的那块抹布就可换一换了。张末这样想。

“你把论文撕掉了？”张末问他。

黑暗中有双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张末按亮了阳台上的一只塑料台灯。丈夫本能地举起双手遮住了他的脸：“不要开灯……”他咕哝了一句。张末看见雨水顺着钢窗的缝隙流到了地上的一堆吸剩的烟头上。

“你怎么啦……”张末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可语调却是冷冰冰的。

曾山抬头看了看她，突然对她说了一句：

“真无聊啊……”

他在这么说的时候，张末发现她的丈夫并不是一堵厚重的墙，不是大象，甚至也不是一面镜子，只是一堆碎纸屑。一条千疮百孔的抹布。这个在白天逢人就谈论忍耐的人，到了晚上就露出了本相。

“你干吗要把论文撕掉？”

“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曾山说，“既然……”

“怎么会这样？！”

与其说是抚慰，不如说是责问。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曾山朝她笑了一下。“你去睡吧。不用管我。”随后他又笑了一下，“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去关注别人的内心。我这样说，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张末问他，如果待会雨停了，是不是到楼下去走一走。

“你这样说，就好像这场雨果真会停下来似的……”

她感到自己的神经在飒飒的雨声中变得像发丝一般纤细，脆弱。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楼下。到处都是积水。河水已经涨满了。食堂里亮起了灯。伙房的排风扇嗡嗡地叫闹着，预示着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他们绕过一排铁栏杆，来到了学校的田径场上。

保卫处的几名巡夜者在大雨过后对田径场看台下的遮棚发动了突袭。他们穿着雨衣，手里拿着电筒，将那些惊恐万状的情侣们从遮棚下拉了出来。张末数了数，一共七个。

“怎么会是单数……”张末有些纳闷。

离他们不远处的一片草丛里有一只猫在叫。

张末想象不出应当与曾山说些什么。重要的是她什么也不想说。她有些后悔提出了散步的建议。这场雨还真的停了……

在椭圆形的运动场上，两个沉默不语的人沿着跑道朝前走，不免显出几分滑稽和乖张。她走得那样快，与散步的初衷已相去甚远。她的心里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我需要一个借口。需要一个借口。她只是默念着这句话，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张末和曾山在跑道上走了一圈之后，突然听见有人在叫着丈夫的名字。

旗杆下远远地站着一个人。在雨后蒸腾的雾气之中，红红的烟头一闪一灭。

他们刚一站住，那个人便迈开大步朝他们走过来。

“我已经观察你们好半天了，”小说家子衿对他们说道，“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两个深夜苦练的竞走运动员呢……”

张末突然夸张地笑了起来。声音听上去十分刺耳。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转悠？天都快亮了……”曾山对他说。

“我睡不着。”子衿说，“你们呢？”

“你也失眠吗？”张末问道。这是她第一次与小说家说话。

“岂止是我？”子衿笑道，“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至少有两万人失眠。”

“真让人难以置信……”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子衿解释说，“假如你不去一下假肢厂，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城市里有多少缺胳膊断腿的人。”

9

桌子上摆着刚刚煮好的早餐。两片烤面包，两只鸡蛋，一碗稀粥，一碟咸菜，令人想起毕加索早期的一幅油画：《清冷的一餐》。屋子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

张末独自吃着早餐，不时地转身朝阳台上瞥上一眼。曾山手里拿着一个日记本，正把昨夜撕碎的论文手稿在纸箱上慢慢铺开。他飞快地在日记本上记录着什么。看上去，他在做着一个复杂而滑稽的拼图游戏，又像是一个颇为内行的古董鉴赏家。

曾山带着他的日记本来到餐桌边，张末已差不多吃完了。她将一只剥好的鸡蛋放在丈夫的盆里，随后对他说：“你怎么一时兴起就把论文撕掉了？”

曾山含糊其辞地说了句什么，既算是回答，又不愿意让她听清。

“你的手颤抖得厉害，”张末说，“吃完饭你得好好睡上一觉。”

曾山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后将那只手藏到了桌布底下。

“神经官能症……”

“是吗？”

“你一定是得了神经官能症。”张末用一种权威的口气宣布道，“没错……”

曾山喝一口稀粥，就看一眼桌上摊开的日记本。张末说：“你喝粥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你的母亲……”

“就像你真的见过她似的。”

“你跟我提起过，”张末犹豫了一下，仿佛在考虑要不要说下去，“她坐在你父亲的病榻边，一边安慰着他，一边看着床上摊开的那张导弹图纸。”

曾山愣了一下，他吃惊地盯着张末的脸，嘴角慢慢地露出了笑容。它带着明显的嘲讽和疯狂的意味，凝结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在一刹那间变得有几分狰狞。她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害怕，就看见丈夫冷静地从果盘里拿起一把水果刀，照着他的手背狠狠地扎了一刀。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这样彼此对望着。目光中充满了敌意。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不需要再作尝试和挣扎。我只要一个借口。张末这样想着。母亲曾看着未来女婿的照片，轻蔑地对她说，我说的话不会错，你嫁给的这个人是一个幽灵。

她来自于医生之家，她知道止血的方法，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可她坐在桌边一动不动。她静静地看着那只不断抽搐的巨大手掌，看着手指上的血在桌布上缓缓流动，淤结，洇散，仿佛它只是从一只打翻的杯中流出的水，或者说什么也不是。

曾山的眼睛红红的，眼中噙满泪水。他的胡子也在颤动。

一句不经意的话怎么会使他勃然大怒？她不安地想着。他的母亲，家庭，他在江西九江插队的经历，他的女儿珊珊，躲在暗处的前妻与我有什么关系？他的失眠，撕碎的论文，背心上的小洞，受伤的手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冷漠。它好像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我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在它不可企及的廊柱的阴影下，我只能自惭形秽。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从桌边站起来，打开抽屉寻找药棉和纱布。

这天下午，张末所在的附属中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功会，欢迎在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上载誉归来的两位高中生。

她是一位哲学教师，并不一定要参加这个仪式，可她还是在那个热闹场合一直待到仪式结束，还应邀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说。接下来照例是一顿酒宴。

她的食量大得惊人。当她靠在墙上，摸着圆圆的胃部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她已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两块牛排，一只鸡腿，四只鹌鹑蛋，四只叉烧包。可她还在一个劲地朝自己的碗里夹着空心菜、土豆丝和猪大肠……中学校长优雅地咀嚼着，不时朝她投来吃惊的目光。

张末提前结束了这顿晚餐之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只是在发愣。她看着墙上的一幅居里夫人画像，看着玻璃橱窗中大大小小的长颈瓶，试管和烧杯，一直在揣摩着下午在办公室里作出的那个可怕的决定。它就像扩散的肿瘤在她的体内蔓延。

一个面容白皙、身穿西服的少年彬彬有礼地来到了她的身旁，亮开正在发育的嗓子对她说：“张老师，你是不是想家了……”这时，她看了看他手中抓着的一把扫帚，才知道宴会已经结束。

她拍了拍他的肩膀，朝他点了点头。是想家了。她说，奇怪的是，她发现这位少年眼中也满含着泪水。

这天晚上，张末和曾山躺在床上，回想起早上的一幕，她替自己的冷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一直觉得你和我是一个人，因此，桌上的血也是从我的身上流出来的……”听她这么说，曾山就激动得浑身哆嗦，紧紧地搂住了她。早晨的阴影烟消云散了。

“那么，你怎么会突然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上一刀？”

曾山说：“你使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一心盼着的就是父亲早死。我还想到了父亲的那只手，我当时就想在他的手上扎上一刀。”

张末没再说什么。她在想，丈夫是不是在向她作出这样的暗示：她与曾山的母亲并无太大的区别？或者说，人人都一样？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曾山问她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真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曾山说。这一次，他倒一点也不含糊。

她用轻松的语调将晚上的酒宴向丈夫描述了一遍。

当丈夫终于说出“我想知道”的时候，她却没有必要撒谎。她为此暗自庆幸。但她知道，她还是撒了谎。一个弥天大谎。

曾山很快就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他没有想到，这个平常的夜晚距离他们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了。准确地说，只有二十一天。

10

这是秋末的一天。张末从午睡中醒来，已经是三点钟了。她一连三次梦到同样的场景：曾山在吃早餐的时候，用一把水果刀在她的手背上狠狠地扎了一下……这个梦境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曾山的父亲，那个垂死的篮球教练：少年的曾山举起刀子刺向他那青筋暴突的手掌，却落到了她的手背上。

透过白色的窗幔，她可以看到远处的一抹苍翠的山峦。山脊上的一道旧城墙蜿蜒远去。也许是因为秋雨不断，城墙上的游客纷纷打开了红色、黑色或黄色的雨伞，令人想起庞德的著名诗句：黑色的枝条上湿漉漉的花瓣。

张末在恍惚中记起来，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此刻正在三百公里外的上海举行。几天来，她一直为自己是否前去参加这次会议举棋不定。她知道，犹豫不决对她来说，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波动，它是某种痼疾，最终可以导致她的彻底瘫痪。

她从卧室里出来，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沙发上。她的母亲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借着门外的光线，在一张茶几上玩着一个古老的扑克牌戏。她将那些纸牌砌成一个宝塔，然后按照一种奇怪的方式依次翻开一张张纸牌。

那架聂耳牌钢琴依旧摆放在窗前。她已经有很久没有弹过它了。但每次看到它，心里还是悠然一震，浮想联翩。那个手指粗短、身上沾满油漆的音乐教师在她的记忆中也已日渐稀薄。她想起那个艺术家模样的人第一次在琴键上弹出美妙旋律时，她正在厨房里洗碗。她怔怔地站在水池边，希望音乐不要停下来，直到母亲打着哈欠推门进来……还有他从伦敦寄来的那张贺年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很难说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她拽着那只沉重的皮箱从上海回到南京，母亲再次来车站接她，就像是欢迎一位载誉归来的英雄。她们都流了眼泪。母亲告诉她，她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你肯定会离开那个幽灵，回到我们的身边……”她说。考虑到张末所学的荒唐专业，母亲已事先替她找好一门教书的职业。“假如你当初听从我们的意见报考医大，你现在已经是护理部主任了……”

就这样，她轻而易举地将张末近五年来苦苦的挣扎一笔勾销了。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场悲壮的失败。

张末觉得母亲处处在显示她的优越感，她的料事如神，她非凡的洞察力，而她自己仅仅是一头迷途知返的羔羊而已。

回到南京以后，母亲曾替她介绍过一位仪表非凡的年轻人。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并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他的踌躇满志使张末感到自惭形秽。“你打算在哪儿举行婚礼？是在旧金山，还是夏威夷？”他们一见面，海外赤子就急不可待地向张末这样问道。

张末对他的回答是一记响亮的喷嚏，并将唾沫溅了他一脸。

从那以后，潜在的求婚者被一劳永逸地挡在了门外。母亲似乎也没再提起过她的婚姻。

她在退休之后老得很快。在张末看来，她的急剧衰老与那位药剂师过早的离世有关。一株水仙因为失去滋养而枯萎。她迷上了单调乏味的牌戏，还有股票。除此之外，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一个邻居来家中串门，言谈中偶尔问到张末的婚事，母亲只是极为冷淡地说了句：“这可怨不得我……”母亲这样说，张末又感到她也许在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重新结婚。

父亲下班回来了。

他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将手里的一份《扬子晚报》扔给母亲。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扑克牌，摊开报纸，察看当天的股市行情。“又跌了。怎么回事？”她朝父亲看了一眼。

父亲笑了一声，转身走进了卫生间。在张末的记忆中，父亲与母亲很少交谈。双方都似乎在竭力维持着一种夸张的亲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早在二十年前，父亲为了在单位给计划生育工作做出表率，主动做了绝育手术。他的胡子掉光了，喉结随之消失，嗓音变得纤细而柔和。其他方面的生理变化，张末却不得而知。母亲逢人就夸赞父亲的勇敢和自我牺牲（他的这一举措使母亲的生殖系统得以完好保留），却在暗中将他称之为司马迁。

这段家庭内部的隐秘长期以来被张末忽略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庭十分美满，并为此感到骄傲。

母亲让张末过去。

“你来读读这篇文章。”她对张末说。

她懒洋洋地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亲热地搂着她。这是一篇介绍台湾地区婚姻状况的专栏文章：女人独身在台湾渐成时尚……“独身其实也挺好。”母亲对她说。

张末读着这篇文章，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她注意到，报纸的右下角有一则简短的新闻。在全国性哲学会议举行前夕，著名教授贾兰坡坠楼身亡。原因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她从母亲手中拿过报纸，将这则新闻一连读了两遍。伴随着贾兰坡教授那张虚幻的脸，她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画面：贾兰坡坐在阴暗的书房里，在桌子底下踩着她的脚。另一个画面是，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音乐声中，贾兰坡在电影院里泪流满面……

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张末这样想着，将报纸扔在了一边。

这天晚上，在父母熟睡之后，张末伏在卧室的桌上，给曾山写了一封长信。在这一刻，她又回到了与曾山离别前的那个晚上。在睡梦中，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一块块地被砸碎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到处都是碎裂之声。随后，她听见了一声低沉的呼号，接着又是一声，整个晚上一直萦绕在她的耳畔。

11

曾山问她是不是明天就走。张末朝他点了点头。“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的车票。”

曾山又问她，明天一早，他是不是可以去车站送她。他的语调十分勉强。

“不用了，”张末说，“反正我只有一只箱子……”

曾山转过身去，趴在桌上，凑近一只蓝色的塑料台灯，专心地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张末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就摆着这么一只闹钟。他没事总爱摆弄它。拆开又装上。桌子上还有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论文。《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假如第二机械制造厂的那笔赞助费能够落实下来，曾山准备在稍后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它。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哲学早就成了某种奢侈品。用母亲的话来说，哲学家无疑是一群疯子。她不明白大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哲学系这个专业。她的看法与学校官方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校方一直在试图说服贾兰坡教授，将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纳入法政系。他们的理由看来十分充足：自古以来，哲学就是可有可无之物。因为没有哲学家的帮助与指导，人们也能妥善解决围绕着他们的一切问题。

曾山对哲学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多少信心。撕碎的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常常这样对张末说，哲学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并无任何助益，相反，它只是一种障碍。我们借助于它的光芒，只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绝望或废墟的性质。它是一个陷阱。“纵然你看到了绝望，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将它通知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哲学所照亮的东西也正是人们试图遗忘的东西。”

曾山说，他只有在与慧能院长通信时，才会觉得自己多少还像个人。

张末知道，慧能是南京某佛学院的院长，既是僧侣，又是哲学家。从他刚刚认识曾山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假如酝酿中的学术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他们不久之后将在上海再度见面。

除了对这位和尚毫无保留的尊敬之外，曾山对于他们多年的书信往来也存有某些疑惑。张末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谈到，慧能院长似乎对贾兰坡教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写来的每一封信都会提到他，并不厌其烦地询问他的近况。很多枝节早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直接与贾先生联系呢？

慧能和尚是他们固定不变的话题。张末曾开玩笑似的对丈夫说，慧能和尚是他们婚姻的黏合剂。

和红色的结婚证书不同的是，离婚的证书是墨绿色的。人类或动物对于红色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用于驱除邪魔的桃符和楹联是红色的，刻在岩洞石壁上的符咒是红色的。交通信号、海关通道的红色标志意味着限制和阻抗。红色是流血的象征物，代表着禁忌和危险，而绿色则代表着安详和自由。

离婚证书是绿色的，它预示着她得到了自由。张末坐在床边，翻来覆去端详着手中的这张证书，脸上有一种怪异的笑容。对她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小小的讽刺———几年前，她带着全部的梦想到了这个喧闹而陌生的城市，现在，当她将要离去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个俗艳的证书将一路陪伴着她。

它是消失的时间和生命结出的一枚酸涩的青果。她看着它，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而它则对张末宣布：你自由了。

张末终于理完了那只箱子，她将它靠在墙边。她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当她心中第一次跳出离婚这个念头时，她对离别之夜早已开始了不安的想象。

曾山对做爱没有表示出什么热情。他对张末说，既然是最后一次，有和没有已无关紧要。而且，它会使人联想到死囚在上绞架前的那顿丰盛的美味，或者基督徒在临终所吞食的圣餐。

她一次次将手臂绕在他的脖子上，眼中噙满泪珠，曾山一次次将它拿开。他就是《堂吉诃德》里的那个安塞尔模，他要使自己幸福的花瓶经得起摔打。

张末躺在曾山的身边，像个孩子似的偎着他，身体嗦嗦打抖。曾山在临睡前服用了四片利眠宁。他一心盼望的就是这个夜晚尽快过去。

现在虽然已是初夏六月，可张末觉得，这个夜晚与他们第一次做爱时的情景是何其的相似。那天晚上下着大雪。积雪在窗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炉火熄灭后，她也能看到窗外那片银灰色的雪光，它将房间照亮了。雪片无声无息地坠落。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她想起了《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一句诗：

我是你的，

我的梦也是你的。

她只为这句话而流泪，并将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曾山很快就发出了鼾声。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被什么东西砸碎了。一块、两块、三块……她推了推曾山。你听，好像有人把食堂的玻璃打碎了，统统打碎了。曾山翻了一个身，将厚厚的背脊转向她。接下来她又听到了人群在奔跑的声音，校园里一片嘈杂，其中还夹杂着一两层遥远的呼喊。她拽了拽曾山的胳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他睡得十分香甜。在玻璃的破碎声中，她觉得自己的心脏也随之炸裂，就如一只成熟的石榴。

第二天早上，张末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故意将桌椅弄得乒乓作响，她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到他的脸上。可是曾山还是没有醒来。张末不知道为什么要将他弄醒，假如他作出挽留的表示，她还会留下来吗？

她在床边坐了十分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脸。他的鼻毛依旧很长，脸上依然油汪汪的，眼角上堆满眼屎。可是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生厌。

她拖着沉重的皮箱下了楼。户外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球。在她去车站的路上，那张脸一直在街道两侧浮现，注视着她的离去。一个小时之后，它才在车窗外掠过的小河和村庄的背景中渐渐模糊，并最终消失。

12

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张末从上海回到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她受不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她独自一人拖着沉重的皮箱前往车站，而曾山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们多年来的爱情和婚姻看上去就像是为这个场面所做的准备。可是当它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不伦不类。它甚至都不能算作一次真正的离别。

张末在信中承揽了失败婚姻的所有罪责。她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假如让我重选择一次的话，我也许会考虑留在你的身边。

她这样说，并不是为自己离婚的选择感到后悔，也不是试图安慰对方。它至多说明了内心纷乱不安的状况而已。

在等待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她再次品尝到了初恋的激动。一切都乱了套。也许曾山说得对，我们的确处于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你无法对任何事作出判断，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弄不清哪儿出了毛病，只是在时间的挤压下慢慢地变了形。

葡萄变成了酒，酒又变成了醋。

她没有收到曾山的回信，却在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了他从车站打来的电话。

张末一听到曾山在电话中的声音，离别后所积蓄起来的眷恋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语调再次变得冷冰冰的，暗示着对方的唐突和鲁莽。

“我只是想给你写封信。”张末解释说，“仅仅是写封信，没别的。”她没法自圆其说。

他们在新街口的一家通宵咖啡馆见了面，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他们的沉默不语使彼此都觉得厌恶、烦躁。曾山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离开南京，因为他还想去紫金山的一座寺院看看慧能院长。

最后，他问张末是否愿意去他的住处。他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张末觉得自己的肌肤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鳞痂。

在七月的溽暑之中，在旅店排风扇的喧闹声里，他们在一张简陋的钢丝床上做爱，吞食着对方嘴里吐出的热烘烘的气流。只是他们的身体毫无反应。“我要完蛋了，完蛋了。”曾山对她说。他赤裸的躯体就像一段映入雨帘的枯枝。

张末冷漠地鼓励着他，让他再试一次。

他们徒劳地重复着这一单调的进程———犹如海浪的泡沫，一次次卷向岸边，又一次次在沙滩上隐匿不见。

随着时间的延续，她给曾山写信的次数在渐渐减少。而曾山也只是在新年或者重大的节日才会给她打上一个电话。她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她白天在职业学校教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班后就陪母亲上街买菜，与那些蓬头垢面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她不再将在公共场合放屁视作耻辱，倘若洗澡的时候想撒尿，她会毫无顾忌地将它撒在浴缸里，用水一冲就完事。

她走路的步子明显地加快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学校和家中来回穿梭。她的身体微微有些发胖。大半个夜晚，她陪父母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当下的时事发表一通不得要领的评论，被肥皂剧中粗俗的对白逗得哈哈大笑。

时间一长，母亲就会说：我们的张末比从前开朗多了。父亲的夸赞之辞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他的说法是：末末进步了。对此，张末本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内心不断地劝说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

她已经悄悄地与南京的几个基督徒开始了尝试性的接触，一旦她认为有必要，就会将自己无条件地托付给上帝。她甚至不再听贝多芬，勃拉姆斯，她把床头的几盒磁带换成了童安格和张学友，打定主意与过去告别。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一个从广州打来的长途，她愈渐平静的内心才突然乱了方寸。

13

电话是邹元标打来的。

他告诉张末，他第二天要来南京，希望晚上能见上一面。

“你不是已经被捕了吗？”张末听到他的声音，半天才反应过来。

“暂时还没有。”邹元标说。他的语调听上去既兴奋又虚假。

“怎么证明你不是一个骗子？”张末笑了起来，“那天你装出一副随时会被警察抓住的样子，我差一点信以为真……”

“在我的计划最终完成之前，他们一时还抓不住我。”

“又在骗人。”

“是真的。”邹元标认真地说。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你知道。”

“我不明白。”

“你在装糊涂。”邹元标说，“想想看，你曾经答应过我……”

张末的脸一下就红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对他说：“我们之间的事已经结束了。”

“这只是你的看法，”邹元标很有耐心地说，“我知道你近来的心情不太好。你离了婚……”

“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你还知道什么？”

“你的丈夫正在筹划一个学术讨论会，他需要一笔赞助……”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可以出这笔钱。”邹元标说，“说起来，我对哲学问题还很有那么点兴趣，比方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张末吃了一惊。这个自称董事长的人居然对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她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明天晚上七点，我们在金陵饭店门口见面……”邹元标嘿嘿地笑了一声，“这一次，你总不会又来例假吧？”

张末放下电话，心脏突突地跳了起来。她坐在电话机旁，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看上去，她还在为明天的约会犹豫不定，但她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14

金陵饭店，这座南京城最高的建筑矗立在一片璀璨的灯火之中，它的光亮使附近的树林和民居变得愈加黯淡而模糊。张末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绕过一段灰暗城墙，远远地看见邹元标正站在饭店门口的廊柱下等她。

“我还担心你不会来，结果你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刻钟。”邹元标微笑着对她说。

他们在电梯里就开始接吻。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自从他们在玄武湖边的一座凉亭里分手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他紧紧地搂着她的腰，她的脊椎骨被一阵气浪所震断，她的肠子像一团乱糟糟的麻线纠缠在一起。

他们很快就分开了。电梯停在了九楼。一名饭店的服务员推着餐车走了进来。电梯在快速上升。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片树叶，飘向遥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她神思恍惚地看着邹元标。餐车上的玻璃杯和酒瓶轻轻地摇晃着，发出似有若无的磕碰之声。

在饭店顶层的一间圆形咖啡厅里，他们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邹元标问她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张末回答说，她已经醉了。

不过她还是要了一包土豆条，一碟开心果，一瓶意大利的金巴瑞。酒的颜色像玫瑰一样呈深红色，有一股淡淡的苦艾味。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窗外乱哄哄的喧闹市声离她十分遥远。她能看见玄武湖沿岸的灯光，湖边寒碜的火车站以及广场上蝌蚪般的行人。湖心的一座座凉亭在黑夜的衬托下已成了一簇簇幽暗的剪影。

这个夜晚，与她一生中无数个夜晚一样，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瞬间。假如你此刻正在安眠，那就意味着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她坐在窗前，喝着酒，偶尔又会想到曾山，以及他那颗哑铃般的头颅。她不只一次地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药剂师的身影一旦出现在她的房门前，她对于音乐教师的眷恋就失去了重量？直到现在，她依然找不到任何答案。她觉得自己的腹部藏着一个精灵，它从来不受意志的支配。

“在你愁苦的忧容之下，掩盖着一个渴望快乐的心灵。”邹元标对她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也许不会来，可是你却提前了足足十五分钟。”随后，他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最初的调情。他凑向她的耳边，悄声地对她说，他在火车上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身上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迷住了。他怔怔地看着她的腰，她的腿，她胸前的V字领衬衣，一路上与她说着令人开心的故事。

“我在想，假如你什么都不穿，会是怎样一副动人的情景……”他将手放在她的腿上。张末听到了自己丝质的裙子在摩挲中发出的静电之声。她觉得邹元标用这种放肆的方式与语调与她说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她喜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他低沉而清晰的嗓音。在她的身体里，自有一种情感呼应着它的节拍。她能够明白，为什么药剂师在饭桌上随口说出的一个笑话都会使母亲哈哈大笑，她浑身的肉都在颤抖。

邹元标的瞳孔亮晶晶的。她的整个身心都浸透在他温暖的注视之中，沉浸在一片虚幻的光影里。他每看她一次，她的身体就如被风吹动的树木一样摇荡不已。

张末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酒，同时谛听着邹元标的喃喃低语，她的疯狂的渴望已不可动摇：无论邹元标要她做什么，她都会遵从他的意志。一杯再苦的酒，她也打算喝下去。这样想着，从昨夜开始就堆积在她心头的犹豫和惶恐随之就消失了。

她忽然想到了她与曾山的离婚。它至多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而现在她得到了这样一个借口。这个念头使她吓了一跳。放纵与疯狂，它是肢体的一个小小秘密，是她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所培植起来的秘密。同时，它又是那个甜蜜梦境的一个部分。你什么也不会失去，不会……只要你想象它是圣洁的，它就始终是圣洁的。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得到你，足足等了三年时间。”邹元标说，“你知道三年来，我为什么没有被警察逮住吗？”

张末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她摇了摇头。

“完全是因为你……”邹元标低头抿了一口酒，继续说，“这些年来，我就像一只被猎犬追逐的兔子一样，疲于奔命，四处躲藏，不过，现在我感到它还是值得的。”

邹元标随后告诉张末，他明天一早就动身去上海，“与那帮知识分子开个玩笑。”

“你真的要给学术会议提供赞助吗？”张末不安地问道。

“那当然。”邹元标略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是一个罪犯，但还懂得信守诺言。不久之后的学术会议就是我的墓志铭。我对逃跑早就厌烦了。”

张末虽然已微露醉意，但还是被邹元标的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在她的印象之中，邹元标的话语中好像总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成分。她分不清他的哪些话是真实的，哪些是信口开河的玩笑。她原以为邹元标约她来谈赞助之事，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张末问道。

“现在谈论这件事，似乎已经太迟了。”邹元标长叹了一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她的脸，“小妹妹，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张末看见他的眼中噙满热泪。

他从张末手中拿下酒杯，彬彬有礼地站起身来：“我们该走了。”

第六章

会议闭幕。还发生了另外的事。

1

在学术会议即将闭幕的前一天，曾山收到了一封张末从南京写来的信。从邮戳上的时间来看，这封信在哲学系的信箱里已经耽搁了好些天了。

在这封信的开头，张末就忧心忡忡地提到，给这次大会提供赞助的邹元标是一名在逃的经济案犯。她担心，假如这个人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行迹败露而被捕，那么这个酝酿已久的哲学讨论会即便算不上一个恶作剧，也会给人以荒诞的滑稽感。

她的推测与疑虑看来并非杞人忧天。只是，由于赞助商在三天前已被警方拘押，而且，警方在随后的侦讯中向曾山出示了张末与邹元标一同出入金沙江大酒店的照片，他对于这个迟到的讯息并不觉得过于震惊。相反，这封信所带给他的是一种印证或补充，一种难以排遣的阒寂之感。

问题在于，张末是如何认识邹元标的？她又是从何得知邹元标的罪犯身份？还有，作为南方一家制药企业的老板，邹元标怎么会突然出资赞助一个哲学会议？

对于这些方面的疑点，张末在信中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在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她的字迹十分潦草，语句艰涩，生硬，似断若连，仿佛她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闭着眼睛写下了这些文字。而一旦过渡到下一个段落，她的字迹又恢复了往昔的工整，娟秀，从容不迫。读着这些字句，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她穿着蓝色的裙子，从文史楼前的草坪上走过时的情景，或者，她和苏辛抬着一只巨大的花篮，在小礼堂外的楼道里踟蹰不前……

曾山没有急于往下看，而是让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开头的那些纷乱、芜杂、模糊不清的字句中间，就像一个炼金术士，面对着一堆粗糙的矿石一时不知如何下手。你不能一看到缀满水珠的柠檬就联想到女人的乳房，一想到女人的乳房，就会出现自己妻子与别的男人交合的画面……他忽然想到了那个心理系的女博士曾经对他说过的这番话。他觉得自己就是《尤利西斯》中的那个面容忧郁的布卢姆。他还想到了那些春药，张末假如吃了这种药……不安的遐想就如一尾毒蛇一样吞噬着他的神经。我对它真是上了瘾。

接下来，张末用了大段的篇幅向他描述了不久前的一段奇遇。它虽然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差一点使她重新燃起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也许你读了之后，会认为它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2

……

前些天，我骑车去新街口的唱片店买CD，在经过一条狭窄、潮湿的街巷时，我看见弄堂口的水泥路面上有一朵玫瑰花。

那是一段刚刚绽放的玫瑰花枝，一定是哪个从花店买花的人从这儿经过，不小心掉落了一枝。

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它捡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朵完好无损的玫瑰。可是，一个奇怪的念头使我没有立刻这样做。我忽然想到，街巷里自行车川流不息，人群拥挤嘈杂，而这朵玫瑰既未被行人踩踏，也未受到自行车轮的碾压。

如果这枝花是在两分钟前刚刚落下来的，它也许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十分钟后，有谁能够担保它不会变成一堆花泥呢？

我在旁边的一个水果摊前站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只是为了验证一个预感。在十二月的阳光之下，花朵显得沉甸甸的，在破败不堪的水泥地上是那么的触目。行人匆匆走来，匆匆离去，神情专注地赶往一个个不知名的地点。没有人朝它看上一眼，也没有人弯腰去拾起它。但它始终是一朵完好、鲜艳的玫瑰，没有遭到任何践踏。所有从那儿经过的人、自行车都奇迹般地绕开了它。

我想起了埃里蒂斯笔下那朵童贞的雏菊：人们没有践踏它，也许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女人容易被一种简单的事实所打动。对我来说，此刻，这个午后，在潮湿路面上的一朵玫瑰已经说明了一切。它不慎失落，却无形中受到了呵护。我还为此流了泪。

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的丑陋似乎被我们夸大了，有着木乃伊般空洞眼神的南京居民给人以一种温暖的亲切之感。在这一瞬间，世界又变得传说中的那般美好……

可是，这个念头只是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我蹲在地上远远注视着那朵花枝的过程中，放在自行车筐中的一只皮包早被人用锋利的刀片划了一个长长的口子，里面装着的五百元钱不翼而飞。在那一刻，在街道拐角处消失的一个个背影又显得那样的可疑，粗俗，令人憎恶。我怔怔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从地上捡起了这朵玫瑰，把它带回了家中。现在，它就插在一只白色的玻璃瓶里，放在我的写字桌上。我一边朝它看上一眼，一边给你写信。我丢失了五百元钱，却得到了一朵别人失落的玫瑰。如今，它已经快要枯萎了。

我不知道这朵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想到应该写信告诉你这件事。也许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到了生活中两种相反力量的挤压，一些事牵扯着另外一些事，你理不出头绪，丧失了判断力。也许歌德说得对，人世间的一切挣扎，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永恒的寂静而已。

妈妈回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兴奋。二纺机和爱使电子又分别上升了七个百分点，我要陪她去买菜了。晚上再接着写。

3

下午一点钟，曾山匆匆赶往师兄子衿博士的住处，约他去专家楼，为一位来自沈阳的代表送行。两年前，他和师兄去沈阳开会，曾经得到过这位代表的热忱款待。

尽管学术会议要在第二天才告结束，可是沈阳朋友却已早早订好了这天下午五点的机票。飞机预计在空中飞行一个半小时，假如正点起飞，他将于晚上六点半抵达沈阳机场。这样，他有充裕的时间赶往体育中心，观看辽宁队的一场足球比赛。他是一个超级球迷。昨天晚上，他与另一位代表在小组会上吵得面红耳赤。争论的焦点是，是荷兰球星古力特伟大，还是苏格拉底伟大……

止痛片的药性在曾山的体内悄悄发作了。除了大脑的麻痹和钝滞之外，腹痛并没有丝毫的减轻。像是有人用一把长长的铁钩将他的肠子往外钩拽。他打算一俟会议结束，就去第六人民医院做一次胃镜检查。在子衿居住的宿舍楼前，他看到了水泥地上、垃圾筒上溅满了斑斑血迹。

一个陌生的姑娘替他开了门，手里拿着一只温度计，子衿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但他没有忘记将他的妹妹介绍给曾山，他的额头上贴着一块膏药。

“怎么样，我没有说谎吧？”

子衿皲裂的嘴唇咧开来，朝曾山露出晦暗的笑容。他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虚弱无力。曾山知道，师兄已明显地感到了自己对他的不信任，总要找机会证明他的真诚。曾山不禁有些惘然若失。

“我告诉过你，我的妹妹要来，”子衿再次补充说，“我没有撒谎……”

曾山在他床边坐了下来。他问师兄明天下午的大会发言要不要取消。“看来，你病得不轻。”

子衿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他说他已经写好了发言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子衿随后对他说，“明天下午，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我暂时不能让你知道具体的内容。”

他的妹妹沮丧地看了他一眼。他又在说胡话了。他烧到了三十九度二。他总在说话。曾山又问他头上的膏药是怎么回事。“你又和人打架了？”

子衿说：“你看这块膏药像不像一面旗帜？”

欲望的旗帜。它一个劲地上升。就如桅杆上鼓满了风的船帆。子衿的声音渐渐就有些模糊不清了。

从子衿的楼上下来，曾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在沉寂的校园里，曾山回想着师兄面无表情地对他说：明天下午要发生一件大事……他的眼神真让人感到恐惧。学术会议眼看就要结束了，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在前往专家楼的路上，曾山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那个可怕的结果，只是一时还不敢加以肯定。

越过那排稠密的枇杷树丛和围墙上的铁刺卫矛，曾山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专家楼别致建筑的拱顶。为了迎接这次学术讨论会，校方对这幢古旧的建筑进行了翻修，屋顶上的红色洋瓦一律作了更换，墙壁粉刷一新，整幢大楼在秋末冬初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由于学术会议临近结束，代表们大都上街购物去了。院廊里显得冷冷清清。

院中的草坪泛出一片枯黄，上面落满了树叶。正对着大楼服务台的空地上停着一辆棕色的丰田牌轿车。在轿车的旁边，一张白色的躺椅上坐着一个人。他正在读书。

曾山很快就认出来了，他是这次学术会议上唯一的一位外国代表，神学家唐彼得先生。他显然被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涨红了脸兀自窃笑。

一个身穿裙子的女人正站在轿车旁，摆出姿势让人照相。她的脸上显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令人联想到她对这辆轿车和洋房的归属问题产生了空洞的幻觉。

唐彼得先生为了更好地品味书中的内容，他抬起头来朝这个女人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似乎正在欣赏着她裙子上的缤纷的拼花图案。在贾兰坡的追悼会上，曾山曾经见到过这个女人。假如记忆没有出现失误，她应该就是导师去世前调入系资料室的那位纺织女工。

给她照相的那个人正是唐彼得的中国秘书。她的脸色不太好。她半跪在洁净的草坪上，举着照相机对准了资料员，仿佛正向她举枪射击。

看见曾山从院门里走进来，唐彼得就暂时合上书本，站起来与曾山说话。他脸上的表情同样复杂。

“什么样的书逗得您暗自发笑？”

曾山朝他走了过去，用德语对唐彼得说道。唐彼得依然沉浸在书的情节中，脸上流露出意犹未尽的愉快神情。

“《贪欢报》。”唐彼得说，“它的另一个中文书名叫做《欢喜冤家》。”

曾山知道它是一本遭到毁禁的清代小说，只是一直未能有机会读到它的全本。

“这是一本十分有趣的著作。”唐彼得向曾山诡秘地眨了眨眼睛，“它让我第一次真切地见识了中国人的幽默感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几乎舍不得一下子将它读完。在对身体隐秘快乐的探索上，D·H·劳伦斯和色诺芬又算得了什么？”

唐彼得接着对曾山说，他这次来上海，参加了一个令人乏味的冗长会议，不过却在无意中得到了这样一部奇书。“用中国话来说，这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此刻，照相的女人互相更换了一下位置。中国秘书将照相机递给资料员，自己拢了拢耳边的长发，站到了轿车前。

由于缺乏必要的摄影常识，资料员似乎对傻瓜机以外的摄影器材感到十分畏惧。她不断地摆弄着手中的尼康3100，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她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她找不到可以按动的快门，她也不太可能向女秘书求教。

女秘书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嘴角上挂着一丝阴毒的冷笑，好像在说：我倒要看看你将如何折腾……鉴于资料员的中途卷入，女秘书和唐彼得先生的关系受到了潜在的威胁，而现在，这架复杂的尼康相机正在帮助她重新获得某种自信和优越感。机会一旦出现，就要紧抓不放。

在她身后，曾山的那位沈阳朋友已经拎着行李出现在服务台前。他正在办理退房手续。

“我要去机场送个朋友。”曾山对唐彼得说。同时，他听到了清脆的“咔嚓”声。

4

曾山从机场回到宿舍里，腹部和大脑的疼痛依然没有减轻。他服用了一片阿司匹林，正准备去学校的公共浴室洗个热水澡，就听到有人在敲门。

他打开门，看见会务组的老秦挽着他的斜眼妻子站在门口的过道里。老秦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头戴一顶红色的绒线贝雷帽，脖子上挂着一条青灰色的羊毛围巾，这副装扮使他看上去与以前的邋遢判若两人。

“我们是来向你告别的。”老秦一进门就对他说。

“你们要出远门吗？”

“去青海。”

在这之前，曾山已经隐约听说，老秦经过频繁的活动，有意调往西北的一所高校。对方答应给他三室一厅的公寓住房，副教授的职称，两万元的科研启动费。妻子的户口也一并解决。

只不过，原先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哲学系要被取消一事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期间，这一传闻使得这次会议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人才交易市场。它不仅干扰了正常的会议程序，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学校在全国哲学界应有的声誉。因此，学校的一位官员亲临哲学系，主持全系教职工大会。他声色俱厉地指出，哲学系要被取消的传言纯粹是某些高校别有用心的捏造，“其目的是想挤垮我系的教师队伍，进而争夺二十一世纪学术中心的学科地位”。他对于商业竞争手段染指教育界感到十分愤慨。他暗示说，由于哲学系古代哲学史专业新增了一个博士点，加之贾兰坡先生的去世空出了一个博导名额，哲学系不仅不会压缩，相反还要引进必要的师资力量，最后，这位官员不无讽刺地提到：“我听说，哲学系的某些教师已经在暗中与其他高校签订了调动意向书，并想以此要挟本校有关部门，在住房和职称上讨价还价……”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曾山说。

“明天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老秦说，“我们打算先去西宁看看，然后再作决定。”

他的妻子面容忧郁地望着丈夫：“我不想去青海……那个地方天高地远，与流放有什么区别？”

“那还不是因为你？”老秦绝望地瞪了妻子一眼。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他的妻子反唇相讥，她一着急，眼睛越发斜得厉害，“你什么事都赶不上趟儿……”

“我们不谈这个。”老秦悲哀地说。他顺手从曾山的桌上拿起一只电动剃须刀，兀自刮起了胡子。

“不知怎么回事，五十年来，我几乎就没有做对过一件事。我好不容易替自己找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可哲学系又不取消了。那我干吗要……”他终于忍不住，还是唠唠叨叨地抱怨起来。

“照你的意思，假如哲学系真的被取消了，你现在就心满意足了？”曾山微笑着对他说。

老秦的脸微微泛出潮红。他低着头，拨开电动剃须刀的金属网罩，将须末吹得四处纷飞。

稍稍停了片刻，老秦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再次提到了贾兰坡教授去世前的那则日记。

“贾兰坡教授自杀一事很快就将水落石出了。”老秦这样说，又重新振作起精神，“也许明天……”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篇日记究竟写了些什么。”

“用不着知道日记的具体内容。”老秦说，“有些十分明显的线索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我们搞哲学的人不能一味拘泥于事实，而要依赖逻辑的力量。”

“什么逻辑？”

“我也是直到最近才悟到了这一点。贾兰坡的死虽然还不能说是他杀，但至少与他周围的一个神秘人物有关。”

“你指的是子衿博士吗？”曾山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师兄躲躲闪闪的眼神，想起他对自己说：明天下午要发生一件大事……

“不，是慧能院长。”老秦阴郁地笑了一下，看上去就像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侦探。

“你的导师叫什么？”老秦问道。

“贾兰坡。”

“那么慧能院长呢？”

“我曾听你说起过。不过现在已经忘了。”曾山感到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

“你不该忘。”老秦煞有介事地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慧能院长出家前的真实名字叫贾竹山……”

“你是说，慧能院长与导师原来就已认识？”

“岂止是认识。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室内明亮的灯光下，曾山神志恍惚地盯着桌上的一面圆镜，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想起了导师常爱说的一句名言：夜幕之下浮现出多少张脸，这个城市就有多少桩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还记得那个追悼会吗？”老秦继续分析道，“慧能院长朝师母走过去与她握手，可她居然装作没有看见……”

曾山点点头。

“还有，研究生院的汪院长曾经说过，他在与贾兰坡去郊外钓鱼的路上，贾先生跟他提起过一段十分可怕的往事……”

曾山再次点了点头。他期待着老秦说下去，却不料老秦的分析已经到此结束了。

“事情不是明摆着了吗？”

“您的意思是……”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老秦摆摆手，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该告辞了。还得回去收拾一下行李。再见！”

5

这是学术会议的最后一天。按照大会的既定程序，今天下午，在小说家子衿博士的发言之后，将要进行理事会的选举。

不到一点钟，代表们便早早地来到了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在正式的选举开始之前，利用午后的这段闲暇彼此沟通一下情感是必不可少的。昨天晚上老秦在临走前交给曾山一只信封，让他代为投票。他一再嘱咐曾山不要自行拆阅，这使曾山忽然感觉到，老秦也许在选票上写下了他自己的名字。

曾山在事隔很多天后，回想起这个午后发生的一切，依然战栗不已。如果说，这次大会从开幕的那天起就几经周折，怪事不断，那么这天下午的情景则提供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注脚。

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在下着雨。不过在临近中午的时刻，灿烂的阳光很快就将厚厚的阴云荡涤一空。图书馆楼前的积水淹没了一部分草坪。到处都是落叶。

风向偏西，空气像绸布一样抽紧，预示着初冬的到来。园林科的工人站在高高的长梯上，正在给梧桐树剪枝。少女们穿着牛仔裤在校河的拱桥上结伴走过。图书馆主楼上垂挂下来的大会开幕标语已经为画展的条幅所取代。一切都是那么的阒寂，虚静，有条不紊。

在下午的会议开始之前，曾山在报告厅的门口遇到了他的师兄。他正在给人签名。也许是因为高烧刚退，他的脸色略显苍白。额上的膏药已被揭掉，露出了粉红色的、尚未愈合的伤口。

子衿博士看上去心情很好。他很有耐心地接过读者们递过来的小说集，写下自己的笔名，或者留下一两句例行的劝勉之语。

等到簇拥在他身边的人群渐渐散去之后，师兄朝他走了过来，用力握住了曾山的双手，眼睛里闪耀着激动的泪花。

“漫长的等待终于过去了。”子衿对他这样说道。

在那一刻，曾山并不知道他一直在担心的那件事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征兆，他只是不明所以地朝他笑了一下。他不清楚子衿在说这句话时的真实用意，因此，他有理由保持沉默。

子衿博士随后说出的话更让人感到费解：“当你心如死灰，万念俱灰的时候，荣誉这头怪兽却冷不防从阴暗的角落蹿了出来。不过，对我来说，它毕竟太迟了。用艾兹拉·庞德的话来说，理解来得太迟……”

“什么荣誉？”曾山问道。他的大脑感到了一阵尖锐的刺痛。他的身体像一片树叶那样抖动了一下。

“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子衿接着说，“当年聂鲁达和他的妻子躲在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差一点错过了那个历史性的机遇。他实际上是害怕了。而澳大利亚的怀特则不同，新闻记者在他家门外守候了整整一夜，他就是不开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你看他是多么的从容，噢对了，你知道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吗……”

“当然。”曾山说。

“他兴奋过度，竟然将金质奖章遗失在皇宫外的草丛里，他和女儿在草丛里找啊找啊，最后在一只木桶边上看到了它……”

这时，曾山看见几天不见踪影的慧能院长出现在报告厅的走廊里。他来到签名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打算找个空位坐下来。

子衿叫住了他。

“秃驴……”子衿朝他喊道。

慧能院长像是猛然间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的背影像被风吹动的河水一样晃动了几下，然后缓缓转过身来。鹰隼似的目光中透出几分尴尬不安。

好在大厅里人声嘈杂，没有人注意到子衿刚才的那声怪叫。

“你还没有祝贺我呢。”子衿对慧能院长说道。

慧能院长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子衿。曾山突然想起来，在许多天之前，他们三个人在临河的咖啡馆里，慧能院长曾经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慧能勉强地笑了一下：“好吧，我祝贺你，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精彩的发言给本次大会以一个圆满的结局。”说完，慧能院长兀自摇了摇头，走开了。

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研究生院院长汪秉昆先生。他幽默而简短的开场白引动了一片欢快的笑声。

梯形报告厅里十分拥挤。除了会议的代表们之外，大厅的后排站满了慕名而来的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学生。

在麦克风嗡嗡的回声之中，只有曾山一个人感到了无名的恐惧和焦虑。他呆呆地站在墙边的一只灭火器旁，竭力试图从师兄刚才纷乱的话里理出一个头绪。他用了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排除了恶作剧的可能，尽管他的师兄平常深谙此道。

最后，当他终于明白过来将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大厅里骤然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曾山看见师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风度翩翩地走向主席台，朝听众们挥手致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预先拟就的发言稿，将它平铺在桌面上，很有礼貌地对主持人和坐在台上的系主任点了一下头，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发言。

“在我开始考虑今天下午对诸位该讲些什么的时候，我只想对瑞典文学院给予我这一崇高的荣誉表示感激。然而，要充分表达谢意并非易事：我的职业是运用语言，而此刻却超出了我运用言语的能力。

“假如仅仅表示自己意识到了获得一个文学家所能获得的这个最高国际荣誉，不过是重复人人皆知的事情；如果声明自己不够资格，那么便会使人怀疑文学院的才智；倘若颂扬文学院，又可能会使人们以为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赞同承认自己应该得到这一荣誉。所以，是否让我恳请大家理解这一人之常情：我感受到了获悉此奖后任何人在此时此刻可能会产生的狂喜和虚荣的一切正常感情，在一举成名之后一面陶醉于一片赞扬声，一面对因此带来的打扰感到恼火。假定诺贝尔奖和其他任何奖性质相似，只不过在程度上更高一级的话，我尚可找到一番感激之辞。可是，由于它与其他奖有着质的不同，要想表达我的感受绝非语言所能胜任了。

“因此，我必须绕点弯子……”[1]

在子衿博士刚刚开始发言的时候，主持人汪秉昆院长坐在一旁静静地喝着茶，并不时地与坐在他身边的系主任喁喁耳语一番，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可是，他听着听着就变了脸。那是一张疑窦丛生、神思恍惚的脸。他侧过身来看了子衿一眼，飘忽的目光立刻弹了回来。他端着茶杯的那只手索索打

抖，他根本无法控制它的颤抖，杯中的茶水随着他身体的晃动不断地泼洒在桌面上。

而坐在他旁边的哲学系主任却很不得体地站了起来，好像他也要说上一两句什么话。他摸摸自己灰色中山装左边的口袋，又摸摸右边。最后，他索性把衣兜翻了出来。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可笑的动作，就像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钥匙丢了。

会场上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家都凝神屏息地彼此对望着，空洞的眼神频繁地交流、询问：怎么搞的……

坐在曾山前排的一位代表手忙脚乱地从口袋中摸出一支烟来，将它倒放在嘴里。他划亮了火柴。火苗将海绵过滤嘴烧焦了。香烟仍然没有点着。

“多么奇怪！”他扭过头来，狐疑地看着曾山，“我的香烟怎么点不着？”

在整个会场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表现了应有的冷静，他就是慧能院长。他叹息了一声，走到曾山的面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精神分裂……”

他提醒曾山，应当迅速制止他那疯狂的讲演。他朝大厅里那些惊悸不安的听众扫视了一下，再次重申了他那著名的观点：

“精神病是可以传染的。”

在前往精神病院的路上，曾山又见到子衿的妹妹。两天前，她刚刚从乡村来到这座城市。她在不住地流泪。她说她一直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哥哥而骄傲。“他是我精神上的唯一依靠，没想到他却发了疯……”

她回忆说，直到昨晚九点多钟，子衿的高烧才退。他出了很多汗。额头上凉津津的。他从书架上搬下一大摞书，放在写字桌上，然后开始修改第二天下午的发言稿。

很快，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写不了几个字，就把稿纸揉成一团，扔进了桌边的废纸篓。

她想，也许他在写作时不希望有人待在边上，她就离开了那里———在学术会议举行期间，学校的招待所全部住满了会议代表，她只得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找了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下起了大雨。等到雨过天晴，她匆匆回到子衿的宿舍时，实际上已临近中午。她一进门就惊呆了。废纸扔得满地都是，桌上玻璃缸中的烟蒂已经满了。她看见子衿手里拿着一把裁布用的大剪刀将蚊帐剪成了碎片。她问他为什么要把蚊帐剪掉，子衿就笑嘻嘻地对她说：

“冬天到了，还要蚊帐干吗？”

那时，她已经知道，他多半是发了疯。

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往医院跑。当她冲进医院的一个门诊室时，大夫们正准备下班回家。她操着浓重的乡下口音对大夫们说：“我的哥哥疯了……”

诊室里的大夫起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就哈哈大笑。

她又把刚才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医生们笑得更欢了。

这时医务科的科长恰巧从那儿经过。他把脑袋伸进门来，向他的同事们问道：“你们在笑什么？”

“她说她的哥哥疯掉了……”一个女医生回答道。科长也大声地笑了起来。尽管他笑得比谁都厉害，末了还是耐心地询问了她哥哥的名字、住址以及发病时的症状。

“你们帮她给精神病防治中心打个电话，让他们派辆救护车来……”科长说。随后他就走开了。

子衿博士躺在一张底部装有轮子的挂架床上，身上绑着帆布带。由于刚刚注射了一针镇定剂，他此刻已安静下来。一名女护士手里拿着一只电筒，翻开他的眼皮照了照。

曾山的两条腿一刻不停地跳动着，就像正为某事而感到洋洋得意。他的神经系统对两腿失去了约束。

“你的腿怎么啦？”那名护士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的脸。

“我没事，只是轻度的神经官能症。”曾山慌乱地替自己辩解说。

护士笑了起来。

救护车呼啸着绕下了高架公路，踅入了一条幽僻的街巷。

6

下午四点钟，也就是哲学学会开始理事会选举的同一时刻，一个护士带着曾山、子衿和他的妹妹朝住院部二楼的病房走去。护士说，根据子衿的病情，他至少得在这儿待上三个月的时间。

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来回逡巡的精神病人纷纷举手向护士小姐致意。让我们看看你的X怎么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淫荡地对她怪叫了一声。

子衿的病房被安排在走廊的顶端。房间里闲坐着七八个病人，他们或者在床上读书，或者凭窗眺望远处的夕阳。他们一进门，坐在窗口的那个人就神秘地对他的同伴们说：“你们看，犹大来了……”

假若不是因为这句话，曾山一度觉得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医院病房本来没有什么两样。透过那扇老式的钢窗，可以看见院外那些四季常绿的高大乔木和园圃植物。一座灰红色的烟囱耸立在棚户区低矮建筑的屋顶之上。曾山已经回忆不起来，那座烟囱是不是属于火葬场焚尸炉的一个部分。

“晚上七点之前，你们必须离开这儿。”护士对曾山和子衿的妹妹说。她还交代了另外一些事项，不过曾山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的视线搜寻着病房内的一切。他在意识深处一直极为恐惧的就是这个地方。现在他置身于它的核心地带，和疯子们挨得很近，呼吸着这里的沉滞而郁闷的空气。他甚至觉得这个病房是那样的熟悉，就好像他不久前刚刚到过这里一样。

贾兰坡和师兄子衿，分别代表着死亡与疯狂的两极，就像弗兰兹·卡夫卡笔下的猫和捕鼠器。而曾山本人就是一只畏葸的老鼠，一片游移其间的光影。

护士小姐刚刚离开，那个在床边读书的人就摇头晃脑地朝曾山走过来。

“犹大，耶稣基督究竟什么时候才来？”他向曾山问道。

“也许快了。”曾山回答说，“不过我也说不准……”

曾山知道，眼下在众多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隐秘的消息在悄悄流传：基督，天上的父，将于一个缀满露珠的黎明降临尘世，带领他的信徒踏上返回伊甸园的旅程。随着橄榄树枝变绿，天空将再次变得清澈而纯净，生命河流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里流泻出来，河边的生命树结出十二个甘甜的果子，不再有黑夜。

“我们每天都在祷告，白天黑夜呼唤着他的名，可是天父迟迟不露行迹，我们虽然都很有耐心，但……”

“什么基督不基督，”坐在窗边的那个人打断了读书人的话，“佐西马长老一死，他的尸体照样臭不可闻……”

他这样说，曾山又觉得他的神经系统十分正常。

“顺便问一句，犹大，”读书人对曾山说，“当初祭司长给你的三十枚银币最后派了什么用场？你是不是用它去炒了股票？”

曾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停地搓着两手，坐在了子衿的床边。他看见读书人继续在读着那本《圣经》。

很快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曾山发现房间里的病人们从各处聚集到门前，在走廊里排队。等到开饭的铃声一响，便敲打着饭盆，朝楼下的食堂走去。

曾山感到自己的神经就像在风中呼啸的高压电线一样震颤不已。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他体内藏匿的那个精灵在悄悄地提醒他：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马上……

他正准备起身告辞，师兄突然朝他冷笑了一下，冷不防抓住了他的手。曾山大叫了一声，将子衿的妹妹吓得从椅子上反弹起来。他的那只手是那样的固执，有力，曾山怎么也不能挣脱它。

“你去给张末打个电话怎么样？”子衿说，“让她到上海来一趟。她不能老是躲着不肯见我……”

哥哥又在说疯话了。子衿的妹妹不停地擦着眼泪。

“要么让曾山来一趟也行，我有话要对他说。”

“我就是曾山……”曾山苦笑了一下。

“你不是，”子衿摇了摇头，“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曾山，可我刚刚听说，你只是一个冒充基督的犹大。”

“你说得对，我是犹大。”

“你知道巴尔扎克笔下的巴兹上校吗？”子衿终于松开了曾山的手，“我就是那个巴兹上校。”

曾山说，他从未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

“你应当去读一读。”子衿说，“巴兹上校为了掩饰他对朋友妻子的非分之想，差一点发了疯。你明白张末为什么要跟曾山离婚吗？”

“不知道……”

“作为局外人，我看得一清二楚。”子衿接着说，“因为她真正喜欢的人是我。”

说到这里，子衿的眼珠悠然一亮。他从床上坐起来，凑到曾山的耳边，轻声地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但你得答应我不要告诉曾山。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友谊遭到任何损害……”

“我不会告诉他。”曾山说，他感到自己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她常常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去文史楼前的草坪上看书。我站在栏杆边，看着草坪四周的树，天上的云。实际上我是在看她的小腿。”子衿嘿嘿地笑了两声，接着往下说道，“我其实只想看到她，闻到她身上的药棉气味。可是她却从不屑于和我说话。即便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差一点上了她的当。女人的冷漠和拒绝又何尝不是一种鼓励呢？你不能被假象迷惑住。唐彼得先生说得对，上帝惩罚约伯，日后给他的将更多。张末也一样。她后来所给予我的快乐早已超出了我的梦想。与真正的快乐相比，人类的想象力是多么的贫乏，多么的苍白。她将我带到一个堆放药品的仓库里，让我坐在盘尼西林药箱上，然后她就撩开裙子坐在了我身上。在那一刻，我在想，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她放荡地对我说，你瞧，我现在把你吞没了。接着她就开始喘气，大声喊叫，快，快，快摸我的乳房……”

7

大街上暮色渐浓。白天的一场大雨到了晚上就蒸腾起一片迷蒙的水汽，被杏黄色的路灯衬照着，在街道的上空汇集成了一条毛茸茸的雾毯。

曾山从精神病防治中心的大门里出来，在那条挤满了货栈的时装街上越走越快。他听到了江面上传来的轮船汽笛低沉的鸣叫。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儿去，只是被内心的一个危险的意念驱使着：一直走下去，不要停下来。一粒种子被风吹起来，仍旧是一粒。可他觉得自己只是一粒尘沙，风把它吹向哪里，他就落在哪里。不要停下来。他不止一次感到了类似的冲动，仿佛一心要折磨自己。疯狂的轮子越转越快。

在马路边的一座建筑工地上，在打桩机的轰鸣声中，吊车的长臂拽着一条长长的水泥板不断地升高，令人想到贾兰坡教授那具吸饱了雨水在空中打转的尸体。在海关钟楼的顶端，蝴蝶牌缝纫机的巨幅广告将远方阴霾的天空照亮了，空气中飘散着一股布匹、尘土和汽车废气的混合味。

商贩们蜷缩在简陋的货栈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玩着扑克。街面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什么行人，只是在路旁的一个肮脏的馄饨摊前，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曾山朝她打量，她也打量着曾山。

他不知道在那些蛛丝般阴湿的马路上闲荡了多久，最后，他在一处红色的公用电话亭前站住了，犹豫着要不要给张末打个电话。他一旦遇到了难题，首先就会想起她，就好像他们从未分离。

从某种情形上来说，他对于这个已经结束的学术讨论会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仿佛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他的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以解决。他想象着自己在一个甘甜的梦中刚刚醒来，就看到张末拎着沉重的皮箱像一阵风似的来到了他的床前。

多少次，曾山站在寓所的窗前，眺望着楼下的那片空空荡荡的网球场，他看着张末提着水瓶朝他走来时的样子，正如注视着她默默地离去。

张末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在安眠药的作用下，他的眼前有一团模糊的光影在闪烁，他听见她在叹息。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发出嘭嘭的气浪声。等到他从床上醒过来，张末已经离开。墙上的挂历被风掀动着。她，还有那只棕色的皮箱都不见了踪影。只是在她刚刚用过的洗脸毛巾上似乎还残留着一丝香皂的气息。他来到了窗口，楼下的一辆出租车尾灯闪烁，在林荫道上渐渐走远。

地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

张末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说，两周前，她差一点就来了上海。她已经买好了车票。可她并没有来。差一点儿。她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理由。可是她却不厌其烦地谈到了那朵花，那朵玫瑰，它被人遗弃在弄堂口。她蹲在地上看着它，忘了去买唱片。她说，假若不是她的钱包被一枚锋利的刀片划开，她差一点就与这个乏味的世界达成了和解。又是差一点。她说她什么事也想不明白，难题从过去延续至今，纠缠在一起，就像一团乱糟糟的街巷。如果有一天你老了，坐在墙根，在冬日的阳光下回忆往事，你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这么一团乱糟糟的景象，除了炫目的不安、惊悸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曾山拨通了长途。张末的母亲接了电话。她说张末正在洗澡，让他等一会儿再打进来。随后她就把电话挂了。

他听着电话里嘟嘟嘟嘟的声音，接着突然咧开嘴来笑了一下。

因为他忽然发现，他打电话的地方是那么的令人熟悉。实际上，这个电话亭与他前妻的住所只隔着两条弄堂。越过少年宫的围墙，他就能看见前妻家那座灰色洋房建筑的尖顶。

五分钟之后，他来到了那幢晦暗的楼房前。他看见女儿珊珊正和邻居家的几个小孩做丢手绢的游戏。在一排垃圾筒的边上，几个大人聚集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他们看见曾山就都不作声了。

他没有叫住女儿，而是穿过天井，沿着一条陡仄的木板楼梯来到前妻的房门前。他敲了几下门，里面没人答应。他听见房中的录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艳俗的曲子。他的前妻很喜欢这支曲子。

楼道里像往年一样堆满了杂物：纸箱，煤饼，自行车和装满垃圾的塑料袋。

一个老太婆端着一脸盆刚刚洗好的猪大肠，步履蹒跚地朝这边走过来。

“屋子里有人，”老太婆低声对他说，“你得使劲敲……”

受到老太婆的鼓励，曾山果然用力敲了起来，直到楼道里传来一阵女人的窃笑声，他才感到有些怅然若失。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沮丧地走下楼来。正在楼下水池边洗菜的一位中年妇女看了他一眼。

“我们这个楼里还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她说。

曾山来到门外，看着那群孩子在垃圾筒边做游戏。丢呀丢呀丢手绢。蒲公英打开了它的小花伞。听着他们童稚的声音，曾山的心里掠过一阵微微的震颤。

天已经很冷了，可珊珊还穿着一件薄薄的花褂子，它看上去脏兮兮的，似乎很久没有洗过了。

曾山朝珊珊走了过去。在同一时刻，珊珊也看到了他。即便是在光线幽暗的晚上，他也能看见她的眼睛在翻动。它是那么的黑，那么的白。

“你想去外滩看轮船吗？”曾山蹲下身体，抚摸着她瘦瘦的肩胛。

“想。”珊珊说，她抬头看了一下天空的流云，“可天已经黑了……”

“没关系。”

“我们坐出租车去吗？”

“好，我们坐出租车。”

珊珊开心地笑了起来，露出了残缺不全的一排小黑牙。曾山还是第一次看到女儿这样笑。

“现在就去吗？”珊珊又问。

“现在就去。”

曾山说着，抓住了女儿的那只小手。

在这个十二月的夜晚，在这座有着天堂之称的城市的一隅，曾山拉着女儿的手，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朝前慢慢走去。

注释

[1] 这实际上是T·S·艾略特1948年的获奖演说。———作者注

尾声

会后……

邹元标

一个罗慕罗斯大帝或者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被捕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与追踪他的警方进行了合作，其背后的心理动机，据他对张末解释，是出于对生活，或游戏的厌倦。

在他所出资赞助的那个学术会议结束后的第二个月，他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囚车上，他对押送他的几名刑警说，他将半小时后的枪决看成是一次真正的自杀，只不过他与贾兰坡先生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方式。刑警回答说，你怎么想都可以，反正结果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只是，当呼啸的囚车因交通堵塞停在了那所他熟悉的大学门外时，他才感到了一丝恍惚。他从囚车的车窗里放眼望去，此刻的校园还沐浴在晨曦之中，金属栅栏大门紧紧关闭着，林荫道上，树木都掉光了叶子，树下的一绺绺积雪依稀可辨。

他想到了哲学上的那个基本命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对于这个问题的严肃思考一路将他带往法场，也使他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他站在一片陌生而空旷的草地上，面对着红色的围墙，听到了附近农舍里传来的报晓的鸡鸣。他忽然觉得那个问题仿佛有了答案，但具体的逻辑程序我们却不得而知。

唐彼得

上海的学术会议闭幕之后，他立即登机北上，赶赴兰州，出席另一次会议。兰州会议的议题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次，唐彼得先生是作为一个后解构主义大师出现的。

他在会议上还遇到了老秦并与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前一直跟随着他的那位中国秘书已经不见了踪影。陪伴着他的是贾兰坡教授去世前调入哲学系资料室的那名资料员。不久，他们就结了婚。她于次年在柏林产下一个漂亮的混血男婴。

这个纺织女工简直不敢相信命运的安排。当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柏林郊外的一幢别墅里，红色和黄色的小鸟在树林里啁啾不已，窗外的草坪上停着一辆崭新的梅赛德斯牌轿车，私家游泳池碧波荡漾……她相信她所来到的这个地方正是天堂。

她总是向唐彼得不厌其烦地提出同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或者，这不会是做梦吧？她偶尔也会想到贾兰坡，想到那个患精神病的小说家。为了彻底斩断自己与这些幽灵的联系，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德国国籍。

慧能院长

在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侣身上，我们也许得多花一点笔墨。因为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他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神秘人物。包括曾山在内的很多人都在猜测，贾兰坡的猝然死亡与他有着潜在的关联。甚至，老秦曾干脆断言，慧能与贾兰坡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慧能院长再次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与曾山作最后的话别。

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学校临河的那间简陋咖啡馆。窗外的阳光纷乱而缜密，宛若处子的肌肤，河水被风吹起一圈圈涟漪，将树叶和败枯的水葫芦卷向岸边。河道对岸矗立着一幢明亮的玻璃建筑，学生们正在上体操课。在会议开幕前夕，曾山，子衿博士，慧能院长曾在这里首次见面。当时，慧能似乎已从子衿的脸上看出了精神崩溃的迹象，但后者没有提供机会让慧能指出这一点。随着会议结束，这个预兆在季节的更替中终于变成了现实。

按照曾山和慧能院长的口头约定，慧能把自己出家前的所有经历对曾山讲述了一遍。最后慧能院长补充说，他自己的经历虽然艰辛坎坷，但对曾山并无多大益处，因为“我当初遇到的难题，你如今也遇到了……”时间在奇怪地重复。五十年前的事可以毫发不爽地发生在今天，就如祖父的脑袋长在了他孙女的脖子上。

尽管慧能院长妙语连珠，可曾山对他的故事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单从他的经历上来看，它与贾兰坡教授并没有多少联系，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联系。

为了澄清心中的疑惑，曾山决定单刀直入。他一口气向慧能院长提出了十来个问题。比如说，慧能与贾兰坡名字上的相似性；汪秉昆院长提到的钓鱼路上的密谈；慧能在追悼会上想与师母握手，可她却装着没有看见；慧能写给曾山的信。他在信中多次打听贾兰坡的近况与日常琐事，已超出了对他的学术思想的一般关注……

所有这些诘问，慧能院长没有费什么力气就使它一一化解。他就像是一个高明的太极拳师，尚未与对方交手，便早已胜券在握。

慧能解释说，他与贾兰坡的姓名的确容易给人造成原是兄弟的联想。他提到，在理事会的选举结束之后，学校保卫处的年处长居然在图书馆门外冒失地拦住了他，要查验他的身份证。“这太可笑了，我当然一口拒绝。”在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假如人们执意要让两者发生联系，它们果然就能互为因果，或者彼此参证。

慧能院长举例说，在贾兰坡先生的追悼会上出现的那个微小细节，在那些凡事喜欢想入非非的人看来，就足以构成某种桃色事件的充分证据。

“其实，那天下午，你的师母也许过于悲伤了，以至于黯然失神……”

他希望曾山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追问下去。“你得不出任何答案。在暗中开始的事，就让它在暗中结束……”

这句导师生前的名言出现在慧能院长的口中，在曾山看来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的目光与慧能院长触碰在一起，双方都觉得有些吃惊。

人们很难忍受实际生活中的空虚，乏味，无聊，他们的智力就被驱赶到了幻觉和想象的领域。通常，他们一旦觉得无路可走，想象力和虚构的愿望就会像野草一样生长。

“而梦境、时间、冥界、幻觉都属于同一类事物，在由它们所主宰的汪洋大海中，世俗的金钱、权力、女人只不过是一座座灯塔，或者说，一些不辨形状的标志而已。”

慧能院长的语调里渐渐透出一丝苍凉的忧戚之感。

他说，他在寺院里修行了将近五十年，可依然是一个可笑的人，生活在一个日益浅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就连自杀都失去了起码的庄严感。

“你们的导师从十六层的阳台上往下纵身一跳，在很多围观者的眼中，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高难度的滑稽表演……自杀和疯狂，它们才是一对真正的孪生兄弟。”

说到这里，慧能兀自苦笑了起来。

曾山一直在听着慧能院长侃侃而谈，仿佛那次学术会议仍然在这间咖啡馆里延续。

慧能院长站起来与他告别。曾山一直将他送到学校后门。

这名长年蛰居幽深寺院的睿智老人最后留给曾山一句临别赠言：

生活在真实中。

这是否可以算作他对自己五十年的修行生活所做的总结？或者说，一个讽刺？

慧能院长伸出了他那只纤长、白皙、略嫌肥胖的手。曾山握住它，就像抓住了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

慧能表示，他随时欢迎曾山到他南京的佛学院做客。他们寺院的禅房里如今已经装上了空调和淋浴设备。“除了肉食之外，你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将受到最好的款待。”

师母

虽然贾兰坡已经去世，可死者生前的许多惯例都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每逢重大节日，师母就将贾兰坡门下的诸多弟子召到家中吃饭。

其实，贾兰坡的弟子们内心十分清楚，师母如此热衷于请他们吃饭，也许只是一个借口，她忍受不了寂寞。不过，他们照例应约前往，满腹而归。

师母变得爱唠叨了。她反反复复地向他们讲述着贾兰坡自杀的那个大雨之夜，这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幻觉：贾兰坡依然生活在他们之中。

在饭桌上，他们有时也会谈到小说家子衿。用师母的话来说，那个白痴是自作自受。师母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发疯之前，居然还忙里偷闲地杜撰了一则师母雨夜溜出大礼堂与情人幽会的新闻。“真是伤天害理，我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师母将子衿称作白痴。后来又在白痴前加了很多前置成分来修饰它，连起来就是，那个卑俗、下流、无耻、撒谎成性的白痴。其冤屈与仇视之深可见一斑。

她所在的那个教工合唱团在全市工会系统的歌咏比赛中获得了两个第一名。她把其中的一张奖状私自拿回家中，裱入镜框，与贾兰坡先生的遗像并排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老秦

如今已经是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他之所以能够一举奠定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还得归功于他在兰州会议上发起的“终极价值”大讨论，这场讨论很快波及全国。

在这次会议上，他对唐彼得的西方中心论所展开的不遗余力的攻击，也颇有斩获。至少他在学术领域内捍卫了民族文化的尊严。当地的一家报纸认为，他的大会发言，“标志着新一代的学术领袖已经诞生……”

他已在暗中酝酿着下一个计划，一旦条件成熟，他要在西宁举行一次规模更大的学术会议……

在假日和平时的闲暇之中，他一有机会就去青海湖观赏鸟类，去敦煌看壁画，去果洛洗温泉澡。

老秦也有自己的苦恼。

尽管他很快就让自己的老婆当上了学校的工会主席（从这一点来看，他在自觉地模仿贾兰坡教授），尽管她仍然像从前一样，将大部分精力花在老秦的论文誊抄、编定目录等琐碎的工作上，可是他们之间的谈话在显著减少。她烧的菜总是一个味道。这让老秦感到十分恼火。

看着自己门下的六七个充满活力的女弟子进进出出，他老婆的斜眼越来越让他憎恶。在过去的生活中，他居然觉得她是那么的美丽，雅致，楚楚动人。老秦百思不得其解。

俗话说，庄稼汉多收了三五斗，便思易妻，可老秦早已是名播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了呀。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妻子偏偏又怀了孕。他只得暗暗打消了离婚的念头。

他常常当着妻子与研究生的面，逢人就谈论灵魂的痛苦。他现在有了一个口头禅，多半用来对付那些登门求教的青年学生：“没有痛苦，你来搞什么哲学？！”

他这样说着，脸上陡然生出凄苦绝望之状。面目十分狰狞。

他的确觉得自己痛苦无比。

子衿

他在精神病院住了六个月，而不是护士小姐所预料的三个月。

校方经过周密的考虑，原打算将他安置在哲学系的资料室，以接替远嫁德国的那位纺织女工，但子衿的妹妹却固执地把他带回了乡间。她对知识的恐惧和仇视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当地一位巫祝的建议，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宋富生。他起先在村里的一个民办小学代了几节语文课。但不久就被校长委婉地辞退了。

他一旦离开了药物，病情便会再度复发。他的妹妹除了暗暗流泪之外，多少也感到了一丝后悔：当初还是应该采纳医生的方案，一劳永逸地给他施行电疗手术。

无论是子衿，还是宋富生，它们注定了要在岁月的流逝中被人遗忘。对于乡间的那些讲究实际的农民们来说，这两个名字都过于别扭，还不如疯子一词更为贴切，更为简洁明了。当子衿赤身裸体地在村中晃荡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哲学博士，名重一时的小说家。

村里的妇女们很快就适应了他的裸露癖。只有那些观念特别古旧的男人才会想到去向他妹妹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还不如用一根铁链将他锁在家中。

当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只要他按时服药，子衿看上去完全正常。他常常去妹夫承包的池塘边钓鱼。有时，他也会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江边，在高高的堤坝上坐上一整天，看着江中过往的船只发愣。

不过，他已看不到大片的芦苇。

张末

正如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张末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未来爱情的憧憬与遐想。那时，她与父亲居住在南京郊外的一幢老房子里。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在稻田上空低低飞过的一群鹭鸶，残破的院墙和天井都给她的遐想带来了浪漫的氛围。那些想象中缤纷的色彩与线条最后被深藏在这样一幅宁静的画面之中：午后时分，她坐在院廊下读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她看见院门被推开了，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一声不吭地抓住了她的手，将她带回了家……

这个梦想暗示了她心中潜藏的一个愿望，对于张末来说，她的爱情就如深秋时节被雨水洗刷后的一片山林，清新，爽净，简朴而悠远。没有沉思，没有犹豫，她只需要一种简单的打动。

在前往车站的路上，她再次深深地沉入到这个古老的梦幻中，她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走出了深夜的家门，忘记了她将要去哪里，唯有玄武湖轻柔的涛声一路陪伴着她。

她从报上知道了小说家发疯的消息。这也许又是一个借口。另外一个借口是曾山在一周之前打来的电话。她当时正在洗澡。母亲轻轻地推开浴室的门对她说：那个幽灵又打来了电话……她的嗅觉总是格外灵敏。

大街上行人稀少。火车站悠长的汽笛声仿佛一声声冗长的召唤，在车站晦暗的拱顶上空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从她家到车站不到十五分钟的路程，她走了整整一个小时。除了口袋中的那张车票之外，她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她只是模模糊糊地被一种意念所驱使。

她想起了音乐教师、药剂师、邹元标和曾山，想到了他们身后过于复杂的尘世布景，除了惘然、战栗和无所适从之外，她还是什么都想不清楚。

她来到车站广场外的湖边，坐在一张绿色的长椅上，凝望着远处的一道灰蒙蒙的城墙雉堞，它隐没在一片稠浓的黑暗之中。现在已经是冬天，湖水和水鸟的叫声都透出一股冰凉的寒意。

怎么会这样？她一遍遍地反问着自己。

在学术会议开幕的前夕，当她躺在床上为该不该去上海而夜不能寐的时候，她就开始了这样的诘问。

命运并不理解，

湖水的愿望。

但最为盲目的，

还是神祇的婴孩。

记忆保留到最后，

只是各有各的限制。

因为灾难不好担当，

幸福更难承受。

而哲人们却能够，

从正午到夜半，

又从夜半到天明，

在宴席上酒兴依旧

……

她默念着这首不知名的小诗，反复端详着手里的那张皱巴巴的车票。

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张末这样想：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因为走投无路而被迫回到家里，回到她一度遗弃的生活中，就如曾山的那篇论文，晚上撕碎了，到了第二天仍要小心翼翼地将纸屑拼接在一起。

她忽然有了一种将车票丢入湖中的冲动。长期以来蛰伏在她体内的那头怪兽正用清晰而有力的节奏敲打着她的腹部，并在她的耳边悄悄地提醒她，让她放弃挣扎，放弃抵抗……

她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张皱巴巴的车票。生活所留给她的全部馈赠，始终不过是自惭形秽而已。

当她离开湖边的长椅，沿着车站前的一排铁栏杆通道走向候车大厅的时候，还是克制不住地流下了忧伤的泪水。

版权信息

书名：敌人

作者：格非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ISBN：97875339581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尾声

引子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是清明节的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焚香祭祖。在村头的河边、小树林里到处都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村里的老和尚日复一日地来到河边挑水，当他看见村中黑压压的瓦楞上空蹿出一丈多高的火苗，还对着正在水码头上洗衣服的女人说了一句：“你瞧那是谁家在化钱？那么大的火。”女人连头都没有抬：“除了赵伯衡还有谁啦？”一丝凉飕飕的风贴着水皮飘过来，混杂着一股焦黄的硫磺气息。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在衣裙上搓了搓手，直起腰来朝村里张望：“和尚，你看那火……”

村口黑乎乎的弄堂里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影，他敲着铜盆狂呼着朝河边奔过来，在他身后，西北方的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仿佛落日时的情景。蒸腾的紫绛色浓烟在东渐的北风中疾速浮动，在破碎的铜盆敲击时发出的瘆人声响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药引燃的爆炸声，到处都是硫磺的气味。村中高大的山榆树、东奔西突的人群在火花中时隐时现。村里所有阁楼的窗子都打开了，露出一张张半明半暗的脸。几个年轻人从祠堂里抬来了水龙，那个像黄牛一样笨重的土制灭火器发出呜呜的叫声。这个村已经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废弃不用的水龙的喷水管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人们叹息着隐伏在河边的树丛中，无奈地看着火焰卷起一片片店铺的屋顶，大火从傍晚时分一直烧到第二天拂晓。当太阳再一次从村后的桑树丛中露出脸来，一些围观的人已经在河滩上的草地里睡着了。在暖烘烘的阳光之中，一切都重新变得安详起来。邻村或更远地方的人得到火灾的讯号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些面容倦怠的外乡人抬着水龙，拎着盛水的木桶围着那片焦黑的废墟转了几圈，就沿着蜿蜒的水路稀稀落落地往回走。

黄昏时分，一个瘦弱高大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了这片瓦砾遍地的焦土之中。他吃力地绕过一座座倒坍的墙壁，不时地停住脚步靠在断墙上喘息。没有烧尽的椽子、棉絮和桌椅依然冒着一股一股的青烟，纸烬和布灰在地上随风拂动。西斜的夕阳映衬着他身后绿色——黄色的背景，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老人在一块赭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水烟锅，望着宁静的天边一言不发。他的眼前不远处是一片竹篱，篱中的油菜花开得正黄，几只白色的蝴蝶夹在金色的蜂群中翩然而飞。再远处就是静静流淌的墨河，河上拱形的石桥像弓一样横卧在水面上。他隐约能看见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峦，风在开阔的田野上吹起一道一道波纹。

天色渐渐暗下来，老人一直那样坐着。他整肃而宁静的外表在这片苍凉的废墟中显得很不协调。这个村里的人们在岁月的更迭中早已滤掉了多余的情感，但他们一旦看到赵伯衡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都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仆人第三次来到赵伯衡面前。他依旧摆了摆手。没有人知道此刻他究竟在想什么，他也许在估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使那些被烧毁的作坊、店铺和阁楼在废墟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个刚毅的老人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先辈一样，依靠勤劳和智慧建立了家业，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苍老。他的身影在晚风中像田野上矗立的稻草人一样显得不真实。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天里，赵伯衡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拳，他想积攒起残存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但是那丝光亮仿佛是耗尽了油的灯心草尖上的火星，在风中扑闪了几下，旋即就熄灭了。半个月之后，赵伯衡终于卧床不起。炎热的夏季刚刚来临，他的身体就开始溃烂，褥子上浸湿的脓血和地上的痰迹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和蚊子，床上和潮湿的墙根下爬满了白蛆，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除了几个端茶送水的仆人之外，在他弥留之际，唯一能够和他常常呆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长孙赵少忠。那一年赵少忠只有四岁。一天晌午，赵少忠看见祖父勉强支撑着身体在床上坐了起来，在一张张宣纸上写着什么。赵少忠走到床前趴在茶几上帮他研墨，老人脸上吓人的表情慢慢消散开，冲着他凄然一笑。

“你在写信吧，老爷？”端茶进来的仆人顺便问了一句。

“写个屁！”赵伯衡含糊地吭了一声，重新陷入了冥想之中。

在飘飘扬扬的第一场冬雪中，赵伯衡终于命归黄泉，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家佣替他合上了眼帘。葬礼结束以后，没有人愿意清扫那间不透风的房间，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赵景轩是赵伯衡的第二个儿子。起火那天，他正在漫长的运河上押送一只装棉花的船。他的兄弟姑嫂将残剩的财宝席卷而走，他却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子午镇上，在那间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住了下来。这个忧郁的中年人承袭了先辈沉默寡言的秉性，同时染上了一种颓唐、散漫的习性，他整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慵懒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村中四处晃荡。

一天早晨，赵景轩突然打开了父亲那间尘封的屋子。他在床下的一只木箱中翻出了赵伯衡写过的那些宣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他不知道父亲在临终前为何要将村里几乎每个人的名字写一遍，那时赵少忠已经识得几个字，他朝那几张散发着霉味的宣纸瞥了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虽然无法知道祖父抄录这些人名的用心，但几年来一直悬挂在心的谜团总算有了满意的解答。原先，他还以为祖父是在交待藏有财宝的地方呢。赵景轩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宣纸，他的脸上渐渐呈现出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当他从外地赶回村里时，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流传着那次火灾的各种传说。一个年老的家佣告诉他，大火从铁匠铺、木器铺、鞋店里同时蹿出来，根本来不及救，“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掉这一族，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另外，好好的水龙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也许有人用木塞将水龙头的喷水管堵住了。”

赵景轩整天坐在阁楼的窗前，仔细察看宣纸上的人名，他似乎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这些名字的缘由。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白天他在村中四处打听那次火灾的每一个枝节，到了晚上他就对着那些人名发愣。赵少忠常常看见他坐在天井中的一株文竹旁，把那些人名一个个划掉。

十年之后，赵少忠在村中的祠堂和一个外乡女子结婚，那场火灾的阴影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了，但是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新婚的喜悦和内心潜藏的恐惧纠合在一起形成了记忆深处的一个巨大的纽结。

赵景轩五十五岁时死于痢疾。在葬礼的当天，赵少忠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几张发黄的宣纸，他发现父亲在一个个名字上划了横杠，只剩下三个名字没有划去。他看着走远的送葬的人群，顺手将它揉皱，丢进了燃烧的火盆。

第一章

1

拂晓，赵少忠披上衣服走出了卧房，来到院落之中。那条黄狗依旧伏在石阶上不停地叫着。整整一个晚上，赵少忠被它的叫声搅得难以入眠。他走过去，摸了摸黄狗的头，它柔顺地舔了舔主人的手，然后摇着尾巴消失在院落的树丛中。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越过院墙蜿蜒的瓦楞，他能看见天边泛出熹微的光亮，星星还没有敛迹。料峭的寒风吹动着簌簌作响的干树枝，在远处发出喧啸的回声。院中高高的回廊在地面的罗纹砖上布下黑黢黢的阴影，他走到那片阴影里，踩着覆满冻霜的草径，来到后院。后院的两侧是一些木结构的两层阁楼，一排低矮的堆放杂物的砖屋把它们连在一起。

赵少忠从口袋里摸出旱烟锅，坐在回廊的一处护栏石上，一边咳嗽，一边吸着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来，在大院的各个角落转上一圈，然后落坐在这片护栏石上，看着天空移动的云影或飘飞的雨雪独自发愣。他眼前不远处是大女儿梅梅的卧房，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相似的情景：那扇纸糊的窗格中亮起了油灯，窗前映现出梅梅梳妆时浓黑的剪影，然后房间的门吱嘎打开，女儿趿着鞋子到院中的井台上打水。他的小女儿柳柳住在楼上，她常常都要等到太阳爬到了树梢上，才懒散地从床上爬起来，站在阁楼的廊下梳洗。

现在正是寒冷的腊月时光。院中高大的刺树光溜溜的，四下里寂静无声，阁楼那边黑洞洞的，他的女儿还在熟睡之中。他以日复一日的姿势静静地坐着，在渐退的黑暗之中守候天明，他觉得这样很舒服。

赵少忠慢悠悠地吸着烟，头靠着廊下的撑柱，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将他惊醒，他看见女佣翠婶的房间里透出一片毛绒绒的灯光，翠婶拎着铅桶已经走到了院中的井台边。这个像石头一样坚固的大脚女人走路总是蹑手蹑脚，常常突然闪出来吓他一跳。一天深夜，外面刮起了大风，赵少忠听见阁楼上有几扇窗子在风中叮叮当当地撞击着窗骨，他就起身摸到那幢从来不住人的楼上去关窗。在楼梯的拐角，一个黑影突然划亮了一根火柴，赵少忠脚底一软就骨碌碌顺着楼梯滚了下去。黑暗中爆发出翠婶爽朗的大笑：你的胆子怎么像菜籽一样小？赵少忠想起这一幕就觉得屁股上一阵酸痛。赵少忠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朝翠婶走过去，她正让铅桶顺着井壁放下去，咣当咣当的声音在初升的黎明中传得很远。听到脚步声，翠婶转过身来。

“你早哇，老爷。”

赵少忠走到了离翠婶很近的地方。她的身体在寒风中颤栗着，那一对沉甸甸的乳房在她俯身打水时显出清晰的轮廓，宛如盛满了水的暖袋。她虽然已经年近四十，可是在赵少忠的眼里，依然是昔日的模样。当年，赵少忠在外乡遥远的集市上将她领回来的时候，她还几乎是一个孩子。她在这个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女人说。

“那条黄狗昨天叫了一夜。”赵少忠说。

“可每天天不亮，我都看见你坐在那棵树下。”女人说。

赵少忠没有吱声，他看见翠婶拎着铅桶往屋里走，又叫住了她。

“你去把哑巴和赵龙叫起来，让他们泡几桶石灰去把伞墙刷一刷。”

“大少爷昨晚没回来。”

“去哪儿啦？”

“大概去酒坊看牌去了。”

“那你让哑巴先去，等天亮了再到村里叫几个人来帮帮忙。”

赵少忠离开了那座院子，拐过一道侧门，走到了后街上。街上冷冷清清的，一些卖木梳、刀剪和簸箕的小摊沿着狭长的街道零星排开。远处的一家铁匠铺里炉火烧得正旺。正对着赵少忠院门的是一个花圈店，店主钱老板正在把店铺的栅栏门搬开叠放在墙上。他一看到店里存放的那些黄色和白色的纸花就忍不住想呕吐。他曾经几次提醒过这位固执的店主，能不能把店铺搬到稍远一点的街面上去：“花圈店正对着我家的院门总有些不太好吧？”钱老板总是不置可否地莞尔一笑。赵少忠也不便再提，但他依然感到它扎眼，特别是那些前来订购花圈的披麻戴孝的人群更使他感到隐隐的不安。

“早哇，伙计。”钱老板一边擦着桌椅一边跟他搭话。

“你早。”赵少忠含糊地哼了一声，继续朝前走。

“前些天我听说你们家的老大从轧面房背回去四十斤白面，你们家像是要办什么大事吧？”

“没什么事。”赵少忠加快了步子。

“有什么喜事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啊。”

“没什么事。”

“你今年高寿？”钱老板从窄窄的门缝里探出头来问了一句。

“五十九啦。”

越过那条破破烂烂的街面，赵少忠看见远处开阔的平原上，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和煦的阳光把街道尽头的一条闪亮的大河染得橙红。他注视着渡口边来往船帆的影子，在一家茶馆的门前停了下来。他的二儿子赵虎一个月前到江北贩盐去了。年轻的时候，他跟随一个远房的表叔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他记得他们的小船在八百里长的运河上漂荡了六十多天，才赶到海边盐场。再过五天就是他六十岁的寿辰大典，赵少忠急等着赵虎带回那笔钱。

渡口上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一年四季之中，赵虎很少呆在家里，这个机敏而莽撞的年轻人终年流落在外，血液中祖传的儒雅之气早已荡然无存，赵少忠一想起盗匪横行的那片神秘的江北大地，就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担忧。几年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加深了他的不安。

那是一个瑞雪初霁的大年初二，赵少忠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盹，原野上拜年走亲的人群传来隐隐约约的笑声。晌午时分，他看见村东的一排榆树下远远走来了三个姑娘，她们手里拿着花圈，一边朝村里走，一边停下来向人们打听着什么。那阵子，村西的一个小木匠刚刚死去，起先赵少忠还以为她们是从外地赶来为木匠送葬的，可是那三位俊俏的姑娘走到赵家大院的门前却迟疑地停了下来。她们看了看迷惑不解的赵少忠，然后在白果树下操着外乡的口音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你们找错地方了吧，小木匠住在村西。”赵少忠说。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姑娘面红耳赤地朝前走了几步：“我们不找小木匠，我们找赵虎！”

“赵虎？”赵少忠嘀咕了一声，感到了事情的不妙。

“你们找赵虎都有什么事？”赵少忠试探地问了一句。

“我们给他拜年来了。”三个姑娘一起说道。

赵少忠瞥了一眼那几只脏兮兮的花圈，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时，围观的人群渐渐多了起来，他看见几个女人在不远处的弄堂口朝这里张望。

“我家赵虎有事出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赵少忠的脸上露出转瞬即逝的笑容。

“我们要见赵虎。”女人们说。

赵少忠还想说什么，在屋里窥视已久的赵虎拎着一把亮闪闪的杀猪刀走到了院外。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赵虎吼了一声。

三个姑娘互相对望了几眼。其中一个年龄较小的姑娘见势吓得哭了起来，大肚子女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契据来：“这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你总不能一下炕拍拍屁股就走路吧？”

“你们那个该死的地方遭了饥荒就到这里来诈我，别说是扛几只花圈，抬口棺材来我也不怕！”

“我们可以不要你这个杂种，可孩子不能没有爹哇！”在弄堂口纳鞋底的一个女人扑哧笑出了声。

“我宰了你们！”赵虎又晃了晃手里的杀猪刀。

“赵虎！”赵少忠瞪了他一眼，然后压低了嗓门，“人家打老远跑来给你拜年也不容易啊，眼下一只花圈就值七八块铜板，这礼也不算轻。”赵少忠一弓身，把她们让进了院内。

在堂屋里，赵少忠面对着三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耗费了一天的口舌，到傍晚的时候，他塞给她们每人一些银两才好歹把她们打发走。

当天晚上，赵少忠拎着花圈到后街的花圈店里去卖，钱老板见状吃了一惊：“伙计，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破玩艺儿？”

2

到了后半夜，赵龙微微觉得有些困意，在半明半暗的酒坊里，蜡烛烧化的油脂凝结成珊瑚状在桌上堆得很高。门缝中漏进来的冷风使他腹部隐隐有些疼痛。空气中飘浮着浓烈的酒香，除了牌桌，一切都浸没在黑暗之中。墙上挂着的皇历牌被风卷起，扑刺扑刺地发出响声。王胡子满脸酒气坐在他对面，他眯缝着一对小眼珠，每次摸起一张牌都要凑到烛光下去看个究竟。赵龙觉得今晚的运气不太好。坐在他上家的赵立本虽说从辈分上排下来还和他略沾一点亲，可是这个早已沦落潦倒的秀才老是不让他吃牌。

赵龙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在睡意朦胧之中打出一张中间牌，王胡子叫了一声“和了”，呼啦一下推倒了面前的牌，赵龙探过身，察看了一下对方的牌局，从口袋里摸出四枚铜板扔到桌上。

“怎么，困了吧？”坐在赵龙下首的老板娘柔声细气地说了一句。坐在她旁边看牌的更生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口涎流了一摊。老板娘站起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花雕酒，给赵龙斟了一杯。这个性情无常的女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经年的酒气。赵立本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旱烟，在散淡的烟雾之中，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时隐时现。那是一只赌棍的手，在年深日久的一次次博戏之中，仿佛具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它像钳子一样夹起骨牌，拇指在牌面上轻轻一滑，便已明白了是张什么牌。摸过十四五手之后，赵龙已经砌成了一副清一色的万字牌，他的内心感到一阵狂喜。他只要再摸进一张万字，便可以听牌。桌面上的码牌渐渐地少了，赵龙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摸牌的手忍不住地颤抖，赵立本瞥了他一眼，顺手丢出一张“六万”，赵龙叫了一声“吃”，然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手中的最后一张闲牌“二饼”打了出去。赵立本哈哈一笑，依次摊开了面前的牌。他一边往烟锅里装着烟丝，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清一色一条龙一般高二八将……”赵龙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站起身。

“你去哪儿？”秀才警觉地问道。

“撒尿。”

赵龙走到屋外，赵立本随后跟了出来。门外树影婆娑，在幽暗的星光下，大地正在降霜，远处河面上船只的轮廓影影绰绰的，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赵龙重新回到牌桌前，看见赵立本将两手拢在袖子里一动不动。“砌牌砌牌。”老板娘不耐烦地催促着。赵立本依旧没有动，赵龙知道他是在等着自己付钱。

“我该付多少？”赵龙说。

“十二块铜板。”

“欠着。”

“不欠。”

“我真的没钱了……”

赵立本瞟了一眼他的手腕：“把那副镯子脱下来押着。”

“那是我老婆的。”赵龙说。话一出口，他便感到有些后悔，其实那副手镯是从妹妹的梳妆盒中偷来的，他担心柳柳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跟他要。

“老婆？”赵秀才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的老婆在哪儿呀？”赵龙怔了一下，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又被触动了。他仿佛又闻到夏季飘浮在墨河上空的桉叶的清香。那年，他在墨河岸边的滩头上种了几亩西瓜，过了端午节，他便早早地在河边搭了一个草棚，睡在里面看瓜。一天黄昏，一条从外地来的装蚕茧的大船停泊在子午镇上，等待着蚕房的茧壳长硬。每天清晨他从草棚中醒来，都能看见船上的外乡人从墨河里吊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间断的几场暴雨过后，墨河水位上涨了几尺，可是他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天，大雨下到子夜才停，阵雨斜斜地灌进草棚，把他的被褥打得濡湿。拂晓的时候，他提着马灯准备回家去睡。他走到大院前，在一道闪电的光亮之中，他看见院门敞开着，感到有些奇怪。他朝自己的卧房走去，和卧房毗邻的羊圈里传来山羊咩咩的叫声。他推开房门，看见妻子和那条大船上押送蚕茧的一个小白脸躺在床上，床边摇篮里他的不到两岁的儿子正在熟睡。赵龙的嘴边滑过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他的老婆在惊慌之中赤条条地从床上跳下来，扑通一声在他面前跪倒，抱住了他的双腿，她嘤嘤地啜泣，他的小腿被女人的泪水弄得热乎乎的。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推开了自己的女人，走到屋外，女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严。在黑暗之中他看见一个人影在不远的地方晃动了一下。

“是谁啊？”那个人影问了一句，赵龙听见是父亲赵少忠的声音，便松了一口气。

“是我。”

“我刚才听见这边有人在哭，就起来看看，”少忠说，“你们又吵架啦？”

“没有，没什么事。”赵龙说。他听见屋里那个小白脸正在慌慌忙忙地穿衣服，皮带上的搭扣发出“窸窸”的声响。赵少忠在夜色中静立了一会儿，便转身走了。几天后的一个晴朗的中午，满载着白花花蚕茧的大船离开了子午镇，赵龙的女人撇下了刚刚断奶的儿子也随船一去不返。村里的几个老人告诉他，他的女人拎着一个蓝布包在午后炽烈的阳光中上了船。一连好几个黄昏或早晨，赵龙像一块礁石一样矗立在墨河岸边，对着迤逦远去的河水独自发愣。这件意外的事很快传遍了子午镇的每一个角落。七月初九这一天，村里的媒婆趁着天黑来到了赵家大院，这个前来提亲的老人面对着一言不发的赵少忠简直有些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可能引起这个家庭种种不愉快的所有话题，委婉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赵少忠淡淡一笑：“我家大媳妇随船到娘家去了，过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回来。”媒婆瞥了一眼像座钟一样闲坐在旁边的赵龙，悻悻地走了。在这一点上，赵龙始终弄不清父亲的用意，赵家也曾暗里出钱雇过几个人到外地去找过她，也一直杳无音讯，时间一长，人们就把这事渐渐地淡忘了。

“你的老婆才不稀罕这副镯子呢，”赵秀才说，“你一个男人家套上女人这些玩艺也不怕别人笑话。”

“你就赊他一回嘛。”王胡子在一边劝道。

赵龙没有吭声，他依然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他正想得出神，感到桌下有人捏了一下他的大腿，老板娘脸上红扑扑的，额头深深的皱纹上搽着亮晶晶的油脂。女人从桌下伸过手来，把一枚银元塞在赵龙的手里，那枚银元湿漉漉的，像冰一样冷，女人的手像水蛇一样光滑，赵龙觉得身上的热气顷刻之间都被那块银元吸走了。他在凉飕飕的空气中打了个寒噤，把那枚银元抛到桌上。赵秀才眼睛一亮：“我说你是哭穷，有钱不肯拿出来。”

天亮的时候，赵龙最后一个离开了酒坊。女人绿袄的侧襟敞得很开，她踮着小脚把他送到门外，在她身后，她的丈夫更生依旧趴在桌上酣睡。

3

今天，梅梅早早地来到大窖庄的集市上。再过四天，就是父亲的六十寿辰了。她转遍了集市的每一个角落，不知道究竟应该替父亲买些什么。她在一处花花绿绿的店铺前买了几根扎头发用的夹子和绸布带，又从一个捏泥人的老人那儿买了一只用烂泥烧烘成的蟾蜍哨子，她打算把这枚哨子送给她的侄子。

晌午的时候，她挂着一个蜡染的靛青色的布包，准备往回赶，突然她觉得身后有个人挤了她一下，她扭过头，看见一个满脸麻子的年轻人和她挨得很近。他嘴里吐出的一股红薯的酸气使她忍不住直想呕。她想起这个人好像在身后跟了她许久，她记得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她感到背脊一阵发凉，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她匆匆走到一个卖茶水的铺子前，喝了杯热茶，那个年轻人随即跟了过来，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拨弄着锁匠铺上吊着的一串串钥匙。梅梅咕咕咚咚一口气喝完了茶，抹了抹嘴唇，一低头钻进了人群。她不敢回头看，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夹杂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立刻爬遍了她的全身，她慌乱的脚步把迎面过来的挑着湿漉漉水芹菜的一个中年人撞得直打转。在集市尽头的拐角处，她看见那个年轻人依然尾随着她，他瘦长的身体挑着一颗不规则的脑袋在如蚁的人群中像木筏一样漂过来。

她加紧了步子，把喧闹的人声渐渐抛在身后，穿过了一条条长街，踅身走进了一道阴暗狭长的弄堂。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在弄堂的深处回响着，在弄堂的出口处，她犹豫不决地转过身来：弄堂里空荡荡的，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年轻人不见了。它的尽头是一望无边的大片裸露的原野，远处正在种麦的人影在阳光中闪闪烁烁。

梅梅靠着墙壁喘了一口气，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她爬上了一个栽满紫穗槐树的小土丘，走到了旷野之中。她看见子午镇上的一个老女人正提着一篮鸡蛋朝她走过来。

“你怎么现在才来？”梅梅说，“集市都快散了。”

女人放下篮子，取下头巾大声地喘息着：“你怎么往回赶还这么性急？”梅梅本能地朝身后看了看，她感到眼前一阵晕眩。她的呼吸又变得急促起来，她看见那个麻脸的小伙子远远地蹲在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楝树底下，静静地吸着烟斗。“你怎么啦？”老女人说，梅梅没有吱声。她朝前走出了很长一段距离，还听见女人在身后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那个麻脸人像影子一般跟了上来。

梅梅感到有些害怕，脚底软软的，她看见眼前是空空落落的田野，看不到村庄的影子。她绕过一块闪闪发亮的水塘，一个牧鸭的老头坐在河边的土坡上打盹，河里成群的墨鸭扑哧哧地扑击着水花。阳光暖烘烘的，湛蓝的天空和遥远的地平线像磨盘一样地转动起来。

她不知道在这片旷野里走了多久，她感到那个麻脸的小伙离她越来越近。有好几次，她能够看见自己的脚踩着了他瘦长的影子。她看了一眼远处蛰伏在晌午刺眼的阳光下的那块浓密的树林，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当她走到一条干涸的溪沟边时，她看见沟底的石板桥上停着一辆板车，在轱辘的护架上坐着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她想老人一定是没法把这辆板车从沟底推上对面的陡坡，就坐在这里等待过往的行人来帮忙。梅梅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走下沟溪，和老人搭上了话。

“噢，你就是赵少忠的闺女啊？”老人哈哈大笑起来，“别说是赵少忠，就是赵伯衡我也认识。”

“赵伯衡是谁？”

“说起来都隔了好几辈了，像你这个岁数的人当然不知道。”老人说，他用手指了指远处，“你们子午镇上不是有一座砖桥吗？那就是赵伯衡当年修的。我的父亲是个石匠，那一年在修桥时砸坏了脚，赵伯衡还来我们村看过他。”

梅梅回过头，看见那个麻脸的年轻人站在麦田边的一架早已破朽的水车旁，远远地朝这里张望。

“当年，子午镇上所有店铺都是赵家的，这些年不如从前啦，要不是那场大火……”

“大火？”

“是啊，”老人说，“那场大火从太阳落山的时候烧起来的，一直烧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庄子虽说跟你们那儿隔了好几里，可还能看得见火光。”

“来吧，帮忙搭把手。”老人说。他走到板车前，俯下身体拉动了板车。梅梅推着吱吱嘎嘎的车轱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弄上对面的那道陡坡。

“刚才我一看见你就觉得面熟，”老人说，“只有赵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才会出这么漂亮的闺女。”

梅梅踩着那辆板车在化冻的地上划出的车辙往前走，老人沉浸在往事之中，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他们走到那处黑森森的树林边上，梅梅看见那个年轻人依旧站在那儿，在耀眼的光线下，他的身影像水车一样显得影影绰绰的。

梅梅帮老人把车推到林子背后的村庄上。她在老人的那间草房里喝了杯水，过了正午才往家赶。

她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她看见被雨水浇得霉黑的伞墙上架着一把木梯，哑巴拎着一桶石灰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头上到处洒满了石灰浆，梅梅依然不敢朝身后看，她总觉得那个像幽灵一样的麻脸人一直跟随着她。

院子里赵龙和猴子不知为什么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地上翻滚着，身上沾满了草茎和泥土。翠婶端着一盆衣服笑呵呵地走到廊下，“你看，你们哪里像一对父子，简直就是兄弟俩。”

4

天色将晚的时候，翠婶在厨房里洗碗。窗户上糊的硬纸有几处被风吹破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不时飘了进来，落在热烘烘的灶台上。大雪在午后就开始下了起来。现在，她能看见窗外的地面上模模糊糊一片银白。在冰凉的微风中，她听见院门吱嘎响了一下，借着积雪的亮光，她看见院子里空荡荡的。翠婶撩起衣服擦了擦手正准备出去看看，黑暗之中突然闪出的人影把她吓了一跳。

“是我，赵虎。”那个人影用粗重的嗓音说了一句。翠婶走到灶下，点亮了火。在渐亮的油灯的光线下，她看见赵虎像个雪人一样站在厨房的门槛边。他的腿上裹着绑带，上面粘满了硬梆梆的污泥。他的蓬乱的头发灰蒙蒙的，酱红色的脸上爬满了浓密的胡茬，像是很久没有洗过了。

“你看上去一下老了许多，我都有些认不出来了。”翠婶说。

赵虎走到水缸边，拿起木瓢舀了半瓢凉水，仰起脖子喝了起来。

“父亲呢？”他说。

“大概在房里看书吧？”翠婶说，“这些日子，他天天都要去码头上看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赵虎没有吭气，顺手将木瓢扔进水缸，抬起袖子擦了擦嘴，转身走了出去。

翠婶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叮叮咚咚的脚步声绕过那排长廊往后院去了。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了。她想起第一次来到这个深邃的大院里，赵虎还没有降生。每当这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便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往事的记忆中去。飘飞的时间在那些年年盛开的鸡冠花和天竺花丛中悄悄地溜走了，过去的事回想起来像梦一样遥远。她在这个陌生的子午镇上居住了近二十年，她依然觉得好像刚刚到来。这个空落的院宅和日复一日的寂静夜晚总使她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空空荡荡，无所依傍。罗纹砖上的青苔长了一层又一层，后院那些经年关闭的房舍中挤满了老鼠，每逢大雨过后，那些老鼠便三三两两地在花园里乱窜。

越来越远的脚步声使她感到异常宁静。她在院中站立了一会儿，后院那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5

赵虎坐在父亲的对面，断断续续地说着话。那只快要坍塌的藤椅有几处破损了，散开的藤条像蛔虫一样萦绕在椅子的扶手上。赵虎心不在焉地拨弄着藤条，感到有些不自在。赵少忠慢慢地喝着茶，不时地将书本从眼前挪开，说上一两句话。赵虎在独自一人面对父亲的时候，总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尤其是沉默不语的时候，他更是手足无措。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像是对沉默上了瘾，在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中似乎隐藏了无尽的心思。

“你的行李呢？”赵少忠问。

“在路上碰到了一伙劫道的……”

赵少忠翻过一页书，看了他一眼：“冬天运河的水太浅，有几段船不太好过吧？”

“是的。”赵龙搓了搓手。他看见翠婶端着一盆洗脸水推门走了进来。她将脸盆搁在桌上，在赵虎的边上找了一个凳子坐了下来。她唠唠叨叨地跟赵虎说起了一些村里无关紧要的事。

赵少忠日渐发胖的身体瘫在一张狭小的红木椅子里，苍老的脸上爬满了紫褐色的痣斑，像晒干的稗草籽。赵虎记得小的时候曾经问过母亲：“爸爸的脸上有好多黑斑，为什么我没有？”母亲咳嗽着从床上侧过身搂住了他：“你现在还小，长大了就会有的。”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母亲说话。她的面容像那个黎明渐渐消退的阴影一样在他的眼前变得模糊了。他记得母亲的身体蜷缩在那张硕大的床上显得很小。在那个孤寂的小阁楼里，他每晚都挨着母亲睡觉，她的身上突出的骨节把他带入一个又一个不安的梦乡。他从来没有见到父亲到这个楼上来过。床台上堆放着一排栽着鲜花的瓦盆，晚上他常常被那些鲜花扑鼻的香味熏醒。在一个郁闷潮湿的傍晚，当他的母亲躺在厢房黑漆漆的棺盖上准备入殓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巫婆一样的女人走到母亲身边，她将一朵洁白的栀子花放在碗里浸了浸水，放在母亲的胸脯上。“所有的鲜花都有毒，”老人说，“鬼魂总是混杂在花的香味中在夜间钻入人的鼻孔……”从那以后，赵虎一闻到鲜花的香味就忍不住直想打喷嚏。

现在，屋外没有一丝动静，雪在无声地下着，屋顶天窗的玻璃上盖了一层蓝幽幽的积雪。不知什么时候，赵龙和柳柳搀着跌跌绊绊的猴子走了进来。

“这一次怎么出去得这么久？没出什么事吧？”柳柳说，她打了个呵欠，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身体瑟瑟发抖。

“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伙劫道的，晚了几天。”赵虎说。

赵龙说：“劫道的又是一个女的吧？”

柳柳笑了起来。

“是女的又怎么样？”赵虎瞪了他一眼，赵龙便不再做声。

“原来是遇到了劫道的，”翠婶说，“刚才我在厨房里就看到你的袖子上有血迹。”

“钱呢？”赵少忠突然问了一句。

赵虎笑了一下：“那伙人掳走了我的被褥行李和带回来的一袋盐巴，钱倒是没有被抢去。”

他脱下身上那件破夹袄，砰的一声扔到桌上，寂静中发出金属的沉甸甸的声响。赵虎把夹袄翻过来，撕开两边的夹层，取出几枚亮晶晶的银锭。

这时，大门被风突然吹开了，屋里的人都吃了一惊。从门洞中灌进来的北风把蜡烛的火苗吹得呼啦啦直响。一条黄狗从阴暗中摇着尾巴钻进来，对着赵虎狂吠了几声。翠婶摸了摸它湿漉漉的皮毛，它便屈膝伏在了地上。

“快去洗脸吧，”翠婶对赵虎说，“打来的水都快要凉了。”

赵虎站起身，准备去洗脸，赵少忠叫住了他：“你刚才说被一伙人劫了道……那是在什么地方？”

“偃林寨。”

“偃林寨？”

赵少忠托起下巴陷入了沉思。

赵虎的话一出口，便感到有些懊悔，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黑压压的群山和天空中挂着的惨白的月亮。偃林寨是南北运河水路的唯一通道，运河像一道弧线在夹岸的峭壁中蜿蜒划过，地势十分险峻，所有过往的生意人都知道偃林寨意味着什么，经过的商船一旦给那伙终年盘踞在那儿的劫匪上了手，即使有人能够逃得了性命，也休想带回一针一线。赵虎又回想起小时候他家的一个佣人被劫后，失魂落魄地逃回来时的情景：他赤身裸体地跑进院子，像是刚刚在血水里洗了个澡。

“偃林寨……”赵少忠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

“管他是偃林寨还是别的什么寨子，只要人没出事，管他呢！”翠婶说。

赵虎在洗脸的时候偷偷地瞥了父亲一眼，一本发黄的线装书在暗红的烛光下遮住了他的脸，赵虎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父亲是已经记不清偃林寨这个地名，还是识破了他的谎言故意没有追问。

猴子蜷伏在柳柳的膝间，歪着头看着他。赵虎朝他走过去，他就怯生生地躲到柳柳的身后。赵虎苦笑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

“梅梅呢？”他问道。

“到米房舂米去了。”柳柳脸色阴郁地说。

6

黄昏的时候，天空依旧飘扬着大雪，柳柳夹着几刀黄纸到村头的小树林里去烧。她在河边的滩头扫净一块积雪，露出鹅黄的枯草，把那叠敲满钱眼的黄纸架在树枝上，这时，她看见雪野中一个佝偻的人影朝她慢慢走来。

这些天，柳柳总感到有一种不祥的影子紧紧跟随着她，在被啼鸟唤醒的黎明的睡梦中，在窗后枣树的枝条拂动的阴影里，在她照镜子的时刻——镜子是一件危险的东西，她常常从里面看见自己虚幻的面容，就像在凋谢的花丛中看见过去。从来没有人向她提起过以前的事，这个即将颓圮的院宅中所有的一切都和过去牵扯着：褪了色的梳妆盒，尘封的气息，高大的刺树下一口口盛水的缸，散乱地堆放在墙根的滴漏，稻箱和像蜘蛛网一样的纺车。她似乎看见那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依然隐伏在它们的阴影之中，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爬过窗台，走进她的卧室，坐在她的床前守枕待旦。她的记忆之中残存的那些梦魇不时地浮现在她眼前。她梦见院子长出了大片的麦穗，一个老人牵着绵羊怎么也走不出这块麦地，羊粪像枣核一样扑扑簌簌掉在她的脸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梦见两个独臂的道士一前一后在桑林里行走……

那个人影走到近前，柳柳认出他是村里的一个皮匠，皮匠提着装满狗屎的粪箕，在她跟前停了下来。她听说天一下雪，拾狗屎的人就多了起来。那些黑乎乎的粪便在雪野冻得铁硬，远远就能看见。

“点不着火了吧？”皮匠笑嘻嘻地蹲下来，“我来帮你点吧，你看，你的手都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红了。”

皮匠握住了她冰凉的小手。柳柳感到他那粗糙的手掌非常温暖。这个鳏居的皮匠住在村东的祠堂里，他的懒惰和轻薄的举止所积累的坏名声成了子午镇上妇女们永远不会厌倦的话题。她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中午，她的父亲在院中的葡萄架下教她识字，皮匠的身影从侧门晃了进来，他是来向翠婶借七星秤的，他一边和翠婶说着话，一边朝柳柳这边看。赵少忠不知因为什么事刚一走开，皮匠就凑了过来，他拿起她面前的识字本看了一下：“门前青玉案，篱畔蝶恋花，你父亲倒是好文才啊，好吧，大叔也说首诗考考你，你猜猜是个什么字。”皮匠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嗓门：

一个女人没来由

和一个皮匠轧姘头

被三岁的小孩撞见了

还是皮匠在上头。

柳柳脸上一阵通红。今天早上柳柳第一次起得这么早，再过三天，就是她父亲六十寿辰了。她踏着咯吱直响的楼板，朝院里走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她踩到一堆软乎乎的东西上，冰凉的气流立刻沿着她的脚底传遍了她的全身。在天空灰褐色的光亮中，她看见那是一只死鼠。

老鼠怎么会死在这儿？它的肚子鼓鼓囊囊的，张开的尖嘴中露出白灿灿的牙齿。柳柳绕开了它，走到院子里。她看见父亲坐在不远处的一块护栏石上，慢慢地吸着烟。她常常看见父亲像一块风动石一样坐在那儿。她想起天快亮的时候，她听见屋外的风声像孩子的呜咽一样，她在这种令人心怵的叫声中模模糊糊地睡去，隔不多久，屋顶的瓦楞上发出的响动再次将她惊醒。她好像听见有人在屋顶上走，瓦片被踩碎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柳柳披上了衣服走到了卧室外的走廊上。她看见大雪飘飞的夜色之中，对面树丛里烟斗的火光忽闪忽灭，她知道是父亲坐在那儿，就返身进了屋。

翠婶已经早早地起来了，她正举着一根绑着鸡毛的竹竿在打扫廊下的积灰。

“柳柳，”赵少忠说，“天快亮的时候，我看见你到走廊外转了一转，你看到了什么？”

“没有什么。”柳柳说。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没有，”柳柳怔了一下。“我听见外面的树枝被大雪压断了，就出来看看。”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翠婶说，“我看见你每次去关院门都要探头去看看门外，我真担心你会给吓出病来，晚上要不要我来陪你睡？”

“不用了。”柳柳勉强笑了一下。

“整天抖抖索索的，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吓一跳，我真担心你会被吓出病来。”翠婶沉浸在她劳作的快乐之中，唠叨个没完。

柳柳迷迷糊糊地穿过院子的北门，走到了大街上。今天是香火节，她跟着三三两两的香客在飘飞的雪花之中朝南山走去。

现在，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柳柳看见在背风的河坎上，没有被雪花覆盖的鱼尾纹滩涂在将近的夜色中落满了小鸟。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挤缩成一团。

“你看，你的手都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红了。”皮匠说，他见柳柳没有抽回她的手，又朝前移了移，她能看见那张黧黑的脸被火光照得通红，像映入夕阳的窗子。水珠从旁边的杉树枝上滴落下来，在火苗中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她又想起了南山的那座庙宇，焚烧的香的热气把屋檐上的积雪都烘化了。午后，香客们快要散尽的时候，柳柳在一个老迈的女尼对面坐了下来，这个女人毫无顾忌地脱下青纱帽，搔着头皮，柳柳发现她的头发不像是被剃掉的，倒反而像是自然掉光的一样。

“你梦见麦穗梦见蛇梦见道士在桑林里走，这些都没什么，”女尼说，“只要不梦见下雪。”

“可是我梦见我的父亲……”

“你父亲什么？”

柳柳满脸一阵绯红。

女尼打了一个响嗝，喝了一口茶：“你不说我大概也能猜得到，你回去到河边烧几刀纸驱驱邪吧。”

柳柳觉得手背上一阵毛茸茸的，像虫子在爬。皮匠将另一只手放到她的脖子上，柳柳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在寂静的旷野上变得急促起来。雪越下越大了，她隐约看见身后的村子里已经点上了灯。

“你的手粉嫩的，”皮匠吐出一口一口热气，把声音压得更低，“你的身上每一处都是嫩的，像竹笋刚刚从地里冒出来还没有长熟，像个小疙瘩……”

柳柳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赵家的女人都像你一样漂亮，可她们全是骚货。她们在羊圈里，在铁匠铺的火炉前，在麦地里……哈，你知道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大腿绷得笔直，有的是用不完的力气……”

皮匠的一只手绕过她的脖子，滑到了她的胸口：“我知道怎样把火越烧越旺……”

柳柳看见那根粗圆的枝条在那堆纸烬中烧得通红，她悄悄地抽出了它，皮匠还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她突然一闪身，把烧红的枝条按在他的手背上，她立刻闻到了空气中散发出的一股皮肉被烧焦的气息。

皮匠一撒手，翻身滚倒在雪地里，他的牙齿咬着地上露出的草皮，发出呜呜的叫声。

柳柳站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村里走去。

7

哑巴站在那架木梯上朝墙上刷着石灰，蜷曲在墙根下的一条黄狗静静地陪伴着他。天空在晌午的时候晴了一下，现在又开始阴沉下来，零零星星地飘着雪珠。翠婶拎着一篮鲜艳的荠菜到河边的水码头上去洗，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她比画着手势跟他说了些什么。哑巴知道她是说那架梯子把墙脚下的一垄鸡冠花压倒了。

许多年之前，哑巴跟着一支唱花集的戏班子来到了子午镇上。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跟着那支披红挂绿的花集班子歪歪斜斜地走着，他手里拿着一块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薯，一边吃着，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起先，人们还以为他是花集戏班子里的丑角。那支戏班子在子午镇的祠堂前演了三天，在一天黎明撇下他悄悄地离开了。子午镇上的很多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早上哑巴从河边的棚屋里醒来时丧魂落魄的样子，人们从他炭灰一样污黑的脸上看到了巨大的恐惧，他挨家挨户地敲开了村中所有人家的大门，用谁也听不懂的哑语打听那支唱花集的戏班子的行踪。

那天，赵家祠堂的三老倌不知因为什么事正在和他的老婆怄气，看见这个丑陋的外乡人推开了自己的房门，就顺手给了他一巴掌，哑巴差一点没给打得飞起来。三老倌走到门外对着围拢的人群看了一眼：“你的那些婊子姑佬有三四十个人，我难道能把他们藏在鸡窝里？”

哑巴满脸是血，他从地上爬起来就听见那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他笑。他不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他站在祠堂门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随后人们看见这个可怜的外乡人摇摇晃晃地朝河边的那片浓密的树林走去。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干树枝、稻草和破蒲包，在一棵背风的榆树下像鸟一样筑了一个巢。

人们看见他终日躺在那片不见阳光的树林里，露水和春末的绵绵细雨把他的衣裳打得濡湿。几天过去了，除了几个小孩远远地朝他躺着的地方扔几块烂泥之外，没有人去过那片林子。人们以为他早已死了或者正在奄奄待毙。前一年，子午镇上遭到了多年未遇的雹灾，眼下饥荒正四处蔓延，镇上的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谁也不愿意收留这个不会说话的外乡人。

一天中午，人们看见赵少忠的女人拎着一只竹篮走进了那片树林，这个病病歪歪的女人的如此善举勾起了村里人对于往事的无穷无尽的回忆。他们甚至想起了赵伯衡，这个面容刚毅令人生畏的男人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镇上的小孩习惯称他为“爸爸”的时光又一次浮现在人们眼前。人们想起在赵伯衡的高大的身影中度过的数不清的灾难和恍若隔世的快乐光阴，想起他临终前那场大火的惨景，忍不住掉下泪来。不久，这个孱弱的女人成了他们默默仿效的对象。每天都有人端着稀粥和面馍走进那片阴暗的树林。当时，这个孤独的哑巴正躺在那片湿漉漉的稻草上仰望着天空，等待死神的降临。当他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发现身边的几只白馍和糠团时，还以为自己在做梦。那些天，不时有一些小孩子带着迷惑不解的目光来到他身边，在地上放下一些食物，那些吃不完的食物在渐渐来临的夏季开始腐烂，招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蚱蜢和臭虫。那些日子，人们常常看见他在树林里点燃一堆干柴熏蚊子。

六月二十七日是一个吉祥的日子，赵少忠决定正式收留这个外乡人。几天之后，当哑巴穿着一身浆得挺硬的麻布衫出现在村里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上，人们发现他根本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丑陋。在赵家的日子一久，他的萎黄的面色渐渐润泽起来，这个起先浑身散发着恶臭和霉味的外乡人慢慢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天生的沉默和勤劳使得村里人开始愿意和他接近。甚至几家正愁嫁不出闺女的人家开始琢磨着来赵家提亲。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闲言碎语纷纷扬扬地在镇子的每一处阴影里传播开来，人们习惯于把这个聋哑人和赵少忠女人的贞操连接在一起。村里磨坊的几个年轻人多次扬言，他们曾亲眼看到在赵少忠外出做生意的那段日子里，哑巴在院子里帮他的女人洗澡……

这些闲言像季候风一样不时刮过赵家的院墙，赵家女人的哮喘病一天天地加重，那年深秋，赵少忠的女人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咽了气。尽管村里的巫婆认为那不过是天上的花神的定期的邀约，但村里人宁可相信另外一种说法。七天之后出殡的时候，哑巴一反常态伏在雨流如注的棺盖上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人相信哑巴的泪水是出于感恩的悲痛。

在半阴半晴的午后的阳光之中，哑巴哼哼唧唧地朝墙上刷着石灰，梯子在大风中不断地摇晃，鬃毛刷冻得像石头-样硬，木桶里的石灰浆也结了层亮晶晶的冰碴子。透过伞墙上那扇木格窗，他看见院子里堂屋的门紧紧地关闭着。门缝中牵出一条细细的白线，在风中荡成一道弧线，白线的一端系在一只筷子上，筷子支撑着一顶竹筛。他知道一定又是猴子在捉鸟。

有几只梅鸟栖息在屋檐下的排水槽上。那些胖乎乎的小鸟缩着脖子，叽叽喳喳地叫着，不时四处张望。他看见一只绿色的小鸟朝地面俯冲下来，钻进了筛底，门缝中那条白线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像琴弦一样绷紧了。倾覆的筛子把小鸟罩在下面。猴子兴冲冲地推开门，跑了出来。在他身后，哑巴看见赵少忠领着一个陌生人从回廊的拐弯处闪了出来。这个满脸麻点的小伙子像是在晌午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他穿着笔挺的长衫拎着沉甸甸的木匣子犹豫不决地走进了赵家大院，赵少忠满脸笑容和他说着话，慢慢地往外走，他们绕过一处砖砌的花坛，在门口停了下来。年轻人一边朝门外走，一边朝厨房那边张望。梅梅正在灶下洗碗，她乌黑的辫梢被风吹得像羊毛一样散开，碗杯在陶钵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赵虎蹲在早已枯萎的忍冬藤边的碌碡上，嘴里咬嚼着一根草茎，看着那个麻脸人在旷野里渐渐走远。

8

“那个麻子是一个流氓。”赵虎说。

“你怎么见得？”

“反正他是一个流氓。”赵虎从忍冬藤上折下一根枯枝，跳下碌碡，走到赵少忠的跟前。

“几年前我在大窖庄的集市上卖秧草籽，曾经和他打过几手。”赵虎说。

“年轻人打场架算件什么事？”

“你去大窖庄打听打听，他们兄弟七八个搅得镇子整日不得太平。”

“就算他是个流氓，与我有什么相干？”赵少忠说。

“我是说你其实用不着对他那么客气。”

赵少忠一阵剧烈的咳嗽。

“他来这里干什么？赵家又没人认识他。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赵少忠背过身往回走。

梅梅端着一盆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赵虎没有再说什么。

9

今天，赵少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他在院子里来回转了几圈，浑身感到有些不自在。

梅梅正拿着一把扫帚清扫院中的积雪，翠婶也已早早起来，在厨下忙开了。明天就是自己的六十寿辰了，赵少忠走到门外的阳光底下，看见那棵掉光了树叶的白果树一如往昔的样子，仿佛听到了时间在他身边流走的回声。他在白果树下的一只矮凳上坐下来。户外的空气渐渐变得暖和起来，天上的云层被强劲的西风驱散了，一连几天乌云密布的天空清澈如洗。他聆听着大雪初霁的旷野上传来的各种声响，那些攀附在摇曳的无花果和忍冬花上的逝去岁月一幕幕在他眼前闪现。在日晷伸缩的阴影之中，他感到自己像是仅仅经历了一些事情的头和尾，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断。

家人忙忙碌碌的身影在院子里飘来飘去，他记得赵家已有多年没有办过红白大事了。他想起最近的一次就是赵龙的婚礼。那次婚礼迄今已有近十年之隔，但是赵少忠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它的每一个枝节。当那个如花似玉的外村女子站在他的面前，揭开红红的面纱向他敬酒的时候，赵少忠感到内心深处像是被黄蜂蜇了一下，他连续的咳嗽使他端着的酒杯不停地摇晃，浓稠的酒汁滴滴答答掉在桌子上。花圈店的钱老板顺手把早已藏在桌下的一顶破草帽盖在他的头上，那顶发霉的草帽上绑着一根染成绿色的鸡毛，然后，村里的三老倌把一只扒灰用的木榔头塞在他手中，在众人的哄闹之中，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使他浑身躁动的那两个字：

扒灰扒灰扒灰……

那个外村女子露齿一笑，他感到那笑容在顷刻之间便在冰凉的空气中冻结住了。在她的身后，门洞中洒满了阳光。赵龙戴着一顶纱纺的礼帽，帽沿压得很低，他扶着门框朝这边张望。他那颓唐的身影像某种易碎的器皿，在深褐色的背景之中显得影影绰绰的。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赵少忠拨弄着怀里的铜质火炉，目光越过那片低矮的榛树丛，滞留在不远处的那一堆断垣残壁上。那次大火的遥远印象一直紧紧地跟随着他。白色、灰色和黑色的蝴蝶在那些枯萎的臭椿中飞舞着。他看见猴子在雪地上滚动着一只旧铁箍，跌跌撞撞的身影已经跑到了子午桥头。赵少忠的目光在他胖乎乎的背影上驻留了片刻，便像蛇一样游开了。那条砖砌的拱桥迎风的一面覆盖着一层白皑皑的积雪。大风从河上吹过，那些雪片像杏花一样纷纷扬扬飘落在冰封的河面上。

晌午的时候，暖洋洋的光线烘化了地上的积雪，那些雪水顺着鹅黄的草皮裸露的根茎，亮霍霍地流到墨河里。赵少忠看见两个瞎子已经走过了子午桥，来到子午镇前的那片大晒场边上。人们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他们总是在空中飘散的鞭炮氤氲的气息中蹒跚而来，在晴天明朗的阳光下，人们在大清早就能看见他们翻过马脊山的山坳，在空旷的雪野里艰难地行走。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处。这两个看上去像一对夫妻的算命人用竹棒敲击着硬梆梆的冻土，在晒场边的一座草垛旁撞在了一棵树上。

村里有人在晒场上扫净一片淤雪，搬来了几张凳子，让他们坐下。渐渐聚拢的人群在寒风中圈了好几圈。赵少忠的眼前浮现出那两个瞎子算命时的情景：他们在地上铺上一块油布，把一只盛满草签的竹筒在手里摇一摇放在油布上。签条是用芦秆和羊齿草的草茎做成的，人们从竹筒中一连抽出六根签交到瞎子手中，瞎子一边细细捻捏这些草签，一边嘟嘟噜噜地预测着吉凶祸福：

一忌水

二忌火

三忌腊月动韭

四忌看见蛇进洞

……

两个挑着稻草的年轻人来到赵家大院的门前：“赵老爷，你们家的柴禾放在哪儿？”

“就搁在院子里吧。”赵少忠说。

“还是堆到厢屋的草房里去吧，”翠婶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门外，“院子里湿乎乎的。”

“也好。”赵少忠说。

晒场那边的喧闹声渐渐消失了，人群散开后，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朝赵家大院走了过来，赵虎“砰”的一声就把院门关上了。瞎子听到响动，便止住了脚步，亮开了沙哑的嗓子不紧不慢地唱了起来。瞎子的身上沾满了烂泥，眼窝陷得很深，没有眼珠的双颊上粘附着风干的眼屎。

赵少忠点燃了烟斗，他看见猴子滚动着铁箍已经走到了那座空荡荡的桥上。在他身后，融化的积雪中露出大片犁过的土地，猴子的脚底不断地打着忽闪，赵龙蹑手蹑脚地弓着腰，慢慢地朝他追过去。

“滚滚滚……”赵虎拉开院门朝瞎子吼了一声。

柳柳站在门槛的一侧纳着鞋底，她哎呀叫了一声，像是让针尖扎破了手。

“你就不怕报应啊？”柳柳说。

“报应？”赵虎瓮声瓮气地说，“你以为他们真会算命？他们只不过是两条闻到了香气的狗，出来混口饭吃。”

瞎子的声音戛然而止，像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停止了宣泄，赵少忠又一次沉浸在那场夏日的淫雨之中，沉浸在那片模糊的灯光里。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连下了七天，院子中已经积了几寸深的水，雨点敲打着树叶和遍地的瓜藤，淹没了树丛和草地，他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那条暴雨涨溢的河流、那条装载着雪白蚕茧的大船在正午的阳光下越走越远。赵少忠心中积存已久的那个红色的影子，像山后隐没的夕阳，在彤红的天空中余下几缕游移不定的光芒。

10

厨子挑着碗碟来到子午镇上的时候，地上刚刚开始解冻。赵少忠远远地迎了出来，在身上散发出来的薰衣草和薄荷的香气中，他感到一阵隐隐的激动。墨河对岸的一条长满柳树的小道上，厨子担子上挂着的银白的刀具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叮叮当当的声音像风铃一样传得很远。

闻讯起来祝寿的人群早早地踩着冻土来到了村前，这些远亲挑着花花绿绿的寿礼，像赶集一样翻过高高的马脊山，在雪野里艰难地行走着。那些风韵犹存或日渐衰老的女人脸颊被风吹得红扑扑的，没完没了地和赵少忠谈起陈谷子烂芝麻般的往事。赵少忠和这些亲戚断了来往已有多年，纷至沓来的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勾起他一连串残缺不全的记忆，过去的事情像墙上刷的一层层石灰，在风雨霜雪之中早已改变了它原先的颜色。一个接着一个前来向他祝寿的人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男人们慵懒地蹲在墙角吸着烟斗，女人的笑声在井栏的阴影中荡漾开来，在裹满雾气的河道上空飘浮。

赵少忠昨夜通宵未眠，他毫无倦意地站在白果树下，久已消失的肌肤的光泽再次洋溢在他的脸上，他看上去一下年轻了许多。

真是难得的好天气，刮了一夜的大风在黎明时突然停息下来，屋顶上融化的积雪把院子里的枯草浇得湿漉漉的，灿烂的阳光静静地依附在树篱和河道的边缘，在小鸟的啁啾声中，空气甜蜜而安详。

村里帮佣的女人高挽着袖子，露出丰腴的手臂在他身边进进出出，梅梅和翠婶在院中的花坛边小声地嘀咕着什么，在她们身后，赵龙正把一捆捆鞭炮搬到阳光下来晒，那条黄狗摇着尾巴在阴沟边逡巡。

村里的客人来得稍稍晚了一些。花圈店的钱老板到晌午的时候才来，他拎着两只覆盖着红布的漆盒，走到了白果树下。

“伙计，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向我漏个风儿？”钱老板说。

“你从哪儿得到了信？”赵少忠呵呵一笑。

“我是看见你们家的客人来才知道的。”

“什么事瞒得了别人也瞒不过你，”赵少忠说，“白天人多事杂，我正琢磨着晚上请你来喝两盅。”

“这是什么话，你是怕我送不起礼还是嫌我的晦气？”

“哪里，”赵少忠说，“近来生意还好吧？”

“生意？做我这个买卖生意倒是越清淡越好。”

赵少忠似乎觉得在这样的气氛中谈论这些有些不太合适，正想重新换个话头，他感到背后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回过头，看见村里酒坊的老板娘正冲着他笑。她的丈夫更生，一个干瘪的小老头一瘸一拐地跟了过来。她头上扎着一方鲜艳的头巾，笑吟吟的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胭脂，像一扇新木板门刚刚刷上—层桐油。老板娘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她的秋水般的眼眸中依然沁出一股熟透了的葡萄般的光泽。

“这么多日子怎么也没见你来酒坊喝两盅？”女人说。

赵少忠笑了笑，没有吱声。在女人身体中散发出来的香粉的气息中，他看见村里的三老倌、药店老板和几个手艺人已经走到院门外，在他们身体的缝隙中，赵少忠看见前些天来过的那个麻脸小伙子挑着寿礼已经走上了那座窄窄的子午桥。

梅梅正在院外的碌碡旁拣着一堆水芹菜，她朝桥上那个摇摇晃晃的年轻人瞥了一眼，撩起围裙揩了揩沾满烂泥和菜叶的手，慌乱地站起身，走进了大院。

“亲爹……”那个麻脸人远远地叫了一声。

赵少忠装着没有听见，和身边的一个皮匠拉开了话。他看见皮匠的右手上缠着白白的纱布，目光躲躲闪闪。

“你的手怎么了？”赵少忠说。

“前天不小心把油灯碰翻了……”皮匠含混地吭一声，将那只受伤的手藏到背后。

“亲爹！”麻脸人绕到赵少忠跟前，干巴巴地叫了他一声。

赵少忠转过身，脸上浮出笑意，看了看正缩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赵虎。

“赵虎，把客人接到后院去吃茶。”

赵虎懒洋洋地站起身，走到麻脸人跟前，从他肩上接过寿担，一声不吭地朝院里走去。他在跨越那道门槛时，脚底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装着寿礼的筛子在泥泞的地上滚出了很远。赵少忠瞥了一眼那个尴尬的年轻人，他已经转过身去，那只黄狗狂吠着在他面前窜来窜去。

11

正午的时候，在鞭炮腾起的一缕缕青烟之中，客人们正在依次入席。赵少忠感到院子里顿时清净了许多，喧闹的声音渐渐隐匿在扑鼻的酒香里。他的耳膜上依然残留着鞭炮的爆炸声，硫磺的气息在他的眼前呈现出那场遥远的大火令人心悸的瞬间，他重新被一种不祥的阴影覆盖住了。

堂屋和厢房里传来一阵阵猜拳的声音，厨子在廊下的一只圆桌上剁着肉末，赵少忠朝他走了过去。

“赵老爷。”厨子停下手里的菜刀，笑了一下。

赵少忠把手中的烟锅递给他：“先前，你的父亲常常在子午镇一带杀猪，我还记得他的样子。”

“家父在世时也常提起你，”厨子说，“他说第一次到赵家杀猪的时候，你还被人抱在手上，一听见猪叫就吓得直哭。”

“我记得你父亲的右手上像是有六只指头。”

厨子笑了笑：“我也是这样。”

厨子脱下手套，赵少忠看见他右手的拇指旁坠着一根像胡萝卜一样的肉瘤。

“家父在世时，常向我念叨那件事。”厨子说。

“什么事？”

“他说有一次，赵家的郎猪被剥掉皮还从地上立起来，在院子里到处乱窜。”厨子朗声大笑起来。

赵少忠没有答话，那件事提起来就让人感到不愉快，他岔开话头和厨子闲扯了几句，径直朝后院走去。

后院里空荡荡的，风吹动着树梢发出低沉的啸声。他看见柳柳正在井台边的晾衣绳上晒衣服，那些花花绿绿的带子和头巾像旗子一样飘动。几只乌鸦凄厉地叫着，在瓦楞上空掠过。

“柳柳，家里这么忙，你怎么不到前面去帮帮手？”

“我怕前屋人太多了转不开身。”柳柳说。

“梅梅呢？”

“我刚才看见她在灶下烧火。”

赵少忠朝前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他看见柳柳瘦弱的身影在风中打了一个寒噤。晾衣绳上赵虎的那件染上血迹的衣服在棕榈树的阴影中空空落落地飘荡着。

赵少忠回到了自己的卧房，又一次浸没在寂静之中。前院的划拳声隐隐传来，杂着几声狗叫。他在书房的那张红木椅子上坐了下来，随手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将它放下，一只小花猫蜷伏在屋顶的天窗上投下来的光柱之中，细细的尘埃在它四周飞舞着。那只瓷花茶杯不知什么时候被碰翻了，水珠漫过桌沿滴滴嗒嗒地掉落在地上。

在窗口照射进来的斜斜的光线中，赵少忠感到恹恹欲睡，他用木片拨了拨火炉中的炭火，屋子渐渐温暖起来。他伏在桌上，卧房外的声音在他耳边越来越远了，正午时分南山寺庙里传来的钟声把他带入寂静的梦乡。

时间过了很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前院蔓延过来，他在朦胧之中听到外面突然响起了一片乱哄哄的嘈杂声，像是蜂群在盛开的油菜花地嗡嗡地叫着，又像是夏日突降的暴雨中人群四处奔散的声响，赵少忠刚刚从惺忪的睡意之中苏醒过来，哑巴砰的一声就把门撞开了。

哑巴噫噫呀呀地朝他比画着，把门摇得乒乓直响。

赵少忠奔到屋外，看见翠婶泪眼汪汪地朝这边跑过来，他听见前屋传来了女人的哭声。

翠婶跌跌撞撞跑到他的跟前，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喉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出事了。”翠婶哽噎着说。

12

赵少忠来到堂屋的时候，酒席已经散了，桌面上杯盘狼藉，像是被秃鹰洗劫一空的鸡栏。菜肴的油脂在冰凉的空气中冻结住了，酒香的气息仍在屋子里萦绕着，堂屋的东侧有一个门洞，通向西院。这个院子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去过了。里面堆放着一些木料和早已朽烂的几只蜂箱，地上爬满了青苔，蟑螂的粪壳和蜘蛛网在墙角密密麻麻连成了一片。低矮的院墙上长着一溜胡琴草，干枯的草茎在风中摇摆着，墙边的一扇木栅栏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扒开，门外的原野上稀稀落落的一片竹林被阳光遮盖着。

西院中挤满了人，嘤嘤嗡嗡的嘈杂声在院子里回荡着。赵少忠走进西院，人群慢慢安静下来，他看见猴子浑身是水躺在一只褐色的酿酒用的水缸边。在他的记忆之中，那只早已废弃不用的缸一直就放在那里，只有在收获的季节才用它来存放一些稻壳和谷糠。现在，那座缸在连绵的雨雪中蓄了深深的积水，缸底的四角长满了青草。

猴子仰卧在潮湿的地上，头发湿漉漉的，他灰黑色的嘴唇张得很开，露出刚刚长齐的虎牙。赵虎半跪在猴子的尸体边，拨弄着猴子脖子上挂着的烂泥烘成的蟾蜍哨子呆呆地发愣。梅梅伏在墙上抽泣着，她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么高的缸，猴子怎么会爬上去的？”赵虎说，他围着缸沿转来转去。

“等我们发现他时，他早已冻僵了，大半个身子浸没在水中。”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赵少忠看着猴子的尸体，心头掠过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过去平静的岁月之中，他总是被隐约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灾难在他身边降临的瞬间，那种压抑之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点上烟锅，在那堆木料上坐了下来，他一时还意识不到悲痛的侵扰，他在想着另外一件事。他看见在院墙门边的枯草之中，有一堆冻成饼状的呕吐物，腐沤的气息在院里飘散开，蛰伏在砖缝中的地鳖和硬壳虫嗅到酸涩的气味，一串串地爬出来。

赵少忠静静地吸着烟，察看着天色，太阳已经偏西了，急着赶路的客人纷纷走散了，花圈店的钱老板和赵立本走到了他的跟前。钱老板用脚尖踢着地上的苔藓，欲言又止。过了半晌，他终于问道：“那个麻脸的青年是你家什么人？”

“你这话怎么讲？”赵少忠感到一阵紧张。

“没什么事，随便问问。”钱老板笑了一下。

“那个麻脸人现在在哪儿？”赵少忠问。

“早走了。”赵立本说。

“在酒席上，他一连摔坏了好几只酒盅，我们还以为他喝醉了。”钱老板说。

赵少忠没有吭声，他看上去像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看见他走进了这座院子。”

“我也看见了。”赵立本说。

“起先我还以为他去院里解手，”钱老板说，“不一会儿那边就传来了呕吐的声音，半天不见他回来，我走到院子里一看，才知道他早已走了。猴子趴在缸里，大半个身体没在水中，缸沿上露出他的鞋底。”

“你是说麻子和猴子的死有什么……”赵少忠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没有没有，”钱老板说，“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

“我也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赵立本附和着。

赵少忠在木料上磕了磕烟锅，站起身来，钱老板和赵立本慢慢地往外走，钱老板走到那扇木栅栏门边，又转过身来：“什么时候出殡？”

“晚上吧。”赵少忠想了一下，说道。

“等会天黑了，我让人送几只花圈来。”

13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屋子里早早地点上了蜡烛。赵少忠默默转着桌上的一只空茶杯，看着蜡烛吱吱作响的火花发愣。赵少忠自己也无法说明原因，自从猴子降生的那天起，他就一直不太喜欢他。现在，他突然在赵家大院消失了，像屋檐下飞走的一去不返的燕子，除了心头偶尔掠过的一丝空落落的感觉之外，他并不感到过分的悲痛。只是刚才钱老板断断续续的话，在他内心的静水中溅起一圈圈不祥的涟漪。

柳柳脸色苍白地靠在墙上，她瘦弱的身影不时打着寒颤，好几次她想开口说些什么，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梅梅和她紧紧地挨在一起，她的辫梢上蓝色的蝴蝶结已经松开，柔软的长发被风吹散，粘贴在潮湿的脸颊上。

“那么高的缸，猴子怎么会爬上去？”赵虎说。

屋子里静悄悄的，翠婶在院子里忙碌的身影飘飘忽忽的，叹息的声音不时传过来，猴子的尸体已经被人抬到院子里的一块门板上。一个年老的女人正在给他换衣。哑巴倚在堂屋的门框上，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

“我早就让你们把那些缸弄走，前些天已经有一只公鸡在里面淹死了。”赵少忠突然叫了一声，随后又陷入了沉默，在这个幽深的宅院里，到处都堆满了各种陈旧不堪的物件，曾经有过一个外地的旧货商人登门收购，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那么高的缸，猴子怎么会爬上去？缸沿还积了一层滑溜溜的冰，会不会……”赵虎小声嘀咕着。

谁都知道他想说什么。赵少忠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口装满寿礼的筛子，它像轮子一样在烂泥地上骨碌碌滚出了好远。

“猴子也太顽皮了。”赵少忠说，“有好几次我看见他一个人跑到子午桥上，也没有人管管他。”

赵龙蹲在墙角，一声不吭。

翠婶脸色阴沉地走进屋子：“村里的木匠来了，他问用什么木料做棺材。”

“你带他到西院找几段木头拼一拼。”赵少忠不耐烦地说。

“那些木料都已经烂了，恐怕不能用。”

“那就把东厢房阁楼上的那张木床拆了吧。”赵少忠说，他仿佛看见了那张散发着花草香气的木床，背脊一阵冰凉。

棺材到掌灯时分才做成，钱老板让伙计送来了两只花圈，院子里到处飘浮着刨花的气味。入殓的时候，猴子的眼睛依然半睁着，那个年老的女人伸手摸了摸他的眼帘：“猴子，该睡觉了，你看天都这么晚了。”

木匠合上棺盖，乒乒乓乓地钉起了钉子，也许是由于紧张，赵少忠看见鎯头不断地敲到了木匠的手背上，在幽幽的星光下，他把指头放在嘴里吮吸了一下。翠婶在院外的白果树下点燃了一堆柴禾，火光把院子衬得通红，两个小伙子抬起那口狭小的棺材从火盆上迈了过去。由于路远当天来不及赶回的客人也一起跟去送葬。那副棺材在火把的簇拥下，趁着浓浓的黑夜，穿过子午桥，朝赵家的墓地走去。赵少忠远远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在明亮的火把的光环中，他看见赵龙和赵虎已经挖好了坑穴，守候在小山包似的坟冢之中。

柳柳在封冻的路上一连跌倒了好几次。

远处高高的马脊山隐伏在黑暗之中，星星点点的磷火在松树林间忽明忽灭。

第二章

1

这一年夏天，赵少忠从江北贩回一批烟草，船经过官塘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他的船趁着浓浓的黑暗刚刚拢岸，那些早就守候在岸边的客栈和酒店的伙计一窝蜂地围了上来。赵少忠将船停在一座木桥的阴影之中，然后纵身上了岸。那些拉客的女人像麇集在鱼市上的苍蝇一样，怎么轰也轰不走。在炎热的夏夜，汗酸的臭气和水边的膻腥味混合在一起，使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赵少忠想找一个干净的客栈住下来，烧盆热水烫烫脚，然后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好赶路。他被面前聚拢的叽叽喳喳的女人弄得不知所措，这时河边一个船工冲着他叫了一声：

“那个戴凉帽的女人很不错，屁股圆滚滚的。”

戴凉帽的女人像是听懂了船工的话，径直朝赵少忠走了过来，像熟人一样挽住了他的胳膊，赵少忠怔了一下，在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麝香和药材的气息中不由自主地往前走。

官塘镇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墨黑的大山的背影之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涧，稀稀落落地散布着一些草房。水鸟在涧底鸣叫着，使这个飘浮在灯火中的村落显得异常宁静。

赵少忠跟着那个女人转过一处红薯地和几道颓墙，来到一个小酒店前，屋檐下的灯笼在风中摇晃着，店主闻声挑开门帘远远地迎了出来。女人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摘下凉帽，露出一头银灰色的短发，赵少忠这才注意到她有多么苍老。赵少忠跟着女人走进了客房，一阵浓郁的棕榈叶的清香和竹席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船过偃林寨时积存在心中的不安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他要了一壶黄酒，就着炖烂的猪头肉，在窗下慢慢地喝着，宁静和安全的感觉紧紧地伴随着他他沉浸在窗外淙淙的涧水声中，对悄悄走进来的那位姑娘一无所知。

姑娘站在他身边的一只老式座钟旁，轻轻地为他摇着蒲扇，她的高绾的发丛中插着一朵晚茶花的花苞。赵少忠借着一股浓浓的酒意，给她斟了一杯酒，姑娘浅浅地笑了一下，端起那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抹嘴唇。窗户上蒙着一层白色的纱布，几只蚊子和飞蛾贴着纱布嗡嗡地叫着，涧底传来清晰的捣衣服的声音。

半夜时分，赵少忠感到有些困了，就势倒在铺着厚厚棕榈叶的竹席上，不久就沉入了梦乡，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他隐约看见那个姑娘端着一盆洗脚水走了进来，樟木树枝被煮烂的气息萦绕在他的周围。那个姑娘像服侍婴儿一样地帮他脱去了那双粘满泥土的硬梆梆的鞋子，替他挽起裤腿，用毛巾沾着热水为他洗脚。热水渗进了他脚上的血泡，他的脚不住地抽搐着，姑娘不时停下来，低低地喘息。他朦胧地听见她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卧室里和蚊子的叫声掺合在一起，他感到脚底板和小腿上痒酥酥的。在一阵难以遏制的激动中，他睡意全消，姑娘俯身帮他擦脸的时候，他的手背碰到了她胸口软绵绵的东西上。在以后一连好几个不眠之夜中，他躺在潮湿的船舱里咀嚼着新鲜的烟草叶，他的手背上的血管依然像小兽一样跳动着。

时间过去了很久，赵少忠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那个姑娘站在窗前，在闪动的烛光中呆呆地发愣，好几次她走到床边坐下来，对着发出轻微鼾声的陌生人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她终于吹灭了桌上的蜡烛带上门走了出去。赵少忠睁开双眼，他感到那个姑娘的影子依然停留在黑暗的空气中，他嗅着屋子里淡淡的樟木香味，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搅得他难以入眠。很早以前，他就从过往的商人的口中听说过官塘镇妓女接待客人的默契和方式，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朵晚茶花的花苞，它像是某种诱人的不祥之物在寂静的夜晚的空气中悬挂着，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

后半夜，外面刮起了大风，在运河上经过的船只传来清晰的摇橹声。在清晨响起的第一声公鸡的啼鸣声中，赵少忠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沿着那条闪闪发亮的溪涧朝渡口走去。他远远地看见运河窄窄的水面被初升的晨曦染得通红，船头上升起了一缕缕炊烟，几个船工正在吊水做饭。赵少忠一路上还在想着夜晚的那件事。

“怎么样，一夜没睡吧。”一个船工嬉笑着跟他打招呼。

“那个戴凉帽的小妞准没错。”王胡子说。他光着上身，露出一簇浓密的胸毛。

“小妞？”赵少忠说，“她的牙齿都快掉光了。”

几个年轻的伙计咯咯地笑起来。

天光大亮的时候，在官塘镇夜宿的船工一个个从树林中懒散地走了出来，赵少忠看见那些敞胸露怀的女人一直将他们送到岸边。

王胡子?着水把沉重的铁锚搬到船上，几个梢工摇起了橹，船慢慢驶离了岸边。这时，岸边稀疏的柳树林中跑出一个姑娘，她的身后，那个戴凉帽的女人举着鞋追赶着，几个船工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那个头上插着晚茶花苞的姑娘跑到渡口边时，赵少忠的船已经离岸了，她稍稍犹豫了一下，卷起裤腿?着水朝船头奔了过来。

“天哪，”王胡子说，“你昨晚一定是把她哄迷糊了。”

“婊子追姑佬一点没错。”岸边有人嘿嘿地笑着。

赵少忠看见姑娘的一只手已经搭在船帮上，一个伙计拉了她一把，她浑身湿漉漉地站在船头，衣服紧紧地贴在肌肤上，身体的轮廓依稀可辨。这条大船在黎明的阳光中走了很远，赵少忠还能看见那个戴凉帽的女人举着一只鞋子在岸边跺着脚。

“那个女人为什么追着你打？”王胡子说。

“她怪我昨夜没有赚到钱。”姑娘气喘吁吁地说。

王胡子瞥了一眼正在若有所思的赵少忠，突然发出一阵大笑。

赵少忠在船舱里翻出一些旧衣服让她换上，这个眉清目秀的姑娘整天守着船头的火炉一言不发。她的身上保留着僻远山村的女子特有的泼辣和大胆，当她毫无顾忌地跨在船舷上对着浑浊的河水撒尿时，几个年轻的艄公脸都涨得通红。

事实上，这个年轻女人的到来并没有使枯燥乏味的航行变得轻松起来，相反，那些伙计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对沉默上了瘾。炎热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在姑娘香甜的酣睡之中，那些无精打采的船工对着满天星斗，在浓郁的烟叶的气息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大船渐渐来到了子午镇外宽阔的水面上。一天中午，王胡子拎着一壶酒来到赵少忠面前，他们就着咸萝卜坐在船头一直喝到太阳偏西，王胡子从腰间解下一袋铜板扔在赵少忠的脚下。

“把那个姑娘给我。”他说。

正在摇橹的几个伙计闻声围了过来，那条张满帆布的船在河心被风吹得直打转。那个姑娘朝眼中布满血丝的王胡子瞥了一眼，绕到赵少忠的身后，两只手紧紧地扯住他的青布马褂，身体瑟瑟发抖。赵少忠被那股樟木树的清香笼罩着，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算了吧。”

许多年后，每当他看见王胡子匆匆走过时充满敌意的眼光，他都为自己仓促间做出的这个决定懊悔不已。

2

当年，翠婶跟着赵少忠走进赵家大院的时候，他的老婆正在院中的葡萄架下乘凉。她看见那个女人在藤椅上深陷的身体像屋檐下钻出的一阵清凉的风，突然哆嗦了一下，用一面蒲扇盖住了她那苍白的脸。

当天晚上，她坐在井边的一只木桶里洗澡，用刀条蚌壳刮着身上积存已久的污垢，她看见一个人影从柱廊下闪了出来。起先她还以为是赵少忠，在一轮下弦月清冷的光亮中，那个病病歪歪的女人趿拉着木拖走到了她的跟前。她稀疏的头发在夜风中飘拂着，身影像纸一样薄。翠婶看不清她的脸，但她能感觉到那个女人忧郁的目光刺痛了自己。女人围着井栏转了几圈，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赤裸的身体。

盛夏季节，门前的秧田和池塘都蓄满了雨水。青蛙的叫声在寂静的晚上连成了一片，在官塘镇的许多充满汗酸味的夜晚，她在一个又一个男人面前褪下衣裙，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现在，这个女人的目光使她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羞涩。几天之后，她从子午镇上一个敲更的老人的口中偶尔听到一声叹息：

“赵家的女人活不长了。”

她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个看惯阴晴风雨的老人在预测祸福时总带着一点漫不经心的味道。不过，赵家女人真正卧床不起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她最小的女儿柳柳刚刚出世。

那个深居在后院阁楼上的女人在秋初的一场滂沱大雨中一命归西，更夫的话又一次在翠婶的耳畔回荡开来，一种无法说清的愧疚的感觉促使她决定自己来哺育那个出世不到四个月的婴儿。她坐在弄堂口的一只竹椅上，用一根蓍草把自己的乳头刺得鲜血淋漓，但她始终没有看见乳白的奶汁流出来。一个刚巧从那路过的年老的女人笑得喘不过气来，老人蹲在墙角的阴影里，唠唠叨叨地向她比画了整整一下午，她才大梦初醒似的意识到了女人身上的另外一些事。

翠婶来到赵家大院的第二天，赵少忠在院中的树荫下摆了一桌酒席，那个年老的茶房像是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被辞退的命运，像一只受伤的老鼠在空旷的大院里显得手足无措。

赵少忠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闷酒，席间没有人说话，也许是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茶房察看了一下赵少忠的脸色，忐忑不安地说：“屋顶上的那些瓦缝该扫一扫了，里面堆满了树叶，每到下雨的时候就往屋里渗水。”

“我明天去村里叫个人来修整一下。”赵少忠说。

“你是嫌我老了，不中用了。”茶房说。

赵少忠笑了一下，没有吱声，他在茶房的杯中斟了一杯酒，然后站起身，端着酒杯走到茶房的跟前。老人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他慌慌忙忙地站起身，把身边的一只木椅都碰翻了。

“你莫非要让我走？”茶房颤抖着，说道。

“是的，”赵少忠说，“我的女儿梅梅需要一个女佣来照顾，再说，你年纪也大了，不太方便。”

“我侍候赵家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已经跟渡口的一个船工说好了，你明天就走。”

“这些年老家的人都断了音讯……”

“那是一条运大蒜的船，明天天不亮就动身。”少忠说。

“我侍候赵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你难道宁肯收养一个外村的哑巴也不愿意留下我？”

赵少忠没有搭理他，他把预先封在一只红纸袋里的几块银元搁在茶房的面前，转身朝后院走去。

“你一定是被那个新来的妖精弄糊涂了。”茶房看着赵少忠远去的背影，轻声地嘀咕了一句。

3

面对着赵少忠躲躲闪闪的目光，翠婶总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她的眼前依然飘忽着在官塘镇那个潮湿夜晚的樟木树的气息和他身上新鲜烟草的香味。这个终日沉默不语的男人一直心事重重，翠婶在子午镇上呆了很久，赵少忠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阁楼上的那个女人冰冷的目光每时每刻都紧盯着她的背脊。在农闲的时节，她整天坐在院子中的一株忍冬藤旁和一只白猫为伴，有好几次，她心里渐渐萌生了想逃走的念头。

一天黄昏，赵家女人去南山烧香去了，哑巴在廊下剥着刚刚割回来的黄麻。她靠在院墙上刚刚睡着，在一阵尖厉的叫声中，她看见赵虎手里握着一根折断的树枝从楝树上掉了下来，赵少忠闻讯从后院跑来的时候，赵虎躺在树下的一块草甸上，脸色惨白。赵少忠伏在赵虎身上推搡了半天，他才缓过一口气来。

赵少忠脸色铁青朝翠婶走了过来，扬手扇了她一个耳光，翠婶本能地朝旁边一闪，赵少忠在树下的苔藓上滑了一跤，过了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他顺手抄起一根楝树枝朝她追打过来，她像是一条鳗鱼摇晃着腰肢四处躲藏着。最后，她被逼到墙角，她伏在被太阳烤得炙热的砖墙上，感到背脊上一阵钻心的疼痛。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粗布衫，衣服的搭扣突然松下来，她的丰腴的肩胛裸露在阳光之中，楝树叶酸涩的气味萦绕在她周围。她转过身，举起双手抵挡着像雨点般落下的树枝，那件土布衫像轰然垂落的船帆一样滑到了腰际。她看见赵少忠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喘着粗气，脸涨得通红。

在以后的日子里，赵少忠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她叫到自己的书房，打得她满脸是血，她丝毫没有任何蒙受屈辱的感觉，相反，在年深日久的妓女生活中积攒起来的对男人的经验使她一下就看穿了赵少忠的心事。她常常故意摔坏一些瓷器、盐钵和卧房里的古董，来换取在书房内和他独自相对的短暂时光。

晚上，翠婶躺在后院的那间不透风的卧房里，浑身的酸痛使她久久难以入眠。每当她的眼前浮现出赵少忠那张由于激动而扭曲的脸和他平日彬彬有礼的外表，她就忍不住在被窝里笑出声来。和这一带每一个安分的女佣一样，她知道自己的一切包括躯体都是属于主人的，就像一只悬挂在枝头的成熟的桃子，他迟早都可以摘下它。

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傍晚，翠婶又一次被叫到了赵少忠的书房。在阴暗的房间里，赵少忠坐在床边拨弄着翻开的书页，一声不吭地看着她，她仿佛又回到了官塘镇那个闷热的客房里。她在书架的影子中站了一会儿，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返身轻轻地插上门闩，她走到窗下放布帘的时候，看见赵龙在门外走廊的尽头踢着一只吹足了气的猪泡，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走到赵少忠的床边，开始一件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她赤条条地钻进了那床散发着发霉的烟草气味的被褥中，墙上的挂钟嘀嘀嗒嗒地响着，屋顶明瓦的玻璃上雨水如注。赵少忠一锅接着一锅地吸着旱烟，像木雕一样坐着一动不动。那股烟味再一次把她带到了那条遥远的大船上，她感到整座房子像船一样摇晃起来。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过了好久，她感到有一团热烘烘的气息喷在自己脸上，一只手从被褥下伸进来触到了她的肌肤。在昏沉的睡意中，她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当她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她还以为天上在打雷。她睁开眼，赵少忠已经慌乱地系好马褂的扣子走到了门边，他迟疑不决地拉开门闩，那个女人穿着睡袍站在门洞的阴影里，她摇摇晃晃地迈过那道门槛，就在地上栽倒了，她看见赵龙手里拎着那只猪泡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4

清晨，翠婶像往常一样，端着一杯枣汤朝后院中的那座阁楼走去。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楼梯上覆满了刺树萎黄的叶子，她轻轻地推开阁楼的那扇门，看见赵少忠的女人趴在窗前潮湿的地板上，她瘦弱的身体就像一朵被风吹落的凋谢的花苞，在深夜的时节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扇朝西的窗户不知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一夜风雨把窗下的梳妆台浇得湿漉漉的，地上积了一层浑浊的雨水。那些盛开着白色和紫色小花的陶盆在地板上摔得粉碎，翠婶想起昨天深夜她似乎听到了这边传出的器皿打碎的声音，但它很快被天空滚过的响雷和芭蕉叶子上的雨声遮盖住了。

翠婶费了半天的劲才把她弄到那张大床上，她轻轻分开女人的双唇，用汤匙柄撬开她的牙齿，往里灌了几勺枣汤，一阵刺鼻的腐沤的花香从她的唇边飘散开来，她看见女人两腮鼓鼓囊囊的，里面塞满了木杨花深红色的花瓣。

赵少忠昨晚一夜未睡，在秋末的这场连绵的大雨中，急骤更替的季节带来了寒冬的气息。但早早从床上爬起来，撑着一把油布伞，在阴沟边排水，天快亮的时候，他看见翠婶跌跌撞撞从楼上奔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老婆的哮喘病又犯了，在天空突然划过的一道闪电中，翠婶已经窜到了他的伞下，一把拽住他的袖子，过了半天，女人才抖抖簌簌地说了一句：她吃了有毒的花瓣，这会儿大概已经死了。

中午的时候，赵少忠独自一人来到河边风水先生那间低矮的棚屋里，他把一只盛着白玉链珠的檀香木盒放在风水先生的面前。

“你莫非是让我帮你选择一处墓穴？”风水先生呷了一口茶，笑了一下。

“我的女人死了。”

“你们家十三亩地的墓园里有安葬的空地。”风水先生沉吟了片刻，说道。

赵少忠摇了摇头：“我的女人在世时最忌讳阴雨连绵的日子，我想请你算一算天空什么时候开晴，我好安排出殡的时间。”

风水先生不假思索地说道：“七天之后将是一个云开雾散的黄道吉日。”

这场经年未遇的大雨下到第六天的黄昏，果真停息了。第二天一大早，赵少忠就听到了报晓的公鸡在河边的树林里高声啼叫，在灿烂的阳光中，赵少忠摆下了盛大的丧宴，这个慈悲的女人的猝然死亡早已在村人的预料之中，尽管两年前哑巴的到来使这个一向受人敬重的女人的贞操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村里所有的人都赶来为她送葬，村中花圈店的钱老板在三天前就请来了十几个花匠连夜制作花圈，到了出殡的这一天，花圈在清晨的时候就被排着长队的人群抢购一空。

晌午，钱老板和一名伙计抬着一只缀满松柏和艾草的花圈来到了赵家大院。赵少忠正在被院里堆满的花圈弄得晕头转向，他仿佛担心会在里面迷失似的，面对着那些散发着纸香的花朵，显得有些神不守舍。

“这只花圈是用松枝和鲜花做成的。”钱老板说，“它即使在墓地上存放一年，花朵也不会凋零。”

赵少忠苦笑了一下：“再好的花圈到末了还不是要烧掉？”

“村里所有的人都在传说你的女人喜欢鲜花，为了采摘这些东西，我让人爬遍了整个南山。”钱老板说，“不过，你把这么多花圈拿到坟上去烧，要烧到什么时候才能烧完？”

赵少忠似乎没有听懂他的话：“我也许应该把它们放到阁楼上存起来，等到我死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赵少忠充满悲伤的语调使钱老板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他拐弯抹角地在赵少忠耳边聊起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末了，他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声调委婉地提出：这些花圈全部烧掉有些可惜，不妨以低价卖给他一部分。赵少忠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了他。

几天以来，赵少忠一直担心的天气终于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午后刚过，太阳就被一团疾速飘动的乌云遮住了，河边的一排柳树在聚起的大风中弯下了枝条，不一会儿，远处的田野上腾起了一片雨雾，渐渐朝这边逼过来。雨点像黄豆一样撒下来的时候，从外地请来的一个厨师正在院外的白果树下杀猪。赵少忠看见这个六指的厨师被突如其来的阵雨弄得手忙脚乱，那只被剥了一半毛皮的公猪像苏醒过来的鱼，突然沉重地喘息了一声，从杀猪盆里立了起来，正在门前察看天色的送葬的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那只鲜血淋漓的公猪拖着悬挂在地上的毛皮，奔到了院子里，在那些五颜六色的花圈中到处乱撞，最后，它积聚了残剩的一点气力冲进了堂屋，将棺前的装满供品的祭桌撞倒后，才倒地死去。

翠婶带着赵龙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像遭受雨淋的两只小鸟，她看见大风吹起花圈上飘拂的挽联，那些掉落在地上的纸花浸没在泥水之中，粘附在来往人群的鞋帮上。

黄昏时分，几个年轻人抬起那只漆黑的棺材，冒着滂沱大雨，走到了子午桥上。哑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闪了出来，他歪歪斜斜地走到送葬的人群中，伏在那面被雨水淋得锃亮的棺盖上，失声痛哭，他丧魂落魄的哭声无疑给这场糟糕的葬礼火上浇油，人群中隐隐传出一丝讪笑，静立在雨中抬棺材的人发出低声的埋怨。赵少忠心慌意乱，简直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远远地看见村里的三老倌一声不吭地走到哑巴的跟前，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孽障，你难道想随她一起入葬不成？”

在这场狼狈不堪的葬礼中，很多人经受不了暴风雨的袭击，在半路就逃进了树林，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穿着蓑衣踩着吱吱作响的泥水来到了墓地上。在晦暗的天色中，赵少忠在做好的坟包边栽了一棵扁桃树，花圈店的钱老板又一次来到他的身边：“这些花圈被雨淋得透湿，恐怕点不着火。”

“那就等天晴晒干了再烧。”赵少忠说。

“你没必要把这么多花圈都烧掉。”钱老板说，“不管怎么说，人死不能复生，何况，老婆走了，别的女人还会来。”

“即便天仙下凡，我也不会再娶了。”

钱老板嘿嘿一笑，赵少忠知道他在笑什么。

5

赵少忠在墓地随口而出的那句话，使闲站在一旁的翠婶不寒而栗，她的胸口像是被针锥刺了一下。在这以后的一连好几个夜晚，她躺在那间佣人的卧房里被隔壁的山羊的叫声搅得难以入睡，赵少忠的那句话依旧在她耳边回荡，失望和漫无边际的孤寂并没有使她完全灰心，这个倔强而心细的女人在泪水的深谷中熬过了四十九天服丧的日子，在官塘镇的那个夜晚触发的情焰又一次死灰复燃了。那个病弱的女人在赵家大院中消失以后，她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赵少忠书房透出的光亮中，她用自己可怜的积蓄做了一件侧襟短袍，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利用端茶送水的机会频繁出现在赵少忠的书房里。她的热情和温顺并没有唤醒这个正当壮年的男人枯涸的内心。随着夜晚的降临，赵少忠早早关上了房门，她便坐在他窗前的廊下做针线，即使在隆冬呼啸的北风中，赵少忠依然能够看见窗外她的影子飘飘忽忽。

一个下雪的冬夜，翠婶从廊下回到自己的卧房便发起了高烧，第二天村里的郎中来为她刮痧的时候，她迷迷糊糊地看见赵少忠站立在她的床头，她立即被无边的幸福淹没了。从这以后，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赵少忠传递着天真的暗示：她在为他赶做的布鞋的鞋帮上绣上一朵晚茶花苞，在为他缝被子的时候将自己的一缕黑发缝在被头上。她似乎感到这个沉默不语的男人会在一个夜深人寂的夜晚突然敲开她的房门，但是她没有想到一等就是二十年，她那俊俏的容颜像夜晚开放的一朵昙花，在天明时就迅速地凋谢了。

第三章

1

三月刚过，一场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沟溪里涨满了嚯嚯流淌的雨水，墨河上的一排柳枝换上了新叶，田野里到处都飘荡着青草的气息。

清晨的时候，柳柳来到墨河对岸的一块棉花地里锄草，地里被雨水浸得软酥酥的，钉耙在棉垄中刨不了几下，就被烂泥粘满了，举起来格外沉。不一会儿，柳柳就累得喘不过气来。

在她身边不远处的小树林背后，两个女人正在刚刚开垦好的水田里撒秧种，一个戴头巾的女人笑盈盈地来到她身后：“柳柳，你看，在那条柳林道上走着的是什么人？”

柳柳用手掌挡住耀眼的光线，看见开阔的田野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朝村里走去。

“还不是那个麻子。”另一个女人说。

“这个人我像是在村里碰见过好几次，后面跟着的那个老人莫非是媒婆吧。”

“依我看，你不久就有姐夫了，你看那个小伙子丢了魂似的。”

“那个男人个子高高的，就是瘦了一点。”戴头巾的女人说。

“我那个男人胖倒是胖，”另一个女人嘿嘿地笑了两声，“可根本不顶用，锅铲柄一样短溜溜的东西。”

“你总不能指望它像竹篙一样长吧。”戴头巾的女人放肆地大笑起来。

柳柳的脸上一阵绯红。戴头巾的女人走到田头，褪下裤子，对着淙淙流淌的溪水稀稀拉拉地撒起尿来。柳柳看见远处的那两个人已经走到了子午桥上。

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女人在她身边消失了。柳柳耙完了那块棉花地，走到田埂上，在一块磨刀石上坐了下来，朝村头的方向张望着。她第一次看见那个麻脸人的时候，就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不知道梅梅是怎么会碰到他的，她的眼前掠过去年冬天父亲寿辰的那个午后的阳光，浑身不由得颤栗起来。

村东桑林边，大片金黄的油菜地像缎锦一样延伸到地平线上，一个养蜂人脸上裹着白色的纱布，在一排排蜂箱中转悠着。晌午时分，她看见那个麻脸人从河边的树林里闪了出来，低着头往回赶，等到他的身影在阳光中走远了，柳柳才扛起钉耙朝村里走去。

院子里空荡荡的，隔着那道竹编的门帘，她听见赵虎和父亲正在堂屋里说着话。在强烈的光线的反衬下，屋子里阴森森的，一团团烟雾从门洞里飘散出来，她看不清他们的脸。

“那个麻子是个流氓。”赵虎说。

“怎么见得？”

“在大窖庄，他们家的名声恶得很。”

“我们和他家结了亲，恶名声也不会对亲家有什么妨碍。”“我是说梅梅很少出过家门，嫁过去恐怕要吃亏。”

“女儿大了总要嫁出去，不能一辈子呆在家里。”少忠说。

“梅梅宁可嫁给江北的渔佬，也不能嫁给那个麻子。”

“江北那块地方你又不是没去过，”赵少忠说，“挑担水还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呢。”

“我早就说过，你原先用不着对他那么客气。”赵虎自言自语地说。

“这件事已经定了，你多说也没什么用。”赵少忠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眼下正是春荒时节，即使要办婚事也得挑个好日子，最早也要等地里的这茬麦子收上来再说。”

“后天是清明节，我看还是赶紧办了吧，天长日久，又少不了惹人闲话。”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赵虎叹了口气，轻声地嘀咕了一声。

柳柳绕过墙角，来到后院，听见阁楼下的厢房里传出隐隐的哭声。她将钉耙挂在院墙上，侧身走进了梅梅的卧房。

梅梅看见柳柳走进来，止住了哭声，她的眼眶红红的，头发被泪水浸得乱糟糟的，粘贴在额角上。翠婶坐在她身边叹息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从外村来的那个媒婆靠在梳妆桌上慢慢地吸着旱烟。

“大窖庄虽不比你们子午镇兴旺，可麻子的家底倒是富实得很，你去了那儿吃穿都不用愁。”媒婆满脸笑容，被胭脂涂得紫红的双唇中露出黄灿灿的牙齿。

“我看那个小伙子人也不错。”翠婶说。

“他们家在村前栽了十几亩地的桃树，”媒婆说，“眼下桃园里流出来的水都是红艳艳的。”

“我看那个小伙子人也不错，脸上有几颗麻子算得了什么，有力气挣钱养家就行，再说所有的男人还不是一个样……”翠婶朝柳柳瞥了一眼，没有说下去。

“刚才我已经跟你们家老爷说好了。”媒婆说，“后天是清明节，一大早轿子就来接人，你们也要准备准备。”她站起身，将旱烟锅在桌腿上敲了敲，看了看倚在门框上的柳柳，抽身走了出去。

屋子里静静的，窗口渗进来的风把蚊帐吹得鼓鼓囊囊的。梅梅又哭了起来，柳柳一声不吭地走到她身边，挨着她坐下来。她感到梅梅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搐。

“我来赵家这么多年了，”翠婶的眼泪也流了下来，“看着院里的小树一天天长大，猴子死的那些天，我心里总感到空空荡荡的，现在你一走，院里可就更冷清了。”

“你是怎么会碰上那个麻子的？”柳柳说。

“在大窖庄的集市上。”梅梅啜泣着。

“那个麻脸人贼眉鼠眼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翠婶白了柳柳一眼：“赵虎这么说，你也这么说，男人好不好过起日子来才晓得。”

柳柳没有吱声。父亲的身影来到了后院，他在正对着梅梅房门的地方站了一下，俯身钻过晾衣绳，朝自己的书房走去。在他身后，院中一棵高大的杏树的花丛中，梅鸟在不停地叫着。

“时候不早了，我该去做饭了。”翠婶说着站起身来，梅梅一把拽住了她的袖子。

“到了后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梅梅显得有些慌乱。

“开始总有些不习惯，日子一长就好了。”翠婶说。

“好在大窖庄不算太远，每逢初九，村里就会有人去赶集，我也会抽空来看你。”柳柳说。

梅梅哭得更厉害了。柳柳有些为刚才的话后悔，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哑巴在对面的廊下搓着草绳，他不时地停下来，张大了嘴朝这边张望，他的身边堆满了刚刚做好的草龙，眼下桑林里的桑叶长得正肥，过不了多久，蚕虫就要吐丝了。

2

在啼鸟的啁啾声中，赵少忠在那处被露水浸得冰凉的护栏石上坐了下来。天还没有亮，梅梅的卧房里透出暗红的烛光，一层薄薄的雾气萦绕在那片亮光周围，他能看见那扇纸糊的窗子中映出的两个人影，低低的说话声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昨天晚上，赵少忠趁着微微的醉意昏昏沉沉地睡到后半夜，突然被一种清脆的声音惊醒，他起身点燃了蜡烛，看见桌上的砚台边散布着几颗灰色的小扁豆，他知道这些扁豆是从屋顶上的瓦缝里掉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人在屋外的伞墙下栽了几垄扁豆秧，藤蔓顺着墙面爬上了屋顶，结下了一串串豆筴，到了夏秋之交，赵少忠常常能看见屋顶的瓦楞上开出的一朵朵紫色的豆花。随着漫长的冬季的来临，那些在阳光中爆裂的豆筴中漏出一粒粒豆子，在屋顶上腐烂，不时有一些扁豆从瓦缝中掉进他的卧房。那些看上去像指甲盖一样的扁豆似乎是某种不吉之物，它像水珠一般溅落的声音常常把他从梦中惊醒。前年初秋的一个夜晚，他悄悄绕到屋后，把那些豆藤连根拔起，扔进了一旁的粪坑。第二天他就听见柳柳在井台边和翠婶小声嘀咕：“屋后的那几株豆藤不知叫谁拔了。”翠婶看了她一眼：“是我拔的，你总是疑神疑鬼的，那些扁豆成年长在那儿，把窗口的阳光都遮住了，也没看见谁去摘过。”赵少忠不知道翠婶为什么这样说，想到从这以后他就能安安稳稳地睡觉，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可是过了几天，他在深夜依然能听到有东西掉在桌子上，他记得那是几粒干瘪的红枣。屋后那株枣树的枝条垂挂在窗前，风一吹便影影绰绰的，像是有人从窗下走过。他曾经好几次让赵龙把那棵枣树锯掉，赵龙总是不解地看着他：“好好的枣树要锯掉干嘛？”昨天夜里，他不知道那些扁豆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是旧年成熟的豆种在地上长出了新芽。

赵少忠坐在那处护栏石上，慢慢地吸着烟，还在想着昨晚的事。天亮的时候，他走到门外，远处南山苍翠的轮廓依稀可辨，寺庙的钟声清晰地飘过来，他看见高高塔寺周围，棉絮一般的云层堆积得很厚。

清明节的前一天，是这一带村民踏青的日子，那些从冬天昏噩的空气中苏醒过来的人群在高高低低的田野上连成一条条黑线，远处柳荫道上背着鸟笼的猎人被四处啼叫的小鸟弄得晕头转向，赵少忠倚在门框上，被不时传来的枪声搅得心烦意乱。

梅梅心事重重地扫着院子，花丛中散开的蜜蜂在绮窗中射进来的光线里飞舞着，赵少忠靠在门边，呆呆地看着扫帚扬起细细的尘土和凋萎的花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昨晚上灯时分，梅梅抱着一个青布包裹走进了他的房间，她从包裹里取出一双新绱好的布鞋放在他面前，然后走到床前为他换被单。赵少忠独自一人慢慢地喝着酒，看着她抖抖索索的身影，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梅梅用抹布一遍遍地擦着床架和桌椅，好几次停下来想说些什么，但始终没有开口。她凑到蜡烛的光亮下穿针的时候，手臂不停地颤抖，怎么也穿不上。他看见她的眼睫毛湿湿的。她那张酷似母亲的脸和像受伤的麻雀一样瘦小的身影使赵少忠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大雨滂沱的深秋，栀子花的香气在院子的上空经久不散，那个病弱的女人的憔悴的面容却像风一样飘远了。

太阳渐渐地升高了，空气变得暖和起来，哑巴拎着一箱黄酒来到后院。在他身后，赵少忠看见祠堂里的皮匠摇摇摆摆地跟过来，他那只包着纱布的手臂悬挂在胸前，正朝阁楼上张望。

“你在找什么？”赵少忠走到他身后。

皮匠的身体突然跳了一下，转过身来，脸上露出灰溜溜的笑容。

“我来问翠婶借副蒸笼。”皮匠说。

“在灶屋的墙壁上挂着呢，你自己去拿吧。”翠婶说，她正跪在廊下的一张蒲席上缝着被角。

皮匠讪讪地笑着，看了一眼正在门上贴“囍”字的赵龙：“你们家又要办什么喜事啦？梅梅要出嫁了吧？”

“是啊。”赵少忠说：“你的手怎么还不见好？”

“好了一阵，开了春又烂了。”皮匠皱了皱眉头。

“三老倌近来还好吧？”赵少忠说。

“好是好，只是整天说腰疼。”

“祠堂里又冷又湿，你叔也该换个地方住了，积了那么多钱，死了又带不走。”赵龙说。

“我叔也时常念叨着要换，可是一直看不上中意的房子，”皮匠说，“像你们赵家这样的院宅，方圆一百里恐怕也挑不出一家。”

赵少忠没有吱声，他走到哑巴跟前，从箱子里提出两壶酒递给皮匠：“给三老倌捎点酒回去吧，我得了空就去看看他。”

皮匠喜滋滋地提过酒正要走，又转过身来：“柳柳呢？”

“南山踏青去了。”翠婶说。

3

柳柳从南山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翠婶看见她的脸上布满一道道血丝，像是被荆棘划破了。堂屋里，赵少忠正在香雾缭绕的供桌前祭祖。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赵虎说。他手里捏着两只咔咔作响的核桃，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没出什么事吧？”翠婶说。

“我刚才看见村里有人抱着几捆稻草往河边去了。”柳柳脸色阴郁地说，“不知道他们又要干什么？”

“稻草？”赵少忠转过身看了她一眼。

翠婶笑了笑：“那大概是一些准备明天拦轿的守夜人。这些年，女儿出嫁大多改在了晚上，白天叫人拦住了，新娘被折腾得够呛不必说，少不了破费几两银子。”

“那明天就让轿子绕个道儿，从村后走吧。”赵龙说。

“那像什么话，我是嫁闺女，又不是捉迷藏。”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明天一早在桥边扔几块铜板就把他们打发了。”翠婶说。

“没那么便宜吧。”赵少忠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管他呢，”赵虎没精打采地说了一句，“轿子一出门，梅梅就是麻子的人了，由他们去闹腾吧。”

梅梅跪在供桌前的一只蒲团上，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午夜时分，天上下起了大雾，翠婶倚在梅梅卧房的门框上，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中恹恹欲睡，院子里静寂无声，屋外的深巷里传来更夫敲打着竹板的声音。那些在几天前就油漆一新的木质桌椅在廊下堆放着，哑巴伏在一张抽屉桌上已经睡着了。赵龙蹲在红红绿绿的被褥和马桶之间，往一根根扁担的两端糊着红纸。

“脸上搽上了脂粉就不能再哭了。”一个女人悄声地说，她正在床边替梅梅梳妆。梅梅果真止住了啼哭。翠婶看见赵少忠背着手，像一头拉动磨盘的黄牛在井台边来回地转悠着。

过了一会儿，屋外树林里栖息的鸟儿像是被什么声音惊动了，翠婶迷迷糊糊地走到前院，她看见一顶轿子在灯笼火把的簇拥下远远地朝村里走来，杂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野地里传得很远。那顶轿子穿过墨河对岸的那片密密的柳树林，慢慢走到了子午桥上。在桥边守夜的那伙人已经从地铺上站起来，火把的光芒裹着白白的湿气照亮了桥面和旁边高大的刺树。迎亲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从桥上走过，足足费了一袋烟的工夫。

那顶轿子在赵家大院门前的白果树下停稳了，麻脸人穿着染花的青布马褂从一匹枣红色的毛驴上翻身下来，跟在媒婆的后面朝院子走来。

翠婶笑了一下，一躬身将他们让到院内。

“亲爹呢？”麻子说。

“在后院等着呢。”翠婶说。

他们穿过那条砌着低低护栏的长廊走到后院，却不见了赵少忠的影子。

“我刚才还看见他在这儿，怎么一眨眼就没影了？”翠婶说。

她推开了赵少忠卧室的房门，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柳柳从廊下的阴影中闪了出来，把她吓了一跳。

“我已经把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他的人影。”柳柳喘息着。

翠婶穿过后院的侧门，走到了屋外的黑暗之中，她看见不远处的一片竹林深处，烟火一闪一灭，她拨开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竹枝，朝里面走了几步，就看见那团暗红的光亮突然熄灭了。风从竹林顶端刮过，发出一阵凄凉的竹涛声。

翠婶回到院子里的时候，看见媒婆正拽着梅梅的手朝前院走，梅梅不时地回过身来，忧郁的目光像是在寻找什么人。

鞭炮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镇子，在火把飘忽的光影中，村里的人披上了衣服靠在门边远远地朝这里张望，翠婶拉着柳柳的手站在屋檐下，鸽子在一排笼箱中扑打着翅膀，泥块和鸽屎稀稀落落地掉下来。

轿子走到桥头就被拦住了。王胡子坐在横放在桥面上的一根榆树上，慢悠悠地吸着旱烟。轿子和嫁妆在桥头歇了下来，麻脸人走到王胡子跟前一拱手：“兄弟，帮忙行个方便，我们还要赶路呢！”

王胡子站起身咧嘴一笑：“让新娘出来唱支歌儿吧。”

赵立本从他身后窜到轿边，正要伸手揭开轿帘，媒婆满脸笑容挡住了他：“伙计，要几个酒钱好商量，新娘在子午镇上呆了这么多年，你又不是没见过。”

麻脸人从一名家佣手里接过几包烟叶和一袋铜板递给王胡子，王胡子伸手挡开了：“我们几个兄弟在桥上守了一夜，倒不是稀罕这几个酒钱。”

翠婶远远地站在黑压压的人群背后，她听见轿子里传出梅梅断断续续的啼哭声，守夜的几个小伙子头上粘着草茎正在被褥和马桶中掏鸡蛋。媒婆走到轿子跟前，揭开轿帘跟梅梅说了几句什么，梅梅哭得更响了。桥边的树林里挤满了打着呵欠围观的人群。

“眼下是出嫁，又不是出殡，什么事哭得那样伤心？”王胡子阴阳怪气地说。

喧闹的人群一下沉寂下来。河边那头枣红色的毛驴不安地刨动着地上的泥土。

麻脸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渐渐地阴沉下来，他再一次排开人群走到王胡子的跟前：“兄弟，往后闹腾的时间长着呢，路上不遇桥上遇，要是我在大窖庄的集市上碰上你，也少不了请你喝两盅。”

“喝酒？你怕是想让我喝粪吧？”王胡子警觉地朝后退了几步。

“我现在就让你喝个够。”麻脸人话音未落，几个黑色的人影操起扁担已经冲到了王胡子的跟前。王胡子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了，他下意识地退到桥栏边。

“把树障给我搬开！”麻子低声地说了一句。

“毬！”王胡子颤抖着吭了一声。

看热闹的人朝桥上拥过去，很快挡住了翠婶的视线。柳柳挨在她身边，牙齿咯咯地响个不停。

在人群的嘈杂声中，翠婶看见王胡子乱蹬着双腿已经被人高高地举起来，掀过了桥栏，她听见河边的苇丛中响起水花溅落的声音。天已经快亮了，初升的黎明将远处旷野上光秃秃的树枝染得通红。那顶轿子在清晨熹微的光亮中已经走到墨河的另一端，几个守夜的人呆呆地站在桥头，仿佛还没有从睡梦中醒过来。王胡子浑身是水从河岸上爬上来，覆满污泥的额角还在往外渗着血，摇摇晃晃的轿子在柳荫道上已经走出了好远，王胡子瘸着一条腿朝前追赶了几步，就在桥上摔倒了。

桥面上堆满了花瓶和陶盆的碎片，一只被踩扁的灯笼在飘忽的火苗中烧成了灰烬。

4

“这件事情太晦气了。”赵立本说。

他心不在焉地洗着桌上的牌，不时地看着对面的王胡子。王胡子额角贴着一块膏药，紧锁眉头一声不吭。天亮的时候，酒坊的门洞里飘进来一团一团的晨雾，村里的鸡已叫过第二遍，屋外墨河边传来水车哗哗啦啦的声响。赵龙感到屋子慢慢转动起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上去像是在很远的地方回荡。

“也怪他自己没用，”老板娘说，“我看见麻子像拎小鸡似的把他举起来，扔进了河里。”

“这件事谁也没想到，打架的那会儿，我被挤在两只澡盆之间，等我抽出身来，轿子已经过了子午桥了。”赵立本说。

“我从河里爬到岸上，看见你还在桥上筛糠呢。”王胡子瞥了他一眼。

老板娘“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她站起身吹灭了桌上的蜡烛。赵龙看见她的身影在对面的墙上忽闪了一下，旋即消失了。

赵龙的脸上火辣辣的，他感到赵立本的手从桌上伸过来，捏住了他的手腕，那副手镯在他肌肤上掠过的一阵微微的凉意即刻布满他的全身。他想起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他揣着这副从柳柳梳妆盒里偷来的手镯来到镇上的一家当铺门口，柳柳在街道对面的药店门口叫了他一声，他看见柳柳一阵风似地跑到他跟前：“你又把家里什么东西拿来当了吧？”赵龙一闪身踅进了旁边的一条狭窄的弄堂，他隐约感到柳柳在他身后追赶了好一阵子。他跑到村后的一块萝卜地里才停下来，柳柳的身影在弄堂口像风一样飘飘忽忽。

“我老了。”王胡子说，“要是有当年去江北贩烟草那会儿一半的力气，一个麻子算得了什么。”

“那天早上的事说来也蹊跷，赵家的人像是一个也没露面，那扇大门早就关上了。”赵立本说。

“就像送葬一样。”王胡子说。

“哪有迎亲的打拦轿的，我在岸边看了都想回去操家伙。”更生已经起来了，他正在门边往一辆推车上装酒。

“你算了吧。”老板娘笑了一下，“你连路都走不稳。”

更生不再吱声。

“那个麻子倒也算了，我与他无冤无仇，只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赵少忠也没露个面……”王胡子看了赵龙一眼没有说下去。

“你怕是被蜂咬了怨丁香吧？”老板娘说。

阳光斜斜地从门洞中照进来，村里早起的人三三两两拎着酒瓶走到柜台边，老板娘打了呵欠从牌桌边站起来，懒洋洋地朝柜台走过去。

赵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正要往外走，赵秀才一把拽住了他：“你欠我的钱都可以造一座小楼了。”

“前些天梅梅出嫁，我的钱都凑进去买嫁妆了。”

“把你老婆的手镯抵给我吧。”

赵龙感到手腕被他捏得隐隐作痛，他踉踉跄跄朝后退了几步，缩到了阴暗的墙角。

“那是柳柳的镯子。”他说。

赵立本突然愣了一下，松开了手，在飘散的烟雾之中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睁得很大。

更生推着卖酒的小车在门外歪歪斜斜走出了很远，赵龙看见柜台边空空荡荡的，王胡子正在低声地和老板娘说着什么。他的手在老板娘胸口捏了一把，女人的身体晃了一下，咯咯地笑了起来。赵龙感到脚底一软，瘫在了一个酒坛上，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5

赵龙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酥软的大床上，女人在他的一侧睡得正熟。屋外像是刮起了大风，墙上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光线很暗。杏木地板散发出被蛀虫掏空后留下的木屑的气味。

他模模糊糊地记起刚才女人在床上和他做过的事，感到有些后怕。他的手腕的骨节还在隐隐作痛，那副镯子大概已经被赵立本取走了，手腕上留下了两道浅浅的印痕，他记得这样的痕迹他也曾在柳柳白皙的手臂上看到过，她在井边洗衣服或是在采桑的时候，他能听见两枚镯子碰出清晰的声音。

那天晚上他从柳柳的梳妆盒里偷走手镯时，感到一阵紧张，他担心第二天柳柳在梳妆时发现丢了镯子，说不定会大叫大嚷起来。一连过了好几天，他没听到柳柳问起镯子的事，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女人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挪到他身边，俯身从床头的茶几上拿酒，赵龙看见她松垂的乳房耷拉在床沿上，他心慌意乱地从女人手里接过酒盅，渐渐缓过神来。现在约摸到了落日时分，青纱的窗帘布上泛出暗红的阳光，屋里飘散着陈年米酒的香气。

“你刚才把酒吐了我一脸。”女人从被窝里抽出一块湿淋淋的汗巾，笑吟吟地说。

赵龙正想说什么，他听到屋外像是有人在敲门。老板娘拉开窗帘朝外看了看，又把它合上了。

“大概是村里来打酒的人。”她说。

“更生呢？”

“早晨出去卖酒还没回来。”

“你们家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老板娘点燃一锅烟，慢慢地吸着。

“什么钱？”

“我是说梅梅怎么会嫁给一个麻子？”

“没准她自己愿意。”赵龙漫不经心地说。

“自己愿意？”女人笑了起来，“她去了大窖庄，还不知道给那几个弟兄折腾成什么样子呢。”

女人汗涔涔的手掌像一只地鳖滑过他的肚脐，他看见女人苍白的脸上又泛起了一层红晕。

赵龙似乎很早就听说过这个风骚的女人在子午镇上不寻常的经历，镇上几乎所有的手艺人至今还在叙说着早年和这个女人度过的销魂时光。她从遥远的山村讨饭来到子午镇的那一天，刚好是端午节，村里的女人正忙着在河边洗苇叶，这个脏兮兮的姑娘在一个铜匠的门口站住了。铜匠站在门边吃着粽子，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你要是脱了衣服围着草垛走一圈，我就把手里的粽子给你。”她咽了口唾沫，犹豫了一阵，果真开始一件件地脱起了衣服。当她赤条条地围着草垛走了一圈来到铜匠身边时，铜匠浑身的衣服都让汗水浸得透湿，瘫倒在门槛上半天没缓过气来。

“弟兄几个合娶一个媳妇，没准梅梅真的愿意呢。”老板娘说。

天黑下来的时候，屋外传来了独轮车吱吱嘎嘎的声音，女人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走到了外屋。赵龙听见更生将门上的铜环摇得当当直响。不一会儿，那扇大门一下被推开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把门抵上了？”更生说。

“外面那么大的风沙，”老板娘说，“我这会儿正在睡觉呢。”

赵龙屏住呼吸，听着酒坛子撞在墙壁上的沉闷的声音。过了一阵，他听见女人说：“你眼睛东瞅西看的找什么呢？好像我在家里藏了什么人似的。”

更生没有吭气。

“家里的盐没了，你去镇上的小店里买点吧，”女人说，“我这就去做饭。”

赵龙掀开窗帘的一角，在门外即将湮没的光亮中，更生已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6

轿子来到大窖庄的那天清晨，清明节的早市已经散了。弄堂口的木栅栏猪棚边上站满了围观的人，空气中混杂着硫磺和猪粪的气味，那顶轿子穿过一条条幽深的巷子，在一处土砌的门楼前停了下来。

梅梅从轿内走了出来，跟着媒婆走进了院落，空中抛洒的彩纸片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在她的头巾上。她看见院内歪斜的竹篱围着一畦菜地，地上长满了青草。串杆的荠菜白色的小花在枯井边的草丛里摇曳着。茂密的竹林苍翠的枝条一直探伸到篱笆以内。对面是一排粉墙，廊下挂着几扇晾干的渔网，门前的刺梨树的花瓣落在地上，在风中翻动着。

梅梅朝那幢粉墙走去，新刷的石灰在阳光下泛出刺眼的白光，她看见洞房的门敞开着，几个年轻人正把那些花花绿绿的嫁妆往里搬。

梅梅在屋内的一张新木床上坐了下来，眼前一片漆黑，媒婆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掀开门帘走了出去。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地从洞里探进头来朝里面张望着。她看见屋里原先坑坑洼洼的泥地像是被铁锹铲平了。潮湿的地面能够映出她模模糊糊的身影。稻草和竹竿糊成的屋顶不时地落下一些泥块，土墙上蜜蜂的巢眼边结满了一个个铜钱般大小的白膜，她记得小时候为了寻找这种白膜粘在钻了孔的芦秆上做哨子，她曾经找遍了子午镇上的每一处颓墙。

随着她的轿子带来的那些嫁妆横七竖八地堆在墙角。朝西的窗口露出一片竹影，太阳细碎的光斑在她身边跳跃着，在油漆刺鼻的气味中，前屋传来的剁刀的声音使她坐立不安。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脚女人揭帘走了进来，她把一碗枣汤放在她面前，梅梅的身体在冰凉的空气中不断地颤抖。

“你是不是感到有些冷？”女人说。

梅梅摇了摇头，女人走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快趁热把这碗汤喝了吧。”

一缕斜斜的光线懒洋洋地依附在土墙上，从午后到黄昏，她呆呆地看着那道光影像潮水一般地退缩，它漫过桌面上的梳妆盒和一只插着松枝的花瓶，最后落在了地面上。光线的颜色慢慢转成暗红，等到这束亮光在窗外完全消失，前屋传来了猜拳的声音。那些匆匆走进来的陌生女人像走马灯似地更换着，没有人搭理她。她看见窗外垂挂的爬藤在黑暗中沙沙作响，它的枝蔓一直伸到幽幽的月光下。

麻脸人醉醺醺地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她听见那些小孩的叮叮咚咚的脚步声在房屋四周响了一阵，就在黑夜中湮没了。

麻子关上了窗户，嘴里喷着浓浓的酒气，走到了她的跟前，她像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手脚一阵冰凉，她感到自己的内衣被汗水浸得黏糊糊的。麻子的手像一头识路的骆驼，不一会儿就摸摸索索解开了她侧襟的一颗颗扣子。她一想到自己要在这间阴暗的房中和这个陌生的男人度过一生就感到不寒而栗。

一阵风突然吹灭了桌上的油灯，在屋外隐隐约约的舂米声中，她的敞开的胸脯被他浆得挺硬的布衫磨蹭得麻酥酥的。在蓝幽幽的月光中，她听见床下厮打的两只老鼠发出凄厉的叫声，梅梅打了个寒噤，身体朝后缩了一下，退到了门边。

起先，她并没有想到要逃，当她不由自主地跨过门槛，沿着长廊在竹林里跑出了很长一段路，好几次都想停下来，麻子跌跌撞撞逼近的身影使她又一次想起了去年冬天那个阳光灿烂的晌午。竹枝和荆棘不断地抽打着她的脸，沾满露水的蛛网在她的眼睛上蒙了一层又一层，她听见背后的房舍边传来清晰的谈话声，好像有人举着灯朝这边张望着。她一直跑到竹林的深处，不一会儿，她就听到了嚯嚯流淌的溪水声，她在溪水边站住了，流泻的溪水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光，麻子嘿嘿地笑了两声，走到了她的面前。她看见背后房舍边的那盏灯突然熄灭了。

梅梅躺在溪边厚厚的竹叶上，仰望着那尾残月，身体像铁一样僵硬，过了很久，她从麻子的嘴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这股弥漫在父亲书房里的烟草的气息使她渐渐安静下来。

溪沟的对岸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她看见那个黑影从水面上捞起一张张虾网，不一会儿，他就咳嗽着在黑黢黢的树丛里走远了。

7

断断续续的梅雨在芒种前后停歇下来，春天已经到了它的末尾。

天刚蒙蒙亮，赶集的人群像蚁阵一般出现在大窖庄村外的旷野上，那些花白的猪仔和成群的羔羊推推搡搡在通往集市的大道上蔓延而来。

在雨后清新的阳光之中，梅梅心头积压的阴云渐渐消散了，这个土墙围着的院落和廊下挂着的成串的玉米和豆筴不再使她感到陌生，她甚至习惯了房间里在漫长的雨季缭绕不散的发霉的气味。她像每一个被连绵的雨天弄得心烦意乱的庄稼人一样，在悄悄变得燥热的空气中，等待着地里的麦子一天天长熟。

她在大窖庄度过了短短的一个月，似乎感到时间过去了很久。在她嫁过来的第三天，翠婶曾在一天傍晚来看过她，顺便给她捎来了两只马桶刷子和一副新打好的担绳。除此之外，她就再也没有听到家里的任何消息。

逢节的这一天，梅梅跟着一个卖番茄秧的人来到了集市上，街道两侧低矮的搁栅和碎碎的石子路面一如往昔的样子：那个卖蝴蝶结和头饰的老人坐在药店门口打盹，他身边的地摊上堆满了烂泥烧烘而成的蟾蜍哨子。子午镇上的熟人不时和她擦肩而过，投来闪闪烁烁的目光。她看见村里的一个渔佬正把一面面渔网挂在高高的挑杆上。王胡子帽檐压得很低，一只胳膊支在小车上和卖酒糟的更生闲聊着。

她想起过不了几天就到了开镰的季节，翠婶和柳柳说不准会来买几把镰刀什么的，但她转遍了集市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她们的人影。集市快散的时候，梅梅东瞅西看地往回走，婆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悄悄走到她的跟前：“你是不是在街上丢了什么东西？”

午后的时候，她端着一盆衣服来到村后的水塘里去洗，她远远地看见在河边的紫穗槐丛里有个人坐在那儿，她走近了才认出他来。

哑巴歪着嘴咿咿呀呀地朝她比划着什么。他看上去比以前更加苍老了，高挽的裤腿上粘满了猪粪，他怀里抱着几顶刚买来的草帽，呆呆地看着她。在她刚刚懂事的时候，她就听翠婶说起过那次遥远的葬礼，母亲不真实的身影像风一样变得邈远了。她看着哑巴痴騃的目光，眼中掠过一丝忧伤。她将洗衣盆搁在水码头的一块磨盘上，慢慢朝他走过去，哑巴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羊羔一步步退到河塘的边缘。

在寂静的河滩上，他们隔着那片树丛站立了很久。

梅梅看见哑巴躲躲闪闪的目光不时地朝身后张望，她的眼前是一片金黄的麦田，看不见村落的影子，田野的尽头是一簇树林，她隐约看见树林边有个熟悉的人影突然闪动了一下，在耀眼的阳光下消失在树篱的背后。

梅梅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8

当院中的杏树飘散出黄澄澄的杏果酸涩的香气时，麦子已经割完了，麦秸在庭院的墙边堆得很高，翠婶坐在前屋的廊下剥着蚕豆，她看见墨河边的水车链条般的木匣像蛇一样爬上爬下，发出咕咕噜噜的吐水声。那条黄狗伏在她的脚边，在阳光中眯缝着眼睛。

赵少忠蹲在鸡埘边麦秸垛的阴影中，用一把剪刀剪着鸡毛，他的身边放着一根用青竹做成的钓竿。一连好几天，翠婶看着他扛着钓竿消失在旷野里金黄色的背景之中，心中涌起了一种宁静安逸的感觉。这些天，赵少忠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猴子的死和几个月前梅梅的出嫁并没有使他陷入孤独的包围之中，相反却带给他难以说清的满足。随着空气一天天变热，他的脚步也一天天变得轻快起来。在潮湿的雨季的夜晚，翠婶不时可以听见他的卧室传来一两声哼哼唧唧的小调。几天前，一个外乡的剃头匠来到了子午镇上，赵少忠坐在门前的白果树下，让那个剃头匠把自己留了十多年的长须刮掉了，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使翠婶又一次想起过去的岁月。到了晚上，赵少忠偶尔也到镇上的戏院看看戏，或者端着一杯茶突然走进她的卧房，聊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他慢慢地恢复了午后读书的习惯，在后院的一株天竺花丛边，他一边翻着发黄的旧书，一边喝着黄酒，有时干脆闭上眼睛伏在书桌上睡到天黑。

一天晌午，赵少忠让她去镇上的药坊里买几盒松香，翠婶起先不明白他的用意，等她从药坊回来，赵少忠已经把一只从床下翻出来的旧胡琴擦得锃亮。他在琴弦上涂了一层松香，吱吱嘎嘎地拉响了琴，胡琴突然发出的猪叫般的声响使她一连打了好几个哆嗦，那声音仿佛是指甲在玻璃上划过而留下的，但她装着能听懂的样子，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纳着鞋底。

梅梅在春收的大忙过后，也回来过几次，带来了一些番茄的秧苗和茼蒿的种子。看着她变得红润的脸，翠婶曾不止一次跟她开起了玩笑：“怎么样？男人的东西还挺管用的吧？”

在换季的这段短暂的郁闷时光中，这个空空荡荡的院落被一种静谧安详的气氛笼罩着，翠婶渐渐地忘掉了过去一连串的不愉快。

自从官塘镇的那个潮湿的夜晚开始，她一直在揣摩着这个终日沉默不语的男人的心思。许多年以来，她像一朵盛开的鸡冠花，转眼间就结出了花籽，每当她和赵少忠在空旷的院内无言相对，她的心头依然掠过一阵隐隐的激动。那个病弱的女人的猝死并没有使她获得想象之中的婚姻，也许是那场在雨中进行的糟糕的葬礼在这个脆弱的男人心头埋下了不祥的阴影，在她试图使赵少忠回心转意的所有努力遭到失败之后，她在难熬的时光中又一次打算逃离这个镇子。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她改变了主意。

那是一个仲夏的夜晚，她躺在卧室外的藤椅上乘凉，赵少忠鞍着木拖来到了她的身边，挨着她坐了下来。在凉爽的夜风中，她的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赵少忠叹息了一阵，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那些扁豆把我弄醒了。”

“扁豆？”

“那些扁豆像羊屎一样掉在桌子上……”赵少忠说。

“屋子里怎么会有扁豆？”翠婶从椅子上坐了起来。

赵少忠半晌没有说话。在明朗的月色中，翠婶被他那张渴望倾诉的脸感动了，她第一次发现这个平素威严矜持的男人竟像一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

她感到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背上，翠婶静静地听完了他对扁豆的抱怨，不禁失声大笑：

“把那些扁豆藤拔掉就是了。”

翠婶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她感到巨大的幸福正静伏在黑暗之中悄悄地向她逼近，她担心自己稍一疏忽，幸福的鸟就会从她身边飞走。蚊虫叮咬着她的脚踝，隐隐的痛痒增加了她的兴奋，她听见男人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那只手在她的手背上停了一会儿就挪开了，但那种奇异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她闭上了双眼等待着。过了一会儿，那只手不再躲躲闪闪，顺着她圆润的胳膊一直滑到她的脖颈，她竭力压制的兴奋已经冲破了她的躯壳，弥漫在无边无际的月光之中……

命运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一次跟她开了个玩笑，在凝固的空气中，她听见阁楼下的那扇门突然被人打开了，赵虎拎着裤子走到屋外的阴沟边撒尿。赵少忠咳嗽了一下，将压在她乳房上的手抽开了。

赵虎撒完了尿，睡眼惺忪地走到他们面前，在翠婶的膝盖上伏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晚上，又是一个风清月白之夜，她依旧坐在卧室外的那张躺椅上，等待着昨夜那个令人心醉的时候再度降临。她纯朴的心智使她没有忘记在赵虎卧室的那扇门上挂上一只大锁，她在廊下一直等到后半夜，渐渐听到了赵少忠房里传来的如雷的鼾声。这种婴儿般的鼾声并没有使她怎样伤心，一种更加醇厚的情感在她内心积聚起来，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倾听着这种声音。

在往后的日子里，她体内炽烈的情火混杂着深不可测的母性的温爱，她像一个尽职的母亲对待婴孩那样照料着他的一切，在一天深夜翠婶为他捉蚊子被灯罩烧焦了眉毛之后，赵少忠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作为回报，赵少忠的举动显得更为直接一些，他试图让翠婶搬到自己老婆那幢阁楼里去住，在遭到女人无言的拒绝之后，赵少忠将一大串房门钥匙交到了她的手中，这一回，翠婶流着感激的泪水欣然接受了。

一年重阳节，外乡的一个亲戚来到赵家作客，闲聊之中，那个女人朝正在院中剥花生的哑巴和翠婶努了努嘴，笑了一下。赵少忠显然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不假思索地请这个女人出面撮合。那天晚上，女人走进了翠婶的房间，没等她把话说完，翠婶就感到眼前一阵晕眩，瘫倒在马桶上。她把自己反锁在那间阴暗的卧房中哭了三天，最后终于答应了。那个女人临走前把结婚的日子定在霜降这一天，可是那个女人到了那天并没有露面，赵少忠也像是把这茬事给忘了。

现在，赵少忠又在院子里拉起了胡琴，她尽管听不懂那些曲子，但她宁愿相信那是为自己拉的。在刺耳的琴声中，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想着过去的那些不着边际的事。突然她听到一声清脆的弦响，琴声戛然而止。她愣了一下，针尖刺进了肉里，手指上渗出了一丝鲜血，她回过头，看见赵少忠正张大了嘴呆呆地看着自己，像是在聆听着远方的动静，又像是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什么事。那根绷断的琴弦像卷曲的藤条一样绕在他的膝间。门窗在风中吱吱转动。他们默默地对望着，好久没有说话。

哑巴咿咿呀呀地朝后院跑过来，翠婶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跟着神色慌乱的赵少忠朝前院走去。

“没什么事，”赵虎从廊下闪了出来，“灶屋的水缸裂开了。”

灶屋里水流了一地，那口缸上箍着的铁皮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残破的缺壁像一朵枯萎的莲花堆在墙角，几只小鸡正仰着脖子喝水。

翠婶的眼前浮现出猴子趴在缸上的情景，一种不祥的感觉紧紧地攥住了她。

第四章

1

黄昏的时候，赵少忠拎着一只漆盒，沿着后街碎碎的石子路面朝村西走。他总感到身上哪儿不对劲，朝前走上几步就停下来张望。

夏季闷热潮湿的空气不时勾起他对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的回忆，他的心头不止一次掠过这样的感觉：眼前破败的街面，那些低矮的店铺在夕阳中的阴影以及飘拂的门帘中挑出的酒幌总是和过去牵扯在一起，他仿佛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重复一个遥远的模糊不清的日子，他在每天清晨坐在后院的那块护栏石上守候天明时，也会有这种类似于梦中的感觉。

他看见花圈店的老板正把挂在墙板上的花圈取下来搬回屋内，看见他远远地走过来，钱老板朝他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宽宽的墨河在村西拐了一个大弯，蜿蜒的河道将一排排树木掩映下的粉墙圈在里面，那些高大的槐树浸没在夕阳之中。赵少忠记得这里原先是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一年春天，赵伯衡在这块荒地上种了大片的黄麻，并在黄麻地的四周砌成了几道低低的围墙，到了夏秋之交黄麻收割的季节，那些剥掉了皮的麻秆在河边堆得像小山似的，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小时候踏着月光在黄麻地中捉鸟的情景。赵伯衡死后的那些年，黄麻地又开始荒芜了，雨水将这片空旷的黄泥地冲得坑坑洼洼的。后来不知是谁把那几道围墙也拆了，终于有一年，村东的一个篾匠开始在这块地上搭建棚屋，随后一些破破烂烂的竹器铺和修马桶的作坊在树林中出现了。他们用混杂着稻草屑的土秸砌成墙面，没有柱梁的屋子的顶篷就临时搭在树木上。

三老倌的木器店和染布坊就坐落在河边，到了秋天，村后田野上种植的茜草开出了粉黄色的小花，那些雇工便把它连根拔起摊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干，剁下茜草的根茎做染料，将剩余的枝叶卖给村中的药店。赵少忠常常可以看到那些身上沾满红色染料的染布匠在村里晃来晃去，那些染好的纱布和衣物被装上河边的小船运往外地。染布业的兴盛使三老倌决定把河滩上的那些棚屋买下来，一片雪白的粉墙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在河边的树丛中矗立起来。每到晚上，铁匠铺闪烁的炉火将树林衬得通红，刨花和煮熟的棉纱的气息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得到。为了使船只在枯水季节也能靠岸，三老倌在河边用木桩临时搭起了一座码头，渐渐地，这片原先开阔的空地变得拥挤不堪。

街面上冷冷清清的，缩在街角卖李子和黄瓜的生意人已开始收摊了。赵少忠越往前走，越感到有些不对劲。他不知道心中积压的郁闷源于何处，他从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狐疑的目光中感到很不自在。手里拎着的漆盒在残剩的光线中投下方方的影子，远处渡口上停泊着几只小船，桅杆上洒满阳光。河的对岸一片沉寂，那些荒凉的沙丘一座连着一座一直延伸到南山脚下。

今天是三老倌七十岁的寿辰，赵少忠一大早就坐在门外的白果树下聆听着村里的动静，一直等到午后他也没有听到鞭炮声。太阳光逐渐转成暗红色，他回到屋里又一次翻了翻墙上挂着的皇历，才拎着漆盒走到了屋外。

现在，赵少忠已经走到了那座八角祠堂的边上。门外圆圆的池塘边有几个女人正用糙石磨着刚刚打好的凉席。赵少忠走到祠堂门口的一尊石狮旁停了下来，他突然想起自己把月份记错了，三老倌的生日应该是在上个月。他呆呆地在门外静立了一会儿，搜索着散乱的记忆，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河边女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赵少忠迟疑不决地走进了祠堂。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灰尘的气味，天井的墙边堆放着一些树木，枝条上已经长出了一簇簇菌子，三老倌的那扇门紧紧地关闭着，没有一丝声息。瓦楞上的千针藤在风中摇曳，一抹余晖照在被烟灰熏得漆黑的伞墙上，屋顶的烟囱上栖息着一只灰鸽。

赵少忠的目光无意中触及了那架废弃的水龙，他不寒而栗。他的眼前又飘满了烧焦的棉絮和椽子的气息。他隐约记得那天天快黑的时候，呼呼的火苗把天空照得像白昼一样，一个年轻的女人拉着他的手，踮着小脚朝河边跑去，他看见大风把燃烧的屋顶整块地掀起来，空中飘飞的灰烬像成群蝙蝠在树林的上空盘旋。赵伯衡站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土坡上一言不发，他披着一件单衣，瘦削的脸颊在火光中忽明忽暗，他像在看戏一般直着脖子静静地看着火势向河边蔓延，浓烈的烟雾呛得他不停地咳嗽。那个年轻的女人在他身边急得直跺脚。过了一会儿，赵少忠看见弄堂口有几个年轻人抬来了呜呜直叫的水龙，水龙的压水杆上伏满了人影，可怎么也压不出水来。旁边的女人晕倒之后，赵少忠感到有些害怕，他抖抖索索地钻进了树林，一直跑到看不见火光的树荫深处，才停下来，在远处喧闹的嘈杂声中，他伏在一块冰凉的风动石上沉沉睡去。

2

赵少忠正站在水龙边呆呆地出神，身后的那扇门“吱嘎”一声吓了他一跳。三老倌手里捧着一只黄铜水烟壶从门里走了出来。

“是你啊，”三老倌说，“我说怎么听见外面有响动。”

“上个月你寿辰的那天，我被家里的一些事耽搁了。”赵少忠想了一下，说道。

“是啊，那晚我让侄子去叫你来喝酒，他说你们家的一口缸破了，那会儿你正在灶堂里用木瓢往外泼水哩。”

“水缸上的一只铁皮箍散了。”赵少忠说。

他依稀想起那天确实看见皮匠在庭院里晃了一下，他像是不小心踩了柳柳一脚，柳柳当时还叫了一声。

“这些天，我一直也想去看你，可腰疼得厉害。”三老倌说着，把赵少忠让进了里屋。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将桌上的油灯拨了拨，屋子顿时亮堂起来。赵少忠记得她像是镇上哪家的闺女，平时在街上也时常碰到，可就是想不起名姓，他将手上的漆盒递给她，女人朝他浅浅一笑。

“这些日子生意还好吧？”赵少忠说。

“生意倒是不错，”三老倌说，“可让人心烦的就是河边那块巴掌大的地方，船上的货都没地方卸，成捆的棉纱堆在铁匠铺里，天一热溅上火星烧起来，连救都来不及。”

赵少忠没有搭腔。

三老倌将一支软纸卷成的引捻吹得红红的，凑在烟筒上咕咕咚咚地吸着水烟。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找你说说。”三老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子午桥头倒是有一块不错的地方，我想把它买下来。”

“你是说那处断墙残壁？”

“是啊，那处地方几十年来一直荒着，你还不如把它卖给我。”

“我倒没有想过这件事。”赵少忠笑了一下。

“你出个价吧？”

“先前镇上也有人找我买那块地，钱倒是小事，只是那块地是祖上传下来的……”

“你要是不乐意就算了。”三老倌说，“我只是随便问问。”

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赵少忠心事重重地在桌边坐了半晌，一时找不到话说，便站起身来，三老倌寒暄了几句也没有强留。

赵少忠走到门边，不留神将墙角的一只养着乌龟的陶盆踩翻了，水溅了他一身。

3

晚上，柳柳像往常一样在空空荡荡的卧房里做完了针线，正要吹灯入睡，突然听见楼下梅梅的房间里传来什么东西被撕碎的声音。她屏住呼吸，侧耳聆听了一会儿，从床上坐了起来。

梅梅出嫁以后，她的卧房一直空着，柳柳躺在阁楼上，常常感到房屋在风中像树一样地摇晃起来，一连好几个晚上，她总是被屋外的各种声音弄得难以入睡。有时檐下一只筑巢的小鸟的聆叫或者一只在瓦楞上行走的花猫都会使她从梦中醒过来。

现在，她又一次听到了那种声音，在夜深人寂的晚上，它听上去像是一匹布被撕碎了。不一会儿，楼下传来椅子被碰翻的响动。柳柳从床上爬起来，举着那盏罩子灯，拉开门走到屋外的廊下。

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满天的星斗闪闪烁烁，像是洒在一面绒毡上的数不清的金粉。父亲和翠婶的房间漆黑一片，月光中间或传来一两声山羊的啼叫。院中高大的树木显得影影绰绰的。

她走下楼梯来到梅梅的卧房跟前，那声音突然停息了，她蹑手蹑脚走到窗下，房间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使她的心房突突地跳起来。她将灯举到窗台上，看见哑巴惊慌失措地坐在梅梅的床边，张大嘴呆呆地看着她，他的头上、肩上落满了布屑。

哑巴用一只手挡住窗口射进去的光亮，另一只手将撕得破破烂烂的花布衫藏到身后。

柳柳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耳根一阵燥热，哑巴抖抖索索地坐在床沿上有些不知所措。柳柳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走到门边，朝他做了个手势，哑巴像一阵风似地从门洞中窜了出去，消失在院子的树丛里，他的胳膊碰到柳柳的肩膀上，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这个外乡人总是勾起她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躲躲藏藏的目光像是包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柳柳懂事的时候，耳边常常掠过一些有关他的荒诞不经的传闻，这些令人心悸的闲言越发加深了她的深深的厌恶感。梅梅对这个聋哑人出人意料的同情与宽容使她感到隐隐的担忧，她似乎觉得这个外乡人的聋哑是装出来的，她害怕有一天他会突然说出一两句什么话来。

柳柳在院中的廊下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肩上依然残留着一阵麻酥酥的感觉，她举着罩子灯走到楼梯口，又止住了脚步。她看见晦暗的楼梯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只死鼠。她的心像是被针刺了一下。

她已经不止一次在楼梯上看见死鼠了，它的雪白的牙齿龇在外面，灰色的皮毛上沾满了露水。前些天，她在院中刨番瓜时，曾跟翠婶提起过这件事。

“这一带最近闹起了瘟病，镇上的鸡都死得差不多了，没准老鼠也得了那种病。”翠婶说。

“可它们怎么老是死在楼梯上，会不会……”

“说不定楼道口有一个鼠穴。”翠婶说。

“会不会有人……”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翠婶笑了一下，“树影动一下也会吓你一身汗。”

柳柳没有再说什么，当天下午，她在楼梯口的阴沟边、瓜藤中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发现鼠穴。第二天，翠婶从镇上的药店里买来了一些药粉，撒在那座阁楼的四周，院子里立刻飘满了一股刺鼻的气息。那天晚上，柳柳在卧室听见父亲被药味呛得直打喷嚏。

“哪来的一股药味。”父亲在院子里说道。

“我从镇上买了一些药粉，这些天，家里到处都是老鼠。”翠婶说，“它们常常爬到我的床上来。”

夜渐渐地深了，树林中刮过来的风使她微微感到有些凉意，柳柳伫立在楼道口，感到心头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听见背后的一扇门打开了，她转过身，看见赵虎的卧房里亮起了灯光，赵虎披着一件单衣从门口探出头来朝这边张望。

“你在找什么？”赵虎说。

“没什么。”柳柳说，她不由自主地朝赵虎走过去，不时地回过头朝楼梯上看。

“你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吧？”

“没有。”

“你的样子看上去像得了一场热病似的。”赵虎说。

柳柳笑了一下。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

“睡不着，我到楼下来转转。”柳柳说。

“这些天我老是看见你三更半夜在院子里晃荡。”

柳柳走进了赵虎的卧房，赵虎捻亮了桌上的灯，从床下抽出一张糙纸卷了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在烟草的香气中，柳柳松了一口气，渐渐平静下来。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看见楼梯上有一只死鼠。”柳柳说。

“一只老鼠有什么可怕的？”赵虎看了她一眼，“我真担心你会被吓出病来。”

柳柳正想说什么，看见赵虎的枕边放着一把闪亮的尖刀，她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

“过些天我就要跟船到江北去了。”赵虎说。

“什么时候走？”

“那条船的货舱朽坏了，村里的几个木匠正在修。”

“什么时候回来？”

“没准。”赵虎说。

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扑闪着，赵虎长满胡茬的脸在火光中显得疲惫而苍老。屋外敲更的竹梆的声音在深巷中回荡。

“你要不就在我的床上躺一会儿吧。”赵虎说。

“不了。”柳柳说。

她站起来朝门外走，赵虎跟着她来到屋外。柳柳想起小时候母亲死的那一天，她和赵虎缩在床上的被窝里在灵堂里隐隐的哭声中守候天明的情景。她仿佛感到母亲憔悴的身影躲藏在树木的阴影中，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院子。

她走到楼梯的边缘停了下来，赵虎举着灯朝上走了几步，俯身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提了起来，柳柳侧过身，眼睛不敢朝那边看。

“一段烂草绳。”赵虎嘿嘿地笑了两声，将手里的东西扔到了墙外。

柳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独自一人在黄昏的时候走进了一片桃林，淙淙的流水顺着树根一直流到她的两腿之间。她看见水边栖息着一群白鹤一般巨大的苍蝇，它们在水里搓洗着细长的脚蹼，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掉了她的衣裙，衣服的布屑远远地挂在树枝上，那些成熟的桃子扑簌簌掉在地上，桃子晃动着细长的尾巴朝她蔓延过来，爬到她身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赤身裸体躺在青草上，一个她熟悉的人影来到她身边，他喃喃自语着，用粗糙的手掌摩蹭她光光的肚皮。她的腹部渐渐隆起，像气泡一样慢慢膨胀，最后“嘭”的一声爆裂了……

柳柳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桌上的那盏油灯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听见父亲在院中咳嗽着，像是用一把剪刀“咔嚓咔嚓”地修剪着树枝。

4

赵虎从码头上往家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四周是一片萝卜地，蟋蟀在草丛中不安地鸣叫。天空沉沉地滚过几道雷声，阵风在旷野中一个劲地横吹着。

他走到一座破砖窑的边上，依稀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他转过身，一辆木板车嘎嘎地叫着已经在一条坡道上走远了，渡口泛出的紫红色光亮浸没在黑暗之中。他眼前不远处就是子午镇，他看见那些乘凉的人坐在墨河岸边，低低的说话声远远地飘过来。他又朝前走了一段，隐约看见前面那座木桥上像是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一团亮光在树篱中闪了一下就熄灭了。赵虎的手无意中碰到了身上的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上，那是一把尖刀的刀柄。在呼呼的风声中，月亮在疾速浮动的云层中若隐若现，他穿过一片茄子地和几条沟溪，走到了那座桥上，桥下的流水发出霍霍的响声，夹岸的松树黑黢黢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夜色之中，桥头的荆棘丛中有几只萤火虫上下飞动着，赵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径直朝村里走去。

也许是自己太紧张了，赵虎想，那条漏水的船正在运河的岸边日夜赶修，过不了几天，他就要跟船到江北去了。这些天，他常常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着。他总感到在那条船修好之前有一件什么事在等待着他，他不时地回想起许多天之前偃林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心头掠过一丝不安。

在雷雨前出现的短暂的凉爽空气中，子午镇的人一簇簇挤在墨河岸边弯弯曲曲的柳荫道上。他们摇着蒲扇，坐在竹席上漫不经心地聊着琐碎的往事，街面上空无一人，几家酒馆的门楣上悬挂着纸糊的灯笼，暗红的光亮投射在街道两边的粉墙上，飘飘忽忽地晃动着。

赵虎走到了花圈店的边上，在铺子里散发出的锡箔和香纸的气息中，他似乎感到四周的气氛显得有些不对，天空偶尔划过一道闪电，他终于看清对面不远处站着一个人，竹林的阴影遮住了他的脸，他慢悠悠地吸着烟斗，嘿嘿地笑了两声，朝他走过来。赵虎退到院墙的边上，一股不祥的气流顿时爬遍了他的全身，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柳柳抖抖索索的身影。前天晚上，他在楼梯口看见那只死鼠时，在迷离的月色中感到了一阵阵惶恐，那只龇牙咧嘴的老鼠已经开始腐烂了，他捏住它的尾巴拎起来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恶臭。这只晚上突然出现在楼梯上的死鼠一定是有人从墙外扔进来的，他看了柳柳一眼，不假思索地告诉她那是一段烂绳子，随后他听到了柳柳松了一口气的声音。现在，面对着正朝他慢慢走近的人影，他忽然想到没准柳柳的感觉是对的，她一定知道更多的事情，由于找不到人诉说，也许只能一直闷在心里，这一点，他在猴子死的时候就从她脸上看出来了。

赵虎贴着墙壁慢慢往后退了几步，他的手摸了摸衣兜，那把前些天磨得锋利的尖刀突然不见了，他心底一沉，急得直想撒尿。

赵虎沿着那条狭窄的小街跑出了很远，才放慢了脚步，街上的肉店边上有一个大院亮着灯光，像是有人正在院里杀猪，猪的嚎叫声渐渐衰竭了，他听见了猪血哗哗地流在铜盆里的声音。

他转身踅进了一条幽深的弄堂，那个人影远远地跟了上来。赵虎一边跌跌撞撞地朝前跑，一边敲打着弄堂两侧的木栅栏门板。不一会儿，他已经跑到了弄堂的尽头，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树林，他站在弄堂口显得有些心慌意乱，黑暗中突然闪出一个人来把他吓了一跳，那个人拽住了赵虎的手腕。

“这么晚了你还往哪里跑？”村东的张寡妇手里拎着一串刚从地里拔起来的水萝卜，笑盈盈地对他说。

赵虎定了定神，没有搭理她，他看见弄堂里有一扇小木门拉开了，一个老头光着上半身举着一盏灯，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又把门关上了。在漆黑的弄堂被灯光照亮的那一刹那，他看见弄堂的另一端有个人影风一般飘过。

“你在看什么？”张寡妇说，“是不是有人在追你？”

张寡妇松开了那只捏着赵虎的手，怔怔地看着他。赵虎闻到了一股脂粉的香味。

“几个要债的。”赵虎搭讪了一句，转身走进了那片树林。

镇子上的声音离他越来越远，月亮被一团浓密的浮云遮住了，树枝在狂风中摇摆着，发出尖厉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在一道道电光之中，豆大的雨点扑簌簌掉落下来，敲打着树叶和遍地的瓜藤。赵虎在树林中跑了一阵，被一块墓碑绊了一跤，摔倒在坟堆中。他浑身被雨水浇得透湿，眼前似曾相识的一切仿佛是梦境中的事物，显得影影绰绰的，他怀疑自己此刻正躺在家中松软的木床上做着噩梦，便使劲地揪了揪自己的头发。

他终于又听到了那种声音，它像是脚踝从深深的泥水中拔出来而发出的，又像是和女人在床上交媾的声响，在一阵巨大的恐惧中，他隐约感到有些激动。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片丛林中跑出了多远，当他看见雨中远远静立的一座破屋的阴影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渐渐安静下来。他想起那座破屋里住着一个瘦弱的老头，他常常看见这个老人在子午镇外的田埂上放牛。他绕过一块水塘，走到了屋前的一棵树下，在门板上敲了几声。

老头从门缝中露出一张苍老的脸，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你是一个过路的人吧？”老人说。

“是啊。”赵虎说，“雨下得这么大，我能不能在屋里避避雨？”

老人笑了一下，把他让进了屋内。

屋里的地上积满了雨水，屋顶上被风掀掉的瓦片的缝隙中呈现出一线灰蒙蒙的天空，那头黄牛伏在墙边反刍，屋里飘浮着新鲜牛粪的气味。

老人抱来一捆稻草扔给他，赵虎贴着墙角坐了下来，在时断时续的风雨声中，他一夜没睡。

5

第二天一早，赵虎沿着泥泞不堪的小路朝码头走去。王胡子坐在运河岸边一只废弃的破船上，正和一边的赵立本说着什么。

赵虎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王胡子从身后跟了上来。

“兄弟，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王胡子说。

“什么事？”

“你们那条船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快了。”

“能不能捎上我？”王胡子说。

“你想去江北贩烟草？”

“是啊，眼下雨季一来，家里的烟草都发霉了。”

“这事跟我说有什么用？你得去跟船主商量。”赵虎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正要走开，王胡子从身后拽住了他的衣襟。

“昨天晚上你干嘛那么跑？想是又被女人缠上了吧，我看见你跑进了肉店旁的弄堂，可我一直追到树林边也没看见你的人影。”王胡子说完，嘿嘿笑了两声。

赵虎愣了一下，随后开心地笑起来：“你站在竹园的边上，我还以为是碰见了鬼呢。”

“竹园？”王胡子不解地问了一句，转过身去。赵虎看见船主从河里的木船上跳下来，顺着江堤朝这边走，在他身后，放晴的天空布满了缎带一般的云彩，开阔的河面上，一只白色的水鸟扑打着水波渐渐飞远了。

6

这些日子，翠婶天天看见赵少忠站在一张木梯上修剪着树木的枝条，那些树枝差不多让他剪得光秃秃的，连那棵去年刚刚栽下的小刺梨也没有被放过。院子顿时显得开阔了许多。起初，翠婶还不时地提醒他：这些幼小的树秧在夏天剪得太多，用不了多久就会枯死。赵少忠一声不吭像是对剪枝着了迷。

不知从哪一天起，翠婶发现赵少忠的神情渐渐变得颓唐起来，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在餐桌上匆匆扒了几口饭就将筷子搁下来。即便在深夜，她也能时常看见他孤零零的人影在屋前屋后晃来晃去。

有一天他突然让翠婶把后屋的那两只山羊牵到集市上去卖掉，翠婶想也许山羊的叫声使他难以安眠。她随口说了一句：山羊在夏天瘦骨嶙峋的，恐怕卖不出好价钱。

“那就把它宰了吧。”赵少忠说。

当院中的羊肉的膻腥味渐渐消散之后，赵少忠便对屋檐下的一排鸽箱看不太顺眼了。一天傍晚，他终于亲自用竹竿将鸽箱捣得稀烂，那些咕咕叫唤的鸽子围着屋顶盘旋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就飞走了，再也没有飞回来。院内的一切能发出叫声的东西都离它远去了，本来空旷的院子显得更加冷清，翠婶注视着地上散发着清香的叶被，在“咔嚓咔嚓”的剪刀声中，她似乎懂得了赵少忠将那些树木的枝蔓剪掉的目的是为了让啼鸟在院中无法做巢。

赵虎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来了，她的耳边偶尔掠过码头上修船的讯息，也许不久以后赵虎就要随船去江北了。一想到赵虎的离开，她就感到一阵慌乱，但愿那条船永远修不好，她想。柳柳整天心事重重的，她似乎感到自己也慢慢被她若有所失的神情感染了，心房常常莫名其妙地突突跳起来。

赵龙依旧天天晚上去酒坊打牌，早晨睁着血红的眼睛回到院中，在床上一直睡到天黑。秧田里的稗草都长到尺把高了，被雨水冲得铁硬的稻田已很久没有松过土，即使没有旱涝之灾，看上去秋后的收成也不会好。赵少忠对这一切从来不闻不问，他好像对所有的东西都丧失了兴趣。在这之前，他对子女的管教一直非常严厉，有时甚至过了头，赵龙六岁那年从地里偷了一只香瓜，被几个农妇追到屋里，赵少忠二话没说就揪住他的后衣襟将他拎了起来，重重地摔到了墙角的一架废旧的木犁上，赵龙在床上躺了三天后，开始尿出一股股的黑血。村里的郎中闻讯赶来，他检查了一遍赵龙的身体，显得束手无策：“将血止住倒是很容易，只是恐怕他以后会生不出孩子来。”每天晚上，翠婶将抓来的药煮熟后盛在一只夜壶里，让赵龙蹲在夜壶上，几天后，赵龙的肚皮被蒸气熏出了一个个大水泡，那个胀得像红红的辣椒似的东西终于慢慢消了肿。赵龙娶亲的那会儿，翠婶看着那个长得俊俏的外乡女子，总担心他们俩日后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过了两季，猴子在一个春夜呱呱坠地，翠婶站在院中谛听着婴儿的哭声，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天知道赵龙是怎么把他弄出来的，翠婶想。

出乎意料的是，赵少忠对这个日渐长大的孩子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猴子过周岁的那天，村里的人都前来贺喜。三老倌看了一眼躺在摇篮里的婴孩，像是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这个野种长得倒蛮伶俐的。”

站在一边的赵少忠像是被雷击了一下，手里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7

一天下午，梅梅从大窖庄回到了家中，翠婶正在院中翻晒着腌好的萝卜干，她看见梅梅脸色阴郁地朝她笑了一下径直朝后院走去。翠婶觉得她刚才的神情有些不对，脸上风干的泪迹依稀可辨，摇摇晃晃的身体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不久，她就听到了后屋梅梅的卧房里传来低低的哭声。

翠婶朝后院走了几步，看见柳柳正从阁楼的楼梯上下来。

“姐姐回来啦？”她说。

翠婶朝卧房的方向努了努嘴。

这个院落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不顺心的事。翠婶已经渐渐感到有些腻烦了，要是在往常，她早就卷起铺盖卷离开这儿了，哪怕是到山上去做个尼姑也比这里安静得多。现在，衰老的皱纹已经爬上了她的额角，她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离开这个院子了，她仿佛感到自己身上有种东西和它连接在一起，每一件事的阴影都深深地笼罩着她，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翠婶像一只无头的蝇虫在院里来回转了几圈，来到了柱廊下，屋里传出梅梅咬着褥子发出的哭声，她走进卧房，看见梅梅将上半身的衣服脱得精光，露出一块块淤血的青斑。

黄昏的时候，翠婶拿樟木枝煮了一桶水，用一块棉花为她擦洗身上的伤口，她看到梅梅脖子上的牙齿印顺着胸脯、肚皮，一直延伸到大腿上，好几个地方渗出了血迹。凭着她对男人的经验，翠婶对这些牙印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意外。她唉声叹气地劝慰着梅梅，眼前时不时闪现出早已消逝的年轻时光。在官塘镇的那些漫长的夜晚，她送走了一个个贪婪的男人，白天的日子她浑身酸痛地躺在床上，对渐渐来临的黑夜惊恐万分。在梅梅的哭声中，她的眼泪也大把大把地掉落下来，柳柳坐在一边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道自己的眼泪是源于过去的辛酸还是一去不返的时间。梅梅断断续续地哭诉着，翠婶想着自己的心事，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她似乎从柳柳臊得通红的脸上发现了什么，又向梅梅追问起事情的原委。

“什么时候？”翠婶说。

“昨天晚上，天已经黑了。”

“在什么地方？”

“桃园里。”梅梅说。翠婶看见柳柳冷不防打了个寒噤。

“管他是二哥还是三哥，也不能把人折腾成这样。”翠婶说。

“先是二哥，然后是三哥……”

“麻子呢？”

“他在一边看着不管。”

“这个该死的麻子。”翠婶说。

“三哥走过来的时候，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了，我哀求他过一天再说……”梅梅哽噎住了，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他就是不依……后来不知谁从沟里舀了一桶水浇在我身上……”

梅梅突然止住了哭泣，赵少忠一掀门帘走了进来，他看见梅梅赤裸的肩膀和背脊，又从门槛上退了出去。

天慢慢地黑下来，麻子带着几个大窖庄的小伙子来领人，看上去赵少忠对于昨天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笑嘻嘻地在堂屋里摆了一桌酒席，陪着麻子一直喝到深夜。

梅梅被麻子带走的时候，翠婶将他们送出门外。在屋前的白果树下，她看见麻子喝得醉醺醺的，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抖了出来。那伙人走到墨河对岸就停了下来，在黑暗中，她听见河边传来梅梅的一声怪叫，麻子骂了一句什么，簇拥着她推推搡搡地走远了。

8

转眼间就到了三伏天，炙热的阳光将地面烤得裂开了缝，墨河上蒸腾起一缕缕的白烟。赵少忠坐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汗水将身下的藤椅浸得湿乎乎的，翠婶从后院拎来一桶桶井水，泼在滚烫的地上，他感到一股热气朝他迎面扑来。

前些天来过的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在晌午的时候又来到了赵家大院，此刻他正坐在堂屋里吸着烟斗，他高大的人影静伏在门槛边的罗纹砖上，幽暗的门洞里飘散出一团团的烟雾。这个人看上去有些面熟，赵少忠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也许是在子午镇做工的外乡人，这个一言不发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院里找赵虎的时候，赵少忠把他让进堂屋，给他沏了一杯茶，赵少忠自言自语似的跟他聊了几句，想打听他的来意，他一直缄默不语。

这段日子，常常有些陌生人来找赵虎，他不知道赵虎这些天在镇上又惹出了什么事，他的眼前闪现出几年前那三个扛着花圈的姑娘的身影，心头掠过一阵烦躁与不安。

现在，太阳已经偏西了，赵少忠呆呆地注视着空空荡荡的街面。邻居在屋前的篱笆边燃起一堆薄荷草熏蚊子，浓烟顺着微弱的东南风飘过来，呛得他直打喷嚏。他摇着蒲扇回到了屋里。被剪得光秃秃的树丛中找不到一处荫凉的地方，他绕过一排回廊，朝自己的卧房走去。

后院的两扇侧门敞开着，井台边洗了一半的衣服搁在那儿，柳柳不知去了哪里。哑巴举着一杆连枷，噼噼啪啪地打着地上的豆筴，豌豆在他的身边跳荡着，他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枕巾似的红布擦着脸上的汗水。

赵少忠坐在卧室的窗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本旧书，目光越过窗框，看着那个坐在堂屋的年轻人。陌生人在渐近的黄昏中离开了那里，赵少忠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走到了屋外，他看见翠婶手里捏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若有所失地朝后院走过来。到了近前，他才看清那是一把磨得锋利的匕首。

翠婶脸色灰暗，像是被什么事吓着了一样，重重地喘着粗气。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玩艺儿？”赵少忠接过匕首，看了看。

“在堂屋的桌上，没准是那个年轻人留下的。”翠婶说。

赵少忠感到一阵晕眩。这些天，对于那些走马灯似的陌生人的来临，他虽然感到隐隐的不快，但他一直以为他们不过是为了几两银子，现在看来，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那个人走的时候说过什么没有？”

“没有。”翠婶说。

“赵虎的身上会不会有人命？”过了半晌，翠婶又说。

“人命？不会吧？”

“去年冬天他从什么寨子逃回来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些什么事。”“偃林寨？”赵少忠愣了一下。

“他袖子上的血我用糯米汁洗了几遍都没洗掉。”

“今天来的这个小伙子不像是本镇人。”赵少忠说。

“哪儿呀，”翠婶笑了起来，“他就是镇上的王二毛，小时候为了跟人赌一块干馍还吃了一撮狗屎哩，你怎么全忘啦？”

“一转眼，那小子长这么大了。”赵少忠自语道。

“三天前来过的那个人倒像是外乡人。不过——”翠婶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被搞糊涂了。”

“王二毛现在在镇上做什么？”

“听人说他在三老倌的一个铺子里做事，我也说不清到底做什么。”翠婶说。

赵少忠从桌边站起来，慢慢踱到门边，又转过身来：“你去渡口把赵虎找回来。”

翠婶急急地朝门外走了几步，赵少忠又叫住了她。

“还是我去吧。”

黄昏时分，赵少忠拄着一根拐棍，独自一人朝渡口走去，墨河的岸边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乘凉的老人，几个妇女手里拿着竹竿和绳子在河边的树丛里搭着帐篷，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午后炽烈的光线现在渐渐暗淡下来，天气变得凉爽了一些。街上正是人多的时刻，新鲜瓜果的清香中混杂着腐沤的烂叶的酸臭。

赵少忠来到渡口的时候，船工和几个木匠正在船头喝酒，太阳已经悬挂在河面一望无际的丘陵的草丛中，它的余晖将河水映得红艳艳的。看见赵少忠走过来，船主站起身来放下了跳板。船主是一个江北佬，头顶微谢，他春末的时候贩了一船生姜到子午镇来卖，在这里已经盘桓了几个月了。

“今天你怎么有空到河边来转转？”船主给他斟了一杯酒。

“赵虎怎么没在这儿？”赵少忠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停留在远处的河面上，那里一簇刨花被风越吹越远。

“他大概已经回去了吧。”船主说。

“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回家了。”

“他白天时常来这儿，晚上从来没在船上过过夜，大概在镇上找到相好的了吧？”

“我常看见他在镇上棉花房对面的酒店里喝酒。”一个船工说。

“你们这条船什么时候能修好？”赵少忠问了一句。

“快了，”船主说，“三天后就开船。”

在夕阳的最后一片亮光中，赵少忠悻悻往回走。这些年他很少出门，子午镇的那条旧街边又修了一条新街，看着那些店铺里出入的陌生面孔，他常有一种置身异乡的感觉。他穿过一片萝卜地，走到了长满松树的木桥边，隐约听见街上传来棉花弹弓嘭嘭的声响。

棉花铺子的四周飘满了纷纷扬扬的棉絮，对面酒店的门帘低垂着，他看见酒柜边站着一个熟悉的人影。不一会儿，柳柳脸上红扑扑地挑开门帘走了出来，酒店老板将头伸出窗外：“早上他还在这儿喝过酒，你再到别处看看吧。”

柳柳心事重重地走到赵少忠身边，脸色阴沉沉的。

“我把镇子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的人影。”柳柳说。

赵少忠没有吱声，低着头往回走，那根包着铁皮的拐棍在碎碎的街面上发出“笃笃”的声音。他们走到那家肉铺边的一条弄堂口，柳柳从身后追了几步，走到他的跟前：“赵虎会不会在那座破庙里？”

赵少忠止住了脚步，他看见在那片浓密的树林背后空旷的田野上矗立着一座颓圮的破屋，屋前的池塘泛着白光。

“他去那座破庙干嘛？”赵少忠咕哝了一句。

柳柳已经拐进了那条狭窄的弄堂，朝那座房子走去，赵少忠远远地看着她。

那座房子原先是一个庙宇，一年夏天院墙被风刮倒了之后，再也没有人修葺过，庙里的和尚搬到南山去了，一个放牛娃几十年来一直住在那里，现在他的身体像摇摇欲坠的房子一样朽坏了。赵少忠常常看见他牵着一头黄牛在镇外的田野上四处转悠。

柳柳已经走到了那片池塘的边上，她的身影远远看上去就像灰蒙蒙的树木一样显得不真实。

“你在看什么？”一个挑着湿漉苇叶的人从他身边擦过。

赵少忠没有搭理他。

晚上，柳柳把满头草屑的赵虎领回赵家大院的时候，一种更大的不祥之感掠过赵少忠的意识深处，赵虎的暴躁和沉默不语加深了他的不安。既然赵虎宁愿栖息在破庙的草堆之中，一定有着难以言说的隐秘，他本来也许可以躲过三天的时光，然后随船北上，现在他无奈之中回到家里，使一切都变得更加尴尬起来。

9

大暑这一天，西乡的一个亲戚差人早早地送来了帖子，赵少忠接过喜帖看了看，大约是什么人要成亲。自从那个病病歪歪的女人死去之后，他和西乡的亲戚终止了来往已有多年。这门亲戚选择大暑这天办喜事，无非是打算借机赚取一些财礼熬过眼下的夏荒。赵少忠陪着这个送喜帖的陌生人在堂屋枯坐了两三个时辰，始终一言不发。年轻人渐渐觉察到了冷漠和无趣，在午后悻悻离开了。翠婶唠唠叨叨地走近他的身边：人家大老远跑来请你，你也该抽空去看看，这些年亲戚一直不大走动，往后就越来越生分了。赵少忠没有搭理她。

院中的葡萄的藤蔓正在疯长，紫色的花朵凋谢之后结出的一串串果实沉甸甸地垂挂在屋檐下。赵少忠搬来了一张梯子，用稻草把垂落的枝蔓绑在藤架上，白色的蝴蝶在他眼前飞来飞去，一只蜷伏在泥巢中的燕子闪动着绿豆般的眼珠不安地看着他，在青青的葡萄散发出的诱人的酸香气息中，他又一次陷入了劳作的无边遐想。这些日子，他每天都要找出一些事来消磨令人难熬的溽暑：修修鸡埘，将那些散佚的诗词抄本用粗线装订好或者远足南山脚下，捡一些松子回来煮茶，无事可做的闲暇常使他手足无措。

黄昏时分，他看见镇上酒坊里的更生一颠一跛地来到了赵家大院，他的背比先前更驼了，衰老的征象从他蹒跚的脚步中一露无遗，祖上传下来的那片酒坊一直生意清淡。一年冬天，他在几个近亲的撮合下与那个从外乡讨饭而来的风骚女人成了亲，那座寒伧的酒店在一夜之间变得兴旺起来，镇上闲散的泥瓦匠油漆工以及外乡来的商人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般蜂拥而至。那段日子，酒店里夜夜灯火通明。随之而来的便是经久不息的闲言碎语，更生起初不以为意，但是终于有一天，一个酩酊大醉的酒徒从酒杯中品尝出了“女人下体的气味”。这句无意之中说出的醉话顷刻传遍了镇子的各个角落，更生的酒店伴随着女人名声的败坏日渐萧条，到了最近这些年，那座酒坊在子午镇上常常一连几个月无人光顾，他只好将酒坛装上小车运到外乡去卖，每天天不亮的时候，赵少忠都能看见那辆手推车吱吱嘎嘎地碾过石板铺成的子午桥，在旷野之中慢慢走远。

更生在院子中来回走了几圈，显得很不自在，他仿佛有什么事急于诉说，可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心事重重地在院子里张望着。赵少忠在葡萄藤架上扎好最后一个草结，从梯子上走下来，更生慢慢地凑到他的跟前。

“你有什么事？”赵少忠说。

“我从外面卖酒回来，看见屋子的门关着……”

赵少忠显然没有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这么热的天，把门关起来干嘛？”

“是啊，这么热的天。”更生说，“可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

“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我每次卖完酒回来都看见门关着。”更生轻声说着。

赵少忠走到鸡埘边的一只水罐边洗手：“也许是外面的空气太热了。”

“赵龙昨晚打完牌没回来过吧？”更生说。

“赵龙？”

“我是说他会不会……”

赵少忠怔了一下，他看见翠婶正站在廊下从筛子里往外拣着稻壳，他注视着更生那张由于急躁和难以启齿而不时颤抖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也许没那回事。”更生说，“不过，你能不能随我去看看，这种事张扬出去……”

赵少忠在鸡埘边犹豫了一阵，跟着更生朝门外走，翠婶在廊下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酒坊的瓦楞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门前高大的水杨树上栖息着数不清的知了。它们的知了知了的叫声无休止地延续着，赵少忠走到酒坊前的木栅栏边上，看见那辆小推车停在被踩得发白的草地小径上。大门关得紧紧的，那排房子的拐角处一扇窗户的丝绒帘布拉得严严实实。更生走到那辆推车前停了下来，不安的目光四下里环顾着。

赵少忠穿过门前那畦长着番瓜的菜地，走到路坎边，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转过身来，顺手摘了几片芭蕉叶垫在地上，坐了下来。

屋子里听不到一丝动静，更生又开始烦躁起来，围着那辆推车转来转去。

“我们坐一会儿吧。”赵少忠说，“他们迟早要出来。”

更生讪讪地笑了笑，从腰上取下烟斗，点上火慢慢地吸着。

“赵龙每天晚上都来酒坊打牌。”更生说。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钱。”赵少忠像是自言自语。

“他常赊账，”更生压低了声音，“听说有一次付不出钱，赵秀才就把他手上那副镯子取走了。”

“镯子？”

“赵龙说是他婆娘留下来的东西。”

赵少忠愣了半晌，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那副手镯是什么颜色的？”

“我也说不清。”更生说，“大概是血红色的吧？”

斜斜地落在草地上的阳光像潮水一般慢慢地退走了，房屋的阴影渐渐和树影连成了一片，赵少忠看见不远处的晒场上，一个挑着畚箕的女人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畚箕里的黄豆洒了一地。女人趴在地上捡着黄豆，眼睛不时朝这边张望。不一会儿，弄堂里又有几个女人走过来帮忙。隔着疏朗的树篱，赵少忠被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女人偶尔瞥过的目光弄得心烦意乱。赵少忠觉得那个女人是故意将畚箕弄翻的，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黄豆正好给她们提供了窥视男女之间隐秘的绝好的借口。赵少忠想象着不久之后出现的难堪，感到一阵阵惶恐。他开始又有些后悔来到这里。更生呆呆地坐在推车的扶柄上，看着树林里一只正在撕咬破布的花猫发愣。

时间过了很久，赵少忠隐约听见屋里传来女人上马桶的哗哗声，然后一双木拖踢踢踏踏地穿过卧房，来到门边。门闩被轻轻地拨开了，女人打着呵欠走了出来。

“原来是赵老爷啊，我迷迷糊糊地像是听到有人敲门。”老板娘笑眯眯地说。

她的被汗水浸透的衣衫粘贴在身体上，躯体的轮廓依稀可辨。

赵少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晌说不出话来。晒场边几个捡豆子的女人张大了嘴巴远远地看着。

“进屋来喝两盅吧。”女人说。

“不了。”赵少忠看了更生一眼，他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不安地踢着地上的碎石。

赵少忠沿着墨河的柳荫道走出了很远，更生的影子依然矗立在酒坊门外的残阳之中，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身后的酒坊里传来碗盆被摔碎的声响。

赵少忠回到赵家大院时，堂屋里已经点上了油灯，赵龙正在桌上扒着饭，他的头上落满了泥块和石灰的碎屑，赵少忠正想说什么，翠婶走过来把话岔开了。

“刚才梅梅回来过，”翠婶说，“她约柳柳去西乡姨妈家了。”

“到底还是去了，”赵少忠说，“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说不准，总要过个两三天吧。”翠婶说。

10

在忽明忽暗的长街上，赵虎跟着自己瘦长的影子慢慢往前走，在寂静的夜晚他第一次感到这样轻松自在，凉爽的风挟带着浓浓的水气从墨河边的林子里吹过来，他闻到了空气中被焚烧的薄荷叶的清香。

在子午镇蛰居的这个漫长的春夏曾经带给他一连串的不愉快。现在他内心潜藏着的不安在微微的醉意中化为乌有，那条木船在黄昏的时候就修好了，明天一早他就将离开这儿。想象着翌日的夜晚他将躺在凉飕飕的船舷上，在满天的星斗下静静远去……两岸的芦苇中水鸟咕咕地叫着，它们黑色的剪影在水面上交喙……他乡异域的那些漂亮的渔婆晃荡着两肋沉甸甸的乳房在深夜的船上走来走去，那对像是装着果浆的东西仿佛在晚上才具有了某种生命，带给他渴望已久的安宁。

街面上闲坐着几个纳凉的老人，今天是七月十五，他们摇着蒲扇，漫不经心地谈论着那些早已死去的人，说话的声音像是被黑夜吮吸掉了一部分，耳语般的对话听上去显得断断续续的。

街道上半明半暗的事物一如往昔的样子，它宁静的外表正如一个熟睡的女婴。远处田野上的池塘被灯笼的光亮映得橙红，隐隐传来的女人招魂的哭声并没有使赵虎感到不快。在他的印象里，赵家的人一直生活在某种不经意的郁闷之中，父亲的那张枯瘦的脸上镌刻着的焦灼与惶恐，像一块发了霉的朽木。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柳柳在那座破庙里找到他时的情景：她站在屋前的碌碡旁，泪水止不住地从她的两腮滚落下来。“柳柳，柳柳……”他从墙角的草垫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柳柳擦了擦泪水：“我听翠婶说有人……”赵虎笑了一下：“我过几天就要走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赵虎想着这句话，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猪肉铺子的边上。在一阵刺鼻的香气中，他看见一个年老的女人蹲在沿街的一张木桌边卖花。那些湿漉漉的白色花朵在盛满水的蓝边碗里盛开着。她喉管里发出的喑哑的吆喝声在深巷中回荡着。在舂米房的门口，一个无腿的老头双手撑着地面坐在蒲团上挪到了他的跟前，朝他摊开了双手，赵虎从衣袋里摸出一枚铜板扔给他，铜板在地上叮叮当当地跳了几下，沿着阴沟滚出了很远。

刚才在船上的时候，那个头顶微谢的江北佬告诉他：明天早上鸡叫头遍的时候就开船，你是不是就在船上过一夜？赵虎趁着醉意在船舱的竹席上躺了下来。月亮从东边的树林中升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前些天柳柳为他打好的一个蓝布包裹还搁在卧房里，他决定回家去取来，何况，临出门之前总得跟父亲说一声。

现在，赵虎已经走到了墨河岸边的柳荫道上，他看见树丛中烧纸化钱的火光闪闪烁烁，墨河两边堆着的高高的草垛在水面上布下伞形的阴影。几个洗衣服的女人从水码头的石阶上走了上来，端着脚盆渐渐走远。赵虎来到离子午桥不远的地方，听到了南山寺庙里传来的钟声，河边的小鸟突然停止了喧闹的鸣叫，仿佛在谛听它沉闷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木，赵虎已经看得见赵家大院高大的门楼，山墙上的一扇木栅栏窗户里亮着灯光，翠婶的身影在灶屋里若隐若现。哑巴站在门口的白果树下，正在石槽边喂狗。

赵虎在洒满露水的草丛中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他感到鞋子里有一粒石子硌得他的脚板底有些疼，他踮着脚，脱下鞋子抖了抖，这时，他感到背后有个人在他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11

今天是七月十五小鬼节，天刚一擦黑，翠婶就夹着一叠黄纸到河边的树丛中去烧。到处都是化钱的人影，一簇簇火苗照亮了干涸的河道、树木，以及空中飘飞的黄纸的灰烬。那些打着灯笼招魂的人在河边轻轻地呼喊着死者的名字。

翠婶刚刚在一处背风的树根下点着了火，皮匠从身后摇摇晃晃地闪了出来，走到她面前。翠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晚还在河边晃荡，看上去他好像在不远处的桑林里呆了很久。

“你在为谁化钱哪？”

“猴子。”翠婶说，“你在这儿像是等什么人吧？”

“没有。”皮匠说，他晃了晃手里打鸟的弹弓，沿着河堤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这两天怎么一直没见柳柳的人影？”

“前天她去西乡姨妈家了。”翠婶说。

她烧完了那堆黄纸，返身朝村里走去。她远远地看见哑巴端着一只破碗走到门外的石槽边喂狗。

堂屋里空空荡荡的，桌上摆着的饭菜已经凉了，看样子赵虎还没有回来。她走进灶屋的时候，听到后院传来赵少忠的咳嗽声。

屋外的黄狗叫起来的时候，翠婶像往常一样正在灶下洗着碗碟。尽管狗的狂吠在宁静的夜晚听上去有些瘆人，翠婶依然没有过于留心，她想也许是过路的人将它惊动了。这些日子，她越来越感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变得迟钝了，当她将那摞碗碟放进凉橱的时候，一只椭圆形的瓷盆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那堆碎片愣了半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转身来到院中。

今天的天气格外凉爽，酷热的夏季眼看就要过去了，院墙外飘进来一团团的雾气使她感到微微的困倦。柳柳去了西乡后，这座大院显得更加冷清。赵龙吃完饭没有再去酒坊打牌，在后院的卧房里早早躺下了。门外的墨河边悄无声息，她看见哑巴站在白果树下正朝远处张望着。那条黄狗在他的身边跳窜着，她似乎感到今天黄狗的叫声有些特别。

翠婶正准备去墙角把鸡埘的门关上，哑巴慌慌张张地从门外跑进来，他咿咿呀呀地说了几句什么，翠婶被他滑稽的手势弄糊涂了。她看见哑巴在院中没走几步就在地上摔倒了，他的身体在罗纹砖厚厚的苔藓上一直滑到井栏边。翠婶忍不住笑出了声。

翠婶提着一盏罩灯，绕过那排漆黑的回廊朝后院走去。那条黄狗依旧在狺狺地叫着，翠婶走到后院的月亮门前停了下来，她听见房屋四周叮叮咚咚的脚步声把墙基都震得颤动起来。她这时又想起刚才哑巴的神色有些异样，也许他在门外看到了什么事。

“黄狗怎么一直叫个不停？”赵少忠出现在书房的门口，他披着一件单衣，像是在侧耳聆听着外面的动静，赵龙也从窗口探出头来朝这边张望。

“大概是门外有几个过路的人走过。”翠婶说。

“前屋的门关好了没？”赵少忠说。

“没有。”翠婶说：“给赵虎留着呢。”

“赵虎怎么还不回来？”

翠婶走进自己的卧房的时候，看见赵少忠仍然站在那儿发愣。她坐在床上做了一会儿针线，渐渐感到了浓浓的倦意，狗的叫声终于平息下来，四周恢复了宁静，在油灯扑闪的光亮中，她靠在墙上沉沉睡去。

后半夜，她隐约听到院子里有人轻轻走过，门扉被拨开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两声咳嗽，那些细微的声响有好几次差不多惊醒了她，但是她的眼睛像是被胶汁粘住了，怎么也睁不开。

12

七月十五日夜里，赵少忠早早地在床上躺下了，黄狗的叫声起初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使他感到警觉的是前院渐渐飘移过来的那团灯光，他透过窗户，看见翠婶提着罩灯一边朝后院走，一边朝身后看，哑巴双手粘满苔泥跟了过来，他似乎听到屋子外面有人在跑，也许是孩子在捉迷藏，他想。

今天晚上的月色特别好，银盆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远处黑压压的树梢上，湛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在渐深的夜幕中，赵少忠披着单衣在书房的门边站立了很久，剪光了枝叶的树木中不时飞出几只斑鸠，它们黑色的翅影在院中的草地上疾速滑过，那条黄狗摇着尾巴，窜到他跟前呜呜地叫着，舔着他的裤脚，不一会儿它就屈下前腿在他身边蜷成一团。

院子里的雾气越下越大，两侧的阁楼的轮廓显得影影绰绰的，哑巴在后院神不守舍地转了几圈，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赵少忠的眼前又呈现出当年他打着哑语在村中四处探听那个戏班子下落时的情景，这个本分的外乡人在赵家大院呆了几十年，赵少忠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

现在，四周恢复了原先的宁静，他发现翠婶的卧房里依旧亮着灯光。他走到窗台下，看见翠婶靠在墙上睡得正熟，套着顶针的手指不住地抽搐着，这段日子忙着莳秧，她也许太累了，赵少忠看着她平常走路时蹒跚的脚步，简直有些想不清她年轻时的样子。

他走回到书房里的时候，屋外的巷子里响起了敲更的声音，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总是觉察到寂静的空气中蕴藏着什么。在心头袭过的一阵阵郁闷中，他从桌上抽出一本旧书，刚刚翻了几页，就听到院外有人在敲门。大概是赵虎回来了，他想。他靸着木拖走到廊下，又感到声音有些不对劲。轻轻的敲门声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女人纤弱的手指在门扉上弹出的，如果不是一声接着一声持续不断，他也许压根就不会听到。他小心翼翼地拨开木栅栏钉成的院门，一个黑影像一棵被拉倒的树木一样朝他扑过来，赵少忠一闪身，它便重重地摔倒在门槛上。

在清晰的月光下，赵少忠看见几个人的背影大模大样地拨开竹林的枝条，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在竹根下露出的一截裤腿一闪即逝，但它的影子却在赵少忠的视线中停留了很久。竹林里一阵喧响，随后就平静下来。

他像是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这些事仿佛某种命定的神祇的幻影，自从他懂事的那会儿起就一直跟随着他。他的腿迈过门槛，朝外面的竹林边走了几步，双腿像灌了铅似地再也挪不动了。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在竹林里走远，惊起扑楞楞的麻雀，像水从指缝中慢慢流尽。

赵少忠衰竭的心跳得很慢，像是马上就要停下来。他静静地在竹林边伫立了一会儿，竹枝摇落的露珠慢慢使他苏醒过来。赵虎的尸体横卧在门边，他平常高大的身影此刻显得有些瘦弱，他的头歪在门槛的一侧，嘴里淤积的鲜血看上去像一个幽深的黑洞。赵少忠朝尸体走过去，挨着墙根坐了下来，一股血流在草丛中蜿蜒淌过他的脚边，他的耳边回荡着空空洞洞的哗哗的水声，他似乎永远也无法习惯死亡。“死神离人只有咫尺之遥，你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的胡子。”他想起父亲赵景轩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身体难以自持地颤抖起来。说不清从哪天开始，他就预感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灾祸就像夏季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积聚的雨阵，注定要向地面倾泻下来。

在泥土和青草的气息中，四周飘荡着浓浓的血腥气，赵虎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墨河里传来船只经过时发出的桨声，它使赵少忠想起了停泊在运河边的那条去江北的大船。在吸完了三四锅旱烟之后，赵少忠扶着院墙站了起来。他蹑手蹑脚地跨过那具尸体，好像担心弄出什么声音会把它惊醒，他沿着那条洒满月光的长廊朝前走了几步，看见院墙的一角放着一只盛着谷糠的篾箩，箩上盖着一匹麻布，他像是早就想好了将要去做的一切，走到墙角，把那匹麻布掀开，回旋的风把谷糠吹得纷纷扬扬。他捏着那块长长的布走到了门边，将它盖在了赵虎的身上，他俯下身体吃力地把那具尸体翻了过来。

他的粘满血块的手突然碰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上，那是一把尖刀的刀柄。尖刀在赵虎的心窝上刺得那样深，浑圆的刀柄在浆得挺硬的土布上衣中只露出短短的一截。赵虎的两只眼珠睁得很大，仿佛依旧在辨认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敌手。

赵少忠的眼前浮现出镇子上他所熟识的那些人的面孔，那些人全都带着敌意的目光看着他，他想起那几张在火盆中化为灰烬的宣纸，感到意识的中心被往昔早已逝去的那些大火中的阴影所占据，他尽力在意念中摒除那些围绕着他翩然飞动的蝙蝠，不知不觉中，汗水将他的衣服浸得透湿。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他终于用麻布将赵虎的尸体捆得严严实实。麻布的缝隙中露出的一撮头发被风吹得像倒翻的鸡毛。他倚在门框上微微喘息了一阵，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子里没有一丝声响，他现在感到有些恐惧，慌乱之中他感到好像是自己亲手将赵虎杀死的一样。他的脑中塞满了烂棉絮和稻草之类的东西，当他拽住裹着尸体的麻布上的一个绳结把它拖进竹林时，他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竹林的深处紧靠桑园的地方有一个被雨水冲刷而成的斜坡，赵少忠将尸体搁在斜坡上，回到院中找来了一把铁锨，开始在土坡上挖坑。

他的头发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月亮已经微微西斜，桑林的枝叶在风中摩蹭着，发出沙沙的响声。随着那个四方的坑穴的轮廓在斜坡上渐渐呈现出来，赵少忠慢慢恢复了原先的宁静。那个坑穴足足挖了有四五尺深，他将尸体翻下去的时候，听到一声沉闷的回响。

赵少忠掩上泥土，然后用脚将它踩平，那个斜坡很快恢复了原状。那些红土像沙粒一样干燥，斜坡上简直看不出被挖过的痕迹。

赵少忠拖着那把铁锨拨开竹林回到了院子里。他看见那条黄狗在门槛边舔着地上的血迹。借着冷冷的月光，赵少忠用铁锨将地上的草皮铲尽，这时，他看见不远处的地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走到近前才看清那是一只鞋子，它一定是赵虎留下的。赵少忠拎起那只鞋子看了看：残破的鞋面露出白白的衬里，鞋帮上的血迹已经被晾干了。他顺手将鞋子扔进竹林边的一处废弃的粪坑里。赵少忠掸了掸身上的土屑，然后将那道木栅栏门轻轻地关上，朝院中的井台走去。

天已经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出猩红的彤云的沉渣，赵少忠准备吊起一桶水将手洗一洗，铅桶撞在井壁上发出的声响使他不寒而栗。他在洗手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后有一片亮光消失了，他回过头，翠婶的卧房在黎明前显得黑洞洞的，也许是那盏罩灯的油耗尽了。

赵少忠回到书房的床边刚刚坐下，村里的公鸡就开始打鸣了。

13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迷迷糊糊的。”翠婶说，“屋外好像有什么声音。”

她坐在月亮门边的廊下纳着鞋底，手上的针不时地划过花白的头发。

“什么声音？”赵龙说。

“好像是院门被人拨开了——”

“你没在做梦吧？”

“我靠墙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看见那盏灯的灯油都烧尽了。”翠婶唠叨着。

“我昨晚也睡得不踏实，黎明的时候醒过来一回。”

“赵虎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知道，这会儿他大概已经在运河上了。”赵龙说。

“他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翠婶说，“我总感到他会出什么事。”

“你都变得跟柳柳一样胆小了，整天瞎操心。”赵龙瞟了她一眼。

“这些天老是有人来找他，昨天王胡子来转了半天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大概是生意上的事吧。”赵龙说。

空气渐渐变得燥热起来，太阳光已经爬到了翠婶的身上，她挪了挪椅子。院子里静静的，几只雏鸡在井台边啄食，那条黄狗眯缝着双眼趴在木栅栏门边。

“你父亲这么晚了怎么还没起来？”过了一会儿，翠婶又说。

“前些天他大概累着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晚起过。”翠婶说，“太阳已经升上屋顶了。”

赵龙坐在一株盛开着木槿花的瓦盆边，手里捏着两枚瓷片，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朝父亲的卧室看了一眼，在一阵阵咳嗽声中，窗户上的帘布在风中颤动着。

柳柳从西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她和梅梅一前一后来到后院，赵龙注意到她们的裤腿上粘满了草叶和臭椿花籽。梅梅看上去显出很累的样子，叹了一口气，在廊下的那片护栏石上坐了下来。

“怎么今天就回来了？”翠婶说。她将白线绕在鞋底上，从竹椅上站了起来。

“柳柳在那儿呆不住。”梅梅说，“她总觉得家里有什么事放心不下，今天天不亮就把我拽回来了。”

柳柳笑了一下：“西乡的亲戚很久没有走动，大家都生疏了——”

“她老是惦记着赵虎。”梅梅说，“我们抄小路往回赶，到渡口的时候还是迟了，岸边连船的影子都没有。”

“这会儿，他们大概已经走远了。”翠婶说。

“父亲呢？”柳柳说。

“在屋里躺着呢。”翠婶轻声说道。

“这么晚了他怎么还没起床，没准是病了吧？”梅梅说。

“这些天潮湿得很，恐怕伤了风。”翠婶说，“我去给他熬碗姜汤吧。”

翠婶朝灶屋走的时候，梅梅也跟去了，院子里只留下了赵龙和柳柳两个人。月亮门的木栅栏边上搁着一把铁锨，成群的苍蝇吸粘在上面，像一个黑球在蠕动。

“那把铁锨上怎么歇了那么多苍蝇？”柳柳说。

“昨天翠婶也许用它掸过粪便什么的。”赵龙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

午后，赵少忠依然没有起床，柳柳蹲在井台边洗着衣服，高挽的袖子下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赵龙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他能够看得清她的皮肤下蓝色的血管。那个跟运蚕茧壳的年轻人一去不返的女人像墙上斑驳的花影一样不真实，他的视线之中只留下了墨河上远去的帆影，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河水。柳柳的身影总是和她重叠在一起，有时他恍惚感到那个女人并没有离开他，每当他和柳柳挨得很近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她光光的手臂上坠满了荆树叶挤出的泡沫，在阳光下闪着紫色的光亮。他又一次想起了那副镯子，它常常在梦中发出风铃一般叮叮当当的声响。

那天清晨在更生的酒坊里，赵立本将他带到屋角的一个蒸发着热气的炉子边上，赵秀才从炉膛里拨出一枚烧得通红的煤块，煤块在潮湿的地上冒着青烟嗤嗤作响。赵立本笑了一下：“你欠我的钱恐怕下辈子也还不清了，你要是把这块煤吞下去，我们的账就算了。”王胡子在一边笑得鼻涕都呛了出来。

“你也枉做了一世的秀才。”老板娘将一只手搭在赵立本的肩上：“没必要把人逼成这样。”

“秀才？”赵立本看了她一眼，将那只手轻轻拂开，“难道你想把酒店卖了替他还债不成？”

“他大概喝醉了。”老板娘说，她脸上的笑容陡然消退了。

“把这块煤吃了吧这块不行已经冷掉了我得用火钳重新夹出一块你还是吃了吧要不然……”赵秀才捋了捋袖子，露出那副鸡血色的镯子，他抬起手腕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我每天晚上都套着它睡觉……柳柳……哈……睡觉……”

“他一定是喝醉了……”老板娘说。

王胡子伏在桌上笑得将腰弓起来，赵龙觉得他像是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今天哑巴看上去也有些不对劲。”柳柳说，“他老是缠着我说个不停。”

“天知道他想说什么。”赵龙懒懒地靠在廊柱上，像是还没有从无边的遐思中缓过神来。

“他昨天晚上就是这副样子。”翠婶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后院，“我看见他在庭院的青苔上滑了一跤，没准摔糊涂了。”

柳柳笑了一下，又皱紧了眉头：“赵虎早上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也不清楚，早上我睡过了头。”翠婶说。

“我给他打好的一个蓝布包裹他也忘了带了。”

“也许他昨晚压根就没有回来过。”赵龙说。

“昨天晚上月亮真好，只是那条狗一直叫个不停……”翠婶说完，轻身走进了那间堆放柴禾的侧屋。

柳柳在晾衣绳边拎着一件衣服，呆呆地愣了半晌。后屋里传来赵少忠连续不断的咳嗽声。

傍晚的时候，赵少忠发起了高烧，床前的地板上落满了痰迹，几只蚊子和飞蛾围着罩灯扑扑地飞着。有好几次，赵少忠的喉管里发出一连串浑浊的胡话，翠婶慌慌忙忙地准备去叫郎中的时候，赵少忠突然醒了过来，叫住了她：“没什么事，我大概染上了风寒。”赵少忠睁着暗淡的双目扫过床前每个人的脸，最后落在赵龙的身上。他的神情看上去像是在竭力回忆着一件往事。那天午后，赵龙在酒坊的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精光赤条地从床上跳起来，掀开窗帘的一角，看见父亲坐在门外的墙边，更生一只脚踏在独轮车上慢慢地吸着烟。远处的树林边的晒场上，有几个戴头巾的女人蹲在地上捡着豆子，不时地朝这边张望。女人光溜溜的背脊伏在窗台上朝外望了好一阵，然后转过身来，朝他招了招手，赵龙拎着那双烂布鞋赤着脚走过酒店湿漉漉的客厅，跟着女人来到一间堆放着杂物的小屋里，女人吃力地搬开靠墙的那排木桶，开始一块块卸下墙上的砖块。他依稀听见门外父亲和更生正在小声地说着什么。不一会儿，他便看见屋外一缕残阳的光线射了进来，石灰屑在风中飞舞着，他从那个洞穴中爬到屋外，那是一块种着马齿苋的用芦柴围成的园子，女人朝他笑了一下，又将砖块重新码好。他在那片园子里站了好一阵，一直等到女人拨开门闩将门打开的声音传来，他才跨过那道篱笆朝家中走去。现在，他看着父亲那张枯槁的脸，一次次地想象着他的父亲在将来的一天被装进松木棺材，在花圈的簇拥下走向墓地的情景，一股巨大的恐惧与快乐的暗流在他内心交汇在一起。

这个荒芜的大宅好像从来都不适合他居住，它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他总是渴望远离它，或者希望有一天它在地上消失。这种近乎怪诞的感觉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

14

高秋过后，天空陡然间变得净朗起来，墨河的水位消退之后，腾出的大片芦苇中栖息着成群的白鹭，它们似乎从遥远的北方飞临这里歇脚，几天之后它们撇下一层厚厚的鸟粪和雪白的羽毛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眼下正是收获棉花和番薯的季节，墨河两岸的稻谷也已泛出铁锈般的黄色，成熟的植物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柳柳站在河的对岸的番薯地里，看着装满红薯的推车从子午桥上碾过，在蜻蜒飞舞的翅影中想着满腹的心事。刚才，她用二齿锄在地里刨了半天，只挖出了一些胡萝卜般大小的地薯，她记得春天将番薯秧栽下后，从来没有人来壅过土，板结的土地变得像铁一样硬。柳柳最担心的还是那些谷子，它远远看上去像杂草一般蓬乱，芦柴籽般的谷穗在风中摇曳着。

春荒的阴影一直隐伏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的眼前浮现出那些吃着草根和树皮的乞讨的人群，他们衣衫褴褛地散落在大雪初霁的田野上，乌鸦的叫声追赶着他们四处流荡的踪迹……

在她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已经把地里的那些庄稼忘记了，在许多天前染上的风寒痊愈之后，他像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身体更加瘦削了，像被蛆虫镂空的花生壳，整天枯坐在庭院中的一只竹椅上，从渐近的黎明到暮色四合的黄昏，甚至很少改变他坐着的姿势。他的头发好久没有剃过了，衰草般的胡茬中时常坠着一些酒星和米粒，他原先素净的外表渐入颓境，他浑浊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仿佛担心他内心掩盖着的心事被别人看破，他的话比先前更少。柳柳几乎从来不敢正视他那张冷漠的脸颊。有一次，院中的一只盛满油漆的铅皮桶不知怎么翻倒在地上，猩红的油漆从桶口慢慢地流在地上，赵少忠在漆桶上绊了一下，竟没有想到将它扶起来。

这些天，那条黄狗一到晚上便叫个不停，翠婶说它是在叫性，“除非找一条公狗来和它做伴，否则，它会一直叫到冬天。”它常常在大院的各个角落到处乱窜，有时从床下叼出一只破袜子，有时衔出一片旧渔网，自从有一天它不知从什么地方衔回来一只破鞋之后，赵少忠就决定用皮项圈套住它的脖子，将它绑在后院的一个廊柱上。那条黄狗在晚上一听到外面的动静，便照例狂吠不止。它的尖利的爪子扒动着墙上的砖块和廊柱，发出刺耳的声音。

在那几只山羊在炎热的夏季被宰杀之后，羊圈一直空着，它与佣人卧房之间有一道狭窄的通道，长满蒿莱的通道尽头，露出一扇槐杨木做成的门，上面的一只铜锁已经锈迹斑斑。十几年以来，柳柳从来没有见人将它打开过。两边的墙壁上钉满了十字形铆钉，低矮的瓦楞上铅灰色的千针草像流苏一样从屋檐上垂挂下来。那条草木掩蔽的通道似乎包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柳柳的记忆中，那间屋子一直阴森森的，她不止一次听见赵虎向父亲打听那个屋子的细节，赵少忠的回答总是漫不经心。这天，赵少忠终于将通道口的那些腐烂的树木和杂物搬走了，他取来一把榔头将铜锁敲开，这些日子他的古怪的举止常令人难以捉摸。

柳柳跟在翠婶的后面走进了那间屋子，一股腐沤的臭气扑鼻而来，那是一间四面不透风的斗室，屋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借着油灯的光亮，她看见地上麇集的蟑螂和百足虫像被捣烂的蜂窝里的蜂群四散而走，留下一堆谷壳和灰色的鼠屎。

墙上霉黑的石灰已经剥落了，靠墙放着一张木床，掀开的被褥上依稀可以看出原先的花纹，床架上积满了尘土，枕头的凹坑陷得很深：人的身体躺过的痕迹保留得完好无损，仿佛那个人只是刚刚从床上离开。床边有一张书桌，上面搁着的砚台的墨迹已经风干了，砚台边的那只细细的毛笔的饰带已经褪成紫灰色，到处都是油虫爬过的粘乎乎的苔迹。

面对着这间四面不透风的房间，柳柳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原先住在这间斗室里的那个人早在她出世之前就已逝去，她竭力搜寻着他的面容，有时她觉得这个人就是父亲。

柳柳和翠婶花了足足三天时间才把这间屋子弄干净，在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日子里，那股令人作呕的臭气一直缠绕着她。

她不知道父亲为何突然决定搬到这间见不到阳光的房子里去住。“他看上去简直像着了魔一样。”一天，赵龙小声地对她说。翠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大概害怕听到屋外的声音，他已经老了。”

15

这天，村里花圈店的钱老板在晌午的时候来到了赵家大院，柳柳正在阁楼上的一根竹竿上晾着绒线，越过堂屋的屋脊，她看见他和父亲坐在前院的忍冬花藤旁，像是在商量着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柳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他穿着一件对襟的青布褂子，手里拨弄着一根枯枝，不断重复着刚才说过的那句话，他的花圈店斜对着赵家大院的侧门，柳柳每次走过后街，总能看见一些穿着孝服的人在挑选花圈，在那间木板搭成的阴暗的阁栅下，几个年老的人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着花纸。每逢天空刮起东风，花圈店里奇特的香味便会飘进院子里来，这个常年鳏居的老人性情温和，脸上一直挂满了笑容，尽管那间充满晦气的店铺终年散发着死人的气息，村里的人们还是乐于和他交往。

赵少忠坐在碌碡上静静地吸着烟，眉头皱得紧紧的。在他身后，翠婶正把那些红薯用稻草扎住吊在屋檐下，到了寒霜降临的时节，这些带着泥巴的红薯就会变得像蜜一样甜。

“这件事，前些日子三老倌已经跟我提起过了。”赵少忠说。

“我看你也用不着这么固执……”

“那块地自从那次大火以后，我一直没空去弄它。”

“几十年来它一直荒着，说不定砖缝中已经藏满了赤练蛇。”

赵少忠没有吱声。

“我看你还是把它卖了吧。”钱老板说，“三老倌这个人你又不是信不过。”

“我不是信不过，只是……”

“何况赵虎……”

“什么？”赵少忠一愣。

“我是说赵虎常年在外做生意，那块地你一时半会儿也派不上用场。”

“过几天再说吧。”赵少忠沉吟了半晌，说道。

钱老板哈哈一笑：“我与三老倌也说不上什么交情，他只是让我托个话给你，卖不卖还得由你拿主意。”

钱老板说完，站起身来往外走，柳柳看见门外河边开阔的田野上，哑巴挑着一担棉花正远远地走过来，斑斓的云层在他身后山峦的顶部堆积得很厚。

第五章

1

直到现在，柳柳也弄不清昨夜为什么会到更生的那爿酒坊里去。赵龙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有一天，她从一个扶箕占卦的老人口中得知赵龙前些天被人在河边的一间草棚里吊打了一个晚上，好像是欠了人家很多钱。

柳柳神差鬼使地走进了那间烟雾缭绕的屋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几个外乡来的手艺人正在墙角喝酒，老板娘双手托着两腮伏在柜台上打盹，闪烁的炉火在她身后的墙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柱。

“你是来找赵龙的吧？”更生跛着腿，拎着两只酒瓶从她身边擦过。

柳柳看见很多陌生的眼光投向她。她转过身正准备朝外走，那个涂着厚厚脂粉的女人睡眼惺忪地朝她走了过来。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老板娘说，“没准过一阵客人散了，他会过来打牌。”

柳柳跟着她走到靠窗的一张方桌前坐了下来。女人给她斟了一杯酒。柳柳看着面前杯中浮动的酒汁的光影，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喝吧，妹子。”老板娘说，“这是甜酒。”

柳柳将杯子端起来，立刻感到有些后悔。

猜拳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她知道背后很多人都在静静地打量着她。在飘荡的酒香中，她第一次有了喝酒的渴望。

她仿佛做梦似地低头在杯沿上抿了一口，抬起头看了看对面的那个女人，接着又喝了第二口。嘴里残留的酒气使她感到一阵恐慌。她不安地回头瞥了一眼。

不知什么时候，赵立本和王胡子一前一后朝这边走了过来，客人渐渐散去了，更生的身影在那些桌子之间晃来晃去。

他们在桌边坐了下来，赵立本一声不吭地抓过酒瓶将柳柳的杯子斟满。

柳柳注意到他手上戴着的那副鸡血色的镯子在袖口发出轻微的碰撞。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赵立本说。

“什么？”

“我手上的这副镯子。”

柳柳没有吱声。

“听赵龙说它是你的私藏。”赵立本笑了一下，“我玩几天过些日子就还给他。”

他的嗓音听上去像是耳语一般柔和。

柳柳的眼前闪现出许多年前父亲在深夜的灯下将那副裹着绒布的手镯交给她的情景，耳根一阵燥热。

“赵龙欠了你多少钱？”过了一会儿，柳柳轻声问道。

“我也记不清了。”赵立本说，“不过，他也许根本用不着还那笔钱。”

柳柳感觉到有些晕眩，赵立本的膝盖在桌下紧紧地挨着她，她挪动了一下脚窝，那条腿又一次靠了上来。

柳柳坐着没有动，她觉得血液在她两腿之间流得很快。

2

在悄然来临的秋季，一切都依然如故，安闲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院中那排鸡冠花已经开败了，一群白鸡在墙根下啄食着那些绛红色的花瓣，高大的白果树萎黄的叶子时常被风吹到院子里来。

柳柳坐在疏朗的葡萄藤架下，温和的阳光洒遍了院子的大半个角落。一连好几天，在凉爽的秋夜中，她睡得很安稳，没有任何事惊扰她，她一度曾经排解不开的焦虑随着夏季蛙鸣的消失渐渐沉入记忆的河床底层。

门外墨河边聚满了人群。那儿原先是一处断墙残壁，里面密密匝匝长满了苦艾草和臭椿，她时常看见数不清的白蝴蝶在草丛中飞舞着。她隐隐约约地听人描述过这片瓦砾之地往昔的样子，所有的老人都说那些房屋的倒塌源于一场罕见的大火，但是当柳柳试图追问那场火灾的种种枝节时，老人们的回答总是显得模棱两可，欲言又止。

早在几天之前，村里的三老倌领着一帮人将那些烂椽搬开了，残墙上卸下的碎砖在河边堆得像小山包似的，杂草除尽后腾出的大片焦黑的泥土在阳光下显得很不真实。

现在，一个泥瓦匠用石灰粉在地上打着白线，在他身后，柳柳看见父亲拄着拐棍站在河畔的桥栏边。这些天柳柳时常看见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一呆就是好几个时辰，除了三老倌偶尔在他身边经过时说上几句话，几乎没有人搭理他。

三老倌已经很久没有来过赵家大院了。她只是偶尔在街上碰到他，他高大而衰老的身影总是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柳柳感到自己在儿时就培植起来的对他的恐惧渐渐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乱。村里的人们时常在私下议论着那些在街上四处晃荡的年轻人，作为三老倌的私生子，这伙青年总是被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女人描述成一个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的产物。

赵少忠在河边静静地吸着烟，看着那些露出地面的墙基一寸寸地升高，他的神情像是在新砌的砖墙中辨别着什么，又像是聆听着桥下汩汩流淌的河水，他的瘦弱的身影宛如一棵枯树。柳柳凝视他身后蔚蓝色的苍穹下一望无际的晚稻田，想起了一件前些天的事情。

那天傍晚，柳柳拎着一篮鸡蛋到村后的鸡房里去孵，经过药店的时候，一个伙计叫住了她。这个看上去朴实憨厚的年轻人神色慌张地告诉柳柳，她的父亲有一天从这买了一大包砒霜回家。

“我简直想不出他买那种东西派什么用场。”伙计说。

一个正在柜台边抓药的女人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也许用它来作药引什么的。”

“药引？”伙计笑了起来，“谁见过用砒霜做药引的？那些砒霜足足可以毒死一头黄牛。”

柳柳当天晚上就把这事告诉了翠婶，翠婶的脸色陡然间阴沉下来。第二天，她趁赵少忠外出的时候，找遍了大院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找到那些药。

“那些药是用什么颜色的纸包的？”翠婶怅然若失地问她。

“不知道。”柳柳说，“也许是一般的羊皮纸吧。”

“天知道他将药藏哪儿了。”翠婶说。

“他买砒霜做什么？”

“谁知道，没准……前些天江北有人回来，你听到赵虎的信儿没有？”

“没有。”柳柳说。

“我总觉得这些日子过得有些蹊跷。”翠婶说，“这些天哑巴整天唠唠叨叨，没人听得懂他的话，他的神情真让人担心，但愿不要出什么事才好。”

柳柳在院中做着针线，她看见河边的树丛里有几辆装着木料和砖瓦的平板车吱吱嘎嘎地走远了，在嘈杂的人声中夹着瓦刀在墙上敲击发出的声响，在晌午的阳光下，她看见皮匠歪歪斜斜地朝这儿走了过来。

“你这双鞋是为我做的吧？”皮匠凑到了她的跟前。

柳柳没有说话。

“我已经好久没有穿过新布鞋了。”皮匠说着，抬起一只沾满泥巴的脚在她面前晃了晃。

翠婶笑呵呵地从后院走了过来：“这双鞋是给我做的，这么小的鞋你的脚怕是伸不进去。”

“再小的鞋我也能穿进去。”皮匠说。

柳柳像是嗅出了他话里另外的气味，脸涨得通红，心房怦怦乱跳起来。

3

很早的时候，赵少忠就在梦中醒了过来。他梦见那些羊粪豆像红枣一样噼噼啪啪掉在他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屋子里黑洞洞的，他起身点亮了那盏油灯，在像涟漪一般慢慢扩散开来的光影中，他依稀看见四周新刷上石灰的墙上印着的爬虫和蟑螂留下的爪迹。每天晚上他都能嗅到那种奇异的气味，它是溃烂的老人肌肤的气息，其中混杂着墨汁的香气。祖父萎缩的身影在许许多多个午后的背景中又一次浮现在他的面前。写满蝌蚪般文字的宣纸在他的记忆深处拂动着。有时，他总觉得那个孤傲的老人并没有随着那场秋后的暴雨离开这里，他的影子一直紧紧尾随了他几十年。此刻，赵少忠感到和他挨得很近。他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老人那只被岁月削尖的下巴，他那枯枝般突出的骨节，正如他抚摸自己的肌肤——粗糙的皮屑像谷糠一般纷纷脱落。

床边的橱桌上搁着一面铜镜，他注视着镜中苍老的面容，它像一具骷髅和散乱记忆中的某一个时刻连接在一起，它有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它仅仅是那个逝去老人投下的一团模糊不清的光，有如远去的雷电发出的一阵空空荡荡的回响。

河边沉闷的打夯声不时传过来，他感到了床板轻微的震动，隔壁的羊圈里阒寂无声，山羊的叫声一直缠绕着他，许多年前那个充满薄荷叶酸涩清香的初夏此刻变得非常遥远。当他竭力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他发觉它总是和梦境中的事物掺合在一起。他辨别着那些飘忽不定岁月的影子，就像从一堆白芝麻中拣出沙粒一样感到无所适从。赵少忠隐隐地感觉到，能够把往事与梦境区分开来的不是存积于记忆深处的一棵树木、一束阳光，或者某种萦绕不散的气味，而是山羊的叫声。

那个和往常一样的午后，他来到山后的黄麻地里，那只山羊蜷伏在树林中反刍，熟透的桑葚在桑林的黄土中腐烂，妇女采桑时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穿林打叶，从远处一阵阵传过来，他牵着山羊往回走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背着竹篓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赵少忠将细绳绕在羊圈靠墙的一根木桩上，正准备往外走，那个背着竹篓的女人堵住了羊圈的门洞，她身后强烈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女人将竹篓里的桑叶抖在地上，转过身看了他一眼。

“我的眼睛里像是钻进了一粒沙子。”女人说。

赵少忠没有说话，他看见女人的眼角有一颗亮晶晶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过，她靠在墙上，从发丛中取下一枚黑色的发夹递给他，闭上了双眼，等待着他走近。赵少忠怔了一下，朝门外看了看，走到她的跟前。

女人嘴里吐出的热气喷在他的脸上，他看见女人的腮边残剩着桑葚留下的紫色的水痕，她微微翘起的双唇像一只吸饱了水汁的樱桃。在桑叶的气息中，他啜吮着她身上散发的松脂般的香气，感到一阵阵晕眩。他的手剧烈地颤抖着，她翻起的眼皮不时从他手指中滑落。

“我把你弄疼了吧。”赵少忠说。

“没有。”女人说，“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她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女人的身体哆嗦着倚在墙上慢慢地朝下移动。洒满阳光的门洞外空空落落的，回廊下一只筑巢的燕子拨拉下一些草屑和泥块。风将羊圈门吹得嘎嘎直响。女人瘫坐在墙根，用脚轻轻地踢了一下门，它慢慢转动了几下，遮住了屋外的阳光。

在黑暗中，他几乎看不清她的脸，女人的手指像水一般梳洗着他的手背，把他引入一个更为隐秘的处所。在羊圈里飘浮的膻腥气中，他拼命地抑制住自己想咳嗽的欲望，女人喃喃地对他诉说了好一阵，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女人粗重的喘息声。墙上的泥块扑扑簌簌掉在她的头上。

那只山羊在羊圈里来回蹦鞑着，它侧斜着长长的犄角不时地从身后撞击着他，赵少忠感到后腰麻酥酥的。女人撇得很开的两腿上粘满了羊毛。

赵少忠从羊圈里出来的时候，看见赵龙拖着两条草龙从屋外走了进来，他的目光无意间朝这边瞥了一眼，朝前院走去，赵少忠看着他的背影在阳光中走远，感到他的目光依旧在盯着自己。

赵少忠靠在床架上抽着烟锅，反复地回想着刚才的那个梦，在那个苦雨凄风的夜晚，一夜骤雨不停地敲打着书房外的山墙，山羊咩咩的叫声像婴孩的啼哭一般若隐若现，他站在院中东厢房的屋檐下聆听着那种奇异的声响，雨水把他的衣服浇得透湿。在雨点砸在番瓜叶上的声音中，他听见一阵脚步声在泥泞中朝这边走过来，一团亮光远远地掠过灰蒙蒙的天空，不一会儿，赵龙提着马灯走到了院子里。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赵龙说。

“我像是听到这边有什么声音，过来看看。”赵少忠说。

陡然间一阵大风掀开了黑压压的屋顶，瓦片在空中飞舞着，像无数的蝗虫从稻田中飞过，又像是成群的蝙蝠绕着焦黑的残椽盘旋，在地面布下游移不定的翅影。他感到羊粪豆雨点般地砸在他的身上，在马灯熹微的光亮中，他看见一个女人洁白的胴体在倒塌的房屋中一闪即逝。

赵少忠吹灭了油灯，拄着拐棍走到了屋外。天已经快亮了，那尾下弦月挂在秃枝的梢头，泛着清冷的光，那条黄狗刨动着前爪，扒拉着木栅栏院门，呜呜地叫着。院外大片的竹林在风中沙沙作响，赵少忠不敢朝那边看，他沿着那条灰暗的长廊朝前走了几步，在那处冰凉的护栏石上坐了下来。

对面那排阁楼的倒影静伏在月光中一动不动。翠婶看样子已经起来了，屋顶瓦楞上一股淡淡的炊烟渐渐散开，他听到柴禾在灶膛里燃烧发出清脆的爆裂声。

柳柳这些天像是睡得很安稳，每天太阳升到院墙顶上，她才从床上爬起来，她时常蓬头散发，穿着那件麻布的睡袍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露出一大截白皙的小腿，她有时甚至在堂屋里就脱下鞋子，搓洗她那双细细的脚趾。直到有一天，翠婶告诉他，柳柳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回来过夜，赵少忠才感觉到她身上微妙的变化，不过，她脸上茫然若失的阴云一直没有消失，眉头紧锁，像是被什么事吓着了一般。

赵少忠呆呆地在那处护栏石上坐了很久，翠婶不知什么时候拎着一只木桶来到了后院。

“这些天黄狗整天扒拉着那扇门。”翠婶说。

赵少忠依然在想着晚上的那个梦，没有搭理她。

“我原先还以为它在叫性呢——”

“它也许真的在叫性。”赵少忠心不在焉地说。

“它恐怕是闻到了屋外的什么气味。”翠婶说。

“什么气味？”

翠婶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她拎着木桶已经走到了井栏边。

4

半夜里，翠婶刚刚在床上躺下来，就听到了院中那条黄狗狺狺的叫声。这一次，它的声音显得有些奇怪，凄厉的哀鸣一阵阵微弱下去，像一辆远去的马车。

这条伶俐的黄狗的鸣叫不时惊扰她昏沉的睡意，翠婶提着那盏罩灯来到了屋外，声音是从前院传过来的，她蹑手蹑脚穿过那排回廊走到前院，那条黄狗躺在竹篱边的草丛边，凹陷的肚皮急剧抽搐着。翠婶慢慢走近它，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怪味。

它的嘴角粘满了泥巴和枯草，鼻孔里流出的一丝血迹落在草丛中，竹篱有好几处已经被毁坏了，地面上布满了被它的四爪刨过的痕迹。矮矮的竹篱一直围到鸡埘的边缘，里面栽了几株金针。

黄狗慢慢转动着它的脖子朝翠婶瞅了瞅，半睁半闭的眼睛里只余下了一缕可怜巴巴的微光，它将头颅伏在翠婶的脚上。风将它的金黄色的长毛吹得倒翻了过来，翠婶蹲下身子，摸了摸它的脖子，感到它的温热的身体正在慢慢冷却。它的牙齿无力地咬噬着翠婶的鞋帮，嘴里流出一股热乎乎的牛奶般的唾液。不一会儿，它的后脚急促地抽动了几下，那双充满忧伤的眼睛渐渐闭上了。

这是一条温驯的良种狗，它总是静伏在院中那棵高大的刺树下，时间过去了七八年之久，很少有人留意过它的衰老。在收获的季节里，翠婶常常借着星光在田里割麦，它一直蜷伏在池塘的边缘，在旷野里不时传来的磨锉声中静静地陪伴着她。

最近这段日子，它的举动突然变得让人不可思议，它不安的叫声在晚间不止一次将她惊醒，它暴躁地在院中的各个角落来回乱窜，有时它甚至跳到灶台上，将饭碗、盐钵撞翻。它像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渐渐使人感到有些厌烦。起先，翠婶还以为它在叫性，有一天，她偷偷地从邻居家借回来一头公狗，将它们在鸡栏里关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那位邻居来领回那条公狗的时候，突然大笑起来：“它已经老掉牙了，早已过了发情的年龄。”

翠婶从邻居的话里感觉到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苦涩的意味。

有一次，那条黄狗咬住了她的衣角，把她拽到木栅栏门边，她觉得门外也许有什么东西使它感到不安，她走到屋外，看见墙根有一具过路的戏班子留下的破麒麟，她将那具竹篾做的麒麟拿到灶下烧掉后，黄狗在木栅栏门边的吠叫并没有停止。

院子里凉飕飕的，门外墨河边不时传来瓦匠在砌墙的声音，翠婶呆呆地在竹篱边站了好一阵，才慢慢朝后院走去。

“它看样子像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翠婶想。在经过赵龙卧房的时候，她听到一阵均匀的鼾声，她的脑子里突然掠过前些天发生的一件事，她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有些后怕。

那天黄昏的时候，柳柳心事重重地来到灶屋，她说赵少忠从药店里买了一大包砒霜回家：“药店的伙计说那些砒霜可以足足毒死一头黄牛。”她看着柳柳那张神思恍惚的脸，愣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赵少忠买回那些毒药究竟想派什么用场。她似乎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当天晚上，她趁着夜深人静悄悄地溜进了赵少忠的书房，她在那些桌子抽屉、书架、衣柜中找了个遍，甚至连床下的一只铜脚炉也没有放过，还是没有找到那包毒药。她正准备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书籍重新在书架上码好，就听到院外的廊下有一阵脚步声朝这儿传过来。在竹制书架的缝隙中，她看见那扇门被人推开了，赵少忠拄着拐棍走了进来。他在门槛边怔了一下，目光扫过屋里那些散乱的杂物。翠婶从书架背后突然闪了出来把他吓了一跳。翠婶看见他的身体朝后退了几步，脸色一阵苍白。他惊恐的神情也感染了翠婶，她看着那张像揉皱的白纸般的脸和飘垂于胸前的胡须，不知说什么好。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翠婶笑了一下。

“你在这儿干什么？”赵少忠紧盯着她的脸，喑哑的嗓音软绵绵的，听上去有些陌生。

翠婶张大了嘴巴，半晌也没有想起可以回答他的理由。

“我来找一枚针扣，前几天我在这儿钉被角的时候，不知把它丢哪儿了。”过了一会儿，翠婶说。

“针扣？”

翠婶点了点头，似乎缓过了一口气来：“你怎么这么晚没睡？”

“我来取一本书。”赵少忠说。

她看见赵少忠在桌上挑了一本书，朝门外走了几步，又一次转过身来，依旧看着她的脸。

“你恐怕是来找那些砒霜的吧？”他说。

翠婶第一次看到他脸上这种阴森森的目光，他的嘴角挂着一丝不易为人觉察到的笑意。翠婶冷不防打了个寒噤，那天晚上当她钻进被窝的时候，依旧感到两脚不住地打颤。

翠婶走回到自己的卧房中，那条死狗腮边挂着的那缕牛奶似的唾液不时地在她眼前闪现。那条狗说不定是让那包砒霜毒死的。在闷热的夏季，当赵少忠将院中那些遮荫的树木剪得光秃秃的时候，她就感到有些惶恐，那包砒霜几天来一直搅得她心神不宁。现在，那条黄狗的猝死尽管使她感到了一阵隐隐的忧伤，但总算没有惹出大事，因为他毕竟没有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将毒药撒到自己的酒盅里。

第二天一早，翠婶来到前院生火做饭的时候，看见柳柳和赵龙已经站在那片竹篱笆边。赵少忠背着手，在一旁显得有些不自在。

她看见赵龙在它身上踢了一脚，洒满露珠的金色的毛皮在晨雾中晃动了几下。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柳柳说。

“这条狗在家里呆了七八年，它的寿限也该到了。”赵少忠说。

“我总觉得它是被人弄死似的。”柳柳嘀咕着。

“昨天皮匠在院子里转了半天，说是找一把撬石头用的铁钎，黄狗从鸡窝边一下蹿到他的身上，将他的衣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会不会……”赵龙慢吞吞地说。

翠婶在一边没有吱声。门外的白果树上栖息着几只喳喳啾鸣的喜鹊，三老倌的那几道新砌的店铺的山墙已经升到一丈多高，看起来用不了多久就要上梁盖瓦了。

“它老了，”赵少忠说，“就像人老了一样，我有一次看见它的一颗犬牙掉脱在廊下。”

“昨天我还看见它活蹦乱跳的。”

“死了也好，反正迟早是这样。”赵龙说，“等会儿我磨把刀将它剥了。”

“还是埋掉算了。”翠婶说了一句，“它像是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

翠婶话一出口又感到有些后悔，她看见赵少忠瞟了她一眼，柳柳也在一旁呆呆地瞅着她。

“我是说它会不会偷吃了我买回来熏蚊子的药粉？”她说。

“它的皮还是好好的。”赵龙说，“把它拿到镇上的皮货店里说不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等会儿让哑巴把它埋了吧。”赵少忠说了一句，朝后院走去。

翠婶在灶屋烧完饭出来，看见柳柳依然孤零零地站在篱笆边，她走到柳柳身边：“它已经老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一条狗。”

5

又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柳柳正在墨河岸边的水码头上拆洗被褥，一个背着虾篓拾捡蚌壳的老人从芦苇丛中闪了出来。枯涸的河水消退后露出大片的棕色的沙土，子午桥下裹着苔藓的桥桩在水中投下弯弯曲曲的倒影，明天就是三老倌新砌的店铺上梁的日子，村里的人们正忙着准备贺喜的粽子和馒头，那些拿着蒸笼和竹箩的妇女不时地在码头上来回穿梭。

背虾篓的老人在身后留下一排长长的脚印，走到了她的跟前。

“我像是听到村里有什么响动。”他说。

柳柳站起身，朝身后看了看，一丝微弱的嘈杂声从落掉了叶子的树林上空隐隐地飘了过来。她看见几个推着砖瓦的帮工在河边的柳荫道上呆呆地朝村中张望。那几堵刚刚砌好的伞形墙垛上坐着几个泥瓦匠，像是在聆听着什么。

“村里像是出了什么事。”三老倌说，他的身上沾满了石灰浆，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下，显得局促不安。

“也许是哪家的房子着火了吧。”一个木匠笑了一下。

柳柳走到河岸上，看见人群从各个方向朝村后跑去，叮叮咚咚的脚步声在深巷里回荡着。

柳柳跑到村中那片茂密的竹林的边缘，听到了竹林深处传出一声女人的惊叫。她看见父亲拄着一根拐棍正蹒跚地从木栅栏门里走出来，翠婶手里握着一把笤帚跟在他的身后。

“出了什么事？”柳柳说。

“听人说邻居在竹林里挖出了一件什么东西。”翠婶的脸上镌刻着惊恐的神色。

“会不会是金子？”墙角一个啃着玉米棒的小孩抬头看了柳柳一眼。

“一具死尸。”一个年轻人从竹林中走了出来，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那具腐烂的尸体晾在土坡上，像一条晒干的鲑鱼，他灰褐色的脸埋在开败的雏菊花丛中，扭曲的表情依然如故。刚劲的风在桑园里吹过，不时有几片枯黄的桑叶掉落在他的身上和周围。他的一只脚光溜溜的，一缕风干的血迹沿着裤管的镶边一直延伸到脚踵上。

那个女人瘫坐在一处沙丘上，脸色煞白，似乎还没有从惊悸中苏醒过来，她面前装满红薯的柳筐边上搁着一把铁锹。

“下午我准备来这儿挖一个窖子，将山芋埋起来，挖着挖着就挖出了一截指头，起先我还以为是一段胡萝卜呢。”那个女人木木地说。

“看上去他已经死了好些日子了。”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半个多月前我就听人说他跟船去江北了。”

“刀扎得这样深，把背脊都刺穿了。”一个年轻人在竹林里将牙齿咬得咯咯响。

柳柳看看地上的那只断指，又一次想起了后院山墙上沙沙作响的扁豆。

她觉得赵虎并没有死去，那具俯卧在土坡上的尸体像是和她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赵虎此刻正躺在潮湿的船舱里，在漫长的运河上航行，或者，他正坐在一个灰暗的小酒店里喝着黄酒，柳柳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他和自己挨得那样近，在他目光久久的注视下，她能够闻到他身上的烟草的气息。

“柳柳，柳柳，你把我压得快站不住了。”她听见翠婶在耳边不停地叫她，那声音听上去隔得很远，她的脸擦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上，那是一棵刺树的树干。柳柳坐在树根下，又一次睁开双眼。不远处那具死尸腐烂的气味随风一阵阵飘过来。

赵少忠像一尊木雕似的站在那处坑穴的边缘一动不动。翠婶泪流满面地走到了他的跟前。

“你得赶紧拿出个主意来，”翠婶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柳柳看见林子边已经围满了人，竹林中不时有人闪现出来，那些来迟的观望者被人墙堵在外围，他们不得不爬上一棵棵楝树，探出头朝下张望。

“明天赶早把他埋了吧。”三老倌说，“尸体都发臭了。”

“等会儿天黑了，我让人送几只花圈来。”花圈店的钱老板叹了一口气，拨开人群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簇拥的人群让开了一道缝，柳柳看见赵龙拖着一辆平板车朝这边慢慢地走过来，他的脚底像是抹了油似的，双腿不住地打着飘闪，他走到竹林边的那口废井旁就再也走不动了。

翠婶四下里看了看，目光像在搜寻什么人。

“哑巴呢？”她说。

“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这儿的。”一个老人对她说。

赵龙走到那道坑穴的边上，把那具包着麻布的尸体翻了过来，赵虎的一只手僵直地搭在胸口的刀柄上，像是正在试图将它拔出来。赵龙小心翼翼地将他抱起来，绑在麻布上的绳子已经烂断了，像灰烬一般抖落在地上。柳柳看着那辆载着尸体的板车在干燥的红土上留下的几道车辙，耳畔响起了一阵候鸟扇动翅膀的声音。

现在已是日落时分，瓦蓝色的天空掠过一排南去的雁群，它们的叫声在秋后净朗的原野上渐渐远去。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尽了，桑林边的那块土坡上只剩下了柳柳一个人。一只花猫在地上拨弄着那只断指，发出呜呜的鸣叫。

坑穴边的沙地上留下了被沉重的人体压过的痕迹，她感到赵虎似乎依然躺在那儿。许多个不眠之夜在院子里传出的磨刀声又一次回荡在她的周围，在那个闷热的夏季她常常被尖刀在砂石上发出的声音惊醒，自赵虎从偃林寨逃回来的那个晚上起，她一直感到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在他的脸上，他躲躲闪闪的目光从那件被血污染红的衬衫上，从那座破庙的阴影之中，从一个个月明星稀的天空深黛色的背景中叠现出来，使她不寒而栗。现在，他的死亡使她心中存积已久的谜团变成了一堆乱麻。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她看见一个小脚女人在后院的门口走来走去。翠婶的啜泣声时断时续。

“在门口搭个竹棚吧。”女人说。

“竹棚？”

“人死在外面，不能搬到院子里去。”女人说。

翠婶哭得更厉害了。

柳柳身上慢慢有了些力气，她抖抖索索地穿过竹林，走到木栅栏门前，她看见翠婶正从地上把那块从尸体上剥下的麻布捡起来。几个年老的妇女忙着替赵虎换寿衣，刺鼻的气味使她们不时地咳嗽，花圈店的钱老板正在墙根下跟父亲说着什么，赵少忠的目光依然盯着那片竹林，像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柳柳回到院子里，翠婶拎着那片麻布走到了廊下，她顺手将它盖在墙角的一个盛着谷糠的篾箩上，翠婶转过身瞥了她一眼，又回头看了看那块在风中飘动着的麻布，突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6

“那块麻布像是一直就盖在糠箩上的。”翠婶说。

现在已是黎明时分，柳柳坐在木栅栏门口的一张木凳上一夜未眠，她在渐渐袭来的困意中打着盹儿，翠婶一个晚上都在和她唠叨那块麻布。

“梅梅怎么还没回来？”赵少忠看了蜷缩在墙根的哑巴一眼。

哑巴咿咿呀呀地说了几句什么。

“天都快亮了。”赵少忠察看着天色，显得有些不安。

“还是趁早将他埋了吧，就算梅梅能在天亮前赶回来看上一眼……”翠婶哽咽着没有说下去。

太阳慢慢从浓浓的雾气中露出脸来，净朗的旷野的轮廓在竹林的背后渐渐呈现出来。今天是三老倌新砌的店铺上梁的日子，那些从外地赶来贺喜的人群一大早就出现在村后裸露的田野上，他们挑着鞭炮和漆盒不时从停放尸体的竹棚边经过，投来匆匆忙忙的一瞥。

子午镇上的人也都忙着准备馒头和粽子，早早赶到了墨河岸边，后街上那排店铺的栏栅关得严严实实。除了在竹林边玩耍的几个小孩偶尔朝这儿看上一两眼之外，镇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即将举行的葬礼感兴趣。

一夜的露水和薄霜将那具尸体打得濡湿，尸体边上的长明灯的油快要烧尽了，飘闪的火苗泼剌泼剌地蹿动了几下就熄灭了。那些薄荷叶在木栅栏门前整整焚烧了一个晚上，还是遮不住尸体散发出来的一阵阵恶臭。

一个木匠蹲在竹棚边往刚刚打好的棺材上刷着黑漆，花圈店的钱老板天刚蒙蒙亮就一直守候在这里，他在竹棚边上来回地转悠着，像是憋了一肚子话没有说出口，尸体入殓的时候，他走到了赵少忠的跟前。

“出殡的时候，你准备往哪儿走？”他说。

“墓地。”赵少忠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钱老板说，“子午桥边，三老倌正忙着为那几幢新砌的房子上梁，送葬的人群从那儿经过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太合适。”

“不走子午桥，你让我走哪儿？”

“绕过村后的那片桑园，有一条小路通往墓地。”

“那条道儿怕是不太好走，路程也远多了。”

“路倒是远了一点，”钱老板说，“不过，上梁盖瓦毕竟是一件大事，为出殡这件事，三老倌和我整整商量了一个晚上，依我看你不如绕个道儿成全了他。”

“话可不能这么说。”翠婶插了一句，“我们家死了人事情也不能算小。”

“那是。”钱老板说，“这两件事扭到了一块儿，太不凑巧了。”

赵少忠没有吭声。

“我怎么也想不到赵虎会死。”过了一会儿，钱老板又说，“你们赵家像是跟镇上什么人结了仇。”

“结仇？”翠婶愣了一下。

“很多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仿佛命中注定的一样。”钱老板说，“几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场大火。”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你何必再提它。”赵少忠嗫嚅着。

“赵家祖上的事恐怕连你也不太清楚。”钱老板说。

赵少忠站在竹棚的一端，目送着钱老板的身影在墨河岸边的树林里消失，呆呆地伫立了很久。

这场在深秋举行的葬礼显得格外冷清，赵少忠找遍了整个镇子，才勉强请到了四个愿意抬棺的人。晌午的时候，送葬的人群在几只花圈的簇拥下绕过村后的桑林，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朝墓地走去。在绵延起伏的丘陵上，道路非常难走，那几个抬棺材的人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喘息。当他们精疲力竭到达墓地的时候，村子的方向传来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

7

梅梅从稻田里往村中走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天气一天天地冷了下来，空中偶尔飞过的小鸟被深秋的西风削得尖尖的，成熟的晚稻被收割后田野上露出了大片赭红色的泥土，到处都是开镰和磨锉的声音。

梅梅回到了院子，那个麻脸人正坐在石榴树下吸烟。他漫不经心地瞟了她一眼：“刚才你们家有人来过了。”

“谁？”

“那个哑巴。”

“人呢？”

“早走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

“哑巴能说什么？”麻脸人嘴角挂着笑，“他在院中朝我比划了半天，我也没有弄懂他想说什么。”

梅梅将手里的镰刀挂在廊下的竹钩上，正要往里屋走，听见丈夫在背后突然说了一句：“你们家没准死了什么人吧？”

梅梅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在酒醉之后常常这样胡言乱语。

自从那次和柳柳去西乡访亲回来后，梅梅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回过子午镇了，她不知道哑巴来这里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有人跟柳柳提亲？她满腹狐疑地回到卧房里，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眼下正是大忙季节，田里的稻子刚刚割完，紧接着就是犁地种麦，一连串的忙碌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梅梅坐在床沿上，拿起一双鞋底扎了几针，就靠在床架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深夜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那是一个积雪初融的午后，她站在院外白果树下的那排晾竿前晒毛线，隐隐约约听见河边有人在悄声说话，她的目光越过那些挂满冰凌的树丛，看见猴子滚动着一个铁环，歪歪斜斜地走到了子午桥上。他一直背对着她，梅梅始终看不清他的脸，赵虎手里握着一把鱼竿在泛着血光的墨河上钓鱼。

“猴子，”赵虎说：“你在那边呆了好长时间，都在干些什么？”

“我在那边看管一个枣园。”猴子说。

“你什么时候带我到你的枣园去看看？”赵虎说。

“现在，枣树被大雪压枯了，等到秋后枣子熟了的季节我就让人来接你。”

她突然看见猴子在冰封的桥面上滑了一下，撞断了几根河栏，翻身掉入水中。梅梅的身子往下一坠，便从梦中醒了过来。这时天已经亮了，麻脸人在她身边侧了一下身体咕咕噜噜地说了几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凶兆。梅梅想。她记起昨天傍晚麻子在院中无意间说出的那句话，感到一阵紧张。她悄悄地溜下床，麻利地穿好衣服，走到了屋外。

梅梅踩着露水和寒霜急急朝家赶。天空灰蒙蒙的，漫天的大雾笼罩着寂静的田野，几个早起拾粪的老人在不远处的丛林里显得影影绰绰的。当阳光将雾气驱散开，时光已近晌午，她已经走到了子午镇外的那个废窑边上。村中的树木和瓦楞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她看见墨河岸边那处断墙残壁之中已经砌成了一幢簇新的房子。河边挤满了人，几个木匠颤巍巍地爬到屋顶上，正准备上梁盖瓦。赵立本和王胡子手里拎着几串鞭炮，在树林里走来走去。

梅梅穿过人群，径自朝家中走去，看热闹的人谁都没有注意到她。

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后院的那扇木栅栏门敞开着，屋外的竹林边搭着一个棚屋，地上没有烧尽的黄纸冒着缕缕青烟，几朵寒伧的纸花在风中飘动。她的心仿佛突然被人揪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晚才赶回来？”一个老人沿着后街碎碎的石子路面朝她走了过来，“棺材已经上山了。”

“棺材？”

梅梅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她抬起头，看见远处起伏的丘陵之上，一团白乎乎的影子在耀眼的光线中已经走远了。

8

一场寒雨打枯了树枝。那些被风吹散的臭椿的花籽像初春时节的柳絮在空中飘飞着，随着风向渐渐偏北，赵家大院院外墙根下的那排鸡冠花也迅速地凋萎了。

翠婶坐在门外的白果树下，注视着忽阴忽晴的天空，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像梦幻一样时时缠绕着她。她记不清赵家大院是从哪一天开始倒霉的，在这个空阔的大院里呆了几十年之后，翠婶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赵虎的猝死带给她一丝隐隐的忧伤，除此之外，她更多地感到了恐惧，这个院落平静的外表之下似乎一直隐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萧瑟的秋风中，她记起墨河对岸的那些晚稻早已过了收获的季节。成片的稻穗倒伏在地里的淤水中，正在慢慢发霉腐烂。在深秋的闲暇之中，赵少忠整天在院子里来回转悠着，他的样子一天比一天老了，深陷的眼眶里迸出的余光却像除去了锈迹的刀刃一样闪闪发亮。在无边的寂寞之中，翠婶不止一次试图跟他搭讪，赵少忠照例一声不吭。她担心长久的沉默会使他忘掉了如何说话。

现在已是午后时分，那幢高大的店铺矗立在墨河边，遮住了灿烂的阳光，山墙的阴影一寸寸地朝她蔓延过来。一个帮工模样的人正在河边清扫着那些枯叶、石灰碴以及鞭炮的纸烬，在那处朽圮的桥栏的背后，几个包着头巾的女人在犁好的地里播种。

这些日子，柳柳时常整夜不归。自从那天晚上，柳柳满脸酒气地从更生的酒坊回来之后，她像是渐渐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翠婶先前从她脸上常常可以看到的惊恐不安的疑云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仿佛一连串的灾祸和不幸在她身上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她越来越变得大大咧咧，无所顾忌，脸上时常挂着破碎的笑容。有一次，翠婶几乎是强迫地把她按在井边的木桶里，用榛树叶为她搓洗积满污垢的长发，发丛中爬动的虱子使她忍不住直想呕吐。翠婶一次次地把这些危险的信号告诉赵少忠，他总是抽着烟锅，默默地聆听着她的倾诉，在一阵长时间的静默之后，又突然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这个大院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腐烂。衰败的阴影已扩散到它的每一个角落。鸽子、小鸟以及所有的活物都在离它远去，她感到赵家大院的每一个人都渴望逃离它，她每天躺在那间后院的佣人房中，谛听着院外呼啸的风声，时常梦见自己置身于一条漂泊不定的船上，水从船舷的漏缝里一股股地涌进来，上涨的淤水渐渐漫过了她的头顶。

随着柳柳深夜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翠婶开始听见一些令她难以置信的风言风语在井台边、街坊的角落、磨坊的阴影中传播开来，这些闲言的流传使她又一次想起了刚刚来到赵家大院时的那个闷热的夏季，那个在闲言的包围中郁郁而死的女人一直隐伏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的病弱的面容镌刻在柳柳的脸上，每当她的目光从柳柳的面庞上匆匆滑过，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常使她不寒而栗。

作为一个外来人，她对柳柳过分的关心给她带来的始终是一连串的沉默，渐渐地，她似乎也被这种沉寂的气氛感染了，日子一长，她便慢慢忘掉了柳柳的存在，只有当祠堂里的那个皮匠时不时问起柳柳的时候，她才会在内心深处复萌那层隐隐的担忧。

在给赵虎烧完头七的那天中午，柳柳突然在墓地上呕吐不止。起先，翠婶以为她在季节的更换中染上了风寒，也就没有过分留意，但是有一天，她在无意之中看见柳柳站在灶角，将一碗早已馊掉了的稀粥喝了个精光，女人特有的敏感牵动了翠婶的某些记忆。当天晚上，她拐弯抹角地说服了柳柳，让她睡到自己的卧房里去。在熄灯之后，她们面对着桌上水杯中映现的一尾月光，第一次聊到了深夜。

“昨天晚上，我听见你哭了整整一夜。”翠婶说。

“我感到害怕。”

“害怕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些天，我常常看见你呕吐。”

柳柳咬着嘴唇没有吭声。

“你是不是觉得身上哪儿不舒服？”

柳柳脸上闪动的泪光和瑟瑟发抖的身体似乎证实了翠婶的预感，她一时想不起什么话来劝慰她。在渐深的夜色中，她像搂着一个婴儿一般地抱着她不时抽搐的身体沉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她醒来的时候，发现柳柳撇下一条饱含泪水的枕巾，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悄悄离开了。

这些日子，翠婶常常看见柳柳在河边的树丛里转来转去。弯弯的墨河流经村西的一片果园，围出了一块荒地，在几株干枯的枣树的掩映中，矗立着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子午镇上唯一的郎中就住在那儿，翠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他了。他日复一日闲居在那间草房里，只有在阳光灿烂的午后，他才偶尔提着一只木桶出现在河滩边，给门前竹篱里的菜畦浇水。他的背越来越驼了，流逝的光阴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枯皱的树皮般的痕迹。

太阳已经偏西了，翠婶看见那个郎中拎着一只笨重的木箱，远远地跟在哑巴的身后，沿着布满落叶的河滩朝这里慢慢走来。今天早上，柳柳突然发起了高烧，她在神志不清的睡梦中一直不停地说着胡话，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使翠婶感到心惊肉跳。

翠婶从白果树下站了起来，将白线绕在线板上，跟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穿过回廊朝柳柳的卧室走去。

柳柳的卧房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过了，她呕吐的秽物上撒满了煤碴，房间里飘浮着一股难闻的酒气。柳柳歪躺在床沿上，惊惧的眼珠不安地转动着。郎中走到床前，盯着她憔悴的脸看了半晌，开始为她搭脉。

赵少忠站在窗前，不安地搓着双手，眉头皱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郎中站起身来，满目狐疑地瞥了翠婶一眼。

“她是什么时候出阁的？”郎中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问了一句。

翠婶愣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赵少忠转过身来：“小女今年刚满十八，还未曾出阁。”

郎中沉思了片刻，脸色渐渐阴沉下来。

9

晚上，翠婶在灯下看着郎中留下的那帖膏药怔怔地发愣，那个枯瘦的老人浑浊不清的嗓音依旧在她耳畔回荡，屋外舂米房木杵敲击石臼的声音一阵阵地飘过来，在冰凉如水的月色中，院内的光溜溜的树木沐裹着一层乳白色的蜃气。一缕湿湿的光线从阁楼的窗口流泻出来，照亮了廊下木质的护栏。

翠婶靠在卧室的墙上感到昏昏欲睡，除了窗外偶尔钻进来一丝冷风，这个深秋的月色和以往的长夏与暮春的月明之夜没有什么不同。翠婶觉得自己的思绪像一盘散沙，经久不变的漫漫长夜日复一日地把她带到一个个遥远的角落，带入到一个个相似的孤寂的瞬间。她感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重复着往昔，重复一个动作，一种梦幻，一句无关紧要的什么话。

郎中在黄昏时的尴尬气氛中说出的那些话又一次使她回忆起柳柳早先跟她讲述过的那处梦中的桃园，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翠婶在赵家大院客居的这些年里，曾经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地道的外来人，一个旁观者。可是，随着光阴的流转，她感到自己在笼罩着这个大院上空的命运的迷雾中越走越远，除了心中尚存的对于未知将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她日益觉得心力衰竭，疲惫不堪。

翠婶用剪刀小心翼翼地修剪着那帖膏药的边圈，正准备将它放在油灯上烘化，屋外的长廊上传来一阵模模糊糊的脚步声，随即又突然停了下来。她拉开门，走到了廊下，看见赵少忠瘦小的身体站在廊柱的一线阴影之中。月光映照着他大半个脸庞，她清晰地看到了他爬满前额的痣斑。

他们默默地对望了一会儿，翠婶感到他的目光有些异样，它仿佛在顷刻之间就唤醒了自己沉睡多年的记忆。这个孤傲的男人总是在难忍的烦躁和惊悸之中才会意识到她的存在，他的脸上渴望交谈的表情在月光之中展露无余。

在他身后，翠婶看见那道狭窄的通道的墙壁上坠满了千针草，它们在风中摇曳着，在地面上投下闪动不定的影子。

赵少忠朝门边走了几步。翠婶倚在门框上，嘴角撇过一丝笑意。

“怎么还没睡？”翠婶说。

“睡不着。”

“你又听到了什么声音？”

“没有。”赵少忠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喑哑。

此刻，他们已经走到了屋里。在淡淡的灯光下，翠婶注意到他的肩膀不时地抖落一阵不易为人察觉的寒战。赵少忠背对着她，在窗口站立了许久。

他的脸完全隐在窗幔的阴影里，背后暗淡的光线照亮了他深陷的太阳穴和两边弧形的头骨。他像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窗外屋顶上愈来愈浓的秋夜的月光，又像是在倾听着翠婶断断续续的话语。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着那块麻布。”翠婶说。

“麻布？”

“那块麻布我记得原先就覆盖在廊下的糠箩上。”翠婶瞥了他一眼，“可是，那天我却在赵虎的身上看到了它，这事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

“那也许是另一块麻布。”赵少忠转过身来。

“我认得那块麻布。”翠婶说，“那是我从镇上的布店里剪回来晒谷子用的。”

“你一定是记错了。”赵少忠说。

“我记得它剪开的豁边……”

赵少忠没有再理会翠婶的唠叨，他走到桌边，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坐了下来，茫然若失地点燃了一锅烟。

在燃烧的烟草的气息中，翠婶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她自己也无法预料的感觉。几年来，赵少忠第一次和自己挨得这样近，她可以听到他粗重的鼻息，吞咽唾沫的声音以及喉管里发出的含糊不清的咕咕声，宛如几十年前那个炎热的盛夏的夜晚。

眼下这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虽然早已形容枯槁，面色萎黄，但是，当他犹豫不定的目光从她眼前匆匆瞥过，翠婶的心底依旧传过一阵经久不息的颤栗。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一直尘封在她的内心深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顽固的信念就开始驱使她翘首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尽管遥遥无期，但它犹如积压在天空的密云，迟早会有一天化为雨水降临。

在过去的岁月中，赵少忠一次次用沉默的方式回绝了她的各种祈求和暗示，但并未就此掐灭她心底感情的隐火，这一点，她凭着女人先天的预感早有察觉。同时，在和他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她渐渐感到他们之间无意之中建立起来的某种默契越来越显得牢固而持久。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总是突然出现在她的背后，那只熟稔的手指像风一样灵巧地滑过她的胸前，给她带来回味无穷的瞬间；在夏季的夜幕中，她在自己卧室里洗澡的时候，他也常常出人意料地撞进门来……

现在，他的外表日趋颓唐，举止更加怪异，有时翠婶在注视他衰老的面容的同时，突然意识到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常常听人说起那场大火。”翠婶打了个哈欠。

“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它，”翠婶说，“听他们讲起的时候就像我自己亲眼看到了一样。”

“那场火是傍晚的时候起来的，我记得当时我正在一只蒲团上磕头。”

“是不是有人故意放的火？”

赵少忠的眼睛迅速扫过桌上的那块膏药，没有吱声。

“我一想起那件事就感到害怕。”翠婶说。

“什么事？”

“我总觉得当初放火的那个人现在依然活在人世。”翠婶说。

赵少忠的脸上飞过一片阴云，将烟锅磕灭：“没有人能活得那么久。”

“我原先一直以为猴子是自己掉在缸中淹死的。”过了半晌，翠婶又说。

“他其实就是自己掉下去的。”赵少忠说。

“可是谁也没有看见。”

“很多事你用不着想得那么多。”赵少忠说。

“赵虎的死会不会……”

“他像是欠了江北什么人的钱。”赵少忠说，“也许是因为另外的事。”

“你难道没有察觉到镇子上有人跟赵家过不去？”

赵少忠苦笑了一下：“几十年前，子午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靠赵家养活的。”

翠婶没有再说什么，她又一次拿起了那帖膏药，凑在油灯下慢慢烘烤。薄雾不时从门洞中飘进屋子里来，院外听不到一丝声响，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

10

今天是年内最后一个香火节，天空从清晨开始就被稠密的乌云遮盖着。去南山焚香的人寥寥无几，柳柳在午后的时候来到了那座破败的寺庙前。她记得一年前的冬天，她曾经踏着厚厚的积雪到过这里，眼下，一切都是原先的样子：带有飞檐的寺庙的廊苑中覆盖着一层叶被；房舍两边高大的树木早已掉净了叶子，在风中发出琅琅的声响；那个女尼依旧蜷缩在门槛边，没精打采地敲着木鱼，眯缝着双眼，念叨着什么，看上去正恹恹欲睡。破碎的午后的钟声一阵阵走远，在寂静的空谷中回荡不息。

柳柳在那只紫灰色的铜炉前烧了几炷香，走到了她的跟前，女尼冲着她笑了一下。柳柳看见她苍白的双唇微微启开，露出了一个幽深的黑洞，柳柳这才意识到她有多么苍老，她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密密匝匝的皱纹从两颊一直延伸到她的脖子上。

柳柳在踏进禅房的一刹那，身体急剧地颤抖了一下，这个衰朽的老人的背影以及庙中散发的灰烬的气息勾动了她的某种预感。

自从那个闷热的夏季消失之后，她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在镇子上空流走的一个个相似的白天和黑夜中，她整天昏昏沉沉，对于外界事物敏感的触觉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得迟钝了，她甚至觉察不到季节的变化。现在，这个神秘的女人的背影又一次磨利了她早已迟钝的记忆，那种灰色的意念在她内心一闪即逝，犹如天空滚过的雷声布下的一道电光，她能够感觉到它的重量，以及它在心头掠过所留下来的痕迹。

但她无法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柳柳沿着通往子午镇的官道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落日时分。四周茫茫一片，看不到行人的影子。她一边往前走，一边回想着那个女尼在禅房中跟她说过的每一句话，那种不祥的预感一直紧紧跟随着她。

在以往的日子，她躺在院中那幢阁楼的卧室里，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向她昭示了未来发生的一切，随着那些预兆的灵验，梦兆却在渐渐凉爽的秋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它再一次不期而至，那座冷冷清清的庙宇使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她感到那些飘散的噩梦的余光正从旷野的各个角落朝她迸射进来，收敛于她的心底，使她感到透不过气来。

此刻，柳柳有些后悔孤身一人到那座寺庙里去，她慢慢地朝前走，久病初愈的身体使她对野外的一切感到静谧而安详。天空依旧阴沉沉的，原野上空旷如洗。收割后的庄稼腾出大片犁过的泥土，刚刚播下的麦种已经在潮湿的地里萌出了新芽，从西北方向吹来的冷风裹挟着尘土和枯草从防风林带上刮过，她看见一个打鸟的人背着竹篓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静立不动。

柳柳走到了一处亮闪闪的池塘的边上，她的眼前是一片低洼的水沼地，里面长满了萋萋的芦苇，枯萎的芦丛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芦花像积雪一样一直伸展到远处的运河岸边。她能够看见灰蒙蒙的苍穹下河面上来往的船只飘动的帆影，她沿着池塘朝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了下来。栖息在岸边坡坎中的一只黑色的鸟尖叫了一声，将她吓了一跳，它在水面上留下一圈涟漪像箭一样地飞远了。柳柳呆呆地看着那圈涟漪，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她看见闪动不定的河床下清晰地呈现出一个跳荡的人影。

那个人影在水中露出灰褐色的笑容，那张她所熟悉的脸像水草一般飘拂着。柳柳感到心脏被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攥紧了。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对面站着的那个人，就开始在空旷的田野中奔跑起来。她颤抖的双腿把路上的沙砾踢得乱飞，她的呼叫被四周回旋的风声吸没了。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不久之后即将降临到她身上的命运。这个在她的梦中萦绕多日的人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使那些积压在她心头的阴云陡然间飘散开来。她漫无目的地在田野上狂奔着，她跨过一道道的沟溪，最后钻进了那片横亘在她面前的密密的苇丛。芦苇的叶子刷刷地掠过她的耳畔，泥泞不堪的水沼地中露出的芦根一次次划破了她的脚踝。在她身后，那个高大的身影不紧不慢地跟了过来。

她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在枯黄的芦苇深处，她筋疲力竭地停了下来，到处都是她的喘息声。在苇秆的缝隙之中，她能够看见运河的堤坝上赭红色的泥土以及河水在岸边翻卷起的细细的泡沫。她回过头，目光瞥过渐渐暗淡下来的天空，身后的那个人此刻正站在水沼边的一排紫穗槐丛中，朝苇地里引颈张望。他的身影远远看上去就像风一样不真实。

柳柳浑身上下都让汗水浸得透湿，她的腿像灌了铅似的再也迈不开了，她拨开苇秆朝前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看到了离她不远处站着的另一个人，她朦朦胧胧地感到一束灰色的光影在她眼前闪过，她的头上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她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柳柳在水沼地里躺倒的一瞬间，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敲击她脑勺的那件东西像是一根捶洗衣服用的棒槌。

一阵阵撕裂心肺的疼痛使她渐渐有了一些知觉。她隐约感到自己置身于一条冰河之中，灼痛的皮肤上结满了冰碴，她的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怎么也睁不开。她能够嗅得到芦根的香味，水沼的泥土腐殖的气息。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人拖着往前走。她听见倒伏的苇秆在她裸露的脊背上滑过，发出沙沙的声音。成群的白鹭嘎嘎地叫着，在离她很近的地方掠过，它们抖落的雪白的羽毛像铅坨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她眼前最后一次浮现出那个梦中的桃园，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青草之上，周围的一切都显得空空荡荡，在飘过的一阵沁人心脾的风中，她突然涌起了一股抑制不住的想小解的欲望，翠婶那张苍老的脸在她面前晃动了一下，转眼又消失了。在旷野里被鬼魂缠住的时候，只要往地上撒泡尿，就能从迷途中走出来，她说。此刻她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渐渐汇入了巨大的风流之中。

她的周围萦绕着一种她所熟悉的气味，它仿佛是父亲那间书房中经年不散的烟草的气息。从前的一切像梦境一般在她眼前疾速闪过。

……村中舂米房木桩敲击石臼的声音，在一个个午后或黄昏响个不停……街角两边的栏栅下堆满了湿漉漉的栀子花蕾……那些散失在屋角的滴漏和纺车上覆盖着灰尘……侧院的那口蓄满雨水的缸……一只死鼠……那些早已死去的人隐伏在院中的树丛里，一到晚上，他们就爬上楼梯，翻过窗台来到她的卧室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坐在床边看着她，将口中呼出的热气喷在她的脸上……夕阳将遍地的芦苇染得血红，数不清的蝙蝠在空中飞来飞去，在地面上投下变幻不定的翅影……那副鸡血色的手镯……它在油灯下闪着清冷的光，它们在风中碰撞着，发出像风铃一般叮叮当当的声音……

柳柳感到那缕刺痛了她眼球的灿烂的光影正在变得暗淡下来，她熟悉的事物离她越来越远，她觉察到了绷直的躯体轻轻颤栗了一下，一切都归于沉寂。

11

赵少忠赶到那片苇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晌午。运河河套边的这片低洼的苇丛离子午镇只有二里之遥，从清晨开始，被惊动的村人就像赶集一样来来往往地出现在村外的官道上。这天，节令正值大雪，但天空布满了灿烂的阳光，斜斜的光线懒洋洋地附着在运河宽展的河面上，将密密的苇丛和旷野中的防风林带染成绛红色，水沼地里的淤水有些地方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像许多小小的玻璃镜片似地闪着变幻不定的光芒。

今天拂晓，一个早起在运河岸边捞虾网的老人发现了柳柳的尸体。当他沿着碎碎的石板路狂呼着跑进子午镇的时候，赵少忠刚刚从床上爬起来。尽管在黎明时翠婶曾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柳柳昨天一夜未归，但是，当村中嘈杂的声音惊飞了院外树上栖息的成群的喜鹊，他并没有想到把这件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柳柳联系在一起。

这个衣不蔽体的捕鱼人几经周折才来到了赵家大院，由于过于激动，他比画着手势诉说了半天，赵少忠还是不明所以。

捕鱼人显然对他不久前看到的场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站在院中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使赵少忠心悸不安的话：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漂亮的女人。”

当时，翠婶正在灶下生火做饭，她听到捕鱼人那句含糊不清的感叹，内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

“柳柳死了。”翠婶失魂落魄地自语了一声，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赵少忠走到那片被人群踩乱的苇丛边上，远远地凝视着眼前那块白乎乎的东西，柳柳躺在水沼潮湿的地上，她渐渐长熟的身体在清晰的阳光下呈现出丰腴的轮廓。她岔得很开的两腿上粘满了污泥和芦花，躯体上指甲抓过后留下的痕迹顺着腹沟、肚脐一直延伸到她的脖子上，肌肤中渗出的缕缕血丝已经晾干了。她的一只攥握得很紧的手上抓着几片苇叶，她的那些被撕烂的衣服高高地挂在离她不远处的苇秆上，远远看上去就像在成熟的稻田里守望的稻草人。

柳柳的神色一如往昔，她的双眉紧紧地纠合在一起，长长的眼睫毛下露出微微睁开的眼珠，安详的神态仿佛依旧在回忆着她做过的每一个梦，又像是在朗净如洗的天空中辨别着什么。

赵少忠呆呆地注视着女儿赤裸的身体，在那处枯苇边上站立了很久，他神情木然，竟然没有想起用什么东西将她的躯体遮盖起来。

水沼地里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运河上往来的船只驶过附近的水域时渐渐放慢了速度，有几个船工爬到了高高的桅杆上朝这里张望。

田野里寂然无声，那些兴冲冲赶来的年轻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过度的兴奋和激动使他们不安地搓着双手，躲躲藏藏的目光始终不敢正视面前耀眼的躯体。

在南山的寺院飘来的一阵阵沉闷的钟声中，河上飞过的鸥群尖厉的鸣叫听上去显得非常刺耳。

中午时分，赵少忠跟着那辆装载着尸体的平板车慢慢地朝村里走去。柳柳的身体像是坠落在荷叶上的露珠一般不停地晃动着。强烈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树木、房舍、沟溪灰色的影子在空阔的田野的背景中影影绰绰，在那条通往子午镇的崎岖不平的官道上，赵少忠不时地摔倒在地上，泥土的气息使他感到自己是在黑夜中行走，一道道铁硬的墙壁朝他迎面扑来……

12

那辆平板车停在赵家大院门外的那棵白果树下，巨大的树冠中漏出的斑斑点点的光影覆盖着它。

闻讯赶来的那个年已老迈的郎中在树下来回转了几圈，他颤巍巍地走到那辆平板车前，拨开柳柳蓬乱的长发。赵少忠在几步之外看到了她头上那块隆起的血痕。

“她显然是被一根木棒击昏了。”郎中说，“然后再也没能醒过来。”

翠婶泪流满面地倚靠在屋外的那堆草垛上，她的身体筛糠一般地发抖，在深陷的干草中弄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赵龙站在门槛边，不时地蹬踢着脚下的泥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黄昏的时候，村中祠堂里的三老倌和皮匠一前一后来到了院门外。刚才，三老倌让人从木器铺里扛来了几块木料，村里的小木匠正在树下乒乒乓乓地敲钉着棺材。他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恐惧，鎯头不停地敲在手背上。赵少忠看见他的左手已被砸成酱紫色，鲜血从指缝中流出来染红了棺木。

“这事说来也有些奇怪。”木匠说，“我今年已经给赵家打了三口棺材，每一次榔头都像长了眼睛似地砸到我的手背上。”

赵少忠没有吱声。他看见村里的巫婆踮着小脚走到了小木匠的身边，将一根驱邪的蓍草放人他的嘴里。

几个女人围着那辆平板车，正在给柳柳穿衣服。她的身体一夜之间结满的霜冻此刻已经化开了，水珠顺着板车的缝隙嘀嘀嗒嗒地掉落在地上。

三老倌擦拭着眼角的泪珠，走到了赵少忠的身边，将手里的水烟壶递给他，赵少忠吸了一口，一股苦水引动了他一连串的咳嗽。

“有些事情真是让人不敢相信。”三老倌说。

“时间才过了一年……像走马灯一样……”人群中不知是谁叹息了一声。

“这些年，镇上外来的闲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花圈店的钱老板凑了过来，“这些外乡的手艺人整天在镇子上东游西荡……”

“我还正琢磨着给柳柳提亲呢。”

“几十年来，我眼看着赵家大院一天一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真让人不敢相信……”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远远地站在墙根下，流着口涎慢吞吞地说。

“过些日子，找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吧，这间房子……”三老倌没有说下去。

入殓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暮色四合的墨河的水流渐渐融入天边灰暗的沉渣之中。几个年老的女人抱来了一堆柴禾，在树下燃起了一簇篝火。那口棺材在两只马灯的引照之下，慢慢地朝墓地走去。人们对赵家大院接连不断的葬仪早就习以为常，一切庄重的禁忌与葬规似乎成为了多余，人们稀稀拉拉簇拥着那口棺材，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一些细琐的往事，一路小跑消失在树篱的背后。

赵少忠倚在墙边目送着葬仪的人群在旷野中走远，他看见翠婶忽明忽暗的身影歪歪斜斜地追赶着闪闪烁烁的灯光，不时停下来喘息。

不知过了多久，王胡子和赵立本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跟前。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显得模糊不清。赵立本将一件冰凉的东西交到赵少忠的手里。那是两枚鸡血色的手镯。

“我知道这是柳柳的东西。”赵立本说。

赵少忠愣了一下：“它怎么落在你的手里？”

“赵龙有一次付不出钱，将它抵给了秀才。”王胡子说。

“我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赵立本说，“镇上古董店的老板说，它是用上好的玉石做成的，你留着它吧。”

赵少忠站在墙边好久没动。他恍恍惚惚地将两枚玉镯在手中敲击了一下，它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金属般悦耳的声响。

13

墓地上阴云如晦，那些高大的木棉和刺树的枝条一直探伸到低低的围墙以外。枯草掩映的坟包一座挨着一座在灰暗的光线下呈现出不同的土色。冬季的冷风吹动着干树枝，发出脆裂的声响。

赵少忠坐在一处被烧焦的沙土边，看着那片荒芜的墓园发愣。离他最近的是一座旧坟。坍塌的坟堆和墓栏连接在一起，宛若一辆在荒野中倾覆的马车。墓碑深埋在泥土之中，墓栏边的那棵扁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上面爬满了枯藤，栖息在树梢上的一只斑鸠不安地啁啾着。

这些坟包作为过去岁月留下的见证，不时地触动着他的记忆。他的眼前一遍遍地浮现出那个离他十分遥远的老人孤独的身影，他依稀记得许多年前的那个黄昏，他坐在墨河岸边的那块断墙残壁之中，面对着西沉的夕阳，灰暗的目光停留在子午桥边那些一望无际的田野之上，白色的蝴蝶在他身边飞来飞去……他一动不动地傍水而坐，一如自己现在的样子。

过去的事像走远的风一样悄无声息地隐敛了踪迹，它们犹如盛满一只草篮的积水，当他试图将那只草篮拎起来的时候，水却顺着草篮的缝隙流走了，凭借着一次又一次葬礼的印象，他才能沉浸到往昔的那些散乱的事件的氛围之中。

……那个病弱的女人身上散发着奇异的花草的馨香整天枯坐于庭院之中她苍白的脸颊和院里花坛中开败的那些木槿花十分相似你把这个晦气的叫花子弄到家里来简直要了我的命她说她也许已经有一百年没有洗过澡了头发里尽是灰尘跳蚤当然还有虱子你还不如把她让给我王胡子说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你的骨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女人说他看见猴子滚动着一只铁环歪歪斜斜地走上了子午桥桥下冰封的河面反射的阳光照亮了那座残破的桥栏也照亮了她的脸她喘息着羊粪羊毛粘满了她的裤子不不她说你为什么把两枚镯子都给我我和梅梅一人一枚吧柳柳说我每天晚上都听见有人在屋顶上走过他们踩碎了瓦片发出咔咔嚓嚓的声音我害怕我真的感到害怕昨天发生的事注定在今天还要重现一次也许两件事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她说魔鬼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伴随着花草的香味钻入人的体内夏季的雨水将那顶漆黑的棺盖浇得锃亮三老倌慢慢地走了过去哑巴惊恐地退向墙边你这个孽障你难道想同她一起埋掉不成数不清的纸花从花圈中掉下来陷落在深深的泥泞之中你不要理她翠婶说她整天都在疑神疑鬼门窗被风吹开的声音都能将她吓出一场病来赵虎把披在头上的那块麻布一次次取下来抖掉粘附在上面的谷糠其实那块麻布一直是盖在屋角的那只糠箩上的送葬的队伍走到一座桥上再一次停了下来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有人在放鞭炮吧我听到了火苗蹿动的声音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成群的蝙蝠绕梁而飞那只水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压不出水来她说他朝林子的深处跑去那种感觉让他感到兴奋越往里越潮湿枝条也越来越茂密。

……

天空依旧阴沉沉的，一只孤雁在坟堆上盘旋着，寻找着降落的地点。赵少忠不知道自己在墓地上坐了多久，冬天的第一场雪已经悄然而至。他感到薄薄的雪片像杏花的花瓣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在他的周围，在泥土和草茎上慢慢堆积起来。

墓地的围墙以外是高低不平的一带丘陵，遍地的羊齿草在风中摇曳着，隔着荒野上的树篱和闪闪发亮的几道小溪，他能够看见隐伏在桑林背后的镇子的扇形的阴影，几个儿童和拄拐的老人在墨河边缓缓走过。

赵少忠静静地吸着旱烟，雪花不时地落在烟锅上，发出扑哧扑哧清脆的响声。在枯草和黄土的气息中，他第一次产生了渴望躺倒的感觉，他知道那些早已死去的人此刻离他很近，他似乎能够听见他们从地层中传出的轻悠的叹息。

他手里捏着一根折断的枯枝，呆呆地注视着荒凉而沉寂的四野，拨弄着地上被烧焦的沙土。黄昏时分，当他的目光偶尔掠过那片沙土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沙土上写满了模模糊糊的字迹，在一层雪花的掩盖下，他能够辨认出地上写着的那些人名，他被自己的行为吓得不知所措，仿佛地上的字迹是由另外一个人写出来的一样。他的眼前渐渐呈现出父亲和祖父脸上镌刻着的迷茫神情……那间不透风的房子，布满痰迹的地上爬满了蛆虫和苍蝇……一只鼹鼠舔着宣纸上的墨汁，爬进了笔筒，在它的边缘探出尖尖的嘴巴……院中开满了三色堇和雏菊，父亲端坐于腰门的木栅栏旁边，在直射的阳光下将宣纸上写着的人名用毛笔一一划去。

赵少忠怔怔地看着面前的那片焦黑的沙土，感到了深不可测的时光的流转给他带来的巨大恐惧。

时间过了很久，沙土上的字迹被积雪完全遮盖住了。在积雪反光下，他隐隐地看见地面上显现出一个浅灰的头颅的轮廓，他感觉到有个什么人此刻正站立在他的背后，默默地打量着他。

“谁？”他冷不防转过身来。

“是我。”梅梅说。

他看见梅梅怀里拥着一只花布包裹，正站在一株刺树的边上望着他。

“天都快黑了。”梅梅说。

赵少忠坐在原地没有吱声。

“从早上开始我就见你坐在这里。”梅梅说，“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赵少忠轻声说道。

“我走到子午桥上，远远地看见你在这儿，就踅过来看看。”梅梅说。

“你这就走，干嘛不在家里多住几天？”

“我已经在镇上住了十多天了，”梅梅说，“家里养的那些兔子说不定早就冻死了，我想回去看看。”

赵少忠从地上站起来，眼前一阵晕眩。

“从去年冬天开始，家里就一直没有太平过，我真担心……”梅梅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没准柳柳早就预感到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梅梅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什么？”

“她老是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起她做过的每一个梦，起先，谁都不相信她。”

“她像是被什么事吓着了，谁也弄不清她究竟看到了什么。”赵少忠说。

“那幢院子也太旧了，”梅梅说，“镇上找不出一间和它一样老的房子，墙缝中钻满了老鼠。”

“明年春上我找人来把它翻修一下。”赵少忠说。

“镇子上像是有什么人一直和赵家过不去。”

“翠婶这么说，你也这么说。”赵少忠瞥了她一眼，“没有人和我们过不去……”

梅梅紧抿着双唇，没再说什么。

他们从墓地往回走的时候，天色已晚，黑压压的镇子上空已经浮出缕缕灯火。他们踩着吱嘎作响的积雪默默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停了下来。梅梅的泪眼在他身上匆匆扫过，转身朝旷野里走去，她的身影在那条弯曲的小径上越来越小，漫天的风雪一会儿就将她吞没了。

第六章

1

清晨的时候，赵少忠就被院外啁啾的麻雀惊醒了。他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绕过那片空阔而沉寂的院廊，来到了屋外的白果树下。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雪在冬至这一天渐渐停住了。田畴和道陌依旧掩埋在深雪之中，远处马脊山的山峦上空堆积着明亮的浮云，山脚下的一带村落显露出斑斑点点的树影，那些在雪中久居深宅的村人一大早就出现在村外的茫茫雪原上。

他看见墨河的河道上覆满了积雪，那些芦花的尖梢露出雪线，在风中飘摇着。停泊在岸边的几只舢板的顶篷被阳光映照得白花花的，河的对岸有几个老人正在雪野中拾粪，河边的树林中小孩嬉戏的喧闹声一阵阵飘过来，他们扯着白线，沿着河堤追赶着渐渐升高的风筝。

在和煦温暖的阳光中，四周依然透出一股刺骨的凉意，翠婶抱着一把扫帚在院中清扫着淤雪，她身后的屋檐下挂着一串串冰凌，她不时停下来，跺着双脚，朝被风吹得通红的手上呵气。

眼前那幢新砌的店铺看上去已经住进了人。屋顶上升着缕缕炊烟，靠近烟囱的地方，被热气烘化的雪水顺着瓦缝噼噼啪啪地流到地上。几个伙计正在房舍的山墙下用木梯搭成架栏，把那些枯萎的茜草摊到阳光下来晒。

那两个瞎子是在晌午的时候来到村里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来自何处，赵少忠抱着一只脚炉坐在树下的一条木凳上，看着他们翻过高高的马脊山，摸索着崎岖不平的雪路，艰难地朝村子的方向走来。

这两个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子午桥上，他们用竹棍敲击着封冻的桥面，绕过那堵新砌的山墙走到了赵家大院的门前。当他们从赵少忠身边走过的时候，赵少忠依稀觉得自己在什么时候见过他们，但一时想不起来了。赵少忠起先并没有过多地注意他们，耳畔掠过的一阵轻微的响声使他转过身来，他看见一个瞎子敲着竹棍撞到了那棵白果树上。

他的头上、脸上落满了雪花，深陷的眼眶和削尖的下巴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具骷髅。瞎子在树下怔了一会儿，双手摩挲着树干，嘴里发出一阵阵咕咕噜噜的声音，赵少忠没有听清他们所说的话，他站起身来走到了瞎子的近旁。

“这棵树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吧？”瞎子说。

“二三百年。”赵少忠搭讪了一句。

“它现在已经死了。”

赵少忠笑了起来：“它从来没像今年这样枝繁叶茂。”

“它的寿限已经到了。”瞎子说。

“可是今年秋天它还结出了满满一筐白果。”

“来年春天它便不再泛青，”瞎子说，“它的根已经烂掉了。”

瞎子沙哑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脸上刻着的诡秘而又坦然的神情使赵少忠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他久久地站立于堆满积雪的树冠之下，看着瞎子走远的身影，显得有些心烦意乱。

他看见瞎子慢慢走到村中的那片扇状的大晒场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几个妇女正在把场上的积雪扫清。那两个老人在晒场的中央止住了脚步，围拢的人群很快就挡住了他的视线。

赵少忠回到后院的时候，赵龙正睡眼惺忪地从卧室里走出来，他看见父亲在廊下烦躁地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一件什么东西。

“你在找什么？”翠婶走了过来。

“锯子。”

“大雪天你找锯子干嘛？”翠婶说。

“我想将门口的那棵白果树锯掉。”

翠婶愣了半晌，没有说话。

“好好的一棵树干嘛要锯掉？”赵龙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廊下，轻声地咕哝了一句。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院外传来的呼啦呼啦的锯齿声。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晒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像是听到了身后锯树的声音，不时地回过头来朝这边张望。太阳光渐渐增强了它的热度，融化的雪水中露出一些鹅黄色的草茎，雪地上到处布满了淙淙流淌的沟溪，河边树梢上的一只风筝像是断了线，它在蓝莹莹的苍穹下随着北风越飞越远。

赵少忠在树下足足锯了一个多时辰，他的衣衫都让汗水浸湿了。树干中发出的一种奇怪的声音使他好几次停了下来。他不知道那种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出的，随着锯齿在树干中越陷越深，那种声音也越来越显得刺耳。突然他听到树干中传出一声空空荡荡的声响，那棵树吱吱嘎嘎地摇晃了几下，树上的积雪像沙粒一样纷纷坠落下来，他看见那棵白果树像一堵坍塌的墙壁似地朝他压过来。赵少忠身体向旁边躲闪了一下，巨大的树干在撞倒了灶屋上高耸的烟囱后，沉重地压在院墙上，屋顶的瓦片扑扑簌簌地掉落下来，他听见灶屋里传来翠婶一声尖厉的惊叫。

赵少忠似乎还没有从眼前的惊悸之中缓过神来，他看到空洞的树干中钻出了成群结队的老鼠，那些灰色的老鼠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四处蔓延开，在雪地上到处乱窜，它们吱吱地叫着，在积雪中留下了一大片散乱的爪迹之后，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踪影。

那棵竹匾一样粗细的树干早就被老鼠钻空了，黑压压的洞口宛若一只张大的嘴巴，一阵腐沤的臭气扑鼻而来，赵少忠看见树洞中堆满了草茎、破棉絮、谷糠、花生壳以及腐烂的死鼠。

翠婶神色慌张地从灶屋奔了出来，正好赶上了老鼠四散奔逃的一幕，她呆呆地倚在门框上，看着瘫坐在雪地上的赵少忠，半天说不出话来。

2

瞎子在白果树下随口说出的那些话的灵验使赵少忠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忐忑不安地来到晒场边缘的时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已经渐渐散开了，一个瞎子正在地上摸索着收拾行囊准备启程赶路，另一个依旧坐在那株楝树下的木椅上，像是凝神屏气地聆听着什么，一言不发，看着他颓朽而苍老的外表，赵少忠的心头掠过一丝类似于照镜子时常常产生的不真实的感觉。

赵少忠缓缓走到瞎子的跟前，将一袋铜板递到瞎子的手中。在这两个外乡人面前，赵少忠的脸上显露出的虔诚肃穆的神情使四周的人大为惊异。

瞎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早就认出了他似的，一缕不经意的笑容从嘴角滑过，他抖抖索索地打开身边的箧箱，从中取出一把蓍草。

现在时光已近黄昏，残阳赭红色的光线染红了村头的那一排光秃秃的树梢。在凛冽的冷风中，大地正在封冻。在不远处的房舍边上，一个妇女正在门边的晾竿上拍打着被褥，在她身后，几头黄牛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河边去饮水。

在蓍草独特的香气之中，赵少忠仿佛感到时间已在冰凉的空气中被凝固住了。当他最后一次将手中分开的蓍草递给瞎子的时候，天色已经阴暗下来。

瞎子慢慢地捻动着手中的蓍草，脸上布满了灰暗的阴云。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为数不多的几个围观者在薄暮的北风中冻得直跺脚。

瞎子轻微地叹息了一声，终于抬起头来，他的深陷的眼眶静静地滞望着远处，像是在四周的空气中搜索着什么。

“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赵少忠愣了一下，没有吱声，他像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似的，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他感到茫然若失。不久，他就听到了瞎子的喉管中发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声音。

“遇小过，变卦为未济，凶不可测……遇小过，内艮外震，艮为门，又为鼠，震为雷，雷霆击门，家败，鼠逸为患。变而为未济，未济为离宫三世卦，是为火卦，世爻为午火，应爻为已火，三火为焱，其火最炽，必败于大火……”

瞎子的语调显得格外平静，头上稀疏的几缕白发在风中飘动着，楝树的阴影罩住了他浅灰色的脸颊。

“可有解救之道？”赵少忠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未济，恐终不可济。”瞎子说。

赵少忠的耳畔响起一阵低沉而嘈杂的喧闹声，人群中发出的叽叽喳喳的议论招引来了更多的围观者，他看见河边有几个老人正急步朝这边跑来。翠婶远远地站在院门外，她显然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正翘首朝这里张望。

“家覆于火，必祸及于人。”过了一会儿，瞎子又说，“小过为大坎，坎为水，小水犹大水，艮为少男，而处其下，必溺于坎中之水，未济下坎上离，坎水离火各不相容。坎为次男，离为次女，皆不得其位。离火生于木，坎水生于金，今不得其位，反受所生之害，故而次男丧于金，次女亡于木……”

赵少忠木然站立在树下，瞎子的话在他的耳边久久回荡着。在愈来愈暗的光线下，镇上的房舍中已经沁出了一片片油灯的光亮。

“长男日后如何？”赵少忠轻声地问了一句，立刻感到有些后悔。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瞎子说，“未来的一些事眼下还是不说为好。”

瞎子说完，从木椅上站了起来，他俯身拎起脚下的那只箧箱，慢慢朝前走了几步，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转过身来。

“午后的时候，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他说。

“我将门口的那棵白果树锯倒了。”赵少忠说，“它的确和你说的一模一样，里面钻满了老鼠。”

瞎子的身影在树下急剧颤栗了一下，脸色陡然间阴沉了下来。

“你其实不该将它锯倒。”过了半晌，瞎子说道。

赵少忠不安地环顾着四周，没有吱声。

“那棵大树虽已枯死，朽伏之日尚早，现在它既然已被你锯倒……”瞎子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掐指算来，令郎大限已近。”

“什么时候？”

“不过辰日。”

3

起先，翠婶对那两个瞎子在晒场上所说的话一无所知，不久，这些离奇的筮闻在冬天的北风中像鸡瘟一样越传越远。这些日子，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甚至，前些天，当她来到大窖庄的集市上的时候，在猪市的木栅栏边上，她看到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它。

作为一个外乡人，翠婶对于这一带流行的测相风水、占卜问筮的习惯一直不以为然。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村人在她跟前拐弯抹角地打听赵龙的生辰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她感到自己也像是被那种神秘的气氛感染了。村里的那些好事多舌的妇女往往利用来赵家借东西的间隙，察看这座行将颓朽的房舍，作出她们对于生死凶吉的荒诞不经的判断。

那两个瞎子的到来，给赵家大院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不幸提供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在满足了村人固存的好奇的同时，再一次增加了他们对神秘莫测的命运的笃信，而在几天前对于柳柳的死因的种种猜测突然销声匿迹，每一个从赵家大院门前走过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朝它投来匆匆忙忙的一瞥，激动、伤感的神情洋溢在他们的脸上。

翠婶知道赵龙的生辰是腊月二十八，一夜之间，她感到在她眼前飘逝如飞的时间第一次具有了某种意义。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突然感到自己对于不久之后即将到来的那个不吉的日子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

赵龙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更生的酒坊打牌了。他整天形单影只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目光躲躲藏藏，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看上去，他显然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这些天，翠婶总看到他的影子在不知不觉地跟随着她。沉默不语的脸上镌刻着渴望交谈的神情，翠婶有好几次挑起了话头，却又想不起来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她在一连几个晚上失眠之后，渐渐地有些害怕看到他。

一天晚上，翠婶在卧室里被屋外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惊醒了，她来到院中，看见赵少忠蹲在腰门边，正用一块块木板将那扇木栅栏门钉死。

院外风声如涛，漆黑的夜空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星光，那片竹林在几天之前就被砍掉了，赵少忠将那些长势正茂的燕竹砍倒后卖给了村里的一个篾匠，她对于主人日益加剧的奇异的举动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

翠婶轻轻走到了赵少忠的身后，她的脚踢到了地上的一只空瓶，在一阵清晰的声响中，她看见赵少忠的身体向空中蹿动了一下，迅速地回过头来。

“是我。”翠婶笑了一下。

“天气越来越冷了。”赵少忠怔怔地说，“北风从门里灌进来……”

“你将这扇门钉死了，日后去后街买菜就要多转不少路。”翠婶说。

“这扇门斜对着钱老板的那爿花圈铺。”赵少忠叹了一口气，“院子里不时飘进来一股死人的气味。”

“这扇门几十年来一直开着……”

“门外每天都有披麻戴孝的人走过。”赵少忠说。

“今天早上，我发现廊下盖在糠箩上的那块麻布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翠婶又说。

“你整天都在唠叨着它，我将它塞进炉子里烧掉了。”

“这段日子，村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那两个瞎子。”翠婶说。

“事情没准真的就是瞎子所说的那个样子。”

“可我总觉得村里有人……”

“谁？”

翠婶没有再说什么。赵少忠惊骇的神情使翠婶隐约地探视到了他深邃的内心。在赵家大院她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她感到赵少忠心中潜藏着无尽的心事。在罩灯模糊的光亮中，他苍白的枯发在风中飘拂着，他灰暗的脸颊上衰老的痕迹使他看上去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一大早，翠婶看见哑巴拎着一桶土秸泥，将那扇通往后街的木栅栏门堵得严严实实。

4

走在阳光下，赵龙觉得一切都虚恍如梦。晒场上空空荡荡的，四周的树篱下依旧残留着没有融化的积雪。他的目光不敢在那里过多停留，那两个瞎子似乎一直在晒场上晃来晃去。

他在子午镇上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什么人关注到他的存在，此刻，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他背后偷偷地打量着他。尽管住在墨河岸边的那个郎中在为他仔细地搭完脉后告诉他：他的身体看不出任何病兆，看上去可以足足活到一百岁。但是，郎中的话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安慰，在镇子上空流过的各种风言之中，他感到自己的日子也许真的快要到头了。

他懒洋洋地走到墨河岸边，河面上漂浮着咔咔作响的冰块，汩汩流淌的水流漫过河坎下雪白的芦梢，漫过一片又一片枯荷，漫过他模糊不清的记忆。他沿着河堤慢慢朝村西走，他眺望着蜿蜒曲折的河道在远处和天空交接处飞翔的水鸟，感到了一种软绵绵的寂静。

三老倌的那些散布在河沿的店铺中飘来一股股潮湿的锯末的气息，他看见河流拐弯处的码头边，几个帮工正在阳光下将船上的棉纱一捆捆地卸下来。前些天，他从屋外回到家中，看见前院原先空着的一间间厢房中堆满了棉纱。

“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些东西？”翠婶说。

父亲的眉头皱了一下：“晌午的时候，三老倌让人运来的。”

“他家的棉纱堆到这里来干嘛？”

“他的那些店铺装不了。”

“这些厢房是养蚕用的，明年春天……”

“到时候再说吧。”父亲说。

现在，三老倌正坐在染布坊门前的栅栏围子边上晒太阳，他吸着水烟，看着码头上一个用棒槌浣纱的女人发愣。那些停泊在岸边的船只的帆篷被风吹得呼啦啦地响。他的眼前又一次呈现出那个寂静的黄昏，那条装载着蚕茧的大船在宽阔的河面上越走越远……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在闪电中显露的灰蒙蒙的天空。那个女人在马灯的光亮中赤裸的身体使他想起了柳柳躺在苇丛中的样子，以前，他常常在柳柳的脸上看到她的影子，甚至，当他聆听着那两枚鸡血色的手镯发出的声音，就能一下子看到她。现在，那个女人的形容像是一堵被刷上了石灰的墙壁，又像是水面上散开的涟漪，一切都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

河边的树林里有几个小孩正在那儿打水漂，看见赵龙走过来，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停下来，远远地看着他。他们幼鼠一般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赵龙走到离他们差不多有十步远的地方，他们便呼啦一下逃进了树丛，像一群被惊飞的小鸟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那片空阔的滩土，赵龙感到茫然若失，在村中所有人的眼中，他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死去多年的幽灵。

更生那片酒坊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那扇朱漆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一只花猫蜷伏在瓦楞上的烟囱边，不时发出呜呜的叫声。

现在已是黄昏时分，门前的枯草地上印满了独轮车的车辙，看上去，更生外出卖酒还没有回来。赵龙心烦意乱地察看着四周的动静，慢慢走到了门楼的阴影之中，他的手指在门板上轻轻地敲击了几下，房中传来几声嗡嗡的回响，伞墙上的那扇窗户帘幔低垂，墙根下一片冰碴闪着耀眼的白光。

在房舍四周飘荡的酒香之中，赵龙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屋前没有一个人影，他能够依稀感觉到暗中射来的缕缕目光。

过了一会儿，赵龙正准备走开，附近的一幢阁楼上的百叶窗突然打开了，一个女人从窗口探出头来把他吓了一跳。

“酒坊里没人。”那个女人说，“老板娘到大窖庄赶集去了。”

赵龙在村外的桑林边一直转到天黑，才悻悻地往家走。那棵横倒在门前的白果树像一个巨大的木桶倚在墙垛上，背阴的一面粘附着积雪，那些被砍下的枝桠在墙下堆得很高。

院子里漆黑一片，他走到那条长长的回廊下，听到了后院传来的一阵阵鼾声。

这些日子，翠婶依旧整天笑呵呵的，她像是对萦绕在这座院落里的不祥的气氛一无察觉，她像往常一样日复一日地在门外劈着木柴，或者在院中的那株忍冬花藤边做着针线，她那日益发胖的身体散发着使人安宁的气息，不知不觉中，他感到自己总是跟随她，寻找着她那阳光般温暖的目光。每当他试图凑近她和她说些什么，她不是借故走开，就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赵龙回到自己的卧室里，用一根树杈抵住门，躺在凉飕飕的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一连几天的失眠使他身体的所有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他呆呆地凝望着屋顶上那扇灰暗的天窗，辨别着屋外的各种声响：南山寺庙的破碎的钟声，深巷里更夫越走越远的脚步声以及在房顶回旋的呜咽的风声。

固定的惊骇的表情不时在赵龙的脸上闪现，那把在他的身体上没入很深的尖刀使他感到胸口一阵阵发麻，村里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的脸在空气中隐伏着，他一遍遍地在黑暗里聚敛着那些散乱的目光，最后他看到了一副枯树般的瞎子的脸。即使是在白天，他走在大街上，也能感觉到那两个瞎子在背后跟随他，竹竿在冰封的地上敲出笃笃的声响。

后半夜的时候，赵龙听到院中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被人踩翻了，他从床上坐了起来，透过床边的木窗，他看见屋外如鸦的天空闪着点点星光，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扇门吱嘎一声打开了，一团暗红的灯光照亮了对面那排阁楼的粉墙，他看见翠婶披着一件夹袄，穿过院中的晾衣绳，走到了井台边，她也像是被刚才的声音惊动了。

在罩灯的光亮中，赵龙看见井栏边的一只栽满香葱的陶罐翻倒在地上，翠婶用脚拨弄着它，环顾着四周。在她身后，赵龙看见梅梅卧房的回廊下突然钻出一个人影，他佝偻着身体蹑手蹑脚地消失在院中的树丛里。

那是哑巴。他不知道哑巴为什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梅梅的卧房里去。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乡人在赵家大院呆了十几年，近来，他藏头露尾的行迹越来越使人感到不安。柳柳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说，他的聋哑像是装出来的：“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突然说出一两句什么话来。”赵龙倚在窗前，注视着对面阁楼下敞开的门洞，身体不住地颤抖起来。

翠婶叹息了一声，转过身，举着那盏罩灯朝这边走过来，赵龙在床上躺下来，闭上了眼睛。翠婶走到窗下的时候，他感到灯光刺得他的眼球一阵酸痛，翠婶不安的喘息声从窗口飘进来，夹杂着牙龈打颤的声响。

翠婶在他的窗下站立了很久。过了好一阵，他听到卧室的门上“咔嚓”响了一下，那是上锁的声音，随后，他清晰地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一下，拔了出来。那团亮光不久之后就在窗外消隐了，可那种冰凉的上锁的声音却在廊下停留了许久。

5

赵少忠站在那幢高大的门楼下，眼前所有的事物都显得陌生而遥远。竹林边的一排歪倒的竹篱围着一畦菜地，院中的那口枯井边栽着几棵刺梨树，几只白鸡在树根下刨翻着泥土，对面那带粉墙有一半沐浴在阳光之中，灰暗的廊下挂着一扇湿漉漉的渔网正朝地面啪嗒啪嗒地滴着水。

麻脸人坐在门槛上一声不吭地吸着烟，一个年老的仆人在院中铺着的一张竹席上翻晒着玉米，翠婶站在梅梅卧房的门前不安地搓着双手，在她身后，门洞中垂下的珠帘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

对于梅梅的突然出走，事先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直到昨天傍晚，大窖庄的那个媒婆匆匆忙忙赶到赵家大院来找人，赵少忠才知道了这件事。

前一天，村里的更夫天不亮就来到了院中，他神色不安地告诉赵少忠：昨天晚上三更天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影在赵家的院墙外转来转去，“看上去像是梅梅。”更夫说，“我看见她怀里抱着一只青布包裹在冷风中冻得直打哆嗦。”

“你一定是看错了人。”赵少忠不假思索地搭讪了一句，就将更夫打发走了。随后，镇上一个卖花的老女人悄悄告诉他，昨天晚上她看见赵家的墓地上有一片火光闪动了很久，好像有人在坟堆上烧纸。起先，赵少忠对这些怪异的说法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过于留心。但是，那天晌午，哑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钻了出来，指手画脚地冲着他咕噜了半天，他的头发被融化的冰碴淋得湿乎乎的，他慌乱的神色引起了赵少忠的警觉，也许昨夜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聋哑的仆人一下子变得衰老不堪，他的行为越来越让人不可捉摸，他一刻不停地在院中絮絮叨叨，谁也听不懂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从床上爬起来，在院中弄出一些奇怪的声响。

“这个骚婆娘说走就走了。”麻脸人说，“事先谁都没有想到。”

“她也许到西乡姨妈家去了。”赵少忠说。

麻脸人将烟锅在廊柱下磕了几下：“我已经让人去那儿打听过了，谁都没有看到过她。”

“这些日子，大窖庄出过什么事没有？”翠婶说。

“能出什么事？”麻脸人苦笑了一下，“那天她从集市上回来，脸色看上去有些吓人。也许她在集市上看到了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人。”

“会不会……”翠婶说。

赵少忠打断了她的话：“梅梅临走之前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天晓得她说了些什么。”麻脸人说，“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一个劲地哭，几天之后就突然不见了人影，我还以为她回了娘家呢。”

“说不定过些日子她还会回来。”翠婶说。

“回来？”麻脸人冷笑了一声，“这一带每年都有女人被官塘镇来的鸨母骗走，她们在妓院里一呆就是几十年，到她们年老的时候，口袋里揣满了鼓鼓囊囊的银子，领回来一大帮野种。”

翠婶像是被麻脸人的话刺痛了，她木木地站在廊下，半晌没有话说。

“女人全都是骚货。”麻脸人骂骂咧咧地说。

“没准哑巴知道这件事。”在回家的路上，翠婶说了一句。

“哑巴？”

“自从赵虎死后，他突然变得唠唠叨叨，碍手碍脚，他也许看到了什么。”

“他一定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赵少忠说。

天已经黑了下来，赵少忠感到翠婶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跟着他，她的羞涩一如往常，他想起当初将她领回子午镇的时候，她也是这副躲躲闪闪的样子。

6

梅梅是在集市上听说那件事的。她神思恍惚地回到家里，那两个瞎子的影子一直在身后紧紧地伴随着她。麻脸人在廊下晾着渔网，他尽管已经觉察到梅梅的脸色有些不对劲，但他正为昨夜输掉的那些钱发愁，便没有理会她。

晚上，梅梅躺在床上泣泣嗒嗒哭到了深夜，她的哭声将麻脸人从浓浓睡意中惊醒之后，他便恼羞成怒地将她推到了床下。梅梅在冰凉的地板上一直躺到第二天黎明，村中传来的公鸡报晓的声音使她忽然萌发了远走高飞的念头。随后，她开始在暗中收拾行囊，在以后一连几天之中，麻脸人似乎感觉到妻子的沉默不语的脸上布满了阴云，但是，他对梅梅日益膨胀的试图逃走的念头一无觉察。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梅梅趁丈夫醉酒之际，悄悄地溜下了床，挎着那只青布包裹，走到了村外。

梅梅踩着地上咯吱作响的封冻来到赵家墓地的时候，月亮已经爬上了树梢。她从包裹中取出一叠黄纸，在一处背风的坟堆后面点着了火，火光照亮了墓地上杂乱的枯藤和树上栖息的鸟群。她看见子午镇隐伏在静静的黑暗之中，镇子的外围有一条被月光照得发白的小路通往运河的渡口。梅梅烧完纸，沿着那条小路朝前走了一段，一种难以遏制的想回家看一眼的愿望使她停了下来。她不知不觉来到子午镇上的时候，远远地听到了赵家大院中传来的洗碗的声音。

院外的那棵高大的白果树斜倚在墙垛上，翠婶在灶下洗完那些碗碟，举着罩灯，走到院中。梅梅伏在树干的背后，看见翠婶步履蹒跚地走到鸡埘的围栏边，她的脸被灯光衬得红彤彤的，她关好鸡栏走到门槛前，探头朝外张望了一会儿，就将那扇大门关上了，随着那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渐渐走远，围墙上的那片灯光也慢慢飘向后院。

梅梅绕过山墙朝后街走去。后院的那扇木栅栏门被土秸泥封死了。院内不时地传出父亲的咳嗽声，她身后的那片被砍掉的竹林露出尖尖的竹根，没有遮拦的风从旷野上横吹过来，梅梅的全身一阵冰凉。

梅梅在后院的那带围墙下逡巡了很久，村里的更夫从深巷里没精打采地走出来，他身后随着的一只黑狗狺狺地叫了几声。

“谁啊？”更夫离她越来越近。

梅梅没有搭理他，顺着墙根慢慢地离开了。

午夜时分，她走到了大街上，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墨河边三老倌的铁匠铺里传来一阵阵淬火的声响，她的身影在碎碎的石板街上拖得很长。在黑黝黝的栏栅的阴影之中，到处都散发着腐烂的鱼虾的膻腥气。

梅梅来到街上那幢肉铺的门前，黑暗中突然闪出一个人来将她吓了一跳。她麻利地从包裹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刚刚朝前跑了几步，就听到了身后那个人发出的咿咿呀呀的声音。

哑巴站在离她几步之外的一处石磨的边上，正张大了嘴巴怔怔地看着她。

梅梅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在她嫁到大窖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眼前老是闪现出他那张枯瘦的脸，每逢集市，她时常在村后池塘的边上，在房舍前开阔的田野里看到他。那场噩梦般的婚姻使她懂得了男女之间的事，也隐约使她明白了这个倒运的男人那种令人恍惚的目光。

梅梅迟疑了一下，转过身来，慢慢走近他，哑巴不由自主地后退着，他们绕着那方巨大的磨架转了半天，梅梅脸上绽露的笑容和种种热情的手势对他都无济于事。当她转身走开的时候，哑巴又在身后远远地跟了上来。他们穿过那条长长的石街和镇外的大片旷野，来到了运河的岸边。

河水翻卷着细细的泡沫撞击着堤岸，停泊在岸边的一条没有顶篷的小船在水中摇晃着，几个船工正在甲板上挂帆。

在河岸上呼啸的风声中，梅梅再一次走近他。这一回哑巴站着没动，梅梅走到他的身边，从被风吹散的发丛中摘下一对耳坠递给他。她的手指滑过他那张被泪水弄得湿乎乎的脸，哑巴的身体不住地颤栗起来……

那条船是拂晓的时候离岸的，在天边布满的灿烂霞光中，镇子上空的瓦楞上已经升起了缕缕炊烟。梅梅站在船头，看着哑巴越来越小的身影和他背后渐渐模糊不清的村落，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

7

“柳柳可真是个好女人。”赵立本说。

赵龙没有吭声。他坐在酒坊的一角，在黄昏的灯光下有些神不守舍。

此刻正是店里人多的时候，在屋子里飘散的烟草的雾气之中，那些聚集在一张张方桌边喝酒的人显得影影绰绰的。敞开的门洞中不时有人走进来，到柜台边付钱要酒。柜台边的那只火炉眼下烧得正旺，老板娘正在往炉膛里添柴。

赵立本坐在他的对面，慢慢地转动着手里的酒杯，察看着四周的动静，仿佛正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更生托着酒盘，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赵龙在上灯时分就来到了这里，他坐在靠窗的这张木桌边一杯杯地喝着酒，现在，他已经微微有了一些醉意。阴暗潮湿的酒坊里发出的猜拳和酒杯碰撞的声音越来越使他感到气氛有些不对，老板娘伏在柜台上，时常投来漫不经心的一瞥，她的脸上不同往常的笑容增加了他的不安。

“许多天前，柳柳就坐在你的位置上。”赵立本说。

“柳柳？”

“对，柳柳。”赵立本说，“她可真是个好女人，村里所有的男人都想跟她睡觉。”

“你一定是喝醉了。”

“没醉。”赵立本说，“这些天，我常常梦见她。”

“我大概得走了。”赵龙说。他站了起来，赵立本按住了他。

“还有几天？”赵立本说。

“什么？”

“我是说除夕。”赵立本打了个饱嗝，“三老倌从外乡请来的戏班子昨天已经到了。”

“我看见他们在村中晒场边上搭戏台。”

“如果那两个瞎子的话应验，你也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赵立本说。

赵龙怔了一下，他颤栗的身体使桌子的榫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我只是开个玩笑，瞎子的话不可全信。”赵立本呷了一口酒，“但也不可不信。”

赵龙感到胸口积压的阴云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弥漫在屋里潮湿的水气之中，他又一次站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前走了几步。身后传来的一阵清脆悦耳的声响使他停住了脚步。他转过身，看见赵立本将两枚鸡血色的手镯放在桌子上。

赵龙重新回到桌边，坐了下来，他抚弄着那两枚手镯眼前浮现出柳柳抖抖索索的身影。

“听父亲说，你已经将手镯还给他了。”

赵立本笑了起来：“那是我花了四文铜钱从珠宝铺里买来的，两副手镯看上去简直一模一样。”

“等我喝完了这杯酒，我就将它还给你。”过了一会儿，赵立本又说。

夜色已深。最后的几个酒客也正在懒散地离去。更生手里捏着一块抹布正在揩擦着那些桌子，他的背影被昏暗的光线衬得模模糊糊的。

窗外的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风吹动着窗幔，赵龙在刺骨的冷风中一连打了好几个寒战。老板娘双手支撑着下巴，伏在柜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更生手里拿着那块长长的抹布一声不吭地朝他走过来，他一边朝前走，一边朝身后张望。赵立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桌子，走到了大门的边上。

赵龙忐忑不安地扶着桌沿站了起来，更生走到了他的跟前，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一脚将那张桌子蹬翻了，桌上的油灯在对面的墙上摔得粉碎，溢出的火油被火引着，潮湿的墙脚发出一片“滋滋啦啦”的声音。

赵龙贴着墙壁往门边移了不到一丈远，他看见王胡子挑开门帘，嘴里叼着一根烟斗从里屋走了出来。赵龙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踉踉跄跄地窜到门边，赵立本嘿嘿地笑了两声，将他推了回来。

王胡子踱到他的近旁，突然揪住了他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重重地摔到了门框上。赵龙隐约听见脑后咕咚响了一声，一股甜滋滋的血腥味从喉管涌了上来。他瘫在门槛边，看见老板娘在柜台里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脸上挂满了笑容。

赵龙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来到柜台边的，他感到自己此刻和那个浑身散发着松脂香味的女人挨得很近，他回忆起不久前在里屋的床上和这个女人做过的一切，一种冰凉的寒流爬遍了他的全身。他嘴角流出的血一滴一滴地落在柜台上。赵龙聆听着墙上钟摆发出的“嘀嗒”声，伸手拽住了女人的袖子。女人笑了一下，轻轻推开了他。

赵龙刚刚缓过一口气来，突然觉得背后有人推了他一下，他感到自己像是一片被风卷起的树叶，朝前飘了一段，一头栽倒在墙角那排装满酒坛的木架上，木架上的酒坛磆磆碌禄地滚落下来，飞溅的酒汁将他的衣服浇得濡湿。

王胡子从柜台上抓过一支点燃的蜡烛正准备朝他扔过来，老板娘一把拽住了他。

赵龙蜷缩在墙角，看见老板娘卟哧一声将蜡烛吹灭了。“算了吧，他反正是快死的人了。”他朦胧中听见老板娘说了一声。

时间过了很久。赵龙再一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屋子里空空荡荡的，王胡子正背对着他在柜台上一遍遍地数着铜钱。赵立本站在灰暗的屋门前，看上去已经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才这么几个钱，”王胡子说，“连买两斤烟丝都不够。”

“我们已经在这里守候他三天了。”赵立本说。

更生讪讪地笑了两声，从口袋里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柜台上。

赵龙看见王胡子心不在焉地瞥了自己一眼，又看了看柜台里的那个女人：“你刚才看见我那样揍他，一定心疼了吧？”

女人没有吱声，她胸前绿袄的前襟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色的汗巾，闪烁的炉火将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

“你其实真的不愿意我那样揍他。”王胡子凑近她，“你是担心这个死鬼的晦气败坏了你酒店的门面。”

“算了吧，他根本不顶用。”女人说。

更生装着没有听见这句话，转身走开了。

王胡子将柜台上的钱捋进一只布袋，搭在肩上，打了一个唿哨，和赵立本一前一后在门外的树林里走远了。

8

戏班子搭乘的那条大船是在中午时分停靠在墨河岸边的。那些披红挂绿的人从船上下来，刚刚走到村口，哑巴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几十年前，他就是跟随着这个戏班子来到子午镇上的。他们在子午镇唱了三天，在一天黎明悄悄离开了这里，将哑巴孤身一人撇在这个傍水的小镇上。现在，这个戏班的人马几经薪积浪淘，当年的账房、几个鼓手和琴师都已经变得苍老不堪。当哑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个年老的账房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哑巴也像是在顷刻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戏班子到达子午镇的这些天里，人们时常可以看见他混迹于那群戏子中间，扛着搭戏台用的竹竿和门板，在村中的扇形晒场上转来转去，看着他身上重现的那些轻佻逗趣的举动，村里的人们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往昔的岁月。

戏班子的来临勾动了翠婶内心深处一缕隐秘的酸楚。尽管她在赵家大院生活了几十年，但那种寄居异乡漂泊无定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她恍惚觉得自己刚刚来到这里，梦幻般的时光在不久之后又会将她带回到僻远的故土，带回到那个飘浮着鱼腥味的水边的竹楼，带回到那些潮湿的夜晚……

这些天，哑巴的整夜不归使这个本来就空阔的大院变得更加冷清。在和这个聋哑人朝夕相处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是，这个影子般的男人一旦从她的视线里消失，她便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孤寂。

尽管哑巴天天都和那些唱戏的人厮混，但是当三老倌在村中摆下酒席宴请那帮远道而来的戏子的时候，他却一声不吭地回到了家里，他的双目中饱含的游移不定的光芒中似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心事。翠婶越来越感觉到，在赵家大院发生的一连串的不幸中，他或许知道更多的事。

到了晚上，翠婶躺在后院的那间佣人房中，在经受失眠煎熬的同时，感到了另一种隐隐的担忧，她担心哑巴会在不久之后的一天随着戏班子的离开一去不返。当她疑虑重重地将这个心事告诉赵少忠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他本来就不是赵家的人，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这句充满暗示的冰凉的话使翠婶差一点儿没流下泪来。

现在，离腊月二十八只剩下最后的三天时间了。瞎子预言中的那个神秘的日子正在一寸寸地向她逼近，她的心也一天天地悬了起来，她夜复一夜地在赵龙的门上上锁，到拂晓的时候又将它悄悄打开，渐渐地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习惯，就像每天黄昏或黎明开关鸡栏一样。起先，她的这个荒唐的举动一直是在暗中进行的，谁都像是没有察觉。终于有一天，她忘了打开赵龙门上的锁，跟着赵少忠去了大窖庄，赵龙在那间廊下的小屋里一直被关到天黑。这个偶尔的疏忽并没有使她放弃自己顽固的信念，相反她更加留意赵龙的一举一动，她相信腊月二十八日这天一旦过去一切都将太平无事。

这些日子，赵少忠仍像往常一样天天起得很早，她常常看见他坐在后院廊下的那处护栏石上，一锅接着一锅地吸着旱烟，在渐亮的天色中，看着井栏边的那排阁楼发愣。有时，他整天缩在那间尘封的斗室里翻阅着一本本发黄的旧书，有时独自一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墨河的堤岸走到赵家的墓地上。他步履蹒跚，反应迟缓，但目光却越来越变得犀利、清澈。

“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是在选择自己的墓地。”在子午桥边晒太阳的一个老人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看上去，他恐怕也活不长了，他的眼神和赵伯衡临终时一模一样。”

翠婶虽然没有见过那个孤独的老人的晚年，但是她从村人零碎的叙述中依稀知道了那场大火之后的一些事，这些事构成了眼下充满晦气的时光的深邃背景，她的眼前一次次闪现出那场大火虚幻的光影，那个老人枯干的身影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这天午后，外乡的两个亲戚来到了赵家大院。他们带来了一袋蘑菇、半拉子山羊、两只甲鱼以及其它的一些年货。由于路途遥远，外地的那些久已不通音讯的亲戚对于赵家大院近来发生的不幸一无所知。

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是来向柳柳提亲的。整整一个下午，她坐在后院的井栏边，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一些细琐的往事，那个穿着马褂的年轻人显得局促不安，他注视着晾衣绳上停息的几只啁啾的麻雀，脸憋得通红。

翠婶很早就觉察到了他们的来意，她在廊下编扎着一把笤帚，面对着那个腼腆的年轻人不时投来的目光，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她已经死了。”赵少忠手里捻动着一根稻草，叹息了一声。

赵少忠无奈之中说出的这句话使那个丰腴的女人差一点没笑出声来，在这个熟谙世事的女人看来，它无疑是自己的提亲遭到拒绝的一种信号。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她说。

翠婶流着眼泪诉说着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事，女人脸上挂着的笑容渐渐凝固住了。

在长久的沉默中，天光已经暗淡下来，屋外的墨河边传来了琴师调弦的声响。

“这些事真让人不敢相信。”过了许久，女人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

“想起来真像做梦一样。”翠婶说。

“没想到赵家就这样败了……”女人的话刚一出口，就感到了后悔。

赵少忠的脸色突然变得晦暗起来。翠婶看到他眼中有一缕不易捉摸的光芒在空中忽闪了一下，旋即熄灭了。

“那两个瞎子的话听上去有些离奇。”女人说，“会不会……”

“什么？”赵少忠看了她一眼。

“我是说那两个瞎子会不会事先就知道了那些事？”

“谁知道，这些事把我都弄糊涂了。”翠婶说，“那两个瞎子像是住在很远的地方，每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日子，他们就翻过马脊山来到了镇上。”

“瞎子的话多半是胡说八道。”女人说，“我觉得赵家是不是和子午镇的什么人结下了仇？小时候，我常听大人提起过去的那件事。”

“什么事？”

“那场大火。”女人说，“村里的人得到消息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赵少忠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开了。

第二天一早，翠婶来到灶屋生火做饭的时候，发现那些搁在灶脚边的年货不见了，前院的大门敞开着，那两个外乡的亲戚也许在深夜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赵家大院。

9

面对着眼前疾速飞动的云影，赵龙在高高的马脊山的山顶站立了许久。

山脚下光秃秃的田畴和荒芜的丘陵向天边伸展着，在若明若暗的苍穹下，松树的涛声一阵阵掠过他的耳际，山顶上那座倒坍的塔楼掩埋在深深的枯草丛中，运河的河道像一条闪闪发亮的缎带绕过一片又一片树林，迤逦远去。河面上往来的船只的帆影在远处静静飘移。山坳中采药的老人在竹林深处时隐时现，北风越过山脊将四周冰冻的干雪吹得像杏花一样四处纷飞。

在旷野的尽头，一带稀稀落落的渔村和村外的桑林有一半沐浴在阳光里，另一半浸没在如晦的阴影之中。村头山羊间断的叫声不时随风而至，赵龙注视着那片破破烂烂的村庄，在松子的香味和茶树散发的气息中，他那颗剧烈跳荡的心房渐渐安静下来。

赵龙从马脊山上下来的时候，天光已过中午，他穿过一排排槐杨树丛，来到了那个矗立在河边的孤零零的村庄边上。

村子里寂然无声，村头的树林中晾晒着一张张渔网，几条早已朽坏的舢板闲搁在一幢幢土墙的边上。那些闲坐在阳光中做针线的妇女静静谈论着什么，在麦田里追逐风筝的小孩不时地转过身来打量着他。

赵龙跟着一个卖酒酿的老人走到了村中，那两个瞎子的茅屋坐落在一口干涸的池塘边，房舍边高大的刺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树梢上空的一只乌鸦盘旋了一会儿，呱呱地飞远了。茅屋低矮的门扉前蜷曲着一条黑狗，门上的一把铁锁已经锈迹斑斑。

赵龙在茅舍边若有所失地转悠着，一个在池塘边劈柴的女人提着砍刀朝他走了过来：“这两个瞎子在几个月前就不见了踪影。看着你心神不定的样子，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没什么事。”赵龙说，“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这可说不清。”女人说，“每年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出门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说不清。”女人说，“不过眼下就要到年关了，他们说不定正走在回来的路上。你是不是在村上的客店里住上几天？”

赵龙没有吱声，他绕过那片池塘慢慢朝村外走，那个卖酒酿的老人将货担歇在村中的一条深巷口，他的叫卖声在寂静的山野中回荡了很久。

昨天黄昏，子午镇上的巫婆踮着小脚来到了赵家大院，她神色慌张地告诉赵龙，村西的一个死去的老人突然活了过来。“他在两个月前就染上了伤寒，家人在河边的树林里为他搭了一个棚屋，”巫婆说，“几天前他就躺在棺盖上人事不知，今天早上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谁知就在替他换寿衣的时候，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到了下午就能下床走动了。”

“人死复活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巫婆说，“今天一整天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在谈论着这件事。”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那两个瞎子的话不久就要应验了。”

赵龙愕了半晌，没有说话。

“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巫婆说。

“什么事？”

“村里有好多人暗中都在钱老板的店铺里为你订购了花圈。”

“你是在说笑话吧？”赵龙颤抖着说了一句。

“我刚从花圈店那儿过来。”巫婆说，“我一辈子给四乡数不清的人送了终，可从来也没碰上这样的事。”

“村里人都在说那个戏班子到镇上来是为你送葬的。”过了一会儿，巫婆哆哆嗦嗦地又说了一句。

“我听说那个戏班子是三老倌从外地请来的。”

“话是这么说。”巫婆怔了一下，“我每天傍晚都看见那个琴师在河边调弦。”

巫婆的脸色苍老而晦暗，她坐在一张竹椅上，由于身体的颤栗，竹椅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她一边说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一边不安地察看着四周，好像不幸的厄运就要降临到她的身上一样。

“我看你还是到马脊山那边去一趟。”巫婆说，“既然那两个瞎子能够预知吉凶福祸，他们也一定知道驱邪避难的良方。”

那个巫婆刚刚离开赵家大院，赵龙就孤身一人来到了后街钱老板的花圈店里。

店铺的栏栅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令人不安的纸花的香气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得到。幽暗的门洞里坐着几个披着纱巾的年老女人，她们在残阳的光线下正在剪下一朵朵纸花，用铅丝绑在苍翠的松枝上。门里不时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举着花圈走出来。赵龙凝视着花圈上摇曳的那些白色或黄色的纸花，感到一阵阵晕眩。那些花朵仿佛是挂在死者脸上的笑容，又像是不祥的命运延伸出来的幻影，使他惊悸不已。

“事情的确就是这样。”钱老板笑了一下，他正站在一张木梯上，将刚刚扎好的花圈往墙上挂。

“起先我也不知道村里的人订购那些花圈派什么用场。”钱老板说，“瞎子的事我直到昨天才听说。”

赵龙站在店铺的门槛边，呆呆地看着他。

“我压根儿不相信那两个瞎子的话。”钱老板说：“可是村里的其他人可不这么想，这些天村里到处传播着一些离奇的说法。”

“什么？”

“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天天晚上梦见你。”

“梦见什么？”

“有些事我还是不告诉你的好。”钱老板说。

“你知道那两个瞎子住在哪儿？”

“好像是住在马脊山下的什么村子里。”钱老板笑了一下，“其实你根本用不着这样担惊受怕，后天就是腊月二十八了，过了这几天，一切都将平安无事。”

赵龙翻过马脊山往回走的时候，已是掌灯时分，天空布满了闪亮的星斗，田野和树木的轮廓在灰暗的光线下变得模糊不清。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在他的身后发出如泣的喧啸声，村里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那些饱含敌意的目光附着在林间的风影之中，使他透不过气来。

10

腊月二十八日这天，赵龙并没有觉得这个预言中不祥的日子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在村中舂米房传来的木桩敲击石臼的声音中，他坐在院外那排凋萎的鸡冠花丛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寂静。

太阳已经升到了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梢的顶端，枯水时节的墨河上折射的炽烈的光线懒洋洋地覆盖在岸边的船篷上。叽叽喳喳的妇女在桥下的水码头上忙碌着，水流被搅动的声响不时传来。他的目光越过那幢新砌的店铺的瓦楞和尖顶，看见三老倌的几个帮工正把剁掉了根茎的茜草往一辆板车上装，他们的身后是大片裸露的田野，浅绿色麦地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院子里空空荡荡的，几只斑鸠栖息在屋檐下那带忍冬花藤的虬枝上，它的啼叫引动了远处的一群灰白色的喜鹊，它们从院落上空飞过的时候，在地面上投下了一层斑驳的翅影。

翠婶正在墙角那处歪倒的竹篱边喂鸡。黎明的时候，赵龙就听到她的脚步声在卧房外的回廊下转来转去。在最近的这段日子里，这个胆大而谨慎的外乡女人成了他内心深处唯一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一天天变得忧郁的目光越来越使他感到不安。这些天，赵龙察觉到翠婶一直在暗中注视着自己。一连几个不眠之夜，他常常发现翠婶在三更半夜的时候从床上爬起来，悄悄溜到院外的河边去烧纸，翠婶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慌乱使赵龙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那天早上，赵龙睡眼惺忪地来到前院，看见灶屋里飘散出一股股浓烟，翠婶咳嗽着从里面跑了出来，她告诉赵龙灶屋的烟囱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人清扫，它像是被陈积的炱垢堵住了。赵龙从后院搬来了一张木梯，正准备朝屋顶上爬，翠婶拽住了他。

“你还是别上去了，”翠婶说，“等过了这些天再说吧。”

赵龙怔了一下。看着翠婶若有所思的神态，他忽然意识到了那两个瞎子的话在她灰褐色的脸上留下的沉重的阴影。

“很少能看到这么好的天气。”翠婶说，“冬天眼看就要过去了。”

“我每天都能听到那种声音。”赵龙说。

“那是胡琴，”翠婶笑了一下，“那个年老的琴师又在河边调弦了。”

翠婶站在鸡埘边，聆听着远处萦绕不散的乐音，看上去她像是担心那根琴弦会突然绷断。

“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翠婶说，“看起来灾祸早已过去了。”

“也许压根就没有瞎子所说的那回事。”赵龙说。

“镇上有好多人为今天的事打了赌。”翠婶忧心忡忡地说。

赵龙正想说什么，他看见父亲拄着一根拐杖来到了前院。他一声不吭地走过他的身边，瘦长的影子漫过被阳光烤化的地面上的封冻，慢慢走到了墨河岸边。他的身影站在早已颓朽的桥栏边，看上去显得有些可怜。

“瞎子的话一直使他愁眉不展。”翠婶远远地看着父亲单薄的身影，叹息了一声，“赵家大院近来发生的这些事使他一下子老了许多，如果你再出点事，他恐怕真的就挺不过去了。”

她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赵龙坐在院外的墙边，看着太阳一寸寸地升到中天，然后慢慢西沉，感到了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苍穹下的一切都显得安详而静谧，他似乎觉察到笼罩在院落上空的晦暗的阴云正随着风向的偏转悄悄散开，接连不断的倒霉的日子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天终于显出了中止的迹象。

傍晚的时候，坐在堂屋的餐桌前，赵龙连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好的胃口。赵少忠坐在他的对面，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酒，翠婶匆匆忙忙地扒了几口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开了。

赵龙记得在往常的日子，他几乎从来没有和父亲说过什么话，每到他们独自面对的时刻，赵龙总是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现在，在飘摇的油灯的光亮中，父亲长久的沉默并没有使他感到往昔那种难言的尴尬。他布满皱纹的脸渐渐润朗起来，但眉下那种不易捉摸的目光却一如从前。

“这些天我一直想着那些事。”赵龙说。

“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赵龙说，“一想起它就让人感到不自在。”

“你看到了什么？”

“没有。”赵龙说。

赵少忠站起来替他斟酒的时候，他的影子在对面的粉墙上晃动着，赵龙感到了一阵阵的温暖。

夜色已深，越过黑黢黢的院墙，他看见墨河边的树篱中飘闪着点点渔火，狗的吠叫在沉寂的旷野中响了很久。翠婶在灶下洗碗的声音变得模糊而遥远起来，他感到房梁和墙壁重叠的影子在他眼前旋转起来。

踏着幽暗的月光，赵龙回到了自己的卧房。他躺在木床上，在昏昏沉沉的醉意中，他总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久久难以入眠。

过了一会儿，一片罩灯的光亮朝这边移过来，翠婶像往常一样站在窗下静静地看了他很久，然后在那扇门的铁环上落了锁，上锁的声音再一次使他感到了安全，随着那片灯光在月夜中悄悄消敛，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后半夜的时候，屋外突然刮起了大风，屋顶上不时有一些瓦片被风吹落，摔碎在院子里，窗子的木门在风中咣当咣当地响着。

赵龙正准备起身将那扇窗子关上，隐约看到窗口有个什么东西的影子像鸟一样一闪而过。赵龙的内心像是被针锥刺了一下，他屏住呼吸，在呼啸的风声中，他听见门上的那把铜锁响了一下，接着，他就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

赵龙刚刚来得及从床上坐起来，那扇门吱嘎一声就被轻轻地推开了。一阵冷风挟带着沙土和树叶飘扑在他的脸上。那个黑影跨过门槛，蹑手蹑脚地走进了他的卧房。赵龙在那扇房门被重新关上的一刹那，看到了对面那排阁楼的墙上映衬出来的熟悉的身影，他在慌乱之中划亮了一块火石，在那道一闪即逝的光亮中，他看清了父亲那张苍白的脸。

那道火光在顷刻之间划过他的心底，照亮了过去噩梦般的不真实的日子，许多天来在他眼前飘来荡去的那个模糊的幻影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弥漫在屋子里的烟草的气息使一切都虚晃如梦。

赵龙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液都被冰冻住了，当那个黑影悄悄朝他走近的时候，他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正把他的躯体一片片撕碎。

赵龙僵直地坐在床头，在浓浓的酒意中，心头交织的惊恐和渴望入睡的欲望使他拉了一下被角，遮住了自己的脸。

尾声

在去墓地的路上，翠婶的眼前一遍遍地重现出昨天早上在那间阴暗的卧房中看到的情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人是从什么地方钻进赵龙的屋子的。在夜深人静的晚上，那间小屋里发生的事像拂过旷野的轻风一样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屋子里凌乱不堪，赵龙歪倒在床边的墙上，看上去正在熟睡，被褥上落满了瓦片和树叶，他张得很大的嘴巴上覆盖着一层泥块和石灰的粉屑。屋顶上被掀掉了瓦片的缝隙中露出了外面的一片湛蓝色的天空。她注视着赵龙的尸体，感到那座摇摇欲坠的房梁随时都会倒塌下来。

在除夕之夜举行的葬仪显得格外隆重，村里所有的人都赶来为他送葬，尽管村里的人们对瞎子在晒场边神秘的预言深信不疑，但是，它的灵验依然使人感到惊恐不已。葬礼上肃穆的气氛再一次勾起了村人同情的泪水，他们一路念叨着赵家的兴盛、败落以及不可捉摸的命运，妇女们泣泣嗒嗒的啼哭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那个外地来的戏班子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由于惦记着晚上的演出，他们一路拉着不成调的曲子，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深夜的时候，走散的人群将翠婶孤身一人留在荒凉的墓地上，她静静地烧完了那些花圈，呆呆地坐在坟边。村中传来的胡琴的声音远远地陪伴着她。面对着月明星稀的天空，她记忆中的一切都像琴声一样融入夜幕下肆虐的风声。

哑巴是第二天黎明离开子午镇的。

翠婶看见他跟在那群披红挂绿的戏子的身后跨上了那条停泊在岸边的大船，大船在逆风的水面上走得很慢，到了晌午的时候，它才在远处被阳光照射得闪闪烁烁的水面上消失。

哑巴的离去使翠婶感到了身处异地的一丝忧伤，南山寺庙里的钟声随风飘过来，像是一个沙哑的嗓音在枯苇掩映的河道上呼唤着她的名字。

在空中弥漫的节日的硫磺气息中，翠婶在子午桥边的树林中站立了很久，村中燃放鞭炮的响声在山野里久久回荡，她看见那些拜年走亲的人群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不紧不慢地走着，墨河对岸的枯树林边，一只只风筝拖带着长长尾翅在明朗如洗的天空越飞越高。

翠婶回到赵家大院的时候，看见赵少忠正坐在前院的一张藤椅中看着她。他脸上温柔的目光使翠婶感到了一阵躁乱，它仿佛是一朵枯萎鲜花的余香又一次将她带回到遥远的往昔。

翠婶绕过那排回廊朝后院走的时候，赵少忠远远地跟了过来，地面上晃动的瘦长的身影和轻轻的脚步声使翠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看到了他枯皱的脸上泛出早已消失的红润的光泽，他长久的注视像一根细细的鹅毛撩拨着她的内心。一股悄然而至的热流使她的两脚不住地颤栗起来。

翠婶刚刚跨过卧房的那道门槛，赵少忠就在身后将她拦腰抱住了。

她啜吮着他身上散发的烟草的气息，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光，回到了那个萦绕着樟木香的盛夏之夜，她渴望已久的梦幻般的时刻终于奇迹般地降临到了她的身上。

赵少忠将那副鸡血色的手镯套在她的手腕上，皮肤上残留的那种凉飕飕的感觉立刻爬遍了她的全身。

翠婶躺在卧房阴湿的地上，窗洞中洒进来的一缕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的耳边灌满了他沉重的喘息声，许多天来一直缠绕着她的晦暗的阴云伴随着屋外远去的风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衰老的躯体渐渐潮润，她感到高潮正在远远地到来。

边缘

格非 著

- 道路

- 麦村

- 我失去了父亲

- 小扣

- 阴影

- 徐复观

- 花儿

- 我结了婚

- 胡蝶

- 叫喊

- 我来到了信阳

- 仲月楼

- 我第一次上战场

- 风筝

-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

- 小扣

- 忍受

- 死亡

- 南下

- 花儿

- 东驿

- 小琴

- 胡蝶

- 麦村

- 仲月楼

- 杜鹃

- 一九四九年

- 徐复观

- 越河

- 蜂房

- 宋癞子

- 胡蝶

- 归宿

- 判决

- 仲月楼

- 五月

- 小扣

- 宋癞子

- 杜鹃

- 仲月楼

- 胡蝶

- 寂静的声音

道路

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多少年来，它像一束幽暗而战栗的光亮在我的记忆里闪烁不定。我记起那是一个遥远的四月，阳光收敛，雨水滂沱。西风驱赶着一块块疾驰的流云，暴雨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装满麦秸的马车，将道路砸得坑坑洼洼……

那条道路像是突然从一道山梁的背后闪了出来，沿着赤褐色的荒原伸向灰蒙蒙的天际。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条光秃秃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我漫长而短促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

在道路的另一头，我的记忆混沌未开。我只是记得一个粉红色的画面，它像一瓶被打翻的颜料在水面上慢慢荡开，它是一道夕阳的余晖，从中我看见了父亲的身影。

那天，父亲很晚的时候才回来。我和母亲都看到了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顺着护城河边的墙根朝宅院走来的时候，母亲正蹲在百叶窗台上糊着窗纸。她不时地探头朝窗外张望，好像在聆听着外面的什么声音。这是一个静寂的黄昏，通过敞开的门扉，我看见在父亲的身后，西沉的夕阳在护城河狭窄的水面上瑟瑟战栗，将河畔的芦荻和城墙的雉堞染成一片灰红。

父亲在客房里的一张木桌边坐了下来，随手翻看着桌上的一张旧报纸。

“看样子，我们要离开江宁了。”父亲说。

母亲的身体战栗了一下，她手里捏着一瓶糨糊，小心翼翼地从窗台转过身来，出神地看着父亲。

“这话你已经说了差不多有一年了。”

“这回是真的。”父亲说，“我已经到了去乡下读书的年纪啦。”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母亲转过身去，继续糊着她的窗纸，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既然明天就要离开，她接下来的劳作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去哪儿？”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了一句。

不过，这时父亲已经走开了。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傍晚潮湿的风拂动着门帘，门帘上挂着的几枚薄铁片互相碰撞着，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上路了。两顶宽敞的大轿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一道又一道阴暗的街巷。母亲的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够觉察到她急促的呼吸里包含着的慌乱和忧伤。

我们在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坐轿停下来接受岗哨的盘查。一名军官告诉我们，前面的护城河边正在处决犯人，因此，我们的轿子不得不在玄武门耽搁一会儿。我掀开轿帘，看见一列列穿戴整齐的军士拖着枪械快速朝城南的方向跑去，不时有几匹黝黑的战马掠过灰褐色的晨曦，在街道的拐角处消失。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排枪声。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同样，我也不知道这顶猩红的坐轿将要把我带向什么地方。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种不祥的噩运已经在我们身边悄悄地降临了。

轿子刚刚走出了城区，天空就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雨水在轿顶上淤积成水珠，不时地渗进轿子里来，滴在我的脸上，将瞌睡中的母亲惊醒。道路也渐渐地变得泥泞起来，在抬杆的毛竹“吱咯吱咯”的声响中，那些轿夫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歇息。

一天深夜，行走中的坐轿又一次停了下来，一只枯瘦的手掀开轿侧的布帘，父亲的脸出现在夜色之中。它像一棵久雨缠绕的树木，在蓝莹莹的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

父亲将沉睡中的母亲推醒，告诉她前面不远的地方正在打仗。我似乎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看得出，父亲非常惊慌。我们的轿子在麦田和马铃薯地里歪歪斜斜地走了好一阵，来到了一处池塘的边上。那里是一片打谷场，上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草垛。这些稻草大概是往年积存下来的，让雨一淋，四周散发着霉味。

我们刚刚来得及吹灭马灯，钻进湿漉漉的草垛中，马蹄践踏着水花的声音跟着就过来了。稀疏的枪声在空旷的荒野上发出一阵阵怪叫，它久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好像等着下一声枪响和它汇合在一块儿。我的身体不时地抽搐着，仿佛每一枪都打中了我。母亲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潮湿的稻草连续不断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喧响，所以，她一点也没有理会我的恐惧。

我们在打谷场上的草垛中躲藏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又接着赶路。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旷野里的一切都在眼前变得明朗起来，我问母亲我们还需要在路上走多久，她懒洋洋地用手指了指在视线中依稀可辨的一带远山，没有搭腔。

麦村

母亲说，在我们刚刚来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她一连几天都梦见了水。那些湿漉漉的水草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她的身体，使她喘不过气来。“我一闻到墙上石灰水的味道就会做噩梦。”她说。那时，我们搬进枣梨园还不到一个月。粉墙上新刷的石灰还没有晾干，院子里整日飘荡着一股酸涩的气息。这座宅院是在祖父的手里修建的，位于村子的西南角。由于多年来闲置不用，园内到处杂草丛生，泥墙斑驳。在那段寂静的日子里，我日复一日坐在阁楼的窗前，听母亲给我讲述她做过的每一个梦。这些古怪的梦经过我不安的睡眠的滋养和复制，构成了我来到麦村以后第一个深刻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肆意编造的梦境仅仅是出于一种变相的抱怨，一种对往昔的时日的刻骨的留恋。和大多数迁徙中的妇女一样，她认为失去的岁月才是她唯一珍贵的财富。我想起我们住进枣梨园的第一个晚上，临睡前当我问她我们是否第二天还要继续赶路的时候，母亲立刻用一种讥讽的目光瞥了父亲一眼。“我们不走了，”她说，“我们就像一棵树一样要种在这里，在这里生根，发芽，并且烂在这里。”母亲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不适应： 阴雨连绵的天气、空气中飘动的花粉的气息、院里薄荷丛中开出的一丛丛淡蓝的小花。她的这种颓丧的情绪立即便感染了我。

天气在转眼之间就变冷了。当树木的叶子被秋风吹黄的时候，地里的棉花也已经长熟。这天中午，母亲正在给床铺换上新刈的稻草，一个戴孝的女人来到了院中。她拨开腰门的小栅栏，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像麻雀一样惊恐地朝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她所熟悉的一个什么人。随后，她走到了那道竹篱的边上，兀自站立在那儿，显得犹豫不决。开始的时候，母亲没有看到她。太阳暖洋洋的，使人昏昏欲睡。

“这里的气候太潮了，”母亲对我说，“这些发霉的稻草里都长出了虫子，到了晚上，它们就会顺着床沿爬到你的脸上来。”我看见了那些肥胖的土鳖和深棕色的硬壳虫，它们在被压扁的稻草秆上爬来爬去。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窗外，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看清楼下那个女人的脸，但是，我似乎感觉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你在看什么？”母亲问了一句，随后站了起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她自言自语地说，并看了我一眼。

现在，那个女人是背对着我们。我看见她的额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带子，它一直箍到脑后，系住了那条长长的辫子。她的手里托着一个包袱，沿着篱笆的边缘朝前走了几步，又突然停了下来，依旧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院子里空空荡荡，房檐的阴影已经将井台遮住了。井台边的一棵榆树在风中摇曳着枝条，抖落下一些金黄的叶片。

“她一定是走错了门，”母亲说，“在村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她手里抓着一把稻草，嘴巴张得很大。这时，我们看见父亲从廊下突然闪了出来，他径直走到离那个女人不到两步远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他们开始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低，那个女人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抬起袖子抹眼泪。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母亲每一句都能听得真切，我看见她不住地朝喉咙里咽着唾沫，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父亲又朝前走了一步。我开始为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父亲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然后拽了拽她的袖子。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母亲低声地骂了一句，看得出，她正在竭力地控制住自己。

这时，那个女人已经停止了哭泣，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在他们的静默之中，母亲的耐心一下子消失了，她转过身来，由于震怒，她的脸颊有些变形。“把你的弹弓给我，”母亲的泪水开始在脸上痛快地流淌起来，“我要把那个婊子的眼睛打瞎。”我浑身胡乱地摸索了一阵。“我把它扔在灶间的桌子上了，”我说，“要不要我去将它拿来？”母亲没有再搭理我，她伏在窗前，独自抽泣起来。她的悲伤的哭泣使我马上受到了传染，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10页00过了一会儿，父亲和那个女人已经准备离开了，他们一前一后地朝前走了几步，女人的鞋襻像是松开了，她蹲下身体系鞋的时候，父亲又一次抬头朝这边张望。他当时的那种神不守舍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当我在一天深夜凭着年轻人的大胆和鲁莽，悄悄拨开这个女人的房门，走到她熟睡的床前，被一阵阵内心的狂跳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父亲的形象再一次在淡淡的月光下呈现出来。但这个形象从此改变了内容，它带给我一种难言的忧郁、激动、嫉恨以及永远不灭的耻辱。

当天晚上，尽管母亲用她流不尽的泪水哀求了整整一夜，父亲还是执意要将那个女人留下来。她是前村马桶匠的女儿，名叫小扣，这年刚满十七岁。那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的争执也没有平息下来。最后，我听见父亲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句：“她的父亲刚死，你总不会忍心让她到镇子里去做妓女吧？再说，我们家里也确实需要一个用人。”“做妓女有什么不好？”母亲说，“等你死了以后，我就去当妓女。”

父亲默默地转动着桌上的一只茶杯，半晌没有说话。

我失去了父亲

这年冬天，天空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了窗户底下，最后将门都封住了。

我的卧室在枣梨园的后院，阁楼的窗户正好对着桔麓山的山脊。白天的时候，我能够从窗缝中看到桔麓山顶堆着的皑皑白雪，以及断裂的山崖上裸露出来的棕红色的山石。到了晚上，蓝幽幽的雪光就会渗到屋子里面来。这天深夜，雪还在下着，我被人叫醒了。小扣走进房门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背着我走到屋外，我意识到家里也许出了一件什么事，不过，我没有显出过分的惊慌。天气格外地寒冷。雪片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被冻住了似的，脚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声。

我们没有沿着回廊朝前院走，而是抄了一条竹林里的近路。小扣显得非常慌乱，她不住地喘息着，竹枝上的积雪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的身上，小扣走得太快，所以我们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歇息一两次。

我看见了父亲书房的灯光。飞舞的雪花将它包裹着，我还听到了那边传来的可怕的呕吐的声音和一声接着一声的喊叫，那一定是父亲在叫，像是要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弄醒。

父亲蹲在一只陶制的缸盆前，突出的眼珠像蜗牛一样睁得溜圆。他双手按着肚子朝缸盆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九斤和尚——我们家新来的仆人，不时地将一团团草木灰朝他的嘴里塞。那些草木灰刚刚塞进去，父亲就将它吐了出来，带着黑黑的血喷到对面的墙上。我看到让烟炭熏黑的墙边、炉膛的箱壁上，鲜血已经凝结住了。

“杂种，”父亲吼了一句，将九斤和尚递过来的手挡开，“你想把我噎死吗？”

父亲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浑身都是劲儿，一点也不像生了病的样子。看到我进来，父亲突然抬起头，怔怔地瞪着我，好像在回忆一件过去的什么事，又像是一时还没有认出我来似的，我看见他笑了一下，示意我过去。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朝他走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他，朝母亲走去。满地都是血迹，我再小心，也没法不让它弄脏我的鞋子。

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手指不停地抚弄着桌上的一根砚墨。父亲又吐了一口血。他大声地叫喊着什么人的名字，喉管里发出一连串流水般呼噜呼噜的声音。不一会儿，他的身体渐渐软下来，靠在了那只没有生火的炉子上。

九斤和尚神色慌张地瞥了母亲一眼：“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太太，老爷眼看快要不行了。”

母亲紧抿着双唇，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忍着点吧，人人都有这么一天，别把孩子给吓着了。”

父亲的眼泪滚滚而出，他缓缓地抬起头，朝我们摆了摆手，示意母亲将我领开。

父亲第一次流泪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他有些什么话要对我说，但一时仿佛又拿不定主意。我看见他的腰像弓一样高高耸起，然后“嘭”的一声摔在地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北风鼓荡着窗纸，噗噗直响。一绺绺雪从门缝中挤进来，闪动着晶莹的光亮。我紧紧地揪住母亲的衣襟，又一次避开了父亲投过来的虚弱的目光。我当时是那样害怕他悲怜的目光，我不知不觉地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

等到天色微明，母亲领着我离开书房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听到父亲渐渐沙哑的叫喊声。他在叫什么？我问母亲。他在叫妈妈。是在叫你吗？母亲说： 不，他是在叫他自己的妈妈，不是在叫我。我说他现在大概害怕了吧？母亲说： 他害怕。我想了想，又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因为……母亲犹豫了一下，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会死吗？

“会的。”母亲果断地说道。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蚕房的边上。我又闻到了隔年的桑叶和蚕粪的气息，我们在那处背风的山墙边站了很久。母亲一言不发，像是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母亲拉起我的手，朝父亲的书房踅回去，这时，我们已经听不到那边的一丝声音。母亲一边加快了步子，一边说出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没准这样更好。”

父亲是在第二天午后死去的。等到天晴的日子，我们将他埋在了桔麓山南坡的一块麦田里。

在枣梨园，有一种植物叫作荨麻，它有着山雀花一样的香味，像松针一样苍翠，可是它细细的针刺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的伤痕要过很久才会显现出来。对母亲来说，父亲的死给她带来的伤痛一直在她的静穆的脸上深藏着，很多年以后，它才清晰地表露出来。

一个夏日的早晨，母亲将我叫到堂前，让我背一段《幼学琼林》给她听。我背了不一会儿就哽住了。“张丽华……”母亲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背。”我说张丽华发光可鉴。“吴绛仙呢？”母亲又提了我一句。我说吴绛仙秀色可餐。“我问你，”母亲说，“张丽华是谁？”我摇了摇头。“秀色可餐是什么意思？”我再一次摇了摇头。母亲立即勃然大怒：“那个徐复观就是这么给你上课的吗？”

徐复观是我的私塾先生，也是麦村一带有名的中医。他身材魁梧，满脸胡须，一身斯文的长袍使他的模样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他开办的私塾学堂在运河的南岸，一条年久失修的木桥将它与麦村连在一起。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站在枣梨园的前院，就能看见学堂雪白的石灰墙，在河面上停泊着的一艘艘装满棉花的船只。父亲死后，我就很少去那儿上课了。这年夏天，徐复观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捏着一把纸扇，一摇一摆地来枣梨园喝茶。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偶尔能够听到他和母亲在楼下的树荫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时间久了，徐复观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在第二年桑叶繁盛、蚕虫吐丝结茧的时节，枣梨园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一生中从未向人提及这件事，即便是在回想之中，也常常伴随着耻辱的印象使我惊悸不安。这类事情的性质在我当时的年龄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它一览无余的真实却使它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了我翩翩幻觉的一个部分。

那年春天，蚕房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它在夜色中显得模糊而潮湿，常常使我从梦中醒过来。这天晚上，我又一次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搅得一夜没有睡着。在晚上天最黑的那段时间，我悄悄地溜下了床，赤着脚往外走。我轻轻地拉开了房门，它发出的奇怪的叫声吓了我一跳。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来到院中。草丛中蛤蟆呱呱地叫着，我顺着两道墙壁中的一条狭窄的甬道，神思恍惚地来到了蚕房外的围栏边上，来到了梨花芳香的深处。蚕房的门前灰蒙蒙的，刚刚做好的几条草龙堆在篱笆的旁边，门前的一棵树上吊着一盏蛾灯。我看见成群的小虫子在它的四周翩然飞旋。蚕虫咬噬桑叶的声音连成了一片。接着，我看到对面的墙上有一团黑影闪了一下，我转过身来，看见母亲正拎着一铅桶水朝这边走过来，她的身体微微倾斜着，铅桶的挂钩发着一声声单调刺耳的声响。我想，母亲一定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我。由于她加快了步伐，桶里的水不断地泼了出来。

母亲走到我身边，把铅桶放下，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在看什么？”她说。

“我要拉屎。”我赶紧回答她。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来过这里？”母亲显得有些微微气喘。我的迟疑不决使她立刻知道了答案。她的敏感和警觉促使她换了一种问法：“昨天晚上打雷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害怕？”

“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雨，没有打雷。”我纠正道。

“这么说你是来过的。”母亲肯定地说，“那么你都看到了什么？”

“没有。”

“说实话。”

“没看到什么。”

“别说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了父亲。”我说。

母亲放开了我。

我的确看见了父亲。他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衣裳，站在一棵枣树下，满脸都是雨水。我朝他走过去，他突然冲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就在树丛里消失了。

母亲朝那株黑黢黢的枣树瞥了一眼，再一次搂紧了我，她滚烫的泪水流过我的脖颈，弄湿了她胸前的衣衫。

我看到了昨晚的那场滂沱大雨，看见了徐复观先生，他和母亲在蚕房里扭打在一起，我看到母亲赤裸的背上粘满了蚕粪。在一声接着一声的呻吟中，我听到母亲在叫：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母亲吼道。

我还看到了一个无法说明的秘密。它是一棵枣树，阳光灿烂的中午，母亲在树下晾晒着衣服；有时，它是倒映在水杯中的一轮弯月，我的母亲长久地注视着它，默默无言，在无声无息的夜色中守候着黎明的到来。

小扣

现在，雨又开始下了起来。原先，它小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阳光从大片吐青的早稻田上退走，天空变得阴沉而灰暗，然后，树木的枝丫和叶子上，房舍的屋顶上响起了一片沙沙声，接着，低沉的雷声就在滞重的空气里炸响了。

我已经老了。就像一棵正在枯死的树木一样，在静寂的时间里残喘。我在想，谁都有过青春欢畅的时辰，有过令人艳羡的美妙岁月，而现在，生活已经将我远远地撇开——它独自往前走了。它给我留下的是一段残缺不全的记忆： 一株过去的树木，一叶枯萎的花瓣，棉花地里的阴影，以及茶水房的壁炉中散发出来的灰烬的气息。我在这个村里度过了一生之中的大部分时光，如今，我对这里的一切又重新感到了陌生。

我害怕看见任何人，就像得了红眼病的人怕见阳光一样。村里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用好奇、厌烦的神情打量我，好像他们对于我活到八十来岁早就感到不耐烦了。特别是村里突然被电触死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时，情况更是如此，尽管我在内心使自己坚信他的猝死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可是我依然觉得不自在，仿佛我将他本可以延续的生命偷偷地划到了我自己的名下。

在村子里，我整天战战兢兢，白天不敢出门。有时候我不得不去村里的代销店买一包卷烟，或者去买一刀草纸，我总是趁着夜幕，抄最荒僻的小径悄悄地溜过去。不过，我知道，最难办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因为代销店的老板宋癞子让我害怕。他在当村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段时间里，曾经将一口痰吐在猪圈的墙壁上，然后叫我用舌头舔干净。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让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在一对倒扣的瓷碗上跪到天黑，让我将生产队里丢失的一头羊找回来（那头羊早就被他们炖熟了吃了），或者让我跟母鸡的屁股亲嘴（我在干这件事的时候，村里的那些姑娘、媳妇都围着我看，她们你拧我一把，我拧你一把，腰都笑弯了），这些都没什么。在那个年月，任何一个小孩都有权在我身后冷不防大吼一声： 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你老不老实？!我便立刻点头哈腰地回答： 老实，老实。如今时过境迁，我早就自动地原谅了一切人对我的戏弄，因为，说实在的，我还真有些想念那段时光，我对自己说，我是一株恶毒的花草，只有在粪便之中方能长势良好。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雨还在下着，村子似乎被雨水浇得漂了起来。我听见了哗啦哗啦淌水的声音，我知道，有一个人正在朝我的房子走过来。

接着，院门被推开了，门窝转动着，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坐在马桶上，一连几个钟头拉不出屎来，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上了楼，也许是楼道里太暗了，一把扫帚被撞倒了。

“你怎么又坐在马桶上啦？”她已经走了进来，将那把湿淋淋的雨伞靠在墙上。

“我拉不出屎。”我说。

她哧哧地笑了起来。她今天穿了一条红裤子，裤管卷得很高，白皙的小腿上黏附着一些稻草和干瘪的谷壳。

她是小扣的曾孙，名叫小琴，尽管现在已经十四五岁了，可是仍然在运河对岸的小学里读四年级。当我在几年前在村中被划入受供养的行列之后，她就成了来照料我的最合适的人选。在我看来，她智力上的愚钝并没有掩盖住她正日益成熟的肌体的动人之处，相反，这种不协调助长了她迷人的外表。她有着一张百看不厌的脸，一张微微上翘的嘴。即便她不在的时候，她的身影也时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犹如残留在腮边的一道点心的香味，带给我一些不着边际的遐想。每天早上，她在去上学的路上，总是顺路给我捎点吃的东西，碰到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假的日子，她也会到我这里来做功课，不过，这样的时候很少。

“昨天晚上我们又去打鸟了，”小琴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们悄悄地溜进竹林，用枪顶住它们的屁股……”她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地数落着，她是那样急切地希望我了解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述他们击落的每一个猎物，讲述凌晨时突然遇到的暴雨，根本没有在意我是否在听。

我注意到，今天早上她没有带书包。也许是学校已经放暑假了。也许是雨下得太大，河水漫过了桥面，学校被迫停了课。

小琴离开的时候，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我看见她一只手擎着那把油纸伞，一只手揪住裤子，沿着楼梯，走到了院中。

她走到大门的边上停了下来。好像想起了一件事。她转过身来，张大了嘴巴冲着我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等到一阵响雷过去之后，她捋了一下额前湿淋淋的头发，又朝我喊了一声：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我的祖奶奶今天早上死了。”

阴影

我们通常以为，一个人死了，随着他的尸体被埋入泥土，一切便都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但是，在很多情形之下，事情并非如此。刚才，我在小琴的叫喊声中获悉了小扣的死讯，可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她已经离开了尘世，离开了眼下雨水涟涟的麦村。在我的感觉中，她犹如一朵鲜艳的花朵，依旧开放在年代久远的过去。我注视着小琴的身影在飒飒的风雨中渐渐走远，眼前又一次呈现出那个阳光普照的秋日： 小扣拎着一只蓝布包裹，在枣梨园的篱边逡巡不前……

在父亲死后的最初几年，在阒寂的空气中，我能够时常觉察到他的存在。枣梨园的一草一木总是不断地复现出他不很真切的笑容。有时，他的面容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中。向前流动的岁月之河并没有遮抹他的身影，在我童年时稚拙而脆弱的想象之中，他好像生活在时间之外的某一个地方。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夏天，麦村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这件事在现在看来似乎不值一提，但它直接导致了后来我从麦村的出走，从而在冥冥之中，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靠近运河木桥的岸边，住着一户姓宋的人家。那年春天，听说宋家的大小姐让鬼魂给缠住了，宋家就从外地请来了几个术士和巫婆，在临河的树林里用白幔搭了一个帐篷来驱鬼。这种漫长的仪式持续了两个多月，原先盛极一时的宋家就是从那时开始慢慢败落的。

母亲第一次带我去河边看术士做法事的那个中午，安卧在围幔之中的宋小姐还能和母亲说话。她脸色阴郁而苍白，额上缠着一条黑色的布带，笑起来如同纸灰一样弱不禁风。几个术士无精打采地敲着木鱼和竹板，嘴里哼哼唧唧地唱着玄奥的灵歌。

在母亲和村中另外几个妇女的要求之下，宋家破例让一个术士走进帐篷，给我们完整地演示了一遍那种奇特的仪式： 他在帐篷内点燃了一堆枯干的薄荷，然后骑在那个女人的身上，用手挤压她的胸脯和腹部……好像是在将她体内的游魂驱赶出来。看得出，宋家大小姐感到非常舒服。

这种仪式似乎保留了民间古老巫术最精彩的部分。尽管它看上去完全是一种蓄意表演，可在当时，我一旦身临其境，还是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在返回枣梨园的路上，我问母亲鬼魂是一种什么东西，她说，她也不很清楚。据说鬼魂总是附着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身上的阴气太重，它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从身上逃出来，在你的耳边悄悄说话。

母亲的话像秤砣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告诉她，我常常在月明星稀的晚上看见父亲悄无声息地走进我的房间……

母亲的脸刹那间变得煞白，随后，我看见泪水溢出了她的眼眶。

“你的父亲死了，”母亲若有所思地说，“你慢慢就会忘了他。”

宋家大小姐是在这年秋天去世的。尸体装殓的时候，她父亲让村里的老人目睹了入殓的整个过程，听说未出阁的女人死后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程式，它无非是想告诉人们： 死人的棺椁之中并无金银和财宝。这样，窃贼就用不着趁着夜幕将她的坟冢撬开了。但是，宋家小姐入葬后的第三天，她的坟墓还是被人挖开了。盗的人也许并不是贪图金银财宝，而是另有自己的目的。她光溜溜的躯体在一天凌晨被一个樵夫发现后，宋家再一次将她埋入坟冢，并在坟边搭了一个草棚，让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日夜看守。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宋癞子。白天的时候，我时常看见他的身影站在他姐姐的坟边，皑皑的白云在他身后的山峦上空堆积得很厚。

这件事随着秋天的一场暴雨很快就过去了，但桔麓山上白云如絮的景象却在我的心头沉积下来，久而久之，它便成了我记忆中某种恐惧的征象。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孤身一人躺在枣梨园阴森森的阁楼上，在不安的睡梦中想入非非。半夜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唤我的名字。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它听上去显得飘忽不定，伴着屋檐下萧萧的风声。

我悄悄地下了楼，来到了院中。凉爽的夜风从树林中吹拂过来，带着酸枣成熟的气息。我沿着园中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朝前院走去，我看见一间堆放杂物的仓房里亮着灯。我想起这间晦暗的仓房很久没有住过人了。

我走到仓房的门前，听到风将窗户吹得咣咣直响。我轻轻地推开了门。我看见父亲正坐在桌边修理一只挂钟。这只挂钟自从它被挂在墙上的那天起，就从来没有走准过。

父亲身穿一件金黄色的衣裳，发出油灯一般幽幽的光亮。他的身上湿漉漉的，一绺头发耷拉在额前，就和我那天在蚕房外的树丛中看到的一模一样。他的四周堆满了破败不堪的物件，一架老式纺车上覆盖着密密的蜘蛛网。窗外的风吹进来，纺车就兀自转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父亲的身影显得寒碜而可怜。他久久地看着我，脸上一度呈现出一派灰蒙蒙的笑容，随后又倏忽消失。

“你为什么还不走？”父亲说。

“到哪里去？”我赶紧问他。

“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待了。”他说。

我不知道父亲的身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第二天清晨，当我在那架纺车边醒来，我看见母亲和小扣正在温暖的阳光中默默地看着我。

“他也许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母亲对小扣说，“他怎么想起来跑到这儿来睡觉？”

徐复观

这个神秘的夜晚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多雨的秋天，我日复一日地躺在枣梨北楼的卧室里，听着屋外的雨水在枯烂的树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音，怎么也无法入睡。窗外的世界浩瀚而不可理解，它奥妙无穷，令人战栗。直到现在，我依旧无法弄清，我幼年根深蒂固的恐惧究竟来源于何处。

我的身上慢慢地发生了一种变化，按照郎中的说法，它是水土不服和热病的混合物，而母亲则认为它是由惊吓引起的。早在几年之前，母亲就和我分开睡了。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里，她不得不时常到北楼来陪我。

“真不该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熄灯以后，母亲常常这样对我说。随后，她总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让我独自一人来对付眼前漫无边际的夜晚。我记得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深夜，我偷偷地将手放在她的脸上，用指甲磨蹭她的脖子，希望她会突然醒过来……

我害怕在村中看见宋癞子。我虽然平常和他几乎素不相识，但我一旦看到他，眼前便会立即呈现出桔麓山下的坟冢边飘浮着的一朵朵郁悒的云团，我看见一个术士跨在那个病弱的女人身上，随着他的手在女人的胸前不断挤压，她便会发出一连串低声的呻吟。接着，我就看见了父亲的形象，他坐在一架老式纺车的边上修理闹钟，不经意地抬头冲我莞尔一笑……

在那段倒霉的日子里，我越是怕见到宋癞子，我们在村中相遇的机会越是频繁。我对他的恐惧很快就演变成一种仇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种仇恨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越演越烈，几乎贯穿了我整整一生。

我的病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我常常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从床上爬起来，独自一人悄悄溜出枣梨园，在寂静的旷野上四处游荡。有好几次，母亲和小扣在天快亮的时候才在村外的一块棉花地或者一簇梨树丛中找到我。

我的梦游症终于使母亲慌了神，她开始卜神问佛，四处为我求医。最后，她不得不再一次将徐复观先生请到了家中。

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徐复观先生了。有一年，他一连托了好几个媒人来到枣梨园提婚，最终都被母亲回绝了。据说，母亲为这事也曾犹豫过，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到后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从那以后，徐复观很少到枣梨园来。平常我和母亲在路上遇见他，彼此也没有什么话说。

这年四月的一天，母亲托人带信给他，请他来枣梨园喝茶。这一邀请被徐复观误以为是母亲心回意转的信号，为此，他兴奋不已，整整一夜没有睡着觉。后来，徐复观诊所的一个伙计告诉我，他的师傅天不亮就从床上爬了起来，穿戴整齐以后，便哼起了小调。他从来没有见师傅这么高兴过。第二天一大早，当徐复观穿着笔挺，拎着两只漆盒来到枣梨园的客厅时，我和母亲都吃了一惊。母亲向他说明了缘由，徐复观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僵立在客厅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徐复观装腔作势地询问了两句我的病情，就借故走开了。在临走之前，他嘱咐母亲，让我第二天下午到他的诊所去一次。

这天下午，我去了徐复观先生在运河对岸的诊所。尽管我坚持要一个人去，可母亲认为我一定会在过桥的时候摔到河里，就让小扣跟我一起去。

徐复观坐在桌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反反复复地用一团棉球擦着手指，好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斜着眼白了我们一下，慢条斯理地对小扣说：“你们家主人怎么没来啊？”小扣说：“她身体有些不舒服。”徐复观嘿嘿地冷笑了几声，不怀好意地盯着小扣看了一阵，改换了一个话题。“你知道你们家主人为什么不肯嫁给我吗？”小扣一时间好像慌了神，她由于不知道怎样回答，也就没有吱声。“都是因为你这个白痴。”徐复观指着我说道。我闻到了他身上的一股浓烈的酒味。过了一会儿，徐复观又自言自语地说：“要不然，就是嫌我的鸡巴太小。”

小扣满脸通红。我看见她背过身去，将脸朝向窗外。窗户外阳光炽烈，一只船在河道上缓缓行驶，船帆鼓满了风。

不一会儿，那个伙计端着一罐煮好的药从里屋走了进来。他满脸疑惑地朝他的师傅看了一眼，说道：“师傅，这是什么药？怎么有一股怪味？”徐复观没有搭理他，而是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将它喝下去。我端起药罐喝了一口，随即就将它放下了。

“苦不苦？”小扣问。

我摇了摇头。

徐复观很不高兴地咳嗽了一下，将碗钵端起来又一次递给我：“喝，全都喝下去。”我坐着没动。

“按住他的头。”徐复观对小扣说。小扣犹豫了一下，最后照办了。徐复观吩咐伙计将我的牙齿掰开，将那罐药一股脑儿地灌了下去。我在椅子上挣扎着，我听见椅腿咯吱咯吱地响着，一部分药汁从鼻孔里蹿了出来，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揪住小扣的裤子，将她的腿弯都抓破了。

几个月之后，我和母亲在村中的磨坊边又一次碰到了徐复观。当时，他正在和村西的花儿，一个养蜂的女人在说话。在谈笑中，花儿的脸上不时泛起一阵潮红。

我和母亲来到他们跟前，母亲对徐复观先生说，自从我吃了他的那剂药后，回来大吐了几场，病就好了。

“你给他开的是什么药？”母亲问。

徐复观愣了一下，他看了看花儿，又看了看母亲，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粪。”

花儿

花儿从外地嫁到麦村来的时候，是我们迁居到这里的第二年。也许她和我们一样都是外地人，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所以有一阵子，她和母亲显得特别的亲热。到了后来，由于一些女人之间无法说清的什么事情，她们又渐渐地疏远了。

她的家住在村南裁缝店的隔壁，土墙围成的院子里栽种着一些桃树和杏树，树底下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蜂箱，听人说，这些蜂箱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嫁妆。春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到她的院子里去看桃花。她成天笑呵呵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不会使她不高兴。

这年初春，我们突然听说她在野外的一棵树上吊死了。我和母亲就赶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去看。

这件事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的死没有任何预兆，事后，人们想起她来，每次都要议论一番，可最后也没议论出个什么原因来。那天中午，花儿像往常一样到外面去割草。经过枣梨园的时候，我还看见她和母亲说了几句话，脸上还是笑盈盈的样子。在一块水塘边钓鱼的一个老头说，整整一个中午，他一直看见她伏在一块黄豆地里割草，然后，她来到了河边，她在河里将满满一篮青草洗干净，接着捧起水洗了洗脸，还喝了几大口。当他看到花儿将一串绳子挂在一棵刺槐树的树丫上时，他开始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他丢下钓竿，跳进刚刚解冻的河水中，蹚着水朝对岸游了过去，他一边往前游，一边冲着花儿大叫，但一切都太晚了。

那块光秃秃的河边沙地上，原先矗立着一座庙宇。早已坍塌的瓦砾之中零星地长着一些野花。我和母亲赶到那里的时候，人们正设法将花儿从那棵刺槐树上放下来。她穿着一件出嫁时穿过的红棉袄，一条黑色的肥裤，一双新布鞋。风吹动着树木，那条绳子在树丫上轻轻地荡来荡去。

树下搁着一只破旧的竹篮，一把镰刀，篮子里装满了青草。她用来上吊的绳子就是从这个竹篮的编绳上割下来的。“她好像突然有了想死的念头，”钓鱼的老头说，“我看见她绕到一段断墙的后面，还以为她要小解，就没有再朝她看，谁知道她会寻死呢？”老头像是被这件事吓坏了，他哆哆嗦嗦地打着寒战，向每一个新来的观望者重复着这段话。

河水散发着凉飕飕的水汽，阳光懒洋洋地依附在河道的水线上。河流对岸簇拥着大片的油菜花，几个农妇拨开花丛朝这儿走过来。在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个棉农孤零零地站在棉花地里，朝这儿张望。

黄昏时分，我看见村里的人们搬来了搭灵棚用的毛竹和门板，另一些女人正在给花儿换衣服。按照枣梨老人的说法，死在屋外的人必须就地埋葬，因为“那是他（她）们冥冥之中的灵魂自己选中的地方”。所以，直到现在，枣梨一带的河流和水塘中央依然还矗立着一座座坟冢，那是溺水而死的人遗留下来的古老的印记。关于这种风俗，在父亲死后不久，我就明白了。那年深秋的一天，我正在园外的屋檐下掏鸟蛋，突然听到一阵尖厉的哭叫从家中传了出来，不一会儿，我就看见小扣赤着脚，披头散发地从院里跑了出来，胸前衬衣里面的乳房狂乱地跳着。母亲在她身后紧紧地追赶着，她一边朝前跑，一边向我挥手。

“拦住她！”母亲叫道。

小扣飞快地朝村头的一口水井奔去。“别跳，别跳井!”母亲大声地喘息着，脸上挂满了惊惧的泪水。小扣跑到井边就站住了，她只是朝井口看了一眼，没有往下跳。这时，惊魂未定的母亲终于停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跳啊，你怎么不跳了？有种就跳下去。”后来，当我问小扣那天为什么不跳井时，她笑了一下：“我要是跳进去，村里人就别想喝水了。”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和母亲往村里走。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都没有说话。花儿的死是无声无息的，仿佛她担心惊扰任何人。它明净，忧郁，使人捉摸不透。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那条挂在树上的绳子，浮现出她那件红色的棉袄。当我想到河边新堆的坟冢将在来年的春天被青草覆盖，坟边开出一簇簇可怜的黄色小花；当我想到夏天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随后十一月的雨水将她的坟冢打湿，我突然感觉到一种经久不散的忧伤，生命是可以随处抛掷的，它细若游丝，了无意趣。

我结了婚

我对婚姻的厌恶主要有以下两个缘由： 第一，从外地嫁过来的新娘由于婚前无法见面，婚姻成了一场叫人提心吊胆的赌博；第二，我当时已经悄悄地做好了逃离枣梨的一切准备，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荒僻的山村，在这个时候结婚，无疑会改变我的决心。但是，我的反抗不仅没有使母亲妥协，相反，它促使母亲加快了联姻的步伐。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只能顺从她，任何对她的拂逆和抗拒只会导致她变本加厉的报复，父亲和她生活了一世，可惜，对于这一点明白得太晚。

当新娘的轿子顺着桔麓山下的一条小路朝村里走来的时候，我依照母亲的吩咐在大门口迎候。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想拉屎的欲望，我忍无可忍，只好朝村头的一簇小树林里奔去，可是来到树林之后却怎么也拉不出屎来。九斤和尚每隔一会儿就到树林里来看我一次：“快，轿子已经到了村头了。”这时，我听见鞭炮在空气中炸响了，硫黄和纸捻的气味一股股地朝树林里飘过来。九斤和尚在树林边急得直跺脚，可是我一点也不着急，我故意慢慢吞吞，把它作为对母亲的最后一次徒劳的抗拒。

我跟着九斤和尚走进院门的时候，那顶红轿已经在院中停稳了。我看见轿顶上积了薄薄的一层霜。新娘正由几个陌生的女人搀扶着从轿子里走下来。她的旗袍让轿子上的一个竹钩挂住了，露出了里面深红色的绒裤。在手忙脚乱之中，她头上顶着的一块红布也掉在了地上。她的脸一路上让风吹得红扑扑的，眼中流露出既欢乐又悲伤的神情，怯生生地打量着四周的人群，我不知道是她可怜无依的神色使我对她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是相反。但是它一下子就感动了我。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想到这个高大而陌生的女人将要与我朝夕相处，一种奇妙的感觉立即爬遍了我的全身。我的内心甚至产生了某种庆幸的念头，我似乎感到为了这桩婚事和母亲足足顶撞了一个月看来毫无必要。

九斤和尚拉着我的手，将我拽到新娘的边上。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并飞快地瞥了我一眼。从她的娘家跟来的媒婆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一把就将我推开来。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困窘，他们簇拥着新娘朝院子的中门走去，将我撇在了一边。

我和九斤和尚面面相觑，站在院中不知所措，他替我拨弄掉头发上散落的草屑和蛛网，随后终于想出了一句话来安慰我：“不要着急，天总会黑下来的。”

新娘来自几十里之外的大泽乡，名叫杜鹃，来到枣梨之前的大部分时光，她是在一条船上度过的。长年的水上生活使她的皮肤变得黑黪黪的，她平常总是紧抿着双唇，很少跟人说话，可是当她笑起来的时候，嘴唇就会微微上翘，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后来，杜鹃告诉我，婚礼的当天，当她从轿子上下来时，尽管那么多的陌生人让她眼花缭乱，可她还是一眼就将我认了出来。“我早就在船上梦到过你了。”她说。当那天中午，她们在客厅坐着喝茶的时候，媒婆拉了拉她的衣角，悄悄地问她：“刚才你看到新郎了吗？”“我看到了。”杜鹃回答。“我看那个秃顶的半老头有点像。”媒婆果断地说。她指的是九斤和尚，的确，九斤和尚那天刚刚刮过胡子，穿着笔挺，容光焕发。

九斤和尚所说的那个天黑的时辰很快就来了。我走进修饰一新的卧房，母亲正在房内和杜鹃说着话，看到我进来，杜鹃的身体在一条木质的长凳上挪动了一下，尽管我没有像她指望的那样坐到她的边上去，可心里还是觉得暖洋洋的。她的脸就像一只刚刚长熟的石榴，既腼腆又大胆，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她在摆弄一团团绒线或者用汤婆子熨衣服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她脸上的这种安详的神色。在母亲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彼此对望着，不说一句话。炉火烧得正旺，树柴在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火光将大半个床沿都染红了。深夜，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刮过的北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睡意。起先我们是背靠背地睡着，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她已经蜷缩在我的怀里，牙关轻轻地扣动着，发出均匀而轻微的鼾声。

杜鹃的身上带有一种水乡女人特有的无忧无虑的气息，一种凡事深信不疑的秉性。她像井水一样沉静，像风一样自由自在。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门预先被安排的婚事给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安宁，但是这种短暂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就像一泓清水被突然搅浑了一样，我的心情总是因为对过去有所顾忌而一下子变得很坏。

一天晚上，杜鹃告诉我，在她从水码头边洗完衣服回家的路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将她拦住了。他们跟她开起了粗野的玩笑，编造出一些下流话来挑逗她。其中的一个人还让杜鹃三更时分在河边的码头上等他。

“我才不会搭理他呢。”杜鹃一边用剪刀剔着蜡烛，一边低低地说。

她的脸在烛光下显得模糊而虚幻，我好像是在隔着一层雾看她似的。

第二天早上，杜鹃到田地摘金针的时候，又在村头被那伙人缠住了。宋癞子嬉皮笑脸地跟她说着话，看到我走过去，他并没显出惊慌的样子，而是用他那种惯常的阴冷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领着那伙人慢慢散开。宋癞子走到河边，回过身来朝我喊了一句：

“晚上睡觉的时候，代我来那么几下。”

杜鹃来到枣梨园不久，马上就和小扣混熟了。她们常常一块儿去赶集，一块儿去村里的磨坊轧面，一块儿给院子里新栽的花木浇水。在白天，她们俩像姐妹似的形影不离，晚上，她们就一起坐在灯下做针线，像咕咕叫着的鸽子一样说一些只有她们自己才能听得懂的话。

小扣现在已经有二十六七岁了。可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永远就像处女一样。我和杜鹃躺在床上的时候，常常会突然想到她，想起她成熟而又有弹性的身体。我和杜鹃的床笫之欢更加激起了我对她的渴望，有时候，我好像觉得是在和小扣干那样的事。这个念头怎么也驱赶不掉。有一次，我在廊下碰到小扣，就悄悄地把这一切告诉她，谁知她不但没有表示感激，反而立刻伏在廊柱上哭了起来。在我婚后的那些日子里，小扣的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一看到我朝她走过去，就像一只猫似的远远地逃开了。

对于我和小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杜鹃也应该有所察觉，但她从来不闻不问，依旧和小扣有说有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母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她的肩膀瘦削下去，眼窝坍陷，而且总留着一层黑圈。她成天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在枣梨园渐渐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她的记性大不如前，说话的时候老爱流口水。有时，她盯着墙壁沉思好半天才想起她要做的事。有时，她手里抓着一把菜刀和几枚洋葱头走到我的房里来。这年清明节，她突然提出来要去祭奠父亲的坟冢。这件事，九斤和尚和我都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父亲死了那么多年，这个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早已将他忘记了。那天，我们来到父亲那座早已坍塌的坟前，为它新壅了土，按照母亲的要求，我们还特意为它做了一顶双层的新帽子。

又过了一些日子，杜鹃迟疑而又认真地告诉我，她梦见母亲去世了。她比枣梨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相信梦，相信那些只有她才会想象出来的预感。有一回，她梦见我在十月的雨天离家出走了，然后就哭了起来，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因为那时，由于一位乡绅的推荐，我不久就要离开枣梨园前往信阳了。这一切都是私下里悄悄进行的，我对谁都没有透露过半点风声。那些天，我常常在深夜被她的啼哭惊醒，她的脸像一面映入落日的镜子，长时间地仰望着我。一个月之后，当我把第二天准备离开枣梨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吃惊，而是用她那种惯常的坚定语气对我说：“带着我一起走吧。”

临行前，母亲已经重病在床了，整个枣梨园都被一种令人颓丧的气氛包裹着。那些天，杜鹃像是为了给我们长久以来沉默不语的时光做一些弥补，整日整夜地跟我说着话。她说起大泽乡的水上生活，说起她的外公，那条在江中漂泊的船只，说起她曾经丢失在水里的一枚戒指，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的故事比一个向日葵结出的籽还要多。

由于母亲的猝死，我的行期往后挪了几个月。上路那天，刚好是十月的第一个阴沉的黎明。我沿着村外桔麓山下的那条道路走出了很远，杜鹃依旧扶着门框站在门边，依旧是往昔那副仰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会突然改变主意，重新回到她身边似的。在我以后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一直到我在东驿第一次看到胡蝶的前夕，我都清晰地记得她当时的面容。

胡蝶

我第一次看到胡蝶，是在一九三八年的夏秋之交。当时，日本人已经攻陷了上海，战局一天天恶化。从沪淞前线撤退下来的士兵正沿着东驿丘陵的一条狭窄的公路朝南京方向败退。那些天，我们成天都能看到那些士兵，裹着绷带的伤员，深陷在稻田里的马匹。

这天午后，东驿一带的村民又一次聚集在村头，朝远处张望，车辆扬起的灰尘在空气中弥积不散，在公路边的树篱间形成一条长长的烟堤。他们一边朝远处观望，一边用手指指点点，像是辨别着风向。

这些忧心忡忡的庄稼人一定十分清楚地知道，眼前的部队撤离之后，接着进入他们视线的是些什么人。更多的村民正在收拾家当准备迁徙。

我当时正随第十七兵团奉命在东驿一带驻守。隔着一条浅浅的河流，我看见村东的一个树林里，几个人正在杀猪。更远一些的地方是一幢高大的门楼，一辆四轮马车停在它的阴影之中。几个家佣模样的人正在装车，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她。

她的身体让那匹高大的枣红马挡住了，在屋檐下阴晦的光线中，我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不过，她很快就走了出来，走到炽烈的阳光之下，她的头上戴着一顶用麦秆编成的草帽，由于距离太远，我一时无法判断出她的年龄。她抬起一只手遮住耀眼的光线，把目光投向河道的对岸。她无声无息地朝前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好像由于某件事而感到迟疑不决。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悄悄地走到了她的身边，抓住了她的一条胳膊，她轻轻地挣脱了他，依旧朝远处凝望着，在她的视线之中，也许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的注意力。第二个来到她身边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他的手起先是落在她脑后的长发上，然后滑过她的肩胛，她纤细的臂膀，然后捏住了她的手，老人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什么，随后也抬起头顺着她的视线朝远处看了一阵。河道这边是空空荡荡的一片田野，成熟的稻穗在风中轻轻地摇摆。有几个士兵正牵着马到一条沟渠里饮水。

老人再一次和她耳语了一阵，便拽动了她的手臂，这时，她的身体像铺开的扇面一样，完全伸展开来，她的裙子被风吹向一边，裹紧了她的躯体。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接着，他兀自走到了一棵树下，点燃了一根烟卷。

接下来我看到了她上车时的情景： 她的一只脚踏上了车轱辘的轮轴，那个留胡子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过来，在她的屁股上托了一把。女人的一只鞋子掉了下来，男人从地上捡起鞋子看了看（他大概是想闻一闻里面的气味），然后递给她。

马车夫很快抖动了一下缰绳，那辆马车就吱吱嘎嘎地叫着上路了。我看见她一度回过头来，那顶草帽在树林中闪闪烁烁，不一会儿，马车绕过一处墙角，在一条幽深的弄堂里消失不见了。

我再一次看到胡蝶，是在半年后的一个冬天。那时，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南京，正朝徐州方向逼近，准备打通陇海线。那幢高大的门楼前挂出了一面地方维持会的牌子。由于我的伤情，我不得不再在东驿滞留一阵子。

那是一个冬雪初霁的早晨，我坐在村头的一个草垛旁晒着太阳，一阵嘚嘚的马蹄声朝这边传过来。我看见一匹灰白色的马在奔跑，胡蝶坐在马上，马蹄扬起干冻的雪粒，纷纷落在她的身上。她紧紧地夹着马肚，身体剧烈地颠动着。有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让马给掀下来。晒场的边上，几个男人抱臂而立，远远地看着她。在他们的身后，清晨赭红色的光线将村头的一排刺槐树映衬得红彤彤的。看着胡蝶骑马的样子，我想起第一次骑马冲锋的时候就让马给摔裂了屁股，它将我从马背上高高地抛起来，掀翻在一块麦田里。密集的枪弹在田边的一条排水沟里溅起了一朵朵水花。

我听见胡蝶在马上尖叫了一声，那匹马长长地嘶叫着，撒开四蹄朝河边冲过来，那几个男人跟在后面一边奔跑，一边朝我大叫：“拦住那匹马……”

我从草垛边站了起来，但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止我去救她。与其说是一种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惭形秽。我看见胡蝶的身体已经挂在了马的一侧，可她的一只脚还套在马镫上，她的身体从雪地上划过，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那匹马拽着她沿着河边一口气跑出了几十丈远，最后在踩翻一道篱笆后，将她拖到了一个灰堆里。两年之后，当我和胡蝶在磨坊的晨曦中醒来，被村里公鸡的啼鸣搅得心慌意乱的时候，我怎么也记不起当时她从灰堆里爬出来的样子。我只是记得，在那个晴和的早晨，一只纸鸢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摇摇上升，伴着嘹亮的竹哨声，在河道的上空越飞越远。

叫喊

母亲死于那一年的夏天。自从她卧病在床的那一刻起，她就沿着死亡的道路朝前飞跑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一旁徒劳无益地注视着她。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季。从南边吹过来的风让高高的桔麓山脉挡住了。山洼中沉积的雨水白天让太阳蒸烤着，到了晚上就会在树梢的上空散发出一股燥热的气雾，把一切都弄得湿漉漉的。母亲的境况一天不如一天，她成天待在阁楼的卧室里，门窗紧紧关闭着，有时一连几天不见她下楼来。一天晚上，杜鹃赤着脚到院里的井台边喝水（她来到枣梨园后，依旧改不了喝冷水的习惯），不一会儿，她就神色慌张地回到房里：“你母亲的阁楼像是着火了。”我们披上衣服赶到她那里的时候，小扣和九斤和尚已经先到了。我看见九斤和尚正提着水桶朝窗户上泼水。窗纸早已化为灰烬，母亲床上的帐子已烧掉了一半，屋里弥漫着一股焦炭的气味。母亲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她兀自坐在潮湿的地上，眼睛盯着烟雾缭绕的窗口，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句我们早已习惯了的话。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傻瓜了？”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阁楼那间黑漆漆的房子里传来的叫喊声。那种声音仿佛一条沉默多年的河流突然咆哮起来一样，即便是在炎热的夜晚，它听上去也是冷冰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到阁楼上去看她，她总是打着嗝，唠唠叨叨地跟来到她床头的每一个人说着话，一直到她沙哑的嗓子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有一回，小扣哭泣着从她的阁楼里跑了出来，她肩上有好几处被撕破了，露出了胸前的大半个乳房。九斤和尚随后跟了出来，一见到我就嘿嘿地笑了起来：“你母亲的力气可真大，差一点没把小扣给卡死。”在母亲的内心，她一直以为枣梨园的颓败是小扣带来的，她对小扣强烈的嫉恨在小扣出人意料的逆来顺受面前变得毫无用处，但无法淡忘的仇恨却一直在她的体内寻找着出口。这件事并没有使小扣疏远她，遥遥无期的辱骂和责打使她的例行陪伴变成了一种艰苦的等待。

过了一些日子，母亲突然提出来，让我们将村里的几个木匠请来，为她赶做一副棺材。母亲的请求使小扣看到了一线光明，她几乎是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兴奋告诉了我们这一消息。

我为这事感到了为难。在病人没有咽气之前赶做棺材，在麦村还没有先例。在这件事情上，杜鹃再一次表现出了她的决断：“既然人人都注定有一口棺材，早做晚做还不是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母亲死得可真不是时候。一方面，极为闷热的天气使人整天处于一种烦躁不安之中；另外，我由于所有的心思都牵扯在离开麦村这件事上，对于她的死没有丝毫的悲伤。尽管我很愿意处于这种情绪的控制之下。因为，冷漠使我对自身产生了怀疑，好像什么都不对劲。杜鹃的情形颇为类似，即将与我别离的痛苦使她根本没有将母亲的死放在心上，她曾经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在她们的水乡，人死了以后只要绑上石头沉入江中就算完事了。

枣梨园内散发出来的刨花的香气曾经使母亲一度安静下来。在刨锯呼哧呼哧的声响之中，杜鹃每天都围着那几个木匠转来转去。最后，她让木匠用剩余的木料给她做了一只水桶，这样，她就用不着深夜跑到院中的井台边去喝水了。棺木做成的那天下午，母亲执意要我们将她扶下楼梯，到院里去看一看她未来要睡进去的那张“床”。一个木匠盯着母亲看了好半天，最后笑出了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你的母亲就像六月里结出的新枣一样年轻，她至少还可以活上二十年。”

我不知道应该为木匠的话感到高兴还是难过。在母亲冗长的弥留之际，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腻烦。每当我刚刚入睡，杜鹃总是一次次将我推醒：“听，你的母亲又在喊叫了。”随后，我就听到了那种令人汗毛倒竖的可怕的声音。它阴森森的，好像是从一个空旷的墓地传过来似的。我渐渐习惯了在那种尖厉、忽高忽低的呼喊声中入睡，可杜鹃没法适应它，她告诉我，即使是在白天，她的耳边依然残留着一片嗡嗡的喧响。

过不多久，母亲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念头。她让我们给她换个房间，她抱怨说她的卧房里有一股死耗子的气味，而且树梢上麇集的昆虫和蚊子会从窗缝里飞进屋来，在她的眼前飞来飞去。“也许楼下要清静一些。”我们把楼下那间堆放杂物的房间腾出来，母亲在里面住了一夜，又推说那里太潮湿了，到处都可以闻到烂稻草和石灰的霉味，然后，她让我们将她依次搬入谷仓、蚕房、父亲的书房。我们成天提心吊胆地忙碌着，整个枣梨园被弄得混乱不堪。好在杜鹃已经学会了各种家务，清扫院子，给菜地浇水，焚烧晒干的薄荷来驱散蚊虫。最后，母亲让我们将她搬入靠近外院墙的一间厢房里，这件复杂的搬迁计划才算告一段落。自从我们来到枣梨园以后，那间厢房一直没有使用过。里面积满了尘封的灰土和蛛网，墙壁上的石灰也早已剥落，我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把它收拾干净。不过，母亲进入那处厢房以后，我们几乎听不见她的叫喊声了。只有刮起西南风的时候，那种凄厉的声音才会偶尔从远处飘过来。

这天午后，我和杜鹃去厢房看她，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了。我们东拉西扯地和她聊了几句，就准备告退出来，可是母亲叫住了我。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不愿意跟我说话了？”她问道。

我看见她深陷的眼眶中沁出了泪水，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的双眼这样明亮过。我又一次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那是我和母亲分开来睡的第一天，我躺在床上，在紫藤花的香气中，我在冰冷的被窝里久久无法入睡。我能够感觉到她丝质的睡袍依然紧紧地靠着我。我能闻到她肌肤的馨香，能够听到她每天早上起床时衣裙窸窣响动的声音，听到她在打完牌后，朝楼上走过来……

“没有。”我说。

“怎么会呢？”杜鹃插了一句。

“当初真不该离开江宁，到这个倒霉的地方来。”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

我和杜鹃对望了一眼，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安慰她。

“可是现在，”母亲大声地喘息了几下，又接着说道，“你们连一盏灯都不肯给我。”

“现在是白天。”杜鹃赶紧说了一句。

“不，是晚上，”母亲执拗地说，“你们别骗我，我的四周一片漆黑，像锅底一样。”

杜鹃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曾经告诉我，你看见过你的父亲，现在，我也看到他了。他站在一棵枣树下，穿着金黄色的衣裳，头发被雨水打湿了。”

母亲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微，后来我们几乎什么也听不清了。母亲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做了一个含混不清的手势，仿佛要跟我说一句什么话，我将耳朵凑到她的枕边，她用极其微弱而神秘的声音对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现在，我要拉屎了。”

我来到了信阳

在母亲的葬礼上，九斤和尚告诉我，母亲弥留时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 枣梨园就要出一件大事了。九斤和尚马上将这句话告诉了小扣，小扣随后又告诉了杜鹃，杜鹃听着只是淡淡一笑。

母亲临终前，也许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麦村的消息，她一次次央人将她的床铺垫高，以便她能够从厢房的一扇窗户里看到我的身影在桔麓山下走远。她终于没能等到这一天。半个月之后，当我走在去信阳的路上，面对着道路两旁在秋风中萧瑟战栗的白桦林带和一座座荒凉的沙丘，我仿佛又一次回到了当初迁徙中的旅途，我的眼前出现了母亲美好的形容，混杂着恐惧和渴望。我渴望能够再次回到她的身边，回到她年轻而忧郁的目光之中，回到她临终时痛苦的叫喊声中去。我知道，对于自己亲人的感情最好不要推究得太深，但对于母亲而言，这永远是可以被越来越遥远的道路度量出来的。

我们的学校设在信阳城南的几座低矮的房子里，一条河流呈扇形将它围在了中间。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节里，河道是干涸的，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河底的青草滩里成群的牛羊在吃草，河道中央还有细细水流经过的地方，堆积着颜色深浅不一的卵石和漂石。每天早晨，我们都能看见一些军官牵着马匹去河道的中间饮水。校舍中间有围墙的地方是一块圆形的操场，四周稀稀落落地长着一排排槐树。在树林的背后，有一块靶场和操场连在一起，再往南，就是在晚秋季节长势不好的高粱地。

来到信阳的最初几天，我们就嗅到了充满火药味的战争气息。汽车引擎的嗡嗡声一刻不停地在耳畔萦回，大批的马匹和牛拉的车辆、火炮，在大道上扬起漫天的尘土。在城内闹市区的酒楼、茶肆和妓馆的门前，那些身穿靛蓝色和屎黄色军服的官兵三二成群地东游西荡，偶尔也有一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士兵从街上走过，他们裹着绷带，面无表情。

我们的宿舍紧挨着军校的围墙，围墙外就是一条宽阔的石子马路，我们在睡梦中常常被从窗前突突驰过的马蹄声惊醒，它把整个土房都震得摇晃起来，随着床架的剧烈的颤动，吊在上面的军用水壶便相互碰撞着，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每天都有一些前线的消息传到学校里来，起先，我还没有弄清谁和谁在打仗，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消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随着秋天在一阵断断续续的阴雨天中消失，冬天跟着就来了。

一天傍晚，和我同住一屋的一位山东籍的士兵悄悄地把我叫到屋外，问我是不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打猎。一个麻脸的大汉告诉我，下雪天，野鸡和兔子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找吃的，一个晚上可以打十几只，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

我当时还没有学会骑马，那位麻脸大汉让我坐在他的马后，我们一行四人悄悄绕过形同虚设的岗楼，顶着怒号的风雪，穿过操场尽头那块光秃秃的高粱地，走到了野外茫茫的雪原之中。

一路上，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山东籍的士兵不时地找出一些话来安慰我。他告诉我，现在学校纪律松懈，军心涣散，他们干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况且，那位麻脸大汉是保定人，他的妹夫就是军校的副校长（他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麻脸大汉立即在马上显露出一副得意非凡的样子）。

上灯时分，我们来到了河道下游的一片开阔地带。一座村庄在阴沉沉的夜幕下呈现出来，零星的灯光在村落上空闪闪烁烁，偶尔能够听到村子方向传来的一两声狗叫。一轮弯月在厚厚的云层中穿行着，泛出一缕缕冰冷的光芒。

我们勒住了马头。在夜晚忽明忽暗的月光下，我们看见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提着水桶正远远地朝这边走过来，看样子她是要到我们前面不远处的一块水塘里去汲水。

麻脸大汉嘿嘿地笑了一下，一松马的缰绳，几匹马便甩开四蹄跑了起来，这时，我听见村里的狗叫得更厉害了。我们很快就赶到了水塘的边上，那个女人正提着满满一桶水从水塘的坡底下走上来。她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起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扔掉水桶朝村子的方向没命地跑起来，恐惧使她忘了呼喊，她没有跑出多远，我们的马很快就撵上了她。

一匹灰白色的战马像一阵风似的掠过她的身边，那个女人还没有来得及叫唤就像一只小鸡似的被悬空拎了起来，我看见她拼命踢蹬着两脚，在马背上挣扎着。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麻脸大汉不高兴地转头朝我低声吼了一句：“沉住气，伙计！”

我们的马在雪野里漫无目的地飞跑，村里传来的狗的吠叫在身后越来越小。最后，我们在一片黑压压的树林边停了下来。我们从马上下来，麻脸大汉有些迟疑不决地走到我跟前，将身上的大衣脱下来递给我，吩咐我先在树林外边望风。随后他们几个推推搡搡地将那个女人拽入了树林的深处。

我裹紧了大衣靠在一棵榕树上，开始感到巨大的恐慌和不安。风卷起干冻的雪粒在树梢上空呜咽着，其中夹着那个女人一两声凄厉的尖叫。过了一阵，那个女人的叫声渐渐平息了下来。

过了很长的时间，那几个人才从树林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麻脸大汉嘴里叼着一枚草茎，来到我跟前，漫不经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次你就算了，”他说，“刚才，那个女人已经被我们弄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这件事。我的虚假的怜悯也许使我惦记着躺在树林中的那个女人。我想起当我们的马朝那片水塘扑过去的时候，她在封冻的河边敲冰时的情景，想起那只水桶（它在我眼前呈现出杜鹃的笑容），它翻倒在雪地上，黑色的水流汩汩而出。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麻脸大汉没有提出来让我在外面望风，而是让我跟随他们一起进入树林，我会不会像他们一样，跨上那个女人的身体，在肆虐的风雪中，给她以致命的一击，并在她的肌肤上留下耻辱的印记？我虽然无法肯定我一定会这么做，但也找不出拒绝的确凿理由。这使我感觉到我实际上和他们是一类人。

这件事情出人意料的结果直到一个月之后才清晰地呈现出来。据说事发以后，麻脸大汉的妹夫曾一度想将这件事遮掩过去，他的努力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稍后发生的另一件事使情势急转直下。一天夜里，校长的二姨太去保定大戏院看戏，回来的路上被一群油里油气的兵痞拦住了，由于侍从的竭力阻止，虽未发生不测，但姨太太一连数日的哭诉终于激怒了校长，他把副校长叫到自己住宅严厉训斥了一通之后，下达了执行枪决的命令。

副校长精明地意识到，他因徇私情已经失去了上司的信任，为了杜绝军校里沸沸扬扬的流言，他果断地下令加重处罚。

所以，那天下午执行枪决的场面突然变得令人惊异地残酷。那三个士兵被剥得一丝不挂，他们站在操场边的那排槐树下，在寒冷的空气中瑟瑟打抖。山东籍的士兵双手交叉捂住了私处，由于对突然宣布的死刑毫无准备，他徒劳地闪到槐树的背后，企图以此阻挡前方射来的枪弹。麻脸大汉显示出了孤注一掷的勇气，他一遍遍地叫着“妹夫”，希望那位负责行刑的副校长改变主意，但由于惊慌，他时常将“妹夫”叫成了“姐夫”，这使副校长的脸痛苦地涨红了，他心烦意乱地朝行刑队挥了挥手。

第一排枪声响过之后，两名士兵一声不吭地扑倒了。麻脸大汉精赤条条地狂叫着，转身朝收割后的高粱地里奔去，当他一瘸一拐地跑到那条河道的堤岸上时，一颗子弹从身后追上了他。

在接下来的那段寒冷的日子里，我是在由一间仓库临时改成的禁闭室里度过的。那时，我第一次有了被囚禁的经验。

房间里黑咕隆咚的，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只是在每天早上送饭的时候，窗户打开，才可以透进来一道光柱，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有好长一段时间睁不开眼睛。就像儿时躺在阁楼上等候母亲上楼一样，我日复一日地盼望着那扇窗户会突然打开，虽然只有短暂的一瞬，但我总可以通过它看到窗外的一些东西： 天空中飞过的一只乌鸦，黎明时分士兵上操的队列，以及喷着响鼻在阳光下静立的马匹。在等待中，时间是通过窗外树上长出的新芽，以及雪水融化后淙淙的水流而具体呈现出来的。

尽管我在禁闭室只待了三个月，我却感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我从禁闭室出来的第二天，收到了一封杜鹃寄来的信。

这封信是去年冬末寄出的，在路上走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封信是由麦村的一个老人代写的。我在读信的时候，仿佛又一次看到了杜鹃娴静的神态，她脸上既欢乐又悲伤的笑容，她趴在那只木桶边像牛犊一样咕咕喝水时的情景。

杜鹃在信中告诉我，冬天的时候，家里的山羊生出了二十只羊羔，院里新栽的几棵蜡梅到了下雪的日子已经开出了一朵朵黄花。母亲死后，她已经下地干活，现在她学会了所有的活计，给番薯育苗，给麦田施肥，还学会了纺线。她现在仍然和小扣住在一起，而九斤和尚已经在十一月份离开了枣梨园，到桔麓山下的一个林场种植烟草去了。不过，他偶尔也回枣梨园看看，或者托人捎一些茶叶来。杜鹃告诉我，前些日子她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会在冬至这一天回到家里，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她从集市上买回了一只兔子，放在炉子上炖着，还在一只脸盆里发了面。冬至那天晚上，她独自一人守候着火炉，深夜的时候，脸盆里的面都涨得满出来了。她说自从我离开枣梨园以后，她的梦就忽然变得不灵验了。

在信的末尾，她告诉我，第二天她要赶个大早，因为她要将这封信拿到离麦村四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去投寄。

杜鹃的来信促使我立刻准备将在禁闭室里产生的念头变成现实： 我要逃走。就像我当初仓促离开麦村的情形一模一样，这个愿望使我寝食不安。

六月末的时候，军校的校长换成了曲仁丰，一个面容阴沉的河南瘸子。在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接连枪毙了五名军人，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教官。他来到军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校舍的四周围筑护墙和铁丝网，并在操场边上修建了一个高大的瞭望塔楼。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个开小差的士兵在围墙的铁丝网上被机枪喷出的火舌撂了下来，就像一只被弹弓击中的鸟。

不久之后，我们就得到消息，前线战事吃紧，部队急需用人，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离开信阳，奔赴战场了。

在信阳的那些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打毛瑟枪、马克沁机枪和迫击炮。学会了偷偷地吸大烟以及只有傻瓜才学不会的使自己快乐的方法。学会了在奔驰的马上，用马鞭撩起女人的裙子。实际上，我们在信阳只待了两年多的时间。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突然接到了在操场上紧急集合的命令，我们刚刚来得及排好队，一辆军用敞篷汽车一阵烟似的驰入操场，曲仁丰拄着拐杖从车上下来，走到一个临时搭成的土台上给我们训话。树上的知了吱吱啦啦地鸣叫着，我的心里一直盘旋着如何逃走的念头，校长的训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散操以后，一个同屋的士兵告诉我，我们已经毕业，经过十来天的短期集训之后，就将开赴前线。

仲月楼

军校毕业后，我被指定在第七军团参谋部供职。当时的第七军团的一部分驻扎在宛汀、临汾一带。我赶到那里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连串阴雨绵绵的天气。一连好几个月没有战事，部队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等待命令。我们的参谋部设在两座山峰之间的一片低洼的山谷之中，那些用竹竿和松木搭成的防雨棚一座挨着一座，静伏在树林之中。四周散发着腐烂的树叶的气息。

那场雨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等到云散雨收，阳光普照，小鸟重新在枝头鸣叫的时候，霍乱紧跟着又来了。霍乱开始在这片山谷里蔓延的最初几天，我结识了仲月楼。

那天中午，我在营房里的昏睡中被人推醒，一个军医模样的人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来到了我的床前。他是一个身材干瘦的青年，大约二十四五岁，长着一张榔头般怪异的脸。他用一只蘸满酒精的手在我的额上摸了一下，就漫不经心地向我问话：

“今天拉过没有？”

“什么？”

“拉稀。”

“没有。”

“昨天呢？”

“也没有。”

“说实话吧，我们不会将你隔离的。”

“确实没有。”

仲月楼沉默了片刻，接着又问道：“那么，你是不是感到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拉不出屎。”我迟疑了一下，回答他。

“拉不出屎？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仲月楼满意地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同时自言自语地说道：“拉不出屎，好，你是一个称职的军人。”

仲月楼走后没多久，我就接到了上司的命令，他们让我立刻到军团的临时医务站报到。作为参谋部唯一没有拉过肚子的军人，我被长期的阴雨弄得颓唐不堪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可是，没过几天，我就对医务站的工作感到了厌烦。那些染上霍乱的人必须迅速地隔离，隔离的竹棚搭在距营地几里之外的一个枞树丛里，中间隔着两座不高的山头。在泥泞不堪的山道上，往返运送病号，使我筋疲力尽。那些被霍乱折磨的士兵仿佛要将肚里的所有东西都呕出来似的，沿途吐个不停。我戴了双层的纱布口罩也挡不住那种刺鼻的酸臭味。

这场霍乱延续到这一年的秋末才被完全控制住。部队在下一个月就要开拔了，我却没有接到调回参谋部的任何指令，因此，依旧留在医疗所。

仲月楼是一个有趣的人。我想，在这个沉闷死寂的军营中，他也许是唯一一个感到自由自在的人。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便是当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种笑容如果不是出于无奈的苦中作乐，至少也是一种玩世不恭。但是，它并没有妨碍我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应该说，我起先不太喜欢仲月楼这个人，我们彼此之间成为朋友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在部队开拔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月楼躺在山间的拦水坝上聊天。土坝的一边蓄满了雨水，映现出满天的星斗和山上营帐中的点点灯光，另一边，坝下的池水汩汩流淌着，发出轻微的淙淙之声。

半夜的时候，我们看见山那边忽然腾起了一片火光，毛竹和树木燃烧时“噼噼啪啪”的声响不时地传过来。过了一阵，我们就闻到了空气中飘来的一股股焦煳的烟味。在狼狗一声接着一声的吠叫声中，我们突然停止了谈话。

“山那边起火了，”我说，“也许是那些隔离棚被火烧着了。”

“那是部队在消毒。”仲月楼笑了一下。

“我记得那个隔离棚里至少有一半的士兵还活着。”

“反正他们上了战场也是死，”仲月楼说，“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没有话说。过了一会儿，仲月楼又问我：“你打过仗没有？”

“没有。”

“战争有它自己的一套，你用不着替它操心，以后你慢慢就会知道了，你要习惯于忘掉这些小事。”

“那么，什么样的事算是大事呢？”

“攻占对方的阵地，或者自己的阵地被对方攻占，”仲月楼沉吟了片刻，又补充说，“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事，比如酒……”

“酒？”

“你在军营中，常常可以看到一辆辆毛驴拉着的车子，上面装满了酒桶，那是给当官的喝的。有一回，炊事兵在运酒的路上，酒桶被一发炮弹击中了，等回到营地，桶里的酒已经漏得一滴不剩了。恰巧那天战事失利，三十四师的一个师长当场就掏出枪来将那名炊事兵给毙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凉飕飕的帐篷里，一夜没有睡着。儿时治愈的失眠症又撵上我了。我想起在我们的迁徙途中，父亲在月光下揭开轿帘，露出一张蓝莹莹的脸来。那个雨夜的枪声仿佛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人忘记，”有一次仲月楼对我说，“这就好比朝墙上刷石灰，新的石灰涂上去，原先的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仲月楼的老家在水杨庄，紧挨着长江，算起来离开麦村也只不过一天的路程。一年夏天，突降的暴雨冲决了江堤，他和母亲、两个妹妹在逃难的途中走散了。当时，洪水刚刚退走，到处都是裹满泥浆的庄稼，被淹死的猪羊，以及无人认领的尸体。仲月楼随着陌生的人流一直走到信阳一带，也没有打听到母亲的音讯，最后他决定去河北投奔他正在军队服役的父亲。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他翻山越岭，沿途乞讨，找遍了驻扎在河北的所有营地，终于在第二年春天来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部队。一个骑兵营长告诉他，他的父亲非常不幸，他在上战场的第一天就被炮弹击中了，一粒弹片嵌进了他的颅骨，他几乎一声没吭就咽了气。后来，仲月楼获准在这支部队里留了下来。由于作战勇敢，在攻打莲池的战役中立下战功，他很快就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和副营长。但是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他起先是从一座高高的城墙上摔了下来，跌断了两根肋骨，接着又在一次渡河的时候，失去了睾丸。“我想，它一定是掉到了河里。”事后，仲月楼在回忆这件事时，脸上依然残留着一丝惋惜的神情。他身上的伤口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而且常常发炎化脓，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使仲月楼不得不终身叉开两腿走路，就像一只鸭子那样。由于他小时候在乡村的一个兽医站当过两年学徒，又读过几本医书，他奉命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几经辗转以后，来到现在第七军团所属的医疗所当医生。

“军医可比兽医难多了。”仲月楼常常这样对我说，“因为你除了必要的医学常识和临床经验外，还得具有木匠、屠夫和裁缝的手艺。你得学会用刀子小心翼翼地将皮肤、肌肉与骨头分开，用锯子将胫骨锯断，用细细的麻线将裂开的皮肤缝合在一起。”

仲月楼告诉我，他刚刚来到第七军团医疗所的那会儿，就碰到了一件使人难堪的事。一天中午，他正和医疗所的几个护士在一座密林里吃饭，一个浑身泥土的伤兵一路号叫着来到了医疗所。“就像我们在乡下常常可以看到的魔术师的表演一样，他的手让匕首刺穿了。匕首是从手背上扎进去的，在手心的一边露出了四五寸长的带着血迹的刀刃。那个士兵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我和几名护士面面相觑，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将那柄匕首从他的手上取下来。我看见一个老军医，我原来的上司，正蹲在一棵榆树下，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最后，等到他吃完了饭，才打着饱嗝朝这边走过来。他吩咐我们将那个伤兵绑在一棵树下，他自己则找来了一把榔头，对着刀尖的一端利索地猛敲了几下，那柄匕首当啷一声就掉在了地上。”

仲月楼看了我一眼，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人当然不是畜生，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特别是在这个军营里，你有时不得不把他们当畜生一样看待。”

现在正是清晨时分。战斗似乎刚刚打响，我们听得见山那边传来的隆隆的炮声。我们懒洋洋地坐在医疗所敞开的门洞前，在暖烘烘的阳光下，看着对面山头上腾起的硝烟在空气中慢慢散开。在这段时间里，医疗所的四周非常宁静，伤员要等到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会运来。

门前有一排野生的栗子树浸沐在阳光之中，树丛中晾晒着一条条绷带和床单，无法洗去的血迹使它们像旗帜一样在风中飘拂着。几个小孩叽叽喳喳地喧闹着，在树下钻来钻去，看上去，他们好像在追逐一群蜻蜓。

仲月楼告诉我，这些小孩之中有一些是经他的手接生出来的。常常有一些人在晚上突然来到医疗所。他们当然不是来治伤的，事实上很少有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负伤，他们到医疗所来，完全是因为那些女护士。这些女护士都是在行军的途中从村子里抓来的。那些军官总是急不可耐，有时，手术台上的血迹还没有来得及洗去，他们就在上面铺上一层床单，然后就和护士们干起了那种事。“由于这种事情带来的后果，我很快地学会了接生这一行当。”仲月楼点上一锅烟，朝树下那些正在玩耍的孩子瞥了一眼，接着说，“这些小孩都有一个个古怪的名字，听了让人忍不住直想笑，什么师长啦，旅长啦，炮兵团长啦，这些名称尽管是战争的产物，可也给那些可怜的女人的虚荣心带来了某种安慰。”

我们正说着话，一个腼腆的小女孩迟疑地朝我们走过来，她身体孱弱，皮肤叫阳光晒得黑不溜秋的，她走到那些挂满绷带的树下停了下来，怯生生地打量着我们。

“她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她的名字比较复杂一些，”仲月楼说，“有人叫她副总参谋长，有人叫她军需处长，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我看见那个小女孩将手指放在嘴里吮吸了一下，盯着我们看了一阵，然后转过身一溜烟地跑开了。

事实上，我在仲月楼的医疗所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很快我就接到了返回战场的命令。临走的那天，仲月楼一直将我送到了那座大山的山坳，最后我们在一块开满红花的红苕地边上站住了。分手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我们再在一起待上一年，他就可以将我的病症治好，对于我时常拉不出屎的毛病，他已经翻遍了医疗所的所有书籍，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打仗的时候留点神，”仲月楼最后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只要没让子弹打中脑袋和心脏，我都会设法将你救活。”

在后来的那些年月里，在频繁作战的间隙，我常常能够看到他，有时是在奔驰的马上，有时是在两辆相向开过的战车里。不过，我依旧怀念我们在一起相处的那段时光，盼望重新相聚的时刻，以便延续我们之间永不厌倦的话题。

我第一次上战场

记得仲月楼曾经跟我说过，他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由于紧张、恐惧和一种奇怪的兴奋，他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大凡刚上战场的人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事后，这些幸存的军人照例学会了自吹自擂。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一次次重大战役中惊心动魄的场面，就像描述一盘棋一样。实际上，有很多军人在事后回忆起往事的时候，连他们走过的道路也记不清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我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奉命跟随第七军团所属的三团来到了作战前沿，在一条干涸的河沟里潜伏待命。天空黑森森的，四周一片岑寂。当我们的视线逐渐适应了周围的黑暗之后，我能够看见远处有一道如同粪便般黑黝黝的屏障，在鸟雀咕咕的叫声中，我们能够判断出它是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的边上隐隐约约地传来轻微的流水声，但我们无法看清河水流动的方向。

第二天早上，当暖烘烘的太阳从树林背后升起来，将我们从瞌睡中唤醒的时候，在慢慢消散的晨雾中，我感到自己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麦村。一望无际的田野显得空旷而悠远，早起的农夫正忙于晚秋时节轻松闲适的农事。在山峦的阴影之下，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掮着木犁，跟在一头母牛的身后，朝田野走去。一些妇女在村舍边的井台上摇着轱辘汲水。河道边上是大片成熟的晚稻田，沉甸甸的谷穗随着风向不停地摇摆着。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这场战役是什么时候打响的，也许是晌午时分。第一发炮弹在我们身边爆炸的时候，由于爆炸声太响，我们反而听不见任何声音。我看见林间的树木一根根齐腰折断，就像是被狂风吹断的一样。栖息在林间的鸟雀扑打着翅膀，抖落下一些雪片般的羽毛，在跳跃的阳光下消失不见。

这时，我听到一阵嗞嗞的声响从河沟外面的草滩中传来，它显得那样地刺耳，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好像有条蛇朝我们游过来了。”我对身边的一个士兵说。

士兵立刻笑了起来：“现在哪来的蛇？那是炮弹的声音。”

“谁的大炮在响？”

“有我们的，也有他们的。”

我看见那些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在山下那片整肃的田野里，有几枚落在了村舍里的屋顶上，村中立即腾起一股浓烟，在炽烈的阳光下一时还看不到火光。

战事的爆发像暴雨一样令人猝不及防，而又毫无规则。中午前后，炮声渐渐平息下来，荒凉的原野又恢复了宁静。在缓缓散去的硝烟中，村舍、道路、稻田和一排排迎风而立的向日葵依旧呈现出来。我看见那条宽阔的河流由北向南静静地流淌着，长长的芦苇在水流的冲击下自由自在地荡来荡去。

随着太阳渐渐偏西，那种蛇信子般的嗞嗞声又一次在我们的头顶上响了起来。这一次，炮弹更密集了。我感到弹头在河沟前爆炸形成的气浪仿佛要将我们托浮起来。不久，我们就听到了机关枪突突突突的射击声。我们潜伏在河沟里，既没有向对面的山头发起攻击，也看不到一个敌人。

我第一次来到前线的经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恐惧的记忆，相反，当炮弹溅起一排排水珠，将植物的叶片和种子搅得纷纷扬扬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仲月楼曾经对我说过，只有在战争进行的间隙，安详而平静的农事才会激起我们对泥土的渴望。在弥漫的硝烟中，向日葵的花盘像蛱蝶一样翩然飞动，棕红的沙粒和稻穗混杂着污浊的泥水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我们的骑兵营在黄昏时向对面的山头发起了一次攻击。我只是依稀记得，他们突然从一片树林里闪了出来，举着弯弯的马刀，出现在河边。对方的炮火一度使我们睁不开眼睛，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在旷野里消失了，宛若水面上的一朵涟漪悄然湮灭。

很快，我们也接到了冲锋的命令。我昏昏沉沉地从那道河沟里爬上来，向前跑了几步就被绊倒了。眼前的这种状况和乡间赶集的场面极为相似： 后面的人像潮水一样蜂拥而来，前面的部队被炮火压住后又朝回撤，人们推推搡搡地在原地打转，混乱之中，我感到背脊上被人踩了好几脚。

我跑到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在奔跑，部队的其他人犹如渐渐收敛的阳光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不见。河水汩汩流淌的声音在耳边响着，我看见一些受伤的马匹在河道中沉浮不定。

就在这时，我感到自己想拉屎了。我朝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一口气就跑到了河边的一块稻田里。

后来，当我重新回到麦村，向杜鹃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她莞尔一笑：“你怎么一到了紧要关头，就想到拉屎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在她看来，我随口说出的这个细节也许只是一个玩笑，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总是对战争有一种严肃的看法。可是，我在内心却有着自己的解释： 我把它看作我的身体对于沉睡而无所适从的心灵的一次小小的拯救。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块晚稻田里蹲了多长的时间。我越是着急，就越拉不出屎。后来，我的衣服都让汗水给浸透了。稀疏的枪弹在庄稼地里窸窸窣窣地响着，好像一只只老鼠在田垄中穿行。

我从稻田里走出来时，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枪炮声已经停息了。原先洁净的田野上现在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他们的身上覆盖着泥土和被炮弹削飞的树枝，枪支扔得到处都是。在晦暗的河道上，那些士兵和马匹的尸体在水流中一沉一浮，顺着蜿蜒的河水静静地朝下游漂去。

这次令人沮丧的攻击最终使我们团只剩下了六个人。他们和我一样，在沉重的暮色下不知所措地徘徊着，像是在寻找着一件丢失的什么东西。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我看见一个传令兵匍匐在马背上朝这边急驰而来。那匹灰白色的战马跑到河道的附近，渐渐放慢了速度。传令兵拽住马头，从马上下来，远远地朝我吆喝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

“你的耳朵难道给炸聋了吗？”他大声地问道。

“没有。”我对他说。

“你们的人呢？”

“什么人？”

“你们的部队在哪儿？”

我朝身后指了指。那五名士兵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像是在戏台练习走步一样。他们中的一个士兵不知什么原因，这会儿低声地哭泣起来，另外几个人走走停停，不时仰起脖子朝这边张望。

“你们团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吗？”传令兵问道。

“差不多是这样。”我不敢肯定地回答他。

“你们干得很好。”传令兵一字一顿地说。随后他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

“你会得到嘉奖的。”

传令兵说完这句话就跨上马离开了。我又重新回到了那条战壕里。另外几个士兵也陆陆续续地朝这边走了过来。不过，我们谁都没有心思说话。

河沟里空空荡荡的。地势低洼的地方已经渗出了一汪一汪的清水。我找了一块干燥的地方躺了下来。那里铺着一层厚厚的苇秆，上面搁着一架被炸坏的望远镜和一只闹钟。闹钟依然嘀嘀嗒嗒地响个不停。在河道尽头深黛色的背景之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它的光亮在水面上平铺成一条微微战栗的光带。原野上隐隐传来了那些士兵的哀叫之声。它听上去是那样的熟悉，充满深不可测的绝望和忧伤，让人不禁怦然心动。

河道对面的村庄里此刻零零星星地亮起了灯火。原先躲藏起来的庄稼人再一次出现在村头，他们提着马灯，在旷野里寻找着被炮火惊散的牲口。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不真切地传过来，其中夹杂着一两声绵羊的鸣叫。

对面的山头已经融入了越来越深的夜幕。瞭望哨的灯火也一盏盏地熄灭了。归巢的鸟儿在树林的枝叶间撞来撞去，在树梢上弄出一阵阵泼剌剌的声响。

我躺在河沟的坡道上，眺望着夜空闪烁的辰星，又一次忘记了自己置身于何地。不管别人怎样看待这次战役，对我来说，它还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些美好的片断。我在晚年的岁月里，曾经不知不觉地和小琴谈起这段经历。她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一样，由于远离了战争，似乎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士兵真正的绝望和欢乐。

后续部队很快就赶到了。在他们从北边的一处山坳里像马蜂一样涌现出来的那一刻，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似乎一直就潜伏在那片山林里，距离我们的河沟不到四百米远。他们拖着枪，猫着腰，利用夜色和树木作掩护，静悄悄地朝这边蔓延过来。那些黑影越过一片片稻田和马铃薯地，来到河沟前五十码左右的地方，突然静伏不动了。而在远处，那道黑黝黝的山坳里，人流像泉水一样仍在一股股地涌出。不久之后，在我目光所及的范围里，到处都布满了黑压压的军兵。

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沿着弯弯曲曲的河沟朝我走了过来，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搭理我。他们一边往前走，一边议论着什么，借着薄雾之中淡淡的月光，神情专注地观察着这片静寂的山野。

那个我原先见过的传令兵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回头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告诉我： 总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迅速而简单了。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顺利地过了河，将村庄远远地甩在了背后。

第二天拂晓，我们攻占了对方的营地。我躺在半腰的一块草坡上，在松脂氤氲的香气中，静静地看着那支溃逃中的军队举着火把在远处的山谷中走远。

我的身边坐着一个胳膊负伤的士兵。他抱着枪，靠在一棵松树上打着瞌睡。风向渐渐偏北，带来了山下河道水流和芦苇的气息。山下的那个村庄燃起了熊熊大火。好像村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烧着了。在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中，烈焰在风中将稻草和木头的灰烬往烟突里送。几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正提着水桶朝火堆上浇水。

“我饿了，”我说，“我们在那个沟壑里埋伏了一天一夜。”

那个士兵看了我一眼，打了个呵欠，没精打采地对我说：“我们潜伏的时间更长，前天晚上我们就奉命从黑河赶到那里，在山洼里一直待到现在。”

“我们三团发起冲锋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就在你们北边的那道山坳里，我看见了你们的冲锋——像被收割的庄稼一样一排一排地倒在了河边……”

“那你们为什么不来增援？”

“增援？为什么要增援？”那个士兵冷冷地说，“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这个士兵由于发现我对战争的程序一窍不通，脸上立即显出鄙夷的神色：“你们三团的进攻也许只是为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或者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也许在几天之前，当指挥官们计划着这次战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你们三团就已经不存在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士兵笑了一下，接着对我说：“战争这桩事情谁也说不清，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我们在和谁打仗，为什么要打仗……也许上面的头头和对方结下了什么仇。”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看来你还是幸运的，不过子弹迟早要把你咬住的。你要是一直挨着不死，早晚都会当上将军的。”

山下的那场火越烧越大。火苗舔着屋顶的遮棚，照亮了村里奔跑中的人影。成片成片的茅草被北风撩起来，像一尾尾风筝在黝黑的夜空中越飞越高。在浑浑噩噩的睡意中，我似乎听到了风筝的线桄骨碌碌滚动的声音，竹哨嗡嗡作响……

风筝

在村中靠近碾米房的地方，住着一个专门制作风筝的老人，他的那间简陋的木头房子修在一块坡度不大的土丘上。一丛丛野生的薄荷将它围在了当中，一条被踩得发白的路径从薄荷地里斜穿而过，一直延伸到运河的岸边。

每到春季，薄荷在雨水的滋养下长得很快。青翠的叶脉之中开出了一朵朵淡蓝色的小花。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坐在门前的薄荷地里，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一只只风筝。

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从来没有和谁说过话。他的身体像一只散了箍的木桶一样虚弱不堪，头发全都掉光了，眼睛也不大好使。每逢一个人从他的门前经过，他都要凝神屏息地打量上半天，然后咧开那张空洞的嘴巴，笑一下。他的衣服常常被鼻涕和口涎弄得油光光的，像一块剃头匠用的刮刀布。村里的人很少去留意他，甚至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是到了二月份放风筝的时节，人们才会突然地想起他来。

在古城江宁，人们没有放风筝的习惯。当我来到麦村，第一次看见放风筝的情景时，我还以为它是一种天上的飞鸟呢。有一天，这个老人手里拿着一大串花花绿绿的风筝往桔麓山下走，在经过枣梨园的时候，母亲正站在阁楼的窗前梳头，她误以为老人手里拿着的是一只花圈，所以，她马上就对正坐在一边看书的父亲说了一句：

“村里大概又死了什么人了。”

制作风筝的过程说起来也非常简单： 将剖开的竹篾搭成一个风筝的支架，在它的两翼糊上一层薄薄的绵纸，然后将竹筒或者晒干的葫芦做成哨子，绑在风筝的轴杆上。当风筝升到树梢的上空，风呼呼地灌进去，它就会发出呜呜的声响。

一天晚上，我在捉迷藏的时候，悄悄地溜进了老人的木屋。屋子里凌乱不堪，墙根、桌边、床上甚至米缸里到处都放满了大大小小的风筝。这个据说从十岁开始就制作风筝的老人正借着一盏油灯的光亮，专心致志地将茜草煮成的颜料涂在绵纸上。他身边的地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物件： 一把削篾刀，两卷墨线，一把锯子，以及几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葫芦。在他的手里，仿佛每一只风筝都有生命，他小心翼翼地涂着颜料，细心地缠着线，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好像手里的那只风筝是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

几十年之后，当我和杜鹃被村里的一伙年轻人逐出了枣梨园，我们就来到这间无人居住的木屋安了家。那时这个老人已死去多年。我们打开这间尘封的屋子，依然能够嗅到竹篾和茜草的气息，那些早已风化了的蝴蝶、鹞鹰和蜈蚣照原先的样子摆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经手一碰，纸灰和尘埃便在空气中不停地跳动。经过许多年的世事沧桑，杜鹃身上的那种沉着宁静和愉快的品性早已荡然无存了，在我们刚刚住进去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一次次梦见这个老人，梦见他在一天深夜突然打开门锁，走到屋子里来。

杜鹃花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将这房子收拾干净了，她用六合土将房子四周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以防止突然降临的雨水打到屋子里边来。她用土积泥砖在屋子外的薄荷地上围了一处小小的院子，在里面种上一棵梨树和几行蔬菜。她将老人遗留下来的坛坛罐罐和那些制作风筝的刀锯统统扔到了屋后的一个茅坑里，这座小屋里唯一被她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一只鸭嘴尿壶。她将它拿在手里反复端详了半天，然后拿到河边洗净，用它腌了一壶泡菜。

关于这个老人的失踪，麦村的人众说不一。其中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有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到了二月初，天气变得又温暖又湿润，地里的麦子已经蹿秆了。风筝节的这一天，人们担心这种游戏会糟蹋庄稼，老人的风筝一只也没有卖出去。

等到第二年的这一天，村里的人好像将放风筝这回事给忘了。老人就提着风筝挨家挨户地去兜售。这个不善言辞的老人来到枣梨园的时候，母亲连一句话也没有跟他说就将大门关上了。

这天午后，我看见他独自一人提着一只巨大的风筝到桔麓山下的麦田里去放。当那只宽大的蝴蝶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随风飘动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赶到河边来观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只风筝，哨音清亮而悠长，在呼呼的风声中，发出一阵阵悲鸣。

傍晚前后，他的一个邻居发现他还没有回来，就张罗人们出去寻找。他们在桔麓山下碰到一个砍柴的妇女。她说黄昏时还见过他，当时，他顺着那风筝飘动的方向已经在山下的旷野里走远了：“也许是他的那只风筝断了线。”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

八九月间，我们的部队开到了奉城、罕达一带。十月份抵达黄河之北的修林。这几个月中，部队除了在行军途中有过几次规模很小的遭遇战之外，没有重大战事。

修林是蛰伏在黄河河套边的一个小城。四周光秃秃的，城外的道路两边稀稀落落地种着几排桦树。我们的营地安在城外的一条干涸的河床边，往南不到二三里，就是黄河那一带弯曲而浑浊的水线。

冬天很快就来到了。雪一场接着一场地下着。部队的供给线让冰封的道路给切断了。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每天除了将马匹遗下的粪便收集起来，晒干后当燃料，就是在营帐里睡觉。

在这片荒凉的雪原中，听不到鸟叫，听不到枪炮声。日复一日的等待似乎永无尽期。我们的所有感觉渐渐地也像是被风雪冻住了。伤寒病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在这座兵营里蔓延开了。我们每天都能看见马匹驮着一具具僵硬的尸体朝黄河边运。处决逃兵的枪声常常在深夜里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干过步兵、骑兵、排雷的工兵，官阶升至团副。随着征战日益频繁，家园在我的感觉中越来越近，逃跑的念头也与日俱增。已经有很久没有收到杜鹃的信了，事实上，她即便给我写了信，我也无法收到。她在冬天银灰色的雪光之中静静剪着窗纸的样子总是一次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每一次作战、行军、扎营总是在为逃亡做准备似的，我慢慢地对这个念头上了瘾。我先后逃跑过三次，最后一次差不多已经获得了成功。我们在茫茫黑夜中奔跑了一天一夜，已经能够看到徐州城内闪闪烁烁的灯光了。作为那次未遂逃亡事件中唯一的中级军官，我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降级后调离了我原先所在的二十八师。后来在第六骑兵师第十二工兵营待过很短的一阵之后，我来到了现在的这支机动部队。

尽管我意识到当时离开麦村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但后来我已经彻底打消了逃亡的念头。由于山水阻隔，路途遥远，即使逃出了军营，也逃不出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我慢慢适应了军营里的一切，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吃生马肉，喝铁锈一般的污水，在行走中的战马上打瞌睡。

十二月十日晚间，这支濒临绝望的部队发生了火并。双方在交火时都使用了重武器。这场由两名军官的口角引起的冲突很快波及了整座军营。枪声、叫喊声和咒骂声连成一片。我从伙房的一只倒扣的军锅里爬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我看见一个头上裹着绷带的士兵端着枪将一名军官逼到了墙角。

“别开枪!”那个军官叫道。

士兵毫无表情地朝他逼近。

“混蛋，别开枪，我是旅长！”

这名军官是非常可笑的。我想正是他最后这句话使他立刻就送了命。在一连串子弹的射击声中，他的身体在空中飘了起来，弹在了身后的墙上。

这场内讧一直持续到凌晨的时候才被完全镇压下去。那些躺倒在营帐边的一具具尸体已经让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住了。

第二天傍晚，我正在帐篷里吃饭，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在屋外响了起来。我拖着枪赶到帐篷外的空地上时，士兵们已经在雪地上排好了队。我们得到一项紧急命令，师部让我们三个营连夜急行军，迅速赶到黄村，必须在次日黄昏之前将村外河道上的一座断桥重新修好。

黄村距离修林大约有八十里的路程，沿途还必须翻越一座高山。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这次行动的真正意图，就顶着凛冽的风雪出发了。在路上，一名入伍不久的士兵沿途不停地问我为什么要赶到黄村去修桥。我说，也许是在黄村一带激战的部队需要从河上突围。他又问我用什么来搭桥呢？

一个自身很敏感的人绝对受不了另外一个人的敏感，这个士兵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也正是我自己希望提出的，它加深了我的烦躁和不安。最后，我很不耐烦地告诉他： 等你到了黄村之后，一切就会明白的。

可惜的是，这名士兵没能赶到那里。我们在翻越一座雪山的时候，我听见他突然惊叫了一声，失足滑下了陡峭的山坡。他的身体像一只皮球似的沿着山坡朝山下滚去，随后被高耸的岩石抛了起来，在黑漆漆的山谷里消失不见了。

我们赶到黄村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积雪在阳光下静静地融化着，村里一片寂静。在这里，似乎看不到一点战争的迹象，村民们好像被我们这支突然降临的部队吓呆了，他们在村子里四处奔跑，传播着即将打仗的消息。我们沿着这片荒凉的村庄转悠了半天，除了几丛低矮枯萎的荆棘之外，几乎看不到一棵树。村里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们，要找到搭桥用的树木必须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山上去砍。

那条河流就在村庄的背后。河道靠岸的地方结着一层薄薄的冰。这条河流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候曾经遭到炮火的袭击，桥面似乎被炸飞了，只有一些桥桩歪歪斜斜地矗立在急急的水流之中。桥桩上覆盖的积雪还没有化掉。

中午过后，村庄里已经看不到一个人了，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战事，他们正用毛驴和骡子驮着粮食，赶着猪羊朝山区的方向迁徙。我们长时间伫立在河边，对着那条宽阔的河道一筹莫展。

几名军官蹲在河边的沙地上，正在为搭桥这件事激烈地争吵着。其中，一个年轻的军官兴奋地猜测着前方的战事，他说既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既看不到突围的部队，也听不到枪炮声，那就说明战役已经结束，或者我们的部队已经打赢了，因此，搭桥这件事也就毫无意义。另一名军官驳斥说，我们的军团自从前年整编以来就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最后，团长用无可置疑的语调提醒他们： 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师部的命令，前线的胜负之分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说，虽然我们找不到搭桥所用的树木，老百姓家的门板、床铺总还是现成的。

黄昏很快就降临了。这时，天色忽然转阴，河面上朔风怒号，北风卷起细细的雪尘在空中翻滚着，我们几乎睁不开眼睛。团长将三个营的营长叫到跟前：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你们开始下河吧。那三个营长朝身边湍急的河流看了一眼，似乎还想讨价还价，站在原地没有动。团长一着急就把腰里的手枪掏了出来。我看见在河面上冻得瑟瑟发抖的军官开始脱衣服，嘴里小声嘀咕着。不一会儿，我们就像一群被驱赶到河边的鸭子一样，陆陆续续地下了水。刺骨的河水很快就使我的身体麻木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恰好是河道的中心。水下是酥软的污泥，河面上水流很急。那扇搁在肩上的门板在水流的冲击下左右摇晃着。

现在依然听不到什么动静，根本就没有任何打仗的迹象。河边的冰在夕阳斜斜的光线下闪耀着细碎的光芒，像是有无数颗针刺在水线上跳动。

我左腿上的两处伤口现在又开始隐隐作痛，但幸好，它们使我总是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河道另一端的几个士兵像是快要支持不住了，他们扛着的一扇门板一连好几次被流水冲走，他们浮着水游过去，将它重新拉了回来。团长吸着烟斗，在河岸的一侧朝远处光溜溜的旷野里张望，不时地看一下手里的怀表。

这次令人费解的架桥行动一直等到月上河面的夜晚才算结束。在返回营地的路上，我们一边往前走，一边议论着这件事。我们营的一个班长一个劲儿地骂娘，诅咒着眼下越来越恶劣的天气。

“我们连夜行军赶到黄村，难道就是为了在冰凉的河水里站上两个钟头？”他抱怨道。

营长嘿嘿地笑了起来：“鬼才知道。也许是司令官要送他的小老婆回城过年，忽然又改了道。”

后来，尽管这件事在军营里议论了很久，可是到最后，也没人能够弄清这件事的真相。不过，事后我们都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瓶酒，一枚铜钱大小的军功勋章。这是我从军以来得到的唯一的一枚奖章。

回到营地的第二天晚上，营长约我到城内的澡堂去洗澡。一路上，他显得非常高兴，嘴里不时地哼着小调。我们走到城门边的时候，他突然问我有没有和女人干过那种事，我告诉他我在入伍前就结了婚。他接着又问，除了老婆之外，有没有过其他的女人。我想了想，坦率地回答了他。

小扣

我们家的桑林在桔麓山下的一处山坳里。我们从江宁迁移到麦村以后的第三年秋天，父亲出钱从一位桑农的手里买下了它。

那些年，我们家的生活还算阔绰，母亲养蚕纯粹是出于她个人的某种嗜好，出于排遣无事可做的郁闷。她将家里最宽敞的一间厢房腾出来做蚕室，从村里的篾匠那里定做了一只又一只蚕匾，然后便一头扎进了她自得其乐的劳作之中。似乎是担心别人分享她的欢乐似的，蚕室里的一切事务，她从不让父亲和其他人过问，只是到了四月份的春天，才支使我们去桔麓山下采摘桑叶。

这年仲春，天空一连几天阴云密布，雨水连连。厢房里的蚕虫在绵绵春雨中饿死了大半，所以，这天天刚放晴，我和小扣就背着竹篓，踩着泥泞不堪的道路，来到了桔麓山下的桑林里。

我们坐在山中的一处树桩上，等待着阳光将桑叶晒干。这个午后的天地是如此之新，漫山遍野的梨花吸饱了雨水，沉甸甸的枝条在风中摇晃，山上冲刷下来的雨水挟带着树叶和红色的泥沙在树篱间哗哗流淌，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啁啾着，拨弄下一些水滴，掉在我的脸上。空气中到处都是松脂和新鲜植物的叶脉散发出来的清香。

我们沉默无言地坐在那块树墩上。暖烘烘的阳光使人昏昏欲睡。我看见在桔麓山下的一条溪流边，一个放牧的老人躺在水边，头上盖着一顶破旧的草帽，看样子已经睡着了。在更远处的一条曲折的小路上，两个过路的行人赶着毛驴，悄无声息地在稀疏的树篱间穿行。我突然感觉到，在这个春天飘满空气的香味中，似乎还隐藏着一种什么味道，它是那样的模糊而遥远，像是早已被我遗忘，又像是一直潜伏在我的腹内。我这样想着，一股转瞬即逝的气流掠过我的心底，流遍了我的肌肤，又突然消失。犹如消逝的光阴一样，我不知道它最终流向了何方。我想再次通过回忆体味它带给我的震颤，但它早已无影无踪，它留下的感觉使我的肠子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小扣一声不吭地站起身来，提着竹篓独自走进桑林的那一刻，我才又一次感觉到它的存在，并且我好像在摇曳的桑葚的枝条上看到了它。整整一个下午，在采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小扣采桑时剪刀发出的“咔咔”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它有时和树上小鸟的啼鸣难以分辨，这种声响使我心烦意乱。我在稠密的桑树林里钻来钻去，却怎么也看不到小扣的身影，当我赶到传来剪刀声响的地方，那种声音又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有时我感到它好像来自四面八方，它使我一度辨不清方向。过了一阵，剪刀的“咔咔”声突然停了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小扣。她正蹲在桑林里的一座坟堆边解手。同时，她也看到了我，我看见她蓦然站起身来，慌慌张张地提起裤子，满面惊骇地看着我。

我朝她走过去，想跟她说些什么。我想告诉她我只是想挨着她，嗅到她身上的气味，它使我感到安全，但怎么也无法启齿。也许是我当时那种近乎无赖的神情使她感到了害怕，她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她双手紧紧地拽住裤子，身体不知不觉地朝后挪动着，最后撞到了一棵桑树上。她当时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使我立即改变了主意，另一种模糊的念头渐渐占了上风，我意识到我正在做一件我一直想做而从未如愿的事。

“不，不，你不能做这样的事。”小扣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闻到了她深藏在腰肢和腿弯里的汗津津的气息，闻到了桑林里棕红色的湿土散发出来的芳香。

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双手牢牢地揪住腰上的布带，她手脚冰凉，气喘吁吁。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就不再与我为难了。

山坡上的青草地里开着一丛一丛的绣绒花，红红的花朵在风中轻轻颤动，花丛中蜿蜒流过的一条纤细的水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小扣一前一后地往回走，始终隔着一段距离。每当我停下来等她，她也随之放慢了速度。当我们快要走到村口的时候，她才在苍茫的暮色中紧走几步赶上了我。她走到我身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对我说： 你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吧？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之后，她勉强地笑了一下，随后，她贴着我的耳边悄悄地说出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

“是谁教会你干这样的坏事？”

在紧随而来的那个潮湿的夏季，小扣的身影总是混杂着簟席的汗酸味一直伴随着我。那件事情以后，尽管我们有好长一阵子见了面都彼此害羞，而且她常常有意无意地回避我，但是每天我都能在枣梨园井台、阁楼的过道和客厅的饭桌上看到她。

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常常碰在一起，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她脸上掠过的那种红晕仿佛珍藏着我们之间无人知晓的秘密，它立即使那个四月的下午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它是那样的清晰，日复一日，历久弥新，以至于当小扣吃完饭离开饭桌很久之后，它还久久地停留在暗红色的灯光里，滞留在无边无际的空气中。

我时常在想，在小扣的身上，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牵动着我的身心？在我的耄耋之年，小琴的到来和离去总是在我的眼前复现出当年小扣的身影，我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对于过去年月苍老而清新的记忆常常使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似乎感觉到，小扣高出我六七岁的年龄给她带来了一个成熟女人所特有的诱惑力，可在当时，小扣从未想到利用它。一直等到那桩婚事突然降临，她才警醒过来。她曾一遍遍地告诉我，未来的新娘脸上长满了麻子，她至少已经有四十岁了，头顶秃谢，满嘴黄牙。她异想天开的小小诡计尽管在我的身上依旧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但在母亲固执己见的严厉态度面前毫无用处。

在那个湿漉漉的季节，我每天都被一种失魂落魄的情绪包围着。我一次次对自己说，我对小扣的欲望是卑下的，令人羞耻的，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能阻止我越加频繁地拨开她的门扉。每当我悄悄地翻过一道道矮墙，来到她熟睡的床边，她总是重复着那句至少说过五六遍的话：“今天可是最后一次啦。”

可是，真正的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在屋檐下静谧而遥远的泄水声中，我们躺在床上，怎么也想不出应该说些什么。她柔顺而疯狂地向我展示出她所有的秘密，使得那个雨天的夜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在那种事情上，她并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幼稚、单纯，而是极为熟练，这种印象给我带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让九斤和尚将我叫到了她的卧室里。我一看到她当时那副满脸忧容的样子，就猜到她已经知道了我和小扣之间发生的事。

母亲久久地看着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而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过了一会儿，她以一种我早就料到的平庸的口吻开始了和我的谈话。

“有些事你不知道，”她看了我一眼，“小扣在辈分上比你大一轮，按照村里的风俗，你还应该叫她姑姑。”

我用鞋底磨蹭着锃亮的螺纹砖，没有吱声。母亲的话尽管不着边际，可是我还是听懂了她话里的全部含义。

“小扣在枣梨园的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起先是照料你生病的父亲，然后是照料你。”

母亲欲言又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将父亲牵扯进来。

接下来母亲出人意料地替小扣说了一连串的好话，这类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脑子里依然保留着母亲将小扣的头朝墙上撞时的情景： 墙壁上发出“砰砰”的声音，石灰稀稀拉拉地掉落下来……

最后，母亲又将话题集中到了父亲的身上，我越是害怕，她越是频繁地提到他。我们之间不到半个时辰的谈话在我日后的岁月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顽固的印象： 她利用父亲的可怕幽灵在我和小扣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而深刻的界限。

这条界限终于使我昨夜在小扣卧房里发出的坚定的誓言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忍受

长阳是通往西北边陲的一座重镇。自古以来，它就作为传说中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坐落在荒凉的那曲河边。

100页我们的攻城部队将这座城池围困了整整三个月。突击部队一连四次攻进了城内，又一连四次被对方从城里挤了出来。

在双方形成的拉锯战中，我们所在的那个团又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使命。我们奉命扛着锄头和铁锹埋伏在城外那条护城河的河湾里，等到战争中止的间隙（往往是月光下的深夜），去城外开阔的沙砾地里掩埋尸体。攻城战漫长而又残酷，原先的攻城部队已损耗殆尽，后续部队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外地调来。那些刚刚被招募来的士兵一看到遍地的尸体就会两腿哆嗦，他们往往举着枪在那片沙地上像陀螺一样打着转转，胡乱地打了一阵枪后就走散了，根本挨不到对方的城墙。

负责攻城战役的司令长官为此伤透了脑筋。“死几个人本来不算什么，”这位司令官有一次借着酒兴说道，“不过，这种场面会让敌人笑掉大牙的。”

掩埋尸体的主意是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想出来的，他建议道，对于那些胆小怕死的庄稼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必须使他们确信： 打仗根本不会死人。

这个任务很快就落到了我们三营的身上。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将城墙外的沙砾地种麦子似的翻了个遍，那些埋入地下的尸体使这块本来僵死的土地重新恢复了弹性。它像棉胎一样柔软，踩上去晃悠悠的，一些地方不时地冒出几缕腐沤的血水。攻城战一次比一次激烈，尸体也像沙子一样越积越多，我们不得不将那些尸体用毛驴驮着，拉到离城墙很远的水沟里去掩埋。

掩埋尸体的任务并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常常使我们累得胳膊脱了臼，还要提防城楼上不时打来的冷枪。最糟糕的难题莫过于那些身负重伤的士兵。有时，我们刚刚将他们在地里埋好，他们就会拱开松软的泥土，像脱壳的蝉蛹一样自己爬了出来，除非我们用大量的泥土将他们压住。可是，在这个荒凉的沙砾地里要找到一撮泥土可真比淘金还难。

长阳城被攻陷的第三天早晨，我在城中的一座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医疗所里又一次见到了仲月楼。

他比以前更瘦弱了，幽暗的脸色像是正被某种病痛折磨着。不过，在我们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往常一样沉静，嘴角挂着笑容，时常说一些令人开心的旧事。有时，他也会和我谈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话题，譬如历史、《红楼梦》等等。我们偶尔也下一两盘棋，在静默中打发掉一大段时间。

这天下午我去那座庙宇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厅堂里的一张香案上给一个受伤的士兵做手术。看到我进来，仲月楼将嘴上戴着的一只大口罩拉了下来，以便于跟我说话。

那个士兵躺在香案上，半睁着双眼，微微喘息着，看起来伤得不轻。我看见他小腿上的伤口已经化脓了，被子弹击中的绑腿四周，血块已经凝结住了。

仲月楼开始熟练地解下他的绑腿。绑腿的布带每一层都被瘀血和泥浆弄得硬邦邦的，撕开时发出“嗞嗞啦啦”的声音。仲月楼抬头看了我一眼。

“上回在戏院门口碰到的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他说。

“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是什么意思？”仲月楼慢慢地解着那条绑腿，士兵的腿抽搐得非常厉害的时候，他就停下来，让他喘口气。

“我让她到床上去，她不干，就是这样。”

“给她钱了吗？”

“给了。”

“别那么快地给女人钱。”仲月楼转过脸来对我说，“有时你对她们太好了，她们反而会看轻你的。”

我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我想跟他谈一些别的什么。我想告诉他，几天前在城外护城河边埋掉的那些死人如今缠上了我，我常常在睡梦中看到他们蓝莹莹的脸，看到城墙上挂着的惨白的月亮，营地里一簇簇的篝火，看到那些埋入地下的士兵突然从沙地里伸出手来，我用铁锨将它们砍断，它们随后又雨后春笋般地重新长了出来。

“那可真是一个好女人。”仲月楼说。

他已经将那条绑腿解了下来。他将它拎在手里看了看，随手扔到了桌边的一只装满棉球和肮脏纱布的竹篓里。然后，他让身边的一位护士将那个伤兵的裤子脱掉。护士犹豫了一下，朝桌边走过来。

“你一定是太心急了。”仲月楼对我说。

“也许是吧。”

“你不要一上来就要脱人家的裤子。开始的时候，你要像对付一个小孩似的哄着她，跟她说一些好听的。”

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那个士兵的裤子脱下来。他光溜溜的小腿靠近腿弯的地方，有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四周的皮肉已经溃烂。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

我听到了熟悉的马蹄声，一行马队从庙宇前空旷的石板地上走过。最前面的那匹马好像受了点轻伤，走起来一瘸一拐的，马蹄敲击着石板，石板连接处的缝隙中冒出一串串淤积的泥水。马上的那些士兵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无精打采，他们的身体在马背上左右摇晃着，不时抬头朝这边张望。马匹的皮毛黝黑发亮，腿弯里汗涔涔的。

“一上来你要跟她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仲月楼接着说，“譬如说说你过去的一些什么事，说说天气，唱戏的戏文什么的，但就是不能说战争，它就像一堆臭狗屎一样，人人听了都会感到腻烦的。另外你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手可不要闲着。”

他一边用棉球给那个士兵的伤口消毒，一边将粘在伤口上的沙粒和草茎用镊子拣出来。尽管仲月楼做得非常细心，那个士兵的腿还是不住地颤抖着。

“然后，你开始摸摸她的小脸、脖子什么的，”仲月楼好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他讲述的氛围里，“干这种事，你得有耐心才成。要是你开始碰她她就拒绝，你就不要强迫她，停下来，换一个话题跟她聊聊，重要的是，你得让女人在甜言蜜语中失去警惕。”

我对他的讲述越来越感到烦躁，但一时又找不到另外的话题。

仲月楼用棉球擦着手，准备从伤兵的腿里往外取子弹。那个士兵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他痉挛的身体将香案弄出了一串吱吱嘎嘎的声音。

仲月楼将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就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开始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到最后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看见几个僧侣手持念珠，目不斜视地从寺院的一道围墙边并排走过。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这座寺院例行的佛事依然没有中止。低沉的鼓声时隐时现地从寺院的深处朝这边传过来，其中夹着肃穆的吟唱和咴咴的马鸣。

躺在香案上的伤兵此时已不再动弹，风从门洞外吹进来，撩起佛像前的一缕缕香灰，在厅堂里弥散开。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

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张香案边，好像拿不定主意是否需要将士兵腿里的弹头取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沮丧地脱下两臂的蓝布袖套，走到门边，在门槛上坐了下来，掏出一根烟斗。

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很久也没有将火点着。

死亡

我从绵绵的酣睡中醒来，正好是阳光洒满窗前的早晨。有那么一会儿，我的眼睛像是被树胶粘住了，忘了自己身处何地。我感到自己仍然置身于仲月楼的医疗所里，听着他讲述天气，酒，一副棋局，女人。有时，我觉得躺在一只梭子木盆里，在童年飘满槐树花的河流上顺着静静的流水驶入树荫的深处。

枣梨园的衰败、颓圮好像发生在一天夜里，发生在一片遥远的嘈杂声中。透过窗户，我看见一道道断墙，毁坏的亭阁掩映在树木的背后，再往前，就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成熟的棉铃和晚稻田。在平坦而绚烂的田野里，一棵棵向日葵稀疏地伫立在秋风中，有时，它们和守望庄稼的稻草人难以区分。

院子里树啸阵阵。那些当年栽下的树苗现在长得又高又粗。我已经记不清哪些树木是母亲栽下的，哪些是小扣、杜鹃以及我自己栽下的。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那些女人，她们站在一棵棵树下，一边用铁锹给树木培土，一边静静地说着话。

每天早晨，我都在仔细地分辨来自村里的各种声音。无论它来自哪个偏远的角落，当它传到我耳边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嗡嗡的喧响。现在，谛听这些声音成了我和外界联系的一种方式。

我是一个将死的人。在村人的眼中，我或许早就死了。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死亡都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因为他们害怕突然中止的生命会使他们失去尚未经历过的一切乐趣。这种害怕有时还因为人们无法弄清消逝的生命最终归入何处。

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于在乡村常常可以看到的魔术表演，尽管人们确切地知道魔术师在一开始就设置了一场骗局，但人们还是唯恐遗漏掉这场表演的每一个细节。

在乡间，对死亡的恐惧和拒斥往往包含在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禁忌之中，这些禁忌又慢慢地演化为一套极为古怪的风俗和礼仪。这种风俗仿佛给死亡划出了一条界线，使人们的行为和语言都受到约束。由此我们便可知道，生死只有一篱之隔，一旦跨越了它，生命的花朵即刻便会凋谢。

现在，我面前的这道藩篱已经被拆开了。死，附着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血液中流淌。我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当我在枣梨园北侧的一间阁楼里昏睡了两天之后，村里的人开始像潮水一样涌进来看我。一批走了，又换成另外一批。在我朦朦胧胧的意识之中，我知道有些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们轮番从我床头走过，不时地按一下我的脉搏，将我的眼皮翻开来看看，将我的身体摆弄来摆弄去，然后用很有分寸的语调宣布我的死亡。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这种语调使人尴尬不安。它既不流露出欣喜，更谈不上悲伤，就像对待一个羁旅他乡的客人一样，既不表示厌烦，也不提出挽留。

如果不是一个乡村医生的出面阻止，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提议在适当的时候将我埋葬了。如果说我在过去的年月里曾对某一类人抱有恒定的好感，那就是医生。尽管他的语调依然是冷冰冰的。

在所有那些人中，唯一对我的死真正感到悲伤的是小琴。她的悲伤来自善良的天性和少不更事。通常，一个愿意和垂暮的老人相伴的少女，除了一副菩萨心肠之外，还必须多少有点迟钝。

在母亲的弥留之际，有一次，她突然央人将我叫到了她的病榻前。她告诉我，几天来，她突然想通了一件事。她对我说，她终于明白人在死之前为什么要忍受那么多的痛苦的折磨，这种折磨带来了厌烦，同时也减少了恐惧。任何一个长久地被病痛纠缠的人都会从内心激发起对死亡的好感，就像经由黑夜来到白昼一样。她在跟我表述上面的意思的时候，我看出，她是那样的渴望消失，渴望走入死亡的黑暗之中，就像急急忙忙地要去赶赴一场盛宴一样。

南下

一九三七年的一天。夜里一直在下雪，我们天不亮就被集合号惊醒了。在列队的时候，士兵们议论纷纷，我感到，又有一件重大的事情突然降临了。

这件事多少带有一点神秘性，因为我们在奉命赶到祁山脚下的亮马河集结的同时，还被命令带上军鼓。一路上风雪弥漫，天空疾速飘过一块块乌云，骑在马上的高级指挥官面容肃穆，荒凉的雪原上到处都是我们行军时发出的沙沙声。

我们刚刚在亮马河边列好队，就看见有人从高高的祁山的北麓翻过山来。起先是一个扛旗子的士兵，他摇摇晃晃地爬上山顶，站在一棵松树下喘息。接着上来的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挥舞着手里的一支短枪，不时地朝山那边吆喝着什么。不一会儿，我们就看见密密麻麻的军兵出现在山头、山脊和松树林的背后，他们分成几路纵队朝山下走来。

晌午时分，太阳的光线已经使一切都变得清澈无比。我们渐渐地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那些军兵棉袄的颜色，看见他们头上缠着的绷带以及身上的斑斑血迹。他们沿着亮马河的河岸朝这边艰难地走过来。

这些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一看就是刚刚倒了大霉，他们大都吊着胳膊，瘸着腿，一眼望去，很少能够看到肢体完好的人。这支常年以来一直作为我们对手的强悍之师，曾经使我们的军团闻风丧胆，如今，他们的这副落魄颓丧的样子简直让人感到开心。所以，当他们来到距离我们约有六七十码远的地方，我们还没等上司吹哨，就幸灾乐祸地敲响了军鼓。

但是，我们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司令官很快就宣布了我们两支部队重新整编的命令。

士兵终归是士兵，他们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眼前的这些曾经一直想要我们性命的死敌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我们的兄弟。多少年的仗算是白打了，好像十来年的兵戎相见只是出于一场误会。我们奉命用最隆重的仪式来欢迎他们。凭着一个职业军人的敏感，我意识到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秘密。

几天之后，我的猜测得到证实： 日本人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里向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

这个由眼下的这支灰溜溜的部队带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营，成了那年冬季每天议论的话题。

在接受整编的最初几天，两支军队相处得极为紧张，我们被迫在本来就很拥挤的营帐里给他们腾出地方，把藏在被褥里仅有的一些干粮拿出来与他们分享。这一切加重了彼此的隔膜和敌视，双方还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械斗。但是，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大家终于慢慢学会了相处。

这些初来乍到的军士往昔那种骄气十足、凶残无比的样子一扫而光，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总是伏在城楼上，端着枪，一梭子一梭子尽朝我们的心口里打。我们渐渐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些可怜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年过半百，胡子拉碴，衣衫蓬乱，有些士兵还在军服的袖口上丢人现眼地绣着老婆的名字，或者在衣兜里随身带着一绺女人的头发，一谈到家乡，就吧嗒吧嗒地掉眼泪。

长官们的相处更为蹊跷。他们之间很少说话，目光中饱含着谨慎和提防。有时，作为一种两支军队已经和解的标志，他们偶尔也会在营帐外的阳光下下一两盘棋。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终于传来了日本人大举进犯的消息。虽然我们的部队和关内的日军近在咫尺，但是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抵抗的指令，而且奉命南下。

由于担心我们的计划为日军察觉，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在开始的几天内，部队推进的速度极为缓慢。我们第一次和日本人交战是在四天之后的一个中午。当时，三十九师的一个团在一条狭窄的山间公路上和正在西撤的一小股日军迎面相遇。整个战事持续了不到一个时辰。无心恋战的日本兵在丢下了五六具尸体和几袋面粉之后，就在山间的树林里消失了。

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座遭到日军洗劫的村庄。部队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士气很快就被山村上空腾起的烟云驱散了。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萦绕在树林的深处，随着越刮越紧的南风向远处播散。村庄仿佛在寂静而滞重的空气中沉睡，稻菽飘香，合欢树在风中摇曳，深巷里传来一两声鸡鸣，这一切给人带来了某种不协调的错觉。

在村头的池塘边，一个下体赤裸的女人躺在树下。两棵树木之间的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缀满补丁的衣服，兀自在风中晃动着。衣服的渗水滴滴答答地落在河边的沙地上。树下搁着一只空空荡荡的木盆，一块搓衣板，一根棒槌。可以想见，日本人突然进村的时候，这个女人也许正在树下晾着衣服。

河边的一块稻田里，几个农夫倒伏在空阔的泥水中，远远看上去，好像正忙于收割。

一辆马车沿着池塘的边沿朝这边行驶过来，它走到树下那个女人的尸体边停了下来。赶车的士兵不耐烦地朝我们挥了挥手里的马鞭，示意我们将那个女人搬开。我们把她拖到了一个草垛的边上，顺手在她的身上丢了一把稻草。然后，马车又吱吱嘎嘎地继续往前走。仲月楼坐在车上，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我，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又突然打消了念头。

那个女人依旧斜躺在草垛上，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块花布手绢。她看上去二十来岁，腰上系着一条印花的红色围裙，面色苍白。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宛如一丝不经意的笑容，嘴角微微上翘，保持着惯常的那种和人说话的口形。傍晚的风吹拂着她腹部的一绺干草，树上的合欢花纷纷掉落下来。

夕阳的余晖正从村里的断墙边退走，而远处金黄色的田野上空，月亮已经升了起来，神秘而沉静的夜色慢慢聚拢过来，逐渐吞噬了一切。

这个浸沐在月光下的躯体和杜鹃是那样的相像，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好像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呼喊，从远处灰蒙蒙的原野上迸发出来，撕裂了苍茫的天空。

从那以后的一连好几个晚上，我躺在初夏敞开的大地上，在营帐顶篷泼剌剌的声响中，夜夜梦见她，梦见她的肢体像炉膛里烧红的树枝一样弯曲着，她的喘息像风箱一样响个不停。在梦中，她的形象一会儿变成了母亲，一会儿变成了小扣，最后是杜鹃。我看见杜鹃正趴在一只木桶上咕咚咕咚地喝水，一个日本兵朝她走了过去，杜鹃回过头来，张开湿漉漉的嘴朝他笑了一下（我以前从未见到她如此粲然的笑容）。随后，她肥大的裤子像灰烬一样被风吹散了……

在令人窒息的战争岁月里，杜鹃长期以来成了我动荡不安的内心唯一的一道屏障，一朵缀满安宁气息的花蕾，我就像一只在花枝上迷了路的昆虫，正急切地寻找道路，渴望重新回到她的花萼之中去。

在南下的途中，我和仲月楼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我们各自骑着马，一前一后地走在光秃秃的淮南丘陵上。这次争吵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记不清和他说了些什么。

在那些日子里，我童年没有真正治愈的忧郁症又犯了。在日本人大举进攻的同时，我郁郁寡欢的外表使仲月楼多少产生了这样的推断： 我已经给日本人的枪炮声吓破了胆。他是那样急切地希望说服我，以唤醒我沉睡多年的良知，但是我用一种忧伤的矜持和冷漠默默地回敬了他。

按照一个医生的职责，他没有将自己的心血投入到战时日渐繁忙的医疗事务中去： 组织救护队，准备担架，或者从地方上搞到必需的药品。相反，他仿佛突然对战争入了迷，他曾经多次来到我们营地参加实战演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学会了发射重机枪和六〇四钢炮。他身上过去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懒散习性一扫而光。日本人的到来给他的行为赋予了意义，也给他带来了良好的睡眠，他仪表整洁，容光焕发，常常天不亮就起来，来到营地外的一条溪流边，用手术刀刮胡子（而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洗脸的习惯），随后，在清晨的集合号声中，跟随作战部队一起出操。

仲月楼身上的这种变化给他过早衰老的躯体重新注入了某种活力，相形之下，随着我们误解的加深，我又只能独自一人去面对我自己的黑夜了。

我们的部队到达通州，已是这一年的十一月份。一个下雨的早晨，我到街市上去买卷烟，在一条阴晦的街角的拐弯处，遇到了一群正在游行的学生。他们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三角旗，也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呼喊口号，他们的嗓子都变哑了。他们的脸绷得紧紧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看上去显得庄严而肃穆。

我嘴里叼着一根卷烟，站在阴雨绵绵的街道上朝他们张望了一阵，他们很快就聚拢过来。其中的一位女学生建议让我发表抗日救亡演说，我略一迟疑，他们就将我簇拥到一家药店门前的露天戏台上。

我刚刚在戏台上站定，街道两边的店铺伙计就拢着袖子穿过细雨，朝这边跑过来，街上的行人和商贩立即被一连串的脚步声吸引住了，他们充满警觉的眼睛朝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随后加入了奔跑的人流。

我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随着戏台前的围观者越来越多，我的心也在渐渐下沉。一个学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把雨伞，他跳上戏台，一边为我撑开雨伞，一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当官的，开始吧。”

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在雨中静立的人群，我好像也激动起来，我不假思索地清了清嗓子，朗声说道：

“同胞们……”

这三个字刚刚出口，台下骚乱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伸长了脖子仰望着我。在这个寂静的瞬间，我同时出现了两个念头： 第一，由于这倒霉的三个字，我将不得不进行我所谓的演说了；第二，我对于要说什么却一无所知，我感到我想说的话在肠子里挤来挤去，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同胞们……”

“把烟卷掐了！”

一个粗重的嗓音在台下的人群中响了起来。我马上意识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卷烟实在是一种不太适宜的举动。于是，我立即扔掉了嘴里的烟卷。

我注意到，有两个戴着红袖标、梳齐耳短发的女学生正手挽着手站在人群的最前边，她们的脸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正带着笑意默默地注视着我。我是那么渴望能够讲出一些什么话来，可是越着急越找不出话来，女学生的脸慢慢拉长了，原先的期待渐渐地变成了失望和愤怒，眼角上的两道柳叶眉很快竖了起来，薄薄的眼镜片的反光使我不寒而栗。

这时，一个脖子上围着围巾的年轻人跳上台来，开始严肃地质问我。

“当官的，你恨不恨日本人？”

“当然恨。”我立即答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说什么？”

台下随后发出一阵哄笑。

“他是汉奸!”台下有人喊了一句。

“打倒汉奸!”

我的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们由于长期供给不足，本来身上穿得就少，现在叫雨一淋，让冷风一吹，身体便开始瑟瑟打抖，怎么也无法控制。我越紧张，颤抖得越是厉害，显露出一副心怀鬼胎的样子，到后来，我自己都疑心自己是不是汉奸，就像我当真做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们的部队来到江南平原的一条细长的河道边，突然停了下来。一个传令的骑兵带来了上海沦陷的消息。他告诉我们，日本人距离我们的部队只有不到三天的路程。长途跋涉带来的疲劳使他刚刚说完这些话就昏厥了过去，那匹枣红色的战马咴咴地叫着，四蹄刨动着脚下深棕色的泥土。

眼下正是隆冬季节，天空一会儿下起小雨，一会儿又阳光高照。在河道的对岸广阔的平原上，隐伏着一带破败的村落，那就是东驿。不过部队没有进村，而是沿着河边扎下了营帐。不久之后，我们就接到了在这一带和日军作战的命令，以阻止他们扑向南京。过了一天，从沪淞战场上撤下来的部队与我们会合，使我们的人马一下增加了两倍。

很快，有消息传来，南京方面准备固守城池，并在镇江、高资、六合一线布下重兵，以确保南京的安全。整个战役将由一个名叫唐生智的将军负责指挥。

这一消息立即稳定了军心，并且使那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唐生智成了士兵们盲目崇拜的英雄。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后，当我身负重伤，躺在东驿村中的一间磨坊里，听说南京战役刚刚打响，唐生智就已乘火车逃至徐州时，我的眼前还残留着这位将军在高高的城墙下身先士卒的幻影。

在这个没有遮拦的旷野驻防，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屏障，最后，我们只好挖起了战壕。战壕刚刚挖到一半，战役就打响了。

那天早上，雾下得很大，营地的篝火还没有熄灭。我们正坐在战壕边的一簇紫穗槐树边上，准备吃饭。炊事班的班长，一个围着布裙、拿着木勺的老兵走到那口沸腾的火锅边，正准备给我们分稀粥，我看见他的身体突然僵立不动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朝前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一头栽倒在麦地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子弹在寒冷的气流里穿过时凄厉的呼啸声，有几颗子弹打中了架在木柴上的那口铁锅，锅内的稀粥从洞里汩汩流出。

日本人开始进攻了。我们回到战壕，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我们起先什么也看不见。等到太阳的火球从落光了叶子的树林里升起来，浓雾渐渐散开的间隙，我们终于看见了日本人匍匐在地平线上的屎黄色的军服。他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远处，一眼望不到边际，增援部队依然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

晌午过后，日本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他们弓着腰一步一步朝我们的阵地逼过来。一行马队在开阔的麦地里来往穿梭着，由于夜里刚刚下过雨，马蹄有些打滑。炮弹和火箭弹爆炸后形成的气浪扑面而来，双方密集的子弹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叫着。空气中可以同时感受到硝烟、早晨清新的空气的气息以及太阳的温暖。

我身边的一个士兵筛糠似的哆嗦着，嘴里咕咕囔囔地说着什么。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一枪没放，在战壕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掩蔽体走到另一个掩蔽体，最后，他的焦躁不安终于引起了正在一边用望远镜察看敌情的师长的注意。师长一声不吭地走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一枪，那个士兵立刻就跪了下来，双手抱住了师长的大腿。

这个士兵的怯懦终于使师长恼羞成怒，并促使他下达了死守阵地的命令。我知道，恐惧是一种远比死亡可怕的东西。虽然在战争中死亡会随时降临，但我依然感到一阵战栗，因为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死于这个特定的时刻，死于这个午后温暖的阳光之下。

日本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这天深夜。天空又一次下起了雨雪，炮弹在空中飞过时曳出的通红的火光照亮了斜斜的雨幕。我们的防线开始溃散了。

我在凉飕飕的旷野上边打边退，最后来到了河边的一块红苕地里。田地中淤满了泥水，泥泞不堪，这时我感到自己的腿像是被石头砸了一下，我的眼前一阵模糊，旷野里腾起的火光一会儿明亮清澈，一会儿又漆黑如鸦。枪弹声从我身边嘘溜溜地飞过，显得越来越远。在我倒在地里的一刹那，我感到天空中有无数的蝙蝠在翩然飞动。我想起我有很长时间没有拉过屎了……

我躺在红苕地里，保持着一种浅显的知觉。我感到一匹又一匹马从我的身上踏过，河边的流水哗哗作响。我好像是在水面上漂浮，顺着激流飘向远处，水草、岩石和树木不时擦过我的肌肤，我的身体正在湍急的水流中渐渐下沉。我的耳畔传来什么人的说话声，他们在窃窃私语，其中的一个人好像是仲月楼，又像是我的父亲，更像我自己。

我张开嘴，准备喊上一两句，可是发不出任何声音。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感到日本人已经过来了，他们举着火把，马匹的皮毛在火光中黝黑发亮。我的头上湿乎乎的，也许这时候雨已经下大了，也许是一个日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正冲着我的脑袋撒尿。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太阳紫红色的光线灼痛了我的眼球，在一道道模糊不清的背景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女人正朝我走过来，她一边走，一边朝四下里张望，好像是在走近我，又像是正在走远。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此时正置身于何处，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甚至，过去的记忆也突然中断了。一些晦暗的人影在我眼前浮现出来，但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与此同时，一个女人的脸庞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就像一束豁亮的光线突然闪动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她，而我原先一直以为，我早已将她忘记了。

花儿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花朵。那些粉红色、白色和杏黄色的小花从墙头的藤蔓上垂挂下来，盛开在篱笆的缝隙中，它们堆满在枣梨园和桔麓山梨树的枝头，簇拥在杏树、桃树的叶脉之中。

天空是那样的遥远，四月的阳光从屋顶明瓦的玻璃中照射进来，在那些排满窗前的花盆四周跳荡。我听见母亲的裙子在阁楼上窸窸窣窣地响着，震动着凝固的空气，一股阴郁气息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飘浮。

母亲斜靠在窗前，不时把目光投向窗外。院中的树木已经长出新枝，花瓣像雪片一样在风中无声无息地坠落，青青的野草在树荫中摇动。院子外面空空荡荡的，父亲还没有回来。

母亲说，那些萎黄的花儿像人一样可怜。她受不了它们开败时的样子。在我们来到麦村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纤细而敏感的嗅觉总是日复一日地经受着花香的折磨。那些花朵好像具有某种生命，在她的梦中，它们排着长队，招摇着从妓馆和戏院潮湿的门洞里走出来，来到她的床头。

母亲告诉我，每采摘一朵晚茶花就要打碎一只瓷瓶。等到她用锄头将院中的这种野生的花儿全部除尽，我就只能一个人悄悄地溜到河边的树丛里去观赏它。

我久久地注视着那些缠绕在树干上的蓝色的花朵——它们攀缘在青藤的枝条上，像茄花和蚕豆花一样瘦小、柔软，承担不了一只蜜蜂的重量。

我在想，当我躺在东驿村外的河边，在昏昏沉沉的寂静中等待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会在眼前突然浮现出花儿的面容？我一遍遍地默念着她的名字，默念着她谦卑而温暖的笑容，我感到身体的疼痛慢慢消散了。

我想到，虽然我从未有勇气和她说话，她的年龄几乎整整大我一倍，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那样的眷念着她——花儿一声不响地领着我，穿过她那间颓圮的院子。成群的蜜蜂在树丛中发出喧响，我们绕过一排排蜂箱，来到了她的房中。

她的房间里弥漫着那个春天特有的香味，透过窗纸的阳光将屋子映照得红彤彤的。花儿带着我走到她的床边，地板发出一阵吱吱的叫声。她一边铺着床，一边跟我说着话，可是我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她的指甲在被褥丝质的绸面上划过，她的脸上依然是笑盈盈的，就和出嫁的那天从轿子里走出来时一模一样，她的笑容既腼腆，又放荡。

我在脱衣服的时候，腰上的襟扣怎么也解不开。随后，花儿转过身来，走到我身边，我闻到了她平静的呼吸的气息，闻到了户外空气的馨香。

我迷迷糊糊地钻进了被褥，我的头在松软的枕头里越陷越深，花儿的肢体紧紧地挨着我。我清晰地听到她的丈夫，一个整天依偎在桃树下的瘫子传来的咳嗽声。我的手一遍遍地抚摸着锦缎的被面，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忧伤，眼泪不知不觉地流淌出来。

花儿的喘息声越来越响，渐渐化为一阵流水的呜咽。

东驿

我听到了那颗子弹落在瓷盆里的声音。然后洗手时，弹头和指甲在盆壁上留下令人心颤的声响。

一盏油灯模糊不清的光亮在空气中扩展，聚拢，不久就消失了。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间磨坊里。房子低矮而歪斜，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来。我看见屋顶用泥巴糊着的苇秆上结满了蜘蛛网。屋子中间是一架双层的磨盘。一头黄牛卧伏在墙角，反刍着稻草。屋子的一角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瓦罐和米坛。空气显得湿漉漉的，掺和着新鲜豆浆和腐沤的豆渣的气味。

一个女人背对着我，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脑后盘着一个高高的发髻。她正坐在门槛上剥着畚箕里的扁豆。在她边上不远的地方，一个老人斜靠在门边的一堆干草上，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锅。

现在天已经快亮了。清晨的风摇动着屋外的干树枝，掀动着屋里的一条打满补丁的门帘。那个女人站起身来，吹灭了墙上挂着的一盏油灯，起先屋里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亮光就从灰蒙蒙的窗口透了进来。

躺在干草堆上的那个老人也许就是刚才为我治伤的那位医生。他嘿嘿地笑着，将一只光溜溜的脚板伸到了女人的胸前，随后，又用脚丫碰了碰她的脸，女人冷不防哆嗦了一下，随即抬起胳膊将它挡开了。

“你把这个军人弄到磨坊里来，就不怕日本人？”老人说。

“日本人不是去打南京了吗？”

“打完南京，人家还要踅回来的，别说南京，整个中国都是人家的。”

女人也许感到有些害怕，她沉默一会儿，叹了口气：“到头来，谁当皇帝还不是一个样儿？”

“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日本人当了皇帝，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了？”

女人不再说什么。老人慢慢地朝她挪过来，他伸手抓住了那个女人的胳膊，她连着挣脱了几次，就不再动弹了。

“那个军人会醒过来的。”女人回头瞥了我一眼。

“他说不定早就死了。”

女人猛然站起身来：“你刚才已经把他弄死啦？”

老人又嘿嘿地笑了起来：“我刚才要是弄死他那就好了，省得以后给你惹麻烦。”

我看见老人这时已经将那个女人的裤腰带解了下来，将它叼在嘴里，然后一把捋下了她的裤子。

那个女人好像已经感到不耐烦了：“要来你就快点，等会儿玉绣就该醒过来了。”

玉绣是她的女儿，在通向里屋的布帘第一次被掀开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她。那时，老人已经走了，她的母亲依然坐在门边剥着扁豆。

玉绣长得又瘦又黑，身上的衣服好像很不合身，这使她没事总爱往上拽着衣襟。她头发稀少，眼睛中没有一丝光泽，也许正被什么疾病纠缠着。

在接下来的这个春天，我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不少有关她的传闻。村里的一个老人告诉我，他曾先后替玉绣接过三次生，头两次孩子刚刚落地就死了，最后一次差一点使玉绣丧命。她经历的第一个男人是一个渔夫。在一个早春的三月，这个来自外村的渔夫将她骗到河边的一个小树林里，用一套粗野的花言巧语打开了她贞节的大门。后来，村里的两个财主看上了她，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随着一筐一筐的黄豆和木炭往她母亲的磨坊里送，玉绣就一次次轮流替他们暖被窝。最后，一个过路的木匠迷上了她。这个沉默寡言的手艺人在东驿做完了活计却借故迟迟不走，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钱财全部留在了磨坊里。临走的时候，他连刨锯和锤子都卖掉了。

随着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一道道沟纹，玉绣也像是一件用坏的器具渐渐被人遗忘。人们宁愿把她往昔的容貌描述得楚楚动人，用略带辛酸的口吻回忆起她的嘴唇、手臂以及富有弹性的躯体。

在东驿养伤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看到村里的妇女在井边和玉绣开玩笑： 玉绣，那个木匠又来了，他正在村头给人家修锅盖哩。或者说： 玉绣，胡东家捎信让你去一趟。我看见玉绣在井栏边搓着衣服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可怜巴巴地朝四下里张望，那些女人就咯咯地笑开了。

一九五二年，我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东驿作为这个省区十一个有待改造的村落之一，进驻了工作队。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个妓女村经受改造的前前后后。在这篇报道的左上角，刊登了一幅照片： 几个年老的妇女目光呆滞，并排坐在一道矮墙之下，神情沮丧，身体颓朽；与此作为对照，报纸右下角的一幅照片却迥然不同，一群穿着花格子衬衣的少女面露笑容，英姿勃发。

夏天湿漉漉的风越过沉寂的旷野，吹到这个孤零零的村庄的时候，我的伤差不多已经养好了。我渐渐熟悉了东驿的一切，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楝树，深棕色的沙土，村里随处可见的石井楠，也熟悉了那些挂在女人嘴边的轻浮而大胆的笑容。

即使是日本人到来后，这个村庄神秘的静谧依然一如往昔。村里的农民显得慵懒而闲适，很少照料地里的庄稼，游手好闲的男人成天叼着烟锅，背着手在村中阴暗的巷子里转来转去。妇女们好像从来就没有睡够过似的，脸上疲惫不堪，她们常常趿着木拖，哈欠连天地来到河边的树荫下乘凉。

事实上，在很久之前，东驿人的懒惰和放荡早就享有盛名。人们猜测，这座荒凉的村庄本身就是由一批最先迁居来这里的妓女繁衍而成的，这些妓女或者是来自百里之外的秦淮河畔，或者来自一江之隔的虞山脚下。她们身上浮糜的习性并没有由于迁徙而得以消除，相反，多年沉积下来的放浪的品性却像传说一样越播越远。这些传说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手艺人，木匠、铜匠、补锅匠，还有一些贩卖烟草和茶叶的商人。这些人千里迢迢赶来只是为了印证一下那些离奇的传闻，求得一夜鱼水之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永久地在这里居留下来，生儿育女。

东驿的兴盛使得邻近的一些村庄显得惴惴不安。由于担心传染上那里淫荡的风尚，它们和东驿虽然近在咫尺，却也从不交往。如果因为赶路而不得不经过东驿，人们也总是绕着道儿远远地避开它。

可是，东驿的气氛对我的伤痛来说却正好适宜。在磨盘转动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中，我夜夜都睡得很香甜。有时，我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除了磨盘熟悉的转动声和屋外小鸟的啁啾之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动静。

在雪花飘飞的冬天，我一连几次准备离开东驿，打听返回麦村的路途。但是随着这种愿望日渐迫切，我对这里的留恋也与日俱增。犹如炒熟的稗籽所唤起的睡眠的欲望一样，我感到，这个村里似乎有一种无法言表的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日本人攻打南京城的时候，东驿成了日军的一个后方医院。那些日子，我每天都能看到几个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从村里的祠堂中进进出出。那些日本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可怕，有一个军医甚至还给了村里泥水匠的儿子几颗日本糖果。

又过了一些日子，躲藏在外的最后一批妇女回到了村里，井台边又传来了那些女人叽叽喳喳的说笑声。随着一个又一个伤员由马车运到这里，那些忙忙碌碌的军医一时无暇顾及这些女人，这一切使这个村庄维持着一种反常的宁静。

胡蝶是在一天黄昏悄悄回到东驿的。我看见一辆马车停靠在那座深宅的大院门前。胡蝶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她的身影让马车和几棵高大的树木遮住了。树冠在风中窸窣颤动，叶片纷纷坠落。我的眼前依旧保留着当初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景，在午后炽烈的光线之下，她站在门前的一棵树下，朝河道的对岸引颈四望。她矜持、孤傲而又忧伤的目光伴随着那天下午遥远的天空在我的记忆中被固定了下来。

磨坊中的女人告诉我，在东驿，除了胡蝶之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女人。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调中充满了对胡蝶的艳羡和嫉妒。实际上，胡蝶的贞节和清高早就成了村中绝大多数放荡女人的一块心病。尽管胡蝶从来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可是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她们的一种嘲笑，她们为此而嫉恨她，用只有女人才会想出来的最恶毒的话来诅咒她。由于胡家煊赫的权势，这种嫉恨和诅咒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绝望之中的等待。

东驿女人所盼望的这个时刻终于迅速地来到了，那是第二年的麦收时节。那时，驻扎在东驿的最后一批日本军医也已撤离了这里。留守在江南的日军除了偶尔到这里来征集粮食外，平常很少过江。

这一天，村里突然传出胡蝶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村中那些女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在东驿，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举办过婚事了，女人们总是随随便便地从一个个不知姓名的过往商人身上留下生儿育女的种子，结婚这种仪式在她们看来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像季节的反常一样让人感到不习惯。

玉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磨坊里，将一张豆渣饼往嘴里塞。她的母亲在一旁扎着鞋底，不时地抬头看她一两眼。

“今天胡家办喜事，刚才胡公祠差人来请吃饭，你去不去？”

“不去。”

“干吗不去？”

玉绣愣了一下，随即说道：“我才不到那个婊子家去吃饭呢。”

她的母亲低下头，费了好半天的劲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这一天，尽管从凌晨开始，鞭炮和锣鼓就喧嚷不息，但整个婚礼就像丧事一样冷冷清清。胡家在村中的祠堂里摆满了酒席，可是除了几个贪杯的酒鬼之外，前去赴宴的人寥寥无几。家家户户房门紧闭，巷子里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

这天中午，胡家大院的门楣上一连几次被人刷上了粪便。很快，这场尴尬的婚礼就在村中一片死寂的气氛中草草收场了，就像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天还没黑，胡家大院的两扇大门便早早地关上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这桩婚事所带来的阴影并没有最终消除。这天深夜，我已经躺在磨坊里一张草褥上睡着了，磨坊里的女人突然点着油灯从里屋闪了出来。我听见屋外一阵阵的狂风从屋檐下刮过，一场滂沱大雨看起来已经下了很久了。雨水从窗户里打进来，在磨坊的地上积了一层亮汪汪的水潭。

女人往怀里掖了掖衣服，走到窗户边朝外看了看，将耳朵贴在窗口。

“谁在哭？”她问我。

我听出那好像是胡蝶的声音。它隐隐约约地从空旷的原野上传过来，在屋外烂树叶上响起的沙沙声中，听上去很不真切。

“那个婊子一定是疯了。”玉绣从里屋走了出来，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侧耳细听。很快，她那张萎黄的脸上就显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睡意全无。

“鸭子在岸上待得久了，就是下不了水。”那个女人叹了口气，说道。

这时我们听到屋外响起了一片哗啦哗啦的水声，一道暗红色的光亮在窗口闪了一下，女人拉开门，一股冷风蹿了进来，吹乱了床头的稻草，差一点将油灯吹灭了。我看见几个家佣模样的人提着灯笼，在齐踝深的水中往树林里走远了。

这个晚上的后半夜，我躺在磨坊的草褥上一直没有睡着。母女俩在里屋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屋外的雨下得更大了，一道道闪电从窗口掠过，照亮了窗外的树林。

第二天一早雨就停了。晌午的时候，地上的积水渐渐退走，泥泞的道路还没有被太阳晒干，胡蝶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村里。她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旗袍，和一个穿马甲的男人手挽着手，一路说笑着，从村里阳光明媚的晒场边上走过。

正当村里纷纷流传着胡蝶发疯的闲言时，她的突然出现使那些妒火中烧的女人惊得目瞪口呆。她孤傲、锋利的目光一如往昔，好像昨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依然为胡蝶感到担心。我把她的出现仅仅看成是一种仪式，一种桀骜不驯的故作姿态。我在想，在东驿这样的地方，她的卓尔不群似乎只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疯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玉绣的眼神变得躲躲闪闪的。她整天忧心忡忡的，好像为什么事情感到了为难。她和东驿的其他女人一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脸色明朗而麻木，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错觉。

一天下午，磨坊里的女人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跟我聊起了她的女儿。富有经验的女人总是将她们的智慧体现在语言上，她们几乎是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她们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往往还没有说出口，你就早已明白了一切。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不时地用针捋一捋头发，沉浸在未来的梦想之中，好像我和她那个瘦骨伶仃的女儿已经儿女成行。我漫不经心地和她搭讪着，心里却在盘算着等到伤势完全复原的时候逃离这个地方。

玉绣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我。她显然已经服从了母亲的安排，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她既不流露出喜悦，也不表示悲伤。

一天晚上，玉绣突然来到了我的床铺前。我醒过来的时候，不知道她已在我身边站了多久。她那一排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闪着白光，我感到她犹豫不决地在我的床前走来走去。将衣服的纽扣解开，又重新系上。最后，她终于脱去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钻到了我的身边。我感到她的躯体像一只被风吹干的辣椒，她身上每一个凸出的骨节都使我不舒服。

她的身体哆哆嗦嗦地颤抖着，我有些不知所措。好在她那天也许太累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轻微的鼾声，牙齿咯咯地磨动着，发出一种老鼠厮打般的可怕的声音。

第二天，玉绣给我往田头送水，神情很不自在，她将水罐搁在离我很远的一块坡地上，就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那青绿色的脸颊由于害羞而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晕，在灯光的映照之下，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她不时地在扒饭的间隙看我一眼，使我心头悠然一震。

在以后的几天里，玉绣不再像先前那样紧紧地跟着我，即使我们在村头的巷子里迎面相遇，她也是低头快步走开。

这天中午，她们母女俩不知为什么事在里屋争吵起来，隔壁传来了碗盆在地上摔碎的声音。随后，她们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就扭打在一起。不一会儿，她们就各自拽着对方的衣服从里屋打到了磨坊里。那个女人手里拎着一只布鞋，踮着脚，将玉绣追得围着磨盘转来转去。

“打死我我也不去和他睡了。”玉绣叫道。

“你这个婊子养的，不睡觉怎么能生下孩子来？”

“你才是婊子养的呢，要睡你去跟他睡好了。”

“你妈这棵树老了，挂不住果了。”

“那你当初怎么没跟那个弹棉花的弄出十个八个儿子来？”

那个女人突然站住了，她尴尬地看了我一眼，泪水扑簌簌地掉落下来。

当天晚上，玉绣又一次来到了我的床边。一连几天的阴雨使我腿上的枪伤隐隐作痛。当玉绣泪流满面地蜷缩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她待在一起。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被难熬的疼痛折磨着。我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感到玉绣的身体紧紧地挨着我，泪水将我的衣服弄得湿乎乎的。她的身体翻来覆去，她像个孩子似的不时用胳膊捅捅我，然后又用指甲挠一挠我的后背，随后，我听见她哭哭啼啼地和我说着话。那声音听上去既模糊又真切，它好像来自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伴着嘤嘤的哭声。

我想起了那个寂静的午后。那是我们迁居到麦村的第二年春天。母亲躺在树荫下的一张藤椅上沉沉入睡。敞开的院门外，我看见运河的岸边阳光如风，几个皮肤黝黑的小孩在河边的一只旧船上嬉戏。蜜蜂在花枝间飞来飞去，好像阳光中到处都布满了那种嗡嗡的声响。这个陌生而又空旷的院落散发出来的一种静静的忧伤在空气中飘荡。

我站在一只小木凳上，看着熟睡中的母亲，盼望她醒过来。我拉动她的手臂，拧她的鼻子，抚弄她手腕上的一只红红的手镯，怎么也无法将她弄醒。过了一会儿，一种无法说清的寂寞使我悄悄地哭了起来。

我的哭声惊动了父亲。他从书房里走了出来，无声无息地来到我的身边，将一只手搭在我的头上（我反而哭得更厉害了），然后将母亲推醒。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父亲问。

“我也不知道，也许他是给什么事情吓着了。”母亲答道。

她从椅子上坐了起来，掏出手绢替我擦掉眼泪。我感到她也许早就醒过来了，只是没有搭理我。

“我在梦中就听到他在哭，就是醒不过来。”母亲说。

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我，他的目光中含有一种温和的询问的意味。我立即就止住了哭声，心里突然感到畅快起来。

第二天的早晨，玉绣的尸体从磨坊外的一块水塘里浮了起来，她的肚子像鼓面一样凸出，眼睛半睁着，依旧是往昔那副既腼腆又放荡的样子。

小琴

在东驿不到两年的时间，成了我在晚境之中默默回忆的一个部分。那些招摇的女人就像开过头的花朵，仿佛从未有过含苞欲放的勃勃生机，它轻浮而俗艳，在日晒雨淋中褪色，在季节的更替中静静枯萎。

现在，雪又开始下了起来。墙上的一只挂钟嘀嘀嗒嗒地响着，发出一种金属敲击时特有的清晰而悦耳的声音。我心脏的跳动渐渐跟不上它的节奏。它跳得非常慢，好像随时都会停下来，只是凭借一种惯性在跳动，我感觉到，它的发条也许被锈住了。

我站在窗口，在飞舞的雪片之中，又一次看到了小琴。她裹着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站在巷子口的屋檐下。她的边上是一个卖爆米花的老人，他拉着风箱，摇动着转锅，不时地停下来，看一看转锅上钟表的刻度。

村子西边的一条大路边，一个电工正在电线杆上接线，他腰里绑着工具袋，在肆虐的风雪中，我总是担心他会从那架高高的线架上摔下来。

这个接线员的身影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和杜鹃被人从枣梨园赶出来的那年冬天，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有线广播，而我们居住的那间木屋却一片死寂。杜鹃一连几次让村里的电工给安一只喇叭，电工推说广播线拉过来不方便，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可是杜鹃却在心里一直记挂着广播的事。这年的元旦，杜鹃去集市上卖兔毛。当她踩着封冻的积雪，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看见她怀里抱着一个用头巾裹着的东西，上面的积雪还没有化掉。杜鹃喜滋滋地把它放在桌上，将头巾打开，我发现那是一架半导体收音机。

杜鹃对于无线电知识的极度匮乏使她怎么也无法弄清收音机里的声音来自何处。但是，我们对这件新奇的事物所产生的兴趣并没有维持很久，当天晚上八点钟，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到我被押上一辆前往越河劳改农场的囚车，前后只隔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杜鹃的迷信使她固执地认为，我的不幸正是她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这架收音机带来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她去世前夕，这架收音机都被锁在一只存放衣服的木箱里。

我又一次打开这架收音机，里面传出一片嗞嗞拉拉的声音。我想起电池也许快用完了，就将它退出来，放到炉子上去烘。我曾几次嘱咐小琴替我买两节新电池，可是她每次都将这事给忘了。

现在，小琴来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少了。原先她每天都来，甚至一天中来上好几回，我常常跟她说一些我过去的事，尽管她并不总是在听。后来变成了两天一次，到了冬天，她来我这里的次数就更少了，因为她送来的食物放多长时间也不会变馊，我可以连着吃上好几天。

我早已习惯了每天早上躺在床上谛听她的脚步声，后来的这种变化使我一度难以适应。更为糟糕的是，有时她明明没来，可我却分明听到了她熟悉的脚步声，它将我吸引到窗口，拉开窗帘朝阁楼下张望；相反，她突然到来的时候，我往往错过时机而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睡意之中。

随着小琴的每次到来，她的身上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往常的细微的变化。她的服装更为艳丽，神色更为矜持，她的个子在迅速地长高，上翘的嘴唇的曲线趋向丰厚而柔和。

我总是忘掉小琴的年龄，尽管她已向我重复过多次。我常常把不知如何打发的时间用来推算她的年龄，依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式： 小扣——她的奶奶——母亲——小琴。这种无聊而简单的数学游戏常常使我累得筋疲力尽。由于眼下的这场风雪和以往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在时间的感觉上感到差错。比如说，我往往将小琴和记忆中的小扣混淆起来，但仔细端详，这两张脸还是略有差别： 小琴的脸颊更为简洁，明朗，更加符合分寸，和小扣的相比，它就像一只古老的家具被省掉了多余的部分。

我开始习惯小琴的缄默不语。她脸上的那种不耐烦的表情使我又一次看出，她讨厌我房里的这股老人的气息。

她在我房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与此相应，我在睡眠中对她的印象却越来越顽固而深刻。有一次，她在给我收拾床铺的时候突然对我说，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不能到这里来照料我了。我问她为什么，她怕我耳背听不清，就提高了嗓门：

“告诉你你也不懂。”

我终于听到她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这是我既害怕又期待的，因为它听上去虽然刺耳，却显得真实。

胡蝶

一九三九年的清明节，日军的一个小分队在通往宁化的公路上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

这场小规模的冲突是在半夜里进行的，双方在公路边都撂下了二十来具尸体。袭击的地点离东驿只有一里之遥，因此，那天晚上，东驿的大部分居民都听到了枪声。那时，人们都处于仲春诱人的睡梦中。村东的一个酒鬼半夜里爬起来呕吐，看到了村外树林里星星点点的火光。当时，他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他趁着月光朝家里走的时候，一颗流弹在他家的门上穿了一个洞，他这时才感觉到害怕。整整一个晚上，他是蜷缩在床下度过的。

第二天早上，当他哆哆嗦嗦地向村里的人描述昨晚看到的情景时，他的头上依旧覆盖着蜘蛛网。除了几个老人和一群孩子之外，村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对酒鬼的讲述产生什么兴趣。在那些精于世道的老人感到一种潜在的不安的同时，那些小孩早就成群结队地赶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子弹壳了。

凭着一种军人的敏感，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在这一点上，胡公祠，当时东驿的地方维持会的会长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警觉。虽然我来到东驿之后，我们从未说过话，他还是在出事后的第二天中午将我叫到了他的家中。

他竭力控制住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一面让着茶，一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寒暄起来。这个老于世故的乡绅说起话来拐弯抹角，一会儿说他拥护抗日，担任维持会长只不过出于无奈，一会儿又大骂游击队： 狗拉屎也知道找处墙角，这些狗娘养的游击队吃我的粮食，用我捐的钱买了枪，打起仗来也不知道选个地方。

我们在说话的那会儿，胡蝶偶尔过来给我们倒杯茶，我当时完全被她的身影吸引住了，以至于我在离开胡家大院很久之后，依然保持着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那时，磨坊中的那个女人已经被玉绣的死弄得疯疯癫癫的，我常常看见她头发蓬乱地坐在河边，呆呆地看着河水发愣。她一遍遍地对从那儿经过的每一个人轻声细语： 快看，看哪，玉绣从河那边漂过来了……

日本人突然从村外的一个坡谷中闪出来的时候，她正拎着一只玉绣生前穿过的绣花鞋在墓地和村子之间的田野上来来回回地转悠。她看到日本人的马队在一处桑林边出现后，起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日本人的子弹就从她身边嘘嘘飞过，溅起了河里的朵朵水花。她的精神失常似乎在顷刻之间就痊愈了，她扔掉了手中的那只鞋子，没命地朝村子的方向惊叫着跑过来：

“日本人杀人啦!”

她刚刚跑到村头，一排子弹就从身后击中了她，她的身体被弹到了一棵槐树上。

日本人进村的那会儿，村里的几个小孩正在河边的树林里用弹弓打鸟，这一次，日本人没有再给他们吃糖果，而是在马匹掠过的同时，用刺刀将他们挑起来，挂在了树上。

日本人突然进村，使胡公祠猝不及防。但是，他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当马队扬起尘土朝胡家大院围过来的那一刻，他正指挥着一帮家佣将猪圈里养着的几头大肥猪拖出来犒赏皇军。村里除了几个女人的哭喊声之外，到处都回荡着嗷嗷的猪叫。

一个日本军官从马上跳下来。他似乎对簇拥在胡家大院门前的那些肥猪感到迷惑不解，他径直走到正在一旁嘿嘿讪笑着的胡东家身边，脱下手套，在他那干瘦的脸上啪啪扇了两个耳光。胡公祠当时的模样事后想起来总让人感到多少有些滑稽。他脸上歪斜的笑容使人容易误以为他挨了两巴掌以后还显得乐不可支。

那种古怪的笑容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才从胡公祠的脸上彻底消失。日本人将村里所有的人都驱赶到晒场上，并在晒场边架起了机枪。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一个鸭棚的边上，紧挨着一个浑身战栗的妇女。那个女人牙齿咔嘣咔嘣地响着，一连放了好几个屁。很快，一个日本兵从人群中挤进来，一声不吭地将她拉了出去。紧接着又有几个女人被拖到了晒场的中央。

一个日本人来到胡蝶面前的时候，胡蝶正挽着她父亲的胳膊。日本兵拉动她，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拽着胡公祠的一片衣角。这个场面使胡公祠感到了为难。胡蝶的手拽得那样紧，以至于她被日本兵拉出去的同时，胡公祠也连带着被拖了出去。恼羞成怒的日本兵立刻伸手去腰里拔枪，这个胆怯的维持会长见势不妙，便自己动手将女儿拽住他衣角的那只手给掰开了。这时，胡公祠的第二房姨太太，也就是胡蝶的母亲表现出了女人令人惊异的勇敢。她哭叫着扑到了正站在一边发愣的日本翻译官跟前，声泪俱下： 救救我的女儿，救救她！她的个子长得高，看上去像个大人了，其实她还是个孩子呢……

日本翻译官身体朝后挪了挪，没有搭理她。一个日本兵朝二姨太走了过去，揪起她的衣领看了看，随即在她的腰上插了一刀。这个女人的身体渐渐瘫软下来，日本兵扯掉了她的衣服。

胡公祠犹豫不决地将女儿的手掰开的那一刻，他没有想得更多。那时，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乡绅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甚至超出了他想象力的范围。可是，对他来说，灾难远未平息。一个日本兵跨上他女儿身体的同时，另一个日本兵则揪住了他的头发，使他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在女儿的叫喊声中，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

傍晚，日本人的马蹄声在村外阴沉沉的树林里消失了。村里的人依然站立在晒场边的蒙蒙细雨之中。我看见胡蝶赤裸着身体从地上站起来，光溜溜的腿上粘满了干瘪的稻壳和烂泥，头发让雨水淋得湿乎乎的。她的母亲躺在一尊碌碡的边上，她的脸被翻卷的旗袍遮盖着。胡蝶一声不响地走到母亲的身边，将她抱起来一步一顿地朝胡家大院走去。她走得非常慢，不时地摔倒在泥地上，所有的人都在一边静静地看着她，一条黑狗摇着尾巴，跟在她的身后，嗅闻着地上的血迹。

胡蝶将母亲的尸体放在床头，随后在被褥上砸碎了一只罩灯，点上了火。几名家佣慌慌张张赶来，胡蝶的身躯已经被火光染红了。几天之后，当那几个家佣向人们回忆起那天晚上看到的一幕时，目光呆滞的脸上还残留着一丝羞怯。

在绵绵细雨中，火越烧越大，浓烟在村庄的上空翻滚着，顺着风向飘向远方，明亮的火焰将那座古老的宅第衬得通明透亮。几个家佣到河边拎水灭火的时候，胡公祠一声不响地拦住了他们。

“让它烧吧。”他自言自语地说。

胡公祠像一棵树一样久久站立在雨中，仿佛还没有从刚才的灾难中回过神来。这场大火似乎煽起了河边的那些女人压抑不住的激情，她们看着瓦楞上空越蹿越高的火苗，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

胡蝶的丈夫，那个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趁着连成一片的哭声悄悄离开东驿的。

大火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才最终熄灭，村外那条河道上飘满灰烬。起先，村里的人们都以为胡蝶早已葬身火海，几天之后，当双目失明的胡蝶第一次出现在村里的巷口，人们都吓了一跳。她像一个老人一样拄着竹杖，试探着路面，走到了四月的阳光下。那场大火烧光了她的头发，她就在头上裹了一条蓝布方巾，脸上和脖子上留下了一片灰褐色的焦斑。

她一边往前走，一边朝四下里张望，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来，辨别着周围的动静。她充满警觉的神情使我不禁联想到一年前我在河边看到她的那个下午。我似乎感觉到这两个午后的阳光是那样的相似，同时又互为因果。

在这个多雨的季节，我常常看见胡公祠突然衰老的身影在房舍的废墟中转悠，他不时在阳光下翻看自己的双手，神情木然，怅然若失。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东驿的女人和胡蝶之间积年的仇隙顿时化为乌有。村里的木匠和瓦匠很快就在村西的树林里搭了一座草屋，给这对父女栖身，女人们悄悄地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衣服。

过了几天，胡蝶的一个姨妈从城里来到了东驿。她除了捎来了一些钱财和布帛之外，还带来了一个中年男子。当这位慈眉善目的女人拐弯抹角地提出让胡蝶再次结婚时，胡蝶的回答使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如果一定要让我结婚，我只会嫁给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她当时说出的这句话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感到迷惑不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一种疯癫的信号，还是对她早已后悔不迭的父亲的一种讽刺。我猜想，胡公祠当时和我一样不甚了了。胡蝶的这句话立即使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这个孤独的老人带着一生都无法洗清的耻辱在一天黎明悄悄地离开了东驿，从此以后一去不返。

在我回到麦村的第二年秋天，我见到过他一次。他沿着一条棉花地中的小路步履蹒跚地朝村子走来。那时，他的头发全白了，他怀里挟着一顶破旧的草帽，手里拿着一只碗钵，挨家挨户，沿路乞讨。

麦村

那年秋天，当我沿着一条由卖狗皮膏药的老人所指明的道路返回麦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行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实际上，麦村和东驿之间只有三天不到的路程。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共和国省区地图上，这两个地方的距离还不及一支香烟的一半。

我在那片沟壑纵横的丘陵上行走了七天七夜，还差一点迷了路。最后，当我登上高高的马脊山，从空旷的阡陌之中寻找道路的时候，我终于从一条湍急的河流边发现了那条当年迁徙的路径，看到了为了躲避战火而栖身的那处打谷场。我试图从刚劲的秋风中辨认出当时那顶在绵绵春风中摇摇晃晃的轿子，辨认出母亲熟睡之中的脸颊，岁月的沧桑使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是在中午炽烈的阳光下回到麦村的。我拐过桔麓山苍翠的南陲，那座破败不堪的村落一下子就映入了我的眼帘。运河边一垄一垄的烟草长势茂盛，沿着河滩迤逦远去，成熟的棉铃在阳光下随风摇曳。我走过那条运河上的木桥，闻到了村里茶水房里飘来的木炭和煤渣的香味。

枣梨园空空荡荡的，那些枣树和梨树的枝条在风中琅琅作响。园中菜畦边围着一圈新竹的篱笆，上面爬满了藤蔓，花朵已经开败了。蚕房的门紧紧关闭着，我看见它的门槛被深深的野草埋住了。几只小鸡在草丛中悠闲地觅食。

一切都保持着往昔的氛围，平静，安逸，略带一点清冷。

仲月楼

我和仲月楼在南京保卫战中失散后，他随着南下的部队去了武汉。武汉失陷后，他又匆匆忙忙赶往重庆。他在鄂北的一次战役中受了伤，这次负伤使他失去了一只耳朵，它给我们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最初的话题。

从日本人的到来至战争结束，仲月楼经历了他漫长一生中最为明朗而光辉的日子。日本人的到来煽起了他长年郁积难解的体内的激情，并使他晦暝而颓废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在这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战争中，他那过于敏感、充满警觉的大脑过早地退化了。他再也用不着替外界和自身进行思考，用不着去判断、辨别、选择。或者说他再也不愿意沿袭从前的那条让人左右为难的道路了，为此，他得到了机会。

没有什么比仅凭惯性生活更使人感到惬意的了，但是，他所找到的这条道路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劳永逸的安宁，日本人的撤走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访麻问菊的乡居生活的开始，想象中的链条再一次被切断。随后的三年国内战争又重新将他置于一个对他来说极为可笑的境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淮海战役还差一点让他发了疯。后来，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坐在麦村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他提起这场战役依然流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伤感： 真是奇怪，国民党那么多的部队，那么精良的装备，死活就是打不赢。

蒋介石向台湾溃逃的前夕，作为一名征战多年的老兵，他已晋升上校军衔。由于这个出身兽医的农民对地理以及空间知识的极度匮乏，他对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愚蠢”的举动发出了自我欣赏般的嘲笑： 解放军连长江都跨过去了，那条像肠子一样细的台湾海峡怎么能够守得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固执地留了下来，在一九四九年广西山区的一次起义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但是，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向前推进的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嘲弄了他。退守孤岛的国民党居然在台湾一待就是许多年，而且还神差鬼使地造成了经济上空前的繁荣。一直等到仲月楼的骸骨被埋入坟墓，坟堆上的青草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时间依旧在戏弄他。

八十年代中期，那些当年在侵华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日军后裔，换了一副模样来到这里，在这一带兴办了规模巨大的养鸡场。那些对昔日纷飞的战火记忆犹新的老人总是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 这些远道而来的日本人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杀人放火，掠掳妇女，而是千里迢迢赶来替我们养鸡。

这些日本人在谈起昔日的那场战争时，语调既轻松又幽默： 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的军队更为残酷，而是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解放以后的第二年，仲月楼回到了水杨庄，度过了一段短暂的闲居时光。他在村里当了一个时期的赤脚医生，这一职务使他不仅获得了优裕、清闲的生活，甚至还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夏天，他在给大队副书记的老婆接生时出了一起模棱两可的医疗事故，不久就被免去了赤脚医生的职务，改由一个刚刚从公社卫生院调来的女青年充任。当时，水杨庄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村里的人总是将他当作一个和蔼可亲、精明强干的江北佬。因此除了生孩子之外，凡是女人会的他都会： 比如筛谷子啦，结毛线啦，扎鞋底什么的。有时，女人在编织上遇到难题，还上门向他求教。

可是，随后的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使他这种单调而闲适的生活也彻底葬送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几个在水库大坝上巡逻的基干民兵在水杨庄的上空发现了几枚红色信号弹。当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正通过无线电广播叫嚣反攻大陆，那几枚不明来由的信号弹立即引起了基干民兵的警惕。他们一方面用手摇电话机向公社武装部做了汇报，同时连夜组织了大搜查。

最后，他们将搜索的范围缩小到了包括仲月楼的住宅在内的几间民房四周。

当时，仲月楼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基干民兵撞开他的门，像一阵风似的闪了进来，仲月楼在凛冽的寒风中，面对着身背步枪的武装民兵，立即从睡梦中醒了过来。这个智力和判断力都在走下坡路的退役军人也许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他穿着短裤，赤着脚，半睡半醒地从床上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我有罪，我坦白……

后来，红色信号弹事件很快被查实为由于几个外乡来的亲戚从城里捎来焰火而引起的误会。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是，那些在这件事情上遭到挫折的基干民兵却对仲月楼的发现如获至宝。为此，他们得到了上级机关的嘉奖，而仲月楼，这个潜伏多年的阶级敌人被抓获的消息立刻被登上了省报。

从那以后，仲月楼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了。他身上往常的那种幽默的举止和言谈也荡然无存。他除了例行的批斗和游街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生活的自由，在那段时间里，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学会了有些年轻人一辈子都难以学会的各种手艺： 拉大锯，砌灶墙，染布，种植蓖麻，修钢笔，自制用来给小学生描红的红墨水……

我在战后第一次见到仲月楼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从越河劳改农场获释后的第二天。当时，他是以一个剃头匠的面目在麦村的村头出现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外的运河水利工地上挖土方。小扣推着一辆装满面粉的小车绕道来到了工地上。她一边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一边不安地朝四下里打量。她告诉我，有一个外村来的人正在村头四处打听我的住处。我知道，小扣当时脸上慌乱的神情不是因为那个外乡人的到来，而是因为她的丈夫，一个瘸腿的泥水匠，正站在村中一家新造民房的脚手架上朝这边张望。

我来到村中的一块池塘边上，在一片杨树林里见到了仲月楼。那时，他正在给一个小孩剃头。

那个小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仲月楼手中的剃刀，缩着脖子，目光中流露出极大的恐惧。我注意到他的头皮上被剃刀划破的地方已经渗出了一丝血迹。

在经过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我们的谈话是从他那只被弹片削掉的耳朵说起的。随后又很快过渡到女人身上。那些回忆和想象之中的女人引发出了一个又一个话题，它迅速打消了我们多年不见的隔阂。同时，它使我随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幻觉： 在了无生气的阳光和雨水的背景之上，我们的谈话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他的身体如同一具蚕蛹褪下的空洞的壳，衰朽不堪，弱不禁风。

仲月楼告诉我，他的妻子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是在战争中失去的，她认为实际的情形应该是： 在北碚城内一家妓院里，他乖张的行为激怒了一名妓女，在厮打的过程中，那个女人将他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

“我当时并不明白她的话只是一种借口。”仲月楼飞快地瞟了我一眼。

“什么借口？”

“女人的借口，或者说一种信号。”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叙述显得语无伦次，时间在一九三六年冬和现实之间来回跳跃。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在他的战时救护所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她当时正坐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专心地修剪着指甲，偶尔用眼角瞥我一下。那是一个沉闷的中午，门外阳光如织，一行行马队拖着疲惫不堪的影子从窗下掠过。马蹄敲击着石板，发出铮铮的声响。在他们的身后，远处的一带森林苍翠如黛。

那个女人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充满忧伤的眼睛盯着门前被阳光拉长的影子发愣。空气是滞重而静谧的，屋里弥漫着药棉和酒精令人不安的气息。她和仲月楼好像为什么事刚刚争吵过，整整一个下午，仲月楼都显得怏怏不乐，好像这个女人给他带来的仅仅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仲月楼支支吾吾地跟我讲起了他的妻子。一方面，他是那样急于宣泄心中沉积的痛苦，同时，讲述本身又使他意识到了深深的耻辱，这仿佛使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末前后替他生下了两个孩子。这个跟随他多年的女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所有的耐心，她压抑多年的放荡的欲望使她终于失去了检束和控制。

“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常常在梦中这样叫道。

紧随着她的放荡而来的是一种女人异想天开的愚蠢。在她与仲月楼之间一次次形同虚设的温存之后，这个时常深夜不归的女人费尽心机地迫使仲月楼相信： 这两个孩子无疑都是他的骨肉。作为一名医生，仲月楼在接受这一欺骗中的事实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尽管他的良知使他还不至于背叛医学常识，但对那两个在他身边活蹦乱跳的孩子，他还是尽到了一名父亲的职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小孩的脸上渐渐显露出村里农机站长和拖拉机手的轮廓。尤其糟糕的是，农机站长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而他的儿子却是一只眼睛小，一只眼睛大。

“还有什么比婚姻更无聊的吗？”仲月楼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看了我一眼。

一直处于担惊受怕之中的那个小孩被仲月楼蹩脚的手艺弄得战战兢兢，仲月楼的这句话使他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没有。”

仲月楼随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贞洁的女人。”仲月楼像是自我安慰般地说道，“她们好比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有些人守住了贞操并不是她们愿意这么做，而是人们没有将她们开采出来。”

仲月楼是在那天黄昏离开麦村的，当时，运河工地上的农民已经收工回家了，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在一杆红旗的指引下，一路说笑着朝村子的方向走来。从河堤下不断涌出的人流很快就将仲月楼瘦弱的身影遮住了。

在麦村，我第二次见到仲月楼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在被押往邻村批斗的游行途中遇到了突然降临的暴雨。

那天下午，我们的队伍走到桔麓山下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和一支由南面走来的游行队伍迎面相遇。大概是游行的组织者为到底应该谁给谁让路发生了争执，麦村革委会的宋主任佩戴着红臂章，手里提着一只铅皮喇叭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最后，队伍最前面的几个人动手和对方打了起来，我被人彻底地晾在了一边。大雨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起来的。

天空中翻卷起一道一道的乌云，在隆隆的雷声中，像是要将天上所有的雨水都倾泻下来。我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木在风中狂舞着枝条，一杆杆红旗发出泼剌剌的声响。

在暴雨初降的一刹那，一些妇女想起了晾晒在外面的衣物和谷子，开始朝村子的方向狂奔，另外一些人则纷纷逃到附近池塘边的一个黄瓜棚里去避雨。这时，我看见了仲月楼。他孤零零地站在田埂上，劈面而来的斜斜的雨点使他睁不开眼睛。

不过，这次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无边的雨幕将池塘砸得坑坑洼洼，在秧田和棉花地的上空腾起一团烟雾。一杆倒伏的旗帜裹满污泥和粪渍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水洼里。

暴雨过后，火辣辣的太阳再一次从云层中露出脸来，那些在瓜棚和树下躲雨的人再一次朝我们走过来。也许是在刚才躲雨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达成了和解与默契，宋主任很快决定，两支游行队伍合拢在一处，到麦村小学的操场上去开会。

麦村小学的校舍是由原先运河南岸的一座祠堂改建而成的，我记忆之中的白墙青瓦现在变成了一律的灰褐色，只有墙头和瓦楞上的青草依旧呈现出往昔的样子。祠堂东侧的一块玉米地被开辟出来做了操场。操场边的两道粉墙上用红漆刷成的一幅标语已经在风霜雪雨中褪了色。

我们沿着稻穗之中的田垄朝那里走过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走在了几十年之前的老路上。那天清晨，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看徐复观先生。那时的天地如此清新，河道上轻雾弥漫，芦荻飘香，道路上的草丛里一丛丛的草莓和浆果沾满了露水，阳光隔着树篱的雾气照射过来，变幻着缤纷的颜色。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的声音清脆，嘹亮，带着浓浓的湿气。我们走上了那座运河的木桥，听到了流水淙淙的声响，河道上的船只在薄雾中行走，桅杆的帆布哗哗啦啦落下，像一群鸽子扑棱着翅膀，在天空中飞远了。

这个古老的画面一直滞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受到了梦境的浸润，在不安的睡眠中悄悄生长。

我们来到那座祠堂前，操场上的雨水还没有被太阳晒干，到处都是污泥、霉烂的稻草和牛粪。我看见小扣拎着一只铅桶从祠堂的一间侧门里走了出来，去井台边打水。她当时在麦村小学的食堂里烧饭，供应那些民办教师的一日三餐。她似乎在跨出门槛的一刹那就看到了我，不过，当她拎着满满一桶水斜着身体从我边上经过时，却装出一副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接下来出现在操场上的是衰老不堪的徐复观校长，他拄着一根拐杖，戴着一副老式眼镜，在祠堂前石狮旁正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说着话。也许是徐复观说起了一件开心的事，那个女教师不时用手拢一拢齐耳的短发，笑得腰都弯了下来。徐复观有一次带领一帮学生做新编的广播体操时闪了腰，因为，他的身体始终像墓碑一样挺得笔直。

一群小学生手里拿着小板凳，沉默不语地从那道拱门里走了出来，他们身边跟着一位神情肃穆的中年妇女，她手里握着一杆长长的教鞭，不时地朝那些走散了队形的学生敲上一两下。

当村里的男女老幼从竹林和房舍中闪现出来，朝学校操场走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透过运河岸边那排稀疏的树丛，我看见了杜鹃，她正端着一只木盆从池塘的码头上走上来，她用手遮住眼前耀眼的光线，朝这边张望。然后，她将一条粉红色的被面抖开，晾在树林中的一根绳子上，将它的皱褶拽平。这时，两个女人端着凳子走到了她身边，和杜鹃说起了什么话，同时用手朝这边指指点点。

杜鹃

女人们总是像那些流动不息的水流，随着盛水的器皿的形状不断改变着原先的样子，而在习惯上，我们总是错误地将她们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好像一块玲珑剔透的冰，在任何季节都不会消融。这种错觉犹如我们在大部分事物之中产生的自以为是的情感一样，只是一种虚妄的信念。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当我从东驿返回麦村，在枣梨园再一次见到杜鹃的时候，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原先的样子，我在长年的军营生涯中积攒起来的想象和记忆很快就得到了现实的修正。

她像是刚刚从黄豆地里锄草回来，蓝布头帕上缀满了露水和豆叶。她倚着门框站着，静静地打量着我。在那一刻，我猜想她一定是以为自己走错了家门。那张没有修饰过的脸像泥土一样自然，却混杂着各种复杂的表情： 揣度，疑惑，震惊，不知所措或另外一些其他的念头。

不过，她很快就认出了我。她的脸上没有马上显露出喜悦，也没有表示悲伤，只是吃惊地看着我。我们初见面的那种令人难堪的气氛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它让我感到沮丧，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的记忆在沉睡，甚至连欲念都被一块石头压着，唯独血液在肌肤下流淌得很快。这个诚实的女人一声不响地从我的身边走过，然后独自来到院里的一棵掉光了叶子的梨树下蹲了下来，随后发出了一种呕吐般的哭声。这种古怪而苍凉的哭声我还是第一次从她身上听到，它一直延续到当天的深夜。

我躺在阁楼的床上，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之中，我看见她站在一架木梯上，将橱顶的木箱打开，把我以前在家时穿过的衣服一件件地挑出来。陈年的樟木的香气从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散发出来。我青年时穿过的衣服现在大多显得又短又小。整整一个晚上，我都看见她在桌前将那些衣服摆弄来摆弄去，将它们裁开，缝合。最后，用暖水袋将它们的边角熨平。

在绵延的寂静中，我一直能够通过湿润的空气感觉到她的存在。有一次，我感觉到她冰凉的身体紧挨着我躺下，可是第二天黎明我醒来的时候，又看见她两眼泪汪汪地坐在桌边，看着即将熄灭的油灯发愣。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房门被轻轻拨开的声音，她的脚步穿过厅堂，走进厨房，随后碗盆磕碰时发出的清脆的声响就朝这边传过来。

在刚刚回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处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慢慢地，我发现杜鹃的身上产生了一种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她身上原先的那种沉着而坚定的品性已经荡然无存，在怅然若失的表情之下，她变得多疑、犹豫和胆小。有时，她袖套上明明插着好几枚缝衣针，可她仍翻箱倒柜地去寻找它。她去外乡赶集的路上常常忘了带钱而中途踅回。有一次，她在炖一锅羊肉的时候，将锅底都烧穿了。

她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即便偶尔说些什么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脑子里同时转动着好几个念头。那些突然出现的念头会使她整整一个下午坐在窗前发愣。后来，她似乎也对我们长久的沉默不语感到了不安，她在做针线的时候，就怂恿我讲一些军营的故事给她听。我说着说着，她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随后，她又猛地一下醒过来，并用胳膊捅我一下，让我接着讲下去。

“我现在的梦的确不灵了。”有一次，杜鹃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地就在床上躺下了。她告诉我，有一年村里发大水，她在梦中看到我的尸体从运河的上游漂过来，漂到枣梨园附近的河面上就停住了。我的身上尽是子弹的窟窿，不断地往外冒着血水。“我当时想你一定是被人用枪打死了。”

杜鹃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另一件事，她转过身来。

“你在外面这么些年，没和什么女人睡过觉吧？”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件事，也许她只是随便问问，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有那么一阵子，她的眼神是静止的，盯着窗户，一动不动，想着她自己的心事。

我回到麦村的那一年，小扣三十七岁。她现在搬到枣梨园后院母亲原先待过的那幢阁楼里去住了。她的屋子紧挨着父亲的书房。经过一两次小修，房梁被抬高了，窗棂换上了新木，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了。

一天上午，从外地来的一个货郎手摇铃铛，挑着一副花花绿绿的货担来到了村里。担子上挂满了颜色不一的风铃、泥哨和一串串竹蛇。他的到来立即招引来了一批嬉闹的孩子，有时候，村里的妇女也会从他那儿买一些做女红用的丝线、针扣什么的。

那个货郎将担子歇在河边的枯树丛里，敲起了饼锣。他好像心事不放在买卖上，倒像是一个看风水的先生那样向村里东张西望。

那时，杜鹃正坐在门槛上拔鸡毛，她悄悄地告诉我，那个货郎是一个地下党。

“是不是共产党？”我问她。

“不是，是地下党。”

“地下党是怎么回事？”

“你在外面混了那么些年，连地下党也没有听说过吗？我来告诉你，地下党就是躲在地洞里的那帮人。村里茶房的伙计老是把他们说成新四军，其实就是地下党。他们像夜猫子一样，白天躺在洞里睡大觉，晚上就出来四处活动。”杜鹃静静地说。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道：“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说不定也不是这么回事，不过，他们到了春天的时候，常常到村子里来征粮。”

这时，我看见小扣怀里抱着一捧刚刚从货郎那买来的绒线，远远地朝这里走过来，她一边走，一边在阳光下喜滋滋地翻看着怀里的那团绒线。

“他们怎么征粮？”我问杜鹃。

“让宋村长挨家挨户去收呗。”

“宋村长是谁？”

“就是宋癞子。”

小扣这时已经走到了我们跟前。她将那串绒线挂在廊下的一根竹钩上晒着，正准备往后院走，杜鹃把她叫住了。

小扣看上去和以前完全换了一个人。我在枣梨园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差一点没将她认出来。她的头上盘着一顶高高的发髻，那张瘦弱的脸被一阵阵北风吹得红扑扑的。杜鹃将她叫住后，却又想不出什么话来跟她说，因此，有好一会儿，我们都被那种尴尬的气氛弄得不知所措。

一个冬天接着一个冬天，那个衣衫褴褛的货郎来了又走，时间像滤指的流水一样飞快地从我们身边掠过，转眼之间又到了下雪的日子。那一年的雪比往常我们遇见的哪一年的都要大，齐腰深的积雪将河边的矮树丛都埋住了，一连几天，灰黄的云层压得很低，烟囱里的炊烟都无法排散，它像一张被面似的悬铺在村舍瓦楞的上空。

那些日子，我和杜鹃整天找不到话说。房间里生了两只火炉，可我们的身体仍在不停地打抖，村里的人和我们一样，大家都很少出来串门，憋足了力气等待天晴的日子。

在几年之前，杜鹃就一直跟我嘀咕着想要个孩子，可是，到了这年的冬天，她在这件事情上似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她一丝不挂地站在穿衣镜前察看她那扁平的肚子，拨弄着自己渐渐下垂的乳房。她去河边洗菜的时候，盯着河滩上的那群孩子一看就是好半天。有一次，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弄来了一些草药，可是那些草药除了使她的身体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发热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冬天的深夜，我刚刚在床上睡着，杜鹃就将我推醒了。

“你还是到小扣那边去睡吧。”她对我说。

我昏昏沉沉地醒过来，看着瓦缝中渗进来的一片片雪花，好像依然沉浸在睡梦的边缘。

“反正你跟她也不是头一回了，”杜鹃接着说，“趁着她现在还年轻，你也许还能生个一男半女的，再往后，她那棵树也结不出果子来了。”

我是在这年的春末搬到后院去住的。到了秋天枣树飘香的季节，小扣快要临产了。那个外地货郎手摇铃铛又一次来到了麦村。杜鹃跟着叮叮当当的铃声走遍了全村，最后才在一个番薯地窖的边上追上了他。她从货郎那儿买来了两件小褂裤，一双绣花虎鞋，一顶兔毛的圆顶帽。

那些天，小扣的房里不时传来一阵阵撕裂心肺的叫喊，这种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接生婆踮着小脚来了又走，小孩落地的时候，正好是重阳节的黎明，杜鹃为小扣换下了最后一张被汗水浸湿的床单，小扣在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产下了一胞死胎。

小扣是在一个月后的秋末突然离开枣梨园的。当时，地里的棉花已经熟透，院子里到处都飘散着红枣酸溜溜的气息，她的悄然出走和她初次来到枣梨园差不多是同一个时节。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小扣将水缸里的水挑满了，把屋前屋后扫了个遍，连第二天早上做饭的米都淘好了。这天早上，杜鹃想起床铺上的稻草该换上新的了，她就去后院叫小扣，她一连叫了几声都没人答应。最后她走上了小扣的阁楼，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桌子上的一个手帕上放着她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八九块银圆。杜鹃立刻就明白了过来，多少年相依为命的经历和女人之间永远无法说清的情感使她扶住门框，放声大哭。

一九四九年

小扣离开枣梨园后，几年之中一直杳无音讯。杜鹃常常从一些路过的手艺人口中打听她的下落。运河上往来的船只带来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

小扣重新回到麦村，已经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她跟着一个游艺在外的瓦匠在一天拂晓悄悄地回到村中，在村西的一间泥房里住了下来。这个不幸而勤劳的女人从外乡带回了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带来了种植番茄的方法，同时，也带回了解放军即将攻打长江的消息。

随着那个货郎在麦村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大军过江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的磨坊、茶肆和铁匠铺子里传开了。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黎明，这一消息最终得到证实。我们在睡梦中听到了江边传来的隆隆炮声，虽然炮声离麦村非常遥远，可是我感觉到炮弹仿佛就在我们头顶上爆炸一样。

这是一个雨水连连、槐树飘香的仲春，一夜的大风将槐花吹得满地都是。天还没有亮，被春荒折磨的棉农就提着菜篮到树林里拾槐花。这时，我们看见第一批溃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沿着运河的堤岸，绕过桔麓山脊，朝西北方向撤退。

那些日子，杜鹃整天心事重重的。江边的炮声越来越紧，到了晚上就整夜整夜地响个不停。我们怎么也无法习惯那种声音，它停留在清醒和睡意的边缘，我们常常在半夜里被炮弹的怪叫声弄醒，以后再也睡不着。

“看起来，解放军已经把你们的人给打败了。”杜鹃说。

“我们的人？”我愣了一下。

“你从部队带回来的那双旧军鞋搁在哪儿啦？”

我说在床底下的一只木筐里。

杜鹃就点上了灯，从床上爬起来。她找到那双旧军鞋后，把它拿到灶膛里烧掉了。

我也隐约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我猜想，既然兴化的保安守备队将他们抓获的地下党及其家属吊尸城楼，那么，反过来情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外地的那个货郎依旧挑着货担时常在村头出现。杜鹃常常借故去和他搭讪，拐弯抹角地从他的口中探听风声。这个货郎并没有因为大军过江，因为他们即将到来的胜利而蔑视她，他总是笑容可掬，像对待村里的每一个妇女那样对待杜鹃，这使杜鹃在产生出对他深刻的好感的同时，一颗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也就是解放军进村的前一天，我和杜鹃正在院里和篱笆边给新栽的雏菊浇水，一辆马车吱吱嘎嘎地停在了枣梨园的门外。我看见一个头戴毡帽的中年人拎着盒子炮从车上下来，在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的簇拥下走进了枣梨园。

尽管他戴着毡帽，我还是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宋癞子现在长得高大，健壮，目光如炬。他们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朝井台上的一只木桶里吐了一口痰。那只木桶里盛满了井水，杜鹃多年来依旧保持着当年船上的习惯，她将井水盛在木桶里，放上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水就带上了一种凉森森的木屑味。

宋癞子领着那帮人一声不吭地绕过我们，四下张望着，朝后院走去。我有好几次想抽身跟过去看看，杜鹃都将我拉住了。

“他们大概是来看看房子，没准过几天解放军就要住到我们家来。”

过了好一会儿，那伙人在后院察看了一通，一路议论着什么，大摇大摆地来到我们跟前。宋癞子盯着我看了半天，又将目光投向杜鹃，杜鹃的头深深地低下了，她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在经过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宋癞子对杜鹃说了一句：“你，明天上午到祠堂里来做军鞋。”

端午节的夜里，村里王老九的房子被大火烧着了。等到村里的人在睡梦中被锣声惊醒，赶到那里的时候，火已经没法救了。王老九蹲在一棵树下，出神地望着呼呼的火焰，老泪纵横：

“烧吧，烧吧，现在解放了，我王老九再也不怕了。”

一九四九年，随着和煦的春风将大地荡涤一新，在一阵阵欢庆锣鼓和秧歌声中，一个新的季节在霏霏细雨中突然到来了。

徐复观

在我从东驿回到麦村的最初几年中，我曾经见到过徐复观几次。那时，他靠行医和带几个私塾弟子的收入在村中过着悠闲的生活。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那场绵延两年的大饥荒中，为了躲避饥饿和瘟疫，他像一只漂泊不定的鹧鸪一样从麦村消失了。

他在我乡行医多年之后，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回到麦村。当时，原先在麦村一带东游西荡的货郎在解放后成了麦村第一批工作队的队长。他那时正为筹建中的麦村识字学校忙得焦头烂额。徐复观的突然回村使他喜出望外。到了第二年春天，运河南岸那座破败的祠堂略经修葺后就成了麦村最早的识字学校，也就是后来麦村小学的前身。徐复观成了它的第一任校长。我和另外一名年老的琴师作为临时教员，也偶尔到识字学校代几次课。

识字学校的创办不仅使宋村长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遭到了村里大部分棉农的反对。他们白天在棉花地里忙上一整天之后，晚上的识字课就成了额外的负担。他们一次次找到工作队的路队长，要求他下令关闭识字学校，以让他们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其中一名妇女向路队长抱怨说： 她在课上识的字一到夜深人静的晚上，就会从她的脑壳里蹦出来跟她说话，而且常常打起架来……

人们的抱怨并没有使路队长固执的信念受到动摇，相反，他对识字学校的热情与日俱增，他不仅严格地规定了上课的时间，而且一到傍晚，他就带着一批工作队员挨家挨户上门去催。

晚上上课的时间，村里的妇女常常带着绒线和鞋底来听课，她们一边做着针线，一边叽叽喳喳地高声谈笑着，而男人们则一律趴在桌子上睡觉，往往两堂课上下来，他们的第二遍觉也差不多睡醒了。

这所农民夜校被迫解散是一年以后的事。那年夏天，徐复观常常将一名描红出格的年轻姑娘独自留下来，手把手地教她写字。我一连几天看见她眼泪汪汪地从徐复观的房间里跑出来。一天深夜，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这个姑娘留在徐复观的祠堂里一夜未归。第二天一早，当她哭哭啼啼地来到路队长的办公室时，路队长和村上的几个干部正在吃饭。她抽抽搭搭地向路队长叙述了昨晚发生的事。路队长听后并不惊慌，而是反过来问她：

“怎么会呢？他都那么大年纪了。”

姑娘一下子就急了起来：“这个老杂种力气可大了，他将我按在床上，三下两下就把我的裤子给扯下来了，雨下得又大，我怎么叫也没人听见。”

“他这么大年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路队长紧锁着眉头，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没干那样的事，是用手摸……”

屋子里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开心地笑了起来，将饭都喷到了墙上。

“他把我的腿都抓破了，不信你们来看。”姑娘说着，就要脱裤子。

路队长立刻严肃地制止了她：“同志，要注意影响。”

这年夏天发生的事迫使货郎放弃了识字夜校的计划，但对于徐复观的处理却又一次表现出了他惯常的那种息事宁人的作风。当宋癞子带着一帮年轻人准备去祠堂将徐复观抓起来的时候，路队长只是淡淡一笑：

“不就摸了两下大腿吗？算了吧。”

这一年的初秋，麦村识字夜校正式改为麦村小学，我依旧在那里代课。在那段安宁而悠闲的日子里，路队长常常抽空到学校里来看看，偶尔也会听上一两次课。他有一条腿在以往的战争年月中曾多次受伤，因此，一到阴雨天就到学校来让徐复观给他扎金针。

一天下午，在由祠堂的一间祭祀厅改建而成的办公室里，我正在批改学生的作文。徐复观端着一杯茶朝我走了过来。我们虽然共事多日，但彼此之间很少说话。

徐复观在我对面的一只竹椅上坐了下来，开始东拉西扯地和我拉起了家常。起先，我们两个人都感到拘谨和不自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处于一种自言自语之中。过了一会儿，徐复观突然问：

“路队长革命几十年，现在住的是什么房子？”

我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便想了想：“在村东的一个佃户家搭铺。”

“宋主任家住的又是什么房子？”

我说他住在河边的一间棚屋里。

“你的枣梨园，有长廊，有天井，又有小楼，晚上睡着就不怕闹鬼？”

我没有吱声。

徐复观从桌边站了起来，叹了口气，随手将一张新出的报纸递给我。

我把那张报纸在桌上铺开，立即就闻到了一股清新油墨的香味。我看了开头的几行字，眼前一阵晕眩。

我手里捏着那张报纸，穿过祠堂阴暗的天井，走到了午后的阳光之中。我感到幼年时经历的一个个噩梦般的夜晚现在又一次在我的心里复活了。那个不安的阴影常年以来一直跟随着我，它纠结在我的肠胃里，顺着血液一直流到我的心头。我在想，时间并不能淹没任何东西，相反，它像一根线串起粒粒念珠，使各种事物互相关联，并不断唤醒人们的记忆。当我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迁徙途中的那个风雨晦暝的雨季，我似乎感到一生岁月的经纬在那时就彻底弄乱了。我意识到，我掉到了时间的窠臼里，对它的抱怨和愤怒不仅无用，而且可笑。

我走到运河边的一块玉米地里，我的衣服都让汗水浸湿了。有那么一阵子，我简直不想往前走，渴望找个地方躺下来。这时，我听到了学校放学的铃声，它寂寞、单调，在懒洋洋的阳光中振动不已。

半夜里，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起徐复观第一次在识字夜校上课时的情景。那是夜校开学的头天晚上，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到了祠堂的大厅里。课堂上灯光昏暗，人影幢幢。徐复观走到讲台上，一声不响地朝人群斜睨了一眼，然后转过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

“你们认识这个字吗？”

课堂里人群谈笑的声音立刻平息下来。

徐复观的嗓音衰老而沙哑，让人不寒而栗，宛如一束带着毛糙晕圈的光亮，在祠堂的顶梁和墙壁间回荡着，就像是从一个阴森森的墓地里发出来似的。

“别的字你们不认识不要紧，”徐复观说，“但这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满腹文章的秀才照样会饿死，可你们认识了它，不仅有饭吃，有衣服穿，还会有房子、金银、珍珠、玛瑙和棉花，你们什么都不会缺……”

我看见台下的那些棉农都被徐复观肃穆的语调感动了，他们吃惊地张大了嘴巴，眼巴巴地看着屋顶，仿佛粮食和珍宝会随时从天上掉下来。

在浅浅的睡意中，我似乎看见那个字像一棵梧桐一下就长高了，并生出了枝丫，它的枝条湿漉漉的，宛若河底的水草轻轻飘拂，像绳子一样紧紧地捆住了我的身躯，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在梦中的呼叫声惊醒了杜鹃，她迷迷糊糊地将我推醒，打了个呵欠，不久便又一次沉入了梦乡。在渐渐发白的窗户纸上，我呆呆地看着黎明的光线一点点变得明亮起来，听着村里报晓的雄鸡在深巷里传来一声声啼鸣。在早晨暖烘烘的阳光中，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见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我被人用绳子捆绑住，带到了一个羊圈里。我和两只绵羊在那间黑漆漆的房子里被关了一天一夜，随后被押上了一辆囚车。雨越下越大，我看见杜鹃在雨中奔跑着，手里抱着一叠衣服，呼叫着追赶囚车。不一会儿，囚车在桔麓山下棕红色的煤渣路上打了一个“Z”字形的弯，杜鹃的身影便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在做这个梦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已经提前进入了现实。一个月后的一天，我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往百里之外的越河劳改农场。和梦境不同的是，我被押上囚车的那天，正好是二月廿八，天空格外晴朗，杜鹃一大早就到观音塘赶庙会去了。

后来，我从越河劳改农场获释回到麦村的时候，曾经和一个测字的阴阳先生谈起过这个奇怪的梦境。测字先生听后哈哈一笑：“我们往往会以为梦是依照实际的事情画出来的，其实，情况有时恰好相反，尘世只不过是对梦的一种简单的模仿。”

越河

在遥远的古城江宁，我的记忆断断续续、模糊不清。但我依然记得母亲那张恬静的脸庞在映入窗口的落日中缓缓移动。在来到麦村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那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安宁的空气，以至于石榴花的香气也会使她郁郁寡欢。每当她独坐窗前，默默转动着一只水杯，目光越过楼下寂静的花园，或者躺在夏日的庭院里，在悄无声息的午后沉沉入睡，我都似乎感觉到缤纷阳光的每一个空隙中蕴藏着安宁的种子。

现在慢慢地回想起来，对母亲来说，她的好时光是在迁徙的途中突然中断的。那个春末的霏霏细雨使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时间好像突然出现了某种偏差，对于这个陌生地域的强烈的不适使她心灰意懒。如果说过去的年月中，她曾想方设法使自己得到安全，像蚕茧一样把自己层层包裹，那么，在她的弥留之际，她是那样希望打破寂静，她像一个淘气的孩子那样夜复一夜地怪叫着，让我们将她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希望她错误而扭曲的一生很快得以纠正。

相形之下，父亲的优雅也并不见得如何高明，由于他过度地沉湎于书本，他的脸上时常泛出书页般呆板的气息。在那个下雪的冬天，尽管母亲拼命反对，他还是让小扣将我带到他的跟前，他一面朝墙上狂吐着鲜血，一面怔怔地看着我。他也许曾经打算跟我说些什么，可最终又改变了主意。

在越河劳改农场的那些日子里，四周壁立的高墙阻断了我和外界的联系，一个多月来，我感到麦村在我的想象中渐渐走远，踅入了一个阴暗的角落。开始的几天，我们好像是被人投进了一只倒扣着的铁锅里，整天见不到阳光，慢慢地，我甚至一度不知道自己是置身于何处。

我通过无边的暗夜中忽闪忽灭的星辰看到了过去，浸没在旧时蓝莹莹的月光中，嗅闻着记忆之中的花草和树木枯萎的香气。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这所农场实际上是隐伏在一片山坳里，四周光秃秃的，看不到流水和树木，除了每天按时飞来的一批乌鸦之外，听不到鸟鸣。那些皂黑色的乌鸦每天傍晚的时候，就会成群结队地越过围墙的铁丝网，飞过农场的院内，它们黑压压地栖息在一座瞭望塔的铁架上，栖息在工棚和房舍的屋顶上。它们呱呱地叫着，带着一种冰凉的寒意。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对乌鸦的好感。实际上它们也属于一种善良的鸟类，同人们所珍爱的画眉与鸽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形貌丑陋，既不会像麻雀那样遭人怜爱，也不会像凶猛的兀鹫和秃鹰那样使人害怕——它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件无用之物，在成百上千种鸟类的世界中占据了一席最为糟糕的位置。

有时，我感到自己就是一只乌鸦，甚至只不过是它在天空中投下的一缕阴影。

有一年，农场在断粮的时节，看守们曾经用冲锋枪将它们打下来煮了吃。一天晚上，我分到了一只瘦小的乌鸦，它的双足被枪弹炸飞了，身上的羽毛还没有拔净。我一闻到它的肉香，就禁不住呕吐起来。

其他的犯人也跟我一样，每天傍晚都在等待着那群乌鸦从对面的山头上飞过来。有时碰上大雨，它们迟迟不来，倒使我们感到有些不习惯。对于那些戴金丝眼镜的知识分子或者曾经煊赫一时的地主富农们来说，劳改农场无疑是一座地狱。他们既无法适应这个荒凉山区干燥的气候，同时，对于每天例行的炸山采石也日益感到单调而厌烦。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他们并不知道时间将最终把他们带往何处。

夜深人静的晚上，在巡夜的警犬一声声凄厉的吠叫声中，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给我讲述他们失去的岁月，讲起昔日锦衾玉馔的优游时光。有时，我也偶尔跟他们说起我过去的一些故事。那些我所亲身经历的往事由于受到时间泉水的浸润和滋养，往往带有一种梦幻般的性质。

蜂房

那年春天，母亲时常在抱怨她的头发。她说，那些头发一到春末就会像鸭子脱掉的腺毛一样大把大把地掉落在枕头上。看着她那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总是疑心自己的头发也会在一夜之间掉个精光。

那天早晨，母亲照例坐在梳妆镜前，一遍遍地梳理她那又黄又少的头发。父亲端着一碗蜂蜜走上楼来。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蜂蜜？”母亲说。

“从花儿的蜂房买来的。”

“你的脸怎么啦？”

父亲用一块手帕捂着脸，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眉角上给蜜蜂蜇起了一个大包。

母亲诡谲地笑了一下。父亲尴尬地站在衣橱的边上，不知道应该走开，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你不要有事没事总往蜂房里钻。我的头发就是全都掉光了，也不稀罕她那点蜂蜜。”

太阳的光线从树林中照射到窗前，很快就蒸发干了空气中的雾和湿气。一只蜜蜂顺着桌沿慢慢蠕动，由于它的身上沾满了露水，它便使劲摆动着肥肥的肚子，翅膀嗡嗡地振动着。母亲朝它看了一眼，用木梳一下就将它敲扁了。我和父亲都吓了一跳。

“这些该死的蜜蜂……”

花儿的蜂房在村西裁缝铺的隔壁。村里的人说，那些蜜蜂是从花儿的娘家带过来的，它们像人一样有着聪明的灵性。她那年嫁到麦村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跟着她的轿子一路翻山越岭，嗡嗡喧闹着来到麦村。那时，麦村的棉农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蜜蜂。村里的老人回忆说，那些蜜蜂像狗一样忠实于主人，像鹦鹉一样懂得人的语言，像鸽子一样驯良，飞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它们不像麦村一带土生土长的青钢蜂，每当暴雨过后，就会成群结队地袭击人畜。

春天来临的时候，树上的花朵开得满满当当的，花儿就会将她的蜂箱搬到屋外的阳光下面来，搬到运河对岸的油菜花地里去。我时常蹲在河边，看着花儿的身影在灿烂花丛的背景中走来走去。看着她用勾杆将蜂板网挑出来，让那些球集的蜜蜂寻着花香飞入菜地和棉花地的深处。

那个季节，父亲和徐复观先生常常坐在河边的树丛中钓鱼。和我一样，他们时常抬起头来，朝运河对岸的油菜地里兀自张望，往往一看就是好半天。

他们当时所说的话我一直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好像它的余音还滞留在空气里。父亲的嗓音像蜜蜂的叫声一样软绵绵的，徐复观每说一句，他便低声地附和。

“你看她的腰有多细。”

“她的屁股又肥又圆。”

“想想看，”徐复观提醒父亲，“要是她坐在澡盆里洗澡会是怎样一副样子？”

父亲立刻爽朗地大笑起来。他也许觉得再这样谈下去，和他读书人的身份就有些不太相称，便又说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开始谈论起花儿的丈夫，一个整天呆坐在桃树下的瘫子。

在静谧而晴和的阳光下，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伤心。我感到即便是父亲谈起那个瘫子的时候，心里依旧挂念着花儿。徐复观更是余兴未尽，他常常使话题重新扯到花儿的身上，用猥亵而阴暗的语调议论起女人身上最隐秘的部分。

那个瘫子正害着痨病，他平常很少出门，在村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一年一岁经冬复春，他佝偻着的腰一寸寸地弯下去，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响，他好像从来不跟人搭话。

村里的那些自以为高明的女人常常预言说他活不过当年的端午，可是到了第二年的端午节他依然活着。事实上，他比很多健康的同龄人都活得长久。他的媳妇死后很多年，在我离开麦村的前夕，我仍然看到他蜷缩在门前的那棵桃树下，想着他的心事。

我十岁那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了花儿的蜂房。那天下午，我正在运河边打水漂儿，看见花儿在裁缝铺门前的一棵楝树下朝我招手。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叫我去干什么，我昏昏沉沉地朝她走过去，没有理会枣梨园中传来的母亲的叫唤。我的心怦怦直跳，凉风从我发烫的脸颊上吹过，我一边往前走，一边想着待会儿怎么和花儿说话。

我跟在花儿的身后，走进了她的那幢土屋的大院。墙角、屋檐下和树丛中到处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蜂箱。蜜蜂像秋后的飞蝗一样密密麻麻地在院子里飞舞着。麇集在杏树和桃树上的蜜蜂将枝条都压弯了。我们进门的时候，花儿在我的头上蒙上了一只针眼细密的网罩，领着我绕开那些蜂箱，来到了她的内房。

我又听见了那个瘫子从隔壁传来的咳嗽声。屋子外面，蜜蜂喧闹着，在窗框的纱帘上撞来撞去。屋子里光线有些阴暗，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将房子的墙壁衬得红红的，也染红了花儿的头发、脸和耳郭。

当我明白花儿将我叫到她房里的真实意图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害怕： 花儿让我蹲在一只花白瓷碗旁往里撒尿。我不知道她要那些尿有什么用。

“我没有尿。”我对她说。

“那就等一会儿。”花儿耐心地看了我一眼。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花儿问了我很多事，其中有一大半是关于我的母亲。她称呼我的母亲为姐姐，并一次次询问我，我的母亲为什么突然不爱搭理她了。

我撒完了尿，花儿将瓷碗端起来闻了闻，随后将它倒入一只盛满红枣的沙钵里。然后，我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她让我吃了足足三汤匙的蜂蜜。

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却是那样的令人难忘。蜂蜜的味道和冰糖极为相似，但是它却像橄榄一样回味无穷，散发着那个春天特有的鲜花的气息。那天下午，花儿也显得特别高兴。我一直相信她红红的棉袄里藏着什么秘密，就伸手在她身上偷偷地摸了一下，丝质的浮绸立即发出指甲划过后留下来的轻微的响声。不过，这次花儿没有生气，她反而温和地朝我笑了一下。

花儿总是快乐的，脸上成天挂着笑容，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村里人人都爱跟她说话。我们刚刚来到麦村的时候，甚至连一向郁郁寡欢的母亲也不例外。那些日子，我时常看到村里的一些男人用轻薄的话挑逗她：

“花儿，让我尝尝你腿上的蜜吧。”

“花儿，晚上到我的铁匠铺里来，我给你身上的大勺子装个柄怎么样？”

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些话是下流的，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人们日复一日的玩笑声中，花儿笑着笑着，忽然有一天，死亡的念头一下就缠住了她。

宋癞子

只要一听到上早工的钟声，杜鹃就会感到心慌意乱。村上的棉农早就熟悉了公鸡报晓的啼鸣，熟悉了在渐渐发白的曙色中慢慢醒来，因此，很久以来，人们怎么也无法习惯那种单调而刺耳的钟声。杜鹃说，在往常，村里只有死了人或者失火的时候才会敲钟，而现在，它总是抢在打鸣的公鸡前头，天还没亮就将人吵醒了。

那口钟是从一台手扶拖拉机轮盘上卸下来的钢圈，它兀自吊在运河边的一棵槐树上。每天早上五点钟，敲钟人，原先村里的一个铁匠，就会拎着榔头走到河边的树下。这个老人非常喜欢敲钟这桩事，他一定是把敲钟当作了世上最重要的事来做，因此，每一下都敲得非常用力。

随着那口钢钟发出当当的声响，准备下地的棉农就从村中的各个角落赶到河边的晒场上去集合站队。每当那种沉重而急促的声音在黎明的天空回荡的时候，我都仿佛回到了遥远的战争年月，回到了战马的嘶鸣和穿过雾障的凄厉的军号声中。我感到，钟声不仅混淆了时间和感觉，而且也搅乱了记忆。

杜鹃对于宋癞子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惧怕。他常常带着一帮年轻人突然来到枣梨园，这时，杜鹃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羊羔一样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她往往不是将一缕绒线弄得一团糟，就是将毛衣针戳到了手背上。后来，当我们被赶出枣梨园，搬到村西的那座小木屋里住着的时候，宋癞子的影子依然跟着她。有时他们在路上碰见了，杜鹃远远地就扭头往回走，而在这个时候，宋癞子往往出其不意地叫住她。

宋癞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当上村长的。当时他的母亲因中风刚刚死去不久，宋癞子将家里剩下的房产和田地变卖一空，准备到海边去贩盐。那个神秘的货郎在麦村第一次出现的那年夏天，宋癞子突然打消了外出漂泊为生的念头，在麦村留了下来。在他当上村长的第二年，他从邻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娶来了老婆。解放后不久，在席卷中国南方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那个女人跟着一位破败的商人远走他乡，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到七岁的女儿。

我从越河劳改农场回到麦村的时候，他的女儿刚满十九岁。我常常看见她腆着肚子到运河去洗菜，在那些日子里，宋癞子正为他女儿越来越大的肚子而忧心忡忡。他曾在村里四处追查那个抢先给他女儿下种的酒色之徒，他在一次社员大会上严肃地指出： 这是暗藏着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发动的又一次猖狂的进攻。

这件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被人们淡忘，他的女儿在产下一个六指幼女之后，事情就不明不白地搁置起来了。

进驻麦村的工作队是在一九五三年撤销的。路队长却留了下来，成了麦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里，他和宋癞子总是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村头、棉花地里、打谷场上。渐渐地，人们发现，宋癞子无时无刻不在模仿那个货郎的一言一行： 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方式，甚至背诵毛主席语录时的语调。所不同的是，宋癞子常常将毛主席语录记错，每当他背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自己的话加以补充。有一次，他将“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说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货郎便当众批评了他，并给他加以纠正。宋癞子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却对他手下的那帮年轻人一个劲儿地抱怨：

“路书记就是死心眼，说颠倒了几个字，意思还不是一个样？”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中午，为了庆祝丰收，村里在小学的祠堂里摆满了酒席。在筵席将散的时候，路书记和宋癞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公开争吵。宋癞子借着酒意将久居人下的屈辱一股脑儿地倾泻出来，他跳到了一张酒席桌上，指着货郎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比老子多读了几本臭书吗？”

在众人的劝解声中，宋癞子越说越激动，最后，他将本来不该说的话也一并捎带了出来：

“我女儿的孩子就是我生的，你拿我怎么样？我跟自己的女儿睡觉犯了什么法？”

路书记本来只是打算私下里悄悄地劝劝他，让他注意影响，现在，事情已经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也感到了有些不安，因此，他久久地看着勃然大怒的宋癞子，一时找不到话说。

这件事随着冬天降临的一场大雪很快就平息下来，事后两个人都在私下里做了一通深刻的自我批评，不久便言归于好。但仇隙的种子却在宋癞子的心头暗暗扎下根来。他们之间的这种摇摇欲坠的紧张关系到一九六九年的夏天便彻底宣告破裂。

当时，第一批插队的知青已经从南京城里下放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

他们坐着一辆披红挂绿的卡车来到村头的时候，引起了村里那些棉农长盛不衰的好奇。没有人知道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城市青年为什么突然来到这座山村，这些满面忧容、垂头丧气的年轻人给棉农的印象总是在劳改犯和工作组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城市青年整天哼着小调在村子里东游西荡，对于农事的无知简直叫人吃惊，他们无法辨认出稻田里生长的稗草，无法分辨出榆树和椿树，无法通过羽毛区分鸡鸭的性别，甚至连烧火煮饭也没有学会。他们在来到麦村的第一天就将全村小孩的眉毛统统刮掉了，这种恶作剧使得村里的一些老年人表现出了不满。所以，在几天之后的一次欢迎大会上，宋癞子在做完了长篇讲话之后，为了在这批知识青年面前显示一下麦村社员的阶级觉悟，便突然启发性地问大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没有必要？”

村上的几个老人就异口同声地答道：“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在这群知青当中，有一位姑娘，名叫小芙。和我在以往的战争年月中见到的那些城里女人一样，她有着白皙的肌肤和像纸花一样虚弱的外表，她的不苟言笑的矜持和忧郁的气质使她具有了一种神秘的魅力。每当她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和肥大的草绿色军裤在阳光下走过，便会招来众人艳羡的目光。

这帮知青一天在生火做饭的时候，差一点没把房子烧起来，从那以后，他们便轮流在村民家里供饭。到了秋天的时候便出了一件事，这件事情本身很不起眼，但是它却拉开了麦村日后一连串事件的序幕。

这件事是由小芙引起的。那天中午，当他们在一户社员家吃饭的时候，她偷偷地将一块带猪毛的肉扔到了地上。这一不经意的举动被坐在一旁的货郎暗暗看在眼里。这个佃户出身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是麦村一带第一个对这批知青的下放感到不满的干部。在村里欢迎大会结束的当天，他就将这批知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近乎训诫地将他们教育了一通。当时，麦村一带隐伏着的潜在的饥荒正使货郎成天愁眉不展，为了迎合这些城市青年挑剔的口味，他还是让人想方设法弄来了猪肉。在小芙将那块肥肉扔到桌下的那一刹那，一股无名的怒火使这个昔日温文尔雅的货郎失去了理智，他当众将小芙训斥了一通，然后强迫她将那块肥肉捡起来吃下去，这就导致了小芙一连串的呕吐。

这个漂亮的姑娘在知青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件事立刻激怒了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尽管村里的老人在这件事上曾给予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一些同情，但知青随后的报复却使他们胆战心惊。

在那些年月，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往往一觉醒来，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个样。那天早上的情景正是这样。我和杜鹃跟着闹哄哄的人群来到了枣梨园外，我看见院外的粉墙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大字报。那些目不识丁的棉农虽然无法看懂墙上的文字，但他们从当时肃穆而紧张的空气中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路书记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下了台，就在他刚刚搬进枣梨园不久，人们又亲眼看见他卷着铺盖回到了河边的小屋里。按照上级的决定，路书记本来应该被遣返原籍，但据说他在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属，因此依旧留在了麦村。

在解放初期，这个出身贫寒的货郎曾经苦心孤诣地迫使他治下的村民读书识字，他经营多年的识字夜校并没有激发起人们对知识的兴趣，而现在，在促使他下台的这股风潮之中，麦村的棉农却立刻相信了知识的威力，并对那些不谙农事的城市知青另眼相看。

胡蝶

一天上午，宋癞子将我和杜鹃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原先是枣梨园的一间客厅，房间里依旧散发出一种凉森森的气息，它是我们所熟悉的。同时，墙上漆刷的标语和呆板的招贴画又赋予了房间一种陌生的情调。

知识青年小芙脸冷冰冰的，目光里充满敌意，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她肌体里压抑不住的魅力。如果我不计较她的目光和神态（它在不断地提醒我，我和她肉体的美貌之间犹如壤霄之隔），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她躯体沁人心脾的光芒，它亲近而温暖，给人带来不着边际的遐思。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小芙坐在一张带抽屉的办公桌前，一遍遍地翻看着桌上厚厚的文件和卷宗，不时地用眼角瞥上我们一眼。我看见杜鹃的头又深深地埋下了，她总是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显得惊慌不安。

宋癞子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在经过一阵使人难堪的沉默之后，他突然转过身来。

“你在东驿待过几年？”

“两年。”我说。

“有一个叫胡蝶的瞎子，你还记得吗？”

我一愣，感到身上某处地方被他的话语触痛了。这时，我看见小芙和杜鹃同时抬起头来看着我，在这一刹那，我感到她们的目光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一道阴冷而豁亮的光芒，照亮了我回忆的道路。在这条幽深而晦暝的道路尽头，我又一次看见了胡蝶。

“日本人在糟蹋她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下流!”小芙好像对这类事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我站在一处鸭棚的边上，天上下起了小雨。我听见胡蝶在叫喊。在她的父亲将她的手掰开的那一瞬间，我似乎清晰地听到了她手指的骨节发出的咔咔声。在沙沙的雨声中，我看见她的腿上粘满了瘪谷和枯草。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感到胡蝶在呼喊我的名字。一股盲目的力量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我意识到，不是一名军人的职责，而正是耻辱本身在我的耳边提醒我： 面临这样一个情境，我必须有所行动。当我拨开人群朝前挤去的时候，原先的那种冲动立刻在我的肌体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躯体已不受大脑的指使，同时，我的心里突然涌现出了好几个念头： 第一，我即使冲进晒场，也无法豁免胡蝶的灾难，只能徒劳地增添一具尸体；第二，当我往前挤去的时候，静立在雨中的人群所显示出来的神情既不是响应也不是鼓励，而是一种默默的憎恶，因为他们正处在一种小心翼翼而充满信心的等待之中，盼望灾难像消退的洪水一样渐渐平息，我的这一举动恰好打破了他们心底的一线希望，所以，我不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显得有些做作；第三，我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地界的边缘，再往前走就是一道深渊，在那里，静谧而虚无的时间像流水一样无穷绵延，周而复始。

事后，我常常这样想，如果那天我站在人群的第一排，我也许会冲进晒场去救她，这样想着，我的心里确实好受了许多。可是，来自心底的一种更为强大而可怕的声音告诉我： 无论当时的情境怎样变化，我依然会在人群中止步不前。

我的命运的路径早就在事先被排定了，我只不过是匍匐其上的一个奴隶罢了。

所以，那天下午，当宋癞子在办公室里用严厉而刻薄的语言为我罗织一个个罪名的时候，我并没有进行反驳和申辩。

归宿

在我西楼的住处，一扇陈旧的窗户正好对着屋外榛树的一片浓荫。在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它总是阴暗的，天气晴朗的中午，阳光就会透过树丛照到我的床头，它暖烘烘的，带着树叶的清香和秋季被蒸发开来的淡淡的粪味。通过这扇窗户，我日复一日地注视着眼前这片一成不变的空间。在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它总是空空荡荡的，在薄暮时分，往往有几个妇女穿着俗艳的服装到井台边去打水。偶尔也会有一两只小鸟从河边飞过来，在榛树的枝头颤动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我就像一棵楝树上成熟的果实，在秋风中残喘，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我一遍遍地翻看床头的一本发黄的旧书，或者长时间地静坐在窗前，在凝滞的空气中浮想联翩。

在我的一生快要走完的时候，我忽然感到自己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的片段，这些片段之间毫无关联，错杂纷乱。就连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也是乱糟糟的，我在回忆起从前的时候，不得不从中剔除掉一些令人不快的部分，而留下一些无可遗憾的画面。即便这样，这些美妙而纯净的画面也无法使我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归结，比如归入某种意义，或者是某种人的类别。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跨上一只木盆漂向河道时的情景。我看见河岸、树木远离了我，在木盆边流过的哗哗的水声中，我突然有了一种无所依傍的感觉。木盆在水面上旋转，我伸出手，却抓不到任何东西，甚至我的嘴里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我看见父亲在漂满槐花的河里大叫着朝我游过来，我立即就哭了起来。

在小扣的晚年，她几乎天真地保留着一生的唯一一个愿望，一块可以安放她躯体的墓地。在解放前夕，她就为自己在桔麓山下买了一块墓园，但是那块一穴之地很快就成了棉花田的一个部分，后来又被麦村的农技员用来试验新品种的杂交水稻。在她的弥留之际，麦村已经开始实行火葬，当她一次次用哭诉和哀求向她的儿女表达她土葬的愿望时，他们总是用一种带着不解和嘲讽的语调敷衍她。在小扣看来，人知道自己最终归入泥土，是她仅有的一种安慰。所以当她的子女很不耐烦地用当时流行的唯物主义思想开导她的时候，她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固执回敬他们：

“人死了，用火一烧，那灵魂还不要跑到美国去啦！”

她那做木匠的儿子立刻就笑了起来：

“到了美国还不好吗？我们想去还去不了呢!”

小琴告诉我，在她的祖奶奶卧病在床的那些日子里，她成天都像一个孩子似的哭泣着。她常常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家人不得不哄骗她，他们已经在桔麓山上替她选好了一块墓地，并扶着她到山下的梨树林里去看看。小扣站在开满梨花的山坡上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她叹息了一声：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在这里挖个洞钻进去。”

小扣死的那天，正好碰上夏初的第一场暴雨。几天以后，她的尸体被装上一辆手扶拖拉机，送到县城去火葬。

判决

我是一个神经过于敏感的人，因此，我不能容忍别人（比如杜鹃）也表现出这样的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多的谈话变得越来越少。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警觉地张开着，用来应付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

这年夏天，麦村成立了基干民兵连。他们白天在桔麓山下打靶，到了晚上就在村头的树林挖防空洞。由于长期以来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新闻广播，我不知道当时的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

一天上午，桔麓山下打靶的枪声突然停止了，到了中午，村里的气氛就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人人都绷着脸，干部们显得焦灼不安，在枣梨园进进出出。我来到河边，看到两个小孩正在河滩上玩耍，他们看上去像是一对兄妹。男孩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显露出巨大的恐惧，他哆哆嗦嗦地告诉妹妹：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特务，会双手使枪，像电影里的武工队一样。”

女孩立刻就吓得哭了起来。

晚上，杜鹃很早就将木屋的门关上了，又用两根木头将门抵住，然后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盯着我。

“偷没偷？”她小声问我。

“偷什么？”我反问她。

“枪……”她咽了一口唾沫，鼓足勇气说出了这个字。

我瞪了她一眼，没有搭理她。这似乎增加了杜鹃对我的怀疑。

“你要是偷了，就将它拿出来，”杜鹃说，“我把它拿到灶膛里去烧了。”

我笑了起来：“枪是铁做的，你怎么烧得掉？”

杜鹃听了我的话，立即就叫了起来：“你还真偷啦？”

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 昨天上午基干民兵在训练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两支五六式自动步枪，同时失窃的还有五六十发子弹。

这个消息立即惊动了公社武装部和县委。枪支失窃后的第二天中午，县公安局的汽车就开到了麦村。在这件事情的缉查过程中，他们首先将怀疑的对象缩小到村里的几个五类分子身上。我被几个武装民兵带到大队部按指印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将我和杜鹃居住的木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连那只腌白菜的夜壶也没有放过。

那些日子，杜鹃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她靠在墙上打个盹，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两支枪。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看见杜鹃兴冲冲地从村里跑回屋来，许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么高兴，她气喘吁吁地跑进屋，由于过于激动，立刻就在门边瘫倒了。

“枪找到了……”杜鹃兴奋地告诉我，随后便哭了起来。

事情很快被查明了，偷窃枪支弹药的是村里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趁着枪械库看门的老头到竹林里解手的工夫，在月亮下翻窗而入，盗走了枪支。那时，他们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好奇（也许是想用它到树林里去打鸟，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等到县公安局的人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开始对他们实施缉捕的时候，这对孪生兄弟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恐惧。他们在桔麓山的一个山洞里藏了三天三夜，当公安人员搜山的时候，他们又趁着夜色逃到了生产队的一座仓库里。

第六生产队的一名会计首先发现了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将那座仓库围得水泄不通。

当这对孪生兄弟端着枪，一前一后地从仓库里走出来的时候，门外围观的人都吓了一跳。公安局的局长正有条不紊地指挥突击队员进入指定位置，副局长手里拿着一只话筒准备朝他们喊话（而那只话筒似乎坏了）。

“喂，喂喂，把枪放下！喂，喂喂喂……”

这对兄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在强烈的阳光下，一双双眼睛远远地看着他们，使他们既感到害怕又显得骄傲。弟弟首先感到支持不住了，他用谁都可以听见的声音喊了一句：

“哥，咱们投降吧。”

也许正是“投降”这两个字激起了哥哥心底里盲目的自尊，他狠狠地盯了弟弟一眼：

“窝囊废……”

随后他们几乎是哆哆嗦嗦地开了枪。

在场的那个生产队的会计目睹了整个事情的过程。他事后告诉我，那对孪生兄弟趴在仓库门外的一头碌碡后面，噼噼啪啪地放起了枪。和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第一排子弹就将手拿话筒的副局长放倒了，子弹把榆树的树叶打得飞了起来。后来，在他们俩准备换子弹的间隙，公安人员扑上去将他们抓获了。

“他们换子弹的速度太慢了……”会计极为惋惜地说，“其实，他们可以轮流换子弹……”

公判大会是在半个月之后的一天下午举行的。我被带去陪斗。公判会场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从外村赶来看热闹的人只能远远地站在棉花地里，或者趴在草垛的顶上朝这边张望。

县公安局的局长戴着一副墨镜，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为了纪念刚刚牺牲的战友，他的左臂佩戴着黑纱，这给公判大会增添了一种肃穆的气氛。

公判大会刚刚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对孪生兄弟的母亲，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突然从人群中挤到了主席台前，一把拽住了公安局长的裤子，同时号啕大哭起来。她凄惨的哭声使台上的人一时显得不知所措。我听见那个做哥哥的瞪了母亲一眼，低低地骂了一句：

“不要脸!”

随后老太太爬上了主席台，在局长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同时声泪俱下：“我就这么两个儿子，你们打死一个，给我留下一个吧！”公安局长毕竟经验丰富，他没有理会这个老人，而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神扫了坐在旁边的宋癞子一眼：

“怎么搞的，麦村群众的觉悟怎么这么低？”

宋癞子赶紧讨好似的笑了一下，他绕过主席台，走到老人的身边，将她从地上拉了起来，替她掸掉身上的尘土，接着用温和而低沉的语调在她耳边说道：

“你以为我们当真要枪毙你的两个儿子吗？不会的，我们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不当真开枪。”

“我看他们已经让你给吓唬得差不多了。”老太太精明地看了宋癞子一眼。当时，她的小儿子正筛糠似的在主席台的一侧瑟瑟打抖，他脚下的门板发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咯吱咯吱”的声响。

宋癞子的脸顿时沉了下来：“你不要再这样无理取闹，待会儿惹恼了局长，他一发急，说不准当真就把你的儿子给毙了。”

老太太立刻就不吱声了，她将信将疑地离开了主席台。

公安局长满意地朝宋主任点了点头，不紧不慢地将食指伸到嘴里，蘸了点唾沫，翻开一页卷宗，念起了宣判词。

公判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会场上早已出现了一股不耐烦的喧嚷之声。这时，我看见两名身背钢枪的解放军战士将那两名罪犯推推搡搡地带到了桔麓山下的一块萝卜地里，人群随后就跟着掩了过去。

这对双胞胎就像当初结伴从村中走过时常常招来行人好奇的目光一样，今天，他们又一次成了人们目光注视的焦点。弟弟紧紧地拽着他哥哥的衣服，身体依然在痉挛般地战栗，他的哥哥则用他那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女人一般的嗓子朝人群怪叫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随后枪声就响了。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

后面的人不断地朝前面涌去：“打死了没有哇？”

“打死了，打死了！”前面的人说道。

仲月楼

我和仲月楼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他。另外，当我独坐窗前，在灰褐色的光线中沉入冥想的时候，我总是通过河边的一棵树看到他枯瘦的身影，通过天空滚过的雷声听到他无声的话语。我看见他在溪流边洗绷带，看见他骑着一匹灰白色的战马在阳光下的原野上踽踽独行，或者在相向开过的两辆战车上，他冲我莞尔一笑。他的笑容诡谲而阴冷，带着雨季特有的灰溜溜的色调。

我深切地知道，在疾速飘动的时间的某一个间隙，仲月楼就是我自己。

五月

这年的五月是伴随着一连串的冰雹和梅雨来到麦村的。雨一场接一场地下着，天空一派灰黄。阴雨连绵的季节过于漫长，它将一切都弄得灰蒙蒙的，并在人们的脸上布上了一层青绿的雨色。

斜斜的风雨透过木板房的缝隙不时地渗进屋子里来，在我们床前的地上积了一层浅浅的水潭。等到雨停的时候，杜鹃就蹲在门前，用一只木瓢一瓢一瓢地往外舀水。

“那个货郎又在河边转悠了，”杜鹃说，“每当雨停的时候，我总是看到他在树林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就像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货郎的小屋在村头的榆树林里。隔着一条弄堂，就是花儿那间早已坍塌的蜂房。蜂房旁边的裁缝铺不知在什么时候也已经拆掉了，所以，一到下雨天，那片树林看上去就显得乱糟糟的，没有一点活气。

货郎在那年夏天被突然免职之后，依旧保持着平常良好的起居习惯，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像人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使他一蹶不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雾气腾腾的曙色中到河边刷牙洗脸，在树林里打太极拳，或者沿着河边散步。那件事情之后，他几乎很少跟人们搭话，而是整天心事重重，锁眉不展。他的行为越来越显得乖张而神秘，他那间小屋整夜整夜地亮着灯光，没有人知道他的夜晚是怎样度过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杜鹃都患上了失眠症，而他那间屋子散发出来的暗红色的灯光正好对着我们木屋的窗户。因此，一到晚上，杜鹃总要在窗户上掩起一顶竹匾。

货郎的停职检查在漫长的等待之中变得遥遥无期，后来，作为寄居在麦村的唯一一个外乡人，他的自尊心促使他做出决定，跟着社员一块下地干活。一开始，他几乎什么活也不会干。他挖的排水槽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他插的秧苗又浅又飘，太阳出来一晒，禾苗就大片大片地枯死了。村上的女记工员曾多次警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不得不被编入丙组劳力的行列中，跟着那些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去田头拾麦穗了。

在女记工员趾高气扬的呵斥声中，昔日威风凛凛的神情从他脸上一扫而光，他像一个小学生似的变得唯唯诺诺，无所适从。一年秋天，大队在稻收之后修筑运河，每人承包了相应的土方，大部分社员不到秋末就完工回家了，可是，一直等到冬天的风雪封住了河堤，人们依然能够看见他飘忽的身影在雪花飞舞的河岸上时隐时现。一个大雪初霁的上午，在河岸上饮牛的一个老人看到他一边呕着鲜血，一边挥动着锄头刨着封冻的泥土，不一会儿就在积雪覆盖着的河坎上栽倒了。老人跑下河堤，跑到他身边的时候，货郎已经醒了过来，他没有理会老人要他回家的苦苦劝告，再一次挥舞起锄头，一镐接着一镐地刨了起来。

老人那天上午在河边看到的情景也许在他心底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感叹，事情过去之后许久，他仍然时常跟村里人提起它来：“人要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怎么也转不出来，就像遇见了鬼一样。”

货郎沿着一条倒霉的道路越走越远，知识青年小芙却似乎交上了好运。她梳着当时颇为流行的齐耳短发，穿着肥肥的草绿色军裤跟在宋主任的身后从枣梨园进进出出。由于很少下地干活，她的皮肤依旧保持着往常的白皙，她的身体也比过去更加丰满，神情既明朗又忧郁，这一切都衬出她肢体压抑不住的风韵和活力。就在她即将被调往公社担任新职的前夕，在麦村五月的雨季，发生了一件人们难以想象的事。

一天深夜，村里的一个农民顶着斜斜的风雨，提着马灯去羊圈照料一窝刚刚出生的羊羔。当他沿着那条幽深的弄堂来到村头的时候，在一道闪电的光亮中，他看见一个人影在河边的树林里闪了一下。这个机警而好管闲事的年轻人没有按照原先的意图去羊圈给羊羔换草，而是径直来到了河边。河水哗啦啦地响着，树林里湿漉漉的树枝在风中沙沙地摇晃着，除了河道对岸偶尔传来几声青蛙的叫声外，到处都是雨水流淌的声音。有一阵子，他怀疑自己刚才也许看错了。当他准备提着马灯往回走的时候，他突然从一处篱笆的边上发现了一串脚印，刚才那个人也许是太心急了，在惊慌之余踩坏了篱笆。他举起马灯，看到那串脚印沿着竹篱当中的一块菜地歪歪斜斜地伸向远处。这几乎使他立即就激动起来，他顺着那串脚印，穿过那片篱笆菜地和一片竹林，来到了一间亮着灯光的小屋门前。

年轻人吹灭马灯，蹑手蹑脚地朝货郎的那间小屋走过去。他悄悄来到窗前，里面传出一种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他的心怦怦乱跳了起来。他在墙脚垫了几块砖头，扒住窗沿朝里面窥探，里面正在发生的事差一点没让他喊出声来。

他看见知识青年小芙和货郎一丝不挂地扭打在一起，但仔细一看又不像在打架。他听见小芙嘴里发出一连串类似打嗝的声音，随后，她就哭了起来。

这个雨夜所发生的事使这个年轻人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立刻将这件事传扬出去，而是留给自己一个人单独享用。他日复一日地趁着夜深人静的夜色来到窗前，在墙根下一直待到黎明。几天之后，这个目光呆滞、神不守舍的年轻人乖张的举止引起了他母亲的注意，在她严厉的追逼下，年轻人出于无奈，终于很不情愿地向他的母亲倾吐了一切。谁知他的母亲听后只是哈哈一笑：

“怎么可能呢。”

她当天晚上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则连夜就将这件事向宋主任做了汇报。

五月末发生的这件事使这个年轻人一夜之间就成了英雄。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有一群年轻人跟着。有时，他在巷子口遇到几个晒太阳的老头，那些老人也拽住他，让他说说那个晚上看到的情景。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不屑一顾地对他众多的询问者说道：

“城里的女人和乡下姑娘就是不一样。”

当人们进一步追问这件事的细枝末节的时候，他依然用一种含混不清的描述回答他们：

“我的裤子一下子就湿了。”

麦村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件已成事实的桃色新闻感到难以置信，这对昔日的宿冤在没有达成任何和解的形迹之下突然同床共枕好像越出了他们经验和想象的范围。最后，村里一个赤脚医生在病理学上找到了解释，他在运用了一系列谁也听不懂的医学名词对这件事进行了大量的推断之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同情心有时会创造出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

宋癞子带着他手下的一批年轻人突然包围了货郎的小屋的那天凌晨，货郎和小芙正在床上沉沉熟睡。窗前闪动的马灯的灯火使货郎从梦中醒了过来，在那一瞬间，他还以为天已经亮了，就推了推身边的小芙：

“你该回去了，天已经亮了。”

就在这个时候，宋癞子带人撞开了门板，从屋外闪了进来。在货郎显得惊慌失措不明所以的同时，小芙却流露出女人特有的沉静和镇定，她像往常那样用一种矜持而低沉的语调对宋癞子说：

“你们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你们再进来。”

宋癞子想了一下，就朝身边的几个人摆了摆手。

从拂晓到中午的那段时间里，宋主任和小芙一直在枣梨园的办公室里谈话，事后，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中午时分，人们看见小芙眼泪汪汪地从枣梨园走了出来，她的身后紧紧跟着几个年轻人。

在麦村土生土长的这伙年轻人和城市知青之间素有积怨，他们动不动就在村里的打谷场上大打出手。事实证明，城市知青虽然文质彬彬，但打起架来却身手不凡，另外他们与邻村知青也常有联络，互为援手，因此，每次斗殴他们总是占有上风。在小芙这件事情上，麦村的乡巴佬终于得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他们将小芙带到村里的晒场上。他们让村里的一个理发匠替她剃掉了头发，然后，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人突然提出，是不是有必要将她的裤子扒下来，让她丑恶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的建议立刻得到了同伙们的支持，在这伙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反对。这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当时正在镇上读中学，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流露出了平常表露不多的纯洁，他用一种女里女气的腔调对他的同伴说：

“依我看，脱掉上衣就可以啦。”

他们随后就为这件事情争执了起来。

当徐复观在一伙知青的簇拥下来到晒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将小芙的上衣扯开了。徐复观虽然已经八九十岁了，可是在麦村，他依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拄着拐杖走到晒场上，那伙年轻人一下怔住了。小芙兀自站在晒场的中央，目光中透出一种惯有的骄傲而沉静的神色，没有一丝的羞涩。

徐复观跺着脚，举起拐杖指着那伙人，一字一顿地说道：

“毛主席叫你们文化大革命，又没叫你们脱人家裤子……”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人们一直不知道货郎的下落，他在那天黎明被人带走以后，从此就在麦村销声匿迹了。也许他被人押到了公社，也许被带到了更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后来，我在麦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出事后的第二天，人们终于有机会来到他在河边的小屋。屋子虽然破败不堪，泥墙斑驳，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床上那条打满布丁的棉被叠得整整齐齐，一切都保持着一名军人应有的朴素和整洁。我看见一张写字桌上堆满了没有发出的信件，后来大概桌上堆不下了，信件就成捆成捆地码在墙角和床底下。据说，在他刚刚下台的那些时日里，他也曾往公社和县委发过几封申诉信，但这些信最后又转回到了宋癞子的手里。当时，革委会几个年轻的干部曾向宋主任提出： 索性将这个货郎送到劳改农场去算了。宋主任则表现出了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雍容大度：“算了，算了，我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注意到，在货郎的写字台上，一本日记簿翻开着，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一则日记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小扣

我常常通过床前的一只水杯看到过去的人和事。那只水杯中插着一朵枯萎的花蕾，我已经忘了那枝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水杯里的，也许是半个月前，半年前，或者更远一些的时候。我好像从未见过它新鲜时的样子。也许小琴或者别的什么人将它拿来的时候是新鲜的，甚至可能还带着晶莹的露珠。仿佛它一经插入水杯，花朵就枯萎了，就像纷纷下落的雪片一经温热的手掌便迅速融化了一样。

这是一枝复瓣的棉桃。干瘪的花朵上爬满了白蚁。这只水杯是枣梨园仅存的最古老的器皿之一，它是用红泥烧制而成的，简陋的工艺使它的外形看上去显得粗糙而笨重，但它黝亮的色泽之中却贮藏着丰富的记忆。我用手指轻轻弹敲着它的外壁，想象的泉水便汩汩而出。当夜晚的月光悄悄地爬上窗台，蓝幽幽的光亮依附在它的边缘，在我记忆深处的枣梨园却是一派阳光明媚的晴空。我长久地注视着它，有时候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说，即便我通过这只水杯看见了过去，它也是稍纵即逝的——就像风行水上，没有声音，单单留下了一些散乱的波纹。

一九六九年八月，一个乡村巡回报告团来到了麦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中午酷烈的阳光下颤巍巍地走上了戏台，向人们展示了他死去多年的女儿的一件破旧的褂子，一绺乌黑的头发。他操着浓重的川北山区一带的口音，极为详细地向人们讲述了他的女儿被当地财主迫害致死的经过。

在这位老人的报告之后，伴随着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看见小扣走到了戏台上。我知道，作为这种新生的仪式的一个部分，她将要对我的过去进行某种回忆和指控。这道程序是预先被排定的，它不仅得到了宋主任和村中的一些干部的支持，也受到了她的泥水匠丈夫的竭力怂恿。因此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简略地回顾了我一生的经纬。

尽管在我的内心，我对小扣的这一举动一时感到难以接受，但是，应该说，那个阳光炽热的中午，她只是说出了大部分实情，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怀着怎样别有用心的目的。在她哭哭啼啼的讲述中，有一件事情鲜为人知，或者说我原先以为将它忘记了，经她一提，昔日生活的画面又在池塘四周的树林的背景中重现出来。我仿佛看见一个少年忧伤而孤单的身影走在几十年前的老路上。

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到私塾学校去上学，阳光暖烘烘的，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叫着，村上的人都敞着肚皮躺在河边的树荫下睡午觉。我昏昏沉沉地来到运河对岸的祠堂前，祠堂的门前空空荡荡，听不到往常学童的嬉闹或者连成一片的背书声。一个伙计从门洞里走了出来，他告诉我，先生今天有事，课就不上了。这时，我看见徐复观先生正站在院中葡萄藤架边上的一张木梯上，手里拎着一串刚刚摘下来的深紫色的葡萄。他探出头，朝我摆摆手：

“你回去吧。”

我顺着来时的路重新朝枣梨园走回去。小扣打开院门的时候，冲着我说了一句：“今天又逃学啦。”我告诉她，今天没有逃学，而是徐复观先生忙于采摘成熟的葡萄，放了我们半天的课。小扣也没再说什么，她关上了院门，就到井台边洗她的衣服去了。

我独自一人朝楼上走去，卧室的门紧紧关着，上面插着的一尾松枝已经叫阳光晒瘪了。我将房门推开的时候，听见母亲在里面惊慌地叫了一声：“谁？”同时，我听见了水被搅动时发出的声音。我立即被眼前看到的情景怔住了： 母亲坐在一只椭圆形的木盆当中，正在洗澡。我也许是被什么突如其来的东西吓着了，愣愣地看着她。

“滚出去……”母亲说。

在那个叫人尴尬不安的时刻，我想和母亲说些什么，告诉她今天学校不上课，告诉她徐复观先生正在院中摘葡萄。母亲似乎也想到了这件事情上。

“你怎么没去上学？”她话一出口，就意识到了错误，便立即改口朝我叫道，“你还不给我快滚出去？!”

她一着急，就从澡盆里站了起来，顺手抄起一只盛满水的铅桶朝我劈头盖脸地扔过来。凉水泼了我一身，那只铅桶被扔到了门外，它顺着楼梯咣当咣当地滚了下去。

我下了楼，走到了七月的阳光之中。我的心里掠过一阵说不出的难受。我在空阔而沉寂的院落中不知该往哪儿走。一想到母亲刚才勃然大怒的样子，心里就忐忑不安。这时，我看见父亲书房的门帘动了一下，父亲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径直来到我的身边。也许是刚才铅桶扔下楼梯的声音惊动了他。他用一只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将我带到了他的书房里。

母亲随后就走了进来，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有一股榛树叶淡淡的香味，她紧挨着我坐了下来，松了口气。

“刚才我听到铅桶的声音，”父亲说，“什么事情？”

我当时是多么希望母亲将这件事告诉父亲，我猜想父亲一定会这样对她说：“这算得了什么事呢？用不着将孩子吓成这样。”于是这件事情的阴影便会立刻烟消云散。

可是母亲没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回答他，而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什么事情。”

父亲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身看他的书去了。这时，我看见小扣提着一只冒着热气的水壶走了进来，她也许是感觉到书房的气氛有些不对劲，一声不吭地给父亲倒完茶，就静静地退了出去。

我不知道小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事实上，对于这件极为平常的插曲，小扣最终也不明所以，也许正是它的含混不清的性质使她记得这样牢。我现在已经老了，我的岁数远远超出了母亲临终时的年纪，这件事不再像我童年时许多不安的睡眠那样带给我惊悸或惶恐，不再是一种想象中的罪愆纠缠在我的心头，相反，我现在感觉到它是那样的亲切、圣洁，带着美好而纯净的气息。

整整一个下午，我站在用毛竹和门板搭成的戏台上，被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昏昏欲睡。戏台上的红旗在风中哗啦作响，旗帜殷红的绸缎不时从我脸上拂过，带给我一种凉森森的感觉。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时发出一阵嗞嗞拉拉的刺耳的声音。小扣的讲述是那样的沉闷、冗长，等她终于说完她要说的话，太阳已经落山了。

小扣讲完了话，并没有立即离开戏台，而是迟疑不决地朝我走了过来。在台下人群中响起的一阵骚动声中，我几乎猜到了她朝我走过来意味着什么。她扬起手在我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由于她过于用力，我看见她那双裹过的小脚上的肉都从鞋帮上鼓了出来。随后，一个民兵绕到我的身后，冷不防在我的腿弯上踹了一脚，他的这一脚踢得那样准确而又恰到好处，我几乎立刻就跪了下来，就像是我自己自觉自愿地跪下来的一样。

等到人群散尽后的傍晚，杜鹃扶着我朝家中走去。她告诉我，当小扣朝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那样做。我问她，如果你换成了小扣，你会那样做吗？她认真地想了想，没再吱声。

小扣身上突然出现的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它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选择。这一点，我在一个月前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那天，我跪在运河边一处松柏苍翠的烈士墓前，一整天都在盘算着自己想象之中的死亡。我在晌午的时候，曾经晕过去一次。当时重病在床的杜鹃央人把小扣叫到了屋里，她让小扣给我往墓地送碗水喝，小扣想了一下就答应了。当她端着一碗水走到烈士墓的边上，立刻被村上的一个干部喝止住了。我看见小扣犹豫不决的身影突然停了下来，就和她刚刚来到枣梨园时那种若有所失的神情一模一样。她当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 要么将水端给我，要么返身走回去。最后，这个聪明的女人终于想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办法，她朝前走了几步，装出被一绺树根绊倒的样子，在地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将手里的那只蓝边碗抛出了很远。

宋癞子

宋癞子的好时光是在一个不尴不尬的午后突然结束的。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年月里，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死亡既使人感到不甘心，又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有些可笑。当噩运的绳索突如其来地套上了他，我疲惫不堪的身心已使我觉察不到期待已久的喜悦。由于时间过于漫长，期待的种子早已在我的心田里悄悄腐烂。正如仲月楼曾经跟我谈到的那样： 当你倾慕已久的女人突然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的躯体早已变成了一堆狗屎。

那天下午，村里的一个女人来到宋癞子开的小店买火柴。像往常一样，宋癞子收了钱，将一包火柴递给她。女人接过那包火柴看了看，抱怨说火柴也许受潮了，能不能换一包？宋癞子笑了起来，灰溜溜的眼神在女人的身上转来转去：“你一来，我店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潮了，我的裤子也潮了……”女人似乎立即就明白了他话里的意味，显得有些不好意思。随后，她突然发现宋癞子的眼神有些不对，当宋癞子中风跌倒，身体朝她扑来的一刹那，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 宋癞子，你他妈的可不要吓我。宋癞子没有理会她，他的身体像一棵被锯倒的树一样直挺挺地倒下来，在撞翻了一张木凳之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拽住了女人的一只裤管。女人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宋癞子的手掰开。后来，一直等到宋癞子死后很久，这个女人依然絮絮叨叨地向人们提起这件事：

“死都死了，还他妈的那么老不正经。”

宋癞子在小店里晕倒的时候，他的那个在五十年代出生的外孙女正在村头的一块水泥场上翻晒稻谷。买火柴的女人冲出店门后朝着她大叫起来：

“你外公昏过去啦！”

那个女人扶着晒耙朝这边张望了一阵，像是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又继续用晒耙摊着稻谷。买火柴的女人在小店的门口急得直跺脚。她沿着门外的池塘边缘朝前跑了几步，气急败坏地亮开嗓门，叫了第二遍：

“你爸爸死过去啦！”

四天之后，宋癞子第一次苏醒了过来。他托村里的医生带信给我，希望在临死前能够见我一面。我不知道宋癞子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和我见面。医生说，也许有些什么事他要向你交代一下。我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和杜鹃一样，我往往一想起他那张阴沉而古怪的脸就会本能地感到恐惧和不安。软弱和奴性就像癌细胞一样，它一旦侵入人的肌体就永远无法消除，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在战争年月掩埋尸体时的情景： 那些被埋入泥土的濒死者不会安于命运给予他们的死亡，在冰凉的月光下，它们会突然露出利齿或者伸出手来，紧紧拽住你的脚踝……在你将它们拖入坑穴的途中，它们会出其不意地在你的肩上咬上一口。

在那幢阴暗的住宅的底楼，我看见宋癞子躺在门边的一张竹床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在风中掀动的门帘。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球缓缓地转动了一下，嘴角慢慢呈现出一道不经意的沟纹，通过这道沟纹，我意识到，他那时正在竭力做出一副笑容，它像往常一样恶毒、凶残、心怀叵测。

低垂的窗幔遮住了户外的光线。屋子里显得阴晦而沉寂。他女儿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在幽深的过道里晃来晃去，显出一种压抑不住的烦躁。这个左手长着六个指头的女人从她出生的那天起就被刻上了耻辱的印记，并且在长年累月的时光中饱受了流言的滋养。在她长到十六岁的那年夏天，她的母亲在澡盆里割断静脉辞别了人世。与此同时，变化的时局像突然间改变了方向的一道劲风开始吹进宋癞子的窗台。一九七七年五月，被免职之后的宋癞子在临河的一幢棚屋里开了一处代销店，并又一次使自己成了麦村棉农意识的中心。人们日复一日地来到他的小店买盐巴、香烟、酱油和肥皂，这使他一度颇为得意。有一次，他公然对一位前来打酱油的女中学生不怀好意地说：

“我就是在酱油里撒了尿，你还不是照样喝得津津有味？”

过道里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只漆成红色的四仙桌，桌上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荧光屏闪闪烁烁，好像正在播放着一场球赛，电视解说员激动不已的嗓音听上去显得做作而虚假。六指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并排坐在电视机前，脸颊显得蓝幽幽的。

宋癞子用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咕哝了一句，同时做了个手势。六指女人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要拉屎，整天就拉屎，撒尿……”她用胳膊碰了碰身边的那个男人：“这回，你去吧。”

那个男人皱了皱眉头，露出一副嫌恶的样子，好像他已经闻到了空气中飘过来的粪便的气味：“还是你去吧。”女人立刻就显露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她“啪”的一声就把电视机关上了。那个男人很不情愿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很不情愿地朝这边走过来。六指女人又一次将电视机打开，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将她光溜溜的脚趾伸到了桌沿上。

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断断续续地和我说着话。他是那样的害怕死去，甚至忌惮“死”这个字眼，就像一个人在化冻的地面上走过，碰到泥泞就绕过去，仿佛死亡并不是附着于我们的体内，而是刚刚被人发明出来的一个新词。我用一种清醒的冷漠注视着他，有一阵子，我似乎感到了一点轻松和愉快，但随后又被一块沉重的阴云掩盖住了。我注意到，宋癞子一直试图告诉我一桩事实，或者提醒我看到一件事实，但他终于没有说出口。最后，他放了一个屁，用一种异常清晰的语调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

“我早知道，没有一个人有好结局。”

在这样一个时代，死亡已经失去了往常那悲伤而庄重的气氛，它有时就像一个玩笑那样轻松。宋癞子被时间的轮盘甩开的那一瞬间，用精明而锋利的神智在记忆中搜寻一个陪伴者。他最后选中了我，并不仅仅因为我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是由于他深知昔日的淫威在我的躯体内沉积不散，并且对我无用的软弱和宽厚存有信心。所以，我的到来并没有使他流露出一丝感激和愧疚，相反，他脸上毫无保留地呈现出一种讥讽的笑容。

宋癞子的死正好赶上麦村一带的收获季节。繁忙的农事使他的尸体在屋外的一个鸡棚里存放了很久。一个星期之后，一辆进城运砖瓦的拖拉机将他捎往县城的火葬场火化。

杜鹃

宋癞子在临死前没有来得及向我交代的那件事，我不仅早就谙熟于心，而且在冗长而沉闷的岁月里，它一直在我的内心成为一个无法排解的纽结。在宋癞子看来，由于杜鹃的早死，他担心那个无人知晓的秘密会最终被他带入坟墓，因此，在他的弥留之际，他是那么急切地希望能够见到我，最后一次使用一下他的权力，以便在他死后，使他留在尘世的阴影依旧能够对我早已支离破碎的灵魂发挥作用，尽管冥冥中的时间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早就达到了目的。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沿着一条由卖狗皮膏药的艺人提供的路线从东驿回到麦村。当那片蜷缩在桔麓山下的村庄突然在我的视线中呈现出来的时候，我的双眼立刻被喷涌而出的泪水糊住了。我的悲伤不仅仅是由于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境况中所带给人的那种辛酸的差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我无法说明的深深的不安。我在懒洋洋的阳光下走进枣梨园的深处，触景伤怀的顾影自怜使我没有意识到正悄悄向我走来的危险。

我绕过那间静寂的蚕房，走进了一片竹林。我看见厢房的房门紧紧地关闭着，朝西的一道垛墙浸没在夕阳之中，一群麻雀栖息在屋顶的瓦楞上，啾啾地鸣叫着，屋前稀疏的树木在风中簌簌战栗……

那扇门吱吱地响了一下，一个人从里面探出头来，他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径直来到墙边的一个麦秸垛边撒尿。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宋癞子，或者说，我即便是想到了他（也许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他），也无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

我对自己说，由于卖狗皮膏药的老人给我指出了一条错误的返乡之路，错开的时间为这一情境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通过一扇半开的窗户，我看见宋癞子光裸的背脊上汗涔涔的，杜鹃躺在床上，一条腿从床沿挂了下来。她的手紧紧地勾着宋癞子的脖子，头在深陷的枕头里摇晃着……宋癞子将她的双腿扛在自己的肩上，然后用力拧了一下她的乳房。他是那样的用力，以至于杜鹃立刻就叫了起来。我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它，像是缀在扁平的胸脯上的两只圆头布扣，它机敏、警觉，仿佛具备着活跃的生命……在厢房左侧的树林里，一道小溪嚯嚯流淌着，在一连串铮铮淙淙的金属般的声响中，水流反射着夕阳金子般的光泽。我来到了溪流边晦暗的树林里，好像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伴随着一种静静的欲望，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想拉屎。凉飕飕的水汽扑面而来，成熟的棉花淡淡的香气在风中缓缓飘荡。我蹲在溪边，一口气拉出了一大堆粪便，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拉过这么多的屎，在那一刻，一种痛快而欢畅的水流洗遍了我的全身，我张开嘴，冲着暮色四合的一带村树大叫起来——可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这天晚上，我是在九斤和尚的烟草滩里度过的，这个一向沉默少语的老人当时已经衰老不堪。许多年来，他一直在运河岸边种植烟草，这种单调的劳作使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出家时的岁月之中。整整一个晚上，我都看见他坐在河边的一块裸石上，一锅接着一锅地吸着烟，在闪闪烁烁的星辰的光亮中，默默地守候着黎明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回到枣梨园的时候，杜鹃正从豆地里回来，她头上裹着一方蓝布花帕，上面黏附着露水和草茎。她用涟涟不断的泪水向我显示出她的惊悸、委屈、伤心，以至于愤怒，唯独没有一丝羞怯。我感觉到，在我泥泞不堪的道路尽头，一盏灯突然熄灭了。

一九七二年除夕的午夜，辞岁的鞭炮在凝重的空气中炸响的同时，杜鹃在渐渐扩散的癌病中悄然死去。她温暖的身体静卧在四面透风的木屋的床上，在屋外飘飘扬扬的风雪中慢慢变冷。我的脑子里突然感到了一种尖锐的痛苦。

杜鹃是一个固执的女人，虽然纷乱的世事曾经一次次击打她体内脆弱的信念，将她原来自在而沉静的内心搅得一团糟，但是，毫无疑问，她相信时间，相信那些没有承诺无法兑现的希望。甚至，在癌病朝她袭来，使她卧床不起的时刻，她一直没有任何的抱怨。

在杜鹃最后的日子里，就像她刚刚出嫁来到麦村的时候一样，她整日整夜地跟我说着话，说起过去的一些有趣的事，说起那只盛满井水的木桶——井水在木桶里泡上一整夜，第二天，水中就带有一种木屑凉冰冰的味道。她告诉我，在她的故乡，在那条烟波浩渺的河道上，她的生活快乐极了，像风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一次，她的一枚戒指掉到了河里，使她一连几天都郁郁不快。一天晚上，她看见那枚戒指从河面上浮了起来，便将她的祖父拉到了船舷边。她的祖父告诉她，在水中漂浮的那枚戒指是天上的一颗星星……

杜鹃不知道她的故乡在当时和中国大地许许多多的农村一样，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因此，她一次次地对我说，她是多么愿意再一次回到她的家乡，回到那只船上去——她常常趴在船头的铁锚边睡觉，那只充满温馨的船在幽暗的灯光下驶向黑夜的深处，她在梦中听到黄鹂在岸边的树丛中叫唤，听到撒网的沙沙声，然后清晨初升的阳光将她弄醒。

这一年的夏天，江水暴涨，洪荒肆虐。到了冬天，天气就变得格外寒冷，积雪长久不化，杏黄色的云霭低低地压在村舍的上空，在瓦楞上形成一带灰蒙蒙的絮云。除夕的前一天，杜鹃突然从躺了几个月的床上爬起来，她一声不吭地穿好衣服，独自一人走到了屋外的风雪之中。我并不知道她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是感觉到她好像意识到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傍晚的时候，我看见她从户外回来，她当时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走几步就要靠在一棵树下喘息。

她从村里的年货摊上买回来一卷红纸和一筒画轴。她小心翼翼地将画轴打开，那是一幅新出版的毛主席画像。

“这间房子里阴气太深了。”她向我解释道。

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画像，像我以前看到的一样，他满面红光，目露慈祥的微笑，腮边有一颗肉痣。

这天晚上，杜鹃躺在床上，整整一夜都在为这张画像发愁。这间狭小的木屋里堆满了杂物，墙上依次挂着竹篮、筛匾和一簇簇晒干的玉米和辣椒，找不出一块可以挂像的空处。最后，杜鹃让我用米汤将它糊在了门扉的背后，她长时间地望着那幅画像，泪水夺眶而出。

杜鹃是在第二天的深夜突然告别人世的。临终前，她突然将我叫到了床边，用一种喑哑的嗓音对我说：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告诉她那件事我在回到了麦村的第一天就知道了，因此，她用不着再提它。

杜鹃看了我一眼，又接着说：

“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杜鹃告诉我，在她得知我在那年春末被押往越河劳改农场的当天晚上，她再一次来到了宋癞子的住处。

“我想，反正已经有过一次了，再多一次也没什么。”杜鹃说。

当她怀着一个天真的愿望央求宋癞子将我从劳改农场放回来的时候，宋癞子却用一种不冷不热的语调对她说：

“你要是再年轻十岁，我也许会考虑一下这件事。”

最后，宋癞子还是将她留了下来，他用绳索将她绑在椅子上，然后用缝衣针刺她……

杜鹃默默地侧过脸去，泪水无声地溢出眼眶。过了一会儿，她又缓缓转过头来，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仿佛依然在向我说着什么。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她趴在木桶前像牛一样咕咕喝水时的情景；浮现出那顶轿子在封冻的季节里来到麦村，她从轿子里走下来，旗袍被一根竹篾挂住的情景……

午夜时分，村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发出一阵尖厉的怪叫，接着，在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叫板声中，喇叭里出现了一段清晰的京剧唱腔：

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的是

……

杜鹃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而恐惧的神情。

“我听见有人在水上唱歌了，”杜鹃说，“就在河道的那一头……”

杜鹃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温热的躯体在冷风中渐渐变得僵硬。

我仿佛也听到了想象中水乡的歌声，它带着湿漉漉的水汽，在月光朣朣的河面上飘荡，萦回，越走越远。

仲月楼

一九七〇年夏天的时候，我在水杨庄养猪场的一个粪池边上最后一次见到了仲月楼。那是一个燠热潮湿的晌午。粪池的四周长满了齐腰深的青蒿，草丛中开满了一朵朵黄色的小花。仲月楼手里捏着一盒火柴，兴致勃勃地向我演示他最近的一项发明。

在我们漫无边际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仲月楼的神智已经衰朽到了只能产生幻觉的地步。在过去的那些年月里，他在水杨庄先后做过农药调配师、仓库保管员、兽医，最后被指定为养猪场的饲养员。他指着面前的那块椭圆形的粪坑，用一种揶揄的语调告诉我： 一生的岁月所留给他的全部财富只不过是一潭猪粪。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这种单调而肮脏的工作表示怨恨，事实上，他的习惯于异想天开的禀赋使他早就对这些粪便产生了一种盲目的热情。有一天，仲月楼从省报中缝的一条栏目中看到了提炼沼气的方法，便如获至宝地将这一消息小心翼翼地剪下来，随后，他将妻子买油盐的钱克扣下来，托人从城里买来了一本《沼气常识》。他整日整夜地蹲在茅坑的边上，像等待女人分娩那样守护着那片臭气熏天的粪池。

他不知疲倦的研究和实验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使人迷惑不解。在仲月楼开玩笑地将自己封为一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村里的大多数人则把他这一乖戾的举动看成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仲月楼在村里逢人便说： 沼气无所不能，它产生的火源不仅可以煮饭烧水，而且还可以照明，甚至可以用它来发电。他的这些荒唐的念头除了他那个七岁的儿子耳濡目染、深信不疑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理会他。仲月楼告诉我，农机站长和他妻子所生的这个儿子在幼年的时候就显露出令人惊异的聪明，这个从前使他感到羞辱和厌恶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成了他的安慰与骄傲。

“我常常以为他的确就是我自己的骨肉，”仲月楼说，“人的念头有时就是非常古怪。”

一个夏末的黄昏，仲月楼被人从高高的批斗台上推下来，身体像个皮球似的在人群的拳脚之中朝前滚动。他那不到四岁的儿子独自一人站在梧桐树下，目睹了这辛酸的一幕。在那场集会结束之后，他从被太阳烤得炙热的沙地上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显得不知所措。人群都散去了，在空空荡荡的操场边上，那个小孩依旧在树下望着他。随后，这个小孩迈动着战栗不稳的步子朝他走过来。他的眼中饱含着屈辱的泪水，径自朝他那顶被人打落在地的帽子走过去。那顶纸糊的高帽早已被人踩扁了，在风中翻滚着，那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在阳光下追逐那顶帽子的情景使仲月楼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黯然神伤。在那个瞬间，他感到这个小孩所带给他的所有的耻辱和不幸似乎立刻化为乌有。

“的确，”仲月楼说，“我感到自己的血在他的肌肤里流淌。”

和这个聪明伶俐的男孩相比，他的第二个孩子则显得愚不可及。在她去年夏天得肺炎死去的时候，仲月楼并没有感到过分的悲伤，她死后的当天，他就将她装进一只麻袋，扛到自留地里埋掉了。

当时，仲月楼的妻子已经度过了那段欲火难禁的中年时期，她像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经过险峻的山谷之后，来到了坦荡的平原上，水势变得舒缓而平静。这个比仲月楼小十三岁的女人慢慢收敛了自己的欲望，多次向他做出重归于好的暗示。

这年春末的一个晚上，天空下起了暴雨，农机站长像往常一样，突然出现在仲月楼住屋的窗下。他的手指在玻璃窗上轻轻地叩了三下。熟睡中的妻子突然从梦中惊醒，从隔壁的房间走了出来。

“我忘了将树林里拴着的几只羊牵回来了。”他的妻子一边心慌意乱地穿着雨衣，一边淡淡地对仲月楼说了一句。

“那你就去吧。”仲月楼说。他意识到妻子的借口变得越来越简单、马虎，仅仅成了一个多余的形式。这使他有些不高兴。妻子走了以后，仲月楼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农机站长也是有妇之夫，因此他们幽会的地点总是在村头池塘边的一处茂密的树林里。他想到他们在滂沱大雨中干那样的事，就觉得受不了。他长期以来总是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 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意念只是在它的边缘逗留，从来不敢深想下去。

第二天，仲月楼就发起了高烧。在他生病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妻子整天守候在他的床边，用泪水向他表达了他期待已久的忏悔。仲月楼并没有对她显露出一点原谅和感激的表示，在他看来，妻子的这一变化只不过是这个放荡的女人渴望回到平静家庭生活中来的一种信号，因为，她现在需要宁静、安全和归宿。对于仲月楼来说，他除了压抑中的嫉妒和愤懑之外，已经产生不出什么其他情感了。他妻子的回心转意使他感到了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无所适从。随着平庸的家庭生活可能再度来到他的身边，仲月楼似乎担心再也不能从嫉妒和愤怒中汲取生存的勇气了。一天晚上，当他的妻子抱着铺盖卷要重新与他同睡一床的时候，仲月楼以一种冷冷的自怨自艾喃喃说道：

“这回，我真的要完蛋了。”

果然，在他们同卧一床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就用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抱怨他身上“到处散发出来的猪粪的味道”。接着，她用连续不断的唠叨规劝他放弃提炼沼气的想法。这使仲月楼多少感到有些奇怪。在他刚刚开始沼气实验的那些日子里，他那被情欲搅得无暇他顾的妻子不仅没有干涉他的计划，反而总是不断鼓励他：

“好好干吧，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这天晌午，我和仲月楼蹲在那处粪池的边上，被夏日的溽暑弄得头昏脑涨。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污黑的粪便中冒出的一簇簇气泡，显得很有耐心。过了一会儿，仲月楼又一次从口袋里掏出了火柴，由于过于激动，他的手痉挛似的跳个不停。在连成一片的蝈蝈的叫声中，我听到了火柴被划着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将燃烧的火柴投入粪池，随后立即抓住了我的手，低声说道：

“你看，火苗蹿上来了……”

我看见了一股蓝幽幽的火苗，它像一朵摇曳的牵牛花蕾在空气中颤动着，一股类似于酒精的气味迎面扑来，在粪池四周慢慢弥散开来。

在那一刻，仲月楼紧锁的双眉渐渐松弛开来，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绺灰暗的笑容。

他告诉我，他长年累月独守茅坑的成果也许永远只能停留在实验阶段，因为他怎么也无法想象怎样用它来烧水煮饭。

“除非——”仲月楼瞟了我一眼，像是在征询我的意见，“我们能够做一只像粪池那样大小的钢精锅。”

黄昏时分，我告辞仲月楼返回麦村，他一直将我送到村头。我沿着正在抽穗的稻田之中的一条小路已经走出了很远，仲月楼叫住了我，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我事后想到这也许是他不久之后的死亡所泄露出来的最初征兆。我在稻田之中站住了，我看见仲月楼的身影远远地站在村头的一棵树下，朝我挥了挥手——表示他已经改变主意。

我回到麦村一个月之后，收到了仲月楼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很想知道在他死后我如何替他书写一道墓志铭。

这封信所透露出来的不祥的信息并没有使我感到震惊。实际上，在我们以往朝夕相处的战争年月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自杀，我知道，对于仲月楼（或者我）来说，自杀早就不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意念，它只不过是一把神秘的钥匙，通过它，可以打开通往另一座掩蔽体的大门。仲月楼随身携带着这把钥匙，在流逝的岁月中，用想象和梦境磨砺它，使它永不生锈。而现在，他已经悄悄地将它从身上掏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木屋的油灯下，在书写那道墓志铭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满面。我心头也曾多次掠过这样的一个念头： 给他写封信，规劝他放弃自杀的念头。但是，我找不出一点可以说服他（同时也可以说服我）的理由，我便担心，我的劝阻反而会使他感到羞辱。我从深夜一直坐到第二天黎明，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对我来说，仲月楼已经从尘世上悄悄地消失了。

在我寄出那道墓志铭后的那年冬天，我听到了仲月楼的死讯。

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午，仲月楼突然从养猪场回到了家中。那时，他的妻子正在屋后的菜园里薅草，她看见丈夫在后门边朝她招手，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就赶紧朝家里走来。她刚刚跨进门槛，仲月楼就将她拦腰抱住了，他用一种近乎粗野的方式剥掉了她所有的衣服。那时，邻居的一位十三四岁的姑娘正好来到他家借锄头，她见状扭头就跑，她忐忑不安地跑到家中，冲着她正在吃饭的父亲大叫起来：“反革命分子强奸妇女啦……”她的父亲问明了情况，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仲月楼的尸体是在这天傍晚被一个挑粪的农民发现的。那个农民看见粪池边搁着两只空酒瓶和一盒散开的火柴。他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仲月楼沉甸甸的尸体从粪池里弄上来，臭气熏天的粪便沾了他一脸，这使他禁不住破口大骂：

“寻死也不挑个好一点的地方！”

仲月楼的死给他妻子带来的首先是一种愤怒，她对村中前来吊唁的邻居和亲戚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句使人不明所以的话：

“这算什么呢，自杀谁他妈不会，这个骗子，流氓……”

胡蝶

一九八一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在睡午觉的时候，听到楼下有人敲门。我想，在刚才的睡梦中，敲门声就已经响过好长一阵子了，我的耳朵有些背，没有听见。我从床上起来，摸着楼梯的扶手从楼上下来，到院子里去开门，敲门人一定早已等急了。

来人是一位邮差。他将一封挂号信递给我，然后让我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字。邮差问我，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喝碗水。我就请他进来。邮差一边将自行车靠在墙上，一边重复着刚才的那句话，表示仅仅坐一会儿，因为他在天黑之前还要赶回乡里的邮电所。

这封挂号信是从县里寄来的，信封内装着一页红头文件。大意是说，我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言外之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头来只是一场误会。不过，文件里并没有任何表示道歉的话，文句规范冷漠，措辞极为勉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有限制的施舍。

我给邮递员倒了一杯茶，他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尽管他并没有看过这封信，可是他早已知道了信中的内容。他告诉我，这些天他总是在送类似的信件，有些人不等看完信就已泣不成声。我对这件事反应冷漠使邮差感到有些奇怪。

“你算是幸运的了，”邮差说，“我在送信的时候，常常找不到收件人，因为他们已经死去多年了。”

邮差慢慢地喝着茶，不时地朝院子里张望。我想他一定是在搜寻杜鹃的影子。因为在往常的年月，每当他送信来，总是杜鹃去收接。我告诉他，我的妻子在八年前就已去世了。绿衣人怔了一下。大概刚才他只不过是随便环顾了一下四周，并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她没能等到今天真可惜，”邮差说，“要不然还不知道要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我说她也许会高兴的。

“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用广播里的话来说：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邮差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临走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信让他带到乡里去投寄，我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写信了。

“平反”这个新的词汇是跟着城里的夹克衫、喇叭裤和流行歌曲一起来到麦村的。伴随着一系列新奇的事物的出现，我感到周遭的世界又发生了一种急遽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突然加快了速度。如今，时间已经将我撇在了一边，我对一切又重新感到了陌生。我日复一日被难熬的寂静所围困。麦村的人像是对所有的事情都丧失了兴趣，人们彼此之间很少说话，即使偶尔交谈一两句，也是心事重重。饱含提防、猜忌的缄默不语再次成为时尚。麦村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一夜之间就变得风平浪静了，连树上的鸟儿也懒得叫唤。

在我这样的年纪，当然不会去指望一场筵席好得没有尽头，何况，这场筵席我早已厌倦了，所以，我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在我的一生中，每一时刻似乎都被光阴刻下了耻辱的印记，尽管我一直试图和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但总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仿佛我这个人天生就做不出一件让别人（或者我自己）感到高兴的事。

那天下午，当邮差问我有没有什么信可以让他代寄时，我突然想起了胡蝶。我不能肯定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人世。我眼前浮现出许多年前那个细雨迷蒙的黄昏，浮现出胡蝶叫喊中的身影，我的心一下就乱了。

几天之后，当我走在去东驿的路上，我依然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看她。我只感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希望我们的这次相见能够卸掉长年来积压在我胸口的一部分重负。

长途汽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行驶，在中午前来到东驿的地域之内。一座座冒着黑烟的厂房在树木的背景中突然显现出来。那条熟悉的河道流淌着浊水，河流两边堆满了造纸用的稻草和芦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纸浆和沥青的气味。我通过汽车的玻璃窗注视着这座陌生的村镇，几乎找不到一丝往昔的影子。

我在一家造纸厂的职工食堂找到胡蝶的时候，她正坐在一处锅炉房的门边削着土豆。她的脸颊像一盆发酵过头的面粉一样显得虚弱而浮肿，铅灰色的头发在风中拂动，看上去，她如同一只被人弄坏的玩具似的弱不禁风。

她深陷的眼眶四周泛着青色的晕圈，久久地凝望着我，仔细辨别着我发出的声音，在沉重的空气中搜索着什么。她一边和我搭讪着，一边不时地从鼻孔里挤出一绺长长的鼻涕，然后将它抹在地上的枯草上。

“我已经记不清过去的那些事了，”胡蝶冷冷地对我说，“再说，我的眼睛已经瞎了，什么也看不见。”

“三八年，我在东驿养伤……”

“你也许确实来过东驿，我大概也看到过你，可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听起来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

胡蝶打了一个饱嗝，将嘴里的酸水吐在地上。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在二十岁那一年，我得过一场病。”胡蝶怔了一下，然后说，“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如果你的什么亲戚要调到造纸厂来，得去和厂里的头头们谈，你只要舍得花钱，事情总是办得成的。”

这时，她已经削完了土豆。她站起身，冷不防放了一个屁。她抱歉似的对我笑了一下，仿佛在对我说，她已经没有时间和我闲聊下去了。

我看见她端起畚箕，摸摸索索地朝食堂里走去，她走到门边的时候，不小心撞在了墙上，手里的土豆撒了一地。

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沿着原路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在想，胡蝶刚才和我说话时显露出来的冷漠也许是装出来的，也许是出于对过去的淡忘，我不敢肯定，但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和我毫不相干的一个陌生人。她曾经那样小心翼翼地珍藏着的那种骄傲、矜持的禀性，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像一棵挂满冰碴的树木，它的冰清玉洁的形容有着特定的季节，经太阳一晒，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返回麦村的路途上，面对着起伏的丘陵和蜿蜒的山道，我仿佛听到了一种久远而空旷的声音，在一阵沉寂的喧响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和尚披着袈裟的孤单身影。我记起我在幼年时曾经读过的一本书，它是明代真金道人所刻的书帕本的《寓言》。

这本书记载了一个名叫灯草的和尚去罕达途中的经历。按照李贽在《续焚书》中的解释，灯草和尚历经种种艰难去西天，并非为了取回传说中的经卷，而是为了给自己预见之中的死亡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这名长年蛰居在扬州城外的高僧在一天黎明突然醒来，为梦中的一个名叫罕达的地方所吸引，便匆匆准备了行囊，在一个大雪封路的早晨踏上了去西天的茫茫旅途。他在经过一年零六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依照现在的地理概念，那条河流实际上就是黄河，而他后来老死的那片荒无人烟的河滩离当时繁华的洛阳城只有七十多公里。被河流阻隔的悲伤并没有妨碍这个和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他固执地相信： 自己来到的这处地方就是罕达。

两个月后，在一个漆黑如鸦的夜晚，灯草和尚在黄河奔腾的浪涛声中，面对着天空变幻不定的闪闪星斗，在河边的沙地上匆匆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两行偈句：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寂静的声音

一个三月的下午，就在麦村小学的师生准备用一种新的仪式为徐复观庆贺百岁寿诞的前夕，他躺在祠堂天井中的一张藤椅上静静地死去了。当时，那座行将颓圮的祠堂的房梁和瓦楞上密密麻麻地栖息着一群雨燕，它们灰褐色的影子在凋敝而阴晦的天井上空飞来飞去，在徐复观的身上撒下了点点鸟粪。

徐复观的死标志着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因此，四天之后举行的葬礼带有一种明显的喜庆气氛。村里的大部分人都赶来为他送葬。徐复观的骨灰由一个小学生捧着，送葬的人群沿着运河的堤岸，在绵绵细雨中，朝桔麓山下的墓园缓缓走去。

小琴是在葬礼的前一天回到麦村的。一年前，她跟随着一支乡村建筑队进了城，在一户大学教授家里当保姆。我在墓地边上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和知识青年小芙悄悄地说着什么。女人之间亲密的窃窃私语常常带给人安详而美妙的遐想，尤其是当我从她成熟而艳丽的脸上看到小扣当年的轮廓，心头不禁悠然一动。我感到纷乱错杂的时间再一次将我带到了清醒和沉睡之间的某个地方。

小琴装出没有认出我来的样子，依旧絮絮叨叨地跟小芙谈着一件开心的事。我看见小芙几次差一点被她逗得笑起来，可是葬礼上微弱而虚幻的庄重气氛使她控制住了笑声，但笑容还是从她肌体的各个部分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九七九年，来到麦村的插队知青悄无声息地返回了城里。小芙却独自一人留了下来。第二年春天，她嫁给了村里纺织厂的一名技工。她来参加徐复观葬礼的时候，她身边的女儿看上去已经有四五岁了。也许是因为徐复观使她避免了一次当众受辱的窘境，她对这位已故的小学校长始终保持着默默的尊敬，所以，在葬礼快要结束的时候，她亲手在他的坟堆上撒了一把土，然后在坟边栽了一棵枇杷树。

据说，徐复观在生前曾多次托人为她打听那个货郎的下落。尽管他也曾得到过一些线索，但最终还是没有查清这个货郎在那年雨季从麦村消失后究竟去了哪里。在村里纷纷扬扬的传闻中，有一种较为可靠的说法是： 货郎在公社大院被禁闭了三个月之后，被派遣到县里的一个铜矿厂当门卫。一天早晨，他在过马路的时候，和一辆装满猪肉的卡车迎面相撞。他的身体被弹到了路边的一处排水沟里，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差不多午夜的时候，我在枣梨园北楼的一间小屋里醒了过来。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窗外树木的浓荫浸沐在一带幽蓝的光亮之中。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我躺在母亲的身边，在一个遥远的夜晚沉沉入睡，当我在晨曦中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当我回忆的道路突然中断，我的大脑失神，记忆一片空白的时候，我的眼前总会立即闪现出一个粉红色的画面，它像一瓶被打翻的颜料在水面上荡漾，随后四散开来。我从中看到了夕阳的光芒，我看见父亲紧锁着眉头，沿着江宁古老的城墙迎面走来，他的身后是一处芦苇摇曳的水潭，父亲在水潭边停了一下，朝远处张望。我看见四月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的坐轿在一条泥泞而悠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我的记忆之中，道路两边树木迤逦，岁月的果实压满枝头。天空中一会儿阳光普照，百鸟啼鸣，一会儿雨水连连，阴风阵阵，伴随着一种静寂的声音。

我想到，树木的凋零往往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朔风和冬天悄然而降的霜冻，或者是由于炮火的摧折。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我看见一匹匹脱缰的战马在旷野中奔跑，马蹄溅起高高的水花；一排排树木在炮火中被齐腰炸断，炮弹爆炸后形成的气浪和青烟顺着风向飘向远处。即便是在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刻，我们也同时可以感受到硝烟的气息、泥土的芳香和不朽阳光的温暖。仲月楼说，只有在战争进行的间隙，安详而宁静的农事才会激起我们对大地的渴望与遐思。我们整夜整夜地遥望着原野中的谷仓在大火中燃烧，火光照亮树林，在河边饮水的马匹，庄稼地，和远处隐隐约约一带山峦。它挑逗起我们睡眠的欲望。在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清晨，我看见道路边的草丛中缀满了红色的浆果，盛开着一簇一簇白色的绣绒花和矢车菊，花蕾上挂满了露珠，然后篱外斜坡上的阳光慢慢朝这边聚拢过来，吸干了空气中的水分。在一条河道的对岸，我看见胡蝶的身影在树木的枝叶之间闪闪烁烁，她戴着一顶麦秆编成的圆帽，在空空荡荡的门楼前朝远处张望，在呆滞的阳光下踟蹰不前。随后，她爬上了一辆四轮马车，马车静静地绕过一道垛墙，在一条半明半暗的弄堂里消失了。

麦村纺织厂的机杼之声再一次使我回到了现实之中。同时，我还听到了枣梨园中蟋蟀低低的吟叫。我躺在床上，遥望着窗外璀璨而神秘的星斗想入非非。我不知道疾速流淌的时间最终将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现实是令人厌倦的，它只不过是过去单调而拙劣的重复，到了某一个时刻，回忆注定要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改。

我打开了床头的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它依旧像从前那样完好无损，光亮如新。收音机的塑料外壳上似乎还残留着杜鹃的手触摸后留下的余温。

我在想，在那样一个年月里，正是她身上的耻辱造就了她的贞节，正如我们常常从黑夜之中看到黎明一样。她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我对她永久的思念。我时常像一个孩子那样将自己的脸贴在收音机的外壁上，在枕边一遍遍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着一条新闻。

一九九〇年春天，中国大地似乎风调雨顺，除了北方的山东、河南两省遭遇到一起并不严重的旱灾之外，它和以往的年月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的记忆像月亮一样高挂在这个夜晚的天空，停留在某一处时间的边缘。它越过一只陶瓷的水杯，照在我的床前，带给我无法说明的忧伤、悲悯，和深深的怀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舟／格非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339-5925-8

Ⅰ.①迷… Ⅱ.①格…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4618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王丽荣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 吴春娟

迷舟

格非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6

网址 http://www.zjwycbs.com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185千字

印张 9.375

插页 4

版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925-8

定价 56.00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追忆乌攸先生

迷舟

陷阱

褐色鸟群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大年

武则天

追忆乌攸先生

1

当两个穿着白色警服的中年男子和另一个穿着裙装警服的少女来到这个村子里时，人们才不情愿地想起乌攸先生。那个遥远的事情像姑娘的贞操被丢弃一样容易使人激动。既然人们的记忆通过这三个外乡人的介入而被唤醒，这个村子里的长辈会对任何一个企图再一次感受痛苦往事趣味的年轻人不断地重复说：

时间叫人忘记一切。

那三个穿警服的人让这个村子里的人见识了手铐和据说是报警器之类的东西。这三个外乡人办事总给人一种踏实感，但又总忘不了卖弄。他们喜欢在林子和墙角阴影里向那些正忙于农事的人打听关于乌攸先生的一切细枝末节，警察的询问得不到回答不是因为这些人一无所知而是他们缺乏热情，这个村子里的人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我倒是愿意和这帮外乡人结交。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早上枪毙犯人的情景。那天早上我和母亲说准备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看枪毙乌攸先生时，她顺手给了我一巴掌，她说：“杀人就像杀鸡一样。”我就到后院去看我的弟弟老K杀鸡。老K还小，一只小手捏住鸡脖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四厘米的削笔刀。他见我进院子就央我帮忙。我说：“杀鸡和杀人是一样的。”老K说：“是一样的。”忽然那只鸡从老K手中挣脱出来，跳过一块石礅，然后飞过院墙。老K拿着那把沾着一线血迹的削笔刀，呆呆地看着院子上空飞着的鸡毛。我拉着他的手从院门跑出去，我告诉他说要带他去看真正的杀人。枪毙乌攸先生时他就站在我旁边，他张大了嘴，完全不是杀鸡时的那副样子。等到在回来的路上，老K才小心翼翼地说了以后三天中唯一的一句话：

杀人要比杀鸡容易得多。

我说这些的时候，三个外乡人都不屑一顾，也没有录音，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我和乌攸先生还沾点亲时，他们就又都和善地笑开了，又鼓励我继续说。他们说得一口官话，还夹着一些扭秧歌的调子，叫人听了就浑身发痒。我说乌攸先生被枪毙的那天是端午节，那个穿裙子的姑娘就说：非常好！

那天确实是端午节，妇女们有的通宵未睡，到河溪里去采苇叶，用竹筏、舢板以及脚盆之类的东西装回来包粽子。清晨，河上的薄雾像蒸汽一样还没有退去，空气里有一股浓浓的苇子的清香。男人们开始淘米，用大号的筛箩。小孩子们就跟在大人后面转，用剥了皮的柳条打溪里的水。这时有一个小媳妇从村东跑到村西，她一路叫着，村子里的人马上就知道了今天要枪毙乌攸先生，村子里的所有人都看着她跑。只有几个小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媳妇的叫声他们一点都没听清楚，因为他们光顾着看小媳妇粉红的衬衣里面的小肉团在跳动了。事后，小伙子们向人们谈起那天早上的情形时，他们说，他们第一次看见那个媳妇跑，周围的一切生命都像停止了。

2

一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村里人就知道那几个警察在街上转悠了。他们的腰间挂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铜块。他们在街心遇到一个中年妇女，就开始对她询问，一个警察随便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圈套在她头上，说那叫作P W高频测谎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测谎器。只要你一个字故意说错了，它就会发出一声怪叫。但那名妇女戴上铜圈就说不出话，铜圈一取下，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这是他们的仪器第一次失灵。

三个外乡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烦躁，他们让我带他们去乌攸先生的故居——一幢就要倾圮的四角祠堂去看看。乌攸先生的卧室从他死的那天起就被锁上了，一直没人进去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生锈的锁撬开。门一推开，就扬起一股厚厚的灰尘。室内的空气令人窒息，我们一进去就开始出汗了。屋子的一切都依照原来的样子保存完好，像是等待主人再次享用。墙上的一幅铅笔画已密密地爬满了白白的灰尘。黑色太阳垂落在黑河的苇滩里，两只鹭鸶在交喙。这幅画是过路的肖像画家给乌攸先生画的。乌攸先生爱装饰，爱干净，用磨得锋利的三角刀刮胡子，洗碗的时候总爱在腰间裹上一块黑油布。许多年之后当有人问起村里人对乌攸先生的印象时，他们的回答几乎一样。

像个女人！

警察没有找到对于重新审查乌攸先生案件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们发现所有的书架都空着。乌攸先生是爱书的。当村里的头领突然下命令把乌攸先生屋里的书全部搬到外面烧毁时，那些书整整烧了五个多小时，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着火焰把一缕缕纸灰往烟囱里送，火光将他们照得血红。只有杏子一个人哭了。杏子常常去乌攸先生那个祠堂看书，乌攸先生只教她一个人认字，不久她就从书上知道了一百零一种治麻疹的办法。

至于这场火的起因，有人说是头领喝醉了酒，另外一部分人就反驳说其实头领那天喝得很少。

3

乌攸先生那天的举动叫全村人都吃了一惊。他手里拿着一把刮胡子的七寸三角刀在全村最大的广场上和头领相遇了。人们看到他那副急不可待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在广场上守候多时了。头领把衣服脱了挂在一棵树丫上，露出棕黄色的栗树皮般的肌肉。乌攸先生握着刀像头野驴一样地冲过来，头领一侧身，挥拳猛击，第一拳就击中了乌攸先生的鼻子，鲜血四溅，像一只烂番茄砸在他的脸上。第二拳打中了乌攸先生的后脑勺，他向前摇晃了一下就栽倒了。那天清晨我打开阁楼的窗子，刚好赶上看这场格斗。聚集的人把广场塞得满满的，他们把头领和乌攸先生围在中间。乌攸先生从地上爬起来，他脸上的血已经凝结成块，他朝前走了几步，像小丑在马戏场上逗乐一样，踉跄着扭了几下，便仆倒了。

当三个外乡人从一个守林老人嘴里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们竟乐得跳起狐步舞来，那个穿裙子的少女冷不防在老人满脸络腮胡的脸颊上亲了一下。那天就是他把乌攸先生背回家的，为这事他老婆每天都要骂他一回，因为他背上的血迹已经无法洗掉了。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他那件发黄的衬衣上发现那个光荣的标记。守林人把乌攸先生放在床上，杏子就推门进来了，很显然她知道了那场格斗。她挨近床边，乌攸先生就冲她吐了一口血痰，她解开围裙，小心地俯身擦乌攸先生嘴角的血迹。守林人到现在讲起那件事依旧十分激动，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迷人的姑娘，简直像个人精。

乌攸先生在村里的地位很普通，尽管原先他有一屋子的书。起先村子里的孩子生了一种叫“湿风”的病，人们唯一的办法是把河里的污泥糊在炉壁上烘干给孩子做枕头。乌攸先生在村里竭力宣传说吃一种草药能治这种病，但是村中无人相信。乌攸先生没有法子说服村子里那些狂热的“枕头疗法”的崇拜者，便举了一个例子说：公牛很少得病就是因为它们常吃草。村里的人就决计让乌攸先生试一试。吃草疗法的灵验使乌攸先生的祠堂一夜之间成为医院。

4

乌攸先生的书被烧曾引起村里人对他医术的怀疑，但是乌攸先生记忆力惊人，他竟然能背出那些被烧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使他的医院不但没有倒闭反而更使人觉得神秘。杏子和乌攸先生整天形影不离。对于他俩的关系，人们众说不一，至少有人觉得他们的关系暧昧。杏子每天要到很晚才离开那幢四角祠堂，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片丛林。乌攸先生每次都送她，他们在林子里踩出一条路来，又亮又白。村里人渐渐开始喜欢杏子，开始崇拜起乌攸先生来，对于他俩的关系也没有深究下去，相反，他们觉得一切都在和谐而神圣的气氛中进行。当然，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没有一刻忘记他们的头领，头领之所以成为头领不是因为他懂得森林防火或是阴阳八卦，而是他具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和宽阔的前额。他是一只漂亮的狮子，村里的女人都这么说。当这个头领因为拉痢疾丧身后，村里的一个老人曾经跟我说过：有时他们尽管知道头领的演说是一种欺骗，他们也不禁要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在雪地里扫出一块空地玩猴把戏，乌攸先生和杏子站在边上看。他们看见头领笑嘻嘻地看着他俩，头领慢吞吞地说：我要杀死你们两个人。头领说话声音极高，但是紧靠在他旁边的人被玩把戏的那个丑角逗得前仰后合，没有听到头领的话。我的弟弟老K听到后，拔腿就往家里跑，他事后告诉我那天他简直跑得飞起来了。他一推开大门就摔倒在堂前的地上，还没有爬起来他就使劲地叫喊：“头领要杀死杏子和乌攸先生……”母亲像村里的每个妇女一样在纳鞋底时总沉醉在一种诗意之中，她也许根本就没听清老K的话，就“嗯咿哈”了两声。

过去了不少日子，村头的断墙中偶尔长出的几棵柳枝已经吐青了，隔着溪水的苇子，已经望得见远处山洼里的草汪汪地绿开了，村里人突然传说乌攸先生杀死了杏子。对于这件事情，谁都不怀疑，因为乌攸先生本人供认不讳。村里的人请来了两个见习法医，他们都是第一次解剖人体。他们把赤裸裸的杏子放在一张三只脚的乒乓球桌上，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杏子安静地躺在桌上，就像人们常看到她夏天浮在溪水里一样，脸色红润富有生气。这两个见习法医手足无措，不知从哪里下手。尸体足足解剖了一整天，被搅得不成样子，分割成大小七块，最后法医得出结论：

杏子被强奸时窒息而死。

5

三个外乡来的警察手段高明，那个穿裙子的少女已经把那本三十厘米长、五十厘米高的笔记本记满了。那天他们走访了枪决乌攸先生的执行者，一个叫作康康的青年。端午节的前一天，他听到村里的一个法官说，明天由他来枪决乌攸先生。他决定把祖宗传下来的一根双筒猎枪拿来修一修。那猎枪挂在母亲房间的墙上。他去取猎枪的时候，他母亲刚起床。她原来是个瘫子，她的病就是乌攸先生给治好的。她见儿子去动那支三十多年没人动过的覆盖着厚厚尘埃的猎枪，就问了一句：“去打野猪？”康康头也不回地走了。

康康精心地把那支猎枪擦了三遍，然后去铁匠铺子里把那根早已弯成三十度的枪管敲直。他在枪膛里装好火药和子弹，来到河边对着一头山羊瞄准。他第一枪就把山羊的肚子打了一个大腿粗的黑洞，他满意地笑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和弟弟老K从后院逃脱去看枪毙乌攸先生时，半路遇到了一个小脚女人。她走路带着小跑，样子就像踩高跷。乌攸先生被判了枪毙的一个多月后，我们才从她嘴里知道了那件人命案的真相：那天晚上她丈夫头疼得厉害，她拿了一沓纸去丛林的坟堆里烧，看见村里的头领把一个人回家的杏子按倒了。她当时离他们只有二十几步远。她说那天晚上静极了，微风把溪水里散乱的苇叶清香送过来，使人沉醉，林子里弥漫着乳白色的蜃气，月亮的周围有一层美丽的晕圈。她说：当她看见头领剥了杏子的衣服，最后扯下了那条白三角裤时，她激动得哭了。

杏子死后的一个多月中，她神情痴騃，茫然若失，她觉得再这样下去非发疯不可。那天清晨小媳妇叫喊着跑过村子的时候，她再也憋不住了，她决定揭露事情的真相，她发疯似的朝枪毙地点飞跑。

天上开始下起了小雨，围观的人有些就不耐烦了。康康在一名法官的示意下朝乌攸先生瞄准，法官将手中的红三角旗猛地向下一挥，康康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猎枪走火，烧黑的硫黄把康康胸前雪白的衣襟弄得一团漆黑。康康狠狠地啐了一口，重新装上子弹，乌攸先生似乎有些害怕，他努力地张着嘴，但他的舌头一个月前被割掉了。乌攸先生开始做手势，就在这时，康康的双筒猎枪又响了。

当小脚女人满身是泥赶到枪毙现场，乌攸先生已经被埋掉了，她看到了地上的血水和几根像猪鬃一样的头发。雨还在下着，远处有一队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穿着红衣绿袍正消失在河堤的另一边。

迷舟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先头部队突然出现在兰江两岸。孙传芳部守军三十一师不战而降。北伐军迅速控制了兰江和涟水交接处的重镇榆关。孙传芳在临口大量集结部队的同时，抽调精锐之师驻守涟水下游棋山要塞。棋山守军所属三十二旅旅长萧在一天深夜潜入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落，七天后突然下落不明。萧旅长的失踪使数天后在雨季开始的战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

引子

萧接到师部给他的秘密指令是在四月七日的上午。师部让他率三十二旅驻守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落。这个仅有几十户农家的村落像犄角一样突出在涟水拐道的河口，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地点。按照师部的命令，他必须于九日凌晨潜入小河村，尽快查明那里可以知道的一切详细情况。师部提醒他：既然我部已注意到这片没有遮掩的神秘区域，同样，北伐军对它也不会无动于衷。就在萧准备渡船出发的前夕，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四月八日，闷热的午后阳光使人恹恹欲睡。萧在涟水岸边的柳林里骑马独行。他经过棋山北坡谷底一片炫目的军用帐篷时，一匹枣红色的马追上了他。

警卫员拽住马的缰绳斜侧在萧的左边。阳光正对着他，他的双眼不能完全睁开，警卫员在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的枣红马上挺了挺身体，迅疾地举起右手掠过帽檐：

“有一位老太在旅部等着见你。”

萧继续稳稳地朝前遛了几步才拨回马头。天太闷热了，凉风越过山脊，从他的头顶上滑过，北坡谷底的空气是凝固的。警卫员还站在原地，他没有伸手捋掉脸上不断滚动的汗珠，而是怔怔地看着萧，等待着他的答复。

“你想个法把她支走——”萧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警卫员驱马朝前走了几步，压低嗓门怯怯地说：

“她，说是从小河来的。”

萧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没有搭腔。他已经策马朝旅部疾走，警卫员在离他十丈左右的尘土中紧紧跟随着。战争使他厌倦了那些令人心烦的琐事。他知道，因为战争中的阵亡，士兵的家属突然出现在指挥部里是司空见惯的，这些捏着写有儿子或丈夫姓名字条的陌生面孔会提出一些荒唐的要求：索取遗物或打听士兵临终前的种种细节。由于这支没有番号的部队从来没有保留任何阵亡将士的名册，这些可怜的百姓常常在下级军官的叱骂声和枪托的威逼下悻悻离去。尽管萧所在的师是一支精锐的嫡系部队，他也不得不常在供给奇缺的情况下在前沿阵地作战。他的部下有时像夜与昼一样更替得非常彻底，一群仅玩过鸟枪的庄稼人也被临时招募来履行最艰巨的狙击使命。在这几乎和以前一样寂静的午后，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

萧捏着马鞭走进旅部临时指挥所时，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来自故乡的老人。她是村子里的媒婆马三大婶，他离开家从军只有短短的几年，这位风流热情充满活力的女人一下子变老了。马三大婶对于村里大部分青壮男人的诱惑和慷慨大度曾引起女人间无穷无尽的纠纷。在战争的间隙中，她常常成为萧对故乡往事回忆的纽结。马三大婶是来向他报告他父亲的死讯的。

他的父亲一天傍晚在灶下生火，呛鼻的回烟使他想起很久没有捅一下烟囱了。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颤巍巍地拿着一根绑满稻草的竹竿爬上了屋顶。他在踩碎了三片瓦和两根烂椽后，摔死在灶屋的水缸里。萧在媒婆尖细的嗓门几乎是滑稽地描述了父亲的死之后，显得格外的平静。他没有丝毫突兀的恐惧和悲痛的感觉。他简略地回忆了一下父亲生前的时光，就向警卫员要来一支烟抽。他划火柴的手指有些颤抖，他知道，那不是源于悲痛而是睡眠不足。萧旁若无人地走出了指挥所，朝着系马的一棵老杨树走去，萧在解马缰的时候听到了身后脚步踩乱草丛的声响，那是警卫员不安地跟了出来。萧回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警卫员不由得止住了脚步。

已是黄昏时分，他独自一个人骑马从北坡登上了棋山的一个不高的山头。连日梅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浓重的暮色将涟水对岸模糊的村舍染得橙红。谷底狭长的甬道中开满了野花。四野空旷而宁静，他回忆起往事和炮火下的废墟，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写诗的欲望。他的父亲是小刀会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是绝无仅有的会摆弄洋枪的头领之一，他的战争经历和收藏的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军事典籍使萧从小便感受到了战火的气氛。萧的梦中常常出现马的嘶鸣和隆隆的炮声。终于有一天，他走到父亲身边询问他为什么投身于一支失败的队伍，父亲像是被碰到了痛处，回答却是漫不经心的：从来就没有失败或者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母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女人。对她来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孩子们的突然长大使她寝食不安。他哥哥去黄埔军校的前夕，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大声叱骂丈夫的放纵和对于战争的荒唐的预料而将儿子送上绝路。她突然变得专横和坚强起来。她将瘦弱的兄长和两只山羊一起关了三天。第三天深夜，萧偷来了坚固的木栅栏门锁上的钥匙。他哥哥几乎没跟他说什么话就踏着月光走了，当时他的父母正在熟睡。后来，母亲担心萧会走上他兄长相同的道路，就雇来一只小船将他送到了繁华的榆关镇，让萧跟他的一位表舅学医。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萧从哥哥出走的一连串麻烦中积蓄了经验。当萧准备跟孙传芳的一位部将当勤务兵时，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衣衫回到村子里。他的无声的告别使母亲误以为他是去邻村相亲。

暮色四合。凉爽的晚风吹来了涟水河潮湿的气息。他的白马在山头不安地躁动着，四蹄刨着泥土。和他遥遥相对的村子已经淹没在黑暗之中了。他的白马在跃下山坡的时候，他想起了前些日子在师部开会时听到的战报：三月二十一日攻占榆关的恰恰是他哥哥的部队。

第一天

萧和警卫员是拂晓渡河的。他们的船到达对岸时听到了村中传出的第一声鸡叫。萧将小船划向岸边垂落下来的枝叶繁盛的晚茶花丛，那是藏船的好地方。汩汩的流水轻轻地摇动着小船，一只黑色的水鸟倏地飞出，沿河岸低飞而去。萧在挂满露珠的藤蔓中觉察到了一丝凉意，浓郁的花香和水的气息使他心中充满了宁静的美妙遐想。他对这个美丽的村落不久以后给他带来的灾难一无察觉。

萧上岸后经过一片密密的竹林进入他所熟悉的村舍。村子的背后是西沉的弦月，东方曙河欲晓，在井边打水的女人没有认出他来。偶尔也有一些早起的老人咳嗽着从他身边走过，消失在薄雾里。村民对陌生人早已没有了兴趣，他们只是对补锅的风箱、弹棉花的马头木弓和换麦芽糖人的笛声感到亲切。萧横穿过那些狭长的弄堂和茅舍，没有人打量他，只是引起了经久不息令人战栗的狗的狂吠。萧平静的心中泛起了一层涟漪，但他很快又在桃花和麦苗的清香中陶醉了。

萧家的宅子在村子的最西边，他远远地看见屋子的门是关着的，走近才发觉开着的门上挂着一匹黑色的孝布。他掀开孝布走进院子时，他的母亲正巧手里擎着一盏煤油灯，两个黑影突然挑起门帘闯进来把她吓了一跳。不过，那盏煤油灯她还是紧紧地握着，当她认出长着一撮漂亮胡子的儿子时，才把灯扔在了离她大约有一丈远的阴沟里。母亲足足打量了一袋烟工夫，她发现儿子完全地变了。他的眼神和丈夫临终前的眼神一模一样，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球没有丝毫新鲜的光泽。丈夫从屋顶上摔进水缸在她心中引起的不祥的预感又开始泛滥起来，她将儿子领进灵堂的时候又烧掉了三沓黄纸。她的举动不是出于对丈夫的哀悼而是为儿子消灾。萧在父亲的棺木前重重地跪下了。他宁静的心绪没有被灵堂的肃穆气氛扰乱，在他看来，父亲在他的那支队伍消失后隐居在涟水之北的村舍之日起就已经死了。他唯一感到内疚的就是离家前对母亲的欺骗和轻蔑。他凝望着母亲瘦削的肩膀，大梦初醒似的意识到了战争带给他的变化。他感觉到像是有一根纤细的鹅毛在拨动内心深处隐藏的往事，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站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了一股香灰和黄纸的气味。

母亲发现儿子面容苍老，头发蓬乱，就给他找来了一把木梳和剪刀，强迫他将胡子收拾干净了。萧若有所思地问起父亲的灵堂为何这样冷清，母亲说，父亲后半生几乎足不出户，不爱结交俗人。由于战争，远近的亲戚早都没有了音讯。家中空余的房屋和后院她只是在重阳节才去赶一次耗子。现在潮湿的地面上也许已经长满了水草和苔藓。萧对母亲说话时的啜泣无动于衷。萧又询问母亲关于葬仪的一些事，母亲像是没有听见，半晌没有回答。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此沉默了。

这是他和母亲最长的一次谈话。

午后，萧和警卫员查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一个异乡人，他暗自庆幸北伐军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涟水之北偏僻的村落。这个村子至少已有一千年没有受到战火的侵扰了，村民们相信它的宁静会像日复一日流逝的涟水向远处延续。他们丝毫没有联想到在清晨引动狗叫的两个陌生人和战争的瓜葛。在傍晚牧童的牛蹄声中，在屋檐下的阴影逐渐拉长的井边，人们只是传说着经年未改的往事。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萧准备去涟水河面察看地形，警卫员向他报告说，一个来历不明的道人在村子中央的扇形晒场上，他算卦灵验，使那里的人越聚越多。

萧和警卫员从人群中挤进去的时候，晒场上的人出于对陌生人的恭敬，给他们让开了一条缝。老道正在预测村子的凶吉。他的牙齿几乎全脱落了，说话含糊不清。他的打满补丁的长衫上积了一层厚腴的油垢。他的面前铺着一张旧黄的旗子。由于墨迹的渗透，旗子上爻、兑、震、巽的字样已经模糊不清。老道盘腿屈膝坐在沙地上，他的脚边堆放着龟壳和蛇皮以及治疗跌打损伤的膏药，另外还有两座可以转动的轮盘和一只撒满黄米的畚箕。

老道沉吟了片刻，然后咕哝了一阵谁也无法听懂的话，朝等着预知村舍未来的虔诚的村民挥挥手：天蝎南游，双鱼北走，摩羯安西，处女嫁东——战争已经过去。

萧的腮边挂着轻蔑的不易察觉的笑意。他觉得人们总是生活在幻觉里。对于他来说，未来已经悄悄地向现在延伸，战争已经开始了。对村民的怜悯并没有扫除萧对自身迷惑的阴影。他同样也生活在一种幻觉里。今天拂晓他踏上薄雾中的小船，遥望对岸熟睡的村子，曾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他不知急于回家是因为父亲的死，还是对母亲的思念，或者是对记载着他童年的村子凭吊的渴望。他觉得像是有一种更深远而浩瀚的力量在驱使他。

晒场上的人陆续散去了，天慢慢地黑了下来。萧觉得老道不像是北伐军的密探，在老人收拾包裹和杂物的时候，萧不经意地在道人脚下扔了一枚铜板。道人没有理会那枚在沙地上无声滚动的铜板，也没有停止拾掇，他抬头瞥了萧一眼：客官莫非有意算一卦？是婚姻还是财路？

生死。

萧说。他点燃了一支烟。越过那些低矮的紫穗槐树丛，他的目光注视着远处涟水河面弥漫着的空蒙的蜃气。道人在掐算萧的生辰八字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当心你的酒盅。

道人含糊地说了一句。

当天晚上，警卫员拎来了两瓶土烧和一包牛肉。像往常一样，警卫员在萧的面前放了一双竹筷，一只陶瓷酒杯。他坐在萧的侧面，两手垂放在桌沿上。萧将酒杯推到警卫员的面前并给他斟了一杯酒，自己点上了一根烟。

警卫员像个姑娘一样翻动着细长的睫毛，偷觑了他的长官一眼，迟疑地端起了酒杯。萧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双目诡谲的光芒。

警卫员一定看穿了自己的胆怯，萧想。尽管他的警卫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按捺不住的烦闷和惆怅。

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萧看见母亲身后一个女人秀颀的身影迅速踅入灵堂冥幽的暗光中。

第二天

昨天在母亲身后消失的那个女人激起了萧无穷的联想，当时他像是在夏季的热风中闻到了一阵果香那样贪婪地吸了一口气。在第二天举行的他父亲的葬仪上他们再次相遇时，他才认出她来。

那天晚上，萧在灵堂喧嚷的哭泣声中进入了梦乡。午夜之后，一只调音的胡琴将他惊醒。村子很久没有死人了，这些为死人吹奏丧曲的乐师们失去了往日的默契。技艺的荒废使他们只能摆弄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嘈杂的音响。萧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不协调的音乐使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萧借着从朽浊的窗骨中泻进来的月光，发现怀表的指针指向三点。葬仪正式开始的时候，萧就紧跟在那些乐师的后面。他还没有完全从睡眠中醒来。月光被疾速移动的乌云遮住了，他的脚步有些蹒跚。晚风中混杂的刺树和青草的气息在他周围酝酿着。他注视着远处影影绰绰的山影，回忆起他在表舅家度过的那个炎热的夏季。

由于哥哥的猝然从军，在母亲的威逼下，他随一只过路的小船来到了涟水和兰江交接处的榆关，跟他的表舅学医。他的表舅是一个温良敦厚的中医。他平素四乡浪迹，行医谋生，妻子在一次难产中死去，他苦于女儿无人照料，在榆关临江的街面上开有一爿药铺。萧来到榆关的最初一段日子里，总是处在极度的不安和焦躁之中，他在临江而筑的竹楼里翻阅一本本发黄的医药典籍时，只有人体的插图偶尔能引起他模糊的兴趣。在夏季炽热阳光的辐射下，他从窗口远眺江面静止的帆影，耳畔常常响起杂乱而急促的马蹄声。随着日晷的长短伸缩，时间悄悄地流走了，他的舅父发现他对药理和书籍的兴趣不大，就让他学习针灸。这天晌午，天空突然布满了阴云，隆隆的雷声使他在竹楼里坐立不安。他的表舅出诊未归，萧正在一只冬瓜上练习扎针的时候，表舅的女儿走上了竹楼的书斋。她是上来找一把红纸的雨伞的。在她拿了伞要下楼的时候，她看见萧一针接一针地将冬瓜戳出一汪汪清水，就走近萧的身旁，给他示范针灸的扎法。萧那天从渡船上踏上榆关码头的时候，她和表舅来接他，他错过了一次认识她的美丽的机会。由于他对母亲的怨恨和炎炎烈日的蒸烤，他看都没有看她一眼。现在，这个叫杏的姑娘用食指、拇指、中指捻动那根细长的银针，萧忽然觉得喉头涌出了一股咸涩的味道。他的眼睛无法从她那白皙细长的手上挪开了，那根针像是扎在了他的脉上，他闻到了屋子里越来越浓的清新的果香。杏几乎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就离开了竹楼。她走后留下的气味像是凝固在这个竹楼内。在萧度过的这个夏季漫长的独坐中，这种气味一直没有消失。

表舅按照他行医的经验苦心孤诣地给萧安排了一次次的练习。他扎了两个星期的冬瓜后，表舅让他试着在一只兔子身上进行练习，他觉得心绪突然变得比先前还要糟。手里活蹦乱跳的这种动物要比冬瓜难以伺候。他当着表舅的面，只能小心翼翼地将针插入它的颈脖和肚子，表舅一旦走开，他立刻不知轻重地乱捅一气，他几乎每天都要弄死一只兔子。表舅在萧面前的摇头叹气越来越频繁。他终于放弃了让萧学针灸的念头，开始让他学习搭脉。使表舅感到意外的是，萧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学会了。

夏末的一个中午，表舅在书屋午休的时候，他来到了竹楼下的院子里。杏在银杏树下的一只躺椅上睡着了。她手里拿着一本关于节气传说的书，那本翻开的书在她胸脯上起伏着。帮痴騃地坐在离她很近的竹凳上，凳子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使他吓出了冷汗。她另一只手在椅背上无力地垂着。萧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涟水的河面上传过来划船的桨声。一只困倦的白蝴蝶在他眼前飞过，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纤柔的指尖，然后将手搭在她的脉上。他觉得她乳白的皮肤下血流得很快。她一定不会醒来的，他想。

她真的就没有醒来。

在以后动荡的戎马生涯中，他躺在静谧的山洼里注视满天星斗、吞嚼草根和树叶苦涩的汁水时，他也偶尔记起了那天午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飘飞的时间，他回想起他的指尖轻轻抚过她光滑的手臂，解开她领口的第一只纽扣时令人心醉的一幕，突然觉得杏也许是醒着的。这个念头从此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现在，他又闻到了那股果香。

当棺木在墓地上停稳后，送葬的队伍缓缓朝这个开满梨花的低矮的土坡围过来，萧似乎觉得杏就在这个稀稀落落的人群中。他的脊椎骨上像是爬上了一条冰凉的水蛇。葬仪之后，他从母亲的口中知道，杏已于月前嫁到了小河村，她的丈夫三顺是一个兽医，这个能掀翻一头黄牛的青年对兽医这一职业有着发狂的嗜好。他通读《医学词典》《本草纲目》，另外还专门研究过很少有人读懂的《黄帝内经》，他在榆关镇的街上和萧的表舅邂逅之后，老人立刻被他渊博的学识吸引住了。当这位老中医得知三顺将给人治病的方法移植到畜生身上取得成功后，不由得感慨相见恨晚。他们在街角的一爿茶馆里谈到深夜，这次偶然的相遇便促成了他美满的婚姻。

父亲的棺木轻轻地安放在撒满铜钱和黄纸的墓穴中。一个拄杖的老司仪递给萧一把铁锨。萧铲了一块泥土撒在父亲的棺盖上。萧突然觉得背后有一种灼人的目光在打量他。他稍稍地偏转了一下视角，转过身，看见杏穿着孝服站在母亲身边。杏的背后是空空荡荡的田野。一棵孤零零的合欢树上憩息着一只喜鹊和一只绿头翁鸟。

墓地上参加葬仪的人陆续散去。杏和母亲在墓前栽下几棵湘妃竹和一棵雪松。萧站在一片黄灿灿的油菜地旁，杏和母亲之间无言的亲密使萧的心头掠过一阵宽慰的意味。萧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墓前，把剩下的被露珠打湿的黄纸烧掉。他用一根棍子将那些在灰烬中卷缩的纸片挑起来。四月的风吹起了这些纸片，有几团灰白的纸烬随风滚到了新栽的雪松旁和杏的脚下。杏正弯下腰用脚踏平树根的新土，她将那些吹过来的纸灰踩进土里。顺着纸团滚过来的方向，她抬头瞥了他一眼，很快。萧蹲在杏不远处的侧面，除了杏秀颀的身体轮廓外，他的眼前一片空白。

他们回村的时候，母亲和杏走在萧的前面。警卫员也许还在熟睡，萧听不到背后跟随着的熟悉的脚步声，有点不习惯。但他眼前的天空却陡然变得开阔起来，他似乎觉得一切都在他的视野之下。

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在他的背后，太阳刚刚升起。

第三天

葬仪结束后，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清新的阳光在中午前后渐渐地增加了它的热度。眼前正在农闲季节，麦苗还没有抽穗，柳树的稚嫩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耐不住闲暇的农人漫不经心地给桃树和桑木剪枝。午后，村子比夜晚更加宁静。杏去村后的茶林采摘雨前茶，她瘦削的身影在远处闪闪发亮的沟渠旁成为一个静止的黑点时，另一个人也走过村后的木桥，依她的原路朝茶林走去。

这是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天。萧依旧起得很早。马三大婶来到他家院子里的时候，萧正蹲在阴沟旁用盐巴刷牙。警卫员还在熟睡。由于前天晚上的贪杯，出殡的时候，嘹亮的号声和人群的嘈杂没有惊醒他。眼下战情急转直下，部队的每一个将士都感到空前的疲倦，萧平素对下属总是极其严厉，但他性情温怜的一面总是被深深地藏匿着。萧曾一度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反应迟钝表现出极度的恼怒，但战争使他周围一些熟悉的面孔相继离去之后，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就成了他纷飞战火中唯一的伙伴。他在渐渐容忍了警卫员的愚钝的同时，发现自己和这位沉默寡言的下属关系日渐亲密。马三大婶是来借一只细眼的筛子的。她说去年积陈的菜籽生满了白虫，她准备把这些菜籽筛净后送到油坊去。马三大婶拿了筛子没有立即离开，她正想对萧说些什么，萧的母亲从地里锄草回来，她的头巾上落满了湿漉漉的花瓣。马三大婶忙着和母亲搭讪，从院子里盛开的木槿说到了涟水的涨落。马三大婶和母亲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朝萧瞥过来几眼。尽管这位昔日的媒婆已经失去了往常的秀丽姿容，但她诡秘的眼风依然使萧回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模样。马三大婶从遥远的山村嫁到小河村来的那一年秋天，她的丈夫突然跟一只过路的船走了，从此一去没有了音讯。村里人都在传说他是看上了船上的一个洗碗碟的女用人才走的。知道底细的告诉她，她男人是耐不住眼下越来越紧的饥荒去投了军。这样的猜测被证实是在三年以后，她丈夫的尸首被几个陌生人送了回来。村里的女人用眼泪来安慰这个本分的小媳妇的同时，村里的男人也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安慰她。没过多久，村里的女人就和她反目为仇。这个几乎和村里的所有女人结下了怨仇的年轻寡妇和母亲却相敬如宾。萧记得他的母亲常常带他到河边她的孤零零的小屋里去。女人间的许多事萧当时没法理解。一天深夜，母亲大口大口地吸着纸烟卷和马三大婶相对而坐。她们低低地叙说着早已消逝的往事，大部分时间，她们彼此不说话，各自揣着心事，陷入了冗长的回忆。墙根油虫的鸣叫陪伴着她们。萧在这两个羊羔子一般亲近的女人的静默中感到无聊。他伏在母亲的膝上进入了梦乡。天快亮的时候，巡夜人的敲更声音提醒了她们。萧清晰地记得马三大婶俯身吹灭桌上摇摇欲灭的油灯时垂向桌面的软软乎乎被青衫包着的乳房，以及黎明中的晨光渐渐渗入小屋的情景。

马三大婶替母亲掸了掸头巾上的花瓣，母亲回里屋去了。马三大婶把萧带到屋外。他们站在墙旮旯的一株盛开的杏花树前，马三大婶朝四周扫了一眼，压低了声音说：

三顺今天去涟水上游很远的水域捕鱼去了，两天后才能回来。

马三大婶说完，就提着竹筛走了。萧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这种羞涩在他模糊地懂得了男女之事后母亲在一个澡盆里给他擦身时也感到过。女人们往往把复杂的事想象得太简单，而把简单的事想象得过于复杂。萧伫立在墙角，他渴望从媒婆那里得到更多的关于杏的消息。马三大婶的背影逐渐消失了。他悻悻地回到屋里。他坐在院内的两盆天竹旁，注视着天空缓缓移动的流云，处在一个极度兴奋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心境中。这种心境一直到他瞥见杏提着竹篮从河边的柳林里往村后走去才消失。

小河的村后是一大片辽阔的平原。平原的尽头被一线黑黢黢的防风林遮住了。杏的茶林在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土丘上，土丘的东边是一条深陷的大沟壑。沟壑水底长满了青草。萧远远地看见杏的身影在茶林里湮没了。四下里空旷而寂静，正午的阳光使草尖和麦苗的叶子微微卷起垂落着，追逐野鸡的猎人和黄狗在涟水河弯曲的河道上懒懒地走着。萧看见猎人在一个捡牛粪的老人身边停住了，像是向老人借火。那条黄狗就举起前足舔老人的裤管。他们聊了几句，就各自走开了。微弱得几乎使人难以觉察的风吹过来浓郁的茶香。

萧重新陷入了马三大婶早上突然来访所造成的迷惑中。他觉得马三大婶的话揭开了他心中隐藏多时的谜团，但它仿佛又成了另外一个更加深透的谜的谜面。他想象不出马三大婶怎会奇迹般地出现在鲜为人知的棋山指挥所里，她又是怎样猜出了他的心思。另外，杏是否去过那栋孤立的涟水河边的茅屋？在榆关的那个夏天的一幕又在他的意念深处重新困扰着他。

褐黄色的土丘像是清澄的水中露出的光秃秃的沙洲。萧在接近土丘的时候，杏几乎没有觉察到。从沟底贴水而飞的雨燕惊动了她。

萧轻轻地将她扳倒了。

在墨绿茶垄阴凉的缝隙中，他闻到了泥土的气息。他的激动不安突然消失了。他匍匐在被太阳烤得恹恹欲睡的大地上，听到了由远及近轻轻搏动的浑厚的地声。一阵和煦的风吹过，他默默地记起了一支古老的民谣。这种静谧安详的感觉没有维持多久，萧又重新被一种漫无际涯的深深孤独融解了。杏在他怀里啜泣着。萧觉得这哭声和她紧紧扣在他腰间的双手仿佛将他的骨髓都吸尽了，他浑身冰凉。她紧闭着双眼，就像熟睡了一般。他越是用力抱紧她，她就仿佛离他越远。他觉得自己深陷在一个巨大的泥潭里，他的挣扎只会耗尽他的生命。他浑身被热气笼罩着，与生俱来的分离的经验在年轻女人的怀中迅速地蔓延了。萧体味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疲惫。

一只水牛的犄角在沟壑的拐弯处出现了。随后出现了另一只角。牧童坐在牛背上，用光着的脚丫驱赶着牛虻。

放牛的少年没有注意到他们。

第四天

这天，萧像是梦游一般地走到了杏的红屋里去。

三顺还没有回来。傍晚的时候，涟水河上突然刮起了大风。

第五天

雨是深夜下的。萧在梦中听到了预示着涟水春汛的雷声。他醒来的时候，到处都是鸟叫，吸饱了雨水的硕大的刺树花蕾沉甸甸地落满了被骤雨冲刷得净朗的沙地。诱人的花香和雨后的骄阳使萧有了钓鱼的渴望，他将父亲久已不用的渔竿从床底下翻了出来。用燕竹做成的渔竿已经发霉，它的衔接处的铁皮也已经布满了潮湿的黄锈。萧从院里找来了鸡毛，将它剪成漂在水面上的鱼浮。萧在整理鱼线的时候，警卫员从屋外的树根下找来了一小瓶蚯蚓做鱼饵。很快，他们来到了涟水河边。

小河位于涟水的下游。涟水在汇入兰江之前的拐弯处，水势并不平稳，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菜叶和柳絮静静地顺流而下，只是在经过一些水底布满凸凹石块的水面时，才突然被卷进旋涡。在涟水的石码头洗衣的妇女看见萧在对岸的一处流水很急的地方垂下渔竿，都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她们说：萧离家才有几年，竟连钓鱼的本领也忘得一干二净，在那样的水面只能钓到水草。

萧没有听到妇女们的议论，却听到了一向沉默少言的警卫的忠告：

“这里水很急。我们还是往下游走走，找一块平静的水域。”

“在流水很急的地方能钓到箭鱼和梭子[1]。”萧说。

警卫员不再吱声。萧点了一根烟，他知道在这样的水域钓鱼需要很大的耐心。他记得父亲生前常在涟水河边这块水面垂钓，从日出到日暮，他几乎天天空竿而归。萧坐在那片被榛树覆盖的浓荫之下，凝视着从村子上空飞过的雁阵和静止不动的云朵。他的视线渐渐移到了村西的一堵呈直角的红墙上。那是杏的家。萧知道他只有坐在这个位置才能让目光越过那堵红墙，清楚地看见院内的一切。

太阳已经升高了。空阔的院子里寂然无声。堂屋的门关闭着，有几只雏鸡在廊下啄食。昨天夜里，萧离开杏的院子时，杏倚在门边痴痴地看着他。南风掠过水面，在竹林里引起了一阵簌簌的喧响。遥远而冷清的星群中是一弯朦胧的晕月。杏衬衣的纽扣没有扣上，头发披散在肩头。萧凝望着她，料峭的春夜使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寒噤。杏将黑漆大门掩上的时候对萧说：如果三顺今夜不回来，她明天就在院里晾衣服的绳上挂一只竹篮。

春阳温和地照临水面。萧不安地眺望雨后的院落。他没有看见院内晾衣服绳上挂上竹篮，却突然发现马三大婶正在河对岸村子的柳丛里向他招手。

“你找来的鱼饵太小了，而且是黑色的，”萧对警卫员说，“在这片水域鱼走得快，很难发现黑色的蚯蚓。走吧，我们回去。”

警卫员迷惑地看了萧一眼，他也正待得无聊，无风的天气使他昏昏欲睡，他帮助萧收拾鱼线的时候，像是对旅长的反复无常感到茫然不解，又像是丝毫没有猜透旅长的心思。来到小河的短短几天里，萧所经历的一切，他也似乎毫无察觉。

简直是个孩子。萧一边往回走，一边平静地想。

马三大婶咕咚咕咚地吸着水烟，将萧拉到一处无人的地方，好久没有说话。萧看到了她畏缩胆怯的目光正处处躲闪他，她踮着的小脚也有些颤抖。媒婆压低了粗哑的嗓门神色慌张地告诉萧：他和杏的事发了，昨晚杏的哭叫声惊动了四邻。

三顺是昨天深夜回来的。那是萧刚刚离开后不久。姗姗来迟的梅雨开始零星地下了。这个深夜归来的精明的兽医几乎是一踏进院门就嗅出了气氛的异常。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的鱼腥气和连日捕鱼带来的疲惫并没有妨碍他细心的揣测。他将笨重的渔网搁在院里的鸡埘上，没有理会杏给他端来的烫脚的水盆。杏蹒跚的脚步和脸上还未消失的红晕激起他心中狐疑的涟漪。他将杏带到里屋，放下了窗帘。杏的双腿轻轻地战栗着，她温爱地摸了摸他长满粗硬胡须的两腮，推说去灶下生火做饭，正要离开卧室，三顺一把拽住了她。他轻轻地用手一推，杏倒退了几步就坐在了床沿上。三顺麻利地给杏脱掉了衣服和鞋子，将她抱起来扔在床上，随手放下了帐子，吹灭了桌上的油灯。杏在黑暗中听到了解皮带的声音，这种声音没能给她带来往日的兴奋，却使她预感到了灾祸的来临，她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当三顺潮湿的身体一接触到她的肌肤，杏的身体立刻就像触电一样变得僵硬。

萧从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铜板放在马三大婶手里，他并不是想付给这位连日奔波的老人酬劳，而是为了让她在说话的时候能安定下来。马三大婶的手握不紧这些铜板，她的手指像小兽一样跳跃着，有两枚从指缝中落到了沙地上。

三顺用粗麻绳将杏吊在了梁柱上，他打断了六根柳条之后，杏说出了萧的名字。邻人被杏的哭叫声惊醒，已是子夜时分。他们涌进了那堵红墙的院内，里屋的门上了闩，他们从门缝里看见杏赤裸的身体被吊着，就开始砸门。门是新银杏木做成的，他们砸扁了门上两个巨大的铁环，门上裂开了一道口子，有人想从门上的豁口伸手进去拨动门闩，但他们突然停住了。从门缝中和裂口朝里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人群圈外的人根本不知道屋子里发生的一切：三顺用一把劁猪用的小刀在油灯上淬了淬火，在杏的下腹处迅速地剜了一下。动作熟练得像从木瓜中往外掏瓤。杏已经无力叫喊了。她的身体剧烈地抽搐了几下，就昏过去了。

马三大婶的水烟早已吸完了。她像是被自己的叙述惊得目瞪口呆，又像是对这位一向老实巴交的年轻人荒唐的举动感到永远的意外。今天清晨，好心的几个女人将昏迷不醒的杏用小船送到了她娘家——榆关。对于这件事，村里人并不感到新鲜，将不贞的女人阉了送回娘家是常有的事。马三大婶没有告诉萧更多的实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已经在村里失踪的三顺曾四处扬言要杀死他。

第六天

尽管萧知道了三顺已经在村里失踪了，昨天下午，他还是拎着手枪到杏原先居住的红墙内转了一圈。院内依旧空阔。就在他准备离开这幢散发着奇异果香的红屋时，他发现有一个人影在竹林里闪了一下，他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枪。枪内共有六发子弹，他现在变得异常的暴躁，直想找个人将这六发子弹射出去。竹林的稠密的叶子像是打了个寒噤似的动了一下，警卫员从里面走了出来，萧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他们回到家里时，警卫员极其小心地提醒萧是不是该回棋山了，因为大战即将开始。萧愤怒地将手枪的枪柄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母亲被屋里的声音惊动了，推门走了进来。她已经知道了村子里发生的一切，她想找个机会和儿子谈一谈。她惊恐地看见萧愤怒地瞪着警卫员，她走到桌边将手枪抓过来顺手塞进离她最近的一只抽屉内。

萧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跟出来。她觉得一定得和儿子谈一次，因为她相信：既然三顺扬言要杀死她儿子，他一定会做到的。她深知这位异姓家族后代的秉性。三顺的父亲原来也是一个本分的打鱼人，他曾经为一次微不足道的口角挑起了一场三四十人的格斗。萧没有意识到母亲跟着他。他走进父亲生前的书房，就将房门关上了。

在父亲葬仪之后，从来没有人走进这间阴暗的尘封的屋子。萧点亮了桌上的油灯，挑亮了灯芯，灯芯上积满了灰尘。萧坐在父亲的写字桌前，凝望着父亲的那张挂在墙上的半身像。画像的边缘糊上了一圈黑框。黑框是用一方幔布精心剪成的。他仿佛看见了母亲在油灯下细心缝制的身影。这个村子里的人还不知道世上早已发明了照相术，他父亲的像是请一位卖膏药的郎中画的，这位江湖画师把父亲的眼眶画得浅了一些。另外那套马褂也似乎太不合身。他能够从这张走了样的画像中看出画师在他父亲的眼神上耗费了匠心。这种深透而坦然的眼神是他曾经非常熟悉的。他离家出走的前夕，父亲正躺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阅读一个姓梅的古行吟诗人的诗抄。父亲的后半生几乎天天都要捧起这本诗抄，他知道哥哥去黄埔军校曾得到父亲无言的赞许，他渴望父亲能像往日一样看穿他要从军的意图，从而给他指点。那天他围在父亲的身边踯躅了好久。父亲没有注意到他。这时，他从庭院的门中看见了远远的被太阳照得炫目的涟水河，河滩赭黄的沙地，沙地上搁浅的小船，和他一起去投军的一个同伴正在向他招手。那是黄昏时分。他一直没有弄清他给孙传芳的一个部下当勤务兵的时候，父亲是否也表示了默许。后来在频繁的战事中，他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无意之中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父亲褐红色的坐椅被磨成了浅黄，雕花红木制成的高大书架依然明澈得能照见人影。他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父亲临终前的手稿翻着，那手稿压在一柄刻有“涟水糯墨”的砚台下。在他翻阅的一瞬间他突然看到这本父亲用来临摹汉魏碑帖的毛边纸簿中抄录了父亲写给兄长的一封书信。由于毛笔吸墨不多，字迹显得过于苍劲、粗粝。萧在这封信的最后几行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萧的父亲写道：我不再奢望能见他一面，他的军队不久就要覆没，我现在不像以前一样担心，担心听到他的死讯。

萧觉得自己的脊椎像是被针刺了一下。尽管他的父亲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多少责备他的意味，他还是感觉到了耻辱。他在父亲的桌前呆呆地坐着。下午的时光像沙子一样流走了。他天生的高傲和倔强使他强迫自己镇定起来，他像是第一次从小河这些天浑浑噩噩的梦魇中苏醒过来，本来他已不再期待什么了，现在，强烈的好胜欲望使他想立即赶回部队。他回忆起不久前看到的一份前线的战报，孙传芳的部队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已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七十二师、三十一师的不战而降在本来就军心涣散的将士中投下了无法消除的阴影。萧似乎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向他袭来，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的任性和醉心于幻想的秉性使他寄希望于不久后开始的战役。他想，既然自己已没有其他出路，他只有铤而走险。他不知道这种荒唐的愿望是出于对父亲的怨恨和嘲笑，还是乞求父亲的在天之灵对自己的错误抉择给予原宥，他决定立刻赶回棋山。

就在他站起身准备离开父亲书房的瞬间，他意念深处滑过的一个极其微弱的念头使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他想到了杏。

他的眼前出现了杏那温柔而迷惘的目光。像是一阵清冽的果香在他面前飘拂而过。他回忆起在榆关过的那个炎热的夏天，临水而筑的药房竹楼。他想起了在纷飞的战火中她影子重重叠叠地闪现的时刻，想起了他来到小河的这些天给她带来的灾难。一种深深的原罪感在他的心头暗暗滋长了。

傍晚的时候，萧告诉母亲他今夜将去榆关。母亲对儿子的话没有感到意外。她知道自从萧去榆关学医的时候起，他的灵魂就被那个表舅的女儿悄悄地偷走了。她坐在桌边没有说话，无神地看着萧，身体有些颤抖。警卫员喝得酩酊大醉，他像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了萧要去榆关，他挣扎着伸直了双腿，准备从床上坐起来，但他刚刚微微抬起了头，又重重地摔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榆关离小河有二十里水路，一个晚上来回足够了。萧走出院门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走过村子中间空空荡荡的扇形晒场，看到了上灯时分涟水河边零星的渔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加快了步子，他的耳畔传来了渐深的夜色中舂米的木桩敲击石臼的声音。

他来到涟水河边，正要去那片洒满夜露的晚茶花丛解开船缆的时候，黑夜中像是有几十个黑影迅速地在他身后闪了一下。萧回过头，看到了三顺和几个他不相识的人手持杀猪刀朝他逼过来。

黑影慢慢地朝前挪动着步子，九寸长的刀子在他们手里跳跃着。萧已经退到了河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涟水河静静地流淌的水声。他徒然地将手按在腰中空空的手枪皮套上。由于一阵忙乱，他出门时竟忘了带手枪。那支装有六发子弹的手枪此刻正关在卧室桌子的抽屉里。三顺没有走上来，他倚在一棵刺树下，嚼着树叶，冷静地看着他手下的人将萧围起来捅死。突然，他吐掉了嘴里嚼烂的碎叶，迅速地朝萧走过来，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你的那个警卫员呢？

围着萧的几个黑影也像是猛然醒悟过来，他们立刻撇下萧钻入丛林，四下小心地搜索起来。他们现在相信，警卫员似乎应该就在附近。三顺用刀尖支起萧的下巴：

你的那个警卫员在哪儿？

他喝醉了——萧平静地说。三顺从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不一会儿，钻进丛林里去的人又一个个闪了出来，他们身上沾满了蛛网和露水。这时，月亮从云层里出现了，他们彼此能够看清对方的脸，三顺知道他手下的人没有搜出什么。

他满心狐疑地打量了一下萧，他对萧回部队不带警卫员感到茫然不解。他的目光紧盯着萧的脸，忽然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神色：

你是去榆关看那个婊子吧？

萧没有搭腔。他安详地看着跟前已经发生的一切，同时，他也明白那个阴冷恐怖的将来已经悄悄地来临了。

沉默又重新包围了他们。过了许久，萧听到了一声轻微的长叹，三顺已经将手里的那把杀猪刀扔进了涟水河，转过身径自走了。他在进入丛林前又回过头来朝他手下的几个人摆摆手：

放了他。

也许是萧对于一个已经废掉的女人的迷恋感染了他，也许是他内心深处莫名其妙的喜怒无常，三顺放弃了杀死萧的想法。

当萧朦朦胧胧地想到了这一切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在夜幕中消失了。

第七天（结局）

萧从榆关赶回小河已是次日凌晨，在天边泛出的紫红色熹微的光亮中，他依旧在那片晚茶花丛拴好了小船。迷蒙的水雾遮住了村子的轮廓，水牛在河边的柳树林里喷着响鼻。这是一个凉爽的黄梅天。萧轻轻地穿过弄堂的时候，狭窄的深巷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蜷缩在村里竹篱旁的狗没有吠叫，它们显然把他当成了熟人。萧不禁回忆起第一天来到这个村子时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清晨，昨晚河边的幸免于难使他在黎明的和风中感觉良好。

萧来到自家的院门前，母亲已经起来了，她正在清扫院子。萧和母亲打了个招呼，径直朝里屋走去。

他跨进房门的时候，警卫员坐在桌边等他。他正在感叹这个一贯贪睡的年轻人第一次起得这么早，警卫员迅速地拉开抽屉，抓起那支手枪对准了他。

萧起先还以为警卫员在和他开玩笑，但是他立刻从警卫员嘴角的一丝冷笑中感到了情况的不妙。接着他听到了这位一向不善言谈的警卫员迄今为止最冗长的一段话：

三十一师弃城投降后，我就一直奉命监视你。攻陷榆关的是你哥哥的部队，如果有人向他传递情报，整个涟水河流域的防御计划就将全部落空。在离开棋山来小河的前夕，我接到了师长的秘密指令：如果你去榆关，我就必须把你打死。

萧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硫黄的气味。他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但由于连夜奔波的疲惫和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造成的紧张，他的双腿失去控制地剧烈颤动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所有神经都绷紧了。喉咙几乎像被一团棉絮塞住了，他要说的话全被堵死在意识深处，这无异于是自己承认了背叛。最后他用不连贯的声调说了一句：

你可以把我押回去，让师部审问我。

警卫员狡黠地一笑：在你的军营里枪毙一个旅长会扰乱军心的。再说，大战即将开始——已经没有时间了。

萧没等警卫员说完，敏捷地蹬翻了那只桌子，一侧身跳出了里屋。他冲到院子里的时候，他的母亲正在把院子门关紧准备抓鸡。萧像是一只疲狼窜到了院门外，已经来不及拔闩了。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

警卫员握着手枪走近了他。

天已经突然亮了。黎明的暗红的光消失之后，天空飘飘洒洒地下起了小雨。面对那管深不可测的枪口，萧的眼前闪现的种种往事像散落在河面上的花瓣一样流动、消失了。他又一次沉浸在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深深的恐惧和茫然的遐想中。他回忆起道人闪烁其词的忠告，现在，迫使他跨入地狱之门的似乎不是盛满美酒的酒盅，而是黑乎乎的枪口，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丝遗憾。他看见母亲在离他不远的鸡埘旁吃惊地望着他。她已经抓住了那只母鸡。萧望着母亲矮小的身影——在抓鸡的时候她打皱的裤子上沾满了鸡毛和泥土，突然涌起了强烈的、想要拥抱她的欲望。他在听到枪声的一刹那，感到有一股湿乎乎的液体贴着他的肚皮和大腿往下流。

警卫员站在离萧只有三步远的地方，非常认真地打完了六发子弹。

[1] 体呈狭长形的一种凶猛龟类，鹦鹉嘴。

陷阱

我的故事犹如倾圮已久的废墟。建筑在一夜之间倒坍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已风烛残年，我不得不在宅子外面早已凋谢的园里度日，像绕着残墙椽木守望的蝙蝠。但我并不醉心于往日写满象形文字的房梁，也不留意天气预报即将下雪的消息。现在我确乎竭尽心力追溯往事。我知道，这很无聊，因为往事如烟。故事发生的那会儿我已经很不小了，是一个长胡子的青年，胡子不硬，但很帅。我的记忆就来自那些和故事本身并无多少关联的旁枝末节，来自那些早已衰败的流逝物、咖啡色的河道以及多少令人心旷神怡的四季景物，但遗忘了事件的梗概。从那时到现在，时间相隔不久。回望从前，我似乎觉得只是经历了一些事的头和尾以及中间琐碎的片段。甚至，这些湮没了故事的附属部分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但无论如何，我想，故事应该是存在的。我急于叙述这些片段，是因为我除此之外无所事事。就是这样。

故事是从她的自叙开始的，当时我和她并不相识：一个夏天，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六岁。清晨或黄昏，一群鹞鸟在橙红染向天边的林子上空盘旋，在落满楝树果的地上布下飘忽不定的影子。当时我已经注意到了曾被释迦牟尼阐述但又忽略了的禅悟：要想认识村子，必须试图找到一条从中出走的路并且充满仇恨。我没有惊动任何人，村子在熟睡。我站在早年被人们用来踩水的一堆木堆旁，回望那片模糊混沌被人们称为村子的域地。我想村子也许不是村子，它至多只是一个普通的寒碜荒谬的物体。我在梦中和一位卖网的老妪相识。她告诉我在团山的背后，有一群疯子在镇江。我不记得老妪的面容了，但对她曾在湘妃竹林里小解这一点记忆犹新：她的前面有一块湿乎乎的冒热气的沙地。在村外我看到了一些在村中难以想象的事物。一个下肢瘫痪的老人坐在蒲团上，在一条狭长的阴沟中钓鱼。他神色安详若有所思，没有注意到我在他身旁走过。当我经过一片稀疏的麦丛时，提着裤子的女人恰好站起来，粘在她披肩长发上的麦穗的芒刺使她隐藏若无。随后起来的是另一个男人，江中心沙洲上的白鹭和野鹤在我抬头的瞬间安静地飞走，而在同一瞬间，我看到那些坠满了铅砣的风筝在飘。一群孩子在被太阳烤得赭红的土坷垃里收线。他们全都神情贯注，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黑暗来临的时候，荒野上听不到一点声音。村子在东方遥远的地方消失了，夜晚美妙潮湿。我在异乡他域的一片肥沃茂密的水草上入睡，我相信我正在把村子里熟悉的一切遗忘。我的梦毕竟没有做成。父亲带着一帮人提着马灯找到了我，我痛恨而又钦佩起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粗壮的男人，因为我已经走得那么远了。我能够想象出他们怎样轮番把我背回村子，但更恐怖的事似乎远未发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没想到离开那个村子，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一切。但恐惧年复一年，永无尽日。我不能够指出那恐怖是什么，简单一点说，我觉得那天深夜将我抱走的不是我父亲，就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再说过多的了，也许从那时开始就弄错了，或者，我生下来之前，他们就弄错了。我为此永远出走。

在一条污浊的河道的高大的堤坝上，她向她叙述了这一切。我是一个窃听者。

她叫牌（这是在以后知道的），另一个窃听者被牌叫作棋。我知道，世界在那个时候已经发明了扑克和各种棋类，所以我对她们各自的称号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就是故事的引言部分。我介入到这个故事中来完全是阴差阳错，我只是一个旅行者。我离开那座后来倒塌的建筑出门远行，在地球棕黄或浅绿色的等高线上走了二十一天。我在横亘在面前的河边等待上船，像所有分布在大坝两边等候上船的人一样焦灼。我叼着烟在堤坝上散步，她的关于童年身世的离奇叙述被我听到，也是一种万分之一的偶然。我为此庆幸。我之所以想到结识这个叫作牌的女人，还因她有一双令人迷惘的眸子，我眼睛的余波游遍了她身上每一个成熟的部分，并让时间和视线在她的遮蔽物的边缘静止。我说过，那时我已经不很小了，能够隐隐约约地分辨美和欲念的一念之差。我的胡子很帅。

牌不是一个纯洁的姑娘，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直到我们相识已久，当我在苦心孤诣地计划着和她最后一次交谈的时候，她突然提出和我分手（在这之前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并且告诉我：美的东西并不光和善结伴同行，它常常是一种下流的外衣。这时我才彻底地消除了对她的外貌的不信任，当然我追悔莫及。现在，太阳阴影迅疾漫过堤岸，我意识到了时间的嬗递，也就是说时间让我摆脱了牌的羁绊时，我才想到了棋。她已经在刚才的某一时刻跟她不辞而别。在向天空弯曲的云河里延伸的堤岸上，她留给我一个失重的脊背，浓黑的长发遮搭的花格衬衫，谦逊地摆动着的臀。和棋的重逢似乎比和牌的分别要早一些时候，时值春分。我的目光追随着棋移动的时候，我背对着牌，我能够感觉到她仍坐在堤坝突出的畸石上，没有动。认识牌要比我预先想象的容易得多。她问我船什么时候来，我回答说只要你祈求，它总会来的。她又说等船的人都离去了，天也黑下来。我觉得这里没有回答的义务就没有吱声。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只注意河面。她没有说话。她把我看成一个等船人，一个无关紧要的搭讪者。这跟她没有注意到我潇洒的小胡子有关，我想，语言一旦凝结，一切成为多余。我懊恼自己的故作傲态成了她自然冷漠的阶梯。我紧张地搜索话题，我说你离家出走多久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恰好暴露了一个窃听者的卑琐。不过幸好她没有听见。我仍重复那句话。她看上去不是一个机智的逻辑学者，只是噢了一声。

河水在三天前，或许更久，暴涨过一次

是的

猫在嗅一只空瓶子里的气味在水边

一只空瓶上

你的眼睛很亮

很亮

到对岸去

到对岸去

你离家出走已多久了——

我的好奇相对于她童年故事的迷惑使我又拾起了那个中止的话题。我的担心和自卑感随之消除，因为她的智商不高。我预计她会喋喋不休地重复和棋叙述的往事，但是她的回答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对未知事物天生的恐惧。我注定落入圈套，我的离家出走完全是被迫的，她说。船来了，天色已晚，很少的几个人等到了她们盼望的船。牌在上船的时候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从她的回答中苏醒过来，所以无从回答。船开动了，河面漆黑一片，船头标杆上的航灯在夜幕中战栗。河的对岸是一座城市。我两只脚踏入彼土的灯光世界中，起先并不知道这一点，若干年以后，当我偶尔翻阅一本残缺的《地理概况》时，我得以重新整理我的记忆经纬。我和牌走上一条狭长的跳板，河的另一边的黄昏早已被悄然而至的夜色涂盖了，我们经历另一个时空。我怀疑仅靠幻想和回忆来连缀的故事是否可靠，我预感在这样一个灰蒙蒙的城市吸进的活气同样会被另一片高原的飙风荡涤殆尽，因为时序更替。牌在暗中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带你去看一个朋友。我说，好。我们沿着黄浊转成深黑的河道彳亍而行，刺眼的路灯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说记忆也许不是连续交接的长链，而是往墙上刷上一层层的油漆（我们已无话不谈）。牌没有吱声。看得出她对于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她只对不假思索地编织故事的神秘氛围自我陶醉。我的左臂不时和她的右臂相碰，因为路面凸凹不平我乐于这样：也许你是带我去找一个朋友吧（我知道这很无聊）。她说那位叫作黑桃的朋友住在城郊。她的反应总是慢了半拍。我感到了语言的阻滞和堵塞，我沉入冥想。空气中弥漫了一股氨水和烂苹果的气味儿，令人窒息的街道被闲人灌贮。有人借着霓虹灯看牌，橙红交错的灯光使那些已届耄耋的人披上了一圈鲜艳的色彩，他们手捏钢球咔嚓作响。妇女们坐在河堤上，把脚伸入咖啡色的河道，进行着另外一个世界的永无休止的争议。河里漂满纸角和空瓶。一樽高悬在河堤上空的巨大的圆形漏斗朝河中倾泻呕吐物。城钟已响，声音缓缓地在深巷和街道、房顶上厚厚聚集。弹吉他的少年歌手漫不经心地附和这些回呼。

城里的好朋友

我让他们自在

开怀喝足美酒

一觉睡得甜黑

此刻我正在出走

世界的荒漠——

我早已熟悉

这座空城，这样的黑夜

琴声如诉。灯光疏落的马路尽头，烂苹果气味儿中又掺和进牛粪的新鲜清香。远远的一带渔村若隐若现。网络交错的沟壑在梢末悬挂的月亮高处银铅色地闪动波光。我自以为来到了乡间。至少当我们发现城市夜色白光的地图上印上了一片巨大的温布尔森林的墨斑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座纯粹的城市。所有的城市，牌说，依照野蛮到文明的自然进程可分为燧人城、伏羲城、畸人城诸种。你所看到的是一座伏羲城。随着太阳的重新升起，城市将会逐渐消失。不过，牌说，它还算不上一个四维的区域。担着湿淋淋的谷物的乡下人和练太极拳的养老院老人在公园里相遇只不过是空间上的重合。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既无法见到早年在湖边临水而居的游牧部落，也不能和若干年后被聚丙乙烯和X光玻璃分隔的人们交谈。和畸人城不同一时，它缺乏时间概念。牌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的朋友黑桃应该是居住在城内的。我感到对于牌的疑惑正在诞生的瞬时，就被一种隐形的潜流制约了，因为，此刻，我们已经走到了城市边缘一座古宅的小屋前，牌在一扇墨绿色的门板上一连叩了四下。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位白发垂胸的长者一定是牌要找的朋友黑桃了。后来在我和牌的唯一一次通信中我忽悟他是城里唯一的一位遗忘心理学权威。大概是由于那些满屋子积满尘埃的线装书籍的困扰，抑或出于职业本能的通病，他对于牌和我的介入莫名诧异，并且摊开双手声称自己在遗忘心理学研究的收尾工作中是无暇接见任何一位来访者的。牌一时找不到有力的曾经和他相识的证据。她说在一个骤雨初歇的清晨，她在这间小屋的一张三脚木椅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时松枝摇曳，冰清玉洁。她的第二次拜访在三年之前，当然那天大雪封门。黑桃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由于天气中厄尔尼诺现象，这座城市至少有半个世纪看不到雪花了。不过，这不重要，黑桃说。他慷慨地打开了那扇半掩着的门，牌进入屋子后果然找到了那三脚木椅并且坐了下来。黑桃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站在牌的背后。黑桃的一举一动都在无意识地证明他意念深处对牌的顽固的记忆。他自身无法察觉，我想这大约就是任何一门心理学的局限吧。

城里的歌剧院正在上演一出哑剧

那是有关一个愚人节的故事？

七个印第安人回归城堡，他们手执戟矛

他们在傍晚碰到一个广告商？

他向印第安人通报城池即将陷落的消息

是广告商还是预言家？

印第安人依旧走他们的路

他说什么？

月明星稀，鸡鸣未已将有陨星坠落

是预言家还是厌世者？

印第安人止步不前困死城外

厌世者还是说谎者？

危险不来自天上而在于你意念深处的一次滑坡

一次巧合？

波尔琳——黑桃浅浅地低吟一声，从木椅上飘然而起。记忆一旦复燃，情人终成眷属。黑桃面目玄黑，枯身剧颤。对话使黑桃辨认出昔日的恋人，他悠悠地俯下身去，灰色的身影淹没了她紧闭的双目。他青筋暴突的大手探入她雪白的颈脖，就在我陷入尴尬境地无可逃避之时（因为黑桃熟练地撩开她的裙裾），遗忘中枢很快就控制了他。一切复如从前，黑桃退至椅边，木然而立。好吧，过了好久，黑桃说，谈谈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不知黑桃从什么地方看穿牌的心理，我被这位高妙诚挚的心理学家惊得牙龈发颤。我离家出走完全是被迫的。牌说。冰川纪已过去多年从来没有被迫的现象，黑桃说，不过你还是继续说下去。我原来居住的家是一座八角祠堂，是我们家族早年祭祀和族令的场所。草木枯荣，风雨时至，仪式早已不复存在，我开始有记忆时就居住在里面。我父母双亡。祠堂孤零零竖在村东的河边，我没有邻居，也没有远亲。因此，我平素一直没有跨出祠堂的门槛。一个晴朗的清明节，我站在窗口看河里的一位老人搭桥。河水浸没了他短裤的大部分，他其实不是搭桥，我想，而是用一些细长的树枝木棍架成桥的形状。一只山羊也许就能把他自命不凡的那座水上建筑踩塌。或者，他在玩一种水上积木的游戏。我终于走出了那幢宅子，来到河边。他正神情孜孜地将两根木棍连接的地方用红绸绑牢。那座浮桥上缀满了红红绿绿的绸结。

你的桥不牢。我说

它是给鸽子走的

鸽子能飞过河去

不用桥鸽子也能飞过去

它是给没有翅膀的鸽子走的

所有的鸽子都有翅膀

没有翅膀的鸽子没有翅膀

我说我同意你的。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时间走得很快。天色将午，我听到了从祠堂的瓦缝和砖墙中瓮瓮传出的喧哗声。祠堂拐角处的一簇木桃开得正旺，墙上的石灰沫剧烈地跳动，落入花蕊。整个宅子由于声音的振动明显地朝西斜倾，我踏上祠堂台阶厚腴的黑苔才发现，这屋子已经住进了另一些不相识的人。他们盘坐在地上、炕沿上、灶台上、红漆圆磙的梁柱上，像主人一样跷着腿。他们正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房屋年久失修而人口急剧繁殖是否迁入异地先请风水先生来算一卦预知凶吉以待解冻来年杀鸡宰狗完成壮丽庆典。我跨入门槛。恐怖传染开来，议论戛然中断，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们相向而立，我觉察到了这些人眼中伪善的诧异，他们在演戏，我已经看到了它的结尾。他们无非是造成一个他们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自然状态，他们自以为演技高超但又怕我看透。

你走错了

对，你走错了

这是我的屋子，我说。他们立刻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云。

你是一个要饭的

对，你是一个要饭的

这是我的屋子。我说。我知道他们非常害怕这句话。有些长者粘在嘴上的胡须掉了下来，其实他们年幼无知。

你来这里是非法的

对，你来这里是非法的

那些人又跟着附和，我想这伙人一旦有人挑头，其他的人立刻无师自通。我开始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当一只硕大无朋的秤砣从暗处飞来将我脚下的泥地砸成一个黑洞时，我才夺门而逃。那伙人将我逐到河边，我成了一名被逐者。我想到寻找救星还为时不晚，因此我一直朝北走。就是这样。牌说。

事情还没有结束。黑桃的脸上重新沁出亮光，问题就在那个为鸽子搭桥的老人。你中了人家的圈套。每人都有各自的归宿，你有什么理由轻率离开自己的栖身之所？要是井里没水呢？牌说，那你就应该等下雨。黑桃毫不含糊地说。你如今已成了丧家之——人，你将终身命定没有归葬之途。唯有遗忘可以拯救你。黑桃走至覆盖着黑色帏幔的书架前，随手取下一本书递给牌。牌看了看又将它扔给我。书名写在扉页上：《遗忘拯救艺术之道》。

你来到这座城里一定是贪图艺术家的虚名，在劫难中投身艺术那将更糟，它会整个地毁了你。这座城市是一个避难所，也是各类艺术大师云集之地。这些艺术家从一流教授、油坊工人、离婚案的公诉人、染布匠和失意银行家中蜕变而来，聚散离合，将这座傍水而立的蝇蝇小城挤得水泄不通。近年来，大量移民风抵云至的现象有增无减，每当晨钟敲过，在市立书店门前等着购买新上柜的《莎士比亚全集》的人到午夜方散，在电车上和公共厕所里高声背诵《唐·吉诃德》的不乏其人，而这座城市可供发表的书刊却凤毛麟角。法院每月受理的案件中大约有一千种和抄袭作品有关，市政当局在起草从事艺术许可证的文稿，并责成铁路局和民航局增加将这座城市的稿件运往外地的列车和航次。因为城市规划局已经向有关部门发出警告说，如果这种作品的增殖率不严格控制，那么不远的将来，这座城市将变成一座海拔为三千米的纸状山脉。消息公布的当日，就有两万名小说家向市专利局申请获得为该山脉命名的专利。

那么从事艺术意味着误入歧途？牌说，不然。黑桃陷入了往事的陈说：我原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家，我改行搞遗忘心理学研究是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次我在温布尔森林拍摄风景，一座白色的房屋在荆棘丛生的林中吸引了我。暗光从绿篱中滤入，使人难以察觉。黄狗蜷曲在房前草地上。光裸的少女倚门而立。我按下快门，可就在这一刹那，少女用右手紧紧捂住了本来被屋檐的反光遮盖的阴影。我知道这片风景是一个诱人的圈套，艺术家在这里只能搓手嗟叹。因为我在市中心的摄影画廊中看到了不下千幅这类白房子门前穿西装的少女的摄影作品，我为此拆机焚纸，踅入偏僻之角，设造心理学研究门牌。记忆是一切艺术之源，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黑桃摆了摆手，叼起一根烟卷结束了他的谈话。他猛吸了几口烟，把目光第一次移向我。他的双眸浑浊阴险，没有丝毫将我长期冷落的愧歉，相反他仔细辨认我的脸色。牌没有把我介绍给他是因为她对我一无所知。牌起身说告辞了，黑桃坐着没动。我走过去和他握手的时候，他似有难言之色：你已患上了时下正流行的爱情疾病，由于已到晚期，我不便多说。有救么？！我问。他全然不顾我的惊讶和不悦，继续说道：看来你已经爱上了波尔琳（牌），你的气质和遗传基因将使你终身不愈。一切都已注定，你所想的你得不到，波尔琳成了你众多记忆混合物的复制品。这都是你过于沉湎冥想记忆泛滥所致，你已不能自拔，爱情成为疑难杂症只是近年来的事，你生不逢时，以上的部分是真实事件。

我们离开了那扇墨绿色的门洞。离开了黑桃踏上故土三年之后，我收到了牌从遥远的温柔之乡寄来的信。她在信中提到我和她由邂逅而进入这座城市之前，黑桃就已死于非命。牌说她和我分手后偶尔在一方刻有“山高水长”的泉边巨石旁发现了黑桃的墓碑，因而我推测我们深夜拜访黑桃可能是一次幻觉。实际上，我们从城市坠入乡间温布尔森林的夜间并未找到她的朋友黑桃，而是目睹了一次平常的葬仪，现在，葬仪已经开始。

黎明时分。

灰色中早已暗下去的猩红沉渣，在森林的弯成弧形的谷道中将天空分割。在枝叶缥缈的松木尾际，我们意识到已经误入坟场。七个掘墓人和两个和尚擎着火把在离我们约十丈的地方停下来。我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模糊的经历就是这样开始的。火把照亮了一个灰色的沉寂世界。灰色的沉寂部分。松明溅落火星，将来已经存在。在我的另外一篇小说中，我将以下部分写成一个桃色事件。我记得在那篇题为《陷阱》的小说中将七个掘墓人写成了轮奸者。我告诉牌，尽管在整个暴力实施过程中，除了和尚之外，我同样是一名旁观者，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在我有幸读懂一位姓弗的老人的书后，我就不会那样幼稚而伪善地为自己开脱罪责。我对牌说，实际上我自己也参加了那个桃色事件。在小说中，牌对于自己并非被那些掘墓人放倒而是自己躺下来这一点确认不讳。同时叙述两个故事是不可能的，我已心力衰竭。

掘墓人依照早先画好的石灰的印迹，铲除了草皮和树根。他们泪流满面。他们在开始刨掘墓穴之前，在长方形的坑印上撒满了纸折的花瓣，洒上香水。两个和尚在旁若无人地自语，为死者祈祷。我说死者大概是一位少女，或者少妇。牌说，这不重要。在地平线遥远的喘息中，由远及近的嘈杂哀号吮吸黑夜的剩余部分——它使死者安息。天光大亮，我们和送葬的白色队伍相遇。沟溪旁流水浇灌九月的桑林。一抹远山被格成块状和弧形的黄花和荞麦衬映着。在铁皮网罩着的花园里老人为花木接枝，另一洼山沟的水杉林中是三三两两的红男绿女。微雨飘至，太阳没有升起，我和牌从送葬队伍中穿越而过。他们正向天空抛撒剪成方块的纸片。牌提醒我说我们正处于城市的边缘，这里的人们用报纸代替了黄色的方块纸钱已有多年。我在开满三色堇的路旁拣起一张，恰好是《城市新闻》报的中缝。正面是一幅广告的结尾部分，反面是一则寻人启事。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还没有完全从谷底出现尽头。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人眉宇间露出的难以压抑的悲痛，我也许会以为穿着溜冰鞋送葬的人是去参加一次盛大的庆典。他们溜得很稳而且西装革履。高大的灵车从我们身边缓缓而过，灵车的速度和轮的转动均由电脑控制。灵车的底部有新的滚珠轴承，中间装有十只滑轮，十二只晶体管，二十三节干电池，而牌坚持说二十四节，我同意了。灵车的顶部装有四只立体音箱。原来哀号是事先录制好的。牌推了推我（我显然由于染上痛苦而浮想联翩）说是否应该和送葬的队伍告别了。在我转身的同时，我看到了自己对于死者的猜测的荒唐可笑。我又一次钻入别人设置的圈套。因为死者是一条良种的丹徒郎猪。

牌说这很正常，你陷入疑惑是因为你多愁善感。问题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死者是谁而在于送葬。人们在世间的一切荣耀和耻辱都越过了时间的空当，跃入此刻，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

以下的都是不重要的了。不久我便和牌分手。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裤裆，我意识到自己裤子的拉链没有拉好，我拉上它，牌就走了。

和棋的重逢俨然是另一个故事，当时她已皈依宗教。我凝视天空的开阔就如正视自己的衰老。我已风烛残年。我在怀念牌的时刻，发现棋的背影常常和牌重合在一起。棋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对于这一点我无话可说。最后，当我思索棋是否存在时，我又遁入冥想，孤寝难眠。有若《圣经》所言：

你如何记忆着少女

褐色鸟群

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黎明和日暮仍像祖父的步履一样更替。我蛰居在一个被人称作“水边”的地域，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我想把它献给我从前的恋人。她在三十岁生日的烛光晚会上过于激动，患脑血栓，不幸逝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水边”这一带，正像我在那本书里记述的一样，天天晴空万里，光线的能见度很好。我坐在寓所的窗口，能够清晰地看见远处水底各种颜色的鹅卵石，以及白如积雪的茅穗上甲壳状或蛾状微生物爬行的姿势。但是我无法分辨季节的变化。我每天都能从寓所屋顶的黑瓦上发现一层白霜。这些霜在中午温暖的太阳光渐渐增强了它的热度时，才化成水从屋檐滴落。这个地带从未下过一场雨。另外，在漆黑如鸦的深夜我还能观察到一些奇异的天象，诸如流星做匀速圆周运动，月亮成为不规则的樱桃形，等等。我想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梗阻，那一定是时间出了毛病。幸好，每天都有一些褐色的候鸟从水边的上空飞过，我能够根据这些褐色的鸟飞动的方向（往南或往北），隐约猜测时序的嬗递。就像我记忆中某个医生曾声称“血是受伤的符号”一样，我以为，候鸟则是季节的符号。

我的书写得很慢。因为我总担心那些褐色的鸟群有一天会不再出现，我想，这些鸟群的消失会把时间一同带走。我的忧虑和潜心谛听常常使我写作分心，甚至剥夺了我在静心写作时所能得到的快乐。后来，我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我耳畔常常回荡着一种空旷而模糊的声响，我想它不会是候鸟渐近时悠长的哨子般的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它像是来自一个拥挤的车站，或者一座肃穆的墓地。那声音听上去像是落雪，又像是落沙。

有一天，一个穿橙红（或者棕红）色衣服的女人到我“水边”的寓所里来，她沿着“水边”低浅的石子滩走得很快。我起先把她当作一个过路的人，当她在我寓所前踅身朝我走来时，我终于在正午的阳光下看清了她的清澈的脸。我想，来者或许是一位姑娘呢。她怀里抱着一个大夹子，很像是一个画夹或者镜子之类的东西。直到后来，她解开草绿的帆布，让我仔细端详那个夹子，我才知道果真是一个画夹，而不是镜子。

我的寓所里从未有过任何来访者。她见到我并未遵循两个陌生人相遇应有的程序，而是表现出妻子般的温馨和亲昵。她说她叫棋。她在给我看她的画夹时顺便提了一句现在是秋天了。我的记忆深处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未就此而唤醒往事。我为秋天而感到高兴。她站在寓所的门前和我说话，胸脯上像是坠着两个暖袋，里面像是盛满了水或者柠檬汁之类的液体，这两个隔着橙红（棕红）色毛衣的椭圆形的袋子让我感觉到温暖。和棋的初次相遇就使我错过了一次注视候鸟的机会，我想，它们可能是在我和棋说话的时候飞走的。我徒劳的目光越过棋的双肩，投视远处“水边”青蓝的水线时，她问了一句：你在看什么？

那些候鸟……

她转过身朝“水边”的石子滩望了一眼，又用一种天真而老练的目光看我。

我将棋让进了屋内，接着我们就在两只矮凳上坐下，看她带来的那些画。那些画上也画着一些女人，脸形和身材与棋相似，也许就是棋的画像。她有时倚在一根电线杆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时她穿着夏装斜躺在海滨，也有一些画公园的落叶的，她跷着细长的腿俯卧在覆盖着厚厚叶被的迤逦小径旁。

她在给我看这些画时，两个暖暖的袋子就耷拉在我的手背上，这两个仿佛就要漏下水来的东西让我觉得难受。

这些都是你画的？我说。

不，是一个叫李朴的男孩给我画的。棋说。

李朴？

是啊，李朴。

我摇了摇头，我说我不仅不认识什么李朴，而且您是谁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恕我冒昧，我接着说，李朴给您赠这些画大概是想和您谈恋爱吧。不过，我又说，我对这些画也一样不感兴趣。

好哇。格非——

棋陡然坐直了身体，一字一顿地说：李朴你也不认识，我你也不认识，你难道连李劼也不认识吗？

我猛然一惊，我的如灰烬一般的记忆之绳像是被一种奇怪的胶粘接起来，我满腹焦虑地回忆从前，就像在注视着雪白的墙壁寻找两眼的盲点。我隐约记起来了，我和棋说的那个李劼相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是一九八七年……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别装蒜了，格非。你离开都市到这个锯木厂旁的臭水沟来才几年，你的神志竟垮成这样啦。我三个月前曾到你这里来过，你还答应给我看你的小说，还答应过其他一些事。你的记忆全让小说给毁了。

棋说完了这些话，静静垂手而坐，像是等待我沉入往事的梦境，又像是等待我从冥想中挣脱出来。

渐渐地，我眼前的这红色的影像模糊起来，但立即它又重新变得异常清晰。

好吧，我认识你，我说（实际上我想说：我认识你算了）。

棋显出满意的样子，她突然抬手在我脸上皱纹最深的地方抚摸了一下——这是一个仪式，一个我们本来就已相识的仪式，我想大概不会是所谓“情不自禁”。但是我立刻嗅闻到了皮肤相触的一刹那蛋白质释放出来的臭鸡蛋的气味。我觉得这种气味很不错。棋看了我一眼，又将画夹摊在她拢起的双膝上，她在看画的时候不断地注意我的神态，我想她一定是想知道我是否也在看那些画。她从那些画中挑出一张递给我，就是画着公园秋天的那幅。

这幅画上是什么？棋问。

一个人的背影。

还有什么？

枯叶子。

落叶象征着什么？

一个人的背影。

棋没有再问下去，她说了一句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懂画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棋又说：

你一点也不像李劼。

李劼？

他不仅懂画而且懂诗懂开密封罐头懂治疗牛皮癣甚至——他还懂不生。

不生？

不生是一种哲学，棋说。

我不懂。

晚上，棋没有离开我的寓所。当然也没有一对男女在一处静僻之所的夜晚可能有的那种事。整个晚上她都在静静地听我说故事，关于我的婚姻的故事。我想棋的聪颖机智使她猜测我在意念深处一定存在着某种障碍或者她宁愿称之为压抑。这是不是我们在看画时她发现的呢？整个晚上她充当了一个倾听诉说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角色，这也许不仅出于对我的怜悯，而且我似乎看出来我们都信奉这样一句格言：

回忆就是力量。

夜晚，奇异的天象没有出现。“水边”的石子滩变成一种冰莹的纯蓝色，就像化学实验中几种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后析出的某种蓝色晶体粉末。这些玛瑙似的蓝色石子泛出的冷清的光亮和故事的氛围大相径庭。

后来呢？棋问。

后来——我尽量用一种平淡而真实的语调叙述故事，因为我想任何添枝加叶故弄玄虚都会损害它的纯洁性。

后来，我就在那个卖木梳的老女人身边站住了。

那时正是四月，春天来得很迟。我看见积雪和泥浆冻在一起，高大的城市建筑物挡住了南下的寒流，形成了巨大的风的声音。那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商店霓虹灯上挂满了锥状的冰凌。我在企鹅饭店被一个漂亮的女人招引，不知不觉尾随着她走下了半个城市。我想处在我当时那个年龄被一个女人所迷惑是常有的事，但我决定跟着她走一段，仅仅因为我喜欢她走路的姿势。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呈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呈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呈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

我想这样一个在风中行走的女人要在火炉旁烤火或者在浴缸里洗澡不知是怎样一个模样，我还准备往下想下去时她突然站住了。我也在那个卖木梳的老女人身旁停了下来。

买木梳吗？

接下来离奇的事发生了。

我想那个女人毫无缘由地在街道上停下来，是因为我在意念深处产生了一种当时我认为是下流的臆想——譬如裸体之类。不过随之我又认为这个女人停在人行道上是由于她自己遇到了什么事，并非我的意念感应所致。

买木梳吗？

我在思索该不该买一把木梳，同时又朦胧地感觉到她不久就会回过头来。她果真回过头来。她的目光像是注视着我，又像是留意着别处。我回避着她的目光。我知道，心灵感应术曾在这个城市里风靡一时，人们只要在一所称之为“心灵感应中心”的地方训练三个月，就能用意念驱使幻想中的情人来到自己身边。有一些造诣精深的通灵大师还能使意念和星际相通。我心里意识到了一些隐隐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是只有当一个罪犯在明朗的月光下撬锁行窃才会有的。

我又感觉到她马上就会朝我走来。好像她在行动之前她动作的信号就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穿透冬天凝固的空气，预先告知了我一样。

现在，她正朝我走来。

我看了看岗亭上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警察。行人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没有注意到我正在遭遇的一幕。

她朝我走来干什么……

她迎面走来的姿势跟我刚才在她背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她的魅惑力像泉水一样从她浅黄色、深棕色、栗树色的衣饰皱褶中流淌出来。我等待着她走近，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她双腿轻盈地朝前迈动，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她是静止的，而我正朝她走近。

她在我跟前停下来，朝地面俯下身去。

她在我脚边捡起了一枚亮晶晶的靴钉。

后来呢——棋问。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捡起靴钉，转身走远，在人流中消失了。

棋审判一样的目光紧盯着我，让我觉得不舒服。棋说，你有自恋情结。我说大概有吧。棋沉默了片刻，继续说，事情好像还没完。我说，什么事情？

你和那个女人的事。

我不由得一怔。

那个女人捡起靴钉后，朝一个公共汽车站走去，她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电车，你没能赶上那趟车，但你叫了一辆出租车尾随她来到郊外她的住所——棋漫不经心地说。

事情确实如棋所说的那样，不过她说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叫出租车，而是租了一辆自行车来到郊外。

不过，我说，你是怎么知道事情还没完呢？

根据爱情公式，棋说。

爱情公式？

我想事情远未了结并不是棋所说的所谓恋爱公式的推断，它完全依赖于我的叙述规则。我之所以不愿意将这样一个故事和盘托出，是因为它触及我内心深处极其隐秘的角落，想起这件事就让人觉得不痛快。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件事。

我去车铺租自行车的时候，天空已经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在春天的幌子下布下寒流的种子。城市通向郊区的路一会儿就变得非常狭窄了。渐渐地我的车轮下露出泥土和煤屑混合的路面。路上行人和车辆渐渐变得稀少，雪花落在上面很快就积成了白白的一片。大路两旁的农舍和绵延的丛林突然出现在眼前。我前面那辆电车开得不快，我的自行车全速追赶，使它不至于从我视野里消失。

电车在郊区站停下后，天已快黑了。我想大概是狂啸的西北风裹着漫天大雪使黑夜提前了，她下车后就沿着一条低洼不平的路朝远处亮着忽明忽暗灯光的村舍走去，那个村舍在傍晚的雪中显出一带黑魆魆的影子。这条路不算很窄，但是车轮的印辙和马蹄踏成的圆洞在雪中封冻住了，形成一条条硬深的凹槽，我的自行车轮常常在这些凹槽上打滑，发出挡泥板和车架的黑铁碰撞的铮铮之声。她在距离我约有二十丈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走着。我们仿佛在路上走了很久，但是在郊外迷茫的雪原上，我很难看到它的尽头。我的自行车链条被坎坷不平的路面震得脱落过几次，当它最后一次脱落时，我的双手已冻得发麻。我不得不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重新装好。这一次，当我重新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她的身影已经在远处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狠命地蹬着自行车，它就像是一匹盲马跌跌撞撞地朝前疾奔。

这时，我的前面出现了另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这个人伏在车上显得很小。他也像是在朝前急急赶路。在这样一个寂寥无声的风雪之夜，遇到他让我觉得亲切。他的身影在路面上歪歪斜斜地画着漂亮的弧。在黑夜中，他像是一只黑蝴蝶，或者像一只蝙蝠在翩然飞动。

我的车轮又一次滑到了大路的边缘。大路和田野之间仿佛有一条很深的沟渠，我想这大概是农人为铺设排水管道而挖的。

我的自行车和他相错时，我觉得我右胳膊的袖子和他左边的一只擦了一下，我像是听到了一种轻微的刷子在羽绒布上摩擦发出的声响。

前面那个女人的身影终于又在我眼前出现。在雪夜中我分辨不出她的栗树色的靴子和浅黄色——深棕色的腰部衣饰的皱褶，以及她圆润的臀部呈豆瓣状分裂的节奏。她像一摊墨渍在米色的画布上蠕动。我不知道她的住宅是否就在我依稀能看见的灯光闪烁的村子里，我也不知道我究竟会被她带到一个怎样的陌生地带。但我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冬天晚上凛冽的风和远处传来的狗的吠叫使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大约又过了二十来分钟，她走上了一条窄窄的木桥。这座桥架在很宽的河道上显得很不坚固。我来到桥头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桥面上她刚刚走过去留下的靴印。那些半圆形的靴印在河边消失了。我想，也许是大雪将那些靴印遮盖住了——桥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我推着自行车不得不放慢了步子。

深黛色的河流在孤零零的木桥下冥寂地流淌。我竭力在桥上寻找她的影子。

这是一座一边有扶手的木桥。扶手的铁链连接着一些东倒西歪的木桩，像是被毁坏了的栅栏的残骸。西北风不断地吹散铁链上的浮雪，铁链在风中发出重金属滑碰的橐橐声响。我有时也偶尔扶一下那铁链，因为桥面没有扶手的一面边缘已经和桥下的黑影悄悄缝在一起了。夜色已渐渐地深了。远处一直在招引我的村舍的灯火也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我仿佛置身梦境，从一个很高的冰坡上朝山下滑坠。我似乎感到，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像是已经到了对岸，但我又觉得她像是仍在我前面不远的桥上——黑夜和风雪将我们分隔了。

我的平底胶鞋踩踏积雪在木桥上摩擦着，我的心情不像刚走上桥时那样糟，或许是因为我深信对岸就在不远处，根据桥面微微下斜的弧度判断，它离开我最多不过三四丈远。可就在这时，我站住了，因为我看不清桥面朝前延伸的灰暗的轮廓。我不得不摸索着桥的铁链朝前移动，但是突然我感到桥链也没了。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迟疑了一下，回过头。

有一个提着灯笼的人影朝我走过来。那灯光在稠浓的黑暗中像一只毛茸茸的小鸡。

他走近我的时候，我才看清他手里拎着的是一只马灯。他是一个花白胡须的老人。他在我跟前停下来，他的长须上结满了玻璃碴似的冰凌。

这桥你不能往前走了。

为什么？

它在二十年前就被一次洪水冲垮了。

老人将马灯抱在怀里，从腰间摸出一支旱烟管，点着了火。在马灯模糊的亮光中，我看见絮絮扬扬的大雪无声地落着。老人猛吸了几口烟，用手指指远处的河面：

那边有一座水泥桥。

我朝老人指向的地方看了一眼，在风中打了个冷战。

刚才有一个女人从这桥上过去了。

没有女人从这过去。

你是谁？

老人没有搭理我，他熟练地将旱烟管别在腰间，将马灯递给我，然后从我手里接过自行车。我们开始往回走。我想他大概是一个看桥人。

我守在桥头劝告每一个黑夜上桥的人，不听阻拦的人注定要走到河里去。

可是，刚才有一个女人从这桥上过去了。

我没有看见什么女人过去。

我们已经来到了桥头。我把马灯递给老人。雪花飘落在马灯的玻璃罩上化成水滴滚落。老人说你上车吧，我举着马灯照你一段，他说话的时候，呼出的气柱在空中迅速凝结了，宛如一束手电的光亮。我像是又想起了什么，我对老人说：

你们为什么不把桥拆掉呢？

还会有更大的一次洪水。

在我跨上自行车的时候，老人又对我说：没有女人从这桥上过去，你可能是在雪夜中看花了眼，雪的光亮会给人造成错觉，而错觉会把人领入深渊。

我就此和老人告别。他在桥头举着马灯，照着那已经封冻的路面。过了一会儿，我身后的灯光消失了，我又重新陷入黑暗之中。

我又想起了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我似乎看见她上了那座桥。她现在在哪里？那个老人是谁？那究竟是一座怎样的桥？也许等天晴了，我该重新到桥边来看看。我正想着，自行车又开始猛烈地跳动起来。我记起了这段路面。这路面被车轮和马蹄压轧成一道道深深的凹槽，车轮在上边不断打滑。我还记起了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我的耳畔又响起了我和他袖子相擦的那种刷子在羽绒布上划出的声音。想起那个像蝴蝶一般歪歪斜斜的骑车人，我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一些，因为我能够通过他把自己和现实连接起来，我担心自己是否丧失了理智，而处在一个桥边老人所谓的雪夜错觉之中。

我的自行车更加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下轮像是碰到了一个硬物上，我差一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的好奇心和探究心理使我停下车来，想看看那个硬物是什么。

那是一辆歪倒在路边的自行车。

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或许棋早已猜到了。她在我“水边”寓所的椅子上不安分地躁动着。她一会儿拿起她的画夹，一会儿哼哼唧唧地看着天花板，对我的故事显出极度的不满。

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结尾。棋说。

什么结尾？

你在路边发现了那辆自行车你马上意识到了是你刚才追赶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时匆忙之中将他撞倒的你开始四处寻找他的人影最后你在路边那个埋排水管道的沟渠里发现他的尸体。尸体已冻得僵硬他的脸上落满了雪花。

是这样。

我开始陷入了沉默之中。棋也呆呆地托着下巴，凝视着“水边”青蓝色的石子滩。夜色正潮。“水边”的凉气沿着远处水面朝公寓斜升的坡道悄悄越过窗格爬进室内，我感到一阵微微的凉意。我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棋在沉思中黑眼珠朝我突然翻动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你困倦了？我说没有。我想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面对一个姑娘独坐，大概不大适宜提出诸如睡觉之类的要求。我想我们都已忘记了时间，也许在天亮之前我们会一直这样默坐下去。我试着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来润滑一下现在多少变得有点尴尬的气氛，我觉得我的大脑像是一个空空落落的器皿，里面塞满了稻草和刨花。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棋在和我初见时谈到的那个李劼。

你是怎么认识李劼的？我说。

棋的脸上慢慢地浮现出一层红晕。她似乎立刻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她潮湿的眼睫毛参差错落，像一排芦苇的篱笆掩住了黑白的眼球。她用妻子般空旷而充满诗意的语调告诉我：她先认识那个叫李朴的男孩。

李朴是谁？我问。

李劼的儿子。

我思索着这个被棋称作“李朴”的男孩在我记忆中的印象。我记得在一九八七年，我在李劼的乡间别墅做客，我们隔着会客厅透亮的玻璃看见后花园的雪地上，一个男孩正在滚雪球。我想那个玩雪的小男孩会不会就是棋所说的李朴？

棋的目光仍注视着窗外。她的双眸熠熠发亮，像是要沁出白色或黑色的水汁。我想所有的女人沉入对恋人的回忆和想象之中大概都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态，对于女人来说，生活有时就是想象。

我真的感到困倦了。我点燃了一支烟，但它并未使我清醒。我倚着公寓白色的墙壁昏昏欲睡。“水边”的夜晚静极了。微风轻轻吹拂着窗帘，潮水有节奏地漫过石子滩。我在混沌而沉重的睡意之中，仿佛听到棋在呼唤我的名字，她的童音未脱的呼唤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她的衣服在椅子上摩擦发出窸窣之声。棋像是又处在焦灼不安之中，她的飘忽不定的影子在我眼前不断地徘徊。我渐渐坠入梦乡。

时间过去了很久，棋轻轻地将我推醒。

那个女人——

什么女人？

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

怎么？

你后来再也没见过她吗？

天还没有亮，棋蓬松着长发站在我对面。有一些汗粒顺着她的发梢慢慢滴落。我听到棋的呼吸声很重。我想她大概已经被故事的那些悬念和细节织成的网罩住了。她对故事的过于敏感使我注定要谈到以下所叙述的这些事。这些事离我很久很远了，但是当我每次重温许多年前的阳光和空气，我仿佛觉得伸手就可触摸到它。我无法不回忆往事。即使在这样一个平常而宁静的夜晚棋不向我提起它，“水边”的那些候鸟也会叠映出它们清晰的影子。我在决定如何向棋叙述那些事时，颇费了一点踌躇，因为它不仅涉及我本人，也涉及我在“水边”正在写作的那部书，以及许多年以前我的死于脑溢血的妻子。

我和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的重逢是一次意外的巧合。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应黑鸭出版社之约来到郊外修改一部长篇小说。我住在歌谣湖畔的一幢白色小楼里。这幢新建的小楼没有人住，因为自来水管道还未铺设，房间的设施很不完备，楼前的花园还是一片荒芜。小楼竣工后多余的一些建筑木料和钢筋混凝土的梁柱被横七竖八地搁在楼房的四周，让人觉得有些压抑。我来到这里之前，黑鸭出版社的几个董事副董事把我的右手握得又疼又酸：很抱歉条件很差连撒尿的抽水马桶还没有运去格非你看着办吧。

我的卧室朝南，有一个很大的阳台。现在正是早春时节，太阳在午后照临阳台时，我就在那儿抽烟憩息。远处歌谣湖浩瀚的水面上空，白色的云块很低很厚，静静地悬挂着，湖水由于酸雨和城市排泄的废气和残渣已变得污浊不堪，湖面边缘的沼泽上绵延的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灰黄的颜色。有几只白鹤和鹭鸶贴水面盘旋而过。每天黄昏的时候，我总看见几个园丁在那片花园里忙碌着，他们将长在荒地上的荆棘和杂草拔掉，然后在上面栽金盏花和鸢尾。我有时也来到花园和那些园丁聊天。这些如土地一般沉默的老人回答我的问话时显得非常吃力。对于农事和天气他们并不像我那样感兴趣。我一有空就到花园里帮助他们编织花圃的竹篱，给金盏和鸢尾花浇水。当花园里到处都盛开着灿烂的金盏花和鸢尾时，我的小说快要完稿了。我在歌谣湖的这段日子里，时间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这个远离城市噪音的地带给了我安定的心绪和美妙的感觉，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些事却使这幢白楼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灰暗而并不愉快的记忆。

这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歌谣湖边散步。湖边枯黄的草地正在抽出新芽。那些新翻的泥土像波浪一样在广阔的田野上匍匐着。

我觉得我已经走了很远。我回望波光斑斓的湖面，那幢傍水而筑的小白楼已看不见了。温暖的阳光中裹挟了一丝北风，这些风像清晨还未完全褪尽的夜色，让我觉得有点冷。我脚下的地上渐渐出现了一些米黄色、灰白色的鸟粪。我在一只正在湖边饮水的山羊旁停住了脚步，因为在这时，我听到了一缕很不清晰的哭叫声。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会儿，宽阔而高远的田野上不见一个人影。我点燃了一支烟继续往前走，不久我就看见在一片微斜的坡地上，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滚在一起。他们沿着山坡往下滚，女人茶绿色的头巾脱落在坡地上，她的长发飘散开，沾满了草屑和泥土。

当我憋足了劲冲到他们身边时，那个男人已经把女人松开了。那个女人俯卧在地上，轻轻地啜泣着。我走到那个男人面前，正想揪住他的衣领问个明白，没想到他先给我的膝盖来了一脚，我倒在地上趴了三分钟。我昏昏沉沉地从地上爬起来，那个男人已经走上了那个斜坡。女人的脸上几排牙印还在不断地往外渗血。她整好了衣扣，跌跌撞撞地从我身边捡起了那茶绿色的头巾。她朝我歉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男人。

我的脑壳“咯磴”一下，像是关节错位的榫头弥合了一样，我突然发现她就是我早些年在企鹅饭店碰到的那个女人。我的眼前一遍一遍地重现她刚才俯身捡头巾的动作，它仿佛和我早已在眼帘的屏幕上成为定格的捡靴钉的姿势叠合了。这个女人我觉得已全力将她忘记，今天却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胸脯一阵阵抽搐。她扑闪着泪花看着我，她也像是觉得我有些面熟，异样的目光中透出疑问的猜忌。

我看了看那个已经走远的男人，又看了看她。

刚才你干吗哭叫？我问。

他——女人显得有些语塞，她的脸涨得通红。

他刚才把我弄疼了。

女人将头巾搭在头上，匆匆追赶她的丈夫去了。我走过那道斜坡。我看见那个高大的男人步履蹒跚地在田野上走着，他的腿脚看起来不太灵便。果真，他一会儿就在面前的一条闪亮的沟渠里跌倒了。女人朝前跑了几步，又远远地回过头来朝我叫了一声：

他是个瘸子——

瘸子？我苦笑了一下：他刚才在我膝盖上那一脚倒是踢得很卖力。

我手里玩捏着一枚镍币，沿湖边颓然若失地往回走。那个女人已经跑到男人身边。他们的身影在我的眼前越来越小了。在我们之间，潮湿的风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吹着，我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西斜的太阳暗红色的光照亮了那片密密的白桦林和村舍白色的屋顶。我想他们也许就住在离我的小白楼不远的村子里。

以后的几天，我再也没有在这一带的田畴上看见他们。每天午后，我的影子伴随我来到离白楼很远的这片坡地上，我等待着那个女人到田野里来耕作。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几场大雨浇过，田野里到处都是绿色植物的清香，成群的蜜蜂飞过来预示着气候日渐温暖，但是那个女人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

黑鸭出版社的一位常务编辑来到歌谣湖畔看我。我告诉他，我的稿子只完成了一半。我想在我没有重新见到那个女人之前，我不打算离开这儿。

我在小白楼渐渐觉得孤寂无聊。一天，一个老园丁答应带我去白楼附近的村子里喝酒。我们在狭窄的田垄上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在路上向老人打听村子里的情况，同时我请他回忆一下村里是否有一个常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老人说村里的女人很多，但是他不知道她们穿什么颜色的靴子。

那个酒店就在村口。我吮吸着晚风中浓浓的酒气走进了酒店院门的木栅栏。栅栏旁有一个腰间围着泥黄色裙布的人正从一口大缸里往外掏酒糟。酒店墙上原先像是涂抹着一排深红色的大字，字迹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几乎在挑起门帘走进酒店的同时就看到了坐在墙角的那个瘸子。他似乎已经喝醉了。

酒店里昏暗的灯光被劣质烟草的雾气笼罩着，潮湿的地面散发出一阵腐烂霉饼的气味。我要了一瓶洋河大曲，挨着离酒柜最近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酒店里没有什么人，柜台上那个店主模样的老人手里握着两个咔咔作响的钢球正在打盹。

瘸子在墙角独自喝着酒。他的背像是有点驼。黧黑的脸上刻着衰老的沟纹。他的胡须卷曲着，沾满了晶莹的酒滴。他高大的身躯稳稳地坐着，像是永远在聆听着什么，只是当他伸出手在桌面上摸索酒瓶时，我才看到他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有些颤抖。

那个女人来到酒店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当一些类似于酒瓶或酒杯之类的玻璃器皿砸在地上，发出很响的破碎之声时我才在朦胧的醉意里看见那个女人正在把已瘫倒在桌下的瘸子扶起来。瘸子踉踉跄跄靠着桌沿站起来，将脸凑近那个女人，朝她脸上啐了一口痰。女人刚想摘下头巾擦去痰迹，我看见瘸子的手在她眼前挥动了一下，那个女人就在酒店潮湿的地面摔倒了。女人像一摊墨渍一样卧在反射出酒店暗绿色灯光的地上。她软软的腰肢扭动了一下，双手撑着地面，浑身的筋络像杯子里盛满的水一样晃浮着。这时，我已经走到她身边，我拽起她的一只手把她搀起来，那个男人已伏倒在桌上睡着了。女人的脖子上被手指抓破的细长的血印像一条美丽的蜈蚣。女人用手指拢了一下湿漉漉的发尖，走到桌边拉了拉那个男人，同时她哀怜的目光朝我瞥了一眼。我走过去将男人背起来，女人从地上捡起那个瘸子脱落的一只胶鞋，我们就走出了酒店。店主手里仍然捏玩着两个亮晶晶的钢球在打盹，有一缕稠浓的口涎在他嘴角挂着。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木栅栏门边，一个黑影依旧在一只巨大的缸里往外掏酒糟。我仿佛感到这个酒店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在路上，那个女人没有说话。漆黑的夜里有只狗在村头狺狺地叫着。

她的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邋遢。我在路上一直被背上的男人喷出的酒气呛得想吐，当我在她卧室明亮的窗前坐下后，女人已将丈夫在床上安顿好了。女人朝我招招手，我们来到外间的一个很小的客室。她为我沏了一杯茶。我手抚茶杯的边沿，转动着它，女人在我对面坐下来，双手合抱在胸前痴呆地看着茶几的桌面。这时我站起来，女人也跟着站起来：你喝杯茶再走。我说我想再到你卧室里看一眼。女人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后就说：好吧。我们又回到她的卧室。我看见她的床前整齐地放着一双擦得油光锃亮的栗树色靴子：她的栗树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呈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皱褶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呈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呈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我的眼睛眨闪了几下从卧室出来，女人说你有什么东西丢了吗？我说没有。我们重新在客室里坐下。我想从企鹅饭店和这个女人偶尔相遇，至今已有许多年，重新浇灌这棵在我记忆中已枯死的青春之树显然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正视着面前这个女人清澈的眼波，嘴里隐隐有了一种酸涩的咸味。我点燃了一支烟，又递给她一支。她重重地吸了一口，眼角变得有些潮湿。腾起的烟雾在日光灯管上切割缭绕，灯管发出咝咝的声音。

烟草的香味使我在浓浓的酒意中感到异常清醒，我的脸有些烫。女人抽烟的姿势很好看，她夹着烟卷的白皙的手在我眼前晃动着。我们听到了里屋男人悠长的鼾声。

我第一次看到你是在七八年前。我说。

七八年前？

我在企鹅饭店的门外遇见你。

企鹅饭店？

后来我跟着你来到大街上。

什么大街？

后来你在一个卖木梳的老人面前站住了。

卖木梳的老人？

你在我脚边的街道上捡起了一枚靴钉。

靴钉？

你随后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电车。

你说什么？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租了一辆自行车追赶那电车。

我不明白。

你下车后天已经黑了。

你喝醉了。

后来你上了一座木桥就消失了。

你喝醉了。

你喝醉了——女人温存地对我说：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企鹅饭店，没有大街，也没有卖木梳的老人。你喝醉了，要不你是记错人了？

我说我是在城里遇见你的。

女人笑了一下，她伸手端起我面前的茶杯呷了一口茶将茶叶末轻轻吐掉：

我从十岁起就没有去过城里。

夜已经很深了。我呆呆地凝视天花板。那个雪夜我尾随那个女人来到郊外的种种细节又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看了看面前的这个美丽的女人，她诚挚而坦然，脸上浮现出乡村淳朴的妇女特有的腼腆。她站起来给我的茶杯倒满了水，然后问我是不是觉得冷，要不要关窗。我说不用了。

那么，我说，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座倒塌的木桥？

通往城里的方向是有一座断桥。

是洪水冲垮的吧？

不，是给人偷拆了木料。

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夜里，雪下得很大，我男人从邻村喝酒回来曾路过那座木桥。他提着马灯走到桥头，他看见木桥上有一些胶鞋的鞋印和自行车车轮的胎辙。他举起马灯朝桥上晃了晃，看不见人影，他看见桥一侧的铁索链上积满了雪，有些地方显露出手抓过的痕迹。桥面上的那些鞋印和胎辙还没有完全被大雪遮盖，他想也许有人推着自行车刚刚从这断桥上过去。但那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另外他的腿脚也不灵便就没有上桥去看看。第二天雪晴了，人们从河里捞起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年轻人的尸体。

女人打着呵欠说完了这件事。

我说我该走了。

女人没有吱声。她的沉默似乎是她有意挽留我的一种隐晦的疗式，我想。我坐着没动。

你住在哪儿？女人问。

我告诉她那幢白楼。

女人像是知道那幢楼。女人说夜已经很深了，春天麦子和油菜都长高了，有一些狼夜里常在荒野上转悠，要不就明天早上走吧。

我们就在客室里坐到天亮。

“水边”的夜幕悄悄隐去了。天亮的时候我和棋都没有察觉。现在阳光穿透公寓的玻璃窗投射到棋橙红色的衣服上。在早晨清晰而温暖的光线中，我看见棋的脸有些憔悴。我问她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喝杯咖啡？棋点点头。我从厨房给她弄来了咖啡，棋似乎仍在想着我的故事。

你和那个女人一直坐到天亮？棋用塑料小勺在杯中轻轻搅动着，问我。

是这样。我说。

你那天是不是有些醉了？

是的。

你没有碰那个女人？棋诡秘地微笑着。

黎明的时候天有些凉，她给我披上了她男人的大衣，我在浑浑噩噩中抓住了她的手，但她马上把手抽了回去，像一些水从我指缝中流走了一样。

我坦白地对棋说。

我发觉你的故事有些特别。棋说。

怎么？

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不过，你还是接着讲下去吧。

我呷了一口咖啡，继续对棋描述以后发生的事。

一天深夜，歌谣湖一带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下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停。我拥着薄薄的棉被坐在床上吸烟。现在梅雨季节来临了。我看见绿色的田野上空，雨幕像密密的珠帘一样悬挂着。大风将白楼的木栅栏院门刮得砰砰直响。我谛听着大雨中的各种声响，又渐渐入眠了。到了晌午的时候，我恍惚听到楼下有人砸门。我想那大概是白楼花园里的园丁。可是下着这么大的雨，园丁来干吗？砸门声越来越响。我懒洋洋地披上衣服下楼开门。我轻轻地拨开门闩，大风扑面直灌进屋来，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

那个女人站在雨中。

她的衣服已被雨水淋得透湿。她的披肩长发上不断地有一些晶亮的水滴滚落下来。她告诉我，她的男人死了。

我披了一件雨衣就跟着她走出了白楼。

大雨模糊了村子的轮廓，我们在狭窄泥泞的田埂上朝影影绰绰的村舍跑去。女人由于焦急和慌乱，在路上摔倒了几次，使得我们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女人说，她的丈夫昨夜又去了那家小酒店，晚上回来时跌倒在村中的一个粪池旁。第二天早上，两个清理阴沟排水的老人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脸已被雨水浇得煞白，耳朵里灌满了大粪。我拽住女人的手——她的小手像鳗鱼一样冰凉。我的思绪像是给大雨搅乱了，眼前一片空白。

当我们来到村头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个中年人拢着袖管，抱着扎有红绸布的铁锹往田野里走。女人啜泣着轻轻地说，他们要去墓地挖坑穴。

女人的院子显得依旧清朗。大雨把黄泥地面冲刷得又硬又平，地上有一些稀稀落落的鞋印。有一个木匠模样的人正在盛开的木槿花丛弯腰锯着一段木料。屋子里传来叮叮当当钉棺材的声音。

那个男人躺在一扇破旧的门板上。他的身体已被几个年老的妇女收拾干净了。他穿着硬挺的哔叽制服，刮净了胡须的脸显得清癯而红润。尸体旁那些钉棺材的人像是完全沉浸在熟练的操作中，榔头敲在腐蚀的木板上，松针一样的木屑由于振荡而不断地跳动着。一个巫婆模样的女人走到尸体旁，双膝跪下，她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正准备哭叫，又突然想起了什么，灰白的眼珠朝我翻动一下：钉子还不够。我去院子里木匠身旁找来了钉子，巫婆又看了我一眼：再去找些绳子来。我刚一转身，巫婆高举着双手往地上一拍，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去房里找绳子时，那个女人紧紧地跟着我，她哆嗦的身体和我贴得很紧。

尸体入殓的时候，呼啸了一夜的大风突然停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子里静寂无声，女人伏在棺材的边沿，久久地望着她男人的尸体。她的哭声感染了室内尘封的空气。钉棺材的几个男人把榔头扔在地上，拍了拍手里的灰尘，蹲在一旁吸烟。

时间过去了很久。

女人的嗓音显得有些喑哑了。我看见她一边哭泣着，一边骨碌碌翻动着清亮的眼球朝四周察看，一片蜘蛛网像胸环靶一样悬挂在梁下，青绿色的蜘蛛攀缘在一根细长的丝线上，像钟的下摆在微风中晃动。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女人的悲伤也许是装出来的。又过了一会儿，木匠冲着我做了一个手势，我们抬起那块像隧道的穹顶般的棺盖，将它轻轻盖在棺木上。巫婆过来把那个女人扶开了。在盖棺的一瞬间——那几个钉棺的男人朝棺木围过来，准备将它钉死，我突然看见棺内的尸体动了一下。我相信没有看错，如果说死者脸上的肌肉抽搐一下或者膝盖颤抖什么的，那也许是由于人们常说的什么神经反应，但是，我真切地看见那个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的一个扣子——他穿着硬挺的哔叽制服也许觉得太热了。

我没有吱声。

送葬后的当天，我没有离开那个女人的屋子。女人对我说，她一个人在晚上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她让我至少陪她三天。

第三天晚上，梅雨连绵。

女人坐在我对面，她的眼圈微微泛红。我们之间冗长的话题已经在前两个晚上谈完了。我觉得在喋喋不休的对话中，时间流逝得很快，而面对沉默，我们的心力都显得非常脆弱，我还在想着那个男人的死。他的死多少有些蹊跷，有时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阴谋。

你的男人醉死，你怎么想起去白楼找我？我说。

不知道。

他深夜未归，你为什么不去酒店看看？

别去提它了——

女人妩媚地对我笑了笑。我觉得她笑得有些勉强，但我的内心还是悸动了一下，她摊开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我迟疑了一阵，我手心朝下，轻轻地滑向她的柔润的手腕。接下来我们俩做的事不便详尽描绘，但有一些和那种事本身并无太大关联的枝节，如下所述，权且当作这个故事的结尾。

窗外雨声越来越大。女人叹息般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我，她俯下身帮我解鞋带的时候，天空炸过一串闷雷。我的腿一阵抽搐。女人抬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去解鞋带。我们俩在床上躺下来，由于连日梅雨，我觉得棉被有些潮湿。我在无意中碰到她青蛙皮一样冰凉的皮肤，闻到了散落在她发中樟脑丸的气息。我木然地凝视着帐顶，好久没动。

我凝神屏息谛听室外风雨。

你在想什么？女人说。

屋外像是有一种奇怪的声音。

什么声音？

一个女人在哭泣。我说。

那是大风溜过树梢的声响。

不，是有人在哭。

什么地方？

院子里。

女人和我翻身下床。我裹了一条毛毯，趿着鞋子推开房门来到院子里。院子里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女人按亮了手电筒。随着那条惨白的光柱的缓缓移动，我看见了废旧的鸡埘，在大风中摇曳的木槿花树和泛着污秽黑水的墙根阴沟。

大概是一只猫——女人说。她把我拉进屋内，关上了门。

我们重新在床上躺下。女人伸手拉灭了电灯。过不多久，那哭声又出现了，它像是来自一个死神笼罩的病榻，又仿佛从更加遥远的河面上传来。那哭声稚音未脱，时隐时现，我觉得我的头颅在这种弱节拍的声音中正逐渐膨胀。

我第二次下床的时候，女人躺着没动。

我拉开通向院落的大门。一道耀眼的闪电在天空中无声地出现，远处墨绿色的田畴和宽广的湖面一下子被闪电照亮了。

在闪电出现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一个少女站在院子的当中，她赤裸的身体在地面上的水洼中形成了清晰的倒影。她婴儿一样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我的记忆似一条锈蚀的铁链寸寸断落。在记忆消失的瞬间，我脑子里浮现出在我六岁时，看着我的妹妹在澡盆里洗澡的画面，同时我的耳边又回荡起那场如梦的夜雪，我在那段凹槽封冻的路面上曾听到的羽绒布摩擦而发出的微弱声响。剩下的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扶着门框的手无力地滑落——我在门边晕倒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个女人守护在我的床前。她如母亲一般深沉而温暖的目光正注视着我。她静静地吸着烟，朝我嫣然一笑。我也要了一支烟点上，浓郁的烟味使我慢慢镇定下来。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我把我看到的全对她说了。

你的胆子比我还小，那都是你的幻觉，你累了。女人说。

我说在我刚才昏睡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什么梦，女人问。我梦见你的尸体漂浮在那断桥下的河面上，你的乳房上长满了青草，桥头有人在唱着《玫瑰玫瑰处处开》。

女人苦笑了一下。

我们结婚吧？我说。

好吧。

后来你就跟那个女人结婚了？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是的。

现在“水边”一带正是中午时分。炽热的阳光将退潮后棕红色的石子滩晒得灰白。棋追问着我和那个女人结婚以后的情况，我说在结婚的当天她就死了。结婚的日子是按她的意愿选定的，那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我们在恬静安详的烛光中喝着葡萄酒，她突然一连说几声“灯灭了”，脑溢血模糊了她的视线，我眼看着她红润的脸色转为蜡黄，但我知道，已不可救。

棋从我公寓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一定是知道我的故事再也没有任何延伸的余地了。她说她该走了。她还说今天下午她要去“城市公园”参加一个大型未来派雕塑的揭幕仪式。她说这座雕塑是李朴和一些自称为“彗星群体”的年轻艺术家共同完成的，她说过一些时候再到“水边”的公寓里来看我。

现在是什么季节？我说。

秋天。

棋在跟我临别的时候，我觉得她跟来时一样陌生。她抱着那个帆布裹着的画册，匆匆离开我“水边”的公寓，没有说再见。

我仍然在写那部圣约翰预言式的书。“水边”一带像往常一样寂静。那些“水边”的鹅卵石，密密麻麻地斜铺在浅浅的沙滩上，白天它们像肉红色的蛋，到了晚上则变成青蓝色。棋曾经别有用心地把“水边”称为锯木厂旁边的臭水沟，我一度被她的话所困扰。有一次，我沿着“水边”枯白的茅穗绵延的水线，朝北走了整整一天，没有发现什么锯木厂。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黑洞洞的天空中又出现了那拖着亮晶晶尾巴旋转的星辰和不成规则的樱桃形的月亮。时间像是过去了很久。棋一直没有到公寓里来。我每天坐在公寓的窗口，看着那夜霜化成的水滴从高高的屋檐下坠落。

我天天期待着棋的出现。

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有一天，我终于看见棋沿着水边浅浅的石子滩朝我的公寓走来。她依旧穿着橙红色（或者棕红色）的罩衫，脚步在乱石中踩出空落的声响。她耸起的双乳不驯服地窜动着。她怀里抱着那方裹着帆布的画夹，而远远地看起来，那更像一面镜子。我坐在公寓的门前，等待着棋朝我走近。

棋走到正对我公寓大门的路口，突然停住了。她看了看明净宽阔的水面，又转过身来看了看我。我想，她大概是示意我过去。我走到棋的身边。

有水吗？棋说。

在晌午的阳光中，她一定是走渴了，我给她弄来水。她仰起脖子喝完了水，抹了抹嘴唇，将杯子递给我。

你又给我看画儿来了吗？我说。

什么？！

她像是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漠然地看了我一眼。

那大概是李朴为你新画的吧。我说。

什么李朴？棋说。

李劼的儿子——

棋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她说我不认识什么李朴、李劼，而且也从来没人给我画过画——您是谁？

我一愣。

棋——我说，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到我的公寓里来过吗？你让我看了你说是李朴的画，那些画上画了一些落叶和电线杆，我们在夜晚说着故事，通宵未眠——

我竭力搜寻记忆中那次和棋初逢的每一个细节。然而棋固执而有礼貌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的名字不叫棋，我是一个过路人，天热了，我跟您讨杯水喝，您一定是记错人了。

那么——我指指她怀里抱着的画夹。

少女将那个帆布包裹搁在膝盖上，熟练地解开青绿色的带子。

那是一面锃亮的镜子。

少女将镜子重新包好，夹在怀里，她捋了捋披散的长发，朝我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少女的身影离我远去了。

褐色的鸟群扑闪着羽翅，掠过“水边”银白钢蓝色的天空，在看不到边际的棕红沙滩上布下如歌的哨音。这些褐色的候鸟天天飞过“水边”的公寓，但它们从不停留。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另一个故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陷阱》的小说。故事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结尾，使读者感到失望。这些天，对小说结尾咨询的信函像季候风一样朝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刮过来。来自遥远的乌拉尔汗的一位著名评论家在信中这样写道：你将一个个装满珍珠玛瑙的箱子搬下了船，却把钥匙遗失在货舱里。这位评论家的指责虽然很有见地，但是作为作者本人，并非没有难言之处。我想，一场美尼尔氏猩红热是那个备受非难的小说结尾诞生的真正原因。在那场蔓延一年零四十九天的灾难中，本城有七十六人丧生（其中两名教授，一名牙科医生），而我作为这场猩红热的第一名患者却侥幸活了下来。现在，当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阴云消散之后，当繁荣再一次从萧条中生长起来之后，我没有理由不接下去叙述我的故事。我记得那篇题为《陷阱》的小说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和棋的重逢俨然是另一个故事。

现在，亲爱的读者，我将这“另一个故事”，也就是《陷阱》以后发生的故事的梗概记述如下。

我和棋的重逢是在一次城市安全用电演讲大会上。我走出演讲大厅时，天色已晚。等待签名的听众在门外瑞雪飘飘的寒风中已经站了很久。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棋。棋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讲演，你对那些因触电致死的人的尸体的描述太逼真了，它使我闻到了烤焦了的耗子的气味。我说哪里哪里，然后我们就交换了住址。许多天后的一个周末，棋来到我的住所。我们面对着咖啡罐和桌上的一只盛有柠檬水的杯子，做了一次彻夜长谈。这次长谈使我们在如下问题的看法上形成了一致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认为，尽管对于我们来说恋爱尚未开始，但结婚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我们结婚的当天，坐火车去阳关一带度蜜月。在车上我们结识了一对新朋友：油漆匠官子和他的妻子梅。官子是一个沉默的人，看起来显得有些猥琐。梅却长得楚楚动人。

我们结束了那次愉快的阳关之旅回到城里后不久，我和妻子棋曾去拜访过这对夫妇。他们居住在一个有黑色尖顶的房子里。我和官子不常见面。但当我匆匆穿过这座城市的腹地时，也会偶尔碰见他，有时在街道的另一侧，有时在地铁车站上。

我和妻子婚后生活一度非常融洽，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深夜，棋在睡梦中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我问她是不是做噩梦了。她喃喃自语道：

我不久就会离开你了。

不久以后，她果真离开了我。

故事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她离开我的原因，我一直不辨经纬。仅仅是因为我和官子的妻子之间的几次幽会，还是别有原因？

有关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已被我遗忘。幸好我保存了一些我和棋婚后的日记（它也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片段），我将它附在后面。另外，我和许多聪明而又敏感的读者一样，对日记出现在小说里极为反感，因此我改变了它的形式。

如此而已。

咖啡罐和盛有柠檬水的杯子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张靠窗的长桌前坐了多久。

咖啡罐放在桌子的中央。印有深棕色飞鸟图案的桌布覆盖在桌面上，和这张长方形桌面相比，它显得有些小，就像一个成年人穿着儿童衣衫。桌布没有遮住的部分露出漆成白色的桌面，桌子的边缘有一些啤酒瓶盖之类的硬物磕碰留下的锯齿般的痕迹。桌布上溅落着一些颜色鲜艳或模糊的肉汤和渍印——它已经很久没有洗过了。

咖啡罐旁边是一只杯子。空空的内壁凹陷下去的部分在外壁上凸出来。这只有半圆形把手的茶色玻璃杯给人以透明的感觉。杯子放在一只染成蓝色和红色的草编垫上。由于光线的照射，盘垫上有一条狭长的杯子的阴影，阴影漫过盘垫延伸到桌布上。旁边是一块风干的橘皮。

你想喝点什么吗？我问。

这张桌子的一头抵靠着墙壁。那里有一扇窗子。

窗帘布是用墨绿色的灯芯绒做成，没有褶皱的一面朝着屋内。它像幕布一样敞开着，从窗口可以看见屋外街道上落净了叶子的树木和闪动的人影。

好吧，棋说。

我站起来给她倒了一杯柠檬水。她伸手将杯子朝自己的面前挪了挪，但没有喝。她的长发像是刚刚褪洗掉多余的油脂，蓬松而富有光泽。她穿着一件立领半长花呢大衣，大衣最上部的两颗纽扣没有扣上。里面介乎淡黄色和奶白色之间的毛衣的领子盖住了她的嘴唇（这个嘴唇在我的记忆中有着蚌壳一样的线纹），护士般的眼珠黯淡无神。

我还记得那个像现在一样的冬天，那个黑夜。园中树木的枝条中有风的声音轻轻滑过，你瘦削的双肩轮廓分明，它像一堵墙在我眼前静静地移动，我仿佛看见你的背影朝我走来，越来越近。我还记得那个积雪的清晨，是星期四，还是星期六？你的影子出现在我的窗口。窗口上挂满冰凌，你撮起嘴唇朝它吹了一口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棋将杯子重新挪动了一个位置，没有说话。

有钢琴的声音飘进屋子里来，那是城市“白洞”音乐群体最著名的曲子《初恋的地方》。琴声像是从街道的另一边传过来的。那大概是一个儿童在练琴，因为有一段节奏感不强的过渡音程，一连重复了许多次都没有弹准。

那么你是否还记得——

我不记得过去的事，棋说，回忆是一杯毒酒。过去的事，比如说一条挂在门口的竹竿上晒干的咸鱼，或者童年时用过的滑雪板，在一个傍晚或早晨在梦中听到了雷声，还有在炉子上——

电话铃响了。

在客厅和卧室连接处的过道上，有一只小方凳，上面搁着一部老式电话机，我去接电话的时候，棋停止了说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他说近来气温骤然下降，他的胃部隐隐作痛，一连七天呕吐不止，他问我服用哪一种类型的药更有效，是咪希替丁，还是澳大利亚胃宁片？我想电话是打给医院咨询部的，他拨错了号码。我告诉他，大概服用一些止咳糖浆就可以了。他说谢谢，就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棋的身边，在她对面坐下。她重复了一下刚才的话又接着往下说：

回忆是一杯毒酒，过去的事比如说一条挂在门口的竹竿上晒干的咸鱼或者童年时用过的滑雪板在一个傍晚或早晨在梦中听到的雷声还有在炉子上烘焦的尿布——我们怎么能每件事都记得呢？

我慢慢地吸着烟。贴着裱纸的墙上有一只壁灯。它的光亮并不引人注目。棋侧着身体坐着，面向着壁灯的脸上细而白的皮肤显得非常清晰，另外半边脸则有些暗。壁灯的灯罩上两三只羽翅沉重的苍蝇蜷伏着取暖。

你想想我们的嘴唇曾经怎样紧紧地贴在一起——

棋将她的浅黄色或奶白色毛衣的领子往下拉了一下，露出了嘴唇优美的曲线。她笑了一下。她的动作是为了让我欣赏她的嘴唇，还是留意她的笑？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沉默是没有水分的空气，它爬附在屋内的每一件物品上，包裹住了钢琴潮湿的乐音，并越过门窗，蔓延到大街上。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张靠窗的长桌前坐了多久。

电话铃又响了。

我站起来准备去接电话，却把桌面上的咖啡罐碰翻了。赭色的咖啡沿着桌面流到木质地板上。我把倒了的咖啡罐扶起，没有理会那些黑色的残渣，去过道接电话。

等一等。棋说。

我已经走到了那部老式电话机旁。

那是隔壁的电话铃在响。棋说。

我侧耳聆听，铃声确实是从隔壁传来的。同时我还听到了咖啡落在地板上的嘀嘀嗒嗒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拿起了电话的听筒，然后又将它放下。

黑鸽子圣女

清晨，我仿佛听到有人在我耳边悄声说话。那时天已大亮，太阳在草原消失的地方泛出橙红的光。

她的话并非毫无意义，但句子有些不连贯，像草原上刮过的飘忽不定的风，让人难以捉摸。她说有一件事情让她透不过气来。

现在高原上正是草枯季节，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鸟粪。我们的汽车到达这里后已经是深夜。旅途的疲劳使我们来不及选择更好的地势，我们在草原朝湖边延伸的斜坡上铺了一条被单，倒下后便沉沉睡去。第二天清晨，当我耳边响起呓语一般的说话声时，我还在做梦。她说有一件事情让她透不过气来。当我在混沌的睡意中辨别这句话的含义时，她却没有了下文。过了一阵，意犹未尽的话又以相同的语调在静谧无声的旷野里重复。

有一件事让我透不过气来。

一股温暖的气息慢慢爬上了我的脸。我知道，太阳已经升高了。我的眼珠感到了被眼帘隔着的刺眼黄色——蓝色的背景。我睁开眼，梅躺在我身边。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脖子，她长长的发梢撩得我的脖颈有些痒。她的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我记得昨晚我是挨着妻子棋躺下的，黑夜中，我们移动了位置）。

我躺着没有动。

云团在湖水的上空堆积得很厚。在深秋的季节，我看见高原和湖水连接处的那些深黛或银白的色块层次分明。从我们躺着的这个斜坡往下，有一个更加低洼的避风的地域，昨夜与我们同车而来的大部分人都躺在那儿。女人们大都侧卧着，蜷曲着双腿，使臀部看起来更加突出显眼。有一些男人将帽子盖在脸上，遮挡阳光，这一摊正在熟睡的人群再往下就是湖的边缘。那里，湖水卷起薄薄的泡沫正悄悄地从沙滩上退走，露出一片湿地，阳光很快就将沙滩上的水分吮吸干净。

梅的发梢飘散出树脂的清香，混杂了潮湿空气中枯草的气息。我轻轻地翻动了一下手，准备将它抽出来，我的手心在她汗涔涔的掌上错开，我感到有些气短。我的手停在了她上衣的边缘。在那里，玄黑色的衣边和裤子的腰带之间，露出一段椭圆的肚皮。我的手指迅速地滑过那片有凹陷肚脐的皮肤（肚脐以下的部分被她不太合身的裤子遮盖住了，但我还是可以看见她腹部以下三角形区域的轮廓），我浑身一阵冰凉。

这是一个寂静的清晨，高原上光线的能见度很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官子还在熟睡，棋却不见了踪影。

我从梅的身边站起来，她没有醒。在我的左侧，两个司机睡眼惺忪地拎着铅桶朝湖边走去，铅桶在他们手里晃动着，发出刺耳的锈蚀金属的声音。在湖边，棋正蹲着身子在漱口，在她背后，我看见耸入云端的格格祁林山脉的山顶覆盖着积雪。

我走近棋的身边。

我在她身后站住了。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转过身去继续刷牙。湖面上浮动着牙膏泡沫和血的混合物。

你昨晚睡得好吗？我说。

被单底下有一块鹅卵石硌得我的脊背疼，你呢？

我睡得很好。

我在棋的身边蹲下。棋伸手拂去水面上污糟的漂浮物，捧起一汪水，将送到嘴边时又停住了。我看着水从她的手指缝中慢慢漏走。

这湖里有鱼吗？

没有。

怎么会？

这个盐水湖里微生物不能生存。我说。

棋喃喃自语。她说小时候居住在一个僻静的山村里，每天清晨她去河边刷牙，都有一些小鱼在她面前蹿上蹿下。过了一阵，棋突然问我：

你对梅这个人怎么看？

我一愣。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我是问你对梅这个人怎么看？棋说。

她像一只黑鸽子。

你是不是觉得她很迷人？

是的，很迷人。

很美？

不。

这时棋已经站了起来，她用毛巾擦了擦嘴角。我们沿着高原的那个斜坡朝原先我们躺着的地方走去。

梅和官子也已经起来了。他们正在把那张蓝白相间条纹状的被单卷起，梅伸手将沾在上面的草茎拣去。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时，棋又对我说：

黑鸽子在我们那儿被称为乌鸦。

是的，乌鸦。

乌鸦？

梅像是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她回过头看了看棋，又看了看我。问了一句。

棋笑了一下，她抬手指了指天空。

一只黑色的鸥鸟飞过湖面的上空，消失在远处。

昨晚我一直睡不好，好像有一件事让我透不过气来。梅说。她的身后，我看见官子勉强地笑了一下。

油漆的气味

一场寒雨打暗了树枝。

伞状的树木的花籽浸透了雨水，落在潮湿的沙地上。突如其来的阵风卷起街面上的树叶和纸品包装盒，带来冬天的气息。太阳停在远处光秃秃的矮树和楼房平顶的上空很久没有移动。

以前很少出现这样的天气，官子说。他朝我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

这是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有着白色的尖顶和圆形的老式排水槽。这幢房子年久失修。侧面青灰色的砖墙上有一些十字形的铆钉。墙基已经歪斜，爬满了青藤和苔藓，风吹雨打变成黑色。

房子的前面有一个竹篱围成的院子，鱼形竹枝和叶子已被吹落。院子堆放着待漆的床板、橱柜和窗骨。那些用洋松、榆槐做成的新式家具上雕满了浮藻一样的花纹。官子正从一只八脚圆桌（它的脚微微翘起）上刮下旧漆。扁形刀在木器上刮动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刺耳。

梅不是一个很坏的女人。官子说。

是的。

坏还是不坏？官子停下刮漆的动作，看了我一眼。

不坏。

以前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现在可不行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张床上睡觉，其实也不是她不愿意。她每次在我身边躺下就呕吐。结婚反而将我们远远地隔开了。

官子拿起一张砂纸磨掉圆桌上残剩的漆斑。

你看前面楼房上空的阳光，天空被分隔成两半，官子说，一边有阳光，另一边没有。没有阳光的一半恰好是另一半的影子。

我朝远处看了看。

你和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官子问。

就是那次去阳关，在火车上。

官子没有接着问下去。他的鞋子、裤管和上衣着满了各种油漆，就像我常常在城市阴暗的咖啡馆里看到的先锋艺术家的服饰。而我想象，官子衣服原先的颜色是黄色。在官子的身后，我看见梅端着碗盘之类东西的身影在屋子里闪现。有一种搪瓷碰撞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

她常常一个人外出，深夜也不回来。

我没有吱声。

有时我想，她大概爱上了另一个人。官子说。

谁？

不知道。

那张八脚圆桌旁边停放着一樽黑漆的棺材，我用手指敲了敲棺盖，里面发出空空洞洞的声音。

这棺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我说。

那是用硬纸板做的。

屋顶上有两根电线穿过，电线上停息着七八只鸟。全是麻雀。我不知道它们为何待在那里。屋檐下窗帘的一角被轻轻掀起，梅从窗口露出脸来，她朝我们招了招手。

官子将手里的猪鬃毛刷搁在一只蓝边碗中，撩起围裙擦了擦手，朝屋里走去。过了一阵，官子又重新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来到我面前，碰了碰我的胳膊：

叫你。

我走进了那间房子。

梅正从一只大圆木盆里将洗净的被单拉出来，她让我帮她拧干。风吹起屋里的堂灰，梅走过去将门关上，用一杆木杈将门抵住。

他的手里全是油漆——梅解释说。

阳光终于照临了这幢房子。有一线亮光从门缝中透进来，像一束手电的光。屋子里梅的身影有些暗。她将湿漉漉被单的一头递给我，自己捏住另一头。

他的手上全是油漆。梅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身上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油漆的气味从床上，被子上，他的头发、皮肤里渗出来——不知道他的（以下几个字她说得非常轻，我没有听清楚）有没有？我讨厌油漆的气味。它让人憋得透不过气来，我每天都要洗一次床单。不过，也有人喜欢油漆的气味，你怎么样？

我还可以。

棋怎么样？梅问。

她很好。

我是问棋喜不喜欢那种气味？

不知道。我很奇怪梅为什么问这个。

一只老鼠爬过窗台，碰翻了一根半截的蜡烛。屋子里很乱。靠墙放着一个煤炉，炉膛里塞满了煤灰，好久没人捅过了。

我该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事一直缠着我，我做梦都在想它。

什么？

那次阳关之旅，我们一直玩得很愉快。梅说。

是的。

不过——

梅没有接着说下去，因为我和她都看到有人在推门。我拿开抵在门上的木杈，官子走了进来。

天气真好——官子说。

车厢

车轮启动的时候，车外的空间陡然开阔起来，站台的最后一个绿白相间的方柱慢慢从车窗里闪过。一节正在调度的火车头迎面开过来，吐着白烟，在布满道岔的亮铮铮的铁轨上消失了。车轮碾轧轨道的噪声逐渐增大，间或插进来一阵刺耳尖利的鸣叫；写满广告的长条形的矮墙像电影胶片一样旋转。

棋的手里捏着一只扁桃形的米黄色小包，断断续续地讲着一个故事。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她一边讲着故事，一边歪过头注意我是否在听。

她说到宇宙在经历了一次亘古未有的阴阳大裂变之后地球上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名字叫苏珊一天深夜天空降下大雪苏珊裹着大衣穿过荒无人烟的焦土走进一座简陋的木结构住宅她打开卧室的门看见一只猴子握着手枪等着她你就是美女苏珊吗猴子说——棋睡着了。

车厢内很乱。越过车厢连接处的黄色小门，我能看见另一节车厢的内部——它的不锈钢货架和晃动的人影，有争吵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

我对面的黄木长椅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他穿着浅灰色的旧式西装，西装的领口开得太小，露出一截黑紫两道斜条的领带。他手里握着一个女人的手，那个女人头靠在他的左肩上，看上去显得沉静。在火车沉闷单调噪音的节奏中，他显得有些不安。他用大拇指在女人手心里写着字，不时地站起来，想看看另一节车厢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女人偶尔朝我瞥过一眼，当她发现我也在打量着她时，又垂下眼睫，看着脚下棕红色的地板。

我仍旧看着窗外，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可见的树木和起伏的山丘常常被一些楼房、电线、桥梁隔断。我的眼前不断闪过锈点斑斑的储存煤气的圆形铁塔、田野上蓬乱的枯草、理发店里重叠的白色人影。在一条窄窄街道的拐弯处，一个骑红色自行车的人正在转弯。

我叫官子，对面的那个男人对我说。他像是一直寻找着和我搭话的时机。

我点点头。

我正想对他说些什么，火车驶进了一条很长的隧道。隧道中不时闪过红色信号标志灯的亮光。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有一张老式木床的房间

那张木床在卧室的一角靠墙放着。它的形状和其他式样的床没有什么区别。床的四角有一些涂着刺眼红漆的圆形柱子支起一个竹编的顶篷。床上没有挂帐子。它在整个空阔的房间里并不显眼，我在房间里待了很久才注意到它。

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吊灯，在我和棋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它还在不停地晃动。乌贼鱼一般的金属灯架的阴影投射在白色的墙壁上，像钟摆一样来回移动。房间里所有东西都被移动了位置，看上去显得有些凌乱。印有斜条花边方格的水泥地板上，铺满了酒瓶、玻璃杯、瓷器的碎片（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不得不非常小心，摔碎的玻璃片在我们脚下咯吱咯吱直响）。

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小方桌。我和棋进屋后就在方桌的两边坐下。

官子蹲在墙角，他的手里抚着一只橡皮做成的婴孩（我无法判断出它是男婴还是女婴），他的头顶上方是一扇被细长木条分隔的窗子。梅坐在那张床上。床沿有一些褐色的棕榈树的树皮从床单下露出来。她的臀部压着的部分陷得很深，她的脸上有几道被手指抓破的血印，已经不再往外渗血。我并不觉得她的脸上的疤痕损坏了她的美丽。

在我们来到这座有黑色尖顶的房子之前，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静默了多久。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沉闷的敲打木桩的声音听起来显得非常短促，它的余音像是被夜晚的风吸掉了。

你是否还记得从前，官子说（他的喉咙里发出盥洗室的下水道被塞住的呜咽）。

从前，

从前，

从前——

我不记得过去的事。梅说。

可是我还记得。官子说，我记得那个和现在一样的灰色的星期三，我们在一棵榕树的影子里避雨，看雨线把天空和地面缝在一起，聆听珊瑚海的涛声，我不知道在那棵树下我们停留了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在另一个星期天，我们的电缆车从祁祁格连山的山顶往下滑，在你飘动的长发的空隙中，我的眼前依次呈现出雪坡、森林和草原的景色。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那个舞会，在舞曲停顿的瞬间，我朝你走去，灯光下你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还记得——

我不记得过去的事，梅说，回忆是一杯毒酒。过去的事，比如说一条挂在门口竹竿上晒干的咸鱼，或者童年时用的滑雪板，在一个傍晚或早晨在梦中听到的雷声，还有炉子上烘焦的尿布——我们怎么能每件事都记得呢？

一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句子在这个房间里回荡了一阵，他们的谈话像是被冰封住了。我想在另一个房间，或者另一个黄昏清晨中午和夜晚，这些话已经被另一个陌生人重复了许久。

我正对面的墙上有一幅油画。油画的下面是一沓日历，日历的前面已被撕掉。我所看到的这一页其形状如下：

梅坐在那张老式木床的床沿，显得非常轻松。她的脚边有一只打开的木箱，木箱内壁裱着暗红花格的衬布，飘散着浓郁的樟树的气息。那张木床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物件：一串带有银白色珍珠项链的旧表，一把折叠式黑伞，两只鸡血石手镯，一双牛皮栗色靴子和一些橙红色深红色玫瑰红色黄色青灰色深绿色的雪花呢腈纶羽绒布各种衣物。

每一个热恋中的人都无法想象现在。棋说。

现在？

官子和梅分开了。

并不是每一对恋人都要经受分离。我说。

热恋有时就是分离。

……

它们就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铁链的头和尾，形状没有什么不同。棋说。

我看着棋白皙的脸。她像是已完全进入了角色。她像是被房间里令人窒息的空气感染了。她一次次回避我的目光。

梅已经将她的东西塞进那个樟木箱子里，由于装的东西太多，箱子的正面被一件硬物顶出了一块。

梅提着箱子走到了门边。

我走了——梅说（而我宁愿相信她是在跟我说再见）。

官子蜷曲在墙角开始抽泣起来。在悲痛中他的手挤压了那个橡皮婴孩的肚脐，它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我和棋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梅正在转动门上的把手，她转过身来，笑了一下。

你的背后是红帆划过海面

……缀着黄昏。你的白色太阳帽的蓝色饰边在人流中沉浮。我和棋站在岸边沙滩上。朝那条大船围拢过去的黑压压的人群将我们挡住了。棋说，我们等下一班船吧。我说只好这样了。我的视线停留在河面浑浊的裹挟着泥沙的水线和你之间，炫目的阳光刺得我的眼球一阵阵酸疼。你的左手举着那只扁桃形的米黄色小包，右手拽住官子的胳膊，你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那条布满铆钉的跳板，你的身体倾斜着，一个装着绿尾鸟的笼子在你的眼前晃来晃去。你回头来，目光像是在焦急地寻找一个人。你看见了站在岸边的我。一辆湿漉漉的自行车的前轮撞到了你的腿，你皱了一下眉，回过头去。官子在你的脊背上重重地推了一下，你就上了那条船。你扶着栏杆，看翻腾的河水撞击着船帮，又转过身来看着我，你是在向我告别？刚才在那节沉闷的车厢里，我们一句话都没说。我和官子漫不经心地谈起秋季的天气，雕塑和花园以及一年一度的城市流行歌手大赛，你的目光灼闪着妒火。当我侧目看你的时候我发现你也在打量我。我盯着你的脸，你垂下长长的眼睫看着脚下深棕色的地板。我想着一个男人一生中至少要被女人迷惑一次。我的足尖抵着你的鞋，一股冰凉的气流爬遍了我的全身。在车站的月台上，我们一下车就被拥挤的人群隔开了。我和棋赶到渡口的时候，人流将你和官子卷上了船，却把我们留在了岸边。我看见一个穿粉红色救生衣的水手模样的人开始转动船头的轱辘，一只鸡爪般的铅灰色铁锚露出了水面，机舱顶篷的烟囱里喷出一股黑色的气体。船要开了，我看见官子在底舱里向你招手。你走下那个潮湿的阶梯，又一次回过头来。下一班船来得很迟，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和棋在暮色四合的傍晚谁都没有心思说话。我们到达对岸后，发现你们在岸边的苇丛里等我们，你们为什么要留下来等我们？我想一定是你劝说官子留下来——

不，是官子让我留下等你们的。梅说。

官子？

是的，他说他不认识去阳关的路。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梅坐在窗口，柔和的阳光染黄了她的发梢。早市还没有散，有一些虚弱的叫卖声从街道的另一侧传过来。梅转动着那只有半圆形把手的茶色玻璃杯，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那天我们的汽车在阳关的一个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抛锚，已经是深夜了。司机让我们在湖边露宿。我们在地上铺了一条白色的床单，倒下就入睡了。第二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你的脸贴着我的脖颈，你的发梢的针芒撩得我的脖子有些痒，你的一只手搭在我手背上。我记得前一个晚上我是挨着妻子棋躺下的，如果不是你故意这么做，那一定是在夜晚我们不知不觉移动了位置，你不是故意的吧（梅插话说：不是故意的）。汽车将我们带到阳关的海边。我记得那是一个平静的海湾，漫长而荒凉的海滩向远处伸展着，乳白色的海水的泡沫一次次爬上沙滩的斜坡。你在海里真像一条鳗鱼。你的水性很好。你甚至远远地甩开官子，游到了有红蓝白塑料漂浮物的安全线外面。阳光直射海面。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风。湛蓝的海水连接着远处茫茫的天际。我们隐隐看见有一些大型船只和军舰在很远的地方驶过。我们在海水中泡了一个小时。官子说，海水有些凉。我们游向岸边。你走上沙滩的时候，你的身后潮湿的黄沙中留下了一串浅浅的脚印。你穿着一件褪了色的亚麻布的游泳衣。这件绛紫色的游泳衣显得太小了，你的胸脯像是要将它撑破。有一些晶亮的水珠从你的背脊滚落，在你黝黑的大腿上形成一条条细长的水线。我们朝海滨的一间红房子浴室走去，在那幢房子旁憩息的鸥鸟被我们惊动了，它们在海滩上走了一段，扑闪着翅膀飞走了。我从浴室里出来，在那条雪白的走廊上又一次遇见了你，你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你说你忘了关自来水的龙头了。你又重新走进了浴室。我听见浴室里自来水冲刷着瓷砖的哗哗的声音。我站在那儿没有动，等着你再次从浴室里走出来，在你的背后，越过白色走廊里的那扇窗子，我看见一只三角形的红色帆船从海面上划过——

给我冲杯咖啡好吗？梅说。

要加冰块吗？

梅点了点头。

你的叙述像我做过的每一个梦，梅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认识你。

她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冰块在玻璃杯里慢慢消融。它碰撞着杯子的内壁，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没有吱声。

地铁车站

官子已经站在那儿好久了，我穿过广场侧翼走下地铁车站灰色的阶梯——那条阶梯上落了一些硬果的外壳和纸折的花瓣——就看见他站在那里，好像他从来就站在那里一样。车站上很暗，我在走下阶梯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随着我脚步的下移，光线越来越弱。今天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节日，地铁车站上没有什么人，一两个人影在我眼前晃过，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卖票的老女人脑袋耷拉在胸前白色的肚兜上打盹。一辆列车开过来，光线从温暖的车厢里射出来，照亮了车站上潮湿的地面。官子显然已经看见了我。他站着没动。他像是在等着什么人。我朝他走过去，在他身边站住。大概他觉得紧挨着我站着不太舒服，他悄悄地移动了位置，我们又隔开了一段距离。他穿着那件旧式的西装，开得很小的领口露出一截黑紫两道斜条的领带。他的手里提着一只空的漆罐。节日的夜晚，广场鞭炮的声音隐约地传进来，我仿佛嗅到了硫黄的香气。这班地铁开走后，车站又归于沉寂。官子不是一个能忍受沉默的人。他侧了一下身体，眼睛正对我，他看了我一阵，像是突然发现了我一样，“啊，是你。”他说。我握住了他伸过来的虚弱的手，我的掌心有了一种被混合胶粘住了的感觉。

那班地铁开走了，官子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避风雪，广场上下起了大雪，我说。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家里？我想看看节日城市的夜晚，我穿过一条空无人迹的街道，最后我来到了广场上，可是天空下起了大雪，你呢？

跟你差不多，官子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烟盒，里面剩下最后一根香烟。我把它递给了官子，他拿起那根烟，划亮了火柴。火光照亮了他脸上苍老的皱纹和灰烬一般的头发。官子吸了几口烟，又把它递给我。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梅了，官子说，她那天晚上离开我之后，一直没有在这个城市里露面，我想她或许去了另一个城市。

可能。我说。

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

是的。

我在认识她的时候，官子吸了一口烟，又继续说下去，我就看出来她已经在考虑如何离开我。

……

我想——我说，她的离开或许是因为我。

因为你？

是的。

又一辆地铁开过来。隔着那些车厢透明宽大的玻璃窗，我看见车厢拱顶上垂吊的一个个圆形铁环在没有停留的车子上晃动。有一个穿着翻毛大衣的女人从车上下来。她把手里的皮箱放在地上，朝手心哈了一口气，搓搓手，又拎起箱子从我们身边擦过，走上了那道通向广场的阶梯。

你刚才说梅离开我是因为你？

是的。

她爱上了你？

不知道，那次阳关之旅使一切都有了变化。

她跟你睡过觉？官子说。他的脸上镌刻着恐怖和悲凉，他显然不愿意正视现实。

是的。我说。

你跟她睡觉，你——怎么弄她？官子说。

我记不清了。我说。

官子没有说话。我们像雕塑一样站立在广场下的地铁车站上。我想，官子也许对男女之间的事过于敏感，他大概一直想着梅和我的事。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我想了一下，对官子说，棋也为这离开了我。

官子苦笑了一下。我想我的不幸并不能使他宽恕我的过失。

一阵嗡嗡喧嚣的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我看见水泥路基上铺着的两根钢轨痉挛似的颤动着。过了一会儿，惨白的车头的灯光直射过来，最后一班地铁喘息着在车站停下。

官子没有跟我道别，他拎着那只空的漆罐，上了那班地铁。我看见空荡荡的车厢里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像熟人一样跟官子打招呼。

我看着那辆地铁开走了。

日记：十月二十一日

中午的时候，太阳的耀眼的火球烤炙着起伏蜿蜒的沙丘。我们沿着那道黑色的砖砌台阶走上了城墙顶端的烽火台。梅说她想拍一张落日的风景，我们背靠着城墙的马蹄形雉堞，等待着黄昏的到来。沙漠中气温冷却得很快，我们感觉到脚下蒸腾的热流渐渐消退了，从城墙上空刮过的风夹杂着细沙，呜咽一样鸣叫着，在远处卷起一缕缕灰白色的雾。我听见官子说风沙要到晚上才会停。他又说阳关一带的人把风沙称为干雪。我不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每当风沙从城头刮过，我就看见妻子和梅抖落掉散发中的沙粒。太阳慢慢地移向西边的团城，一片乌云遮住了它。本来我们准备当天下午赶回阳关旅店，等候落日使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颓圮的烽火台上过夜。

城墙的右边是一条扁桃形的护城河，河流的尽头像是被太阳点燃了。河边有一丛纤弱的芦苇，一辆运水的车停在那儿。没有人。我不知道这个烽火台建于何时，刻着银圆和▓字图案的砖块被风沙磨得溜圆。城墙墙面上有一排深幽的圆洞，我想它可能是被古代守城的军士用来插刀条旗用的，我的耳边仿佛响着旗帜扑棱棱的声音。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远处祁格尔山的雪峰和漫无边际的戈壁滩都成了黑色的背景。我看见一串列车亮着白光在沙漠中爬行——就像一个人提着灯笼在走。我倚着城墙的墙角，开始慢慢入睡。我隐约听见官子，梅，还有我的妻子都在悄然说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梅。我带着妻子到阳关来旅行，在火车里我和她不期而遇完全是巧合。我觉得她那黑潭一般的目光总是在背后盯着我——它在慢慢消耗我的生命。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对妻子的爱，但梅的影子一直在妨碍着它。我又想起了昨天的阳关海边的一幕：她走上沙滩的时候，她的生命从那件褪了色的亚麻布的游泳衣、她的胸脯、她的流淌着水柱的黝黑的大腿上溢出来，留在了她身后一串浅浅的脚印里——每次想起它，都使我增加了对自己的厌恶。现在，爱情、欲望、伪善、真心的永无休止的迷惑又一次困扰了我。我还记得《圣经》里的一段话：爱情存在于哪里呢？它或许是一种疾病，我们看到的只是欲望。上帝的声音并不能使我得到平静，因为我感到妻子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她不仅存在于我们待过的每一个房间，而且填满了我的记忆。我想我在中国这块自相矛盾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十年，对道德和灵魂安宁的渴望与日俱增，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文明（我讨厌这个词）正在悄悄地改造我。我似乎觉得这种“文明”在改造我的同时，也粉碎了我。我的身躯正在被撕裂。我想写一篇小说，记下这次旅行。我或许应该在小说里给妻子一个别名：棋——她在我的那篇题为《陷阱》的小说中只是一个陪衬人物。我想用一种我自认为是新的方法来结构我的小说。读者会宽容我吗？不过我想，他们对于我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会有太大的兴趣——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的嘴唇筏一样滑向你的脊背

给我冲杯咖啡好吗？梅说。

要加冰块吗？

梅点点头。

你的叙述像我做过的每一个梦，梅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认识你。

她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冰块在玻璃杯里慢慢消融，它碰撞着杯子的内壁，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太阳在城市的上空升高了，气温开始暖和起来。她紧抿着双唇，眼睛漠然地看着窗台。阳光又一次染黄了她的睫毛，照亮了她脸上纤细的毛孔，她的发网下翘着乌黑的发梢。屋子里充满了她的呼吸的气味。我挨在她身边坐下，我的左腿抵着她的膝，我感到腹部一阵空虚。我把手放在她的手背上，她将手心翻过来，我看见在强烈的光线照射下，她手心的掌纹像叶络一样清晰。她的皮肤里深藏着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忧虑，血液里跳荡着微妙的警觉。我的身体渐渐靠近她，她没有动。她的鼻息在宁静的房间里很响。

梅推开我的手，脸转向我：棋什么时候回来？

她去危城体育馆了，可能要到很晚才能回来，一年一度的城市流行歌手大赛今天演出第一场，我说。

是旧金山摇滚乐团？

不，是圣地亚哥山羊三人合唱小组。

他们弹三角琴伴唱？

是的，三角琴。

你是怎么认识棋的？梅端起那杯柠檬水喝了一口，突然问我。

我遇见她是在一次城市安全用电演讲大会上，也许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在那次演讲大会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她来到我的住所。我记得我给她倒了一杯柠檬水，像今天一样，我在柠檬水里掺了冰块，她没有喝，那天晚上时间仿佛是凝固的。天快亮的时候，我送她回家。那是一个平常的灰蒙蒙的清晨，我们走到一个有红绿灯的街口停下了。她说她将项链忘在我的房里了。我给了她钥匙，她返身去取。我站在街口的冷风中等她。那天清晨确实很冷。我一直等到太阳在天边泛出紫红的光亮，戴白口罩的清洁工出现在阴暗街角的路灯下，她还没有回来。我走回房间发现她早已脱了衣服在我的那张单人床上躺下了——这样我们就结了婚。

你很爱她吗？梅问。

大概是的，不过，你对这一点是不是很在乎？

不知道。

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背，她的有突出腕骨的手臂。她光滑的皮肤上泛起一层如青稞般的疙瘩。

我在车厢里第一次看见你，就预感到了今天。我说。

今天？

是的。我天天梦见你，梦见你的乳房像白鼠一样跳上我的阁楼，爬上我的床。

……

她将头靠在我的肩胛上她的发梢又一次撩拨着我的脖颈我的太阳穴像被一块火炭灼伤我的血管仿佛化脓的伤口在不停地跳动着我的手拂过她平坦的背部停在她蓬乱的发上风从窗口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到我的嘴里我吮吸着她的淡幽幽的体香呼喊着她的名字梅梅她说你慢着点我的孩子我感到她的身体开始发软我俯下身体帮她脱掉了她的沉重的皮靴拉掉她的散发着奶酪味的蓝色的袜子我开始吻她的纤足——她走路姗姗的脚跟那么白净她的脚背那么富有曲线我将她的小脚趾含在嘴里她痒了咯咯咯地笑起来我掰开她的右手——它揪皱了我的衬衣我将她的手放在她自己的领口她解了第一颗纽扣接着第二颗然后是第三颗我的手刚刚接触她的胸脯她就惊叫起来她的身体逐渐变硬我停下来我们大声地喘着气她的身体像一个发光的胴体她黝黑的大腿紧紧靠着我告诉她哪里是她的膝盖哪里是她的腰哪里是她的双肩她哭了露出白闪闪的牙齿什么爱情婚姻让妻子见鬼去我抱起她把她轻轻放在床上我的嘴唇像木筏一样沿着她的脊背滑下——

当我们重新在靠窗的桌边坐下，时间已过了中午。梅神情木然地看着墙壁。

我觉得胃里很难受。梅说。

我没有说什么。

看着那幅画，我就要呕吐。梅说。

你是不是为刚才的事后悔？

不。

梅的目光注视着的白色墙壁上贴着一幅画。我想梅也许对它感兴趣。那幅画的风格近乎甜腻，我不喜欢它：覆盖着繁盛青草的山坡上，一对恋人正在走近。太阳的逆光将他们的身影衬成黑色。

这不是一幅普通的装饰画，梅说，在这对恋人伸展着双臂互嵌的阴影中有一块空白。

是的。

那是一具骷髅。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那幅画：那片空白确实是一具骷髅。

电话铃又响了

我不知道我们在那张靠窗的桌前坐了多久。电话铃又响了。我站起来准备去接电话，却把桌面上的咖啡罐碰翻了。赭色的咖啡沿着桌面流到木质的地板上。我把倒了的咖啡罐扶起，没有理会那些黑色的残渣，去过道接电话。等一等，棋说，那是隔壁的电话。我已经走到那部老式的电话机旁。我侧耳聆听，铃声确实是从隔壁传过来的，同时我还听到了咖啡落在地板上滴滴答答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拿起了电话的听筒，然后又将它放下。

棋从桌边站起来，走出了我的屋子，她的鞋跟在楼梯上踩出咚咚的声音。我听见它正在消失。棋永远地离开了我。

附记：雪中

在那场蔓延全城的猩红热的阴云消散之后，我谢绝了城市福利会的疗养邀请，藏身阁楼专心写作。尽管医生一再叮咛：在病体没有痊愈之前，从事艺术创作可能会危及生命，但我想我的这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它似乎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这篇小说是我的一些亲身经历的片段的连缀——回忆这些经历使人沉醉，恍若隔世。我的婚姻以及那次离奇的阳关之旅的种种细节，在小说中已交代完毕（我努力保持事件的原貌），只留下了一件事没说。这件事和故事中的年月相去甚远，但和小说本身倒也不无关联。下面我就来谈谈这件事。就在我的小说写到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接到了一张梅从城市近郊寄来的明信片，她在明信片的背后抄录了一首唐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事实上，梅在离开官子之后一直蛰居在乡间。接到明信片的当天我就来到乡间她的住所。她在一幢白色的低矮的房屋前已等待很久。她的门前有一个静静的池塘，池塘边的树木掉光了叶子。池塘中的一条脉形沙丘积雪未化，有几只鸽子停息在房顶的瓦楞上。

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正扶着门框从路槛上站起来。我从她的脸上看出了自己的衰老。她面容沉静，我从她灰白的发丛中再也看不出她昔日的影子。

我们倚着白墙坐着，这天下午太阳很好，正在消融的雪水从屋檐一角滴落下来。

前一段时间听说城里正在蔓延热病，梅说。

是的，很奇特的热病。

官子死了？

死了。

棋呢？

她死在疗养院里，我说。

你想喝一杯啤酒吗？

好吧。

梅起身进屋去拿啤酒，她跨越门槛时显得有些吃力，那扇开着的木门很像一张落光了牙的嘴。

天气预报说今晚会有大雪，梅把啤酒搁在我面前的一只木凳上，对我说。

看上去不大会。

你看天上刮起了东南风。

是东南风。我说。

我每天都坐在门前，看着池塘沙丘上的雪慢慢化掉。我觉得化雪的情景很像时间。

时间过得真快，我说，想起那次阳关之行——

我想请你给把门窗修一下，梅打断了我的话，晚上风从外面灌进屋里，很冷。

天气是很冷，想起那次阳关之行，我就厌恶自己。我觉得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梅笑了一下。

我觉得是我引出了这场灾难。我说，棋在疗养院病逝前，本来我可以去看看她。

一切不幸都源于同情，梅说。

同情？

是的，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应该和你谈这件事。

什么事？

你还记得那天夜里我们在阳关的一段古城上的露营吗？

记得。

那天晚上你睡得很沉，半夜时分，在沙漠中行进的一列火车的汽笛声惊醒了我。我发现官子和棋不见了。我顺着那道烽火台长长的台阶走到城墙下，我走过一道道圆形的拱门和砌着飞檐的亭阁，最后在离护城河不远的一个枯草丛中看见了他们。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梅说。

是的，很好。

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梅继续说，当我到护城河边的时候，我恰巧看见棋正在解开官子腰上的皮带。我一直忘不掉那个皮带的搭扣的声音，后来我常常梦见它——你要不要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

这天晚上果真下起了大雪。我和梅围着一只小火炉烤火，那扇坏了的窗户，我在黄昏就帮她重新钉好了，又在上面糊了一层牛皮纸。屋子外面北风在树林里卷起哨音一般的啸声，我觉得屋里很暖。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梅。天空仍然飘扬着大雪。我在返回城里的路上，梅昨天跟我说起的那件事一直缠绕着我。道路非常难走。我突然想到那件事也许是梅故意编造的，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风雪还没有把我们吞没之前，陷入了对往事的追悔之中，她或许是在用一种离奇的幻想来为自己年轻时的冲动开脱。现在，我似乎已心力衰竭，我没有力量来仔细回忆那个夜晚的月色。对于爱情这个似是而非的字眼，我没有更好的见解。当我在追忆那些不可重复的往事时，我的干涸的心灵常常被《圣经》的氛围所困扰，在这个问题上，我宁愿信奉一句古老中国的伟大格言，叫作：

爱情像流水。

大年

我想描述一个过程。

——题记

1

腊月初二，清晨。大雪压断了树枝。光秃秃的村子模糊了原有的轮廓。丁家大院的门前已聚集了很多人。他们裹着棉袄和被絮，已经在凛冽的冷风中站立了许久。这些乞丐模样的人都是本村的居民。眼下，瘟疫一样的饥荒正四处蔓延，大雪封住了这个孤零零的村落通向外界的道路。他们簇拥在丁家大院高大的墙根下，眼睛盯着那扇镶有圆形铜钉的大门，巴望着能从丁家得到一些过冬的粮食。门前有几个人正朝远处张望，那里大雪纷飞，微弱的号哭声被风的呼啸裹挟而来，隔着那道枯苇飘摇的河道，人们能看见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刨开冻土埋葬死人。

这个清晨就像许许多多个从村子上空流过的平常日子一样，看不到一些吉祥的云彩，但是大雪像是停了。天边露出黎明的曙色。一个戴着护耳皮帽的用人将那扇大门拉开了一条缝，他的怀里拢着一把扫帚。他朝门前的人群瞥了一眼，又将门关上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人们看见村子里的私塾先生唐济尧从河边朝这里走过来。

“你早哇——”人群中有人向他打招呼。唐济尧朝他摆摆手，径自走了。他身材高大、结实，看上去不像一个读书人，在村人的眼目中他不仅精通阴阳五律，而且是一个能给人畜治病的医生。

唐济尧绕过院墙的一角，从一个侧门踅身进了丁家大院。早上八九点钟光景，那扇朱漆大门忽然打开了，人呼啦一下涌进了院内。

2

院内的淤雪已被打扫干净，水珠不断地从屋檐上落下来，把铺着螺纹青砖的地面浇得湿漉漉的。有一些麻雀停息在瓦楞下黑色的排水管下。丁家的几个用人刚刚抬来的金灿灿的谷子就搁在柱廊上。丁伯高脸上阴沉沉的，咕咕咚咚地吸着水烟斗。

唐济尧站在丁伯高的一侧，尽管他一再解释这些谷子是来年春天的麦秧种子，丁老太爷的善举无异于割肉活友（丁伯高皱了皱眉头），人们还是簇拥着往前挤，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谷子”和“种子”两个词之间的微小不同。

“这鬼天气，真冷！”站在柱廊另一侧的丁伯高的大姨太自语道。

“是啊，雪都化了。”玫有些心不在焉。她嫁给丁伯高做二姨太已经两年了，可是，她和大姨太并不显得很熟稔，此刻她正在侧面看着那几只排水管上的瘦弱的麻雀。她穿得比较单薄，她的身体在寒风中有些颤抖。玫注意到人群中一缕缕飘浮不定的眼光正包围着她。她返身朝里屋走的时候，有几个领到谷子的年轻人一边走向门外，一边回过头来瞟一眼她瘦削美丽的双肩。这时，丁伯高就不耐烦地朝他们挥挥手：

“走走走走走！”

丁伯高跟着二姨太进了内屋。

3

中午。丁家的客厅。酒过三巡。

“眼下的饥荒真是百年未遇，今天百姓虽说分到了一点粮食，可熬得了正月，熬不过清明啊。”大姨太一边朝唐济尧面前的碟子里夹菜，一边忧心忡忡地说。

丁伯高一阵猛烈的咳嗽。

“济尧兄，”丁伯高清了清嗓子，“听说永安、长顺几个村都闹起了暴反，新四军——”

又一阵咳嗽。

“是啊，”唐济尧说，“不过，我们这一带倒也平静。再说伯高兄在四乡一直是个乐善好施之士，今天你将春上的谷种分给百姓，民心大顺，以我之见，本村恐无此忧。只是……”

“什么？”

“新四军很快就要北上，丁家捐给新四军的粮款应早日送去才是。”

“那是那是。此事还望济尧兄在挺进中队严副队长跟前多多美言，粮款月内一定送到。”

唐济尧点了点头。

玫脸色阴郁地坐在丁伯高的左边，慢慢地往口里扒着饭，想着她的心事。

“二姨太的脸色不太好。”唐济尧忽然说了一句。

玫抿嘴勉强一笑，低头不语。

“她近来肠胃有些不适。”丁伯高搭腔道。

“我来为你搭搭脉怎么样？”唐济尧说。

丁伯高站了起来，唐济尧移坐到丁伯高的位置上。玫犹豫了一下，将手伸出来。

唐济尧按住玫的手腕，眼睛看着别处，过了一会儿，唐济尧笑了笑，报出了药方：

苍耳白术各二钱；厚朴二钱；白叩仁三钱；九香虫二钱；佛手二钱……

丁家的一个用人很快取来纸笔记下了它。

4

腊月初二，晚上，豹子将小船靠在岸边的一排紫穗槐树丛里，猫着腰摸到了那堵黑色的高墙下。他背倚着石灰墙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朝河面看了一眼。河上水流碰击冰块的声音很响，那条比捕鱼盆稍大的小船在树丛中藏匿得很好，他的脚下横放着一棵巨大的刺树。他又想起白天当他将树干从河滩上拖上岸来时，一个拾粪的老头奇怪地瞪着他的古怪眼神。现在，他要攀着这棵高大的树木爬上丁家大院北楼粮仓的窗子。

夜已经很深了。湿冷的北风透进他的肌肤，豹子把捆在短袄上的那根粗麻绳解下来，又重新将它扎紧。雪化了以后，野鸡在晚上也会到荒漠的田野上来觅食。它的叫声听上去像一个女人在哭。

豹子静静地蜷缩在墙根下。他那副安逸的样子不像一个夜晚偷粮的贼，倒像是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他在那里待了足有两袋烟工夫，他没有急于爬上黑色高墙上的窗子——它仿佛是一个昭示着运气不幸的深邃的洞——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胆量。事实上，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朝他的脸上吐痰，就和他早就丧失了羞辱的感觉一样，他也不知道害怕是什么，现在他需要想清楚一些事。

他想起了他的父亲。在一个晴朗温暖的午后，他跟着父亲来到了村外一个干涸的河坡上。那时他还很小，尽管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场面，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已经模糊不清了。他的父亲摇摇晃晃地举起锄头准备将那片地方开垦出来种粮食，可是父亲突然又将高举的锄头放了下来，睁大了双眼看着豹子。豹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那样看他，父亲的眼白翻了出来，脸正在变形，他呼哧、呼哧、呼哧吐出三大口血，父亲浑身都在动，看上去威风凛凛的，他最愿意看见父亲浑身有劲的样子。他的父亲在往后仰倒之前，从口袋里掏出四枚铜板交给他。豹子手里捏着四枚铜板使劲地朝村子里跑，他似乎明白父亲的意思是让他将这些铜板交给娘，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来到了村里的一家酒店。

从那以后，豹子就成了一个贼。

再也不干啦，豹子想。每当他偶尔回家看见村里那些丢失东西的人任意作践他的母亲时，他就这样想。

有一次他看见村里的一个老头在灶间叱斥母亲（豹子偷了他家两只鸡），老头临走之前还在她的胸前捏了一把。

现在，看起来母亲似乎熬不过这个饥年，他又想起了那四枚铜板。今晚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干啦，做一个正经的人，最好做一个丁老太爷那样的富人。今天早上他从丁家分得二升金灿灿的谷种时，他就想过，丁伯高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人。

现在他想好了。豹子朝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把那根刺树干竖了起来。他顺着树干爬到了窗口。一切都很顺利，他锯断了窗框上木质的横格，弓身钻了进去。他先将一麻袋谷子从窗口抛下，然后攀着刺树溜到地上。

丁家大院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儿那样安静。豹子把麻袋驮到船上时，天已经快亮了。他的内心被一种安详而甜蜜的情绪笼罩着，他在以往的一次次行窃中从未感到过这样的快乐。

以后再也不干啦。豹子想。

豹子站在船头，他麻利地拔出插在污泥中的竹篙，用篙头朝岸边的石块上轻轻一顶，船就离岸了。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脖子上的一条围巾不见了。也许是搁在粮仓里了。那围巾是父亲死后留下的。他瞥了一眼那口黑洞洞的窗子。算啦，他想，可是他像是瞧见了窗子上有一缕长长的东西在寒风中飘动。豹子将船拢向岸边，把船停稳，又走到了那堵黑色的石灰墙下。当他再次顺着刺树干爬到窗口时，他发现那缕在风中飘动的东西是一块糊窗纸。

既然上来了，就进去找找吧，豹子想着就从窗口钻了进去，黑暗中他的手在那些麻袋和干草上乱摸了一阵，然后，他在靠墙的一个旮旯里找到了它。他正要把围巾扎在脖子上，谷仓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丁家的几个男用人提着马灯出现在他面前。

5

豹子没有想到要逃，当那几个提着马灯的人朝他走过来时，他只是向窗外看了一眼，那条小船还停泊在墙外闪耀着冰凌花的河里。现在天已经亮了。

他被那些人带到丁家的一个堆放木料的厢房里，那些人把他的衣服剥去时，他觉得有些冷。豹子被反剪着双手吊在一根横梁上。他的眼前，一个手里握着长鞭的年轻人甩了甩鞭梢，这次他没有细心地去分辨那根鞭子的末梢是用什么做的，没有去留意判断鞭子落在身上的部位和时间，好让肌肉调节好来承受它。他现在不去琢磨这些了。他知道那个王八羔子每甩一鞭子，另一个站在一边的中年人就大叫一声：好！这些都没什么，豹子一声不吭。

厢房的门半开着，他看见这间厢房外是一条狭窄的长廊，不时有一些人从厢房外走过去，那些人都没有留意这边。要是有人把那扇厢房的门关上就好了，豹子想，他不知道自己是害怕裸露的身体让用人们瞧见，还是从那扇门里灌进来的冷风让他咬不紧牙齿。

他不知道那两个交替着揍他的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觉得自己睡过了一觉，现在一个女人的说话声让他苏醒了过来。屋子里空空荡荡的。背脊上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在流。房间里木料整齐地堆放在一角，他看见一只老鼠从圆木上面窜过。

那个女人站在门边和另一个人说话。豹子吊在梁上垂着头，他看见门外长廊的方砖上有一双穿绣花鞋的小脚，脚尖的方向正冲着他。他仰起头就看见了二姨太漂亮的眼睛，二姨太也正朝他看。二姨太不认识他，可为什么她一边说着话一边看他呢，豹子觉得难受。

二姨太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豹子又一次仰起头，背脊上一阵火辣辣的感觉，他的目光接触到她脖颈上的肌肤，腑脏里聚集了一种模糊的欲望。他不愿意那个女人看他的裸体，不仅仅是因为羞怯，他感到一股咸咸的痰堵在他的喉咙口。他现在完全清醒了。二姨太在厢房门前驻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她走开的时候，这个妖艳的狐狸精的模样在豹子眼前并未消失。他不觉得身上怎样疼了，肌肉里又注满了力量，他意识到一种他从未体味过的紧张和新奇感觉正在悄悄弥漫他整个深不可测的内心。

那个握着鞭子的人又回到了屋子里，他走到豹子的跟前，他用鞭棍在豹子两腿之间撅起的那个阳具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豹子叫了一声，咬破了舌尖。

豹子从梁上被放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丁伯高站在他的面前。丁伯高紧锁着眉头，只是漫不经心地对那个握鞭子的人说了一句，放了他，就转身走了。

豹子在冰凉的地上蜷伏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爬起来，朝墙角走去，他的衣服就搁在那儿。他走了没几步，屁股上又重重地挨了一下；那个人抖抖鞭子对他说：“就这样出去。”

豹子穿过那些回绕曲折的长廊。他用双手捂着腹下的羞处，他的身上开始出汗了。

豹子走出丁家大院，户外强烈的阳光使他睁不开眼睛，他回过头朝那扇朱漆大门重重地啐了一口：

操他娘的狗屎。

6

腊月二十二，傍晚。

老人从上午开始就这样坐着，头倚着门框，朝远处张望。她的目光跳过那条狭长的枯苇河道和荒凉的山丘，停留在一簇低矮的树丛旁。那里有一些在视线中很小的人影从土坡下爬上来，朝村口走。太阳的光从西边照过来，远处的荒野有一半沐浴在阳光中，另一半却被阴影笼罩着。豹子已经有很多天没有回来了。这个年老的妇人目光痴騃地坐在门口，注视着天上飞过的鸟。她并不是在等待她的儿子。她知道，今天邻村的一个麻脸汉子要到她的茅屋里来。

她早上熬的一点稀粥还在锅底搁着，她不想吃。日落的余光照耀着她，她觉得很舒服。半个月前，她就听说了豹子半夜去丁家偷粮被捉，随后被吊打的事。她不为儿子担心了，只是想知道豹子究竟去了哪里。

豹子是一条牲口，他还是不回来的好，她想。

大年快要到了。村子里却格外冷清。换麦芽糖的人在村中敲着破锣，天就要黑了。

“老四——”

老妇人听见有人在叫她，她侧过身，看见一个抱着干柴的老头在茅屋前站着。

“唉——”她答应了一声，撩起衣角擦了擦眼睛。

“在等谁啊？”

“噢，不——”

“不要哭哇……不要哭。都快过年了，熬过了这个春，就好了。”捡干柴的老人转过身朝村里走。

“大叔，知道——豹子的落脚处不？”

老人摇了摇头。

她的目光凝聚的焦点又散开了。她没法不想儿子。可是今天她坐在门边确实不是等他，她在等着那个邻村的麻脸汉子。

那个汉子终于来了。

麻脸大汉进了她的茅屋，她就去灶下烧了一碗水端给他。然后她又从床头的一只破橱里翻出了一袋旱烟丝递给汉子。

“都霉了哇——”那汉子吭了一声，从腰间摸出一根旱烟锅，装满烟丝，吧嗒吧嗒抽了起来。

“几日动手？”大汉问。

“后天。”

“二十四？”

“唉。”

“有准头吗？”

“有准。”老妇人说，“二十四是他爹的祭日，他要回来上坟。”她现在心绪不像刚才那样镇定，她不知道自己是盼他回来还是怕他回来。

“二十四那天——去村头猪坊买点猪头肉回来给他吃。牢子在送死囚时也供好吃的，你的那个儿子，叫什么来着？”

“豹子。”

“豹子？他的脾性倔不倔？”

“什么？”

“力气大不大？力气大动起手来麻烦点。”

“不——太大。”老妇人说，她的眼泪扑扑簌簌地滴在桌子上。

他们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话说，门外涸河里的枯苇在风中沙拉拉地响。一个掏蟹子洞的年轻人在芦苇中直起腰来。

麻脸大汉抽完了两袋烟就要走了。他走到门边又转过身来：

“老娘，这种事我干得多了，你可不要害怕。”

“不怕。”

“不要反悔。”

“不反悔。”

“还有，这事不能让新四军里的人知道。”

“唉——”

掌灯时分，那汉子走了，老妇人将他送出门外。

7

那个麻脸汉子走后，老妇人就倒在床上睡下了。半夜时分，她听到了村子里的狗在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朝她的茅屋门前移聚过来。她从床上坐了起来。不一会儿，她就听到有人在用手指轻轻地弹着她的窗户纸：

“老四，老四——”

她挑亮了床前木柜上的油灯，起来开门。月光中，她看见豹子瘫在门槛上。他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气和鱼腥味。村子里的几个打鱼人的背影正在走远：

“我们在太子坟遇见了他，两只饿狼差点把他啃了。”

她扶住门框好久没动，她的心中掠过一阵不祥的恐惧，她觉得时间仿佛突然出了问题。后天，腊月二十四正悄悄地向今夜延伸。

8

腊月二十四。豹子在慵懒的睡意中躺着。疲乏像冬眠醒来的蛇一样从他的肌肉里游走了。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前天晚上太子坟地阴森的月光，以及村中那些狗日的打鱼人拽着他的脚把他拖回村子时的狗叫（当时，那些道上的碎石乱瓦硌得他的脊背疼痛难忍）。现在，一切都像是进入了正常安定的秩序。早晨，从他家茅屋土墙的方洞里照射进来的阳光使他醒了过来。随之，他闻到了一股诱人的肉味馨香。

他记起今天是父亲的祭日。窗外湮无声息，几只鸟在屋檐下筑巢，拨拉下一些草茎和泥块。他仿佛觉得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已在他内心贮满。他的嘴边还挂着一丝前夜还没有完全消退的酒香——那种隐隐的土烧酒的味使他在回味中得到满足。

母亲挑起门帘从里屋走了出来。她的脸色像终年不化的积雪那样惨白。她把一碗猪头肉搁在豹子身边的小木桌上，在豹子的床前坐了一会儿，像是要跟豹子说话。豹子没有理她。他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搞来了这些东西。豹子记得在以往的祭日中，常常是祭祀完毕后才能分享供品，他像是觉得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因为母亲坐在他床边一直没看他一眼，甚至她在跨过那道每日经过的门槛时仍被磕绊了一下，但是，多年的行窃经历使他在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从不考虑后果，他吃完了那碗猪头肉就翻身下了床。

豹子按照母亲的吩咐，来到了里屋父亲的灵位前。他在牌位的木龛上烧起了三炷高香，然后把供品摆成一个品字形，在一块圆状蒲团上跪了下来，双手合十。

豹子在磕头的时候，母亲在一旁看着他。她觉得豹子在烧香磕头的时候举止像个姑娘一样文静，她从豹子童稚而又虔诚的动作中感到了无限的宽慰。

豹子刚从蒲团上站起来，茅屋的那扇门就吱嘎一声开了。一个胸前围着白色肚兜的人突然闪了进来。他的手里抱着一个长方形的木质盒子，看上去是一个剃头匠。这个高大健壮的大汉身后跟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豹子看来，那个娘娘腔的小白脸也许是大汉的徒弟。两个人谦卑地倚在门口。

“剃头吗？”那人说。

“滚滚滚，”豹子不耐烦地朝他摆摆手，径自走到外屋的一个大水缸前。他用水瓢砸碎了水缸里的冰块，舀起一瓢冷水喝了下去，然后他又掬了一点水在脸上抹了抹，他在缸中看到了自己蓬头垢面的影子。

“都快过年了，就剃一下吧。”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边，对他说了一句。豹子从来没有觉得母亲这样柔声地跟他说话，他仰起头想看看她，可是她已转过身朝里屋走去了。豹子用袖管揩了揩脸，走到那两个剃头人跟前，他突然意识到那两个人刚刚收敛了笑容。他们笑什么？豹子想。他浑身感到一阵冰凉，因为这两个人像是常常在梦中出现一样，使他觉得很不真实。

“什么价？”豹子说。

“一个铜板。”

豹子在有两根竖木靠背的简陋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人将白色的肚兜从自己胸前解下来，套在豹子的脖颈上。豹子觉得那肚兜的白色有些刺眼，豹子刚好来得及在木椅上调整好坐姿，以使自己舒服一些，那个大汉突然将一把锋利的剃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干吗？”

“别动。”

那个汉子手指微微在剃刀的柄上压了一下，一缕鲜血从刀架上流了出来，白色的肚兜上立刻有了几滴正在慢慢变大的血圈。

豹子的眼前一阵发黑，他意识到了巨大的恐怖，他一动没动。那个汉子没有让剃刀迅速地切割下去。这时那个站在门边始终一言不发的白脸（这时豹子忽悟这个白脸极有可能是那个大汉的儿子）朝他走过来，他从口袋里抖出一根细长的麻绳，将豹子的双手反捆起来。

豹子到这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尽管阴谋的由来他还不十分清楚，可是他知道若要逃出这个可怕的灾难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你与我无甚怨仇，为何平白害我？”

“兄弟，这事怨不得我。你母亲雇我来杀你，她熬不过这个饥荒了，她怕死后留你在世上惹事。”那汉子说。

“妈——”豹子喊。

母亲不知去了哪里，风吹起那道蜡染花格的门帘，没有一丝声响。

母亲在里屋正把一丈粗黑的纱绫抛到梁上，她听不见儿子的叫喊。她回忆起许多个往昔的日子，恍若隔世。她的身体战栗着，她在系那个硕大的结时不得不停下来喘息。眼下，看样子是熬不过这个饥荒了。即使熬过去又怎样呢？老妇人想，豹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耻辱，既然她决定自缢，她就不允许豹子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妈！”

“妈！”

“妈的，妈！”

“走吧。”那大汉在豹子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哪里走？”豹子问，这时他看清那个大汉是个麻脸。

“太子坟。我们早上已替你把坑挖好了。”

“我要拉屎。”豹子突然说。

“不行！”

“我的亲爹，我拉完屎跟你走。”

“别想诈逃。”

“不逃。”

那大汉怔了一下，替豹子松开了绳索。在他眼里，豹子不过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娃娃，他不信他能逃了。

豹子朝床前的一个木制粪桶走去，那个徒弟模样的人堵住屋门，涨红了脸看着他。

豹子走到床边，猛地窜到床上，掀翻了枕头，抓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对着面前的两个剃头人。

那是一支驳壳枪。

“狗娘养的孙子。”豹子声音颤抖着，握着手枪重新走了回来。

那个麻脸大汉双膝一屈就“扑通”一下跪倒了，那个门边的年轻人也跟着跪了下来。豹子不很熟练地扣动了一下扳机，对面墙上印上了三个圆圆的小洞。豹子打完了三枚子弹，朝枪管内吹了一口气，屋里立刻弥漫了一股硫黄火药味。

“孙子有眼无珠。”那大汉趴在地上闷闷地说。

“爷爷饶命。”白脸跟着哼了一句。

豹子开心地笑了一下。这时母亲听到枪响，已从里屋跑了出来，她掀开门帘的时候，豹子瞥见了那根悬在梁上的纱绫的巨大黑圈。

“起来——”豹子在那个麻脸汉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母亲奔过来，伏在地上抱住了豹子的腿。豹子感到一阵厌烦和恼怒。母亲永远是属于那种既没有见识而又可怜的女人，豹子想。

“别开火。”母亲说。

豹子没有吱声。

“饶了他们，他们干这种事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混饭吃？”豹子看了一眼在地上趴着的那两个人，迷惑不解地问了一句。

9

十七天之前。腊月初七。

午后，唐济尧在书斋里觉得无聊至极。他是一个很能克制的人，但是这些天总有一种不安和躁动的心绪伴随着他。尽管他能确切地知道引起他烦恼的那个东西，但他不愿意在那个东西上耗费心力。那个东西光洁而美丽的影像不知何时刻在他脑中久久不去。今天中午他外出看病回来就一直待在书房里仰望天窗。他刚刚临摹完了一幅东晋人的《奉橘帖》，现在，为了使性情平和下来，他拿起了一本旧线装书，慢慢翻看默念如仪，他念到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时，听到窗外的平台上有些响动。他推开屋门，走到临河的平台上。原来是大风将屋楞上的一片瓦吹落到了木槿花盆里摔碎了。唐济尧甩手掸了掸花叶上的泥块，正要返身进屋的时候，他看见豹子穿着一件花褂子歪歪斜斜地从河滩上朝他的宅前走来。豹子佝偻着身体，在逆风中他走得很慢。唐济尧看着他走路的样子有些好笑。天色阴沉下来，从河道的上游吹来的风使他觉得冷。他回到屋里，刚刚在书桌前坐定，豹子就敲开了他的门。

“豹子，你怎么穿着一件女人的褂子？”唐济尧笑着问他。豹子没有吭声，他第一次到这间屋子里来，好奇使他有些心不在焉，豹子觉得这间房子挺暖和，朝唐济尧的身边捱了捱——在唐济尧的脚边搁着一只黄色的金属火炉。

“看病？”

“不！”

唐济尧看了他一会儿，从墙上钩下一件羊皮短袄扔给豹子，转过身又重新拿起了那本书：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子道陌之头显见之处美其名谓之碑也。

“先生——”豹子突然叫了一声。

……

“你收下这个。”豹子从怀里取出一条狗腿和一瓶窖酒搁在唐济尧的书桌上。

“做甚？”

“收我为徒。”

“行医？”

“不，投军。”

唐济尧愣了半晌。他从书桌前慢慢站起来，走到豹子的跟前，把手放在他的头上。

“这狗腿是从村头王家铺子弄来的？”

“是的。”

“这酒！”

“以前弄的，我埋在河湾里，还有。”

唐济尧捏住酒瓶的木塞轻轻地旋转它，上面还有残留的泥土的痕迹。

“你是我的——父亲。”豹子跪在唐济尧的脚边，涨红了脸说出父亲二字。他不知道用这两个字来称呼面前的这位穿马褂的人是否合适。他想起了许多年之前河滩上的灿烂阳光，面前的这个人和父亲的唯一不同就在于：唐济尧使他敬重之外，还让他感到一丝胆怯。

唐济尧将豹子拉起来，点上了一支烟斗。

“鬼子来的时候，你们都吓得钻了地窖，现在日本人去了武汉，你要投军做甚？”

“混饭吃。”

“混饭吃？”唐济尧笑了起来，“军队里可没有狗腿和窖酒。”豹子知道唐济尧话里的讥讽意思，他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我再也不干了。”豹子说。

“什么？”

“偷。”

“很好。”

唐济尧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天已将晚，风声中夹着几声凄厉的狗叫。整个村子仿佛都在摇撼。

“我不过一介穷儒，也许不能帮你什么忙。”

“先生——村里的人都说你跟新四军挺进中队的严副队长很熟。”

“不错，”唐济尧身上一阵燥热，“据我所知，我们这一带形势复杂，山上的一些土匪也打着新四军的旗号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你的——过去的名誉使我不敢作保。”

“我早不干了。”

“很好，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投军到底想做甚？”

“我要杀——”

“谁？！”

一阵风将桌上的油灯吹灭了。豹子庆幸自己没有说出丁伯高的名字。在黑暗中他看不见唐济尧的脸，对方也像是在等着他的回答，他猜测唐济尧和丁伯高交情很深。他在黑暗的屋子里聆听着风声，等待着唐济尧将灯重新点亮。他的眼前出现了父亲吐血时威风凛凛的样子和母亲忧郁的面容。他并不怎样憎恶丁伯高，他只是想杀人。尤其是他回忆起腊月初二的那个夜晚，丁伯高的二姨太瞥他时的眼神，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杀人也许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当然，”唐济尧点亮了油灯，“投军以后是免不了要杀人的，问题是杀谁。”

“嗯。”

“你总该听说过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故事吧。”

“嗯。”

“世间贫富不均是一切灾祸之源。”

“我要杀丁伯高这个狗日的，他的二姨太是个狐狸精。”豹子的声音低得像自语，而且他说得又快，他怀疑唐济尧没有听见。唐济尧转过身去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烟斗。

“我看你还是跟我学医吧，你父亲和我有些私交，我——”

“不。”

“你当真要投新四军？”

“当真。”

豹子由于觉察到唐济尧有了答应的意思，眼睛都有些潮湿了。

“也好！”唐济尧默想了一阵，终于说道。

10

腊月二十七。清晨。丁伯高来到二姨太玫的房间时，玫刚从床上起来。她看见丁伯高的脸又黑黑地瘦了一圈，眼眶深深地凹陷进去，便感到一阵隐隐的担忧。

丁伯高在挨着玫的梳妆台的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来。他静静地看着玫，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想起玫刚刚嫁过来的时候还时常梳着女学生模样的短发，看上去还像个孩子，现在，她颀长的身材，长发中散发出来的松脂一般的少妇气息使他沉醉。

“还在为昨天的事犯愁？”玫转过身来，嫣然一笑。

昨天夜里，厨子在出炉膛灰的时候，不慎引着了麦秸，厨房里大火蔓延起来，烧坏了两张桌子和一些水桶。这件事并没有酿成大的灾祸，但是它不祥的阴影却一直跟随着他。大年快到的时候，这样的事总让人觉得晦气。

“不，我听说——”丁伯高正要说什么，一个女佣端着一碗煎好的药推门走了进来。

她把药放在门边的一张茶几上，转身走了。

“我听说豹子组织了一个新四军支队。”丁伯高压低了声音，说道。

“什么支队？不就几杆破枪，一群孩子吗？”

“你怎么知道？”

“我昨天在舂米房听说的。用人们都在传这件事。”

丁伯高没有言语。过了半晌，他又说：“豹子这个人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见过？”

“就是那天晚上偷粮被吊在西厢房的那个人。”

“是他？”丁伯高脸上一阵抽搐。他开始大声咳嗽起来。

“他们有几个人？”玫问。

“七个。六个有枪。还有一个十三岁，没枪。”

“这事怎会让你心烦？”玫有些不解地问。

“眼下饥荒正紧。他们会不会——”

“什么？”

“没什么。”

丁伯高从玫的房间里出来，在院子东北角的几株天竺花旁遇到了大姨太。她手里正提着一个漆盒匆匆朝外走。

“你去做甚？”

“老四家的那个豹子投了军，我想去瞧瞧，顺便送点东西过去。”

丁伯高看着大姨太的背影，心头一热。

“等等。”丁伯高叫住了她。

丁伯高走到大姨太身边，从她手里提过漆盒，说了一句：

“我去吧。”

11

丁伯高拎着那只黑红漆盒走出丁家大院后，才意识到自己提着漆盒的样子有些别扭。那个椭圆形的东西在他手里不自在地晃荡着，他走过村中的广场时，听到了从村后马脊山传来的枪声。

丁伯高站在广场一角聆听了许久。一个村妇扛着木锄从他身边经过，丁伯高一把拽住了她。

“哪里的枪声？”

女人的胳膊让他捏得酸疼，她无力地笑了一下，没有挣脱他的手，眼睛看着地面：“听说是豹子和他的人在练靶子。”

丁伯高望着别处松开了她的胳膊，径自朝豹子家的那间茅屋走去。

“丁大爷，哪里忙着？”豹子的母亲跟他打了个招呼，她正把一条棉被拖出来晾在屋檐下晒。

丁伯高没说什么，他想说来看看她，又觉得似乎不太合适。他把手里提着的漆盒搁在地上，不知所措地笑了一下。

“豹子呢？”

“一早出去了，没魂。”老妇人蹊跷地望着他，井边的几个洗衣服的小媳妇也朝这边看，她们旁边，一个小孩牵着牛到河边去饮水。丁伯高脸色又黑了下来，他搓了搓双手，开始有些后悔来这里。

“进屋坐坐？”

“嗯。”

老妇人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朝茅屋走去，丁伯高随后跟了进去。屋子里光线很暗，他觉得双眼一阵发绿。他在一张榆树架起来的桌子旁坐下，老妇人去灶下烧水。

“豹子什么时候回来？”

“没准呢。”

屋子的角落摆着一个木桶，没有遮盖，强烈的尿臊气使丁伯高忍不住直想打喷嚏。最后，他的目光移到了对面的土墙上。他注意到墙上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三个圆圆的小洞，墙角下有一枚黄澄澄的弹壳。丁伯高身上一阵痉挛。

“这墙太旧了。”丁伯高说。

“是啊，雪一化就漏水。”老妇人将一碗热水搁在丁伯高面前。

“明天我叫人来粉刷一下。”

“怎好烦你？”老妇人不安地说。

“这窗子也该修一下了。”

“唔……”

丁伯高觉得老妇人坐在他对面很不自在。她的情绪悄悄地感染了他。他又清晰地听见了他曾一度忘记了的远处的枪声。

“豹子这些年变得很快，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丁伯高终于俯身喝了一口水，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腊月初二那天，家里的几个用人抓错了人，竟将豹子当贼吊了起来，我当时就是没有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个外乡人，这事弄得……”

“豹子的品性是有点恶。”老妇人说。

“哪里哪里，孩子都有些癖好，大了就好了。”丁伯高憋红了脖子说道。

中午时分，丁伯高离开了那间茅屋往回走。他身上的衬衣让汗水粘在肉上很不舒服。太阳又阴沉了下去，东风吹过来枯草的气息，看起来又要下雪了。

12

腊月二十八。大雪封路。村中又饿死三人。

傍晚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外乡人顶着风雪，沿着河滩朝村子里走来，他在村西的一个低矮的山冈上站立了很久，人们以为是村人请来看墓穴的风水先生。这个人在村中转悠了好一会儿，最后来到了豹子的茅屋前。他将一封书信交给豹子的母亲，就在夜幕中消失了。

13

深夜，母亲从梦中被外屋的喧哗声惊醒了，她不知道豹子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屋子里像是聚集了许多人。他们都抢着说话，使她一时听不清谈话的内容，但是她还是能分辨出村中的一个屠夫和儿子的声音。

“动手的时候，大家都不要乱。”儿子说。

“德顺和子民堵住后门。”屠夫说。

“天太黑，两个人怕是不够。”德顺显得有些胆怯。

“好，再给你一个，二狗子，你也去！”儿子的声音。

“好吧。”二狗子兴奋地答应着。他才只有十三岁。

……

“不过，大姨太她们几个女人怎么办？”

……

“我们最好要贴一张告示。”

……

风雪把窗户纸鼓动得沙沙地响，屋子很黑，外屋油灯的光亮从门帘中透进来，照亮了被褥的一角。母亲匆匆披上衣服，趿着鞋来到外屋。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母亲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冲着她笑。她把傍晚那个陌生人送来的信递给儿子。豹子将信拆开，捏着信笺来回看了半晌，他弄不清信上说了些什么。他知道在座的有两个人读过私塾，但他没有将信交给他们念，只是含糊地说了句：

“今天就到这里。”

屋子里的人都相继散去了。豹子在桌前闷闷地待了一会儿，披上那件破袄，甩门走了出去。母亲一直看着他的身影在风雪中渐渐消失。还不如当初弄死他的好，母亲想。

豹子出了茅屋，径直朝村东唐济尧的宅子走去。

夜已经很深了，唐济尧还没有睡。他将豹子让进了屋，随手塞给他一个鸡毛掸子。豹子没有顾上拂去身上的雪片，把怀里揣着的那封信递给他。

“没什么大事。”唐济尧看了一会儿，将信扔在桌上，“中队让你设法安抚饥荒中死者的家属，令你明年春上率支队去江北集训并接受整编。”

“明年春上？几时？”豹子问。

唐济尧将桌上的信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

“正月十七。”

14

大年三十。

雪飞不止。一个刺耳的消息已在村中悄悄地传播开了。丁家大院是村中唯一沉醉于节日气氛中的户落，大门在黄昏的时候就关上了。门前的屋檐下照例挂着三只扁桃形的灯笼。他们在忙于祭祀和置办过年食品的时候再一次忘记了罕见的饥荒带来的萧条，丁家的人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被漫天风雪裹着的村子和往昔的不同。

傍晚的时候，一个小孩从村中磨坊里听到了今夜有人袭击丁家大院的消息。他踏着齐踝深的积雪飞奔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这位丁伯高的远房亲戚一到冬天痔疮就发作了，此刻，他坐在马桶上痛得大汗淋漓。小孩见父亲没理他，就将这事比画着告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哑巴。

这个胆小的女人在脖子上裹了一条方巾就朝村西的丁家大院跑去。由于饥饿和激动，她一次次地在雪地里滑倒，当她来到大院的门前，用力摇晃着门上的两只铜圈时，她已经成了一个雪人。

一个用人为她开了门。她被领到客厅里。丁伯高正和家人在一张摆着丰盛酒菜的圆桌前坐下。丁伯高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而又温和地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站在客厅的一角，冲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足足比画了有两袋烟的工夫。但是人们在大年三十的餐桌上容易使自己沉入诗意的遐想之中，哑巴的比画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耐烦。大姨太认为她一定是饿急了，就让人给她盛来一碗米饭，哑巴立即不再比画，缩在屋角大口地扒着饭，她在吃饭的时候还咬断了一根筷子。丁伯高笑了。哑巴刚刚搁下碗筷，一个用人就把她领出了丁家大院。

15

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丁伯高正靠在炉火边打盹。他今晚喝得太多了，在浓浓的酒香中，枪声听上去并不显得怎样可怕。当一个用人慌慌张张冲进客厅，告诉他有人在用树桩轰门时，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用人问他该怎么办，他内心的极度恐惧被酒意遮盖了大半，他几乎是镇定地说了一句“不要慌”，又在椅子上坐下了。

大门顷刻之间就被撞开了，人群像潮水一般拥了进来。在嘈杂的喧哗声中，丁伯高听到有人在高喊着他的名字，他才想起来逃跑。他在客厅里来回转了几圈，来到客厅外的走廊上。他看见村中一些他熟悉的面孔从他眼前闪过，朝北屋的粮仓跑去。他跌跌撞撞地沿着长廊朝前走了几步，又听到两声凄厉的枪响。

丁伯高跑了一阵，原来空阔而又宽大的院宅到处都是人。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屋子的哪个部位，要逃向哪里。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来到一间屋子的门前，他用肩膀将门撞开，跌倒在房中湿漉漉的地上。又一阵脚步声在房子周围响起来，他看见窗口有几个黑影跑了过去。丁伯高把脸贴在地上冰凉的积水中，渐渐清醒了过来。他知道自己正趴在厨房的地上。

丁伯高意识到许多天以来他一直在担心的那件事（它在丁伯高的心中一直闪烁不定）终于发生了。奇怪的是，当它来临时丁伯高感到的不仅是恐惧，同时还掺杂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丁伯高从潮湿的地上站了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跑到灶下，他从灶壁的洞口看见村里的打鱼人德顺拎着盒子炮摸进了厨房。丁伯高挑了一个没有生过火的灶膛，弓身钻了进去。他听见德顺哼着小调打开碗橱的门，从里面拿出一只鸡腿之类的东西啃了起来。灶膛里的空气令人窒息，丁伯高有了一种抑制不住想咳嗽的欲望，他顺手抄起一把草木灰塞在嘴里。

他蜷曲在灶膛里听不清外面的声音。那些零碎的声音在灶膛里变成嗡嗡的回响，鼓荡着他的耳膜。他开始觉得屋子飞快地旋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院子里的猪叫声，这种越来越微弱的声音使他慢慢陷入了昏沉的醉意之中。

丁伯高在灶膛里苏醒过来已是第二天拂晓。

四周阒然无声，那些抢粮食的人不知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院中被踩得黑黑的凹坑上又已经覆盖了一层新的积雪。风将几片雪花吹到他火辣辣的脸上，丁伯高觉得非常舒服。

走廊里，昏暗的灯笼还在风中摇晃着。有一些谷子散落在地上。黑暗的天空中有几只乌鸦盘旋南飞，在空荡的院子里留下一串飘忽不定的阴影和长长的啼鸣。在长廊的拐角处，他看见一个女佣人赤裸着下身靠在柱子上呻吟。他从她的身边经过时突然想起了他的两个姨太。他走到院中的雪地里，看见北楼上二姨太的房里还亮着灯，便朝楼上跑去。

房间里空无一人。一切都是原先的样子，他看不出这个房间曾遭到过洗劫。床上的被子还是他白天看到的那样，叠得整整齐齐，他嗅到了玫留下的淡淡的松脂的香气。他走到玫的梳妆台前，桌上的油灯快要熄了，他用针挑了挑灯芯。桌上有一本旧书，它被翻开在一百四十九页。丁伯高听着屋外风声吹动着干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心不在焉地读了几行，当他读到：“眼见你起朱楼，眼见你宴宾客，眼见你楼坍了”一句时，眼前又闪现出玫的美丽的影子。

天快亮的时候，丁伯高听见楼梯口传来的脚步声，他刚刚走到房外，胳膊就让两个人死死抓住了。

“玫在哪里？”丁伯高问了一句。

“我们也不知道。”那两个黑影说。

16

午夜。玫坐在北楼卧室的梳妆桌前，已微微有了一些倦意。她仔细地辨别着楼梯和过道上的脚步声，没有心思继续看那本书。她不知道丁伯高为何到现在还不上楼来。她推开那本书，正准备下楼去看看，一个用人走了进来，她将一碗枣汤搁在玫的面前。

“你到楼下去看看丁老太爷是不是喝醉了。”玫说。

那个用人答应了一声，没有立即走开。玫觉得她似乎有些话要跟自己说。

“你还是早点逃吧。”那个用人说。

“怎么？”

“今夜豹子要带人来抄家。”

“你怎么知道？”

“现在大院周围已经埋伏了人，你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那个女用人转身走了，她走到门边又回过头来：

“从后院逃。”

玫刚刚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听见了夜空中传来的第一声枪响。她屏住呼吸，她听见在风的怒吼声中混杂着一丝隐隐的人群的喧哗。

她跑出了卧室。

她走到楼梯口的边上，听见院外有人用粗大的木桩轰击大门。她看见院子里吊着的几只灯笼被风卷起来，像秋千一样晃荡着。她返身上楼的时候，看见大姨太赤着脚朝她跑来。

“什么事？”大姨太问。

“土匪。”

大姨太拽住玫的胳膊就朝楼下丁伯高的卧室跑。她们在走廊上跑了几步，看见大门被撞开了。人群拥进来，朝北楼的粮仓跑去。大姨太拉着玫躲到一辆板车的轱辘底下。她们看见豹子握着手枪带领两个人钻进了丁伯高卧室的同时，村中的一个屠夫和另外一个带枪的人在黑暗中上了楼。

“楼上怕是回不去了。”大姨太说。

“朝后院跑吧。”玫说。她想起了那个女佣的话。

她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去过后院了。园丁早已把它辟为苗圃，在里面栽上了一些小松树和梅花。只有到了四月过清明节时，她们才去院中摘下一些松枝插在花瓶里。院中的积雪好久没有清扫，已有二尺多深。玫和大姨太来到后院，一眼就看见西侧的墙上有一个小洞。

玫记得那里原先有一个通往院后山冈的小门，但在一年前就给封死了。现在不知怎么被人扒出了一个小洞。玫和大姨太来到洞口，闻到了石灰和干黄泥的气味。

“这个洞口像是刚刚被扒开。”玫说。

大姨太没有吱声，拉着玫的手从那个洞口钻了出去。

她们倚着院墙喘了一口气，原野上风雪迷漫。她们正觉得今晚的事非常蹊跷，玫忽然听见黑夜中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她看见院外的大枣树下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朝她们走过来。

“你是谁？”大姨太问了一句。

“我是法安，跟我来吧。”那个人说。

玫知道法安是村中一个尼姑。她去年春天去马脊山踏青，经过那座孤零零的尼姑庵时，曾看见她在河边洗菜。

玫在风中打了一个寒噤。她似乎觉得眼前的情景比屋里喧动的人群更让人觉得可怕。她仿佛置身梦境，院外的枣树风雪和远处隐约可见的丛林都显得极不真实。

“跟我来吧。”法安又说了一声。

玫迷迷糊糊地被大姨太牵着手，在雪里狂奔。身后传来的嘈杂声和猪叫声渐渐地减弱了。她们又跑了一阵，慢慢地，她们听不见任何声音，才放慢了脚步。

最后，她们来到了那幢就要颓圮的尼姑庵前。

17

大年初一。

清晨，大雪刚停，放风筝的小孩就出现在雪地里。晌午的时候，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悬在村东光秃秃的树梢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和激动伴随着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村子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饥饿和死亡，但是对于冷清他们似乎永远无法习惯。昨夜的枪声几乎还没有停息，那些抢到了粮食的家中已经传来了打年糕的声音。早上，几个年届耄耋的人在街角专心致志地剖开竹篾修理那只破烂不堪的麒麟，另一些人扛着木头和门板去村西搭戏台。戏台到临近中午时才搭好，村中的几个被饥荒折磨得气息奄奄的瞎子就抖擞起精神，被人搀到了台上。她们唱着充满秽意但毫不露骨的乡村小调，一边敲着竹板，一边往嘴里塞着米饼。几个爱热闹的年轻人从早已封门的火药铺子里找来了鞭炮，那些鞭炮由于受潮和发霉，发出稀稀落落的声响，但是人们在令人陶醉的硫黄香味中忘记了一切。昨天晚上的枪声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当丁伯高戴着一顶如漏斗状的尖尖的帽子，被人用绳子牵着走过村中的广场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

母亲很早就起来了。事实上，她昨晚由于一直在窗口谛听风雪中传来的枪声而通宵未眠。拂晓的时候，从丁家大院传来的嘈杂声渐渐地平息了，她吹灭了桌上的油灯，准备睡一会儿。她刚刚倒在床上，就有人来敲她的门。老妇人对于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她拜年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拜年的人接踵而至，他们照例冲着她笑，和她寒暄一番，然后没完没了地谈起早已被她淡忘的陈年往事。一个刚刚饿死了两个儿子的中年寡妇还和她攀起了旧亲，实际上这位寡妇的外祖父曾和母亲的父亲一起在马脊山打过猎。她弄不清楚这些天村中发生的事，但她意识到由于昨夜的枪声，她的茅屋一夜之间变得热闹起来。邻居们送来的粮食和礼品堆满了床边的木桌。起先她在接受那些邻居的作揖问安时，还显得有些别扭，但时间一长，她就觉得没有什么不自在了。只是当她偶然想起以往的大年初一她去给丁伯高磕头拜年的情景时，才稍感到不安。邻居们的脸上镌刻着恐惧和恭敬，老妇人心底里升起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舒坦的感觉，悄悄地淹没了她。

豹子和几个带枪的年轻人牵着丁伯高在村中转了三圈，他们开始感到厌倦和焦躁，他们的身后跟着几个提着裤子的孩子。中午的时候，这些小孩回家吃饭去了，豹子看着身边的几个无精打采的伙伴忍不住想睡觉。村里的人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事情的结局，对于昔日的丁老太爷沦落为一个被人牵着到处乱转的“猴子”并没有感到太大的诧异。豹子和那帮牵着丁伯高游街的人在村中寂寞地走着，人们只是从那些土墙和阁楼的窗户上偶尔朝他们瞥上几眼，豹子本来想好在村中的广场上将丁伯高枪决，他们还请人在一张类似于判决书的羊皮纸上写满了丁伯高的罪状，准备在行刑的时候念。但是人们或者不知道他的意思，或者是被村西唱小调的几个女瞎子吸引住了，广场上始终没有什么人。当屠夫凑到豹子跟前问他该怎么办时，豹子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

“在村中再游七圈。”

现在，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他们在村中转悠了一整天毫无结果，屠夫又一次来到豹子的跟前，他沮丧地提醒豹子，还是趁早将丁伯高处决了算了，豹子懒洋洋地挥了一下手臂：

“好，那就枪毙吧。”

傍晚，他们把丁伯高押解到村头的那道干涸的河边。

太阳的余晖从西边温暖地照过来，河道里密密匝匝的芦秆被染成橙红色，河滩上没有一丝风声。远处的雪野上，行乞的人群像一条黑色的虫子在慢慢游移。

丁伯高站在河滩的边缘，感到了情形的不妙，在对于死亡的预想中，丁伯高和豹子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原以为枪决会在众目睽睽的广场上举行，即便没有人感念他过去的善行而救他活命，至少他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做好心理的准备，选择就义时的姿势。现在，面对着空旷而温暖的河滩，那些他曾极其熟悉的茅穗和蜿蜒的丛林，村中悠闲的黑狗，丁伯高似乎不情愿在没有一个围观者的情形下死去。他正想对着旷野吼上两声，豹子一脚就将他撂倒了，他顺着河坡滚到了河底。

豹子和另外几个年轻人走到丁伯高的跟前，对着他的脑壳每个人开了一枪，头也不回地朝村里走去。

18

大年初二。

黎明。太阳像往常一样升了起来。村子里到处都是喜鹊的啼鸣。天气刚刚转暖，那些鸟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飞了回来，衔着泥块和枯枝在刚刚褪去积雪的树梢上筑巢。天光大亮。村子中传出舂米的声音，白色的村落上空升起了淡蓝的炊烟。一个拾粪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出现在田野上，他的身后跟着一条狗。

豹子昨天晚上在村里的酒店喝得烂醉，深夜，店主的女儿来到他的阁楼上陪他宿了一夜。大清早，他从酒店出来回家，清新的空气并没有使他苏醒过来，一路上他都在想着昨夜那个女人裸露的肩膀。他走到村后的一处繁密的桑林边时，遇到了唐济尧。

豹子好几天没有看见他了，他正想跟唐济尧打招呼，身子就歪斜着栽倒在雪地里。唐济尧走过来扶起了他。

“我把丁伯高那个狗日的杀了。”豹子说。

“嗯。”

唐济尧没有说什么，他帮豹子掸掉身上的雪花和草茎。

“玫在哪里？我要跟她睡觉。”豹子说。

唐济尧用手指了指远处。豹子看见法安的尼姑庵被一簇高大的榆树遮住了，门前有一个亮汪汪的池塘。

“玫怎么会在那儿？她去法安那儿干吗？”

“我们这就去尼姑庵看看。”唐济尧说。他的声音很轻。

“好吧。”

唐济尧搀着豹子的手，转过身，朝那座孤零零的尼姑庵走去。他们渐渐地离开了村子，大片的桑园遮去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来到了一个深深的沟涧的边缘，那个马蹄形的沟涧里，积雪未化，一股清清的泉水从沟底流过，沟渠上横放着一块青石板搭成的小桥。

他们走到那座桥边，村中舂米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

豹子觉得腹中一阵难受，他将食指放在嘴里，呕出了一摊清水。他感到眼前的那座石桥在不停地摇晃。豹子挣脱开唐济尧的手，径自走到了泉边，他俯下身子，掬起一汪水抹在脸上。清澈的水中映出他的脸，他刚刚在桥边趴下，准备喝水，水中又映照出另一个人的脸，那张脸上布满了笑容。

唐济尧将豹子的头按在水底。豹子觉得自己的鼻子和嘴碰到了污泥。他的双手在水中乱扒了一阵，浑浊的水面上泛出了一串串泡沫。唐济尧将膝盖压在豹子僵直耸起的脊背上，哗哗汩汩的流水浸湿了他的裤管。

过了很久，唐济尧看见水面上的泡沫越来越少了，豹子的身体也开始发软，他松开豹子，洗了洗手，返身爬上了那道沟涧，朝村里走去。

“你早哇——”村头那个拾粪的老人远远地跟他打招呼。唐济尧温和地朝那人点点头，绕过一片竹林，走到村里。

中午的时候，人们看见那个陌生的外乡人又来到了村中。四天前的一个傍晚，村人第一次看见他时，还以为是为死人选墓穴的风水先生。现在，村里有人传说他是新四军挺进中队的一个专员。当这个人和唐济尧并排走过村口的一个小巷时，在那里晒太阳的妇女都说这个陌生人长得很帅，正在给一个孩子喂奶的妇女补充说，这个人其实昨天就来到了村里，她半夜来到河边给她饿死的母亲烧纸时发现了他。

傍晚，村中广场边的一堵红墙上出现了一张布告。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字，并不认为这张黄纸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薄暮中，他们在布告前站了一会儿，就散开了。布告的全文如下：

徐福贵，乳名豹子。民国十五年生，属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参加新四军。据查实徐福贵犯有下述罪行：

一、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大年三十）子时率暴民洗劫开明绅士丁伯高家院，并于次日傍晚将丁枪杀。

二、惯偷。

三、公然抗拒新四军挺进中队赵副专员让其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大年三十）去江北集训的密令。

鉴于所列罪行，徐福贵已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被处决，此布。

尾声

许多天以后的一个早晨，玫来到了唐济尧的宅前。三天后，村里纷纷议论着关于玫和唐济尧失踪的事。

武则天

引子

唐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太白金星多次在白天出现。自古以来，这一奇异的天象常常被人看作是更换天子的征兆。谶语和谣传在都城长安的街巷坊间悄悄流布，经由朱雀天桥浸漫于皇城禁苑。

在宫廷内部，一度盛隆祥瑞的贞观治世现已被一线阴霾所笼罩。皇太子承乾于贞观十七年发动的旨在篡位的宫廷谋反虽很快得以平息，但它似乎已兆示出日后一系列重大变故的相继发生。

三月十二日凌晨，太史令李淳风突然奉诏入宫。作为掌管天象、编修历法的卜祝史官，李淳风曾多次被太宗李世民召见。当他的坐骑穿过城北的一排堞楼，来到灞水沿岸的沙堤上时，李淳风多少有点意识到，皇帝陛下此番的召见有些不同寻常。

眼下时令虽值初春，但长安城中依旧是一派深冬景象。灞水两岸寒鸦麇集，枯树和宫墙在晨曦中沉睡。在远处的终南山巅，经年的积雪尚未融化。

两名御前侍卫在马背上昏昏欲睡。马队进入中央南门之后，很快踅入一条便道，绕过太极殿西侧巍峨的护墙，径直朝太宗皇帝的寝宫走去。

唐太宗李世民看上去一夜未睡，略显浮肿的脸上布满愁容。尽管他强打精神，勉力支撑，遮掩不住的一脸迟暮倦态还是使李淳风吃了一惊。

对臣下素有仁蔼之风的太宗皇帝照例与李淳风寒暄了一番，随后立即将谈话引入正题。

“近来太白金星时常于白天出现，朕日思夜想，未知吉凶。爱卿长于天文历数及阴阳之道，不知有何贤见？”

李淳风略一思索，随即答道：“日月星辰变异之象虽为历朝所不免，不过，臣担心眼下太白金星的出现和坊间流传的《秘记》有关……”

“《秘记》？”

“据《秘记》上说，唐朝三世之后，有武氏起而灭之。”

“朕也已听说过这件事。”唐太宗忧心忡忡地说，“只是不知此人现在何处？”

李淳风面有难色，迟迟不敢答话。

太宗道：“朕今天召你入宫，就是为了这件事。如果天命已现，卿当直言相告。”

“以微臣之见，此人现在已居宫中，近在陛下肘腋。”

太宗闻听陡然变色，他沉默了半晌，若有所思地说道：“朕御宇十多年来，素以仁德仪服天下，殚精竭虑，不敢稍有懈怠，不知何故触犯了天怒……”

李淳风立即拜伏跪奏：“妖主惑乱朝廷，实为天数，并非我朝独有，陛下切莫过于自责。”

太宗亲手将太史令搀扶起来：“既然此人已在宫中，朕若将他除灭，卿以为如何？”

“臣以为期期不可，”李淳风答道，“俗话说天意不可违，此人虽然一时祸殃朝廷，但几十年之后必然锋芒渐消，惑乱自除，若将此人杀害，只怕祸患更甚，也许会危及大唐江山的根基。”

太阳已经升高了，阳光透过皇城的雉堞，将远处太极殿巨大的金顶衬映得闪闪发亮。在单调的宫漏声中，几名太监正在掖廷宫外的甬道上修剪花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宗皇帝似乎忘掉了陪坐在一旁的太史令，独自一人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太宗仿佛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他抬头向李淳风问道：

“朕听说你和术士袁天罡正在合写一部天地衰变的《推背图》，不知图中是否推衍了大唐的未来？”

李淳风不觉一愣。除了袁天罡之外，他们在终南山麓的清风观合演《推背图》一事绝无外人知晓，不知圣上从何处洞悉了此事。现太宗垂询，李淳风只得据实禀告。

“此图系由《周易》推化而来，现尚未齐备，臣不敢以此扰乱陛下圣听。”

“你不妨说来听听。”

李淳风答道：“臣听说日长之时，亦为日短之初，长短相易，阴阳相长，为天地运行之常理。将来祸乱朝廷之武氏为一女子，积阴为阳，所行之事，刚毅勇决为丈夫所不及。不过，五十年之后，武氏气数将尽时，必有圣明之士出来收拾残局。”

“此为何人？”太宗急切地问道。

“淳风现在亦难以窥测。”

第一章

1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皇太子承乾策动谋反获罪遭废，谪往黔州。与此同时，太宗皇帝驾临太极宫则天门，宣布晋王李治为太子，特赦天下罪犯，并赐酺三天。

当天晚上，太宗召来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在内的四位重臣，在贞元殿内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庆贺太子新立。由于宫变甫息，圣上余悸未消，这一次的庆贺仪式并未像往常那样大事铺陈，极尽豪奢，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君臣相对默坐，枯寂无言。

太宗皇帝今年刚满四十六岁，自从武德九年登基即位至今，作为一代名君，已御宇十七载。眼下虽然正值盛年，往昔栉风沐雨，不避矢石锋镝的煊赫英气似乎已一去不返。承乾被废遭贬使他第一次经历了骨肉相残的怆痛，也终于使他看清了大唐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岌岌危局。银烛摇曳，灯影幢幢。太宗在重臣面前虽一再强作笑颜，但已遮掩不住满脸意消气萎的垂垂老态。

国舅长孙无忌脸上的表情也同样滞重而仪肃。他完全能够明白皇帝陛下此刻的尴尬处境。在太宗的十四个子嗣当中，陛下平常对四子魏王泰和三子吴王恪最为钟爱。早在承亁谋反之前，太宗即屡次向无忌做出过易储的暗示。眼下新立九子李治为太子，完全是长孙无忌一手操纵的结果。名相魏征去世之后，无忌居位显赫，权倾朝野。而晋王李治生性懦弱，仁厚无能，一旦陛下龙驭上宾，朝野上下无疑将是无忌的天下。因此，长孙无忌于持重泰然的外表之下，显露出夙愿已偿的自负和欣慰。在对自己的成功暗自陶醉的同时，无忌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正朝他步步逼近：他劝立李治为太子的结果之一，便是为日后自己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太子李治这年二十二岁。他对于自己突然被立为太子毫无准备，对于权力格局的悄悄变动也浑然不觉。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知道得更多。既然他对权势和皇位素来没有兴趣，他所应该做的无非是顺乎天命，按部就班而已。在贞元殿内的宴席上，他看上去显得颇为轻松。

觥筹交错，月上宫墙，不觉已过初更。贞元殿内气氛沉寂，郁闷。太子李治恍惚中站起身来，经过一条暗香浮动的长廊，朝外室走去。随侍在侧的一名宫女悄悄地跟上了他。

看到太子离开，唐太宗默默地喝了一杯酒，突然对长孙无忌说道：

“朕在治这个年纪，已骑征天下，威服远疆，可太子现在仍似浑噩未醒，这如何是好？但愿治长大之后，能够威武雄壮一些。”

太宗皇帝的话中对晋王李治颇不放心，而且还隐隐透露出对英武潇洒的吴王恪的赞赏与愧疚。长孙无忌反驳道：“皇上勇猛剽悍，为开创天下的一代英主，太子李治却宽仁有德，将来必能守成有功，安抚苍生。以无忌之见，实为皇天所赐至福，陛下何忧之有？”

无忌话音刚落，中书令褚遂良、侍中韩瑷相继劝谏。褚遂良举例道：“太子新立之初，即上表圣上，恳请赦减承乾之罪，足见他圣德有礼。现太子虽未出宫门，仁爱之名已播于天下……”

太宗皇帝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太子李治站在窗前，看见一个侍女在他身后垂手侍立。李治感觉到这个侍女非常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恭喜殿下……”侍女悄声说道。

李治细细地打量着她，醉酒的不适顿时烟消云散。在半明半暗的烛光下，一张俊美的脸正满含期待地仰望着他。李治很快想起来，有一次他随父皇去禁苑看宫女们打球时曾经见过她。当时，一匹脱缰的烈马受惊，将试图降服它的宫廷驯马师一个个地摔在地上。太宗皇帝在一边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这匹烈马难道无人能够降伏吗？”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打破了沉默：“陛下，臣妾能制伏这匹烈马，不过，臣妾需要三件工具：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先以鞭笞，不驯则施以铁锤，若再不驯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

这个稚气未脱的女人给李治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立即向身边的侍从打听她的名字，站在一旁的高阳公主向他做了个鬼脸：“这是父皇新选入宫的武才人……”

李治神不守舍地凝望着眼前的这位女人，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何处。贞元殿里，父皇好像正在和大臣们说着什么，话音似断似续。窗外树声沙沙，月光满地，风吹珠帘，熏香扑鼻，李治不觉心旌摇荡，难以自持。

李治从侍女手中接过一方汗巾，擦了擦脸，随后低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侍妾武媚娘。”侍女的答话如同耳语。

李治惘然若失地摇了摇头，将汗巾递还给她，转身欲去。

“太子殿下……”

武才人急切而大胆地叫了一声，握住了李治的手，脸上汗珠涔涔。她仿佛有许多话急于出口，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李治一时手足无措。他慌忙躲开她炽烈的目光。一阵强烈的晕眩过去之后，在被紫红的窗格衬得微红的光线下，他听到了细若游丝的喘息声。他不知不觉地将她拥入怀里。恍惚中，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奇异的兰麝之香很快将他带到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如果说，武才人作为父皇宠幸的嫔妃这一事实犹如一道无形的屏障曾将他们远远隔开，那么现在，这道屏障已经变成了神秘的禁忌、恐惧和乱伦的快乐的混合体。

“殿下请快些回去吧，你在这儿已待得太久了。”武才人推开李治的手，用手帕擦拭着太子脸上的胭脂。李治若有所失地看着她，迟迟不愿离去。

“请殿下先回去，臣妾稍后再来，免得让人怀疑。”

武则天回到永巷的掖廷宫时，天色已近四更。一条湿漉漉的巷道浸沐在黑暗之中。当她走到一扇被月光照得银白的拱桥边时，远远地看见大太监魏安正提着灯笼在巷道的尽头等她。四年前，在武则天来到永巷的一个晚上，就是魏安给她送来了陛下幸召的御旨和沐浴用的澡盆与薰香。魏安像宫中所有的太监一样，贪婪、自私，面目凶残。不过，由于一种无法说明的原因，他对武则天却显得颇为亲近。皇帝初幸的那天晚上，当武则天洗沐一新在梳妆台前整理鬓发时，魏安隔着幕帘低声嘱咐她进宫面君时应当注意的种种细节。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使武则天进宫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温暖。久而久之，魏安就成了武则天在举目无亲的宫廷中唯一的依靠。

宫女们纷纷回房之后，魏安打着灯笼来到了武则天的跟前，悄悄问她：

“武才人，见过太子殿下了吗？”

武则天疲惫地点了点头。

“这就好了，”魏安说，“今天你去贞元殿，我一直在为你担心。不过，你以后可要处处留神。皇宫大内看似风平浪静，实则瞬息万变。稍有差池，就会铸成大错。”

武则天谢过魏安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寝房内。她坐在窗下，目送着太监魏安的身影在巷道的尽头渐渐消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虽然夜色已深，武则天毫无睡意。从终南山方向飞来的一群乌鸦栖息在巷外的树枝上，冰凉的啼叫声撕破了月色中宁静的天空。她久久地注视着树梢的顶端展露出来的满天星斗，仿佛从晦暗不明的苍穹之下看到了一线光亮。

2

贞观二十三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太宗的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秀丽的终南山谷中终日笼罩着一种神秘而紧张的气氛，含风殿内汤药和安息香的气息弥积不散。太子李治日夜侍奉在太宗的床边，寝食不安，前来探病的御医和大臣进进出出。宫中的侍女两眼红肿，暗自饮泣。唯有山谷中的清流和瀑布仍像往常一样淙淙流淌，随着微风送来一阵阵阴森森的凉气。

五月十二日，太宗皇帝命左右侍臣和宫女尽皆退下，将太子李治叫到了床边。

“看起来，朕的病情日笃，恐大去之期已不远了。生死乃人间常理，朕并不畏惧。朕所顾念的唯有我大唐宗庙江山……”

太宗刚刚说了几句，就已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喘息，过了一会儿，太宗继续说道：“高祖在世时曾说，国有三哀：不辨贤能，知而不用，用而不信。今我朝四海升平，贤士良臣云集。无忌才智过人，敏于进退，遂良忠心可鉴，耿直善决，有此二人辅佐你，朕可无忧。将军李世勣，勇猛剽悍，是安邦定国难得的三军统帅。过去，我一直没有重用他，特意将他留下来辅弼你。现在我要将他贬往外地，等我死后，你可见机将他召回，让他担任仆射之职，这样，他必会对你感恩图报……”

太宗一席话尚未说完，李治早已泪流满面。随后，太宗又将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召入含风殿内。唐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看了看两位大臣，说道：“这些年来，卿二人对朕忠心耿耿，朕一直对你们深为倚重。今将二卿召来，受孤遗命。太子忠厚仁孝，你们都是知道的，现在，朕将江山子嗣托于二卿，望善为辅佐，趋吉避凶，恪守寡人遗范，永保大唐社稷……”

无忌和褚遂良默然受命，含泪领旨。过了片刻，太宗长叹了一声，看着垂立在侧的李治说道：“朕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见先帝了。”

五月十六日午后，太宗皇帝在含风殿溘然长逝。同一天，太子李治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是为高宗。父皇初丧，李治悲不自胜，日复一日跪立在太宗灵位前，守护待旦。无忌见状，只得上前援例劝慰，命宫女将他扶入别房寝息。

这天晚上，李治在昏睡中醒来的时候，发现武才人正背对着他坐在床边暗自落泪。一轮新月悬挂在窗外秀木丛集的山巅，父皇灵堂里僧侣们的诵经之声远远传来，听上去如同梦寐。李治很快就觉察到，在夜凉如水的山谷里，不时传来马匹的悲鸣，其间还夹杂着女人隐隐的哭声。

李治久久地凝视着武则天瘦削的脊背，一缕浓浓的暖意掠过心头。自从贞元殿与她邂逅以来，他几乎每天都能在宫中看到她。每当他们目光相遇，她总是冲他会心一笑。李治仿佛一直是在隔着一层浓雾在看她似的。

李治将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武则天吓了一跳，她转过身来，擦了擦眼泪：“陛下……”

“现在是什么时辰啦？”李治问道。

“已过了三更天了。”

“窗外的山谷里，好像有人在吵吵嚷嚷……”

“陛下，”武则天答道，“那是宫女们在准备马车。”

“马车？”

“明天一早，先帝的嫔妃们就要前往感业寺了。”

“哦……”李治叹息了一声。他想起来，按照朝规，先帝驾崩之后，身边的嫔妃和宫女一律出宫削发为尼。

“这么说，你明天一早也要离开这里了？”李治又问。

武则天的眼泪又流出来了，她点点头。

“臣妾与陛下今夜一别，便是永诀……”

李治转过脸去看着窗外，山谷中的一条便道上，几辆黑乎乎的马车静泊在淡蓝色的月光中，一些太监和侍从的身影在树林中来回逡巡。

“陛下……”武则天突然拉住李治的手，脸上呈现出既腼腆又放泆的神色，“陛下，在去感业寺之前，就让臣妾最后侍奉陛下一次吧……”

武则天像往常一样含着哀怨与期待的目光大胆地看着李治。她的眼神中所包含的隐秘的成分再一次让李治感到了头晕目眩。在过去的年月中，他曾经一直在寻找自己与她单独相处的时机，现在，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所处的位置与太宗肃穆阴森的灵堂竟只有一墙之隔。

“可是……”李治下意识地朝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的太监和侍卫在天亮之前是不会让任何人进来的，”武则天仿佛看穿了李治的心思，“请陛下快一点……”

李治昏昏沉沉地跟着武则天来到了内室的重重幕帘之中。当李治第一次在灯光下看见她秀美健硕的胴体时，灵堂里僧侣的诵经之声似乎越来越远。压抑不住的快乐的潮水因恐惧和罪孽感在他体内迅速暴涨。

在暗红色的灯光之下，李治感觉到她那袒露的肌肤宛若一面明亮的铜镜，映射出父皇虚胖而略显浮肿的身影，这个影子他怎么也驱赶不掉……

一种神秘的声音伴随着流水般的喘息灌满了他的耳朵，它与其说是来自他的心底，还不如说是来自他焦渴的躯体。

让伦理、罪孽和禁忌统统见鬼去吧。

3

安业寺位于朱雀大街以西约莫三十里之外，原先是蛰伏在长安城外废街中的尼姑庵，在武德九年被改名为感业寺之后，它实际上已成了收容前朝宫女的牢狱。寺内杂树丛生，断垣处处，在残破颓败的佛塔的阴影下，几座低矮的房舍散搁在荒野之中。

武则天和宫女们被遣送到这里的时候，已是六月的初夏。寺院中空气派闷，除了树上的麻雀和喜鹊不安地鸣叫之外，唯有呆板、滞重的钟声在旷野里回荡。

这天傍晚，武则天和新近入寺的宫女们排着长队来到了一座佛堂前，接受剃度。主持剃度仪式的尼姑名叫法明，看上去约莫六十来岁。从她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出一个女人的影子，她的身材像男人般健壮，嗓音粗犷、有力。法明向宫女们详细说明了寺院的院规以及宫女们必须遵循的种种礼仪之后，开始为她们剪发剃度。

落发的仪式虽无痛苦，但对于那些曾在华丽宫廷尽享优游，欢宴无歇的宫女们来说，仪式本身却显得惊人地残酷：随着蛾黛鬓云悄然落地，过去的岁月已一去不返，她们的残生将在这座荒寂的寺院中度过，除了一堆白骨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

剃度仪式刚刚开始，感业寺中就响起了一片号哭之声。排在武则天前面的一个宫女也许被这样一种仪式所包含的不祥内容吓呆了，任凭尼姑们苦苦相劝，怎么也不肯接受剃发。法明见状，笑嘻嘻地朝她走了过去，不动声色地在她脸上扇了几个耳光：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那名宫女立即就不吱声了，泪水在她脸上无声地流淌。

武则天一声不吭地来到佛堂前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动手解开了头上高绾的发髻。她本能地意识到，现在就开始为自己命运的乖戾而哭泣也许还不是时候，她需要冷静下来，积攒起所有的精力来应对正在降临到她身上的一切。法明手里握着一把咔嚓作响的剪刀悄悄地来到她的身后。

“你知道她们为什么哭吗？”法明用讥讽的语调向武则天问道。

“她们在追念先帝的恩德。”武则天不卑不亢地答道。

“那你为什么不哭？！”

“我的眼泪早已流干了。”武则天大声说道，仿佛要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过了一会儿，法明问道，语调已经平和下来。

她们来到感业寺的当天晚上，寺院里就发生了一件事。一名宫女在夜里偷偷跑出寝房，在院中树林里的一棵槐树上吊死了。第二天拂晓，当武则天随着宫女和尼姑来到佛塔前为先帝焚香时，她的尸体已经被人从树上取下来，横放在佛塔前的井栏边。按照先朝旧例，宫女们入寺为尼一方面是为先帝守节，另一方面，朝廷将她们幽禁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是为了使这些皇帝陛下所宠幸的嫔妃不至于将宫中的秘密泄露出去。但是，宫女的自杀往往会被当作不愿追随先帝的忤逆之举，自然法无可绾。尤其是在入寺的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更使法明怒不可遏，她下令对尸体鞭笞三百下。负责鞭打的尼姑似乎对此格外卖力，不一会儿，那名宫女的尸体便已血肉模糊，血腥之气招来了无数的苍蝇。

一名瑟瑟打抖的宫女紧紧地依偎在武则天的身边，悄悄问道：“这里的尼姑怎么比宫中的太监还要残忍？”武则天的回答却显得颇为平静：

“和皇宫中一样，在这个荒凉的寺院里，一个人如果不找出点事来做做，一定会发疯的。”

随着感业寺庭院里的桂树飘散出清新的芳香，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在刻漏和日晷的阴影里，蟋蟀开始了不安的鸣叫，黑夜随之渐渐拉长。

宫女们仿佛一株株被寒霜打枯的树木，在清凉而悠长的钟声中静静枯萎。她们意气消沉不施粉脂，甚至脸也懒得洗。上吊自缢的事件在院中时有发生，她们的尸体在院外的草丛中有时一晾就是好几天。她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学会了通过自慰或同性间的相互亲昵来获取快乐，但这无疑加速了她们的沉沦和衰老。

武则天的情形似乎显得与众不同。她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承揽下了寺院里几乎全部的杂务：打扫庭院，去伙房帮着拣菜，给树木剪枝，照料花圃里的草木。她的耳畔时常回响着太监魏安在她临行前给她的意味深长的忠告：“当一个人好运来临的时候，他需要用冷静、大胆、谦卑和智谋来帮助自己获取更大的成功，而在逆境之中，他仅仅需要勇敢就足够了。”

武则天在寺院中默默地劳作，不久就赢得了法明住持和尼姑们的好感，同时也招来了同行宫女的嫉恨、讥讽和嘲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女们在对她的不满之中渐渐掺进了一种无端的猜测：倘若不是上苍在冥冥之中对她格外顾恤，一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支撑着她。她们的猜测也并非没有道理，它很快就在第二年的暮春得到了证实。

这天中午，寺院的尼姑和宫女们正在午睡。武则天独自一人出了寝房，沿着寺院的护墙朝远处一座废弃的佛堂走去。她一边朝前走，一边不安地回过身来四下里张望。

一名宫女隔着门帘的流苏远远地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曾经一连几次看到武则天朝那座废庙走去。在沉寂的阳光中，她看见武则天在水井旁停下来，吊起一桶水洗了洗脸，随后她跨过花圃的篱笆，采撷了一把花束。她久久地注视着武则天健美颀长的身影，随之而起的一个念头使她不禁两腮发热，面色绯红。接着，宫女出了房门，悄悄地撵上了她。

武则天刚刚走进庙宇的院中，宫女就在身后跟了进来。

“姐姐……”宫女气喘吁吁地叫了一声。

武则天回过头，看见宫女脸上堆满浮靡的笑容倚在门扉边。

“你来干什么？”武则天问道。

“姐姐趁着午后到庙堂来，一定是在等什么人吧？”宫女笑嘻嘻地朝她走过来。

武则天后退了一步：“你想干什么？”

宫女淫狎一笑：“怪不得李氏父子都被你搞得神魂颠倒，姐姐果真貌若天仙……”

“放肆……”武则天怒道。

“姐姐何必认真，咱们寺中都是女人，谁来还不是一样……妹妹这双手待会儿会让你魂飞魄散的……”

宫女不由分说地朝她凑过来。她的手刚刚碰到武则天的腹部，随即就像被火烫了一样缩了回来，同时她的眼睛也惊恐地睁大了。

“姐姐……你怀孕了？”

武则天嫣然一笑。

宫女正想说什么，一个她所熟悉的声音在庙堂之内飘然而出：“院中何人喧嚷？”

“皇上吉祥！”武则天闻听伏地跪拜。

“皇上？”宫女自语了一声，她还没有来得及回过神来，高宗李治在一群侍卫的簇拥下已经出了庙门，朝这边徐徐走来。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罪该万死……”宫女脸色惨白，浑身战栗不已。

“大胆贱妇，先皇驾崩，丧期未满，你竟敢在神庙之中秽辱先帝，拿下！”高宗喝道。

两名御前侍卫立即挺剑上前。

“姐姐饶命……”宫女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武则天。

“事已至此，”武则天平静地说，“我想救你恐怕也不行了。”

4

皇帝陛下频频驾临感业寺的消息虽然经过严格的保密，但寺中的住持和尼姑们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法明住持本能地感觉到，这桩艳情的两个当事人，一个是本朝天子，另一个是已故大行皇帝的宠妃，任何的闪失和唐突之举都将可能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也许佯装不知，听其自然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到了秋天，武则天所穿的黑袍法衣再也掩饰不住悄悄隆起的腹部，流言和猜测在寺院的尼姑和宫女们中间四处流传。武则天终日面色苍白，食欲不振，常常在伙房呕吐不止。法明不禁感到忧心忡忡。

一天下午，法明派身边的一个尼姑去请武则天来静修堂喝茶。尼姑去后不久就独自回来了。她告诉法明，武则天正在床上卧眠，她说如果住持有事找她的话，可以到她的寝房去。法明怔了一下，随后命尼姑从堂内取出一包上好的茶叶和两挂葡萄，朝武则天的住处走去。

法明来到武则天的床边，武则天手里拿着一本《大藏经》，正在闭目养神。她见住持进来，只是微微欠了欠身，算是打了招呼。

法明住持将茶叶和葡萄搁在床边的斗桌上，两人照例闲语了片刻。

过了一会儿，法明忽然说道：“武才人日后飞黄腾达之时，不知还会不会记起幽处寺中的贫尼……”

“法师何故这样说？”武则天冷冷答道。

“姑娘既已身怀六甲，重入皇宫只是早晚的事。”

武则天慵懒地闭上了眼睛，没有搭话。

法明继续说道：“贫尼长处寺中，于寂寞无聊之际，常以阴阳术数之道排遣光阴，年深月久，倒也略通相术。以贫尼之见，才人龙睛凤颈，眉吐英气，颇类伏羲之相，日后前程当不可限量。”

住持的一席话似乎触动了武则天纷乱而沉睡的记忆。在她七岁那一年冬天，曾有一个名叫袁天罡的江湖术士踏雪登门，在父亲的书房里拱炉夜谈。住持的话仿佛是那个术士苍老的声音的又一次重现，令武则天惊愕不已。

法明叹息了一声，喃喃说道：“自古以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女人的命运总是极为相似的，一旦容颜衰老，两鬓成霜，难免被人弃如草芥，枯索而终……”

武则天倏然变色，她从床上起来，朝住持躬身施礼：“小人眼拙福浅，不知高人惠临，还请法师多加指点。”

“才人不必多礼，”法明欠身相让，接着说道，“自混沌初开，天下江山莫不由男人主宰，女人纵有光风霁月之度，经天纬地之能，也不过是残虫小鱼，流花浮萍，略事点缀而已。对于女人来说，下福之人，自不免奉帚堂前，枯度一生；中福之人可入于钟鸣鼎食之家，夫唱妇随；上福之人将位列君侧，尽享富贵荣华。才人骨相非凡，日后造化又在福外……”

“何为福外？”武则天赶忙问道。

“贫尼不敢妄言。”

“法师但说无妨。”

“当位列仙班，君临天下。”

武则天听罢，早已泪流满面。她当即就地跪倒，叩头拜谢：“法师在上，谨受小女子一拜。”

法明慌忙将武则天扶起，低声说道：“贫尼现已老朽，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若日后果成大事，我在九泉之下亦会引为荣耀。俗话说，欲行大事之人，必有非常之器，你宜好自为之。”

武则天呆呆地看着窗外。屋外乌云低垂，秋风飒飒，一场大雨已在眼前。

一个白雪皑皑的冬日，高宗皇帝派出的一队黄衣使者来到感业寺，宣召怀孕六月的武才人重入皇宫。武则天虽然觉得这件事是在意料之中，可是当它终于降临到自己身上，她仍然感到有些突然和仓促。

感业寺蛰居的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但武则天丝毫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返回宫中的马车上，一名随行的侍女悄悄地告诉了武则天宫中近来所发生的一切。当时，高宗皇帝所宠幸的另一位女人萧淑妃现已产下一子，而没有子嗣的皇后王氏似乎正在竭尽全力设法将日益受宠的萧淑妃除掉……

武则天不安地想到，生性懦弱的高宗皇帝将一个先帝的嫔妃迎入宫中，不仅没有受到无忌等权臣的阻止和反对，而且据说还得到了皇后王氏的暗中支持，看来，这其中必然潜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交易……

第二章

1

高宗皇帝继承大统之后，即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永徽之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廷内外一度风平浪静。除了晋州发生地震，恒州豪雨成灾之外，几乎无事可述。

永徽三年三月，武则天在宫中生下一男，取名为弘。同年七月，王皇后的义子陈王忠被册立为太子。这年在后宫所发生的盘根错节的立储风波看似末端小节，但它却导致了往后宫中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纷争。

萧淑妃容貌艳丽，举止高雅，深得高宗宠幸。高宗曾不止一次地向她许诺，一旦时机成熟，他将立萧淑妃的儿子素节为太子。当高宗试探性地将这一意图透露给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大臣时，立即遭到了臣僚们的坚决反对。在立储这件事上，长孙无忌认为最合适的太子人选当为高宗长子陈王忠。高宗的意见既然没有得到长孙无忌等大臣的赞同，至于立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一事他亦态度暧昧，曲意拖延，这件事就此搁置起来。

一天上早朝时，无忌偕同右仆射褚遂良、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韩瑷等人再次联袂上奏，要求立陈王忠为太子。高宗皇帝似乎仍想将这件事拖延下去，他像往常那样敷衍道：“此事容朕再考虑考虑。”接着就要宣布退朝。

不料这一次，长孙无忌早有准备，他见高宗皇帝借故推延，便率众臣上前一步，绕过问题的实质，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来。

无忌奏道：“近来听说陛下的第五皇子降世，臣等庆贺皇上。”

无忌所说的第五皇子就是武则天的长子弘。高宗一听，顿时面红耳赤，他与先帝嫔妃有染并生下一子之事，朝中臣僚尽皆知晓，只是不便明说而已。现在长孙无忌故意当着文武百官之面将此事挑开，似乎在蓄意与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无忌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他与朝中重臣之所以没有在这件难堪的事情上深究下去，是以皇帝陛下答应立陈王为太子为前提的。

“臣等请求陛下将武才人升为昭仪。”无忌进一步提出了交换条件。

高宗皇帝再也不愿意在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上纠缠下去了。他当即下诏将武才人摺升为昭仪，并册立陈王忠为太子。

当萧淑妃意识到自己成了这桩幕后交易的牺牲品时，愤怒和绝望终于使她失去了理智，她整日在房中哭泣，将存心前来抚慰的高宗一连数次挡在门外。此刻的高宗李治正被原罪和乱伦的恐惧以及对萧淑妃的愧疚之感紧紧包围着，迫切需要得到一个排泄的场所。萧淑妃对高宗的冷落无疑使她的处境雪上加霜。李治往往在刚刚吃了萧淑妃的闭门羹之后，立即命令宦官改道前往武则天的住所。命运仿佛故意在作弄她，注定了要使她铸成大错。当萧淑妃有一天突然从梦幻中惊醒过来，一切毕竟都已太晚了。

武则天在擢升为昭仪之后，她的前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尽管皇帝陛下几乎每夜都要驾临她的寝宫，而且皇后王氏在消除了自己宿敌的影响之后对她信任有加，但武则天并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在朝廷的后宫内院，一个阴谋的暂告平息几乎立刻意味着另一个阴谋的开始，这是每一个身处后官的女人们必须懂得的基本常识。

大太监魏安再一次来到了武则天的身边。他提醒武昭仪：随着萧淑妃在内宫的势力的消失，在王皇后眼中，武则天这块筹码也将失去作用。一旦王氏认识到自己身为皇后而形同虚设，女人的嫉妒心会促使她铤而走险的。况且王皇后的兄长柳奭素与无忌相善，目前已升任宰相之职，在朝中的势力正如日中天……

一天晚上，皇后王氏遣派一名使女来到武则天的住处，请武昭仪翌日散朝之后去颐云宫品茗小坐。即便来者只是一名宫女，武则天仍然郑重其事地远远出来迎接。她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度使宫女感到手足无措。

武则天将宫女引入内室，命人奉上香茶之后，满面春风地对她说道：“妹妹深夜到此，不知有何吩咐？”

使女见武昭仪以姐妹相称，不觉一愣，她见武则天的脸上并无嘲讽之意，这才安下心来，说明了来意。

“还请妹妹转告皇后，明日散朝之后，我一定按时前去探访。”武则天说。

“妹妹今年多大了？”过了一会儿，武则天问道。

“十八。”

当武则天问到她家居何处，现家中尚有何人时，宫女早已泪水涟涟。武则天照例宽慰了她一番。

“妹妹生得聪明伶俐，日后必有洪福。”武则天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既然妹妹在朝中举目无亲，我看咱们日后就以姐妹相称，在宫中也可以有个照应……”

使女听武则天这么说，立即跪地叩拜：“常听人说武昭仪礼贤下士，待下人亲同手足，今亲蒙昭仪恩泽，奴婢就已感激不尽，怎敢妄自高攀，辱没了昭仪的名声。”

武则天笑了笑，说道：“我们同为女人，在宫中侍奉陛下，何分彼此？妹妹快快请起。”

使女见武则天诚意弥笃，便行叩拜大礼：“姐姐恩典，小人没齿难忘，日后或有效劳之处，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武则天淡淡一笑，随手摘下一块玉佩，递给使女：“这块玉佩请妹妹收下，权充见面之礼。”

“这么贵重的东西，小人怎么敢拿？”

“既然咱们已结为姐妹，往后就是一家人了，妹妹不必客气。”

使女收下玉佩，见时候不早，便起身告辞。武则天一直将她送出了嘉献门外。

她们走到一处无人的地方，使女拉了拉武则天的衣袂，低声说道：“姐姐，我有一事相告。”

“什么事？”

“近来皇后娘娘宫中时有武士出入，仿佛在商量什么事情，奴婢虽不明底细，但料想对姐姐不利。”使女神色慌张地说。

武则天竭力显出平静的样子，点了点头。

“皇后娘娘这些天与萧淑妃也过从甚密，她们常常以污秽之语咒骂昭仪。”

“她们骂些什么？”武则天语含讥讽。

“她们骂昭仪祸过妲己，妖比褒姒……”使女想了想，又说，“以奴婢之见，近来宫中气氛紧肃，明日去颐云宫之事，姐姐似宜借故推托。”

“我知道了，”武则天拉住使女的手，“多谢妹妹一番苦心。”

看着使女远去的背影，武则天站在嘉献门外的秋风中，迟迟没有离去。

第二天一早，武则天派自己身边的侍女前往皇后宫中，以“偶染小疾，卧床不便”为由谢绝了王氏的邀请。到了晚上，王皇后便以探病为借口，亲自来到了武则天的住处。

王皇后没有想到的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武则天的寝宫外站着两排宫廷侍卫。王皇后在几名随侍的簇拥下来到门前，一位披铉执剑的卫士挡住了她的去路。

“皇帝陛下有旨，任何人不得入内。”武士语调矜持，目不斜视。

王皇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在来时路上，皇后一直心事重重，犹豫不决。以自己皇后的身份降尊前去探访一个昭仪使她难以容忍，有好几次，她甚至想半路回宫，以至于不到五百米的路程，她竟足足走了半个多时辰。

王氏身边的宦官见皇后被拦，便上前喝道：“放肆，皇后娘娘驾到，还不退下！”

门前的武士也不示弱，他并不答话，而是“唰”的一声亮出了宝剑。

在寝宫之内，高宗李治正和武则天纵谈天下文章，吟诗酬唱，对宫外之事浑然不觉。

2

永徽五年初春，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武则天又生下第二个儿子贤，此时，长子弘已年满三岁。

永徽五年可谓多事之秋。这一年，有两桩重大的事件在后宫相继发生。

一天清晨，王皇后未带任何侍从，独自一人朝武则天的寝宫走去。时值阳春三月，绵绵细雨时断时续。后宫假山深处的梅花吐蕊绽放，嫔妃和宫女正三三两两沿着御花园的幽僻小径散心赏梅。

近年来，王皇后意识到，无论是萧淑妃还是她自己，均被高宗皇帝撇在了一边，只有在武则天怀孕的那几个月中，高宗才偶尔驾幸皇后的宫殿。另一方面，武则天似乎也加强了对自己的防备，除了宫中例行的节日大典之外，两人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武则天对自己的冷漠、高傲虽一如往昔，但她并无过分的飞扬跋扈。当皇后得知武则天产下一女之后，她想利用探访之便暂时缓和一下两人日益紧张的关系。再说，武氏的子女亦为皇帝嫡嗣，自己作为一国之后，也理应对此略表关切。

王皇后想起来，她曾经和萧淑妃在自己的宫中内帐做过一番密谈。当她们谈到高宗李治为何撇下后宫三千佳丽，对武则天情有独钟时，萧淑妃答道：我听说武则天用禽兽之法魅悦陛下。王皇后忙问：什么禽兽之法？萧淑妃诡谲一笑，她比画着手指做出一个淫亵动作……想到这里，王皇后不禁也笑了起来。

武则天的寝房外显得空寂而冷清。几个奶妈和宫女见皇后驾到，便远远出来迎候。

“武昭仪在吗？”皇后问道。

“武昭仪到后园赏梅去了，”奶妈答道，“奴婢这就前去通报……”

“不必了，”王皇后摆了摆手，“我只是想来看看小公主。”

王皇后穿过一排回廊，走进了育婴室。小公主安卧在墙边的一张摇床里，看上去正在熟睡。房中的炉火照亮了她那红扑扑的小脸。王皇后多年来一直未能生育，似乎对婴儿格外喜爱。她从摇床里将小公主抱起来逗弄了一番。也许是房内木炭的气味过于呛鼻，王皇后很快就觉得头穴一阵窒息般的疼痛。她将小公主放回摇床，来到了屋外。

“公主正在熟睡，过两天我再来看她。”王皇后向门外的侍女和奶妈吩咐了一句，就匆匆离开了。

王皇后走后不久，散朝之后的高宗李治带着七八名宦官朝武则天的住处走来。这时，武则天也刚从御花园散心回来。她见高宗驾临，赶忙率领内侍前来迎候。

“皇上吉祥。”武则天拜伏行礼。

“免礼，免礼，”高宗哈哈一乐，“小公主现在怎么样啦？”

“她正在育婴室熟睡呢。”武则天答道。在散心赏梅的途中，她的脸经冷风一吹，显得红晕而充满光泽。她转身对一名宫娥说道：“还不快去将小公主抱出来让陛下瞧瞧。”

宫娥答应了一声，便朝育婴室走去。

过不多久，宫娥和一名奶妈神色慌张地从育婴室跑了出来。她们跑到高宗和武则天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启禀皇上、武昭仪，小公主……”

武则天一愣，厉声喝道：“公主怎么啦？”

“公主手脚冰冷，脸色苍白，怎么摇她也不醒……奴婢失职，罪该万死。”

武则天惊叫了一声，当即晕倒在高宗的怀里。

高宗皇帝来到育婴室，看见小公主僵直地躺在摇床里，双目紧闭，脸色如灰，看上去早已断气多时。高宗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身边吓得直打哆嗦的宫娥和奶妈：“这是怎么回事？”

宫娥与奶妈早已魂不附体，她们面面相觑，竟不知如何作答。

武则天这时已经在几名侍女的搀扶下来到了门口，她像是强忍着眼泪，脸色和语调似乎都已平静了许多，她问道：“刚才，是不是有什么闲人来到这里？”

宫娥看了看高宗，又看了看武昭仪，迟疑不决地答道：“刚才，皇后娘娘倒是来过……”

“大胆。”武则天喝道，“皇后娘娘一行驾临，我怎么会不知道？”

“皇后娘娘这次来，并未事先通报，”宫娥硬着头皮往下说，“她只是一人前来……”

高宗一听，眉头立刻皱了起来：难道是皇后她……高宗素来不喜欢王皇后，这门太宗在世时钦定的婚事长期以来一直使他悒悒不欢。在他看来，王皇后表面上看似端庄有礼，实则智谋过人。她怂恿自己召回武则天的真实意图在于，一方面她可以利用高宗对武则天的宠幸来削弱萧淑妃的势力，同时，她又鼓动朝中大臣在立义子忠为太子这件事上与皇帝讨价还价。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又发现王皇后与宿敌萧淑妃常在一起密谋，形迹极为可疑。而此刻的武则天在他眼中却犹若一叶随风飘荡的孤舟，境况堪怜，无所依傍，若不是自己有意袒护着武昭仪，很难说王皇后会闹出什么事来。

高宗李治将这些事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之后，不禁为自己的仁慈所感动，泪水夺眶而出：“一定是皇后杀了我的女儿。她已经不配母仪天下，我也许应当废了她。”

话一出口，高宗自己也吓了一跳。武则天亦颇感意外，她对高宗说道；“都因我未能看护好小公主，才有今日之祸，现在又触动陛下圣怒，罪及皇后娘娘，臣妾罪该万死。”

高宗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事和你没什么关系。”随后拂袖离去。

小公主暴毙一事随后即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王皇后的尴尬处境很快得到了无忌等朝中大臣的同情。无忌向高宗反问道：“如果皇后娘娘意欲加害武昭仪，杀掉一个公主又有何用？她为什么不直接向武昭仪下手呢？”

高宗闻听，倒也无话。

公主暴亡一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却使武则天看清自己的潜在对手：那是一个包括长孙无忌、中书令韩瑷、仆射褚遂良在内的强大的势力集团。

这一年的七月，宰相柳奭在高宗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迁任外省。他的妹妹皇后王氏虽未遭废黜，但实际上已形同幽禁。

这天傍晚，大太监魏安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掖廷宫，向武则天请安。武则天兀自坐在房内的梳妆镜前，脸色憔悴，像是通宵未眠。早些时候，魏安听说武则天和高宗皇帝曾秘密造访过太尉长孙无忌的府第，并带去十车金银罗缎，这次造访最后以不欢而散而告终。送去的十车金银，无忌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几件，大部分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魏安显然明了武则天眼下的心境，他进了屋，只是不声不响地垂立在一边。过了一会儿，武则天长叹了一声，对魏安说道：“这些天的事，你也许已经听说了。无忌这个老贼软硬不吃，真不知如何是好？”

魏安略一思考，便对武则天说道：“以无忌现在的权势，他当然不会将昭仪放在眼里。以老朽之见，昭仪与其徒劳无益地与无忌等人纠缠下去，还不如另辟蹊径，任用新官。”

“朝廷上下权臣皆为无忌党羽，何人可用？”

魏安上前一步，低声说道：“我听说卫尉卿许敬宗为人乖巧，极善权术，与无忌等人素有积怨。自从柳奭去职之后，宰相一职一直空着，昭仪若能说动皇上，让许敬宗递补空阙，他必能披肝沥胆以报……”

“好吧，”武则天说，“明天你先替我送些金银布帛给他。”

“还有一个人，昭仪亦应留意。”

“谁？”

“就是新任弘文馆十八学士之一的李义府。此人虽然目下官位低微，但他才智过人，内心狂野。加上他刚来朝中，无可依归，现昭仪深得陛下宠幸，恐怕他不等昭仪提拔，就会前来向你试探。”

武则天心头豁然一亮，连日来的忧悒颓丧顿时涣然冰释。

永徽五年八月，由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女则》一文在长安刊刻问世。这部著作列述了后宫女性理应遵守的种种礼仪，在朝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通常，这类对嫔妃女官的劝诫之书皆由品性方直的皇后负责撰写，比如说，高宗的母亲、长孙皇后曾有《女训》一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女则》一文都是对《女训》的模仿与复制。但这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此书的问世多少给世人这样一个印象：身为昭仪的武则天现已厕立于历朝贤淑女子之列，其位居皇后只是一个名目或时间问题。

太尉长孙无忌过去从未将武则天放在眼里。仅仅就在一个多月前，在武则天亲自登门拜访的第二天，他还不无轻松地对朝中一位官员说道，武氏居然敢称我为舅父大人，以她那样的身份，简直是不像话。现在，《女则》的刊行，却给了长孙无忌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不得不将朝中大事推到一边，认真地审视面前的这个对手了。

与此同时，幽禁之中的王皇后正在后宫度日如年。到了这一年的九月，一则颇为可疑的传闻在宫中悄悄播散，经由武昭仪上达高宗。传闻说，王皇后不甘心幽处后宫的寂寞，屡召巫女进入后宫，终日沉湎于巫术符咒之中。高宗立刻下令对后宫进行搜查。一场突击搜索的结果是，有人从王皇后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只桐木人，这个桐木人的形状与高宗酷似，它的身上钉满了铁刺。看起来，这个妖魅的妇人正用一种奇异的巫术在加害圣上。高宗联想到自己近来四肢疼痛，时常恶心，国内灾祸不断，边疆诸战连连败北，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他当即将长孙无忌召入太极宫，再次向他表达了自己废后的念头：王皇后嫉悍凶险，不堪母仪天下，而武昭仪贤淑明达，可取而代之……

长孙无忌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在高宗情绪激动的时刻，沉默不语是无忌用来对抗圣意的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一次，废除王皇后这一固执的信念却在高宗李治的心中扎下根来。这一信念与武则天的暗中筹划结合在一起，事情不久便已水落石出。

3

一天晚上，高宗与武则天正要宽衣就寝，一名太监忽然前来禀报：“中书舍人李义府有急事上奏。”

深夜上奏惊驾，必有要事。大凡宫内发生事变或边防战事吃紧一类的事才能在深夜惊动圣上。高宗命令太监呈上奏折。

奏折的内容使高宗颇感意外。奏文写道：“臣闻皇后王氏阴险妒能，有碍妇德，谋毙小公主在前，以巫术妖法谗害陛下于后，恳请圣上尽速废黜王氏，立堪为后宫懿范的武昭仪为皇后……”

高宗读完，脸上并无怨哀之色。想不到在长孙无忌一手操纵的朝廷之内，竟然有人不顾性命拥立武昭仪为后。高宗微微一笑，便命太监宣中书舍人李义府进宫。

李义府此刻正站在宫外的冷风中，不安地等待着消息。听到陛下召见，他有些喜出望外，立即抖擞精神，在太监的引领下来到了高宗的寝宫之内。

“你的奏折，朕已看过。”高宗对他说，“废立之议，朕早有酝酿，只是碍于旧制，故而延搁至今。”

武则天的身影在幕帐之后若隐若现，一股幽兰之香悠然飘出。

李义府看了一眼帐后武则天健秀的身影，说道：“臣等愿拥戴贤敏有礼、学识深湛的武昭仪为后，百死不惜。”

高宗说：“你的一片忠心朕已明悉，只不过朝中大臣对此事莫不援例反对，不知如何是好？”

李义府似乎听出了李治的言外之意，他沉思片刻，对高宗说道：“臣闻朝中大臣虽有反对之声，但拥戴武昭仪为后的，亦大有人在……”

“还有哪些人？朕倒想听听。”

李义府像背书似的一口气说出了十余人的名字。这些人大部分为朝中微臣，有些人甚至高宗都没有听说过。

李治摇了摇头。

李义府显然明白高宗摇头的原因，他上前一步，低声对李治说道：“还有一位大臣……”

“谁？”

“英国公李世勣，”李义府说，“臣听说先帝驾崩前曾遭贬谪，今既蒙陛下召回，官拜司空，必知恩图报，唯命是听。”

高宗点了点头。

李义府走后，近来身心疲惫的高宗很快就酣然入梦。武则天却怎么也无法入睡。她知道高宗李治将在明晨的早朝仪式上再次提出废后之事，如果明天此事仍未获进展，它的搁置无疑将会给无忌等反对自己的人争取时间，另外也会使支持自己的势力尤其是高宗皇帝丧失信心。既然无忌已经看穿了自己的心迹，他只要稍微使用一点权术，她就有可能无声无息地永远消失。

只要稍加权衡，武则天不难看清自己现在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在支持她的人中，除了李义府之外，尚有礼部尚书许敬宗。李世勣眼下面目不清。而反对她的人却浩若尘沙：左右仆射褚遂良、于志宁，太尉长孙无忌，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大将裴行俭……高宗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与宠爱虽然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点，但武则天深知“月盈而亏”的道理。况且李治生性怯懦，在朝廷重臣面前形同傀儡。想到这里，武则天已毫无睡意，再一次将熟睡中的李治推醒……

第二天拂晓，文武百官齐集于太极殿外，等候皇帝早朝。长孙无忌表情严肃，眉头紧锁，不安地来回踱步，仿佛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他知道，今天的早朝不同往常，也许关系到朝廷和他本人日后的命运，昨天晚上，他秘密将韩瑷和褚遂良召到自己的府第，几乎一夜未眠。

褚遂良趁着平明时分浓浓的秋雾，悄悄地来到无忌的身边，他告诉无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他获悉了大将、长安令裴行俭被迁谪外地的消息，裴行俭掌握着京城的御林军，现在突然被贬也许透出了一个不祥的信号。

长孙无忌微微颔首，没有说话，但显然也吃了一惊。几个月前宰相柳奭被迫辞职，现在又走了一个裴行俭，看来武氏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向自己逼近了。自从武则天十四岁入宫以来，他从未将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可如今，他仿佛一觉醒来，肌体上的一颗小疖已长成了一个巨大的毒瘤。

一群大雁自北向南，掠空远飞，给四周平添了一层冷寂而肃杀的气氛。

殿外的铜钟骤然响起，打破了拂晓呆滞的空气。大臣们鱼贯入朝，来到太极殿内。

长孙无忌看见高宗皇帝端坐于御椅之上，目光矜持而冷漠，与以前判若两人。这是无忌第一次在大殿之内感觉到天子的威严，虽然他因情绪激动而显得稍稍有些失控。

大臣们入朝甫毕，皇帝陛下即以肃穆的眼光久久扫视着群臣，然后用手指有节奏地弹敲着御座的扶手，迟迟没有说话，整个过程犹若经过预演。

当皇帝以满含责备和警示的目光注视着无忌时，长孙无忌不禁打了个冷战。

“皇后王氏扼杀公主，又以妖巫之术诅咒寡人，依法当诛。”高宗从容而自信地说道，“姑念她随朕多年，今免其一死，朕意将她废黜，改立武昭仪为后。”

高宗话音未落，右仆射褚遂良侧身上前，拱手奏道：“陛下，臣有职责劝谏圣上行此废立之事。王皇后是先帝大行皇帝亲自从后宫挑选出来，侍奉陛下的，先帝临终前，曾握着臣的手说‘朕将好儿好妇，托卿辅佑’，陛下亦在场听见，皇后王氏扼杀小公主一事并无明确证据，草草废免，臣恐民意难服……”

高宗冷冷地看了褚遂良一眼，未置可否地皱了皱眉头。

礼部尚书许敬宗上前启奏：“陛下，臣在修编国史时曾知悉，一个寻常农夫遇有丰收之年，尚可娶一新妇，况陛下贵为天子……臣以为，王皇后礼仪尽丧，在妇德上确有无可挽宥的缺失，加之她多年来未有子嗣，陛下现将她废却，实属圣明决断。”

紧接着许敬宗上前禀奏的是侍中韩瑷。他说道：“恕臣直言，废立皇后为国家之大事，现王皇后罪行尚未确证，若仅以未能生育一项而遭废，朝野震动，非同小可，势必会有损我朝元气，望陛下三思。”

“朕意已决，你且退下。”高宗李治不耐烦地朝韩瑷摆了摆手，随后微笑着朝英国公、司空李世勣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

“英国公有何贤见，朕想听听你的想法。”

李世勣自从被高宗从外地召回京城之后，一直称病在家，很少过问朝中事务。在这之前，一连数次的废立之议他均未参加。许多年前，当他被唐太宗无端贬往叠州时，他就已经看穿了太宗皇帝的心思。以太宗这样的圣明天子尚在玩弄权术，李世勣不禁黯然神伤。现虽蒙高宗召回，官及司空，但经过这个周折之后，他对朝廷事务早已失去了兴趣。他见高宗皇帝此刻正以期待的目光召询自己的意见，便寂然说道：

“臣以为这是皇帝陛下宫中私事，何必由外人来说三道四？”

高宗见李世勣语含怨尤，但对废立之事并不反对，便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右仆射褚遂良第二次迈步上前。他从怀里摸出一只象牙朝笏，对高宗说道：“既然陛下圣意已决，遂良已无话可说。只是臣以为先帝之命未敢遗忘，更不敢逆违，故直言劝谏陛下。如果皇上一定要另择皇后，也当从长计议，从天下名门闺阁的女子中重新挑选入宫未迟……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有目共睹之事，难逃众人耳目。若陛下一意孤行，必然会给本朝遗下大患，望陛下深思。”

褚遂良将象牙朝笏放在地上，脱下帽幞，不住地叩头，不一会儿就血流如注，使人不忍卒睹。

“臣褚遂良把朝笏敬还陛下，求圣上恕臣之罪，让遂良尸骨还乡……”

褚遂良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违抗圣意，不仅文武大臣没有想到，即便是高宗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极殿内鸦雀无声，笼罩着一股死一般的岑寂。高宗李治亦显得不知所措，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当君臣相顾，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高宗身后的黄褐色幕帘轻轻翕动了一下，一个尖利的女人的声音突然在殿内响起：

“把这个老东西拉出去杀了！”

武则天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武士上前，拽住了褚遂良的双臂。

长孙无忌凛然一惊，仿佛从昏睡中突然被窗外的雨声惊醒。从朝仪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内心告诫自己不要唐突从事，以免在危急关头罹下大祸。可是眼下他已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他的语调和仪表已全无往昔的镇定、从容，犹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钳制着他的咽喉。

“褚遂良就算有罪，可身受先帝遗命……”

无忌的话听上去像是在哀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显得不伦不类，除了褚遂良用迷惑不解的眼神看了他一阵之外，朝中群臣和高宗皇帝谁都没有注意到他。

无忌意识到在今天的早朝仪式上，他与幕帘之后的那个女人尚未交锋就已落败。他感到了一种难言的耻辱，但他并未想到，他若要洗刷这一耻辱恐怕已没有时间了。

褚遂良被两名侍卫拖出去之后，高宗宣布退朝。

这一年的十一月一日，册封武则天为皇后的典礼在太极殿外举行。典礼的规模和声势几乎超过了皇上的登基大典。英国公李世勣亲手将皇后的玉玺交给武则天。随后，在鼓乐声中，武则天在侍女们的簇拥下来到肃仪门，接受百官的贺拜。

在册后大典举行的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因谋行鸩毒，被废为庶人，囚于后宫，右仆射褚遂良越礼犯上，被贬为谭州都督。

第二天一早，太监魏安急匆匆赶往武则天的新宫，他提醒皇后：既然褚遂良曾蓄意置皇后于死地，现仅仅将他贬为谭州都督，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轻了一点？

武则天莞尔一笑：“褚遂良紊以勇毅刚直在朝内著称，如果我草草将他杀掉，不等于是成全了他的名声了吗？”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又说：“倘若我一下子将他远徙黔州，那里的险山恶水只能使他的意志磨砺得更加坚定。现在，我打算逐级将其流放，我倒要看看一个忠臣良将的耐心能持续多久。”

“如此说来，我也就放心了。”

“《尚书》上说，大凡英明的国君都知道借用大臣与百姓之力，但最圣明的君王却懂得借用天地自然之力。”武则天说。

“还请皇后娘娘指点。”

“世上的任何事物无一不是可以改变的，老子的阴阳互易之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武则天道，“就拿褚遂良来说吧，他现在一脸忠臣之相，但用不了多久，他会写信来向我求饶的。”

“这会儿，褚遂良在谭州还蒙在鼓里呢。”

“这就如同下棋，棋子怎么会知道我要将它推往何地呢？”

“不过，”魏安脸上闪过一阵忧郁，“长孙无忌在朝中树大根深，娘娘不可不防。”

“无忌狡诈阴险，善于权谋，不过眼下他已有所收敛。褚遂良不是他的股肱挚友吗？现遭流放，他怎么连个屁也不敢放呢？”

武则天看着窗外，若有所思地叹息一声：“只怕是无忌往后，大臣们也会一代不如一代了。”

褚遂良被贬往谭州不久，再度被贬往桂州，一年之后又被谪往爱州，在屡遭贬谪的过程中，武则天丝毫没有给他以喘息的机会。当褚遂良最终到达黔州时，他已意气顿消，豪情尽失。昔日的褚遂良已不复存在。他于心形两寂之中终于提笔给高宗写了一封信。信中已全无对当今皇后的不敬之词，惟余言辞恳切的哀告和央求了。武则天和高宗对此信照例不予理会，两个月之后，褚遂良在愧悔交加的恐惧中枯索而终。

4

褚遂良被贬之后，韩瑷和来济旋即遭到流放。长孙无忌见大势已去，只有终日闭门不出。厄运的阴影似乎远远没有散去，无论是武则天，还是新任中书令兼侍中的许敬宗都不会停止对他的追击。

在武则天给予无忌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之前，朝中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许应当略做交代。

废后王氏和淑妃萧氏在武则天册封之后即被囚禁于冷宫之中。一天傍晚，高宗皇帝从嘉献门外的一处废苑经过，看见萋萋衰草之中，矗立着一幢颓房。两名宫女通过墙上的一个孔窗往里递送食物。

“房内何人所居？”高宗向身旁的一名宦官打听道。

宦官犹豫了一下，便据实相告。

一旦听说王氏和萧淑妃被拘禁于此，高宗悲不自胜。皇后淑妃毕竟与他同床共枕多年，他虽然知道两人已被囚入冷宫，但却没有想到被幽禁于这样一个凄凉的所在。

李治独自一人朝颓房走来，隔着墙上的孔窗朝里叫道：“皇后，淑妃，你们现在哪里？”

静如墓园的房内立即传出几声隐隐的啼哭。过了半晌，王氏的声音从洞口传出：

“陛下，臣妾已被贬为庶人，为何仍用旧称？”

李治踮起脚尖，从墙上的洞口朝里窥望，当他看见昔日金枝玉叶的皇后和淑妃面容枯槁，形销骨立，不觉吃了一惊。

“陛下若念及旧情，令妾等重见天日，臣妾一定潜心念佛，以度残生，请陛下将此处改为回心院吧。”

李治潸然泪下：“你等不必悲伤，朕自有安排。”

这时，一直等候在远处的一名宦官走上前来：“陛下，趁没人看到之前，快点离开这里吧。”

宦官的话使高宗不寒而栗。宦官不时回过头去，朝远处不安地张望。一阵秋风从树林中刮过，吹落了几片枯黄的树叶。

高宗去冷宫探访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消息很快就由宫中的耳目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听后即对身边的两名太监说：“王氏、萧氏幽处冷宫仍不知悔改，反而对皇上胡言乱语，你们明天前往冷宫，将其各责笞二百大板。”

太监领命走后，武则天冷冷地对魏安说道：“由这两位太监前去侍弄她们，王氏和萧氏一定会筋酥骨软的。”

第二天下午，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几名太监从颓房中拖到了院外灿烂的阳光之下。她们久处阴暗的房中，终日不见阳光，一旦置身于户外，便纷纷举手遮挡着迎面扑来的强烈光线，她们的这种稚拙的动作使太监发出了笑声，同时也引燃了他们内心潜藏的欲望。他们在宣布了皇后娘娘的旨意之后，便动手剥去了她们的囚衣。当这两位他们昔日不敢正目而视的女人一丝不挂地站立在他们面前时，太监们立刻淫亵地朝她们聚拢过来。

萧淑妃心慌意乱地用手挡住自己的私处，绕到了王皇后的身后，浑身战栗不已。王皇后没有任何挣扎或抗拒的举动，她见大势已去，便骄傲地扬起头，冷静地说道：“愿吾皇万寿无疆。既然武媚受宠，我只有一死了之。”她的冷漠和矜持使太监们吃了一惊。她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给自己安排的结局。她知道，如果死亡不可避免，她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有庄严地死去。

萧淑妃似乎死不瞑目。她在临刑前的桀骜不驯的挣扎除了使太监更为兴奋之外，基本上是徒劳无益的。

在几名太监的轮番鞭笞之下，王皇后和萧淑妃很快就皮开肉绽，鲜血四溅。

最后，两名太监从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尸体上各抓起一把肉，用锦缎包好，赶往宫中，向武则天复命。武则天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随后说道：

“你们把这团脏东西拿来干什么？”

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惨死使长孙无忌受到了极大的震惊。一天晚上，无忌惴惴不安地来到他外甥、高宗李治的寝宫。在闲谈中，无忌提到皇上为何要对两位旧妃施以如此残酷的刑法时，高宗的目光躲躲闪闪，一时无言以对。这时，武则天在幕帐之后意味深长地讥讽道：“残酷？你当初诬告吴王恪时，比这好不了多少。”

无忌丧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武则天的话依旧在他耳边萦绕不去，他将家人和奴仆叫到内室，吩咐他们安排后事。

显庆四年四月，洛阳令李奉节上书高宗，控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谋反。武则天终于得到了一个彻底扫除无忌势力的机会，她密令许敬宗将无忌罗织进去，并连夜进行审讯。

等到高宗意识到无忌罪无可免，试图救他一命时，已经来不及了。

对无忌的处理，武则天并未沿用对付褚遂良的老办法。她知道长孙无忌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地方州县都有极大的势力，此事耽搁下去必然夜长梦多。在无忌被流放黔南的同时，武则天命令中书舍人袁公瑜赶往黔州，令其自尽。

这一年的八月，长孙无忌在袁公瑜的不断催促下，在黔州的寓所悬梁身死。临死之前，无忌手持一杯“皇赐”的御酒，不觉老泪纵横。他的眼前再一次浮现出太宗四子吴王恪那英俊洒脱的面容，不觉喟然长叹：“我真是咎由自取，倘若当初立吴王为太子，亦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袁公瑜在隔壁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他故意咳嗽了几声：

“好了，好了，请太尉麻利一点，你这样拖下去，今晚恐怕我连觉也睡不成啦。”

第三章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宗李治开始觉察到他治下的朝廷正在发生一系列潜在的重大变故。在武则天册封大典前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朝内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瑷和柳奭先后遭到流放，皆不明不白地死去。太子忠在永徽七年被废为庶人。与此同时，国家的年号一改再改，甚至连文武百官的官衔也一并被更换。虽然宫内的亭台楼阁，殿堂画栋一仍如旧，但先朝的体例衙制似乎正在遭受洗刷。

高宗现在刚及中年，但形容举止已日渐颓唐。他似乎没有精力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联系起来，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光阴流逝，将他撇在了一边，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梦幻之感，周围的一切越来越使他感到陌生。

即便高宗在罹病不朝的日子里，武则天也能将这个庞大的国度治理得井井有条。武则天时常出现在祭祀大庙、扶犁亲耕等重大场合，她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这些年来，长安及邻近各州县风调雨顺。粮食和棉花连年丰收。她参与编修的《内轨要略》一书也已颁行天下。

另一方面，高宗亦感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极大的限制，他虽有御妻嫔妃百人，但她们慑于王萧二人惨死事件的影响，往往故意躲避皇上。而武则天又迷醉于朝廷内外事务，对床笫之欢仿佛已失去了兴趣。

到了永徽六年的三月，高宗李治在难熬的无聊与寂寞之中，亲自发动了针对高句丽的战争。战事虽以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它并未给李治带来多少乐趣与慰藉。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武则天抱怨说：“我现在就像一只褪了毛的鸭子，在宫中显得不伦不类……”武则天听后也不答言，只是淡淡一笑。

一年晚春，宫苑的梨花在沉睡的雨帘中悄然绽放。武则天的姐姐带着不满十八岁的女儿突然出现在宫中。她虽然已年近四十，孀居经年，但姿容未衰，风韵犹存。她的女儿正值豆蔻年华，举止柔媚，含苞待放。母女二人的出现仿佛使高宗皇帝在枯寂的年月中得到了某种补偿，他频频降旨将她们召入寝宫，赐予美食，相与狎笑。不久之后，随着母亲被封为韩国夫人，母女二人双双成了高宗枕畔的佳侣。

韩国夫人生性风骚，寡居多时，自然欲火难禁。高宗皇帝本来就身体贫弱，有了她们母女之后，更是抱病不朝，武后那里也很少光顾了。

一天深夜，高宗和韩国夫人正在房中狎戏，忽见窗外灯火通明，人声喧沸。一名太监在门外高声禀报：“皇后娘娘驾到……”高宗皇帝在惊悸之余慌忙来到外室，对太监吩咐道：“朕已就寝，让皇后明天再来……”

太监下去后不一会儿又返身进来：“皇后娘娘执意要见陛下，说有要事禀告。”

太监话音未落，武则天已带着一帮侍女闯了进来。高宗见状面有难色，不禁怒道：“朕已就寝，你贸然闯宫也不怕坏了宫中的规矩？”

“规矩？”武则天也是一脸怒气，“赶明儿我让人改了这规矩。”

高宗一愣，不觉低下头去。

武则天继续说道：“自古及今，皇帝驾幸后宫，只凭一时兴起，如今臣妾思念陛下，为何不能随时前来问安？”

说到这里，武则天瞧了瞧内室的门帘，脸上笑容骤然收敛，大声喝道：“内室何人在此，还不赶快滚出来说话？！”

没等高宗分辩，韩国夫人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衣裙，从内室走了出来，跪地叩头。

“皇后娘娘恕罪。”

“原来是姐姐啊，快快请起。”武则天脸上勉强露出一线笑意，“陛下这些天心情郁闷，我又忙于朝中事务，姐姐能来陪皇上开开心，我连感激还来不及呢……”

高宗见武则天话中含刺，也不便发作，满脸憋得通红。韩国夫人呆呆地僵立一旁，浑身战栗。

武则天从头上拔下一枚金钗，在手里兀自把弄着，忽然问道，“姐姐，你怎么没把外甥女一起带来啊？”

韩国夫人一怔，她与高宗彼此对望了一眼，一时竟不知所答。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韩国夫人说道：

“姐姐，姐夫贺兰氏已亡故几年了？”

“三年了，”韩国夫人嗫嚅道。

武则天“哦”了一声，将目光投向别处。

“娘娘提这事干什么？”韩国夫人不安地问道。

“我是说，近日来阴雨连绵，姐夫的墓园也该派人去修一修了。”

武则天从椅子上站起来：“近来皇上一连几天没有临朝，我还以为他是生病了呢。特地过来看看，今见陛下龙体圣安，又有姐姐陪着，我也就放心了。”

武则天说完，转身径自离去。

武则天走后，高宗与韩国夫人兴味索然。两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睡。韩国夫人似乎受到了巨大的惊吓，第二天早上就发起了高烧，身上大汗不止，满口胡言乱语，终至卧病不起，旬日之后，韩国夫人于一天深夜气绝身亡。

韩国夫人的猝死在高宗看来大有蹊跷，朝中一时议论纷纷。在悲痛之余，高宗李治终于想到了要反抗了。但这种反抗在酝酿之初就显得有些孩子气，对于李治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龙朔二年十二月，武则天从东都洛阳回到了长安的蓬莱宫。这座修葺一新的轩峨宫殿在武后的眼中看来并不那么称心如意。尤其是到了深冬的午夜，北风刮过宫外枯树林，在屋檐和回廊下发出凄厉的啸声，常使武后从梦中惊醒。这年冬天，她一连几次梦见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梦见她们披着散发越窗而入，来到她的床边……

武则天相信蓬莱宫中一定是出现了幽灵。她秘密召来道士郭行慎，在宫中的一间密室里设立祭坛，焚香驱鬼。在这样一个延续半月之久的仪式中，侍女和宦官一律被挡在了门外，只有武后与郭行慎二人密处室内，有时竟一连几天闭门不出。

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朝王室对于在宫中行巫之事一直极为忌惮，一有发现，照例凌迟处死。因此，当宦官王伏胜将这一秘事奏明高宗之后，李治长期以来对武后的不满像决堤的河水一样不可阻挡地爆发了。武则天贵为皇后，居然和一个男人同处一室，它使高宗感到了一层难以遏止的愤怒与羞愧。另外，这件事也给高宗带来了一线隐隐的欣喜，如果武后一旦因此事遭废，多年来束缚着自己的桎梏亦将随之瓦解，他高宗又成了真正的皇帝。

问题在于，废后之事最好由大臣出面提奏，这样才会减少失败的可能性。而武则天近年来在朝中私树党羽，高宗旧臣已寥寥无几。经过再三思索，高宗李治终于想起了一个人来。

西台侍郎上官仪是本朝有名的诗人，曾参与编修《瑶山玉彩》一书，并自创上官诗体，与高宗李治长有文牍之交，目前官属三品，在朝中颇受敬重，若有他出面提出废后之事，似乎极为适宜。

上官仪于午后突然奉诏，急速赶往宫中。他来到高宗房内，喘息未定，高宗皇帝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他表露了自己废后的愿望。

“皇后武氏恃宠骄横，天下臣民已有怨言。近来又与道士郭行慎幽居密室，行巫术狐魅之事，为本朝圣法所不容，有损皇后尊严，理当惩戒……”

“陛下的意思是……”上官仪诚惶诚恐地问道。

“朕意将她废免，”高宗说：“你可立即起草诏书，于明晨上朝之时提出废后之事。”

“臣，臣，臣……”上官仪结结巴巴，只是一个劲地叩头。

高宗一见上官仪这副惊恐万状的样子，不由得火冒三丈。他不禁怀念起无忌、褚遂良等旧臣来，同时也为武后专权以来朝臣的无能和怯懦而愤忿。

“你难道害怕了不成？”高宗喝道。

“不，不。”上官仪一迭声地答道，“废后之事关系重大，望陛下从长计议，慎重考虑。”

高宗严厉地瞪了上官仪一眼：“你难道想违抗朕的旨意吗？”

“微臣不敢。”上官仪说，“陛下意欲废后，是否当真？”

这句话差点把高宗逗乐了，他再一次提高了声音：“朕意已决。”

“可是，”上官仪不安地问道，“倘若明天上朝时，众臣出面反对怎么办？”

高宗笑道：“你放心，举朝皆吾敌，朕亦不改其度。”

事已至此，上官仪似无话可说，他当场取过纸笔，起草了一封诏书。

这天傍晚，武则天正在蓬莱宫中散步，一名太监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跑了进来。当他将高宗意欲废后之事告知武则天时，她起先还不大相信。但类似的禀报接踵而至。

武则天站在花园的篱畔，看着渐渐西沉的落日，突然如梦初醒。她意识到，一件重大的事在朝中悄悄地发生了。生性懦弱的丈夫居然背着自己密谋废后，这大大刺伤了武后的自尊心，同时，也使武则天感到了极大的震慑：倘若不是情报及时，说不定明晨一觉醒来，自己已成冷宫之囚……

武则天赶到高宗寝宫的时候，上官仪尚未离去，桌上那封起草完毕的诏书似乎墨迹未干。高宗李治尽管一直在担心这件事可能泄密，但没有想到消息传得如此之快，当武后满脸怒容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高宗不禁感到头晕目眩，差一点跌倒。

武则天径自走到桌前，抓起那封诏书，匆匆看过之后，将它撕得粉碎，接着她闭上双眼，开始大声地喘息。

上官仪匍匐在地，面若死灰。

武则天缓缓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高宗，指着地上的那团废纸，语调平静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低下头去，没有答话。

“陛下近年龙体欠安，我一直将帮助陛下处理朝廷政务看成自己的职责。这几个月来，我寝食难安，兢兢业业地效奉朝廷和皇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陛下的圣德能够光扬天下。现海内升平，国运昌隆，边疆番夷，莫不臣服，举国百姓，莫不安居乐业，可是陛下却听信小人谗言，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来，这难道就是我的忠诚劳碌所应得的报偿吗？”

“可是，”高宗申辩道，“王伏胜昨天向联禀报……”

武则天打断了高宗的话，温言说道：“蓬莱新宫修立之初，臣命人将宫中邪异之气驱除，使圣上的新居祥瑞吉安，难道也是我的过错吗？”

武则天一连串心平气和的诘问已使高宗面有愧色。

“这，这……”高宗看了上官仪一眼，“这不是我的主意，废后之事都是上官仪提出来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自己。你既为天子，也该有个天子的样子。”

说到这里，武则天走到高宗的身边，掏出手帕帮他擦去脸上的汗水，犹若一个母亲在照料自己的孩子似的。她继续说道：

“我为陛下日夜操劳，陛下也该顾恤我的一片苦心才是。我看陛下也有些累了，还是早早上床休息吧，好好睡上一觉，将今天这件事彻底忘了吧。”

随后，武则天返回蓬莱宫。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没有看过上官仪一眼。

武则天回到蓬莱宫，立即召见大太监魏安和侍中许敬宗。对于这起现已流产的宫廷内变，他们也是刚刚听说。他们来到武后的住处，脸上似乎仍然余悸未消。

诗人上官仪看来已难逃一死，问题是他将以何种方式在世间消失。

许敬宗提醒武则天，诗人上官仪和王伏胜都曾侍奉过太子忠，给他们一个合乎情理的罪名并非难事。

武则天现已失去了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的耐心，听了许敬宗的话，武后当即向魏安问道：

“太子忠现在何处？”

“太子忠被废为庶人之后，一直幽禁在黔南。”魏安答道。

武则天略一思索，便说：“那就再用他一次吧。”

三天之后，上官仪和王伏胜以与原太子忠密谋造反为名被押赴曹市处斩，同时，原太子忠亦在黔南被赐死。上官仪死后，他的家族随之受到清洗，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作为幸存者，日后将在一系列朝廷变故中兴风作浪，起到关键作用。

2

高宗李治发动的这场宫廷内变虽在发轫之前即告破灭，但它给武则天留下的怆痛与不安远未消除。武则天内心非常清楚，诗人上官仪只不过是受命造反，充当了高宗发泄愤怒的替罪羊。只要高宗愿意，朝廷内外潜伏的反对自己的势力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死灰复燃，使自己苦心编织的梦想毁于一旦。

在麟德二年七月，武后曾经向高宗皇帝上过一纸表奏，提出了泰山封禅的愿望，这封表奏送达高宗之后一连数日没有音讯。上官仪事件平复后，封禅的愿望再一次在武则天的心里激起了道道涟漪，现在也许是应该利用一下封禅大典来提高自己声望的时候了。她决定亲往高宗住处，与他当面商讨封禅之事。

高宗对此事依旧颇为犹豫。泰山为五岳之首，在道教经典中，它一直被视为万物滋始的渊蔽，为阴阳交替消长之地。封禅的仪式神秘而复杂，历时漫长，耗费甚巨。自古以来，封禅大典一般在新皇初立，诏告天下，或夸耀圣皇仁德，祈福延年时举行。历代王朝中的秦始皇、汉武帝等人都曾举行过这种仪式。

高宗也许尚未从上官仪事件的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自己身为皇帝，却形同虚设，当无“圣德”可言。另外，武则天屡次提出封禅之请，其中必然隐藏着某种目的，想到这里，高宗推脱说：

“以先父太宗皇帝之英明圣贤，封禅之礼尚为魏徵止，何况我朝……”

武则天反驳道：“先帝未行封禅之典与本朝有什么关系？他不封，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封？莫非陛下做了什么亏心事，配不上禅封之礼吗？”

武则天语带讽刺，高宗感到太阳穴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朝武则天连连点头：

“好，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

“还有……”武则天瞥了高宗一眼，继续说，“自古及今，封禅大典的祭献仪式，均由帝王首献，公卿王室亚献。这样的安排未免礼有不周。泰山既为阴阳交汇之地，我以为应由皇后亚献，这样才能阴阳协调……”

高宗默然颔首。

十月二十八日，按照既定的计划，封禅的队伍由东都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往泰安迤逦而去。武则天这年三十六岁，极尽繁盛奢华的封禅仪式使她一度忘记了宫中的凶险祸咎，一路上所经之处，村舍、树木、山川河流的壮丽景色使她喜不自胜。妩媚明朗的笑容再度出现在她的脸上，看上去犹若一位婷婷少女。

封禅队伍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元旦前夕到达泰山脚下。

元月三日，按例是武则天登坛祭献的日子，一夜的歌舞笙乐之后，武则天天不亮就起来了。经过斋戒沐浴，在女官和侍从的簇拥之下，武则天头戴凤冠，身穿锦袍，走上了祭坛的台阶。

在拂晓清冷的微风中，武则天屹立于首阳山巅，从一名女官的手中接过祭酒。山下苍茫的烟树还在晨霭中沉睡。一轮旭日却已喷薄而出，远处大小群峰尽收眼底。嘹亮的登歌和钟磬之音骤然响起，武则天面对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徐徐跪地，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当她想到自己十四岁入宫，二十五岁沦落感业寺，二十七岁重入皇宫的经历，不觉在欣喜之中隐隐感到了一丝悲戚。极度的欢乐似乎让人难以承受，大自然的无比神圣使她不禁热泪满面。她秀美的脸庞被步障的锦帷遮挡着，她一度听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当天晚上，在武则天的亲自安排下，一场盛大的欢宴在行宫外的树林中举行。庄严肃穆的破阵歌舞和诙谐轻松的走索表演使武则天忘记了自己尊贵的身份，她喜形于色，无所顾忌，尽情地沉浸在欢悦的喜庆气氛中。

但是，在晚宴进行的过程中，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快。

这天早晨，武则天在首阳山举行祭献仪式时，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一连几次借故向她挑衅。她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母亲韩国夫人的猝死，是由武后幕后操纵的结果。只是武则天在祭献仪式的过程中不便发作，她对魏国夫人的无礼未予理会。到了晚上，在观看歌舞的晚宴之上，魏国夫人再度对她流露出明显的敌意，她借与高宗亲昵之机，有意无意地用身体挡住了武则天的视线。武则天只得频繁地挪动位置，对魏国夫人视而不见。

在返回东都洛阳的路上，魏国夫人与高宗同坐一辆马车，她不时地从马车的轿厢中探出头来，朝武后的凤鸾大车张望，武则天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一个念头从她脑中一闪而过：也许应该给这个少女不更世事的愚蠢来一点必要的教训。

3

在泰山封禅的大典中，高宗的三子杞王上金和四子郇王素节因分别由杨氏和萧淑妃所生，而未能获准参加封禅仪式。郇王素节时为中州刺史，为人性情敏淑，机智过人，深得高宗宠爱。母亲萧淑妃惨死的记忆多年来一直在折磨着他，加上近来屡被冷落，他在忧愤郁结之中，写成一篇《忠孝论》，通过许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送达高宗。由于素节长年在外，他并不知道父皇高宗如今在朝中已形同傀儡，这篇文章送往宫中不到一月，他便获罪降为鄱阳郡王，软禁于袭州，杞王上金亦因此事受牵连，被贬往湖南澧州。

乾封元年四月，封禅队伍辗转半年多，终于回到了都城长安。这一年，太子弘已年满二十。

在随后的几年中，北方番夷各族频频犯境，战事迭告失利。总章三年，长安城又发生了罕见的饥荒。为了趋福避害，武则天将年号一改再改。朝廷中反对武则天的势力正暗暗抬头。这股势力的核心由大唐王室的门阀贵族所组成，他们既无政治远见，又无治理国家的才能，武则天对他们早已失去了耐心。她的一系列革新计划往往越过这批门阀官吏，直接由出身寒微的下级官吏去实施。

这些大权旁落的门阀贵族对高宗李治已彻底绝望，他们迫切需要在朝中寻找新的代言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太子弘都将是他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太子弘风度翩翩，儒雅谦和，饱读经史，善恶分明。高宗李治现体弱多病，一旦驾崩，太子弘必将继承大统。每当武则天在朝中推行新政，贬抑贵族时，他们便来往穿梭于太极殿与东宫之间，久而久之，太子弘实际上已经成了复古派手中与武后对抗的一块筹码，而太子本人似乎对自己眼下的两难处境一无所知。

这一年的冬天，韩国夫人的女儿，现位居一品的魏国夫人与武后一同进餐时突然中毒而死。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武后的同父异母兄弟惟良和怀运在宫中置办了一桌酒席，以图改善与妹妹日益紧张的关系。魏国夫人于席间突然中毒身亡，一时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武则天虽然于事后将惟良和怀运立即处斩，但这一大义灭亲之举未能阻止流言的传扬。

当太子弘感觉到所有流言的锋芒都指向自己的母亲时，他第一次陷入了痛苦而冗长的沉思之中。近日来，他在宫中一连几次碰到魏国夫人的弟弟武敏之，对方不是借故远远走开，就是充满敌意地对他侧目而视，武敏之早在一年前就被母亲指定为武氏继承人，改贺兰为武姓。朝中的一些遗老曾不失时机地提醒太子弘，武敏之将来很有可能接管大唐江山，倘若情形果真如此，那么母亲仅仅是因为一时嫉妒而毒杀武敏之的姐姐魏国夫人一事就显得荒诞不经。他怎么也无法忘掉母亲脸上偶尔显露出来的那种飘忽不定的目光，以自己目前的心力和经验，对其中的内容尚难以窥测。

一天晚上，太子弘来到蓬莱宫向母后请安。武则天不禁喜出望外，除了武则天亲召太子入宫问事之外，太子弘很少主动登门探望。弘按照礼仪和母亲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便单刀直入，提起魏国夫人之死这件事来。

武则天一听，勃然变色，她怒道：“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是不是武敏之？”

“近来宫中谣言四起，连宫女们都在悄悄议论着这件事。”太子弘见母亲对武敏之已充满警觉，暗暗吃了一惊。

“你相信那些谣言吗？”武则天飞快地瞥了太子弘一眼。

“儿臣并不相信这件事系母亲所为。”太子弘淡淡答道。

武则天没再说什么，她走到弘的身边，替他拽了拽袍服的衣襟。

“弘儿，这事已过去了，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武则天说，“这些年来，你在宫中潜心读书，温文有礼，深得朝中大臣们的嘉许，不过，既为太子，就要谨慎从事，要小心被别人利用……”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又说：“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你的弟弟贤都已生了孩子了，你也该及早完婚才是，我近来也一直在为你的婚事奔忙。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端庄贤惠，我想让你们明年春天择吉日成亲。”

太子弘早已听说过这件事，今见母亲主意已定，只得点头称谢。

太子弘走后，武则天忧心忡忡地对前来探访的太监魏安说道：“弘儿连婚姻大事似乎都漠不关心，我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想要什么。”

魏安听后只是嘿嘿一笑。

武敏之近来感到武则天的目光突然增添了几分严厉。他不安地意识到，既然武后怀疑自己泄露了魏国夫人惨死的真相，那么他的下场无论如何都不会十分美妙。他看来比太子弘更为了解武后的性格，趁着姨妈尚未朝自己下手，武敏之便终日与朝中女眷寻欢作乐。当太子弘将与杨思俭的女儿完婚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武敏之总算得到了一个发泄愤闷的机会。武敏之平常就瞧不上太子弘，而眼下弘在朝中声誉日隆之象与自己的颓唐败落恰巧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种对照无疑增加了武敏之对太子弘的仇视。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底闪过：为何不在日后的太子妃，或许还可能是未来的皇后身上抢先刻下一道痕迹？

武敏之一旦决定铤而走险，便立即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用重金收买了杨氏小姐的奶妈，通过她给杨氏小姐送去了一封辞章哀婉的情书。在一个风高月淡的晚上，武敏之终于获得机会进入了少女的闺房。杨氏小姐果具倾城之貌，长得楚楚动人。而武敏之风流潇洒，挺拔英武，两人初见之下便已坠入情网。

冰清玉洁的少女所撩拨起来的欲望和对太子弘的积怨加在一起，使武敏之度过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夜晚。

一个月之后，东窗事发。武敏之在被押解赴雷州的途中，被护送的士卒用马缰勒毙。但是，这件小小的插曲未能使武则天由武姓子嗣继承大统的愿望破灭，不久之后，她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相继得到提拔重用。

4

咸亨五年三月，太子弘的婚礼在太极宫文华殿举行。新娘裴氏虽无杨氏般的娇美之貌，不过仪态大方，谦和贤淑。虽然年纪未满二十，但行为举止与太子弘甚为投合。婚后不到数月，太子弘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光泽，病弱之躯也似乎慢慢强壮起来。

这年夏天，太子弘与裴氏去洛阳避暑。为了排解旅途的寂寞，太子弘与随行的一位老臣聊起了一些宫中旧事。老臣偶尔提及，已故的萧淑妃在死后曾留下了宣城和义阳两位公主，她们一直被囚禁在掖廷后宫，到如今已有整整十九年了。

老臣只不过随便说说，没想到这件事在太子心中却激起了轩然大波。他联想到父皇以天子之尊，居然能够容忍已故宠妃的女儿在后宫囚禁达二十年之久，自己却泰然自处，不免替他感到了一丝羞耻。

马车刚刚驶离京城十里之外，太子弘即刻命令车队返回长安。现在自己既已知道了这件事，如果再撒手不管，那也未免太残酷了。老臣自觉失言，想要劝阻，看来已无济于事了。

太子弘的马车经由朱雀大街进入皇城之后，径直朝后宫驶去。

他们来到两位公主被囚禁的地方，太子弘和裴氏从车上下来，穿过一片稠密的树林，朝那幢破败不堪的颓房走去。

那位引路的老臣一边往前走，一边不住地长叹。

“先生为何叹息？”太子问道。

老臣久久地凝望着那幢阴森森的房屋，没有回答太子的问话，而是兀自感慨道：“和当年真是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

“十九年前，你的父亲高宗皇帝来探访王皇后和萧淑妃时，好像也是夏天。我想起这件事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只是，当年那些茑萝刚刚栽下去没多久，如今它们都已爬满墙壁了……”

太子弘远远望去，墙壁上翠绿的藤蔓之中开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其中有几株已经枯死，经年的花英在风中飒飒作响。几只乌鸦栖息在墙外的树梢上，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

太子弘在去洛阳途中半路返回的消息不久就由宫中的耳目密报给武则天。她正准备派人前去东宫探明原委，不料太子弘已经怒气冲冲地来到蓬莱宫中。

“弘儿这么急着来这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武后问道。

“孩儿今天刚刚听说，我有两位姐姐现被囚禁在后宫，”太子弘答道，“母亲一直教导孩儿仁孝宽厚，遵循圣人教训，可为什么在宫中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太子弘用不加掩饰的责问语调和她说话，使武后颇感不悦。不过，她还是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两位姐姐？”

“就是宣城和义阳两位公主，”太子弘说，“她们十九年来一直被幽禁在宫中。”

“原来是这么回事，”武则天笑道，“这些年来，我一心辅佐你病弱的父皇，朝内朝外的事让人忙得喘不过气来，差点将她们忘了。你这一说，倒提醒了我……弘儿，以你之见，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以儿臣之见，母亲不如立即将她们释放，让她们婚嫁生子，以沐大唐天子和母后的恩泽……”

“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武后讪讪说道，“弘儿现在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太子弘谢过母亲之后，退了出去。武则天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突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两个月之后，皇宫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武后的第三子周王哲的王妃赵氏因在高宗面前对武后出语不逊，激怒了武则天。武则天为了给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媳妇以必要的训诫，将她关入别房思过。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性情刚烈的赵妃数日后竟绝食而死。她的丈夫周王哲似乎并不为此而感到悲伤。他像往常一样去校射场练习骑马，与太监去禁苑猎场狩猎。这一切，均被感情敏锐的太子看在眼里。

有一天，太子弘在弟弟打猎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太子照例提起了赵妃之事。周王哲不冷不热地对弘说道：

“我劝殿下还是少管点闲事为好。”

“为什么？”

周王哲神秘地冲他笑了一下，径自策马离去了。

当太子弘再次来到蓬莱宫面见母后时，武则天看来已失去往日的那种耐心。

“太子来找我，一定是为了赵妃之事吧？”

“正是。”

“弘儿，你现在的行为简直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了。”

“母亲何故这样说？”

“半年前，你让我给长安的军士增发粮饷，我依了你。两个月前，你让我释放宣城、义阳两位公主，我又依了你，现在赵妃已死，你难道还要向我问罪不成？”

“儿臣不敢！”太子弘见母后声色俱厉，赶忙跪地叩拜，“启禀母后，孩儿记得母后写过一本《女则》，规劝天下女子恪守妇德，而现在，一个贤惠的儿媳妇却在您的家中饿死，这件事倘若传扬出去，恐怕会有损母后的圣名……”

“你要我怎么办？人都死了，难道你想让我给她偿命吗？”

“请母后恕罪。”太子弘深深低下头去。

过了一会儿，武则天的脸色平静下来，她流着泪对太子说道：“弘儿啊，我当年无依无靠，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在感业寺中辗转数年，最后在宫中生下了你，希望你日后能成大器，内安臣民，外服远疆，可如今……我也不怪你，你现在之所以会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教训我，指责我，是因为你现在还小，你并不知道宫廷之中许多事情的真相。”

“可是，赵妃纵有错失，她毕竟是您的儿媳妇啊。”太子弘似乎仍然想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

武则天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兀自叹息了一声，朝太子摆了摆手。

“我累了，你退下去吧。”

5

上元二年初春，彗星再度出现于长安城西北方的天空中，随后太阳突然变成了黄褐色。皇宫内院一时被各种谣传和猜测搅得人心惶惶。这年三月，武则天决定离开都城长安，移往洛阳的合璧宫。

当时，武则天的近侍、大太监魏安以七十四岁高龄染疴卧床。武则天虽然重务在身，极感劳顿，但还是亲延太医为他治病，并时常来到他的住所探望。到了四月，魏安的病情急剧恶化，渐至不治。

这天深夜，武后再一次来到了魏安的病榻前。自从武则天第一次来到掖庭后宫的永巷，被树上的乌鸦吵得昼夜难眠时，正是魏安给了她最初的安慰与支持。当她从感业寺返回皇宫，所有的宫人都对她侧目而视时，也是魏安独自一人来到嘉献门迎候她。在一系列宫廷内变的风雨之中，魏安成了自己最为忠实的伙伴。

武则天一想到魏安不久之后便将撒手尘寰，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也许等不到天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了。”魏安也显得颇为伤感。

“先生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魏某孤身一人，除了娘娘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些年来，太子弘在朝中声名鹊起，朝中门阀贵族莫不对他寄予厚望，况且太子为人独断独行，近来对娘娘颇多怨言，日后他羽毛丰满，事情将很难逆料。目前宫中看似风平浪静，但一有不测风云出现，我担心您将会措手不及，使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武则天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先生放心养病吧，这些事情武媚自有安排……”

“娘娘，”魏安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两眼布满了血丝，“你难道看不出事情已经到了间不容发的境地了吗？”

“请先生指点。”

“我听说，上月彗星在天上出现之后，中书侍郎李义琰、中书门下郝处俊已经多次与高宗皇帝密商，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弘，如果木已成舟，一场宫廷复辟在所难免，到时候，娘娘再想……”

“我已知道这件事了，只是……”武则天眉头紧锁，欲言又止。

“您顾念母子亲情，以至于对此事委决不下，亦是人之常情，不过事到如今，此事万不能再度拖延下去……”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宫廷之中历来瞬息万变，娘娘应当知道先帝太宗皇帝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吧？”说到这里，魏安的嘴角掠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也许今天你还好端端地坐在皇位上，可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江山早已易帜……”

武则天不经意打了个冷战。以武则天的聪慧和胆识，她对自己现在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并非一无所察。同样，太监魏安对武后心中郁结的苦衷亦了如指掌。两人默默相对了很长一段时间，谁都没有说话。

三更的鼓声敲过之后，魏安对武则天说道：“自从娘娘初来宫中至今，魏安一直侍奉左右，竭尽愚钝，如今微臣大限已近，就让魏安最后效奉娘娘一次，将此事了结吧。”

“你想怎么办？”武则天吃惊地问道。

魏安没有接话，他背过脸去。

武则天从魏安的话中突然觉察到了某种危险，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大声喝道：

“魏安，没有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贸然从事……”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魏安平静地说道，“几个时辰之前，我已派人前往东宫……”

上元二年四月十三日，太子弘遇鸩而亡，年仅二十四岁。太子暴毙的消息传到合璧宫时，高宗的脸上显露出一反常态的冷静。御医的查验报告很快送达高宗的案前，太子弘似乎是死于酒后的急腹症。高宗李治对医术一窍不通，另外他对太子死亡的真相看来也已没有什么兴趣，即便他对御医的诊断存有疑心，他也没有降旨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

在场的宫女和宦官对皇帝陛下表现出来的冷漠或克制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甚至难以从他脸上觉察到哀伤的痕迹，末了，高宗李治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我杀了太子啊……”

没有人知道高宗皇帝如何度过了这个仲春的夜晚，但是第二天一早，当高宗衣冠不整，神志恍惚地来到殿内上朝时，他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变得衰老不堪了。

高宗摇摇晃晃地来到御座上坐下，没有理会陪坐在一边的武则天，他慵懒地对殿内的大臣看了一眼，随后说道：

“朕自从继位以来，一直遵循先帝遗命，以图大唐天下平安昌盛。怎奈李治德浅才疏，至于朝中灾乱迭出，家祸屡现，朕昨晚思虑再三，决定将皇位让给至仁至德的武皇后……”

朝中文武大臣闻听，莫不大惊失色。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武则天也没有想到高宗居然会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无疑是在向群臣暗示，太子弘是为自己所杀……

一位大臣流泪上前奏道：“陛下，太子暴亡，是我等辅佐无功，陛下如此自责，让臣等无地自容。臣恳请皇上为江山社稷着想，收回成命。”

高宗古怪地笑了一下：“如果大唐帝国注定要灭亡，那就让它亡了好了……”

高宗一言既出，朝中大臣立即放声恸哭。武则天见状，赶紧说道：“因太子新丧，陛下心中极度悲伤，以致神志恍惚，臣等姑且退下。”

高宗反驳道：“朕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只可惜，有些事情朕明白得太晚了。”

武则天见局面眼看着难以收拾，便下令退朝。

6

太子弘的突然死亡将武后与高宗的第二个儿子从幕后推到了前台。雍王贤健壮英武，外表看似稚拙爽直，但内心却曲折多疑。长期以来，宫中和坊间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则轶闻：雍王贤并非武后所生，许多年前暴毙的韩国夫人才是他真正的母亲。不管贤是否笃信这一传闻，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武敏之的先后死去毕竟使他对母亲有一种天生的惧怕。在兄长弘为太子的年月里，武后除了在每年的节庆日派人送来几封“劝进”的书信外，平常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

雍王贤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出人头地的非分之想，他白天在筵经院编修《后汉书》，到了晚上就时常与宫女和宦官们纵酒狎戏，欢宴竟夕。

现在，随着弘的死去，在他与母后之间，一道幕障被悄悄拆除了。经验和敏感使他意识到，太子弘的死显然是源于他一厢情愿的幼稚理想，源于他为父皇过于倚重。如今，他既已继立太子，前车之鉴促使他不得不处处小心，事事提防。

贤平常在宫中曾熟读老庄著述，深知无为独处的道理。因此，他在当上太子之后，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可能会降临的灾难。不久之后，太子贤的防微杜渐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武则天曾多次让他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协理朝政，他总是借故推诿，留在长安，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凡是武后所赐的美食佳酿，他一概弃之不用，其中的理由似乎非常简单：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以及原太子弘的暴亡都是因为吃错了什么东西……另外，为了防备不测，他暗中吩咐左右亲信将一些武器藏入马厩，这样，一旦宫中有变，他也不至于束手就擒。

不过，高宗皇帝看来对太子贤的心思一无所知。现在，李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难行帝王之实，前些年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刊布之后，她又召北门学士修撰典籍，天下臣民对武后独揽朝政似已习惯。李治也许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这种希望是盲目的，对太子贤来说，它往往是杀身之祸的前兆。这位昏聩的老人时常派人给太子贤送来嘉奖诏书，仿佛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什么“贤于处决”啦，“敏于利害进退”啦，尤其使贤胆战心惊的是如下一些文句：“深究经史之奥妙，开发圣贤之遗范，宽仁有王者之风……”

有一次，太子贤在与自己的老师、太子洗马刘纳言闲聊时曾这样说道：

“倘若我日后得到皇位，必拱手相让。”

刘纳言听后不禁问道：“莫非太子心中隐有不安？”

贤笑道：“我的安全感如果丈量出来，它只有六百五十里。”

刘纳言知道，太子所谓的六百五十里是暗指长安和洛阳的距离，言外之意非常明显。

太子贤没有想到的是，母后武则天对他一直非常钟爱。在武后的几个儿子之中，她内心对贤最为赏识，她虽然不像高宗李治那样溢于言表，但太子贤的强健体魄和能骑善射的习性让她颇感欣慰，她仿佛从他身上又一次看到了当年太宗皇帝的影子。对于一心推行新政的武后来说，聪慧好动的贤不仅不会像弘那样成为儒教的牺牲品，相反，也许他能成为自己未来的帮手。

不过，自从弘死后，贤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武则天的警觉和不安。她知道，贤之所以故意躲着自己，完全是因为他听信谣言的结果。眼看着母子亲情日益殆危，武则天不得不在繁忙的政事中几次派人前往长安，急召太子来洛阳，试图澄清事实，消除隔阂。但太子贤照例推延，一封封书信石沉大海，她派人送去的食物和布帛，太子亦分毫未取。武则天渐渐产生了这样的疑虑和猜测：莫非太子贤另有图谋？

大太监魏安死后，素信巫术卜卦的武则天以为病中的高宗求寿为名，将一位名叫明崇俨的道士召入宫中，官拜正谏大夫。这个人的出现几乎立即导致了武后与太子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明崇俨也许看出了武后与太子之间的隔膜，有一次，他在武后的床边对她进言：“我曾见过太子贤的面相，他骨骼峥嵘，薄福多难，日后难继大位，倒是英王哲和殷王旦颇有帝王之相……”

明崇俨的一席话显然加深了武后对太子贤的忧虑，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让贤回到自己身边的努力。几个月之后，武则天利用一次返回长安的机会，命人急速赶往东宫，召太子贤来太极殿相见。

太极殿与东宫只有百步之遥，武后身边的近侍不一会儿就返回禀报，太子贤宿疾新发，不便前来。武则天得到这个消息，显得黯然神伤，不觉中竟落下泪来。

一名太监见状上前劝道：“既然太子称病不至，圣后为何不以探病为由亲往东宫看个究竟？”

武则天略微思索了片刻，便点了点头。

在武后驾临东宫的途中，太子贤就接到了门下的密报。他召来太子洗马刘纳言、张大安等人商议对策。张大安对他说，既然武后亲来探视，太子不可不见。太子贤对此事仍颇为犹豫，当武则天的步障鸾轿来到东宫外的肃义门时，太子贤在一念之下还是躲进了东宫花园的一间马厩。

武则天从坐轿上下来，张大安、刘纳言等人率领太子侍从远远出来迎接。

武后扫视了一遍众人，向刘纳言问道：“太子在哪里？他为何不出来迎接？”

刘纳言答道：“太子殿下宿疾未瘳，这会儿骑马出去散心去了。”

武则天冷笑了一声：“太子能骑马出去游玩，难道与我说两句话都不行吗？你们平素是怎么教导太子的？”

张、刘二人赶紧伏地谢罪。

武则天没有理睬他们，她独自一人绕过花园的护栏，朝太子的内房走去。

房间里空空荡荡的，朱阁倚窗，锦帘绸帐，一如往昔。残阳的余晖洒满了窗台，深秋的凉风从回廊下掠过，传来了一匹天山良驹咴咴的悲鸣。

屋子里酒香四溢，墙帷下挂满了兽角和鸟类的翎羽，桌上的一只三彩茶壶似乎余热萦绕。武后一想到太子贤在故意躲避着自己，不禁泪流满面。武则天在太子贤的床边枯坐了大略半个多时辰，直到日迫西山，才带领随从悻悻离去。

永隆元年八月，武后的近侍突然来到东宫，给他送来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两书，并嘱他仔细领略书中的精妙。太子贤内心十分清楚，这种看似“劝进”的赠书仪式实则上是母后在暗暗指责自己的忤逆和不孝。两天之后，武后再度派人从东都洛阳给他送来一封书信，申饬他不要纵情恣肆，贪恋声色。语词和行文皆十分严厉。

太子贤不安地想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多次听说正谏大夫明崇俨妖媚皇后，声称自己无德继承大统，现在看来，道士明崇俨的挑唆似乎已经对母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深知母亲的为人，一旦她嗅到了什么气味，并决定将某种计划付诸实施之时，她的动作往往迅雷不及掩耳。

太子贤整日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太子洗马刘纳言见状前去劝道：“我看殿下是过虑了，武后毕竟是你的母亲啊……”

他的话未能使太子愁肠百结的忧虑得以宽解，一连几天闭门幽思的结果，促使太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一天深夜，道士明崇俨在返回洛阳的途中为刺客所杀。在当今的朝廷之中，居然还有人胆敢对武后的宠侍下手，使武则天十分震怒，她下令对此事严加缉查。几经周折，凶手赵道生终于供称：刺杀明崇俨之举系由太子指使自己所为……武则天当即下令拘押太子，并派人前往东宫搜查。搜查报告在翌日清晨就送到了武后的手中，其中一项使武则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太子贤的马厩里发现了五百余件刀枪兵器……

太子贤派人暗杀正谏大夫明崇俨，在宅内私藏武器，密谋造反的消息传到高宗李治的耳中，已经是两天之后的事了。

高宗皇帝一想到忠和弘的惨死，就不由得浑身瘫软，冷汗不止。虽然他在病中已卧床数日，但他获悉这一消息之后，还是命人即刻起驾，匆匆赶往武后的寝宫。

武则天表情严峻地端坐寝宫帐内，仿佛她料到高宗会来，早已在此静静恭候。

高宗李治为太子求情的一席话尚未说完，武则天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她反问高宗：“天下何罪最难宽免？”

“谋反之罪。”高宗答道。

“以陛下之见，对谋反叛逆之罪应如何处置？”

“诛灭九族……”

“贞观十七年，承乾密谋造反，先帝太宗皇帝又是如何处置他的？”

“废为庶人，远谪黔南……”

“这就是了。”武后流泪道，“如今太子所犯之罪为十恶之首，我怎能徇私绾宥，况且眼下突厥屡犯边境，洛阳、长安连年灾荒，朝廷内外，人心不稳，若陛下一意袒护，大唐法度，何以为继？”

这种单调的一问一答式的谈话使高宗的处境显得极为可笑。李治静默了半晌，随后说道：“我听说，太子杀明崇俨是实，至于造反谋变朕谅他不敢，太子原本善骑好猎，他在东宫私藏刀剑，或为防身习武，亦未可知，我们可以再细细调查……再说，明崇俨本为一个区区道士，太子将他杀掉，也算不得什么大罪……”

武则天觉察到高宗的话中暗含嘲讽，不禁大怒：“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执意要杀掉贤儿，”高宗泣不成声，“那就让朕同他一起去吧……”

第二天，高宗下诏，将太子贤贬为庶人，流放到两千里外的巴州。平常与太子相善的宦官侍从一律处斩。

太子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长安的日子里，他曾处心积虑地提防着母后的毒鸩，他在被流放到巴州四年之后，当一位名叫丘神勣的宦官逼令他自杀时，他所得到的依然是一杯毒酒。庶人贤在惊愕之余，不能不想到这也许是上苍对他的故意嘲讽和作弄。

在被囚禁于巴州的枯索岁月中，庶人贤曾经写过一首哀婉凄凉的黄台歌词，表述了他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

四摘抱蔓归。

这首著名的歌词后来传到洛阳，陪伴着高宗皇帝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

在病中，高宗李治时常让御医秦鹤鸣将这首词反反复复地念给自己听。他仿佛对自己日益颓朽的境况渐渐上了瘾。时值十二月的冬天，窗外大雪压枝，山岳潜形。高宗李治不时从昏睡中惊醒过来，喊着贤的名字。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雪，贤儿远在巴州，不知是否平安？”

御医秦鹤鸣一时不知所答，只得陪高宗暗暗落泪。

十二月十二日，高宗皇帝离开嵩山的奉天宫，返回洛阳。二十二日，为了给高宗祈寿，武则天再度下令改元，将永淳二年改为弘道元年，并特赦天下。

这天午后，高宗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按照高宗遗命，中书令裴炎让太子哲在灵前即位，是为中宗。

7

中宗哲这年二十八岁。在登上皇位之前，他的存在由于两位兄长在朝中的影响和声望而遭到冷落，平常似乎很少为人瞩目。无论是先帝高宗皇帝还是母后武则天，对他都显得极为平淡。

许多年前，武后一时性起将他的妻子赵妃处死，竟丝毫没有顾忌到他可能会有的种种不快。这些年来，朝廷中的变故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几乎令他目不暇接，并使他养成了置身于事外的习惯。他平常很少过问朝中是非曲直，不像他的兄长那样在朝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因此，当他被册立为太子，并在弘道元年登上皇位之后，他的周围连一个可以商讨政事的亲信都没有。多年来积压在他心中的自卑感以及身为帝王的盲目喜悦仿佛注定了要使他酿成大错。

既然他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刚刚得到的权力，那么他唯一可做的似乎只能是让他的亲族内眷分享自己的荣耀。

他的妻子韦氏被册封为皇后不久，他的岳父韦玄贞从普州参军一跃而为豫州刺史。韦玄贞到任后没几天，在韦皇后的策动下，中宗哲准备再度提拔他的岳父，让他担任侍中要职。中书令裴炎闻讯后立即前来谏止。中宗哲也许想尝尝初为天子的滋味，他不仅没有听取裴炎的劝谏，相反私下里对他反唇相讥：“朕是一国之君，让什么样的人担任侍中之职是我自己的事，只要我愿意，即便将天下拱手让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

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武后突然传令，当日的早朝改在太极宫正殿乾元殿举行。这道谕旨看来是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明显征兆，一时间惊动了满朝文武。按照惯例，除了天子登基或重要的节庆日之外，倘若没有重大事件，早朝不会在乾元殿举行。

当文武百官在黎明晦暗的光线下走向乾元殿时，他们不安地注意到，大殿内外增设了御林军士卒，他们披甲执剑而立，表情肃穆。

像往常一样，中宗皇帝跟在武则天身后来到乾元殿，也许是他尚未从睡梦中完全醒来，他对于早朝仪式改在正殿举行以及殿内的紧张气氛并不在意。中宗皇帝正想登上御座，中书令裴炎从一旁突然闪了出来，伸手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想要干什么？”中宗哲诧异地问了一句。

裴炎的目光躲躲闪闪，他朝左右做了一个手势，两名身材高大的御林军士兵立即扑上前来，抓住了中宗的肩膀。

中宗哲勃然大怒：“裴炎，你与朕开什么玩笑？”

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上前向中宗行礼，随后，裴炎从口袋中掏出一道诏书，大声宣布：

“太后有旨，即日起废天子为庐陵王。”

中宗哲这才觉得情形确实不妙，他心有不甘地对裴炎说：“裴炎，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朕有何罪？”

裴炎并不答话，他回过头来看了看端坐于御殿之上的武则天。

“拿下！”武则天喝道，“你刚刚登上皇位，尚未布政天下，就大封亲戚，私树党羽……你还说要将整个天下让给韦玄贞，这难道还算不上大罪吗？”

中宗哲的身体像颓墙一样坍倒下来，他似乎还想抗辩，两名军卒不容分说将他架往殿外。第二天，武后降旨将庐陵王贬往均州，半个月后又将其流放房州。

在中书令裴炎看来，既然中宗被废，高宗的幺子豫王旦实际上已成了皇位的唯一继承人。皇子旦性情懦弱，与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自从他降生的那天起，他的名字就由武则天改来改去——由叙伦改为伦，又改为旦，直到武后圣历元年，他的名字最后才得以固定。

中宗哲被废之后，武则天并非立即册立皇子旦为新帝，这使裴炎、刘祎之等人颇感意外。武则天看来是在故意拖延这件事。朝中遗老对此事看得十分清楚，武后实则上是在利用旧君已废，新君未立的间隙来察看一下朝廷群臣的反应。

满朝文武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在长达半月的对峙中，朝臣的态度，百姓的民意，武后深不可测的愿望三者之间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潜在的、无声无息的较量，这一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味深长的。

二月十二日上午，礼部尚书武承嗣突然来到了武后的寝宫，他告诉姑妈：朝廷重臣和王室权贵正簇拥着皇子旦前往武成殿外，请求武后临轩。武承嗣分析道：“他们也许是来请您亲自登基，一统天下。”

这一意外的消息使武后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她即刻命令左右起驾赶往武成殿。当武则天兴致勃勃地登上殿楼，二十二岁的皇子旦看来并无拥戴武后登基之意，他只是援例向武后进献了“皇太后”的称号。皇子旦说话吞吞吐吐，始终不敢抬头看武后一眼，最后由中书令裴炎替他说完了要说的话。

武则天知道，既然朝廷重臣让皇子旦向自己进献了“皇太后”称号，那么立旦为天子似乎已不可避免。看来，自己君临天下的时机尚未成熟。

中书令裴炎目下已无当初长孙无忌之风范，更无许敬宗等人曲意谄媚之权术，他尽管对武则天忠心可鉴，但武则天心中隐晦的意图似乎已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也许始终不敢在异姓女人统治大唐这件事上深想下去，这不仅导致了武后对他的失望，而且在不久之后就给自己引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天之后，武后派承嗣前往皇子旦的寝宫，册立他为新帝，但等待着旦的并不是隆重的登基大典，而是幽处后宫、遥无尽期的囚禁生涯。

垂拱三年正月，武后曾一度驾临睿宗旦被幽禁的别宫，表示要归政于他。母子之间话不投机，出语言不由衷。睿宗照例谦辞不受，武则天亦不坚持。翌日午后，她下令将睿宗旦废为皇嗣。

睿宗旦在无任何过失的情况下遭到幽禁，很快就在朝廷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除了大臣刘二轨、中书令裴炎向武后屡屡劝谏之外，一场讨伐武则天的叛乱也在千里之外的扬州城中蓄势待发。

第四章

1

随着睿宗旦被废为皇嗣，武则天正式在洛阳紫帐称制。她代天子颁发诏书，更改年号和皇旗的颜色，将东都洛阳改名为“神都”，将洛阳宫改称“太初宫”，并将衙门以官职的名称再度进行更改。

武则天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但她看上去依然眉如新月，肌若冰雪。她在分封武氏亲族的同时，将大唐王室门阀一一贬往外地。她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此事，而不需要察看任何人的眼色。对眼下大权独揽的武后来说，她离登上皇位，君临天下只差一步之遥，但武后知道，要跨过这一步亦并非轻而易举。

光宅元年，武则天治下的大唐帝国似乎出现了吉祥和瑞的征兆。全国各地报来的祥瑞绿章被刻在青藤纸上不断送达宫廷，这些绿章的内容读来饶有趣味，比如，河南刺史的一道绿章声称，在河南丰县，有人发现了一棵九穗灵芝；在山西的汶水县，一群白鹊栖息在县城外的合欢树林中，三日不去，远远看去犹如皑皑白雪。最使武则天感兴趣的还是嵩阳县令樊文献上的一枚赤心瑞石。这些绿章既是天降祥瑞的吉兆，又是民心归附的重要信号。

到了光宅三年，英国公李世勣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兵变，绐一度祥隆的大唐王朝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这场叛乱的开始到最后平息，武则天始终没有将那些远在江南的书生放在眼里。在叛乱进行的过程中，她最为担心的似乎是另外一些事情。因此，当内侍上官婉儿将那篇扬州起兵的“讨武檄文”念给她听时，武则天的脸上仍不时地展露出笑容。

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现年二十一岁，七年前奉太后之命入内宫成为内侍。大太监魏安死后，她很快就成了武后的心腹之一。如累说魏安作为武后的谋士和帮手为她鞠躬尽瘁，那么现在上官婉儿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只是一个学生丽已。她对武则天的敬畏几近崇拜，武则天的智慧、性格和处理政事的作风无一不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她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父上官仪的惨死作为一道年代久远的陈旧布景，已被她渐渐淡忘。

这篇讨武檄文措辞尖刻，字里行间对当今太后多有不恭，上官婉儿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察看一下武则天的脸色。武则天细细地玩着那枚赤心瑞石，含笑不语，她似乎听得津津有味。

当婉儿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躯何托”时，武则天忽然问道：

“此文出于何人之手？”

“据说是一个名叫骆宾王的人写的。”婉儿答道。

武则天将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然后叹息道：“此人文才盖世，未为本朝所用，当是宰相之过……”

接着，武则天站起身来，向上官婉儿问道：“婉儿，现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以你之见，我当如何处置此事？”

“当立即发兵平叛。”婉儿答道。

武则天莞尔一笑，摇了摇头。

“徐敬业此次谋反虽肇始于千里之外的扬州，但祸根却在朝中。”武则天若有所思地说道，“据我所知，在朝廷各部及地方州县，同情徐敬业的官员大有人在，我若仓促起兵征讨，这些人即便不敢为叛军内应，但亦会借故拖延，从而助长叛军气焰。另外，朝中也会有人利用叛乱大做文章，在归政一事上向我施加压力……”

“那太后准备怎么办呢？”

“若要平息叛乱，必须首先除掉内患。”武则天冷冷地答道。

第二天，武则天将中书令裴炎召到内宫的英贤殿，与他商量平息叛乱一事。早在中宗被废之时，武则天即对裴炎大为失望，近几个月来，这种失望情绪在武后的心中与日俱增，尤其是上个月，当武承嗣请求准许建立武氏七庙以追尊武氏宗族时，裴炎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太后说：太后既为国母，应当以无私仁德仪昭天下，祭祀宗族本为私事，为此而特建七庙似有不妥，自古以来，尊崇内戚往往导致国破家败，汉朝的吕后即是一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裴炎将自己与吕后相提并论，却在武则天的心中留下了难以除去的刺痛。

现在，武后以平乱之事向裴炎问计，裴炎看来对自己所面临险恶处境并无太多的了解，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从叛军打出的‘匡复庐陵王’的旗号来看，徐敬业之乱概由皇帝年长而未能亲政所引起、以臣之见，若太后归政睿宗，徐敬业之乱不讨自平……”

武则天的脸色由红转白，最后变成一线青灰色。她看了一眼侍立在侧的上官婉儿，不冷不热地对裴炎说：

“你的意见，我已知晓，你且退下，平叛之事尚要从长计议。”

诚惶诚恐的裴炎走后，武则天立即下令将其拘捕。随后，武则天召集朝廷重臣在贞元殿举行御前会议，商讨平叛方案。由于大臣们在会前就已知道了中书令裴炎被捕下狱的消息，因此御前会议很快就演变成了对裴炎一案的激烈争吵。

中书舍人李景谌赞同武后的意见，他认为裴炎有参与谋反的嫌疑，理当拘押审查。风阁侍郎胡元范、刘景先立即据理反驳。武则天静静地闲坐一旁，始终一言不发，以至于争吵愈加剧烈。

最后，武则天似乎感觉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她便突然发话：

“裴炎谋反之心已久。我已掌握了确凿证据……只是目前不便公布而已……”

“若裴炎有谋反之心，那么臣等也同样有谋反之心了……”刘景先与胡元范看来已准备孤注一掷。

“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武后对左右侍卫使了个眼色，“还不给我拿下？！”

这天晚上，武则天和上官婉儿刚刚回到寝宫，即有侍从来报：“千金公主前来向太后问安……”

武则天此时已感疲惫之极，便吩咐侍从道：“我今天太累了，让大长公主明天再来吧。”

2

千金公主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个女儿，现在虽已年近六十，但姿色未衰，风韵犹存。她性格开朗活泼，举止优雅娴静，在年复一年的寡居生涯中渐渐为人们所忘却。只有当她与男宠们的风流艳事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她的存在。

在泰山封禅大典到武后神都摄政，千金公主目睹了武则天在宫廷倡扬女权，推行新政的整个过程，李氏家族气息日衰，千金公主也许并不在意，重要的是，武则天的一系列革新计划给她呆滞、压抑的生活带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空气。当整个李氏王室在武则天的弹压之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时，千金公主却独享优游，与武后过从甚密。

这天晚上，千金公主在一名宫女的引领下来到了武则天居住的英贤殿。

武则天正躺在床上，由一名宦官替她按摩捶背。上官婉儿端着一碗汤药侍立在床边。武则天看见千金公主进来，只是冲她微微一笑：

“大长公主请坐。”

武后平常与千金公主极为友善，用不着虚礼和客套。

千金公主抱臂站立在窗幔边，饶有兴味地看着宦官给武后按摩，唇边不时掠过一阵温和而神秘的笑意。

“太后玉体有何不适？”千金公主问道。

“近来时感身上疼痛，已有数月……”

“请太医来诊视过了吗？”

“太医已看过多次，似乎不见好转。”

“这些天来，朝廷内外大事不断，太后应多加珍重才是。”千金公主关切地说道。

“多谢大长公主一片好心。”武则天说，“只是我亦不知道自己到底生了什么病，针灸和汤药都试过了。看来并无用处。”

“针灸和汤药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却无法从根本上除掉病兆……”

武则天笑道：“不知大长公主有何见教？”

千金公主看了看室内的侍从，诡秘一笑，没有再说下去。武则天别有会心，也未加索问。

等到夜阑人静，房中只剩下武后和千金公主两人时，武则天拉着千金公主的手，悄声问道：

“刚才公主说到病症的根本，我倒想听听。”

千金公主想了想，没有立即回答武后的垂询，而是说起另外一件事来。

“在大唐王朝的文武群臣中，有一个重要人物，不知太后是否听说过……”

“不知公主指的是谁？”

“李淳风。”

“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是朝中主管天象历数的太史令，”武则天笑道，“他所修编的麒年历我还曾推行过呢……”

“李淳风虽然官位轻微，在朝中很少有人注意，不过，说起来他还是太后的救命恩人呢。”千金公主道，“倘若没有李淳风，太后也许早已为太宗皇帝所杀……”

武则天大惊失色，赶忙问道：“大长公主这样说，有何凭据？”

千金公主仿佛陷入了过去事情的回忆之中，她的目光注视着窗外，缓缓说道：“此事说来话长。早在三十多年前，太宗皇帝曾在宫中发现了一本《秘记》，据《秘记》上说，唐三代之后，有武氏起而灭之……”

“这事我也曾听说过。”

“当时，太宗皇帝本欲杀掉朝中所有武姓之人，以绝后患，太史令李淳风劝阻了他。”

“公主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千金公主喟然长叹了一声，寂然说道：“多年来，我枯处宫中，寂寞难排，不知不觉地迷醉于阴阳术数的推衍与遐思中，我后来听说李淳风精于此道，便常去终南山中与他切磋，渐至无话不谈……”

“李淳风现在何处？”

“十多年前，他辞官息影山林之后，不久就仙逝了。在他临死前，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也知道自己在世之日无多。因为上苍也许不愿让他窥破更多的秘密。”千金公主看了武则天一眼，继续说道，“当时，他与道士袁天罡合演的《推背图》已臻齐备。”

“袁天罡……”武则天的脸上布满了惊愕的神情。

“太后莫非也听说过此人？”千金公主问道。

武则天没有说话，在单调而悠远的宫漏声中，她眺望着窗外疏朗而迷离的灯火，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一名背负行箧的道士突然来到了家中……

“简直像做了个梦一样……”武则天在恍惚中自语了一声。

“太后这些年所成就的大事，在我看来，既是人力，亦是天为，”千金公主说，“至于太后近来常感不适，我想，那也许和阴阳失调有关……”

“何以见得？”武后转过身来，怔怔地看着千金公主。

“太后眼下的心情灵性已近纯阳至刚，可您的身体却仍是阴气弥积，混沌未醒，我担心长此以往，这不仅有损于太后的玉体，而且将会妨碍您日后的功业……”

“以公主之见，我该如何去做呢？”武则天问道。

千金公主笑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采补阴气以使匮竭的身体得到滋养，究竟如何去做，我想太后不用我来多费口舌了吧？”

武则天随后也笑了起来，在千金公主诡谲而温和的目光下，她的脸上掠过一缕少女般的羞怯。

“如果太后不见外的话，我这里倒有一副现成的灵药……”千金公主低声说道。

武则天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当年永巷初夜时太宗皇帝那略显浮胖的脸，以及高宗李治虚弱而单薄的躯体，当她意识到近年来对宫中年轻男子那种难以抑止的好感时，她不禁微微有些气喘。

第二天傍晚，一个约莫三十岁的健壮男子在千金公主的陪伴下，来到了武则天居住的英贤殿。

武则天在帐帘后初见之下，此人果真像千金公主所说那样，生得健伟丰仪，挺拔俊美，跪在遍地锦绣的内房中犹如一尊铁塔，黝黑的肌肤显出油亮的光泽，细而浓密的眉毛护遮着一双略带忧郁的大眼睛，只是他初来殿中，显出几分怯意。

武则天细细察看这名男子，她一想到千金公主昨夜向她描述过的此人夜御十女的非常之器，不觉怦然心动，情难自禁。

她从幕帘之后慢慢走出来，来到他的跟前，低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冯小宝。”

“哦……”武则天瞟了千金公主一眼，“你起来吧。”

“多谢太后。”冯小宝站起身来，两眼大胆地直视着此刻已妆饰一新的武则天。

“听大长公主说，你的棒术十分高明……”

“小人不敢。”

武则天道：“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根如意棒，你现在就来耍一下如何？”

“恕小人无礼。”

冯小宝说完，立即脱掉了上衣，露出浑圆黧黑的脊背，朝武则天深深一揖，随后，他从桌上拿过那根如意棒，在屋里舞弄起来。

太后武则天和千金公主闲坐在一旁，一边泡着茶，一边不时地看上冯小宝一眼。在屋内敞亮的光线下，冯小宝手中的如意棒呼呼生风，身上的肌肉和胸前的一丛黑毛依次呈现出各种微妙的变化。

千金公主侧身在武则天耳边说了句什么，武则天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手里的茶水洒了一身。

“够了，够了。”武则天平静地吩咐道。

冯小宝收棒向武后行礼，他发现千金公主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悄然离开了。

“过来吧。”武则天含笑朝他招了招手。

冯小宝迟疑不决地向前走了一步。

“过来呀，”武则天又重复了一遍，她压低了声音对冯小宝说：

“小宝，除了棍棒之外，你还会玩些别的什么吗？”

冯小宝正色答道：“启禀太后，小人无所不能……”

武则天大笑起来。

潮湿而短暂的夜晚很快就过去了。武则天将冯小宝留在了宫中。武后也许觉得冯小宝这个名字有失风雅，便给他改名为薛怀义，让他帮着照料宫中花园的草木。一个月之后，武则天令薛怀义剃度为僧，以白马寺住持的身份时常出入宫廷，陪伴左右。

薛怀义生性好勇斗狠，加上武则天对他恩宠弥笃，不久之后就在宫中惹出是非风波。另外，薛怀义作为一个健全的男子堂皇出没于美眷如云的宫廷之中，也招来了朝中大臣的忌讳和不满。

一个名叫王求礼的补阙很快上表给武则天，建议将和尚薛怀义去势，以免日后淫乱宫廷。武则天看到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上表，随即大笑起来，她对上官婉儿说道：

“若将怀义去势，我将他留在宫中又有何用？”

3

徐敬业的叛乱在光宅元年十一月即告平息，但它的阴影在武后的心中久久未能除去。虽然她通过这次叛乱的契机剪除了宰相裴炎，风阁侍郎刘景先、胡元范，大将程务挺、王方翼等异己势力，可李唐门阀的根基依然未受动摇。这些世袭显贵和遭受贬谪的旧臣暗中勾连，并与朝中权臣幽通款曲，武则天日益感觉到，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正在受到无形的钳制，御史许有功、杜景俭等人更是独行其是，对武则天的革新计划置若罔闻，他们甚至敢于违逆武后谕旨，将朝廷重犯无罪开释，使负责侦讯审押的司刑寺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远在江南的几个书生居然能在一夜之间集合十万人马兴兵举事，而朝廷竟毫无觉察，这至少也昭示出这个庞大帝国的中下层机构已面临瘫痪。如果不能及时地了解各地的隐情，防患于未然，克敌于未发，类似的事变势所难免。当然，如要彻底理顺这个积重难返的陈旧体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况且，即便武则天决意清理这一体制，朝廷各部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亦会竭力抗拒，他们或阳奉阴违，或敷衍了事……

看来，现在是利用民间势力发动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时候了。

垂拱二年正月，武则天批准了一个名叫鱼家保的人的上奏，在洛阳城的神庙四周设立了告密用的铜匦。铜匦分为四格，东西南北各面均有投书入口，依次为延恩、招谏、申冤和通玄四门。

铜匦亦称告密之门，它的设立通过布告昭示天下，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告密和鸣冤者从四面八方朝神都洛阳蜂拥而来，一度将神庙围得水泄不通。

地方州县的各级官吏莫不谈匦色变，他们不得不用极为小心而谦恭的态度对待那些潜在的告密者，倘若稍有得罪，这些人便会立即踏上前往洛阳的道路。这些告密者大都是一介草民，不过，他们的告密文书一旦受到朝廷的重视，官吏们轻则获罪下狱，重则人头落地。在朝廷内部，情况亦是如此。朝臣之间互相猜疑，彼此提防，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仅仅因为同僚冷眼相视，便疑心对方告密而抢先下手。到了垂拱二年的秋天，朝廷大臣就已养成了上朝之前与妻子诀别的习惯。

武则天除了命令正谏大夫亲自接待那些奉旨告密的民众之外，自己和上官婉儿也时常于早朝之后来到紫宸殿，破例接见告密者。不久之后，武则天就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告密者的日益增多，罪犯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多，而主管诉讼的司刑寺和各级州衙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武则天在朝中新设肃政台。肃政台御史集调查、搜捕、审讯、施刑数职于一身，即便处死朝廷要犯，亦无需向武后通报。除此之外，为了缩短诉讼程序，武则天感到必须任用一批严酷的官员执掌法律大权。很快，武则天就亲自在告密者中挑选了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人担当要职。

武则天的这一措施不久就遭到了一部分朝臣的竭力反对。御史许有功、杜景俭，尚书省补遗陈子昂等人相继上奏，他们认为武后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的结果导致了先帝法律的名存实亡。朝廷及地方州县的官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从而使诬告、自相残杀之风假太后圣名大行于天下，国家似乎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

武则天对于这些言辞锋利、直言犯上的奏折似乎并不在意，她下令将许有功等人贬往外地，而对他们遭受贬谪的原因未加任何说明。倒是这年七月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武后的不快。

有一天，太子通事郝象贤被周兴控以谋反之罪，在他被押往曹市斩首的途中，郝象贤见己已必死，便索性对武后破口大骂，并将武后与冯小宝私通等丑事尽数抖搂出来。武则天自然怒不可遏，命令手下将郝象贤碎尸万段，与此同时，她又暗中颁布谕旨，以后在处死罪犯时，一定要用小木球堵住他们的嘴巴。

在上官婉儿看来，武则天在任用了索元礼、来俊臣等人后，全国上下似乎都被卷入了一场恐怖之中，她从上朝时官员们的脸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连日来朝廷的混乱局面使她目眩神迷。不过，武则天看上去倒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自从冯小宝入宫以来，太后素来忧郁的脸上再度容光焕发，而她的心思似乎也越来越让人难以琢磨了。

垂拱三年二月，武则天接受了礼部尚书武承嗣的建议，下令将乾元殿拆除，在其旧址上修建明堂，作为盛典时大宴群臣的场所。武则天将督建明堂之任交由冯小宝一手操持，不多久，修建明堂所需的树木和砖石便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送往洛阳。

一个晚春的午后，武则天偕同婉儿乘坐一辆马车去明堂工地视察，在路途中，上官婉儿终于有机会向武后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心中积压已久的疑惑。

“近来，各地官员上奏弹劾索元礼等人的文书接连不断，在太后的书案上现已堆达数尺之高……”

武则天似乎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婉儿的话并未引起她的注意。

“我听说，来俊臣等人还编列了一则《罗织经》，供审讯罪犯之用。”

“哦，还真有这样的事？”武则天说，“你不妨说几段让我听听。”

上官婉儿便将她熟记的《罗织经》从头至尾背了一遍。

“死猪愁，求即死是什么意思？”

婉儿道：“这是刑法的一种，意思是，倘若犯人受到这种刑法的逼供，便像死猪一样面露愁态，但求速死而已……”

武则天朗声大笑：“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太后，我近来时常在宫中听人说，您在任用来俊臣等人后，大唐王朝沿用百余年的法律都已废弛了……”

“法律？”太后冷笑道，“世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法律，以后也不会有。”

“可是……”

“婉儿，你现在还小，”武则天温和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有些事情你以后慢慢就会明白的。”

谈话间，明堂工地已在眼前。正在忙乱中的官员和民夫看见太后的马车来到，纷纷跪伏在道路的两旁。一阵和风吹来，山野中荞麦和花草的香气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婉儿见太后困倦顿消，兴致勃发，便又说道：“启禀太后，婉儿尚有一事不明，还望太后点拨……”

“你说吧。”

“御史许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人曾在公开场合对您出言不逊，并在私下里辱骂太后，太后为何不借机将他们一并除去？”

武则天正色道：“婉儿，这些人都是我朝难得的忠臣，他们的意见也不一定没有道理，只不过不合时宜而已，我若将他们一一杀掉，日后谁来帮我治理天下呢？”

“太后的意思是不是说，您现在任用来俊臣等人只是权宜之计？”

“婉儿近来越发长进了，”武后用赞许的口吻对她说，“所谓的忠臣叛逆都要依时而定，虽然眼下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但澄明的日子也已指日可待了。你要将目光放远一点，在处理目前棘手事情的同时，也要替日后稍作安排……”

武则天在上官婉儿的搀扶下从马车上下来，她没有理会那些前来问安施礼的官员，而是驻足朝远处眺望，难以数计的民夫蚁聚在工地之上，一座巨大的建筑物的雏形已隐约可见。在它的背后，大片开阔的麦地吐锦堆绣，令人赏心悦目。

几名官员牵来了两匹天山良驹。武后和上官婉儿骑马慢慢越过一道缓坡，朝野外走去。一队侍卫远远地跟在她们身后，密切注视着山野里的动静。婉儿紧紧地伴随着武则天，来到了山坡上一条黝黑发亮的小溪旁。

“婉儿，你在想什么？”武后回头看了看她。

“我在想，太后在朝中的宿敌，无非是李唐王公门阀而已。如今太后大开告密之门，选用严酷的官吏，这不等于是打草惊蛇吗？他们感觉到风声日紧，便暗中隐伏不动，太后又如何能将他们除灭呢？”

武后笑道：“婉儿果真是聪明伶俐，我当初将你选入内宫与我相伴，看来没有看错人。你说得很对，那些人目前的确兔子一样藏进了草丛之中。不过，他们已经受到了惊吓，他们的神经已像琴弦一样纤细，必然会在惊慌之余丧失判断力，我只要往草丛里丢一块石头，他们就会四下溃散，夺路而逃……”

武后拽住了马头，似乎又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她遥望着山下的人群，忽然问道：

“婉儿，你看到怀义了吗？”

4

垂拱四年春末，一个名叫唐同泰的人进宫面见武后。他突然来到内宫并非前去告密，而是来向武则天报告祥瑞之兆的。一天傍晚，唐同泰在洛水河边漫步时发现了一块紫色的石头，上面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武则天从唐同泰手中接过瑞石，细细察看。经过长年河水的冲刷，这枚石头晶莹剔透，形同美玉，只不过上面的字体依稀显出新刻的痕迹。

武则天会心一笑。类似这种石头，她已接到过好几件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报瑞的吉兆从各地传向洛阳，像母鸡司晨，桃花冬放一类的绿章青藤早已压满了她的书案。在武后看来，近来祥瑞之兆纷涌迭现，不论出于巧合，还是出于人为，它至少预示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蓬勃滋长。

武则天立即将这枚瑞石赐名为“宝图”，将唐同泰擢升为游击将军。

五月末，武则天下达了一道诏书，命令各州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齐集神都洛阳，准备于七月间前往洛水岸边举行盛大的拜洛大典。就在拜洛大典的准备过程中，一封告急文书由百里之外的通州送达武后手中：李唐王室的叛乱突然爆发了。

太宗皇帝的兄弟韩王元嘉，霍王元轨，常乐公主以及宗室诸王早被朝廷近来的一系列告密捕杀之风搅得惶恐不安。他们知道，武则天下手将他们除灭，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年年初，洛阳传来的消息称，武则天将利用明堂竣工典礼之机，将李氏王室一网打尽，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武则天在宫中大祭祖庙，灵牌上溯四十代，即将改唐为周；大和尚薛怀义正与一班僧侣日夜密商，编修佛爷转世的经文；武承嗣命人在一枚紫石上刻下“圣母临人”的预言，密使唐同泰晋献武后……

到了五月末，情况似乎更为明朗了。武则天将于七月间举行拜洛大典，并命诸王前去参加，一场屠杀看来已在所难免。

唐室王公之间彼此密书往来，谣言四起，除了在“如欲活命，勿来京都”一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应急办法。

起兵征讨的信号是由韩王元嘉之子、通州刺史黄国公撰首先发出的。垂拱四年六月，他给越王李贞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随后，他又伪造了睿宗的玺书：“朕被幽禁，尔等宜各发兵救我……”这封用暗语写成的密信与伪诏一起很快就送到了越王李贞的手中。

李贞之子琅琊王冲性情急躁、鲁莽，他立即致函各王迅速进兵京都，自己则带领刚刚招募来的五千兵勇率先攻打济州。

当琅琊王冲起兵的消息传到神都洛阳，武则天并未张皇失措。她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对上官婉儿说道：“看来，拜洛大典只得推迟了……”

武则天命张光辅为督军节度，率领十万大军西出洛阳，平叛诸王之乱。

七天之后，琅琊王冲于济州兵败身死。李冲的战死使得越王李贞、常乐公主等人决定孤注一掷。尽管大部分王室都督在惊恐之余徘徊观望，他们还是仓促起兵。不到十天，越王李贞兵尽粮绝，在豫州城外自杀身亡。至此，历时十七天的诸王之乱如昙花一现，遂告平息。

讨武之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被平灭，也出乎武则天的预料。这次事变中泄露出来的某种信号使武后兴奋不已，李唐王朝看来的确气数已尽，尽管叛军打出了匡复唐室的旗号，但天下臣民竟无人响应，它使武则天清晰地看到了人心的向背。

在叛乱之前蠢蠢欲动，在发轫之际左顾右盼，力求自保的诸王宗室未能逃脱厄运，韩王元嘉、鲁王灵夔等人被押回东都，在秋官侍郎周兴的逼令下，相继自杀。

十二月二十五日，武则天在洛阳南郊的“圣图泉”畔举行了盛大的拜洛典礼。在破晓的晨光中，洛水徐徐东流，武则天峨冠博带，迎风而立，向着冥冥之中的洛神拜谢祈祷。几乎在拜洛大典举行的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也在迅速进行之中：

霍王元轨、纪王慎在流放途中被杀；

东莞公融及江都王绪被斩于市曹；

济州刺史薛䫔、其弟薛绪被杀后，尸体暴晒示众；

常乐公主在狱中饮鸩自尽。

……

5

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明堂终告落成。这座富丽堂皇的巍峨宫殿在竣工后的第二天即迎来了成群的赤雀，它们啁啾着盘旋于明堂的金顶之上，久久不去。翌日，几只凤凰飞临明堂西侧的御花园，最后落在了肃政台院内的一排梧桐树上。皇宫内外的许多目击者自称看到了这一奇妙的景象，武则天遂下令将明堂改名为万象神宫。

次年的正月初一，武则天第一次穿上了象征天子之尊的衮冕，在万象神宫举行祭典大礼，随后，她在侍女们的簇拥下登上洛阳宫正门的殿楼，接见文武百官。这是一个大雪初霁的清晨，洛阳城中的树木、街巷和房舍上依然一派银白，鼓乐声中，盛装的朝廷大臣在宫外的广场上一字排开，肃然站立。武则天俯瞰着远处重重叠叠的宫墙门楼和苍凉的烟树，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此刻，她仿佛正在遥远的巴蜀利州，跟着母亲去道观访仙；又好像正在前往长安的路上，瓢泼大雨将她的轿帘打湿；有时，她感到自己正在感业寺中的水井边梳洗，枯索的钟声送来桂子的清香……现在，她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异族女子厕身于李唐王室，而是名正言顺的武氏，不久将建立新朝，君临天下。

不过，武则天并没有立即登上皇位，从垂拱五年元旦到天授元年正月，武则天似乎再次陷入了令人茫然不解的等待之中，仿佛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在故意推迟一场盛筵的到来。当上官婉儿不断催问她何时登上皇位时，武则天说：“现在已不是三年前了，如今即使我不想当皇上，恐怕也不行了。”

载初元年七月，在明堂潜心修行的十位高僧联名向武则天献了一部《大云无相经》，据《大云经》所载，武则天作为当今圣母，实为净光天女下凡转世，当王天下。武则天即刻将《大云经》颁行全国各寺院，并饬令在洛阳和长安修建大云寺，为收藏佛教经典之用。《大云经》的注疏者云宣和尚等九人均被赐紫红袈裟，位袭三品县公。

九月，长安人傅艺游率九百人长途跋涉来到洛阳，在洛阳宫门外恳请武后登基，傅艺游向武则天奏遭：“李唐运数殆危，改唐为周势所必然，当今太后为千古一人，光风霁月，上应天意，下合民情，理当即速登基……”武则天深为感动，她虽然照例谦谢不受，但还是将傅艺游封为鸾台侍郎。

一个月后的一天，武则天正在宫中午眠，忽听宫外有鼓乐之声隐隐传来，武后颇为诧异：今日宫内本无大典，何来喧嚷之声？她正要叫来寺从询问，上官婉儿已入门禀报：皇宫外聚集了一支万余人的游行队伍，他们敲鼓击磬，绕着皇宫游行请愿，恳求太后改朝换代。武则天在昏沉的睡意中由婉儿搀扶着，再次登上则天门楼，接见游行民众。

在游行队伍中，有商人、僧侣、官吏和普通百姓，他们打着彩旗，载歌载舞，站在远处观望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很多人似乎正从街市两侧的遮棚下跑出来，加入游行队伍。武则天见状不禁油然动容，泪如雨下。

可是，武则天的这一美妙心境并未维持很久，当她发现自己的侄子武承嗣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时，心中突然掠过一丝不快。几个月前，僧侣们向她进献《大云经》时，朝中就有人怀疑他是薛怀义所指使。现在，武承嗣在游行民众中招摇过市，看上去非常扎眼。武则天兀自叹道：这个武承嗣看来日后难成大器……

当天晚上，武承嗣带领二十多位各界请愿代表来到贞元殿，将数本绿色的奏折递交武后，奏折上有六万余人的签名，这些签名者除了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帝室宗亲、四方百姓和边夷酋长。稍后，皇子旦的表章也送到武后手中，他恳请母亲即刻登基，并赐自己武姓。

到了午夜时分，武则天方对殿外跪请不辞的文武百官们说：既然众愿难违，登基一事我可以考虑……

武则天一言既出，群臣莫不涕泪横流，叩首称谢，一时间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群臣退去之后，武后将承嗣单独留了下来。武承嗣原来指望姑妈给他连日的奔波辛劳予以奖赏，没想到武则天只是对他冷冷说道：“你身为皇室内戚，堂堂礼部尚书，居然在请愿者中抛头露面，简直是不伦不类。”

九月九日拂晓，武则天在装饰一新的明堂里举行了即位大典，改唐为周，改年号为“天授元年”，大赦天下，全国欢宴七日。九月十三日，武则天下诏褫夺唐室王公的爵位，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并建武氏七庙，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追封五代。

九且十四日傍晚，千金公主再一次来到了武则天的寝宫。武则天考虑到也许是自己近来废黜李唐王室、整肃李党残余之事使她受到了惊吓，便对她温言劝慰了一通，并赐其武姓，将她收为义女。武则天并不知道，千金公主此番求见，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件小事。

在她与已故太史令李淳风密谈时，李淳风曾偶尔提到狄仁杰这个名字，并预言此人将在日后平灭武氏、匡复唐室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当时，千金公主只是姑妄听之，未以为意。昨天上午，当她从一位远亲的口中再次听说狄仁杰这个名字时，她几乎被吓了一跳：狄仁杰不仅存在，而且，在越王贞死后，他已递补豫州刺史……

千金公主大概担心这样一个不祥之兆与武则天登基之初的喜庆气氛不太相称，她与武则天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便起身告辞了。

第五章

1

天授二年以来，上官婉儿渐渐发现，登基之后的武则天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也许是《大云经》中净光天女下凡的传说无形中对她产生了影响，原先风骨峥嵘的面容变得明朗而安详，说话时语调迟缓而沉静，仿佛一条湍急的河道突然减慢了流速。这年七月，武则天颁布了一道谕旨：在宫中禁止杀猪宰羊。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曾悄悄地和婉儿谈及此事：“原来她除灭异己唯恐不及，如今好像有人在宫中踩死一只蚂蚁都会让她怏怏不快。”

随着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日渐亲密，她与女皇朝夕相处的日子也在慢慢减少。武则天整日与男宠薛怀义密处明堂寻欢作乐，有几次甚至在沉睡中忘掉了早朝的时间。

一天晚上，武则天做了一个奇怪而冗长的梦。她梦见自己在参加一年一度的亲耕仪式时，看见两名僧人在一片桑园中御风而行，其中一人看上去很像自己的父亲，他站在瑞云之上对武则天说道：“月过中天而偏，水堆河岸而溢，盛隆之极，亦是衰败之始，吉凶相陈，阴阳相易，古今一然，吾皇宜好自为之……”随后，两名僧人飘然远遁，如黄鹤一去杳杳无踪。

武则天从梦中醒来，衣裙已被汗水浸湿。她独自一人来到窗边，突然感到了一种无所依归的空落和惆怅。薛怀义在熟睡中发出静谧的鼾声，屋外树影幢幢，万籁俱寂，幽蓝的月光洒满了窗台。这样的夜晚仿佛似曾相识，当年在永巷的漫漫长夜中，她也曾这样凭窗独坐，枯索待旦。如果说当年的孤寂是一种掺杂着期待和恐惧的混合物，那么，现在，它已变得让人难以窥测，不可名状。她所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同时，武则天几乎立即感到了它的虚幻，了无意趣。

不过，这样的念头在她的心中只是一闪而过，经验和本能提醒她，眼下她还不能在这些浮靡的思绪上耽搁太久，她必须去思索一些更为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武则天知道，她在任用酷吏清除异己势力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隐患。告密和杀戮之风正在朝廷内外愈演愈烈。来俊臣的一个密使到达黔南之后，在一天之内就杀掉了六七百人。诬陷和滥杀遍行全国，不仅导致了民众的惶恐不安，也使朝廷变成了一个无赖云集的场所，这与开国之初的盛隆之景显得极不相称。

和往常一样，武则天一旦决定将某个计划付诸实施，她的行动之快，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这年秋天，武则天在批准了大臣李敬则“废除酷刑，恢复常法”的奏请之后，索元礼即以酷刑逼供被控，交与大理寺审讯，不久即被杀于狱中。现已居仆射之职的周兴看来亦难逃厄运，他的死颇具戏剧性。负责审讯周兴的官员恰好是他的故交来俊臣。一天晚上，来俊臣派人将周兴请到自己家中，饮酒闲谈之余，来俊臣面露难色，对周兴说道：“兄弟有一件难办的案子，还请仆射指点。我几乎用遍了《罗织经》中的刑法，犯人却死活不肯招供，不知如何是好？”周兴指了指桌上的一只酒瓮，对来俊臣说：“这有何难？你不妨将犯人放在一个大瓮里，四周堆上木柴，大火烘烤之下，不怕他不开口。”来俊臣笑道：“这个办法倒也不错。”

他旋即命人抬来一只大瓮，对周兴说：“现在请兄长进去吧……”

周兴死后，武则天并未立即诛杀来俊臣。来俊臣对武则天素来死心塌地，在她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建功殊勋。倘若仓促将他除掉，必然会使朝中亲信受到惊吓。另外，来俊臣正处于文昌左相武承嗣的卵翼之下，受到他的护佑，即便武则天有心将他除灭，亦非易事。正在这个时候，朝廷之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豫州刺史狄仁杰为官政绩显赫，闻名遐迩。天授元年四月，女皇将他召回神都洛阳，官拜鸾台侍郎，后累升至大理寺卿、尚书省仆射及宰相之职。长寿元年，在武承嗣的指使下，来俊臣以谋反之罪控告狄仁杰，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御史徐有功、魏元忠等七位大臣。

狄仁杰知道武承嗣一直将自己视同世仇，必欲除之而后快。现既遭拘押，倒也并未慌乱失措。他曾任大理寺卿，对朝廷法律了如指掌。武则天近来曾向大理寺发布了一条谕旨：凡是初审时即肯服罪之囚犯，不仅可以免用刑法，亦可免去死罪。因此，当来俊臣对他开始审讯时，狄仁杰即从容说道：“周朝既立，奉天承运，气象日新，我乃李唐旧臣，难奉新主，谋反是实，甘愿一死。”来俊臣听后哈哈大笑：“狄仁杰老儿，你堂堂大理寺卿，未及施刑便招供如仪，想必早已听说我来某的厉害了吧？”

一同受牵累的几位大臣似乎心有灵犀，除了魏元忠之外，一律即刻服罪。来俊臣也未便施刑，只得将他们收押在监，听候处置。

当天晚上，狄仁杰将一封密信藏于棉衣之内，说服一名狱卒，将其送还家中。

狄仁杰之子狄光远接到狱卒送来的棉衣，颇感蹊跷，眼下正值隆冬季节，父亲让人将棉衣送回，也许其中别有隐情。他很快就在棉衣内找到了父亲的密信。第二天一早，狄光远即通过风阁侍郎乐思晦之子入宫向武则天告发。

乐思晦在两个月前获罪被杀。他的儿子虽然只有八九岁，却异常聪慧。武则天在贞元殿一见他唇丹齿白，目如秋水，便心生爱怜之意。女皇在问明了他入宫求见的原委之后，便对他说道：

“狄仁杰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替他送信求救？”

孩子答道：“来俊臣在朝内作恶多端。两个月前，家父即死于来俊臣之手，现在他又要加害当今宰相……”

武则天笑道：“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有些事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武则天亲自替他掸掉了身上的雪花，并握住了他那冻得通红的小手，只是因上官婉儿侍立在一边，她不便将他揽入怀中。

“想不到乐思晦还有这么个儿子……”武后看了婉儿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接下来的谈话一度偏离了正题。武则天已将狄仁杰一案放置一边，极有耐心地与孩子拉起了家常。她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哪些诗文，并当场赐给他一对玉制的小佛像。

最后，武则天问他愿不愿意入宫读书，孩子在谢过女皇之后，依然显得忧心忡忡，欲言又止。

武则天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她笑了起来：“你不用担心，狄仁杰是不会死的。”

孩子走后，武则天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背影，对婉儿感慨道：“要是弘儿还活着，他的孩子也该有这么大了吧？”

第二天下午，武则天将狄仁杰等七位大臣召入宫中面询。大臣们一见女皇便纷纷跪倒，其中一名老臣当即泪如雨下，武则天来到狄仁杰身边，问道：

“你既已服罪，为何还让人送信鸣冤？”

狄仁杰说：“臣等若不服罪，恐怕今天就见不到陛下了。”

武则天将手中的一纸奏表扔给狄仁杰：“那你为什么要给朕上《谢死表》呢？”

狄仁杰粗粗看过奏表，十分震惊：“臣等并未写过《谢死表》，这是别人伪造的。”

武则天继而又逐个询问了另外的几位大臣，他们的回答与狄仁杰如出一辙。武则天在仔细核对了他们的笔迹之后，脸上顿时掠过一线阴云。

“你们都起来吧。”武则天对大臣们说道。

站在一边的武承嗣见状便上前劝谏：“狄仁杰等人阴险狡诈，陛下不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

“放肆，”武则天怒道，“还不给我退下！”

2

延载元年六月，右卫大将军薛怀义第三次领兵攻打突厥默啜。经过将近半年的长途跋涉，他于这年初冬回到了神都洛阳。和前两次出征的情景一样，薛怀义率领部卒在定襄至海热尔一线的沙漠地带游走数月，未见敌方任何踪迹，便班师凯旋。他除了给女皇陛下带回了一些鸟类的羽毛和几只羚羊的羝角之外，几乎一无所获。仿佛薛怀义的此番出征不是为了远驱狄夷，安服边陲，而仅仅只是一次野外狩猎而已。

薛怀义和他的部将们来到紫禁城外，朝中的文武大臣早已在那里迎候多时。不过，薛怀义感到意外的是，女皇陛下未像往常那样亲自出门迎接他。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命令薛怀义三次领兵攻打突厥，一直使朝内文武感到迷惑不解。人们不久便有了这样的猜测：女皇频频驱使不谙兵法的薛怀义出征边塞，也许预示着大和尚和女皇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难以弥合的裂隙。

女皇本人也不知道这种裂隙是怎样产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和尚很少在女皇的宫中留宿，大部分时光都居住在白马寺里。有时，女皇不得不降尊派使女前往白马寺召他入宫随侍，而薛怀义往往借故推脱。即使薛怀义偶尔奉旨前来，神色也显得极为勉强。武则天不安地意识到，自己毕竟已经七十二岁了，而薛怀义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去年春末，薛怀义与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之间的闲言传到她耳中时，她的心再一次被揪紧了。武则天虽然不会甘心于目前“形同弃妇”的境况，但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一回，大和尚与太平公主竟然在武后的宫中苟且偷欢，被突然返宫的武则天撞个正着。隔着几道幕帘，她听见女儿不知羞耻地对薛怀义说：“怀义，我与女皇味道是否一样？”“当然不一样。”薛怀义说道。接着太平公主又问他如何不一样，薛怀义的回答更是淫亵不堪，不忍卒闻。武则天一想到自己当年和高宗李治也曾谈过类似的话题，不觉面红耳赤……

薛怀义如今是右卫大将军兼鄂国公，位极人臣，煊赫一时，连武承嗣和来俊臣见了他都不免随马执缰，心揣敬畏。随着他对女皇的厌倦渐趋明显，他在宫中的行为也日益荒唐，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对于恶作剧似乎非常迷恋，常常以扇打大臣的耳光取乐。他在白马寺中私蓄童娈，终日与之狎戏无歇。他动辄在宫中举行佛教的无遮大会，悬灯结彩，当众抛撒钱袋，以至于有人在哄抢中竟被践踏而死。

薛怀义这次出征归来，武则天未到城外迎接，使他在震惊之余大为羞怒。第二年的正月十二日，为了庆祝自己得胜还朝，薛怀义在万象神宫举行了盛大的佛事庆典，整个仪式隆重壮丽，极尽豪奢。善男信女云集宫外，一时人头攒动，万人空巷。薛怀义原以为女皇陛下会像往常一样前来参加这次盛典，不料，直至曲终夜深，灯阑人散之时，武则天始终没有露面。薛怀义终于失去了理智，他一时兴起，便决定放火焚烧万象神宫。

当武则天在侍女的搀扶下登上肃天门的殿楼，眺望西北方被烧红的天空时，大火显然已经无法扑救。这座耗时数年建造起来的天堂神宫在一夜之间即被化为灰烬。

万象神宫被焚烧后的第二天，御史周矩再次入宫面询武后，上本弹劾薛怀义。未等周矩把话说完，武则天就打断了他：“万象神宫被烧掉了，咱们再建它一座就是了。”

周矩说：“大火烧掉万象神宫，陛下尚可补救，倘若燃及江山社稷，臣恐救之不及……”

“有这么严重吗？”

“臣闻薛怀义在白马寺内私自招募了一千多名武功卓绝的僧人，似有谋反之嫌。臣以为应将薛怀义交由大理寺审讯。”

“你也不是不知道，”武则天叹了口气，“怀义现在已经发了疯，倘若将他交给大理寺审问，只会惹出笑话。我看这样吧，你若担心薛怀义谋反，就将寺中的那些僧人发配到外省去吧。”

周矩见女皇圣意已决，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得领命而去。其实，事到如今，武则天也并非不想将薛怀义除掉，况且她近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男宠——殿中省御医沈南璆。不过，若将薛怀义定罪，势必将由大理寺审讯。女皇担心，薛怀义见大势已去，也许会将他与自己及女儿之间的秘密尽数抖搂出来，几年前郝象贤临刑前的一幕似乎还历历在目。

周矩走后不久，太平公主入宫求见。出乎武则天的预料，太平公主也是为了薛怀义之事而来。她的忧虑和母亲一样，既然薛怀义胆敢纵火焚烧明堂，他发誓严守秘密的诺言就成了一句空话。

母女俩的谈话因碍于很多不便启齿的内容而显得小心翼翼。当然，两个当事人由于心领神会，许多枝节问题自可略去不提。

“薛怀义近来在宫中胡作非为，陛下得想个办法制止他才行……”

武则天冷冷地瞪了她一眼：“你倒来让我想办法！他如今对我的话只当耳边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如果陛下觉得为难，”太平公主说，“那就将那个秃驴交给我吧。”

“交给你？”

“我是说，让他在宫中无声无息地消失。”

“你准备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那好吧，”武则天想了想，又补充说，“不过你要小心从事。”

薛怀义纵火烧了明堂之后，似乎也有些惴惴不安。他知道倘若女皇在这件事上深究下去，他将面临怎样的后果。好在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糟糕——武则天不仅没有责怪他，而且还降诏让他负责重建万象神宫。他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年春末的一天，太平公主派一名宫娥悄悄来到白马寺，交给他一封书信。公主约他当晚到后宫的御花园中幽会，并在信笺中夹了一缕青丝。薛怀义接信不禁喜出望外：自己外出征战经年，这个风骚的女人毕竟有些熬不住了。天还没有黑下来，他便像个女人似的在寺中精心打扮起来，寺中的一帮僧众忽见住持心花怒放，亦不明所以。

这天深夜，薛怀义未带任何随从只身前往皇宫北门。御花园中夜凉似水，月光如洗。在春虫的鸣叫声中，四周一派静谧。大和尚站在回廊下朝远处张望了一会儿，很快就看到了太平公主，她正站在一座被月光照得发白的拱桥上向他招手。

薛怀义见状赶紧穿过一片花圃，朝太平公主走去。他一想到久未触碰的公主的娇美玉体，顿时心跳气喘，脚步也加快了。当他走到桥头的一处池塘边时，数十名健壮的妇人手持刀剑、棍杖，纷纷从树篱间闪了出来，将他围在了当中。

薛怀义似乎被吓了一跳，他对太平公主说：“公主，你这是干什么？”

太平公主笑道：“和尚，你不是吹嘘夜御十女，法力无边吗？就让我的这几个宫女先侍候你一会儿吧。”

薛怀义自知死期将近，便索性纵声大笑起来。他对面前的这群宫女说：“诸位姐姐一哄而上，小宝倒是受用不起啊……”

薛怀义被杖毙之后，他的尸体被立即运回白马寺，在一座佛塔前当众烧化。

3

一到春秋两季，洛阳城中的乌鸦便会飞临到皇宫御花园的树丛里。武则天在不安的睡眠中对它们的聒噪已渐渐熟悉。女皇已经七十四岁了，胭脂和薰香再也遮掩不住额角的皱纹以及身上散发出来的衰老的气息。她每天天不亮就从床上起来，由几位宫娥替她梳洗化妆，然后赶往洛阳宫早朝……这样的情景日复一日，枯索无趣。她不由得怀念起在四川的广元度过的闲暇岁月，怀念起那里古老而安宁的院落、树木、云朵和溪流。有时，她仿佛感觉到自己刚刚从童年的梦呓中醒来，天竺花的香气尚未散去，她就已经变得衰老不堪，而中间的岁月早已不知去向。

幽处宫廷的深处，犹如置身于一个黑暗而浩瀚无边的沙漠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栖息地只不过是阴谋、权术与搏杀所织成的无形网络。女皇终于意识到，在衮冕和玉玺的背后，她所寻求的也许仅仅只是安宁，而她所得到的似乎更加微乎其微。长寿二年，她收复了安西四镇，扩大了帝国的版图与疆域，境内百姓安居乐业，随处呈现一片太平盛景，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像往常那样给她冷寂的内心带来安慰和砥砺了。

自从长子弘和雍王贤去世之后，庐陵王哲又遭流放，女皇的身边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唯唯诺诺、了无生气的皇嗣旦。而在她早已选定的皇位继承人中，无论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都已让她感到失望。他们身材矮小，缺乏教养，毫无帝王之气。现在，武则天在决定让皇嗣李旦还是武承嗣继承大统一事上颇费踌躇，女皇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与她以前的果敢、坚毅判若两人。她一会儿频频召见皇嗣，并时常与他共进晚餐，一会儿又试图说服太平公主嫁给武承嗣，为他日后登上皇位扫清障碍（她的这一意图遭到了女儿强烈的抗拒），不管事实最终如何，武则天的内心非常清楚：她实际上已在着手为自己安排后事了。

文昌左相武承嗣看来已经看穿了女皇的心思。她在立储一事表现出来的犹豫和摇摆的确是一个不祥之兆，来俊臣曾多次提醒他，一俟女皇对皇嗣的怜爱苏醒复生，武承嗣和他自己除了被抛尸荒野之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就目前的情形来说，他们可以选择的对策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皇嗣李旦立即除掉。

早在两个月前，武承嗣就在为这件事着手进行准备了。当时，有两位官员因私自谒见软禁中的皇嗣被告发，武承嗣下令将二人于市曹腰斩。随后，他进而控告皇嗣李旦结党谋反，试图将他一并除灭，后因女皇未能准奏，这事就被搁置了起来。长寿二年十月，武承嗣秘密收买了女皇身边的一个近侍，再次告发李旦宠妃刘、窦二氏在背后口出污言，诅咒女皇。正当武则天准备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时候，刘、窦二妃却在皇宫之中突然神秘地失踪了，似乎已遭诛杀，尸体也被除灭了（窦氏在身后留下了一个六七岁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明皇李隆基）。

武承嗣和来俊臣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在没有得到女皇准许的情形之下，擅自带领军卒闯入东宫，将皇嗣的近臣和仆从拘押审讯，以便搜索李旦谋反的证据。几名侍女因经受不住陈醋灌鼻、针刺胸腹的酷刑，立即成供，而其中一位名叫安金藏的低级官员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忠诚。他未及施刑，便高声叫道：“我什么也不会说的……皇嗣旦并无谋反企图。”说完，他拔剑出鞘，在自己的腹部划了一刀，然后怪笑着将肠子从腹内掏了出来。亲自负责审讯的武承嗣和来俊臣没有想到安金藏会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进行违抗，顿时面无人色，几乎不知所措。

一名奴仆很快将此事报告给了武则天。女皇看来也被吓了一跳。她吩咐左右立即起驾赶赴东宫。当她来到审讯室，安金藏已经奄奄一息。女皇命令太监帮助安金藏把肠子塞入腹内，用丝线缝合后涂以炭炱，等候御医前来救治。

三天之后，安金藏在昏迷中醒来，看见武后正站立在他的床边，不觉热泪横流。武则天也流下了眼泪，她对安金藏说：“我身为一国之君，居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多亏爱卿不惜性命相救……”

第二天，武则天下诏免去来俊臣御史中丞之职，将他贬往外省。武承嗣虽未受处罚，但来俊臣离京之后，他在宫中的势力随之一落千丈。当武则天终于决定将流放在外省的狄仁杰、徐有功、魏元忠等大臣一一召回京都时，他只能眼看着这些昔日的宿敌被相继委以重任。

武则天将狄仁杰等大臣召回洛阳之后，破例在贞元殿举行了一次盛宴，以示抚慰之意。在酒后的闲聊中，女皇对狄仁杰、徐有功等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三次贬官，三次复用，今有幸安然回京，也是你们的福气……”

狄仁杰当仁不让：“这也是陛下和社稷之福。”

武则天含笑不语。她又转过身来对魏元忠说：“元忠，我记得你曾两次获罪将斩，都是在临刑前被我免除死罪的，像你这样的人在历代王朝中虽不胜枚举，可在本朝也算是屈指可数了，为什么你总是遇到那么多的麻烦呢？”

魏元忠回答说：“那是因为来俊臣日夜都在盼望将我杀掉啊。”

“为什么呢？”

魏元忠笑道：“臣犹如一只肥羊，来俊臣大概是想将我杀掉后，做成一锅鲜美的羹汤吧……”

武则天对陪坐在一旁的武承嗣瞥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徐有功官居正谏大夫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弹劾来俊臣。在这之前，来俊臣就已遭到周矩、王德本等人的参奏，现在，随着朝中屡受贬抑的老臣纷纷回京，弹劾来俊臣的奏表在武则天的书案上已堆达数尺之高。武则天知道来俊臣现已必死，但依然试图借故拖延。徐有功的奏本送达武则天后一连数月没有回音。神功元年四月的一天，女皇在花园散步时突然对上官婉儿说：“我现在再也不想杀人了，这种事情我早已厌倦。来俊臣自入宫以来，虽然朝廷内外对他颇多怨言，但他对我一直忠心可鉴。可如今即便我想救他也已不行了。这也算是他平常滥杀无辜的一种报应吧。”

回到房中，女皇提起朱笔，在徐有功的奏折上批了一个“可”字，泪水扑簌而落。婉儿照例劝慰了她一番。

这年五月十六日，来俊臣口含木枚，被押赴市曹处决。洛阳城中的居民早已蚁聚在市曹两侧，将邻近的街道围得水泄不通，随着来俊臣人头落地，愤怒的市民在顷刻之间冲散了行刑的队伍，闯入市曹争抢尸首。一位店铺伙计在混乱之中得到了来俊臣的一只眼睛，按捺不住巨大的喜悦，在洛阳的街市上狂奔不止，逢人便告……

有关行刑的场面传到宫中，已是当天的傍晚。武则天坐在寝宫的南窗前，浑身战栗不已。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安静下来，对身旁的几个宫娥长叹了一声，自语道：

“看起来百姓们是痛恨来俊臣，可实际上他们是在恨我啊，只是百姓不便明说罢了……”

4

来俊臣弃世后不久，重新被召回神都的狄仁杰官复宰相之职，同时，武承嗣在朝中的权势也受到了限制，他从文昌左相被贬为散官特进。狄仁杰正在有条不紊地利用自己的权力，他相继提拔了姚崇、宋璟、苏味道等人，当他向女皇推荐另一位更为重要的人物时，遭到了武则天的拒绝。此人就是张柬之，在神龙元年发生的复辟政变中，他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万岁通天二年，经由太平公主举荐，女皇武则天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男宠，名叫张昌宗。张昌宗时年二十二岁，喜弹琴瑟，工于音律，面如睡莲，口含兰麝之气，俨然一个翩翩少年，武则天对他自然一见倾心。接着，张昌宗又将自己的兄长张易之介绍给女皇，张易之体健貌美，善制春药，不多久，张氏兄弟双双成了武则天枕畔的伴侣。

翌年初春，张氏兄弟的侍奉和羽化登仙之术似乎在女皇身上发生了作用，武则天以七十六岁高龄居然新眉重生。她在兴奋之余立即下令，在后宫新设控鹤府，网罗天下美男俊少，以供女皇赏玩取乐。这座禁苑实际上已成了武则天的“三宫六院”，只不过，它在修经编史的名目下被装饰得很好。

张氏兄弟在朝中恃宠专横，权倾一时的煊赫气象终于引起了朝内大臣的不安。魏元忠、姚崇、宋璟等人先后向女皇上表弹劾，宋璟甚至当着武后之面，公然称张易之为“夫人”，讥辱之意，溢于言表。这场纷争最终由魏元忠再度遭到流放而暂告平息。

狄仁杰看来敏于进退，精于得失。他对张昌宗、张易之等人祸乱朝廷一事只当视而不见。他这年已有六十多岁，而且久病不愈，狄仁杰自知大去之期已近，他现在更为关注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困扰武则天多年的立储事件。它无疑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女皇在宠幸了张氏兄弟之后，心情虽一度好转，但立储问题依然在耗磨着她正在衰竭的心力。她历经艰难凶险创立的“武氏”江山看来无以为继，犹如一个富甲天下的商贾积攒起万顷良田，千座房宅，却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女皇有时不安地感觉到，她的身边已无可以信任之人，即便是张昌宗，也常常给她带来难以言说的烦恼：他在控鹤府仍然与太平公主藕断丝连；上官婉儿作为自己最宠爱的近侍之一，近来也已让她失望，她与张易之在后宫行淫之时被人当场抓获……而朝中的大臣早已学会了玩世不恭，阳奉阴违。在这些人中，最使女皇伤心的当属魏元忠。她曾多次救元忠于生死，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仁至义尽，可魏元忠不仅不图报答，相反一味违拗圣意，处处与她为难。在武则天看来，魏元忠不惜性命屡屡谏责圣上多少显得有点矫饰——他只不过是在替自己赚取一些“忠臣良相”的可怜的名声罢了。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武则天终于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依靠权术与智谋夺取了江山，现在她自己也正在陷入这样一个古怪的泥潭之中。现在，她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也许只是贞元殿的龙床，在那里，她躺在男宠们的臂弯里，在男人的肢体散发出来的汗味中沉沉睡去，忘掉尘世的一切。有一次，女皇正在洛阳宫外的一座花园里小坐，一名清扫树叶的园丁悄悄来到她的身旁。在闲聊中，园丁问她：“陛下现在荣华尊贵，一应俱全，为何郁郁不快？”武则天想了一下，答道：“荣华尊贵不过是浮萍流云而已，朕的所思所想，所欲所忧，天下无人能够知晓……”

“那么陛下如今最想做的事又是什么呢？”园丁问道。

武则天的回答使他们两个人都吃了一惊：“朕想将这座宫殿一把火烧掉了事……”

在朝廷的众位大臣中，武则天好像只对狄仁杰抱有持续的好感。狄仁杰风趣幽默，举止沉静，处变不惊。他在与女皇谈论国家大事时，也时常能使武则天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天晚上，武则天再次将狄仁杰召入宫中议事。她告诉狄仁杰：她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御花园中振翅高飞，它羽毛艳丽，叫声清亮，女皇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鹦鹉，便站在回廊下久久观望。不料，时隔不久，这只鹦鹉的羽翅突然为大风所折，扑然坠地……

狄仁杰听后淡淡一笑：“以臣之见，此梦意味深长，鹉者武也，鹦鹉显然是陛下的化身，两翅即为陛下的两个儿子。现在庐陵王已被废贬在外，皇嗣旦又遭禁于内，故而有折翼之象。倘若陛下能重新任用他们，鹦鹉必能复振于天空，翱翔高飞……”

“以卿之意，我当立庐陵王或皇嗣旦为太子？”

“正是，”狄仁杰答道，“臣知陛下在立储一事上委决不下。臣与武氏兄弟并无血海深仇，而陛下皇子对臣亦无恩宠可言，臣所顾念的唯有陛下的江山而已。请陛下想一想，子侄对您孰轻孰重，孰疏孰亲？即使儿臣日后忤逆母意，终究还是母子，陛下千秋之后，得享宗庙祭奠，亦在情理之中，如陛下立武氏外侄为太子，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事情就很难说了……”

女皇沉吟了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朕有两个儿子，卿以为立谁为妥？”

“当然是庐陵王显，他毕竟是陛下的长子啊，”狄仁杰说，“况且，年前契丹兵马犯境，围我幽州，就打出了‘还我庐陵王’的旗号，臣以为陛下如召回庐陵王，可以一举安定天下。”

武则天神秘地笑了笑，朝侍立在侧的一名太监做了个手势：“好吧，我现在就将庐陵王还给你。”

狄仁杰惊愕万状，不明所以。

不一会儿，庐陵王显就已从重重幕帷之中悠然走了出来。

“国老不必惊骇，在几个月前，朕已秘密将庐陵王召还洛阳，现在我就把他交给你吧，”武则天眼中亦闪烁着泪光，她转身对庐陵王显说，“还不快谢过国老？”

狄仁杰如梦初醒，老泪纵横，当即摘冠降阶，叩头不止。

圣历九年九月，庐陵王显被册立为太子。

一年之后，狄仁杰宿疾猝发，旋即卧床不起。这年十月的一天，女皇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一同前往狄府探病。狄仁杰在弥留之际亦谈笑自若，而武则天却静坐床侧，面色忧戚。

女皇对狄仁杰说：“爱卿之后，谁人堪当宰相重任？”

狄仁杰平静地答道：“当今大臣姚崇、宋璟、苏味道、李峤文章盖世，谦恭有礼，是难得的良臣。若论文能安邦、武能统帅三军，宰相一职当非张柬之莫属。我记得，我已是第三次向陛下推荐此人了。”

武则天因为张柬之在仓曹参军任上曾帮助萧淑妃之子素节向高宗递送过《忠孝论》一文，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现在见狄仁杰又一次保举柬之，女皇只是冷冷说道：“朕已经任用了就人。”

“张柬之生来就是名相之材，陛下仅仅委以司马之职，似乎未尽其用……”

武则天默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道：“好吧，朕同意你的奏请就是。”

女皇在临走之前，仿佛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她接近床头，低声对狻仁杰说：

“联另有一事，还望国老坦言相告。”

“陛下请直说吧。”

武则天看了太平公主一眼，嘤声说道；“两个多月前，朕听千金大长公主提起，先朝太史令李淳风曾与术士袁天罡合演《推背图》一书，不知国老可曾耳闻？”

狄仁杰答道：“臣并不知跷。”

“书中预言，将来夺我武氏江山之人，即为爱卿……”

狄仁杰似乎大吃一惊，随后他开怀大笑起来：“史官卜祝所言，未可为信。今臣将撒手西还，而陛下社稷稳若泰山，足见此言虚妄无理，陛下何忧之有？”

武则天也笑了起来。

在回宫的路上，天空突然狂风大作。太平公主一连几次提醒武则天：张柬之万万不可重用。此人的智谋与权术与狄仁杰不分伯仲，但狡诈阴险尤为狄公所不及。倘若陛下重用柬之，无异于自织罗网……

武则天听罢，注视着道路尽头灰黄的天空和漫天的沙尘，徐徐答道：“朕一言既出，再难收回……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我对朝中的一切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尾声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在崔玄暐、李湛、桓彦范等人的簇拥下。带领军卒突然包围了女皇居住的迎仙宫。

这场蓄谋已久的宫廷政变使女皇猝不及防。她的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在宫中当即遭到斩杀。当张柬之带领太子李显和众位大臣闯入武则天的寝宫时，女皇显然已经明白了这场事变的实质。

她没有理会张柬之的一番跪奏和表白，而是对面前的大臣逐一扫视了一遍。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太子李显的身上。

“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

李显看了张柬之一眼，点了点头。

女皇又转脸对李湛和崔玄暐说：“别人闯宫谋反似乎还情有可原，你们两人都是朕一手提拔起来的，朕平常待你们不薄，为何也到这里来凑热闹呢？”

崔玄暐答道：“臣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啊。”

武则天笑了笑，慵懒地闭上了眼睛，朝大臣们无力地挥了挥手。

正月二十四日，中宗皇帝正式即位。

二月一日，中宗在洛阳宫举行了复辟唐朝的仪式。神都洛阳更名为东都，被贬在外的唐室王公被悉数召回，恢复原先爵位。宗庙、徽号以及官衙名称仍改用先朝旧制……

神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在软禁地上阳宫幽寂而终，享年八十三岁。她在枕畔留下一纸遗诏记录了她弃世之前的某种含混不清的愿望：

请不要将我看成皇帝吧，我只不过是一个皇后而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遇／格非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339-5866-4

Ⅰ.①戒… Ⅱ.①格…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1674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王丽荣

文字编辑 易肖奇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 吴春娟

相遇

格非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6

网址 http://www.zjwycbs.com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8.875

插页 4

版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866-5

定价 54.00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相遇

初恋

凉州词

去罕达之路

紫竹院的约会

镶嵌

半夜鸡叫

时间的炼金术

谜语

窗前

喜悦无限

解决

月亮花

沉默

相遇

在遥远的过去，布达拉宫的大祭司曾经做过这样一个预言：一九〇四年，也就是藏历的木龙年，西藏将会出现一场巨大的灾难。祭司曾在不同的场合详细地描述了这场灾难的性质，但没有指明它将来自何处。

一九〇三年的初夏，随着一支由英国人、印度的锡克人和廓尔喀人混编而成的入藏远征军沿着蒂斯塔河谷悄悄潜入甘宗坝，情势终于渐渐地明朗了。

1

由弗朗西斯科·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这支远征军在抵达甘宗坝之前，除了高原反应和瓢泼大雨所造成的行军困难之外，他们没有遇到其他的障碍。辽阔而岑寂的高原似乎在熟睡之中，传说中由牧羊人组成的藏族军队依然杳无踪迹。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荣赫鹏上校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家。他从桑德赫斯特指挥学院毕业后，在印度的密拉特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一八八六年秋天，他只身潜入中国腹地，足迹遍布东北平原、蒙古、新疆和昆仑山区。在荣赫鹏上校看来，他最终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完全是因为自己卓越的军事天才和丰富的山区经验。这一看法和印度的寇松总督的初衷大相径庭。当总督第一次见到荣赫鹏的时候，这位年轻军官的任性、鲁莽、急躁、不顾后果的性情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藏那样一个神秘的地区作战，荣赫鹏无疑是指挥官最合适的人选。

远征军在甘宗坝的营地屯扎在平原上的一条黝黑发亮的小溪旁。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塔尔甘河谷，而耸立在远处的埃弗勒斯山峰似乎近在咫尺，银灰色的峰峦积雪叠嶂，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六月的初夏，正是这一带气候宜人、花卉盛开的时节。荣赫鹏上校坐在营帐中的一个树桩上，满面忧郁地和布雷瑟顿少校下着他们刚刚学会的厄尔鲁特棋。布雷瑟顿少校显得心不在焉。他不时转过身朝那片寂静的山谷张望，这种意味深长的窥望仿佛引动了荣赫鹏上校心中积存已久的焦虑。

部队在进入甘宗坝之后，就陷入了遥远无期的等待之中。寇松总督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暗示他，英国国会对于远征军是否应在近期内占领春丕、攻取江孜、向拉萨进军感到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和延宕是软弱无力和装腔作势的混合物，荣赫鹏上校担心，它会在战略上使英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为西藏人大量集结军队争取时间。寇松总督在信的末尾告诫他，在中国以及西藏的谈判代表到达甘宗坝之前，他没有任何理由轻举妄动。

塔尔甘河在山谷中静静地流淌。越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和长势不好的青稞地，荣赫鹏上校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英国士兵在河谷中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那里逡巡，采集化石、植物、蝴蝶和昆虫的标本。山谷里到处都是毛茛属植物和一簇簇杜鹃花，远远看上去，那些密密的花朵就像燃烧的煤块一样通红、灿烂。高原的风在山野里横吹着，除了溪流嚯嚯流淌的水声之外，四周笼罩着一种懒洋洋的寂静。

晌午时分，一个传教士模样的人骑着一匹西藏本地的矮种马，沿着河谷边缘的那条狭窄的小路，朝营地的方向慢慢走来。

这个人的到来使荣赫鹏和少校之间那盘索然无味的棋总算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上校很不耐烦地将一枚棋子扔进棋盘，同时站起身来。

“你瞧，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看上去是一个牧师。”布雷瑟顿说。

“就是几天前我们遇到过的那个苏格兰人。”

布雷瑟顿少校没有吱声。他的双眼满含忧虑，心事重重地看着旷野里教士的身影，仿佛教士的造访带来了某种神秘的危险。

布雷瑟顿是荣赫鹏上校青年时代的密友，荣赫鹏受命进入西藏的前夕，将他从遥远的加德满都调到自己的军团中，让他负责后勤和运输。布雷瑟顿生性耿直、忠于职守，是一位称职的军需官，但正如荣赫鹏上校后来认识到的那样，西藏这样一个地域，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在这里生存，布雷瑟顿进入西藏的第一天就感到极度恐惧，连续不断的痢疾的折磨很快就使他形销骨立，喇嘛教寺庙的诵经之声总使他感到不安，他一连几次用一种可怕的语调对他的伙伴和保护人这样说道：“我们也许永远到不了拉萨。”

在晌午十点至午后一点之间，共有三个人先后造访了荣赫鹏上校的营地指挥所，他们分别是：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和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

在临近午餐的这段时间里同时会见三个人是不可能的。荣赫鹏上校凭着自己的直觉与兴趣，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中间的一位（即扎什伦布寺的住持）加以接见，而将另外两位悬搁在营帐外的荞麦地里。

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在营帐中一露面，就给荣赫鹏上校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身材清瘦，满脸皱纹，猩红的长袍空空荡荡。大住持显然不是作为官方的谈判代表而是以私人劝说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彬彬有礼的举止和宽厚的外表与僧侣的身份极为相称，令荣赫鹏上校感到吃惊的是，这位身处城堡迷宫的喇嘛精通汉话和英语。

他们最初的谈话巧妙地绕开了侵略、占领等一系列敏感的字眼。由此可见，大住持对时下流行的外交策略并非一无所知，他们从宗教习俗、医学谈到巫术和神迹，最后在哲学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荣赫鹏上校早年粗涉过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著作，因此，他有足够的哲学常识和喇嘛进行周旋。

在他们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双方为地球是否是圆的这样一个问题颇费了一些口舌。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见毕竟还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大住持的许多荒诞而古怪的言论和见解在荣赫鹏的记忆中不知不觉地扎下根来。

在营地外的荞麦地里，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与苏格兰传教士的见面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尴不尬。

何文钦肩负着大清帝国的使命千里迢迢来见荣赫鹏，而后者则莫名其妙地将其拒之门外，让他和一名传教士待在一起。从何文钦和约翰·纽曼见面时的情形来看，两人以前不仅见过面，而且还相当熟悉。另外，也许还存在着一些鲜为人知的过节。

传教士满面笑容地走向何文钦，伸开双臂做出一副想要拥抱他的样子。何文钦却在荞麦地里连连后退。

许多英国军官在营帐外不明所以地目睹了一切，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在开阔的荞麦地里究竟谈了些什么。传教士似乎对何文钦先生身上穿着的丝绸长袍颇感兴趣，当他终于靠近何文钦之后，便立即掀起长袍的一角，用手指捻了捻。这一过于亲昵的举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英国的传统礼节中，都是有失检点的。

2

大住持从荣赫鹏上校的营帐内出来，正是阳光普照的午后。他没有立即返回坐落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是走在了另外一条路上。由于长年经受高原冷风的抽打和强烈的日晒，他的脸庞干枯得像一张羊皮。

当他的马缓缓跑下塔尔甘河谷，大住持看见了苏格兰传教士沿着河床踽踽独行的身影。原先和他待在一起的那位中国官员此刻已经消失不见。

约翰·纽曼来到甘宗坝并非为了会见荣赫鹏，他的真正意图在于等待何文钦先生。荣赫鹏上校拒绝会见一切来自中国的谈判代表，使这位清朝官员黯然神伤。他几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甘宗坝，独自一人返回苍南的中国村。

传教士的马走得很慢，大住持不一会儿就撵上了他。两个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沿着棕红色的河谷，在炽烈的光线下走成了单行。

夏季的风越过山脊，朝这边吹过来，裹挟着一股冰雪的凉意。鹊鸭和雪鸽在树篱间啁啾，瀑布的泻水在附近的一个山涧中发出单调而遥远的喧响。

也许是为了排解眼前的这种慵懒的寂寞，大住持试探性地和传教士开始了交谈，在不着边际的闲聊中，大住持一直紧锁眉头，心事重重。

荣赫鹏上校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尽管他对藏传佛教并不反感（甚至还略带谨慎的好奇心），但他的傲慢和冷漠使人难以接近。大住持不仅没有刺探出任何有用的情报，甚至，原先计划中劝阻英国人向拉萨挺进的建议始终没有机会向上校提出来。看来，有些话并非想说就能说出口。另外，来自拉萨方面的判断与事实大有出入，英国人似乎已经做好了深入西藏腹地的所有准备，他们占领圣地拉萨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日暮时分，一座红白相间的巍峨城堡出现在视线之中，大住持拽住了马头。出于告别时必要的礼节，大住持向苏格兰传教士发出了同宿城堡的邀请（纯属客套），约翰·纽曼心里想的是婉言谢绝，而口头上却立即应承下来——这说明，要约束住自己的言行是多么的不易。

这样一来，这件事至少导致了两个后果：从长远的时间来看，它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故，而在眼下，基督教传教士和西藏大喇嘛即将同宿一处，使两个人都感到心情紧张。

这座东方式的城堡建造在平原上的一个山包上。它是一座杂乱无章的六层楼建筑。城堡的前后各有一个院落，院落外的场地上拴着七八匹藏种马，一排排渡鸦栖息在檐墙上，它们嘁嘁喳喳地叫唤着。城堡左侧不远处的一片山坳里，有一幢尼姑庵。一些尼姑排着队到河边去汲水。

在过去的几年中，约翰·纽曼从未获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藏式城堡，因此，他想好好利用一下今天的这个机会。黑夜来临的时候，他们在膳房匆匆吃过一些糌粑和青稞酒之后，传教士便向大住持提出了参观城堡的要求。大住持略略思索了一下，便点头同意了。很快，一位年幼的仆童给他们拿来了一盏酥油灯。

顺着石砌的台阶朝上走，这座晦暗幽冥的建筑迷宫便依次呈现在传教士的眼前。在这座城堡的第二层，约翰·纽曼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旧式武器的仓库。房间和过道里堆满了干草、黑色的火药、生锈的头盔、盾牌、胸铠和火绳枪。这些物品作为旧时代的遗迹，多已废弃不用，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土，而镶嵌在壁龛里的一排排转经筒由于不时受到人手的触摸却显得熠熠发亮。

月光从墙洞的雉堞中照射进来，将大住持的脸衬得蓝幽幽的。这种光亮使约翰·纽曼周身掠过一阵冰凉的寒气。

约翰·纽曼似乎感觉到，在这种情形之下，争执两种宗教的优劣是极为不利的（在过去，他把和喇嘛之间的这类争执看成是自己神圣职责的一个部分）。但是，既然大住持已经挑起了话头，他出于礼貌，也只能勉强地加以必要的答复、论辩和修正。

“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认为你们的基督教存在着什么缺陷。”大住持带领传教士来到五楼的一间藏经室之后，这样说道，“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派人去苏格兰或者伦敦传教。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似的性质，却产生出迥然不同的习俗。比如，你们总是用‘肮脏’一词来形容藏人的仪表，的确，我们平时很少洗澡，和你们西方人坐在澡盆里扑打水花的方式不同的是，西藏人习惯于在洁净的风中沐浴。这就好比给人治病，汉族人用的方法是捏一捏病人的手腕，你们是用一只铁皮圆块在病人的胸部滑来滑去；而在西藏，一个人是否有病，要根据他在一只木桶里小便的声音来决定……”

“你说得不错，”传教士附和道，“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你们信仰佛陀，但如何知道佛陀的确存在，存在于何处，又以怎样的方式了解尘世的苦难呢？”

“在基督教里，你们凭什么知道耶稣的存在？”大住持反问道。

“依靠神迹。”约翰·纽曼答道。

“什么神迹？”

“比方说，按照《圣经》里的记载，先知将一条爬行的蛇变成一条僵硬的拐杖……”

“这只不过是一种魔术而已，”大住持打断了他的话，温和地笑了笑，“在克什米尔、印度和西藏，很多流浪艺人都精通这一技艺……”

约翰·纽曼的脸由于羞耻和激怒而变红了，他正想进行严厉的驳斥，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一种神秘的语调悄悄地对他说：“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在那盏飘忽不定的灯的指引下，约翰·纽曼跟在大住持的身后，朝楼下走去。他们穿过一条又一条被烟炱熏黑的狭长甬道和几间密室，最后来到了城堡后部的一处幽僻的小院之中。

“你看那是什么？”大住持用手指了指院落里一棵树。

“一棵树。”

“你走近它，仔细看看。”大住持将手里的酥油灯递给他。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棵树初见之下和其他的树木并无两样，树冠蓬乱，枝蔓芜杂，沉甸甸的树枝伸到了围墙之外。传教士并不知道它的种属，但是风过叶动的奇异声响使他意识到它的确与众不同。

约翰·纽曼提着灯渐渐地靠近它，很快就被自己看到的情形震慑住了。因为在这棵树的每一个叶片上都有一个轮廓清晰、栩栩如生的佛教人物。树叶苍翠墨绿，有的深一些，有的浅一些。

“你可以用手摸一摸那些叶片。”大住持在黑暗中对他说。约翰·纽曼在仔细地观察了那些泛满露珠的叶片之后，伸手剥下了一块树皮，新皮上再度呈现出一个欢喜佛的佛像。

“这就是胡克神父曾经提到过的那种神树吗？”

大住持点一点头。

约翰·纽曼从一本书中曾经读到，一八八四年，法国人胡克神父在青海塔尔寺的山脚下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情景。

“在西藏，这样的树木一共有多少棵？”传教士问道。

“至少有两千棵，”大住持对他说，“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棵之外，它们大都不为人知。”

“我可以摘下一片叶子带走吗？”

大住持未置可否地笑了笑。

这个夜晚的后半夜，大住持和传教士是在城堡顶端的露天平台上度过的。一面英国国旗在墙垛上哗啦啦地响着，这面旗帜作为英国人曾经占领城堡的标志，使他们的谈话又不知不觉地过渡到英国军队入侵西藏这件事情上来。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英国人进军拉萨。”约翰·纽曼提醒大住持。

“什么办法？”

“绑架荣赫鹏。”

他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在拂晓的冷风中，传教士看见尼姑庵中的一些妇女跪在河边的树林中洗涤藏毯，她们用藏话高声谈论着什么，无拘无束的笑声远远地传过来……

3

由于天气原因，英国远征军原定在圣诞节前夕对古鲁—吐纳一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荣赫鹏上校的二十三工兵团推进到了古鲁峡谷的前沿，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藏军已经抢先占领了峡谷上所有的制高点。古鲁峡谷是江孜的门户，而夺取江孜城堡将是英国人进入拉萨的首要目标。

连日来，荣赫鹏上校遇到了进藏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方面，恶劣的自然气候使士兵们的缺氧反应日益加剧，肺炎和干咳在军营中肆虐，荣赫鹏担心，这种情形如果再持续两到三周，本来就很薄弱的后勤运输线将无法给士兵提供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国会方面依然在敦促荣赫鹏上校竭尽全力设法和西藏人谈判，这不免给人造成一个错觉：筹备两年之久的远征军历经艰险、翻山越岭来到西藏并非为了军事上的征服，而只是外交上的一次小小的尝试。这一点是上校难以忍受的。

一月十七日，荣赫鹏上校决定直接和西藏军的首领进行交涉。如果藏族军队不在五小时之内撤离古鲁峡谷，他将不顾来自国内的阻挠，给那些沉浸在喇嘛教义中扬扬自得的西藏人以及他们的匹夫之勇以必要的教训。

荣赫鹏上校与藏军首领拉萨代本的会谈是在古鲁峡谷的沙地上举行的。他们匍匐在一条藏式卡垫上，通过蹩脚翻译的传述极为艰难地进行了交谈。拉萨代本的固执和自信使荣赫鹏上校大为恼怒。他坚持提出，如果英国人不在近期内撤离到亚东以南的山区，那么“大地会突然开裂”“世界将彻底毁灭”。随后，这位爱国心切的代本对即将发生的灾难做了一番冗长的描述。

荣赫鹏显然认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某种伤害。他将翻译拉到一旁：“告诉那个西藏人，世界是安拉的，大地是帕夏的，天空是喇嘛的，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英国人来统治。”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两点四十分，荣赫鹏上校和布雷瑟顿少校蜷缩在临时指挥所的营帐内，目送着一支由一百名英国人和三百名印度人组成的突击队进入幽深的峡谷。

上校的想法是这样的：随着英军的马队进入峡谷的深处，那支由火绳枪和原始弓箭武装起来的藏族军队不会无动于衷。一旦他们首先开弓放箭，藏军的侧翼将会遭到马克沁机枪分队的有力攻击。在第一场战事行将展开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神情肃穆，面容忧郁，站在他身旁的布雷瑟顿少校由于过于激动，身体不住地战栗。他们无法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一切。

十分遗憾的是，西藏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静静地目睹着英国军队走入峡谷，始终未放一枪一弹。

担任挑衅任务的突击队在峡谷中兀自转悠了一阵，一无所获地按原路又退了回来。荣赫鹏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不假思索地下达了第二道指令：他命令突击队攀上峡谷，“像伦敦警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驱散示威人群一样将西藏人赶跑”。

黄昏时分，灾难终于发生了。

西藏人在一片混乱之中，乱哄哄地你推我搡。他们既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也没有听到抵抗的信号。当英国士兵冲上峡谷，要他们缴械的时候，那些藏军一边低声地抱怨着，一边很不情愿地被解除了武装。

来自拉萨的代本被眼下这种令人耻辱的突发事件深深地激怒了，同时，他感到战争已经将自己冷落在一边。他怒不可遏地大叫了一声，抄起自己的连发手枪朝一名英国士兵的下巴狠狠地敲了一下。

藏军代本和官兵在这场挑战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克制和忍让使英国的战地记者深受感染。但是，他们已经无法阻止全副武装的英国军队对“那些天真淳朴的牧羊人”进行残忍的杀戮。

当藏军像羊群一样涌下峡谷山坡的时候，他们遭到两挺马克沁机枪和近三百支步枪的扫射。

在猛烈的枪击声中，西藏军队以令人不解的缓慢速度朝树林中散逃。布雷瑟顿少校一连几次提醒荣赫鹏：对于那些手无寸铁的藏军进行盲目的扫射，显然违背了进军西藏的根本宗旨。荣赫鹏上校冷笑了一下，点上了一支雪茄。

“这样一来，战争才像那么回事。”荣赫鹏上校不紧不慢地说，“战争毕竟是战争，而不是中国式的推拿游戏。尸体和鲜血会使士兵们兴奋起来，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入藏以来沉闷、紧张的神经系统松弛—下。”

过了一会儿，荣赫鹏上校不无遗憾地说：“目前的状况的确很糟，藏军毫无还击之力，如果有必要，我愿意给西藏人配备现代的英式武器，以便两军能够在峡谷外开阔的平原上重新来一次真正的搏杀。”

一月二十日的中午，荣赫鹏上校率领他的英国军团穿过古鲁峡谷，浩浩荡荡地朝江孜进发。

上校骑着一匹高大的印度种马，在缤纷阳光的照耀下昏昏入睡。在行军途中，沿途的冰川河谷、森林沼泽看上去就像油画一样虚假。这一带的风物景观与瑞士山区颇为相像，洁净艳丽、阒寂无声。

来自英国国内的抨击并没破坏荣赫鹏上校赏心悦目的良好心境。对于那场刚刚结束的古鲁之战，议会的评论是意料之中的，他们指责英国军队在古鲁对淳朴的藏民展开了大屠杀。而《笨拙》画报的第一篇文章则以反讽的口吻这样写道：“我们深为遗憾地得知，西藏人在古鲁对我们的士兵发动了突然袭击，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他们严重地损坏了军官们拍摄的风光照片……”

对于弗朗西斯科·荣赫鹏上校来说，现在，只有一件事真正牵动着他的内心。他梦寐以求渴望见到的圣地拉萨就在几百公里之外，除了一百多年前的托马斯·曼宁，他将是进入拉萨的第一个英国人。昨天晚上，他躺在古鲁河畔的营帐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梦。在梦中他看见一个高大迷人的藏族妇女站立在纳木错湖边，她猩红的头饰和繁复的袍服为一阵清风所吹散，显露出秀美的胴体。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空气中到处都散发着树木清冽的芳香，藏红花和雪莲开遍了山谷，雪山下苍翠的灌木林和针松像锦缎一般绵延，玛尼石堆和佛塔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荣赫鹏上校所无法预料的某种危险也正在悄悄的酝酿之中。在他向江孜进军的同一时刻，一支由一千六百名康巴人组成的藏兵突击队正星夜兼程朝藏南的日喀则汇集。按照扎什伦布寺大住持的秘密指令（它最早源于苏格兰传教士的即兴发明），这支突击部队将悄悄地潜入江孜，以便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向英国远征军的指挥中枢——荣赫鹏上校的指挥所发动突袭。

4

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离开帕里城堡之后，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气候湿润的贡巴拉山区。

站在贡巴拉山的山脊上，约翰·纽曼能够看见山下散落的破败的村庄。那些简易的木房歪歪斜斜地搭建在树林中，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坍塌的鸟巢。在村庄东南部的一条小河边，矗立着一幢石砌的院落，仿佛明代风格的仿古建筑，它便是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先生的住宅。

何文钦居住的这座村落位于江孜以东大约七十里左右的丛林地带。这个名叫苍南的村庄终年少见阳光，但充沛的降雨却使这一带的木莓、樱桃和茶藨子属植物长势茂盛。

十一年前，昔日运河航道上大清帝国的押粮官开始了他半降职半流放的漫漫旅途。他在甘肃的察冈和青海的玉树做了短暂的停留之后，终于在一八九三年秋天抵达西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理概念的变化，古城扬州的画舫珠帘在他的记忆中日渐遥远。他像一只急于返回花蕊深处的甲虫，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皇帝陛下的诏书，渴望重新回到二十四桥迷蒙的月色中去。

何文钦的宅院离苍南的温泉很近。每天中午，他都能看见一些藏族人和外地来的商人与香客去温泉洗澡。那些天性开朗的妇女脸上涂满了油脂和动物的干血，如果不是经过泉水的洗濯，他也许永远也无法发现这些女人天然的秀美。苍南地区的西藏人非常懂得享受，他们深知泉水中的铁质和硫黄对健康的作用，如果泉水不太热，他们就点燃干马粪将石块烧烫，然后将石块投入水中。因此，在何文钦住宅的四周，整天都弥漫着一股股淡淡的粪味。

一天早晨，何文钦在熟睡中被屋外的喧嚷之声惊醒了。站在卧室的西窗下，他看见一个外国人正在温泉附近给藏人表演魔术。家中的女仆告诉他，这个外国人已经在苍南盘桓了数月之久，他会的魔术像石榴的种子一样多。

何文钦吩咐女仆，只要她愿意，她可以随时将这位外国佬请到家中，让他把所有的魔术都表演一遍。

当天傍晚，那位身穿黑色长袍、头戴草编毡帽的外国人跟在女仆的身后来到了何文钦的院子里。这就是驻藏官员何文钦和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的第一次见面。

由于何文钦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在想象中将约翰·纽曼看成是一个流落异乡、靠表演魔术为生的印度香客。这一次，约翰·纽曼随身带来了一些黑色的金属仪器。他耐心、谦卑、一丝不苟的表演很快就赢得了女仆的满心欢喜，但何文钦并未对这些离奇的现象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最后，约翰·纽曼让何文钦见识了两件珍贵的物品：照相机和高倍显微镜。按照约翰·纽曼的说明，前者可以将人的面目固定在纸上而对人体毫无伤害，后者则可以使地图上的线脉迅速变粗。何文钦摇了摇头，表示他无法相信这种离奇的说法。为此，约翰·纽曼当场做了表演，他伸手从地上捉起一只虱子，将它置于显微镜的镜片之下，当何文钦看到那只虱子在镜片下突然变成一只老鼠的时候，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何文钦向传教士坦率地说明了自己在那一瞬间的真实感受：

“我一度以为时间出了问题。”

约翰·纽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早在几十年前，他就跟随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开始了传教生涯。他曾在古城江宁、扬州一带待过很长的时间。他的这一经历引发了他与何文钦之间永不厌倦的话题。

尽管传教士和何文钦很快就开始了密友般的交往，但是他们之间的往来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在何文钦看来，约翰·纽曼对他表现出来的过分的热情和亲昵之举（比如拥抱之类）往往使人心慌意乱。尤其是当传教士不断恳请他加入基督教会时，何文钦更是满心不悦。出于初见之下的礼节，他没有一口拒绝。

一九〇三年，随着英国远征军突然侵入中国西南高原，国难当头的危机使何文钦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约翰·纽曼骑着他那匹枣红色的藏种马缓缓来到了何文钦先生的住宅前。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簇青翠的橘树挂满了果实，在风中摇荡。院子的矮墙上爬满了藤蔓，一道经幡纯粹作为装饰从天井中斜穿而过。

女仆告诉他，何文钦先生正在午睡，如果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在书房等候。女仆的语调冷冰冰的，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约翰·纽曼联想到他在甘宗坝与何文钦不欢而散的会面，一种淡淡的忧郁很快缠上了他。

传教士朝院门走来的时候，何文钦在后院并未睡着，他透过一扇木格子窗和两道飘满流苏的门洞看到了他委顿的身影。不过，他不愿意立刻起床与他见面。

几天前，他遵照驻藏大臣的旨意前往甘宗坝，准备与英国远征军的荣赫鹏上校举行会谈。如果他能够阻止或者延缓英国人向拉萨挺进的步伐，拉萨的驻藏大臣将保证他在一年内回内地供职。可是，甘宗坝之行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位傲慢、自负的上校竟然以他“官阶太低”为由，拒绝与他会面。

自从英国人的军队出现在古鲁河谷的那时起，他曾经屡次写信给驻藏大臣，建议朝廷尽快从青海发兵，以便在英国人进入拉萨之前，在江孜平原和英军展开决战。他的建议立刻遭到了驻藏大臣的严词批驳。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引发了何文钦一连串不祥的猜测：古老帝国本身似乎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祸乱，原先驻防在青海、四川的军队纷纷内调便是明证。看来，朝廷对西南边陲的统辖已经名存实亡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势的倾颓与个人际遇的乖张是一致的。每当牦牛商队经过苍南，西去印度和锡金，一种不可遏制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他时常梦见淮扬城外的舟楫桅顶，幽深的街巷，一夜风雨送来桂子的芳香。清晨醒来的时候，竟然泪流满面。

傍晚，传教士约翰·纽曼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地来到客厅里。他看见何文钦先生脸色阴郁地站在一幅地图前，正用一支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

“你们的人已经占领了江孜。”何文钦对他说道。

“我们的人？”传教士支吾了一声。他感觉到何文钦先生语调冷漠，心事重重。

“他们在古鲁河谷杀死了一千多名西藏人。”何文钦依然背对着他。

“何先生尽可放心，”约翰·纽曼朝他走了过来，“英国人永远也到不了拉萨。”

“为什么？”

约翰·纽曼正要说些什么，一名穆斯林装束的尼泊尔香客走了进来。他的怀里夹着一个青布包裹。

尼泊尔香客将布包递给何文钦，随后一声不吭地躬身退了出去。

“布包里面是什么东西？”传教士问了一句。

何文钦没有回答，他将布包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那是一支簇新的德式手枪。

何文钦熟练地将一发子弹嵌入枪膛，然后转动了一下膛肚，将枪口对着约翰·纽曼。

“何先生，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传教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笑容显得有些不太自然了。

何文钦面容沉静，但瞳仁中迸射出一股迷乱的浮光：“如果你们的基督在天有灵，他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你的。”

随后，他扣动了扳机。

约翰·纽曼双手遮住面部，像是试图挡住眼前耀眼的光线。

“何先生！”他叫道。

何文钦不紧不慢地打了第二枪，仍然是空膛。他失望地看了看这支手枪，叹了口气，随手将它搁在了桌上。

传教士早已大汗淋漓，他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抖动着，泪水溢出了眼眶。他惊魂未定地站在屋子中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他仿佛才从惊惧中回过神来，这位传教士用一种怪声怪气的语调对何文钦喊道：“何先生，我对你的恶作剧一点也不欣赏，一点也不！”

何文钦莞尔一笑，伸手端起了桌上的茶杯。

5

英国远征军在古鲁河谷对藏军的攻击事件很快就传到了藏南的扎什伦布寺。一名转经归来的年轻的喇嘛告诉大住持：“根据江孜牧羊人的报告，英国军队在古鲁河谷杀死了数十名西藏人。”

两天之后，更为详细的消息由一名朝圣者带到了日喀则。在那场残酷的袭击事件之后，江孜一带的牧民一共在碎石遍地的草丛中发现了三百二十一具藏军的尸体（处理这些尸体给江孜地区仅有的两名天葬师带来了空前的难题）。更多的被俘藏军下落不明。

这一消息使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极为震惊。虽然大住持在心里对它早有预见，但事情一旦发生，这位一向善于自我克制的大喇嘛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英国人穿过古鲁河谷、挺进江孜的传闻接踵而至，它迫使大住持将绑架荣赫鹏上校的行动计划大大地提前了。

一千二百名康巴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汇集到了日喀则，这些人是临时从东南山区的牧羊人中招募来的，他们身材高大，面色茶红，头上戴着盘成箍结的红布帽。

大住持在扎什伦布寺外的一条大路旁接见了他们，并且按照这一带古老的宗教礼仪为他们逐一摸了顶。

按照大住持的命令，这些康巴人组成的突击部队必须在五月三日之前赶到江孜，在五月四日的午夜对英军指挥部所在地发动攻击。进攻一旦得手，他们将挟持荣赫鹏上校进入羊卓雍湖畔的森林中等待下一道命令。负责指挥这场攻击战的康巴人首领和大住持坐在路旁的沙地上，他们极为详尽地讨论了这一行动计划的种种枝节和补救措施。最后，年轻的康巴人首领向大住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凭什么来辨认我们要抓的那个人？”

“噢，我差一点忘了。”大住持笑了一下，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硬纸片递给他。

这是一张荣赫鹏上校的照片，它是那位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在几个月前送给大住持的。

首领接过照片，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照片上的这个人面容清瘦，嘴角留着一簇浓密的胡须，肩章、胸徽清晰可见，看上去像真人那样栩栩如生。康巴人的首领朝照片瞥了一眼，立刻将它丢在地上，仿佛它像炭火一样烫手。

“你不用害怕，”大住持温和地对他说，“这既不是纸镜，也不是魔鬼，它是银版相片，这种技术是不久前的一位法国人发明的。”

突击部队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拂晓从日喀则出发的。大住持一直将他们送出了两道山口。这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一条细如羊肠的山路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大住持将康巴人的首领带到了路旁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边。

“这条山路直通江孜，”大住持神情肃穆地嘱咐他，“一旦你们突袭成功，你就在这条江孜河中放下一根圆木，将你头上的红箍带绑在上边，这样，水流会将你们的吉祥带到我这里。”

康巴人的首领点了点头。

在告别的时候，首领忧虑重重地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有些迟疑不决地问道：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

“我是说，万一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们怎样给你发信号呢？”

大住持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怔住了。他想了想，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回答道：

“你们是不会失败的。”

康巴人的队伍在暖烘烘的阳光下消失之后，大住持没有返回扎什伦布寺，而是在那条河道上的一座木桥上坐了下来。他像一个瑜伽师那样盘腿静坐，始终保持着同一种姿势。

短短几个月来，纷乱的战事使大住持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平常的一段时光。他独自决定对江孜的袭击计划，并没有向拉萨方面做出禀报，他担心，他的禀报会在拉萨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从而会使这一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行动计划流产。即使拉萨方面批准这一计划，消息也将会泄露出去，使英国人加强防备。未来的袭击事件使大住持更深地卷入了他平常一向厌恶的军事与政治，他无法知晓，冥冥之中的神祇是否会给他的突击部队提供庇护。既然佛祖对于英国人在古鲁河谷的屠杀缄默不语，那么，五月四日午夜的袭击也难免事与愿违。他多年来潜心修行所获得的和谐宁静的内心仿佛一下子被搅乱了，很多问题的复杂程度早已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想象力的范围。不过，对江孜的突袭如能阻止英国人进入圣地拉萨，这一冒险举动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

河水静谧地无声地流淌着，水流荡涤着河道两岸的浮草，在桥桩四周形成一轮一轮的涡圈。乳白色的毛茛花和委陵菜花开遍了山野。

河道的对岸是一座不大的藏族村落。那些低矮、黑色的房顶上堆满了干草，一朵朵洁白的云彩在房舍上空压得很低。五颜六色的经幡像网络一样将房舍连接起来，从一家到另一家。有些经幡和布条甚至一直穿过树林，绵延到河边的桥头。又肥又大的一群渡鸦栖息在墙上，还有无数叽叽喳喳的山雀在树林深处啁鸣不已。

晌午时分，大住持看见几个妇女从他身边的木桥上侧身而过，她们背上背着藤篓，里面装着干马粪以及刚刚从山上采集来的冰块。巨大的冰块在背篓里钻石一样闪闪发光。这些妇女一边往村里走，一边不时回头朝他张望，同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这一天的傍晚，村中的妇女再一次出现在河边，她们给大住持送来了一些牛肉、糌粑、青稞酒和一条御寒的藏毯，为了不打扰大住持的静修，她们将那些物品放在桥头，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大住持像尊岩石一样默坐在桥头，冰凉的冷风吹拂着他的面庞，深夜的降霜静静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对那些食物和藏毯一直无动于衷。到了第二天早上，食物又源源不断地送来，她们拿走了前一夜的，换上了新的。附近寺庙里的活佛、喇嘛以及一些过路的僧人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了大住持的身边。他们虽然不知道受人尊敬的大住持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静坐修行，但依然默默地围坐在他的周围，敲鼓诵经。到了晚上，那些喇嘛和僧侣便悄悄地靠近大住持，以便用他们的身体挡住五月料峭的寒风。

6

约翰·纽曼抵达苍南后的第四天，一位化装成藏民的英国士兵从江孜悄悄来到了这里。他在何文钦的住宅里见到纽曼之后，将一封荣赫鹏上校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荣赫鹏在这封信里命令传教士立即赶往江孜，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缘由。

何文钦先生一大早就出去了，女仆看见他扛着一杆双筒猎枪朝月亮森林的方向走去，看上去好像是去打猎。

约翰·纽曼为了向何文钦先生道别，在住宅外的一条溪流边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依然没有看见何文钦的踪迹。傍晚时分，在那名英国士兵的不断催促下，他惘然若失地踏上了前往江孜的路途。

传教士是在第二天早晨抵达江孜的。在营帐外迎接他的是军需官布雷瑟顿少校。这位年轻的军官看上去比在甘宗坝时更黑更疲了，水土不服和失眠症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阴郁的痕迹。

布雷瑟顿告诉他，随着英国军队在西藏腹地越陷越深，战争也将越来越惨烈，士兵的伤亡必将随之增加，在未来的二十个月，荣赫鹏上校希望他留在军营中担任随军牧师。

约翰·纽曼对于这一决定感到不可思议。他告诉布雷瑟顿少校，自己是一名神职人员，一名自由的传教士，除了来自国内教会方面的指令之外，他没有任何理由和兴趣承担别的义务。“更何况——”约翰·纽曼解释说，“我也闻不了血腥味。”

布雷瑟顿少校很有耐心地朝他笑了笑：“纽曼先生，你现在是在荣赫鹏上校的战地指挥所里，而不是在苏格兰乡间的修道院，你闻不了血腥味也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果荣赫鹏上校现在命令你将一盆羊血喝下去，我想你恐怕也不会拒绝吧？”

布雷瑟顿少校这样一说，苏格兰传教士似乎已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早在一七八五年，由于某种原因，天主教耶稣会在西藏自行解散了。它所设立的教区后由法国的辣匝禄会接管。无论是耶稣会，还是巴黎辣匝禄会，他们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传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传教士们在西藏的种种遭遇是意味深长的。他们对于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往往感到悲观失望，进而得出了“西藏的原始宗教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结论。

约翰·纽曼在中国长江流域传教十余年之后，曾一度返回苏格兰。教会方面在西藏地区的失败激起了他对这一神秘区域强烈的好奇心。在约翰·纽曼看来，他在中国内地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传教经验也一定适用于西藏，要想使西藏人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基督教徒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他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

一八九四年的夏天，他跟随着一批边贸商人，穿过克什米尔盆地、印度西北部的山区，只身来到了西藏。他随身带来了一些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并希望以此来打动那些蛰居山野的西藏人。这些物品包括一架摄影机、一架望远镜、几只显微镜和打火机，以及十余册版画。经过几年的传教，约翰·纽曼差一点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一场天花夺去了三名藏民的生命，他深信这些藏民最终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当约翰·纽曼在苍南温泉与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邂逅之后，这位幽默的中国人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倘若你能够将西方的天花疫苗带入西藏，你在这一带的教徒将会像拉萨的放生羊一样多。”

和内地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何文钦先生对基督教并不反感。这位年轻的驻藏官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梳着一条油黑发亮的长辫，优雅的举止和华丽的锦缎绸袍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女人。约翰·纽曼在苍南见到他的那一刻，便深深地为他的仪表所吸引。在他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一同喝茶，谈论中国的古代诗词；一同骑马远足，去月亮森林打猎；前往藏北那曲参加赛马大会……久而久之，从约翰·纽曼内心隐晦的意图来看，劝说何文钦皈依基督教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宗教职责的范围。

在江孜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江孜一带的多雨时节，蒙蒙细雨从每天中午开始，一直下到日暮时分。约翰·纽曼的住处被安排在白居寺附近的一块山坡上，几顶土耳其式的帐篷在青稞地里围成了一圈。四周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树林和植物。

英国远征军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古鲁河谷的袭击事件使国内议会的争执变得空前的激烈。约翰·纽曼注意到，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一直忧虑重重，愁眉不展，在潮湿、阴冷的雨季，仿佛军营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耐心。

荣赫鹏上校在一次散步时不无颓丧地向纽曼谈到，即使国会立即批准他向拉萨进军的计划，从战略上考虑，进攻时间也至少要等到雨季结束之后；如果在雨天进攻，英军漫长而脆弱的后勤供给线将面临被藏军切断的危险。

和荣赫鹏上校相比，布雷瑟顿显得比较容易接近。他常常在饭后来到约翰·纽曼的帐篷里聊天。布雷瑟顿早年曾在神学院读过几年的宗教史，但他对宗教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知识和考证的领域，从不涉及信仰。和国内教会的某些神秘主义的教士的猜测一样，布雷瑟顿以为耶稣确有其人。他告诉约翰·纽曼，他几年前在加德满都任职时，曾在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做过一段实地考察，他感觉到，在那些佛教盛行地区，“甚至空气中都飘浮着耶稣的幽灵”。在印度南部，有人曾带他参观过一间阴晦的密室。据当地的佛教徒暗示，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并未马上死去。他依靠自己深湛的瑜伽功侥幸活了下来，晚年一直在印度的这间密室里潜心修行，并且活到了八十一岁高龄。

“克什米尔的情形也颇为蹊跷，”布雷瑟顿脸色肃穆地对纽曼说道，“《圣经旧约》中描述过的秀丽、安宁的山川和河谷在这一带随处可见，我觉得，克什米尔就是《圣经》传说中那样一个‘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

约翰·纽曼对于布雷瑟顿的那些言谈的反应是极为矛盾的，这就好比人们通常所说的对妓女的态度——既鄙视、厌恶，又充满着渴望。

布雷瑟顿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位在泰晤士河畔长大的年轻人进藏以后，显然被这里诡秘的神宠吓坏了，整天被一些荒唐的臆想和预感所缠绕。在江孜的这段时间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纽曼提及：“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悄悄地临近了。”

五月二日的上午，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出现了转晴的迹象，湿漉漉的草地上雨水未干，一些英军官兵便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踢起了足球。另一些士兵则来到江孜河边，与那些正在洗衣服的藏族妇女搭上了话头。这些女人好像并不在意士兵们温和的玩笑，但一旦谈话超越了某种范围，她们就赶紧抽身从河边离开了。

这天午后，几名游走四方的托钵僧在途经江孜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国士兵严密的盘查。这些托钵僧给约翰·纽曼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来时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进藏以来最大的一次佛事活动。近千名喇嘛和活佛围坐在一条河道的两岸，他们的诵经之声在几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约翰·纽曼在这天夜里悄悄溜出江孜，赶往集会地点。当时，他并不知道，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已经在那条河边默坐了七天，饥饿和寒冷已使他奄奄一息。

7

在江孜的那段淫雨霏霏的日子里，英国远征军在遥无尽期的等待中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荣赫鹏上校接二连三地得到报告：一些士兵渐渐丧失了自我约束力，他们频频袭击白居寺和江孜的古董市场，抢掠珍宝，骚扰妇女。而江孜的藏民已不像先前那样柔顺温和，他们极为隐秘的报复致使两名英军低级军官在江孜河畔永远地失踪了。

最坏的消息依然来自英国国内，在印度的寇松总督被突然解职，接替他的是衰老不堪的阿普西尔勋爵。这似乎意味着，在荣赫鹏进军拉萨的途中，他失去了最后一顶保护伞。四月中旬，荣赫鹏接到一封来自伦敦的电报，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电文中竟然以委婉的语气劝他辞职。

另一方面，拉萨的西藏官员已彻底放弃了与英国人谈判的希望。从康区汇集来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江孜以北的山区，在卡罗山的南麓构筑工事和防御墙。那些刚刚汇集来的军队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其中金格尔枪的射程在两千码之外。荣赫鹏上校曾经命令先遣队朝藏军的阵地发动了一次尝试性的进攻，但遭到了西藏人顽强的抵抗。

五月三日凌晨，一夜未睡的荣赫鹏上校终于做出了一条大胆的决定。他命令在江孜驻扎的大部分军队由布雷瑟顿少校率领突袭卡罗山。荣赫鹏似乎预感到，如果不在西藏人的工事修筑好之前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那么这座绵延数里的防护墙迟早会成为英国人向拉萨进军途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一计划受到了布雷瑟顿少校的竭力反对。他的理由是，随着英军主力北去卡罗山，远征军在江孜的指挥部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一旦藏军获取我军的情报攻入江孜，英国军团的指挥中枢必将被一网打尽。

布雷瑟顿的忧虑尽管不无道理，但还是激怒了荣赫鹏上校。他声色俱厉地提醒少校：“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并不是拿破仑麾下的法国军团，而是一群高原原始部族的牧羊人。”

这天傍晚，在英军主力撤离江孜七个小时之后，不祥的征兆终于出现了。

原先在英军医疗所治伤的数十名藏军俘虏突然神秘地失踪了。远征军雇用的几名藏族女仆和搬运工也同时不辞而别。另外，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距离指挥部所在地二十英里外的平原上出现了一支来历不明的牦牛队。他们借助暮色的掩护，悄悄进入了江孜河对岸的一处茂密的森林里。

荣赫鹏上校并未将这些可疑的迹象放在眼里。他像往常一样，在晚饭后来到了布雷瑟顿的住处，和少校下了一盘厄尔鲁特棋。他也许意识到白天对布雷瑟顿的当众训斥使他们多年来的友谊受到了伤害，因此，双方心平气和地下盘棋，所有的不快便会烟消云散。

到了午夜时分，天空再一次下起了大雨。雷声一刻不停地轰鸣起来，狂风将帐篷刮得哗啦啦作响。这些天来，荣赫鹏上校毕竟感到有些累了，那盘棋刚刚下到一半，他就在一张藤椅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凌晨两点，由一千六百名康巴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呼呼的风声中悄无声息地推进到了使团营地的附近。英国人对这场袭击看来毫无防备，营地的灯火早早地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几只鹊鸭和布谷鸟在营地外的灌木丛中不安地鸣叫着。

一名新征入伍的印度籍士兵对藏区的酥油食物一时无法适应，整整一个晚上，口渴和腹痛使他难以入眠。当他第三次来到帐篷外解手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影在驻地外的围墙附近晃动了一下。随后，在闪电的光亮中，他看见一支支滑膛枪从围墙的垛口伸了进来……这名新兵显然被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吓坏了，他在稠密的雨幕中足足僵立了四五分钟之久，才回过神来鸣枪报警。

枪声立刻惊动了布雷瑟顿少校。他迅速将沉睡之中的荣赫鹏唤醒，随后跟着几名警卫冲到了营帐外的院子里。

荣赫鹏上校一时无法判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身穿睡衣，慌慌张张地来到营帐外的时候，西藏人密集的枪弹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他看见院内的几十名廓尔喀人漫无目的地窜来窜去，使团内的一位年老的军医穿着白短裤在场地中央瑟瑟打抖。

在一阵忙乱之后，负责营地安全的默里少校带领警卫连的士兵赶到了荣赫鹏的身边，他们簇拥着上校撤退到营地外的一片亚麻地里。

担任这次袭击任务的西藏部队虽然行踪神秘，但对于围攻战术几乎一无所知。在袭击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们越过围墙攻入英军驻地，那么远征军的指挥部就将全军覆没；而眼下，他们趴在围墙上盲目的射击为英军组织有效的反攻争取下时间。

随着黎明的光线在黑暗中升起，围墙上的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英国人马克沁机枪的火力之下。这场袭击持续到早上五点钟，战局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驻地左侧的藏军在围墙附近留下了百余具尸体之后，开始沿着江孜河朝西南方败退，在营地的右侧，有三十名左右的康巴人退到了一间马厩里，尽管默里少校认为可以将他们一举俘获，但惊魂未定的荣赫鹏还是下令在马厩前架起了机关枪。

在一连串疯狂的扫射之后，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酝酿数月之久的袭击计划终于流产。

这场袭击给英国军队造成的损失是极为有限的，在战斗中，英军仅有五名士兵阵亡，其中包括一名骑兵上尉。

弗朗西斯科·荣赫鹏在战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战地记者亨利·纳拉叫到了自己的指挥所里。按照荣赫鹏上校的命令，他必须将一封由荣赫鹏口授的战报迅速发往国内，这篇战报对英军在江孜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做了夸大其词的说明，这样一来，部队的阵亡数字一下子提高到了六十三名。

“西藏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愚蠢的夜袭实际上帮了我的大忙。”在前往医疗所的路上，荣赫鹏上校对布雷瑟顿这样说道。

“你认为国会会马上批准你的计划吗？”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已经走在了前往拉萨的路上。”荣赫鹏点燃了一支雪茄，“这场袭击好像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一把钥匙，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用它打开布达拉宫的大门。”

布雷瑟顿似乎想说什么，但立即又改变了主意。免于灾难的侥幸并未使他闷闷不乐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动总攻击？”过了一会儿布雷瑟顿问道。

“明天，”荣赫鹏上校加快了步伐，“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下个星期就能攻占哲蚌寺。”

战地医疗所的棚屋里、草地上到处都躺满了受伤的士兵。医生和护士们在里面紧张地忙碌着。布雷瑟顿注意到，一名藏族伤兵对于没有麻醉的截肢手术竟毫无畏惧，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和英国伤员痛苦的叫喊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布雷瑟顿走近他。通过翻译，他第一次和一名藏人进行了交谈。

“医生将我的腿锯掉并不是一件坏事。”那名藏兵对他说。

“为什么？”

“因为下次打仗的时候，我就无法逃跑了。”

他的这一回答使站在一边的荣赫鹏上校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8

天黑以后，何文钦才从月亮森林回来。正在院中给鸢尾花浇水的女仆告诉他：约翰·纽曼先生已于傍晚时分离开了苍南。这位传教士为了向他告别，在屋外河边的沙地上一直等到了太阳落山，“看起来，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你说”。

何文钦没有说话，他将马上驮着的一只藏羚和几只雪鸡扔在地上，便径自朝后院走去。尽管何文钦现在越来越不喜欢那位传教士，可是纽曼的突然离去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片空空落落的孤寂。

随着英国远征军朝卡罗山要塞逼近，苍南一带的藏民和商人都在纷纷离去。这个距离江孜只有几十里之遥的村落即使不是未来的战场，至少也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每天都有大批的藏兵经过这里，他们赶着牦牛车，沿着玛索河谷朝卡罗山进发。这些藏兵由于营养不良和长途跋涉而显得疲惫不堪。他们在栗树掩蔽的峡谷中走得很慢，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开赴战场，而是去藏北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赛马会。

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一名汉人信使翻过贡巴拉山脉，来到了何文钦的住宅前。他将一封拉萨驻藏大臣的亲笔信交给了何文钦先生。

驻藏大臣在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指责何文钦“延误时机，谈判不力”，暗中与英国传教士过从甚密，致使英国军队长驱直入，打通了前往拉萨的道路。

“什么官阶太低？”驻藏大臣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你是大清帝国堂堂钦差，他荣赫鹏只不过是一名上校而已……”

鉴于何文钦的严重渎职辜负了皇帝陛下的恩宠，驻藏大臣命令他闭门思过，听候处置。

这天晚间，天空再一次下起了瓢泼大雨。密集的雨点敲打着纸窗，一缕缕潮湿的夜气从门扉中袭入书屋，带来了树脂凉森森的气息。何文钦坐在酥油灯下，注视着屋檐流苏般的水帘，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古城扬州，多雨的天气一般出现在梅子黄熟的时节。连绵不断的雨水使槐花和栀子花吐露出诱人的芳香，将树木淋得一片青绿。每当夜深人静的晚上，何文钦常常独处小楼，在幽幽的灯光下谛听一夜风雨……

现在，那里的一切离他毕竟十分遥远了。重叠的花枝和遍地的珠帘在回忆中显得那样呆板、沉寂、毫无生气。虽然驻藏大臣在来信中并未说明正在遭受内乱外困的皇帝将如何处置他，但何文钦却从字里行间看清了自己的命运：随着魂萦梦回的归乡之路悄然中断，纷乱的时间已经将他远远地撇下了。

翌日黄昏，何文钦跨上一匹那曲产的黄鬃马，独自一人走出了住宅，走入了河边那片长满橡树和栗树的森林。他在昏昏沉沉的酒意中看见女仆从院子里跑出来，拽住了马的缰绳。女仆泪流满面，喧嚣的声音在他耳边震荡不已，但他听不清女仆向他说了些什么。稀疏的枪声越过贡巴拉山的山脊，朝这边隐隐传过来，听上去很不真切。何文钦抖动了一下马缰，那匹矮种马便撒开四蹄在碎石遍地的树林中奔跑起来。他看见女仆在河边的身影越来越小，何文钦回过头来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朝着她挥了挥手。

温暖的阳光懒洋洋地依附在河道弯曲的水线之上，成群的渡鸦和马鸡在河边的岩石上跳跃着。何文钦策马急驰，奔流的河水和大片盛开的蝴蝶花丛从他眼前急速掠过。何文钦并不知道自己此刻要走向何处，但暖烘烘的阳光和扑面的冷风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惬意和舒畅。他忍不住冲着远处峰峦叠嶂的雪山亮开嗓门吼叫了一声，遥远而虚幻的回声很快就在寂静的山谷中重重叠叠地响了起来。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玛索河谷在拉龙附近突然改变了走向。顺着那条折入东北的晦暗林莽，何文钦终于看见了卡罗山顶那一带银灰色的雪线。

西藏军队的营地屯扎在卡罗山口以北的一片宽阔的芥菜地里。营地的篝火早早地点燃了，空气中到处都飘满了马粪和孜然香料的气味，一簇簇藏兵怀抱着火绳枪围绕火堆坐着，他们神色黯淡、面无表情。在卡罗山隘口的一座蓝色宗堡前，几个怀抱六弦琴的士兵正在拨弦唱歌。在何文钦的记忆中，士兵的歌谣和水乡船夫的眠曲极为相像：低沉、粗犷、缺乏节奏，但却充满了忧伤。

何文钦骑着马从这些士兵中间缓缓走过，当他来到营地外围的一道防护墙边时，一位拉萨代本的侍从官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侍从官用不很流利的汉话对他说，“在防护墙以南不到三百码的地方，驻扎着英国人的第三十二先遣团。”

何文钦像是没有听见他所说的话。他策马跃下隘口的一道低缓的山坡，稠密的黑暗很快就将他吞没了。

“英国人的机枪会把你打成肉饼的。”那位侍从官在背后朝他吼了一声。

何文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英国人的营地去。同样，他也不知道，那匹疲弱的那曲马最终会把他带往何处。

事实上，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最后并未来到英国军队的营地，在卡罗山南侧的大片泥泞荒野中，横亘着一洼洼幽亮的沼泽地，那匹识路的矮种马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它，在距离英国军营不到一百码的地方拐入了羊卓雍湖畔的一处茂密的森林。这时，酒醉之后的何文钦已伏在马背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当何文钦从清晨的冷风中醒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躺在一条溪流边，身上积落了一层厚厚的霜冻。马匹喷着响鼻，正在河道边饮水。

在河道的对岸，何文钦看见一簇猩红的头饰在树篱中时隐时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康巴人正在河边砍树。“橐橐”的伐木之声在森林里空空地回荡着。何文钦牵着马蹚水过河，来到了那位康巴人的身边。

这个年轻人好像是刚刚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士兵，他的腿上受了枪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何文钦帮助他将那棵桦树砍倒之后，两个人在河边的沙地上坐了下来。

“你是刚从卡罗山要塞逃出来的吗？”何文钦问道。

康巴人摇了摇头：“我从江孜来。五月四日凌晨，我们袭击了英国人在江孜的司令部，但没有成功。英国人将我们逼到了一座马厩里，架起机关枪朝里面扫射，可我没有被打死，挨到天黑就逃了出来。”

“你在这儿砍树干什么？”

“是这样，”康巴人说道，“我必须给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发一个信号，因为他嘱咐我，如果我们成功了，就在江孜河里放一根圆木并且将我头上的箍带绑在上面，可是，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那么你就发一个失败的信号。”何文钦不假思索地对他说。

“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失败。”

何文钦皱了皱眉头，似乎明白了康巴人的难题。

“你打算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想让你把我杀了，”年轻人神色黯淡地对他说，“你将我的尸体绑在圆木上，这样，大住持就会明白一切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何文钦同情地看着他，“不过，我不会杀死你，你再慢慢想一些别的法子吧。”

何文钦说完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去。这时，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无数的白色蝴蝶在河边的丛林里翩翩飞动。何文钦牵过马来，正准备考虑一下朝哪个方向走，康巴人手握一把尖刀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后。何文钦突然感到一阵冰冷的寒气袭入他的腰部，很快流遍了全身……

当康巴人将何文钦的身体拽向河边的时候，他并未完全死去。纷乱的光线刺得他睁不开双眼，但他能同时感受到植物清新的芳香和阳光的温暖。

不一会儿，何文钦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顺着水流朝下游漂去，凉飕飕的河水漫过了他的脸庞……

9

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在江孜河畔守望了十天之后，依然没有看到预示着吉祥的桦木从上游漂来。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几年前布达拉宫的大祭司所做的预言。

苏格兰传教士约翰·纽曼赶到这里的时候，大住持已处于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临终之前，这位长年蛰居日喀则寺院的大喇嘛留下了两道遗嘱。其中之一涉及了他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佛经的参悟与理解以及他死后的葬仪安排等等，它由两名资深的活佛草草记录下来。而另一道遗嘱则和藏传佛教中最大的秘闻有关。作为唯一的听众，约翰·纽曼仿佛感觉到，大住持在决定向他讲述这段秘闻之前，一直显得犹豫不决。

在遥远的古代，一位名叫伊萨的以色列少年历经重重艰险，只身来到了喜马拉雅山山脚，在一座寺院中潜心修行，研习佛经。他天生聪慧，悟性出众，不到几年便修成正果。印度、西藏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几位经师对他极为赏识，他们似乎预感到了这位少年在未来的非凡成就，竭力劝说他留在喜马拉雅山区传道，但这位以色列少年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悄悄踏上了返回耶路撒冷的茫茫旅程。

“这位名叫伊萨的少年就是耶稣基督，”大住持对约翰·纽曼说，“这段史实即使在西藏也鲜为人知，记载这件事的两道经卷至今还保存在拉萨大昭寺的一间密室里。”

扎什伦布寺的住持是在这天午夜寂然辞世的。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和品德，在他坐化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佛塔。

在这座佛塔行将完成的一天早晨，中国驻藏官员何文钦的尸体终于漂到这里，江孜河中的鱼类和丛林中的鸟兽将他身上的腐肉噬食一空。按照汉族的丧葬习惯，约翰·纽曼和当地的藏人将他的遗骸从河中捞起来之后，没有为他举行天葬仪式，而是将他埋在佛塔旁的一块罂粟花地里，并在他的坟头栽种了一棵橘树。

传教士约翰·纽曼在何文钦安葬后不久就离开了西藏。他雇用了一辆马车经由藏南的亚东返回苏格兰。他随身带走了一只转经筒和一条油亮的发辫，这条发辫是中国官员何文钦在一年前赠送给他的。在寂寞而荒凉的旅途中，约翰·纽曼不时察看着它，不禁泪流满面：这条发辫即使在离开了人体的滋养之后仍在暗暗生长……

约翰·纽曼的马车在经过亚东附近的一座驿站时，一位英国情报人员告诉他，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远征军已在数日之前占领了拉萨。

这天晚上，苏格兰传教士在客栈幽暗的灯光下久久不能入睡。他随手翻开了床头的那本《圣经》，一枚风干的树叶从夹缝中掉落在地上。约翰·纽曼用一把镊子捡起它，放到显微镜下反复观瞧：这枚从神树上采撷下来的叶片看上去和其他普通的树叶并无不同，原先栩栩如生的佛像图案早已不复存在……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日，荣赫鹏上校率领的英国军队抵达距离拉萨二十英里之外的雅鲁藏布江边。

布雷瑟顿少校未能看到布达拉宫像火焰一般闪闪发亮的金顶，他入藏以来所产生的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军队在横渡急流澎湃的雅鲁藏布江时，布雷瑟顿少校和另外两名廓尔喀人落水身亡。

三天之后，荣赫鹏上校率军进入拉萨。尽管拉萨的喇嘛派出了各种身份的谈判代表，企图阻止英国军队进入布达拉宫，但荣赫鹏上校还是强行闯入了这座壮丽、神秘、金碧辉煌的圣殿。

布雷瑟顿的遇难以及进入拉萨后的种种不适使荣赫鹏上校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九月七日，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任何指令的情况下，他胆大妄为地与西藏人签订了一份具有国际意义、令人啼笑皆非的协议书。

事后不久，一封由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签发的书信送到了原印度总督寇松的手中。布罗德里克在信中指责荣赫鹏是一个粗俗、没有教养的人：“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对于二十世纪欧洲及亚洲的政治格局缺乏足够的理解。为了国家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抛弃荣赫鹏上校看来已经不可避免……”

在漫长的西藏之旅即将结束的前夕，荣赫鹏上校独自一人骑马来到了纳木错湖边，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之下，荣赫鹏上校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处。他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包括时间本身在进入西藏以后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的耳畔再一次回响起扎什伦布寺的大住持那种衰老不堪的声音。当时是在甘宗坝，他与大住持在指挥所的营帐里为一些地理常识发生激烈的争吵。大住持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告诉他：

地球并不是圆的，而是三角形，就像羊的肩胛骨一样。

初恋

离婚之后，季康常常向我提起，尽管他现在对前妻已无感情可言，可还是忍不住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打探她的消息。只要想到她的身体可能与另一个陌生男子交合，他就会受不了。“也许还不止一个，”有一次，季康对我说，“我们的离异很可能使她破罐子破摔，我了解她的为人。”看起来，他被那种恶魔般的阴影缠上了，在这片晦暗的阴影中，他能“看见”自己的妻子以他所熟知的方式委身他人。“甚至，有一回，我还梦见了你……”季康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还宽宏大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似乎我真的与他妻子上过床，而现在他则原谅了我。

季康的这种多少有点病态的心理，我或许不难理解，而他的前妻对此是否有过类似的联想，我们却不得而知。季康说，他当初并不一定非得与她离婚不可，就像几年前他并不一定要与她结婚一样。情况的确也是如此，我们猜测，他们婚姻的最终崩溃与一个女研究生的介入有关。

有关这个研究生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她的相貌不算难看，但也说不上如何出众。这就是说，见异思迁一类的解释在此并不完全适用。我们只是听说，季康的妻子在意识到危机将临之时，立即着手全力挽救，起先是苦苦哀告，然后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悔过，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她实际犯下的种种过失，当然，就像许多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一样，也曾发出过很多无用的恫吓。

有一天，季康与妻子在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商量离婚之事，他的妻子也许是受不了精神上持续的刺激，猝不及防地尖叫了一声，向前狂奔了五十米，最后一头扎入了湖中。季康在这个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他平静地点上一支烟，冷冷地注视着湖面。“要知道，一个会游泳的人要被淹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后，季康这样向我解释道。

最后，一个骑三轮车的工人将她救起，送到了医院。季康来到她病床前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如今这个世道，自杀已经吓唬不了谁了，你趁早别来这一套。”随后，他看见两行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到了那会儿，我知道，她已经死心了。”

说起来，我与季康虽然同属一个系科，却也算不上是知交。不过，他离婚这件事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馈赠。在他离异后那段倒霉的日子里，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向他表示一下我的感激。关于这件事，我在不久之后就要谈到。

感情上的纠缠宣告平息之后，办理离婚手续的过程就成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了。住房原本就是妻子父母的财产，对此，我的朋友自然不能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而两个人在若干年内所积攒的财富（幸运的是，其数量与种类不算庞杂），则需要经过一番仔细的运算与分割。总的来说，气氛是友好的，分配也体现了谦让的原则。比如说，家用电器以及许多值钱的大件家具一律划入妻子的名下，像书籍、唱片一类的物件则理当归季康所有。从这件事后来的进程来看，还是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极为重要的问题被他们忽略了。

他们俩最终分手的那天，我们系的几位同事去帮季康搬家，那名女研究生也一同前往。面临这样的场合，她也许感到有些不安，就拉了一个名叫张末的女生前去做伴儿。

我们几个骑着黄鱼车，穿过了大半个城市，最后在大连西路的一处弄堂口停了下来。我们准备上楼的时候，研究生似乎有些不耐烦地向季康嘱咐道：“最好快一点，别黏黏糊糊腻味个没完。”季康点点头，问她是不是一起上去，研究生的柳叶眉即刻竖了起来：“我上去干什么？你本来就不该拉我来。离个婚还弄得什么似的，又不是游行示威。”她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于是，她就一个人留在了楼下。

我们来到了七楼。门开着，季康的妻子正在阳台上给几盆瓜叶菊浇水。很显然，她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做了精心的准备，刚刚洗过澡，松散的长发披在肩上，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树脂般清新的香气。屋子收拾得十分整洁，厨房里的一排不锈钢炊具被擦拭得锃锃发亮。她的脸色明朗而红润，似乎已没有了往昔的那种忧郁，那种故作冷漠的神情。她甚至还给了张末一包话梅，随后，她们俩在阳台上说了会儿话，还跟着录音机里钢琴的节拍哼了一段曲子。

“这正是我担心出现的场面，”季康在书房整理杂志时突然低声对我说，“你也许会问，既然我受不了这种场合，那当初我干吗要与她离婚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恐怕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我们结婚至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屋子收拾得这样整洁，也从未意识到她有这么漂亮。你知道，她以前总是一副懒散的样子，仿佛永远睡不醒……”

我提醒季康，她今天这样做，也许是以女人所特有的方式对他表示歉意，也许还有挽留、惜别之意。

“你错了，”我的话似乎引起了他的不快，“她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暗示我，我根本不配享用居室的清洁，不配享用她……”季康正这样说着，张末已经走进了书房，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那些书籍很快就整理完了，我们将它们分装在四辆黄鱼车上。我和张末最后离开这个房间，当时，她的怀里抱着一大堆旧衣服，其中的几双袜子所散发的气味使她不得不最大限度地扭过头去。临到告别的时候，季康的脸色还算正常，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转悠了半天，好像在盘算着应当与他的妻子说上一两句什么，最后，他从床下拽出一双破皮鞋，拎在手里，招呼我们下楼。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突然说了一句：“请等一下。”我发现，听到这句话，季康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我似乎又听到了他那调侃般的语调：这娘儿们到底还是憋不住了。

事后，我多少次一遍遍地回忆起这个美妙的时刻。最后一分钟。我们准备下楼。季康的妻子突然叫住他。于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可逆转了。

我们之所以会留下来，是因为季康让我们不要离开，季康之所以让我们留下来，按照张末的分析，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个人留在楼上会使那位研究生感到不快。

我看见季康矜持而冷漠地转过身去，对他的妻子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他的妻子露出嘲讽的笑容，“还有一些东西，你忘了将它们拿走了。”

在过道的一张茶几上堆着一摞绒面考究的相册。季康愣了一下，随后将头探向窗外。楼下，那名女研究生此刻正在一排垃圾筒的边上焦急地踱着步子。她不时地看一眼腕上的手表，然后抬头朝楼上张望。

如何分配这些照片，远比想象的要复杂。问题在于那些合影照片的归宿，因为两个当事人都表示不愿收藏它们。季康严肃地指出，指望由他来收藏这些“记忆的残片”至少是不人道的，既然两个人的结合被证明是愚蠢的，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将往昔的岁月彻底埋葬。他的妻子立即反唇相讥，她说她完全同意季康对他们婚姻的描述：“是的，我的确十分愚蠢。”她接着声称，她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与猪猡般的生活尽快诀别。

由这些照片而引发的彼此攻讦与种种难堪，用季康自己的话来说，是往常的浪漫岁月向现在索取的必然代价。

在某一家酒店的婚礼上，季康显得踌躇满志。他正谦恭地将一枚戒指戴在妻子的手上。他的妻子眉头紧锁，身体朝后仰去。如果不是季康的口臭使她难以忍受，那么她的郁郁不欢一定另有原因。

随后的一幅照片将我带往炎热的南方。他们俩正在水中嬉戏，海面上风平浪静，海岸上细沙如银。季康拉住妻子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则抚摸着她的臀部。两个人都在纵声大笑。照片的左下角是一个戴墨镜男人的侧影，他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海面上的一尾黄帆。在接下来的一幅照片上，这个男人再度出现，季康的妻子与他相向而坐，而季康本人则在一边若有所思。

我一连往后翻了几页。现在，那名女研究生终于出现在季康家的餐桌上。从照片下端打出的日期来看，这次相聚与他们的婚礼刚好相隔三个月，女主人正往研究生的碗里夹菜，而后者竟然毫无觉察，她好像与邻座的季康因为什么问题而发生了争执。女主人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担忧，不如说是暗自庆幸，也许两者兼而有之。闲坐在一旁的是一位老人，她很有可能就是季康的岳母。她的表情十分严峻，显示出老人判断力的锐利，她仿佛在对她的女儿说：“你就等着瞧吧……”

我在翻看这些相册的同时，张末正在整理那堆没有入册的相片。她耐心地将那些照片分成三类：季康的，他妻子的，他们的合影。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胳膊，悄悄地塞给我一帧照片，我注意到她的脸因为羞怯而涨得通红。

这是一张快速成像照片，色彩显得很不真实。我看不出这张照片有任何奇特之处，照片上也未标明成像的日期。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照片的背面，有两行用自来水笔写成的小字，上面一行无疑是季康的手迹，内容多少有些猥亵：“今天晚上，你会感到吃不消的……”而他的妻子在下面则这样写道：“那你就试试看……”

我们骑着黄鱼车离开大连西路的时候，天早已黑了。街面上行人稀少。我注意到，股票交易大楼顶端的广告牌已经更换。

当天晚上，季康请我们几个在学校后门的一间简易餐厅吃饭，还喝了酒。后来，我们就控制不住地唱起了一些老歌。张末开始流泪，我们唱着歌，谁都不会去注意她。再后来，她的一只小手绕过桌腿，悄悄地伸过来，搁在我的膝盖上。

现在，我们结婚已经四年了，除了结婚证书上的合影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在一起拍过一张照片。我们信誓旦旦，永不分离；我们未雨绸缪，时刻准备，各奔东西。

凉州词

闲谈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内声名显赫的学者，临安博士近来已渐渐被人们遗忘。四年过去了，我从未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正如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幸的婚姻是导致他最终告别学术界的重要原因。最近一期的《名人》杂志刊发了一篇悼念性质的文章，作者声称，据他刚刚得到的讯息，临安先生现已不在人间，他于一九九三年的六月在新疆的阿克苏死于霍乱。直到今年秋天，当临安博士背着沉重的行囊突然出现在我寓所的门前，上述推断才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他是从张掖返回长沙的途中经过上海的。由于那则不负责任的谣传和多年不见的隔膜，我们相见之下令人不快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这些年来，世事沧桑，时尚多变，在大部分人忙于积攒金钱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自愿弃世而去，我们的谈话始终笼罩着一层抑郁、伤感的气氛，临安博士已不像过去那样健谈，激情和幽默感似乎也已枯竭。我们长时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穿过树林走向食堂，难挨的沉默使我们感到彼此厌倦。

在我的记忆中，临安先生尽管学识丰湛，兴趣广博，却称不上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式大多建立在猜测和幻想的基础上，甚至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对于学术界在困难的摸索中渐渐养成的注重事实和逻辑的良好风气，临安常常出言讥诮，语露轻蔑：“捍卫真理的幼稚愿望往往是通向浅薄的最可靠的途径。”

四年前，他将一篇关于李白《蜀道难》的长文寄给了《学术月刊》，从此销声匿迹。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口断定《蜀道难》是一篇伪作。“它只不过是一名隐居蜀川的高人赠给李白的剑谱，其起首一句‘噫吁嚱’便是一出怪招……”《学术月刊》的一名女编辑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安：“你的那位走火入魔的朋友一定是神经出了问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也许仅仅是临安博士对学术界表示绝望的戏仿之作。

不过，临安博士并未就此与学术绝缘，这次见面，他还带来了一篇有关王季淩《凉州词》的论文。他告诉我，他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只是为了排遣寂寞，没想到竟意外地治愈了他的失眠症。文章的风格与他的旧作一脉相承，标题却冗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删去枝蔓，似乎就可以称作：《王之涣：中唐时期的存在主义者》。

旧闻

“普希金说过：湮灭是人的自然命运。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临安博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论述，并立即提到了有关王之涣的一段旧闻。

在甘肃武威城西大约九华里外的玉树地方，曾有过一座两层楼的木石建筑。现在，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和拴马用的铁柱之外，沙漠中已无任何残迹。这幢建筑位于通往敦煌和山丹马场的必经之路上，原本是供过路商旅借宿打尖的客栈。到了开元初年，随着边陲战事的吃紧，大批戍边将士从内地调集武威，这座客栈一度为军队所租用。最后占领这座客栈的是一些狂放不羁的边塞诗人，他们带来了歌伎、乐师和纵酒斗殴的风习，竟夕狂欢，犹如末日将临。

自从世上出现了诗人与歌伎之后，这两种人就彼此抱有好感。但这并不是说，在地僻人稀的塞外沙漠，诗人与歌伎们蚁居一处饮酒取乐，就一定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执。为了防止流血事件的频繁出现，一个名叫叶修士的诗人在酒后发明了一种分配女人的方法，具体程序说来也十分简单：诗人们一般在黄昏时从城里骑马来到这里，随后饮酒赋诗，叙谈酬唱。等到月亮在沙漠中升起，歌伎们便依次从屏风后走出来，开始演唱诗人们新近写成的诗作。只有当歌伎演唱到某位诗人的作品时，这位诗人才有权与她共度良宵。

“这种仪式有些类似于现在在英国流行的‘瞎子约会’，”临安博士解释道，“它使得传统的嫖娼行径更具神秘性质，而且带有一种浓烈的文化色彩。”

自从贬官来到武威之后，王之涣就成了这座客栈的常客，遗憾的是，他的诗作从未有幸被歌伎们演唱过。根据后代学者的分析，王季淩在这里备受冷落，除了他“相貌平平，神情犹疑”，不讨女人们喜欢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诗歌不适合演唱。情况确也是如此，让一个卖弄风情、趣味浅俗的歌伎大声吟唱“黄河远上……”一类的词句，的确有些过分。不过，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完全出乎人们意料。这件事显然不属于正史记述的范畴，清代沈德潜在其《唐诗别裁》一书中对这段旧闻偶有涉及，但描述却极不准确。

这天晚上，诗人们的聚会依旧像往常一样举行。只是听说客栈新来了几名歌伎，诗人们的情绪略微有些激动。第一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是一名身材臃肿的当地女子。大概是因为此人长相粗劣，诗人们的目光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惊惶不安，唯恐从她的嘴里唱出自己的诗篇。这位姑娘用她绿豆般的小眼扫视了一遍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了高适的身上。她唱了一段《燕歌行》。人们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之后，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高适。高适本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低声地对邻座的王之涣说道：“这个姑娘很可爱，我喜欢她的臀部。”

接着出场的这名歌伎虽然长相不俗，但毕竟已是明日黄花。她似乎被王昌龄高大、英俊的外表迷住了，曾经异想天开地用一把剪刀逼着王昌龄与她结婚。她每次出场，总是演唱王昌龄的诗作，因此，其余的诗人对她不会存有非分之想。果然，她这次所唱，又是那首老掉牙的《出塞》。王昌龄看上去虽有几分扫兴，但仍不失优雅风度，他谦虚地嘿嘿一笑：“温习温习……”

时间就这样过得很快。王之涣似乎已有了一丝睡意。在这次聚会行将结束时，从屏风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女人。她的出现立即使王季淩困倦全消。

关于这个女人的美貌，历来存有不同的说法。有人称她“玉臂清辉，光可鉴人”，有人则说“仪态矜端，顾盼流波，摄人心魄”。不管怎么说，这些评论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她的身上既有成熟女人的风韵，又有少女般的纯洁清新。她所演唱的诗作正是王季淩的《凉州词》。

看上去，这个端庄、俊美的女人并未受过基本的音乐训练。她的嗓音生涩、稚拙，缺乏控制，一名衰老的琴师只能即兴为她伴奏，徒劳无益地追赶着她的节拍。她的眼中饱含泪水，仿佛歌唱本身给她带来的只是难以明说的羞辱。

“如果有人决心喝下一杯毒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饮而尽，”临安对我说，“她就是在这样一种交织着犹豫、悔恨以及决定迅速了却一桩心愿的急躁之中，唱完了这支曲子，然后不知所措地看着众人。”

短暂的沉默过后，人们看见王之涣干咳了两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朝这名歌伎走去。他脸上的冷漠一如往常，勉强控制着失去平衡的身体。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像这个女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匆匆绕过她身旁的几只酒坛，径直来到了屋外。

深秋的沙漠中寒气袭人，沙粒被西风吹散，在空中碰撞着，发出蜜蜂般嗡嗡的鸣响。借着客栈的灯光，他在一排倒坍的栅栏边找到了那匹山丹马。接着，他开始流泪。客栈里传来了酒罐被砸碎的破裂之声，那名歌伎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名歌伎正是王季淩的妻子。”临安故作平静地说，“这件事说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它毕竟是事实。你知道，当时在玉树的这座客栈定期举行的诗人聚会与如今港台地区盛行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并无二致，在那个年代，它几乎完全操纵着武威这个弹丸小城附庸风雅的文化消费。王之涣的妻子平常足不出户，丈夫频繁的终夜不归使她颇费猜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一个上门来兜售枸杞子的穆斯林口中知道了玉树客栈所发生的一切，丈夫在那里遭受的冷落不禁让她忧心如焚。后来，她慢慢想出了一个办法……”

“看来，这个女人对于诗歌艺术有一种狂热的爱好……”我对临安说。

“仅仅是一种爱好而已。而且这种爱好也仅仅是因为她的丈夫恰好是一名诗人。那时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假如她的丈夫是一个牙科医生，那么她就会莫名其妙地对拔牙用的老虎钳产生亲近之感。事实上，她对诗歌几乎一窍不通。在太原时，她曾对王之涣的那首《登鹳雀楼》提出质疑，按照她的逻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远远不够的，起码也应该一口气爬上四五层楼，因为这样才能看得更远。王之涣怎么向她解释都无法说服她。最后，他只得将妻子带到那座即将倒塌的鹳雀楼前。‘你瞧，这座楼总共只有三层，’王之涣耐心地解释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二楼……’他话音刚落，妻子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我明白啦。因此，这件不幸事情的发生仅仅与爱情有关。在我看来，所谓爱情，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病态的疯狂。”

“也许还是一种奢侈。”我附和道。

“确实如此，”临安站起身来，似乎准备去上厕所，“在王之涣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悲剧的范畴。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来看，它正是荒谬。类似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倒是俯拾即是。”

临安在厕所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来。我知道，我们的谈话远远没有结束。在冰箱压缩机单调的哼哼声中，我的眼前浮现出临安妻子那副忧戚的面容。自从她与临安离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诗作及其散佚

众所周知，王之涣在十三四岁的少年时代即已开始了写作的生涯，四十年后在文安县尉的任上死于肺气肿，身后仅余六首诗传世。这些诗作后虽被收入《唐诗》，但经过考证，《宴词》等四首亦属伪托之作，“移花接木，殊不可信”。因此，准确地说，王之涣留给后人的诗篇只有两首，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和《登鹳雀楼》。

临安博士告诉我，他在张掖、武威一带滞留时，曾在一家私人藏书楼中读到李士佑所撰木刻本的《唐十才子传》。作者的生卒年月皆不可考。其境界俗陋，引证亦多穿凿附会之处，但却以一种极不自信的笔调暗示王季淩诗作散佚的全部秘密。

按照李士佑的解释，王之涣病卧床榻数月之后，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便在一个豪雨之夜将自己的全部诗作付之一炬，而将《凉州词》与《登鹳雀楼》分别抄录在两张扇面上赠给长年跟随的仆佣，聊作纪念之表。

对于王季淩自焚诗稿的原因，李士佑认为，这是王季淩渴望身后不朽的一种冒险。他进而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说明：假如世上仅剩一对价值连城的花瓶，你砸碎其中的一只，不仅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会使另外一只的价值于顷刻之间成倍地增长……

“这种描述的可笑与浅薄是不难证明的，”临安博士一谈起这件事，就显得愤愤难平，“我们知道，王之涣生前对于自己诗作的公之于众极为谨慎，即便是惠送知己、酬赠美人也往往十分吝啬，这种怪癖后来直接引发了他与高适、王昌龄二人的反目。如果王之涣像李氏所说的那样爱慕名声的话，那么他现在的地位已不在李、杜之下。”

在临安博士的这篇论文里，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了许多年前的那个风雨之夜，行文中处处透出苍劲和悲凉。但我不知道他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当我留意到他的那张形同朽木的脸以及额上的茎茎白发，我知道，事实上我无权向他提出这样的疑问。

“即便是一个理智正常、神经坚强的人，也不免会产生出自我毁灭的念头，”过了一会儿，临安换了一种较为柔和的语调说道，“这种念头与他们在现世遭受的苦难及伤害的记忆有关。一般来说，这种记忆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它通常会将人的灵魂引向虚无缥缈的时间以及对种种未知事物的思索，尽管逃脱的愿望往往带来绝望。正如曹雪芹后来总结的那样：世上所存的一切说到底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

临安的一番话又将我带向过去的岁月。早在几年前，他的妻子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已预示出他们婚姻行将崩溃的种种征兆。这封信是用俄文写成的，她心事重重地提到，临安近来的状态让她十分忧虑，也使她感到恐惧，因为“他在不经意的言谈中已渐渐流露出了对地狱的渴望……”。

“说到王之涣，倒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临安用手指敲打脑壳，似乎想竭力回忆起他的名字，“一个犹太人……”

“你说的是不是里尔克？”

“不，是卡夫卡，”临安纠正道，同时由于兴奋，他的脖子再度绽出青筋，“王之涣焚诗的举动常使我想起卡夫卡忧郁的面容。他们都死于肺病，在婚姻上屡遭不幸；他们都有过同样的愿望——随着自己的消失，在人世间不留任何痕迹，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世人往往出于好心而弄巧成拙，使这些孤傲的魂灵不得安宁。在这一点上，马克斯·布洛德的行径是不可原谅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王之涣的自甘湮灭与他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有关？”

“仇恨仅仅是较为次要的原因，”临安说，“况且，对于王之涣的身世，我们知道得很少，问题在于，王之涣已经窥破尘世这座废墟的性质，并且谦卑地承受了它。这一点，我以为，他在《凉州词》一诗中已说得十分清楚。”

“你在这篇论文中似乎还提到了地理因素……”

“沙漠，”临安解释道，“王之涣长年生活的那个地区最常见的事物就是沙漠。在任何时代，沙漠都是一种致命的隐喻。事实上，我离开甘肃几天之后，依然会梦见它在身后追赶着我所乘坐的那趟火车。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在想，如果这个世界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既定的进程的话，毫无疑问，那便是对沙漠的模仿。”

结论

“你无须考虑别人的命运，却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承担，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临安在做了这样一个简短的总结之后，我们之间的谈话就结束了。

天已经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

临安博士走到我的书橱前，大概是想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

他在那里一站就是很久。

书橱的隔板上搁着一件工艺品玩具：用椰壳雕成的一头长尾猴。

它是临安以他与妻子的名义送我的纪念品。当时，他们新婚不久，刚从海南回来。我记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午后，他们俩手拉着手，站在我的窗下，她头上别着的一枚银色发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去罕达之路

植物

这簇枯干的花束就插在一只白色的长颈瓶中。它搁在窗台上，冬天的阳光将它照亮。这束花似乎从来就是枯萎的：它的花枝、蕾朵，以及蛱蝶般的叶片由于失去了水分而变成了僵滞的金黄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窗下静静地打量它就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我猜想，它原先也许是蓝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和妻子都喜欢蓝色的花朵。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去了南方。

我不知道它是何时枯萎的，正如我不知道崩溃最终将源于何处。唯一不变的是它深红色的果实，它们点缀在这簇花枝中间，宛若岁月漫不经心的谎言中一个个小小的见证。我摘下其中的一粒，用刀片切开它，将它放入一只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中。花籽多得数不清，它们纷纷沉入杯底，随后又浮了上来。我不断地摇晃着玻璃杯，重复着这个寂寞的游戏。于是，时间的形态便从那些坠落又上升的花籽中间真切地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冥想的片段，一个寓言。假如，这株植物中所包含的宇宙尚未最终黯淡，假如时光尚未抛下它，留给白蚁去噬食，那么，唯有这些花籽能够使我看清它曾经迎风而立的样子，嗅到它的芬芳，感受到它沉积在记忆中的欲望，一个连接着另外一个，就像花籽，沉下又浮上来，多得数不清。

我剪下一茎花枝，将它夹在一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中，然后带着它去看望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生物系的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植物学方面的研究。他领导的一个五人小组试图对植物的家族进行重新分类。尽管我对他的工作所知甚少，我每次去他那儿，他总是设法让我了解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比如说，他曾经向我提及，花朵的枯萎是从丧失记忆开始的。这一次，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他告诉我，在本世纪，植物的婚礼越来越隆重了。这一迹象似乎向我们暗示，这个世界也许正在经历着某种前所未有的变化。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对我说，同时指了指墙边的一张旧沙发，示意我坐下来，“在整个宇宙种种秘密之中，人类对植物的了解实在极为有限。”

他的研究室里有一股草药的气息。沿墙摆放的一排排木架上陈列着各种植物标本。

“在一切生物中，唯有植物才显得圣洁。比如说，它们谦卑而忠诚，它们虽然谈情说爱，但从不交合——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避免使用语言。我将这称为植物的智慧。你知道，语言是欺骗和堕落的开始……而人类只有在缄默不语时，才会显出几分可爱。”

我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递给他。他笑了笑，说：“你到底还是把它带来了。”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产生了兴趣？”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打开那本诗集，用一把镊子夹起那枚花枝，放到显微镜下细细观瞧，察看它叶脉的纹路。随后，他又换了一把放大镜。

“这不过是一株极为普通的植物，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为它感到不安。”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不过，它具体的科属与名称我要过几天才能告诉你，也就是说，等到切片与化学分析之后。你应当知道，科学研究者与诗人的工作毕竟不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大致说明一下它的分布区域？”

“当然可以，不过，你也许会感到失望的，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沙漠与极地之外，这类植物在任何地域都能生长。”他向我解释道，接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你的妻子近来有消息吗？”

“她来过一封信，”我说，“是从罕达发出的。”

“罕达，她跑到罕达去做什么？”

“我也觉得奇怪。”

“从地理位置上说，罕达靠近湖南的株洲，两年前，为了采撷植物标本，我倒是去过一趟。”

“她如果去了广州或海口，那是一件挺自然的事，你说呢？可她却去了罕达。”

我知道，我这样说显得既愚蠢又危险。

我的朋友很快就表露了他的吃惊：“我有些听不懂你的话，广州或者海口与罕达又有什么分别呢？她为什么不能既去广州、海口，又去罕达呢？何况，她最终去了哪里，与这束干瘪的花又有什么联系呢？”

他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我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但我却没那么说。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说到底又有多少了解呢？

“你的妻子的确很漂亮，这件事换了谁都会一样受不了的，可她为什么要去罕达呢？罕达。太过分了。你看，我现在也被它缠上了。你是不是觉得，人一过四十岁，大脑的神经就变得不那么坚固了……”

“也许是这样。”我说。

“那么，你喜欢枯萎的花朵吗？”

“说不上喜欢。”

“我也一样。”他笑了笑，“它只不过是植物的尸首而已。”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喝了一杯清茶。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听听有关这束花的故事。

我的朋友坦率地向我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何况，时间上也不允许，因为二十分钟之后，他要赶往生物馆主持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仪式。

很显然，他在暗示我离开。而我却没有立即向他告别的任何准备。

他问我能不能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留下来，因为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上去十分诱人。

“我也许可以使它派上别的用场。”

经过

“我的确感到有些看不清自己，再说，我对你也没有什么了解。”在婚礼上，我的妻子突然柔情蜜意地对我说。当时，正式的仪式尚未开始。她看上去显得有些慌乱，或者说，有几分难以言说的伤感。

我对她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感觉与她颇有几分相像：“当然，你现在仍然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她调皮地扬起头，朝我眨了眨眼睛，抓起我的一只手，然后问我：“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时，我看见饭店的一位侍者小姐朝这边走过来。她告诉我的妻子，门口有位先生要和她单独说几句话。我微微侧过身，看见他站在门廊边，手里就拿着那束干花，正看着侍者往饮料车的玻璃酒杯中加冰块。我能够听见冰块在杯壁上碰撞发出的叮当之声。

我的妻子确实愣了一下。她似乎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略有歉疚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可不能怪我……”随后，她起身朝他走过去。

他们像一对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那样说着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聊什么，何况，我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我在内心对自己说，我们终于结婚了。用我妻子的话来说，我们毕竟已走到这一步了。

两个多月前，当我与妻子商量着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她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还要结婚呢？我知道，她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一丝不苟，谈不上什么幽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本人缺乏这种幽默感，而是其中别有隐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对于她的其他情况暂时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因为她曾自愿向我透露，她曾先后三次去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更换姓名——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或运气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她这样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讨苦吃。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将它看作没有发生，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没有对她的这番话表示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驳。我这样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运，结局无非不了了之。”她认为我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意思，只不过说法有些玄奥。

现在，门廊边的情形与半个小时之前并无很大不同。他们谈着话，显得很亲热，也很节制。

只是两位侍者为了避免偷听私人谈话的嫌疑而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还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拒绝看到真相，并不意味着总能稳操胜券。”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婚礼的仪式被推迟了。客人们大都显得很有耐心。主持仪式的那位同事依旧在不慌不忙地检查着麦克风的线路，只是出于某种习惯，他才偶尔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表。

过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终于想到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说话的频率，同时不安地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将那束枯干的花递给我的妻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环顾了一下宴会大厅，盘算着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刚才的情景。当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这一举动，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告辞了。我的妻子将他送到了楼下。

这年冬天，这个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两侧的马路上堆满了肮脏的积雪。一辆接着一辆的电车从街面上驶过，在缆线上划出火花。电车过后腾出了渣打银行的旧址，一名报贩正在叫卖当天的《南方周末》。

我的妻子抱着那束枯萎的花束回到大厅，挟带着一股冰雪的凉意。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婚礼接着就开始了。我们交换了戒指。

“他干吗要送来一束枯花？”我问她。那时，我们已经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了大学的寓所，我的妻子正打算将那束花插到窗台上的一只白色长颈瓶中。

“这是干花，比普通的鲜花保存得更久，”她向我解释道，“制作这样的花束需要耗费许多复杂的工序。”

“就像把茶叶烘干……”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她说，“不过，脱水的方法也许并不完全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我怎么觉得它一开始就是枯萎的，就像人一样，他生下来就已经衰老了。你来看看，它的果实还是鲜红的，只有寒霜能使它变得这样红……”

我打开了电视机。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侍弄着这束花。我看了一场西班牙足球联赛，又看了一会儿文化专题新闻。一个德国行为艺术家用布匹包裹位于柏林的帝国大厦。阿姆斯特丹的一场露天音乐会。德彪西的《大海》。在世界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之后，我关掉了电视。

我来到妻子的身边。她正在书桌的灯下翻看一本地图册。她问我知不知道罕达这个地方。

我告诉她我从未听说。“不过，听上去它容易使人联想到阿拉伯的清真寺。”随后，我问她打算什么时候上床睡觉。

“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她心烦意乱地对我说。

我在床上躺了下来，有很长时间没有睡着。那束干花就搁在窗台下，隔着一层纱帘，它显得影影绰绰的。我又想起了婚礼上的情景。

“其实，你本可以将他留下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你说什么？”妻子冷冷地瞪着我。

“我是说，婚宴上的那个人。你或许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他可不这么想。他赶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他说他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睡上一觉。”

“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给你送来一些干瘪的花儿？”

我的妻子这时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坚决地合上了地图册，脸上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她首先把一只茶杯扔在了通往阳台的门上，然后将脑后的发髻松开，让头发披在肩上。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我这时才看清，她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隐秘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她去了南方。后来她来过一封信，向我表达了谨慎的歉意。这封信是从罕达寄出的。从邮戳的字迹来判断，它靠近湖南省的株洲，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她现在一定在株洲。

唯有这束花充当了婚姻的见证。它日复一日重复着一段隐秘的意图，恍若一个冗长的争议。凭着它幽香四溢的踪迹，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它没有什么特别。甚至，一天与另一天从未显示出应有的区分。

很久以后，我接受了植物学家的提议，拜访了市精神治疗中心的一位大夫。她听完了我的故事，引用了一段卡夫卡博士的名言，阐述了她的建议：“对于我们完全占有的东西，你只能扔掉它。”

我扔掉了它，并很快从花店买来了一束鲜花。

现在，它就插在白色的长颈瓶中，搁在窗台上，在十一月的艳阳之下，显得生机勃勃。

紫竹院的约会

1

七月二十六日中午，我的同事裴钟打来了一个电话。他说，我托他办的事又有了些眉目。下午三点，在紫竹院。我从未托他办过任何事，但他总喜欢这样说。

他是一个热心而富有幽默感的人。说他热心，那是因为除了教书和写作之外，他将撮合我的婚姻看成他的基本使命。他已经替我介绍了十一位姑娘，年龄在十八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说他有幽默感，因为我知道，十一位姑娘中至少有四位后来成了他自己的情妇。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游戏，我们都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我在大学里教授语言学概论。四十三岁。迄今孤身一人。尽管我的天性中对女人的反应较为迟钝，但我也知道阴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我从我所豢养的一只黑猫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她在第二个发情期不堪孤独的重负而发了疯。

“你不一定要和那些女人同床共枕，”有一次裴钟对我说，“但哪怕闻闻她们身上的气味也好。”我记得那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快餐店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邻座的一位高大的女人。他认为那个女人的乳房有些特别。我们都笑了起来。随后他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有兴趣，他明天就可以带个女孩来。“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作魂飞魄散。”

据说，最终给人类带来希望和慰藉的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词语而已。裴钟给我带来的那些姑娘，一个个从晦暗的背景中闪现出来，又一个个变得黯淡无光。她们只是一朵朵流云，或者说，一缕缕香水的气息，在我眼前转瞬即逝，留下来的正是这样一些破碎的词汇：语调、笑容、步态、裙子的颜色，也许还有一些吃剩的果皮和瓜子壳。

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一生都在与词汇打交道。我明白，灾难总是相对的——假如你要从一个悲苦的故事中读出喜悦，只要改变一下它的语法结构就可以了。即便将一绺绺破布连缀在一起，你也能得到一片灿烂的织锦。总之，我感到心满意足。

我就生活在这些陌生的女人中间。与她们在书房里喝茶，去公园散步，谈论着股票和期货、夕阳和阴雨、爻辞和卦象，时间过得很快。大部分女人都有着很好的修养，即使她们想提前结束约会，也会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比如说，她忽然想起临出门时忘了关掉煤气……只有少数人会公开流露出对我的不满、轻蔑甚至敌视。有一个姑娘刚刚跨进我的书房就转身离去了，那情景就像她在匆忙中走错了房间。

简而言之，所有的女人在第一次约会后都将永久消失，无一例外。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我有一个逻辑，在裴钟看来也许是荒谬的，我们曾争论过几次。我举例说，很多人对钓鱼上瘾，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钓鱼而已，并非贪图美食。而裴钟的意见恰恰相反，他更醉心于那些实质性的内容。任何一个在街上走过的漂亮女人都会牢牢地吸引住他的视线，只要她们俯身低头，他的目光即会同时探入她们的衣领。对他来说，所有花枝招展的少女都意味着一种召唤，那是沉睡的肉体渴望苏醒的呼喊：快来吧，快来×我吧……

他这样说，自然淫荡之极。可他转而又说，除了欲望，无休止的欲望的对象所激起的期待，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他长得高大英武，气度不凡。不光是女人，男人们一旦与他相识，也会顿生如沐春风之感。当然，他还有生理方面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感。我们经常在学校的公共浴池洗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他提出与一个女人分手时，对方总是以自杀相威胁；为什么在拍毕业照的时候，两个女生发了疯似的朝他身边挤，最终扭打在一起；为什么他的妻子对他的管束和提防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裴钟也有他的苦恼。一言以蔽之，他离不开他的妻子。“与其不断地编造谎言来抵消妻子的追问，还不如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他坦率地对我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们之间游戏的一个小小背景。他如此热衷于我的婚姻，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打造一个寻花问柳的盾牌而已。也许还有别的意图，比如说，有了这样一个名目，他对女人的追逐就更为隐蔽，更加心安理得，甚至多少还有一种他所喜欢的暧昧之感。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我不愿意在这方面推究得太深。我只知道，世上有了一个堂吉诃德，自然就有桑丘·潘沙。

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与裴钟的这种共谋行径，很有些类似于两个名词间的互相修饰。而裴钟的说法则显得更为简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天中午，他又打来了电话。

我书房里的这台电话机是专门为裴钟预备的。裴钟称它为爱情专线。一般来说，每隔一个月，它才会响一次。假如他连续两个月不打来电话，我就会感到坐立不安。

裴钟告诉我，那个女孩名叫吴颖，下午三点，在紫竹院。他随后就报出了一系列与她相关的资料：身高一米六一，披肩长发，棕色的裙子，皮肤白皙，有雀斑……但却隐瞒了一项最为重要的信息。

“我简直有些舍不得将她介绍给你，”裴钟在电话中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她的美貌会令你震惊的，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处女。”

他这样说，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每次打来电话，总是照例要说上一段雷同的冗长的开场白。

他还说了些别的事。他刚刚从报上读到，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因患肺癌不幸去世。在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他一直坐在窗前，看着窗台上的一株花发愣。没有人知道他想了些什么。

“我很想知道，他在去世前所凝望的是一种什么花……”

2

我很快在紫竹院里见到了吴颖。她就坐在河边的一座凉亭里，低头看着布满绿锈的河水。她长得不算漂亮，可也说不上难看，给人以十分虚弱的印象，就如一件织物在水中洗了又洗，颜色褪了又褪，又如一株终年不见阳光的盆栽植物，柔嫩而苍白。

夕阳透过重重叠叠的杨柳，照亮了那处凉亭，却使她的脸庞变得更加黝黯。在那条河的对面，一条长长的白铁栅栏的背后，矗立着一幢蓝色的建筑，那是北京图书馆的南楼。我和吴颖的谈话首先是从图书馆顶端蓝色的琉璃瓦开始的。

她很快就提到了南京的中山陵。她说，据她所知，中山陵是南方唯一的蓝色建筑。但它却是一座陵墓。“蓝色让人感到忧伤，”吴颖说，“白色使人沉静安适，而红色则显得喧闹，热烈，令人幻觉联翩……”我看了一下她所穿的连衣裙，如裴钟所说，是棕色的。

她说话的语调也是虚弱的，病态的，仿佛每吐出一个字，都显得十分艰难。

她从提包里取出一盒香烟，也没问我抽不抽，自己就叼上了一根，同时用指拢了一下额前的长发。我感到，她的身上附着了一层娴静而沉郁的气息，即使我们很长时间不说话，也不会觉得不自在。只有当我注意到她那被焦油熏黄的手指微微颤抖之时，才会略感局促。她笑了一下，告诉我，她的烟抽得很凶。

我们彼此打量着对方，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

我问她是不是愿意沿着河边随处走走，她摇了摇头。她说她喜欢一直这样坐着。总之，这个下午的情景总让人觉得不同寻常，似乎随时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僵滞的空气既紧张又甜蜜。

“我听裴钟说，你的老家似乎在苏州？”她终于提到了裴钟。

我点点头：“可以算是苏州。”

“是在苏州城里吗？”

“不，在甪直，离昆山很近。那是一个小镇，不太有名。”

可吴颖说，她知道那个地方。她回忆说，她的父亲作为一家制片厂的美工，曾经参加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的拍摄，外景地就在甪直。他从甪直带回来的风景照片摆满了她的整个书桌，还有一些字画，散发出油墨和染料特有的香气。

“照片上都是一些带回廊的房子，街巷，城内的运河，当然，还有那些拱桥。”

她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她可以带我去她阜成门的家中，看看那些照片和字画。自从她的父亲去世之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它们。

她这样说，在无意中暗示了我这次约会在未来延续的可能性。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与裴钟之间的这个游戏，尽管双方未做任何规定，但早已在无形中建立了某些成例——一般来说，我一旦与初次约会的女人告别，就只能在梦中看到她了。我这样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去了吴颖的住所，是不是可以说，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游戏之外？

“我心回神萦的天堂就是南方。”吴颖说。她父亲给她带回的那些照片和字画寄托着她的全部梦想。她说她只是一个冥想的收集者。她周围的邻居、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只要去南方，总会给她捎回些什么。书籍，画册，公园的门票，导游图，石墨，砚台，纸扇，陶瓷，泥人，残碑的拓片……甚至，她还曾得到过一朵风干的昙花。那是扬州普济寺的一个和尚给她寄来的。

“这朵枯干的昙花正是南方的缩影，岁月消逝中残留下来的菁华。可是据说，这种花并不存在……”

“你去过南方吗？”我问她。

“其实，我一直生活在南方。”吴颖说。可我却不太明白她为何这样说，尽管她的话在语法上没有任何毛病。

“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去那里游历一番，或者，可以去南方工作……”

吴颖再次摇了摇头：“我梦寐以求的南方，就像那朵昙花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

她接着又解释说，尘世的图景只不过是一些想象的附属物，或者说，对想象的模仿。在她的南方博物馆里，所有的收藏物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类别：实物、照片、绘画和书籍。“南方的格局固然可以凝结在一帧照片中，一面打开的纸扇中，或者一颈花瓶、一匹苏绣锦缎之中，可是，它的气息只有在文字中才能得以保留，而它的生命仅仅在我的想象中延续。因此，有人才会说，真正的存在物将是那些不存在……”

“这就是你不愿意去南方的理由吗？”我问道。

“当然，还有另一个理由。”吴颖古怪地笑了一下，将我吓了一跳。我们身边的这座沉寂的园林仿佛受到了她刚才一番玄言的感染，陡然变得虚幻起来。

她突然抓住我的一只手，将它拽到她的大腿上。我的手指刚刚触碰到她裙子的皱褶，巨大的晕眩感和内心的震荡就差一点将我击倒。

“你不要害怕。”吴颖朝我嫣然一笑，随后她就撩起了裙子，露出了过于白皙的、圆润的大腿。

它用聚酯材料做成，膝关节连接处的金属支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吴颖让我不要在意她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因为，那是“一个不幸的人”在寂寞中琢磨出来的小玩意儿而已。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吗？”我问她。

“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吴颖说，“可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感到非常快乐。上帝是公正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3

裴钟未能前来参加我与吴颖的婚礼。我们之间的游戏结束了，他一定非常伤感。

婚礼后的第二天，也是下午，他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曾经问我，美国作家卡佛在去世前所凝望的是一种什么花，他说他现在终于知道了。

“是玫瑰。”裴钟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镶嵌

1

一年前，张清不顾来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展新号远洋货轮的见习机械师韦利结了婚。最初的兴奋和沉醉消退之后，问题跟着就来了。

韦利的货船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在海上漂泊，张清在独守空房的同时，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面对这桩婚姻所产生的后果。她的父母虽然过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两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暂时还指望不上。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长，对女儿的婚事只说了一句话。张清一想起父亲的这句阴毒的咒语就不寒而栗——它从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厅级干部口中脱泻而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任重道远，同时也为日后她与父母的重归于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在韦利家落户。韦利的母亲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韦利那边，张清觉得利弊俱在。在韦利出海的漫长日子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与公公住在一起，种种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时已身染重病，眼见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张清也不难窥见日后的一线曙光。

韦利当初在劝说张清接受这个方案时，曾明确地向她暗示过这一点：“韦科长眼看着就不行了。也许我哪天从船上下来，就能看见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纱。”韦利这么说，张清的心里顿时就亮堂了起来。

韦利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转业后到了地方，当了一辈子的审计科长。正如她从未听到韦利叫过他父亲一样，张清也从未觉得这个两颊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与她存在着任何亲缘关系。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但在大部分场合，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张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一枚枚精致的邮票准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线，也给她的愁思带来了有力的依托。她甚至能够从邮票上嗅到海水的咸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苏里南棕榈的清香。她白天去医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浊不清的喘息声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的就是两件事：丈夫的回国或公公的暴毙，时间一长，就连张清也弄不清，哪一个愿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韦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没有给张清留下什么特别的喜悦，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从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肉体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唤醒了：她的肌肤仿佛具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从此以后，她的躯体能够仔细地区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她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被称为“满足”。

在婚后的一个月中，张清和韦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频繁的房事似乎并非为了探明双方的身体在自然或非常状态下的各种隐秘，而只是试图唤回一种似曾相识的晕眩经验，用张清的话来说：“让它永远地停在那一刻……”

床单每天都在换洗，最后连床架也有些松动了。张清甚至有些害怕，她丰腴的肉体就像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对方吞食一空。韦利虽然十分健壮，但渐渐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就遭到伤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远说“不够”，永远叫着再来一次，即将离别的恐惧向肉体转嫁危机，欲望在暗中变本加厉。

有一次，韦利在耳畔悄悄地问她：“你怎么这样疯狂？是不是有什么病？”张清一点也没有生气。她把头贴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说有病，也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病……韦利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乖张的淫荡，他说：“看来至少得有三个男人来对付你……”张清笑了一下，她说，从理论上来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做。张清这样说着，立刻就想起了她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脸红了，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羞耻。而韦利怎么都觉得妻子的话中有一丝惋惜的意味。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

韦利回到船上之后，张清走路的姿势一度变得十分难看。她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感到了甜蜜的酸痛，医院的女同事们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韦利出海归来，她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鸭子，反过来说也一样。张清向她们抱怨大腿、手臂抬不起来，同事们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张清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她在手术室看见大夫们褪下病人的裤子，替他们刮去下腹的阴毛时，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动于衷。不知从哪天开始，她的身体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她这样想：仅仅因为这一点和父母闹翻，那也是值得的。

张清和韦利决定搬到公公家落脚的时候，老人还能下床走动。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在阳台上转悠了。他打上几遍陈式太极拳，然后就去侍弄那些叽叽喳喳的画眉鸟。他将橘皮和茶叶泡在一只军用水壶里，给窗前的一盆君子兰浇水。军用水壶的底部一度被子弹射穿，后来用焊锡补上了，他舍不得扔掉它。老人床上的棉被同样是战争岁月所遗留的重要标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总是被叠得整整齐齐。可是，自从张清来到这个家里之后，老人的境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起先是他的喘息更加绵长、频繁，痰音更重，下床走动的次数日渐减少。接着，阳台上的画眉因无人喂食终于饿死了，君子兰多了两尾枯叶。最后，老人床头的一只收音机由于电池耗尽只能发出一些电波干扰声……这一切都在表明，老人正像张清所预料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踏上了归程。屋子里开始有了一种腐烂的气味。

不过，韦科长彻底卧床不起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那是一个星期天，张清正在隔壁的卧室里熨衣服，突然听见韦科长的房里传来一阵清晰而恶俗的声响，接着她就嗅到一股难闻的臭味。她走到公公的门前，扶着门框朝里窥望。韦科长得意地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对媳妇说：

“我刚刚拉了一泡屎……”

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明显的厌恶和敌意。“操你妈！”她暗暗地骂了一句，走到公公的床前。

她胡乱地撩开老人的被子，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才帮他把屁股擦干净。她替老人换了一条新床单，去厕所洗了手，回到自己的卧室，却发现熨斗已将烫衣板的衬布烧开了一个大洞，韦利在意大利替她买的一件拼花长裙也被烧掉了下摆。她刚刚来得及拔去电熨斗的插头，就听见隔壁又传来了一连串“泼泼剌剌”冗长的声响。

张清也曾经考虑过雇一位保姆来侍候这个老人。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她对目前的治安状况已不抱信心。医院里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保姆将孩子贩卖到外地，或者干脆将他们勒毙，把房中的金钱、首饰席卷一空，而无法带走的电视机则被泡在澡盆里……张清决定忍辱负重。她用缝纫机替公公扎了一块塑料尿布，垫在他的身下，这样她就无须每天更换床单了。她时常从药房里带回一些消毒药水，用以驱散房内萦绕不散的那股恶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老人对媳妇的操劳心揣感激。他一心盘算着怎样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续下去。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喝下一杯参汤，十点半吃一根香蕉。十二点的午餐包括一只煎鸡蛋，两片面包，两块火腿肉，还有一碟拌黄瓜。所有这些物品均由张清事先备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东西，到了六点半，他就要拉屎了。

张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两次：送进食物，取走尿布、夜壶和痰盂。当然，她还得忍受韦科长那些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他一遍遍讲述那只军用水壶是怎样被一粒子弹射穿的。有一次，韦科长居然谈到了眼下颇为流行的安乐死，这使张清激动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于此，她将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韦科长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认为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四十岁。“在英国的约克郡，一位钟表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觉得他快不行了，谁知道，他最小的一个孙子病故后，钟表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说，这则报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一天，科学将向人证明：人本来是不会死去的……”韦科长握住媳妇的手久久忘了松开。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清戴着一副大口罩，以一个标准护士的姿势替她的公公擦拭身体。她轻轻地脱下老人的白色短裤，一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由于口罩的遮掩，她脸上的表情被保护得很好。她也许是嫌恶的，也许对眼下的这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目光中始终有一种怂恿或鼓励的意味，仿佛在对她说：“小张，大胆一点，再大胆一点……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消除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气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战争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东北的四平战役，他亲眼看见林彪流下了眼泪；一九四七年的沧州会战，他左臂为一枚流弹击中，在担架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不过她并不是韦利的母亲。韦科长与后来的妻子相遇，则是在两年后的通什，他们一同在五指山的椰树林中剿匪……当老人讲到朝鲜战争时，叙述中明显地夹杂了一丝快活的哼哼声。

张清用草纸小心翼翼地替他擦去了大腿内侧的屎迹，然后是肛门和腹股沟。他真像一头猪，将屎弄得到处都是，无论张清怎样小心，她的手指都无法避开那段耷拉着的羞物。它曾经被用来取乐，如今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将它拨向左边，它就倒向左边。张清将它来回拨弄了一番，很快就将他身体上的污迹擦干净了。

张清正准备替老人换上干净的内裤，眼前的情景几乎使她惊呆了。她看见那段盲肠似的物件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肿胀。考虑到他此时的年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少，它超越了教科书上对于海绵体充血的最大年龄限度的表述，她几乎是带着一种好奇心端详着它，看着它像一门正在校正位置的大炮昂然挺立，顷刻间变得面目狰狞。与此同时，老人的哼哼声更加执着了。

据医院的护理专家们说，病人或老人都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你在某一天偶尔搀扶了他一把，他就有理由从此赖在椅子上不起来；你由于无法忍受的臭味替他擦了一回身体，它就会成为一个固定的节目。让张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韦科长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帮助，能用牙齿撬开一听鱼子酱罐头，却照例让张清去替他擦屁股，扶他（实际上是搂抱着他）去浴室洗澡……假如张清拒绝这样做，他就用恶臭来对付她（他可以强迫自己吃上两只洋葱）。散发出某种气味的确是他的权利，也是制伏张清的一种手段。

对于韦科长来说，他如此频繁地让儿媳妇替自己擦身，从未觉得有何不宜。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两条理由使自己安下心来。第一，张清是一名医生，常人视为隐秘的东西在医生的眼中早已司空见惯。第二，他是一个老人加病人，性别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敏感，只要建议她戴上一只橡皮手套（这样，他们的皮肤即可避免真正的接触），他就一劳永逸地卸下了所有的道德负担。

可是张清却不这么看。种种迹象显示，她与公公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带有残酷的对抗色彩。在她与韦科长暗里进行的这场较量中，老人自始至终都占据着有利的地位。他常常向张清谈起约克郡的那位钟表匠，并暗示说，看上去要死的人并不一定死得那么快……假如韦科长活到一百四十岁，她也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那时要是我们去教堂结婚，就不会有人在乎是否乱伦……”

这当然是韦科长蹩脚的玩笑。他什么话都敢说。反正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在等待丈夫回国的这个火热的夏季，张清渐渐觉察到了一种深重的罪孽感。在阒寂无人的傍晚，她在替公公擦身的时候已不再觉得厌恶。事实上，没有什么障碍是不能拆除的。张清想得越远，她的心就越乱，任凭她怎样设想韦利在阿姆斯特丹的妓院中与异族女人鬼混，它也丝毫不能抵消自己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罪孽。她无法不朝那儿多看一眼。由此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张清是一个诚实的女人，也许还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她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盼着公公的早死。

夏末的一天，张清兴高采烈地去医院上班，同事们看到她喜气洋洋的神情，都以为她的丈夫已经或将要回国了。药房的两个划价员搂着张清的肩膀一刻不停地与她开玩笑。其中的一位直言不讳地问张清，你和韦利一个晚上最多可以干几次？

“就一次。”张清笑着回答说。

“不太可能吧？”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猜测说，按照韦利那么强健的体魄，一个晚上七次应该是不成问题。在同事的戏谑声中，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阴郁的浮云，因为她的丈夫现在也许还远在赤道以南呢。

她们又说了些别的，彼此交换了一些不便启齿的闺房隐秘。

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清去水房洗碗，在经过外科病室的门前时，她看见几名男同事正光着膀子，围着一台电风扇聊天。他们谈到了这个城市一百二十五年来所遇到的罕见高温，谈到尸体囤积在殡仪馆的焚化车间，来不及火化。张清端着饭盆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她问道。

“我们在说殡仪馆里的事，”一个大夫笑道，“由于死人太多，殡仪馆无法接受新的尸体。当然，预先就约定的除外。”

“那人要是死了怎么办？”张清说。

“殡仪馆方面还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比如说先把尸体抬进冷库里冻起来……”这个大夫说，“不过，你打听这些事干吗？”

张清说，她有一个亲戚快要不行了。

“那就先把他送到医院来，别老想着火葬场啊。”

张清没再说什么。男人们很快就聊起了不久前在东海举行的一次导弹射击演习。

张清所说的那个亲戚正是韦科长。从前天早上开始，他一连几次出现了间歇性昏厥。作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她完全知道这种昏厥意味着什么。

这个城市持续两周的高温天气使张清的苦苦守望获得了一线转机。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隔壁探视她的公公，就像一个茶农在清明前后对茶园的例行巡视，看看新出的茶尖是否适于采摘。当她发现这个病弱的老人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她的心脏就会怦怦乱跳。事实上，她只要上前摸摸他的脉搏即可判断出他与死神的距离，可张清总是急不可待地拿着一只手电筒，翻开老人的眼皮，希望一下子就看到他放大的瞳孔。

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张清不安地想到，假如眼下正在肆虐的酷暑没能留住他的生命，那么到了天朗气清的秋天，再也不会有什么力量阻止他活到明年。当然，她不能指望寒冬，这个城市的冬天一般来说并不太冷。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公公的“弥留之际”，张清为什么从未想到将他及时地送往医院救治。尽管她早已购买了一台“三菱”牌空调，但她一次次推迟了安装的计划。她没有觉得不安。既然这个老人已露出了死态，她所能做的，只是为这样一个自然程序扫清道路而已，谁也不能说，它比医院里的安乐死更不符合道德。

早晨临出门的时候，张清看见老人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瘦骨嶙峋的背脊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疮。他的两条腿像青蛙似的蹬踢着，抽搐着，嘴里吐出的缕缕白沫使他歪斜着脑袋，看上去酷似一只巨大的螃蟹。

张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公公的床前放了一小杯凉开水，就迅速离开了。

张清下班后，没有立即回家。她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坐21路电车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她一连看了两遍《阳光灿烂的日子》，又去咖啡馆坐了半个小时。等到她决定回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她想象中的那具尸体说不定早已僵硬……虽说张清每天下班后都尽可能地推延回家的时间，可是这一次，意义却显得有些特别。仿佛她在外耽搁的时间越长，回家后看到公公遗体的可能性就越大。

她已在内心反复考虑过这样的情景：她一旦发现公公暴卒，应当首先考虑给刘胜利打电话。他是医院的司机，又是自己潜在的追求者。再说，他与殡仪馆方面有着很深的关系，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她就可以连夜清扫房间了。她打算将公公的床拆掉，将床板和铁支架搁在门外的走廊里（她在三天前就让邻居将走廊里的一堆旧报纸处理掉了，替这张床腾出了地方）。她或许可以在公公放床的地方搁上一架钢琴，或者，一套组合音响。

假如刘胜利前来搬运尸体时再次对她动手动脚，她也应当尽量保持沉默，只要他的行为不越过最后的那道防线，可以让这位花花公子适当地开心一下。

张清从咖啡馆里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压抑不住的激动，她的脸上火辣辣的，就像一位在热恋中不知所措的少女。她想起来，她与韦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里。他们在门外的一个广告牌下接吻，拥抱，很久没有分开。那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一阵强烈的气流震碎了，现在她再次感到了类似的晕眩。她一度觉得，韦利的出现和他父亲的死去，在她内心激起的喜悦是多么的相似。

临近子夜，公共汽车站上聚集着一簇等候末班车的人群。男人们一律光着上半身，女人们则很不雅观地撩起裙子的下摆往里扇风。汗酸味和柏油被烤化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空调机嗡嗡的叫闹声使人头晕目眩。

一个肥胖的老太太摇着扇子，大口地吮吸着一根雪糕，对张清说：“你说说，这样的天气还让人活吗？”

“我觉得挺好。”张清不屑一顾地对老人说。

“你不觉着热吗？”

“不热。”张清笑了笑，“我觉得一点也不热。”

张清一走进公寓的楼道，就从闷热的空气中嗅到了某种不妙的气息，她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

她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光。倘若不是家中闯进了歹徒，韦科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开厨房的电灯。张清打开门锁，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听见公公的房中传来了电风扇吹动纸张的声音。她来到公公的门边，看见韦科长正悠然自得地靠在床上翻看隔日的《参考消息》，手里端着一盘尚未吃尽的西红柿炒鸡蛋……

接着，张清看见了那台老式电风扇——早上出门时，她明明记得它搁在自己屋的床头柜上，假如不是韦科长自己下床将它搬过来，电扇也不会长上翅膀飞到他的床前……老人说，他至少已有四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因此，他一口气吃掉了六只鸡蛋。

张清到底也没有想明白，究竟是怎样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这个垂危的老人顷刻之间就恢复了健康。

老人抖动了一下手里的《参考消息》，用一种十分清晰的语调对他的儿媳妇说：“……六枚导弹全部击中目标，哈哈，要打仗了……”

张清怔怔地看着公公，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夏末的夜晚她暂时还不会想到，她在未来的一桩突发事件中悲惨地死去之后，她的公公仍然在病榻坚持了两年零六个月。

2

展新号货轮在钓鱼岛附近的洋面上遇到了热带风暴的袭击，它被迫钻进了日属的备用军港停泊避风。

韦利和几名水手站在剧烈摇颤的甲板上，望着船头竖起的几丈高的浪柱，仿佛看见了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在码头上举目眺望的身影。他的船原定在中秋节这天抵达十里铺码头，但现在已是月底，在云层中忽隐忽现的月亮俨然一尾清冷的银钩模样，它满含责备和怨尤，在浪急风高的夜晚，呈露出无限的柔情。

半个多月之后，展新号远洋货轮终于停靠在了十里铺码头。在等候亲属归来的人群中，韦利没能找到张清的影子。

韦利拎着一箱鱼子酱罐头，在郁闷的岸边站了一会儿。他拿不定主意是回自己父亲的家，还是直接去张清那儿，这种犹豫不决似曾相识，由来已久。

一年前，他与张清结婚时，碰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由于双方的单位都无法给他们提供住房，他们只能在各自的父母家择一而居。韦利的父亲因患心脏病卧床多年，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出有心肌梗塞的迹象。虽然他拥有三室一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从未考虑过在公公那里安家，用她的话来说：“假如我白天在医院当医生，晚上给你爹当护士，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机会……”

更何况，韦利长年在外，一个年轻的媳妇和衰老不堪的公公整日厮守，对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考验，因此，他们商量的结果（实际早已决定），一致认为投奔岳父才是上策。

张清的父亲是一位退职的高教局长，赋闲在家已有一年，无事可干的寂寞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用于对付这两个年轻的恋人，一心一意将他们拆散。考虑到以前曾遭受的种种羞辱和即将到来的寄人篱下，韦利对于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四口之家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

韦利拎着那箱鱼子酱，穿过灯火灰暗的江边码头和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楼群，朝南中山路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走去。

他打算先去张清那儿。他与妻子已分开六个多月，这一决定天经地义。再说，他担心他的父亲见到自己之后，会再提空调的事儿。

父亲一直想装个空调，他曾经一次次对儿子说：“你出国之后，给我弄个德国空调回来，日本的也行。”好像他的儿子不是货船见习机械师，而是一位空调公司的总裁。自打韦利懂事的那天起，父亲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健康活泼的母亲整天在担心父亲的暴亡，可母亲去世已有十年，父亲的病情也说不上更糟，当然，也没有变得更好。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突击排长常年足不出户，对于外界的变化和飞涨的物价并不比一个白痴知道得更多，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你到菜场替我拎两只甲鱼回来，顺便再要几斤对虾……”那时韦利还在船舶学院念书，每月靠父亲的那点退休金生活，这点钱是经不起什么折腾的。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展新一号货轮当机械师，工资比一般毕业生要高出一截，但他在面对“空调”一类的概念时，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有一次，他将父亲的这一愿望告诉了张清，没想到妻子那一双漂亮的杏仁眼顿时露出一道阴森森的寒光：“他疯啦？这个白痴也太过分了，他还有几天？难道还想活到收回香港不成？”

听到妻子这么说，韦利心中也很不是滋味。要说韦利偶尔也会跟着媳妇对父亲大骂一通，但多半不是出于本意。

举个例子来说，这天晚上，韦利拎着一箱乌克兰产的鱼子酱，走到工地的一处黑暗的角落，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脑子里飞快地掠过这样一个念头：上等的鱼子酱在免税商店的标价是每瓶二十美元，这一箱正好是二十四瓶，合计四百八十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就可以抵得上一台窗式空调机的价钱。韦利知道，这只箱子一旦拎进了岳父的家门，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将它拎出来，而且，他不敢保证岳父岳母就一定乐于享用——上一次，他给岳父买了一盒马来西亚燕窝，适逢老人对动物保护的必要性有了一知半解的概念，因而拒绝食用。韦利转而赠送可口可乐，老人又成了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倡导者。送上几条红塔山又如何呢？岳父倒没说什么，岳母却认为她的禁烟计划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有人不怀好意。

经过一番复杂的盘算之后，韦利四下里看了看，从口袋中取出一把旅行用的小剪刀，划开纸箱，从箱中拿出八瓶鱼子酱，将它们埋在了垃圾筒边上的一条排水沟里，用沙土填平，又在上面压了几块红砖。

站在深夜的风中，韦利觉得自己的行为颇有几分滑稽和怪诞，这种怪诞同时又增加了他的不真实之感。木来，他可以先回家看父亲，顺理成章地给父亲留下几瓶，然后再去岳父家与张清见面。但他一分钟也不愿意多耽搁。他想到了妻子丰腴的肉体，他的欲望的船帆鼓满了风。

韦利提着十六瓶鱼子酱按响了张清家的门铃，足足有十分钟无人应门。当他听到屋里传来骨牌推倒后的揉搓之声，才忽然想起来，由于这幢大楼时常发生深夜入室抢劫事件，岳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安全措施：晚上来客若非事先电话通知，一般不予开门。韦利只得返回电梯，给家里拨打电话。

当他重新回到铁制防盗门前，就听见了岳母趿着拖鞋的声音。经过再次盘问核准，韦利得以进入室内。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三刻了。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鱼子酱……”韦利一进门，就这样对他的岳母说。

不知是她没有听见，还是装作没有听见，反正她没有搭理他。

韦利从一面巨大的方镜中瞥见，他的岳父老张，岳母老李，加上张清，正在餐厅里玩三人麻将。

韦利去卫生间洗了脸，刮了胡子，来到餐厅里。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鱼子酱……”

“鱼子酱？什么鱼子酱？”老李抬头朝韦利瞪了一眼，“这是怎么搞的？我怎么又成了相公？”

韦利的脸上依旧挂着无可奈何的笑容。他觉得笑容也有生命，也懂得尴尬或羞辱，也能激起自己对它的怜悯。他这样一想，笑容一下子就没了。镜子里的那张脸是乖张的，灰暗的，毫无生气的。

他轮流在老张和老李的身后转来转去，看他们打牌，间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好像在说：对，这张牌打得对……最后，他走到了张清的身边，挨着她坐了下来。不过，他的妻子此刻也并不欢迎他的助阵，她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算是初步的警告。

老张的情绪似乎略好一些。他点了一支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对韦利说：“你对东海最近的一次导弹演习怎么看……”

“听说六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韦利说。

“有两枚是巡航导弹，是从新疆的一个基地发射的……”老张补充了一句。

“据说是这样。”韦利深情地看着老张。

“那么范志毅呢？”老张又问，“昨晚他的那个进球算不算越位？”

韦利不知道老张是上海队的球迷，还是大连队的拥趸，因此不知如何投其所好。假如坦言自己在货船上无法收看这场比赛，那无疑是在暗示岳父的记忆力出现了问题。细想了一会儿，韦利这样答道：

“可算可不算……”

老张满意地点点头。他说他一向是大连队球迷，可又特别喜欢范志毅。报纸上对这个进球吵得不亦乐乎，对他来说反正都一样。说完，一连放了好几个响屁。

麻将打到凌晨两点方散，四人捉对回房休息。韦利去浴室洗了个澡，回到卧室，张清已经在床上躺下了。他正准备将窗帘拉上，就听见妻子在背后烦躁地叫了一声：“别拉，天这么热……”

在平时，愤怒是张清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在韦利的船因为风暴的阻挠而耽误了归期之际，她的恼怒更加肆无忌惮。她坚持让韦利睡在地上的凉席上。韦利为了争取到躺在妻子身边的权利，又浪费了宝贵的一个小时。

不过，年轻的躯体在分离六个月之后的相互渴慕最终战胜了不堪一击的故作姿态。看上去，张清还在苦苦挣扎、抵挡，实际上她早已在扭打和唾骂中悄悄脱去了内裤。

韦利在床头的一台录音机里放了一盘磁带。录音机所发出的爵士乐正好可以抵消这张老式双人床有节奏的吱嘎声。在韦利的记忆中，担心某种羞辱之声为隔壁的老人听见，使他的兴奋中枢受到了有力的遏制，他常常无法顺利地戴上避孕套。

这一次，张清告诉他，她刚刚来完了例假，用不着避孕套。当张清以标准的性交姿势仰卧在床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丈夫的时候，韦利却仍然呆坐在床边一动不动。

“蠢货，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

“还不行……”韦利嗫嚅道，他的眼睛眺望着窗外晦暗的天空。他那凝神屏息的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正在运气发功的气功大师。

“别着急……”张清说，她毕竟是一个在这方面富有经验的女人。像往常一样，她温存地将丈夫拉到自己的身边，手指像梳齿一样轻轻地滑过他灼热的躯体。不要急，慢慢来……在这个令人痛苦而沮丧的过程中，韦利脑子里想着另外一码事：

在女人奋力的挣扎和呼叫声中，在心理极度紧张的瞬间，强奸何以成为可能？

他百思不得其解。抛开道德和法律不谈，仅仅在操作的意义上说，强奸犯就足以让他感到钦佩了。他们也许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有着花岗岩般坚固的神经。

张清兀自抚弄了一阵，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她长叹了一声，对韦利说：“我们先说会儿话吧。”

韦利知道说些什么。他终于使出了绝招，在接下来的一个杜撰的故事中，韦利让自己充当了一名入室行凶的歹徒，而张清则是一个纯洁俏丽的少女。歹徒悄悄潜入室内，少女正在厕所里洗衣服，他从背后拦腰抱住了她，出其不意地拽下了她的裙子，少女因双手沾满了肥皂沫而不便抵抗。

“也许她压根就不想抵抗。”韦利说。

“后来怎么样……”

已经没有后来了。对于韦利来说，故事的目的似乎已达到，他嘿嘿地笑了一下，对张清耳语道：“行了……”

可张清认为这个故事还没完。她央求丈夫接着讲下去。这一过分的要求使韦利不禁吃了一惊。仿佛他一直在担心的某件事得到了证实一样，他觉得自己对女人的微妙心理又多了一层理解。在一种直觉的驱使之下，他拒绝了妻子的要求。

“你这个人最自私，只顾自己痛快……”她开始焦躁起来，身体难看地扭曲着，就像遭到电击后的痉挛或抽搐。

韦利只得进一步提供情节。可张清又抱怨说，他是在阳奉阴违，是在完成某项例行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录音机的按键“啪”的一声弹了回来，经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声音的惊吓，韦利又不行了。

韦利早上一觉醒来，阳光已经照到了他的床侧。经过凌晨的一场暴雨，气温已明显下降。他嗅到窗外树木的清香，它夹带着一缕微微的寒意。

张清去医院上班了，屋子里传来了老李拖鞋的踢踏声。老张在客厅里响亮地喝着咖啡，使杯盘发出一些刺耳的声音。

这时，韦利听见老李的声音在说：“屋子里怎么忽然就有了一股怪味，就像是船舱里散发出来的死鱼烂虾味……”她说的是“船舱”。老张说：“我昨天花了一个上午拖干净的地又脏了。”说完，他又放了一个屁。

韦利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儿。尽管他觉得精力充沛，但还是不愿意立刻起床。在张清下班回来之前，他不知道如何与这两个老人相处。他只要一想到岳父那张脸，就会联想到妻子的眼睛嵌在岳父的眼窝里。老李头发稀疏，当中秃掉一块，它无疑在时刻提醒韦利，妻子在衰老的未来将会是怎样一副样子。而她的语言、说话时的嘴形与张清简直是如出一辙。每当他与张清在床上做爱时，他就会想入非非，仿佛呻吟中的这个女人不是张清，而是三个人的混合物。即便是为了避免这一联想，他当初也应该说服张清在韦科长那边安家……

韦利起床之后，老张就对女婿说，今天上午九点，他有一个同事要来家中做客，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们曾在高教系统共事多年。随后老张又说，就在前天，两个自称是自来水管工的歹徒敲开了九楼一个特级教师的家门。特级教师一家五口，包括保姆在内无一生还。特级教师抛弃前妻之后又另续新欢，在这次劫难中，年轻的女主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有些人事业上有了一点小小的起色就忘乎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报应吧。”老张轻描淡写地总结道。

韦利不知道董事长九点的拜访与这次凶杀案有什么关系，但老张随后的一番话便道出了原委，董事长曾经因为威胁杀人被高教局除名，下海经商后多年没有音讯。有人传说他在两年前就因车祸去世。“可他昨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相商……这毕竟是太危险了，可我又不便拒绝，当然，更不能去报案。”

“当年，是老张竭力主张将他开除的，”老李不安地补充说，“他曾扬言……”

老张朝老李摆了摆手，制止了她的进一步解释。

在韦利看来，作为一代教育家，老张在退休之后对外界的恐惧显然是加深了。他似乎只剩下了两个愿望：对绝对安全感的寻求（昔日的同事登门拜访竟使他张皇失措），对金钱的非分之想（他不愿意失去与董事长重叙旧好的机会）。而两者都是我们时代的通病。

韦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卖力地打扫房间，将由于他的归来而弄脏的地面重新擦揩干净。他打开了所有的窗户，使那股“船舱里的死鱼烂虾味”散发出去。最后，他主动擦净了所有的桌椅和橱柜，连厨房的不锈钢餐具都擦得锃光瓦亮。当韦利忍着饥饿讨好似的来到岳父跟前，问他还有什么活需要他干时，老李却在一个劲地抱怨自来水龙头没关紧，卫生间的灯忘了关上，另外他刚刚用过的厕所因大便没有冲净而造成了马桶的堵塞……老李还想说些什么，可门铃在骤然之间就响了起来。

他看见老张的脸部肌肉猛烈地蹿跳了两下。老李手里拿着一把红色的马桶刷从厕所里奔了出来，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目光中含有一丝诀别的意味。

老张压低了声音对韦利说：“你去开门……”随后一头扎进了厨房。

韦利打开门，看见防盗门外站立着一个奸商模样的肥胖老头，身边搁着一只庞大的纸箱。一见韦利，他就笑容可掬地一哈腰：“哈啰，张局长在不在？”

韦利也不由自主地朝他鞠了一躬，打开了防盗门。与此同时，老李早已哆哆嗦嗦地从里屋走了出来：“啊，是老严啊，哈喽哈喽……”接着，她冲厨房里喊了一声，“老张，你看看谁来了……”

老张闻声也从厨房里钻了出来，手里兀自提着一把剁排骨用的小斧子。

董事长是专程为他女儿保送上大学的事而登门的。宾主落座，言谈甚欢。双方都避开了当年在高教局共事时的种种不快，彼此拍拍打打，很有些不成体统。董事长认为老张客厅里的一台彩电应当换一换了，而新彩电就搁在门外的过道里。张局长回答说，尽管他本人已经退休，可他们几十年来牢不可破的友谊将促使他“太史公牛马……”。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又无旧可叙，董事长立刻起身告辞。临走前，老李忽然想起礼尚往来这一古训，便将韦利昨夜带来的十六瓶鱼子酱强行塞在了董事长的怀里。

晚上，张清下班回来，一家人早早吃了晚饭，围坐在客厅里，欣赏着簇新的二十九英寸火箭炮彩电，一直到午夜新闻结束，方才各自回房休息。

难得看见老张老李有这么好的心情，韦利的兴致水涨船高，也恢复了不少自信。在做爱之前，韦利将老张上午拎着斧头出来迎接客人的情景向张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逗得张清在床上滚作了一团。

笑过之后，张清又严肃地提醒丈夫，虽然老张的警惕和提防之心近乎歇斯底里，但“凡事还是小心点为妙”。

韦利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想，假如早上来访的董事长果真是一名歹徒，凭着自己一米八七的健壮体魄，他可以在顷刻之间将其生擒活捉，也顺便让老张和老李开开眼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鹞子翻身，什么叫作饿虎扑食……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加快了身体的动作，而他的妻子早已发出了迷迷糊糊的呻吟声。

3

对于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这批年轻人来说，寻找某种标志与他们的上辈加以区分，渐渐成了时髦。尽管对他们严加管束的父母并不是法西斯，可反抗或逃离他们也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象征。

张清和韦利结婚之后，在何处安家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至少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双方父母的房子加在一起，足以开一个小型的旅馆，但他们最终的决定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自己出钱在汇园住宅小区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以便和所有的老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他们记事的时候，“文革”差不多就已经结束。生活的相对安定，封闭的校园，以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宠爱造就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外表，也多少培植起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浪漫情调。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向往刺激和冒险，喜欢孟庭苇和张学友的歌曲，读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迷恋电脑游戏……

韦利在船舶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去展新号远洋货轮任职，他的确切身份只是一名见习机械师，但这并不妨碍在制作名片时，加上“水手”二字。

张清的父亲，一位退职的教育官员不惜以自杀相威胁，才勉强制止了女儿去西藏工作的企图。但他却不得不在女儿的婚事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同意她嫁给一个“废物”，并允许他们搬进汇园小区，自立门户。

韦利和张清住进汇园公寓的第一个晚上，获得自由的兴奋使他们彻夜未眠。到了后半夜，夫妻二人实在没有话题可供叙谈，便各自将自己的父母搬出来，尽情地取笑了一通。

张清说，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父母对安全的疯狂依赖。家中的门铃每响一次，老张和老李都会如临大敌，神色陡变，似乎任何一个来客都是乔装打扮的歹徒。据他们说，那幢教师大楼在一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四次命案，可张清却未有所闻。“很难说，他们不是在危言耸听，胡编乱造……”有一次，父亲老张手执一把剁肉用的利斧前去开门，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母亲老李。

另外，张清的父亲不仅总爱放屁，而且，偏爱洋葱。

韦利对父亲的抱怨与妻子迥然不同。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时常打电话约邻居和过去部队里的战友来家中聊天，全然不知危险为何物。尽管从未发生什么意外（假如出点意外，那倒也不是坏事，至少日后可以免掉去医院替他施行安乐死），可母亲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花瓶、字画和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审计部门当科长，五十六岁才生下了他。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在叫他爸爸时，我的感觉上却是在叫他爷爷。”韦利说。可张清从未听到丈夫叫过他父亲，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他们搬进汇园公寓之后，张清每逢大礼拜的周六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在韦利出海的几个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内之事。那时她的公公已喜欢在床上大便，每晚六点准时拉屎一次。考虑到她白天在医院里时刻与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随口发出的一声感叹都带有寓言性质：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

韦利即便在来信中，也不会忘记这样来提醒自己的妻子：“韦科长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张清曾经将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学专家请到家中为公公治病。邻居们对韦家的这个孝顺媳妇自然赞不绝口，可张清自有她的盘算。她希望专家们给她一个公公死亡的可靠时间表。

大夫们会诊的结果，韦科长至少患有三种难以治愈的病症，还不包括他在淮海战役中留下的两处枪伤。显而易见，只要其中的一种疾病恶化，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院长最后肯定地告诉张清：“假如老人能活过三个月，我就用不着再当什么院长了……”

张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悬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老人不仅没有暴卒的迹象，而且奇迹般地能够下床走动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韦科长早已谢顶的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发，不久之后，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再次出现在菜市场上……

当然，院长事后并未辞职。而张清却也得到这样一个职业上的忠告：对于生死一类的事，是不能随便预测的。

汇园小区坐落在十里铺码头附近，目前看上去，整个小区还只是一片废墟。新造的一幢二十二层的公寓大楼矗立在沙土和瓦砾之中，数不清的建筑钢材、水泥、预制板横陈其间，大风一吹，就会扬起漫天的沙尘。

韦利和张清选择在建造中的汇园小区安家，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尚未完工的住宅区因各类配套设施来不及跟上，租金相对比较便宜；其次，这个住宅小区距离十里铺码头不到四百米，当韦利出海归来，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双方肉体的紧张状态。这幢大楼暂时还没有其他住户，他们再也用不着将床头的录音机打开，以防止他们在做爱时发出的声音为邻居听到，用张清的话来表述：“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她总是说不够，总是央求着再来一次。韦利吃惊地发现，张清除了因腰酸背痛而改变了走路的姿势之外，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休整。她的欲望怎么说都有些异常，它就像一架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机器。韦利对此既沉醉，又担心，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

由于大楼的电梯尚未开通，他们决定住在六楼。张清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家。大楼对面就是74路公共汽车，它的终点站就是父母的家，而二百米外的58路电车则通往她上班的医院。这一交通上的便利使张清更有理由这样相信：自从她与韦利结婚之后，上帝开始专心致志地看顾他们了。

站在卧室的窗口，向北可以眺望大海上过往的船只，尽管她往往看到的只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或是一截转动的雷达和风向标，但轮船汽笛低沉的鸣叫却日复一日迭现在她的睡梦中，让她觉得与远在海外的丈夫未有片刻的分离。

她将两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向医院妇产科的大夫悄悄地打听推迟例假的方法，在枕边与假想的韦利说话：“哦，宝贝。”她的等待是迷人的，神秘的，自有一种无限的柔情蜜意……

展新一号货轮在广州的一个军用码头卸完货，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拂晓。韦利向船长请假说，他要在广州上岸，以便去佛山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船长虽不是基督徒，但却喜欢过圣诞节。他正在张罗着晚上全体船员参加的化装舞会（他在西西里的海员俱乐部学到这一手），对于韦利的非分请求竟然慷慨应允，这就导致了一件重大变故的发生。

韦利在广州上岸的目的十分明确：二十四日是圣诞之夜，又是他妻子的生日，他和张清于去年夏天加入了基督教浸礼会之后，这个原先可有可无的节日自然有了一层特别的意味；展新号货轮离开广州前往北方的途中至少又得耗去一周时间，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与妻子一起过圣诞了。

他一刻不停地赶往机场，顺利地搭上了一班下午四点二十五分的南航班机。当波音客机带着尖厉的金属哨音跃上阴沉的云幔，机舱顿时被温暖的夕阳映红了。韦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当年第三帝国的隆美尔元帅，当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他却匆匆赶往家中陪妻子过生日。隆美尔和韦利一样，他们知道天堂的方向——在奔向那里的道路上，多耽搁一分钟也是无法弥补的罪恶。

晚上八点四十分，韦利乘坐的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终于停在了汇园小区的铁栏杆门外。天空仍然在下着雪，他看见六楼自己家的两扇窗口都亮着灯光，毛茸茸的光晕照亮了飞舞的雪片和新建中的花园。

在这个静谧的圣诞之夜，施工队的打桩机停止了轰鸣。74路公共汽车站上空无一人，偶尔从那里开过的一辆汽车溅起高高的雪泥。他看见两个小姐抬着一棵装饰着棉花絮的圣诞树，在街道的拐角处越走越远，但他依然可以听见小姐的皮靴在摩擦时发出的令人沉醉的声响。

韦利踩着嘎吱作响的冻雪朝家中走去。他又碰到了两个人，他们穿着黄色的工作服，头戴塑料帽盔，正打着电筒，逐一登记着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将被风吹开的遮雨帆布重新拉严。

他们高声谈论着昨晚的一场足球赛。其中的一个进球显然是越位了……韦利走到他们身边，两个人都向他挥手致意。韦利问他们这个小区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两个人就异口同声地答道：“快了，快了……”

韦利上了楼，刚才在路上一直纠缠着他的那个问题此刻又撵上了他。机票九百五十元，加上出租车费五十元，几乎花掉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这是否太不合算了？不管他怎样试图说服自己，他在广州酝酿出来的这一“即兴之作”还是让他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他拎着一盒生日蛋糕，一口气爬上了六楼。他听见楼道尽头的那扇熟悉的房门里传来了悠扬的大提琴声，那是布鲁赫的《科尔尼德莱》。张清曾对他说，她在思念他的时候，总是一遍遍地听着这个曲子。它原是一首犹太人的晚祷合唱。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一幕：他将尽可能轻地打开房门，假如他的妻子此刻正在厨房，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卧室。他将在床上躺下来，盖上被子，等候着她进房睡觉。他喜欢恶作剧。他想让妻子见识见识，什么叫作惊喜交集，什么叫作灵魂出窍……

韦利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轻轻地塞进匙孔。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腰部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转过身，看见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手里各自拿着一把匕首，正朝他微笑。其中的一位低声命令他打开房门。

当恐惧感一旦超出了某种界限，就反而会显得十分平常，韦利此刻正是这样。他的手似乎没有转动，门就开了，就像是它自己打开的一样。韦利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他只是这样反问自己：

“咦，我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张清听到开门声，就从里屋奔了出来。她一见韦利，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她是一个天性开朗的人，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物。

她满面春风地对门口站着的四个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丈夫）说，她妈妈下午给医院打了无数次电话，让她回家过圣诞节，可她还是决定留在这里。“我有一种预感，说不定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回来了……”她说她还做了很多菜。

“你们都饿坏了吧？”张清又说，并顺手调整了一下取暖器的旋钮，墙上顿时泛出一片红光。

“倒真是有点饿了。”一个陌生人看了看他的同伙，愉快地答道。

“那就先吃饭。”张清说。她麻利地从桌下拉出餐椅，请客人们坐下，随后就进了厨房。

糟糕，张清一定是把这三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同事了。虽然韦利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真相，但这一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三个陌生人身上的衣服是干燥的，而韦利身上的积雪融化后，衣服已明显地潮湿了。这就印证了一个惯常的说法，女人在热恋中总是盲目的。

韦利想起了不久前在船上做过的一个梦。他与死神玩了这样一个游戏：只要他说一句话，或者发出任何声音，他就能免于一死。他徒劳无益地张大了嘴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因此，他从床上惊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尽全力地怪叫了一声，同屋的水手都说他疯了。

此刻，韦利依然说不出话。陌生人朝他微笑，试图稳住他，他也就跟着微笑。他们递给他一支烟，他就自己掏出打火机将它点燃。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

张清从厨房里端出的菜摆了一桌。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对这几个人说：“你们先吃着，我一会儿就来。”说完转身就进了卧室。

陌生人面面相觑，很快就拿起了筷子：“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张清重新回到桌边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蓝色的羊绒长裙。陌生人立即彬彬有礼地对她的装束夸奖了一番，并加快了吞咽的动作。

张清受到恭维就乐呵呵地笑开了。她问韦利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神情严肃，是不是还在想着哪个外国小妞？她的一席话逗得几个陌生人哈哈大笑，韦利最后也笑了。

张清说，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曾经有人来敲过门，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就装着没有听见：“在圣诞节晚上，有谁还会到咱们家来呢？”

这时，韦利终于说出了回家之后的第一句话：“这不来了嘛……”

他本来想暗示一下自己的妻子，没想到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更为奇怪的是，他还逐一地往陌生人碗里夹菜，这一举动就连三个歹徒也感到大惑不解。

韦利朝张清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来者不善……

张清也朝韦利做了个鬼脸，意思是：你不要着急……

“你们多吃点，”张清热情地说，“你们的船常年在海上漂泊，恐怕几个月也吃不上一顿囫囵饭吧？”

“船？什么船？”一个穿花西装的陌生人突然问了一句。

他这一问，把张清吓了一跳。同时，事件的进程也陡然加快了。

由于张清刚刚换了一身裙子，歹徒们在制伏张清、逼其就范的过程中省掉了不少麻烦。当两名歹徒扑向张清的时候，剩下的一人手执匕首，依然端坐在韦利的身边。

韦利看见张清的裙子被掀了起来，她的一条光裸的腿像钟摆一样在地上左右划动着。她的一只高跟鞋掉了下来，露出了雪白的袜子。恍惚中，他听见妻子在徒劳无益地挣扎了一番之后，长长地哀叹了一声。看来她已经认命了。

韦利坐在桌边，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为何无法动弹。他所能做的，只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已。

看管他的那个歹徒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不妨看看……”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他已经听不到张清的呻吟之声了。

穿花西装的那个人来到韦利跟前，从同伴手里接过匕首，对同伙说：“现在该轮到你了。”

就在这样一个换人的间隙，韦利经过纷乱的思索之后，终于决定独自逃命。他在船舶学院练过三年武术，全套格斗动作谙熟于心，他好像还没有充分施展开自己的拳脚功夫，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门外的楼道里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韦利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楼下，朝遮棚边的那两名工地材料员径直奔去。

两个身穿制服的材料员从地上扶起韦利，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韦利只是用手胡乱地朝楼上比画了一通。

“别着急，有话慢慢说……”一个材料员对韦利说。随后他问韦利，对昨晚的那场足球赛有何看法。

“5号范志毅在将球顶进球门的那一刻，显然已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举起手里的电筒在韦利的头上狠狠地敲击了一下。

韦利顺势跪在地上，他觉得脸上湿漉漉的。他像一条狗似的被人拖出了五六十米远。他看见不远处，在一排垃圾筒边上，有几只被食用一空的鱼子酱罐头。

韦利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他想到了很多事，可每一件事都与张清牵扯在一起。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张清那张动人的脸，他担心，这张美丽的脸是否能够经受得住五名歹徒的轮番攻击。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有点类似某种轻描淡写的感叹：

“五个人，太过分了……”

两名乔装打扮的歹徒也不搭话，他们将韦利拽到垃圾筒边上，简单地杀死了他。

半夜鸡叫

1

当南风带着浓浓的雨意抖落了树梢的积雪，当池塘的封冻在阳光下消融，薄薄的冰面承受不住一只蝶蛹的重量；喜鹊的啼鸣像无数把锋利的剪刀，裁割着迟钝、甜蜜的寂静；当野花织出白色的冠冕，昆虫在泥土下蠢蠢欲动，尽力挣脱开僵硬的铠甲；桃符更换，一元复始；在长江南岸的丹阳地方，人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中心。

春天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已经来了。梅花打开了她精致的蜡球，松柏吐露出芬芳的油脂，艳日曈曈、丽风送暖。妇女们丢下了往日的忧愁、厌倦和仇恨，叽叽喳喳地簇拥在河边的树林里，她们晾晒的蚊帐和布匹装点起清新的时间，而她们脸上的笑容也为春天所装点。老人们坐在墙根下。记忆里的阴影和恐惧尚未在阳光的筛洗中褪色，依然找不出什么确凿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短促而漫长的一生，但仪式要遵守，吉祥要珍重，表情要明朗，衣服要换新，他们祝福别人，也接受别人的祝福。

一年一度的除夕良辰打着节日的幌子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倘若你执意要测量一下欢乐的边界，窥探它的本相，寻访它的真谛，无边忧伤的心弦就被深深地触碰了——你不知道碰到哪一根就会心惊。

徐老太太坐在院中的井旁剥着慈姑。她不时看一眼墙角的那株梅树，不觉中流下了眼泪。无论什么人，无论她经历过怎样的喜悦和悲伤，她注定不能回到童年。她的三个儿媳妇，腰间围着一色的白裙，静静地来到了她的身旁，但她们并不知道婆婆为何哭泣。

徐老太生了三个儿子：天佐、天佑和天保。天佐在村里承包了一家铜管厂，由于经营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大笔利润，暴发户的面目已日渐清晰。他管辖的八亩七分水田因无暇耕种，自然地划到了老二的名下，这就使得天佑成了一个双料的农民。天保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贵阳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并在第二年与四川的一位姑娘结了婚。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他的每一封来信都充实了他的父母兄弟对于“祖国”的地理知识，但就是不肯回家。

倘若不是父亲在来信中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倘若不是因为妻子对于“丹阳”这个地名产生了考古学方面的兴趣，天保本打算将自己的归乡推迟到父母双双毙命之后。在临行前，天保屡次向妻子谈起了自己的家庭，他将自己的母亲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而他的两位嫂嫂则俗不可耐，与她们的丈夫一样奸诈、平庸。至于乡村生活的肮脏和乏味，也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天保在对妻子进行这一番告诫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原先也是来自川北的农村，而且还是一个贫苦无依的孤儿。她目前就读于贵阳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为了搞清她的母亲到底是谁，她所耗费的苦心远远超出了准备硕士论文时受到的种种折磨。她有一个惹人怜爱的名字，叫小可，由于遗传上的证据模糊不清，真正的姓氏自然也无从查考。好在姓氏和名字到了乡村都失去了意义，亲戚和邻居来家中闲话，只是为了打探一下“城里”姑娘的长相和身段，他们都叫她天保媳妇。这是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一天。

第二天，小可在两位嫂嫂的带领下，天不亮就起床掸尘：她们将扫帚绑在一根毛竹上，站在桌上或爬上梯子，掸去屋顶的蛛网和灰尘。然后是拣菜剁肉，调糨糊，贴春联。对联为公公前夜所写。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勉强能写几个字，也是歪歪斜斜——仿佛那些字都得了精神分裂。厨房门上写的是：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厅堂门上写的是：岁月静好，现世清安；院外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也是八个大字：耕读为本，诗礼传家。他的家中毕竟出了一代读书人，理直气壮，天经地义。

在贴对联的时候，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媳妇自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品性，天佐媳妇说话嗓门很响，这表明她对别人的听力缺乏信心。她用手指挑起糨糊抹在对联的背面，将多余的糨糊胡乱地揩在裤子上。天佑媳妇打扮颇为入时，头发染成绛红色，她小心翼翼地将对联纸凑到糨糊盆上，尽量不使自己戴着镀金戒指的手为糨糊所玷污。只有小可找来了一管旧笔，刷起糨糊来既大方又自然。

三位媳妇很快就干完了屋内的杂活。她们的丈夫则在后屋陪公公打着麻将。当她们来到前院的井边，却发现婆婆正独自一人悄悄地流泪。她似乎哭得很伤心。不过，她们暂时还不知道她为何哭泣，便围着老人蹲成了一圈。

诸位读者，你们读到这里一定会抱怨我过于饶舌，甚至是过于卖弄了。你们也许会这样想：这篇故事名为《半夜鸡叫》，怎么写了半天，连一片鸡毛也没有出现呢？在交代完了这些枝节之后，至少也应当写一写鸡窝吧？你们想得对。为了不致让我烦冗而笨拙的交代令诸位失去耐心，我现在就将故事导入正题。而且，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明白，要把这个故事和鸡联系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徐老太就属鸡。

2

小可瞧见婆婆心中愁苦，神情黯淡，不禁伤怀触动，浮想联翩。她想起自己童年的影子，想起她正在失去的青春岁月，她的梦想以及梦中想要抓住而又最终丢失的东西，一片阴暗的浮云升上了心头。人人都以为自己的内心平滑如镜，但其瞬息变化往往不为人知。她凝望着屋檐积雪融化的泄水，望着大门外虚静的阳光，看婆婆流泪，想着自己心中的局限。

在天佐媳妇的记忆里，默默地流泪恰恰是婆婆一系列歇斯底里发作的前兆。这种发作通常以平静的追述往事开始，伴以啜泣和呜咽，最终以美尼尔氏综合征所引发的晕厥而暂告平息。它既是一种病症，又是一种浪漫的游戏，同时也是她在这个家庭中拥有的至高权威的象征——考虑到婆婆发作的突然性和种种玉石俱焚的灾难性后果，妯娌和婆媳间的纠纷和争执不得不时常有所忌惮。

天佐媳妇有意替婆婆排解一番，便兀自提起了村子里邻居的一段闲话。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之前。一个据说是饱受婆婆白眼的女人在腊月初八这天，连续用斧头砍死了三个人，然后放火烧掉了自己家的房子。天佐媳妇说着说着就讲到了她的那枚戒指，在忙于救火的时候，她将那枚戒指弄丢了。

“它是纯金的，要是镀金戒指，丢掉也就算了。”天佐媳妇说。

她这样说，天佑媳妇就满脸不高兴。她不由自主地将那只戴着假戒的手缩了回来，藏到了围裙底下。她自惭形秽，便在心中怨恨起自己的丈夫来。

婆婆擦了擦眼泪，朝大媳妇白了一眼，感叹道：“人家死了人，烧了房子，你还拿它当笑话说。说来说去还是那只戒指。你的嘴巴要是闲不住，就说点新鲜的事来听听……”

天佐媳妇心中暗想，要说故事，这个村子里的事是说不完的，不过既然她能知道，婆婆知道的就更多。要说新鲜事呀，她自己还想听呢，可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婆婆接着说：“你们都知道我属鸡，是大年三十这天的生日，今天也难得三个新媳妇都聚到了一起，不如你们每人都说一个故事，可每个故事都和鸡有关。听人说，这鸡原来都是会飞的，就像树上的鸟一样。我们女人原都是鸟，自从出了嫁，就都变成了鸡，再也飞不起来了……”

老太太话音刚落，天佐媳妇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她心里说：我本来看她一个人哭得伤心，有意替她打个岔，排解排解，没想到这个老不死的居然得寸进尺。要我学学鸡叫，倒也不难，可要说个和鸡有关的故事，却也难为了姑奶奶了……

天佑媳妇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她刚刚嫁到这个村子里来的那些天，正好赶上婆婆养了五年的一只大公鸡被田头浸了农药的麦子毒死了，这件不幸的事使老太太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天佑媳妇进门后一连几天没见婆婆露面，就向丈夫打听。不知道是语音上的隔阂，还是她执意要这样理解，反正她一度误以为婆婆被农药毒死了，因此兀自暗暗高兴了一个星期。

婆婆既然发了话，看来故事还得讲下去。天佐媳妇和天佑媳妇彼此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了小可身上。小可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没人知道此刻她正在想着什么。

老太太似乎已等得不耐烦了。她将一口浓痰啐到了小可的鞋帮上之后，便让天佐媳妇第一个开讲。

天佐媳妇脑子里空荡荡的，她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两眼直冒金星，仿佛看见一尾鸡毛在眼前飘来荡去，就是抓不住它，她甚至都能闻到喉咙里憋出的一股鸡屎味了。

天佑媳妇此刻也不怀好意地催促着她，一心等着看她的笑话。她心中稳稳地料定，这个目不识丁的暴发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讲出一个与鸡有关的故事：只要她那儿先破了例，我这边自然也可以顺水推舟……

她正这样盘算着自己的后路，没想到天佐媳妇突然发出了一阵母鸡下蛋后一般的咯咯笑声。

天佐媳妇就在山穷水尽之时，忽然眼睛一亮，她想起了小时候曾读过一本小人书——除了这本书之外，她几乎想不起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书存在。那本书名叫《半夜鸡叫》，书中的故事虽然已模糊不清，但大致梗概倒也隐约记得。

“哈哈哈哈，高玉宝啊高玉宝，我可算将你逮住了……”天佐媳妇随后又爆发出一连串欢快的笑声，早已憋出一头汗珠的她一面对那个写书人充满敬畏和感激，一面立即讲述了下面的这个老掉牙的故事。

3

这件事发生在解放前。具体是哪一年，我也说不清。那个时候，三座大山还没有被人搬走，土地还没有归公，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后来的包产到户了。那时候，我们女人头上还有三纲五常，全不如现在这般轻松快活，那时的女人，别说是杀人放火，就是踩着了公公婆婆的影子，也都是有罪的。长话短说吧，乌云没有驱散，豺狼四处当道，恶霸横行乡里，有地主，有雇工，有高利贷，有童养媳。鸡，也还是有的，不过先不要着急，让我慢慢从头说来。

故事说的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名叫周家庄。那里原本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一条清溪，千竿毛竹，真是人间仙境。居者有屋，耕者有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随便往地里撒下种子就能收获粮食，你在地上打口井，井里也会渗出蜂蜜来，不像现在的井水，有一股化肥味。人人安居乐业，那时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好的。俗话说，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自从周家庄出了周扒皮，年景就大大不同了。

要说周扒皮有多少田产，多少竹园、树林，多少养鱼的池塘，多大的院宅，几进房屋，我也说不清。单说周家清明这天烟囱里冒出来的青烟，要吹过他家的田畴和山林，少说也要等到第二年的端午。

按说，周扒皮攒下了这么大的家私，总该心满意足了吧？倘若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了周扒皮十分之一的田产，也就什么事都不用操心了。我们家天佐也不用去办什么铜管厂，累得像狗一样，我们坐在家里打打麻将，收收租子就行了……

“你也不怕政府再来一次土改，再打一次土豪……”天佑媳妇酸溜溜地说。

“我们家的地不都划给了天佑了吗？论枪毙，也是枪毙天佑，轮不到我们家天佐……”

老太太插话说：“别打岔，听人家把故事说完。”

话说周扒皮有这么大的田产，要是哪天他一高兴，打算巡视一下，那就麻烦了。因为他驾车出发的时候兴许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等到他巡游回来早已是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老头了。

所以说，精明的周扒皮从来不出巡，一心待在家中，拿他家的那些用人、家丁寻开心。周家的用人、保姆、奶妈、园丁多得就像河边滩头的沙粒一样，这些人我们都不提，只说周家的那些长工。

据说，这些长工原先都是有田有地的，可不知什么原因，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要么是懒惰，反正这些田地几经易手，最后全部落到了周扒皮的手中。到了那么一天，他们自动地跑到周扒皮家中报到，成了周家的长工。他们在院子里站成了一排，等着新主人出来给他们训话。

那周扒皮穿着一件拷绸长衫，外罩青丝马甲，足蹬一双翻毛羊皮长靴，手里摇着一把折扇，踱着方步从里屋走了出来。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他手里总爱拿着那么一把纸扇，扇面上涂了金粉，或许还有名人字画，我就不一一说了。

周扒皮端坐在一张虎皮高背椅上，拉直了衣服的褶皱，清了清嗓子，开始给新来的长工分派事做。要说那些事，也无非是插插秧啦，打打麦啦，收拾油菜籽，挖水渠，种芝麻，把新收的谷子装进麻袋、运进粮仓，扬场，选种，碾米，就像我们这里一样，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周扒皮拉足了架势给长工们训话。他说：我周扒皮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看着别人替我弯腰干活，至于干什么活，干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你们自己都是有眼睛的，就看着办吧。你们要问了，什么时候出工，什么时候收工，这倒也叫我很为难。要是我给你们每人发一块欧米茄手表，那还不如我自己下地去干活算了。你们听着，一到天黑就可以收工。我说的天黑不是指太阳落山，而是你们站在一起都看不清对方的脸了，就可以收工回家，那么出工呢？你们的小脑筋要想了，既然收工是天黑，出工就是天亮吧？你们想错了，我周扒皮没那么傻。冬天天亮得迟，夏天天亮得早，要是逢上阴天下雨，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天还黑得像锅底一样。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也甭管天亮天黑的，只要听见村上的鸡叫了，就可以起床下地了……周扒皮说完了这番话，人影一晃，就回屋睡大觉去了。

周扒皮说起话来浑身上下都透着精明，可他的话听上去多少还像个草包说的。我们家天佐在厂里也时常给工人们训话。他就不这样，他的话句句入耳，工人们听了都像吃了蜜糖一般。他说，你们在厂里累死累活地干活，不是为了我天佐，而是为了你们大家。你们是工厂的主人，我天佐，是你们雇来的长工，你们流出的汗，嘴里吐出的苦胆汁，年底的红包就是报答。工人们用不着他吩咐就会不要命地发疯干活，就像一台台全自动洗衣机，还不爱坏。这话儿扯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那周扒皮。

那些长工们在地里累了一天，回到东家替他们安顿的棚屋里，吃了饭，烫了脚，浑身的每一个关节就全都松动了。往草垫子上躺，也顾不上说闲话，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他们觉着没有睡多大工夫，村子里的大公鸡就一声接着一声地叫唤开了。他们睁开眼，抻一抻胳膊，就纷纷嘀咕起来了：怎么才睡了这一会儿，鸡就叫开来，而且叫得那么响，就像是吃了黄氏响声丸似的。

他们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这会儿就发话了：你们这些傻子，时辰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脾气最古怪。你们在烧开水的时候，等了老半天，炉子还不冒气，你们在地里干活，太阳挂在天上一动不动，可一旦做梦睡觉，时辰过起来就快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说，我们已经睡了七八个钟点啦。

长工们见他说得有道理，一个个就精神抖擞地从床上跳下来，排着队，有说有笑地下地干活去了。这样一连过了三天，情形也还是一样的。

到了第四天，长工们来到地头，看见一轮圆月刚刚升到中天。草地和谷物的叶子还没有被露水浸湿，大伙儿又渐渐起了疑心。从天上的月亮和星辰织成的图案来看，那会儿最多也就是子夜时分。可鸡叫却是真的，他们的耳朵也都是好的，听得真切分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心里觉得蹊跷，嘴上却也不愿说。只是低头拼命地干活，有时停下来彼此对望一眼，也都觉得对方的脸影影绰绰的。长工们当中有一个特别伶俐的小伙子，打算对这件蹊跷的事解释解释，就对大伙儿说：看上去我们这会儿在一起干活，实际上我们正在做梦。我们并没有在地里干活，而是正躺在东家的屋里睡觉，梦见自己在干活……

他这么一说，大家的心就全乱了。再往下一想，做梦和干活之间的确也没有什么明白的界限，这么说，人活着与死掉也就没有分别了，因为活着正是死去的梦罢了。这样一想，冷风将坟地里的蒿草一吹，发出飒飒的响声，大家都觉得，黑暗中的一切都失去确凿的依据，包括他们投在地上的影子。

所以说，长工们心里所感到的恍惚的苦楚要比他们付出的体力不知大上多少倍呢。

终于有一天，还是那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晚上吃了周扒皮供给长工们的馊锅巴，刚刚在床上躺下，就觉着要闹肚子。他慌忙中提了裤子出了棚屋，突然看见东家厢房的门轻轻地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穿着花短裤的人来。他差不多光着上身，一路跳跃着朝院中走去，在冷风中索索打抖，嘴里呜呜有声。小伙子定睛一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东家周扒皮。

你们要问了，这个腰缠万贯的大财主晚上不好好地待在屋里睡觉，深更半夜溜到院子里去干什么？那个小伙子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当然也没有人告诉他原因，只有墙边的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

他早已忘了自己要拉屎这回事了，悄悄地撵上了他的东家，打算跟过去看个究竟。

周扒皮鬼鬼祟祟地窜到院子里，看看四下无人，就径直朝墙角的鸡窝走去。他来到鸡窝边上，蹲下身子，双手拢成喇叭状，伏在鸡窝旁学起了鸡叫。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老太太插话：你学上一声就行了，赶紧接着往下讲吧。）

周扒皮这一叫可不要紧，村子上的公鸡就都跟着叫开了。小伙子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半夜鸡叫是他们东家一手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让长工们替他多干活。

至于这个长工回去之后，如何将这件稀奇的事告诉大伙儿，大伙儿如何又好气又好笑又不可思议，最后如何将计就计整治他们的东家，假装捉贼，将周扒皮痛打一顿，这里先不说。我们单说这周扒皮，他如何能够练就这一身绝活的？

原来，周扒皮趁长工们白天下地干活的当儿，一个人待在他那大房子里，什么事也不做，单单就在屋里学鸡叫。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周扒皮学出的鸡叫与那真的鸡叫一般无二，连如今最好的相声演员也难以做到，连最高明的魔术师也要逊色三分。人们常说，学什么就会变成什么。这周扒皮学鸡叫的时间一久，平常走路的姿势也带着几分鸡相，就连晚上做梦，白天与人说话，也会不知不觉地伸伸脖子，不经意叫上一嗓子。尤其是被他的长工们痛打了一顿之后，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看上去就更像是一只瘟鸡了。

这天晚上，长工们收工回家，看见东家周扒皮依然独自一人在鸡窝边转来转去。长工们就问他找什么。周扒皮说，他在鸡窝边丢了一枚戒指。

长工们又问他，您的戒指怎么会落在鸡窝边的呢？周扒皮脸一红，就不言语了。长工们看见东家的头上肿起了一溜血泡，红得像鸡冠一样，心里都觉得十分畅快。

也许周扒皮真的在鸡窝边丢了一枚戒指。说不定还是纯金的，就和我丢掉的那枚一模一样。

4

老太太听完了大儿媳妇所讲的故事，直笑得合不拢嘴。“你的故事好倒是好，听上去也轻松有趣，”老人笑眯眯地说，“不过，天底下真有这样稀奇古怪的事吗？”

“这是千真万确的。”天佐媳妇正色道。

“这个周庄的大财主，既是有钱有势，总也祖上积了阴德，也是书香人家，怎么单单就取了周扒皮这个名字？周扒皮，哈哈哈哈……”

“他原来也许不叫这个名字，”大儿媳解释说，“可长工们都这么叫他，形容这个人贪得无厌，心狠手辣……”

“我看他的手段也毒辣不到哪儿去，”老太太笑着说，“他只不过半夜起来到鸡窝边学几声鸡叫，临了还是让长工们痛打了一顿，说起来也怪可怜的。再说，周扒皮既是有钱的大地主，他若要长工们多干几个小时的活，只管明说，反正天底下饿着肚子到处找活干的穷人多得是，也用不着大冷天偷偷爬起来学鸡叫，若是受了风寒，也得自己掏钱买药吃。”

“这周扒皮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地主，”天佑媳妇插话说，“他对长工们不能胡作非为，才想出了这么一个笨办法，嫂子将他说成是大地主，就自相矛盾了。何况，《半夜鸡叫》这篇小说我也看过的，书中也没有提到戒指这回事。”

“她就是忘不了那只戒指，”老太太瞥了大儿媳一眼，“绕来绕去，还是绕到那只戒指上。”

“你若是嫌我的故事说得不好，你就说个更好的。”天佐媳妇满脸不高兴，“我自当洗耳恭听。”

“也该轮到你了。”老太太对天佑媳妇说。

天佑媳妇在听嫂子讲故事的时候，又恨，又气，又委屈。自从她嫁到这个村子里来的那天起，嫂子事事都占着先，事事都压着她一头。天佑媳妇在当地也算是一等一的大美人了，当初媒人来提亲的时候，说好了让她从天佐、天佑中挑选一个。可就是因为天佐的鼻梁上多了几个麻子，她才挑了文弱老实的天佑，那时她并不明白，麻子虽然难看一点，但并不能阻止一个人去发家致富，而且自从天佐当了铜管厂厂长之后，脸上的麻子反而替他增添了几分威武。就连说故事，嫂子都要拔个头筹，着个先鞭，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天底下与鸡有关的故事，除了这么一个《半夜鸡叫》，要想另起炉灶，就好比沙里拣金，大海捞针一般。倘若婆婆让她第一个讲，她也能想起高玉宝，而且还能讲得更好，可现在到哪儿再去搜罗一个鸡故事呢？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人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命运的捉弄。

天佑媳妇想到这里，就差一点流下泪来。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天佑媳妇在气恨交加之时，忽然心念一动，脸上阴郁的神色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半夜鸡叫》这个故事在被写成书之前，民间已广为流传。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故事难免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要说的这件事也叫《半夜鸡叫》，故事里的人物也叫周扒皮，只不过说法大有不同……”

在一段烦冗的开场白之后，天佑媳妇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下面这个小故事。

5

在《半夜鸡叫》这本书里，正如嫂子刚才所讲的，都是有关男人的故事。周扒皮啦，家丁啦，长工啦，哇噻，全是男的，就连周家庄的鸡也都是公鸡。我们不禁要问，周家大院除了男人和公鸡之外，难道连一个女人都没有吗？当然不是。

因此，我这里要说的，是有关女人们的一些故事。

原来，这周扒皮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名叫周小皮。周小皮相貌如何，性情怎样，这里都不在话下。单说他到了二十四岁这一年，周家就张罗着替他娶亲了。

周小皮迎娶的那门媳妇，虽有几分骄纵，也可以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美人胚子，她名叫小倩，来自庞各庄的大户人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刺绣纺织这一类的行当，倒也是拿得起，放得下。

到了正月成亲的那一天，庄子里的人都聚到周家门前来看热闹，那周扒皮自然也混迹于人群中，伸着脖子往外瞧。当小倩由中人牵着手，从花轿里走出来，站到了阳光底下，那周扒皮站在碌碡上远远地朝她瞄了一眼，哇噻，心里就像是被钢针扎了一下，差一点没有晕过去。

周扒皮一心在家中算计他的那几个长工，平常对于弟弟的事全不放在心上，他虽也曾耳闻未过门的弟媳妇人才出众，可一见之下，只觉得天旋地转：高高的个头，细挑的身段，腰肢轻摆，仪态万方。那张脸又白又嫩，就像春天刚刚绽放的蔷薇花，又像一扇被朝霞照亮的红纸窗户，那双眼睛秋波流转，就像山上甘洌的清泉，脖颈与耳缘的皮肤比那绸缎和积雪还要亮滑。这周扒皮站在碌碡上，像个木偶似的一动不动，只看得如痴如醉，魂飞魄散，周小皮领着新娘神气活现地来到扒皮的跟前，正要弯腰施礼，周扒皮只恨恨地说了一句，你小子也他妈的太过分了！就转身匆匆回自己屋里去了。

周扒皮独自一人闷坐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郁郁不欢，连学了几声鸡叫也压不住心头的惆怅。无数的伤心事都涌现在眼前。可你们若要问周扒皮为何这样伤心，他自己也说不上原因，反正心里堵得慌。他觉得有一股鬼火在胸中蹿上蹿下，又像是肠子上打了七八个死结，怎么也解不开。况且，心还怦怦乱跳，周扒皮在自己的胸口捶了一拳，叫道，不要跳！可心里还是扑扑直跳。

他想想自己为了支撑这个家，快到五十还是孤身一人，再想想小倩刚才的那张如花似玉的笑脸，就觉得人活在世上的确也没什么意思。至于周扒皮一人闷在屋里还想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过了两个多月，村上的杏花都开了。周扒皮却如被寒霜打枯的树枝，又像是害了病的瘟鸡，整天没精打采的。周家的男女老少看着东家一天天消瘦下去，都不明究竟，他家的那些个长工更是觉得蹊跷，平日里周扒皮天不亮就将长工们撵下地去干活，可这些天他对农事稼穑漠不关心。长工们也乐得睡上几个安稳觉。他们虽不知道周东家为何日渐颓废，可周扒皮自己就将心中的这段秘密吐露出来了。

周扒皮呀周扒皮，你纵有万贯家财，千亩良田，可顶个什么用呢？天下的美女何止千万，单说方圆十里的周家庄，姿色出众的姑娘媳妇也如遍地杏花一般不可胜数，只要我看上一个，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一亲芳泽，终夜销魂，可天底下最最美丽的妇人加在一块，也抵不上小倩裙子的一角那么鲜艳，可小倩却偏偏嫁给了我弟弟，若叫我抢先一步撞见她，我倒愿意倾其所有来做成这桩买卖。小倩啊，小倩，我天天看见你坐在楼上的窗前绣花，看见你下楼到井边打水，看见你侍弄院中的花草，就像一只蝴蝶那样飞来飞去，我若要跟你说句话也得一本正经拉下脸来。若是听你叫声哥哥，回屋后还得吃下几粒救心丸。这全是命中注定。都说人生苦海，茫茫无边，我今天到了虽生犹死的当口，倒也明白个大概了，都说金钱如粪土，富贵如云烟，这话原来也是没有错的……

这周扒皮在周家庄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平常欺占民女，进城逛窑子，抽大烟，甚至于品箫评玉，也都是家常便饭，可一旦见了小倩，生出了纯洁的爱情，才知欲壑难填，天外有天，才知道什么是竹篮打水，什么叫空中楼阁，什么叫镜中月、水中花……

春去夏至，夏去冬来，转眼间已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周扒皮一会儿在火炉中受着煎熬，一会儿又在冰窟中挨着霜冻，只落得形销骨立，面容槁黄，气息奄奄，像是越了冬的芦苇，眼看着性命就不保了。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这一年的重阳，这周家大院就生出了这么一个事端来。

扒皮的弟弟周小皮受兄长之托，到外面去收账，或许是邻村的财主拉他赌钱，或许是周小皮整日守在家中，对小倩的心思也渐渐淡了，就如禽鸟放飞，牛羊出栏，少不得在外面寻花问柳。反正他这一去，足足十天没有回来，连个音信也没有。

周扒皮更是受尽了折磨。既然我弟弟这一去久久未归，但愿他在路上遭了劫匪的暗算才好。我敢说，周扒皮在这短短十天中所受的苦，比过去十个月遭的罪还要多出一百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睡不着觉。

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小倩的影子在眼前晃动。看见她一丝不挂地推门进来，坐在他的床边，望着他笑。她那笑容好比梨花带雨，千娇百媚，她那身影又如果园遭风，芳香四溢。

他想着小倩也是挑灯独坐，竟夜不眠，更是欲火难禁，他心里想的是不能弟兄阋墙，不能身行污秽，辱没家风，可他的一只脚却早已迈出了自家的门槛，朝小倩的朱楼卧房悄悄走去。周扒皮一路走，一路犹豫。周扒皮啊周扒皮，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啊？赶紧将心中的恶念收起，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他这样想着，脚上的步子就迈得更快了。

话说小倩在房中正要吹灯睡觉，就听得有人敲门。她还以为丈夫深夜突然回来了，因此满心欢喜。她打开房门，看见周扒皮端着一壶茶正悠哉悠哉地朝她笑呢。

那小倩见大伯深夜来访，不由得就是一怔。

“哇噻，是扒皮哥呀，”小倩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小皮收账回来了呢。”

周扒皮也不答话，径自走进屋来，朝沙发上一坐，跷起了二郎腿（天佐媳妇插话：那会有沙发吗？），只拿那一双老鼠眼朝小倩身上瞧，就像走进了自己家的屋似的。

“扒皮哥，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小倩不安地问道。

周扒皮依然不说话，那脸涨得像猪肝似的。他纵有千般万般的话要说，也不知说哪一句才好，想笑又笑不出来。憋了半晌，才蹦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

“小倩，过来！让大伯把你拥抱一下。”

只见那周扒皮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住了小倩的双腿。

小倩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平时深居内阁，足不出户，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她也没顾上多想，顺手就给了周扒皮一个耳光……

（老太太插话：打得好！）

打得好是打得好，可是那周扒皮虽然五十来岁，清瘦得不成人形，一旦使出蛮力来，小倩身单力薄，又哪里是他的对手呢？可她又不知道该不该喊叫，这一迟疑，周扒皮就三下两下将她搞定了。

原来这天底下的女人，个个都像花瓶一样，你若不把它碰到地上，或是把它扔在地上摔碎，它还是好好的一只花瓶，可是你若一摔，它也就碎了。

哪个女人不要贞节？可小倩遇到这样的事，也实在是天意让她失了身。若是她当场喊叫起来，周扒皮的难堪自不必说，小倩的名节恐怕一样不保了。

再说周扒皮做完了这等事，心中虽然畅快无比，可也是七上八下的。他甚至有些后悔这样做。为了这片刻的享乐，终至于家风破败，大逆不道。假使这事日后再让性情刚烈的弟弟知道，恐怕局面就难以收拾了，由此他心中害怕。

他不由得转过身去看了看小倩，小倩也看了看他，满眼怨嗔，那周扒皮心中不禁悠然一震。

小倩不停地流泪，心中的忧伤和委屈自不必提，经周扒皮刚才的那一番轻薄，身上的舒服惬意却也是知道的。原来，这周扒皮也是惯经风月的，方才那一番梳弄竟也使小倩神魂颠倒起来……（老太太不耐烦了：啧啧啧，你说起来还没完了？）

周扒皮为了不使这件事日后传扬出去，少不得向小倩苦苦哀求，他也是使出了公鸡下蛋一般的本领，直说得那石头听了也得掉泪。他说着说着，小倩就朝他走了过来。她轻轻地拽过周扒皮的手，将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用她那娇嫩的小手抚摸着周扒皮的腮帮子，向大伯嘤声说道：

“扒皮哥，刚才我情急之中打了你一巴掌，脸上还疼吗？”

经她这一番呢喃燕语，加上香腮粉汗，泪光点点，周扒皮听着真是滴滴香浓，意犹未尽，心中的一腔坏水又晃荡起来，差一点昏厥过去。

周扒皮大喜过望，暗自思忖：原来这小倩，倒也善解风情……

两个人又少不得重新回到床上，颠鸾倒凤，直到天光大亮。

两天后，周小皮从外村收账回来，也不知家中发生的事，依然像从前一样过着日子。小倩日日在窗下绣花，午后到院中晒晒太阳，偶然碰到周扒皮，也是脸一红，身一转，相视一笑，就当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周扒皮又将他的心思转移到了那些个骨瘦如柴的长工身上，人也渐渐发胖。既然有了那一夜的无穷回味，他心满意足，见好就收，正如《朱子家训》所说，凡事留有余地，得意不宜再往。闲时去邻居家推推牌九，去城里消磨光阴，加上小皮与小倩一步不离三尺，便将小倩那边的心念慢慢放下了。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偷过情的女人遍地都是，可你若想找出只偷一次情的女人来，怕是掘地三尺也找不见。有了第一次，就必然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是第五次。那小倩因了那一夜销魂蚀骨，痴人依旧在梦中，竟然不知急流勇退，心上的想念，也不是说放就能放下的。这也是女人的命。小倩天天在楼上纺织绣花，眼睛却盯着楼下空荡荡的院落，每一分钟都变成了一年，其中竟有多少缠绵？

有时她也能看见周扒皮从院中走过。雁过留声，人过留影，这周扒皮往往是一去无踪，任凭她痴痴地等，呆呆地盼，院中也只是白鸡一群，杏树一株。正如歌中所唱：

我看杏花多寂寞，杏花看我又如何？

到了这一年的除夕，庄子里搭台唱大戏，小倩终于得着了一个机会。

先是周扒皮起身去小解，他刚离座，小倩也全然顾不上脸面，竟然尾随而去。好在小皮正和一个放高利贷的地主谈着买卖，也没有留意。

那天晚上也和现在一样，地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树梢的乌鸦和喜鹊都在嘎嘎地叫着，那周扒皮窜到场边的一个羊圈边上，正待撩开马褂撒尿，没想到小倩早已溜到了他的身后，冷不防将周扒皮拦腰抱住，只说得一声：扒皮哥，你可想死小倩了……便泣不成声，语不能言（天佐媳妇：真不要脸！）。

女人在这种事情上是全不要命的，可男人却个个胆小如鼠。周扒皮受了这一惊吓，竟有些站立不稳，尿也变得断断续续的了。

周扒皮一看是小倩，立刻灰绿了脸，断然喝道：

“弟妹怎生这等无礼？！你这是存心要陷我扒皮于不义吗？”

小倩道：“我且不管什么义不义，你今晚若不依了我，我就闹他个天翻地覆……”

周扒皮瞧见小倩这般心急火燎，心中大喜，便收起了一身庄重，对小倩百般哄骗。毕竟是在戏场边，人来人往，两人难有什么作为，就相约当天深夜戏散，待小皮熟睡之后再见机行事。

小倩道：等到大戏散场，差不多就是半夜了，小皮睡觉稳当，一旦熟睡就是雷打不动，我们不如天快亮的时候在楼下相见，以鸡叫为号。扒皮点头称是。两人先后回到戏场上，一边听着戏文，一边眉来眼去，这里先按下不表。

这天晚上戏散之后，周扒皮回到屋里躺下，可怎么也睡不着。他老是想着小倩一丝不挂躺在床上的样子，想着它白白的枝丫上开出的一朵花，既鲜艳，又潮湿……时光一点点过去，周扒皮只管竖起耳朵，但等公鸡那一声报晓的长啼，驱走他心中的焦渴。

一直等到三更天，那鸡还是没叫，周扒皮开始有点担心，若是鸡再不叫，天就要亮了。再说，谁也不能担保这公鸡天天都叫，若是它们在鸡窝里睡过了头，那可怎么办呢？

情急之中，周扒皮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大人都知道，周扒皮在周家庄学鸡叫是有了名的，虽说是雕虫小技，平常在庄子里，也只能逗小孩们玩玩，没想到今晚却派上大用场了。这样想着。周扒皮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爬了起来。

再说小倩在半梦半睡之间忽听得公鸡一声嘹亮的啼鸣，立刻睁开了眼睛。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也被这声鸡叫惊醒了。这一点却是小倩原先没有料到的。

小皮说：“咦，这鸡怎么叫得与往常不太一样啊？”

小倩说：“鸡叫就是鸡叫，还有什么一样不一样？”

小皮说：“不对，我怎么听见这鸡一边叫，一边还不住地咳嗽……”

小倩心里想笑，可到了这时毕竟笑不出声了。她就哄骗丈夫说：“也许是有人在偷鸡。这样吧，你只管睡你的觉，我下楼去看看。”

小皮说：“天怪冷的，还是我去吧。要是真的来了偷鸡贼，你一个妇道人家又如何应付得了？”

小倩还想阻拦，小皮早已翻身下床，披上大衣，蹑手蹑脚地径自下了楼。

周扒皮趴在鸡窝边，一连叫唤了十几声，也没见小倩下楼来，他心中着急，就不由得提高了嗓门，一声接着一声，叫得更欢了。当他弟弟手执铁锹，来到离他不足一丈远的地方，扒皮还是喔喔喔喔叫个不停。

小皮借着满天的星光定睛一看，哇噻，这不是哥哥周扒皮吗？他深更半夜不在屋里睡觉，跑到鸡窝边学鸡叫，却不知为何。话说弟兄俩如何尴尬相见；周扒皮又如何有苦难言，哄骗弟弟，自己半夜学鸡叫为的是让长工们早一点下地干活；周小皮又如何信以为真，这些都不属于我这个故事所说的范围……

6

老二媳妇说完了这个临时编凑的故事，老太太和天佐媳妇又笑得前仰后合。连小可也跟着笑了几声，没想到两位嫂子都是说故事的能手，自己虽读到了研究生，只怕说起故事来也要相形见绌。

老太太总结说，老二媳妇所说的这个《半夜鸡叫》，也是好的，同样是周家庄，同样是周扒皮，讲出的事情却大不相同，你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我们听着也是津津有味。只不过，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对于男欢女爱一类的事竟有些隔膜了，有些地方听上去还有些刺耳……

老太太唯恐自己过分的赞扬会伤了大媳妇的自尊心，因此褒中有贬，大家听了，也无话说。只是老太太话中有话，小可虽然略有觉察，却又不明就里。

原来，老太太早就听到村子里的风言风语，说天佑媳妇与天佐暗中勾勾搭搭。有一天晚上在后院的枣树底下，她也看见两个人拉拉扯扯，悄声细语。倘若天佑媳妇自己没有这一番亲身体会，她也断断不能将小倩与大伯子勾搭成奸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面面俱圆……好在天佐媳妇天生在这些事上缺根弦，如今这件事在村中传得沸沸扬扬，也恐怕只有她和天佑蒙在鼓里头了……

天佐媳妇听完了刚才的这个故事，笑得越厉害，心就跳得越快：我怎么会心底发慌，脚底发软？我怎么会牙齿打战，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倩与周扒皮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就好像……她不敢这样想下去，故事里的人物和事情又缠着她不放。人是多么的奇怪呀！就像水边的芳草，即便没有被风吹动，也会瑟瑟打抖……

“现在我们该听听天保媳妇的故事了，”老太太笑着对小可说，“你去过很多地方，读过很多书，见过不少世面，与我们这些泥腿子相比，自有一番高远的识见。你也不妨说些外头的新鲜事来听听，好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小可知道婆婆对自己有很深的成见，看来天保这些年不愿回家的过错统统都得由自己承担了，这虽说有些冤屈，毕竟不便分辩。因此，她还没有开始讲故事，心里就先被罩上了一层阴云。

小可推托了几次，又经不住众人相劝，就这样说道：“我自小没爹没娘，也没听过什么故事，胡编乱造我又不会，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呢……”

天佑媳妇说：“你就假托一个人、一个地方，把你自己经历的事挑出一件来说，就要便当得多……”

老太太闻听，赶紧用脚踢了天佑媳妇一下，唯恐大媳妇听了陡起疑心。

“我现在要说的这件事，完全是真实的。”小可说，“因为它的确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

读者诸君，在这里我得预先声明一下，从事后的效果来看，小可的这个故事相当糟糕，由于她个人不便启齿的原因，她想在故事里消除个人的影子，守住她那点可怜的秘密，却又缺乏基本的虚构能力，因而费尽了心机。这件事，她几次想对天保吐露，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提醒她三缄其口。她本来可以将这段秘密守到终老，可又担心她一旦死去，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最终将它泄露出来。

去年夏天，我在青海的塔尔寺碰到她的时候，她曾经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分段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诸位或许要问，既然这件事小可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愿吐露，却唯独在塔尔寺酥油飘香的夜晚向你和盘托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同一般哪？你们想错了。尽管我这个人对美色也不能说绝对地无动于衷，尽管我正值盛年，两任妻子先后离我而去，但我与小可之间的关系十分纯洁。如今的年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伦理乖常，金钱和美色趁机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蝇营狗苟，如同仇敌，可我和小可独能出污泥而不染，显然不在此列。

我索性再提醒诸位一点，小可在这一年除夕的丹阳所说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假如你们足够聪慧、机灵，应当能够从小可的讲述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相信我刚才的一番其实是很不必要的自我表白。

7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哪个朝代，其实都无关紧要。我们不妨就将它假定在四川，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那里，对于那一带的风土人情自然十分熟悉。

在四川万县地方，有一户殷姓之家，原先是做铜矿开采生意，后来又经营茶叶、布匹、鸦片。到了民国初年，殷家出了一代读书人、几名官宦之后，更是人丁兴旺，竟然也轰轰烈烈地支起了一个庞大的家庭。殷家的庄园楼台虽说比不上《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可殷家大院里产生的那些罪恶又远非大观园的主人所能比拟。我们这里要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十年之后。

殷家大宅里有一位小姐，名叫殷毛（老太太插话：还是叫殷小毛吧），好吧，就叫殷小毛。她与林黛玉的遭遇颇为相似，自幼父母皆无，寄养在外婆膝下，跟着同族的姨妈、婶子一类的女眷长大成人。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到了小毛开蒙懂事的年纪，这些女人都成了寡妇。小毛平时里所见的大抵就是这些女人，所做的事单单是刺绣一行。小毛聪慧过人，她的刺绣手艺原本是外婆所教，可没过几年，她就青胜于蓝，刺绣技艺又远在殷府女眷之上。

虽说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官宦、商人穿梭其间，可小毛视若不见。久而久之，她竟然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男人存在。她常常向带她的姨妈、婶子轮番打听自己母亲的下落，她生得如何，现在何处，为何将她孤身一人丢弃在这人世上，可从来没有问起过她的父亲。

她每天都坐在小屋的窗前绣花，闲时呆呆地凝望着窗外树木遮掩的一方花园。有时，她觉得母亲的脸就藏在那些青翠的树叶之中，有时，她觉得母亲就是床头挂着的一幅绣像人物，墙上的一尊佛像，或是屋外的一条清溪、阳光下飞过的一只蜻蜓或蝴蝶。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气晴朗，她都仿佛看见了母亲的脸布满了整个天空。

风吹动了外面的树叶，发出长久的叹息，蝙蝠夜啼，秋虫唱诗，她都觉得是自己的母亲用一种她尚未明白的语言在跟她交谈。她也会对着墙隅、窗栏和屋外的阳光对母亲悄悄地说话。

一个寒冬的夜晚，小毛这样对母亲说：母亲啊母亲，你若是听见了我所说的话，就让我不要孤单，让我在漆黑的晚上不再害怕，让我不再受姨妈和婶子的白眼，让二姨妈即刻害病死掉，好让她不要再在我身上做那肮脏可怕的事情。你若是听见我的哀告，就趁我熟睡的时候来到我的床边，用你那温暖的手摸摸我的小脸吧；也摸摸我的肚子，还有那被二姨妈下狠手拧肿的地方；你若是真的死掉了，那就让我也死掉好了，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吧。假如我所要求的这些你都不能办到，那至少也该答应我：明天早上我一觉醒来，你就远远地站在院门外的老杏树下，让我看上你一眼……

小毛所有这些祈求的信号发出后，她就带着满足和期待的神色，小心翼翼地钻入被窝，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向她显灵。她相信母亲一定会听见她的话，并按她所要求的那样去做。

第二天早上，当屋外树上的积雪被太阳照得亮晃晃的，当她从喜鹊的啼鸣中睁开了眼睛，她看见一切如故。老式的挂钟还在原来的地方嘀嘀嗒嗒，她所憎恶的二姨妈正在窗边对着镜子梳头。她不知道昨晚二姨妈是什么时候来到她房中的，也不知道她对自己做了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大腿处像被火灼烧了似的疼痛，她的……

小可讲到这里，不由得停了下来。因为她望见婆婆脸色铁青，使劲拍打着自己身上的灰土，她坐着的那把椅子发出刺耳的声响。

天佐媳妇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小可，突然说道：“尽管你刚才讲得云笼雾罩，吞吞吐吐，可我还是猜到了你的意思，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你说小毛的大腿火灼一般疼痛，是不是说……这二姨妈不也是女的吗？”

小可没想到天佐媳妇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禁脸一红，就有些后悔讲这个故事了。她看见天佑媳妇用胳膊碰了大嫂一下，又偷偷地瞥了婆婆一眼，脸上竟也有些幸灾乐祸的表情。小可差一点要流下泪来。

婆婆勉强笑了一下，对小可说：“你刚才的故事也是好的，你知道老人是最疼爱孩子的，我倒是想知道，小毛的母亲是不是真的显了灵，母女俩最终能否重逢团圆？你就拣最重要的跟我们说说就行了，至于那些不相干的事，你可以一概省掉……”

小可完全明白，婆婆话中“不相干的事”指的是什么，她想，若是自己现在就结束故事，老太太也不会怎么不高兴。此刻，婆婆对于听故事仿佛突然丧失了起码的兴趣。看来天保在临行前提醒她要提防婆婆的歇斯底里，原本是不错的。可是她还是接着讲了下去，一边讲一边犹豫不决。这说明，一个人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完全由不得大脑去做主。只不过，随着太阳渐渐西沉，小可的故事就讲得越来越快。

小毛从床上坐起来，透过姨妈身旁的窗户朝外观瞧，她看见院门老杏树下果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那是一个捡破烂的，衣不蔽体，在冷风中瑟瑟打抖。她用一根长长的火钳撬开积雪和封冻，在树下寻找值钱的东西。

小毛过去从未见到过这个捡破烂的女人，既然她今天早上突然出现在老杏树下，即便她不是母亲本人，也可以看作是母亲派来的一位使者，看来她昨晚发出的一番祈祷终于有了结果。

她呆呆地看着这个女人。她在门外久久地徘徊不去，还不时仰起脖子朝院内张望，这就更加增添了小毛对自己猜测的确信。她的心不禁扑扑乱跳了起来。

姨妈从镜子的反光中察觉了她的兴奋和不安。她转过身来，茫然不解地端详着她的外甥女。

“小毛，你在看什么？”二姨妈说。

“什么也没看见。”小毛唯恐姨妈看出了她的心思，深深地垂下了头。

二姨妈说：“你是在看那个捡破烂的女人吧？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吧？那就让我来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你的母亲。是个哑巴。每年总有三四回，她背着竹篓来到我们庄子上，就是为了能够看上你一眼。”

“我不相信。”小毛说。她缩在床上，早已激动得直打哆嗦。

“爱信不信。”姨妈瞪了她一眼，将一大把雪花膏抹在脸上，然后又接着说：

“你别看她穿得破破烂烂，像个要饭的似的，可那是她装的。她家里有的是钱，连马桶都是金子打成的。她家里还有一只鹦鹉，也是金的，这只鹦鹉能说会道，还会唱歌，无论你要求什么，它都有求必应。白天的时候，它就飞到镇上的店铺里，衔回一匹绸缎，一根油条什么的，侍奉它的主人，到了晚上，它就立在梁上，身上发出的光把屋子照得透亮……”

二姨妈说完了这些话，不怀好意地朝小毛眨了眨眼睛，兀自大笑了一阵，然后就扭动着她那肥大、结实的臀部，一跳一跳地出门去了。

等到二姨妈走得没影了，小毛就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胡乱穿好衣服，一路跑着出了房门。她穿过院中那道红色的游廊，来到了院外的那棵老杏树下。

哑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刚才被火钳翻开的雪地上，有一撮锯末和几根锈迹斑斑的铁丝。她抬头远望，空旷的雪原上影影绰绰，大风肆虐，漫天的雪雾遮住了庄外那一带灰蒙蒙的松树林。

小毛站在树下，任凭树梢化开的雪水将她的棉袄打湿，久久不愿离开。

从那以后，小毛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朝院外窥望，盼望着能够再次见到那个捡破烂的女人。她常常这样想，哑巴不会说话，也许还是个聋子，即便能够再次见面，她们也无法谈话。她倒是很想给哑巴写封信，可惜的是自己又不会写字。那可怎么办呢？她一着急，眼泪就又流了下来。

后来，小毛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若是通过刺绣，把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这么多年来对母亲的思念绣到一块绸布上，说不定哑巴就能看懂了。她第一个绣了母亲，她的样子就是佛龛里的观音菩萨像；然后绣了自己，她是一只蝴蝶。接着她绣了二姨妈，她是一条花斑蛇，朝蝴蝶吐着红红的信子。当然，她还绣了一些花草、树木和其他的小动物……等到她绣完了这幅图案，已经是第二年的春末了。哑巴还没有来。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天早上，她又像从前那样，对冥冥中的母亲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可这是最后一次。倘若母亲再不理会她的呼告，她一准要死了。她已经看过了院子西侧的一眼水井。殷家大院的很多女人都死在那里。

母亲这次确确实实地回应了她，她的爱是悠远而神秘的。

小毛做完祈祷后刚刚睁开眼睛，就看见哑巴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又在院门的杏树林里转悠了。她赶紧从褥子底下取出那幅花了三个月做成的刺绣，将它叠好，包在一块花布里，揣在怀中。

当她来到屋外的杏树林里，哑巴已从那儿离开，踏上了通往外乡的大路。不过，她的身影尚未最终从地平线上消失，小毛就循着哑巴走远的方向狂奔起来。

她沿着庄子上的一条老街朝前跑，将一个刚刚出门的剃头匠撞得仰面朝天，又将药店门外晒着的一筛子半夏撞得纷纷扬扬。她没命地朝庄外飞奔，她跑过了麦田，土丘，桃林，跑过了盛开着油菜花的河沿，石桥，茶园，最后在一处破庙边上追上了哑巴。

哑巴回过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绣球花似的小姑娘，不知道她为何要气喘吁吁地追赶着自己。

小毛怯怯地冲着哑巴叫了一声妈妈，哑巴没有任何反应。她又叫了一声，哑巴还是没有反应。她悲哀地意识到哑巴果然是个聋子，不管她怎么叫，反正她听不见。她索性就又尽情地叫了十七八声。她在晚上做梦，也是这么叫的。

哑巴看着她这么没完没了地叫下去，不由得手足无措，皱起了眉头。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小毛从怀中摸出一包花花绿绿的东西递给她，就将那幅刺绣打开来看。这哑巴也是世上绝顶聪明的人，等到她看完了刺绣上的故事，心里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她将背上的竹篓放下来，蹲下身子，握住小毛冻得通红的小手，眼泪跟着就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小毛就成了哑巴的女儿。母女俩走村串巷，靠捡破烂为生，过着艰辛而又幸福的生活，直到永远以至后来……

8

小可讲完了这个故事，大家全都一声不吭。老太太依旧阴沉着脸对小可的故事未置一词，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天佑媳妇悄悄地绕到小可的身边，低声地提醒她：“没有鸡，没有鸡……”

“什么鸡？”

“你忘啦？”天佑媳妇说，“当初我们说好，每个人都说一个与鸡有关的故事，可你的故事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鸡上，我一直在替你着急。”

小可有些为难地说，她心中只有这么一个故事，原本就与鸡毫不相干。

天佐媳妇接过话头，叹息了一声：“你刚才的故事里虽说没有鸡，鹦鹉倒是有一只，还是金子做成的呢，倘若将它杀了，锻打成戒指，我的那只梳妆盒大概都装不下。你若方才将鹦鹉说成是一只金鸡，也是一样的，凡事都没有必要太认真。依我看，小可妹妹的故事还没讲完。那小毛跟着哑巴外出捡破烂，所经过的村庄，鸡是不成问题的……”

“你就接下去再说一段吧。”天佑媳妇也出面劝道，“你知道婆婆是属鸡的，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图个吉利。”

她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老太太还是面色忧戚，一言不发。

小可迟疑了半天，就硬着头皮拾起刚才的那段故事，接着往下讲了起来。

那天，小毛跟着哑巴离开了那座破庙，手牵着手朝野外走去。黄昏时分，她们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来到了一个砖窑边。她们一天都没有吃饭，已累得不行了，就坐在一堆乱砖上歇息。小毛更是筋疲力尽，就问哑巴离家还有多远。那哑巴就说了……（老太太怨怒地哼了一声：小可要是不想讲，原本谁也不会勉强你的，有口无心地讲下去，我们听了也过意不去，这哑巴又如何能开口说话？）

我刚才忘记了，这个捡破烂的女人并不是真哑巴，只是殷家庄的人见她不说话，就将她当成了哑巴。其实她不聋也不哑。哑巴对小毛说：“我的家离这儿还有六七里地，再翻过一个山头就到了……”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只金子做成的鹦鹉？”

“要是我当真有一只金鹦鹉，还用得着出来捡破烂吗？”哑巴摸着小毛的头，笑着说，“既然你认我做了母亲，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也不妨将我的身世说出一些给你听。我原先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有头有脸，无忧无虑，可到了十八岁那一年，有人上门提亲，我也就坐船乘轿，嫁到了百里之外的周家庄。我的丈夫名叫周小皮，周小皮有一个哥哥，是个大财主，说起来远近闻名，叫作周扒皮。我来到周家庄后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唉，你小小年纪，男女之间的事，就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说来话长。至于我是如何落到今天这个捡破烂的地步的，以后有空再慢慢说吧……”

哑巴没有向小毛细说的这段身世，就是《半夜鸡叫》里说过的故事。嫂子刚才讲得活灵活现，我也就不再饶舌了。

小可几乎是噙着眼泪说完了这个故事。她心中的委屈和悔恨，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隐隐的锣鼓声尚未平息，喧腾的爆竹又在村舍上空炸响了。亲爱的朋友，这辞旧迎新的鞭炮如今也只有在乡村才能听到了，它既是我这篇小说的结尾，也是对诸位的祝福。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时间的炼金术

阳光又回来了

阳光又回来了。它一度离开了窗外的树冠、草坪和地铁站白色的栅栏，离开了街道、广告牌、橱窗和云朵，使城市的一隅陡然间变得一片幽暗。现在，它又回来了。

病房内的一切又被重新照亮，就像一面镜子被人擦拭得一尘不染。两名护士闲坐在窗边折叠椅上，由她们监护的垂危病人已安然入睡，吊针的透明液体在玻璃管内无声无息地滴落。她们伸出了各自的双手，裸露在阳光下，手背向上。手指修长而柔软，骨节毕现。二十只手指中，有一只缠上了橡皮膏，十只涂上了蓝色的指甲油，两枚戒指。由于光线的作用，我不能根据戒指的部位来判断她们是否已结婚。她们观察了一下各自的手背之后，又将手翻过，查验每一个指头的圈纹。指甲油看不见了，可戒指依旧在闪闪发光。病人突然发出的一阵痰音和喘息迫使她们重戴上红色的胶皮手套，令人联想到海星、乌贼或其他海洋软体动物，多么鲜艳而热烈，多么遥远，多么岑寂……

一天中总有许多个这样的时刻：我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疾病，它所带来的抑郁、焦灼和恐惧，忘掉了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岁月，它的喧嚣和嘈杂。有时，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新人，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降生在似曾相识的五月，天地依旧清新，生活尚未开始。

在我的记忆中，十年前的一次触摸犹如发生在今天，正如一场年代久远的暴雨，打湿了现在的衣服。因此，我忽然想到：此刻，窗外的缤纷阳光也照亮了少年时代的新塍小镇，照亮了河床、树木、拱桥、船只和那些湿漉漉的白色花朵。

南风吹来，花放千树，而栀子花却含苞未开，一个姑娘在桥边的花摊旁踟蹰不前。她用一枚银色的别针将它与手绢别在一起，佩戴在胸前，走进了教室。整整一个上午，她都在玩赏这种有毒的花蕾。有时，她将花蕾夹入书籍或描红本，馥郁的香味融合了纸张的油墨的气息，使一堂算术课变得寂寞漫长；有时，她将花瓣一一掰开，让它变成一朵睡莲的形状。她是那么喜欢这种白色的花蕾，即使它芳香已逝，花茎枯萎，花瓣的四周出现了褐色的斑纹，她仍然用铅笔轻轻地拨弄它。跛足的算术老师悄悄地来到了她的身后。他想看看，一只蚂蚁为何不能从花蕊中爬出。因为它迷了路，她回答说。算术老师冷笑了一声，将那朵花蕾连同铅笔盒和蚂蚁扔到了对面的墙上。我看见五颜六色的蜡笔在空中飞舞，而她当时所发出的哭泣声二十多年后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

我只有通过想象中栀子花的形象，才能回忆起杨迎当初的容貌，回忆起教室的黑板——由于泛潮，粉笔的字迹模糊不清；反过来说，假如她那虚幻的笑容伴随着一阵清风，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能同时嗅闻到栀子花芬芳四溢的香气。

四月份，在新塍小镇，天空一直雨水不断。那座两层楼的英式建筑在雨中更加显得残破不堪。急落的雨点在露出椽梁的屋顶上方斜斜地划出破折号似的线纹，屋檐的泄水把墙根的一簇天竺子压弯了。雨水的冲刷使墙上的凹槽清晰可见，柔弱无力的水啃噬着坚硬的青色的砖块，使它变得坑坑洼洼，而山墙上茑萝和其他藤蔓植物正在疯长。我猜测，当这座洋房的建筑图纸刚刚被摹画出来，屋顶的门齿状洋瓦油漆未干；当墙身尚未用铁杆加固，墙皮尚未脱落，白垩和苔藓还没有爬满天井四周的石板，它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如今，在雨水的反复稀释下，它已显得衰朽倾颓，摇摇欲坠。只有当大风刮落满地的槐花，覆盖于漆黑的屋顶和二楼露台的顶篷，才会给它点缀一些暧昧的生气。

我的妻子韩冰对鲜花富有想象力。海棠无香而妖冶，令人魅惑迷失；兰花的花期过于短促，而夹竹桃的季节又太长了，两者都暗含着对女人命运的嘲讽；梅花孤傲，不可一世，而牡丹则过于招摇……她喜欢玫瑰，每天下班回来都抱着一束，时常有一些陌生的男人给她送花。玫瑰。红色的。

假如我出于好奇，向她打听，那些花都是谁送的，她就一脸不高兴。假如我继续追问，缠着她，她就会恼羞成怒，将那些鲜艳欲滴的玫瑰扔在我的脸上，将花瓶砸向窗户。时常有些陌生的声音将电话打到家里来，当然，他们那么急于打听她的去向，并非仅仅为了给她送花。韩冰每个星期天都要外出，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和什么人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怎么样才能向她说明：作为一名合法丈夫，我关注她每周一次的外出，并不是出于妒忌和猜疑，而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者，为了摆脱自己无所依傍的不真实感？

显而易见，谈话只能从玫瑰开始。这些插在花瓶里的花束是通往她生活中未明部分的唯一标识。有时，她会故意岔开话题，聊起另外一些种类的花朵，比如栀子花。

我不喜欢它的浓香。它有毒。俗艳。不值一提。不过她转而又说，这种轻佻的花朵假如开放在四月的霏霏淫雨中，开放在南方小镇的深巷枝头，情况就大为不同。因为，日复一日的蒙蒙细雨、返青的垂柳、流水和粉墙黛瓦与它的暗香相得益彰，仿佛使人看见了那些久已被人遗忘或并不存在的事物，唤起人们内心对虚度光阴的缅怀和挽留，激起我们心底未名的愁绪和渴望……

在病中，我所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浸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菁华已尽，弱不禁风。杜冷丁的剂量已赶不上细胞裂变的速度。光线太亮，我的皮肤就会隐隐灼痛；阳光一旦消失，又给寒冷让出了地盘；而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几乎每次都使我出一身冷汗。

另一方面——

河床下的泥土

河床下的泥土被太阳晒得发烫，而树丛中却是凉阴阴的。斑斑驳驳的树影越过棕红色的沙土，依附在浅浅的水面上。河滩上到处都是蚌壳行走时留下的痕迹。朱国良说，当河蚌张开硬壳，呈露出嫩红色的软肉，令人联想到……

这时，我们远远地看见了金兰寡妇，她的围裙让肥皂沫弄得湿漉漉的，她正从杨福昌的家里出来。而她身后的那扇门随即就关上了，两只黝亮的铜环剧烈振动了几下，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样子。

金兰寡妇一边往前走，一边撩开围裙抓挠着下腹。她绕过一排竹篱，来到了裁缝铺的门口。她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挠痒，刘胜利说。就好像被太阳晒死的河蚌里长满了白蛆，我们又闻到了那股奇异的腥味。

张裁缝脖子上搭着一根量衣尺，从缝纫机前站了起来，他向金兰说了句什么，她就笑得浑身颤抖。在门槛的内侧，金兰将一叠红色的花布抖搂开，看了又看。

“刚才，金兰寡妇到杨福昌家去干什么？杨家的大门干吗在白天也要关上？”德顺说。我们都没有搭理他，因为张裁缝嬉皮笑脸地走到金兰身边，开始给她量袖口。

金兰寡妇的胸脯鼓鼓囊囊的，仿佛随时都会将衬衣的纽扣绷飞。裁缝手中的量衣尺一会儿停留在她的手臂上，一会滑向她的脖颈、她的两肋、腋下、臀部、胸乳、腰眼、腿弯……他的手指像女人一样白皙、柔软。在牵牛花的香气中，我们似乎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的布匹的染料的味道。

我们再次把视线投向杨家大院：大门紧锁，窗户上糊着白纸。二楼的露台被树荫遮住了，一张旧藤椅局促地占据了露台的一角，旁边有一摞破旧的皮箱，表皮裂开，翻卷，露出了白色的革里。楼下门楣的两侧，一左一右分布着两只燕巢。晾衣绳上空空荡荡。假如不把屋檐下几只麻雀的啁啾考虑在内，寂静是乏味沉滞的、单一的、持续的，就像炎热的七月一样漫无尽头。

这时，刚才在裁缝铺说笑的两个人已不知去向。那架老式缝纫机上搭下的布匹一直垂挂到地上。一只公鸡跃上了木桌，将空空的瓷碗啄得叮当乱响。

裁缝和金兰说不定已经在黑屋的床上搞起了腐化。刘胜利说。我刚才分明看见裁缝……他没有说完，德顺就把他打断了：你们听，什么声音……竹床在吱吱作响。我们凝神屏息，侧耳谛听，不过，除了风过树篱的声音和我们狂热的心跳，几乎什么也听不到。

我们从河床下回到岸上。午后的阳光使我们恹恹欲睡。在河道边一棵楝树下，生产队长躺在凉席上呼呼大睡。他的老婆穿着花短裤，正在用力将木盆里的帐子拧干。在更远一点的棉花地里，棉铃已经炸裂，两个赤脚的电工小心翼翼地检查着抽水机的电路。

我们用力扑打着门环，它所发出的声音听上去也是空洞而沉闷的，似乎和这幢旧楼一样颓朽，神秘，令人不安。我们敲了半天，杨迎才把门打开。光线突然涌入，使她不断地揉搓着眼睛。

“杨福昌呢？他在哪儿？”朱国良一进屋，就开始四处窥望。

“他出去了。”杨迎说。

“去哪儿啦？”刘胜利撩开衣襟，一只脚踏在木凳上，亮出了腰间别着的一把盒子枪。

杨迎说，她的祖父一清晨就出去了，他没说要去哪儿，也许是到下庄走亲戚。

“走亲戚？我看他八成是进城与尼克松接头了吧？”朱国良喝道。

“尼克松到中国来了你知不知道？他要炸毁我们的发电厂、水库的大坝，要暗杀……”德顺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

这时，刘胜利上前几步，一把揪住了杨迎的衣领，将她的手臂扭转到后背上，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人的脸就已挨得很近了。

“说，杨福昌的无声手枪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杨迎摇了摇头。

“无线电发报机呢？”

这一次，杨迎站着没动，因为她已知道若要摇头而又不碰到刘胜利的麻子脸，几乎是不可能的。

彩色玻璃的反光投射在她苍白的脸上，红彤彤的，就像一面映入落日的窗户。她的袖管卷得很高，光裸的手臂上沾满了肥皂沫。我们进来之前，她也许正在洗衣服，屋内的光线十分黯淡，在一把竹椅的边上，搁着一只装满衣物的脸盆。

门外，炽烈的阳光已经离开了河床下密密的卵石，几只鸭子在河面上自在地游来游去。

“那你大白天干吗要关上门？”朱国良在二楼转了一圈，此刻正从楼梯上下来，他每走一步，楼梯都要发出一声怪叫。

“我在洗衣服。”杨迎说。

“没听说洗衣服还要关上门，你他娘的又不是洗澡。”朱国良掰开刘胜利的手，放开她，“那么，刚才金兰寡妇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还想问下去，却不料德顺突然间发出一声尖叫，让我们都吓了一跳。

“血，血，发现血迹……”

德顺的手里拎着一条湿淋淋的床单，上面淤积的血迹尚未来得及洗去，脸盆底部的水也是红色的。从我所站立的那个位置看上去，床单的血斑就像一只翩翩飞动的蝴蝶。

“这是什么，哪来的血迹？”德顺将床单递到杨迎的眼前。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杨福昌一定杀了人，而尸体说不定就藏在楼上的床底下。

刘胜利说，杨福昌今天突然神秘地失踪，说明尸体已经被他转送出去——尸体被切割成块，装入麻袋投入江中。我们应当立即向民兵营长汇报。

我们听见了杨迎的哭声。她说她肯定活不长了：血迹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我早晨醒来就看见它在流血。我肚子里的什么地方破了……她双手捂着脸哭得肩胛耸动，最后连鼻涕都流了出来。

“你少给我们来这一套。快说，血是从哪儿来的？”德顺说。

朱国良朝他使了个眼色，随后悄悄地对我说：“看她哭得那么伤心，不像是在骗我们，不过这血……”

他一声不吭地走到杨迎的跟前，低声问她：“你昨天晚上吃鱼了吗？”

杨迎点点头。

“这就难怪了。”朱国良蛮有把握地笑了起来，“一定是鱼刺把你的肠子扎破了。你赶紧去找赤脚医生看看吧。”

似曾相识的……

似曾相识的五月，同样的残春将尽。我从床上醒来，韩冰已经下楼去了。现在，天才刚刚亮，窗帘在风中翕动，泛出路灯的杏黄。有一些细细的雨点打在毛玻璃上。床头柜上的那面镜子显然已挪动了位置。镜子边散落着几枚辅币，一把牛角梳缠绕着一缕乌黑的发丝，蓬松着，在风中拂动。

那束玫瑰花插在白色的长颈瓶中，搁在窗台上，朝向街道一侧的花蕾显得豁亮而清晰，更多的花朵依然沉睡在阴影中。

我想，也许就是韩冰下楼的脚步声将我惊醒了。它是那么的急促，杂乱，预示出一场约会或郊游已过了出发的时间。接着，我听见了楼下公共防盗门的响动。钥匙插入锁孔，那声音冷冰冰的，伴随着一阵悠长尖叫，令人联想起……

而床上缎被的一角已经耷拉在地板上，她刚刚换下的一身内衣裤、一双袜子、一条腰带乱七八糟地扔在墙边的沙发上。屋里弥漫着一股香水气息，按动香水的活阀而发出的“刺刺”声似乎尚未完全消失。

假如此刻我拉开窗帘，从七楼探身向外，就能看见韩冰站在路边的灰蒙蒙的身影。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车停在站牌下，车灯亮着，司机嚼着口香糖，一只胳膊搭在窗外，他正和韩冰说话。

而副驾驶则仰面躺下，钻入车底，大概是在检查漏油的油箱，扳头“橐橐”地敲击着底盘的螺丝，那声音就像是从附近的一个轴承厂传来的，在寂静的街头发出回响。

车窗的玻璃拉开，露出一张张陌生而面目不清的脸。韩冰没有立即上车，也许还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现在，街道两边空空荡荡。梧桐树的浓荫和斜斜的细雨给路灯镶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平板车一辆接着一辆，从菜场的铁栅栏门里缓缓出来，赶往郊区的菜园和花圃。马路对面的一条长的弄堂里，一个穿格子呢西服的中年人正朝韩冰挥手致意，他手中拿着一根两米长的棍状物，裹着塑料皮套，像是钓鱼用具，又像是高尔夫球杆。

而在另一个方向，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从厕所里出来，肩上扛着相同的用具。这三个人只是略略朝韩冰点点头，就先后上了车。看来，他们都不是韩冰所要等待的那个人。她背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首饰包，显得局促不安，不时地抬腕看表。

直到司机按响了喇叭，姗姗来迟的瘦高个儿才开始了狂奔，他戴着一副墨镜。当他气喘吁吁地跃上路基，尚未在站牌下站稳，韩冰就当胸捶了他一拳，好像在抱怨他来得太迟。而瘦高个儿则随手摸了摸她的头发，以示歉意。有一点，我看得十分真切——她在上车前，似乎有了什么预感似的，扭过身来朝我这边的窗户张望，仿佛担心我正在暗中窥探。戴墨镜的人在她的腰部推了一把，他们一起上了车，自动门随后就关上了。

在发动机声中，那辆面包车徐徐驶离了站牌。一阵尾烟过后，路面上留下了一摊浓黑的油斑。

我回到床上，再一次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在若即若离的睡意中，我的意识仍停留在黎明的林荫道上。似乎还能闻到驶离汽车所留下的汽油味。

我知道，即使把刚才出现的一幕反复咀嚼，你也不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因为你能够看到的毕竟有限。

实际上，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理想。你所观察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杂乱的，晦暗不明的，有点类似于照相用的暗房。假如，有一束光偶尔照亮了暗房的一角，你也只能看到某个局部——在光线下被呈露出来的那个部分。

假如韩冰不是时常都带回那些令人不安的花卉，如果不是某个深夜的电话铃中传来的陌生男人的声音，如果韩冰不是在电话中被对方的俏皮话逗得前仰后合，一遍遍地请求对方：星期天，星期天怎么样？你不能太心急……我也许连这点亮光也看不到。当然，盘问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使线索越理越乱，因为语言帮不上你什么忙。

我在想，他们若是到郊外钓鱼，用不了两小时，他们所乘坐的汽车就会出现在乡间的湖畔公路上。我看见这些人从车上下来，打着哈欠，穿过一排一排的小树林，在湖畔的草地上安营扎寨。

长长的钓竿弯成一个柔和的弧度，卧伏在水面上。我看见韩冰正在向湖面打鱼食。锯末谷糠或麦皮在水面上散开，激起一轮轮涟漪。由于用力过猛，她的一只脚深陷在污泥里，怎么都拔不出来。

钓鱼的过程一般来说并不复杂，鱼食的芳香触动了鱼群的嗅觉，它们聚拢过来，热热闹闹地你推我挤。水面上出现了一圈圈的鱼。快感开始在你的皮肤下、发根处酝酿，并汇集于小腹……鱼群在诱饵边逡巡，它们并不急于吞下蚯蚓，而是轻轻地触碰它，观察它的反应。这时，漂浮在水面的鱼浮开始微微颤动。你预感到喜悦正在来临，因而方寸大乱。你凝神屏息，调整好肢体的位置。深呼吸，准备迎接……鱼儿现在进一步试探，仍然保持着耐心。不过，鱼浮晃动得更厉害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鱼类即使意识到了可能会有的危险，仍然会孤注一掷。当它不计后果，扑向粉红色的猎物，它的脑子里闪过的最后的一个念头是：管他的呢……

鱼浮突然迅速下沉，事情急转直下，一切都无法阻挡，你的心怦怦乱跳，像鱼浮一样，出现了短暂的迷失，巨大的神秘电流顷刻间就击中了你的要害。你开始出汗，尖叫，脸色潮红：啊，我钓到了，我看见了它，我感到了它，它就在那儿……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鱼儿从钓竿上脱落的时刻并不少见，通常是因为当事人过于急躁和用力，它会一度掉落，就像一头牛犊在明亮、腻滑的沼泽中跌了一跤……

两个特务

两个特务，从台湾来，一个名叫尼克松，另一个叫作安东尼奥尼。他们化装成两个老太婆的模样，戴着破旧的草帽，沿着五峰山下的煤屑公路走走停停。阳光炽烈，树影摇曳，白云在高高的山峦上空层层堆积，他们豁亮的身影在茶园和乱石堆中闪闪烁烁，考虑到他们所受过的谍报、侦察训练，要想躲过持枪岗哨的视线并不困难。他们利用凹凸不平的岩石和松树做掩护，不一会儿就登上了山顶，从那儿往山下看，五峰山的那处军事基地就一览无遗了：一座静伏在山坳中的修船厂，东海舰队的两艘炮艇正在进港，大炮闪闪发亮，船桅上的旗帜在风中扑扑直响……

距离修船厂不到五百米的另一处山坳里，发电厂的烟囱上方翻腾着滚滚浓烟，烟雾和白云相连，在江面的芦苇丛中投下晦暗的阴影。发电厂紧挨着一个山间水库，由于长年不放水，大坝底部的泄水口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苔藓和水草。

安东尼奥尼拿着一架照相机正在拍照，而尼克松已经开始选择定时炸弹的安放地，并检查炸弹的线路……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即使是群萤乱飞的夜晚，我们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以上情景。传说在枯燥乏味的蝉声中蔓延，在换糖人走村串巷的笛声中流布，弄得人心惶惶，仿佛随时都会传来山崩地裂的爆炸声。

我们夜复一夜地守伏在河边的棉花地里，藏在河床下的树林中，村头的草垛旁，注视着杨福昌和他孙女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瞌睡和神思恍惚只会带来一个结果：两名台湾特务在我们眼皮底下钻入杨家大院……修船厂和发电站在一阵青烟中化为乌有。

门前的一对缺损的石狮子浸沐在蓝莹莹的月光中，二楼百叶窗下的露台、露台的围栏和顶棚也被月色照亮了。一般来说，杨福昌每晚九点会准时从阳台门里出来，在露台上打太极拳。这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上校似乎对我们的埋伏和监控习以为常，每当他打完太极拳，总要向树林或棉花地的方向挥挥手，仿佛在对我们说：我的太极拳已经练完了，你们可以回家睡觉去了……

据朱国良的表叔说，安东尼奥尼只身潜入中国腹地，并不是为了炸毁什么发电厂，而是偷偷地拍摄一部叫作《中国》的电影。那位表叔介绍说，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小老头骑在自行车上打太极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打太极拳的老头就是杨福昌。问题在于，他是如何与安东尼奥尼取得联系的。

今天晚上，杨福昌没有出现在露台上。几只萤火虫绕着晾衣绳兀自飞动，二楼的窗户里黑黝黝的，而楼下的厅堂里却灯火通明，天井里泄出的灯光照亮了枣树的树梢。我们只要屏住呼吸，就能听到楼下低低的说话声，还夹着一两声爽朗的大笑。

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条缝，我们看见杨迎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从里面出来。她转身掩上大门，走到了河边，在淡淡的酒香中，我们又闻到她身上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她的身影一度融入了树林的黑暗，不一会儿，她绕过晒场的麦垛，出现在小保的店铺门前。

她在窗户上敲了三下，屋里的灯亮了。窗口露出小保的秃脑门和肥胖的胳膊，杨迎将篮内的空酒瓶递给他，开始在口袋里找钱。我们远远地听见小保在说：快点，快点，别把蚊子放进来。这么晚了还买酒？家里来人啦？杨迎从他手中接过酒，没有吱声。小保关上了窗户。灯熄了，黑暗又回来了。

你们听见了吗？朱国良用胳膊碰了碰我，什么声音？

刘胜利也觉察到了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带着另外一伙人朝我们聚拢过来。在潮湿的夜幕下，我们很快就听到一阵嘀嘀嗒嗒的声响。这种奇怪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好一阵了，我开始还以为是蟋蟀在叫。刘胜利说。嘀嗒声时断时续，清脆而真切，与草丛中蟋蟀和鼻涕虫的鸣叫很容易区分……

一定是屋里的什么人在向潜伏的台湾特务发报。朱国良说。我们侧耳谛听，杨家大院的说话声此刻已经听不到了。南风掠过水面，呼呼地吹过树林和屋顶，在远处的山谷中发出低低的呜鸣。

可我怎么觉得嘀嗒声不是从杨家大院传出的，而是来自隔壁的裁缝铺……刘胜利说，莫非……

朱国良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小声地提醒我们：他早就开始怀疑裁缝铺了。张裁缝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一直没有结婚，脖子上成天围着一条量衣尺，和金兰寡妇一样，有事没事总爱到杨家串门。

这个裁缝说不定就是杨福昌的联络员，而裁缝铺就是特务接头的秘密交通站。朱国良分析说。

一点没错。刘胜利插话道。发报机就藏在缝纫机里，白天，他利用裁缝的身份做掩护，从前来裁衣的各色人等口中探听、收集情报，到了晚上，他就拆开缝纫机，取出发报机，向台湾发报……

刘胜利正打算带两个人去裁缝铺看个究竟，朱国良一把抓住了他。因为，我们看见德顺手里捏着一个烂泥哨子，从裁缝铺旁边的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在四处找我们。

当我们确信嘀嘀嗒嗒的声音是德顺的泥哨子发出的，不禁沮丧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个夜晚的守伏也并非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十点钟，杨家大院的门终于打开了。杨福昌领着一位陌生人从天井里出来。这个人瘦高个儿，戴着一副眼镜。我们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杨迎递给他一只手电筒，杨福昌与他握手道别，并一直将他送到河边的桥头。

他喝得太多了，手电的光亮胡乱地晃荡着，照亮了桥栏、深巷两侧的墙壁、棉花地和嗡嗡作响的高压电线网……最后，当他绕过一排红砖墙，走进了学校的操场，我们的暗中盯梢才被迫中止。

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们的班主任，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正在门边的一只白瓷盆里洗脚。光裸的脚趾搭在盆沿，令人想到风琴的琴键。当她看见那个陌生的男人朝她走近，脸一下变红了……

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教师

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教师随着一阵铃声走进教室。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草绿色的军裤。带有皱褶的、肥大的裤子使她的臀部更加突出，而衬衣里的一条奶黄色胸罩则使午后的酷热灼人眼目。她在领我们读课文：妈妈拉着我的手，往泥塑收租院里走……而我们正在小声议论着她胸罩的饰边和花纹。胸罩的吊带在圆润的肩胛上似乎随时都会脱落，而衬衣的领口又开得过低。无论是衬衣，还是乳罩，它们与白皙致密的肌肤间都留有缝隙。假如一只蚂蚁……

这些画面事隔多年，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烁不已，在记忆的深处沉渣泛起，仿佛保留在一张旧照片里的情景。而在另一张照片里，我们正在水库里泅渡……

女教师的身上湿漉漉的，她面带笑意，斑驳的树影使她的脸显得怅然若失。她的一只手搭在刘胜利的肩上，后者受宠若惊的激动神色依稀可辨。在他们身后，碧波荡漾的水库伸向遥远的天边，山峦的斜坡由于雨水冲刷，裸露出棕红色的山石。

朱国良正在一棵杨树下脱裤子，他的一只脚尚未从裤管里拔出来。他的目光和女教师一样，投往同一个方向：杨迎刚从水里上来。她穿着一条红色的短裤，白色的背心，乳房娇小而微耸，隐隐透出乳晕的阴影。她的头发被风吹向一边。由于踮起右脚，让水从耳朵里流出来，她的身体一度失去了平衡。她一只手伸向照片的左下角，正从一个什么人的手中接过毛巾……德顺的身体已经凌空跃起，像一张拉满的弓，横空出世，卧伏在水库的平台上空……

要从这张旧照片上一一找出童年的伙伴并非难事，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把毛巾递给了杨迎？

照片上的这只手骨节粗大，手腕上戴着一只钟山表。由于取景的限制他的面目不在照片之内。

整整一个中午，我在窗下端详这张照片，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照片拍摄的日期没有标出，但从水库边的树林中挂着的条幅来判断，它应当是摄于一九七一年。镇子里为纪念毛主席游长江，在水库边举办了游泳比赛。而在那样一个年代，镇上有资格佩戴钟山表的干部并不多，严助理——县里派驻新塍的文教助理就是其中之一。

凭着记忆的微暗的折光，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在开学典礼上的冗长讲话，看见他戴着一顶簇新的草帽，懒洋洋地站在大队部门前的晒场上，对着一帮搭戏台的农民指指点点……

那时，我们正在大扫除。教室里尘土飞扬，报纸在窗户玻璃上摩擦，发出“吱吱”的叫声。朱国良刚刚擦了两扇窗户，就坐在窗户上发呆了。顺着他的视线，我们看见阳光将仓库的墙壁照得亮晃晃的，几名年轻女子正手持彩带，排演筛子舞，准备在晚上的文艺会演中大显身手。老掉牙的节目每一次上演都会使人们激动不已。那时，女赤脚医生将会一展歌喉；农技员则拎着农药喷雾器粉墨登场，他能用一只手托住喷雾器的底部，闭上眼在台上转上七八圈；而会计和记工员则要合说一回相声：《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干什么？》……当然，节目的压台戏就要算由金兰寡妇和生产队长参加的小话剧了。在剧中，他们扮演一对夫妻，单调乏味的剧情和台词我们从头到尾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关键的一点在于，在这出戏的末尾，金兰寡妇有一个从八仙桌上凌空腾跃的劈叉动作。也就是说，右脚的脚趾勾起，蹬向前方，左脚后展，臀部上收，隆起的小腹上堆积的脂肪由于两腿错开的张力而突然拉直，水红色的戏装陡然上扬，露出了裤腰上方的肚脐。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犹如一只展开双翼的飞燕。大半个夜晚，我们津津有味地坐在台下看戏，而心中一直翘首以待的，就是金兰寡妇那意味深长的一跃。

越过窗户外那片棉花地和浅浅的河道，我们看见杨迎背着她祖父传下的牛皮公文包，走到了戏台的边上。一直在那儿抽烟的严助理走出了树荫，叫住了她。

她看到这个衣着考究的文教助理突然从暗处斜穿而出，起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她的脸上现出虚幻的笑容。严助理捋了捋额前的头发，眉头紧锁，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站在楝树下说话，即便是没有调试高音喇叭时发出的嗡嗡蜂鸣声，由于距离太远，我们也无法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杨迎的一只手不时地摸捏着书包带，低着头，脚尖蹬踢着树下的石子，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着。她一度想离开他，并成功地朝前走了几步。严助理蛮横地拽住了她的胳膊，不过，他用力过猛，杨迎站立不稳，差一点跌到了他的怀里。很快，他们又恢复了合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谈话仍在持续……

“我怎么觉得……”朱国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楝树下的那两个人，神情肃穆地对我们说，“这个淘汰的芭蕾舞演员与暑假里从杨家大院里出来的那个醉鬼是同一个人……”

在另一扇窗户边，刘胜利正和德顺小声地议论着什么。刘胜利说，其实女人的乳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乳头的颜色也差不多，就像熟透的桑葚。他们经过压抑的、胆怯的笑声在教室里回荡。过了一会儿，德顺说，班主任只要在黑板前稍一走动，胸脯就会像盛满水的……而她的乳罩有时竟然是黑色的。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当然导致了成绩的下降……

任凭我们怎么向他们挤眉弄眼，暗示他们——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已经走进了教室，他们还是越说越下流、猥亵……班主任面红耳赤地走到他们身边，用手里的鸡毛掸子在他们的脑袋上各敲了一下，然后，她装着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似的，温和地笑了一下：“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家去吧。”

我们走出了校门，沿着河边朝戏场走去。楝树下空空荡荡的，严助理和杨迎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

假如你想知道……

假如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就得留意远处微弱的光线。有时，为了弄清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弄清正在失去的时间所蕴含的奥妙，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比较或甄别：两朵花蕾的花形、花束所暗示的意义；两只在阳光中伸出的手，掌形、圈纹和饰物；书籍的一页和另一页；晚霞满天的黄昏所照亮的一棵树，静立在雨中的被更改过的广告牌……

有时，你还会比较两个女人的喘息、呼喊：其中的一个在成熟的棉花地里飞奔，棉铃的青果扑打着她的脸，耳畔风声浩大；而另一个却已在街道湿漉漉的拐角悄悄隐匿，只留下了一团暗红的光影……

那些正在远离你的事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画布陈旧的背景，成为附属物和陪衬，正如炉火熄灭后留下的灰烬，或者，凋萎的花束尚未敛迹的余香。

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往往是事物内部的一致性，不同的情境所带来的惊悸、喜悦、沮丧和战栗的一致性。白天，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入非非，入夜，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压住我的心。

刘胜利偶尔会到我的病房来看我。时到今日，他是少年伙伴中唯一与我保持联络的人。要是我的心情尚好，而他腰间的BP机尚未发出一连串的鸣叫，召唤他离去，我们就会聊上整整一个下午。

他总是提到过去。在他看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两个时代并无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过去以一种隐晦的方式与未来相连。他举例说，过去显赫一时的造反司令部现在则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办公室，严助理成了严经理，会计成了出纳……当然他还谈到了性。生活倘若不是受难的徒刑，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只不过，与少年时代相比，我们在游戏前预先就知道了其中奥妙而已。

他说起了许多年前的一次图画课：迟到的杨迎出现在操场上，立刻激起了我们恶作剧的欲望。我们解开各自的裤腰带，连成一条长长的棉绳，在两排课桌间的过道上设下绊索。杨迎背着的牛皮公文包令人联想到国民党军队的女谍报员，而她手里拎着的饭盆似乎藏有鸠山队长梦寐以求的密电码……当她被绳索绊倒，发出“哎呀”的叫声，身体前倾，额角在桌腿上碰出血印，当她张大了嘴巴环视教室，在人群发出的哄笑声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一切都是神秘的。

类似的情景我们不难看到。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在想出各种办法捉弄她：她站起来朗读课文，却发现辫子被人用图钉钉在了后排的课桌上；当她坐下的时候，板凳被人抽空，我们一次次看到她仰面摔倒。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朱国良暗中伸出的一只脚就会将她掀翻在路边的稻田里……

“这是一个古怪而荒唐的逻辑，”刘胜利对我说，“我们一刻不停地折磨她，监视她，只不过是在向她表达眷恋……”

他甚至说，到了小学四年级，他过早地开始了手淫……在课堂上，他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她耸起的肩胛，她光裸的手臂，辫子上的红绸布……只有一两次，他将目光投向班主任，当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打量她军裤的皱褶……

假如杨迎不是猝然死去，很可能……他的脸红了，可我对他过于坦率的供述并不介意。

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这样一个错觉：杨迎的死去与我在火车上遇见韩冰发生在同一个时刻。而实际的情形是：杨迎去世后的第三年夏天，我才踏上了通向另一座城市的火车。

纠缠在这样一个错觉中，记忆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其一是杨迎的尸体。她的尸体被人从养殖场的粪池中打捞上来之后，一直停放在那座老房子的二楼。我们即使戴上厚厚的口罩，也无法阻隔扑鼻而来的臭味（我又想起了那朵幽暗的花朵，它和一方手绢一道别在她的胸前。由于花香的蛊惑，仿佛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香味的贮藏物。她是那么的喜爱洁净，最后却一头扎进了粪池，漂浮于粪便污物之上的是一双红色的塑料凉鞋）。

另一个压力来自火车的鸣叫。它喘息着冲破灰蒙蒙的雨帘，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我看见韩冰嚼着口香糖，盘腿坐在靠椅上看书。她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侧，正用水果刀将一只柚子切开。

车厢内人声嘈杂，拥挤不堪。我一上车就将韩冰的一只鞋踢飞了。

“我的鞋……”她尖叫了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书本敲打着我的脑袋，“我的鞋……你这个乡巴佬……”

她的话音里透有浓郁的北方口音，很好听。

火车重新启动后，我才在车厢的连接处找到了她的那只高跟鞋。由于人群的践踏，鞋跟与鞋帮已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分离……我把那只皮鞋递给她，并竭力向她证明：尽管它已被人踩得不成样子，但要修复它也不是不可能……而她的父亲，我未来的岳父，一个有着双层下巴的中年人，给了我肝部以有力的一击。我不禁弯下腰来，好像正低头在座位下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

后来，在我们去照相馆拍结婚照的途中，韩冰对我说，她的父亲作为长影厂的一名替身演员，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银幕上扮演华国锋……她父亲的山西方言已说得很不错了，如果不是后来时局的突变，说不定他哪一天就能梦想成真了。

“当时，我记得你挨了父亲的一拳，一直在流泪……我也觉得父亲太过分了，一双皮鞋本来也值不了几个钱。”在照相馆里，她一边往唇上涂着口红，一边这样对我说。

我对韩冰说，我当时之所以流泪，是因为火车开出了很久，我才想起忘了与站台上的母亲道别。她的脸一直在飞速滑过的树荫间时隐时现，并一路陪伴着我，在雨中，我还听到了——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总是吓我一跳。

今天是星期天，韩冰很晚才起床，似乎没有打算外出的迹象。这是一个例外，我们都有些不太习惯。

吃完早饭后，她来到我的书房门口，长时间地打量着我。这么多年来，也是第一次。我问她干吗这样看着我，她就笑了起来，你的头发太长了，应该去发廊让人理一理。过后她又说，你的这身衣服也太破了。假如换上一身西装，打上领带，人就会显得精神一点……最后，她干脆走到桌边，推了推我。“我看你还是先去洗个澡吧……”

她转身进了隔壁的厨房，“啪”的一声点燃了煤气热水器，开了窗，然后，她去了卫生间。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淋浴器的喷嘴发出的“滋滋”水声。

“来吧，”她叫道，“水已经热了。”

我来到卫生间。韩冰正在调试热水。“要是待会儿水太热了，你就叫我……”她顺手递给我一条毛巾，这才告诉我：大约十点钟左右，她有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她不想让朋友看到我这副邋遢的样子。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又补充说，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我问她到时候我要不要回避一下，韩冰就在我的腰上捶了一拳。挨了她这一拳，我心里甜滋滋的。

不过，我又想，她希望我在这位客人面前有一副体面的仪表，这就说明他并不普通。韩冰替我拉好浴缸上的塑料遮帘，然后就带上门出去了。

电话铃就是这时响起来的。

淋浴器的水柱喷泻到塑料布帘上，发出“刷刷”的水声，我无法听清打电话的人是谁，他们都聊了些什么。而韩冰也深知这一点，她没有必要像往常那样，因害怕谈话内容被我听到而故意压低嗓门。

可我还是听到了一些不连贯的、毫无意义的词汇，比如说动物园……红色的……我还没有……奥迪……晾在家里……多不好……诸如此类。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正是这个关键词我没有听清，听上去似乎是双方反复斟酌、核对的一个地名。

我意识到自己此刻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假如我想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判断打电话人的身份，只有暂时关掉淋浴器。而关掉淋浴器的开关又会授人以柄，仿佛一心为了探听她的秘密而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因此，当我往身上打肥皂时，也一直让水哗哗地流着。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无意窥探妻子的秘密，我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唱起一首歌来……

我从浴室里出来，韩冰依然坐在电话机旁。这时，她不会轻易说什么话了，而将说话的机会完全推给了对方，而她自己则是偶尔发出一句嗯嗯声。至少，他们两人在打电话这方面建立了一种自然的默契。

我走进了卧室，按照韩冰刚才的吩咐，开始翻找那件西装。这套西服在结婚典礼上穿过一次，后来一直压在橱柜里。可要找到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打开了所有柜橱，将衣物翻得乱糟糟的，甚至，我还爬上梯子，将脑袋伸向蒙结着蜘蛛网的顶柜，可里面除了一团旧棉胎之外，什么也没有……

韩冰推开门，走了进来。

“你在找什么？”她说，语调又变得冷冰冰的。

“我的那套西装你替我放在哪儿啦？”

“我也不知道，”韩冰皱起了眉头，“你慢慢找吧……”

她来到床头的梳妆台前，将桌面上的衣物通通扔到床上，开始对着镜子梳理她那湿漉漉的头发。

“我要出去一会儿——”她打开了吹风机。她接下来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我站在木梯上，呆呆地看着她涂口红，描眉线，抬起胳膊，往腋窝里喷香水……

“待会儿客人来了怎么办？”终于等到她化妆完毕，我问她。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说，就好像这个客人是我招来的一样，“你就看着办吧，我这会要出去办一件要紧的事……”

“可我能跟他说些什么呢？”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时，她已换上了一套蓝斜纹的上装，挎上了棕色的首饰包。她将上衣的下摆拉拉直，对着镜子，左右侧身瞧了瞧，抿了抿嘴上的口红。

“我走啦，晚上回来也许要晚一点。你来替我关一下门。”

“客人会不会留在这儿吃饭？”我从梯子上下来，追着她问道。

“在家里吃饭？不，不用了，你们去馆子里吃吧，让他掏钱……”韩冰想了一下，对我眨了眨眼睛。

在门边的狭长过道里，她麻利地换了鞋，随后，她像是突然记起一件什么事似的，抬头看了我几秒钟。

“那件西装你就别找了。”她说，“去年湖南闹水灾那会儿，我已经将它捐掉了，反正你平时也不太穿……”

客人十点钟准时来了。这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小老头，用犬牙交错这个词来形容他说话时的样子倒也十分合适，不过，即使他不说话，两颗门牙还是在嘴唇外表露无遗。

他手里举着一束扎着绸带的鲜花。是玫瑰，红色的。

他一进门就东张西望，不用我带领，径直来到客厅里。他先是看了看厨房，然后依次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

“房子倒也不算小，只不过过于破旧了一些。”他在客厅的沙发里坐了下来，对我说，“墙皮都发霉了，护墙板也脱落了。蟑螂一定不好对付吧？”

我给他端来一杯茶，问他是不是韩冰请来帮着修房子的。他就竖起两根指头放在嘴边摇了摇：“不，不，不……我几次向小韩提出登门拜访，可她总是推说家里太乱，实际上她是不想见我——噢，对了，小韩人呢？”

“她出去了……”

“一定是去菜场买菜了吧？我在电话里再三要她不用怎么准备，吃饭是次要的，何必这么客气呢？”

“她好像没有去菜场，”我对他说，“她是临时被一个朋友叫出去了，说是有点急事。”

“去哪儿啦？”

“她没交代。”

“这就怪了。”小老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在故意对他说谎，“我们一个星期前就约好了……怎么会……”

他从裤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拉出天线，开始拨打电话。“小韩这个人，你就是跟她交往一辈子，也搞不清……喂……”

他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之后，一脸沮丧地看着我：“她会到哪儿去呢？”

纯粹是为了掩饰眼前的难堪，他随后就恢复了常态，并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是如何与韩冰认识的，什么时候结的婚，有没有孩子，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猜测，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已经在准备告辞了，因为他下意识地看了一次手表。谈话还在继续，只不过是为起身告辞略做铺垫而已。

不过，当他得知我在一家医院工作时，眼睛不由得一亮。

“是传染病医院吗？”

“不，是精神病医院。”我对他说。

“这么说，你是一个医生？”

我点了点头：“准确地说，我只是一名心理分析医生……”

他将手机搁在茶几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烟来，点上了火。他似乎突然又打消了告辞的念头。

他猛吸了几口烟，然后说道：“医生的知识通常十分广博。比如精神病医生，除了本专业的领域之外，他对病人的消化系统、内分泌、肝脏都会有相当的了解。因为身体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病人的精神状况，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再次点了点头。

“那么，你对传染病方面的知识了解多少……”

“浅尝辄止而已。”我说，“那要看是什么传染病。”

“还不是那种病……”他的目光躲躲闪闪，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是梅毒吗？”我问道。

“不，是艾滋病。”

我不由得愣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不，不，我没有艾滋病，当然……也不是说……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

“唾液、血液都能传染。”我说，“不过，最常见的是通过性交……”

“怎么会呢？我不理解……”

“每一毫克的精液中所携带的艾滋病毒超过十万个……很容易造成传染。”

“我操！”小老头的脸色一度变得十分难看，“这么说，假如一个人与艾滋病毒携带者发生了性行为，就意味着他已经被感染了？是不是这样？”

“那倒也未必。”我对他说，“假如是异性间的性行为，被感染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零点八……”

“鸡奸呢？”

“百分之七十五。”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不同的百分比涉及阴道和肛肠内部不同的构造。阴道内壁通常光滑而坚实，不易破损，而肛肠则较为脆弱……容易发生溃破，因而很可能感染……”

他显然是松了一口气。随后他扳起手指头，一次次换算起了这个可笑的百分比：“百分之零点八，也就是千分之八，这就等于说，一万次性行为，只有八十次……不过，假如戴上了避孕套呢？危险性会不会小一些？”

“当然，危险性小得多，但这并不是说……”

“万一用力过猛，导致了避孕套的破裂……”他打断了我的话，低声说道。

“传染的可能性略微大一些。”

“假如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

“杜绝任何性行为，包括你的妻子，因为从理论上说，谁也不能担保……”

“而这是不可能的，对吗？”他说。我们都笑了起来。

果然，韩冰的预料没有错。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主动提出去附近的香港食府大快朵颐。“到了那儿，我们可以接着谈。”他说，他很庆幸碰到了一个这方面十分懂行的人，作为回报，他待会儿还要告诉我一个秘密，“你听了以后，也许会不高兴，不过——”

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断分开摇曳的桑枝和牵牛花藤，一直来到了桑林的深处，每一朵牵牛花的背后都藏有一个熟透的桑葚，红红的。刚刚下过一场雨，可桑林中的一些地方还是干燥的。

胖乎乎的花斑蚕扭动着柔软的身躯吸附在桑叶的背面，它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锯齿状的痕迹，而它吞噬桑叶时发出的习习声清晰可闻。

“就看一眼吗？”她问道。

“就看一眼。”我说。

当时，我们坐在桑林中的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边。我看见几条狭长的银鱼，在阳光下闪动着鳞片的波光，正逆水而上。透过桑枝稀疏的空隙，我们能够看见远处连成一片的紫云英花地，生产队的会计手拿着木柄尺，正和几个干部丈量田地。他们远远地抽着烟，说着话。

“要是被人看见了怎么办？”

“这时候不会有人到桑林里来……”

杨迎表情阴郁地看着我，手指不时抚弄着地上的青草。她说她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肚脐眼像一个长熟的石榴一样突然炸裂了，从里面爬出一只只黑色的蜘蛛……它们都有一张与人相同的脸。“我还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

“谁？”

她不安地笑了一下，眼睛始终盯着远处的那些人，白云明亮的背景使他们显得十分遥远。他们仍然在说着话，朝远处张望，毫无目的地指指点点。

“昨天图画课上的那根绊索是不是你绑的？”过了一会儿，她问我。

我笑了起来：“还有刘胜利……我们把裤腰带接上……”

“辫子上的图钉呢？”

“那是德顺干的。”

“书包里的青蛙……”

“是朱国良塞进去的。”

“那么，我算术本上的答案是谁改的？”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我，还有刘胜利……”我坦白说。

在课间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和刘胜利装病留在了教室里。我们从学习委员的课桌上找出了杨迎的算术本，将她算出的每一个答案都做了改动。第二天，当算术本重新发下来时，她被老师叫到了黑板前。

“你能把二十道算术题全部算错，也称得上是一个天才了……”跛足的算术老师对她挖苦道。

他笑嘻嘻地走到她跟前，一动不动地打量着她（实际上，他是在打量着她的胸脯）。他嘴里突然流出的一线明亮的口涎令人想到，算术老师随时准备将她一口吞下去。

“你知道我要怎么惩罚你吗？”算术老师歪着头问她。

“知道。”杨迎低声说。她将那只一直藏在身后的手献了出来。

“不不不，”算术老师摇了摇头，“我不喜欢打手心……我要把你的鼻子拧下来，把你的耳朵揪下来，把你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拔掉，把你的屁股打得能种菜，把你的……”

他越说越下流。杨迎的哭声惊动了隔壁正在弹风琴的班主任，直到她突然停止弹琴，算术老师的咆哮才有所收敛。

“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杨迎的眼珠紧盯着那片苍翠的桑林，桑枝的颤动就像岸边铺展的海浪，它越来越清晰，伴着沙沙的摩擦声，每一次颤动都在酝酿着下一次的涌动，它摇着，水珠滑落，飞溅。我们终于看清了正在朝我走来的那个人。

杨迎手忙脚乱地扣上衬衣的纽扣，可怎么也扣不上。在那一刻，她只是呆呆地凝望着我，除了急促的呼吸之外，她什么也做不成。

金兰寡妇背着一竹篓桑叶，站在溪边，嘴里吃着桑葚，不怀好意地冲着我们笑。桑葚的汁液将她的嘴唇染成绛红色。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她的目光既放荡，又甜蜜。

过了一会儿，她朝我挤了挤眼睛，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看着她的身影绕过池塘和盛开着豆花的田垄，跨过一道闪闪发亮的水渠，慢慢变成了一个暗红色的光斑。

当她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不断地拽着她的衣襟，让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母亲。她停了一下，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还是一声不响。

我们在经过裁缝铺的时候，张裁缝冲她嘿嘿笑了两声：“你的开裆裤我已经做好了……”金兰也不答话，只顾低着头往前走。张裁缝又说了另外一些话，逗得会计的老婆哈哈大笑。金兰寡妇走进院里，将门关上，又在上面抵了一根竹杠，这才转过身来对我说：“要是我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杨福昌会把你的腿打断的，还会把你的小鸡割下来炒了吃掉……”

她将桑叶平铺在竹匾里，让风把它吹干。我又闻到蚕房那股热烘烘的香气。

“杨福昌有手枪吗？”我问道。

“手枪？什么手枪？”金兰似乎也被我吓了一跳。

我说，我们怀疑他有一支手枪藏在他家阁楼上。

“噢，对，他是有一支手枪……”金兰笑了起来。

“你见过吗？”

“当然，还是无声手枪。”金兰说，“有一次我到他家舂米，亲眼看见他在窗下擦枪。枪把上还有一根红色的缨络……”

“他有发报机吗？”

“有哇……”

“密电码呢？”

“有，藏在盛粥的饭盒里。”

“刘胜利说，杨福昌将发报机藏在张裁缝的缝纫机机头里……”

“这倒是一件新鲜事，”金兰寡妇说，“可他干吗要将发报机藏到张裁缝那儿去呢？”

“因为张裁缝是杨福昌的地下交通员。”

金兰寡妇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笑够了之后，又记起了那件事来。

“杨福昌要是知道你们在桑林里的事，就会拎着无声手枪找你算账的。你等着吧，他一枪打你的左眼，一枪打你的右眼，一枪打你的胸膛，还有一枪……”

我再次央求她，让她不要把这事说出去。我抱住她的一条腿，用力摇晃着她。她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味道。

“要我不把这件事传出去，那也好办。”金兰寡妇对我说，“你回去替我偷五块钱来……”

我说我不知道母亲藏钱的地方。

“枕头底下……”

“要是枕头底下没有呢？”

“那就到席子底下去找。”

“席子底下再没有呢？”

“那钱一定藏在她的梳妆盒里……”金兰说，“要是哪儿都找不到，也不要紧，你可以偷二升米来给我，要不黄豆也行。”

我正要走，她又把我拉住了：“假如你真的想看看那些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让你看个够……”

然后

然后她就不见了。就像一个顺流而下的白色漂浮物与花瓣和树叶汇合到了一处。

自行车的车轮由于缺油、生锈发出了有节奏的“咔咔”声。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街头亮起的红灯差点使我放弃全部的努力。我并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此刻，天空滚过一道沉闷的雷声，街道上的树木一阵狂舞乱摆，旋转的风使女人的裙子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我闻到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气味，那是树荫的气味，雨点溅起的尘土的气味，橡胶轮胎、汗腺、柏油、家具店的油漆和汽车尾烟的气味……

这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将路面上的行人赶往商店屋檐和公共汽车站的顶篷下，将道路廓清，使远处大桥旁的修车铺一目了然。我再次看到韩冰。修车人正在替她的自行车打气，而韩冰已经吃完了冰激凌，顺手将木棒扔到了桥下。

暴雨下了一阵就停了，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我看见她从挎包里取出一面镜子，用手帕小心地擦去嘴角的冰激凌奶沫，又擦了擦额头、脸颊和嘴唇。早上，她将自己关在卧室里化妆，整整两个小时，这自然使我联想到，她今天要去约会的这个人一定不同凡响。假如她不是因为戴不上隐形眼镜而请我帮忙，我就没有机会对她说那番话。我对她说，她戴隐形眼镜不一定好看，深陷的眼窝无所掩饰，反而使脸部缺乏生气。另外，唇膏涂得太厚，而眼线又画得太浅了……韩冰恼羞成怒地推开我，将镜子扔到了墙上：“你他妈的替我操什么心哪？”

我想她的意思是说，她这样精心地化妆，可不是为了我。

现在，阵雨已经使她脸上的粉霜凌乱不堪，她对着镜子擦呀，擦呀……

她过了桥，立即走进了一家银行。但我无法判断是去取钱，还是存钱。她匆匆进去，又匆匆出来，一边将挎包的搭扣按上，一边将腿上的丝袜拉直。

随后，她在一家发廊前停了下来。我想她大概是想去发廊把头发重新做一下，但考虑到约会的时间临近，显得犹豫不决。她还去了一家古玩店，在里面耗费了十分钟。接着，她从照相馆的洗印部取出一叠相片，一张张地翻看。这大概是上个星期，他们去郊外钓鱼时拍摄的，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

韩冰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是一处品字形的公寓群，一名保安人员将她拦在了门外。她指着一幢青灰色的楼房对他说了些什么，并从挎包里取出工作证，保安还是摇了摇头。

隔着门前的铁栅栏，我看见花圃里雏菊盛开，幽僻的小径在草坪间蜿蜒而去，一簇簇松柏衬托着假山和喷泉，而在更远的地方，一辆白色的巴士停在车库边。戴墨镜的司机手里拿着一只扳头，正从车底下钻出来，用一团布屑揩擦着满手的机油……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前，看着一双陌生的手将邮件塞入信筒。而韩冰，我的妻子，此刻已在传达室里打完了电话，重新出现在铁栏杆门边。

她不时地看一下手表，焦急地跺着脚。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要等待的那个人迟迟不来，还有一个可能，她突然想起要上厕所……当然，她不会仅仅是因为感觉到要撒尿，而向公寓里的一个朋友求助。

大约又过了两三分钟，当我从食品店买了一包烟回来，韩冰已经离开了那儿，门前一片阒寂。她的那辆黄色自行车停在了门房边的樟树下。

显然是因为心慌意乱，或者过于兴奋，她的那辆车忘了上锁，钥匙圈上的红色尼龙小金鱼在风中栩栩如生……我将自己的那辆车和它停在一起，心脏突突地狂跳起来：我仿佛看见韩冰的脸和一张陌生的面孔交叠在一起，在树篱间闪闪烁烁，在喷水池的彩虹中时隐时现，在蓝白条遮阳布下的窗前渐渐黯淡，终至模糊不清……

保安人员对我的询问显得很不耐烦。这当然不能怪他，因为我既要打听韩冰的去向，又要考虑掩饰一个“盯梢者”的尴尬处境，我的询问实际上很不得要领。

临走前，我和韩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骑走了韩冰的那辆自行车，而将自己的那辆留在了树下。

这时，经过多次酝酿和反复，暴雨终于不可阻挡地倾泻而下。在飒飒的雨声中，我想象着韩冰从公寓里出来，在那辆自行车前满心狐疑、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由得嘿嘿笑了几声。

实际上的情形也就是这样：当晚，韩冰一回来就把我从床上推醒了，她的头发湿漉漉的，不住地往肩上滴着水。

“操他妈——”她脸色阴郁地坐在床边，“早晨我出去的时候，明明记得……”

我装出刚刚睡醒的样子，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真见鬼……”韩冰说，“我是骑着自己的车去公司加班，可下班后却看见你的车停在车棚里……”

“你一定是拿错了车钥匙……”

“不可能。”她呆呆地望着我，“去公司的途中，我还修过一次车，我亲手将一枚铁钉从车胎里拔了出来……”

“这恰好可以说明，人的记忆最终是靠不住的。你误以为……”

这会儿，我真的困了，和韩冰说着话，不知不觉地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里，韩冰又醒过来一次，她像是被梦中的什么事吓着了，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

“咦——我明明记得……”

粉刷一新的……

粉刷一新的道观就矗立在一片山坳中。梨树和竹林只使它露出一段南墙，几层屋顶，而金殿前的一所小学却无所遮拦。身穿工装服的宣传干事正用油漆往墙上写字，他写完了“寨”字的最后一笔，后退几步，将脑袋歪向一侧，孤芳自赏中又有几分遗憾。

在空旷的篮球场的边缘，早已抵达集市的小贩们亮出了他们待价而沽的各种货色：鸟笼、竹篮、佛龛、八角香、铁锅、镰刀、泥哨、犁铧、牛鼻圈……

杨福昌将杨迎领到了一个卖花布和头饰的地摊前，替她买了一方蝴蝶结，几枚发卡。随后，他匆忙之中向杨迎交代了几句，两人就此分了手。

我们立刻调整了分工：由我和刘胜利跟踪杨迎，朱国良带着德顺和另外几个人撵上杨福昌。朱国良说，杨福昌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

杨迎的那顶草帽在人群中漂浮。她一边朝前走，一边回过头来朝我们张望。刘胜利一声不吭。我们都在为可能错过杨福昌与台湾特务接头的场面而暗自忧伤。

我的眼前浮现出将要出现的一幕：杨福昌鬼鬼祟祟地来到道观北侧的一棵银杏树下，从怀里抽出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透过眼镜上方的空隙，他不安地打量着从树下经过的每一个人……不一会儿，安东尼奥尼身穿马褂，从附近的一个竹林里走了出来，他的手里也拿着一本书。由此可以推断，他似乎已经在暗中窥探多时了。

他们两人都绕着银杏树踱步，但行走的方向恰好相反，这就给他们彼此观察对方带来了便利。他们并没有急于暴露各自的身份，即使他们在树下迎面相遇，也不过是相视一笑，擦肩而过。

最后，杨福昌在树下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安东尼奥尼尾随而至，坐在了长椅的另一端。

“请问阁下拿的是一本什么书？”杨福昌试探性地发出了第一个暗号。

“《月下美人》，你呢？”安东尼奥尼说。

“《怨恨与复仇》，《怨恨与复仇》……”

“你不是本地人吧？”

“老家山东。”

“干什么活儿的？”

“我是卖木梳的。”

“卖木梳的，好哇，那就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来瞧瞧……”

当我们绕过小猪市场的栅栏，来到一条狭窄的巷口，杨迎的身影已经从我们眼前消失了。巷子里空寂无人。在它的尽头，一棵高大的合欢树在阳光下静立，树冠的斑驳浓荫投射在公社大院的白墙上。

“我看见她走进了这条小巷。”刘胜利对我说，“不过，她去公社大院干什么？”

我们来到了那棵合欢树下。看门人伏在传达室里酣睡。大门敞开着。一个裹着头巾的农妇正在院子里打麦。

我们问她有没有看见一个戴草帽的女孩到这儿来过。

“没看见。”农妇说。她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依旧挥动着连枷打麦，麦粒在场地上跳跃着，溅到我们的脸上。

“你们干吗要找她？”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们。她这样一问，又像是看到过她似的。

“是这样，”刘胜利习惯性地亮开了腰间的驳壳枪，“我们怀疑杨福昌来集市与台湾特务接头……”

“谁是杨福昌？”

“戴草帽的那个女孩的爷爷。”刘胜利说，“他让杨迎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过我们没有上当……”

农妇从头上拽下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珠，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怎么知道人家来集市与特务接头？”

“我们获得了可靠情报。”刘胜利说，“你难道没有听说吗？有两个台湾特务化装成老太婆，潜入了我们公社——”

“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炸毁水电站，他们还要暗杀……”

“杀谁？”

“公社书记。”刘胜利想了想，这样答道。

农妇哈哈大笑，她不由得弯下腰捂住了肚子，可依旧笑个不停。她说，公社书记就是她的丈夫：“我还巴不得这个不要脸的被人一枪崩了呢。”

“不得胡说。”刘胜利朝农妇喝道，“你胆敢冒充公社书记的老婆……”

“不是冒充，”农妇说，“你们想想看，假如我不是他老婆，我能把自留地的麦子拿到公社大院里来晒吗？”

我们的说话声惊动了院里的什么人。大院左侧那排红房子的一扇小门打开了，严助理从里面走出来。

他阴沉着脸走到我们眼前：“谁让你们到公社来胡闹？你们是哪个村的？”

“新塍的。”刘胜利答道。

“我在新塍蹲点两个多月，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可我们见过你！”刘胜利毫不畏惧，“你竟然在杨福昌家喝得烂醉，深更半夜还去学校找我们班主任……”

严助理不安地朝那位农妇瞥了一眼，他这一瞥似乎立即就证明了农妇的身份。这个大院里没一个好东西，她自语道。

“你们快给我滚出去，滚！”严助理气急败坏地叫道，“否则让民兵把你们抓起来关禁闭。”

我们仓皇逃出了公社大院，但我们并未就此离开。

“我明明看见她走进了这条巷子……”刘胜利说，“很可能，严助理也被杨福昌收买了。”

我们蹲在小猪市场的栅栏后面，透过一人高的草丛，远远地注视着公社大院的一举一动。

“说不定，严助理这会儿正和杨迎在屋里搞腐化呢。对，一定是这样。”

“什么是搞腐化？”我问道。

“就是日×……”刘胜利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猪栏里臭烘烘的，几只蜻蜓在草丛中乱飞。我们饥肠辘辘地守伏在猪栏边。只有当刘胜利对公社大院里正在发生的恶劣行径进行种种猜测时，我们才能感觉到时间的逝去。

严助理把杨迎的裤子脱掉了。

严助理把她抱到床上。

现在，他自己也脱掉了衣服。

现在，他们钻到被窝里。赤条条，一丝不挂，他妈的。

现在，打麦的女人到窗下偷听……

每隔二三分钟，刘胜利就报告一次小屋里的进程，就像他的目光能穿透厚厚的墙壁，亲眼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

这时，我们看见朱国良和德顺戴着柳条帽神气活现地来到了巷子口，他们正在四处找我们。我叫了他们一声。

“杨福昌与特务接上头了吗？”刘胜利与他们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有，”德顺说，“这个老东西先是去了一家药店，随后他就去烟铺买旱烟丝。这会儿他正在澡堂里泡澡呢……”

“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朱国良问道。

刘胜利把刚才的事向他复述了一遍。“我亲眼看见她走进了公社大院。我们进去搜查，让严助理轰了出来，说不定他们正在床上……”

“你们打算怎么办？”德顺问道。

“我们准备守在这儿，等她出来。”

“不行。”德顺说，“我们现在就冲进去。”

朱国良此刻正在抬头朝远处张望，好像是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人，随后他笑了起来：“你们看，那是什么？”

顺着朱国良手指的方向，我们看见在离猪栏不远的一个饭铺前，杨迎正趴在桌上吃面条。她满嘴都是辣椒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那顶草帽就搁在桌旁的一堆柴火上。

午后

午后，那些肥胖、臃肿而衰老的妇女又一次出现在地铁车站旁的小树林里。她们腰系绸带，手执彩扇，在树林里围成一圈，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褪了色的黯淡的花环。她们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僵直而呆滞，只等鼓槌的敲击声点燃她们残存的活力。

在病中，在午睡前，纷乱的记忆一度使我迷失，而老人的秧歌舞、没有名目的例行庆典、灰烬的狂欢则构成了窗外日复一日的基本景观。

不过，喧闹的鼓声尚未响起，地铁车站旁的一座秋千架还是空空荡荡，锃亮的儿童滑板或许被阳光晒得发烫……而在四月的新塍小镇，倘若我们沿着棕红色的河床逆流而上，穿过一座石桥和山间架起的灌溉渠，便能最终抵达发电厂的大坝。

大坝的堤岸分列两边，宛若一个女人叉开的双腿，而闸门上生锈的铆钉俨然是一只只排列整齐的乳房……大坝的底部爬满了绿色或黄色的苔藓，水草像是经过梳理，朝着同一个方向倒伏。几条被晾干的泥鳅和小鱼发出臭烘烘的气息，但它并不能遮盖四处蔓延的晚春的芬芳。我们并排从大坝的顶端滑下，河床下蓝幽幽的河水朝我们迎面扑来，一阵轻微的晕眩和迷乱掠过我们的背脊……我握住杨迎汗涔涔的手，低声对她说：别怕，别怕……可她依旧抓住闸门上的铆钉，久久不肯松开。我们一次次从大坝上滑下，阳光像无数跃动的麦芒，旋转着，使我们睁不开眼睛。很快，我们听到了河水在我们身下碎裂的声音，感到了河水的温热与清凉……

河岸上蓝色的豆花在风中颤动，一行行垂柳摇落片片飞絮，向远处播撒，柳絮漂浮在河面上，随波荡漾，依附着卵石和树木裸露的红色根须。

韩冰说，她不喜欢南方的春天。它总是病恹恹的，困倦而阴郁。霏霏细雨在城市上空盘桓不去，仿佛在酝酿着一个阴险的企图。那里，我们坐在沾满露水的草坪上，憧憬着婚后黄金般的岁月。教学楼的灯光照亮了白色的围栏，照亮了花圃和一台红色的割草机。我们能够辨别出长在地上的青草和被割下的草叶散发出来的不同的气味。韩冰说，两种不同的气味自然使她联想到了棉纱和染了色的花布，或者，两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少女生机勃勃，含苞待放，而妇人则香消玉殒，只留下一缕腐朽的气息……

而钢琴与风琴的声音似乎也可以给人以类似的联想。在那个炎热夏天，我们躲在办公室的后窗下，看着年轻的班主任在练琴，看着那群麻雀在校舍前的晒场上啄食，在屋檐下啁啾，落下又飞起……杨迎的死去使暑假变长了。我们整日在河边游荡，浑浑噩噩，不知所之。梳着齐耳短发的班主任一面翻动着琴谱，一面端起水杯喝水，她的喉咙里咕咕直叫，汗水使她的衬衫透出肉红色的背脊，使军裤的颜色加深……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听不到琴声，只有踏板发出的嘎嘎声在寂静的午后持续。当我们垂头丧气地离开那儿，在空旷无人的河边逡巡不去，才能偶尔听到遥远的、时隐时现的琴声……在另一个时刻，班主任躺在窗下午睡，一只蚂蚁在她的脚背上爬来爬去，最后一头钻进裤缝。而她只不过稍稍在腿上捏挠了几下，侧过身，又沉沉睡去……

在我记忆的暗房里，很多底片尚未曝光；而充满泥泞的回忆之途荆棘丛生，时断时续，也没有统一的、显而易见的标识。通常，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无法看清的事物，回忆也无法让你看得更清。韩冰每个星期天都要外出。我只能通过电话中的片言只字和一束束鲜花上附着的名片来推断她的行踪。

我所期待的那个水落石出的日子也是一个午后。韩冰突然回到了家中，宣布了我们婚姻的终结。她带回了一个台湾人。假如手续顺利，三个月后，她将在基隆定居。那个台湾人，双手插在裤兜里，用讥讽的目光打量着我，仿佛在对我说：我并不喜欢躲在暗处，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出现的……我对他说，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他颇为诧异地冲我笑了笑，挽起韩冰的胳膊，离开了。

那时，我们站在河岸边，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林，我看见五峰山巅的白云一动不动。山下蜿蜒曲折的煤屑公路通往江边，两个捡破烂的老太婆在茶场边石桥上向人问路……

我们看到了杨家大院被焚毁前的最后一个瞬间：南风吹皱了河水，吹起了圈圈涟漪。我们看见法医们聚集在河边的楝树下争执不休：怀孕的迹象一望便知，而自杀的结论却并不能就此做出……

我看见了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由于火势过猛，杨福昌反锁了大门，救援人员只是象征性地浇了几桶水，便在河边抱臂观望。一群孩子站在德顺家的屋顶上，看着树林上方腾起的浓烟和被染红的天空，兴奋得手舞足蹈。

烧，烧。

烧掉猪圈，

烧掉仓库，

烧掉裁缝铺，

烧掉金兰寡妇的房子，

烧掉她的……

谜语

1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给速加打电话，先是在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亭里，十点钟以后，我骑车来到了通宵营业的邮电局。电话一直都没人接。最后，我给他的单位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我将于星期五的下午到达。

速加住在三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里。我这么急于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一件事。我的妻子突然离开了我。从她提出离婚到她在我眼前消失，前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以前的导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让我尽快振作起来。为了使我摆脱离婚的阴影，他建议我跟他学习朝鲜语。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决定先打个电话和速加聊聊，或者干脆与他见一次面。我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速加是我唯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邻近的一座小城，在幼儿师范学校教语文。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并时常互赠诗作。我还记得他的一些诗句，比如：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盛开

通信连起了一大片荒原

……

我与妻子旅行结婚时，曾到过那座小城。那时，速加正为调动工作而奔忙。他仍像过去一样潦倒。大半个夜晚，我们坐在校园池塘边的石桌旁，看着月亮从发电厂烟囱的背后升起来，看着校监打着手电筒，将一对对情侣从茂密的树林里驱赶出来。沉默使我们心慌意乱。

后来，速加怂恿我们加入草地上弹吉他的女孩的行列。他并不擅长与姑娘们交往，也缺乏谈话的信心。他总是用谜语来对付她们。他一个接一个地让她们猜谜语，以此稳住她们，使一厢情愿的交流不至于中断。姑娘们看来并不喜欢这样的游戏。看上去她们翻动着白眼，苦思冥想，实际上是在寻找离开的借口。姑娘们的离开并未使速加感到沮丧，他饶有兴致地给我的妻子出了另一道谜语：

“猜猜看，天上飞的三只脚的东西是什么？”

我怀疑，有些谜语是速加即兴编造的，根本没有谜底。有一次，他在来信中对我说，离开了谜语，他就找不出自己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联系，即便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也很难遏止制作谜语的欲望，“看来，我真得去请教一下心理医生了”。可是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还是给我出了这样一条新谜：

一只鸟从甲地飞往乙地用了一个小时，可它从乙地返回甲地却用了两个小时，这是为什么？

这个谜语折磨了我两个星期，终于引发了我早已治愈的失眠症。在下一封信中，速加寄来了如下答案：这只鸟从乙地返回时因为逆光，它不得不用一只翅膀遮住耀眼的光线，因而飞行的速度恰好减半……

速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醉心于那些可笑而无聊的游戏，仿佛生活就此增添了许多慰藉。

再往后，速加成了一家保健饮料公司的老板，我和妻子都感到十分吃惊。我担心金钱因素的加入会损害我们长达十年的友谊，而我的妻子认为我显然是过虑了。

2

速加是如何从一位腼腆的语文教师变成企业老板的？这本身就像是一则颇费猜测的谜语。在差不多五个小时的旅程中，我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

在车站的出口处，我没有见到速加的身影。我一度担心他没有接到我的电报，或者出差去了外地。但我很快就在一块苍蝇拍状的硬纸板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块硬纸板绑在不远处的一排栏杆上。一个微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站在栏杆边，正向过往的旅客分发保健品饮料的广告。看到我朝他走过去，他的脸上显露出夸张的笑容，似乎随时准备与任何一个陌生人在几秒钟内成为知己。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路上是否顺利，是不是第一次来这座小城做客……我一一做了回答。

“是速加让你来接我的吗？”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今天下午的主要任务是发掉这些传单。速老板派来接站的人是一位漂亮小姐，她在那儿——”他用手指了指行李房边的一个公共厕所，然后接着说，“火车的汽笛一叫，她就憋不住了。她请我先招呼一下，她随后就到。”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德彪，来保健品饮料公司任职还不到一个月。在此之前，他是船舶学院校刊室的编辑。

我问他速老板为何自己不来，王德彪就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说他平时只跟一个部门副经理打交道，像他这样一个职位低微的人要想跟速总说上话、知道他的行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说简直不可能。

王德彪一边向过往的行人分发着传单，一边不时地朝厕所那边张望。匆匆走过的旅客从他手中接过饮料广告，大多看也不看，就将它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一个捡废纸的老太太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到广告纸在地上积得足够厚的时候，她才会过来清扫一次。

同车到达的旅客很快就在广场的人群中消失了，出口处又变得冷清起来。忙于拉客的妇女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她们嗑着瓜子，静候下一班列车的抵达。而那位前来接站的漂亮小姐仍然没有从厕所里出来。

“怎么这么慢？”王德彪不安地看着我，“她去厕所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别说撒尿，生个孩子的时间都有了……”

王德彪从黄鱼车上抱起一大摞广告单，准备到候车室去分发。他嘱咐我在栏杆边等着，假如有旅客下车，而我又闲得无聊，也可以帮他发一发广告。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一番这位小姐的特征：身高一米七十左右，白色的高领毛衣，墨绿色的灯芯绒背带裤，披肩发，皮肤白皙。至于脸型，他认为与广告画的半裸女郎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旅客又来了两批。公共厕所的门前排起了长队。我看见一个提着雅妮丝纸袋的少女急得直跺脚。

我凝望着保健品广告单上的那位漂亮少女。她恍惚迷离的笑容令人不可捉摸，但依然给人以吞食、咀嚼的诱惑。她的肤色娇嫩，朱唇微启，长长的红指甲划过大腿内侧，三角内裤隐隐透出深黑色的体毛；她的另一只手搭在左肩，正准备解开丝质背心的帛带，双乳之间暗沟由于光线的作用被夸大了……而她的眼睛是清澈的，显示未谙世事的少女的纯洁。这使我想起了妻子、我以前的几个女友、我所见过的数不清的美丽少女，她们的装扮、神态、语言都是可置换的……

我很早就有了一种预感，速加派来接站的公关小姐再也不会出现了。“她说不定根本没有去厕所，而是通过厕所边的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溜之大吉……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王德彪呆呆地望着我，打开了黄鱼车上的链条锁。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亲自去厕所里勘察一番。这时，广场四周建筑场上的霓虹灯已经亮了。

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不久之后，王德彪就被两名身材健硕的中年妇女反剪双手从厕所里押了出来。幸好巡警已经下班，她们在押解王德彪的同时还得照顾自己的裤子，这就使得王德彪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

“你打算怎么办？”王德彪满脸沮丧地走到我的跟前，“你有没有速老板家的地址？”

我告诉他，地址倒是有一个，不过它是速加在幼儿师范任职时的单人宿舍，既然他现在成了老板，恐怕早就不在那儿住了。

王德彪也认为事到如今，也只有去那儿碰碰运气了，“假如找不到速老板也不要紧，你今晚可以暂时住在我家”。

3

在幼儿师范的那条幽深的林荫道上，我们远远就看见速加原先居住的宿舍窗口亮着灯光，灯光照亮楼下堆放的木材和大理石板，几个民工模样的人正坐在木材堆上抽烟。

一个披着军大衣的年轻女人替我们开了门。她一见我们就笑了，而且摇了摇头，说不上是惊讶还是失望。“你们到底还是找来了……”她笑着说。王德彪一脸尴尬，不断地搓着双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用这样的方式向我暗示了女人的身份：“既然你们重新接上了头，我就告辞了。”

房子已经重新装修过了。油漆和涂料刺鼻的气味隐约可闻。在速加原先搁书桌的窗前放上了一架钢琴，一大束蓬松的玫瑰占据了窗台的一角。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房间里馥郁的香气是从那儿弥散出来的。闭合的绒布窗帘和棕褐色的护墙板使房间看上去比原先小了一些，我无法透过窗户看到楼下的那片池塘、树丛、草地和石桌。

“这是速加的一个疏忽，”女人让我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然后拢了拢头发，“假如他事先告诉我你知道这个地址，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她显得十分坦率，而这种坦率中夹了一层肆无忌惮的愤懑。她说速加昨晚打电话约她见面，让她去车站接个人。“我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个男的，而且刚刚离了婚。然后他给了我两万块钱。”

“他干吗给你这么多钱？”

“他想让我陪你睡觉。”女人说，“你不要吃惊，这是他向客人表示慷慨的常用伎俩，何况，我干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她还说，速老板在三天前就知道我要来这儿，而他正忙于处理一件紧急的事务而脱不开身，因此，他已经往上海拍了加急电报，让我暂缓行期。“可万一他来了，我不想让他无人照料。”

“他的公司出了什么事？”

“这属于商业机密。”她诡谲地朝我笑了笑。

“那么，速加怎么会知道我刚刚离了婚？”

“这大概又是一则没有答案的谜语。”

“速加经常给你猜谜语吗？”

“那当然，”女人的神色明显兴奋起来，“我们是在一家夜总会跳舞时认识的，他一连给我出了三道谜语，我都毫不费力地猜了出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打来了电话，通知我去他的公司上班。”

她告诉我，速加给她出的最后一道谜语差一点让她自杀。他隔着一只香槟酒的瓶子问她：“假如我想让你从我眼前消失，我该如何去做……”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就没拿它当一回事，我说我需要一大笔钱，并立即报出了一个他不太可能答应的数目，速加微微一笑，反问我：‘难道你那玩意儿是用金子做的吗？’可他第二天就派人如数送来了那笔钱。”

她走过来，坐在我的边上，轻声告诉我，她已经潮了。她说，她那玩意儿虽说不是金子做的，可闲着也是闲着。

接下来的事使我们都感到很愉快，也很甜蜜。她的乳房小巧玲珑。

夜深的时候，我们走到了户外，在池塘边的树林里散步。她说她非常喜欢这片幽静的池塘。到了春天，池塘边桑树结出了猩红的桑葚，说不上是什么味，很甜。她说，这块池塘，是她心中最后一块宁静的保留地，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来这儿转转。

我们在凉亭里的石桌边坐了一个小时。我想起了几年前我与妻子来这儿时的情景，想起了江边被风吹倒的大片芦苇，还有那些在草地上弹吉他的女孩，她们唱着歌。后来，江上起了大雾，乳白色的雾气涌上堤岸，在树丛中弥漫开来，我们两个人坐在桌边，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

“猜猜看，天上飞的三只脚的东西是什么？”她忽然凑过来问我，“假如你能猜出这道谜语，你就能明白，速加现在为什么不能与你见面。”

4

看来她的话没错。我从小城返回家中，果然在信箱里看到了速加打来的加急电报：

勿来。详情待告。

窗前

1

白念恩去马来西亚接受遗产的前夕，将自己的妻子李珊托给冯宁照管。那时的白念恩还很贫穷，与一对姓庄的夫妇合住在城西的一套公寓楼中。那时，在冯宁的想象中，白念恩的眼睛还没有瞎掉。

临行前，白念恩请冯宁到希尔顿的顶楼喝咖啡，并向他谈起了不久前的一段艳遇。去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李珊因流产住院，白念恩在病床前守候了一个通宵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独自在家的庄夫人替他开了门。事情就发生在五分钟之后。

她刚刚洗完澡，站在窗前，清理梳齿间的头发，然后突然转过身来朝他笑了一下。那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午后，空气、阳光、她浴衣上的蓝色拼花都使人困倦欲睡。他朝她走过去，把她的一只手反拧在柔软的腰部。她就此闭上了眼睛，微微张开了嘴，口中呼出的气息有一股淡淡的奶味。

白念恩在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冯宁的脑子里不时跳出李珊笑吟吟的样子。她没事总爱朝他笑，仿佛正向他传达着一个深奥难解的信息。他用小勺搅动着杯中的咖啡，看着黑暗中高耸的电视塔尖的红灯，渐渐地入了神。

“我们之间只有过这么一次，而且李珊一出院，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白念恩说。当时，他被自己心中依然可见的坦诚深深地打动了，还流了眼泪。可李珊看上去很平静，当然也说不上原谅。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没什么。

“她的确没有生气。这并不是女人天性的伪装，她真的无所谓。正是这一点让人心寒，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她眼中仅有的一点亮光也熄灭了，就像什么东西燃烧后残剩的灰烬，暗淡无光。即使我们在床上……”白念恩说到这里，飞快地了冯宁一眼，“我没法向你说得更多了。”

冯宁说，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白念恩盼了六年，终于盼到了他祖父的去世。对于即将获得的大笔遗产和在国外定居的机会，他有理由在朋友中奔走相告。可李珊对此无动于衷。对于不久后的离别，她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忧伤。

“她似乎一心在等着我离去。”白念恩说，“我觉得我一旦离开，她就会立即对我进行报复。”

“那你干吗不将她一起带走？”

“我要向你讲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还要多费一番口舌。简单地说来，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并不能肯定获得那笔遗产，因为我的四个堂弟、两位堂姐早在两周前抢先飞到了吉隆坡……”

最后，白念恩郑重其事地将妻子托付给冯宁。他说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踏实。“用不着一年半载，等我在那边办好了手续，就会回来将她接走。”白念恩抓住冯宁的手，使劲捏了两下，两人就此起身告别。

冯宁心里这样想，即便没有白念恩的亲口嘱托，他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可经白念恩这么一说，他反而觉得很不自在。在回家的路上，他怎么也无法摆脱掉想象中李珊的恍恍惚惚的笑容。

2

她站在窗前，刚刚洗完澡。她将一缕缕头发从梳齿中抽出来，捻搓成一个小球，搁在花盆里。南风吹动了水仙花奶白色的花茎，那簇黑发也在花束根部的鹅卵石间轻轻浮动。她浴衣的袖口很宽，光裸的手臂在阳光下呈现出纹路致密的肌肤。浴衣是白色的，上面点缀着一些细碎的蓝色花瓣。她转过身来，朝冯宁无声地一笑。她说她的头发掉得很厉害，也许等不到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头发就全都掉光了。

老庄正和他的夫人在客厅的茶几上打牌。听李珊这么说，庄夫人就站起身来，朝对面墙上的镜子里望了望。她说：“我的头发也该去焗一次油了。”

眼下正是四月，窗外绚丽的春天已经声势浩大。站在窗前，冯宁一眼就能看到城西郊野的大片花圃。几个妇女正将花房上覆盖着的塑料薄膜卷起，玫瑰和雏菊织成的图案犹如一块毡毯，晾晒在遥远的河边。

老庄夫妇同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李珊梳完了头，他们就邀请她和冯宁一起打桥牌。老庄还特意替他们泡了两杯梅家坞的特级龙井。对于庄氏夫妇来说，叫牌是否进局，定约是否make尚在其次，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冯宁和李珊购买人身保险。

这样的场面，李珊显然不是第一次经历。而冯宁在摆脱对方纠缠时的神态则显得既幼稚又圆滑。

“按照你们的讲法，假如我每年交纳少量的保险费，六十岁时就能得到一笔可观的保险金，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老庄说。

“假如我在五十九岁时死去呢？”冯宁笑着问道。

“我们将承担你的一切丧葬费用，况且，你的继承人将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而且用不着跑那么远的路到马来西亚去领。”庄夫人朝李珊眨了眨眼睛，算是开了一个玩笑。

“问题是，谁是我的继承人？2NT？”

“Pass。”

“你的子女，3NT。”李珊说，“或者你的妻子。”

“无论谁得到那笔钱，我只有Pass。”老庄说。

“可我并不打算结婚。梅花4怎么样？”

“真是异想天开。”庄夫人说，“我看连3NT也未必打得成。如果你一辈子都不结婚，那就指定一个继承人。Pass。”

李珊有些犹豫不决。有两种定约可供她选择：告诉对方自己手中A的数量和位置，或者让定约停在梅花4上。她担心自己的信号一开始就给错了。这种犹疑还因为，她的一条腿在茶几下无意间与冯宁碰到了一起，她暂时并不想将它挪开。

“要是你们的保险公司突然破产呢？”冯宁对庄夫人说。

“澳星从天上掉下来，太平洋保险公司破产了吗？”老庄反驳道，“李珊，该轮到你叫牌了。”

冯宁在等待着李珊给出信号。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即便隔着一条厚厚的牛仔裤，他的小腿仍然能够感觉到她肌肤的爽滑。当李珊报出他期待已久的红桃4时，冯宁不禁有些怦然心动。

冯宁一时激动，选择了7NT。

“你们真是疯了。”庄夫人朝李珊和冯宁偷觑了一眼，叫了Double。

“天哪，你以为我们的定约真能行得通？”李珊面红耳赤，怔怔地看着冯宁。她的那条腿在茶几下与冯宁挨得更紧了。

她鼓足勇气叫了Redouble之后，将手中的牌依次摊开。她首先亮出的是三张黑桃，然后是三张方块和两张梅花，最后摊开的是冯宁最为关心的五张红心长套。整个过程使冯宁联想到了一场精心准备的脱衣舞表演，仿佛每一张红心都在向他袒露喜悦的秘密。

李珊绕过茶几，坐到冯宁的身边看他打牌。这一次，他们紧挨在一起的是各自臀部的侧翼。当李珊提出建议，试飞老庄的黑桃K时，她就自然地将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冯宁认为过早飞牌有些冒险，李珊就凑到冯宁耳边，悄悄地对他说，黑桃K的确在老庄家，因为她刚才过来的时候偷看了他的牌。随后，两人纵声大笑。

到了晚上十点钟，冯宁终于同意了在人身保险单上签字，牌局自然就结束了。李珊将他送出门外。

两人沿着夜深人静的街道往前走，呼吸着树木的清香。李珊对冯宁说，在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之前，她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你以后不必经常来看我”。

冯宁对李珊的这番话缺乏心理准备，他心慌意乱地道了再见。两人在公共汽车站前分了手。

3

一场车祸使老庄的脸变得面目全非。殡仪馆的运尸车迟迟没有到来，他的尸体就停放在光线阴暗的客厅里。

庄夫人正跪在地上，用毛巾擦去他额角的污泥。她向冯宁和李珊介绍说，当他被人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时候，嘴里还衔着一枚柳枝，令人联想到《圣经》故事里的那只鸽子。

“我真的担心会找不到你。”李珊掩上房门，发出沉重的喘息，“我害怕极了。不光是因为那具尸体，还有别的。”

殡仪馆刚刚打来了电话，他们要到明天早上才能派车来。李珊希望冯宁能陪她一个晚上。

虽然已过了晚餐时间，可李珊还是摆开了折叠桌。首先被摆上桌面的是一只水晶花瓶。一束深红色的玫瑰，带着水滴。这束玫瑰原先搁在一只塑料桶里，桶里盛满了水。随后，李珊从橱柜中取出一瓶康巴瑞酒、两只高脚玻璃杯。凉菜也是现成的，在瓷盘中码好，上面封了一层保鲜膜。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绢丝衬衫，一条黑色的中短裙。她的腹部由于营养过剩而微微隆起（这正是冯宁所喜欢的），使身体的线条显得既简洁又柔和。

她在冯宁和自己的酒杯中都放了冰块，然后轻轻地晃动着玻璃杯，使它发出悦耳的碰击声。她说她喜欢康巴瑞淡淡的苦味，喜欢它的红色，无论在酒中兑入多少冰块，颜色始终像玫瑰一样鲜艳。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顿晚餐都不是随便安排的。整整一个下午，她或许都在为这次聚会做准备。假如不是老庄的骤然死去激起了一度迟钝的食欲，还有什么原因呢？

冯宁的眼前出现了如下的画面：她去郊外的花圃向花农买玫瑰，与他们讨价还价，说着很有分寸的俏皮话。她一直在笑。白云低垂。小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走在前往超级市场的路上。初夏树木的浓荫使她的脸变得一片幽暗。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在买酒的时候遇上了熟人，她们站在一辆洒水车的旁边聊了一会儿，倾吐着彼此的忧郁和喜悦。她还去了另一些地方。洗染店，鸟市，时装街。她的身影融入了另一些浓妆艳抹的妇女们中间，就连笑容也难以分辨。她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是洗澡。假如她有着与自己一样的淋浴习惯，冯宁知道她最先在哪儿涂上肥皂……

他们很快就聊起了白念恩。李珊说，她和白念恩的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只木船上。一场大雨将小船逼入了石桥的桥洞。雨一直下个不停。他们听见桥面上不时有人跑过。闪电照亮了垂挂在河堤上的湿漉漉的金钟花。“你知道我们在船上干了什么……”她说。她抓起冯宁的一只手，将它放到自己的裙子底下。

还有一次，她站在宿舍的窗前，正用一枚发夹将梳齿里的头发挑出来。她听见房门被人轻轻推开，就像是一阵风将它吹开的一样。她转过身来就看见了白念恩。他来到她身边，将她的拿木梳的手反拧到腰部。

然后他们开始接吻，直到庄夫人推门进来。她斜靠在门框上吃惊地看着李珊和冯宁，眼中含着一丝嘲讽。过了一会儿，她才问他们，能否帮她一个忙。

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帮她将尸体翻个身就行了。

庄夫人说，老庄是在从情妇那儿返回的途中乘车掉入河中的。她从死者的口袋中找到了几张保险单和一只盛有精液的避孕套，为防止精液流出，避孕套上打了个死结。“这一回，他终于露出了马脚。”

她小心翼翼地将保险单展开，放在灯泡下烘烤着，将避孕套在冯宁的眼前晃了一下，随手扔进了墙角的一只纸篓。

冯宁觉得庄夫人将他们叫出来，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她的最新发现。

尸体在河中浸泡了很长的时间，稍一搬动，老庄的嘴里就会吐出污水。李珊说，她真担心老庄的嘴里会突然蹿出一条泥鳅来。

庄夫人央求他们留在客厅里，不要回到房间去。她说了一些理由，害怕只是其中之一。

等到庄夫人歪倒在沙发上，以一种难看的姿势酣然睡去，冯宁和李珊又谈起了白念恩。李珊说，她每天都在等待着丈夫从马来西亚的来信，她实际上是为这些信件而活着。他们再度开始接吻。冯宁说，他一分钟也不愿耽搁了。而李珊无论怎样屏息凝神，还是发出了微微的喘息。

4

白念恩去马来西亚接受遗产的前夕，将妻子李珊托付给冯宁照管。白念恩仰仗着与冯宁长达十年的友谊，无须担心这种“照管”会弄巧成拙。

冯宁也是这样想的。

他第一次来城西看李珊，就被庄氏夫妇强逼着买了一张人身保险。李珊穿着浴衣，站在窗前的阳光下，等着头发自然晾干。

等到老庄和夫人从客厅走开，他立即向李珊讲起了昨晚的一个梦：他梦见白念恩从马来西亚回来，两只眼睛都瞎掉了。他们俩当着白念恩的面尽情地接吻，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

李珊转过身来朝冯宁瞥了一眼。冯宁解释说，这个梦境是真实的。李珊说她并不介意。

喜悦无限

1

在五月末的一场小雨中，在青苔和栗树的气息里，木匠朱旺躺在木榻上做梦。恍惚中，他听到了马匹的嘶鸣。从县城赶来的一位邮差站在廊檐下，隔着竹帘和他说话，那匹马是红色的，在院中喷着响鼻。

朱旺依旧沉浸在刚才的梦里：一只布谷鸟招引着他，发出悲啼，将他带向一座爬满常春藤的院落。梦中的天空是晴朗的，时间也是中午。一位女人正在井边汲水，那只盛满井水的木桶衬映出湛蓝的天空、云朵和炊烟。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院中的一切，门就关上了。

在接下来的梦境中，他在一片麦地里迷了路，翻滚的麦浪和旋转的天空使他头晕，他还梦见了其他的人和事：渡口的船只，桅杆顶部的一只鸽子，马戏团的帐篷，私塾先生的学堂，一个头戴毡帽的外地人，牵着枣红马的信使，一片幽暗的灯火所蕴含的希望，由于天性所犯下的某种过失，他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

他的梦中所历，只有一件事在醒来后获得了应验：信使刚刚来过，马匹的气味尚未散去，而那封信就搁在他的床边，朱旺甚至还能回忆起邮差和他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个不表示什么意义的惯常手势。

不断涌入房中的清凉雨意使他明白，那个在井边汲水的女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咪咪，可让他迷路的却并非起伏不定的麦田，而是所有不确定的事物所组成的奇妙地图，时间将一一验证他的愿望、难题，以及无可逃避的命运捉弄。

这封信是他的叔叔从遥远的北方寄来的，打的是开封邮戳，歪斜潦草的字迹显示出他的右手尚未痊愈。他读着信，想象着叔叔的马戏团在无边的泥泞中跋涉。他的脸又黑又瘦，胳膊上吊着绷带——有一次，他从钢索上跌了下来，折断了右臂。可这并不能妨碍他在肮脏的马棚里与飞车女演员鬼混。

很快，他的心提了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了。他感到浑身乏力，腹部一阵剧烈的抽搐。尖锐的疼痛并非由于恐惧引起的战栗，恰恰相反，那是一种过度的喜悦。他一连将这封信读了三遍，还是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他陷入了短暂的迷惘之中。他的唯一反应就是自己尚未从中午睡眠里醒来，邮差也没有来过他的院落，而他手里的这封信，正是那只栖息在桅杆顶端的鸽子，它随时都会振翅飞走……

他来到了廊檐下。雨还在下着，树木摇摆不定，河水荡起波纹。在通往渡口的林间小路上，早已看不到邮差的身影。不过，院中泥地上马蹄的印迹还没有被雨水彻底除去，马匹的汗味依然隐约可闻。当然，在飒飒的雨声中，朱旺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更为深刻的怀疑还是来自喜悦本身的虚幻性质，来自它的脆弱易逝、它的不真实。

傍晚时分，朱旺将这封信揣入怀中，冒雨赶往私塾先生的学堂。

私塾先生和他的老婆正在房间里怄气。那多半是由于房子漏雨，床上的铺盖卷被翻向一边，雨滴落在脸盆里，当当的声音令人烦躁。他的两个女儿在墙角缩成一团，呆呆地看着破缺的屋顶发愣。

在一股刺鼻的稻草的霉味中，私塾先生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恼怒询问他的来意。他冰冷的语调使朱旺感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可他还是犹豫不决地递上了那封信。

私塾先生从他手里接过那封信，随后就忘掉了朱旺的存在。他向妻子申辩说：假如他挨家挨户收取教书的佣金，不仅有损于读书人的体面，而且学生们也会跑得一个不剩……他再次引用了《论语》，强调了忍耐的必要性。而他的老婆则反驳说——

他们在争吵的时候，朱旺只能静静地站在一旁观望。由于他预先就大致知道了信件的内容，他的耐心是坚固的。不过，教书先生拿着那封信的手在空中挥来挥去，也使他多少感到一点不踏实。

最后，厌烦和疲惫使私塾先生走向书桌，他戴上眼镜，拨亮桌上的一盏罩灯，开始读信。

就像眼下多变的天气一样，私塾先生的脸色交替呈现出迷惑、惊恐、怀疑和狂喜。读完信，他就不动声色地吩咐妻子准备晚餐，然后他又嘱咐她将坛中腌了多日的松鸡取出来，当然，还得去店铺买酒：“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他的老婆擦了擦眼泪，来到丈夫的身边，催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信上都写了些什么。她不住地拍打着丈夫的肩膀，仿佛要拍出他想说而又未能说出的话。

私塾先生兀自笑了一阵之后，这才注意到了门边的朱旺，他破例过去和朱旺握手，感谢他送来了这封信：“你可不知道，对于眼下我们的处境来说，它有多么的及时……”

看着两鬓斑白的教书先生，朱旺感到了一种真正的悲怜。这个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读书人，竟然还会犯下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错误：他忽略了信件的抬头和落款，将他自己当成了收信人……

私塾先生和他那不明底细的妻子劝说朱旺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吃饭。当然，朱旺也只能这么做。现在，巨大的喜悦已被证实。他只剩下了最后一件事要做：等着吃完那只腌松鸡之后，他将指出私塾先生的那个可悲的错误。

深夜，朱旺醉醺醺地离开了私塾先生的学堂，主人如梦初醒的羞愧和嫉妒只能由他们独自品尝了。熏风吹散乌云，露出了满天的星斗，朱旺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脚步沉重而又轻快，他的喜悦仿佛越过星辰排列的银河，一直通往不可知的远方。

他在穿越一片竹林的时候，发现裁缝铺的窗格子里亮着灯光。他决定再去让裁缝读读这封信，假如说，傍晚时分对私塾先生的拜访是为了证实信件的内容，那么，现在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将这件事连夜张扬出去。

2

这天晚上，朱旺睡得很沉，当灯油燃尽，火苗熄灭之后，黎明的光线已经透进泥窗，照亮了床头的墙壁。这一夜是如此漫长，他不由得有些害怕，因为他吃不准自己在睡眠中逗留了多久，一夜，两夜，还是更长。

他感到自己在一连串幸运的事情上狂奔，他穿越了无数道藩篱，无数的障碍，抵达黎明，消除了混乱。而此刻，他醒了，暖烘烘的阳光照着他的脸，这是无穷无尽的偶然或幸运堆砌而成的奇迹。

他听到有人在他的窗下说话，一大堆阴影在院子里晃动。他来到院中，立刻闻到了一股树叶和炊烟的味道。他的小姨妈，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正蹲在碌碡上与泥瓦匠聊天，她的丈夫刚刚去世，麻布鞋上还缀着一朵白花。而那位光着膀子的泥瓦匠一看到朱旺从门里出来，马上就不吱声了，他自惭形秽地转过身去，用瓦刀搅动着石灰桶。

石灰水呛人的气息使他惊异地发现，他的这座残破不堪的院落几乎已被粉刷一新。院墙的饰瓦刚刚更换，坍塌的烟囱重新翘立在灶房的屋顶之上。两个头戴草帽的中年人滚动着一只巨大的水缸，已经来到了院外。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替我弄来这只水缸……”朱旺朝门外的那两个人喝道。

“这都是村长的安排。”姨妈说，“昨天深夜，村长的儿子将我从床上叫醒，通知我一大早来这儿打扫院子。”

院里所有的人，包括屋顶上修烟囱的那个小伙子都使劲地冲他点头。他们也得到了类似的通知，只不过，他们现在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朱旺不无忧虑地打量着这些人，再次感到自己刚才的那一觉实在是过于漫长了。

姨妈悄悄地把朱旺拽到一边，然后对他说，尽管她目前还不能肯定村长这样安排的真正用意，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已不难猜测：他很快就要和咪咪成亲了。因为早上她在来这儿的路上，看见媒婆正从咪咪家出来……

她穿着一件绸布的褂袄。耀眼的红色宛若炉中的火焰，而她那白净的脸庞就是一轮挂在树梢的满月。姨妈站得很近，低声与他说着话。一种遥远的忧伤压住了他的心。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细细辨别这种忧伤来自哪里。因为他看见村长已经走出了河边的榆树林，正朝这边过来。他的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一个年轻人。

村长一走到门口，就对朱旺说，他也是昨天很晚的时候才从裁缝那里知道了那件事，但愿他现在的祝贺还不算太晚。“什么事？”朱旺不安地问了一句，他担心村长得到的消息与事实也许有出入。裁缝喜欢夸大其词的秉性让他感到很不踏实。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村长略微怔了一下，转过身去看了看身后的那个年轻人。

小伙子的肩上扛着一把长长的铁杆，挠钩上挂着一只怒目圆睁的猪头，两副猪大肠，它们不断地往地上滴着血水。还有两副猪腰子，藏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朱旺起先没有发现。

“不是开玩笑。”朱旺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收了一封叔叔的来信……”

他这么一说，院子里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活计，侧耳谛听。就连屋顶上的那个黑脸大汉也已飞快地从一张梯子上溜下来，唯恐错过了获悉真相的机会。

“只不过是一封信，”朱旺强调说，“而且，叔叔许诺的事情还未最终落实。”他感谢村长的这一番绝妙的安排，只不过，在事情尚未得到最后证实前提前挥霍它的结果，使他感到十分惶恐。

村长慈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夸奖了他的诚实，并让他在这件事上不必过于忧虑。因为他完全信任私塾先生和裁缝的一致判断，更何况，当一个人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时，更容易疑神疑鬼。

朱旺再次向村长暗示：他本人对这件事的确不能说十拿九稳，“而且，我早上一觉醒来，觉得睡过了好多天，就连这封信是不是邮差昨天送来的这一点，也好像不敢肯定……”。

院子里围观的人发出了一阵哄笑。村长的脸色也有几分阴郁。最后，他以一种惯常的权威口气对朱旺说，现在并不是讨论这件事情真实与否的最佳时机。因为婚礼已定于明天举行，他现在所应做的，就是尽快赶往裁缝铺，赶做一套结婚的服装。

“这恐怕办不到。”朱旺不假思索地说。他要坐船去一趟县城，亲自去邮局发掉那封给叔叔的回信。至于结婚的衣服如何并不重要，再说，他对结婚——

看到小姨妈在一边不停地给他递眼色，朱旺才没有说下去。

临近中午的时候，朱旺穿过门外的树林朝河边的渡口走去。他远远地看见两个艄公在船上说话。船帆还没有升起来。上涨的河水漫过了堤岸，使河边的麦田浸没在水中。一只小鸟鸣叫着，为他引路。它最终停息的地方是一座爬满常春藤的院落。院门敞开着，他看见咪咪正在院中的井边打水，身边的一只木桶里，水已经溢了出来。

咪咪假装没有看到他。她低着头，手中的绳子急速滑向井底，随后，铅桶撞上了井壁，发出了“当”的一声。朱旺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打量着他未来的妻子。咪咪不敢抬头看他，她似乎想从井边离开，又下不了决心，也许正在为她的父亲曾三次拒绝这门亲事而感到羞愧呢。朱旺心里知道：他这样盯着咪咪看，并不是出于贪婪或自我陶醉，而是想重新唤回昔日的回忆——在过去，她只要不注意看他一眼，他都会吓得魂飞魄散。

而现在，他觉得她太瘦了，皮肤也太黑了，嘴唇太薄，眼睛又缺乏光泽。

他摇了摇头，终于离开了那里，他觉得事情变得严重了。

3

第二天下午举行了婚礼，不管村长或其他什么人做了怎样周密的安排，婚礼的草率之感并未被热闹的喧哗完全冲散。

酒宴散去之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朱旺和咪咪脱光了衣服钻入潮湿的被窝，几只蚊子在他们眼前飞来飞去。咪咪的皮肤像火炭一样发烫，而且远不像他从前想象的那样爽滑，他想起了一条晾在河岸上的鱼，阳光使它的鳞甲变得坚硬。

床垫下的稻草铺得很厚，他只要稍一动弹，草褥就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朱旺竭力使自己不再纠缠在那封信上。他的目光透过敞开的窗户，数着天上的星辰，暗暗盼望着一夜尽快过去。

他的确睡着了一会儿，可很快就醒了过来。这个夜晚的所有东西都似乎与那封信有关。举个例子来说，窸窸窣窣的稻草的响动使他想起了造纸的原料，而纸张让他想到了信件；窗外的一轮下弦月俨然就是一张弩弓，弩弓或箭矢令他想起了猎物，或许是一只鸽子，而它猩红的脚爪上系绕着一封神秘的函件，飞往黑暗的北方……

忧虑和恍惚焚烧着他的心，它们足以摧毁一切现有的事物，包括他的一连串病态的猜测。

他从床上下来，来到窗户口的桌边，不胜厌烦地点亮油灯。他想把那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一遍。可他一时又忘了将它搁在了什么地方。

他找遍了母亲留给他的那只破衣橱，木桌的抽屉，灶壁的凹槽，佛龛，床下的两双旧布鞋，还是没有发现那封信，当他头顶着蜘蛛网从床下钻出来的时候，他听到了咪咪隐隐发出的哭泣声。朱旺很快就暴怒起来，并大声呵斥着她。墙上的一面长方形的镜子中呈现出他那张愤怒而可笑的脸。

幸好，他后来终于从米缸里翻出了那封信。他将信笺从套封中小心抽出，平铺在桌面上，然后一边揉搓着发痒的脚趾，一边贪婪地读了起来。

这一次，他差不多又有了新的发现：字迹的潦草或漫不经心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在于，语词的意义指向各个不同的、自相矛盾的方向，并无一个明确的结论，这就像一棵树，树干上枝节丛生，每一根树枝上又生出另外的枝丫，它们伸向敞开的天空，任凭怎样调整视线，也无法看到期望之中的花蕾或果实。

他独自一个人来到院外。河边的空气比房内凉爽一些，而窗户里窥见的星星，此刻已布满了整个天空。只不过，它们排列的图案已不像记忆中那样井然有序，它乱糟糟的，犹如一个患了忧郁狂的病人。而星空下的整个村庄，那些泥坯或石块堆砌成的房子，房屋呆板、局促的巷道，以及裹在水汽中的树木和荆棘也显得散乱、寒碜，透出疯癫和失控的征兆。就连村子里偶然传出的一两声狗叫，也是虚弱无力，毫无生气。

姨妈的房前有一棵枣树。假如是在白天，他就能看清窗台上的那一绺菱形的枣花和灰泥剥落的墙壁。当他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卑俗的勇气敲响了她的窗户，朱旺不禁轻轻地哀叹了一声：天哪，你以为这真能行得通吗？

灰白的窗户纸里，他的姨妈正在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很快，木格窗户打开了，她的灯亮了，她的脸红了。

姨妈举着罩灯在他的眼前画了一个圆圈之后，才认出了他。她下意识地拉了拉褂袄，遮住她的胸脯。

“是你，出了什么事？”姨妈满脸疑惑地望着他。

朱旺问她能不能将灯芯拧小一点，或者干脆吹灭，这样他才能安心一点。

姨妈让他有话进屋去说。朱旺摇了摇头，他说他只想隔着窗户和她待一会儿。姨妈笑了起来，露出了又白又亮的牙齿。然后，她吹灭了灯。

他想到自己现在和姨妈处于同一个黑暗之中，感到了慵倦的甜蜜，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你能不能替我证明——”

“证明什么？”姨妈急切地问道。

“我知道我的这个念头是可笑的，不过……”朱旺抬头瞥了她一眼，犹豫了片刻，强迫自己将想说的话缩了回去，将他的希望留给了冗长的沉默。

接着，姨妈在彼此的尴尬中提到了那封信，朱旺既庆幸又悲伤。

“我也一直想问问你，叔叔写来的那封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私塾先生和裁缝的说法又很不一样，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怀疑……”过了一会儿，姨妈又说，“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某件事情即将来临，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说得清楚，对你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大概我也没法将它说得更加明白，不过它总会有结果的。”朱旺说。

“我所担心的是你那办事不牢靠的叔叔。他只是一个马戏团的走索演员。去年夏天，他还以摔断了一只胳膊没钱治病为由，回来索要变卖宅基地的那份款项。我怎么也无法相信，事隔一年，他的一封来信就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您不用担心，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朱旺像是在安慰她，“因为，我刚才来这儿之前，还把那封信重读了一遍，我熟悉叔叔的字迹，我有这个把握。”

姨妈点了点头，她不再追问那封信了。屋檐下一片寂静。他们彼此都能听到对方发出的沉重的喘息声。天已经快要亮了，河道对岸的树林上空，已露出一线灰蒙蒙的晨曦。

“不管今后发生怎样的事，你都不要莽撞、急躁。”姨妈低声嘱咐他，“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虽然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但帮你出出主意总是没有什么坏处。比方说，你那天早上居然漫不经心地和村长说话，实在很不得体。尤其是现在，事情远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姨妈的叮咛使无数的童年往事涌向他的心头。他想起了不远的过去，他在河道里教会她游泳的那个中午。她划水的姿势既笨拙又迷人，宛如一个落水者所做的徒劳无益的挣扎。想到这里，朱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语调对他的姨妈说：

“我已经感到困了，您也接着睡吧。”

4

不知从哪一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在这个村子里，人们对于幸福的记忆已变得十分淡漠了。哪怕是在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眼中，你也能明白无误地看到这一点，狂喜的历史已结束得太久，只有它的一些足迹能隐约勾起人们内心欲念的残渣……

在一座阴暗的小酒店里，朱旺坐在窗边的一张长桌前，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纷乱不堪的事。

每天午后，酒店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庄稼汉。他们虽是本村人，却有着真正外乡人的外貌。他们小声说话，大声喧笑，脸上的表情既恭敬又世故。他们从不主动与朱旺搭话，而朱旺假如凑过去和他们交谈，这伙人便立即缄默不语，同时装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

临窗的那个座位总是空着，它仿佛是特别为朱旺准备的。即使朱旺来得很迟，酒店里拥挤不堪，那伙人也只是在他的桌边靠靠而已。看着那条通往渡口的杂草丛生的道路，朱旺不无自嘲地想到：他每天中午来到酒店并在那儿一直待到天黑，不过是让大脑的空白滞留得更长一些。

老板娘对他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她从不向朱旺提起酒钱，每当她的跛足丈夫往朱旺的杯中倒一次酒，她就在柜台后的账簿上记下一笔。她的这一举动十分隐蔽，生怕引起朱旺的不悦。

他想起了另外的一些事。

咪咪，那个有着晾干的鱼鳞般皮肤的少女（艳丽的服饰使他无法预先知道这一点），也有着惊人的臂力。他无法使她就范。有时他们从床上翻到泥地上，滚到灶膛的麦秸堆里，他还是对她无可奈何。她的反抗是坚决的，野蛮的，她卡他的脖子，踢他的下腹，骑在他身上用肘部猛击他的肝部……可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是柔顺的，惹人怜爱的，眼里时常噙满委屈的泪水。

每天晚上，他们都照例要搏斗一番，消耗掉白天储存的一点热量。

她的父亲时常会送来一些鱼干和红糖。他的脸上始终维持着一种充满敌意的笑容，仿佛随时在提醒他：“假如到了最后，你并不能证明……”

咪咪的两个哥哥一直避免与朱旺正面接触，甚至连妹妹的婚礼也拒绝参加。即使是在喧闹的酒馆里，朱旺也能感觉到他们在暗处射来的雪雕般的目光。有时，在村中的某一处巷口迎面相遇，他们偶尔也会态度倨傲地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怎么样？事情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这与其说是询问，还不如说是威胁。

在酒店的窗前，朱旺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这样一个念头：那封信的突然出现，并不指向任何喜悦，而只是通过某种隐匿的途径对他实施的惩罚。

在午后的阳光下，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朝酒店走来。他们走进酒店，径直来到朱旺的桌前，坐在了他的对面。

私塾先生用胳膊碰了碰裁缝，示意由他来说明这件事。裁缝的脸像个姑娘般地羞羞答答，他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唇，然后又朝四周不安地打量一下，这才对朱旺说：

“我们也许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很可能，对，很可能，我的意思是说，那封信……”他飞快地瞥了私塾先生一眼，接着说，“我们怀疑……”

私塾先生不耐烦地接过裁缝的话头，用他那教书时惯用的慢条斯理的语调补充道：“我们只是担心，由于某种疏忽，我们并没有准确地理解那封信的内容。你知道，当时我正在和老婆怄气，房子漏雨，教书的薪俸迟迟未发，在如此恶劣的心情之下读到的东西很难谈得上什么准确性，而且，我事后回忆起来，信件本身似乎也可以做多种解释。”

裁缝立即附和说，那天晚上，朱旺登门造访的时候，他正伏在缝纫机上睡觉，大脑处于半睡眠状态。而且，他还没有读完那封信，朱旺就一把将信抢了回去。“这不禁使我想到，你深夜来访，并不是让我替你读信，而仅仅是为了炫耀。这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迫使我服从你自己的判断。另外，我和教书先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疑惑：既然你自己也能够读懂信件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将它拿来给我们看？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指责你的人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当巨大的喜悦来临之时，人们压根儿不会去享受它，而是首先将它搅得尽人皆知……”

“那么，你们是不是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朱旺问道。

“信件本身不可能是假的。这一点，我和裁缝先生都能担保。”私塾先生说。

裁缝已不像刚才那样忸怩作态，他的谈吐已变得十分得体：“我们来这儿找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重新读一读那封信，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个别的字句，需要细加斟酌。”

“这也许不太可能。”朱旺像任何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一样，语调中混杂着傲慢和虚弱，“那封信我已经弄丢了……”

私塾先生将他保养得很好的手指扳得“咔嚓”作响。他的神色黯淡下来，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望着朱旺的脸缓缓说道：“你也许并不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为了这封信，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在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私塾先生的这番表白似乎立刻使裁缝受到了感染，他再次舔了舔嘴唇，可怜巴巴地盯着门外一个踢毽子的女孩子，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5

朱旺回到家就病倒了。直到第二天中午，他还是没能从床上起来。在迷迷糊糊中，他记得大夫来过两次。他被告知手脚冰凉，额头发烫，咽喉有些红肿，除此之外，并未查出什么明确的病灶。

屋子里飘散着一股浓郁的草药味。咪咪不在房中。可他还能回忆起刚才她对着一只竹筒向灶膛里吹气时的情景：她的腮帮子鼓成一个圆球，黄褐的烟雾呛得她直流眼泪。亮晃晃的阳光将他的视线引向窗户，树木在院中战栗，一架纺车被风吹得吱吱直叫。

事到如今，唯有叔叔的来信才能消除混乱，卸去他心头的重负。它像一块巨大的磨盘压在他的心口，像秤砣一样阻塞在他的喉咙中。而眼下，令人难挨的等待有理由使他卧床不起。远在千里之外，他的叔叔或许正在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粉墨登场，或许，他托着一顶破旧的毡帽，向观众鞠躬讨钱。他似乎看到了那条悬在半空中的钢丝绳：为了刺激观众的好奇心，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期待，走索艺人只能一次次地变换着花样，在钢索上腾空跳跃，翻筋斗，或者干脆将钢索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无论是钢索由于锈蚀而绷断，还是他在做一个可笑的前滚翻时坠地摔死，叔叔都无法看到他的回信。当然，最初的那个许诺也就此销声匿迹。

他一度觉得自己和叔叔互换了一下位置，他正在开封城中的一个偏僻的角落被赶往钢丝架，而他的叔叔则在草药飘香的午后等待着远方的来信。有时，他又感到自己和叔叔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分身术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

他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命运竟然与叔叔这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他绝望地想到，在他、信件和叔叔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没有一个环节是经得住推敲的。那封由他亲自发出的回信，将在数不清的驿站上停留，传递，在烈日或暴风中赶路。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当这封信送到开封，叔叔的马戏团已经离开了那里。叔叔的存在看来也是虚幻的，比如说，祖母的一次流产，将会轻易地导致他幼小的胚胎在母腹中化为一摊污秽的血水，更何况，风流成性的祖父假如和另一个女人成亲，叔叔的上世孤魂也许还在野外的坟堆中飘荡，当然，他更不可能给自己写信。

朱旺在这样一个黑暗、复杂的逻辑中越陷越深，他知道，无穷无尽的意外和偶然性，包括那封让他寝食不安的信件，只能在一个地方得到充分的说明，那就是此刻正在他床边缓缓移动的光斑。

他想起了这些天反复做过的一个游戏。实际上，这个游戏本身只不过是他混乱不堪的内心活动的一个简化形式而已。他将三枚铜钱抛向空中，同时这样暗示自己，假如铜钱落地后都能显示出康熙通宝的字样，那就说明叔叔的来信会在七天内送达。和以前的结果十分相似，开始的十几次都让他大失所望，他打算将这个游戏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铜钱拼合成他所需要的图案。

最终使他从这样提心吊胆的自我折磨中挣脱出来的，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咪咪从屋外跑了进来，她满脸通红地告诉朱旺：邮差再次来到村中，现在，他正牵着那匹枣红马去河边饮水……咪咪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就一头栽倒在门边。

朱旺沿着竹林间的那条小路朝河边飞奔。村长和他的老婆在祠堂门口大声地叫他，也没能使他减缓步伐。可时间毕竟晚了一点，当他失魂落魄地跑到渡口，只是看到了一片远去的帆影。

邮差站在船头，迷惘地看着他。那匹枣红马的毛皮在斜阳中闪闪发亮。尽管朱旺意识到自己的下一个决定是可笑的，他还是没有顾得上脱去衣服，就“扑通”一声跃入水中，奋力向对岸划去。

在凉飕飕的河水中，他只想着这样一件事，那就是，他希望船尽可能地慢一点，假如他竭尽全力地划水，说不定就可以和邮差同时到达对岸。

他游到了河中央，远远地看见邮差已在对面的渡口向艄公付钱了。可他的希望并未就此破灭，因为在付钱时，邮差与艄公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另一个侥幸是，那匹马显然疲惫已极，任凭邮差怎样抽打它，枣红马只能不紧不慢地踱步，朱旺满身泥水地从河里爬上来，依然能够看见邮差在晚霞中的身影，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尺。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朱旺终于在一片开阔的麦地追上了他。这时，邮差由于发现有人在身后追赶他，已经从马上下来，等待着他的到来。

“有没有一封寄给朱旺的信？”他远远地向邮差喊道。

邮差朝一脸污泥的朱旺看了一眼，兀自笑了起来。他说，他每天要送上百封信件，并不能记住每一个收信人的名字。“何况，只要有你的信，我总会安全送到的，你不用担心。噢，对了，”邮差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对朱旺说，“刚才在河里游泳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朱旺点点头。

“你竟然不顾性命地游水过河，想必这封信一定不同寻常吧？”

朱旺再次点点头。

“你叫什么？”

“朱旺。”他大声说道。

邮差想了想，对朱旺说，信件倒是有一封，“不过我不能肯定它就是你的，因为急于赶路，我将它交给酒店老板了”。

邮差翻身跃上了马背：“反正你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我得接着赶路，天已经快黑了。”

朱旺向他道了谢，若有所失地站在原地，目送着邮差的离去。

在返回渡口的时候，他在那片麦地里迷了路，起伏的麦浪簇拥着他，翻滚着，随着夜幕下的一阵南风，重重叠叠地涌向黑暗的深处。他就像丢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在麦地里走走停停，凭着风向和河边亮起的灯火辨认着道路。这片麦地似乎宽阔得让人看不到边际，田间又没有明显的路牌和标志物，就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不论他朝哪个方向走，河边伸手可及的那片灯光总是离他越来越远。他甚至打算在麦地里睡上一夜……

不久之后，一个放羊的少年从那经过，将他领往通向渡口的大路。

6

朱旺浑身湿漉漉地回到家里，屋里的草药味还没有散去。夜晚非常寂静。咪咪在灯下等他，桌上凌乱地堆放着一些衣物，一把剪刀，一杆线轴。在药罐的边上搁着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背面打着开封邮戳。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咪咪疑惑地看着她丈夫，“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

朱旺将那封信拿起，凑近灯光，两面看了看，神思恍惚地拆开了信封。

咪咪告诉他，这封信是私塾先生和裁缝在傍晚时送来的，他们坚持说要等他回来，以便尽快地知道信件中的确切内容。因此，她自作主张留他们吃晚饭。裁缝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吃完饭，他就伏在桌子上打起呼噜来。私塾先生看来兴致还好，他东拉西扯地说话。他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等她丈夫回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面向他道歉，因为凡事无端地猜疑、对未来丧失信心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的这番话，咪咪听得似懂非懂。他甚至还建议说，是不是可以由她拆开那封信，让他先看一眼，毕竟时间已经很晚了。咪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请求。不久，他们各自的老婆找到这里，拎起耳朵将他们拽走了。

“你做得对。”朱旺说，这时他已经看完了那封信，感激地朝妻子点了点头，“他们的确应当向我道歉。”接着，他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吩咐妻子备饭，这么多天来，他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饥饿。

叔叔在信上说，上封信里提到的那件事将在六月二十二日前后兑现，届时，将会有一个廖姓的中年人来这里与他见面。此人秃发，眉下一颗黑痣，下榻县城的蓬莱旅馆……

为了使自己牢记这个日子，吃完饭后，朱旺让咪咪找来一块木炭，在皇历上做了一个记号，这才上床睡觉。

现在，一切的混乱都得到了澄清，朱旺和咪咪并排躺在床上，甘甜的睡意从各个角落向他袭来，很快就淹没了他。天快亮的时候，朱旺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听到了公鸡的第一声报晓。

公鸡的啼叫仿佛在顷刻之间就将他平静的内心搅乱了。叔叔的信件看来言之凿凿，但字里行间依然隐伏着两个关键的疑团。首先，叔叔并没有在信中说明，廖姓的秃驴是来村中找他，还是应当由他去蓬莱旅馆拜访。另一个疑团涉及了时间。问题就出在“前后”两个字上。

他赤身裸体地从床上起来，找到了桌上的那块炭棒，在皇历的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这两页上分别做了记号，然后依次是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可这同样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随着皇历上的黑圈越来越多，见面的真正时间反倒模糊不清了。

皇历的封皮上，有一个赤裸的、围着红肚兜的小男孩子。他骑在一尾鲤鱼上，脸上的笑容令人战栗。在随后漫长的静默中，他一直在琢磨着“前后”这两个字。这就如同屋顶的瓦楞，尽管只有两片瓦是残缺的，可它说不定哪天就会漏雨。

他决定去找姨妈商量一下，使他略感宽慰的是，这一次，他去姨妈家的借口是坚实的。

7

六月二十二日午后，木匠朱旺拎着一只青布包裹，告别了妻子，踏上了赶往县城的道路。他刚刚从闷热的竹林里钻出来，小姨妈就在身后叫住了他，她正在枣树下刮锅。时间已经到了夏季，可她还是穿着那件红绸暗花的夹袄，腋下的褡扣没有系上，露出一抹白色的衬里。

姨妈的眼睛亮晶晶的。这一点与他记忆中的母亲十分相像。她本想再嘱咐他几句，看到侄子那张被忧虑毁损的脸，她又改变了主意。带着一种倦怠的怜悯，她无力地向朱旺挥了挥手。

朱旺来到渡口，看见艄公正和一个戴毡帽的人在河滩上聊天。他们抽着烟，不时朝村子的方向指指点点。高高的桅杆上栖落着一只鸽子，是白色的。木船在浪头上颠簸着，不过，船帆还没有升起来。

朱旺心事重重地站在岸边，等待着艄公升帆起锚。他们似乎谈得很投机。很快，他看见艄公领着那个人朝他走来，为他们彼此做了介绍。朱旺胡乱地和那个戴毡帽的陌生人聊了几句，然后就催促艄公开船，因为他要赶往县城办一件要紧的事。

艄公惊骇地看着朱旺，又和陌生人交换了一个眼色，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赶快起锚吧，”朱旺高声对艄公叫道，“要不然天黑之前我就赶不到县城了。”

这时，陌生人从头上取下毡帽，夹在腋下，走过来对他说：“我们是不是好好谈一下……”

“没什么好谈的。”朱旺毫不客气地一把推开了他，“我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他再次催促艄公开船，艄公迟疑地望着他，眼中流露出迷惑的恐惧的神色。当他俯身搬动沉重的铁锚时，陌生人又一次走近朱旺，拽住了他的袖子：“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由于怀疑自己落入了艄公和陌生人设下的圈套——这个圈套的实质就是阻止他前往县城，说不定还是蓄意安排，他不假思索地给了陌生人一记耳光。

随后，他带着一脸愤怒的泪水跳上船头，自己动手升起了船帆。

解决

据说，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是自以为解决。告诉我这句话的人现在就在我的身边，手里提着一个花篮。他叫王季军，海伦宾馆的三级厨师。

我想，不管这句话是不是王季军即兴编造出来的，它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在早晨刚劲的寒风中，街道对面的一排超级市场的玻璃橱窗被阳光照亮了，天空的蓝色尚能分辨，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过马路，他们每人头上都顶着一只搪瓷脸盆，我知道，我的烦恼不算什么。

出租车来了，是红色的夏利。王季军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我上车，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我多少有点犹豫不决。我总觉得我一旦上了车，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就将被我错过了。最后，司机脸上愤怒的表情使我下了决心。王季军抱着花篮坐在出租车后排，我则坐在司机边上的副驾驶位置上。喇叭一响，车就开了。

在城市生活不成文的习俗中，坐在出租车前排的人通常就是付费者。另外，假如司机遇到突发事件仓促避险，他很有可能又是一个潜在的牺牲品。这样想着，我的脑子里果然闪现出一幕惨不忍睹的画面，两辆五十铃载重卡车在立交桥下迎面相撞，将一位身穿民航制服的女郎顶在了半空中。她吃惊地张开嘴，想喊上一声，然后脑袋就耷拉下来，汽车排风扇喷出的热气吹乱了她的头发，我不敢看她的脸。她的两只脚用同一个频率颤抖，血浆从熨烫得笔直的裤筒里渗出来，她的袜子慢慢变红了。这件事就发生在几天前。我现在平静地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就好像它真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

出租车一路平稳。司机一刻不停地骂骂咧咧。他向我们抱怨新买的房子漏水，抱怨他妻子的肺癌，还有就是他的女儿离家出走后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这都是他娘的什么事啊？！”他骂道，用力拍打着方向盘。即便在压抑不住的无名火的炙烤之下，他仍然没有忘记提醒王季军，让他将花篮抱好，以免渗水弄湿了坐垫。很快，收音机里的最新股市行情终于使他安静了下来。王季军随后接替了他的角色。他说起了不久前他们弟兄三人同场献艺，在电视台表演切姜丝的那台晚会。他的二哥名叫王亚军，是二级厨师，大哥王冠军，一级厨师。他们切出的姜丝能够穿过任何一枚缝衣针的针孔。他说起了常昊与大竹英雄的一场围棋赛，金三角卡拉OK的色情服务，去年夏天我们结伴去内蒙古的沿途趣闻……最后，他朝前探了探身体，从隔离铁栅栏缝隙中伸出一只手，捏了捏我的肩膀，仿佛在对我说，你可要挺住啊。

“你的大哥真叫王冠军吗？”我问他。

“当然不是。我是独生子。”王季军严肃地说。

汽车在万体馆附近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一路按着喇叭下了高架桥，停在了徐家汇的地铁车站旁。地铁站刚刚建成，尚未投入使用，几位身穿工装裤的女工正在入口处清扫建筑垃圾。她们你推我一把，我捏你一下，嬉笑着闹成了一团。

事情就出在我打开车门的一刹那。

出租车的车门很可能原来就没有关好，因为我轻轻一碰，它就自动打开了。另一个可能，这扇门与车身相接的合页早已朽坏，因此才会出现如下情形：

一辆急速驶来的助动车受到张开车门的阻拦，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将那扇门扛到了二十米之外的一个邮筒边。我原以为只有在美国电影中才会看到这样的镜头。车门在人行道上颠簸不已，助动车撞在路边的栏杆上，车轮还在转个不停，而骑车人趴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王季军和出租车司机被这一突发事件吓得目瞪口呆，而我却一点也意识不到任何紧张。

当那个骑车人终于从地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立即不假思索地迎上去，向他伸出了右手。

“你好！”我对他说。

骑车人竟然也彬彬有礼地摘下手套，热烈地与我握手。

“你好！”他说。

有那么一刻，他的脸上还挂着迷惘的笑容，好像摔了一跤还十分得意。我注意到他的额角隆起了一个大青包，左手被震裂的虎口还流着血。随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来，向我问道：

“我的车呢？我刚才还骑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没了？啊，他妈的，我的车到哪儿去啦？”

这时，王季军已经将那辆被摔坏的助动车推到了他的跟前，骑车人也已从刚刚失魂落魄的思维混乱中清醒过来，换上了一副伪装的凶狠表情。由于我们刚刚握过手，他对我的大声训斥显得底气不足。

“你，你他妈的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吗？嗯？”

我说我不知道。

“霸伏。意大利的霸伏你他娘的听说过吗？”

我说我没有听说过。

“你知道这辆车值多少钱吗？”

我说我不清楚。

车灯已经完全碎了，让人想到冬天道路上覆盖的冰碴儿。车把歪向一边，车身漂亮的油漆被划出了两条长长的印子，地上的油渍越积越多。

“你他妈的别跑。”骑车人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两名交警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来到我们的跟前，举手行礼。我意识到这会儿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逃跑，因为我看见那辆助动车的后座上也绑着一只花篮，和王季军手里提着的那只一模一样。它勾起了我的无穷联想，我觉得我一直想不起来的那件事仿佛已经有了着落。

骑车人叫来了两辆黄鱼车，摔坏的助动车、王季军，还有那两只花篮占据了其中的一辆。骑车人拉着我上了另一辆。这时我才注意到，花篮中的鲜花是马蹄莲，白色的。

我们的目的地已经由骑车人反复提醒，是淮海中路的助动车维修中心。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他用一沓纸巾按在虎口止血，还故作轻松地和我聊天。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又问了我的名字，我的情绪也有所好转，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湖”字，它使我立刻想到了西北高原上的一处处湖泊，那些朝圣者在幽蓝湖边的营地、四周的雪山、红色的树木的倒影，以及夜半时分在天上展露的乳白色银河云带……

我就要想起一件什么事来了。八月份，在明亮的拉萨，在飘动的经幡带给人们的寂静之中，一群被涂上棕色油漆的山羊大摇大摆地穿过八角街，汽车和香客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而在一两个小时之前，在我们上车的地方，幼儿园的孩子正排着队过马路，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每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只脸盆。随之而来的是汽车的刹车声，玻璃被震碎了，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玻璃都哗啦啦地碎了，我就要记起一件什么事来了。

修理中心在淮海路一个潮湿的弄堂里。隔壁是一家缝纫店，有一扇门与车铺相连。骑车人找来了一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修理工，那人问了问出事的经过，用扳手在那辆霸伏助动车上胡乱地敲了几下，就报出了一笔修理费的数目。对于这笔钱的数目我和王季军都不感到吃惊，糟糕的是我们当时凑不出这么多钱。

“打个欠条怎么样？”王季军对骑车人说。他在心烦意乱地看表。

“那怎么行？”骑车人警觉地看了我们一眼，接着说，“这样吧，你们一个人留下（做人质），另一个回去（取钱）。”

我仔细地盘算着他的建议，一时拿不定主意。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弄这笔钱。这时，我看见王季军朝我递了一个眼色，然后他对我说：“你回去取钱，我留下来。”接下来，他又向我眨了眨眼睛。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用意了。

临走时，王季军让我带上了那只花篮。

后来的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走到华山路附近，王季军就从身后追上了我。“终于把那个小子给甩了。”他大声地喘息着，对我说。

我不由得朝他身后望了几眼，担心那个骑车人会追上来。王季军残酷地笑了一下：“我从缝纫店溜出来的时候，他倒是追过一阵子，不过他的腿瘸了，跑不快。”

事情就这样弄妥了。

“我们快走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王季军再次看了看手表。

“我不能陪你去了。”我对他说。

“陪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去哪儿？”他吃惊地瞪着我。

“去总工会讲课，是上个周末定下来的，时间就在今天，十点一刻。”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刚刚想起来。”

王季军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起我来，就像他是第一次跟我见面似的。

“陪我，你以为你是在陪我吗？”他叫道，“你他妈的疯啦？”

“是诗歌培训班的演讲。我答应给他们讲讲叶芝，这是真的，我干吗要骗你呢？”

“好好好，我不跟你说这些。”王季军恼怒地跺着脚，噼噼啪啪胡乱打了几个响指，“他妈的，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件倒霉的事来的？”

“我从修车铺出来的时候，听到了海关大楼的钟声。”

“可那跟总工会有什么关系？”

“钟声让我想起了工人罢工，很自然，我想到了总工会。”

王季军嘿嘿地笑了两声。接下来他又笑了两声。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星期六。”我说，“我早上一醒过来，就觉得有件要紧的事等着我去办，可直到不久前才想起来。要不是那场车祸，可就糟了。”

我知道我已经没有时间和他讨论这些无聊的问题了，在这样的场合讲课迟到，总有些说不过去。

王季军像那个骑车人一样紧紧地拉住我的袖子，一遍遍地重复着嘴里的那句话：“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不能去。”然后，我感到他拉我袖子的那只手一点点地松开了，一缕晶莹的光亮从他那优雅的眼睛里闪过，很快就熄灭了。他流下了眼泪。

我们就在那个路口分了手。过了好几条马路，我看见他还站在那儿。我的心情舒畅多了。生活依旧平静，神秘，阳光依然明媚，温暖。我为自己感到庆幸。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叶芝的那些芬芳的诗句：

在阳光下我抖掉我的树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

月亮花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晚，下着雪，在紧靠郊区奶牛饲养场的一套普通公寓的三层楼上，诗人程文联在睡梦中被一阵吱吱的水声惊醒了。这次睡眠的时间并不太长，因为他记得屋外露台上的自来水管让冰封住了，大约半个小时前，他从阳台上捧了一盆积雪回来煮水喝。现在，铝锅里的水已经沸腾。屋内弥漫的水汽很快就被门外吹进来的冷风驱散了，他看见三个蒙面人站在他的床边。

他们似乎并不急于一下子杀死他。一名歹徒随手操起一把吉他，弹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另一位则径自走到他的书桌前，骂骂咧咧地翻着桌上的贺年卡，还随口问了一句：“‘我找到了月亮花。’嗯？什么意思？”剩下的一位坐在炉边，将那把带血的三角刀指向程文联，嘟嘟囔囔地发出了第一个指令：

“起来，给我们煮一壶柠檬茶……”

程文联是汉族人，却在阿克苏和阿勒泰地区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哈米尔·艾买提。

据他的房东，一位高级音响师回忆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下午，他们为庆祝即将来到的新年，特地宰杀了一头羊。他曾经邀请诗人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程文联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建议后回答说，他现在的心情不适合闻到羊膻腥味……

“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音响师手里捏着一只羊角，同情地看着他。

“不，”程文联神秘地笑了一下，“应该说，遇到了幸福。”

随后，他看见他上了楼，以后再也没有下来过。

坐在音响师旁边的那个年轻妇女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说程文联是一个高尚的人。她为有这样一个房客，内心一直“悄悄地”充满感激。因为他能够使日常生活中最乏味的东西都变成奇迹。“他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生活虽然充满艰辛和肮脏，可还是值得过的。”她在说这番话时，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她的丈夫吃惊地看着她。

这天傍晚，她去楼上取衣架，看见程文联一个人站在露台上，正专注地照料着一盆花，花瓣有好几种颜色，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鲜花。她问他这株花叫什么名字，程文联就用一种惯常的幽默口吻对她说：“当然是月亮花，知道啦？”

提到月亮，音响师的母亲，一位镶着银牙的老太太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让儿媳妇给我们取来了一帧相片。这是程文联在两个多月前替老太太拍摄的，老人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怀里抱着一轮满月。这是两次曝光后的影像。考虑到程文联曾是一名摄影师，这幅照片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除了月亮、花，也许还有巴赫的音乐，我们不知道艾买提还喜欢什么别的东西。他还写点诗，不过他很少谈论。”音响师说，“只要有空，他就往附近的一个花鸟市场跑。”

根据我们的调查，程文联近来如此频繁地光顾花鸟市场，除了买花之外还另有企图。用我的同事廖增湖的话来说，是为了去遇见阿依古丽。程文联本打算守住这个小小的秘密，可正如维吾尔族人所说的那样，任何秘密都有泄露的一天。你如果在地上挖个洞将秘密埋起来，地上长出的芦苇被风一吹，秘密还是泄露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从花铺里买一束菖蒲出来，在宠物店的门前遇到了她。当时，她正在向一个卖鸟的老头打听喂养金丝雀的方法。笼中腾跃的一对小鸟的悲啼使他永远记住了她。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咖啡色西服，白毛衣，黑色的裙裤。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程文联就像遇见一个熟人似的与她打招呼，然后问她能否与她相识。

她笑了起来：“我叫阿依古丽，你呢？”

“我叫哈米尔·艾买提。”程文联说。

“这就是我们的维吾尔族姑娘。”程文联事后这样向我形容那天的情景，“热情，质朴，自然。”他在上海曾无数次尝试着向陌生的姑娘致意，她们不是远远地跑开，就是假装没有听见。只有一位姑娘对他的问候做出了应答。那是在伊势丹百货商店的自动扶梯上，他向一个吃冰激凌的漂亮少妇问好。

“你好。”程文联叫道。

“神经病。”少妇回答道。

程文联与阿依古丽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暖房里。阳光使花房顶篷的塑料膜味都散发出宁静、甘美的气息，他们在那些巴西木、剑兰、橡皮树和杜鹃花的小径中行走，除了给花木喷水的花匠偶尔经过他们身边，没有人会打扰他们。他们甚至能够听见卷曲的花叶绽开的声音，听见阳光的嗡嗡声，还有他们各自的呼吸，以及阿依古丽身上织物纤维的摩擦声。

她说她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的教师，是学油画的。她的画室离这儿不远，她问他是不是愿意去看看她的那些画。程文联出于对过分喜悦的敬畏，不假思索地推辞了。他后来一直为此事后悔不迭。在他的一组题为《相遇》的长诗中，交织着悔恨和庆幸的惆怅展露无遗。而在程文联看来，这种惆怅和忧郁的情愫，正是幸福之树上开放的幽暗花朵。巴赫用它的全部奏鸣曲向人们给出了同样的启示。

那天他们将要告别的时候，程文联买了一盆两尾叶的铁树送给她。阿依古丽淡淡地笑了一声：“艾买提，你不该给一个姑娘送铁树。”不过，她还是高高兴兴接受了程文联的礼物，她的高兴不是装出来的。她还说，但愿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她能够为他带来铁树开花的消息。

音响师的妻子似乎还记得阿依古丽的容貌：大眼睛，很深，很蓝，睫毛又黑又长，她一见她还以为她是外国人。“她一共来过两次。一次是和艾买提一道，手里抱着一大束玫瑰。还有一次就是昨天。她来的时候恰巧艾买提不在（廖增湖做证说，昨天下午，程文联和他一起去上海大学打排球去了），她就递给我一个信封，让我等艾买提回来后交给他，随后就离开了。

“这天晚上艾买提很晚才回来。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拆开只看了一眼就一把将我抱住了……”

她的丈夫不知所措地看了她一眼，解释说：“艾买提也许太激动了。”

“到了后半夜，程文联又来敲我的房门，他为刚才的事向我道了歉，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道歉。然后，他这样问我：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花……’”

在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奇异的花卉，名叫月亮花。它长在草原、湖边、幽谷和冰山之中，可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它。维吾尔族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他的《花林》一书中曾记载过这种三色的蔷薇科植物。他声称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八年曾两次见到月亮花，并制作了标本，但后来经切片分析，它被证明是戒指蓝的变种。而汉族学者饶仲梅一口咬定所谓的月亮花实际上指的就是雪莲，同样很难令人信服。他的多年来对这种奇异花卉的苦苦寻找大概已让他失去了耐心。

从十一岁开始，程文联带着一架海鸥DF照相机在阿克苏一带的山区寻找月亮花，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南疆。月亮花，是真主的无边恩典，是美丽的魔法的影子，是爱情和黄金的时间，是云朵上的飞鸟。

在塔尔寺红色的廊柱下，他从和一个转经的活佛的交谈中知道了他的烦恼，对方曾经建议他去人间寻找，因为凭借佛祖的智慧之光，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那是一九八四年，程文联来上海读书时从那儿经过。

“会不会是月亮花？”我问道。

音响师的妻子想了想，说她记不清了。

在阿依古丽的画室里，程文联曾与她谈起过月亮花。她当时略微有些吃惊的样子让程文联眼睛一亮。她的画室在一个木材厂的隔壁，被风吹起的锯末刨花纷飞，电锯的声音使他们不得不用喊叫来交谈。

阿依古丽问他：“我每次去花鸟市场总能遇见你，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这种花？”

程文联点点头。

“在新疆找不到的东西，在上海能找到吗？”她的语调中充满了自豪。

“我几乎就要找到它了。”

“‘几乎’是什么意思？”

程文联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阿依古丽又问他：“在你的想象中，这种花该是什么样子的？”

“除非我将它画出来。”程文联答道。

阿依古丽果然为他拿来了纸和画笔。程文联画了一个月亮又画了一束玫瑰，然后脸上呈现出令人迷惑的笑容：“它在我的想象中就是这样的，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阿依古丽说。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十二月三十日的上午，大风吹了一夜，将煤气厂上方的烟尘都吹散了。天空再次变得幽蓝而遥远。阿依古丽来找程文联未遇，在她留下的一张贺年卡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艾买提，我找到了月亮花，你拆开信封就能看到她。

第二天，也就是元旦的前夜，我的同事廖增湖和曹元勇来看我。晚饭后，廖增湖忽然提起，已有很久没有喝过程文联煮的柠檬茶了。我们就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郊外的奶牛饲养场。

房东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说程老师正在楼上睡觉。“他经常睡不着觉，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特别事，就先到屋里喝碗羊杂汤，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音响师和他的妻子也出来招呼我们。我们喝着羊汤，听着房东一家谈论着艾买提的趣事，每人还唱了一首歌。

后来，我们在上楼的时候，廖增湖在楼梯口的一张羊皮上捡起一把三角刮刀。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刻的身份，拉下清一色的绒线帽，遮住了各自的脸。

我们一进屋，就看见程文联懒懒地躺在床上，用略带讥讽的目光看着我们，那时，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他脸上洋溢着的喜悦，但却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心中珍藏的幸福的秘密：

阿依古丽，翻译成汉语，就是月亮花。

沉默

1

六月末的一天深夜，下着暴雨。我和朱旌正准备睡觉，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朱旌开了门。六七条黑影像一阵风似的从外面扑了进来。他们浑身湿漉漉的，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一个斜挎黄书包的彪形大汉。这个人一进门就打开了我们的冰箱，一口气喝掉了两瓶可口可乐。然后，他用沙哑而低沉的嗓音对我们说道：

“怎么样，你们准备好了吗？”

朱旌激动得脖子都红了。她显然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了。似乎她的整个生命，整个过去和未来的岁月都在期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她还没有弄清楚这伙人的来意，就贸然答道：

“准备好了……”

“很好！”大汉满意地点了点头，“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吧。”

接着，书桌被抬开了，铺上了厚厚的毛毯。我们打起了麻将。

整整一个夜晚，朱旌都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之中。她反复地哼着舒伯特的《摇篮曲》。我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高兴过。她一直不愿意相信，像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有机会认识柴峻。现在，随着这个身背黄书包的神秘人物的到来，事实都清楚了。我没有吹牛。

不过，回想起来，我和柴峻的第一次见面并不让人感到愉快。那是两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六年）的初春，我从图书馆借完书出来，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陌生人突然挡住了我。他不由分说地从我手中夺去书，随手翻了翻，然后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才对我说：

“同学，你知道你借的是什么书吗？”

他的问题简直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假如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干吗要借它呢？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记得，那是一本德文版的《存在与时间》。

“你竟然能读德文了？还是他妈的海德格尔？可能吗？”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粗暴地将那本书塞在我怀里。

我告诉他，我是德语专业的研究生，正打算写一篇有关海德格尔的论文。

谁知他听了我的解释之后更为生气。他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带着讥讽的微笑对我说：

“那好吧，你说说看，时间这个词，德文怎么说？”

我当时确信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急欲一走了之。不料，他一把揪住了我的后衣领子：“同学，请等一等……”

他飞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我的手中：“晚上七点你到教工宿舍504寝室来找我。”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那张散发着浓郁香水味的名片，我怎么也无法将传说中的柴峻和眼前的这个人联系在一起。他走路的姿势颇有卓别林的味道，腰间的黄书包有节奏地拍打着他肥胖的臀部，发出沙沙的声响。后来，我与柴峻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之后，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背着褪了色的黄书包从图书馆前走过。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去阅览室看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四处找人打麻将。

那天晚上，我来到柴峻的住处，正赶上他与宿舍管理员吵完架。他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屋子里挤满了追随者，其中有几位女生正在轮番安慰他。等到他恢复得差不多了，才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

“你写几个字我看看。”柴峻递给我一支钢笔。

我在当天的《新民晚报》上写了几个字。他点点头。“还不错。”随后，他打开抽屉，将一沓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递给我：

“你替我尽快将这篇东西抄出来。三天够不够？”

“我最近很忙……”

“你忙不忙我可不感兴趣，”柴峻说，“我的问题是，抄完这篇小说，三天时间够不够？”

“我想大概是够了。”

“那好吧，你可以走了。”

这就是我和柴峻第一次打交道的场景。尽管后来他反复向我解释，他之所以请我誊抄这篇手稿，是为了让我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一点文学感悟，可这件事留给我的屈辱之感很久都没有消除。我还记得那是一篇以宿舍管理员为主人公的小说，由此可以看出他与宿舍管理员的积怨之深。那个可怜的老人一出场就瞎掉了一只眼睛。随后，他的妻子以五十高龄被人贩卖到山西。当然，宿舍管理员本人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十一个歹徒翻窗而入，将其乱枪打死。

2

一九九〇年前后，约有半年的时间，柴峻没有在校园里露面。有人说他还在与妻子闹离婚，有人说他因访学计划去了国外。敌对阵营的学者则借机在他的学生中散布各种谣言，其中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是，柴峻因煤气中毒已成了一个植物人，医生们正在给他施行呼唤疗法。

柴峻后来对自己的这段经历也一直讳莫如深。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看上去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眶深陷，脸色姜黄，蓬乱的胡子里经常夹杂着米粒。朱旌说，有时在校园里碰到他，都不忍心多看他一眼——他的背影就像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

柴峻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斩断自己与文学的一切联系。他写了一则《告别文坛启事》，让人张贴在校园的各个海报栏里；他郑重其事地来到校长办公室，要求退出职称评审委员会。不料，一位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严肃地向他指出：您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早已将您除名了。

他仍然背着那只著名的黄书包在校园里转悠。他的身后仍然簇拥着一批追随者。不过，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向股票市场，创办经济实体。他在学校后门承包了一家兰州拉面馆，作为实现他宏伟的经济抱负的第一步。为了照顾他的生意，朱旌强迫我每周至少去吃三次拉面。我的胃病就是在那时落下的。

当拉面馆的三个伙计将钱财席卷一空，逃回山东之后，柴峻终于病倒了。从此，颓废的阴影开始牢牢地撵上了他。他和各式各样的女人来往，而且只和她们来往。常常有人看见他和几个打扮俗艳的女人在酒馆喝得烂醉，有气无力地唱着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不过，朱旌对此并不担心。按照她的说法，在表面的颓废掩盖之下，柴峻无时无刻不在对自己的命运进行着认真而审慎的思索。

这年暑假的一天，我和朱旌正在吃饭，柴峻再次来到了我们的住处。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位高大健壮的荷兰女人。柴峻先是向我们递了暧昧的眼色，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在这里住一个晚上。

朱旌似乎有点为难。因为我们只有这一间房，况且，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不过她还是立即撂下碗筷，忙着替他们铺床了。

荷兰女人的脸色十分难看。她不断地用荷兰语对柴峻说着什么，仿佛随时都会发作。朱旌看来有些担心，她问柴峻，荷兰人是什么意思？柴峻说，他也不知道。他和这个荷兰妞认识还不到三个小时。他这样说，朱旌就更感到放心不下。她一边心事重重地铺床，一边以女人特有的委婉语调向柴峻问道：

“行不行啊？”

柴峻立刻不假思索地答道：“没问题。”

“看来柴峻真的是堕落了。”下楼的时候，朱旌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但她又很快补充道，与他过去叱咤风云的形象相比，她更喜欢现在的柴峻。他显得更为自然、亲切、真实。即使在堕落中，他也与众不同。

我们在楼下的草坪上铺了凉席。朱旌在身上涂满了风油精。能否平安地度过这个夜晚，那就要取决于雷雨降临的时间了。看着乌云翻卷的天空，我们谁都没有信心。

大约十分钟后，从我们卧室方向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接着，窗户玻璃被击碎，从里面飞出一只女士高跟鞋。扭打和吵闹声很快就蔓延到了二楼的过道里。原先漆黑一团的大楼里一盏接着一盏地亮起了灯。

我和朱旌还没有弄明白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柴峻已经从门洞里冲了出来。他赤着脚，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一边朝前跑，一边冲着我们大叫：“拦住她，拦住她……”

随后，我们看见那个荷兰女人拎着一只电熨斗追了出来。她像一个铁饼运动员那样，做了一个标准的投掷运动，那只熨斗在空中画出了一条长长的抛物线，越过柴峻的头顶，在一片低洼的草丛里溅起了高高的水花。

3

这年十月，经剖腹产手术，朱旌顺利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她成天乐呵呵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转眼就到了冬天。她在衣橱里翻找碎布头替孩子做尿布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柴峻留在这里的一堆衣物，她催促我赶紧给他送去。我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前往柴峻的住处。

在五楼阴暗的过道里，我看见柴峻拎着两只热水瓶正从房间里出来。我朝他迎上去，向他问好，并说明了来意。柴峻只是冷冷地打量我，好像他已经忘了我是谁了。接着，他兀自摇了摇头，径直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冲着他的背影连叫了他两声。他装作没有听见，头也不回地下了楼。

我怔怔地站在楼道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不一会儿，504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女孩朝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想，她大概就是柴峻新结识的女友了。她的手上沾满了肥皂沫，正在脸盆里给柴峻洗袜子。

房间里依旧很乱，或者说比以前更乱了。一摞一摞的书籍堆在地上，直抵天花板。女孩在书堆中找了半天，总算费力地取出一只马扎让我坐下。

我问她柴峻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理也不理我。

“没什么事。”女孩说，“他只是不和人说话而已。你不用生气。”

“他怎么会突然想出这么个主意？”

“不是突然，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她纠正道。她仍旧在洗那堆袜子，手腕上的一对玉镯发出清脆的碰击声。“在他打算这么做之前，我们为此商量了很久。我完全支持他的这一明智的决定。”

“不说话，算得了什么明智呢？”我反问道。

“语言实际上是最无用的东西。”女孩说，“卡夫卡就说过，人类只是在互相欺骗时，才会使用语言。好像福楼拜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人们总是敲打着语言的破铁锅，试图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

“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说话吗？”

“任何时候。当然，睡觉说梦话是一个例外。”

“那么，你们平时怎么交流呢？比如说……”

“沉默就是最好的交流。”女孩答道，“就像树木和花朵一样。假如他想让我替他做些什么事，只要递个眼色就可以了。有时甚至连眼色也不需要。沉默是我们最好的命运。没有争吵，没有欺骗，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宁静。自从他变成一个哑巴之后，我发现自己比以前更爱他了……”

她没有说下去，因为我们都已听到了柴峻那笨重而坚实的脚步声。

我们很快就从中文系主任王继军教授那里获悉了更为详细的情况。据说，柴峻曾试着用哑语给学生上课，但并不成功。两个月后，他被调入系资料室，负责图书的分类编目。新一代的年轻人只是为了取笑这位一度名声显赫的学者，才会想到去拜访他。他们想尽各种方式引诱柴峻说话，无不遭到可耻的失败。最后，我们无可奈何地忘掉了他。

我和朱旌一直珍藏着柴峻送给我们的一部论文集。那是在朱旌住院前不久，他托人捎来的。因此，写在这本书扉页上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柴峻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它终于成为笑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瑟／格非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339-5870-1

Ⅰ.①锦… Ⅱ.①格…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1677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王丽荣

文字编辑 庄馨丽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 吴春娟

锦瑟

格非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6

网址 http://www.zjwycbs.com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9.25

插页 4

版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870-1

定价 56.00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青黄

风琴

蚌壳

夜郎之行

背景

唿哨

傻瓜的诗篇

锦瑟

湮灭

青黄

九姓渔户作为一支漂泊在苏子河上的妓女船队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消亡了。民间有关它的传说却经久不息。《麦村地方志》（一九五三年版）是这样描述这个故事的：九姓渔户在官兵的追逼和当地帮会的骚扰下，它的最后一代张姓子孙在一天黎明从麦村上了岸。令人疑惑的是，这部由三个私塾先生编纂的书对那个“天空中飘逝着各种颜色”的黎明做了极其详细的描绘，但对于这几个船民上岸后的情况却语焉不详。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娼妓史》（谭维年著）一书中，对九姓渔户模棱两可的论述部分完全是《麦村地方志》的拙劣的抄袭。在谭维年教授头脑清晰的好些日子里，他为人的风度和著述的严谨曾使我默默地仿效过，可是现在呢？一旦他所论述的对象和麦村、九姓渔户这些字眼连接在一起，就会连续小断地出现错误。在那些飘忽不定的字句中间，我仿佛看见了谭教授在痛苦的晚年穿着肥大的马裤跨过一只火盆的滑稽身影。和许多其他学者一样，谭维年在那本书的第四百二十六页上，同样提到了那个颇有争议的名词——青黄。按照他的理论，传说中把“青黄”一词解释为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至少是不谨慎的”，至于有些人将它说成是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更是荒诞不经，凭着他先天的预感和固执，他认为“青黄”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他声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部书依然散落在民间。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说法，我决定再次到麦村去。在临走之前，我在一家私人酒店里碰到了谭维年，我向他谈起了我的计划。像往常一样，谭教授听完了我的话立即对我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你到了那里将一无所获。”

1

埃利蒂斯说，树木和石子使岁月流逝。对于一件四十年前发生的事，人们不至于忘记得那样快。我来到麦村三天后的一个傍晚，在苏子河边的一片低矮的榛树林里，我遇到了一个正在给羊圈加固木栅栏的老人。他和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对于那件“不光彩的事”不愿重新提起。悲伤的阴影重叠在他的脸上，使他的皮肤看上去像石头一样坚硬。我在那圈散发着羊膻腥的木栅栏前踯躅了好久，老人才开始和我搭上了话，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吃力，仿佛要让时间在他眼前的某一个视点凝固或重现。他说话时齿音很重，喉音混浊不清，这使我在记录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在我听不清楚的地方，我让他稍做停顿或是重复一两遍。

那条顶着凉篷的破船是在黎明的时候到岸的。那时正巧碰上了仲夏时节的梅雨。那天早上天气有些凉，那个姓张的人带着一个瘦弱的女孩沿着泥泞的谷道艰难地朝村子里走来。从天空的东南角刮来的大风把他们吹得东倒西歪。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们。在他们身后，停泊在岸边的木船上燃起了大火。竹篷在火中燃烧爆出清脆的声音，这是一个精明的外乡人。他也许担心村里的人不肯收留他们而放火烧掉了那条船。

这个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来到村里的时候，看见所有的大门都向他们关上了，心中忧伤，挨着他的女儿在雨中站立了很久。中午的时候，人们隔着门缝看见村头的一个给人摆渡的艄公将他们领走了。“直到现在，”老人回忆说，“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女儿好像叫小青。现在她已经老了，在后村住着，也不叫这个名。”

“以后的事呢？”

“以后的事我也不怎么清楚。他们来的时候是端午节的前三天，也许是前四天，因为老艄公的船在端午节那天翻了，死了三个人。人们都以为灾祸是这两个外乡人带来的。那个中年人一直不大说话。很少笑，好像有什么心事，也许是对村子里的水土不大习惯。”

老人对我间或提到的“青黄”这个词没有丝毫的反应。他在叙述往事时给人造成的一个奇怪的印象是：他在揭示一些事情的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些事，最后，在我打算离开他之前，他补充说：“我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苏子河边去挑水，我有时看见这个外乡人坐在门前的一只矮凳上，呆呆地看着他的女儿在一块长满蒿草的山坡上捉蝴蝶。但在大部分日子里，在太阳落山的时候，那扇旧松木门板早早就关上了。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又过了两年，他的女儿像是一下子长大了。”

现在，苏子河在我的脚下静静地流淌，河面微微透着凉意。这条河的边缘散落着一些破旧、坍塌的棚屋，有些房子的搁栅和屋顶都深深地陷了下去。眼下正是初秋的季节，田野上看不到耕作的人群。人们聚集在墙边晒着太阳，等待着棉花成熟。村里的人（包括那些四处走动的黄狗）对我的到来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事实上，我第一天到达麦村的时候，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模模糊糊知道了我的来意，然后，他们把我安置在村东的一家面粉加工厂里。这里的机器在一个星期之前坏了，被送到离村几十公里之外的集镇上去修。

我回到那座房子里，又闻到了麦屑令人窒息的粉尘的气味；我想，这是一个缺乏热情和好奇心的村子，不仅是那个可怜的姓张的人，任何一个来这里的外乡人都会感到孤独。时间还很早，我就在墙边的一张木床上躺了下来。就在昏昏沉沉地进入梦境之际，我突然记起了一件往事。尽管这件事讲起来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里面有一些地方想起来总让人感到哪儿不舒服。

2

九年前的一个炎热的黄昏，在通往麦村的大道上，我遇到了一个换麦芽糖的老头。当时，他坐在路边排水沟高高的土坎上，一棵楝树的阴影罩住了他。

他的模样看上去像一个正经的手艺人，面前摆着的两只竹篓由于日晒雨淋，颜色已转成灰黑。他手里握着一根竹笛，忧郁的目光像是在期待着什么。在他对面，西斜的夕阳将大片开阔的黄麻地染得橙红。我注意到他并试图和他说话，完全是他的神态吸引了我。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他仿佛整整一天都坐在那里，慢慢地吸着旱烟。当我在他身边停下来，察觉到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各种痕迹时，我才知道他是多么苍老。

他说他叫李贵，在横塘住。在我的记忆中，“横塘”是一个古典词学教科书中常提到的地名。他说大约在今天早上就迷了路。“这里的一切似乎已经被什么人修改过了。”我挨着他在那株楝树下坐了下来，他将手里的旱烟锅递给我。

“你的笛子好像没有膜孔。”我说。

“不过，它能够吹响，可现在我已经吹不动了。”

老人轻轻地抚摸着笛管，注视着远处蜿蜒的大路和它尽头的村落，像是已经听到了它的声音。

“你是本地人吗？”老人问。

“不，我路过这儿。”

随后，我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来闲聊，便陷入了沉默。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自然。最后，老人提出能否和我一起进村借宿，我答应了。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沿着印有深深车辙和凹槽的大路朝村里走。我们穿过一座泥砌的院墙，在最先发现亮光的地方停下来敲门。住在这座房子里的是一个外科郎中，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们，询问了一些他想知道的枝节，最后勉强同意我们留宿。他把我们带到西厢房的一间堆满干草的屋子里，拨亮了墙上佛龛里的油灯。他的脸上流露出乡下人那种特有的担心和警觉的神情。在临走之前，他说他今晚要到外乡去出诊——那里一位妇女患了湿疹。

我和老人挨着草垛斜躺了下来，我们听见外科郎中在这座房子其余的门上都上了锁，然后他就走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半夜时分，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从梦中被雷声惊醒。院子里空荡荡的，大门被风吹开了，咣当咣当碰撞着土墙。我住的这座厢房的窗子也没有关紧，有几缕雨丝飘到了我的脸上，我起身关窗的时候，在一道刺眼的闪电中，我似乎觉察到情况有些不妙。我摸到门边，重新点亮了那盏油灯，我突然发现那个换麦芽糖的老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屋子。门边的两只竹篓还在，我想这个老头也许到屋外去解手什么的，肯定没有走远。可是外面这么大的雨……到处是溪水汇集的哗哗声。在飘摇的灯光下，我看着刚才老头睡过的那堆干草上深深的窝痕，心中掠过一丝胆怯。

时间仿佛过去了很久，我在昏沉的睡意中，听到了厢房的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那个老人拎着一双破布鞋，赤着脚出现在门口，他的裤管挽过膝盖，露出一截和他的年龄和身份都极不相称的白皙的小腿。他的身上沾满乌黑的泥水。他倚在门边，突然对我笑了一下。他的笑似乎在暗示我：他所做的事没有必要向我做出解释。他走回到原先睡觉的地方躺了下来，在微弱的光线中，我看见他的一只脚拇指被玻璃碎片或铁钉之类的东西划破了一块，正向外渗着血。

雨很快就停了，我毫无睡意。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现在我都在思索着这件事。第二天早上，那个郎中夹着一把油纸伞回到了家里。他的神情非常沮丧，他说那个妇女死了。我说我大约还要在他家住两天，郎中答应了。晌午的时候，换麦芽糖的老人挑起他的竹篓向我告辞。我看见他的身影迈出了门槛，走上了苏子河上那道窄窄的木桥。许多年的光阴已经把他缩小、磨光，就像流水使石块销蚀一样。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一个可怜而又忠实的人。后来的事似乎证明了我的判断。一九六七年冬天，我从洛州换乘长途汽车到阿川去，无意之中，我在行车路线图上发现了横塘这个站名。当我办完事从阿川返回时，我决定到横塘去一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望这个老人，也许是为了找到我在他身上失去的一种感觉，或者是消除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的意念。我下车后不久，就在一片竹林背后的小溪谷里找到了他。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一个漂亮的姑娘在门前的池塘里为他拆洗被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去洛州一带了解那里的方言，偶尔也去横塘看看这个老人。渐渐地，那里的人（尤其是那个姑娘）便把我当成他的一个忘年的朋友。

3

我的调查一无进展。时间的长河总是悄无声息地淹没一切，但记忆却常常将那些早已沉入河底的碎片浮出水面，就像青草从雪地里重新凸现出来一样。在麦村的日子里，我在白天像游魂一般四处飘荡，追索往昔的蛛迹，却把一个又一个的黑夜消耗在对遥远过去的悬想之中。一天清晨，我来到了九年前曾经借宿过的那个外科郎中家里，那间堆满干草的厢房又一次使我陷入了雨夜的回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看不出它和九姓渔户的故事有什么关联。那个外科郎中只是稍稍思索了一下便认出了我。

他对那个“影子一般的矮个子男人”没有太多的了解。他说，那时候，我还很小。有一次那个外乡人患了疥疮，我跟随父亲到他河边的棚屋里去过一回。他看上去非常健康，没有人料到他会死得那么早。我记得他曾续娶过一个名叫二翠的女人。这个在我看来还算漂亮的女人并没有使这个外乡人开朗起来，阴影在他脸上似乎永远不会散去。当时，村子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他在那个装满妓女的长长的船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至少和一百个女人睡过觉。

“河里的鱼一旦上岸便会渴死，”外科郎中这样说道，“在他来到麦村的第十二个春天，光阴刚好转过一轮。一天晚上，二翠披头散发出现在我家的窗口，我记得当时我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那个倒霉的人死了。’夜晚非常寂静，那个女人的哭声和尖叫惊起栖息在刺树上的成群的喜鹊。第二天早上，我和母亲到河边的棚屋去看死人，当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棺材的盖早已被钉死了。那口棺材本来是老艄公攒钱买下的，现在睡在里面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小青呆呆地坐在路坎上，丧父的悲痛使她的脸色变得非常古怪。中午的时候，人们匆匆忙忙将那个姓张的人安葬了。那天下着黄梅时节断断续续的小雨，我记得雨水把漆黑的棺材浇得锃亮。事后，当二翠向人们描述那个晚上的情景的时候，手指依然禁不住地颤抖，‘他几乎一下子就断了气。’”

外科郎中用棉球擦着那把带有木柄的手术刀，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我从来没有和那个外乡人说过一句话，他的心思……也许……他的女儿……有几次黄昏的时候，我随父亲从外乡出诊回来，看见他带着小青划着一只小船在苏子河边的芦苇丛里打转。他或许一直怀念着水上的生活。”

当我询问起有关“青黄”这个词的种种传说时，他的回答几乎使我吃了一惊。“在这一带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过，它也可能存在，在九姓渔户的船上，妓女一般分为两类，‘青黄’会不会是那些年轻或年老妓女的简称？女人们总是像竹子一样，青了又黄。”

临走之前，外科郎中把我送到门外，他好像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他告诉我有一个叫康康的青年住在村中的祠堂里，“他也许会给你讲一些别的什么事。”

4

站在那堵行将颓圮的院墙下，我对一只木制的稻箱凝视了很久。这是一座很大的院子，隔着墙头上那些在风中摇摆的马齿草，我能看见村后隐隐约约的一线青山和大片大片洁净的田野。秋风挟着半黄的树叶飘进院子，带来了寒冷的消息。

“这就是那个人的棺材。”康康指着稻箱对我说。看上去他是一个直率的青年人，他蹲在井边的一只碌碡上，手里摆弄着一些沙钵残破的瓷片，他对我拐弯抹角的提问显得很有耐心。

“那年夏天，暴雨断断续续下了二十多天，村子里的房屋和树木都浸在了水中。村里的人都逃到了山上去避水。几天后，雨停了，大水慢慢退去。一天清晨天刚亮，我站在这座祠堂的阁楼上，看着在水中露出的林子和房屋发愣，突然我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朝这边漂过来。我下了楼，蹚着水朝它走了过去。那是一口棺材。它也许是用上等的木料做成的，样子看上去很结实。棺材吸饱了雨水变得非常沉，我和弟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弄到了家里。当天晚上，村里的郎中到我家来，看见停在院中的棺材吓得跳了起来：‘我还以为又死了什么人。’起先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漂来，我想一定是大水冲垮了村外墓地的围栏，把坟墓托浮了起来。墓地离村子至少有一二里路，奇怪的是它像一只认路的黑狗一样径直漂到村里，第二天我和弟弟来到墓地上，果然看见墓地外侧的那个坟被洪水冲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露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深深洞穴，那坟包看起来像一颗开花的棉桃。事后，我们才知道它是那个姓张的人的坟墓。我和弟弟用土把那个洞穴填平，然后把坟包重新堆得像馒头一样圆。那天夜里，我们全家围着那口棺材争吵了起来。我的弟弟是一个精明人，虽说他当时只有十七岁，可是已经在邻村找到了一个相好，他坚持要把那口棺材改做成一张大床，留着他结婚时用。最后，我的母亲用眼泪阻止了他。她说：‘新婚夫妻躺在用棺材做成的床上就会整夜做噩梦。’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父亲坐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我知道他的心思，他也许想把这口棺材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因为它看上去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最后，我们还是把它改做成了一只稻箱。在收割的季节里，我们用它来打谷子，其他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抬到屋内贮存粮食。”

“你有没有在棺材里看见什么东西？”我问。

“没有，”康康想了一下说道，“那个郎中好像也向我打听过里面有什么钱财。”

“我是说，你有没有看见一本什么书？”

“没有。”

我在和这个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像姑娘一样多变的眼神中掩饰着什么心事，这一点，在他向我描述那场洪水时，我就已经看出来了。

“里面总会有一些东西吧，”我说，“那个外乡人才死了几十年——不会所有的东西都烂掉。”

康康稚嫩的脸上出现恐慌的神色，沙钵的碎片在他手里捏得咔咔作响。过了好一阵，康康从碌碡上走下来，来到我的跟前，他的声音变得非常低：

“没有，我是说什么也没有，连尸骨都没有。”

我一愣。

“起先我心里也纳闷，这个狗日的外乡人怎么会连一根头发、一根骨头都不见？也许他的墓早已被人盗过了。这件事，除了弟弟和我，谁也不知道。现在我也有些害怕，有时真想把那只稻箱劈了当柴火烧掉。”

那只稻箱拘束地占据着院子的一角，菜畦中的一根牵牛花爬上了赭黄的箱壁。它仿佛是一个早已消逝的生命留下的依稀可辨的痕迹，又像是一句谚语——在民间的流传中保留下来的最精炼的部分。

5

重阳节的那一天，我在一个圆形池塘的边上找到了小青。她看上去五十岁左右，美丽的容颜像一支歌谣一样消失了，又如一只鸟永远飞出了它的巢穴，衰老仿佛是一道黑色的屏障把她与以往的岁月隔开。

她蹲在河边的一块背风的干地上，把怀里的一沓黄纸揉皱，然后点着了火。“我在前些天就见到过你。”她对我说。我说我想找你谈一件事。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莫非是想从我这儿买几只兔子吧？”我摇了摇头。她笑了。“如果你想买一张床或是几只椅子，最好和我的男人去说。”我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木匠。

“你在给谁烧纸？”我问。

“……”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纸拿到你父亲的坟上去烧？”

“……”

我递给她一支烟。她接过烟，熟练地衔在嘴里。这时，那堆黄纸已经烧完了。她在一块青石板上掸了掸土，然后坐下来。这个看上去面目慈祥的女人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她也许早已习惯了让记忆死去，让痛苦的根在内心深处的荒原里发芽。在沉默中，她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我觉得她的神情，她的黑颜色的绸布衫，她胸前鼓荡的重重的乳房都浸透在往事中间。她在吸完第三支烟后，开始向我谈起了去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一个下雪天的早晨，小青像往常一样在灶屋里做饭，她的丈夫坐在堆满木料和刨花的屋子中间。天气太冷了。他的墨绳被冻成了一团，他等待着女人在做饭时把它在灶壁里烘化。很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隔着半掩的门，她看见自己唯一的儿子在门外陷在雪中玩耍。从瓦缝里漏进来的雪花将干草打得濡湿。她好不容易引着了火，浓烈的回烟弥漫了整个屋子。在烟雾中，她看见儿子推开门浑身沾满雪片走了进来。他好像在父亲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他的父亲正被烟熏得直流眼泪，就一把推开了他。等到小青做完了饭从灶屋走出来，儿子便拽住了她的衣角。他说有一个瘦老头在门外转来转去。小青跟着他走到门外——漫天的风雪中连一只鸟的影子也看不到。小青想，那一定是一个要饭的老头，就没有理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她的儿子又一次提起了这件事，他说那个老头长得很古怪。接着，他便一五一十地把那个老头的容貌比画了出来。

“我儿子说起的那个人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连穿的衣服都一样。那时，我的父亲已死去多年，”小青说，“我虽然觉得奇怪，但没有细想这件事，只是一整天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傍晚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在门前的这个池塘淹死了。他是在冰上玩的时候掉下去的——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可当我把这件事讲给村里的人听，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

刚劲的风敲响了林中的树叶，吹得纸烬的碎片四处纷飞。小青木然地看着我，神情肃穆，恍若隔世。我想起了一本名为《图腾与火》的书，书中提到在中国南方的一些省份，常常发生一些灵魂重现的现象。我想，在乡间，人们往往把接踵而至的灾难归咎于冥冥中的天意，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叙述包含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显然——她的迷惑和不快立刻感染了我。发生在这个僻静的山村的每一件事，都仿佛是悬在屋檐下的冰凌，每一秒钟，它都在悄悄地变化着。

“你和父亲来到村里的时候，你母亲在哪儿？”我问。

“她或许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父亲也可能不是亲生的——可村里的人都这么看。”

“你父亲好像在村里一直不太习惯？”

“是的，那天我和父亲到麦村来的时候，刚好碰上了这一带的梅雨天气，村中的每一扇门都朝我们关上了……我们只能待在雨中。后来，一个老艄公答应我们住到他的屋子里去——他自己睡在船上。刚来的时候，我们对什么都不习惯，夜晚，我睡在老艄公的屋子里，在梦中都感到床板像船一样在水中摇晃。这个村子里女人很少。老艄公到了六十多岁还没有娶上媳妇……我们上岸的第二天，老艄公把我叫到了他的船上……他把我咬得浑身是血。我回到屋子里就发起了高烧。父亲给我解开衣服，用盐水擦洗伤口……后来，老艄公的船就翻了。”

6

夜晚，我坐在面粉加工厂冰凉的磅秤上，注视着窗外疾速移动的乌云和闪烁的树影，一夜未睡。对于现在看来完全可能是谭维年教授杜撰的那个词，我丧失了所有的兴趣。而传说中那个事件的片段——一排稀稀落落的房屋，一片柳树林，一块空地，却时常混杂着童年的记忆一起侵入我的梦中。

中午的时候，我在麦村的街角碰到一个看林人。他当时正蜷缩在一扇破旧店铺的门槛上卖茶。从嘴角流出来的口涎弄湿了他的袖管。他的目光注视着天空压得很低的黄色云层，辨别着他身边发出的各种声音。

“所有的事物都比人活得更长久。”看林人说。对四十年前的事，他能记住“村中每一株山药树的样子和河床里每一粒石子的形状”。正月十七的一天，也就是那个外乡人突然决定结婚的那一天，人们在清晨的时候看见这个姓张的人蹲在苏子河边，敲开河上的封冰用一把剃刀刮胡子。那时，看林人和母亲正在河对岸的林子里给新栽的枇杷树壅土。到了晌午，他看见一顶花轿摇摇晃晃地从一个山坡下闪了出来，慢慢地朝村子里走。花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轿夫们裹着绑腿，走路的架势看上去显得很累。母亲用手掌遮住耀眼的太阳光，朝村头张望着。“村里好像有什么人要娶媳妇了。”她说。

过了一会儿，花轿在河边的那间棚屋前停了下来。他看见村中的媒婆踮着小脚，比画着手势和轿夫们说着什么。在她身后，小青正把一张红纸糊在那扇泥窗的窗骨上。轿帘掀开，从里面走出一个高个子的女人。隔着飘满薄雾的苏子河，他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谁都不知道那个外乡人怎么把这个女人弄到手的。看林人丢开手中的铁锹，准备去村中看热闹的时候，听见母亲在身后咕哝了一句：“可怜的人，把婚事弄得像送葬一样。”

麦村的人似乎很容易忘记以往的事，时间过了几年之后，人们对这个安分的外乡人的态度渐渐变得亲昵起来。一些妇女给他送来了山枣和谷物，老人们也来到那间破屋里帮他张罗着。外乡人的脸色变得晴朗柔和起来。村中祠堂的老倌提出可以在祠堂里增设一个祖先的牌位，让这对新婚的“年轻人”在那里拜堂成亲，但是这个外乡人默默地拒绝了。他执拗地认为他的祖先不在祠堂里而在水中，他拉着那个高个子的女人来到了苏子河边，对着宽阔的水面跪了下来，吻了一下河边的烂泥。

那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晚上，林中那间木房的门被大风吹散了，看林人准备回村取来一些铁钉将它重新钉好。他提着马灯，踏着坚硬的冻土朝村里走，当他走到苏子河上那条窄窄的木桥上时，他看见河边的那间屋子里亮着灯光。那亮光在静谧的黑夜中将树木衬得橙黄。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一想到那个晚上的月光就使人莫名其妙地难受。”看林人说。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出那个女人的模样，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荒唐的想法”。他朝那片灯光走了过去，脚步声越来越轻，最后，他在那扇暗红的泥窗下蹲了下来，捅破了窗户纸。

那年正月，已经开春二十多天了，而天气却像隆冬一样寒冷。刺骨的风从落光了叶子的树梢上吹过，在屋檐和瓦缝中发出低低的回响。那个女人坐在床沿的一边，男人在另一边出神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屋子里传出女人上马桶的声音，看林人看见女人掀开帘子出来的时候，准备将裤腰带系上，男人走过去抓住了她的手，女人肥大的黑裤子一下子滑到了地上。

“我一辈子只看见过一次女人的身体，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林人说，“现在看起来，女人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抹了抹嘴角又稀又白的胡须，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真的，可有可无——这事也许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那时，看林人伏在窗下，在闪闪忽忽的灯光中，他看见那个外乡人把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然后吻她，从她的小脚趾开始，沿着她身体的中间慢慢往上。女人的身体战栗着。她的神色看上去有些不对劲。她那老鼠一样可怜的眼睛中，像是在担心着一件什么事发生。男人的动作越来越粗鲁，她的身体颤抖得更厉害。随后，那个外乡人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那张破床吱吱嘎嘎地响着，女人的身体像盛在杯中的水一样晃荡着。这时，看林人听见隔壁小青在睡梦中发出的咳嗽声，外乡人像是迟疑了一下，然后开始脱掉衣服，露出瘦蛇一样精赤的背脊。

“不久，我看到了一件让人纳闷的事——那个外乡人上到床上后不一会儿，又从帐子里钻了出来，他沮丧地穿上衣服，走到墙边的一张桌前坐了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可怕的脸色。他点上烟斗慢慢地吸着。女人在床上低声地啜泣。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先我想也许是那个外乡人不会干那事，但后来我才听说那个叫二翠的女人屁眼边上少了一个小洞。”看林人说。

就这样，那个外乡人在屋子里一直坐到天明。后半夜，风停了，油灯也快燃尽了，看林人在窗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天亮的时候，暖烘烘的阳光将他晒醒。

7

棉花成熟的时节，秋色渐渐地深了。这天早上，我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圆形的池塘前。枯黄的树叶和草尖上覆盖了一层薄霜，鸟儿迟暮地飞走了，在它孤单的叫声中，空气变得越来越干燥。

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小青正在剥一只兔子。她黑布衫的对襟上也沾上了兔子的血迹。“昨天晚上，有两只兔子给狼咬死了，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村里的狼多了起来。”小青说。过了一会儿，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炉子生上，我答应了。“我知道你在村子里四处打听我父亲的事。他已死了四十多年，我不懂那些事对你有什么用处。”她说。我笑了笑。

“你从哪里来？”小青问。

“城里。”

“城里干那种事的人也一定很多吧？”

“什么事？”

“我是说妓女。”

“过去有。”

“在我们的船上，这种事不算什么，”小青说，“可岸上的人都把它看得很重。我来这里后的四十多年，村里很少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据说外地人经过麦村的时候，也绕着道走。本来，我们船上的人都是一些本分的渔民，后来我们的祖先帮助一个叫陈友谅的土匪打过仗，姓朱的皇帝得到天下后，就下旨不准我们上岸。有一年，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船上的妇女才开始上岸拉客，慢慢地，船队就变成了后来的那个样子。”

“你父亲死后，那个叫二翠的女人去了哪里？”我问。

“死了。”

“死了？”

老人许久没有说话。她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盆里洗净，搁在一只铁锅里，炖在炉子上，回到她原先待着的那个位置坐下。

“二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的死完全是因为我。父亲死后，她就被娘家的人接回去了，她的家在二十里外的山脚下。有一年夏天，二翠来村里看我，顺便给我捎来了几件褂子。她在村里住了几天，刚巧碰上了那件事。那天晚上，我和二翠正在桌边剪鞋样，听到村头响起了狗的叫声，二翠说，好像有什么陌生人到村子里来。过了一会儿，狗也不叫了，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可是墙上石龛里的油灯突然灭了。我起先还以为是风将它吹火的，正准备将它重新点亮，一个黑影闪了进来。在暗中我们谁都看不清楚他的模样。我感到腰上被一个尖尖的东西顶着，那个黑影把我逼到了墙角。我终于知道那个人要干什么了。那个人抬手将我的衣服轻轻一捋，肩膀上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我闻到了一般浓烈的酒气，他将嘴凑在我的胸脯上……”

老人双手交臂抱在胸前，她像是感到有些冷，又仿佛沉浸在那件令人心悸的往事中，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我注视着地上的兔子的内脏，心头一阵冰凉。

“二翠像是被吓蒙了，过了好久她才镇定下来。她从屋子的另一侧跑过来，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了那个人的腿。二翠对那个黑影说：‘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还没有出阁，你一定想干那种事，就和我干吧……’那个人像是笑了一下，稍稍转过身，我感到他手里的匕首在空中挥了一下，二翠的手就松开了。”

“现在想想，”小青说，“二翠当初真不该那样拦他。这种事我从小就在船上看惯了，每天晚上都有一些当官的和商人到船上来，有时候，天还没有黑下来，他们就在船舱里铺上一块草席，抱着妓女滚在了一起。那个男人将我按在地上，那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怎样害怕，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有些疼。在蟋蟀的叫声中，我听见二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那个男人走后，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像铁一样硬了。后来，村里的媒婆有一天来到了我的屋里，她问我是不是愿意嫁人，我说好吧，几天后，我就嫁给了现在的这个木匠。他是一个老实人。”

“所有的事情全都会过去，只有人死了不能再生。”小青说。她走到那个火炉旁，用蒲扇在炉门前扑了几下，炉火渐渐地旺了，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兔肉的香味。

这时，太阳已经升高了，屋子里的光线也亮堂了许多。我看见窗外很远的地方，有几个农妇在摘棉花。

“你的父亲是不是写过一本什么书？”我问。

“没有，他不认识字。”

“那么，你们祖上是不是有一些书传下来，比如家谱之类？”

“不知道，如果有的话，也同父亲一起埋掉了，”小青说，“这件事也许父亲知道，可他死得那样早，谁都没有料到。要是活到现在也该有八十多岁了。我总也忘不了他那张脸。我常常到离村很远的集市上去卖花，秋天是金菊，春天是栀子花。每天我卖完花回来，他都坐在门前的山榆树下等我。”

老人用手背揩了揩眼圈，呆呆地看着炉子上冒起的轻烟出神。

“我现在还是非常想他。”小青说，“有一次，我正在洗澡……”

这时，她的丈夫推门进来，小青站起身帮他把刨锤和锯子从肩上拿下来，搁在鸡埘上。木匠径自走到水缸边，舀起一瓢凉水咕咕咚咚地喝完。

“地里的棉花该收了。”他说。

8

一个黄昏接着一个黄昏，时间很快地流走了，在村落顶上平坦而又倾斜的天空中，在栅栏和窗外延伸的山脉和荒原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我整日整夜被那个可怜的人谜一般的命运所困扰，当我决定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个村子——它的寂静的河流，河边红色的沙子，匆匆行走的人和他们的影子仿佛都是被人虚构出来的，又像是一幅写生画中常常见到的事物。

在我离开麦村回到城里的当天，我在门廊里拿到一封信。信是一个姑娘写来的，一九六七年冬天，我去横塘看望那个叫李贵的老人时，她正在门前的池塘为他拆洗被褥。她在信中说，李贵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病”，也许活不长久了，他在临终之前，为了许多年之前结下的一面之缘，很想再见我一次。晚上，我坐在灯下重读了这封信，我注意到信封上的邮戳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依然能够看出这封信是一个月之前寄来的。这个昔日卖麦芽糖的老人脸上凸出的颧骨和姑娘深陷的笑靥同时跃入我的眼帘。第二天早上，我踏上北去的火车。

当我在竹林背后找到那座低矮的平房时，已是三天后的中午。老人倚在墙边，在温暖的阳光下打盹。他很快就看到了我，扶着墙站起来，朝前走了几步。

“我知道你会来，”老人说，“前些天，死神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在棺盖上躺了一个白天，晚上又醒了过来。”

我们挨着墙根坐了下来，在老人说话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架完好无缺的机器，它内部的每一个零件都生了锈，只是凭着惯性在慢慢运转着。他看上去没有什么病，只是自然的衰老将他带到死亡的边缘。

“我的侄女整天在念叨你，她说你也许由于事情忙不会来了，我想你一定会来。”老人说。那个姑娘正在一根铅丝绳上晾衣服，她转过身朝我笑了一下。

“我最近到麦村去了一次，回来后才看到你们的信。”我说。

“麦村？”

“就是我碰见你的那个村子。”

老人点了点头，他的灰暗的眼珠凹陷在眼眶里，注视着天空下飞过的几只鸟，像是要将一些光在眼前聚集起来。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我说。

“什么事？”

“你是不是记得在麦村的那个晚上？”

“记得，我们像是宿在一个郎中家里。”

“后来下起了大雨。”

“是的。”

“那天晚上你好像出去过。”

老人怔了一下，开始猛烈地咳嗽起来。那个姑娘走到他身边，在他背上捶了几下，老人转过身，将一口浓痰吐在了墙边的草丛里。他的嘴角朝两边撇了一下，做出一个笑容：“我从小就患了梦游症，你说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以为一直睡得很好。”

“你确实出去过一次。”我说。

“也许吧。有一次我从梦中爬起来在外面的旷野上走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我的侄女才在一块麦田里找到了我。”

午后，我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下，连日的奔波已使我精疲力竭。这时，那个姑娘推门走了进来。她说天气渐渐冷下来了，风雨将屋顶上的稻草打得又黑又薄，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稻草换成新的，我虽然从来没有上过房顶，但还是答应了。

这件事我干得非常慢，到了晚上，老人披着一件单衣，手里擎着油灯站在屋檐下，他的样子使我联想到一只被蛀虫啃空的核桃壳，我的心中掠过一丝忧伤。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临走之前，老人坚持要把我送到竹林外，一条狗从后面追上了我们。我们走到一处断流的溪谷旁，老人停了下来。

“这一带人很少，每天傍晚我都到这里来散步。”老人说，“在黑夜来临之前，总是青黄陪伴着我。”

“青黄？”

“这是一条良种狗。它的毛色很特别，背上是青蓝色的，肚子的一侧有一个黄颜色的斑圈，看上去像一块膏药。”

我抬起头，看见那条狗嗅着田野上泥土的气息，摇着尾巴走远了。

9

几年之后，我在市立图书馆的二楼翻阅一本编于明代天启年间的《词综》，在这本书的第九百七十一页上，我偶然看到了“青黄”这个词条。

［青黄］多年生玄参科草本植物。全株密被灰色柔毛和腺毛。根状茎黄色。夏季开花。

此文献给仲月楼公

风琴

冯金山

此刻，冯保长正从一间伞形尖顶的酒店里出来，走到了刺树林边灿烂的阳光下。他没有朝村外看——那里，秋后刚刚被收割的庄稼腾出大片赤裸的金黄色的田野。他注视着脚下的泥沼地，这些铺盖着枯草的泥地在某一时刻仿佛成了一种虚幻之物，在混沌而清晰的醉意中伴着阳光给他以温暖。掉落了叶子的刺树林在河边战栗着，那些树木以及它们的阴影遮盖住了河床的颜色。

冯保长冯金山走到了村头圆形的打谷场上。他看见场地的边缘有一个年老的女人正用长长的竹竿钩落高大楝树上干瘪的楝果。冯保长把目光移向别处，想象刚刚看到的一幕：那些楝树的果子像羊屎一样扑扑簌簌掉在皲裂的地上，一如水珠溅落的样子。冯保长朝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那根钓竿吊在树枝上，在风中晃荡，树下一只竹凳，楝树的果子撒满了一地。那个年老的女人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这仿佛就是最初的情形。

他看见远处田野上到处都有人在跑，像鼠穴被刨开后慌不择路、东奔西窜的田鼠。这种慌乱的景象伴随着微弱的叫喊在村中立刻有了某种感应，冯保长踉踉跄跄走了几步，才看到了村外官道上簇拥而至的马群。阳光和酒使他的感觉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惬意的偏差。突然之间出现的鬼子的马队并没有搅乱他宁静的内心，他站在打谷场上一动没动。马蹄声渐近，灾难也渐近。所有的灾难，冯保长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或如大地突然降雪——它们如期而至，却又悄然隐匿，阳光之下，几匹枣红色——青灰色的马在旷野里不紧不慢地走着，从一个高高的土坡上升起来，随后又淹没在谷底，宛如在波浪中行进的小船。

到处都流传着日本要投降的消息。这些消息……冯保长抬起宽大的袖管擦了擦眼屎，沿着狭窄的河床朝村东疾走，他不断调整步伐，像一只正在加速的轮子，他看见老婆正在村东的桑树林边给入冬的小麦下种。老婆的浅红色头巾在桑树末梢上一飘一闪。远处，日本人的马群腾起的细细的尘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刺刀和马镫闪闪发光。秋后一年一度的花集戏队的到来正是这样的情形：这些靠卖艺为生的人会在一个晴朗的午后突然出现在洁净的田野上，他们衣衫褴褛，牵着瘦弱的小驴——那些黄色或银色的锡箔装饰的队伍，在锣鼓铙钹的声音中边唱边跳来到村里。他们在小孩的簇围中毫无生气地表演，一旦得到谷物便立即收锣赶路。冯金山像一只笨重的猪在刺树林里奔跑着……在某种意义上，冯保长是这样一个人：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他只是一个迟钝的酒鬼，灾难一旦降临，他所有的感觉都会变得锐利起来，正如粗粝的砥石使钢刀变得锋利一样——他将精力中最杰出的部分积攒起来，用来对付那些接踵而至的灾难。

冯保长跑到村头的一堵低矮的土墙边停了下来。他感到眼前的情景包含着某种滑稽的成分：他的老婆依然沉浸在一种由熟练的操作而产生的莫名其妙的诗意之中，她的左手以相同的姿势来回摆动，谷种均匀地撒在地里。冯金山压低了嗓音朝女人的方向吆喝了一声。他的喊声在寂静的空气中传得很远。冯金山看见自己的女人怔了一下，她浅红色的头巾微微左侧，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鸟聆听树林里的风声。在长满衰草的土墙的背后，冯金山仿佛看到了老婆安详忧郁的目光。女人用手掌遮挡住强烈的光线，朝村里张望了一会儿，一切又回复如初。

骑兵终于来到了女人的身后。

这些身材矮小的士兵像泥塑一样在马背上颠簸着，马群不安地刨动四蹄。那些渗着血污的绷带、绑腿，静伏的树木和低低的云彩在女人身后构成了一幅微微抖动的背景。

“喔唷……”女人叫了一声。也许是那些马的嘶叫惊动了她，冯金山看见她手中的畚箕被抛出了好远，那些金色的麦粒在空中散开，像夏天黄昏的田野上无数飞动的蚊虫。女人的身体向上急速反弹了一下，便摔倒在地里。冯保长看见女人宽大的臀部富有弹性地撅起来——裤子的皱裥上沾满了潮湿的泥浆和草茎。接着便是毫无目的的徒劳的奔跑。女人迈动着小脚在桑树地里犬奔豕突的情形使他想起了围猎。冯金山看见几匹灰色的马高高抬起了前腿，露出纽扣一般整齐的马奶子跃过沟渠，几匹马在浓密的桑树林里遛了一阵，将他的女人圈住。

现在，阳光中土墙的阴影笼罩了他。这些天，不断有日本人即将投降的消息传来，这些消息……冯金山开始呕吐。日本人的到来有些使人猝不及防。这个在他身边蜷伏的孤单的村落经历了无数次蝗灾和祸乱，现在已经变得疲惫不堪了……前些天，赵财主的家眷躲往城里也许就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冯金山感到背脊一阵冰凉。

在腐沤的酒的香气中，冯保长看见日本人推着他的女人朝村里走来，她的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露出楦头一样的小脚。她的目光向那些刺树遮掩的屋顶上空搜索着，不断在马前摔倒。一个日本兵抽出雪亮的刺刀在她的腰部轻轻地挑了一下，老婆肥大的裤子一下褪落在地上，像风刮断了桅杆上的绳索使船帆轰然滑下。女人的大腿完全暴露在炫目的阳光下——那片耀眼的白色，在深秋的午后，在闪闪发亮的马鬃、肌肉中间，在河流的边缘，在一切记忆和想象中的物体：澡盆、潮湿的棉絮中间，在那些起伏山坡上粉红色的花瓣中蔓延开来，渐渐地模糊了他的视线……女人哆嗦着，双腿绷得僵直……两腿的空隙中是一些毛茸茸错杂的马蹄……在几天之前，冯保长在昏暗的酒店里向老板的女人调情，在漆成黑色的柜台后面，那个风骚的女人跟他谈起了女人的小脚。“所有的女人必须夹紧两腿才能走路……男人总是渴望那些大腿的力气。”那个女人说。冯金山隐伏在土墙的背后，他的灼热的双颊感到土墙苔衣的冰凉的气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的偏差之中，他的老婆在顷刻之间仿佛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她身体裸露的部分使他感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奋。

那些人和马队拖着黑色沉重的剪影，在渐近的黄昏中进了村。

王标

现在，稠密的黑暗在树丛潮湿的簇叶之间，在山谷的深处聚集着。秋天的风敲响了树木光溜溜的枝条。一些草垛和屋舍，宛如深黑色巨大的鸟的阴影静伏在远处的旷野里。在很久以前，王标就想象着这样一次伏击，一次真正的伏击：那些类似于神话中的马匹富有光泽的皮囊在子弹嵌入时发出凄厉的叫声；马蹄的掌心铁撞击着山谷飞溅的碎石，那些盲目而又傲慢的士兵从马背上跃入深陷的坑槽：血腥和硝烟的气息裹挟着黎明的天空中无法捉摸的浮尘在山谷中飘浮——现在，一切都淹没在寂静的黑暗之中。聂老虎沿着浅浅的沟壕猫着腰窜到了王标的面前：“天就要亮了，时间像是出了差错。”王标扫视着那条由碎碎的乱石铺成的大路——在它的尽头，东南角的天空透出一丝紫灰色的光亮。他撩开衣襟擦了擦黝黑的枪管上的露水，看了聂老虎一眼，在他高大而模糊的身影两侧，几个抱着长铳的年轻人正伏在草丛里打盹，他们已经在冰凉的山谷里守候了一夜。“你去将那些杂种统统弄醒。”王标说。聂老虎的身影在他面前闪了一下就消失了，随后，四周响起了一片慵懒而杂乱的呵欠声。几天之前，在一处僻静的山坡上，王标面对着这伙刚刚召集的人马，就隐隐地预感到了以后发生的一切。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逃避了老婆的纠缠，聚集到他的身边。他们拖着猎枪在被风吹倒的野草丛中东倒西歪地躺着，睁着迷惘的眼睛注视着王标和他的副手大麻子胡六。“打鬼子的方法和打猎其实是一样的。”胡六说。寒冷的风爬过山脊，在白杨树的顶梢响起连续不断的啸声。王标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在清晨的微光中已经变得依稀可辨的石子大路的拐弯处，那里有几只小鸟在啁啾……这时大麻子胡六像个幽灵突然闪到王标的左侧：“来了……树篱的后面……”

王标拉着胡六在沟壕里趴下，他看见一行重叠的阴影沿着石子路朝这边慢慢移动。嘈杂的脚步声夹杂着叽叽喳喳被惊动的鸟的鸣叫在空中滞留了很久。王标看见四周一支支闪闪发亮的枪管像栅栏一样在沟沿上铺开。现在，黑夜的大幕已经悄悄地拉开了……秋后的田野像一个修剪了枝条的花园慢慢呈现出它原有的轮廓，王标看见那片灰色的人群的侧影逐渐清晰……就在两个人影一先一后栽入路面上早已挖好的坑槽（像房屋的倒塌）时，他听见人群中传来的女人的怪叫。有些事情在王标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母亲在世时常常提起的：“在地里撒下荞麦的种子，却收获了一袋芝麻。”许多年前的一个下雪的冬天，父亲扛着一只野猪回到家中，他正准备将那只血肉模糊的猎物卸在地上的时候，野猪沉重地喘息了一声，咬住了他的脖子……王标懊丧地将手里的驳壳枪放下。“毬！”他听见大麻子胡六低低地咕哝了一句。

那是一支迎亲的队伍，在日占时期，这一带几乎所有的迎亲仪式都在夜间举行。王标领着他的那伙沾满尘土的人马朝那片树篱走去，空气中弥漫了一股墙粉的气息，那些装饰着大红剪纸的货担，那些半新半旧的绿色的被褥、镜子、梳妆台、马桶和圆形的脚盆搁置在坑槽的边缘，迎亲的人群簇拥着新娘头上鲜红的遮巾摇摇晃晃地向后退缩。两只稚嫩的灰色小驴驮着印有蓝色花纹的坐垫撒开四蹄在石子路上跑远，沿途撒下一堆亮晶晶的粪蛋。

那两个深陷在坑槽里的人，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已经爬了上来，他们全身覆盖着厚厚的粪便，脸上被竹尖扎破的地方正朝外渗血。老头两腿颤抖着朝王标走过去，王标记得他是邻村王庄的一个佃农。

“刚才的情形可把我们吓坏了，起先，我们还以为遇上了土匪。”聂老虎嘿嘿干笑了两声：“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不是土匪？”老人脸上的笑容陡然消失了，有如大地突然封冻。王标朝聂老虎瞪了一眼，在道路的另一侧，他看见另外几个人正提着猎枪朝那堆货担走去，他们径自掀开那些马桶或木盆的盖子，拿出染成粉红的鸡蛋和花生；在他们身后，大麻子胡六已经走到了林边新娘的跟前。王标朝那两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笑了一下：“王庄的？”“是，是，”老人回过头朝树林边的那伙人瞥了一眼，“这年头迎亲，偷偷摸摸的（压低了嗓门），就像出殡一样。”

“谁成亲哪？”

“就是村头的那个小木匠。”

王标的眼前浮现出一张秀气而白净的脸，一双粗糙灵巧的手，卷曲的刨花散发着木料的香气在他四周跳动着。这些往年平静生活中细碎的场景在他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而遥远了。这时，王标看见大麻子胡六已经凑到了新娘的胸前。他想揭开那顶遮巾的手被一个涂满胭脂的女人挡住了：“兄弟，抽锅烟……”胡六接过女人伸过来的烟锅，又伸手朝新娘头上鲜红的绸布遮巾抓去。

“算了吧，胡六——”王标说，“让新娘唱支歌。”

太阳初升的光亮从山谷背后巨大的岩石上方迸射出来，当黑暗在清晨的空气中完全驱散之后，沉寂中的房屋、圆包状的草垛，和远处伸展的河流都在裸露的天空中慢慢苏醒过来。王标蹲在一处低缓的土坡上，重温想象中那次伏击的情形：那些四处逃散的士兵，那些正在倾覆之中的马匹……新娘裹着的绸布遮巾被揭开，露出处女天真烂漫的面庞。她的呼吸从嘴唇红色花形的边缘散开，在湿漉漉的空气中浮动。有时，一个人的出现和一个人的消失同样使人感到难受，王标想。正如春天突然在这一带的原野上降临，上涨的河水中散落的深红色的花蕊唤醒了人体肌肤的力量，王标手里捻捏着植物的叶子，感到了姑娘毫无遮拦的眼神……那战栗的腰肢……镶嵌在秋天宽阔的田野上红色的身影收拢在他的腹部，沿着他的喉嗓上升。胡六讪笑着来到王标的身边：“这个美人的奶子看上去是一对好枕头。”

这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一个还俗的和尚告诉王标：鬼子在黄昏时分开进了距离他们的驻地十二里之外的赵庄。

赵谣

连绵不断的琴声在延续……在残存的、被岁月弄得褪了色的漆皮的斑点中间，风琴的琴键像牙齿一样洁白。窗外，整肃、沉静的花园草坪有一部分被高大院墙的阴影遮盖着。那些剽悍的马拴在落满黄叶的香樟树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喷着响鼻。几个日本人盘腿坐在草坪的一角，他们的背影像是留意着琴声，又像是注意着别处。在老式风琴沉闷芜杂的乐音（伴随着脚踏板吱吱嘎嘎的响声）中，赵谣完全忘记了时间。清晨的时候，那些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牵着枣红色、青灰色的马去河边饮水，或者驮着大捆草料走进赵家大院的农民，神情沮丧地看着他（在这个僻静的村落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所有的东西在一夜之间都像是被更改过了）。他想起家中那些早被辞退的朴实的女佣和园丁。所有和昔日相连的感觉被斩断了——在昨夜的睡梦中，他的脑海里灌满了日语中“风琴”这个词糟糕的发音。清晨，日本人军马的长嘶惊醒了他。一首歌谣在琴键下陷时发出连续的音符有如光阴的消逝。赵谣的眼前出现了如下的场景：那所大学的校园像被冰雪覆盖后的菜园，突然荒芜了；高大的榕树和紫薇树丛的背后是教堂般静默的建筑；那个昔日的琴房——曾经贮满了令人心醉的乐音，在日本人的马蹄声中，在那些想象中开阔的战场上，在枪栓拉开后发出的冰凉坚硬的金属声中，永远关闭了它的大门。一天深夜，他的母亲，一个年纪和他不相上下的女人扭动着腰肢走下楼梯，她狭长的身影在烛光下悄悄漫过琴身，太妙了……她说。赵谣的手停了下来，那些断断续续的余音在桃花木桌椅、在白色的墙壁、在屋内盛开的木槿花丛中被吸走了……过了一会儿，稀稀落落的麻将骨牌的碰击声沿着阴暗的楼梯传出来。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当他的父亲携带着两房姨太太逃往城里时，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日本人的渐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下来——他的四周是一个空旷而沉寂的院落，就像秋季河水退缩后空出的大片裸露的滩土。在临走之前，父亲捧着水烟袋在门槛外转过身来看着他，自相矛盾的浓眉突然错动了一下。“日本人就要投降了……况且，我刚刚从城里回到乡下，眼下说不上哪一座城市比乡下更适合居住。”赵谣说。琴声在延续，隔着窗口在风中微微抖动的窗幔，赵谣看见一个日本兵站在墙根撒尿。那堵墙的顶端是明朗的天空，云层堆积得很厚……在午睡醒来的时候，赵谣发现自己躺在香樟树浓密的树荫中，温柔的阳光不知在何时离开了他。他想将躺椅挪动一下位置，就听到了突然响起的马蹄声。慌乱嘈杂的人群跑过深巷，村里的狗开始叫起来。赵谣刚好来得及拉开院子的大门，一队日本兵已经拥到了他的屋前，他看见冯保长的女人赤裸着下半身，两条雪白的大腿在强烈的光线下刺得他的眼球隐隐酸痛。在赵谣的记忆之中，时间常常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错乱。“当你在睁开眼睛之后发现你待在地狱里，人就死了。”他记得家中那个年老的女佣曾这样说过。日本人发亮的刺刀，高大的马身上早已被晒干的血迹，以及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膻腥气，在女人两腿之间战栗的阴影中完全被他省略了。他第一次看见女人成熟的身体。在这伙人身后，赵谣看见冯保长冯金山佝偻着身子从一个低矮的土墙下像一只老鼠逃往树林，他那荒唐而夸张的身影仿佛成了被日本占领后村庄的某种象征久久停在他的视线之中。那个完全被吓傻了的可怜的女人一下子扑到了赵谣的眼前，抱住了他。赵谣感觉到她的双腿（由于裸露得太久）正用力地夹紧他，像在父母衣襟后躲藏的孩子的脸。她的双手在他羸弱的后背上箍得很紧，像青藤的枝条嵌入树干……赵谣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眼前的场景中镇静下来，鬼子的皮鞭已高高扬起，他感觉到脖子上一阵被火灼伤般的疼痛……

……红色的鸡毛掸子拂去风琴上细细的尘土，赵谣揭开风琴的盖子，在那张桃花木椅上坐下来。一个日本兵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双手痉挛着，老是按不准琴键。他想起了第一次坐在琴房那富丽堂皇的钢琴边，伸出十指在钢琴上不知所措的情景，那个慈祥的音乐教授微笑着站在他的身边：“你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击着这架老式风琴丧失了弹性的琴键，耳边灌满了日语中“风琴”这个词糟糕的发音。过了一会儿，当音乐响起，当那匹想象中的神奇的马在起伏的乐句之间跳跃时，他僵直的手指才变得柔和起来……

现在，室内的光线渐渐消退了，那盆木槿花枯萎的花蕾散落在瓦缸潮湿的泥土上。窗外，日本兵拎着酒瓶来来回回走动的屎黄色的身影飘飘忽忽，寂静之中传来玻璃器皿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昨天夜里，在黑暗之中，赵谣又看见一个女人被带到院中。这个脸上涂满了锅底灰的女人是村头理发匠的女儿，她披散的发丛中是鹰隼一样锋利的眼光。赵谣站在庭院的回廊上，看着自己笔挺的中山装的影子发愣。有时，在灾难中的幸运会成为一种耻辱，他想。晚上，这个女人的尖叫声从楼上传下来，赵谣不由自主地走上了楼梯，一个日本兵抬起枪托朝他的肩胛砸了一下，他就沿着木质的楼梯“骨骨碌碌”滚到了客厅里。随后，他听见女人撕人心肺的哭声和呕吐的声音，床板、桌椅和墙壁撞击着，天花板上的石灰粉末扑扑簌簌掉落下来。

风琴的声音依然在延续……所有的一切，战争、恐惧、屠杀和愤怒都在琴声中变得遥远了。赵谣完全能够感觉到那些昔日挥舞着军刀，在马上东奔西突的野兽听懂了他的曲子，在他由于疲倦或是走神偶尔弹错了某个乐句的时候，窗外那些正对着他的背影就会转过身来……他完全习惯了那种纯粹产生于演奏者和听众之间默契的喜悦，在音乐的间隙，在那些日本人假意或者真心地拍了几下巴掌之后，他的意识中萦绕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协调的感觉。一方面，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那双手毫无感觉地敲击着琴键，同时，那些低沉或激昂的乐音又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攥住深邃的内心，像盛开在荒草中的一枝带毒的花蕾使他沉醉……他想起了这架老式风琴第一次出现在客厅里的情景：家中年老的仆人压低了嗓门悄悄问他：

“那只木匣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

冯金山和王标

现在，夜色正潮。冯金山沿着漆黑的河道朝村外跑了好一阵，才像一只狗一样停下来喘气。他听见河床淙淙的流水在黑暗的旷野里喃喃自语，静悄悄地隐伏着，在他身体的四周到处流淌。月亮刚刚升起来，在天边紫灰色熹微的光亮中，他依稀看见那片山谷浓重阴暗的外壳。他撇开那条被行人的脚步踩得发白的小路，钻进了矮树林。他的脸、手背和脚踝被树枝、荆棘丛和开镰后庄稼露出的坚硬的残根划破了，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冰凉的秋风迎面扑来钻入他的肌肤。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村里的理发匠一瘸一拐地来到他的屋前，冯金山叼着烟斗坐在门槛上问他。晌午的时候，阳光隐没在厚厚的云层中，天色阴沉。“日本人抓走了我的女儿……”理发匠说，他走到冯金山跟前，挨着墙脚坐在地上。“我的女儿从村后埋山芋的地窖中出来，到村里找东西吃，在村头碰见了鬼子——我看见鬼子把她掳到了赵家大院。”

“我的老婆也在里面。”冯金山说。

“老婆也就算了。”

理发匠叹了一口气。在屋前的空地上，树叶的残片在风中贴着地面飘动，一只猫在拨弄着空的玻璃瓶。

“这些天，村子里又响起了那种像牛叫一样的声音，那声音真叫人难受，在夜里，我的耳朵、头发，整个屋子里都被它灌满了，我常常在梦中惊醒过来。”

冯金山没有吱声。

从赵庄赶到王标那伙人的驻地约有十二里的路程。冯金山跑到一座窄窄的石板桥上，放慢了脚步。桥上灰蒙蒙的流水斜斜地通向远处夹岸的树林，赵庄飘飘忽忽的灯光已经被越来越浓的黑暗吞没了。风琴的声音像个幽灵一直在背后追赶着他，在那些黑魆魆的坟堆、起伏绵延的丘陵、倒塌的砖窑烟囱的上空萦绕着。在他身边向后飞驰的夜幕中，冯金山不断在一些溪壑和稻田里摔倒，他浑身沾满了潮湿的泥浆和香苞树成熟的花籽。“鬼子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王标说，“我们在七里店的官道上守候了一夜，连鬼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天快亮的时候，撞上了一班迎亲的人。”昨天中午，王标带着大麻子胡六突然出现在村头的一棵榆树下，起先冯金山还以为是两个染布的手艺人，他们在午后明朗的阳光下一前一后走进了冯金山的院子。“那真是一个漂亮的新娘，”大麻子胡六说，“所有的娘们都是骚货，那沉甸甸的奶子真是一对好枕头。”冯金山从床下抱出一个瓦罐，揭开风干的烂泥盖子，给王标斟了一碗酒。“鬼子是那天午后进村的，”冯金山说，“我那天喝得烂醉，好像有消息说日本人就要撤退了，那班人马不知从哪里突然钻了出来，一下子出现在村头——”

“鬼子来了多少人？”

“大约二十来个。”

隔着门帘，冯金山只看见大麻子胡六拎着两支盒子炮，懒洋洋地斜倚在院中的一堆柴火上。“那天下午，我的老婆正在村东的麦地里……”“你有没有注意鬼子的那些枪炮？”王标说。“没有，我只看到了一些马……”王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像是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他抬头注视着屋顶筑巢的燕子，有一些枯草和泥块的细微尘粒掉落下来。“这些天，村里有些什么事？”冯金山托腮想了一会儿：“村头的理发匠死了——那天早晨邻居看见他的脖子上被刺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了一床，他的女儿让日本人掳去了，还有，我的老婆……”冯金山像一只被围困的狼在山谷中跳跃着，在山谷的深处，道路变得非常崎岖，到处都是低矮的藤蔓植物和腐殖的烂叶、野果，以及被雨水冲刷成的深长狭窄的溪沟。大片刺梨树黑色的枝条缠绕着他（在他的记忆中，这些刺梨树在春天开着白色的花堆满了山冈，在秋后结成酸涩的果子）。天刚一擦黑的时候，冯金山在慢慢消失的微弱光线中，看见鬼子灰色的影子正悄悄地穿过赵家大院门前的竹树，朝村西移过去。那些温驯而漂亮的马甩着长长的尾巴走上了通往江边的官道。冯金山远远地跟随着这些马群沉重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他看见赵谣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的眼前一阵晕眩；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悄地在寂静的黑夜中潜伏。王标擦了擦嘴角胡须上酒星乳白的泡沫，朝前欠了欠身子，压低了声音：“后天早上，鬼子要到江边的船上运东西，我们准备打一次埋伏。”

“什么地方？”

“多尚庙。”

“那儿离村子太近了，只有二里——”冯金山说。“你的村子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把他们收拾得一个不剩。”“可是——”冯金山锁紧了眉头，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冯金山说，“可是——我们这一带到处都是鬼子。”王标大笑起来：“你他娘的完全叫鬼子吓破了胆。”这时大麻子胡六挑开门帘走了进来，天已经快黑了。冯金山不再吱声。他注视着对面这个无所顾忌的年轻人，眼前浮现出另一张近似的骄傲的脸——在风雪弥漫的树林里，常常可以看见他提着猎枪踽踽独行的模糊身影。“什么声音？像一个女人在哭。”胡六警觉地问。“有人在弹风琴。”冯金山说。

冯金山赶到王标那伙人驻地的时候，月亮已经升高了。在一处松林的背后，他看见了一排像鸡棚一样低矮的房屋，隔着菜畦的篱笆，他看见那些棚屋旁有一个竹舍亮着灯光，一个和尚从里面走了出来。

“王标那伙人在十几天之前就驻扎到王庄去了。”和尚说。

“王庄？”

赵谣和冯金山

午后，赵谣坐在客厅的窗前，一种强烈的躁动不安的感觉笼罩了他，时间对他来说是凝固不变的，消逝的光阴总是按照同样节奏重现相似的场景，他的双手老是按不准琴键，他不得不把一个曲子的开头弹上二十遍。有些时候，他喘着气，停下来吸支烟。客厅里巨大的玻璃镜映照出他颓唐的脸颊，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天刚亮的时候，赵谣从屋外的竹林里解完手出来，碰到了冯金山。当时他正拖着一头花白的乳猪走到赵家大院的门前，几个持枪的日本兵拦住了他。在清晨没有完全褪尽的蜃气中，他瘦弱的身影显得有些不真实。赵谣想起了成熟的稻田边为了驱赶麻雀在一根竹竿上挂着的空荡荡的衣服。院前高大的樟木树上弥漫着斑斑点点的阳光，几只小鸟在树丛中呜咽。他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冯保长的身后拍了他一下，冯金山的身体突然朝空中蹿动了一下，像河水深处泛出的一只木质瓶塞。日本人笑了起来，牵过那只乳猪，朝冯金山挥了挥手。他的沉重的背影像是被地面上枯萎的草皮粘住了，脚步缓缓移动着，他的心中也许一直记挂着他那倒霉的老婆，赵谣想。冯金山走到赵谣的跟前，这些天冯金山一下子老了许多，疲倦和沮丧似乎在他脸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痕迹，眼珠像知了一样从巨大的脸壳中凸现出来。在他散乱的目光中，赵谣发现冯金山的嘴角微微努动了一下。他们穿过茂密的竹林，看见了不远处汩汩流淌的河水。他们在河边干涸的沙坎上坐下来，好久没有说话。隔着河岸上的一排枯柳，赵谣能够嗅出河湾的气味，斜斜的光线懒洋洋地依附在像镜子的残片一样颤动的河面上。“我的老婆——”冯金山脸上的肌肉费劲地抽搐着，他的手指已经在草地上抠开了一个浅浅的洞穴。“她一直被关在阁楼上，和那个理发匠的女儿在一起——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到过她们了。”赵谣说。“明天早上鬼子去江边运东西——”冯金山说。一切都是预想中的情形，几个日本人在院中架起了劈柴，尖尖的火苗慢慢地从潮湿的木器中升腾起来，裹着浓烟，把黑色的木屑的灰烬送往空中，有一些树叶烧焦的碎片飘进窗户。现在，樟木树阴影像被吞食过的巨大的桑树的叶子，遮住了客厅的一角。令人窒息的烦躁有如不安的睡眠，有如某种记忆的突然消失。赵谣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个令人费解的梦，在梦中，他看见一条蟒蛇在雪地里一寸一寸地吞食自己的尾巴——如果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下去，结果又怎样呢？“我的老婆——”冯金山说，“鬼子怎么弄她？”赵谣闭上了眼睛，他的眼球感到那些陡然间消失的锋利的阳光绿色的影子像水中滴落的油垢正慢慢地向四周扩散，周围一片漆黑，河水静静地流淌，散发着单调而稳定的气息。在悬浮于河水上空清晰的流水声中，他听到楼板、衣柜、桌椅、整个房间都在剧烈地震荡着，天花板上的石灰噼噼噗噗掉落在地上。女人的尖叫和呻吟每天都会从阁楼上传下来，有时，赵谣觉得这些声音像日复一日的闹钟的鸣叫，渐渐使他感觉中最锐利的部分变得迟钝。“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赵谣想了一会儿，说道。

明天早上鬼子去江边运东西你知道去江边的官道上有一座庙门前有几排紫穗槐树那座快要倒塌的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游击队的王标昨天到村里来他说要在多尚庙打一次埋伏日本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打仗又不是打猎他们接上火村子就毁了那个庙离村子只有二里你想个法让鬼子绕开那儿去江边的路有好几条——

在断断续续的风琴声中，冯金山颤抖的嗓音一直缠绕着他，他看见那条半明半暗的长廊中一个日本人的影子正朝客厅的方向挪过来，那个影子在呛鼻的烟雾中变得影影绰绰难以辨认。当赵谣离开冯金山往回走的时候，在竹林边碰到了一个日本人，他显然已蛰伏在密密的竹林里窥探了好久。他的脊背一阵冰凉。现在，日本人像一堵墙一样在他背后的楼梯口站住了。他不知道背后的这个鬼子是不是在竹林碰到的那个，不过这也许已无关紧要了……他的手老是按不准琴键，他注视着风琴像牙齿一样洁白的琴键，不断重复着一个曲子的开头……他的衣服湿透了，双手僵直……从午后到现在，恐惧和烦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当他勉强弹完了一个曲子，转过身，他看见那个日本人对他笑了一下，消失在楼梯的拐弯处。

一切都是预想中的情形，就像令人担心的事早晚要发生。傍晚的时候，他被日本人带到了一个宽大的房间里，这儿原本是母亲的卧室。在过去的岁月中，他的母亲一直躺在靠窗的木床上，赵谣注视着那片床板拆走后腾出的空空荡荡的角落，记忆之中母亲的体香仿佛一直残留在那儿。现在，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朱漆的圆桌上蒸发的菜肴的香味伴随着窗台上飘进来的树脂气息弥漫了整个房间，墙壁上布满了蜡烛飘忽的影子，一个高个子日本翻译坐在赵谣的身边，在他面前的杯中斟满酒。好久没有像样地吃过东西了，他大口大口地喝着酒，胃中一阵痉挛似的疼痛。所有的日本人都看着他笑，那个翻译将酒杯一次次伸到赵谣的面前，他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使人昏昏入睡。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日本人的盛宴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大口大口地喝着酒，日本人的笑有时像桌上烤乳猪的油脂一样凝结住了，他们在暗示……等待着。母亲临终的时候，一个仆人把他带到这间熟悉的屋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的夜晚，他看见成群的蚂蚱和蚊子在尸体的气息中从树荫、墙脚聚拢到纱窗前。时间仿佛过了很久，赵谣感到房间像倾斜在河面上的小船一样摇晃起来，眼前的一切都成了梦境中的事物：杯盘晃动，烛光摇曳，日本人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房间突然变得非常宁静。他看得出那个日本翻译的笑是装出来的，他想起来冯金山那张不真实、沮丧的脸也是伪装的，他所有的忧虑和恐惧都是为了那个女人，他大口大口地喝着酒，他的脑袋滑落到椅子的一侧，他看见日本人灰蒙蒙的身影朝他围拢过来，在昏沉的醉意之中，在微微颤抖的烛光椭圆细长的影子中间，他感到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就像一个钢琴家将一首单调的练习曲弹上多少遍对于他日后腐烂的躯体毫无意义一样……

赵谣和王标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一些鸟被惊动了……”

“传说中那座破庙常闹鬼……”王标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现在正是午夜时分。那座颓圮的庙宇灰黑色的影子已经出现在紫穗槐丛的背后。王标领着他的那伙人马绕过一排排低矮的树丛，走到了庙前闪闪发亮的池塘边。秋天寒冷的风吹得树叶、枯草纷飞，他们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些铁器清脆的碰击声，在寂静的旷野里回荡。王标注视着微微战栗的树篱和远处深灰色夜幕的背影，那些转瞬即逝的感觉使他久久回味：扁圆形的紫红色嘴唇散发着幽幽的野果的香气；那些类似于神话中的马匹富有光泽的皮囊在子弹嵌入时发出凄厉的叫声；那一对饱含奶汁的乳房，深褐色的乳头与嘴唇之间白色的水线……她的胸脯在浆得铁硬的上衣上磨蹭着，马蹄的掌心铁撞击着飞溅的碎石，血腥和硝烟的气息裹挟着黎明无法捉摸的浮尘在空气中飘浮……这是一场真正的伏击。他们已经来到了庙前，在冰凉的夜色中，他们能够隐约看见庙前的石狮和屋顶瓦片被风掀掉后露出的栅栏般的椽子。

现在，王标那伙人已经出现在狭长的沟壑中，黑暗中他们的咳嗽声和油漆桶之类的铁器碰击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赵谣趴在庙中一扇透风的木窗前，庙中飘满了烂稻草发霉潮湿的气息。现在，皎洁的月光清澈如洗。那群稀稀落落的人影已经走到了池塘边上，赵谣看见了王标高大的身影，他不紧不慢地在草丛中走着，好像在想着什么心事。看起来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信心。远处，村落影影绰绰的轮廓依稀可见。那伙人走到了庙前的一块空地上——那儿原来是庙宇的一个宽阔的围院，现在，倒塌的砖墙露出凸凹不平的残迹。突然，他看见走在最前面的聂老虎——这个方圆几十里力气最大的人像一尊泥塑一样挺立不动了，有如正在匆匆行走的路人由于想起了一件往事而收住了脚步。他模糊而夸张的身影在寒风中伫立了一会儿，然后像大山轰然塌下的一角向前跌倒。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来的时候，赵谣看见了老鼠四处逃散在墙壁上留下的黑乎乎的影子。在浓烈的硝烟的香气中，被机枪震碎的砖块和瓦片像雨点一样飞溅到他的脸上。迷蒙的月光下，他看见王标挥动手臂，那伙人簇拥着朝庙前冲了过来，在他们的身体像开镰后的玉米秆纷纷倒落腾出的空隙中，赵谣看见有几个黑影已经窜到树篱的边缘。

大麻子胡六浑身是血，他拖着那条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爬到王标的眼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你他娘的怎么回事？”王标没有吱声。寒冷的黑夜黏附在他的脸上，血腥的空气，硝烟，呼啸的弹流在漫无边际的夜色中四处弥漫，有如大雨初至。在闪闪发亮的池塘的边缘，那几个伏在围埂上的猎手正朝庙宇的方向瞄准，宁静的神情仿佛是在丛林里打鸟……这是一场真正的伏击。在鬼子枪声暂停的空隙，王标意识到自己半跪在一条浅浅的水沟里，残留的溪水和泥污使他的双脚冻得像石头一样僵硬。在天空消散的硝烟中，他看见身边只剩了十几个人，那些猎手猫着腰大声喘息着朝他围拢过来。四周一片漆黑。王标凝视着寂然无声的旷野，母亲的话依然在他身边延续：在地里撒下荞麦的种子，却收获了一袋芝麻。透过纸糊的窗格，他看见父亲驮着沉重的猎物出现在村前齐腰深的雪地里。他的身后拖着一长串歪歪斜斜的足迹。他的身影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在他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一簇斑驳的马的影子出现在左侧的榆树林里，鬼子的马队带着一缕马刀的亮光开始朝池塘边掩杀过来。钉了薄蹄铁的马蹄在砖堆中发着沉闷的声响，在马奔跑时肌肉的摩擦、皮制品、鞍辔和金属的碰击声中，俯卧在马背上的闪闪烁烁的骑手像水上的漂浮物上下颠簸着。“喔唷……”王标听见身边有人嘶哑着嗓子叫了一声，仿佛看到戏班舞台上另一出剧目的重新上演。鬼子的马队已经冲到了他们跟前。大麻子胡六摇摇晃晃朝前走了几步，在几声零碎的枪声中，有两匹马在池塘边栽倒了，那些黑影跌入水中溅起高高的水花。“麻子……”王标叫了一声，一股鲜血飞迸到他的脸上，鬼子的马蹄掠过他的头顶……随后，一切归于沉寂。

到处都是尸体……天边泛出紫灰色，月亮隐没在光秃树梢的背后，赵谣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些残缺的肢体——在那些血污和尸体中间，他战栗的双腿几乎找不到一点空隙。在稠厚的血腥中，在被鲜血浇得湿漉漉的草丛中，赵谣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容：这个本分的小木匠什么时候加入了王标的队伍？在他的记忆深处，在那些飘散着新鲜木料的刨花中间，那张像女人一样稚嫩、柔弱的脸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随后消失了。在他躯体旁边，一个鬼子朝空荡荡的油漆筒踢了一脚：“咣咣当当”的声音在初升的黎明中走了很久……

尾声

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冯金山在留下一份自相矛盾的供词后，以汉奸罪被处决；一九六七年春天，赵谣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刑场。他隐姓埋名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居住了多年。那年夏天，江南一带发生了罕见的洪水。大水消退后的第二天，赵谣照例来到小学门前修钢笔。他发现日复一日伴随他的音乐课上的风琴声突然中断了。一个学生告诉他，风琴在洪水中淹坏了……早已消失的烦躁和不安又一次笼罩了他。几天之后，赵谣在教室里修理那架陈旧的风琴时，他熟练的动作和惘然若失的神情引起了一个女教师的注意……

蚌壳

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让·罗凯尔《异物》

1

我从蝙蝠大街七号的那家私人诊所出来，发现自己的感觉有些不妙，我不知道是夏季的阳光刺酸了我的眼球，还是空气中柏油化开的气息让我感到不舒服。对我来说，沮丧的情绪一旦笼罩了我，不但难以驱散，而且还会上瘾。这个私人诊所距离马路对面我的住处只有一步之遥。我走到马路当中时，突然记起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丢在了诊所里。

我重新回到诊所的时候，我的朋友，一个著名的神经科兼内科大夫正坐在一扇门的背后，将手里的扑克牌在桌上摆成蔷薇花朵的形状。我的那串钥匙和一把镍质的镊子在方形的白瓷托盘里泛着清冷的光。我说我来取回我的钥匙，我的那位朋友张了张嘴，又低头洗牌，我想他大概本想跟我说些什么，可突然改变了主意。我走到桌前，从托盘里抓过钥匙就迅速离开了诊所，将药棉和碘酒的气味抛在了脑后。

街上突如其来的风追逐着树队下的落叶和纸品包装壳，在远远的街角拐弯处掀开女人的裙子。

我跨出诊所的门槛没走多远，就感到肩上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女人倚在马路边上刷着白漆的铁栅栏上看着我。她的脸上有着我梦中的人物常有的笑容，而且她像是一直就待在那里似的。我怔了一下，“噢，是你——”我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是谁，我的记忆之中早已尘封的区域像冰一样化开了。流水四溢，寻找归宿。

“我站在马路边看了你好久——”女人说，“你从诊所里出来，走到马路当中，然后转过身又回到诊所，然后再从诊所里出来——”

“我的钥匙忘在那儿了。”我说。

“走吧。”

“去哪儿？”

“我的家在起义大街的广场附近。”女人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我说，我没敢说我还没有认出她来。

“我是小羊——”女人显得有些不高兴，“那年春天，你到我家来……”

我记忆的黑夜中出现了一个亮点。她是一个土匪的女儿，那年春天，我在G省的乡间随外祖父去看望一个早先声名赫赫的土匪时，曾经碰到过她。当时，我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听那个秃头的老土匪绘声绘色地讲述五十年前的一次伏击，她站在屋檐下的一张木椅上，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捅燕窝。我记得她的身上覆盖着碎碎的干泥块和草屑，她伸展的手臂和胸部左侧之间的衣服破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大半个乳房。想起那种往事就叫人莫名其妙地激动，我仿佛又闻到了麦子抽穗时原野上奇异的香味。

“你是什么时候到城里来的？”我说。

“前天。”

“听说前天在通往G省的铁路上出了点事，两列火车不知怎么搞的撞在了一起。”

“是啊，”女人说，“我乘坐的那趟火车在经过出事地点的时候，我从车窗上看见一些戴着红袖章的人正把挤扁的尸体朝河边的小树林里运。”

我们说着这些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起义大街上。这条街因六十一年前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而著名，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段。

小羊说，她到城里来照顾一个老头。我想大约是那个土匪的朋友之类。也许是对城市的噪音感到不习惯，她试图让我听清她说的每一个字。我说其实你用不着这样费劲。城里人在交谈时从来都是只顾自言自语，而不在乎别人听不听。小羊笑了笑。

我们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一辆橘黄色的小车在距我们不到一尺的地方停住了，轮胎底下发出一阵尖厉的怪叫。司机的脸上镌刻着恐怖和愤怒，从车窗中探出头来，我看见他的嘴张得很大，声音却在人流的巨大响动中淹没了。我说这个城市对两性关系极为敏感，可却在无意之中给人创造了无数性冲动的机会：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铁路和码头的售票处，屁股、乳房和脊背紧紧缠合在一起。小羊没有说话，我的胳膊在这时刚好抵在她那饱含乳汁的胸前。她面红耳赤，而我则一次次陷入了对那个浸透在梅子酸涩气味中的春天的回忆。

我们来到起义大街广场附近。小羊在一扇涂着红漆的低矮的门洞前停住了。我手里汗涔涔的钥匙像是被捏出了水来，从海上吹过来的潮湿的风带着咸鱼的气息寻找我们的鼻孔。

现在正是中午时分，我站在小羊阁楼卧室的窗口俯视窗外巨大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雕像：一个戴近视镜、剪着短发的少女（少妇）左手抱着一本书，右手托起一个球体，我想那个球大概是水星或者木星之类的东西。人群围绕着那堆丈把高的石膏像磁铁上跳荡的铁屑一般毫无目的地转动，我的身后，小羊趿着塑料拖鞋在木质地板上踩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你结婚了没有？”小羊走进浴室之前，问了我一句。

“结了。”

“几个孩子？”

“没有。”

我觉得我的双脚在踏进这个令人窒息的门洞时，我就预感到了以后将会发生的一切，这一点也许在那年春天我离开原野上那座孤零零的瓦屋时就已感觉到了。起先，我们坐在这间小屋的窗前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谈话像是被冰冻住了，我们只能在一些无聊而又断断续续的句子之间尴尬地徘徊。过不多久，这些干涩的句子又一次次被重复，我觉得在我和小羊之间，一个像注定要发展成为癌肿的小疖正在急剧膨胀，这一点让我兴奋不已。

小羊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姑娘。我在蝙蝠大街看见她的那一刻就已看出了这一点。她的眼神和身体散发着这个城市里女人早已消失的聪颖、率直和力量。

没过多久，当我在窗口转过身来的时候，她正赤裸着身体从浴室里走出来，她未加修饰的胴体闪着黝黑的光亮。一些水珠顺着她的肚脐和股沟流到地板上。我站在窗前好久没动。也许是这种预料之中的狂喜来得过早使我迟迟不敢挪步，我在隐隐地感到我的那个倒霉的忧郁病症又一次朝我袭来的同时，发现自己对于乡间人的做爱方式感到惊惧和陌生。

我被钉在了窗前。她是我除妻子之外见识的第一个女人。我想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件事。

小羊走到我身边，开始吻我的脖子。她的身上有一股发脂的香气和自来水的漂白粉味。

小羊说：“别怕，我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小羊真是一个不错的姑娘，我想。

我在离开那个红色的门洞时，天色已晚。广场上没有什么行人。我走到那尊石膏像旁，突然想起了两个人曾经说过的话。一位伟人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说道：“在每一扇为你打开的门的背后都潜伏着一个阴谋。”

另一句话是我的一位山东朋友给我的赠诗中的句子：

她赤身裸体地坐在我对面

我看见

一根剥了皮的树桩

长出了新芽

2

午后，父亲拉着他的手，沿着那条飘满金黄色芦柴花的深深的沟渠跌跌撞撞地朝前走。天空滚过几道沉闷的雷声，惊起藏在茭白丛和水草底下的梅鸟和斑鸠。天空格外晴朗，像是要向地面滴下蓝色的颜料。太阳蒸烤得远处的矮树林腾起了白色的烟雾。他感到脚下布满尘泥的小路有些发烫。

他的父亲肩上扛着一个扁圆形的铁箍木盆，不紧不慢地走着，他要不断蹦跳着才能勉强跟上父亲的步子。村子边缘的桑树，褐黄色山丘上的茶林和村头那架破烂不堪的水车渐渐地被抛在身后。他回过头，还能看见村里的跛腿剃头匠一摇一摆地从井边提着铅桶朝那道很旧的土墙里走。

父亲有时在路上停下来，和那些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的农夫打招呼，他看见那些人将手里的烟斗递来递去，最后传到父亲手中，父亲猛吸了几口，又将烟斗还给他们。远处，一条大河像银色的带子缠绕在密密的防风林的背后。

他和父亲来到那条大河边时，村子已经看不见了。稻田里的秧苗刚刚开始返青，叶子卷曲着，河面上不时吹过来几阵凉风，他觉得非常舒服。

父亲将木盆扔在一棵老水杨树的浓荫下，把他抱到河里，他觉得河水的水皮像火一样烫，但水底却异常清凉。他在河里浸了一会儿，父亲又将他托到岸上。

“你坐在树下别动。”父亲说。

“嗯。”

“等到你身上的水被太阳晒干了，我再带你游水。”

“嗯。”

父亲说完，抓过岸上的木盆，潜到水中摸河蚌。河水没到父亲的脖子和两腮，他的眼睛盯着河面和岸边的黄泥交接的水线一动不动，不断地朝水面吹出水花。他踩到河蚌时，就沉到水底去摸，有时碰到小的，他就用脚趾将它们从河底的污泥中夹出来。除非摸到特别大的珍珠蚌，父亲才炫耀似的朝他挥挥手。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跟他说话。

父亲像木瓜一样的脑袋在河面上越漂越远。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影。坚硬结实的蚌壳砸到木盆里发出清脆的声音，他倚着树根，渐渐感到瞌睡了。

过了好久，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云层在天空堆积得很厚，空气还是那样燥热，时间像是静止了。他身上的水分早已被太阳吸干，他模模糊糊地听见父亲像是和一个什么人在说话。

河的对岸是一处茂密的苇从，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椭圆形的大木盆里采苇叶。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长长的辫子缠在头顶。她不时地抬起湿漉漉的手臂擦一下额角的汗，转过身冲着父亲笑。他想，这个女人也许一直就在那里采苇子，父亲和他原先都没有看见她。

父亲说：“小心你的木盆翻了——”他的嗓门很大。

女人说：“你小心X叫蛇咬了。”

父亲说：“蛇在水底不咬人，你翻到河里，肚子就要进水了。”

女人不再说话，只是咯咯地笑，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女人把身体移到木盆边上，褪下裤子，露出白白的屁股朝河里撒尿。他听见河水咕咕咚咚地响。

父亲说：“我可看见了。”

女人说：“你看见个屁！”

父亲说：“我看不见，我可听见了。”

女人说：“只怕是树荫下你那个傻瓜儿子听见你的话，做父亲的没了脸面。”

父亲说：“他不懂这号事。”

女人掖好裤子，不再吱声。

他在那棵水杨树荫下，用一根枯树枝拨弄着地上的蚂蚁，装着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他看见父亲深深地潜入了河底。河面上漾开了一个磨盘大的旋涡，过了一会儿，父亲在离那个女人的木盆不到几尺远的地方露出脸来。他听见那个女人高声地尖叫一下，父亲从水面上蹿起来，一下就把那个女人的木盆弄翻了。女人像是呛了几口水，他听到了河水被搅动时发出的巨大的声响。

女人说：“我的丈夫可在附近捕鱼。”

父亲“嘿嘿”地笑了两声。

又一阵沉闷的雷声炸过之后，天空陡然阴沉了下来。远处，一座破庙被埋在深深的蒿草中间，和尚敲钟的声音在宽阔的原野上走了好久。

雨幕在地平线上织成了一道灰色的墙，不一会儿，一团白色的雾气将那座破庙罩在了雨中，他看见破庙周围有一些扛着锄头的农夫从河坎和大豆地里钻了出来，在雨中狂奔着。雨水在秧田里溅起的水花跳跃着朝他蔓延过来，那条大河转眼之间就让噼噼啪啪的雨珠砸得坑坑洼洼。

河的对岸，在东倒西歪的芦苇丛中，父亲和那个女人像两条水蛇一般缠绕在一起，水面上漂满了芦苇青黄的叶子，女人张着嘴在水中扑腾着。雷声响起来的时候，闪电像燃烧的树枝一样在空中飞舞着，那个女人的叫声被雨声淹没了。

他倚着树干，静静地看着对岸。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渐渐地，他对苇丛中那两个像墨鸭一样翻腾的人不再感兴趣。他看见父亲的那个盛着河蚌的小木盆在河中间打着转朝下游漂去。

雨还是没命地下着。

雨停的时候，父亲顶着那个木盆，搀着他的手朝村里走。

“刚才那场暴雨真大——”父亲说。

他没有吭声。

太阳从云层中重新钻了出来，阳光被雨水过滤后不像先前那样炙人。村头的地上落满了吸饱了雨水的白白的刺树花。

院子里的沙地被雨冲得很板，那棵木桃树上溅满了泥浆。他走进堂屋的时候，看见母亲蹲在一张草席上缝被角。

“刚才那场暴雨真大——”父亲对母亲说。

“孩子一定让雷声吓坏了。”母亲说。

“他蹲在一棵水杨树下，没事。”父亲说完，走到里屋去换衣服。

母亲朝他笑了笑：她俯下身咬断被角上的那根长长的白线。阳光从土墙上窗骨的缝隙中照到她身边的地上。

那阳光让他难受。

3

女人俯卧在诊所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这张急救担架似的小床的底部装有四个橡皮轮子，随着医生的手在她背脊上的腰窝里重重按下，她的柔软的躯体像浮在杯口的酒一样不停地晃动，面色红润的医生将听诊器支在耳朵上，让听筒顺着女人的背脊滑行。

医生：你小便的颜色黄不黄？

女人：不。

床头的一个简易竹篓里装满了裹着脓血的纱布和棉团，一股浓烈的血腥恶臭刺激着女人的鼻孔，女人看见门的背后有一张铺盖着白布的圆桌，桌上的扑克牌摆成蔷薇花朵的形状，余下的一叠牌在桌子的一角被洗得很整齐。

女人：医生，你也用扑克牌算命？

医生将口罩朝下拉了拉，露出刮得很干净的两腮。

医生：有没有呕吐的感觉？

女人：没有。

医生朝女人做了一个手势。女人顺从地调整了一下身体的姿势，她平躺在床上，双腿屈起，两臂伸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医生拿听筒在她的衬衣底下贴着她的肚脐往上推，女人感觉到那个冰凉的东西在心脏周围的区域内慢慢滑动，身体痉挛抖动了一下。

医生：将裤腰带松开！

女人照办了，医生紧锁双眉，目光紧盯着对面白色的墙壁，手指顺着女人腹部的曲线朝下移。女人更加剧烈地颤动了一下，她的腹部僵直地耸立起来。

医生（笑）：不要紧张，肌肉放松。

天色已近黄昏，街道上卖冰棍的老人用木块有节奏地敲击着木箱。洒水车开过的时候，诊所的门前扬起一片灰暗的尘粒。诊所门边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个秃顶的中年人，他一边用食指蘸着唾沫翻着一本很厚的书，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屋子里很静。风吹起墙上人体穴位图的一角。纸张在空气中发出摩擦的声音。

女人从床上坐起来，倚在墙上系裤腰带。医生将听诊器揣在白大褂的衣兜里，搓了搓手。

医生：你到楼上来一下。

女人跟着医生朝阁楼上走。楼房很旧，有几处已经出现裂痕。女人的高跟凉鞋踩在上面，发出空空洞洞的声音。他们走到楼上的时候，一只老鼠顺着结满蛛网的电线爬上了屋顶。这个阁楼的窗户正对着城市中蜿蜒流动的一条黑河，一些装满木料和蔬菜的小船停泊在一座铁架斜拉桥下。女人不知所措地站在窗前，她看见夕阳下河对岸的店铺门口，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正把一筐筐湿漉漉的东西从拖车上卸下来。

医生在屋子的另一角朝女人做了一个和刚才在楼下几乎是一样的手势，女人走到屋子中间的那张木床边，坐在床沿。

医生：我来为你仔细地检查一下，把衣服脱了——

女人犹豫了一下，在床上躺倒，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开始脱衣服。屋子里光线很暗。医生的高大的背影对着她。屋角的桌椅和柜橱在尘封的空气中显得影影绰绰的。

女人：医生，你为什么不打开电灯？

医生：电线让老鼠啃断了，电工一直没来修。

医生拉开一只抽屉像是寻找着什么东西。女人静静地躺着，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医生捏着一杆装有三节电池的铁皮手电筒，走到了床边。

医生：你的裤衩为什么不脱掉？

女人愣了一下，随后扯下了裤衩。

医生：你其实不用害羞，这种事没什么。我常常为女病人做这样的检查。

女人感觉到医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柔和了。

女人：医生，袜子要不要脱掉？

医生（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不用了。

女人听见医生的手指揿了手电筒的揿钮。一束强烈的光柱跳荡着细微的尘粒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医生举着手电仔细地检查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女人感觉到手电筒的光亮在身体的一些地方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挪开了，在另一些地方，医生察看了足有十分钟之久。

医生：你和丈夫最近的一次房事是在什么时候？

女人：一个月前。

医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女人：没有。

医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觉得他的嘴唇离她很近，他的声音像是被她的浓密的长发过滤了一样，纯净但很陌生。后来医生在她耳边的低语使她很难听清。他的胡茬蹭在她的脸上，像石头一样坚硬，女人感觉到医生的左手压在了她右边的乳房上。女人迷迷糊糊地用手勾住了医生漂亮的脖子。

医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妩媚的微笑。医生揿灭了手电筒，站起身来脱衣服，他的动作太急，皮带的金属搭扣在寂静的屋里发出悦耳的声音。她看见医生强健肌肉的暗红色的影子在她的床边跪下了。

医生：我的美人我第一次见到你深不可测的目光就让我心慌意乱我只要想到你的眼睛睁着我的眼睛就永远不能闭上你长得如此美丽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医生俯身狂吻她的脚趾、她的细长的手臂、她的乌黑的眼睛、她的散发着浓郁果香的长发。

女人：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让我这样快活过。

时间过去了很久。屋子里完全黑了下来。海边塔楼的钟声不紧不慢地响了九下。街上混浊的路灯光衬照着阁楼微微起伏的窗帘。女人身上缀满了汗珠，医生已经在她身边入睡了。女人侧过身，推醒了他。

女人：你这儿有没有手绢，我的汗都把床单浸湿了。

医生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抓起手电筒在床上照了照，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条手绢递给女人。

女人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清那是一条蓝色的纱织手绢，绢面的一角有个被烟头烫穿的焦黄的小洞。

医生迅速穿好衣服，恢复了先前沉静自信的神态。

医生：你的病症像是非常奇怪。

女人：怎么？

医生：你第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女人：十三岁。

医生：你的病眼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治。

女人：很重吗？

医生：也没什么，吃几副蛇胆试试吧。

女人：蛇胆？

医生：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毒蛇出售。

4

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午。

警车停在蝙蝠大街上那个破烂不堪的红色拱门前。一个矮个子警察站在门槛的外侧，挡住了试图进入那座房子的好奇的人群。

“现在天气太热——里面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死了一个人……”矮个子警察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那些围观者并没有很快散开，他们在闷热的阳光下摇着折扇，显得很有耐心。

房间里呈现出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那个在前天夜里猝死的人的尸体已在昨天被法医运走了。人的死有时和一些易碎物（譬如杯子、酒瓶之类）的破碎没有什么两样，随着垃圾被清除，一切又恢复了原先的面目。死者的妻子倚着厨房的煤气灶坐在地上，从她的脸上看不出极度悲伤的样子，她那苍白而又平静的面容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冗长的回忆。

房间里光线充足，桌椅摆放得很整齐，一架老式的电扇在屋角吱吱嘎嘎地转动着。穿短袖衬衫的警官静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上，他的身体挺得笔直。在他身后，一名女警察正用皮尺在地上丈量着距离，然后在一个蓝色笔记本上留下记录。

警官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睛正视前方：在靠近墙角的窗户底下有一张双人床，死者的尸体在搬走之前就停放在那里。雪白的床单上有一个小小的血圈，血是从死者身体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如果那个人是被平放在双人床上，那么他的伤口可能在背部，由于流血不多，甚至很难说床单上的血印和死者被耗尽的生命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越过那扇半开着的玻璃窗，可以看见街道另一侧的那些工厂灰色的巨大房顶和建筑物，一直起伏延伸到竖着烟囱和电线杆的灰蒙蒙的天边。

警官点燃了一支烟，在桌边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房里，他的脸上流露出比那个坐在煤气灶旁的女人更多的难过。

“前天——或者更早一些时候，你有没有察觉到你丈夫的举止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警官问。

“没有。”女人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警官说。

女人没有搭腔，她的因饥饿和疲劳显得憔悴的脸上泛出青黄的光。也许自从她的可怜的丈夫命归西天之后，她就一直坐在厨房潮湿的地上。

“你的丈夫身体是不是一直很健康？”

“死之前他从来没有得过感冒。”女人说。

警官也许觉得站着和女人说话有些不合适，就挨着她蹲了下来。

“恕我冒昧——”警官顿了一下，“你和丈夫性生活和谐吗？”

女人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摇了摇头。

“为什么？”

女人脸上显现出为难的神色，警官焦躁地打了一个响指，有时候，问题过早地触及这些敏感的区域反而容易受阻。

“他在和我干那种事的时候，常常一个劲地翻看电影画报。”过了一会儿，女人终于说道。

这时，那个女警察也来到了厨房的门前，她捋了一下额前的汗水，将手里的笔记本交给警官。警官把那个笔记本匆匆翻了一下，又重新合上递给他的女助手。

“死者——你的丈夫精神上是不是一直很忧郁？”

“他有一种奇怪的病。”女人说。

“什么病？”

“他看见光从玻璃窗中投射到墙上就感到紧张，我实在看不出墙上那块白色的光斑有什么可怕，可他总是一个劲儿地喘息，浑身颤抖。自从在一个平常的午后他突然犯病之后，我们家的窗帘就一直合着，即使夏天也是这样，不过，有时风还是会把窗帘撩开……”

“你丈夫在户外看见阳光也这样吗？”

“不。”

女人的眼神中显现出某种警觉的机敏，她看见那个倚在门边的女警察一字不漏地记下她的话，感到有些不自在。她看了看那个姑娘，又看看警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丈夫的死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是死于谋杀——”女人说。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我们想弄清楚一些细枝末节……我们总要对死者负责吧……你是不是觉得你丈夫神经有些不大正常？”

“不，他很正常，我能断定他很正常，他比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正常。”女人说。

警官搔了搔头皮。

“当然——”警官吐了一口气，“对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病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界定了，我们这个城市的神经病发病率比一九五六年整整提高了六倍，你丈夫的病也许没这么严重，可能只是一种妄想症……从尸体背部的伤口来看，你的丈夫死于非命，但我们认为他极有可能是自杀。”

“他不可能自杀。”女人说。

“不，是自杀。昨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医院送来的验尸报告，你的丈夫在死前感染了梅毒，我们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梅毒是从G省的一个妓女那里传染上的。为了确保市民的生活安宁，我们在几年前就建立了市民行动档案，你丈夫的行踪很早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天黄昏，我们的一名便衣在起义大街的广场附近看见你丈夫和那个妓女待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你丈夫由于感染了梅毒，精神极度恐惧，导致了你所说的那个奇怪的病症，然后他选择了一种奇特的方式自杀。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胆怯，故意造出一种自然死亡的假象，把死亡的罪责推给第三者。”

“那个G省的妓女已经被我们收容了。”倚在门边的那个女助手说了一句。看得出，她一直想找机会插话。

这间厨房毫无生气，煤气灶上布满油垢，一套紫色锅子和勺子成排地挂在墙上，看不出任何日常做饭的痕迹。女人双手抱着膝盖，蜷缩在地上，她的身架随着轻微的啜泣而颤抖，警官抓过她的一只手，使劲地捏了一下，仿佛要使她更加镇定些。

“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太不幸了。”警官说，“不过，你其实……也用不着过分悲伤……自杀也许是你丈夫所能采取的最恰当的结束生命的方法，因为即使他不这样做，梅毒也会很快……”

“就是这么回事……”女助手附和道。

警官慈祥地拍了一下她的脑袋，从地上站起来。他的头有些晕眩，也许在地上蹲得太久了。

“你晚上一个人在屋子里是不是害怕？”警官问。

“害怕什么？”

“我的家就住在附近，晚上，我可以……”

“不，我一点也不害怕。”女人说。

警官和他的女助手下楼的时候，那个矮个子警察仍然站在门槛外侧，驱散着围观的人群，太阳永不衰竭的光芒烤炙着长长的街道。

“……里面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你们即使进去了也看不见尸体……尸体昨天就运走了……”

5

晚上，马那坐在餐桌旁翻看一张发黄的旧报纸，显得有些心烦意乱。他的妻子一边打着长长的饱嗝，一边用火柴棍剔着牙缝。屋子里光线半明半暗，用旧的白炽灯管发出持续不断的颤抖长音。

墙上挂钟镀铜的长短针指向六点，时间还早。马那将手里的报纸翻过一页。第二版上刊登着一篇追踪报道：六月二十七日，两列火车在通往G省的干线上相撞……这篇报道马那已经看过六遍了，每一次看它，在那些陈旧不堪的语汇、标题和插图中总会依稀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脸。许多天之前，马那在蝙蝠大街上碰到了这个来自G省的女人。她的深邃的目光使马那不寒而栗，她的美貌混杂着泥上和青草的气息使马那意识到自己在这座城市里已虚度了多年。后来，这个女人成了他的情妇。现在是六点零五分，差不多再过一个小时，马那将会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再次见到她。眼下，在出门之前，马那必须编造一个妻子能够接受的外出理由。

妻子收拾完了桌子上的杯盘碗碟，将油腻腻的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到马那面前。

马那欠了欠身子，慢慢地进入了角色：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

“扑克牌搁在哪儿啦？”妻子问。

马那用手指了指窗台。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蒋平……”

“嗯，怎么？”妻子将手里的扑克牌在擦得锃亮的餐桌上摆成一个蔷薇花朵的形状。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喜欢用扑克牌算命。

“他已经拿到了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明天上午搭机……”

“嗯。”

“明天上午搭机去悉尼。”

“我的命牌总是梅花A，算来算去……”

“今天晚上，我们几个老同学约好去向他道别，我……”

妻子一连打了十几个饱嗝。

“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我必须去一趟，老同学嘛……”马那说着，站起身来。

“你要去哪儿？”妻子突然提高了嗓门，将手里的牌放在桌子上，紧张地看着马那。

“我去看蒋平。”

“蒋平是谁？”

马那这才意识到妻子刚才压根儿没在听。在妻子苛刻的目光注视下，马那只好将刚才编造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妻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马那从妻子脸上迅速逃遁的笑意（像一次退却的洪水）中闻到塑料的气味，他冷不防打了个寒战。谎言一旦离开了合作者便无法存在，妻子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却不忍心将它戳破。

“你现在就去吗？”妻子问。

“不，我先洗个澡。”

“酒别喝得太多。”妻子开始低头洗牌。马那意识到妻子的合作使他的谎言勉强幸存下来，他松了一口气。

马那准备去浴室的时候，隔壁的一个老太太掀开门帘摇身走了进来。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副主任。马那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她站在蝙蝠大街71路公共汽车站的站头，在烈日下挥动着一面小三角旗维持秩序。她的身体虽然一天天衰老下去，可是在她爽朗的笑声和有力的步伐中却洋溢着过剩的精力。老人进屋后，径直走到妻子的身边，挨着她坐下，谈起了最近在中国北部发生的一次特大的森林火灾。

“东北的一片树林失了火。”老人神秘地说。

“是的。”

“烧死了很多人，毁坏了大片的林子。”

“我知道。”

“我来和你商量一下给灾区人民捐款……”

“我们家没有很多钱。”妻子果断地说道。

这个浴室很小。浴缸的旁边有一个白瓷板砌成的洗脸池。洗脸池左边的边沿很宽，上面放着一些肥皂盒和盛有牙膏牙刷的玻璃杯，紧挨着洗脸池是一个老式的抽水马桶。

马那在浴缸里躺下，头枕着双手，看着慢慢上升的水线漫过了肚脐。他又一次沉浸在不久后和情人幽会的幸福的预想中。客厅里妻子和老人絮絮叨叨的谈话声清晰地传进来，马那闭上双眼，不再留意她们谈话的内容。

马那在浴缸里泡了大约半个小时，也许他意识到时候不早了，他从浴缸里坐起来，用脚趾拨开浴缸下水孔的橡皮软塞，伸手从墙上的一根不锈钢横杆上取下干毛巾，擦着身上的水迹。他的心绪完全飞到了市中心空旷的广场上。为了不使激动和喜悦来得过早，他竭力控制住体内的骚动的兴奋。浴缸里的水晃动着，在下水孔四周形成一个旋涡，一寸一寸往下缩。

马那从浴缸里站起身，他感到背上一阵奇痒。也许是让蚊子叮了一口，马那想。他伸手在背脊上抓了一下，他看见指甲缝里渗着一丝血迹，他不知道是指甲破了，还是背上让他抓破了。他的一只脚刚刚跨出浴缸，一条大蛇扬着菱形的扁头挨着他的脚背游走了，它那美丽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沿着靠墙的一根木棒爬上了洗脸池，碰翻了上面的玻璃杯。

浴缸里的水一寸一寸往下缩。

马那感到头部一阵晕眩，他想起妻子因为生病每天都要吃一副蛇胆，但他不知道这条蛇是怎么钻到浴室里的，是它自己从蛇笼里钻出来游到浴室里，还是妻子……马那觉得背上一阵刚烈的疼痛，白色的墙壁开始在他眼前摇晃起来。

外屋妻子和老人争吵的声音在浴室里形成了嗡嗡的回响，马那听见老太太破碎的嗓音发出一些互不连贯的词汇。“西伯利亚……干旱的六月……林子……空军……二十三……问题就不好办了……可怜……”

马那跨出浴缸，跌跌撞撞地拉开浴室的门，赤身裸体地冲着他面前两个女人的背影吼了一声：

蛇在我的背上咬了一口。

6

在一个炎热的黄昏，我说不准确切是哪一天，我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病说起来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看见阳光从窗户中射进来，照在墙壁上，就感到惊慌失措。眼下这种病并没有对我的躯体造成任何可见的危害，譬如说它还没有影响到我的食欲，但是，在极度的忧郁中，我预感到它也许是另一个更为可怕的疾病的先兆。现在，我坐在蝙蝠大街七号的一家私人诊所里。我的朋友，一个著名的神经科兼内科医生坐在我对面，他双手相扣，支撑住不断下沉的头颅，脸上露出疲惫的神色。我想我大概已经在这个诊所里待了很久了。

“后来呢？”医生说（由于他的嘴巴一时疏忽，一缕口涎从指缝中流到了桌上）。

“后来，”我说，“后来雨就停了，我跟父亲回到家里。我推开堂屋的门，看见母亲正蹲在一张草席上缝被角。她对我笑了笑，俯下身体咬断被角上那根长长的白线。阳光从土墙上窗骨的缝隙中照到她身上，她穿着青蓝色的布衫，乳房……”

“你后来看到过芦苇荡里遇见的那个女人吗？”

“没有，从那以后不久，我的父亲就死了。”

“怎么回事？”

“我父亲的死是因为那些河蚌。你知道河蚌分为两种，一种是活的，用刀将它的硬壳劈开，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新鲜蚌肉。另一种是死蚌，里面盛满了污泥，也就是说只是一些蚌壳。但两者在水下摸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一天，我父亲端回来满满一木盆河蚌竟全是蚌壳。这听上去似乎不大可能，但这是真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发现父亲吊死在羊圈里。只有我知道他的死因：在乡间的习俗中，蚌壳和性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医生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显然他对我的叙述有些不耐烦。

“我知道你读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医生说，“我不否认你刚才讲述的那个蚌壳的故事对治疗你的疾病具有一定的价值。据我所知，童年的记忆对一个步入成年的人的精神疾病的诱发并不像弗氏所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事实上，弗氏如果懂一点中医的话就不会那样狂妄。我想一切事物的真谛只存在于它的表面，正如一切生命都活跃于肌肤是一样的道理。你只要关注一下周围的平常事物，病症的源头不难找到。当然，这还要看你在多大程度上袒露你的内心世界。”

“我……”

“你和妻子性生活和谐吗？”

“不。”我说。

“你用不着那样紧张。”医生笑了笑，“我对你们这些具有很高知识修养的病人总是感到很为难。在治疗精神疾病这个问题上，知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障碍。你们这些人往往会自己编造出荒诞不经的理由为疾病做出解释，什么蚌壳，恋母情结，全是自作聪明——对我谈谈周围发生的事吧。”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我试探着说，“我从你的诊所回家，走到马路当中发现我随身带着的一把钥匙忘在了诊所里，我返身来取，你当时正坐在屋角用扑克牌算命（医生肯定地点点头），我拿着钥匙刚刚跨出诊所的门槛，就感到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女人停在马路边上刷着白漆的栏杆上看着我。过了好久，我才认出她来，她是G省乡间的一个土匪的女儿，我小时候曾随外祖父到她家去过。这件事真是一个巧合，太巧了，告诉你你也许不相信。后来我就去了她的住所，在起义大街广场附近，后来我们……”

“我明白了——”医生双手互揉，指关节咔咔作响，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现在已是深夜，窗外高大的梧桐树在风中摇动发出沙沙的响动。附近像是有一幢大楼正在施工，打桩机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不断被夜晚的天空吸没。诊所里异常宁静，靠墙放着一张装有四个橡皮轮子的单人床。在我和医生之间的桌上，有一盆塑料花，在塑料花的阴影之下，诊所里的一切仿佛都感染了塑料的性质：桌子，墙壁，吊灯，人……

过了好久，医生抬起头来：“故事对你写小说也许很重要，可医生需要的只是一些现象，譬如说陌生人的一次奇怪的眼神，你和妻子的一次争吵，甚至梦境中出现的下雪的场景……”

“我有一次做梦梦见妻子……”

“很好，往下说。”医生兴奋地在椅子上坐直了身体，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梦见妻子要杀掉我……”

“杀掉了没有？”

“没有。”

“她用的是什么凶器？一把剪刀？一根绳子？”

“记不清了。”

医生搓了搓手，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患了眼下颇为流行的臆想症，”医生说，“由于这种病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刚刚被发现，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前些时候，有一个和你患了同样疾病的人来到我的诊所，告诉我他梦见妻子用芦苇杀人。几乎每一个病人都声称在梦中发现妻子要谋杀他，但妻子使用的工具则各不相同，有时是芦苇，有时是猪的一段肠子，有时是一条蛇。”

我一愣。

“这种梦境的出现和丈夫发现妻子有外遇有关。正如你所说，这种病对人的身体一时还构成不了太大的伤害，但久而久之，人就会出现死亡和性的幻觉。”

医生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我对面的桌边坐下：“一般来说，到了这种病的后期，幻觉就像海洛因一样容易使人上瘾。他们不是沉浸在妻子和另一个男人交媾的场景中不能自拔，就是设想自己死后出现的种种现实。”

“这病还能治吗？”

医生咳嗽了一下，他侧过身擤了擤鼻涕，掏出一块手绢来擦了擦脸，然后将它放在桌面上。我看清那是一块蓝色的纱质手绢，绢面的一角有个被烟头烫穿的焦黄的小洞。“你不是害怕墙壁上的反光吗？”

“是啊。”

“戴副墨镜试试吧。”医生想了想，说道。

夜郎之行

我为什么来到夜郎

我的夜郎之行事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首先，典籍和想象中的夜郎正在消逝。“遍地芦荻”“在风中摇摆的金银花”丛中已经长出高楼。我原指望能够住在郊外一座院中爬满葡萄藤蔓的茅屋里，清晨被啼鸟唤醒；实际上在夜郎，我的住处是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隔壁的锅炉房整日整夜响个不停，使人不断感到要撒尿。其次，我原以为夜郎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人人充满自信（历史上，夜郎一度以过于自信闻名于世），我设想这种自信会感染我从而治愈我的抑郁症。可是，我在夜郎人脸上看到的尽是和我一样颓废的神情。

夜郎坐落在松子湖边，我乘了一个星期的轮船来到这里，正巧碰上了一连串的坏天气。

换季的郁闷气氛深深地笼罩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看上去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天空、树木、厂房、烟囱……天色阴晦，云层压得很低，一年一度的梅雨已悄然降临。

街面上光秃秃的，剥落的柏油下裸露出赭红色的沙石，汽车扬起尘土，厚厚地黏附在街道两侧的白漆栏杆上，灰色的砖楼一座挨着一座向天边伸展。

在这座城市的郊外，我看到了另一类事物，一座坍塌的古塔，一座钟寺，一处古井……几只鸽子栖息在上面，它们仿佛是城市一夜之间蜕下的陈旧的壳，以自相凭吊的方式和过去牵扯着。

我和几只老鼠在环球旅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度过了这个多雨的春天。当我决定离开这里的时候，在夜郎的一家市立医院里，我被医生告知得了肝炎。

梅雨

眼下，四月的梅雨已飘然而至。雨雾追逐着行人的脚步，将街道和它两侧的围栏浇得锃亮，使数不清的雨披和伞堆积在东站广场上。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

在雨中我感到快慰。

年轻时光

我的住所的窗户有三分之一露在地平面之上。天气晴朗的中午（一般来说，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当我拉开窗帘，我刚好能够看到窗外树木的根须，在地上随风飘行的柳絮，转动的汽车轮胎，女人匆匆行走时叉开的小腿。

地下室被一种腥酸发霉的气味包裹着。被子沉重而潮湿，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总是雾蒙蒙的，像刚出壳的绒鸡。桌布上留下了老鼠或其他更小的动物的爪迹，使人辨别不出它原先的颜色。我仿佛感到墙壁、地面、桌椅上都爬满了苔藓。

通向走廊的门看上去像纸一样薄，我怀疑本身就是纸做的，它挡不住任何来自外界的声音。那扇门上没有装锁，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推开它走进我的房间。

这天晚上，旅馆门房的朱氏太太又来到我的屋中找她丢失的花猫。她的身体像秋后的衰草一样颓败了，稀疏的枯发丛中是一张浮肿的脸。这一次，她没有很快离开我的住处，也许想跟我说些什么。她战栗着坐在我的对面，点上一根烟，开始拉拉扯扯地谈起这座城市和她的过去：茂密的桑林，树木，小河，知更鸟，她的青梅竹马的伙伴，她的年轻时光，她出嫁的日子……我看得出她完全沉浸在充满“桑葚”气息的往事之中，她的描述一次次感染了我。她的记性已经坏了，她用相同的词语形容每一件事物，把经年的流水账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句式，在记忆中断的地方不断重复，在语塞、长时间的停顿中显出悲伤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她是一个垂死的人，一个装在玻璃瓶中的植物标本，一面镜子，我注视着她苍白、变形的面容，正如注视我自己衰竭的内心。

……

朱氏在言谈的间隙总是称我为“大叔”，我几次想阻止她，但又未能说出口。事实上我非常年轻，可好像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点，男人，女人，过去，现在。衰老是年龄的符号，而我的衰老却是天生的，我的年轻时光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剥夺，我内心的花园早已枯死。

我看上去是显得老了一些。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校长就让我在学校自编的剧目中扮演一个老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很正常，我也没有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妥，实际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演遍了所有老人的角色。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这支演出队在乡村巡回演出，我的母亲出人意料地冲上戏台狠狠地揍了我一个耳光。我那时就已明白：衰老是可耻的。以后，我的母亲常常用镊子给我拔胡子——直到现在，一想起镊子，我的眼泪就忍不住要流下来。还有一件事。几年前的一天，母亲到H学院来看我，晚上我带她到学院对面的街道旅馆住宿。她几乎从来没有住过旅馆，一走进房间，她的神色就显得慌乱起来，眼睛东瞅西看，一个年轻的侍者手里捏着一串钥匙悄悄走到我们跟前，诡秘地笑了一下，然后低声问道：

“开一个夫妻房间？”

朱氏老人纵声大笑起来，肥胖的身体像盛满水的皮袋不停地晃动。不过，她很快陷入了沉默，笑容冻结在她的脸上，目光痴呆地望着我。

她从我的叙述中感到了什么？

女服务员推门进来冲开水。我看见两个男人在门外走廊上聊天。他们谈论着木材生意，谈论最近的一次物价上涨，谈论女人，兑换外汇，谈论商人之间永不厌倦的话题——钱的数目。

这时候，电突然停了，窗外的舞厅旋转的灯光熄灭了，街道换了一副面孔。屋里一片漆黑。在暗中我能分辨出两个女人不同的呼吸，甚至我能够听见你的呼吸，在关闭了路灯的校园中……在枕边，在酒后，在潮湿多梦的春季，在被时间磨钝的记忆深处，在你的脖颈，你的唇，你的脚趾、眼睛，你散发着桉叶香味的发丛中……在你的背影匆匆消失的时刻。

那只花猫蜷缩在朱氏的膝间，床下老鼠的叫声使它瑟瑟发抖。

老张

黄昏，我来到夜郎的河边。污秽的河水在灰色砖楼的缝隙中静静地流淌，散发着腐殖的果物和劣质柴油的气息。随着雨季的来临，河水开始上涨，装载着木材、煤、造纸用的稻草、粪便的船只像一个松散的村落，堵塞了航道。

久居水上的人像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木船的桅杆之间拉起了绳索，上面晾着衬衣、短裤、背心、连裤袜以及女人用的花花绿绿的带子，像破碎的旗帜在风中飘拂。我看见一个中年人用铅桶从河中打水，他的女人抱着婴儿朝河面上撒尿。一只木筏驶过他们的船头，站在木筏上的老人拿着一根套有网兜的竹竿，打捞水上漂浮的杂物。所有这些人看上去都是懒洋洋的，在一度变得温暖的阳光下，显出刚刚睡醒的样子。

老张是浙江桐乡人。他的船停在桥墩的阴影中。我到这一带散步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佝偻着背到岸上的一家杂货铺买香烟。他穿着一双旧式解放鞋，裤管挽过膝盖，走路一拐一瘸的，他的脸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油垢，看上去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的样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出狱不久，剃光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好。两年前，他离开了执教多年的夜郎大学，到海边去贩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甲骨文。老张说，实际上，甲骨文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它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基础。在夜郎大学，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我在学校资料室待过一阵，后来改行学公关和英文打字，但我的手和脑筋都已经不灵便了，我已经老了……那个学校的钱少得可怜。我福建的老婆和三个孩子都等着钱用……学校的一个姓李的同事介绍我到河上贩鱼……我对水上的生活不太习惯，不久就染上了关节炎……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用了怎样的借口逃离了他的住处——那只破旧的小船。在寂寞的雨后黄昏，我们坐在船头抽着他刚买来的光荣牌香烟，喝着黄酒。船尾的顶篷上裂开了一个口子，船底的隔板中已渗出水来——在他的船舱里，我到处都能嗅到一股霉烂、死亡的气味。

老张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贩鱼的琐事，火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河面的铁路桥上驶过。

去年春天，我在郊外贩了一批河豚到鱼市上去卖。收摊的时候，我的鱼筐里还剩下几条。傍晚，我回到船上，准备自己烧来吃，你知道河豚的肉质鲜美，可它的鱼子和内脏都有剧毒，弄不好会送命。那天晚上，我的那位姓李的同事到河边来看我——他在夜郎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也像今天一样，我们在船头吃着河豚，喝着黄酒，闲聊。那天晚上，我们喝得很痛快，老李有些醉了，很晚的时候，他才起身离开。我看着他走上河岸高高的堤坝，突然感到一些恐惧。因为我看见他喝酒的那只蓝边碗底黏附着几粒鱼子——我想起从河豚中掏出的鱼子和内脏起先就搁在那只碗里，由于一时疏忽，我将鱼子倒入河中却忘了将碗洗一下。我犹豫了好一阵子，琢磨着要不要追上他把这事告诉他。我站在船头，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终于没有叫住他。第二天他就死了。我被关进了监狱。

现在，我又看见老张佝偻着背，左右倾斜着身体去河边那家杂货铺买香烟。

老张和我一样都是不走运的人。我想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老张当时为什么没有叫住他的同事，把那个致命的讯息告诉他。

语言

许多年前，随着繁荣在生长，中西部、东南沿海以及北方的一些人开始迁移到夜郎定居，这些操着闽南、湘、客家方言的人和当地的居民混杂在一起，通婚，繁衍，使这一带的语言变得极其复杂。这些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为了便于交流，不得不使用各自语言中浅显、通俗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现行语言，其表现力已大大退化了——名词越来越多，而形容词却显得极度匮乏。此外，夜郎的语言还有一个显见的缺陷——缺乏幽默感，语调无力，词汇枯燥乏味。不过有一些情况也许例外，比如夜郎人相互间的争吵。在吵骂声中，那些古老的、冷僻的、粗野的、生动的词常常会沉渣泛起，使人耳目一新，也许是在争吵时，人们无须理解对方语言的所指，而仅凭声音的夸张程度和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对方的用心。在生意人之间情况也是如此。在潮湿的菜市、货栈、木材公司、服装街，商人们的谈吐显得温文尔雅，热情豁达。

在我看来，夜郎人的语言非常适合于讨价还价，而不大适宜用它来谈情说爱；适合于互相争吵，不大适宜朗诵诗歌。

一九八二年，H大学著名的日裔语言学教授颜逸明先生曾带领他的五名研究生来到夜郎，对这里的语言系统进行全面考察。结果，他们在划分方言区域这个基本问题上一筹莫展，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颜教授还是写下了长达四十万字的巨著《夜郎语言概要》。这部书现藏于夜郎图书馆。我在夜郎整天无所事事，有时也到图书馆翻翻那里的书籍。在三楼靠左的一排书架上，我发现了这本书。书脊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翻阅过它了。

在这本书的开头，颜教授就饶有趣味地分析了一系列夜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它的缘起、发展和演变。譬如“乡巴佬”这个词。

十八世纪中叶，随着丝绸、酿酒、织布业的发展，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开始兴起，夜郎的城镇格局初步形成。每天清晨，运送蚕茧、棉花的牛车和人群排成长龙出现在夜郎城外的大道上，这些押送货物的人大都是年轻的乡村小伙儿，夜郎人亲昵地称他们为“乡巴佬”。事实上，这个词本来不含任何贬义。这一带一度曾流行一出秧歌剧，剧情的基本内容就是几个城里的纺织姑娘同时爱上一个运茧的乡巴佬，最终，那位幸运的“乡巴佬”居然同时娶了三位美丽的妻子。十九世纪末期，夜郎城镇延伸到松子湖边，湖边的一些渔民过着自足的捕鱼生活，他们对纺织业和酿酒毫无兴趣。他们生性愚钝、粗鲁，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渐渐地，这批渔民和他们的后裔被人称作“乡巴佬”。本世纪初，“乡巴佬”这个词第一次和“等级”挂上了钩，夜郎人用它来称呼那些“看上去显得贫穷的人”。五六十年代，这个词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夜郎人把所有异乡人，包括生意人、小偷、作家、演员、建筑工人……统称为“乡巴佬”。到了最近，用颜逸明教授的话来说，“乡巴佬”这个词的词义发生了空前的混乱。有钱人用它来揶揄那些“看上去显得贫穷或经济状况不如自己的人”，而那些穷困、自卑，很少受过教育的夜郎居民则把他们“看上去不太顺眼”的人称为乡巴佬。就像在五十年代，欧洲青年习惯于把他们不喜欢的人称为法西斯一样。

商店

星期天的上午，梅雨的间隙中出现了难得的好天气，空气变得燥热起来，吸饱了雨水的柳絮、树木的叶子在街道两侧的阴沟边腐烂。

夜郎人被连绵的梅雨困得太久了，阴暗的表情终于被阳光驱散，老人、孩子、穿着厚长裙的姑娘、容颜已逝的母亲乘上拥挤不堪的电车，来到商业街、公园、游乐场、咖啡厅，忙忙碌碌地度过一天的闲暇。

我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看着街道两边那些颓圮或兴旺的店铺、砖楼，那些兜售“肯特”牌香烟的青年人，卖棉花糖的妇女，伏在木凳上卖茶水的老人，那些晾在墙边受潮的衣服、旧式马桶；桥头花担上被太阳晒瘪的栀子花蕾……孤独的情绪淹没了我。

“有兑换券吗？”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悄悄地跟上了我。“没有。”我说。到处是吃着冰激凌蛋卷的行人，浓妆艳抹、结伴而行的少女，到处是屁股、手、头发、酥胸、廉价香脂的气味、喧闹的声音。我的鞋被挤掉了。

炎热的夏天，是苍蝇施虐的季节。成群的苍蝇跟着你，黏附在你裸露的臂膀上、脸上，你裙子后摆的皱折中，怎么也驱赶不掉。“我们好像老是来这样倒霉的地方。”你说。你的笑是装出来的。我手里捏着几张揉皱的纸币，仿佛要渗出水来，我们总是在一处处装饰华丽的铺子前停下来，看看新式样的皮鞋、连衣裙、腰带，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们总是东瞅西看，却什么也不买，连价格都懒得问。有时候，人群把我们挤散了，你正好找到借口独自一人走在街道的另一侧……

街道对面的加油站上，两个汽车司机正在互相殴打，其中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头被铁棒击中了，流了很多血，围观的人很快遮住了我的视线。

柜台后面一个少妇悠闲地剔着鲜红的指甲。“你想买些什么？”她站起来，对我说。她表情冷淡，语调沮丧，让人望而生畏。“不买。”我说，“我只是想随便看看。”

我来到商业街，只是想随便看看。就像李琳在一首诗中写过的一样：

我们的周末，

只不过到处走走。

在电线杆下停留，

到河的对岸

散步。

李琳，我潦倒的朋友，你是否仍在那间不透风的房子里写诗？你在一张又一张的白纸上写着爱、爱、爱，把头发都写白了。

女人

我从一家廉价的酒馆出来，走到了半明半暗的街道上，在一处阴暗的拐角，迎面而来的一个女人用肩胛碰了我一下，我转过身看了看她。

天色已晚，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开过的汽车闪着刺眼白光，我的眼帘中留下了她模糊的身影。看上去她是一个少妇，身体的各个部分被昏暗的路灯衬得非常显眼。她的脸上红扑扑的，像是化了妆，怀里挟着一把黑伞。

“你要不要布？”她朝我走过来。

“什么布？”

“布料。”

她说她是一个外地人，一个星期前随着厂车到夜郎的一家服装公司送货。交验的时候，她发现布料多出了几十匹。“我打算把它卖了。”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单据递给我。我看不清单据上的字，何况我对布料没有什么兴趣。

“不想买。”我说。

女人走到我跟前，“也许，你还想买一些别的什么？”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我能够闻到她嘴唇中散发出来的腐沤的肉汤的气味，我看不清她的脸。

“你还有什么？”我问。

“你要什么？”

我想，这个聪明的女人也许正在考察我早已衰败的心智。她丰腴的胸脯起伏着，语调含着暗示，目光中弥漫了一股哀怨、温柔的气息。我们站在那处潮湿的拐角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她显出很有耐心的样子，她像是看出了我的犹豫，拉了拉我的袖子：“你到我那儿去看看货总可以吧。”她说，她的住处离这儿不远，“门前有一条长着芦苇的小水沟。”

我说我可以到你那儿看看。我们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朝郊外的方向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她走。她的表情和言谈就像广告画上浓妆艳抹的女郎，充满了诲淫的味道。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有几个年轻人在闲逛，影影绰绰的；我看见街道两侧的小吃店、卖水果和香烟的零散的铺子正在收摊关门。展览馆西侧的一家舞厅还在营业，播放着英国威猛乐队那支著名的曲子：《走前唤醒我》。隔着茶色的玻璃，我能隐约看见灯光中扭曲的人的身影。他们的世界和我不相干。

我们转过了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两旁树木的剪影越来越浓了。我们并排走着，女人一声不吭。我们的胳膊时时碰在一起。我感到了她富有弹性的肌肉。我依然看不清她的脸，她的皮肤、发脂的香气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女人重叠的记忆。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们来到一幢低矮的房屋前，房子的内部透出隐隐的亮光。我发现这所房子的前面的确有一条椭圆形的小水沟，只是芦苇早已枯死，新芽还没有长出来。水沟边有几只鸟被我们惊动了，在草丛中鸣叫。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显得极不真实，房屋、树木、天空、身边的女人。房屋的门厅前坐着一个老太太，她伏在一张木桌上打盹。我们轻轻地从她身边经过，沿着一条很陡的木质扶梯上了楼。

她的卧室朝南有一个小小的阳台，隔着纱幔，我依稀看见不远处城市上空飘浮的灯火。床头灯罩的外壳是黑色的，床上的被褥、枕头、床单在灯光下非常清晰，屋内其余的部分都浸在黑暗之中。

我坐在床头不知所措。我的呼吸很重。女人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怔怔地看着我。

“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我说。

“看上去，你还很小。”女人笑了一下。她的语调使我感到温暖。她比我想象的要苍老一些，脖子上的皮肤松弛了，眼角挤满鱼尾纹。

“你想要什么？”女人脱掉了高跟鞋、袜子，裸露出惨白的脚趾。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连同几枚硬币都掏了出来，放在床前的台灯下。室内非常宁静，房子外的树木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像一只识路的骆驼，急不可待地在沙漠中行进，寻找泉眼，寻找绿洲，寻找那处湿润而神秘的入口。用食指和中指小心地分开它，进入到它的深处。

我又一次感到了你肌肤的温馨，你的唇，你的跳荡的胸脯，你的双乳，你凸起的耻骨的曲线，你的呼吸，你梦中的絮语，你肉体中散发的死亡的气味……

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在环球旅馆院内的草坪上，门房的朱氏太太正在打着太极拳，那只花猫伏在台阶上，一动不动。

老张

老张的背比先前更驼了。他的腿得了关节炎，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驮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自打我们认识以后，他常常来到我的住所闲聊，在雨中他从不带伞，淅淅沥沥的雨点总是把他的衣服打得濡湿。

他的脸好久没有洗过了，睫毛上粘满了凝结的眼屎。年轻的种种特征已经从他的身体上消逝了，犹如季节的嬗递，可是他的内心却是那样渴望它的再现。他渴望听到“年轻”这个词，渴望谈论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光。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边咳嗽，一边朝地上吐痰，然后用鞋底擦去痰迹。看着他颓唐的外表，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我感到他的病症和我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在过去。

鱼贩的生涯并没有能够改变他，却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近来，他不断地谈论他的那些鱼，鱼的种类、颜色、习性、死亡以及甲骨文中“鱼”字的几种写法。我们在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常常一坐就到天亮，他总是唠唠叨叨，欲言又止，连我都感到厌烦了。

梅雨

雨季已到了。天气变得更加阴冷。长久以来堆积在空中的黑云正在消散。天空露出灰白的缝隙。凉飕飕的风改变了方向，使树叶的颜色加深。

在夜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雨天度过的，恶劣的气候感染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的内心越来越感到忧郁。

夜郎郊外的松子湖依然沉寂。低低的回廊、稻草顶篷的凉亭、湖边的柱石在雨中静默着。到处都是褪掉了颜色的花瓣，几只鸟在蒙蒙细雨中傍水而飞。倾圮的城墙一段接着一段，沿着宽阔的湖边逶迤远去，深褐色的墙壁爬满了枯藤和苔藓。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人，一到天气晴朗的闲暇日，便成群结队来到松子湖边。湖边的草坪上、树下到处是游人留下的旧报纸、瓜子壳，被雨水泡发的面包屑、冰激凌包装纸。

在雨中，我看见一个钓虾的老人穿着雨衣，正用钩竿捞起水面上的虾网。他的身后是几家化工厂、一家煤气公司，一座新建的楼房正在施工。

“什么声音？”你对我说。我们隔着一张旧木桌相对无言地坐了很久。桌上放着一盒蛋糕，几块橘子皮，一副散乱的麻将。几个月前，你终于离开了我，跟着一个陌生的公司老板去了南方。你拎着一盒蛋糕敲开了我的房门，搅乱了一副麻将残局。我看着朋友们相继离去。孤独的阴影又一次攥紧了我。

“什么声音？”你说。

“好像是隔壁的人在钉钉子。”

“再听听。”

“脚趾拍打着盆里的水……”

“仔细听。”

“附近的一家宾馆工地正在打桩。”

“难道是……”

那声音煽起了我们的情欲，你脱掉衣服。身体像一棵剥了皮的树，爬上了我的床，帐子里和外面一样炙热，汗水顺着你的脖子、胸脯、腿，在我们之间流淌，浸湿了你的头发，浸湿了床单。我们一遍又一遍做着熟知的一切，等待着那个时刻的来临。你闭上了眼睛，脑袋在枕巾上摇晃。我想象着刚才的那副牌，那张孤零零的“八万”，我在等待之中的娇滴滴的小“八万”。

在我们初见的时刻，那个同样潮湿闷热的夜晚，我的轻信和无知使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已将密码注入／你雪白的琴键／别人不能／开启你的锁。可是你离开我才几个月，你稚嫩的身体一下就成熟了，被人攀摘过的枝条长出了新芽，告诉我，谁的嘴唇啜饮过你肢体的清香，谁的手拨开了你甜蜜深邃的门，怎样的躯体催开了你肌肤的花蕾？

天空更加阴晦了，云流的飘浮加快了速度，在水中投下变幻不定的影子，湖边的一所中学正在放学。姑娘们的花伞在树木的背后闪现，遮住了她们的脸，在风中她们的身体瑟瑟发抖，步履倾斜。伏在树篱中的小鸟，它们的啁啾被雨声削得非常尖厉，几乎让人听不出来。

在湖边的一座凉亭里，一对男女正在谈情说爱。我走过他们身边，女人突如其来的叫声刺痛了我。

公司

一九八二年，一个姓孙的人在夜郎偏僻的一角办起了第一家公司。就是现在濒临倒闭的夜郎服装有限公司。随后，各类公司雪白的门牌就像栅栏一样出现在夜郎几条主要商业街的两侧。夜郎证券公司。南方木料公司。太平洋信托公司。北冰洋饮料公司。一剪梅装潢公司。黑熊电子集团公司。企鹅自来水公司。逍遥旅游公司。夜郎床上用品公司。滋生堂药材公司。沉香扇子公司。王麻子剪刀公司。龙虎驱虫剂公司。夜郎盲女按摩公司……

医疗

夜郎的市立医院紧挨着一座废弃的教堂，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教堂灰黑色的尖顶和肃穆的外壳包含着某种可怕的象征意味，恐惧感镌刻在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的脸上，死亡的气味在医院外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

随着雨季的来临，医院的病人陡然多了起来，病床从室内延伸到走廊里，延伸到院中临时搭起的棚屋里。到处都是药棉和碘酒刺鼻的气息。

肝炎病房设在医院左侧的一幢低矮小楼内，圆形的铁栅栏和蛛网般的铁篱把我们和其他的病人隔开。住在这幢小楼内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不自在。这里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是阴森森的，但却异常宁静。天气晴朗的黄昏，我总是来到楼前的铁笼里散步，在已经开败的海棠或金钟花丛的阴影中翻着当天的报纸。

夜郎似乎永远只适合于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居住，他们日复一日地忙于生意、经营、婚姻，永无休止地劳作和游乐，不知疲倦。生病和死亡与夜郎人忙忙碌碌的习惯显得极不协调。在肝炎病区，即便是星期天，前来探望的家属也很稀少，我每天都能看见那些面容沮丧的患者在被梅雨浇得凹凸不平的泥地上不安地徘徊，等待着家属的来临。那些姗姗来迟的探视者照例小心翼翼地将食品、书籍之类的东西从铁栅栏的小门洞口塞进来，然后迅速在栅栏外的自来水龙头下使劲搓洗他们的手，和病人说上几句就匆匆离开。

我的同室病友是一个五十上下的人。他总是在家属前来探望的时候打击他们的耐心：他的整天沉湎于麻将牌桌的妻子，他的晚上要去看演出的女儿，他的正忙于服装生意心不在焉的儿子，他和亲属的攀谈往往不欢而散，他得了肝硬化，面部浮肿，脸色萎黄，看起来一只脚已踏上了死亡的门槛。我们常常在楼房外的石凳上下棋。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不时跟我说一些令人作呕的无聊的笑话。

“我的肝病是由于喝水引起的，”他说，“我从小就有喝生水的习惯，可是夜郎的饮用水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分是尿。”说完他便端起面前的茶杯猛喝了一口。我想起了夜郎泛着油垢的浓黑的河水，河面上运送粪便的船只……

“你知道这家医院怎么给病人治疗肠炎吗？”有一次，他对我说，“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剖开，把肠子拖出来，一段一段地浸在盛满了水的脸盆里，看着它哪儿漏气——就像修补自行车胎一样。”

我知道他在想方设法使自己快活起来，使我快活起来，可是，他的脆弱、灰色的笑容一旦出现在脸上便立刻消逝。哪怕再深的皱纹也无法使它稍做停留。

在夜阑人静的晚上，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总是看见他手里捏着从食品盒上解下的尼龙绳呆呆地发愣。什么时候他才会有勇气用它结束自己的生命？

医院的对面是一家银行，一家理发店，一家出售鲜花、花篮和花圈的铺子，一家饭馆，一家丧服店……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店铺、砖楼背后，矗立着殡仪馆高大的烟囱。

感觉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夜郎是一座毫无想象力的城市，它的外观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难以区分，居民的生活方式、习俗、表情和别处也大致相同，这里所有的事物都似曾相识。我的感觉迟钝了。

我在每一个商店的玻璃橱窗中都能看见你的笑容，在每座桥旁看见你的背影，在悄然落地的树叶中间嗅到你的鼻息，在不安的睡眠中听到你的叹息……

鞋楦

在夜郎广场的一角，我看着一个年轻的鞋匠出神。看上去他是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沉浸在劳作的醉人的气氛中，忘记了周围的行人和毛毛细雨。他的身边放着两只破旧的轮胎，一摊豆角似的薄铁片，一盒芝麻钉，几把鞋锥。中午的时候，来这里修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用幽默的语调和人们讨价还价，用粗鲁、充满暗示的话逗女孩乐，在姑娘们脱鞋的时候，嬉皮笑脸地搔挠她们的脚板底——看起来，他生活得很自在。

如果天气晴朗，我的父亲一定会把他的那些鞋楦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的记忆衰竭了。我记不住昨天发生的事，但童年的事物：一堵布满蜂眼的土墙，盛开着油菜花的洼地，一片被麦穗覆盖的池塘，却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约翰·韦恩曾说过，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我以为他说得很对。

在乡下，梅雨要来得稍早一些。瓦舍、树木、行人都浸在蒙蒙细雨之中，秧苗和桑叶在雨中悄悄生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农民赤着脚在田埂上踯躅，在屋檐下聊天，享受着一年中第一个闲暇的时节，等候雨季过去。

我家院前有一棵高大的杏树。春雨打落了残剩的杏花，在树上结出和叶子的颜色难以辨别的青果。从春到秋，我看着那些果实慢慢长大，由青变白，由白泛黄。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年轻的时候，深深的皱纹就爬上了他宽阔的前额。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很少对一件事物发表议论，流露出兴趣或显出不满，即使在杏子成熟的秋季也不例外。我记得许多个这样的午后和早晨：父亲搬来一张木梯，拿着竹篮爬到树上，不紧不慢地摘着杏子。用绳索吊着装满黄澄澄杏果的篮子垂放到地上。我和弟弟更加喜欢母亲的方式：她用长长的竹竿噼噼扑扑地搅打着树枝，杏子便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砸在我们头上，手上，背上。杏子酸涩的气息包围了我们。每次摘完杏子，地上总是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父亲看着它们忧心忡忡，一声不吭，我想他也许担心杏树受到损害，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对树木那样爱护。对于收获的杏子，父亲一直很少吃。母亲给我们留下一筐，把其余的送到很远的集市上去卖。

我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制作鞋楦的人。父亲的手艺也还凑合，只是到了最近，鞋楦背时了，他的铺子和身体一下子垮了。父亲对农活没有太大的兴趣，种植庄稼几乎成了我母亲一个人的事。他偶尔也背着手，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到田野里转上一圈，估算植物的收成，想着他无边无涯的心事。在我的记忆中，他对什么事都能将就，碰到他发怒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偷了他做楦头的一块木料做乒乓球拍，他知道后，举着一根木棍朝我打过来，我冲出了家门跑到屋外的田野上，眼看着就要被他追上了，不料，他却在田埂上滑了一跤，半天没有爬起来。

我和弟弟渐渐疏远了他，很少跟他说话。

去年冬天，我回到老家。院前的那棵杏树已经枯死了。父亲将它锯倒，用树干做成了几十只鞋楦，如今，穿布鞋的人越来越少，父亲的鞋楦堆积在屋角。南方的潮湿气候使那些圆滚滚的木头长毛，发霉。碰到天好，父亲就把它们一只只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花了七十天的时间才做成，”父亲指着那些鞋楦对我说，“可到现在还没有卖掉一只，看上去，它们都快要发芽了……”

父亲的话比以前更少，皱纹更深。他总是默默地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沉浸在他的玄想中。他的皱纹下似乎掩藏着什么，他是否有力量回顾一生的琐事，对生命的生长和消逝做出勉强的解释？

我永远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碰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着屋檐上的那片天空，一言不发。

什么东西离开了我的身体？

镜子是一件危险的道具。我从中看出了自己的不真实。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我的那些风华正茂的同伴，正好赶上了令人称颂的大好时光。他们踌躇满志，前途无量，让人羡慕。他们建立了一家又一家公司，学会了七门外语，当上了没有帽子的博士，他们东渡南下，漂洋过海……而我却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整天和一些灰色的东西为伴：天气、老鼠、蟑螂……没人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还很年轻，在未知的将来，有的是时间培育我的自信，使我振作起来。可是，衰老的阴影过早地撵上了我，我的血液干涸了，我的身体成了一具空壳。

什么东西离开了我的躯体？

我的手碰到了剃须刀就去刮脸，我的眼睛接触了窗外的景色就沉湎于遐想，我的身体碰到床就被粘住了。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拿起笔，写下一些无聊的字句。

随着岁月的流逝

谴责你的声音越来越多

随着岁月的流逝

和你对话的声音愈少

车站

临近中午的时候，空气逐渐增加了它的热度和湿度，暖烘烘的阳光使人恹恹欲睡。我坐在车站广场上一处花坛的边沿，等待着班车的到来。

在医院一个多月的隔离生活，使我的感觉变得更加粗糙。所有的声音都离我十分遥远：行人的喧闹，列车启动时沉重的喘息，货摊上的叫卖声，远处时隐时现的汽笛……压路机在广场中心新铺的柏油上碾过，一阵阵沥青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注意到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在我身边已坐了很久。她不时地察看我的脸色，察看我周围的行人。她将那只汗津津的小拳头伸到我面前，摊开手指，我看到有一枚小圆镜似的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是一枚古币。

“想不想要？”姑娘对我说。

我接过那枚古币。它的分量比真正的银圆要轻一些，钱币正面袁世凯的头像已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像一个慈善的和尚。我知道这枚银圆是伪造的，在夜郎已经是第三个人向我出售这些伪币了。我想着那些铸造伪币的人怎样将崭新的镍币放在煤渣里弄脏，在石头上磨掉它的棱角，使它显出陈旧的样子。

两名高大的警察朝这边走过来。姑娘脸上露出慌乱的神色，她从我手里抓过那枚伪币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看见她的背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河滨的一棵树下停下来，朝我招手。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

“这是一块真正的银圆，”她将伪币在河边的桥栏上敲了一下，“我是外地的民工，前些天，城里的一座寺庙被推土机推平了，那儿将新建一座宾馆。今天早上我在清除垃圾的时候发现了它。”

“你有多少块？”我说。

“很多……”

她显然不太善于说谎。她的脚不停地踢着河边的砾石，鼻尖上沁出了汗珠，不安的眼睛盯着河面。我想我应该帮她一下。

“你说的那座寺庙是不是在邮局附近？”

“是的。”她松了一口气。

“这些银圆很值钱，每块至少值四十元。”我说。

“可我只想卖二十元。”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银圆交给父母？”

“我需要钱，我想买一条裙子……”

“我买一块吧。”我说。

“一块？”

“就一块。”

“一块不卖。”

她转过身沿着河边径自朝前走。我倚着河栏没有动。她缓缓朝前走，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她终于站住了。她不知道怎样应付眼下的尴尬处境，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她有着一副纯洁无瑕的外表：漂亮的前额，微微上翘的嘴，富有光泽的肌肤。我不由自主地走近她。

“还是卖一块给我吧。”我说。

“你真的只想买一块？”

“我身上没有带多余的钱。”

自信的表情在她脸上慢慢恢复了。她表现得相当出色，她没有立刻答应我的要求，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用施舍的语气对我说：

“好吧，卖一块给你。”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让我感到愉快。离开夜郎之前，我一直在想着它。我的那趟车像是晚点了，黄昏的时候才来，我捏着那枚伪币，走过检票口，走过一条又一条长廊来到月台上。

月台右侧挨近厕所的地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欢迎您再来夜郎。

背景

他把那份电报交给我，转身走开了。他灰色的背影沿着阴暗的长廊缓缓前移，在那堵赭红的拱门下打了一个寒战，像某种不经意的笑容被突然收敛。拱门外阳光如风，我看见校园中被修饰过的草坪在晚秋的空气中显得整肃而安详，一如收割后的庄稼腾出的大片坦荡的田野。那些脸上沾满泥水和草籽的农妇在摇曳的谷穗中直起腰，摘下草帽驱赶着蚱蜢和闷热的空气。田里的淤水被太阳晒得发烫，蒸腾的热流裹着青苔的气味爬到我的脸上。从稻丛中突然窜出的黄鼠狼撞疼了我的脚踝，它金色的毛皮像一道微微颤动的光线消失在河边。等到那股刺鼻的骚臭气慢慢消散之后，我再一次闻到了成熟的谷子的清香和楝树果酸涩的气息。

电报是我的弟弟泥打来的。他赤裸的背脊弯成一张黧黑的弓，在田埂上寻找鼠穴。他在洞穴上堆满了干草，然后点着了火，浓烟熏得他直流鼻涕，可老鼠却怎么也不肯出来。我握着卷刃的镰刀走近他，他抬起那张泥迹斑斑的脸看了我一眼，又看看远处喊着沉重号子挑着稻谷的如蚁人群，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大事：

你说，大寨在什么地方？

“当然很远。”父亲说：“比洲上可远多了。”他瘸着腿，用一根剥了皮的柳枝抽打着那条哼哼唧唧的壳郎猪，歪歪斜斜地消失在炽热阳光下深灰色的背景之中。我来到了车站上。当天去南方的客票已经全部卖完了。我手里捏着那份电报，走过广场上一排排覆盖着灰尘的玻璃橱窗，来到了一尊雕像下。一个背着蜡染蓝色包裹的老人朝这边走过来。我钻入人流挨近他，密集的人流把我们挤在了一起，我的左手伸进他宽大的裤兜，我的手指碰到了他铁一般坚硬的大腿。两个并排过来的姑娘再次把我们隔开，我走到检票口，那个蓝色的包裹像河上的浮流物朝这边艰难地漂过来，塔状的红色航灯在离江岸不远的水中颠簸。我们赶到渡口的时候，天还没亮。泥裹着母亲的那条绿短袄，脖子上绑着毛巾，在二月的冷风中冻得直跺脚。

我们到洲上去吗？

是的。

可为什么要起这么早？

太阳出来，路上的封冰就化了。父亲说。

江岸上的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东边的天空刚刚泛出鱼状的橙色。风从没有遮拦的水面上吹过来，在身后黑压压的房舍顶上发出巨大的啸声。江面上往来的船只亮着暗红的尾灯，像一个打着手电的人在夜晚的旷野中行走。我们等了好久，艄公才来。他打着呵欠跳到木船上，放下跳板。船帆张开时“泼剌剌”的声音像林中被惊飞的鸟，我看见那张打满补丁的帆开到一半就停住了，父亲走过去帮他，已经起锚的船在江边打着转。我和泥待在船舱里，感觉不出船在走，江水顺着船帮疾速向后流动，我感到水是从我们头顶上流过去的，卷翻的泡沫打进倾斜的船舱里，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终于看得见对岸了，看得见房子和树，看得见岸边等船的人影，也看见了瓦。

我通过检票口朝前走了很远才回过头来，那个背着蓝色包裹的老头倚在刷着白漆的栏杆上，神色慌张地在裤兜里找那张票，他把所有的衣兜都翻遍了。“你不用找了，你找不到那块手绢了。”泥得意地对我说。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这块花手绢？”父亲问。

……

“是瓦送给你的吗？”

“是的，她送给我的。”我说。

“不是的，是他从瓦的裤兜里偷来的。”泥叫道。

“是偷来的吗？”父亲问。

“偷的，偷的又怎么样。你不也经常——”

父亲已经走到我身边，他扬起手狠狠地抽了我一个耳光。

父亲再一次朝我走过来，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站着没动。天空阴沉沉的，飘飘扬扬下起了小雨。平板车就停在那里，大片的竹林如墨的阴影遮盖了它。现在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身后不远处那扇红漆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我的耳边还残留着它关上时发出的“嘭”的声音。屋檐下有一排鸽笼，我能记住那些鸽子每一根羽毛的颜色。瓦说当鸽群在天空飞过时，她能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声音。有一只花鸽的腿被泥用弹弓打伤了，瓦说，它的声音像哭一样难听。

它能飞得很远吗？泥问。

当然，瓦说，它能飞过江去，飞到你们家，或许更远的地方。

它不会迷路吗？

它飞得再远也能记得回来的路。

我爸爸说它能飞到镇上大麻子的饭铺叼回一根油条来呢。泥说。

噢，那大概不行。

父亲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看着我，我看见他泪流满面。但这次他没有打我。蒙蒙细雨打在竹林上，然后滴落在竹园中腐烂的叶子中间，发出噗噗的声音。父亲走到了那辆平板车前，将拉车的帆布带套在肩上，俯下身体拉动了板车。板车的轱辘很久没有上过油了，转动时嘎嘎吱吱地叫个不停。我知道车上草席和蒲包底下盖着的是什么，我不敢朝那里看。那两道浅浅的车辙在春天酥松的泥地上歪歪扭扭地朝前延伸，中间夹杂着父亲走过留下的鞋印。四周静悄悄的，早起的上茅坑的老头在竹林深处传出一两声咳嗽。雨倒是越下越大。隔着雨水四溢的车窗玻璃，我看见父亲依然站在那儿。去学院的班车朝前开了几十米就被堵住了，所以我上车之后仍能看见他。他抬头看了看路牌，迟疑不决地朝东走了几步，又回来朝西走。我想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雨幕模糊了他身后建筑物灰褐色的背景。他的腿比先前更瘸了，身体影子般干瘦，像院中被岁月的风雨渐渐销蚀的那棵枯萎的杏树。

列车喘息了一下，静静地朝前开动。车外掠过一排排水杉，涂满蓝色颜料的广告画矮墙，破败的街道和店铺，成群结队骑自行车的人。火车渐渐驶出市区，我闻到了郊野深秋的气息，远处灰色的山峦和山下衰败的枯草像磨盘一样转动起来。我的对面坐着一个穿米黄色横条衬衫的年轻女人。她扎着俗艳的头巾，身上散发出劣质香水刺鼻的气味。她像是哼哼唧唧地唱着一支什么歌，同时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车窗。村里的小脚女人用手掌重重地拍打着窗户的玻璃。窗户外突然出现的那张衰老的脸把我吓了一跳。屋子里，梳着齐耳短发的幼儿园教师正在给我们领读字母：

啊——啊啊啊，喔，喔喔喔，噫——噫噫噫噫——女教师看见了那个窗外的老人。她放下了书本走到了外面。她重新进来时朝我挥了挥手。吁吁吁吁——我走出去，那个老人脸上被一种激动的情绪笼罩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跟着她离开了那座孤零零的破庙。午后的阳光将地面晒得像烙铁一样烫，我远远看见村头的水塘边聚集着很多人，嘈杂的声音传过来像梦一样不真实。一条黄狗摇着尾巴在田野中穿行，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刚刚泛青的秧苗卷曲的叶子。踮着小脚的老人将手放在我的头上，我用力逃脱了它。她那双给死人合上眼帘的双手让我感到不吉。

在冬天碰见蛇是不吉利的，父亲说，应该将手指放在嘴里。

可是我看见了，泥说，他还摸了它。泥用手指了指我。我们借着月光爬到草垛上，然后爬上屋顶，俯下身子到屋檐下的瓦缝中掏鸟蛋。我的手碰到了蛇。我原先以为它的身子是光滑的。可是摸上去像老人的皮肤一样干燥。

你摸着了吗？泥问。

一条蛇。我说。

刚劲的北风越过落光了叶子的树林，树木和墙的影子在风中一会儿分开，一会儿又衔接、重叠在一起。月光是不动的，有些光线滤进树缝，随着树木的摆动不停地跳荡着。

你摸着了吗？瓦说。

她的声音中掺和了兴奋和胆怯的成分，她焦灼地等待着，几次企图阻止我。我已经说不出话。我冻僵的手触摸到了她润滑灼热的肌肤。她的衣服在干草垛中摩擦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我嗅得出她发丛中凝固的香气，那些香气和稻草的霉味混杂在一起。我的身体紧贴着她。她战栗着，身体在草垛中越陷越深。

你晚上吃了什么？我问。

她的嘴里发出咕咕哝哝的声音，在月色中我看见她晶亮的双眸闪耀着迟疑的光泽，她的嘴唇、舌尖上喷出的气息像酒一样。

杏果也可以酿酒，父亲说。杏树枝剧烈地摇晃着。父亲在树下噼噼啪啪搅打着杏树，杏果夹带着翠绿的叶子像雨点一般落下来，砸在我们的头上，在地上跳跃着。到处都是杏果的气味，那些酸涩的杏果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它们晃动着沉甸甸的大脑袋，搓着细长的小腿，麇集在墙角下腐烂的杏果上，怎么赶也赶不掉。

现在我已经走到河边。河水凉飕飕的，走到树荫下更觉得凉气逼人。小脚老人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拍了拍我的额头。“别怕。”她说。我隐约知道河边的事。树冠上洒满了阳光，夏末秋初蝉的鸣叫也显得有气无力。河边那条用碎石铺砌成的洗衣码头上，几个男人正把一个女人朝岸上抬。河边挤满了人，他们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朝水码头那边张望。我在人群的大腿缝中钻了进去。我终于看见了我的母亲。她伏在一头刚刚牵来的水牛的背脊上，大口大口地朝地上吐着水。蓬乱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她的整个脸。那条水牛不安地踢动着蹄子，甩着尾巴驱赶牛虻。母亲背上的衣服湿漉漉地紧贴她的肌肤，双手像钟摆一样不停地摇晃。

没用了没用了——女赤脚医生一遍遍地重复着：在水中泡了两个多小时没用了。我看她还有一口气。一个年长的人拽了拽她的袖子：我看她还有一口气，用塞子把她的……塞住，塞住她——有人捋下了她的裤子，我的眼前闪过一片刺眼的白乎乎的东西，我不敢朝那边看。河对岸的一棵柳树上栖息着一只喜鹊，它漫不经心地叮啄着树叶，不时地朝这边瞥一眼，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它，直到它扑打着翅膀沿着河坎那道被阳光晒得腾起了烟雾的水线飞走。过了很久，河岸上安静下来。年轻的女赤脚医生羞涩地说出“休克”两个字，岸上的人互相对望了几眼，大概都没有听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小脚女人再一次把她那双肮脏的手放在我的头上并且挨近了我。

你的父亲呢？她说。

人们的目光在四周的沙地上寻找父亲的踪影，没有人再理会母亲。我看见父亲背对着我，远远蹲在一棵树下。

“天哪，他大概已经睡着了。”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你已经睡着了吗？瓦说。

瓦用胳膊把我撞醒，她身上散发的香味又一次包围了我。“我想家里会来人找我们吧？”瓦说，“我刚才听到了几声狗叫。”我也听到了狗的叫声，那声音在夜晚空旷的野地里传得很远。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瓦说。

兽医。

给猪治病吗？

是的。

他的胡子扎人得很。

他也亲过你吗？

是的，在我们家竹园的篱笆后面。

这时我们听见狗叫得更凶了，村头有人提着马灯朝这边走过来，灯光裹着一层暗红色的晕圈。家里来人了，我们怎么办？瓦说。我拽起她的胳膊朝树林里跑，我们把地上的碎石踢得乱飞，树林中被我们惊动的鸟在树枝中撞来撞去。我们大声地喘息着，一直跑到树林的深处。

火车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我把头伸出窗外。越过站台上刷着绿漆的栅栏和顶篷，我看见远处黑黝黝的村落和厂房烟囱的剪影中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一个卖熟鸡蛋的妇女拎着竹篮来到我的窗下。她操着当地的方言冲我说了几句什么。我向她买了五只鸡蛋。我从她手里接过鸡蛋的同时，火车就开动了。女人大声嚷嚷着，用力拍打着车壁。列车开出了几十米我才掏出钱来。女人张大了嘴，固执地追赶着火车，我把手里的钱朝她扔过去，那些纸币在风中纷纷扬扬地散开，像鸟群抖落的羽毛在空中飘动。

我能够想象那群候鸟飞越天空的情景。解冻时节的是春雨和腐烂的刺树花的香味招引来了无数的蚯蚓。那些白色的鸟从遥远的地方一夜之间飞临这里，村头的水杨树的枝条都被压弯了。它们蜷曲在树丛中，远远看上去像一个白色的球。我和泥捏着弹弓走近它。它们转着灰黄的眼珠，一动不动，辨别着周围的各种声音。（这些鸟沿着村头低缓的坡谷飞来的时候，它们的叫声惊醒了熟睡的村庄，第二天清晨时飞走，年复一年。）当它们扑棱棱飞动的时候，翅膀拍击着空气，雪白的长颈和槭树叶般的爪子像降落伞一样打开，羽毛如雪片纷纷坠落，在村中的房舍和桑林上空掠过，布下明亮悠长的哨音。

那是些什么鸟？泥说。

江鸥。

我的目光在空旷的江岸上搜寻着那些渐远的鸟的影子，也第一次看见了瓦。她裹着一条暗红方格围巾，站在渡口的铁栅栏后面，在她身后，江风把岸上高高的柳树吹得东倒西歪。我们的船在岸边停住了，船头撞击着堤岸，艄公把一只沉重的铁锚扔到岸上板结的泥滩上。瓦的身边站着一个穿夹袄的女人，她正在瓦的耳边说着些什么，同时用手朝我们这边指了指。江边的阴云在清晨初升的阳光中慢慢消散了。我能看见静静的帆影停在很远的江面上。瓦挣脱开她母亲的手，绕过铁栅栏朝我们跑过来，她的母亲追上了她，把她搂在怀里。

我们离开了江岸，穿过一片露水浸湿的草坪，走进了竹林。小鸟在春天宁静的树枝之间啁啾，我突然闻到了一股清新的竹子的香味。竹林深处，新砍伐的燕竹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条发亮的小溪边，几个篾匠模样的人用竹刀削掉竹竿上的枝叶把它们装在溪边的小船上。江边的浪涛声和汽笛的鸣叫离我们越来越远，可那股香味一直紧紧地跟随着我们，我原先以为那香味是从瓦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泥说，今天瓦怎么没有来接我们？

泥瘫倒在地上。父亲没有吱声，也在他身边蹲下身子，拾起一根麦秸放在嘴里咀嚼着。现在正是收麦的季节，树林的缝隙中透出光溜溜的麦田。成熟的麦粒的香味包围了我们。这时我们看见了那幢房子。

那是一幢有着古老门楼的房子，我们看见门楼旁的羊角烟囱里冒出蓝色的炊烟。门前的空地上有一棵枣树，枣树底下堆放着刚刚脱粒完的麦秸垛。阳光滤过树篱，照亮了那座房子白色石灰墙的一角。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从屋里走了出来，她扛着锄把拐进了一条安静而深邃的弄堂，消失在那片模糊不清的阴影之中。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看见那扇幽黑的门洞里走出一个男人，他在阳光下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收了收裤腰，赤着脚走进了那条被树木的浓荫遮盖的弄堂。

刚才，那座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女人。父亲说。

我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是个大屁股。泥说。

她也许是去豆田里锄草去了。父亲说。

后来屋子里又出来一个男人……父亲压低了声音。

手里还握着一杆鞭子。泥说。

他一定去犁地了。

泥睁大了眼睛看着父亲，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那屋子里大概没有什么人了。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

我拉起泥的手，猫着腰，朝那扇被阳光衬得黑黝黝的门洞摸过去。我们跨过那道门槛时，把新松木门板撞得吱吱嘎嘎地响。屋里弥漫了一股烧糊的麦仁的气味，那气味领着我们来到了灶间。

我们还是把灶头上那碗腊八粥吃了吧。泥说。

那碗粥大概已经发霉了。父亲说。

可我刚才已经把它吃了。泥吐了吐舌头。

吃了就吃了。

可你为什么要把粥放在灶头上，每年都这样？

腊月初八这一天……父亲说了半句就停住了。灶台上一只花猫突然叫了一声，把我们吓了一跳。泥摸了摸它的头，它就不叫了。我和泥爬到灶台上，揭开了锅盖。隔着那扇积满灰尘的木格窗户，我看见麦秸垛在枣树底下静静地蛰伏着，父亲远远地蹲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小脚女人走到父亲身边，用脚踢了踢他的屁股。

天哪，他大概已经在树下睡着了。

河边的人群已经散开了，沙地上一下子开阔了许多。我的母亲趴在那条水牛的背上，炽热的阳光晒干了她的衣服。在不断战栗的光线之中，我看见她身体裸露的部分插着一根玉米秆子。水牛摇着尾巴，啃着地上的草皮，沿着河边慢慢朝前走。小脚女人在那棵山榆树下用手推了推父亲，他的身体像一堵墙一样倒下了。小脚女人尖叫了一声。我看见他的双手握着一只生了锈的犁头，犁头在他大腿的一侧扎得很深。犁头的边缘还在往外渗着乌黑的血，有一部分血迹在阳光下已经凝结住了。

午夜时分，火车在县城边缘的车站上停了三分钟，又继续朝前开。我绕开漂浮的灯火中巨大建筑物的阴影，沿着铁轨走到田野之中。身后站台上的光亮渐渐消融在黑夜之中。我看见远处亮闪闪的河流在黑色的背景中依稀可辨。我穿过一片片潮湿的晚稻田和起伏的茶林，走上了那条通往山中采石场的大道。到处都是石屑和煤渣干烘烘的气息，路上被轮胎压成的深深车辙，几乎把我的踝骨扭伤。

你给我滚回去。我听见父亲远远地叫道。

他大概是吓唬吓唬你，泥说，他走到了我的身边。明天瓦的父亲就过五十大寿了，你没有看见墙上挂着的那些腊肉？

你看见瓦没有？我说。

她的屁股都被打烂了，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走进了竹林，泥远远地看着我。在他的身后，我看见瓦的父亲正在剖篾，细长而柔软的竹篾在他的手里扭曲着。我又闻到了那股香味。阳光明媚的早晨，到处都是这种香味。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它：在空旷无人的江堤上，在充满咕咕鸟叫的小树林里，在开春后依然封冻的漫无边际的麦田里。我走上了一座独木桥，在溪水淙淙的流淌声中，我看见正在开掘的运河的河底到处都是如蚁的人群，新翻的红色泥土在河岸上堆积得很高。花花绿绿的旗帜在风中飘拂着。由于隔得太远，我看不清那些写在巨大的白底木牌上的红字。我在旷野上四处搜寻她的影子，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看见她。高音喇叭里发出的歌声遮住了运河中的喧闹：

党代表是矿工生在安源

与毒蛇胆无怨无恨毫不相干

山下的众乡亲正遭涂炭啊

她无动于衷

她无动于衷倒也情有可原

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四周的黑暗。大路一侧不远的一座简陋的工棚里透着灯光，我的头发上湿漉漉的，夜晚已经开始降霜了。瓦提着油灯走进后屋的时候，我刚刚在地铺上躺下来。柔软的干稻草在我的身下发出很响的声音。

外面开始刮风了，瓦说。我听见风在竹林里喧嚣着，油灯的火苗在微风中扑闪了几下。瓦站在我的枕头边上，我只能看见她的手和那盏油灯，看不到她的脸。瓦俯下身替我拉了拉被角，那盏灯就灭了。在她均匀的呼吸声中，我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掺杂着新剖开的竹篾的气息。在暗中我听见父亲坐起身，擦亮了一根火柴，父亲替她把灯点上。我听见泥在被窝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你不走开，她就不会洗脚。泥在我耳边说。

呆呆地愣着干什么？水都快凉了。瓦的母亲说。

瓦坐在竹凳上，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看着地面。她面前的那只脚盆里正往外冒着热气。

走吧，泥说，她不想让你看到她的脚。

瓦提着那盏油灯走了出去，我听见那扇门被关上时发出的空洞的声音。那股香气依然停留在漆黑的屋子里。整整一个晚上那股气息一直萦绕在我的周围，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父亲一个劲地咳嗽。

父亲咳嗽着，提着鞭子朝我走来。我看见他的身影倾斜着，拨开茂密的竹叶，把我逼到了竹林深处的水沟边。我没有再逃。我蜷曲在沟边的一棵树下，父亲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划了一条弧圈；鞭梢打中了那棵树，树叶扑扑簌簌落在我的头上。我低下头，伏在茅坑的围墙背后，北风吹过那堵围墙，把灰尘和草茎灌进了我的脖子。我看见竹林边那排篱笆后面，父亲和瓦正说着些什么。有几只花蝴蝶在篱笆边的菜畦中低低地盘旋着。父亲抓住她胳膊的手轻轻抖动着，瓦一声不吭。

瓦。我叫了一声。

瓦迅速转过身，挣脱了父亲的手，像一只鸽子朝我飞过来。

昨天晚上你躲哪里去了？父亲抖动着手里的鞭子，大声地喘息着。我的脸上和脖子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活该。泥说。

你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说不说？

他们拎着马灯找了你们一个晚上。泥说。

我打死你。

瓦的屁股都给打烂了。泥说。

鞭子每落在我身上一次，我都看见泥的脖子往下缩一下，仿佛鞭子是打在他身上一样。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被鞭子击中的次数。当我数到第二十七时，我听见父亲轻轻地叫了一声。鞭子抽打在树干上，反弹过去，鞭梢扫过父亲的眼睛。他一下就扔掉了鞭子，疼得蹲在了地上，用手捂住了眼睛。

你给我滚回去。他痛苦地吼了一声。

我站着没动。鸽子咕咕地叫着。泥块和鸽屎扑扑簌簌地掉落在地上。在伞墙屋檐的阴影之中，我看见他们把那个蒲包和草席卷盖的东西抬出来，平放在板车上。瓦的母亲手里端着一盏美孚灯从屋里走了出来，父亲的影子蜷缩在墙角下。天空阴沉沉的，飘飘扬扬下起了小雨，雨点滴落在灯罩上，很快就被吸没了。那团裹在雾气之中的毛茸茸的灯光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这下了了。”瓦的母亲伏在门框上，擦着通红的眼角。

“你们还是走吧，天就要亮了。”屋里传来瓦的父亲的咳嗽声。

“走吧，”那个女人说，“雨一会儿就要下大了。”

瓦的母亲举着那盏灯，退回到门槛的里侧，轻轻地关上半边的门，然后嘭的一声关上另一扇。朱漆大门上的铜环叮叮当当响了几下，我们又浸没在黑暗之中。

小脚女人往棺材前的瓷碗中加了一些油，屋子里顿时明亮了许多。灯芯草茎在积满沉渣的豆油中漂浮着，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天就要亮了。小脚女人挑开门帘走到了里屋。父亲腿上的伤口痛得他不住地叫唤。

你们走吧。他说。

棺材启动的时候，扁担被压得吱吱嘎嘎地叫。小脚女人在屋前的一只陶罐中堆放了几沓黄纸，然后点着了火。火苗蹿动着，把烧成碎片的黑色的纸烬送往空中，我一闻到那股烧焦的灰烬的气息就忍不住直想吐。小脚女人拉着我的手，从陶罐上跨了过去。接着我看见那口漆黑的棺材摇摇晃晃地从火盆上越过。一个敲打着竹板哼哼唧唧的瞎子迈过那只火盆时，把陶罐踩翻了，火苗烧着了他的裤子，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笑起来，但又突然中止了。打翻的陶罐中燃烧的黄纸像一个火球被风一直吹到树根下。小脚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松开我的手，踮着脚走到那几个披着麻袋的女人面前。

你们怎么还不哭？棺材都走到村头了。她说。

那几个女人彼此对望了几眼。其中一个突然亮开嗓门大叫了一声，接着我就听到了一片稀稀拉拉的哭声。

你看见新娘了吗？

没有。瓦说。新娘要等到嫁妆走了以后才会出来。

现在嫁妆还停在那几棵刚刚发芽的柳树底下。那些木质家具散发出新刷的油漆的气味。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年轻人抬着颜色鲜艳的嫁妆懒洋洋地朝河边走。他们走到树林的深处又停了下来。

他们干吗要停下来？我说。

新娘被堵在门口唱歌。瓦说。

瓦的头上落满了炮仗炸开后红色或白色的纸片，她踮起脚尖朝飘拂着红红剪纸的门帘张望，人群把我们挤在了一起，我又一次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

“新娘长得很好看，”泥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可惜新郎是个大麻子。”

瓦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空气逐渐增加了它的热度，黏糊糊的风从稻田的秧尖上吹过。成群的蚱蜢和蚊子在晨雾中飞舞着。小脚女人拉着我的手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她正和一个和她同样年老的女人争吵着什么。

三毛七吧。

四毛三。

三毛七。

四毛三吧。小脚女人说。她看看左右默默行走的人，亮开沙哑的嗓子哭了几声，然后接着说，四毛三，我前天还在集市上看见有人在卖。远远地我看见前面抬棺材的人正在转弯，他们走到一座木桥上突然停了下来。人群中乱哄哄的，一个中年男人朝后面跑过来：

抬棺材的扁担断了一根。

小脚女人解开裤腰带递给他：找几根树枝把它绑上吧。哭声依旧稀稀拉拉传过来。一个剃光了头的小伙子走到泥的面前：

你把马桶里的鸡蛋拿走了吧？他说。

我没拿。泥说。

我看见你拿的。

我真的没拿。

那些鸡蛋是留给抬嫁妆的人的。他说。

送亲的队伍已经走到了光秃秃的桑林边。新娘被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簇拥着，在早晨温和的阳光下朝这边走过来，到处都是硫黄烧焦的香气。

他大概真的没拿。瓦说。

小伙子摸遍了泥的全身，没有找到那些鸡蛋，正准备走开，泥突然放了一个响屁，红壳的鸡蛋从他的裤裆里沿着裤管骨碌碌滚到了地上。

风水先生把那只土钵高高地举起来，钵里的水沿着豁口慢慢流到坑中。小脚女人把一个装满硬币的钱袋递给他，风水先生抓起硬币朝坑内撒去，几个小孩立刻跳进坑中争抢，他们的母亲又把他们拉上来。我看见那口棺材在坑中落稳了，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走到那条微微喘息着的大河边上，隔着丘陵上绵延的树林，看见了村庄熟悉的影子。暮色中残阳沉静而温存的光线懒懒地在平静的河面上颤抖着。在深秋明朗的天穹下，河水凉阴阴的，河边黑黝黝的颓败的垂杨柳的阴影依附在水面上，使河水的颜色变得像钢铁一样深。河流边缘的几处苇丛中漂浮着褐色的鸭群的羽毛和连翘花枯萎的花瓣。在夏末暴雨涨溢的河边，到处都飘荡着这些花朵的香气。

泥在老鼠的洞穴上堆满了干草，然后点着了火。浓烟熏得他直流鼻涕，可老鼠却怎么也不肯出来。“老鼠的巢一般有三个出口。”泥说。“你干吗不放水灌它？”我说。“稻田里的水都让太阳晒干了。”泥抬起那张泥渍斑斑的脸，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远处喊着沉重号子的挑着稻谷的如蚁的人群，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说，大寨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吱声。我看见远远的河边，一个女人在河滩上的茭白丛中直起腰来，捋了捋脸上的汗水。我看见父亲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后。女人俯下身子，在午后强烈的光线下，她的罩衫和花短裤之间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父亲捧起一抔水，水从指缝中流到那块耀眼的肌肤上。女人的身体受了惊吓后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夹紧了双腿。你为什么把腿夹得这么紧？我说。瓦哭了起来，把腿分开了。女人咯咯地笑了一下，转过身。父亲用一根剥了皮的柳条抽打着哼哼唧唧的壳郎猪，瘸着腿走远了，他歪歪斜斜的身影消失在炽烈的阳光下深灰色的背景之中。

把那头猪赶开吧，瓦的母亲说，它的叫声让我受不了。透过门帘，我看见那头瘦长的壳郎猪摇着尾巴，在院中的桃树下拱着烂泥，嗷嗷地叫着。

你不要老是低着头，得赶紧想出一个办法来。瓦的母亲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

她这些天呕吐得厉害。

怕是受了凉吧？

受了凉倒好了。

得赶紧想办法，种子发芽了就不好办了。

种子？

我早就说过会有报应的。

她还那么小。

这事你比我要清楚得多。

那天晚上本来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

找到又怎么样？

……

你去把那头该死的猪赶开吧，我一看到它那副模样就感到难受。

那天没准他们就在那片树林里。

你得赶紧拿主意。

我没有什么主意。

那怎么办，你当初早该把他劁了。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说。

可他们迟早会知道的。瓦说。

月光静静地照在这片孤寂的树林里。那些树木即使在冬天也有一股淡淡的树脂的香气。我们听见狗的叫声渐渐消失了，所有的声音都在月光下淹没了。我们看见那盏马灯摇摇晃晃地朝树林这边移过来，那团亮光在明朗的月色中显出淡黄的颜色，到近处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些人的腿。干冷的风吹得树枝桹桹作响，瓦冻得瑟瑟发抖，我们靠在一棵巨大的山榆树下，在寂静中刚刚归巢的鸟扑啦啦抖动着翅膀，一些干树枝和鸟粪掉落在我们头上。

有一棵松果把我的屁股硌痛了。瓦说。

树木摇曳着，它每摇动一次，蛰伏在月光中的树影就静静地拂动一下，像江岸边落下去又涨上来的潮水，又像是瓦一起一伏的呼吸。

我的手摸到了那颗松果，它像核桃一样坚硬。我没有把手抽出来，我的手背热乎乎的。我们屏住呼吸，等着那团模模糊糊的亮光渐渐走远。

你摸到了没有？瓦说。

我没有吭声。

父亲坐在门槛上，很久没有说话。瓦的母亲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泪珠，可是怎么也擦不完。

我想她是从桥上掉下去的。瓦的母亲说。

哪座桥？

就是门前的那座木桥。傍晚的时候，一个打鱼的人发现了她。

你跟她说过什么没有？

我也记不清跟她说了些什么。

你一定跟她说了。

有些事不说她也会明白的。

她一定是自己走到河里去的。

她从桥上掉下去了。

你是看见她从桥上掉下去的吗？

没有。我只是猜想。

平板车就停在那儿。被雨水浇烂的泥地上到处都撒满了褪了色的折纸花朵。隔着屋檐垂落的雨帘，我看见几个穿着蓝布制服的烧尸工人正在廊下打着纸牌。四周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像是从出砖后的窑洞里散出来的，雨幕遮盖了红红的砖墙旁密密的树林的影子，在它背后更远的地方是早春无边的旷野，青草和村庄的灰影构成了一带隐隐约约的背景。一个年轻人放下了手里的纸牌，踩着烂泥走到我们面前。他揭开板车上的蒲包看了看。

可鸽子为什么能认识回家呢？泥说。

它天生就是这样的。瓦说。

它飞得那么远……

它大概在飞过的林子上做了记号。

像狗在路边的草丛里撒尿？

是的。瓦说。

父亲走到平板车前，把手里的那块绣边的手绢盖在她的脸上。我看见瓦躺在那里，我已经认不出她来了。除了她大声的喘息声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的手碰到了她潮湿的肢体，她的耻骨像石头一样硬。“你们把它放在这儿吧，”那个年轻的烧尸工说，“我们的炉子坏了，等一会才能修好，你们可以到廊下来避避雨。”我们跟着他走到了廊下。

廊下空空荡荡的。我看见挂在屋檐下竹架上的扁豆荚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音。两只小鸡在院中的桃树底下刨着泥坑，靠墙角的一带鸡冠花长长的花瓣开得正红。门前的那只空旷的陶罐里残存的灰烬在风中微微飘拂着，我轻轻拨开木栅栏院门，走到屋里。泥听到响动，从里屋走了出来。

我的电报你接到了吗？泥说。

接到了。我说。

你回来得还是晚了一些，我们昨天刚刚把他埋掉。

在路上我被耽搁了。我说。

前些天，我就感到他不太对劲，泥说，他常常深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在院中的桃树下蹲到天亮。

他大概有什么心事？

鬼才知道。泥说，那天中午他喝了很多酒，黄昏的时候扛着犁到稻田里去了，晚上我打着手电在田埂上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他喝了多少酒？

我也不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他是醉死的，可是……泥压低了声音：可我怎么闻到他嘴里像是有一股农药的气味，“一六〇五”，或者“井冈霉素”，他会不会……

不会的，我说，酒的气味闻上去有时是像农药。

“可是……”泥还想说什么，我制止了他。

我等了你三天，过了一会儿泥又说，后来我找来几个邻居把母亲的坟剖开，把他葬了。母亲坟头的那棵松树已经长到一丈高了，还有那片燕竹——泥没有说下去。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远远地看见他蹲在院子的门槛上看着我们，过了很久，泥才小声地问我：父亲怀里鼓鼓囊囊的，像是抱着什么东西？父亲把怀里的那只锃光发亮的小木匣取出来，撩起潮湿的衣角把它擦了擦，放在桌上，然后在桌边坐下来，看着细雨弥漫的天空，一言不发。

现在雨越下越大了。晌午的时候，一个满脸黑炱的老人走到了廊下。

炉子已经修好了。他说。

那几个年轻人放下手里的扑克牌，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又看了看父亲，你去帮忙背一背吧。他们一边讨论着刚才那副牌局的分数，一边朝雨中的那辆平板车走过去。父亲在廊下迟疑了一会儿，也走到雨幕中。我看见他们把板车上的草席和蒲包捋开，把她抬起来，放在父亲的背上，她的惨白的小腿在雨中僵直地摇晃着。“不不不，”瓦说，“大人才干这样的事。”我说我们已经是大人了。我拽下了她的裤子，她的肌肤在月光下微微颤抖着。我闻到了她的气味，像萦绕在酿酒厂上空的成熟的杏子一般的气味，夹着新剖开的竹篾的香气。我看着那座高大的深红色烟囱中冒出的一缕一缕的青烟，在四周寻找着瓦的影子。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我说我冷得站不住了，父亲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肩上。火葬场上空的那股烟雾已经在雨中消散了，可那股气味依然留在那儿。

那是一股什么样的气味？

人死了都会有这样的味道。小脚女人说。我看见他们把母亲平放在棺盖上，在夜晚摇曳的灯光下，几个女人解开了她的衣服，把一只小酒盅盖在母亲的乳房上。她们为什么要把酒盅塞在妈妈的怀里？我说。

那是因为你们家还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没有回来。小脚女人说。她甩开了我的手，绕开那只燃烧的火罐，走到屋前几个披着麻袋的女人身边：

你们怎么还不哭？棺材已经走到村口了。

接着我就听到了一片稀稀拉拉的哭声。

唿哨

一切都处在宁静之中。

孙登日复一日地陷在那张变了形的藤椅中，守望着流转的光阴。姗姗来迟的五月给他带来了一种无法说清的感觉。毕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一个无所期待的老人面对着墙角和飞檐的阴影，总可以想些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想。

天气看上去是无可挑剔的。

一个年已耄耋的老人不慎打碎一只瓷碗是常有的事。正如昨晚燥热抑或寒冷的空气惊扰了你不安的睡眠，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让那些残破的画面在记忆的河床下沉积太久。一般说来，在暮春时节宁静的夜晚，几乎人人都睡得很好。你只要屏住呼吸，便能够清晰地听到那些在房廊下连成一片的呼噜声（它有时会被蟋蟀以及另外一些昆虫的鸣叫、风声等等遮没）。

打呼噜的声音显然包含着某种炫耀的成分，一如花枝招展的少女和拄杖老人擦肩而过时的回眸一笑，又像是一种迫使你沉默的滔滔不绝的话语。

这种并不连贯的话语有时也会延伸到正午时刻的阳光之中。它使你小心培植起来的睡眠的花蕾迅速凋萎。呼噜的声音忽长忽短，夹杂着一些不经意的堵塞和呜咽，就像罅漏被封阻时流水的喘息。它毫无节奏可言，宛若小孩的哭声，骤然响起而又断断续续，在听上去像是要停顿的地方绵延不绝。

“你现在该知道了。”

“什么？”孙登问道。

“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在年轻时把什么本领都学到了手，唯独睡眠的技巧被忽略。”

那个人坐在孙登的对面，手里抚弄着一枚棋子。这盘棋已经下了很久了，眼下还看不出就要结束的样子。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不甚清晰（西沉的夕阳使屋子里的亮光越来越弱）。他的一只脚轻轻拍打着地面，嘴里哼着一支古老的曲子。任何一个人的脸（衰老抑或年轻）都是一面镜子，只要仔细打量便不难从中发现自己的面容。当然，在一张漂亮的女人的脸上你看到的东西会稍稍走样（女人总是给男人的视觉带来误差，反之也一样）。不过，那也相差无几。

此刻正是午后时光。在这个短暂的瞬间，春天剩存的图画被保护得很好。铺着青石的天井中几乎看不到什么阴影。石块上的裂纹很早以前就被刻在了那儿。那些裂纹大半是由于年深日久的雨水的冲刷或者太阳的暴晒，它像蛛网一样张扬，像掌纹一样细密，随便，漫不经心。

门外的池塘也许是距离院墙太近的缘故，从敞开一半的门扉中望出去，孙登只能看到池塘的局部。从水面上垂挂着的树枝可以约略判断池塘的大小。那些游凫在水上的鸭子看上去显得小心谨慎，更多的时候，它们似乎不太专注于觅食，而是在东张西望。

他的目光越过那些鸭群，停留在池塘对面的一处缓坡上。

那是一块油菜花地。部分串秆结籽的油菜，使它的颜色比以前淡了许多，像是一张摊晒在那儿的褪了色的遮雨布，不过，借着中午垂直炽烈的光线，粗粗看来，它仍然显得很有生机。它的凌乱、芜杂、残缺不全只有到了近处才可以发觉。那样的时刻往往是一场大雨过后的傍晚或者清晨，一切都来不及修饰。

……

现在，他终于可以看见那座桥了。这座早已废弃不用的木桥多少年来一直晾在那儿无人置问，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排被毁坏的羊圈的栅栏。如果不是桥头两侧稀疏长着的几丛芦苇的提醒，人们丝毫看不出当年曾有河流从这儿经过的迹象。

桥桩有一半深没在泥土之中。桥的背后是大片开阔的棉花地。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在棉花地里直起腰来，那情景仿佛刚刚解完了手。由于桥桩的分割和遮拦（也许还有耀眼的光线），孙登无法看清她的脸。桥的这一端也是棉花地，只不过看不到一个人影。

太阳已经升到了中天，狭窄的桥面投射在棉花地的阴影恰好形成了一条直线。

孙登的目光滞留在远处，近处的感觉就理所当然地变得迟钝起来。他只是感到，有一团暗红色的光影——像一簇被雨水弄得模模糊糊的鲜花，从他眼前飘过。

那是一团什么样的影子？细细想来，它只能是一个人，一个从门前匆匆走过的行人。

一个和自己的深邃内心朝夕相处的人很容易发觉他四周的变化，这种变化总是在时间的空隙中出现，令人猝不及防。好在它既不带来一丝欣喜，更谈不上任何忧伤。

孙登一面凝视着远处的那座木桥，一面留意着那团飘飘忽忽的影像，这就如同在晴朗的天空观赏下雨时的情景（类似的天气在这一带并不罕见），它总是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和走神颇为相似。

那道光影在门前一闪而过，在池塘的左侧隐没不见。需要过一段时间，它才会重新出现在正前方，走到他原先的视线之下。

在不知不觉中，由于日光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孙登便能够清楚地看见那根横贯天井的晾衣绳。它的一端埋没在墙垛刚刚长出的青草中，另一端系缚在一株扁桃树的树干上（由于绳子上衣物的重压，树干已经弯曲，像一副弧度不大的弓）。

晾衣绳上空空荡荡的，时间的流逝把它弄得毛茸茸的，它像一根琴弦一样绷得很紧。早晨停息在那儿的一只灰褐色的燕子已经飞走了，孙登微微俯转了一下视角，便在窗台上看到了它。

燕子一般很少栖息在窗台上。它从来不像麻雀那样啄食，即便它做出啄食的样子，也仅仅是作为左顾右盼的掩饰。它穿过漫长的冬季来到这里，将会在这座房舍中一直待到秋末。现在，时光才只是暮春。

空气中弥漫着植物散发出来的可怕气息。他一不小心就能嗅到风中掺杂的豆荚的清香。有些场景是难以想象的，譬如他的女儿怀里抱着一把湿漉漉的豆荚从腰门走了进来……她走到天井中。露水浸湿了她的头发、衣袖，以及裸着的脚踝。甚至她的目光也是湿漉漉的。

他们隔着一张木桌坐在门边。她的一条劈开的腿在膝盖以下露出白色的肌肤，一些青草和豆叶的细屑粘贴在上面。孙登看见一只硬壳虫爬过她的脚背，在脚踝和小腿的连接处停留了片刻（像是迷失了方向，又像是在喘息），又接着往上爬，最后终于在膝盖近旁的裤管中消失了。随后，他看见那截小腿上出现了几道搔痒留下的爪迹，爪迹的颜色越来越深，宛若一片被夕阳衬红的槭树叶。

她搔痒的动作越来越频繁，姿态越来越粗俗，可是她的神情却一如往昔那样心不在焉。

孙登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门槛前举目眺望的神态一定容易被人误解为在等待着什么，为了消除这些误解，他调整了一下坐姿。

“你也许是在等着一个什么人吧？”她说。

她说话的声调使人感觉到她的心力正纠缠在另外一件事情中，或者是沉湎于某种未来的企图、往事的片段。

“哦，不——”孙登说。

他转过身来，目光落在和她发髻平行的一张桌面上。桌面上摆着一副棋局，看上去，像是昨天摆下的，也许是三天前，或者是更远一些时候。

从棋子的数量来看，那副棋像是刚刚下了一半。那个男人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的一枚棋子正要落下，他的犹疑不决的神态使人可以想象得出这枚棋子的重要程度（在孙登看来，一般棋的输赢似乎没有必要看得那么重）。坐在他对面的女人仿佛有些神不守舍，她的目光像是一直在留意别的什么地方。在他们的近旁，一个童子正在抚琴而歌，由此，我们可以大略地判断出那个女人的目光一定是被童子的歌声或者琴声所吸引。那架古琴停放的位置也许是在一处竹园的边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琴桌的撑脚边冒出的几株笋芽。

……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僵死的。大概是为了使那些人物和场景留下的空白不至于太大，因此，画幅的上部从右往左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蚱蜢一般的文字。可惜的是，那幅画在墙上挂的时间太久，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这幅画最大的风格在于没有什么风格可言。单从画面上的人物与事件来看，这幅画完成的年月根本无法加以考证。何况类似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下棋这样的事在士大夫阶层的惯常行为中似不多见（准确地说，不为人知），所以，这幅画极有可能是出自一个民间画师之手。

画面上残破的部分被糊裱的痕迹依稀可辨。孙登小心翼翼地用一把鬃毛刷子轻轻拂去上面沉积的灰尘。由于不慎，他将桌面上的一只紫砂陶壶碰翻在地上……浓烈的茶香中包含着松子的气息，这使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在桌边的那张变了形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没有立即动手扫除掉那些地上的污迹。他怔怔地看着那些陶壶的碎片，感到了安宁与自在。

中午的时候，门槛内空地上潜伏的阳光终于照到了那堆残片上（它看上去像一朵盛开的百合），茶水早已风干了，陶壶的破碎的残迹仿佛是一个再也无法兑现的诺言的余音，在房梁上萦绕不散。

门外，棉花地里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在木桥上摇摇晃晃地行走，他们走到那座桥的断裂处停了下来，又返身朝另一端走去。现在，棉花地靠近桥栏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一抹深灰色的阴影，一个又一个的农夫走到了阴影之中。

一个吸着烟斗的男人正在察看天色。他茫然回顾的神情更像是在搜寻着一个熟悉的人的身影。两个妇女倚在桥柱上，看起来正在闲聊（剩下的人则在沉默不语），只不过她们说话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孙登即使能偶尔听到一两句，也是毫不连贯，不明所指。

更远一些的地方，棉花地和麦田在炽热的光线下几乎连成了一片。植物合拢的叶子遮住了一条小路的轮廓。那条小路沿着地平线附近一座山峦的坡道蜿蜒而上，最终消失在半山腰的松林之中。远远看去，那条小路像是悬挂在山脊的一架悬梯。

作为一种标记，小路（湮没在麦地里的部分）上稀朗地栽着一些参差不齐的榆树，它使道路隐约可辨的痕迹固定在田畴之中，树木的影子照例在横卧的农作物墨绿的叶被上。

那个人沿着小路朝村口的方向缓缓走来。不时地在一棵棵榆树下停下来张望。由于担心某种可怕的闲言或者别有用心的议论（另外还有其他种种可能），他走路的姿势一如往常那样恍恍惚惚，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田野上静谧、安详的气氛似乎增添了他的不安，他竭力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使他的举止变得更加荒唐。

“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去做一件事，”那个人说，“那么，他做得笨拙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孙登说。

他把面前的那本摊开的书翻过一页，也许他没有弄明白那个人刚才那句话中包含的意思，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大部分时间，他们就这样坐着，即便说上一两句话，也像风声一样易碎，不得要领，没有任何意义。那部夹着书签的诗稿一直平摊在桌子上，孙登每翻过一页，总是本能地朝门外瞥过一眼。他们之间的那盘棋似乎才刚刚下到了一半……

现在依然是正午的时光，那条小路上看不到什么行人。道路绕过一处土丘之后在池塘的附近突然消失，或者说它跟池塘四周的堤岸连在了一起。

那团暗红色的光影终于出现在池塘的正前方，走到了他原先的视线之下。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她的背部和侧面的线条（甚至衣饰本身）都酷似自己的女儿。女儿出嫁之后已有许久没有回来过了。

池塘对面的那个女人由于生气勃勃的油菜花地的衬托，给孙登留下了一些难言的印象。她或许是邻居的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也可能是初来不久的一个媳妇（这两者在一般情况下不易区分），当孙登试图进一步甄别她的形容的时候，她的背影已经在那条栽有榆树的道路上走远了。

在孙登现在的年龄，他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他衰老时的样子，那情形正如回忆一场梦的片段。对于一个在凝固不动的阳光下感到闲适恬静的年轻人来说，衰老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它的阴影仿佛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布景变得更为陈旧一些，就像眼下枝叶繁茂的树木随着寒流的到来放弃掉它一度葱郁的外表。

他坐在桌边的一张新编的藤椅上，慢慢转动着桌上那只紫砂陶壶的壶盖。有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从门外的池塘边传过来——这些声音作为飘忽不定的思绪的延续，在房廊下久久不去。

现在正是暮春时节，空气中，浮动着树叶和花朵的气息，也许还有另外一些气味——爬上潮湿墙壁的苔藓和梅子的气味。天井中的那株扁桃树由于晾衣绳的系缚，树干已经微微弯曲。阵风无声地吹过，桃花的花瓣像雪片一样静静地落在青石板上。

孙登已经有好久没有清扫过天井了。那些鲜艳和枯萎的花瓣陈积在一起，遮住了青石板上那些像蛛网一般细细的裂纹。

在正午恹恹欲睡的时刻，没有人能够容忍燕子的惊扰，那只燕子此刻正在屋檐下筑窝。由于孙登所处的位置的限制，他不能看到燕子的全部。只有当它飞离巢穴，栖息在窗台上或者晾衣绳上的时候，孙登才能毫不费力地看到它。它给人的印象总是胆战心惊、落落寡合。这只灰褐色的燕子外形酷似麻雀，一年之中，它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遥远的南方度过，每年初春飞抵这里。孙登无法判断眼前这只燕子是不是去年秋末飞走的那一只。

从敞开一半的天井的门扉中望出去，孙登能够清晰地看见那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流，河流两岸的麦苗正在抽穗，农作物以及芦苇在水面上的倒影隐约可见。这条宽宽的河流在耀眼的光线下迤逦远去，随着孙登目光的深入，河面变得越来越狭窄（背景也越来越混沌不清），在地平线的附近，它几乎变成了一条白线，斜绕在大山山脚的一侧。

一个吸烟斗的男人在河边的堤岸上晾晒着渔网。也许是他看见了更远处的一个熟悉的人，或者是被水面上掠过的一只鹭鸶所惊动，他的一只手拽住渔网的一角，另一只手挡住额前的阳光，正在引颈四望。他的身影总使人感到他的近旁有一件事情正在发生。河面上的那座木桥矗立在水中，河水在经过桥桩的地方形成了一股股的逆流，因此，借助着太阳的反光，孙登可以看见桥下被翻卷起的一丛丛细细的泡沫。正午时分，桥身的阴影在河面上拉成了一条直线。

河道往右的大片开阔的麦地中零星地栽种着一些树，那些幼小的榆树使纵贯麦田的道路的轮廓固定在那儿。榆树的叶子还没有长全，所以静伏的树影的颜色非常纤细、暗淡，如果不是凝神注目，也许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个女人沿着那条小路歪歪斜斜地朝村子的方向走过来。仿佛是鞋子里钻进的一粒沙石硌痛了她的脚底板，她在一株榆树下停了来，目光不安地瞅了瞅四周。她的神色总是慌慌张张的，显得心事重重。她的右手扶住榆树的树干，左手迟疑地脱下一只鞋子抖了抖。那只独立点地的细腿由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心，在局促中蹦跳了两下。她脱下鞋子抖掉沙石的动作持续的时间太久，致使她倾斜的身体在阳光下显得非常可笑。午后的天空静谧无声，阵阵轻风吹起了纷纷扬扬的麦花。

“世上没有一种诺言是不朽的。”那个人说。

孙登怔了一下，听出了他话里的另外一些意思，但是它对于自己宁静的内心并无丝毫的毁损。他装着没有听见那句话，顺手从桌上的围棋盆中摸出一枚棋子。由于他的意念依然被刚才那句话语的所指纠缠着，因此他的动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的脸在室内灰暗的光线之中令人难以捉摸。这个姓阮的诗人总是在一天的清晨或者傍晚来到这里，使孙登猝不及防……他的身份和他模棱两可的话语一样颇为可疑。幸好，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是这样坐着，目光不是盯着面前的棋盘就是斜睨着那本夹着书签摊放在桌边的诗稿，很少说些什么话。当然，这也会伴生出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长久的沉默使他偶尔说出的话语令人难以遗忘。

……他们之间的那盘棋不知下了多久，从她举棋不定的姿势来看（她的一只手捏着一枚棋子正要落下），她明显地露出一些倦意，这就使孙登刚才说出的那句话没有得到她相应的回报变得可以理解了。更何况，孙登的话语本身就是平常而乏味，并不包含什么特别的意义。

女人盘绕在脑后的高高的发髻此刻已经松散开，它披拂在女人匀称的双肩上，随着她的身体不时地倾侧（似乎在考虑那枚棋子落下的位置），那些长发便会滑过她的肩头，垂落在她的胸前。

她盯着棋盘的眼睛像是一直留意着别处。她的注意力的分散，大半是由于门外的小孩的喧闹声，或者是一只在房廊下翩翩然飞动的白色蝴蝶。那只蝴蝶显然是嗅到了屋里的什么香味（譬如女人发丛中松子的气息），它在窗台的附近滞留了一会儿，然后越过天井的那道长满青草的围墙，消失在屋外的阳光之中。

阳光突然消隐的一刹那，本来为它所覆盖的门庭、天井，以及门外的池塘、麦地，现在变得晦暗而阴沉，只有那道在远处绵延的山脉左侧的坡谷还浸沐在明亮的光线之中，坡谷的洼地中长着一些梨树（花朵堆积得很厚）、燕竹和其他一些树木……这样的天气在暮春季节时常出现，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去而复返的阳光像潮水一样沿着那片坡谷向四周扩散开来，照亮了山脉另一侧的桑林、茅草顶的房子、松林、那条悬挂在山脊的悬梯般的小路。它漫过山脚，朝近处的河流、木桥、村子的方向聚拢过来。

这条山脉是一个更大的山系的分支，它的名称早已被人遗忘，或许它原先根本就没有任何名称。

“我们不妨将它称作苏门山吧。”那个姓阮的诗人说道。他大概为这句话感到了后悔，便又迫不及待地岔开话题说起了一些别的什么事。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孙登说。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女人打了个呵欠，看得出她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下去。

“它完全可以是另一个名称。”孙登说。

“如果像你刚才所说，它是太行山的一条支脉，那么这个名称是没错的。”

孙登便不再言语。那种一如往常的不耐烦的神情出现在她的脸上，转瞬之间又突然被收敛，大概是因为女人已经意识到正是她自己挑开这个话题，或者她又想起了其他的、与此无关的一些什么事。

可是，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在正午的阳光之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闲坐在门庭之中，毕竟可以做些什么。另外，女人从不愿意让那种灰暗阴郁的表情在脸上驻留得太久……这是一个漂亮而有教养的女人，她知道自己意念和情感脆弱的界限，由于担心某种可怕的不堪收拾的场面出现，她从不跨越这个边界（或者，不首先跨越），在某种程度上，孙登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山上那条小路被松树的枝条掩盖住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看上去时断时续。松涛的声音静静飘来，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一个黑色的身影（远远看去，只是一个黑点）顺着那条小路慢慢朝山下走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孙登一直注视着那片山脊，他想辨别出那个人形容的渴望，使他的内心掠过一阵莫名的焦躁。

女人抱着一把湿漉漉的豆荚从腰门走了进来……她穿过天井，走到了廊下的一侧，在一只小木凳上坐了下来。天井和屋子连接处的那道粉墙遮住了她的大半个身体，从粉墙上敞开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她盘在脑后的发髻，她的一条劈得很开的腿伸到了门槛的附近。高挽的裤腿在膝盖以下露出一截小腿，阳光使上面黏附着的豆叶和草屑清晰可见。脚踝的边上搁着一只蓝边瓷碗，每隔一个很短的间隙，她的手便朝碗边伸过来，将剥开的青豆轻轻放入碗中。

她的动作准确而连贯，从来没有什么差错。随着碗中的豆子越积越多，偶尔也会有不多的几粒从碗中蹦出来，落在门槛边的空地上。女人不时地朝门外探望着什么，也许在聆听着门外的声音，她的身体朝右倾侧，在门框的边缘露出她瘦弱的肩胛。

天气看上去是无可挑剔的……池塘洒满阳光的一侧是一带稠厚的树篱，尚未开花的连翘的枝蔓从堤岸一直延伸到水面之上。从早上开始，那个老人就一直坐在树荫下（草帽的毡檐遮住了他的脸），一条长长的钓竿横卧在池塘上，钓丝以及用鸡毛管做成的鱼浮在水上荡来荡去。老人显得很耐心，或者说他的不自在不易为人察觉。由于闲坐在那儿的时间太久，他偶尔也会将空空荡荡的钓丝从水面上拎起来（察看一下钩上的鱼饵是否脱落），然后又轻轻放入水中，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装模作样便让人一览无遗。

池塘对面的那处斜坡上，一个农妇正扶锄而立。她正准备将那块荒地开垦出来，也许可以栽上一些地薯或在来年种上油菜。孙登的视线落到她身上的时候，她总是扶锄喘息。新刨开的泥土的水分在正午时分被太阳吮吸殆尽，原先赭红的颜色渐渐发白。

在她的身后，一个在河道边修补渔网的男人正吸着烟斗，朝河流的上游眺望着什么，一条在河面上行驶的小船在通过那座木桥的时候减慢了速度。

鼾声又在房廊下响了起来。这种声音使四周的一切都昏昏入睡，女人在一张藤椅上托腮而卧，一只手搭在腰部的凹处，那只蚂蚁在她敞开的领口前逗留不去（仿佛是迷了路）。伴随着躺椅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女人翻了一个身，平躺开来，她的脖颈上几道搔痒后留下的指印的颜色越来越深，在到达饱和（深红色）的同时又渐渐消退……最后，肌肤又恢复了原先的颜色。

女人在睡梦中出现的尖厉的呓语并不比她平静的姿态（在均匀的呼吸中，她的胸脯和腹部微微起伏）更让人感到可怕与战栗，也许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那些稍纵即逝的、隐秘的、躁动不安的、无可奈何的肢体的沉渣在断断续续的梦呓中暴露无遗，在平常的日子里，它们通常潜伏在语言和行为的背后，在暗中等待时机。

“就像打了一个唿哨……你找不到什么意义，”姓阮的诗人看了他一眼，接着说道，“你不想说些什么吗……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你在等待着什么。”

孙登没有搭理他，他刚才看见苏门的山脊上有一个飘忽的人影朝山下走来。等到了近处，他才看清，那是一个砍柴的樵夫……

他们之间的那盘棋似乎刚刚下到了一半。孙登顺手拿起桌上的那本诗稿，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匆匆看了几眼又将它合上。

木木芙蓉花

山中……

……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一切都是静止的，毫无生气的，呆板的……那幅画像是某种逝而复归的过去的一瞬，被永久地保存在墙壁上。画面上，女人难以言说的目光饱含着期待。从更为确切的意义上来说，聆听歌声只是作为一种虚妄的掩饰，她真正的意图和心迹在旁观者（一个看画的人）看来是非常清晰的。那个正在抚琴的童子嘴巴张得很大，他的样子极有可能是在唱歌（他的全身仿佛都沉浸在乐声之中），但又像是在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是打了一个呵欠（这样看来，童子完全心不在焉）。

为了防止画幅被穿堂而过的阵风撩起下角，两条呈X形的红线绳使它固定在墙壁上，其中一条红线将女人的脸分成了两半，而两条线绳的交汇处刚好落在一枚棋子上（一时难以看清被它压住的棋子的颜色）。在画面深灰色的背景之上，猩红的线绳显得非常扎眼，从画幅四周的那几只生了锈的图钉来看，它似乎已经在墙上挂了很久。

一个人一生中可做的事很多，眺望风景或是凝望一幅画足以耗费掉大半个生命。人的内心隐秘的情感只和一些特定的事物相关联，它一旦产生，便再也无法抹去，譬如说当孙登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人物背后潜藏的意蕴的时候，他内心的一隅被一个巨大而荒谬的寓言占据了。那究竟是怎样一个寓言？既然那位无名的画师早已在岁月的幕后隐遁了踪迹，一切都无从查考。

眼下正是暮春时节，孙登伏在堂屋的桌沿小睡了片刻，一只嗡嗡叫闹的蜜蜂将他吵醒……在梅雨尚未来临的这段日子里，日复一日的灿烂的阳光使人感到了恍然如梦的闲适。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期待时间发生什么变化……正如期待着一个人的到来。孙登像往常一样转动着手里的那只紫砂陶壶，由于担心它会被失手打碎，他的神色显出几分不安。

那只蜜蜂挟带着春天花朵的香味，在他的眼前飞舞了一阵，最后停息在那幅画上。它沿着一条红线慢慢往上爬，在那个女人的腰部停了下来。不管它是否嗅出了什么气味（也许是陈年的墨迹的气息），也绝不可能是女人肢体的馨香。因为那毕竟只是一幅画。

“你难道不想说些什么吗？”

孙登笑了一下。

阮籍感到茫然若失，这个平素醉宿花前柳下的著名诗人很少给人以落拓不羁的印象，他的言行举止倒更像一个纤弱的女人，他的神经质也像一个善于掩饰的女人一样被保护得很好。

“当你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它的尽头的时候，不妨停下来大哭一场。”阮籍说。

孙登此刻正在琢磨着一枚棋子的下法，所以没有搭理他。阮籍翻动了一下青白眼，将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伸到了嘴里，从口中抠出了一片青菜叶（孙登原以为他会像以往那样打一个唿哨）。

打唿哨的声音突然起来的时候，孙登根本没有防备，那种奇怪的啸声混杂在阵阵松涛声中在苏门山的山谷里回荡，经久不息。孙登倚在门扉的一侧，远远地看着苏门山上空掠飞的一排鸟群，阮籍的身影站在山顶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一棵松树），白云堆积在他的身后。不一会儿，刺目的光线使孙登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稠浓的绿影，等到阳光偏转一下角度（使孙登能够长久地注视着那片山顶），山顶上早已空空荡荡。山脚下，一个背负着高高一捆柴火的樵夫沿着麦垄中的那条小路朝村子的方向缓缓走来。

由于水源枯涸，消隐的河水腾出了河床下大片的鹅卵石，两岸被砍倒的芦苇整齐地被铺排在河道的两岸，河岸上闲搁着一些朽坏的木船，它们像一只只蜗牛一样静伏在麦地的边缘，几只喜鹊栖息在上面，早晨聚集在河滩上的人群现在已经走散了（他们从苏门山的山脚下运来了大量泥土，看来是想将那条河流填平，然后再在上面种上一些谷物和棉花）。

那座木桥依旧矗立在河道上，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在木桥上摇摇晃晃地行走。他们不时地朝湛蓝色的天空张望着什么——也许是从倒扣的木船上飞走的一只喜鹊，也许是一尾风筝。他们的影子投射在河底的沙石上，和桥身的阴影连成了一片。

早晨一场骤雨将天井中的青石板浇得银亮，上面散落着几片鲜艳的花瓣，使石板上的裂纹更加醒目（正如笑容使脸上的皱纹加深一样）……那条横贯天井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各色衣物，盖满了积水的衣物的下摆在风中飘动。那个女人站在晾衣绳下，凹陷的背脊遮住了她的一些微小的动作。她仿佛正在把衣物的皱褶拉平，又像是在察看衣服（裙子）上的污点。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由于她站在那儿的时间过于长久（她一度曾想转过身来，可是刹那间又改变了主意），所以当她在正午时分离开那儿的时候，孙登还以为她仍旧站在那里。

几天来，那只空空的蓝边碗一直搁在门槛边，地上的豆荚的叶子早已被阳光晒枯了。纸糊的窗格上映现出一缕飘拂的阴影，如果它不是女儿散开的发绺，那一定是天井中那棵扁桃树的树影投射在上面（由于窗纸之隔，树影和发绺有时难以辨认）。这样的情形比另外一些时候更容易让人获得宁静。在那样的一些时候，譬如说女儿突然从窗后直起腰来，将剥好的毛豆拿到门外的池塘边去洗，或者挎上一只竹篮走上了麦垄中的那条小路，她的身影在太阳的逆光中越来越远……当然，更多的是这样的情景：那扇窗门的后面空无一人（也就是说他的女儿不知去向），搁在木凳上的一株豆荚刚刚剥到了一半……

如果说她一整天都待在房舍中，中间只是偶然出去了一下，或者说在一年之中（也许是更长的时间）她只有某一天的晌午去向不明，那么她突然消失的片刻对孙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出去转了一会儿。”她说。

她在说“转”这个字的时候给人造成的感觉是漫不经心的，以表明动作本身并无实质性的目的和意义，正是这种毫无必要但又无可奈何的掩饰使她内心深藏的烦闷暴露出来。

“我去看看地里的茄子有没有长熟。”她补充说道。

她的目光一旦和孙登相遇，便立即像一只皮球反弹到她的脚下，像被风吹散的一尾轻烟。

西边麦地尽头的一处田埂上整齐地摆着一排排蜂箱。此刻，戴着面罩的一个养蜂人正从帐篷里走出来（宿夜的帐篷在一片模糊的金黄色背景中显得非常醒目），也许是帐篷外的阳光刺酸了他的眼球，他兀立在帐篷外的一棵楝树下，朝东边张望着。大概是在油菜花地的上空厮打的蜂群使他感到束手无策，要不然，他一定是看到有人从麦垄中的那条小路上走过（他所站的位置距离那条栽有榆树的小路只有几步之遥）。

当孙登终于弄清他是在招呼一条黄狗的时候，阳光已经微微偏西——麦子已长得很高，那条黄狗在麦垄中摇摇摆摆地走着，孙登只能看到它的那条蜷曲的尾巴。

——那么，家园又在哪里？

——家园？

——灵魂栖息的家园。

——人们通常从一个女人的身上去寻找它。

——如果它存在，也早已或者迟早会失去。

——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注视一朵落地的花瓣、凝望天空中飘过的一块浮云时更容易发现它。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是一盘棋，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阮籍拿过桌面上的那本诗稿，翻到夹有书签的那一页。由于印刻的粗劣，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阮籍断断续续地吟诵了几行，突然停下来打一个唿哨。

孙登早已看过那首诗，只是忘掉了其中的一些字句。刚才，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话使自己都感到惊讶，话语的栅栏像是一夜之间变得颓朽不堪……为了使自己的言行配得上内心的宁静，接下来，孙登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之中。

人到中年的时候，衰老的征候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明显，皮肤的韧性以及血液的流速往往不为人知。只是当他和自己的记忆独自相处的时候，孙登才会隐约感到一些什么。

门外的池塘里漂浮着一层青萍，从南边吹来的风把它们挤到了池塘的西北角，几只鸭子时常在那儿觅食，它们伸长了脖子朝四处张望的样子，使人感受到正有人在池塘边走过。那个拎着菜篮的姑娘在门扉前一闪而过，孙登在回想她的衣饰（一团模糊的暗红色）的同时，冷不防打了一个寒噤。他把那支烟斗衔在嘴里，眼睛一直留意着池塘对面的那处坡地（一个老妪正在给新栽的地薯浇水）。这一次，那个村姑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绕过池塘走到自己原先的视线之下，而是沿着另外的一条小路，悄无声息地走远了。

“不管怎么说，这绝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阮籍说，“过去的事千头万绪，人们不堪回忆它是因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或者一个女人。”

孙登没有说话。他出神地望着棋盘的样子和走神颇为相似，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将目光移向别的什么地方。

他们之间的棋盘上零星地布着几枚棋子，阮籍的一只捏着棋子的手停在半空中正待落下。大概是冗长的犹豫使他感到了腻烦，他的手在棋上划了几道弧线，便将棋子掷入棋盆，起身告辞。

由于某种恒定不变的习惯，孙登又一次听到了房廊下响起的呼噜声，屋里的每一扇房门都敞开着，那种使人抑郁的声音极有可能是从房廊左侧的一间厢房中传出来的。孙登捧着那只紫砂陶壶，朝厢房慢慢走去（他走路的姿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正在默念着一段诗句），当他走到正对着天井中晾衣绳的那扇窗口，突然停了下来。呼噜声掩盖着的另外一种声音此刻变得清晰起来——像是有个人的脚步正沿着池塘的一边朝屋子走过来。

孙登在谛听那种声音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又返身走了回来，他穿过堂屋的门扇，走到天井中的那株扁桃树旁——那种声音像是停止了，会不会是那个人突然驻足不前？孙登走到院门边，看见一个妇女正在池塘边的码头上搓洗衣服，手中的棒槌敲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声音和脚步声极为相似。

麦垄中的那条小路依旧空空荡荡。

……

在那个砍柴的樵夫的背后，孙登看见她单薄的身影正朝村子的方向缓缓走来。她和樵夫之间始终间隔着一两株榆树的距离，那个老人在麦地中央停下来喘息的时候，她也扶着一棵树站住了，也许是感觉到了一粒沙石硌痛了她的脚底板，她脱下了一只鞋子，田野上没有遮拦的阵风吹皱了她的衣衫，刺目的阳光使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樵夫燃了一锅烟，像是突然发现了她似的回头看了她一眼，但是没有说话。

女人单脚落地时忧心忡忡的样子令人想到她正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在那棵被压弯了的榆树下停留的片刻给她整理自己的思绪提供了机会，如果不是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她一定是在为自己不适宜的造访感到了后悔。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裹足不前还是因为她想做的事与她的行为给旁观者造成的感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这种类似的偏差在人们眺望风景或是凝视一个女人的脸时也会出现。

棉花地里那座废弃的桥梁宛如飞逝的时间遗留下来的残迹，或是一种声音空洞的回响，使人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意念深处捕捉到往昔的片段：呜咽的河水，茂密的苇丛，晾在河岸上的一扇渔网，腥水的气息……

正午时分，棉花地里正在劳作的人群从桥的两侧汇聚到摇摇欲坠的桥栏下（桥面上即便没有嬉闹的小孩，南风也会使它发出细微的吱吱嘎嘎的声响），看上去，他们正在交谈着什么，也许还夹杂着争吵。

一个年轻人站在桥头的苇丛中显得很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了自己独处的乏味，便犹豫不定地朝桥栏下的那伙人靠拢过去。大概是那些正沉浸于窃窃私语中的人没有注意到他，这个落落寡合的人临时决定改变方向。他俯身钻过桥栏，朝棉花地的另一端走去。由于仓促，他的头在桥桩上碰了一下，但是他并没有立即抬手搔挠自己的头部，而是径直走到很远的地方（孙登的视线将要穷尽的地方——那里看不到什么人影），才若有所思地摸了一下额角。

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短或太长同样会给人带来某种陌生感。今天中午，当孙登照例在桌前的那张变了形的藤椅上落座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点。日复一日的光阴像一个蚕虫啃噬一片桑叶那样雕刻着他脸上的皱纹，“时间永远比人们的提防走得更快，它总有一天会使你变成一个异乡人，当然，最终你会成为你此刻正在眺望的事物的一部分，正如那座木桥……”

“这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孙登说，“而且人们通常不会觉察到这样的变化。”

“……一株豆荚早晨还缀满春天的露珠，可转眼之间它就被寒霜打枯了。”阮籍说。

女儿抱着一把湿漉漉的豆荚从腰门走了进来。

“那姓阮的朋友看来不会来了。”她说。

孙登知道自己此刻极目远望的神态一定让女儿误以为是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人，他略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并随手拿过桌面上的那本诗稿，匆匆看上一眼，又将它放回原处。

在使人恹恹欲睡的午后，没有人会到这座院宅里来，空荡荡的天井，光溜溜的晾衣绳，那只不知去向的燕子，以及桌上摆着的一副下了一半的棋局都以一种更为隐晦的形式证实了这一点，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那幅挂在堂屋墙上的画，画幅上的一根线绳（线绳的颜色从猩红转为灰白）由于绷得太紧，早已断了，它依附在画幅的边缘，宛若一把倒放的秤钩，画幅的一角已经被风撩起来，尘土四处飘飞……

孙登拿着一把鬃毛刷试图将画上的尘土掸去的时候，不小心碰翻了桌沿的一只紫砂陶壶。茶壶在桌上滚动了几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桌面上的淤水顺着桌缝滴滴答答流下来的声音使孙登静默了许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从晌午开始，那个苍老不堪的垂钓者一直坐在池塘左侧的树篱边。五月温暖的阳光一次次将他带入梦乡，而池塘里的鸭群的鸣叫以及棉花地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不时将他惊醒。

通常，人们把植物的枯荣、云起云落、燕子的去而复归看成是时间在延续的象征——一如季节的轮回，在孙登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谁知道在屋檐下悲啼的燕子是不是去年秋末飞走的那一只？

所有的生命都逃离了眼下正午时刻的阳光，遁入阴暗之角，给他留下了一些琐屑的记忆。一本发黄的诗稿，一团凌乱而枯萎的花瓣，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

他的女儿嫁到外乡之后，已经有好久没有回来过了。在一遍又一遍的玄想中，她的身影终于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她沿着苏门山下的那条狭窄的小路朝村子走来，在坦荡如砥的麦子中央突然止住了脚步。

女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墙上的那幅画，一只蓝色的蝴蝶像是嗅到了她发丛中松脂的香气，在她身后昏暗的光线下徘徊不去，在他和女人之间摆着一副棋局，孙登无法回忆起这副棋是在什么时候摆下的。

棋子的布局和数量，女人忧郁的目光，她的食指和中间夹着一枚棋子的姿态以及屋里凝固僵死的空气都和墙上的那幅画极为类似。孙登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和女人的对弈正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图式和画上的情景构成了对应，这种荒唐的对应把孙登恍惚的神志带到了意念行将终止的边缘：在阳光明媚的正午，会不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匆匆将门庭内的一切绘入一幅画中？

……

也许是长久的沉默使他感到了腻烦，阮籍轻轻地叹息了一下，起身告辞。孙登将他送出门外。沿着那条栽有榆树的小路，阮籍的身影渐渐远去，融入了苏门山墨绿的背景。

当唿哨的声音在晴朗的苍穹下响起来的时候，孙登冷不防打了一个寒战，他用一只手遮住眼前强烈的光线，看见阮籍正站在苏门山顶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在棉絮般厚厚的白云的衬托下，他兀然伫立，像是期待着孙登的回音。孙登环顾了一下四周，将拇指和食指悄悄伸进嘴里——身体的极度虚弱和牙齿的战栗使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尖厉的、凄凉的、哀婉的唿哨伴随着松涛的啸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它仿佛是那位早已死去的诗人悲悯的恸哭，穿透时间的屏障，一直绵延至今，沉入另一个活着的人易醒的睡梦。

傻瓜的诗篇

1

一天凌晨，杜预被屋外的雨声惊醒了。他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起来的，也许是午夜的某个时候，也许是昨天或者前一天的傍晚。在沙沙的雨声中，他听见自来水龙头的滴漏声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响着，类似于心跳或者钟表走动时发出的声响。即便是在这样的雨天，从窗口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阴湿和酸霉味。

现在，房间里漆黑一团，他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送牛奶的小推车从围墙外的街道上走过，牛奶瓶碰撞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沉寂的空气中越走越远。

有那么一阵子，杜预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父亲带着他去村外的一个树林里钓鱼，天空刚刚下过一场暴雨，路面泥泞不堪，父亲告诉他，暴雨将河水搅浑了，在河底游弋的鱼群根本发现不了鱼饵……

有时，杜预感到自己正走在大兴安岭的山路上。树林中黑幽幽的，高大的桦树和雪松遮住了炽烈的光线。初夏的南风从山坳中吹过来，空气中到处都散发着树脂清冽的香气。他坐在一辆马车上，手里拿着一本《医学辞典》。他看见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雨点透过树冠将书本打湿。北方的雨来得又急又快，它随着一阵热风骤然而至，在林间织起一道雨幕——在黑龙江军垦农场的那些日子里，他依靠一只手电筒和那本《医学辞典》发现了通往医学王国的神圣道路。随后，在一九七七年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使他成为一名医生的夙愿变成了现实。尽管大雨延误了考试时间，他还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南方某著名的医科大学，在精神病专业攻读了六年。

这样想着，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简略地回顾了一遍。可是，现在，杜预不知道自己正躺在什么地方，同样，他也不知道流逝的岁月最终会将他归入何处。他似乎感觉到，他的大脑里爬满了蚂蚁，这些蚂蚁麇集在他脑神经芜杂的枝蔓上，将它一段一段地吃掉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杜预现在唯一清醒的意识也许来源于他的腹部——在那里他的胃又在隐隐作痛了，他觉察到自己的胃壁上黏糊糊的，像是有一只蚂蟥依附在上面，它静静地蠕动着，使他忍不住想呕吐。过了一会儿，痛感一度游离了他的腹部，顺着血液流动的轨迹慢慢上升，注入他的心脏、肺叶、大脑以及身体的各个部分。

杜预深切地知道，胃病实际上属于精神病的一种。无辜的胃囊成了不堪重负的精神的替罪羊，精神的极度紧张带来了胃酸的大量分泌，它腐蚀胃壁的黏膜引起溃疡，随后导致胃出血，接着出现的病兆也许是一粒小疖，它是死亡最初的讯息，这时，人们除了等待之外，也许已经没有其他的什么事情可做了。

在刚才不安的睡眠中，杜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了一个巨大的门牌号——在靛蓝色的四方铁皮上，用白漆写成的三个阿拉伯字母，好像是364，也许是634，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意识到，这个梦确凿无疑地告诉他：他的精神出现了某种问题。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他早就习惯了对梦境的分析，就他的职业而言，这种分析对于考察病人内心的悸动，找出他们压抑的欲望的代替物是极为必需的。它有些类似于古代的炼金术士从沙土里提取黄金。对于梦境的瓦解和整理往往会帮助医生一下子找到病情的症结所在。

那么，杜大夫从刚才自己的梦境中又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他来到了梦境的边缘，在那三个阿拉伯字母上颇费踌躇。他终于想起来，这个门牌号码也许是一个单位或机构的标志，他的心头豁然一亮，一道清晰的语式在他眼前跳跃出来：疗养院路364号。

杜预从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个精神病疗养中心当医生。尽管他来到这个中心的时间并不长，可是他感觉到自己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或者说，他记忆中外面的世界和这里没有多大的不同，正如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从外表上很难加以区分。在杜预看来，精神病人是唯一的一种没有任何痛苦的病人（这使他既羡慕又恐惧），治疗的过程往往使效果适得其反。那些行将被治愈的病人一旦意识到自己刚刚被人从精神错乱中拯救出来，大凡会产生出自卑、羞耻乃至厌世的情绪，很多人为此走上了轻生的道路。如果治疗的目的仅仅在于使病人重返正常人的世界，那么将精神病人送上电疗床，通过强大的电流对他们的神经中枢进行彻底的摧毁的确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

杜预曾经对十九名做过电疗手术的病人做过一次简单的心理测试。当他要求病人们回答“生活中什么东西最可怕”这样的一个问题时，病人们立即充满自信地答道：

“精神失常。”

这正是杜大夫期待之中的答案。他想到，这个问题要是让另一类病人（比如癌症患者）来回答，他们也许会认为是死亡。

接着，杜预又向他们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测验：

“39加上57等于多少？”杜预问道。

其中的一个病人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思索而得出的结论让杜预吃了一惊：

“医生，您大概搞错了，”这个病人答道，“这两个数字根本不能相加。”

接着，杜预进入了梦境的中心。他看见了一个女人模糊不清的身影，它代表了杜预内心隐伏着的某种综合的欲望。她坐在一处花园中央的喷水池边，在午后慵懒的光线下，正专心地修剪着指甲。梦境之中的人和事常常有悖实情：杜预看见她红红的指甲被剪掉后随即又重新生长了出来，这就使她那种单调的动作像钟摆一样周而复始。他想起来，这个女人是他的病人中的一位，她来自于这个城市的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名叫莉莉，她常常在午后的时候来到疗养院的喷水池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杜预时常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她，有时，她在修剪指甲，有时则是捧读一本《普希金诗选》。

莉莉对于诗歌的爱好在疗养院广为人知。她在入院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她的诗章反映出她凋敝的精神深处的某种脉络，因而，它总是被当作诊断会上难得的材料当众宣读。

莉莉的身影在杜预的眼前久久不去，显得既熟悉，又陌生，它犹如一道刺目的光亮灼烧着他的眼球。杜预感觉到，在梦境的中心依然存在着一个中心，它类似于祖鲁人所说的夜中之夜，那是有牛奶和蜂蜜流出的地方，是一切水流的源泉，是世界的核心——每当夏季的凉风撩起女人的裙子，杜预常常在某一处街道的阴暗拐角看到它。

最后，在梦境的外围，残留着一个未明部分，它呈现出一些往事的片段，杜预怎么也弄不清这些往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看见一辆平板车停泊在水洼中，深秋的雨水漫过他的头顶，使他一度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大雨骤停的瞬间，他看见了一扇明亮而忧伤的窗户，一袭深棕色的风衣从窗口飘然坠落，像一只蝴蝶翩翩飞动，它被楼下的一根电线杆挂了一下，然后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地上。

2

精神病疗养中心位于这座城市的南郊，这一带兼有城市和乡间的许多特点。在鸟语花香的四月，从葱郁的树林的尽头，可以看到远处亮闪闪的河流，低矮的农舍，连绵的麦田和油菜花地。

在遥远的半殖民地时代，这里曾经是法国人租界的一个部分。别墅式的红砖房舍一座挨着一座，在高大的香樟树丛中若隐若现。从这些房屋的式样上可以看出法国人简朴而松散的建筑格调。

尽管这一带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可是杜预第一次来到疗养院路364号的时候，就不太喜欢这儿。他似乎本能地感觉到，在岑寂而滞重的空气里好像潜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但他一时不知道这种危险究竟藏在何处。

在公布毕业分配方案的时候，毕分办主任曾找杜预谈过几次话，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当他问杜预为什么不愿意去精神病疗养中心工作时，杜预感到自己有无数的理由可以提出来，可是，这些理由中没有一个可以站得住脚。最后，他神色黯淡地说了一句：

“我讨厌精神病院。”

“为什么？”

“我的母亲就是患精神病死去的。”

主任愣了一下，用一支铅笔顶住下巴：“你的母亲？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杜预认为没有必要回答，或者说他不愿意向别人提起母亲的事。但是一声不吭却显得不太礼貌，因此，他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报到？”

这句话一出口，他就深深地后悔了。他进而联想到自己做过的每件事情都含有类似的性质：逃避的企图反而使他深陷其中。这使他感到了一种神秘的伤感。

其实，杜预之所以不愿意去疗养中心还有一条更为深刻的原因。他当时正从事于精神病传染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被校方认为是一种无稽之谈，可是他的内心一直确信：精神病是可以互相传染的，其传染的速度要比任何一种时疫的流行都快得多。

疗养中心的格局说起来也极为普通，初一看，它宛若一座巨大的花园。在茂密的树荫中间，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庭院，它的中心是一处假山，一座简陋的喷水池，水池四周依次排放着几条漆成白色的长凳。用竹篱围成的花圃内盛开着一簇簇红黄相间的金钟和雏菊。低矮的松枝树篱被修剪得很整齐，它绕庭院一周，穿过办公楼前的墙脚，在食堂的附近消失不见了。

这样的花园布局虽然显得俗气，但总还算得上整洁、干净。可是，如果将目光越过树丛的顶端，投向疗养院高高的围墙时，这片庭院便会立即露出狰狞的面目：围墙的顶上密密麻麻地罗织着一道道铁丝网，它不禁使人联想到，这座疗养院在不久前或许还是一座兵营或监狱。也许是杜预本来就生性敏感，善于观察，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跟随着长鸟扑闪的翅影在树丛的枝蔓中看到了那排铁丝网。

那天上午，疗养中心派车去接他。当他乘坐一辆夏利牌汽车来到中心的大门前时，正好赶上了一批新病人入院。他看见在那片黝黯的庭院里，几个清洁工正拖着扫帚远远地朝他张望。“她们一定是把我当成了精神病人。”杜预很不高兴地这样想。这时，他感到肩上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这几乎使他吓出一身汗来。他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正朝他矜持而勉强地微笑。这是杜预第一次见到日后朝夕相处的伙伴——精神病护理专家葛大夫。

葛大夫是属于那种乐观自信、自命清高的一类人。他双手插在衣兜里，脸上被剃刀刮得铁青，脖子上挂着一只听诊器（这多少带有点装饰的成分）。从外表上看，葛大夫正好是杜预最为讨厌的一种人，这种人不仅举止优雅，行为得体，而且有着钢铁一般健全的神经（这种健全在杜预看来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一想到自己日后要年深日久地和这种人打交道，杜预就感到一阵神经紧张。

杜预跟在葛大夫的身后，走进了疗养院的大门，他的心怦怦狂跳起来。那种沉闷而混浊的心跳声一度跑出了他的体外，以至于听上去就像是从附近的一个树林里传来似的，有些类似于用丫杆拍打被褥的声响。

杜预的宿舍就在办公楼的第四层，窗口正好对着庭院的那处假山。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时断时续的失眠症又一次缠上了他。

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穿着斜条纹病号服的老太太正在喷水池附近兀自转悠，她一边往前走，嘴里一边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什么。六七点钟左右的时候，他下楼去食堂打饭，在那条幽僻的小路上，这个老太太将他拦住了。她一迭声地重复着一连串意义相近的词汇：“烦啊，烦，烦透了……”杜预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会儿，他看见葛大夫正拎着饭盆朝这边走过来。

“你为什么会感到烦呢？”葛大夫温和地对老人说。

“烦啊烦，烦啊烦……”

“你难道不能说一些别的什么话吗？”葛大夫启发她。

老太太略一思索，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杀！”她叫道。

葛大夫笑了起来，他朝杜预摇了摇头，表示这个病人已无可救药，随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吃完早饭，杜预来到了办公室。葛大夫看上去已经在那儿等候他很久了。葛大夫对他说，按照上面的指示，他今天将陪杜预去疗养中心的各个病区转转，顺便让他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葛大夫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时地朝窗户那边瞥上几眼——在窗户边的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女人。杜预猜想，她大概就是这座病院的头儿。她面容阴郁，不苟言笑（她曾经抬头打量了杜预一眼，算是打了招呼）。

他们首先来到的是第二病区，一条阴晦的水杉林道将它和庭院连在一起。在一座青灰色的小楼前，杜预听到一片嘈杂的喧哗声。它听上去既显得刺耳，又使人不明所以。杜预正要向葛大夫打听那声音的细节，葛大夫伸手制止了他。他们轻手轻脚地上了楼，来到了27号房间。

杜预看见一个头顶微秃的老头手里挥舞着一把扫帚，正冲着窗外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

“敌人冲上来啦，同志们，打呀……叽叽叽叽叽……”

他的脸上汗水如注，看起来正在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

“同志们，拼刺刀呀……”

葛大夫凑近杜预，悄悄地告诉他，这个人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还得过二等军功勋章，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就得了精神病。在这个病人病情发作的时候，葛大大没有立刻制止他，而是抱臂倚门而立，轻松地看着他。最后，当这个病人将头颅撞向墙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葛大夫才朝他走过去。

“我是团长，304号高地发生了什么情况？”葛大夫忍住笑容对他叫道。

病人转过身来，“啪”地来了一个立正：“报告首长，美帝国主义向304号高地发动了十五次进攻，我军伤亡惨重。”

“稍息！”葛大夫用不容置疑的语调对他说，“敌人的进攻已经被我们打退了，你们的阻击战打得很漂亮。现在的任务是——”

病人“啪”地立正。

“到床上去睡觉。”

病人立即行了个军礼，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身，随后极为敏捷地窜到床上，直挺挺地躺了下来，并且闭上了眼睛——看上去，他仿佛已经熟睡很久了。

下楼的时候，葛大夫显得极为兴奋。他一连几次问杜预：“怎么样，疗养院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杜预本来不想笑，可这会儿，他再也忍不住了，便纵声大笑了起来。

“你怎么这样笑？”葛大夫惶恐地看了杜预一眼。

杜预心里猜想，这个病人是葛大夫的杰作，也许疗养院每来一位新同事，他都会领他们来观赏一下这种叫人开心的阻击表演。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他们走到楼下的时候，葛大夫对杜预说：

“你这次可赶巧了，要是晚来一步，这场戏就看不成了，因为，今天下午，他就要被送进电疗室进行电疗了。”

葛大夫说到这里，用食指和中指比画了一个用剪刀剪断什么东西的架势，同时嘴里清脆地蹦出一个词儿：

“咔嚓……”

人类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杜预时常这样问自己。他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得知，在不很遥远的过去，人类精神上的疾病通常是歇斯底里症。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为这类病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对于这类病人，只要通过短期的疗养即可康复（福楼拜所开的药方是：给病人放点血），它是由于某种悲剧性的事件而引起的。而在二十世纪，人类的精神病更多的是精神分裂，它显然是源于无法说明而又排解不开的焦虑。

杜预心想，如果自己有一天得了精神病，那么上述两种病症都会兼而有之。

这样想着，杜预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疗养院后院的一片枞树丛里。刚才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食堂里听说有个病人在这片林子里吊死了，所以，他吃完饭就走过来看看。可是这会儿，尸体已被人运走了，也许是大伙儿正在吃饭那个时候被运走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疗养院里，这类事情总是处理得干净利落，和疗养院沉寂而安详的气氛极为协调。

枞树林里空空荡荡的，有一个老人在幽晦的林子深处打着太极拳，杜预一时看不出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还是正常人。

一个周末的下午，疗养院新来了一位女病人，她是一位家在外地的大学生，精神病猝发的时候，由于来不及通知病人的家属，她所在大学的几位高年级的女生将她送到这里。

当她从一辆橘黄色的出租汽车上下来时，杜预简直看不出她的精神有什么毛病。她面色红润，留着披肩长发，眼神明亮而清澈，如果不是她一下车就发表了一通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派军队去参加海湾战争的议论，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精神失常。

在女病区的门房里，杜预对葛大夫说：“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

“这么说，”葛大夫愣了一下，“你们原来就认识？”

“不是的，”杜预纠正道，“我肯定没有见过她，可是感觉上却和她很熟悉。”

“这一点也不奇怪，”葛大夫说，“大凡漂亮的女人都会给人的视觉造成偏差。不过也许你们确实见过也不一定，你好好想想，比如在校际联谊舞会上，或者在一场运动会的田径场上……”

杜预认真地想了一下，没再吱声，他感到葛大夫的话里有一种含蓄的讥讽的味道，便转过身去，打量了一下那个名叫莉莉的病人。

在那间堆满被褥和衣物的房间里，几个护士正在给莉莉换衣服。在这个季节，她的衣服穿得很少，因此尽管她对换衣服这件事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抗拒，护士们还是没有费什么周折。她被人按在一张钢丝床上，两条腿乱蹬着，双手紧紧地拽住衣领，一个护士被她的粗暴行为弄得不耐烦了，便伸手在她光溜溜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这时，杜预看见她的手在乳房和腹沟之间来回遮掩着。

葛大夫笑了起来：“这个病人还懂得羞耻，这说明她病得不重。”

杜预好像没有听清葛大夫的话。他的目光被她那对战栗的微微上翘的乳房牢牢地吸引住了。他的脸由于羞赧而涨红了。一方面，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可以从容地审视眼前一览无余的躯体，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多少有些不道德，感到自己内心的肮脏和不可救药，这种感觉激起了他对自己的憎恶。

“这个病人平常一定喜欢游泳。”葛大夫煞有介事地说。他说话的语调不紧不慢，极有分寸，带着医生这个职业特有的科学和准确的气质。杜预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一点，他也注意到了：在莉莉裸露的身上，有几处地方白得耀眼，那是穿游泳衣留下来的痕迹。

护士们一边给莉莉换上斜条纹的病号服，一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随后她们开心地笑了起来。其中有一个护士冷不防朝杜预瞥了一眼，诡谲地眨了眨眼睛。那意思分明在说：

“这次你们可大开眼界啦。”

3

两个多月过去了。疗养院里一簇簇的雪松和香樟树即便在秋天也是郁郁葱葱的，它们的叶脉反映不出时间的变化。正当葛大夫时常向杜预抱怨日子过得太快的同时，杜预却感到度日如年。

来到疗养院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杜预对这里的一切早就厌烦透了，他仿佛感觉到寂静而阻滞的空气将他纤弱的神经磨得越来越细，他担心它会在某一个夜晚突然断裂……

疗养院的工作极为闲适。给病人打针服药之类的琐事几乎都由护士们承担下来，作为一名见习医生，他处于无所事事的惯性之中。他常常坐在宿舍的窗前，长时间地注视着窗外那片一成不变的空间。如果天气晴朗，莉莉每天午后都会独自一个人来到花园中心的喷水池边，在深秋温和的光线下修剪指甲或者捧读一本蓝封皮的《普希金诗选》。

和疗养院的其他病人比较起来，莉莉的精神病带有一种娴静而温文尔雅的性质。除了偶尔出现一些暴露癖之类的症状之外，她很少引起诸如暴力斗殴以及自残身体一类的麻烦。因此，院方对她的治疗通常只局限于让护士每晚给她服用一次小剂量的安定药丸。

葛大夫曾经告诉过杜预，精神分析疗法早在上个世纪就被西方人用于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在这所疗养院里，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尚在讨论之中。这倒不是说我们对西方的医学成果缺乏足够的了解，而是这种成果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比方说——葛大夫举例道，西方的精神病人通常在内心深处隐伏着一个潜在的纽结，它常常和宗教有关。一旦找到了这个纽结，问题便迎刃而解，而中国人本来就毫无精神可言，他们的内心照例是混沌一片……

葛大夫的这番议论在杜预看来仅仅是一种无稽之谈，但它无疑准确地阐述了他目前所面临的现实。他感到，这座疗养院最高的医学权威大抵就是几名电工——他们负责疗床的操作和检修。

这天晚上，杜预和葛大夫去女病区查病房的时候，莉莉正趴在钢丝床上，在一张活页纸上写着什么。看到葛大夫和杜预走进来，她莞尔一笑，随后，她将葛大夫叫到自己跟前，像个孩子似的压低了声音向他说道：

“刚才，我写了一首诗……”

“很好，”葛大夫像个父亲似的摸了摸她的头，“我能看看吗？”

莉莉犹豫了一下，将活页纸递给他。葛大夫心不在焉地朝它看了一眼，随手递给杜预。杜预看到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样几行字：

哦，傻瓜

我高贵的国王

让你巨大的泪水盖在我的身上

我愿在你的泪水中痛苦地死去

“什么意思？”杜预看完这首诗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毫无疑问，”葛大夫漫不经心地对杜预说，“这是爱情的分泌物。”

莉莉的这首诗使杜预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想起了自己无拘无束的童年时光，这多少使他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在过十岁生日的那天晚上，母亲为他订了一只大蛋糕，上面插着几根彩色的蜡烛。当母亲微笑着问他，长大以后愿意从事怎样一种工作的时候，杜预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窗外的世界广袤而浩瀚，瞬息万变，奥秘无穷，他几乎打算将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一遍。

“像你父亲那样，做个诗人怎么样？”母亲提醒他。

父亲的脸蛰伏于暗处，杜预怎么也记不起他的脸来。可是他当时听见父亲在黑暗中嘀咕了一声：

“哼，诗人！”

“那就当个记者吧。”母亲赶紧打圆场。

“哼，记者！”父亲冷冰冰地说。

杜预当时对父亲有一种本能的憎恶，他的话使杜预突然感觉到这个世界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一下子变得那样地少。

“依我看，还是当个医生吧。”父亲对他说。

杜预心头一紧，因为在所有可供选择的职业中，医生这个行当是他最为厌恶的一种。

杜预查完病房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手里依旧捏着那张活页纸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坐到灯下，将那首诗仔细地端详了一番。伴随着这一首诗歌的意象，莉莉的形象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浮现出来。他感到自己的感情突然有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开始的时候是微弱的，甚至不为人所察觉，可是现在，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它。

当他一想到“傻瓜”可能是莉莉过去的一个男友时，他的心底不禁掠过一阵淡淡的妒意。而且这个男友的形象立即跃入他的眼帘。他长得高大，俊美，谈吐优雅，举止得体，他穿着时下流行的宽松裤，梳着板刷头，好像生来就是为了享受生活的——这个男孩的形象恰好与自己的矮小、猥琐处处形成了对照。他感到自己生来就属于可有可无、让人生厌的一种人，没有机会，没有未来，甚至没有愿望，他的身上不仅聚集了这个时代可能会有的种种荒谬，而且也深刻地呈现出人类所有的缺陷和弱点。

这个想象之中的男人的形象是令他所不愉快的。杜预对他的嫉妒渐渐就转化为一种愤怒，这种愤怒一方面朝向不可理喻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汇聚到他虚弱而空洞的内心，因此，他的愤怒最后终于演变成了对自己强烈的厌恶。

在所有的这些东西背后，杜预意识到有一种更为纤细的情感在他的肌肤中流淌。莉莉带给他的那种奇妙的感觉有些类似于口渴，她那张使人熟悉而又陌生的脸，那对微微上翘的乳房，她裸露的躯体使窗外的黑夜更加浓重，天上的星辰更为遥远，晚风习习，树木飒飒作响，神秘的夜色为他的记忆敞开了大门，他靠在一只躺椅上，不知不觉走进了梦乡。在梦中，他感到自己正在一条湍急的河中沉浮，无所依傍。在河道的另一边，他看见莉莉的乳房像一串葡萄沾满了露水，在寂静无声的午夜唱着歌谣……在似有若无的歌声中，一个古老的声音在不断地提醒他：不要犹豫，瞅准机会干他一家伙……

女病区的病房属于疗养院别致的建筑中最为精巧的一个部分。它蛰伏在树木掩遮的幽暗深处，紧靠着一座带尖顶的礼拜堂。它原先是一位法国商人的鸟舍，即便是时过境迁的今天，这里依旧啼鸟啁啾，粪迹处处。

作为一名医生，杜预知道，他和女病人的接触一般来说不会引起怀疑和物议，更不会受到限制，可是，当这天黎明他伫立在病房门前的栏杆边上，还是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乱跳。附近的一座大楼正在施工，打桩机富有节奏的轰鸣似乎增加了他的不安。

这一回，莉莉又给他看了一首新诗，当时她正斜靠在床上，跟一位正在给她量体温的女护士闲聊着什么，当莉莉神秘地告诉她，戈尔巴乔夫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密探时，护士被她逗得前仰后合，莉莉随后也笑了起来，她笑着笑着就将嘴里的那支温度计咬断了，护士没有责怪她，而是让她将玻璃碎渣吐在一只瓷盘里，随后给她换了一支温度计。

我奇怪这融融的春季

为何突现隆冬的景象

你死在四月的窗口

死于积雪一般绵延的阳光之中

如果我死了，我一无所失

哦，傻瓜

你的死，却带走了整整一个未来

杜预看完了这首诗，感到它似曾相识，不久他就想起来，有一个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南美诗人写过一首类似的诗歌——《怀念安赫利卡》，只要将这两首诗粗粗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原诗是这样的：

如果我死了

我只不过失去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去

而随着你的死去

你失去了整整一个未来

一个被星辰夷灭的

敞开的未来

……

护士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这里。莉莉呆呆地看着那扇映上晨曦的窗户，在早晨暗红色的光线下，她的脸显得楚楚动人。她松散而迷乱的目光中饱含期待。杜预从她的脸上再一次体味到了时间的奥妙无穷——她仿佛在冥冥之中一直在等待着他，等待着这样一个早晨。杜预没有立即对那首小诗作出评价，而是默默地注视着她，他为自己的翩翩幻觉所激动，不禁感到喉头一阵哽塞。

不管怎么说，这首小诗还是让他感到高兴。如果说莉莉过去的那个傻瓜男友确实存在过的话，那么从这首诗来看，他好像已经死去了。他是怎么死的，死于何处，这些都无关紧要，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个傻瓜已经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死得不无道理，这样一来，作为一位精神病患者，一位被死亡阻隔的不幸恋人，理所当然地需要得到特别的保护，得到珍爱，而给予这种保护和珍爱，恰好是杜预目前的当务之急。

不过，这样想来，杜预不禁感到自己多少有几分卑鄙和可怜。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他的心中被清澈的水流注满了。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宛若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显得安逸、娴静，没有忧乐，没有爱憎，没有提防和危险，甚至没有世俗的羞耻之心。他再也不需要胆战心惊、无所适从地接受一个女人的审视，相反，他可以无拘无束地和她谈话，如果他愿意，还可以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她的肩胛，她的膝盖……这样想着，他感到自己和莉莉之间所产生的这种情感是远比爱来得丰厚和纯净的一种东西。

他离开女病区的时候，正好是食堂开饭的时间，他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处，而是径直来到了葛大夫的寓所。

葛大夫正坐在桌前翻阅一本新版的《梦的释义》，当他将深度近视的眼睛从书本上挪开，询问他的来意的时候，杜预才感到自己不应该来找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他的寓所。

葛大夫这种人带给他的厌恶是一时难以消除的，可是，在这所疗养院里，他又是杜预唯一感到可以亲近的人。

老于世故的葛大夫瞥了他一眼，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里吃饭。杜预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怀疑葛大夫入骨三分的目光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

在吃饭的时候，葛大夫和妻子突然争吵了起来，妻子抱怨他和那些女病人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葛大夫再次瞥了杜预一眼，漫不经心地对他的妻子笑了笑：

“这种事在疗养院是被绝对禁止的。”

一般来说，这个地处南方的城市冬天很少下雪，可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份，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下着，积雪将疗养院里低矮的灌木都盖住了，在树荫和墙角下长久不化。

莉莉的病情并没有像杜预所盼望的那样出现某种转机，但也没有变得更坏，而是一直维持着入院时的那个水平。这年冬天，一个外国的医疗代表团来疗养院考察，平常很少惹事的莉莉这一天却出人意料地找到了表达疯狂的途径。她赤身裸体地从病区跑出来的时候，董主任——那个鹤发童颜的老太太正陪着国际友人去参观心理实验室。在莉莉的身后，跟着几个跑得气喘吁吁的护士。

正当董主任被这个突发事件弄得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却不以为然地用蹩脚的汉语告诉董主任：他早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男女学生们常常用裸跑来欢迎冬天的第一场雪。

美国人的解释多少带有某种安慰的成分。董主任面容忧悒，一声不吭，杜预担心这个老太太会在一怒之下将莉莉送进电疗室。在这所疗养院，病人何时被送进电疗室，要视办公会讨论的结果而定，还要受到病人的人数、电疗床的工作状况等等条件的制约。

一想到莉莉在不久之后会被送去电疗，他就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同时，这种恐惧也促使杜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4

我想唱一支歌

一支简朴的歌

一支忧伤的歌

我想拥抱一个女人

一个高大的女人

一个笨拙的女人

这首题为《断想》的小诗是杜预从《他们》杂志上剪下来的。作为一只书签，它被夹在《一九八九年医学年鉴》之中。每当他打开《医学年鉴》，这片萎黄的纸页上的这几行小字便立即跃入他的眼帘。他是如此地喜欢这首不起眼的小诗，因为它喊出了潜伏在自己心底里的某种声音。

在杜预看来，有两种人让他感到亲近，一类是诗人，它代表了自己灵魂的骚动不安的呼吸，另一类是女人，她们象征着躯体的欲望，同时也意味着安宁和恬静。

这两种人的特性在莉莉的身上可以说是兼而有之。

在春节前后的这段日子里，疗养院里一片沉寂，办公室里也是整天空空荡荡的。董主任回老家过年去了，疗养院的大部分医生都因休假而停止了工作，只留下了几个值班的护士。

因此，在某一天的傍晚，杜预终于有机会将莉莉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在他们独自面对的时候，杜预还是感到有些拘束。他坐在窗边，呆呆地望着燃烧的炉膛，想不起来应该和莉莉说些什么。窗外的北风呼呼地从屋檐下掠过，树木簌簌作响。他来到疗养院的第一天看到的那个老女人又在楼下的花坛边转悠了，她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看上去就像是在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

花坛、喷水池和假山的上面还残留着一绺绺没有化掉的积雪，让风一吹，干冻的雪粒便纷纷扬扬地飘散开来。杜预的耳边又一次传来了那种古老的声音。不要犹豫，瞅准机会干他一家伙……这种悠远而战栗的声音常常在耳边提醒他，他的心脏怦怦乱跳了起来。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知道自己眼下还需等待。莉莉闲坐在一旁，正专心致志地用一根牙签剔着指甲，没有觉察到杜预盘算已久的企图。她的脸斜对着炉膛里暗红的灰烬，因此，她的脸上泛起一片氤氲的潮红。在她身边靠墙的地方，放着一架旧式风琴，这种风琴他只是在小学的音乐教室里见过。他不知道它为什么被搁置在办公室里，他来到疗养院的这段时间里从未见人弹过它，琴盖上早已积满了灰尘。看着这架旧式风琴，杜预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一段段往事，这些往事说不上是沉静、美好，还是躁动不安。在他细腻而敏感的想象力的滋养下，琴声总是带给他阳光纷乱的印象……

如果我此刻过去拥抱她，她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杜预不安地问着自己（同时又一次偷偷地瞧了莉莉一眼）。无非是顺应或者抗拒两种结果。如果是顺从，那当然什么问题也不会有。如果她反抗呢？那么自己应该就此罢手还是再做进一步的努力？杜预一时想不好。他感到他正在付诸行动的这一念头多少带有一点冒险的性质。一想到她如锦缎般光滑的肌肤，想到她那对微微上翘的乳房……他心中冒险的念头很快就占了上风。他告诫自己，冒险的成分微乎其微，万一遭到她的抗拒也没有关系，反正她是一个精神病人，即使她说出去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为了自己日复一日的不眠之夜，为了多少年来一直在他心底排解不开的渴望，他感到这种冒险对他的身体来说是纯洁而人道的。

这样想来，他的心头忽然产生出一种无名的愤怒，莉莉好像顷刻之间成了世上所有女人的代表，她们对他一次次冷漠的眼神使杜预记忆犹新。现在，他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她们进行彻底的报复和清算。这种念头使他内心涌现出一股英雄的悲壮。他想起自己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如今已到了国外）极为详细地向他描述了和一位在医学院就读的女中尉的风流韵事。“你知道，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人上床是一种什么滋味吗？”那个朋友极为下流地对他说。杜预漠然地摇了摇头，在他一连几天为朋友的讲述感到肮脏羞愧的同时，女中尉的身影却在他的眼前久久不去。

杜预在一连串纷乱的联想中，已经不知不觉挨近了莉莉的身边。尽管现在是隆冬季节，可他身上早已是汗涔涔的了，他极为笨拙地将手伸向莉莉。她的手一经触摸便立即像一只松鼠一般跳开了。莉莉睁大了眼睛，惊恐地瞪着他。在这一刻，杜预体验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恐怖：他仿佛感到莉莉的精神失常也许是装出来的……

他感到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便极为粗俗地再一次抓住了她的小手。这一次，莉莉没有将手抽开，而是反过来抓住他的手……杜预心头的一道闸门突然打开，水流哗哗地流淌，它带着爱情芳香扑鼻的气息，流遍了他的全身。

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莉莉对现实中的事情反应迟钝，举止乖张，出语荒诞不经，而对于情感的体验却异常地敏感、警觉、准确，当杜预将她抱住的时候，她的身体像一朵风中的小花窸窣颤动，她好像也已经等待了很久，紧紧地蜷缩在他的怀里，一种难以遏止的兴奋和忧伤使杜预不禁泪流满面，莉莉也哭了起来，同时她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地依偎在一起，仿佛这一举动是从遥远的某个年月延续下来的，而且还要这样延续下去。

黑黝黝的夜色悄悄漫过窗沿，盖住了他们。

当一阵脚步声在办公楼的过道里响起来的时候，杜预才从这个睡梦般的情境之中苏醒过来，他听见有一个人已经踏上了办公楼一楼的楼梯，正朝办公室的方向急走而来。在这个夜晚，谁会到办公室里来呢？他已经来不及细想了，因为门外的那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

莉莉也听到了脚步声，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对杜预说：

“不好，我爸爸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他？”杜预感到迷惑不解。

“就是他，他常常在我洗澡的时候突然闯进浴室……”

杜预还是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有关她过去的某些信息，他的眼前豁然一亮，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使他忘记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可能带来的危险，他正想和莉莉再说些什么，莉莉伸手制止了他。

杜预听见门外的那个人在楼道上无声无息地站了一会儿，好像为是不是应该开门感到犹豫不决。接着，他听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几下，门被推开了，他看见一道黑影闪了进来，顺手拉了一下门边的灯绳。

办公室天花板上的四根日光灯管同时亮了起来，它炽烈的光亮几乎使杜预睁不开眼睛，他看清走进门来的是精神病护理专家葛大夫，葛大夫的脸上呈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但随后就恢复了镇定，他对杜预做了一个含义暧昧的手势，然后抱歉似的笑了笑，尽管杜预感觉到葛大夫的笑容可能是装出来的——他记得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洋溢着这种笑容，可是你不知道笑容会何时收敛，突然变幻出另一种狰狞的面目，他还是对它表达了会意的感激。

这时，莉莉环顾了一下四周，猛然问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这是什么地方？”

杜预和葛大夫都吃了一惊。如果说莉莉的精神失常总有一天会复原，那么此刻，她的身上已经出现了某种转机。

“傻瓜，”莉莉对葛大夫吼道，“把灯关上。”

杜预看见葛大夫尴尬地笑了，然后顺从地拉了一下灯绳，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

“我来取一份材料。”葛大夫说着，转身朝外走，接着又回过头来对杜预说了一句：

“你应该将门反锁上。”

“你刚才说，你在洗澡的时候，你父亲突然闯了进来，然后呢？”当杜预听见葛大夫的脚步声在楼下的树荫里走远的时候，这样问道。

“我也记不清了。”莉莉说。

“那你还记得一些什么？”

“我看见一扇窗户……阳台上的窗户。”

“阳台上还有什么？”

“傻瓜。”

“傻瓜是谁？”

“他被人用绳子勒死了……那天下午，我从学校里放学回家，天上刚刚下过一场暴雨……”

“后来呢？”

莉莉想了想说：“后来，海湾战争就爆发了……”

杜预感到眼前一阵晕眩，他突然记起一件往事。他看见阳台里空空荡荡的，秋风飒飒，阳光嗡嗡作响，他趴在阳台里的一张小木凳上，在一本描红册上写字，母亲捧着一团毛线从屋里走到他的身边，没有跟他说话，杜预忽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忧伤，他觉得在这个午后的软绵绵的阳光里，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悄悄地死去……随后，他就看见一件类似于风衣的棕红色的东西从窗口飘然落下，它在楼下的一根电线杆上挂了一下，然后“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为了驱散心中积存的这个不祥的念头，杜预摸索着走到那架旧式风琴前。他揭开琴盖，胡乱地在琴键上按了几下。风琴发出一连串沙哑而苍老的声音。正如“知青”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某一种时间息息相关一样，风琴这种过时的乐器似乎也是某个特定的时代的产物——它演奏出特定的曲目，传达出特定的气息和氛围。

杜预让莉莉坐在风琴上，然后开始一件件地脱掉她的衣服。他的手在渐渐习惯了她的乳房之后，又缓缓滑向她的腹部，他现在需要寻找另外一种东西，他的手指掠过莉莉的肚脐，莉莉的身体战栗了一下，随后，他听到了莉莉的喘息声像流水一样响了起来。被莉莉的躯体压住的一排琴键不时发出一阵低声的呻吟。他悄悄地将手抽出来，他的指尖上黏糊糊的，他嗅到那种奇特的气息，它说不上来是什么一种气味，他从来没有闻到过如此美妙的气味，它和花卉和香草的气息颇为类似，而又迥然不同……

杜预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岁月中从未接触过真正的生活，或者说他所经历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外表和幻影，现在，他开始触及到生活的核心了。

借着火炉的亮光，杜预看见她修长的裸腿从琴架上挂下来。在某种意义上，女人就是一架风琴，它是否能够流淌出美妙的音乐，要看你如何演奏它。杜预感到自己的动作是粗鲁而笨拙的，甚至是丑陋的，但是却充满了淹没一切的激情，当他抬起莉莉的双腿，将它搁在肩上的时候，莉莉突然在黑暗中朝他笑了一下，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她的笑容使杜预感到黯然神伤。杜预意识到，这种无法说清的悲伤的情绪不完全是他自惭形秽的心理引起的——一个患有精神病，对自己的躯体毫无防备能力的女人给他带来的欢乐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杜预感觉到，这种悲伤是那样紧密地与欢乐掺和在一起，它们互相模仿，难以区分。

杜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几次想停下来，他觉得有必要再好好想一想这件事。他在忙乱中，脚尖不时碰到风琴底下的踏板，这时，风琴便会发出一阵清晰而悠长的声响，这种声音既使他难受，又叫他愉快。他的眼角不经意地呈现出一座空荡荡的教室，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音乐教师穿着黑色的裙子，坐在风琴前。她的手指纤长而白皙，它轻轻掠过琴键，琴声跳跃着，震荡着午后呆板的空气，看着那位女教师忧郁而肃穆的目光，杜预好像感到她的手指仿佛是从他的背脊上滑过一样。下课以后，杜预将自己的这一微妙的感受悄悄告诉了他的一位要好的同学，这个学生想了一会儿，一边擦着鼻涕，一边用骄傲的语调对他说：

“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嘛。”

风琴的声音似断若连。深夜的时候，杜预穿过一片寂静的松林朝宿舍走去，而他的耳边依旧回响着记忆中风琴的声音。

将莉莉送回病房以后，杜预感到心头空空落落的，月光将他瘦长的影子投射到蓝幽幽的雪地上，封冻的地面硬邦邦的，脚踩上去，冻雪便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管怎么说，刚才的那件事事后想起来还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杜预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以前一直陪伴着他的那种令人绝望的不正常的恐惧突然烟消云散了。空气是如此之清新，它带着松枝的树脂的清冽香气，伴着夜风，吹拂着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一路上，他不禁轻轻地哼起了一个过去的歌谣，这首简朴而忧伤的歌谣又似乎增添了甜蜜的安宁气氛，当他经过那片宿舍楼前晦暗的松树林时，不禁亮开嗓子吼叫了几声。叫喊声在城市的午夜传得很远，很快又被高大的建筑物弹了回来，树冠上的积雪扑扑簌簌掉在他的头上。

杜预失魂落魄般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他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上躺了下来。他闭上眼睛，在窗外呼呼的风声中，回味着刚才的那件事，回忆着它的每一个细节。由于他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他发现自己喝咖啡的动作也陡然变得优雅起来，他的身体和冥冥之中的时间达成了和谐与默契，他的呼吸平和而流畅。无疑，他在那一刻，已经处在了美妙世界的中心。

但是，这种自由而闲适的心情并没有在他的身上逗留很久，当他的目光不经意地越过椅边的茶几时，一种他从未体味过的簇新的情绪又一次撵上了他，那是一种深深的无聊、羞耻和厌倦的混合物。

茶几上搁着一张被揉皱的活页纸。

5

在杜预的心中，他也许永远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莉莉奇迹般的精神复原的转机就是在办公室的那个夜晚出现的。从以后陆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来看，这一事实恰好构成了对杜预的讽刺。

德国精神病权威皮尔斯博士曾经指出，在精神病的治疗上，病人要比任何一位学识渊博的医生都来得高明，有时，他们会自己找到精神复原的道路。对于莉莉来说，情况正是这样。正当疗养院的办公会议在研究是否应该将莉莉和另外十二名病人送进电疗室的时候，莉莉的身上突然出现了康复的征兆。

开始的几天，她是以整日泪流不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随后，她的记忆像春回大地的遍地青草一样渐渐复萌，她能够较为完整地向医生讲述自己的家世，能够记忆起童年和大学的一些生活片段。甚至她还能简单地讲述一两个笑话，她的笑话常使护士们捧腹不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突然停止了写诗。杜预记得，她在疗养院写过的最后一首诗曾经在办公室里被当众宣读过，因此，他能够完整地背诵它：

哦，傻瓜

我高贵的国王

请用绳索将我捆绑

我愿用我发蓝的手卷

侍奉你高贵的一生

没有一个故事，不是因为你

成为另一个故事

没有一次梦幻，不是因为我的呼唤

成为记忆中对你终生的眺望

……

这首诗使董主任，一个离过三次婚的老女人爱不释手，每当莉莉所在的大学派人来探望病人，她都要让办公室的一位年老的打字员向他们大声朗诵它。在董主任看来，这首诗无疑是一个杰作，因为眼下的时尚使爱情沉睡，而这首诗再次唤醒了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在办公室里，杜预时常看见董主任在偷偷地阅读这首诗，老泪滚滚而出……

从此以后，董主任对莉莉关怀备至。就在董主任决定将莉莉收为干女儿以后不久，她就在办公室里当众宣布：莉莉大约再有一个短时期的疗养就可以出院了。

董主任和莉莉的亲近使杜预和莉莉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有一次，杜预小心翼翼地提醒董主任：“在病人出院前，我们至少得搞清楚‘傻瓜’到底是一种什么玩意儿吧？”杜预的好意不仅没有博得董主任的赞赏（在杜大夫看来，这是一种对病人应有的负责态度），相反，他的提醒使董主任勃然大怒：

“毫无疑问，”董主任唾沫飞溅，“那个傻瓜就是你！”

杜预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某种伤害，但又不好发作，只是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要是我倒好了……”

这是一个五月末的中午，莉莉第一次获准走出了疗养院的大门。她将在户外的田野上散散步，看看乡间的河道和农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按照董主任的意思，这有助于她的精神更快地复原。

陪同她出游的本来有两个人。葛大夫推说下午还有些别的事，半路上走开了。这使杜预再一次感到葛大夫这个人很有人情味。可葛大夫在离开的时候，用一种鄙夷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使他感到不寒而栗。毕竟，两个男人陪着一个少女在乡间的田野上走来走去，会让人感到不伦不类。

这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季节，天空也显得格外晴朗，篱外的阳光懒懒地起伏在草滩上。春天的花朵有一部分已经开败了，而在河边迤逦远去的金银花和连翘却显得生机勃勃。一路上，杜预和莉莉不声不响地走着，他们彼此间沉默着，一方面，是由于无话可说，而更多的则是出于互相提防。这样一来，杜顶又感到自己走在了一条老路上。沉默使时间拉长了，而他却在时间的边缘无所适从。

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莉莉感到有些累了，他们就在一处红苔地边上的田头坐了下来。在不远处的一块麦地里，几个农民正在挥镰割麦，他们不时从麦地里直起腰来，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朝这里张望。守望的稻草人在麦丛中兀自摇晃着，在午后阳光下投下了一线长长的阴影。

在这个寂寞的午后，杜预在内心一直犹豫：该不该向她打听有关傻瓜的事。他是那样急于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尽管他也许已经意识到，真相本身对他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看，鉴于病人的病情正在恢复之中，他的探问很可能再次勾起她对辛酸往事的回忆，这对病人来说就显得太残酷了，作为一个医生，它本来就是莫大的忌讳。

可是，那些话语仿佛已不受他的控制似的径自脱口而出，而莉莉的回答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一天下午，莉莉放学回家，走进院门的时候，她感到一丝惘然若失的情绪悄悄地咬住了她。天空刚刚下过一场暴雨，空气中到处都飘浮着臭氧和尘土的气息。杏黄的云层压得很低，让她透不过气来。当她走上楼梯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来，原先一直按时在门口迎候她的那条黑狗不见了。她走进房间，看见父亲正坐在桌旁用一根火柴棍悠闲地剔着牙齿，莉莉问他有没有看见那条黑狗，她的父亲嘿嘿地笑了起来，同时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堆骨头。

几分钟之后，莉莉在临街的一处阳台上又重新看到了它。她看见一张狗皮挂在阳台晾衣服的竹竿上，黑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黝黝发亮。在它的另一面，皮革上还残留着缕缕血迹，上面栖息着一群嗡嗡喧闹的苍蝇。她的眼前一阵晕眩。她感到那些苍蝇带着蓝莹莹的曳光在她面前飞来飞去，不时撞到她的脸上。

当她终于意识到这条陪伴她多年的伙伴已经默默地离开了她，莉莉的脸上最初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悲伤。她甚至没有哭出声来，而是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将房门关上，独自一人在床上躺了下来。

三天之后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她的父亲猝然死去。按照法医的验尸报告，他是由于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致死的。办完丧事的第二天，莉莉来到了街道派出所，接待她的是一位身穿制服的中年民警，这个民警在饶有兴趣地听完了莉莉的叙述之后，温和地笑了起来：

“怎么会呢，你一定是弄错了。”

“的确是我杀死了父亲，”莉莉说，“我在他喝牛奶的杯子里放了安眠药。”

“你一定是记错了，”民警自以为是地说，“你的父亲生前因赌博欠下了三万元的债务，他的死是顺理成章的，和你没有关系。”

“父亲是我杀死的，”莉莉哭了起来，“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将一瓶安眠药放在打蒜器里捣碎，然后……”

“你不要这样纠缠下去了，”民警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去，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转过身，温和地朝莉莉笑了笑：“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别的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莉莉在一个姨妈的帮助下读完了中学。除了她的姨妈之外，经常到她家来看她的另一个人就是这个中年民警……

“直到现在，”莉莉对杜预说，“我都记得父亲临死前的样子。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失眠，常常服用一些安眠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父亲坐在我的床边，跟我悄悄地说话。到后来，我也被弄糊涂了，连我自己也搞不清父亲是不是我杀死的。”

尽管杜预想知道这件事更多的细枝末节，比方说，那个形迹可疑的民警在莉莉的家里究竟干了些什么，他怎样一边哄她，一边脱掉她的衣服……可是，莉莉显然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深谈下去了。由于她的神志尚未完全复原，她的讲述显得支离破碎，杜预不得不用自己的想象和猜测对它加以补充，以便使事情呈现出周全的轮廓。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杜预紧挨着莉莉坐着。金黄色的麦芒在风中习习颤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成熟的谷物的香气。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蜿蜒西流，水流荡涤着一丛丛参差不齐的芦苇，发出哗哗的淌水声。割麦的农民此刻已经收工回家了，顺着他们静静远去的方向，可以看见夕阳中一带白色的农舍。

杜预在飒飒作响的麦浪声中，又一次听到了风琴悠扬而遥远的声响，它仿佛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回荡，又绵延至今，它激起了杜预心底里蕴藏着的那种古老的渴望，这种渴望由于莉莉轻微的叹息而变本加厉，这就导致了他接下来的一连串生硬而突兀的行为。

由于对那个冬天的夜晚记忆犹新，当杜预的一只手贴着草皮悄悄伸向她的裙边的时候，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不可遏止的激动。他的手刚刚触摸到莉莉的肌肤，她的腿就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迅速逃开了。同时，她用一种惊骇的目光盯着他，杜预同样也感到迷惑不解。他原先以为，在他和莉莉之间由于有了那天晚上的默契，最初令人难堪的所有障碍都已悄然消除。在他看来，莉莉对他的抗拒和提防不仅没有必要，而且简直是毫无道理。他的心底又一次涌起了一股对女人捉摸不定而产生的漫无边际的仇恨。但他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知道，他现在应该做的也许是用一种温柔的语调和她谈些什么，以便唤起她的记忆。可是，这个时候，他的胃又在隐隐作痛了。他一度觉得自己的内脏被一枚铁钩挂住了……他已经没有了任何说话的兴趣。躯体尖锐的痛苦迫使他决定孤注一掷，他近乎蛮横地再次将手伸向她。莉莉笑了起来（这种笑容包含着清高、矜持和鄙视），将身体靠近他，然后冷不防在杜预的脸上啐了一口，同时她脸上的笑容倏然收敛，换出另外一副冷漠的面容。杜预感到大势已去，在这一刹那，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脸，它像往常一样俗不可耐，上面镌刻着恐惧、伤感、卑下和可怜。

他对自己说，或许莉莉已经忘了这年冬天的那个夜晚，或者说，那件事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杜预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装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用一种医生才会有的干巴巴的语调对莉莉说：

“这么说，你诗歌中写到的那个傻瓜原来只不过是一条狗？”

杜预的问话听上去连他自己也感到摸不着头脑。莉莉略略一愣，点了点头。

6

深夜的时候，杜预躺在床上，怎么也无法入睡。他不知道莉莉的故事中带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不过，这个故事却触发了他一连串的回忆，将他记忆之中的往事搅得混乱不堪。他感到自己的记忆和莉莉的讲述之间好像存在着某种类似的东西，和人的左右手相仿佛，或者说一件事是另一件事的影子。

一个深秋的下午，他的母亲突然告诉他，他们要去郊外将他的父亲领回来。当时，杜预正伏在屋角的一张木凳上，在一本描红簿上练习写字。他不耐烦地对母亲说：“父亲那么大的人，干吗要我们去将他领回来。如果他要回来，就让他自己回来好了。”

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有如窗户玻璃上疾速流淌的泄水，在一道雷声中，杜预感到了事情也许有些严重：父亲会出什么事呢……

他跟在母亲的身后，心事重重地下了楼，他看见一辆平板车停泊在雨中，大雨在上面溅起一朵一朵的水花。母亲让他坐在板车上，随后母亲拉动了那辆板车。他问母亲，雨下得这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带上伞？母亲对他凄然一笑，没有说话。

在通往郊外的那条道路上，雨水漫过了路面，到处都是水流哗哗的声音。时间仿佛过了很久，他们在荒僻的郊外走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杜预看见了一道赭红色的围墙，它矗立在视线的尽头，在雨幕中显得模糊不清。他们来到围墙的边上，一个瘦老头擎着雨伞给他们打开了围墙的大门。

围墙之中是一片衰草萋萋的草滩，杜预似乎感觉到，这是一块靶场。几只胸环靶像人一样兀立在雨中，在狂风中瑟瑟战栗着，他跟着母亲踩着草滩里的积水朝前走去，不久，他就看见了父亲。

他的尸体横卧在一片水注之中，四周的积水被血染红了，就像一瓶红墨水被打翻了似的。父亲的样子使他联想到他像是冷不防摔了一跤，再也爬不起来了。父亲的身体是脸朝下俯卧着的，在他的背上和头颈上各有一处洞眼，它会不会是枪击后留下来的呢？

杜预紧紧拽住母亲的裤管在父亲的身边站立着，斜斜的风雨一度使他睁不开眼睛。父亲的身体像一块吸饱雨水的海绵。他和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它弄到了板车上。

在回家的路上，杜预猛然想起了一个月前的一件事。那天早上，母亲上班去了，他一个人在家。几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突然闯了进来……他们翻遍了屋子的各个角落，始终没有找到他们所要找的东西，因此显得颇为沮丧。他们垂头丧气的样子终于激起了杜预的同情和好奇。“你们在找什么？”杜预朝他们走了过去。一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朝他笑了笑，比画了一个手势。杜预知道他们所要寻找的也许是父亲藏在墙缝里的一沓手稿。

“你知道它藏在哪儿吗？”那个人问道。

“我当然知道啦。”杜预显得有些兴奋，“不过，你如果答应将红袖章送给我，我就告诉你。”

那个人再次温和地朝他笑了笑，迅速从手臂上脱下红袖章递给杜预。杜预将袖章别在手臂上，然后走到穿衣镜前照了照，接着将那伙人领进了父亲的卧房。他走到墙角，熟稔地卸下了几块红砖……第二天，杜预戴着红袖章去学校上学，小学语文老师神情肃穆地将杜预叫到了办公室里：“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东西的？快把它摘下来，它是不能随便佩带的。”

父亲身上的血依旧不停地滴下来。在他们返回城区的道路上，杜预心里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似乎意识到，在那块红袖章和父亲的尸体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平板车在郊外的一处农场边上陷进了一洼水坑之中。母亲的身影在阴晦的雨中显得弱不禁风，她的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前。她声音嘶哑地对杜预喊了一声：“我支持不住啦。”杜预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但它无疑给杜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见母亲跪在雨水之中，用肩膀扛着车轱辘，喘息声像流水一样霍霍作响，那辆平板车还是纹丝不动。母亲咬着嘴唇，由于屏足了气力，她的脸在雨中突然变形，杜预感到这张脸一下子变得异常陌生。母亲的动作似乎不像是打算将平板车扛出水坑，倒像是利用车轴的三角铁戕害自己的身体……流水哗哗向前涌动、跳跃，大雨依然下个不停。曲折的水流漫过母亲的裤管，穿过草地和灌木林流向一条湍急的沟渠。母亲哭了起来，她张大嘴巴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面临这样的时刻，他和母亲一时都没了主意。

尽管母亲的死是在三个月之后——在这段冗长的时间里，水流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喧嚣不已，可是，杜预仿佛觉得那个沉寂的黄昏仍然是雨天的延续。

这天下午，杜预从学校回家，当他穿过门前那条湿漉漉的马路的时候，看见母亲正蹲在阳台上，用一块抹布擦着窗户玻璃。明亮的光线的反光在他眼前闪烁不定。在他的母亲纵身跳下窗台的那一刹那，杜预听到一阵风琴的声音在他的背后响了起来，那种忧郁的曲调是他所熟悉的，可一时想不起来它的曲名。他看见母亲的身体在空中颠来倒去，像一片树叶悠然下落，楼道下的一根电线杆使她的下落改变了预定的方向……

这时的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行人和车辆，风琴的声音依然在延续。杜预这会儿终于想起来，这支曲子，小学音乐教师曾经在课堂里演奏过，每当杜预听到它，呼吸就会突然变得困难起来。

7

现在，杜预很少有机会和莉莉独自相处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在疗养院的各个角落看到她，有时是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有时则在花园中心的喷水池边上——莉莉通常在午后到这里来看书，手里捧着一本蓝封面的《普希金诗选》。

每当杜预从宿舍楼上下来，准备走到喷水池边和她说些什么，她的身影总是在顷刻之间倏然不见。

杜预的痛苦一如往昔，在往常，他孤寝难眠的黑夜总是深不可测，使他无所适从；而如今，莉莉给他带来的却是另一种烦恼，它类似于针刺的疼痛，牵动着他的胃壁和心脏，阻滞着他的呼吸。杜预说不清这两种感觉有怎样的区别，也许这两者在根本上就是一回事。

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他曾经非常喜欢这个天高地远的季节，炽烈的阳光减低了热度，空气变得干燥而凉爽。通常，在这个换季的间隙，风向的改变总是给他带来良好的睡眠。现在，杜预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季节的流转中已经丧失了所有自行调节的功能，随着日复一日的失眠，他服用安眠药的剂量和次数也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杜预一度感到自己和疗养院精神病患者之间已没有什么区别。

他常常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悄悄溜出宿舍楼，独自一人在疗养院的树林里散步。失眠症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带给他心烦意乱的焦虑，相反，在静谧的夜晚踽踽独行，常让他感到一丝淡淡的安详和轻松，他知道，莉莉就在不远处的一座树林里，他在散步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地走到那里去。

一座带尖顶的房子浸没在蓝蓝的月光之中，围墙的卫矛影影绰绰。他曾听葛大夫说，这座病房原先是一个法国人的鸟舍。在飞鸟闪烁不定的翅影之中，杜预仿佛看见了那些想象中的鸟类：它们有着黑黑的尖喙，雪白的胸脯和深蓝色或火红色的羽毛……

这天晚上，天空又一次下起了暴雨。在杜预的一生中，突降的雨水不仅预示着他命运的某种巨变，也多少代表了他内心模糊而复杂的愿望。

他走到窗前，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发愣。他看见楼下的一杆路灯被雨幕遮盖着，一条淙淙的水流沿着阴沟边的路基蜿蜒远去，它绕过花园的灌木，在通向香樟树林的一片黝黑的小路上消失不见。

几分钟之后，杜预走在了这条小路上。他没有带伞，他看见母亲的脸从晦暝的雨夜中向他呈现出来，她莞尔一笑，随后泪水溢出眼眶……杜预的衣服很快就让雨水给淋湿了，他踩着自己的影子朝前走，当他穿过那片树林的时候，一度忘了自己置身于何地，他好像是走在一条乡间的麦垄中，父亲带他去村外钓鱼，又像是走在去大兴安岭的路上。北方的雨来得又快又急，将道路砸得坑坑洼洼。当然，杜预更多的遐想流淌在这样一个冬夜：他的手沿着莉莉平坦的腹部缓缓前移，他的指尖触摸到了一种黏糊糊的东西，它是梦境中心的中心，一个古老传说的内核，一朵鲜花的根蒂……

在这条小路尽头，杜预看见女病房的那道铁门紧紧地关闭着，狂风卷起树叶朝他迎面扑来，斜斜的雨水纷纷如织，小鸟在树林的深处咕咕啼鸣。有一阵子，杜预在铁栅栏门边感到不知所措。

他发现不远处的一座建筑工地上亮着灯光。他来到工地上，在一处脚手架下躲了会儿雨。如果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他一遍遍地对自己说。

如果不是偶然之中看见了斜靠在工棚边上的那架木梯，杜预很可能会放弃原先的那个念头，这架木梯牢牢地吸引住了杜预的视线，他的耳边又一次传来那个遥远的声音：不要犹豫，瞅准机会干他一家伙……这架梯子的存在使杜顶立刻开始行动，并替它安排了行为的方式和秩序。

他将木梯搬到那座房舍的西侧。当他顺着梯子往上爬的时候，看见莉莉病室的阳台上晾着一件病号服，它在风中摆动着，发出扑扑的声响。他甚至听到了莉莉在睡梦中发出的均匀的呼吸声。

他翻身跃过阳台的围栏，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和激动，他感到自己从未这样激动过，心脏沉闷的撞击声像是逸出了他的体外，在黑夜之中的一个什么地方单调地响着……

他轻轻推开一道狭长的铁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了莉莉的病室，他在黑暗中向前摸索了一阵，怎么也找不到灯绳。在慌乱之中，他碰翻了一把椅子。

一道蛇状闪电使杜预放弃了寻找灯绳的想法，因为，借着这道闪电的光亮他已经清晰地看见了病室内的一切：房间空空荡荡的，床铺已经被人移走了，墙角里堆放着一摞摞洗涤干净的床单和病号服。

杜预想，如果不是自己在匆忙之中找错了房间，那么，莉莉一定是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住了，既然董主任已将她收为义女，她很有可能搬到了一个更为舒适的病室……

杜预没有顺着来时路线返回楼下，而是拉开了那扇通向走廊的大门。走廊漆黑一团，他在踢翻了两只痰盂罐之后，终于找到了下楼的楼梯。

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级，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撞在了一件什么东西上，他伸手朝它摸了摸，他的手指触摸到了什么，杜预忍不住惊叫了起来，那是一张人的脸。

“莉莉。”杜预叫道。

对方嘿嘿地笑了起来，随后按亮了手里的一只手电筒。在手电的亮光中，杜预看清，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正是他来到疗养院第一天所碰到的那个老女人。

过道里的穿堂风吹散了她银灰色的头发。她古怪的笑容的后面是两排凸出的牙齿，嘴角挂着口涎。这个老女人没有再次重复有关厌烦一类的感慨，而是冷不防冲着他阴森森地吼了一声：

“杀……”

8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一辆夏利牌出租车早早停在了疗养院的大门外。莉莉在葛大夫和董主任的陪同下，缓缓朝大门口走去，几个护士远远地朝她挥手道别。

莉莉手里拎着一只装满行李的网兜，一边朝前走，一边不时地回头朝办公楼的方向频频张望。董主任误以为莉莉的张望是出于对疗养院的留恋，便自己感动了起来。她温和地对莉莉笑了笑：“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欢迎你再到疗养院来看看。”

葛大夫双手插在口袋里，依旧是往常那副一丝不苟的神情。他的身上可以同时看到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所具有的那种和蔼、冷漠、警觉和宽厚，他似乎看出了莉莉的心思，便不声不响地走到莉莉的身旁，用一种极有分寸的语调不紧不慢地对她说：

“他不会来送你了，昨天下午，我们已经为他做了电疗手术。”

当杜预在几个医生的簇拥下被送进电疗室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他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童年时的那个阳光缤纷的下午。他似乎觉得自己一生的经历都带有一种虚假的性质，有如梦境一般，和想象与幻觉牵扯在一起。他分不清哪些事情是真实的，哪些事没有存在过。而唯独这个下午的记忆带给他一种固定的真实。

那年春末，他的外婆带他来到了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乡间农场里——他的父母在一年前就被下放到了那里。那天下午，天空刚刚下过一场雷雨，他的父亲带他去村外的河道边钓鱼。

一路上，父亲告诉他，暴雨过后，河里的水被搅浑了，河底的鱼类根本看不见鱼饵，因此，他和父亲手执钓竿长时间地坐在河边，等着混浊的河水一点点变得清澈起来。

河道边盛开着一簇簇绣球花，花丛中的浆果沾满了雨水，在风中簌簌战栗。一带深黛色的远山静伏在视线的尽头，杜预看见一个采药的老人在松林中时隐时现，不久，就在一座寺庙的边上消失不见了。

青山下的树林边上，是一块开阔的草滩，正在吃草的几只绵羊零星地散布在原野上。他看见一个牧人模样的少年躺在草丛中，帽子盖在脸上，看上去，他好像在温暖的阳光下熟睡很久了。

在一阵隆隆的机器声中，杜预感到自己的躯体正随着电疗床徐徐下降，床头的一排暗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灭。他一度觉得自己是在一条湍急的河里游弋，由于远离了岸边，远离了实在之物，他感到无所依傍，他拼命划动着流水，却抓不住任何东西。

过了一会儿，朦胧中他听见有人在一个很远的什么地方呼唤他的名字，听上去既像是莉莉，又像是他的母亲。这种声音和金色的鲫鱼在木桶里搅动水流的声响极为相似，有时简直让他难以区分。

杜预在电疗床上睁开了眼睛，他看见葛大夫，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昔日的同事正笑眯眯地注视着他：

“你的感觉怎么样？”葛大夫将身体凑近他，轻声地问他。

杜预想了一下，用一种他自己听来十分陌生的声音答道：

“现在，我终于正常了。”

锦瑟

蝴蝶

冯子存被人从那间幽暗的马棚里牵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阳光明媚的中午了，空气温暖而潮湿，凉爽的风吹拂着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那种淡淡的粪味却在四周萦绕不去。

冯子存一度忘记了时间。自从被关进马棚的那天起，他一直在内心猜测着自己不可预知的命运。他不知道这些温文尔雅的乡民会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处置自己。同样，他对于眼下寂静的阳光中所隐藏着的危险也缺乏足够的准备。

他跨出马棚的门槛，远处树篱间啁啾的小鸟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小鸟了。在一个又一个晦暝的夜晚，他只能在回忆中重温它们的叫声，重温天空中飘过的灰褐色的云和闪闪烁烁的星斗。

他生来就喜欢阴性的事物。喜爱静谧无声的河水，花草浓郁的香气，滴漏悠远的声音以及沙盘计时器上缓缓移动的日晷。现在，纷乱而炽烈的阳光又一次让他感到耻辱。他像一头牲口一样被人牵着，步履蹒跚地穿过一排排沙棘树丛朝村口走去。

河边的合欢树下聚集着一帮棉农，房舍翘起的飞檐峥嵘怪诞，仿佛一群凌空欲飞的蝙蝠在那里栖息。远远地看过去，那些站立在阳光下的棉农和沙地上被拉长的阴影像往常一样使他感到熟悉和亲切。他曾经隔着竹篱的缝隙久久地打量过他们，他们或者忙于种植，或者从事收获，像河水一样自在，像树木一样沉静、呆板……

冯子存站在屋檐的阴影之中，河水的凉气扑面袭来。河道对岸的田畴阳光如炽，显得遥远而虚假。

“给我口水喝吧。”冯子存对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这个年轻人背对着他，正试图将一只酒坛上的泥封揭下来。他转过身来看了冯子存一眼，用一种讥讽的语调不紧不慢地对他说：

“现在你喝不喝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什么意思？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立刻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他仔细地揣摩着这个年轻人的话，它的弦外之音听来有些蹊跷：难道他是在吓唬我不成？他们总不至于将我弄死吧？

河道上漂浮着一绺绺槐花，它浓重的芳香甜丝丝的；一群蝴蝶扑闪着花翅，在花香的深处盘桓不去。

冯子存再一次想起了庄周有关蝴蝶的那个著名的寓言。他似乎感觉到，此刻自己正处于这个寓言的核心。

会不会是一场梦？错乱的时间常常搅乱了现实和梦境的界限。他曾经一连几次梦见自己在一个马棚里醒来，脸上盖满了马粪。通常，噩梦醒来的时刻总是让他感到愉快，随着自己的神志逐渐清晰，并得到现实有力的支持，危险在黑暗中悄悄遁走，一切又复归宁静，他可以从容地喝上一口茶，随手翻开一本典籍，在幽蓝的月光下陷入冥想……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走出茅屋，来到户外，在植物的清新气息中置身于田野的深处，察看麦穗上的露水，掂一掂棉铃的重量，或者径自一人走入屋后的那片竹林，在竹枝飒飒的啸声中，独处幽篁，守夜待旦……

几年之前，当冯子存从外地迁居到这个荒僻的村庄上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准确的身份。他没有住在村里，而是在离村不远的河边筑庐而居。尽管他谙熟农事，勤于耕植，使河边的一块空地长出了菽麦和棉花，但村里的人们并未就此将他看成一个农民。事实上，他皮肤白净，面容忧悒，身材孱弱而又沉默少言，和这里的一切显得很不协调，人们在习惯上总是将他看作一个落魄的商人，逃避兵燹的军卒或者一个神秘莫测的江湖艺人。

在短暂而又轻松的农事之外，冯子存自己留下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在这些寂寞的闲暇之中，他通常手不释卷，闭门苦读，或者形单影只地在河边散步，他身上的这种乖张而矜持的品性并没有获得村人的尊敬，相反倒使别人多了一层提防。

对冯子存本人来说，他对自己过去的经历也同样茫然不知。那些琐碎的往事仿佛突然藏到了时间的背后，他对过去时光的追索常常一无所获。他只是知道，这个陌生的村庄不仅处处符合他的理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希望。它气候宜人，远离尘嚣，无声无息的隐居生活使他很快就获得了心如止水的感觉。

这天早上，冯子存很早就来到了河边。高大的树冠上栖息着一群水鸟，它们不时抖落下一些鸟粪和羽毛，发出金属般的鸣叫。现在天色灰暗，曙光未开，村庄依旧在沉睡之中，河道里蒸腾的水雾将一切都弄得影影绰绰的，流淌的河水在树林中响着，听上去就像来自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

冯子存坐在河边，清冽的水汽带着树脂的清香迎面袭来，他不仅感受到了时间的浩瀚，广袤，混沌一片，而且体味到了它具体而微妙的深奥。他看见一只蝶蛹在绣球花幽暗的深处逗弄着花粉，它肥胖的躯体顺着花枝和球茎攀缘而上，同时翕动着翅膀，花朵上沾满了露水，在风中习习颤动。

他久久凝视着这只寂寞的蝶蛹。初升的阳光在空气中延展，冯子存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

一阵悦耳的摇铃之声在村中响起，冯子存知道，那是村里的一座私塾已经开始上课了。

一个年迈的教书先生出现在村头的那垛矮墙边。他手执戒尺，用手掌遮住耀眼的光线朝这边张望了一会儿，然后顺着树林中那条晦暗的小路向河边走过来。一阵唱诗般的念书之声在他身后响起。它震荡着晌午滞重的空气，播向远处，听上去让人昏昏欲睡。

这个衣衫褴褛的教书先生常常在散课之后到冯子存的茅屋来喝茶。有时他们也会下上一两盘棋，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可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通常无话可说。冯子存对于教书先生一类的人一直不抱好感，他们往往一边诵读绝圣弃智之类的古老信条，一边在自我卖弄中误人子弟。

教书先生来到冯子存的身边，照例寒暄了一通，随后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先生整日枯坐河边，既不守望，也不钓鱼，却为何来？”

冯子存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他记得这个问题教书先生已探问过多次，他没有正面对它予以解答，而是用寓言的方式和他谈起了飞矢不动、心若止水的境界。

“先生从何而来，为何独居贫水之畔？”

“我听说西北的天竺有一种鸟，名叫怪哉，非梧桐不栖，非鲜食不吃、醴泉不饮，你知道吗？”

“怪哉，怪哉。”教书先生如坠五里雾中，忍不住抓耳挠腮。

在教书先生的身后，冯子存的目光沿着河边那一溜棕红色的滩土一直延伸到村口。在那里，一座稀疏的树林显得空空落落的，两棵合欢树花枝招展，风在树篱间轻轻地吹着。在过去的日子里，冯子存每天都能看见一个窈窕女人的身影闪闪烁烁。有时，她提着水桶去河边汲水，有时则是在一排颓圮的围墙边晒晾着衣服。她的形象带给冯子存的感觉既陌生又熟稔，一想到这个女人姣好的身影，冯子存便感到心头流荡失守，一下子就乱了方寸。

冯子存引颈远望的神态尽管被掩饰得很好，但还是引起了教书先生的注意。

“先生莫非在等候什么人吧？”

“没有，没有。”冯子存显得心慌意乱。

“如果在下所料不错，”教书先生冷眼瞥了冯子存一眼，语调中不无讥讽之意，“先生等待之中的那个人今天不会出现了。”

“你说什么？”冯子存故作镇定，问了一句。

“她已经死了。”

冯子存心头倏然一震，脸色灰白。看来，这个一身斯文的教书先生并不像自己设想的那样愚不可及，他显然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看透了自己的心思。

教书先生告诉他，族长的女儿于昨夜突发重病，猝然长逝。葬礼将在三天后的黎明举行。

太阳渐渐偏西了。冯子存站在河边的一棵楝树下，猜测着自己无法预料的命运。他一遍遍地替自己预设了种种离奇的结局，唯独没有想到过死亡，这倒并不是因为他确信自己罪不至死，而是他根本不愿意做这样的假设。

不祥之兆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的。一辆马车从幽暗的巷口朝河边缓缓驶来，两匹灰白色的马喷着响鼻，咴咴直叫。一座黑漆漆的棺木在马车上颠簸着，发出“橐橐”的声响，很快，冯子存就闻到了新刷的油漆的气味和空气中弥漫着的花粉的香气。

几个乡民将棺椁从马车上抬下来，搁在河边的一块空地上。

冯子存周身一阵战栗：难道这伙人真的要将我处死吗？

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他们目光冷漠，表情呆板。而站在井边的两个少妇却好像正在谈论着一件开心的事，她们扭扭捏捏，彼此忍俊不禁。

冯子存在一阵头晕目眩之中被解除了束缚，随后，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而又令人心惊肉跳的仪式：洗脸、剃头、跪拜……最后，一个文身的中年人端着一碗米酒走到了他的跟前，示意他喝下去。

“你们当真要把我弄死吗？”冯子存心存一丝侥幸，低声问了一句。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这是一种极为蹩脚的恶作剧，一种残酷的故作姿态。既然他们已经决定将一个人处死，那么，一杯米酒怎么能使他镇定下来呢？

冯子存没有伸手去接过酒杯，而是挥手将它打翻，同时用一种古怪的声音叫道：

“你这是干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想喝酒？”

中年人笑了笑，没有搭理他，而是转过身，很有耐心地重新为他斟了一杯。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想一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冯子存似乎并不惧怕死亡，可是，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仲春，在这个万物复苏、莺飞草长的时节让他引颈就戮，不免让人不知所措。早在几天之前，他独坐窗前，夜读《锦瑟》的时候，就好像预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首诗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可每次读来，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在他看来，李商隐的这首诗中包含了一个可怕的寓言，在它的深处，存在着一个令人无法进入的虚空……

冯子存从中年人手里接过酒杯的同时，眼前又一次呈现出那个女人窈窕的身影。她提着水桶从河堤下慢慢走上来，水珠泼溅，在阳光下纷乱地跳跃着，合欢花树在风中战栗，花絮无声无息地掉落下来。

冯子存昏昏沉沉地被人带到了河滩边。一双陌生的手捋开了他的衣领，在他的脖子上抹了一把凉水。他看见一枚鲦鱼形的匕首在眼前闪动了一下，随后一种沁凉的感觉迅疾无比地切入他的喉管，涌向他的心脏，很快，他就听到了流水般的声音。

当送葬的队列在村头的树林里闪现出来的时候，彤云密布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和雨水顷刻之间就将天地搅得一片凄迷。树枝剧烈地摇晃着，被南风吹向一边，裸露出一片灰蒙蒙的天空。

冯子存坐在茅屋的窗前，从屋外飘进来的雨点将桌上的书本打得濡湿。透过屋檐下细密的雨帘，冯子存的目光一直滞留在远处，送葬的人群顶着高高扬起的白幡在重重烟树的背影中缓缓前移，远远看去，它就像一排鲜花的行列行进在深黛色的春麦之中。那樽暗红色的灵柩被水珠浇得锃亮，犹如一只舢板在河面上滑行，冯子存仿佛闻到了那些纸花呆滞、虚假的气息，它死寂、灰暗，毫无生气。在他视线的尽头，那条宽阔的河道蜿蜒东流，新生的芦苇在水中荡漾着，河岸上的一带金银花树似乎在雨水的洗涤下悄然褪色。

冯子存在河边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那天中午，她脸上那种浮靡而俗艳的笑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仿佛一串成熟的果子悬挂在树篱的深处，牢牢地牵引着他的视线。他觉得这个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正午时分慵懒的阳光似乎加深了他的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时间遵循着一道鲜为人知的轨道悄然流转，它错杂，凌乱，周而复始。

冯子存早就习惯了那种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凭窗夜读和无所事事的苦思冥想。他几乎花费了整整一生的光阴才找到了这条通往安宁的隐逸之路。可是，在一个平常的午后，这个女人不期而遇的目光在刹那间就粉碎了他的梦想，使他不知所措，怅然若失。冥冥中的时间仿佛玩弄了一个阴谋，对他自以为是的生活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破坏和嘲讽。

淡蓝色的月光悄悄地爬上墓地。在岑寂而静穆的眺望之中，单调的滴漏之声兀自陪伴着他。墓地近在咫尺，和他的茅屋之间只隔着一座稠密的竹林。斑鸠咕咕的叫声在屋外的树林里连成了一片，冯子存辗转反侧，孤寝难眠。在这个初春的晚上，冯子存没有能够重温往日的那种充满矜持、孤独的安宁，相反，他似乎感觉到，有一种以前他从未体验过的簇新的东西在他心里暗暗滋长。后半夜的时候，冯子存听到有人隔着河道在呼喊他的名字。他感到自己突然之间变成了两个人，一个人在深夜的茅屋里守枕待晓，另一个却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下驻足村头，浮想联翩……循着声音的方向，冯子存悄悄来到屋外，穿过一片湿漉漉的竹林，不知不觉地朝墓地走去。

第二天一早，当冯子存被几个乡民捆绑着，像一头牲口一样被牵到村头的时候，私塾书堂的教书先生上完茅房后刚刚从篱笆后面走出来，他看见冯子存的脚趾血流不止，冯子存对他凄然一笑：“让棺材钉给划破啦。”

冯子存被处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教书先生趁着夜幕夹着一沓黄纸到他的坟头去焚烧。去年的这一天，教书先生有幸在冯子存的茅屋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冯子存对《锦瑟》一诗精妙的阐释使他不禁肃然起敬，他不由得联想到，这首烂熟于心的唐诗自己原先压根儿就没有读懂……

教书先生一面低声下气地向冯子存求教，一面迷惑不解地向后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先生如此博学，为何不西去长安，求取功名？”

冯子存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疑问，而是用惯有的寓言方式给他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迷乱

冯子存经过一个多月风餐露宿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夏至这一天来到了古城江宁最北端的一个驿站上。他没有采纳姐姐的建议——在这座荒凉的驿站上稍事休整，而是在当天傍晚就急不可待地进了城。

护城河畔空空荡荡的，几株苍老的垂杨散立在暮色之中，西风卷起一片昏黄的沙土掠过城墙颓败的雉堞，几只乌鸦低低地飞过，不时发出一连串凄凉的叫声。

冯子存背负行囊，站立在护城河边，触目所及，尽皆荒凉。他并没有看到车喧马鸣的热闹市景，更没有想象中秀才举子风云际会的煊赫气象。不过，衰败的城市风物并未破坏他积蓄已久的良好心境，作为一个久居乡野的读书人，冯子存一旦想到自己窗读十年，梦寐以求的愿望马上就要兑现，不禁怦然心动，喜不自胜——它近在眼前，飘浮在七月潮湿的空气中，仿佛伸手可及。

在进京赶考的前夕，冯子存依照姐姐的吩咐，让一个还俗的道士给自己打了一卦，爻辞中说：“鼎折足，覆公霫”，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给此番进京的行程笼上了一层阴影。在他的姐姐整天忧心忡忡的同时，他的启蒙恩师也劝他舍弃初衷，来年再考。冯子存没有理会这一套，他以一种惊人的智慧提醒那位看来已经昏聩的恩师：“我乘船前往，凶象自除。”先生大惑不解，便问他舟楫与车马有何分别，冯子存别出心裁地答道：

“船行水上，无足可折。”

先生沉默良久，见他主意已定，便颔首应允。

和许多幽处书海的文人学子一样，冯子存完全信赖那些典籍和书本。在他看来，这个古老国度的一切知识都是精妙而完备的。它不仅能够使人谙熟事理，参透生死之道，通晓处世之术，而且能够使人逃避祸害和凶险。

冯子存匆匆打点行装，绕道运河，买舟北上。漫长而枯燥乏味的茫茫旅途使他渐渐忘记了时间，因此，当他趁着夜幕悄然入城的时候，眼前满目萧然的景象恍如梦中，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由于改道水路而延误了考试的期限。

冯子存跟在姐姐的身后，渐渐来到了秦淮河边。和晦暗冷落的城区相比，灯影浮动的秦淮河给他留下了美妙的印象。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脂粉香气，风行水面，灯火迷离；画船彩舫，影影绰绰。

冯子存沿着河边走了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在燕子矶的附近踅入一条狭长的山间通道，很快就来到了一座树木掩映的房舍前。

这是一处森严肃穆的道观。按照老师的吩咐，冯子存和姐姐到这里投宿。前来开门的是一位稚气未脱的道童，他手执灯笼，隔着门缝朝屋外这两位深夜来客端详了片刻，脸上显露出为难之色。道童告诉他们，道长旬月之前外出云游，至今未归，现观中无主，不便纳客。冯子存并不答言，他从怀里摸出书信一封，递与道童。道童接过信来，也不拆看，略一思索，便为他们打开了大门。

这所道观位于紫金山的南麓，和冯子存平常习见的庙堂古刹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房舍依山而建，茂林修竹，溪流淙淙，俨然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冯子存和姐姐被安置在道观左侧的碧云山房。这是一座幽闭的小院，石板地面上有一口坍塌的古井，井边是一棵高大的樟树，稠密的树冠有一部分沉重地耷拉在院墙上，树下苔痕处处，鸟粪点点。

置身于这座静僻的山房内，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很快。每当曙色初见，梅鸟啼鸣的清晨，冯子存便披露苦读，直到夜色阑珊，月上东墙，才欣然合卷。

姐姐的住屋和自己只有一墙之隔，她除了照应弟弟的一日三餐之外，闲来就做些针线。道童每隔数日，也会过来探望一两次，顺便给他们送些茶叶和熏香。

姐姐今年已经二十六岁了，父母的早亡使她的婚嫁变得遥遥无期。冯子存一想到由于自己的读书求学耽误姐姐的婚期，便不禁有些黯然神伤。

乡试的日期一天天地临近了，到了八月初，山中的桂花依次绽放，花香日渐浓郁，屈指算来，冯子存借宿道观，已一月有余。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冯子存照例赋诗作文，苦读不止，因此，除了他偶尔经历的一两次失眠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值得记述。

这天晚上，冯子存像往常一样独守窗前，捧读《中庸》。天气显得格外燠热，树木静立，蚊虫肆虐。冯子存眺望着山下雾霭重重的秦淮河，遥看画船彩舫于水中游弋，清风徐来，脂粉扑面，不觉情有所触，悲从中来。这种沮丧的情绪虽然转瞬即逝，却使他陷入了一连串惘然若失的玄想之中。

桌上放着的一杯凉茶散发着茉莉氤氲的香味，那是姐姐刚刚给他送来的。姐姐的神色看来有些异常，她在屋里逡巡不去，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临走的时候，在忙乱之中，竟将一枚随身的玉佩遗忘在桌上。这是一枚桃形的碧玉，扣眼上系着一绺红色的璎珞。冯子存拿过玉佩，在手中细细把玩，一些纷乱的往事便朦胧呈现在他的眼前。

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天上断断续续地下起了小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屋外腐殖的树叶上，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尘土的气息。他躺在竹床的簟席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怎么也无法入睡。

姐姐那张恬静的脸庞不时从漆黑的雨夜中浮现出来，它一会儿变成母亲，一会儿又成了另一个女人。在冯子存的幼年，他常常散课之后来到姐姐的刺绣作坊里。在他的记忆中，姐姐的身影和那些刺绣女工有时难以区分，她们笑容可掬，浓妆艳抹，身上带有一种锦缎和丝绸特有的香味。那些色泽鲜艳的丝绸仿佛具备了某种生命，他曾经一次次轻轻地抚摸着它，心房随之跳个不停。刺绣作坊里那种悒悒不欢的气氛是他所难以忘怀的，它犹如一个盛开的花蕾，他常常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小的甲虫，在花蕾的深处踯躅不前……

雨停之后，冯子存从床上爬起来，浑浑噩噩地走到屋外的月光中。他看见姐姐的屋里依旧亮着灯光，它在一片蒸腾的水雾中显得毛茸茸的，窗前红红的裱纸上映现出姐姐黑色的剪影。他捏着那枚凉滑的玉佩，来到她的屋前。

姐姐的膝盖上搁着一副绣花绷子，她脑袋歪斜着靠在窗前，看起来已经熟睡了。冯子存没有将姐姐叫醒，而是轻手轻脚地挨着她坐下来，静静地看着她。

他想起有一年秋天，姐姐带他到村后的棉花地里摘棉铃时的情景。空旷的棉花地里静谧无声，白云在树荫的上空堆积得很厚，树木和村庄仿佛都已死去。他在棉花地里钻来钻去怎么也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到处都是白花花炸开的棉铃，上面洒满了抑郁的阳光，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自己无所依傍，愁肠百结，最后，他兀自伏在一棵树桩上，低声地啜泣起来……

雨后的天气渐渐凉爽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感到浓重的睡意向他袭来。

天很快就亮了。

三年一度的乡试是在玄武湖畔的文昌书院里举行的。在经过一阵繁复的礼仪和手续之后，冯子存跟在几名考监的身后来到了试场之内。阴暗而逼仄的殿堂之中坐满了待考的生员。这些人来自本省的城镇乡村，其中不乏屡试不第的秀才。和那些稚气奕奕、踌躇满志的学童相比，这些秀才大都老气横秋，神色黯淡，一副倒了大霉的样子，与殿堂内呆板、死寂的气氛显得极为相称。

其时正值八月仲夏，气候潮湿而闷热，窗外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叫唤着，热风贴着湖面飘入窗口，使人不免昏昏欲睡。试场里鸦雀无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汗液气息。冯子存在冗长而乏味的等待之中，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肃穆的试场并未带给他想象中跃跃欲试的激动，相反，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常，枯燥，了无意趣。他的心里涌现出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仿佛寒窗十年的苦读此刻已被证明是一种荒唐的错误……

约莫过了半个多时辰，在一阵纸页翻动的飒飒声中，冯子存终于拿到了文章的题目和纸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锦瑟》这样一个题目都显得不伦不类。除了他所熟知的李商隐的那首蹩脚的律诗之外，他几乎想不起来历史上还有哪些人和事与锦瑟相连。几天之前，冯子存在秦淮河边的一家茶肆里碰到几个前来应考的监生。这些精通时事的读书人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引起了冯子存的注意：眼下时值万历十四年，首辅张居正权倾朝野，威逾人主，他任命戚继光训练水师兵勇，有效地抵御住了东南沿海屡屡犯境的倭寇。风调雨顺的自然气候使南方各省粮食大幅度增产；治法严谨的海瑞被重新起用，一系列新的政纲礼法正在试行，赋税制度的改良使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冯子存从他们的谈论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古老帝国一度出现的盛隆之象似乎规定了几天后乡试大题的经纬，可是，《锦瑟》这样一个题目又算得了什么玩意儿呢？按照老师的教训，历来乡试出题不外乎人伦天理、三纲五常一类的道德文章，诗歌韵文几乎从未涉及，更何况，即便是诗歌，也应当首推诗经汉赋，盛唐李杜，李商隐算得上一个他妈的什么东西？难道眼下的儒林正如恩师所悲叹的那样，已无学术可言吗？或者像秦淮河中的一个妓女所说的那样，读书人已经错过了时代了吗……

一想起那个妓女搔首弄姿的笑脸，冯子存便忍不住心旌摇荡，无法自持。现在，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来到秦淮河边的，那个妓女摇晃着肥硕的臀部顾盼调笑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他跟在妓女的身后，沿着秦淮河的护堤朝一艘画舫走去。令人迷乱的香粉胭脂的气息使他头晕目眩。他仿佛觉得整条河流都撒满了香料。他的心怦怦乱跳，他越是想压抑它，那种令人迷醉的激动就越加深刻地切入他的肌肤，侵入他的血液……船舱里阴暗而溽湿，冯子存坐在一张凉席上，伸手接过那个女人递过来的一杯茶水，由于过于激动，他的手臂不禁颤抖起来，那个女人对他粲然一笑，随后，她身上的衣裙像灰烬一样纷纷落地……

这个短暂的午后所带给冯子存的感觉和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欢快的水流一度洗遍了他的全身，但它瞬息即逝，使人不可捉摸。傍晚时分，冯子存和那个女人静坐船头，面对着河道中密密的船篷和桅杆，凝望着暮色中翩然飞动的一排排蜻蜓，一种难言的忧郁很快就将他笼罩住了。冯子存从怀里摸出一块碧玉递给那个女人。这是一枚桃形的玉佩，它圆润滑腻，扣孔中系着一条猩红的璎珞，这块玉佩是姐姐的贴身之物，在一个燠热的晚上，姐姐过来送茶水，将它遗落在他的书桌上……冯子存想起来，刚才在船舱里那个女人的喘息声在他耳边灌满的瞬间，他的手里依旧捏着这块玉佩，他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它，它像一块丝绸一样凉森森的，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眼前一遍遍地闪现出姐姐嗔怒的面容，她泪流满面，气喘吁吁：你怎么越读书越糊涂……这天晚上，冯子存回到道观的时候，姐姐好像正在天井中沐浴，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里面传出一阵阵水流泼溅的声音，冯子存在门外站立了一会儿，就怅然若失地走开了……

冯子存呆呆地望着窗外。一个随侍的仆童给他端来了一杯菊花茶水。乡试的殿堂内一片沉寂，纸页轻轻翻动，墨香四处飘溢，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似乎自己的神经已经被蛆虫一段段地吃掉了。此刻，他仿佛置身于一处深不可测的洞穴之中，里面漆黑一团，看不到一丝光亮，就像在童年时期，他被姐姐关在一座幽暗仓库里的情形一样。他一遍遍地翻读着《论语》，同时心不在焉地隔着窗缝朝屋外窥望，河道上漂浮着槐树的花蕾，树冠上洒满了阳光，他看见姐姐站在一架大梯上，正在廊檐下采摘葡萄……

在乡试临近结束的时候，冯子存面前的纸笺上依然是空白一片。他神不守舍地提起笔来，在纸笺上写下了这样两行诗句，它是李商隐《锦瑟》的最末一联：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三天之后，冯子存从文昌书院返回碧云山房，他的姐姐在门外的屋檐下已等候他多时。一看到弟弟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她的心就被猛地揪紧了。她是一个信奉天命的女人，在进城赶考的前夕，那道士所预言的凶险之象一直让她忧心如焚，她不管私塾先生和弟弟的强烈反对，女扮男装，跟随弟弟来到了江宁。在道观借宿的这一个多月之中，她更是夜不成寐，坐立不安，尽管她凡事提防，处处谨慎，在这座幽僻的山中道观里，还是出现了一连串的不祥之兆。有一天晚上，她被雷声惊醒后发现弟弟在自己的屋里睡着了……随后，她贴身携带的一枚玉佩突然不见了，这块玉佩是母亲留给她的护身之物，她曾经一次次端详着这块桃形的碧玉，默然祷念，希望它能够祛避灾祸，逢凶化吉。在临考前的那些日子里，她似乎觉得弟弟的眼神躲躲闪闪，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他整日呆坐窗前，无心温读诗书，茶饭不思，神情黯淡……

不过，此番进城赴考还算顺利，虽然她从弟弟丧魂落魄的脸上早已看到了考试的结果，毕竟没有出现道士所说的那种凶险之灾。

当天晚上，姐弟俩坐在院中的樟树底下乘凉，他们彼此默默相对，一言不发。在这之前，姐姐早已收拾好了行装，面谢了道观的观主和道童，准备第二天一早就乘船离开江宁，返回乡里。

这个聪慧的女人没有煞费苦心地劝慰弟弟，因为她担心自己的劝慰之言会加剧弟弟的苦闷和焦虑。月升中天的午夜时分，她给弟弟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她从秦淮河边一个茶商的门口听来的。

冯子存闭上了眼睛，尽管现在酷暑难当，他依然感到周身一派寒冷。在姐姐讲述故事的同时，他正在盘算着一件另外的事，在树梢上攀附着的月光蓝莹莹的，他的目光越过树篱和山下的一道城墙的雉堞，停留在秦淮河暗红色的波光之中。松涛阵阵，桂香浮动，冯子存一度感到自己已置身于时间之外。

姐姐这一天也似乎疲惫不堪，她的故事讲到一半她就沉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弟弟已经在近旁的那棵高大的香樟树下悬吊而死。

茶商的故事

冯子存在病榻上昏昏沉沉地醒过来，差不多已是午夜的光景了。时间过得很慢，它就像一根被拉直的弹簧，似乎已经失去了弹性。冷冷的月光照亮了窗户的一角，屋外的院落里空空荡荡的，一道道灰褐色的墙影在树林边重重叠叠，宛若一群黑色的鸽子栖息在浓重的夜幕之中。

眼下正是五月的晚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派往江南的一辆辆马车，已经满载着茶叶到通州、宛清一带，再有一个多月的时光，那些茶叶将会被顺利地运抵京城长安，随后，它将通过古老的河西走廊、西山秦川，运往域外的波斯、罕达和印度。通常，他的马队要到秋末的时候才会返回京城，给他带回一批又一批的波斯地毯、罕达孔雀石、土耳其项链和印度的小金碗。

这样想着，冯子存感到自己的躯体一度游离了病榻，游离了长安城中这座寂寞的深宅大院，正走在通往西域的路上。

冯子存的一生都是在路途上度过的。他是那样地熟悉那些幽暗不明的道路，正如他熟悉自己纤细的掌纹。在阳春三月的江南，雨水不断，道路泥泞不堪；而祁连山下的湟水古道却又大漠连天，野狼肆虐……

现在，冯子存又闻到茶叶散发出来的酸溜溜的香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唯一熟悉的气味，它来自这座宅第的各个角落，来自蜂飞蝶舞的姑苏城外，来自风动沙响的戈壁深处……他喜欢这种气味，它追逐着商队远去的脚踪，散播到四面八方，给他带来了财富、荣耀和日复一日的安宁。

冯子存躺在松软的病榻上，在病痛的折磨之中难以入睡。他知道此刻他所能做的事只是等候着黎明到来，等候着医生出现在窗外，走到他的床前，给他一包用罂粟花籽碾成的解痛药剂……他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也许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不吉的征兆就悄然出现了。那天晚上，他在果洛附近的一个马厩里过夜，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脸上盖满了马粪……人们总是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会突然背运，无论你考虑得多么周全，无论你贵为天子，还是贱若乞丐，厄运都会出其不意地撵上你，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你的身上，甩都甩不掉。

去年的腊月二十四，冯子存一生的事业达到辉煌的顶峰。这天上午，冯子存像往常一样独处书房，查看着年终的账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在京城长安开设了二十家织布作坊，十三家布店，两爿药房和一处当铺。到了年关，一本本厚厚的账簿便会络绎不绝地送到他的案头。晌午的时候，他的第七任妻子未及敲门就闯入了他的书房，将冯子存吓了一跳。妻子神色慌张地告诉他，刚才得到家丁的禀报，一列朝廷的马队正朝着冯府的方向急奔而来，现在已过了西殿门。冯子存闻听不禁打了个寒战，皇家马队到冯府来干什么？莫非自己的官税中所做的手脚被皇帝老儿察觉了不成？

冯子存来不及细想，他心事重重地穿过一道道回廊，颓然来到门外。在一阵惶惶恐恐的仪式之后，冯子存掸袖伏地，领受圣旨。由于过于不安，圣旨的内容他连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在一片嘤嘤嗡嗡的庆贺声中，他被告知，皇帝陛下邀请他于次日晚间去宫中看戏。

冯子存久久匍匐在地，一直等到皇家的马队在弥漫的风雪中消失不见，他依然在堂前磕头如仪；一想到自己这个当年沿途漂泊的乞丐如今即将厕身皇宫内院，他不禁喜极而悲，恍若梦中，当几个家佣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的时候，他早已泪流满面。

雪在下着，呼啸的北风低低地掠过屋檐，抽打着屋外干枯的树枝。屋内炉火通红，气温适宜。冯子存呆立在堂前，不知所措。他的夫人眉目含情，悄悄来到他的身边。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奇异的香味使冯子存油然一震。他想起来，由于这些天来埋头查算账目，他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夫人的卧房了……当冯子存近乎鲁莽地将她牵入卧房的时候，这个美艳的妇人早已娇喘微微，脸色潮红。她深知丈夫的秉性，深知他每逢喜事来临和她分享快乐的方式。尽管她更愿意将这个美妙的时刻留待夜晚慢慢享用，但丈夫似乎早就急不可待了，像个孩子一样毛手毛脚，粗鲁而无礼……

当然，冯子存并不知道他是最后一次经历床笫之欢了。午后，他从床上起来，感到有些头晕。吃晚饭的时候，一阵恶心使他忍不住呕吐起来，不过，这种轻微的身体不适并未引起他足够的注意，他照例陪夫人玩了一通麻将，随后，他来到了管家的屋里，和他商量第二天进宫面见圣上应携带怎样的礼品……

夜至三更的时候，冯子存突然发起了高烧，不久之后，他感到头痛欲裂，天旋地转。这使他多少感到了一丝忧虑，如果第二天高烧不退，他流着鼻涕、打着喷嚏来到宫中便有些不太雅观……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管家、妻子和几名家佣正站在床边怔怔地看着他。妻子忧心忡忡，脸上镌刻着恐惧。

到了后半夜，冯子存从神志不清的梦中醒来，看见窗外的院子里，一个车夫正在套马，马灯的亮光照亮了空中飞舞的雪片和一带稀疏的树木，马匹咴咴地叫着，踢踏着地上的冻雪。他们也许要去城内请医生……冯子存感到自己病得不轻。那个马车夫穿着蓑衣，在马车上抖动了一下缰绳，那辆马车便碾轧着封冻，吱吱嘎嘎地出了院门。

冯子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样的情景他似乎已经历过多次了。记忆中的往事一股脑儿涌入他的脑际。他看不清妻子的脸，它在灯光下影影绰绰，就像隔着一层窗纱，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能够感觉到昼夜神秘的交替，感觉到前来探望他的人走马灯似的来到他的床前，他们低声地说着话，可是他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是，冯子存极为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自己偶然染疾，已经错过了皇帝陛下的召见……

天终于亮了。温暖而强烈的光线照临到他的床头，冯子存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感到自己又一次摆脱了黑暗的羁绊，重新置身于现实之中。他是如此的渴望阳光的来临，渴望它融融的暖意和有力的支持。在冯子存卧病在床的这些日子里，每当清晨来临，他众多的子嗣便会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他的床前，履行一个在他看来毫无必要的仪式。这些人双唇紧闭，凝神屏息，好像这个阴郁的房间里所有的物件都在腐烂，散发出的气味让他们感到恶心。他知道在这个形同虚设的仪式之后，他的大儿子将照例去城北的山林中打猎，他的二女儿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胭脂，她总是将天复一天的时光耗费在京城的戏院里。还有他的第七个儿子，他总是最后一个到来，最先一个离去，他来去匆促的样子令人想到他仿佛是无意中走错了房间似的。这些人像石雕一样站立在他的床边，连一句勉强的问候之语也不愿意说，他们的到来仅仅是为这个古老国度的某种陈腐的礼仪所钳制，或者说，仅仅是一种习惯。他们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虚幻的仪式本身也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饭后到他病榻前问安的人越来越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数就减少了一半，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她就是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不过，今天早上，她的身影出现在窗下，却没有进屋，只是隔着窗帘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随后就匆匆地走开了。

晌午过后，妻子跟在一位医生的身后走进了他的房间。在医生来到床前给他搭脉的同时，他的妻子拉开了厚厚的窗帘，好让窗外凉爽的风吹进来。随后，她在桌边的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从她的眼神里，冯子存看不出什么情感的成分，它既不表示悲哀，也不流露出欣喜（如果不是因为她将可能有的欣喜隐藏得很好）。她像往常那样，靠在桌边慢慢地剔着指甲。

医生为他搭完脉后，又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在他的胸脯上敲了几下，然后煞有介事地兀自摇了摇头。

他干吗要摇头呢？

自从这名医生在他房间里出现的那天起，冯子存就对他感到极为厌恶。他矜持、冷漠而又不失分寸的言谈背后，是一种别有用心的幸灾乐祸，一种自我欣赏般的故作垂怜。他总是不断地摇头，叹息，就像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难题。

此刻，医生在桌面上铺开一页纸笺，用舌头舔了舔笔尖，一边开着药方，一边跟妻子小声地说着什么。尽管冯子存根本无法听清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也能从他们的神态之中看出一二。妻子的脸上红扑扑的，笑容经过压抑后依然从她的两颊洋溢出来。她脸上的红晕是因为医生的话让她感到害羞，还是窗帘布猩红的反光？

医生开完了药方之后就走出了房间。他的妻子来到床边为他掖了掖被褥，随后也走了出去。她多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被另外的事情所牵挂，跨过门槛的时候，被重重地绊了一下。

等到妻子的身影在门外的阳光下消失之后，冯子存注定又要一个人来应付眼下寂寞难熬的时光了。五月的风带着树脂的清香吹到他脸上。在遥远的江南平原上，现在正是杏花初败、黄梅飘香的时节，而在西北边陲的湟水之畔，依旧是冰封河道，瑞雪飘飘。记忆中一条条幽暗不明的道路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仿佛又一次看见了那些奔跑中的马匹，它们撒开四蹄，掠过一座座谷仓和草垛，掠过清真寺和喇嘛教寺院金光闪闪的圆顶，消失在一群群香客的背后。随后，他看见那些金银玉石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漫过他的头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在床头的一张柜橱上搁着一只木偶小人，那是冯子存从一个尼泊尔商人手里买来的，随着它的发条传出单调的机杼之声，木偶兀自转动着扁平的脑袋，不时咧开大嘴冲他笑一下。木偶的边上放着一只花瓶，瓶中插着的一簇雏菊已经好久没有换过了，它枯萎的花蕾被吸干了水分，散发出一股灰尘般的气息。

中午前后，他听见妻子的笑声从隔壁的客厅里朝这边传过来，它震荡着屋里死寂的空气，在无声无息的阳光中回荡着，久久不去。冯子存虚弱地抬起一只胳膊，在枕头底下摸索了一阵，拿过一本书来。这是一本木刻本的诗集，书中那首著名的《锦瑟》他已读过多遍，可是，每当他重新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李商隐在五十岁时所作的这首诗语境苍凉，意韵悲切，仿佛每一个字都是特意为自己所书写。在冯子存看来，尽管他的学识还不足以阐释它的复杂内容，但他似乎感觉到，这首诗包含了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秘密。可以想见，李商隐和自己一样，深陷时间的窠臼而无法自拔，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许只剩下独处琴室、回顾从前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

他干吗要说“无端”呢？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侍女的身影来到了他的屋里。她手拿一块抺布，一边擦拭着桌椅，一边朝屋外不停地张望。

“你在看什么？”冯子存对她说。

“一辆马车，老爷。”侍女说。

“屋子外面是什么声音？”

“他们要将什么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侍女看了他一眼。

冯子存听到了马蹄刨动泥土的声音，几个家丁灰色的身影不时从窗门掠过，这些人显得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什么事存心瞒着自己。树木在风中沙沙地响着，晚风翕动着窗幔，飘过来一阵油漆的气味。

冯子存不由得一怔。

“你出去看看，他们到底运来了什么东西。”冯子存对侍女说。

侍女应允了一下，放下手中的抹布，挑开门帘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侍女回到了屋里，她犹豫不决地看着冯子存。

“他们已经将茶叶运回来了吗？”

“没有。”侍女答道，“那是一口棺材。”

怎么回事？冯子存心头猛地一沉，几乎不敢相信侍女所说的话。难道这回我真的要完蛋了吗？冯子存这样想着，火辣辣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切都无可更改了。急速流动的时间径自向前，将自己远远地撇下了。现在，他必须好好地想一想死亡这件事。他觉得一生的岁月只不过在悄悄地为这个时刻的来临做准备。随着死亡的来临，过去的一切都将一笔勾销。希望之中的事总是姗姗来迟，让人等白了头发，厄运的到来则是固执而强烈的，令人猝不及防。自从冯子存卧病在床的那一刻开始，可怕的命运就在按照自己的规则有条不紊地粉碎着自己的梦想，它连续不断地击打他的身心，不使他有丝毫喘息的机会，终于使他形销骨立，气息衰微……它阴险、狡诈、残忍又极为耐心，并且在事先就排定了所有的秩序。冯子存不无愤怒地联想到，整个事情的过程仿佛是一出精心排演过的戏剧，它缜密、严谨，无懈可击：

1.去年腊月二十四。皇家马队顶着漫天的风雪来到冯府，给他带来了皇帝陛下即将召见他的信息，过度的激动使他不禁潸然泪下，同时他也隐约感觉到一丝沉重的不快，按照他惯有的经验，巨大的快乐背后总是蛰伏着一种潜在的危险。

2.在妻子的卧室里，美妙的床笫之欢使不祥的预感暂时地搁置在一边。

3.午后起床，稍感不适。这意味着鼻子不通，偶尔打上几个喷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4.呕吐。冯子存陪妻子打了几圈牌，然后来到管家的房中和他商量第二天进宫面见圣上的种种事宜。不祥的预感再度出现，但一闪即逝。

5.第二天凌晨，医生第一次出现在他的房中。这个愚蠢的庸医向他担保：事情将仍然会非常顺利，因为他的高烧会在午前消退，最迟不会超过傍晚。

6.冯子存在半昏迷状态下错过了进宫的时间。

7.被确诊患了伤寒。冯子存不得已求其次，希望病体在三月初之前得以康复，这样他将再度随马队去一次南方。

8.四月中旬。冯子存提出换一个医生试试，显而易见，他已经很不耐烦，他第一次感到了事情的不妙，难道……

9.不祥的预感紧紧地笼罩住了他。他感到恐惧，但仍然存有一丝侥幸之念。

10.一个小时之前。他听到了院子里马队驰来的声音。他想到，也许是他派往江南的马队提前赶回了京城，但侍女告诉他，马车运来了一口棺材。

预感被证实。但他依然缺乏足够的准备，他将自己的脸紧紧地贴在冰凉的墙壁上，面对着床边那只咔咔作响的木偶，像个孩子似的喃喃自语：

不要让我死。让我像从前那样成为一个乞丐吧，让我变成一条狗，四处漂泊，沿路乞讨吧……

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黄昏，冯子存从昏睡中再次醒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兴高采烈地将妻子叫到自己的床边，向她讲起自己刚刚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他没有来得及将梦中之事交代完毕，便溘然长逝。

梦中之梦

西楚国的国君吴大酋率十万之众披星戴月奔袭沧海的那天夜里，冯子存正躺在后宫的玉绣楼中睡觉。

探马怀揣一封封告急文书朝皇宫蜂拥而来，却通通被侍卫挡在了宫门之外。奉命在易水一带驻防的李洱将军带领一队侍从闯过重重阻拦，冒死进入后宫，擂鼓告急。

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和急促的鼓鸣终于将冯子存从梦中惊醒。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冲着一位随侍床边的优伶说的：

“怎么，又下雨啦？”

天亮之后，冯子存总算在一片喧闹声中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吴大酋星夜犯境，长驱直入，目前，先头部队已抵达易水河畔，并且已经控制住了首阳山的炮台……

冯子存御国三十余年，居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品性早已为皇宫内院的近臣侍卫耳濡目染。面对着玉绣楼前跪成一排的文臣武官，冯子存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那位性情急躁的李洱将军凌迟处死。李洱将军生性耿直，骁勇善战，曾经屡立战功，但是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沉不住气。他不顾朝廷禁军的阻拦，深夜闯宫击鼓，像个孩子那样毛手毛脚，在玉绣楼前大喊大叫，差一点没将自己吓出一场病来。

宫廷的深处到处弥漫着死寂般的宁静。文武百官惊魂未定，像无头苍蝇般的在宫中来回乱窜。作为一国之君，冯子存倒没有显出过分的惊慌。他在离开玉绣楼的前夕，依然没有忘记给自己心爱的鹦鹉喂食。随后，他径自到玉器殿洗了个热水澡，接着去宗庙焚香祭祖。大兵压境的祸乱并没有使他丧失静若止水的良好心境。

晌午前后，当一身戎装的冯子存出现在禁门之外的时候，在那里恭候多时的朝廷文武见状不免吃了一惊：“皇帝陛下莫非要御驾亲征？”三军统帅纷纷倒地叩拜，提出种种理由加以劝谏，其中有几个老臣还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这种场面让冯子存感到很不高兴。他援引先朝列王亲临沙场的旧例对大臣们的苦苦进谏逐一进行批驳，随后，他干脆跨上战马，跃跃欲行。

冯子存率领万余禁军兵勇，一路吹吹打打，浩浩荡荡地出了内城，沿着首阳山的南麓朝西疾行而去。此番亲征，冯子存有他自己的想法。西楚国近在肘腋，在过去的两年中曾屡犯沧海边陲。在冯子存看来，西楚国土地贫瘠，物产稀少，到了冬天，境内便呈现出一片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吴大酋多次出兵沧海，无非是为了得到一点过冬的粮食和衣物。由此看来，西楚此次进兵，大概也不会例外。冯子存早已打好了算盘，他要亲自前往阵前看个究竟，看看那些流氓无赖说些什么，自己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

宽阔的河道蜿蜒东去，河面上阴风阵阵，凉气扑面，两军将士隔河相望，各自搭弓上箭。冯子存在数百名侍卫的簇拥下傍水而立。清冽的水汽使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寒战。

一阵急促的军鼓声在吴大酋营中骤然响起，西楚国的一名元帅策马来到阵前，躬身施礼之后，首先致词。他的讲话夹杂着北方蛮夷粗俗古怪的方音，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通过翻译的传述，冯子存大致明白了他讲话的内容。元帅说：

“鄙国国君深秋行猎，误入贵国锦绣之地。昔闻沧海军民骁勇善骑，弓箭刀枪，无不精妙绝伦，排兵布阵亦为未闻之奇观，今适逢天赐良机，原就教于易水之畔，如蒙不弃，与我军切磋一二，则不胜忻幸。”

元帅话音刚落，冯子存看见自己身边年迈的兵部尚书早已翻身下马，他颤巍巍地走到河边，像背书似的还致答词。

尚书精通文法，修辞典雅，但生性喜欢卖弄辞藻。他的讲话冗长而繁复，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兵部尚书用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贵军不远万里前来献技，我军已盼望多年。现在时间不等人，如无不便，就请开弓放箭，过河进攻吧。”

这场令人作呕的仪式犹如经过预演，看上去叫人啼笑皆非。作为一国之君，冯子存当然明白，兵部尚书貌似客套的谦让之词实则暗藏杀机：两军隔河对垒之局，先过河者自然必败无疑。

冯子存率部僵立河畔，直至日薄西山，双方并未动过一刀一枪。最后，他只得下令死守易水，自己则抽身回到了宫中。

冯子存返回城中，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召开御前会议，而是独自一人幽处后宫，闭门默思苦想，将满朝文武撇在了一边。

在大臣们看来，在眼下这种外敌犯境、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皇帝陛下的过于镇静多少显得有些反常。不过，他们没有去打扰皇上的静修，而是聚集在玄武厅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大臣蚁聚一堂，喋喋不休的争执只不过是一种无聊而已。他们既不能对战争的发展漠然处之，撒手不管，也不能代替皇上制定出作战的策略和计划，因此，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事无非是等待而已。文官们通常不像武官那样急躁、焦虑、忧心忡忡，他们大都精通玄学，擅长逻辑和论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提出一个个极为古怪的论点，然后加以引证。当武官们描述出国破家亡的种种前景的时候，文官们则对他们的杞人忧天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敌军占领我国之日，也就是我军俘获敌军之时。这是一种简单不过的逻辑反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土的沦丧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一块土地总会有人来耕种，至于由谁来扶犁驾辕，并不重要……

在文臣武官争执不下、莫衷一是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沉默不语，这个人就是太子子衿。他龟缩在阴暗的墙角凝神细听，脸上不时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拂晓的时候，子衿默然离座，悄悄离开了玄武厅，朝后宫走去。他绕过一道道宫墙和檐廊，不受任何阻拦地来到了他父亲的身边。

此刻，黎明前浓重的霜雾已经将玉绣楼前的一排槭树染成灰白，隐约可闻的宫漏之声依然在空气中回荡，冯子存面对着眼前越来越亮堂的曙色倚窗而立，仿佛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

太子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冯子存转过身来。

“在玄武厅内，那帮家伙都说了些什么？”冯子存漫不经心地问道。

“一帮窝囊废。”太子含蓄地答道。

子衿说话的方式让冯子存感到很不自在。他平常极少说话，即便偶尔说上一两句，也是闪烁其词，好像故意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礼部尚书怎么说？”

“一个小丑。”子衿白了父亲一眼。

这是冯子存意料之中的回答。太子表面上的木讷、愚钝将他机敏过人的内心掩饰得很好。冯子存沉吟了半晌，随后换了一个话题。

“西楚国那边有什么消息？”

这一次，冯子存得到了极为详尽的回答。太子告诉他，西楚国的吴大酋利用夜色做掩护，抢渡易水，目前已将弹丸之地的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冯子存不耐烦地朝太子挥了挥手，子衿躬身而退。

从这场祸乱猝然爆发的那个时刻起，冯子存似乎早就想好一系列应变的办法。昨天晚上，他独处后宫只不过是一种遮人耳目的把戏而已，实际上，他早已暗中派出心腹，携带密书一封，布帛百余丈，沧海良驹八十匹，白银千两，悄悄运抵吴大酋的帐中……

天刚蒙蒙亮，一身泥水的信使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玉绣楼前。吴大酋果真不愧是一个正人君子，按照信使的报告，吴大酋对自己所送礼物未动分毫，原数奉还，附带还让信使给自己捎来一只精致的鼻烟壶。

看来，吴大酋并非等闲之辈，此番出兵沧海，绝非些许银两就能打发，想到这里，冯子存不禁愁肠百结，怅然若有若失。

信使刚刚离开玉绣楼，兵部尚书就一瘸一拐来到了门外。他是来报告军情的。据尚书报告，敌人已突破易水防线，进逼城下。不过，我军虽然小有失利，却也不无收获。接下来，兵部尚书眉飞色舞地向他夸耀军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百丈布帛，八十匹良马，千两纹银……

冯子存听罢顿觉头晕目眩，悲耻交集。

第二批送达吴大酋帐前的礼物是一群美女。这些风姿绰约的女人是从六宫粉黛、歌妓优伶中精心选拔出来的。她们有着修长的身材和迷人的气质。这帮叽叽喳喳的女人奉诏来到了玉绣楼前，在缤纷的阳光下站成一排，冯子存对她们逐一加以审视。面对着这样峨冠博带、体健貌美的女人，冯子存很不愉快地联想到，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对宫中这些美艳佳丽多年来竟一无所知。随侍在侧的宫女、嫔妃大凡形容枯槁，面若纸灰。伴随着相见恨晚的惆怅，冯子存多少感觉到了一种年华虚度的深深的寂寞。这一定都是那个礼部尚书搞的鬼。一想到那个刁滑精明的尚书在这种关键的事情上对自己敷衍失职，冯子存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冯子存内心不敢承认的失败感，同时也使他清晰地看清了宫廷生活的真相。他一直以为自己无时无刻不在驾驭着这个国家的一切，而实际的情景却恰好相反。

三天之后，当这批花枝招展的女人像信鸽一样再度回到玉绣楼前的时候，冯子存早已在花园里等得不耐烦了。信使那张无比沮丧的脸使冯子存预先就明白了一切。

信使随身带回了吴大酋的一封亲笔书信，这个北方无赖在信中写道，他极为欣赏沧海皇帝陛下的幽默感。这些冰清玉洁的女人使他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享用这批女人的一半已使他累得筋疲力尽，最后，他不得不将三军统帅一并请入帐内，挥霍掉了其余的部分……至于陛下的退兵请求，他认为目前时机仍未成熟。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一个月之后亲临皇宫和陛下面谈此事……

重阳节的这天清晨，沧海国的文武百官早早来到了宫门之外，他们匍匐在凉飕飕的冷风中，等待着皇帝的上朝。天刚放亮，一夜未睡的冯子存在几名贴身侍从的跟随下来到了金銮殿前。

大臣们不无惊恐地感觉到，皇帝陛下虽然表面强作镇定，但连日外患的骚扰已使他脸色憔悴，形销骨立。冯子存高坐在金銮殿上，他单薄的身影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像一件空空荡荡的衣服随风飘拂。他说话语无伦次，颠来倒去，好像正在经受某种病痛的折磨，大臣们不得不屏息凝神，私下揣摩陛下的意图。后来，皇帝陛下的这道谕旨经过史官的润色和修改后，以文牍的形式逐级传达到中下级官员的手中，很快这些官员将御旨的主要部分口头晓谕城中的百姓。

皇帝旨意大抵是这样的：西楚国发兵南下，屯兵十万，围困京都。我军虽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如开城一战，则战无不胜，然百姓涂炭，玉石俱毁在所难免。西楚所欲，无非我土，今拱手让出沧海，则战乱可免。皇帝我决定放弃沧海，去蓝田牧羊。境内臣民或一同前往，或留城侍奉新主，何去何从，还望三思而定。

两天之后，秋雨涟涟，天色阴沉。绵延数十里的人群和马匹出现在城东的一条泥泞不堪的官道上，朝千里之外的蓝田迁徙。冯子存装扮成一个宫廷乐师的模样，混杂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当他回望京城，遥看雨中黄色宫墙渐渐远去，不禁黯然神伤，若有所失。

中国历史上这场著名的大迁徙在后来的许多典籍中均有记述。在儒家先哲对这次臭名昭著的大投降横加挞伐的同时，老聃和庄周却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于冯子存来到蓝田之后的情形，典籍中则少有记载，即便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冯子存坐在行宫的书房内独自抚琴而歌，显得闷闷不乐。昔日沧海宫中的一名园丁悄悄来到他的身旁。冯子存弹断了两根琴弦之后，提笔欲书，园丁赶忙为他铺开帛纸，推砚研墨。冯子存长叹一声，在纸上题下绝句一首，其中有“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联，凄恻之情，溢于言外。

园丁见皇上忧郁不欢，便在一旁温言相劝。按照园丁的理解，皇上虽失沧海，未失人心，境内臣民悉数迁徙蓝田，如今牧羊采玉，安居乐业，实为社稷大幸。

冯子存抬头看了园丁一眼，没有理会他的劝慰之言，而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些天，你看见太子子衿了吗？”

“没有。”园丁答道。

冯子存的目光注视窗外，自语般地叹声说道：“如果我所料不错，他此刻正手执佩剑，往宫中走来。”

“他来这儿干什么？”

“他要来杀我。”

“太子为何加害陛下？”

“想想看，我有二十万御敌之师，未动一兵一卒就退至蓝田，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他杀我自有他的道理。”

“陛下为何不来个先下手为强，拦杀太子于当途？”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冯子存脸上掠过一阵阴云，“我错看了他，他在宫中装疯卖傻，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园丁没有再说什么。君臣相顾，言极而泣。过了一会儿，园丁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朗声说道：

“以小人之见，趁太子未到，陛下莫如先行逃走，隐居深山幽谷，逍遥贫水之畔，坐看云起，行伴松息……”

“我早已想过这件事了。”冯子存打断了他的话，“只是昨晚偶得一梦，细细想来，似是恶兆。”

“小人略知圆梦之术，如不嫌鄙陋，请陛下说来一听。”园丁轻声说道。

冯子存犹豫了一会儿，开始讲述昨晚的梦境。他刚刚讲了一个开头，沉寂的空气中早已响起了佩剑之声。冯子存霍然而起，注目窗外，他看见太子子衿披铉执剑，正沿着屋外麦地中的一条小路朝行宫疾走而来。此刻已是黄昏时分，窗外树木飒飒作响，西下夕阳染红了山坡上成群的绵羊，羊羔的叫声似有若无，依稀可辨……

冯子存给园丁讲述的那个梦境是这样的：

在贫水河畔隐居三年后的那年春天，冯子存听说常来河边汲水的一位少妇病死了。她的葬礼是在清明节前的一个雨天举行的。这天晚上，冯子存躺在茅屋的床上聆听着窗外的潇潇春雨，怎么也无法入睡。那个女人俗艳的身影在他眼前久久不去，使他静若止水的内心流荡失守，方寸大乱。到了后半夜，他恍惚听到那个女人在窗外呼唤他的名字，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屋外，顺着旷野里那片幽蓝的麦地朝墓地走去……

湮灭

玄圃

昨天下午，龙朱到我屋里来借锯子，他的脸色有些不同往常。我让亚农将锯子给他，龙朱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径直去了河边。眼下正是四月末的光景，一阵阵响雷在灰的天边滚过，溽闷的空气中布满了雨意。我看见龙朱的身影在河边的树林中逡巡，随后在一棵挂满果实的楝树下蹲伏下来。南风吹过来，我闻到了林中树叶腐殖的气息和一缕清新的锯末屑的香味。

我躺在门边的一张旧式藤椅上，想着龙朱的家里会出什么事，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听见龙朱媳妇和亚农在窗下说话。龙朱媳妇对亚农说，你爹现在脑子还不好使？亚农说，写副挽联大概还行吧。听他们这么说，我就知道金子多半已经去世了。

龙朱媳妇没待多久就走了。她说她还要回去安排明天的丧事。临走前，亚农问她：树生现在怎么样？龙朱媳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这个去了，那个也就快了。这时，亚农就压低了嗓门附和她：我们家这位看起来也快了。

树生

天快亮的时候，玄圃让亚农将写好的字幅送来了。亚农说，为了写这些挽联，他爹在书房里折腾了整整一夜。

早上六七点钟光景，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发丧的人吹响了唢呐，棺材就上路了。我对龙朱说，我想去送送金子。龙朱瞪了我一眼，那样子就像他不认识我似的。

你他妈的就算了吧。龙朱说。

儿子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倒也不怪他。他大概是在为我的身体着想。我如今已经老了，风吹一下都会倒下来，何况，外面还下着大雨。

虽说早在几十年之前，我就在为金子的死做准备了，可她真的离开了，我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双手扒住窗沿，看着那口漆黑的棺材摇摇晃晃地一路出了西村，走上了通往墓地的山道。雨水一个劲儿地敲打着窗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个人再能活，也不能比一条道路、一棵树木更长寿。我还记得，金子第一次到麦村来，走的就是那条通往墓园的山道，那时，河边的榆树上挂满了一串串冰凌。

那年冬天，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最后差不多都快将河道封住了。冬至这一天，我正在门外的雪地上劈柴，看见姨妈领着两个人朝麦村走来。

一直等他们在我的茅草房前停下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

不消说，他们的家败了。要不然，他们不会是这么一副寒酸的装扮，更不会踩着吱吱作响的冻雪赶上二十里地来到这个荒僻的村庄找我。

他们三个人依偎着站在河边的枯树林中，西北风卷着雪片从他们头顶上刮过。按理说，我应当立即将他们请进屋去暖和暖和，给他们烧碗水喝。可我没有那样做。我一想到三年前讨饭讨到他们家门口，姨妈那副爱搭理不爱搭理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我那会儿的境况已不比从前了，我学会了木匠手艺，在远村近乡也算是有了一点名气，虽说离独自打上一张雕花喜床的手艺还差一截，可做个水桶、脚盆、板凳什么的，倒也不在话下。

我的姨妈走到我跟前，只叫了一声“树生”，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流下来。她这一哭，我的鼻子也跟着一阵阵发酸，不管好歹，她毕竟是我的姨妈啊。她抬起袖管擦了擦脸，指了指河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那是你的姨父。

我的姨父朝我远远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戴着一条灰白色的旧围巾，侧着身子站在篱笆墙外，不拿正眼瞧我。

剩下的一个人不用姨妈介绍，我也知道她就是金子。在我母亲还活着的那些年月里，我曾经看见过她几回。

这时，我看见在河边拣树枝的桂婶正在树林里朝这边张望。桂婶老远地向我挥了挥手：

树生，愣着干什么？亲眷来了，还不快让进屋去！

我这才将他们请到了屋里。谁知姨妈进了屋，立刻就变了一个人。她兀自在屋里转来转去，一会儿捏捏我的被褥，一会儿看看我的米坛，就像是到了她自己的家里一样。

姨父从怀里摸出一支烟斗，叼在嘴里。

读过几年书？他冷冰冰地问道。

我说没有读过。

姨父的眼睛朝屋里瞄了一眼，指着屋里一张新打的四仙桌问我：那是你做的吗？我点了点头。

说实话，那时我还真的被他们弄糊涂了。我想，他们突然来到麦村找我，一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吧。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实情。姨妈将我的茅屋里里外外仔细察看了一通之后，来到姨父的跟前，朝他摇了摇头。随后，他们两个人就小声地嘀咕起来。当我听明白他们是在商量要不要将金子嫁给我做媳妇时，我差一点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我的姨父脾气急躁，按照他的意见，不如趁热打铁，当天就让金子和我成亲算了。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就变得热乎乎的，男人毕竟是男人，做起事情来干净利落，可我的姨妈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阵北风将我茅草房的屋顶掀掉了一块，冷风伴着雪珠直往里灌，我姨妈的眼泪又出来了。

最后，他们还是将金子领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三个人的身影在雪地里越走越远，心里挺不是滋味。

桂婶背着柴火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幸灾乐祸地对我说：怎么样，树生，煮熟了的鸭子又飞走了吧？桂婶这种女人就是精明，有时只消瞄上两眼，什么事都别想瞒过她。

话说回来，金子是注定了要做我老婆的。第二年棉铃吐花的时节，金子再一次来到了麦村，这一回，她是跟着一个走村串巷的戏班子来到麦村的。那是我的姨父被政府枪毙不久之后的事情。

她来的那天，身上还戴着重孝。结婚的当天，我从亚农娘那里借了一身花布褂子让她换上，她死活不肯，最后也只好由她了。

晚上，我问金子，姨妈这一回怎么没有一起来，金子没有搭理我。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姨妈的下落。村里有一种说法，我的姨父被枪毙时，姨妈哭叫着闯进了法场，死拖活闹，弄得人家没办法，最后也只好给她吃了一枪了事。

不过，我并不为他们感到难过。现在解放了，我又娶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做老婆，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渐渐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部分人过上了好日子，就会有另外一帮人倒大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午喝酒的时候，我将这个想法告诉年保，年保一听就哈哈大笑：那是当然的啦，要不然，你的媳妇打哪儿来？

亚农

我闻到了樟木草药一般的气味。那股药味渐渐和砚墨的陈香混合在一起。爹推门走了进来。亚农，今天就不用描红了，他说，树生请我去喝酒，你也一起去吧。我走出了书房，来到我娘的卧房里。

我看见树生也站在那里。床上堆满了女人穿的衣裳，我娘从中挑出一件暗红色的花布褂子，两面看了看递给树生。这还是我在娘家时穿的，我娘说，你媳妇要是穿着合适，就让她留下吧。

我跟在树生和爹的身后，走进了河边的树林。树生走得飞快，我和爹落在了后面。我们走到晒场的草垛边上，看见村长挑着满满一筐玉米迎面走了过来。树生，听说你小子娶回来一个俏媳妇？村长歇下担子，笑眯眯地对树生说。

俏不俏，这会儿还不知道呢。树生说。

村长又说：你娘在的那会儿，恐怕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吧。

树生开心地笑起来。这都是托您老人家的福，树生说，都说地主阶级从前过着卑鄙的生活，如今咱们穷人翻了身，比他们还要卑鄙。

村长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树生，不懂的事就不要乱说，你知道卑鄙是什么意思吗？

树生心一慌，就反过来问村长，照你老人家说，那是什么意思？

村长想了想，脸就红了。他转过身冲着我爹摇了摇头，现在的年轻人，不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行啊。玄圃，你是读书人，你来跟他说说。

我爹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好像感到很为难。过了一会儿，我爹说：村长，不瞒你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去参加婚礼的人，大都事先没有见过金子。当新娘子跟在桂婶的身后走进屋来的时候，我爹正和村长在商量办学堂的事。金子并没有穿那件母亲送她的花褂子，而是穿着一件白色的丧服，她的胸前还佩着一朵黑色的绢花。大伙儿一瞧见金子，就全都不作声了，筵席上的气氛突然变得闷闷不乐。金子在屋里一走而过，好像她的到来不是为了跟大伙儿见个面，而只是偶尔从筵席上路过。

在喝完酒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躲到树篱的背后去了。福寿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对我们说，他妈的，树生跟咱们半斤八两，凭什么就能娶回来这么个美人？他好像有些想不通。瞧他那副模样，不像是在生树生的气，倒有些像是在生他自个儿的气。在这一点上，年保就比他开窍，他虽然也不怎么开心，但脸上却显得若无其事：好汉无好妻，懒汉攀高枝嘛。

晚上，我娘带我去仓库选稻种。村里的女人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金子。她们说来说去，无非是丧服、绢花、吉利不吉利一类的话。村里的巫婆，鸭子大婶靠在一只稻箱上，一声不吭。半夜的时候，天上突然下起雨来，散工的钟声也跟着响了起来。在等待雨停的这段时间里，鸭子大婶终于开口说话了。

依我看，金子这姑娘有点不同寻常。

怎么个不寻常？一个女人赶忙问道。

鸭子大婶将灯芯捻亮，不紧不慢地说：我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金子这副面相。她如果不是神灵下凡，便是小鬼现身。这个人日后注定了要在麦村兴风作浪，看来，往后麦村有难了。

经鸭子大婶这么一说，仓库里立刻就显得阴森森的。雨水沙沙地落在瓦楞上，一绺绺潮湿的夜气从窗口渗进屋来。油灯的火苗在风中忽明忽暗。女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都有几分慌乱。

我娘端着筛子凑到鸭子的身边，低声问道：大婶，你这话怎么说？鸭子大婶闭起眼睛想了一会儿，朝我娘摆摆手：

这事咱们先按下不表。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晚稻一割，风向转北，天上就下起小雪来。这天下午，我娘正在为我们赶做过冬的棉鞋，树生急匆匆地来到我们家。

金子不见了，他说。

我娘扔下手里的针线，给他倒了一碗水，让他慢慢说。树生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来，递给我父亲：玄圃，你快看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我直到那会儿，才知道金子还会写字。

我爹从树生手里接过那张宣纸，并不急于看它。他打开抽屉找他那副眼镜。好像树生越是着急，他就越是要拖拖拉拉地卖关子。那副眼镜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我爹在读信的时候，树生就眼巴巴地瞧着他。父亲皱眉头，树生也跟着皱眉头，父亲的嘴巴一张一合，树生的口水就流了出来。等到爹终于读完了那页纸，我听见树生长长地宽了一口气。

玄圃先生，你快说说，那纸上都写了些什么？

爹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话，而是用一种赞叹的语调对树生说：

树生，你媳妇写得一手好字啊！

我娘在一旁坐不住了，她心急火燎地对爹说：玄圃，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字好不好先不忙说，你得赶紧告诉人家上面都说了些什么事啊。

我父亲这才回过神来，他将那页纸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这才对树生说：

树生，你可要挺住啊，事情不太好。这是一封遗书。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和兴奋。他看见树生仍然坐在一边呆呆地瞧着他，就又补充了一句：

你媳妇已经不在了。

树生走了以后，父亲又念念叨叨地独自欣赏起那封遗书来。我娘走过去轻声问他，玄圃，你说金子姑娘还当真寻了短见不成？

那还会有错？父亲说。

你说，这么个大雪天，她会死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可就说不定了。爹扬了扬手里的那页薄纸：遗书上又没写。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时常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端详那封神秘的遗书。到了晚上他就在书房里通宵达旦地临摹。一九五六年，麦村办起了小学，父亲就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将自己长期临摹的文字编订成册，发给学生做字帖用，以至于后来村里的许多孩子对那封遗书的内容都能倒背如流。

桂婶

哎，为了让金子换上那件花布褂子，我和福寿他娘把舌头都快磨破了。我对金子说，天底下只听说有敲锣发丧的，还没听说过可以穿丧服办婚事呢，好在族长这会儿已经死了，要是他活到今天，不把你吊在祠堂里抽上一百鞭子才怪呢。我和福寿他娘正劝着，树生一推门走了进来，他说大伙儿都在酒筵上等得不耐烦了，让我把金子带去照个面。我说衣裳还没换上呢，树生就摆摆手，算了算了。树生走后，福寿他娘悄悄地把我拽到一边：树生这样纵着金子，日后可没有好果子吃，你要是一开始就没法降伏一匹烈马，往后你就别想上它的身。

金子刚刚来到麦村的那几天，只为没有过门，树生让她过来跟我睡。她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又念过书，心眼儿、性情都不比咱们庄稼人。我们躺在床上说了几句闲话，我就觉得这孩子和旁人大不一样。

金子告诉我，她打七岁那年就死过一回。幸好井里的水不深，被家里看园子的花匠救了上来。我问她，你好好的怎么会掉到井里去呢？金子说，她是自己跳下去的。她这样说，倒叫我吓了一跳。我又问她，你小小年纪怎么就会想不开了呢？金子说她跳井倒也不是想不开。接下来，任凭我怎样变着法子从她口中往外套话，她也死活不肯开口了。

这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回过头来想想，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难处。像我们这样的穷人，虽说没有锦衣玉食，倒也省掉了不少麻烦。能吃能喝，什么心事也不用想，一觉睡到大天亮。

福寿

等到寒霜遍地、玉米长熟的时节，我娘就会独自一人关上房门在床上哭上一通。我知道她是在哭我那死去多年的弟弟福禄。想想我长这么大，我娘还从来没为我哭过呢，要不然，我怎么会觉得她的心眼儿长偏了呢？

那一年的初冬，玉米早早就收上来了。我娘在灶下烤了两根玉米，我和福禄一人一根。可是我发现福禄的那根比我的大。我当时已饿得不行了，也没顾上与老娘分辩，就先将自己的那根玉米吃掉了。然后，我将福禄带到了门外的一棵枣树下。

我说，福禄，我给你从树上抓个八哥下来玩玩怎么样？福禄那双小眼睛顿时一亮，就笑了起来：你抓不到。福禄这小子鬼得很，还知道拿话来激我。我说，哥现在饿得连上树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福禄就愚蠢地将手里的那根玉米递给我。只准吃一口，他说。我满口答应，还与他拉了拉小拇指，随后立即从他手中抢过那根玉米吃了起来。

我总是说，人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不至于挨饿，而天生的笨蛋本来就活该饿死。

我正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玉米，我爹从猪栏里走了出来。要说我爹那脑子可比福禄强多了，他眼睛一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也难怪，我这种对付福禄的把戏已经不知道玩过多少回了。我爹从栅栏边抄起一把扫帚就朝我冲了过来，我见势不妙，只好丢下半拉玉米朝河边溜去。我爹在后面紧紧追过来，可惜这家伙运气不太好，跑了一会儿就叫树根给绊了个四脚朝天，还差一点跌到树生家的茅坑里。

我跑到河边的时候，迎面碰见了金子。说实话，我当时还真让她给吓了一跳。我心里说，咦，这婊子不是在半个月前就从村里出走了吗？怎么又回来啦？敢情她并没有寻短见，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可她干吗要那样呢？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俗话说贱货生来就是贱货，她们要是不闹出点什么事来，心里就是不消停。

我看见金子手里提着一个包袱，站在树生家门口，瞧着屋下的一排雀巢发愣。树生的门上落了锁，看来他是到外乡做木匠去了。这时，我就对金子说，树生不在家，你就睡到我家去算了。金子转过身，朝我笑了一下。她这一笑可不要紧，我肚子里的肠子全都搅到一块儿了，腿也软了，头也晕了。这时，我看见桂婶从水码头上急匆匆地跑过来。

金子，你这次回娘家，住一个月了吧？家里人都还好吗？桂婶说。

好个屁。我心里说，她爹娘不是早就给政府毙了吗？要说桂婶这婆娘也真会说话，金子出走这件丑事叫她一句话就遮得干干净净。不用说，后来金子让桂婶给领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往后一连几天，我总是心里说，那天要不是桂婶给搅了一下，金子说不定还真的跟我回家去了呢……

金子这女人的确有点让人琢磨不透。她的心眼比一张筛子的孔眼还要多。照理说，她寻死觅活地出走了一回，还丢人现眼地留下了一封什么遗书，如今吃了回头草之后总该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吧，可她偏不。回来后不到一年，又接连寻死了两回。好像自杀是她时常要做的一件功课似的。有一回，她还差一点死成了。最后是因为绳子不牢，让她从梁上摔了下来。后来，我和年保总爱拿这事跟树生开玩笑：树生，你们家怎么就找不出一根结实的绳子呢？树生听我们这样说，总是傻呵呵地一笑，远远地走开了。

自从金子嫁到麦村来之后，村里的人像是个个都变了样。女人们整天都在井台上、河边和仓库里谈论她。男人们有事没事总爱往树生的屋里钻。连玄圃那样的有身份的知识分子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村里四处夸耀金子的文采，最后害得师母吃起醋来，跟他打了一架。

老实说，我还真的舍不得金子死掉。那年春天我们在连楚河挖泥的时候，我对年保说，河堤上那么多年轻姑娘，还真的找不出一个比金子更风骚的娘们来。要是金子死了，别的咱们先不说，那一段细皮嫩肉的身子岂不是可惜了？年保一听这话就骂我下流，还红了脸。就像金子是他亲妹子似的。

其实，你别看年保平常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他心里想的比我还要下流。我的话从来不会错。到了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年保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要说那年秋后的光景，也真是够惨的，村里闹了饥荒，稻子刚刚抽出花穗儿，就让人给割下来吃了。树上的榆钱也在一夜之间让人摘得精光。最后连树皮都剥下来吃掉了。村长发财就将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中到祠堂里去开会，商量对付饥荒的办法。

村里的巫婆鸭子大婶给大伙儿指出了一条生路，吃观音土。

观音土就是塘泥。年保第一个举手赞成。他这小子那次的确昏了头，说什么烂泥确实能吃，过去的人常常吃燕窝，燕窝可不就是烂泥做的吗？他的这番话偏偏叫金子给听见了，她冷冰冰地瞥了年保一眼：燕窝可不是烂泥。这还是我第一回听见金子说话呢。年保看来不太高兴，金子的这句话我听上去怪舒服的，可对年保来说，它简直是要了他的命。为了证明观音土能吃，后来他比谁都吃得多。

在鸭子巫婆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河边，将河水抽干，把河底的一层淤泥清除掉，露出了河床下煤黑的硬土。你可别说，那玩意儿刚吃的时候，还挺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我看见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抓起泥巴往嘴里塞，简直是丑态百出。我心里暗暗发笑，自古以来，我还没有听说过烂泥可以养活人的。要真有那么回事，我们还用得着累得像狗一样在地里种粮食吗？我没有跟着他们学。事后，我料事如神的本领又一次得到了验证：那些吃了观音土的人第二天就拉不出屎来了。肚子胀得像面鼓似的，敲上去还嘭嘭作响。年保就是村里第一个吃观音土吃得翘辫子的。

现在，大伙儿全都富裕了，不愁吃穿了，还有小孩问我：福寿老爷，五八年吃观音土那会儿，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我就得意地对那帮后生们说，你老爷我有救命的法宝。我没有往下说。实际上说出来可就有点不太体面了：我将我弟弟福禄的那份口粮抢下来吃掉了。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候，亲兄弟又怎么样呢？结果是，我那苦命弟弟福禄就只能先我一步去了。

不过，这事可一点都不能怪我。如果我们兄弟两个人当中注定有一个要饿死，那么，谁死谁活到临了不是他娘的一个样？

年保临死之前，我们都去送他。照道理说，他在床上挨了那么多天，本来早该上西天取经去了。可村里的郎中却说，他不死，是因为心里还搁着一件什么事。

金子是最后一个来到他床边的人。那时，年保脑子已经糊涂了。可他一瞧见金子，两眼就突然放出绿光来。他看到金子在床头坐下来，就一把拽住了金子的手。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居然对金子说：让我看看你的奶子吧。大伙儿都让他给吓了一跳。

村长发财见年保这么说，就摇了摇头，借故走开了。众人都不言语。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见。要说金子这骚货可真不简单，年保话音刚落，她伸手就要解扣子。这时，年保娘就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还是趁早死了干净……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几个被桂婶和我娘用扁担给轰了出去。可我心里有数，瞧瞧金子刚才那架势，年保这小子八成在死前还拣了个便宜。

晚上回到家里，我向我娘打听后来的事，谁知我娘一听就火了，你要是死了，我睡觉还要笑醒呢。她接下来的话可难听了。这也不怪她。那阵子她自个儿的心情也不太好，因为我的弟弟福禄也快不行了。

他躺在床上瘦得像皮包骨似的。可他看见我，眼珠还会转那么两下。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哥，什么时候你才能真的逮到只八哥。

树生

金针树倒了一大片。看上去它不像是被风刮倒的，倒有点像什么人在上面打过滚似的。我还在金针丛中拣到了一只淡蓝色的发夹。它会不会是金子的发夹？我在地里钉了两只木桩，用麻绳将倒伏的金针树箍起来。

我十岁的那年春天，母亲带着我去姨妈家做客。我们一走进姨妈家的围院，就闻到了一股烂苹果似的味道，还有一丝淡淡的酒香。母亲说，那是树上的果子掉在地上腐烂后散发出来的味道。院子里到处是树，把阳光都挡了起来。

一道木栅栏将后院与我们隔开。杏子树粉红色的树梢从栅栏上探出头来。母亲叮嘱我不要到后院去。我们刚到的那些天，姨妈家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佣人的脸紧绷绷的，几个道士模样的人从那道栅栏门中进进出出。

一天晚上，我刚刚睡着，我娘就将我摇醒了。她手里拿着一只翡翠发夹。我知道我娘翻过我的裤兜了。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娘问道。我说是从井台上拣来的。母亲说，这么说，你是去过后院啦？我说，是一个修剪树枝的花工带我进去的。我娘顺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在回家的路上，金子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躺在后院的一张睡椅上晒太阳，旁边是一棵开满了花的小树。风一吹花瓣就落下来，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对娘说，往后我长大了，你就把金子说给我做媳妇吧。我娘一听就变了脸：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又摸了摸我的脑袋，你还小，用不着替以后发愁，媳妇人人都有一个。我已经和富娣她娘说好了，等富娣长到十六岁，就让你们俩成亲。

富娣是我们村里一个寡妇的女儿，模样虽有几分凶恶，人倒也挺结实。我心里说，得了，就富娣吧。谁知富娣也没让我指望上，她还不到十二岁就病死了。

鸭子

看来麦村有难了。

神灵就是神灵，它无处不在。在喝水的时候，我能从一只水杯中看到它。我去井台边汲水，它就化成一轮新月沉在井底。晚上我躺在床上睡觉，神灵就在梦中显像，告诉我凶吉泰否。

我们有时自以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神灵的指引，殊不知，在所有事情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悄悄安排尘世的一切。人算什么？神灵要他发迹，一夜之间就可黄袍加身，神灵让他死灭，他就如同一撮枯灰被风吹散了，无影无踪，连名字也不会留下来。

我曾对玄圃说，金子翠眉如弓，醉眼若梦，耳似箭羽，鼻露孤峰，主凶险、逸乱之象。玄圃自以为饱读诗书，可以窥破尘世的秘密，说什么神鬼之象信其则有，不信则无，简直是一派胡言。在我看来，他的书读得越多，世道的真相就会离他越远。玄圃平常在村里万事精通，可他的智力一旦涉及到金子，就会漏洞百出，给村人留下笑柄。金子从麦村出走，他一口咬定人家已经死了，当金子回到麦村之后，他又断定金子的自杀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可事实怎么样呢？重阳节那天，金子被人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还不是差一点就咽了气？当玄圃陷在古字堆里沉思默想的时候，神灵就躲在他的身边暗自发笑。

有一次，我向玄圃泄露了一线天机，想给他一点教训。我对他说，树生的娘姓殷，而金子的母亲却是张姓，她们两个人成了姐妹，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玄圃就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金子是一颗灾星。若非经过异人指点，她也许根本活不到今天。

玄圃

天亮了。树叶落满了窗台。我推门来到院子里，看见亚农正蹲在羊圈边修他那辆破旧的平板车。秋雾稠浓，树隐篱藏，空气中透出微微的凉意。

亚农说，村长让他和福寿两个去镇上买化肥。我让他到了镇上，顺便去找一下公社档案馆的老赵，将前年修订的那本《麦村地方志》借回来。

亚农走后，我又回到床上躺上了。没过多久，亚农他娘就将我推醒了。玄圃，你听，外面是什么声音？

我走到窗下，听见河边的树林里响起了一片喧嚷之声。我的心往下一沉，就知道金子又出事了。

太阳已经从田畴的尽头露出脸来。我看见几个年轻人正把金子从河坎下抬上岸来。她双目紧闭，脸色苍白，脖子上还绕着几缕沤烂的水草。看热闹的人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朝河边涌去。杂沓的脚步声将墙基都震得摇撼起来。

不一会儿，我看见树生径直朝我们家奔过来。他来到我家屋前的一排紫荆树下，指着我破口大骂。他这一骂，这个老实人心中蕴藏的邪恶就暴露无遗了。妈拉个×，你这狗娘养的，你不是说金子不会死吗？他这样说，倒像是我将金子推到河里去似的。我站在窗下，一时手足无措。这时，亚农他娘从里屋跑出来，将我一把拉开，关上了窗户。

下午，亚农从镇上回来的时候，金子已经叫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救了过来。亚农将一大摞《地方志》搬进我的书房。他看见我和他娘正在屋里生闷气，就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亚农他娘一见儿子回来，眼泪就流了出来。她将早晨的事对亚农说了一遍，亚农听完脸一沉，就摔门出去找树生算账去了。看着他那副虎头虎脑的背影，我心头不禁一热。儿子毕竟是儿子啊。

亚农刚走，他娘就没完没了数落起我来。她说要是我平常在村里少管点闲事，也不至于有今天。人没死总还算万幸，要是死了，树生没准还会将棺材搁到咱家来呢。

静心一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读书人的本分是恪守枣梨，潜心修学。可要做到这一点，却又谈何容易。晚上我独坐灯下，翻开书卷，字里行间跳出来的竟然全是金子二字。连睡觉都会时常梦见她。

自从金子来到麦村之后，这里没有一件事不与她有涉。按照村里气象员的说法，金子的每次自杀会招致一连串的灾异之象。比如说一九五六年的江口决堤，五八年的持续半月之久的大暴雨，六二年的蝗灾，六四年的地震，诸如此类。气象员的话乍一听似乎无懈可击，可仔细推敲之下，却又不堪一驳。问题在于，金子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月并非不会自杀。她似乎随时随地都会生出想死的念头。

晚上，我正在灯下翻阅那本《麦村地方志》，村长发财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说刚刚料理完金子的事，顺便过来坐坐。

我对村长说，据《地方志》记载，麦村离现在最近一次自杀事件发生于明初洪武十二年。自杀者为一官宦之女。她是将一枚花瓶的碎片插入下腹致死的。事有凑巧，她也是家道中落之后从外地迁居麦村的。由于她是外乡人，《地方志》对她的记述仅寥寥数语，其姓氏与家族沿革均已无可稽考。

看来，村长对我的话并无太大的兴趣，他神色迷离地盯着窗外，一言不发。

我向村长列举上述事实，并不是暗示这个女人与金子之间存有什么联系，而是试图说明，自从一三七九年以来，麦村已有五百多年没有发生过自杀事件了。我敢说，在金子来到麦村之前，村里的人大概早已忘了人可以自杀这种说法。我提醒村长，眼下麦村可不能开这个先例，再说，这些年光景又不好。人活着本来就不容易，要是……

没等我说完，村长就打断了我的话，玄圃，你扯得太远了吧？

我还想跟他说些什么，村长却不耐烦地站起身来。玄圃，你还是好好教你的书。别的事能不管就不要去管它。

村长走了之后，我就上床早早睡下了。其实，刚才村长在的那会儿，我还有一件心事没有来得及对他说。金子在村里寻死觅活的同时，另一件更为可怕的事也在暗中悄悄地滋长。那就是金子对自己肉体的放纵，也许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回事。她和福寿之间的私情早就闹得满城风雨，福寿还唯恐别人不知，在村中逢人便说，大肆炫耀。最近，又听说仓库保管员也卷了进去。据说，今天早上金子被人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他居然当着众人的面，旁若无人地大哭起来。

亚农他娘有一回曾悄悄地对我说，她怀疑亚农……

这样想下去，我又睡不着了。

树生

等到秋后楝树上结出黄澄澄的果子，龙朱已经满三岁了。可村里的女人都说他长得一点也不像我。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似的。我拿这事去请教玄圃，谁知这老古董竟向我卖弄起学问来了，说什么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啦，什么物有不足，智有不明啦，我简直弄不懂他在说什么。倒是亚农他娘在一旁安慰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大白猪还能生下黑崽呢。经她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亮堂了许多。

有一天，桂婶在河边洗衣服，她将我叫到她旁边，拐弯抹角地问了我一大堆事儿，这些事儿我想起来都会脸红，可也只有她这样年纪的女人才问得出口，我照实一一告诉她。谁知她听完了我的话就笑得趴在码头上直不起腰来。“你这个白痴。”她骂了我一句，就只管抿住嘴自己笑，将我扔在了一边。

我可不是什么白痴，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知道桂婶拿那些话来盘问我，是想弄清楚龙朱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平常不论我走到哪里，村上的人总爱拿龙朱来烦我。俗话说丑事走得比风还快，我在外乡做木匠的时候，当地人也在一个劲地谈论着这件事。那些爱管闲事的女人凭什么一口咬定龙朱是仓库保管员的孩子呢？难道就因金子曾经在仓库里宿过一夜，或者说，仓库保管员在金子跳河之后流了几滴眼泪吗？

这天下午，我在邻村马祠乡给人家打寿材，桂婶踮着小脚来找我。她是来给我捎口信的。说家里来了一位亲戚，金子让我尽快赶回去。说完话桂婶就走了。

我一边急匆匆往回赶，一边心里犯嘀咕，我们家的亲戚除了金子一族外，其余的早就停止走动了。这会儿哪儿冒出来一个亲戚呢？莫非我那消失多年的姨妈突然露面了吗？走到半路上，天就下起雨来。我也没顾上避雨，鞋底抹了油只管往家赶。

我来到家门口，天已经黑了。我走进围院，看见大门紧紧地关闭着，我敲了敲门，里边也没人应声。要说这件事，我也不止碰上一两回了，金子不开门，自然有她的道理。要在平常，我肯定会自己到外面的河滩上蹲一会儿，免得惹她生气，可是今天外面还下着雨啊。我一使性子，就将大门给踢开了。

屋子里面黝黑黝黑的，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床上溜下来，正在系裤子。我想上前看个究竟，那人一把推开我，径直朝门外走去。一直等到他走到河边，我才认出那个人是谁。

村长来屋里干什么？我问金子。

村长来干什么，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

金子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倒叫我一时也拿她没什么办法。

我站在门边，脑子里一片空白。雨水斜斜地打进屋来，院外的树木在大风中跳舞似的扭来扭去。我的脸上一阵凉一阵热。

我心里说，等我先将这扇让我踢坏的门修好之后再跟她算账。可说来也怪，在我修门的那阵子，心头的火也渐渐消了。你跟村长不是头一回吧？我问金子。她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不是头一回。我的心往下一落，就像一脚踏空，掉进了深渊一样。我又问她，你和村长不是真的要好吧？金子就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她索性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睡起觉来。我站在门边，脸上火辣辣的，那情形就像是我自己偷人养汉似的。

桂婶这回可真的把我给坑苦了。倘若她不是存心要出我的洋相，干吗要将我诓回来呢？要是我在马祠乡将那副寿材做好之后再回家，少说也已经半夜了。那样一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金子还是原来的金子，连一根毫毛也不会少。

不过，这件倒霉的事让我给撞上，倒不是没有一点好的地方。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提出来跟金子睡在一头，她就爽快地答应了。虽说金子和我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可要说睡在一个被窝里，那还是生平第一遭。我一挨到她的身子，小魂儿一下就飞走啦。女人身上有这么多好处，我还是头一回见识呢。我心里说，这事我还得好好地感谢村长一番呢。

渐渐地，我就像腾云驾雾似的被金子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忽然想到在我小时候，我娘带我第一次去姨妈家做客的那会儿，我们还只能隔着竹篱和木栅栏偷偷地看她一眼，可现在……我这样想着，就觉得憋不住了。浑身上下就像被凉水洗过一遍似的。

不过，这种事一完，我的魂儿又飞了回来。心里又舒坦，又难过。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要是让我现在就死掉该有多好啊。正是在这个晚上，我又琢磨出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人死掉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呢。这样一想，金子一次次地寻死觅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要知道，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想要明白这个道理是不可能的。这就像什么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你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

发财

天气预报说，今天傍晚麦村一带有一次降水。雨一下，成熟的麦子就要发霉烂在地里了。早上天刚亮，我就将村里的男女老幼赶到麦地里去了。

眼下天气还好。我从仓库里出来，准备去地里转转，看看麦子收得怎么样了。经过树生家门口，我想起有一件事要问问金子，就揭起门帘走了进去。

树生到外乡做木匠去了。金子一个人在后院结草绳。

她来到麦村这么多年，还没有下过地呢。我总是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儿让她干干。这倒也不是我存心偏袒她，像她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下了地也只能白白糟蹋庄稼。

金子见我进来，抬头瞟了我一眼。那模样好像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身后的什么东西似的。她笨拙地结羊草绳，也不跟我搭话。昨天晚上我们俩在桑树林里的那回事已经叫她一股脑抛在了脑后。

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早已不用的木犁、连枷、牛轭堆在墙角。一簇羊角草的藤蔓攀爬在上面，开出了一朵朵黄花。

听人说，这些天你和玄圃在村里四处打听我父亲的事？金子将结好的草绳浸在身边盛满水的一只木桶里。我的父亲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我知道金子所指的调查是怎么一回事。前些天，公社派人来追查一个旧案，据说本乡的一位交通员在解放前夕的回家途中突然失踪了，他们怀疑交通员的失踪和金子的父亲有关。遵照公社的意见，我们找树生谈了一次，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我对金子解释说，对她父亲的调查完全是上级的安排。我本人无心跟他过不去：何况，你的父亲被镇压之后，他的事也该告一个段落了。

谁知金子听了我的话，突然生起气来，她那苍白的小脸上立刻沁出了泪花：

不是镇压，是杀害。她一字一顿地说，他们就像弄死一条狗似的把他给宰了。

我没有吱声。经验告诉我，跟金子这样的女人打交道，凡事都不能认真。她的话虽说有些出格，好在眼下没人，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去年秋末，公社在镇上开肃反会后，他们让专人送来通知，点名让金子到会游行。我和支书、会计几个人苦苦劝了她一个晚上，也没说动她，最后她竟然掏出一把木匠用的刮刀来。后来，还是会计机灵，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村里的一个寡妇冒名顶替她去了公社，幸好公社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金子。

村上的第二遍钟敲响了。这是工间休息的钟声。我看见麦地里的村民一听到钟声，就像田鼠一般窜到田埂上，找片树荫躺下来歇息。在通往田间的那条沙砾大道上，亚农和福寿正吃力地拉着那辆破旧的平板车，往地里送水。

等到钟声停下来，金子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又有什么东西在钟声里死去了……她呆呆地听着钟声的回音在远处一点点平息，眉头紧锁，过了一会儿，她又独自笑了起来。

据我们了解，树生的母亲姓殷，可你娘却姓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她。

这一次，出乎我的意料，金子没有像往常那样躲躲闪闪，而是爽快地做了回答，不过，她让我不要往小本上记，我答应了。

在我五岁那年，家中一连串发生了几件怪事，我的姐姐和哥哥相继去世了。哥哥点火烧了自己的床，姐姐却投了井。我娘相信家里一定被鬼魂缠住了，就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来算卦。阴阳先生扳起指头一算，就说，我们家命中没有子嗣，哥哥姐姐的死是前世注定了的。

阴阳先生对母亲说，厄运已经降临到这个家中，不仅我们家的子孙保不住，就连这个家也会很快败落掉。

我娘一听他这样说就哭了。她平常在家里一直吃斋念佛，她比谁都相信阴阳先生的话。我娘问阴阳先生，有没有什么法子能躲过这场灾祸。阴阳先生站起来就要往外走。他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母亲将手上的那副金镯褪下来交给他，求他给我们指条生路。阴阳先生重新落了座，想了想就说，这个家里日后只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不过，你们必须将她嫁给一个穷人。我后来才知道，阴阳先生所指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娘赶忙又问他，世上的穷人多如牛毛，我怎么知道应该和哪个穷人结缘呢？阴阳先生朝母亲摆了摆手：过一会儿，我自然会告诉你。他说现在天上西北方的一块乌云挡住了太阳的光亮，他的天眼的视线也被遮住了。

等到那块乌云被风吹散之后，阴阳先生悄声说道，七天之后，必然会有一个穿青布褂的农妇要饭来到你们家门前。这个人的儿子将来就是令爱的吉婿。

过了七天，那个穿青布褂的农妇果然按期来到了。这个农妇就是树生他娘。不过，我的母亲没有马上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而是将她引到家中，焚香净身，结成姐妹。

我爹开始压根儿就没把阴阳先生的话放在心上。可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上，事情就不由他不信了。那个时候，收音机里每天都在播放着共军，也就是解放军渡过黄河南下的消息。我的父亲一天天地荒唐起来了，他每天除了喝酒什么事也不做，仿佛一心等着灾难到来似的。我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父亲在半夜时分突然来到我的房里。他一个劲儿地抽烟，也不跟我说话。天亮之后，他和母亲就把我带到了麦村……

金子滔滔不绝地说着，她的话匣子一打开，想关都关不住。这些年来，我还是头一回见她说这么多话。我猜想，如果不是玄圃赶来找我，她也许会一直这样絮絮叨叨地说下去。

现在还是晌午，学校还没有放学。玄圃急匆匆地从学校赶回来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从树生家出来，走到河边的树林里，玄圃气喘吁吁地迎上来，压低了嗓门兴奋地对我说：

村长，我弄清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你听了之后也许会吓一跳：树生和金子原本不是亲戚……

亚农

种种迹象表明，自从金子来到麦村之后，村里的人们都像是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用我娘的话来说，她的到来使人们弄不清到底是死好，还是活着更有意思；另外，女人们把贞操也看轻了。金子在麦村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可是几个学她样的女人却不明不白地走上了绝路。

这件事使村里的女人在一夜之间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她们也学会了团结。她们一旦意识到男人们指望不上，就三五成群地自发纠集在一起商量对付金子的办法。这天晚上，村里的女人在桂婶的带领下聚集到我家的堂屋里开会。她们叽叽喳喳地一直争吵到天明，弄得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成觉。

“究竟是谁在掌管这个村子，是村长呢？还是金子？”

“这个女人将村里男人的心都弄花了，我们家那口子，开口金子，闭口金子，都不知道害臊。”

“我们家那位也好不到哪儿去。”

“人要是想死就死，想和谁上床就和谁上床，那不要天下大乱啦。”

“我们平常在地里累死累活地干，到头来还填不饱肚子，她倒好，两腿一张，什么就都有了。”

……

整整一个晚上，她们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天快亮的时候，她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方案，那就是从第二天开始，她们谁都不和金子说话。可是我知道，这个方案对金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金子平常在村里就从来不屑于跟她们说话。

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要是决定了去做一件事，总会显得有些孩子气。她们当中的一个妇女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半夜三更悄悄翻过金子家的院墙，在他们家的井里撒了一泡尿。而我娘只要一看到金子在河边转悠，就会提心吊胆地来到窗户边朝外张望，最后她总是跟我说，亚农，你快去河边看看，别真的出什么事。我娘的菩萨心肠倒不是因为担心金子跳河而死，而是源于一种对死亡本身天生的畏惧。

女人们纠集在一起对付金子的攻势很快就瓦解了。不久之后，她们又恢复了往常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一天下午，大伙儿在桑园采桑叶的时候，金子又将话题扯到了自杀这件事情上来，桂婶当时就顶了她一句：你要是真的想死，最好利索一点，别总是拖拖拉拉的。桂婶的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金子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她举起那把剪刀猛地朝自己的乳房扎了下去……

金子就这样再一次将她们打败了。在我的印象中，金子的每一次自杀都比上一次更让人惊心动魄，就像乡村马戏团的杂耍表演一样，不断变换着花招。

后来，在来我们家开会的那帮女人当中，有两个刚过门的小媳妇还充当了叛徒，其中一个将她那个在县城读中学的小叔子弄得差一点发了疯，另外一个则在她丈夫出门的几天里悄悄爬上了公公的床……

相形之下，男人们对金子始终保持着一种一如往常的缄默态度。按照我爹的说法，他们当中一大部分人在混乱中尝到了甜头，没有什么比放纵自己的行为更使人感到舒畅的了。可我爹在金子这件事情上也多少有点自相矛盾，平常他总是口口声声怂恿村长对金子进行必要的惩戒，他甚至还试图说服树生跟金子打离婚，让金子永远地离开麦村；可一到晚上，他就时常将金子早年留下的那份遗书拿出来欣赏一番——那份遗书曾被我母亲撕碎过一次，后来，父亲又重新用糨糊将它裱好了。

龙朱

我娘躺在床上哼哼。她的裤子上满是血。一只玻璃花瓶在地上打碎了。我放下书包就去把老掉牙的郎中叫来了。郎中来到我娘床边看了看，就对我说，龙朱，你到河边去玩吧。我没有走。

郎中把我娘的裤子脱下来，用一把镊子将那些碎玻璃一块块地拣出来，放到桌上。

我数了五遍，也没数清那堆玻璃一共有多少块。

福寿

你要是第一眼瞧见金子那副羞羞答答的模样，你还以为是遇见了天字第一号的贞女呢。可是你一旦将她弄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扯下她的衣裳，她就会一下子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就证明了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贞节女人。妇女们守住了贞操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姑娘们是为了替自己日后找到一个有钱的主儿积攒下一点可怜的名声。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我第一次将金子弄到手，还是在闹饥荒的那年秋天。一天傍晚，我看见金子提着竹篮到地里去摘金针，就悄悄地撵上了她。说实话，我当时还真有点心虚呢，可反过来一想，好事也不能自己送上门来啊。我的心一横，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事实证明，这种事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她在金针地里放倒了。除了压坏了一片金针树之外，天也没有塌下来。看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去做一件事，没有不顾一切的勇气是不行的。

在我从金针地里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啦。我将这件事立即告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将我的快乐与他们分享。可出乎我的意料，人们那会儿都被饥荒折磨得失去了上进心，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我讲故事。那帮蠢货真是俗不可耐。

如今这年头已是今非昔比。村长也老得像一堆狗屎。可他倒也没忘了向村里的年轻人炫耀自己的过去。每当他坐在弄堂口吹嘘自己和金子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他：如果说你的确找到了一块宝藏的话，那宝藏的大门还是我福寿打开的呢。

自打我和金子有了那回事情之后，村里的男人很快就像苍蝇闻到了鱼腥一般朝金子围过去，到最后，大伙儿谁都搞不清龙朱到底是谁下的种。

要说金子那婊子，可也真是个尤物。我们每一次做那样的事，她都会想出一些新鲜的花招来。除了冬天之外，我们俩在一起的夜晚大都在野外度过，有时是在抽穗的麦地里，有时是在红麻丛中。不过，要说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那还是村后的墓园。我不知道金子为何总是喜欢到那里去。我们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她还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下流话来，要知道，这种下流话旁人说说倒也没什么，可它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嘴里吐出来，那味道可就不一般了。我常常被她吓出一身冷汗来。

鸭子巫婆说，凡事总有个报应，我想这话一点没错。我和金子来往了几年之后，我就发觉情形有点不妙了。起先是撒不出尿来，后来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墓碑、磷火、墓栏中的树木和金子一丝不挂的样子。有一次，我半夜里爬起来照镜子，让我娘给看到了。她第二天就将我拽到郎中家里。郎中听完了我娘的话就哈哈大笑起来：

福寿啊，你快变成《红楼梦》里的贾瑞了。

如今，金子已经死去了。我也像秋后的浮萍一样枯掉了。我走路都是摇摇晃晃，恨不得咳一声都要跌倒。我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都是当初给金子淘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人悄悄地给我起了一个绰号。

他们都叫我药渣。

玄圃

金子在一个溽闷的午后突然去世了，就如一条湍急的河流终于甩掉了自己，消失在了光阴的背后。那是四月末的光景，麦村的居民正在田头收割大麦。

金子的死去带走了一段喧嚣的岁月。时光的幕帘在她的身后悄悄地合上了。仲春时节的蒙蒙细雨给第二天举行的葬礼以一种相得益彰的伤感气氛。

我已经无法记清金子的好时光是在哪一天结束的。很久之前，村里的人们就不再谈论金子了。到了一九八〇年前后，新一代的麦村居民尚在无所适从的金钱世界中寻找着自身，他们对于金子的自杀已经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如果说金子过去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人们的神经，时至今天，它早已成了一种偶尔被人提及的传说。

在金子日益衰老的晚年，我时常看见她一如往常地在村中转来转去，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或者一段绳子，向她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未来的自杀计划。碰到这种情景，人们不是未置一词地匆匆走开，便是心不在焉地与她敷衍两句。那时，龙朱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像他爹树生一样，他成了一个手工精细的木匠。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亚农说，对付我娘那样的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木笼将她像鸡一样地关起来。倘若不是新上任的村长出面干预，我怀疑龙朱或许真的就会做成那么一只笼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金子，是在她去世前一个月。

当我拄着手杖来到她居住的那间旧屋里的时候，她的模样就像一段芳香散尽的花枝一样，让人无法辨认。

她的头发被火燎掉了一片。脸上布满了灰褐色的灼痕。她的头上裹着一层厚厚的纱布，纱布上还在不断地往外渗着血珠。那条摔坏的左腿被两块木头夹板固定在床架上。脖子上的血痂和道道绳印清晰可见。龙朱用一根长长的麻绳将她密密匝匝地捆绑在床上。我走进去的那会儿，她正拼命地蹬踢着床板，扭动着躯体，使床架发出吱吱的声响。

看见我进来，金子停止了挣扎。她像个孩子似的朝我眼睛。

你瞧。他们像绑牲口似的将我绑在床上。他们害怕了。过了一会儿，龙朱和一名木匠推门走了进来。龙朱没有搭理我，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卷钢皮尺，量了量金子那张床的长度，然后转过身将尺寸告诉了那个来帮他打棺材的木匠。接着，他们俩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看到这副情景，我就知道金子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坐在金子的床边。几十年来，我们还是第一次挨得这样近。我问金子还有什么话要说。金子静静地看了我一眼，那张毁损的、面目全非的脸上泛出一绺亮晶晶的光泽。她那坚毅的嘴唇抿动了一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

我要死。

我离开金子的住处，朝家中走去。村里突然刮起了大风，沙土和树叶被风卷起，飘满了灰黄的天空。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金子那具伤痛累累的躯体，心头顿时掠过一阵惘然若失的寂寞之感。有时我们自以为活着，其实那不过是死前的一种征兆而已。

雨下起来了。我看见亚农手里举起一把油布伞，沿着河边朝我匆匆走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戒指花／格非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6

ISBN 978-7-5339-5872-5

Ⅰ.①戒… Ⅱ.①格…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1673号

策划统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王丽荣

文字编辑 伍华星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 吴春娟

戒指花

格非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6

网址 http://www.zjwycbs.com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8.625

插页 4

版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872-5

定价 54.00元（精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CONTENTS

雨季的感觉

公案

赝品

未来

失踪

让它去

打秋千

苏醒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暗示

戒指花

不过是垃圾

蒙娜丽莎的微笑

附录 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

雨季的感觉

你永远也无法了解，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安德烈·纪德《人间粮食》

1

镇长很早就从床上醒来了，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屋子里光线很暗，他的老婆正在灶下煎煮着草药。昨天晚上，镇长的偏头痛又犯了，他躺在凉席上听着屋外的雨声整整一夜没有睡着，剧烈的疼痛使他的牙齿都松动了，他恨不得将自己的脑袋朝墙上撞。

“快有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了，”他的老婆在灶下说，“院子里到处都是泥鳅。”

镇长也记不清这场雨是从哪一天开始下起来的，它仿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年月一直持续至今。镇长将湿漉漉的窗帘拉开，他看见院中的树木和草垛静立在雨中，积水将月季花丛都淹没了。天上的乌云压得很低，它像一块毯子飘浮在屋顶和烟囱的上空，不远处的一幢被雨水围困的草房就像一条颠簸在水上的小船。

“昨天，褚老爷家里派人送帖子来了，”老婆说，“褚家的大少爷这个月的十五号要办婚事，你看看送什么礼物合适。”

“今天是几号？”

“五号。”

“到时候再说吧，”镇长伸了个懒腰，“我现在连镇公所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镇长穿好衣服，拿起一块毛巾走到门槛边，接住屋檐的泻水洗了洗脸。随后，他喝下了那碗带着栀子花香味的汤药，从门背后拿过一把油布伞，提起长袍的下摆，心事重重地出了院门。

镇长走到镇上的学校边上，听见上早课的学生正在唱歌。新调来的音乐教师段小佛站在窗口，用一根竹箫为他们伴奏。这首由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镇长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他一边在雨中摸索着道路，一边轻轻地哼了几句。

这座由祠堂改建而成的校舍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口棺材静伏在树林中，它的背后是大片敞开的田野，即将成熟的麦子在雨帘中腐烂。麦地与镇外的湖沟河汊连成一片，镇上的农民纷纷走到屋外，察看着天色。另一些人则蜷缩在门槛边，没精打采地吸着旱烟，等待着雨季过去。

镇公所矗立在一处狭长的池塘边上。它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由于房子过于古旧，墙缝中长出了一绺一绺的野草，雨水一淋，远远地泛出一片青碧。

镇长进了屋，将雨伞收拢靠在墙上。他看见王秘书正急匆匆地从楼上跑下来。

“您早，镇长！”王秘书气喘吁吁地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由镇长亲自挑选的秘书一向以沉稳著称，一旦他的脸上出现了慌乱之色，镇长就猜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

镇长跟在王秘书的身后上了楼。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找来一块抹布擦了擦桌子上的渗水，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揉搓着太阳穴。

“电话里说了些什么？”镇长问道。

“昨天晚上，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梅李。”王秘书说。

“梅李？”镇长似乎感到自己的太阳穴不太疼了，他迅速站起身，走到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地图前，俯下身体，在地图上查找梅李的位置。

“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镇长狠狠地瞪了秘书一眼。

“好像是县里打来的，”王秘书的语调有些异样，“我还没有来得及问，电话线就让风给刮断了。”

“日本人干吗要轰炸梅李呢？”镇长自语道。

“梅李是日本人从海上进攻上海的咽喉。据说二十八集团军在那里驻守。”王秘书低声答道。

“二十八集团军开进了梅李，连我都不知道，日本人怎么会得到情报？”

“据说是因为那些候鸟——”

“鸟？什么鸟？”镇长刚要发作，他的头又开始疼痛起来。

“是这样，”王秘书迟疑不决地说，“日本人的侦察机发现原来栖息在梅李湖边的一群白鹤突然不见了踪影，他们怀疑那里进驻了中国军队，因而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轰炸……”

“无稽之谈。”镇长兀自笑了起来，“我他娘的又不是小孩。”

镇长想起来，自己曾经去过梅李。那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口的渔村，除了终年堆放着的一座座准备运到南方去造纸的草垛之外，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何况，眼下日本人的军队远在河北，他们千里迢迢地派飞机来轰炸梅李听上去简直有些荒诞不经。再说梅李距莘庄镇也不过六十来里，日本空军空袭梅李，莘庄至少也应当听到爆炸声。

“你不会听错吧？”镇长的语调很快平静下来。

“这个……”王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屋外的雨声太大了，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听不清楚。”

“这件事你没对别人说吧？”

“我已经通知了镇上的保安队，”王秘书说，“我觉得情况紧急——”

“乱弹琴，”镇长的脸憋得通红，“你他娘的什么事都自作主张，还要我这个镇长干什么？”

镇长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点燃了烟斗，潮湿的屋子里立刻弥漫了一股烟草的香味。王秘书呆呆地站在窗口，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镇长没有理会他，他将目光转向窗外。

“王秘书——”过了一会儿，镇长叫了一声。

王秘书吓了一跳：“镇长，您老有什么吩咐？”

“昨天，褚老爷家派人送了一张帖子来，他的大公子褚少良五月十五要结婚，你替我琢磨琢磨，该送什么礼物？”

王秘书虽然年轻，可是对镇子上的人情世故却颇为精通。褚怀仁虽然是靠蚕丝业起家的暴发户，可他在镇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王秘书知道，如果没有褚怀仁，这个原先靠种植棉花和大麦为业的村落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不会在一夜之间办起了学校和邮局，铺上通往城里的公路。甚至，没有褚怀仁的提携，镇长说不定还在野外捡破烂呢。

想到这里，王秘书心里有了谱儿，考虑到镇长微薄的家底和褚家煊赫的地位，他建议……

还没等王秘书把话说完，镇长伸手制止了他。这时，王秘书隐约听见屋外响起了汽车引擎沉重的喘息声，从屋檐下刮过的风声一度将它遮没了。

王秘书走到窗边，他顺着镇长的视线朝外窥望，他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诊所旁的一处断桥边。也许是暴涨的河水冲毁了桥栏，那辆车一时找不到通往镇里的道路。

“下这么大的雨，有谁会开车到莘庄来？”镇长瞥了王秘书一眼。

“可能是县里派人来视察灾情了。”王秘书说。

镇长看见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围着吉普车兀自转悠着。在他不远处的公路上，一个农妇正拿着一段柳条，追赶一头大肥猪。

“王秘书，”镇长吩咐道，“你赶快下楼去看看，如果怠慢了县里的来人，日后恐怕不好交代。”

王秘书刚刚走到楼梯口，镇长又把他叫住了：“你顺便再去一下诊所，给我拿一瓶止痛片回来。”

王秘书走了之后，屋外的雨下得更大了。镇长怔怔地注视着窗外那一片被雨点砸得坑坑洼洼的池塘，心里乱糟糟的。在这个倒霉的雨季，镇子上别发生什么乱子才好。

2

上课铃响过之后，莘庄小学的校长兼国文教员卜侃夹着一大堆讲义走进了教室。他还没有完全从早晨的慵懒睡意中清醒过来。眼下这场罕见的大雨已经持续十一天了，杏树和木棉在雨帘中沉睡。教室里光线幽暗，学生们的脸上浮现出一派树木般的翠绿之色，铺着螺纹砖的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淤水，年久失修的屋顶有一处在漏雨，雨水滞重地落在一只木盆里，发出一连串单调而空旷的声响。

黑板在雨水中泛潮，上一堂课抄好的一段五线谱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吸饱了雨水的粉笔用手一捏就变成了一团黏糊糊的湿粉。卜侃终于适应了教室里晦暗的光线，他清了清喉咙，准备上课。屋外沙沙的雨声以及天空中偶尔滚过的一阵阵闷雷使卜侃不得不提高了嗓门讲课，他似乎觉得讲课的声音不是从自己嘴里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遥远的什么地方。卜侃一度怀疑自己此刻是不是正在做梦……既然雨季使树木和花朵都改变了颜色，人的感觉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偏差。

音乐教师段小佛又在隔壁的房间里吹箫了，那首在莘庄广为流传的《二月里来》听来使人黯然神伤。卜校长应着箫声的节拍正念着一篇课文，那是施蛰存先生所写的《梅雨之夕》的一个片段。他念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见教室后排靠窗的那张课桌上有一个位子空着。雨脚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纸，渗进来的雨水顺着窗台流向地面。

这个迟到的学生名叫麦泓，是莘庄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在这样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学生偶尔迟到或旷课是常有的事，但卜校长在讲课时的视线早已习惯了在那处角落停留，这个年已及笄的少女的缺席毕竟使他若有所失。在莘庄一带，男女同校的风习虽已倡导多年，可麦泓早已过了读书的年龄。卜侃的眼前又一次闪现出她那颀长健硕的身影……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本镇米行的麦老板手里拿着一封朱自清先生的亲笔信，将麦泓领到了他的办公室里。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印花长裙，笑容既大胆又轻佻，身上散发出一缕淡淡的檀香木的气息。

卜侃久久地注视着窗外的一簇芭蕉树，纷乱的思绪越走越远，当他看到学生们一个个张大嘴巴茫然不解地瞧着他时，卜侃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羞怯。

昨天下午散课之后，卜侃正在办公室里修指甲，突然看见麦泓沿着校舍前的一溜花圃远远地跑过来。看上去她好像是在放学回家的途中折返回来的。尽管卜校长出于无意，他还是清楚地看到了她在跑动时上下窜动的一对乳房轮廓，卜侃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狂跳。麦泓跑到门边，一把拽住了卜侃，差一点晕倒在地上。

卜侃费了好半天的劲才弄明白，原来她的腿上钻进了一条蚂蟥。卜侃让麦泓坐在椅子上，然后蹲下身来，帮她卷起一只裤管。卜校长用一种柔和而又不失分寸的语调告诉麦泓：蚂蟥其实并不可怕，它本身并无毒性，相反它还能将血液中残存的毒素吸出体外……但卜校长的劝慰之言并没有能使麦泓安静下来，她脸色苍白，双目紧闭，两腿不停地抖动着，嘴里发出一串咿咿呀呀的叫声。卜侃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把镊子，试着将那只蚂蟥从她的小腿上夹出来，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他怎么也无法将蚂蟥夹住。她的那条白皙而修长的小腿上布满了一道道蓝色的血管，卜侃的手指一旦触摸到她那柔滑的绸缎般的肌肤，嗓子里就立即涌出一股咸咸的味道。等到他心慌意乱地将那条蚂蟥弄出来，卜校长的衣服都让汗水给浸湿了。屋外的雨越下越大，窗前一棵刺梨树的枝条在风中不断地抽打着窗纸。他感觉到淙淙的泻水在屋顶的瓦片上流淌，带给他一种想入非非的幻觉……卜侃从一只小瓶里取出一根酒精棉，帮助她擦了擦那处暗红色的伤口。一阵奇痒使麦泓咯咯地笑出声来，她的笑声使卜侃吓了一跳，随后，他也笑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镇外白居寺里的辨机和尚从廊下经过，他显然是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卜侃正想出门向他解释几句，辨机和尚冲他诡秘地一笑，远远地走开了。

快要下课的时候，麦泓才姗姗而来。她一声不吭地绕过讲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双手拢了拢耳边湿漉漉的头发。不一会儿，卜侃又一次闻到了他所熟悉的那股檀香木的气味。

卜校长的目光有些躲躲闪闪，他不敢正眼朝麦泓那边看，哪怕只是偶尔的一瞥，也会在他沉寂的心底激起一圈经久不息的旋涡。一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还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容易激动，他不禁感到有些不道德。这种其实是毫无必要的自责助长了他的慌乱，他说话语无伦次，课文也讲得颠来倒去。他的这种反常的仪态不久就引起了坐在前排的一个男生的警觉……

这天傍晚，卜侃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还在想着麦泓那副沉静而明朗的面容。晚春时节的梅雨如丝如织，使人魂飞杳杳，恹然若梦。他的家紧挨着镇上诊所，隔着一片槐树林和一带狭长的池塘与镇公所遥遥相望。卜侃走到家门口，看见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一株合欢树的花瓣已让风雨打落得干干净净。卜侃推了推门，发觉里面上了闩，这使得卜校长心里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他用力拍打着大门的铜环，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老婆的木拖声踢踢踏踏地朝这边传过来。

一个挑着水芹菜的农妇打门口经过，她朝卜侃飞快地瞟了一眼：“怎么啦，卜校长，又和老婆吵架啦？”

“哪能呢？”卜校长莞尔一笑，“内人正在洗澡。”

卜侃进了屋，就拿眼睛朝老婆的身后瞅，同时嘀咕了一句：

“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

谁知他老婆一听这话，火气比他还大：外边雨这么大，门不关，你想在家里开澡堂子啊？

卜侃没再吱声。他知道在这个倒霉的雨季，镇上的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卜侃将手里的那把雨伞递给妻子，自己径直来到后院撒尿。卜侃注意到，这些天每当他去小解的时候都会想起那首冼星海的《二月里来》，而且照例会哼上一两句：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

卜校长唱了开头那两句，就不再往下唱了。他看见院中的积水里有两排脚印清晰可见，它绕过菜圃的竹篱，在围墙的门扉附近消失了。卜侃弯下身子细细察看，从脚印的尺码来看，有一排是男人的鞋子留下的，一想到老婆刚才开门时的异常神情，卜校长心头陡然一沉。

“今天有人来过吗？”卜侃回到屋里，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了一句。

老婆敲了敲脑壳：“我差一点忘了，今天早上倒是有人来过，不过他不是来找你的……”

“这么说，他是从后门进来的啰！”卜侃酸溜溜地说。

“你的鼻子比狗还灵，”老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今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听见有人在敲后院的木栅栏门，我打开门，看见一个穿西装的陌生人站在门外。他没有打伞，浑身叫雨水淋了个透湿。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城里一个私人侦探所的探员，来莘庄找褚少良……”

“探员？”卜侃心头一紧，“他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老婆打了一个饱嗝，“他在屋里避了一会儿雨就走了。”

老婆的话让卜侃突然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什么事来，他仿佛觉得这个侦探的出现与那件事有关，可是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在这个寂寞而漫长的雨季，人的记性也好像发了霉。

3

晌午的时候，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露出脸来，将天地衬得一片杏黄。雨仍在扑扑簌簌地下着。斜斜的雨幕在炽烈而温热的光线下带着毛茸茸的光边，给湖边那座深黛色的树林挂上了一道豁亮的幻影。这种晴雨相杂的天气在莘庄一带并不少见，可被淫雨围困达半月之久的莘庄居民宁愿将这缕雨季的缝隙中出现的阳光看成是天气转晴的征兆，他们纷纷走出家门，互相报告着雨季即将结束的消息。

褚少良坐在面临天井的一幢阁楼里，正沉浸在十天之后的婚礼将要带给他的安宁而祥和的喜悦之中。屋外的村篱中突然出现的阳光无疑增添了某种喜庆的气氛，它透过一扇猩红的窗格照进屋来，使房内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暗紫色的光亮。

天井里汪了一层浊黄的淤水，几棵棉桃和天竺树有一半的树干浸泡在水中。屋檐下有一排漆成白色的鸽箱，几只灰鸽咕咕地叫着，将身体挪出箱外，在缤纷的阳光下晾晒着油亮的羽毛。

早在一个月前，褚家大院就在为大少爷未来的婚事做准备了。随着黄梅在青翠的叶脉中悄悄长熟，一场罕见的大雨也不期而至。幽居江南小镇的人几乎每年都要经历这场暮春时节的苦雨，但对于褚少良来说，漫长的雨季毕竟给酝酿之中的婚礼投上了一层阴郁不欢的气氛。他的母亲整天在抱怨家里的水蛭和油虫，抱怨屋子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的腐霉的气味，她曾不止一次地对褚少良说：“要是到了大礼的那天雨还没停，看来我们只能雇几条船去亲家接嫁妆了。”

今年的雨季如此冗长，褚少良除了每天在昏昏欲睡的倦意中等待天气转晴，几乎什么事也做不了，他的桌上还堆着一沓尚未发出去的喜帖和请柬。婚礼那天所请的客人除了本镇的一些亲戚、乡绅和官员之外，差不多有一半将来自外地。宾客的名单是他的父亲褚怀仁亲自拟定的，褚少良在这串长长的名单的末尾又加上了自己的故旧和同学。由于大雨几乎阻滞了莘庄通往外乡的道路，褚少良不免有些担心镇上的邮差会不会及时地将这些请柬和喜帖发往外地。

几个用人正在天井里疏浚阴沟，一股难闻的腥臭扑面而来。褚少良走到窗前准备将窗户关上，他看见小妹的身影出现在天井边的回廊下。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袍，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她的脸颊上似乎还留着藤条的印记。她一边梳着头，一边懒洋洋地朝他招手。

“哥，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爹叫你下来一趟。”小妹说。

“晓得啦。”褚少良应了一声，随手将那扇窗户关上了。

他还有最后一批请帖没有写完，今天已经是四月五号，离婚礼举行的日子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了。看来今天无论如何要将这批请帖写完寄出去。书写请帖的任务本来可以由家中的账房一手承担，他平常做事谨慎细致，又写得一笔好字，但褚少良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打发雨季的寂寥，就主动将这件事揽下来。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之中的乐趣，相反到了后来它简直成了一个累赘。他一想到在那批已经发出的请帖之中，可能写错了某人的姓名和地址，心里就掠过一阵难言的忧虑。

当褚少良将那批请柬装入信封，冒着蒙蒙细雨朝镇上邮局走去的时候，他早已将刚才小妹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镇上的邮局像往常一样挤了不少人。这个邮局从它设立的那天起，一直就成了镇上的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聚会的场所，他们互相交换着从镇子的各个角落探听来的新闻、隐私和谣传，然后稍加修改传播出去。即便是在不便出门的雨季，人们通常闲坐家中也能详尽地获悉镇子里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细枝末节。

褚少良一踏进邮局的大门，就感到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同往常。围坐在邮局大厅长椅上的那些闲人，除了褚少良所熟悉的几位常客之外，还夹杂着几副陌生的面孔。这些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一件什么事情，一看到褚少良进来，就全都默不作声了。褚少良隐约感觉到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故意瞒着自己。他径直走到邮柜前，将那些大大小小的信封交给柜台里的一位小姐。令他吃惊的是，这位邮递员的脸色似乎也不太好看。昨天下午他来发信的时候，这个女人还冲他满脸堆笑，甚至在接信的同时，还故意摸了一下他的手背。褚少良直到现在还能回忆起他们肌肤相触时所留下来的那种奇妙的感觉，这使他想起莘庄小学的校长兼国文教员卜侃先生曾经跟他说起的一段话来：一个男人到了结婚的时候，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会变得美妙无比……

邮递员称了一下信件的重量，随手扔出来一堆邮票，然后就转过身和身后的一个男同事聊起天来，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褚少良心里说，女人生性就善变，碰上了倒霉的阴雨天，她们的心事就更难捉摸了。

褚少良这一次显得有些过于谨慎：他将请帖一张张从信封中抽出来，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地址和日期，一切核对无误之后，才将邮件封上口，推入邮筒。

正当褚少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准备离开邮局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今天晚上每周一次的牌局。他担心镇公所的王秘书也许早被一周的梅雨搅得忘了这件事，就朝柜台的另一侧走了过去。

“先生，我要打个电话。”褚少良彬彬有礼地对一名接线生说道。

“你要哪里？”

“镇公所王秘书。”

接线生很快接通了电话。褚少良拿起话筒正要说话，他的肩头感到了一阵热乎乎的压力，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朝着他冷笑。

“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人对他说。

褚少良心头一乱，他感觉到了情况有些不妙，原先混杂在人群中的几个陌生人同时站起身，朝他围拢过来。

“你们想干什么？”

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证件在褚少良的眼前晃了晃：“我们是莘庄保安司令部的，你被逮捕了。”

褚少良下意识地用手捋了捋额前湿漉漉的头发，同时拽了拽西装的领带：“长官，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吧？我是褚少良啊。”

那几个便衣彼此对望了一眼，显然没有听明白褚少良的话。

褚少良情急之中赶紧就又补充了一句：“我是褚少良，褚怀仁老爷的大公子……”

没等他说完，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走到他的跟前，朝他脸上认认真真地打了两个耳光。

“妈拉个×！”戴墨镜的人胸有成竹地说，“老子抓的就是你。”

褚少良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上。他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炙痛，从喉管里涌出来的一股血腥味使他忍不住直想呕吐。正在邮局大厅里闲聊的那帮镇上的居民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冷冰冰的目光看着他。

褚少良不安地警觉到，也许有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在莘庄悄悄地发生了。难道是保安大队里出现了共产党？早在几天前，他的父亲褚怀仁就跟他谈起过，与莘庄相邻的永庄和大巷都闹起了村民暴动，暴民们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它提醒褚少良，眼下的这场大雨很可能会使夏粮颗粒无收，到时候莘庄会不会……

诸少良被那伙人推推搡搡地带到门外，沿着镇上的一条碎砖铺成的街道朝保安司令部走去。他看见街道两侧早已挤满了围观的人群，那些人仿佛预先就知道了他要被捕的消息，打着雨伞在街口迎候着他的到来。对于那帮围观者来说，他们在目睹一场繁盛的婚礼仪式之前有幸观赏一下新郎被捕的场面，简直有些喜出望外。

莘庄的保安司令部设在湖边的一座废弃的旧园里。这里曾是江南一带颇负盛名的织绣大王谭运长的乡居别墅。褚少良被那伙人带到司令部的门前，他觉察到这里的气氛的确有些不同往昔。一些腰间别着手枪的便衣和军人从门廊下进进出出。摩托车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一辆接着一辆在院外的林荫大道上驶过，溅起了一缕缕水线。

褚少良曾一再恳求便衣们让他给家中挂个电话，但他的建议每次都遭到了冷冷的拒绝。最后，他被带到了朝南的一间不大的空房里，这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积了一层齐踝深的雨水，上面还漂浮着几张沤烂的纸页，看上去简直像一座水牢。

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褚少良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过失，他们为何要将他带到这里。同样，他也不知道那伙人最终将如何处置他。

窗外是一片宽阔的芦苇滩，隔着这片芦苇丛和烟波浩渺的湖面，他能够看得见湖泊的对岸那一带灰蒙蒙的山峦、山谷里密布的银白色帐篷以及覆盖着帆布的炮群。如果日本人从海上进攻上海，那么这支隐伏在山野里的驻军将成为阻击日本军队的第二道防线。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褚少良听到一阵蹚水的脚步声越过花园朝这边传过来。不一会儿，镇公所的王秘书在一名军官的引领下来到这个房间的铁栅栏门前。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门锁，冲着褚少良矜持地笑了一下：“误会了，褚少良……”

军官有限的道歉使褚少良多少感到有些不快。今天下午所遭受的不白之冤显然不是这句客套话所能洗清的。他跟在王秘书的身后，经过那道半明半暗的长廊，走到屋外苍翠的草坪上。

“他们凭什么抓我？”褚少良迫不及待地问道。

“保安队抓人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王秘书自我解嘲般地反问了一句，“在这个倒霉的雨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镇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还不清楚。”王秘书严肃地对他说，“有消息说，日本空军昨天夜里袭击了梅李。”

……

他们走到镇公所的边上，王秘书对褚少良一拱手：“我在镇公所还有件事没办完，恕不远送了。”

王秘书朝前走了几步又突然转过身来：“别忘了，今天晚上八点到你家打牌……”

4

镇长很快接到报告：今天早晨驾驶着一辆吉普车来到莘庄的那个外地人经查明是一个来自城里的私人侦探。

根据镇上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情况，这个人三十岁左右，身材中等，穿着考究的西服，手里还捏着一把袖珍手枪。尽管镇长本人由于偏头痛的折磨无意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下去，但事情的发展根本就由不得他做主，镇公所接二连三地得到了有关这个人行踪的详密报告。这些盲目的告密者或盯梢者所描述的事实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还互相矛盾。镇长在综合所有的这些情况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前，必须考虑到镇民们的好奇心以及容易夸大事实的惯常习性，同时，他也必须兼顾天气的因素——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使镇上居民们的感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

最先看见侦探的是镇上白居寺的住持辨机和尚。他从清晨的睡梦中醒来就听到了吉普车引擎的嗡嗡声。由于白居寺在江南一带极具名望，辨机和尚将这个人看成是一个外地来的求香问佛者。他穿好衣服正准备亲自来迎接，这个年轻人已经从吉普车里钻了出来，他手里拎着那把手枪，围着汽车转了两圈，随后就锁上车门，绕过寺庙外的围墙朝镇子里走去。辨机和尚出于一种与他清心寡欲的形象不太相称的好奇心，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一段，他发现这个侦探走到莘庄小学校长兼国文教员卜侃先生的院宅边突然停了下来，他先是对一根探出院墙外的杏树的花枝端详了片刻，随后四下里张望了一下，敲响了后院的木栅栏门扉……

辨机和尚的描述多少引起了镇长的一线警觉。卜侃是一个北方人，他是响应陶行知先生的倡导来莘庄创办实验小学的，因此在镇子里，他的身份最为复杂。他举止乖戾，自命清高，平常除了偶尔与褚怀仁的大公子下上一两盘棋外，很少与镇上居民们来往。

“这名侦探在卜侃校长家里待了足足有两个时辰。”卜侃的邻居，一位中年妇女接过辨机和尚的话继续说道，“今天早上我在院外的篱笆边挖沟排水，看见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进了卜校长的院子。那会儿，卜校长正在学校里上课。他老婆平常在镇子里就是有名的骚货，一瞅见男人上门就魂都没了。诸位想想，一男一女关在房子里还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吗？何况外面还下着那么大的雨……”

这个女人所关心的显然不是侦探的身份以及他冒雨来到莘庄的目的，她的真正兴趣在于只有女人乐于纠缠其间的男女绯闻。尽管镇长不失时机地遏止了她的话头，她绘声绘色的讲述还是在镇公所里激起了一串笑声。

正在这个时候，镇公所的王秘书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现在门外的树林里。他脸色阴郁地进了屋，径直来到镇长的跟前，在他的耳边悄声地说了些什么。镇长愣了一下，随后朝他摆了摆手。

接下来，莘庄药店的一名伙计提供了另外一些线索。这个身穿西服的侦探在晌午时分来到药店里。当时，阴沉沉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灿烂的阳光，可雨仍在不停地下着。伙计听见屋外沉寂多日的梅鸟在树篱间啾啾啼鸣。他正想出门晒晒太阳，与迎面而来的侦探撞了个满怀。这个侦探从他那里买了六盒人参，一对熊掌，两瓶虎骨绍酒，外加一只樟木漆盒。“就连白痴也不会相信，这个腰上别着手枪的侦探冒着大雨千里迢迢来到莘庄，仅仅是为了购买这些城里随处可见的药材。”伙计向镇长表达了这一疑惑之后，结束了他简略的汇报。

最后一个来到镇公所提供情况的是本镇染布作坊的一位老板。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他那个正在莘庄小学读书的儿子，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警惕使镇长大为欣慰。男孩的情报虽然与侦探的行踪无关，但也并非没有价值：在今天上午的第二节课上，校长卜侃的神色看上去非常紧张，他头发蓬乱，嘴唇发乌，讲话颠三倒四，有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气，他的目光躲躲闪闪，拿着课本的手不停地颤抖……

他的父亲补充说，如果是学校的其他教师出现这种情形，也许是睡眠不足或者身体不适所致，可卜校长是一个具有三十年教龄的教员，平常讲课一贯思路清晰，仪容整肃……这一次，他或许遇到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侦探来到镇上的事情，而且他还去过卜校长的家，我想，犬子所提供的情况也许对镇长大人有些许作用……

老板说完，眼巴巴地瞅了镇长一眼。在镇长及时对他的热忱和警惕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之后，父子俩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镇公所。

镇长感到自己的脑子里塞满了一道道烂绳子，怎么也无法将混乱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日本人空袭梅李，侦探的出现，卜侃，褚少良被抓……他扳起指头，一遍遍地数着从早晨到午后的这段时间里莘庄所发生的一切，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联系。

过了一会儿，镇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他接过王秘书递过来的一块热毛巾，将它按在额头上，然后朝嘴里塞了几粒止痛片。

“王秘书，你拿我的名帖去一下保安司令部，让他们先将少良放出来。”镇长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了门边的那把油布伞。

“您要去哪儿？”王秘书问道。

“我想到卜侃校长家去一趟。”

镇长来到卜校长家的时候，学校还没有放学。卜夫人正在堂屋里做针线，一见到镇长来访，卜夫人久雨缠绕的脸上立即呈现出一缕酡红色的光泽。她告诉镇长，自从这场梅雨降临的那天起，她还没有出过家门，身上都快长霉了。由于消化不良，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一边打了好几个逆呃。

“可不是嘛，”镇长附和道，“自打雨季来临，我觉着每天都像是做梦似的……”

“该不会是桃花梦吧？”卜夫人嫣然一笑，“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只蚂蟥钻进了裤管……”

尽管卜夫人所说的梦境或许是一种实情，但镇长还是能够觉察到她的话里有一种明显的挑逗意味。

雨水斜斜地从敞开的门扉中打进来，一股清新的青草芳香扑面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一缕鸽子屎的气息。

这个来自外乡的女人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可她的身段看上去依然像个姑娘。镇长注意到她的旗袍的分衩开得很高，丰润的大腿外侧裸露出一线白皙的肌肤。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镇长来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没什么事，”镇长说，“我打这儿路过，顺便进来避避雨。”

“我去将大门关上吧，”卜夫人轻声说，“要不然待一会儿，家里就会变成一片水塘了。”

“别关了，”镇长笑了起来，“卜校长等会儿回家，要是看见大门关着，还以为我们……”

也许是由于屋外的风雨声太大，卜夫人像是没有听清镇长的话，她径自走到门边，将大门掩上，插上了门闩。

屋里的光线陡然晦暗下来，镇长一度都看不见卜夫人的脸，她的身上散发出来的一阵沁人心脾的果香使镇长不禁怦然心跳。

校长夫人回到原先的那张木椅上坐下，用镊子从针线盒里夹出一枚针来，然后往里穿线。棉线在雨天里受了潮，她怎么也无法将线头从针孔里穿进去。

“我来帮你穿吧。”镇长站起身来。

“你能行吗？”卜夫人冲着他笑了一下。

“再小的孔我也能穿进去。”镇长觉得自己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

“你别吹牛，”校长夫人柔声细气地对他说，“我的这个针孔可有些特别……”

镇长跌跌撞撞地走到她的身旁，挨着她坐下。卜夫人已经开始发出微微的喘息。镇长没有从她手中接过针线，而是将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卜夫人的身体战栗了一下，随后将他的手移到了胸前。

“要×你就快×吧！”卜夫人低声催促道，“待一会儿，学校放了学，卜侃就该回来了。”

她的话使镇长吓了一跳。虽说镇长平常在莘庄也时常弄出一些风流韵事来，可从来没有任何女人像她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话。镇长在心里对自己说：卜侃，这件事你他娘的可不能怪我……

镇长和卜夫人走到卧房里，他刚刚来得及将她旗袍的下摆撩开来，就听见放学回家的卜校长在屋外叫门了。

“让他敲，别理他！”卜夫人心急火燎地对镇长说，“你先给我来几下再说。”

镇长毕竟是镇长，他没有理会女人的苦苦央求，很快从床上溜下来，开始穿起了衣服。

本来，在卜夫人打开屋门之前，镇长有足够的时间从后院溜掉，但情急之中的镇长显然有些慌不择路，他在屋里独自转悠了一阵，打开一只衣橱，一头钻了进去。卜夫人见状也只好将衣橱的门关上了。

一缕樟脑丸的气味使镇长忍不住直想打喷嚏，他听见卜夫人趿着木拖去堂屋开门。

“大白天关着门干什么？”镇长听见卜侃问了一句。

“外面雨这么大，门不关，你想在家里开洗澡堂啊？”

镇长听卜侃夫人这么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卜侃没再说什么，镇长听见他的脚步声朝后院走去。不一会儿，他就听见卜校长在后院唱起了那首冼星海的《二月里来》……

“今天有人来过吗？”卜侃回到屋里，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我差一点忘了，今天早上倒是有人来过，不过，他不是来找你的。”

“这么说，他是从后院进来的啰？”卜侃酸溜溜地说。

“你的鼻子比狗还灵！”卜夫人说，“今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听见有人在敲后院的木栅栏门……”

镇长竖起了耳朵，他听见卜夫人用那种懒洋洋的语调继续说道：“……我打开门，看见一个穿西装的陌生人站在门外。他没有打伞，浑身叫雨水淋了个透湿。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城里一个私人侦探所的探员，来莘庄找褚少良……”

“探员？”卜侃自语了一声，“他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卜夫人打了一个饱嗝，“他在屋里避了一会儿雨就走了。”

这个侦探去找褚少良做什么？镇长蜷缩在衣橱里感到有些茫然不解。不过，他没有在这件事上再细想下去，仍然在抱怨今天看来已经流产的艳遇。狗日的卜侃，你要是晚回来一步，老子就抄了你的后路了……

“我的衣服也叫雨水给淋湿了，”卜侃说，“你去衣橱里找件衣服来给我换上。”

卜夫人仿佛愣了一下，随后她用一种戏谑般的语气对卜侃说：“我该去厨房做晚饭了，你自己去找吧。”

镇长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这样的话。这场暮春的绵绵阴雨仿佛使镇上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出现了反常。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好如何应付眼下即将出现的荒唐局面，卜校长已经迅速地走进卧房，打开了橱门。

镇长笑嘻嘻地从橱里走了出来，冲着惊骇万状的卜侃说了一句：“你好，卜校长……”

5

到了上灯时分，白居寺的住持辨机和尚没有像往常那样去佛堂给新来的僧人讲述佛经，他提着一盏灯笼，独自一人出了寺院的大门，朝镇上的私人诊所走去。

腹中一阵奇异的疼痛使他想起自己的痢疾已经持续三天了。他怀疑自己的肠子在雨天里早已长满了绿毛。灯笼的暗红色光影照亮了脚下淙淙跳跃的水流，远处的房舍和树木都隐没在黑暗之中，只有当天空偶尔划过一道道闪电的时候，他才能看见镇外的那带灰蒙蒙的湖泊、高高吊起的渔网以及湖面上停泊的一艘艘舢板。

雨已经明显地小了下来。街巷里空空荡荡，阒寂无人。他平常所熟悉的街道到了细雨迷蒙的晚间，仿佛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两侧歪歪斜斜的槅栅和店铺在他眼前变得陌生而遥远。一股阴森森的冷风迎面吹来，使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似乎感觉到有一桩奇异的事正在镇上的某一个街角悄悄地发生。

在一年四季之中，唯有春天会带给人云飞雾绕的幻觉。对于每一个潜心修行的出家人来说，春天的夜晚总是在日复一日地酝酿邪念的欲望，使经年的苦苦修行为之毁于一旦。春天的气候变幻无常，一会儿阳光明媚，一会儿雨水涟涟，它使树木变得神秘，使人感觉的触须变得像蚕丝一样纤弱……

辨机和尚来到镇公所旁的一条长满了芦苇的池塘边上，他看见不远处的那幢祠堂里亮着灯光。祠堂的大门敞开着，门前的一对石狮浸在雨水中，一簇石榴树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卜侃校长也许又在和褚怀仁的大公子下棋了。辨机和尚近来听说，卜校长被他老婆闹出的艳事弄得声名狼藉，他时常晚上不回家睡觉，在这幢凋敝的祠堂通宵读书，有时他也会找人去下盘棋，借此打发无聊的光阴。辨机和尚曾经打趣地对卜校长说，人世的苦难浩若尘沙，不如跳出红尘，遁入空门……

辨机和尚在经过祠堂门口的时候，一阵女人的哭喊声穿过稠密的树林，在岑寂的夜空下隐隐传来。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侧耳谛听，随之而来的是雨打树叶的淅沥声和呜呜的风鸣。刚才那阵哭叫声听上去是那么熟悉，辨机和尚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张面容姣好的女人的脸来，这些女人的身影在眼下枯寂的雨季，常常悄无声息地侵入他的睡眠。

辨机和尚悄悄地吹灭了灯笼。尽管他不能肯定那个女人的哭声是从祠堂里传出来的，他还是决定进去看个究竟。

他蹑手蹑脚地走进祠堂。天井里的一株石楠散放着馥郁的香气，树旁是几张朽坏的木桌，上面落满了米黄色的花瓣。辨机和尚终于看清，那缕灯光是从卜侃校长的办公室里透出来的，它照亮了门外的那条空寂的长廊和屋檐上吊着的一个铃铛。

辨机悄悄地来到窗下。由于雨水的侵蚀，薄薄的窗纸有几处已经渍破，他只要稍稍踮起脚尖，便能看到房中的一切。

莘庄米行麦老板的女儿麦泓，此刻正被反剪着双手绑在屋里的一根木柱上，她的嘴里被塞进了一块抹布。今天早上才来到镇上的那名探员在一旁抱臂而立，饶有兴致地注视着麦泓徒劳无益的挣扎。

一阵难以遏止的激动使辨机和尚差一点叫出声来。他看见莘庄小学的校长兼国文教员卜侃手里拿着一把咔嚓作响的剪刀走到麦泓的跟前，同时对侦探神秘地眨了眨眼睛：“你别看她现在桀骜不驯，待一会儿我就会让她筋酥骨软。”

卜侃首先剪开的是麦泓胸前的对襟，一对肥硕的乳房滚落出来，卜侃用手托起其中的一只掂了掂分量，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它像木瓜一样沉甸甸的。”卜侃对侦探说。

接着，卜侃依次剪开了她的两只裤管。辨机和尚看见麦泓的左腿上有一处芝麻大的小红点，它好像是水虫或者蚂蟥叮咬后留下的痕迹。顺着那处红点往上，辨机终于看见了那簇供人取乐的灰黄毛丛。不一会儿，除了手臂和两腋之外，麦泓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暴露无遗了。

“我们的计划看来天衣无缝，”侦探得意地观察着眼前这具丰硕的少女躯体，“早在十年之前，他就在盼望着今天了。”

麦泓依然在拼命地扭动着身体，墙上的石灰扑扑簌簌地掉落下来。卜侃仍在小心翼翼地剪去残剩的衣服碎片。

“我们的计划得以成功，看来还要归功于江南一带的梅雨，”卜侃说，“雨季里连蚂蚁都在打瞌睡。”

卜侃很快就完成了卸去衣饰的任务，他看上去有些气喘。侦探从屏风旁的木桌上拿起一把剃刀，朝麦泓走了过去。

也许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将这件事报告给镇长，辨机和尚心里想。一旦镇长日后获悉他知情不报，他的惩罚将会是十分严厉的。镇长是辨机和尚看着长大的，他之所以从一个捡破烂的小流氓一步步爬上镇长的高位，并统治莘庄达十余年之久，完全是依赖他的无孔不入的情报网。他当上镇长之后，在镇子里收买了至少一百名密探。辨机和尚是因为一册证明自己住持身份的度牒而沦为告密者的。在太平无事的年月，镇长照常发给饷银，可一有风吹草动，镇子里发生的一切都会在顷刻之间供列于他的案前。有一次，镇长对一名来莘庄视察的县督吹嘘说，在莘庄，所有的房子都是透明的，别说是共党，镇子上就是多了一根针也别想逃过我的眼睛……

就在辨机和尚考虑要不要离开祠堂将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报告镇长的时候，接下来出现的一幕使他觉得此举已毫无必要了，因为他看见镇长本人托着一只茶杯，嘴里叼着烟斗从屏风后面闪了出来。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啦？”镇长笑容可掬地走到麦泓的跟前，顺手在她的臀部拍了一下。

“一切顺利。”卜侃谦恭而诡秘地笑了一下。镇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将手里的茶杯递给卜侃，随后卷了卷宽大的衣袖。辨机和尚吃惊地发现，镇长脸上的笑容突然隐没了，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他转过身朝着卜侃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侦探见状吓得连着倒退了几步，怔怔地看着他。

“你们这帮废物！”镇长冷笑了一下，“门外躲着一个和尚你们居然没有发现？！”

辨机和尚从阴暗的佛堂里醒来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他觉得自己的裤子里黏糊糊的，嘴里流出的涎水弄湿了胸前的法袍。辨机和尚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今天下午他从镇公所回来后，就来到静修堂念经，窗外的雨声很快使他昏然入睡，不一会儿，他就将脑袋靠在香案上沉沉睡去。

新近入寺的几个和尚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辨机住持：“师傅，你刚才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失败了。”辨机和尚感叹道。

和尚们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

辨机和尚沮丧地补充说：“我在白居寺修行了三十多年，可刚才的梦境里还充满了如此卑俗的俗念，我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

6

五月四日的傍晚，小学校长卜侃在散课之后回到了办公室。音乐教师段小佛依旧站在窗口摆弄那只竹箫。悠扬的箫声使屋外飒飒作响的一阵急雨变得十分遥远。

卜侃发现木窗的窗纸已被雨水蚀破，南风夹带着雨丝和酸梅的气息飘进屋来，打湿了桌上的一堆讲义。卜侃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旧报纸来，准备将窗户重新糊上。

卜侃似乎隐约记得，这张报纸是一个沦陷区的难友从东北带来的。报纸上登载着临汾被日本人攻陷的大幅新闻。在报纸的第四版上，有一则不到二千字的报道吸引了卜侃的视线。

根据一个未署名的记者的分析，日本人之所以在一夜之间攻下了临汾，是由于日本空军在早些时候对隐藏在临汾山区的二十九集团军进行了一次“灾难性的轰炸”。这次突袭事件的发生并非由于通常所谓的中国驻军的情报外漏所致，而完全是源于一个料想不到的意外：日本人的侦察机发现原先一直栖息在山区的一群白鹤突然不见了踪影，作战科进而怀疑，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可能与中国军队正向那一带集结有关。日本人的轰炸显然是试探性的，但是却给中国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不可思议……”卜侃自语道，“一群候鸟居然改变了战事的进程。”

“什么不可思议？”段小佛的箫声戛然而止。他朝校长走了过来，从他手里拿过报纸，贪婪地看了起来。

“难以想象。”段小佛的脸上逐渐呈现出兴奋的光泽，“这年头可真是什么怪事都有。”

“不过，”卜校长说，“在春秋两季，鸟类的大规模迁徙纯属自然现象。它们的羽毛一旦觉察到空气的热度出现变化，也有可能改变栖息点……”

“人也一样。”段小佛附和道，“人要是遇上梅雨或者满月的夜晚，照样会想入非非……”

他们正聊着，褚少良推门走了进来。他是来找卜侃下棋的。段小佛赶紧将手里的报纸递给褚少良：“褚少爷，你看看这张报纸……”褚少良此刻正好像被一件麻烦事折磨着，他没有理会段小佛，在屋里的一张藤椅上颓丧地坐了下来。

“我要将报纸带回家给老婆看看。”段小佛从门边拿过一把黑雨伞，准备回家。他嘴里这么说，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如果我将这则报道改头换面通知镇公所的王秘书，这个小白脸也许会灵魂出窍……

段小佛走后，卜侃和褚少良照例在一只茶几上铺开棋盘，陷入了棋局之中。

下到第十六手，卜校长抬头看了褚少良一眼：“少良，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褚少良叹了一口气，将手里的一枚棋子掷入棋篓：“还不是那些倒霉的请柬。”

“请柬？”

“是这样，”褚少良解释说，“三天之前，我给城里的一家私人侦探所的同学寄去了一张请柬，让他本月十一号来莘庄参加我的婚礼……”

“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担心那张请帖的日期让我写错了，”褚少良说，“我很可能写成了五月五号。”

“五月五号，也就是明天……”卜校长若有所思地望着门外雨中的一丛芭蕉树。

“这些日子的梅雨把一切都搅得乱糟糟的，”褚少良抱怨说，“城里的那位同学看来明天要白跑一趟了。”

公案

一个深秋的傍晚，禅师赵州在江南云游数月之后，带着一名童仆来到了镇江郊外的丹徒地方。

此地位属丘陵腹地，素有穷山恶水之名，远远望去，烟树浩茫，荒冢处处，风物景观与苏杭胜地果然不同。时惟深秋十月，天高云淡。树木凋落，所到之处隐约透出一派肃杀气象。

上灯时分，赵州和尚来到江边的一座旧园投宿。园中杂树丛生，鸟粪处处，有颓房数间，水井一眼。园内主人早已不知了去向，唯有井边的一簇修竹在风中摇曳。傍着断垣残篱，为这座枯寂的旧园带来了些许活气。

晚上，赵州和尚待童仆熟睡之后，独自一人来到园中井边打坐参禅。寒霜初降，月上东墙，风过竹喧，树影幢幢，寂静的花园于衰败之中倒也显出几分枯素景致。

约莫到了二更天的时候，赵州和尚在静修默想中突然觉察到有一股阴冷杀气向他袭来。他转过身去，看见花园的深处隐伏着一座倾圮的阁楼，风过窗动，似有人语，赵州的背脊一阵发凉：莫非阁楼中有人居住？云游途中所经历的一幕幕凶险之象在他眼前依次掠过。

赵州和尚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感觉，既然杀机已现，看来一场劫难已在所难免，他从行囊中取出一支蜡烛，带上宝剑，悄悄穿过竹林幽径，朝那幢晦暝的阁楼掩步而去。

阁楼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房中除了一张雕花大床，一个梳妆台，两把藤椅之外别无他物，这个房间原先也许是女眷的卧房，一股幽幽的薰香气息依稀可闻。

梳妆台上搁着一面镜，一本绢质的绣像小说。赵州和尚在梳妆台前刚刚坐下，那本绣像小书突然翻开一页，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动着它，书中所记，大抵是一些志怪异闻，读来倒叫人悚然而惧，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每当赵州读完一页，书纸便自动翻过，赵州和尚虽说屡历险境，道行深纯，但此刻也不免毛发倒竖，惊恐万状。

书中序篇，题为《一把铜尺》，所述故事如下：庆历四年，少女慧云买舟夜渡，去扬州的绍隆寺敬香求佛，她随身携带着一把普通的铜尺，船至江心，忽然狂风大作……当赵州读到月夜尸变一节时，蜡烛已将燃尽，一阵阴风吹来，烛光倏然而灭。赵州忽闻窗外风声鹤唳，江涛拍岸，人语喋喋，似在数里之外。

第二天，赵州和尚带着仆童照例在丹徒境内游历了一番，举目所见，皆无异趣，早早回园歇息，自不在话下。

这天晚上，赵州再次来到了那座隐伏杀机的阁楼里，绣像小书里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怪诞可怖。当他读到第七个故事时，不觉中单衣已为汗水浸透。这个故事题为《石榴园》，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叙述的：

一个秀才从城里来到乡间，替他的姨妈看守石榴园，他来到那里的第一天，石榴园中就发生了一件怪事……

赵州和尚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这件怪事的来龙去脉，他的眼睛突然惊恐地睁大了，他看见梳妆台上的那面圆镜中慢慢浮现出一个人的脸来……恍惚中，赵州和尚觉得这个人不仅见过，而且还非常熟悉。

他怪叫了一声，正要拔剑，猛听得背后有人惊呼：

“师傅，是我。”

赵州转过身来，看见童仆正睡眼惺忪地倚门而立，早已被吓得面无人色。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赵州似乎余悸未消。

“我一觉醒来，发现师傅已不在园中，便出来四下寻找……”

赵州和尚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赵州和尚与童仆在丹徒的这座废园中一住就是半月，渐渐已无归意，童仆看到师傅一连数日愁眉不展，面容忧悒，便向赵州询问其中的缘由。

赵州和尚悲叹一声，寂然说道：“看来，你的师傅已昏聩老朽啦……”

童仆正要说什么，赵州用手势制止了他，抬头遥望着星光明灭的夜空。

童仆注意到，在一带黑黢黢的屋脊上空，乌云正在渐渐散去，一弯新月破云而出，照亮了整个花园，月亮的出现引动了深巷里的一阵经久不息的狗吠。童仆曾经多次听师傅谈起过“群狗吠月”这则公案，可亲历这样的场景依然使他激动不已。

当他转过身来，师傅已忧容顿消，正朝他默然而笑。

“师傅何故发笑？”

赵州用手指了指园中那幢阁楼：“一天晚上，我在井边参禅。突然感到背后的那幢阁楼里弥漫了一股阴森的杀气，可我去了那里却发现阁楼里空无一人，我原以为我的神志已流荡失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股杀气是由梳妆台上的绣像小书所致……想不到书中文字竟然也有灵性……”

赵州和尚说罢朗声大笑，他的笑声深邃悠长，惊动了远山的飞鸟，达于十里之外。

赝品

1

那辆吉普车就停在河边的草滩里，一群孩子围着它。桥的影子像张弯弓，静伏在浅浅的河床下。阳光使墨渍般的阴影加重了，院外的篱边有两棵高大的桑树，叶子长得满满的，风吹得它哗哗直响。

已经过了午后，吸入鼻孔的气息仍然像清晨一样，凉阴阴的。

吕雁对山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羡慕之意：河流、树木、桥墩，终日沉睡的山谷，以及农妇吃苹果时发出的“咔嚓”声。她从未见过一个人在吃苹果时能发出如此清脆的响声，正在备受忧郁症折磨的吕雁仿佛觉得自己在顷刻之间就恢复了生命力。

村长伏在桌边打盹。他的女儿，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目光黯淡地剥着去年的玉米。母亲吃苹果的声音让她感到心烦意乱。

“你就像在吃玻璃。”她说。

吕雁不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睡得太沉了。半夜里下起了雨。她从床上醒来后首先听到的是雨点落在瓦片上的飒飒声，接着，从前院的方向传来了嘈杂的低语、争吵和辱骂。后来，她听见有人蹲在后院的墙根下哭泣，不过，她很快就又睡着了。

已经是连续两个晚上出现同样的情形了：争吵、哭泣和碗碟摔碎的声音伴随着夜雨开始，天亮雨停时结束。到了白天，家中突然恢复了殡仪馆一般的沉寂，很难听到他们说上一两句话。

吕雁自己也记不清，她多少有点病态的收藏癖是什么时候开始萌发的。最早的收藏品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糖纸或火花。有许多个这样的晚上，吕雁将自己关在小屋里，漂亮的糖纸排满了整个桌面，小刀在糖纸的白蜡上发出的刮削声驱散了宁静、甜蜜的睡意，清晨的阳光在不知不觉中就照亮了她的窗户。她的母亲怎么也弄不清，自己家里的火柴为什么永远用不完，而父亲则开始为女儿不明来由的疯狂嗜好忧心忡忡。

当吕雁的收藏兴趣从陶壶、旧洋伞转移到邮票上的时候，整个家庭已经有充足的理由为吕雁感到骄傲了。她的第一笔邮票交易收入，在支付了祖父全部的殡葬费用之后，还多了三十八元。吕雁正好用它购买了一本《古董收藏指南》。六个月后，吕雁在玻璃厂拥有了自己的店铺，存折上的数字着了魔似的变化着，原来担心自己会死于营养不良的母亲已在为肥胖症和糖尿病而四处求医了。

不久前，吕雁在天桥的古董市场遇见了两个向她兜售恐龙蛋的人。恐龙蛋一看就是假的，可他手里的一只破旧的、刻着鱼纹图案的盐钵却让她吃了一惊。据说，这只盐钵来自一个叫作“银坑”的地方。当天晚上，吕雁就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村庄的名字。它位于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小五台山的北麓，距离北京约有六七百公里。在驱车前往“银坑”的路上，吕雁感到了多年来很少有过的轻松与喜悦。至少有好几天，她用不着为洗脸池上搁着的一枚锋利刀片而想入非非了。

这个村庄像一堆混乱不堪的积木似的，散落在河谷的两侧，一座石桥将它们连在一起。在桥上，吕雁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画家，他自称是中央美院的教师。为了准备第四届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你看见那座门前有两棵桑树的院落了吗？那就是村长的家。”画家说，“据说村长的祖上曾做过冯玉祥的书记官。也许你能从他们家的墙缝里挖出一些值钱的古董。”

吕雁用两套冒牌的阿迪达斯运动衫、一块飞亚达手表作交换，获得了在村长家住宿的许可。她的住处被安排在后院的柴房里。对于祖上的经历，村长始终缄默不语。他近来似乎碰到了什么烦心的事，目光躲躲闪闪的。他的妻子，那个长得敦实、肥胖的妇女对此同样说不出什么名堂。当她弯下腰来帮吕雁铺床时，胸前衬衣的纽扣仿佛随时都会绷飞。

现在，吕雁又可以看到山顶上的那棵松树了。隔年的积雪和冰川尚未融化。山坳里有一片岑寂的果园，眼下正盛开着梨花，它一直延伸到一座废弃的寺庙边。阳光越过西边的山头，将瓦砾之中的断墙残垣照得金碧辉煌。在废墟的阴影里，那位画家的身影时隐时现。寺庙前还站着一个牧羊人。白色的羊群像一股水流似的从破败的墙洞里汩汩而出。吕雁数了数，一共是五十三只。

看着那片幽静的山坳，吕雁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假如我就是那位画家、牧羊人，甚至是那座寺庙里曾有过的一位撞钟的和尚，处境是不是要比现在好一些呢？她刚刚发出这样的疑问，立刻听见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在回答她：

“那要好得多……”

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那是两个戴头巾的妇女。她们在越过高低不平的塄坎和小山包时，远远看上去就像两只在波浪中沉浮的红色圆球。

这两个女人显然将吕雁当成了一个收破烂的，她们带来了一大堆破犁头、登山者留下的矿泉水的瓶子、牙膏壳、小孩穿的塑料凉鞋，装了满满一麻袋。不过，吕雁还是从这堆垃圾中发现了几件她想买的东西：两枚抽屉的铜把手、一口翠绿色的鸟纹水罐、三只黑釉红边碗、一方缺角的漆盒方盖。

做完这笔交易，天就快黑了。那两个妇女却没有立刻想走的意思。她们笑嘻嘻地站在桑树下，问吕雁昨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

吕雁说，她晚上睡得很沉，被雷声惊醒后听见有人在吵架，还有哭泣声，就在院子里的墙根底下。

“那就对了。”其中的一位妇女向她的同伴挤了挤眼睛，“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还真有这样的事。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事情是明摆着的，你信不信都一样。”那位妇女不容置疑地说道。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他们在吵架时，都说了些什么？”

吕雁说，昨晚的雨实在是下得太大了，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清楚。她看见房东家的那个女孩正透过窗户朝门外张望。她的手里拿着一件红色的阿迪达斯运动衫，心事重重地在镜前比画着。

“就是这么回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动摇过。等着吧，可有咱们的好戏看了。事情反正是明摆着的。”

可另一位妇女却显得沉稳、老练一些。她提醒对方，在事实没有彻底弄清之前，最好不要过分张扬，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事情”……

“他们家究竟出了什么事？”吕雁问道。

两位妇女彼此对望了一眼，又看了看吕雁，随后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今天晚上你睡觉时留点神……”

说完，两个女人又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番，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晚饭还是老一套，玉米渣粥，腌泡菜，一盘白薯干。村长第一个吃完饭，像只老鼠似的逃离了餐桌，回里屋去了。不一会儿，隔壁的屋里就传来了单田芳那沉闷沙哑的嗓音。

“他倒好，”农妇说，“还有心思听评书。”

她的女儿没有搭腔，因为她也竖起了耳朵。当然，她不是在听评书。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后发出的沙沙声使她不住地皱着眉头。换上了新的运动服之后，她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只是身体的发育程度与她的年龄显得有些不太相称。

“我怎么觉得屋子外面到处都是人……”她对母亲咕哝了一句，“你听，就在窗户底下，还有人说话。”

“你就给我省点心吧。”农妇将手里的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撩起围裙去灶下抹眼泪去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换成谁还不一样？”女孩说。她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了。她用一个小纸团塞住鼻孔，仰起头。

“你要是再敢吭气，我就撕烂你的嘴。你这不知羞耻的东西！”农妇在灶下吼道。她又摔碎了一只碗。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我逼急了，我就把家里的事统统抖出来。”女孩朝吕雁看了一眼，然后一脚将饭桌踢得在屋子里打起转来，就像玩杂技似的。

经她这么一说，农妇在灶下果然不再吭声了。

“还不如一把火，将这个家烧了倒也干净……”女孩叫道，“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

她的母亲已经打算偃旗息鼓了，可女孩似乎才刚刚进入状态。

大概是母女俩在晚饭时宣泄掉了积蓄的能量，这个夜晚倒是出奇的平静。到了十点钟，天空依然缀满星斗，看来，雨也不会再下了。吕雁在床上看了一会儿随身带来的那本《亡灵书》，竭力控制自己不再去想那枚搁在洗脸池上的刀片。随后，她来到院中的井边刷牙。

村长坐在井栏上等她。他的脸蓝幽幽的，井栏、碌碡、院墙和井边的一棵槐树都是蓝色的。他已经帮吕雁打好了水，一只飞蛾在木桶里凫动着。

村长显然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他直截了当地问吕雁，能不能帮他女儿在城里找份工作。

“什么工作都行。或者干脆替她找个婆家，什么人都成。”村长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就当我没生这么个女儿。”

村长说，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这样的要求的确是太过分了，但他能想得出来的就只有这一条路。他说他这些天都快发疯了。然后他立即抱住自己的脑袋，做出痛苦万状的样子。

村长说，活着就是受罪。我已经受不了了。

村长说，天黑时，我看见你和那两个娘儿们在桑树下说话。不要相信那两个骚货。其实她们什么也不知道。

村长说，我不能告诉你家里发生的事，你不要问，也不要自作聪明地去瞎猜，即使你把这个世界上能够发生的事都排一遍，也还是猜不到。一大堆煤球铺在地上，只有烧锅炉的人才知道，哪一块煤球捡起来会烫手。

村长说，你能不能明天就将她带走？

“那可办不到。”吕雁说，“回城以后，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让她去跟你收购古董怎么样？”

吕雁笑了起来。她说她在城里倒是有一个可靠的朋友，是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认识各路的朋友：“也许可以让他帮着想想办法。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也许是没想到吕雁这么快就答应了，村长的胆子又壮了起来，说起话来渐渐就失去了控制。

临走前，村长竟然趁吕雁正在刷牙不便反抗之机，一把搂住了她的腰，与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嘿嘿冷笑了两声，对吕雁说：

“这几天我老是在做同一个梦，在梦中老是和同一个姑娘同床共枕。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梦见的那个人是谁了……”

在回城的路上，吕雁还在想着这户人家可能发生的事。几天前，当这个隐蔽、幽静的山村突然从一片山坳里敞露出来的时候，空气中凉阴阴的草香使她萌发了在这一带隐居终老的念头。当然，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她还想起了那个在股票交易所的朋友，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吕雁出发来银坑的前夕，他带着一丝神秘的喜悦告诉吕雁，他准备去一家皮肤病医院做手术，彻底割除掉腋下的“芳香烃”。“等到我们再见面时，你就用不着老是捂鼻子了。”

2

在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图前，罗冰抱着她那架心爱的尼康2000型照相机进入了梦乡。她的父亲罗德辉教授推门走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巴颜喀拉山的绝壁上插下了第一根钢钎。

罗冰躺在地上的一张藏毯上，枕边搁着薄荷型的紫罗兰香烟，一只打火机。烟灰缸已经满了。罗教授在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她的脸：女儿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怎么看都像个婴儿。他点燃了嘴里叼着的那根雪茄，将视线投向对面的墙上。

这幅巨大的地图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地图上标明了中国境内所有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的山峰。约有二分之一的峰巅贴上了三角小红旗，并在旗帜的下方留了攀登的日期。其中包括著名的冈底斯山、贡嘎山、祁连山、念青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一九九一年，罗冰作为唯一的一名志愿者，居然混进了中日攀登珠峰的联合登山队。只是在做第三项体能测试时，她才被刷了下来。因此，在地图上占有显赫地位的珠穆朗玛峰暂时还是空白。

罗德辉教授不知道女儿是如何迷上登山运动的。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当时，为填写高考志愿一事，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罗德辉教授看来，可供挑选的热门专业很多，像外语、国际金融、经济管理、外贸都是理想的选择。可罗冰却执意要报考中国文学专业，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狄金森那样的诗人。有一句话罗冰常常挂在嘴边：要么成为狄金森，要么一无所成。在父女俩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那个炎热的夏季，为了挟制对方，两人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绝食。

在宣布绝食后的第二天早上，罗冰在自己卧室的门边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女儿，在绝食期间躲在被窝里吃巧克力，是不诚实的欺诈行为。当天深夜，罗德辉教授也看到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客厅里的饼干桶为什么空了？要知道，饼干渣掉在床上是要生虫子的，请自重。

绝食游戏在第三天中午宣告结束。当时，两个人在分别吞食了三包方便面之后，躺在客厅的地毯上无法动弹了。罗冰最终选择了地理系的地貌专业，总算消除了罗教授对女儿在文学领域备受身心摧残的担心。而实际上，罗冰只读了三年就中途辍学了。对于她突然染上的登山狂热症来说，三年的地貌学专业训练似乎已经足够了。在罗冰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罗德辉教授没有一分钟不为女儿的前途操心。后来他通过关系替罗冰在中国测绘局找了一份临时工，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为了让女儿在心理上有所寄托，罗教授在无奈之下决定再度求助于文学。但这毕竟太迟了。他试图重新点燃女儿对于诗歌的热情，而罗冰只是哼哼干笑了几声。

“你不是喜欢那个狄、狄、狄什么的东西吗？”

“噢，你说的是狄金森，狗屎！”

坐在这幅地图前，看着这个堆满了登山器材的杂乱房间，罗教授不无自责地想到，在妻子去世后的这些年月中，他的娇纵已经把女儿宠坏了。他反复计算着这样一个等式：如果把女儿在登山上耗费的时间统统加在一起，可以背会多少个英语单词。可这个问题就像地图上五颜六色的等高线一样让他头晕目眩。

“您怎么还没睡？”罗冰说。她早已醒了，正在哗啦哗啦地翻阅着一本时装杂志。

“我吃了四片安眠药，可还是睡不着。”

“我知道怎样才能让您睡着觉……”

“知道就好。”

“可我办不到。”

罗德辉笑了起来。他从罗冰手中接过一只枕头，挨着女儿躺了下来。天已经快亮了，街道对面卫戍区的兵营大院里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

“最近有什么登山计划？”

“我打算去爬小五台。”

“是在山西境内吗？”

“不，在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罗冰说，“我的那辆2020吉普前轮有点左偏，我打算将它送到修理厂校正一下。”

“还是一个人去吗？”

“那当然。”

“我给你找个伴怎么样？两个人一起去，要安全得多。”罗德辉说。

罗冰没有吭声。她知道父亲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了。果然，罗德辉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罗冰。照片上的这个人留着一脸大胡子，有点像在刻意模仿恩格斯。他站在一面带有木头支架的圆镜前，手里托着一只茶盅。窗帘是红色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花园里的一座裸女铜像。尽管罗冰目前对他一无所知，可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坚定和从容不迫的神色还是让罗冰充满了艳羡。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她的这一印象多半是由于他脸上络腮胡子的巧妙掩饰，一旦他剃去胡须，嘴角里暗藏的痛楚或苦涩说不定就会一览无余……

“您的意思是让我和他结婚吗？”罗冰问道。

“这也是你死去的母亲的意思。”罗教授说，“约会的时间已经定好了，明天下午两点钟。在雍和宫。”

父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罗冰已经在睡梦中再次踏上了去拉萨的旅途。雪山、寺庙、奔腾的河水在汽车的反光镜里交替闪现，甘洌的空气带着冰雪的寒意。罗冰喜欢途中的感觉：目标永远在远方，道路永远在延伸，就像每一个从车窗外掠过的穿着袈裟的僧侣一样，圣地永远不可抵达，隐秘的希望之路被无限拉长了……她听见父亲在她耳边不住地叹气。在他看来，对登山过分的痴迷实际上已经和锻炼身体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人们通常担心身体羸弱而发疯地锻炼，结果往往死于疲劳过度。

“我真的在替你担心，如果地图上的那些山都被你爬完了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去爬八宝山了。”罗冰毫不迟疑地说。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罗冰要等的那个人还没有露面。

她站在国子监门楼前的一片树荫下不安地看着手表。她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她决定再等五分钟。两个五分钟过去之后，雍和宫的门前还是空荡荡的。第一次约会就碰上这样的事，的确有点令人扫兴。罗冰怀疑父亲会不会记错了约会的时间或地点。这些年来，他为了说服自己尽早结婚，都快要发疯了。罗冰在树荫下焦躁地踱着步子，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她内心的骄傲也开始变得盲目起来，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着她的愤怒和屈辱：竟有这样的事……

街道对面有人在不停地按着喇叭。罗冰转过身来，看见那儿停着一辆迷彩顶篷的北京吉普。

吕雁摇下车窗玻璃，将脑袋伸出车外。“这么热的天，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瞎转呗。”罗冰心不在焉地说，“你呢，又到哪儿收古董去了？”

“我刚从你们家来。”吕雁说。她已经从车上下来了。

“你怎么老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往我们家跑？该不是看上我爸了吧？”

“很有可能。”吕雁笑着说。

罗冰和吕雁是小学时的同学。她们最初的友谊是从罗冰定期向对方提供高级糖纸开始的。她听说吕雁的古董生意近来挺红火，可不知为什么，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她却毫无缘由地用一枚剃腋毛的刀片切开了手腕的血管……

吕雁告诉罗冰，她不久前花了两万元买来了一只清代百蝶瓶，刚才去她家是想让罗教授帮着鉴定一下。

“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吕雁说，“你爹只朝它瞥了一眼，就告诉我是假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罗冰从吕雁手中接过那只花瓶看了看，很快就被它的图案和色彩迷住了。瓶胆和瓶颈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蝶翅呈暗红色，底衬是孔雀绿的云状、火焰状的纹饰。

“蝴蝶倒是有一百只。一只不少。”吕雁笑道，“你爹说，这些年来，他经手鉴定的类似赝品已不下十件。我让他再仔细看看，老头就不耐烦了，他说真正的百蝶瓶早在七十年前的直奉大战中就已毁于战火了。”

她们在树下又说了会儿话。罗冰问吕雁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爬小五台。它在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处，据说山腰上的一座废庙倒是真正的明代建筑。

“我知道。”吕雁说，“两个月前，我去过一趟。”

临走前，吕雁突然神秘地对罗冰说：“你要等的那个人，我看今天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人？”

吕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罗冰晚上回到家中，将自己满腹的怨恨和委屈都发泄到了父亲的头上。她发誓永远不再跟他说话了。奇怪的是，罗德辉教授脸上倒显得十分平静，仿佛他早就料到对方会失约一样。罗冰两次提起了吕雁，老人也是笑而不语。

第二次约会的地点改在东单公园，时间还是两点。罗冰决定狠狠地教训一下对方。她打算与他一见面，扭头就走。她已经想好了一些足以让他神经崩溃的刻毒言辞，是不是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那要看当时的情形而定。不过，对方仍然没有给她提供这个机会。眼看就到三点钟了，那个人迟迟没有出现。在焦灼的等待之中，罗冰忽然想起，东单公园有两个大门。她所在的这个大门与同仁医院毗邻，紧挨着崇文门的非法劳务市场，而另一扇门正对着北京医院的急诊楼。当罗冰急急地穿过东单公园，向西门狂奔的时候，脸上流下的滚烫的泪水吓了她一跳。这是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流泪。她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陷入了黑暗之中，而现在，她暂时还看不到它的边际。

当天晚上，罗冰在睡梦中依然气得发抖。竟有这样的事？他妈的竟然有这样的事？嗯？这算是他妈的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妈的？她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她的耻辱仿佛永远也洗刷不掉了。直到罗德辉教授答应她，将那辆2020北京吉普换成一辆新的切诺基，才使女儿最终安静下来。

往后一连几天，罗德辉教授再也不敢提约会这档子事了。他每天在书房里写字、作画，或者在阳台上摆弄花盆，恢复了刻板的作息起居。父女俩也很少说话。对于女儿的未来，罗教授一反常态地摆出了一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架势。

很快，罗冰有点待不住了。她没事总爱围着父亲的书房转。

“上次的那件事，就算完啦？”

“什么事？”父亲茫然不解地看着女儿。

“两次约会都没来，就这么不明不白？就算完事啦？”

“不完还怎么着？”罗教授反问道，“两次失约，言而无信。过几天，我再托人另外给你介绍一个吧。”

“不行。”罗冰说，“我非得跟那小子见一面不可。”

“那又何必呢？”

“你现在就去跟他打电话。明天晚上七点，我请他去工人体育场看球。”

罗德辉教授顺从地走到电话机旁，他将听筒拿起来又放下了。

“要是这一次他还不来怎么办？”老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女儿。

“那我就一刀杀了他。”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大雨。罗德辉教授正在客厅里看晚间新闻，女儿一身泥水从外面走了进来，她还没有来得及换身衣服就瘫倒在沙发里。

“我完蛋了……”罗冰叫道。

罗教授赶紧关了电视，问她怎么完蛋了。

“我真的爱上那个流氓了！”

“你们已经见过面啦？”

“要是见过面就好了……”罗冰这一说，倒把罗德辉教授逗乐了。看来，对于男女之事，女儿并不像自己所担心的那样懵懂无知。

3

出版社社长李仙洲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怀疑自己得了健忘症。妻子刚刚来过一个电话，李仙洲只记得她在电话中提到了缝纫机，其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办公桌上搁着一只缀满蝴蝶图案的花瓶，旁边放着一本两个月前刚出版的《亡灵书》。这本书据说是一位名叫因索的古埃及司理葬事用芦秆和竹管做成的笔，蘸了调和着胶汁的烟墨写成的。法国人商博良（Champollion）为了读通这本书，在尼罗河边耗费了十九年的光阴。在这个安静的午后，李仙洲觉得自己就是商博良，带着治愈神经衰弱的隐秘意图，正在金字塔或神庙的阴影中徘徊不前。而花瓶上的蝴蝶图案使他在转瞬之间变成了一位古董收购商，开着一辆北京2020吉普正独自深入乡村腹地，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在另一个时刻，李仙洲在想象中置身于一辆开往西北的列车上。他坐在窗口，凝视着窗外的阳光、雨雪、风沙中流动的山丘，手里捧着一本里尔克的《果园》，他那结实、高大的情侣（一口就能咬掉大半个苹果）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站上，不安地踱着步子，她的乳房饱满、坚挺，就像两头围栏里骚动不安的牛犊……

让命运的船另改一条航道。这个念头已经纠缠他整整五年了。当时，他的那首题为《成为别人的可能》的长诗刚刚发表。他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和维特根斯坦），唯独不愿成为他自己。就如一座建造在沙堆上的房屋，修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非推倒重来。房屋的每一根梁椽都像神经一样脆弱，每一条瓦缝都在漏雨。他是一只倦怠、行动迟缓、毫无生气的水母。就连刚刚获得晋升的社长的职位，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相反，它更像是对自己不幸处境的暗中嘲弄。

下午五点一刻，李仙洲从办公室里出来。在晦暗的走廊里，他碰见了一编室的女编辑小胡。她正在锁门。李仙洲朝她笑了一下，而小胡竟然装作没有看见，转身离开了。会不会是她没有认出自己？李仙洲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赶上她。两人在寂静的走廊里几乎是并肩走着，他闻到了熟悉的香水的气味。在楼梯口，李仙洲突然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对她说：

“小胡，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女编辑终于站住了。她冷冷地打量着李仙洲。

“我梦见自己和一个姑娘在澡堂里洗澡。猜猜看，我梦见了谁？”

“操你妈！”女编辑答道。

李仙洲看见在走廊的尽头，样书室的大老李将他那隐鼠似的脑袋探出门外，很快又缩了回去。

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思索着办公室的门到底有没有关上。空气中残留的幽暗的香水味将他带入了自己虚构的梦境中，仿佛他真的看见了女编辑一丝不挂的样子……

在二楼的楼梯口，李仙洲看见一个身穿红色阿迪达斯运动服的女孩坐在台阶上抽烟。她看上去最多也就十四五岁，可她身体的发育程度与年龄显得很不相称。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脚边搁着一只盛满脏水的铅桶。

“你就是新来的清洁工吗？”李仙洲问道。

女孩站起来，很有礼貌地点点头。

“你是什么时候来报到的？”

“今天早上。”女孩笑了起来，“九点钟我还去过您的办公室……”

李仙洲不由得拍了拍脑门。他近来的确总爱忘事。刚才他妻子在电话中吩咐他的事也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她为什么会提到缝纫机？

“是谁介绍你到这儿来工作的？”

“张重果。”女孩答道。她的鼻子似乎在流血，李仙洲看见她的鼻孔里塞着两个小纸团。

女孩说，她原先并不认识张重果，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她还说，她来自河北的穷山沟。她的父母为了让她能够进城工作，都快疯掉了。最后，父母与她的两个婶子终于想出了一个苦肉计……

李仙洲突然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他已经知道一编室的小胡刚才莫名其妙地冲着他发火的原因了。

出版社近期要招一名清洁工，这是李仙洲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事。由于不知如何挥霍刚刚获得的权力，他对每一个前来说情的人都报以同样的微笑，给予同样的许诺：好说，好说……一编室的女编辑在给他送来的一份出版合同中附上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李社长，我的表姐最近下岗了。我认为由她来承担出版大楼的清洁工作非常合适。知道我将如何报答您吗？阅后务必焚毁。

李仙洲在合同上签完字后，亲自送往一编室。他在合同的夹页中也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胡编辑，很高兴在清洁工的人事安排上，我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互通有无。

半个月后的一天，当李仙洲从一大堆《亡灵书》的清样中发现那张让他心花怒放的纸条时，他竟然想不起是谁写的了。当时，他正忙着赶往昆仑饭店，与他的朋友张重果一起吃晚饭。两人一见面，李仙洲就向对方念叨着他的健忘症。股票经纪人张重果脸色阴郁，他对李仙洲的痛苦显得漠不关心，最近他刚刚去医院做了腋下狐臭割除手术。

“我真的担心自己迟早会发疯。”李仙洲说。

“算了吧，”张重果苦笑了一下，“你的神经系统是不锈钢做的，敲上去当当响。”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事一桩。”张重果说，“你能不能帮我在出版社安置一个人，扫地，清洗厕所，什么工作都行。”

李仙洲听他这么说，眼睛不由得一亮：“我操，这事说巧还真他妈的巧，我们单位最近还真的需要一名清洁工。”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出于答谢之意，临走前，张重果送给他两条中华香烟，一只景德镇出产的花瓶：“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烧制的百蝶瓶，又名玉壶春，国家一级文物。”张重果神秘地对他说。

李仙洲回到家中，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蜡染短袖衫的妇女。她四十多岁，身上有一股酸溜溜的汗味。由于皮肤瘙痒，她的脸上和脖子上留下了几条抓挠的暗红色印迹，湿漉漉的头发像涂了胶水，黏结在脑门上。李仙洲从未见过她。他想，这个人也许就是妻子刚刚请来的保姆，这些天，她一直在唠叨着要请一个保姆。

墙角的落地灯边上搁着两床花布棉被（它似乎使客厅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燠热了）、一个帆布包裹，棉被把一盆君子兰的花茎都压断了。客厅里光线很暗，窗口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

妻子还没有回来。也许是回来后又出去了。她的牙疼已经闹了一个多月了，整天整夜地哼哼唧唧，她只能依靠吞食大量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李仙洲一想到她那红肿、充血的牙床散发出来的腐沤气味，就忍不住要反胃。

这名妇女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跟他说话，伴随着复杂的手势，像鸟语一样嘁嘁喳喳。李仙洲只能听懂很少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厕所，车站，缝纫机。要是勉强把这些词汇与眼前的事实连接在一起，李仙洲可以得到一个如下的判断句式：

妻子将保姆领回家中，上了一趟厕所之后，去车站附近的商场买缝纫机去了。

或者：

妻子下班后去商店购买缝纫机，在车站前的非法劳务市场遇到了她要找的保姆，将她带回家中，现在正在上厕所……

这个女人的笑容里有一种淫靡的气息。手臂光裸，细长，白得发青，让人感受到阵阵清凉。裁剪得很合身的衣服领口开得很低，恰到好处地兜住了一对看上去既丰盈又柔软的乳房，就像两只熟过头的、多汁的槟榔。微微隆起的腹部的曲线随着气喘而起伏。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多半还因为李仙洲故作矜持的态度，她显得有些紧张，两腿交叠在一起，不安地战栗着。

她的笑容显然是虚假的，却带有强烈的暗示性。李仙洲又想起了刚才在出版社楼道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她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她火焰一般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飘浮在空中，没有一点重量。只要李仙洲朝那个女人看上一眼，她马上就傻笑起来。李仙洲问她从哪里来，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还没有回家，她只是笑。李仙洲给她倒了一杯雪碧，递到她手中，她又笑了起来。最后李仙洲紧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伸手搂住了她的腰。女人突然抽搐了一下，紧紧收拢了身体，惊恐而慌乱地看着他。不过，她的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这他妈的可不能怪我了……

李仙洲贪婪地看着她，吮吸着她身上的汗味，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多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是在乡间拥挤的集市里，每一个匆匆而过的女人都在召唤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仿佛这些年来紧紧纠缠着的一切难题都在这个决定中迎刃而解了。

女人的反抗显得无力而犹豫不决。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徒劳地挥动着双臂，似乎想抓住点什么。她的身体难看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就在这时，李仙洲忽然听见厕所里响起了哗哗的冲水声。

抽水马桶的声音准确无误地提醒他，除了自己和这位保姆之外，家里还有一个人。难道妻子真的在上厕所？随后，他听见洗脸池的水龙头被打开了。那个人正在洗手。李仙洲敏捷地松开这个女人，窜到沙发对面的一张木椅上，随手抓过一张当天的报纸，一边翻看，一边高声地感叹道：

“我操，天津磁卡又跌了六毛……”

从厕所里走出一个敦实的青年，他留着艺术家般的长发，穿着花格子衬衫，牛仔裤的一只裤管挽过了膝盖，粗壮的手臂上文着一条眼镜蛇。他走路的声音咚咚作响，仿佛楼板随时都会坍塌下去。

“你是谁？”李仙洲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年轻人不屑一顾地扫了李仙洲一眼，然后叽叽咕咕地与沙发上的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就拿过桌上的一只遥控器，“啪”的一声打开了电视。

难道这个保姆还带着贴身保镖？问题是保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也太长了。李仙洲心慌意乱地翻动着报纸，用眼角的余光朝对面的女人瞄了一眼。她的脸上仍带着笑容，只不过多了一层自豪和讥讽的意味。

李仙洲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暗房里，黑暗深不可测，漫无边际。好在妻子已经回来了。他听见了她的说话声，就在门外的楼道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门就开了。

他看见妻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抬着一架缝纫机，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都累得气喘吁吁。

“让你早点回来去取缝纫机，你跑哪儿去啦？”妻子一进门，就向李仙洲抱怨道，“害得我们累得像死狗一样……”

“咱们家要缝纫机干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他妈的装糊涂啊？”妻子用一只手捂住嘴，叫道，“我可没工夫跟你闲扯。哎哟，疼死我了。我的每一颗牙齿都松动了。”

妻子身边的那个中年人大步流星地朝李仙洲走过来，跟他热烈握手，还用力摇了摇。

“我哥哥。”妻子介绍说，“他们从于都来，下午刚到。”接着，她把那个正在看电视的青年拽到李仙洲跟前，对他说，“像你侄子这样的壮小伙儿，在出版社做清洁工是不是太委屈了？”

“什么委屈不委屈，”中年男子笑道，“妹夫给孩子安排了工作，我们就已感激不尽了。他在家里也是东游西荡，成天跟人打架……”

妻子说，哥哥嫂子这次来，就打算在家里住下了。一来孩子还小，他们不放心；再说，嫂子还琢磨着在城里开一个裁缝铺……最后，她在侄子肩膀上拍了一下，对李仙洲说：

“你明天就带他去出版社报到。”

李仙洲支吾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

电话是张重果打来的，他问李仙洲这个周末是不是有兴趣去爬山。李仙洲推托说，他近来的心情似乎不太适合于任何形式的享乐。

“得了吧，与我最近遇到的苦难相比，你的那点麻烦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等到我们登上山顶，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的。”

4

我的眼睛为什么总是盯着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一看到那只瓶子，痛苦就会顿时减轻？

股票经纪人张重果博士躺在地上的一张竹席上，他觉得自己就是晚年的浮士德。他的目光就像着了魔似的，牢牢地黏附在橱柜的上端。在那里，用来对付狐臭的各式男用香水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他知道，一只墨绿色的、装满安眠药的瓶子也在其中。

密如贯珠的雨点敲打着窗户玻璃。电线像是被大风刮断了，房间里一片漆黑。两只蝙蝠绕着吸顶灯撞来撞去。张重果在凉席上摸索着。他先是碰到了一只蚊香的铝架，然后是一盒受了潮的火柴。接下来，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个女人的光溜溜的脚趾。

“你在找什么？”吕雁在黑暗中问他。

“香烟。”张重果说。

“我还是给你把蜡烛点上吧……”

张重果说不用了，他觉得黑暗会使他的心情变得平静一些。当闪电划破阴沉沉的雨幕，照亮了花园里狂摆乱舞的树木，他就能看见墙角木架上的那面巨大的圆镜。镜子上覆盖着一块红绸布，看上去就像个正襟危坐的新娘。他的一个精通奇门遁甲的朋友曾来察看过这个房间，他说镜子上妖气浓重：“你的灾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要再想那件事了，”吕雁说，“想也没用。”

张重果说，他现在什么也不用想了。每一分钟，他都在受煎熬，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受苦。

“生活就是无期徒刑，”吕雁说，“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毫无生气的水母。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踌躇满志、笑容可掬，可是他们的心里却是一片黑暗……”

张重果说，要是在乡下，这么大的雨，他的弟弟就会在半夜里将他推醒，催他去河沟里捕鱼。在夏天，他一碰到下雨就兴奋得睡不着觉。“好像昨天我还跟他在激流中打桩下网，今天却已经忙着替自己料理后事了。”

“事情还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吕雁说，“不过，那个爱流鼻血的小姑娘，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想好了。”张重果说，“公司里她肯定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把她托付给出版社的一个朋友。他最近刚刚当上社长，也许他那里需要一个电脑打字员。”

“什么工作都行。”吕雁说。她正在找她那把黑雨伞。看样子已经准备离开了。

“有空出去散散心，别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没什么了不得的。”临走前，吕雁对他说。

吕雁刚走，电就来了。在刺眼的灯光下，那两只蝙蝠带着灰暗的重影，在房间里到处乱撞。张重果仿佛觉得有几十只蝙蝠在他眼前翩翩起舞。在飒飒的雨声中，他的痛苦终于又变得清晰而锐利起来。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他正在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一位身穿红色西服的小姐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边。他甚至没有听清她在自己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只知道，他筷子上夹着的一段熘肥肠怎么也无法送进嘴里。这是最初的情形。

接着，他走到了户外锦缎般的阳光下。从餐馆到股票交易所不到五百米的路程，他几乎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如一个初来京城的观光者，他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无所事事的寂静。一路上，他反复思索着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他从银行透支的八百万假如全部用于消费，可以购买多少斤猪肉……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吕雁又打来了电话。

“你不用担心，我还活着。”张重果一拿起电话，就对吕雁说。

“你是死是活，我可管不了。”吕雁嘿嘿地笑了两声，“我刚才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你说吧。”

“你先点上蜡烛……”

“已经来电了。”

“那正好。”吕雁说，“你看见写字台上的那只花瓶了吗？”

那是一只百蝶瓶，又叫玉壶春，是吕雁送他的生日礼物，据说是清代的真品。

“花瓶下面压着一只信封，里面有两张明晚的戏票。”

“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去看戏呀？”张重果烦躁地说。

“放屁。”吕雁骂道，“你小子少跟我装糊涂，一连三次约会你都错过了，你让我今后还怎么做人？别成天就想着你的那点股票。这次你死活得去。别再忘了。明晚七点，长安大戏院。”

吕雁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张重果很快就在写字台上找到了那只信封。除了两张戏票之外，信封里还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的这个姑娘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她站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溪流边，身后是银灰色的雪山。一队诵经的喇嘛手摇转经筒，正在走远。照片的反面，有一行用铅笔写成的娟秀的字迹：

一九九二。藏北。念青唐古拉山。

从长安大戏院出来，张重果和罗冰沿着建国门外大街慢慢地朝前走。北京站的大钟敲打着九点。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要是觉得沉默的时间太长，就拥抱在一起接吻。她刚刚吃过冷饮，嘴唇和牙齿都是凉冰冰的，带着一股清新的草莓味。而她的喘息，却像汽车排气管喷出的油烟一样灼热。

他们在地铁车站的入口处停了下来，看了一会儿老年秧歌队的舞蹈表演，然后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啤酒屋。

啤酒屋里生意冷清，地砖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油污。四个赤膊的年轻人聚在一张桌边打扑克。一个侍者模样的人手持遥控器，不断地更换着电视机的频道。张重果正打算另换一个带有空调的酒吧，罗冰已经在窗口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了。

在剧院里，罗冰一直谈论着狄金森，并小声地给他朗诵她的诗歌。假如我们的小船最终沉没了，那只不过是驶入了另外一条海洋。她的窃窃私语很快就使后排的一个女中学生失去了理智，她旁若无人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罗冰呵斥道：

“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有学问，狄金森谁他妈不知道？！”

在罗冰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狄金森的同时，张重果的意识一直深陷在自己痛苦的泥沼之中。因此，这场谈话不免给了他这样的印象：狄金森去医院做了一次狐臭切除手术，她的股票亏了八百万……

他们从戏院出来，罗冰立刻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熄了火。她说刚才的那个女中学生使她想起了一段往事。它是一条毒蛇，在她脑子里冬眠。它随时都会苏醒过来。

“其实，你用不着非要去谈那件事不可。”张重果对罗冰说，“没人逼你，再说，往后咱们有的是时间。”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罗冰说，“它已经折磨了我十几年了，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欺骗你。”

“那你就说吧。”

“你会受不了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受不了？”

“假如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天哪，你无法想象……”

“那你就别说，把它忘了吧，就当它从来就不曾发生过一样。”

“可我总有一天会疯掉的。”罗冰说。

“我现在就已经要发疯了。”张重果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叫了起来。

“你看，我还没说，你就急了。”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件事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她向张重果要了一支香烟，张开嘴巴，做出喊叫的样子，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说，要是在大山里，你可以尽情地喊叫。没人管你。直到你的嗓子喊破了，流出了血……

门外的台阶上坐着一个拉胡琴的乞丐。他反复地拉着同一个曲子：《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不时有硬币落在瓷缸里的声音。球赛已经散场了，从工人体育场方向涌来了大批的球迷，他们兴高采烈地吹着喇叭。侍者过来问他们要点什么。罗冰点了一杯冰镇咖啡，张重果要了一瓶啤酒。

“你指的是从学校退学那件事吗？”张重果把手伸到她的脑后，抚弄着她的头发。罗冰将它拿开了。

“不是退学，是开除。”她纠正道。

“结果反正都一样。”

“我要说的那件事，比这要严重得多。”罗冰一口气就喝掉了咖啡，她又要了一杯。

张重果笑了起来。他说，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

“这是最可怕的，”罗冰说，“我鼓足勇气把那件事告诉你，你听了之后只是淡淡一笑，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你刚才还担心我会受不了，现在又怕我听了之后无动于衷。我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也不明白自己要说什么。”

罗冰将松散的长发拢了拢，盘在脑后。她的嘴里衔着一枚黑色的发卡。张重果静静地看着她，眼前浮现出母亲梳妆时的样子。她每次给他缝纽扣，都要让他衔一根火柴棍。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

罗冰很快就谈到了酝酿中的登山计划。她打算这个周末就去爬小五台，顺便试一试父亲为她新买的那辆切诺基的越野性能。张重果只是盯着墙角的电视荧屏发愣。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一档文化节目，介绍金字塔、尼罗河以及刚刚出版的《亡灵书》。

在古埃及人想象的天国里，既无黄金和珠宝，也没有宏伟的亭榭殿阁，人们仍然如现世一样劳作，种着小麦和大麦，收割后磨成粉。只是什么担心都没有了。既不用担心尼罗河水位的高低，也不用担心和别人打架。而且天气也要凉爽得多……

5

在三个月后的婚礼上，新娘小胡收到了一份由李仙洲社长派人送来的结婚礼物。那是一只清代的百蝶瓶，但很快就被鉴定为赝品。她用这只瓶子从一个画商手中换回了一幅油画，将它装裱一新，挂在卧室的墙上。

这幅题为《失乐园》的油画据说是第四届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画面上一座破庙的废墟，在落日的衬照下，反而显得生机勃勃。四名登山者，两男两女正从废墟边的果园里出来。他们全都赤身裸体。他们都在喊叫。

当然，它不过是一幅仿制品。

未来

九月底，在燕山的南麓，下午过去了一半。幽暗的房间里，张济听到了院中的苹果树、柿子树在风中发出的声音，他甚至能够看见刺目的阳光所敞开的旷野：群山像行走在荒漠的驼队，玉米地被铁栏和门栅分割，秋天的浮云正在证实着他的预感。

约在半个小时之前，他终于获得了准确的消息。它使往事褪色，使道德变得可笑，真理面目全非，使想象变得幽深而脆弱。为了到达，或者说为了回避，张济等待了三十七年。他的希望曾经是院中的那棵苹果树，花朵的隐秘奇迹，那是三月份的春寒可以期待的果实。现在它成了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书籍，往前翻或者往后翻，都凑不起二十四小时。

他再次想到了芝诺——无数人重复过的幻影；箭镞的疾速飞驰让时间停止；那些萦绕着他的阿拉伯数字仿佛与命运有关。0，这个神秘的刻度足以与无限抗衡。他还想到了令人艳羡的海浪，它的奇妙之处在于，不可能的重复竟然是那样的轻而易举。

门开了。阳光像暴风雪一般涌了进来。阿仁带着两名电视台的记者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用担心，”阿仁小声地对他说，“时间还早得很……”

他给张济带来一沓信纸，一支削好的短铅笔，《伊利亚特》和一本围棋杂志，几枚糖果。阿仁说，糖果虽不像烟草那样可以给人提神，却能让人安心，张济说他感觉很好，甚至可以说很快乐。“我的幸福与不幸与上帝和所有人的相等。”

“我们打算问您几个问题。”女记者手拿话筒朝他走过来，“不会占用您很多时间。”

尽管她两次强调了“您”这个字眼，可还是没法打消她的紧张和恐惧。她坐在他的床边，臀部就挨着他的腿。张济一直盯着她的脸，贪婪地看着它如何由红变白，由白变红。

“我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张济像个真正的大师那样傲慢地对她说，“假如您想试一试，我的回答多半会让您失望的。”

当摄像机的镜头朝向他的时候，张济原以为会听见磁带卷动的咔咔声，就如在一场露天电影中听到的一样。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一片可以随心所欲畅快呼吸的甘洌的天空，那是满月向幽蓝的积雪敞开笑脸的完整时间。胶片的咔咔声在寂静中持续，永不停息，他们在草垛和树木之间奔跑，而手电的光柱恰好照亮了一个新娘的屁股。它是那样大，那么白……

“假如有可能，”女记者问他，“您现在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防弹背心。”张济毫不迟疑地答道。

任凭她如何用力夹紧嘴唇，笑声还是扑扑地喷射出来。看着她那排好看的牙齿，“夹紧”这个词有好长一阵滞留在他的脑际，带给他一种早已淡忘的、羞耻的快乐。

“晚上打算吃点什么？”阿仁将菜单递给他，“我们为你准备了最丰盛的饭菜……”

“是免费的吗？”

“几乎是免费的。”

“‘几乎’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只管点菜，不用考虑由谁来替你付账。”阿仁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张济阴郁地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对方的特别提醒。他觉得什么胃口也没有。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张济忽然提起了那件事。他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安。

“怎么，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我又忘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阿仁支支吾吾地说道，“一般来说，他们明天早晨六点钟会将你叫醒用早点。假如你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也可以看看书，或干点别的什么事。七点一刻左右派车来接你。八点钟到达会场。大会通常很短，无非是请你亮亮相，不要求发言。然后你将坐上另一辆车直奔目的地。沿途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因为你无需担心交通堵塞……”

直到天黑下来的时候，阿仁和那两名记者才离开。“你真的什么也不想吃吗？”他又将头从门外伸进来。

“我这样就挺好。”张济说，“我一点也不感到担心，再见。”

很快，黑暗淹没了他。建筑物的墙壁和巨大的穹顶将它与星空隔开。他知道，即便他能够看到星星，它们也不再向他显示任何秘密。月亮上的暗影、潮汐、季节和蟋蟀的叫声都是虚幻的。就连屋外渐渐浓重的黑暗也似乎不那么真切。此刻，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正是鸽子飞过海岬的黎明，教堂的钟打着五点；而在另一个偏僻的乡村，麦收时节的淫雨刚刚停息，正午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色拉寺的喇嘛从不为黄昏的到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习惯了从金粉圣水和酥油灯的阴影中辨认布达拉宫；苏里南的戒指花只在子夜时分绽开她的花蕾，像一把打开后又收拢的伞。此刻，数不清的鸟飞往同一个巢穴。耳语和叹息正在失去最后的耐心。婚礼上的新娘仍在犹豫不决，而养老院的耄耋顽童徒劳地想抓住一点使长寿具有价值的什么东西。

沿着一条看不见的纬度，无论你朝东，还是朝西，无论你越过多少海洋、森林、山川和河流，你都无法走出空间仪表盘上的十字准星，旅行的终点正是命运为你预先所划定的地方。远方消失在一连串的自我怀疑之中，而未来正在缩小。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

愤怒和怨毒再一次压住了他的心。当张济确信已没有任何办法让他忘掉恐惧的时候，一阵突然袭来的睡意稳稳地托住了他。事实上他并未睡着。半夜里阿仁推着一只装有轮子的铅桶来送夜宵，他们还隔着门栅交谈了很久。阿仁的喋喋不休并未使他厌倦。他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他的未来，在通向过去的丛林中开辟着道路。它慢慢伸向远方，铺展着喜悦和安宁。它像阿拉伯传说中的魔盒，打开一只，又是一只，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它像被砍断后又重新长出枝叶的月桂树，像不断涌向岸边的海浪……所有的未来将被重新安排。

在他诞生的那个炎热的七月，母亲并未死去。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守着摇篮跟他说话，母亲要让他相信，她只是眨了一下眼睛，时间就过去了三小时；决定他后来命运的那件事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而是十一月的清晨，扎向外科医生胸膛的锋利匕首，只是一把卷齿的锯子，它使杏树吐出锯末的芳香，并让树干朝右倾斜。那时他正在姨妈家做客。他听见表姐在屋檐下冲着他大叫：傻瓜，当心！然后杏树就沉重地倒在地上，杏子像水珠一样跳跃着。在另一个午夜，妻子在抽完了两包烟后开始流出了忏悔的泪：第一次是在厕所里，她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统计学，高分子化学，遗传生物学将不再使他失眠。实际上，他只要一拿起荷马的《伊利亚特》，就会立即进入甜黑的梦乡。“睡得简直像个死猪一样。”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说。他记得那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一只柔软的手企图将他弄醒。

“不行，我得再睡一会儿。”张济说。

“外面雪下得很大，咱们出去散散步怎么样？”她又开始推他。

“让我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我实在是太困了。”张济央告道。

“待会儿，你有的是时间睡觉。”一个低沉而有力的嗓音在耳边提醒他，“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张济睁开眼睛，看到床边站着两名刑警。看上去他们已经有点等得不耐烦了。

“现在几点了？”张济不安地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黎明已经在他的房间里投下了确凿无疑的光影，它在灰泥斑驳的墙壁上跳动着，战栗着，仿佛是时间跟他开的一个小玩笑。

一名刑警冷冷地催促他上路，他又看了一下手表。

“去哪儿？”

“去你该去的地方。”

“现在？”

“现在。”

“你们不会弄错吧，我是说……”

那名刑警不动声色地告诉他，原定的公判大会因故取消。枪决将在十分钟之内执行。

“这有点太突然了吧？”

刑警又笑了一下。他说命运有时就是这样。随后，他们不由分说地走上前来，架住了他的胳膊。张济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没有任何分量。脚镣敲打着楼梯的台阶，给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

在距离看守所不到五十米远的一块玉米地里，张济和另外七名死刑犯站成了一排。在处决前，他们被允许小解一次。看着那尾被热烘烘的尿液压弯的玉米叶，张济觉得自己就要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了。

失踪

1

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的深夜，农学家林展新在跟随一个科技下乡团进驻马祠的前夕，给妻子留下了一封诀别信。当时，他的妻子正在云南出差。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两天前，在农科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负责这次行动的吴建国团长与他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林展新，所谓的“科技下乡团”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这次行动的真正意图在于查清二十多年前的一桩人员失踪案。除了林展新外，科技下乡团的所有成员都由乔装改扮的警探组成。吴建国最后说：“我们查过你的档案，二十多年前，你曾先后两次被派往那个小镇，进行杂交水稻‘红星一号’的育种试验。现在组织上决定让你加入调查组，是考虑到你对那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

第一天和调查组成员同睡的晚上，林展新一夜没有睡好。黑暗中的寂静使他的内心充满了伤感的告别情绪。在他身体里的某个地方，响着潺潺的流水声，它一直将他引往遥远的乡间：麦穗在月光下泛出幽蓝，翠鸟的啼鸣给黎明的冷风注入了一丝柔情；那些低矮的农舍就像一堆胡乱摆放的积木，窗户开向河边的落月，开向秋风中成熟的棉花地和晚稻田……

而此刻，在他的家中，老式座钟下压着的那封诀别信犹如他眼下处境的词不达意的说明书，很可能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

2

祝云清，年轻的女民兵营长，插队知青，脸庞窄小，皮肤白净，梳着齐耳短发，身挎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白色的确良衬衣，海军蓝咔叽布长裤，脸色阴郁，在走过一条木桥时显得忧心忡忡。

这是保存在一幅褪了色的旧照片里的情景。她的失踪由于一九七六年相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任何人授权或被授权对此事进行过哪怕是形式上的调查。

据说，她是在一年一度的基干民兵实弹演习后突然从小镇上消失的。祝云清的房东，一位退休了的小学教师事后曾回忆说，演习的当天，她赶往邻村照料她即将临产的女儿去了，半个月后回到家中，再也没有见过祝云清。她的房门开着，桌上的一碗稀粥生满了蛆，旁边搁着一本摊开的日记簿和一枚发夹。

一九七六年秋天，林展新去公社大院办理回城的有关手续时，在走廊的一排长椅上见到了这个退休的教师。她是来询问如何处理祝云清遗留物品的。那是林展新第一次听说祝云清失踪事件。

“你还记得民兵演习当天的情景吗？”吴建国问道。

林展新回忆说，那天晚上他正在收听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河道对岸的汽车喇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的门口，办公室里灯火通明。许多人从门内进进出出，其中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似乎就是卫生院的实习外科大夫庞小强。“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不能肯定与祝云清的失踪案有关……”

林展新将那幅旧照片还给吴建国，吴建国顺手递给了身边坐着的一位女警官。她叫杨青，刚从警官学校毕业。由于汽车颠簸而导致的呕吐，使她的脸微微显得有些苍白。

“我们是不是就将庞小强列为第一个调查对象？”杨青提议说。

“这恐怕没有什么意义。”吴建国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的暮色，“这个人后来因为一个手术事故被医院除名，不久就发了疯……”

汽车驶下盘山公路，林展新试图从车窗外的街道上找到熟悉的标识物，可是天已经黑了，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

3

晚上，在河边的一幢三层楼的招待所里，林展新独自坐在沙发上，随手翻阅着一本《园艺手册》。沉重的雨点落在窗户的遮阳篷上，他的忧郁显然加深了。

依照林展新不很确切的判断，这幢三层楼的招待所似乎是建造在一个地震测报站的旧址上。过去，在那苦涩而甜蜜的仲夏之夜，他常常到这一带散步。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张虚弱、白皙的脸庞，他叫张有礼，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地震测报站工作。实际上，他的唯一职责就是喂养圆塔内的百十只癞蛤蟆。林展新时常看见他拎着一只化肥袋，在茶林、稻田和棉花地里捉虫子。他喜欢写诗，一双清澈、忧郁的大眼睛在这一带神情木然的居民中显得很不相称。

一九七二年秋天，张有礼生了一场大病。他的母亲从儿子昏睡时的胡言乱语中隐约探到了病因，让人给她在省城公安部门任职的兄弟写了一封信。这位当年在马祠声名显赫的游击队长立即给公社革委会发来了一道公函，命令有关方面尽快促成祝云清与他外甥见面，并将结果以书面形式向他报告。

几天之后，在革委会主任戚小禹、武装部长张青根的陪同下，张有礼在公社大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祝云清。

这次见面的情形后来被他写入了一首题为《手绢》的长诗里，在《丹徒文艺》上分两期刊登。

林展新回城后，和张有礼维持了几年的通信。林展新给他寄过一套新版的《泰戈尔诗集》，而张有礼则寄来了当地出产的铁观音作为回报。张有礼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九八〇年发出的。他在信中告诉林展新，由于在一年之中错误地预报了三次地震，他被迫离职。当时，林展新正忙于去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大会，回信的耽搁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联系就此中断。

4

在第二天中午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林展新见到了原革委会主任、现在的星火集团董事长戚小禹。

他的腿脚不太灵便，走路有点瘸，但不怒自威的神情一如往昔。当林展新在闲聊中向他打听张有礼的情况时，戚小禹本能地皱了皱眉头，随后就用肯定的语调回答说，他不认识这个人……

这时，给董事长开车的女司机不失时机地插话说，她知道这个人的近况。说起来，张有礼还算是她的一位远亲。他离开地震测报站后，曾换过好几种职业，现在在一所小学当校长。不过，他近来病得很重，你们最好不要去打搅他。

对于科技下乡团的到来，当地官员的态度既不热情，也不显得冷淡。在酒桌上他们更愿意谈论一些轻松的话题。只是，当吴建国无意中提到董事长的那条瘸腿时，戚小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尴尬之色。他略带讥讽地对吴建国说，既然吴团长对他的残腿有兴趣，不妨……他没有说完这句话，而是很不得体地当众捋起裤脚管，亮出一截肌肉萎缩的小腿。吴建国的脸色也有些难看，幸好，一位小姐进来请董事长去隔壁听电话……

下午，在去年产二十万吨聚乙烯工厂参观的途中，吴建国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他轻声对旁边的杨青说：“你刚才注意到董事长的那条腿了吗？”

“好像是枪伤。”

吴建国点点头：“至少有两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胫骨。”

5

在一个偏僻街角的KTV包房里，吴建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调查，时间是晚上八点半。不出所料，原先约定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均未到场。出于礼貌，他们派来了各自的亲属，或者是亲属的亲属，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据说已有九十二岁。

当他们得知这伙外地人请他们来的真正意图之后，都毫无例外地表示了惊讶。因为据他们说，马祠镇上从未来过什么插队知青，祝云清这个名字他们更是闻所未闻。他们不仅口径一致，而且语调也大体相仿，犹如事先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就像学生集体背书似的回答一个个问题，使得吴建国大为恼怒。那位九十二岁的老头看似老朽昏聩，说起话来却逻辑严密。他说，既然这个人从未存在过，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失踪不失踪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告辞了……随后他第一个站起来，张开掉光了牙齿的空洞嘴巴哈哈大笑。那伙人也跟着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通，排着队推推搡搡地走出了KTV包房。

一个老年人蜷缩在墙角。他的脸色蜡黄，神情慌乱。瘦弱的身体就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树叶。杨青将录音话筒凑近他，问他能不能就他所知道的祝云清的情况提供一些线索。老年人温顺地点了点头。

“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老人用淫秽的目光打量着杨青，又看了一眼墙上的一幅裸体女郎挂历，然后说，“你们对外说是科技下乡团，还装模作样地去养鸡场指导饲料配方，可依我看，你们这次来马祠，显然是另有图谋。”

“我们只不过是顺便打听一些事情。”杨青说。

“顺便？”老人的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线悲戚，语调也变得柔和起来，“我活到这个岁数，早就没有了你们那样的好奇心，你们所要了解的那件事不是秘密。正因为它不是秘密，所以你们什么也查不出来。”

“您指的是祝云清的失踪事件吗？”林展新问道。

老人点点头：“事情是明摆着的，你们根本用不着调查。祝云清的失踪是一个政治阴谋。她是被秘密处决的。”

“是因为当时流传纷纷的桃色事件吗？”杨青掏出了笔记本，可老人伸手阻止了她。

“不，是因为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老人说，“事实的真相如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听说，她是一个孤儿。事隔这么多年，很少有人再去关心这件事。有一种说法，我也只是道听途说，在去刑场的路上，他们就在囚车上弄死了她，摘除了她的肾脏。你们想想看，一个就像你（他指的是杨青）这么大的年轻姑娘，活蹦乱跳的，在囚车上就被人扒光了衣服……”

杨青的脸微微一红。林展新又闻到她身上散发的树脂的香味。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到马祠来。这个案子用不着调查。假如是公费旅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现在的马祠，除了毒品，也没有什么景致好看吧？”

6

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林展新在郊外遇到了一位农夫。他在收割大麦。阳光暖融融的，照亮了芦苇茂密的池塘，而远处的几幢破旧的农舍依然浸没在云块投下的阴影中。当林展新直截了当地向农夫打听祝云清失踪案时，并没有抱什么期望。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伙游手好闲的人煞有介事地来到这个偏远小城，四处打听二十多年前的一桩旧事，本身就带有滑稽的游戏性质。临走前林展新留给妻子的那封诀别信，曾一度燃起他内心交织着仇恨和绝望的快感，现在，它所留下的灰烬只不过是一绺顾影自怜的羞耻。

出乎林展新的预料，农夫的回答差一点让他灵魂出窍。

“我认识她。”农夫用他那浑浊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林展新，坚定地说，“我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这恐怕不太可能吧？”林展新说，“因为这个人在二十多年前就失踪了。”

“完全是胡说八道。”农夫似乎十分生气，“就在两个小时之前，我还和她见过面，她还对我说……”

林展新问农夫能不能现在就去找她。

农夫犹豫了片刻，就扔下了手中的镰刀，对林展新说：“你跟我来。”

他们绕过那处池塘和一块正在结籽的油菜花地，朝远处的那排农舍走去。林展新在路上就已经感到有些不对劲，事后发生的一切很快证明了他的这种预感。

那个被农夫指认为祝云清的女人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他们最终来到的地方正是农夫自己的家，门前有一个葡萄架，碌碡边摆着三张椅子，墙上搁着一张木梯，而农夫本人就是原公社卫生院的外科医生庞小强。

“自从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就一直这么叫我，尽管我有自己的名字。”庞小强的妻子，一个健壮的农村妇女对林展新解释说。她看上去五十来岁，嗓音洪亮，眼睛里透出精明和强悍。她刚刚从猪圈里出来，手上沾满了热烘烘的猪粪。

她给林展新让了座，就在葡萄架下。阳光透过有生气的树木和藤蔓，在她的脸上投下颤动的光斑。

“他是什么时候变疯的？”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女人说，“在一次外科手术之后……”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她和庞小强刚刚睡下就听到了敲门声。她起来开了门。进来了三个人，都穿着雨衣，站在天井里。手里的电筒还亮着。她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隔着门帘和内屋的庞小强说话。他们说，有个病人需要做手术，请庞大夫到公社卫生院去一趟。庞小强推脱说，那天不是他值班，请他们去河西找马医生，其中的一个人就火了，什么马医生狗医生，你他娘的去还是不去？

庞小强是第二天晚上回来的。在床上蒙头睡了一夜，就变了一个人。

“你还记得那天做手术的情形吗？”林展新问庞小强。

“你别问他，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女人央求的目光盯着林展新。

“当然记得。”庞小强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她没有体毛……”

“别胡说。”他的妻子吼道。

“连胳肢窝里也没有。我做过很多手术，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人。我以为只有在传说中才有这回事。你知道，她的伤在骨盆附近，通常在手术之前，必须先替病人刮去体毛，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可她却给我省掉了这道程序……”

“这是一个可耻的秘密。”庞小强的妻子证实说，“我在粮管所当保管员的时候，这个秘密就在粮站的搬运工之间传开了。他们整天为这件事争论不休，还有一个无赖声称为了搞清传说是否属实，他准备去亲自侦察……可当时，我刚刚调到粮站工作，还没有见过她。”

“她是怎么受的伤？”

“枪击。”庞小强肯定地说，“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将她送到卫生院来，她瞳孔放大，身体冰凉，至少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死去了。我们替她做的手术，实际上只是一次尸体解剖，不过，她的确没有体毛，一根也没有……”

在林展新的再三要求下，庞小强的妻子答应向他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你们相隔二十多年才来调查这个失踪案，与当时无人过问这件事一样让人感到奇怪……”

她反复强调说，很多事情她也只是听说，何况，她近年来因为睡不着而时常服用丈夫的镇静药，脑子里搅成了一团烂狗屎。

“我真的担心，总有一天我也会发疯的。”庞小强的妻子说。

祝云清，一个普通的女知青，插队到马祠镇的那一年，最多也就十八九岁。她在粮管所当过半年多的会计，就被调往物资供应站。她在公社的小旅社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又去了幼儿园。自从她被调到公社大院当办事员的那天起，她晋升的速度一下子加快了。先是民兵连长、营长，后来是公社武装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妇联主任，一九七五年前后，镇上已经有她即将去县里任职的传闻了。

她升得越来越快，脸色也越来越苍白。她原先就不爱说话，后来话就更少了。不管她走到哪儿，总有一群人在身后跟着。有些人我们在镇上从来没见过。人们只是看见她在公社大院进进出出，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现场会上做报告，看见她随着春节慰问队走村串巷，给军属送喜报，在河边洗头，像个乡村妇女似的蹲在门槛边吃饭。几乎所有的人时常在谈论她，但却没有人知道，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镇上的人起先觉得十分蹊跷，细细想了一下，又在情理之中。据说，那天早上还没有一点出事的迹象。她在指导基干民兵进行打靶训练时还有说有笑，可到了中午，她一个人在摆弄一支自动步枪的时候，脸色就陡然阴沉下来。她就像闹着玩似的扣动了扳机，打翻了三个人，接着就朝自己的下腹部开了一枪……庞小强事后告诉我，光是从伤口拣出来的碎骨头就装了半托盘。

女人讲到这里，显露出无法克制的激动。林展新看到她的嘴唇难看地抖动了几下，没有说完的话犹如一只被牙床关住的困兽，几乎就要脱口而出。

庞小强不安地朝妻子瞥了一眼，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7

林展新来到张有礼任职的那所小学，天已经黑了。一位女教师告诉林展新，张校长已经有两年多没有上课。他病得很重，肝腹水。为了防止传染，除了医生外，他不希望任何人去看他。不过她还是说出了他的住址，不远，就在食堂后边的一幢平房里。

张有礼一脸倦容地躺在睡椅上看书。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睡椅边的茶几上搁着一本字典、一支钢笔。袖珍收音机播送着当天的新闻。

他显然是发现了有人正朝他走近，便缓缓移开眼前的书本，让林展新看到一张枯黄而略显浮肿的脸。

“果然是林先生。”张有礼从椅子上坐起来，没有表现出过分的吃惊，“我从收音机里听说，从省城来了一个科技下乡团，虽然我心存侥幸，但没有想到你真的会来……”

林展新说，本来应当早一点来看他，只是被一些烦事缠住了。

“用不着客气。”张有礼吃力地说，“你能来，这就很好了。”

“你看起来病得不轻。”林展新说。

“我已经在为自己安排后事了。”张有礼无可奈何地笑着说，“连医生都已断定，我活不到吃上今年新收的小麦了……我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几年前和妻子离了婚。”张有礼歪过头来看着林展新，“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我们后来又复婚了。”林展新不好意思地纠正道。

接下来，林展新克制不住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名噪一时的女演员，他们“噩梦般的家庭生活”，像毒气一样四处弥漫的日常琐事，妻子的不忠以及他本人的两次外遇，他的悔恨和痛苦，他内心积压多年的一个隐秘的愿望，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

“就是这个愿望将你带到马祠来的吗？”张有礼笑着问他。

林展新提到了他临行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诀别信。“我只是想在这个小镇上过默默无闻的生活，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这一点都不奇怪。”张有礼说，“和你相同的愿望纠缠了我一辈子，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记起一个人来？”

“谁？”

“祝云清。”张有礼用极为微弱的声音缓缓说出这三个字，似乎事隔二十多年，这个名字对他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她当年在小镇上突然消失，也许正是被这个念头撵上了。”

“你的意思是，她只不过是隐居了起来……”

“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张有礼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失踪之后，我一直想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我走访了无数的人，做了无数的记录，甚至，为了能够便利地接触到有关资料，我还毛遂自荐，去县档案馆当了半年的馆员……”

“是不是查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林展新问道。

“没有。”张有礼说，“没有任何线索。”

林展新提到了外科医生庞小强和他妻子对这件事的说法。不过他省掉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无稽之谈。”张有礼没有掩饰他的轻蔑和愤怒，“这完全是一个疯子的逻辑。你知道，在打靶现场，用一支自动步枪朝自己的腹部射击，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当然，我还听说过有关她的不少传闻。人们的大脑在这件事情上显得过于复杂了。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我的感觉告诉我，她还活着，生活在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些年来，她从未离开过我。在寂静的晚上，我听得见她的呼吸；在开着紫云英的河边，我能看见她的脸，她的嘴唇；树木的沙沙声是她在说话，隔着窗户，从夜半到黎明；而她的笑容就是清晨的一道阳光。如果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突然遇到她，或者，收到一封从远方寄来的明信片，我一点也不会觉得惊奇。万物都向我们保持神秘。”

张有礼顿了一顿，转了话锋：“假如你不过于担心被传染，晚上就住在这里。我很高兴在死前能够见到你。不管你自己如何看待这回的马祠之行，我都将它看成是一次告别，它似乎早就被安排好了。”

林展新刚刚在床上躺下，立刻就做起梦来。朦胧中他感到张有礼的声音像一条渐渐远去的河流，消失在深夜的风声里。他梦见自己在干涸的河床上行走。出于一种暧昧的动机，她微笑着走近他，突然向他敞露了乳房。林展新用一只手轻轻地托起它，对她说……

8

当林展新又一次从梦中醒来，已经是在返回省城的途中了。汽车的颠簸使得他的身体像钟摆一样，在杨青和车窗之间来回摇晃。她的身上散发着好闻的皂角树的香气。而窗外阴霾的天空乌云密布，雨季正在来临。

面对着无精打采的下属，吴建国对这次行动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他说：“尽管调查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却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诸位没有任何理由垂头丧气。”

在吴建国接下来的一番解释中，下属们脸上的重重疑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作为一个孤儿，插队知青祝云清在小镇上突然神秘地失踪，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事端。但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祝云清远在海外的舅舅给民政部门寄来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件，敦请有关部门迅速查清他外甥女的下落。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请求遭到了客气的回绝。

“最近，当我们获悉这位亿万富翁对我省的一个大型建设项目表示了投资的意向，并将重新调查祝云清失踪案作为一个附加条件时，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我们不能直接向马祠派一个调查组，因为就在两个月前，有关部门对马祠特大假药案进行的调查引发了当地的集体械斗事件，那场风波至今还没有平息。当然，我们也不能对投资者的要求置之不理。虽然说，这次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总算可以有个结论了。”

雨开始下了起来。林展新看着窗外雨幕中沉睡的山峦和河谷，忽然想起了一九七六年他离开马祠的情景。当时，一种深深的眷恋使他产生了有朝一日在这里失踪的幻想，而现在，他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临行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诀别信，以及，如何向妻子做出解释。

让它去

1

四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华东师大给学生们上课，系里的教务员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下课后你得赶紧回家一趟，”她说，“因为你的舅舅丢了。”她告诉我，就在十分钟之前，我的妻子往办公室打来了电话。“假如你的妻子没有说错的话，我相信我也没有听错。”随后，她就离开了。当时，我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惘然，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使思虑变得纷乱而无从捉摸。

有人说，当上帝真切地期望那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召来他最信任的仆人，他最可靠的信使——悲哀，并且告诉他，紧紧地尾随着那个人，撵上他，缠住他。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像悲哀那样温柔而忠实地贴近她所眷爱的人。两年前，我的妻子决定与我分居。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仿佛这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假如她提出与我离婚，我抑郁不欢的心境也许会更为轻松一些。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舅舅丢了，如果要我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必须首先确定，我是否有过一个舅舅。

在回家的途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当我跳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正值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可车厢里却没有什么乘客。准确地说，除了我和那位正在昏昏入睡的售票员之外，车上只有三个人。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她有着令人心痛的美貌，而装束和仪表却显得不可理喻。她只穿着一只鞋。手里捏着一把棕色的琴弓。她擦拭眼泪的动作，让人联想起一位正在演出的小提琴手。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一左一右，将她夹在中间。他们面无表情，毫不理会她的啜泣和战栗。他们下车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位少女死死地抓住门边的扶手不愿松开。她居然与那两个人僵持了十几秒钟。她那柔弱的躯体里竟然蕴藏着这么大的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忽然想起自己确实曾经有过一个舅舅。听母亲说，是个裁缝，远在福建的莆田。由于家族的频繁迁徙，就连我的母亲也没有见过他。在母亲的弥留之际，她让我尝试性地往福建寄过一封信，但始终未获回音。既然我的妻子说舅舅丢了，那么很显然，那个神秘裁缝此刻已经来到了上海。

2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瘦小的、戴着旧军帽的老头。柔软的帽舌耷拉在额前。被阳光晒黑的面颊像是积了一层厚厚的、鳞片似的硬茧。妻子在躺椅上看书。窗外黄昏将尽，暮色中已透出微微的凉意。

据说，这个老人是我舅舅的同伴。他是在车站的人流中与舅舅走散的。他最终能找到这里，是由于写有我们家住址的信封恰巧就捏在他手上。妻子说，这个老头身上带有蛮夷部族后裔的一切特征：语音古怪刺激、相貌委琐、举止乖戾、不伦不类，而且一进门就号啕大哭，如丧考妣，招来了众多邻居的围观。妻子每说一句话，老人就使劲地点一下头，以表明她的话准确无误。此刻，他蹲在一只盛满清水的脸盆边上，正在给不知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塑料娃娃上发条。他像一只鼹鼠那样探头探脑，怡然自得，似笑非笑的脸上已然看不出丢失同伴的悲伤。

“整整两个小时，他都在摆弄那只玩具，看它在脸盆里扑通扑通地划水，就在一旁嘿嘿地傻笑。你拿他毫无办法。”妻子说，“他让我想起了某种早已灭绝的史前动物……”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心情并不很坏。我知道这主要是烟草的作用所致。它萦绕于舌尖、喉管和肺部之间，最后深达丹田，带给我无所用心的安宁。随着舌面味蕾的迟钝，随着大脑获得片刻满足之后必然出现的麻木和厌腻，它将一点一点地消失，就如依附在窗台上的最后一抹斜阳。似曾相识的黑暗很快就会将它吞没。

玩具娃娃不时地触碰着脸盆内壁，发出“铛铛”的声响。我的眼前呈现出一块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在正午的阳光下，池面上蓝色、红色的漂浮物在水底投下弯弯曲曲的影线。那些海豚般丰满圆润的女人，抖动着腿部、臀部富有弹性的肌肉，甩动着长长的手臂，露出刮得很干净的、白皙的腋窝。我还想到了月色笼罩之下的大海，孤寂的水手遇到了新的难题：一个不知道要将航船开往何处的人，灯塔对他毫无用处。我想起了羁旅的行人。风雪交加的车站，除夕之夜糕饼的香味扑面而来。门联和桃符在雨水中渐渐褪色……想起了所有的，就等于什么也不想。如果不是那个戴旧军帽的老头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我不知道遐想的游丝最终将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往往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在遐想中感到甜蜜而自由，仿佛所有困扰着你的难题已烟消云散，仿佛此刻的世界仍然像诞生之初那样清新、天真无邪，立刻就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忧戚突然将你紧紧抓住……

老头捋起湿淋淋的袖子，让我看了看他汗毛浓密的手腕上戴着的那只电子表。我以为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或催促：时候不早了，我们应该去车站寻找舅舅了。不料，我的妻子却笑着说，他是想给你点烟。果然，老头按了一下手表上某个暗藏的机关，表壳上立刻腾起一缕幽蓝的火苗。我只得掏出一根烟，让他点上。

妻子一直在劝我不要过于担心，尽管她知道我一点也不为此而担心。这是两个敏感得近乎病态的人待在一起所达成的默契：两片镜子相互映衬出同一片虚无。“如果你的舅舅也是这样一个尚未彻底进化的类人猿，他丢了倒也不是一件坏事。”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能够隐约感觉到，她似乎有点喜欢这个戴旧军帽的瘦老头了。她进厨房准备晚饭的时候，老头就在水池边帮她洗菜。她哼哼唧唧地唱着那支我所熟悉的歌。我从未见她这么快活过。一首忧伤的歌经她一唱，竟然也快乐无比。隔着厨房与客厅之间的那块毛玻璃，我看见老头将一面蓝布围裙系在她的腰间，在她的背上打了一个结。由于毛玻璃所造成的视觉的偏差，我仿佛看到，老头一直紧紧地依偎着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受到惊吓而不知所措的孩子。

饭后，妻子嘴里叼着一枚牙签，刚刚在睡椅上躺下，老头就像飞蛾扑火似的蹿到了她的身边，替她按摩着双腿。他的身手如此矫健，丝毫看不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妻子惊愕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我想她本可以轻易地阻止这一不合礼仪的举动，但微微张开的嘴唇似乎不经她同意就发出了表示鼓励的哼哼声，伴随着竹椅有节奏的嘎嘎作响，她一度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看看，这家伙有多么的野蛮！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只有我才能体会到，她所说的“野蛮”一词包含着多少温柔与赞叹的意味。

3

第二天，我给一位熟识的报社记者打了电话，希望他们替我登一则寻人启事。对方说，如果可能的话，也要三天之后才能登出，而且看版面的情形而定。这等于是委婉的拒绝。末了，他毫无逻辑地胡乱安慰了我一通：你的舅舅又不是小孩，他是不可能丢失的。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自己找上门来，大不了买张返程票回老家。你正好可以省下一笔不必要的开支。何况在道德上你也无可指责，你没有对他置之不理。你给我们报社打过电话，就算是尽到了一个外甥的职责。最后他来了一句：“事如求全何所乐？让他去吧。”

这天下午，我擅自取消了两节形式逻辑课程。有八名学生自愿提出可以帮我去车站一带寻找丢失的舅舅。他们大多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对期末考试没有信心。实际上，我从不在考试这件事上与学生为难。在我长达五年的任教生涯中，还没有给过一位学生不及格。我曾反复向他们暗示：在我的班上，要想考不及格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很简单：假如学生因不及格而补考，我还得煞费苦心地出另一份试题，出席另一次监考，批改另一份试卷，而我也不认为，那些在我看来毫无逻辑性可言的形式逻辑会给那些面黄肌瘦的学生带来任何真正的益处。但每到考试来临，总有一些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学生给我送来烟酒。当然，我在收下这些礼物之前，照例还要推让一番。有一年考试之后，一个长相不俗的女生对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深夜拜访。她是毕业班的学生，此前已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如果再有一门课需要补考，她将被勒令退学。我还记得她当时那副楚楚可怜的哀婉面容，以及她那差一点让我灵魂出窍的暧昧的暗示：“我要怎样做才能让您在我的卷子上打六十分呢？”

为了彻底打消她的顾虑，我向她演示了潜心研究多年而发明的试卷批改法：我先将试卷整整齐齐地叠好，然后用一种十分优雅的动作将它抛出去，试卷立即就像扑克牌一样地在地板上均匀铺成一条长龙。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想即便是技艺出众的牌戏高手，其手法亦不过如此。我给抛得最远的那份打上九十分，然后依次递减，直至六十分，大致算是一个回合。

我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车站，而是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样回到了自己的单身宿舍，并且立即上床睡觉。只要一关上房门，我就成了一个无所挂碍的人。我钻入被窝，呼吸着阳光在床褥上留下的好闻的布味；随手拿起一本什么书，既不阅读，也不沉思，让大脑维持着懒洋洋的失神状态。我脆弱的心仿佛披上了厚厚的青铜铠甲。我知道，我的这份闲暇与慵倦是时间所赠予的不可多得的礼物：本来我此刻应该在车站一带游荡，寻找舅舅的踪迹，还得忍受汽车尾烟给神经系统的种种不适。而现在，我可以透过窗台那盆正在盛开的红花，在入睡前一刹那，谛听着远远传来的园丁工人的窃窃私语。我仿佛再次确定地意识到自己并非苟活人世，而是在享受生活。

后来我得知，学生们根本没有去车站。他们在一家保龄球馆待了两个小时。随后，有两位女生去美容院做头发，男生们则在路边观看一具刚刚被发现的女尸。据说死者是一位少女，尸体尚未腐烂，被分割的尸块怎么也无法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最后，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在街上遇见一个疯子，就强拉硬拖地带了回来，一口咬定这个疯子就是我丢失的舅舅。他们事先显然都统一了口径，似乎从逻辑上无懈可击。我感到无比气愤。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车站——你要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就必须随时准备原谅所有的欺骗，甚至是玩弄；也不是因为他们竟然以一个疯子来敷衍塞责——谁也不能担保我的舅舅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了疯。我感到气愤，是因为这个疯子是个女的。

寻找舅舅的象征性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既然舅舅实际上已经丢失，既然我们与他素无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感情，我们不妨权且将那个戴旧军帽的老头当成舅舅来侍奉。从此以后，这个老头一本正经地当起了我的舅舅。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有时，我的妻子也会开玩笑似地问他：不知道你那个可怜的同伴现在怎么样了？那时，老头已经学会了这个城里人人会说的那句口头禅。他一边替她按摩着双腿，一边漫不经心地说：让他去。让它去，是约翰·列侬的一首忧伤的歌。我和妻子都喜欢唱。熟悉的旋律一旦在耳边响起，我就会觉得自己意志坚强，不可战胜。

当黑暗的乌云将我笼罩，

玛丽母亲就会来到我的身边

用她那智慧的忠告劝慰我：让它去。

当晦暝的时间将我抓住

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让它去。

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心灵破碎的人

都会同意这样一个回答：让它去，让它去。

打秋千

在诺福克，七月下旬下午过去了一半

“诺福克，美国中部一座幽僻的小镇。属衣阿华州。盛产烟草、棉花和甘蔗……”

写到这里，李惟翰多少有点不着边际的感觉。事实上他对诺福克在美国确切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管他的呢，他想，写作就是杜撰。人们总不至于为了一首诗评而特地去美国考察一番吧。于是，他接下去写道：

诺福克的居民多为印度支那人、马来亚人杂交的后裔。在拉丁语系中，诺福克一词的词根含有“幸福”之意。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所在……

飞机正在下降。气流掠过机翼，发出一连串均匀的蜂鸣音。透过机舱的窗户，他仍然可以看到那轮漂浮在昏暗云团之上的圆月。它随着机身的颠簸而跳跃。他知道自己就要抵达目的地了。他熟悉这里的几乎每一条街道。而当城市晦暗的灯火突然从灰蒙蒙的云层中闪现出来，跃入他的眼帘，李惟翰还是感到了一阵隐隐的刺痛。

他看着远处的那轮圆月。它曾经在他童年摇篮的扶手上投下桂树的阴影，使小巷深处爬满常春藤的墙壁变得一片幽蓝，似乎每一扇窗户中都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他去黑龙江插队的列车上，它一路跟随着他，像一尾在水底游来游去的鱼，又像是一只啁啾不已的小鸟，在车窗外深黛色的树林中闪闪烁烁。它曾经照亮过农场遥远的地平线，他的简陋而甜蜜的婚床，他一生中许许多多个寂静的时刻。现在，它成了一块呆板的、褪了色的、褪了又褪的织物。很快，乌云的阴霾遮住了它。

空姐朝他走了过来，让他系上安全带。随着机身的陡然下沉，持续不断的眩晕感涌上了他的额头。他打开记事本，在上面飞快地写道：

亨利·泰勒在这首题为《打秋千》的诗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意象正是眩晕。秋千，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钟摆，两者都暗示了生存的不真实感……

随后，他合上了记事本，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飞机的起落架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这一次，报社派他去武汉采访水灾，允许他在上海停留三天。有许多棘手的事等着他去处理。

他必须去医院与他的前妻做最后的告别。姐姐在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中告知了他这一消息。她的腹部长了一个肿瘤。医生们替她打开腹腔，仅仅是为了有机会可以将它重新缝上。她的日子不多了，但也不至于很快。她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希望临终前能够与他见上一面。

他还得去看望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这些日子，师母每天都要给他打电话。据说是先生的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实际上，他的神经系统一直有毛病，时好时坏，它集中反映在导师眼珠的转动上。李惟翰又想起了师母在电话中幽默的语调：老头子眼珠子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他的眼珠每分钟还能转动十七八下；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锐减到十二三下；到了如今，你猜怎么着？它几乎不转了。

另外，假如他没有记错的话，两天之后，也就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的一个好朋友要结婚。豆豆是他的中学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黑龙江。李惟翰喜欢朋友，也喜欢仪式，喜欢婚礼中混合着狂欢与忧伤的氛围。

当然，他真正愿意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去看看他的女儿，带她们去公园或者儿童游乐场。当年，他与妻子办完离婚手续去南方时，她们还在摇床里熟睡。她们是双胞胎，一个叫李动，一个叫李静。现在已经五岁了。他记不清她们的脸，只是保留着一丝模糊的印象：李动好静，恨不得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用来睡觉；李静好动，小胳膊小腿从早到晚踢个不停。他担心与女儿见面时能否将她们区分开来。一想到这对双胞胎的女儿，李惟翰的心情顿时就变得复杂起来。她们的降生涉及深藏在他心底的一段隐秘。时间的消逝没有帮上他什么忙。遗忘反而使记忆更加牢固、坚实，历历在目。

在上海逗留的这三天中，他还得抽出时间，写完亨利·泰勒的这篇诗评。他给南方的一家杂志社开了一个专栏，介绍当代诗歌。截稿日期快要临近了。泰勒的这首诗他已经读过无数遍了，它仿佛是专门为他写的，李惟翰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像鼓点一样追逐着这首诗的节奏。有时，他感到自己就是亨利·泰勒，或者说他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正在通过虹桥机场的出口，走向热浪逼人的茫茫人海；另一个安坐在诺福克小镇幽静的木屋中，写下那些温暖而伤感的文字。

她的体力吃不消

医院用来对付癌症的射线和放疗药剂

肝胆外科的病房在住院大楼的六层。李惟翰来到那里的时候，正好赶上早餐时间。病人们手里拿着饭盆伫立在各自病室的门口，等着餐车从走廊的另一端推过来。

一位年轻的值班主任带他来到妻子的病房门前。尽管李惟翰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妻子容貌的衰变还是让他吓了一跳。那是一段蚕食后纤维毕露的桑叶，一段白蚁蛀空的朽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李惟翰自语道，眼睛不敢朝妻子那边看。

她服了镇定药，还在昏睡之中。她的弟弟坐在床边看书。

“这就是病魔创造的奇迹！”值班主任双手插在宽大的衣兜里，不时摇晃着身体。他的语调中既有无奈，也有赞叹。“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所能使用的维持生命的药物与病魔的进攻相比，微不足道。”

“她知道自己的病情吗？”李惟翰问道。

医生笑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显示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他说：

“我们没有告诉她。但据我们看来，她应该有所察觉。所谓的不知道，不过是假装不知道而已，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幻觉，来自巨大的求生本能。我们（他再次强调了这两个字）认为，事到如今，应当明确地告诉她实情。毕竟，她神志清醒的时间屈指可数。至少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安排剩下的这点时间。这是出于对病人的尊重。当然啰，有些人就是愿意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另当别论了。”

看到李惟翰走进来，她弟弟合上那本《四大名捕会京师》，从床边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

他告诉李惟翰，医生们也许预料到了四号床的病人昨晚要咽气，给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大概是怕吓着她。那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天没亮就蹬腿走了。尸体是早上拉走的，暂时还没有新的病人补充进来。

“这本书你就留着看吧。”他将温瑞安的那本小说递给他，“我走了。”

他让李惟翰至少待到下午三点，姐姐单位工会的人来了之后才能离开。

她的脸上像是涂了一层蜡。灰灰的，但很亮。下巴尖利，如刀削的一般。头顶秃了一块，连眉毛都掉光了。她的嘴唇不安地抖动着，仿佛在梦中喃喃自语。

十二年前的一天，时间也是早晨。李惟翰刚下火车，他身上的雪片还没有完全融化掉。他轻轻地打开门，走到了她的床边。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杉树林，照亮了窗台上的积雪。她的脸深埋在松软的枕头里，一只手平放在床侧，一只上举，像一个凫游在水面上的仰泳者。那时，她的时光还是一堆色彩鲜艳的积木，怎么拼都能拼出一个有生气的未来；那时，新买的结婚家具上的油漆味尚未散尽，花瓶中还没有来得及插满芬芳馥郁的百合，他的身上还残留着黑龙江农场的干草味。他就这样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舍不得将她唤醒。她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笑。无声的，带着骄傲、惊讶与羞怯，没完没了地笑。

终于，她睁开了眼睛。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地打量着他。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她问道。

“刚来。”

“我弟弟呢？”

“走了。”

李惟翰提到了他姐姐写给他的那封信。妻子点点头。她说她现在连喘口气都觉得吃力。护士小姐拎着输液瓶朝她走过来。妻子下意识地举起两只手，反复比较着，犹豫着该用哪只手输液。

护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针头扎进去。另有两个护士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给四号床换床单。妻子把头侧过来，问她们：

“四号床是不是出院了？”

“出院了。”护士愣了一下，然后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说道。

“要是今天没有新的病人进来，”等护士们走了之后，妻子低声对他说，“晚上你就睡在这里。”

李惟翰未置可否地看了她一眼。

“孩子呢？”他问道。

“你姐姐把她们领走了。”

他姐姐在市郊开了一家成衣店。生意不好也不坏。妻子说，他姐姐常常来医院陪她，不过从不带孩子们来。“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他们不让我照镜子，不过我从别人的眼睛里能看见自己。”

她还提到了他的两个师弟。他们每个周末都来看她。她指的也许是常知辛和唐金。除了豆豆之外，他们两个人就算是他在上海最好的朋友了。

“人有时只要走错了一步，甚至只是稍稍犹豫一下，噩运就会抓住你紧紧不放。”她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李惟翰说，“别再想它了。”

事实上他们都没法忘掉那件事。它像一枚生了锈的铁钉，打在心脏的深处。在离婚之前，他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与克制，试着接受这个事实。最后还是分了手。他记得妻子从法院出来，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李惟翰没有多想，也不愿去妄加猜测，因为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一张绿色的离婚证书，还有一张飞往南方的机票。

这时，他突然觉得妻子的眼神有些不太对劲。她先是呆呆地看着他，仿佛在心中盘算着多年前的一件小事。接着，她轻轻地说了一句：“噢，它又来了。”脸部的肌肉随之开始了难看的抽搐。李惟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破碎而真实的脸，就像每一寸肌肤都在经受着崩裂、瓦解的痛苦。薄薄的毛毯下面，她的腿高高地耸立起来，整个身躯向上隆起，犹如一只甲壳虫想要将仰翻的身体倒转过来，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该死的，它又来了。”她叫道。指甲在铁床的扶手上划出了刺耳的声音。她试图撕开胸前的病号服，撕开脖子的皮肤，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喘过一口气来。李惟翰看见回流的血液顺着玻璃软管伸伸缩缩，看见了她那只蹬掉毛毯的纤细的小腿，袜子褪了一半的脚踝。李惟翰俯身问她，要不要请医生来？要不要按床头的紧急呼唤铃？她没有回答。

医生们早就赶来了。他们站在门边，远远地看着她，脸上古怪的表情好像在说，我们也无能为力。门口还簇拥着几个病人，伸长了脑袋朝这边张望。他们脸色灰灰的，有怜悯，有恐惧，也有庆幸：好在不是我……

李惟翰感到妻子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一个含混不清的暗示。他立刻就明白了。她是让他转过身去。她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最为脆弱的时刻。女人对于自己的容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她的眼神央求他转过身去，不要看着她。可是她也许并不知道，病痛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挥霍掉了她的万贯家产，她已一贫如洗。她的美丽破了产。

李惟翰觉得自己掉在了一个黑得没有尽头的窟窿里。意识的朦胧的光亮不多不少，正好能够照得见他内心的冷漠。他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他想到了一个古老的字谜。谜面是：比二多一半。谜底是死。

屋外阳光炽烈。病室的空调给他带来了错觉，盛夏变成了春天。窗口正对着住院部的大花园。树木新栽不久，还不足以蔽荫。临近中午的时候，花园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蘑菇状的凉亭空空荡荡。只是在人工池塘的对面，有两个小孩在那儿钓鱼。

进来一个护士。她给妻子注射了止痛剂之后又出去了。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头发湿漉漉的。

“每天它都要来这么三四次，折腾得你恨不得立刻死掉。”她微笑着对他说，“好在我对它已经习惯了。痛，有时也不是坏事，它可以抵消你对活着的贪恋。”

只有当她笑起来的时候，李惟翰才能隐约回忆起她那张一去不回的脸。他的心里涌动着数不清的箭镞。

“本来，我让你回来，的确有话要跟你说。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们都变了。”她说，“刚才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我要睡一会儿。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疼痛，要么昏睡。”

她果然闭上了眼睛，但没过多久又睁开来，说：“你真的是变了。”她摇摇头，笑了笑。接着又说，“如果你没事，就在这儿坐一会儿。要是想走，也不用叫醒我，现在，我要睡了。”

妻子熟睡的这段时间里，李惟翰来到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那座洁净的花园，他又把那件事从头到尾细细地想了一遍。这些年来，他已经让自己习惯了不再想它。他不知道，这件事的种种枝节，有多少是妻子闪闪烁烁地告诉他的，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有多少出于妻子的背叛，有多少来自他的怯弱。

五年前六月的一天，她与同事通宵值班。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系里的副主任老张。后来，老张接到一个电话，被校长叫去开会了。他们就在宽大的会议室聊天。同事提出来打扑克，她拒绝了。她盯着电视屏幕，看着电视新闻，揣摩着播音员的说话的语气，盼望着让应该发生的事发生。那些日子，她成天都处于莫名其妙的激动之中，情绪亢奋，脸上红扑扑的。有时像融化的冰，有时又像坚硬的石头。那是特有的五六月间的眩晕。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仿佛一件决定他们命运的大事随时都会发生，而且会发生得像他们想象的一样完美。

到了深夜两点，老张还没有回来。同事从包里取出一盘录像带。她本可以阻止他。因为她的心在远方。那时，她既幼稚，又纯洁，还好激动，多么好啊！在这之前，她的日子还像婴儿一样安静，多么好啊！

于是他们看录像。

看完了一盘之后，他们半天没有说话。寂静是暧昧的。同事问她还想不想再看一盘。她没有吱声。

于是，他又换了一盘。她后来告诉李惟翰，她唯一的愿望是老张赶紧回来。（李惟翰问她，她是不是同时也在希望他不要回来。她想了想，回答说，她不知道。）这时，屋外突然下起雨来，同事去关窗户，顺便拉上了窗帘。

李惟翰没有等到下午三点就离开了医院。

就像

一个人担心一圈钥匙的响声

会打破一片寂静

沈先生背对着他，站在书房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只放大镜，正专心致志地从花盆里捉虫子。书桌上蹲着一只大白猫，懒洋洋的，眯缝着眼睛，不时用爪子蹭一下脸。

“先生近来还好吗？”李惟翰站在书房的门口，犹豫着该不该进去。

“不好。”沈先生硬硬地说了一句。

师母端着一杯茶，从过道里走过来，朝他吐了吐舌头，示意他到客厅里去。

李惟翰显得有些尴尬。他硬着头皮又问道，先生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读些什么书？沈先生这才转过身来，冷冷地打量着他，过了半晌，才说：“准备后事。”

“你别招他。”师母见状赶紧将他推进了客厅，低声对他说，“他的神志不太清楚，你就当他是个呆子。”

沈先生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这似乎引发了他对于饲养宠物的疯狂嗜好。先生曾经养过狗、鸽子、金黄地鼠、兔子，现在只剩下了那只大白猫。李惟翰记得，他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这只白猫刚刚捉回来，一只笔筒就足以容得下它。师母说，沈先生如今只愿意和白猫说话，他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再有，就是那些植物和花卉。家里到处都搁着花盆。总共约有六十多株。有些花早已枯死了，可先生仍舍不得扔掉。虫子孵出了卵，长出了翅膀，一到晚上就围着灯罩撞来撞去。

师母告诉他，先生最近的一次发作是在去年年末。他自己掏钱出了一本论文集，印了一千册。收到新书的那天他还挺高兴的，谁知当天晚上他就用放大镜从书中挑出了五十多处印刷错误。后来，他给报社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寄去了勘误表。没多久，那封信就在报上登了出来；没想到，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信竟又错了八处。连他的名字都印错了。从那以后，先生整天都在唠叨着，他生活在一个垃圾堆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堆垃圾。

“一天晚上，他硬逼着那只可怜的白猫背唐诗，我才知道他又犯病了。”师母说，“不过，他这次犯病，出书这件事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还有什么事？”

“你先喝茶，不着急，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师母给他往杯中续了水，站起身来，“噢，我差点忘了，你是抽烟的。”

“先生看上去挺正常的嘛。”李惟翰说。

“那只是表面现象。”师母在书架、茶几上乱翻了一通，没有找到香烟，却翻出一只打火机，“他的病时好时坏，你待会儿就能看出问题来了。”

她试了试打火机，还能用。她将它递给李惟翰：“我记得去年春节，校长来看望老沈的时候，曾丢下过半包中华，就是想不起搁哪儿了。这样吧，我下去替你买一包。”

师母这样说，吓得李惟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无论他怎样规劝和央求，师母还是执意要下楼买烟。

“我知道，你们抽烟的，烟瘾一上来比什么都难受。”她从门后取出一双套鞋换上，又拿了把雨伞，“你先坐会儿，我去去就来。”

师母走后，李惟翰想去陪导师说说话，但最终又改变了主意。他跟了先生三年，现在还是有点怕他。他严厉的目光总是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李惟翰随手翻着一本杂志，听着屋外沙沙的雨声。他忽然看到有团黑影在对面的墙上晃了一下，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一双汗津津的大手突然从身后蒙住了他的眼睛。

“猜猜看，我是谁？”他听出这是沈先生的声音。他嘿嘿地笑着。

“您是沈先生。”李惟翰只得假装猜了半晌，然后答道。

“不对，你再猜。”

“是沈先生。”李惟翰不知如何是好，他又不敢挪开导师的手。

“猜不出来吧？”导师得意地笑着。

好在这时师母回来了。她拎着湿漉漉的雨伞冲进客厅，才替他解了围。

“国破山河在，疑是地上霜。”先生用一把纸扇敲着手掌，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方步。他走到窗前，将纸扇夹在腋下，去侍弄他的那盆米兰去了。

屋外的雨下大了，李惟翰能听见马路上汽车开过时溅起的水声。

师母给他买了两包红梅。一包搁在茶几上，另一包，她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李惟翰的衣兜里，让他带回去抽。

“你们听，什么声音？”导师突然侧过身来，眼中流露出惊恐与忧虑。

在飒飒的雨声中，李惟翰听见楼下有人在打麻将。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不过声音很小，几乎听不真切。

“有人在敲门。”先生说，他依然僵立在那儿，噤若寒蝉。

“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了。”师母说，“再说，家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过客人了。”

她说，先生总是这样疑神疑鬼的，他能听见花盆里植物的叶片舒卷的声音，听见花骨朵“啪嗒”一声绽开花蕾。当然这都是幻觉。他说他的耳朵里有海水涨潮的浪涛声，就连茶杯中也有呜呜的风鸣。他的脑筋坏了。

“见到小凡了吗？”师母忽然问他。

“没有，”李惟翰说，“我们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

“怎么会呢？”师母显得有些惊讶，“你们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吗？”

“过去一度是这样。”李惟翰略带讥讽地说道。

曹小凡是李惟翰的大师兄，也是导师八大弟子中最受器重的一位，是导师道德文章的指定传人。

师母看出李惟翰的目光躲躲闪闪的，似乎不太愿意提起曹小凡。“这个曹小凡，这些日子也不知道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通往阳台的纱门里，涌进来一股股凉气。李惟翰再次想到了他的妻子。想到她在病床上谛听的同一片雨声。还有她的病。它从心里生长出来，成了她每日呼吸的空气，最后毒性凝聚成了水滴，淤积于她的腹部。他想起了妻子反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错误的人生无法开始正确的生活。”

五年前的那天清晨，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李惟翰正在床前洗脚。他走了一夜的路，脚上都起了泡。妻子倚着房门，不断地往嘴里塞着薯条、爆米花和巧克力，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在讲述那件事的时候，语调清晰而绝望。她说她其实不愿意那样做，一点都不想。李惟翰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这件事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只是想赶紧找个地方睡一觉。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好好睡过觉了。妻子说，一个人竟然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去做他生平最厌恶的事。与其说她在向他忏悔，请求他原谅，还不如说她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忏悔导致了新的伤害。李惟翰冷冷地笑了一下，问她是不是感到快乐。妻子怔了一下，她似乎没想到李惟翰会问出这么刻毒的问题，她想了想，告诉他：“我的确很快乐。”

第二天下午，他将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导师。李惟翰记得，也是在这个客厅里。导师没有听完他的话，就打断了他。

“本来嘛，革命只不过是性的另一个隐秘的形式而已……”

他没有问妻子那个人是谁。他以为这样可以让他尽早忘掉这件事。可这个在暗处的人很快就变成了每个人，具体而清晰。就像一个竭力想摆脱命运纠缠的人，最终反而受到了命运的任意摆布。

师母再次提起了曹小凡。

“是这样，去年的国庆节，小凡来看望沈先生。那时他刚刚从单位辞职去做生意。闲谈中聊起了股票的事。他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也被他说动了心……”

“不是我们，是你。”导师叫道。

“是我，是我。”师母赶忙改口说，“沈先生一直对股票很反感，按他的说法，炒股票只不过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口袋里而已。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他的话，更不应该将家里所有的积蓄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他。总共是四万六千块……”

“是四万六千七百五十元。”导师再次纠正她。

“后来呢？”李惟翰笑着问道，“你们赚钱了吗？”

“开始的时候，倒是赚了的。”师母回忆说，“小凡拿走钱后的第二个星期，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赚了三千。我们当时也高兴了一两天。多点钱毕竟是好事。可后来，他那边就断了音讯。我们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人回。最后我们只得不断地往他父母家打电话。他母亲一会儿说他在杭州，一会儿说他在洛阳，总之是音讯全无。

“直到春节过后，小凡才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们，他的股票全赔了。赔得一文不剩。当时是你先生接的电话，沈先生听他这么说，就赶紧问他，‘我们的那笔钱怎么样？’你猜小凡怎么说？这个没良心的，他竟然用文言文对你的导师说……老沈，他说什么来着？”

“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导师悠然答道，“这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句子，当时孔融被收，九州遑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

“你别啰唆个没完。”师母打断了先生的引经据典，“小凡这一句话，当时就把你的先生噎得口吐白沫，翻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说起你先生这次犯病……唉，还提他做什么？这笔钱，可是我们老两口后半辈子的活命钱啊，再说，孩子又走了……”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严格地说来，”先生摇着扇子朝他们走过来，“如今要想体面地活在世上已经是不可能了。受苦是道德的一部分。”

“他净说没用的东西。”师母喝了点水，继续说，“我知道，你和小凡是最要好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帮我们要回那笔钱，哪怕只有一半。你一定得帮我们找到他，拜托了。”她擦了擦泪水，紧紧地抓住李惟翰的手，仿佛她握住的东西就是她晚年唯一的希望。

李惟翰说，明天晚上他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假如曹小凡也到场的话，我可以和他好好谈谈。”说完李惟翰就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师母问他在上海能待几天。李惟翰说，他已经订好了后天飞往武汉的机票，他要去洪水泛滥的灾区采访。

“哪来的洪水？长江不是都快断了吗？”先生突然问了一句。

“那是黄河。”师母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

师母打着雨伞，蹚着积水，一直把李惟翰送到了街口的出租车上。

戒指要祝福

诺言要作出。还要遵守

第二天下午五点，在靠近外滩的金门大酒店举行了婚礼。

李惟翰觉得他的心情不适合任何形式的欢乐气氛。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安下心来。他的师弟常知辛和唐金一左一右坐在他的两侧，不停地与他说话。由于大厅里过于喧闹、嘈杂，另外李惟翰多少也有点心不在焉（他频频看表，惦记着他的双胞胎女儿），他们说了些什么，李惟翰一句也没有听清。

仪式正在进行之中。特地请来的牧师用上海话为他们祝福。豆豆与新娘交换了戒指，互相吻了对方。远远地看着这对俨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新人，李惟翰再次想起了亨利·泰勒的那首《打秋千》：

老一套的问答会使我流泪

听到人声祈祷

神圣永久的结合

会使我想到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宝贵的，但不是

宝贵得不能

献给爱情

钢琴师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弹奏着肖邦、巴赫和柴可夫斯基。只有在喧闹骤停的瞬间，李惟翰才能听到断断续续的乐曲和窗外的雨声。

尽管她弹得不好，有几处还弹错了，他还是能分辨出欢快中的忧伤、热烈中的寂静和遥远，仿佛觉得所有的人语、欢笑和掌声都汇聚成了一条缀满鲜花的小溪，从他的心底汩汩流出，最后变成了甜蜜温柔的喃喃自语，回荡在记忆深处的某一个岑寂的时辰……

“你怎么老是发呆？”常知辛用胳膊碰了碰他。

“差不多有四年没有见面了吧？”唐金用一只手遮住嘴巴，优雅地剔着牙，“我们知道你心里很苦……”

“其实谁都一样。”常知辛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待会儿喝完酒，我们带你去散散心。”

“咱们哥儿几个总算是又聚到一起了，”唐金满脸酒气地对他说，“别的事就甭去多想了。唉，就差小凡那厮没来。”

“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别老闷在心里。”常知辛说。

“我打算与妻子复婚……”李惟翰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好在大厅里突然响起了一片掌声，常知辛和唐金都没有听见。豆豆举着一只高脚杯，拉着新娘，要来为客人们敬酒了。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大厅里忽然有人唱起歌来。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但很快就在宽敞的大厅里回荡开了。他们唱的是那首老掉牙的《闪亮的日子》：

我们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有人用筷子敲击着碗碟，酒瓶，打着拍子。他们刚唱了几句，另一桌的人用更大的声音压住了他们，另起炉灶：

看见了野菊花

想起了我的家

老头子，老太太

咿呀……

“疯了，疯了。”唐金倒跨在椅子上，拍着手叫道。

“就像他妈的传染病一样……还有你，我的姑娘，咿呀……”常知辛一边说，一边唱。

就这样，歌声从这一桌蔓延到另一桌。李惟翰感到自己有点醉了。唐金还在往他的酒杯里倒酒。喝吧，喝吧，喝死就算啦。随后，他跳到椅子上，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我们的世界呀

就像一个垃圾场

一堆臭虫在里面

你争我抢

吃的是良心

拉的是思想

唐金这一唱，大厅里突然一片死寂。客人们面面相觑，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惟翰看见桌面、窗户、吊灯、墙壁上的大红囍字都在旋转，越转越快。大厅里婚礼的盛宴开始变得不真实，一阵哄笑和喧哗响起在大厅的另一侧。李惟翰觉得这声音就像是从阒寂无人的山谷里传出来似的，来自山涧湍急的水流。宾客们要求豆豆和新娘当众接吻。他们显得犹豫不决。于是，大伙儿又一块喊：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

……

“我想出去透透气。”李惟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常知辛和唐金扶着他。三个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酒店的门外。雨下得正大。马路上的大树被风吹得狂舞乱摆，雨点密密麻麻地泻在街面的淤水里，荡起了一层水雾。

他们刚从酒店里出来，豆豆就撇下新娘从里面追了出来。他拉住李惟翰说了会儿话，然后看了看唐金和常知辛，问道：“你们打算去哪儿？”

“你管我们去哪儿。”常知辛一脸苦笑。

“我们陪老李去散散心。”唐金说。

“散心？去哪里散心？”

“我们哪儿也不去。”常知辛说，“我们送老李回家。”

豆豆将信将疑地看着常知辛，正要说什么，唐金朝他挤了挤眼睛。豆豆转过身来，看见浓妆艳抹的新娘早已出现在廊下。她扭动着肥胖的腰肢，冷笑着，咯吱咯吱地走下台阶，来到豆豆的跟前，不由分说地揪住了他的一只耳朵。豆豆咿咿呀呀地叫着，斜着身子被她拽走了。

“豆豆这个人，”唐金点了支烟，笑道，“假如他一天打来十个电话，至少有九个是问我们晚上去哪里，好像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将他抛弃似的。”

“豆豆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常知辛叹了一口气，“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力大无比，有万夫不当之勇，动不动就要拿电视机砸他……”

酒店里仍有人在恹恹地唱歌。他们在廊下站了会儿，等着这场暴风雨过去。

“我得走了。”李惟翰抬腕看了看表。

他要去姐姐那儿看看女儿。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就要赶往武汉了。

“不急。”常知辛说，“我们先去找个地方醒醒酒。”

他们去了街对面的一家泡沫红茶馆，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随后又去海上小屋看了一会儿歌舞表演。

他们从那里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们来到大街上，雨还在零零星星地下着。唐金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李惟翰说，他现在一定得走了，说不定他姐姐还在等他。三个人在车门边僵持了半天，常知辛想了想，说：“那就先上车再说。”

“我们去哪里？”李惟翰不安地问道。

“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唐金吸着烟，神秘地朝他笑了笑，“我们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了。”

出租车在雨中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踅入了一条僻静幽深的小巷。有一两处酒吧亮着昏暗的灯光。从火车汽笛悠长的鸣叫声来判断，他知道这个地方离车站不远。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的门前停稳，常知辛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唐金，我刚才和你说的话没错吧？”

唐金也跟着哈哈大笑。

接着，李惟翰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在黯淡的灯光下，他看见豆豆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朝他们挥手。

“这小子，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唐金骂道。

“我早就猜到你们会来这里。”豆豆的语调中充满了被冷落的忿忿不平，“想甩掉我，亏你们想得出来。”

“我们是担心你到这里扑个空，过来陪陪你。”常知辛回过头来，对李惟翰说，“你放心，这个地方我们常来，绝对安全。”

李惟瀚在走进酒吧的同时，显然已经知道了此行的目的。他在心里盘算着，在明天九点飞机起飞之前，如何挤出两个小时去看看女儿。她们说不定已经变得让他认不出来了。他想象着女儿和他说话时的样子、声音，想象着他怎样用手去抚摸她们的小脑袋，而她们用同一个动作将头撇开。他的心怦怦乱跳起来。他沮丧地联想到，自己的一生都在想方设法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酒吧里的气氛既暧昧，又让人沉醉，兴奋中透着紧张。几个男女对着一支蜡烛在角落里喃喃低语。他们的脸色模糊不清。一条窄窄的楼梯通向二楼，不时有几个身穿西装的人从楼上懒洋洋地下来。常知辛正和酒吧老板小声地嘀咕着什么，而豆豆却眉飞色舞地向唐金讲述洞房出逃的历险。

过了一会儿，常知辛来到他身边，让他到楼上去。李惟翰推脱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尚未找到感觉。老板笑了笑，说，这种事没什么好准备的，上去了，就会有感觉的。最后，还是常知辛和唐金先上了楼。李惟翰和豆豆坐在窗口聊天。

他们聊起了在黑龙江农场迷路的那个夜晚。那是八月的一天，天气要比这里凉爽得多。他们沿着夕阳下的草滩往前走。两个小时之后，他们迷了路。他们喝得醉醺醺的。黑夜从桦树林的上空压了下来。月亮升起的远方传来了琮琤的流水声。豆豆说，如果他们一直往南走，就能走到安徽的老家。他们步履蹒跚地朝前走，将手里的酒瓶递来递去。迷路，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经过了一条黝黑发亮的小溪，一片结了籽的油菜花山坡，一顶排满蜂箱的帐篷，一艘废弃的小船（船舱里开满了野花）。他们看到了一个猎人，一条狺狺叫着的、怀了孕的母狗。到了午夜时分，他们自以为来到了世界的尽头，就躺在一簇白桦林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兵团的驻地，只隔着一条小河，他们可以看见各自宿舍的窗户。连队的卫生员，他们偷偷爱慕的那个江西姑娘，正在河边晾衣服。

“要是可能的话，”豆豆说，“我真愿意每个早晨都从那片桦树林里醒来，太阳光照在身上，不冷也不热……”

很快，豆豆也上楼去了。常知辛和唐金还没有下来。李惟翰觉得有点困了，就伏在桌上打了个盹。

他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站着两个警察。同时，他感到背上热烘烘的。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门口。炽烈的照明灯使他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那时我看着我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早晨，两名警察把他从牢房里带了出去。他被推进了一间理发室。理发师那双沾满肥皂沫的手柔软地抚摸着他的脸。他给李惟翰剃了头，还刮了胡子，这都是不祥之兆。

接着他上了一辆囚车。两名押送他的警察古怪地向他微笑着。他不知道车往哪里开。他觉得自己不是在黑暗的囚车里，而是坐在儿童游乐场的过山车里。强烈的眩晕感使天空和大地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我们去哪儿？你们是不是打算枪毙我？”李惟翰问道。警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仍然对他微笑着。其中的一名警察还给了他一支烟。随后，他们又聊起了罗马尼亚发生的事变。同时为在紧急状态下枪毙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人道发生了争执。

“如果你们要枪毙我，我有权提前知道。”李惟翰说。他感觉到自己只是象征性地张了张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可不喜欢突然死亡法……”

透过囚车唯一的玻璃窗，李惟翰终于辨认出，囚车行进在通往学校的高架公路上。是不是去学校开公审大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秘密处决。他一想到临刑前的那种公正、合理，甚至是优雅的折磨就心惊胆战。不过，按照导师悲观的论点，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会经历这种宣判，只是经受折磨的时间或长或短。这样想来，他又感到自己多少还得到了一点慰藉。

囚车驶进了学校的大门。大礼堂前人头攒动。李惟翰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了。于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那个警察愤怒地叫道：“你们是不是要枪毙我？”

这一次，他发出了声音，把身旁的常知辛吓得大叫起来。李惟翰也睁开了眼睛。

“别自己吓自己了。”唐金笑着说，“这么点小事怎么至于枪毙呢？再说，你的确什么也没干。”

李惟翰意识到自己是在闸北区的一个看守所里。他微微红了脸，心脏却还在狂乱地跳个不停。他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但它并非虚幻，只有他能够明白它的真实性，仿佛是在一张旧地重游的旧照片里的情景：

那里的空气，阳光

都像这里

那是容易忘记的一天，但哪一天

多久以前，我试图确定时间

记忆却一去不返

透过看守所的栏杆，他能看见门外阴暗的长廊，巡游的看守在栏杆下露出的双脚。而更远一点的院子里，在阳光可以照得到的地方，草坪碧绿，闪闪发亮。蝉声在高大的杨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他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九点。他已经错过了飞往武汉的班机。他心里反而感到了轻松自在。

豆豆靠墙坐在地上，还在喋喋不休地与酒店老板纠缠不清。

“你不是说你在警察局有内线吗？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事吗？嗯？我们怎么会被捉进来的呢？”

酒店老板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央求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算了吧，”唐金说，“你在这里关两天就出去了，他这下可就惨了。”

豆豆说，他真正担心的是他的妻子虎妞。撒谎也许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很可能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他说虎妞的那双手就像铁钳一样。“你一旦让她掐住了脖子，就只有翻白眼的份了。”

“你不是也学过几年武术吗？”常知辛说，“不至于任人宰害吧？”

“她通常是趁我喝醉了酒，意志薄弱、毫无反抗能力的时候，才突然下手……”

“这样的人，你竟然也会和她结婚？”

“不结婚能行吗？”豆豆一边说，一边捋起裤管和衣袖，露出了一条条结痂的斑痕，“你们看看，这都是她拿水果刀扎的。”

他们正说着，进来两个警察，将酒店老板带走了。过不多久，常知辛、豆豆和唐金也被他们带了出去。临近中午的阳光照亮了空空荡荡的走廊，看守所里一片静谧。

李惟翰不再为错过九点的飞机而忧虑，甚至，看守所里的寂静不再让他难以忍受。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心里很平静。只是窗外七月的骄阳，让他忍不住要流泪。他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了。

下午两点，李惟翰被带进了审讯室。他们没有让他坐在那张专门用来审问犯人的木凳上。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官将早晨搜去的记者证、身份证和笔记簿交还给他。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没有参加昨晚的淫乱活动。”他说，“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你纯洁无辜。只不过，你没有来得及上楼……”

李惟翰没有为自己申辩。他的逻辑是成立的。

“打个电话吧。”警官指了指桌上的那部电话机。

“给谁打电话？”

“随便什么人。”警官不耐烦地说，“让他带上三千元罚金。”

李惟翰说，他的妻子正生病住院。

“这个我们不管，不一定非得让你的妻子来。亲戚朋友，什么人都行。交了罚金，你就可以走了。”

李惟翰想了想，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姐姐问他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她等了他整整一个晚上。小东西高兴得什么似的，她们差不多也一夜没睡。只是到天快亮的时候，她们才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她问他现在在哪儿，问他能不能立刻赶回来。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姐姐说，“医院刚刚打来了电话……”

他的妻子昨天深夜在医院去世了。姐姐说，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她并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从殡仪馆出来，李惟翰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姐姐在市郊的成衣店。他远远地看见，在一棵高大槐树的浓荫里，两个女孩穿着同样的镶着花边的连衣裙，并排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喂鸟。

他的眼泪一下就涌出了眼眶。他轻轻地朝她们走过去，仿佛担心自己的突然出现会吓着她们。

“你找谁？”一个女孩站起身来，对他说。

“我找姑姑。”李惟翰答道。

“你是谁？”她又问道。

“我是爸爸。”

姐姐从屋里出来了。她刚才在午睡。脸上还留着藤椅压出的印痕。姐姐说，她本来也要去殡仪馆送送她，只是两个小家伙没人照管。“她们知道你要来，一大早就坐在门口等着。”

“谁是李动？”李惟翰看了看这两个孩子，蹲下身子，一手揽住了一个。

“我是李动。”

“我是李动。”

“不，你是李静。”

“你是李静。”

她们就这样吵着、叫着，像纷乱的阳光一样嘤嘤作响，鼓荡着他的耳膜。

“我也分不清。”姐姐笑着说，“她们的名字早就弄乱了。无论你叫哪一个名字，她们都会一起跑过来。也许只有她们的妈妈能够把她们区分开来。”

“你是李动。”李惟翰对那个手里提着鸟笼的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缠着一块纱布。”

“那是让熨斗烫的。”姐姐说。

“你叫李静。”他又对另一个孩子说，“因为你的手指上没有缠纱布。”

她们想了想，几乎是同时点了点头。随后她们就从他怀里逃开了。

“她们现在跟你还不太熟，”姐姐说，“过一阵会好的。”

“我也有点不太适应。”李惟翰说。

姐姐问他打算怎么办，还去不去武汉？她给他沏了一杯茶。

“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都一样。也许我会留下来，在上海找一份工作。”

“孩子们呢？”她又问，“你要领走她们，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们又聊了些别的事。过了没多久，李惟翰对姐姐说，他打算带孩子们出去玩玩。他想单独与她们待一会儿。

听说要出去玩，两个孩子又都朝他跑过来了。她们一个要去公园的儿童游乐场，一个要去医院看妈妈。

“我们还是先去公园吧。”李惟翰说。

他们离开了成衣店，出了弄堂口，来到了大街上。两个孩子像绒球一样跟着他，从他身体的左边滚到右边，又从右边滚到左边。她们告诉他晚上的闪电和雷声是多么的吓人，被熨斗烫伤的手指是如何的疼，她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们叫他“爸爸”，开始是怯生生的，有点害羞，像是在试探他的反应。她们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只是对它感到新鲜和惊奇。

公园里看不到什么人，湖面宽阔，树木静穆，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让人恹恹欲睡。他们去湖上划了船，去游乐场坐了过山车，然后他们越过一片树林的浓荫、一条铺着青石的溪流，来到了一排刷得雪白的栅栏前。

栅栏里的草坪上圈着两匹棕色的马，旁边矗立着一个用钢板搭成的滑梯，树丛里还吊着一只木板秋千架。

她们不断地爬上滑梯，再从光溜溜的钢板上滑下，她们满头大汗地重复着这个单调的动作。钢板烫得她们怪叫。

李惟翰坐在凉亭里，抽着烟，远远地看着她们。四周太安静了。蝉声在湖的另一端隐约可闻。不时有风从树林里吹过来，带着没有被太阳晒到的水的凉气。湖边的几只小船轻轻地摇晃着，撞击着水泥护堤。满满的湖水在风中推推搡搡，越过护堤，泼向岸边，打湿了竹篱中的一簇雏菊。

孩子们已经厌腻了钢板滑梯。她们正在打量着秋千架。她们来回推了几下，就找到了它的窍门。她们一个坐上去，一个在下面推。天哪——她们兴奋得尖叫起来。

在孩子们的叫声里，那个折磨了他将近五年的忧虑突然消失了。李惟翰用不着一遍遍地推算妻子怀孕的准确日期，不再担心，孩子们长大以后，她们的笑容中会不会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脸。

他想起了曹小凡。

在李惟翰去南方的前夕，小凡约他去喝咖啡。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等于说了所有的。最后，小凡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伸给他，说，请你原谅我。李惟翰不假思索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原谅你。从那时起，李惟翰在心里就一直盼着他早死。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她在病床上没有向他说出的话，她表情复杂的笑容——仿佛要将那张毁损的脸深深埋入过去的岁月；他想到了他的师母，一串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就预示着一个奇迹；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走，寻找着他们需要的一切，唯独找不到安宁。他转过身来，看着那只被阳光照得斑斑驳驳的秋千架，看着他的孩子们。

知道她们像万物一样生长

但不会回到童年

虽然几年以后

她们的头发也许会被风吹起

仿佛她们站在

远离他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

急转弯的姿势

苏醒

1

有一天，在北京医院的门口，一个人懒洋洋地朝我走过来，对我说：

“看见我眼睛里的血丝了吗？我昨晚一夜没睡。”

他以为我一定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夜没睡？我没有这样问他，他随后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去帮着料理一位朋友的后事了。我实在应该问一下，谁的后事？谁死了？可我没有吱声。于是，他只得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

“是王小波，心脏病。”

我看过王小波先生的文章，虽说不上喜欢，但也决不反感。按说，听到这个噩耗，总该表示点什么，问题是，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当我一个人独自走开时，脑子里正想着另一件事、另一个人。就在十分钟之前，他突然陷入了昏迷，我们正等着他清醒过来，尽管我心里清楚，他或许永远不会醒来了。

当时，我们坐在客厅里，讨论着第二天的登山计划。他看上去兴致勃勃，实际上内心充满焦虑。笑容无法遮盖的阴云凝结在他的眉头，残留在他的嘴角。这种阴云不是痛苦，而是厌倦。我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他立刻就显出很不自在的样子。

他这副样子我并非第一次见到。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他。从他脸上我更多地看到了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境况也不比他好多少。

他说，只有在登山的时候，才会忘掉那些像雾一样的烦恼。我的手里正好有一支圆珠笔，就在一张矿泉水征订单上写下了“雾”这个字。接着他又说，登山让他忘掉时间。是时间，还是时艰？我有点吃不准。我记得，我信手写下的两个字却是“灰烬”，而且，我还想到了“焦虑”这个词：既然有焦虑，必然会有灰烬。我又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脸。这时，保姆端着一盘饺子皮进了客厅。

我注意到，我的妻子正在椅子上熟睡，怀里抱着一本还珠楼主的《青城十九侠》。后来，当我重新回忆起这个上午的情形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酣睡的样子：嘴巴不时蠕动着，像是在费力吞咽着什么东西。如果说，在那个安静的上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那一定是保姆端着饺子皮走进了客厅。她是来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的。

“今天吃饺子。”她说。

“什么馅的？”他问道。

“茴香。”保姆说。

接着，他伸了个懒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还从来没有尝过茴香馅的饺子，今天总算吃上了。”

没有人会对他的这句话表示异议。但事情随之急转直下、无法挽回、速度之快，也许连他自己也无法意识到。这句话将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

在他昏迷倒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妻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她终于想到了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再后来，我们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等待救护车，因为北京医院就在我们家的对面。另外，我们忽略了最应做的事：在他的嘴里塞上一颗硝酸甘油。其他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我们七手八脚地将他弄到楼下时，救护车还没有来。东交民巷的槐花全都开了。

2

两年前，在瑞典的布姆什维克，我遇见诗人多多。他旅居荷兰多年，头发全白了，看上去显得非常虚弱。我们在湖边散步，随后来到一棵大橡树下避雨。他穿着一件花格西装，坐在树桩下打盹。我看见孟浪（也许是别的什么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正从树林里出来。那天雨下得并不大，于是，我们一起聚在树下聊天。多多说话时仍像十年前一样爱激动，喜欢骂人。不过，这一次他用的英语，蹩脚的英语。他在骂人时不说“Fuck you”，而说“Fuck me”，逗得我哈哈大笑。在雨中我们觉得快乐。

有人提起了他们，那些死者，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的死大多是因为自杀。气氛随之变得抑郁而沉重。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实：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两个例外，于是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没有例外。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就像一部侦探小说所设置的谜团，春天即便不是谜底，至少也是线索之一。为什么会是春天？

如果一定要寻找解答，总会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多多提到了一位名叫岳重的诗人，早在七十年代，他就发现了春天隐含的恐怖，他有一首诗，在当时非常著名，题目就叫作《三月即末日》。也有人谈到了T.S.艾略特：

四月最残忍

从死了的泥土里滋生丁香

还有那位遁世者华莱士·史蒂文斯，春天总在他的诗作中扮演杀手的角色：

狂怒的春天过去了

所有被残杀的愚人来到了盛夏

我以为，胡河清博士在这方面的思索也值得一提，作为一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他的文章中洋溢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我猜测，这与他对于时序、季节、术数和天象的持续兴趣不无关系。在上海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我们喝着刚刚上市的西湖龙井，对春天这个话题进行过一番简短的交谈，时间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谈话也是从一位朋友的自杀开始的。

“这与苏醒时的脆弱意识有关。”胡河清先生的语调里夹杂着钱塘方音，说话不紧不慢，“假如他能熬到夏天，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根本用不着自杀。”

我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胡河清接着解释说：

“在春天，随着万物的复苏，人的思维也变得格外活跃，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动，各种念头纷至沓来，而不冷不热的暧昧气候很适合这些念头的生长。在冬天，至少还有严寒需要对付，通常你只要缩紧脖子就可以了。而到了春天，人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到处都是平庸、呆板、浑浑噩噩，连空气都是甜腻腻的，连续不断的阴雨更让人厌倦。我这么说，只是打了个比方而已。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何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春天感到不适，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忧郁抓住不放，比如我……”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我对他说。

“你是在安慰我。”胡河清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像个孩子那样天真无邪，“在我看来，春天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毕竟夏天很快就会到来，一切都会在暴风雨中得到洗刷；或者，像我每天盼望的那样，在炎炎烈日下出一身大汗。”

“那么，什么是最可怕的？”我问道。

胡河清博士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他呆呆地看着墙角出神。那里有一张木台上有一面圆镜，镜子上覆盖着红绸布。大概是为了避邪。

“生机。”胡河清说，“空气污染得那样厉害，你还是能嗅到窗外的勃勃生机，它几乎是无处不在，却唯独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没落、陈腐、百无一用。所有的植物都长势良好，而我却要凋萎了。”

那天，胡河清博士留我用了晚餐。我的朋友徐麟教授后来告诉我，能吃到胡河清先生的晚餐，是一件难得的礼遇，我提到了那天的谈话，并表示了隐隐的担忧。徐麟想了想，对我说：“胡先生虽然生活在当今世界，但严格地说，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陈福民先生从上海打来的长途，他只说了四个字：“河清没了。”

3

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王润东干涩的声音。那时，他正在日本的福冈，而电话却是绕过美国打来的。他说，这样电话费便宜一些，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不真切，长吁短叹，很快就把我搅得心烦意乱。

他重复了曾与我谈起的一个个计划。比方说，他想去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别人无法找到他，而他却可以偷偷回来，躲在暗处，探访一下他的亲友。假如他高兴，也许还会突然现身，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他打算在五十岁时，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办一所小学，聊以终老。课余还可以开片荒地，种上几亩棉花。他说他喜欢闻棉铃的味道。春天就养养蜜蜂。

我说，计划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是你能够活到五十岁（现在，我有点后悔这么说），而且丹徒那个地方已经不那么清净了。几乎每个镇上都有了按摩院，从安徽、四川过来的歌舞女郎已经使我们家乡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尝到了开放的滋味。再说，我们那里根本就没有棉花，更别提养蜂了。

“那我们就去西藏。去西藏总可以吧？”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基本上是这样。”我说。的确，我不该那样轻率地说话。我应该能够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国家长途，不会仅仅是为了和我“随便聊聊”。

“好吧，再见。”

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她反复地追问我，她哥哥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然后细细咀嚼着每一个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

“这家伙一定是被什么念头缠上了。”她说。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喃喃自语，而我很快就睡着了。

差不多在同一个夜晚，王润东给远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打去了同样的电话。我知道这件事，是在两个月之后，那时我和这位加拿大朋友正在五台山白雪皑皑的冰峰下穿越密林，希望为他找到一块理想的墓穴。

我与王润东相识已经十多年了。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北京度过，见面的机会自然也不算少，可我们几乎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交谈。那次电话是唯一的例外。他学的专业是飞机制造，而我的专业却是文学。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也许就是对各自的专业感到了厌恶，而对对方的职业却充满了羡慕。就是说，我们属于那样的人，通过对别人生活的想象来构筑自己的梦幻。

按照我妻子的说法（我也这么认为），她哥哥的举止多少有些乖戾。也许她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特别意义。他的房门永远关着的，只有在吃饭时，他才会出来。他很少与我们说话，随便对付几句，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带着一点语病。要么是“我对你的话感到很难令人费解”，要么是“若要己莫为，除非人不知”。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

“这都是装的。”我的妻子对此解释说，在她们那个机关大院里，有的是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为了与众不同，他索性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可怜虫。他的衣服打满了补丁；他用麻绳捆着一摞书去上学，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买不起书包；他用结结巴巴的语调和别人说话，害得听者直咽口水。后来他果然成了一个结巴，这给他第一次恋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是到了现在，他再也不用伪装了，假如他走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把他辨认出来，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可怜虫。他还没有来得及抛弃这个世界，世界就抢先将他抛弃了。”

终于有一天，王润东突然提出来，要跟我学打桥牌。我妻子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彼此了解，消除隔阂和陌生感。“其实他心里很苦。人人心里都有一束光。就像汽车的前灯，本来是用来照亮前面的道路的，可他却用来烘烤自己的心脏，它迟早会被烧坏的。”

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趴在桌上画图纸，身上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如果我每天都得画一张飞机图纸，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了。”进门后，我这样对他说。

“恰恰相反，我觉得摆脱苦恼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写一部永远写不完的小说。至少也要写得像普鲁斯特那样长。”他提到了普鲁斯特，说明他对文学也并非一窍不通。但随后他扶了扶眼镜，转身走了出去。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听说，王润东最大的爱好是爬山。慕田峪、金山岭、白花山、小五台，北京郊外的山脉早就让他爬遍了。他最大的愿望是登上贡嘎山。不是珠穆朗玛。他不愿意凑热闹。实际上，他已经在为登上贡嘎山进行周密的准备了，但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却将他拽向最终的栖息之地：八宝山。

4

“有些人，就像这些冰块，只能在冬天生存。”我的妻子说，“到了春天，它几乎立刻就融化了。”我知道她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她的手里拿着一根铁锥、一把榔头，正在用力地将冰坨砸碎。医生们需要这些冰块，用于病人脑部的冷敷。

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被请来了，据说他曾经抢救过胡耀邦。他查看了王润东的病情，过来对我们说：假如病人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或许还有苏醒的希望。他的这句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我妻子的眼睛马上就黯淡了下来。“大概是不行了。”她用榔头奋力敲着冰坨，哭了起来，“哥哥大概没救了。”

我远远地看着她，站在窗口，克制着抽烟的欲望。我的心里没有叵测的担心。或者说没有担心；没有尖锐的痛苦，或者说没有痛苦。几年前，当我听到胡河清先生的死讯时，我曾惊讶自己何以没有深切的悲伤，没有眼泪，现在，我连这种惊讶也没有了。

王润东死后的第二天深夜，天空中沉闷的雷声预示着春天的结束。我记得，他的遗体被送入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时，告别室里“彭真同志永垂不朽”的横幅尚未取下。

朋友们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葬。我和妻子去法华寺为他选购花篮，是白色的百合；去王府井替他买布鞋；我们挑选了他最喜欢听的莫扎特几首曲子在告别仪式上播放——好像这些事情仍然与他有关。我还把自己写的一部蹩脚的小说放在他的身边，让他带去阅读——好像他一睡醒来，真的会用来打发漫长的寂寞。

现在，王润东去世已经两年了。转眼又到了他的忌日。我的妻子打算写篇文章来纪念他。她想了一个题目，叫作《脆弱而高贵》。她大概是觉得“高贵”这个词语过于扎眼了，与她哥哥谦卑的一生不相吻合，就将它删去了。其实，在今天，“高贵”这个词，早就不是什么赞语了，它仅仅与不幸的命运还有点关系。而没有“高贵”，“脆弱”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到了后来，连写文章的念头也渐渐淡了。它就像一块冰，一点点地融化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冰块这个比喻，也可以看成是我们为他写的墓志铭：

他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马玉兰的生日礼物

事情的起因并不十分复杂，但它确实带来了日后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屠杀。马玉兰，一只蟑螂就能把她吓晕的女人，竟然成了凤凰山一带让人闻风丧胆的匪首，多么不可思议！在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年），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年轻和美貌——这些昔日的荣耀全都成了她的累赘。与她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弟弟，名叫朱大钧。假如他对漂亮嫂子的想入非非还不能算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他的错误在于行动过于鲁莽，对女人的欲望以及莫名其妙的羞耻心缺乏了解。一九三二年，在马玉兰被处死的前夕，县警察局的最后一份审讯报告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阅读这份报告使我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仇恨”这一概念，要比它的字面意义复杂得多。而且，我们未尝不能从相反的方面对它加以解释。

金牙

朱尚金，马玉兰的大儿子，绰号大金牙。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亲族间残酷仇杀链索中最关键的一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四岁。他对于母亲与叔父之间发生的事情有着自己的理解，其中有一部分源于青春期的幻想，另有一些则来自隔壁光棍铁匠的无聊教唆。朱尚金用不完的力气无处发泄，常常自愿地来到铁匠铺，帮着拉风箱打铁。铁匠则用淫荡的故事来犒劳他，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别出心裁，但人物总是固定不变的（母亲与叔父），结局也大同小异（疯狂的性交）。朱尚金听得津津有味，却并不感激。铁匠的故事看来并非完全信口开河，因为他很容易从母亲的叫骂和诅咒声中找到足够的佐证。

有一天，母亲突然对他说：“你要是有种，就替我去把朱大钧那个狗日的杀了。”

那时，朱尚金已经打算去凤凰山当土匪了，对于铁匠变着花样讲述的事也已腻烦透顶。他坐在铁砧上拉着风箱，一声不吭地看着铁匠眉飞色舞的小丑嘴脸，心中暗暗发笑：他当上土匪之后，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他。后来，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的发展大大地出乎他的预料。

在凤凰山，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朱尚金就让自己从一名马夫变成了二当家。不久之后，他将正在小解的大当家推下了悬崖，为自己腾出了位置。

他没有急于采取行动。

他知道他的叔父并非等闲之辈。如果他的行动不能彻底击垮对手的报复能力，事情也许会弄得难以收拾。酝酿多年的复仇计划（实际上只是为所欲为的模糊冲动）精心策划了半年之久。计划的每一个步骤都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犹疑和绝对的谨慎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泄密。

袭击的日期定在十二月一日，这一天是母亲的生日。让她大吃一惊的是他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当朱尚金率领手下四十多名人马，顶着漫天的风雪，杀奔村中而来的时候，得到密报的朱大钧只给他留下了一座空空的院宅。

这次袭击的唯一收获是朱大钧出嫁在外的女儿。那天她恰巧回娘家探亲，让朱尚金候个正着。在允许手下人集体分享她之前，朱尚金命人脱去了她的衣服，对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凌辱。他亲自在她的乳房上系上两只铜铃，让她光着身子擀面。朱尚金躺在火炉边的木椅上，听着铃铛发出的清脆声响，逼她不停地说着下流话。他感到十分满足。

最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临走之前，朱尚金犹疑了半天（闻讯而来的母亲跪在地上向他磕头，求他饶过侄女一命），还是下令杀死了她。他不想白跑一趟。

看着堂姐的尸体，朱尚金的两个弟弟吓得浑身发抖。这是朱尚金第一次杀人，也是最后一次。

在他们返回山寨的途中，朱尚金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下遭到了剿匪官军的两面夹击。密如贯珠的枪弹扫射了大约半个时辰，朱尚金和他的手下无一幸免。朱尚金的脸被打烂了。如果不是他的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朱大钧几乎无法将他辨认出来。

这天晚上，马玉兰整夜做着噩梦。她只是意识到事情已经闹大。恐惧毫无益处，后悔也已来不及了。自从朱尚金不辞而别，进山当土匪的那天起，她似乎就在等待着这个结局：他干的这叫什么事呀！

窗外肆虐的风雪使她牵挂着儿子的安危。她知道这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结局，因为事情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早，朱大钧派来了他的大管家。他像过去一样彬彬有礼，笑容可掬。这使马玉兰更有理由怀疑，昨天发生的一切说不定只是一个梦。管家按照主人的吩咐，递给她一只考究的蓝绒布面宝匣。马玉兰打开它，看见里面装着一颗金牙。

朱尚银

马玉兰的第二个儿子，生得高大英武，仪表不凡。虽说目光含着深不可测的忧戚，但行事果断，意志坚定。他和母亲都习惯了沉默不语。不过，只要母子俩彼此对望一眼，立刻就能明白对方的心事，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颗金牙的存在使仇恨不会褪色。

依靠父亲的几个故交和一半以上的田产抵押，朱尚银终于在二十五岁那一年当上了县保安团的团长。一天深夜，一身戎装的朱尚银带着勤务兵，悄悄回到了家中，但天不亮就离开了。对于儿子的计划，马玉兰只提出了一点异议，那就是十二月初一这个日期有点不太吉利。朱尚银回答说，只有在这一天行事，九泉之下的大哥才能瞑目。马玉兰深知儿子的秉性，他决定的事是无法更改的。她一遍遍抚摸着儿子结实、宽阔的肩膀，反复叮嘱他：

“这一次，你可不能出任何差错。老三已经指望不上了。”

那时，马玉兰的小儿子朱尚锡也已离家多年。他性格柔弱，像个姑娘一样，一说话就脸红；他跟随一个化缘的和尚去了凤凰山，专心佛法，尘缘已尽。

朱尚银从兄长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只挑选了八名卫兵。他们趁着夜幕从县城出发，但只走了十里地，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四个人。又走了三里，他的随从剩下了两名。最后，当他来到村头的白杨树林时，最后一名卫兵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两腿胡乱地蹬了几下，就不动了。朱尚银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并不慌乱。他感到口渴难忍，腹中隐隐作痛。靠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一步步挪到了朱大钧的门前。

朱大钧的管家替他开了门。他双手笼在袖子里，悠闲而客气地向朱尚银鞠了躬：“老爷在书房等你。”

从客厅爬到书房，朱尚银差不多耗尽了残存的一点力气。朱大钧躺在卧榻上抽烟。一看到侄子这副样子，他不由得笑了。他让仆人把朱尚银扶到椅子上，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朱尚银平静地回答说，他想知道是谁在他的酒里下了毒。朱大钧满足了他，说出了伙夫的名字。随后，他向叔父讨了一碗凉水。他提出了最后要求：不要把他死前的情景告诉他的母亲。朱大钧也答应了他。

接着，朱尚银的身体像水一样绵软地滑到了地上。他的双腿开始了难看的抽搐。鼻孔和嘴里涌出鲜血。他英俊的脸庞变得黯淡，他那忧郁而幽深的眼睛终于闭上了。

马玉兰没有听到期望中的枪声，甚至连马匹的嘶鸣也没有听到。她独自一人守在灯下。夜晚寂静而漫长。

第二天一早，朱大钧亲自登门，让家人挑来了一担漆盒。他是来为嫂子祝寿的，同时也希望两家多年的恩怨有一个彻底的了结。马玉兰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并不是全部。她打开一只漆盒，里面装着朱尚银的人头。愤怒和屈辱使她暂时忘掉了悲伤。她一字一顿地对朱大钧说：

“你现在还不能说就稳操胜券，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儿子。”

“是吗？”朱大钧不紧不慢地答道，“那就请你再看看另一只漆盒吧，为了不至于让他日后出来生事，给你再添烦恼，我这次顺便把尚锡也给杀了。”

反抗命运

此时的马玉兰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面容以惊人的速度衰老，但她的身心依旧年轻。她很少出门。隔壁的铁匠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她闲来无事就去帮他拉风箱打铁。后来，铁匠用大锤在两家合用的墙上砸了一个洞，这样，马玉兰的出入就省掉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

面对送上门来的艳福，打了一辈子光棍的铁匠自有值得夸耀的理由。他说马玉兰的身体和一个妙龄姑娘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她为了莫名其妙的贞操送了三个儿子的性命，到头来骨子里还是一个骚货。他说他累得连大锤也举不起来了。

他以为他知道的很多，其实他知道的很少。

当朱大钧的管家把这件事当成丑闻告知他主人的时候，朱大钧吓了一跳。

“你知道她为何这样做？”他问他的管家。

“她老了，无儿无女，想找个靠山。”

“我们与她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你对她竟然一点都不了解。”朱大钧叹息道，“她是想怀孕生子，她还想找我们报仇。”

马玉兰默默地忍受了铁匠长达六年的折磨，未能怀上一儿半女。最后，她做出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定：上山落草。

在凤凰山的土匪窝里，传奇般的仇恨就是最好的晋身之阶。她于一九二八年当上了匪首，聚集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在此后的两年中，她发动了大小十七次袭击，每一次都功亏一篑。

她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三〇年。她在熟睡中遭到了剿匪官军的突然袭击。朱大钧没有杀她，而是将她关押在六百里之外的通州。他还不打算让这个悬念过早消失。马玉兰在通州策划了四次越狱，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她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了一把匕首。

这时，马玉兰的牙齿全都掉光了。白发稀疏，步履蹒跚。她拄着一根树棍，沿途乞讨，返回她的故乡。她在路上走了一年零三个月，终于抵达了县城的南门。她的神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她化装成一个捡破烂的人朝村子走去。其实她不用化装，人们也不会将她看成另外的什么人。只是在经过村外三个孩子并排而立的坟冢，略微停留了半刻。

在村口，她一眼就看见了老态龙钟的朱大钧。他正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当然，后者也认出她。因为对她的牵挂，成了朱大钧晚年唯一的乐趣。据说，两个老人在西沉的夕阳下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具体的内容却不得而知。最后，朱大钧看着这个衰朽得连喘气都十分困难的老太婆，实在是有点腻味了，就友好地命人捉住她。出于仁慈，他慷慨地暗示警察局的一名亲信，在她生日的当天处死她。

起因

马玉兰在县警察局留下的供词，现在保存在河南省济元市的档案馆里。它为我们解开这桩离奇的亲族仇杀之谜提供了线索。朱大钧对嫂子的花容月貌垂涎已久，这不是秘密。但朱大钧没有想到，马玉兰对他的眷恋更为铭心刻骨。她拒绝了他第一次试探性的非礼，只是因为她相信来日方长。但朱大钧遭此冷遇后即不再上门（其中，乱伦的禁忌与恐惧是主要原因）。漫长的等待渐渐在她心中生出了被遗弃之感，怨恨害得她自问自答，恶毒的咒骂不绝于口。不过，这出自女人的天性或习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暗示

还是先说说我的妻子吧。我的妻子，学前教育专业的硕士，一家奶制品跨国公司的部门经理，从德国回来了。她计划在上海逗留一周。这些年，她一直在国外漂泊。先是列宁格勒（后来人们叫它彼得堡），随后是赫尔辛基、哥德堡、伊斯坦布尔、伯尔尼，足迹横跨欧亚大陆。她走到哪里，我的信就追到哪里。我从监狱中被放出来以后，给她写信就成了唯一的乐趣。那些信最终都被退了回来，信封上俄文、德文、瑞典文的告白翻译出来差不多是同一个意思：查无此人。她消失了整整九年。九年，用于忘掉一个人，不多也不少。可是，她在一天下午突然从图宾根打来了电话，说，我要回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她今年应该是三十五岁。按照我的想法，这恰好是一个人开始死亡的年龄。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是在这个年纪选择了自动消失。我也曾想到过效法他们，但勉强活下来，结果竟然也不坏，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用我一位爱饶舌的朋友的话来说，活着，但不存在。

总之，我的妻子是回来了。据说，她在国外的日常工作是饲养奶牛。除了不能让奶牛做广播体操外，原先准备对付学龄前儿童的专业知识，用来取悦那些花纹斑驳的畜生倒也能凑合。她已经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这是什么国家？”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边。她加入了德国国籍，这样说话就多了一点底气。仿佛她曾经热爱过的祖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在图宾根，连奶牛都知道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在这里，你走在马路上，似乎随时都可能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翻，还得提防骑车人嘴里飞出的浓痰。”我要是请她上街吃顿饭，她的话就更多了，“那种地方怎么能去？要知道，上菜的侍者那黑黑、油油、肥肥的大拇指是整个地泡在汤里的呀！”好在她在上海只待一周。对于我们要办的那件事，一百六十八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我要讲的故事，其实与我的妻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它确确实实是她在上海逗留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说起来有点离奇，如果不是我亲历亲闻，我大概也不会相信它是真实的。

现在，我必须提到另一个人。他叫杨菲，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

在我的妻子的眼中，杨菲可算得上一个国宝级的稀有生物。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纬度或标高，可以用来检测日常生活的趣味和质量。她常说，要是杨菲有一天也变得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大概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的确，杨菲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不知道忧虑为何物。就连他的卷发、豁牙、肝腺的分泌物都散发着令人愉快的气息。可就是这个人，近来却被一个巨大的恐怖撵上了。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他，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他甚至都没顾上与我的妻子打个招呼，就一屁股歪倒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完了。”那是我妻子回国后的第二天，大约是傍晚时分。当时，我妻子正兴致勃勃地让我欣赏她在国外所生的几个小杂种的照片。我记得，有两个孩子的头发是亚麻色的，还有一个黑人。

我对杨菲的烦恼没有什么兴趣。只有无比脆弱的耐心，用于忍受他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杨菲从公司里下班回家，看到有人在他门上留了一张纸条。一把匕首透过防盗隔栅的空隙，将纸条钉在了他的门上。纸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晚上八点，长风公园游船码头见面。否则我就杀了你。”

这显然是一封恐吓信。他差不多六点钟就赶到了长风公园，并在那守候到午夜时分。除了湖边的一群练功者，约他见面的人始终没有出现。一连三个晚上都是如此。“约我见面的人，说不定就混迹在练功者的行列之中……”杨菲说。看上去他被吓坏了，一刻不停地摆动着他的双腿。

等到他终于认出了我刚刚回国的妻子，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过去和她热烈握手。我妻子的态度不冷不热，眼睛里多少有了一点怜悯、惊异和不屑。我也只得在他身边坐下来，将那些蓝眼睛、黄头发、黑皮肤的洋娃娃丢在一边，帮他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盘问了他半天，杨菲就说出这么一件事来。

大约是两个月前的一天，杨菲在公司里加班。他最后一个从楼上下来，电梯司机小梅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她抱怨说，她胃病犯了，得赶紧回家吃点东西。这时，杨菲随口就说了一句：“要不，我请你去吃夜宵？”他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小梅却认认真真地答应了，这使他几乎吃了一惊。她长得不算漂亮，每天在电梯里进进出出，杨菲很少注意到她的存在。可是这一次，他们挨得那么近，他能感觉到她丝质棉袄的柔滑绵软。随着电梯的急速下降，他的老朋友，身体上那个嗅觉灵敏的机器马达轰鸣，正不可遏止地一点点肿胀起来，他有了一点晕眩感。

他们在公司对面的火锅城吃饭，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在这段时间里，沉默所堆积起来的暗示像沉重的山丘压在他们的心头。“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杨菲说。

他们从火锅城出来，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小梅忽然对他说：“这么晚回家，我怎么向丈夫解释？”杨菲替她想了好几个理由，都被小梅一一否决了。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果是索性不回家，去杨菲新买的公寓喝咖啡。这个建议是杨菲提出的，属于调情的一个部分，小梅犹豫了一下，问他：“你那儿能不能洗澡？”她这么一问，杨菲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身体在黑暗的大街上索索发抖。

据杨菲说，他们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当小梅洗完澡，赤身裸体地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杨菲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光看外表是远远不够的。按照陈独秀的理论，她是属于那种外表贫瘠，内容丰美的女人。另一个结论是，他必须悬崖勒马。他想起了小梅的丈夫。他们没有见过面，但杨菲知道他是山东人，十六岁时曾用水果刀捅过一个小男孩，知道他蹲过七年大牢。

“问题就在这儿。”我妻子说，“要是你们俩有了那种事，反而倒比较安全。”

“为什么？”

我妻子笑而不答。

杨菲说，他平生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事儿，而且还他娘的没有干成（直到现在，他还为此耿耿于怀）。除此之外，他实在想象不出任何人有任何杀他的理由。看来，杨菲已完全认定了这个事实。

“你先别着急，要弄清这件事的真相，其实也不难，”我对他说，“你再去请那个电梯女工吃顿饭，跟她聊聊，探听一下虚实。”

“小梅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有来上班了。”

“你明天去公司打听一下，给她打个电话，约她出来，看看她是什么反应。”我妻子明显有些困了，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杨菲半天没有吱声。他似乎在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问道：“要是他今天晚上就下手，那怎么办？”

他这一问，把我的妻子也逗乐了。

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报警。他说他已经去过警署三次，没有什么进展。他曾提出让警方派人二十四小时昼夜保护，接待他的女民警笑得前仰后合：“你一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得太多了。你不是克林顿总统，我们也不是白宫的职业保镖。”“假如我真的被杀了，你们谁负责？”杨菲问道。女民警想了一下，回答说，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全力破案的。

杨菲直到很晚才走。临走时还从我们家里的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他担心在回家的途中就会遭到袭击。

第二天，我和妻子去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大厅的长椅上坐满了人，我们数了数，一共有十来对；有离婚的，有结婚的，也有离过婚要求复婚的。她当年在国内时就没有排队的习惯，她总能为自己找到插队的理由。这一次，她亮出了德国护照。办事员冷冷地朝它瞥了一眼，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他递给我们一张表格：你们回去填一下，三个月以后再来。可我妻子并不气馁，她又交给他一只信封。

里面装着我们的离婚协议复印件，还有她悄悄塞在里面的八百马克。小伙子将信封放入抽屉的同时，向我们打了一个OK的手势。

我们从民政局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在出租车上，前妻突然提出，她想去清水公寓看看杨菲，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公寓的住宅楼相当豪华奢侈，前妻说，即便是在图宾根的富人区，其壮观程度亦不过如此。她显得多少有点失落。她不明白，像杨菲这样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的书呆子，怎么会住到这种地方来。我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听说他在股票上发了点财。前妻说，早知道在国内赚钱这么容易，她当年就不会历经千辛万苦去俄罗斯当倒爷了。

杨菲不在家。但我们确信他还活着。我们打算在门厅里等他一会儿。这时，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看上去顶多十八九岁，穿着时髦的皮裙，红色的长筒袜。她正在电梯间的地毯上寻找着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长发盖住了她的半边脸。就这样，她在电梯间来来回回地走着，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我的前妻走过去问她，是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她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很快又将目光移向别处，仿佛在想着一件遥远的事。那是一张被忧愁毁损的脸，它的美丽像刀片一样锋利。她在哭泣。我从未看到过这样一张悲哀的脸，仿佛她的眼眶中不断溢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灵魂。

清水公寓离我们的住处不太远，我和前妻决定步行回家。在路上，我们找不到话说。我知道，我们都在惦记着电梯间的那个女孩，猜测着她怪异的举动所掩盖着的某个事实。

“你说，人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前妻忽然像打哑谜似的问了我一句。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以为呢？”我问她。

“它自己。”她毫不犹豫地答道。看来她是先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这样问我的。她随后就哭了起来。她说，她一看到那个女孩，就知道她快完了，她的灵魂破了产。我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站在路旁有点不知所措。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或者说，我暂时还没有余力来怜悯她。我在想着自己。我想着它从前是什么，现在变成了什么，最终它还会是什么。我觉得，她的答案是对的。

三天后，沪上的几位同学为我的前妻举行了一场小型聚会。我们又碰到了杨菲。他刚刚理过发，手里握着大哥大，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们提起了那张纸条的事，他竟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解决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你找到小梅了吗？”

“这事跟小梅没关系，”杨菲说，“完全是他娘的虚惊一场。”

杨菲说，前天晚上，他刚刚在床上躺下，就听到有人按门铃。“当时，我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都凝固了。我打开门，看到三个黑影站在门外，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不过，他们对我没有一点兴趣。他们要找的人不是我。她住在隔壁，另一个模特儿。

“我知道隔壁有人住，不过很少来，那个房间一个礼拜大约只有一两天亮着灯。但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婊子竟然也叫杨菲。我不知道那三个陌生人是不是杀手，我只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彬彬有礼。

“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找错了人，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了。这是一场误会，却害得我整整掉了六公斤肉。”

杨菲眉飞色舞地说完了这件事，又把刚刚听来的一个笑话给我们讲了一遍。不过，我的前妻隐约感到，那件事似乎并没有结束。

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前妻将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她已决定改变原定的计划，提前一天离开上海。

她说她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就是她的理由。为了早一天结束这次旅行，她不惜绕道北京，搭上了去法兰克福的班机。

我没有送她去机场，这也是她提出来的。临走前，她还在想着那个女孩：“问题是，假如真的有人要杀她，说不定她还蒙在鼓里。”

她的忧虑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才被证实。当天的晚报刊登了整版的消息，还配发了图片。报道说，女模特在长风公园的树林里被杀后，尸体遭到了残酷的戏弄。

这天深夜，杨菲打来了电话。他说他要告诉我一件事。我告诉他，我已经看了报纸。

“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件事。”杨菲说，“小梅已经回来上班了。她现在就躺在我的身边。”

他还说，小梅的丈夫，那个劳改释放犯早在两年前就与她离了婚。“看来，所有的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戒指花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透过有栅栏的窗户，丁小曼可以看见那处空荡荡的停车场。遮雨篷下坐着一个小男孩。他看上去只有四五岁，身上背着一个洗得发黄的小书包，双腿不时地踢着不锈钢的垃圾筒。他很瘦。哪怕是让目光轻轻一碰，也能触摸到他突出的肩胛骨。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好一会儿了。街道对面的山坡上，是一片开阔的玉米地。茂密的玉米几乎将那条通往水泥厂的小路遮盖住了。不久前，在这条小路上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杀案。说它离奇，倒不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多么复杂，也不是因为歹徒在杀死被害者之后的奸尸行径令人发指；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疑犯的年龄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蜘蛛新闻网是这样报道这个案件的：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体态丰盈、长相俏丽的平谷镇水泥厂女工白莉莉（十八岁）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然会被一个足以做她祖父的老人奸杀。八月十八日夜间，白莉莉在下夜班返回宿舍的途中，在经过一片玉米地时，身后突然蹿出一道黑影，犯罪嫌疑人高德顺（九十六岁）用木棒猛击她的后脑勺，将其击晕，然后强奸了她。白莉莉的尸体于第二天凌晨被发现。尽管她的嘴巴和下体被塞满了泥土，但技艺精湛的侦缉队员们还是从她的阴道中提取了毛发和精液的残留物，从而在事发四十八小时内将罪犯一举擒获。据高德顺事后交代，他在发泄兽欲的过程中，白莉莉曾经醒过来一次，她不断地叫他爷爷，恳求他不要杀死自己。高德顺自称当时也曾动了“恻隐之心”，但他最终还是残忍地掐死了她，随后又进行了两次奸尸。（记者李鼎新）

诺亚网的报道与蜘蛛网几乎一字不差，但却使用了另外一个标题：九十六岁？不可思议！！！这也是丁小曼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当《新闻周刊》主编邱怀德打电话让她赶往案发现场采写一篇两万字的新闻稿时，丁小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也是：怎么可能？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邱怀德说，“当初我第一次请你吃饭时，你说不可能，可后来呢？”

丁小曼是今天凌晨到达这里的。她没有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那家水泥厂以及报道中提到的那一片玉米地。整整一个上午，她一共采访了十六个人。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和语调也都完全一样。不知道，然后扭身就走。最后一个人的回答稍有不同，他的答复是：知不道。

丁小曼独自一人在玉米地里转悠了两个小时。四周寂然无声，她能听到地沟里流淌的水声，甚至玉米叶在阳光下卷曲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她想起了自己没有实现的抱负：上大学时母亲让她报考植物学，父亲让她报考垃圾处理，为了讨好他们两个人，她就两个专业一起报。最后却录取在西班牙语专业。

她来到镇派出所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在传达室里，几个民警正在边吃饭边聊天。丁小曼刚刚掏出记者证，说明了自己的意图，屋里的人就全笑了。一个高个子民警用筷子敲了敲饭盆：“嗬，又来一个！”他一下子就把窗户给关了。总之，采访进行得很不顺利，她打算找一个旅馆先住下来再说。后来，天空中就有细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它牵动了她的全部记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全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小男孩朝窗口这边走过来了。他抬头看雨，又看看手里捏着的一枚硬币，仿佛对天空的阴霾迷惑不解。丁小曼朝他勾了勾手指，像招呼一条小狗。“宝贝儿，过来。”她喊道。于是，小男孩来到了窗下。他装出对她没有兴趣的样子，用硬币刮着窗户栏上的铁锈。

“怎么不回家？雨下大了。”丁小曼说。小男孩不理睬她，只是用力吸了吸鼻涕。手机的铃声响了。那是一条短信，是邱怀德发来的：你还没有告诉我肚脐眼下面那道疤是怎么回事。

“我有很多钱……”小男孩突然说了一句，带着天真的炫耀。丁小曼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给她的上司回了一个短信：虽然你是我的领导，但我不得不说你这个人真是有点无聊。

“你刚才说你有很多钱？”丁小曼问他。小男孩点点头，他有点害羞。

“拿出来给我看看。”丁小曼朝他挤了挤眼睛。

小男孩犹豫了一下，把背上的小书包转过来，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塑胶袋。里面花花绿绿果然装满了钞票。

“有多少？”丁小曼笑道。

“多极了。”小男孩也笑了，“比一千还要多，根本数不过来。”

“阿姨帮你数，怎么样？”丁小曼本来是随口这么一说，没想到小男孩还真的把钱从窗户外递了进来。丁小曼将塑胶袋里的钱一股脑地倒在桌子上，然后坐了下来，按照币值的大小帮他理了起来。

“妈妈呢？”丁小曼问道。

“在抽屉里。”他想了想答道。

她听见他在小声地唱歌。那是她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首歌。不过，他的声音太小了，丁小曼几乎什么也听不清。很快，丁小曼就帮他把那些钱数好了，一共是四十七块二角。她从头上取下一根橡皮筋，将那些钱用橡皮筋勒好，仍然放回到塑胶袋里递给他。

“一共是四十七块两毛，加上你手里的那枚硬币，就是四十八块两毛，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他说。

“好吧，那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把钱交给妈妈。走吧，雨下大了。”

“我不能回去。”

“为什么？”

“你说，什么东西可以悬在空中？”小男孩忽然向她提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问题。

丁小曼又笑了。她有点喜欢这个小男孩了。他长长的眼睫毛上缀满了亮晶晶的雨珠。“你是在给我猜谜语吧，让我猜猜看——鸟，对不对？”他摇摇头。

“风筝，对不对？”

他仍然在摇头：“我是说人，人可以悬在空中不落下来吗？”

丁小曼想了想，说：“跳伞运动员大概可以。”

“什么是跳伞运动员呀？”

“从飞机上跳下来，有降落伞。”丁小曼答道。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邱怀德又发来了短信：案件有新进展，请立刻上网浏览。丁小曼随后就打开了电脑。在等待桌面出现的这段时间里，那个小男孩又在唱歌了。这一次，她听清楚了他唱的内容：

你说要听听我唱歌

你说要看看我的脸

我不能唱歌给你听，我一唱歌就要流眼泪

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泪

丁小曼的心就像是被针突然刺了一下。毕竟，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听过这么稚拙的歌了。她又抬头重新打量起这个孩子来。天色已暗。街道对面的一幅巨大的广告牌，已经亮起了霓虹灯。小男孩也注意到丁小曼正在看他，他突然不唱了。

“下面呢？你接着唱，阿姨很想听。”

“可我忘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小男孩向她摊开手。

“谁教你唱这首歌？”

“妈妈。”

“妈妈呢？”

“在抽屉里。”还是那句话。

互联网接通了，丁小曼打开了蜘蛛网的网页。初一看，并没有关于凶杀案的最新报道，倒是网民参加这个案件讨论的人数已经猛增到106873人。丁小曼随即进入讨论区，马上就看到了网民所发的新帖子：

我KAO，这是真的吗？九十六岁？他能硬得起来吗？而且是三次！！！

真羡慕这条老狗。我今年才三十七岁，就已经完全丧失了TMD性欲，害得我老婆像一条发情的母狗，成天嗽嗷乱叫。

没准那老头一发愤，果然就写出一部《史记》来。拜托各位，今晚阿森纳对曼联榜首大战中央五台转不转播？

宰了他。最好把他阉了，让他成为另一个司马迁。

强力建议政府不要枪毙他。应全面跟踪他的饮食习惯，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什么人家九十六岁了，还能有如此旺盛的性功能？争取早日生产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伟哥。

为什么要把我的帖子删去？我抗议！我只不过就说了几句真话而已。

在诺亚网上，全国著名性心理学家耿玉秀教授正和网友在线交谈：

这事按常识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看到报道，既然警方从被害人性器官中检测出了精液，说明性交是完成了的。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研究的成果表明，海绵体充血和脑丘体和中枢神经类型……

丁小曼从网上下来，发现那个小男孩已经不在了。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车灯不时地照亮了停车场，雨点把路面弄得像一锅烧开的粥。

服务员按铃进来送开水，丁小曼就和她聊了起来。丁小曼一提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服务员就笑了，她说，今天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也向她打听这件事。

“那是不可能的。”她说，“你们所说的那个案子就发生在我们宾馆对面的那个山坡上，出这么大的事，我们不可能不知道，何况……”服务员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只是抿嘴而笑。

“何况什么？”

“那种事情，我说的强奸这回事，在我们镇上，已经五六年没有听说了，根本用不着。到处都是妓女，你只要花很少的一点钱，就哪儿都能找到，什么服务都有，你都想象不出他们搞的那些鬼名堂。用不着冒那么大的风险，除非他疯了。”丁小曼又问她，餐厅在哪儿，服务员说了声“二楼”，就倒退着走出去了。

服务员的话多少证实了她此前的判断：这是一则假新闻。蜘蛛网和诺亚网的新闻来源都注明是《淮阳晚报》。她从电话簿上很快就查到了这家报社的电话号码。可对方说，他们的新闻是《星星都市报》的一位兼职记者提供的。在丁小曼的再三恳求下，对方才提供了这位记者的电话。丁小曼拨通了这位记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台电脑：你好，这里是省农机公司……

丁小曼看着窗外的雨有点心烦意乱。她给邱怀德的手机发了一个短信：我怀疑这是一条假新闻，没有任何进展。邱怀德不喜欢接电话，他迷上了短信，因为他觉得这样更时尚。窗外的一个报贩正在高声叫卖当天的报纸：

卖报，卖报，最新消息。巩俐自杀。

卖报，卖报，巩俐自杀。最新消息。

不一会儿她的手机就响了，邱怀德给她回了电：那你就编一个。在新闻行业中，适当的杜撰是允许的。宝贝，我想你。这么潮，这么长。

这个短信显然增加了她的忧虑。丁小曼一生气干脆就把手机给关了。

丁小曼上楼去用餐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小男孩。她总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劲。她上了电梯，可就在她转过身来的那一刻，她看见了他。原来他并没有离开，他蜷缩着身子趴在大堂的沙发上睡着了。他的屁股撅得很高。一个头发花白的门卫正打算把他推醒。电梯的门很快就关上了。

餐厅里到处都是人，服务生将她带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点完菜以后，服务生向她躬了躬身子：“对不起，今天晚上客人比较多，菜上得比较慢，您得多等一会儿。”

她对面坐着的一位穿西装的男士已经用完了餐，一边剔着牙，一边看报纸。桌上有一只白瓷花瓶，瓶子里插着一朵玫瑰。喧闹的说话声、杯盘的碰撞声，甚至把窗外的雨声都盖住了。可她知道雨下得很大，窗户玻璃上泻水如注。她坐在那儿一阵胡思乱想。任意几个事物之间都能找到联系，都能给她提供丰富的联想。比如说小男孩和那个子虚乌有的水泥厂女工；比如说跳伞运动员和张开翅膀的鸟；比如说玫瑰和雨，还有她熟悉的博尔赫斯。谁听见雨落下来，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她呈现了一朵叫作玫瑰的花，和它那奇妙、鲜红的色彩。可她的玫瑰凋萎了，正在腐烂。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也正在一点点地烂掉。她等了足足有四十五分钟，可是菜还是没有送来。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士已经离开了，却将看完的报纸随手放在了餐桌上。丁小曼拂去了两根丢在报纸上的牙签，拿起报纸翻了翻，头版上的醒目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她：巩俐自杀身亡（详情请见第八版）

丁小曼将报纸翻到第八版，找了半天，才在右下角很小的一块地方读到了这则报道：

【本报通讯员王小强】诸葛镇八里乡丁卯村七组农妇巩俐为两只鸭子与邻居争吵怄气，回到家中一时想不开，用一根麻绳将自己吊死在屋梁下……

丁小曼的嘴角撇过一丝冷笑，随后就将报纸丢在了桌上。饭菜上来了，丁小曼吃了几口，眼睛又朝那份报纸看了一眼。她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放下碗筷又拿起那张报纸看了起来，她的目光紧紧盯在“用一根麻绳将自己吊死在屋梁下”这一行小字上。她心头一紧，忽然想起了刚才那个小男孩给她猜的谜语：人可以悬在空中不落下来吗？

她意识到了某种危险，又有点责怪自己的粗心。她向服务生招了招手，结完账就朝楼下跑去。

她一口气跑到大堂里。沙发上空空荡荡，小男孩已经离开了。她朝门卫走过去，向他打听小男孩的去向。老人指了指门外。

“你认识他吗？”丁小曼问道。

“怎么不认识？”老头一说话，嘴里就冒出一股刺鼻的蒜味，“说起来，他爹还是我的学生呢。”

“这么说，你还是个老师？”

“我退休前在高中教地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他爹就在我班上，他肝不好，读到高三就退学了，现在在镇子上扫马路。我差不多每天都看见他们爷儿俩。那个小男孩可懂事了，他爹扫马路，他就跟着他爹捡废纸。”

“你这两天看到过他爹吗？”丁小曼问。

老头认真地想了想说道：“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两天都没见他来扫马路。你找那孩子有事吗？”

“他家住哪儿？”丁小曼急切地问道，“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

“他家我倒认识，不过我的腰不太好，走不动路，再说外面还下着雨呢。”

丁小曼取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给老人：“麻烦你带我去一趟，我有急事要找他。”

老头看了看丁小曼递过来的钱，嘿嘿地笑了两声，似乎没有料到她给了这么多。老人转过身去向服务台的小姐借伞，小姐打趣道：“您老的腰不疼了吗？”中学教师还挺幽默，他答道：“不疼，不疼，她要是给我两百块，我可以一口气跑到美国。”

他们俩在雨中走了差不多一小时，终于来到了一幢五层的灰砖楼前。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亮着灯迎面驶来，将泥水溅了她一脸。地理教师把她带到楼房最西侧的一个楼洞前就站住了。

“我不上去了，把伞给我。他家住在四楼，401。我就不上去了。”说完，他从丁小曼手里接过雨伞，自己收拢了它，转身走了。

门洞里积了一层雨水。底楼的两家住户都开着门，两家的女主人在高声地谈论着什么。他的舌头吐出了那么长，怪吓人的。在三楼她碰到三个警察正从楼上下来，他们穿着雨衣，脚上是高高的雨靴，手里拿着长长的电筒，楼道里聚集了不少人。孩子也不懂事，人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也不知道叫人。她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怪怪的。

401的门开着。丁小曼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小东西。他正趴在床上吃着梨或苹果，他已经吃得只剩下核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站在床边，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孩，七八岁。她正踮着脚要从五斗橱上拿什么东西，中年妇女大叫一声：“别碰，会传染的！”转过身来就给了她一巴掌。与此同时，妇人也发现了门口站着的丁小曼。小男孩显然也看见了她，他咧开嘴笑了。

“你是他家什么人？”中年妇女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

丁小曼想了想，说：“亲戚。”

妇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笑道：“那就太好了。”

她说她就住在对门。刚才民警吩咐她，暂时由她来照管这个小男孩。明天早上居委会会有人来处理这件事的。

“他家出什么事了？”

“刚才你没看见殡仪馆来的车吗？他爹吊死了。”妇人说，“这孩子今天一大早，也就四五点钟吧，就来敲我的门，我从水泥厂下夜班回家，刚睡了两个小时就被这小东西吵醒了。我开了门，问他有什么事，小东西说：‘你快去看看我爸爸。’我心想：‘你爸爸我又不是没见过，有什么好看的。’说实话，我那时是太困了，就把门关上了，谁知道他爹上了吊。”

那女人摊开双手凑在灯光下仔仔细细地看：“我刚才帮他们搬尸体来着，你说会不会传染？他是老肝炎。不过我已经用肥皂洗过手了。”

“洗过手就没事了。”丁小曼对她说。

那妇人牵过女孩的手转身就往外走。

“他妈呢？”丁小曼对着她们的背影问了一句。妇人回过头来，朝她挥了挥手：“也死了。两个月前刚死的，肺癌。”随后，她听见对面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现在屋子里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丁小曼和小男孩。朝西的窗户玻璃碎了一块，风呼呼地灌进来，将墙边的一摞旧报纸打得透湿。五斗橱上有一张医院的病历单，字迹潦草但还能辨认：肝，CA，晚期。旁边还搁着一卷麻绳，是新的。这自然使丁小曼联想到：孩子的父亲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说不定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就去杂货店买了麻绳。

丁小曼挨着孩子坐在床上，摸了摸他的头，问他饿不饿。小男孩眼睛有点迷糊了，他说他刚才吃了苹果，不太饿，就是有点想睡觉。随后，他忽然从床上溜到地上，搬过一张凳子来，爬上去，打开了五斗橱最上面一层的那个抽屉，取出一个相框来，朝丁小曼晃了晃。

“这就是我妈妈。我说过，她住在抽屉里。”

在看这幅照片的时候，丁小曼才意识到嘴里咸咸的泪水。那是一张苍白而脆弱的脸，目光中带着疑问、哀矜和惊恐。仿佛在拍下它的那一刹那，她正巧看到了一件什么可怕的事。丁小曼把相框放回抽屉里。她想去打盆水来给孩子洗洗脸，但却找不到脸盆。她只得将孩子带到厨房里，凑近水龙头，用手蘸了水替他抹脸。她看到他鼻子下面有一块血斑，就问他鼻子是不是破了。男孩说，他早上去敲对面阿姨的门，阿姨一关门，就把他的鼻子撞流血了。

“可流了一会儿，就不流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呀？”男孩道。

丁小曼一直在流泪。她抱起他，替他脱了鞋，洗了脚，然后就把他抱到床上去。他那小身体软绵绵的，一接触到床铺，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丁小曼坐在床边看着他，独自流了一会儿泪。她取出手机来，拨通了邱怀德的电话。

“邱主编……我想换一个题目，另写一篇报道。”

“你的声音怎么不对劲，出什么事了……喂喂……”

“我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我想把它写出来……”丁小曼随后就在电话里说了这件事。

“傻瓜，这事哪儿都有，每天都在发生，算不得什么新闻。”在电话的另一端，邱怀德耐着性子听她说完了那件事，笑了起来，“你不要感情用事。我这里要接另一个电话，待会儿我给你打过来。”

她靠在床上，等了两个小时。脑子里乱七八糟。邱怀德的电话还没有打来，窗外的雨飒飒地下着。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丁小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脑子里一直在想，第二天早上如何与这个小男孩告别。一想到这里，她的眼泪不知不觉又流下来了。

半夜里，小东西忽然醒了过来，眼睛又黑又亮。他正在拨弄着丁小曼的左手，实际上他是在看丁小曼无名指上戴着的那枚戒指。丁小曼把戒指褪下来，递给他看。

“它是什么？”小东西问她。

“它是一枚戒指。”

小家伙把戒指放在眼前看了半天，忽然说：“我想起妈妈教我唱的那首歌了。”正在这时，手机的铃声响了，是邱怀德的，依然是一条短信：计划改变，明天一早赶往合肥，随后转机飞往北京。刘晓庆出事了。

小男孩呆呆地看着她：“我要唱歌了，你听不听？”

“听，阿姨很想听，你唱吧！”她摸了摸他的头。他的眼睛又黑又亮。

你说要听听我唱歌

你说要看看我的脸

我不能唱歌给你听，我一唱歌就要流眼泪

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你一看我我就要流眼泪

还是给你摘一朵野花吧

你问我，妈妈，那是什么名字的花

你问我，妈妈，那是什么颜色的花

那是戒指花呀

那是洁白漂亮的戒指花

它是妈妈的泪，它是妈妈的心

它是戒指花

不过是垃圾

1

“我要死了。”

终于，李家杰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向我宣布道。他偷偷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估量这句话所可能带来的震惊效果。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补充说：“医生给我的最后期限是三个月，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乐观。很可能挨不到七月末。我现在是时刻听从鬼神召唤。”随后，他笑了起来，露出了被烟渍熏得焦黄的牙床。

李家杰要死了。这并不算什么新闻。春节刚过，电话和互联网一直在重复着这个消息。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不得不装装样子，坐地铁换地铁去东直门看他。应当说，见面后的谈话气氛颇有几分尴尬。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寻找辞别的理由。李家杰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变换了几个话题之后，终于单刀直入，切入悲剧性的主题：“我要死了。”

这是他的最后一招。问题是，由于我一直在期待他说出这句话，当它兑现之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据说他得了十几种病，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和心血管堵塞也许较为致命。

他很可能还有糖尿病。因为我看见他将茶几上的那支注射器拿了过来，撩开了衣服，露出了微微凸起的、多毛的肚子。

难道他要直接往自己的肚子上扎针？

没错。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将针头鲁莽地扎向肚皮，推入胰岛素，就像对待一头牲口。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朝自己的肚子上扎针。我对他说：“老李，你不怕扎着自己的肠子吗？”李家杰再次笑了起来，似乎有点得意：“扎不着。你想扎也扎不着。肠子是滑的，针头一碰，它就跑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的光景。阳光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暖烘烘的。客厅里浮动着植物和花朵的香气。窗外那条幽寂的胡同里，槐花遍地。附近一所小学正在放学。如果用心谛听，孩子们的嬉闹声还隐约可闻。当时，我注视着胡同里那些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细碎的槐花，心里忽然对老李有一丝同情。看来，在如今这世道，妄想通过“死”这个东西来吓人一跳，引起别人的重视，有点不太现实啦。

应当说，整整一个上午，基本上都是李家杰一个人在说话，而他说出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过，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他说：“在查出癌细胞且已扩散至肺、肝之前，我已经对生活厌倦啦。这叫什么他妈的生活？就像孩子搭起堆烂木头，辛辛苦苦搭起来，然后又亲手将它推倒。我的一生不过如此。”

考虑到李家杰一贯的浅薄无知、一贯的浮浪荒唐、一贯的小人得志，考虑到他眼睛里闪动着的点点泪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已委实不易。就做人而言，也不能说他没有境界。不过，他的反省已为时过晚，这都是他不读书之过。他的脸虚胖而浮肿，被过量激素弄得脱了形。说实话，看着这张脸，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太平间的化妆室。

差不多在五年前，在被查出癌症前一个月，他还神气活现地在北京的一个总裁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的农民被剥削得还不够，还大有潜力可挖，发展世界级的跨国企业就必须让农民破产。台下掌声雷动。鼓掌的人除了他的员工、亲戚之外，就是我们那帮自甘堕落的同学。

三年前的元旦，他还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表达千禧的祝愿，只为告诉我一句话：“我把苏眉做掉了。”

当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正在酣睡，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神秘兮兮地告诉你“我把苏眉做掉了”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必须得首先让自己从睡眠的黑暗中挣脱出来，然后再去想想，苏眉到底是谁；最后，我得再去琢磨琢磨，李家杰所谓的“做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在我们班上，苏眉的长相并不算出众。论身材，她比不上校花董秋雁；论妖艳，她比不上跳远运动员王曼君；论娇媚，她比不上有花腔女高音之称的徐丽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没有引起任何男生的注意。这个矜持、洁净、沉默少言的小女孩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众人苦涩的暗恋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校园诗歌的流行。著名行吟诗人曹尚全在校期间写过一千零一首十四行诗（后来这些诗以《新天方夜谭》之名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千首是送给苏眉的，剩下的那首当然留给了诗人自己。那些诗句尽管拙劣，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比如：

你令人揪心的美丽过于昂贵，反而

无人敢买

坦率地说，我对于苏眉，也不是没有非分之想。那一次在食堂打饭，等到买完菜，一数菜票，差了六毛。怎么数都差六毛。食堂戴口罩的师傅不耐烦地用铁勺敲着锅沿，仿佛要把我短少的那六毛菜票敲出来似的。这时，一只纤细的手搭在了我的右肩上，同时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说：“用我的吧。”此前，我并不知道苏眉就在我身后，或者说不敢相信她就在我身后。整整一个下午，我的半边肩膀一直麻酥酥的，满脑子里都是她扳动我右肩的分解慢镜头动作。

她一点也不像传说那样的矜持冷漠，一点也不害羞，甚至并不神秘。有一次上形式逻辑课，课间休息时，从四川来的向国忠不经意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苏眉愣是逼着这个一米八七的壮汉用餐巾纸将地上的痰迹擦得干干净净。于是，我们发现，苏眉并不柔弱。那种传说所包裹起的女性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苏眉很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平常而自然，我们生活在对她的想象里，悸动而不安。不过，她对洁净的过分要求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一致的印象。她每次进入教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棉擦她的课桌。她有事没事总爱吸鼻子，不管有无鼻涕，每隔几秒、十几秒，总要抽动几下。而且，她在吸鼻子时，眉毛也挤在一块儿，就会露出对一切事物都不屑一顾的神情。

据女生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她几乎从不使用公共坐便器。更有甚者，为了不让人坐她的床铺，即便是在冬天，床上的帐子都是垂挂下来的，将床铺裹得严严实实。后来成为美国文学专家的邓海云博士，也是苏眉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他曾诱使我同意，由他代为向苏眉偿还那六毛钱的菜票，以获得接近她的借口。被我坚决拒绝。）他每次提到苏眉都要加上一个修饰词，说成：“我们的苏眉。”按照他那酸腐的逻辑，苏眉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她的纯洁维持着我们这个肮脏世界仅有的一丝信心。他还引经据典，说霍桑写过一篇名叫《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小说（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悲伤的故事），纯洁少女露丝的堕落，哪怕是在一个偶然的梦中，也会让布朗先生自绝于人世。言外之意，别人都可以堕落，唯独苏眉不行。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苏眉的形象，不使她沾上任何俗世的灰尘。他曾经和校园流氓歌手黄光辉在大礼堂门口决斗，就因为后者曾四处扬言，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与苏眉坐在一起看一场黄色电影，借此来观察她精神崩溃的过程。决斗的结果，邓海云永久性地失去了两颗门牙。

因此，当我们听说猎艳高手李家杰要正式对苏眉发动春季攻势（时间在暮春，代号“熄灯行动”）时，立刻激起了全班男生的强烈义愤。在此之前，在李家杰的穷追猛打下，他已经成功俘获了跳高运动员王曼君。两人出双入对，宛如老夫老妻。他怎么会想到对苏眉下手呢？

悲哀之雾，密布校园。诗人曹尚全痛定思痛，于该年初夏写下了他那传诵一时的《千年一叹》：

风雨如晦，日月无光一只肮脏的手

伸向红湿的海棠

其中“红湿的海棠”这一意象虽由杜诗中直接化用而来，但的确过于刺激，让我们整个四月春梦连连。我在那些日子，一连五天梦见了苏眉，每次都梦见她穿着新嫁衣，坐在一辆装满麦秸秆的大车上跟我回烟台老家成亲。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101教室上晚自习，教室里的灯忽然灭了，整个教学楼一片漆黑。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电路故障，可向国忠同学并不这样看。

“熄灯行动开始了。”他捅了捅我的胳膊，小声对我说。

他预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因为参与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谭桑秋是他的四川老乡，他们之间无话不谈。按照李家杰预定的计划，谭桑秋现在已经在文史楼顶部的阁楼里——那是教学楼的总电房所在地，扳下了总闸的开关。

桑秋是李家杰的死党。他人为地制造停电事故，正是为了李家杰能够从容地趁黑下手：将一张邀请苏眉外出的字条悄悄地扔在她的桌前。

“我甚至还知道字条上的内容。”向国忠在黑暗中嘿嘿地笑着，似乎很得意。正说着，灯就亮了。果然不见了李家杰。我们看见苏眉从教室中间的某一个座位上站起身来，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很显然，她看见了字条，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出了教室。

“她现在要去杏树林，就在食堂的西边。李家杰正在那儿等她。”向国忠解说道。

按照他们事先的部署，桑秋也应该在那儿。他正躲在不远处的树篱背后窥探动静：如果李家杰得手，桑秋将默默离去；如果发生争吵，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桑秋将会从他埋伏的夹竹桃丛中跳出来，假装路过那里，帮助李家杰全身而退。

时候不大，苏眉就回来了，跟她去一趟厕所所耗费的时间大致相仿。怎么这么快？

“行动失败。”向国忠宣布道。

苏眉仍旧坐在那儿看书，仍旧时不时抽动一下她那好看的鼻子，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大约半小时之后，从来不上晚自习的桑秋一脸坏笑地走进了教室。他长得又瘦又小，头发长久不洗，且又沾满露水，一绺一绺地耷拉着；走起路来，故意摇摇晃晃，一对眼睛又黑又亮。在经过我们身边时，还朝向国忠眨了眨眼睛。

他是来帮李家杰整理书包的。行动失败的李家杰显然已无脸再与苏眉相见。我们看见谭桑秋将李家杰桌上的那摊书和笔记本一股脑儿撸到一块儿，夹在腋下，屁颠屁颠地走了。很快，我们就听见他在空旷的走廊里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门唱起歌来：

你看那水中的花朵

强要留住一抹红……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连苏眉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事后，我们听说，李家杰为了这次行动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去图书馆研究了不下十五本爱情心理学专著；去系办公室查看了苏眉的家庭地址、父母职业、兴趣爱好等信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实地考察了至少三四处作案现场（最后将第一作案现场选在了食堂边的杏树林），其中还包括万一进展顺利后的幽会地点（苏州河旅馆），吃夜宵的饭店（中山桥小吃店）。当然，他还听从了老魏的劝告，让谭桑秋去商场的计划生育柜台购买了避孕套。

老魏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带着老婆孩子读书的中年男性，人称“老头子”。他身兼班长与分团委书记，精通算卦和床笫之事。当李家杰拎着两瓶七宝大曲登门求教时，老魏以不变应万变，仍以“爱情八字诀”教之：“下手要狠，动作要猛。”

根据向国忠的转述，苏眉接到字条之后，由于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她并不知道约会者是谁，但她最后还是去了。这再次证明苏眉并不像传说的那么胆怯或不近人情。当她赶到食堂边的杏树林时，一个黑影已经在一张石桌边等着她了。杏树林原先有路灯，但已遭到谭桑秋事先有预谋的破坏，因此，四周漆黑一片。具体对话大致如下：

苏眉：请问，是您约我来的吗？

李家杰（清了清嗓子）：是。

苏眉：您有什么事？

李家杰：没，没有什么事……

苏眉：那我走啦，再见。

李家杰：再见。

整个场面维持了不到两分钟。这天晚上十二点，“老头子”魏挺一边用生姜水泡着脚，一边听取李家杰和桑秋的详细汇报。末了，魏挺对李家杰道：

“你说说，你做的这叫什么事呀？就好比两军对垒，你还未与敌军接触就败下阵来。这算什么呀？甚至连个遭遇战也算不上，怎么能打赢呢？一定要接触。下手要狠，动作要猛。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不过，依我看，这事还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既然你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谈不上被拒绝。再说了，杏树林黑灯瞎火的，人家恐怕连你是谁也还没搞清楚呢。这事刚开了个头，消极悲观的情绪端端要不得，等会儿我们再合计合计。”

不过，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校园，并很快引起了我们辅导员的注意，他还专门约苏眉谈了一次话，具体说了什么，苏眉不说，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谭桑秋尽管对向国忠毫无保留，无话不谈，但对于别人却始终守口如瓶，不透一丝口风。就连王曼君对他也毫无办法。她屡屡试图从桑秋口中套话，每次都无功而返。有一天傍晚，王曼君约桑秋去河边散步，两人来到空旷的共青场，在高高的看台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王曼君就将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对他说：

“毛豆，你李大锅（哥）近来传出一些风言风语，那可是真的？”

桑秋将脖子一梗，从容笑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是真的。”

王曼君又说：“这些天我怎么觉得李家杰神色有些异常噻？”

桑秋道：“未见任何异常。”

“我也不相信那是真的唦，可别人一提那个馊（苏）眉，这锅那锅的，我一听怎么心里抖（堵）得慌噻。”

“此皆妄人耳食之谈，不值一提。”

“可我听说，辅导员前些天找那锅馊眉谈话呢。”

“那是他的权力。”桑秋紧抿着嘴，一字一顿地说，“他是辅导员，他爱找谁谈话就找谁谈话。”

“不瞒你说，我昨晚倒是偷看了你大锅日记里夹着的一封情搜（书），那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愁愁（楚楚）。”

谭桑秋一愣，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赶忙问道：“给谁的情书？”

“他没有写名字，不过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写给我的呢。”

“那就是写给你的。”谭桑秋坚决地答道，“种种迹象表明，那情书就是写给你的。”

“我们俩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他有多少话，不能当面对我说？”

“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他当然可以说，不过也可以写，反正谁也没规定，谈了恋爱，就不能写情书，你说对不对？”

“也是。”王曼君想了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谭桑秋刚从厕所出来，就被王曼君堵在了门口。她的眼睛都哭肿了。“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李的王八蛋，我要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撂下这句话，她就一路哭着跑了。谭桑秋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找到了李家杰，将这一最新情况向他报告。李家杰正在寝室里蒙头大睡，他撩开帐子，点了一支烟。

“一点都不奇怪。”李家杰不屑一顾地说，“昨天晚上我已经给她摊了牌，我们正式分手了。她要报复，我也没办法。”

“请注意，不是报复，”谭桑秋纠正道，“而是疯狂的报复。”

王曼君所谓的报复迟迟没有降临，失恋后的痛苦和愤怒却使她的运动成绩突飞猛进。她连续三次打破保持了十八年之久的校跳远纪录；两次打破市三级跳远纪录；暑假前夕，她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代表团出访了朝鲜和坦桑尼亚。她的大幅照片在学校报栏橱窗里贴得到处都是。正当学校准备材料要替她申报“新长征突击手”这一称号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王曼君因为要参加集训，暑假没有回家。而谭桑秋家在湘西山区，家境贫寒，他父亲来信命他省下回家的车票钱，并让他去远房叔叔所在的印刷厂打工。晚上闲着没事，王曼君常常来找桑秋聊天。聊来聊去都离不开李家杰。

这天傍晚，下了一天的雨，校园里的两条河都满了。两个人拎着塑料凉鞋，高挽着裤腿在校园里散步。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了。王曼君提出去学校后门的一个四川馆子吃饭。他们要了差不多一打啤酒，一直喝到深夜。他们两个约好不再讨论李家杰和苏眉，可说来说去，话题又回到了他们俩身上。

“馊眉，馊眉有什么好？你大锅头（图）她个啥？她哪一点能跟我比？”王曼君显然喝多了，舌头也有点打结了。桑秋本来就不能喝酒，到了这时，早已亢奋得不行了，他抬袖揩了揩迷离的眼角，笑道：

“那，那，你说李家杰有什么好？他哪一点能和我比？”

“去他娘的馊眉。”王曼君手一挥，桌上的七八个空酒瓶就叮叮当当地倒了下来。

“去他娘的李家杰。”桑秋同学也学着王曼君，小手一挥，却被王曼君捉个正着。

“毛豆，”王曼君怔怔地看着他，笑道，“毛豆，想不想跟大姐去看通宵电影？”

“想。”谭桑秋同学狠狠地咬了咬牙，应道。

于是，两个人就去看电影。

他们来到沪西工人文化宫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场了。售票员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们一眼，问他们是要普通票还是包厢。

“包厢。”王曼君答道。

于是他们来到了二楼的包厢。

那晚的第一场电影是印度片《奴里》，片子有点乏味，可两个人都假装看得津津有味。电影放到奴里被地主强奸一节时，桑秋就听见王曼君的呼吸声陡然变重了。黑暗中，她再次捉住了桑秋的小手，将它拽向自己的领口，并低声命令他解开扣子，谭桑秋同学犹豫了一下，决定照办。王曼君命令他把手伸进去，桑秋同学狠狠地咽了一口吐沫，也照办了。王曼君又命令他“按电铃”，他还没来得及按，手电筒的光就照过来了。同时有四个手电筒的光柱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射向了他们的包厢。

谭桑秋同学吃惊地发现，五六个手臂佩戴红袖章的工纠队员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悄悄地站在了他们的身后。他们随即被带往文化宫西楼的一个小屋里关了起来。工纠队员打电话给学校的值班室，值班室又打电话通知了他们的辅导员。直到深夜两点，辅导员才骑着自行车赶来，将他们领回学校。辅导员并未过多地责怪他们，只是委婉地表示，他们不应该在电影院里做那样的事。实在熬不住的话，可以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不过，他们既然被工纠队拿获而且人家已通报了学校，按照他多年的经验，接下来，学校处罚将会十分严厉。

“他们会开除我们吗？”王曼君哭着问道。

“那也并非不可能。”辅导员回答。

谭桑秋一声不吭，他正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在面对学校的调查时，为自己开脱罪责。实在不成，就告对方一个强奸未遂。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膂力过人的王曼君的胁迫下被动实施的。两个月之后，学校的处理结果出来了，王曼君被剥夺了一切荣誉，留校察看；谭桑秋检查深刻，对他的处罚要轻得多：免予处分。但他并不知道，“免予处分”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处分。

谭桑秋由于惊吓过度，身心受到摧残，不久就得了急性肝炎。他被隔离在市传染病中心的一个铁笼子里。李家杰每周都去看他，给他捎去水果、书籍、香烟，隔着铁丝网陪他聊天。桑秋出院重获自由之后，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担心传染，李家杰硬是将桑秋吃了一半的苹果吞入腹中。出于感恩，桑秋病愈之后更加死心塌地地替李家杰卖命。他所承担的工作，除了负责打探有关苏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以及一切的交往人等之外，还要帮李家杰在101教室占座。经过他精心的安排，李家杰每次上晚自习时都能与苏眉坐到一块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苏眉干脆不来上晚自习了。即便是在路上，只要一看到桑秋，苏眉常常扭头就走，眉宇间藏着鄙视与厌恶。）

谭桑秋经过长期跟踪和盯梢，终于刺探到一条重要情报。种种迹象表明，苏眉与上海警备区某部的一位现役军人“过从甚密”。经过进一步的侦查，李家杰发现，这个军人就是当年来校负责军训的那位副连长。

“很有可能，他们从军训的时候就搞上腐化了。”桑秋对李家杰说。

“你别胡诌。”李家杰不能容忍任何对苏眉的贬损之词，“她是纯洁的。她很可能只是崇拜军人而已。你再去查查。”

李家杰嘴上这么说，可暗中却给学校党委一连写了三封匿名信，检举该副连长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些信发出之后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不过，既然苏眉崇拜军人，李家杰就让谭桑秋在校园里四处放风，说李家杰的伯伯是南京军区某机械化部副军长，目前正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里指挥作战，而且不久之后就会来学校视察。（实际上，李家杰的伯伯有点驼背，是个手艺不错的剃头匠。）更为重要的是，李家杰大学毕业后，将去部队服役，军衔是上尉，但很快就会晋升至少校。

苏眉对于这件传闻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倒是学校武装部部长闻讯之后，特地请李家杰吃了一次饭。

很快，李家杰又得到谭桑秋的密报：苏眉和体育系的一位体操运动员打得火热。每个星期四下午，苏眉都会去学校体操房陪这个体操运动员训练。有一次，两人还一起手拉手去学校的电影院看电影。不过，这条线索不是桑秋提供的，而是魏挺在电影组卖票的老婆透露的。

“这么说，苏眉除了军人之外，还崇拜运动员？”

“情况看来的确就是这样。”桑秋附和道。

李家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疯狂地练上健美的。他原本身材瘦弱，是标准的麻秆儿，可在锻炼了两个月之后，竟在自己身上的各处弄出了十几块硬邦邦的腱子肉来。可是如何向苏眉展示这些好看的腱子肉呢？当时正值隆冬，还下着雪，光膀子看来是不行了。桑秋倒有个好主意，在学校的河里冬泳，可李家杰是个旱鸭子，不会水。正当李家杰整天愁眉不展的时候，桑秋的补充情报又来了。原来那个体操运动员是苏眉的哥哥，名叫苏发，是通过特招进来的健将级运动员。李家杰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场决定晚上请桑秋去中山桥吃小馄饨，好好庆祝庆祝。

3

李家杰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我们租用一辆大客车，去国际饭店的上海厅大快朵颐。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校花董秋雁提议全体起立，为李家杰默哀三分钟，我们欣然同意。默哀毕，我们正要举杯，不料董秋雁又说，让我们跟她一起祷告。考虑到她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只得照办。董秋雁用英文朗诵了祷词，由于我英文不佳，更由于董校花不时夹杂着一两声哽咽，除了最后的“阿门”之外，我基本上没听懂她在说些什么。

大家仍然称她为校花，可董秋雁嫁到了美国之后，身体迅速发胖，皱纹急剧增多，脂粉越施越厚。谁都听得出来，“校花”一词隐隐有些讽喻意味了，好在秋雁并不计较。

老头子魏挺早已谢顶。他一手夹着粗大的雪茄，一手搂着夫人王曼君，忽然说道：“可惜今天小毛豆不能来了。”

我也是刚刚听说，小毛豆在三个月前已被“双规”，正在接受山西省纪委的审查。

“桑秋即使不出事，他也未必会来参加葬礼。”说话的人是诗人曹尚全，“早在两年前他已经和李董事长彻底闹翻了。”

曹尚全现在的身份是李家杰集团旗下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据说很快将接任集团副总裁。他是李家杰一手提拔起来的。按照行规，他在提到李家杰时不能直呼其名。他早已不写诗了，长期折磨他的失眠症和祖传的口吃都已霍然而愈。据说如今他连走路时都能睡上一觉，而且特别能说会道。

坐在我一旁的向国忠对曹尚全最为不屑。经济状况不佳和夫人的红杏出墙搞得他心绪不佳。他把所有比他稍稍有钱的人（大概也包括我）都称为“资产阶级”；把比较有钱的人称为“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把特别有钱的人直接称为“畜生”。他每日里研读《毛选》并暗暗期待无产阶级革命再次席卷全球。“无产阶级重新掌权”成了他仅有的精神寄托。

他和曹尚全一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即便吵架，向国忠同学也显然不是曹总的对手。曹尚全在殡仪馆就指着向国忠的鼻子骂道：“资产阶级怎么啦，没错，老子就是资产阶级！你他娘的不想成为资产阶级吗？老子要是给你在公司安排一个月薪三万元的职位，你他妈的爬着就来了。”

“世道变啦！”向国忠愣了半天，对我感叹道，“《白毛女》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现在这个社会呢？把人变成不人不鬼，什么玩意儿啊！”

席间，大家深情地回忆起与李家杰共同度过的四年大学时光，言谈中多少有了一点怀旧的意味。魏挺同学更是从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全面评价了李家杰同学对我国的GDP的巨大贡献。当然，也有人穿插一两段李家杰在校期间的旧闻趣事作为谈资。一直遭受冷落的向国忠却极不得体地提到李家杰与苏眉的感情纠葛，并将当年的“熄灯事件”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我看见邻座的王曼君神色有些复杂。她担心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将自己当年的事一并抖出来，魏挺显然觉察到了妻子的顾虑，他一直在试图打断向国忠的话：“大家也别光说话，吃菜吃菜。老向，吃菜。”

既然提到苏眉，曹尚全也就清了清喉咙，不紧不慢地说道：“董事长当年对苏眉的旷世恋情是纯洁的。这样冰清玉洁的感情，在今天已经难得一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眉改变了董事长的一生。足以感动天地。我们，包括我，当时都在默默地替他们祝福。”

诗人曹尚全同学有一句话还是对的，大学四年，李家杰基本上生活在苏眉的阴影中。苏眉酷爱《红楼梦》（据说这本书她已读过不下十遍），李家杰就主动申请去做红学专家朱小兰老师的助手。他抢着替朱老师拎包（其实她的包里只有一本薄薄的讲义）；课间他不断地走到讲台前为她倒水，迫使朱老师不断地对他说“谢谢你，李同学”，继而不断地中断讲课往厕所跑；他利用周末，去朱老师家帮她买菜做饭打扫厕所，并坚决要求报考朱老师的研究生。弄得朱老师一心想把自己的那个长着一口四环素牙的女儿嫁给他。

后来，谭桑秋又搞到一条情报：苏眉喜欢加缪。李家杰就开始去外语系旁听法语课，并让桑秋将图书馆所有与加缪有关的书籍都搜罗来，做了一千三百张读书卡片，写了两本学习心得，并着手研究法国存在主义与魏晋风度之间的关系。李家杰正准备让桑秋为他安排只有苏眉和他本人参加的“加缪著作讲读会”时，不料桑秋抱歉地告诉他，他把事情搞错了，苏眉同学喜欢的那位外国作家不叫加缪，而是叫“缪塞”。而且问题是，这个缪塞好像并不是法国人。

“没关系，没关系，搞错了也没关系，我们从头再过。不过，你先说说，那个狗娘养的缪塞到底是什么鸟人哪？”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桑秋两手一摊，只恨自己读书太少。

他们只有去向有“博识通人”之称的邓海云打听。邓海云想了半天，说道：“缪塞，我可没听说过。你们有没有搞错，会不会是瑞士籍的德语作家黑塞，就是写《玻璃球游戏》的那个人？”

谭桑秋面有难色，嗫嚅道：“我说不好，可能是缪塞，也可能是黑塞，要不然就是黑缪？”

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李家杰的法语也没有再学下去。

转眼间已到了一九八五年春天。苏眉跟随语言学教授孙大吾去浙江丽水搞方言调查去了，一走就是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谭桑秋基本上无事可干，他成天和李家杰在校园里晃悠，度日如年。好几次，他们打算乔装改扮去丽水探营，又苦于没有路费。经济上的拮据促使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按照小精豆子谭桑秋的分析，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之中，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中国未来社会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富人，也就是老板或是雇主；一种人是穷人，也就是雇员，并无一个称作“研究生”的职业。“我暂时还不知道苏眉到底喜欢什么，但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喜欢钱。”为了彻底打消李家杰的顾虑，谭桑秋又补充说，“我们不如抢先下手，先赚它一笔钱再说，为日后成为第一种人做些积累。”

事后来看，早在一九八五年，谭桑秋就已做出如此精深的决断，使日后成为上市公司集团董事长的李家杰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使他们在公开闹翻了之后，李家杰一提起谭桑秋，仍然赞不绝口：“别看那家伙成天疯疯癫癫，其实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精明，真他妈是一个天才。”

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呢？谭桑秋打算去饭店门口替人家擦皮鞋，李家杰则建议在学校后门摆个小摊卖袜子。两个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总算达成一致：去山东烟台贩运苹果。可是去烟台跑一趟也需要本钱哪！他们一合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敲诈自己的父母。两人分别给父母写信索取“毕业分配派遣费”，李家杰又用自己父亲的名义向当剃头匠的伯伯借了一点钱。到了五月末，两人包租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摇摇晃晃地上路了。半个多月之后，他们两个人还真的从烟台运回来一车“小国光”。

卸货的时候，我和向国忠都被他们拉去帮忙。几个人累了一整天，才把那车苹果卸完，堆放在宿舍楼看门老头的地下室里。李家杰慷慨地发给我们每人一枚“小国光”作为酬谢。用向国忠比较夸张的话来说，那枚苹果并不比维纳斯的乳头大多少。不过，味道倒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就是南方的梅雨季节。宿舍的楼道里渐渐开始飘出一种甜丝丝的酸味，陪伴我们进入梦乡。在梦中，向国忠同学总要杞人忧天般地发出嘟嘟囔囔的呓语：李家杰的苹果看来是烂得差不多啦！又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小国光的甜酸味变成清香的果子酒味儿的时候，我们已经快要毕业了。

李家杰被分配至四川内江的一家发电厂，在宣传科当干事；邓海云则被分配到中央新闻社（曾改为中国新闻社）当记者——临行前，他不好意思地找到了李家杰：“情况总算搞清楚了，还真他妈有一个名叫缪塞的作家，德国人，代表作品《反复无常的人》，死于一九三〇年。”

苏眉则回到了河北承德，在中心小学任语文老师。她本可以留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当编辑，但她自愿回老家教书。对此，李家杰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据说传统而又纯洁的女孩一般都比较恋家，而且大多都热爱祖国的教育事业。

谭桑秋的分配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我们读到二年级的时候，辅导员郦学义已经作为后备干部到市委党校学习去了。到我们毕业前夕，他的官已经大到需要一个私人秘书了。他在全年级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谭桑秋。他有六门课不及格，学校为了社会和政治影响，教务部门在毕业前将他的不及格记录一笔勾销，还给了他“优秀毕业生”称号。据向国忠的小道消息称，辅导员当年在处理谭桑秋与王曼君的“风化案”时，谭桑秋的一份才华横溢的检查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离校前，我们全班在中山桥馄饨店吃了一顿散伙饭，一向不屑于跟我们打交道的李家杰也流露出了惜别之情。他在我的本子上留下了这样一句励志格言以赠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向国忠喜欢文学创作，他给我的留言是：咱们文代会上见！可惜的是，我那时基本上还不知道何为“文代会”。而谭桑秋给李家杰的留言则在全年级广为传诵：兄弟，好好挣钱吧！我有权，你有钱，何愁大事不成？也有人认为，这段留言是好事者的杜撰或附会，事实上并不可靠。

李家杰专门找了一个时间（一般来说，多半是晚上）去敲苏眉的门，让她给自己留言。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可苏眉在三天前已提前离校，她的那个铺着一层旧报纸的床位早已空空荡荡。李家杰在那儿还找到了一个日记本，那是李家杰嘱咐谭桑秋强行赠送给苏眉的。日记本已经成了一块纸饼，绿色的塑料封皮上已有了点点霉斑。

李家杰毕业之后，并未去四川内江报到，而是在上海当起了“漂流一族”。他先是承包了学校的一个教师食堂，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购买二纺机和飞乐音响的原始股，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又成为英国发烧音响器材的代理商，也将自己变成了一位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开始在上海电视台《音响发烧门诊部》节目中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谭桑秋在做了郦学义的秘书之后，日理万机之余，仍然帮助李家杰出谋划策。据说，李家杰所代理的一款“罗杰斯35a”音箱，其广告词就出自谭桑秋的手笔，词曰：小身段，大震撼！

虽说李家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发财，但与经济界层出不穷的巨子大鳄相比，显然还只是一个小角色。九十年代初，我去上海出差，在普陀区的一家饭馆与李家杰不期而遇。李家杰带领他的十多个手下，从阴暗潮湿的门洞闯进来的时候，已经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吓得饭店经理、跑堂忙不迭地到门前迎候。如果配以京剧的锣鼓家伙，整个场面就是《智取威虎山》中匪兵亮相的翻版。大致情形如下：

锵锵锵锵锵（锣鼓声响）……

众喽啰弓着腰，斜着身子，迈着小碎步，从大门外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入，他们在饭店前厅原地转了几个圈之后，围成一个半圆弧形。

音乐起。主角出场。

但见李家杰身披皮大衣，嘴叼大雪茄，手握砖头般厚重的大哥大，在几名贴身光头侍从的护送下，一步三摇，晃晃悠悠地迈了进来。

他走到一张餐桌前，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一扬头，一撩羊皮大氅，露出了里面的雪白保暖内衣。只见他手托下巴，略一沉思，竖起一根中指，神秘地勾了勾。

两名喽啰立即迎上前来，俯身恭听。

李家杰朗声说道：“咱们——坐哪儿呀？”

其中一名喽啰立即用手一指，用标准的京剧韵白，干净利落地吐出两个字来：“靠——窗！”

锵锵锵锵锵……小喽啰又依次沿着餐厅中间的通道蜿蜒而行，最后在餐厅靠窗的两张大圆桌前落了座。

李家杰真正发家，成为名重一时的上市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则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当时，谭桑秋陪领导去了一趟香港之后，大开眼界，立即鼓动李家杰进入房地产行业，并建议将公司总部从上海迁至北京。李家杰在北京南郊买了一块地皮，房子才盖到一半，桑秋又暗示他收购并重组河北的一家国营棉纺厂。随后，他在北京又开了三处酒楼、两家洗浴中心、一座绿色蔬菜种植基地。一九九五年暑期的一天，我们年级一位名叫张立群的同学带了女儿来北京玩，他在饭桌上告诉我：如今李家杰的生意做得他妈的“有点大”。立群一向是沉稳低调的人，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有点大”是什么意思。他说，李家杰提出以八千万的价格将他的公司吞并，他有点犹豫不决。

几天后，李家杰就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从午夜一直说到凌晨（我已经将他所有的公司名称都背得滚瓜烂熟了）。末了，他故意问我：“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是进人大好呢？还是进政协？”

一九九九年春节前夕，在李家杰公司总部大厦落成之际，他给全班四十五个同学每人都发了一份请柬，邀请大家聚一聚。也可以算作毕业十四周年的纪念会。来回车、机票由李家杰集团提供，另外每人还有三千元的“出场费”。尽管如此，由于临近春节，最后实际到会的也只有十三个人。向国忠就是在那次聚会上不幸染上性病的。

那天晚上，在西山度假村的客房里，一名艳丽的女孩敲开了他的房门。她说是李董事长吩咐她来侍候客人的，向国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但我还是拒绝了。”事后，向国忠对我说，“你知道，这是需要一点勇气和人文精神的。”

这名女子离开后不久又踅了回来，还带来了另一名女子，还说，她没有完成任务，董事长很生气。“他让我们俩一起来给你做三明治。”

“什么三明治？我们不是吃过饭了吗？”向国忠不解地问道。

其中一个小姐就笑了，露出了好看的虎牙：“做三明治呀，就是，唉，就是我们俩一起侍候大哥您。”向国忠一听，当时腿就软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再拒绝，就显得过于不近人情了。”向国忠说，“毕竟我也是血肉之躯呀，我只能把自己交出去，由她们去糟蹋了。”

他从北京回到四川之后不久，就被查出患了梅毒和疱疹，单是住院费就花掉了六千多。

曹尚全也是参加这次神仙会的十三个人之一。聚会完了之后，他和妻子索性留在了北京，在李家杰集团负责宣传和媒体的广告策划。他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为李家杰写出了一本传记、七篇报告文学、三十二篇个人专访。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李家杰突然打电话给曹尚全，让他火速赶往公司总部，有急事找他。那天晚上北京下了一夜的大雪，曹尚全正发着高烧，接到电话，就由妻子开上别克车，驾车前往公主坟的公司总部。夫妇二人赶到公司，来到李家杰的卧房外，却被两名戴着白手套的保镖挡了驾。他们被告知董事长正在休息，让他们在接待室等候。他们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洗漱完毕、吃完早点的李家杰才正式召见曹尚全夫妇。他们来到李家杰宽敞的办公室，后者皱着眉满脸不高兴地对曹尚全说：“这么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呀？”

曹尚全委婉地提醒他的董事长，是董事长本人深夜两点打来电话，说公司有急事，他才冒雪带病赶来的。说到生病，曹尚全就强烈地咳嗽起来，以表明他没有说谎。

董事长用手指敲了敲脑壳，忽然笑了。

“唔，我是打过电话。我给搞忘了。是这样的，我临睡前翻了翻你写的那本传记。里面提到了一个名叫S的人，他是谁呀？”

“苏……苏眉啊。您难道忘了？”曹尚全道。

“噢，苏眉……苏眉。好。苏眉。就这事，你可以走了。”董事长懒洋洋地冲他挥了挥手。

曹尚全从办公室出来，发现自己的内衣都被汗水浸湿了。“他完全可以在电话中问我呀，干吗要把我叫到公司来。”曹尚全嘟嘟囔囔地对妻子抱怨说。他的妻子一听，也有点不高兴：“董事长叫你来，你就来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根据邓海云博士的分析，李家杰还真有可能把苏眉给忘了。他现在是企业巨子、社会名流，大大小小的名头就有二十多个。成天忙于兼并、重组和企业扩张；为希望小学捐款、剪彩；去抗洪救灾第一线慰问……何况他在欧洲、非洲和东南亚都有业务，成天在天上飞来飞去。好不容易闲下来了，他的十多个如花似玉的女秘书，就够他受的了。这些年跟他上过床的女孩子少说也有七八百，其生活的腐烂已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甚至连曹尚全的夫人“小辣椒”都未能幸免。据说，李家杰对她肉体的痴迷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她的高潮来得特别快，只需要半分钟。

“这个人迟早要出事。不过，既然他从曹尚全写的传记中回忆起了当年苦苦追逐的猎物，苏眉八成就要倒霉了。”在我陪同邓海云教授去学校报告厅讲学的路上，他对我这样说，“苏眉八成要倒霉了。我了解李家杰这个人。不信我跟你打个赌。说不定，此时此刻，李家杰就在赶往承德的途中。”

我问他最近这些年，有没有苏眉的消息。邓海云摇了摇头：“她和谁都不联系，从不参加任何聚会。我曾给她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回音，似乎从人间蒸发了。不过，现在，李家杰要去找她了。我真替她捏了把汗。”

4

“遗忘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李家杰的声音有点儿沙哑，他点燃了一支烟，犹豫了一下，又将它掐灭了。窗外，天已经快黑了。

“你刚才说我会忘了苏眉，那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邓海云曾提到过的霍桑的那篇小说吗？”

“是《年轻的古德曼·布朗》？”

“对。”李家杰道，“古德曼自己去赶赴魔鬼的盛会，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天使般纯洁的露丝，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干净的人，这对他极其重要。我提到这篇小说，你可以理解，我去承德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事实上，当我在决定前往承德的前两个月，我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了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检查结果。但在公司里，这属于商业机密。连我也没有权利泄露自己病变的消息，我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这是行规。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去公主坟的长途客车站买了一张普通客票，前往承德。那是世纪之交的前两天。车上很脏，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从农村来的老太太。后来我知道她的家在木兰围场，我去过那里。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对她感到很亲近。她手里捏着一只绿色的塑料网兜，里面装着两只白色的乌鸡。她说，她来北京就是为了买这两只种鸡，回去配种。老太太大部分时间在酣睡，她的脑袋就倚托在我的肩上，随着客车的颠簸，不时撞一下我的耳朵。我没有推醒她。

“看着那些神情呆板、肮脏不堪的民工，看着车窗外大片大片枯萎的褐色玉米地，闻着车厢里的那些混合着汽油和鸡屎味的空气，我心里忽然觉得很安稳。这就是我二十年前的生活，也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一路上，我都在想着苏眉。你刚才问我当初为什么会突然放弃王曼君，去找苏眉。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天上完体育课，我和黄光辉他们往寝室走，走到一个沙坑边，看到女生们还未下课，黄光辉约我去看她们跳远。我就是那天中午发现了苏眉。她穿着一条黑色西装短裤、白色的背心，她在跑起来的时候，马尾巴辫左右飘动，眼睛里有一种神秘的忧愁。她瘦瘦的肩胛骨和深陷的肩窝都含着忧愁。当渥伦斯基遇见安娜的时候，吉提的魅力就荡然无存了。事实上，王曼君跳完之后，还趁人不注意，悄悄来到我身边，迅速地拉了一下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又厚又肥，汗津津的，说不上让人多厌腻。

“我去承德，挑了这么一个时间，起先，我没有什么肮脏的欲念。我知道自己活不多久了，只想与她见个面，告个别。甚至，我想哪怕远远地瞅上她一眼，就够了。谁知道后来却发生了那样的事……”

李家杰抵达承德之后，找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住下，随后就一个人去街上溜达了半天。他并不急于见到苏眉。他觉得这样很舒服。即将到来的死亡使他有了完全不同的心境，他对一切都像孩子般地好奇。他走过一个饺子馆的时候，忽然有了新鲜的食欲。他要了羊肉馅的饺子，一口气吃掉了四十个。

晚上，当腹部的剧痛弄得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体内仅剩的一点力气都快耗尽了。思虑再三，他决定不再与苏眉见面，第二天早上就赶回北京。他从床上爬起来，打算给公司打个电话。只要他打个电话，集团在石家庄的办事处就会连夜派车来承德，第二天一早，他就可以离开这里。他从电话机旁的号码簿上查找公司在石家庄办事处的电话时，一下就看到苏眉任教的那所中心小学的电话号码。这是天意。他这样想。

第二天上午九点，他试探性地拨了一下这个号码，学校总机将电话接到了校长室。一位秘书告诉他，苏校长（实际上是副校长）去上课了，请他十点半再打过来。李家杰没有再打电话，而是径直去了那所小学。

最后，他在办公楼的楼道口遇见了夹着讲义上楼梯的苏眉（这似乎也是天意），第一眼，他并没有认出她来，可他的记忆迅速帮助他进行了矫正和确认。是她！没错。她的外表没有什么变化，略略胖了一些。只是头发剪短了，穿着厚重的青灰色羽绒服，眉头还是紧锁着，不时吸一下鼻子。两人一见面，彼此都吓了一跳。他们反方向走过几段台阶之后，都停了下来。李家杰看着她笑，故意不说话。他以为苏眉一定会说：“你怎么来了？”

可实际上苏眉说的是：“这家伙，你怎么来了？”

多出来的这三个字让李家杰心尖上的肉又颤了两颤。苏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冷漠。这使他略感宽慰。可对方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在校长室，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一直聊到中午。末了，她站起身，看了看表，问李家杰愿不愿去她家吃顿便饭，李家杰立即就答应了下来。

她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小区里。二室一厅的房子，看上去虽有些破旧，但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他和苏眉上楼的时候，听到了楼道内回荡的钢琴声。她说，她的丈夫是中学音乐教师，正在教孩子学琴。

她丈夫看上去有些显老，但本分、厚道，说话的声音和握手的动作一样软绵无力。听说妻子的老同学来访，他立即就穿上外套出去买菜，临走前还将那个七八岁的女儿带走了。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李家杰大为感动。至少，人家没把他当外人。

当苏眉脱去厚厚的羽绒服，重新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李家杰已经将电视打开了。她的腰间多了一条白围裙，可看上去还是那么细，那么柔韧，他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黑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这使他留意到了圆润的臀部连接处。她把羊毛衫的袖子卷起来，问他喜欢喝什么茶，李家杰愣了一下，发现自己已经走了神。苏眉替他沏上茶，就到厨房忙碌去了。

他想起了《红楼梦》里的多姑娘，想起了曹雪芹描写她与贾琏偷欢时所用的比喻，想起了老色鬼魏挺，他在评论女人身体时所说过的那些淫秽不堪的话。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瞥，李家杰就已发现，那个当年有些生涩的李子已经成熟了。“而且熟得他妈的恰到好处，她的腿，她的腰，她的乳房，无一不向我发出召唤。”这时，一个恶毒的念头立即油然而生，根本不由他做主。这个念头在心里提醒他：做掉她！你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做掉她！

可是，怎么能够保证自己顺利地“做掉她”呢？李家杰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思索。这直接导致了他在饭桌上的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他在说话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眼睛好像在紧盯着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有看见；别人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听不到任何声音。

苏眉的丈夫在往他碗里夹菜，他惊愕地看着对方，似乎不认识他似的，未做任何表示，脑子里想的却是：“要是我往他那微微有些谢顶的脑壳上安上一顶绿帽子，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的脑子里纠集着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苏眉高处云端，凛然不可侵犯，他正在履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早已今非昔比。这么些年一直在脂粉堆中打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区区一老实巴交的小学语文教师，又岂能是自己的对手？这么一想，苏眉就显得又可怜，又让他瞧不起。甚至，当他看到苏眉心事重重地往嘴里扒饭的样子，心里忽然生出了无限的悲悯（而他认为这种悲悯就是爱）：她就是一只怯生生的小羊羔，一半的身子已入了虎口。

第二天，李家杰打电话约苏眉到酒店的咖啡馆喝茶。苏眉推托她上午要去市里开一个校长培训会议，不管李家杰怎么说，苏眉都找理由推托。李家杰将见面的时间改到下午，苏眉说她要送女儿去学奥林匹克数学。李家杰对苏眉的这种反应早有预料，更何况，他从对方的语调中多少还嗅出了一丝犹疑和慌乱，因此他并不着急。他决心立即采用第二套备用应急方案。他说：“既然你这么忙，我们就在电话里聊聊吧，我很快就要回北京了。”苏眉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放松了警惕，她说：“好呀！”声音听上去还有点调皮。

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半个小时后，李家杰突然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身体很不舒服，早上在酒店的大堂里晕倒了十五分钟，差一点就走了。”

苏眉问道：“你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

“死了呗。”

苏眉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昨天中午在我家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脸色很不对劲，你怎么啦？要不要我给你拿点药来？”

李家杰立即就抓住这句话的漏洞，让对方最好上午就给他送一点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来。苏眉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犹豫中。在这段时间里，李家杰在电话的另一端一直在冷笑。过了半天，电话里终于传来了她的答复：“好吧。”

“搁下电话，我就飞快地去浴室洗了个澡。我预感到大事将成。我的心里回荡着《金瓶梅》中的王婆声音：事情已经有了七八分了。然后，我打电话给酒店经理，让他到我的房间来一趟。我给了他五千块钱，让他通知楼下的咖啡厅停业两小时。”

李家杰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有几分得意，似乎忘掉了肝区的病痛，忘掉了不久后即将来临的死亡，他那被激素催发、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露出锃亮的目光。

“你干吗要让他们咖啡厅歇业呢？”我问道。

“在这方面，你看来的确比较迟钝……”李家杰诡秘地笑了起来。那天，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笑。

“不过，”我打断他，“假如苏眉不愿意单独与你在酒店见面，她完全可以让她丈夫或别的什么人来给你送药。”

“是有这种可能。这是一念之间的决定。”李家杰说，“但我相信她会来。”

“为什么这么肯定？”

“你还记得我与她在中心小学楼道里相遇时，她对我说的那句话吗？她说，这家伙，你怎么来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两个很熟且关系相对亲密的朋友之间才会说这样的话。你想想，过去，她即便在校园里偶然撞见我，都要怒目而视，可过了十多年，她突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还不够反常吗？当然，她是在慌乱中说的，却不经意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她内心希望让我们过去的不愉快记忆一笔勾销，希望我们能重新开始。至少，她不愿意让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关系是过去的简单延续。这句话就传达了这样的信号。我们集团前年从北师大分来了一位搞心理学的博士，他对男女之间的语言和心理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

“即使苏眉本人到宾馆来给你送药，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毕竟是她的同班同学，而且‘生着很重的病’。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能证明她来到酒店，已经做好了与你上床的准备。”我再次打断他。

“不能这么简单化，对待女人，尤其不能简单化……”李家杰摇了摇头，略微思索了片刻，接着道，“这么跟你说吧，在来宾馆的路上，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兴趣。但是，请注意，我足足纠缠了她三年多，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她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过去，她对我充满仇恨，极端鄙视，避之还唯恐不及，可现在呢？她不仅主动把这个流氓带回家吃饭，而且还愿意给他往宾馆送药。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判断，那就是，她并非无懈可击，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刀枪不入。”

“她是不是对你有所期待？”

“你说呢？”他反问道。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笑容一闪而过。

李家杰将一大把药倒在手里，认真数了数，放入口中，接着说：

“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一日千里，不要说别人，就连我都变得让自己认不出来了。苏眉毕竟不是神仙，她当然也不能例外。她走进酒店大堂的那一刻，我一眼就看出她的头发是湿的，这说明她刚洗过澡。她的身体僵直，笑容很不自然，她太紧张了。天哪！她预感到了什么，而且准备接受，但身体拒绝合作。当时，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我甚至认真地想了想，是不是就此罢手。一只花瓶，摆在桌上，只要你不故意打碎它，它就是一只完美的花瓶。我想，算了，不要去动她了。自己辛辛苦苦搭起了一堆漂亮积木，它就像梦一样美好，何苦要亲手将它推倒呢？”

“可你还是改变了主意……”

“是这样，对于性的欲望来说，身体就是暴君。我没有办法。直到最近我才彻底摆脱了这个暴君的统治。现在我一点欲望都没有了。”

“后来呢？”我问他。

李家杰似乎很不愿意提起后来的事，他呆呆地望着屋外漆黑的街道，半晌才说：“接下来的事就有点残酷了。”

苏眉来到酒店的大堂，李家杰已经在大堂里等了她十多分钟了。她换了一身黑色毛绒短大衣，背着一个劣质而廉价的坤包，还抹了香水。李家杰好多年没有闻到那么难闻的香水了，再次对她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怜惜之情。

李家杰请她去咖啡厅喝茶。

值班经理告诉他说，咖啡厅的开水炉坏了，正在检修，请他们两个小时之后再来。

李家杰就轻描淡写地对她说：“要不，去楼上坐坐？”

苏眉没有吱声，跟着他上了电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李家杰说，他本来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完满。问题是，在电梯上他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刚到客房，他就像一个低俗的嫖客那样粗鲁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索要对方的身体，并开出了二十万的价格。在李家杰看来，考虑到苏眉的经济状况，二十万已经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目了。

苏眉一下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她几乎是刚坐下去，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她被吓蒙了，脸唰地一下一直红到了耳根。浑身哆嗦，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她压根儿就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无耻地跟自己说话。这完全超过了她脆弱的心理的承受限度，她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你疯啦？”

她抓过那只坤包，站起来就往外走，可背带被椅子靠背挂了一下，她差一点跌倒。李家杰“适时”地扶住了她，并从身后将她抱住。她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并用脚后跟踢他。李家杰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她摁在沙发上坐下，然后笑着对她说：“五十万怎样？”

苏眉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将头埋在膝间。李家杰紧紧地搂着她的肩膀，将钱加到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两百万。最后，李家杰提出了他的最后数目：三百万。不能再多了，李家杰说，根据董事会最近的决定，这已经是他如今能够自由动用的最大数目的现金了。

最后，他放开了她：“事情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不同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我不再拦你。”

苏眉不吱声。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丈夫？没关系，你没有必要背上额外的负担，就当我是强奸你好了。”李家杰道。

苏眉的沉默维持了二十多分钟。她用近乎耳语般的微弱声音提出了她的要求，她问李家杰能不能使用安全套。

李家杰将她抱起来，放到床上，贪婪地吮吸着她脖子里的气味，笑着回答说：“那怎么可能？”

“我知道，邓海云、尚全，或许还有你，都对苏眉念念不忘。”李家杰的声音显得十分虚弱，但却很平静，“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从承德返回北京的路上，我脑子里的确只有一个念头：该死，我的确该死了。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让我牵挂的了。”

过了一会儿，李家杰轻轻地叹了口气，接着说：“如果你现在在街上遇见苏眉，一定会认不出她的。我给她账户上打了三百万，一分也不少。最近我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嫁给了一位地税局的官员，并且从学校辞了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好像是经营餐饮业，据说生意不太好。噢，对了，前些时候，大概半个月前吧，她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能不能给她账上打点钱救急。大概是七十万吧。作为回报，她打算来北京陪我一段。我对她说，钱我可以汇，但北京你就别来了吧。我还和她开了句玩笑，我说，‘你来了我也只能看着你干着急，我的身体已经失灵了。’你知道这婊子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先是嘿嘿地笑了两声，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用嘴。’”

我起身向他告辞，他坚持要送我出门。我们走到门外的林荫道上，李家杰将他手上的一块金表摘下来，递给我：“如果你不忌讳死人的东西，就留下它，做个纪念吧。”

二十八天之后的一个风雨之夜，李家杰在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他的骨灰葬在了玉泉山的南麓。他不让家人在墓碑上刻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在厌倦中死去的，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

蒙娜丽莎的微笑

1

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胡惟丏的奇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个四五岁，好谶纬之术，落拓不羁，一副名士派头。“丏”这个字不算冷僻，老师在点名时常将它读成“丐”，从而引发哄堂大笑。因此，尽管这个人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由于早早白了头发，班上的女生都叫他白头翁。他听说后似乎也不以为意，用《列子》中“不斑白，不知道”一类的古训来自我解嘲。博识通人邓海云为了卖弄学识，叫他怀特海（White head），实际上不过是白头翁的英文翻译，并无多少新意。

也有人叫他“蒙娜丽莎”的。开始我们都有些不明所指，可时间一长，就渐渐知道了这个绰号的奥妙所在。原来，胡惟丏不论何时，脸上总洋溢着一种既暧昧又神秘的笑容：雾非雾，花非花，似喜若嗔，似有若无。简单地说，由于嘴型的特殊，他没法不笑，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久而久之，我们的心里都有了这样一个疑问：要是胡惟丏真的笑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惜，一直等到毕业离校，我们都难得一见。

我们刚进大学的那会儿，七七、七八级的同学尚未离校。这些年龄比我们大上一倍的大哥大嫂们，非常擅长于用傲慢和自负来打击我们脆弱的自信，他们常常主动造访我们的寝室，以长辈的口吻向我们传授他们的学习心得，不无戏谑地拨弄我们的脑袋，并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小赤佬”。从他们口中蹦出来的名词和术语，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什么普鲁塔克呀，什么澹台灭明呀，什么奥伏赫变呀，再有，就是什么“美是没有目的的，却是符合目的性的”等一类谁也听不懂的鬼话。到了晚上，这些名词和概念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鬼怪，伴着初秋的绵绵细雨让我们噩梦不断。他们大多插过队，当过知青。有人在省级文工团弹过琵琶，有人在云南思茅割过橡胶，有人在木兰围场的三北防护林种过树，有人在青海的果洛当过兽医，还有人据说是在殡仪馆当过焚尸工。他们当然不会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赤佬”放在眼里。可是他们对惟丏却另眼相看，十分敬慕，甚至多少还夹杂着一些谦卑，一度令我们大惑不解。

到了周末，高年级的同学常常会举办一些小型的学术沙龙。由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氛围，也由于举办者的矜持和傲慢，沙龙带有隐秘的性质，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参加。为了挤进这个学术圈子，我和邓海云合伙买了一条光荣牌香烟来贿赂主持人，才得以以一个端茶倒水的杂役的名分混迹其间。可惟丏就不一样了。他通常总是在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到场，静静地在某个角落里坐一会儿，不到结束往往就会提前离去。我记得他总是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他来的时候有人会给他让座，走的时候讨论甚至会暂时中断。不过他总是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离开，几乎从不发表个人意见。即便主持人出于对他的尊重，临时打断了某位同学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请惟丏“发表高见”，他也总是连连摆手，不置一词。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双向同构”一类的问题，主持人恳请再三，与会者热烈鼓掌，惟丏这才红着脸站起身来，说了一通“胡话”。说来也奇怪，惟丏说出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我都能听得懂，似乎无甚高明之处，可是把这些字词、这些句子连成一大段话，我立刻就不懂了，把脑子想穿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在说话时，眼睛看着天花板，不时陷入停顿，有时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好不容易等他说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里鸦雀无声，似乎大多数人都没听懂。主持人当然是听懂了的，为了便于大家对惟丏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用自己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惟丏刚才的发言又复述了一遍。

他还没说完，惟丏就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突兀地打断了他的话：“话是这么说，可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一来，主持人立刻面红耳赤，有些下不来台了。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善于变通，立刻又改了口，将刚才的那一番话又反过来说了一遍，希望以此来取悦对方。

不料，胡惟丏再次站起身来，急道：“是这个意思，可话却不能那么说。”

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笑了，主持人也只得讪讪地笑了笑，宣布散会。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出胡惟丏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的一面。从那以后，沙龙的时间、地点都改了，我们再也没有在周末的讨论会上见到过他。

惟丏虽是上海人，据说他的家学源于绩溪胡氏，而母系一族则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杭氏。其学问来历斑斑可考。惟丏幼受庭训，于章、黄之学多有所窥，英文、德文皆有根底，加之博闻强记、过目成诵的天资，他在我们年级显得卓尔不群，就不难理解了。曾有好事者登门拜访他，问他的祖上与同出绩溪的胡适有什么瓜葛，惟丏也是微微颔首，未置可否。

做学问追及祖先出身，多少有点挟古人以自重的意思，为有学之士所不取。可当时在我们系里，确已蔚然成了风气。海云自称是漳州邓氏，曹尚全自称是泉州曹氏，而黄光辉自然就是莆田黄氏了——三人合称，则是“闽中三杰”。至于什么上虞罗氏、扬州汪氏、湖州窦氏更是不一而足，难以记述。我那时少不更事，自忖出身寒微，本想攀附一下“丹徒刘氏”，后来一查家谱，才知道自己的祖上与写《老残游记》的刘铁云八竿子也打不着，只得悻悻作罢。

惟丏开始还和我们一起上课，后来有些课他就不来了，最后就只剩下一门《训诂学》，可自从主讲这门课的唐教授不小心把“稼穑”读成“稼墙”之后，这门课他也不来了。老师们也不以为忤。不管他缺多少课，到了期末，只要他肯来参加考试，成绩一律全优。他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包揽了各类奖学金有限的名额。另外他每月还从《古文字诂林》编辑部领取九元的编辑补贴（在那个时代，九元钱几乎就是我们全部生活费的一半了）。那个年代还没什么人读研究生，不过据说汉语史专业的董教授和解教授为了争着让惟丏给自己当助手，最后闹得反目成仇，形同路人。此事听上去有些夸张，毕竟不知真假。

七七、七八级的同学离校后，我们发现校园里突然空寂了许多。我们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七九、八〇级的学长们终于熬出了头，可他们对于讲座、报告会、学术沙龙一类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倒是比较热衷于“黑灯舞会”（他们称之为“钓鱼”）之类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们班除了几个自甘堕落的女生之外，大都不屑于和他们往来。学习上有了疑难，我们就去找惟丏。他照例是来者不拒、有教无类，一时就有“小导师”之称。可惜好景不长，从第二个学年的下半学期开始，惟丏就不怎么在学校住了。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久而久之，我们只有在学校图书馆的借记卡上发现他的名字时，才会猛然想起班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寝室的魏挺据说会看相。据他说，惟丏看上去不像是尘世中人，不过是一个ghost，某个并不存在的事物所留下的一道魅影而已。他就像一片云，远远地飘过来，但还没下雨就飘走了。或者说，他是一滴朝露，只在黑暗中存活，一缕阳光就可以让他化迹于无形。用老魏的话来说，“这个人迟早会出事的”。我们都认为这是老魏出于对惟丏的妒忌而发出的恶毒的诅咒，并没有留意他的话中所可能暗含的真知灼见。

他的家住在静安寺附近一幢名为“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里。整栋洋房据说都是他们家的私产，五十年代被政府没收，“文革”后落实政策，只还给他们二楼的一个舞厅和一个化妆间。有人说，他们家那房子，袁克文曾住过三个月；也有人说，白崇禧在指挥上海战役时，曾在花园里亲手枪毙了一位临阵脱逃的少将副师长，因此那房子时常有闹鬼的传闻。

邓海云曾陪班长王燕去找惟丏算过命。至于她为何要专门去找人算命，胡惟丏又跟她说了什么，是否灵验，我们都不得而知。海云回来后也守口如瓶，只是提及惟丏用来打卦的那三枚“康熙通宝”是如何的锃光瓦亮。他说惟丏举止有点乖张，最近和几个搞奇门遁甲的异人过从甚密。什么是“异人”，我们所知甚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也仅限于《聊斋志异》中那个可怜道士的不成功法术。不过，他对于惟丏住处的描述则让我们大开眼界。他提到花园里的裸体天使雕像，提到一台老式唱机、一个锯短了腿的小木桌、停摆的挂钟、一名看上去多少有点阴骘的仆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苦于没有人指导，就通过《古文字诂林》编辑部的一位老师转给了惟丏。过了差不多三个月，稿件再次通过那位老师回到了我的手中。几乎所有的错别字他都替我改正了，可对于这篇习作的评价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过犹不及。

这是我第一次和惟丏打交道。收到稿件后，我给惟丏去过一封信。对他的指导表示感谢，也请他坦率地对我的作品谈一点具体而详尽的看法。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的冷漠和自负让人吃惊，因为，除了陈腐的客套之外，他对作品的具体意见仅仅多了几个字而已：

不及者，未及也。

然过犹不及。

不久之后，惟丏回学校参加身份普查，我在文史楼的厕所里见过他一面。他不认识我，当然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犹豫再三，也想不出如何与他搭话。很快，他就抖了抖裤子，转身走了。

2

我们寝室有一个名叫宋建军的河南人。他在全年级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为人既迂执又可爱，大家都叫他“憨憨”。此人对胡惟丏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了对后者亦步亦趋的刻意模仿。除了自己头发不能变白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复制着惟丏的一举一动。人家逃课，他也逃课。人家逃课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用功，而憨憨逃课，只能一个人成天在校园里瞎晃悠。每天晚上，大家晚自习回到寝室，憨憨总要向我们神秘兮兮地报告他一天的见闻：

“猜猜看，今天我碰见了谁？”

我们都知道他一成不变的答案，大多与惟丏有关。谁都懒得搭理他。憨憨倒也不笨，后来他就摒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疑问句式，而将它改为强制性的陈述句：

“我今天又碰见蒙娜丽莎了。”

或者：

“我在图书馆遇见惟丏了。他在还一本书，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要么：

“惟丏和一个和尚坐在夏雨岛的凉亭里说话。他为啥与和尚交往呢？”

我们照例不理他。他也总是讪讪地笑，似乎对这样的待遇早已习以为常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差不多都已经睡着了，憨憨在床上长叹了一声，道：

“我今天去十二百货买席子，看见蒙娜丽莎从楼上下来，他不仅主动和我说话，还请我吃了，吃了……”

“冰激凌，对不对？”

“不是的，”宋建军似乎来了劲，“再猜。”

“猜你娘个大头鬼！憨憨，你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从窗口扔出去！”有人骂道。

这时，我们看见火光一闪，老魏点着了一支烟，对睡在上铺的建军道：“你刚才说，在哪儿碰见蒙娜丽莎来着？”

“十二百货呀。”憨憨道。

“这就怪了。”老魏讶异道。

一听老魏话中有话，立刻有几个人把脑袋从帐子里伸了出来，问他有什么可奇怪的。

老魏静静地吸着烟，半天才道：“真是见鬼了。我每次碰见胡惟丏，也都是在十二百货的门口。而且全都是星期六。这是怎么闹的？”

原来，每周六下午老魏都要去十二百货西侧的梅龙新村，给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书画班上课。当他讲完课回来经过十二百货的时候，常常都会碰见胡惟丏。上一周他刚从梅龙新村出来，就下起了大雨，他和惟丏在十二百货门前的花坛边迎面相遇。那天雨下得很大，胡惟丏面色苍白，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的，耷拉在脑门上。在风雨交加之中，惟丏走起路来仍然显得不慌不忙。其实他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老魏有心将自己的雨伞借给他，可一连叫了他好几声，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也许他根本就没听见。

这件事的确有点儿蹊跷。惟丏的家远在静安寺，他为何总是在周六下午出现在十二百货商店的门口呢？寝室里的几个人全都没有了睡意，随后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倒是老魏没了兴致，他把烟头在墙上按灭，打了个哈欠，道：“睡吧，也许仅仅是巧合。再说了，也许人家有什么特别的事吧。我们却犯不着去胡乱瞎猜。”老魏的话往往就是命令，经他这一说，大家就全都睡了。

这种事毕竟是耳食之谈，除了宋建军之外谁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一觉醒来它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它再度沉渣泛起，谁都不会想到胡惟丏如此频繁地造访十二百货，还真的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

我们班的桂冠诗人曹尚全在《诗刊》上发表了两首献给维罗妮卡的三十四行诗。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整个校园。系主任亲自出面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诗歌研讨会以表示庆祝，学校的夏雨诗社也邀请他做公开演讲，并安排了十几场专场朗诵会。我们班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两首诗倒背如流了，可还是不知道维罗妮卡到底是谁。有一种意见比较倾向于认为是他的表妹。突如其来的荣誉让曹尚全的虚荣心极度膨胀，尽管他已有十多门功课不及格，还是不免得陇望蜀，对学期末的奖学金评选想入非非。而让自己获奖的捷径之一，按照老魏老谋深算的推断，就是要扫除掉胡惟丏这块绊脚石，而把蒙娜丽莎彻底搞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贴他的大字报。曹尚全犹豫再三，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他给学校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指控胡惟丏一贯孤芳自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他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过从甚密，说不定正在暗中串联，组建反动会道门。他还时常去十二百货商店的文具柜台，频繁地骚扰一位如花似玉、娇艳欲滴的女售货员，害得对方一度精神失常……

这封信几经转手，很快就落到了辅导员郦学义的手中。郦学义本来就是做古文字研究出身，对惟丏十分敬重，加上他对匿名信一类的勾当极为反感，本想置之不理，又碍于领导的层层批示，怎么也要敷衍一下。他找来班长王燕，将匿名信交她看过，吩咐她找个时间去十二百货商店侧面了解一下情况。王燕自然不敢怠慢。她约上老搭档、学习委员邓海云，当天下午就风风火火地赶往十二百货调查情况去了。

用邓海云的话来说，那位女售货员的容貌，望之令人心醉：“芙蓉如面，秋水为神。目如寒潭，齿若编贝。体格风骚，赋性温柔。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兼有钗黛之美，实为可卿再世……”

海云一激动，就把他能想到的形容词都用上了，害得我们班的那帮男生一个个直咽口水，恨不得连夜赶过去看个究竟。

第二天一早，我们上邸亚平教授的《红楼梦研究》课。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大教室里只稀稀拉拉地来了二十几个人。邸教授满脸不高兴。她接下来的一段话表明，该教授虽然深居简出，对于校园里的各类新闻倒也消息灵通：

“怎么搞的？才来了这么几个人！人都到哪儿去了？难道全都到十二百货看秦可卿去了吗？”

那位被称作“秦可卿”的售货员名叫叶晓梅，老家在江苏的宿迁。她是顶父亲的职，被安排来上海工作的。她的文具摊位在二楼，紧挨着一个修钟表、配钥匙的小铺子。那段时间，二楼的大部分店面正在装修，粉尘扑面，油漆味刺鼻，光顾的人并不多。晓梅回忆说，一天下午，她正在打毛线衣，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人在她的柜台前直愣愣地看着她笑（王燕向晓梅反复解释说：他不是冲着你笑，而是长相如此。他平时挺严肃的，从来不笑）。这个人一头白发，可年纪看上去并不大。他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可脸上居然还带着傻傻的笑容。她心里有些怀疑他的神经不太正常，就多看了他两眼。他问晓梅有没有印泥，晓梅说没有，他就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又回过头来朝她瞥了一眼。没想到晓梅也在看他，他似乎吓了一跳，差一点崴了脚。

这是她和胡惟丏的第一次见面。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晓梅再次见到了他。那天下午二楼的装修队歇了工，修钟表的老头也趴在桌子上酣睡，大厅里有一种懒洋洋的岑寂。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惟丏低着头来到她的柜台前，买了一只卷笔刀之后，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试图与她搭话。他唐突地问她是不是上海人，一下就刺中了她心中苏北人身份的隐痛。她板起脸来，瞪了他一眼。惟丏脸一红，灰溜溜地走了。

从那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时间却固定在星期六，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有时，他从她那儿买上一些铅笔、橡皮；有时则是塑料封皮的工作日记簿、牛皮信封、墨水什么的。

一个顾客，每周一次，在固定时间到她的柜台来购买文具，这多少有点奇怪。要了解其中的缘由，显然是超出了她的智力范围。这就像是一个深奥难解的谜语，引诱她去猜它的谜底。时间一长，自己反而被绕了进去。

有一次，惟丏在她那儿买了一把旅行小剪刀，转身刚要走，晓梅把他叫住了。她没话找话地问他，买这么多的文具有什么用。惟丏的回答略带嘲讽：“这让我怎么说呢？不同的文具，自有不同的用处。”

“比如说，这把小剪刀……”晓梅不依不饶。

“噢，我用它来剪鼻毛。”

这次该轮到晓梅脸红了。她记得那天下着小雪。大厅里光线黯淡。修钟表的老师傅回家过年去了。隔着柜台，两个人又说了会儿别的话。临走时，惟丏问晓梅，可不可以认识她。她愣了一下，怯生生地望着他。晓梅是个乡下姑娘，有些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可她不经意的回答却像真正的上海人一样老到和时髦：

“嗨，我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每到星期六下午，他都会来找她聊天。有时星期三也来。晓梅还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小马扎。她知道他是大学生，态度自然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多少还受人敬重，对于晓梅这样一个来自小镇的姑娘，也许还觉得有点神秘。她问他能不能借给她一些书看。惟丏随手就从帆布书包里抽出一本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递给了她。她花了整整一个月来钻研这本书，其后果是她早年治愈的头痛病又犯了……

事后，王燕将她的调查结果向辅导员做了详细汇报。辅导员听了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嘿嘿地笑。王燕也提出了她的调查结论：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在谈恋爱，而且非常纯洁，根本谈不上什么骚扰。辅导员引用了两句古诗，高屋建瓴地为这件事作了最后的定性：

一洼死水全无浪

也有春风摆动时

3

后来，叶晓梅与王燕结成了深厚的姐妹情谊。她在上海单身一人，举目无亲，就认王燕做了姐姐。她常常来学校找王燕玩。有时候，时间晚了，王燕就让她留在自己的寝室，抵足而眠。她们几乎无话不谈。令王燕感到奇怪的是，她们之间的话题总会有意无意地回到胡惟丏身上，可当王燕旁敲侧击地问起他们最近的进展，晓梅的口风也很紧，总是托腮含笑不语。

到了周末，王燕也会带她去参加河东食堂的舞会。可是有一天，有一个“谢了顶、长得很老相”的同学邀请她跳舞。她犹豫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答应了。那秃驴将她带到灯光昏暗的角落，悄悄地往她手里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嘴里还不断道：小意思，一点小意思……晓梅当时不好意思看，就揣在了裤兜里。她心慌意乱地找到王燕，拉着她就往外跑。到了路灯底下，晓梅将那东西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沓人民币，整整二百元。从那以后，晓梅再也不敢去跳舞了。

匿名信事件之后，惟丏开始频繁地在校园里出没。他从头到脚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头发剪短了，而且染得乌黑，不经意中还真能把人吓一跳。他换上了一套粗毛呢的花格子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与人打交道，也没什么架子，甚至还主动帮寝室里的同学修改学年论文，介绍发表的刊物。他还破例参加了学校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他报的项目是链球，居然还得了个第四。王燕用晓梅在舞会上得来的那二百元钱，组织了一次去淀山湖的郊游，惟丏不仅欣然参加，并且在大家的怂恿下高歌一曲。不过，他唱得实在不怎么样，我们班的女生笑得差点昏死过去。

看到惟丏的可喜变化，对他的精神状况一直忧心忡忡的辅导员，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老魏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娜丽莎近来颇有得色，说明他和十二百货的那个漂亮的小娘们正打得火热。我们都认为他说得很对。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寝室的宋建军又开始不断地向我们报告“惟丏他们”的行踪了。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他们的“们”字指的是谁。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在跟踪盯梢，憨憨不得不在自己的叙事中用“恰好碰到”“偶遇”“巧遇”一类词汇来加以修饰。

有一天晚上，他从图书馆出来，“恰巧看见”胡惟丏和叶晓梅在校医院附近散步。很快，两人朝四周望了望，鬼鬼祟祟地钻进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小树林。当他经过校医院时，朝那片小树林“投去了漫不经心的一瞥”，忽然听见那女的哼哼唧唧地说……

“说什么呀？”大家听到这儿，都觉得有戏，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

宋建军这小子平常傻里傻气的，可到了节骨眼上一点都不糊涂。他见大伙来了兴致，眼睛里冒出精光来，便故意吞吞吐吐、拿腔拿调地摇了摇头，叹道：“唉，这事儿，不说也罢……”

大家又少不得去央求他。最后，憨憨提出了他的要求：“你们请我吃夜宵。”

大伙只得掏出饭菜票，七拼八凑，派人飞奔去了食堂，买回来一堆肉包子。憨憨吃完了包子，抹了抹小油嘴，这才压低了声音道：“我听见那女的说：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

“惟丏怎么回答？”

“那还用问？自然是，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了。”建军一脸坏笑地站起来，上床睡觉去了。

这多半是出于宋建军的杜撰。这段话是对众所周知的钱牧斋和柳如是艳闻的拙劣仿制，当然不足为信。相比之下，从王燕那边传来的消息则要准确得多。

王燕曾对“闽中三杰”之一的黄光辉提及，惟丏似乎在男女之事方面不太开窍。“你们男生最好找个人去点拨他一下。这么下去，我看着都有点悬。”

黄光辉知道王燕正和地理系的一个青年教师打得火热，笑道：“点拨个鬼呀，我们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看得见，摸不着，心如刀绞。拿什么去点拨他？除非您老人家亲自出马。”

一席话说得王燕杏眼圆睁，一扬手，把杯中喝剩的水泼了他一脸。

据王燕说，惟丏虽然频频和晓梅约会，可光打雷不下雨，说来说去不是什么波罗蜜，就是什么维特根，说得全不着调。说来也奇怪，约会的地点也是一成不变，基本上是围着学校附近的一座空军雷达站转圈子。最后，连雷达站的哨兵都开始怀疑他俩的身份，居然要查看他俩的学生证。有一天，他们在雷达站外的一块稻田边上坐了一个晚上，惟丏一直在说一个名叫李叔同的人。相识这么长时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晓梅渐渐就失去了耐心。

有一次，王燕带她去河西浴室洗澡，在路上，她突然拉住王燕道：“王姐，你说惟丏这个人，他的脑子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呢？”

王燕一听，就知道他们的进展不太顺利，晓梅似乎已萌生退意，便假装把脸一板，严肃地批评晓梅道：“你瞎扯什么呀，惟丏可是咱们系的大才子！有的老师说，像他这样的人才两百年才能出一个。系里已经内定他留校了，前些日子复旦那边还来了一个副校长，专门请他毕业后去那边教书呢。这样的人脑子怎么会有毛病？”

“那他一定是瞧不起我。他说的话有时我连一句都听不懂，这不是成心气我吗？成天虎着个脸，就像别人欠了他三百吊似的。我是乡下来的没错，难道说他脑袋顶上的一头白发都是拌了糖的？”

晓梅越说越委屈，最后索性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怎么会呢？”王燕也只得蹲下来劝她，“有才华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好歹还和他散过步，他要是在路上遇见我们，眼睛望着天，连话都不会和我们说一句。既然他把你当作神仙一样供着，你呢，就得主动点儿。”

到了五一节前夕，晓梅下了班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学校，一见到王燕就喜滋滋地向她报告：“惟丏约我五一去他家，还要请我在红房子吃饭。我们还要去普陀山进香。”

这天晚上，晓梅和王燕在学校空旷的体育场上一直聊到深夜，王燕少不得向她传授一些笼络男人的诀窍。两个人畅谈未来，就连结婚后是否比邻而居这一类的细节都经过反复商讨。

“五一”那一天，他们在红房子西餐厅吃饭。惟丏脸上的表情和以往没有任何不同，既不热情，也说不上冷漠。他耐心地教晓梅如何使用刀叉，告诉她西餐的必要礼仪。除此之外，就没有多余的话了。那天的牛排又老又硬，晓梅咬了一口就搁下了。饭后，惟丏只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晓梅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要一杯？”惟丏道：“这东西挺苦的，你能喝得惯吗？”他随后也给晓梅要了一杯。为了显示自己完全懂得咖啡的醇美，晓梅闭上眼睛，一口就将它喝光了，烫得舌头上都起了一个泡。

他们俩从西餐厅出来，外面忽然下起了雨。晓梅是带了伞的，可她故意没有拿出来。于是，他们只好共用惟丏的那把伞。惟丏用伞罩着晓梅，自己的身体却被雨水打得透湿。一路上，晓梅不断地偷偷拽他的衣角，可惟丏却丝毫不为所动。那时的静安寺一带灯光昏暗，街道幽深，他们俩在阴湿而又狭窄的弄堂里七拐八拐，最后，走进了一扇石砌大门，由一条旋转木梯上到二楼。

房间里漆黑一片，散发出一阵浓烈的霉湿味。好在窗帘没有拉上，微微透出些屋外昏暗的光亮。惟丏将她领到沙发上坐下。她问惟丏为什么不开灯，惟丏说，他家的电灯两年前就坏了，一直没有请人来修。反正他已经习惯了用蜡烛来照明。在黑暗中，她听见惟丏在划火柴，大概是蜡烛芯受了潮，怎么也点不着。惟丏问她介不介意在黑暗中坐一会儿，可还没等晓梅答话，他又接着道，他平常若不看书，很少点灯。只有在黑暗中，人的灵魂才会安逸。

晓梅怎么也没想到，在喧闹繁华的闹市区，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静谧的地方。她的耳膜随之变得十分敏感，似乎有无数的人在她耳边说话。房间宽且高，好像大得没有边际。由于光线太暗，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雨倒是越下越大了。马路上偶有车过，溅起哗哗的水声。车灯的光柱掠过花园，照亮了窗外宽大的露台和香樟树。

等到她的心稍稍平静下来，就听见楼上有人在弹钢琴。那琴声很微弱，却颇有些幽怨，曲调也是似曾相识的。有一阵子，琴声被飒飒的雨声完全遮住了。这时，惟丏已经从里屋给她端来了一杯茶。看着他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往来穿梭，毫无妨碍，晓梅不觉暗暗称奇。

在晓梅的反复坚持下，惟丏才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盏美孚油灯。大概是玻璃灯罩上有了太多的裂纹，上面贴满了橡皮膏。她看见沙发后边矗立着一个蒙着红绸布的什么东西，看上去就像身后站着一位羞涩的新娘。她用手摸了摸，丝绸凉凉的，滑滑的。

惟丏告诉她，那是一面落地的大穿衣镜。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懂奇门遁甲的朋友，说这房子里有一股阴森之气，而镜子当然会使阴气加重，让他用一块红绸布遮住避邪。

晓梅不由得一愣，嘲讽道：“你还真的信他的话呀？”

“那当然，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缘无故的。”惟丏一本正经地道。

“那我能不能掀开绸布看看？”晓梅伸手就要将绸布揭开。

惟丏脸上的表情陡然就有几分阴郁，急道：“你最好不要动它。”

晓梅吓得吐了吐舌头，只好把手缩了回来。她不安地想到，自己若是嫁给他，每天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倒也有点吓人。

随后她又听见了楼上传来的钢琴声。惟丏说，六楼住着一个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的孩子。她每天晚上都会在楼上弹琴，直到午夜两点。奇怪的是，她每次都弹同一个曲子，到现在，这琴声已经持续了十二年。楼中的住户不堪其扰，多次提出抗议，甚至还报告了派出所。可派出所对一个残疾的孩子有什么办法呢？他记得以前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六七岁，还能拄着双拐走路，后来就不怎么下楼了。

“她现在大概也有你这么大了吧，可我一直记住的是她幼时的样子。她虽然在弹同一首曲子，可只要仔细听，每次都大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她是在为我一个人弹的，她也知道我在听……”

听他唠叨着那些不相干的事，晓梅心中怏怏不乐。她知遭惟丏已经沉浸到他自己的世界中去了，而这个世界，她现在还无从触碰。

惟丏靠在沙发上，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地，就变成了临睡前的喃喃自语。他大概是太累了，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窗户玻璃上雨泻如注，看上去就像一张泪眼模糊的脸。很快，楼上的钢琴声也停了，四周一片寂静。

晓梅一个人坐在灯下，百无聊赖地翻看茶几上搁着的一摞书籍，可那些书都是繁体字的竖排本，没有一册是她能看懂的。她看见地上杂乱地放着一堆唱片，就帮他稍稍理了理。最后，当她转过身来，看见沙发后面的那面蒙着红绸布的穿衣镜时，她的好奇心又来了。她回头看了惟丏一眼：他张着嘴，鼾声如雷，脸上似笑非笑。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若是偷偷地揭开那块红绸布看一眼，大概也没什么要紧……

那不过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与她小时候在外婆家见过的也没有多大不同，只是木制镶边和镜架的雕工更为细致一点而已。

她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头发蓬乱，目光骇异，心中不由得暗暗奇怪：怎么这个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她为什么会那样害怕？她拔下发卡，衔在嘴里，从提包里取出一把梳子，准备梳头。为了给自己壮胆，她咧开嘴笑了一下，这一笑，她的嘴唇黏在牙床上，怎么也下不来了。因为她看见镜子中还有另一张脸。这是一张老人布满褐斑的脸。她的心猛地一抖，就像一脚踩空似的……

顺着镜子反射的方向，晓梅慢慢地转过身来。通向里屋的门开着，一个身穿屎黄色军装的老人，正扶着门框，朝她微笑。

接下来晓梅所能做的，就是双手蒙着脸，尽其所能发出持续的尖叫。她在自己的尖叫声中逃离了这个房间，跌跌滚滚地冲下楼梯，发了疯似的在雨中狂奔。当她终于跑到弄堂的尽头，听见惟丏在她身后大叫：

“不要怕，不要紧的，他是我舅舅……”

“去他娘的舅舅！让他的舅舅见鬼去吧！”这天凌晨，晓梅一身泥水来到王燕的寝室，依然惊魂未定。本来她和惟丏约好了第二天要去普陀山进香的，可她当着王燕的面将船票撕得粉碎。

一个星期后，晓梅将惟丏借给她的那些书，放在尼龙网兜中，一股脑儿地提了过来，让王燕代为转交。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王燕知道已经无可挽回了。后来，她一提起这件事，总是叹惋不已：“惟丏也真是的，他和舅舅住在一起，也不提前告诉晓梅一声。你说，这大半夜的，屋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吓人不吓人？”

经人介绍，晓梅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新男友。他是一位丧偶的刑警。这个经验老到的中年人在与晓梅的第一次约会中，就让她怀了孕。我记得毕业典礼之后，全班同学来到文史楼前拍集体照，晓梅来看王燕，她的孩子已经在草坪上满地乱爬了。

4

转眼间就到了毕业分配的前夕。当我们在校园里再次看到胡惟丏的时候，他已经蓄起了胡子，奇怪的是，他的胡子却是黑色的。他比以往更瘦了，脸色憔悴，目光惊恐。脸上那一成不变的笑容似乎也变得更为灰暗。听邓海云说，有一次他在接待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学者时，大概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第二天就被市局的便衣捉去训话，他的精神似乎受到很大刺激。从那以后，他的举止变得更为颓唐，后来一度传出他要绝食的消息。当时，择业的焦虑使我们无暇他顾，事情到底如何，毕竟已经没有什么人去关心了。

五月初的一天，我从图书馆还完书出来，刚走到丽娃河的彩虹桥上，一辆自行车疾驰而来，“吱”的一声停在了我的面前。我抬头一看，发现惟丏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不是真笑，便认真地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起我不久前发表在学报上的一篇有关尼采的论文，并表示他完全不能同意我的观点。我们站在桥头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天就渐渐地暗了。

惟丏看了看表，对我道：“我得赶紧走了。我的被子还晒在宿舍楼下，一会儿要下大雨了。”

我看了看天，心中暗笑：天上晚霞绚烂，清风徐至，哪来的什么雨？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他不断地抚弄着书包带子，“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什么时候？”

他想了一下，像背书似的对我道：“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五。这个星期不算，再过两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四点，你到静安寺来，记住了吗？”

我完全被他弄糊涂了，只得含混地答应了一声。他就骑着自行车晃晃荡荡地走了。

不一会儿，天空突然乌云翻滚，梧桐狂摆，树叶乱飞。我刚刚来得及跑回第一宿舍的屋檐下，大雨追赶而至，在校园里腾起了一股白烟。

惟丏的严正守时是出了名的，不过，这样的约定对我这样一个懒散惯了的人来说，也过于夸张了。由于担心错过两个星期后的那个约会，我不仅每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甚至在手边的每一本书里都夹了备忘的纸条。我还嘱咐宋建军和向国忠帮我记着这件事，到时候别忘了提醒我（事实证明，他们无一例外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即便如此，这两个星期我每天都是在难挨的失眠中度过的。

要想计算出两个礼拜后的星期五是五月二十一号，这还并不难，问题是惟丏并没有告诉我他家的地址。随着约定见面日期的临近，经人指点，我只得去楼上向邓海云打听。

邓海云独自一人坐在棋盘边，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打谱。我说明了来意，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冷冰冰地长嘘了一口气，道：

“不清楚。”

“你不是去过他家吗？”

“是去过，不过早忘了。”

说完他就站起身来，从墙角抓过两只水壶去食堂打开水去了。

他们寝室的人告诉我，海云与惟丏不久前已经绝了交，平时最不愿意别人提起惟丏这个人。事情的起因据说是源于不久前的毕业动员大会。邓海云是刚入党的新党员，辅导员让他代表全系毕业生在大会上做一个发言。邓海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了发言稿，题目是《从存在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披露了他是如何从一名绝望而虚无的存在主义信徒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这篇报告全文分三次发表于校刊上。

不久以后，他就收到了惟丏给他寄来的绝交信。信中到底写了什么，众说纷纭。但邓海云精神上无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据知道内情的同学介绍说，这封信的措辞出人意料的严厉。大致的意思是说，邓海云这样无法连续思考六十秒以上的人，既不懂存在主义，也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

后来，老魏提醒我说，想要惟丏的地址倒也不难，不妨去找一下系办公室的孔梨初老师。他那儿有所有学生的学籍档案。老孔是一位仁厚长者，他的身上还残留着旧社会过来的办事员所特有的谦卑和严谨。他不仅工工整整地从学籍卡上替我抄录了惟丏家的详细住址，还顺手替我画了一幅交通图，并标明了所有换乘公共汽车的班次和地点。

到了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三个小时挤上六十七路公共汽车，向静安寺进发。即便有了老孔的那张地图，当我找到那个名叫“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时，还是迟到了十五分钟。无数狭窄阴湿的小弄堂盘根错节，让人头晕目眩。每一条小路都极为相似，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当我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到二楼，忽然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老头正在楼梯口阴沉沉地看着我。和晓梅的描述一样，老头军装的颜色是屎黄色的，我似乎只在抗美援朝的电影中见到过。他详细盘问了我的姓名和来意之后，忽然咧开嘴笑了一下，轻轻地推了一下旁边的一扇门，道：

“那么，请进。”

我注意到楼梯的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玻璃，就像教堂的彩绘一样。房间里光线昏暗，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老头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就到里屋倒茶去了。沙发宽大松软，茶几却很狭小。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小课桌。那是一张小学生用来上课的课桌，只是腿被锯短了一些。我一进门就发现天花板上垂下的一个电灯头，结满了蛛网，没有灯泡。墙上的一面挂钟早已停摆，指针指向了八点一刻。

我坐在沙发边，看着小课桌上烧剩的半截蜡烛，感到头皮发麻，很不自在。老头给我端来了一杯茶，茶杯的内壁积满了污垢，可以看出杯子很久没有洗过了，只是杯壁上古旧的人物肖像依稀可辨，一看就是百十年以上历史的旧物。

我问他惟丏怎么不在家，老头笑了一下，徐徐道：“今天一早，忽然说有急事，走了。”

“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老头冷冷地道，“也许是去九华山了吧。”

“可是，是他约我来这与他见面的……”我惊愕地问道。“没错，你不用着急。”老头递给我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你看看这个，他临走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信封没有封口，我随即打开它。除了一封信之外，里面还有一幅国画。这封信是写在宣纸上的，用的当然是毛笔，可写的却是英文。翻成汉语的大致意思是：

抱歉！我目前的心情不适合与任何人见面。

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与你告别。

为了弥补我失约的愧疚，特备小礼物一件，以作永久纪念。

“永久”二字，让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难道是诀别信？再想到信中“来不及与你告别”一句，似乎也别有所指，于是心里惶惶不安。我又赶紧拿过那幅画来，细细观瞧。画上画的是一些兰花和怪石，我知道惟丏平常喜欢画些国画、水彩什么的，也就没怎么留意。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老头蛮有把握地对我道，“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把我叫醒了。也有可能他一夜没睡。他说他要出去一趟。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他与九华山什么白莲寺的一个住持很要好，他要去那儿的禅房住几天，静静心。”

“您是他舅舅吗？”

我这么一问，不知为何，老头立刻就有点不高兴，白了我一眼，目光像惟丏一样严厉，似乎我这个问题有点不太礼貌。随后，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然顺手拿过一个蒙着白绸的绷子，翘起兰花指，低下头开始绣起花来。他的手指白皙细长，骨节毕现，中指上戴着一枚铜质的顶针。看着他熟练地穿针引线，我愈加感到不安。

房间里一切的陈设都显得杂乱而陌生。高大的墙壁朝东的方向有一扇小门通往里屋，不过门是关着的。门框的四周镶有马赛克饰纹，门边原有一块花窗，后来用水泥封上了。紧挨着挂钟的墙角摆着一个铸铁的花架，不过上面并没有放上些名花异草，而是晾着一条蓝色的平角短裤。南玻璃窗又宽又大，通向碧绿的花园。我看见院中的紫藤已经开了。窗边墙上的木钉上挂着一块油腻腻的腊肉。腊肉旁边是一幅古画。

我很难断定那幅画是真迹还是赝品，不过，“吴江晴雪图”几个字却还隐约可辨。当然我也注意到了那台老式的留声机，就在沙发边上，几乎伸手可触，一大堆唱片乱七八糟地搁在地板上。留声机旁有一个木架，上面覆盖着一块红绸布，的确如晓梅所说，看上去就像一位羞涩的新娘。我想，这大概就是让女售货员“午夜惊魂”的那面穿衣镜了。

我略坐了几分钟，就起身告辞。那老头也不挽留，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来，一迭声地对我道：“真是不巧，害你白跑一趟。”

我走到门边，看见墙边有一排柚木的书架，书架上有个草编的篮子，里边搁满了橡皮、铅笔、小刀、信封一类的物件。作为惟丏令人匪夷所思的爱情的见证，上面早已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土。

我回到学校以后，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寝室里只有老魏和他的女友王曼君。王曼君自从被李家杰抛弃之后，为了报复，开始疯狂地更换男友。据说她曾偷偷地打过两次胎，她希望通过糟践自己的办法，来使铁石心肠的李家杰回心转意，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在大学毕业前夕，这位留下一身伤痛的前上海市跳远冠军终于决定弃暗投明，投向了老头子魏挺的怀抱。老魏也迅速地与在乡下的老婆离了婚，并成功地迫使法院把三个孩子都判到了老婆的名下。

我们寝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王曼君来，大伙儿全都会在两分钟之内自动消失，将寝室留给他们单独享用。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魏挺的显赫权威。

我一进屋，就看见王曼君正用小刀往脚盆里削着生姜片，准备让老魏泡脚。

我对老魏说了说惟丏去九华山的事，并给他看了信。老魏的英文不大好，稍稍迟疑了一下，就将信件递给王曼君，道：“翻。”

老魏对惟丏送给我的那幅画赞不绝口，对于惟丏的突然出走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自杀吗？”老魏坐在脚盆边，已经脱去了鞋袜，高挽起了裤腿，一双大脚已被体贴周到的王曼君按在了脚盆里。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转向王曼君：“不行不行，君君，水还是太凉了。你怎么搞的？”

随后，他把那封信扔过一边，又拿起那幅画上上下下看了起来，眉头越皱越紧。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问我：“这幅画你能不能借我用几天？我想拿去临摹一下。”

我知道老魏兼着学校书画协会的会长，平时就爱写写画画的，就随口道：“你要是喜欢，就留下它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用。”

第二天，我在文史楼前碰到了辅导员，就将这件事向他做了汇报。辅导员正被毕业分配的事搞得焦头烂额。几乎所有的人都指责他暗中操控，营私舞弊。两个分别来自内蒙和河南的同学同时威胁要用啤酒瓶捅死他。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支支吾吾地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倒是邓海云在得知这一最新情况后，专门找我详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严肃的表情证实了我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不行，我得赶去九华山一趟。”

当时，邓海云在毕业前无事可干，已经答应跟着李家杰去烟台贩苹果了。现在临时变卦去九华山，弄得李家杰很不高兴。

海云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虽然做人圆滑，但天性纯良。在惟丏与他公开绝交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去九华山找他，赢得了我们班全体女生的一致赞誉。一个名叫赵欣的云南女孩为他的行为所感动，自愿报名与他一同前往，邓海云当然慨然允诺。没人知道他们的九华山之行有没有见到惟丏，不过，当他们从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居然手拉手，公然在校园内出双入对。邓海云更是张口“欣欣”，闭口“欣欣”，叫得让人心里直发颤。

毕业前夕的惟丏，在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此前，尽管系里的三位主任曾轮番出面请他吃饭，劝他留校任教，可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惟丏坚决的拒绝。后来，辅导员谈起他来，语调已隐约有些不悦：他这个人，学问没得说，就是做人爱钻牛角尖。难道他就不知道大观园中也有“过洁世同嫌”这样的告诫吗……

5

李家杰病故以后，留下了一封遗嘱。有一笔数额不明的款项（后来我知道是二十五万）指定赠予胡惟丏。据遗嘱执行人之一的曹尚全透露，胡惟丏是全年级唯一一个让李家杰感到自卑的人。他想通过这笔赠款表达对后者的尊敬。在这封文情并茂的遗嘱中，李家杰这样写道：

这笔钱赠予胡惟丏，就是赠予我自己。因为胡惟丏的道路，就是我自己想走而未得的道路。我在欲望的泥淖中陷得越深，惟丏那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形象就会愈加清晰。他这一类人的存在，证明了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问题是，在毕业十多年后，要想确定胡惟丏的准确行踪已非易事。中国社会重新大洗牌，使我们都有了两世为人的颓唐和伤感。在偶尔举行的同学会上，胡惟丏这个名字已经多少有一点陌生感了。有人甚至断然否认，我们班曾经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曹尚全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追查这个白发隐士的行踪，结果一无所获。有人说他去了安徽老家，承包了五十亩的棉花地，养了无数的蜜蜂，并办了一个书院；有人说他出国去了印度，在德里大学潜心研修梵文；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更为可信：惟丏实际上哪儿都没去，他就在自己家附近的静安区图书馆当管理员。

到了二〇〇三年的春节，在恭贺新禧的手机短信中，突然传来了惟丏自杀身亡的消息。他从漱石公寓的顶层跳到了自家的露台上。由于大雪一直下个不停，他的遗体很快为积雪所覆盖，一个星期后才被水暖工发现。类似的短信接踵而至，让我在尖锐的惊愕中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王燕在给我发来的短信中只有一句话，却恰如其分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世间已无胡惟丏

二〇〇五年盛夏，我在拉萨讲学半年之后，准备返回北京。我托人订了一张由贡嘎机场直飞北京的空军联航机票，这样不仅可以省掉在成都转机的不便，还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费用。联航的飞机差不多半个月一班。西藏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建议我利用回京前的这段闲暇，去藏北的那曲看看，或者去藏南的日喀则游览扎什伦布寺。我假意应承下来，可实际上哪儿都没去。

我搬出西藏大学的宿舍，借住西郊的一位朋友家。他和妻子去了德钦，我正好帮他们看家。那是一片山前的开阔地，长满了齐人高的茅草，乌鸦云集，蜻蜓乱飞，看上去有些荒凉。接下来的日子既闲适，又寂寞。我晨昏颠倒地打发着一天天的光阴，很快就忘记了时间。白天里酷热难当，我成天酣睡；到了晚上，暴雨如期而至，气候变得十分凉爽，我就在灯下阅读《左传》，有时也看看电视。

一天，我正在午睡，我楼下的邻居，一个藏族小姑娘带着她的大狼狗，给我送来一封信。我因为害怕那条凶猛的牧羊犬，正犹豫着要不要开门，那小姑娘调皮地笑了笑，将信从窗户里丢了进来。

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张明信片。它是一个名叫“旺堆”的人寄来的，只有寥寥数字。他说，直到最近才在互联网上看到我来拉萨讲学的消息，问我是否有兴趣“在适当时间”去热振寺做客。

我知道拉萨有很多名叫“旺堆”的人，可惜的是我一个也不认识。况且，这个人既然在寺庙修行，说明是个喇嘛，可他居然还能浏览互联网，确实有点怪怪的。

可是当我把这张明信片翻过来，看到它正面的那张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时，冷不防出现的蒙娜丽莎的诡异笑容吓了我一跳。我的心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了一下：莫非，这个署名旺堆的人就是胡惟丏？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胡惟丏在两年前的一个大雪之夜自杀身亡，至少十多个同学赶往龙华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据说，他的遗体因被积雪覆盖，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我拿着那张明信片，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窗外又高又远的蓝天，心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阒寂和虚幻。

我决定当晚就前往热振寺。

我的行程并不怎么顺利。我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了很远，也没看见一辆出租车。天快黑的时候，在罗布林卡的附近，我总算找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司机倒是去过热振寺，可向我提出了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我看了看暮色四合的街道，也只得答应下来。

电动三轮车带着我，嘀嘀地叫着，很快就到了拉萨河边。我们顺着河边高高的堤坝一路往北，不一会儿就出了拉萨市区。沿途所见，无非是成群集队的牦牛、大片的青稞地、夕阳中翡翠般的沼泽地、一座又一座的玛尼石堆、树枝上挂满的缤纷的经幡……

我们抵达热振寺外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红白相间的寺庙建造在湖边的山坳里。湖水湛蓝，岸边长着茂密的芦苇。我能够看见湖边四周的雪山和树木倒映在水中，奇怪的是，树木是红色的。天上的繁星和月光平铺在水面上，波光闪烁，就像有人向湖中撒下了无数的金币。

在寺庙门前，我说出了旺堆的名字。一个来自康巴的喇嘛领着我，绕过正殿前数不清的酥油灯，穿过配殿的游廊，走上了一条石砌的山道。一群放生的小狗欢叫着，一路跟着我们。这个喇嘛将我带到一个幽暗的破旧僧房里，四下看了看，然后对我说：“旺堆喇嘛或许正在经堂讲经，我这就去告诉他。”随后他就走了。

僧房里有一股淡淡的藏红花的香气。墙上挂着一幅唐卡。眼中所见，陈设十分简陋，不过一床、一桌、一凳、一灯而已。当然，由于灯光晦暗，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局部。

很快我就听见了说话声。一个身穿深红袈裟的喇嘛，身后跟着一个八九岁的提灯小童，正朝这边走过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可没想到这么快。”他来到近前，望着我，似笑非笑，“我们有二十年不见了吧？”

他的声音听上去显得非常虚弱。他身后的那名小童向我吐了吐舌头，灯影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说实话，直到这时，我仍然不敢相信他就是惟丏。他的身上散发着僧侣特有的气息，虽然满头的白发被剃掉了，可高原上的紫外线使他的那张脸看上去更为苍老。

“我是该叫你惟丏呢？还是旺堆喇嘛？”我试探与他寒暄。

“随你好了。”他招呼我在桌边坐下，他自己则坐在床沿，“你大概还没吃过饭吧？”

那个小童又不知从哪儿晃了回来。他给我弄来了一些糌粑、几块奶渣、一块牛肉，还有一只陶钵。糌粑有点难以下咽，奶渣有一股膻腥气，我本以为陶钵里盛的是酥油茶，尝了一口，才知道原来不过是一钵清水。

他静静地看着我吃饭，让我说说“那边”的情况。我听见他嘴里说出“那边”这个词，还是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由于“那边”的事情过于纷乱，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首先提起了传说中他的死，同时悄悄地观察他的脸色。和我预料的一样，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神态，而是用他那惯常的暧昧语调对我说：

“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么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

他就像条泥鳅一样滑，你根本就抓不住他。

我很快就提到了李家杰。我问他还记不记得班上一个名叫李家杰的人。他点了点头：“怎么不记得？读书的时候，他好像一直在忙着谈恋爱，先是王曼君，然后是苏眉，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人？后来我听说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我告诉他，李家杰如今也已经不在了。他死于糖尿病所引发的肾脏衰竭。我还说起李家杰克前指名要留给他的那笔遗产。我把那份遗书一字不落地背给他听。他的脸在油灯的光影中忽明忽暗，叹息良久之后，忽然对我道：

“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讽刺。”

我吃惊地望着他：“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那笔遗产，可人家毕竟还是善意的。”

他悲哀地看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知道他指定将那笔钱给我，是出于善意。不过，这件事本身仍然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他在遗书中说，他想过我的生活，可是他大概不会想到，我做梦都想过他的生活。你知道，我本可以留校，随便找个什么人结婚，从此过上碌碌无为的日子。没有什么希望，但也不至于绝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几乎耗尽了心血。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心底里都想过别人的日子，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悖谬所在。”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最后变成了含混不清的自言自语，就像从窗下吹过的一阵山风。不久，他就提到了毕业前夕我对他的那次拜访。

“其实，我没有去九华山。当时，我就在房间里。我躺在里屋的凉席上，听着你和舅舅说话。我虽然已打定主意与这个世界告别，可任何决定都是可以改变的。任何时候改变决定都还来得及。有时候，只要向前跨上一步，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比方说，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的客厅里，大大方方地向你道歉，告诉你这不过是一个玩笑。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到街上随便找个馆子喝酒畅谈。如果喝醉了，还可以说几句脏话。我只要从床上蹦起来，走出去，事情就解决了。甚至，当我听见你下了楼，走到外面的弄堂里，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请舅舅追出去，把你喊回来。可我知道我不配。我躺在凉席上一动不动，最后出了一身大汗。”

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还在不在？”

“什么画？”

“金农的《兰石图》。我把它装在一只大信封里，让舅舅交给你的。”

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他那个穿军装、会绣花的舅舅来。他的确曾交给我一个大信封。至于里面的那幅画，我以为是惟丏本人的习作，后来被魏挺借去临摹，就留在了他那儿。我把这些细节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他的脸上并无任何惊讶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道：“也许那幅画本来就该归魏挺。不过是借了你的手。”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会儿别的事。他提出为我摩顶，我答应了。到了午夜，他又问我是否介意在他的寺庙里住一宿，我也欣然同意。他在地上铺了一条藏毯，却坚持让我睡他的床。

临睡前，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会不会，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吹灭了灯，在黑暗中对我道：“试试看吧，反正你迟早会醒来的。”

我很快就醒了。楼下的那条大狼狗还在汪汪地叫着。白花花的太阳依然高挂在天空。我从床上起来，感到头痛欲裂。我终于想起来，刚才楼下的藏族小姑娘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它就搁在窗下一只大花瓶的边上。

我拆开那封信，里面是一张联合航空公司派人送来的机票。

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降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忽然又想起在拉萨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来。看着窗外肮脏、昏暗的大地，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确有些疑心，我们班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叫胡惟丏的人。他和我们同学四年，却似乎真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告别了这个世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我甚至已记不得他长什么样了。唯一还能想得起来的，就是他脸上暧昧而古怪的笑容。

它是一种矜持的嘲讽，也含着温暖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个他既渴望又不屑的尘世中得过且过，苟安偷生。

附录 格非中短篇小说年表

1.《追忆乌攸先生》，原载于《中国》1986年第2期

2.《迷舟》，原载于《收获》1987年第6期

3.《陷阱》，原载于《关东文学》1987年第8期

4.《褐色鸟群》，原载于《钟山》1988年第2期

5.《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原载于《关东文学》1988年第2期

6.《大年》，原载于《上海文学》1988年第8期

7.《青黄》，原载于《收获》1988年第6期

8.《风琴》，原载于《人民文学》1989第3期

9.《蚌壳》，原载于《北京文学》1989年第4期

10.《夜郎之行》，原载于《钟山》1989年第6期

11.《背景》，原载于《收获》1989年第6期

12.《唿哨》，原载于《时代文学》1990年第5期

13.《傻瓜的诗篇》，原载于《钟山》1992年第5期

14.《锦瑟》，原载于《花城》1993年第1期

15.《湮灭》，原载于《收获》1993年第4期

16.《雨季的感觉》，原载于《钟山》1993年第5期

17.《公案》，原载于《钟山》1993年第5期

18.《相遇》，原载于《大家》1994年第1期

19.《武则天》，原载于《江南》1994年第1期

20.《初恋》，原载于《花城》1995年第1期

21.《凉州词》，原载于《收获》1995年第1期

22.《去罕达之路》，原载于《佛山文艺》1995年第6期（上）

23.《紫竹院的约会》，原载于《东海》1995年第11期

24.《镶嵌》，原载于《花城》1996年第1期

25.《半夜鸡叫》，原载于《青年文学》1996年第5期

26.《时间的炼金术》，原载于《钟山》1996年第5期

27.《谜语》，原载于《作家》1996年第6期

28.《窗前》，原载于《作家》1996年第6期

29.《喜悦无限》，原载于《人民文学》1996年第11期

30.《解决》，原载于《小说家》1997年第2期

31.《月亮花》，原载于《小说家》1997年第2期

32.《沉默》，原载于《天涯》1997年第5期

33.《赝品》，原载于《收获》1997年第5期

34.《未来》，原载于《山花》1998年第4期

35.《失踪》，原载于《时代文学》1998年第4期

36.《让它去》，原载于《钟山》1998年第3期

37.《打秋千》，原载于《收获》1998年第6期

38.《苏醒》，原载于《长城》1999年第3期

39.《马玉兰的生日礼物》，原载于《作家》1999年第1期

40.《暗示》，原载于《作家》2000年第1期

41.《戒指花》，原载于《天涯》2003年第2期

42.《不过是垃圾》，原载于《长城》2006年第1期

43.《蒙娜丽莎的微笑》，原载于《收获》2007年第5期

44.《隐身衣》，原载于《收获》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