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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新闻稿（1）
书讯新闻稿（2）
书讯新闻稿（3）
书讯新闻稿（4）
写在前面
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1）
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2）
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3）
真正的军国主义是咋样（1）
真正的军国主义是咋样（2）
真正的军国主义是咋样（3）
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1）
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2）
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3）
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4）
开办陆军大学校（1）
开办陆军大学校（2）
开办陆军大学校（3）
开办陆军大学校（4）
开办陆军大学校（5）
清国长崎水兵事件（1）
清国长崎水兵事件（2）
日本打败了大清国（1）
日本打败了大清国（2）
日本打败了大清国（3）
日本打败了大清国（4）
日本打败了大清国（5）
再和沙俄赌一盘（1）
再和沙俄赌一盘（2）
再和沙俄赌一盘（3）
再和沙俄赌一盘（4）
再和沙俄赌一盘（5）
打出个军神二百五（1）
打出个军神二百五（2）
打出个军神二百五（3）
打出个军神二百五（4）
打出个军神二百五（5）
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1）
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2）
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3）
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4）
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5）
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
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1）
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2）
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3）
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4）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1）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2）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3）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4）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5）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6）
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7）
陆军有个杀手锏（1）
陆军有个杀手锏（2）
到西伯利亚去打劫（1）
到西伯利亚去打劫（2）
到西伯利亚去打劫（3）
到西伯利亚去打劫（4）
到西伯利亚去打劫（5）
田中要当党魁了（1）
田中要当党魁了（2）
田中要当党魁了（3）
宇垣裁军（1）
宇垣裁军（2）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1）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2）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3）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4）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5）
巴登巴登四人帮（1）
巴登巴登四人帮（2）
满蒙就是生命线（1）
满蒙就是生命线（2）
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2）
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3）
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4）
事变余波：犬养毅首相之死（1）
事变余波：犬养毅首相之死（2）
事变余波：犬养毅首相之死（3）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1）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2）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3）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4）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5）
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6）
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1）
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1）
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2）
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3）
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4）
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5）
天津军开始唱主角（1）
天津军开始唱主角（2）
天津军开始唱主角（3）
广田组阁：把自己组上了绞刑架（1）
广田组阁：把自己组上了绞刑架（2）
蒋介石的最后忠告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1）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2）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3）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4）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5）
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6）
淞沪抗战（1）
淞沪抗战（2）
淞沪抗战（3）
淞沪抗战（4）
淞沪抗战（5）
辻政信出场（1）
辻政信出场（2）
辻政信出场（3）
诺门罕事件：被苏联人打了（1）
诺门罕事件：被苏联人打了（2）
诺门罕事件：被苏联人打了（3）
诺门罕事件：被苏联人打了（4）
他把长官们都送上了绞刑架（1）
他把长官们都送上了绞刑架（2）
他把长官们都送上了绞刑架（3）
他把长官们都送上了绞刑架（4）
第一部以日方材料认真追究中日战争起因和发展过程的书，健忘的中国人一定要了解的：
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谁是真正的幕后元凶
日本人为什么会输掉上次战争？是谁搞垮了大日本帝国？
日本的战争机器是怎么发动，又是如何运转的
分类：中日战争历史、日本陆军故事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冰眼看日本》俞天任（冰冷雨天）著 语文出版社 2009年11月
[书讯]
深入解密日军参谋故事中国人不曾真正了解的中日战争
一场中国人不曾真正了解的中日战争
“一个你不知道的某某某”，这样的句式很泛滥，却又很实在。比如说60多年前中日间的那场战争，也许你之前已经看过很多相关的电影电视剧、读过各类作家或学者的相关作品，甚至还亲耳听到过老兵的一些回忆，但是，在读了这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之后，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要不得不再回到这个起点上来：这是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日本和日本军队，一场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不曾真正了解的中日战争。
可以说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日方材料来认真追究中日战争起因、日本军队指挥和运作系统的书，作者在日本居住、工作了15年，业余搜集战争史料，访谈日本老兵，探寻旧日本陆军制度真相，从而写成此书。全书写作态度严谨，文笔生动，对于一贯有点健忘自己民族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意义尤深。
跟通常理解的“幕僚”或“军师”不同，旧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荣誉资格，是“精英”，他们不但出谋划策，还直接指挥战争。中国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指的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真正挟持军队的，就是这些参谋。本书以“参谋”这样一个新颖视角为切入点，在介绍日军那些臭名昭著的参谋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及古怪事迹的同时，也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回顾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历次战事，皇姑屯事件是几个关东军大佐参谋擅自弄出来的，炸死了“别国元首”张作霖，昭和天皇一发火，要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承办此事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因为对下惩办不了造事者，对上交不了差，被天皇一吓，竟郁闷而死；同样“九一八事变”是由几个关东军中佐参谋违反军部命令、强行挑起来的，因为事变的异常顺利和成功，军部和政府反过来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肇事者反而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全军学习的榜样；从此参谋们更加比拼着到处搞事，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中诸战役，处处都是参谋们忙碌的身影：不是无端生事，就是假传军令、扣压情报。
为什么又输了战争？参谋们知道如何挑起战争，却不知道怎么结束战争，没有战略目标，不懂得见好就收；知道如何进攻，却不知道怎么防御，进攻的时候就是死命冲，防御的时候就是“玉碎”；尤其是忽略情报和兵站，几乎大部分战事中，都有皇军士兵大量饿死病死的情况，甚至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迷信精神万能，不注重改进装备，拿着1905年造的枪，去打1940年代的仗；国力薄弱，造得出自动连发的冲锋枪，却负担不起这种奢侈打法的子弹，有大炮但常常紧缺炮弹，有航母但没有石油而开不动，而美国人发射炮弹的方式吓了日军一跳，日本人从来不知道炮弹可以那么奢侈地打；更奇怪的是陆军玩陆军的，海军玩海军的，互不了解，也互不帮忙。
遗憾的是战后审判时，虽然不少参谋出身的，包括东条英机等都被定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但由于当时美军对日本的“参谋”认识不深，还有大量犯下过累累罪行的参谋根本没有受到审判，甚至一度还要委以重任，如“九一八事变”的主角石原莞尔参谋主动去当战犯，美国人不受理他；有“绝代恶人”之称的辻政信参谋，虽然美英大索天下要他的人头，但中国南京政府却把他保护了起来；而太平洋战争期间长期担任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参谋，被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收作己用，并计划由他来负责组建全国警察队伍，幸好遭到了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实现。
一部开荒式的日本军队研究之作
读这本书，读者们最感惊奇的是：日军参谋们怎么可以那样肆无忌惮？驻外部队屡屡犯事甚至以下克上而不受追究？日本军队早期打了那么多胜仗，尤其中日战争中，中方总说我们的装备差，其实日军的装备也没见得先进到哪去；还有陆军和海军之间，奇怪而不可思议的别扭关系，互相排斥、互不沟通，军事和外交之间，相互牛头不对马嘴的作风……所有这些，都是与旧日本军队的制度有关。
即使现在，在日本，说一个人喜欢犯上、自作主张，就说他是“关东军”；说一个人狂妄、自以为是而又昏招迭出，就说他是“大本营参谋”，甚至人们互相对骂时，也指对方是“大本营参谋”。“关东军”、“大本营参谋”，都成了一种贬称，用作者的话来说，参谋是一个“怪物”。早年日本设有陆军大学校来专门培养参谋，虽说是“大学校”，平均每年的毕业生其实不到50人，而且又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陆军大学校，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又多数来自陆军幼年学校。所以实际上，在战争中兴风作浪的这些参谋，都是从小到大一直待在学校里，考试成绩特好的一批人，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知道打仗。军人要建功立业，就是要打仗，跟谁打、打多长时间都不是问题。所以石原莞尔在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持起伪满洲国之后，一心主张对华战争“到此为止”，但已经没有人听他的，参谋们的想法是，你成功了升官了，我们还在下层混着呢，所以还得继续打，打华北、打华南，甚至打到重庆去！
军队指挥系统的建制也是问题，政府花钱招兵、养兵，但兵用来干什么，政府无权过问；名义上指挥军队的是长官，但实际上指挥长官的，是参谋，能管参谋的，只有参谋长或者上一级的参谋，长官是管不了自己的参谋的。所以很多事变、战役，都是参谋们先挑起来，负责的长官事后才知道。陆军打了多年的战，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陆军飞机往下扔的炸弹经常炸不响，海军飞机的炸弹则一扔一个响；即使是在研制原子弹上，也是陆军搞陆军的，海军秘密地搞海军的，结果谁都没来得及研究成功，就被美国人把原子弹扔到了家门口来。
本书对日本军队的这些介绍，有人说是颠覆了中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认识，有人说是新颖，无论怎么说，至少一条，我们以前确实从来没有这样子来看待、了解日本军队过。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在日本，讨论战争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光是一本《太平洋战争书籍目录》，就有几千页，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相形之下，我们是不是做得太少了一些？”尤其是，我们利用日本方面的材料来研究日本、研究上次中日战争的功课，几乎还是处在开荒的阶段。像本书作者这样“深入鬼子内部”，既熟悉材料，又深谙日本人思维方式的，极难一见，可以说本书正是一部开荒式的日本军队研究之作。
中国崛起之时，如何理解日本，如何看待历史往事
这次出版方同时推出同一作者的两种书：《冰眼看日本》和《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并冠以一个系列名字叫“在这里读懂日本”，这个名字挺好。《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去懂得日本，中日如何和谐共处？中国人对于日本，这一衣带水的永不会搬走的邻居，感情复杂、五味俱有：文化渊源上，令人亲切；近代战争的创痛，是仇恨；右翼的叫嚣引发的，是愤怒；而日本人的认真，表现在制造业、科技、现代化程度上，令人敬佩；日本的教育和社会管理，令人深思；地缘上的竞争与合作，更迷雾重重。在这里，我们只能说，比仇恨更重要的是理解，比记住历史更重要的，是追究真相和根源，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20世纪的那场战争，无论对中国、对日本，无疑都是悲剧。
俞天任
网上行走时叫“冰冷雨天”，自称“老冰”。生于上海，在江西长大。当过农民、工人、代课老师，托“拨乱反正”的福，考上大学，还进了研究生院，毕业后在上海高校工作，上世纪90年代来到日本，现任某机械公司技术部部长。喜欢侃大山，来日本后因为没了侃大山的氛围，于是转而上网发帖聊天，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这里，读懂日本
《冰眼看日本》（已出）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已出）
《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即出）
精英中的精英，邪恶中的邪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参谋”
石原莞尔，陆军中的天才、异类，“满蒙生命线”论的发明人，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持起“满洲国”，战败后自告奋勇要当战犯，美国人不受理。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石原一直不得志，和东条英机是死对头，1941年，被东条英机发配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辻政信狂妄、冷酷、好大喜功，连假传天皇命令的事都敢干。这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当地人民带去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因为他而丢官、卸袍、上绞架。战后英美两国大索天下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到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他就在日本公开出现了！
濑岛龙三以陆大首席身份毕业，得到在“御前讲演”的荣誉，但不巧的是讲演那天天皇本人没有来。这个考试成绩特棒，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军刀组参谋，在地图上指挥着上百万部队的作战，战绩可想而知。但战后投身商界，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政府经济顾问，有人评论说：当年日本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濑岛龙三这一位参谋，现在的安倍政权之所以处处受挫，也就是因为没有了这样的参谋。
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曾轻蔑地称呼他为“东条上等兵”，说他“能够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枪，多于20挺就很难说了；……东条能够不厌其烦地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就超出了东条的能力范围。”东条做了首相后，战事吃紧，因而提出一个口号“奢侈是大敌”，东条自己经常半夜跑去检查居民区的垃圾箱，看看有没有肉皮鱼骨头什么的，有没有人在奢侈。
明石元二郎，为人怪异，到了变态的程度。但他是一个特工天才，日本人说他，“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一次明石元二郎去见山县有朋元帅，对山县谈他的设想，谈着谈着想撒尿了，就那么坐着撒了起来！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
牟田口廉也，挑起“七七事变”的就是他，后来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造成皇军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战后被英国人抓住了，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转眼一想，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没准他还是英国派到日本去的“地下党”呢。日本人称他为“鬼畜牟田口”。
日本人喜欢把那些飞扬跋扈、欺上瞒下，自以为是而又昏招迭出的人称为“大本营参谋”。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读卖新闻》发了一组专稿，追查战争责任。不管追到哪儿，天皇也好，军部也好，政客也好，字里行间总要提起“大本营的参谋们”。
笔者和不少战争的幸存者谈起那场战争时，他们都会咬牙切齿地骂“大本营参谋”。
甚至在有关日本学生运动的资料里，对阵的双方，学生和校方，互相攻击的一个罪名就是“大本营参谋”，或者“日本陆军参谋”。
在日本，就算是极右派，也不敢公开说“大本营参谋”的好话。
这“大本营的参谋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群人的出现?这群人又干了些什么?确实令人好奇。
仔细研究一下就会知道，那就是一批发动战争、指挥战争，最后又输掉了那场战争的所谓“皇军的精英”们。
那是一场给几乎环太平洋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为了类似的惨剧永远不再发生，我们有必要去追查那场战争的责任者，弄清那场战争的真相。
怎么会有这么一群怪物?说他们是怪物，是因为用常识无法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东京审判，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应该说那场审判是很令人失望的，因为它很不彻底，尤其是战争责任不明。东京审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美国对日本文化的不了解，对日本战争指挥系统的运作缺乏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日本军队的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内，而二元化系统下的日本军队另一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
就是说不少战犯根本就没有受到追究，哪怕是作为战争犯罪嫌疑犯。
当时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级官僚、大众传媒、主流知识界，在战争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日本军部在谋划、发动和进行那场战争中负有最大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共识。日本军部的产生、由来和发展，以及构成日本军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精英参谋的所作所为，是解明战争责任的关键。不说明这个问题，只是用泛泛的原则论来解释，并不能对防止未来的战争有什么帮助。
和光在上个世纪的头四十年中人类就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不同，最近的世界大战离我们也有了六十几年。但是这个世界还是个战争不断的世界，我们现在在和平崛起，为了我们在这二百年中受尽苦难的民族，我们需要发展，我们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这就是我们要研究历史的原因。
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单纯地纠缠过去和煽动仇恨，那是根本于事无补的。而是要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为了将来不再是过去的重演，这就是笔者的原意。
这些文字，与其说是在叙述历史，不如说是读史笔记。笔者试图从旧日本陆军产生、发展、暴走和灭亡的过程中寻找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那种脱离社会的精英教育，那种闭眼不看世界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种对历史不屑一顾的岛国意识，制造出了“大本营的参谋们”，这样一个无知、狂妄、残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
这个怪物的历史，值得所有国家去研究和警惕。因为没有人能预言下一个怪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又突然出现……
写在前面…… 1
序幕一场由参谋们打起来的战争
从1928年到1945年，中日间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策划、发动和疯狂推进起来的战争。1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
2真正的军国主义是咋样
3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
4开办陆军大学校
第一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这两次战争，日本赢了，赢在当时指挥战争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儿玉源太郎们，对战争的目的、规模有非常清晰的理解，还知道进退，知道“见好就收”。尤其日俄战争，赢是赢了，但赢得太惨了。1清国长崎水兵事件
2伊藤博文战胜了山县有朋，日本打败了大清国
3再和沙俄赌一盘
4打出个军神二百五
5日比谷烧打事件：爱国犯下的罪
第二部参谋们的练习场
随着旧军人的淡出，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衙门的要害部门，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了。这拨长了能耐的参谋们，首先赶上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
2田中义一计划：日本的假想敌
3陆军有个杀手锏
3到西伯利亚去打劫
4田中要当党魁了
5宇垣裁军
6皇姑屯事件：关东军给田中挖坑
第三部“天才异类”参谋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是陆军中的异类，陆大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九一八事变的成功，使石原名扬一时，权重一时，不过就像当初上级没能管住石原一样，成名后的石原也约束不了他的下级……1巴登巴登四人帮
2满蒙就是生命线
3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
4事变余波：犬养毅首相之死
5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
第四部二二六事件是怎么回事
二二六事件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事件本身被镇压下去了，但政党政治也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政府沦落为军部的工具，日本帝国正式完成向军国主义的蜕变，参谋们也趁机爬上了近于变态的高位。1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
2天津军开始唱主角
3广田组阁：把自己组上了绞刑架
第五部如果没有七七事变……
战后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但日本民族的心理是，做不做事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事变处理时，首先扩大派的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1蒋介石的最后忠告
2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
3淞沪抗战
第六部绝代恶人辻政信
辻政信狂妄、冷酷、好大喜功，挑起诺门罕事件的是他，假传圣旨下令杀俘的是他。这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当地人民带去无穷的灾难，把皇军的士兵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上绞刑架。1辻政信出场
2诺门罕事件：被苏联人打了
3灾星辻政信：他把长官们都送上了绞刑架
第七部更大的战场：太平洋战争
如果说以前皇军参谋们甚至还有不能一展身手的抱怨，那么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有的是苦头吃了：通往地狱的门被他们自己亲手打开。1傍上德国老大哥
2有个上等兵叫东条英机
3印度支那进驻事件：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4打苏联、中国还是美国
5和美国人谈判
6山姆大叔生气了
7这样的大将叫东条
8奇袭珍珠港
9瓜岛战役：地狱的开始
10新几内亚岛：挨打得最惨的战役
11英帕尔战役：陆军史上最大的愚战恶斗
12杀了东条有饭吃
13皇军的飞机在哪里
第八部还有这样一些参谋
战后作为一个财界人士和政府的经济参谋，濑岛龙三是很合格的，但是指挥起战争来，就让人不敢恭维了。尤其是当皇军最优秀的情报参谋堀荣三，遇上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作战参谋濑岛龙三……1昭和三大参谋之濑岛龙三
2参谋也分三六九等
3最优秀的情报参谋堀荣三
第九部尾声：参谋们的下场
战后，参谋这类战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罪责追究，有些甚至还被各国政府别有用心地保护了起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确实流着旧日本军的血，但不是最坏的那部分血；倒是厚生省继承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的部分衣钵。1冲绳：玉碎作战
2好想有颗原子弹
3战败军人们的命运
参考文献……
后记……
序幕　一场由参谋们打起来的战争
1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本书所说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这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赛“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日本的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名。因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就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的犯罪”，当时还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斗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人。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奇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予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东京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列入“东京审判”了的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跟着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请注意数一下那用黑体表示的：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18个，几乎2/3；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首相之外，包括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在内，全部是；用黑体表示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
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不就是个参谋嘛，有那么了不起吗?有句俗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看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不还是嫌不过瘾，到第14兵团去当司令了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除了刘亚楼之外，人们还能记住几个?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军则不同。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日本陆军中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担任参谋。日本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
而且，又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陆军大学校。所以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做精英中的精英，日本社会讲究出身，日本陆军又没有比陆军大学校更高等的学府，这就造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参谋的就有18名，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之外，清一色的陆军参谋。名字广为人知的除了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审判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武藤章这些人之外，还有没有受到审判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辻政信、田中隆吉等许多许多。如果说，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中日间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战争，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在说明日本军参谋的作用和战争责任之前，还是先来解释一个名词“日本军国主义”吧。
在抗战前和抗战中，人们还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说法，战后就不太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词。而且在现在，“军国主义”只用于日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早就已经被人忘了)，没见过“美国军国主义”、“苏联军国主义”的。那么这个“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军国主义”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看这么一件事吧。1930年，为了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会内有过一场大吵架。只要听听吵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军国主义了。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应不应该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减海军兵力的建议。浜口雄幸内阁认为，日本的国力无法长期维持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所以应该接受英美的建议，就坡下驴，裁减海军军备；而海军军令部则认为海军兵力不应该裁减，边上的陆军参谋本部更是煽风点火，说海军怎么这么无能，居然让政府来过问海军兵力的事情。
原来，在当时《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内，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内阁的解释，海军兵力的决定，属于军事行政，归海军大臣管。另一种解释，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则认为，海军维持多大兵力是关系到如何作战的事情，没有经过军令部的同意提出裁减，就是对所谓“统帅权”的“干犯”。这就是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后来一直发展到浜口雄幸首相遇刺。
这是什么意思?海军大臣管海军省，是政府衙门，而所谓“军令部”是海军参谋部的名称。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海军统帅权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管军队!这才是军国主义。
反过来，军队却能管政府!怎么回事呢?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说，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1913年曾经改为退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但在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在军部的压力下，广田内阁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这个现任武官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厉害得很!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就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行了。这样内阁只能垮台：缺俩大臣还怎么干?有现任武官制这条规定，你就没法子去随便拉两个人来凑数。这一下军队算是拿住了政府的死穴，时不时就可以点你一下。
“统帅权”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日本，有两本关于统帅的指导书，一本叫做《统帅纲领》，另一本叫做《统帅参考》。前者是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军官才能阅读；而后者是1932年编修的陆军大学校教科书，里面写得很清楚：“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怎么样，这个所谓“统帅权”够狠吧?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第二次大战中的日本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表现及结果，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军部的暴走”。但是军部为什么会暴走，为什么能够暴走?这个“统帅权独立”就是根本的原因。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小说《烈火金刚》里面，和肖飞、史更新他们干了一阵子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其实就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像武汉保卫战中冈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像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南方总军”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这么些军队是怎么指挥的呢?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邪门，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照道理，参谋应该是为长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作战计划的。长官管参谋，这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当然不能，诺门罕战役，日本军不是输给苏蒙联军了吗?中日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中国军了吗?太平洋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美军了吗?二战末期，关东军不是输给苏联红军了吗?
这是不是尽找能说的说啊?日本军也不是专打败仗的，甲午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日俄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不也占尽优势吗?对，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绝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怎么解释?没错，日本确实赢了那两场战争。要解释这点，就还得从日本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和军队的二元化，以及日本军队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二元指挥体系开始说起。
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日本近代陆军(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6300名“御亲兵”开始的。明治天皇以这支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这些“御亲兵”们当时是忙得昏天黑地，干吗呢?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到了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南西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13000名士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好吧，这下就有了30000多兵，把熊本给包围起来了。放出话来，说还要到大阪、东京去溜达溜达。
这一来明治政府可慌了，赶紧镇压。派了个文官炽仁亲王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不是兵的“兵”们“讨贼”去了。这个“不是兵”是什么意思呢?兵力不够，把东京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7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当然应该赢啰，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干吗要去大阪、东京溜达也说不出个道道；第三嘛，官军的武器比贼军可要强多了，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什么的，贼军没有；最后就是钱了，贼军军费只有70万元，而官军用了4160万元。所以说这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怎么还打了7个月呢?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开了几次会，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来了：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儿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儿。
这边总结会还没有开完，那边又出事了。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南西战争打完了，大家得论功行赏对不对?可这功劳全被当官的拿了，小兵们没有。打了一场仗，劳民伤财，官家也给打穷了，当兵的饷都发不出来了，而且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的炮兵啊，怎么着也和现在的战略火箭军差不多吧。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反了吧。1878年8月，200多炮兵在一个叫竹桥的兵营里面就造起反来了。大炮一架，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他们家就打，谁让你克扣老子军饷!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炮玩玩。
兵变是被镇压了下去，可大家这一身冷汗呀。原来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会造反。加上那时的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的，纷纷改行玩政治了，鼓吹什么自由民权的，估摸着到时候议会里面少不了这些人。那议会要是被那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独立出来，直接交给天皇。
其实这都是在胡扯。除了竹桥兵变以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这个山县有朋，可以说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追根溯源，几乎全部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当过军事官僚之外，山县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镇压起自由民权来也是不遗余力，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制，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死于1922年，死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了，可见其人气之低。而几乎同时去世的大隈重信，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人家大隈重信还不是国葬，去告别的人照样络绎不绝。可见“公道在人心”这句话不假。
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山县没做过一件好事，石桥谌山(后来是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当时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就说过：“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谁说日本人笨嘴拙舌?
连大正天皇都讨厌山县，每次一看到他进宫来了就要嘟哝：“这老家伙又干吗来了?你们就不能给他找点活儿干干?”周围的人就找点什么去哪儿视察剪彩之类的活，来把这老家伙支走，省得大正天皇看着他腻味。
也有喜欢他的，除了那些军人、警察，还有谁?大正天皇的儿子--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老夸山县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不是到现在还有人要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吗?你别看后来的昭和天皇就是个病病歪歪的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有一次因为皇姑屯事件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个当朝宰相给活活吓死了!吓死当朝宰相，够狠吧?就连他那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活活吓死谁过。
那山县有朋的主张当时就没有人看得破?就没有人出来阻挡?有没有人看破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呢，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还是要喝，所谓“饮鸩止渴”嘛。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也大力支持吗?
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这就提出了第二个点：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
1878年(明治十一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下面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南西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南西战争中，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这样一个军令流程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但是，这根本就不能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那么这种倒行逆施为什么没人反对?原因很多，待到后面再讲，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邪门理由：就因为它是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里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只有他们不想要的，没有想要而要不回来的。别看一个个都奉着天皇，其实没人把那天皇当一回事。不就是一尊菩萨吗，他还能治得了军?估计也没人放在心上。你要是去跟他讲什么政治和军事分离的危险性的话，没准他会瞪你一眼：“一边玩去，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需要的时候再合起来不就行了?真少见多怪。”作威一方惯了，这些土豪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想要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后人在评论伊藤博文的时候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这是指的明治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条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伊藤所参加创立的那个帝国。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言归正传，这个参谋本部算是开张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参谋呢?
当时已经有了陆军士官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会被送到欧洲去留学，但是人数很少。学参谋专业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其中正式毕业、得到参谋证书的，就只有在法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小坂千寻中尉一人。
怎么办?山县们决定自己办大学。没老师怎么办?请洋人。请哪儿的洋人成了问题，到那时为止，日本陆军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差不多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山县们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日本军队的第三个二元化：陆海不协同，这个以后再说)；更加巧的是，德国总参谋部也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至于山县们要弄的这个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到底是自有知识产权还是从德国引进的，到现在还有争论，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就更合山县们的心意了，于是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当时德国人为了抢殖民地，正打着从奥地利经巴尔干小亚细亚通往波斯湾的主意，比起日本来，土耳其要重要得多。
没办法，找不到马牵头驴子回来也算是办成一件差，就这么着，把梅克尔少校领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办了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招谁呢?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工兵中尉。考生的合格率据说是只有10%，看起来生源还不错。
真的这样吗?非也。这种招生制度其实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陆军有办中学的传统，这种学校叫做“幼年学校”，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传统到现在还在继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有自己的中学)，这种从小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好像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都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一门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伸，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抢劫。
学生有点先天不足，老师就更有点发育不良了。只要看看这个所谓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就知道了。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军大学校的学制原来是步兵、骑兵出身的三年，炮兵、工兵出身的两年。理由是炮兵工兵们懂数学，少学一门课，只要两年就够了。
到后来大概自己也醒过味来了：哪怕你炮兵、工兵个个都是数学家，问题是这陆军大学校又没有1/3的数学课，凭什么炮兵工兵们少学一年?这才大家一律平等了起来。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分“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国际公法、法律、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共608课时；军事学再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马学、卫生、会计、兵器、建筑、参谋学要务、战史、战术、海战术、地形、沙盘、要塞战术”，共1796课时，术科包括“马术、参观、野外测量、现地战术、参谋演习拉练、战史旅行、基层勤务、秋季演习、参加特别大演习”，不算马术共304天，马术是806课时。
光从课程设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看课时安排就有问题了。战术有关课时为10的话，战史有关课时只有3，而真正的参谋要务只有1。
咦，不是要培养参谋的吗?其实没有人弄得清楚，陆军大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一开始是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要培养参谋及其旅团以上的副主官，再过了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其高级指挥官了。没人弄得懂。
不但培养目标模糊，这个号称日本军队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校，一开始居然连校长都不设，就派一“干事”来管，你说邪门不邪门?其实理由很简单，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不想弄一个校长出来妨碍自己直接管理陆军大学校。直到山县不当参谋总长了，才给陆军大学校设了个校长的职位。
话说回来，陆军大学校对学员的战术培养还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梅克尔经常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演习也相当多，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现在日本人的研究也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这倒不能怪到梅克尔少校头上，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当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桂太郎少将，在描述建军计划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建军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的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浅，但不能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养大量少壮参谋军官，确实需要这种战术第一的教育。
但是也就是到战术为止，课程设置中倒有“战争论”这门课，但实际上等于没上。据说梅克尔自己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蒙混过关了事。据说在日本能读懂《战争论》的人没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以后要讲到的关东军参谋、制造出九一八事件的石原莞尔，还有一个就是东条英教。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没错，不能不熟。这位就是将来那个被绞首了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爹。这位东条英教也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首期的首席毕业生。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亲赐军刀，还可以自由挑选出国留学的地方，东条英教选了德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当过大本营参谋，步兵30旅团长，当了一年就以中将衔被编入后备役。
这个东条英教还有一点邪门之处，他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校全部3016名毕业生中，就只有两位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位是第二期的谷田文卫，最后官拜中将、宪兵司令官。从第三期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60期，就再也没有非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了。
作为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可以说混得不太好，除了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个不足之外，还因为东条英教是南部藩出身，受当时正当红的萨摩藩、长州藩的排挤，一直不得志。所以后来儿子东条英机混出来了以后就为老子乱报仇，只要见到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家伙，就绝对要打压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陆军大学校毕业是很好混的。日本军队的晋升有个“定年”制度，就是少尉升中尉、中尉升上尉一定要两年；而尉级升校级，也就是大尉升少佐则要四年(现在的自卫队还是这样)。有了萝卜又不一定有坑，就是不一定有空缺，所以到定年时晋升不了是正常的。但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一到定年，肯定会得到晋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有所谓“十年人事”之说，就是毕业后10年肯定升到大佐，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则要看各人的人事关系了。
咦，这样一来陆军岂不是都是陆军大学校生的天下了?本来这也无所谓，陆军不用陆军大学校毕业的，还让谁去用?总不能介绍去做保姆。问这话的重点不在这里，前面说了，陆军大学校培养的是参谋，毕业生佩戴的是旁人看着眼馋的参谋肩章，怎么到后来，主官也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了?听起来有些讽刺，但事实就是这样。陆军大学校是陆军的最高学府，甭管它课程的设置合不合理，教学方法有没有问题，在学历至上的日本，陆军认为陆军大学校的毕业生就是精英。所以不管合适不合适，到最后就成了“无将不是陆大出”了。
话说回来，这陆大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有问题，也是在战败后总结反省时才发现的。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到。
就这样，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不但做不出好事，从根本上说，就做不成事。
那位要说了，你给解释一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吧。您别急，这就解释。
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有专门的所谓“参谋肩章”，所谓“参谋肩章”实际上是指肩章上挂下来的那根绶带，法语管那叫做Aiguillette。日语的“参谋肩章”这种译法倒是原教旨的，据说这种绶带是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参谋们发明出来的。但是由来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当时的长官都骑马，长官下了马就甩手不管了，拴马是参谋们的活，于是参谋们就在肩膀上扛上一捆绳子，扣在肩章底下拴马用；还有一种说法是参谋们老得画图、起草命令什么的，那时候没有可以插在胸兜里的自来水笔，用铅笔，铅笔容易丢，到时候找不着了就会出麻烦，于是参谋们就用绳子把铅笔接起来，系在扣眼里，铅笔别在肩章上。
旧日本军队除了参谋之外，将官也挂绶带，但将官的绶带是金色的，和参谋不同。那么当参谋的将官怎么办?--挂参谋绶带。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位置，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得到“参谋证书”，才有资格当参谋。
陆大毕业生毕业时会发一个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有点像日本天宝年间的制钱，所以陆大毕业生也被称为“有天组”，而非陆大毕业生则被称为“无天组”。有“无天组”的将官，但绝对没有“无天组”的参谋。所以将级参谋是挂参谋绶带而不是将官绶带。
后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东条英机面对日本的颓势，打破了日本军队军政军令分离的传统，认为搞个一元化才能转败为胜，就一身兼任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离得不远，都在东京的三宅坂，来来去去的挺方便，就是老得换东西--换肩章绶带。东条英机到了陆军省就是陆军大臣，是将官，得挂将官绶带；而到了参谋本部就是参谋总长，得扛参谋绶带，要不然就进不了作战部办公室。
作战部门口有持枪卫兵站岗，闲人免进，那守门的卫兵就只认“参谋总长”，不扛上参谋绶带，你就是“东条英机大将”而不是“参谋总长”，他就能端起刺刀不让你进去。其实也不至于那样，偏偏东条又是个“能够圆满守住仓库里10挺以下机枪的上等兵”(石原莞尔的说法)，别的都不行，就这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表现得不错，所以就成天把那绶带换来换去。
第一部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清国长崎水兵事件
先讲一个故事。
地点：日本长崎。
四艘外国军舰进了长崎港，其中有两艘是7000吨级的巡洋舰，12英寸主炮昂首向天，好不威风。
舰上的水兵下了舰。憋了那么久，先要去的地方是肯定的--妓院。
巧不巧，那天正好妓院还真生意兴隆，得排队。几个水兵就老老实实地排起队来。
排着排着这拨水兵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人居然长驱直入。而且可以肯定不是送便当的，绝对是和他们一样的嫖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怎么着?欺负咱哥儿们是老外?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他个狗娘养的”，那些水兵就发了飙，把眼前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家具全给砸了，一直到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到达现场时，这场“扫黄”行动还在继续。
警察算个什么，水兵们拔出刀来，对着警察就砍。可是总不及警察人多势众，结果有5名水兵被抓了起来。
这还了得，第二天从舰上冲出不少于450名水兵，朝着警察局就去抢人。警察当然也不肯眼睁着就让你们把现行犯给抢了回去，双方打了起来，据说死了10人，轻重伤70多人。死人里面有水兵!
这还了得，巡洋舰上的12英寸口径主炮顿时就转了过来，指着长崎市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者，舰队的长官说话了。
日本人只好忍气吞声，乖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认倒霉了事。
有人会说了，日本人活该，谁让你们去惹美国人了?现在知道败战的滋味了吧?
且慢，没说是美国人，那些牛气冲天的水兵们是中国人!大清北洋水师的弟兄们。
这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时间是1886年(明治十九年)8月，北洋水师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日本时发生的骚动。带队的是丁汝昌，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到长崎去修理的。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要谈甲午战争，就必须要谈到这次北洋水师的长崎寄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大清国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又被英法联军给烧了圆明园，但还是老大帝国，起码在亚洲还是货真价实的老大。
日本一直想染指朝鲜、台湾，但忌惮于中国的武力，不敢动手。早在1873年(明治六年)就有人提出过打台湾，但就连那个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爷山县有朋都坚决反对，理由是：“别惹毛了大清国”。
可不是吗?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大约有24万人，海军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7万不到。而清军呢?陆军98万人，北洋水师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号称从41万吨到11万吨。那98万陆军日本人倒不怕，因为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得起来。但北洋水师却确实是日本人的心病，尤其是“定远”、“镇远”这两艘号称远东无敌的7000吨铁甲巡洋舰，怎么都叫日本人心虚。所以日本人一直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光活动活动心眼儿。
这次好了，大清国自己把舰队送上门让日本人参观来了。当时镇守长崎一带的镇守府参谋，就是后来把北洋水师和波罗的海舰队都给灭了的东乡平八郎。这位东乡平八郎怎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亲自到定远舰上参观去了。
上得舰来，吓了东乡一跳。倒不是定远舰的大，说实话，东乡好歹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和大清北洋水师的管带们都是同学，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人家见过世面，军舰的大小还真吓不住他。让他吓一跳的是北洋水师的散漫，大炮的炮管上居然晾着裤衩子!那年月不抽洋烟，甲板上倒没有烟屁股，但到处都是烟叶末子。东乡平八郎参观完了说：“大炮是水兵的圣物，连大炮都不尊敬的舰队，没什么战斗力。”话音未落，那边的斗殴事件又给了他这句话一个极好的注脚。
就这样，日本人吃了定心丸，从明治二十二年(1889)起，就真的开始制定“征清大作战构想”了。花了4年，到1893年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到7月份，日俄两家谈成了，俄国人同意朝鲜独立，这时候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对付大清国了。
甲方案中，设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别人花了4年工夫在做计划准备打仗，而这时的大清国呢?在忙着为太后老佛爷准备做寿呢!谁还顾得上别的，而日本人则万事俱备，只等找到借口好开仗了。
是不是“不是鬼子太狡猾，而是大清太无能”的意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只在大清朝的腐败?不，倒不完全是。清朝末年确实政治太腐败，清军确实太无能。但是如果去掉这些腐败因素，清军就能赢得了日本军?笔者的结论是：即使没有西太后等让后人切齿的这一帮人，或者当时大清朝认真地去打仗，清军还是赢不了。
从前面可以看出，清军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倒并不比日军差，甚至比日军还多还强。但兵员的训练水平、高级军官们的战略战术教育水平和素养，比日军差得可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人家在开战的时候，陆军大学校已经招到第12期了，首届毕业生已经有爬到军主任参谋一级的了。像东条英教，当时就已经是大本营参谋了。可是有哪位报得出几个清军里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将领名字来?
但是到现在为止，不是一直在强调当时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不统一，军政和军令的不统一，陆军和海军的不统一吗?怎么那么多负面因素就一点也不出来帮帮日本人的倒忙?
前文说过，山县有朋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在当时日本能行得通，是因为没有人把他弄出来的问题当作问题。当时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健在，你山县整再多的制度上的漏洞出来，你还能玩得出来花?玩不出来。指挥甲午战争的不是一般人，乃明治维新第一功臣、首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人家伊藤拔根汗毛，不说比你山县的腰粗吧，和你山县的大腿肯定有得一比。
在这次伊藤博文亲自来过问军事以前，日本的军事系统已经弄得像笑话一样了。海军和陆军吵了几年架，弄得像仇人一样。看看那些架是怎么吵的，绝对有意思，挺有日本特色。
1880年(明治十三年)，海军看着陆军的参谋本部眼红，吵吵说咱们也要一个。陆军当时就给顶了回去：“怎么着?光看见现在我们这些贼吃肉了?你也得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贼挨打的时候。老子陆军是老大，你们海军能干什么?你是准备上岸进攻还是准备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陆军一样，没门。回去啃你的窝窝头吧。”
海军们可没有脾气，谁让自己是老二呢，没办法，有些气就是要受。受是受，海军也不泄气，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次海军提出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的构想，说把陆海军统管起来怎么样。陆军还是反对，说你们该谁管就谁管，别给咱们也找一个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兴趣，硬是在1886年(明治十九年)把这个“统合参谋本部”愣撮合起来了。
怎么叫“愣撮合”呢?他真是愣给撮合起来的。因为从一开始海军就不满意了。不是海军要成立什么“统合参谋本部”的吗?干吗又不满意了?其实是从一开始，海军就发现被陆军给涮了。《统合参谋本部条例》规定，统合参谋总长必须由皇室出身的将军担任，既然天皇领军，皇室人员担任统合参谋总长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欧洲皇室人员大都在海军服务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怕晕船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员基本上全在陆军，海军很少，这统合参谋总长一职必须由皇室人员担任的一条，等于变相在说海军永远是老二。海军能干吗?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看起来挺是那么一回事的“统合参谋本部”，就被海军给折腾得寿终正寝了。也别说，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点感情，陆军这次总算开恩，同意海军也独立出一个“参谋本部”来。
但海军还是气不过，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还就要出出这口恶气，愣把个刚刚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给改成了“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日本海军没有参谋本部而代之以军令部的由来。
所以到甲午战争开展前夕，日本军队的三个二元化总算凑齐全了：政军、政令、陆海，全是各唱各的调。
难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发明了一个叫做“战时大本营”的东西，简称“大本营”，在作战时把陆海军统一起来指挥。平时嘛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都给我拘到一起来。当然，要把平时就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两拨人拘到一起，也不那么容易，海军就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招兵买马就够忙的了，别参加大本营了。其实在琢磨着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长是参谋总长，所以理所当然大本营的长就是参谋总长了。所以军令部长见参谋总长矮一头。这也就算了，现在要海军大臣也去听参谋总长的发号施令，海军觉得也太委屈了。
陆军可不含糊，跟海军说：“知道你们海军弱智的比较多，不太会处理事，你们海军大臣忙的话就不用来了。不过俺们陆军大臣应付那些个小事倒是绰绰有余，能来参加大本营的。”被这样一将军，海军没了情绪，海军大臣只好乖乖地来大本营报到。不过到太平洋战争时，海军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句话来了，因此太平洋战争时的大本营就没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只是把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给并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涂。
海军和陆军这样一闹，哪个不怕死的文官还敢往这是非堆里边扎?更别说这帮武夫本来就讨厌文人了。结果大本营里面就弄得没有文官。也不是一个没有，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可不是一般的文官，人家来了就是来当头的。所以说大本营说起来是天皇为头，或者说天皇的幕僚长--参谋总长为头，实际上甲午战争时大本营的头是伊藤博文。不仅如此，伊藤还干脆把大本营从东京给搬到了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院子里面去了，连同天皇本人。对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外交和作战的一致，大本营应该离战场近一点。其实是整个一胡说八道。为了外交?各国驻日使节不都在东京吗?你跑到荒郊僻野的广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新干线”，连飞机都没有，怎么个搞外交?
伊藤博文的汉学基础十分扎实，写得一手相当漂亮的韵律诗。估计他这个让大本营搬家的主意就是跟三国里的曹操学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哪个诸侯逼得伊藤博文要使出这一手?就那山县有朋。
伊藤博文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把朝鲜从大清国的附庸地位里面“独立”出来，进而全面控制朝鲜。所以伊藤博文的战略是全部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但是，仅仅从开战前和开战时的静态数字来看，要达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因此进行和大清国的战争，对伊藤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赌博。一场除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外，连日本的国运也全盘押上的大赌博。所以作为操盘手的伊藤博文，绝不能容许有任何不和谐音来干扰这场超级大赌博。
最可能的不和谐音源就是首任参谋总长、现任枢密院议长，亲手制造出了三个二元化、弟子门生满军中的那位山县有朋大将。
伊藤博文还真没有把山县有朋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军事指挥系统给你搞得支离破碎吗?本首相现在再拼起来就是了，一个战时大本营制度，就把陆海军二元化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把陆相海相也塞到大本营里去，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也没了；至于政治军事的二元化，我是干什么的?什么，大本营里面没文官编制?本首相不就是文官第一人吗?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就你们这些人在那儿叽叽喳喳，瞎操心。
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时期起到了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镇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制度上的缺陷就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到后来几乎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这是后话。
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总长，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参谋总长指挥陆海军。那伊藤还能干什么?人家伊藤有办法，把山县有朋派到第一军去当司令官。理由冠冕堂皇：这是日本第一次和大国打仗，大伙的脑袋全赌在这上边儿呢，作为陆军的最元老，你不去最前线亲自指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其实伊藤的用心就是要把山县有朋和当时的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隔开来，省得妨碍他在大本营里发号施令。
大本营里面可没有文官编制，伊藤他就算是人在大本营，又怎么发命令，命令谁呢?伊藤有办法，你们不是都号称听天皇调遣吗?我把明治天皇本人给调遣来，看你们还能怎么整。一壮自己胆，二杀众人威，这才是伊藤把大本营设到那天涯海角的广岛，和把天皇也搬了过去的真正目的。
但是山县也不能就那样任人摆弄了。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山县可深知其中三昧，一到了外面，山县又要开始暴走了。
伊藤博文的战争目的就是要争取朝鲜的独立，如果天照大神开眼，再加上台湾就更好了。上面提到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中，在掌握黄海、渤海制海权以后，日军与清军在直隶一带的平原地带决战，这计划伊藤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伊藤博文不认为进攻北京、打垮清王朝是个好主意。把个清王朝给弄没了，你和谁谈判去?而欧洲列强也不会容忍日本在中国大陆独大，弄不好列强联合干涉一下，最后日本落个羊肉吃不着空落一身羊骚臭。所以作战的同时，伊藤博文一直在寻找与清王朝谈判的最好时机。
由于叶志超等清军将帅的无能，1894年9月16日，也就是大本营搬到广岛的第二天，清军大败于平壤。到了11月上旬，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第一军攻到了鸭绿江边，而另一支由原陆军大臣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也在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按照所谓的“征清大作战构想”，此时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的直隶决战，一来因为冬季作战不便，二来因为日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兵站不足的问题在朝鲜境内作战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弹药和粮食不足，日军在平壤一带是打得相当苦的，如果不是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朝鲜之战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
而伊藤博文的想法则是战争应该结束了，他已经在寻找和谈的机会了。但这边山县却又跳了出来，贸然下令进攻海城。海城是山海关的屏障，山海关失守，则清廷的祖陵危矣。大清号称“以孝道治天下”，西太后再不是东西，也不会让谁轻轻松松就把祖坟给挖了。所以清军在海城一带作战异常奋勇。山县在海城没讨着便宜。
这边伊藤可急了，日本当时也已经拼到了极限。两个月内不能停战谈和，日本就要先于大清完了蛋，这年头，山县还要扩大战火，如何是好?
伊藤博文让天皇发了一道诏书，对正在活蹦乱跳的山县有朋说，你回来养病吧。山县有朋看到诏书，也一愣，心想这天皇陛下可真想着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病，人家天皇愣就知道。可这话说回来，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呢?管他，反正天皇圣明，回去查查，没准真能查出什么病来，这就回去养病去了。
这边山县有朋一走，那边伊藤博文就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放弃进攻山海关是为了诱使大清坐到谈判桌上来，而进攻威海卫和台湾则是一来为了彻底消灭北洋水师，二来争取清廷所不太看重的台湾，在将来的谈判中增加施压的砝码。放弃进攻山海关和进攻威海卫及台湾，这两手是相辅相成的。
大清一来政治腐败，二来军事无能，又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对日情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逃脱伊藤博文的算计，乖乖地坐到谈判桌边上来了。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同意朝鲜独立，再赔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还是在伊藤博文的意料之中，德俄法三国来联合干涉了。对伊藤博文来说，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就都是本来并没有算计在内的战利品。这时候正好就坡下驴，还能给各列强卖个人情，让大清再以银3000万两把辽东半岛给“赎”了回去。
至此，日本全胜。但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日军组织的胜利，而是伊藤博文以其个人的资历、能力和天皇的信任，克服了山县们制造的日军的种种缺陷，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实应该说日本赢得是很侥幸的，不管大清在军事上打了多少败仗，只要再抗击几个月，那时候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只要”这一说，只能让无数后人掩卷兴叹。
那么，日俄战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缜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致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日本参谋本部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1/10!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大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
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时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南西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的成分，您能想像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像现在时髦的think tank(智库)，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陆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吗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23000万两，折日洋344050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2亿，白赚14000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5400万，海军12500万，用来扩展军备。
不光是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俄国人也一样。不过俄国人惦记的顺序不同，俄国人是先满洲后朝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俄国人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花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归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敢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哄哄的美利坚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将来而已。日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1902年1月30日，日本举国进行提灯游行，庆祝日英同盟正式缔结，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形容就是：“乐得就像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只好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对上次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呢，好，这次就要干干俄国人。
干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干法?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届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一个人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估摸着山本海相要是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的态度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就一个人反对，加上还是海军，人微言轻，当然动摇不了对俄开战的结论。
上次甲午战争时是总理伊藤博文在主持大局，这次是总理桂太郎在主持大局。表面上好像一样，但这次实际上是桂太郎的老大--山县有朋在主持。山县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暴走过吗?这次对俄开战，会不会又旧病复发，发疯蛮干?
不会，山县还不像后来的日本军参谋们(特别是关东军参谋们)，那可是一群真正的疯子。上次的暴走行为只是由于对伊藤独揽大权的不满，这次可以由他主持全局了，他倒十分明智，尤其在战争目的上。
山县的目标就是要把沙俄赶出满洲，从而确保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争
取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再弄上一点沙俄的远东部分就更好了。他可没有灭
了沙俄的打算，一来他知道沙俄也不是他想灭就能灭得了的，日本没那个
山本权兵卫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人，当过两任总理，可运气不好，全都提前下台。第一次是第十六届总理，上台就把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给废除了，出了一口对陆军的恶气。可是被人揭发出海军在采购武器时有人受贿，提前辞职下了台。2月20日上的台，4月16日就下台了，两个月都没满，里面还有一个只有28天的2月份呢!过了几年，又爬到总理大臣的位子上去了(第二十届总理)，那次就更倒霉了。上任的前一天，1923年9月1日，来了一场“关东大震灾”迎接他，该着他去收拾破烂去。这还不算，到了年底(12月27日)，有人向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开枪，纯粹不让这位倒霉蛋过年了。到了来年1月7日就下了台，不管怎么说，比第一次坐的时间总要长一点，要不然怎么说人总是在进步呢。实力；二来他也知道，就算日本有那个实力，别的白鬼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只黄皮猴子把个白鬼子给灭了。所以他从开战那一分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和谈的机会。
说一件事吧，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编成“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咦，儿玉这不是犯上无礼吗?一个满洲军总参谋长可以这样训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位儿玉源太郎可不是泛泛之辈，他出任过陆相、台湾总督，担任过陆军大学校的干事(相当于校长)，而长冈外史呢?是他的学生--陆大首期毕业生。更有意思的是，这位长冈外史是陆大首届10名学员中排名最后的，而当年陆大请来的德国梅克尔少校认为，陆大最优秀的学生并不是那位东条英教，而是这位一有空就去听课，跟着学员们一起学习的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儿玉源太郎，和首任陆大干事小川又次这两位大佐。
这位小川，是后来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时自杀的杉山元元帅陆军大将的老丈人，他只要有空就肯定和儿玉源太郎一起去听课，特别是梅克尔少校的课程。这两位不但听课，还成天和梅克尔争论，一次在运动战中山炮和野炮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小川和梅克尔争了起来，山炮派的小川对着梅克尔就嚷上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但我不能接受野炮比山炮强的观点，要不相信，您回德国去带一个全部野炮的联队，我带一个山炮联队，咱们比划比划怎么样?”把梅克尔气得晕了过去。日本陆军喜欢玩山炮的传统，就是来自这位小川又次。
儿玉大将这次是降格就任，有人要问了，他就那么让给降了格没意见?没意见。满洲军总司令官是陆军元帅大山严，做大山严的总参谋长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而此时坐在参谋本部里的参谋总长不是别人，正是山县有朋陆军元帅。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仅参谋本部，就连现场的指挥官都牢牢记着。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虽都是军人，但和后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除军人外，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现在这个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还知道进退，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因此，他们赢了。
赢是赢了，但赢得太惨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不，对整个亚洲来说，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不如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日俄战争，后起的东方帝国日本赢了老大西洋帝国沙俄，让全世界为之瞩目(话说回来，当时的所谓“全世界”，也就是全欧洲加上一个美国)。当时全欧洲在一开始就预言日本会胜利的，可能就德意志帝国的梅克尔一人。而梅克尔之所以作这种预言，更多原因仅仅是因为日本军队是他教育出来的这一种亲近感吧，并不是实事求是。
日俄战争，日本赢得相当惨：战场上也打得惨，战后处理就更惨。以至于到了100多年后的现在，还老有人在问，为什么要去打那一场战争?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听得进去伊藤博文的话?实际上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仅仅是一场“代理战争”，日本只是当了超级大国大英帝国的代理而已，被英国佬利用了。
甲午战争，日本赢了。赢得很自然，因为作为对手的大清帝国只是一具行将就木的僵尸而已，国运已去，没有不输的道理。而这次的对手沙俄帝国则不同，从任何角度来说，当时的沙俄还是一个健全的帝国，国力和军力都大大高于维新建军刚刚才有30年历史的日本。
所以，日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比甲午战争要大得多的赌博。结果虽然是赌赢了，可赌本花去不少：死伤38万(甲午战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的几乎10倍)。
只要看看有名的乃木希典大将是怎样被日军尊为“军神”的，就知道日本人这场战争赢得有多惨了，也就知道日本海军和陆军有多大的不同了。
平心而论，日本海军还是有一点想像力的，也肯学新东西。沙俄的旅顺远东舰队一直是他们的心病，倒不是远东舰队本身有多大威慑力，而是如果不解决远东舰队，万一和波罗的海舰队形成对联合舰队的夹击之势就糟糕了。去打吧，海军又有点嘀咕，万一受了点损失，将来波罗的海舰队来了怎么办?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手下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少佐出了个主意。这位秋山少佐做过美西(美国-西班牙)战争的“观战武官”，从美西战争的战场上学来了一个“闭塞战法”。
这“观战武官”现在是个死语，不用了。老年间欧洲国家打仗时，中立的第三国可以申请派军官到战场参观，学习怎样打仗。这个观战武官其实是很危险的，陆军还好一点，因为位置可以稍微靠后。可海军怎么办?一条军舰被打沉了，龙王爷可不管你是不是“中立第三国”，一股脑儿全部照单签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词就没有了，理由很简单：都已经打出“世界大战”了，哪儿还有什么“中立第三国”?
什么叫做“闭塞战法”呢?就是把敌方的舰队堵在港内不让它出来。一开始海军是准备用甲午战争中俘获的“镇远”号沉在宽度只有273米的旅顺港入口的，后来不知怎么没有用，一共搞了四次闭塞作战，全都失败了，旅顺港就没有被闭塞起来。
要说日本人也是脑袋一根筋，看了美国人用军舰堵港口，就非得也用军舰堵，就不会想到用水雷，其实当时日本海军已经会用水雷了。不过海军的脑筋还是转得比较快，水雷没想起来，想出了别的解决办法：堵不起来就不堵了，把个皮球回踢给了陆军：“你们不是牛吗?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占了旅顺口，从里往外用炮轰。”
既然牛，就不能说解决不了，再说陆军也没有把旅顺口当回事。当年甲午战争时攻下旅顺口的第二军司令官，不就是现在的满洲军司令官大山严吗?大山严一拍脑袋，喊来了当年的第一旅团长，现在的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大将。当年就是这位乃木，只花一天就打下来了旅顺口，还捎带着搞了场现在几乎被中国人忘记了的旅顺大屠杀。
乃木兴冲冲地去了，到现场一看，就只说了三个字：“唉，这个……”怎么了?钢筋混凝土一米多厚的要塞工事，再加上俄军比日军要强得多的火力，怎么攻?
怎么攻?不攻不就完了吗，急什么?当时的时间优势还在日军一边，包围起来，把水源一断，看俄国人能喝多长日子的尿不就完了?
其实海军的秋山真之给乃木支过招。从旅顺口外的海面上，能看到旅顺口的背后有一座小山包叫203高地，当时俄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在203高地上修建防守工事，只要拿下203高地，居高临下地用重炮轰港湾就成了。攻打旅顺口是为了消灭俄国人的远东舰队，并不是要旅顺口这块地，只要俄国人没有了远东舰队，多少旅顺口他都得吐出来。
可是乃木希典和他的参谋长伊地知幸介少将就是弄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是“攻占”，就得“攻”下来“占”领了它，于是乃木就在俄国人的混凝土地堡、重机枪、重炮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发动“万岁冲锋”，想用手下第三军士兵的尸体来填出一条通往旅顺口的道路。但是肉身的士兵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是大炮和机枪的对手，叫万岁也没用，只能是一片一片地在俄军火力面前倒下，倒完了乃木就再向大本营请求增援，增援来了再喊着万岁往前冲。15000人满编的第7师团，11月从北海道的旭川拉来，交给乃木只有短短5天，就只剩下1000人了。
从1904年7月开始攻，8月19日开始总攻，死了两万多人，攻到年底还没有攻下来，连乃木的两个儿子也全赔在里面了。不得已，儿玉只好亲赴旅顺口前线，以满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向乃木“借”来指挥权，使用从国内调来的28公分重炮，结果只花了24小时，就在11月30日占领了203高地的东翼，203高地的最后完全占领则是在12月5日，而旅顺的俄国守军也在1905年1月1日因为实在受不了了，向乃木正式投降。
这俄国人也怪，怎么就投降了呢?原因也邪门：被围城太久了，吃不到新鲜蔬菜，这才投了降。倒不是俄国兵如何奢侈，非得吃什么新鲜蔬菜，实在是维他命补充不上了，士兵中坏血病流行，这才投了降。而日本人进了城一看，脱口就说白鬼子可真傻：仓库里大豆堆积成山，白鬼子还会生坏血病?原来白鬼子不会发豆芽、磨豆腐，白白守着大豆山生坏血病。
就这样一位半傻不呆的乃木将军，怎么又成了“军神”呢?倒不是因为这位的战绩，而是他两个儿子都死在旅顺前线了。按说乃木当时是大将，留一个儿子在身边，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但乃木愣是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火线。战后论功行赏，给乃木封了一个爵位。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丧子之痛，乃木把个爵位给辞了，这件事在下层国民中口碑也不错。再有就是明治天皇驾崩之时，乃木杀了老婆后，自己也跟明治天皇一起去了。这件事被知识分子批判，认为是过时的思维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却被“爱国贼”们大大利用，为日后的军国主义思想泛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
其实乃木的遗书中说，他的死是为南西战争时他带的步兵第14联队军旗被萨摩藩贼军夺去而赎罪。敢情这位所谓“军神”，打的混蛋仗还不止这旅顺口!
打完了旅顺口，就该和沙俄军主力决战了，这就是所谓“奉天会战”。日军25万人对俄军37万人，打得赢吗?
嘿，还真打得赢。这里面俄日双方都有原因。
从俄方来说，首先是俄军已成惊弓之鸟，怕了日军了。一开始是为了在沙皇面前为自己开脱，谎报日军兵力，到后来连自己都信了自己的谎言。像在旅顺严重受损的乃木希典带的第三军，当时已经从6万人减员到了3万人，而俄军司令库罗帕特金居然估算光日军第三军就有10万人!
再者，俄军中有不少波兰兵和芬兰兵，这些从殖民地抓来的洋壮丁们，怎么可能为沙皇陛下去卖命呢?厌战情绪极为严重，能投降绝对投降。
而日本这边呢?首先就是指挥官大山严和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均为一代名将，而后再无出其右之人。特别是儿玉总参谋长，战后第二年就英年早逝(54岁)，也算是一种“战死”。二来日本人有一股傻劲，愣把光炮身就重达10吨的28厘米口径的大炮从日本运到旅顺，再从旅顺给拖到奉天去了。光伺候这门20年前的大炮，就要400多人。不过这大炮也真争气，没有它，那旅顺还真弄不下来。就现在，那大炮一响，俄军顿时如鸟兽散。
说一件好玩的事。当年的南西战争，西乡隆盛带了35000人包围了熊本城，当时镇守熊本城的就是那位儿玉源太郎。眼看着就守不住城了，守军中有人想起来当年从法国买了两门炮，只不过从来没有用过。这时候死马当作活马医，架起炮来照着说明书讲的就开了一炮。炮弹当然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操炮手诚惶诚恐，转回头正准备接受儿玉长官的训斥，谁知长官正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八格丫路地跑了，统统地跑了跑了”；再回头一看城下，刚刚还在攻城的敌兵们正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跑得比耗子还快，不管指挥官怎么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怎么啦?被刚刚的“咣当”一声巨响给吓坏了。
武器不一定要杀伤力强，有时候吓唬力强更有用。这次那28厘米口径大炮一开火，真把俄军给吓坏了。大家撒丫子一齐向后转，本来想就撤个200里，从奉天撤到四平，结果一跑就跑到哈尔滨才停了下来。
而且当时的日本陆军不像后来那样僵化，还肯接受新鲜事物，当时还挺重视武器装备。开战前夕从美国进口了大量哈奇凯斯机关枪，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大量配备给部队。所以有的指挥官都不知道机关枪是什么东西。旅顺前线就出过这样的笑话，前线指挥官没见过机关枪，就觉得十分郁闷，说怎么俄国人一敲鼓，日本兵就都倒在地上了(这是真事，不是笑话)。后来才知道敢情那不是西洋鼓，那玩意儿叫机关枪。于是大本营就赶快把躺在仓库里的机关枪拿出来配备，到奉天会战时，日军的机枪密度已经是俄军的5倍了。
但到了后来，日本陆军就在“精神万能论”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几十年没有更新武器装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野炮”，为什么叫“三八”?不是1938年的意思，而是“明治三十八年”的意思，那一年是?1905年!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的装备还基本上是世界一流的。但是陆军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到二战时日本陆军缺少一种当时十分流行的步兵轻武器：冲锋枪。一直到冲绳战时才看到所谓“100式短机关枪”，并不是冲锋枪是日本人制造不出来的什么尖端武器，而是自动连发的冲锋枪太费子弹，不是穷国日本所能够装备得起的。日本人只能一发一发地打枪，指望“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而当时是连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有冲锋枪。日本陆军拿着30年前的东西去欺负张学良那样的败家子也就算了，他也敢扛着三八式去玩老美，不落个灰头土脸才邪了门呢。
这俄军不是退了吗，日军不是该赶快追击了吗?不行，追不动了。真是有那贼心贼胆，没了那贼劲头了。单单乃木的第三军就已经减员快一半了，后来在南京搞大屠杀的金泽第9师团减员已经到65%了，鸭绿江军所属的后备第一师团就根本不能行动了。
这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那位日后大叫“Remember the Pearl Harbor”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出来当和事佬了。可是俄日双方都不想谈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把赌注还押在号称是世界最强、当时正在往远东赶路的波罗的海舰队上，而山县有朋也认为现在就谈和为时尚早，得不到最有利的结果。
那支被沙皇路远迢迢18000海里派来远东的倒霉波罗的海舰队，从波罗的海一出港就倒足了大霉。英国人拒绝给他们供应淡水、煤炭，拒绝他们进港靠岸，俄国人的最新型战列舰又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结果只好路远迢迢绕好望角，好在非洲法国殖民地多，在法国人势力范围内，俄国人总算可以喝上一口水。其实俄国人的所有行动全在英国情报机关和三井物产支店的监视下，一举一动全部用电报送到日本海军军令部。
陆军在玩命的时候，这边海军也没闲着。海军一直在琢磨怎么打比联合舰队大出一倍还要多的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那位秋山真之少佐想出了个绝招。
原来海战，大家一字排开，用大炮对讲。谁的嘴巴(大炮口径)大，谁的话讲得快(射速)，谁就基本上赢了。但是秋山真之想出了个利用“丁”字形队列的招，就是想法子把日本的4艘战列舰排成“丁”字的那一横，这样就可以集中炮火打敌方那一竖的第一艘舰，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第二艘舰到来时，第一艘舰已经被打趴下了，还是只能被动挨打。这样不用说波罗的海舰队只有7艘战列舰，就算是有70艘，也就是一艘一艘地打。
“丁”字队形，古已有之。但是你想用，别人要避，所以实际上是排不成的。但是秋山在敌前来了个大转弯，冒着旗舰中弹50发的风险，在波罗的海舰队“东乡发了疯”的观察中，转了一个160度的弯，形成了“丁”字。
到了1905年5月27日，果然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排成一字长蛇阵，奔等候多时的日本联合舰队的套中而来。从13：55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升起“Z”字旗开始到19：20分，5个半小时，波罗的海舰队第一舰群、第二舰群就被全歼了。第二天早上9：30分，联合舰队又发现了波罗的海舰队第三舰群，正准备追击，10：34分第三舰群旗舰主动升起了投降旗。10：53分联合舰队宣布受降，一场海战没花到一天一夜。
波罗的海舰队被击沉包括6艘战列舰在内的16艘军舰，自沉5艘，被俘获6艘，逃到中立国6艘，还有5艘可真不容易，路远迢迢又逃回去了。其中就有一艘中国人都知道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后来“十月革命”，打第一炮的据说就是它。估计当时俄国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肯定会抱怨，当年联合舰队干吗不把这艘倒霉军舰一起打到海里去，省得留到今天来打自己人。
这时，罗斯福又出来了。现在该讲和了吧?
日俄战争，可以说是战前日本和日本军队的辉煌顶点。
用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日本和日本军队就开始了堕落。”
堕落开始于这场和平谈判。
中国对日俄战争历来置于很轻的位置，认为只不过是一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或者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研究旅顺战役和奉天会战，再不然就是研究被称作“东方纳尔逊”的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对有关这场战争的媾和谈判和由此引起的后果，却几乎无人谈及。
甲午战争(日本叫日清战争)日军死、残(永久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花战费日洋2亿。由于日军战胜，获大清赔银23000万两，折日洋344050万，再加上朝鲜独立和割让台湾、澎湖。这次呢?日军死伤38万(甲午战争的几乎20倍)，军费17亿日洋(甲午战争的几乎10倍)。
日本人认为这次也要“照既定方针办”。有一个所谓“七博士集团”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日洋30亿，割让包括库页、堪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欧的博士。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有很大的意义。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思想界已经堕落了。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和思想界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而在得知《日清下关条约》的内容以后，则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定甲午战争。而现在呢?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了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但是七博士的方案只是一种单相思罢了。尼古拉二世又不是七博士的学生，干吗要听你的?被黄皮猴子打败了的北极熊正恼怒着没处找脸呢，说了，“一个子儿不给，不服咱重来过”。沙俄满洲军是不行了，波罗的海舰队也全灭了，可是还有一多半精锐部队在欧洲部分呢，沙皇这就在打念头把那部分调过来再打一场。
日本这边呢?山县有朋和大山严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因为已经弹尽粮绝了。
参谋本部在战后出过一本叫《日露战史》的书，这个“露”是日语中russia的简称。原来叫“鲁”，日俄战争时为了讨口彩，指望俄罗斯像露水一样见到“日”就消失才改成“露”的。书里面当然是自吹自擂一番，但举了一个战例，说一次日军出动一个师团去夜袭，为了保持隐蔽，下令在开枪命令以前，即使被敌军击中也不许叫喊，不许还击云云。意思是日军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但是如果听听从战场上生还者的记述，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是后来在瓜达卡纳尔岛上被美国人打残了的第二师团，这件事还是真有，这个第二师团保持了一项战争的“世界纪录”--最大规模的夜战世界纪录。夜战在各国军队中都是被研究的对象，德国军队就很重视夜战，但是成功的夜战一般最大也就是以营为作战单位，欧洲军队以师团作为夜袭单位的，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鲁登道夫夜袭”的那一次，那是1914年8月，德国人按照施里芬计划进攻比利时的时候，在比利时荷兰边境的列日(Liège)受阻，鲁登道夫策划过师单位的夜袭，但没有成功。
而在辽阳会战中，由后来当过陆军三长官之一的训练总监西宽二郎中将指挥的第二师团，当时隶属于黑木为桢大将的第一军。黑木的第一军进入满洲最早，凤凰城、摩天岭都是他们占领的，但是在辽阳城前的弓长岭被17000人重装备的俄军挡住了，不拿下弓长岭就拿不下辽阳城，但是参谋本部很明确地表示没有可以提供给第一军攻打弓长岭用的炮弹，骨灰盒倒有，参本已经为辽阳会战准备了1万个骨灰盒。
1904年8月26日晚上，没有炮火支援的第二师团12000人摸上弓长岭，和俄军进行了一次白刃夜战，成功地拿下了弓长岭。其次，不许叫喊、不许还击的命令确实是下了，但不是为了什么“隐蔽”，理由十分无奈而且可怜：没有那么多子弹来还击!
是不是弹尽粮绝了?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让他们自己走到绝地了，这时候尼古拉二世真要是把欧洲的兵再拉过来，日本人可就真得“全军玉碎”了。
日本人有一句话：“没了乃木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最后在旅顺战役中亲自指挥的是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没了东乡大将，日本海大海战也能赢(山本权兵卫海相起用东乡平八郎的理由是很奇怪的：这小子一贯运气好)；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这位明石元二郎是哪方神圣?他是陆军大学校第五期的毕业生，时任驻俄武官。因为在陆军大学校期间成绩不是很好，而且为人很怪，一般人都无法和他交往。这位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不修边幅到了变态的程度。但他是一个天才，一个特工天才。日俄战争中，他一个人就用掉了100多万日洋的活动经费，要知道那时连兵库县知事、省军级干部的工资每月都只有100日洋出头!钱用哪儿去了?不少给了托洛茨基做活动经费。沙俄内政部长的被暗杀，战舰“波将金号”的哗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日本人这么说。就这样，沙皇军队成天提防，镇压四处的革命和叛乱都来不及，哪儿还能调兵来和日本人重新打过?
日俄战争以后，有一次明石元二郎去晋见山县有朋元帅，对山县谈他的设想，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就那么坐在那里撒起来了!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问他干吗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烦了嘛”。
这位明石元二郎，后来官至陆军大将，当过第七任台湾总督，在任中死去。他是在日本死的，可又埋到台北的日本人墓地去了。那个墓地日本二战战败以后也没有人管，成了国军老兵们聚居的贫民窟。1994年陈水扁当了台北市市长，出公帑从国军老兵那儿把墓地买了下来，进行整修。又在三芝乡的店子村买了一块地，为明石元二郎修了一个极漂亮的坟头。沙俄虽然坚持不赔款，但也不离开在美国朴茨茅斯的谈判桌。就这样僵在那里了。日本可耗不起。几经讨论，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的意见一致：不要赔款也要结束战争。
结果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是：日本放弃战争赔款，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将南满铁路和旅顺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且割让库页岛南部。
应该说两个帝国都没有得到好处。沙俄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和败战，以及日本间谍在国内的活动，直接导致了国势的衰落，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连吃败仗，到最后连沙皇本人也被灭了门。
唯一得到好处的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因为据说是他促成了日俄两国的和平，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给了他。
这边日本呢?朴茨茅斯和约的内容在国内一公布，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样，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山县有朋。这次是山县自己克服自己造成的障碍，总算带着大家混出来了。但是山县有朋在政治上的见识，和伊藤博文是根本无法相比的。所以虽然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在军事上都是日本胜利，但在结果上却完全不一样。这次山县有朋经济上没捞到什么，那些“权益”，是要去刻意经营的，还得往下砸钱去投资。
所以1905年8月30日晚上，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在朴茨茅斯宣布：“日本国天皇尊重文明和人道，为了和平，以妥协的精神命令我撤回支付军费的要求，承认桦太(日本对库页的称呼)的分治”时，虽然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一致称赞和祝贺，但是9月1日日本各报在报道日俄媾和条约签订的同时，都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烈的社论：
“屈辱!”“追查元老和阁僚们的责任!”“面对着无边的悲愤，国民们能沉默吗?”
当然不能沉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他们上下嘴唇那么一动，就不要赔了?那是不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起的战争债券也不要还了?全是一群卖国贼!
于是，不肯沉默的国民们喊的口号是：
“撕毁媾和条约!”
“满洲军总进击!”
“斩小村的头以谢天下!”
“把大臣们的官邸一起烧了!”
说是说，真要烧大臣的官邸还是不敢。不敢烧大臣的官邸还不敢烧老外的吗?于是无数的人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叫它暗中包庇俄国佬，大家扔石头砸哟。教会也一把火烧了，全他妈的是“西洋鬼畜”的东西。打着打着脑袋就不听使唤了，刚刚还不敢烧大臣的官邸，现在敢了，于是内务大臣的官邸、《国民新闻》社也一起烧了。什么?警察还敢保护卖国贼?还敢镇压大家的爱国行为?连警察派出所也一起烧!这就是震惊西方的所谓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时间是1905年9月5日。
9月6日，内阁只好宣布实行戒严，戒严令一直到11月底才撤销。暴动期间死了17人，负伤500多人，抓了2000多人，后来被判有罪的共87人。
就在宣布戒严令以后的9月7日和9月12日，神户和横滨的“爱国人士”们也还是照样反潮流，顶着风对着干，把神户和横滨也给打砸抢了一遍。
中国人喜欢称非己类的为“鬼子”，这个“子”还是人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是魔鬼，还是人变的。而日本人则称之为“鬼畜”，就更进一步了，这是畜生变的魔鬼。前些时有日本新闻记者在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面前诉说委屈，说有中国人管日本人叫“鬼子”。武部一听乐了：“原来我们不也叫过什么英美鬼畜的吗?”
那些英美鬼子或者英美鬼畜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不是我们这些鬼子或者鬼畜借钱给你日本，卖武器给你日本，提供情报给你日本，帮你日本阻挠沙皇舰队，帮你日本租借了威海卫军港，帮你日本出来斡旋和平，你日本真以为就能胜得了沙俄?连大使馆也敢砸，教堂都敢烧，整个是忘恩负义的异教徒。
而日本知识界呢?认为整个这件事是白种人的阴谋，英国利用日本打了一场代理战争，既削弱了沙俄的势力，又不让日本人得到好处。乘机卖军火放高利贷赚昧良心钱，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什么和平斡旋，整个一个白鬼子联合起来欺负黄种人的骗局。
日本和英美的反目，追根溯源，起因就在于由“七博士集团”引起来的这次东京打砸抢事件。在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就一直有排斥日本移民的行为，但在“日比谷烧打事件”以后，就成为公开合理的事情了，最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时，美国人干脆把日本侨民全部关到集中营里去。
当时全日本的传媒除了一家《国民新闻》外，全部加入了这场“爱国大合唱”。连日地讨伐“卖国贼”和“英美鬼畜”。而敢于站出来支持媾和条约的政治家就只有伊藤博文，报人就只有《国民新闻》的主编德富苏峰。
既然是“爱国大合唱”，声部肯定众多，调门也只会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爱国名词”也就竞相出现，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大和魂”。夏目漱石在评论这个“大和魂”的时候说：“日本人像生着痨病一样，咳着叫着大和魂。……记者在叫大和魂，扒手也在叫大和魂。……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餐馆的招待也有大和魂。……三角形的是大和魂，四方形的还是大和魂，这个大和魂还真是像个魂魄似的，晃晃悠悠到处都有。”
东京日比谷烧打事件的犯人们是被判了罪，但是社会上还很同情他们：他们犯了什么罪?犯的不就是“爱国罪”嘛。所以第二年(1906)1月桂太郎内阁就倒了台。这在日本还是第一次由老百姓把个政府给赶下了台，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先驱行动也可以，但是在事实上是由于日俄战争的战后处理，被一部分自私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利用，而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把政府给赶下了台。
从那以后，日本的政府就一直萎靡不振，但是这在外人看来倒是所谓“大正时代的民主主义”。见鬼，真正的民主怎么一转眼就会大变活人，成了“昭和时代的军国主义”?那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政府软弱。
这时，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参谋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军队中枢机关了，像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时就是大本营少佐参谋了，前面提起的长冈外史，当时是第一军兵站部少佐参谋长了。连那位第五期的明石元二郎，也已经是近卫师团大尉参谋了。
第二部　参谋们的练习场
1陆大参谋们要发言了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陆军大学校已经有20届学生共计463名毕业生了。怎么人数那么少?陆军大学校的意思倒不是“很大的陆军学校”，每届招生也就不超过50人，一开始每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还有人可能会问，1883年(明治十六年)陆军大学校开始招生，怎么到1908年才毕业了20届?这是因为中间打了两次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时陆军大学校闭校，大家一起上前线去，命大的活着回来再来读书。
陆大毕业生这时已经不仅限于当当旅团师团参谋了，甚至都不限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和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除去极少数例外的，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主要位置全是陆大毕业生了。就是说作为参谋人才培养出来的陆大毕业生们，现在又是参谋官，又是指挥官，还是行政官了。
那么这些毕业生们作为指挥官、行政官合格吗?答案大概是：不合格，特别是作为行政官。
陆大毕业生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恃才自傲，目中无人。这也难怪，全国每年就那么三四十个人能通过难关入学，能不牛，能看得起人吗?所以一旦出事，从不会检讨自己，总是别人的过失，把电影《逆风千里》中的一句台词翻过来说就是：“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
再一个就是视界极端狭窄。陆大毕业生们大多不识社会，不懂政治；因为陆大的毕业生中，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绝大多数，这种“幼年学校”是陆军办的一种学校，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各有一校，每年各校招50人，全部寄宿制。毕业生一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从军，再考入“陆军大学校”，毕业后再从军，和社会不发生交往。所以经常会自行研制一些荒唐无稽的“理论”，然后再沉醉其中。
还有陆大的教育制度也有严重问题，片面强调分数。陆大和陆士(陆军士官学校)一样，对平时成绩看得极重。在校分数跟随学生一生，所以前文在谈到东条英教的仕途时才说他混得不好，因为东条英教是首届首席毕业生，而只做到中将就被转成了预备役。
倒不是说分数无用，而是说分数绝不是万能的。举一个旁例，最有名的美国军人是谁?可能大部分人会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吧。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论成绩更是无人可比，从小学开始到西点军校毕业，几乎所有功课“all A”，空前绝后，到现在西点军校还没有人能超过麦帅的成绩。毕业后在军旅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一直做到五星上将。可是实际战绩呢?当然也打过“仁川登陆”那样的漂亮仗，但是在菲律宾扔下部属逃跑的不就是他吗?朝鲜战争中对中国会不会出兵判断失误，发现错误时还不能及时修正，反而要用原子弹来解决问题的不也是他吗?如果不是杜鲁门总统及时决断，真被他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也没准。
美国的西点军校教育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日本的什么陆军大学校了。
比如招生面试时，给考生一个题目：“××地方有敌军，怎么办?”考生要是问一句：“有多少敌军?”那就完蛋了。应该怎么回答呢?应该这么回答：“包围起来，消灭了他。”这是在考你有没有“进攻的气质”呢!
陆大的口试是富有传奇的，考生进了考场坐好以后，考官就会发问：“准备得怎么样了?”
考生当然都是信心百倍地响亮回答：“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可就提问题了，刚刚上楼来的楼梯有几格?”
考生顿时傻了，但还是不服：这是考陆大还是恶作剧?
现在日本的自卫队还有一个“自卫队生徒”的组织，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这是不是过去“陆军幼年学校”的再版呢?至少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自卫队生徒仅仅是在高中课程外加强了军事体育训练，和原来的陆军幼年学校有所不同，而且自卫队生徒的学生和以前直升陆军士官学校的幼年学校学生不同，自卫队生徒的学生进入现在的“防卫大学校”(相当于过去的陆军士官学校加海军兵学校)还要经过和其他考生同样的入学考试，在文化教育方面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强化的措施，因此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占不到优势，所以能够直接进入防卫大学校的人为数不多，大多数人都是毕业后再进入各个自卫队的专门学校接受专业训练。这些人一般成为不了职业军官，只是成为“军曹长”之类的下士官。
但是还有另一类学校，陆上自卫队还有一个“高级工科学校”。这所学校也是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但是把教育重点放在数理化科目上，军事体育的时间比自卫队生徒组织较少，这些学员进入防卫大学校的比较多。但是在目前看来，陆上自卫队的高级工科学校和原来的陆军幼年学校还有很大区别，这是因为现在的自卫队和防卫大学校，从整体来说还是在文官政府的领导下，“陆工”毕业生在使用上得不到偏爱，陆上自卫队也更加喜欢使用一般地方高中毕业再考入防卫大学校的毕业生。而且陆工毕业只能去陆上自卫队，即使是现在的陆上自卫队各级主官中，陆工毕业生所占比例也很少。至于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对日本的防卫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则是应该认真拭目以待的。考官当然知道考生在想什么，光从表情上就能看出来了，再说自己就是这么被折磨过来的：“哼哼，你这个八嘎看样子还不服。这样吧，知道《陆战要务令》吗?”
《陆战要务令》是陆军战术的典范条令，考生应该是倒背如流的：“考《陆战要务令》绝无问题。”
“好，《陆战要务令》第34页第二行的第一句是什么?”
考生继续失神中，考官得意了：“你不是说没问题吗?走吧。”
其实真被这么捉弄过的考生还不多，这种情况都是主考官知道此人进陆大不会有问题以后的恶作剧，更常见的是轮番轰炸。
更多的情况是让考生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考官和考生叫劲。考生就傻了，你要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吧，那你是“固执己见”；你要是跟着考官走吧，那就是“没有主见”。反正里外不是人，到底算什么，全看考官的心情状态而定，但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出进攻精神”。
平时的考试和提问也是这样。明显防御有利的场合，哪位倒霉蛋要是不当心说出了“防御”这个词，就等着不及格吧。一定要说“虽然条件困难，但还是要寻找时机进攻，消灭敌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就不教防御!所以以后日本陆军就不会防御，进攻时挺厉害，美军、苏军打回来了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实在要是发昏当不了死，那就来一个所谓“全军玉碎”。谁要是不理解“自取灭亡”这个词的话，看看皇军的历史就行了。
这是梅克尔少校留下来的遗产，到陆大建校为止，不管是普鲁士陆军还是德意志陆军，都没有打过防御战。只有他们打别人，还没有挨过打呢，所以教不了日本人。而日本人呢，不管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也都没挨过打，所以就忘了还有“防御战”这个词了。
陆大毕业生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严重迷信“精神万能”，这点应该是从梅克尔少校那儿学来的普鲁士陆军传统。但在这个传统的发源地，二战时的纳粹德国还知道打仗要坦克、飞机，日本陆军根本就可以说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看过一张北平刚解放时毛泽东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照片，那照片背景里的坦克就是日本的九五式坦克，像伸出来的一条短鼻子样的东西，据说就是炮了，装甲只有12毫米厚!12毫米是什么意思?当时(1930年代)的共识是坦克装甲至少要25毫米，这还只是意大利那样的穷国的标准，美国是30毫米。所以在中国战场上，就经常有日军坦克被国军的捷克式机枪打穿的实例。也别说，那坦克也能出口，卖给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泰国50辆，后来因为质量实在太差，被退回来了30辆。而日本陆军还是敢坐着这种纸糊出来的“坦克”去和美国佬掐架!您说是不是应该佩服这些皇军们一把?
在马来战场上，有日军指挥官把坦克埋起来做火力点，很被后来的不明真相的人讥笑了一番。其实不应该讥笑动出那个脑筋的日本军官，应该称赞他头脑灵活，会废物利用才对!皇军们的那号“坦克”，本来就什么用没有，加上当时又没有燃料了。能用的就只有上面的机枪大炮了，虽然也不怎么样，总比从1905年一直用到1940年代的三八式步枪、三八式山炮强点吧。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陆大毕业生们逐步占据了陆军三大衙门(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的大多数要害部门。但是大权还是掌握在山县有朋及其弟子们的手中，陆大毕业生们只是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但现在，他们要参与军国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首先站出来发言的是后来一直做到首相的田中义一。
提到这位田中义一，中国人肯定不会陌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据说就出自他向昭和天皇提的洋洋四万言的书面报告，世称“田中奏折”。
先说一下这个“田中奏折”吧。这篇东西一直是真伪难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没能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这份东西是怎么被中国人得到的呢?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说张学良的部下王家桢从日本得来的。怎么得来的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通过当时政友会议员、当过铁道大臣和邮递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认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从宫内厅资料室偷出来的。这位牧野伸显就是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的老丈人，也就是现在政坛上麻生太郎的太姥爷。另一种说法是通过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某政治家家里偷出来的。
第二种是说诨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了5万美金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时的证婚人。
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格鲁乌”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给了中国人翻译出版。
1930年，这篇文书一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认为那是日本版的《我的奋斗》，所以总理大臣犬养毅赶紧出面否认这篇奏折，理由是里面有几处事实不对，比如死了的山县有朋怎么又活了，田中义一怎么糊涂也不会把自己出访欧美的事情弄错什么的，所以那是一篇伪书。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它不是田中义一写的。它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则是连甲级战犯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的事实。
究竟出自哪个日本人之手呢?现在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言必称“本人是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叫森络，此人是狂热的皇国主义者，日俄战争时他在三井物产，监视俄国人波罗的海舰队的就是他。这次他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皇姑屯事件的主谋)、石原莞尔中佐(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等人商议后，起草了这份文件。里面的主要思想是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的，这就可以解释，日后的事态发展怎么就和这篇奏折的思路那么一致了。
这位铃木贞一是陆大29期的，最后军衔是中将，人称“穿西服的将军”。因为他穿西服的时间比穿军服的时间多。陆大毕业以后，又在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了经济学，是陆军的经济学家，做过两届近卫文麿内阁的国务大臣和企画院院长，一届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负责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这就是他身列甲级战犯的原因。死于1989年，是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的田中还没有资格上奏折，他这次弄的是“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义一是陆大第8期的，在校成绩一般。按说他应该不容易爬上去的，但是俗话说，“人怕运气好”：因为功课不坏，毕业时田中被分配到参谋本部；又因为功课不好，参谋本部把他分配在二部。
为什么?这个二部是情报部。从日俄战争以前开始，到战败以后被撤销为止，参谋本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东条英教就当过四部部长，因为人家是首届首席毕业生，不给个部长说不过去；又因为东条英教出身南部藩，不属于当时走红的“萨长帮”(萨摩藩、长州藩)，所以就只能给个最莫名其妙的编撰部部长当当。一直到现在，日本企业还有这种把不得势的人派去修社史的习惯，我们看一般日本公司的社史，都会觉得写得莫名其妙。想想也难怪，受到排挤的人来写社史，怎么能写好呢?
前面说过，日本军队有轻视情报、轻视兵站的传统，只要看看参谋本部连兵站部都没有，就知道这话说得没错。有人要说了，不是还有个运输部吗?但运输部不是兵站部，它只管运输手段，不管别的。
情报倒是有一个部，但是比作战部矮一个头。陆大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去一部，二流的去二部。所以田中义一被轰到二部去了。
参谋本部还算好的，起码有一个独立的情报部，到了作战部队就更糟糕了。日本军队参谋分三种：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作战部队是一个老资格的作战参谋，手下带几个初出茅庐的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总之作战第一。知道了这一点，对于二战时日军为什么老打糊涂仗和饥饿仗，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而美军则不一样，据说美军的作战计划是先从每人每天喝多少可口可乐开始制定的。所以美军打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口粮或者弹药不足的问题，往往还可以匀出口粮来救救难民。二战时美军在欧洲、中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除个人行为外，应该说美军好像还没有出现过集团抢劫行为，这不是美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好，而是人家没有抢劫的必要。皇军则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
田中被分在二部，反而走了运。他学的是俄语，而且很不错。到二部报到以后，就被派到俄国留学去了。田中在俄国干得很卖力，每星期都拉着认识的俄国人去教堂做礼拜，还参加沙俄军，亲自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到了日俄战争前夕，他就成了陆军首屈一指的俄国通。
一次伊藤博文出访俄国，想和沙俄谈判解决问题。田中仗着年少气盛，在伊藤面前极力反对与沙俄谈判，让伊藤大为生气。但是伊藤生气归生气，对田中的才能还是很欣赏，日俄战争时就推荐他去满洲军当参谋。打完日俄战争回参谋本部时，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了，加上田中又是长州人，“亲不亲，家乡人”，这就升了一级，到一部去了。
如果要像以后的规矩那样，田中义一是不能进参本作战部的，因为资格不够。日本陆军把参谋本部的作战部看成是最重要的部门，只有陆大军刀组毕业生才能进去。一般陆大毕业生的前六名能从天皇那儿得到一把赏赐的军刀，所以前六名又被称为“军刀组”。其实6个人是一般的说法，刚开始的时候军刀组没有六名，像首期就只有三名，第二期就只有两名，因为首期学生一共只有10人，第二期就只有9人，很可怜的。一直到第13期(1899年毕业)以后，正式定员60名，这时候军刀组就正式地定下来是6个人，前10%的意思。但当时陆大招生很严格，宁缺毋滥，所以经常招不满定员，像第13期实际上就招了41人，首席毕业生是做过关东军司令官、教育总监的元帅武藤信义大将。
但就是军刀组也不能全部进作战部，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据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陆大毕业生的前五名，第六名虽然有把刀，但是不能进作战部。后来辻政信之所以再三闯祸却还能在参本作战部里混，原因也在这里--人才不足，一年不就只有5个人吗?找不到那么多萝卜来填这个坑。
但这时日本陆军还没有那么多陆大军刀组来奢侈，所以田中义一也能进作战部。
考试成绩好和将来工作好是两回事，日军的失败就说明了会考试的不一定就会工作。但是这种排名次的做法，日本人却一直保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日本考试的最大难关--高级公务员考试，合格通知书上还是明明白白地写出你是第几名。
这种名次公开的做法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有效地防止招生作弊。从幼年学校开始一直到陆军大学校，所有的成绩名次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而且到后来还有这样一条潜规则：陆士毕业成绩不在前20%的人没有报考陆大的资格，这样成绩太差的人就不能靠着家庭的影响力混进陆大，所以日军中，兄弟将军的数目比父子将军的数目要多。
日本海军按学习成绩来排序的方法更加变态。海军原来是由萨摩藩，就是鹿儿岛的人把持着，为了消除这种任人唯亲的现象，海军先从英国后从美国学来了一套据说是公平透明的人事操作程序，号称可以任人唯贤。首先从海兵的成绩评定开始。海兵的每个人都随时随地知道自己的名次，海军管这个名次叫做hammock number，也就是吊床号。海军学校是一个分队睡一个大房间，谁睡在什么位置，全按照吊床号来，实际上海兵不睡吊床而是睡一般的床，但是海军还是按军舰上的习惯称作hammock。
辛辛苦苦排出来的名次，不用不还是等于零?所以毕业时的吊床号能跟人一辈子。1930年代伦敦军备会议以后，日本海军大裁军，炒了不少大佐级军官的鱿鱼。你要是吊床号靠前面呢，先升你少将再炒，叫做“名誉晋升”；要是吊床号靠后呢?对不起，你就只是个大佐。要知道将级军官和佐级军官的退职金差老鼻子了。嘿嘿，这公平合理，谁让你当年不用功来着?
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倒霉的吊床号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海军大学校弄个好成绩是个办法，海军倒没有什么前多少名才能上海大的规定，就看你是不是考得上。还有就是平时在研究、训练上做点成绩出来，不过这个很难，平时大家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算卖力点也看不出来。所以整个日本海军就成了以毕业先后的“先任”顺序来论资排辈，海兵的校歌叫《同期之樱》(同期偺偝偔傜)，同期里面就看这个跟你一辈子的吊床号了，特别邪门。
邪门到什么地步?连日本海军战败的原因都可以到里面去找。
比如在讨论偷袭珍珠港时，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为什么不进行第三波轰炸的原因，人们喜欢说是南云不懂航空，外行在指挥作战。这点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比谁都清楚，当时联合舰队司令部在猜测南云会不会第三次出击的时候，山本说了一句名言：“出去做贼的时候心里最害怕，南云肯定是能逃赶快逃。”但既然知道南云是这号角色，为什么还派南云?没有其他人能当一航舰司令长官了?
一般认为，当时的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少将是合适的人选。最早把航空母舰集中起来组成航空舰队这个主意，就是小泽治三郎提出来的，但小泽是海兵37期的，而第一舰队长官高须四郎中将和第二舰队长官近藤信竹全是海兵35期的，要是37期的当了一航舰长官，那一航舰就是孙子。第一舰队或者第二舰队长官一声传唤就一定要去，别想平起平坐，这还打个鸟仗。万不得已这才找了海兵36期的南云忠一，而南云根本就不懂什么航空战，所以在珍珠港坐失良机，最后在中途岛把四艘航母全交了出去。
这就说明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过分强调学习成绩虽然有公平、广开才路的好处，却会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僵化。田中义一到一部以后，写了一份叫《随感杂录》的意见书，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一直侃到军队的组织、制度，通过儿玉大将就递到山县元帅那儿去了。山县一看，嗯，不错，跟天皇一报告，回来对田中说：“你就搞个帝国国防方针看看吧。”
这一下田中可算开始出人头地了。
为什么山县要搞这个“帝国国防方针”呢?实在是当时军内吵得不可开交了。为什么吵?为了怎么扩军，扩多少。
怎么回事呢?原来，好不容易走在钢丝绳上打完了日俄战争，山县元帅心里那个后怕哟，总觉得俄国沙皇还要回来报仇。就提出要把现在17个师团的陆军扩充到50个师团，为什么是50个?因为沙俄在远东地区能动员起来的师团，据说就是50个。但是山县自己再想一想也觉得不像话了，扩军又不是吹气球，说扩就能扩出来了?就改口说要么平时25个，战时再扩充一倍。但刚刚走马上任的参谋总长儿玉大将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有维持25个师团的国力吗?这边打俄国人拉下的饥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呢。儿玉提出来的建议是增加两个师团，加上近卫师团，一共20个，战时倍增到40个，这样勉强还能凑合。可是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却坚决反对儿玉的方案，干脆一下子提出要扩25个师团。分两步走，先扩20个，看财政状况再扩5个。
且慢，这里是不是有点在犯糊涂了吧?按逻辑，应该是参谋本部不管家务事，拼命要扩军；而陆军省是政府衙门，从预算角度提出反对才对，怎么这次反了过来?
因为一切都不是绝对化的，寺内陆相这次的表现也很正常--他是做给山县元帅看的。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但是那场争吵刚开始，儿玉就因积劳成疾，去天照大神那儿报到去了。儿玉一死，寺内就再也不谈扩军的事了，从这点看，倒可以猜出当时寺内的意思了。
山县一琢磨，想出了里面的奥妙。心想扯不清楚的话，干脆诉诸文字，白纸黑字，看你们到时候再装聋作哑。就找田中义一中佐起草一份“明治四十年(1907)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田中领命而退，找了一个海军大佐叫财部彪的一起干。既然是“帝国国防方针”，当然就得陆海军一起来。这个财部彪是什么人呢?他是海相山本权兵卫的女婿，后来做过四任海相，第一任就是在他老丈人内阁里做的。因为有个了不起的老丈人，财部在海军里一直是很牛的，以前讲到过所谓“统帅权干犯”的问题，就和他有关。
这二位弄出来了一个怎样的“国防方针”呢?请看下面：
日本应该在维持满洲和朝鲜的权益的同时，将向亚洲南部发展的南北并进作为国家施政的大方针。妨碍这个方针的可能敌人是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法国。
对于这些敌人，采取攻势战略在海外击破。对俄罗斯的战略：在南满集结兵力，北上击破，攻占海参崴。对于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战略，首先击破其在东亚的海上势力，然后伺机而行。
为此，陆军平时需要25个师团(战时扩到50个师团)，海军需要建设由8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组成的八八舰队。
这些胡话如果只是陆军说说也就算了，怎么一直挺明白的海军也一起跟着发高烧了?
海军是出于一种危机感。但这不是“保家卫国”的危机感，而是出于对日本海军的存在方式问题所抱的危机感。和陆军的遭遇不同，世界历史上，凡是大胜利以后，要求陆军裁军的呼声当然也有，但一般都仅仅是要求裁减到开战以前的水平就行，而海军一般都会被要求很大的裁减，这是因为维持海军的开销实在太大。但这对于在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中连克两大强敌，为陆军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支持的日本海军来说，这种裁军是不可忍受的。陆军在事关明治政府存亡危机的南西战争中的作用和表现，使得原来“海陆军”的提法变成了“陆海军”，海军则成了陆军的阴影下可有可无的存在，说话没人听，总理大臣捞不着做，经费也只是全部国防预算的10%左右。现在好不容易混出来了，还想让海军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海军一定要找个能吓唬人的假想敌出来，以证明海军不能裁减。
大清、俄国的海军都已经没有了。大英帝国倒是有海军，而且在远东就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存在，但一来是盟国，把人家设想成假想敌有点太亏心；二来皇家海军的实力实在太强，日本海军虽然赌徒习气极浓，但还没有到后来那种疯狂的地步，不会天真到梦想和大英帝国作对还能落个什么好。法国本来就不太给人什么危险的感觉，而且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不太引人注目，剩下来的就只有德国和美国了。
将德国列为假想敌是很可行的。首先日俄战争时，德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了俄国，对日本很不友好；德皇威廉二世又是“黄祸论”的积极鼓吹者，德国当时正是雄心勃勃要向海洋进军的时候，威廉二世有句名言：“别人在瓜分大陆和海洋，而德意志只能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看看德国皇家海军的动向，就知道德国人再怎么闹，其实都和日本毫无关系。德国人的向海洋进军，不过就是加强了基地分别在多佛和直布罗陀的本国舰队和海峡舰队，缩小基地分别在马耳他和香港的地中海舰队和中国舰队，废止太平洋、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这四支舰队。--因为德国人的所谓《舰队法》，是针对英国去的。
所以要说德国是威胁，也能说得上，但是还是有点亏心，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所谓好事成双，结果在这个名单上又加了一个美国。
海军认为，陆军搞这个国防方针就是问政府要钱，海军也不要白不要。怎么要呢，干脆把剩下来的所有海军国家一古脑儿全部列出来，全是敌人，你再不给钱，咱们就玩完儿啦。美国，就这样成了日本的假想敌。
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外交往往出乎人们意料，仔细一看，经常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像小泉首相的靖国参拜问题就是这样。小泉在出任首相以前，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为了“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揽来了这个活儿，不惜和中韩反目。日本人就是这样的近视，为了眼前的、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其他。
只要是能正常思维的政治家，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国防方针”。开什么玩笑，上下嘴皮这么一动，就要和全世界为敌了?没有明显列入这个敌对国名单的，就只有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一家了，但是美国是英国的亲侄子，你动了侄子，人家大叔能跟你罢休?(当然现在是叔侄关系倒了过来。)
所以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这么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太狡猾，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任何国际信用。
当时的日本政坛被称作“桂园时代”，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坐庄，一人干一回，“你方唱罢我登场”，也算一种“安定团结”。
桂太郎大家都知道，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那么这位西园寺公望又是何许人也?他是最后的明治元老、自由派人物。在山县有朋死去以后，为抵抗日本军部的暴走，为反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蔓延，作了尽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这个国家的宿命已经不是他能够挽救的了，1940年11月，在“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两个月后，西园死去，临死前留给他的同胞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打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五一”、“十一”的中国报纸，有一个人的名字是铁定看得到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那就是西园寺公望首相的孙子，战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先总理周公恩来和廖公承志的好朋友。1958年加入日共，后来因为“文革”问题和日共宫本显治集团吵翻，被开除出党，随后率全家移住北京，为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国防方针”，被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西园寺公望总理就一句话：没钱。就再也不理那拨了，实际上把那拨给晾了起来。
但是，那拨人可是滚刀肉，绝不肯善罢甘休的。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陆军又以朝鲜防卫为名再次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海军也提出了要和英俄德美开展军备竞赛、增加经费的要求。西园寺首相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没钱”。打日俄战争欠的债还没还清呢，上哪儿去找钱?再说了，现在议会里有那么多自称是“政党”的团伙，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找着茬攻击，哪那么容易就给你们钱。
但是，社会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而带来的梦想和幻觉，战后处理带来的失望和愤慨，主流知识界的堕落，伴随着扩张主义的极度膨胀。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一道防波堤--政治在阻挡着最坏事态的发生。但是，就像已经再三说明了的，这道政治防波堤其实是漏洞百出的。扩张主义的思潮，肯定能找到漏洞之所在，将其扩大，最后冲毁政治防波堤，把战争的洪潮淹没整个亚洲。
过了几年，到了明治、大正交替的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也就是1912年。这时的陆相是上原勇作，这可是位人物，千万得记住了。当时的陆军三大衙门几乎全是陆大毕业生了，这位可以说是陆大生以前旧军人最后的一位了，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和教育总监。整个日本陆军史上做遍这三大衙门主官的，除了这一位，就只有后来战败自杀的杉山元一人，连后来的甲级战犯第一人东条英机都比他少做了一个教育总监。上原勇作在日本陆军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反对宇垣裁军，日本陆军一直有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分，这位可以说就是孵出皇道派这只怪蛋的“母鸡”。
经常能够听到所谓“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就像《格里弗游记》里面说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目标是一回事。你不看“皇道派”的统帅荒木贞夫和“统制派”的头领东条英机，都坐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吗?他们的区别只是在手法上的区别。
所谓“皇道派”主张“天皇亲政”，主张“清君侧”，不要政府；而“统制派”则主张对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皇道派元气大伤，成了统制派的天下，到最后统制派就干脆成了政府。
这位上原找出来了一道裂缝，西园寺总理不是不肯答应再给陆军扩两个师团吗，那大家就别干了。1912年12月2日，上原陆相提出辞职，陆军不派人继任陆相，传媒称“陆军罢工了”，政府缺大臣，这就垮了台。
军人这一下子总算找到了怎么爬到政府头上去的方法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当时的山县内阁弄出来的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到现在总算被军人们用上了。以后的日本军人(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昭和军阀”，不过现在还是大正年间)，只要政府不合自己口味，立即收回军部大臣，政府就这样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
到了大正二年(1913)，山本权兵卫组阁时，也觉得这条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给废除了，代之以预备役军官也可以出任军部大臣。陆军当然拼命反对，但是山本权兵卫是海军的实力人物，日俄战争以后，海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小二子了，陆军不能随便欺负他们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条给废了。
废了是废了，但是从来就没有执行过，更不要说1936年广田内阁又重新恢复了这一条。
但管它执行不执行，有这一条总比没这一条好，会不会有人这么说?陆军也是这么想的!陆军就赶紧找出了对策：改革。陆军搞了一个“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关系业务担当规定”，把三衙门的活儿再重新排了排，原来陆军省的动员计划、治安维持的活，全转移到参谋本部去了，人事也得和参谋本部、教育总监商量着办。那陆军省还有什么权?没了，这一下你谁来当陆相也动不了陆军一根毫毛啦。这其实就是以后陆军更加桀骜不驯的由来。所以说，有时候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只要天皇领军这一条还在，你怎么改都没用。
陆军准备好了后路，回过头来跟山本算账来了。这次打的旗号是“反腐败”，面子上的事情是海军在西门子买东西的时候，有人吃了回扣，其实是以山县有朋、上原勇作为首的陆军在向海军反攻倒算。这次陆军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全部传媒(那时也就报纸什么的，没电视，也没网络)连篇累牍发表各类内幕消息，气坏了的民众也就“自发”地上了街，把个国会议事堂给包围起来了：奶奶的，海军贪污，你海军大将还当着总理大臣?快下台。
山本就向陆军求援，因为陆军管着国内治安方面的军队使用，应付“突发事件”嘛。可这次陆军不管，楠濑陆相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们这边值日表还没排出来呢，派兵归陆军省还是归参谋本部管谁也不知道。再者说了，军队是保护国民的，不是用来镇压要求正义的国民的。真有宵小之徒混在里面的话，由警察去管吧。
这警察也不知是谁管的，一到国会议事堂前就把刀给拔出来了。示威的民众一见，如火上加油，这一来一发不可收拾，贵族院也站出来指责山本了。山本一琢磨，没治了，只好辞职下台。
陆军也不赶尽杀绝，下台就下台了。后来追查西门子事件的时候，雷声大雨点小，最重的也就判了四年半，还是缓刑。哈哈，腐败人人有，何必太认真。
其实当时陆军也不是一人没派，派了一员狠将--驻朝鲜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来了。派他来干吗?那还要说吗?人家明石元二郎在彼得堡都能鼓捣出革命来，在东京什么鼓捣不出来?没准人家明石还在嘀咕：“咳，就这么个破事，还要我老人家亲自出手?”这就是前面“自发”二字要打上引号的原因。
从这件事以后，陆军(后来再加上海军)就真正开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了。用句俗话说叫做“长能耐了”。这拨长了能耐的军人们，首先赶上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可是大大地拙劣表演了一番，为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线。
1914年(大正三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德国、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和英国、俄国、法国等组成的协约国之间，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先后被卷入的有38个国家的15亿人。光死亡士兵数就达900万人，因战祸而死的平民更远高于此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骑士精神从战场上消失了，战场成了一个单纯的杀戮的场所。”
由于日英有同盟关系，所以日本自动加入了协约国。要不然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表现，也还真不能肯定他们会把宝到底押在哪边。
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没人关心亚洲。这样日本人可算逮着了机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胶州湾租界，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25日日本向奥匈帝国宣战，挤进战争去浑水摸鱼，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大捞油水。
德国在亚太地区原来就没有多少兵力，步兵包括两个营兵力左右的青岛守备队和一个华北派遣队，海军是由两艘装甲巡洋舰和三艘轻巡洋舰组成的一个小舰队。对全力以赴来趁火打劫的日本军队来说，不够当一碟菜的。于是日本陆军出动了一个师团和海军的第二舰队，加上英军一个营的配合，于11月17日攻占了德国的租界青岛，海军则派了一支“南遣舰队”，早在10月14日就把赤道以北的南太平洋的德国领地照单全收。后来让日本人伤透了心的塞班岛，就是那时候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的。
大家眼睛都盯着欧洲，谁也没有注意日本人在亚太的小动作。就美国人盯着不放，美国是一直把拉美看做后院，太平洋看做门前池塘的。日本人的小动作在美国人看来，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就到他本家大叔英国那儿去告状。可本家大叔那儿也正吃紧，说不要吵了，全到欧洲来帮忙吧。要求日本派三个军团共15个师团的陆军去欧洲。(海军是把南太平洋的德国岛屿打扫干净了以后就去欧洲助拳去了，去了包括8艘巡洋舰在内的18艘舰艇，还沉了一艘驱逐舰，死了70多人呢。)
日本人不干，说兵都去了欧洲，自己的国防就空虚了；其次15个师团的运输需要200万吨船舶，现实上不可能；再者日英确实有同盟条约，可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只在印度以东，日本没有在欧洲用兵的义务。
英国佬这个恨哟。当年只是想用这只黄皮猴子在亚洲牵制一下俄国和德国，这才有条约的适用范围这一说，谁知道今天还真要靠这黄皮猴子了。什么国防空虚，练家子全在这欧洲比武呢，你那日本国要防谁呀。
那么日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确实考虑了出兵欧洲的风险，不出陆军的话，协约国要是输了，德国不会感谢他们；协约国要是赢了，战后处理时就没了他们，现在拿在手里的胶州湾和南洋诸岛能不能保得住?可就是出了兵的话，万一打得疲劳不堪，实力没了，别人说没你的不还是照样没你的了吗?但是，阻挠日本出兵的不仅仅是这种日本人特有的犹豫不决，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大陆。1915年1月18日，大隈重信内阁(当时外相是加藤高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对华五项二十一条”，这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内容如下：
第一项：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由日本继承等共五条；
第二项：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延长到像满铁一样的99年，满蒙地区的事实上日本控制等7条；
第三项：汉冶萍公司的中日合资；
第四项：中国沿海及岛屿的不割让；
第五项：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方面采用日本顾问，中国警察的中日合同，中国军兵器半数以上由日本供给或者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其他港湾铁道权利等7条。
第五项为秘密条款。
一般都认为这21条是外务省和陆军关系密切的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拟定的，参与的有陆军省、参谋本部，真正幕后策划的是当时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少将。但是后来被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的甲级战犯东乡茂德有另一种说法，他说他听当时的驻华公使日置益说，这21条是袁世凯拿到日本方面去的。但那只是一面之词，并无旁证，所以现在大家采用的都是第一种。
这个“二十一条”，才是日本的真正用心之所在。但是后来中方有意泄漏了有第五项的存在，这一下国际舆论大哗。英国人、俄国人还要求着日本人出兵欧洲战场，没大声张，美国人不干了，闹得最凶。日本人只好在5月7日撤回第五项条款。
5月9日袁世凯政权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个5月9日，从此就成了中国的“国耻纪念日”。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二十一条”。1917年美国出兵欧洲以后，为了换取日本的出兵，日美两国签订过一个“石井-兰辛协定”(石井菊次郎，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罗伯特•兰辛，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前提下，承认日本在蒙古东部和满洲的“特殊利益”，得到了妥协。巴黎和会虽然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主要是山东)的权益(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由来)，但是后来1922年美国提议召开了一个“华盛顿会议”，愣是逼着日本在《九国条约》上签字(九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日本、中国)，放弃了在山东的权益。这次会议以后，形成了一个“华盛顿体制”。这个体制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才被打破。
一句题外话，华盛顿会议可以说是美国迈向超级大国的第一步。但那是后来的事，现在是日本几乎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还派不派兵去欧洲帮场子了?
去还是想去的，不去怕战后分赃时没有了份头。原来对出兵欧洲很不积极的上原勇作和田中义一，突然又对出兵欧洲兴致勃勃了。对英国人提出了几条条件，说是能满足这些条件的话，出兵4个师团到欧洲去打他老师德意志去。
都是些什么条件呢?
一、协约国一致协力，大家拿出最后资源。(大家都别藏着掖着，是骡子是马得全拉出来遛遛。)
二、协约国承认日军的自由，俄罗斯军队以日军行动为基准配合。(老爷来了就是当老大的，别拿老爷当壮丁使唤。)
三、协约国方面负担日军的军费和军需物资供应，第一年军费62亿日洋，运输船舶60万吨。(不给，老爷我可会“打粮”的。)
四、中国作为日军的补给基地，西伯利亚铁道归日本军方管理。(现在老爷我捡的洋捞全归老爷我了，你们还得加一点贴水。)
英国佬见了这四项条件，差点没气死。好你个黄皮猴子，想趁机拿人一把啊。今天就当死了张屠夫，还不吃你这混毛猪了!缺了你这只臭鸡蛋，老子照样吃槽子糕。回头让本家侄子美国出兵，看收拾了德国以后再来收拾你。这就是战后不久的1923年，日英同盟条约就失效了的原因。
日本陆军倒不是对参战很不积极，而只是对去欧洲作战很不积极。时机一到，他又积极起来了。什么时机到了?俄国改国号了，不叫沙俄，改叫苏俄了。和德国单独签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一次大战，不打了。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当时有5万捷克兵在苏俄境内，原来是帮着沙俄打奥匈人的，现在停战了嘛，他就要回家了。走西边回不去，和托洛茨基商量了以后，布尔什维克同意他们坐西伯利亚铁道到海参崴，然后走海路回家。可这些倒霉的捷克兵们走着走着，被德奥军队给分割包围了起来，到不了海参崴了。
那时候捷克可是个重要国家，号称世界第三工业国，除了英美就是他。你看哪个国家不用斯捷潘工厂造的“捷克式”机枪?那可绝对是尖端武器，Hi Tech!那些落了难的捷克大兵哥们一定得去救。
去救吧，说好各出一哨人马，大家一起去。日本12000人，美国7000人，法国2200人，中国1000人，英国800人，一共23000人。可到出发那天一看，白鬼子们傻了眼：日本兵来了72000人!比说好的多了6万，这是去干吗?再去捡洋捞去。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被西园寺公望否决了的“明治四十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吧，日本陆军也时时刻刻记着呢。现在苏俄发生了革命，趁火打劫的最好机会来了，打劫就得人手多，不派那么多兵怎么办?
作决定的当然是田中义一少将，策划的是谁呢?将来的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当时还是中佐参谋，在俄国活动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此人是陆大19期毕业，就是那个“国防方针”制定的1907年。后来官拜大将，做过陆相、文相。是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甲级战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皇军”，专利就是他的，原来不叫“皇军”而叫“国军”。
这日本陆军想打什么劫呢?出兵前大家说好了，到海参崴为止，可日本人却一直跑到了贝加尔湖东面。跑那么远去干吗?想去弄一个像后来的“满洲国”似的傀儡政权出来。一开始想弄来实际上受苏俄控制的“远东共和国”的领导权，后来发现布尔什维克不像以前的沙皇那样好欺负，就又想捣鼓一个“沿海州共和国”。
反对布尔什维克，英美还不一定有意见，但是成立亲日政权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再者英美支持的是高尔察克，虽然被布尔什维克称为“匪帮”，但还是沙俄正规军的上将，拿得上台面。而日本呢，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来了一个叫谢苗诺夫的哥萨克，在英美看来，那可真是个土匪了。于是，接回来了捷克大兵们后，英美法于“凡尔赛条约”签订、大战结束之后的1920年1月撤军，而日军则一直赖到了1922年10月，历时四年两个月，先后轮换10个师团(当时全军总共才有21个师团)，耗军费9亿日洋(日俄战争耗军费17亿日洋)。
换来了什么?从高尔察克那个傻瓜那里骗来16吨黄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朋友，都还记得一个名字“高尔察克匪帮”?这位高尔察克上将当时掌握了沙俄中央银行的黄金，他拿着16吨黄金向日本关东军买军火，剩下的请日本人帮忙保管，当时的军部还没有后来那么牛，见到这么多黄金自己还不敢做主，因为这可太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得和政府商量。当时的藏相高桥是清一听到有这么好的事，要，国内经济情况正不好呢，就这么着把黄金经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给运了回来。后来高尔察克失败了以后，那黄金就被日本人贪污了。苏联人要过几次，日本人装傻，就是不给，后来苏联人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换来。只是与英美关系的恶化和国内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
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战后斯大林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达数年之久，是在报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的仇。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从客观结果来看，可能这是真的。但必须了解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从主观上说绝不是为中国人出气而设立的，那是给白种人出气的。被推上东京军事法庭的28名甲级战争中，真正只与侵华有关的就一人，那就是松井石根。而松井不属于甲级战犯，而只是应该在南京受审的乙级战犯。
当然除了海军的几个战犯以外，几乎所有甲级战犯都在侵华战争中犯有累累罪行，但是如果只是策划侵华战争而没有卷到太平洋战争中去，则绝不会受到惩罚。你看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受没受到追究?冈村宁次虽然被逮捕了，但为什么放在南京审?他并不是乙级或丙级战犯，在南京审当然无罪了，这等于以强奸罪起诉强盗，整个就是在扯淡。
就像这个荒木贞夫，他在1936年就已经由于二二六事件的牵连而退出了现役。以后虽然在出任文相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但那不是被判终身监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要到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去找，这一次这位同时得罪了美国、英国和苏俄!30年后，别人可还记着呢。
但也有得罪过全部英美苏法中五强而又没有受到追究的：辻政信。这人是极其有代表性的日本陆军参谋。关于此人以后再说。
失败的西伯利亚出兵，死了5000人，花了9亿多日洋军费，什么好处都没有换来。
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分对谁说，对田中义一可有好处，这位被大家都看好要当元帅的大将，突然说他要转预备役了。日本的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荣誉称号，进了“元帅府”议事，那就是元帅。像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你可以叫“东乡平八郎元帅”，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就必须是“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别扭?所以总觉得好像用一个大清朝的称呼更合适：“元帅府行走”。大将65岁就得退休，元帅则是终身制的，当了“元帅府行走”就可以终身在军中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既然这个“元帅府行走”这么好，为什么田中义一还要放弃呢?说起来，这还是田中义一的一种“献身精神”呢。他要牺牲自己的元帅称号，来为军人换取更大的空间。他脱了军服准备去干吗?去政界混。去政界混的意思并不是仅仅想当总理，就田中义一当时的地位(原敬内阁和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两任陆军大臣)，这个总理迟早是他的。那他还想干吗?想当政党党魁。很简单，当时已经是政党议会制了，而那些个政客们时不时要叽叽歪歪一下，什么都要插嘴。当年老子打江山时他们在哪里?田中想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去当他们的老大去。就这样，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去立宪政友会当老大去了。
这个“立宪政友会”也不是小帮会，那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怎么说说就给他田中当上老大呢?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300万日洋的见面礼。这300万日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到1945年时，日本陆军大将的月薪才是500日洋，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有这么多钱，甭说来当老大了，来当老大的爹都行。
且慢，他田中大将怎么能有500年的工资来送礼呢?他们家是财主?不是，他爹只是给藩主抬轿子(日语叫“驾笼”)的轿夫，苦出身。就算他爹是武士的话，也没钱。日本的武士阶层虽然是统治阶级，但在经济上是很贫穷的。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士农工商”的最下层商人手里，武士过不了日子了，就去问商人借钱。有时候看看日本的武士们也够呆的，怎么就想不出“增税”出来?什么“遣唐使”、“遣隋使”的派了那么多，真正的精髓还是没学到啊。
那么田中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黑来的。甲午战争中日本陆军机密费花掉369万日洋，日俄战争花去320万(里面明石元二郎一个人就用掉了快一半去搞革命)，而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陆军居然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现在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吧，莫说300万，就是政友会狮子大开口，再多讹田中大将一点，也没问题。
俗话说“财不漏白”，这位退役大将如此大手大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不但有人戳脊梁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和田中叫板。谁?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这位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又野又刚，在众议院全会上就把陆军机密费问题和田中义一给政友会的“彩礼”给捆在一起提出来了。这一下舆论大哗，第二天(1926年3月5日)东京各报的头条都是这条丑闻。
这下田中要倒霉了吧?没有。50年后的田中(角荣)是一见了报就倒了霉，但这位田中(义一)运气好，谁让他早生那么多年呢?当时的陆相宇垣一成(后出任过首相，以“宇垣裁军”而出名)挺身而出，捍卫“陆军的威信”。宇垣在3月6日的预算总会答辩时指天拍胸，“陆军军纪严明，机密费的会计手续是有点小问题，但是说有人贪污则是荒唐无稽”。接下来政友会又在3月11日提出国会决议说：“中野正刚议员在神圣的议院用荒唐的言词挑动国民，紊乱军纪，废颓士气。实为模仿苏俄共产主义者，企图离间军队和国民的非行，应该深刻反省。”
就这样，政党和陆军的沆瀣一气，把日本拖进了堕落的深渊。从此以后，批判军部就是“破坏军队的威信”，就是“企图破坏国体的共产主义者和乱臣贼子”。
这里举中野正刚作为例子，只是说明当时政党和陆军的狼狈为奸，并无歌颂中野正刚的意思，可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一回事。这位中野正刚其实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法西斯分子，极其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他的话你可当不得真，因为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下一句要说什么。
一年后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谋杀了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中野正刚立即挺身而出，指责田中义一实际上是犯人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后台。这句话有点勉强，说田中义一是河本大作的后台不一定对，但中野正刚指责日本陆军谋杀他国大元帅，是一种卑鄙的犯罪，这点是完全正确的。看中野正刚这时候的言行，你肯定会觉得他是可爱的和平天使了。
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这位又跳了出来，这次不是批判了，而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鼓吹“立即承认满洲国”，宣称“极其崇拜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后一直右倾，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到处宣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作讲演，大谈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个大学生们给煽动得都报名去当兵，当时叫做“学徒出阵”，结果大半就回不来了。
大家都恨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中野也不喜欢东条英机。理由是“国家不会因为经济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败战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领导人缺乏自信，民众不知所从而灭亡”，和大家的理由不一样。他认为东条没有自信，发动倒阁运动，要东条下台。
但是太平洋战争时候的军部早已是今非昔比，你敢反军部，肯定让你讨不了好去。这不，特高(特别高等警察)就找他喝茶来了。喝了一杯茶，让他回家收拾一下行李，这位回了家就切腹自杀了。
中野的切腹自杀并不是“以死抗争”的意思，他的自杀在更大意思上是保护天皇，怕那些无法无天的特高们把祸水给引到天皇那儿去了。因为他和好几个皇族走得挺近，真被特高一逼供，那还不得老老实实全招了?三十六计死为上，死了死了吧。
宇垣裁军
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比如说“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一战以后的和平思潮，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1/5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联队(团)、一个高炮联队、两个航空联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联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了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但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首先，裁下来的4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当军训教官。您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儿们吃闲饭?哥儿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稀罕这个。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联队(团)，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师团的联队都是所谓“乡土联队”，在联队里谁都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放个屁就臭回家里去了。联队长(团长)可是当地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认识联队长，照样“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怎么样，够邪门吧?
联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订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当上了战车联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联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腐败(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腐败了。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人们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着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上，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回过头再说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大第14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14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正式教员，16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酷得多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10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军，主要就是因为这事。
所以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宇垣受命组阁，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罢工，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但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工，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畑俊六)。嗯?怎么没有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那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前面说到，军部从中野正刚那儿把田中义一给保下来了，可是还有另一拨军人正热火朝天地为田中义一赶着挖坟坑呢。谁?关东军的参谋们。
田中义一顺利地坐上了总理位置，陆相是白川义则(陆大12期)，他们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同时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把张作霖看做最大障碍，认为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爱抽鸦片的小少爷，哪有心思管正事。
上年纪的日本人常会把遇事不请示、汇报，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叫做“关东军”。时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怒吼：“为什么自作主张?你是关东军啊?”可见关东军自作主张(日语中叫“下克上”)有多大名气了。
日本人不是最讲服从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下克上”呢?所谓“下克上”，并不是指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像咱们原来的国营企业似的，而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较低社会层次的人从军事上、政治上打倒社会层次较高的那些人。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日本战国时期的历史，像“公家”被“武家”夺了权，“将军”被“管领”夺了权，“守护”被“守护代”夺了权什么的。
那么在描述关东军参谋们时怎么用上了这个词呢?原来国策是由政府制订的，军队只不过是执行国策的工具。而关东军的参谋们则把这个关系给倒了过来，他们制订国策，然后就干了起来，再逼迫政府承认；如果政府不肯承认，就施加压力，甚至倒阁。到最后东条英机那儿，干脆军部就把政府给占领了，你看他一身兼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还有参谋总长，估计这官当的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被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流言是中国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要争取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也是首相，何况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他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一看风声不对，田中就又跑到宫里和天皇说，“查了，和陆军没有关系，确实是南方革命军干的”，这下把昭和天皇气得不行。天皇也有天皇的消息渠道，再者前几天你田中不刚刚来汇报了吗?一下子就把他给轰了出去。天皇转身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后来败战时的首相)说，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看到他就烦。铃木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一下可慌了。不管天皇的位置怎样，在当时一片“皇国论”的历史背景中，失去了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了蛋了。好说歹说，请铃木给美言几句，求天皇再给个机会，能让他把话给圆过去，但是被铃木一口拒绝了。这一下田中内阁只好在1929年7月2日辞职。田中义一本人也于9月29日去见了天照大神。
对于田中义一的死，一般说法是挨了天皇训斥，连惊带吓病死的。但民间也有一种说法，说田中是死在小老婆肚子上的。笔者总觉得第一种说法可能性更大。第二种说法，怎么看怎么有点像为昭和天皇在开脱，其实是有掩饰天皇干涉政治的意思。
据说从这件事以后，昭和天皇就再也没有对国事发表过看法。因为内大臣木户幸一(后来的甲级战犯)警告过他，说这门“天皇功”您们家练了这么多辈了，不外法门就是装聋作哑，现在老爷您可练得有点偏了，怎么把个当朝宰相给吓死了?从今往后，老爷您可得闭上您那嘴了。
昭和天皇呢，后来也确实没怎么多过嘴。就两次，一次是“二二六事件”时，坚持要杀为首的叛逆，还有一次就是挨了原子弹以后，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两派又争执不下，最后来请“圣断”。昭和天皇选择了接受。
没多嘴是没多嘴，可也没有反对什么。说实话，天皇真要是反对，那谁也玩不起来，所以战败以后，昭和天皇也是提心吊胆。昭和天皇倒也说不上是什么甲级战犯，但是真要是追究起战争责任来，安个“不作为”的罪名，废了他，不让他们家接着练“天皇功”，倒是完全可能。可麦克阿瑟不想废除天皇，蒋介石也不反对，加上东条英机和木户幸一(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帮着把罪名全接了下来，天皇也就平安无事了。
那边田中是死了，可河本们呢?没有受到任何追查，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也是谜团重重。下命令的到底是不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主谋真的就仅仅是河本?还有没有其他“二叶会”成员和参谋本部的人参加?荒木贞夫真的是事后才知道吗?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河本们准备怎么办?有没有增援力量?这些都不知道。东京军事法庭也就是把皇姑屯事件往河本身上一推了事，但是号称是“陆军第一支那通”的第10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陆大29期)，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
这位佐佐木到一在“南京攻略”时是第16师团步兵30旅团少将旅团长，在他的《佐佐木少将私记》中留下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这件事谜团重重，所以各种谣言也多多。最新的谣言就是根据解冻的前苏联秘密文件，判明了那是苏联人所为什么的。这种谣言在日本根本就没人关心，反而在中国倒引起了波纹，这是因为中国以前对这段历史实在太不关心的缘故。
“这件事的真相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并不是说“这件事永远不可能印成铅字”，事实上河本大作在满铁的时候自己就留下了口述记录稿，这份稿子由河本大作的小舅子平野零儿从太原监狱带回了日本，发表在1954年12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上，文章题目就是《我杀了张作霖》。
摘两段里面的文字：
我时常在沉思，世界在向自由主义倾斜。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受到了他们的集中攻击，在最为激进的论客中，甚至有外交官胡说什么放弃满蒙。
我国年年增大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的食粮政策是什么?现在不正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代了吗?作为当然的解决方法，离开了去往大陆的方策难道还会存在?我所采取的武力方法，到底是不是应该受到世间的批判，还是批判我的世间应该反过来反省?
河本大作大佐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然而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进入20世纪以后，原教旨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已经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河本大作的创意只是开始了一个毁灭大日本帝国的进程而已，在关押在太原监狱的日子里，成天痛骂河本大作的并不是中共的审讯官们，而是同狱的日本同胞：“要不是你，我们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起码这些骂河本大作的日本人，知道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日本陆军对中国东北的垂涎，也就是所谓满洲情结由来已久。早在1906年的“有关满洲问题协商会”上，当时的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就表示：“是不是要委任来研究满洲的主权问题，有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官衙来主管这个问题。”但这个建议当时就被重臣伊藤博文顶了回去：“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儿玉源太郎的这句话，虽然被伊藤博文驳了回去，但意义是相当大的。它反映了日本陆军对满洲的固有看法，后来发展成了“日满一体论”。日本陆军认为，使他们跻身于现代军队行列的日俄战争就是在满洲打的，所以满洲应该是“他们”的(是不是“日本”的倒还是其次)。从大正到昭和，日本陆军的政策像万花筒似的乱变，但唯一从来没有变过的就是满洲政策，要维护所谓在满蒙的“帝国权益”。
常常可以看到“满蒙权益”这个词，那么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也就是他们常说的“满蒙地区”到底有些什么特殊权益呢?主要有以下七项：
一、到1997年为止的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关东州租借权。
二、到2002年为止的长春以南的“南满洲铁道”(即“满铁”)的经营权，包括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禁止铺设平行线路及支线等“有害满铁的线路”。
三、到2007年为止的安奉铁道经营权。
四、满蒙五条铁道的合资敷设权和两条相关铁道的受托经营权。
五、矿山开采及森林采伐权。
六、土地商租权、自由往来居住权以及工商营业权。
七、铁道守备兵驻屯权(一公里铁道15名士兵，总共16665名以内)。
这些大多是出于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的《朴茨茅斯和约》，从沙皇俄国手里接收来的，又由当年12月的《日清善后条约》得到确认。而后1915年的《日中条约》(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又大大加以了扩充。
你看这些“权益”怎样?由于这些权益的存在，东北其实已经是日本的半殖民地了。可是用当时《朝日新闻》论说委员大西斋在《支那的现状》里的话来说就是：“仅仅是满蒙(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全土的1/310，只不过是相当围棋盘上的一颗黑子”。他们要求更多的权益。
所以后来对于“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仅仅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退休，河本大作退出现役。没一人受到军法审判。河本大作退出现役后，还是在满洲混。先任“满洲铁道”理事，后任“满洲炭坑”理事，负责帮关东军的后辈参谋们挣钱。什么意思?石原们搞满洲事变的经费几乎都是河本给的。1942年以后受第一军(当时司令部在太原)参谋长花谷正(陆大34期)的邀请，就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一直到抗战结束。
这个花谷正也是关东军出身，皇姑屯事件两个月后赴关东军任少佐参谋。后来在石原莞尔手下混，参与柳条沟事件(“九一八事变”)。1955年曾经写过一篇《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参与者自己写文章说明“九一八事变”，这是几乎唯一的一位，那篇文章里谈到了搞阴谋用的资金来源：“因为有河本前辈，用钱根本就不要考虑。”
抗战结束后，河本没有回日本，而是继续在山西活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接收后，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河本大作也不知是受蒋介石之邀还是受阎锡山之邀，反正就任了公司最高顾问。河本那个最高顾问可不白干，他帮阎锡山挽留了一半日本雇员约1200人继续工作，待遇不变。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来了，才把他抓了起来，关在太原收容所。1953年8月25日在收容所病死，逃过了审判。
第三部　“天才异类”参谋石原莞尔
1巴登巴登四人帮
在谈石原以前，不妨先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畑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三十六七岁、自命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密约”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的人，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一夕会”，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再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3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霉，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文痞做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文痞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文痞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而且那事当时就了了，日本向英国做了赔偿。东京审判时根本就没提那事，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俄国人。但是要很遗憾地说，桥本欣五郎在中国大陆贩卖鸦片的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俄国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俄国人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二二六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二二六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蒙生命线”。
“满蒙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以“满蒙生命线论”的标题连发三十几篇社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的说法是甚嚣尘上。
十五年战争
日本人把上次的战争分为两场战争，一场原来是叫做“大东亚圣战”，输了以后叫“大东亚战争”。再后来美国人不准那么叫，就跟着美国人一起在正式场合叫“太平洋战争”，但私下还是叫“大东亚战争”。那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的，也有人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算，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另一场战争一般叫做“15年战争”，指的是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的侵华战争。笔者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八年抗战”，怎么比日本人还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支那事变”(日本人对“七七事变”的称呼)，中国还会不会抗日?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得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笔者见过几张辻政信画的素描，从并非职业画家这一点来说，画得不错。
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10月1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收的石原莞尔。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九一八”，而是在1936年“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才出了名。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这还不算，本来是应该首席的，但因为平时桀骜不驯，得罪了教官，这才被降到次席。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
“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还是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还有一点邪门的，石原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读者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二二六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纪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都得熄了火。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一百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享乐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巴登巴登的四人帮”之一)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队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俄国人的28厘米大炮那么大，24厘米。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把两门24厘米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弹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这些情报。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得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10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5000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挖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和关东军拼命，关东军也怕，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第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美次可是个名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骑兵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这里是日里，一日里约等于4公里，300里就是大约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来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二二六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右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两杯就醉了?那得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可以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根本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笑话，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在实际战争中的“能量”。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希匹的，我也给他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哪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于是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有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略》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了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在石原莞尔心中，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宜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来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来盯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因为森络19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一份30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五一五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张学良的50万东北军未作任何抵抗，让出了东北。张学良本人则是连他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都不要了，后来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帮他下的葬。
也不要说张学良一无遗憾，他对东北视之如粪土，唯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的金银珠宝。1931年12月，张学良向日本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先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落到关东军手里的财物还想讨回，也只能说张少帅的弱智了。这封信被军部查知，结果张学良的钱没有回来，军部主谋的五一五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的理由之一就是“和张学良交通，接受张学良的贿赂”。犬养毅是想对那些凶手们解释这件事。
“五一五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板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932年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趁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战后，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被蒋介石给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了，用不着田中帮忙也成。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因为武藤章在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周旋了不少日子，弄得麦克阿瑟挺没面子。将来会讲到，武藤章定为甲级战犯确实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6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5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呢?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本来，当时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刑法》第35条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处死刑”；第37条规定：“司令官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8条规定：“不等待命令而无故战斗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正式下令作战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按律是应当问斩的。
但是10月18日，参谋本部只是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部部长今村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知肚明：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罪犯，但却不是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陆军中央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陆军中央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所以，对今村均大佐根本就没有好脸色。
板垣说：“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把今村均们吓得面无人色，哑口无言。
战斗一直在东北继续。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日军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这12架飞机包括八八式侦察机6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5架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返航后，有人问他：“你轰炸了锦州?”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从九一八开始，张学良唯一一次认真地想过抵抗的就只有热河抗战一次。为什么，难道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二流子大烟鬼也要抗日了?对，正因为是大烟鬼，所以这次才要抗日，关东军进攻热河表面的理由是热河也是满洲的一部分，其实是要和张学良争夺热河的鸦片!张学良的财源大部来自热河的鸦片，而关东军也看中了这口肥肉。板垣征四郎从武汉时候开始就染指鸦片，土肥原贤二后来是坐上了“华北鸦片王”的宝座。当时满洲的很大一部分鸦片生意，就操纵在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手里。这位甘粕正彦是东条英机的亲信，有“满洲夜皇帝”之称，战败后服毒自杀。
鸦片的诱惑，是关东军参谋们丧心病狂地犯上作乱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素，这点在中国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关东军进攻热河时，后来也是甲级战犯、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曾特地下命令要求关东军在野外作战时“加倍注意，不准践踏耕地”。关东军什么时候学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是，那是让大兵们千万不要踩坏了罂粟，那可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晋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晋升男爵，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苏联人抓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和“满洲事变”没有多大直接关系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托福也成了男爵。爵位膨胀，大家都授一个，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也拿了一个男爵。反过来引起本庄繁很不满，觉得自己的爵位低了，天皇没有正确评价自己的功劳，从此一直和昭和天皇唱对台戏。
这种下官升官、上官晋爵的方式使得昭和军阀从此以后争先恐后到处挑起事端，挑了事就能升官晋爵，这成了军内的铁则了。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罕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对号入座，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给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词来，就从宽处理。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估计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但另外一件事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小泽征尔的“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得没大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二二六事件的幕后黑手)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意儿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石原的想法真的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九五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前面讲了皇姑屯事件，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照他们期望的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还不如不干。
但我们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是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张学良那50万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罕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要知道“九一八事变”是被不少人看做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精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1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
石原到参谋本部上任不久，就遇上了“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目标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二二六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其名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称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成了“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情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发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可以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高级官员，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
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怪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光头，这位则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高个身材，特潇洒。我们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比陆军酷得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还是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二二六事件和这次事件所牵涉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争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通过二二六事件就能知道，昭和军阀们为什么要接管政权和为什么能够接管政权的原因。
先来看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用大清支付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建成了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的前身)等工业设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0年后，日本又在1905年赢得了日俄战争，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的国威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利益没有还原给老百姓，反而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次大战后劳民伤财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加增重了国民的负担。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苦”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在上升的就一样东西：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76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农村老家。因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1/3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467名中，被卖掉的有110名，占23%。另外还有150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文革”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比如在辻政信出生的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百多户人家中，能够吃上白米饭的就只有三户，像辻政信家里平常吃的是“豆米饭”，就是用大米和豆子混合起来做饭。但就这样，辻家还不是最贫困的，辻政信的姐姐出嫁以后，用在娘家的老规矩，直接就把豆子倒到大米里面，省得做饭时还要再混合一遍，结果被婆婆大骂了一顿，原来婆家根本就吃不起大米，大米是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媳妇把豆子倒进了大米，就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给糟蹋了。
军队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老二和老三，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想要变革。要求变革是正当的，问题是如何变革。政党政治的无能，政治家的腐败和资本家的贪婪，使得军人们对政治家和产业界失去了信心，认为只有比较清廉的军人才能领导这个国家，军人应该取代只会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应该取缔那些不管雇员死活、一心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只有这样日本才有出路。
应该说这种现象并不是日本专有的，这就是世界上充满了军事政变的原因。话说回来，军事政变说明了在那个国家里，军队还没有完全腐败，一旦军队也开始腐败，那就连军事政变都没有了。
军队下层官兵是从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体会出发，而对于北一辉等人鼓吹的国家主义学说产生共鸣的，认为政治无能，应该“清君侧”，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以军方为主体的政府。在军队下层，这种皇道派思潮很有市场。
但上层，尤其是陆大毕业的那些精英军官们，对这个问题不这么看，他们是从专业出发考虑问题的。从克劳塞维茨开始，德国人一直有“总体战”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更使这种思想深入人心，而且其他国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1935年鲁登道夫的《国家总体战》一书出版以后，这个名词更是流行一时。
日本陆军本来就是学的德国人，“言必称普鲁士”，再加上希特勒上台以后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使德国所发生的变化，使日本的高级参谋军人们特别欣赏这种“所有的物质资源，所有的国力都必须服务于战争”这种论点，这就是所谓“统制派”的由来。
这些高级参谋军人，就是那些从幼年学校通过士官学校进入陆军大学校，然后在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战争，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打仗，为了进行战争，政府必须由军队来控制。
不管其目的是什么，在组织一个由军队控制的国家主义政府的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没有争议，仅仅是在如何组织上的争议。“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当时流行的政变方式，捧出几个像荒木贞夫这样的人来组阁，而是主张军内统一起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以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来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仅仅就是一个“个人”还是“组织”的区别。只要看到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扛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知道了。但当时就是互相斗得死去活来。让人想起《格里佛游记》里面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的争斗。
这就是“二二六事件”的历史背景。
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人都同意，“二二六事件”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这句话不能从“如果没有二二六，日本就会怎样怎样”这种角度来理解，而要从“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上来理解。
“二二六事件”本身被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肃军”运动使得“统制派”完全控制了陆军，极右翼的皇道派虽然从此一蹶不振，但政党政治也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政府也就沦落成为军部的一件工具，以后的日本就在军部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地冲向了侵略战争，一直到全国毁灭的终点。
那么如果皇道派政变成功了呢?结果也是一样，就是说“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帝国正式完成向军国主义蜕变的一个完全的标志，从此以后，日本帝国就正式走上了不归路了。
然而“二二六事件”以统制派的全胜而胜利的结果，也带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特殊标志：就是参谋们在军内爬上了近于变态的高位，可以说“二二六事件”是参谋军官们的胜利。
如果说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大纲》是皇道派的思想纲领的话，统制派的参谋军官们就仅仅只有行动纲领而没有什么思想纲领，这个行动纲领就是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员池田纯久中佐(陆大36期)起草的，只有薄薄50页的《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这本俗称“陆军小册子”的东西。
这篇东西的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五部分：
一、国防观念的再检讨；
二、国防力量的构成要素；
三、现在的国际局势和国防；
四、国防国策强化的提倡；
五、国民的觉悟。
极其典型的参谋文笔，一个没有说明、没有分析的行动计划，就像这些参谋平时起草的作战命令一样，从这本“陆军小册子”的行文，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参谋们将来为战争而战争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了。
而“二二六事件”以后所进行的“肃军人事”，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1936年8月的人事异动一下子调动了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陆大19期首席)、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林铣十郎(陆大17期)、阿部信行(陆大19期军刀组)、西义一(陆大21期)、陆军大臣川岛义之(陆大20期军刀组)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陆大19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陆大17期)辞职，陆军一下子炒了八名大将的鱿鱼。
接任的是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大将(陆大21期)，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首席)，教育总监杉山元中将(陆大22期)。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少将，也因为在事件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地把满洲的军内军外皇道派分子全部一网打尽，而荣升中将。这时陆军几乎没有了现役大将，这就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陆军中不但没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将官，连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寥寥无几的原因。
中将和少将们晋升的大好时机到来了，内部已经整顿完毕，思想得到了统一，现在只要寻找机会就能争取立功、出人头地了。
“二二六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就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二二六事件”以后，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
从“九一八”到“七七”，历史走过了6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算石原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来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住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5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早晚的事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十五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但是停止得了吗?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日本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七七事变”以后，这支军队就改编成了第一方面军。)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毕业，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济济”。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的事情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来，无论怎么说还算是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时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示好举动吧。但是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的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中是这么描写“何梅协定”这件事的：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驻京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怎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二二六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了。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刑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的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今天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看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掺和掺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只要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肯定有机会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
这个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而让英国人谈之色变的山下奉文大将，是陆大28期军刀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对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谈判时说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这句话--威胁战俘。
第28期是陆大毕业生里最邪门的一期，这一期包括：败战时自杀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大将、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等三人；被远东军事法庭以甲级或乙级战犯罪名处决的，有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55军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等5人；在陆大各届毕业生中为冠，尤其6名被处决的军人甲级战犯中，这一届就占了两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起还能有个好?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俄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俄国人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8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俄国人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呢。
后来广田弘毅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有人要问，这是不是太夸大了，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吗?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造船容易，但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九一八”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八一三事变“的那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的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了一个“七七事变”。第五部如果没有七七事变……
第五部　如果没有七七事变……
1蒋介石的最后忠告
“七七事变”的主要人物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七七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反日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能力，战争是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看看7月17日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就知道了，蒋介石是这么说的：“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现在看了这种用词，真使人欷歔，而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蒋介石提出的四点立场仅仅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虽然更加亲英美，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仇日派”，就是这个并不仇日的蒋介石，也对日本帝国做了最后的忠告：“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但是这些正不可一世的参谋们，怎么可能听得进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呢?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牟田口廉也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第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的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了，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哪。就放了他。
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第15军死里逃生出来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的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第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日语中“牟田口廉也”这个词，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位列元帅府的杉山元大将，可能是日本陆军中绰号最多的人，看不起他的人管他叫“渣滓”，讨厌他的人管他叫“白痴”，但更多人称呼他是“厕所门”。西式厕所的门向两边都能开，只要挤一下就行了，杉山元也是这样，他没有自己的主意，哪边人多就同意哪边的意见。但真要以为杉山元是白痴那就错了，《杉山笔记--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是研究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只要看过那本把所有会议的要点都记录了下来的笔记，人们就绝不会同意杉山元是白痴的说法。杉山元精明着呢，只是永远在装傻。
这位是除了上原勇作之外，唯一一位做遍陆军三大衙门主官的，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全做过，卢沟桥事变时他是陆军大臣，奇袭珍珠港时他是参谋总长，按说战败了那么多人都自杀了，他身为元帅、陆军大将，不自杀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这位从来没有说过他不自杀，但老是下不了手。杉山元的太太也是个厉害人物，见天问他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自杀，总不能让美国宪兵捉了去吧。到了9月12日，实在含糊不过去了，就问部下讨了一支手枪，进了书房，说是自杀去。
一会儿又出来了，向守在门外面的第53军高级参谋田中忠胜大佐(陆大49期)发问：“这枪怎么不响?”原来保险还没打开呢。
田中帮他打开了保险以后，这才进书房里去连开四枪自杀，他那位彪悍的太太则在确认杉山元已经死了以后，也咬碎氰酸胶囊自杀。
不管杉山元的自杀是不是太迟了点，也不管他在自杀的过程中是不是还有点白痴习气，比起连自杀都不会的东条英机，也算得上是条汉子了。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
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石原莞尔的命运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任务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目光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一个人不是。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常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趁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罕》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笔者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的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吗就干吗。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这个稻田正纯是阿部信行大将(陆大19期，1939年曾出任过内阁总理)的女婿，战后麦克阿瑟把阿部信行当甲级战犯抓了起来，可在开审前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名额不够是一个原因，轮不到他，而阿部只得罪过中国、没得罪过美国，更是一个重要原因。顺便说一句，把阿部信行弄下总理宝座而为日后的东条英机上台扫清道路的那些人之中，就有稻田这个当女婿的。负责指挥台儿庄作战的就是稻田正纯，诺门罕事件又是他首先主张动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后来这个责任被签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负了。任第六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时，在新几内亚前线把7000名航空兵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从而有了个“逃跑将军”的匪号。有人曾经这样评述：“稻田少将所撰写的有关航空作战的论文可以在任何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可是他就是不懂怎么打仗。”
终战时稻田正纯任第16军中将参谋长，战后因“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国人作为乙级战犯起诉，但还是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那两起都是虐待美军飞行员战俘事件，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发了疯，把轰炸日本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了活体解剖，挖出肝来吃。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账，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
对于那些“惩膺暴支”的呼声，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从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离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的(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现在中国大陆学界也采用这种说法。)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还能不能到达陕北都说不定哪。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顾问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做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策划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四人帮”吗?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畑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标是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正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不给对方的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但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尽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又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这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第六部　绝代恶人辻政信
1辻政信出场
日本陆军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沪，可是战局怎样了呢?蒋介石坚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从中国撤军，占领区更是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
先不要说什么时候是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知死活的日军参谋们嫌这仗打得还不过瘾，还在想法子扩大这场已经是烧遍整个华北、华东、华南的战火。
这回是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时肯定要提的两个人。现今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可这两个名字却没有被人淡忘。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说起那场战争，肯定要提起这两个人。对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划“满洲事变”以后，再强调他反对扩大战争。而说辻政信好话的，则是一个没有。
和大胆、冷静、会算计的天才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不同，辻政信则是日本陆军参谋的典型。除了胆大包天和石原莞尔一样之外，辻政信和石原完全是不同类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于石川县一个炭农家庭，幼时相当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读中学，这才去考免费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学二年级，所以小学毕业能考上陆军幼年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辻政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陆大毕业时也是第三名(军刀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尔那样的天才，他靠的是用功。陆大三年，他几乎没睡过觉，每天仅仅就趴在桌子上打两三个小时瞌睡。演习行军时，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多加一块砖头，练剑术时要在竹刀里灌铅。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疯子。
陆大毕业以后，以辻政信的毕业成绩完全可以到参谋本部去任职，但辻政信的选择出人意料：去陆军士官学校当中队长(连长)。陆大的军刀组毕业，可以说将来铁定能当将军，所以来给将军女儿们做媒的人踩破了门槛，但辻政信又一次出人意料：他谢绝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个乡下邮电局局长的女儿。
其实从辻政信的性格来看，这些惊人之举也很好解释，辻政信的所有行为，仅仅是为了引人注目。包括辻政信打仗，都会选在什么天皇生日、皇军建军庆典日的时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是为什么呢?当然，从1907年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把第一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痴。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一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简直就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1944年，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布告，表彰松山大捷中的中国军队官兵。布告里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说的其实是“拉孟守备队”和“腾越守备队”，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士兵，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就想确认一下苏联有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的高招就是：让皇军对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19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1938年7月19日，稻田正纯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是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一直爱好“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儿，照样出动了1600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尾高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这一次张鼓峰事件，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但是参谋本部也就据此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19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在关东军中，辻政信只是排名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了一份《满苏国境处理纲要》，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碰上另一个野心勃勃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陆大27期毕业生，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10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工作，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察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对付400人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联队(团)再加5个中队(连)，在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发了，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有命令下来，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400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的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罕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在任时发行的。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7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罕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7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13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得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强弱而变化。那个诺门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罕”。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中国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苏联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也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到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的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你看，陆军大臣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实际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九○式火炮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援助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罕，皇军就成了苏联人的试验品了。
在诺门罕，仅苏军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E-15换到单翼的E-16。早期的E-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九七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联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射程比日军远得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净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罕，说诺门罕战役把日本陆军的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6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罕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联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罕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罕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对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罕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时，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指挥官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就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谜。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已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0日一早就起程回国。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都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第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辻政信就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所谓“南方作战”就是进攻新加坡，在军部中央还没有任何表示的1940年，辻政信就已经开始了行动，这次辻政信十分认真，没有犯皇军参谋们经常犯的老毛病。
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快速移动的工具是坦克和战马，针对马来半岛有一条直通新加坡的柏油公路，而且左右展开无法超过两公里的特点，辻政信把移动手段改成了汽车和自行车。之所以使用自行车，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汽车。日本制自行车，是对南洋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1890年，原来生产步枪的“宫田制铳所”就生产出了日本第一台自行车。1902年“宫田制铳所”改名为“宫田制作所”，停止生产枪支，成为了自行车的专门厂商。由于日本制自行车价钱便宜，而且比苗条的欧洲产自行车坚固且载重量大，在南洋大受欢迎，成为南洋地方的主要交通工具，到处都能看到“MIYATA”的贩卖点和修理店，因此在当地能很方便地找到补充车辆和修理零件。陆军中，光25军自己配备的自行车就有6000辆之多，起名为“银轮部队”。
那段时间，辻政信一直在海南岛，绕海南岛一周是1000公里，几乎和从泰马边境到新加坡的距离一样。辻政信绕着海南岛，一公里一公里地计算炸路炸桥、修路修桥、作战、通行所需要的时间和兵力。
1941年8月底，在大本营作战室陆海军幕僚联合兵棋演习的时候，参谋总长杉山元曾经直截了当地提过这个问题：“诸君对南方作战的时间表怎么看?”
首先回答的还是辻政信：“如果在‘明治节’(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现在是‘文化节’)开战的话，两星期内能拿下香港，元旦能够拿下马尼拉，‘纪元节’(2月11日，据说是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现在是‘建国纪念日’)能够攻下新加坡，‘陆军节’(3月10日，日俄战争‘奉天会战’日军获胜的日子)能攻占爪哇，‘天长节’(天皇生日，当时是4月29日，昭和天皇死后改称为‘植树节’，2007年开始又改成‘昭和节’)能够攻下仰光。”
这就是辻政信好大喜功的性格，他喜欢搞什么“献礼”行动，凡事都得连上一个什么倒霉节日。但这次他还真说对了，实际开战是12月8日，晚了一个多月，而最后攻占新加坡是2月15日，比辻政信的时间表只晚了4天!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去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以日本军人看来最耻辱的方式被处死——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菲岛战役时，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落到了川口清介少将手里，辻政信通过第14军参谋长林义秀少将下达了灭门命令。但川口还是违抗命令，留下了桑托斯的长子没杀，从而战后总算从绞刑架下逃了一条命，只被盟军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义秀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第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手里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14军协助指挥。这道杀俘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趁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次美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会拼死抵抗也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停止追寻战犯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哪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战争中为了“争取支那人的亲近感”，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和当时的汪伪宁波专员、后任汪精卫卫队长的陶孝洁，花了十万大洋联手搞了一个“公祭蒋老夫人”的仪式，并且给前来参加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以此“功德”，狡猾的辻政信给自己找好了退路。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第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了南京。
到南京干什么?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辻政信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经历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就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去向了。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谜。一般的猜测是说他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说他去找传说中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究竟死没死?又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