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 言

第一篇：历史卷
一、朝代

二、帝王

三、名相

四、政治制度

五、考古发现

六、历史事件

七、历史名著

第二篇：地理卷
一、地名由来

二、文化名山

三、江河湖海

四、地理名著

五、古寺与道观

六、石窟陵寝

第三篇：文学卷
一、文学家

二、文学流派

三、诗文总集

四、小说戏曲

五、文学体裁

六、文字音韵

七、古籍常识

八、经典名篇

九、经典名句

十、联隐语

十一、故事

十二、学者

第四篇：哲学卷
一、流派

二、名著

三、概念

四、名句

第五篇：军事卷
一、军事著作

二、著名战役

三、十八般兵器

四、三十六计

五、作战阵法

六、历代名将

第六篇：宗教卷
一、宗教典籍

二、宗教人士

三、宗教圣地

第七篇：科技卷
一、发明创造

二、数学

三、天文历法

四、生物物理化学

五、农业

六、建筑

七、纺织

第八篇：医学卷
一、医学名家

二、医学名著

三、中医常识

第九篇：经济卷
一、经济观点

二、经济制度

三、经济著作

四、中华老字号

五、著名商人

六、货币知识

第十篇：教育卷
一、人才选拔

二、童蒙养正

三、学府门类

四、教育思想

五、教育名家

第十一篇：风俗卷
一、岁时节令

二、生养婚嫁

三、丧葬祭祀

四、古代称谓

五、术数

六、吉祥图案

七、饮食与服饰

八、体育娱乐

第十二篇：艺术卷
一、书法字体

二、绘画技法与流派

三、书法名家及作品

四、绘画名家及作品

五、印石篆刻

六、文房四宝

七、音乐表演

八、工艺美术

后 记

前 言

“国学”一词始于清代，在章太炎、鲁迅、王国维、胡适等一大批国学大师的推动下，大盛于20世纪20年代。

国学亦称“国故学”，因其研究“国故”而得名；亦称“中学”、“中国学”，以与西学相对；还称“古学”，以与新学相对。人们普遍使用“国学”这一称谓。它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分。今天我们所指的“国学”，泛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对当代社会仍具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

国学按学科分，应包括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军事、宗教、科技、医学、经济、教育、风俗、艺术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

近百年来，我们的先辈如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王国维等诸位国学大师，从清末民初到1949年，就一直在提倡这门学问。国学教育在1949年后的大陆内地，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中断，但古籍的整理，文史哲的研究，一直在进行。

中国近百年的巨变，既促成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导致传统文化的断层。在中华民族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失去自我，不能失去我们的民族记忆，不能失去自己的本色。中华文明不是轻易会消失的文明，因为中华文明是以国学为其根、为其源、为其魂的!

国学的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也在以越发迅速的态势影响着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国学对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有直接意义，对由此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复兴，也有直接意义。我们应该珍惜光阴，重视祖国辉煌灿烂的国学，重视国学中的经典著作。新时代的社会需要我们更加有必要地从国学的精华中汲取力量。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尽天灾人祸而不被打垮，能越挫越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中华经典所孕育的民族精神。这一精神是由我们祖国的博大精深的经史子集作为载体传承下来的孔孟之道、老庄之学，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学。

为帮助大家了解国学，以及解决阅读国学典籍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基本常识问题，我们分类编辑了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军事、宗教、科技、医学、经济、教育、风俗、艺术等12部分共1200个国学常识，供国学爱好者参读。

第一篇：历史卷

历史不但可以记载人类的过去，还可以预测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走过的日子。人类对于历史中智慧的渴求亘古如斯。意大利哲学家科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它在全部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关键是这句名言恰恰给我们阐释了一个重要命题——当代史是人类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再现。三百万年前，非洲大陆的崇山峻岭间，一个类人猿直立行走；四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甲骨文，用以记录春种冬藏、男欢女爱和部族战争。这就是一条漫长悠远、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历史探究之路。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是我们的昨天，而今天是过去的延续，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事，如同我们不能不向往人类的未来。历史书纵有千万种版本，但是作为过去存在的历史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识多才能智广、足智方能多谋。读正史使人聪慧，更使人睿智。从真正的历史中摄取智慧，关注那些叱咤风云的豪杰、聪颖灵秀的文士，还有善使权谋、奸佞邪恶之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历史的了解，体会蕴藏其中的智慧。

古代埃及有一句名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说的正是以古知今的道理。“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时间是永恒的，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而不是通过戏说的电视剧，或者八卦新闻式的“新编历史”。抛开人为的阴霾，去掉时空的面纱，对于历史，我们需要的是虔诚和对于真实不断地探索！

一、朝代

0001.夏朝

（约前2070—约前1600）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它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

夏朝是由治水的禹建立，国都位于安邑，即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其统治范围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

夏朝共经历了14世17位王的统治，持续了将近500年。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他暴戾凶残，杀人成性，终被东边商部落所灭。

0002.商朝

（约前1600—前1046）

商朝也称为殷商，是我国奴隶制度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在亳（今河南郑州）建都。商朝在600多年的历史共有5次迁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盘庚将国都迁往殷（今河南安阳），这也是商代被称为殷商的原因。

“武王伐纣”的故事记载了商朝灭亡的过程。纣王和桀王一样，是个暴君，最终被渭河流域周部落的首领武王所剿灭。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的统治至此结束。商代共经历了17世31王500多年。

0003.周朝

（前1046-前256）

周朝分为东西周两部分。西周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部），后因其都城被破，被迫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根据其位置，后人分称为西周和东周。

西周由文王之子武王所建，经过几百年统治后，统治者日益残暴。周厉王好大喜功，对外连年征战失败，对内严格控制言论，使百姓不敢议论国事。公元前841年，不堪压迫的人民发起了“国人暴动”，厉王仓皇出逃。后来的周幽王更加变本加厉，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不惜拿国家安危开玩笑。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烽火戏诸侯”。其荒淫的统治再次激起民愤。幽王于公元前711年被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太子宜臼为避敌人，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

东周也分为两个时段：自周平王元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时期，史称之为“春秋时期”；自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则被称为“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以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争霸为主旋律，而战国时期则是七雄（秦，齐，晋，燕，赵，韩，魏）的相互斗争。最终秦王于公元前256年杀死周代最后一个国君周赧王。共经30代37王的周朝自此不复存在。

0004.秦朝

（前221—前206）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却也是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消灭了齐国，定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建立了秦王朝。自觉功过三皇五帝的他将国王的称号改为“皇帝”，自称为“朕”，他为“秦始皇”，儿子为“秦二世”，依次类推而至千千万万。

然而在秦朝以武力起家，奉行强权政策。秦始皇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征集百姓修建阿房宫等等导致民不聊生。稍后继位的二世也未有任何改观。这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秦朝很快就被刘邦所统领的军队所打败。秦朝只存在了15年就烟消云散了。

0005.西汉

（前206—9）

西汉也称为前汉，与东汉（也称后汉）相对应。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进行了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于公元前202年打败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是年2月28日，刘邦称皇帝，国号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

汉朝吸取秦朝速灭的教训，修生养息。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同时成为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中国第一个盛世也在此时出现，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末年，皇帝年幼继位，外戚专权，宦官横行，王莽趁此机会篡夺权位。公元9年，西汉覆灭。

0006.东汉

（25—220）

东汉也称后汉，与西汉统称汉朝。西汉外戚王莽夺权后，推行的新政激化了社会矛盾。身为皇族远亲的刘秀带领绿林好汉起义，于25年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定都洛阳，故被成为东汉。

东汉与西汉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既有前期的“光武中兴”，也有后期的宦官专政。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在其沉重打击下，东汉已是名存实亡。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存在近200年的东汉灭亡。

0007.三国时期

（220—280）

黄巾起义后，东汉名存实亡，历史进入到群雄争霸的时代。公元208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吴王孙权称帝，建立吴。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

263年，蜀国被曹魏所灭。265年，司马懿孙司马炎废魏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晋武帝灭东吴，统一南北，三国时期结束。

0008.西晋

（265—316）

公元266年，魏国大臣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吴以后，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

然而，西晋统治阶级之间矛盾重重。291年，西晋爆发了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16年中，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此后几年间先后爆发了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及杜弢等领导的多次大规模起义。

311年4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6月，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8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重新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316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0009.东晋

（317—420）

东晋是由西晋皇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它并非如西晋时一个统一的王朝。

西晋灭亡后，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虽然统一了南方，却只能与北方的后赵隔淮河而对峙。

公元420年，东晋被刘裕所建立的宋所取代，历4代11帝103年。

0010.南北朝

（420—589）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陈为止。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420—589）包含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等四朝；北朝（439—589）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等五朝。

在这个朝代交替频繁、社会动荡的时期，北周开国功臣之子杨坚篡位自立为帝，国号为隋，于589年灭陈，终于统一南北。

0011.隋朝

（581—618）

公元581年2月，杨坚接受北周皇帝禅让，建立了大隋皇朝。他先以长安为都，后来又新建大兴城为京师、以洛阳为陪都，实行东西两京制：西京长安，东京洛阳。589年，他挥师南下，灭了长期割据南方的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统一中国。

隋朝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隋炀帝杨广继位以后，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对外三次征伐高丽均失败，对内强制百姓修建运河、东都洛阳等等，使得百姓怨声载道，各地农民大起义此起彼伏。

617年5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11月占领长安，拥立隋炀帝孙子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618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大臣宇文化及缢死。同年5月，李渊篡隋称帝，定国号为唐，隋朝灭亡，立国共38年。

0012.唐朝

（618—907）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史称武周，也称“大周”。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恢复唐朝旧制，还都长安。

公元875年，黄巢发动起义，建国“大齐”，后来起义虽被唐王朝所镇压，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根基。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

0013.宋朝

（960—1279）

宋朝又分为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

北宋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本为后周大臣。由于皇帝年幼，赵匡胤起了当皇帝的野心。显德七年（960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宋朝建立。

传至宋徽宗，由于他热衷于艺术与享受，无心管理朝政，面对金国的攻击，一味求和。靖康二年（1127年2月6日），宋徽宗、宋钦宗被俘押送至金国并客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也意味着北宋的灭亡。

在“靖康之耻”中，康王赵构有幸成为“漏网之鱼”。他南下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为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正式定都临安，偏安于江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皇帝被俘，皇弟出逃，1279年亦为元军所灭。

0014.元朝

（1271—1368）

元朝又称大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大蒙古国）建立。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2年定都燕京，称为大都（今北京）。

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同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惠宗北逃，元朝灭亡。元朝共历11帝98年。

0015.明朝

（1368—1644）

明朝又称大明王朝、大明帝国，简称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统一王朝。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明军攻占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今北京），南京应天府改为留都。

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入关，入主中原。明朝历经16帝，276年。

0016.清朝

（1644—1911）

清朝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封建王朝。

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清朝从此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正式下诏退位，清朝灭亡。清朝共历经12帝，统治全国276年。

二、帝王

0017.启

启，生卒年代不详，是禹之子，禹病死后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他在位39年，病死，葬于安邑附近（今山西省夏县西池下村里）。

0018.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前210），名字叫嬴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出生于赵国邯郸，13岁继位，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掉其他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定都咸阳，首称“皇帝”。

秦始皇统一国家后，采取了诸多措施。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这成为以后中国统一后管理的标准模式，历时数千年之久。此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度量单位，还修建长城等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秦始皇也表现出了荒淫残暴的一面。他大肆修建宫殿，多次派人寻求长生不老药。为了稳固自己的王位，他还推行“焚书坑儒”的残忍政策，造成了文化史上难以称弥补的损失。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

0019.汉高祖

汉高祖即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在秦末的农民起义中，他起兵于沛县（今江苏沛县），因而被称为“沛公”。公元前207年12月，刘邦所率义军率先攻入秦都咸阳，消灭秦朝。后经过5年多的楚汉争霸，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打败项羽，遂称帝，定都长安。

刘邦在位时间不长，只有8年时间，但对汉代以及后世的影响却很大。亲眼目睹秦朝灭亡的他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人心，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他对汉民族的统一、中国的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突出的贡献。

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终年62岁，死后葬于陕西长陵。

0020.汉武帝

汉武帝（前157—前87），名刘彻，字通，汉高祖刘邦的曾孙，汉朝第七位皇帝。他一生功绩显著，不仅是伟大的皇帝，而且是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文学家。

刘彻7岁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54年。在这期间，他励精图治，在祖先高祖、文帝、景帝的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取，使西汉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在军事上，他多次派军攻打匈奴，并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其建立良好关系；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选材上，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此外，他还确定了以皇帝年号纪年的新方法，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公元前87年2月，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后葬于茂陵，庙号是世宗。

0021.隋文帝

隋文帝（541—604）杨坚本为北周的辅政大臣，总揽朝政和军政大权，他利用皇帝年幼的时机，篡取王位。公元581年2月，北周的静帝以杨坚众望有归下诏宣布禅让。杨坚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隋，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589年，隋灭南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也为唐代的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社会安定、经济发达的强盛国家。他下令修建运河，使南北交通大为方便。文帝在位24年，604年病逝于大兴殿，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杨陵区城西5公里处）。

0022.隋炀帝

隋炀帝（569—618）杨广是杨坚的次子，600年被立为太子，604年继位，在位共14年。

隋炀帝在父亲的基础上也建立了些功业。他完成了运河的修建，还开拓了丝绸之路，而盛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是在此时确立的。但隋炀帝却因自己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而遭到惨败。本来修建各种工程已使得人民劳苦不堪，他又热衷于开疆扩土，兵役负担沉重，三征高丽更是弄得民不聊生，终于引发了大暴动。

618年，宇文化及发动政变，逼死隋炀帝。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今扬州市）。

0023.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唐代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

李渊建国之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太子与四弟李元吉共同排挤李世民。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与李元吉。3天后，李世民成为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唐朝的实际最高权力。八月初九，唐高祖被逼退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继位后的李世民爱民如子、知人善用、善于纳谏，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唐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回复，并呈现出社会安宁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驾崩于含风殿，在位共23年，享年 50岁。

0024.武则天

武则天（624—705），本名不详，因太宗赐字媚，故称武媚娘。她是中国正统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67岁才登上王位的她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

武则天是唐高宗时期的皇后，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武氏为皇太后；嗣圣元年（684年），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定都洛阳。

继位后，武则天大肆打击李氏残余，排挤老臣。但她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经济上采取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因此在其执政期间，政绩辉煌，国威大振。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同年十一月武则天去世，谥大圣则天皇帝。

0025.唐玄宗

唐玄宗（685—762）也称唐明皇，名李隆基，乃睿宗第三子。

神龙元年（705年）中宗李显即位，恢复了唐国号，但政柄却旁落在皇后韦氏手中。中宗去世后，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710年7月21日，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杀韦后，拥其父唐睿宗李旦复位，被其父立为太子。712年，李隆基登基。

唐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但执政后期，他迷恋杨贵妃，贪图享乐，宠信并重用李林甫等奸臣，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发生。这次动乱极大地消耗了唐朝的国力，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上元三年（762年）四月五日，唐玄宗死在长安太极宫神龙殿，享年77岁。

0026.宋太祖

宋太祖（927—976）名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之君。

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后，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他不仅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治国有方，使宋朝的经济和文化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976年，宋太祖崩，葬于永昌陵(今河南省巩义西南堤东保)。

0027.元太祖

元太祖，即成吉思汗（1162—1227），原名铁木真。蒙古族，世界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他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黑海海滨，东括几乎整个东亚，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之一。

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秋，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附近的清水县（今属甘肃)，其有生之年遗憾地未能完成统一大业。

0028.元世祖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孙。元朝的创建者。

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1279年，南宋亡，忽必烈统治全中国。

忽必烈确立中央集权政治，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让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从而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全国统一，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忽必烈多次攻打海外诸国多以失败告终，同时将国内人民分为四等，独尊蒙古人，贬斥汉人，为后来元朝的灭亡埋下祸根。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病逝。在位35年，享年80岁。

0029.明太祖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改现名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大明王朝开国皇帝，也是继汉高帝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君主。

朱元璋自幼贫寒入皇觉寺为僧，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被迫参加了起义军，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在位期间，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政治上，朱元璋清洗权臣，废除丞相制，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制定了许多严刑酷法惩治之，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

1398年6月24日，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孝陵。

0030.康熙

康熙（1654—1722）名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共计61年。

康熙于8岁继位，从此开始了一生的丰功伟业。1670年，他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1673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84年，收复台湾；1689年，抗击俄国，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与西方国家的第一份条约——《尼布楚议界条约》。1697年平定葛尔丹叛乱。

康熙帝文才武略，善于治国，在其统治的61年里，成功地让一个新生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在中原扎根发芽，为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22年，康熙卒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

0031.乾隆

乾隆（1711—1799），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康熙帝孙。

1735年，乾隆登基。青年时期的乾隆在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治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军事上重新统一新疆。从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人称“康乾盛世”。然而后期的乾隆好大喜功，六次游历江南，穷奢极侈，劳民伤财；重用的和绅是中国史上最大的贪官，造成政治腐败；清朝历代推行的文字狱也给读书人造成了很大的束缚；再加上乾隆夜郎自大，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之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1795年，统治满60年代的乾隆出于对祖父康熙的尊重自动退位，任太上皇，1799年正月初三卒，终年88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市西北）。

0032.宣统

宣统（1906—1967），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代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溥仪是清朝第十一个皇帝，1908年，溥仪继位，年仅3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朝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三、名相

0033.管仲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0034.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

商鞅本是魏国之臣，可惜不受重用，后来他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便投奔于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在公元前356和350年，商鞅进行了两次改革，具体措施包括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等。经过这些改革，秦国的国力雄厚，为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商鞅的变法触及了旧贵族的特权，再加上刑罚过严，秦孝公死后，商鞅被继位的秦惠王车裂而死。

0035.李斯

李斯（前280-前208），是战国时期楚国人。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的近侍。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给秦王上了《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 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宾客，李斯写了《谏逐客书》一文，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集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任命李斯为宰相。秦朝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焚书坑儒，进行思想控制等都是出自李斯的建议。

0036.萧何

萧何（？—前193），西汉初期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沛（今属江苏沛县）人，秦末辅佐刘邦起义。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

在楚汉战争中，萧何留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汉代建立后，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他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九章律》。刘邦死后，他又辅佐惠帝。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常年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

0037.陈平

陈平（？—前178）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

陈平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他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

惠帝时期，陈平升任丞相一职。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文帝二年，陈平去世。

0038.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军事理论家。

诸葛亮原躬耕于南阳，207年因蜀国刘备三顾茅庐而出山。208年，诸葛亮渡江至东吴，舌战群儒，联合吴国，在赤壁大战中打败实力强大的曹操军队，其间的“草船借箭”更显出其睿智与胆识。223年刘备逝世，临死托孤于诸葛亮。由于后主软弱无能，蜀国的大小事务几乎均由诸葛亮处理。225年蜀军南征，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其心服口服。228年至234年间，蜀军六出祁山。在最后一次中，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卒于五丈原。

0039.魏徵

魏徵（580—643）字玄成，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河北巨鹿人。

魏徵本来是李世民之兄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兵变后，李世民爱才如命，不计前嫌将魏徵收为己用。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魏徵在历史上以善于进谏著称。他性格直爽，从不委曲求全，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据记载，魏徵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0040.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齐州临淄(今济南章丘相公庄人)，是唐朝的开国宰相。

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贞观年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年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房玄龄去世后，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

0041.杜如晦

杜如晦（585—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

唐武德元年（618年），杜如晦被李世民招为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杜如晦当宰相时，正值唐朝新建不久，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杜如晦长于断，房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0042.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太原南郊区）人，唐武周时的著名宰相。

狄仁杰为官正直，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狄仁杰以善于断案著称，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错、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

总之，狄仁杰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他是武则天最器重的宰相。

0043.寇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淳化五年（994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赏识。

寇准为人正直，说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宋太宗深有感触地把寇准和唐太宗时著名的“诤臣”魏徵相比，他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有大举进攻之势，寇准被诏回朝任宰相。他反对王钦若等南迁的主张，力主抵抗，促使真宗往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与辽订立澶渊之盟。不久他被王钦若排挤罢相；晚年再起为相；天禧四年（1020年）又被丁谓排挤去位，封莱国公；后被贬逐到雷州（今广东海康）。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初七日，寇准死于雷州，终年62岁。

0044.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开始担任各地方父母官。他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深感社会的贫困和改革的必要。宋神宗继位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指定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由于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郁而终。

0045.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玉泉老人。

耶律楚材本为契丹贵族，因对腐朽的金朝统治失望，遂决定辅佐蒙古人成吉思汗。他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

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耶律楚材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反对屠杀生命，保护百姓生命；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他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0046.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文成，江浙行省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

刘伯温于元统元年(1339年)考取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最初，刘伯温希望为元朝政府效力，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但是他的建议往往得不到朝廷的采纳。他非常失望，先后3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公元1360年，朱元璋两次向隐居青田的刘伯温发出邀请。刘伯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决定出山辅助明朱元璋，希望通过助朱氏打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此后，他忠心耿耿地为朱氏政权效力，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刘伯温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1371年，他为避免猜忌主动辞官还乡，1375年病故。

0047.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军事上，他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经济上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

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重新焕发出青春。

0048.刘墉

刘墉即后人称的“刘罗锅”，（1719—1804），字崇如，诸城县逄戈庄（今属山东省高密市）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

刘墉一生廉洁奉公，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深受百姓爱戴。嘉庆四年（1799年）奉旨办理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朝廷。皇上处死了和珅，没收了他的家产。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四、政治制度

0049.禅让制

禅让制是中国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禅让由在位君主自愿进行，其方法是经过由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其目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据说尧年老时，经民主推举和自己长期考察，确认舜才德出众，将首领位置让给舜；舜老时，如法炮制，传位于禹。禅让制实际上是以传贤为宗旨的民主选举首领制度。

0050.世袭制

世袭制是中国统治者更迭的另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将统治权赋予自己的儿子或弟弟，死后由其接任继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专权一代继一代地保持在自己的血缘家庭中。世袭制度从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朝开始，至清代结束，一共延续了4000年左右。从好的方面看，这种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对祖国疆域的初步奠定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也起到推动作用。然而将继承人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则在无形中降低了统治者的能力。历史上出现的多位暴君、昏君、幼君是这种制度弊端的集中体现。这种制度因而也走向了必然的灭亡。

0051.奴隶制度

我国奴隶制度是从夏朝开始，到春秋时期结束后终结，大约持续了1500年左右。奴隶制度即使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奴隶必须为奴隶主干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而每到祭祀时，除了猪羊等牲畜外，奴隶主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

奴隶制度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奴隶制度无法适应其发展要求时，也就走向了寿终正寝。

0052.封建制度

“封建”，简言之，是指王者以爵士分封诸侯，而使之建国于封建的区域。封建制度就是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基本剥削形式是封建地租。农民耕种封建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作为地租被封建地主剥夺。在封建制度下，社会基本的对立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农民生活贫困，无政治权利。他们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一般认为,中国于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大改造，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相对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更注意对农民阶级的保护，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少量的报酬，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阶级矛盾。所以说，封建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

0053.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是秦始皇创建的用以维护古代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威的一项政治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嬴政以为“王”的称号已经不足以显其尊贵。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他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此，皇帝就成为我国自秦以后历代大一统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称。由于皇帝名号的确定，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及其亲属均制定了法定称号，如臣民对皇帝称“陛下”，史官记事称皇帝为“上”，皇帝自称为“朕”。皇帝车马衣服器械百物为“乘舆”，皇帝驾临为“幸”，所在为“行在所”，所居为“禁中”，印为“玺”，其命令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皇帝死为“崩”。

在通常情况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财政、文教大权，无不由皇帝掌握运用；对一切文武官员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归于皇帝。总之，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的权利几乎不受任何制约，成为真真正正的“天子”。

0054.分封制

分封制是周朝的政治制度，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周朝时期，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给诸侯，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被破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

0055.郡县制

郡县制是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

由于分封制赋予各地诸侯的权利过大，使周朝失去了对他们的统治权从而衰亡。秦始皇继位后决定取消分封制，改用郡县制。郡县制将地方的管理权分为郡、县两级，郡为较高一级。郡的长官称“守”，县的长官称“令”。 郡县制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

秦汉的郡县制代替了周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2000多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0056.丞相制度

丞相是我国古代皇帝的股肱，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无所不统。

丞相制度是由秦始皇所创制，但在那时之前已出现丞相的雏形。春秋时期，以世卿、世大夫执政，当时所称的相，逐渐成为一个固定官名。到了战国，世卿制度被打破，相职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宰相制度普遍实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袭统一前的叫法，称“丞相”。秦朝实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在以后的一千多年时间中，丞相的权力虽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始终以重臣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历代的名相层出不穷。直到明朝，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丞相制度走向了终结。后世的张居正、刘墉等人并未承担宰相之职，但因职位相近、权力相似而仍被后人冠以宰相的称谓。

0057.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为秦王嬴政接受李斯建议所制。

该制度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管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对丞相负责，按其职能，行使权力，用秦时的官名分别为：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少府，负责皇帝财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物；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宗正，负责皇室事务。三公九卿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

三公九卿这一制度沿用约达800年，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0058.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由隋文帝杨坚所创立。

三省指的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长官称为宰相。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为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为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为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三省彼此制约，以掌管国家大政。

六部属于尚书省门下，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主要职责大概有：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等事；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

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在于分散了丞相及中央机构的权力，把相权“一分为三”，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互相牵制和监督,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行政效率；同时，又将尚书省权分六部，既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产生和发展，又推动部门牵制与机构运转，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它是中国官职的重大改革，历代基本沿袭。

0059.内阁制

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朱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废除了丞相，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是成立内阁制。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权力很快开始上升。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成为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0060.八旗制度

八旗由努尔哈赤建立。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他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

八旗创建初期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清王朝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强大的军事保障系统。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为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保卫边疆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日益明显。它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尤其是在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八旗兵显得不堪一击，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五、考古发现

0061.元谋人

元谋人又称为“元谋直立人”。元谋人化石是在1965年5月发现于云南元谋县。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这两枚牙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黏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1976年，我国科学家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存年代为170万年前左右。

与牙齿一起出土的还有7块石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也不远，应该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人们后来在发现牙齿的同一地层又发现石器和炭屑，这证明了元谋人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元谋人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存在的最早的人类。

0062.蓝田人

蓝田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人类化石所代表的人群。其化石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于1963年在蓝田县西北处发现的。一年后他们又在城东发现另一处遗址。前一处的蓝田人化石有下颌骨，属于一个老年女性。距今约53万年。后一处的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3颗臼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人，可能是女性。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眉脊骨粗壮，骨壁厚，脑量小（估计为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距今约70多万年。此外，在蓝田人化石的层位中还发现有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等简单石器和包括大熊猫在内的诸多动物化石。

0063.北京人

北京人遗址是在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的，1927年起进行发掘。它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址最丰富的遗址，先后发现5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共10万件以上。

北京人生活在距今大约五六十万年之前。其形体特征是身材粗短，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约144厘米；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嘴巴突出，头部微微前倾；脑量较蓝田人有稍稍扩大，大概在1000多毫升左右。北京人的寿命很短，平均只有十几年。

0064.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

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 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为婴儿。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为距今约3万年 ，他们的体质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其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为1.59米。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颏突出，脑量已达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征和现代人相一致。

除了生命体质进步外，从出土的其他化石来看，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山顶洞人仍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他们已会人工取火，靠采集、狩猎为生，还会捕鱼。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还配有些装饰品，这说明他们在满足基本生活后有了基本的审美需求。他们还实行了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

0065.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指的是生活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大量群居生活的人群所创造的人类文明。1973年，其遗址被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故名。

河姆渡人生活的主要特点包括：居住方式上，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社会经济方面，他们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使用工具上，大量使用的耒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农具，而渔猎工具则有鱼镖、镞、哨、匕、锥等器物。它们绝大多数都是骨制的，而且还有装饰性的花纹刻在上面。这些现象都无可争议地说明河姆渡文化是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0066.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遗址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一说为7000年前），这与河姆渡文化时期相同，只是一个位于长江流域，一个是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它以陕西渭河流域、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共包括9个省份，其中陕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的基本特征有：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等；骨器也相当精致，但比河姆渡使用的范围要小很多。社会经济上，农业较发达，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另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装饰以彩绘为主。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

0067.甲骨文

甲骨文就是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使用最早的、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文字。

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于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首先被发现，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共有四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字。这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可见当时的造字手法已经很成熟了。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特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0068.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也称司母戊鼎，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应为商王祭祀母亲而制。它于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被一农民在田地里发现，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因而有了“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鼎身为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在鼎身四周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柱身上同样绘有野兽。可见，无论是整体的雄伟壮观，还是在细节上的精工细作，司母戊鼎都无愧是商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

0069.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 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它于1965年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山西侯马晋城发现。

侯马盟书共发现5000余件，是用毛笔将盟书写在玉石片上。这些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但大小不一，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所书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似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这些盟书上的内容反映了晋国末期上层政要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斗争。

侯马盟书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有重大意义。

0070.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于1974被陕西临潼县村民发现。迄今已经发现了3个俑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以一号的规模最大。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1.7米左右，最高的1.9米。这些兵士服装相似，形态却各有特点，显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法。另外，俑坑内也有很多战马、战车和多种多样的兵器。

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人和物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即先用陶模做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这使得它们历经两千多年而基本上保持完好。在俑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彩绘的残留。

总之，秦始皇兵马俑无论是从规模之宏大、工艺之复杂还是作工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来看，都是超出人的想象的，因而它也被视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0071.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位于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由1972年至1974年挖掘出土。它共包括3座汉墓，其中二号墓是汉初长沙丞相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三号墓是利苍之子。

在这座汉墓里出土出来的诸多文物均具有很大的价值。在一号墓里的利苍妻子的尸体，距今约2100年，却依然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这一奇迹，震惊世界。这座墓里还出土一件素纱禅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该衣长1.28米，重量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可见我国当时的医学水平已经很发达了。墓里还有很多意义重大的文物，它们都为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0072.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为东汉时期的青铜器。它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东汉灵帝时期的张掖将军墓。

马踏飞燕非常小巧精致。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着地。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似乎对奔马风驰电掣的速度感到不可思议。

马踏飞燕虽为静态的艺术品，却传神地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奔马虽三足腾空，却依然能保持其平衡性。艺术家以其巧妙的构思、浪漫的手法，将奔马的奔腾不羁之势与平实稳定的力学结构凝为一体。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六、历史事件

0073.盘庚迁都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然而由于这里地处黄河下游，多次河水泛滥，人民的生活很没有保障。当王位传到盘庚手里的时候，他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而要率领部族迁都。

然而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耐心地劝说他们：“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做殷商，或者殷朝。

0074.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发生在周朝。当时周厉王对百姓实行高压政策，禁止人们讨论国事，又命令卫巫监视民众，发现有违法的就逮捕。在这种高压下，百姓都不敢出声了，在路上碰见了也不敢打招呼，只能“道路以目”。周厉王觉得自己的政策发挥了作用，因而得意洋洋。

当时有个周朝的大臣叫卲公，他看到了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因而苦口婆心地对厉王说：“防止民众说话，就像是防范水灾一样。一旦水冲破了堤坝，那么造成的伤害一定非常大，对人民也是一样。”然而周厉王不听。后来的事情果如卲公所预言的那样，民众忍无可忍，于公元前841年，举行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只得仓皇逃奔彘，而周朝从此也逐步地走向了衰落。

0075.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是西周的末代君主。他在位期间不理朝政、任用奸臣、赋税严重，导致民不聊生。周幽王尤其喜欢女色，凡是臣子有劝说的，都被他关进了大牢；而凡是能贡献美女的，他都予以重赏。

周幽王后来迷上了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却皱着眉头，连笑都没有笑过一回。周幽王想尽法子引她发笑，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后来在大臣的建议下，周幽王就搞了一次“烽火戏诸侯”。一天夜里，他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一点起来，满天全是火光。邻近的诸侯看见了烽火，赶紧带着兵马跑到京城来救驾。然而当他们到了京城后，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发现。他们知道了实情后，敢怒不敢言，只得又领兵回去了。褒姒见到他们受到了愚弄，终于笑了起来。然而过了一些时间，敌人真的打了过来，看到烽火的诸侯以为这次又是周幽王开的玩笑，因而谁也没动。由于城中兵力空虚，周幽王被杀死，褒姒被掳走，西周从此灭亡。

0076.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讲的是战国时期赵国大臣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当时赵国有一宝物叫和氏璧，秦国想以15座城堡交换，赵王命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到秦国后，发现秦心意不诚。他发挥聪明才智，使和氏璧“完璧归赵”。赵王为了奖励蔺相如，封其为大夫。然而这却引起了赵国大将廉颇的不满，他认为自己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到头来官职却没一个文官大。他很不服气，处处找蔺相如麻烦。蔺相如的下人很为主人抱不平，这时蔺相如对他们说：“我们两人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不免有一只要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创造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要紧，还是私人的面子要紧？”

后来这话传到廉颇耳中，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就脱光上衣，背上荆条，来到蔺相如家里请罪。两人遂上演了“将相和”的好戏，同心协力保卫国家。他们在世期间，秦国对赵国始终无可奈何。

0077.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儒士事件的合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国土虽然统一了，社会中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思想，很不利于国家的统治。后来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下令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只有医学、占卜等少量的书籍可以保留，这就是“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将有关联的460人全部坑杀。此即为“坑儒”。

秦始皇本意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在短时间内也得到了成功。但他的政策过于残忍暴戾，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对后世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文化损失。

0078.指鹿为马

秦二世当政时期，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为了摸清朝中到底有多少人依附于他，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上朝时，赵高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这里是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慌地说：“请陛下看清楚了，这的的确确是一匹千里好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变得将信将疑。赵高遂问起下面的大臣。面对这一情况，大多数人都立刻附和说这就是鹿，一些人想说实话却又畏惧赵高的权势只能低头不语，只有少数人敢于以真情表上。

通过这一事件，赵高摸清了大臣的底细，后来他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可怜的是，赵高的这一举动本想加强自己的权势，却加速了秦国的灭亡。因为他忘记了也没能力测测天下人的心意。

0079.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爆发于秦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陈胜和吴广本是带领一批民众奉命到渔阳去守卫。当他们走到大泽乡时，天下了滂沱大雨，队伍行进的速度非常慢。按照秦朝的规定，凡误期者论罪当斩。左右是死的他们揭竿而起，打着“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组成一支农民起义军。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起义初期，他们势如破竹，连续攻克了很多地方。然而由于自身经验不足，起义者战略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再加上取得些许成绩后起了自满之心，有些人甚至自立为王，起义军难以齐心协力。秦国派大批军队来镇压，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最后还是走向了失败。陈胜吴广也均被下属所杀。

虽然失败了，但此次起义的意义的难以估量的。它显示了农民自身的伟大力量，严重地打击了秦朝的统治根基。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秦朝顾此失彼，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0080.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种思想是西汉董仲舒提出来献给汉武帝作为治国国策的。西汉建立后，统治者吸取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到汉武帝时，国家的经济在经过“文景之治”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汉初的政策已经不符合形式的需要了。于是，主张积极进取、尊卑有序的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汉武帝的这一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它独霸中国思想家2000余年，至今它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各个层面。

0081.张骞出使西域

随着汉朝国力的恢复，汉武帝改变了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而改以武力讨伐。卫青、霍去病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战将。为了更大程度地争取友邦共同抗击匈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氏。

张骞率领100多人出发，可行进到匈奴管辖的河西走廊的时候，他们一行人被扣押。当张骞回到中土时，距离他出发已经13年了。

从最初目的来看，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完成任务，但张骞这次行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军事或者政治作用。张骞出使西域是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很多新鲜事物得以传播到中原，中国的先进技术也得以外传，尤其是丝绸等中原特有的物品得到了中亚和西方人民的大力追捧。张骞所走的这条道路后来被称做“丝绸之路”。

0082.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帜，史称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广大农民与豪强地主及封建国家的矛盾激化。黄巾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与陈胜吴广起义不同的是，黄巾起义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而有预谋地发动的一次起义。张角本是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10年间发展了教众几十万人。公元184年甲子年，他们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奋然起义。

起义初期，黄巾军攻城夺邑，焚烧官府，取得了很大胜利。但黄巾军各自为战，缺乏战斗经验，以致东汉王朝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时的很多官军如袁术、曹操等人都是镇压这次起义的主力。黄巾起义历经了近1 0年，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的统治。各地官军在镇压过程中实力逐渐发展壮大，他们已不受东汉王朝的调遣，因而这时的东汉朝廷已经是名存实亡。

0083.三顾茅庐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刘备为了招揽贤才，亲自到了诸葛亮所居住的隆中请诸葛亮出山。前两次诸葛亮都因事外出而未得见，刘备等人毫不气馁。第三次去的时候诸葛亮倒是在家，可正在睡觉。刘备又在旁耐心等候，直到其醒来。诸葛亮被刘备的诚心所打动，遂决定出山辅佐刘备。出山后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帮助弱小的蜀国逐渐发展，实现与魏、吴三足鼎立之势。

0084.玄武门之变

隋末天下大乱，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长安，次年建立唐朝。按过去规矩，当由长子继承王位，但在起义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却是次子李世民，因而他们之间的皇位之争分外激烈。

为了剥夺李世民的权利，李建成建议借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之名，来达到掌握李世民的兵马之实。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射杀了准备入朝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

兵变后，别无选择的唐高祖只能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当年8月，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成为千古明帝。

0085.玄奘取经

玄奘是唐初的著名高僧，世称唐僧，俗姓陈，名袆。他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去天竺学习佛教。公元629年，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天竺。17年后，玄奘取得真经回到长安，然后开始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丰富了祖国古代文化，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典籍。

玄奘给后人留下的更宝贵的遗产是他不畏艰辛、矢志不渝、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不移的精神。他的这种经历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不断被神化，到了明代，催生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0086.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代另一位著名高僧，本姓淳于。少时遍求名师，学识渊博。742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学佛留学，并敦请鉴真赴日传佛。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的12年中，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然而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等种种原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加上炎热，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从未动摇，终于在第六次东渡的时候到达了日本。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组织了多次讲学，并将唐代很多先进的技术授予日本民众，最后卒于日本。鉴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0087.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执政后期，是安禄山连同史思明父子反叛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唐朝建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唐玄宗手里达到了空前的盛世。然而正所谓“盛极必衰”，唐玄宗在创造出“开元盛世”后，进取心锐减，后期开始不理朝政，任用李林甫等奸臣，生活上宠信杨贵妃，纸醉金迷。

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16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而这时安禄山拥兵边陲，野心勃勃，他见唐王朝内部外强中干、兵力空虚，便决心抓住这个机会。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初期，安禄山军队由于长期居于边境，训练有素，因而非常骁勇善战，战无不克，很快就攻打到了长安。唐玄宗不得不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将士饥疲，六军不发，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和杨贵妃，唐玄宗只得听从。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杨贵妃被缢死。

后来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他重用郭子仪等大将，命其统领兵士，抵抗外敌，收复失地。而这时安军内部爆发内讧，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后又被部下史思明所杀。晚年史思明又被自己儿子杀害。在这过程中，唐军反守为攻，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

然而安史之乱却使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并给唐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被认为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0088.陈桥兵变

唐亡后，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幼帝年少只有7岁，当时手握兵马大权的赵匡胤萌发了夺权的念头。公元960年，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宰相范质派赵匡胤出兵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当军队行进到陈桥驿这个地方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0089.杯酒释兵权

正如上文所提到，赵匡胤是由一名将军通过政变后当上皇帝的，因而称帝后，他对自己的下属也很不放心，时常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一次，他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在酒席上，他故意称自己心里不踏实，连一个安稳觉都难图。几位将领听出了皇帝的弦外之音，主动要求将自己的兵权解除。赵匡胤顺水推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赏赐给丰盛的财物。这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收回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新生的北宋政权得到了稳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它却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后北宋在与辽国、金国、西夏的战争中连战连败，与这一举措也有关系。

0090.靖康之耻

靖康之耻讲的是金军灭北宋，掳徽、钦宗两帝的事件，因发生在靖康年间，故名。

公元1120年，宋金联军攻破辽国。腐败的宋朝遂成了金国攻打的下一个目标。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军队渡过黄河直达汴京。宋徽宗大惊之下急忙传位给儿子，是谓宋钦宗，国号靖康。1127年，金兵攻破城门，活捉两帝，北宋灭亡。

0091.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

1405年7月11日，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曾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后来，郑和又6次率众出访，直到最后一次病逝于船上。

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人物之众，所航行的历程之远、时间之长，所载船只之巨大、数量之多在当时都是无可比拟的。它充分显示了我国明朝时期高超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并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贸易往来和友好关系，具有非凡的意义。不过，明成祖的目的是宣扬国威，因而每次出行都赠送对方丰盛的礼物而不图回报。这种高成本的花费也不是随便可以承担的，所以郑和之后，再无如此壮举。

0092.鸦片战争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日趋衰落。但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骄傲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列强在完成工业革命后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但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很小。西方人始终未能找到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只得大量走私鸦片，牟取暴利。

鸦片的输入导致了民众委靡不振、不务正事，并造成了清政府国库的空虚。为了灭绝鸦片，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遂全力整顿，并在虎门销毁鸦片。清朝的禁烟举动，严重损害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豪强的利益，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攻打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由于清政府往日夜郎自大，拒不接受外部的先进事物，导致清军装备落后，再加上政治腐败，平日疏于训练，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失利，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同意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元、开放5个通商城市等种种不合理要求。中国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093.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晚期由洪秀全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其势力曾发展到18个省，占据了150多万公里的土地。

与黄巾起义相类似，洪秀全一开始也是打着宗教的名义来发展自己的势力。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自称上帝次子、耶稣弟弟，四处传教，招立信徒。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成立天平天国，两年后攻破南京，建都于此，并继续北伐西征。太平天国到达了全盛时期。在此期间，他们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分给大众，希望能够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些虽具有空想性甚至某方面的落后性，却体现了领导者的美好愿望。

然而，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统治者开始贪图享乐起来；而且统治者之间相互猜忌、内讧不断，极大地打击了自身的实力；再加上清政府勾结洋人疯狂反扑，太平天国运动历经14年后还是归于失败。

0094.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的惨败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之处，因而一些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保卫国家、抵御外侵。

洋务运动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奕，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以“自强”“求富”为旗号建立了很多军事工业机构，开设了许多学习西方知识的学馆，还建立了海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王朝的实力。然而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证明了这一运动的破产。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妄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只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能挽救清政府的想法过于简单，也是必然失败的。

0095.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企图以此挽救清政府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洋务运动归于失败，当时的先进分子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救国的良剂。在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其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9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历时仅103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0096.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1911年（辛亥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变法失败后，日益腐朽的清政府又在 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出现了很多革命团体。他们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先后发动了10次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清政府更加摇摇欲坠。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各地纷纷脱离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后来被袁世凯窃取，但辛亥革命仍可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次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人的力量。再其次，它还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七、历史名著

0097.《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所记载的历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相关言论。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要爱民护民，不可逞一己之私欲。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特别是它作为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它将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叙述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和行人辞令的描写尤其出色。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0098.《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编年体是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事件，国别体则是先把内容分为几个国家，然后再一一描述。《国语》相传也为左丘明所著，但争议很大。

《国语》所记载内容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全书共21卷，记录了周朝王室（3卷）和鲁国（2卷）、齐国（1卷）、晋国（9卷）、郑国（1卷）、楚国（2卷）、吴国（1卷）、越国（2卷）等诸侯国的历史。《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其中最为出色的地方是对人物言论的描述，后称：“《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

0099.《战国策》

从名字不难看出，《战国策》是对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战国策》非一时一人所著，而是西汉的刘向编订命名的。

《战国策》所记录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它也是一部国别史，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共33卷。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该书文辞优美，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讲述寓言故事生动有趣。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

0100.《史记》

《史记》是我国最著名的史学方面著作，它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1 2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30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70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10表（大事年表）、8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科技成就等），共130篇，52.65万余字。

《史记》的作者是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他先继承父亲的史官职位，后因为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惨遭宫刑。但司马迁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完成了这部历史杰作。他在《报任安书》中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对每一个人，司马迁既不抹杀他的功绩，也不隐瞒他的缺点。即使是对在位的汉武帝，他也敢提出批评。但司马迁的思想非常开放，对于底层人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他把农民的代表陈胜吴广归入世家这一尊贵的行列，与孔子齐肩；而对于项羽这个最终失败的人和汉高祖刘邦的敌人，他也敢于将其列于代表的帝王的本纪中。这些都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把各种复杂的历史事件叙述得非常详细而又井然有序。它还制作了一条庞大的人物画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让人过目难忘。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0101.《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它开启了写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各朝各代都依照此书的体例来记录前朝的历史，共写了24本，合称“二十四史”，将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通概其中。

《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80万字。《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词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0102.《后汉书》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6年的史事。

《后汉书》包括纪10篇，列传80篇，志30篇，共120卷。范晔在体例上基本继承前人传统，但稍有创新。他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后汉书》肯定了王道秩序，赞美贤达忠义，鞭挞奸佞邪恶，基本上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后汉书》在章节安排、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上也都显示出了作者很深的文字功底。

0103.《三国志》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撰的一部记录三国时期史实的国别体断代史。《三国志》全书65卷，《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所载历史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和《三国演义》一样，《三国志》也有明显的偏爱。由于晋朝是从魏国发展而成的，因而陈寿只为曹操写了本纪，而刘备、孙权等人均为传。不过作为史书的《三国志》，当然要比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更符合历史真实。

陈寿以严谨的态度、宁缺毋滥的思想编写成了《三国志》。它文笔简洁，善于叙事，剪裁得当，人物塑造生动，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统称“前四史”。

010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

《资治通鉴》共294卷，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跨16个朝代，1363年。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耗时19年方完工，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包括：《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其内容上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第二篇：地理卷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变化很大。中原一带最早活跃着中国华夏族，其他地带则分布着东夷、百越、楚、羌、藏缅、匈奴、鲜卑等族人。

夏、商、周以后,中国的疆域逐渐扩大，秦帝国的大统一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核心地带的主要基础，并把疆域扩张到珠江流域。两汉和西晋则让西域臣服。之后,中国进入长期南北分裂的南北朝时期，直到隋朝才结束这几百年的分裂。在唐朝,由于文明昌盛，多国自降或来贡，使得版图向西和向北扩展，最远到达中亚、外兴安岭地带。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北宋形成的疆域已经大大缩小。

直至元朝，中国的疆域再次扩张，控制了蒙古、西藏，以及新疆和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明朝的中国的疆界又回缩。清朝前期的领土扩张控制了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成为现今中国领土的模版。最后在清末政府积弱不振且屡受外国侵略的影响之下，中国失去大片北方领土，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等属地。中华民国建立10年后外蒙古独立，再使中国的版图北面凹陷。如今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位。

我国历史悠久，在我们广阔的疆域内，地理还承载着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我国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各地域文化。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地理，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也就不能完整地去理解国学。

一、地名由来

0105.中国

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有五种不同含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统治着的王国；三指中原地区；四指国内、内地；五指汉族居住的地区和建立的国家。

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称为“魏虏”；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严格说来，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非专有名词。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我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全国解放后，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0106.华夏

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是“章服之美”的意思，夏，是“礼仪之大”的意思，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和炎帝，后由于合并融合，蛮、戎、狄等民族相继融入华夏族，构成后来汉族的主体，汉族由汉王朝而得名，此前称华夏族，所以汉族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主体是华夏族，这就是中国之所以称为“华夏”的原由。

0107.赤县神州

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博学多才。他最著名的理论有“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原著已经失传，仅在《史记》中能找到他那些著名理论的简要记载。在他的“大九州说”中，他先罗列了中国九州（即大禹设定的冀、兖、青、徐、扬、荆、豫、幽、雍）的名山大川、不同水土、物产差别、禽兽异类等可以获得验证的事物，然后推论：既然中国的九州各不相同，那么中国以外还有小九州，都为小海所环绕，互不相通，故小九州又各不相同。小九州外又有大九州，为大海所环绕，各不互通，大九州也各不相同。天下共分八十一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中的一个州，名为“赤县神州”。

0108.九州

“九州”历来为中华大地的代名词，古诗中常用“一轮明月照九州”形容中国。《汉书·地理志》说黄帝时代天下分为万国；尧时洪水为害，天下被隔绝，成为十二州。禹平水土以后，重新厘定九州，即：冀、兖、青、徐、梁、扬、荆、豫、雍。九州之外加并、幽、营三州，为禹前的十二州。颜师古解释说：“水中可定居者曰洪水汛大各就高地，人之所居凡十二处。”夏殷二朝，一直沿用禹九州制度。周朝时将禹九州中的徐州并入青州，凉州并入雍州，从冀州分出并州，幽州，成为周时的九州。

九州之确定，大体上划定了我国古代长江以北、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区域轮廓。九州之地则为华夏诸侯之居地。由此可看出禹舜时代我国土地已有版图轮廓。

0109.北京

北京地区上古时称幽陵，夏朝时称冀州，周朝时称蓟，春秋战国时是燕国的都城，故称燕京。秦置广阳、渔阳，西汉设幽州，东汉为广阳、蓟县，北魏称燕都，隋改涿郡，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就从这里开始。唐改称范阳，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就是从范阳起兵的。唐以后又一度称幽州。辽建都在上京，把这里作为陪都，称幽都，也称南京，因此地在上京之南。金朝建都于此，称中都，并对其进行了扩建。这是北京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开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首都定在南京。后朱棣从朱建文手中夺得政权后，将首都迁到这里，故称“北京”。明朝时，还一度称北京为“京师”。清朝也建都北京，并沿用了明朝的名称。民国时仍称“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又将“北平”改为“北京”。

0110.长安

长安即现在西安的古时之称。

西安在西周时称为“丰镐”。“丰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至西汉初年，刘邦定都关中，取当地长安乡之含意，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历史上的西安叫做长安，曾有过大安府（后梁）、京兆府（后唐）、陕西路（宋）、安西路（元）、奉元路（元）等不同名称，一直是“八百里秦川”的中心。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隋时，隋文帝杨坚曾被周明帝封为“大兴都公”，因而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长安也被称为“大兴城”。唐朝时，又恢复“长安”之名。元代，易名为“奉元城”。明洪武二年 (1369年)，明政府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取义“安定西北”。“长安”此后便称做“西安”。

0111.汴梁

汴梁是开封在元明时代的称谓。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3000年。现在的开封城垣，是清代的开封府城，也是解放前的河南省城。这是河南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著名的中州古城，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相传在2000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曾经在此筑城。而“开封”之名始于春秋，是郑庄公取“开拓封疆”之意而得名的。战国时，魏惠王将国都迁到这里，定名“大梁”。五代梁太祖建都开封，改名“东都”。后汉、后周、北宋均沿称“东京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被称为“汴梁”和“北京”。因此，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美誉。

0112.金陵

历史名城南京，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有过很多名称，其中最响亮的名字莫过于“金陵”。时至今日，金陵仍是南京最雅致的别称。

“金陵”二字最早用于城名是在战国时期。古代地方志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而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称为金陵邑或石首城。那时的钟山叫做金陵山，它的余脉小山都还没有自己的名字，石头山当时是金陵山余脉的一部分，所以这座建在石头山上的城邑就被命名为“金陵邑”。唐代《建康实录》对此有明确记载：“因山立号，置金陵邑。”

当时的“金陵邑”只是个具有军事意义的小城堡。城市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却是南京设置行政区划的开始，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而由于“金陵邑”险要的地理位置，随着此地影响力的越来越大，“金陵”之名也越叫越响。

0113.洛阳

洛河古时名雒水，其位居雒水之北，“水北为阳”，故名雒阳。此名既为地理区域名，亦为城名，一直沿用。秦朝时，五行学说盛行，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雒阳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因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以魏为土行，“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其间，明朝光宗朱常洛为讳“洛”字，曾改“洛”为“雒”。

西晋、隋、唐都曾以洛阳为都，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均以洛阳为都，后汉、后周、北宋、金以洛阳为陪都。后梁称“西都”，后唐称“雒京”，后晋至北宋称“西京”，金称“中京”。 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地名的历史变迁，是一部洛阳的兴衰史，也是中国历史兴衰演变的缩影。

0114.杭州

杭州始建于2200多年前，秦国时开始置钱唐县，同时置余杭县，同属会稽郡。余杭原名“禹航”，因大禹治水而得名，后改称余杭。今禹航路上有一座“大禹治水神像”以纪念其治水的功绩。至南朝梁、陈年间，先后置临江郡、钱唐郡，郡治钱唐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废钱唐郡，并桐庐、新城入钱唐县，割吴郡盐官（今海宁）、吴兴郡余杭，及富阳、于潜共5县置杭州，杭州之名始此。杭州的“杭”是由余杭的“杭”而来，但现杭州市区古为钱塘县。为何公元589年不改称钱州或塘州，其原因大概如《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五》所说：“杭州在余杭县，盖因其县以立名。”“州治始设余杭县，次年迁至钱唐县。”因为设州时，州治在余杭，所以称为杭州，只是后来才迁到钱塘。

二、文化名山

0115.泰山

泰山是五岳之一，古名“岱宗”，春秋时始称泰山。它在山东省中部，因位于我国东部，故称东岳。泰山山势雄奇，景色秀美，居五岳之首，故古时被称为“五岳之长”、“五岳独宗”、“五岳独尊”。

泰山是中国历史上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历代名人宗师对泰山亦仰慕备至，纷纷到此游览。历代赞颂泰山的诗词、歌赋多达一千余首。走进泰山，就是走进历史。从泰城西南祭地的社首山、蒿里山至告天的玉皇顶，数不胜数的名胜古迹、摩崖碑碣遍布山中。岱庙内，汉武帝植下的柏树翠影婆娑；红门宫前，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的感慨，余音缭绕；回马山上，唐玄宗勒马而回的怯懦，神态犹现；云步桥畔，秦始皇敕封的五大夫松，瘦骨昂藏；十八盘道，李白、杜甫历代文人“笑拍红崖咏新作”，墨意未尽，豪风犹在；碧霞祠里，隆重的封禅仪式绰绰伊始。

0116.华山

华山是五岳之一，海拔2154.9米，居五岳之首，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华阴县境内，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秦岭，是秦岭支脉分水脊北侧的一座花岗岩山。凭借大自然风云变换的装扮，华山的千姿百态被有声有色地勾画出来，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华山不仅雄伟奇险，而且山势峻峭，壁立千仞，群峰挺秀，以险峻称雄于世。自古以来就有“华山天下险”、“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说法。

我国古书中早就有关于华山的记载。最早述及华山的古书，据说是《尚书·禹贡》，但最初的华山叫“惇物山”。华山被称为西岳与东岳泰山并称，最早见于《尔雅·释山》一书。西岳这一称呼据说是因周平王迁都洛阳，华山在东周京城之西，故称“西岳”。

华山以其峻峭吸引了无数游览者。山上的观、院、亭、阁皆依山势而建，一山飞峙，恰似空中楼阁，而且有古松相映，更是别具一格。

0117.恒山

恒山是五岳之北岳，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主峰天峰岭，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外第一山”。

恒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和旅游胜地。恒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英才传说、名人掌故、风土民俗、艺术戏曲等等无不成景，天趣盎然。景观特色独具魅力。

恒山风景名胜区保留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古迹，从亿万年前的动植物化石，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青铜器遗址，到近现代革命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许多文物古迹的结构、造型、装饰、雕刻、彩画等方面在中国古建筑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和文物价值，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特别是罕见的北魏高空古建筑，国内少有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院，国之瑰宝、举世闻名的悬空寺，“危岩缀虚空，石阁轻如纸”，镶嵌在万仞峭壁之间，“鸟道一系没云中，奇绝险绝亦巧绝”，蔚为壮观，令古今中外的游人叹为观止。

0118.嵩山

嵩山是五岳之中岳，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登封市西北面，因地质条件独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嵩山又分为少室山和太室山两部分。嵩山的主要特点是峻，所以主峰称峻极峰，山势峻拔，主峰海拔1440米。嵩山自然景观优美，有奥妙无穷的奇峰怪石，36峰巍然耸立，峰峰经典。由峰、谷、涧、瀑、泉、林等自然景素构成了著名的“八景”“十二胜”。

嵩山曾有30多位皇帝、150多位著名文人亲临，更是神仙相聚对话的洞天福地。因其名胜古迹众多，堪称于五岳之冠。《诗经》有“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的名句。始建于秦朝的中岳庙，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之一。太室山南麓的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太室山南麓的法王寺，是中国最早的寺庙之一。以少林武术闻名于天下的少林寺，位于嵩山的少室山中，历代高僧都长眠于此。

0119.衡山

衡山是五岳之南岳，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海拔1300米。由于气候条件较其他四岳为好，处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飘香，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而又有“南岳独秀”的美称。

衡山由包括长沙岳麓山、衡阳回雁峰在内，巍然耸立着的72座山峰组成，亦被称做“青天72芙蓉”。

衡山古名为寿岳。据《星经》所载，南岳衡山是对应星宿28宿之轸星，轸星乃主管人间苍生寿命。相传神农氏曾来此采百药，因尝线虫中毒而仙逝于降真峰上。在道教中，此山是道教洞天福地，是神仙居住游憩的圣地之一。建于唐代的南岳庙，是湖南省最大的一座古建筑。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大量诗词歌赋和石刻，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

0120.黄山

黄山，古称黟山，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依轩辕黄帝曾在黄山炼丹羽化升天的传说，唐明皇敕改黟山为黄山。黄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地跨市内歙县、休宁、黟县和黄山区、徽州区，面积1200平方公里。

黄山风景区自然景观秀丽，奇松、怪石、云海、温泉素称黄山“四绝”，令海内外游人叹为观止。黄山七十二峰，或崔嵬雄浑，或峻峭秀丽，布局错落有致，天然巧成，并以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为中心向四周铺展，跌落为深壑幽谷，隆起成峰峦峭壁，呈现出典型的峰林地貌。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两游黄山，留下“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赞誉。

黄山自古为道教名山，山中以道教命名的名胜有朱砂峰、炼丹峰、天都峰、轩辕峰、仙人峰、丹井、试剑石、蒲团松、仙人晒靴石、仙女绣花石、望仙台、炼丹台、炼丹源、神仙洞等等。山南部朱砂峰下的慈光阁和山北部叠障峰下的松谷庵均为道教庙宇。

0121.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南。全山共90多座山峰，最高峰为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苏轼写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庐山云雾；李白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秀峰马尾瀑；毛泽东写的“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吕洞宾修仙而居的仙人洞，均是诗景交融、名扬四海的绝境。

庐山有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屯兵饮马的小天池、凭栏可极目远眺蜿蜒长江的望江亭、白居易循径赏花的花径等等。

0122.五台山

五台山列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位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北，其中五座环抱高峰，峰顶平坦宽阔，“有如垒土之台”，故名五台山。因五峰耸峙，山势雄伟，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东台因其东望明霞，如波似海，故称望海峰；南台细草杂花，灿若铺锦，故称锦绣峰；西台月坠峰巅，宛如悬系，称挂月峰；北台云浮山腰，巅摩斗杓，称叶斗峰，是五台山最高峰；中台石翠岩碧，碧霭浮空，称翠岩峰，是五台中心。

五台山历史悠久，北魏孝文帝、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清高宗等都曾驾幸五台山。五台佛国也诞生了一大批高僧名师。盛唐时期，这里成了海外信徒留学听经的高等佛教学院。千百年来，印度、日本、蒙古、朝鲜、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有很多佛教徒都到五台山来朝圣求法巡礼，有的甚至留在五台山修行终生。

0123.普陀山

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东部海域，与世界著名渔港沈家门隔海相望，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景色迷人，寺庙都建造在古樟丛中,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美誉。岛形似苍龙卧海，远离尘嚣，海阔天空，令人心旷神怡。

普陀山是世界闻名的观音道场、佛教圣地，其宗教活动可追溯至秦。时至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促进了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并迅速成为汉传佛教中心，传至东南亚及日、韩等国。绍兴元年（1131年）宝陀观音寺主持真歇禅师奏请朝廷允准，易律为禅，山上700多渔户全部迁出，普陀山遂成佛教净土。嘉定七年（1214年），朝廷赐钱万锣修缮圆通殿，并指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的道场，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普贤道场）、九华山（地藏道场）合称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

0124.峨眉山

峨眉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端，有山峰相对如蛾眉，故名峨眉山。主峰3079米，山势雄伟，隘谷深幽，飞瀑如帘，云海翻涌，林木葱茏，有“峨眉天下秀”之称。

峨眉山以优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佛教文化、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独特的地质地貌而著称于世。被人们称之为“仙山佛国”、“植物王国”、“动物乐园”、“地质博物馆”等。唐代诗人李白诗有：“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明代诗人周洪谟赞“三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当代文豪郭沫若题书峨眉山为“天下名山”。

峨眉山也是一座佛教名山，相传是释迦牟尼身旁的普贤大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道场。现在峨眉山景区内尚存十余处古寺，如报国寺、万年寺、仙峰寺、洗象池、金顶等。

0125.九华山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是以佛教文化和自然与人文胜景为特色的山岳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景区内处处清溪幽潭、飞瀑流泉，构成了一幅幅清新自然的山水画卷。还有云海、日出、雾凇、佛光等自然奇观，气象万千，美不胜收，素有“秀甲江南”之誉。

九华山现存寺庙99座，僧尼近千人，佛像万余樽。九华山历代高僧辈出，从唐至今自然形成了15樽肉身，现有5樽可供观瞻，其中明代无瑕和尚肉身被崇祯皇帝敕封为“应身菩萨”。

九华山文化底蕴深厚。晋唐以来，陶渊明、李白、费冠卿、杜牧、苏东坡、王安石等文坛大儒游历于此，吟诵出一首首千古绝唱，黄宾虹、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等丹青巨匠挥毫泼墨，留下了一幅幅传世佳作。唐代大诗人李白三上九华，写下了数十首赞美九华山的不朽诗篇。“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的诗句，成了九华山的“定名篇”。

0126.武当山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位于湖北十堰市南。武当山最早的寺观为唐代所建。明永乐年间，明成祖在京建完故宫后，由工部侍郎郭瑾率原班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武当山，共建造7宫、2观、36庵和72崖庙等建筑群。在建筑的规模上，超过了五岳。

武当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米，周围又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9井、10石、9台等胜景环绕，风光旖旎，气势宏伟，被世人赞为“万山来朝”。

早在1300年前的唐代贞观年间，武当山即兴建五龙祠，宣扬道教。以后道教逐渐发展，武当山便成了道教名山。坐落在武当山主峰——天峰柱上的金殿，是我国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殿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殿内栋梁和藻井都有精细的花纹图案。藻井上悬挂一颗鎏金明珠，人称“避风仙珠”。

0127.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是中国道教发祥地，道教正一派“祖庭”。

龙虎山原名云锦山。东汉中叶，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在此炼丹，“丹成而龙虎现，山因得名”，龙虎山因此也成为中国道教发祥地。

龙虎山景区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左右，主要分布于泸溪河（又名上清河）两岸，风景秀丽。有99峰、66岩、108处自然和人文景观，20多处神井丹池和流泉飞瀑。龙虎山因道教而名，更因泸溪而神。景区内红崖碧水、奇峰怪石、山秀水媚、花繁林茂，还有战国时期留下的规模宏大、文物众多的崖墓葬，成为人们寻幽探奇的旅游胜地。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独具特色的碧水丹山和规模宏大的崖墓群构成了龙虎山风景旅游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三绝”。

0128.齐云山

齐云山位于安徽黄山市休宁县境内。齐云山古称白岳，因其“一石插天，与天并齐”，明嘉靖年间改名为齐云山。

齐云山最高海拔为585米，山中36奇峰，72怪岩，岩岩皆景，洞、涧、池、泉遍布其间，全山地质构成为层积砂岩，赤如朱砂，灿若红霞，为典型的“丹霞地貌”。白岳岭、齐云岩、独耸岩、紫霄岩等为著名景点。李白、朱熹、唐寅、海瑞、戚继光、徐霞客、袁枚、郁达夫等历代名人学士都留有佳句墨宝。

齐云山与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鹤鸣山并称中国四大道教圣地。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铭。清代乾隆皇帝赞誉齐云山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山中的石门寺始建于唐元和四年，寺庙建筑宏伟壮观，寺内历代雕刻佛像、道家绘画、各种碑记数以千计，著名的有明代唐伯虎撰文的石碑。

0129.青城山

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2 0公里处。全山以幽洁取胜，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其著名景区天师一带，周围青山四合，俨然如城，故名青城，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

青城山属道教名山，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相传东汉张道陵曾在此修炼。道教称此山为“第五洞天”。全山树木葱茏，青翠满目，鸣泉飞瀑，清冷怡人。山中有八大洞、七十二小洞，道家宫观，遍布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登临峰顶眺望，成都平原，平畴千里，一一可见。山风高畅，令人心旷神怡。

青城山分前山、后山。前山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景点有建福宫、天然图画、天师洞、朝阳洞、祖师殿、上清宫等；后山水秀、林幽、山雄，蔚为壮观，主要景点有金壁天仓、圣母洞、山泉雾潭、白云群洞、天桥奇景等。

三、江河湖海

0130.长江

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97千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逊河；水量居世界第三。

长江的正源沱沱河出自青海省西南边境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东雪山，与长江南源当曲会合后称通天河；通天河与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汇流后，向东南流到玉树县巴塘河口，由此以下至四川省宜宾市间的长江干流称金沙江；宜宾以下始称长江；在以前的荆州河段称做荆江；扬州以下旧称扬子江。长江在上海市注入东海。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缔造地。中华曙猿4500万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流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长江上游流域的三星堆古蜀国文明水平不亚于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的黄河流域同时代的古文明。自东晋起，江东便取代中原成为中华经济的重心地带。

0131.黄河

黄河，中国古代称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也是世界第五长河流。

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沿河流域的人类文明带来很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所以中国人一般称其为“母亲河”。

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以及传说中的中国龙，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河流升华为圣河。《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0132.珠江

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河系，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中国七大江河。珠江旧称粤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河，按年流量为中国第二大河流。珠江全长2400公里，原指广州到入海口的一段河道，后来逐渐成为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

珠江的干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沾益县的马雄山。干流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自治区）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广东三水与北江汇合，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8个入海口流入南海。北江和东江水系几乎全部在广东境内。珠江流域在中国境内面积44.21万平方公里，另有1.1万余平方公里在越南境内。

珠江流域内民族众多，共有50多个民族。主要民族有汉、壮、苗、布依、毛难等，其中以汉人为最多，其次是壮族。

0133.黑龙江

黑龙江因河水含腐殖质多、水色发黑而得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黑龙江有黑水、弱水、乌桓河等诸多别称，公元13世纪成书的《辽史》第一次以“黑龙江”来称呼这条河流。满语音“萨哈连乌拉”，其中“萨哈连”意为“黑”，“乌拉” 意为“水”，蒙古语则称“哈拉穆连”；俄文音“阿穆尔”或“阿母”，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名称。

黑龙江发源于蒙古肯特山南侧，在石喀勒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形成。经过中国黑龙江省北界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区东南界，流到鄂霍次克海的鞑靼海峡。黑龙江本是中国的内河，19世纪中后期沙俄强行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之后，才成为中俄界河。黑龙江是中国四大河流之一、世界十大河之一。黑龙江沿线曾盛产沙金，在清朝达到繁荣，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0134.松花江

松花江源于女真语（满语），汉译“天河”。松花江在南北朝时被称为难水，辽金时是东北流直至鞑靼海峡的巨大河流名称，建国后改为黑龙江支流，现为黑龙江右岸最大支流。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白头山天池，由东南向西北流，在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交界处、松原市北面的三岔河附近与嫩江汇合后，转向东北流，于同江附近入黑龙江；长2308千米，流域面积54. 6万平方千米。

松花江的主要支流除嫩江以外，还有头道江、二道江、辉发河、饮马河、呼兰河、牡丹江、汤旺河、少陵河等。流域通航里程约2600千米。松花江流域面积55万平方公里，跨越辽吉黑蒙四省区，仅次于长江、黄河，居全国第三位。

0135.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开通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并修筑了邗城，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运河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主要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了隋朝，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了大运河，为国家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大运河隋代开始全线贯通，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0136.灵渠

灵渠又称湘桂运河，也称兴安运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它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灵渠全长37公里，建成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灵渠设计科学，建造精巧。铧嘴将湘江水三七分流，其中三分水向南流入漓江，七分水向北汇入湘江，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灵渠还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齐名,并称为“秦朝三大水利工程”。 郭沫若先生称其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灵渠两岸风景优美，文物古迹众多，如状元桥、陡门、四贤祠、飞来石、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和秦文化广场等景点。景区内还建有二战美国飞虎队遗迹纪念馆，现已成为桂林的旅游胜地。

0137.青海湖

青海湖古称“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蒙语称“库库诺尔”，藏语称“错温波”，意为“青色的海”、“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羌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它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它长105公里，宽63公里，周长360公里，面积达4583平方公里，湖水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补给。入湖的河流有40余条，主要有布哈河、巴戈乌兰河、侧淌河等，其中以布哈河最大。

青海湖是一个具富有神奇色彩的游览地，也是一个为全世界科学家所注目的巨大宝湖。青海湖里不仅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天然鱼库。

0138.鄱阳湖

鄱阳湖是“五湖”之一，古称彭蠡泽、彭泽或彭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在江西省北部，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是一个季节性、吞吐型的湖泊。

鄱阳湖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形成南宽北狭的形状，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万里长江的腰带上。鄱阳湖年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从而形成“泽国芳草碧，梅黄烟雨中”的湿润季风型气候，并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

0139.洞庭湖

洞庭湖是“五湖”之一，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是中国第三大湖，仅次于青海湖、鄱阳湖，也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与长江相连，通过松滋、太平、藕池、调弦（1958年已封堵）“四口”吞纳长江洪水。湖水由东面的城陵矶附近注入长江，为长江最重要的调蓄湖泊。由于泥沙淤塞、围垦造田，洞庭湖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几部分。

洞庭湖，面积2820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洞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形容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更是把洞庭湖波澜壮阔、雄浑博大的气势，描写得惟妙惟肖。东洞庭是中国列入《国际湿地公约》的七处重要湿地之一，每年都有白鹤、灰鹤、白鹭等217种国家级保护候鸟类在这里嬉戏。

0140.太湖

太湖古称“震泽”、“具区”，又名“五湖”、“笠泽”，是古代滨海湖的遗迹，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大约在100万年前，太湖还是一个大海湾，后来逐渐与海隔绝，转入湖水淡化的过程，变成了内陆湖泊。

太湖是平原水网区的大型浅水湖泊。湖区号称有48岛、72峰，湖光山色，相映生辉，其不带雕琢的自然美，有“太湖天下秀”之称。无锡山水、苏州园林、洞庭东山和西山、宜兴洞天世界都是太湖地区的著名旅游胜地。

太湖地处江南水网的中心，河网调蓄量大，水位比较稳定，利于灌溉和航运。太湖平原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三大桑蚕基地之一，素以“鱼米之乡”而闻名。

0141.洪泽湖

洪泽湖古称破釜塘。公元616年，隋炀帝下江南，其时正值大旱，行舟十分困难。当龙舟经过破釜塘时，突然天降大雨，水涨船高，舟行顺畅。炀帝大喜，自以为洪福齐天，恩泽浩荡，于是便把破釜塘改名为洪泽浦。唐代开始名洪泽湖。

洪泽湖位于江苏省洪泽县西部，现在湖面分属淮安、宿迁两市六个区县，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后潴水成许多小湖。在我国秦汉隋唐时代，它们被称为“富陵”诸湖。

洪泽湖为一“悬湖”，湖底高出东部苏北平原4～8米。洪泽湖的主要水源是淮河，淮河是我国自古以来水患最多的河流之一，而淮河水患必然殃及洪泽湖地区。因而洪泽湖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与洪水的抗争史，并因此留下诸多美丽的传说。

0142.巢湖

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东西长54.5公里，南北宽21公里，水域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五大淡水湖，沿岸被合肥市、巢湖市、庐江县所包围。入湖主要河流有：南淝河、上派河、丰乐河、杭埠河、白石天河、兆河、柘皋河等。这些河流都源于山丘区，一般集水面积都大，河道流程较短，比降陡，汇流快，穿过湖周圩区后，进入巢湖，经湖泊调节容蓄后，出巢湖闸经裕溪河于裕溪闸下注入长江。

千里江淮，巢湖最美。巢湖之美，不仅在于它的辽阔浩大，更由于它物产丰富，文脉深厚和遍布两岸的风景名胜。湖中姥山庙有一副绝妙的长联，上联为“百八里形胜参差，欲盖览绮丽春光，正烟消雨霁，岑楼上洞启疏棂，远黛修容环献媚”，下联为“万千层涛澜汹涌，若别领清幽秋景，迨风息波恬，长夜间徒倚山渚，冰轮跃彩遍浮金”，高度地概括了巢湖千古名湖的瑰丽景观。

0143.渤海

渤海古称沧海，又因地处北方，也有北海之称。渤海由北部辽东湾、西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中央浅海盆地和渤海海峡五部分组成。渤海通过渤海海峡与黄海相通。渤海海峡口宽59 海里，有30多个岛屿，其中较大的有南长山岛、砣矶岛、钦岛和皇城岛等，总称庙岛群岛或庙岛列岛。其间构成8条宽狭不等的水道，扼住渤海的咽喉，是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地势极为险要。

渤海水质肥沃，营养盐含量高，饵料生物十分丰富，浮游植物年生产量1.4亿吨，鱼类年生产量49万吨。渤海是黄渤海渔业的摇篮，是多种鱼、虾、蟹、贝类繁殖、栖息、生长的良好场所，故有“聚宝盆”之称。

渤海沿岸自然风景优美，名胜古迹众多，充分具备了以阳光、海水、沙滩、绿色、动物为主题的温带海滨旅游度假资源条件。

0144.黄海

黄海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全部为大陆架所占的浅海，位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中国的主要河流，如长江、淮河、辽河和鸭绿江注入黄海，其因河水携带泥沙过多，使近海水呈黄色而得名。

在黄海南部，东起韩国济州岛，西至中国长江口一线，是黄海和东海的分界线。在黄海北部，中国威海与大连连线为黄海与中国渤海的分界线。黄海的主要海湾有西朝鲜湾和中国的海州湾、胶州湾，并由济州海峡经朝鲜海峡、对马海峡与日本海相通，经渤海海峡与渤海相通。黄海东部和西部岸线曲折、岛屿众多。山东半岛为港湾式沙质海岸，江苏北部沿岸则为粉沙淤泥质海岸。主要岛屿有长山列岛以及朝鲜半岛西岸的一些岛。

黄海上的中国重要港口城市有大连、青岛、连云港、南通等。还有韩国的仁川及朝鲜的南浦。

0145.东海

东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西接中国大陆，北与黄海相连，东北以济州岛经五岛列岛至长崎半岛南端连线为界，东面与太平洋之间隔以日本的九州岛、琉球群岛和中国的台湾岛，南面通过台湾海峡与南海相通，为一较开阔的大陆边缘浅海。

广阔的东海大陆棚海底平坦，水质优良，又有多种水团交汇，为各种鱼类提供良好的繁殖、索饵和越冬条件，是中国最主要的良好渔场，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等。舟山群岛附近的渔场被称为中国海洋鱼类的宝库。

东海有三宝：水晶、花生、温泉澡，具有“一石、一水、一湖、一井”四大特色。“一石”就是水晶石；“一水”就是温泉水，东海温泉被誉为“华东第一温泉”；“一湖”就是海陵湖，为江苏省第一大人工水库自然景区。“一井”就是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井，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深井，是科普地质游和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

0146.南海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北接广东、广西；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南海西部有北部湾和泰国湾两个大型海湾。汇入南海的主要河流有珠江、韩江以及中南半岛上的红河、湄公河和湄南河等。中国在南海中的重要岛屿有海南岛和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大群岛以及黄岩岛等。

南海地处热带，海中分布着许许多多的珊瑚礁和珊瑚岛，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湛蓝的海面上。这些岛礁总称南海诸岛，分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曾母暗沙、南沙群岛和黄岩岛。东沙群岛有着丰富的水产，如海龟、墨鱼和海参等。西沙群岛是一个鸟的世界，岛上堆积着厚厚的一层鸟粪，可以做肥料。中沙群岛和其他群岛不同，还是一群没有露出水面的珊瑚礁。南沙群岛是南海中面积最大、岛礁最多的群岛。

四、地理名著

0147.《山海经》

《山海经》是先秦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账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山海经》全书共18篇，约31000字。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当做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0148.《禹贡》

《禹贡》是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它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简称《禹贡》，作者不详。《禹贡》的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议，目前多数学者同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

《禹贡》全书1193字，以自然地理实体（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即“九州”）,并对每个区（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全书分5部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

《禹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巫风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撰写的。它突破了早期著作中传播的许多神秘观念，比较朴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各种地理现象，是中国早期区域地理研究的典范，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0149.《禹贡地域图》

《禹贡地域图》约在秦始皇四年至七年(268—271)由裴秀主编完成，共18篇。它是中国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并在序言中提出了绘制地图的6项原则，即著名的“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平面测量绘制的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裴秀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

“制图六体”是：分率(比例尺)，用于测定地区的大小；准望(方向)，用于确定各地物的方位；道里(距离)，用于确定道路的理程；高下(高取下，取下为水平直线距离)；方邪(方取斜，取斜为直线距离)；迂直(迂取直，取直为直线距离)。这六项原则归纳起来也就是现代地图学所论述的比例尺、方向和距离3要素，说明绘制地图必须制定比例尺，测出地物之间的方向，并求得各地物间的水平直线距离。

0150.《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理著作。由东汉学者班固撰写，成书于公元54～92年间，为《汉书》十志之一。它对汉代郡县封国的建置，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风俗和文化等作了综述，保存了汉代及其以前的许多珍贵的地理资料，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汉书·地理志》是中国最早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疆域地理志（以一个朝代一定时期的疆域政区为主体、分录各区山川物产）和沿革地理的体例。汉以后的15种正史地理志和各种地理总志，都是以其为典范编纂的。

《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当代地理，也包括历史地理。汉以前古籍上所载的地名，很多即因《汉书·地理志》用汉地予以注释，才使后人知其正确位置。它对边区记载也较详悉，所以也是研究古代边疆地理的必读书。

0151.《水经注》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郦道元所著，是中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水经注》是在《水经》基础上扩充成书。全书共40卷，约30万字，所记水道1389条。书中逐一说明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经过、汇合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矿藏、特产、农业、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都作了具体的描述。

《水经注》一书集中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是历史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

0152.《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以记佛寺为纲的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由东魏杨衒之撰。

“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也就是佛寺的别名。《洛阳伽蓝记》实为记述洛阳寺庙之作。全书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记述寺庙70多处。它不仅具体描写了殿堂屋宇的形制规模和建立寺庙的始末兴废，而且记述了有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如尔朱荣之乱、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北朝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深受历代史学家的重视。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

《洛阳伽蓝记》，有正文、子注之分，开创了史家自注的体例。

0153.《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霞客经过3 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徐霞客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游记》对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作了科学的记述；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科学地记录和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

0154.《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的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由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辑著。

该书有关历代州域形势部分，综述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势，及其与用兵进退之策和成败的关系。各省方舆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区分述15省的府、州、县形势与沿革、区划，以及各处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争。这两部分形成历代地理形势、沿革、区划与战史浑然一体的独特风格，构成全书的主体。舆图要览部分，实为明代最完备的兵要图籍，由概况说明、图、表组成。书中在论及地理形势的战略价值时，注意到“设险以得人为本”，不能只凭地利决定胜败，要求明白“险易无常处”之理，灵活运用地利。

该书为兵家所重，被誉为“千古绝作”、“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0155.《大清一统志》

《大清一统志》是一部清代官修地理总志。该书前后共修纂3次。第一次修于康二十五年(1686年)。最初由内阁学士徐干学主持,乾隆九年(1744年)成书，共342卷。第二次修于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九年，共424卷(合子卷为500卷),俗称“乾隆《大清一统志》”。第三次重修是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间。重修后,增辑资料至嘉庆二十五年止,故定名为《嘉庆重修一统志》,共560卷。其增辑部分,主要来源于中央各部、院、寺、鉴和各省的册籍；同时博采群书,特别是国史、地方志及《天下舆地全图》等,确切参稽,并照体例分类登入。

《嘉庆重修一统志》比起前两部《大清一统志》,不仅叙述的时间长,而且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为完整,考订也更精详，是中国最完善的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0156.《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清朝魏源著。1841年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聩，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海国图志》全书分6个部分，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

五、古寺与道观

0157.法源寺

法源寺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唐时为悯忠寺，清雍正时重修并改为今名。1965年寺内成立了中国佛学院，1980年又于寺内建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属的宗教类博物馆。

法源寺坐北朝南，形制严整宏伟，六院七进。其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内供布袋和尚，两侧为四大天王；大雄殿，上有乾隆御书“法海真源”匾额，内供如来佛及文殊、普贤，两侧分列十八罗汉；观音阁，又称悯忠阁，陈列法源寺历史文物；净业堂，内供明代五方佛；大悲坛，现辟为历代佛经版本展室，陈列唐以来各代藏经及多种文字经卷，蔚为大观；藏经楼，现为历代佛造像展室，陈列自东汉到明清历代精品佛造像数十尊，各具神韵，尤其是明代木雕佛涅槃像，长达10米，是北京最大卧佛。

0158.潭柘寺

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寺院初名“嘉福寺”，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岫云寺”，但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民间一直称为“潭柘寺”。它距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民谚。

潭柘寺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潭柘寺规模宏大，寺内占地2.5公顷。殿堂随山势高低而建，错落有致。现潭柘寺共有房舍943间，其中古建殿堂638间，建筑保持着明清时期的风貌，是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处寺庙古建筑群。

潭柘寺在佛教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金代开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大乘佛教禅宗中临济宗的领袖，名僧辈出。由于潭柘寺自古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势力，在经济上拥有庞大的庙产，在佛门有着崇高的地位，再加上寺院庞大的规模，故而享有“京都第一寺”的美誉。

0159.悬空寺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位于山西浑源县。悬空寺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历代都对悬空寺进行过修缮。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移到此处，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悬空寺距地面高约5 0米，发展了我国的建筑传统和建筑风格，其建筑特色可以概括为“奇、悬、巧”三个字。

悬空寺是国内现存的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它修建在悬崖峭壁间，面对恒山，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结构巧奇。悬空寺共有殿阁40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虚实相生。寺内有铜、铁、石、泥佛像80多尊，寺下岩石上“壮观”二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宝。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叹其为“天下居观”。

0160.佛光寺

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新村。据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唐朝时，法兴禅师在寺内兴建了高达3 2米的弥勒大阁，僧徒众多，声名大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举灭佛，佛光寺因此被毁，仅一座祖师塔幸存。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之后，宋、金、明、清，均对佛光寺进行了修葺。因此寺历史悠久，寺内佛教文物珍贵，故有“亚洲佛光”之称。

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佛光寺大殿并不高大，貌似平常，但由于它打破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断言，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中国第一国宝”。

0161.栖霞寺

栖霞寺位于南京市东北的栖霞山上。栖霞寺始建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年)，由明僧绍捐宅为寺，名“栖霞精舍”。唐代扩建，改名功德寺，增建大小殿宇49所，规模宏伟。五代十国时改为妙因寺，宋代又改名为普云寺、栖霞寺、崇报寺、虎穴寺。明洪武五年(1372年)复称栖霞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与清兵作战时，栖霞寺毁于战火，1919年重建。

南京栖霞寺与山东临清灵岩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浙江天台国清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丛林”。现存寺院建筑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寺僧宗仰重建。寺院倚山势而缓上，背倚千佛岩，四周层峦拱萃，万壑堆石，雄奇肃穆，气象万千。进山门拾级而上为弥勒殿、毗卢殿、法堂，最高处为藏经楼。藏经楼佛龛中供奉一尊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玉佛，据传来自缅甸，极为珍贵。藏经楼中尚存72函匣，内藏《大藏经》。

0162.寒山寺

寒山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502—519），距今已有1400多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唐代贞观年间，传说当时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改名寒山寺。1000多年内寒山寺先后5次遭到火毁（一说是7次），最后一次重建是清代光绪年间。

历史上寒山寺曾是我国十大名寺之一。寺内古迹甚多，有张继诗的石刻碑文，寒山、拾得的石刻像，文徵明、唐寅所书碑文残片等。寺内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庑殿（偏殿）、藏经楼、碑廊、钟楼、枫江楼等。比较有特色的是寒拾殿。此殿位于藏经楼内，楼的屋脊上雕饰着《西游记》人物，是唐僧师徒自西天取得真经而归的形象，主题与藏经楼的含义十分贴切。寒山、拾得二人的塑像就立于殿中。寒山执一荷枝，拾得捧一净瓶，披衣袒胸，作嬉笑逗乐状，显得喜庆活泼。

0163.大明寺

大明寺位于扬州城区西北郊蜀冈风景区之中峰，因初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而得名。1500余年来，寺名多有变化，如隋代称“栖灵寺”、“西寺”，唐末称“秤平”等。

大明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鉴真纪念堂。纪念堂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纪念鉴真法师圆寂1200周年而建，于1963年中日两国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时奠基，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方案设计,于1973年建成。大明寺西园一名御苑，又名芳圃，因位于大明寺西部而名；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年间重修；1949年后又多次重修。今园中古木参天，怪石嶙峋，池水潋滟，亭榭典雅，山中有湖，湖中有天下第五泉，是饶有山林野趣的寺庙园林。

0164.龙华寺

云南龙华寺俗称活佛寺，位于云南省姚安县城北12公里的光禄镇西山麓。西山形如游龙盘旋，重峦突兀，峡谷深悬，流水潺潺，此山民间称龙华山。龙华寺原址名卧佛庵，始建于公元907年至923年（即后唐天祐年间，蒙诏世隆时期）。明初，有商崖禅师在此开设佛堂念佛，各地名僧盘龙、古庭、宗风、振续等七百余人云集于此，其后又有智聪、明转先后来此，龙华寺便成了滇西地区的佛教圣地之一。

龙华寺建筑庄严雄伟，中轴线居中，系古代宫殿式建筑，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山门为牌楼式建筑，门两侧有清人由云龙题书楹联一副：“佛生极乐世，山辟大唐年。”横额为“龙华古刹”。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栋宇巍峨壮观，殿内塑有三世佛盘坐莲台上，两侧文殊、普贤、达摩、紧那罗、阿难、迦叶塑像，均为清代遗物，庄严肃穆。

同名景点有徐州龙华寺、上海龙华寺、北京龙华寺等。

0165.灵隐寺

灵隐寺又名云林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此处山峰奇秀，认为是“仙灵所隐”，所以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

今日灵隐寺是在清末重建基础上陆续修复再建的。全寺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天王殿两侧有四大天王彩塑像，高各8米，个个身披重甲，其中两个形态威武，两个神色和善，俗称四大金刚。大雄宝殿，原称觉皇殿，大殿正中是一座高24.8米的释迦牟尼莲花坐像，造像“妙相庄严”、“气韵生动”，颔首俯视，令人景仰。这是我国最高大的木雕坐式佛像之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宗教艺术作品。药师殿为近年重建，殿中供奉药师佛像及日光天子、月光天子。灵隐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贝叶写经、东魏镏金佛像、明董其昌写本《金刚经》、清雍正木刻本龙藏等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宝物。

0166.国清寺

国清寺坐落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华顶山麓, 是我国创立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被中、日两国佛教奉为发祥地，与灵岩寺、栖霞寺、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

国清寺始建于隋开皇十八年，初名天台寺，后改名国清寺，曾毁于武宗灭佛和北宋宣和二年，宋建炎二年修复，名列“五山十刹”之一；清雍正十一年下诏重建，至清末、民国时期又有增建。寺内外古树名木广布，现存主要建筑是南宋时重建的隋塔，雍正年间重修的山门、弥勒殿、雨华殿和大雄宝殿等。建于清早期的建筑为官式建筑，弥勒殿和雨华殿为单檐歇山顶，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顶，三圣殿、罗汉堂和禅堂是典型的南方厅堂建筑，妙法堂、方丈楼和迎塔楼为中西合璧。寺周还保存了大量的摩崖、碑刻、手书、佛像和法器等珍贵文物。

0167.灵岩寺

灵岩寺，坐落于泰山西北麓。始建于东晋，距今己有1600多年的历史。该寺历史悠久，佛教底蕴丰厚，自唐代起就与浙江国清寺、南京栖霞寺、湖北玉泉寺并称“海内四大名刹”，并名列其首。

灵岩寺不仅有高耸入云的辟支塔、传说奇特的铁袈裟、隋唐时期的般舟殿、宋代的彩色泥塑罗汉像，更有“镜池春晓”、“方山积翠”、“明孔晴雪”等自然奇观。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灵岩是泰山背最幽绝处，游泰山不至灵岩不成游也”之说。 寺内有北魏石窟造像、唐代的宇寺塔、宋朝的泥塑绘画。寺内的罗汉泥塑像制作于宋代，梁启超称之为“海内第一名塑”，刘海粟题词“灵岩名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现”。

0168.相国寺

相国寺位于河南开封市，原为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齐天宝六年（555年）始建国寺，后毁于战火；唐景云二年（711年）重建；次年，唐睿宗为纪念他以相王身份入继皇位，乘改年号为延和元年之际，赐以今名，并御书“大相国寺”匾额；明末毁于黄河水淹；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再重建。

相国寺在唐宋时规模宏大，仅中庭两庑即可容纳万人。明朝之前，寺内还藏有大量稀世之宝，如唐画圣吴道子、塑圣杨惠之和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手迹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宝库。

现在的大相国寺，保存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等殿宇古迹。由新加坡灵山寺赠送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于1993年安奉于寺内。各殿安奉的佛像均为佛教雕塑艺术的珍品。八角琉璃殿中心亭的一尊银杏木雕千手千眼观音像，更是蜚声海内外。

0169.南华寺

南华寺坐落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马坝东南的曹溪之畔，建于南北朝明的梁天监元年（502年）。建成时，梁武帝赐“宝林寺”名；后先后更名为“中兴寺”、“法泉寺”；至宋开宝元年（968年），宋太宗敕赐“南华禅寺”，寺名乃沿袭至今。

南华寺由曹溪门、放生池、宝林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灵照塔、六祖殿等建筑群组成。现有建筑除灵照塔、六祖殿外，都是1934年后虚云和尚募化重修而成。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宏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

南华寺最珍贵的文物，是被称做镇山之宝的六祖真身像。六祖真身像供奉在六祖殿内。坐像通高80厘米，六祖结跏趺坐，腿足盘结在袈裟内，双手叠置腹前作入定状。此外，寺内木雕五百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宋代木雕五百罗汉群像，千佛袈裟是罕见的唐代传世刺绣。

0170.华严寺

大同华严寺位于大同市西部,始建于辽代。它是依据佛教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修建的。华严寺殿宇嵯峨，气势雄伟壮观，是辽金时期我国华严宗重要寺庙之一。

因寺内曾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当时还具有辽皇室祖庙性质。辽保大二年（1122年），寺内部分建筑毁于兵火，后重建；明宣德、景泰年间大事重修，补塑佛像，勃然中兴；明中叶以后分上下两寺，各开山门，自成格局；清初寺院再遭摧折，几经修缮，成今日规模。上寺以金建大雄宝殿为主，分为两院，有山门、过殿、观音阁、地藏阁及两厢廊庑，高低错落，井然有序。下寺以辽建薄伽教藏殿为中心，保存有辽代塑像、石经幢、楼阁式藏经柜及天宫楼阁。下寺砖雕二门以东，又有天王殿、南北配殿和山门，别为一院。

同名景点有陕西长安华严寺、广东汕头华严寺、山东青岛华严寺等。

0171.上清宫

龙虎山上清宫始建于东汉，原为张道陵修道之所，时名“天师草堂”。汉末，第四代天师张盛自汉中迁还龙虎山，改为“传录坛”。唐会昌年间，真宗赐传录坛额为“真仙观”。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真宗敕改上清观；正和三年(1118年)，改名上清正一宫，简称上清宫、大上清宫。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在这里大兴土木，屡毁屡建，上清宫所建殿宇就有三清殿、玉皇殿、紫微殿、天皇殿、伏魔殿、三宫殿、文昌殿、龙虎门、棂星门、下马亭等等。它原是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道宫之一。

解放时，上清宫只存大上清宫门楼、钟楼、午朝门、下马亭未毁，但这座古老道宫的仍然声名显赫，家喻户晓。现存的东隐院，善恶井、梦床、神树和传说中的镇妖井等文物古迹，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中外游人。

同名景点有洛阳上清宫、崂山上清宫、青城山上清宫。

0172.魁星楼

承德魁星楼始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原楼立于半壁山之巅，是一座三间硬山布泥瓦殿，由于年久失修而毁。新建成的魁星楼位于原址半壁山上,占地一百余亩，其建筑规模比原楼要大出许多，又增添了许多富有文化内涵的新内容。

魁星楼主要景点有龙门、中斗宫、七十二福地、荣仕乐真殿、弘文殿、魁星主楼、承天台、聪明泉、环山栈道等。其中荣仕乐真殿为东西配殿，分别供奉“寿、喜、乐、合”和“福、禄、财、安”八尊神像，彩绘形象。弘文殿内选录了我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名人68位，选其一生中精华一点，以图像及简要成就刻于碑上。碑刻上方还有仿红木大型情景木雕画，记录我国古代“悬梁苦读”“凿壁借光”等刻苦读书的典范11例。魁星主楼，供奉魁星像，取独占鳌头之上欲点明榜首的一瞬。

0173.元妙观

广东惠州元妙观位于惠州西湖之平湖北岸，是中国三大著名道观之一，又是中国二十三间著名道观之一。1993年惠州市道教协会成立,以元妙观为会址。元妙观始建于唐代贞观七年(633年)，初名天庆观，天宝七年(742年)扩建后改名朝元观，后又改称开元观；宋代屡有兴废；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重修，始称元妙观；明代天统、天顺和清代康熙、光绪年间均有修建。元妙观建成以来几经兴废，元代晚期最为兴旺，“横流重檐，涂饰壮丽，像座威仪”。

元妙观门前有块“九紫”碑，寓示“紫气东来”的意思。观内分前后两殿，前为玉皇殿，后为三清宝殿，两殿以天井相隔，依走廊相通。相传由“六桥”中的迎仙桥赴元妙观接神迎仙，可心想事成。

元妙观经历千余年的沧桑巨变，留存的古建筑已经不多了，仅剩山门保留明代建筑特点。

0174.无量观

无量观位于辽宁鞍山市东的千山。无量观乃道教著名宫观，亦名无梁观，传因初建时无梁而得名。沿山门拾级而上至西峰，峰顶石台，名振衣岗，岗北山峰，古称拜斗台，过去是观内道士朝拜北斗处。无量观主体分为东阁、西阁两处，东钟楼、西鼓楼。观内外主要建筑有老君殿、三官殿、慈航殿、南天门、八仙塔、祖师塔、葛公塔等。观的周围峰峦叠嶂，松海环绕。无量观整个建筑依山随景而筑，殿宇房舍成阶梯状，层层而上，布局自然，气势壮观。

无量观有一台、三塔等道教胜迹。一台即聚仙台。观门前下方山腰有一块黑色大石头，相传昔时常有仙人羽客栖集于此，因称“聚仙台”。三塔即八仙塔、祖师塔、葛公塔。

0175.老君殿

骊山老君殿是道教宫观，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南的骊山西绣岭第三峰上；原为唐代华清宫之长生殿所在地，相传唐玄宗曾两次在此遇见太上老君降临，故称之为“降圣阁”、“朝元阁”；后殿内供奉太上老君，故名老君殿。过去殿内所奉的太上老君白玉雕像，造型细腻、刀法简练、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为唐代西域著名雕塑家元兄迦之作，今珍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内。殿内现供太上老君塑像，为近代所塑立。殿内窗明几净，环境清幽；殿外景色秀美，风光迷人。

0176.碧霞祠

碧霞祠位于泰山顶，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祠宇，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初名昭真祠，金代改称昭真观，明代称碧霞灵佑宫，清乾隆年间(1736—1795)改为今名。

该祠以山门为界，分内外两院。外院有歌舞楼、东西两神门阁、左右钟鼓楼等，歌舞楼下有一火池，人称“宝藏库”，是香客焚表进香之地。山门内供奉青龙、白虎、赵公明、刘挺四尊铜质铸像。院内东西两侧各立清代乾隆皇帝御碑一座。主体建筑碧霞元君殿，面宽五楹，重檐八角；殿顶由360垅铜瓦组成，以“象周天之数”，雕梁画栋，气度不凡；内供碧霞元君鎏金铜像，悬有清代雍正、乾隆皇帝御书的“福绥海宇”、“赞化东皇”巨匾；东西各建配殿三间，铁瓦覆顶，分别奉送子与眼光娘娘铜质铸像。

0177.太和宫

武当山太和宫是武当山道教著名宫观之一。在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的武当山天柱峰山腰紫金城南天门外。

太和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四年 (1416年)，当时有殿堂道舍等建筑510间，现仅存正殿、朝拜殿、钟鼓楼、铜殿等。正殿额题“大岳太和宫”，殿内仅存真武大帝铜铸像及四大元帅、水火二将、金童玉女等塑像。殿前是朝拜殿，左右是钟鼓楼，钟楼内悬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年)所铸造铜钟一口。殿前一岩，形如宝莲，故名“小莲峰”，上刻“一柱擎天”四字。岩顶崇台之上置有铜殿一座，原在天柱峰巅，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年)移置于此，故名“转运殿”、“转展殿”。朝拜殿右下有清代改建的皇经堂。该宫整个建筑处于孤峰峻岭之上，殿字楼堂依山傍岩，结构精巧，布局巧妙。

六、石窟陵寝

0178.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 上下排列5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

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敦煌壁画容量和内容之丰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媲美的。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都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神怪画和供养人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有高达33米的坐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绝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是一座大型雕塑馆。

0179.大同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余尊，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前221—220）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581—907）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云冈石窟，是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0180.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5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群”。

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471—477年），历经400余年才建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余尊，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0181.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后秦（384—417），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我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

麦积山石质皆为紫褐色之水成岩，其山势陡然起独峰，最初有许多天然之岩洞。它的海拔1742米，山顶距地面142米，现存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由于麦积山山体为第三纪沙砾岩，石质结构松散，不易精雕细镂，故以精美的泥塑著称于世。绝大部分泥塑彩妆，被雕塑家刘开渠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

0182.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 0公里的骊山北麓。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即位的次年即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是最大的皇帝陵。陵园按照秦始皇死后依旧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则，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墓周围筑有内外两重城垣，陵园内城垣周长3870米，外城垣周长6210米，陵区内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遗址。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陵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 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的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0183.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位于银川市西的贺兰山东麓。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着9座帝陵，253座陪葬墓，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世人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金字塔”。

西夏王陵内现存9座帝陵，为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献陵、显陵、寿陵、庄陵、康陵，坐北面南，按昭穆宗庙次序（左为昭，右为穆；父曰昭，子曰穆）葬制排列，形成东西两行。有254座陪葬墓。北端有一处三进院落建筑遗址，为陵邑。东部边缘有砖瓦窑、石灰窑遗址，为陵区窑坊。

西夏陵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每座帝陵由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之所长，同时也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0184.汉高祖长陵

汉高祖长陵又名“长山”，是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的陵墓，位于西安市中心以北约20公里、咸阳市以东约20公里的窑店镇三义村北。

汉高祖长陵于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营建，是仿照西汉都城长安建造的，只是规模略小而已。陵园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米。西墙的正中现有一座宽23米的城门遗址。西城墙的地面上至今还保留着一条长600米、宽6米、高3米的夯土遗迹。陵冢位于陵园的南部，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相距约250米左右。高祖的陵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32米。在陵园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和沿南墙一带有6处大型的寝殿遗址。长陵以东是陪葬墓区，绵延达15里。根据史书的记载，萧何、曹参、张耳、田蚡、周勃父子等功臣贵戚大都陪葬于此。

0185.显节陵

汉明帝显节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邙山以南，俗称“大汉冢”。明帝的显节陵占地10余亩，高55米。陵南3里有一巨型石象，推断为明帝陵前神道两侧遗存的石刻造型之一。雕刻生动浑朴，是东汉的石刻艺术珍宝。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显节陵的地宫也极为奢丽。史书记载，地宫用虚文画着日、月、鸟、龟、龙、虎、连壁、偃月等。可惜的是显节陵曾经被盗，丢失了很多奇珍异宝。现在陵前留有龚松林所立的“汉明帝显节陵”石碑一通。登上冢顶，周围陵墓星罗棋布，非常壮观。

0186.陕西昭陵

陕西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的陵墓，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的九嵕山上。

昭陵陵园周长60公里，占地面积200平方公里，共有陪葬墓180余座，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被誉为“天下名陵”。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遵循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从唐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3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我们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

0187.乾陵

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咸阳市区西北方5 0公里处的梁山。乾陵修建于公元684年，经过23年的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

乾陵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东有青龙门，西有白虎门。从乾陵头道门踏上石阶路，计537级台阶，其台阶高差为81.68米。走完台阶即是一条平宽的道路直到唐高宗陵墓碑，这条道路便是司马道。两旁现有华表1对，翼马、鸵鸟各1对，石马5对，翁仲10对，石碑2道。东为无字碑，西为述圣记碑。有王宾像61尊，石狮1对，周围还有17座陪葬墓。

乾陵现共有出土珍贵文物4300多件，其中有100多幅绚烂多彩的墓室壁画，堪称中国古代瑰丽奇绝的艺术画廊。

0188.唐泰陵

唐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北15公里处，五龙山余脉金粟山南。此山海拔716米，山峦起伏，逶迤蜿蜒。泰陵也是以山为陵，山腹中建造墓室，四周绕陵筑墙。

开元十七年（729年），李隆基谒桥陵至金粟山，见此山有龙盘凤息之势，便说：“吾千秋后，宜葬此地。”泰陵规模浩大，陵内封地方圆达38公里，设置分内外两城，布局酷似京师长安。现存石刻有华表、天马、鸵鸟、石翁仲、石狮等。这些石雕刻工细腻，形象逼真，线条流畅，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瑰宝珍品。

0189.唐建陵

唐建陵是唐肃宗李亨的陵墓，位于咸阳城西北50公里处、礼泉县城东北15公里、海拔783米的武将山南麓，东与九峻山昭陵遥相对峙，西与梁山之乾陵隔川遥望，北面群山叠嶂，南面是层层梯田和广阔的沃野。

建陵的建制如昭、乾、定、桥、泰诸陵，依山凿石，陵饰亦如之，只是各类石刻，体型略小，但雕刻技巧超过上述诸陵墓。因沿山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游人较少，为现存“唐关中十八陵”中保存陵饰石刻最多、最完整，雕琢最细腻的一座唐陵。

陵园内原有石刻数处，4门有石狮各1对，朱雀门外有石人10对、石马5对、鸵鸟1对、翼马1对、华表1对，玄武门外有石马3对。今陵园内残存石刻有石门狮8只，每只石狮高1.50米，宽0.90米。石狮雕刻极为精细，肌肉强劲。

0190.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 3位皇帝陵墓的皇家陵寝的总称，依次建有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故称十三陵。

明十三陵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燕山山麓的天寿山。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建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7座妃子墓、1座太监墓。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余名妃嫔、1位太监。目前，景区已开放景点有长陵、定陵、昭陵、神路。

0191.清东陵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首要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和慈安太后、慈禧太后等后陵4座、妃园5座、公主陵1座，共计埋葬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

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的遵化市境内。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修建。陵区南北长125公里、宽20公里。清王朝在此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大小15座陵园。清东陵的建筑恢宏、壮观、精美。由580多个单体建筑组成的庞大古建筑群中，有中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间6柱11楼的仿木结构巧夺天工；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长6000多米的孝陵主神路，随山势起伏极富艺术感染力；乾隆裕陵地宫精美的佛教石雕令人叹为观止。班禅大师赞其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宝库。

0192.清西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是清朝帝王两大陵寝之一。西陵自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首建泰陵起，至公元1915年光绪的崇陵建成，历经186年，共建有帝陵4座（泰陵、昌陵、慕陵、崇陵），后陵3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妃陵3座。此外，还有怀王陵、公主陵、阿哥陵、王爷陵等共14座，共葬有4个皇帝、9个皇后、56个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76人。

西陵建设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宫殿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众多建筑均有彩画与雕刻，陵区宫殿多施旋子彩画，庙宇牌坊多施和玺彩画，行宫、住宅多施苏式彩画。在陵区雕刻中，为数最多的是龙凤。西陵陵区富有浓郁的园林气息，陵区古松参天，四季常青。

第三篇：文学卷

巍巍中华五千年历史，既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四大发明”之类的有形财产，也给我们留下了数之不尽的无形财富。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过：“一首伟大的诗篇像一座喷泉一样，总是喷出智慧和欢愉的水花。”是啊！当我们阅读到一首精湛的诗歌，就像聆听一首美妙的乐曲一般，沉醉于动听的旋律之中；当我们阅读到一部情节动人的小说，不禁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与主人公完全交融在一起，为他的幸运而羡慕，为他的勇敢而折服，为他的美貌而倾倒，为他的失败而叹息，为他的死亡而落泪……

“一切文学皆人学”，广义上的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要创作出一部成功的作品，作者必须要深入社会与大众广泛接触，在日积月累中逐步丰富自己的知识，然后在作品中精心塑造人物形象，或是告诫人们要引以为戒，或是激励人们为之努力。如果要查找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史书中得到答案；但如果要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日常生活和风俗民情，那么文学作品才是解开这个谜底的最适合的钥匙。

请不要再感叹文学缺乏现实价值。当你真正徜徉于文学的田地中，你就会发现：文学虽然不能填饱你的肚子，却可以使你忘记饥饿；文学虽然不能给你带来财富，却可以给你带来另一种快乐与欣慰；文学虽然不会驱使你运动，却依然可以通过感情的释放而带给你无价的健康。

一、文学家

0193.屈原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

屈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早年颇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主张联齐抗秦。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楚国与秦结盟，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在被逐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自己有志难发的郁闷，屈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代表作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我国的浪漫主义传统即是从此发端。

0194.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一种备皇帝咨询事务的官员），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感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辞赋如《吊屈原赋》《鵩鸟赋》等都是有名的佳作。

0195.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原名司马长卿，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

司马相如的作品以赋最为出色。据传，司马相如赋29篇，今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6篇。司马相如的赋重铺排，重夸饰，极富于文采美和音乐美，为汉代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从而使汉赋成了一代鸿文。

0196.曹植

曹植 (192—232)，字子建，三国时魏国诗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曹植自幼颖慧，深得曹操的宠信，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最终立他的兄长曹丕为太子。曹丕称帝后，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232年12月27日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一生才华横溢，诗文两方面都有不少佳作，诗歌如《七步诗》《白马篇》《野田黄雀行》，散文如《洛神赋》《九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0197.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时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早年“好书诗”，有“济世志”，但他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中，不仅抱负无法施展，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阮籍尽管在行动上佯狂放诞，内心却十分痛苦，“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有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

0198.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回家，从此隐居。

陶渊明一生著作颇丰，流传至今的有诗125首、文章12篇，其中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陶渊明的诗歌成就很高。他的诗或描写隐居田园的美丽景色，或描写自己的悠闲生活，或借古抒发自己的不得志。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的文章虽不多，却都是很出色的，如《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0199.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文学家，诗人；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

谢灵运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喜好营园林，游山水。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山水诗由此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0200.陈子昂

陈子昂（661—700），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很不满意，力图扭转这种倾向。在《修竹篇序》中，他主张诗歌要有“风骨”、“兴寄”，从而扫荡了初唐形式主义诗风，也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陈子昂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其代表作品是《登幽州台歌》。

0201.王勃

王勃（约650—约675），字子安，唐代诗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四杰”之一。

虽然王勃因溺水英年早逝，只活了27个春秋，但王勃仍传下诗歌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他的诗歌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为代表，而《滕王阁序》更是被后人传颂千古。

0202.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崇信佛教，人称诗佛。

王维诗歌现存300余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的诗作。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成就非常高，使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因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0203.王昌龄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因为擅长七言绝句，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盛唐诗坛上存在两个流派，一个是上面所提到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另一个是以王昌龄、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王昌龄的诗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描写了西北边疆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

王昌龄诗歌现存170多首，代表作有《出塞》《塞下曲》《闺怨》《从军行》等。

0204.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静宁县），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今存900多首，几乎各种题材的都有。其中既有描写祖国大自然美丽风光的（如《望庐山瀑布》），也有赠友歌颂友谊的（如《赠汪伦》）；既有表达豪放之情的游侠诗（如《侠客行》），也有表达妇女生活的闺怨诗（如《长干行》）；既有歌颂边境战士的（如《边塞诗》），也有谴责不义战争的（如《战城南》）；既有表示对权贵蔑视的（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表达思乡之情的（如《静夜思》）；既有受到重用后彰显自信的（如《南陵别儿童入京》），也有不得志时享乐的（如《将进酒》）。

在艺术上，李白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的诗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

0205.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中国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

杜甫一生写诗1400多首。与李白不同的是，祖国与大众的命运几乎是杜甫关注的唯一主题。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自京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将自己的风格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杜甫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达到空前的高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0206.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祖籍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在当时已对日本和朝鲜等国产生广泛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相传他做完诗后总要读给一位老妇人听，直到她能听懂方才停止修改。白居易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现实性，以达到惩恶劝善、补察时政的目的。另外，讽喻性也是白居易诗歌的显著特点

白居易的代表诗作有长篇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0207.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他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韩愈的文学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散文创作上。他的《师说》《马说》《祭十二郎文》，或是针对时事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或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都是传世名篇。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0208.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

柳宗元在文学上有着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江雪》《永州八记》《黔之驴》《捕蛇者说》等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不过柳宗元最出色的还要属于散文方面，他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在文章内容上，他们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他们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0209.李贺

李贺（790—816）祖籍陇西，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李贺自小志向远大，勤奋苦学，博览群书，但因避父亲名讳的缘故无法参加进士考试，一生不得志，27岁便因病郁郁而终。李贺的诗歌风格非常独特，素有“诗鬼”之称。

李贺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他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他热衷于写神仙鬼魅的题材，上访天河、下探鬼怪。在语言上，他特别注意锤炼，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不过由于他过分雕琢求奇，他的作品有时也会出现语意晦涩、堆砌词藻的毛病。

李贺存世之作200多首，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等。

0210.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约858），字义山，晚唐的重要诗人，与同时期的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蕴深微。他最大的特点是爱用典，从而使得有些诗较晦涩，使人难以把握其真正用意。如《锦瑟》诗的解读，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为之争论不休。

李商隐留下的诗作大约有600首，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如《无题（昨夜星辰）》和《无题（相见时难）》，这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世人传颂。

0211.杜牧

杜牧（803—约852），字牧之，晚唐的杰出诗人，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杜牧在诗歌和赋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喜欢以古喻今，借对前朝事件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赤壁》《泊秦淮》《过华清宫》《题乌江亭》，都是这类的代表。其最著名的《阿房宫赋》，也是借描写秦朝因暴政而失去天下的史实来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杜牧还有些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如《江南春》《山行》，这些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0212.李煜

李煜(937—978)，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在位时间(961—975)。开宝八年，国破降宋，李煜被俘至汴京。

李煜虽是一名失败的君主，但他在文学上却是不可多得的才子。他的诗文都很出色，而词更是一绝，尤其是国破被俘后所做的词。他把对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都融入词中，写得哀怨凄绝而悲壮，富有深沉情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皆成于此时。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较大。

0213.柳永

柳永（约987—约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雨霖铃》是其代表作。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于作词的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首先，他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其次，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的词流传很广，“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他与豪放派的代表苏轼并称为“豪苏腻柳”。

0214.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其代表性作品有《醉翁亭记》《秋声赋》《卖油翁》。

0215.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诗现存约4000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代表作品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春江晚景》。

苏轼的词现存340多首。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苏轼的散文向来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他传世的散文有4000多篇，其中以记事叙游类型的作品价值最高，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

0216.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辛弃疾的词作现存600余首，他的词有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的，有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有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等许多方方面面的。辛弃疾再一次扩大了词的写作范围。

辛弃疾作为一位著名的抗金将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也是最杰出的代表。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都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收复河山的强烈愿望，和现实残酷、梦想难圆的遗憾。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让人读后备感叹息。

0217.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济南人，婉约派代表词人。

李清照工诗能文，尤善填词。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的题材，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一剪梅》；后期的词充满了浓重的伤感情调，表达她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如《声声慢》。

李清照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

0218.陆游

陆游（1125—1210）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词人。陆游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现存诗9300余首。

陆游的作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他的第一类作品尤为出色，如《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书愤》等，都表现了他热盼祖国统一收复失地的意愿，病危时不言放弃的拳拳爱国之情。

陆游强烈执著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感动着后人，激励着后人。

0219.关汉卿

关汉卿（约1220—约1300），大都（今河北安国）人，元代杂剧作家，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一。

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是他的代表作。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关汉卿是位伟大的戏曲家，后世称关汉卿为“曲圣”。

0220.王实甫

王实甫（1260—1336），字德信。河北省定兴县人。元代杂剧作家。

王实甫一生共创作了1 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其余的已遗失。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元杂剧的一个高峰，成为最具舞台生命力的一部佳作。

0221.马致远

马致远，生卒年不详，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大都（今北京）人，“元曲四大家”之一。

马致远著有杂剧16种，存世的有《江州司马青衫泪》《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西华山陈抟高卧》7种。他的杂剧语言清丽，善于把比较朴实自然的语句锤炼得精致而富有表现力。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也负盛名，现存辑本《东篱乐府》一卷。其中收录的最具代表性的小令就是《天净沙·秋思》。

0222.施耐庵

施耐庵（约1296—1371），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江苏兴化人（一说浙江钱塘人），元末明初的文学家。

施耐庵与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斥，遂辞官回家；后参加张士诚起义。但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愤而辞行，晚年于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隐居著书，写成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0223.罗贯中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山西太原府祁县；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

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乐府隐语和戏曲，但以小说成就为主。主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这些作品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就最高。全书以宏大的结构描绘了三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

0224.吴承恩

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打小就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起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0225.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临川人（今属江西）。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因作品中都有对梦境的描写，故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故合成“玉茗堂四梦”，又名“临川四梦”。这其中以《牡丹亭》最为杰出。

0226.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山东省淄博人，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71岁时才破例补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感触。他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除《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有大量诗文、戏剧、俚曲以及有关农业、医药方面的著述存世。可谓是硕果累累。

0227.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清代小说家。

吴敬梓出身于仕宦名门，因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官场内幕。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厌恶做官，反对科举制度，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于是，他创作了《儒林外史》。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0228.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祖籍江西南昌武阳（一说河北丰润或铁岭），清代小说家，是长篇名著《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60年之久。当年康熙帝六下江南，有四次住在曹家。后来父亲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此事让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10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下《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稿子。《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文学流派

0229.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位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

七子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刘桢的《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然而，无论前后期，建安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他们和曹氏三父子所创作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慷慨悲凉的豪气，后世称为“建安风骨”。

0230.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我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他们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其中以阮籍和嵇康的作品最为出色。

然而后期，七贤的政治态度发生分歧，山涛、王戎出仕，其他人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嵇康因此被杀。

0231.唐代田园诗派

田园诗从陶渊明开始，到了唐代发展到了顶峰。唐代的代表诗人有王维、孟浩然、储光曦、常建、祖咏等。

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为主，表现返璞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他们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枝奇葩。代表作品有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春晓》等。

0232.唐代边塞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是高适、岑参，还有王昌龄、李颀、王之涣、崔颢、王翰等众多作家。边塞诗的内容主要是反映边塞战争生活的艰苦和军旅生活的种种体验，以及征人、思妇的离愁别绪；抒发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和不满现实的情绪；描写边塞风光、异域风情。边塞诗的主要艺术特点是格调雄浑豪放、慷慨悲凉，境界阔大、雄奇壮美。边塞诗的佳作以乐府歌行和五、七言绝句居多。边塞诗在题材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出塞》、王之涣的《凉州词》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0233.花间词派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写词流派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

晚唐五代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等人的500首词作。这些词人也就被称为“花间派”。

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但只继承了温词中偏于闺情、伤于柔弱、过于雕琢的词风，多数作品尽力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辞藻艳丽、色彩华美，题材狭窄、内容空虚，缺乏意境的创造。其中也有少数作品能够脱去浓腻的脂粉气，具有较为开阔的生活内容，而以韦庄成就较高。

0234.婉约派

婉约派是五代到北宋时期的词派，代表人物有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其中，李煜、晏殊、柳永、李清照被称为四大旗帜。

婉约词派的特点是在内容比较狭窄，侧重儿女风情、离情别绪；艺术上重视音律谐调，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代表作有李煜的《虞美人》、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声声慢》。

0235.豪放派

豪放宋词的另一大流派，代表人物是苏轼和辛弃疾。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在内容上创作视野较为广阔，除了男欢女爱，国家大事、日常生活、古代人事无不在他们的描写范围之内，可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艺术上，豪放派词作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思绪自由，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代表作是苏轼的《念奴娇》和辛弃疾的《破阵子》。

0236.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后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24人。因领袖黄庭坚及多数人都是江西人，故合称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常袭用前人诗意而略改其词；崇尚瘦硬风格，常用冷僻典故、稀见的字面，务求争新出奇，因而时有形式主义的弊病。

0237.前七子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前七子反对当时盛行文坛的只会歌功颂德而缺乏实际意义的台阁体。他们主张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拯救委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0238.后七子

后七子是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并将之绝对化。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因而“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0239.唐宋派

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进步。他们之中以归有光成就最高，超出前后七子之上。

0240.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以袁宏道为中坚力量，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要抒发真情实感，不要因刻意模仿古人而使自己的创作受到束缚。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发闲情逸致。

0241.临川派

临川派是明代戏曲文学流派，也称“玉茗堂派”。其领袖人物是汤显祖，因汤显祖的祖籍是临川而得名。同属该派的还有来集之、冯延年、陈情表等人。

汤显祖反对传统礼教，批判程朱理学。他的戏曲理论强调创作不应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强调作家的才情，倡导以自我为中心的神情合至论，特别重视个人的感情作用。这种理论与公安派的观点有很大的契合之处。汤显祖还重视创作上发挥作家的想象，语言上讲究“机神情趣”，既要本色，又要有文采。汤显祖有名著《牡丹亭》留世。

0242.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家都是浙江人，故得名。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

他们崇尚姜夔、张炎，标榜淳雅、清空，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词派，因此在创作中忽视词的内容，注重词的格律精巧、辞句工丽及孤僻典故，艺术上追求“幽新”风格。

0243.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

浙西词派发展后期，缺陷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三蔽”(淫词、游词、鄙词)。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0244.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这“桐城三祖”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故名。200年间，共出现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文风上，求语言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三、诗文总集

0245.《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共160篇；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共40篇。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0246.《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

汉代时，刘向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0247.《文选》

《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著。

《文选》30卷，全书收录作品514题。作家130家，上起子夏、屈原，下迄当时。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共3大类38小类。这部诗文总集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0248.《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

据说《玉台新咏》是梁代朝廷专为后宫编撰的一部女性读物，所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歌当属《孔雀东南飞》。

0249.《花间集》

《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搜录晚唐至五代温庭筠、韦庄等18位词人的作品，共500首，分10卷。是我国最早的词集。由于这部集子中所收录的词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故称《花间集》。

《花间集》虽然在内容上不无缺点，但却是词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集，对后来词人尤其是婉约派影响很大。

0250.《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

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0251.《中州集》

《中州集》是金代的诗歌总集，由元好问编，历时近20年，共10卷，辑录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是金人作家所作。

由于中州(今河南一带)是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集名为《中州集》。

0252.《明诗宗》

《明诗宗》是明代诗歌总集，共100卷。清代朱彝尊选录，其友人汪森、朱端、张大受、钱等人分卷辑评。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朱氏意在成一代之书，故求全责备，自洪武至崇祯历朝作者大致网罗无遗，重要作家如刘基等大多选入百首以上，而对一般的末流诗人，亦选入一二则以增加集子的厚度。

由于该书乃清初所著，迫于政治压力，本书对明末著名的爱国人士或抗清将领的诗仍有所忌惮，不敢收录。但从总体上说，它基本上反映了明诗概貌和各个诗派的发展变化情况，入选作品也以佳作为多。

0253.《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康熙年间曹寅等人奉旨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900卷，共收诗49403首、句1555条，作者共2873人。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编成，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

由于时间仓促，《全唐诗》中也存在一些瑕疵。但《全唐诗》将我国诗歌中最为辉煌丰富的唐代诗歌收集并分类整理，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0254.《御定四朝诗》

《御定四朝诗》共312卷，由清张豫章等奉康熙皇帝旨编纂。“四朝”指的是宋金元明清，康熙皇帝令儒臣编纂刊布《全唐诗》之后，又遂命“博采宋、金、元、明之诗，每代分体各编”，故成此集。

它包括宋诗78卷，作者882人。金诗25卷，作者321人。元诗81卷，作者1197人。明诗128卷，作者3400人。

0255.《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是中国古文总集。由清代姚鼐编著，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其他朝代知名作家的文章亦有收录。全书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类，收作品700多篇，共74卷 。

0256.《全唐文》

《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由董诰为首编写的唐朝五代的文章总集。共收文章18488篇，作者3042人。

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其事者近百人，而且6年的耗时时间也远远超过了诗集的编纂时间，在加上文章的篇幅长，稳定性也就更强，所以《全唐文》的质量要远高于《全唐诗》之上。

《全唐文》最为世人称道的集中在两点上。首先是搜采十分浩博，内容丰富；其次是态度严谨，校勘精密。

0257.《骈体文钞》

中国古典文学骈文总集 。清代李兆洛编选，书成于嘉庆末年。《骈体文钞》辑入先秦至隋的作品共31卷。全书分为上、中、下。上编包括铭刻、颂、箴、谥诔、诏书、策令、檄移、弹劾等18体，主要是皇帝大臣的文书之类；中编包括书、论、序、碑记等8体，多属指事述意之作；下编包括设辞、连珠、笺牍、杂文等5体，大部分是缘情托兴之作。

025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代的一部文章总集。严可均编，741卷。书成于嘉靖道光年间。之前朝廷修纂《全唐文》，严可均认为唐朝之前的文章也有编纂的必要，遂发愤独自编纂，毕27年之功，始成。全书共收录上古至隋代作者3497人的文章，按时代先后为序，编为15集，同一朝代的作者顺序以地位尊卑而定。

四、小说戏曲

0259.《搜神记》

《搜神记》是我国古代一本志怪小说集，写于晋代。作者干宝（?—336）。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佛道信仰的因果报应，还有人神、人鬼超越生死的恋爱，等等。这些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极受后人喜爱。

《搜神记》不但内容丰富，语言也雅致清峻、曲尽幽情，确是“直而能婉”的典范。其艺术成就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极大。

《搜神记》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

0260.《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它原名本为《世说》，但因西汉刘向曾著过同名作品，后世为了区分，故称为《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全书共3卷，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全书共1000多则短故事，长的达数行，短短仅有数言。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

除去文学价值，《世说新语》还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种种性格特征，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0261.《柳毅传》

《柳毅传》唐代李朝威所著的一部短篇小说，唐传奇的代表作品之一。

本篇写的是一个爱情的神话故事。在唐代仪凤年间，有个落第书生柳毅，在回乡途中路过泾阳，遇见龙女在荒野牧羊。龙女向他诉说了受丈夫泾川次子和公婆虐待的情形，请柳毅带信给她父亲洞庭君。洞庭君之弟钱塘君闻知此事，大怒，飞向泾阳，把泾川君杀掉，救回了龙女。钱塘君深感柳毅为人高义，要将龙女嫁给他，但因言语傲慢，遭到柳毅的严词拒绝。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其后柳毅续娶范阳卢氏，实际是龙女化身。二人终成眷属。

《柳毅传》故事富于想象，情节曲折，而结构严谨，人物刻画出色，形象鲜明。柳毅的正直磊落，龙女的一往情深，钱塘君的刚直暴烈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鲁迅先生把《柳毅传》与元稹的《莺莺传》相提并论，将其看做唐传奇的代表。李朝威本人也被后来的一些学者誉之为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

0262.《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代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写的一部故事集。全书50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所以叫做《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

《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分类较细，也便于按题材索检资料，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

0263.《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讲史话本，宋代无名氏作。宣和为宋徽宗年号。

《大宋宣和遗事》内容分为10部分：第一部分历数前朝各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一直讲到宋徽宗；第二部分讲王安石变法；第三部分讲宋徽宗用蔡京等在朝任事；第四部分讲宋江36人聚义梁山泊，即水浒故事的雏形；第五部分讲宋徽宗宠爱娼妓李师师；第六部分讲宋徽宗信任道士林灵素；第七部分讲腊月预赏元宵和元宵放灯的盛况；第八部分讲金人入侵，以至攻陷京城；第九部分讲金兵掳徽钦二帝北行；第十部分讲康王南渡即位，南宋建立。

0264.“三言二拍”

“三言二拍”是指明代5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1574一1646）。“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别出版于天启元年（1621年）前后、天启四年（1624年）、七年（1627年）。它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三言”的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这是市民思想意识的初步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刻画人物性格鲜明，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1628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1632年）各40卷，人称“二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0265.《金瓶梅》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一部长篇小说。成书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今属山东，但具体作者是谁已不可考。《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率先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它的诞生，标志着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几部小说取材于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而集体整理加工式小说创作模式的终结，开启了文人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进行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

《金瓶梅》共100回，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一段故事为引子而展开描写，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 、富商3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但《金瓶梅》的糟粕也很明显，书中含有大量的色情描写，其书名取自西门庆的三个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的名字中的一个字。这些都反映出作者的低级趣味。

如果抛弃这些因素，《金瓶梅》堪称一部一流的作品，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将《金瓶梅》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

0266.《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长篇小说，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由施耐庵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写成。

《水浒传》共120回，《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它主要记述了宋哲宗时期，以宋江为首的108名英雄好汉因不同原因被逼上梁山，后打着“替天行道”的口号起义，最后终因自身局限而失败的故事。《水浒传》批判了封建官僚的黑暗统治，颂扬了起义者的英雄豪气。

《水浒传》原名《忠义水浒传》，可见“忠义”是作者极力宣扬的主题。宋江接受朝廷招安，停止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是出于对国家的“忠”；林冲妻子面对高衙内的凌辱宁死不屈是出于对丈夫的“忠”。“义”的主题则主要表现在梁山的英雄好汉之间，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林冲，宋江通风放走晁盖都是出于“义”的缘故。“忠”和“义”构成了《水浒传》最鲜明的道德色彩。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至少塑造了2 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是李逵、武松、宋江、鲁智深、林冲等人的形象，早已深入到历代普通百姓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论对象。从这一点上我们就不难看出《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0 2 6 7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初罗贯中所著，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他把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其中尤其以被后人称为“三绝”的曹操、关羽和诸葛亮令人印象深刻。曹操是“奸绝”——奸诈过人，声称“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在华容道对曹操网开一面；孔明的“智绝”——才智过人，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等。《三国演义》的成就还表现在对战争的描写上，全书描述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每次都能给人不同的感受。总的来说，作者注重描写战争的前因后果、战略的运用，对战争过程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虽取材于史，但毕竟为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加入了虚构的成分，而且作者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读者应能辨别是非，不宜偏听偏信。

0268.《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朝中叶吴承恩所著，是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西游记》共一百回，六十余万字，主要描述了孙悟空四人保护师傅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取回真经的故事。《西游记》取材于玄奘取经的故事。玄奘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生活在唐代。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年仅29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带领一个弟子离开京城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途中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年），46岁的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后人因其功业的艰巨而多将其经历神怪化，广泛流传于民间。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

从《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比如唐僧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虽然迂腐、清酸、啰唆、生性怯懦，但却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悟空则是作者的理想化身，他敢于反抗世间不合理的秩序，毫不把玉皇大帝放在眼里，自立为王，与其平起平坐，号称“齐天大圣”。取经途中，他本领高强、嫉恶如仇、聪明机智，一路保护师傅取回真经。他的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猪八戒是小市民的代表，他生性懒惰、好色、意志薄弱，但却任劳任怨、乐天知命。取经途中形形色色的妖怪代表着社会上的黑暗势力，这些妖怪多与神仙有瓜葛则说明了官官相护的道理，而层出不穷的昏君也影射了现实中的皇帝。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0269.《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俗称《封神榜》，约成书于隆庆年间，作者是明朝的陈仲琳。

《封神演义》依托商灭周兴的历史背景，以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始，到周文王姬昌封列国诸侯结束。作者描写了纣王的残暴不仁，如沉湎酒色久不设朝，以及任意诛杀大臣等，从而揭示了反商斗争的基础。历史上的商、周是两个部族，没有明确的君臣关系，作者把武王伐纣处理为“以臣伐君”、“以下伐上”，强调了“君逼臣反”而不得不反的精神，从而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书中又充满着“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当兴”的天命观，这就笼罩着浓重的宿命观念和神秘色彩。此外，作者还一再宣扬红颜祸水的思想，也大大削弱了它的思想意义。

在艺术方面，《封神演义》想象力丰富，情节紧张曲折，吸引力很强。但它有的地方情节不够统一，场景也多雷同之处，而且重行动轻内心，因而终究难入一流作品之行列。

0270.《包公案》

《包公案》由明代安遇时等著，讲述包公破案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之一。

包公即宋代的包拯。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

《包公案》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这些故事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善于断案、秉公执法、清正廉明的形象却贯穿全书。

《包公案》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再加上时而宣扬的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思想，所以该书虽然属于消遣的佳作，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0271.《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清代短篇小说集，由蒲松龄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完成。“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聊斋志异》共包括短篇小说491篇。从小说的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本记录鬼怪奇闻的小说集。和《西游记》一样，蒲松龄主要也是想通过对这些鬼狐的描写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郭沫若称赞道：“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

0272.《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作者是吴敬梓。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连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他们之间在情节上并不十分连贯，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点主题，即抨击僵化的科举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科举制度在我国隋朝起开始实行，在当时确实有效地改变了魏晋时期重地位轻才学的弊端。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越来越腐朽，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工具，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儒林外史》正是针对这种现状而写成的讽刺小说，通过对范进等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反映了科举制度害人之深。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语言准确、生动、洗练，人物形象塑造栩栩如生，景物描写优美细腻，再加上出色的讽刺手法，使得《儒林外史》成为一本世界性的名著。

0273.《镜花缘》

《镜花缘》是清代小说家李汝珍花了10年心血才完成的代表作品。

小说主要描写了唐代武则天时期的秀才唐敖在仙女的帮助下游历“君子国”、“大人国”“女儿国”等30余国的所见所闻。表现出作者对男女平等、政治廉明、诚实有信的国度的向往。

李汝珍以大胆的想象、幽默的笔调，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的这部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在神话色彩的浓郁性、异域情调的丰富性上可与《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名著一较高低。

0274.《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全书120回，前80回是曹雪芹所作，后40回据说由高鹗续写。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围绕两个主要人物的感情纠葛，描写了大观园内外一系列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同时，通过对这些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环境描绘，牵扯出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宗法、妇女、道德、婚姻等方面的问题，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态，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统治的腐朽与罪恶，歌颂了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对叛逆者的悲剧命运描写，宣告了这一社会必然走向灭亡。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艺术方面，《红楼梦》写人的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描写的人物皆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具有多重性格，打破了以往小说写人类型化的特征。《红楼梦》中最出彩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贾宝玉始终站在封建主义精神道德之外，他视仕途为禄蠹，以应酬文字为沽名钓誉之工具，视读圣贤为畏途，既具有浓厚的贵公子的纨绔习气，又具有反封建的叛逆性。他尊重女性，尊重个性，追寻自由，是贵族家庭乃至封建制度的叛逆典型。林黛玉是一位冰清玉洁、孤高自许、多愁善感的贵族小姐，视爱情如同她的生命，但她的爱情却因不容于贵族家庭而被摧毁。薛宝钗是一位遵奉妇道、恪守妇规的封建淑女，同样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但作者却把情节安排得脉络分明，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结构既筋络相连，纵横交错，又主次分明，有条不紊，一如生活本身，不露人工斧凿之痕。

《红楼梦》的语言，也有很高的造诣。它的叙事文字，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

细节方面，《红楼梦》也非常出色，尤其是起人物名字时，书中广泛地采取谐音手法来暗示人物性格特点或者是后来的命运，非常有特色。

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感人至深的程度，还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对封建礼法制度的批判的深度或是写作手法的运用方面，《红楼梦》都不愧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最高峰。《红楼梦》诞生后，震撼了一代代读者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楼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学”。这些都足以说明《红楼梦》所具备的巨大价值。

0275.《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由清代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及其笔录本《龙图耳录》编写而成，全书120回。三侠是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和丁兆蕙，五义则是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书的内容主要是讲他们在一代清官包拯的带领下审奇案、平冤狱、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表现了宣扬忠义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

《七侠五义》是清代俞樾在《三侠五义》的基础上添写改编的。他认为《三侠五义》中所述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太不可信而更改，并增加智化、艾虎、柳青三侠构成七侠，继续他们的传奇故事。

0 2 7 6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由晚清李伯元所著的一本反映官场内幕的小说，共60回。其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围绕同一个主题，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

《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据说慈禧太后看到此书后勃然大怒，下令彻查这些贪官污吏，由此可见《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官场现形记》是一幅封建社会的官僚百丑图，曲尽其态，呼之欲出。《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优秀的谴责小说，具有诙谐讽刺的现实主义特色。

0277.《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清末吴趼人的代表作。它最初连载于1903年至1905年的《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共108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一个清朝普通民众的视角出发，勾画出中法战争后至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比《官场现形记》更为广阔。除官场外，其内容还涉及商场、洋场、科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揭露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道德面貌、社会风尚以及世态人情都颇为深刻，揭示出晚清社会和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无可挽救的历史命运。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故事，结构全篇，使读者感到亲切可信，在中国小说史上开了先河。结构上亦非常巧妙：“九死一生”既是全书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结构的主干线，同时又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将它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全书繁简适宜，浑然一体。

0278.《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是刘鹗的代表作。全书共20回，亦是先载于书刊报纸上，后单独出书。

《老残游记》写一个被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

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清官”的揭露。作者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他书中花了大量笔墨所写的玉贤和刚弼两人，都是著名的所谓“清官”，但他们办案糊涂、草菅人命、比过去“贪官”的危害并不小。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语言精炼，富于表达能力；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有其独到之处。

但本书的不足也很明显。作者对清王朝采取的是同情怜悯的态度，对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极尽诋毁之能事，显示出作者的阶级局限性。

0279.《孽海花》

《孽海花》是清末曾朴所著。该书的创作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1905年出版前20回，1935年又增至35回。

《孽海花》是一本历史小说，表现了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共30年的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

《孽海花》与前面三部小说一起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0280.《窦娥冤》

《窦娥冤》全名为《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有群众基础的剧作之一。

《窦娥冤》主要讲述一位名叫窦娥的女子所受的冤屈。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时遇到流氓张驴儿父子。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见她不从便想毒死蔡婆以要挟窦娥，不料误毙其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绫、六月降雪、大旱三年证明自己的冤屈，后来果然都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申冤。关汉卿的这部剧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的黑暗残酷，统治者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生活在底层的人民求一平静生活亦不可得到的悲惨现实。

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的融合。一方面作者将悲剧背景置于元代社会之下，将矛头直指封建官僚的腐朽；另一方面作品又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超现实的情节，让三大誓言一一实现，从“天命”的角度来为窦娥做道德支撑，从而显示出正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广大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窦娥冤》的艺术成就还体现在对窦娥这个光辉形象的塑造上。几百年来，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已经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性格善良、坚强、勇于抗争的妇女的典型。后世经常用“比窦娥还怨”来表达自己的委屈，足见窦娥形象的深入人心。

0281.《赵氏孤儿》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作者是元代纪君祥。

《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讲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中已有简单记载。《赵氏孤儿》叙述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与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杀灭赵盾家300人，仅剩遗孤被程婴所救出。屠岸贾下令将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杀尽，以绝后患，收养该婴儿的农家为了保护他将自己的孩子交出，从而使之得以保全。20年后，孤儿长成，终报前仇。

《赵氏孤儿》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揭露了权奸的凶残本质，歌颂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气势悲壮，感人肺腑。在艺术上，结构紧凑，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是元杂剧中最优秀的历史剧之一。王国维评价此书为“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也”。

《赵氏孤儿》在国内的影响力并不及《窦娥冤》《西厢记》等剧作，但在国际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英国剧作家威廉赫察特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在英国文化界引起重大反响。而法国文豪伏尔泰看过后也大为赞善，并亲自按之进行改写，在欧洲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0282.《西厢记》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是元代的王实甫。

《西厢记》所讲述的故事起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后人对这一悲剧结尾深感不满，许多人都加以改动，最著名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再一次加工完善，创作出了从思想艺术上更为成熟的《西厢记》。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让封建礼教的代言人老妇人低头，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不过《西厢记》最成功的是对红娘形象的塑造。红娘聪明、伶俐、热心、正直，深受大众喜欢，“红娘”一词也成了媒人的代名词。

0283.《牡丹亭》

《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代表剧作。主要记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柳梦梅因梦见一位佳人而经常思念她。杜丽娘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在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梦而不可得的杜丽娘从此一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3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柳梦梅在临安应试后，受杜丽娘之托，送家信传报还魂喜讯，结果被杜宝囚禁。发榜后，柳梦梅由阶下囚一变而成为状元。但杜宝拒不承认女儿的婚事，强迫她离婚，纠纷闹到皇帝面前。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终成眷属。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愿望。《牡丹亭》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在于极度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男女主人公在梦里相识、梦里相恋、梦里结婚，后又还魂，这些都表现出作者极其大胆浪漫的想象力。另外，本剧在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上也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0284.《长生殿》

《长生殿》是清初洪升所创作的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剧本。

故事描写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于七夕之夜在长生殿对着牛郎织女星密誓永不分离。唐玄宗沉迷女色，不顾朝政。后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郭子仪带兵击溃安禄山。唐玄宗回到长安后，日夜思念杨玉环，闻铃肠断，见月伤心，对着杨玉环的雕像痛哭。有一天做了一场噩梦后，他访得异人为杨玉环招魂。临邛道士杨通幽奉旨作法，找到杨玉环幽魂。八月十五夜，杨通幽引太上皇魂魄来到月宫与杨玉环相会。玉帝传旨，让二人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

作者对唐玄宗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斥唐玄宗因色误国，致使广大平民百姓生灵涂炭；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同情唐玄宗的遭遇，安排他到天上与杨玉环结合。《长生殿》讲述的故事并不新颖，前人白居易和白朴都有相关著作留世。但作者对结局的处理非常巧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同情之心，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285.《桃花扇》

《桃花扇》是清初孔尚任（孔子六十四代孙）的名著。《桃花扇》是一部历史剧，为了做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孔尚任以极其严格的态度考求历史，有些事件甚至精确到某一日。该剧耗时十年方才完工。

《桃花扇》讲述的是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逃难到南京和魏忠贤、阮大铖斗争。其中复社中坚侯方域邂逅秦淮歌妓李香君，两人陷入爱河，以桃花扇为证物。阮大铖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后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坚决不从，撞头欲自尽未遂，血溅当场。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国君昏庸，奸臣当道，然而爱国志士却积极救亡，正义之士史可法血战城下，以身殉国。《桃花扇》最为光彩的还是李香君这个形象。历史上的歌妓本来是受人歧视的职业，但在本剧中，李香君关系国事，痛骂祸国殃民的阮大铖，鼓励夫君加入史军为保卫国家而战，国亡后出家为尼，这些都显示出她高尚的人格。

《桃花扇》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共称为中国四大名剧。

五、文学体裁

0286.神话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型口头散文作品，是人类文学的最初形式。由于人类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知识文化水平低，面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种种神奇现象无法找出合理解答，于是就想出种种巧妙的故事予以解答。神话剧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人类渴望征服自然、要求进步的美好愿望。

神话中充满神奇的幻想，它把原始劳动者的愿望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神的形象，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原始人类的认识和愿望的理想化。

我国古代的神话丰富多彩，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等，收集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

0287.骚体

先秦文学中的骚体是韵文体裁的一种，是由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因为屈原用该文体创作出伟大的诗篇《离骚》。所以后人称之为骚体。

骚体的主要特点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以六言为主，并以“兮”字为帮助混杂着七言，整齐而又参差。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放纵自己的思绪，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有发端，有展开，也有回环照应，脉络又是极其分明的。灵活的长句句式是对四言体的重大突破。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而他的《离骚》则长达372句、2469字，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四是骚体以描写楚地风俗事物为主，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骚体主要作家有屈原、宋玉等人，代表作品包括《离骚》《九歌》等。

0288.赋

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兴盛于汉唐。

赋的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赋的主要特点有：一、以某种客观事物为描述对象；二、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三、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四、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赋的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羽猎赋》《阿房宫赋》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是极尽铺陈之能事，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来描述对象。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0289.论

论是一种论文文体，《韵术》中说：“论者，议也。”

一般来讲，论有两体，一个数史论，是史官在传的末尾发表议论，来表达对人物作为的赞赏或厌恶之情。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第二个叫做政论，是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把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者警戒的对象。

后一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是西汉初期贾谊的《过秦论》。贾谊在这篇文章中先叙述了秦统一六国及被推翻的过程，最后以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总结了秦失天下的原因，告诫汉朝统治者要加以注意。《过秦论》论证严密，语言优美。写秦兴，气焰赫赫，不可一世；写秦亡，急转直下，迅速覆灭。全文不仅富含哲理，发人深省，而且气势磅礴，令人赞叹。

0290.乐府诗

“乐府”本是汉代的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慢慢地，人们就将他们搜集的诗歌统称为“乐府诗”

因非一时一人所作，乐府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非常多样化，既有《战城南》这样的反映战争的痛苦，也有《十五从军征》之类的反映徭役繁重的，还有《上邪》等爱情诗歌。乐府诗中最为人称道的还要数被称做“乐府双碧”的《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

乐府诗多关注现实，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

艺术上，乐府诗多用生动的口语，亲切朴素，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挚动人。不同于《诗经》《离骚》等，乐府诗主要以五言为主，这也为后来魏晋到唐代五言诗歌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0291.古文

文学史意义上的古文是与“骈文”相对立的，是那种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

古文主要存在于秦汉时期。这段时期的作品并不重视形式的对偶或语言的华丽，但却具有充实的内容，能入情入理、澎湃有力，给人以启迪。魏晋以后骈俪文盛行，单纯追求文辞的华丽和形式的整齐，而逐渐失去了文章的现实意义。到了唐代，韩愈柳宗元为了反对这种风气，发起了“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强调“文以载道”。后来，每当文坛出现形式主义的倾向时，总有人站出来号召以秦汉的文章为师。

0292.骈文

骈文魏晋以来产生的一种文体，也称“骈体文”，又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

骈文的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虽然偶尔也有庾信的《哀江南赋》那样的名作，但更多的人却因此受到约束而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以“带刺的玫瑰”来形容这种文体，它虽然有美丽的外表，却也带有很大的缺陷的特点。

0293.律诗

律诗我国近体诗的一种，发源于南朝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

律诗的要求非常严密。首先，它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多为五言或者七言。其次，句数基本上要保持在八行，每两行为一句，分别被称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而且颔联和颈联两句诗必须是对偶句。再其次，律诗要求全诗通押一韵，限平声韵；第二、四、六、八行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律诗每句中用字平仄相间。

以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为例：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

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

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这首诗是五言律诗，共四句八行，“行”“情”“平”“城”压同一韵脚，且都为平声（即现在说的一声或二声调），“河桥不相送”与“江树远含情”对仗工整，“别路追孙楚”与“维舟吊屈平”排列整齐，是一首典型的律诗。

0294.绝句

绝句来源于两汉，成型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大唐。绝句多为五言或七言四行两句的诗体。“绝句”的字面意思就是“截句”即截取律诗中的两句。

绝句的要求和律诗大体相仿，但因篇幅短小，故对对偶并无严格要求。诗歌既可以全篇对偶，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可只对前一句，如杜甫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或者是对仗后一句，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是不对仗，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295.说

说是古文的一种文体。《文章辨析序说》中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说的特点包括：一、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也就是借一件事或一种现象来表述作者对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见解，常具有以小见大的特点。二、形式上表现为叙议结合，或先叙后议，或先议后叙，或边叙边议，而基本原则是叙为议设，议由叙生，所以核心是议。

说的代表著作有《马说》《师说》《捕蛇者说》等。以《马说》为例，它首先描述了由于无人发觉千里马而使千里马沦为和普通马匹一样的现象，然后在最后一句话做出总结性的议论：“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重视善用马匹，而在于批判知识分子由于无人赏识而使才能无法发挥的现实，提醒统治者要爱惜人才，善于吸收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

0296.唐传奇

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写奇闻异事的小说体式。与前代的作品相比，唐传奇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为广泛，艺术上也更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阶段。

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有《柳毅传》《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神仙鬼怪或者是现实生活中人物，而是通过作者的想象力虚构的。思想上，这些作品大多宣扬婚姻爱情生活的自由，抨击了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和门第等级观念，其中的妇女形象大都非常光辉灿烂，后世很多的作品都是从中汲取素材的。艺术上，唐传奇从早期粗糙简单的模式上进一步发展成熟，情节更加完整有序，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并出现了简单的细节或心理描写。总而言之，唐传奇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0297.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词与诗的重要区别在于词的每句话的字数并不相等，因而词也被称为“长短句”。词的独特之处在于词牌名的存在。所谓词牌，是对词的格式的规定。

词牌虽然为数众多但也是有限的，词人必须在其中选择其一进行创作，一旦选择了一个词牌名，就必须严格按照这个词牌的句式进行填充。词牌名与词内容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完全可以在相同的词牌名下填充进五花八门的内容。一首词可以没有题目，但必须有词牌名。词一般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分称上阕、下阕。词和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也讲究押韵和平仄。

根据不同的规则，可以将词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按写作风格又可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0298.话本

话本是宋代兴起的小说类型。作品的语言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间或穿插一些古典诗词；作品的取材多以历史故事和当时社会生活为主；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所以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话本既具有口头文学的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唐传奇代表着我国文言小说的成熟，那么宋话本则为后来明清兴起的通俗小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299.南戏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200年间在中国南方最早兴起的戏曲剧种，我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

南戏的基本特点有：一、篇幅较长，以“场”为基本组织单位，一场连一场，直到剧终。二、剧本开头，都有题目正名和副末开场。三、每场戏，曲牌不限一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于通押一韵。四、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色，以生、旦为主。五、凡登场的各门角色，都可唱，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

南戏在元末明初到达高峰，代表作《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被称做“四大南戏”。

0300.诸宫调

诸宫调是中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是用多种宫调的若干不同曲调组成，故称为诸宫调。

诸宫调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唱赚的缠令以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从今存的诸宫调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曲式包含有：单个曲牌的只曲；由一支曲牌反复或多次反复再加上尾声而构成的短套形式；用属于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接而成的套曲形式。这几种曲式，视故事内容情节的需要，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间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

诸宫调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唯一完整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解元是对读书人的尊称，因此该作品的具体作者已不可考。它的题材来源于唐传奇《莺莺传》，它把原作不足3000字的传奇改为5000字的说唱文学作品，其中包含有1 4种宫调、193套组曲。而且它还将故事的结局由男方高中后抛弃女方改为男女终成眷属，对后来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0301.散曲

散曲是一种同音乐结合的长短句歌词。它包括三种类型：两个最主要的小令、套曲及居于两者之中的带过曲。小令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套曲的特点在于富丽雍容。

散曲的基本特点在于：在语言方面，既需要注意一定格律，又吸收了口语自由灵活的特点；在艺术表现方面，比诗和词更加经常地叙述故事，铺陈叙述。另外散曲的押韵比较灵活，可以平仄通压，句中还可以衬字。

散曲在我国元代达到了极盛，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被称为元曲四大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是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元曲。

0302.杂剧

杂剧是在我国元代盛行的一种剧目，代表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剧作有《窦娥冤》《西厢记》。

杂剧的主要特点有：一、“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最常见的剧本结构形式。所谓的“折”相当于现在的“幕”，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全剧矛盾冲突的自然段落；四折即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元杂剧在四折戏外，为了交代情节或贯穿线索，往往在全剧之首或折与折之间，加上一小段独立的戏，称为“楔子”。二、杂剧角色分为旦、末、净、杂。三、杂剧的舞台演出由唱、白、科三部分组成。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一本杂剧要唱完四套曲子，而且只能由主角一人唱曲。白，即宾白，是剧中人的说白。剧本还规定了主要动作、表情和舞台效果，叫“科”。

0303.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加以说明。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将八股文作为考试科目，就使得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没有发挥的余地。戊戌变法后，八股文随着科举制度一起废除。

0304.明清小说

小说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人物、故事情节、环境构成了小说的三要素。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我国四大名著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但明清的小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明代所作的小说多为历史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包公案》等，虽各有特色，但都是取材于历史来加以整理和改编。到了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较多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于成熟的境界。《红楼梦》就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在思想内容上，明清小说包含了空前广泛的内蕴，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昏君的嘲讽，对名相的歌颂、侠士的敬仰，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等等无不包含其中。在艺术上，明清小说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色彩，既有像《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这样的充满大胆想象的浪漫主义作品，也有《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明清两代的小说以极其出色的成就与唐诗、宋词、元曲一起构筑了时代主色调。

六、文字音韵

0305.《尔雅》

《尔雅》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多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尔雅》应为秦汉人所作。《尔雅》的“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共19篇，其中篇名头一个字均为“释”，后面一个字表面所要解释的内容。《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尔雅》同时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0306.《方言》

《方言》是一本采集各地方言并编辑成册的书，它的作者是西汉的扬雄。扬雄既是一个汉赋的行家，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文字学家。

《方言》的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使者”是周朝都君王派出去调查各地方言的官员。《方言》既有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部分，也有作者本人亲身实地考察而得来的部分。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我们不难想象扬雄为此付出的心血。据应劭的《风俗通义·序》记载，扬雄编辑《方言》共用了27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1 5卷。现存的《方言》有一万多字，应有后人增补的部分。

《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所以后来有人称之为“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日月不刊’的奇书。”

0307.《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我国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所著，时间为公元100年到121年。它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对于这9353个汉字，许慎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

《说文解字》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给我们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访不可缺少的桥梁。此外，《说文解字》还反映了古代的一些历史情况和各种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历史。

《说文解字》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后人都对它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加以注解。其中以清代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盛，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被誉为“说文四大家”。

0308.《释名》

《释名》是我国东汉末年刘熙所著的一部文字学名著。

《释名》共分8卷，下又分列27小类。和《尔雅》一样，《释名》各小类的篇名同样是由“释”字和所要解释都具体内容组成，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

与前代作品相比，《释名》的独特性体现在刘熙通篇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名词。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原字。比如“贪，探也，探取入他分也”“月，阙也，满则阙也”。这样的解释方法的好处是由于解释字和被解字联系密切，因而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便于记忆。但这样做的弊端也是明显的，用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原字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所能选用的范围，所以，对有些字的解释难免出现穿凿附会的痕迹。

不过瑕不掩瑜，虽然有自身的缺陷，但《释名》对研究训诂学、语言学、社会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著作。

0309.隶变

隶变指的是汉字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

隶变的主要特点有：一、解散篆体，改曲为直。隶书不再顾及象形原则，把古字“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改成平直的笔画，以便书写。二、偏旁分化。在隶书里，独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写法明显不同。三、偏旁混同。隶书以求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四、结构简省。隶书往往把篆文的两笔并为一笔，或是把两个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五、圆转不断的线条变为方折的断笔。隶书为提高书写速度，形成点、横、竖、捺、钩、折等笔画。

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古汉字演变成现代汉字的起点。

0310.六书

六书指古人分析汉字的构造和使用目的归纳出来六种条例。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概念早在周代便已出现，但和今日的概念稍有出入。最终确定六书的是东汉的许慎。

指事以点画等象征性的符号来表明意义。如“一”“二”“三”等数字，再如在“刀”上加一个点表示刀口的“刃”。象形就是让字形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象形，像“日”“月”都属于象形字。会意就是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比如说人言为“信”，双木为“林”。形声是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合成的字，其中形符表义，声符表音。形声字在我国汉字中最为广泛，如“花”字，草字头表示该物体属于植物类别，“化”则表示事物的读音。以上四种属于不同的造字手法。

转注是古人制同义字的方法，就是用字形相近、字义相同的字来代为解释的方法造字。如“到”和“至”字体上很相似，而且都可以表示到达的意思。假借是说语言中的某一个词，本来没有与它同义的汉字，就依照它的声音假借一个同音字来寄托这个词的意义。比如依“水源”之意而假借的“泉”字。这两类属于用字之法。

六书对于大多数的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都能够予以说明，因而被看做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见。

0311.因形求义

因形求义是指凭借对字形的分析来判定本义及其意义的方法。它是传统训诂学的重要训释方法，后世的训诂学家把它与声训相对，称之为形训。

这种方法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还原字形，即把它变成古体字，然后分析构造之法，即区分它是形声还是会意等等，接下去就参考《说文》等古字典来寻找它的原始意义。然后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不但可以推求字意，还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古代人的生活习惯或社会习俗，如“灾”由“宀”和“火”构成。“宀”是房子，火烧着了房子，自然是灾祸临头。这也反映了远古时期火灾对人类的威胁。

0312.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训诂学的另一种方法，即按照同音字来推求字体意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于东汉就已由郑玄提出，在清代达到了顶峰。由于汉字的读音是有限的，所以音同的字在意义上可能存在某种关联，这是这种方法的合理之处。但生硬地将声音与字意相对应，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0313.反切

反切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赵炎是这种方法的创始人。

简单说来，反切是一种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东，德红切，就是用德的声母、红的韵母和声调为“东”注音。

反切产生之前，通用的是读若法或直音注音方法，读若法用“某字读若某字”来注音，因此有时可能并不完全同音。而直音注音法是用同音字注音，这比读若法有很大的进步，但有时某字同音字较少或者根本没有同音字，或者用来注音的同音字本身也是个生僻字，这也会影响注音效果。反切的产生，弥补了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

0314.《广韵》

《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5卷（按音调的平上去入而分，其中平2卷），是我国北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一部韵书。它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我国宋以前的韵的集大成者。

《广韵》共收字26194个，同属一韵的字汇集在一起，称为一韵。全书分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广韵》一书记录了中古汉语的字音和字义，特别是数以千计的反切注音，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面貌保存了完整而详细的资料。

0315.《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 是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30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12集，从子集到亥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47035个，是我国古代收录汉字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0316.《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法的著作，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氏文通》的作者是马建忠（1845—1900）是位语言大师，不但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而且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马氏文通》是他参考西方语法学著作，花费十余年心血编纂而成，全书共计30余万字。

由于《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人有赞扬它的开创意义的，也有指责它生搬硬套西方的。但无论哪种研究者，都很难越过《马氏文通》而不从中汲取营养。

七、古籍常识

0317.《七略》

《七略》是西汉末年刘向之子刘歆所著的一本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原书唐末佚失，但东汉班固以《七略》为蓝本编成《汉书·艺文志》留世，从中可知《七略》的概貌。

《七略》共包括七篇，第一篇《辑略》用来说明后面六略的意义与学术源流，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是六略的总纲领，相当于全书的概要。下面六篇依次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共有38种。刘歆的《七略》是摘取其父《别录》的内容成书，比较简略，所以叫做“略”。《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0318.校勘四法

校勘四法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陈桓总结的校勘学名词，具体是指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书籍校对的方法。

对校法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这种方法首先要求广泛搜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然后再从中选择一个错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的方法。对校法的特点是“校异同，不校是非”，即使发现错误，也照样摘录下来。这种方法简便稳妥，不参己见，无妄改之弊；但因不校是非，不能为读者提供正误。本校法是一种用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通过前后文字的对照，比较分析其异同，从而找出其中的错误。他校法是用与本书相关的其他具有一定权威的书籍进行校勘的方法。理校法是指在发现疑问又找不到可靠根据时，就用理论推理进行判断，包括分析字词含义、前后文关系等，从而实现校对目的的方法。

0319.蝴蝶装

蝴蝶装是我国古书装帧形式之一，因书页展开似蝶形而得名。

蝴蝶装的装订方法是先将每一印页由书口向内对折，即把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来，与后来的线装方式恰恰相反，然后将每一书页背面的中缝粘连在一张裹背纸上，再装上硬纸做封面，便成一册书。其特点是版心向内，单边向外，使书心得以保护。

蝴蝶装虽然在保护图书方面有它自己的优点，但却给阅读带来了不便。由于书页都是单层的，纸较薄，印刷面容易粘连，阅读时往往是先见到纸背，而且读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很不方便，所以后来逐步被包背装所取代。

0320.包背装

大约南宋后期，包背装的兴起取代了蝴蝶装。所谓包背装，即把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文字面向外，把版口作为书口，将书页的两边粘在脊上，再用纸捻穿订，外加书衣绕背包裹。这种装订的方式，基本上和蝴蝶装相同，但经过书页正折，版心向外，使页页文字相连，便于阅读。这种装帧法一直延用到明朝中叶以后。著名的《永乐大典》就是包背装。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

0321.线装书

大约明代中叶，第三种装订方法线装书出现了。其装订方法是书页正折，文字向外，版心为书口，把包背装的整封面换为两张半页的软封面，分置书身前后，把它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订。线装一般是在书上打四孔，称为四针眼装。讲究的线装书，有时用绫、绢之类包起上下两角，称包角装。这主要是为了美观，也有护书作用，但在潮湿地区容易致霉生虫。线装书的优点，是书本破旧了可以重装。在修整旧书的时候，还可以衬纸、接边。线装书是我国古代书籍装订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的装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0322.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期发明出来，因时间较早，所以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的《金刚经》。雕版印刷的第一步是制作原稿；然后将原稿反转过来摊在平整的大木板上，固定好；然后由各种技术水平的工匠在木板上雕刻原稿上的画或文字，大师级雕工负责精细部分的，雕刻比较便宜的木头或比较不重要部分的则由较低级的工匠来做；木板刻好然后刷上墨，在印刷机中加压形成原稿的复制品。

0323.善本

“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宋代，“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内涵是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的书籍。后来“善本”的概念慢慢扩大，为了防止这种趋势的蔓延，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

0324.百衲本

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可见百衲本指的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配起来的书本。百衲本书始出于清初的宋荦。他用2种宋本、3种元本，配置成一部《史记》80卷，称为《百衲本史记》。后世著名的百衲本还有《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0325.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

这三类是根据刻书人的不同身份而区分的三种书籍版本。官刻本是指由某种国家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历代官刻本书籍，由于财力雄厚，一般书品都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宽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私刻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私刻本从宋代开始出现，但因为出版数量少，今存的并不很多。坊刻本专指书坊、书肆、书铺、书棚等一般书商所刻印的书籍。由于是以营利为目的，故刻印较多，优劣相差极大。坊刻本的整体刊刻质量逊于官刻本和私刻，但是，若从文献价值和学术影响方面来看，它在文化的传播、发展、保存，在文化信息的传承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326.三通

三通是我国古代三种书的合称，它们都含“通”字，故称“三通”，具体是指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通典》共200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内容丰富，对唐代制度叙述尤为详尽。《通志》200卷，是上古到隋唐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略是本书的精华。《文献通考》348卷所记宋朝制度更加详备。

我国历史上亦有“九通”、“十通”之说。清乾隆时，在“三通”都基础上加入官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九通”。1935年再加上《清续文献通考》，总称为“十通”。

0327.《五经正义》

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经》《书》《礼记》《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五经正义》是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写的一部官书。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注之风便盛行起来。《五经正义》就是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注又加以疏通解释。《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著作。

《五经正义》在编纂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再加上是由朝廷主持修注，因而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后世学者也很看重它。

0328.十三经

十三经是指《诗经》《书》《周易》《礼记》《春秋左传》《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其形成过程为：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唐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至开成间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共得十三经。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最高统治者制定各种国家政策都要依照儒家经典。《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

0329.《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明永乐年间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奉命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目录6 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

《永乐大典》汇集了先秦至明初七八千种图书，它所辑录的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大大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永乐大典》原本已失，副本也仅存400多册，国内只有200多册，只占原作的2%。

0330.《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近10亿字。

《四库全书》在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纪昀担任总编纂官，编者总数超过了300人。《四库全书》共经历了四个编写阶段。第一，采择与经办内府书籍。第二，采进和办理各省公私进呈书籍。第三，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传世书籍。第四，查禁和销毁“违碍”书籍。

《四库全书》共写了七部，分藏于“北四阁”与“南三阁”。后来战争爆发，《四库全书》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害，现存的有三部完整的和一部残的。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毁坏了一万多卷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并兴起了几十次“文字狱”，保留的著作者也有许多篡改的部分，这是《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但在总体上，《四库全书》保留了大量的古籍，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甚至有学者将其与长城相提并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八、经典名篇

0331.《诗经·关雎》

《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讲述了一个青年对一位容貌美丽姑娘的爱慕和追求，写他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全诗共20行，前四行写了青年对少女的倾慕，后八行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连觉也睡不着，最后写想象得到该女子后的幸福生活。可以说，《关雎》是我国爱情诗的鼻祖。

在艺术上，《关雎》同样出色。诗经以“赋比兴”而闻名，“赋”是讲述故事，“比”是打比方，“兴”是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关雎》就是采用“兴”的手法，它先写两只雎鸠在河里欢戏的场景，然后引出主人公对梦中人的思念。此外，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

0332.《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该篇诗作长达375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抒情长诗。

“离”的意思是遭受，“骚”可作灾难解，《离骚》讲述的就是屈原所遭受的种种冤屈。从全诗结构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及最后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象，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一方面，《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他理想崇高，人格峻洁，百折不挠。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除了浪漫主义手法，离骚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中表现的“香草美人”意象，一直为后人所继承沿用。

0333.《上邪》

《上邪》是一首很短小的汉乐府诗。全文如下：“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是一首一位心直口快的姑娘向其倾心相爱的男子表述爱情的诗歌。她先从正面表达与他长相厮守的决心，然后从反面连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表明自己忠心不渝。

这首诗歌以其起誓方式的独特、誓言的强烈而流传千载，后世很多作品都是从中获取灵感。

0334.《出师表》

《出师表》是我国一代名相诸葛亮所作。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227年决定北上伐魏，夺取凉州，临行之前作《出师表》。

文中以恳切的言辞，劝说后主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臣、远小人，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达了诸葛亮对先帝的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的决心。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便可以依稀看到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臣的光辉形象。

0335.《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晋代王羲之的名篇。这篇文章首先记述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及与会人物，言简意赅。然后作者描述周围优美的环境和宴会的盛大状况。但“兴尽悲来”，宴会越是欢畅，越是容易引起人们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作者由此而展开发挥，最后批判了当时流行的虚妄的人生观，肯定了人生的价值。

《兰亭集序》文字灿烂、字字玑珠，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它打破陈规，自辟径蹊，不落窠臼，隽妙雅逸，不论绘景抒情，还是评史述志，都令人耳目一新。除了文学上的价值，《兰亭集序》更大的价值还在书法上。

0336.《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我国大诗人陶渊明所虚构的一个理想王国。在这个国度里，周围的环境美好，交通发达，人们远离战争的侵扰，安居乐业，热情好客，各自耕作，没有剥削压迫。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的逃离，对理想中美好国度的向往。

文章的结构也颇巧妙。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鱼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最后作者又将读者从虚幻美好的境界中拉出来，留给世人无限叹息。

0337.《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向黑暗官场告别的宣言书。

作者开篇明意，大声疾呼要“归去”；然后他申明了自己的理由，就是不愿忍受自己的心灵为身体所驱使；后面再一次强调自己决心的坚定，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随后作者开始想象自己隐居后的悠闲生活：自由地饮着小酒，修剪花花草草，闲来看看书、弹弹琴，与周围农夫唠唠嗑，到大自然欣赏美景……想到这些，作者更加坚定了隐居的决心：高官厚禄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追求的是悠闲幸福的生活。

作者纵情纵笔，感情真挚坦率，巧妙地把叙事、议论、抒情、写景有机结合起来，处处饱含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文章感情浓烈，语言质朴无华，一种淡远潇洒的田园乐趣跃然纸上，表现了陶渊明的创作风格。

0338.《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主要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女主人公刘兰芝嫁入焦仲卿家后待人恭顺、处事完美却仍难博得婆婆欢心，最终被遣送回家。刘焦二人忍痛分手，相约日后再续前缘。回家后，刘兰芝在母亲哥哥的压力下被迫另嫁他人。焦仲卿大为光火，前来责怪。结婚日，刘兰芝投水自尽，知道实情的焦仲卿随之上吊自杀。《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贰，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除了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还具有曲折的情节结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篇幅详略得当。此外，《孔雀东南飞》的比兴手法也运用得非常出色，开篇的孔雀、篇末的鸳鸯都有极深的内涵。《孔雀东南飞》以杰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而为后人称颂，被赞为“乐府双璧”之一。

0339.《木兰辞》

《木兰辞》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一篇优秀的叙事诗，写的是女英雄木兰乔扮男装替父从军，最后光荣还乡的故事。

《木兰辞》的伟大成就首先表现在塑造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形象。木兰是一位勤劳的女性，平日里在家纺织；木兰又是一位孝顺的女儿，当可汗招兵买马抗击敌人的时候，木兰见到自己父亲年岁已长而家中又没有兄长，就自愿报名替父参军；木兰还是位勇敢的士兵，她在战争上奋勇杀敌、毫不退缩，历经10年，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木兰也是位淡泊名利的人，她屡立战功，面对封赏却毫不动心，只愿回家去孝敬爹娘。

其次，《木兰辞》情节连贯，详略之分尤为出色，对于木兰从军前的准备、出征沿途所见及还家后的情景，作者不吝笔墨，大肆铺陈，而对她如何杀敌立功却只用一行带过。这样使得木兰的性格更加鲜明。

0340.《滕王阁序》

《滕王阁序》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的千古名作。文章第一段历叙滕王阁所在地的杰出与与会人的优秀；第二段写到近览楼阁之壮丽，远眺山川之胜景，展示出一幅流光溢彩的滕王阁秋景图；第三段写出人生遇合的感慨；第四段自叙遭际，说明有幸躬逢盛会，自当应命作序。

作者充分发挥骈文特有的表现手段，融对偶、声韵、事典、辞藻于一炉，又运散文之气于骈偶之中，严整中呈行云流水之势。前半部分，作者历数周围的美妙景色，让读者充分享受了一顿视觉盛宴；后半部分，作者以腾挪跌宕的笔势，述志言情，引出自己途路坎坷的感慨，表达了报国无门却壮志不坠的执著态度。

0341.《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作的佳作。《春江花月夜》描写了春江花月夜的奇丽景色，展示了大自然的美，抒写了相思离别之情，表现了对青春年华的珍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五字铺写。诗篇起笔便用景语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美妙图画，然后以江月为中心，用浓淡相宜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春江、花林、江月的画卷。诗人即景生情，从江月美景中托出客子离愁的情怀，融情于景。春江花月夜的良辰美景衬出离愁之苦，而离愁又将美景染上了感情色彩。那徘徊在明月楼的月光，成了知人意、通人情的有情体。那月夜扁舟中的游子，楼上镜台前的思妇，月光中飞去的鸿雁，江流里跃水的鱼龙，是景？是情？难以区分。全诗成功地融情于景，摄情入诗，相偕相融，构成了完美的艺术境界。此外语言的声韵之美，对《春江花月夜》诗情也同样起到了较好的烘托作用。全诗36句，四句一转韵，韵脚平仄交错，音节和谐，每韵都构成了一幅富有鲜明的感情色彩的形象画面。有些句子用了律句的平仄，加上不少偶句、排比句、顶针句的运用，使诗歌错落有致。

张若虚生平作诗并不多，然仅凭此诗一首，亦足以使其姓名流传千古。

0342.《将进酒》

从诗名即可看出，《将进酒》是一首劝人饮酒之作。李白在诗歌开头连用两个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强大的气势让人不由得不相信时光易逝、人生苦短，从而达到自己劝酒的目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首诗意在表达人寿几何、及时行乐、圣者寂寞、饮者留名的虚无消沉思想，以及愿在长醉中了却一切的消极思想。但李白在这种悲惨的境地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自尊与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从而尽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

艺术上看，该诗深沉浑厚，气象不凡。情极悲愤狂放，语极豪纵沉着，大起大落，奔放跌宕。诗句长短不一，参差错综；节奏快慢多变，一泻千里，非常适合人们阅读背诵。

0343.《蜀道难》

《蜀道难》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为了表现这一目的，李白既有直抒胸臆的呼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也有充满想象的对比“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还有极其夸张的直接描写“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 总体上看，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诗中那些动人的景象宛如历历在目。

0344.《梦游天姥吟留别》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彩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前面写梦境，诗人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将一幅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呈现在读者面前，极富浪漫主义情调，表现了诗人迭遭失意后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觉得只有梦境才更值得流连。然而梦总是要醒的。最后的部分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即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发出了“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但诗歌的最后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前面的低沉郁闷之气，如天外飞来之笔，表达了自己不愿为世俗而折腰的气节，进而点亮了全诗的主题。

0345.《石壕吏》

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石壕吏》正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石壕吏》主要记述了诗人寄宿一家农户的所见所闻，《石壕吏》篇幅短小，仅100多字，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给人民带来无限伤害的战争的谴责和对农民的无限同情。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征兵者的言行，却通过老妇人的反应将他的丑恶嘴脸暴露得非常充分；诗人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惨烈，却通过老妇人的言论将战争的危害赤裸裸展现在读者眼前；诗人也没有用一句话来发表议论、表达感受，但从诗人的字里行间中，我们都不难感触作者那颗纯朴的爱民之心。

0346.《兵车行》

《兵车行》是杜甫所做的反对战争的另一篇著名诗作。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展现了一幅撕心裂肺的分别图。接着诗人巧妙地设置了一个过路人通过他的问话，让受征者直接控诉兵役制度的残酷。最后那句违反常理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尤其让人触目惊心。为什么历来看重男性的人家反而要生女孩呢？因为女孩尚且可以苟且而生，而男孩只能尸骨无存！最后诗人又直接描写战后的惨烈场景，并认为这些人做鬼也不安心。至此，唐朝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的弊端被血淋淋地暴露出来。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是“新乐府”诗的典范。

0 3 4 7 .《陋室铭》

《陋室铭》的作者是唐代的刘禹锡。“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专指那些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

从主题看，《陋室铭》通过对居室及交往人物生活情趣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不陋。《陋室铭》一文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

《陋室铭》以骈句为主，句式整齐，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齐整之美。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对比，白描，隐寓，用典，类比等多种手法，而且韵律感极强，读来金石掷地又自然流畅。一曲既终，犹余音绕梁，让人回味无穷。

0348.《琵琶行》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着力塑造了一位琵琶女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艺人的悲惨命运。琵琶女的遭遇契合了诗人自己在宦途所受到的打击，从而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

这首诗的艺术性也很高。首先，诗中的写景物、写音乐，手段都极其高超，而且又都和写身世、抒悲慨紧密结合，气氛一致，使作品自始至终浸沉在一种悲凉哀怨的氛围里。其次，作品的语言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简洁灵活，所以整首诗脍炙人口，极易背诵。

0 3 4 9 .《马说》

《马说》是唐代韩愈的一部非常成功的议论文。《马说》全文篇幅并不长，大致可分为一是慨叹伯乐的罕有；二是描述了未以千里称的骏马的悲惨境地；三是对于那些阻塞贤路的昏庸之辈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该文通篇以马喻人，然而由于引得得体、用得贴切，便使读者从中觉不出一点离皮离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种人马合一、身临其境的感觉。全文的逻辑性很强，一环紧扣一环，而且是一波三折、反复论证，具有明显的雄辩家的风格。文章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字里行间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

《马说》以其易于理解、便于流传的文字描写和一针见血的思想内容而为历代所欣赏。时至今日，已算得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了。

0350.《阿房宫赋》

《阿房宫赋》是杜牧的力作。文章的前半部分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写秦始皇的荒淫奢侈：第一段写阿房宫工程浩大，宏伟壮丽；第二段写宫廷生活的奢靡、腐朽。这两段又是由外到内，由楼阁建筑到人物活动，写得条理井然。后半部分，由描写转为带有抒情色彩的议论。第三段写秦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农民起义，推翻其统治；第四段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杜牧生活在唐末，凭借诗人的敏感性也许已经嗅到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故作《阿房宫赋》，意在借秦之喻，谏当朝帝王要借鉴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无论是描写还是议论，都充满了激情，语言精美，富于文采。有时骈散兼行，于整齐中有变化；有时比喻贴切，生动形象；有时运用排比句式，使文章气势充畅。

0351.《虞美人》

《虞美人》是一代词帝李煜的代表作。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政事”的国君，李煜是失败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体验到了常人无法体会到的感受，从而创作出超出常人的词篇。

词篇的一开始，李煜就另辟蹊径问人人都喜欢的春花秋月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词人为何会有如此感受呢？这恰恰是因为他害怕触景生情，因看到这些景物而黯然神伤。但自然界是无情的，一年一度的“东风”“又”一次吹来，让他不得不回想起自己亡去的国家，“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道出了物是人非的辛酸，“只是”更是充满了无奈的意味。最后一句词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将抽象的“愁”思具体化，化作滚滚无限的江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全词抒写亡国之痛，意境深远，感情真挚，结构精妙，语言清新。词虽短小，余味无穷。

0352.《爱莲说》

《爱莲说》的作者为宋代的周敦颐。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可明显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表达了自己对莲的喜爱，并从“出淤泥而不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可谓是对莲花高洁的形象极尽铺排描绘之能事；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评三花，并以莲自况，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洒落的胸襟以及对贪图富贵、追名逐利的人的不屑。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在与“菊花”、“牡丹”的对比中显示出莲的独特之处。《爱莲说》篇幅短小，但却简练优美、说理清楚，确实称得上是托物言志文章中的上乘之作。

0353.《雨霖铃》

柳永的《雨霖铃》是抒写离情别绪的千古名篇，也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作者将他离开汴京与恋人惜别时的真情实感表达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的上片写临别时的情景，开始几句话交代了离别的时间与地点，接着词人先从旁观者的角度写自己的难分难舍，然后又正面描述自己的依依不舍。后来，词人开始想象离别后的情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柳永光耀词史的名句。他所描绘的整个画面充满了凄清的气氛，客情之冷落、风景之清幽、离愁之绵邈，完全凝聚在这画面之中。

这首词叙事清楚，写景工致，以具体鲜明而又能触动离愁的自然风景画面来渲染主题，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末尾二句画龙点睛，令全词生色，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0 3 5 4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所作。在文章的开始，作者首先交代了写这篇文章的缘由。从第二段开始，简要描写楼下洞庭湖的景观，然后引出观赏者。三四段分两种情况具体写观赏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第三段写在阴天下雨的季节，人们感物兴怀会觉得一切不如意；第四段写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人们又会以为一切都好，甚至连屈辱都忘了。第五段，作者否定了这两种态度，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

本文融记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于一体，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议论的部分字数不多，但有统帅全文的作用，作者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千钧之力。

0355.《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的作者是宋代的欧阳修。文章写得格调清丽，富有诗情画意。这篇散文写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重点是写亭，第二部分重点是写游，而贯穿全篇的却是一个“乐”字。作者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是人情之乐；写宴饮，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婉转，飞荡林间，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文章运用层层烘托的方法，显得含蓄委婉。文章结构严谨，处处注意前呼后应，无懈可击。《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炼、音节铿锵，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文中语言骈散结合，节奏富于变化，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成诵。语言凝炼精粹，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全文创造性地运用2 1个“也”、2 4个“而”字，一贯通篇，毫无重复之感，反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

《醉翁亭记》是一篇风格清新、优美动人的抒情散文。作者对滁州优美山水风景的讴歌，对建设和平安定、与民同乐的理想社会的努力和向往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总之，《醉翁亭记》是一篇富有诗情画意、清新明丽的优美游记散文，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0356.《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誉为“千古绝唱”，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这首词开篇即描写大江的壮阔景象，然后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接下来词人想象当年赤壁鏖战的场景，把读者带进一个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在下半阕，词人将目光集中到周瑜一人身上，他在青年之时就屡立战功同时又抱得美人归。由此作者联想到自己人到中年却碌碌无为的身世，不由得黯然神伤，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作者在末尾表达出的消极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不幸，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建功立业的愿望。

0357.《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是备受后人的赞誉和喜欢的传世词篇。

本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作者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词人前半阕非常有创意地与月亮展开对话，继而产生了飞入月宫的冲动；后半阕词人回到现实，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联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从而得出不应事事都求完美无缺的结论，体现出浓厚的哲学意味。

全词构思奇幻，豪放隽秀，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的乐观态度和美好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全词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清新如画，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因其意境优美，富于哲理，情感动人，而绝唱至今。

0358.《前赤壁赋》

《前赤壁赋》同样是苏轼遭贬后游历赤壁时所作。该文章首先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以及客人娱乐的场景，接着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针对这种情况，苏轼给出自己的解释，认为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又何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而哀叹自身呢！这与作者在《念奴娇》中所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表现了他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本文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它虽然以“赋”为标题，但在文章中既保留了传统赋体的那种诗的特质与情韵，同时又吸取了散文的笔调和手法，打破了赋在句式、声律的对偶等方面的束缚，更多是散文的成分，使文章兼具诗歌的深致情韵，又有散文的透辟理念。

0359.《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这首词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也是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历来备受后人传颂。

当时词人被冷落多年后重新被启用，这本来应让他感到无比兴奋，但久经沙场的辛弃疾明白战胜敌人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而对冒险轻进的将领直言劝诫，不料却再次被贬。这首词集中体现和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对南宋政治的腐败的失望，以及报国无门的苦闷等多种思想。

本词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合理运用了大量的典故。词人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用刘义隆草率北伐，反遭惨败，来暗示韩倔胄轻战冒进的路线；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才。对这些典故的恰当运用，更映衬了词人的爱国之心，也使这首词更加光彩夺目。

0360.《示儿》

《示儿》是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代表作。全诗非常短小：“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然而，也正是这短小使得诗歌更加难得。表达相同的感受，篇幅越是短小越是难得，更不用说浓缩到四行诗里了。陆游一生热盼收复国土、国家统一，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在这篇临终前的遗作中，诗人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这件事。他突破了生死的界限，发出了“做鬼也做南宋鬼”的誓言，让人感受到一位老诗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强烈的爱国之心。全诗文字质朴自然，情感沉痛真挚，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0361.《正气歌》

文天祥是南宋名臣。宋亡后文天祥被俘，5年间面对元军的威逼利诱始终不降，后终被杀害。《正气歌》正是写于这期间。

在这首诗中，文天祥从古到今一口气详细列举了12个古代名人，表达了对古代明君贤相的敬佩，对英勇将军的欣赏，对造成社会叛乱的逆党的责骂。全文紧扣“正气”的主题，以宏伟磅礴的气势，表现了自己宁死不屈的爱国热情。

《正气歌》以激情洋溢的感情而流传后世，文天祥也被后人以忠臣的楷模而得到敬仰。

0362.《登泰山记》

《登泰山记》是姚鼐著名的一篇散文，也是对描绘泰山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

作者剪裁十分精心，全文不足五百字，却包含了很大容量，介绍了泰山，叙说了登山经过，描写了泰山夕照和日出佳景，综述了名胜古迹。文章既再现了隆冬时节泰山的壮丽景色，又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赞颂之情。

文章中最出色的自然是对泰山景色的描写。作者写日出，先造声势，用五更时分的风雪交加、云雾弥漫来衬托日出景象的瑰丽，接着写日出。日出景色在有限的时间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极难状写。作者能捕捉到急速变幻中的景色特点，依次写出日出前、将要日出时、日出时、日出后的绚丽多彩的景象。这一部分的描写，色彩鲜明，形象生动，动静俱观，极富美感。

九、经典名句

0363.先秦两汉魏晋篇

1.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2.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3.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5.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6.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魏风·硕鼠》

7.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

8.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9.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

10.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1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荀子》

1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

1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14.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15.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16.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17.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18.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诗》）

19.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20.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

2 1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22.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

2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24.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北朝王籍《入若耶溪》）

0364.山水田园篇

1.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2.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3.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

4.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5.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红豆》）

6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7.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山居秋暝》）

8.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

9.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10.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1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12.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0365.边塞诗人篇

1.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

2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6.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7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8.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

9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古从军行》）

0366.李白篇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2.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3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4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5.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

7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

8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9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10.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

11.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12.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13.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

14.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送友人》

15.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

16.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菩萨蛮》

17.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18.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

19.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

20.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

21.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

22.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23.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

24.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

25.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26.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静夜思》

27.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28.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夜宿山寺》

29.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

0367.杜甫篇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5、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6.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7.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9.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石壕吏》

10.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1.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2.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

13.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14.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

15.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16.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

17.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五首》

18.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19.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20.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21.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22.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3.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4.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25.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6.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7.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8.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9.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0.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31.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32.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33.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0368.唐代其他文人篇

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2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3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白居易《卖炭翁》）

4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

5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

6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9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暮江吟》）

10.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

11.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生。（白居易《琵琶行》）

12.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

13.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

1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15.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16.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锦瑟》）

17.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江南春》）

18.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19.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肠。（杜牧《清明》）

20.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21.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

22.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赤壁》）

23.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24.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

25.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2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27.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

28.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

29.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鹅》）

30.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31.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

32.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

33.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

34.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35.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

36.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二首》）

37.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

38.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39.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锄禾》）

40.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41.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42.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43.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0369.婉约篇

1.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2 .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令》）

3.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煜《相见欢》）

4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5.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

6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

7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

8.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扬州慢》）

9.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李清照《如梦令》）

10.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

11.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

12.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13.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

14.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

0370.豪放篇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2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3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5.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浪淘沙·赤壁怀古》）

6.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

7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蝶恋花》）

8.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9.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

10.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11.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12.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14.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15.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16.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17.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0371.宋代其他文人篇

1.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

2.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

3.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卜算子》）

4.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

5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7.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

8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9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

10.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

11.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游《书愤》）

12.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

13.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1 4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15.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16.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人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7.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

18.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卜算子咏梅》）

19.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20.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元好问（金）《雁丘词》）

0372.元明清篇

1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墨梅》）

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潼关怀古》）

4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寅《桃花庵歌》）

5.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

6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

7.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8.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

9.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10.九州生气似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乙亥杂诗》）

11.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

12.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

十、联隐语

0373.桃符

桃符是古代人民过春节时在桃树木板上刻上字悬挂于门前，用于辟邪的一种物体。

关于桃符的起源有这样一种传说：相传在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干弯曲伸展三千里，叉枝一直伸向东北方的鬼门。鬼门下山洞里住的鬼怪每天都由此门进出。树下有两位神将神荼、郁垒把守。这两位神将只要发现害人的恶鬼，就用网去捆住他们，并丢去喂一只老虎。周朝起，每逢年节，百姓就用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画上两位神将的图像或题上他们的名字，悬挂在大门或卧房门的两侧，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

古代春节期间挂桃符的习俗，在许多文人学士的笔下多有记载。白居易《白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古代春节期间人们挂桃符的盛况显见一斑。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单纯地在上面写上两位神的名字，而是加上了很多吉祥语以求好运。再往后人们越来越重视语句的诗意和对偶，于是桃符就慢慢发展成为现在的春联。

0374.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我国最早的一副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桃符板上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孟昶的题词改变了传说中桃符的内容与性质，使桃符由原来驱鬼的桃木牌变为表达某种思想的特殊文体。因而有些专家认为孟昶的题词是我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对联的篇幅虽然极短，但却有自身的严格要求。大致来说它的规则有：一、字数要相等；二、词性相当；三、结构相称；四、节奏相应；五、平仄相谐；六、内容相关。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对联亦可分为多种。根据对联适用的不同场合可分为春联、寿联、婚联和挽联。

0375.春联

春联属于楹联的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国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春节增加喜庆气氛。

我国最早的春联来自五代十国时期，而民间贴春联的民俗起于宋代并在明代开始盛行。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为庆贺开国立业，在除夕时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贴春联一副。这种把“题桃符”变成张贴春联的习俗，一夜之间，由宫廷豪门推广到了百姓门户。

春联与一般对联的不同之处在于春联还需要有一个多为四个字或五个字的横批贴于门梁之上，另在门中央多配有“福”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福气已到”。另外，由于春联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喜庆、祈求好运，所以对于春联的内容要求也不如古时那么严格。

0376.寿联

寿联是为过寿的人祝寿专用的对联。寿联字数上并没有严格规定。其内容一般是评赞过寿者的功业才能、道德文章，祝福过寿者多福高寿、美满幸福，具有热烈而庄敬的感情色彩。我国最有名的寿联无异于这句话：“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祝寿送寿联，是我国民间流传久远的一项风俗。按中国人的习惯，年满30岁(而立之年)即可称寿，可见寿联的适用人群还是比较广泛的。为人祝寿，送上一副寿联，既表达撰写者的祝寿心愿，同时也对寿星的生平业绩有所称颂，是一种比较高雅的祝寿礼品。

0377.婚联

婚联也称为喜联，是为庆贺结婚之喜而撰写的对联，通常张贴于婚娶之家的大门、洞房门、厅堂或妆奁堂上。其内容多是对结婚双方的热情赞美和良好祝福，带有浓烈的吉祥、喜庆色彩。

结婚贴婚联的习俗起源并兴盛于明清之际，发展到后来，在民间普及的程度仅次于春联。下面聊举几个例子：“比飞却似关睢鸟，并蒂常开边理枝”“梧桐枝上栖双凤，菡萏花间立并鸳”“白首齐眉鸳鸯比翼，青阳启瑞桃李同心”。

0378.挽联

挽联也称丧联，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它是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活人的慰勉。

挽联是古时候挽歌的变体。挽歌，是古时丧家的音乐，执绋者相和的声音。据《石林燕语》记载：宋韩康公绛，参加考试，得解，过省、殿试，皆名列第三，后为宰相四次迁调，都在熙宁年间。苏东坡挽以联：‘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挽联之风，由此开始。挽联一般用白纸配黑字，内容多为对其一生功绩成就或为人处世方面的积极评价，感情真挚自然，具有肃穆、庄严和沉痛的色彩。挽联往往贴在门口、骨灰盒两侧、追悼会会场两侧、花圈上，透过联语，唤起人们对死者的追念和尊敬之情。

0379.谜语

谜语是暗射文字、事物，让人根据字面说出答案的隐语。谜语一般由谜面、谜目和谜底三部分组成。谜面是灯谜的主要部分，是猜谜时以隐语的形式表达描绘形象、性质、功能等特征，供人们猜测的说明文字。谜目是给谜底限定的范围，是联系谜面和谜底的“桥梁”。 谜底就是谜面所提出问题的答案。试看一例：比如：泵（打一成语），答案是水落石出。

谜语最初起源于民间口头文学，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表现。当时人们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不便直截了当表达思想，而要通过拐弯抹角、迂回曲折的语言来暗示另一层内容，这就有了“谜语”的萌芽。此后历代，谜语不断在之前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式。

0380.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短小、风趣、形象的语句。它是汉语独有的文字游戏，将一句话分成两部分来表达某个含义，前一部分是隐喻或比喻，后一部分是意义的解释。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通常说出前半截，“歇”去后半截，就可以领会和猜想出它的本意，所以就称为歇后语。

最早出现“歇后”这一名称是在唐代。《旧唐书·郑綮列传》中就已提到过所谓“郑五歇后体”。但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和语言现象，却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如《战国策·楚策四》：“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意思就是说，丢失了羊再去修补羊圈，还不算太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歇后语。

歇后语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推理式的，说明部分是从前面比喻部分推理的结果。例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还有一种是谐音的歇后语，他在前面一种类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谐音的要素。例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歇后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

十一、故事

0381.盘古开天辟地

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从古到今引发无限遐想的问题。中国的先民是如何猜想的呢？

他们创作了一个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前，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里面没有光，没有声音。我们的老祖宗盘古就孕育在其中。过了一万八千年，突然有一天，盘古睁开了眼睛，周围一片漆黑，潮湿的、浑浊的气流令他憋闷，他用大斧把这一团混沌劈了开来。轻而清的气流向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湿的气流往下沉，变成了地。天与地分开之后，盘古怕它们还会合拢，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站在天与地之间。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子也每天长高一丈。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就很高很高，地就很厚很厚，盘古氏当然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后来，盘古氏死了，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变成了太阳、月亮、星星、高山、河流、草木等等。

0382.女娲造人

据说女娲是个“人头蛇身”的女神。天地初开时，没有人类，女娲游荡四方，感到十分寂寞。她在黄河边的一个浅滩上坐着的时候，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面影，突然来了灵感。她顺手从地上抓起一把黄泥，放些水进去糅合糅合，仿照自己的容貌捏成一个娃娃样的小东西。说也奇怪，刚把这小东西放在地上，他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一个又一个，身边的小东西越来越多。她很开心，就把这些小东西叫做“人”。

女娲不停地捏呀捏，终于觉得太累也太麻烦了。她找来了一些草，编成一根根绳子，放在泥浆里一拖就是一个，工作进度快多了。大地上不久就布满了人类的踪迹。但女娲做出来的是人不是神，人是会死的。为了让人类不会灭绝，女娲想出了婚配的办法，让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后代。

女娲创造了人类，因而被人们称为人类始祖——“女娲娘娘”。

0383.共工怒触不周山

据传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聪明敏慧，有智谋。他统治的地盘很大，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与颛顼同时代，有个部落领袖，叫做共工氏。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代。他对农耕很重视，尤其对水利工作更是抓紧，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颛顼部不赞成共工氏的做法。认为共工氏是不能自作主张的。于是，颛顼与共工氏之间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要说这两个人比起来，力气上，共工氏要强；论机智，他却不如颛顼。颛顼利用鬼神的说法，煽动部落民众，叫他们不要相信共工氏。当时的人对自然知识缺少了解，对鬼神之事都极为相信，不少人上了颛顼的当。共工氏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坚信自己的计划是正确的，坚决不肯妥协。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他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用生命去殉自己的事业。他来到不周山(今昆仑山)，想把不周山的峰顶撞下来，来表示自己的坚定决心。共工氏英勇的行为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0384.女娲补天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黄泥造人，日月星辰各司其职，子民安居乐业，四海歌舞升平。后来共工与颛顼争帝位，用头触不周之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

女娲看到她的子民们陷入巨大灾难之中，十分关心，决心炼石以补苍天。于是她周游四海，遍涉群山，最后选择了东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于是，女娲在天台山顶堆巨石为炉，取五色土为料，又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九天九夜，炼就了五色巨石36501块；然后又历时九天九夜，用36500块五彩石将天补好。剩下的一块遗留在天台山中汤谷的山顶上。

天是补好了，可是却找不到支撑四极的柱子。要是没有柱子支撑，天就会塌下来。情急之下，女娲只好将背负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砍下来支撑四极。可是天台山要是没有神鳌的负载，就会沉入海底，于是女娲将天台山移到东海之滨的琅琊。

女娲补天之后，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四海宁静。

0385.夸父逐日

远古时候，在北方荒野中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耳朵上挂着两条金色的蛇，手里也抓着两条金蛇，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心地善良，勤劳勇敢。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树木都被晒焦了，河流都被晒干枯了，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忽发奇想，要去追赶太阳，把太阳逮住。说干就干，他迈开长腿，朝着正向西方倾斜的太阳奔去，一瞬间就越野跑出一千里，一直把太阳追到禺谷。当夸父逼近太阳的时候，突然感到口渴极了，就赶忙跑到黄河、渭河去喝水。两条河都喝干了，口渴还是止不住，他又向北方跑去，想要喝大泽里的水。大泽又叫“瀚海”，十分宽广，水倒是够他喝的，可是他还没跑到目的地，在半路上就渴死了。在他手里的拐杖落下的地方，长出了一片青翠茂密的桃树林，这延绵千里的桃树林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清凉隐蔽之所。

0386.后羿射日

在帝尧统治的时代，天上十个太阳一起出现，猛烈的阳光无情地烧焦了土地上的稻麦庄稼，晒死了树木花草。人们没有食物，饥饿乏力。而猛兽凶禽也由于环境恶化食物短缺，四处为害，以人为食。人间的帝王尧日日夜夜向上天祷告、呼救，于是天帝命令最勇敢的一个神射手“羿”下界除害。羿长得虎背狼腰，配上天帝所赐的彤弓素箭，十分威猛。他与妻子嫦娥一起降临人间。

羿来到原野上，轻舒猿臂，弯弓搭箭，对着天上的十个太阳，一连发出了九枝流星一般的利箭。只听得飕飕的风声，箭箭中的，九个太阳纷纷坠地，天地间顿时清凉下来。羿十分高兴，正想铲灭最后一个太阳，只见匆匆赶来的帝尧急忙向他摆手。尧说：“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留下一个吧！”羿恍然大悟，收回了弓箭。地上万民感谢羿的巨大功德，但是十个太阳都是天帝的儿子，羿杀死了九个，也得罪了天帝，所以他只好留在人间了。

0387.嫦娥奔月

很久以前，羿到山中狩猎的时候，在一棵月桂树下遇到嫦娥，二人便以月桂树为媒，结为夫妻。

到了帝尧的时代，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烧焦了庄稼，烤死了草木，人民没有了食物。同时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也开始危害百姓。于是帝尧命令羿将凿齿处死在畴华之野，将九婴诛杀于凶水之上，将大风战败于青邱之泽，射十日，杀死猰貐，将修蛇斩于洞庭，在桑林逮住封豨。万民欢喜，拥戴尧为天子。

后来，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逢蒙听说后前去偷窃，偷窃不成就要加害嫦娥。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不死药飞到了天上。由于不忍心离开羿，嫦娥滞留在月亮广寒宫。广寒宫里寂寥难耐，于是嫦娥就催促吴刚砍伐桂树，让玉兔捣药，想配成飞天之药，好早日回到人间与羿团聚。

羿听说嫦娥奔月之后，痛不欲生。月母为二人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允许嫦娥每年在月圆之日下界与羿在月桂树下相会。

0388.仓颉造字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牲口、食物的储藏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后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黄帝见仓颉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井井有条。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文字就这样形成了。

0389.精卫填海

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她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到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父亲忙于公事，总是不带她去。这一天，女娃便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永远回不来了。

女娃死后，她的精魂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又叫此鸟为“精卫”。

精卫痛恨无情的大海夺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要报仇雪恨。因此，她一刻不停地从她住的发鸠山上衔一粒小石子，或是一段小树枝，展翅高飞，一直飞到东海。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翱翔，悲鸣着，把石子树枝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

后来，精卫和海燕结成了夫妻，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卫，雄的像海燕。小精卫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也去衔石填海。直到今天，她们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0390.望帝变杜鹃

蜀国有个国王，叫做望帝。他爱百姓也爱生产，经常带领四川人开垦荒地，种植五谷。

有一年，在湖北的荆州地方，有一个井里的大鳖成了精灵，幻成了人形。后来鳖灵帮助望帝把邪恶狡猾的鬼怪捉住，将汇积在蜀国的滔天洪水，引向了东海。望帝爱才，便将王位让给了鳖灵，自己隐居到西山去了。鳖灵做了国王，成为丛帝，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后来居功自傲，变得独断专行。

望帝得到消息后便从西山动身进城去访丛帝。大群的百姓跟在望帝老王的后面，进宫请愿。丛帝看见这种气势，认为是老王要向他收回王位，便急忙下令紧闭城门。望帝老王无法进城，可是，又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丛帝清醒过来，治理好天下。于是，他便化为一只会飞会叫的杜鹃鸟，飞到了皇帝御花园的楠木树上，高声叫着：“民贵呀！民贵呀！”

那丛帝听了杜鹃的劝告，明白了老王的善意，知道多疑了，心中很是愧疚，以后，便更加体恤民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皇帝。

0391.刑天舞干戚

刑天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一位无头巨人，原是炎帝的手下。自炎帝被黄帝在阪泉之战中打败之后，刑天便跟随在炎帝身边，定居在南方。当时，蚩尤起兵复仇，却被黄帝铲平，身首异处。刑天一怒之下便手拿着利斧，杀到天庭中央的南天门外，指名要与黄帝单挑独斗。最后刑天不敌，被黄帝斩去头颅。而没了头的刑天并没有因此死去，而是重新站了起来，并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做眼睛，把肚脐当做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因为没了头颅，所以他只能永远地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永远地战斗。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中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类，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以赞颂刑天的精神。

刑天部落虽然失败，但刑天那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烙在后世人民的心中，常为后人称颂。刑天，象征着一种永不妥协的精神！

0392.吴刚伐桂

据说，南天门的吴刚和月亮里的嫦娥很要好,但他经常牵挂着与嫦娥相会,而疏于职守。玉皇大帝知道后,一气之下,就罚吴刚到月亮上去砍一棵叫月桂的大树,如果吴刚不砍光这棵月亮树,便不能重返南天门,亦不能与嫦娥相会。

吴刚砍啊,砍啊,从冬天砍到夏天,足足砍了半年。眼看快要将树砍光,玉帝却派乌鸦来到月亮树旁,“唰”的一声,把吴刚挂在树上的上衣叼去了。吴刚马上放下斧头,去追乌鸦。衣服追回后,吴刚回到树旁一看,只见被砍下的所有枝叶又生到树上去了。从此,每当吴刚快要砍光大树的时候,乌鸦就站在树上哇哇大叫。吴刚只要停下斧头,望它一眼,大树便会重新长出枝叶。

这样,年复一年,吴刚总是砍不光这棵月亮树。只有在每年八月十六那天,才有一片树叶从月亮上掉落地面上。谁要是拾获这片月桂树的叶子,谁就能得到用不完的金银珠宝。

0393.神农尝百草

民间流传，神农有一个水晶镜子，吃下什么东西，人们都可以从他的胃肠里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人，吃东西都是生吞活剥，因此经常闹病。神农为了解除人们的疾苦，就把看到的植物都尝试一遍，看看这些植物在肚子里的变化，判断哪些无毒哪些有毒。当他尝到一种开白花的常绿树嫩叶时，嫩叶就在肚子里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到处流动洗涤，好似在肚子里检查什么。于是他就把这种绿叶称为“查”。以后人们又把“查”叫成“茶”。神农长年累月地跋山涉水，尝试百草，每天都得中毒几次，全靠茶来解救。但是最后一次，神农来不及吃茶叶，还是被毒草毒死了。据说，那时候他见到一种开着黄色小花的小草，那花萼在一张一合地动着。他感到好奇，就把叶子放在嘴里慢慢咀嚼。不一会儿，他感到肚子很难受，还没来得及吃茶叶，肚肠就一节一节地断开了，原来是中了断肠草的毒。后人为了纪念农业和医学发明者的功绩，世代传颂着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0394.愚公移山

有一名老人，名叫愚公，快90岁了。他家的门口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人们进进出出非常不方便。

后来愚公召集全家人出力，移走这两座大山，把山上的石头和泥土，运送到海里去。第二天，愚公带着一家人开始搬山了。愚公一家搬山的工具只有锄头和背篓，而大山与大海之间相距遥远，一个人一天往返不了两趟。一个月干下来，大山看起来跟原来没有两样。

智叟见愚公一家人搬山，对愚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走路都不方便，怎么可能搬掉两座大山？”愚公回答说：“你名字叫智叟，可我觉得你还不如小孩聪明。我虽然快要死了，但是我还有儿子，我的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一直传下去，无穷无尽。山上的石头却是搬走一点儿就少一点儿，再也不会长出一粒泥、一块石头的。我们这样天天搬，月月搬，年年搬，为什么搬不走山呢？”

愚公带领一家人，每天起早贪黑挖山不止。他们的行为终于感动了上帝。上帝于是派遣两名神仙到人间去，把这两座大山搬走了。

0395.黄帝战蚩尤

相传蚩尤是炎帝后裔，居住南方，为九黎民族首领。他脾气暴躁，武艺高强，有胆无谋。他有兄弟81人，个个铜头铁额，兽面人身，吃沙子石头，擅长制造各种兵器，威震天下，欲并中原，夺取帝位。炎帝部落和蚩尤部落是邻居，蚩尤赶走炎帝后，继而进攻中原黄帝。

轩辕黄帝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生性爱民，不想战伐，一直劝蚩尤休战。可是蚩尤不听劝告，于是黄帝率四方神鬼及熊、罴、貔、貅、虎出兵应战。但由于蚩尤来势凶猛，黄帝仓皇中缺少准备，一开始吃了大亏。黄帝令人做夔牛皮鼓，敲打起来声震数十里，以壮军威。蚩尤施出魔法，使黄帝军分不清东西南北。黄帝令水正子舆造指南车指引方向才杀出了重围。

蚩尤请风伯雨师下暴风雨，黄帝军队被暴风狂雨吹打得站不住脚，只得请旱神女魃相助，才擒杀蚩尤兄弟27人。蚩尤不甘失败，又请来夸文助战，双方势均力敌，黄帝久战不胜。这时，黄帝得到了玄女传授的兵法，又得到了削铁如泥的昆吾宝剑，从此，行军布阵，变化多端，令蚩尤难以捉摸。蚩尤抵抗不过黄帝千变万化的军阵，最后一战束手就擒。

0396.周穆王神游

古代周朝时，从西方一个很远的国度，来了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人称“化人”。有一天，化人邀请穆王到他那里去玩玩，穆王便拉着他的衣袖，腾空上升，到了半天云里，进到了化人住居的宫殿。这一下，穆王真是大开眼界了。这里的宫殿金碧辉煌，庄严灿烂，到处镶嵌着珍珠和美玉。穆王在这里所受的款待，无论是眼睛里看的、耳中听的，嘴里尝的，绝非人间所有。后来，化人又请穆王到另一处，只见各种各样美丽的光影和绚丽夺目的色彩，把眼睛都炫耀花了；又听见各种各样悦耳动听的音乐，把心里都震荡得迷乱、陶醉了。穆王被所见所闻弄得心神不定，便不敢久留，请求化人带他回去。化人用手将穆王轻轻一推，穆王便从半空中坠落下来，猛地醒了。噢，原来穆王还好端端地坐在殿上，左右一切如故。旁边坐着的化人告诉他，只是去神游了一番。这一下，穆王尝到了神游的甜头，不由游兴大发，于是，他一心要驾着他那八匹骏马拉的车子，去周游天下。

0397.姜太公钓鱼

太公姓姜名尚，又名吕尚。他在没有得到文王重用的时候，隐居在陕西渭水边一个地方。太公常在溪旁垂钓。一般人钓鱼，都是用弯钩，上面接着有香味的饵食，然后把它沉在水里，诱骗鱼儿上钩。但太公的钓钩是直的，上面不挂鱼饵，也不沉到水里，并且离水面三尺高。他一边高高举起钓竿，一边自言自语道：“不想活的鱼儿呀，你们愿意的话，就自己上钩吧!”

一天，有个打柴的见太公用不放鱼饵的直钩在水面上钓鱼，便对他说：“老先生，像你这样钓鱼，100年也钓不到一条鱼的!”

太公举了举钓竿，说：“对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为了钓到鱼，而是为了钓到王与侯!”

太公奇特的钓鱼方法，终于传到了姬昌那里。姬昌意识到，这个钓者必是位贤才。于是他吃了三天素，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厚礼，前往番溪去聘请太公。太公见他诚心诚意来聘请自己，便答应为他效力。

0398.劈山救母

书生刘彦昌进京赶考，路过华山时，遭风雨而昏迷不醒，后为三圣母所救。二人一见如故，竹间和诗，灯下伴读，相敬如宾，渐生爱慕，后来便缔结了百年之好。只可惜考期在即，刘彦昌不敢久留，于是约定归期，恋恋不舍地赴京应试去了。

这段奇缘很快传进天庭，玉帝恼羞成怒，立即派法神杨戬去捉拿三圣母。三圣母却宁可仙籍除名，也要与刘彦昌两情相伴、白头偕老。一气之下，杨戬施法力把她压在华山西峰的石头下。

三圣母石下生子，起名沉香，并用血书包裹，让丫环灵芝送到洛州。沉香长大成人，知道自己出生的原委，暗暗下定决心，要去华山救出母亲。灵芝为了使沉香练出一身能够战胜杨戬的武艺，也为了能从天宫盗出神斧，不惜毁坏自己修炼千年的道行，宁肯化身为石，也要帮助沉香救出母亲。

后来沉香在山神指点下，举起神斧朝西峰顶端奋力劈下。只听轰然一声，天摇地动，巨石拦腰断为三截。三圣母从中慢慢下走出，母子相认。

0399.田螺姑娘

某村有一位单身汉，30多岁了，没能娶上媳妇。他勤恳能干，每天都辛勤劳作在田间。有一天，他下田时，无意中拾到一只大田螺，带回家后，养在水缸里。3年后的一天，单身汉从田地里干完活回家，发现桌子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单身汉左看右瞧又不见有人。他肚子饿极了，便吃了起来。他边吃边想，会有谁给他煮这么好吃的一桌饭菜，他一定要弄个明白。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扛上劳动工具出工去了。过一会儿他又偷偷返回家来，躲进家门外偷看个究竟。快到中午时，水缸的盖子被慢慢掀开了，从水缸里走出一位像仙女般的姑娘接着就很熟练地做起饭、炒起菜来。

单身汉想，这么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天天来帮忙他煮饭，究竟为了什么？一定要问个清楚。又一天的中午，姑娘正在专心做饭时，单身汉推门突然闯了进去，一把将姑娘抱住，并将她锁进房间。姑娘给单身汉说出了自己的实情。她说，她是个螺精，因前世单身汉救过她的命，今生又养了她3年，她是投身来报恩的。单身汉听后很感动。后来，二人结了婚，夫妻一直很恩爱如初，日子越过越好。

0400.石破生启

传说，古时候嵩山那里洪水滔天，吞没了大片的土地和山川，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舜帝派大禹到嵩山治理洪水。禹来到嵩山后，决定在太室山与少室山之间的轘辕山打开一条疏洪泻流的通道。那时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为了支持丈夫治水，每天给大禹缝衣做饭。一天，大禹在上工以前，对涂山氏说：“你听见我的击鼓声，就来送饭。”

大禹为了尽快凿开山间通道，就变成了一只大熊，在山间来来往往，开山凿石，忙碌不停，连饭都忘了吃。谁知一不小心，竟把一块石头踢落崖下，恰好击在鼓上。涂山氏听到鼓声，急忙把准备好的饭食送到轘辕山下。可是她东张西望却不见丈夫的踪影，只见一只大熊在山间跳跃治水。她心中一惊，羞惭之下便向山下跑去。跑了一阵，涂山氏跑不动了，化成了一座巨石。大禹见此情景，大呼：“还我孩子！”只听一声巨响，石破北方，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夏朝第二代君主夏启。

0401.煮海治龙王

“金藏岛”遍地埋着黄灿灿的金子，东海龙王为了独吞这块宝地，调遣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兴风作浪，直向金藏岛扑来。

在纺织山上的纺织仙女的帮助下，人们织成了金丝渔网。让勇敢的海生下海将网撒下后，第一网就擒住了东海龙王的护宝将军狗鳗精。从狗鳗精处拿得煮海锅。按照纺花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煮海锅，舀来一勺东海水，开始煮起来。煮呀！煮呀！三炷香过去了，煮得东海龙王老老实实浮出水面，后面跟着一帮气喘吁吁的龙子龙孙、虾兵蟹将，直喊饶命！谁知，等端开锅，熄了火，东海龙王又忽然涨潮鼓浪，一个浪头将煮海锅卷得无影无踪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海岸，落在滩头，眨眼之间，成了一道金光闪闪的大海塘。任凭潮涌浪翻，金塘巍然屹立，纹丝不动。自此以后，海龙王再也不敢来兴风作浪。

0402.鲤鱼跳龙门

在很早以前，龙溪河畔的乡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美满生活。一年，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条大黄孽龙，作恶多端，害得宁河黎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峡口龙溪镇上，有一位聪明俊美的小姑娘，名叫玉姑，她下决心除掉这条恶龙。她登上云台观去找云台仙子求救，云台仙子指点她到鲤鱼洞寻求鲤鱼仙子的帮助。

玉姑找到鲤鱼仙子，鲤鱼仙子朝玉姑喷了三口白泉，她顿时变成了一条美丽刚劲的红鲤鱼。小红鲤逆江而上，游回家乡。这天正是六月六日清晨，她摇身变还原貌，见乡亲们已准备就绪：一对童男童女，十头大黄牛，一百头肥羊肥猪。黄龙见百姓送到盛餐佳肴，早已垂涎三尺，得意地张开大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玉姑抢先上前，纵身跳入水中，霎时变成一条大红鲤鱼，腾空飞跃，直朝恶龙口中冲去，一下窜进它的肚中，东刺西戳，把龙的五脏六腑捣得稀烂。恶龙拼命挣扎，浑身翻滚，但无济于事，终于被玉姑杀死了。可是，玉姑自己也葬身在黄龙腹中。

十二、学者

0403.俞樾

俞樾（1821—1907），清末朴学大师，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当时曾国藩是阅卷官，俞樾试帖诗的头一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得到曾国藩的大加赏识，认为其咏落花而无衰瑟之意。

俞樾曾经担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咸丰五年（1855年）任河南学政；次年因为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从此不再出仕。

清光绪元年（1875年），俞樾得友人资助买下苏州一块废地，如曲尺形。他亲自设计，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30余楹，取《老子》“曲则全”句意。俞樾将其命名为“曲园”，自号曲园居士，晚年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

俞樾平生勤奋治学，著作极丰，有《诸子平议》《春在堂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七侠五义》《内经辨言》等。

0404.廖平

廖平（1852—1932），初名登廷，字旭陔，1879年中举后改名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父曾为地主放牧，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早年习宋学和八股文，昼夜勤苦攻，成年后，仍勤学不倦。同治十年（1873年），廖平补县学生（秀才），3年后参加科试，受到四川学政张之洞奖掖，以学识拔之，入尊经书院，自经解与经学历史省思经今古学；光绪五年（1879年），师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尤重《春秋》；光绪七年，注《谷梁春秋》。

光绪十二年，廖平刊《古学考》，康有为于此时在京读得此书，日后的作品《孔子考制考》《新学伪经考》皆受其影响。梁启超承认其师受廖平影响为“不可诬”。

0405.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梁启超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他的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0406.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之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

王国维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

0407.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鲁迅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1909年，鲁迅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浙江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

0408.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江西省义宁（今九江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属陈氏义门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这个基础上，他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这种精密考证方法的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0409.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其思想上渐趋颓唐。

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他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多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0410.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客籍江苏省淮安县。罗振玉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创办东文学社；1901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1904年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督监，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法国大学院公举为东方通信员。

罗振玉虽然致力中外学术，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以“西人学术”资“中学之助”。他主要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发展国学上。他整理金石文字、抢救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为文化的延绵流长留下了辉煌的功绩。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0411.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他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

0412.黄侃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其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

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着》等数十种。

第四篇：哲学卷

“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似“哲学家”，“思想家”之谓。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中国哲学历史悠久，体例庞大，思想博大精深。中国哲学自《易经》始至少有三千年历史。

古代中国以儒、释、道为主要哲学流派，且三派间相互影响深远。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截至1949年,中国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封建制时期的哲学；从封建制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前两段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后一段称为中国近代哲学。

一、流派

0413.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他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除孔子外，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子、荀子等。

儒家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等书为经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尤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0414.墨家

墨家，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墨家之名从创始人而得。后来由于西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高尚思想，墨家在汉朝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约前479～前381），姓墨名翟，中国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家提倡的观点主要有：“兼爱”，即完全的博爱；“非攻”，即反对侵略战争；“尚贤”，即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尚同”，即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明鬼”，即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非命”，即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非乐”，即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烦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节用”，即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节葬”，即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

0415.道家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学说形成于先秦时期，与儒家文化互相激荡、相辅相成，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脊柱。道家学说是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道是世界的最高实体，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依据。道家学派以道来探究自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

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等。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在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还非常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

道家与道教是有区别的。道教是一种宗教，建于东汉时期，是中国本土宗教；而道家指的是一种学术思想，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

0416.法家

如果说儒、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其中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韩非子》。法家学说强调“法”（即法律、法令）、“术”（即权术）、“势”（即权势，包括地位和权利）。法家人物对这些各有侧重。商君任法，申子用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结合了法、术、势，所以说他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也是最早提出“君权至上”以及“三纲”的法家。

0417.名家

名家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战国时称“刑名家”或“辩者”，西汉始称“名家”。

名家主要活跃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善于辩论、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代表著作有《邓析子》《尹文子》《惠子》《公孙龙子》等，今只存《公孙龙子》。

名家之地位与对后世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法诸家重要，但它在战国中期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说明了中国古代逻辑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0418.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在政治伦理上，亦“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0419.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农家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7篇，《尹都尉》17篇，《赵氏》17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0420.纵横家

纵横家是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是诸子百家之一，创始人是鬼谷子，杰出代表人物有：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筹划谋虑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纵横家的著作今仅存《鬼谷子》12篇、《战国策》33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31篇、《张子》10篇。

九流十家中纵横家是其中最讲实务的，一切从客观出发，并以取得成功为目标。他们实际上是一类杰出的谋士和辩士，一直是战国时期社会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并且举足轻重，被形容为“翻手为云，覆手变雨”，操纵着战国斗争的局势。

0421.杂家

杂家是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著，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0422.宋尹学派

宋尹学派是先秦道家的流派之一。代表人物为宋钘、尹文。

宋尹学派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他们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们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

宋尹学派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了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0423.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西汉朝廷重视今文经籍，设立学官传授，而在孔壁和民间发现的古文经籍长期仅由民间传授。王莽为改制需要，重视《周官》，才列入学官，东汉初又被取消。章帝时，治古文经的贾逵受重视，古文经籍也随之风行，古文经学地位开始提高。其后马融、服虔、郑玄等在讲解经义、训诂文字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古文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现存《十三经》多采用古文经学的说法。它的主要特点是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反对谶纬，迷信成分少。清代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并加以条理说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很有成就。

0424.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是汉代经学一派，与古文经学相对应。用汉朝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

汉初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他传授的经书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穀梁传》和《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主要特点是加入大量的占卜、阴阳学说，提倡天人感应，以符合当时的需要，被列入学官，成为正统。而古文经学不断对其发起挑战。到汉朝灭亡和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时期，今文经学逐渐衰落。直到清代，随着朴学兴起和社会改革的需要，今文经学被重新发现，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

今文经学除了迷信的内容以外，也有些自然科学的知识。

0425.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学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做讨论的中心课题。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则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郭象也反对无能生有，提倡万物自生独化之说。他认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具体物构成的，“有”之外并不需要有一个“无”（绝对的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但他把万物都看做是自生独化的，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

0426.禅学

禅学渊源于印度，盛兴在中国。禅学可概分为两类：广义的禅学是指公元前五世纪佛陀创立佛教开始，发展至八世纪的大、小乘印度禅，即所谓的“禅那”之禅；狭义的禅学则指发端于中国隋唐时代，而后开演为“五家七宗”的“禅宗”。

印度“禅那”，意译为“静虑”，或“思惟修习”，即思惟真理、静息念虑之法，其目的是藉由“四禅八定”的禅定基础，禅观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以达到涅槃清净的圣果。中国“禅宗”的禅又称“宗门禅”，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

魏晋时期，般若学盛行，禅学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禅的修持逐渐由打坐参禅，转向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南北朝佛性论的兴起，使般若学与佛性论成为中国禅学的两大理论基石，进一步把中国的禅学带向自性自悟的最高禅修境地。

0427.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由南宋朱熹完成。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而且它是善的，它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程朱理学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0428.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或称“永康事功学派”，是宋朝重要的一个儒家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因陈亮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金华永康市），故得名“永康学派”。有时候也把永康学派归入“婺学”（金华古称并简称“婺”）。永康学派对后世中国学术影响较大，时及后世，与“永嘉学派”同有“浙东学派”之称。

永康学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事功之学”，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在当时外交上“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提倡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功之学”，反对空谈。

0429.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是南宋时期一个重要的儒家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鼎足相抗之势。因成型及发展于永嘉（今温州）地区，代表人物又多为永嘉学者，故称为“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的“事功”思想，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他们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他们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

0430.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宋明时期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于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

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所以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陆九渊与朱子曾进行过多次辩论，辩论的范围涉及到理学的所有核心问题，辩论的影响也波及当时的多个学派。朱陆之辩，以及后学就此展开的朱陆异同之辩，绵延至今达八百余年而不绝，而且还随着理学的传播扩展到日本和古代的朝鲜。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便是朱陆之辩的一个成果。

0431.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子；尊黄帝、老子为学派的创始者，以“黄老之言”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故名黄老学派。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老子》，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西汉王朝总结秦朝骤亡的教训，主张以黄老学派的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将它运用到政治和法制实践中，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0432.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是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因该学派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故得名。

东林学派在政治思想上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0433.浙东学派

浙东学派为宋时与程朱理学派对立的学派。广义浙东学派包括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他们一般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而狭义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宁波、台州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今宁波绍兴）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古以钱塘江为界），由此得名。阳明学派及浙东史学或包含其中。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庞杂，著作繁多，其重要学术取向是“经世致用”。

0434.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故得名。

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颜李学派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善论”。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才是人性。

自康熙五十年起，由于清廷禁止对理学的批评，颜李之学逐渐被理学、汉学所淹没；在戊戌变法前后，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颜李之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0435.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一般说来，乾嘉学派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其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其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学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二、名著

0436.《周易》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位列群经之首。

《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的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又叫《十翼》，意思是《易传》10篇文字，是“经”的羽翼。现存的《周易》10卷，由《易经》《易传》两部分组成。

《周易》这部书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周易》不能算是一部宗教迷信书，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历算、地理、生物、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它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如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原则以及稳定与不稳定、无穷演化的思想等等）。

0437.《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论语》的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最后的编订者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汉代以后，《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后来成为历代文人必读的教科书。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故《论语》成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今本《论语》共20篇，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仁”、“礼”、“义”。据统计，在《论语》中，孔子讲“仁”的地方共109次，讲“礼”的地方共75次。孔子的“仁”含意广泛，几乎包括所有做人的道理。孔子认为有五种品德算是仁：“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0438.《大学》

《大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曾子作，近代许多学者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大学》全面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南宋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

《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即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中每一个都以前一个为先决条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后三个是“修身”的必然效果。从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每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好坏决定着社会的治乱。

0439.《中庸》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教育理论的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是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修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中庸》肯定“中庸”这种“至德”原出于人们的天赋本性,遵循本性而行,就会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和”状态；同时，必须通过主观道德修养才能达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0440.《孟子》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共有七篇传世。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0441.《荀子》

《荀子》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32篇。

《荀子》一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他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并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的，主要是《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他认为，人们认识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

0442.《管子》

《管子》是托名管仲的一部论文集，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其中有关法家的篇章，主要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法家，对法律和“法治”的论述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杂糅道、儒的特色，自成体系，是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

《管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核心是政治和经济理论。《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管子》的伦理法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和制度规范并重的原则，既讲究按法度办事，又恪守“礼义廉耻”的“国维”观，类似于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方略。这与他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0443.《墨子》

《墨子》是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71篇，现仅存15卷，53篇，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纂而成。

墨子，姓墨，名翟，相传早年受孔子的儒家教育，后弃儒学而开创与儒学相对独立的墨家学派。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性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推行墨子的主张。墨家的政治主张，都是以解救时弊为目的，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宣传天志、明鬼。针对当时流行的命定论，墨家又主张“非命”。在真理的原则上，墨家主张经验论。伦理思想上，墨家的根本观念是“义”，“义”的观念来源于“天”。在此基础上，墨家建立了义利统一的道德观。《墨子》确立了“三表法”作为立论说理的准则，在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体裁虽保留了对话的形式，但基本上已具论说文的雏形。

0444.《韩非子》

《韩非子》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今传本正合其数。今本除《史记》中所举《孤愤》《说难》等十篇外，多有窜入文字。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从主张变革、反对复古的历史观出发，宣扬君主集权，“任法术而尚功利”。与此相适应，他主张行文写作必须以“功用”为目的。他的说理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先秦后期散文，在议论中使用寓言故事以增强形象性和说服力，已成为一时风气。《韩非子》中的许多篇章，对寓言故事的运用已经进入自如的境地。《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就集中记录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郢书燕说”、“守株待兔”等，更成为后人常用的成语典故。

0 4 4 5 .《老子》

《老子》是先秦道家典籍，又名《道德经》，相传是老聃所著。关于《老子》这部书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其中虽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但它更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的特征。此书分上、下篇，共5000多字。后人称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则先《德经》而后《道经》。

《老子》是一本道家的哲学书，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小。它主要阐述自然无为的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老子》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0446.《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为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庄子名周，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战国思想家、哲学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但留下来的只有33篇。其中内篇7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

《庄子》在公元3世纪到5世纪的魏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它和《周易》《老子》一起并称“三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庄子》在唐代正式成为道家的经典之一。

0447.《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吕不韦，生年不详，战国末期卫国人，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35年）。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20余万字。其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吕氏春秋》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

《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即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

0448.《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由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21篇，《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0449.《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春秋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五行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

0450.《论衡》

《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宣传无神论的文章，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

王充（约27—100），字仲任，家住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流传至今的著作仅有《论衡》一书。《论衡》分为30卷，85篇（除《招致》一篇外，其余84篇都保存了下来），全书共计20余万字。

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

0451.《神灭论》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永明七年（489年），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宴席上，范缜发表了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主张神灭的言论，随后他又据此进一步写成著名的《神灭论》。此文一出，引发了关于“神灭”的大论战。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又对此文展开围剿。最终，在理论上无法屈服神灭论的情形下，范缜被钦定为“异端”而流放。

范缜（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人，是南朝齐梁时期最重要的唯物主义者和杰出的无神论者，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力的反佛教的哲学家。

《神灭论》的主要内容主要有四点：“形神相即”即肯定形神不可分离；“形质神用”，就是说形是实体，是神的主体；神是形的作用，是由形派生出来的东西；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人的生理器官是精神活动的基础。

0452.《原道》

《原道》是唐代韩愈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代表作。全文中心是反对佛老，发挥儒家正统思想，认为唯有孔孟之道是“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的治世良方；老子的“去仁与义”、佛教的“灭其天常”都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背，应当坚决禁绝。以仁义为“道”的内容，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以继承孟轲的“道统”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原道》批判佛老，提出“道统”说，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宣扬“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观点，论证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

0453.《近思录》

《近思录》是南宋哲学家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书，深感其著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分14卷。《近思录》书名取切问而近思之意。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做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近思录》是依朱吕两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0454.《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宋代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二年（1270年）刊为《朱子语类大全》，共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

《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主要版本有宋咸淳二年《朱子语类》书影刊本、明成化九年（1473年）陈炜刻本、清吕留良宝诰堂刻本、广州书局本等。中华书局有排印本。

0455.《传习录》

《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1472—1528）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王守仁的弟子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

《传习录》的 “传习” 出自《论语》的“传不习乎”。全书概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上册曾经本人审阅，偏重于批评朱熹增改的《大学》古本，反复阐述他的格物致知新说和心与理一、知行合一思想。中册为王守仁的亲笔,是晚年成熟时期的著作，提出了著名的拔本塞源之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物合一、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思想。下册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解说其晚年的各种思想比较具体，并记载他提出的“四句教”。全书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哲学著作，在传播王守仁的思想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0456.《焚书》

《焚书》是明代思想家李贽(1527—1602)的重要著作。《焚书》共6卷，包括书信、杂述、史论、诗歌等。第一次刊行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后遭禁毁。流传的《焚书》是后人重新编辑刊行的。

李贽反对迷信、反对盲从，主张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追求真理。为了破除封建蒙昧，李贽极力推倒对圣人的偶像崇拜，还古代典籍以“六经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道学家们将古代典籍神话，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也使人成为“假人”。李贽认为，如果没有孔子，人民照样按照自己的是非善恶的准则生活，因为孔子被神化，反倒使人成为了“假人”。李贽的伦理观是建立在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的基础上的，是对人性的解放。他说：“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他认为应该让人破除各种传统道德的束缚，大胆地追求幸福的生活。

0457.《宋元学案》

《宋元学案》是一本宋元学术史专著，明清之际由黄宗羲草创，黄百家、全祖望修补,王梓材、冯云濠、任绍基校刊。全书100卷，共分87个学案和2个学略（《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2个党案（《元祐党案》《庆元党案》），约列人物2700余名。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在其《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说，宗羲“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该书基本上围绕理学的濂、洛、关、闽及象山、永嘉、永康、金华等学派的师承门户，分别归综立案。编者的倾向在濂溪、象山学派一边。卷首有全祖望为100卷书所作的88篇序录，对各学派的宗旨、学风均有指陈。书中有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王梓材、冯云濠的大量按语，褒贬、抑扬，出入于各派之间。该书内容虽比较驳杂，但体制严整，条理井然，观点大体一致。

0458.《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系统记载、总结论述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和流派，是明代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专著。作者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

《明儒学案》全书一共62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成书。《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17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0459.《大同书》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阐述空想的“大同”社会理想的著作。“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表示“天下为公”。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至公”为要旨，故取此名。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著者在光绪十年(1884年)已开始孕育“大同”理想。光绪十三年编著的《人类公理》，即是《大同书》的前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在1901至1902年间写成了《大同书》，以后还陆续作了修订和增补。

《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0 4 6 0 .《仁学》

《仁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的哲学著作，于1896至1897年间成书。

《仁学》的哲学思想是矛盾的。它既承认物质性的“以太”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又混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把“以太”说成是和“仁”相同的东西,从而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企图建立一个唯心主义的“仁”体系。《仁学》上卷通过阐发“以太”—“仁”—“通”—“平等”的道理,鼓吹“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宣传资产阶级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下卷通过对封建纲常名教、君主专制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激烈抨击，提出变法维新、改造社会的主张，但却企图依靠“心力”（圣人的“仁”心，宗教的“慈悲”心）去普度众生，以通向大同社会。

三、概念

046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

“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其意思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0462.道器

“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是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提出：“朴（道）散则为器。”认为“道”在“器”先。宋朝以后，对道器关系的不同见解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程颐、朱熹等认为“道”超越于“器”之上。明清之际王夫之等认为“道”不能离开“器”而存在，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的命题。清末有些改良主义者认为“道”（指伦理纲常）是中国的好，“器”（指西方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道”是本，“器”是末。实质上它是试图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道”）的前提下，学习西洋富国强兵（“器”）以进行某些政治改良的一种主张。

0463.体用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体，指本体或实体；用，指作用、功用或用处。这是它们的本来涵义。在中国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有体有用、体用一如的思维模式。体用范畴也被赋予了复杂多样的涵义，但主要有两种：一指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指本质与现象或根据与表现的关系。此外，还用来表示一和多、全和偏、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结果、主要和次要等多种关系。

体用二字最早见诸先秦典籍，如《周易·系辞上》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又说：“显诸仁，藏诸用。”这里体用二字已蕴涵着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涵义。体用二字并举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但对体用关系未作深入研究。魏晋时期，“体”和“用”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

0464.名实

名实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名指名词、概念，实指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因反映的社会政治利益和所处的认识发展阶段不同,对名实关系有着不同理解,展开过长期争论，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发展。

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所谓正名，就是辩正名称、名分。晚于孔子的墨子认为，仅仅知道名称,还不能算是有知识,重要的在于能认出名所指的实来。在孔子和墨子的时代，名实问题虽已提出并进行了讨论，但尚未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问题，只是作为哲学家们论证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到了战国中后期，认识本身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名实问题便成为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出现了一批以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家，即“名家”。

0465.形神

形神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关于心身关系的理论，称为形神论。虽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却包含深刻的心理学思想。形指身体，神指精神或心理。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就已提出形神关系问题。《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是说人的躯体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的心理又是由躯体所派生的，人的身形成了，也就有了心理。荀子的这一观点影响了中国2000年形神观的发展。南朝齐梁思想家范缜则发展了荀子的形神观，进而提出“形质神用”的身心学说。他还以刃与利来比喻形与神的关系，从而克服了烛火之喻的缺点。可以说，在形与神、身与心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上，范缜已有了正确的完善解答。

0466.太极

“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以后这一概念影响了儒学、道教等中华文化流派。宋朝周敦颐在《太极图说》开篇就说：“无极而太极。”这把《老子》中提到的无极一词注入了理学含义，也就把无极的概念与太极联系在一起。

太极逐步被理解成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的过程。其中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系辞》又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意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而它们之间是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滋生依存的关系。这即是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

0467.阴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左右、内外，运动状态的躁动和宁静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进而体会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于是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阴阳理论已经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哲学、历法、中医、书法、建筑堪舆、占卜等。

0468.八卦

“八卦”是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泽。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这些在《易经》里有详细的论述。八卦相传是伏羲所造，后来用于占卜。坊间也用汉字“三求平未，斗非半米”来记八卦符号。卦的代表符号由三爻演变而成。

八卦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农业社会和人生哲学互相结合的观念。最原始的资料来源为西周的易经，内容有六十四卦，但没有图像。八卦代表了早期中国的哲学思想，除了占卜、风水之外，影响涉及中医、武术、音乐等方面。

0469.慎独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它最先见于《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强调的“道”“不可须臾离”之意，是慎独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综观其文，慎独指的是人们在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能否做到慎独，以及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取得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尺。

0470.三纲五常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和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出自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0471.中庸

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即中庸之道。在《论语》中，孔子把“中庸”看成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其含义大致有三：执中守正，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折中致和就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因时制宜就是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所以综合起来，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0472.元气

元气是中国哲学术语，是指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

战国中期的宋钘、尹文认为，精气是大千世界的本原，这种精气结合起来便生成万物。东汉的王充把这种元气说发展为“元气自然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夫妻之间也是由于元气的运行而繁衍出子孙后代。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接受了王充的思想，进一步说明元气的运动、静止、稳定、变化、斗争、衰落、崩溃与神、鬼、人的意向都没有什么关系。

宋朝的张载和清朝的王夫之对元气作出了更深入的论说，认为阴阳两种气充满了宇宙空间，除此之外，宇宙中再没有其他东西，元气间也没有间隙。关于元气的运行机理，张、王二人都认为元气因有阴阳二性的推动而浮沉、升降、动静，这是自身的矛盾运动，用不着鬼、神、上帝起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无神论思想。

0473.清谈

清谈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谈论方式，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魏晋名士的清谈，针对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借以引起争辩。争辩或为驳难，或为讨论。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

0474.声无哀乐

声无哀乐是魏晋名士嵇康的思想。嵇康认为，五音、五色、五行以及天地万物，都是客观的存在。五音有好听的，有不好听的，就好比各种气味，有好闻的，有不好闻的。无论声音好听不好听，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无论社会上的秩序是太平的还是混乱的，都不能叫它改变。人的主观上的爱好与憎恶，悲哀和欢乐都不能改变它们自己的规律。

有些人之所以听到音乐而感到悲哀，是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悲哀。在音乐的和声的震动下，心里有悲的人会觉得更加悲哀，心里有乐的人会觉得更加快乐。音乐的好坏是属于音乐的，是在外的；悲哀是自我的感情，是属于自我的，是在内的。因此，音乐只有好坏，并无哀乐之名。

嵇康认为音乐确实能感动人，但不能因此就以为音乐有哀乐。音乐的主要性质就是和。有人听了音乐觉得悲哀，有人听了觉得喜欢，就这一方面说，音声是无常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声有哀乐。

0475.得意忘言

“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言”、“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庄子·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认为意所从出的道不可言，道无形无名,“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得意忘言出自《庄子·外物》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观点不否定“言”表达“意”的作用，而是强调“言”以“得意”为本。就像“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那样，“言”是得“意”的一种工具。

0476.言不尽意

“言”、“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墨子·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易传·系辞》中借孔子之口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承认“言”不完全能表达意。

据欧阳建《言尽意论》所述,魏时蒋济、钟会、傅嘏等论人的才性问题,均引“言不尽意”论。在他们看来，“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因此，“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晋代张韩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他认为,《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说明“至精”之理,“愈不可闻”；“言”不能“畅理”，而只能靠无言的“通心”。并进而认为“普天地之与人物，亦何屑于有言哉？”主张“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竭力宣扬“不用舌论”。

0477.天行有常

“天行有常”出自《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其意思是说社会发展有其自然、特定的规律,它不会因为尧的圣明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就不存在。

荀子在《天论篇》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荀况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0478.独化

独化是西晋玄学家郭象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独化的主要含义是：天地间任何事物的生成变化，外不依靠“道”，内不由于己，都是无原因无根据的。《庄子·大宗师注》说:“天之所生者,独化也。”认为天地间每一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无条件无原因的，如果要寻求事物生化的条件和原因，那么条件之外还有条件，原因之前还有原因，必将推致无穷无尽。万物虽共同生存于天地间,相互之间在表面上“玄合”,但在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事物各自“独化”，相互间没有转化的关系。

郭象的“独化”说，具有否定造物主的合理因素。但由于其根本否定事物生化的条件和原因，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转化，鼓吹万物的“突然而自得”“忽然而自尔”“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等等，成为一种带有偶然论的神秘主义思想。

0479.玄览

玄览是先秦哲学著作《老子》中的用语，是老子哲学中的一种直觉方法。通行本《老子》第十章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在认识论上,老子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他把耳目口鼻等感觉器官同物质世界的接触看成是多余的，主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他认为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认识他所谓的“道”。得道，就能认识一切。认识道和认识其他事物不一样,要“涤除玄览”,保持心境的清净，排除一切外物的障碍和干扰，采取一种直觉的内心体验方式，即所谓“玄览”。

0480.心斋

心斋是战国时期庄子的哲学用语，指一种排除思虑和欲望的精神修养方法。《庄子·人间世》中说：颜回向孔子请教游说专横独断的卫国国君的方法。孔子叫他先做到“心斋”，并指出这不是祭祀之斋，而是精神上的斋戒，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认为，摈弃一切直觉和思想，完全泯灭意识的作用，耳只听而不闻，心只与气的运动相符而不作任何分析鉴别，这样保持心的虚静清明即是“心斋”。做到心斋，才能与“道”契合。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修养方法，庄子把它作为追求精神解脱的重要途径。以后，道教将“心斋”作为其“斋法”的一种，宋朝学者也以此形容一种修养境界。

0481.坐忘

坐忘是战国时期庄子提出的哲学概念，指端坐而彻底忘掉物我、是非差别的精神境界。《庄子·大宗师》中记载，颜回向孔子讲他自我修养的进步，先是忘了仁义，过几天又忘了礼乐，最后达到了“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的境界。此为坐忘。郭象作注说“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此指仁义礼乐），又忘其所以迹者（指形体与圣智），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庄子认为，只要端坐修养，摈弃一切知识，不用感觉和思维，达到遗忘一切的地步，消除了是非的对立、彼此的分别、主体客体的界限，就可以进入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这是引导人们在幻觉中寻求精神享受。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著《坐忘论》，对此思想作了发挥。

0482.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论题。照字面上的意思,道法自然就是“道效法(或遵循)自然”。其中的“法”字,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的“法”,句式也是如此。

作为老子的形而上学的“道”,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是“天地之母”和“万物之奥”。“道”不仅产生“万物”,而且也是万物得以生存、存在的基础和保证。“自然”这个词不像“道”那么古老,它是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称“客体”(如自然界),而是指称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状态”,即一般所说的“自己如此”。这是这个词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主要意义。“自然”,指的就是“万物”的属性。道法自然,可以解释为道效法或遵循万物的自然而然这一属性。

0483.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最先由老子提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0484.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是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的辩证法命题。通行本《老子》第十四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意思是说，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运动的规律，而柔弱则是“道”的作用。

老子看到和揭示出诸如长短、高下、美丑、难易、有无、前后、祸福、刚柔、损益、强弱、大小、生死、智愚、胜败、巧拙、轻重、进退、攻守、荣辱等一系列矛盾,认为这些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他还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把事物都包含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规律，概括为“反者道之动”。

0485.尚同

尚同是战国初期墨子的一种政治主张。《墨子·尚同》阐述了这一主张。“尚”通“上”，“同”指同一或统一。墨子认为，在没有“正长”的原始时代，“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们各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故“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造成社会混乱。墨子主张“尚同”，“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要求人们都服从天子的思想和意志，做到“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天下百姓都要“上同于天子”，做到“上同而不下比”，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统一,是非的判断才有标准,社会才会出现安定的政治局面。他又认为，天子“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天志”才是尚同的最高标准；否则，天子公侯就没有是非标准，最终达不到尚同的目的。

0486.兼爱

兼爱是战国时期墨子的主要思想，指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但他批判了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0487.性善说

性善说是战国时期孟子关于人性的思想，指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固有的基本特征。

孟子“性善”之“性”具有以下两层含义：首先，“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在此意义上，“性”是一个接近于本性、本质的概念；其次，“性”作为人之为人的特性，进一步指人内在具有的能动主体性。孟子所谓的“性善”，当然不仅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且进一步指人人皆有向善的内在能动的主体性。孟子认为，这种向善的内在能动的主体性通过人的心理情感而显现出来，是从人的现实的心理情感展示出人的先在的向善之性；认为只要是人，就内在必然地具有向善的能力。因此说人之性善，即是说善与人的存在内在地合一，善并非是那个与恶相对的善，恶没有独立的来源。在此意义上，孟子把仁义之心看成是人的良知良能。

0488.性恶说

性恶说是战国时期荀子的人性学说。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即性恶论。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的自然情欲，即人的天性。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他著有《性恶》等篇阐述这一论点。

荀子针对孟子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第一次运用“性”与“伪”的范畴来说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他反对把人的自然性道德化，强调“性伪之分”，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基于生理机能而产生的物质生活的欲求，社会形成的道德规范是对这种欲求的限制和调节，两者是对立的。同时他又认为，没有自然本性，就用不着社会道德的人为加工；没有这种人为加工，人性就不能自发地由恶变善。荀子较全面地论述了性与伪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着重强调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化性而起伪”的观点。

0489.仁政说

仁政说是中国先秦儒家关于以仁义道德为施政准则的政治学说。其思想渊源是西周以来的重民思想和孔丘的仁学德政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土壤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动荡与“宗法—农业”社会。性善论和“不忍人之心”说是它的哲学基础。其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的孟轲。

仁政说在经济上要求保持小农生产的稳定性，实行保证小农一定土地的“制民之产”的井田制，因此“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井地均，谷禄平，才能限制兼并，使民众对国家的负担均平合理。在政治上它要求统治者实行“以德行仁”的“王道”，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它批评早期法家吴起、商鞅采取的重法尚刑的强力政策，主张轻刑罚，重教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0490.四端

四端是战国时孟子的哲学术语，指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开端、萌芽，也称善端，是孟子论证人性本善的重要概念。《孟子·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这四端与生俱为,如同人有四肢一样，是天赋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这四端。有的人能扩充四端，努力培养；有的人则自暴自弃，不去充分发挥本性，因而形成了人品的高下善恶。但是，即使人品极端恶劣的人，他所固有的四端也不曾泯灭，只是隐而不显。孟子论述人性，重视了人的社会性,但把四端说成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德性,则属唯心主义先验论。

宋代理学家朱熹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提出性情、体用之说，认为四端是情，仁、义、礼、智是性，性是心之未发，情是心之已发。

0491.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最早出自先秦庄周的《庄子·天下》，后世学者无一例外将其归于儒家的主要思想。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人们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不断地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0492.离坚白

离坚白是中国先秦名家公孙龙的著名论点之一。公孙龙说：“视不得其（石）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公孙龙子·坚白论》）

按照人们通常的看法，一块白色坚硬的石头可称之为坚白石。但公孙龙与众不同，认为用眼看就不见其坚硬，只见其白色，用手摸则不觉其白色，只觉其坚硬，所以只有白石或坚石而没有坚白石。坚和白是分离的。公孙龙承认石是客观存在着的被人感知的对象，承认事物的不同属性要通过人的不同感官去感觉，认识到事物内部属性的差异性。但是，他把这种差异性看成是彼此孤立、互不相盈的，否定了事物的联系和统一性。

0493.合同异

合同异是中国先秦名家惠施学派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天与地高,山与泽平”,“天地一体”，万物毕同于“一”,一切都包容在至大无外的“大一”之中，一切又都由至小无内的“小一”构成。一切被常人当做相异的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相同的。他们着重指出差异中的同一,合异于同，所以被称为合同异派。合同异派强调从联系和发展中看世界，因而能看出一切现实差异的相对性，冲击了孤立、静止地对待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对人类认识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观点夸大了一切差异的相对性，无视差异相对性中存在的绝对性，从而走向了相对主义。

0494.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西汉时董仲舒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神秘主义学说。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

0495.虚一而静

虚一而静是荀子的一个重要哲学术语。鉴于人们在认识上容易陷于表面性和片面性之弊，荀子在《荀子·解蔽》篇提出了“虚一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说：“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所谓“藏”，指已获得的认识。荀子认为，不能因为已有的认识而妨碍接受新的认识，所以“虚”是针对“藏”而言的。要精通一门学问，就必须专心一意，不能因对那一种事物的认识而妨碍对这一种事物的认识，这就是“一”。“一”和“两”的这种辩证统一就是“一”。所谓“静”就是不让各种胡思乱想和烦恼来扰乱思维。荀子认为，正确处理好“藏”与“虚”、“两”与“一”、“动”与“静”三对矛盾的关系，做到“虚查而静”，就能达到“大清明”的境界，做到“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0496.致良知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0497.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运动变化的命题。老子首先提出物极必反的思想。他认为福可为祸，正可为奇，善可为妖，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方面转化；由道产生运动，到一定极限,又复归于道,如此周行不息。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以后的《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扬雄的《太玄》等书中，都有所承述。

至北宋，程颐明确使用了“物极必反”一词。他认为，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万物本身包含着对立，以至互相摩荡，形成往来屈伸的运动；其运动达到极点，即向反面变化,故万物呈现为盛极必衰、动极必静等情况。这就是“物极而必反”“物极则反，事极则变”。他又认为，万物消长盛衰，周而复始，而阴阳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理的存在，即所谓“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程颐把先秦以来“物极必反”的思想，发展成为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0498.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讨论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源于唐代佛教华严宗和禅宗。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从中发挥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程颐把张载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而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

明代的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即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万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认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遍，就谈不上分殊。王夫之认为，“万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万，本大为一，即理一；末小而万，便是分殊”。同时，由于王夫之把被朱熹颠倒了的理气关系又颠倒过来，使理成为气的理，认为“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从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0499.道者器之道

道者器之道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关于道器关系的唯物主义命题。王夫之针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以形上、形下分道器为二并规定道本器末的观点，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的命题,明确肯定道和器是抽象原则、普遍规律和具体事物之间的主从关系。他指出，不是事物从属于原则、规律，而是原则、规律从属于事物，从而否定了离器而言道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虚构。

道者器之道的论断，强调“天下惟器”、“道在其中”，道只能依存于器而起作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世界上根本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由肯定道对于器的依存性而坚持了唯物论。同时,它又强调了“象外无道”,“象日生而为载道之器”，道随器的变化而变化，“道因时而万殊”，因而没有亘古不变的道，由论证道随器变的变化性而贯彻辩证法。

0500.通几

通几是中国明清之际哲学家方以智的用语。通，贯通；几，几微。意指研究哲学。方以智指出,通观天地万物,由可感知的现象推到不可感知的本质，转而又以“象”来统摄原理。这样由明显而知隐微、玄妙的道理也属于客观实在，就能把握物之为物、神之为神的内在根源了。他把深入探究这种“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道理，称为“通几”。他认为在“质测”（研究自然科学）中蕴涵着“通几”所探求的道理，“通几”不能离开“质测”，并以“质测”为基础，“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排斥“质测”而讲“通几”,自以为高深,其实不过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他又指出“通几护质测之穷”，认为“通几”应指导“质测”，帮助各门具体科学克服局限性和片面性,以求深入把握自然规律。“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强调哲学与科学的结合。

0501.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原是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对待。

程颐认为格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做法“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强调格物，就事物中穷其理,批判了格物即捍卫外物或反身而诚等说法。格物的途径有多端，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都有理，都要去格。一事不穷，便阙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便阙了一物的道理。朱熹还强调格物须要有缓急先后的次序，重要的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认为格物的目的是穷理，由具体事物而穷尽其理，不能脱离具体事物。

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颇有争议，至今仍是一个谜。

0502.百姓日用即道

百姓日用即道是明代思想家王艮提出的哲学命题。王守仁本有“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思想。王艮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王艮所谓道，指儒家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圣人之道，不过要人人能知能行，不是故为高深玄妙，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如果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就不是圣人之学，而是异端。王守仁曾说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艮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并将他的学说普及到陶匠、樵夫、田夫以及下层社会的任侠之士。他认为，即使像僮仆的视听言动，不假安排，不用勉强，也体现有至道。饥食渴饮，夏单冬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都是至道。

王艮这些思想的主要目的仍在维护封建道德伦理，但却包括了一些破坏名教的因素。

0503.童心说

童心说是明末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之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贽以童心说来作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而他所说的童心是“好察迩言”，“则得本心”。他认为，不扫除“道理闻见”的污染，恢复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艺创作。

0504.四句教

四句教是中国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晚年提出的道德修养学说。原文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认为心之本体是超善超恶的绝对，又称至善；有了意识活动，便有善恶。钱德洪与王畿对理解王守仁这四句话，发生了分歧。钱德洪认为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皆是无善无恶的了。两人在天泉问王守仁，王守仁解释说，他的教法，本来有两种：“四无说”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是为上根人立教，但世间上根人不易得，若轻易用此教法，恐只养成一个虚寂；“四有说”则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这类人有习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为善去恶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说”，则上根人兼修中下，自无流弊。这次谈话，又被称为“天泉证道”。

0505.变化日新

变化日新是明清之际哲学家王夫之的辩证发展观的重要命题，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意指天地万物都在变化，而变化的内容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历代不少思想家，尤其宋代的周敦颐、张载和程颢、程颐等，对此均有阐发。张载由此形成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气化观。王夫之发展张载的思想，更明确地把整个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都看做是“日新之化”的过程，认定阴阳摩荡所引起的事物运动是“不息不滞”“变化日新”的。在自然界,从天上的日月风雷、地上的江河之水,到人身的爪发肌肉，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新。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过程。人类祖先从“植立之兽”中分化出来，不断地创造文明。就政治、道德原则来说，古今殊异，“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人类社会也在变革中不断更新。

0506.心无本体

心无本体是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提出的一个命题，出自《明儒学案·自序》:“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心指思维器官,《孟子·告子上》中说“心之官则思”；亦指认识作用。王守仁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本体指本然状态。王守仁把天理、良知当做心的本体，其四句教的第一句便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工夫一词，宋明学者多用为道德践履或精神修养之义。黄宗羲所说的心，是认识的主体；本体，是本然状态；工夫，乃指主观努力和体会。“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主要用以反对先验论，否认一切关于“心之本体”的观点。黄宗羲想用这一命题说明，人的认识本来不存在天生具有的道德意识或任何知识,做学问不要执定成局,而要充分发挥心的认识作用，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认识、把握真理。

0507.理存于欲

理存于欲是明清时期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对理学家所谓“理欲之辩”的批判。“理”指道德准则；“欲”，指生活欲望；“理存于欲”，指道德准则以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为基础，不能脱离人的物质生活欲望而存在。

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唯物主义学派提出了“理存于欲”的观点。明清之际的刘宗周认为，“理”与“欲”可以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从一方面看，可以叫“理”；从另一方面看，可以叫“欲”。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王夫之更深刻地指出:“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清代的戴震则根本否认“理”与“欲”是对立的，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

0508.气化流行

气化流行指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总过程，亦即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总过程。

“气化”的概念，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中已经指出,认为天即太虚，也就是广大的物质世界，道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过程。程颐区分了气化和形化，认为万物始生是由气化而成，成形之物代代相传，为形化。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阐发了张载的气化学说，认为气化即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变化生成五行万物的过程。

清代的戴震认为“道”是物质实体的变化过程。物质实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他把这种变化称之为“气化”，并认为宇宙就是气化流行的大过程，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戴震认为，物质世界的气化流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规律性的。这个规律性，“谓之条理”。物质世界在其生生不已的运动变化中显现出它的条理。

0509.三世说

三世说是中国的一种社会历史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此说源于古代，由近代康有为系统化，成为社会维新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康有为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三世”进化是和平的、循序渐进的，不能躐等；这种“三世”进化之义，是孔子所规定的。康有为的这一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0510.生元说

生元说是近代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一种学说。他根据19世纪的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认为有机体是由无机体进化而来的。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世界逐渐开始产生生物。生物的“原始”是细胞,他称之为“生元”，即“取生物元始之意”。他认为这种由无机物进化而来的“生元”本身就是“物”，它要靠淡气类、炭轻类和脂肪类等食物进行新陈代谢才能存在。这是孙中山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根据，对“生元说”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但是，孙中山主张“生元有知”，认为最原始的细胞有“知觉灵明”。他把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思为”、“主意计划”说成是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把细胞“构造”动植物和人类看成是有如人之创造各种器物的能动的有意识的活动。他还认为“人身”是“生元所构造之国家”。这些都是生元说中包含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因素。

0511.俱分进化

俱分进化是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在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善和恶、苦和乐是“双方并进”的。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俱分进化论》一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说，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对于这种“俱分进化”的原因,他企图用佛教唯识宗的理论去解释,认为由于“熏习”，使得人所禀赋的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染上了善、恶的性质，因而人的行为便有善有恶。就人性来说，既好真、善、美，也有好胜心，这样，反映在社会历史的进化中，就出现了善和恶“双方并进”的情况。

“俱分进化”论还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必然导致罪恶的扩大和痛苦的加深，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到达尽善至乐的境地。为了彻底摆脱进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罪恶和痛苦，章太炎提出“五无论”，主张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这其中反映出极端消极的虚无主义思想。

四、名句

051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易经·象传》。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是说：苍天高高在上，以强有力而不可抗拒的运行法则影响世界，有才能的人应该不断追求、进取、强壮自己。这两句话阐述了才能与德行之间的对应关系，阐述了强者应当通过不断的努力具备超凡的济世才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常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并举，后者同出《易经·象传》。前者解释《易经·乾卦》，后者解释《易经·坤卦》。

051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此一语道出了《周易》通变思想的真谛。事情发展到了尽头,就要转变,有了转变才会通达,能通达才能持久发展下去。这句话是教导人遇到困境要懂得寻求变化,才能突破现状。

归纳“通变”思想，无非两点：一是事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程度，就注定要发生变化；二是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代同步发展，即适变，通变，也就是“与时俱进”。

《易经》自古就有“变经”的说法，但变与不变却又是统一联系在一起的。《系辞》说：“《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经》就在这种“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这种“恒常通久”中表现了“唯变所适”的可变规律。《易经》认为，既然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着的，只有天道规律本身不变，那么人就应该效法天道，不违天逆常、顺时适变，如此才可以保持长久。

0514.满招损，谦受益

“满招损，谦受益”出自《尚书·大禹谟》，原文为：“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满招损，谦受益”的意思是指骄傲自满必然招致损失，谦虚谨慎就会获得好处。这句话成为中国的一条古训。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证明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唐太宗一开始能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国家治理得很好，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但到了晚年，他骄傲自满起来，在攻打高丽（朝鲜）时惨遭失败。唐玄宗刚登基做皇帝的日子里也算英明，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成绩后就骄傲起来，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衰落。

0515.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论语·述而》。原文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

这句话，表现出孔子自觉修养、虚心好学的精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择其善者而从之，见人之善就学，是虚心好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其不善者而改之，见人之不善就引以为戒，反省自己，是自觉修养的精神。这样，无论同行相处的人善与不善，都可以为师。

每个人都有相对的技能和特长，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要虚心向别人学习，一定能找到可以教自己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和精神，也体现了与人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则。随时注意学习他人的长处，随时以他人缺点引以为戒，自然就会多看他人的长处，与人为善，待人宽而责己严。这不仅是修养、提高自己的最好途径，也是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

0516.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行”的古训出自《论语》。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教我们养成做事前多思考的好习惯。“三思而后行”并不是胆小怕事、瞻前顾后，而是成熟、负责的表现。“三思而后行”对问题的完美解决有很大的帮助。它教导我们做事情前要多思考，要谨慎决策、谨慎行事。南怀瑾在分析“三思”时指出：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如果行事考虑得太多，就会使我们犹豫，难以果断决策。

0517.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天时指时机、气候等天然因素。地利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地理优势。人和指人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意思是靠天时来选择战斗的时机，比不上优良的地理条件对战斗成败的影响大；而地理条件的优良，又比不上参战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对战斗获胜的影响大。

《荀子·王霸》中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可见“天时、地利、人和”是先秦时代的熟语，为人们所习用，但内容各有所指。荀子就农事而言，即分别指农时、地利和分工合作。孟子是就战事而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说明孟子把“人和”看做决定战争胜负诸因素中的关键所在。

0518.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自《诗经·小雅·鹤鸣》。他山指别的山，攻的意思是琢磨。这句话的意思是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原指一国的人才，也可以为另一国所用，后来比喻借他人的批评帮助来改正自己的过错，或者比喻拿别人的情况作为借鉴。从读书做学问这方面来讲，学文科的，要读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学自然科学的，也要读些人文科学的书。

邵雍是北宋鸿儒，一代易学大师。他认为在修身处世方面同样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把遇到的侵犯欺凌比作砺石，把品行高尚的人比作美玉。因为要成为美玉，必然需要经过砺石的琢磨才行。以此看来，所谓的侵犯欺凌就成为了使自己磨炼成为“美玉”的好事。

邵雍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解释说：玉，是温润的物品，如果用两块玉石来互相琢磨，肯定磨不成美玉。必须得用粗糙的砺石，这样才能磨出美玉。

0519.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段话是说，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用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一战必胜。

孟子说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是指一国之君。孟子通过论述战争胜负的问题，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政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的“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

052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是孔子经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文化精华之处。意思是指：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恕”道是“仁”的消极表现，而其积极表现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能逻辑地推出“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只是不能强加给别人，但是如果对方愿意，则不属于“施”的范围。己所欲，别人未必所欲，所以也不能强加给别人。总的说来，无论是否“己所欲”，都不能“施”即强加给别人。给别人的东西，只有一个标准，即别人自己是否愿意，而不能依据我们的标准来强加给别人。

0521.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出自《左传·僖公十四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皮都没有了，毛往哪里依附呢。比喻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能存在。

春秋时，晋国的公子夷吾求秦国帮他登上王位，并答应给五座城池。夷吾成为晋惠公后就违背诺言。后来秦国遇饥荒向晋国借粮，晋惠公也没答应。大臣虢射对晋惠公说：“我们借粮也不能改善关系，就好比‘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基础是根本，是事物赖以存在的依据，如果本末颠倒，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0522.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孔子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也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矗立不变，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持。水则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著的形象，它柔和而又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聪明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常常能够明察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固守一成不变的某种标准或规则，因此能破除愚昧和困危，取得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他们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活跃的、乐观的。仁爱之人则和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0523.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语出孔子《论语·学而》。意思是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要担心的是能不能了解别人。

有才有德的君子做人做事，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因此，当面对别人的毁誉的时候，也就可以泰然处之。不为求荣誉，当然也就不怕别人的诋毁。君子以宽恕的心态来对待别人，所以，不求全责备，当自己不被别人了解的时候，希望被了解，却不责怪别人的不了解。君子如果不能了解别人，那也不符合君子的标准了。这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才德修养不够，因此难以宽容地对待别人；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自己误解别人，由此而产生评价失误。所以，不必因为别人不了解而忧伤埋怨，而是应该学会了解别人。

0524.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出自《论语·微子》，原文为“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接舆是传说春秋时的隐士。凤在这里指孔子。谏是挽回的意思。春秋时，正处于奴隶制开始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发展时期，孔子却到外游说，宣扬他的儒家学说，因而到处碰壁。接舆对他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是多么的不走运呀！过去的已无法挽回了，未来的可还赶得上呀！算了吧，算了吧！现在那些执政的也都身处危境啊！”这两句话含有一定的哲理。过去的纵然是错了，但也是无可挽回的；只要向前看，那么未来的还是可以追补的。后世多用这两句作为对人或对己鼓励的话。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司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两句话，就是出自本句。

0525.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出自《汉书·东方朔》。当时，东方朔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喻,委婉地要求汉武帝“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不要求全责备,而应广揽人才,大胆起用人才。此乃本句之原意。

“水至清”，只剩水了没任何东西，鱼自然就没了生存条件；水太清，一点遮拦都没有，鱼儿无藏身之处，当然凶多吉少。

“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说人太精明了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人有小小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小小差异。过分要求与一己的同一或者要求所有人一举一动均符合或者满足一己的标准。人总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式，除非是克隆体，否则永远无法达到每一件事的一致，因此出现摩擦以至矛盾、冲突是必然的结果。此时如果不能以一种宽容的精神调和于其间，事势就将无法收拾，结局便是人心不附，众叛亲离。

0526.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

恶已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二章。意思是说，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就知道什么是丑了。也就是说，事物都有自身的对立面，都是以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有也就没有无，没有长也就没有短。相反也是这样，有此即有彼，有彼即有此。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的“相反相成”。

人间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一方面，没有美就没有丑；另一方面，美之上还有更美，丑之下还有更丑，永远比不完。老子并不鼓励人们去追求美，因为老子认为美丑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无所谓美丑、善与不善，只有顺应自然之道，才是最根本的选择。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美会转化为不美，善会转化为不善，这是大道运化之必然，也是事物发展之规律。

0527.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学”是指知识或技术，具有有限性、易把握性和可传授性。“道”是指自然、天之道，也指世间一切正法、大学问，具有无限性、难以把握性和不可传授性。“益”是指增加、扩充、丰满、完善，即精益求精。“损”乃减、剪、简。

“为学日益”即是说学习知识与技术要不断丰满完善、精益求精。而“为道日损”是指从主观到客观、从理想到现实、从物质到精神过程中的阻隔障碍都要一一剪除，以期求我与自然的便捷沟通，与道会合，实现艺术与人生的最佳状态。

052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老子的这句话是对宇宙起源的一种探索和认识。其意思是说宇宙最初有道，天地万物的起源，是从道开始的；有了这个道，宇宙的秩序就建立了，这个秩序就是统领宇宙万有的一；有了这个一，代表天地父母阴阳相互对立统一的二就诞生了；有了天地父母阴阳，就产生了联系二者的气（子），阴阳与气构成了三；由这个三生成了宇宙万物。所以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三的含义是阴、阳、气，万物是由阴、阳、气三者生成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的就是宇宙由混沌状态演化为有形、有象的天地万物的发展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中万物的生化运动，都离不开阴阳的相互作用。

0529.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原文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合抱的大树，由萌生中生出；九层高的楼台，就是从一点点的土垒起的；走一千里路，是从迈第一步开始的。

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老子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提出谨小慎微和慎终如始的主张。他主张防患于未然，即处理问题要在它未发生以前。治理国家要在未乱之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再远的路只有一步步去走，才可以到达；再大的困难，只要细心认真地去做就一定可以成功。人间的大道理就体现在一些日常的小事之中，要在小事中见到大道理，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任何事情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想象中，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心中的理想付诸于实施，使梦想成真。

0530.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信言”就是信实可靠的引人入道之言，必以真为本。有道者言语质朴简约。其文风既不像表现情感的诗词歌赋，更不像猎取功名的八股文章。虚华美言，也能传世以扬名，邀宠以获利，但不能启人本性，救人真命。有美妙的言辞，有质朴的言辞。老子认为，美妙的言辞不真实，真实的言辞说得并不美妙。老子的文风质朴无华，绝无“美言”媚世之病。

晋王弼注：“信言不美，实在志也；美言不信，本在朴也。”宋朝的范应庄注：“信实之言多朴真，故不美；甘美之言多华饰，故不信。”其实，“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八个字也代表着文艺创作的一种风格——朴素。老子在这里主张一种朴素的风格，反对言辞的华丽文采。他认为，有真情真理的文辞并不华丽，而华丽的辞藻不会有真情真理。同时他还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反对刻意修饰雕琢，崇尚朴拙。

0531.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出自《孔子家语·五仪解》:“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后来魏徵以之进谏,李世民不仅欣然接受,并常以之诫人,以至于这竟成了李世民的“名言”。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比喻在平时要想到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这句话的含义即把君王是“舟”，而百姓是“水”，百姓养活君王，就像船浮在水面上，百姓要推翻君王，就像水颠覆了船。其首要含义是“民可载舟”，民不仅能载舟，民更能推舟。驾驭好你的国之大舟，使你的民众富裕幸福、国泰民安,是大仁政。否则，支持你的民众，也可能转而推翻你。

用舟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说明认识到了君与民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相互依存的两个事物上。

0532.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名言出自2200多年前的《吕氏春秋》。流水和户枢是常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每个有心人都会发现这样的事实：流动的水不会腐臭，常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虫蛀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比喻经常运动的事物不易受到侵蚀，可以保持很久不变坏。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动”的重大意义：生命在于运动，脑筋在于开动，人才也需要流动，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他在《观书有感》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从一潭清澈的池水中道出了做学问的大道理：做学问也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否则也就成为了“一潭死水”。

此句的奥秘就在于一个“动”字,运动起来才能求得发展,运动才能带来生机与活力。也就是说，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必须对现有的思想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思，不断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使思想不僵化不保守，保持活力和先进。

0533.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塞翁失马”是一则寓言故事，语出《淮南子·人间训》。它是为阐述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倚伏观服务的。

“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它告诉我们，无论遇到的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这样，无论福事变祸事，还是祸事变福事，都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053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出自屈原《卜居》。意思是说，尺虽比寸长，但和更长的东西相比，就显得短；寸虽比尺短，但和更短的东西相比，就显得长。事物总有它的不足之处，智者也总有不明智的地方。人或事物各有长处和短处，不应求全责备，而应扬长避短。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弱项，同时也都有自己的优点和强项，人才往往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各的用场，不能用一种才能去否定另一种才能。我们在用人时，应注重他们的长处，看到他们身上的出众才能，不是两眼死盯着他们的缺点，抹煞了他们的优点，埋没了他们的才能。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考虑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应该避其所短，扬其所长，这是用人应当遵循的一大原则。缺点和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优势和强项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就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了。有位哲人曾说，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日本就曾把垃圾压制成楼板建造高楼大厦。反过来说，宝贝如果放错了地方，也会成为垃圾的。

0535.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出自《礼记·大学》。意思是说，对你所喜欢的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可偏袒；对你所厌恶的人，要知道他的优点，不可抹杀。不要因爱憎的不同而无视他人的短处和长处。这样才能避免以情感好恶取代是非判断，才能够全面认清一个人。

《礼记》中也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与“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同义，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很多人“憎者惟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修养品德，首在避免成见，不再以自我中心的立场对别人预作判断，使人际关系受到扭曲。我们对某人亲近爱护，就会凡事从好的一面去为他设想，总要看出他是多么特殊。对于我们所憎恶的人，情况就相反了。很少有人可以不存偏见，就事论事，对别人保持开放的胸怀，平等交往。

0536.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意思就是知道满足的就不受辱，知道适可而止的就不危险。

老子认为，人的祸患多源于自身永不知足的贪婪本性，因此，圣人不仅要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完美的人格魅力，还要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知足”是对于“已经得到满足后”的精神反刍：“知止”却是“获取过程中”的主动放弃。知足是不贪，知止是不随。知足常乐，能忍恒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知止然后才能知足。

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名利。任何事都有个极限，做人不知收敛，得寸进尺，一味争名逐利，凶险和灾祸也会随之降临。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事业和人生，始终抱着适可而止的态度。

“知足”是一种心态，而“知止”则是一种德行和智慧。

第五篇：军事卷

军事的作用无须赘言。从大的方面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一个国家只有具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才能具有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否则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从小的方面说，它又与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覆巢之下无完卵”，当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家都失去后，那么个人的幸福、成功与安定都是镜花水月。因此，了解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增加军事知识，汲取战争胜利的经验，吸取战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有关军事的篇章中，你将了解到古代那一场场激烈的残酷的战争，你将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和平生活；在这里，你将看到一位位爱国的英勇将领，看到他们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飒爽英姿，看到他们那一颗颗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从而激发起你的爱国热情和为祖国奉献的决心；在这里，你还将看到一条条充满着智慧的用兵如神的计谋策略，让你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深谋远虑。

而且，在这里，你所学到的绝对不仅仅是相关的军事知识。当你看到古人为编写一本书或打胜一场战争所付出的辛苦，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激励，充满斗志；当你明白了弱者也可以战胜强者的道理，你就不会为一时的失败和挫折而气馁，也不会为一时的成功而洋洋得意、迷失自我；当你明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办起事来也就不会再拖泥带水，而是一气呵成；当你熟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无论是在学习工作、为人处世、商业竞争抑或是政治斗争中，你都将受益匪浅。

一、军事著作

0537.《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它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孙子兵法》的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515年至前512年间。《孙子兵法》全书共13篇。分别为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后世将领从中受益的不计其数。

《孙子兵法》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是赫赫有名。它与《战争论》《五轮书》共称为世界三大兵书。《孙子兵法》在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就被翻译到了西方，据说甚至影响到拿破仑的用兵打仗。到目前为止，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0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

时至今日，《孙子兵法》的应用更是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畴。在政治斗争，商业竞争中，人们往往都能从《孙子兵法》中受到启发，可以说《孙子兵法》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0538.《吴子》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作者吴起（?—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

《吴子》相传共有48篇，现存仅6篇，依次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答的形式，共33章。图国篇围绕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方针，论述了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才的重要意义，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类型进行了探讨。料敌篇分析了各国政治、军事情况及其特点，介绍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人的作战方法。治兵篇提出了训练、行军、宿营和驯养使役军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将篇阐明了将帅在经国治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判断敌方将领优劣的方法等。应变篇从因情制变的原则出发，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进攻据险坚守之敌等情况下的战法，论述了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的作战要领。励士篇则对如何奖有功、罚有罪和激励部队士气进行了详细说明。

《吴子》一书虽仅5000字左右，但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世将孙吴并称 “孙吴兵法”。《吴子》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0539.《司马法》

《司马法》作于战国初期，作者并非一人，而且经过后人增补。它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

在对战争的态度方面，《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即使杀人也是可以的。在治军方面，它严明赏罚，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在战略战术上，《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0540.《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由此即可看出《孙膑兵法》在古代几乎有与《孙子兵法》同等的地位。《孙膑兵法》作者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只因其曾受膑刑，故名。

《孙膑兵法》现在仅残存16篇，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孙膑兵法》的大致观念如下：在战争观上，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获得胜利；在军队建设上，它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在战争指导上，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所谓的“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这些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指导上，它提出了“必攻不守”的观点，认为攻虚击弱乃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

《孙膑兵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是战国时期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0541.《尉缭子》

《尉缭子》的作者相传为尉缭，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一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卷二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卷三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卷四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

0542.《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今本《六韬》共分6卷。文韬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武韬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龙韬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虎韬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豹韬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犬韬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

《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于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0543.《黄石公三略》

相传黄石公是秦汉之际的隐士，曾命张良为其穿鞋，后赠张良一本兵书，张良凭此书辅佐刘邦建立汉室。但该书不应为这个传说中的人物所撰，应为后人假托其名而著。现一般认为《黄石公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

《黄石公三略》分为上中下三略。上略通过对“设礼赏，别奸雄，着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战略思想及其实现方法。中略通过“差德性，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论述治军统军的原则。

《黄石公三略》最显著的思想特色是兼容博采：主张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御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以墨家人才观尚贤纳士，形成杂取诸家之长而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且又独具特色的兵学思想体系。

0544.《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记录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讨论军事问题的著作。作者一说为李靖本人，一说是北宋仁宗时期的阮逸模仿而作。

现存《李卫公问对》共3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98条次。该书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

0545.《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全称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作者为唐朝的李荃。中国古人认为太白星（即今日所说金星）主杀伐，因此多用来比喻军事。《太白阴经》的名称由此而来。

《太白阴经》共10篇，分别为人谋（占两卷）、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与祭文、捷书共成一卷）、杂占、遁甲、杂式。该书内容较为丰富。它强调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谋而不靠阴阳鬼神；士兵的勇怯取决于刑赏；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君主的“仁义”以及国家的富强。在论述将帅用兵时，它指出要考虑从政治上战胜敌人，团结内部，预有谋划，选拔各种人材；要利用地形，创造主动有利的态势。书中对军仪典礼、各类攻防战具、驻防行军等各项准备事宜、战阵队形、公文程式和人马医护、物象观测等，也分别作了具体论述。这些内容，基本上是综合前代兵书典籍及有关著作写成，且有所阐发，其中存录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资料。

0546.《虎钤经》

《虎钤经》的作者为北宋的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他于咸平四年至景德元年(1001—1004)撰成此书。全书共20卷，210篇，约15万字。

《虎钤经》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它认为，用兵离不开天、地、人，而要发挥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要加以“随用”。然而，三者的关系不是平列的，“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它要求将帅除了具有能谋善断、严于执法的指挥才能之外，还要具备“去私循公”和“持身以礼、奉上以忠、忧乐与士卒同”的品格，以及“纳谋而能容”的修养和“明今鉴古”的洞察力。

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书中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阵。但书中天人感应等荒诞迷信之谈，则不可取。

0547.《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纪效新书》原本18卷，卷首一卷，每篇都各附图说。卷首有“申请”、“训练”、“公移”和“或问”，其中“或问”一篇最为重要。正文分束伍、操令、阵令、谕兵、法禁、比较、行营、操练、出征、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旌旗、守哨、水兵等18篇。

0548.《练兵实纪》

戚继光后来在蓟镇练兵时又撰写出《练兵实纪》。此书和《纪效新书》称为戚氏兵书姐妹篇。《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

以上所收录的12本兵书中，除《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外的10部被称为古代的“十大兵书”。

二、著名战役

0549.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发生在5000多年前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之间展开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开始前，蚩尤部众首先将炎帝击败，占领了华夏部族的大片地区。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毅然率众与蚩尤部众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州地区)地区。

传说蚩尤率领所属72氏族（或说81氏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鹖等为图腾的氏族，数战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终在中冀之野（今河北冀州地区）将其擒杀。

涿鹿大战虽系传说中的战争，无确切史料可考，但此次战争却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多方面划时代的意义。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占据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0550.牧野之战

商朝统治后期，政治腐败，刑罚残酷，阶级矛盾锐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国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

公元前公元前1346年（一说前1357年）。双方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展开决战。周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包括保持阵型、不杀降军等等。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了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600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0551.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前684年)，交战双方为鲁国和齐国，战争以齐国的战败而告终。长勺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公元前683年，公子小白先于公子纠抢得齐国政权，即为后来的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他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并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鲁庄公决心抵抗。深具谋略的鲁国士人曹刿自告奋勇，请随庄公出战。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形势，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鲁庄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冲击，均未奏效。齐军疲惫，士气沮丧。鲁军阵势稳固，斗志高昂。曹刿建议庄公展开反击。鲁军将士一鼓作气，击溃齐军。庄公急于追击，曹刿恐齐军佯败设伏，即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车眺望齐军旌旗，发现辙乱旗靡，判定齐军确败，方建议乘胜追击，终将齐军逐出鲁境。此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以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取胜而著称。

0552.马陵之战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派庞涓联合赵国引兵伐韩，韩昭侯求救于齐国。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进入魏境。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乃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以庞涓为将，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且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便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上钩。他命令军队向马陵(今河南范县境内)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庞涓一见大喜，认为齐军撤退了3天，兵士就已逃亡过半，便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天黑时赶到马陵，庞涓命兵士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一块树皮，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

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孙膑却因善于用兵而名扬天下。

0553.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的战争。长平之战的规模之大、战争之惨烈，对格局的影响之大，在战国期间几乎无出其右者。

战争初期，赵国以廉颇为将。初战失利后，廉颇根据敌强己弱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战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却不出兵。秦国用计离间，散播留言说，秦国所痛恨、畏惧的是赵括；廉颇容易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重，又嫌廉颇坚壁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流言，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

赵括就是古代那位著名的只会“纸上谈兵”的将领。他当上将领后，轻率冒进，被秦国大将白起围困。无奈下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40万士兵投降白起。白起使诈，把赵降卒全部坑杀，只留下240个小兵回赵国报信。赵国上下为之震惊。

此场战争，发生于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秦赵两国，结果使赵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令秦国国力大幅度超越于同时代的各国，极大地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

0554.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是秦末（前208年），以项羽为将领的楚军与秦军进行的一场著名战役。

自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英豪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秦。项羽之叔父项梁便是其中一支，他立楚怀王之孙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开始连战连捷，然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骄傲轻敌，被章邯偷袭以至牺牲。章邯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地农民军主力已被消灭，于是就渡河北上，移兵邯郸，攻击以赵歇为王的河北起义军，率20万大军将其围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

赵歇无奈之下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项羽为报秦军杀叔父之仇主动请缨，于是楚怀王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6万余人以解巨鹿之困。

援赵大军到了安阳（今山东曹阳东南）后，宋义被秦军的气焰所吓倒，逗留46天不敢前进。项羽痛斥宋义的怯懦行为并杀死了他。楚怀王遂封项羽为上将军。项羽首先切断秦军运粮的道路，把秦军的兵力分割成两部分，然后再向秦军猛攻。在渡河后，项羽下令全军将士破釜沉舟，每人只携带3天的干粮，以示决一死战的决心。项羽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楚军个个士气振奋，以一当十，奋勇死战，九战九捷，大败秦军。此时，齐、燕等各路援军也冲出营垒助战，最后俘获了秦军统帅王离，杀了其副将，巨鹿之困因此得解。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而项羽以6万破20万，“楚霸王”自此千古留名。

0555.垓下之战

垓下之战是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十二月，以刘邦为主的汉军和以项羽为首的楚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一说今河南淮阳、鹿邑间）进行的一场大决战。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后，天下已成楚汉争霸之势。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夺农民起义胜利的果实，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4年多的时间里，大战70次，小战40次。战争初期，楚军比较强大，但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再加上在政治和战略上不断发生错误，逐渐丧失主动，双方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汉高帝五年十月，项羽引军东撤，刘邦率军实施战略追击。同年十二月，项羽军被包围在垓下。当时汉军约为50万，且精力饱满、粮食充足、士气旺盛。而项羽孤军10万，连续久战疲惫。决战之时已是十二月的大冬天，而楚军却多穿着夏秋季的装备，寒冷饥饿，士气溃散，因而很快溃败下来。项羽虽然成功突围，来到乌江，但他心灰意冷，无颜只身再见江东父老，便拔剑自刎了。一代悲剧英雄，就这样血洒乌江之滨，时年31岁。

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中决定性的战役，它既是楚汉相争的终结点，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奠定了汉王朝400年基业。

0556.官渡之战

东汉末年，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各地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如河北的袁绍、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等。曹操与袁绍在争斗中逐渐发展壮大，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曹操以2万兵力迎战，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曹操为了改变兵少粮乏的不利局面，大胆采纳许攸献计，奇袭乌巢，焚烧袁军粮屯。袁绍指挥错误，军心动摇。曹操乘机发动猛攻，大败袁军，俘获极多。袁绍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之战是汉末乃至中国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也是曹操与袁绍争夺北方霸权的转折点。官渡一战之后，曹操终于一反之前对袁绍的劣势，为自己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0557.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孙权、刘备联军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一说今嘉鱼东北）一带大胜曹操军队，奠定三国鼎立格局的著名战役。

官渡之战后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公元208年，曹操率领20多万人马（号称80万）南下，欲一统南北。吴国主公孙权不顾主降派张昭等反对，命周瑜为大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精锐水兵，与刘备合军共约5万，溯江水而上，进驻夏口迎击曹军。双方相遇于赤壁。

战争开始后，过去攻无不克的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新改编及荆州新附的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慌忙退向北岸，屯兵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联军隔江对峙。为增强水军战斗力，曹操下令将战船相连，以减弱风浪颠簸。吴国大将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建议火攻。黄盖先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好戏，随后遣人送伪降书给曹操，然后带船数十艘出发，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接近曹营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形成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营屯。联军乘势攻击，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深知已不能挽回败局，下令烧毁余船，引军退走。

赤壁之战，曹操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加之水军不强，且军中出现瘟疫，终致战败。孙权、刘备在强敌面前，冷静分析形势，结盟抗战，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无论是后来在文人墨客笔下描绘的次数，还是在人民大众中间耳熟能详的程度抑或搬上荧屏的次数，赤壁之战都无疑是我国古代最有名的战役。

0558.淝水之战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引发了社会大动乱，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割据的南北朝时期。在南方，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东晋。在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纷争迭起。由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国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前秦皇帝苻坚因此踌躇满志，欲图以“疾风之扫秋叶”之势，一举荡平偏安江南的东晋，统一南北。

公元383年8月，苻坚亲率90万大军从长安南下。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丞相谢安为首的主战派决意奋起抵御。经谢安举荐，晋帝任命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安之侄谢玄为先锋，迎击秦军主力。经过3个月的激战，东晋击败了骄傲自大的前秦军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样的成语都是从这次战争中得来的。

淝水之战的结果，是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这场战争对于前秦政权和苻坚本人来说，则是促使北方地区暂时统一局面的解体。慕容垂、姚苌等氏族贵族重新崛起，乘机肢解了前秦的统治，苻坚本人也很快遭到了身死国灭的悲惨下场。

0559.黄天荡之战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金兀术统兵南下，占领了建康，接着连破临安、越州、明州。宋高宗赵构一直逃到海上，才没成为金兵俘虏。金军大肆掠杀之后北撤，在途中遭到南宋名将韩世忠的阻截，发生了著名的黄天荡(今南京东北)之战。

建炎四年，农历正月元宵节，韩世忠得知金军北撤的消息，就下令在秀州张灯结彩，大闹元宵，迷惑敌军，暗地却率8000人奔赴镇江，屯兵长江中的焦山，堵截金兵。金兀术率兵在黄天荡受阻，便派人跟韩世忠约定决战日期。十五日会战那天，韩世忠夫人梁红玉身先士卒，登上十几丈高的楼橹，冒着流矢，亲自击鼓指挥作战。宋军按事先的规定，鼓起则进，鼓住则守，仗越打越顺利，士气越战越旺盛。金兵虽然人多势众，但始终未能突破宋方水军防线。这一仗从夜半直战到天明,宋军大获全胜。长江北岸金兵得知兀术大军被截，派船来接应。韩世忠命士兵带着铁锁的大挠钩，把金兵的小船一一钩住，掀翻在江中。兀术无计可施，只得向韩世忠买路渡江，表示愿献出江南掠夺的全部财物，但遭到韩世忠的严词拒绝。金军被困达4 8天。后来兀术采用一个奸细的建议，在夜里出动大军，利用老鹳河故道，开渠15公里，并用火攻击宋军舰，才逃出。

黄天荡之战，宋军以少于敌军10倍的兵力包围敌军达48天之久，沉重地打击了金兵的嚣张气焰，扭转了南宋军总打败仗的局面，大长了宋军抗金救国的士气。

0560.和尚原之战

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争由著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俩指挥，分别于1131年5月和10月挫败金军，阻止了金军的西线攻势。和尚原是从渭水流域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地势险要，属川陕之首要门户。这场胜利为宋军保住了川陕的门户。

绍兴元年五月，金军发动进攻。然而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十月金兀术亲自出马，再次攻打。吴玠命令诸将挑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弓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金军丢掉武器后退。吴玠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从两旁袭击，阻断金军运粮通。兀术见势不妙，夺路逃遁。吴玠乘胜追击，于神坌一地设兵伏击，金军大乱，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和尚原一战，俘获金军头目300余人，甲兵800余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

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以少胜多，重创金军主力，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0561.采石之战

采石之战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年，1161年）十一月，在宋金战争中，宋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江面上击败金军的一次重要水战。

为打败南宋，金帝完颜亮亲率30余万大军，计划于十一月初八在采石渡江。当时宋朝新派李显忠负责江防。派来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催李显忠赴任。十一月初八，李显忠尚未到任，虞允文见情势危急，集兵1.8万人，主动指挥迎战金军。他将水军的海鳅船分为五队：一队居中，两队为东西翼，载以精兵,由当涂（今属安徽）民兵，踏车驶舟，军民协力截击金军舟船；两队分别隐蔽于小港，作为后备。虞允文往来指挥将士迎战。部将见虞允文身先士卒，也率领兵将奋勇拼杀，立即消灭了登岸金军。海鳅船在江中来往冲击，并施放霹雳炮。金军兵将纷纷落水，余船向杨林河退走。

采石之战的胜利是南宋官兵同仇敌忾、英勇奋战的结果，也是同虞允文的指挥分不开的。虞允文本一个文官，到采石只是执行慰问部队的任务。但当他见到金军即将渡江，南宋已处于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头，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指挥部队抗击金军。他胆略过人，判断敌情准确，部署兵力得当，是获胜的首席功臣。采石之战的胜利阻止了金军渡江，从而保卫了长江防线，使金朝攻灭南宋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南宋得以转危为安，保持长期偏安的局面。

0562.白沟河之战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朱元璋死后，孙子建文帝即位。建文帝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严重威胁藩王利益。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而在这场为期4年的战争中，白沟河之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役。

明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王军队与建文帝军队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定兴一带)相遇。

当时，建文帝军大将军李景隆率军60万人，号称百万人，进抵白沟河，谋攻燕王朱棣官邸所在地北平(今北京)。燕王闻讯，率军10余万人迎战。在这场战争中，燕王以少胜多，先败而后胜，最后杀敌10万余人，大获全胜。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了战事上的主动。

0563.宁远之战

宁远之战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宁远(今辽宁兴城)军民击败后金军进攻的城邑守卫战。史称宁远大捷。

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领6万大军，号称20万，进攻宁远。当时明代守城的将领是一代名将袁崇焕。宁远城中士卒不满2万人，且孤立无援。兵部尚书高第怯弱无能，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关外各城守军拆除防御设施，退入关内。袁崇焕申明利害，坚守不撤，誓与宁远共存亡。宁远军民个个浴血奋战、以一当百。此战明军杀伤后金军1.7万人，粉碎了努尔哈赤夺占辽西和山海关的企图，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

三、十八般兵器

0564.弓

弓是抛射兵器中最古老的一种弹射武器。它由富有弹性的弓臂和柔韧的弓弦构成，当把拉弦张弓过程中积聚的力量在瞬间释放时，便可将扣在弓弦上的箭或弹丸射向远处的目标。

弓起源很早。据考古发现，在距今三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遗址中有石镞，这表明当时先民已经开始使用弓。早期的弓为竹或木制，容易腐朽难保存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枚箭头距今约2.8万年。这枚石镞是用燧石加工而成的，长2.8厘米左右，前锋锐利，做工精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代朝臣都十分重视弓的制作和使用。因为在古代战争中，“两军相遇，弓弩在先”。无论是攻守城镇，还是伏击战、阵地战，都可以弓箭为利器。自火器问世之后，弓箭仍以它轻巧灵便、射中率高而继续服役于军中，一直延用到清朝末年。时至今日，我们在体育竞技场上，仍能目睹射箭神手的英武风姿。射箭也是奥运会的正式项目。

0565.弩

弩相传为黄帝所造，也被称做“窝弓”、“十字弓”，是古代用来射箭的一种兵器。它是一种装有臂的弓，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发射弩前的准备时间比弓长很多，但是它比弓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强，命中率更高，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是古代一种大威力的远距离杀伤武器。

弩的出现应不晚于商周时期，春秋时期弩成为一种常见的兵器。至今发现的最早的较完整的弩，是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弩。这件弩制作得相当考究，弩机为铜质，木质弩臂末端装有错银的铜弩踵，前端装错银的蛇头状铜承弓器。

弩大约兴盛了1000年的时间。至南北朝以后，骑兵大规模纵横驰骋，由于强弩不便在马背上使用，遂逐渐衰落。明朝以后，由于火器迅速发展，弩不再受重视。

0566.枪

作为我国古代兵器的枪，与我们现在通用的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代的枪是一种武术长器械，属于一种长柄的刺击兵器，由古代兵器矛演变而来。枪的长度约相当于人体直立，手臂伸直向上的高度。枪杆的粗细，依使用者性别、年龄而异。枪缨的长度不短于20厘米。枪法以拦、拿、扎为主,这是枪术的基本动作。

枪的起源并不早，直到晋代才开始逐渐流行用枪。而到了唐代，善使枪者就多了起来，像罗成所用的丈八三棱五钩神飞亮银枪、秦琼用的吸水提卢枪、尉迟恭用的八宝龟背驼龙枪都很有名。宋代的岳飞、杨家将也都很善于用枪。

我国今天武术运动也包括枪法比赛，目前流行的枪有大枪、花枪、双头枪、短枪、双枪等。

0567.刀

刀为单面长刃的短兵器。其形状为短柄，刀身呈现弧形，刀刃锋利，刀脊无饰，有时外佩刀鞘以便于携带。还有一种柄长的大刀，最著名的是关公所用的大刀。

刀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兵器之一，原始人用它切、砍，划、刮，或割兽皮之用。殷商的铜刀就脱胎于原始的石刀，同时也出现了大型的战刀。秦汉时期，钢铁问世以后，刀的制作工艺得到改善，形制上刀身加长，并且已有专门的战刀和佩刀之分。佩刀讲究式样别致，镶饰美观，汉朝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刀，表示达官贵族的身份等级；战刀则注重质地坚韧，做工精良。

0568.剑

剑属于短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古代的剑由金属制成，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剑身包括剑尖、剑刃（双侧有刃）、剑脊；剑柄包括剑格和剑茎，绝大多数剑还带有剑首，可以系剑穗。剑多配有一个剑鞘，可以套在剑身上，有保护剑身和方便携带的作用。

中国从商代开始有制剑的史料记载，初期也为青铜制品。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剑在早期的战场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如干将、莫邪都是古代有名的神剑。到了唐代，佩剑之风盛行。诗仙李白不仅是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也是位技艺精湛的剑术家。他写到剑的诗篇留下来的也有近百首。

然而因为剑刺不穿铁甲，剑的没落也是从唐代开始的，更多的只是装饰功能。

0569.矛

矛是枪的前身。原始社会，人类就用兽角、竹片、尖形石块刺杀动物，后来加上柄，就成了矛。矛是古代兵器中最长的一种，有丈八蛇矛之称。矛的构造简单，只有矛头、矛柄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骸”是用来连接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主要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

矛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但由于它过长，不便携带，刺杀也不灵活，所以唐代以后逐渐被枪所取代。

0570.盾

盾是一种手持的防护兵器。可以掩蔽身体，防卫敌人的兵刃矢石的杀伤，通常和刺杀格斗类兵器如刀、剑等配合使用。早期的盾都用木、皮等材料制作，表面涂漆，形状多呈长方形或上窄下宽的梯形，长度一般不超过三尺。到了春秋(乃至战国)，盾仍然以木和皮革为材料制作，但其形状却有较大的变化，其上部大多做成对称的双弧形，表面涂漆，并常绘有精美的花纹。盾高一般有60多厘米，宽约45厘米。

我国最早的盾，据说远在黄帝时代就有了。但真正的盾应在商周时期出现，作为十八般武器中唯一的防护性兵器，盾一直到清代都一直活跃于战场之上。

0571.斧

斧的起源非常早，原始人类用利石劈物，即为斧头的原型。而最早的铜斧出现在商代，不仅用于武事，而且有的雕刻嵌镂，极为精美，已为仪仗之用。周代用斧风气不如商代，后来双锋剑出，与刀并用后，斧就更少人使用了，只作为砍伐工具，或为乐舞仪仗及斩杀之器。

由于斧身重柄长刃短，所以并不适合于战场上使用。但各代均有使斧者，唐初的程咬金、《水浒传》中的李逵所用的都为板斧，舞动起来显得粗犷、豪壮，可以显出劈山开岭的威武雄姿。

0572.钺

钺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被大量使用。

我国古代的十八般兵器中，有好几对类似而不相同的兵器，如前面所有的弓与弩，枪与矛，还有斧和钺。钺的式样与斧相似，只是比斧稍大。钺比斧头大三分之一，杆长一尺半。钺杆末端有钻。钺在斧头之上加有突出之短矛，长约六寸。其余之处，钺和斧基本无差别。

钺同斧一样，其杀伤力不如戈矛等兵器，所以在实战中的地位一直并不甚高，而是多用于仪仗、装饰，成为象征威严的礼仪用品。钺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而并不是实用性。

0573.戟

戟是将戈和矛结合在一起，具有勾啄和刺击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它既有直刃又有横刃，呈“十”字或“卜”字形，戟具有钩、啄、刺、割等多种用途，因而杀伤力比戈和矛都要强。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戟出现于商代。在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出土的铜兵器中，有一件戈和矛联装在一个木柄上的长兵器，这便是戟的雏形。西周时也有用于作战的戟，但不普遍。到了春秋时期，戟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左传》中多有记载。如鲁宣公二年(前607年)，郑伐宋之战，“郑人入并，倒戟而出之”。这是宋军用戟的证据。到了晋代，长兵器矛枪开始被人重视，戟已降为仪仗之器。军士均执枪，而不执戟了。而到了唐代，戟已作为歌舞中的道具而被广泛应用了。

0574.鞭

鞭是中国古代兵器之一，短兵器械的一种。鞭起源较早，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很盛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有记载：“及吴兵入城，伍子胥求昭王，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鞭有软硬之分。硬鞭多为铜制或铁制，一般用于马战。持鞭之将多持双鞭。鞭虽属短兵器类，但其形制较长，而且重量较重，因而需要使用者有较大力气。鞭虽然无刃，但它以力道取胜，击到人身上，也有一定的杀伤力。

软鞭多为皮革编制而成。软鞭在晋代即已出现，被认为是猛烈暗器，不易抵御，有七节、九节、十三节之分，习称九节鞭。鞭携带方便，使用可长可短，软硬兼施。它既要求使用者有一定的臂力，而且又要身体灵活。舞动时，鞭上下翻飞，相击作响，如银蛇飞舞，使人眼花缭乱，既有很大的杀伤力，在平日的表演中也极具观赏性。

0575.锏

锏是古代短兵器的一种，属鞭类。锏为铜或铁制，长度大约为四尺。锏由锏把和锏身组成。锏把有圆柱形和剑把形二种，锏身为正方四棱形，锏粗约二寸，呈前窄后粗状，愈向其端愈细，逐步呈方锥形。锏把与锏身连接处有钢护手。锏身有棱而没有刃，棱角突出，相距六、七寸处有节。锏身顶端尖利可作刺击之用。锏把末端有吞口，如钻形。吞口上系一环，环扣上丝弦或牛筋可挂在手腕上。锏多双锏而用。最有名的使用者当推唐初的战将秦琼。

与鞭一样，锏历代被看做杂兵器，因为其在短兵器中不及刀、剑用之广，多配与其他兵器作战，尤其和长兵器配合使用。这时鞭或锏可藏于腰间，发挥类似于暗器的作用。

0576.镐

镐，也被称为挝。镐的形式非常奇特，甚至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它长一丈三尺，柄端安一大拳，拳握一笔，纯以铁制。据说它的重量还要超过斧和钺，所以力量不是非常大的人根本无法使用。镐的使用融有长矛、大斧等长柄重械的技法。镐头似斧脑可打击对方，镐笔似斧刃可劈，伸直的镐指则如矛尖，可以戳对方。可惜这种奇特的兵器现在已很难见到。

0577.棍

棍的起源非常早。远古时代，古人只能居住在洞穴中，因而常常受到野兽的攻击。如果身边没有锐利的武器抵挡，古人就会到树林间找一根木棒随身带着自卫。棍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兵器一般都有金属制品，商代用青铜，春秋战国时期用钢铁，只有棍这种武器长时间只有木质的一种。棍的构造也是最简单的，只有一根细圆柱形的光滑的柱子而已。棍术的技击特点是勇猛、快速、多变。

由于构造简单，质地也较脆弱，且无锋利的刃，因而棍在战场上的作用比较一般。但棍在民间却是大受欢迎，各地存在各式各样的棍法。这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自然是少林寺的棍法了，尤其是合练时，其整齐划一的击打声、呼喊声，充满动感的力量美，具有极强的观赏性。直到今日，棍法的比拼依旧是武术比赛中的重要一项。

0578.叉

叉是一种武术长器械，是从古代的捕鱼狩猎的生产工具演化而来。叉由叉尖和叉把两部分组成。叉尖为钢制，有三股叉，中股直而尖，两侧股由中股底端弧形向前，后粗前尖，三股中以中间一股稍长，两旁次之。通体为圆形或扁平形。叉把木制或铁直，较长。到明代时曾出现两个叉尖的，但并不常见。

叉的起源较早，但在战场上应用的时间既不早，规模也不大。现在的叉已演变成吃饭用的餐具，但大体上保持了古代叉的形状，只是型号小了许多而已。

0579.耙

耙在古代主要作为农具使用，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耙也是古代长兵器的一种。它分耙柄和耙头两个部分，耙柄一般为铁制，耙头横一长方形铁板，上有锐齿，具体数目不等，一般为七至十一个。

耙虽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一般，但人们对它却不会陌生，因为它也是猪八戒兵器。猪八戒的耙名叫“上宝沁金钯”，俗称“九齿钉钯”，是玉帝钦赐的宝物。《西游记》第十九回中，猪八戒曾这样对孙悟空吹嘘：“此是锻炼神冰铁，磨琢成工光皎洁。老君自己动钤锤，荧惑亲身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造成九齿玉垂牙，铸就双环金坠叶。身妆六曜排五星，体按四时依八节。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依斗列。名为上宝沁金钯，进与玉皇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吾养就长生客。勅封元帅号天蓬，钦赐钉钯为御节。”从猪八戒日后除妖降魔的经历来看，耙也算是不错的一种武器。

0580.索套绵绳

索套绵绳开始使用的时间已难以考证，战争或比武时用者更是很少，因此古人将其排在兵器的最后一名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索套绵绳做工极其简单，将一段普通绵绳两端结成锤形即可，长约一丈二尺。索套绵绳为一种暗器，就像飞镖袖箭，攻击时尚有一定威力；若用之抵挡对方攻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索套绵绳重量甚轻，却又极难使用，因而须用巧而非用强。用斧钺之类器物，只须力气充足就可以运用自如；但索套绵绳却要求很高的技术，否则还可能伤到自己。古人说：“绵绳套索为器中之尤轻者，较诸轻鞭流星锤为更难。”

0581.白打

白打不是古代兵器的一种。白打一词始自隋唐，王建诗中说“寒食内人尝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可见白打是表演搏击来增加喜庆，还可换得金钱。清周亮工《闽小记》也说：“白打，即为之手搏，各短打者也。昔日白手不持寸铁为白战，武艺十八，终以白打为终。”

白打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拳术”，讲求眼明手快，腾挪闪避，平日练拳要领，重在训练手、眼、身、心、步之联合动作，而其运用方式，有打、踢、点、拿、跌等。古人极为看重拳法，认为一切技击来源均由拳中化去，由熟生巧、变化无穷，因之白打为武术之基。另一种白打是“掼跤”，亦即柔道、摔跤之类，这种形式起源非常早，在《左转》中已有相关记载，而且直到如今亦长盛不衰，柔道、摔跤均为当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四、三十六计

0582.瞒天过海

瞒天过海本意就是欺瞒天子渡过大海。此计最早见于《永乐大典·薛仁贵征辽事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御驾亲征，率领30万大军去平定东辽。一天，大军来到海边，只见海涛汹涌、一望无际。从没见过如此阵势的唐太宗，一下就慌了阵脚，再也不愿过海。就在大家无计可施时，薛仁贵忽出妙计：瞒着唐太宗一人，在海边建造一座大型的海上建筑，再让军士们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在里面自由活动，整个建筑，就像一座小型的城镇。待这座建筑建成，薛仁贵再让谋士设法把唐太宗骗上“船”。唐太宗在里面，一直认为置身于市井，悠然自得。当唐太宗出船上岸后，才发觉已渡过了大海。

用到军事上，瞒天过海是一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计。这一计的兵法运用，常常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处理世事中，由于对某些事情的习见不疑而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疏漏和松懈，故能乘虚而示假隐真，掩盖某种军事行动，以期达到出其不意，出奇制胜的效果。

0583.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的本意是包围魏国，使赵国得到解救。这个典故讲的是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赵国。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想直逼赵国邯郸。孙膑曾与庞涓同学，对其极为熟悉，又对用兵之法谙熟精通，所以制止说：“现在魏国精兵倾国而出，若我直攻魏国。那庞涓必回师解救，这样一来邯郸之围定会自解。我们再于中途伏击庞涓，其军必败。”田忌依计而行，率军直奔大梁。庞涓得到魏惠王的命令火速返国救援，归路中又陷伏击，与齐军战于桂陵。魏军长途疲惫，溃不成军，庞涓勉强收拾残部，退回大梁。齐师大胜，赵国之围得解。

用到军事上，围魏救赵计策的妙处就在于当敌人实力强大时，要避免和强敌正面决战，应该采取迂回战术，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动攻击，致敌于死地。

0584.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的本意就是假借别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敌人。

春秋末期，齐简公兴兵伐鲁，鲁国形势危急。孔子的弟子子贡分析形势，认为只有吴国可与齐国抗衡。于是子贡先是利用齐国内部的党派之争游说齐相田常，劝他莫让异己在攻弱鲁中扩大势力，而应攻打吴国，借强国之手铲除异己。田常心动了。子贡又赶到吴国，对吴王夫差说：“如果齐国攻下鲁国，势力强大，必将伐齐。大王不如先下手为强，联鲁攻齐，吴国不就可抗衡强晋，成就霸业了吗？”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自挂帅，率10万精兵及3000越兵攻打齐国，鲁国立即派兵助战。齐军中吴军诱敌之计，陷于重围，齐师大败，主帅及几员大将死于乱军之中。齐国只得请罪求和。

可见，借刀杀人是指在对付敌人的时候，自己不动手，而利用第三者的力量去攻击敌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善用此计者甚至可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使其自相残杀，达到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借刀杀人的难处在于如何劝动与自身利害无直接关系的一方为己所用。除去用巧舌如簧的三寸不烂之舌申明利害，还可与无中生有、反间计等计谋齐用。

0585.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的字面意思就是安逸地等待劳累的对方。三国时，吴国杀了关羽，刘备怒不可遏，亲自率领70万大军伐吴。蜀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进击，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深入吴国腹地五六百里。孙权命青年将领陆逊为大都督，率5万人迎战。陆逊深谙兵法，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刘备锐气正盛，并且居高临下，吴军难以进攻，于是决定实行战略退却，以观其变。吴军完全撤出山地，蜀军在五六百里的山地一带难以展开，反而处于被动地位，欲战不能，兵疲意阻。相持半年，蜀军斗志松懈。陆逊看到蜀军战线绵延数百里，首尾难顾，在山林安营扎寨，犯了兵家之忌。时机成熟，陆逊下令全面反攻，打得蜀军措手不及。陆逊—把火，烧毁蜀军七百里连营，蜀军大乱，伤亡惨重，慌忙撤退。

以逸待劳的计策可见于《孙子兵法》，指作战时不首先出击，养精蓄锐，以对付从远道来的疲劳的敌人。孙武认为凡是先在阵地上等待敌人来的，他就安逸而充满主动性；而后来到作战阵地的，必定是被动者和疲惫者。双方交战，先行者就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双方作战力量均衡的条件下，“逸者”取胜的概率较大。以逸待劳计谋的关键在于对“逸”字的理解上。“逸”的要求是安守阵地而又精神集中、精心备战，等待时机。如果贪图安逸、醉心享乐或者是消极抗敌、闭门不出，就只会自取其辱。

0586.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的原意是趁人家家里失火、一片混乱、无暇自顾的时候，去抢人家的财物。“勾践灭吴”可当做是运用此计谋的战例。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事频繁。经过长期战争，越国终因不敌吴国，只得俯首称臣。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他表面上对吴王夫差百般逢迎，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之后，勾践依然臣服吴国，年年进献财宝，麻痹夫差，而在国内则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几年后越国实力大大加强，人丁兴旺，物资丰足，人心稳定。吴王夫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勾践的假象迷惑，不把越国放在眼里。他骄纵凶残，拒绝纳谏，杀了一代名将忠臣伍子胥，重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淫靡奢侈，大兴土木，结果民穷财尽。公元前473年，吴国颗粒难收，民怨沸腾。越王勾践趁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的时机，大举进兵吴国。吴国国内空虚，无力还击，很快就被越国击破灭亡。勾践的胜利，正是乘敌之危、就势取胜的典型战例。当然，勾践对吴王的一系列臣服的举动也有“瞒天过海”之妙。

0587.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的字面意思是表面上造成要攻打东边的声势，实际上却攻打西边。此典故自东汉的班超。当年班超攻打莎车国，莎车国王向龟兹求援，龟兹王亲率5万人马，援救莎车。班超联合于阗等国兵力只有2.5万人，敌众我寡，难以力克，必须智取。班超遂定下声东击西之计，迷惑敌人。他伪装要撤退，并且特别让莎车俘虏听得一清二楚。这天黄昏，班超命于阗大军向东撤退，自己率部向西撤退，表面上显得慌乱，故意放俘虏趁机脱逃。俘虏逃回莎车营中，急忙报告汉军慌忙撤退的消息。龟兹王大喜，亲自率1万精兵向西追杀班超。班超趁夜幕笼罩大漠，撤退仅十里地，部队即就地隐蔽。龟兹王求胜心切，率领追兵从班超隐蔽处飞驰而过，班超立即集合部队，与事先约定的东路于阗人马，迅速回师杀向莎车。班超的部队如从天而降，莎车猝不及防，迅速瓦解。龟兹王气势汹汹，追走一夜，未见班超部队踪影，又听得莎车已被平定的消息，只有收拾残部，悻悻然返回龟兹。

声东击西就是要佯攻，麻痹对方，调动敌军主力，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此计谋的危险系数极高，必须筹划充分、表演逼真，方能起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否则一旦被对方识破，对方不是可以逐个瓦解，就是可以以逸待劳、守株待兔，等待己方的只有惨败。

0588.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就是把没有的说成有，也就是用谎言欺骗。战国末期，秦国张仪建议秦王离间齐楚，再分别击败。秦王觉得有理，遂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带着厚礼拜见楚怀王，说秦国愿意把商于之地六百里送与楚国，只要楚能绝齐之盟。楚怀王一听，觉得有利可图，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并派人到齐国，大骂齐王，于是齐国绝楚和秦。而当楚国要和秦国签订条约时，张仪一口咬定当时许诺的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可是现在秦齐已经结盟。在两国夹击之下，楚军大败，最后，楚怀王只得割地求和。怀王中了张仪无中生有之计，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丧失大片国土。

上面那种无中生有的案例比较简单，在现实中较难发挥作用。但如果将此计加以发挥，虚实结合，先假后真，让对方把真的当成假的，把有的当成无，那么此计的威力将加倍无穷。

0589.暗度陈仓

暗度陈仓前面还有四个字是明修栈道。意思就是说我表明上在修复栈道，暗地里却偷渡到了陈仓。这个故事发生在秦末。当时楚汉争霸，初期项羽实力占优，鸿门宴上，刘邦险些丧命。刘邦脱险后，只得率部退驻汉中。为了麻痹项羽，刘邦退走时，将汉中通往关中的栈道全部烧毁，表示不再返回关中。公元前206年，已逐步强大起来的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出兵东征。出征之前，韩信派了许多士兵去修复已被烧毁的栈道，摆出要从原路杀回的架势。关中守军闻讯，密切注视修复栈道的进展情况，并派主力部队在这条路线各个关口要塞加紧防范，阻拦汉军进攻。而实际上，韩信却派大军绕道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东）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打败章邯，平定三秦，为刘邦统一中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可见暗度陈仓就是采取正面佯攻，当敌军被吸引后，再悄悄派出一支部队迂回到敌后，乘虚而入，进行突袭。这个计谋与声东击西有一定的相似处，却又有很大的区别。简单说，声东击西迷惑对方的是攻击对象，而暗度陈仓隐藏的是攻击途径。同样，暗度陈仓的前提与基础必须是明修栈道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否则很难成功。

0590.隔岸观火

隔岸观火就是站在河对岸看别人家着火。东汉末年，袁绍兵败身亡，几个儿子为争夺权力互相争斗，曹操决定击败袁氏兄弟。袁尚、袁熙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曹营诸将向曹操进言，要一鼓作气，平服辽东，捉拿二袁。曹操哈哈大笑说，公孙康自会将二袁的头送上门来的。于是下令班师，转回许昌，静观辽东局势。公孙康认为如收留二袁，肯定得罪势力强大的曹操。但他又担心曹操进攻辽东，只得收留二袁，共同抵御曹操。当他探听到曹操已经转回许昌，并无进攻辽东之意时，认为收容二袁有害无益。于是预设伏兵，召见二袁，一举擒拿，割下首级，派人送到曹操营中。

在趁火打劫中我们已有过叙述，趁火能打到劫固然好，但一不小心落个“引火烧身”的下场就得不偿失了。袖手旁观，等待火势蔓延，从内部烧垮敌人的有生力量，坐收渔人之利，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隔岸观火不如趁火打劫积极主动，因而获得利益的概率和成果相对来说要小。但隔岸观火的危险性也相应得要小得多，如运用不当，最多是无利可图，自身应不会受到太大伤害。

0591.笑里藏刀

笑里藏刀就是满面笑容的脸上暗藏杀机。战国时期，秦国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公孙鞅大军直抵魏国吴城城下。这吴城原是魏国名将吴起苦心经营之地，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正面进攻恐难奏效。公孙鞅探听到魏国守将是与自己曾经有过交往的公子行，心中大喜。他马上修书一封，提议订立和约。信送出后，公孙鞅还摆出主动撤兵的姿态。公子行看罢来信，又见秦军退兵，非常高兴，马上回信约定会谈日期。会谈那天，公子行带了300名随从到达约定地点，却惨遭埋伏。公子行等人被擒。公孙鞅利用被俘的随从，骗开吴城城门，占领吴城。魏国只得割让西河一带，向秦求和。

使用笑里藏刀一计，要根据对方指挥员的特点加以区别对待。对妄自尊大者，要躬屈逢迎，再增加他的傲气；而对心怀疑虑者，要充分表明本方的诚意，使对方放松警惕性。此计最重要的是要“笑”得真诚而自然，方能欺骗和麻痹对方，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此计极为阴险，但一旦得逞，却可以以最小的损失博得最大的利益。

0592.李代桃僵

李代桃僵就是让李树代替桃树僵死。战国后期，赵国北部经常受到匈奴等部骚扰。赵王派大将李牧镇守。李牧上任后，日日杀牛宰羊，犒赏将士，只许坚壁自守，不许与敌交锋。匈奴摸不消底细，也不敢贸然进犯。李牧暗地里加紧训练部队，养精蓄锐。几年后，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公元前250年，李牧准备出击匈奴。他派少数士兵保护边寨百姓出去放牧。匈奴人见状，派出小股骑兵前去劫掠，李牧的士兵与敌骑交手，假装败退，丢下一些人和牲畜。匈奴人占得便宜，得胜而归。匈奴单于心想，李牧从来不敢出城征战，果然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胆小之徒。于是亲率大军直逼雁门。李牧见骄兵之计已经奏效，于是严阵以待，兵分三路，给匈奴单于准备了一个大口袋。匈奴军轻敌冒进，被李牧分割几处，逐个围歼。单于兵败，落荒而逃。

在战场上，想使自己毫发无损而大获全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时候，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忍心首先舍弃一些。古人说：“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李代桃僵之计就非常符合这个策略，它与“舍车保帅”、“田忌赛马”所表现的思想基本相同。此计的关键是实施前要确保代为僵死的李树死得有价值，可以帮助桃树争取时间，化被动为主动。如果只能让桃树苟延残喘，那还是不用为妙。

0593.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就是随手把别人的羊牵走。以淝水之战为例。公元383年，前秦统一了黄河流域地区后趁势南下，想一统天下。东晋将领谢石看到敌众我寡，只能速战速决。于是，他决定用激将法激怒骄狂的苻坚。他派人送去一封信，说道，“我要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不敢决战，还是趁早投降为好。如果你有胆量与我决战，你就暂退一箭之地，放我渡河与你比个输赢”。苻坚大怒，决定暂退一箭之地，等东晋部队渡到河中间，再回兵出击，将晋兵全歼水中。他哪里料到此时秦军士气低落，撤军令下，顿时大乱。秦兵争先恐后，人马冲撞，乱成一团，怨声四起。这时指挥已经失灵，几次下令停止退却，但如潮水般撤退的人马已成溃败之势。这时谢石指挥东晋兵马，迅速渡河，乘敌人大乱，奋力追杀。前秦先锋苻融被东晋军在乱军中杀死，苻坚也中箭受伤，慌忙逃回洛阳。前秦大败。

顺手牵羊与趁火打劫一样都是抓住对方的困难加以利用。两者的不同在于，趁火打劫的火并不是自己放的，而顺手牵羊前的混乱有时却必须由自己想办法产生。因而，顺手牵羊对时机的把握要求更高，一旦错过机会，前面的一切就全是白搭了；而一旦抓住，则很有可能一下子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0594.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就是打到了草，却惊到了蛇。打草惊蛇的典故出自南唐。当时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他见钱眼开，做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情。下属官员见上司如此，就一个个效仿开来。有一日，王鲁收到一份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种种不法行为的状纸。状子虽是告主簿几个人的，但王鲁觉得就像告自己一样。他越想越感到事态严重，越想越觉得害怕，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控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手拿笔在案卷上写下了他此刻内心的真实感受：“汝虽打草，吾已惊蛇。”

打草惊蛇用在军事上就是不与对方起直接冲突，却让对方在自己与他人的斗争中见识到自己的力量，从而知难而退。它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杀鸡儆猴”倒有几分相似之处。随着时间的发展，“打草惊蛇”一词越来越偏离它的本来意思。时至今日，它已成为贬义词，用来指代那些鲁莽的人和事。这离三十六计中的计谋已相去太远了。

0595.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就是借用别人的身体让自己重生。它来源于八仙之一的铁拐李得道成仙的传说。相传铁拐李原名李玄，曾遇太上老君得道。一次，其魂魄离开躯体，飘飘然游玩于三山五岳之间。临行前，他曾嘱咐徒弟看护好遗体。但李玄魂魄四处游山玩水，流连忘返。徒弟等待久了，见师父的遗体老是僵硬在那里，总是活不过来，便误以为他已经死去，便将其火化了。待李玄神游归来时，已不见了自己的躯体，魂魄无所依附。恰好当时路旁有一饿死的乞丐，刚刚断气不久，尸体还算新鲜。李玄于慌忙之中，便将自己的灵魂附在了这具尸体之上。借尸还魂后的李玄，已面目全非，蓬头垢面，坦腹露胸，并跛一足。为了支撑身体行走，李玄对着原乞丐用的一根竹杖吹了一口仙气，竹杖立即变为铁拐。借尸还魂后的李玄也因此被称为铁拐李。

借尸还魂在军事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朝代末期的农民起义中。这些人拥立亡国国君的后代这种“尸”，以求达到自己坐上王位的目的。这些人当然并不是真心恢复故国，而是打着前朝的旗号，利用人们的愿望，来实现自己的军事与政治野心。

0596.调虎离山

调虎离山就是把老虎调离山岗。三国时期，东吴孙策想夺取江北卢江郡。但占据卢江的刘勋势力强大。孙策知道，如果硬攻，取胜的机会很小。他和众将商议，定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孙策首先派人给刘勋送去一份厚礼，并在信中把刘勋大肆吹捧一番。孙策还以弱者的身份向刘勋求救。他说，“上缭经常派兵侵扰我们，我们力弱，不能远征，请求将军发兵降服上缭，我们感激不尽”。刘勋见孙策极力讨好他，万分得意。上缭一带，十分富庶，刘勋早想夺取，今见孙策软弱无能，免去了后顾之忧。刘勋亲自率领几万兵马去攻上缭，城内空虚。孙策心中大喜，说：“老虎已被我调出山了，我们赶快去占据它的老窝吧！”于是立即率领人马，水陆并进，袭击卢江，几乎没遇到顽强的抵杭，就很顺利地控制了卢江。

常言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卧平阳被犬欺。”如果敌方占据了有利地势，并防范严密，此时，我方哪怕是一条强龙亦会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实力相当，或以弱博强了）。这时就要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敌人引出坚固的据点，或者把敌人诱入对我方有利的地区，这样才可以取胜。调虎离山关键在“调”，要想成功，还需与他计同用。孙策在这里就兼用了笑里藏刀的策略。

0597.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就是想要捉住某人却故意先放开他。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军事史上一个“欲擒故纵”的绝妙战例。蜀汉建立之后，定下北伐大计。当时西南夷酋长孟获率10万大军侵犯蜀国。诸葛亮为了解决北伐的后顾之忧，决定亲自率兵先平孟获。诸葛亮诱敌出战，事先在山谷中埋下伏兵，孟获被诱入伏击圈内，兵败被擒。如果将孟获杀死自然易如反掌，但却难以斩草除根。为了让孟获死心塌地臣服，诸葛亮决定对孟获采取“攻心”战。他问孟获服不服，孟获回答不服后。诸葛亮断然释放孟获。再战再擒再放。如此七次后，终于感动了孟获，誓不再反。从此，蜀国西南安定，诸葛亮才得以举兵北伐。

军事上，我们不能逼迫对方太紧，越是如此，对方反而守卫更严，斗志越旺。在适当的时候，作出适当的让步，反而可以让敌人斗志逐渐懈怠，体力、物力逐渐消耗，也可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0598.抛砖引玉

抛砖引玉就是抛出砖头，引出美玉。公元前700年，楚国发兵攻打绞城。绞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楚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这时楚国大夫向楚王献上一条“以鱼饵钓大鱼”的计谋。他先派些士兵装扮成樵夫上山打柴运回来，敌军一定会出城劫夺柴草。头几天，让对方先得一些小利，等对方麻痹大意，派大批士兵出城劫夺柴草之时，先设伏兵断其后路，然后聚而歼之，乘势夺城。楚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果然攻下绞城。

抛砖引玉是一种以小利谋大利的诱骗术。此计用于军事，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诱骗敌人，使其懵懂上当，中我圈套。正如钓鱼需用钓饵，先让鱼儿尝到一点甜头，它才会上钩；敌人只有占了点便宜之后，才可能上大当。此计与李代桃僵有相似之处。

0599.擒贼先擒王

擒贼先擒王的意思就是说抓敌人要首先抓头目。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派勇将尹子奇率10万劲旅进攻睢阳。一日晚上，安军刚刚准备休息，忽听城头战鼓隆隆，喊声震天。尹子奇急令部队准备与冲出城来的唐军激战。而唐军“只打雷不下雨”，不时擂鼓，像要杀出城来，可是一直紧闭城门，没有出战。尹子奇的部队被折腾了整夜。黎明时分，张巡率领守兵冲杀出来，急令部队擒拿敌军首领尹子奇。但张巡从未见过尹子奇，根本不认识，现在他又混在乱军之中，更加难以辨认。张巡心生一计，让士兵用秸秆削尖作箭，射向敌军。敌军发现后心中大喜，以为张巡军中已没有箭了。他们争先恐后向尹子奇报告这个好消息。张巡见状，立刻辨认出了敌军首领尹子奇，急令神箭手、部将南霁云向尹子奇放箭，正中尹子奇左眼。敌军一片混乱，大败而逃。

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很好理解。敌军将领一死，自然会士气低落、望风披靡。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擒住。敌军自然也知道将领的重要性。将领的武功高强，周围的守护严密。在这种情况下，要一意孤行地去擒王只会让自己损失惨重。所以，“擒王”是目的，至于实施手段，还需从其他计策中获取。

0600.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就是把柴火从锅底抽走。官渡之战中，曹袁两军对垒多日，双方粮草供给成了关键。袁绍从河北调集了1万多车粮草，屯集在大本营以北40里的乌巢。曹操探听乌巢井无重兵防守，决定偷袭乌巢，断其供应。他亲自率5000精兵打着袁绍的旗号，夜袭乌巢。乌巢袁军还没有弄清真相，曹军已经包围了粮仓。一把大火点燃，顿时浓烟四起。曹军乘势消灭了守粮袁军。袁军的1万车粮草，顿时化为灰烬。袁绍大军闻讯，惊恐万状。供应断绝，军心浮动，袁绍一时没了主意。曹操此时发动全线进攻，袁军士兵已丧失战斗力，10万大军四散溃逃。袁军大败，袁绍带领800亲兵，艰难地杀出重围，回到河北，从此一蹶不振。

想要把一锅沸腾的水冷却掉，最好的办法不是再加进冷水，而是把火灭掉。这种釜底抽薪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就是对强敌不可用正面作战取胜，而应该避其锋芒，削减敌人的气势，再乘机取胜。釜底抽薪的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很多时候，一些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点，恰恰是敌人的弱点。

0601.混水摸鱼

混水摸鱼就是在混浊的水里，趁着鱼儿头脑不清楚来捞鱼。唐朝开元年间，朝廷派张守圭平定契丹之乱。契丹大将可突干想探听唐军虚实，假意表示愿意重新归顺朝廷。张守圭知道契丹势力正旺，主动求和，必定有诈。他将计就计，客气地接待了来使。第二天，他派王悔代表朝廷到可突干营中宣抚，并命王悔一定要探明契丹内部的底细。王悔探知李过折与可突干有矛盾，便特意去拜访，并劝说李过折，唐军势力浩大，可突汗肯定失败，如脱离可突汗，建功立业，朝廷保证一定会重用他。李过折果然心动。第二天晚上，李过折率领本部人马，突袭可突干的中军大帐。可突干毫无防备，被李过折斩于营中。忠于可突干的大将涅礼召集人马，与李过折展开激战，杀了李过折。趁着契丹军内正在火并混乱不堪的机会。张守圭发动猛攻，生擒涅礼，大破契丹军。

此计用于军事，是指当敌人混乱无主时，乘机夺取胜利的谋略。当然水儿不会自己变混，在战争中这个可乘之机也不能只靠等待，应主动去制造这种可乘之机，然后便可借机行事。

0602.金蝉脱壳

金蝉脱壳的本意是：蝉在蜕变时本体脱离皮壳而走，只留下蝉蜕还挂在枝头。三国时期，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时，积劳成疾，在五丈原病死于军中。为了不使蜀军在退回汉中的路上遭受损失，诸葛亮在临终前向姜维密授退兵之计。姜维遵照诸葛亮的吩咐，在诸葛亮死后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并命工匠仿诸葛亮模样，雕了一个木人，羽扇纶巾，稳坐车中。然后派杨仪率领部分人马大张旗鼓，向魏军发动进攻。魏军远望蜀军军容整齐，又见诸葛亮稳坐车中指挥若定。司马懿一向知道诸葛亮“诡计多端”，又怀疑此次退兵乃是诱敌之计，于是命令部队后撤，观察蜀军动向。姜维趁司马懿退兵的大好时机，马上指挥主力部队，迅速安全转移，撤回汉中。等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已死，再进兵追击，为时已晚。

此计有些“障眼法”的意味。它用于军事就是通过伪装摆脱敌人，撤退或转移，以实现我方的战略目标的谋略。这绝不是惊慌失措、消极逃跑，而是保留形式、抽走内容、稳住对方，使自己脱离险境。

0603.关门捉贼

关门捉贼就是先把贼请进屋内，然后关起门来，使他无处可逃，再实施具体的抓贼措施。战国时期，秦国先用离间计让赵国用赵括代替廉颇。赵括亲率4 0万大军，来与秦兵决战。秦军开始故意战败，赵括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秦国边境。秦军坚守不出，赵括一连数日也攻克不了，只得退兵。这时突然得到消息，自己的后营已被秦军攻占，粮道也被秦军截断。秦军已把赵军全部包围起来。一连46天，赵军绝粮，士兵杀人相食，赵括只得拼命突围。白起已严密部署，多次击退企图突围的赵军，最后，赵括中箭身亡，赵军大乱，40万人几乎全被秦军活埋。

在军事上，关门捉贼就是对弱小的敌军要采取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谋略。如果让敌人得以脱逃，情况就会十分复杂。不追就给了对方卷土重来的机会，穷追不舍就有可能中敌诱兵之计。

0604.远交近攻

远交近攻就是先和距离远的国家交朋友，进攻邻近的国家。战国时代的秦国即靠此策略一统天下。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雎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国攻齐。他说，齐国势力强大，离秦国又很远，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多派军队，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不如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其后40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此计在军事上就是要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不同，逐步扩张，并和暂无利害冲突的城邦结盟，这样就可以使其他城邦孤立无援，自己就可以轻松地一一击破，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0605.假途伐虢

假途伐虢就是借道讨伐虢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种策略。当时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国大臣宫子奇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的，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得过晋国的好处，对晋国毫不怀疑，因而认为为了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是得不偿失的。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路过虞国时，晋军果如宫子奇所言，里应外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

此计运用于军事上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借到道。这一方面要求两国平日关系不错（日常多施舍些小恩小惠即可）；另一方面做的事情必须首先有借道的必要性，而且要对自身有明显利益，才不会引起对方怀疑。一旦这些条件具备，即可轻易获取极大的利益。

0606.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就是替换对方的军队阵容。秦始皇称帝后，一直没有立太子。国内有两个小集团，一个是长子扶苏、蒙恬集团，—个是幼子胡亥、赵高集团。扶苏恭顺好仁，为人正派，幼子胡亥却只贪图享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临死前他要李斯传达密诏，立扶苏为太子。当时掌管玉玺和起草诏书的是宦官赵高。赵高早有野心，看准了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制造假诏书，赐死扶苏，杀了蒙恬。赵高未用一兵一卒，只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就把昏庸无能的胡亥扶为秦二世，为自己今后的专权打下基础。

在军事上，偷梁换柱主要是针对与自己暂结为同盟的友邦而设定。“梁”和“柱”都是有关军队阵型的名词，它们是部署主力部队的地方。在与友军联合作战的过程中，设法改变友军的阵容，暗中更换它的主力，派自己的部队去代替它的梁柱，这样在战争结束后就可立即吞并友军的部队。

0607.指桑骂槐

指桑骂槐的字面意思就是指着桑树骂槐树。楚汉争霸时，韩信令将军樊哙、周勃二人，带领一万余人，限期3个月内修完栈道。但先前烧毁的栈道断断续续有300多里，地势险要，其修复工程非常艰难。上万人日夜苦干了十几天，才完成了一小段。官兵们不知修栈道的真正意图，于是怨声载道。韩信见到如此状况，明白自己在军中的威严受到严重挑战，眼看工期要延长，从而延误战机。于是，韩信断然决定，对樊哙、周勃等头领作出撤职处分以儆效尤。士兵知道后大为震惊，再也没有怨气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修复栈道的工程如期完成，也使得韩信的“暗度陈仓”的计谋顺利实施。

军事上的指桑骂槐除了可以用在自己军队内部，通过对少数“桑树”的惩罚来使大多数“槐树”听从命令外，还可以用到敌人身上，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为了降服鲁国和宋国，就是运用此计。他先攻下弱小的遂国，鲁国畏惧，立即谢罪求和。宋见齐鲁联盟，也只得认输求和。

0608.假痴不癫

假痴不癫就是行为痴傻却思想不乱。三国时期，魏国的魏明帝去世，继位的曹芳年仅八岁，朝政由太尉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共同执掌，曹爽是宗亲贵胄，飞扬跋扈，他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司马懿大权旁落，心中十分怨恨，但他看到曹爽现在势力强大，一时恐怕斗他不过。于是，司马懿称病不再上朝，慢慢地，曹爽就放松了警惕。公元249年2月15日，曹芳去济阳城北扫墓，祭祀祖先。曹爽带着他的三个兄弟和亲信等护驾出行。司马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调集家将，召集过去的老部下，迅速占据了曹氏兵营，然后进宫威逼太后，历数曹爽罪过，要求废黜这个奸贼。太后无奈，只得同意。曹爽闻讯回城，大势已去。司马懿以篡逆的罪名，诛杀曹爽一家，终于独揽大权。曹魏政权实际上已是有名无实。

此计用于政治谋略，就是韬晦之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表面上装疯卖傻，给人以碌碌无为的印象，隐藏自己的才能，掩盖内心的政治抱负，以免引起政敌的注意。此计用在军事上，就是故意不露锋芒，显得软弱可欺，用以麻痹敌人，然后伺机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

0609.上屋抽梯

上屋抽梯就是等别人上了屋顶后就把梯子撤掉。这个计谋来自一个典故。东汉末年，刘表偏爱少子刘琦，不喜欢长子刘琮。刘琮的母亲害怕刘琦得势，影响到儿子刘琮的地位，非常嫉恨他。刘琦感到自己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多次请教诸葛亮，但诸葛亮一直不肯为他出主意。有一天，刘琦约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饮酒，等二人正坐下饮酒之时，刘琦暗中派人拆走了楼梯。刘琦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赐教矣。”诸葛亮见状，无可奈何，只能教之于法。刘琦依照该方法，果然躲过了灾祸。

此计用在军事上，是指先引诱敌人，然后截断敌人退路，以便将敌围歼的谋略。这个计谋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诱敌，也就是“梯子”该怎么摆才能让对方来登屋。这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了，对性贪之敌，我们应以利诱之；对情骄之敌，则示弱以惑之；对莽撞无谋之敌，则设下埋仗以使其中计。

0610.树上开花

树上开花，是指树上本来没有开花，但可以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朵粘在树上，做得和真花一祥，不仔细去看，真假难辨。三国时期，刘备与曹军战败后慌忙率荆州军民退守江陵。由于老百姓跟着撤退的人太多，所以撤退的速度非常慢。曹兵追到当阳，与刘备的部队打了一仗。刘备败退，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乱军中被冲散了。刘备只得狼狈败退，令张飞断后，阻截追兵。张飞只有二三十个骑兵，怎敌得过曹操的大队人马？那张飞临危不惧，临阵不慌，顿时心生一计。他命令所率的二二十名骑兵都到树林子里去，砍下树枝，绑在马后，然后骑马在林中飞跑打转。张飞一人骑着黑马，横着丈二长矛，威风凛凛站在长坂坡的桥上。追兵赶到，见张飞独自骑马横矛站在桥中，好生奇怪，又看见桥东树林里尘土飞扬。追击的曹兵马上停止前进，认为树林之中定有伏兵。张飞只带二三十名骑兵，阻止住了追击的曹兵，让刘备和荆州军民顺利撤退。

树上开花是说弱小的部队通过凭借某种因素，改变外部形态之后，使自己的阵容显得充实强大。这种计谋的可行性在于战场上情况复杂、瞬息万变，指挥官很容易被假象所惑。所以，善于布置假情况，巧布迷魂阵，虚张声势，可以慑服甚至击败敌人。

0611.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就是从客人的身份变为主人。东汉末期，袁绍势力渐渐强大，总想不断扩张。他屯兵河内，缺少粮草，十分犯愁。他的老友韩馥知道情况之后，主动派人送去粮草，帮袁绍解决供应困难。袁绍觉得等待别人送粮草，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他听了谋士逢纪的劝告，决定夺取粮仓冀州。袁绍首先给公孙瓒写了一封信，建议与他一起攻打冀州。袁绍又暗地派人去见韩馥，说，“公孙瓒和袁绍联合攻打冀州，冀州难以自保。袁绍过去不是你的老朋友吗？最近你不是还给他送过粮草吗？你何不联合袁绍，对付公孙瓒呢？让袁绍进城，冀州不就保住了吗？”韩馥只得邀请袁绍带兵进入冀州。这位请来的客人，表面上尊重韩馥，实际上逐渐将自己的部下一个一个似钉子扎进了冀州的要害部位。这时，韩馥清楚地知道，他这个“主”被“客”取而代之了。为了保全性命，他只得只身逃出冀州。

反客为主用在军事上，是指在战争中努力变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主动权的谋略。尽量想办法钻空子，插脚进去，控制它的首脑机关或者要害部位，抓住有利时机，兼并或者控制他人。

0612.美人计

美人计就是用女色迷惑敌人。东汉末年，董卓专政，飞扬跋扈，野心勃勃。董卓身旁有一义子，名叫吕布，骁勇异常，忠心保护董卓。王允观察这“父子”二人，狼狈为奸，不可一世，但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都是好色之徒。于是，王允决定以美人计对付他们。王允府中有一个国色天香且深明大义的歌女叫貂蝉，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王允主动提出将貂蝉许配给吕布。吕布见喜不自胜。第二天，王允又请董卓到家里来，酒席筵间，要貂蝉献舞。董卓一见，馋涎欲滴，王允顺势让他把貂蝉带回府中去了。吕布知道了极不满意。后来貂蝉又故意勾引吕布让董卓知道。二人关系愈加疏远。王允见时机成熟，邀吕布到密室商议。王允大骂董贼夺去了将军的妻子，实在可恨。吕布咬牙切齿，说：“不是看我们是父子关系，我真想宰了他。”王允忙说：“将军错了，你姓吕，他姓董，算什么父子？再说，他抢占你的妻子，哪里还有什么父子之情？”吕布怦然心动，诛杀了董卓。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计”对那些意志薄弱、贪恋美色的人而言，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一般人用此计即可消磨敌方斗志，提高自己的胜算；高明的如王允之人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到达自己的目的。

0613.空城计

空城计就是将空荡荡的城堡不加掩饰地展现于对方面前，使其疑惑而不敢贸然进攻。三国时期，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众人听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大惊失色。诸葛亮登城楼观望后，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惊慌，我略用计策，便可教司马懿退兵。”诸葛亮传令叫士兵把四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之上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扫街。诸葛亮自己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童，带上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然后慢慢弹起琴来。司马懿率军到达城下看到如此情形疑惑不已，百般思虑后，还是不敢冒险，于是又率各路兵马退了回去。

空城计是一种极富智慧的计策，同时也是极冒险的行为。它是在处于绝对被动作战的状态时破釜沉舟使出的一招，目的就是企图蒙混过关，“置之死地而后生”。由于此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几乎将主动权全部交予对方手里，因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宜使用空城计。诸葛亮敢于运用此计，除了实在无人可用外，还在于他熟知司马懿谨慎多疑的性格。此外，此计也不宜重复、多次地运用。

0614.反间计

反间计就是挑拨对方内部关系，使其自相残杀的计谋。三国时期，曹操率领号称的80万大军，准备渡过长江，占据南方。当时，孙刘联合抗曹，但兵力比曹军要少得多。不过曹操的队伍都由北方骑兵组成，不善于水战。当时有两个精通水战的降将蔡瑁、张允，可以为曹操训练水军。曹操把这两个人当做宝贝，优待有加。曹操一贯爱才，知道周瑜年轻有为，是个军事奇才，很想拉拢他。曹营谋士蒋干自称与周瑜曾是同窗好友，愿意过江劝降。曹操当即让蒋干过江说服周瑜。周瑜见到蒋干后，热情招待。酒足饭饱之后，周瑜佯装大醉，倒床大睡。蒋干半夜偷偷下床，见周瑜案上有一封信。他偷看了信，原来是蔡瑁、张允写来，约定与周瑜里应外合，击败曹操。他大吃一惊，连夜赶回曹营，让曹操看了周瑜伪造的信件。曹操顿时火起，以为他们是假降，于是就杀了蔡瑁、张允。等曹操冷静下来，才知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但也无可奈何了。随后的赤壁大战中，曹军因为不习水战而被孙刘联军战败。

反间计就是利用战争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以及人类惯有的疑心病，巧妙设局，让敌方互相猜忌，乃至兵戎相见、自废武功。反间计并不容易得逞，一方面要求己方的布局巧妙、天衣无缝；另一方面又要求敌方不具备超常的逻辑判断推理能力。但反间计一旦成功，用计者必将受益无穷。

0615.苦肉计

苦肉计是为取得敌方信任，故意摧残自己的策略。还是在赤壁大战期间，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后无人训练水师。他为了克服水上颠簸的弊端，下令将船连起来。见此情形，孙刘联军决定采用火攻。为了使计划能顺利实施，周瑜与黄盖在众人面前故意争执，周瑜盛怒之下打了黄盖50大板，黄盖遂降曹操。从探子口中得到周黄内讧消息的曹操对黄盖不再起疑。黄盖出发时准备了20只大船，装满芦苇干柴，浇上鱼油，铺好引火用的硫黄、焰硝等物，然后用青布油单遮盖好，船头还钉满大钉，船上又树起诈降的联络标识“青龙牙旗”。快接近曹营时，黄盖下令放火，各船的柴草、鱼油立即燃烧起来，火乘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冲入曹操水寨。曹军伤亡惨重，曹操落荒而逃。

可见，苦肉计就是要通过自我伤害、自我冲突的方式，机警地打入敌方的内部，取得对方的充分信任，然后进行一系列的间谍活动。苦肉计的关键自然是戏要演得真，而且越少人知道真相越好，这样才更容易骗得对方信任。

0616.连环计

连环计就是一计过后又紧跟一计，让敌人防不胜防。在战争中，多数情况下敌我双方都是久经沙场、文武双全的，因而单纯使用一种计策较容易被对方识破，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使用连环计则很可能在对方意料之外。连环计或是实现前一计未能到达的目标，或是在前面成果的基础上谋取更大的利益。关于连环计策的具体实例不再列举，前面的已经很多了，比如周瑜离间计后再使苦肉计，勾践兼用美人计和趁火打劫，韩信暗度陈仓前又指桑骂槐等等。

0617.走为上计

走为上计就是说回避是最好的策略。当敌我双方实力过于悬殊，使用任何计策都难有取胜把握的时候，那么就干脆先撤退再图后计。不过在撤退是必须要注意几点：首先，撤退不会造成太大的战略损失。比如你在镇守某军事要地，见到敌军后弃城撤退，那么即使没有人员伤亡也是失败的，因为你让对方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兵家必争之地。其次，撤退要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性。如果撤退变成了逃亡，那么士气散了就再难以聚集了。在没有重大损失，对士气不会造成太大打击的情况下，实行战略性回避，确实是应对强敌的上善之策。

五、作战阵法

0618.八卦阵

关于八卦阵是谁发明的说法众多，到底是伏羲、孙膑还是诸葛亮，已难考证了。这种阵法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事先针对性训练的步卒应对马军的手段。在对方冲击时，有意识地在战线的某些位置让出真空，引诱骑方下意识地集中向这些路线行进。待其杀入阵中之后，我阵虽破却不散，一路上在两边集结固守，让出前方空间任由敌人冲刺。

阵势的核心在于：这种路径可以通过事先操演确定，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让本来是对方战阵两端的直线冲杀，变成我方主导下的在阵内的环型路线。连续不断地接触，将会逐步消耗马军的气势和体力。而由于马军自身的特性，他们又不得不按照这条“安全”的路线冲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随着时间的推移，阵内的敌军最终会被逐渐消耗一空。

0619.撒星阵

相传撒星阵是南宋名将岳飞破金兵“拐子马”（即连环马）的阵法。撒星阵的队形布列如星，连成一排的“拐子马”冲来时，士兵散而不聚，使敌人扑空；等敌人后撤时，散开的士兵再聚拢过来，猛力扑击敌人，并用刀专砍马腿，以破“拐子马”。

0620.鸳鸯阵

鸳鸯阵是明代将领戚继光为抗击倭寇而创设的一种阵法。鸳鸯阵以1 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重箭、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使用短刀的短兵手。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

鸳鸯阵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攻守兼备。

六、历代名将

0621.战国四将

战国四将分别是赵国的李牧、廉颇和秦国的白起、王翦。

廉颇，山东德州陵县人，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

前期，秦王曾多次派兵进攻赵国，廉颇统领赵军屡败秦军，迫使秦国改变军事策略。后来蔺相如完璧归赵，位列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处处挑衅，蔺相如以大局为重处处忍让，廉颇负荆请罪，双方将相和，赵国的实力强盛。秦国10年间未敢攻赵。公元前266年，长平之战爆发，在廉颇的指挥下，赵军虽有小败，但却未伤筋骨。后来赵王中离间计，用赵括取代廉颇，致使4 0余万军队全军覆没。赵国国力大衰，燕国趁机讨伐，廉颇带领十几万残兵打破燕军，迫使其割地求和。之后廉颇军职被乐毅取代，廉颇盛怒之后攻打乐毅后投奔魏国。后来秦多次攻打赵国，赵王又想起用廉颇，却终认为“廉颇老矣”而再未录用。廉颇也抑郁而终。

白起是秦国名将，一生战绩卓著。秦昭王十四年(前293年)，白起任左庶长出兵攻韩、魏，斩获首级24万；十五年，领兵攻陷魏国，占据大小城池61个；十六年，白起与客卿司马错联合攻下垣城；二十一年，白起攻赵，占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县西)；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邓等五座城池；次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三十四年，白起率军攻赵魏联军以救韩，大破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斩首13万；四十三年，白起攻韩之陉城，攻陷5城，斩首5万；四十五年，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四十六年，攻下韩国缑氏、蔺两地；四十七年，长平之战中打破赵军40余万。

白起欲趁势剿灭赵国，却被范雎别有用心地阻拦。白起从此称病不再带兵。秦国出处碰壁，秦王将“见死不救”的白起赐死。

李牧(?—前229)，汉族，战国时期赵国柏人（今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统帅，官至赵国相，大将军衔，受封赵国武安君，功显赫,生平未尝一败仗。李牧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是在朝中参与政治军事活动，以抵御强秦为主，曾两次大破秦军。

赵国北边和匈奴接界，常常遭到匈奴的入侵，抢掠去不少人员和财物。赵孝成王时，派李牧为将，镇守北边，帅府驻在代雁门郡。李牧到任后，对内积极训练，对外却坚守城门，拒不出战。匈奴慢慢地将这个胆小的将领不放在眼里了。后来李牧抓住机会，打破匈奴10万人。匈奴仓皇北退。过了十几年，匈奴兵慑于赵军之威，还不敢来入侵赵的边境。

公元前233年赵王迁从代雁门调回李牧，任命其为大将军，率所部南下，指挥全部赵军反击秦军。李牧不辱使命，将10万余秦军几乎全部歼灭。前232年，秦再次派军入侵，李牧采取南守北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再次打破秦军。然昏庸的赵王又一次中了离间计，他听信谗言，暗中布置圈套捕获李牧并斩杀了他。

李牧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最杰出将领，深得士兵和人民的爱戴，有着崇高的威望。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而未尝败绩，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王翦，生卒年不详，频阳东乡(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位名将，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

0622.项羽

项羽(前232-前202），姓项，名籍，中国古代起义军领袖，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

项羽小时候就有平天下的大志。他开始时在叔父项梁手下战功赫赫，巨鹿之战后，项羽更大名震天下。项羽军队后来连续大捷，势力天下无双。但连番胜利后，项羽日益骄纵，听不进他人意见。鸿门宴上，他轻易放走刘邦，留下祸患。再加上他杀人成性，手下很多有才能的人都纷纷投奔到刘邦手下。楚霸王最终失败，自刎乌江。

虽然以失败者的形象写入史书，但项羽在日后的名声却非常响亮。文人墨客以多种方式缅怀或讨论他。在百姓的眼中，项羽更是神一般的人物，名气远在战胜他的刘邦之上。

0623.韩信

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人，西汉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

韩信少时家贫，曾甘受“胯下之辱”。秦末农民起义后，韩信投奔项羽，多次给项羽献计，项羽不予采纳。刘邦入蜀后，韩信离楚归汉，做管理仓库的小官，依然不被人所知。韩信再次离去，幸得萧何月夜千里追赶，并向刘邦着力推荐，这才当上将军。

韩信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作为战术家的韩信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因而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说法。

然而汉室建立后，韩信却遭诬陷，三族被诛。天下人听闻，无不悲怆。

0624.李广

李广(?—前119)，陇西成纪人（今甘肃平凉市静宁县人），西汉著名军事家。他镇守边郡，使匈奴多年不敢犯，被称为“飞将军”

李广一生皆在边关戍敌，与匈奴70余战，虽不是百战战胜，却也战功卓越。李广以骁勇善射、智谋超群著称，匈奴闻其名则远而避之，不敢与其相战，堪称不战而趋人之兵。李广治兵宽缓不苛，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边关军民的爱戴，在历代的边疆士兵中都有着崇高的威望，是一位“才气天下无双”的将军。唐朝时期，有不少诗句用以歌颂李广，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李广一生骁勇善战，最终也未能裂土封侯，让人为之鸣不平。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0625.卫青

卫青(？—前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中国中西部山西临汾西南）人，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

卫青本是私生子，被人瞧不起。但自姐姐卫子夫被选入宫中后，卫青也获得了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卫青的军事才能慢慢显露出来，也开始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卫青从公元前129年被封车骑将军开始，共有7次领兵打击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据《史记》记载，他所获得封邑总共有17600户，《汉书》为20200户。

更难能可贵的是，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而且与霍去病不同，他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

0626.霍去病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中国西汉武帝时期名将，汉族，杰出的军事家。

元朔六年（前123年），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以800人歼2000余人，受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封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4万余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元狩四年夏，霍去病与卫青各率5万骑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霍去病击败左贤王部后，乘胜追击，深入2000余里，歼7万余人。可惜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病卒，年仅24岁。

霍去病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汉武帝信任。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11万人，降敌4万人，开疆拓土，战功比他的舅舅卫青还要辉煌。对于整个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来说，霍去病是彪炳千秋的传奇。此外，他还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令后人备感钦佩。

0627.关羽

关羽(约160—220)，字云长，并州河东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人。

少时关羽与刘备、张飞一见如故，三人结为异性兄弟。后来关羽被曹操所降，曹操非常欣赏他，欲使之为自己服务，但关羽立功报答曹操之恩后坚决要离去，曹操允之。此后一生，关羽忠心耿耿为刘备效力，直到败走麦城而亡。其间，关羽曾在华容道上截住曹操残兵，在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战胜曹操的情况下，关羽念及旧情放了曹操。关羽的这些行为被人称为“义绝”。

关羽一生做了许多让人称绝的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当推“刮骨疗伤”和“过五关斩六将”。关羽攻打樊城时，被毒箭射中右臂，毒渗入骨头。后来华佗来了，要为他开骨取出箭头。关羽就把右臂给他，喝了几杯酒就与人下棋，自始至终镇定自若，未有一声呻吟。后来，在与曹军作战时，关羽过东岭关时杀孔秀，过洛阳城时杀韩福、孟坦，过汜水关时杀卞喜，过荥阳时杀太守王植，过黄河渡口时杀秦琪，让敌军闻风丧胆。

关羽的英勇善战和忠肝义胆使他在后人心中占有极高的位置。他一直是历来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还被尊称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0628.秦琼

秦琼(?—638)，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唐初著名大将，勇武威名震慑一时。秦琼在隋末曾随多位将领征战，619年投唐，被分配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参加了李世民的历次征战，每战必先，常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626年，秦琼参与玄武门之变，事后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琼晚年因历次作战负伤太多而疾病缠身，638年去世，643年被封为唐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

据说当年唐太宗常做噩梦，所以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有效。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两人之像贴在宫门口，结果照样管用。后来这一传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与尉迟恭便成了门神。从此一点，即可看出秦琼在民间的影响。

0629.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唐代著名的军事家。

郭子仪出生武将家庭，自小身材魁梧，勤奋练武，熟读兵书。唐玄宗执政后期，贪图酒色，误用奸臣，致使“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京城。唐玄宗慌忙逃走。肃宗即位后，便图谋收复两京，得到重用的郭子仪不辱使命，经过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安史军队。肃宗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虽然战争获胜，经过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大伤，吐蕃军队趁势来袭。危机关头又是郭子仪挺身而出，以寡敌众而大获全胜。

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宽厚待人，因此在朝中有极高的威望。781年，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皇帝还到安福门临哭送行，举国上下无不悲痛。

0630.杨家将

杨家将是对北宋时期杨家三代英勇善战、忠心为国的将士的合称。

第一代杨继业原为北汉大将，后归宋，被赵匡胤委派防范契丹的重任。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称杨继业为“杨无敌”。 杨继业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公元986年，杨继业以寡敌众不幸被俘。他英勇不屈，绝食而亡。杨继业死后，其子杨延昭（人称杨六郎）继承了父亲的光辉传统。他自童年便受到父亲的熏陶，长大后便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他智勇善战，号令严明。在杨继业死后，杨延昭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继承和发扬了杨家“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杨家将的第三代是杨宗保，他是杨延昭的儿子，也是宋代一名边防名将。在宋仁宗时期，他先后在河北、陕西边境做过镇守将军，将家族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在当世就赢得了诸多赞誉。时间越久，杨家将的名气越大。后世关于杨家将的小说、评书、电视剧、电影层出不穷，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0631.岳飞

岳飞（1103—1142），宋代著名军事家、抗金英雄。

岳飞出生于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汤阴的一户佃农家里。他出生时正遇到女真族对宋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下四个字“尽忠报国”四字，盼他长大后报效祖国。岳飞20岁投军抗金。表现英勇的他逐渐当上将领，被委以重任。岳飞一生多次北伐，屡战屡胜，他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人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足见金人对他的畏惧。然而岳飞的连战连捷却引起了朝廷内部的恐慌，皇帝连下十多道金牌命他停止进攻班师回朝。后来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年仅39岁。岳飞被杀后，金国人举国相庆弹冠，因为南宋再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像岳家军一样难以撼动！

虽然后人有人批评岳飞为“愚忠”，但后世绝大多数百姓还是将岳飞当做神一般的人物来看待。各地修建了多处纪念馆供后人缅怀。而且在岳飞墓旁，人们还将诬陷岳飞的秦桧等人雕成像捆绑着跪在岳飞前，让其受后人的唾骂。

0632.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 ，山东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

明朝中后叶，浙江多被倭寇骚扰，而旧军素质不良。朝廷派戚继光去整顿军队，抵御倭寇。戚继光到任后招募农民和矿徒，组成新军。这支军队严明纪律，赏罚必信，贪拿百姓物品及临阵退缩的均杀无赦。该军队还配有精良战船和兵械，精心训练。戚继光还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审时度势，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经历10余年，大小80余战，戚继光终于指挥军队扫平倭寇。他这支军队也后人称为“戚家军”。戚继光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而被后人永世怀念。

0633.郑成功

郑成功（1624—1662），明清之际民族英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

郑成功是明末的大将，在明亡后仍不接受清朝封赏，坚持抗清。为了能与清朝长期对峙，势单力薄的他决定把荷兰人占领的台湾作为自己的根据地。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其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他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台，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长期围困。经过9个月的苦战，他迫使荷兰人在投降书上签字。此次战役，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然因台湾岛条件差，灾疫盛行，郑成功到了岛上不久就病逝。郑成功虽然未能实现自己最大的反清复明的愿望，然收复台湾的壮举已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第六篇：宗教卷

中国宗教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有自身的特点，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多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林林总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了解宗教文化，从中吸取智慧，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利于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中华新文明。

中国社会对外来宗教相当包容。各种宗教及其分支教派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正常存在和发展。许多外国宗教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途径传入中国，其中以印度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最为成功。佛教进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取经、译经活动绵延了数百年。中国人在理解、消化和改造佛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本部化的佛教——禅宗。关于儒家是否是宗教，学界尚存有争论。

一、宗教典籍

0634.《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关于炼丹理论的著作，简称《参同契》，于公元2世纪成书，是现存中国炼丹史方面最古的著作。《周易参同契》认为，大易、黄老、炼丹炉火三道相通。魏伯阳借汉易学、黄老道描述金丹的理论，这使《参同契》在道教思想史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该书以华美的文笔、众多的譬喻，描写炼丹的思想。它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皆阴阳的交媾、精气舒发的结果。欲求得长生不死，必须顺从阴阳的变化，掌握坤乾六十四卦运行规律，从属修炼，方可成功。《参同契》说，金丹的作用，远比草木药优胜，金丹的性能永远不会败朽，故服之得以长生不死。学术界多数人认为《参同契》主要属于外丹的学说；但也有学者依据宋元时期有人对于《参同契》作过内丹解释而主张内丹说；也有人主张《参同契》兼含内丹与外丹说。

0635.《太平经》

《太平经》是中国道教初期的重要经典。关于撰者传说不一，非一时一人所作，约成书于东汉中晚期。现存《太平经》与后汉襄楷、晋葛洪、刘宋范晔所传相符合。经中所用词汇、地理名称、社会风尚等，皆为汉代所有，是汉代的作品。

《太平经》汲取传统的阴阳、五行之说及黄老、神仙、谶纬、方技等思想，内容庞杂，主要宗旨在于太平，为了追求太平,提出任用贤才、减省刑罚，沟通民意等一系列改良的主张。经中主张自食其力，抨击富人残酷剥削穷人，反映了农民的某些思想，与经中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自相矛盾。

《太平经》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宗教唯心主义。但在某些篇章里,汲取当时流行的元气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不仅天地人都是从元气自然化生而成，就是飞禽、走兽、爬行虫类、水中鱼虾之类以及诸谷草木等等，无不从元气生成。

0636.《老子想尔注》

《老子想尔注》全称《老君道德经想尔训》，是道教经典。据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外传》、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及宋代道书记载，此书为张陵所作。《传授经戒仪注诀》中则认为此书出自张鲁之手,并规定为道门传授的必读经典。

《老子想尔注》为注释《道德经》之作，其思想内容多与《太平经》相合，兼有河上公注释《道德经》的见解,以“道”为最高信仰。解“道”为“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说“道”是具有喜怒好恶、能发号施令的最高主宰；教人信道守诫，按“道意”行事，则国可太平，人能长久。《老子想尔注》自称“真道”、“真义”,而将“五经”及“众书传记”斥为半邪和邪文,认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

0637.《黄庭内景经》

《黄庭内经景经》，又名《太上黄庭内景经》，黄庭者，天中人中地中与脑中心中脾中。一般认为该书在魏晋之际已有秘藏草本，后由魏夫人撰为定本，传于后人。全经皆七言韵语，共239句，分作36章，每章各取首句二字为题，以七言歌诀的形式讲述养生修炼的原理。认为人身丹田有上、中、下之分，三黄庭与之对应。上黄庭宫后脑中，中黄庭宫心中，下黄庭宫脾中，各有神灵居住其中，并提出以“存思”为主的修炼要诀。

《黄庭内景经》思想系承袭《黄帝内经》、《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及《太平经》等书中胀腑学说与养生之论。特别与《太平经》“思神”、“守一”等道教神仙思想结合，以存思身中诸神。自晋代以来流传很广，为道教上清派所奉主要经典之一。

0638.《黄庭外景经》

《黄庭外景经》为上清派重要经典，全真道功课之一，教内誉为“寿世长生之妙典”。该经以古道经中人身脏腑各有主神之说为本，结合古医经脏腑作用理论，以七言韵文形式，阐述道教内修医理根据，强调固精炼气，提示长生久视要诀。

《黄庭外景经》内容与“内景”相类，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自乐何思虑”而长生久视。认为黄庭包含了元精、元气、元神，“乃人之根本，惟恬淡无为，内观于心，才能精至黄庭、气归黄庭、神入黄庭、病邪自去”。

“外景”修炼强调调息、藏精、咽津。调息即呼吸“太和阴阳气”；藏精即断欲，“长生要妙房中急，弃捐淫欲专守精”，认为断欲方能固精炼气；认为津液为五脏之精华，咽津才能“通我精华调阴阳”。

0639.《抱朴子》

《抱朴子》为东晋时期葛洪所著，分为内外两篇，后来被作为道教经典。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理论。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仙学统统纳为一体之中，从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0640.《阴符经》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是道教经典。作者及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或以为中国战国秦汉之书，或以为北魏寇谦之撰，可以确信为唐以前道家古籍。经文在唐代已有两种传本，一本300余字，分作3章；一本400余字，不分篇章。原经本意，大抵说天地阴阳运行变化，与人事之间有相生相盗的辩证关系。圣人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掌握天人暗合之机，使其行为举动皆合乎天道，不违自然，则治国养生皆得其宜，可以长久。历代道流儒士，多因此经言简意赅，深有理致而倍加重视，往往将此书与老庄之书并列。此经注解较多，各家注文或以《阴符经》为兵家权谋之书，或解以道家之说。宋元道士多以内丹功法释经，文人学者则以儒家性理之说注解。

0641.《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简称《感应篇》，仅约1200字，以开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16字为纲，接着叙说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20多条善行，100多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它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声称“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书中还说，人体中有名为“三尸”的司过之神，时刻都在记录人的恶行，“每于庚申日上白天曹，下讼地府，告人罪状，述人过恶，由此而定夺人的寿天祸福。它特别强调“立善多端，莫先忠孝”，认为成仙证道的根基就在于此。它将道教的方术和戒律贯穿于道德修养之中，由神来对人作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使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全书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作结。

《太上感应篇》主要宣扬天人相感、因果报应思想，既有儒家伦理规范，又有释、道的宗教信条，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

0642.《度人经》

《度人经》的全称是《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也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一卷，由《道君前序》《元始洞玄灵宝本章》《元洞玉历章》《道君中序》《元始灵书》《道君后序》组成，主要叙述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神、上圣高尊、妙行真人演说《灵宝度人经》教。此书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宗旨，告诉人们都应当齐心修斋、六时行香，念道经以求降福消灾，并能登仙。

0643.《云笈七签》

《云笈七签》是道教类书，由宋真宗景德进士张君房总编。道教称书箱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总称七部。所以该书《自序》有“掇云笈七部之英”以成书之语，取名《云笈七签》。其内容为有关经教宗旨、仙真位籍、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诸术及赞颂诗歌、神仙传记等。大都摘录原文，分类汇集，不加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它不仅包括了北宋以前道藏的主要内容,而且保存了部分佚失道书的篇章，为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云笈七签》以上清派为正统，所以收载该派道书较多，详细叙述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修真方法，体现出上清派居显学地位的时代特征。

0644.《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阿弥陀经》是佛教净土宗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本书详细地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世界和正报世界种种殊胜，令众生生起信心，信仰念佛净土法门。佛告诉舍利弗尊者，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经过十万亿诸佛国土，那里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个世界里面，有佛名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普度众生。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能照十方国土。佛的寿命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佛特地劝导众生发愿，愿生西方。那里都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讨论佛法。佛对舍利弗说，以微少善根、微少福德因缘，不能得生彼国。我们既然听到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要念念相续、执持名号，一天、两天乃至七天，要净念相继。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到临命终时，即能得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许多圣众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0645.《华严经》

《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法教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大乘诸宗奉为宣讲圆满顿教的“经中之王”。“据称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在禅定中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上乘菩萨解释无尽法界时所宣讲，被认为是佛教最完美世界观的介绍。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伽思想。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严经》的编集，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4世纪中叶之间，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此经在隋唐时弘传极盛，终于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0646.《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是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全书共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

此经宣称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它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说的一切法（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虽然自性空，但并非虚无，假有的现象仍是存在的。此经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另外，此经认为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们通过修行的六种方法(六度)，可以获得解脱。

0647.《金刚经》

《金刚经》是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般若”意为“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绝对完全的大智慧”。“金刚”，意指《金刚经》般若如金刚一样锋利无比，能破除世间一切烦恼与偏见。“波罗蜜”，意指超越生死而度达解脱的彼岸。经题的意义，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超越生死而达到永恒安乐的归宿。

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著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倚重。

0648.《楞严经》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简称《楞严经》《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由唐朝的般剌蜜帝译，共10卷。

全经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第一卷为序分，讲述此经说法因缘：佛遣文殊师利以神咒保护阿难免受摩登伽女诱惑破戒，并为其说修禅定，能断烦恼，以显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等。第二卷至第九卷为正宗分，主要阐述“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众生不明自心“性净妙体”，故流转生死，当修禅定，以破种种“颠倒”之见，通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妙觉等由低至高的种种修行阶次，达到方尽妙觉，“成无上道”。第十卷为流通分，讲述此经应永流后世、利益众生等。

0649.《圆觉经》

《圆觉经》是唐代华严宗奉习的一部重要经典，全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共一卷，由唐代佛陀多罗译出。经中以佛应文殊师利等12位菩萨之请，一一说法的方式，论述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的理论，以及“修业”、“修现”、“修禅”的修行方法。

此经的内容，是佛为文殊、普贤等12位菩萨宣说如来圆觉的妙理和观行方《圆觉经》法。全经一般分作序、正、流通三分。序分，叙述佛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诸佛众生清净寂灭平等圆满不二所现净土，有文殊师利等十二大菩萨为上首的十万大菩萨众，皆入此三昧，住于如来平等法会。正宗分，叙述佛因文殊师利等十二大菩萨次第请问，而依次宣说圆觉的义理和观行，分12章，每章先以长行问答说法，后以偈颂重宣其义。

0650.《妙法莲华经》

《妙法莲华经》是佛教经典，简称《法华经》。

此经主要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是天台宗等据以立说的主要典籍。全经主要思想为空无相的空性说，和《般若经》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经》沟通，指归净土，宣扬济世，兼说陀罗尼咒密护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

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在中国内地流传甚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陈隋之际智更依据此经创立了天台宗。汉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盛广。直至现代，日本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都专奉此经与经题为宗旨。

0651.《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又称《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中国所译最早的佛教经典，传为汉明帝时竺法兰、迦叶摩腾译，成书于汉永平十一年。全书1卷，共42章，摄集大、小乘而成。其宗旨在于奖励梵行，“明沙门二百五十戒，离恶行之过失，教人克伐爱欲，证成阿罗汉果”。佛经因由外文译入，大多难解，本经为中国所译最早的佛典，取自诸经，条分缕析，可算是“修行速成”之书，多用譬喻，以人间之事告诫世人远离人间之欲，戒除人间之爱。

全经大意说出家、在家应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得证四沙门果。文中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

0652.《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是佛教经典，简称《观经》。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部经。

此经叙述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为大比丘众12000人及普贤、慈氏等诸大菩萨说法，说过去世自在王佛时，有国王出家为僧，号法藏，发四十八大愿，称：“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经漫长时期，积无量德行，在十劫前成佛，号“无量寿佛”。光明寿命最尊第一。其国土谓安乐净土，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严饰，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其国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庄，但受诸乐，无有众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至于往生者有上辈、中辈、下辈之分。彼国菩萨都得到一生补处（即隔一生而成佛），以观世音、大势至为上首。最后释迦牟尼劝弥勒及诸天人等，备勤精进，不存怀疑，信心回向，便能在彼国七宝华中化生，等等。

0653.《大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是一本深奥的佛教经典，又称《大涅槃经》，简称《涅槃经》，由北凉昙无谶译。全书40卷，13品，为大乘佛教前期作品，约于2至3世纪时成书，在晋宋时对中国佛学界影响很大，为涅槃学派的本据经典。

“大般涅槃”是本经特别彰显的名相，它含具法身、般若、解脱的佛之三德，代表着大乘佛教的真实理想。从经文中看，大般涅槃是渊深如海的大寂禅定，如同夏日般光明璀璨，绝对永恒无有变易，怜爱众生犹如父母，济度痴迷出离生死，不生不灭无穷无尽，是超出世俗的宁静、光明、永恒、慈慧、超越的解脱的境界。

《涅槃经》中如来藏学说中蕴涵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人皆得成佛、涅槃具常乐我净四德等旗帜鲜明、振聋发聩的主张，以及对本心迷失的哲学思索、中道思想、涅槃境界，成为禅宗思想的灵性源头。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深受涅槃妙有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体悟。

0654.《心经》

《心经》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经只有1卷,260字，属于《大品般若经》中600卷中的一节，被认为是般若经类的提要。

般若是梵语，意思为智慧，也称无分别智，非一般所说的聪明智慧，而是指能照见真空实相的清净智慧，或译为妙智，是指能通达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的大智慧。“波罗”指彼岸，“密”指到，“多”指上，全称意思即智慧观照，息妄显真，到达解脱彼岸之上。“心”是指常住真心，又因般若为诸佛之母，此经又是大般若经的心要，故称心。“经”有恒常的意思，“诸佛言教，莫能改动，故曰常”；又有“径”字的意思，是修行成佛必经的路径。梵语“修多罗”译为“契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天台宗解释经典先讲五重玄义，即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般若波罗密多是法，故此经是单法立名，（如佛说阿弥陀经是单人立名；妙法莲华经是法喻立名。）是以实相为体，以观照为宗（宗即修行纲要），以度苦为用，以熟酥为教相，在五时八教中，属第四般若时。佛说般若历时最长，共计22年，带通教、别教二权理，正说圆教实理。

0655.《成唯识论》

《成唯识论》是佛教唯识宗的哲学代表作，由唐代玄奘编译。印度唯识学说创建人之一世亲为了阐述唯识学说，撰《唯识三十颂》。其后有唯识十大论师的注释。玄奘从印度归国后，原拟将10家注述全文分别译出，后采纳弟子窥基的主张，以10家中护法一派的观点为主,杂糅其余9家,集成此书，共10卷，成唯识学说的论典，故名。全书包括唯识宗的基本学说，中心思想是宣扬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现象。“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客观现象并非没有，但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这表现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典型的思想特征。

《成唯识论》除各种藏经本、流通本之外，尚有支那内学院的《藏要》本。注释本有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和《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惠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

0656.《弘明集》

《弘明集》是中国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梁初的佛教论文集。梁僧祐编纂，今本为 14卷。《弘明集》收入各种佛藏之中,单行本以金陵刻经处本为优,尚有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牧田谛亮教授主持下编译的《弘明集研究》可用。僧祐编纂《弘明集》的目的是为了弘明佛教。他在序中说：“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这部书是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它包括了从汉末到萧梁这一时期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论文以及相关文章。从它所收录的文章大体可以看出从汉末到梁初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和佛教徒们所注意和争论的问题，主要有：“神灭与神不灭”问题；因果报应问题；华夷之辨，沙门是否应敬王者；拜父母、出家在家问题；生死、神形问题。《弘明集》不仅收录了佛教信仰者的著作，而且把争论双方的文章同时收入。

0657.《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由禅宗六祖惠能解说，弟子法海集录，现有明清诸藏本、房山石经本及流通本等。

《坛经》记载惠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据流通较广的金陵刻经处本，其品目为自序、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等十品。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此经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0658.《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是佛教类书，100卷，唐道世撰。唐显庆四年(659年),道世先在《经律异相》的基础上编成《诸经要集》20卷，此后积10年之功，于总章元年(668年)撰成《法苑珠林》，100卷(篇)。全书首起《劫量篇》，终以《传记篇》。篇下分部，部又分小部,总计640余目。每篇开始多以简短的骈文总述大意；再以类相从，广采博集经、律、论原典故实，夹叙夹议；篇末或部末多附《感应录》征引感应事迹。该书虽基于《经律异相》而编纂，但摒弃前书以“圣凡差别”、“三界五趣”的分类法，以佛教的基础知识及日常生活规范等为重点。最后的《传记篇》，对东汉至唐初历代有关传译的经论、译者及中国佛教著作和因遭禁佛而佚失的经籍以至度僧建寺都作了记述；并对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和出家成道时日作了考订。全书引用典籍达400余种。除佛教经论外,还引用儒家学说、道教经籍、谶纬、杂著等约有140余种。

0659.《五灯会元》

《五灯会元》是佛教禅宗史书，共20卷，由中国南宋时期禅宗临济宗僧人普济编。所谓“五灯”,指：《景德传灯录》,北宋真宗景德年间僧人道原撰，杨亿等人“裁定”；《天圣广灯录》，北宋仁宗天圣年间驸马都尉李遵勖撰；《建中靖国续灯录》，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前后僧人惟白撰；《联灯会要》，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僧人悟明撰；《嘉泰普灯录》，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僧人正受撰。以上“五灯”，各30卷，共150卷。普济以“五灯”过于繁复，特加删削，压缩为20卷，合“五灯”为一，故名为《五灯会元》。此书汇辑禅宗传说的从过去七佛到唐、宋时期各派禅僧的语录，是研究禅宗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史料，由于较“五灯”简略，易于流通，因而获得广泛的传播。南宋以来,续有刻本；至清代,正式编入《龙藏》。此外，民间还有一些流通本。

二、宗教人士

0660.张道陵

张道陵（34—156）原名张陵，字辅汉，道教的创始者，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称他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

张道陵祖籍江苏丰县，相传为张良后人，东汉汉光武帝建武十年生，张道陵少年时就精通《道德经》，曾经在太学学习；汉明帝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后来隐居北邙山，学习长生之道，朝廷征为博士，但是称病不去；汉和帝时又征为太傅，三诏不就；汉顺帝时在鹤鸣山创建五斗米道，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并造道书24篇；汉桓帝时在青城山逝世，相传年123岁，道教称其为“祖天师”。

张天师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为最高经典，并自撰《老子想尔注》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以“道”为最高信仰，将“道”和老子相提并论，宣称即是“一”，“二散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

0661.葛洪

葛洪（284—363），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晋朝时代的医学家、博物学家和制药化学家，炼丹术家，著名的道教人士。他在中国哲学史、医药学史以及科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

他的著作，约有530卷，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内篇20卷，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50卷，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

0662.陆修静

陆修静（406—477）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设者，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他是早期《道藏》的编辑者，也是南朝道教斋戒与仪范的制订者，平素喜游天下，遍访道书典籍。

陆修静主张儒、佛、道三教合流，认为斋谯是求道之本，然后复以礼拜，课以诵经，即能成道。此外，陆修静又将所得之道教经诀，总括为《三洞》，即《洞真经》(《上清》诸经)、《洞玄经》（《灵宝》诸经）与《洞神经》(《三皇经》)。为辨别道家典籍的真伪，分别三洞四辅，他又编纂了第一部道教经书总目《三洞经书目录》。陆修静还曾因为《洞玄灵宝》诸经真伪混淆，进行过刊正，并撰斋戒仪范一百余卷，以为典式。南方道教斋仪因而初备。陆修静为道一生，“大敞法门，深弘典奥”，创立了大行于世的南天师道，使之成为与寇谦之创立的北天师道相抗衡的道教重要道派，令“朝野注意，道俗归心”。

0663.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卒谥贞白先生。

陶弘景是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他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7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

0664.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道教学者、书画家；字子微，法号道隐，又号白云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他自少笃学好道，无心仕宦之途，师事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及符箓、导引、服饵诸术；后来遍游天下名山，隐居在天台山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

他提出道教修炼的“七候”即“举动顺时容色和悦；夙疾普消身心清爽；填补天伤还元复命；延数千岁名曰仙人；炼形为气名曰真人；炼气成神名曰神人；炼神合道名曰至人”。

司马承祯认为“神仙亦人”。人的禀赋本有神仙之素质，只要“修我虚气”，“遂我自然”，与道相守，即可成仙。司马承祯的理论不但自成系统，为唐代、宋代道教的兴盛和发展奠下了基石，而且对宋元内丹学、宋明理学的形成，都有重大的影响。

0665.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实，唐初道士，杰出的道教学者，道教理论家，陕州（今河南陕县）人。成玄英曾隐居东海，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召其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唐高宗永徽（650-655）年中，被流放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云台山）。

成玄英对老庄之学颇有研究，致力于文理的注疏，继承和发挥了“重玄”思想，是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使重玄之道成为唐朝初年道教哲学思想的一大主流。同时，他又吸取了佛教的三业六根说，以及双遣执法，使道教哲理及道教修炼思想更加升华。著述有《道德真经义疏》《庄子注》(又名《南华真经注疏》)、《老子道德经注》《开题序诀义疏》等。自成玄英等为代表的重玄学派以后，道家的思想上了一个台阶，道教的思辨性、哲理性升华了，整体素质毫不逊色于佛学。

近代学者蒙文通先生称：道家之学，“唐代前期，首推成、李。”

0666.吕洞宾

吕洞宾，道教仙人，号“玉清内相金阙选仙纯阳演正景化孚佑帝君三曹主宰兴行妙道天尊”，全真道祖师，钟吕内丹派代表人物，被尊称为吕祖、吕祖师、吕仙祖、纯阳祖师。闽南人俗称其为“吕仙公”，简称“仙公”，相传在仙人洞得道升仙。一般认为他是唐德宗丙子年即贞元十二年（796年）生于永乐县招贤里（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另一种说法是他是唐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了进士，并且为官了一段时间，不久因为厌倦官场生活，弃官入道，隐居终南山。传说他后游长安，遇钟离权，经过“十试”授以金丹之道，因得道法，不知所往。宋代道教学者曾慥编《集仙传》，称唐与五代成道之士中“独纯阳子吕公显力广大”。

0667.陈抟

陈抟（871—989）为五代宋初著名道教学者，字图南，自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陈抟是五代末宋朝初期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一说普州崇龛人。他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等。

陈抟的周易先天图说对宋朝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传周敦颐，再传邵雍，对易学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太极图》最初由陈抟传出，原叫《无极图》，后传周敦颐。陈抟通三教之学，多所师法。其学术思想继承汉代以来的易学传统，糅合黄老思想、修炼方术、儒家修养和佛教禅宗思维。他是北宋三教合流的首倡者，并且对理学的兴起有重要影响。在内丹方面，现存《阴真君还丹歌注》；实践上，以睡功闻名于世，“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出此典故。

0668.王重阳

王重阳（1112—1170）是中国宋代道士，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他祖籍陕西咸阳大魏村，出生于庶族地主家庭，金正隆四年(1159年)，弃家外游，自称于甘河镇遇异人授以内炼真诀，悟道出家。王重阳收弟子7人，后世称全真教七真人。

王重阳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全真教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必修经典，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存思静定、心地清静便是修行的真捷径。所以，全真教不崇尚符箓，不事黄白炼丹之术。全真因内修“求返其真”，主张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所以叫“全真”。

王重阳的传世著作有《重阳全真集》，内收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均收入《正统道藏》。

0669.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乃是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的七位嫡传弟子，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因他们对全真道的传播和发展作过贡献，被尊为北宋真人，并得到元世祖的诏封。他们大多出身世家大族，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师承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虽各创一派，但宗教思想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当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北方发展时，南宋地区亦有专主内丹修炼的道派，称做金丹派南宗。该派以张伯端为创始人，其特点是修炼时主张先修命，后修性。元朝统一江南后，南宗与全真道(北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下设北七真(即全真七子)、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为封建社会后期道教主要宗派之一。

0670.张三丰

张三丰，生于元定宗二年（1247年），卒年不详；本名通，字君宝；汉族，辽东懿州人（就是今天的辽宁阜新）；元季儒者、道士。张三丰善书画，工诗词。中统元年，他曾任中山博陵令，游宝鸡山中，有三山峰，挺秀仓润可喜，因号三丰子。也有因“丰”字和“丰”的简体字同形而错称为“张三丰”。他的生辰籍贯都有争议，一般认为他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的武当山道士。明英宗赐号“通微显化真人”；明宪宗特封号为“韬光尚志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

史书记载张三丰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寒来暑往仅一纳衣，雨雪天气蓑衣着身。张三丰在武当山创立了一个新的道派——三丰派，掀起了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波，并成为武当武功的创立者。张三丰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170岁时仙逝。

0671.李道纯

李道纯是宋末元初著名道士、道教理论家；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都梁（今湖南武冈）人；为南宗白玉蟾再传弟子，入元后自称全真弟子。

李道纯主张三教合一。认为《老子》《周易》为群经之首，提出“真常之道”（即老子之道）有五种特性：无名无言；永恒不变；清净无为；变动有则；顺应中和。在内丹理论上，也以此为理论基础。李道纯在修炼程序上主张先性后命，“先持成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得其身”，最后达到“性命双全、形神俱妙”。李道纯也是内丹学大家，融合南北二宗，特别强调“守中”是内丹核心，认为此“中”即是玄关一窍。李道纯的著述甚多，主要有《道德会元》《三天易髓》《全真集玄秘要》《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等。后人集其言论为《清庵莹蟾子语录》和《中和集》。

0672.安世高

安世高（约2世纪），本名清，字世高，西域安息国太子，信仰佛教，佛经汉译的创始人。

安世高年幼时以孝行闻名，聪敏好学，深知世间疾苦，并精通各国典籍，七曜五行、鸟兽之声、医方异术，无不畅达。他将王位让给叔父，出家修行，精研阿毗昙与禅观。他历游西域，于汉桓帝（147—167）初年只身东来，在中原大约20年，弘法译经。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种，41卷；现存22种，26卷。道安法师赞道：“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安世高所译经中的义理，主要是传弘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和禅定理论。时值东汉末年，中原动荡，安世高避祸江南，历经沙山、南昌、广州，最后卒于会稽（苏州）。安世高译有《人本欲生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阿毗昙五法四谛》《十二因缘》《转法法轮》《八正道》《禅行法想》等书。

0673.支谦

支谦（约3世纪）是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本月氏人。其祖父法度于汉灵帝时率国人数百移居中国，支谦随之跟来，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东汉末，支谦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被人称为“智囊”。吴主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从吴孙权黄武二年到孙亮建兴二年（223—253），约30年间，支谦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88部、118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

他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评语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0674.支遁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亦曰林公，别号支硎；东晋高僧，陈留人，善草隶，好畜马。魏晋时代，玄学流行，名士清谈，蔚然成风，支遁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亦很深。

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工夫最深。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代表作的是《即色游玄论》。在《即色游玄论》中，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他又著有《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圣不辩知论》《辩三乘论》《释蒙论》等，都亡佚。

支遁的禅学思想，一方面注重以数息观为入门功夫，一方面更重视通过禅观所达到的般若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将禅由“方术”和“神异”上升为“定学”，成为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向鸠摩罗什译介的大乘禅学转变的中间环节。

0675.慧远

慧远（334—416），东晋时名僧，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他是继著名高僧道安之后的佛教首领，因其大力弘扬净土法门，被后人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21岁与弟慧持从道安出家，精般若之学，东晋太元六年（381年）入庐山，住东林寺传法，弟子甚多。元兴元年（402年），他与同好结白莲社，行净土念佛法，组织翻译整理佛教经典《阿毗昙心论》《十诵律》《达摩多罗禅经》等；二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面对世俗王权，僧伽应有独立地位；著《明报应论》《三报论》，论灵魂不灭因果报应。

西方净土的信仰成为一体系，并能为东晋当时的学问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始于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莲社。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为净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

0676.法显

法显（334—420），佛教高僧，俗姓龚，东晋司州平阳郡沙门（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他西渡流沙，越葱岭至天竺求法，先后于北、西、中、东天竺获《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祗阿毗昙》等梵本；于狮子国（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经》《杂藏经》等梵本；并由海路经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于义熙八年(412年)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历时14年，游历29国，历尽艰险。次年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于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译6卷本《大般泥洹》《摩诃僧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另撰有《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行程及见闻。

0677.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13）是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他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将其迎至长安（今陕西西安石井阿福泉欢乐谷）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他率弟子僧肇等800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等论，共74部，384卷。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

0678.僧肇

僧肇(384—414），中国东晋著名的佛教高僧、学者、理论家。僧肇俗姓张，为京兆人，原崇信老庄，读《维摩经》，欣赏不已，遂于鸠摩罗什门下出家，为罗什的得意门生，被称为“法中龙象”。他擅长般若学，曾和道融等讲习鸠摩罗什所译三论，被称为罗什门下”四圣“或”十哲“之一，人亦称为“解空第一”。

他的四篇论文《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此四论合称为《肇论》。《物不迁论》所论述的是世界有无变化、生灭、运动的问题。《不真空论》阐述的对象是“有”“无”即“色”“空”的问题。《般若无知论》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思维和语言，深刻阐释般若奥义的第一论，僧肇也堪称中国妙解般若第一人。《涅槃无名论》探讨的是有关涅槃亦即成佛的深意。

0679.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姓，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他是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南朝梁武帝时，他航海到广州。梁武帝信佛。达摩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后出禹门游化终身。东魏天平三年（536年）菩提达摩卒于洛滨，葬熊耳山。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

历史上还流传下来不少关于达摩的故事，其中家喻户晓、为人乐道的有一苇渡江、面壁九年、断臂立雪、只履西归等。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0680.弘忍

弘忍（601—674）东山法门开创者，被尊为禅宗五祖，祖籍浔阳（今江西九江），后迁居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弘忍7岁时，从四祖道信出家于蕲州黄梅双峰山东山寺，“穷研顿渐之旨，遂得其心传”。唐永徽二年（651年），道信入寂，弘忍继承师席，世称“五祖黄梅”，或仅称“黄梅”。咸亨二年（671年），弘忍传法于六祖慧能。

我国禅宗自初祖菩提达摩至唐代弘忍之传承，为后世禅宗各派所承认。弘忍继此传承，发扬禅风，形成“东山法门”。禅宗传教自楞伽经改为金刚般若经即自其始。弘忍的思想以悟彻心性本源为旨，守心为参学之要。门下甚众，其中以神秀及慧能二师分别形成北宗禅与南宗禅两系统；至后世，分衍出更多宗派。弘忍于高宗上元二年示寂（即于传法后四年），世寿74。代宗敕谥“大满禅师”。

0681.神秀

神秀（606—706）是唐代高僧，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禅创始人。神秀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人。少习经史，博学多闻。50岁时，神秀到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在湖北黄梅县东北）谒禅宗五祖弘忍求法，后出家受具足戒，曾从事打柴汲水等杂役6年。弘忍深为器重，称其为“悬解圆照第一”“神秀上座”，令其“教授师”。

神秀继承了道信、弘忍以心为宗的传统，认为“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反对“将心外求”。禅风以“拂尘看净，方便通经”为特点。其门下传有他所作的《大乘五方便》（一作《北宗五方便门》，又作《大乘无生方便门》），在敦煌石窟发现它的写本（巴黎图书馆藏有两本）。另有《观心论》1卷残本，亦于敦煌发现。

0682.慧能

六祖慧能（638—713），是唐代著名的佛教改革者，禅宗实际上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思想家。他出身贫寒、目不识丁，却在24岁时，以行者之身，成为了佛祖释迦牟尼血脉嫡传的佛教第三十三代祖师。而后，他又遭人追杀，被迫隐姓埋名15年。是他将达摩撒下的禅的种子培育成了参天大树，并使之蔚然成林；是他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玄学佛教生活化，贵族佛教平民化，义理佛教实用化；是他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高扬“顿悟成佛”的大旗，恰似风行草偃，使得禅宗其他流派尽归其宗。他所创立的禅法，几乎成了汉传佛教的代名词，所谓中国佛教，其特质在禅。其后，禅宗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大师辈出，五家七宗相继建立，开创了光耀千秋的辉煌局面。慧能从一个不识字的樵夫，成为享誉青史的一代宗师，被西方人称作“东方耶稣”。

0683.玄奘

玄奘（602—664），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滑国故城）人，世称三藏法师。

玄奘13岁出家。贞观三年（627年），他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历经4年至印度那烂陀寺，拜名僧戒贤为师，研习《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十九年携大、小乘佛教经典回到长安。后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召集各大寺高僧组成译经场，译出经、论75部、凡1335卷，多用直译，世称“新译”。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他和弟子窥基等人创立唯识宗，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另译有《大般若经》，著有《会宗论》《破恶见论》，和由他口述、门徒辩机记录的长达12卷的游记《大唐西域记》。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小说《西游记》都源自他的故事。玄奘圆寂于长安大雁塔，葬于白鹿原。

0684.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祖籍浙江，客居天津。他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他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弘一法师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以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三、宗教圣地

0685.十大洞天

洞天是指道家造的所谓神仙居住的名山胜境。《天地宫府图》说：“十大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

山洞及与此相应的十大洞天是：王屋洞府称“小有清虚之天”，坐落在山西恒曲和河南济源两县间的王屋山。委羽洞府称“大有空明之天”，坐落在浙江黄岩县的委羽山。西城洞府称“太元总真之天”，坐落在青海的西倾山。西玄洞府称“三元极真之天”，坐落在西岳华山。青城洞府称“宝仙丸室之天”，坐落在四川青城山。赤诚洞府称“紫玉清平之天”，坐落于浙江天台县的赤诚山。罗浮洞府称“朱明曜真之天”，坐落在广东罗浮山。句曲洞府称“金坛华阳之天”，坐落在江苏茅山。括苍洞府称“成德隐玄之天”，坐落在浙江仙居和临海两县之间的括苍山。林屋洞府称“左脚幽虚之天”，坐落在江苏吴县的西湖庭山。

0686.道教四大名山

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安徽齐云山、四川青城山被称为“道教四大名山”。

龙虎山为中国道教发祥地，道教正一派“祖庭”。龙虎山碧水丹山秀其外，道教文化美其中，位居道教名山之首，被誉为道教第一仙境。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现存的36处宫观大多是明代所建，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道教古建筑群。明代张三丰创建的武当派拳术闻名天下。

公元143年，“天师”张道陵来到青城山，看中青城山的深幽涵碧，结茅传道，被道教列为“第五洞天”，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

齐云山因“一石插天，直入云端，与碧云齐”而得名，又称白岳，与黄山比肩而立，是徽州文化的杰出代表。齐云山下的河流与小村浑不在意地分出了“阴阳”，点出了“鱼眼”，被张三丰看破玄机，成就了道教名山下，世界最宏丽壮观、形神兼备的天然太极图。

0687.佛教四大道场

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串璀璨夺目的项链——“金色世界”五台山、“银色世界”峨眉山、“琉璃世界”普陀山、“莲花世界”九华山。它们被称为佛教四大道场。

佛教四大菩萨中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观世音表“大悲”，地藏表“大愿”。四大菩萨虽分工不同，但都以救众生脱离苦海到达彼岸为宗旨。四大菩萨各有自己显灵说法之地，即各有自己的“道场”。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省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省峨眉山；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浙江省普陀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省九华山。这四大菩萨的四大道场被称为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志》称:“佛经称地藏、普贤、文殊、观音诸佛道场，曰地、火、水、风，为四大结聚。九华，地也；峨眉，火也；五台，风也；普陀，水也。”

0688.茅山

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市，金坛市的薛埠镇境内，南北走向，海拔372.5米。茅山山势秀丽、林木葱郁，有9峰、26洞、19泉之说，峰峦叠嶂的群山中，华阳洞、青龙洞等洞中有洞。千姿百态、星罗棋布的人工水库使茅山更显湖光山色，可谓“春见山容，夏见山气，秋见山情，冬见山骨”。

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相传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来茅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被称为茅山道教之祖师，后齐梁隐士陶弘景集儒、佛、道三家创立了道教茅山派。茅山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曾赢得了“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等美誉。唐宋年代茅山道教达到了鼎盛时期，前山后岭，峰巅峪间，宫、观、殿、宇等各种大小道教建筑多达300余座、5000余间，道士数千人，有“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之说。

0689.崂山

崂山，最高峰崂顶海拔1133米，是我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着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它耸立在黄海之滨，高大雄伟。当地有一句古语说：“泰山云虽高，不如东海崂。”

山海相连，山光海色，正是崂山风景的特色。在全国的名山中，唯有崂山是在海边拔地崛起的。绕崂山的海岸线长达87公里，沿海大小岛屿18个，构成了崂山的海上奇观。古时有人称崂山“神仙之宅，灵异之府”。传说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来此求仙。这些活动，给崂山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崂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最盛时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全山有上千名道士。著名的道教人物丘长春、张三丰都曾在此修道。原有道观大多毁坏，保存下来的以太清宫的规模为最大，历史也最悠久。

0690.福泉山

贵州福泉山，风光秀丽，古树参天，宛若凌空展翅扑向犀牛潭的凤凰，因而得“飞凤投江”的美称。福泉县也因此山得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流传在洪武25年，张三丰从云南看望弟子沈万山返回武当山途中，见福泉山林木葱郁，山形奇绝，气灵境幽，站到山顶，只见群山环抱而来，山下的小河与平地形成一副天然的“太极图”，是道家修炼的绝佳之地，遂在高贞观后空地结茅为庐，建礼斗亭，朝拜北斗，候诏飞升。

福泉是一口清亮透彻、井口呈四方形的泉眼，镶嵌在山顶，犹如群山拥护着的宝石，犹如这莽莽大山的一只透亮的眼睛。在福泉山北台的楼阁就是在道界享有盛名的高贞观。高贞观是平越卫指挥使张信修给张三丰修道的住所，西面为吕祖殿，东为父母殿，西亭为礼斗亭，东亭为伴仙亭。张三丰成仙离开后，这里就改为供奉三清、玉帝的场所。

0691.姑射山

姑射山坐落在山西省临汾市城西，因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而被称为道教圣地、仙境神山。

姑射山历史悠久，历来是高人逸士隐居的山泽和仙家修真养圣之道教圣地。姑射山的50余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构成了南仙洞、北仙洞、云雾寺三大古建筑群。古代道教学派代表人物庄子曾在其名篇《庄子·逍遥游》中这样记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因而，姑射山便成为神仙与美女的喻指。

据记载，秦汉以后，佛教传入，姑射山便以其雄丽多姿，誉满海内，历代寻仙修道之士纷至沓来。相传，唐武则天时代，家居浮山的“八仙”之一张果老曾在这里修道成仙；宋徽宗赵佶曾驾临此山，骑马绕姑射山一周15余公里，诏令划为景区，并颁赐“神居洞”和“崇道庙”之名，有碑记为证。

0692.阁皂山

阁皂山地处江西樟树市东郊，周围绵亘200余里，史称清江碧嶂。境内群山环抱，形似云天楼阁，层峦叠翠，色如青黛墨染。阁皂山就是因其“形如阁，色如皂”而得名。相传道学家葛玄曾在此修真悟道，后云游四海，最终仍回到阁皂山，并在骆驼峰之侧修建卧云庵，筑坛立灶，炼丹8载，终成“九转金丹”。他服丹“飞升”后，被道教尊为“太极仙翁”。葛玄的“仙迹”使得阁皂山成为名胜，道学家云集于此。

阁皂山是药都樟树药业的源头，为中国道教圣地之一，唐高宗御封为“天下三十三福地”，元代曾与庐山齐名。阁皂山以其山川之秀、宫观之丽、古迹之异、传说之神、药源之富吸引古今墨客文人争相游览，道家羽士归隐修真。张天师、葛玄、葛洪、颜真卿、孙思邈、王安石、朱熹、文天祥、解缙等都曾“躬临其盛”，且多留有题章。

0693.终南山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陕西宝鸡眉县，东至陕西蓝田，千峰叠翠，景色优美。著名的秀峰有王顺山、太兴山、嘉午台、翠华山、南五台、小五台、青华山、圭峰山、紫阁山、万花山、清凉山、望仙坪、朱雀森林公园、楼观台等。著名诗人王维诗赞道：“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唐太宗李世民也对终南山着意颂扬道：“重峦俯渭水，碧峰插遥天。出红扶岭日，入翠贮岩烟。叠松朝若夜，复岫缺疑全。”

终南山为道教发祥地之一。传说今天楼观台的说经台就是当年老子讲经之处。道教产生后，尊老子为道祖，尹喜为文始真人，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于是楼观成了“天下道林张本之地”。

0694.楼观台

楼观台，号称“天下第一福地”，是我国著名的道教胜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东南1 5公里的终南山北麓，风景优美，依山带水，茂林修竹，绿荫蔽天。古籍赞美它“关中河山百二，以终南为最胜；终南千峰耸翠，以楼观为最佳”。

楼台得名于公元前1 1世纪的西周王朝。相传西周大夫函谷关令尹喜结草为楼，夜观天象，见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从此经过。后来果然有老子西游入关，被尹喜迎至草楼。老子在这里著《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楼南高岗筑台授经，留下楼观台这一名称。

楼观台既有周秦遗迹、汉唐古迹，又有山青水绿的自然风光。古迹主要有老子说经台、尹喜观星楼、秦始皇清庙、汉武帝望仙宫、大秦寺塔以及炼丹炉、吕祖洞、上善池等60余处；自然风光以森林见长，这里山岭倚山背水，茂林修竹，融自然人文于一体。

0695.紫霞观

紫霞观位于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宝峰路，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的主要人文景观，张家界市道教协会会址所在地。

紫霞观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近500年的历史，在战乱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存的紫霞观是1992年因旅游事业的发展，教徒的信教，经政府的批准，由各地的善男信女共同捐资，当地政府拨款扩建起来的。道观共有大小殿庙3 0余座，计5殿、3宫、2亭、2庙、1阁、八仙山、仙人足迹石、中华同心锁等景点。中国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为紫霞观题写了观名。观内有国内外著名书法家的题词、碑刻等宗教文物，以及老子教祖讲经说法渡化图100余幅。

紫霞观观内巍峨的殿宇建筑群落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布局严谨，供奉道教尊神。终年香火鼎盛、朝拜者络绎不绝，因其确属一方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观内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故享有“湘西第一观”的美誉。

0696.北京白云观

白云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白云路东侧，是道教全真三大祖庭之一。白云观始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五十三年（1714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多次重修。现存建筑多为明清遗构。

白云观全部建筑分为东、中、西三路，后面有花园。主要建筑都集中在中路，依次为牌楼、山门、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七真殿）、邱祖殿、四御殿、戒台与云集山房等，大大小小共有50多座殿堂。它吸取南北宫观、园林特点建成，殿宇宏丽，景色幽雅。殿内全用道教图案装饰。其中四御殿为二层建筑，上层名三清阁，内藏明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一部。邱祖殿为主要殿堂，内有邱处机的泥塑像，塑像下埋葬邱的遗骨。

白云观是明代以来道教全真教派的第一丛林。其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其他宗教建筑的手法，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0697.苏州玄妙观

苏州玄妙观位于苏州城区中心观前街，相传原是春秋吴官旧址。玄妙观初建于西晋咸宁二年（276年），称真庆道院；元代改名玄妙观；清初，为避康熙帝名玄烨之讳，改“玄”为“圆”，称“圆妙观”。

观内三清殿重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97年），是苏州仅存的一座南宋殿堂建筑，也是全国最大最古老的道观殿堂之一。殿内正中的砖砌须弥座，系南宋遗物。座上供奉3尊高17余米泥塑的三清全身像，法相庄严，神采奕奕，虽经重修，仍不失为南宋道教雕塑中的精品。殿前建有宽广的青石砌成的露台，三面都设有石栏与踏垛，石栏板上的浮雕人物、水族、鸟兽等，形态逼真，极为精美，相传是唐、宋时代的作品。宏大雄伟的三清殿保持着南宋的建筑特色，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殿内尚存吴道子绘老子像复刻石碑，碑上有唐玄宗李隆基的御赞和颜真卿的题字。

0698.青羊宫

青羊宫坐落在成都西南郊，南面百花潭、武侯祠（汉昭烈庙），西望杜甫草堂，东邻二仙庵。相传宫观始建于周，初名“青羊肆”；三国之际取名“青羊观”；到了唐代改名“玄中观”；在唐僖宗时又改“观”为“宫”；五代时改称“青羊观”；宋代又复名为“青羊宫”，直至今日。

三清殿,又名无极殿,是青羊宫的主殿,始建于唐朝,重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三清殿基长40米,为正方形,总面积1600平方米。外檐柱上雕刻着六合童儿、双狮戏球等艺术木雕，有一副贴金对联：“福地卧青牛石室烟霞万古，洞天翔白鹤蓬壶岁月千秋。”此联为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黎遇航所书。殿前左陈一钟，名“幽冥钟”，是明朝时铸造，重约3000多公斤。右配一应鼓。每逢初一、十五和吉庆大典便击鼓鸣钟，晨钟暮鼓，幽远清晰，给人以宁静的感觉。

0699.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城东10公里处，在汉魏洛阳故城雍门西1.5公里处，古称金刚崖寺，号称“中国第一古刹”。它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

白马寺建寺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代兴建规模最大。白马寺山门东侧的佛塔，是有名的齐云塔。齐云塔是一座四方形密檐式砖塔，13层，高35米。它造型别致，在古塔中独具特色，不可多得。齐云塔前身为白马寺的释迦如来舍利塔，现在的齐云塔为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重建，为洛阳现存最早的古建筑。

0700.少林寺

少林寺，又名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位于河南郑州市登封城西少室山。

南北朝时，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到中国，善好禅法，颇得北魏孝文帝礼遇。太和二十年(496年)，敕就少室山为佛陀立寺，供给衣食。寺处少室山林中，故名少林。据佛教传说，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华以4卷《楞伽经》教授学者，后渡江北上，于寺内面壁9年，传法慧可。此后少林禅法师承不绝，传播海内外。

寺内现存有山门、客堂、达摩亭、白衣殿、地藏殿及千佛殿等。千佛殿内有明代五百罗汉朝毗卢壁画。寺旁有始建于唐贞元七年(791年)的塔林，有塔220余座，还有初祖庵、二祖庵，以及附近的唐法如塔、同光塔、五代法华塔、元代缘公塔等。寺内保存唐以来碑碣石刻甚多，重要的如《唐太宗赐少林教碑》《武则天诗书碑》《戒坛铭》《少林寺碑》和近年建立的《日本大和尚宗道臣纪念碑》等。

0701.青原山净居寺

青原山净居寺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河东乡南境。青原山净居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原名“安隐寺”，宋崇宁四年（1105年）改为现名。禅宗七祖行思，庐陵（今吉安）人，在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山南华寺受六祖慧能真传，于唐神龙元年到青原山创建寺院，广聚僧徒，传布佛法，发展成为禅宗南宗七祖所形成的青原法系，即南宗两大法系之一；后又发展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和东南亚。

净居寺历代屡经兴废，近年得以复修，现有一组富有江南庭院色彩的明代建筑群，雄伟壮丽。寺门横额“青原山”三字为文天祥手书，正气凛然；中轴线上，依次是山门、大雄宝殿和毗卢阁；大雄宝殿四面为池，以拱桥相连；两边厢房为念佛堂、药树堂和僧房；还有地藏殿、藏经楼等。寺前山口处有一座额首为颜真卿手书“祖关”二字的石雕牌坊，后面山上有纪念行禅师的七祖塔。

0702.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是世界闻名的佛教寺院，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也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距今已有1350余年历史。

据史书记载，慈恩寺始建于隋开皇9年（589年），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高宗李治做太子时，为追念母亲文德皇后而扩建。寺院的规模很大，共有13个院落，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异常豪华。唐代高僧玄奘受朝廷圣命，为首任上座住持，并在此翻译佛经10余年。

寺院山门内，有钟、鼓楼对峙，中轴线之主体建筑依次是大雄宝殿、法堂、大雁塔、玄奘三藏院。钟、鼓是寺院的号令，有“晨钟暮鼓”之说。大雁塔系唐永徽三年（652年）由唐三藏玄奘为安置从印度带回的经像、舍利，奏请高宗允许而修建。塔上有精美的线刻佛像，有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有中国名塔照片展览、佛舍利子、佛脚石刻、唐僧取经足迹石刻等。

0703.雍和宫

雍和宫位于北京市区东北角，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曾于此停放灵枢，因此，雍和宫主要殿堂原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又因乾隆皇帝诞生于此，雍和宫出了两位皇帝，成了“龙潜福地”，所以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可以说，雍和宫是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雍和宫由牌坊和天王殿、雍和宫大殿（大雄宝殿）、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五进宏伟大殿组成，另外还有东西配殿、“四学殿”（讲经殿、密宗殿、数学殿、药师殿）。整个建筑布局院落从南向北渐次缩小，而殿宇则依次升高。形成“正殿高大而重院深藏”的格局，巍峨壮观，具有汉、满、蒙、藏民族的特色。

0704.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屹立在西藏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的红山上，13层宫殿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古老的布达拉宫不仅以建筑宏伟而著称,还以文物珍贵而闻名,是藏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也是西藏的艺术宝库,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姻，乃建此宫而居；以后两次毁于灾害兵火；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进行扩建，历时半个世纪始具规模。

白宫横贯两翼，为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地，有各种殿堂长廊，摆设精美，布置华丽，墙上绘有与佛教有关的绘画，多出名家之手。红宫居中，供奉佛像、松赞干布像、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像数千尊，以及历代达赖喇嘛灵塔。黄金珍宝嵌间，配以彩色壁画，辉煌金碧。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错落有致，体现了西藏建筑工匠高超的技艺。布达拉宫是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中心。

0705.大昭寺

大昭寺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殿宇雄伟，庄严绚丽，每日被转经的人流簇拥着。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而这尊释迦牟尼像便是指由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觉阿”佛（释迦牟尼12岁时的等身镀金像），它在佛教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大昭寺坐落在拉萨市中心，建于7世纪中叶，是西藏最早的木构建筑。相传由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先后联姻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共同主持兴建。历代达赖或班禅的受戒仪式也在这里举行。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噶厦”（政府的机构）设于寺内。大昭寺由此可说是西藏历来重大佛事活动的中心所在。

0706.梵净山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原名为“三山谷”。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结合部，海拔2572米，不仅是贵州的第一山，更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是屹立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大斜坡上的巨人。其古老的山体距今已有10亿～14亿年的历史，是黄河以南最古老的台地。其山体庞大深邃，峰峦巍峨雄奇，主峰高耸入云，故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奉皇帝诏令而建的古碑上称之为“众名岳之宗”。

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大自然造就了梵净山的奇异风光，而佛教徒则扬名了梵净山的灵山秀水。在明朝万历年以前，梵净山作为“古佛道场”，早已声名远播。在梵净山的滴水岩附近，有一块奉万历皇帝的诏令而专门竖立的石碑。碑文中写道：“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是天下众名岳之宗也。”

0707.塔尔寺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是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塔尔寺始建于公元1379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寺院建筑分布于莲花山的一沟两面坡上,占地面积600余亩,殿宇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观。位于寺中心的大金瓦殿,绿墙金瓦,灿烂辉煌,是该寺的主建筑,它与小金瓦殿(护法神殿)、大经堂、弥勒殿、释迦殿、依诂殿、文殊菩萨殿、大拉让宫(吉祥宫)、四大经院(显宗经院,密宗经院,医明经院,十轮经院)和酥油花院、跳神舞院、活佛府邸、如来八塔、菩提塔、过门塔、时轮塔、僧舍等建筑形成了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风格独特,集汉藏技术于一体的宏伟建筑群。殿内佛像造型生动优美,超然神圣。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

0708.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凤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距今约有1700多年历史，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现寺内尚存的北魏千佛残碑就是立塔建寺后不久树立的。当时称“阿育王寺”（或“无尤王寺”）。隋朝时，改天下佛寺为道场，阿育王寺改为“成宝寺”。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落的显赫地位，以7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初时，高祖李渊改名为“法门寺”；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度僧80名入住法门寺，宝昌寺僧人惠业为法门寺第一任住持；唐代宗大历三年（786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朝政府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最后形成了有2 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成为“三辅”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

第七篇：科技卷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古代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学、医药学以及建筑、纺织、陶瓷、造船、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曾经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举世闻名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四大发明更是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商文化、秦汉文化、隋唐文化和宋元文化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几个典型。商朝有独特风格的青铜制造艺术及先进的历法。秦汉时期的突出表现是中国文明开始源源不断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包括丝绸、冶炼铸造、水利技术等都传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隋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由于唐朝时期中外交流空前繁盛，被世界学者公认的“中华文化圈”既影响了亚洲文明的发展，也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宋元文化是在隋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技术的对外传播，对整个世界面貌的改变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科技在内容上应用性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在科技使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的意识。这些特点都阻碍了我国科技的发展，以致中国古代科技从16世纪以后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

一、发明创造

0709.指南针

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指南针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目前传统的观点认为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0710.造纸术

造纸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促使人类文化传播的伟大发明。造纸术相传是由中国东汉时代的蔡伦（63— 121）发明，但是也有考古证据说明，造纸术早就存在。西汉时期(前206—前8)，我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质地粗糙，且数量少，成本高，不普及。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的重要推动者，使造纸的成功率更高，成本更低。

东汉的许慎在编写中国第一部条理清楚、体系分明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提到“纸”从“糸”，可见当时的纸主要是用绢丝类物品制成，与现在意义上的纸是完全不同的。纸的发明、发展及传播也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造纸术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播有巨大的作用。它使得文明的传播速度更便捷，传播成本更低，它促使了纸质书的出现，所以说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发明。

0711.火药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的成就。火药又被称为黑火药，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火药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药和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黑色火药在晚唐（9世纪末)时候正式出现。火药是由古代炼丹家发明的。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于神仙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

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中，并运用于制造烟火，不久后就将其运用与军事,并发明了世界第一支火箭、大炮和火枪。

0712.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到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

印刷术的特点是方便灵活，省时省力。是古代印刷术的重大突破。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印章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

0713.瓷器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异常，各有特色。

0714.地动仪

地动仪是汉代科学家张衡的传世杰作。在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自和帝永元四年（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125年）的30多年间，共发生了26次大的地震。地震区有时大到几十个郡，引起地裂山崩、江河泛滥、房屋倒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衡对地震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他经过长年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

据学者们考证，张衡在当时已经利用了力学上的惯性原理。“都柱”实际上起到的正是惯性摆的作用。同时张衡对地震波的传播和方向性也一定有所了解。这些成就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而欧洲直到1880年，才制成与此类似的仪器，比张衡的发明足足晚了1700多年。

0715.石氏星表

星表者，乃是天文观测者长期观察后，将大量测得的恒星以坐标系统性地汇编而成。它是天文学家们的重要参考工具。我国古代最早的星表编制人是战国时代的魏人石申（约在公元前4世纪），他编的《天文》一书共八卷，被后人誉为《石氏星经》。可惜至宋代后失传，还好在唐代《开元占经》中可看到《石氏星经》的一些片断，并据此整理出一份《石氏星表》。依据岁差规律推算证明，石氏星表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肯定是公元前4世纪测定的，远比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编制的星表还早。可见石氏星表是现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0716.浑仪与简仪

浑仪和简仪是天文学家测定天体方位必需的仪器。我国大约在战国时就制造出了浑仪。最早的浑仪是由两个圆环组成的。一个是固定的赤道环，一个是能绕着极轴旋转的四游环，四游环上附有观测用的窥管。东汉张衡和唐朝李淳风，先后对浑仪进行了两次改进。改进后的浑仪由三重圆环构成，最外一重圆环叫六合仪，包括地平圈、子午圈和赤道圈，表示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向；中间一重叫三辰仪，由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三个相交的圆环组成，分别表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最里一重叫四游仪，包括四游环和窥管。

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宋代科学家沈括等人改革、简化浑仪的基础上，于1276年创造了测量天体方位的新型天文仪器——简仪。简仪跟浑仪的主要区别，是取消了白道环和黄道环，并且把地平坐标（由地平圈和地平经圈组成）和赤道坐标（由赤道圈和赤经圈组成）分开安装，成为两个独立的装置——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因为每个装置都很简单，故称“简仪”。

0717.耕犁

“耕犁”简称“犁”，是一种耕地的农具。犁由安在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或机动车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作好准备。

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见于甲骨文的记载。早期的犁，形制简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铁犁，开始用牛拉犁耕田。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只有犁头和扶手。缺少耕牛的地区，则普遍使用“踏犁”。踏犁也称“镵”、“脚犁”，使用时以足踏之，达到翻土的效果。

至隋唐时代，犁的构造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曲辕犁。唐朝的曲辕犁与西汉的直辕犁相比，增加了犁评，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改进了犁壁。唐朝的犁壁呈圆形，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前进的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杂草的生长。

0718.三角耧

耧是古代的播种用的农具,由牲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一次种一垄或多垄,传统的最多达5垄。我国古代的耧车，就是现代播种机的始祖。因播种幅宽不一，行数也不同。汉武帝的时候，赵过在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创造发明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一人在前面牵牛拉着耧车，一人在后面手扶耧车播种，一天就能播种一顷地，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汉武帝曾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的播种机，还改进了其他耕耘工具，加以提倡代田法，对当时农业生产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耧车不仅能够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大大地提高了播种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一致，便于出苗后的通风透光和田间管理，使得播种的质量也得以提高。

0719.龙骨水车

龙骨水车亦称“翻车”、“踏车”、“水车”。它是一种用于排水灌溉的机械。因为其形状犹如龙骨，故名“龙骨水车”。其结构是以木反为槽，尾部浸入水流中，有小轮轴。另一端有小轮轴，固定于堤岸的木架上。用时踩动拐木，使大轮轴转动，带动槽内板叶刮水上行，倾灌于地势较高的田中。后世又有利用流水作动力的水转龙骨车，利用牛拉使齿轮转动的牛拉翻车；以及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转翻车。广东等地用手摇的较轻便，施于田间水沟，称“手摇拔车”。

龙骨水车约始于东汉，三国时发明家马钧曾予以改进，此后一直在农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龙骨水车适合近距离，提水高度在1～2米左右，比较适合平原地区使用，或者作为灌溉工程的辅助设施，从输水渠上直接向农田提水。用于井中取水的龙骨水车是立式的，水车的传动装置有平轮和立轮两种以转换动力方向。

0720.水碾

水碾是魏晋南北朝时发明的谷物加工机械，用于谷物脱壳或去麸。它是中古时期较为先进的生产加工工具，特点主要是在技术上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借助水力带动碾硙进行加工生产。碾与磨比较，磨有上、下两扇磨盘，中轴直穿，下层固定，上层旋转，作滑动磨擦；而碾则只有一扇磨盘，中轴固定，上安横轴，轴上装滚轮旋转，作滚动磨擦。水碾的基本结构是在一扇大磨盘中设中轴，并装一根横轴，横轴一端装一个滚轮，利用水轮带动轴转，使滚轮滚动摩擦，将谷物脱壳或去麸，工效高于畜力碾。

水碾是石碾的一种。石碾可用人力、畜力或水力驱动。北魏杨街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就描述当时的景明寺已经利用水碾进行生产加工：“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繁藻；或青凫白雁，沉浮于绿水。碾硙舂簸，皆用水功。”

二、数学

0721.《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数学典籍，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纪元之后)。

这部数学典籍中，记载了古人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计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据《周髀算经》中记载，太阳距离的求法是：先在全国各地立一批八尺长的竿子，夏至那天中午，记下各地竿影的长度，得知首都长安的是一尺六寸；距长安正南方一千里的地方，竿影是一尺五寸；距长安正北一千里则是一尺七寸。因此知道南北每隔一千里竿影长度就相差一寸。在冬至那天再测量一次，长安地方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周髀算经》取夏至与冬至间，竿影刚好是六尺的时候来计算。《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太阳与地面距离是十万里。

严格说来，《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著作，为讨论天文历法，而叙述一些有关的数学知识，其中重要的题材有勾股定理、比例测量与计算天体方位所不能避免的分数四则运算。

0722.《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是流传到现在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数学专门著作。自周代和秦代以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开始形成，经汉代的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了一个体系，而《九章算术》便是标志着这一个体系的形成。它除了是总结了几个世纪的先哲圣贤的心血结晶外，还影响着后来的数学发展。

《九章算术》是用问题集的形式编写，全书分“九章”，共246个问题。通常在举出了一个或几个问题之后，总是列出求解这个问题或这些问题的一般方法，这是《九章算术》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从这一种叙述方式可以看出，它主要使用了归纳的方法。而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作为读者理解后面的一般解法的例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把一般解法用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例题。这种问题集的形式，对后来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影响很大。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都是用这种形式写成的。

0723.《孙子算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普遍应用的筹算，即严格遵循了十进位值制。关于算筹记数法现在仅见的资料载于《孙子算经》。《孙子算经》共3卷，成书年代约为公元4世纪。该书上卷是关于筹算法则的系统介绍，下卷则有著名的“物不知数”题，亦称“孙子问题”。

在《孙子算经》中，一次同余式组的计算被称为“求一术”。在《孙子算经》中给出了不定分析的研究问题的一个最早的例子：“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那么，23就是本题的答案。它是满足本题条件的最小正整数，将此数加上105的任意倍，仍然符合本题的条件。所以，本题事实上有无穷多个答案。不过，从同余的观点看，所有的答案N都满足同余式N≡23(mod105)，因而也可以看成只有唯一的答案。

0724.《详解九章算法》

《详解九章算法》共12卷，1261年由南宋杨辉以北宋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9卷为底本，撰解题、比类，并在前后分别补充图、乘除、纂类3卷而成。今存衰分章的异乘同除类、少广章、商功章约半卷、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纂类，约全书的三之二。杨辉对着筹算乘除法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创“纵横图”之名；继沈括“隙积术”之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创“垛积术”；又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九类。

0725.《算经十书》

《算经十书》是指中国汉、唐时期遗留下来的10部重要数学书籍的总称，也简称《十书》。现在所说的10部书主要包括《周髀算经》（简称《周髀》）、《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邱建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数术记遗》、《夏侯阳算经》。这10部书并不能概括中国汉唐时期的全部数学知识，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代先贤的理论成就。

清初，《算经十书》北宋刻本全部失亡。清代经学家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另从汲古阁丛书辑出《张邱建算经》、《缉古算经》和《数术记遗》，一共10部算经，进行校勘，作图和注释，作为收入《四库全书》的底本。

0726.《畴人传》

《畴人传》是一部记述中国历代天算家学术活动的传记集。由清朝阮元撰写，共46卷,30多万字。始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完成于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的学生李锐、周治平参加了撰写工作，并由钱大昕等协助订正。

“畴人”一词有几种解释。通常依据《史记集解》对《历书》“畴人”的注释“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各从其父学”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多是师承家学，所以称为畴人。《畴人传》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天文、历法、算学家300多人（包括外国41人），叙述他们的事业和贡献。内容涉及历代天文历法推算资料、论天学说、仪器制度以及算学等许多方面；星占之学则未予采收。所叙事迹、论说及著作，均摘编自有关典籍的原文。除人物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曾任主要官职外，其他政治与文化成就都略而不载。有些传后附有编者的评论。

0727.十进位制

十进位制起源于中国，至少在公元前1400年的中国商代就已经出现。李约瑟指出：“在商代甲骨文，十进位制已经明显可见，也比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字系统更为先进。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字系统，虽然也有进位，唯独商代的中国人，能用不多于9个算筹数字，代表任意数字，不论多大，这是一项巨大的进步。”

以算筹为代表的十进位制在公元6世纪由中国全盘传入高丽和日本。阿拉伯最早的十进位制，见于850年学者花拉子米的著作，虽然用阿拉伯数字，但其中的十进位制概念，分数的表示法，以及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计算方法，和中国的筹算完全雷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筹算，通过丝绸之路南传柬埔寨、印度，又分两路西传东阿拉伯、西阿拉伯，促成印度—阿拉伯数字体系。

十进位制的发明，正如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贡献。

0728.勾股定理

在我国，把直角三角形的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特性叫做勾股定理或勾股弦定。古埃及人利用打结作RT三角形理，又称毕达哥拉斯定理或毕氏定理。

毕达哥拉斯定理是一个基本的几何定理，传统上认为是由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所证明。据说毕达哥拉斯证明了这个定理后，即斩了百头牛作庆祝，因此又称“百牛定理”。在中国，《周髀算经》记载了勾股定理的公式与证明，相传是在商代由商高发现，故又称之为商高定理；三国时代的赵爽对《周髀算经》内的勾股定理作出了详细注释，又给出了另外一个证明。

0729.开方术

中国古代的开方运算起源于长度的测算，或化积为方（包括已知正方形的面积求边长、已知立方体的体积求棱长），或化圆为方（包括已知圆面积求圆的直径、已知球的体积求球的直径），或勾股弦的互求等涉及开方运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九章算术》“少广”、“勾股”两章。《九章算术》“少广”章中的“开方术”特指开平方运算，其算法与现在教科书中介绍的开平方笔算方法基本相同.

在我国古代，解方程叫做开方术。开方术到了宋代发展成为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创造了增乘开方法，创造了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高次方程组的解法——四元术，远远走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前列。

0730.割圆术

割圆术的原理是当正多边形的边数增加时，它的边长和逐渐趋近圆周。公元263年，中国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割圆”之说。他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每次把边数加倍，直至圆内接正96边形，算得圆周率为3.14或157/50。后人称之为徽率。书中还记载了圆周率更精确的值3927/1250（等于3.1416）。刘徽断言“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其思想与古希腊穷竭法不谋而合,并证实比西方早1000多年。割圆术在圆周率计算史上曾长期使用。1630年格林贝尔格利用改进的方法计算到小数点后39位，成为割圆术计算圆周率的最好结果。分析方法发明后逐渐取代了割圆术，但割圆术作为计算圆周率最早的科学方法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这证明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早于西方。

0731.圆周率

圆周率，一般以π来表示，是一个在数学及物理学普遍存在的数学常数。它定义为圆形之周长与直径之比，也等于圆形之面积与半径平方之比，是精确计算圆周长、圆面积、球体积等几何形状的关键值。

中国数学家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263年）时只用圆内接正多边形就求得π的近似值。也得出精确到两位小数的π值，他的方法被后人称为割圆术。他用割圆术一直算到圆内接正192边形。

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得出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的π值（约5世纪下半叶），给出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还得到两个近似分数值，密率355/113和约率22／7。他的辉煌成就比欧洲至少早了1000年。其中的密率在西方直到1573年才由德国人奥托得到，1625年发表于荷兰工程师安托尼斯的著作中。欧洲称之为安托尼斯率。

0732.天元术

天元术是中国古代求解高次方程的方法。北宋初年，天元术已经形成了几种相对固定的表示方法，其中以使用“十九字”的人数最多，以十九字表示不同的幂，分别是“仙、明、宵、汉、垒、层、高、上、天、人、地、下、低、减、落、逝、泉、暗、鬼”。其中，以人表示常数，人以上九字表示未知数的各正数次幂，依次类推到“仙”表示正九次幂为止；人以下九字表示未知数的各负数次幂，依次类推，到“鬼”表示负九次幂为止。1248年，金代数学家李冶在其著作《测圆海镜》中，系统地介绍了天元术。他改进前人的工作，用天、地分别表示方程的正次幂和负次幂，设天元一为未知数，根据问题的已知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多项式，经相减后得出一个高次方程（天元开方式）。这与设x为未知数列方程一样。

0733.刘徽原理

刘徽原理是刘徽用无限分割的方法求证锥体体积时提出的一条重要原理：将一个堑堵（用一平面沿长方体相对两棱切割得到的楔形立体）分解为一个阳马（直角四棱锥）与一个鳖臑（四面均为直角三角形的四面体），则“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即一个堑堵内阳马的体积与鳖臑的体积之比恒为2∶1。这个原理是证明《九章算术》中提出的阳马体积公式和鳖臑体积公式的关键。在长、宽、高相等的情形中上述原理和公式是显然的，但是刘徽认为这不能简单地推广到长、宽、高不等的一般情形。于是他提出并用极限方法证明了上述原理。刘徽把四面体看成解决多面体体积问题的关键，明确指出，“不有鳖臑，无以审阳马之数，不有阳马，无以知锥亭之类，功实之主也”。这完全符合现代数学的观点。

0734.贾宪三角

贾宪三角是开方作法本源图的今称，中国北宋数学家贾宪所首创。西方称之为帕斯卡三角，晚于贾宪600多年。

贾宪是北宋著名数学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作过左班殿直，活动在11世纪上半叶。他以刘徽、李淳风作注的《九章算术》为底本，撰《黄帝九章算法细草》9卷（《宋史·艺文志》），又撰《算法古集》2卷，均已失传。所幸杨辉的著作中保存了他的两项重要成就：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

贾宪三角是一个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曾记载“释锁算书，贾宪用此术”。

元初朱世杰把贾宪三角由七层推广到九层(八次幂)，为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和高次招差法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数学工具。贾宪三角对宋元数学的发展实有肇始之功。

0735.筹算

筹算是中国古代以筹为工具来记数、列式和进行各种数与式的演算的一种方法。筹，又称为策、筹策、算筹，后来又称之为算子。它最初是小竹棍一类的自然物，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计算工具，质地与制作也愈加精致。据文献记载,算筹除竹筹外,还有木筹、铁筹、骨筹、玉筹和牙筹，并且有盛装算筹的算袋和算子筒。

筹算在中国肇源甚古，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中就有“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当时算筹已作为专门的计算工具被普遍采用，并且筹的算法已趋成熟。算筹记数的规则，最早载于《孙子算经》：“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用算筹表示数目有纵、横两种方式。

中国古代的筹算表现为算法的形式，而具有模式化、程序化的特征。中国的筹算不用运算符号，无须保留运算的中间过程，只要求通过筹式的逐步变换而最终获得问题的解答。

0736.珠算

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珠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徐岳撰的《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北周甄鸾为此作注，大意是：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是停游珠用的，中间一部分是作定位用的。每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珠与下面四颗珠用颜色来区别。上面一珠当五，下面四颗，每珠当一。可见当时“珠算”与现今通行的珠算有所不同。

珠算四则运算皆用一套口诀指导拨珠完成。加减法，明代称“上法”和“退法”，其口诀为珠算所特有。元代朱世杰的《算学启蒙》载有九归口诀三十六句，和现今通行的口诀大致相同。归除口诀的全部完成在元代。有了四则口诀，珠算的算法就形成了一个体系，长期沿用了下来。

中国珠算，从明代以来，极为盛行，先后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近年在美洲也渐流行。

0737.出入相补原理

所谓出入相补原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指这样的明显事实：一个平面图形从一处移置他处，面积不变。又若把图形分割成若干块，那么各部分面积的和等于原来图形的面积，因而图形移置前后诸面积间的和、差有简单的相等关系。立体的情形也是这样。

应用这一原理，容易得出三角形面积等于高底相乘积的一半这一通常的公式，由此以定任意多角形的面积。

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中，都已经明确给出了勾股定理的一般形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虽然原证不传，但是据《勾股说》以及刘徽的《九章算术注》，都依出入相补原理证明，并且有遗留到现在可以用来作证的赵爽残图。另外在《九章算术》中，详细说明了开平方的具体方法步骤。这一方法的根据是几何，就是出入相补原理，可见出入相补原理应用的广泛。

三、天文历法

0738.《夏小正》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科学文献之一，原为《大戴礼记》中的一篇。《隋书·经籍志》在《大戴礼记》之外，另有《夏小正》一卷，可知当时已有《夏小正》的单行本流传。《夏小正》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候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其星象包括昏中星、旦中星、晨见、夕伏的恒星、北斗的斗柄指向、河汉（银河）的位置以及太阳在星空中所处的位置等等，例如“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现在流传下来的《夏小正》，内容已有部分残缺和错乱，而且《夏小正》的正文与后来注释的传文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所以也有称为《夏小正传》的。据分析，正文只有400余字。关于《夏小正》是否夏代的书的问题，众说纷纭，但至迟在春秋时代已有此书，当无疑义。

0739.《石氏星经》

《石氏星经》是战国时代魏国天文学家石申（一名石申夫）的著作。据南朝时代梁阮孝绪的《七录》说，石申著《天文》8卷。这大概是石申著作的本名，大约在西汉以后才被尊称为《石氏星经》。《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汉代史籍中引有该书的零星片断，其内容涉及五星运动、交食和恒星等许多方面。

《石氏星经》原著和石氏学派其他著作都已失传，不过，在唐《开元占经》中有大量节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标有“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坐标位置。计算表明，其中一部分坐标值（如：石氏中、外星官的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等）可能是汉代所测，另一部分（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四世纪，即石申的时代相合（见三垣二十八宿）。

0740.《太初历》

《太初历》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实施的历法。以天象实测和多年天文记录为依据，规定一回归年为365.25016日，一朔望月等于29.53086日，武帝令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和民间历算家唐都、落下闳等20余人修改历法。太初历原著已失传。

《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它的朔望月和回归年的数据虽然不比四分历精确，但有以下显著进步：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将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很准，如水星为115.87日，比今测值只小0.01日；采用135个月的交食周期，一周期中太阳通过黄白交点23次，两次为一食年，即1食年=346.66日，比今测值大不到0.04日。《太初历》还把二十四节气第一次收入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太初历》的编制是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

0741.《大明历》

《大明历》亦称“甲子元历”，是南北朝一部先进的历法，由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创制。

《大明历》成历于刘宋大明六年（462年）。祖冲之时年33岁。它规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日，是我国赵宋统天历（1199年）以前最理想的一个数据。在制历时首先考虑岁差。所谓“岁差”就是由于地球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其他天体的吸引作用，地球自转轴的方向发生缓慢而微小的变化。因此从这一年的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从地球上看，太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是岁岁后移，这也就引起了二十四节气位置的变动。祖冲之确定每45年11月差1度。这个“岁差值”虽很不精确，但引进“岁差”编制历法，使历法有了更科学的基础，而且在天文学中“回归年”和“恒星年”2个概念被区分开来。《大明历》又改进闰法，把旧历中每19年7闰改为每391年144闰，使之更符合天象的实际。

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

0742.《步天歌》

《步天歌》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诗。它是用诗歌形式介绍全天星官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也称《丹元子步天歌》，共一卷。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唐代的王希明，丹元子是他的号。

《步天歌》首创把整个天空分成三垣二十八宿，共31个天区，每区包含多少不等的星官和星数。这种分区法和唐初李淳风所撰的《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的分法完全不同，而和宋代以后的天文书则大体相同。这也是《步天歌》非隋代作品的一个明证。《步天歌》歌词为七言，有韵。它介绍各个星官的名称、星数和位置。有时还记有标志甘氏星官或巫咸星官的颜色（甘氏是黑色，巫咸为黄色）。《步天歌》歌词简洁通俗、条理清楚，古人称誉为“句中有图，言下见象”。

0743.《开元占经》

《开元占经》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名著，全称为《大唐开元占经》，瞿昙悉达撰。编纂成书的时间在唐开元六年（718年）至开元十四年（726年)之间。此书自唐代以后一度佚失，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歙县人程明善偶然于古佛腹中发现，才又得以流传。

全书120卷，书中有关于天文星象和各种物异等多方面的大量占语。其天文内容有名词解释、宇宙理论、日月五星行度、二十八宿距度，石氏、甘氏、巫咸氏3家星官名称、度数等；还介绍了修书时施行的《麟德历》与瞿昙悉达所译印度《九执历》以及从古六历到《麟德历》共16种著名历法的积年、章率等基本数据。书中搜辑唐以前的天文、历法资料及纬书甚多如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甘氏、石氏、巫咸氏3家星经等。已散佚的古书中的不少资料，靠《开元占经》的辑录，才得以保存下来。本书在天文史上很有研究价值。

0744.太阳黑子

在太阳的光球层上，有一些旋涡状的气流，像是一个浅盘，中间下凹，看起来是黑色的，这些旋涡状气流就是太阳黑子。太阳黑子是在太阳的光球层上发生的一种太阳活动，是太阳活动中最基本、最明显的活动现象。

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中国公元前140年前后成书的《淮南子》中记载的。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记事，是载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平元年（前28年）三月出现的太阳黑子：“河平元年……三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录将黑子出现的时间与位置都叙述得详细清楚。欧洲关于太阳黑子纪事的最早时间是公元807年8月，当时还被误认为是水星凌日的现象，直到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于1660年发明天文望远镜后，才确认黑子是确实存在的。而在此之前，我国历史上已有关于黑子的101次记录，这些记录不但有时间，还有形状、大小、位置以及变化情况等等。

0745.日晷

日晷又称“日规”，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铜制的指针叫做“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圭表中立竿的作用，因此，晷针又叫“表”。石制的圆盘叫做“晷面”，安放在石台上，呈南高北低，使晷面平行于天赤道面。这样，晷针的上端正好指向北天极，下端正好指向南天极。在晷面的正反两面刻画出12个大格，每个大格代表两个小时。当太阳光照在日晷上时，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影子也慢慢地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好像是现代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以此来显示时刻。

从春分到秋分期间，晷针的影子投向晷面上方；从秋分到春分期间，冕针的影子投向晷面的下方。所以在观察日晷时，首先要了解两个不同时期晷针的投影位置。

0746.漏壶

漏壶是古代利用滴水多寡来计量时间的一种仪器。漏壶按计时方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观测容器内的水漏泄减少情况来计量时间，叫做泄水型漏壶；另一种是观测容器（底部无孔）内流入水增加情况来计量时间，叫做受水型漏壶。在一些文明古国，如中国、埃及、巴比伦等，都使用过漏壶。巴比伦一般使用泄水型漏，；埃及人两种类型都用。不过受水型漏壶使用较晚，也较罕见。

中国的漏壶也称刻漏。最早的漏壶是在漏壶中插入一根标杆，称为箭。箭下用一只箭舟托着，浮在水面上。水流出或流入壶中时,箭下沉或上升,借以指示时刻。前者为泄水型漏壶，叫做沉箭漏；后者为受水型漏壶，叫做浮箭漏。这两种类型统称箭漏。另一种是以滴水的重量来计量时间，叫做称漏。此外，还有一种以沙代水的沙漏。中国历史上用得最多、流传最广的是箭漏。

0747.朔望

朔是指月球与太阳的地心黄经相同的时刻。这时月球处于太阳与地球之间，几乎和太阳同起同落，朝向地球的一面因为照不到太阳光，所以从地球上是看不见的。望是指月球与太阳的地心黄经相差180度的时刻。这时地球处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照满太阳光，所以从地球上看来，月球呈光亮的圆形，叫做满月或望月。从朔到下一次朔或者从望到下一次望的时间间隔，称为一朔望月，约为29.53059日。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因为月球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的轨道运动都是不均匀的，二者之间也没有简单的关系。因此，每两次朔之间的时间是不相等的，最长与最短之间约差13小时。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把包含朔时刻的那一天叫做朔日,把包含望时刻的那一天叫做望日，并以朔日作为一个朔望月的开始。在历日的安排中,通常为大小月相间,经过15～17个月，接连有两个大月。

0748.干支

“干支”，即“天干地支”的简称。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

早在殷商时代就使用六十干支纪日。一日一个干支名号，日复一日,循环使用,从不间断。中国的历史虽然很长，只要顺着干支往上推，历史日期就清清楚楚。这是中国古代创用干支法的功绩。在古代历法中也使用干支法，只要求出气、朔的干支，其余就一目了然。干支法不但用于纪日，还用于纪年（见岁星纪年）。古人也用十二地支纪时、纪月。地支纪时就是将一日均分为12个时段,分别以十二地支表示,子时为现在的23点至1点，丑时为1点至3点,等等,称为十二时辰。地支纪月就是把冬至所在的月称为子月，下一个月称为丑月，等等。

0749.二十四节气

在古代，一年分为十二个月纪，每个月纪有两个节气。在前的为节历，在后的为中气，如立春为正月节，雨水为正月中，后人就把节历和中气统称为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

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用来反映季节的，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等五个节气反映气温的变化，用来表示一年中不同时期的寒热程度；雨水、谷雨、小雪、大雪四个节气反映了降水现象，表明降雨、降雪的时间和强度；白露、寒露、霜降三个节气表面上反映的是水汽凝结、凝华现象，但实质上反映出了气温逐渐下降的过程和程度；小满、芒种则反映有关作物的成熟和收成情况；惊蛰、清明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象。

0750.二十八宿

古代中国将黄道和天赤道附近的天区划分为28个区域。月球每天经过一区（称为“宿”或“舍”），28天环天一周，因此有二十八宿、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之称。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二十八宿分别为，东方：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南方：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西方：奎宿、娄宿、胃宿、昴宿、毕宿、觜宿、参宿；北方：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壁宿。

二十八宿的体系目前文献所知的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备了。有关二十八宿及四象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初期。1978年，考古学家在湖北随州的战国曾侯乙墓的墓葬中，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像的漆箱盖。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二十八宿的实物例证。

四、生物物理化学

0751.《南方草木状》

《南方草木状》是我国古代一部植物专著。全书3卷，上卷草类29种，中卷木类28种，下卷果类17种和竹类6种，总共记载各种植物80种。此书主要记述了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植物，文笔优雅而逼真，所记植物名称，多数至今仍在沿用。因此，《南方草木状》享有“世界最早的植物志”、“最早的南方植物志”之誉。有关《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悬案。

《南方草木状》依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生活环境、用途和产地等，文字相当生动简练。它还首次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利用益虫防除害虫的生物防除法。从《南方草木状》还可以看出，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吴国永安年间（258—264）已开始出现实物绘图。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0752.《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研究最有成就和影响。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因此有人称它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共计动植物175种。对每种动物或植物不仅记其名称（包括各地方的异名），而且描述其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

陆机所记动植物的分布地域，遍及全国，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陆疏》对后人研究《诗经》中的动植物有很大的启发，并且对本草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明代毛昔正是在陆机工作的基础上，又编著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后来日本学者研究《诗经》中动植物，无一不受陆玑的影响。

0753.《禽经》

《禽经》全书3000余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学专著，该书记载了鹗、鹰、鸢、鱼鹰、锦鸡等各种雉类，及翡翠、鹤、鹬及鹈鹕、斑鸠等数十种鸟类。作者在参阅前人有关鸟类著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宋代以前的鸟类知识，记述了鸟的名称、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以及鸣叫、对环境的适应性及游徙特征等。动物谱录的出现，不但积累了专门的动物学知识，而且为日后整体生物学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尽管其体例结构简单，内容也稍嫌粗糙，但作为我国早期的鸟类志，仍有其较大的意义。

0754.《菌谱》

宋淳祐五年（1245年），陈仁玉的《菌谱》问世。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食用菌的专著。陈仁玉，字惠公，一字德翰，号碧栖。《菌谱》是陈仁玉年轻时住在家乡仙居时写成的。

《菌谱》共11篇，分别介绍了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共11种蕈。言简意赅，内容丰富。《菌谱》中首先对菌的生长条件作了详细的记载，认为“芝菌皆气茁也”。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均适宜的生长环境。《菌谱》中还介绍了11种食用菌的形状、颜色、味道和食法，记载了某些食用菌的药理作用以及误食毒蕈后的解救办法。

陈仁玉的《菌谱》，开创了我国菌类植物学的先河。明代潘之恒的《广菌谱》和清代吴林的《吴蕈谱》，都是在《菌谱》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0755.《闽中海错疏》

《闽中海错疏》是明代记述我国福建沿海各种水产动物形态、生活环境、生活习性和分布的著作。作者屠本畯，字田叔，自称憨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闽中海错疏》是他入闽任职后，应当时在京任太常少卿余寅要求写的。

《闽中海错疏》成书于万历丙申年(1596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中卷为鳞部，下卷为介部，共记载福建海产动物200多种（包括少数淡水种类）。其中除鱼类外还有腔肠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及哺乳动物。内容包括动物的名称、形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编排上将性状相近的种类归在一起，以反映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其中包含了现代生物分类中科、属概念的萌芽，在当时世界上是较先进的。此书对近代生物学研究和海洋水产资源的开发有一定参考价值。

0756.《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是中国明代食用野生植物专著。作者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因皇族内部争斗，曾二度被放逐云南，使他有了接近下层人民的机会。为救荒防饥，他曾遍访老农，辨认野生草木，并搜集活标本在园圃中亲自栽培、观察研究,选择其中可供充饥佐食者绘图著文,编成本书。原作两卷，永乐四年(1406年)由作者在开封刻印。以后传刻中卷数曾有增减，内容则始终如一。

全书分为5部，共记载植物414种，计草部245种，木部80种，米谷部20种，果部23种，菜部46种，其中276种为以往本草书中所未见。所录植物有图有说，图文并茂。文字说明包括别名、产地、性味、毒性、加工制备、服食方法以及介绍当时用以治病的经验或作为某种药物的代用品等。

此书问世后，明代相继出现了王磐的《野菜谱》等多种同类著作，引起了对食用植物的研究风气。

0757.《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学专著。全书38卷，收载植物1714种，插图1865幅，主要是考核植物的名实，兼及实用，“以证诸今”。

本书对前人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大量吸收；对前人的错误，多有纠正。这是十分可贵的。书中对植物形态性态的描述，也比前人更加精细，对植物茎色、叶纹、花形、叶味的记述则更生动，更细微，更容易辨认了，经常是从产地记到生境，从初生写到结实，从形状色味，从内服到外用，记述得既全面，又生动。

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图绘精美，一方面便于核对名实，以鉴定种类；另一方面形象地保存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便于后人检索。《植物名实图考》不仅图多，而且精耕细作(细微、清晰、准确)。多数图(近1500幅)是据实物写生，可以按图考证鉴定到科、目，甚至到种(如卷丹、藿香等)。

0758.走马灯

正月十五元宵节，民间风俗要挂花灯，走马灯为其中一种。外形多为宫灯状，内以剪纸粘一轮，即将绘好的图案粘贴其上。燃灯以后热气上熏，纸轮辐转，灯屏上即出现人马追逐、物换景移的影像。

宋朝时已有走马灯，当时称“马骑灯”。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故名走马灯。走马灯又叫跑马灯、串马灯，由毛竹编织成马头，马尾，系在身上糊上颜色鲜艳的纸，如今已由丝绸取代。在过去，走马灯一般在春节等喜庆的日子里才表演，由20来位11～14岁小孩组成，边跳边唱，根据节奏快慢形成不同阵势，有喜庆、丁财两旺、五谷丰登的寓意。

走马灯虽是个玩具，但其与近代燃气轮机的原理，却如出一辙。

0759.小孔成像

用一个带有小孔的板遮挡在屏幕与物之间，屏幕上就会形成物的倒像，我们把这样的现象叫小孔成像。前后移动中间的板，像的大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反映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性质。

大约2400年以前，我国的学者墨翟和他的学生，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倒像的实验，解释了小孔成倒像的原因，指出了光的直线进行的性质。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墨家还利用光的这一特性，解释了物和影的关系。飞翔着的鸟儿，它的影也仿佛在飞动着。墨家分析了光、鸟、影的关系，指出鸟影是由于直线行进的光线照在鸟身上被鸟遮住而形成的。当鸟在飞动中，前一瞬间光被遮住出现影子的地方，后一瞬间就被光所照射，影子便消失了；新出现的影子是后一瞬间光被遮住而形成的，已经不是前一瞬间的影子。因此，墨家得到了“景不徙”的结论。

0760.司南

传统的观点认为司南是我国汉代甚至战国时代发明的一种最早的指示南北方向的指南器，还不是指南针。

据2000多年前战国末期成书的《管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当时的人就已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他们管这种石头叫做慈石。司南是我国著名科技史学家王振铎根据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书中和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写的《论衡》书中“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考证并复原的勺形的指南器具。磁石的南极（S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个磁勺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上最早的磁性指南仪器，叫做司南。其中，“司”就是“指”的意思。

0761.喷水鱼洗

喷水鱼洗是一个类似铜盘的器物，其外缘上有一对称竖起的双耳。当盆内盛水时，如来回摩擦铜盆的双耳，会产生嗡嗡的响声，同时有水柱从水面升起。早在中国五代时期，晋国被辽国战败，晋皇帝投降时（946年）曾向辽太宗贡献了一个能喷水的双鱼瓷盆，这是我国古籍记载中最早的喷水鱼洗。铜质喷水鱼洗的出现则在北宋后期。在宣和年间（1119—1125）还出现了能喷水的玛瑙质鱼洗。

鱼洗喷水的原理是振动，一种规则的类似圆柱形板的板振动。振动从双耳传到侧壁，产生垂直于水面的横向振动，使水面溅起水花。

西方对板振动的研究始于1 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克拉尼为使板振动变为可见，在金属板上撒上一层薄砂，然后敲击金属板使它振动，板上的细砂就移到那些不振动的波节线上。他由此画下的各种振动图形就是克拉尼砂图。中国的喷水鱼洗比克拉尼振动板早7个世纪。

0762.桔槔

桔槔俗称“吊杆”，是一种原始的井上汲水工具。它是在一根竖立的架子上加上一根细长的杠杆，中间是支点，末端悬挂一个重物，前段悬挂水桶。一起一落，汲水可以省力。当人把水桶放入水中打满水以后，由于杠杆末端的重力作用，便能轻易把水提拉至所需处。桔槔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相当普遍，而且延续了几千年，是中国农村历代通用的旧式提水器具。这种简单的汲水工具虽简单，但它使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得以减轻。

《说苑·反质》记载，郑国大夫邓析过卫国，见5位农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下车教之：“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但卫国人说，并不是不知道有这种机械，而是“有机之巧，必有机之败”，所以不用。这里邓析对桔槔的结构和工作效率有较全面的描述。

0763.炼丹术

炼丹术是古代炼制丹药的一种技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我国自周秦以来就创立和应用了将药物加温升华的这种制药方法，为世界各国之最早者。

炼丹法所制成的药物有外用和内服两种，外用者至今还很有价值，内服则由于其毒性较大而逐渐被淘汰。所谓“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则是荒谬的。

东汉前炼丹术有两个不同传统:一是致力寻找长生不老药；二则试造黄金。东汉时两个传统汇合为一。炼丹术家试制长生不老药，而促成两个传统结合的因素实与医药发展有关，因此许多著名炼丹家如葛洪、陶弘景等同时是大医药家。葛洪对炼丹术和早期的化学贡献保留在《抱朴子内篇》内，纪录了许多“长生不老药”(如太清丹、金液)及它们的制炼方法。

0764.丹房须知

《丹房须知》是宋代吴悮所著，它记载了择友、择地、丹室、禁秽、丹井、取土、造炭、添水、合香、坛式、采铅、抽汞、鼎器、药泥、温养、中胎、用火、沐浴、开炉、服食等烧炼外丹之设备与步骤。《丹房须知》总结了以往丹房设备的经验，并绘有“龙虎丹台”、“抽汞之图”、“既济炉灶”、“未济炉”、“镇定”、“压石”（似研磨药末用）六图。

《丹房须知》描写了炼丹的场所——龙虎丹台，它既不同于现在的厂矿，也不是化学实验室，而是把炼丹的器具放在小土台上，再在上面放置金属或土做的炉子，炉子里有鼎或匮，炼丹的原料就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同时书中还介绍了古老的蒸馏器和研磨器。

0765.火器

火器是中国古代火药兵器的简称。北宋初年，出现了用火药制造的火箭、火毬等。《武经总要》列举的火药兵器有火毬、火药鞭箭、蒺藜火、霹雳火等多种，原始的火药兵器开始装备军队，宣告了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从此步入了新时代。

火器的使用自北宋经南宋、元、明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延续约9个世纪。在此期间，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威力更大的火器不断问世，如南宋发明的铁火炮、火枪类火器，元代发明的火铳，以及明代研制的火箭、地雷、火砖以及仿制的鸟铳（枪）、佛郎机铳和红夷炮，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清代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火器发展停滞。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火器始终和冷兵器并用。

0766.漆器

中国漆器工艺是古老华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所谓漆器，就是把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和美术品。生漆是从漆树上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做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彩，光彩照人。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须制作胎体。胎为木制，偶尔也用陶瓷、铜或其他材料，也有用固化的漆直接刻制而不用胎。胎体完成，漆器艺人运用多种技法对表面进行装饰。漆器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抛光到可与瓷器媲美。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有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我国是世界上用漆最早的国家。像陶瓷、丝绸一样，中国漆器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0767.古代化妆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了对美化自身的追求。早在古代；人们就喜好用胭脂抹腮，用头油滋润头发，衬托容颜的美丽和魅力，采百花之露及牛奶来饮用涂抹洗澡以滋润肌肤获得动人的光彩。中国古代化妆品的代表有胭脂、鸭蛋粉、头油、香囊。此四件物品是中国古代化妆品的代表，历史悠久。《唐书》中记载：“腊日献口脂、面脂、头膏及衣香囊，赐北门学士。”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化妆方式。花钿这种化妆方式又称花子、面花、贴花，是贴在眉间和脸上的一种小装饰。古代称口红为口脂、唇脂。口脂朱赤色，涂在嘴唇上，可以增加口唇的鲜艳，给人健康、年轻、充满活力的印象，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女性的喜爱。画眉是中国最流行、最常见的一种化妆方法，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

0768.古代洗涤用品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洗涤用品是皂角类植物等天然产物，其中含有皂素，即皂角苷，有助于水的洗涤去污作用。后来出现“澡豆”。澡豆的制作过程中，将猪胰研磨，增强了胰腺中所含的消化酶的渗出，混入的豆粉中含有皂甘和卵磷脂，后者有增强起泡力和乳化力作用，不但加强了洗涤能力，而且滋润皮肤，所以它算是当时一种比较优质的洗涤剂。然而，由于要大量取得胰腺这种原料委实困难，所以澡豆未能广泛普及，只在少数上层贵族中使用。后来，人们又在澡豆的制作工艺方面加以改进，他们在研磨猪胰时加入砂糖，又以碳酸钠（纯碱）代替豆粉，并加入熔融的猪脂，混合均匀后，压制成球状或块状，这就是“胰子”。胰子在化学组成上和今天的香皂及其相近。而且，产品种类有桂花胰子、玫瑰胰子等等，与今天各种带有不同香味的肥皂已颇相似了。

五、农业

0769.《氾胜之书》

《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氾胜之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性。

0770.《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时间最早，内容最系统、完整的农业著作。作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成书时间为公元6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书共分10卷，92篇，11万多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

《齐民要术》一书，内容非常丰富全面，因此有农业百科全书之称。书中前五卷记述了粮食、油料、纤维、染料作物、蔬菜、果树、桑树等栽培技术；第六卷专门介绍禽畜和鱼类养殖；第七卷到第九卷介绍了农副产品加工、储藏，包括酿造、腌制、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乃至煮胶和制笔墨等知识。全书总结了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详细介绍了有关粮食作物、蔬菜瓜果、果树林木的种植法，家畜、家禽、鱼类的饲养法，以及食品的酿制与食品的贮藏法。对于当时及后世农业和生物科学的发展，均具有重大影响。

0771.《王祯农书》

《王祯农书》是中国元代的综合性农书，作者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成书于1313年。

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全书内容包括3个部分：《农桑通诀》6集，作为农业总论，分别阐说农作的时宜、地宜、耕耙、播种、耘锄、施肥、灌溉、收获，以及饲育畜禽和养蚕等。《百谷谱》11集，为作物栽培各论，分述粮食作物、蔬菜、水果、林木的栽种技术。书中叙说各种作物的名称、来源和文献记载，并摘录古代农书中有关的栽植方法，同时也介绍作者对各地作物栽培的观察心得，撰述简明，体例清楚。《农器图谱》20集，几乎包括了传统的所有农具和主要设施，共分20门，附图280余幅，每项均有详细说明，包括释名、来源、构造和用法，并附以诗赋韵文，不仅记述了当时通用的农器，而且将有些已经失传的古代农具也绘出复原图，堪称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具史料。

0772.《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著的大型农业科学巨著，写于1625年至1628年间。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

《农政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农政全书》包括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等等，不仅是对17世纪以前中国农学的总结，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外来的农业知识。《农政全书》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可谓“杂采众家”。

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要重视备荒、救荒等荒政。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0773.《花镜》

《花镜》是中国清代主要介绍花卉植物的专著。作者陈淏子，一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浙江杭县人，约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成书时已年逾70。

全书共6卷。卷一“花历新裁”，为种花月令。其中“占验”述及气候观测和干支推算；“事宜”包括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灌、培壅、整顿等10目，都是通过实践或调查获得的经验。卷二“课花十八法”，内容涉及花卉特性和嫁接、扦插、移植、下种、浇灌、培壅、治虫、催花等方法，以至盆景、插瓶、花园款设等，是全书着意所在，所陈技术，有不少独到之处。卷三至卷六分别为“花木类考”、“花果类考”、“藤蔓类考”、“花草类考”，著录植物有花木类100种、藤蔓类92种、花草类103种共达295种，并附有插图以及栽培技术介绍。卷后附一“余刊”，叙述调养禽鸟、兽畜、鳞介以及昆虫的方法。

0774.《茶经》

《茶经》，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唐代陆羽(撰。陆羽（733—804），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因著《茶经》而被誉为“茶圣”“茶宗”“茶祖”“茶仙”“茶神”。

《茶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在7000余字的著作中，凡栽茶、采茶、制茶、饮茶等各方面的事宜都写到了。陆羽写工具和器皿的运用，不仅说明了技术问题，而且也说明了文化的演变和区别。书中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和烹饮方法及用具等。

《茶经》是世界上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农学著作，还是一本阐述茶文化的书。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0775.《蚕书》

《蚕书》是中国宋代有关养蚕制丝技术的专著，作者秦观。《蚕书》主要总结宋代以前兖州地区的养蚕和缫丝的经验，尤其对缫丝工艺技术和缫车的结构进行了论述。全书分种变、时食、制居、化治、钱眼、锁星、添梯、缫车、祷神和戎治等10个部分。其中“种变”是蚕卵经育种发蚁的过程；“时食”是蚁蚕吃桑叶后结茧的育蚕过程；“制居”是蚕按质上蔟结茧；“化治”是掌握煮茧的温度和索绪、添绪的操作工艺过程；“钱眼”是丝绪经过的集绪器（导丝孔）；“缫车”是脚踏式的北缫车及其结构和传动。《蚕书》是中国有价值的古蚕书之一，但行文以农家方言为主，艰涩难懂，全文无图。

0776.五谷六畜

“五谷”的意思是指五种谷。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朝人写的。汉人和汉以后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说法是稻、黍、稷、麦、菽（即大豆）；另一种说法是麻（指大麻）、黍、稷、麦、菽。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只是一种有稻而没有麻，另一种有麻而没有稻。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在不断演变着，现在所谓五谷，实际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

“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据《周礼·天官·膳夫》记载，这六种动物又称“六牲”。《周礼·天官·冢宰下》称之为“六膳”。古人分类不明确，六畜中的鸡实为家禽。后来，“六畜”泛指各种家禽、家畜，“六畜兴旺”指养殖业发达。除马以外，又称为“五牲”，可为祭品。

0777.三才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了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0778.井灌

井灌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期，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的《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六、建筑

0779.万里长城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因其长度逾万里，故又称做“万里长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十分艰难。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和天然形成长度为2592.2千米。

目前现存的几段长城有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金山岭长城、山海关长城、嘉峪关长城、虎山长城、九门口长城、大同长城等。

0780.故宫

故宫，即在封建王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前王朝皇帝所居住的宫殿建筑群，现多指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

故宫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1420年基本竣工，是明朝皇帝朱棣始建。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此外两翼东有文华殿、文渊阁、上驷院、南三所；西有武英殿、内务府等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两翼为养心殿、东、西六宫、斋宫、毓庆宫，后有御花园。内廷东部的宁寿宫是当年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而修建。内廷西部有慈宁宫、寿安宫等。此外还有重华宫、北五所等建筑。

0781.北京天坛

北京天坛地处北京，在原北京外城的东南部。位于故宫正南偏东的城南，正阳门外东侧。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中国古代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

北京天坛的整个面积比紫禁城（故宫）还大，有两重垣墙，形成内外坛，主要建筑是祈年殿、皇穹宇、圆丘。圆丘建造在南北纵轴上。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圆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圆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圆丘坛、皇穹宇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祈年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大祀殿”，是一个矩形大殿，里面分别寓意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以及周天星宿，是古代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列。圜丘建于明嘉靖九年，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祀天大典”，欲称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圆形围墙，因墙体坚硬光滑，所以是声波的良好反射体，又因圆周曲率精确，声波可沿墙内面连续反射，向前传播。

0782.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近郊海淀区，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颐和园原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清漪园，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园内建筑以佛香阁为中心，园中有景点建筑物百余座、大小院落20余处，3555座古建筑，共有亭、台、楼、阁、廊、榭等不同形式的建筑3000多间，古树名木1600余株。其中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是其代表性建筑。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框架，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

0783.圆明园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它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有园林风景百余处，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清王朝倾全国物力，集无数精工巧匠，填湖堆山，种植奇花异木，集国内外名胜40景，建成大型建筑物145处，内收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和图书文物。在这些建筑中，除具有中国风格的庭院外，长春园内还有海晏堂、远瀛观等西洋风格的建筑群，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将圆明园烧毁。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园内遗物皆被拆抢一空。

圆明园是一座珍宝馆，还是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博物馆、艺术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完整目睹过圆明园的西方人把它称为“万园之王”。

0784.安济桥

安济桥是中国隋代敞肩式单孔并列券石拱桥，在河北省赵县城南2.5公里处，凌跨洨河之上。赵县古称赵州，故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该桥创建于隋朝开皇至大业初(595—616)，历代曾多次修葺，是现存最古老的单跨石拱桥，在中外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安济桥全长为64.4米，桥宽9米，两端宽9.6米，主拱净跨37.02米，拱矢7.23米。主拱的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小拱净跨今量为2.85米和3.81米。主拱结合小拱的设计构造，既满足了荷载要求，又增加了泄洪能力。主拱采用“切弧”原理，扩大了通水面积，降低了桥面坡度。桥体由28道并列券拱砌筑，并用勾石、收分、蜂腰、伏石“腰铁”连结加固，提高了整体性。桥面两侧有42块栏板和望柱，雕刻极为精美，尤其栏板上雕的“斗子卷叶”和“行龙”，比例适度，线条流畅，虽是半圆雕刻，但其艺术效果胜似透雕，其神态跃出栏板之外，是隋代石雕精品。

0785.成都武侯祠

成都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门武侯祠大街，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始建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陵寝，千年来几经毁损，屡有变迁。武侯祠（指诸葛亮的专祠）建于唐以前，初与祭祀刘备（汉昭烈帝）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现存祠庙的主体建筑于清朝康熙年间（1672年）重建。

成都武侯祠是国内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主要胜迹，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以文、书、刻号称“三绝”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最为知名。武侯祠现分文物区（三国历史遗迹区）、园林区（三国文化体验区）和锦里（锦里民俗区）三部分，面积约15万平方米。

成都武侯祠的字画、对联甚多，其中的现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隆中对》最引人注目。武侯祠还有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出师表》刻石。

0786.黄鹤楼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年）。

黄鹤楼共5层，高50.4米，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在主楼周围还建有胜象宝塔、碑廊、山门等建筑。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黄鹤楼内部，层层风格不相同。底层为一高大宽敞的大厅，其正中藻井高达10多米，正面壁上为一幅巨大的“白云黄鹤”陶瓷壁画，两旁立柱上悬挂着长达7米的楹联：“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撼；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理撰写的《黄鹤楼记》，它记述了黄鹤楼兴废沿革和名人轶事。楼记两侧为两幅壁画，一幅是“孙权筑城”；另一幅是“周瑜设宴”。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等，同时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四楼大厅用屏风分割几个小厅，内置当代名人字画。顶层大厅有《长江万里图》等长卷、壁画。

0787.岳阳楼

岳阳楼耸立在湖南省岳阳市西门城头，紧靠洞庭湖畔，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其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此时的巴陵城已改为岳阳城，巴陵城楼也随之称为岳阳楼了。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览胜境，凭栏抒怀，并记之于文，咏之于诗，形之于画。工艺美术家亦多以岳阳楼为题材刻画洞庭景物，使岳阳楼成为艺术创作中被反复描摹、久写不衰的一个主题。

现在的岳阳楼为1984年重修，沿袭了清朝光绪六年（1880年）所建时的形制。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的一座保持原貌的古建筑，它的建筑艺术价值无与伦比。

0788.滕王阁

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北部沿江路赣江东岸，它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因初唐才子王勃作《滕王阁序》让其在三楼中最早天下扬名，故又被誉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滕王阁始建于唐永徽四年（653年），为唐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创建。据史书记载，永徽三年（652年），李元婴迁苏州刺史，调任洪州都督时，从苏州带来一班歌舞乐伎，终日在都督府里盛宴歌舞。后来又临江建此楼阁为别居，实乃歌舞之地。因李元婴在贞观年间曾被封为滕王，故阁以“滕王”一名冠之。

今天的滕王阁为宋式建筑。唐宋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宋代的楼阁建筑极窈窕多姿，建筑艺术造型达到极高成就。1942年，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偕同其弟子莫宗江根据“天籁阁”旧藏宋宫廷画《滕王阁》绘制了八幅《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在第29次重建之时，建筑师们以此作为依据,并参照宋代李明仲的《营造法式》，设计了这座仿宋式的雄伟楼阁。

0789.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曾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是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所组成。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89年建成。山庄的建筑布局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苑景区又可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三部分。内有康熙乾隆钦定的72景。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100余处。它的最大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

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为中国著名的古代帝王宫苑。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成一有机整体，同时又具有不同风格的强烈对比。避暑山庄朴素淡雅，其周围寺庙金碧辉煌。避暑山庄与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等园林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0790.拙政园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是江南园林的代表，也是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拙政园所在地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宏）寺。明正德四年（1509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园中现有的建筑，大多是清咸丰九年（1850年）拙政园成为太平天国忠王府花园时重建，至清末形成东、中、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园。

拙政园的布局疏密自然，其特点是以水为主，水面广阔，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它以池水为中心，楼阁轩榭建在池的周围，其间有漏窗、回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代表了明代园林建筑风格。拙政园形成的湖、池、涧等不同的景区，把风景诗、山水画的意境和自然环境的实境再现于园中，富有诗情画意。

0791.宝带桥

宝带桥是中国古代多孔薄墩联拱石桥。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长桥镇京杭大运河边，跨澹台湖口玳河，为历代纤道所经。宝带桥，又名长桥，与卢沟桥、广济桥、五亭桥、赵州桥、安平桥、十字桥、风雨桥、铁索桥、五音桥合称为我国十大名桥。始建于唐元间十一年至十四年（816—819），已经有千年历史。

宝带桥后经历代多次重修，明代建成53孔石拱桥，现存桥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1956年修葺恢复旧观。宝带桥用坚硬素朴的金山石筑成，桥长316.8米，桥孔53孔，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桥梁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在工程技术上，它使用的是柔性墩。这样可防止多桥孔连锁倒塌。它的砌拱法，既不同于赵州桥的单拱并合，也不同于卢沟桥的条石弧砌，而是采用了结合两者之优的多绞拱。这在古代建桥史上是极罕见的。宝带桥的三孔联拱特别高，可以通大船，两旁各拱路面逐渐下降，形成弓形弧线。全桥构造复杂而又结构轻盈，风格壮丽，奇巧多姿，成为江南名胜。

0792.珠浦桥

珠浦桥是我国古代桥梁中著名的索桥，位于四川省灌县著名的“都江堰”口，横跨岷江的内外江上。现在的桥是清代重建的。

桥始建于何时已查不到出处，据说在宋以前名“珠浦桥”，宋淳化时重修，不久改名“平事桥”；明末毁于战争，改为船渡；清“嘉庆八年（1803年）……仿旧置建立，名安澜桥”。桥分为8孔，全长340米，宽3米多，高近13米，最大的孔跨径达61米。全桥用细竹篾编成粗5寸的竹索24根，其中10根做底索，上面横铺木板当桥面，压板索2根，还有12根分列桥的两旁，作为扶栏。绞索设备安放在桥两头石室内的木笼中，用木绞车绞紧桥的底索，用大木柱绞紧扶栏索。由于竹索太长，从两头绞紧非常困难，所以在桥梁中间的石墩上增添一套绞索设备，也置于石室木笼中。在木笼上面，修建桥亭。亭分2层，上层用木梁密排，装砌大石，以做压重；下层中空，以便行人。布置巧妙，煞费匠心。该桥为8跨连跨，稳定性较好，行走其上，摇晃不大。

0793.程阳桥

程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位于广西柳州三江县城古宜镇的北面20公里处。程阳桥约建于1920年，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是三江最大的风雨桥。建这座桥用了10多年的时间，是由程阳八寨的村民集资兴建的。

桥面由木板铺成，隔不远就有一条粗大的圆木支撑，两边有木栏杆。从桥面看桥顶，横七竖八大大小小的木方子、木梁贯穿其中，结构非常复杂，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些令人眼花的木结构都是利用榫卯连在一起的，非常结实，极有美感。桥上有5个3层的桥楼，分别立在桥下5个石砌六边形的桥墩上，桥墩迎水面和泄水面都设计成尖形，以便减小阻力，利于洪水下泄。这种设计使程阳桥近百年都没有被洪水冲垮。

程阳风雨桥就是典型的侗族建筑。它的建筑惊人之处在于，整座桥梁不用一钉一铆，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令人不得不佩服侗族人巧夺天工的技艺。桥上有栏杆和屋顶，还有5个多角亭，具有独特的侗族韵味。

0794.应县木塔

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楼阁式塔。

木塔位于寺南北中轴线上的山门与大殿之间，属于“前塔后殿”的布局。塔建造在4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5层6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9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6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8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

塔内各层均塑佛像。一层为释迦牟尼。二层坛座方形，上塑一佛二菩萨和二胁侍。三层坛座八角形，上塑四方佛。四层塑佛和阿傩、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毗卢舍那如来佛和八大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0795.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位于郑州登封市城西北5公里处嵩山南麓峻极峰下嵩岳寺内。初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塔顶重修于唐。该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侵蚀，仍巍然屹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全国古塔中的孤例。嵩岳寺塔为砖筑密檐式塔，也是唯一的一座十二边形塔。

嵩岳寺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原是宣武帝的离宫，后改为佛教寺院，正光元年（520年）改名闲居寺。隋仁寿二年（602年）改名嵩岳寺。唐武则天和高宗游嵩山时，曾把嵩岳寺改做行宫。现在塔前的山门和塔后的大雄殿及两侧的伽蓝殿、白衣殿均为近代改建。

嵩岳寺塔上下浑砖砌就，层叠布以密檐，外涂白灰，内为楼阁式，外为密檐式，总高41米左右，周长33.72米，塔身呈平面等边十二角形，中央塔室为正八角形，塔室宽7.6米，底层砖砌塔壁厚2.45米。这种密檐形十二边形塔在中国现存的数百座砖塔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也是少见的。

0796.三孔

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宏大的规模、丰富的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

孔府西与孔庙为邻，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世代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占地240多亩，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

孔庙坐落在曲阜城内，其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为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

孔林本称至圣林，位于曲阜孔林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乙丑，葬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从冢而葬，形成今天的孔林。

0797.雷峰塔

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又名西关砖塔，古人更多称之为“黄妃塔”。它是由吴越国王钱俶为祈求国泰民安而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塔基底部辟有井穴式地宫，存放着珍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纯银阿育王塔和龙莲座释迦牟尼佛坐像等数十件佛教珍贵文物和精美供奉物品。古塔塔身上部的一些塔砖内，还秘藏雕版印刷的佛教《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

雷峰塔曾是西湖的标志性景点，旧时雷峰塔与北山的保俶塔，一南一北，隔湖相对，有“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之誉，西湖上亦呈现出“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美景。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横空，别有一番景色，故被称为“雷峰夕照”。至明朝嘉靖年间，塔外部楼廊被倭寇烧毁。塔基砖被迷信者盗窃，致使塔于1924年9月25日倾圮。

2000年，按雷峰塔原有的形制、体量和风貌重建雷峰塔。2002年，雷峰新塔如期落成。

0798.斗拱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上特有的构件，是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组成。斗拱是中华古代建筑中特有的形制，是较大建筑物的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其功用在于承受上部支出的屋檐，将其重量或直接集中到柱上，或先间接地纳至额枋上再转到柱上。一般来说，凡是非常重要或带纪念性的建筑物，才有斗拱的安置。抖拱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在美学和结构上它也拥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中华古典的建筑精神和气质。斗拱中间伸出部位叫做要头，雕着一个立双式的青色龙头。其两旁的垫拱板雕半立体火焰珠一粒，象征吉祥如意。

斗拱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采桑猎壶上的建筑花纹图案，以及汉代保存下来的墓阙、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中国古典建筑最富有装饰性的特征往往被皇帝攫为己有，斗拱在唐代发展成熟后便规定民间不得使用。

0799.鲁班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因是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另说山东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前444年）以后,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接受了这种思想。

鲁班很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创造发明，一生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在建筑、机械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能建造宫室台榭；曾制作出攻城用的云梯，舟战用的勾强；创制了机关备制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各种木作工具；还发明了磨、碾、锁等。由于成就突出，建筑工匠一直把他尊为“祖师”。

0800.样式雷

“样式雷”是对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家的誉称。该世家的清代宫廷建筑匠师有雷发达、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廷昌等。

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从第一代“样式雷”雷发达于康熙年间由江宁来到北京，到第七代“样式雷”雷廷昌在光绪末年逝世，雷家有七代为皇家进行宫殿、园囿、陵寝以及衙署、庙宇等设计和修建工程。因为雷家几代都是清廷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人（即首席建筑设计师），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

直至清代末年，雷氏家族有六代后人都在样式房任掌案职务，负责过北京故宫、三海、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的设计。雷氏家族进行建筑设计方案，都按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雷氏家族烫样独树一帜，是了解清代建筑和设计程序的重要资料。

0801.《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对于古建筑研究，唐宋建筑的发展考察，宋及以后的建筑形制、工程装修做法、当时的施工组织管理，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书中规范了各种建筑做法，详细规定了各种建筑施工设计、用料、结构、比例等方面的要求。

《营造法式》是当时建筑设计与施工经验的集合与总结，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原书《元祐法式》于元祐六年（1091年）编成，但因为没有规定模数制，也就是“材”的用法，而不能对构建比例、用料做出严格的规定，建筑设计、施工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李诫奉命重新编著，终成此书。

全书共计34卷分为5个部分：释名、各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法式》不仅体例较好，便于灵活应用，而且内容也较丰富，阐述精确，堪称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建筑著作，是了解宋代建筑的一把钥匙。

七、纺织

0802.黄道婆

黄道婆（1245—1330）是元代棉纺织家，又名黄婆、黄母，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黄道婆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所织的被褥巾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

黄道婆死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 乡人张守中重建并请王逢作诗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上海豫院内，有清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

0803.纱罗

纱罗，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悠久并具传奇色彩的民间织造工艺，也指由此特殊工艺形成的织物。由于纱罗多以蚕丝做原料，工艺复杂独特，用它制作的织物较之绫罗绸缎还要名贵，多为贵族所用。纱罗的织造兴起于新石器时代后期，春秋时期逐渐流行，汉唐兴盛，至南宋时达到顶峰。其特点是柔软轻盈、细腻滑爽，“举之若无，真若烟雾”，故有轻纱云罗之称。汉代张骞通过“丝绸之路”将纱罗带至西方。纱罗以其细薄被称为“上帝之物”，从此名扬天下。

从外观上来看，纱罗最大的特色是网孔多（故它又名网眼布），稀薄，因而透气性能优越，也给人一种若隐若现之朦胧美。从手感上来说，它柔软轻盈，滑爽。从视觉效果上来讲，它飘逸潇洒，光彩悦目。从品位上来看，它高贵典雅，出尘脱俗。

此外，纱罗的织造工艺相当复杂精湛。必须耐心等待，才能达到美丽精湛的外观效果。

0804.绫

绫，应用斜纹组织，绸面呈明显斜向纹路的织品，一般质地轻薄。在古代，绫已用于彩绘、刺绣和锦盒面料。由于其表面呈叠山型斜路，“望之如冰凌之理”，故称绫，有的用于书画装裱、锦盒包装，有的用于衣料。

绫类丝绸按原料分为有纯桑蚕丝织品、合纤织品和交织品。绫类织物的地纹是各种经面斜纹组织或以经面斜纹组织为主，混用其他组织制成的花素织物，常见的绫类织物品种有花素绫，广陵，交织绫，尼棉绫等。素绫是用纯桑蚕丝做原料的丝织品，它质地轻薄，用于裱画裱图。其他绫类织物色光漂亮，手感柔软，可以做四季服装。

0805.缎

缎是利用缎纹组织的各种花、素丝织物。缎类织物俗称缎子，品种很多。缎纹组织中经、纬只有一种以浮长形式布满表面，并遮盖另一种均匀分布的单独组织点，因而织物表面光滑有光泽。经浮长布满表面的称经缎；纬浮长布满表面的称纬缎。缎类织物是丝绸产品中技术最为复杂、织物外观最为绚丽多彩、工艺水平最高级的大类品种。我们常见的有花软缎、素软缎、织锦缎、古香缎等。花软缎、织锦缎、古香缎可以做旗袍、被面、棉袄等，其特点是平滑光亮、质地柔软。古香缎、织锦缎花型繁多、色彩丰富、纹路精细、雍华瑰丽，具有民族风格和故乡色彩，多数唐装以此类织物为面料。

0806.绒

用桑蚕丝或桑蚕丝与化学纤维长丝交织成的起绒丝织物，统称丝绒。绒表面有耸立或平排的紧密绒毛或绒圈，色泽鲜艳光亮，外观类似天鹅绒毛，因此通常也称天鹅绒。绒是一种高级丝织品，适于做服装、窗帘、帷幕、装饰和工艺美术用品，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绒圈锦，说明当时已采用提花机和起毛杆织制绒圈织物。此后历代都有生产，明代尤为发展。

丝绒品种繁多，分类方法不一。按织制方法分为：(1)双层经起绒织物，如乔其绒。（2）双层纬起绒织物，如鸳鸯绒纱。（3）用起绒杆使绒经形成绒圈或绒毛的绒织物，如漳绒和漳缎。（4）将缎面的浮经线或浮纬线割断的绒织物，如金丝绒。

绒按原料不同分为真丝绒、人丝绒和交织绒；按织物后处理加工不同分为素色绒、印花绒、烂花绒、拷花绒、条格绒和彩经绒等。各类绒的地组织都采用平纹、斜纹、缎纹及其变化组织。

0807.绸

绸是丝织物的一个大类，指采用基本组织或混用变化组织或无其他类丝织物特征的、质地紧密的丝织物。其生产工艺和用途都因品种而异。绸按原料分，除采用桑蚕丝的以外，还有用绢纺落绵的绵绸，使用柞蚕丝的鸭江绸，用双宫丝的双宫绸，用化学纤维长丝的涤纤绸等。

绸可以分为生（白）织和熟（色）织，如生织的疙瘩绸和熟织的领带绸，又可分为不提花的素绸和提花的花绸。绸属于中厚型丝织物，其中较轻薄的品种可做衬衣和裙；较厚重的可做外套和裤；提花品种可做西服、礼服或供室内装饰。

绸出现于西汉，专指利用粗丝乱丝纺纱织成的平纹丝织品，丝粗帛厚而耐磨，类似后来的纺绸和绵绸。两晋南北时期绸开始有了粗细之分。唐代绸也做贡品，有花绸、平绸、绵绸等品种。宋代以后，常用精练丝在平纹地上起本色花，称暗花绸。明清以来绸成为丝织物的泛称。

0808.缂丝

缂丝又称做“刻丝”、“克丝”或“尅丝”，文异音同；旧时又“长刻丝”、“刻丝作”、“刻色”等。缂丝在海外也有其他名称“缀锦”、“缀织”、“织成锦”等。《玉篇》说：“缂，织纬也。”由于织造的作品在图案与素地接合处微显高低，呈现一丝裂痕，犹如镂刻而成，故称“刻丝”。其成品正反两面如一，与苏绣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与苏绣一起被誉被“苏州织绣双璧”，与刺绣、玉雕和象牙雕、景泰蓝并称为中国四大特种工艺品，并与云锦合称为中国两大珍品手工丝织物。古有“织中之圣”和“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由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缂丝又被称之为“千年不坏艺术织品”。

苏州缂丝艺术品自唐至今，在艺术造诣上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艺术特点。宋代的缂丝，在技法上运用“环缂”、“平戗”、“木梳戗”、“披梭”和“笃门闩”运戗等方法，使画面色彩浓淡自如，给人以美的享受。

0809.松江布

松江布泛指松江及其附近地区出产的棉布。松江府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今上海市境内。宋元之际，棉种自广东﹑福建向北传播，松江及其邻近地区得风气之先，棉花种植发展很快。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7)，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崖县)带回的先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元明两代，棉纺织业普及南北，而松江织造技术尤精，产品行销全国，且远销日本和朝鲜，有“衣被天下”之称。

松江棉布质地优良，世人誉之为松江美布。其三梭棉布幅宽三尺余，紧细如紬，比普通白棉布价格高出一倍以上，成为一方特产。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规定，白棉布一匹折银三钱，三梭布一匹折银达六钱一分。还有一种名为“斜纹布”的高级棉布，精者每匹折银一两，匀细坚洁。这种布采用“经直纬错”的织法，有立体感，史书称“望之如绒”。

0810.云锦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释名·采帛》中记载：“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这是说，锦是豪华贵重的丝帛，在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得起。

云锦是至善至臻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吴村梅有诗描写南京云锦：“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 ”之首。南京云锦配色多达十八种，运用 “色晕”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现代只有南京生产，常称为“南京云锦”。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0811.壮锦

壮锦是中国壮族传统手工织锦，中国四大名锦之一，据传约起源于宋代。壮锦以棉、麻线做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粗而无拈的真丝做彩纬织入起花，在织物正反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增加织物厚度。其色彩对比强烈，纹样多为菱形几何图案，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具有浓艳粗犷的艺术风格，用于制做衣裙、巾被、背包、台布等。

壮锦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常见的花纹有大万字、小万字，以及较复杂的双凤朝阳、凤栖牡丹、狮子滚球等。《广西通志》载：“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壮锦在广西各族人民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产生丰富而精彩的纹样，强烈地反映了人民对生活、大自然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崇敬，渗透着民族文化的乐观精神，成为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

0812.蜀锦

蜀锦是指四川省成都市所出产的锦类丝织品，起源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蜀锦织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蜀锦因其历史悠久、工艺独特，有中国四大名锦之首的美誉。汉朝时成都蜀锦织造业便已经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而环绕成都的锦江，也因有众多民众在其中洗濯蜀锦而得名。

蜀锦的传统构图大体可分为雨丝锦、方方锦、条花锦、散花锦、浣花锦和民族锦六种。蜀锦图案的取材十分广泛、丰富，诸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占祥铭文、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千百年来不断发展、提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艺术水平，其中寓合纹、龙凤纹、团花纹、花鸟纹、卷草纹、几何纹、对禽对兽纹以及方方、晕裥、条锦群等传统纹样至今仍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0813.四大名绣

四大名绣，指的是我国刺绣中的苏绣、湘绣、粤绣、蜀绣。

苏绣，是以江苏苏州为中心包括江苏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苏绣在艺术上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和谐、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的地方风格，被誉为“东方明珠”。

粤绣，是以广东省广州市为生产中心的手工丝线刺绣的总称。在艺术上，粤绣构图繁密热闹，色彩富丽夺目，施针简约，绣线较粗且松，针脚长短参差，针纹重叠微凸，常以凤凰、牡丹、松鹤、猿、鹿以及鸡、鹅为题材。

蜀绣，亦称“川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刺绣产品总称。蜀绣的纯观赏品相对较少，以日用品居多，取材多数是花鸟虫鱼、民间吉语和传统纹饰等，颇具喜庆色彩。

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其特点是构图严谨，色彩鲜明，各种针法富于表现力，通过丰富的色线和千变万化的针法，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

0814.手摇纺车

手摇纺车是中国传统的纺线工具，用于从纤维材料如毛、棉、麻、丝中生产线或纱的设备。纺车通常有一个用手或脚驱动的轮子和一个纱锭。

中国古代纺纱工具分手摇纺车、脚踏纺车、大纺车等几种类型。手摇纺车据推测约出现在战国时期，也称軠车、纬车和繀车。常见的纺车由木架、锭子、绳轮和手柄4部分组成，另有一种锭子装在绳轮上的手摇多锭纺车。手摇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手，操作时，需一手摇动纺车，一手从事纺纱工作。

手摇纺车的图像数据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多次发现，说明手摇纺车早在汉代就已非常普及。

0815.脚踏纺车

脚踏纺车是在手摇纺车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的。脚踏纺车驱动纺车的力来自于脚。操作时，纺妇能够用双手进行纺纱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其最早记载可见于宋代刻本《列女传》的鲁寡陶婴团。图中有一女性正在使用一台三锭的脚踏纺车。元朝时期，关于脚踏纺车的记载更多。王帧《农书》记载了两种纺车。木棉纺车专用于纺棉，而小纺车专用于加捻麻缕。操作时，“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李继，牵引渐长。右手均拈，俱成紧缕，就绕继上”。徐光启《农政全书》也有类似的记载。

目前脚踏纺车最早的图像数据是江苏省泗洪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脚踏纺车中最常见的为三锭，王帧《农书》中的小纺车有五锭。《天工开物》中有一张描绘五锭脚踏纺车的《纺缕图》，图中仍为五锭，却不见导纱器，据研究应是使用了一种带有六齿的牵伸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0816.织机

织机即织布机。最早的织布机，是席地而坐的踞织机（也叫腰机）。其使用方法是用足踩织机经线木棍，右手持打纬木刀打紧纬线，左手投纬引线。这种足蹬式腰机没有机架，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腰机织造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采用了提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这种织机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有了上下开启织口、左右引纬、前后打紧等3个方向的运动。它是现代织布机的始祖。

机织技术的发展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织布、普通织机、自动织机、无梭织机等阶段。

0817.提花机

提花机是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的工艺方法源于原始腰机挑花，汉代时这种工艺方法已经用于斜织机和水平织机。

花本式提花机出现于东汉，又称花楼，是我国古代织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它用线制花本贮存提花程序，再用衢线牵引经丝开口。花本是提花机上贮存纹样信息的一套程序，它由代表经线的脚子线和代表纬线的耳子线根据纹样要求编织而成。上机时，脚子线与提升经线的纤线相连，此时，拉动耳子线一侧的脚子线就可以起到提升相关经线的作用。织造时上下两人配合，一人为挽花工，坐在三尺高的花楼上挽花提综，一人踏杆引纬织造。东汉王逸《机妇赋》中，用“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动摇多容，俯仰生姿”来形容织工和提花工合作操纵提花机的场面。

提花机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对现代电子计算机发展中程序控制与存储技术的发明有启示作用。

0818.套染法

套染法是工笔花鸟设色技法，是层染法的一种。染色方向一致逐步加染，由浓到淡，面积由小到大。前次干后，再染第二次。染出物像立体感强，且不易脏、腻。如大理菊花瓣凹凸明显，可以墨先染一、二次，只染最暗部，面积小；再以花青染，面积加大；最后以淡色加染全瓣。也有从二头起染向中间渐淡了的叫“承按套染”或“碰染”。工艺绘画亦用此法。

套染法有两种：方法一，用几种含不同色素的染料分先后两次进行浸染，从而染得由这几种色素调配而成的色彩。如靛蓝与槐花可套染成官绿和油绿；与黄檗可套染青色；与芦木、杨梅树皮可套得玄色；靛水染以苏木盖得天青色或葡萄青色。方法二，两种不同纤维混纺或交织的织物，用两种不同性能的染料分两次染色称套染。例如涤黏中长布，用分散性染料染涤纶纤维，再以士林染料轧染黏胶纤维，这种工艺称套染。这种套染出来的染色织物有时有闪色效果，色彩以空间混合呈现出来。

0819.媒染法

媒染法是利用媒染剂给物体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

远古时期的染工就知道，某些物质能够帮助天然染料附着到织物上，而这些物质后来称为媒染剂。媒染剂主要是金属盐类，如铝盐、铬盐、铜盐、铁盐等(用于酸性媒染染料)，还有一些有机化合物如单宁酸(用于碱性媒染染料)。

染色方法有三种：同浴媒染法，是媒介染料和媒染剂在同一浴中完成上染和络合的染色方法；预媒染色法，是先将毛纺织物用媒染剂溶液处理，再在染浴中染色的方法；后媒染色法，是先在染浴中染色，上染比较完全后，再在染浴中加入媒染剂进行络合的染色方法。

发现媒染剂的作用，无疑是个意外。古代罗马的女士把毛蕊花的叶子浸在尿液中，去染黄头发。而在印度，即使是今天，人们仍使用牛粪当媒染剂漂染棉织品。

第八篇：医学卷

21世纪是一个中西交流空前密切的时代，中西方很多领域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中西医之间的交碰也是非常让人关注的事件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手握现代化医疗机械机械先进工具的西医的进攻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医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于是有人甚至给中医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传统医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许多中国传统技术如针灸之类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无疑很让人痛心。

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古代那些千古留名的名医，接触一下那些曾领先于世界几百年的治疗方法，关注一下中医特有的医疗体系和学说，明白那一部部医术是经过自身多么艰苦的亲身实践和对前人的总结方才创作出来，也许就可以知晓中医的科学性，发现它的博大精深，知道中医也可以做到西医力所不及的事情，引发对中医的兴趣。

“已扎根千年的汉方，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

一、医学名家

0820.扁鹊

扁鹊（前407—前310），春秋战国时代名医，医术精湛。扁鹊原名秦越人，“扁鹊”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名词。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做“扁鹊”。

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扁鹊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他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

然而过高的医术也让扁鹊成为其他人的眼中钉，最终被秦国太医令李醯杀害。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0821.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人称为医圣。

东汉末年，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见到人们贫苦的张仲景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他刻苦学习医术，并拜名医为师，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张仲景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广泛重视。

张仲景自身也很注重保养，在东汉的乱世依然活到了古稀之年。后人称赞张仲景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0822.华佗

华佗（约145-208），东汉末医学家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三国时期的许多将领，如关羽、曹操等都得到过华佗的医治。后来，华佗不愿只为曹操一人服务而惹怒曹操被杀。

华佗医术精湛，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华佗特别擅长外科手术，他发明的“麻沸散”，更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1600余年。此外，华佗还发明了“五禽戏”。“五禽戏”是一种养身的体操，通过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华佗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

后世常以“华佗再世”来赞扬名医，华佗在民间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0823.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魏晋时期人士，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尤其在医学上，是我国中医领域“针灸疗法”的创始人。

皇甫谧一生有着许多传奇的色彩。他少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到20岁醒悟之后整日与书为伴，被人称为“书淫”。他饱览群书之后著作丰厚，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年生病的皇甫谧疾病缠身，但正所谓“久病成良医”，他在病榻之上以坚忍的毅力研读古代医术，成就辉煌巨著《针灸甲乙经》，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财富。

0824.陶弘景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

陶弘景非常博学，他在医药﹑炼丹﹑天文地理﹑兵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以对于药物学的贡献为最大。陶弘景曾整理古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7卷，将所载药物由365种扩大到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除此之外，陶弘景还著有《补阙肘后百一方》3卷，《效验施用药方》5卷，《服食草木杂药法》1卷，《断谷秘方》1卷，《服气导引》1卷，《养性延命录》2卷，《人间却灾患法》1卷，《集药诀》1卷等。其中绝大多数均已散失 。

0825.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是著名的医师与道士，被誉为“药王”。

关于孙思邈的年龄的传说甚多，几乎所有版本都说孙思邈活到了100多岁，最多的甚至说是165岁。这些传说虽不甚可信，但孙思邈活到高龄应该无疑。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著有《千金方》等重要著作，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传为佳话。孙思邈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备至的伟大人物，甚至在日本都很有影响力。

0826.钱乙

钱乙（约l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

钱乙父亲本精通医术，但在钱乙三岁那年出去游玩后就失踪了，母亲已经去世的钱乙随姑妈嫁到了一个医生家中，被医生收为义子并传授医术。钱乙长大后，多次外出寻父。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在30多岁时终于找到了父亲。

钱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0827.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明朝杰出的医学家。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14岁中了秀才后的9年中，其3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终成一代大师。他耗费27年心血写成的《本草纲目》，更是一本不朽的传世之作。

李时珍活到75岁方才去世，遗体被安葬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后人常常到其墓前扫墓，以表达对这位古人的尊敬。

0828.叶天士

叶天士（1667—1746），名桂，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

叶天士也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是精通医术。叶天士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父亲死了，他便师从于父亲的徒弟。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是特别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10年之内，他换了17个老师，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振。

叶天士一生忙于诊事，在世没有亲笔著述。但根据叶天士口授后人整理的《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

叶天士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医学家。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杂病提出的许多新见和治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而他谦虚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更是值得后人学习。

二、医学名著

0829.《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81篇和《灵枢》81篇，各9卷，是后人伪托黄帝之名而作。它成书于战国时期，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分别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等方面，结合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和认识。后代的医学家大都要从这里学习借鉴。时至今日，《黄帝内经》在诊治学上仍具有指导意义。

0830.《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3卷。原题秦越人撰，后经考证应为东汉人托扁鹊之名而作。“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难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的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作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81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和八会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泻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

0831.《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其作者及成书时代尚无实证加以确定，可以确定不是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而是后人借神农之名来提高该书的价值。一般认为，它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即秦汉时期；也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全书分3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

《神农本草经》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0832.《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由晋代皇甫谧编撰于259年。该书集《素问》《灵枢》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全书计12卷128篇，内容丰富，重点阐述了十二经脉、奇经八脉、标本、根结、经筋等；厘定腧穴348个，并按头、项、胸、腹、背、四肢等分部划分腧穴线路，详论各穴部位、针刺深度、艾灸壮数，又介绍针法、针道；最后还以不少篇幅探讨临床治疗。全书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临床经验，并有新的发挥和提高。

《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著，也是继《内经》之后针灸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又一次总结。它全面系统地继承和总结了晋代以前针灸学的辉煌成就，对我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针灸甲乙经》被唐代医家称之为“医人之秘宝”。向来都被历代医家所推崇，至今仍是学习中医、针灸理论不可多得的必读经典之一。

0833.《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东晋葛洪著，共8卷70篇。该书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肘后备急方》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从书名即可看出它具有应急性、方便性、通俗性的特征。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都是葛洪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

0834.《千金方》

《千金方》全称为《千金要方》，是药王孙思邈的名著。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价值更当胜于此，故名。

该书第1卷为总论，概述了本草、制药等方面的知识，并尤其强调了医德的重要性。2～5卷对妇、儿科的论述，既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又显示出孙思邈众生平等的思想。后面各卷分别为：第6卷七窍病；7～10卷诸风、脚气、伤寒；11～20卷系按脏腑顺序排列的一些内科杂病；第21卷消渴、淋闭等症；第22卷疔肿痈疽；第23卷痔漏；第24卷解毒并杂治；第25卷备急诸术；26～27卷食治并养性；第28卷平脉；29～30卷针灸孔穴主治。晚年，为了补充《要方》之不足，孙思邈又写了《千金翼方》。

《千金方》具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医学家所重视，而且对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0835.《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毕生的结晶。

李时珍在阅读古书时，发现了许多错误，有的甚至把某些带有毒性的药说成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他决心自己写一部书，改正古人的错误。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他终于在61岁那年写成此书。

《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图，方剂11096首，约190万字，分为16部、60类。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

《本草纲目》是几千年来我国药物学的总结，在世界范围内也颇有影响。该书17世纪末即传播到西方，先后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三、中医常识

0836.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以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现象和规律来探讨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的变化，从而说明人体的机能活动、组织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阴阳学说认为，凡是运动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兴奋的，都属于“阳”；凡是相对静止的、内向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抑制的，都属于“阴”。

运用到人体上，就是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属阳，体内属阴。就其背腹四肢内外侧来说，则背属阳，腹属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为阴。以脏腑来分，五脏属里，藏精气而不泻，故为阴；六腑属表，传化物而不藏，故为阳。五脏之中又各有阴阳所病，即心肺居于上部属阳，肝脾肾位于下部属阴。我国中医就是根据这些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协调和相互转化来进行诊断和医疗。

0837.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同样是根据自然界的现象和规律来说明人体内部相互关系的学说。自然界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次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中医将这五种物质与人体五脏一一对应。如肝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以肝属“木”；心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以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土有生化万物的特性，故以脾属“土”；肺气主肃降，金有清肃、收敛的特性，故以肺属“金”；肾有主水、藏精的功能，水有润下的特性，故以肾属“水”。

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如木生火，即肝济心，肝藏血，心主血脉，肝藏血功能正常有助于心主血脉功能的正常发挥。火生土，即心温脾，心主血脉、主神志，脾主运化、主生血统血，心主血脉功能正常，血能营脾，脾才能发挥主运化、生血、统血的功能。土生金，即脾助肺，脾能益气，化生气血，转输精微以充肺，促进肺主气的功能，使之宣肃正常。金生水，即肺养肾，肺主清肃，肾主藏精，肺气肃降有助于肾藏精、纳气、主水之功。水生木，即肾滋肝，肾藏精，肝藏血，肾精可化肝血，以助肝功能的正常发挥。

0838.五脏六腑

中医学把人体内在的重要脏器分为脏和腑两大类。“脏”是指实心有机构的脏器，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它们的共同功能是贮藏精气。精气是指能充养脏腑、维持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腑”是指空心的容器，有小肠、胆、胃、大肠、膀胱等分别和五个脏相对应的五个腑，另外将人体的胸腔和腹腔分为上焦、中焦、下焦，统称为三焦，是第六个腑。它们具有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的功能。这些器官虽存于体内，但其生理、病理方面的变化，都有征象表现在外。所以中医学的脏腑学说，就是通过观察人体外部征象来研究内脏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

0839.奇经八脉

奇经是相对于正经而言，我国传统有十二正经的说法，分别为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阳膀胱经。奇经有八条，即督、任、冲、带、阴跷、阳跷、阴维、阳维，合称“奇经八脉”。

督脉行于腰背正中,上至头面。任脉行于胸腹正中，上抵颏部。冲脉与足少阴肾经相并上行，环绕口唇。带脉起于胁下，环行腰间一周。阴维脉起于小腿内侧，沿腿股内侧上行，至咽喉与任脉会合。阳维脉起于足跗外侧，沿腿膝外侧上行，至项后与督脉会合。阴跷脉起于足跟内侧，随足少阴等经上行，至目内眦与踵阳跷脉会合。阳跷脉起于足跟外侧，伴足太阳等经上行，至目内眦与阴跷脉会合，沿足太阳经上额，于项后会合足少阳经。

奇经与十二正经不同，既不直属脏腑，又无表里配合关系，其循行别道奇行，故称奇经。它们沟通十二经脉之间的联系，对十二经气血有蓄积渗灌的调节作用。在中医临床实践中，各科的诊断和治疗都要运用奇经八脉的理论，其中针灸、推拿与气功与该理论的关系尤为密切。

0840.气功

气功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00多年前成书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对气功锻炼的方法、理论和治疗效果等内容，都有记载。在《素问》的81篇中，就有多篇直接或间接地谈到有关气功方面的内容。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气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方法。

气功大致是一种以调心、调息、调身为手段，以防病治病、健身延年、开发潜能为目的的身心锻炼方法。调心是调控心理活动，调息是调控呼吸运动，调身是调控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这三调是气功锻炼的基本方法，是气功学科的三大要素或称基本规范。

正确掌握练功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它对大脑皮层和皮层下植物神经中枢及心血管系统能起到有益的调节作用，对机体的异常反应有纠正作用，对腹腔器官有一种按摩作用，对自身生理机能可起到自我控制作用等。

0841.针灸

针灸医学最早见于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一书，到魏晋时期更加趋于完善。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针法是把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

针灸治疗一般是先诊断出病因，找出疾病的关键，辨别疾病的性质，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脉，哪一脏腑，辨明它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那一类型，作出诊断；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穴处方，进行治疗。针灸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神经调节生命中枢，进而调节各种器官的功能，达到治病的目的。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现在甚至还应用到了减肥上。

针灸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它的疗效迅速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经济，极少副作用。远在唐代，中国针灸就已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针灸疗法也被看做为国粹之一。

0842.拔罐

拔罐法是祖国医学遗产之一，又名“火罐气”、“吸筒疗法”，古称“角法”。这是一种以杯罐做工具，借热力排去其中的空气产生负压，使其吸着于皮肤，造成淤血现象的一种疗法。古代医家在治疗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后来又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火罐疗法最早见于晋代医学家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

拔罐的原理是通过物理的刺激和负压人为造成毛细血管破裂淤血，调动人体干细胞修复功能，及坏死血细胞吸收功能，从而促进血液循环，激发精气，调理气血，达到逐寒祛湿、疏通经络、祛除淤滞、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泻热的目的。

0843.导引

导引术起源于上古，是一项以肢体运动为主，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概括讲来，它兼有现代体育运动和气功两者之功能。导引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非常流行，为当时神仙家与医家所重视，后为道教承袭作为修炼方法之一，并使之更为精密，使“真气”按照一定的循行途径和次序进行周流。道教将其继承发展，以导引为炼身的重要方法，认为它有调营卫、消水谷、除风邪、益血气、疗百病以至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周代王子乔的《赤松子导引法》、唐代高僧鉴真所创的《鉴真吐纳术》、宋代高僧广渡始创的《广渡导引术》和清代曹廷栋创设的《老人导引法》等。

0844.子午流注

子午流注是针灸的一种，产生的时间很早。子午流注是从时间角度研究、认识人体生命现象，即研究人体脏腑、经脉的气血流注盛衰规律的一种理论。它的基本原理在于，由于不同时间太阳与地球位置的变化，其引力使人体的12条经脉在12个不同的时辰有兴有衰。比如说子时胆经最旺，丑时肝经最旺等等。因而如果配合这种时间进行治疗，在相应的时间治疗相应的器官，将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很多古人都论述了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开穴的规律，其中以明代徐凤《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方法最为简单，因而广泛流传并为众多医家所推崇。

0845.正骨

正骨是诊治损伤的专科，“正”即“纠正”的意思，正骨就是整治因骨关节损伤使肢体变形复原位的一门科学技术。其对象主要是外力作用所致的骨、关节和软组织的损伤，但也包括同类原因导致的体内脏器损伤。

在治疗方法上，人们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总结出了八种方法，被称做是“正骨八法”，具体为：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屈伸、提按端挤、摇摆触碰、夹挤分骨、折顶回旋、按摩推拿。

第九篇：经济卷

中国古代经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包括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经济政策,也包括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等等基本内容。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本”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主要有纺织业、冶金业、陶瓷业、造船业、造纸业等。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很发达，在世界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但由于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手工业始终为农业文明经济的发展服务而处于从属地位。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受到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同时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关系密切。

历代封建政府在经济上采取的具体政策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最基本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再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这种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消极作用成了主要方面。

一、经济观点

0846.义利论

义利论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

义利观念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有“义以生利”“义，利之本也”等说。儒家学派继承了这种义利观念，并发展为其重要经济思想之一的义利观。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放于利而行”，对求利活动必须以“义”制约，要“见利思义”。孟子强调重仁义轻私利，提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墨家反对亏人自利，主张“交相利”，说：“义，利也。”道家倡“无为”、“寡欲”，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早期法家兼重仁义，管仲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并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则商鞅一反儒家义本利末思想，提出“利者，义之本也”。宋代一些功利主义思想家，开始起而反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教条。王安石用功利主义解释义利关系：“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明清时，义利之辩仍不时出现，有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义利并重之说，皆未脱前人窠臼。

0847.富民论

富民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也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

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道家提倡无为,一切因顺其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因顺人民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0848.节用论

“节用”是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一，墨子提出了节用的总原则：“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第二，墨子的节用论是建立在将消费品区分为生活必需品与奢侈品两种基础上，认为只有用于满足生活所必需的消费才是正当的消费，才是合乎“法”或“义”的消费，否则，便是不合“法”或“义”的消费，是有害的消费。第三，墨子认为物质生活方式的正确与否对于人的精神方面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墨子节用论思想对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设节约型社会，必须“去其无用之费”。

0849.耕战论

耕战指农耕与战争。古代重视农耕和战争，并主张两者相结合。《商君书·慎法》：“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吴起为楚悼王立法……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汉王充《论衡·非韩》：“夫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求饮食也。”

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处于攻伐兼并的高潮，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核心为耕战论。管子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耕以图存，战以强国，两者不可偏废。有很多思想家重视耕战，如商鞅和韩非子。

0850.本末论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家用“本”和“末”的概念来表述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先秦思想家大都以农业为“本业”，以“雕文刻镂”一类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为“末业”。战国末期，韩非进一步将“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从而形成“农本工商末”的完整概念。西汉以来，“末”的含义除了泛指工商业外，更多的是专指商业和商贾。“农本工商末”反映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封建思想家重视农业，轻视或要求限制工商业的经济思想。

先秦至秦汉主要是重本抑末，西汉以后出现重本抑末思想和反重本抑末思想的斗争，但仍以前者为主。重本抑末的思想和政策,对官营工商业有促进作用,但阻碍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起，为民间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辩护的观点，就不断出现。鸦片战争以后,进步思想家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提出了重商或重工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理论。

0851.贵粟论

晁错的“贵粟论”思想主要见于《论贵粟疏》。

文章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安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让人民丰衣足食，才不会产生暴乱。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使农民与土地相依为命，一心务农，不轻易离乡远走，去追逐商贾之利。晁错尖锐地指出汉初农业政策的弊病，农民负担沉重，一年四季不停地耕作劳动，却所得甚微；而官府的赋税和劳役都很沉重，劳作一年的结果往往是即使贩卖儿女都不足以缴纳赋税；商贾们勾结王侯，兼并农民土地，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不从事农业生产却坐享其成，生活奢侈，并受到世俗的尊重。有鉴于此，文中建议汉文帝采取贵粟的措施，即入粟受爵，以此来打破财产过于集中的状况，提高农业生产的地位，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带来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塞下之粟必多等三大好处。

0852.轻重论

“轻重论”是管子的宏观调控思想的理论核心。“轻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最初是指货币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后来人们逐渐扩大了“轻重”概念的使用范围，不仅货币有轻重，其他物品特别是商品也有轻重，价格低者为轻，高者为重。研究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关系，以服务于国家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就是“轻重论”。

在轻重论中，管子特别强调轻重论体系要建立在对货币和粮食的认识及利用上，并把这两者作为控制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管子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意思是说，货币购买力高则商品价格低，货币购买力低则商品价格高。在古代农业社会，谷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民之司命”的地位，也就是百姓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管子认为谷物与其他商品存在着同样的相互关系，“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管子还分析了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有余则轻，不足则重”，或者“多则贱，少则贵”，即商品供过于求则价格低，供不应求则价格高涨。这些理论构成了管子“轻重论”的基本内容。

0853.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他强调要把土地分配给缺乏田地、沦为佃户的农民去耕作，并设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说：“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

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由土地委员会把没收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使用。在1931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民土地私有权问题，指出农民分得土地，即归他私有，租借买卖由他自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耕者有其田”是指地权归农民私有，农民不但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有土地的所有权。

二、经济制度

0854.井田制

井田制是春秋以前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井田就是方块田。“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据说，夏朝曾实行过井田制。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因夏而来。到西周时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和牛耕的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

井田制就是把耕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方田，周围有经界，中间有水沟，阡陌纵横，像一个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井田制是商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土地制度，它还保留有原始社会公有制下农村公社对土地管理的某些形式，但其性质已是一种奴隶制下的土地剥削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

0855.初税亩

初税亩是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从字面意义上看，初，是开始的意思；税亩就是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这种按耕地的实际亩数收取实物赋税的做法与“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衰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初税亩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初税亩从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使我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856.屯田制

屯田制指的是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又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之分。商屯亦称盐屯，是明朝的盐商为了便于在边境地区纳粮换盐而办的屯垦。而民屯和军屯就是所说的屯田。屯田制就是以屯田为目的而建立的一种制度。

早在随曹操镇压黄巾军余部时，枣祗就对起义农民亦战亦耕、兵农合一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兴趣。建安元年，曹操击败了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夺得了一大批耕牛、农具和劳动力。枣祗建议曹操利用这些农具，在许昌一带开垦土地，实行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屯田都尉，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枣祗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将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榖百万斛”。曹操于是下令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后来又接受枣祗的建议，下令军队屯田。屯田制得到广泛推行。

0857.均输平准

均输平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桑弘羊为解决贡物运输和物价管理而提出的思想和政策措施。

均输的具体内容是：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吏，令工官造车辆，加强运输力量。各郡国应交的贡品，除特优者仍应直接运送京师外,一般贡品则按当地市场价格,折合成当地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交给均输官，由他负责运到其他价高地区销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的烦难，减轻农民的劳役负担，又可避免贡物在运输中损坏和变质，使国家财政也能增加收入。

平准是指封建国家运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稳定市场物价的一种经济活动。桑弘羊创行平准，旨在平抑物价，这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0858.均田制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北魏至唐中叶封建政府推行的土地分配制度。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

均田制规定了露田和桑田的分配方案。露田：男15岁以上给40亩，女20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死后把田地还给政府。桑田：男人每人20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政府，也可以买卖。政府向农民分配一定数额的露田，农民年满70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地方官吏按品级授给公田。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北周和东魏的均田制跟北魏的相同。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一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

0859.租庸调

租庸调是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此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租庸调法既以均田制为存在的依据，而均田制自始既未能保证百亩授田，土地买卖之风又使均田制趋于瓦解，加上安史之乱以后的动乱局面，均田制至大历年间已无法继续下去。租庸调法遂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为两税法所代替。

0860.两税法

两税法是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

两税法的具体内容包括，将建中以前正税、杂税及杂徭合并为一个总额，即所谓“两税元额”。将这个元额摊派到每户，分别按垦田面积和户等高下摊分。以后各州、县的元额都不准减少。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无固定居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1／30征税。租、庸、杂徭悉省，但丁额不废。

0861.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系明神宗万历九年（1 5 8 1年）张居正推行的一种简化税制，对后世较大影响。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它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

0862.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清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摊丁入亩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这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期，此项制度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摊丁入亩”使得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也就稳定了地主经济，强化了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

0863.市舶司

中国市舶司制度始于唐代，终止于明代。市舶司是中国古代对海运进出境的专职管理机构。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从汉代开始的，但这时的贸易是以陆地为主。虽然汉武帝时期开始有了官营的海外贸易，但汉代的海路贸易还很不发达。隋代的海外贸易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仍没有占主要地位。到唐宋时期，特别是宋朝，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海路贸易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朝廷获得的收入愈来愈多。于是，唐朝专门设立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市舶司”。

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如今，昔日的古港雄风已经不在，但是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我们仍可窥见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

0864.禁榷

禁榷制度是指政府对某种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垄断，禁止私人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巨大利润。禁榷的物品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盐、铁、茶、酒等。春秋初期，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垄断盐铁的产销，被视做禁榷制度的开端。比较完备的禁榷制度是西汉汉武帝时建立的。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和酒榷，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禁榷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宋代还把矾、铁、煤等列入禁榷物品。

0865.漕运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就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

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为此，疏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网道，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三、经济著作

0866.《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是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为春秋末到西汉时的著名富商大贾所写的传记。货殖是指以赢利为目的，从事于农、林、牧、虞（山泽）、工、商、高利贷等生产或经营的活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之立传的有范蠡、计然、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婉孔氏、曹邴氏、刀、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布衣匹夫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是靠“取与以时”而致富的。他们的经验可供后来的“智者”采纳借鉴。

《货殖列传》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身世、从事的行业、发家致富的经过、财产的数量、经营的规模、活动的范围、从业人员的数目以及和主人的关系，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等。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

0867.《史记·平准书》

《史记·平准书》是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专门记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著作。

《平准书》着重记载了汉初至汉武帝时100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变化，其中尤为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时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实行的原因、过程，以及实行的后果，包括某些经济政策实行后出现的弊端等。同时，司马迁对当时发生的经济现象和实行的经济政策，也有所评论。所以，《平准书》也是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由于本篇所记主要是和商品货币关系相联系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封建国家管理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措施,而“平准”又是汉武帝时实行的直接控制市场、调节物价的措施，因此，司马迁以“平准”作为本篇的篇名。

司马迁认为商品货币经济过度发展，会带来不良后果，造成“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因此,司马迁作《平准书》,要把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记载下来。

0868.《汉书·食货志》

《汉书·食货志》是《汉书》中记述中国西汉经济的专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汉时期的经济议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货”。在《汉书·食货志》里,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

《汉书·食货志》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中国史书记述经济史实,以《史记·平准书》为其先驱；而《汉书·食货志》继承其重视经济的传统，内容更为充实。

0869.《盐铁论》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昭帝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良文人士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盐铁论》记载盐铁会议上关于义和利(精神和物质关系)、官营和民营(政权和经济关系)、本和末(农业和工商业关系)、贫和富(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原则争论，深刻反映封建经济的内部矛盾。它的影响久远，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并为后世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该书共分60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0870.《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共1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0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他曾定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

四、中华老字号

0871.六必居

六必居酱园店设在北京，相传创自明朝中叶。挂在六必居店内的金字大匾，相传是明朝大学士严嵩题写。六必居原是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的小店铺，专卖柴米油盐。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赵氏兄弟的小店铺，因为不卖茶，就起名六必居。

六必居最出名的是它的酱菜。它也是北京酱园中历史最久、声誉最显著的一家。六必居有12种传统产品，它们是：稀黄酱、铺淋酱油、甜酱萝卜、甜酱黄瓜、甜酱甘螺、甜酱黑菜、甜酱仓瓜、甜酱姜芽、甜酱八宝菜、甜酱什香菜、甜酱瓜、白糖蒜。这些产品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度。

北京六必居酱园在酱菜业首屈一指，是全国闻名的中华老字号。六必居腌制的酱菜不但是京城许多家庭的必备小菜，也是国宴上必备的名小菜之一。

0872.同仁堂

同仁堂（原名同仁堂药室，同仁堂药铺）是乐显扬创建于中国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的一家药店。其服务宗旨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乐氏祖籍浙江宁波，明朝永乐年间迁至北京，最初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卖小药维持生活。其后世乐显扬当了太医院吏目，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以“制药一丝不苟，卖药货真价实”为宗旨。药方来自民间验方、宫廷秘方。其子乐凤鸣接续祖业，总结前人制药经验，完成《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一书，明确提出了“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训条。

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1907年，同仁堂乐氏第十二代子孙乐达聪在济南魏家庄创建宏济堂，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誉为中国“三大名药店”。历经数代、载誉300余年的北京同仁堂，如今已发展成为跨国经营的大型国有企业——同仁堂集团公司。

0873.全聚德

全聚德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至今已有140年的历史，创始人是河北冀县人杨全仁，以做北京烤鸭闻名，其首创的挂炉烤鸭，色香味都不次于原来的焖炉烤鸭。

全聚德不仅以烤鸭饮誉海内外，以全鸭席、特色菜、创新菜、名人宴为代表的系列精品菜肴也形成了全聚德海纳百川的菜品文化。

在全聚德厨师的手中，鸭子全身都变成了宝贝。历代厨师在制作烤鸭的同时，利用鸭膀、鸭掌、鸭心、鸭肝、鸭胗等原料，精心创制了各种美味的冷热菜肴。经过多年的积累，全聚德形成了以芥末鸭掌、火燎鸭心、烩鸭四宝、芙蓉梅花鸭舌、鸭包鱼翅等为代表的“全聚德全鸭席”。

在百余年里，全聚德菜品经过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以独具特色的全聚德烤鸭为龙头，集“全鸭席”和400多道特色菜品于一体的全聚德菜系，备受各国元首、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人士及国内外游客喜爱，被誉为“中华第一吃”。

0874.荣宝斋

荣宝斋是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荣宝斋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是一座古色古香、雕梁画栋的高大仿古建筑。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1 6 7 2年）。1894年，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荣宝斋文房珍宝收藏颇丰，有明代的程君房的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用纸、水晶印泥盒等等，特别是珍藏的重4275克的田黄石，堪称世界之最。荣宝斋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有“民间故宫”之誉。荣宝斋精湛的装裱、装帧和古旧破损字画修复技术为世人称道。多年来，荣宝斋的装裱艺人们以娴熟的技艺装裱和修复了大量的古今书画艺术品和名人墨迹。他们运用传统技术和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手法有很多新的建树，使这门传统技艺生发了新的光彩。

0875.东来顺

中华老字号“东来顺”始建于1903年，以经营独具特色的涮羊肉而驰名海内外，逐步发展成为涮、烤、爆、炒四大系列，多个清真品种菜肴体系。东来顺涮肉席具有选料精、刀工美、调料香、火锅旺、底汤鲜、糖蒜脆、配料细、辅料全等八大特点，成为北京清真餐饮品牌的代表之一。东来顺集火锅文化、餐饮文化、历史文化、店堂文化于一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及丰富的营养价值，素有“中华第一涮”的美誉。

东来顺创始人是位名叫丁德山的回民。1903年，他在东安市场里摆摊出售羊肉杂面和荞麦面切糕，以后又增添了贴饼子和粥。由于生意日渐兴隆，便取“来自京东，一切顺利”的意思，正式挂起东来顺粥摊的招牌。1914年增添了爆、烤、涮羊肉和炒菜，同时更名为东来顺羊肉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来顺的涮羊肉就已驰名京城。

0876.瑞蚨祥

“蚨”是远古时期的一种神虫，一母一子。孩子出门时，母亲将血抹在孩子身上，不管它飞到哪里都能飞回家。青蚨代表古代的铜钱。店名取为瑞蚨祥，就是希望借祥瑞的吉祥意味，加上能带来鑫钱的青蚨，能财源滚滚。

北京瑞蚨祥绸布店开业于清朝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为旧京城“八大祥”之首。瑞蚨祥创始人叫孟鸿升，是孟子的后裔。清末民国初年，瑞蚨祥已成为北京最大的绸布店。拥有5个字号，即东鸿记茶庄，瑞蚨祥总店，鸿记皮货店，西鸿记茶庄，西鸿记绸布庙，均位于大栅栏街内。

瑞蚨祥的经营范围有绸缎、呢绒、棉布、皮货、化纤、民族服装服饰等。近年来，瑞蚨祥已有了自己的“品牌”，以神话中形似蝉蝗的一对母子“蚨”为图案，申报注册了自己的标识，加工制作体现东方女性和中国丝绸特有风韵美的多款式的“瑞蚨祥”牌民族服装。

0877.狗不理

“狗不理”创始于1858年。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因其父四十得子，为求平安养子，故取乳名“狗子”，期望他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高贵友精通做包子的各种手艺，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生意十分兴隆，名声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做“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

狗不理包子是中国灿烂饮食文化中的瑰宝，被公推为闻名遐迩的“天津三绝”食品之首。先后摘取“中国最佳名小吃”“国际名小吃”等多个国内外评选和大赛的金奖，被消费者誉为“津门老字号，中华第一包”。

0878.耳朵眼

中华老字号“耳朵眼”以炸糕闻名。耳朵眼炸糕的生产有百余年历史。清光绪年间，创始人“炸糕刘”刘万春以卖炸糕谋生，由于精工细做，并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加之该店铺选址于北门外窄小的耳朵眼胡同出口处，被众食客戏称为耳朵眼炸糕，旺销不衰。它与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并称为“天津三绝食品”。

耳朵眼炸糕精选上乘江米做皮面，面浆用上等赤小豆、白糖经传统工艺制馅，指定油类炸制，成品外皮金黄、酥脆不艮，馅心香丹不腻、适口性强，且无任何添加剂，可谓绿色营养食品。“糕”“高”同音，寓意吉祥，且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粗纤维以及钙、磷、铁、钾、镁、维生素B1、维生素B2等有益人体健康的营养成分，并兼有补中益气、温胃止泻、安神养颜、健脾利湿、清热利尿、解毒消肿等特殊食疗功效,成为各界知名人士、美食家及广大群众常食美味和馈赠亲友的特殊礼品。

0879.益源庆

益源庆酿醋已有400年的历史,最初，创办于并州城中一狭小胡同。“益”者效益也，“源”乃源远流长，“庆”是庆贺,意为买卖兴隆，财源茂盛。明洪武年间（1368—1398），“益源庆”是朱元璋之孙“宁化王”朱济焕王府内酿醋的作坊。到了清朝中期，益源庆制醋已初具规模。山西人好醋早已闻名，益源庆因其品质优良，在太原、阳曲、清徐、徐沟以及晋中一带家喻户晓，成为山西醋的正宗。其特点是色泽鲜艳，滋味香、甜、绵、酸，久存不变质。

嘉庆廿二年（1817年），为扩大知名度，增加产量，益源庆新铸一只蒸铁甄，日蒸高粱50至100公斤。此甄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于店内。甄上铸有“嘉庆廿二年七月吉日成造”字样。

益源庆最早挂牌开业于1869年。清道光廿八年（1902年），股东朱某接手后，质量、信誉始终如一，长盛不衰。后虽几度更名，但品质依旧。1984年恢复了“益源庆”老字号。

0880.王致和

中华老字号“王致和”以臭豆腐而闻名，真可谓“臭”名远扬。王致和臭豆腐，颜色呈青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其发明人是安徽人王致和，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王致和原是个文人，多次进京赶考不中，改为以制豆腐为生，并创制出臭豆腐。臭豆腐曾作为御膳小菜送往宫廷，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亲赐名“御青方”。清末状元孙家鼐写了两副藏头对，曰：“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另一副曰：“酱配龙蟠调芍药，园开鸡跖钟芙蓉”，冠顶横读为“致和酱园”。

时至今日，“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以其产品的细、腻、松、软、香五大特点备受广大华人消费者的钟爱。经检测，100克王致和腐乳中的氨基酸含量可满足成年人一日的需要量，钙、铁、锌含量高于一般食品，还含有维生素B1、B2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0881.便宜坊

“便宜坊”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创业于明朝永乐十四年（1416年），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便宜坊”字号蕴涵了“方便宜人，物超所值”的经营理念，形成了以焖炉烤鸭为龙头、鲁菜为基础的菜品特色。便宜坊经营的“焖炉烤鸭”是北京烤鸭两大流派之一。其特点是皮酥肉嫩、口味鲜美，又因其烤制过程中鸭子不见明火，保证烤鸭表面无杂质，而被誉为“绿色烤鸭”。

便宜坊的精品鲁菜，尤其强调了美食与健康的融合。其招牌菜有：盐水鸭肝、芥末鸭掌、水晶鸭舌、酒香醉鸭心、干烧鸭四宝、葱烧海参、酥香鲫鱼、糟溜鱼片、浓汁鱼肚、肉丝拉皮、烩乌鱼蛋汤等。

近年来，便宜坊烤鸭店在秉承传统工艺基础上，创新推出了“花香酥”、“蔬香酥”专利烤鸭与“戏说三国”全鸭席，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0882.稻香村

苏州稻香村是“中华老字号”，始创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是国内食品行业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知名品牌之一，公认的民族品牌。它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制作技艺和卓越的品质信誉，被誉为“糕点泰斗，饼艺至尊”。

苏州稻香村取曹雪芹名著《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稻香村为名，是目前苏州生产经销苏式糕点历史悠久、最为著名的专业店(厂)，也是较全面继承和发展苏式糕店的最有代表性的商店(厂)，因其制作技艺高超，并以兼营苏式野味而闻名。

现稻香村生产糖果、野味、炒货、青盐蜜饯和兼营的西式糖果、饼干、罐头食品、乳品、饮料等，还经营有自己传统特色的茶食糕点共22个大类，130多个品种。

北京稻香村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位于前门外观音寺，南店北开，前店后厂，很有特色（时称“稻香村南货店”），是京城生产经营南味食品的第一家，产品也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欢迎。

0883.天福号

天福号是北京著名的一家酱肉铺，始创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创建者刘凤翔为明朝官员的后代。他携其孙刘抵明来京至西单牌楼拐角立店，名为“刘记酱肉铺”。后来刘凤翔获得一块写有“天福号”三个颜体字的牌匾，故该店得名天福号。刘抵明在家传的原有技艺基础上经过研究改进，发明出独特的工艺方法，使其酱肘子越来越受人欢迎。慈禧太后曾赐给“天福号”腰牌一块，令其每天将酱肘子送进宫中。从此，天福号的酱肘子就成为清王朝的贡品。

天福号生产的“酱肘子”以其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性、浓香醇厚等特点而享誉京城。解放后几经变迁，天福号从西单牌楼东拐角迁至西单路口西南侧，旧牌匾也不知下落。著名书法家董寿平题写的新牌匾在文革期间被砸烂，现牌匾由当代著名书法家陈淑亮题写。但无论店址、牌匾如何变化，天福号酱肘子的传统制作方法却一代一代传下来。

五、著名商人

0884.范蠡

范蠡(约前518—前445)，字少伯，楚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后世尊称为“商圣”。

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国发生战争。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偕妻入吴为奴。范蠡伴越王赴吴为人质，归国后，辅佐勾践卧薪尝胆，使越国转弱为强。在范蠡帮助下，勾践终于灭吴兴越。

在功成名就之后，范蠡急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海滨，改称鸱夷子皮，在海滨耕作，围海煮盐，捕鱼养殖。经过苦心经营，他积资达数十万，名声远扬。齐人发现其才能，请他出任齐相三年。后来他归还相印，散尽家财，离开海滨到陶地定居，重新经商，又拥资产千万，成了远近闻名的陶朱公。

范蠡在经营上“夏则资皮，冬则资絺(细葛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朴素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千百年来被历朝历代的商贾所尊崇、效法，一直在影响着后人，被中外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0885.端木子贡

端木子贡即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子贡是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之一,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经营商业成就斐然。

《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17个人的经商活动，将子贡列在第二。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子贡能言善辩，反应敏捷，经商有很好的个人条件。他能及时掌握行情，“亿(预测)则屡中”，并“与时(及时)转货”。由于子贡善于经营，因此他非常富有。子贡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

子贡是一位有学识的商人，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0886.白圭

白圭（前463——前385），东周洛阳人。他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

白圭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他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绵等织物，而出售粮食。

白圭还有一个“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

白圭能深入研究经营管理的规律和办法，使其在商业经营中有所建树，成为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他为“商圣”。

0887.吕不韦

吕不韦，姜姓，吕氏，名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大臣。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

吕不韦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但卫国是小国，经济不发达，而当时赵国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各国的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于是他把商品贸易发展到了赵国。可以说吕不韦成为了历史上开拓国际贸易的第一人。

为了使自己的商业达到顶峰，他与达官贵族联系密切。吕府迎来送往的大多数是赵国的高官贵人，各国的外交使节也是吕府的常客，这就使他的商业与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他开创的商人与官场合作的经商之道，至今仍然被很多成功商人视为成功的首选之道。

0888.沈万三

沈万三（1330—1379），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浙江吴兴县（今湖州）人。

沈万三于元朝末年随父沈佑由湖州南浔镇徙居周庄东（土宅），以躬耕起家；后又迁至周庄银子滨，到吴江分湖陆道源家理财，并得巨资。他是通过垦殖而积累原始财富的。经过原始积累，并且得到了陆氏巨资后，他一方面继续开辟田宅；另一方面他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同时开展“国际贸易”也就是“通番”。由此，他赚取了巨大财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逾吴下”的江南第一富豪。发迹后，他曾先后流寓南京、苏州、吴江等地，富名遍天下。

关于沈万三致富的事情，民间甚至传说他有一只聚宝盆等等，由此反映出他财富多到不可胜数，生财聚财技巧高超。

0889.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时，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

0890.乔致庸

乔致庸(18l8—1907)，字仲登，号晓池，是乔全美之子，乔贵发之孙，乔家第四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是乔门中最长寿的人。

乔致庸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他淳厚好学，本欲以仕进光大门庭，刚考中秀才，兄长亦故，遂不得不放弃举子业而承袭祖遗商业资产，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他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不过他知人善任，待下属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0891.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晚清时期的红顶商人。

胡雪岩以杭州经营的钱庄为本业，发迹后扩展粮食买卖、房地产、典当和中药行等事业。其中主要以在各省设有二十多个支店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之典据在于《华阳国志》中“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以及创建于杭州清河坊大井巷的胡庆余堂国药号为两大主要事业。

1868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州船政局”，成立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1877年，他又帮左宗棠创建“兰州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轻工企业。1881年，58岁时的他又向英商渣打银行借外债助左宗棠西征军。左宗棠战胜，胡被授予布政史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

胡雪岩长于经营之道，富甲一时，被誉为一代巨贾；同时他也具有清朝官员身份，并积功升迁至“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所戴朝冠顶上饰以镂空珊瑚，俗称“红顶子”，故又被称为“红顶商人”。

0892.王炽

王炽是晚清一代钱王，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王炽,1836年5月25日生于云南省广西直隶州（今泸西县）弥勒县十八寨（今弥勒县虹溪镇），卒于1903年12月25日。他早年以马帮创业，1866年在四川设立天顺祥，开展银两及资金的转运承兑业务，因信用昭著，在全国15个省设立分号，在香港设分号，在越南海防设办事处。

1872年，王炽在昆明创立同庆丰为总号，各埠天顺祥为分号，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他参股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捐资建书院、办学堂、修路桥。其子开办云南的电灯、自来水，建设石龙坝水电站等。

王炽在经营上不故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他以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

0893.叶澄衷

叶澄衷，宁波庄市人，是著名的宁波商团的先驱和领袖。

叶澄衷少时因家贫辍学，到油坊学徒；咸丰四年到上海，在杂货店当店员；后辞去工作，驾舢板往来黄浦江面，供应外轮所需物品。他粗通英语，结识一些外国人，在商贩中获利独厚。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虹口开设老顺记商号，经销五金零件，遂成巨富。他继续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后来，他又相继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1896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叶澄衷被指派担任总董，势力渗入近代银行业。

叶澄衷做生意很有天赋，头脑清醒，乐观时变，为人处事既诚且信，宽厚待人，被称为“首善之人”。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诚信宽厚的性格帮助他在穷途时得到难得的机缘，在萧条中仍旧昂首前行。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叶澄衷凭借审时度势、善于机变的本领，登上“五金大王”的宝座，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民族商业的巨子。

0894.盛宣怀

在百年企业史上，盛宣怀被视为“商父”。他是一个绝代的天才型官商。终其一生，盛宣怀的所有事业都是在跟国际资本的竞争中壮大起来的。他所开拓的实务，无论是轮运、矿务、电报，还是铁路、钢铁和银行，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都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国库空虚、官僚腐败、民众迷信，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力量。他凭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现强人之姿态，从列强手中夺回了诸多的国家主权和经济权益。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垄断资源。盛氏的这种经营战略，几乎是所有国营垄断型企业的必杀招数。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

0895.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的“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1894年，南通人张謇考中状元，当上翰林院修撰。鉴于甲午战败，国事日非，为了实现“救贫”“塞漏”的抱负，他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南通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1895年，张謇集资50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后改名大生一厂）；以后，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创办了大生二厂，在海门创办了大生三厂，在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并在吕四、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六、货币知识

0896.五铢钱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两个字分列方孔左右，通常是右“五”左“铢”。它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了圆形方孔、内外有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币制不复改变。灵帝时铸“四出五铢”，即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至外郭，其形制、质量与东汉五铢钱相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蜀汉铸直百五铢；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始铸“太和五铢”，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年）铸“大统五铢”，形制似“永安五铢”。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年）铸“常平五铢”。581年，隋统一后，另铸“开皇五铢”，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币制混乱的局面。唐武德四年（621年）铸“开元通宝钱”，废止五铢钱。五铢钱流通7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0897.交子

交子被认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正式由中央发行于中国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初始发明人为成都知府张咏。

交子面额由一贯至十贯不等，发放时临时填写。后改为印发，有五贯、十贯两种，不久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发行原有定额，每两年整为一届，到期造新换旧，严禁民间私造。神宗时，规定交子一次印行可行用两届，发行额相应增长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宋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贬值更厉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交子为钱引。陕西等地也曾一度使用交子。南宋初年，淮南路发行过两淮交子，简称“淮交”。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应为三年一届，其肇因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0898.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指唐代开元通宝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开创了新纪元，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最初的“开元通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

除铜质开元通宝外，唐初还铸造过金、银质开元通宝。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供显贵玩赏，并不投入流通，因此存世量极小。尤其是金开元，更弥足珍贵。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0899.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全称大明通行宝钞，又称洪武宝钞，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该纸币贯行于明朝270多年。当时由于缺铜，于是明洪武七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

大明宝钞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下部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钱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大明宝钞共分六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由于当时政府禁止用银，而大量发行宝钞，导致宝钞很快贬值，流通受阻。至公元15世纪中叶，市面已很少流通；至嘉靖元年(1522年)，大明宝钞则正式停用。

0900.子母相权

子母相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货币流通的理论，相传由春秋末期的单旗提出。

春秋末，单旗将“子母”这一概念运用于货币流通现象上，并首先作了较系统的表述。单旗，史称单穆公，是周景王的卿士，他因反对景王铸大钱而提出了这一理论。他重视货币的“权轻重”的作用，认为铸币分量的轻重要适合流通中的需要，如果原来的铸币分量太轻，因而购买力低，就应铸造分量较重的铸币；反之，则要铸造较轻的铸币。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这就叫做“母权子”或“子权母”（《国语·周语》）。后来人们把它归纳为“子母相权”这一货币术语，并且把子母相权的涵义，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推广于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与铜钱间的关系上，成为中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问题时的一种货币理论。

0901.货币虚实论

货币虚实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一种货币理论。“虚实”是一组相对概念，用来说明商品货币关系。西汉时期，桑弘羊就曾有“以末易其本，以虚（货币）荡其实（商品）”之语。但用它明确说明货币流通现象，则始于唐代。进入宋代以后，出现了纸币；元朝以后，白银又逐渐发展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于是“虚实”概念也被推广用于说明白银、铜钱和纸币流通现象。

唐代最初使用“实钱”、“虚钱”的概念，是指流通中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宋代产生了纸币,从此以后，人们运用虚实概念解释货币流通现象,大多是以纸币为“虚”，尤其是贬值了的纸币。大凡宋元人言虚实相权，目的皆为了强调纸币应具有兑换性。到了清代，综合宋代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并不需要十足准备金和元代不兑换的纯纸币流通的经验，包世臣、王茂荫提出了纸币流通的“以实驭虚”、“以实运虚”的原则。

0902.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票号也被称做票庄或汇兑庄，顾名思义，即汇兑银票的处所。票号早期以承担汇兑业务为主，而到清初，许多票号又增加了存款服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类似近代银行的功能。例如日升通、日升达、百川盛、万源盛、协同庆、协同泰等大票号，有“南通北达，二盛二协”之称。票号多为山西人所包揽，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干、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平遥城是当时最大的票号中心。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曾被誉为“天下第一票号”，以“天下第一”“汇通天下”闻名全国。

早期经营票号的全是山西商人，称西帮。光绪初年有云南人李氏建立天顺祥票号。光绪九年（1883年）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建立源丰润票号，时称“南帮票号”，势力较弱。

第十篇：教育卷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教育制度曾几经变革，每次变革都会比原来更加先进，然而却总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如果我们能详加了解这些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内在的优势和缺陷，然后加以发挥,继承精华、吸取教训，结合我们时代所处的世界环境特点，就能最大限度地完善我国的教育制度，确保我国正在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能够顺利进行。

是的，这些内容也许离我们过于遥远，就算我们真的融会贯通也难有用武之地。但为了我们自身，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为了保证提高自身素质，保证不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起跑线上掉队，我们就有义务也有能力控制了。在这里，通过对古代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书籍的了解，通过对古代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的认识，相信大家多少都会有些启示，为自身的发展和孩子的未来种下希望的种子。

一、人才选拔

0903.世卿世禄制

世卿世禄制是我国先秦时期统治者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是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制度。

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世袭制，而在人才的选用上，也相应出现了世卿世禄制。其特点是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世卿世禄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制定的，短期内确实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它将天下人才拒之门外，使他们的才华无从发挥，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管理政策的制定，最终引起国人的不满，动摇国家的政权。世卿世禄制退出历史舞台也成为了必然。

0904.察举制

察举制是汉代实行的由下往上推选官员的制度。

察举制的雏形是从刘邦开始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文帝时期定下了考试和等第，察举制进一步得到发展。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

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可能导致任人唯亲，荐举人和被推荐人也容易形成小集团的弊端愈发明显。当时流行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就是对这种制度赤裸裸的讽刺。

0905.征辟制

征辟制差不多是和察举制同时应运而生的一种选材制度。“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比如东方朔、张衡和扬雄都是由于自身某方面的才华而得到皇帝的征召，从此功成名就。

和察举制一样，征辟制打破了贵族阶级垄断统治机器的局面，保证了两汉王朝对统治人才的需求。与世卿世禄制比起来，无疑是一种进步。当然征辟制也有自身的不足。由于被征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为社会舆论所推崇，许多人故意修饰自己的品行，借以传播名声，有的甚至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结果真才实学反而被抛之脑后。

0906.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它上承两汉时的察举制度，下启隋唐时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九品中正制的“九品”即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则是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中正评议等级的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九品中正制在开始时还收到一定的效果，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选拔了一些人才，斥退了一些不才之人。但到了后期，各级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以至于到了西晋时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0907.科举制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隋朝建立后，为改变“九品中正制”被士族垄断的弊端，隋文帝决心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科举原来的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科举制度不论出生，各级学子都有权利参加，因而在民间形成了浓郁的学习氛围。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对统治者来说，科举也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很大的帮助。鉴于这些优点，科举制产生后受到了周边国家的争相模仿，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大部分读书人为应对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所限制；形式上则被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而且，科举制度还引发了大批的家庭悲剧和考场舞弊、官场腐败现象，最终走向了灭亡。

科举制虽然已经寿终正寝，但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即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高考为主的各类考试的盛行依然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影响。

二、童蒙养正

0908.四书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书的合称。南宋朱熹合辑作《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大学》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所作，其主旨重在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中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所作，集中讲述性情之德，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将“诚”看做世界的本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汇编，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该书共有20篇，语言简练，内容丰富，反映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论语》作为一部哲学、伦理学著作，同时还有极高的语言、文学价值。《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间杂弟子话语，现存7篇。书中发展了“仁”的思想，宣扬“仁政”、“王道”，提出“性本善”等命题。

“四书”蕴涵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堪称民族文化精华。

0909.五经

“五经”指的是儒家的五种经典，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周易》也称《易》、《易经》，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时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诗经》，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500年的诗歌305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礼记》是春秋战国时代礼仪制度的汇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记242年间史事。

“五经”与“四书”并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两千年来，其影响力不可估量。

0910.三百千千

“三百千千”被称为“启蒙小四书”，分别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

《三字经》一般认为是南宋王应麟所作，主要讲述了儒家的性善说和仁义孝道说等伦理学说，以及古代典籍、文化和历史。此书仅用300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脍炙人口。《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是北宋初年钱塘(杭州)的一个书生所编撰的蒙学读物。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编写的姓氏顺序由政治地位、人口多少以及句尾押韵等综合因素决定，因而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千字文》是南朝时梁人周兴嗣奉命编纂，共收录1000字整，而且无一重复，四字成句，并有韵脚，读起来朗朗上口。《千家诗》虽然号称千家，实际只录有122家。不过它选录了中国诗歌史上最发达的唐宋时期的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也是很好的启蒙读物。

0911.《列女传》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相传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列女传》共分7卷，记叙了105名妇女的故事。这7卷是：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

《列女传》记载了一些妇女的贤良优秀的行为，如“孟母三迁”的故事；但同样也有许多对那些所谓的贞洁烈妇的赞扬，大肆宣扬“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封建伦理思想。由于这些思想符合统治阶层的礼遇，因而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捧赞，成为后来女子学习不可回避的书目。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列女传》因其糟粕的思想而使其地位一落千丈。不过其中的一些故事依然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0912.《蒙求》

《蒙求》是唐朝李翰编著的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识字课本。

《蒙求》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2484字。全书所讲的，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故事，其中有表现某种可取言行的，有带有激励劝勉意味的，有文学上脍炙人口的轶闻。

《蒙求》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来人们纷纷摹仿，产生了众多的都以“蒙求”为名的读物，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等。明代出色的儿童读物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也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0913.《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作者应为明代人氏。也许作者在世时多遭不幸，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常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

虽然《增广贤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有悲观消极的一面，但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因而极适合诵读。其中的名句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等，为人熟知。

0914.《龙文鞭影》

《龙文鞭影》的编撰者是明朝万历年间萧良有、夏广文作注。龙文是古代良马的名字。见鞭影则疾驰。

《龙文鞭影》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共收辑了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等两千多个典故，文字简练扼要，而能阐明故事梗概，可称之为一本典故大全。体例上，该书全文都用四言，成一短句，上下两句对偶，各讲一个典故。

0915.《幼学琼林》

《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后来有人增补。

《幼学琼林》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如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以及常见的成语典故等等，无一不包含其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后来有“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

0916.《朱子治家格言》

《朱子治家格言》也叫《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作者朱柏庐是明末清初人，明灭亡后，专心学术，屡辞不仕。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勤俭持家、安分守己。《朱子家训》仅522字，却讲述了许多道理，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不要仗势欺人，不要贪图金钱和美色，读书的目的不在做官，而在修身养性等等。当然我们对里面透露出来的安于天命、轻视女性的观点也应加以警惕。

0917.《弟子规》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

《弟子规》最前面是一个总论，“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 泛爱众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主旨，即在日常生活中，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其次在办事时要小心谨慎，讲信用；和大众相处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这些都是非做不可的事，如果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地学习六艺等其他有益的学问。

由此看出，《弟子规》主要教育人做人的道理，认为这比学到知识更可贵。这种思想是很难得的。为了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弟子规》语言平实易懂，而且不受韵脚束缚，虽在朗读上造成了一定不顺畅，

但确实是做人处世必读的书篇。

三、学府门类

0918.官学

官学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的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前者就是中央官学，后者是地方官学。

官学是我国汉代正式建立。太学和国子监是我国古代最高学府办学，其宗旨是培养各种封建统治人才，以供朝廷之用。设置了专门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长官来管辖中央官学。教育内容以儒家经籍为主，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

0919.私学

私学与官学相对，是指私人或民间团体出资兴办并管理的学校，发轫于春秋中叶，勃兴于战国中期，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谁最早开创私学的问题尚有争议，但最早产生大影响的无疑是孔子。孔子学生3000人，成就较大的也有72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与官学相比，私学最大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而且私学的招生限制更为宽泛，所学费用更为低廉，教学内容也相对来说更为丰富。

0920.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代始设于京师。汉武帝时，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中的老师被称为“博士”，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太学弟子”。太学初期以教授五经为主，后内容逐渐丰富；学生基本上是官宦子弟，但平民百姓也可以进入。太学后来还出现了走读和住宿生的区别，住宿也按人数分为多种，这些和现代学校的制度已经很相似了。

太学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0921.白鹿洞书院

书院是私学的一种形式，它在我国宋朝到达了顶峰。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此时都到达了鼎盛时期。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在山环水合之中，显得幽静清邃。白鹿洞书院本为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宋仁宗五年，改称白鹿洞之书堂。 到了南宋，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十九年，白鹿洞书院停办。

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四大书院之首，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不错的旅游景点。

092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朱洞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得赐“岳麓书院”题额。书院名由此名声大噪。到南宋的乾道年间，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光绪二十九年，世称“千年学府”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

0923.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县城南，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开办。北宋政权建立后，实行开科取士，这里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科举中第者竟多达五六十人。真宗帝大为嘉叹，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正式赐额为 “应天书院”。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到大的扩展。晏殊聘请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因而人才辈出，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

应天书院在历经了辉煌后，在宋钦宗时毁于战乱，直至明朝嘉靖时修复重建。但不久，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但短暂的辉煌后又被废止。现在书院的重建已成为商丘县的重点工程。

0924.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它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年），是当时名士李宽读书的地方。宋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拓展该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景祐二年（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遂与应天、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军炮火。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曾力图修复，但终因条件有限而未能实现。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石鼓书院被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取代。2008年，当地政府仿照清代石鼓书院格局重建了石鼓书院，终于在后来发行的“古代书院（二）”邮票一套四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四、教育思想

0925.因材施教

“因”是“根据”的意思，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

孔子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方法，并作为一个教育原则，贯穿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在《论语·为政》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面对同样的问题，孔子根据每位学生不同的性格给予不同的回答，所以宋代的程颐这样评价说：“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也说道：“孔子教人，各因其材。”

0926.循循善诱

循循善诱就是根据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和学习进度，一点点地引起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进步。这种方法要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反对急于求成。

这种方法同样出自孔子，在《论语·子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在《论语·述而》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孔子如何循循善诱。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意思就是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美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地给他举例了。可见，孔子是把学生当做学习的主体，教师应当起到桥梁或者引路人的作用。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启发和帮助；在学生想要冒进的时候，又要及时遏制他。老师就应该通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引导学生由易到难，最后才能收获渊博的知识。

0927.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大教育家孔子在招收对象方面的指导思想。孔子认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

孔子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孔子创办了私学，并本着 “有教无类”的思想来收取学生：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年龄，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一生收徒3000余人，各式各样的人无不包含其中。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属于贵族；仲弓、子张、伯牛等属于平民；一贫如洗的如颜渊，家庭富裕的如子贡；有野人子路，更有盗贼颜涿聚等。然而孔子却一视同仁，对每个人都给予悉心教导。

0928.知行合一

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是明代的王阳明。在他的概念里，“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而提出，因此他的本意是哲学上的争辩。但我们发现，如果把这一思想用到教育上，那将是非常合适的。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把行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上。后来清朝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把知行合一的思想运用到学习上的具体化实例。

0929.能者为师

能者为师就是会的人就当老师，即谁会就向谁学习。它出自《礼记·学记》：“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能者为师的思想要求我们把一个人的知识和才能当做衡量他能否作为自己老师的唯一标准，而不要去考虑身份地位、长幼尊卑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于有某方面特长的人，我们一定要虚心请教。从这方面讲，它与孔子所提倡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不耻下问”的思想有明显的契合点。但能者为师的思想同样要求这位能者不要过于谦逊，而要有古道热肠，对求知的人倾尽所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930.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的思想把“教育”与“学习”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联系到一体，认为教学和学习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这种思想最先见于《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意思就是说，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欠缺，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哪里理解得不透。知道自己有所不足，然后才能反省自己；知道自己有困惑之处，然后才能勉励自己奋发上进。所以说教导和学习是相互促进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的。

到了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五、教育名家

0931.老子

老子原名李耳（约前580—前500)，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老子的教育体系包括：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理想的执政者，即他在《道德经》里所说的“圣人”，这种人需要具备“仁慈”、“节俭”和“不为天下先”的品质，这便构成了老子的教育内容。在教育方针上，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就是一切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唯教育规律是从。老子要求教师要用的高尚品德来影响学生，使学生的道德品质在爱的生活环境中得到自然陶冶；同时师生之间要建立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老师对学生还要加以关心爱护，发现学生不足及时纠正，防患于未然。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老子身上看到“知行合一”“因类施教”的思想萌芽。

总之，作为最早的教育家，老子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据说大圣人孔子年轻时还求教过老子。

0932.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各种教育思想对我国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对象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教学方法上，孔子采用了多种方式，包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并用等等。并要求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内容上，就是人们后来说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失传，剩下五本统称为“五经”）。在教学目的上，孔子认为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君子”，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

孔子一生广开门路，广泛收徒，其中颜渊、曾参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且不论孔子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仅教育一项就足以让他千古流芳。

0933.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学家，名轲，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孟子是孔子孙子的传人，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在教育思想上，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施教的目标是培养“明人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他心中的君子，应当是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舍生取义。在教学方法上，孟子要求教师要顺应自然、注重启发、因材施教、富有怀疑精神以及善于化繁为简。对于学生，孟子则提出了虚心、专心、自得、有恒的要求。孟子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特别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个人来说，教育使人区别于禽兽，让自己善良的性格得以发展；对国家来讲，教育是社会伦常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石，是民心得以归服的重要途径，是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

孟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0934.荀子

荀子(前325—前235)名况，字卿，儒家的代表人物。

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基础，强调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只有教学才能把人的邪恶本性扭转过来。在学习方法上，他特别强调学习要锲而不舍。他说：“学不可以已，”“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外，荀子还注重学思结合，学习时要特别善于利用周围的有利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还特别看重教师的作用，认为“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并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作为一名老师则需要具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能够根据教材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并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

0935.墨子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位从事大规模私人讲学的教育家。《吕氏春秋》称他“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墨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培养适合社会发展并且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在教育的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类。“谈辩”是指学习谈话、论辩的方法与技巧，目的是为了培养政治家、游说之士与辩论之士；“说书”是指阐明书本中的理论与原理，目的是为了培养教师与学者，包括经济、政治、伦理、法制等学科；“从事”是指学习科技、农业、工业、商业、兵器等方面的知识，以用之于生产实践。他的教学内容集文、理、工、农为一体，远远超出了“六艺”的范围。教学方法上，墨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不仅要求学生“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0936.文翁

文翁(前156—前101) ，名党，字仲翁，“文翁”是后人对他的敬称。

汉景帝末年(约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时，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的是在成都城南创建学宫，即全国第一所郡立学校（文翁因此而被看做中国历史上在地方政府设立官学、推行官办教育第一人），以教化蜀人，为国家培育出大批人才。文翁的这一举措有效地改变了“蜀本无学士”的状况，反而一跃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翁之举颇受汉武帝重视，遂于元朔五年(前124年)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仿效文翁兴学教授学员。可以说汉代的繁荣和后世教育发展都有文翁的贡献在里面。今人为了纪念他，在他故乡的中学改名为文翁中学，校内还建有文翁亭和文翁广场，以及汉白玉文翁像。

0937.董仲舒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有“汉代孔子”之称，晚年辞官后回家收徒讲学。

汉武帝时期，举贤良对策，董仲舒的三篇对贤良策，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地阐述了以“德教”为核心的儒家治国之道，获得汉武帝赞许。董仲舒认为，推行德教方针首要措施应该是兴办学校，尤其是太学。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在教学内容上以六艺为主。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在道德教育上，董仲舒极力提倡“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他这一思想成为以后封建道德教育的范式，几乎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方法上，他提倡：一、“强勉学问”。他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进步。二、专一虚静。他认为学习必须头脑要冷静，排除杂念，专心一致。三、湛思审微，博贯多连。

0938.王充

王充（27—约100），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

王充出身贫寒，自幼学《论语》《尚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他一生中除做过几年州郡小吏外，其余时间都居家教授著作。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正统教育把儒家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力倡向他们学习。但王充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这就是要发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另外，王充反对“记诵章句”。他认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主张“贵通”，即真正能理解、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

0939.颜之推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北齐文学家，代表作品为《颜氏家训》。

颜之推将人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正是这平凡的大多数，因为智人是不需要教的，愚人是无法教的。教育的目标上他推崇儒家的思想，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要目标。内容上他主张德艺双修，所谓“德”，即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比如孝悌仁义；所谓“艺”，仍以“五经”为主，但却包括了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诸多“杂艺”。学习方法和态度上，颜之推主张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广博涉猎、虚心务实、相互切磋。

由于《颜氏家训》是一本家书，颜之推在里面还广泛论述了家庭教育。他认为，对子女的教育要及早进行，甚至要进行胎教，让其早早养成好习惯，以后避免走上邪路。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不能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但这种严在一定程度上还应与慈相结合。最后，他强调父母的榜样作用，要求父母以身作则。在于周围人交往时，也要小心谨慎，以防“近墨者黑”。

0940.韩愈

韩愈（768—826），字退之，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出色的教育家。一方面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重视地方教育。另一方面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培养了诸多“韩门子弟”。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如《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等都与教育息息相关。

韩愈继承了儒家的基本观点，在教学目标、内容和目的上和前面的几位贤人基本一致。不过在《师说》中他对教师的论述则颇为精彩。他首先肯定了老师的重要性，“古之学者必有师”；接着他阐明了教师的任务，教师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让人识字，而是“传道授业解惑”，即传播儒家道统、讲授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解决学生困惑。在师生关系上，韩愈十分推崇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说法，鼓励人“不耻下问”，拜人为师并不代表自己不如别人，因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只不过是“术业有专攻”而已。在学习方法上，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名言。另外，他认为读书要“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即读书不能浮光掠影，满足于一知半解，而要融会贯通；还要“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就是一定要广博地学习知识，并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为解决这一矛盾，韩愈提出了“钩玄提要”的办法，就是对书要提纲挈领、掌握重点。

0941.柳宗元

与韩愈同时期的，“古文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柳宗元（773—819）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最能代表柳宗元教育思想的文章当推《师友箴》。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思想，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在现实中柳宗元就是这样，他对后人诚恳指导、热心解答，却不愿确立师徒的名分。柳宗元还很提倡教育要“顺天致性”。他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而对人的教育，道理亦然。这种观点与古代老子“道法自然”和一千年后法国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非常相似。

0942.胡瑗

胡瑗（993—1059）北宋初学者，教育家。胡瑗毕生从事教育，先后在泰州、苏州、湖州和京师太学执教30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数千人，对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胡瑗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谓“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胡瑗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他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分斋教学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学校内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两部分。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内分设各种不同学科，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治事斋则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分斋教学制度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它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

胡瑗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学改革于一身，被王安石誉为“天下豪杰魁”。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而且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0943.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出色的教育家。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反对天生德性说，重视后天的习染和教育的作用；反对专重文辞的“无补之学”，崇尚实用的“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反对道德不一，主张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反对“文武异道”，主张学文习武、文武并重；反对以严厉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去强制学生，重视教育者的感化作用；反对死记硬背儒家经典，主张批判地学习。他在变法中，改革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广设学校，统一大学用书。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宋朝的教育体系。

0944.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周敦颐非常重视教育。他每到一个地方做官，都提倡办学校，而且亲自讲授经术。周敦颐的教育主张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靠自己的学习和思索，也要有教师和朋友的指导作用。

0945.程颢程颐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北宋理学家。人称“二程”。

两兄弟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二程以儒家伦理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主张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经为基本教材，这是对前人的继承。但二程又根据形势的需要，最先倡导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为基础教材，从而把历史的传统和自己的创造结合起来。从此，“五经四书”成了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和基本内容。二人还注重读书方法，认为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此乃“学者之大患”。

0946.朱熹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的读书方法对后世极有影响。他死后不久，他的学生将朱熹意见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这六条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朱熹一生致力于教育。他开设学堂，广收门徒，慕名前来的不计其数。朱熹编著的《蒙童须知》《小学》《近思录》等在宋末还成为封建学校的教科书。

0947.陆九渊

陆九渊 (1139—1192)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与朱熹齐名，是心学的创始人。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他把“明理、立心、做人”作为教育目的，还提出“切己自反，改过迁善”的道德教育的基本观点。他以道德教育和修养为唯一的教育内容，坚持了儒家教育的传统精神。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他主张学习中要自立自得（即在学习上应当有内敛的精神和悟道的品格）、熟读精思、循序渐进。他还很注重教师的作用，认为“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

0948.李贽

李贽（1527—1602），明朝末年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学家。

在学习目的上，李贽同样认为学习应超越当官发财，而在追求自我理想。学习态度上，李贽认为学习要勤奋，与时俱进，反对死读书、盲目模仿。在教育方法上，他让每个人充分自由地发展个性。另外，他主张多元化的教育内容，认为课程应突破儒家独尊的局面，强调诸子平等。这是李贽思想中最闪耀的地方。他不但不强调过去极为看重的道德教育，而且针锋相对地提出“童心说”，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对推行一千多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大加批判，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给以深深的同情。李贽的这些思想引起了当朝的极大恐惧，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其逮捕。李贽毫不退缩，在狱中用剃刀自刎。

李贽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尊重自我、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教育思想，为人树立了为学求真、为人率真的典范。

0949.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8），我国明代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三十几岁开始讲学授徒，前后达25年之久。他每到一处任职，都修建书院、倡办社学，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一样，王阳明强调学生的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的自求自得。因此，他反对盲从典籍，重视独立思考，要求知行合一。王阳明还特别注重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对于同一个人，他把学习阶段分为儿童和成年两个时期。对于儿童要根据智力发展水平和接受外物的能力给予相应的教育，切不可急于冒进。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这里面就包含了“寓教于乐”思想的萌芽。针对不同的人，他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因人而异，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使他们益精其能。

0950.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天文地理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同样认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能“立功建业”、“纬天经地”的治国之才。而是他也认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博学的他主张的教学内容自然也不仅仅限于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文化类学科，而且同样重视由天文、地理、数学、乐律等组成的自然类学科。明朝灭亡后，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康熙帝曾接连两次征召黄宗羲赴京任傅学鸿儒，均遭拒绝。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951.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教育学家。

王夫之十分看重教育。他说“王者之以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他的教育观具有光辉的辩证法思想。在教学关系上，他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一种自觉的认识过程。教师的作用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自悟，使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因此，他把教学过程看做是启发学生自悟的过程。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既不同意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也不同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学思关系上，他认为它们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学愈博则思愈远；思之困则学必勤”。博约关系上，他认为“约有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即把“约”看做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约”，而“博”则是在“约”的指导下的“博”。“博”是基础，“约”是提高。

与黄宗羲一样，王夫之在明亡后潜心著书教学，即使生活穷困潦倒之际，也不愿接受清人的施舍并以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来表白心迹。

0952.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他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便是受科学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便是受艺术的教育；过社会革命的生活便是受社会革命的教育”。

教学方式上，陶行知强调“教学做合一”。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把教师的教、学员的学与做有机结合起来。“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惟其如此，才能培养一大批对改造社会有实际作用的“手脑并用”的真正的人才。

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患脑溢血逝世。 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

第十一篇：风俗卷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性，是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同行为规则，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

多少年来，华夏各民族人民在我们这个光荣又古老的国度里繁衍、升息、劳动、创造。在发展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明教化的水平。那十五的花灯、端午的粽子，那轻歌曼舞的霓裳羽衣，那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更有那尊老爱幼的美德、谦逊辞让的风范、舍生取义的习尚、精忠报国的传统……它们像锦上之花，使中国历史的画卷显得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又像色彩斑斓的彩带，把我们民族的生活装点得绚丽多姿、格外美好。

在我们的传统风俗中也存在着另一面。尊卑有等的礼仪规定、男女有别的清规戒律，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死做夫鬼的守节殉身，崇神拜鬼的宗教迷信、铺张侈靡的婚冠丧葬……愚昧、落后的陈规陋习也是中国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古老的风俗仍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着重要作用。当中国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代风俗中的精华，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岁时节令

0953.春节

春节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过年。古时春节曾专指节气中的立春，也被视为一年的开始，后来改为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一般认为至少要到正月十五（上元节）新年才结束，有些地方的新年庆祝活动甚至到整个正月结束为止。春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0954.人日

人日是汉族传统节日，时间在农历正月初七。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东方朔《占书》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到了唐代，民间仍相当重视人日节。时至今日，也有在外的游子在年前回家，过了人日节才能远走他乡。人日节这天不出远门，不走亲串友，在家团聚。人日节下午一般吃长面，也叫拉魂面。意即过年时人都走东串西，心都野了，人日一过该准备春耕生产了，所以吃拉魂面，把心收回来，准备春耕生产。

此节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古代人有戴“人胜”的习俗。人胜是一种头饰，又叫彩胜、华胜，从晋朝开始有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来贴屏风，也戴在头发上。此外还有登高赋诗的习俗。

0955.元宵节

元宵，原意为“上元节的晚上”。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它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元宵节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谜、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趣味，所以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民间过元宵节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或“汤圆”，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

0956.花朝节

花朝节，简称花朝，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挑菜节”，是汉族传统节日。

在我国古代，花朝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节期因地而异，中原和西南地区以夏历二月初二为花朝；江南和东北地区以二月十五为花朝，据说这是与八月十五中秋节相应，称“花朝”对“月夕”。此外，还有一些地区以二月十二或十八为花朝节。这种现象，可能与各地花信的早迟有关。

花朝节，是纪念百花的生日，因古时有“花王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故又是生殖崇拜的节日。中国古代的农耕、渔猎全靠人力完成，人数越多，才越能显出生产力的强盛，所以在古代，人们是希望子孙繁衍，人口众多的。南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说“东京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其风俗多是郊游雅宴。盛唐即有此风，参加者多是些骚人墨客，有时也有亲朋好友，在观景赏花中饮酒赋诗。欢声笑语，持续不断。

0957.寒食节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百五节”，在夏历冬至后105日，清明节前一二日。这一日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并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卵等风俗。寒食节前后绵延2000余年，曾被称为民间第一大祭日。相传此风俗源于纪念春秋时晋国介之推（姓介名推，又称介子推，之为虚词，子为敬称）。当时介之推与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割股肉供文公充饥。文公复国后，之推不求利禄，与母归隐绵山。文公焚山以求之，之推坚决不出山，抱树而死。文公葬其尸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于子推焚死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后相沿成俗。

由于清明节气在寒食第三日，后世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把寒食的习俗移到清明之中。清明节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大节日了，寒食节的影响也就消失了。

0958.清明节

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公历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为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二十四节气中，只有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节就是现在的民间扫墓节。按公历说，约在四月五日前后；按农历算，则是在三月上半月。古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以这种岁时历法来播种、收成。清明便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在春分后十五天，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清明节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扫墓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简化。扫墓当天，子孙们先将先人的坟墓及周围的杂草修整和清理，然后供上食品鲜花等。

0959.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所以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之为五月节、艾节、夏节。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西晋人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吃十二红。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贴符则是为了避邪。

0960.七夕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因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女，而节日活动的内容又是以乞巧为主，所以人们称这天为“乞巧节”或“少女节”、“女儿节”。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的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

七夕别称“星期”。王勃的《七夕赋》“伫灵匹于星期，眷神姿于月夕”把星期与月夕相提并论。后人把男女成婚的吉日良辰叫作“星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七夕之夜，是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0961.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与正月十五日的上元节和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同为古老传统节日。

中元节又称鬼节，既是道教的宗教节日，也成为民俗节日。道教初起时有三官崇拜，即天官、地官、水官，以后称之为三官大帝。他们各有责司，天官为上元赐福，地官为中元赦罪，水官则称下元解厄。道书中说，凡是这三天，三官都要检校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其中地官所管为地府，当然所检的重点是诸路鬼众了。所以这一天，众鬼都要出离冥界，接受考校。道门中于这一天例行设醮为地官庆贺诞辰，同时信众也出资设斋为祖先求冥福，请地官赦免罪过，早升天堂。这是中元节成为民俗节日的主要原因。

佛教徒庆祝中元节的仪式称为“盂兰盆会”。庆祝中元节不仅是为了拜祭死去的亲人，对佛教徒来说，这也是纪念目莲的日子，藉以表扬他的孝道。

0962.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祭月的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时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又因为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节”“八月节”“八月会”“中秋节”；又有祈求团圆的信仰和相关习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女儿节”。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古代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古代秋报拜土地神的遗俗。

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

0963.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和登高相联系的有吃重阳糕的风俗。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在汉族古俗中，菊花象征长寿。古代还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叫做茱萸节。

0964.下元节

农历十月十五，为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下元节”，亦称“下元日”、“下元”。下元节的来历与道教有关。道家有三官，天官、地官、水官，谓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的诞生日分别为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天被称为“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下元节，就是水官解厄旸谷帝君解厄之辰，俗称是日。水官根据考察，录奏天庭，为人解厄。十月十五这一天，道观做道场，民间则祭祀亡灵，并祈求下元水官排忧解难。古代又有朝廷是日禁屠及延缓死刑执行日期的规定。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说：“（十月）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又河北《宣化县新志》中说：“俗传水官解厄之辰，人亦有持斋者。”此外，在民间，下元节这一日，还有民间工匠祭炉神的习俗。炉神就是太上老君，大概源于道教用炉炼丹。

0965.腊八节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我国汉族传统的腊八节，这一天我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腊八粥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鲜粮食和瓜果煮成，一般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许多农家却喜欢吃腊八咸粥，粥内除大米、小米、绿豆、豇豆、花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

腊八节又称腊日祭、腊八祭、王侯腊或佛成道日，原为古代欢庆丰收、感谢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有击鼓驱疫之俗，后演化成纪念佛祖释伽牟尼成道的宗教节日。夏朝称腊日为“嘉平”，商朝为“清祀”，周朝为“大蜡”；因在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先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南北朝开始固定在腊月初八。

0966.灶王节

“古代腊月二十四日，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典丰祀”。民谣中说“二十三，糖瓜粘”，农历腊月二十三或者二十四，是民间的传统的祀灶日，即“灶王节”，又称“小年”。

灶王，又名灶君、灶神、灶王爷，被尊称为“司命菩萨”、“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饮食烟火，兼管监督人间善恶，被作为家庭的保护神而备受崇拜。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升天禀报，除夕之夜返回人间。玉帝根据灶王的小报告，奖善惩恶，将一家在新年中应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之手。为求得灶王隐恶扬善，各家纷纷祭灶，通过“行贿”希望灶王在玉帝面前大肆美言。灶王“受贿”之后，只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旧时，民间过灶王节热闹非凡，家家户户燃放鞭炮，置办酒宴，邀亲访友，歌舞娱乐。当然祭灶是最重要的活动。

0967.除夕

除夕是夏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即春节前一天晚，因常在夏历腊月三十，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是除旧布新。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的《守岁》说：“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这一节日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据《吕氏春秋·季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据说最早提及“除夕”这一名称的，是西晋周处撰著的《风土记》等史籍。

二、生养婚嫁

0968.弄璋弄瓦

古人生下男孩子后，把璋给男孩子玩。璋是一种玉器，古人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后人因此称生男孩为“弄璋”。后来就把生下男孩子称为“弄璋之喜”，而把生下女孩子称为“弄瓦之喜”。

“弄璋、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璋是好的玉石；瓦是纺车上的零件。男孩弄璋、女孩弄瓦，实为重男轻女的说法。男女“寝床弄璋”、“寝地弄瓦”的区别在民国时代仍变相存在。有的地方生男“大喜”，生女“小喜”。亲友赠送彩帐、喜联时，男书“弄璋”，女书“弄瓦”。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曾揭露和批判过这种重男轻女的做法，“生个儿子，便当做宝贝，放在床上，给他穿上好衣裳，手里拿块玉（璋）玩玩；生个女儿，便只能丢在地上，给她一片瓦（纺砖）弄弄”。

0969.冠礼

冠礼，是汉族嘉礼的一种。为汉族男子的成年礼。

成年礼起源于原始社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汉族的冠礼具有浓郁的中国味，在汉字文化圈中最具有代表性。冠礼表示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年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华夏族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据经书记载，实行于周代。按周制，男子20岁行冠礼，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12岁而冠，成王15岁而冠。古代冠礼在宗庙内举行，日期为二月。冠前10天内，受冠者要先卜筮吉日；10日内无吉日，则筮选下一旬的吉日，然后将吉日告知亲友。及冠礼前三日，又用筮法选择主持冠礼的大宾，并选一位“赞冠”者协助冠礼仪式。每次加冠毕，皆由大宾对受冠者读祝辞。

0970.及笄

笄是古代盘头发用的簪子。古代女子已订婚者十五而笄，未订婚者二十而笄。及笄指少女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礼记·内则》中有“女子十有五年笄。”郑玄注：“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说文》中说：“簪，首笄也。”笄与簪为同义词。古时男女通用，后来分称男子系发穿冠之物为簪，女子固髻之物为笄，因此称女子初结发成髻之时为及笄。

中国古代,女子16岁及笄(是虚岁,实岁只有15周岁),及笄后即可成婚。《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就是“十七为君妇”的。但是未及笄的女子也可以嫁人。

“及笄礼”是女子的成年礼，通常在女子15岁的时候举行。不过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不一定在女子15岁时举行，而会改至女子成亲前举行，象征女子已成年，可以享受成年的权利、义务，如结婚等。通常女子有“字”，也是在“及笄礼”的时候由宾客所取的。

0971.年龄称谓

古人的年龄称谓来源不一，大多根据不同年龄的生理特征而命名，如：人初生叫“婴儿”，是因为人初生需要抱在胸前喂奶。婴可与膺通假，“膺者胸也”。婴儿即为抱在胸前之儿。7岁除叫做“悼”外，还叫“龆龀”也叫做“毁齿”，因为正是换牙时期，所以有此称呼。15岁叫做“童”，“山无草木曰童”。古代16岁成年，15岁男子为加冠，女子为及笄。

另外，我们现在常说的“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则来自于《论语·为政篇》的记载：“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国还有干支纪年的传统，六十年为一轮，故又有六十岁为“花甲之年”的说法。杜甫有诗句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于是，七十又有了“古稀之年”的别称。

0972.纳采

纳采是古代汉族婚姻风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是“六礼”中的第一礼。男家遣媒妁往女家提亲，送礼求婚。初议后，若女方有意，则男方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并携带一定礼物，故称。《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将欲与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后使人纳其采择之。”其礼物用雁，后世渐加礼物。

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象征守信的意义。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0973.问名

问名，古代结婚六礼中的第二礼。男家行纳采礼后，再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及时辰，以便男家卜问，决定成婚与否，吉凶如何。有人认为问名是男方遣使者问女方生母的姓氏，以便分辨嫡庶。后问名范围扩展到议门第、职位、财产以至容貌、健康等多方面。问名也须携带礼物，把女方庚帖与男方生辰做了占卜，确定可以成婚之后再行纳吉礼。《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问名”之礼最早见于《仪礼》：“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又说：“问名：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礼记·方氏注》也说：“问名者，问女生之母氏也。”问名时，用雁为贽见的礼物。《白虎通》卷四《嫁娶》说：“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贽。”

0974.纳吉

纳吉是古代结婚六礼中的第三礼。男家行过纳采、问名礼后，于自己家庙卜问吉凶。卜得吉兆后，男家备礼通知女家，于是双方决定缔结婚姻，后世称为订盟，现代称为定婚。纳吉是正式订约，行礼时也须有礼物，作为订婚时的信物。

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宋代民间多以合婚的形式卜吉定婚。至明代，以媒氏通书、合婚代替。清代，纳吉一仪已融于问名和合婚的过程中。民国时期，无纳吉仪，只有简单的卜吉习仪，多将女方庚帖放置灶神前，如三日内无发生异事，则认为顺利，就拿男女庚帖去合婚。

最早的六礼是周人所制。《仪礼》说：“纳吉：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又《礼记·方氏注》也说：“纳吉者，得吉卜而纳之也。”

0975.纳征

纳征是“六礼”中的第四礼。亦称“纳成”。即男家纳吉往女家送聘礼。《礼记·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经此仪礼，婚约完全成立。

《晋书·志十一》：“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征，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宋代所用礼物不再遵循周志，金银绫绢，各依等级而定。明代聘礼提倡节俭。《明史·志三十一》品官婚礼：“纳征如吉仪，加玄纁，束帛，函书，不用雁。”仪式因袭宋制，“宾致词曰：某官以伉俪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礼。有不腆之币，敢请纳征”。主婚者说：“某官贶某以重礼，某敢不拜受。”“宾以函书授主婚者，主婚者亦答以函书”。至近代，无“纳征”之名，而有送礼之实，或并之于纳采，或更称纳币。

0976.请期

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是婚姻礼仪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得吉日后，男家派使者到女家征求婚日之期，以示谦和。女家按阳倡阴和原则，辞让一番，意即婚期由夫家决定，于是使者将婚期告知女家。行请期之礼，也须执礼物，古俗用雁。《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至清代，请期多称通信，即男家用红笺，将过礼日、迎娶日等有关事项一一写明，由媒人或亲自送到女家，并与女家商议婚礼事宜。

宋时，将请期礼并入纳征中。《宋史·礼志》规定宋朝礼制：“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明代，请期又演变为“催妆”。请期之礼在近代又叫“送日子”，即决定迎娶的“吉日良辰”。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中《江苏南京采风记》记载：“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星家诹吉，必使无冲犯，无刑克之良辰，以全红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人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子。”

0977.亲迎

亲迎是古代汉族婚姻风俗，“六礼”中的第六礼，俗称“迎亲”，是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通常是男家将婚期通知女家后，到成婚日，由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也有由男家派迎亲队伍迎娶，新郎在家等候。起源甚古，唐杜佑《通典·第十八天子纳妃后》载：“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周代仪式隆重而繁杂，多在晚上迎亲。迎娶前，父亲向儿子新郎敬酒，新郎穿礼服，乘墨车，从车随往，使者持炬火居前照道。女家父母在宗庙设酒席，并在门外迎接。新郎捧雁揖让升堂，行叩拜礼，下堂驾新妇坐的车。新妇随出，父母训诫毕，施衿结悦，新郎援引新娘上车，驾车让轮子转了三圈后，就交与车夫驾驭。新郎先行，在家门口等候。新妇到后，新郎作揖，然后共同进食，饮合卺酒成婚。周朝以后，历代均有亲迎之礼，其具体仪式则因地区、民族而异。

0978.庚帖

庚帖，又称龙凤帖。旧时婚俗把写有男女双方姓名、籍贯、生辰八字及祖宗三代姓名的红色柬帖称为“庚帖”。也有的称为“年庚帖子”。“庚”即年庚。男女双方庚帖互换以表示向其求婚或订婚。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四《浙江海宁风俗记·嫁娶》载：“庚帖由冰人送至乾宅，是否以一月为定，不能过日，一月之中，乾宅须将庚帖请瞽者合婚，或赴神庙求签。如卜之吉，则央冰人向坤宅报告，选日缠红，否则将庚帖送还。闻亦有不问卜者，谓之天婚，庚帖送来时，乾宅以米淘箩一只，红筷一把，上覆红巾，供天井中，设香案一，冰人即将庚帖安放箩中，不顾而去。”

下庚帖，一般是未定亲的男女，托媒人持其庚帖代为求亲。庚帖又叫婚帖。

0979.开脸

开脸，亦称开面。旧时女子出嫁时，由一位“全可人儿”用两条线交叉，把新娘脸上所蓄的处女汗毛绞掉，修齐鬓角，叫“开脸”。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浦东之婚礼》载：“《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南京采风记·嫁娶》：“次日黎明，两新人即起，伴娘以一瓯莲子羹进，使二人分食之。然后为新娘梳妆绞脸，谓之开脸。妆毕，伴娘引入舅姑及诸长房中请安，新娘不语不言，一切由伴娘代达。谓之闷声大发。”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中谢家娶亲，徐茶酒劫走新娘后，“家人到后门一看，门又关得好好的。走出堂前说了，合家惊惶。当直的道：‘这个茶酒，一向不是个好人。方才喝礼时节，看他没心没想，两眼只看着新人，又两次不见了他，而今又不知那里去了。莫不是他有什么奸计，藏过了新人么?’郑老儿道：‘这个茶酒，元不是好人，小人前日开面也是他。因见他轻薄态度，正心里怪恨。不想宅上茶酒也用着他!’”

0980.奠雁

奠雁是古代汉族婚姻风俗。男家在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时，必有主持者执雁前导，即为“奠雁”。《仪礼·士昏礼》载：“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雁”是联结双方的礼仪用物。各代沿袭。江浙民间常用鹅替雁执礼。有的地区，民间仅保留了奠雁的名称。如江苏地区新郎到女家亲迎时，向岳父岳母行四跪四叩大礼，亦名奠雁。一些有雁的地区仍保留此俗。

从周代至清末，在按六礼而行的婚姻中，除了纳征礼以外，其余五礼均需男方使者执雁为礼送与女家。雁是候鸟，随气候变化南北迁徙并有定时，且配偶固定，一只亡，另一只不再择偶。古人认为，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后来因雁越来越难得，人们就改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改用鹅、鸭、鸡三种活禽代替行奠雁礼，以定婚姻的和顺。

0981.再蘸

古代男女举行婚礼时，父母给他们酌酒的仪式，称为蘸。故男子再娶或女子再嫁都称为再蘸。后专指妇女再嫁。《孔子家语·本命解》载：“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言无再蘸之端。”

《大唐新语》卷三载：“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铣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为驸马，奏请与其妇合葬，敕旨许之。给事中夏侯銛驳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袝旧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铣必诉于玄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銛谬膺驳正，敢废司存?请傍移礼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壮之。’”

再醮又叫改醮。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说道：“张三翁道：‘他们道是中年再醮，不肯多出。是老汉极力称赞贤能，方得聘金四十两，你可省吃俭用些。’”

0982.媵妾

媵妾的通俗称呼就是“小老婆”。如严格区分，媵与妾两者还有所区别。

媵，是因为随嫁而形成的男人的性伴侣。《尸子》曰：“尧闻舜贤，征之草茅之中，妻之以皇，媵之以英。”虽属姐妹同嫁，但姐姐是妻，妹妹是媵，即随嫁者。

应该说，我国在历史上很早便已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许多家庭，特别是在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家庭中，还存在一夫多妻制的形式，那就是媵妾制。

媵妾制是一种根据特权者和贵族们的需要而制定的婚姻制度，它不仅保证特权者和贵族们的特别权力，同时，通过这种权力的体现，达到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确认。媵妾制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特权者和贵族等统治者当中，所以，它一直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相伴随。直到20世纪上半期，这种与整个社会的婚姻制度极不协调的婚姻习俗，仍然存在于一些军阀和富裕者的家庭之中。

三、丧葬祭祀

0983.丧礼

旧时丧礼大体有送终、沐浴、易服、报丧、入殓、出殡、超度、守制与祭奠。其葬习一般为木棺、土葬。

一般在长辈临终时，儿女晚辈均应围坐床前，谓之“送终”。亲人长子要为死者沐浴，谓之“净身”，随后更寿衣、鞋袜、帽子。另一方面要去亲友家报丧，并将死者生前的床垫置村路口焚烧，以示向村人报丧。

人死后不再放在床上，应移置厅中门板上，用瓦垫头，头前点一盏灯，直系晚辈和配偶要嚎哭，谓之“哭丧”。入殓俗说“入棺”，由“八仙”移尸棺内，以草纸、石灰、草木灰垫底，再以死者衣着充实棺内，以防尸体移动，再盖以红被。亲人晚辈要披麻戴孝于灵前把酒（斟酒）祭奠，行跪拜礼；然后亲友佩戴白布把酒祭奠择日安葬。一般是死后三日方可出葬。如逢春节，要延过元宵。此外逢七、逢九亦不葬。

安葬时，一路丢纸钱，鸣放爆竹，响以大锣，配以吹鼓手；长女端灵牌走在灵队之前，儿媳披麻戴孝，男左女右，拖住棺缆（力绳），俗称“拖丧”。

0984.明器

明器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又称冥器，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也有金属或纸制的。除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外，还有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车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即随葬明器。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墓中，已出现专供随葬的模型。商周时期明器日益普遍。战国时期，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的陶明器更加普遍，象征车马的小型车马饰和陶、木质俑开始流行，甚至连竹木制作的床榻几案等家具和琴瑟等乐器，也常常是仿实用器的明器。秦汉时期陶明器数量更多，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见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小如真人真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流行武士俑、胡人俑、伎乐俑、陶牛车，南方流行青瓷明器，其中以莲花尊、魂瓶、虎子(溺器)等最具特色。北宋以后，纸明器逐渐流行，其他质料明器减少；但在官僚地主墓中仍不乏陶、木明器。

0985.棺椁

棺即盛放死者的木制葬具；椁，套在棺外的外棺。棺椁泛指棺材。

木棺出现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至龙山文化已出现木椁，用于氏族中之头领。殷墟商王陵墓室中，多用大木条叠压成方形或亚字形的椁室，其正中安放商王棺木。至周代，棺椁制度化，规定天子棺椁四重，亲身的棺称椑，其外蒙以兕及水牛皮；第二重称地，以椴木制成；第三重称属，第四重称大棺。帝后之外椁两重，多用梓木，因而其棺椁又称“梓宫”。上公、侯伯子男、大夫，以等差分别为三重（有兕牛皮）、二重、一重。士不重，但用大棺。天子大棺厚八寸，大夫士大棺厚六寸，庶人之棺只准厚四寸，无椁。后世帝王、贵族、士大夫，基本沿用此制，然时也有逾制者。《礼记·檀弓上》载：“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棺一；梓棺二。”

0986.庐墓

旧时丧俗，父母或老师死后，其子或学生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叫做庐墓。此风俗早在周代就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泗水》载：“今泗水南有夫子冢……即子贡庐墓处也。”到汉魏时期这一风气非常盛行。其中有子为父母庐墓者。汉代应劭《风俗通·正失·孝文帝》载：“(文帝)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庐居枕块如礼。”《汉书·邓骘传》载：“母新野君丧，骘等后乞身行服，章连上，太后许之。骘等既还里弟，并居冢次。”有以兄丧庐墓者。《后汉书·马援传》载：“援三兄，况、余、员，况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唐代沿袭此俗。《新唐书·陈子昂传》载：“会父丧，庐冢次，每哀恸，闻者为涕。”到明清时期，父母或老师死后，庐墓者仍不乏其人。《明史·刘珝传》载：“珝初遭丧，庐墓三年。”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对庐墓这一习俗，也常有反映。

0987.五服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布制作，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齐衰是次于斩衰的丧服，用粗麻布制作，断处缉边，因称“齐衰”，服期分三年、一年、五个月、三个月。服齐衰一年，用丧杖，称“杖期”；不用丧杖，称“不杖期”。大功，亦称“大红”，是次于齐衰的丧服。用粗熟麻布制作，服期为九个月。小功，亦称“上红”，是次于大功的丧服，用稍粗熟麻布制成，服期五个月。缌麻是次于小功的丧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用较细熟麻布制成，做功也较小功为细。清代，凡男子为本宗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或为外孙、外甥、婿、妻之父母、表兄、姨兄弟等，均服缌麻，服期三个月。

0988.昭穆

昭穆是指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之右方,称“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也按此规定排列。以周代天子七庙为例，自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排列时，大祖居中，三昭位于大祖的左方；三穆位于大祖的右方，以此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次序、亲疏远近。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昭穆制是周人的制度，据张光直研究，商王世系中也存在着昭穆制。《周礼·春官·小宗伯》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又《春官·冢人》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

0989.吉礼

吉礼与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合称为西周五礼。吉礼即祭祀天神、地祗、人鬼等的礼仪活动。如郊天、大雩、大享明堂、祭日月、大蜡、祭社稷、祭山川、籍田、先蚕、祭天子宗庙、袼禘、功臣配享、上陵、释奠、祀先代帝王、祀孔子、巡狩封禅、祭高禖等。历代兴革不一，但极为统治阶级所重视。《通典·礼六六》载：“大唐开元年之制五礼，其仪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二，正月上辛祈谷于圆丘；三，孟夏雩祀于圆丘；四，季秋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东郊……五十五，王公以下拜扫、寒食拜扫。”

0990.八拜

八拜本是古代人对父辈亲友所行的礼节。此词始见于宋代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据说李稷去谒见文彦博，因为李稷的父亲李绚是文彦博的门客，所以文彦博“著道服出，语之曰：‘汝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得已，如数拜之”。正因为世交子弟对相互间的长辈须行八拜之交。后世异姓之间结拜为兄弟、姊妹，也称为八拜之交。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说：“有一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明代许自昌《水浒记·召衅》载：“记得去年有个戴宗，曾到郓城来，与我为八拜之交。”汤显祖《紫钗记·吹台避暑》载：“俺二人以八拜之交，同三年之事。”清代李渔《意中缘·借兵》载：“与小弟有八拜之交。”八拜之交，也简称八拜交。

0991.三跪九叩

三跪九叩是旧时最重的礼仪。行礼时，须下跪三次，每次三叩首。

本来，古时以再拜作为朝会大典的常礼。《通典》卷一百二十三《皇帝至正受群臣朝贺并会》称：“乐止，群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前承诏，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群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长之庆，与公等同之。）宣讫，群官客使等皆再拜，讫，舞蹈三，称万岁，讫，又再拜，侍中还侍位。”北周宣帝始改三拜为常礼。《周书·宣帝纪》载：“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到了明代，据《明会典》载：“臣见君行五拜礼。”

到了清代初年，改为一跪三叩头通制，朝会大典则三跪九叩首。按照清王朝的规定，皇帝举行朝会大典时，乘舆至保和殿，降舆后先到中和殿升座暂息，接受在典礼中的侍班、导丛、纠仪、执事各官行三跪九叩。到太和殿升座之后，在丹隆大乐声中，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礼。在元旦、冬至、万寿节这三大节日的朝会之后，皇帝还要到乾清宫接受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人行六肃三跪三拜礼，然后再接受皇子皇孙的三跪九叩礼。此外，在重大祭祀时，也行三跪九叩礼。

0992.太牢少牢

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古时称猪为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有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由于祭祀者和被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礼记》中太牢指的是大牢。

0993.束脩

束脩，也叫束修。脩，干肉。十条干肉为束脩。束脩是古代诸侯大夫相馈赠的礼物。《礼记·少仪》：“其一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或献人。”

束脩也指学生向教师致送的礼物酬金。《论语·述而》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朱熹集注：“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

古代，教师授徒的束脩是微薄的，而且没有什么规定，多数是仅能糊口而已，正如人们口中流传的“穷秀才”、“穷教书匠”俗语说的那样，遇到灾年更是少得可怜。

《醒世姻缘传》第九十二回写道：“武城县有个秀才，姓陈，名六吉，取与不苟，行动有常，因他凡事执板，狷介忤俗，邑中的轻薄后生都以取怪物名之。别无田产，单以教书为事，家计极是萧条。所有应得赞礼束脩，绝不与人争长竞短，挈论多少；与那生徒相与，就如父子一般。”

学生给塾师送束脩，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由落第的秀才授徒，学生每年只送很少的酬金。

0994.斋戒

古代中国的斋戒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士族、平民在祭祀前的斋戒，一种是宗教性质的斋戒。

在祭祀斋戒中，斋戒者在祭祀天地、祖先及其他神明前数日（通常是三日）停止食用荤食（用蒜、韭、葱等香辛料烹制的菜肴，并非禁止吃肉），停止饮酒，停止性生活。《明史》洪武二年学士朱升等奉敕所撰《斋戒文》对斋戒的行为规则作出了规范，“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居外舍（即到专门的斋戒住宿场所居住），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音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

中国汉地佛教的斋戒为长期斋戒，主要为不杀生、不食肉、不茹荤、不饮酒、不接触性相关的事物。

道教的斋戒包括禁酒、禁食五荤和三厌（狗、大雁和乌鱼）。禁酒是为了防止乱性，禁止茹荤则是因为食后嘴中会发出发出异味，对神明不敬。

0995.礼器

礼器是中国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商周青铜礼器又泛称彝器。

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有彩绘龙盘及鼍鼓；在良渚文化的一些大墓中，出土有玉琮、玉璧等。进入商周奴隶制社会后，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礼治”的象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从而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时的礼器包括玉器、青铜器及服饰。玉礼器有璧、琮、圭、璋等。青铜礼器种类数量众多，工艺精美，最为重要。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如钟、铙）。进入秦汉封建社会后，青铜礼器逐渐衰落，退出了历史舞台。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礼器还用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

0996.守制

守制即守孝。旧时丧俗，凡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子与承重孙(嫡长孙)自闻丧日起，不得任官、应考、嫁娶、娱乐，要在家守孝3年(以27月为满)，此即守制，意为遵守居丧的制度。

守制之俗上古就有，至周代，此风俗已非常盛行了，并规定了许多应遵守的礼，如《礼记·丧大记》载：“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终丧不御于内”(见“居丧”)。周代以后，守制风习一直沿袭各代。明末顾炎武《日知录》记“奔丧守制”条，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代“守制”的有关规定及其执行情况。

0997.悬棺葬

悬棺葬是中国古代葬式的一种。即人死后，亲属殓遗体入棺，将木棺悬置于插入悬崖绝壁的木桩上，或置于崖洞中、崖缝内，或半悬于崖外。此处往往陡峭高危，下临深溪，无从攀登。此风俗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悬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是尊敬。依据文献及实地考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均有此种葬俗。

人死了，要找个归宿，要为失去灵魂的躯壳找一个妥当的安置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悬棺葬和土葬、火葬、水葬、天葬等等葬式一样平常。然而，一口沉甸甸的尸棺，怎么会“飞”到那高高的悬崖上？尸棺的主人是谁？我们有限的智慧还难以解读。

0998.招魂

招魂是古代丧俗。人刚死，亲属召唤死者灵魂回复到身体，希望起死回生的一种仪式，称招魂。

据说，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这个魂魄就会像他的尸体一样停留在异乡，受着无穷无尽的凄苦。他也不能享受香烟的奉祀、食物的供养和经文的超度。这个孤魂就会成为一个最悲惨的饿鬼，永远轮回于异地，长久地漂泊，没有投胎转生的希望。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在史料的记载中，招魂的仪式起源非常早。周代的一些文献中就说，死者亲属要从前方升屋去招魂，手拿死者的衣服面北呼叫。如果死者是男的，就呼名呼字，连呼三声，以期望死者的魂魄返回于衣。然后招魂者从屋的后面下来，把衣服敷在死者的身上，这件衣服又叫做“腹衣服”。这件“衣服”被人所穿着，染上了人的肌肤香泽，有着“肉体”和“气息”的双重联系；魂魄也许会被它所吸引，依着熟悉的味道或形状而归附回来。

0999.七七

七七是旧俗。人死后每隔七天为忌日，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日止，共为七七。头七，即死后第一个“七”日，其余类推为“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最后称为“断七”或“终七”。

“七七”是佛教在我国流行后产生的一种风俗。按照佛教的轮回观，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中阴身”，如童子形，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卜得生缘，则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终，毕生一处，在此期间举行超度，祭奠，形成习俗。七七之说，始见于北魏胡太后父国珍卒之诏，《魏书·胡国珍传》载：“又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而唐代则盛行七七斋。《旧唐书·姚崇传》载：“崇为遣令诫子孙云：若未能合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才。”

至元、明、清时期，“七七”之俗尤盛，在古代小说和戏曲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四、古代称谓

1000.姓氏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

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

1001.字号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周礼》解释说，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意思是说，号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如老子别号广成子，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取号的人仍不是很多，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但是，到了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在名、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皆属此类。

1002.谥号

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等；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属于同情的有：哀、怀、愍、悼等。

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诏”谥“忠悫”，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是诚实的意思。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唯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

1003.九族

《三字经》中对九族的说法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从汉代起，“九族”有经学上的今文和古文两种解说，各有其社会、政治背景，分别从不同方面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古文说的代表人物有孔安国、马融和郑玄。他们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法伦理的基础。唐、宋以后，九族古文说在国家法律中获得正式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

今文说的代表人物是许慎等。他们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1004.泰山

古代，人们称丈人为“泰山”。据《酉阳杂俎》载，唐玄宗到泰山封禅，张说被任命为封禅使，做些准备工作，以迎圣驾。张说奉旨前往，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认为封禅动用黄金万两，无据无数，大有油水可捞，事后还可以因功受赏，便乘机把女婿郑镒也拉上一齐赴岱。唐明皇到泰山封禅，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封禅仪式。事后，按惯例，除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以外，凡随行官员都晋升一级。郑镒本是九品小吏，由于他老丈人的作用，连升四级，骤迁五品。其他人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议论纷纷。唐明皇耳闻后，召张说进殿，问其缘由，张说默不作声。有个叫黄幡卓的人在旁边一语双关地为他开脱说：“此乃泰山之力也。”此事在宫廷内外传为笑话。以后，人们便把祭坛旁边的那个高耸入云的石峰取名叫“丈人峰”。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所以，自唐代开始，“泰山”、“岳父”便成了妻父的专称。

1005.考妣

古代称已死的父母为考妣。父死后称“考”母死后称“妣”。语出《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汉郑玄注:“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于考也。”古代墓碑上常刻有“显考”、“显妣”、“先考”、“先妣”。古代也有用以称在世的父母,如《尔雅·释亲》载：“父曰考,母曰妣。”晋郭璞注引《苍颉篇》：“考妣延年。”

1006.妯娌

弟兄的妻子之间，就是妯娌，所以妯娌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弟兄关系的一个延伸。如果弟兄之间关系很好，妯娌的关系也坏不了；反之，如果弟兄之间有矛盾，那么妯娌之间恐怕也很难相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妯娌之间的关系和婆媳之间的关系一样难处，妯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全家的家庭气氛。有人说：“亲兄弟，仇妯娌。”这话并不正确，但确实说明在家庭关系中，最紧张最难处的恐怕就要数妯娌之间的矛盾。因此，帮助妯娌之间建立融洽关系，合情合理地解决好她们之间的矛盾，会有助于处理好兄弟关系和整个家庭关系。

看看“妯娌”这两个字，就能领略汉字的妙不可言。同是女字旁，右边框架的组成部分也相似，但彼此又是对着干的，一个朝上，一个朝下。朝上的“妯”，身段稳重，神态像是鼻孔冲天，得理不饶人；朝下的“娌”则显得小而娇气，恃宠而骄。

1007.巾帼

巾帼是古人使用的一种首饰，宽大似冠，高耸显眼，内衬金属丝套或用削薄的竹木片扎成各种新颖式样，外紧裹一层彩色长巾而成。这种冠饰，戴在头上，罩住前额，围在发际，两侧垂带，结在项中，勒于后脑。它既不同于发式，也不同于裹巾，而且可以随时取下（如脱帽），也可随时戴上（只需系紧侧带）。先秦时期，男女都能戴帼，用作首饰。到了汉代，帼才成为妇女专用。巾帼的种类及颜色有多种，如用细长的马尾制作的叫“剪耄帼”；用黑中透红颜色制作的叫“绀缯帼”。因巾帼这类物品是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人们便称女中豪杰为“巾帼英雄”，后人又把“巾帼”作为妇女的尊称。

1008.东床

东床就是女婿。

相传晋朝时，太傅郗鉴的爱女郗璇妙龄待嫁。郗太傅听说丞相王导的几个儿子长得都很英俊，便有意与王府结儿女姻亲。王丞相也很同意。一天，郗太傅派一个门客拿着给王丞相的亲笔书信到王府去选婿。王丞相见信后对门客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在东厢房呢，转告郗太傅，请任意选吧！”门客到东厢房看过后，谢过丞相王导，赶回郗府，回复太傅说：“百闻不如一见，到了王府一看才知道，王丞相的几个儿子长得真的都不错，各个都很英俊。听说我为您选女婿，都饰容待客，有的还有些拘谨。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卧于东床，好像没听说有这回事似的。”谁知郗太傅闻听此言后高兴地说：“就选那袒腹东床的为婿。我就得意这样的，他将来肯定是一个好女婿。”太傅郗鉴后来又经过进一步了解，原来这个青年是王羲之，便将女儿郗璇嫁给了他。王羲之后来以书法闻名于天下。由此，“令袒”或“东床”就成了对女婿的尊称。

1009.贱称

贱称与尊称、谦称相对的还有贱称，是一种表示对对方的侮辱、轻视的称呼。称君主为独夫、暴君，称一般人为贼、竖子、鲰生等。

贱称表示轻慢斥骂的态度。如《荆轲刺秦王》中的“今往而不反者，竖子也”，《毛遂自荐》中的“白起，小竖子耳”，《鸿门宴》中的“竖子不足与谋!”《孔雀东南飞》中的“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1010.尊称

尊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敬称”。

对帝王的敬称有万岁、圣上、圣驾、天子、陛下等。对皇太子、亲王的敬称是殿下。对将军的敬称是麾下。对使节称节下。对三公、郡守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称阁下，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如大使阁下。

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等。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方的儿子）、令爱（对方的女儿）。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贤弟（称对方的弟弟）。仁，表示尊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

1011.谦称

谦称是表示谦虚的自称。愚，谦称自己不聪明。鄙，谦称自己学识浅薄。敝，谦称自己或自己的事物不好。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臣，谦称自己不如对方的身份地位高。仆，谦称自己是对方的仆人，使用它含有为对方效劳之意。

古代帝王的自谦词有孤、寡、不谷。古代官吏的自谦词有下官、末官、小吏等。读书人的自谦词有小生、晚生、晚学等，表示自己是新学后辈；如果自谦为不才、不佞、不肖，则表示自己没有才能或才能平庸。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时，常用“家”、“舍”等谦词。如家父、家母、家兄等。“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后者如舍弟、舍妹、舍侄等。因为古人坐席时尊长者在上，所以晚辈或地位低的人谦称在下。

1012.避讳

避讳是中国古代为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的一种要求。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否则认为极不礼貌。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种要求也曾经适用于中华文化圈的临近国家，例如日本。

避讳从周朝开始就有了，但当时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不用回避，有一个字相同也不用回避。到了汉朝，这种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皇帝的名字。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也必须回避了，当时著名诗人李贺就是因为其父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致使终生不得志。陆容《菽园杂记》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吴中为甚”。

回避君王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一般适用于过去七世代以内。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叫做避家讳。回避圣人的名字，叫做避圣人讳，例如邱姓就因避讳孔子的名字“丘”而产生。

1013.帝王称谓

夏代帝王生时称“后”，死后称“帝”。商代君主生前称“王”，死后称“帝”。周代君主称“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他认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而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决定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一，自称“皇帝”。从此，皇帝一词就成为封建帝王的称号。

在古代，对皇帝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就是大不敬，即使对前代帝王亦是如此。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隋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晋武帝、隋炀帝等；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宋真宗、元文宗等。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

明清以后，帝王的称谓又为之一变。人们习惯上对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如永乐帝、乾隆帝等。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由汉武帝首创。

1014.夫妻称谓

中国古代对夫妻的称谓有结发、鸳鸯、伉俪、配偶、伴侣、连理、秦晋、百年之好等。

我国古代，年少之时结为夫妻，称为结发。后因以“结发”为结婚，指原配夫妇。

“鸳鸯”原指兄弟，我国古代曾把鸳鸯比做兄弟。鸳鸯本为同命鸟，双栖双宿，所以古人用它来比喻兄弟和睦友好。后用鸳鸯来比夫妇，始于唐人卢照邻。

“丈夫”在古代并非指女子的配偶。古代男子20岁时，举行冠礼，称为丈夫，这是一种古时礼仪。另外，古代把身长八尺的魁梧男子称做丈夫。在春秋战国之交，“丈夫”的词义扩大了，不仅指成年的男子，而且还指男性的小孩，甚至男婴。

“娘子”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爱称。在元代以前，称妻子为“娘子”是不对的。宋代之前，“娘子”专指未婚的少女，意同今天的姑娘。到了元代，社会上已普遍称呼已婚妇女为“娘子”。到了明代，一般习惯称少妇为“娘子”，而且带有宠爱的味道。

1015.教师称谓

由于学校名称的繁杂，受教育的对象不同，在我国古代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教师的称谓不尽相同。

起先孔子的门徒尊称孔子为夫子，后来夫子成为对教师的尊称。“师”泛指老师、教师。“师傅”是老师的通称。“先生”也指老师。“宗师”是掌管宗室子弟训导的官员。明清两代生员和举子对主试的座主和学官称“老师”。明代选进士入翰林学习，称庶吉士，命学士一人任教，称为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也沿袭教习。从宋元到明清，各府（路）、州、县均设有各级教育官员，其中最高一级为教授，设于府（路），官为正七品。“助教”是国子监教师，西晋咸宁二年(276年)立国子学，始设助教，是国子监协佐博士理事的官员，负责教导学子的修身养性、崇志广业事宜。“学官”又称“教官”，指中国旧时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隋唐以后始称国子监的主管官为祭酒。

五、术数

1016.梅花易数

《梅花易数》相传为宋代易学家邵雍所著，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相传邵雍在观赏梅花时，偶然看见麻雀在梅枝上争吵，以易理推衍后，预言明日夜晚会有女子前来来摘折梅花，被园丁发觉而追逐，女子惊慌跌倒伤到膝盖。此预测现象据说在隔夜丝毫不差地得到验证，因此邵雍名闻于当时。大家将这种预测方法取名为“梅花易数”。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

“梅花易数”除爻辞解释外，还有吉凶趋势图。“梅花易数”可以产生声音、方位、时间、动静、地理、天时、人物、颜色、动植物等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感知的事物异相，作为预测其发展趋势的方法。

1017.四柱八字

年、月、日、时，统称为“四柱”。每柱两个字，上为天干，下为地支，正好八个字，所以称为“八字”。因其原理基于阴阳五行，所以和“紫薇斗数”等统称“五行术”。

古代用八字算命主要是在分析一个人的五行在命盘的平衡。古人认为，当五行不平衡时，五行之间的冲克力量较大，因而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作息，使一些不顺利之事发生。反之，五行较平衡时，诸事也会较顺利。

八字来源于《易经》，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的命运的自然运动规律的总结。八字算命术认为，人的命运是可知和可预测的，可以通过人的出生时间来预测人的一生之命运运动方向。

八字算命术又叫“子平术”。这是因为徐子平对前人的算命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写出了第一本八字的专著——《渊海子平》。

1018.测字术

测字,又称拆字、相字,是一种通过拆拼、移动汉字的偏旁部首或笔画等并以比附生发等手段解释其意义,猜度他人现实生活的有关情况或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一种迷信活动。由于测字对字的拆拼处理及其解释有着种种诡秘的方法技巧,所以一向被看做是一种“术”。

测字术所用方法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其基本步骤是两个,其一是对字进行拆拼等处理,其二是对此作出解释。这两个步骤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测字术还注意充分利用各种相关的因素,如书体写法、偏旁部首的位置以及在整个字中所占的比例、拆拼法本身等等,做到能用尽用。这样,测字术士在解释时可供选择、发挥的空间就相当大,甚至于可以“为所欲为”。

史料笔记中记述的测字术的“应验”,从根本上说不是所测文字含义的应验,而是测字术士解释的应验。而这种所谓的“应验”,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事先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信息,二是测字时通过当面交谈与察言观色获得了信息,三是一时的巧合即俗话所说的“蒙对了”。

1019.相术

相术是一种观测人的方法，及从人的外表特征，看出该人的性格、感情生活、家庭背景及预测命运等。观测方法包括外表观察、谈话和推测。

通常根据人的五官、气色、骨骼、指纹等推断其寿夭、荣枯、吉凶、祸福。因以面貌为主，所以又称相面。中国春秋时代已出现不完备的相书。汉代开始，相术成为一门有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学问，同时出现了一些相书和专门从事相术活动的相士，相术开始重视相骨。唐代时重要的相书是敦煌本《相书》。此书认为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相，其内容也从服务于少数人的求升官发财，发展到求子求女、求贤夫贤妻、求田地等，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宋代，相术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完整的相书《麻衣相法》，其主要内容是相五官，作者相传是麻衣道士。

1020.风水

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曾有一段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这里所指的风水应是风水的原意。

在日常生活中，风水一词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比较广义的意义，泛指附近的空间、山、水，树木等自然环境。比如说这里风水真好，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等。一种是比较狭义的意义，专指阴宅（祖坟）和阳宅（住房）。

风水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地为观察了解对象，以人为依归，以人为服务目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本主义学问。

1021.占星学

占星学是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的系统。它试图利用人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和天体的位置来解释人的性格和命运。世界上各种文化有非常不同的占星学体系和理论。占星术士之间对占星学的使用范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些占星术士认为占星学可以客观地预言将来可以被验证的事件。也有的占星术士认为占星学的解释只是趋向性的，并不能当做预言。

在占星学中，天文现象的任何特定影响只局限于地球上的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在其他地点和时间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地球上所有的人看到的天文现象基本上大致相同，因此占星学的客观性只是表面的。这也是自然科学对占星学最主要的批评。今天的占星学的预言一般都是象征性的，它们大都是无法用物理科学来验证的，因此今天的占星术士认为他们的学问是与物理自然科学无关的。

1022.大六壬

大六壬，或称六壬神课，简称六壬，是中国道门古老三大占卜术，与奇门遁甲、太乙神数并称三式。

大六壬盛行于汉朝、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人名士多以此为休闲，常以怀中藏物互相占卜猜测，名为“射覆”。据中国古代传说为黄帝时代九天玄女授予黄帝轩辕氏，而得以平定蚩尤。

唐宋以来，明清相继，相承至今。大六壬演式繁杂，主要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在民间渐被文王卦所代替。后来大六壬传至日本，在平安时代，由阴阳师安倍晴明发扬光大。为现代算命相术之一。

“六”为易经中阴数之极(参见河图)代表易经的坤卦，“壬”有“任”重道远之意。壬于天干中排序第九，九为易理中至阳之数，出自河图之哲学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习以九代表至极，因此代表帝王)。因为是至阳之数，是以代表易经的干卦，所以“大六壬”代表了“包罗乾坤万象”，即“万事万物皆可占卜”之意。

1023.奇门遁甲

“奇”就是乙、丙、丁三奇；“门”就是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遁”是隐藏的意思；“甲”指六甲，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遁甲”是在十干中最为尊贵，它藏而不现，隐遁于六仪之下；“六仪”就是戊、己、庚、辛、壬、癸。隐遁原则是甲子同六戊、甲戌同六己、甲申同六庚、甲午同六辛、甲辰同六壬、甲寅同六癸。另外还配合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九星。奇门遁甲的占测主要分为天、门、地三盘，象征三才。天盘的九宫有九星，中盘的八宫（中宫寄二宫）布八门，地盘的八宫代表八个方位，静止不动；同时在天盘地盘上，每宫都分配着特定的奇（乙、丙、丁）仪（戊、己、庚、辛、壬、癸六仪）。这样，根据具体时日，以六仪、三奇、八门，九星排局，以占测事物关系、性状、动向，选择吉时吉方，就构成了中国神秘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门类——奇门遁甲。

1024.太乙神数

太乙，又称太乙数。太乙是术数的一种，为三式之首（“三式”即我国古代术数中三大秘术太乙、奇门、六壬，同称“三式”），是古代高层次预测学。相传太乙式产生于黄帝战蚩尤时。《奇门五总龟》中记载，“昔黄帝命风后作太乙，雷公或九宫法，以灵龟洛书之数……”仿易理所作，属易经象数之学。其方法大扺同于《易纬·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采用五元六纪，360年为一大周期，72年为一小周期，太乙每宫居3年，不入中宫，24年转一周，72年游3期。

太乙以一为太极生二目（主、客目），二目生主客大小客与计神共八将（与易经太极分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仿）。以太乙八将所乘十六神之方位关系定出格局，可占内外祝福。又临四时之分野，可占水旱疾疫。再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可预测古今治乱。又可推出年卦、月卦等。

1025.紫微斗数

紫微斗数以星宿配合九宫的术数来算命，是一种星相术，也是中国传统相术中的一支，因其系统里以紫微星为诸星之首，故得名。此术认为人出生时的星相决定人的一生，即人的命运；认为各种按一定次序出现的星曜对相对应的人的命运具有特定的影响，因而分析人出生时的星相就可以判断人本身命运的好坏和时间顺序。

紫微斗数一般以学排盘为先，排盘顺序为安命身与十二宫、起寅首、定五行局、安北斗南斗等甲级主星，再安其余星曜，然后依宫位的三方四正与大运流年等来解读命盘。

紫微斗数在流传过程中渐渐被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三卷本《紫微斗数》后被道教典籍《续道藏》所收录；南派四卷本《紫微斗数》，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由江西吉水的地理学家罗洪先刊刻流传，即后来的《紫微斗数全集》和《紫微斗数全书》，现为研究紫微斗数的第一手资料，但都是清同治时期的刻版。

1026.扶乩

扶乩是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

扶乩起于中国古代，最早见于刘宋刘敬叔《异苑》。时人通常于正月十五日在厕所或猪栏边迎接紫姑神，凭偶像的跳动，卜未来蚕桑。

扶乩要准备带有细沙的木盘，没有细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笔插在一个筲箕上，有的地区是用一个竹圈或铁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笔。

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后，就成了有灵验的经文了。扶乩来源于古代占卜问神术。人们有了疑难，就通过龟卜、蓍筮向神祈祷，请求神灵指示，预测吉凶，再根据神的指示去办事。西汉以后，产生了大量的谶纬书，道教法师们承袭其技，扶乩降笔，依托神灵造作的道教经书，在魏晋时期开始大量涌现。宋、元、明、清，占卜扶乩之风愈盛。

六、吉祥图案

1027.四灵

四灵,也叫做四象、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吉祥物。

这四方之神常被运用于军容军列，成为行军打仗的保护神。《礼记·曲礼上》说：“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陈满注说：“行，军旅之出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又说：“旒（旗子上的飘带）数皆放之，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旒也。”即说其表现形式是将“四象”分别画在旌旗上，以此来表明前后左右之军阵，鼓舞士气，达到战无不胜的目的。

道教兴起后，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其神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后来，四象逐渐被人格化，并有了封号，青龙号为“孟章神君”，白虎号为“监兵神君”，朱雀号为“陵光神君”，玄武号为“执明神君”。

1028.岁寒三友

岁寒三友属于传统寓意图案，指松、竹、梅。松、竹经冬不凋，梅则迎寒开花，故称岁寒三友。宋林景熙《霁山集·五云梅舍记》中说：“即其居梁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孤本元明杂剧》中的《渔樵闲话》载：“那松柏翠竹，皆比岁寒君子，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这一图案花纹，明清以来的瓷器、衣料、家具、建筑等应用较多。

中国古代文人喜爱寄物抒情，借以自然物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品格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坚忍不拔的青松，挺拔多姿的翠竹，傲雪报春的冬梅，它们虽系不同属科，却都有不畏严霜的高洁风格，历来被中国古今文人们所敬慕，而誉为“岁寒三友”，以此比喻忠贞的友谊。

1029.连年有余

“连年有余”是古代吉祥图案，主要以鲢鱼做成装饰纹样，寓意“连（鲢、同音）年有余（鱼、余同音）”。在清代的各种装饰上常见应用。

该图案中一个大胖小子怀里头抱着一支盛开的莲花，骑在一条大鲤鱼的身上。民间的画家巧妙地用“莲”来谐音“连”字，用“鱼”来象征“余”字，勾勒出一幅好运不断、富贵常在的热闹场面来。

中华文明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延续性，这在民俗的发展和演变方面具有同样的一致性。“鲶（年）鲶（年）有鱼（余）”还只是谐音的艺术，而“莲（连）年有鱼（余）”则不但是谐音，而且把它们（莲花、鱼）和人结合在一起，在透出美和喜庆的意思之余，更显得人性化了。从二者的文化含量和寓意的精细程度来看，“连年有余”是“年年有余”的继承和发展。

1030.花开富贵

花开富贵是我国传统吉祥图案之一，代表了人们对美满幸福生活、富有和高贵的向往。花开富贵图里有时会看到蝙蝠，因为蝙蝠的“蝠”和“富”谐音。这里的花一般指牡丹。清代赵世学在《牡丹富贵说》中说：“牡丹有王者之号，冠万花之首，驰四海之名，终且以富贵称之。夫既称呼富贵，拟以清洁之莲，而未合也；律以隐逸之菊，而未宜也。甚矣，富贵之所以独牡丹也。”

1031.寿居耄耋

寿居耄耋是画面绘有寿石、菊花、蝴蝶和猫的纹图。

寿石象征长寿。“菊”与“居”谐音。菊花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它美丽多姿，盛开于百花凋零的晚秋季节，以素雅坚贞名冠群芳。历代诗人多赞其高洁的品格。自古以来就视菊花为吉祥、长寿的象征物。

“耄耋”表示高龄，语出《礼记》，称老人“七十日耄、八十日耋、百年日期颐”。“猫”与“耄”，“蝶”与“耋”都为谐音，借寓高龄长寿，永享天年之意。“寿居耄耋”用于寿礼、建筑彩画、刺绣、剪纸等处甚多。

1032.瓜瓞绵绵

瓜瓞绵绵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诗·大雅·绵》记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瓞，小瓜，又称沮、漆，水名。说明周的祖先，像瓜瓞的岁岁相继一样，历传到太王才奠定了王业的基础，后用为祝颂子孙昌盛之辞。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中说：“画野离疆，爰封众子。夏殷即袭，宗周祭祀，绵绵瓜瓞，六国互峙。”瓞与蝶同音；瓜多籽，民间常以蝴蝶和瓜，配以花卉，组成“瓜瓞绵绵”纹样，寓意子孙昌盛，事业兴旺。

瓜瓞绵绵的涵义为瓜始生时常小，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传统的《绵绵瓜瓞》图式有两类，一类是瓜连藤蔓枝叶，另一类还加上蝴蝶图案，取蝶与瓞同音。此图清代较多出现。

1033.五福捧寿

五福捧寿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图案上以寿字（或桃的图形）为中心，周围有五只蝙蝠环绕。

五只蝙蝠象征“五福”。《书径·洪范》称：“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其寓意一是长命，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四是乐善好德，五是平和善终。俗称“五福”即指此意。图中五只蝙蝠一致面向中心的寿字，是祝福长寿之意，故称为“五福捧寿”，也有福运拱寿、吉祥祝福之意。

也有不画寿字只绘蝙蝠的图样，但仍绘五只，也是五福的寓意。各蝙蝠之意夹绘字，兼有“福寿万代”之意。还有用寿星老或寿桃来表达寿字意思的。

五福捧寿一般应用在建筑彩画、衣料、家具、雕刻、实用品等装饰上。

1034.金玉满堂

鱼作为吉祥物，除指一般意义的鱼外，又常特指金鱼和鲤鱼。“金玉满堂”即绘数尾金鱼嬉戏图像。金鱼是中国人繁育的特有观赏鱼，而鲤鱼则可能是中国内河中体形较大的鱼类，所以被古人附会了不少神秘色彩。《太平广记》记载：“龙门山……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渚川，争来赴之。一岁中，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因此“鱼跃龙门”为仕途得意、飞黄腾达的祝福语。现今，民间更注重谐音达意的“鱼”、“余”谐音。“宝贵有余”、“连年有余”、“吉庆有余”等等，都是这种平凡、祥和、美满追求的体现。

因为“金鱼”与“金玉”谐音，所以画着数尾金鱼在缸中游动的图案叫“金玉满堂”。另一种版本是水塘中有一群金鱼，塘边站着一个贵妇与两个孩子以及她的丫环，谐的是“金鱼满塘”。

1035.松鹤延年

“松鹤长春图”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之一。

松树是多年生常绿乔木，耐严寒，不凋零。民间把松树作为经得起风寒磨难和长寿的象征。

鹤(丹顶鹤)，是中国珍稀禽类，其鸣声高亢响亮。《诗经》中说：“鹤鸣于九霄，声闻于天。”意思是说它能飞得很高，在天上鸣叫。鹤被道家看成神鸟，在鹤前加仙，又称仙鹤。

松是百木之长，长青不朽，千年古松之脂能变茯苓，服食者可长生，所以学道者爱在古松之下修行。《神境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古时，荥阳郡南郭山中有一石室，室后有一高千丈、荫覆半里的古松，上面常有双鹤飞栖、朝夕不离。相传汉时，曾有一对慕道夫妇，在此石室中修道隐居，后化白鹤仙去，这对松枝上的白鹤则是他们所化。这样，“松龄鹤寿”和“松鹤长春”的吉祥寓意，就衍生出许多吉祥祝寿的图画来，成为从古至今民间美术作品中常见的题材。

1036.龙凤呈祥

”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画面上，龙、凤各居一半。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凤；凤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

作为源远流长、蕴涵丰富的文化现象，龙和凤都是中华民族的图章、徽记、标志和象征。龙是古人将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是龙的主要集合对象，因此，龙常常被称为“鳞族之长”、“众兽之君”。凤是古人对多种鸟禽和某些游走动物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长翅膀的鸟禽是凤的主要集合对象，因此，凤便登上了“羽族之长”的宝座，有“百鸟之王”之称。

龙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等神性。凤有喜火、向阳、秉德、兆瑞、崇高、尚洁、示美、喻情等神性。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

七、饮食与服饰

1037.伊尹

伊尹是商初重臣之一，原名伊挚。伊尹自小寄养于庖人之家，从小学习烹饪技术，精通五味调和的道理。一次，他用一只天鹅精心制作了一道美味的“鹄羹”献给商汤。商汤品尝后非常高兴，便询问伊尹。伊尹说，做菜时要注意咸淡；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讲究选料和火候，只有调味得当，火候恰到好处，菜肴的滋味才佳。同时，他又用做菜的道理，来比喻治国之道。他说，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样，既不能太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时，才能把事情做好。商汤大喜。他发现伊尹不仅是一位烹饪高手，而且还具有治国安邦之才，于是便委任伊尹宰相之职。后来，伊尹还根据《神农本草》阐述的植物药理和五味对人体利弊之理编写了《汤液经法》数十卷，从原料选择到五味的调和以及食品营养与医药保健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

1038.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厌指满足，脍指细切的肉。粮食舂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形容食物要精制细做。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出自《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殪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就是说，饭不因为精致而饱食，肉类菜肴不因为烹调的细致味美就吃得很多。凡是饭因久放而味道变了，鱼烂了，肉腐败了，都不要吃。颜色变坏了不吃，味道变臭了不吃。煮的不熟太生或过熟太烂了，都不要吃。不是吃饭的正餐时间不吃。不照正规方法割肉不吃。放的调味品不适合不吃。肉不要吃太多，不要比吃青菜米饭还要多。只有饮酒没有限制，以不喝醉、不捣乱、不闹事为原则。

1039.《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所著。袁枚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烹饪学家。他所著的《随园食单》是我国清代一部系统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

《随园食单》全书分为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和菜酒单14个方面。在须知单中提出了既全且严的20个操作要求，在戒单中提出了14个注意事项。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记述了我国从14世纪至18世纪中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饭点，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到品尝都有所叙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菜肴几百年来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袁枚推崇的美食，如今仍然广受追捧，非常实用。

《随园食单》是提高烹饪技术、研究传统菜点以及烹制方法的指导性史籍。自问世以来，这部书长期被公认为厨者的经典，英、法、日等大语种均有译本。

1040.盐梅

盐梅是重庆合川著名土特产。

据王爵英著《合州·钓鱼城》记载，合川盐梅始产于清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当时，一个名叫艾绍清的合川东渡人，从其祖籍江西引进了盐梅生产技术。具体的做法是：每年5月，在合川本地和綦江、江津、南川等地大量收购新鲜梅子，新鲜梅子先用石灰水浸泡2到3天，制成半成品盐梅胚子；盐梅胚子滤干后，随即放进甘草液中浸泡半个月；待盐梅胚子变成棕色时，再捞出晾干，洒上食盐，并用日光晾晒，最终制成成品盐梅。

另据有关史料记载，由于艾绍清是东渡人，合川盐梅数东渡盐梅最佳。艾绍清靠生产盐梅发家，不仅使东渡盐梅闻名遐迩，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合川人参与和发展盐梅产业。民国初年，合川人易正茂运用艾绍清的生产技术，在合川城内生产销售。为扩大生产规模，易正茂的后人易炳轩对盐梅生产进行了技术改进，盐梅口味更是脍炙人口。

1041.八珍

八珍是我国传统菜肴中八种珍贵食品。起源于周代。《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据汉代郑玄考证，周代“八珍”为淳熬、淳母、炮豚、炮、捣珍、渍、熬、肝。到了元代，又出现了蒙古族的“迤北八珍”。元代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所谓八珍，则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脬麋、天鹅炙、紫玉浆、玄玉浆也。”清代又有了“禽八珍”“海八珍”“山八珍”“草八珍”等，现在又有了“上八珍”“中八珍”“小八珍”的称呼。“八珍”已泛指珍贵的菜肴或原料了。

1042.豆腐

刘安雅好道学，欲求长生不老之术，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其中较为出名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波、伍波、晋昌、毛被、左昊八人，号称“八公”。刘安由八公相伴，登北山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他们取山中“珍珠”“大泉”“马跑”三泉清冽之水磨制豆汁，又以豆汁培育丹苗，不料炼丹不成，豆汁与盐卤化合成一片芳香诱人、白白嫩嫩的东西。当地胆大的农夫取而食之，竟然美味可口，于是取名“豆腐”。北山从此更名“八公山”，刘安也于无意中成为豆腐的老祖宗。

随着豆腐文化的传播，各地人民依照自己的口味，不断发展和丰富着豆腐菜的制作方法。流传至今的有四川东部的“口袋豆腐”，以汤汁乳白、状若橄榄、质地柔嫩、味道鲜美为特色；成都一带享誉海内外的“麻婆豆腐”，独具麻、辣、鲜、嫩、烫五大特点。其他的有湖北名食“荷包豆腐”，杭州名菜“煨冻豆腐”，无锡“镜豆腐”，扬州“鸡汁煮干丝”，屯溪“霉豆腐”，以及以豆腐衣为原料的“腐乳糟大肠”等等。

1043.八大菜系

八大菜系，指鲁菜、川菜、粤菜、闽菜、淮扬菜、浙菜、湘菜、徽菜。

我国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菜肴在烹饪中有许多流派。清代的时候，中国饮食分为京式、苏式和广式。民国开始，中国各地的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民国时分为华北、江浙、华南和西南四种流派。后来华北流派分出鲁菜，成为八大菜系之首；江浙菜系分为苏菜、浙菜和徽菜；华南流派分为粤菜、闽菜；西南流派分为川菜和湘菜。鲁、川、苏、粤四大菜系形成历史较早，后来，浙、闽、湘、徽等地方菜也逐渐出名，于是就形成了我国的“八大菜系”。经过竞争，排次发生变化，首先川菜上升到第二，苏菜退居第三。后来形成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也为社会所公认的有：鲁、川、苏、粤、闽、浙、湘、徽等菜系，即被人们常说的中国“八大菜系”。

1044.清酒浊酒

酒有三酒五齐之分，原料为稻、黍之类。三酒为事酒、昔酒、清酒。事酒为因事之酿，时间很短；昔酒是可以短时储藏之酒，稍醇厚一些；清酒则冬酿夏熟，为当时酒中之冠。五齐是五种不同成色的酒，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泛齐为酒糟浮在酒中，醴齐是滓、液混合，盎齐是白色之酒，缇齐是丹黄色之酒，沉齐是酒的糟、渣下沉。此五种酒是相对于清酒而言的浊酒。

古人的酿酒技术差，酒里有酒糟，故浑浊。古时在浊酒中加入石炭，使其沉淀，取其清澈的酒液饮用，于是便有了“清酒”之名。浊酒是与清酒相对的。经压滤后所得的新酒，静止一周后，抽出上清部分，其留下的白浊部分即为浊酒。

浊酒的特点之一是有生酵母存在，会连续发酵产生二氧化碳，因此应用特殊瓶塞和耐压瓶子包装；装瓶后加热到65℃灭菌或低温贮存，并尽快饮用。此种酒被认为外观珍奇，口味独特。

1045.雄黄酒

雄黄酒是用研磨成粉末的雄黄泡制的白酒或黄酒，一般在端午节饮用。

作为一种中药药材，雄黄可以用做解毒剂、杀虫药。于是古代人就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等百虫，“善能杀百毒、辟百邪、制蛊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中国神话传说中常出现用雄黄来克制修炼成精的动物的情节，所以古人不但把雄黄粉末撒在蚊虫孳生的地方，还饮用雄黄酒来祈望能够避邪，让自己不生病。

“雄黄”又名雄精、石黄、薰黄、黄金石。雄黄性温、微辛、有毒，既可以外搽又可以内服，主要用做解毒、杀虫。外用治疗恶疮、蛇虫咬伤等，效果较好。雄黄酒少量饮用，可治惊痫、疮毒，但由于雄黄有腐蚀之力，所以一定要经医生指示，并喝遵古法泡制的雄黄酒。

1046.元宵

元宵是用糯米粉等原料做成的圆形食品，正月十五北方吃元宵，南方吃汤圆。“元宵”作为食品，在中国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

元宵的制作方法很多，南北方有很大的差异。南方人做元宵时，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捏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北方人做元宵，先把馅捏成均匀的小球状，放在铺有干糯米粉的箩筐里不断摇晃，不时加入清水使馅粘上越来越多的糯米粉，直至大小适中。元宵的大小不一，大者如核桃，小者若黄豆。煮元宵也有技巧：轻轻捏。下锅前，用手轻捏元宵，使其略有裂痕，这样煮出来的元宵，里外易熟，软滑可口。

1047.月饼

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沿传下来，便形成了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月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江浙一带就有一种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的“太师饼”，此乃我国月饼的“始祖”。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名“胡饼”。

唐代，民间已有从事生产的饼师，京城长安也开始出现糕饼铺。据说，有一年中秋之夜，唐玄宗和杨贵妃赏月吃胡饼时，唐玄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心潮澎湃，随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

北宋皇家中秋节喜欢吃一种“宫饼”，民间俗称为“小饼”、“月团”。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到了明代，中秋吃月饼才在民间逐渐流传。

1048.粽子

粽子是端午节的节日食品，古称“角黍”，传说是为祭投江的屈原而开始流行的。粽子还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到了唐代，粽子的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

1049.黄酒

黄酒是我国的民族特产，属于酿造酒，在世界三大酿造酒（黄酒、葡萄酒和啤酒）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黄酒的酿酒技术独树一帜，成为东方酿造界的典型代表和楷模。这其中，以浙江绍兴黄酒为代表的麦曲稻米酒是黄酒历史最悠久、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约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黄酒产地较广，品种很多，著名的有浙江加饭酒（花雕酒、女儿红等）、绍兴状元红、上海老酒、福建老酒、江西九江封缸酒、江苏丹阳封缸酒、无锡惠泉酒、广东珍珠红酒、山东即墨老酒等。但是被中国酿酒界公认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首推绍兴酒。

黄酒以大米、黍米为原料，一般酒精含量为14%～20%，属于低度酿造酒。黄酒含有丰富的营养，含有21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特中未知氨基酸，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必须依靠食物摄取8种的必需氨基酸黄酒都具备，故被誉为“液体蛋糕”。

1050.茶

茶属于山茶科，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植株高达1～6米。茶树喜欢湿润的气候，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有广泛栽培。茶树叶子制成茶叶，泡水后使用，有强心、利尿的功效。茶树种植3年就可以采叶子。一般清明前后采摘长出4～5个叶的嫩芽，用这种嫩芽制作的茶叶质量非常好，属于茶中的珍品。

茶起源于中国，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纪录，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炎帝神农氏。根据找到的大量实物证据和文史资料显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饮茶的习惯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中国茶叶历史悠久，各种各样的茶类品种，竞相争艳。中国名茶有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安溪铁观音、岳阳君山银针、云南普洱茶、庐山云雾、信阳毛尖、安徽祁门祁红、六安瓜片等。中国名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051.左衽

左右衽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不同之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

汉服，是以汉民族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黄帝制衣，交领右衽。中国汉族的汉服领子都是右衽的，左边那片包住右边那片。

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称为左衽。

孔子曾赞扬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就被异族统治，像他们一样披散着头发，穿大襟开在左边的衣服了。他还有一句名言：“吾不左衽。”就是说，我不穿左边开襟的衣服。当时只有少数民族，比如胡人之类，才穿左开襟的服装。所以，孔子认为，左开襟是异族的服装，不屑着身！

1052.深衣

深衣是古代上衣、下裳相连缀的一种服装，为古代诸侯、大夫、士家居常穿的衣服，也是庶人的常礼服。

深衣流行于先秦。当时的深衣，以白色麻布为之，用途极广，是朝祭之外的士吉服，庶人的唯一的吉服。其特点为上衣和下裳相连，衣襟右掩，下摆不开衩，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垂及踝部。因其前后深长，故称为深衣。深衣边缘通常镶以彩帛，其形制、规格皆有严格规定，历代解释者甚多，说法有不一致处。

现在的连衣裙，也是古代深衣制的发展。深衣不同于过去不相连属的上衣下裳，而是上下连在一起的服装。它的另一特点是“续袵钩边”。“袵”就是衣襟；“续袵”，是将衣襟接长；“钩边”，是形容衣襟的样式。深衣改变了过去服装的裁制方法，不在下摆开衩，而将左面衣襟前后片缝合，后面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1053.衣裳

古时上为衣，下为裳（古代指裙子）。《诗经·邶风·绿衣》中载：“绿衣黄裳。”《毛传》中载：“上曰衣，下曰裳。”古人最早下身穿的是一种类似裙子一样的“裳”。“裳”字也写作“常”。《说文》中记载：“常，下帬也。”“帬”是裙的古体字。《释名》中记载：“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障”是保护的意思，“蔽”有遮羞的意思。由于古代纺织工具简陋，布的幅面很狭，所以一件下裳就得用几块狭幅布横拼起来，样子像一幅腰围。这种古老的服制，直到周代还作为礼服的一部分保留着，在祭祀和朝会时穿着。后来，衣裳泛指衣服。

《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后来用衣裳借指圣贤的君主，也代称达官贵人或儒雅之士。

1054.衮冕

衮衣和冕，是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仪礼·觐礼》记载：“天子衮冕，负斧依。”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始定衮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永乐三年（1405年）时又分别做过补充修改。

衮冕的形制基本承袭古制，在圆柱形帽卷上端覆盖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用桐板做成的綖，綖板前圆后方，用皂纱裱裹。綖板前后各有12旒。旒就是用五彩的缫（丝绳）12根，每根穿五彩玉珠12颗，每颗间距一寸。帽卷夏用玉草、冬用皮革做骨架，表裱玄色纱，里裱朱色纱做成。帽卷两侧有纽孔（戴时用玉簪穿过纽孔把冕固定在头顶的发髻上），下端有武（即帽圈），纽孔和武都用金片镶成。綖板左右悬红丝绳为缨，缨上挂黄玉，垂于两耳之旁。

与此配套的衮服，据《明史·舆服志》记载，由玄衣、黄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配成。据永乐三年的定制，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领、褾、襈、裾都是本色。

1055.襦

襦是古代称齐腰的短上衣为“襦”。《说文解字》说：“襦，短衣也。”颜师古注《急就篇》：“短而施要(同腰)曰襦。”古辞《陌上桑》有“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之句，盖汉代裙襦的装束已普遍流行。

襦又有单襦、袄襦之分。《释名》记载：“襦暖也，言温暖。”是以襦为冬衣。单襦的花式、色彩极其丰富，唐代诗词每有描绘。白居易的《秦中吟》中“红楼富家女，金镂刺罗襦”，温庭筠的《菩萨蛮》词的“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均指襦衫。

唐时规定，“白练裙襦”为公服之一(《唐书·车服志》)。明清时，襦衣虽未定为官服，但民间和官吏便服也盛行穿襦衣。

另外，小儿的涎衣，也叫襦。《方言》记载：“裺谓之襦。”清人戴震疏证：“盖以裺为小儿涎衣，掩颈下者，襦有曲领之名。故裺亦名襦。”白居易《阿崔》诗有“腻剃新胎发，香繃小绣襦”之句。

1056.帻

帻是古代男子首服。原为束裹鬓发或覆盖发髻之巾帕，用于不需着冠的庶人阶层。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据《续汉书·舆服志》称，帻起于秦代武将的绛柏，汉代已广为流行，有绿帻、赤帻、平介帻、介帻等名目。汉人好服帻，蔡邕以为与汉元帝、王莽有关。《独断》又说：“元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群臣皆随焉。然尚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乃施中，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冠进贤者宜长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随所宜。”六朝人服帻，也有定制。《晋书·舆服志》说，天子未成年时，用空顶(无屋)帻。天子祭祀用介帻。

唐宋以后，帻逐渐被幞头、乌纱帽所代替，服者渐少，所谓的介帻、平上帻演化成“进贤冠”、“惠文冠”。元以后则更少见，只在小说里时而提到。《水浒》二十八回说，武松篦了头，“绾个髻，裹了巾帻”。

1057.霞帔

霞帔是中国古代妇女礼服的一部分,类似披肩。

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时发展成了霞帔———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明代服装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穿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

霞帔是宫廷命妇的着装，平民女子只有出嫁时才可以穿——按照华夏礼义，大礼可摄胜，就是祭礼、婚礼等场合可向上越级，不算僭越。命妇的霞帔在用色和图案纹饰上都有规定。品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纹饰上。一品、二品命妇霞帔为蹙金绣云霞翟纹(翟：即长尾山雉)，三品、四品为金绣云霞孔雀纹，五品绣云霞鸳鸯纹，六品、七品绣云霞练鹊纹，八品、九品绣缠校花纹。

因为霞帔是贵妇常礼服的一部分，并非人人可佩，所以，在宋代宫廷中衍生出了“红霞帔”、“紫霞帔”这样的后妃名号。

1058.幞头

幞头是头巾的一种，折上巾。

一般认为幞头巾子起源于北周。沈从文先生根据出土文物（如墓俑等）及传世壁画考证认为：“若指广义‘包头巾子’，或‘平顶帽’而言，商代早已使用。如狭义限于‘唐式幞头’或‘四带巾’几个特点而言，即材料用黑色纱罗，上部作小小突起，微向前倾，用二带结住，后垂或长或短两带。这种式样实出于北齐到隋代，但到唐初才定型。元明人说‘唐巾’，也指的是这一式而言。至元代，主要不同处，是后垂两脚如匙头，向左右略分开。”幞头为贵贱通用，宫中女官及女乐亦用之，一般都是用黑纱罗制成，早期以软胎、微向前倾为常见。有的用桐木做骨子，使高起，名“军容头”；有的后垂巾角是软的，叫做“软脚幞头”；继而又改变硬角的不同形状与角度，于是有了“弓角幞头”、“卷脚幞头”。

八、体育娱乐

1059.社火

“社火”亦称“射虎”，是我国西北地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是指在祭祀或节日里迎神赛会上的各种杂戏、杂耍的表演。火具有红火、热闹之意。

每当严冬已尽、冰雪初融、春暖花开、大地复苏之时，先民们就杀猪宰羊，用自己获得的劳动果实，祭祀“神灵”，祭祀祖先。此时，终年劳累的原始先民有了歇息的机会，他们欣喜若狂，就把自己“打扮”一下，在脸上涂上朱砂，把鸟羽扎缚在头上，大喊大叫，狂蹦乱跳。这便是人类最早的社火。随着人类的进步，时代的演变，社火形式、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时代赋予社火以新的内容。现在，社火从根本上摒弃了对“神”的崇拜和对祖先的祭祀，纯粹演变成了一种内容健康、形式活泼、名目繁多、生动有趣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也成为一种新的民俗。

社火的种类包括地社火、背社火、抬社火、狮子舞、唱社火、丑社火等等。

1060.跑竹马

竹马民间也叫“跑马灯”、“活马”或“竹马灯”。竹马用竹篾扎成，外糊数层厚纸，彩绘后上涂桐油，马脖系铃铛，下用白布围裙，画上奔驰状的马腿。“马”腹两侧画有骑马状的假腿、假脚。

竹马的表演，像戏曲一样有固定的程式，首先是“叫马”敲起激越的“叫马鼓”，八匹骏马集合整队；然后是“领马”敲起“领马鼓”，通过长街把马队带到表演场地。竹马表演的步法奇特，都是“罗圈腿”，脚后跟先着地，快慢按角色不同而不同。

在激越的鼓声、唢呐声中，八匹骏马和一头怪骡子驰骋于圆场内，好像把人们带进了古战场。在跑阵子花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怪骡子”。他属于丑角，黑脸白鼻，卡“八”字胡儿，戴辣椒帽儿，穿“黑夸衣”，肩上斜挎一串铜铃，用脚尖走路，有节奏地抖动着膀子，使那串铜铃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跟骏马奔驰的铃声一样。一场竹马表演，有没有一个好的“怪骡子”往往决定着观众对这场表演的褒与贬。

1061.秋千

秋千的起源，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上古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为了谋生，不得不上树采摘野果或猎取野兽。在攀缘和奔跑中，他们往往抓住粗壮的蔓生植物，依靠藤条的摇荡摆动，上树或跨越沟涧，这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下拴踏板的秋千，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有了。《艺文类聚》中就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的记载。

宋代出现了“水秋千”。据《梦粱录》等书的记载，表演之前，先在水中置两艘雕画精美的大船，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表演时，船上鼓声大作，船尾上杂耍艺人先耍练上竿，然后表演者按次序登上秋千，奋力悠来荡去。当秋千悠到和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他们双手脱绳，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在空中翻个跟斗，然后投身入水。“水秋千”类似现代跳水运动，在中国杂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62.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探春、寻春，于花草返青的春季，结伴到郊外原野远足踏青，并进行各种游戏以及蹴鞠、荡秋千、放风筝等活动。

中国的踏青习俗由来已久，传说远在先秦时已形成，也有说始于魏晋。据《晋书》记载：每年春天，人们都要结伴到郊外游春赏景，至唐宋尤盛。

据《旧唐书》记载：“大历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踏青。”可见，踏青春游的习俗早已流行。到了宋代，踏青之风盛行。

宋代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出以汴京外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在这一画卷，画面人物就达550多人，牲畜50余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

清明踏青之盛况，可见一斑。唐代诗人杜甫就曾记载皇家游春踏青的盛景，“三月三日天地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千百年来，踏青渐成了一种仪式，“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白居易的《春游》诗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1063.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我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娱形式，是从古代就开始流传的元宵节特色活动。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各家各户都要挂起彩灯，燃放焰火，后来有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的人众多，后来猜谜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

在古代，每逢元宵节，人们总要分曹射覆，引为笑乐。灯谜的由来，源远流长，据专家考证，至今最少已超逾1500年。

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戒、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谜语悬在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

猜灯谜是我国传统的娱乐形式。它运用艺术的手法和汉字的规律，着眼于字义词义变化，常用一个词句、一首诗来制成谜语，既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又即使人增长知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1064.角抵

角抵是古代一种较力游戏，类似今天的摔跤。它主要是通过力量型的较量，用非常简单的人体相搏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角抵的起源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据《述异记》记载，上古时的蚩尤民族头上长着角，耳鬓旁长着剑戟。他们在与黄帝打仗时，就以头上之角抵人，敌方对此很难防御。这种所谓的“以角抵人”，其实便是一种类似现在摔跤、拳斗一类的角力活动。

到了秦汉时期，角抵活动非常盛行，但是当时的角抵已经不再是一种争斗相搏的手段，而是变成为一种带有一定表演成分的游戏活动。到了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尤其是在冀州一带的民间，经常有这种游戏活动。到了唐宋时期，角抵游戏更是盛及朝野，其游戏色彩也更浓，当时它经常是作为一种百戏的形式出现在皇廷、官府、军队和民间集会等场合中。如《续文献通考·百戏散乐》记载：“角力戏，壮力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

1065.投壶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

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当时的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秦汉以后，投壶游戏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断续地在士大夫中进行。

1066.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我国南方十分流行。它最早是古越族人祭水神或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有可能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赛龙舟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已流传2000多年，多是在喜庆节日举行，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史书记载，赛龙舟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兴起的。由此可见，赛龙舟不仅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更体现出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龙舟船的大小因地而异。比赛是在规定距离内，同时起航，以到达终点先后决定名次。我国各族的龙舟赛略有不同。汉族多在每年“端午节”举行，船长一般为20～30米，每艘船上约30名水手。

划龙舟也先后传入日本、越南以及英国。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龙舟赛在我国南方地区开展得比较普遍，已形成一年一度的“龙舟节”。

1067.博戏

博戏是古代的一种赌输赢、角胜负的游戏。博戏是人类游戏活动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游戏形式，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通过游戏来满足娱乐的需求，而且游戏的结果要以钱财来兑现。因此这种游戏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具有赌博色彩的游戏。

骰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博戏形式，但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它在世界各地很早就开始流行，因此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赌博工具。骰子最早产生时形状各异，后来统一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上面刻有数字。由于骰子的点数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而掷骰子时人们又无法预测点数，因此骰子也被称为博戏之祖。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许多游戏都和它有关。

麻将是不少喜欢的一种游戏项目，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许多人认为，麻将大概形成于清代中叶，是由骰子、马吊牌和骨牌等古代博戏融合后的新的游戏形式。

1068.象棋

现今通行的象棋，相传为唐代牛僧孺所制。刻圆木或牙、骨为棋子32枚，红黑各半。两人对弈，一方以帅统仕、相及车、马、炮各二，兵五；一方以将统士、象及车、马、炮各二，卒五。弈时双方轮流行棋，以将一方之将帅围死为胜。

现代的象棋，到宋代方才制定。宋代的理学家程颢有一首咏象棋的诗说：“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戏法，偏神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愁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他的诗中还没提到炮。炮这一兵种，当然是要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器之后，才反映在象棋上。

南宋时期，象棋“家喻户晓”，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元明清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梦入神机》《金鹏十八变》《桔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

1069.围棋

围棋是一种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围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智慧的追求。古人常以“琴棋书画”论及一个人的才华和修养，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

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是我国古人所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记载，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也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较早的起源。

1070.蹴鞠

“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

蹴鞠流传了2300多年，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与“中庸”，多数情况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是重“文治”而轻“武功”。人们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

1071.斗草

斗草是古代民间游戏，流行于中原和江南地区。起源无从考虑，普遍认为与中医药学的产生有关。远古先民艰苦求存，生活单调，暇余以斗虫、斗草、斗兽等为戏自娱；及至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中医药学后，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衍成定俗。收获之余，先民往往举行比赛，用草做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如用“狗耳草”对“鸡冠花”，或斗草的品种多寡，多则胜，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儿童则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白居易的《观儿戏》诗中说道：“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

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物原》称“始于汉武”。据梁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年华记丽》记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缠五丝。”

斗草在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历代文人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

1072.斗鸡

斗鸡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游戏。

斗鸡时，将把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在一起，它们就会激烈地互相啄咬起来，还会用距劈击对手。如果两鸡相斗了很久，都有疲惫之态，还要用水将它们喷醒，使之振奋，重新投入战斗，直到有一只公鸡败下阵来。斗鸡的场面是相当激烈的，两只鸡斗得难分难解，势不两立。斗完后鸡冠流血，啼叫无力。

斗鸡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就是说季平子将芥末撒在它的鸡翅膀上，郈昭伯在他的鸡距扎上金属刀子。

唐代的文学家韩愈曾用诗描写斗鸡的场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孟郊也写过有关斗鸡的诗：“事爪深难解，嗔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乃。”《陶庵梦忆》称“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酉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1073.舞剑

舞剑即执剑而舞，由剑术演变而来，有时用于佐酒助兴。最早大概只是军中之乐。《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鸿门宴上，范增让项庄以舞剑助兴为名，乘机杀掉刘邦。

剑舞在唐代称为“剑器”，当时发展成为一种乐舞，属于健舞类型。唐代在宴会等场合表演的舞蹈主要分健舞、软舞两种。健舞如《剑器》《胡旋》；软舞如《绿腰》《乌夜啼》之类(参见段安节《乐府杂录》)。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即描绘了开元年间著名的舞蹈家公孙氏剑舞的壮美场面：“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剑舞形式多样，有单人、双人，也有多人同舞。

1074.射覆

射覆是古时《易经》占卜学习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占筮技能而玩的一种高超而又有趣的游戏，“射”是猜度之意，“覆”是覆盖之意。覆者用瓯盂、盒子等器覆盖某一物件，射者通过占筮等途径，猜测里面是什么东西。《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于覆器之下置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射覆所藏之物大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笔墨、盒罐等等。

射覆是古代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高超而有趣的玩乐方式。纵观史料，射覆游戏历史悠久，早在汉代时期已经流行于皇宫中。游戏类似于猜谜游戏，只是谜面为各自所得的卦象，根据易经八卦的象、数、理从无限种可能的事物中推断出某种具体事物来。射覆可以无心“玩占”，也可以考验易者的功力，成为古今易占家的一种高难度游戏。

1075.射箭

借助弓的弹力将箭射出，在一定的距离内比赛准确性的运动项目，为射箭运动。远在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人类就发明了弓箭来狩猎捕鱼；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弓箭又是用于战争的武器之一；现弓箭已作为人们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存在下来。

射箭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它在距今2.8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它又比弓先进了一步，一个是比弓射得远，二是命中率比弓高。到了汉代，随着铁制器械的发展，青铜箭镞逐渐地向铁箭镞发展。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唐代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9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5项是射箭，包括长跺、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等等。从唐代到宋代，整个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清朝时期，由于满族人入主中原，把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也带入中原，射箭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

第十二篇：艺术卷

艺术是什么？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只能摘录一个，表一家之言。在1999年的《辞海》里是这样解释艺术的：人类以感情和想象作为特性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互相对象化。具体说，它们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映，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主要是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从而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根据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表演艺术（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语言艺术（文学），综合艺术（戏剧、影视）；根据表演的时空性质，又可分为时间艺术（音乐），空间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时空并列艺术（文学、影视）。结合这个定义和我国古代特定生活条件和民族习俗，我们大致可以将古代艺术分为以下几种：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和其他人工制品。

关于艺术的功能，我们可以作以下简单划分。首先是认知功能。德国文豪歌德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尽管艺术中允许虚构存在，但一个艺术品的制作总会在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得带上那个时代的印记。通过欣赏艺术作品，人们可以认识作品创作的年代的一些社会风貌。然后是教育功能。勃朗宁这样说：“艺术应当担负起哺育思想的责任。”通过对古代艺术家成功经历的了解，对古代高超艺术品的欣赏，我们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最后一个也是艺术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即审美功能。塞万提斯说：“艺术并不超越大自然，不过会使大自然更美化。”可以说，这是每件艺术品都可以做到的。宏伟的建筑、美妙的音乐、曼妙的舞蹈、精美的绘画、出色的书法，无论什么，只要你懂得欣赏，你总会让心灵得到陶冶。

一、书法字体

1076.大篆

大篆也称籀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与以往的字体相比，它具有两个明显的新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我国现存最早的大篆真迹载于一个石墩子上，它于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鸣）南之畴原出土，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上面刻下的是秦献公十一年作的10首四言诗。

1077.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秦朝李斯受命统一文字，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出小篆。小篆通行于秦代，今存《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

《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他们的字迹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庄；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

小篆在西汉末年后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难以模仿，因而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也大都采用篆书。

1078.隶书

隶书在秦朝也已出现，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转向笔画，更便于书写。隶书在秦朝还很不流行，这从它的名字上即可看出，“隶”是“附着”的意思，所以隶书是小篆的一种辅助字体，作用是“助篆所不逮”。西汉中期以来，隶书脱去篆体的痕迹而具有了独立的形式。西汉末期至魏晋年间，隶书成为主流书法。

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被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1079.楷书

楷书，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楷书始于东汉末，盛行于六朝，至唐代出现了繁荣局面，至今长盛不衰。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赵盂附等。

楷书的基本特点有：一是笔画平正，结体整齐，工妙于点画，神韵于结体，平正而不呆，齐整而不拘。二是笔画有规律的发展，形成了“永字八法”。三是起止三折笔，运笔在中锋，是楷书的典型笔法。

楷书创立之后，就代了隶书的正统地位。经过长期的试用，人们证明了它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一种书体。千年来一直是官方所采用的正式字体，也深为大众喜爱。

1080.魏碑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因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故称魏碑。

魏碑是楷书的一种，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甚多，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3000余件，而最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

清朝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1081.草书

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其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因而笔画省变尚有章法可循，代表作如三国吴皇象的《急就章》。今草是草书的主体。它不拘章法，笔势流畅，代表作如晋代王羲之的《初月》《得示》等帖。在唐代，草书又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张旭的《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的《自叙帖》等等，都是草书的珍品。

1082.行书

据唐朝张怀的《书断》记载：“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偏于楷书者，称为“行楷”；偏于草书者，称为“行草”。与楷书相比，行书写得快捷，书写效率高；与草书相比，行书容易辨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因而无论从实用还是艺术的角度，行书都是极有适应性和魅力的。行书的用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点画以露锋入纸的写法居多；二是以欤侧代替平整；三是以简省的笔画代替繁复的点画；四是以勾、挑、牵丝来加强点画的呼应；五是以圆转代替方折。

行书代表作中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其为“天下第一行书”。

1083.宋体

北宋毕昇发明了印刷术，为了适应印刷的需要，刻字者在字体上也加以改动，于是就出现了宋体。宋体字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有极强的笔画规律性，从而使人在阅读时有一种舒适醒目的感觉。

宋体在宋代产生，在明代达到成熟而被广泛运用。现在，宋体是书籍印刷最主要的字体。

1084.仿宋体

仿宋体是一种采用宋体结构、楷书笔画的较为清秀挺拔的字体。仿宋体字体的特点有：字身秀长、宋楷结合、横斜竖直、粗细一样、间隔均匀。

仿宋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字体，因其字体秀丽整齐，清晰美观，刚劲有力，容易辨认，所以为人们所喜爱。仿宋体还被国家指定为机械制图使用的标准字体及电脑中使用的主要字体。

1085.黑体

黑体字又称方体或等线体，于清末出现，新中国成立简化字体后定型。黑体字笔画横平竖直，粗细一致，笔画较粗，撇捺等笔画不尖，方头方尾形成方黑一体。黑体具有笔画单纯，醒目粗壮的特点，因而常用于标题、导语、标志等等。

二、绘画技法与流派

1086.白描

白描法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之一，它要求画家只用白线勾描，不着颜色、不加渲染地勾画出物体的特征。描写景物采用白描法，是指用简洁、质朴的语言，粗线条地勾画景物轮廓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绘景，往往能取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白描手法又可分为单勾和复勾两种，用同一墨色的线勾描整幅画的叫一色单勾；用浓淡不同墨色勾成的，如用淡墨勾花，浓墨勾叶叫浓淡单勾，要求线描准确流畅、生动、笔意连贯。复勾则是先以浓墨全部勾好，再以浓墨对局部或全部进行勾勒，多用以加强所描物象的精神和质感。

白描手法先多用于花卉和人物画，后也用于文学，指的是抓住所描写的人物或事物最主要的特征，用简练的笔墨描绘形象的手法。

1087.皴法

皴法是我国绘画的表现技法之一。“皴”本意是指皮肤粗糙皱裂，用在画上，其基本方法是以点线为基础来表现山岳的凸凹，因地质构造的不同，表现在山石的形貌亦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各类型的皴擦方法与名称。皴法出现于中晚唐时期，成熟于五代，宋元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清代郑绩专门总结了16家皴法。《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皴》说道：“古人写山水皴分十六家。曰披麻，曰云头，曰芝麻，曰乱麻，曰折带，曰马牙，曰斧劈，曰雨点，曰弹涡，曰骷髅，曰矾头，曰荷叶，曰牛毛，曰解素，曰鬼皮，曰乱柴。”

1088.泼墨

泼墨是中国画的一种用墨技法。唐代中期画家王洽在喝醉酒后泼墨于绢上，然后“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俱若造化”。这些泼洒在绢素之上的水墨痕迹开初不成物像，但很能启发画家的想象力，然后因物造形，经过修饰，使之成画。但王洽的泼墨仅系开端，并未盛行。到了南宋，米芾父子将这一技巧大加发扬，泼墨山水画派遂盛行起来。现代的张大千更是吸取了西洋的画法，创造了泼彩山水。

1089.指画

指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特殊的画法，即以画家的手指代替传统工具中的毛笔蘸墨作画，故被称为指画。指画的创始人是清代的高其佩。在高其佩之前，唐代的张文通也曾用手指头修改画中局部，但没有系统地用手指头画出完整的国画。高其佩早年也用传统的毛笔画过画，但久久未能创造自家的风格。他在发明了指画后才独创一格，成为指画的开山鼻祖。指画将中国优秀的传统绘画技法统一到手指与墨、水、色的高度和谐以及点、线、面的结合之中，然后用指掌这种最直接的绘画工具把画家心灵之语真切、逼真地表现出来，别有一种特殊的趣味和技巧。

1090.意在笔先

意在笔先指的是指写字画画，先构思成熟，然后下笔。它出自于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我国古画论强调的“意在笔先”，体现了我国绘画重“意”而非像西方画重“形”的特点。创作一幅画，必先要立意。作者通过深入体会对象的过程，达到物我两化、情景交融的境地，从而形成鲜明的意境。没有自我的感受、鲜明的意境，便没有独特的创造，即无从对客观自然形象进行取舍、提炼、概括，要塑出具有独特的艺术形象是很难的。

1091.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中国画术语，“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吴带当风”是对吴道子人物画风格的概述，圆转飘逸，所绘人物衣带宛若迎风飘曳之状。而“曹衣出水”是对中亚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曹仲达创造的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的称呼，笔法刚劲稠叠，所画人物衣衫紧贴身上，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般。

吴道子在用笔技法上，创造了一种波折起伏、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描法，加强了描摹对象的分量感和立体感。他突出了人体曲线和自然的结合，这种画风对西方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所画的人物、衣袖、飘带，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兰叶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后人亦以之称美其高超画技与飘逸的风格。曹仲达的作品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从现存的北朝雕刻风格上看，人物的衣纹大多为规则的垂直线构成，衣饰紧贴身体，体积感很明显，具有现代所说的“紧身衣”的美感。

1092.元四家

元四家指元代的4位画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他们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四家既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点，又都具有元代山水画的时代风貌。他们强调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状物寄情，对明、清绘画影响巨大。

吴镇(1280—1354)，浙江嘉兴人，在杭州以卖卜为生。他的画师承巨然，善用湿墨，充分发挥水墨画的特性，传世作品有《嘉禾八景图》《水村图》等。

王蒙(1308—1385)，湖州人。他从小向外祖父赵孟頫学画，创造的“水晕墨章”，丰富了民族绘画的表现技法。他的独特风格,表现在“元气磅礴”、“纵横离奇,莫辨端倪”。其代表作品有《青卞隐居图》、《夏日山居图》、《春山读书图》等。

黄公望(1269—1354)，常熟人，少时得到舅舅赵孟頫的传授，具有“气清质实，骨苍神腴”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性作品《富春山居图》，花了7年时间完成。

倪瓒(1301—1374)，无锡人。他的画主要表现太湖一带风光，取平远法构图，简略旷远。他善用侧锋淡墨、干笔皴擦，作品笔墨精粹，意境幽远。其代表作品有《渔庄秋霁图》《紫芝山房图》《江岸望山图》。倪瓒主张绘画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多为文人画家所称道。

1093.吴门画派

中国明代中期的绘画派别，亦称“吴派”。沈周是创始人，代表人物还有文徵明、唐寅、仇英。

这4位画家虽同时崛起于苏州，但风格迥异，各有师承。沈周因家学渊源，并受杜琼等前辈熏陶，主要承元代文人画衣钵，以简练浑厚、苍劲雄健的粗笔画见长。文徵明从学沈周，并吸取赵孟頫、王蒙画法，以缜密工致、文静清秀古雅的细笔画著称。他们两人主要发展了元代文人画传统，注重笔墨表现，强调感情色彩和幽淡的意境，追求平淡自然、恬静平和的格调，其画风奠定了吴门派的基调。唐寅的山水画主要师承李唐、刘松年，并适当融会文人画技法，形成笔法挺健细秀、墨色淋漓融和、风格谨严而清逸的艺术特色。仇英善作精细鲜丽的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唐、仇两人均从南宋院体绘画入手，并远追北宋名家，重视主题、结构，讲究真景实感，造型准确，笔墨谨严，风格柔韵雅秀，其艺术行利兼备、雅俗共赏。

1094.四王

四王是中国清代初期的一个著名的绘画流派，其成员为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4人，因4人皆姓王，故称四王。他们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在绘画风尚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较深，画风崇尚摹古。

王时敏（1592—1680）被看做是“四王之首”。他曾得到董其昌等人的指点，擅山水，专师黄公望，笔墨含蓄，苍润松秀，浑厚清逸。他的作品在立意、布局、运笔、色彩、线条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作品是《仙山楼阁图》。

1095.金陵画派

金陵画派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南京地区出现的绘画流派，代表人物为龚贤、樊圻、高岑、邹喆、蔡泽、李又李、武丹、高岑。他们之间并无深交。水平也参差不齐，只不过由于活动于同时代同地点而被合称。

他们之间成就最大的是龚贤，他是位既注重传统笔墨又注重师法造化的山水画家。龚贤的创作以五代董源、巨然的画法为基础，以宋初北方画派的笔墨为主体，参以米芾父子及沈周等人的笔风墨韵，同时结合自己对自然山水的观察和感受，形成了浑朴中见秀逸的积墨法。代表作有《深山飞瀑图》《急峡风帆图》等。

1096.扬州画派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画坛上活跃着一批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金农、黄慎、郑燮、李鳝、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8人。他们在生活作风、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相通之处，因此形成了一个流派——扬州画派，习惯上称之为“扬州八怪”。由于他们不受成法的约束，自由驰骋笔墨，抒发胸怀，以清高绝俗、清新淋漓的画风出现在清代画坛上，所以被当时主张复古的正统画派视为“怪”。“扬州八怪”画题以花卉为主，也画山水、人物。他们摆脱了画坛上保守派恪守清规戒律的影响，高度发挥了即景写生、即景抒情的创造意志，树一代画风，在形式技巧上丰富了水墨写意法的表现力，用笔奔放，挥洒自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

三、书法名家及作品

1097.蔡邕

蔡邕 (133—192)，字伯喈，东汉文学家、书法家。

蔡邕是“飞白书”的发明者。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蔡邕最擅长隶书，可惜真迹已失传。

不过更有影响的是蔡邕的书法理论，世传的文章有《九势》《笔论》。蔡邕在《九势》中主要提出了关于书法线条的3个美学概念，即“力”、“势”和“藏”。“力”是蔡邕书法美学思想的中心，他着重强调“力”是结字、用笔、布局的基础，“下笔用力”方能使字体具有“肌肤之丽”的美感。“势”则是被赋予了方向性的“力”，常常用来指创作过程中具有一定方向的运笔，是谓“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藏”强调书法创作需要沉着含蓄，具体到运笔，则要“藏头护尾”，突出书法线条的张力。这些书论思想，为书法线条的美学意义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笔论》里，蔡邕主要阐述写字时的精神状态与书法的关系。该文论述了书写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一是要放松精神，抒散怀抱，解衣般礴；二是书写前应默坐静思，平心静气，如对至尊；三是书写时，字形应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如虫食木叶、日月行天一样纵横可象，挥洒自如。

1098.张芝

张芝（?—约192），东汉书法家。

张芝在草书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先学章草，达到一定境界后又加以发挥，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芝对后世颇有影响。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只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今人也很欣赏张芝。甘肃省书法的最高奖项即为“张芝奖”。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1099.钟繇

钟繇 (151—230)字元常，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师从蔡邕等人，博取众长，自成一家，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后人评其隶行入神，八分入妙，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

钟繇学习书法十分刻苦。他说：“吾精思书学30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中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行押书”指行书。

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都是临摹本。但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并未因此减弱，历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1100.索靖

索靖（239—303），晋代书法家。

索靖是东汉著名书家张芝姐姐的孙子，书法上受张芝影响很深，以善写草书知名于世，尤精章草。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

索靖的书法，浓浅得度，内涵朴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是相当雄厚的，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称誉他的字“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

除书法作品外，索靖还有书法理论《草书状》一篇，对书法演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

1101.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

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共9行68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惜距今1700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分辩不出来了。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1102.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东晋大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学书少从叔父，后又从卫夫人学书，得见汉魏以来诸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因而他兼善隶、草、楷、行各体。楷书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丧乱帖》《兰亭集序》等。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家所敬仰，其中有20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书法总的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称之为“飘若游云，矫苔惊蛇”。

王羲之也是刻苦学习的典范。据说他练字用坏的毛笔，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人们叫它“笔山”。他家的旁边有一个小水池，他常在这水池里洗毛笔和砚台，后来小水池的水都变黑了，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墨池”。

1103.王献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书圣”王羲之的幼子，于其父并称“二王”。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楷书和隶书也有深厚的功底。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我国当代学者也有人认为王献之是后来以张旭为主要代表的狂草的起源。

唐太宗非常喜欢王羲之，并把《兰亭集序》当做陪葬品。但唐太宗对王献之的书法却不感兴趣，致使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

1104.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是楷书四大家之一。

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

欧阳询少时释书法如命。据说有一次欧阳询骑马外出，偶然在道旁看到晋代书法名家索靖所写的石碑。他骑在马上仔细观看了一阵才离开，但刚走几步又忍不住再返回下马观赏，赞叹多次，而不愿离去，便干脆铺上毡子坐下反复揣摩，最后竟在碑旁一连坐卧了3天才离去。

据史书记载，欧阳询的形貌很丑陋，但他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鹊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更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尺牍文字，一旦得到就视做瑰宝，作为自己习字的范本。

1105.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唐初四大家之一。

虞世南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他的字用笔圆润，外柔内刚，结构疏朗，气韵秀健。深得唐太宗器重，常与之讨论文学书法，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慨叹地说：“世南死，没有人能够同我谈论书法了。”

虞世南的传世书作有《孔子庙宗碑》《汝南公主墓志铭》等。张怀瑾评其书法：“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三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手。”

1106.褚遂良

褚遂良(596—659)，唐初四大家之一。

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曾慨叹道：“世南死，没有人能够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遂又推选了一人，这个人就是褚遂良。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会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

唐太宗深爱王羲之的书法，而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又颇有研究，所以常常用一双精妙神奇的慧眼鉴赏书法的真伪。有一次，唐太宗征得一卷古人墨宝，便请褚遂良看看这是否出自王羲之的手笔。褚遂良看了一会儿，便说：“这是王羲之的赝品。”唐太宗忙问其故。褚遂良便要唐太宗把这卷书法拿起来，透过阳光看。褚遂良则用手指着“小”字和“波”字，对着唐太宗说：“这个小字的点和波字的捺中，有一层比外层更黑的墨痕。王羲之的书法笔走龙蛇，超妙入神，不应该有这样的败笔。”唐太宗听了，大为佩服。

褚遂良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等。

1107.薛稷

薛稷（649—713）中国唐代画家、书法家，唐初四大家中最后一人。

薛稷是初唐名臣魏徵的外孙，因而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所以薛稷能够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下，与其二人并称。

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给后世以影响，赢得人们由衷的赞美。

薛稷的主要作品是《信行禅师碑》。此碑明显地汲取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而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

1108.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也被称为“草圣”。 其草书与李白诗、裴旻舞剑并称，被皇帝御封为“三绝”。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张旭的性格非常狂放不羁，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并与后来的另一位草书大家怀素合称为“颠张醉素”。由于张旭的超凡脱俗，后世关于他的传说也有些神奇色彩。据说他因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因观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而悟出草书的精髓。张旭的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1109.怀素

怀素（737—799）僧人，唐代书法家。

怀素的狂草继承张旭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其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世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怀素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年少时因贫困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 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过于刻苦，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皲裂，他还是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

《自叙帖》是怀素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

1110.高闲

高闲，僧人，唐书法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高僧传》也称：“释高闲克精书字，宣宗尝召入对御草圣，遂赐紫衣。”

高闲的代表作是《千字文》，今仅保有残篇，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高闲的功力。他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弘，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

1111.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

颜真卿是北齐著名学者、教育家颜之推的后人。他少时家贫缺纸笔，就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他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健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意思就是说他们二人的风格像筋、骨那样挺劲有力而又有所差异。

颜真卿很受后人追捧。苏轼曾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真卿的书迹作品众多，据说流传下来的有130多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行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等，其中《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1112.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是唐末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

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字最好，便吸取了颜、欧之长，自成一体，后世称为“柳体”。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之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构严谨，有着“颜筋柳骨”的说法。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极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代表作品是今存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的《玄秘塔碑》，全文共54字，其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遒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全碑无一懈笔，可谓精绝。

1113.杨凝式

杨凝式（873—954），晚唐五代书法家。

杨凝式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笔意。

杨凝式在晚唐书法衰落的形势下，昂然崛起、独树一帜，是一代承唐启宋的著名书法家。他的书风还直接影响北宋书坛。黄庭坚赞道：“有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颜真卿），杨少师仿佛大令尔。”

1114.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

苏轼爱好广泛、才华横溢，除了诗词文赋外，对书画也很擅长。苏轼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深厚朴茂的风格，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苏轼的字结体扁平稍肥。这与他握笔的姿势也很有关系。苏轼执笔为“侧卧笔”，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故其字右斜，扁肥。

苏轼的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1115.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北宋书法家、文学家。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其著名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等。

1116.米芾

米芾(1051—1107)，中国北宋书画家。其中书法成就尤其大。

米芾初师当时某秀才；后师从欧阳询、柳公权，其字体紧结，笔画挺拔劲健；后又转师王羲之、王献之，体势展拓，笔致浑厚爽劲，自谓“刷字”。米芾练字刻苦，据记载米芾“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米芾长于临摹古人书法，甚至能达到乱真的程度。米芾对后人影响很大，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

米芾的书法理论主要见于《画史》，提出了写字要“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的要求。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有《向太后挽辞》《苕溪诗帖》《蜀素帖》等等。

1117.蔡襄

蔡襄（1012—1067），北宋书法家。我国讨论宋代书法家的时候素有“苏、黄、米、蔡”的说法（排名分先后），共称“宋四家”。

蔡襄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浑厚端庄，雄伟遒丽，因而即为后人赏识。苏轼说：“君谟（蔡襄字）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宋史·蔡襄传》也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蔡襄工正、行、草、隶书，又能飞白书，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

1118.薛绍彭

薛绍彭,北宋书法家。他与米芾交好，常互相切磋。米芾曾说：“薛绍彭与余，以书画情好相同。”后人把他们并称为“米薛”。

薛绍彭善行草，楷书也有较高造诣。薛绍彭的行草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从《兰亭序》得益较多。他楷书师法钟繇。传统功力深厚，含蓄雅正，法度森严，有较多的古法。

薛绍彭传世的书法作品有《兰亭临写本》《昨日帖》《大年帖》等，《大年帖》现藏故宫博物院，为行书信札，用笔圆润、含蓄、精到，结字严密、锋藏不露，书风温雅秀润，是薛绍彭的代表作。

1119.赵佶

赵佶即宋徽宗（1082—1135）。他在位期间，不理朝政，任用奸臣，挥霍无度，搞得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后来被金兵所虏，北宋国亡。可以说他是历史上昏君的典型代表。然而他的艺术造诣却又非比寻常，甚至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最赋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

赵佶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现代美术字体中的“仿宋体”即模仿瘦金体神韵而创。

宋徽宗赵佶流传下来的瘦金体作品很多，比较有名的有《楷书千字文》《秾芳诗》等。

1120.赵构

赵构（1107—1187），宋徽宗赵佶的儿子，南宋的开国皇帝，史称宋高宗。不过赵构可谓是历代开国帝王中最无能的一个，他先是侥幸逃脱未被金兵俘虏，建国后又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当岳飞率兵北伐、节节胜利时，他又怕迎回宋徽宗、宋钦宗会影响自己地位，因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后又处死。不过和他父亲一样，赵构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然在书法上却也颇有造诣。

赵构年少时即醉心书道。陆游曾说：“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当上皇帝后，赵构又下令整理收集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曾自言：“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赵构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入神韵。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其传世墨迹有《草书洛神赋》《正草千字文》及《光明塔碑》等。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在他们父子两代皇帝的重视下，民间涌现了书法、绘画的热潮，宋朝的书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121.张即之

张即之（1186—1263）宋代书法家,唐著名诗人张籍的八世孙。

张即之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初学欧阳询、褚遂良和颜真卿，后转师米芾，参以汉隶及晋唐经书，加上受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故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他博学多识，书法称雄一时。《宋史》本传称其“以能书闻天下”。据说金人都慕名来购。

张即之擅长楷书和榜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其晚年书法精品。下笔简捷凝炼，运笔坚实峻健，点画顾盼生情；结字俊秀而骨力遒劲，使字字结体生动明快，清爽不落俗套。每个字中十分注意笔画中的变化，其笔画的粗细、伸缩舒展皆随机而作，却又不失法度，是独具匠心的书作。故此书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一代楷书名作。

1122.吴琚

吴琚，生卒年月不详，南宋书法家。

吴琚毕生都致力于模仿米芾的书法，有“米南宫外一步不窥”之说。吴琚对米芾的模仿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但因为两人性格的不同，因而字体上也稍显出差异，董其昌评吴琚云：“书似米元章,而俊俏过之。”

吴琚的传世书迹有《观伎帖》《与寿父帖》《焦山题名》《诗帖》等。

1123.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赵匡胤11代孙，宋末元代书法大家，“楷书四大家”之一。

赵孟頫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记载：“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赵孟頫还提出了很多书法理论，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

赵孟頫本为宋朝皇室，国亡后投身忽必烈并官至一品，因此引得很多后人的鄙夷（比如康有为就说过：“勿学赵董流靡之辈”），进而“薄其人遂薄其书”。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将人格与成就分割来看，他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人赏识。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

1124.康里巎巎

康里巎巎（1295—1345），元代书法家，康里为姓。他学识渊博，当过几位帝王的老师，与其兄康里回回同为当时名臣，世称“双璧”。

康里巎巎学书极其用功，传说他可以“日写三万字”。他善真，行、草书，楷书师从虞世南，行草学钟繇、“二王”，旁及米芾，草书犹得锺王笔意，劲圆毫雄，极具个人特性。其笔画遒娟清秀，转折圆劲流畅，神韵可爱，名重一时。《元史·本传》记载：“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他与赵孟頫齐名，世称“北巎南赵”。

康里巎巎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古风诗卷》《述笔法卷》等。

1125.祝允明

祝允明即我们常称的“祝枝山”，“枝山”是他的号。他是元代书法家，与唐寅等人并称“吴中四大才子”。

祝允明少时聪慧，早年主要学习楷书，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直追“二王”。其书《出师表》谨严浑朴。他后攻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漫。晚年，他临写的《黄庭经》不注重点画的形似，而结构疏密，转运遒逸，神韵益足。嘉靖末的书法家王樨登说：“枝山公独能于矩绳约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得意之作是《太湖诗卷》《箜篌引》和《赤壁赋》，流利洒脱，奔放不羁。《名山藏》说：“允明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祝枝山的字和唐伯虎的画在当时被看做是双绝。

1126.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清代学者、文学家、书法家。

他对自己的书法极其自负，自言“廿六而后学，四十而后知”，“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他自以为“右军第一人”。 其代表楷书《警语》笔力饱满，字体严谨，有金石之气。

不过，后人对他书法的评价远不如他对自己的评价那么高。很多人认为包世臣对书法更大的贡献在于理论方面。他撰写《艺舟双楫》，前四卷论文，后两卷论书，故称“双楫”。包世臣一反清代书坛对赵孟頫、董其昌的偏爱，对他们提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有感于当时书坛上帖学书风的过分细腻、拘谨和薄弱，更深切地体会到北碑的价值。他说“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同时他还指出了北碑有下开唐人书法的启迪之功，将北碑称为书法发展史中的关键。包世臣的这些观点大大改变了清时的文风。

四、绘画名家及作品

1127.顾恺之

顾恺之（约346—407），东晋画家，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顾恺之擅长肖像、禽兽、山水等题材，而人物画更是堪称一绝。但每次快画完的时候，他偏偏不把画中人物的眼睛点上，有时一搁就好几年。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答说因为他画人物，特别注重传神，而传神的关键，就在于眼睛，身体外形的美丑并不重要，所以眼睛必须仔细处理，不能随便点上。这就是他主张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顾恺之与曹不兴、张僧繇、陆探微并称“六朝四大家”，但唐代张怀瓘说：“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由此可知顾恺之技巧的高超。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摹本。

顾恺之的画论也很有影响，他在《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128.展子虔

展子虔（约550—604）隋代杰出画家。

展子虔的绘画题材广泛，他对人物、车马、山水、台阁都很精通。不过影响最大的当推山水画。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是现存的最早的卷轴山水画。该画用青绿重着色法画贵族春游的情景，用笔细劲有力，设色浓丽鲜明。图中的山水“空勾无皴”，但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已开点苔的先声。人马体小若豆，但刻画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此画已脱离了为山水为人物画背景的地位，独立成幅，反映了早期独立山水画的面貌。

由于在山水画上作出了很大的改革，展子虔被后世视为“唐画之祖”，尤其是对李思训父子“金碧山水”一派有着直接的影响。

1129.阎立本

阎立本（约601—673），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出生于官宦世家，供奉于朝廷，因而特别擅长画政治人物。他的《历代帝王图》画了过去的13位帝王。画家力图通过对各个帝王不同相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那些开朝建代之君，在画家笔下都体现了“王者气度”和“伟丽仪范”；而那些昏庸或亡国之君，则呈现委琐庸腐之态。画家用画笔评判历史、褒贬人物、扬善抑恶的态度十分鲜明。

阎立本最著名的是被看做“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它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图中李世民威严而平和，与侍女纤细的塑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阎立本又特意选取了吐蕃3位使者鞠躬时的特定时刻，更加凸显出唐天子雍容华贵的气派。

1130.李思训

李思训（651—716），唐代书画家。

李思训善画山水、楼阁、佛道、花木、鸟兽，尤以金碧山水著称。其山水画主要师承隋代画家展子虔的青绿山水画风，并加以发展，形成意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风骨峻峭、色泽匀净而典雅，具有装饰味的工整富丽的风格。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画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世山水画中的青绿山水就是对他这一派画风的延续。《图绘宝鉴》中说：“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著色山，往往多宗之。”

相传李思训仅有《江帆楼阁图》传世，画中长松峻岭，竹树掩映，山径曲折，殿廊隐现，江天空阔，风帆飘渺，山石青绿。

1131.吴道子

吴道子(约680—759)，唐代画家，被后人称为“画圣”。

吴道子早年家贫，靠卖画为生，后来声名鹊起，被皇帝诏入皇宫称为御用画家。吴道子非常全面，人物、鬼神、山水、楼阁、花木、鸟兽，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人物画服饰很有特点，后世以“吴衣带风”概括之。他还开创了豪迈奔放、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的“莼菜条”线描。另外，他又极其长于壁画创作。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张，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后人对他评价甚高：“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

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是他的代表作，遗存的是宋人李公麟的临摹本。

1132.荆浩

荆浩（约850—约930）中国五代后梁最具影响的山水画家。

荆浩对山水画所作出的贡献可从他自评的这句话中看出来：“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荆浩这种“有笔有墨”的画法，将用笔与水墨相结合，并对水分运用更加讲究，因而也更有助于表现大自然变化万千的气象，在绘画审美观上是一种拓展，在技法上也显然有助于消除那种刻板的笔迹。荆浩最善画云中山顶，危峰突兀、重岩叠嶂、气势浩大。

荆浩的山水画理论见于《笔法记》。在该书中，作者假托在神镇山遇一老翁，在互相问答中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的所谓绘景“六要”。他认为“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采自然，似非因笔”。这也成为古代山水画理论中的经典之作。

1133.顾闳中

顾闳中（约910—980），五代南唐画家。

顾闳中善于画人物，用笔圆劲，间以方笔转折，设色浓丽，描摹神情意态极其传神。其代表作品《韩熙载夜宴图》极富盛名，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这幅巨作画有40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画家对韩熙载的刻画尤为出色，他在画面中反复出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的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该画真实地描绘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韩熙载的夜生活，成功地刻画了韩熙载的复杂心境。

1134.范宽

范宽生卒年月不详，是北宋最有成就的山水三大画家之一。

范宽的山水画善用雨点皴和积墨法，以造成“如行夜山”般的沉郁效果，衬托出山势的险峻硬朗。元朝人汤垕星评价称“范宽得山之骨法”，另有人赞他“画山画骨更画魂”

范宽的传世作品不多，《雪景寒林图》是其中的代表作，范宽以沉稳老辣的笔墨，画出雪后北方山川奇观。山势嵯峨，岩壑幽深，近处树木形象甚有姿态，平远处亦有峻岭起伏，折落而有气势。范宽的山水画对后世李唐等人产生了较大影响。

1135.李唐

李唐（1066—1150），北宋末南宋初画家，生活在最看重艺术的宋徽宗、宋高祖时期。李唐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 李唐初以绘画为生，后入朝廷画院，北宋亡后再度沦落民间，后又供职于南宋。李唐造诣最深的是山水画，其次是人物画，画牛也很出名。他画山水时用峭劲的笔墨，写出山川雄峻的气势。他首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坚硬，立体感强。李唐是北宋到南宋绘画风格转变的关键和枢纽，他画的山水画对南宋画院有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

李唐《采薇图》画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于首阳山采薇，最后饿死的故事，借以颂扬民族气节，间接地表达了他反对民族投降屈服的立场。

1136.米友仁

米友仁 (1074—1153)，北宋书画名家米芾之子，与父并称“二米”或“大小米”。其实他们对书画的造诣都非同寻常，只是相对来说，米芾的书法更出色些，而且无画作真迹传世，而米友仁的画艺更为高超。

米友仁的山水画脱尽古人窠臼，发展了米芾技法，自成一家法。所作用水墨横点，连点成片，虽草草而成却不失天真，每画自题其画为“墨戏”。他善于运用“落茄皴”加渲染的表现方法抒写山川自然之情，尤喜欢表现雨后山水的烟雨蒙蒙、变幻空灵的景观，世称“米家山水”。传世作品中《云山墨戏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潇湘图》卷藏上海博物馆；《云山得意图》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1137.张择端

张择端（1085—1145），北宋末年（即宋徽宗时）画家。他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

《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杰出代表。《清明上河图》是进献给宋徽宗的贡品。其主题主要是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紧张繁忙的景象。作品长528.7厘米、宽24.8厘米。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密，构图起伏有序，人物生动传神，房舍、舟车、城郭、桥梁、树木、河流，无一不至臻至妙，称得上妙笔神工。总之，无论从整体的气势的宏大还是细节的逼真来看，《清明上河图》都做到了最好。

毫不夸张地说，《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奇珍，画之瑰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138.倪瓒

倪瓒（1301—1374），元代画家。元四家中成就最高者。

倪瓒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倪瓒善画山水、枯木、竹石、墨竹,其笔法挺拔,疏朗有致,师法自然,崇尚疏简画法,以天真幽淡为趣,形成了萧散超逸、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倪瓒论画主张抒发主观感情，认为绘画应表现作者“胸中逸气”，不求形似，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其绘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明清文人画家有很大影响。

倪瓒传世作品很多，《渔庄秋霁图》是其代表作之一，充分展现了他成熟时期的典型画风。画卷描绘江南渔村秋景及平远山水，以上、中、下分为三段，上段为远景，三五座山峦平缓地展开；中段为中景，不着一笔，以虚为实，权作渺阔平静的湖面；下段为近景，坡丘上数棵高树，参差错落，枝叶疏朗，风姿绰约。整幅画不见飞鸟，不见帆影，也不见人迹，一片空旷孤寂之境。

1139.王绂

王绂（1362—1416），明初大画家。

王绂以墨竹画最为擅长。他吸收宋元画竹之长，然后得到石室先生、梅花道人的遗法，又独辟蹊径，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墨竹画，随意挥洒，气势纵横，青翠挺劲，更添逸趣。董其昌称其墨竹画是“国朝开山祖”。王绂画竹的成就，对明朝一代影响非常深远。

另外，王绂的山水画也很出名。他的山水画，风格郁苍，随意所适，无比绝妙 ，独具面貌，对后来的“吴门画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绂的《墨竹图》很出色，此图中写新竹三竿，清韵萧萧、含雨带露、枝叶飘摇，有潇洒出尘之致。画家以圆劲之笔法画竿，以挺秀之笔法写枝，随手撇写竹叶，俯仰向背，皆存书法意韵；又以墨之浓淡、笔触之大小来表示空间上立体感，使画面清雅秀逸，不同一般。

1140.唐寅

唐寅（1470—1523），字伯虎，“江南四才子”，“吴门四家”中都有他名列于内。

唐伯虎诗书文画无不精通，并以画的成就最高。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并融入自己风格，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如《王鏊出山图》《行春桥图》等。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如《王蜀宫妓图》。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生趣盎然，现存作品有《墨梅图》《风竹图》。

唐伯虎因其狂放不羁的性格而被后人所称道，关于他的传说也渐渐多了起来。现在影视作品中唐伯虎的题材也很多，但很多并不符合实情。比如唐伯虎肯定没有点过秋香，而那些《春树秋霜图》、《百鸟朝凤图》也应为虚构。

1141.徐渭

徐渭（1521—1593），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他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不过也许是故意为之，也许“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徐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画，而在水墨大写意花卉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尤为突出。

徐渭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他被看做我国写意画的宗师，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在技巧上，他反对绘画上因袭前人的“鸟学人言”的做法，主张“新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

另外，徐渭的生平也非常值得一提，他胸怀大志却落魄郊野，生性豪爽，蔑视权贵，挥金如土，晚安甚至因精神问题误杀妻子而入狱，并多次尝试自杀。为此，有人将其与西方的凡·高相比，认为他们在生活经历、人格上都有很多相似点。

1142.陈洪绶

陈洪绶 (1598—1652），明末富有革新精神和独创风格的画家。

陈洪绶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不过陈洪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画并不以单幅卷轴形式存在，而是版画的样式，也就是书籍插图。陈洪绶最擅长的还是人物画，著名的有《屈子行吟图》12幅，《水浒叶子》40幅，《张深之正北西厢》6幅。《在屈子行吟图》中，他所创作的屈原像，至清代两个多世纪，无人能超过，被奉为屈原像的经典之作。《水浒叶子》则分画了宋江等40人的图像，惟妙惟肖，极富动感。《张深之正北西厢》又绘有崔莺莺等人的画像，出色地表现了陈洪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艺术水平。陈洪绶对后世影响较大，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人的推崇。

1143.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并非八人，而是一人，即朱耷（约1626—约1705），明末清初画家。朱耷为明朝皇室，明亡后削发为僧。八大山人是他自取的号，古人习惯竖排写字，而“八大”联写类似“哭”，“山人”又似于“笑”。

八大山人以山水花鸟画出名，尤其是花鸟画，成就很高。其特点是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对所画的花鸟、鱼虫进行夸张，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主题鲜明。他甚至将鸟、鱼的眼睛画成“白眼向人”，以此来表现自己孤傲不群、愤世嫉俗的性格，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造型。其花鸟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廉”，即简洁。在他的笔下，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中国绘画史上，朱耷、石涛、髡残、弘仁号称清初的“四画僧”。他们的艺术成就，为清代沉寂已久的画坛引入了一股清流，开创了时代的新风，并赋予中国绘画革新求变的时代精神，是中国清代绘画发展的高潮。

1144.石涛

石涛(约1630—1724)，清代画家，“清初四僧”之一。

石涛学画并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他认为：“融古法为我法，不囿于陈式，不拘泥一格，取其为己所好者学之。”石涛的重要贡献在于对山水画的创新。山水画从隋唐开端以来，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呈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因而明清时代很多人多提出了革新的要求。石涛作画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45.郑板桥

郑板桥本名郑燮（1693—1765），清代著名画家，板桥是他的号。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诗书画三绝，不过还是画成就最高。而在画中，郑板桥最喜欢画自然植物，而尤其喜欢画竹，因为竹子是清高的象征。他还以画竹为例来说明绘画的三个阶段，即“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他是这样说的，“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此机也。独画云乎哉！”

郑板桥的人格就如竹子一样刚直不阿。郑板桥当县令时为民请求灾款却被拒，他愤而辞官回家，卖画为生，“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他也有一首著名的咏竹诗来自喻：“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南西北风。”

五、印石篆刻

1146.福建寿山石

从战国至秦汉，官印、私印取材以铜、玉为主，到元明时期文人以石刻印始，风气盛极一时，石章与书法、绘画相结合，流传至今，即谓石印时代。经过古人长期的篆刻实践，昌化石、巴林石、青田石、寿山石，以其色彩绚丽、质地细腻、纹理自然、硬度适中等优势而在同类物品中高出一筹，所以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印石”。

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的寿山村，主要矿物成分为叶蜡石，其次为石英、高岭石、地开石、红柱石等。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精品，有“石帝”的美称，相传为女娲撒下的彩。它色泽纯正，集细、洁、润、腻、温、凝六大要素为一体，故有“一两田黄三两金”之说。南宋时，寿山石矿已得到开采，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独立的寿山石雕产业最终形成。清圣祖等皇帝均用寿山石制宝玺。

1147.浙江青田石

青田石，分布于浙江省青田县，矿物成分以叶蜡石为主，次为石英、绢云母等。因其石质细腻，脆硬合适，随刀刻画能尽得笔意韵味。明代篆刻家吴日章认为：“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引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力，而见笔者，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使治印文人雅士，视青田石治印既有治印之美，又有书法之意。”

据《青田县志》记载，元时“赵子昂（即赵孟頫）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从明代中叶开始大彰于世，并登上文人雅士之室，石材刻印应运而生。青田石为我国篆刻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划时代贡献。

1148.昌化鸡血石

昌化鸡血石，储藏于浙江省临安县昌化的玉岩山。主要矿物成分为含红色辰砂的迪开石、叶蜡石和高岭石，故又称昌化鸡血石，为四大印石之首。具有“细、红、润、腻、温、凝”之六德，并以色艳、形美、质细的风格，在印章石中独树一帜，因此赢得了“印石皇后”的美誉。故宫博物院珍藏著一方印章，名为“乾隆之宝”，系由昌化鸡血石镌刻而成。

1149.内蒙古巴林石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产的巴林石，石质细润，通灵清亮，质地细洁，光彩灿烂，颜色妩媚温柔，似婴儿之肌肤，娇嫩无比，13世纪就被发现而献给成吉思汗，被誉为“天赐之石”。矿物成分以高岭石为主，其次为叶蜡石、明矾石、辰砂等。巴林石分鸡血石、福黄石、冻石、彩石四类。其中的鸡血石鲜艳夺目，凝红欲滴，故与昌化鸡血石齐名。而福黄石与寿山田黄石不分伯仲，被称为“姊妹石”。不过由于巴林石大规模开采时间较晚，在“四大印石”中最为年轻，代表性的印章也很少。所以，无论文化价值还是市场价值上来说，都较其他三石逊色。但也正因为它开采时间晚，尚未经受其他印石濒临用尽的危机，从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150.文彭

文彭（1498—1573）明代书画家、篆刻家。“江南四才子”之一文徵明长子。其书画向其父学习，有一定成绩，但比父亲相去甚远，在中国书画史上更是难以露峥嵘。

不过文彭在篆刻史上的地位则要高得多。他是公认的明清流派篆刻的开山祖师。在任南京国子监的时候，偶遇一个替人驮了两筐灯光冻石（青田石的一种）的老翁，因索取工资不得,正和人争吵，于是文彭用两倍的价格买了冻石。从此文彭就改用冻石治印，并首创印章边款。后来文人掀起了学习篆刻的热潮，开创了文人自篆自刻并与书画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彭对于篆刻艺术的杰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开倡明清篆刻的风气，曾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以后篆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他还成立了明第一个篆刻门派“吴门派”。

1151.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中国清代书法家、篆刻家。清代书法金石学家和文坛泰斗、邓派的创始人。

邓石如不满足于前人印家所取得的成果，而以自己雄厚和书法为基础，做到“书从印出，印从书出”，打破了汉印中隶化篆刻的传统程式，首创在篆刻中采用小篆和碑额的文字，拓宽了篆刻取字范围，在篆刻上形成了自己刚健婀娜的风格，巍然崛起于当时的印坛。邓石如当时名气很大，著名书法家包世臣也向他学习篆刻。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位杰出的大家。可惜他原石流传极少，存世有《完白山人篆刻偶成》《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等。

1152.官印

官印即官府机构的印。我国正式而完备的官印制度始于汉代。官印包括皇帝的御宝、玉玺和金宝，各级朝官官印，地方行政官印等。官印在材质、形制大小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如天子之印独称玺，有金玉两种，其他印不能用玉，这一制度几乎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之终。而官员印章则以铜印最为普遍，因其质地紧密、具有延展性、易于保存等特性，一直为官府所用。一般的官吏及公文的往返使用的官防，常为铜章。两汉时期就有明确官文确定铜印的铸行；隋唐之后，官私印章基本都为铜质；到明中期石章风行后，铜章才渐被弃置。

我国古代印文篆法，隋唐以前以小篆阴文为主，印文排列疏松散漫，不规整。从隋唐时起开始采用篆体阳文，印文布局讲求对等对称，纵列字数相等，若官称机构名称出现不等分的奇数，就在“印”字前加一“之”字，以构成偶数或等分的奇数。官印上有刻款者最早见于隋印，但至宋代官印刻款才较为普遍。官印极受后来的收藏家的喜欢，等级越高价格自然越高。2008年6月16日一枚康熙皇帝用过的玉玺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出了470万欧元的高价，一举创下了印章类拍品的世界纪录。

1153.印钮

印钮又称“印鼻”。它是印章顶端的带孔雕饰，钮孔用以穿绶带佩印于身上。我国早期的印钮只是为了实用，没有观赏价值。到了汉代，国泰民安，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印钮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印钮上造型古拙浑厚，线条生动洗练，题材丰富多彩。

除了使用和美观，印纽也有分别等级的功能。比如在汉代，皇帝玉玺虎钮，皇后金玺蛇钮，诸侯王金玺驼钮，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左右将军金印龟钮，食禄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至二百石以上铜印鼻钮。

1154.印泥

印泥是我国特有的文房之宝，无论是文件签署，还是历史文物以及金石书画之钤记，都需要使用印泥。根据史书上记载，印泥的发展已有200年的历史，早在春秋秦汉时期就已使用印泥。那时的印泥是用黏土制的，临用时用水浸湿，这就是当时称的封泥。到了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人研制出纸张，人们又改用水调和朱砂于印面，印在纸上，这就是印泥的雏形。到了元代，人们开始用油调和朱砂，之后便渐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印泥了。

印泥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印章艺术所表达的效果。好的印泥印在书画上色彩鲜美而沉着，有立体感。时间愈久，色泽愈艳。质地差的印泥印出来则显得色泽

灰暗或浅薄，有的油迹浸出，使印文模糊。

六、文房四宝

1155.诸葛笔

文房四宝是我国独有的书写工具，即笔墨纸砚。在我国历史上，以北宋为分界点，存在这两种著名的“文房四宝”。

诸葛笔是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据古人记载，“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诸葛一姓自唐诸葛氏到宋诸葛高、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成为跨越唐宋两代的制笔世家。在宣州笔派中树立了较高的旗帜。

1156.徽州李廷圭墨

安史之乱时，唐代的制墨能手奚超举家南迁到江南歙州，重操制墨旧业。他造出的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因而深得南唐李后主李煜的赏识，将其子赐李姓，并授予“墨务官”，他就是李廷圭。

据歙县县志记载：“唐代的常侍徐铉得到一枚李廷圭做的墨，和他兄弟一起使用，每天磨墨写字不下5000字，用了10年才用完。磨墨时磨出墨的边际锋利得像刀刃，可以裁纸”。 面对如此高质量的墨，出现“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来歙州改名为徽州，而制墨能手层出不穷，已不再局限于李家，因而到后世人们便称该墨为“徽墨”，“李墨”即为“徽墨”的前身。

1157.澄心堂纸

澄心堂纸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与李墨相同，并同样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珍视，赞其为“纸中之王”，并特辟南唐烈祖李节度金陵时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澄心堂”来贮藏它，还设局令承御监制造这种佳纸，命之为“澄心堂”纸，供宫中长期使用。

澄心堂纸质量极高，宋梅尧臣作诗赞道：“澄心纸出新安郡，触月敲冰滑有余”。欧阳修说：“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另有人称澄心堂纸为“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但也正由于它质量太高，使用范围狭小，因而传世极少。

1158.江西婺源龙尾砚

龙尾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产于江西省婺源县龙尾山。龙尾砚也称歙砚，因为古时婺源县并非隶属江西而是安徽歙州的。南唐时期的“文房四宝”俱属安徽，而除了“诸葛笔”，其余三个又俱属后来所说的徽州，因而它们又与“汪伯立笔”并称为徽州文房四宝。

据史书记载，唐开元年间，“猎人叶氏逐兽长城里，见石如城如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之归，刊粗成砚。龙尾砚问世后，声名日著。南唐后主李煜就曾设砚务官，在龙尾山为朝廷督制石砚”。龙尾砚石质秀美，概之为涩、细、润、坚。涩，即石有锋芒，发墨如砥。细，则墨膏稠腻，且不损毫。润，石质紧密温润，故贮水难干，墨色不燥。坚，即坚劲耐磨，经久不乏。

1159.湖笔

湖笔的产地在浙江湖州市吴兴县善琏镇。湖笔制作约始自晋代，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湖笔技艺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到了元代，湖笔开始扬名天下，明代更是“湖州出笔，工遍海内”。

湖笔选料讲究，工艺精细，花样繁多。湖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尖，指笔锋尖如锥状；齐，笔锋撮平后，齐如刀切；圆，笔头圆浑饱满；健，笔锋挺立，富有弹性。湖笔分羊毫、狼毫、兼毫、紫毫四大类；按大小规格，又可分为大楷、寸楷、中楷、小楷四种。湖笔素有“笔中之冠”、“毛颖之技甲天下”的美誉。

1160.徽墨

徽墨是在李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李氏父子后，徽州的制墨高手纷纷涌现，如耿氏、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等，徽州墨业进入第一个鼎盛期。徽墨在此后几千年里不断改进完善，到了清代出现了著名的徽墨四大家。

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一种主要供传统书法、绘画使用的特种颜料。历代徽墨品种繁多，主要有漆烟、油烟、松烟、全烟、净烟、减胶、加香等，具有色泽黑润、坚而有光、入纸不晕、舔笔不胶、经久不褪、馨香浓郁、防蛀等特点。

1161.宣纸

宣纸因原产于宣州府（今安徽宣城）而得名。宣纸在唐代开始生产，到宋朝时规模已经很大了。

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再加上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宣纸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

宣纸在日常生活中用途很广，宣纸的种类众多，按选料可分为棉料、净皮、特净三大类；按厚度可分单宣、夹宣、二层夹、三层夹等；按纸纹可分为单丝路、双丝路、罗纹、龟纹。根据加工方法，宣纸又分为生宣、熟宣和半生熟宣。

1162.端砚

端砚产地在广东肇庆（古称端州），故名，居于四大名砚之首。端砚在唐初开始生产。唐代李肇曾记载：“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不过，当年的端砚纯粹是文人墨客书写的实用工具，石面上无任何图案花纹装饰，显得粗陋、简朴。到了宋代，端砚的艺术美开始凸现出来，因而更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得到达官贵人和帝王将相的赏识。宋朝开始把端砚列为“贡品”，蜚声中外。当时有诗称：“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

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并具有呵气研墨、发墨而不损毫的特点。

1163.四大名砚

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为我国的四大优质名砚。这一传统从唐朝时已流传下来。四砚中最有名的端砚和歙砚我们已有介绍，下面看后两种。

洮砚产于甘肃藏族自治州佑潭县，其料取于甘肃卓尼一带洮河深水处，全称洮河绿石砚，特点是石质碧绿，整洁如玉，条纹似云彩，贮墨不变质，不干涸。其石质细腻，纹理如丝，气色秀润，发墨细快，保温利笔。唐代柳宗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洞天青禄集》说道：“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砚，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澄泥砚在四砚中很特别，因为它是唯一不以地名命名而以制作原料命名的砚，因而关于它的产地，也有山东青州、山西绛州、河南虢州三种说法。它的另外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用石，而是用特种胶泥加工烧制而成，故与其他三砚又称“三石一砚”。

澄泥砚由于使用经过澄洗的细泥作为原料加工烧制而成，因此澄泥砚质地细腻，犹如婴儿皮肤一般，而且具有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滋润胜水等可与石质佳砚相媲美的特点，因此前人多有赞誉。它独特的特质又使它能制作出多种色彩斑斓的砚的优点，而且易于图案设计和雕刻，美观性很强。

1164.四大名笔

四大名笔并不如四大名砚那样有那么大的认同度。但世人也有此称呼。除了上面介绍的诸葛笔和湖笔，四大名笔还包括宣笔和水笔。

宣笔产于安徽宣州。因而又称做“徽笔”。据说我国最早的毛笔就是生产于此地。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恬南伐楚国，路过宣州时见到毛质极佳的兔毫，遂制造出第一批改良的秦笔。后来人们一般称蒙恬为毛笔的发明者，那么这种笔也就是毛笔的雏形。在封建社会前1000多年中，宣笔具有很高的地位。从唐代白居易的“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这句话中，我们便不难想象宣笔选材的严格。到元代后，宣笔的地位逐渐被湖笔所取代。不过今天宣笔制造业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其他笔业的优点并不断完善，因而仍有不错的市场。

水笔是多用于写小楷的一种毛笔。水笔与传统毛笔有较大差异。水笔使用时，笔头全开；用后，套以钢制笔帽，笔套内稍藏一些水分，以养护笔锋，因此，笔套内常保持湿润，水笔由此而得名。水笔的笔头为兼毫，以短狼毫掺以白麻皮纤维作为笔心，外面再围上一层兔毫。有的笔毫还被染成绿色或红色。

1165.水注

水注，也称“水滴”、“砚滴”。是古代文人磨墨时用来装水、滴水的文具，注水于砚面供研墨之用，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丞”。宋、元时期水注较为盛行，以浙江龙泉窑和景德镇制品最有出色。

水注在古代的书具中，虽非不可或缺，确实对文房四宝的很重要的辅助工具。由于水注只要承担盛水的功能即可，因而在形状上可以设计得五花八门、人物、动物、植物均有，长短高低胖瘦也有很大的区别。

1166.镇纸

由于纸张重量轻薄，易于随风飘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古人在书房内又通常放上一些器物来压住纸的一角，这就是“镇纸”。古代镇纸大多采用兔、马、羊、鹿、蟾蜍等动物的立体造型，面积较小而分量较重，材质多为玉、陶瓷、铜以及水晶等等。到了近代，镇纸的形状多为类似尺子的长方形。因为这样可以在同等重量下更大面积地保证纸张的稳定性，所以镇纸也有“镇尺”“压尺”的说法。

1167.臂搁

顾名思义，臂搁就是放胳臂的地方。现在也许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在古代却是比较必要的。因为古人是用墨写字，而且是从右往左，在加上古人的衣服宽大，故非常容易沾上墨迹。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明代文人们发明了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臂搁。

臂搁多为竹制的，因而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清凉舒服。臂搁凸起的竹面多有镌刻，镌刻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文字通常是座右铭、诗画以及赠言等等，图案则有花鸟、人物等。

由于书写方式及生活习惯的改变，臂搁在如今已经无法派上用场了。但也正因为如此，臂搁受到了收藏家的热烈追捧，其市场价值也日益增长。

1168.《文房四谱》

《文房四谱》作者是北宋苏易简（957-995）。它是一本介绍文房四宝的权威之作。

《文房四谱》成书于北宋雍熙三年（986年）九月，作者时为翰林学士。全书共五卷，笔谱二卷，墨纸砚各一卷，此外对其他的辅助性文具亦有简述。其中，《笔谱》集中介绍了蒙恬的狐毛笔制作方法，韦仲将的兔羊毫笔制作方法。《砚谱》对砚石的色泽、硬度、韧性、渗透性、冷热适应能力以及制作方法和外形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同时还介绍了澄泥砚制作法。《纸谱》中说，造纸原料其实远不止破布、渔网，同时介绍了用麻束造玉屑和屑骨等造纸技术。《墨谱》是第一次记载墨的生产工艺的文字。

七、音乐表演

1169.五音

我们现在通常称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为“五音不全”。那么这“五音”是什么呢？五音是中国古乐基本音阶，即宫、商、角、徵、羽。“五音”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如果与我们现在常用的七声音阶相对应。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宫相当于今调中的do音。宫音为五音之主、五音之君，统帅众音。《国语·周语下》中说：“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商通常相当于今调中的re音，商音为五音第二级；角通常相当于今调中的mi音，《礼记·乐记》中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通常相当于今调中的sol音，羽通常相当于今调中的la音。

1170.六律

六律，古代乐音标准名。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之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皆以此为准。我国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区分开来，奇数 (阳)称六律,偶数(阴)称六吕，合称律吕。六律即黄钟、太蔟（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即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

1171.八音

从狭义上讲，八音是指古代的八种不同乐器：钟、磬、琴、箫、笙、埙、鼓柷、圉。从广义上看，即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来分为金、石、丝、竹、匏（相对于我们现在说的葫芦）、土、革、木八类。八音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乐器科学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在西周时就已出现。《三字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如果一一对应的话，我们会发现，钟属金类，磬属石类，琴等属丝类，箫属竹类，笙等属匏类，埙属土类，鼓属革类，柷、圉等属木类。

1172.十二律

十二律是古乐的十二种调子，产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周礼·春官·典同》中说：“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可见，它是我国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由于这十二个律音与一年中的月份数相等，所以古人又将它们对应起来，分为：正月大蔟，二月夹钟，三月姑洗，四月中吕，五月蕤宾，六月林钟，七月夷则，八月南吕，九月无射，十月应钟，十一月黄钟，十二月大吕。

1173.雅乐、俗乐

“雅乐”的意思即“优雅的音乐”。雅乐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雅乐的体系在西周初年制定。周武王建立周朝不久，就命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建立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其王权统治服务。这一部分乐舞就是所谓的“雅乐”。到了后期，随着周朝的衰落和社会的发展，民间音乐逐步代替了雅乐。“俗乐”即各种民间的音乐也就登上了舞台。后来《诗经》收集诗歌并按乐调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雅”这一部分大都是宴会上的乐歌，而各地民间音乐则归于“风”部下。

1174.《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是古代非常著名的曲子，其中也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据《列子·汤问》记载，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伯牙鼓琴而志在高山，钟子期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后又志在流水，钟子期又说：“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生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高山流水为古琴曲的代表曲目，但由于流传时间过长，现在出现了很多版本，既有琴曲也有筝曲，各个版本之间也非常不同。它们虽各有特色，但已难复先秦原貌。

1175.《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一般认为它与《聂政刺韩傀》是异名同曲。 曲子主要叙述了齐国勇士聂政为报知遇之恩，于千军中轻取韩傀首级后，为避免连累别人而毁容自杀的故事。

《广陵散》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画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广陵散》与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中记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广陵散》失散了很长时间，后人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发现它。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根据其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

1176.《平沙落雁》

古琴曲《平沙落雁》的作者难以确定，传有唐代陈子昂、宋代毛敏仲、明代朱权等说法。对它的赏析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说它是描写秋景的；有说它是抒发心中志气的，有说它感慨时间险恶的等等。

我们单看看《古音正宗》对它的赏析：“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该曲问世以后，深受琴家喜爱，不仅广为流传，而且经过加工发展，形成多种版本。现在流传的多数是七段，主要的音调和音乐形象大致相同，旋律起而又伏，绵延不断、动静结合、优美动听。

1177.《梅花三弄》

《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玉妃引》，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相传此曲最早是东晋时桓伊所奏的笛曲，后由笛曲改编为古琴曲

《梅花三弄》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等特征，来赞颂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全曲共分10段，第一部分包括前六段，后四段为第二部分。乐曲前半部分奏出了清幽、舒畅的泛音曲调，表现了梅花高洁、安详的静态；后半部分描写了梅花不屈的动态。前后两段在音色、曲调和节奏上截然不同，有着鲜明的对比。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重复整段主题三次，每次重复都采用泛音奏法，所以称为“三弄”。

1178.《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是古代著名的琵琶曲，产生年代应在汉唐之间。它叙述的是楚汉争霸中垓下之围的场景。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项羽自刎于乌江。

全曲13个段落，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前5段为第一部分，表现战前的金鼓战号齐鸣，众人呐喊的激励场面。接下来的3段为第二部分，表现了战争是紧张激烈的场景。后面两段为第三部分，写项羽的乌江自刎，悲壮凄婉，感人泪下。最后3段为第四部分，写汉军得胜还朝的情况。但今人演奏的均为前三部分10段。

1179.《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又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应为明朝年间作品，也是我国古代琵琶曲中代表作品之一。它描述了夕阳晚景、月初东山、渔舟唱晚的宁静恬雅的美妙景面。

该曲流行十分广泛，后人作过多次改编。民国时期，此曲首次被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解放后，又经多人整理改编，更臻完善，并用唐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之名，以更符合演奏意境，深为国内外听众珍爱。乐曲通过委婉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像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

1180.《渔樵问答》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曲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的《杏庄太音续谱》：“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乐曲采用渔者和樵者对话的方式，以上升的曲调表示问句，下降的曲调表示答句。乐曲通过渔樵在青山绿水间自得其乐的情趣，表达出对追逐名利者的鄙弃。《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是对该曲所表现思想的绝妙描写。

该曲曲调悠然自得，表现出一种飘逸洒脱的格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近几百年来在琴家中广为流传。

1181.《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本为文学作品，相传为东汉蔡邕之女、历史上少有的才女蔡文姬所著。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奴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12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操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节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却又不忍骨肉分离的矛盾。后来蔡文姬又将此文谱成了琴曲。

全曲共18段，运用宫、征、羽三种调式。音乐的对比与发展层次分明，分两大层次，前一层次主要倾述作者身在胡地时对故乡的思恋；后一层次则抒发出作者惜别稚子的隐痛与悲怨。“凄”字贯穿全曲始终。此曲也广为流传。唐代琴家黄庭兰以擅弹此曲著称。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诗中说：“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客归。”而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也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无穷之哀。

1182.《汉宫秋月》

一般认为，《汉宫秋月》意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的幽怨、悲泣情绪，唤起人们对她们不幸遭遇的同情。从名字来看，《汉宫秋月》应与马致远所写的元杂剧《汉宫秋》有关。《汉宫秋》写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其自愿出使匈奴的原因是难得帝王宠幸，可见《汉宫秋月》所同情的对象也许不仅仅限于宫女。

《汉宫秋月》本为明代筝曲，后被刘天华改做二胡。它音调速度缓慢，用弓细腻多变，旋律经常出现短促的休止和顿音，音乐时断时续，加之各种复杂技法的运用，很好地再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感受，确实做到了“分明怨恨曲中论”。

1183.《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优秀琵琶古曲。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阳春白雪》流传有两种不同版本，即《大阳春》和《小阳春》。《大阳春》指李芳园、沈浩初整理的10段、12段乐谱。《小阳春》是民国时汪昱庭所传，又名《快板阳春》，流传很广。

1184.百戏

百戏是对种种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汉文帝篡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橦等也。”

从“百戏”这一词中，我们就可知道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在汉代，它以宫廷为演出中心，表演内容有歌唱奏乐的化装表演，也有各种杂技项目以及马戏、驯兽、魔术等，在表演中常以俗乐伴奏。南北朝时期，百戏的表演场所已扩展至寺庙。经隋、唐的发展，宋代散乐百戏的品种已达100多种，表演的场所也进一步扩展到城市瓦肆，深为民众喜爱。元代以后，各种表演艺术分工越来越明显，作为泛称的“百戏”一词也渐渐为人们所抛弃。

1185.《教坊记》

《教坊记》唐代崔令钦撰。从书中自序可知，崔令钦开元时曾于长安任左金吾仓曹，天宝之乱后，流落江南，因追思长安宫廷教坊故事遂著此书。该书记述了唐代长安宫廷教坊的管理制度、歌舞百戏、歌曲名目以及艺人的轶闻趣事。

全书一卷，分三部分。前叙教坊之制度与人事，中列曲名278，大曲名46，后叙曲调本5则。作者追记初唐、盛唐时期有关音乐、歌唱、舞蹈、戏曲、百戏等。大曲也包含舞曲、戏曲以及雅乐有关部分。《教坊记》记载了唐代伶人和乐工的生活状况和宫廷音乐、舞蹈演出场景以及唐代宫廷教坊的组成、沿革和演变，是极为珍贵的文献。卷中所载324首曲名，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

1186.《乐府杂录》

《乐府杂录》,作者唐人段安节系文宗朝宰相段文昌孙，善乐律，能自度曲，因见《教坊记》所载未尽周详，遂于乾宁元年（894年）编《乐府杂录》1卷。它主要是对开元以后音乐、歌舞、俳优、乐器等问题的考证，并录有歌舞艺人。书中所记雅乐部、云韶乐、清乐部、鼓吹部、驱傩、熊罴部、鼓架部、龟兹部等制度与《唐书》音乐、礼乐志有异，可考知唐一代音乐体制的变化。书中记载一些演奏者的姓名和逸事，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总之，此书实为研究唐代后期礼乐制度、音乐、舞蹈、百戏的专门资料。

1187.京剧

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它是在徽调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

京剧的角色划分十分严格，它分生、旦、净、丑四大行，每一种行当内又有细致的进一步分工。“生”是对男性角色的统称，又分老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内部又分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即民国时期的“四大名旦”）。“净”，俗称花脸，大多是扮演性格、品质或相貌上有些特异的男性人物，化妆用脸谱，音色洪亮，风格粗犷。“丑”，扮演喜剧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脸谱在京剧中也很独特，被誉为角色“心灵的画面”。从颜色上看，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士义烈，如关羽；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如包拯；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如宇文成都；蓝色或绿色的脸谱表示一些粗豪暴躁的人物，如窦尔敦；白色的脸谱一般表示奸臣、坏人，如曹操。

京剧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被看做是“国粹”，在国际上具有很独特的地位。

1188.豫剧

豫剧是在河南流行的剧种，旧称河南梆子。豫剧约在明朝起开始兴起，到清朝已经很普遍了。

豫剧一向以唱见长，在剧情的节骨眼上都安排有大板唱腔，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易为听众听清，显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豫剧的风格首先是富有激情奔放的阳刚之气，善于表演大气磅礴的大场面戏，具有强大的情感力度；其次是地方特色浓郁，质朴通俗、本色自然，紧贴老百姓的生活；再次是节奏鲜明强烈，矛盾冲突尖锐，故事情节有头有尾，人物性格鲜明。

常香玉是豫剧的杰出代表，在当代影响极大，2004年去世后被追授“人民艺术家”称号。

1189.黄梅戏

黄梅戏起源于清代的湖北黄梅，原名黄梅调、采茶戏等，现流传于安徽省安庆市、湖北省黄梅县等地。

黄梅戏的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曲调健康朴实，优美欢快，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色彩；彩腔曲调欢畅，曾在花腔小戏中广泛使用；主调是黄梅戏传统正本大戏常用的唱腔，有平词、火攻、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调严肃庄重，优美大方。

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厚、唱腔纯朴清新、细腻动人，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群众的喜爱。我们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哼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即是黄梅戏《天仙配》里的著名唱段。

1190.评剧

评剧是流传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1910年左右形成于唐山。

评剧的艺术特点是：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它的代表剧目《杨三姐告状》，即以真人真事为素材，久演不衰。

我国著名小品艺术家赵丽蓉，也是出色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她在春晚上与巩汉林合作的《如此包装》也表现了评剧在现实中不受重视、被随意改变的状态，呼吁更多人关注评剧。

1191.越剧

越剧起源于清末的浙江，浙江在古代即为越国。故称越剧。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地方色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等。越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红楼梦》中的唱段。

八、工艺美术

1192.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十分流行的一种瓷器，它全身分为黄、白、绿三种颜色，所以被称为唐三彩。

唐三彩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无不包含。

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1193.汝瓷

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翻译是“China”,而小写的“china”即为瓷器的意思。由此不难看出瓷器对于中国来说有多大的代表性。

我国古代五大名瓷分别为汝瓷、钧瓷、官瓷、定瓷和哥瓷。

汝瓷在我国宋代被列为五大名瓷之首，当时被钦定为宫廷御用瓷。产于河南临汝，故名。汝瓷造型古朴大方，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擎，明亮而不刺目，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我国宋代的汝瓷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十件，而每件价值都在千万元以上。

1194.钧瓷

钧瓷产地是河南禹州钧台。钧瓷历来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它创造性地使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出窑变铜红釉，并衍生出茄皮紫、海棠红、丁香紫、朱砂红、玫瑰紫、鸡血红等多种窑变色彩，宛如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一片彩霞，五彩渗化，相映生辉。钧窑瓷器釉色丰富多彩，彻底改变了以往青釉类瓷器的单调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钧瓷在过去的生产工序很复杂，因而很尊贵，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今天钧瓷生产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亦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之说。它也多次被作为国礼而现身世界。

1195.官瓷

官瓷是由官府经营的瓷窑烧制，在汝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得来。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因底足露胎，故称“铁足”。官瓷的特点有：一是造型古朴，多仿商、周，乍看无惊人之处，细看有勃勃生机。二是釉色润美，无图案，少纹饰，疏淡典雅。三是釉面纹片因受热差异形成，耀青流翠的釉面上有冰裂似纹片。纹色多微黄称“金丝”，有暗红称“鳝血”者为上品。四是紫口铁足，器口釉薄处微露胎色而泛紫，胎足无釉处呈铁红或铁褐色，为行家津津乐道。官瓷也因生产时间短、生产难度高而罕有流世之作。

1196.定瓷

定瓷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在宋代属定州，故名。

定瓷以白瓷著称，造型上以碗、盘、瓶、碟、盒和枕为多，胎薄而轻，质坚硬。定窑瓷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其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中的珍品。

在宋代，定窑属于民间性质的产地，而且生产效率较高，生产延续时间长，因而定窑的市场价值要低一些，概在几十万、几百万元。

1197.哥瓷

哥瓷产地不明。其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

哥瓷的特点有：其一，釉属无光釉，犹如“酥油”般的光泽，色调丰富多彩，有米黄、粉青、奶白诸色；其二，“金丝铁线”的纹样。哥窑釉面有网状开片，或重叠犹如冰裂纹，或成细密小开片，以“金丝铁线”为典型，即较粗琉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其三，“聚沫攒珠”般的釉中气泡。哥窑器通常釉层很厚，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釉内含有气泡，如珠隐现，犹如“聚沫攒珠”般的美韵；其四，“紫口铁足”的风致。哥窑器坯体大都是紫黑色或棕黄色，器皿口边缘釉薄处由于隐纹露出胎色而呈黄褐色，同时在底足未挂釉处呈现铁黑色，故有“紫口铁足”之说。

1198.青花瓷

青花瓷全称白地青花瓷器。它是用氧化钴料在坯胎上描绘纹样，施釉后高温一次烧成。它蓝白相映，怡然成趣，晶莹明快，美观隽久。“白釉青花一大城，花从釉里透分明”，使人赏心悦目。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带去大批青花瓷，与30多个国家进行交往。不少珍品现被收藏在英、美等国博物馆。在各种青花瓷中又以景德镇的最为出色，其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

1199.斗彩瓷

斗彩瓷，是以斗彩为主要装饰手法的瓷器品种。斗彩又称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

斗彩瓷创烧于明成化时期，瓷器身上的图画内容主要是花鸟、人物。它以纹饰新颖、色彩淡雅而名重于世。斗彩瓷的烧成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重大成就，为后来彩瓷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斗彩瓷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它都很小巧玲珑，最高的也只有十几厘米，可以算得上是精工细作。

1200.景泰蓝

景泰蓝是我国著名的工艺品，它盛产于明代景泰年间，而且以蓝色为主，故名。它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制作景泰蓝先要用紫铜制胎，接着在上面作画，再用铜丝在铜胎上根据所画的图案粘出相应的花纹，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在图案中，最后再经反复烧结，磨光镀金而成。景泰蓝的制作既运用了青铜和瓷器工艺，又溶入了传统手工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后 记

目前，“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国学班”和“国学院”遍地开，“国学大师”满街走，“国学大师”的称号也被随意地安置在某些人身上。于丹、易中天、李零等高校教授成为大众喜爱的“学术明星”，各种祭祖活动也在各地争相举办，“孔子学院”也在国外遍地开花，甚至都开到了非洲大陆。被人们一直视为“国故”、“古董”的“国学”在近几年一跃成为人们口中的“显学”。

随着人们对国学的兴趣渐增，阅读国学典籍已成为了人们的必然需要。然而国学卷帙浩繁，涉及面又极广，没有一定的对国学基本常识的了解，读起来必然吃力而难继。如果对国学的基本常识有一个总体概括的认识，那么读起典籍来就会易解一些。有感于此，我们选取了1200个国学常识编辑成书，以期能对国学爱好者有些帮助。

编辑此书，既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需编者博古通今、慎思明辨。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努力尝试用贴切简单的语句来阐释所选的常识点，但由于学识能力所限，仍有很多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地方。

鉴于本书成书仓促，又出于众人之手，又加参考资料的质量参差不齐，讹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