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刘邦》作者：司马辽太郎 TXT下载
《项羽与刘邦》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透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透视《史记》的洞察力
　　《项羽与刘邦》清晰地展示了人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力学关系。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出惨痛激烈的戏剧中发光发热，故事在结尾处迎来高潮，如弦断般戛然而止。这部作品的构思体现了日本历史意识的一种传统。众所周知，从文化发展的初期开始，日本就致力于“引进中国的汉字、汉书”。通过这种引进，“日本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这是日本人历史意识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很久以来被并称为“左国史汉”，作为中国史书的代表，被奉为必读之书。日本人并不因它们是外国的历史而觉得有隔阂，其大前提在于，对日本人来说，历史本身反映包罗万象的人间世界，史书作为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的典籍，为人们所尊重，更确切地说，是为人们所亲近，因此被奉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②在《文学论》那篇艰难晦涩的序中有一节说道：“我少时好读汉籍。虽浸淫未久，但文学究竟为何物，懵懂之中从左国史汉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说，一流的中国史书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广义的文学概念。
　　特别是到了近世①，如中村幸彦②（中央公论社版•著述集3卷16页）所评价的，日本式的汉诗文从其性质上来说，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学，担当了与大众文学相对应的纯文学的角色。汉诗文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不用说，主要是来自汉籍。特别是最具典型的项羽和刘邦的故事，最终超越了汉籍的世界。元禄③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汉楚军谈》，与同为元禄年间成书的《通俗三国志》，并称为中国军事演义的双璧，广泛流传，并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库》，印刷出版。日本民众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并通过这些人物角色思考着人类的历史。
　　司马辽太郎把这些背景总结为“古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总觉得，古中国不是外国，而是自己曾经属于的文明圈”。以“左国史汉”为代表的史书，长久以来，成为日本人总结人生哲学的源泉，引以为鉴。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无法估量。
　　因此，司马辽太郎在构思《项羽与刘邦》时，想必是怀着数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绍故事大纲时谦虚地说过：“故事源自《汉书》和《史记》，我在参阅文献的同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当时人物所置身的时代风俗、思考方式、伦理习惯等进行还原。”谨慎的尝试、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这部作品。
　　这项尝试不仅艰难浩大，而且意味着对世界上最杰出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表现手法的直接挑战。透过司马迁的眼睛，透视历史记录的背面，对活跃在《史记》字里行间的“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进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记》的演绎或概括，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重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
　　《项羽与刘邦》里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不是与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外国人，而是曾启发我们对“什么是人类社会”进行种种反思的“实例”。从古到今，汉楚人物群像，对日本民众来说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无意，但一直在探求一个课题：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项羽与刘邦》 个体觉醒的时代
　　个体觉醒的时代
　　司马辽太郎从时代背景出发来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动，非常重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澎湃的生命力。“战国这个称呼带着杀气，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社会的成熟。”这个大趋势并非中国独有。回头来看，“日本列岛因大量人口定居较迟，比中国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因此战国时代的到来也晚很多。”“尽管历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处还是很多。”司马辽太郎的这些评论引人注意，是对形式本位的时代划分论猛烈的一击。
　　司马辽太郎认为，“必须看到，战国出现的先决条件是，与古代社会相比，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自耕农明显增多，人们从农奴的地位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独立精神。由此产生了亚洲式的‘个体’，个体的形成，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发明的不断涌现。战国前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绚烂的时代，也同样产生于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作者点破：“经历了战国和秦朝灭亡的刘邦和他手下的关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觉醒的个体，他们是由侠义这种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剂一样黏合起来的，后来这种精神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尽管“在战国时代，中国的个体及其尊严确立起来了”，“此后的中国史上，这种精神却衰落下去”，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后，司马辽太郎一边感叹一边总结道：“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最后我们不得不觉悟到：历史不能简单地用发展阶段一概而论。
　　另一方面，与其后的朝代相比，“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这时出现的个体典型，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至今仍焕发着光彩。
　　《史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①曾在《司马迁》（讲谈社文库）中指出，《史记》“重点在于项羽和高祖这一对立要素的运动”。司马辽太郎抓住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最富戏剧性的对决，深入挖掘，向我们呈现了其周边千丝万缕的细节。
　　众多探讨对象中，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探讨对象之一，是人类建构的所谓思想的功能结构。最原始的一种思想———阴阳五行说认为：“哲理不可说破”。司马辽太郎剔除了一般逻辑上的构成原理。“公理不可证明。因其不能证明，才成为绝对真理”，这才是普遍的规律。
　　他还观察到，放眼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创建出许多理论体系，并信奉这些体系。其实大多数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这样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让人相信这些谎言，在此之上建构的体系必须尽可能严密，为此人们殚精竭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理论的核心就是谎言”，因此，“理论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所以，“刘邦没有学识，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学识，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学问中那种虚伪的东西，他也没有沾染。”
　　
《项羽与刘邦》 自尊心
　　自尊心
　　谋士范增揣摩项羽的性格时，对自己说：“这个人缺点很多，但他仍是一块刚出土未经雕琢的璞玉。”司马辽太郎看到了项羽其他方面的优点，评价说：“项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优秀”，“项羽虎背熊腰”，“并非只有匹夫之勇”。陈平对刘邦这样说：“项王是人中之杰。人品高贵，对诸将以礼相待，对部下毫不粗暴，决不因为对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事实上，“项羽与刘邦不同，是名门之后，知书达理。项羽比常人热血十倍，愤怒时会狂暴如虎，憎恨时会大肆屠杀敌方军民，还有他流放并杀死奉为主公的怀王的行为都给人残暴的印象。同时，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礼遇长者。这表现了项羽绅士的一面。”
　　确实，“项羽能使人感到他伟岸的灵魂。但是，这伟岸的灵魂中，也隐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使他有时勇敢，有时表露出异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残酷性，他却无法控制。”项羽是这样一个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项羽好勇”，“以勇为衡量人的第一标准”，因此，“项羽认为有功的都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将，对在后方做坚强后盾者的功劳不屑一顾”。所以“他的论功行赏，常常招致混乱和反叛，或是使人对他灰心失望”。
　　司马辽太郎明确指出：“项羽也有慈悲和恻隐之心，甚至比常人更多。但是如果项羽自己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美，没有产生爱怜之情，那么他的慈悲之心就会封闭起来，让人丝毫看不到。唯有当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且对方完全仰仗他时，他才施予他的慈悲。项羽对美的认识，就像门缝透出的阳光那样狭隘和微弱。虽然如此，他也并不是愚人。他从不为阿谀奉承所动，他的性格真是微妙。”也就是说，“自尊心太强的人都看不见他人”这一规律发生作用，“这与项羽在政治和战略上都缺乏灵敏的触觉不无关系”吧。
　　也就是说，“项羽习惯把世界分为敌我分明的黑白两部分，与此相对，刘邦则把世界看成灰色，有时会变成黑色，有时会变成白色。”
《项羽与刘邦》 虚怀若谷
　　虚怀若谷
　　刘邦这个人物，就人的魅力在何处这个难以捉摸的话题来说，是一个稀有难得的事例，这个事例太大，而让人一时不知从何处入手分析。《项羽与刘邦》正面挑战了这个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人情世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解析。全篇散见对刘邦的多角度描写，书中充满多重复杂而清晰的共鸣音，领域宽广而余韵无穷。聚焦于一个人物，不断转移视点从各个侧面进行描写，这在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中也属罕见。
　　萧何曾问夏侯婴为何追随刘邦，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刘大哥就只是一个呆木瓜。”这时萧何发现了刘邦的可爱之处。萧何从这个角度评价刘邦：“刘邦没有什么德行，却十分可爱可亲。这种品质，也是世上少有啊。”也就是说，萧何开始认识到，亲和力是刘邦的光源，这种光芒掩盖了他的无德无能。
　　“刘邦有个特点，好像生来就不知道有‘小我’”，这确实是世上少有，而且，“刘邦‘自己不能之事就委托他人’”，这形成了他独特的优势。不用说，“刘邦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分辨利害得失的判断力，但他藏而不露，像包着空气的大袋一样虚心。”这就是所谓的“虚心使人聪明”。
　　刘邦“在韩信眼里，是一个可亲的愚人。当然并不是说他蠢，而是说他这个人总是一览无余，没有鲜明的主张和立场，就像一个大袋子。没装东西的袋子形状不固定，也没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唯一的好处是有容量。这反而比贤者更能成为栋梁吧。贤者自己的思考力不论多么优秀也总有界限，袋子却能容纳贤者为己所用。”
　　因此，“他总是需要献策者。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智慧。有多个献策者，他就选择最好的策略。刘邦有这种选择的能力。刘邦的能力还在于，他具有能激发别人为他献计献策的人格。”
　　刘邦年轻时，“喜欢刘邦的人和街上的小流氓们”都自然聚集到“沛县的小酒馆”，“他们只要看见刘邦就觉得高兴，一起在酒馆吹侃闲聊，刘邦有事离开，酒馆就马上冷清下来，大家也都没了兴致，作鸟兽散”，从这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刘邦那种胸怀宽广的个性。总之，《项羽和刘邦》是一部围绕“什么是威望”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1)
　　《项羽与刘邦》节选
　　第一章 始皇帝回宫
　　秦朝的始皇帝名字叫政，他征服诸侯六国并将中国完全置于其绝对统治之下，系于公元前221年。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处于被认为是正常状态的四分五裂之中，即处于各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可以说，统一乃属不正常状态。
　　“———那个家伙，就是皇帝吗？”
　　———秦始皇在位期间经常到全国各地巡幸，许多在路边见过他的人都会从内心里发出这样的疑问，其中恐怕也包含着被他灭掉的各国遗民的复杂感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等于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即统一中国实属愚蠢之举，说来几近于虚无缥缈的幻想，却由他给变成了现实，此举不禁令人疑窦丛生。首先，皇帝二字本身就是个新词，完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因该词还很新颖，人们尚不熟悉，内心自然尚无对皇帝本尊抱有崇敬之意的习惯。
　　在此之前，统治各诸侯的是王和贵族。但是，秦始皇把那些有关王和贵族的制度全都废除。以前，平民生来就是民，将那些天生的王和贵族奉若神明，从来没有窥伺其天赋地位的念头，因此，天下得以稳定地治理。只是在遇上大饥荒的时候，老百姓才成群结队地四处流浪去寻找食物，根本不去理睬那些所谓的王和贵族，仅此而已。
　　始皇帝将各诸侯国过去施行的那些看似理所当然，实则荒谬的制度，统统予以废除。代之而来的是建立起中央集权这种匪夷所思的机构，并将其像一张大网似的遍布整个国家，企图以这张由官僚机构组成的精密大网，将所有老百姓都收入网底。其中所依据的原理就是法，以法论刑罚，以法行税收，以法征劳役，如此等等，一切均照法强制执行，这些都是人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只有他那一直处于边远地带的秦王国的人民曾有过这些经历。总之，整个国家现行的各项制度，全部都是征服国秦原来的一套做法。
　　“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切都改姓秦了。”
　　由此带来的繁文缛节，让从未经历过的中原老百姓不胜其烦。而且不只法制方面的繁琐，连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僚该如何表达尊敬之意，人们都踌躇再三，只因过去从不曾有过此类传统。
　　后来人们才渐渐理解了，只有皇帝才是这片大地上的唯一权威。也就是说，只有皇帝一人掌握着这套官僚体制，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一切都由皇帝亲自作出裁决。而且只有皇位可以世袭。既然贵族这一难以界定的中间阶层已不复存在，情况就好比皇帝本人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了。换句话说，这情景就等于是皇帝自己孤悬在一棵大树上，下面所有的人都是平民百姓。
　　这岂不是说，只要打倒皇帝，自己就能当上皇帝了吗？
　　这个奇特而又符合情理的念头，在很多平民百姓的头脑里滋生出来，如此怪诞的政治理念在之前的历朝历代还从不曾有过，这肯定也是目前这套制度的创立者始料未及的。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2)
　　这位皇帝制度的创立者对大兴土木情有独钟。所有能被他调动的平民百姓都被征来做这些事情，其中包括为他修建宫殿，在他生前就修好陵寝，还要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御道，而在这些民工里就有一位名叫陈胜的人。后来，当他煽动民工伙伴为打倒皇帝而奋起反抗时，还曾高声激励那些诚惶诚恐的民众，讲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王侯的人也好，当将相的人也好，不都跟我们想象中一样，是生活在世上的普普通通的人吗？）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他的独创。作为施虐者的始皇帝也是有份的。如果没有始皇帝开创的史无前例的政治空间，纵使陈胜再怎么扬起皮鞭震得地动山摇，再怎么吐出那句名言，民工们也不会一呼百应的。
　　由皇帝孤身一人直接面对天下所有的民众———当时中国人口有五千万———可以想象对于极端自信的始皇帝来说，也多少有些担心和紧张。只是他并不想利用官僚体系去遮挡，而只想靠装饰自己来掩饰。他企图把自己严密庄重地武装起来，以显示其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还创造了皇帝这一称号，也制定了只有他自己才能使用的第一人称。他把自己称为：“朕”。
　　也就是说，这个字就成了皇帝专有的自我称呼。
　　他甚至还为皇帝出行到全国各个角落而专门修建了御道，这一重要举措也完全是为了彰显他的至高无上。他修建如此庞大的道路网，也许与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遥远的罗马帝国建成的军用道路不无联系。甚至还可以认为，虽说东西方之间尚无正式交通往来，但也有可能是听到传闻，他才产生这个念头的。其水平虽未达到罗马帝国的道路那么规范坚固，但整个工程也算是精心之作。路面上满铺石子，每一粒石子都是民工蹲在地上用小槌子一个挨一个敲进去的，联想到他们的劳动强度和整个道路网工程的浩大，其调集的施工队伍的规模之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天下亿万苍生都归我一人所有。”
　　也就是说，他这种权威理念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无数平民百姓从他们所居住的乡村驱赶出来，使其成为从事各项土木工程建设的民夫；此外，还表现在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理由，大肆杀戮平民以儆效尤。比如说，有一次，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了下来，由于那块陨石上刻有对始皇帝不吉利的字句，他便令人查出罪犯，然而最终也没有查出来，以此为理由，他就把陨石掉落地区周围的百姓全部斩尽杀绝。
　　“杀掉！”
　　只要皇帝一声令下，手下那些官吏就动手杀人。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是暴虐行为。
　　他头脑里想的是：“皇帝活着就是要干这种事情的。”
　　看来这也是蓄意而为，他必须以事实表明自己与从前那些陈腐贵族如齐王、燕王和楚王之流截然不同，换句话说，为表明只有一人可以直接面对天下亿万苍生，只有采取显示权威这一条路。
　　相对于始皇帝在其他方面的统一事业和基本思想来说，这些大肆杀戮的行为只是其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文字因地域不同而各有所异，他将其中大量文字舍弃不用，将留下来的文字加以整理，最终使汉民族使用的文字得以统一；还统一了因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的度量衡。皇帝真是日理万机！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3)
　　历史上的秦王政，当上皇帝后仅仅活了十个年头。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他做了各种必须做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巡幸天下，使各地百姓都能见到他本人的面孔。从这一点来看，比起后世那些具有历史经验的皇帝来，他当皇帝可能更外行。比如后世皇帝都把京城的宫殿修得宏伟庄严，以“礼”来约束百官和百姓，只消显示皇帝如何尊贵就足够了。为此，作为礼教之学的儒家学说便发挥了作用。然而，始皇帝乃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因此，不知道该如何运用不出门就能使自己显得威严的儒家学说，反而下令禁止，还焚烧了儒家的书籍，更活埋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
　　总而言之，为了显示皇帝如何伟大，他必须亲自出面巡幸。
　　这种巡幸举行得十分频繁。对他而言，巡幸仿佛就是最大的政治事业。他乐此不疲，甚至最终病死在巡幸途中。巡幸时，每次都要有几十万阵容豪华、全副武装的军队随行，无数象征秦帝国皇室的黑色旌旗随风飘扬，数不清的金属兵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这位皇帝在当世的震慑力和至高无上的尊严。西边，始皇帝最远到达过位于偏远的陇西；东部，则巡视了黄河流域的主要城池，甚至到达山东半岛的之罘山（现在的芝罘），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大海；又南登琅邪台，返回途中经过内陆的彭城；然后南下遥远的扬子江畔，足迹踏遍那里的要冲之地。为保证其政权体系的运作，随行文职官员的数目也大得惊人。
　　始皇帝自己则始终坐在车里。车辆装饰得宛若一座小小的宫殿，不知道是出自哪位能工巧匠的设计，由于很多窗子都能自然开关，车子里面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这辆车子被赋予了特别的名称，叫做“辒辌车”。
　　辒辌二字很有可能就是专为这辆车创造出来的。
　　每逢巡幸队伍到达大小都邑，群众都会立即拥到队列两侧。人们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受到礼教的熏陶，因而并不朝皇帝下跪礼拜，只是挤成一团，兴致勃勃地看热闹。在这种场合，始皇帝便把辒辌车的窗子微微打开，让那些平民百姓能看到自己的容颜。
　　“在这片土地上，代表天下的皇帝首度现身了。你们可以有幸拜见了。”
　　带着这种想法，这位皇帝转动着头，让人们见上自己一面。
　　“那个人就是自称皇帝的政吗？”
　　一些无赖之徒以平等的心理从侧面看到了他那张脸。他热衷于转来转去，让人们看见自己的那张脸，后来那些奋起造反以图推翻他的政权并坐上皇帝宝座的人，大部分都在家乡或劳作的现场记住了他的模样。他真是在丢人现眼。当他那张脸被人记住的时候，记住的人谁都会想：“只要把这个人打倒，我就能成为这个人。”由于皇帝的存在并没有以贵族制度和礼教思想为武器加以保护，就使得那些充满野心的人产生了这种“帝位轻而易举即可获得”的念头。从后世的帝制来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对于发明“皇帝”的嬴政来说，他不可能像其后世同行那样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创始者会有巨大的疏忽，诚属无奈。
　　例如在后来的造反者行列里，有一位出生在沛县的刘邦，就曾在京城咸阳的大街上亲眼见过这位皇帝。当时刘邦正在始皇帝的建筑工程里服劳役。有一天，他极为偶然地看到天下最高权威者正安详肃穆地从宽敞的街道上缓缓经过，不禁为其壮观场面所打动，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刘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大丈夫当如是也！”———男子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刘邦并没有对皇帝产生无谓的抗争心理，只是胡乱摇摇头，内心深处则羡慕不已。这种状况确实符合刘邦的为人。
　　另一方面，项羽是在江南的会稽遇到始皇帝出巡的。他混在人群看热闹。当豪华的辒辌车走近时，他竟大声喊了一句：
　　“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4)
　　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惊恐万分。他大喊的这句话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正因为如此，“取而代之”一词甚至还成了成语。对项羽来说这乃是肺腑之言。从项羽强烈的自尊心来讲，他根本就没感到眼前这位乘着皇帝车、穿着皇帝衣、名叫嬴政的皱纹很深的男人有什么力量和价值。始皇帝纯属偶然地降生在秦王的家里才当上王的。既不像刘邦那样属于草根百姓，也不像项羽那样有过流浪汉般的经历。秦地处中国西北部，杂居着半耕半牧的其他少数民族。要治理好这一切，除了依靠由法律、刑罚和皮鞭支撑的专制制度以外别无他法，所以秦很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确立了法制的国度。秦国缺少类似中原地区那种逐步成熟起来的人文知识，相比之下，却在铜、铁或黄铜等的冶炼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深耕的农具和锋利的兵器也十分充足，其数量远远超出东部六国（楚、齐、燕、韩、魏、赵）。
　　如上所述，秦所具有的专制制度、生产力与兵器的优越性，使得该国凌驾在其他六国之上，及至秦王政即位，很快就将六国灭掉，终于完成了可称为奇迹的大一统事业。政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这种看法已深深植入那些以服劳役身份四处流浪的六国遗民心里。本来原六国的遗民就把秦视为野蛮之国，且对其缺乏汉民族血统始终抱着蔑视的态度。一个长期被蔑视的诸侯国的国王竟然当上了皇帝，即便不是刘邦项羽，也不会有谁将他放在眼里的。
　　始皇帝也心里有数。唯其如此，才要在各地修建让百姓摧肝裂胆的巨大建筑物，还要浩浩荡荡地列队出巡，让天下看到身为皇帝的自己的那张脸。不过，他到处露面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也就是说，他竟然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境地，所到之处，反而刺激了刘邦项羽之类的无名鼠辈，挑起了他们的野心。
　　在巡幸过程中，始皇帝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愿望。
　　人的一生是注定逃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的。而他却心怀希冀，以为万能的皇帝是可以逃过这一关的。正因为一直生活在人文观念淡薄的西北边疆，他从不为细枝末节的文化意识所困扰，反倒能采取一些合理的思维模式；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算是一位某种科学学说的信仰者。在这种环境气氛之中，他信上了方术。方术在当时就相当于一种科学，更有那些来历不明的方士，像谈论后来的科学一样大谈特谈神仙。始皇帝命令他们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为此散出万金，而且连续不断地散下去。
　　“制出好药来！”
　　他这样催促那些方士。
　　始皇帝大量地服用他们调制出来的东西。有迹象显示，他甚至服用了某种类似水银的药物。水银毒素日积月累，最后肯定会造成穿肠破肚的恶果。
　　方士之中，始皇帝特别信任一个名叫卢生的人。卢生名气很高，据说能“在天上与神仙相伴”。
　　“卢生，在众多滥竽充数的方士之中，朕只相信他一个人。快把神仙带来！”
　　始皇帝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另一方面，他也想到卢生会不会消极怠工，会大声训斥他一通。
　　“神仙肯定会来到陛下跟前的。”
　　每次，卢生都很有把握地这样回答。
　　卢生还屡屡作出保证：只有到那个时候，神仙才会把长生不老之药献给陛下。然而始皇帝的宫室里却始终没有神仙飘然而至。卢生已无计可施，只好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改口说道：那是因为陛下起居环境不好。神仙是不喜欢外人的。陛下宫室里常有臣下人等在场，纵使神仙想来，也无法飘然落下。他就是用这些貌似有理的理论和例证来申述。始皇帝是个理性主义者，认为确有道理。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5)
　　自那以后，始皇帝就不再让外人接近身边。咸阳宫的殿舍有二百七十栋之多。如此宏大的宫廷里，始皇帝究竟身在何处，一概不许外人知道，只有宦官赵高除外。倘若不设例外，皇帝就无法亲理朝政了。赵高将内阁有关政务的文书拿到宫中，送到皇帝的面前，为的是得到皇帝的裁示，裁示结束，当即将那些文书送往作为执行机构的内阁。掌管内阁的是丞相，由声名远播的李斯担任这一职务。始皇帝得以统一天下，李斯贡献很大。秦帝国建立以后，这位最大的功臣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恩宠，他的几个儿子全都娶了始皇帝的女儿为妻，他的女儿则全部与皇帝家族结为秦晋之好。始皇帝大兴土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征讨边疆等重大决策，都是由李斯提出建议并加以实施的。就连这样一位年事已高的宰相，竟然也无法获知自己的君主究竟身在宫殿何处。始皇帝日常起居的隐秘程度就是如此彻底。这种谨慎严密的做派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赵高会如此特殊，完全是出于以下理由：“宦官并不算人。”
　　不消说，宦官都是要去势的。历朝历代的宫廷里，帝王身居深宫，任何私生活的秘密，都逃不过那些宦官的耳目，其理由就在于他们不算是人。秦皇宫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宫殿，自然会有数千名宫女，以及为整个皇宫服务的数百名宦官。其中赵高的资格最老，他特别善于辞令，且有超出他人的机敏头脑，为此深得始皇帝的宠信。
　　———赵高简直就像个影子。
　　这就是他在宫廷里获得的口碑。赵高走路步子极轻，也许是深得某种呼吸术之奥妙的缘故吧，即使在始皇帝身边料理日常生活时，他也不会让始皇帝感到有人在身旁。就是走在铺满青砖的地面上，赵高脚下也从不发出声响，甚至连一丝动静都没有。
　　皇帝每天夜里都要到后宫临幸一名女子。每天晚上，赵高都要把皇帝领到那些女人的房间里去。皇帝临幸的女子每天都要换一个。赵高的工作就是安排好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前要让女子脱光衣服检查一遍，以防其带有匕首或毒药等物品；皇帝临幸时，他还要监视里面的动静，保证在最高潮时女子不会突然杀死皇帝。因此，当皇帝在女子房间里时，赵高也自始至终像影子似的待在屋子里侍候。就这样，始皇帝内心也渐渐得出了结论，即：赵高是个影子，不算是个人。
　　始皇帝还想当然地认为，神仙也不会把这个影子当成人的，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神仙从天而降吧！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6)
　　尽管在始皇帝心目中，赵高只是个影子，但赵高却始终如一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
　　我是人嘛！
　　赵高心里，这个观点毫不动摇。他甚至还抱有这样一种想法：
　　普天之下，难道还有我这么了不起的人吗？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赵高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他掌握的都是不为天下人知的事情。对局外人来讲，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皇帝既新奇又握有天下绝对的权力，尽管如此，对于这些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的宦官来说，这位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初露老态的男人，还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荒淫之人。由于一心想把这种荒淫保持下去，这个男人十分害怕衰老，妄想唯独自己能免于一死，始皇帝也就是这样一位滑稽可笑的男人而已。除此之外，从宦官的角度来讲，根本无需再去想象他是什么皇帝之类的事了。
　　赵高跟着始皇帝，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宫中转来转去。他要照顾始皇帝大小便，傍晚用热水为他擦澡，献上膳食，整理寝床。自己也有在一旁打盹的时候，恍惚之中，他脑海里还曾闪过一个念头：这男人的一条命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那感觉就好像自己手里紧捏着一只黄绒小鸡的命。只要一使劲，那小鸡就会一命呜呼。只要想杀死他，任何时候都能办到，一种无法言喻的目空一切的念头，开始出现在赵高的脑海里。只是如果杀掉始皇帝，赵高的职位和性命也都不保了，因此毫无意义。虽说如此，毕竟只有自己暗中握有对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这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在他头脑里快速地滋生出一种奇妙的权力意识。
　　没过多久，宛如魔法般地，赵高头脑里的这种权力意识变得愈来愈强烈。
　　赵高拿着文书往返于始皇帝和丞相李斯之间。始皇帝的旨意也由他代为传达。对于李斯来讲，既然始皇帝已变成不得面见的君主，从这位老得浑身长满赘肉的宦官赵高口里吐出来的话语，就只好信以为真地当成是始皇帝的诏书了。赵高传达始皇帝的旨意时，总要先说上一句：
　　“皇帝诏曰。”
　　以显示其异常的威严，暗含着要求李斯乖乖听命的意思。
　　这套把戏，李斯很不受用，不过，倘若惹恼了赵高，就不知道他会到始皇帝跟前怎样告自己的阴状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掌握在始皇帝一人手里。虽说独尊法家，但唯独始皇帝是可以超越法律的，他的话就是法。如果始皇帝听信了谗言，李斯的脑袋当天就会搬家。
　　李斯最后终于屈服了，在赵高面前表现出一副极为诚惶诚恐的样子，宛如在始皇帝面前一般。
　　“连李斯都畏惧我了。”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7)
　　赵高心中暗自得意。李斯确实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不知道赵高肚子里究竟会冒出什么坏水来。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把赵高早点哄住，自己的性命也就岌岌可危了。
　　不过，赵高对李斯的用语还是一如既往地谦恭有礼。因为宦官的身份本来就是奴隶，虽然是在秦宫廷里，其地位却如猫狗一样卑贱。对待李斯这位类似秦帝国官员总头领的人，赵高不得不采取郑重其事的态度，但言行之间已开始露出锋芒。当赵高面对李斯的时候，偶尔还会产生“自己就是皇帝”的错觉。李斯则始终保持另外一种心态，每当面对这位丑陋的被去势之人，他始终不敢有片刻疏忽大意，因此，每次见面，李斯都是将赵高当做皇帝的替身来对待。
　　始皇帝最后一次外出巡幸，是在阴历十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京城咸阳因民夫众多而显得人声鼎沸。始皇帝正在渭水南边（咸阳东南）兴建一座巨大无比的宫殿，暂取名为阿房宫。据说仅前殿的一栋建筑就东西长八百米，南北宽一百五十米，其屋宇下足以容纳一万人，是这片大地上有人类居住以来最大的建筑，其宏伟壮丽的程度，以过去的建筑概念是无法想象的。服劳役的民夫都是从全国各地驱赶来的农民，在此期间，另一支劳动大军正在咸阳东部的骊山脚下从事另外一项工程。说来简直矛盾，始皇帝本来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却不改其好大喜功的本色，早早地修起了陵墓，而此时该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他这次长途跋涉的巡幸，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这些烦扰而另觅清静吧！
　　他先到了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会稽，北上过扬子江，又十分难得地沿东海岸一路向北行进，一直到达山东半岛海边的琅邪，当来到平原津时，他终于病倒了。按理应该急速返驾咸阳，但他还是认为这场病尚不至于终结自己的性命，强打精神继续深入北国大地，涉济水，渡漯水，来到一个叫沙丘（河北省平乡）的地方，这时病情已经危在旦夕了。这次巡幸已经跨过了一个年头，春天也已匆匆离去，此时正值盛夏七月。
　　“我老早就预料到的情况果然出现了。”
　　想到这里，一直侍候在皇帝身边的赵高不禁暗自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的赵高已不仅是一名宦官。他甚至还执掌着始皇帝下诏书时必然要用到的玉玺。在整个巡幸过程中，他一直陪坐在始皇帝的辒辌车内，极为细心地观察着始皇帝的病情。
　　“万一出点差池，皇帝就要死在这沙丘啦！”赵高脑海里曾出现过这一想法。
　　皇帝的死与政变是联系在一起的。讨厌预测死亡的始皇帝，一直没有确立可继承皇位的太子。
　　他总共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叫扶苏，为人温文厚重而又学养有素，考虑问题周到且不失偏颇，性格与令人怨声载道的父皇迥然不同，在宫内深受好评，其深得民心的名声甚至传遍五湖四海。一般认为，若扶苏当政，秦帝国将会出现歌舞升平的局面，然而对于赵高来说，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让扶苏当上二世皇帝。
　　著名武将蒙恬则支持扶苏，也可以说是拥护扶苏。
　　蒙恬系出身将军世家。在秦还只是诸侯王国时，蒙氏家族就已连续数代为将，祖父蒙骜将军尤为著名，兄长蒙毅也力大无比。蒙恬为秦帝国的建立身经百战，帝国成立后，他又率三十万大军北抵塞外荒漠地区屯边，打败历来威胁汉民族的匈奴，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其南下入侵。为建造长城，他屯兵驻守在靠近边境的上郡（陕西省绥德县东），在此安营扎寨，使秦得以抵御外患，保持国泰民安。
　　曾有妖言惑众者说：“亡秦者胡也。”这件事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所谓胡，当然是指北方大草原上的其他少数民族，这一统称之中也包括匈奴。鉴于这种情况，始皇帝对正在第一线防御胡人的蒙恬十分器重。不仅如此，尽管边境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秦并不心服口服，但对蒙恬的武德却发自内心地表示感激。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的威信还不如说是靠蒙恬才越来越高的。
　　公子扶苏就在这位蒙恬跟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始皇帝发起史上闻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乃是他离开咸阳外出巡幸的前一年。坑（阬）是执行死刑的一种方法，即将人活埋，历代作为死刑而屡屡采用。他在现今西安以东的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全部坑（阬）掉，也只有这一次，公子扶苏向父皇提出了强烈的谏言。与父亲和李斯那种严酷的法家思想相比，扶苏总体上还是喜欢温和一些的儒家。扶苏的进谏极大地伤害了始皇帝的自尊心。这且不说，尤其令他感到危险的，是扶苏的思想与秦帝国的立国思想完全相悖，于是他说道：
　　“你还是暂时先到蒙恬那儿去做监军吧！”
　　就这样，他将扶苏从咸阳的皇宫里赶到边疆去了。人们看到，扶苏已失去当皇太子的希望。然而，始皇帝并没有考虑那么长远，而肯定是想借这件事来教育扶苏，使其明白维持帝国的存在是一项多么严酷的现实。扶苏很喜欢蒙恬的刚柔并济，反倒高高兴兴地直奔边境去了。
　　始皇帝其他孩子里就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
　　最小的儿子胡亥二十岁。不知何故，始皇帝就是溺爱这个白白嫩嫩、像个书生的小儿子。如果我们假定始皇帝并不喜爱胡亥———以下则纯属玩笑性质的想象———也许在一瞬间，脑子里就会闪过一个问号：“亡秦者胡也”中的“胡”，该不会指的就是胡亥吧？总而言之，大儿子扶苏去了边境，小儿子胡亥则留在了咸阳。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8)
　　赵高一直担任胡亥的师父。赵高虽身为宦官，却明晓文字，对秦的法律尤为精通。他向胡亥传授这些知识，师徒之间关系融洽。就赵高而言，他脑子里想的是，只要胡亥当上二世皇帝，秦帝国就等于掌握在了自己手里。怀抱这一憧憬，赵高经常往始皇帝耳朵里灌输胡亥人品如何如何好，又如何如何聪明伶俐等。这次巡视天下，他又建议始皇帝带上胡亥同行，并获得始皇帝的批准。即使停留在酷暑中的这片沙丘之时，胡亥也在随行队伍之中。
　　“真可谓意外之幸。”
　　赵高心中暗自庆幸。扶苏远在他乡，胡亥却在父皇身边，一切都好策划。
　　“对李斯也是幸运的吧？”赵高脑子里在琢磨，如果扶苏继承皇位，蒙恬就会代替李斯的位置辅佐皇帝。李斯势必会被疏远，尤为严重的是，假定扶苏崇尚儒家，危险将会更大。作为一名狂热的法家信徒，李斯此前对儒家的镇压甚为严厉，将面临以这项罪名被新皇帝治罪的危险。
　　“拉李斯入伙，轻而易举！”赵高心中好不得意。
　　这天早晨，始皇帝在昏暗的辒辌车中的卧榻上停止了呼吸。赵高在身边伺候到最后一刻，在皇帝咽气的那一瞬间，出于对新任务的考虑，赵高朝背后狠狠地扫了一眼。有三名手下的宦官在现场，正在卧榻后面干杂活。
　　“听着！”赵高板着怕人的面孔说道，“陛下并没有驾崩。还在这辆辒辌车上。直到还幸咸阳，一直都健在。”
　　他还说，如果把事实真相传出去，就将以不忠的罪名杀掉他们，直至诛灭九族，记住了吗？三个宦官一齐跪了下去。他们本来就是赵高的同党，根本无需叮嘱。
　　接下来就剩李斯了。
　　赵高打发两名宦官去叫胡亥和李斯。不一会儿，胡亥就赶来了，朝着再也不会开口的始皇帝庄重地行谒见之礼。接着李斯也来到车上。面对皇帝驾崩这一现实，李斯大惊失色，吓得几乎无法站稳。
　　“臣实在不知道。臣身为丞相，实在不知道陛下的病会到这种程度。”
　　李斯将额头碰到地板上，痛哭失声，其中也包含着对赵高的愤怒和怨恨———他竟然未把始皇帝的病情告诉自己。可能的话，真想依照哪条刑律将赵高处以死刑。对作为刑名家的李斯来说，运用法律让赵高身首异处，乃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赵高已有了新保护伞，他对胡亥的态度转瞬之间就变得恭恭敬敬，简直就像对待皇帝一般，暗中则始终紧盯着李斯的表情。
　　不久，赵高让其他宦官离开了车子。
　　车里面只剩下三个人。
　　赵高抬手把烛光弄得更亮一些，一声不响地从棚顶上取下一卷帛书，展开给二人看。李斯抬眼一瞧，乃是始皇帝的遗诏。胡亥和李斯连忙倒地跪拜。赵高作了说明，始皇帝临死之前，已察觉到确实难逃一死，便将自己叫到身边，令其记下口述的诏书，内容是有关继位者的事宜，指名送给身在边境的长子扶苏。上面写的意思是：
　　将兵权交给蒙恬，急速返回咸阳参加朕的葬礼。（“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虽然并未明确指示要扶苏继位，但效果可以说与指名是一致的。比指名更难处理的是，倘若按这份遗诏去做，说不定蒙恬还会亲率边境的军队，一路保护扶苏返回咸阳。京城便会理所当然地处于蒙恬大军的控制之下。
　　这对赵高来说就麻烦了。
　　“这份诏书将送至蒙恬将军的驻地，现在暂时将其推迟一下。”
　　赵高仿佛在宣读一份公告。李斯抬起苍老的面孔，刻意现出疑惑的表情。
　　赵高从胡亥身边离开，将脸贴近李斯，口里说道：“请听好！”如果人们都知道陛下驾崩秦帝国将毁在这座沙丘之上。前边路上有土匪造反，会挡住这支随行队伍，不仅如此，连军队能否保持冷静也难以预测。“丞相！”赵高厉声叫了一句，接下来问道：这份诏书一旦送抵边境，皇帝驾崩的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是为秦帝国灭亡推波助澜呢？还是封锁驾崩消息，做出一副陛下仍在世的样子，回到咸阳后再举行盛大国葬，以尽力避免秦帝国的崩溃呢？
　　李斯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像决心已定似的点了一下头，口中说道：就遵从赵高公公的意思吧！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9)
　　没过多久，始皇帝的遗体就从沙丘出发了。
　　皇帝的遗体进行巡幸，这种事真是空前绝后。黑色旌旗挥舞着向前移动，文武百官簇拥在辒辌车前后，其壮观景象一如既往。没有谁知道始皇帝已成了一具尸体。
　　辒辌车上，只有赵高与灵柩中的始皇帝在一起。
　　早膳晚膳也都由坐在灵柩前的赵高受用。此次巡幸途中，始皇帝每天早晨都要接受李斯率领的百官朝拜。文武百官列队来到车前，却从未直接见到皇帝，因为外面有珠帘遮挡着。从这天开始，由赵高坐在珠帘后面接见他们。赵高成了真真正正的冒牌皇帝。
　　“简直荒唐透顶。”
　　第一次早朝时，李斯内心冲动不已，真想从身上揪下一块肉砸过去。
　　第一次早朝结束后，“始皇帝”赵高将胡亥叫了过去。在局外人眼里看来，始皇帝难道不再隐匿行踪了吗？胡亥顺着台阶上到车子里面，车内光线故意弄得很暗，朱红色的柱子显得沉甸甸的。车里面充满了尸臭味，在阵阵扑鼻的尸臭味当中，赵高正端坐在那里。
　　“根据遗诏，长子扶苏将继承帝位。”
　　赵高摇晃着身体小声说道。四只车轮滚动在地面上，发出隆隆声响。赵高接下来说的意思是，如果扶苏继承帝位，就会像无数先例表明的那样，其他有资格的皇子都将被杀掉，特别是受到始皇帝偏爱、一时间曾传说要继承帝位的胡亥，届时将更是在劫难逃，“正如许多事例所昭示的那样，出于防范叛乱的目的，您也会被杀头，您能忍受吗？”年少的胡亥简直闹不清赵高在说些什么。
　　“恐怕只能如此了。先帝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说完，赵高用手指了指棚顶上的遗诏，意思是现在还不能算是定案。赵高说，那份遗诏，除了胡亥、李斯丞相和我以外，天底下再没有人知道。现在就看胡亥如何决断了，只要胡亥有这种心理准备，成功返回咸阳的当天就登基坐殿，这种事也决不是什么梦想。
　　胡亥浑身发抖，因为赵高的意思是要伪造皇帝遗书。然而赵高却不允许胡亥支支吾吾，近似于逼迫地让他回答。胡亥终于垂下头，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诺。”
　　“胡亥同意了！”赵高有了靠山。接下来就是丞相李斯了。他把李斯叫进车里，里面只剩下他们二人。
　　李斯得知全部密谋，颇感吃惊，且大为恼怒。不过，他却竭力按捺怒火，口里说道：“赵高啊，你的想法是不对的，非但不符合为臣之道，更会造成国破人亡。”
　　李斯虽为出色的政治家，在政治层面却不属于那种能泰然自若地容忍各种丑恶行径的人，他的学识也好，施政理念也好，都贯穿着带有他本人个性的强烈正义感。他不是那种肯与赵高为伍的人。
　　再者，他的法制观念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谓臣者，并非自由之身。臣本来就应该叫做奴隶，遵守供养自己的主人的命令，才是为臣之道。主人在世时能够遵从，而主人一旦离世就践踏其遗言，这于法于理都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想法，老臣不敢苟同。”李斯说道。
　　赵高开始威胁了：“在我大秦，丞相只是一代君主之臣。”
　　又说，先朝任用的丞相，从没有下一代还会任用的。扶苏公子若当上皇帝，蒙恬就会当上丞相，您这位老臣恐怕就只会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历朝历代的丞相，在他们侍奉的主人死掉以后，都无一例外地被罗织出各种罪名，甚至被株连九族赶尽杀绝。丞相有自信能开创不死之先例吗？
　　“能开创不死之先例。”
　　李斯很想说出这句话。他有这种自信，因为正是自己当初连续向秦王政献计献策，才把六国灭掉的。在秦王政成为这片大地的君主之后，又是自己提出了所有治国安邦的政策。
　　不过，与其说李斯是个正宗的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更善于制订方案的人。能为始皇帝这样具有强烈个性的独裁者服务，其所提方案还会被接纳，李斯也大为风光。然而若只作为政治家生活在世上，他就颇显魄力不足了。
　　赵高也很清楚这一点。
　　“蒙恬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武将，并不像丞相是一位屡有建树的文臣，但那要看所处的位置，蒙恬即使当丞相，大概也会跟您干得差不多吧！可是要由丞相去统率三军，像蒙恬那样建功立业，恐怕就不敢想象了。比方说，在以战略眼光洞察长远目标的能力方面，丞相会比蒙恬强吗？还有，在天下老百姓心目中，丞相认为谁的威信和声望更高一些呢？更重要的是，扶苏公子当上皇帝后，丞相认为他会和谁更亲近一些呢？”
　　李斯用力摇摇头，说：蒙恬全都比我强。接着，他又很不高兴地反问道：“为什么要问这种事呢？”
　　“是想知道丞相您如何评价自己。蒙恬各方面都强，这就意味着下一任丞相非蒙恬莫属了。也就是说，丞相您将会被杀掉，等于丞相亲自承认了这一点。不过，还有一条解救之道。”
　　赵高说，那就是让胡亥当皇帝，幸好先帝的遗诏还在这里，先帝的印玺也由我在保管。让胡亥即位的诏书马上就可以制成……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10)
　　“当然，只要身为丞相的您点头同意。”
　　赵高又紧追不舍地逼迫道：幸好，这个秘密只有三个人知道，连天地神灵都不晓得。胡亥已经同意。只要您肯答应，问题就解决了。面对赵高的利诱，李斯一直在抵抗，看上去，他心里斗争很激烈。而赵高能言善辩，找出所有理由，像蜘蛛用网缠住小虫子似的抓住李斯不放。李斯终于答应下来。不过，他随后便仰天长叹道：生于无聊之世，关乎无聊之人，竟被拉入可耻之列！说完就伏在地板上，揪乱了头发，痛苦地呜咽不止。
　　赵高成了这次密谋的主角。
　　密谋的地点就在辒辌车内，始皇帝的遗骸就躺在一边。赵高首先伪造出始皇帝立胡亥为皇太子的遗诏，让胡亥和李斯过目。两人既已陷入这步田地，根本无需再对遗诏发表议论，都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件事，就是必须将扶苏和蒙恬杀掉。
　　“啊？”
　　胡亥脸色大变，仿佛被吓破了胆。
　　“要处死兄长和蒙恬吗？”
　　“当然要。如果不将理应当皇帝的长公子和秦朝第一流的名将处死，您即使登上帝位，扶苏公子也会愤愤不平，以其声望收买天下人心，加上蒙恬率大军把咸阳城团团围住，煞费苦心才制定出来的这套计划也就全部落空了。”
　　“非得处死兄长不可吗？”
　　“您和李斯丞相都同意伪造一份遗诏。在您同意的那一时刻，要将扶苏公子和蒙恬处死，就已经理所当然地包含在其中了。”
　　“是这样吗？”
　　胡亥还是犹犹豫豫。赵高厉声说道：我等是要从对方手里夺取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用一般手段是不行的。
　　就这样，赵高最终写好了赐给身在边境的扶苏和蒙恬的诏书，最后一句是：“与蒙恬一起自裁。”
　　这份以始皇帝口吻伪造的遗诏，开头第一个字用的就是“朕”，其大致内容是：朕巡幸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蒙恬率大军与匈奴作战十有余年，至今仍无尺寸之功。不仅如此，反而一直从政治上批判朕之所为。为抵扶苏不孝之罪，赐此剑以与将军蒙恬一起自裁。
　　“丞相看如何？”
　　赵高将草稿让李斯过目。
　　“可以。”
　　李斯也只好表示同意。
　　在边境营帐里，接到敕命的扶苏用那把剑毅然决然地刺入咽喉，当场自杀身亡。
　　自杀之前，蒙恬曾劝阻道：这道命令实在太突兀，颇令人费解，安知其非诈？臣以为还应再试一次，复请陛下开恩吧！如此才会真相大白。扶苏却说：那就等于对父命产生怀疑，成为双重不孝之罪了。他没听蒙恬的劝阻，急着走上了黄泉之路。
　　蒙恬却不肯自杀。因此使者下令将其捉拿，押送至咸阳投入大牢。几个月之后，蒙恬也在牢房里服毒而死。
　　辒辌车仍在冒着酷暑朝咸阳赶路。
　　因为天气太热，始皇帝的尸体腐烂很快。车内充满腐臭味。天下唯一至高无上的人，死后尸体也会发出臭味，既令人感到滑稽，也让人感到悲哀。对赵高来说，始皇帝必须继续是尸体。
　　“再稍微忍耐一下。”
　　车子里，赵高在心中说道，不是说给始皇帝的尸体听，而是说给自己听。装成皇帝的赵高被臭气熏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他只有到夜里才能恢复赵高的身份，到自己的住处去休息。从辒辌车上一下来，他立时感到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觉得又重新回到了人世间。夜里他都是让心腹宦官轮流住到车里。在这么强烈的臭气当中，根本无法入睡，受了一夜罪的宦官从车上下来时，脸上都带着临死前的那种蜡黄色。白天则由赵高待在车内。若非被贪欲迷住心窍，这个罪是无法忍受的。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这股臭气会跑到车外面去。为此，从几天前赵高就让马车并排前进。始皇帝当年开通的军用专线都是两车道，没想到他生前用得不多，死后却发挥了关键作用。赵高命人在并排前进的马车里装上一石（三十公斤）鲍鱼。说是鲍鱼，其实就是一种鱼干，臭气熏天。虽然事前已告知那些扈从是“陛下降旨要这样做的”，但随行人员却闹不懂始皇帝为何会有这种嗜好。赵高对此未作任何解释。故而大家都心存疑惑，不少人肯定已怀疑出了什么问题。
　　从边关回来的使者向他们报告，说扶苏已经自尽，蒙恬已被捉拿槛送咸阳。
　　“这下放心了。”
　　胡亥满脸轻松地说道。此前他似乎确实在担心是否会成功。李斯也很高兴，终于把世上可能会危害自己的势力除掉了。
　　巡幸队伍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向西行进。进入陕西北部之后，有一条南下直通咸阳的新路。这是蒙恬开通的，由匈奴出没的塞外荒漠地带向南延伸，经上郡直达咸阳。一旦北部边境出现异常情况，马上即可将大军从咸阳送上前线，这条路在当时被称为“直道”。不过自从直道开通以来，又慑于蒙恬的威名，匈奴自然有所收敛，再没有出现过需要运送军队的情况。这条直道为急于将始皇帝尸体运回咸阳的赵高立了大功。坏事做多了，最初的紧张恐惧也慢慢消失，反而觉得正在进行的一切空虚而又滑稽。
《项羽与刘邦》 始皇帝回宫(11)
　　然而，坏事一旦干起来就无法收场了。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之后，赵高又在新帝耳边悄声提醒道：
　　“陛下尚不能高枕无忧。”
　　赵高嗅到伪造遗诏的秘密已经泄露出去。据说，在诸位皇公子、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们之间，已在悄悄议论有关新帝即位的秘密。或许这只不过是赵高心中有鬼产生的幻觉，但对赵高来说，心中有鬼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必须消除这种心理，尽管心中有鬼属主观世界，但其根源却在对手身上。所谓对手，即是指那些皇室成员和元老重臣还活在世上这一现实。只有把他们赶尽杀绝，才会消除整天惴惴不安的心理。
　　这段时间以来，赵高已升任为类似于宫廷总管的郎中令。宫中有关皇帝日常起居的全部活动，事无巨细地全由赵高一人掌管。与宫中相对的行政上的机构是内阁。内阁原本由丞相李斯主管，然而因年轻皇帝对赵高言听计从，凡事皆独断专行，致使李斯的权势已丧失殆尽。
　　精于法律的赵高针对每一个人罗织出罪状，逐个依法予以处决。始皇帝的十二个公子和十个公主全部被处死。与公子公主有牵连的还有数千名家族成员和仆人，这些人也全部被拉到咸阳城外砍掉头颅。元老重臣们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们只是单独死去的话尚可不论，问题是一大批受到株连的家族成员和仆人，竟也无一幸免地断送了性命。咸阳本是帝王之都，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此类人等构成的。这项大规模的清除异己行动杀人如麻，造成政局不稳，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还埋下了社会动荡不安的种子，这种动荡不安已波及到全国各地。
　　受到波及而产生动摇的人群里，包括那些被强征来为官府大兴土木的农民，还有正被送往边境去充军打仗的人。后来曾大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这时就正跟好友吴广一起被送往边境一个叫渔阳的地方去充军。当这伙人来到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时，刚好碰上大雨，道路不通。他们在大泽乡停留了好几天。按秦的法律，一旦被征去当兵或从事劳役的人不在规定日期内抵达目的地，就将被全体处以死刑。照眼前这种状况，根本无法赶上规定的日期，陈胜和吴广就以“逃也死，去也死”为理由向同行的伙伴们做说服工作，又说，上上策就是起来造反，拿起武器推翻秦朝廷，秦才是这条法律的祸根，由此得到伙伴们的赞同，杀死押解的官吏，燃起了造反的烽火。
　　不久这一造反的势头就波及到了全国，而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正好发生在胡亥即位的第二年。从外部景象来看，秦帝国的架构给人的感觉就是凭始皇帝一人在独力支撑的，因此，始皇帝一死就会土崩瓦解，这是人们的共同感觉。而陈胜吴广他们正是受到这种感觉的强烈驱使才奋起抗争的。
　　只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时，与始皇帝之死相去不久，因此他们是否得知这一消息颇令人怀疑。不过，之后如连锁反应般在各地纷纷起来造反的队伍却都知道了始皇帝的死讯。本书前面曾提到的沛的刘邦和吴中的项羽即在其中。他们就是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仿佛受到强烈冲击一般，当即拉起了造反的旗帜。
　　然而，身在宫廷的赵高却对烽烟四起的叛乱之火熟视无睹，一味热衷于在宫廷密室之内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胡亥即位的第二年，赵高即以向皇帝进谗言为由将李斯投进监狱。赵高随意为李斯捏造罪状，严刑拷打，迫使其认罪。李斯与家人一起被拖到咸阳的市集上斩首示众。当李斯被拖往刑场之时，回头望着被一起拖去的儿子说：
　　“还记得那条黄犬吗？”
　　他喜欢狩猎，家里养了许多条猎犬，黄犬即是其中之一。见到儿子点头，李斯又说：
　　“真想与汝再次回到故乡上蔡，带着那条猎犬出东城门去打兔子啊！”
　　父子二人只能相向落泪。
　　可以说，秦帝国真正的自我毁灭，要从李斯的头颅滚落到咸阳市集土地上的那一刻算起。围观人群大声叫嚷着。刑吏在行刑前高声念出李斯的罪状，但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
　　反叛活动已如燎原之火，正在各地蔓延开来。看到李斯已死，围观者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看众多反叛者当中谁能攻陷这座咸阳城，并继承秦帝国的基业了。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1)
　　第二章 江南叛乱
　　中国这片大地的情况，尚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
　　“江南”，指的是后来被称为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当时（公元前2世纪），一直被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人们视为带有异国情调的地域，居住在那里的人（吴、越及楚）则被当成异族。
　　当然，江南广大地区的人们早已引入汉字，并用来传情达意。这些汉字均起源于北方，且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文字也成就了江南民族的诗集，那就是与北方汉民族的《诗经》遥相呼应的《楚辞》。所谓楚，即是指江南的一大片地域。此外，汉民族其他方面的文化也被接受过来，比如修建城郭就是一种中原式的做法。
　　不过，江南仍有许多与中原不同之处。中原人也许因为与骑马民族混血的缘故，个头大都很高，脸长。而这些南方人却绝大多数个头都很矮，圆脸，双眼皮，当地的风俗习惯流行文身，这是北方汉民族无法想象的。
　　古代，中原地区历来把江南那些人视为蛮族，称之为“荆蛮”。
　　只以一个荆字，也可以表示该地域。
　　在江南风俗民情里，上层人物多学北方汉族之风，而下层老百姓则更多保留原始的习俗，不仅文身（大多刺成飞龙），而且断发。只断发这一项，就与北方汉民族根本相悖。四面被异民族包围的中原汉民族以俗（发型与服饰）作为文明的基础。再进一步说，与服饰相比，俗的基础在于更重视发型，比如，在汉民族圈以外的草原上，居住的是策马飞奔、追逐羊群的骑马民族，尽管由于民族不同，剃法有所差别，但一律都是辫发。汉民族则是任由头发长长，在头顶上整齐地束一发髻，这就是所谓的束发。
　　江南那些蛮族的所谓断发，近于一般所说的剃。顺便说一句，当进入13世纪，蒙古人征服汉民族建立元朝时，又将扬子江以南的原住民称为“蛮子”。
　　被汉民族眼里原本视为野蛮至极的蒙古人称为蛮子，这些南方人恐怕也会感到无地自容的。到了公元13世纪，江南已经被充分汉化了。但当身为少数民族的蒙古人进入汉民族地区时，肯定觉得扬子江以南的风土民情有点异样，便根据这异样部分将当地人称做蛮子。如果说到13世纪还属于“异样”，那么在公元前的那个年代，其蛮子的特性更是远非后世可比的了。
　　首先，江南的语言就与北方差异甚大。尽管是从北方传入的汉字，但每个字的读音却全都是江南腔调，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即使是到了近代，一些北方人恐怕也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汉民族，而将这一地区称为南越或百粤之类，一旦移居到这些地方（比如广东省），则又将自己称为唐人。
　　在古代，这些地方不仅与北方风俗迥异，而且居民大都居住在湖畔或海边，靠潜水捕鱼为生。北方汉民族则是直到近代仍然怕水，不会游泳，更不会江南人引以自豪的潜水特技，反倒将这类本事视为野蛮。不难想象，古代曾带着稻谷漂洋过海来到倭之诸岛的，很可能就是这些江南吴越之人。当然还有理由相信其中一部分人是随着海潮漂流到朝鲜半岛南端，再从那里跨过位于现今日本福冈、佐贺两县北部的玄海滩到达倭岛的。关于倭人的风俗习惯，著名的《魏志•倭人传》里是这样记载的：“男子大小皆黥面文身……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之水人，好文身沉没捕鱼蛤，亦以厌大鱼水禽也。”上述倭人之风俗，与扬子江以南荆蛮之习性何其相似。如果二者之间有联系，那就可以说，这一地区的风俗又越过大海传到了遥远的日本。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2)
　　同在这片大地上的中原地区和扬子江以南地域，在饮食上也各不相同。北方黄河流域不适宜种植稻米，因而不吃米饭。江南———扬子江、钱塘江流域———因气候温暖多雨，是这片大地上最适合种植水田的富饶肥沃的地区。将稻谷带到这里的荆蛮，人口以绝对压倒北方之势不断增多，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这片大地上，从殷周时期起人口就很少，且都集中在黄河流域。后来人口逐渐增加，各地相继得到开拓，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才开始形成由“中国”占据的广大领域。各诸侯国并起，互相残杀。进入该时期以后，米食民族已将扬子江以南地域全部分割完毕，形成各自的国家，开始以中国人身份和其他国家打起仗来。此时江南有三个国家，楚、吴，还有越。尽管已分成三国，但在北方汉民族看来仍是难以区分的一片地区，仍将其当成一群趣味迥异的家伙来对待。
　　楚、吴和越，大体上可以看成是同一族群。
　　在中原汉民族眼里的这些南方蛮族，从最一般的角度来看，其性格也与汉民族大不相同。正如《楚辞》里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感情丰富，多激昂慷慨之士，平时喜欢在水田边唱歌跳舞，男女相爱的方式也比北方欢快热烈，有时甚至放荡不羁。
　　自古以来，就有人将江南这三国风气的特征概括为：
　　“楚之艳丽舞踏，吴越之歌谣。”
　　打仗的风俗自然也与北方不同。江南人身上还保留着蛮性，打起仗来犹如火山爆发，凶悍无比，但在战术上却缺乏计划性，一旦战斗形势陷入艰难境地，就容易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日本人被认为血管里流着江南人的血脉，从日本列岛数千年大大小小的战争中，也能看到这种特性。
　　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楚国仍依仗其人口众多，与北方各国竭力抗衡。同处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亦均非弱小之邦。与北方各国的战争有时还会形成南北相持的局面。但随着西部秦国的强大，其他各国相继被灭掉，楚也在公元前223年被消灭，两年后便出现了秦帝国。
　　其中，尤以楚国被消灭的方式最为悲惨。
　　楚国最后一位国王是楚怀王，怀王为人老实厚道，极易上当受骗，因多次中秦的奸计而成为其手中玩偶，最后终于被秦当成俘虏，监禁在秦的都城。怀王简直就像一个被随意耍弄的傻瓜。据说他后来曾只身逃走，又再次被抓回去，终于死在秦都城。秦将成为遗骸的怀王送还楚地。楚人皆叹息不已，怒火中烧，发誓要找秦复仇。
　　———难道楚竟被耍弄到这种地步吗？
　　这种感受，大概只有楚人才体会得到。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这句话在当时曾广为流传。
　　项羽就是一名发誓要复仇的楚人。
　　“项”这个字在历史上也是一处地名（河南省项城）。
　　项氏原本是楚的贵族，因古代曾受封于项地而成为该地域的领主，本族人口亦随之大大增加。这一族人遂取地名为姓，是为项氏。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3)
　　在一段时期里，秦日益强大，含楚在内的六国则日渐衰微，特别是楚所受之压迫日甚一日。到了最后，指挥楚军苦撑国运的就只有项氏出身的项燕将军了。名将项燕在憎恨秦国的人中声名大噪，有时甚至会被赋予一种守护神般的色彩。他不仅愈战愈强，而且爱护部下，这也使其名声更加响亮。即使在项燕死后，憎恨秦国的楚人之间也仍然流传着一个说法：
　　———项燕将军并没有死，正雌伏在草莽之间，伺机灭掉秦国。
　　楚之地多山水美景。
　　长江产生许多支流，形成湖泊；山峦郁郁葱葱，阳春时节，朝雾缭绕，暮霭迷蒙。
　　人们都说———楚之山河，正涌起向秦之恨。
　　顺便说一句，首先揭竿而起对秦造反的陈胜吴广也是楚的遗民，往日里均以务农为生。
　　不用说，这时楚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只成了一个地名。始皇帝消灭六国之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将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为一级单位，县为下属单位。在楚国先前的地盘上，只设南阳郡、南郡和长沙郡等三郡，就足以涵盖其全部领土了。楚遗民成了始皇帝的臣民，在帝国的名义之下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驱使长期从事劳役和军役。陈胜吴广就是在与一群伙伴被赶往边疆当兵的途中，鼓动那些老百姓起来造反的，但在向天下发出号召之际，陈胜跟志同道合的吴广商议说：
　　“我等只是无名百姓，以这个名义，天下是不会奋起响应的。”
　　于是决定由陈胜自称为“扶苏”。扶苏当然是指始皇帝的长子，虽说因宦官赵高的奸计已被迫自杀，但天下人还不知底细。扶苏并不像其父始皇帝那样性情暴戾，据说还屡屡向父皇提出谏言，陈胜就正是利用了这些传说。他又对同伙吴广讲：
　　“你就当成是楚的项燕将军吧！”
　　尽管亡楚之项燕将军早已成为故人，但其名字在这种场合仍然可以利用，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的名声有多么大。
　　这一时期，在扬子江附近的一座小城里，常有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向伙伴们悄悄地表白自己的身份：
　　“我只能偷偷地告诉你们，我是项燕将军的儿子。”
　　这名男子就是项羽的叔父项梁。于是，项羽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已故将军项燕的孙子。至于是否当真，人们也就无从查考了。中国在古代也实行大家族制，到楚之名将项燕将军时，其家族成员恐怕已有三五百人之多。项梁有五十岁左右，属于该家族的成员大致不会有错，不管怎样，反正他具有颇似贵族出身的典雅容貌和风度，还具有北方色彩的文字修养。
　　到了楚的末期，宫廷常和许多贵族大家庭一起四处漂泊。项梁也曾漂泊四方。
　　“故乡在下相。”
　　项梁总是这样自我介绍。那是一座小小的城郭，位于现在江苏省宿迁县的西部，该地区有一条叫相水的河流可以灌溉农田，小城就在这条河的下游。因其位于相水下游，故而起名下相。从楚原先全部的版图来看，下相偏向东南角落。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战国末期天下大乱之际，这座下相小城就是项氏家族一个分支的落脚之地，项羽就出生在这里。楚灭亡时，项羽年仅十岁。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故去。
　　项羽自幼被叔父项梁领养，项梁既相当于他的父亲，又相当于家庭教师。
　　项羽由叔父带着到处颠簸。顺便说一句，项羽本名籍，羽乃是字。他虽身为“荆蛮”的楚人，却也起了一个中原汉民族式的名和字。而不久之后即将与项羽分庭抗礼的汉人刘邦，尽管出生在汉民族居住的地区，也许因为地方太偏僻，反倒根本没有取个像样的字。由此也可以看出，虽说项羽是荆蛮，但却更像一个充分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家庭的子弟。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即荆蛮中有教养的家庭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熏陶，而即便是在中原地区，倘若像刘邦那样出生在偏远的小村落，也照样不会有中原绅士那么多装点门面的东西。在这片诸多族群杂居的大地上，自古以来就不以族群本身定优劣，只要你加入中原文化，就不再被视为“蛮”。本章开头一句就说到江南族群问题，并指出“尚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其中就包含在这片大地上自古以来就不大讲究族群论这一条。比如，项梁和项羽具有中原名字，只要再穿上中原服装，就不再被当成蛮人。只是从项羽的性格来看，仍不能不令人感到他确实还是一个属于江南荆蛮的小伙子。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4)
　　项梁很喜爱从十岁起就由他抚养长大的项羽。项羽动作敏捷，直觉灵敏，且力能扛鼎，又十分顽皮，只有保护人项梁方能约束得住。项梁并非只是容貌典雅的士绅，早先也曾杀过人，还与市井无赖有过勾结。他带着项羽四处流浪，与其说因为是楚的遗臣，还不如说是为了躲避被害者遗属的复仇。
　　在流浪过程中，项梁曾教这个侄子读书认字。
　　“这种东西谁能记住呀？”
　　项羽每次都要撒娇耍赖。
　　在当时，楚人学汉字是很难的。在项羽十岁左右，秦帝国正式成立之后，秦才将以前因地域不同而千差万别的汉字加以整理，形成统一的文字，而项梁的知识大部分还是早先楚的东西。所以项梁既教项羽楚特有的文字，也教秦统一后的文字。
　　“意思虽然相同，但这是楚的文字。这些才是秦新造出来的文字。”
　　照这种教法，纵使不是项羽，也会被弄得一塌糊涂。
　　更难的是，文字的写法因地域不同而各不相同，特别是江南———比如楚———与其他地方差别更大，文字里加入了鸟或鱼一类形状的东西，宛如画漫画一般添上了装饰性。这能否说是楚文化落后的表现呢？文字本来是作为传达意思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工具来使用的。江南文字里多少带有的这种绘画倾向，在功能略显不足这一点上，也许要比中原进化得晚，但若把这种倾向看做与江南风俗中的咒术有关，也许它就是单纯的乡土风情问题了。另一方面，秦是从可称之为与骑马民族杂居地带的未开化土地上兴起的，早就有了基于简明合理的法家思想的治国方法，也许是因为与此有很大关联，其文字的写法极为简朴实用，每个字都规规矩矩地呈正方形，既容易记又容易读，比其他地区简单许多。
　　项梁继承了楚的传统文化，对秦抱有强烈的仇恨，即便是教一个字，也要向项羽展示楚的那种奔放华丽，即类似于绘画般的写法，而关于秦的书写方法，则总要加上一句：
　　“秦是这样的。”
　　随即写上一遍，然后又说：
　　“啊，秦的那些字，也最好尽量多记一些。”
　　说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补充性质的教法。项羽终于折笔说道：
　　“叔叔，这字什么的，能写自己名字不就足够了吗？”
　　书以记名姓足矣！说完就再也不肯学了。项梁想，既然学问不适合侄子的天性，那就不必强求，于是接着传授剑术。谁知项羽对剑术也是半途而废，肯定是烦透了那些反反复复的基本动作。这回连很有耐性的项梁也发脾气了，说：
　　“你小子总是这样，究竟要干什么！”
　　项羽则回了一句：这剑术什么的，再学不也只能打倒一个人吗？
　　“如果有能对付万人的办法，我就想学。”
　　听到这句话，项梁反倒对侄子高兴起来，于是又传授兵法。兵法乃是项梁的长项，他亲自给项羽讲授兵书。项羽生性就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再听下去就厌烦了，嘴里抛出一句：
　　“兵法也真够烦人的！”
　　等于说，项羽的兵法也没有研究透彻。只是项梁并不生气，心中在想：
　　“这孩子还是有灵气的。”
　　他对项羽的才干仍寄予厚望。
　　项梁的激情就像一把利刃，早已磨得锋利无比，其目的与其说要推翻秦王朝自己当皇帝，还不如说是为了讨伐秦替亡父项燕报仇雪恨。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5)
　　“只想报亡父之仇。”
　　项梁曾对一些口风紧的朋友吐露过内心的秘密，也许是想用这种办法让伙伴们相信自己是项燕将军的亲生儿子。总之，人们都认定：
　　“一旦天下大乱，项梁必定会成为收揽人心的英雄。”
　　就这一点而论，在上年岁的人当中，项梁远比项羽更受欢迎。项羽还太年轻，在一般人眼里只能算是项梁的一名保镖而已。
　　可是，项羽十八九岁时竟长成了身高过八尺的堂堂男子汉。秦时的尺，一尺是二十三厘米。八尺就是一百八十四厘米，在人们体格大多矮小的江南，这个身高显得特别突出。而且他力气大得可以举起一只青铜鼎，头脑又聪明，还有一种迷人的可爱劲头。在与叔父一起广结善缘的大江南北，项羽的伟岸和人品一步步虏获了年轻人的心。叔父则早就得到了许多具有实力人物的信赖和尊重。可以说，叔侄二人相得益彰，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
　　这位叔父和侄子最后落脚的地方是吴中（现在的苏州）城。
　　吴中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旧都，吴国灭亡之后，单提到“吴”也指这座小城。又过了许久，吴这一带的发音与汉籍经典同时传到东方的朝鲜南部和日本，成为吴音，丝绸的纺织技术也从这里传了过去，被称做吴服。
　　从中原地区来看，吴人或许也属于南方蛮族，但广义上的吴地却占有扬子江和钱塘江两个三角洲地带，最适宜于种植水稻，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人口也多。作为一座城池的吴中则更进一步，拥有上述可被称为大地粮仓的腹地和水运之便，在秦代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就在这座热闹的小城先扎下根吧！”
　　项梁对项羽说，同时提醒他要小心行事，要想收揽人心，就不能让人讨厌。
　　项梁多少还带了一些财物。
　　加上项梁也有学问，社会上的事也知道很多，还常常为人出力帮忙，因此很快就成为城里的头面人物，人们都说：
　　“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找项梁大人商量，只要按他所说的去做，保准不会有错。”
　　项梁的地位已接近于某种游侠盟主的身份。
　　作为城里的头面人物，项梁也经常出入于秦治下的郡县官府。这个地区的郡叫会稽郡，其管辖范围很大，差不多相当于早前吴越两地的面积。在秦时就很繁华，据说户数就有223038户，人口则达到1032604人之多。仅会稽一郡就设有26个县。
　　会稽郡的郡守叫殷通，是秦朝廷派来的。其管辖领域相当于二十多年前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郡守也是有权有势，可谓跟过去的国王一般。
　　“殷通是王吗？”项羽曾问过叔父。
　　“不是王，是一个官。”叔父回答说。秦朝没有封建割据时代的那种王。
　　“王和官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不过不一样。”
　　此中的奥妙是很有趣的，项梁把秦的始皇帝所发明的这一大套官僚体系解释给项羽听。官不是王的一个表现，就是官没有过去王所私有的军队，只对朝廷派驻在地方的军队行使监督权。
　　过去的王即使懒于处理朝政，其手下的家臣家将也会尽力支撑料理，而秦的地方官吏却不能这样。
　　他们以始皇帝权力代表的身份君临所辖的百姓，从老百姓那里征收赋税。收上来的赋税不能像过去的王那样归自己所有，而是必须在扣除所需经费之后全部上缴到始皇帝那里。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6)
　　“这么说，官就是靠俸禄雇来的王啦？”
　　项羽问道。与时兴的那些官相比，他更喜欢古时候的王。
　　“嗯，不错。”
　　叔父点了点头。
　　地方官的工作还挺忙，既然成了始皇帝的命官就不得不操劳，一旦征收赋税不力，就会被始皇帝一道圣旨罢官摘去乌纱帽。
　　可是，赋税一旦征过了头，作为创税来源的农民就会逃往他乡，反而造成税收减少。这里面的限度实在很难掌握，只靠那些地方官员及其手下的部属是很难办到的。官员就会拉拢收买各地的头面人物，让他们帮助协调与老百姓的关系。就郡官府所看到的情况，在吴中具有影响的头面人物里就有项梁。
　　“在过去有王的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
　　项梁说。所谓“像我这样的”，指的是城里一些有影响的人奔走在官府和老百姓中间，协调二者之间的利害冲突。
　　———项梁，拜托你啦！
　　权力巨大的殷通常常满脸挂笑地这样说，这也是因为如果无视项梁的存在，就很难驾驭老百姓。尤为难办的是，还有那位史无前例地大兴土木的始皇帝凌驾在头顶之上，从咸阳发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内容全都是往哪里哪里派出一万民工，往边疆的什么地方派两千人去服劳役。对于这位地方官员来说，这些麻烦事已足够他手忙脚乱的了。如果有该服劳役的人逃掉了，达不到指定的人数，根据法家赏罚分明的条规，殷通就要从郡守宝座上滚落下去。逢到这种征集民工外出服劳役的场合，地方官都不得不依靠项梁这样私底下具有实力的人物。
　　———尽力而为吧！
　　在这种场合，项梁就会答应下来，然后返回吴中城，与那些早就归顺自己的有头有脸的人反复商量，如果有困难，就再次跑到郡府那里去讲明情况，让他们再作一些调整，凑够可以接受的人数，再交给官差。
　　———项梁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连殷通都暗自佩服了。而另一方面，在吴中底层老百姓的眼里，见项梁经常出入一般人怕得不敢近前的郡府衙门，都把他看成是异乎寻常的人物，而且还看到他与郡守从容不迫地交谈，感到他确有权威，仿佛真的成了郡守代理人一般。项梁经常出入郡府的效应，为他在吴中城里培植势力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总而言之，在这片土地上，诸侯王及其派出去的地方官吏还能为老百姓造点福，而到秦以后，这种事情就几乎近于绝迹了。就老百姓来说，那些地方官吏就跟土匪盗贼没什么两样，简直如虎狼一般，只想着尽量躲开他们的祸害，否则就难以维持生计，甚至连性命都保不住。
　　“项梁大人！”
　　这一称呼表明，项梁似乎已成为避开这帮虎狼之害的守护神了。守护神总是带着一个名叫项羽的、力大无比的大高个子做护卫。这对组合永远不变，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接受邀请去什么地方，无论是在县衙院子里整天无所事事地扎堆凑趣，还是顶着烈日到远在会稽郡的郡府衙门去办事，二人都形影不离。
　　———多好看！
　　人们望着这形影不离的叔侄二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好感。
　　吴中城里的大众跟天下众苍生一样，对秦在这片大地上首创的官僚制度一直很不适应。项梁则像魔术师一样缓解人们对这帮虎狼“官”的愤怒情绪。如果没有项梁，吴中这座富裕的小城也许早就被虎狼吞噬一空了。
　　“不管怎么说，项梁项羽这叔侄二人毕竟还是楚的名门望族嘛。”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7)
　　言外之意是，秦的地方官也会有所顾忌吧！吴中城大众心里曾有这个看法，但他们都估计错了。新兴帝国那些盛气凌人的地方官吏，对一个小小乡村的名门望族根本就不存在惧怕的问题。可是，项梁碰上讲这些话的人时，总是置之一笑，说：
　　“啊，是这件事呀！秦的官员们跟西边那些带马粪味的羌人（少数民族）差不多，根本就不讲什么出身门第。尽管楚已灭亡，但对楚有根基的家族还是高看一眼的嘛。”
　　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对于楚的名门望族，就连秦都会礼让三分的，这件事早早传开的话，一旦将来举起“项氏”大旗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不过，项梁经常到郡县官府以柔性诉求的方式使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却并不是这种出身名门的作用。他的力量来源是，小心我背后有几十万下层老百姓哩！还有一点就是，项梁的举止风度十分迷人，仿佛身上散发出一股香草般的芳香。
　　“不知什么缘故，与那位谈话就是心里舒服。”
　　连身为会稽郡郡守的殷通都这样说，在这片辽阔的三角洲地带，他可是皇帝的代表，手里握有绝对的权力。殷通这个人，原本是宰相李斯的门徒，只不过蜻蜓点水般地和李斯学过一点“以法治国”的思想，其他就再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了。这位郡守跟一介平民的项梁很对脾气，似乎就是因为项梁举止优雅且礼节周到。行礼如仪，始终保持温文尔雅的表情，礼节上永不失对对方的尊敬———这就是所谓的礼仪，不过这一切如果能始终保持，谁见到都会心情舒畅的。再加上项梁见多识广，对这片具有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双重积淀的三角洲地带的丰富物产和乡土人情均了如指掌，即便是细枝末节的话题，都对殷通治理民众颇有裨益。而且，项梁讲话还很风趣。
　　再进一步说，项梁对秦的法律也很熟悉。因为他是依据法律提出底层民众的要求，所以殷通也无法拒绝。
　　“干脆当个吏吧？”
　　殷通曾劝过项梁。
　　所谓吏，乃是一级基层小官，由当地产生。项梁面带感谢之意，诚惶诚恐地婉言谢绝道：太遗憾了，像小民这样的人顶多只能帮城里干点杂事，实在是没有当吏之类的能耐。
　　“只要能对大人有用，就足以令人高兴了。”
　　听项梁这么一说，殷通也就不会不高兴了。原本殷通就不是出于人情才关爱项梁的，而是觉得可以把他当成工具来随时加以利用。本来，身在咸阳的始皇帝对天下各地官吏的要求就很多，对他们的考勤尤为严厉，可以说犹如在他们脖子上架了一把刀，时刻监视着。对朝廷的命令，官员不允许有丝毫的懈怠。殷通既然将如此严酷的独裁者当成了主子，那么，找一个项梁这样的人来当工具，借以妥善解决和老百姓之间的利害冲突，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对殷通来说，项梁十分合适，因为他并不要求任何回报，既不会向官府寻求特权，又毫无通过巴结谋个一官半职的企图。
　　“也就是说，这个人把替别人帮忙当成了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殷通总算理解了，而项梁也老早就准备好了上面那些表白自己的话。
　　即便在吴中城内，项梁也常助人为乐。当初，每逢有丧葬仪式都是由他主动跑去帮忙料理后事，但最近却出现了变化，人们都说没有项梁帮忙的葬礼显得冷落多了。
　　不管多么贫穷的家庭的葬礼，项梁都是有求必应。只要项梁到场，参加葬礼的人就多，主人会一辈子感恩戴德。
　　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就曾这样写道。在以家族序列为根本原则的儒家学说里，葬礼是一项重大仪式，但在当时，儒家学说还没有普及。不过，儒家学说产生以前，这片大地上就有可称之为固有习俗的家族原则，倘有丧葬仪式，便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聚拢过来，人人都在帮忙，实在是关心备至。
　　项梁对这些丧事全部一手包办。即便是一位无足轻重的市井老爷子亡故了，项梁也要聚上一帮人举行隆重的葬礼，整个场面甚至会让人以为死去的是一位王侯将相。而这位老爷子留下来的孩子们就会对如此隆重的仪式深受震动，都会对项梁感恩不尽。自然，项梁是从不接受谢礼的。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8)
　　碰上为有影响的人物举行的大规模丧葬仪式时，项梁便宛如全军统帅一般坐镇后堂，指挥手下一班人马。令人感到滑稽的是，整天过着这种日子的项梁，不知不觉之中竟有了许多属下人等，举行丧葬仪式时就将他们全部带过去，各尽所能分派工作。每次丧葬仪式，项梁都会发现新的人才。
　　“这个人能带一百多人呢！”
　　一旦暗中发现，项梁就特别予以关注，教给他各种知识。人的才能天生就参差不齐。有的人起初看上去仿佛具有耀眼的才华，没过多久，又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那家伙只有哗众取宠的本事，根本就无法统领更多的人。”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项梁就会根据其本事，作出适当的安排。
　　说起来是后话了，当项梁后来举兵造反时，将以往在葬礼和劳役现场培养教育出来的那帮人，都按其所能给了个职位，但也有漏选的。其中有一个某某人就来抱怨说：为什么不重用我呢？当时项梁就郑重其事地说：
　　“你还记得许久以前某人葬礼的事吗？”
　　又说，那时给你安排了这么一件差事，你却没能办好，所以这次不再任用你。这位某某人大概不是能力不强，而很可能是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举兵造反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此时每个指挥官能力的大小并不那么重要。尤为关键的是要团结，凡有可能危害团结的人都必须事前排除掉。只从这一件事，就可以了解项梁是何等人物了。
　　始皇帝驾崩，末子胡亥即位。
　　胡亥即位第二年的七月，江南阴雨连绵。在这连绵不绝的淫雨之中，陈胜吴广和其他应征服兵役的人一起起来造反了，地点在扬子江以北一个叫宿县的地方，碰巧的是，这里离项梁项羽老家的下相很近。在秦官差带领下，他们正被引领着往北方赶路，跟那种在军营驱使的奴隶差不多。他们所到达的宿县附近本是一片低洼的湿地，大小河流经常泛滥，形成了常年积水的沼泽。一到连续降雨的日子，大大小小的沼泽就连成一片，仿佛成了一望无边的湖泊，令过往行人根本无法通过。
　　“根据秦的法律，在规定日期内不能到达的要处以死刑。逃跑也是死罪。反正是死，干脆起来造反吧！”
　　在陈胜的煽动下，此前如羊群一般服服帖帖的伙伴们一下子变成了一群狼。他们杀死秦派来监管的官差，向四面八方发出檄文。
　　“扶苏皇子和项燕将军起事啦！”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四面八方。已成故人的扶苏生前与项燕毫无瓜葛，但在这种时候却成了最响亮的名字，轰轰烈烈地传向远方。陈胜和吴广发现，一旦行动起来，连附近的秦军都惊恐万分地加入了反叛军，因此觉得已没有虚张声势的必要，决定将扶苏、项燕的名字拿掉，坚持使用陈胜吴广的真实姓名。在宿县这片沼泽地里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叛乱，消息传至各地，当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面八方一群群服劳役的民夫相继起来响应，很快就形成了惊天动地之势。
　　没有人对秦的政治抱有好感。法律制度和官僚制度是始皇帝创立的用于平民百姓身上的实验性政治，在旧秦国狭小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但在自古以来就保持农业社会传统的那些地区，则与过去的习惯有很大差距。对于天下老百姓来说，这世界就变得好似大地上布遍了荆棘，简直无法生存下去，而且总有服不完的劳役，连维持生计的时间都没有。人们背井离乡被迫去服劳役，成百、成千乃至上万的人挤在一起，整天生活在工棚里。这些人对国家怨声载道，只求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既然在服劳役，就要过有组织的生活，于是就有了组织。整个组织奋起造反的话，就会原封不动地转化为民间军队。
　　当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吴中城时，已变成了这样的说法：
　　“长江（指扬子江）以北，遍地都是流民和反叛士兵！”
　　还有传来的消息说：
　　“秦军也一批接一批地向反叛军倒戈了！”
　　一切都跟事实沾点边。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9)
　　说起秦军，他们也未必全数效忠于皇帝。虽然秦固有的军队还不至于轻易改换旗号，但各地的守备军却是从当地征募来的士兵，有过去的齐人、赵人、燕人，还有楚人等等。让他们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对“皇帝”这个耳生的新词有什么崇敬之心和神秘之感。至此可以看出，始皇帝诸多失误之一，可能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并不符合传统的新词来做自己的称号。
　　“秦就是西戎———西部野蛮人———的同类。”
　　人们心里都抱有这个看法。尽管始皇帝顶着新词“皇帝”的称号走遍天下，却令人疑窦丛生。尽管令人疑惑不解，但在辞世之前，始皇帝仍能以其强悍的统率能力亲自掌管强大的嫡系秦军，令天下俯首帖耳。
　　始皇帝的失误，恐怕还在于他把所有百姓都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大张旗鼓地驱使他们去服劳役。他全然没有意识到，普天之下都是劳役现场，正为流民军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至于继承始皇帝宝座的年轻的胡亥，对这一切就更不可能理解，他发动劳役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父亲在世的那个年代。父亲没修完的巨大陵墓必须突击完成，父亲生前未完工的阿房宫也必须抓紧建成。
　　普天之下，到处都是民夫。
　　项梁稳坐在吴中城内。这座后来被称为苏州的小城，绿树成荫，芳草萋萋；河道密布，流水潺潺；青砖瓦舍，美不胜收。然而他的幕僚们却正在四处奔走，加紧组建一支队伍，以应付紧急情况。
　　“又有什么大葬礼了吗？”
　　肯定会有人慌忙反问一句的。幕僚们对每一个人都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
　　“现在要做的不是葬礼，而是要干一件更痛快的大事，大得简直没法说。”
　　不能说出是要打倒秦。秦帝国的一整套管制体系还严密地控制着江南地区。作为吴中的协调人，项梁只能说是自卫。各路流民军在扬子江北部如炸开锅一般闹腾得正欢，倘若他们前来袭击这座富裕的吴中城，又会怎么样呢？
　　“不，会来袭击的。而且有准确的消息说，最近就要来了。”
　　流民军正为士兵的粮食补给一筹莫展。他们当然会南渡扬子江，袭击并大肆抢劫江南这块遍地是粮的地方；或者采取更聪明的办法，将这里作为大本营实施割据，以形成与秦朝廷分庭抗礼之势。总而言之，他们是不会忘记江南这块宝地而跑到别处去的。
　　“来了就会强奸妇女，杀死壮丁，抢走财宝，使全城变成一片火海。”
　　这些话也并非空穴来风。谁都能理解。理所当然的借口就是必须起来自卫，现在正在组织自卫部队，这些就是项梁幕僚们四处奔走相告的说辞。自卫就需要有头领。
　　“要说桓楚君，也是可以的。”
　　幕僚们先讲了一个人，桓楚本是城中地痞流氓的头目，作为一个场面上的人物，跟项梁不相上下，只是最近发生一起动手伤人事件，已不知所踪。
　　“不，还是项梁公合适。”
　　即使故意不从幕僚口里讲出这个名字，也总会有人提议的。且不说项梁早已成为主持葬礼的名人，仅凭他是亡楚名将项燕将军之子，就足以令人信赖了。如果举起项氏大旗，楚的旧臣们也会很快投奔过来，在人数方面肯定要比桓楚更具有吸引力。开始，人们就寄予了厚望，认为项梁在兵法秘诀方面至少应该有项燕将军的某些传承。
　　反叛转眼之间就发动起来了。
　　说实话，在这段时间里，身为会稽郡守的殷通心情也极不平静。
　　“流民的骚动还只限在长江以北。”
　　起初他还这样作着自我安慰，但对江北的骚动什么时候会越过长江波及到南方这片鱼米之乡，实在是毫无把握。波及不波及还在其次，一旦江南本地有英雄崛起，局势立时就会大变。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谁起来作乱，首先要干的都是同一件事：肯定是第一个攻击自己所在的郡府衙门。防守府衙的秦军因兵力过少而军心浮动，到时候难保秦军本身不会趁势兴风作浪。向京城咸阳乞求援军，路程又太遥远，再加上途中有陈吴一伙叛军活动猖獗，甚至连使者都派不出去。纵然使者能到达咸阳，那位二世皇帝（胡亥）和拥立他的宦官赵高，也根本没心思向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派出援军，原因很简单，既然已有消息说陈吴叛军已向咸阳进发，皇帝和赵高他们肯定正为防护咸阳这一头等大事而手忙脚乱。
　　如此一来，殷通就只有坐等本地叛军打上门来。
　　“干脆，还是我自己先叛秦吧？”
　　这个想法从殷通脑海里掠过是很自然的。凭靠江南大举募兵，高举讨伐暴秦的正义旗帜，如有可能，便斩平四方使其归顺，再攻下咸阳，最终由自己打造出一个新帝国。这不是痴心妄想。能否实现另当别论，要想让自己活得心满意足，已再无他路，想到这里，殷通终于下了决心。
　　紧急情况下，决断宜早不宜迟。总而言之，要先募兵。募兵之后，殷通的旗帜就会在江南大地上飘扬，大大小小的流民团伙就会慕名而来，声势就会愈来愈大。越快越好。
　　殷通决定叫上项梁。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10)
　　“只要调动那个温厚老实、只知读书的小个子，吴中募兵问题就不难解决。”
　　他急忙派人到项梁那里。正巧项梁在家，从灶间出来，故作糊涂地朝来人应酬道：
　　“又有什么民夫的事……”
　　出了家门，项梁照例带着项羽，此外再无别人跟随，可能是考虑到时机敏感，带一大帮人走在路上，会让人不放心。
　　殷通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项梁，他当即笑逐颜开，屏退左右人等，搂着项梁的肩头，将其招呼进了里间，只把项羽一人留在院子里等候。项羽使劲吸了一口气，啪地一声将一口痰吐到了地上。
　　“这是机密。”
　　殷通压低了声音，缓缓地将他那张大脸盘凑到项梁鼻尖跟前，带着口臭说道：长江对面都起来造反啦！项梁对形势当然早已掌握，但还是故意做出很吃惊的样子。殷通进一步压低声音说：非人反，此乃天———接下去就不说了，过了一会儿才又说道：
　　“———此乃天欲灭秦。谚曰：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天意已在灭秦。我想即刻发兵！”
　　连项梁都着实吃了一惊。项梁事前也没有料到，郡守本应属于秦官僚体系中的中坚分子，连这一级地方官员都想背叛皇帝，甚至要抢先下手拉起队伍称霸一方了。
　　“天下真是变得不可收拾啦！”
　　这样想，并不是指秦那些朝廷命官的伦理观念已经彻底崩溃。确实，就殷通而言，若说违背伦理，直至昨天为止，在江南三角洲地带，他还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仿佛他就是秦帝国本身；然而今天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秦人士，正准备起兵灭秦。项梁脑海里又掠过一个想法：
　　“或许，秦的官吏本来就是这路货色吧！”
　　仔细想想也确实如此，始皇帝虽然建立了官僚制度，但并没有抓紧将最核心的官僚伦理，特别是忠诚理念灌输给他们。尤为严重的是，秦完全抹杀了法家正式出现之前的伦理观念。秦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当然是刑名主义，否定伦理，以法为万能。讲法，就是讲刑名，一切都以国家力量为根本，若国家力量衰弱，法将失去其实质，守法一方也就不再承认有守法的必要。秦所推崇的法家思想的弱点，在殷通身上首先暴露出来。
　　“所谓官，就这么变化无常吗？”
　　项梁目不转睛地望着殷通那张菜墩似的大脸盘，感到秦帝国正在烟消云散。
　　“不过，殷通也有殷通的道理。”
　　也就是说，从法家信徒殷通的立场来讲，作为法源的国家既已衰败，自己就应该站出来创造新的源泉，这也许就是他头脑里认定的正义。
　　可是，项梁是一个长于务实的反叛者，认为实际操作起来绝非易事，因为事态已不局限于流民骚动，现在已严重到连地方官都要反戈一击了。尽管身在市井，项梁却始终密切关注着当前的形势，不停地进行分析判断。谁知，始皇帝死去才一年多，或者说从陈胜吴广造反算起才只过去两个月，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竟然超出了项梁的视野。
　　“必须抓紧行事。”
　　项梁开始着急了。
　　眼前的殷通更是显得急不可待。
　　“项梁公。”
　　殷通的态度顿时谦恭起来。
　　“事不宜迟。特别是募兵越早越好，否则，很难想象什么时候会有不法之徒跳出来动手，在江南这里招兵买马了。”
　　“那位不法之徒就是我嘛！”
　　项梁愈发亢奋起来，热血冲到了脸上。眼前这位殷通，不就是竞争对手吗？
　　“公哟！”
　　殷通以威严的口吻叫了一声，然后说道：
　　“我想以公及桓楚做两翼将军。公可以与桓楚一起火速替我去募兵吗？”
　　“什么？难道要让我跟桓楚之类的流氓小偷搅在一起吗？”
　　项梁心里甚感不快。
　　“桓楚老弟最近不知所踪。”
　　刹那间，项梁已打定主意，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
　　“了解他行踪的人只有我侄子项羽。刚才我已把项羽带到这里来了，所以，方才的命令，还是请郡守大人直接交给项羽去执行吧！”
《项羽与刘邦》 江南叛乱(11)
　　“唔。”
　　殷通使劲点了点头。
　　项梁走出屋子去叫项羽。他沿着院子四周的回廊一路小跑，他一向胸有成竹的，此时也难掩怦怦心跳。他要在此紧要关头一举改变终身的命运。项羽正站在院子的一角，上半身映在阳光之下，不知何故，这上半身看上去竟好似化成了一尊金像。项梁吃力地靠上前去，贴着他的耳根说了几句话。
　　二人立即肩并肩朝屋里走去。项梁讲着什么，项羽缓缓地点着头。话一说完，项梁赶紧讲了一句：
　　“跟我离开一点！”
　　叔侄并肩而行是不正常的。项羽抱拳一揖，谦恭地跟随在叔父身后，又成了二人平时走在城里的样子。
　　进入殷通的屋子，项梁回头望着身后说：
　　“这就是舍侄项羽。”
　　与此同时，项羽的身影如同一只大黑鹰，飞快地窜了进来。只见剑光一闪，猛地向殷通头部砍去。殷通惨叫一声。项羽又继续猛砍。殷通的尸体倒在青砖地板上。
　　“先即制人，后则制于人。公以此教我。”
　　项梁以戏谑的口吻冲着尸体说道，顺手摘下尸体上带的郡守印绶，自己带上，然后朝这套建筑最前面的郡府厅堂走去。数名持剑的人马上从对面冲了过来。
　　项羽大喝一声，剑光上下翻飞，一会儿就把那几个人全部杀死。在此期间，项梁正站在台上发表演说。他首先宣布道：
　　“我项梁，从今天起就是会稽郡的郡守。”
　　接着又大声讲出“前郡守殷通”这几个字。他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竟然图谋向自己的皇帝造反。因此，由我项梁代天行事，已将其杀掉。从现在起，凡违抗项梁者即以殷通同伙论罪，杀勿赦！从我者均作为义士予以褒奖。听明白了吗？
　　据说在这段时间里，项羽仅杀死的就有八九十人，不过这也许是夸大其词。许多小官吏都知道项梁是一个有德之人。在如此混乱的场合下，归顺有德之人应该是最佳选择。
　　即便这座厅堂上有几个有权有势的官吏，也老早就与项梁很亲近了。他们积极协助项梁平息混乱场面。
　　另一方面，项梁暗地里组织起来的民兵早已聚集在厅堂前面，更有驻扎在附近的秦军投奔这面大旗之下，接下来，会稽郡属下的各个县也都列入了项梁的掌握之中。
　　“简直是易如反掌嘛！秦的制度太脆弱了。”
　　项梁在想。尽管说是以法治国，结果却是将国家命运只系于一人之身，这个人还是个似懂非懂之人。始皇帝一死，帝国本身也随即完全陷入瘫痪；郡守一给打死，整个郡也就群龙无首了。
　　项梁成了会稽郡之王。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1)
　　第三章 沛城树下
　　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地方叫沛。
　　沛字的意思是水流和草木旺盛的样子。沛这个地方正如其字面所表达的，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湖泊，雨量也多，水边的草木自然也旺盛繁茂。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沛属于江苏省北部。江苏省南部有扬子江，北部有众多大小河流，这些江河携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了千里沃野。
　　将江苏省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多水田稻作，“沛”所在的北部则以旱田麦作为主。
　　南部稻作地区居住的大多是楚人，以稻米为食，穿楚服短衣，讲楚语。该省北部一带则多为黄河流域的人，以汉民族居多，以小麦为食，穿长衣。
　　沛在秦帝国时是县令所在地，被称为沛县，成为那一带的行政中心。
　　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刘邦———出生在沛县治下一个叫丰的邑。作为邑的丰，下面还有几个里。刘邦的家就在其中一个叫中阳里的小村落。
　　刘家可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其家族成员都没有正规的名字。连我们正在说的刘邦也只有一个姓“刘”，“邦”字也说不准是不是名字。
　　“邦”，本是方言里哥哥的意思，有时也管姐姐叫邦。所谓刘邦，就是“刘哥们儿”。
　　刘邦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小有名气之后也没有改换名字，而是一直用“哥们儿”坚持到底。最终这个字就成了正式名字，还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字。
　　不只是名，连字也没有。汉民族一般人人都有字，比如从长工变成反叛军发起者的楚人陈胜都有字，叫涉。刘邦家里谁都没有名，更不用说字了。这倒不是由于家境贫寒，而是反映出另外一个事实，即中阳里一带尽管理所当然地属于汉民族地区，却是一个杂草丛生、极少接触到中原文化的偏僻小村落。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后来风云变幻的局势中，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最终竟成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为此，处于汉鼎盛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高祖本纪》开头几句话时，肯定会感到一时无从下笔，因为这可是有关本朝神圣的开国皇帝的出身的。无怪乎司马迁以毫不留情的笔触露骨地写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字季，故意写上这么一条，就是要带上一点滑稽感。季本意是指最小的儿子。父名太公本是一个普通名词，即老爷子的意思；母名刘媪，也只不过是指老太太而已。将这三句话合起来用大白话说就是：“字为小儿子，父亲名叫刘老爷子，母亲名字叫刘老太太。”司马迁一本正经地写上这么几句话，本意是什么呢？虽然司马迁从父辈开始即为汉朝的史官，但《史记》却不属于官修，是他继承父亲的遗志独立编撰而成的，直到他孙子那一代还藏在家里，从未在世上流传过。简言之，司马迁撰写《史记》，其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可以说，对于被汉帝国尊崇为“高祖”的刘邦，他观察的态度是既冷静又严酷。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2)
　　刘邦的两个哥哥也没有传下名字，尽管其一族人后来都当上了王侯。一般情况下，一家的长子叫伯，刘邦大哥的名字即为单字刘伯；次子叫仲，刘邦的二哥就叫刘仲。总之，并非刘家人的名字没有传下来，而是原本就没有名字，只要有刘这个姓就行。单独叫一个人时，只要喊刘老大、刘老二，或是老疙瘩什么的，就足够了。倘若起上名字，别人还会想：那家伙怎么了？说不定反而会损害村落里彼此相通的感情。这件事就足以表现出中阳里这个小小村落的乡土气息。
　　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47年。
　　他所在的中阳里村，有一户姓卢的人家。卢家的户主与刘邦的父亲是最要好的朋友，令人称奇的是刘邦出生那一天，卢家也生了个男孩。
　　“一对好朋友同一天同生了男孩。”
　　仅这么一件小事，在怡然自得的中阳里就成了特大新闻。村里人高高兴兴地像过节一样聚拢在一起，带着羊肉和米酒到两家大吃大喝地庆贺了一番。中阳里的风气就是这样，随便有点什么事，就想凑到一块儿大吃大喝一通。
　　“绾哪！”
　　叫绾的这个人就是卢家那个男孩，刘邦从小就像带小弟弟似的领他到处去转悠。卢绾是个老实孩子，对刘邦百依百顺。刘邦从小就让他搭把手搞恶作剧，长大后又拉上他一起干坏事，就靠这些，在刘邦建立帝国时，卢绾当上长安侯，进而又被封为燕王。
　　中阳里实在是个无忧无虑的村落，有时还会传出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闲话，比如现在就有人说：
　　“好怪呀，刘家的老幺怎么看都不像老爷子的种呢！”
　　这倒不是有意要伤害谁，有时在野地里还可以成为高声议论的话题。汉民族社会在男女的性伦理方面变得严而又严，乃是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的事。在当时，中阳里一带还保持着自古以来那种胸襟开阔的天性，即使什么时候出了此类事故，那女子的丈夫也只是笑一笑就没事了，根本不会依照森严可怕的伦理条规制裁她。更何况刘媪的“情人”并不是世间真正的人。
　　中阳里沼泽也很多。有一天，刘媪到附近一个大沼泽的堤上去歇息，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梦中遇见了一位神仙。当时，神无所不在，不管是丛林山野，还是沼泽湖泊，到处都有神的身影。这时天色突然晦暗下来，电闪雷鸣，声音震耳。丈夫太公去找刘媪，刚走到沼泽一处堤岸上，“则见蛟龙于其上”。所谓“其上”，就是指刘媪的身上。所谓蛟龙，也很可能就是四处流窜的地痞流氓。没过多久刘媪便有了身孕，生下刘邦。
　　“我们家的老幺小季，可是个龙子呢！”
　　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唯一的目击者太公，他还十分得意地逢人便讲，可是，刘邦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许太公对这件事毕竟很不痛快，对刘邦的态度也与对其他孩子的不大一样，总会流露出一丝阴影。父亲的这种态度也在刘邦心头留下了阴影。即便在他出人头地之后，对父亲也有一种说不清的微妙的冷漠，有时还会明显地表露在脸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关身世的这一怪诞说法，刘邦自己对有的环节还是很中意的。
　　“我是龙子。”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跟着飘飘然起来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肯务正业的农民。纵使父亲和两个哥哥忙着锄草或收割庄稼，累得直不起腰，他也会说上一声：“我到沛城去一下。”
　　说完，就不见了人影。在方圆多少里范围内，拥有砖砌城墙的城郭，只有沛城这一座。城里既有将钱币存在陶罐里的商人，也有以这些商人为对象开设的赌场，还有酒馆和青楼女子。还有刘邦最喜欢的盗贼和杀人惯犯。
　　这号人物在出生地中阳里是不可能有好名声的。父亲和哥哥都说：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村里人也同样没有好听的话。
　　可是，一旦走出家门和村落，外面的世界就属于刘邦了。比方说，他在家乡被认为可能不是老爷子的孩子，连这种出身的秘密，都成了他大吹大擂的资本。
　　“我可是龙的儿子！”
　　刘邦朝在座的人怒目环视一圈，大言不惭地说道。
　　如果有人指出是撒谎，当场就会被小喽啰给揪出去，那些小喽啰对刘邦的大话总是信以为真的。
　　虽然不常这样，但刘邦偶尔也会把身上的衣服全拽下来，冲着在座的人说：“瞧！”
　　在当时，一般的房屋都没有椅子，只是在屋地上铺一张草席，刘邦浑身一丝不挂，支着一条腿坐在那里喝酒。在酒馆里，总是刘邦居上座。他的阴囊舒舒服服地从容不迫地混账透顶地一直耷拉到席子上。
　　“来数数！”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3)
　　这意思是说，我是不是凡人，你们把我全身的痦子数一数就知道了。
　　大家都只好挤到刘邦光着的身子周围数了起来，数着数着天就有点黑了。并不是说痦子多得数不过来，而是数的人得出的数字总不一样，因为皮肤上那些带色素的奇形怪状的小点点很多，究竟是痦子还是脏点子，实在分不清楚，人们争吵不休，又重新数了许多次。最终累得人人筋疲力尽，到这时刘邦才扯开嗓门吼道：
　　“七十二个！”
　　由此一锤定音。根据是自己从婴儿时起就有七十二个痦子，是全村人聚在一起数过的，因此不会有错。刘邦又说：可是为什么我身上会长出七十二个痦子呢？理由大家也可能早就知道了。
　　“因为是赤龙的儿子嘛！”
　　刘邦通常一边丢下这句话，一边神情自若地把手伸进上衣袖子里，重新穿好衣服。
　　从那个时代再稍往前一点，是持续了几百年的战国时代。那个时候流行的阴阳理论是要解释从天地到人事生成原理的学说，同时也兴起了将万事万物归结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五行说，不久这两种学说就合而为一了。可以将其视为当时的哲学及科学理论。合而为一后的阴阳五行说又与天文历法相结合，以数字多寡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当时，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天。将这个数字用五行的“五”去除，即得出刚好与刘邦痦子数目相同的七十二，所以刘邦才说我不是凡人，从道理上讲也许过于牵强附会。
　　———七十二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土。
　　也许哪个阴阳家曾这样教过刘邦。至于为什么七十二是五行中的土，刘邦不知道，阴阳家也不知道，属于无法证明的领域。哲理往往就是建立在这种混沌不明的基础之上。
　　———土就是赤。
　　就这样，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时的色彩共分为五种，即青、黄、赤、白、黑，正是阴阳家所喜欢的五个字。五色又被附会到五行上，五行中的“土”便成了五色中的“赤”。为什么土就是赤呢？到此，理论就给不出答案了。这个等式也可以称之为公理，无法证明，正因为无法证明，才堂而皇之地成了绝对真理。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这一理论将中国及其周边民族的思维方式全都拖进了某种程度的混沌之中。不管怎么说，刘邦不知什么时候从阴阳家那里学来了这些知识，坚持说土就是赤，正因为土就是这位刘邦（因其身上有七十二颗痦子），所以刘邦即是“赤”，于是，这一理论就成立了。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曾在大沼泽堤上与蛟龙有过交媾，不久怀孕生出的刘邦就是龙的儿子，可以说这是连刘媪的丈夫都承认的事实；进而根据赤在“七十二个”理论中的定位，与刘媪交媾的龙便应该是赤龙。听到如此精密的理论推理和严密的事实论证，无论在草莽之间还是在都邑之中，能够反驳的人在当时是绝对没有的。
　　刘邦也好，他的小兄弟们也好，抑或是沛城酒馆里的那些伙伴们也好，全都相信从这一辉煌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真理。人类之后也曾创造出许多新的体系，并始终坚信不疑。绝大多数体系都以谎话连篇作为基础，因此，为了不使人认为是谎话连篇，就需要在此基础上构筑的体系尽可能地精密完美，人类的智慧也就为此消耗殆尽。如果有人胆敢怀疑刘邦不是凡人，那么，这个人就成了当时被奉为真理的阴阳五行说的敌人，毕竟对抗真理的人是要被称为贼的。
　　而且，这一理论还有不可或缺的确凿证据，那就是刘邦的一张脸。
　　“那可是龙脸。”
　　卢绾等小兄弟们到处去讲。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本是一群渣滓，是无赖，是小偷，但同时也是生活在秦苛政体制下的弱势群体。至少他们是想从自己拥立的头领身上找出某种神秘之处，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对于这些并无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人来说，寻求此类心理安慰实属人之常情。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刘邦的脸还真的与龙有点相似。
　　他眉骨突出，呈圆弧状。整个脸中部高，鼻梁隆起，鼻尖垂直，鼻翼肥大且伏向两侧，这副模样看上去就是舒服。龙的脸嘛！
　　可是，有谁见过龙的脸究竟长什么样呢？人们都说，若想知道龙的样子，就去看刘邦的脸吧。当你听到这话时，一定会觉得像遭到雷击一样。刘邦的胡须也很好看。龙的胡须跟鲶鱼差不多，但远比鲶鱼要长，像牛尾巴一样坚韧，如马腱子制成的鞭子一样柔韧。刘邦的胡须具有一种异样的美，若以这种心理去观察，或许看上去就是那么回事了。
　　总之，受沛城地痞无赖吹捧的这个男人的一张脸，就是龙颜。他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串的幸运接踵而至，后来还当上了这片大地的皇帝，正因为如此，直至年代久远的后世，皇帝的那张脸都要美其名曰“龙颜”。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4)
　　刘邦不仅赌博，还跑到远处去干盗贼的勾当，回到沛城以后，他却把得来的东西全部分给大家。不过，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因为没有正当谋生手段而身无分文，即便如此也还是馋酒喝。他常说：
　　“小孩子要吃奶，大人们要喝酒，这两样都是帮人长大的东西。”
　　当时的酒带有乳白色，酒精成分很低，不喝到马饮水那种程度是不会醉的。
　　在沛城的酒馆中，刘邦最爱去的是王媪和武媪的这两家小店。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身无分文地闪进去，喝个酩酊大醉，根本没有付账的意思。在当时，酒馆一般都是年底一并付账的，可刘邦硬是连嘴上都不说一句要付。
　　———这讨厌鬼又来了。
　　起初，王媪和武媪心里都在这么嘀咕，可没过多久就知道真是太划算了。每次刘邦一到店里，马上就传到城里喜欢刘邦的人和地痞无赖们的耳朵里，他们随即搭帮结伙地纷至沓来，转眼间店里就客满了。并不是刘邦叫他们来的，而是因为他们景仰刘邦，以能坐在刘邦下座喝上一口酒为一大快事。
　　刘邦虽不是目不识丁，却与之相去无几。
　　他不学无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垂教之处，特别是对各地的人文地理知之甚少，无法提供可成为经商秘诀之类的商品市场行情，再进一步说，他根本就不善于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刘邦只是坐在地席上，往大碗里倒满磨米汁一样颜色的家酿酒，不时地用两手捧着喝上几口而已。
　　看上去，人们似乎只要待在这位刘邦的身边就心满意足了。大家一杯接一杯地起身去买酒，端回到座位上，彼此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喝完了再去买。刘邦只是眯起双眼望着这一切。就他们来讲，只消让刘邦看见自己就很高兴了，酒桌上就显得充实了。刘邦也热衷于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一旦有什么事离开之后，店里一下子就变得冷清下来，人们也都兴致全无，顿时散个精光。
　　有时刘邦半路上又返了回来。
　　“啊———”
　　人们欢声四起，赶紧簇拥着让他坐到原先的上座，大家退回去继续喝酒。刘邦举止粗俗，稍微醉一点就要枕着胳膊躺到席子上，偶尔动起肝火来，还要冲着其中的某个人大骂脏话。所用的脏话简直无与伦比，语气却反而显得很亲热，被骂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感到受伤害，在座的人则全都咧着嘴笑得前仰后合。要说刘邦有什么本事，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本事。
　　刘邦走在沛城街道上的时候，也极少是孤独一人。卢绾就像一条小狗似的总是跟在他身边。
　　还有大块头的樊哙经常紧随其后。说起樊哙，从刘邦历经挫折当上汉王，到最终成为皇帝，他一直都在为刘邦出力。起初他是一支小队伍的头头，很快就成为汉军将领，最后被封为舞阳侯，死后获谥号武侯，不过当时还只是沛城里专卖狗肉的一介屠夫。当时，狗和猪羊一样，都是供人食用的。刘邦的伙伴大都靠来历不明的钱财过日子，而从事正业的也许就只有樊哙这号人物了。樊哙始终抱有简单明了的伦理观念，不喜欢耍小聪明，平日里沉默寡言。他力大无穷，剽悍无比，加上剑法超群，可说是一员天生的猛将，为刘邦而死更是在所不辞。
　　樊哙曾经说过：“哪个家伙胆敢对刘大哥动手，就是寻遍九族也要给他大卸八块！”
　　可以说，刘邦在沛城没被讨厌他的势力给害死，原因之一就是总有樊哙跟随左右。
　　只要有这二人从外面经过，家家户户都会搭上一句：“到哪儿去呀？”
　　随后就有人跟上来，也有人在路口看见了他们，赶紧追上来加入这伙人当中。总之，尽管刘邦身无分文，他的存在已经成了沛城一股重要势力。
　　这块地方位于后来江苏省北部的沛城这一带，作为北方汉民族的居住地，可以说是位置最靠南的一片穷乡僻壤。
　　在战国时代，南方的吴国多次往北征讨到沛城一线，并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当南方吴灭越衰、与吴越同属南方种族的楚大举向北延伸时，包括沛在内的泗水流域甚至曾被划归为楚的领土。不过，沛当地的人们只是被抽取赋税，并不等于受到可能被楚的风俗同化掉的那种强烈的统治。
　　人们说：“沛处中原南部边缘，楚之北方边陲。再没有这么令人舒服的小城了。”
　　所谓战国时期的各种势力，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各自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范围，一是指均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及独特的风俗习惯。但沛城一带属多沼泽地区，受上述各势力范围的影响都比较小，仍保留着远古以来那种恬淡怡然的风土人情。
　　有国家沉重地压在沛的头上，乃是秦帝国建立以后的事。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自有人类居住以来，便开始拓荒辟野，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村村自卫以防盗贼。其后才有国家凌驾于头顶之上，而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在秦看来却只不过是极其温柔的统治而已。待到各诸侯国灭亡，秦帝国建立之后，中央及地方的官僚体系如网眼密布般井然有序，直至地方的每个角落。人人都受到法的约束，自己的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仿佛全都成了帝国的奴隶，被驱赶着到处去服劳役；哪怕有一点点违法之处，也要依照详细的法律条文受到处罚。
　　这片草木丰沛的土地在行政区划上也被称为“沛县”，并在沛设置了县衙，此事前面业已提过。对一般百姓来讲，仅此一条就足够烦人的了，然而刘邦之类的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在想：噢，原来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呀？
　　这反倒成了煽起令人振奋的好奇心的契机，或者说是对象。刘邦喜欢沉浸在沛城里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热闹的都市生活，以及营造这种生活的不用种田的商人、赌徒、酿酒者、卖酒人、阴阳家、盗贼和手艺人等，而很可能是由于那里有政治存在。具体来讲就是，那里乃是县衙这一权力执行机构的所在地。
　　“哼，这就是县衙吗？”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5)
　　起初，当大红柱子的房屋刚刚建起来时，刘邦第一个破口大骂，随后走了进去。
　　县吏们大多是从本地录用的，自然就有很多刘邦父母家和亲戚家的人，其中还有早就成为刘邦党羽的人。只见刘邦被他们团团簇拥着进入厅堂里面，虽说依法确实是秦帝国的天下，但县吏们也不得不露出一些亲切之意。出入县衙习以为常之后，刘邦就时不时地翘起下巴嘲讽那些小县吏们，或是高声大讲笑话，或是在厅堂里睡上一个午觉。
　　“可不要再理那个家伙啦！”
　　县吏们都开始这样互相提醒了。
　　刘邦这个人，一方面胸襟开阔，有无比的雅量；另一方面又深藏着一种病态的———也许是流氓头子之类的人物所共有的———固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简直犹如毒性强烈的中草药乌头根部的毒素一般。对于与自己有仇的人，刘邦表面上笑脸相迎，可背地里却瞅准时机下手报复。当然，报复不需刘邦亲自动手，而是由手下人去干。县衙虽小，却是秦帝国的官衙，握有帝国的法律，具有帝国的权威。可是当地出身的小官吏们都是肉长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对刘邦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因为从官府回家的路上，他们说不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杀死。
　　“那家伙好像在当盗贼。”
　　县衙的官吏们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口。更何况刘邦从不在沛当地干这种行抢的勾当，而是到别的县去抢去偷。正因为如此，沛县的官吏也就没有把事情闹大，以免无缘无故地招致刘邦的仇恨。官吏们与其揭穿这些恶行，还不如接近刘邦，靠与他套近乎，来掌握辖区内不法之徒的动态，反倒于公事上更为有利。
　　萧何和曹参就是这种类型的县衙小吏。二人均为沛当地出身，在县衙里都干与司法有关的差事。萧何是上司，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长，当时叫主吏，曹参则是其下属的狱吏。从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构来看，这两位从当地录用的小吏简直还够不上一颗小米粒大。
　　二人一生命运多舛，因保护刘邦有功，曾先后当过汉帝国的丞相。萧何当过高祖（刘邦）的丞相，无论在世时还是到后来，都是评价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还有曹参，在刘邦和萧何死后，他当上了第二代皇帝惠帝的相国，名声虽不一定赶得上萧何，但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尽管都是崇尚法家的秦帝国的小小官吏，但其思想却肯定没有被定型，虽说如此，倒也不能说他们崇尚日渐流行的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厌严格区分事物的善恶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老庄。
　　话说回来，两人年轻时做沛小吏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连他们本人也不清楚。
　　还要插上几句，在汉帝国建立以后，曹参有一段时间是在地方做官的。在刘邦之子悼惠王被封为齐王（辖有七十余城）之后，曹参当了齐的丞相。对于此前善于攻城略地的一员大将来说，这是头一遭体验政治。他召集齐本地的一百多位儒生问道：“如何才能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呢？”儒生们各执其词，原本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的曹参最后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告诉曹参，胶西有一位叫盖公的人，说他是老子信徒，经常讲万事宜顺其自然。曹参厚礼相邀，乞示教诲，盖公便说：政治的要谛不在积极主动，只需一心推崇清静即可。只要以清静为主轴，民心和生活都自会安定。曹参大为钦佩，便将自己的丞相公堂腾出来让给盖公，让其自由处理政务。在任九年，齐大治，曹参获得了不需操劳而成为贤相的美名。
　　不久萧何去世，曹参受命接任。他在将齐丞相一职交给继任者时说：
　　“好吧，现在就把齐的狱市交给贵官。”
　　所谓狱市，就是指牢狱和商品市场。不消说，当时，政治也涉及许多领域，而不只是狱市。继任者感到奇怪，便反问道：政治里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吗？曹参说：“唯有牢狱和市场才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6)
　　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我不躲！”
　　刘邦嘴上在充硬汉，按其本意，当然老早就想赶快抽身、逃之夭夭了。从其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刘邦颇有点像逃亡高手，而绝非对身处险境麻木不仁。萧何反过来说道：公藏起来，我等就可省却不少麻烦，就当是为我等着想吧！刘邦这才爽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为你们躲起来好了。”
　　刘邦躲进了老远的沼泽之间。这时，沛城的许多不良少年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跟随在身边的只有自幼时就交好的卢绾。许久以后，刘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曾这样说道：
　　“跟随我的只有绾哪！只有你一个人哟！”
　　对于刘邦来说，彷徨在沛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不过若说当时的罪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类的罪名罢了。
　　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7)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官府（即郡）的命令严格执法，把刘邦他们镇压下去。曹参晚年所讲的“奸佞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类被追到穷途末路的人。
　　不过，这位刘邦乃是直觉敏锐之人，他是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的。总而言之，沛时代的他所追求的就只是当个大侠客而已，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刘邦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创造性的人。说到大侠客，他倒也并非在作某种种思考，以弄清侠客究竟有什么样的理念，而是当时有可资借鉴的典型，并且就生活在尚不久远的过去。
　　那就是信陵君。
　　刘邦很喜欢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信陵君，名无忌，战国末期魏的公子，曾辅佐魏王，强盛国势，对抗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的压迫。当然，有本事的辅佐者往往会遭到王的猜忌，或被敌国施以离间苦肉之计，信陵君也不例外，一生中多有波澜起伏。这且暂时不表。
　　当时天下就盛传：“门下食客三千人。”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均出现了贵族出身的著名辅佐者，其中齐孟尝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以及与之齐名的魏信陵君即被称为战国末期的四君子，声望最高的或许当属信陵君。
　　在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智者辈出。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智慧、情报、能力和特技等已成为立足世间讨生活的资本。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将自己所持有的资本如智慧、能力或情报等推销给各国的实权人物，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投入其门下成为食客。大多数人都住在集体宿舍性质的房舍里，但也有本事大的人被赠予了独门独户的宅院。不管出身多么卑贱，只要有真本事就成。
　　战国末期就是这样，有真本事就有价值，有真本事即可待价而沽，流浪天下寻求买主。说起来，人才甚至已完全被商品化了。从刘邦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算起，也才过去了不足半个世纪而已。
　　真本事名目繁多。齐孟尝君就曾把擅长鸡鸣犬吠之类的鼠窃狗盗之徒列为宾客，并称其为“先生”，尔后不久，正是他们才使孟尝君化险为夷。这段奇闻轶事，到刘邦那个时代就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而广为流传。
　　“孟尝君也不过如此。四君子之中，还是信陵君最具侠气。”
　　刘邦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信陵君虽为贵族出身，但其如何厚待食客，如何始终求贤若渴，因魏国灭亡、魏人多四方逃散而被广泛传播开来，听到这些传闻实属轻而易举。反正在信陵君那个年代，六十岁开外的人都能以自身的感受讲述这些故事了，那时刘邦还很年轻。
　　尤其是信陵君与一位叫侯生的老者之间的故事，传播得更为广泛。
　　当时，魏国的国都是大梁城（现在的开封）。侯生是魏最低一级的小吏，负责看守国都的夷门（东门）。这位年已七旬的看门老人在国都并不为众人所知，但信陵君的一位食客曾悄悄对人说，那位侯生可不单单是个普通的看门人，乃是一位隐姓埋名遁入尘世聊以度日的隐士。这话传入了信陵君的耳朵。
　　信陵君十分吃惊，便亲往看门小屋以求结交，同时赠上厚礼。侯生若是他方人士还可另作别论，他本是魏人，且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明知如此，身为最显赫的贵族的信陵君却仍然特地屈尊前往夷门，馈赠厚礼并欲招为食客，此举实属非同寻常。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信陵君本质上并不是官僚政治家，而是一位大侠客。
　　“信陵君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8)
　　刘邦对如此礼贤下士的信陵君佩服得五体投地。
　　侯生也非等闲之辈，对此并不领情，也拒绝接受礼物。
　　“我虽然贫穷，却也洁身自好，过着清静的日子。请不要打扰我吧！”
　　从这句回答来看，让人觉得侯生似乎是位老子信徒，而道家正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学派。
　　不过，信陵君并不罢休，准备日后再与侯生接触。这一天，信陵君在自己宅第大宴宾客，受邀的客人有魏的达官贵族以及门下的食客，宴会还在准备之中。他想邀请侯生为上宾，便特地带领车骑前往夷门，恭恭敬敬地拉住侯生的手。侯生衣冠破旧地乘上信陵君的马车，又像坐自己车子似的对信陵君说：我找朋友有点事，能去一下市场吗？
　　他说市场上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叫朱亥的屠夫。据侯生讲，朱亥也非寻常之辈，乃是一位韬光养晦隐居市井的贤者。车子驶入市井人群拥挤之处，不一会儿朱亥的身影就出现了。侯生下车，与朱亥站在那里说话。
　　他让信陵君坐在车上，乖乖地等着。
　　侯生与朱亥谈笑风生，继续让这位贵族大侠客等着。而宴会那边，那些魏的诸位公子、文臣武将和名气大一点的食客，都在焦急地等待信陵君的归来。信陵君回来，宴席才能开始。
　　“一般人早就急得不高兴了。”
　　侯生在想，不时地朝车上的信陵君看上一眼。侯生这是在试探对方，看是否值得为之效力。
　　信陵君也有所察觉，始终保持着温文尔雅的表情，在车上静静地等候。见此情景，侍从们和集聚在市场上的人都悄悄地骂起侯生来。过了一会儿，侯生才在街上说道：“这位就是我方才给公子讲过的朱亥。”他叉着腿站在大街上跟身份高贵的人讲话，也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但信陵君却毫不在意，仍旧是恭谨有加，下车走到朱亥面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请求道：可否请朱先生也做我的宾客？谁知朱亥竟把脸扭向一边，根本不作回应，非但如此，甚至对信陵君的施礼也没有回礼。
　　朱亥的这种态度，从最普通的角度来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身份高贵的人以厚礼要自己去当宾客，在这种场合下，可以认为他那是在卖弄“知遇之恩”，接受此类知遇之恩，就会再无退路，比如让你去死，你就不得不为其捐躯，可以说这正是当时的侠义之道。侯生也好，朱亥也好，肯定都知道被当成知己之后必有灾祸降临，因此都竭力脱身以自保，然而最后朱亥得以逃脱，侯生本人却屈服于信陵君的优厚待遇，答应去做宾客。也就是说，他已做好了为侠义殉死的心理准备。
　　之后，侯生便在信陵君陪伴下走进宴会现场。信陵君拉着这位看门老人的手坐到上座，很快就满场酒气。当宴席进行到一半时，他指挥与会者祝这位看门人健康长寿。
　　宴会快结束时，侯生朝信陵君叫了声“公子！”随即说道：我受到了公子十分隆重的礼遇，不过此前我这边也早已为公子尽了力。在那个熙熙攘攘的市场里，我让公子等在车上，一个劲地站在那里跟朱亥说话，当时市场上的人看到公子越等态度越谦恭，都很尊敬公子。看到公子是一位对贤者真心谦恭礼让的有德之人，大家都交口称赞。与此相反，众人都齐声谴责说：这个侯生，难怪他只能是个看守城门的小人！随后我打发人去调查过这件事，绝对没错。
　　必须说，侯生的这种态度，对了解战国末期社会的一个侧面是很重要的。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由此带来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贤者的才干也成为商品，显露出待价而沽及按价沽出的趋势。与此同时，封建贵族所施之“恩”也被赋予了商品价值，贤者就必须对“恩”献上“报酬”，这种“报酬”也就具有了与“恩”相适应的、足以用数字来表达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侯生就以上面所说的交换条件，与对方形成了某种借贷关系。
　　“诚如先生所言。”
　　信陵君表示完全理解。
　　在发生上述故事的时间里，赵一直受到秦的攻击。赵无法取胜，国都邯郸终于为秦军所包围。赵王及辅佐他的平原君便向魏请求救援。魏王曾一度派出十万大军，但中途又怕与秦交战，遂令停止进军。赵平原君写来一封信责备魏信陵君。信中说：“人们都说公子乃世上高义之人。看来似乎与传言不符。且公子姐姐（平原君夫人乃信陵君之姊）亦在危困之中，难道公子还不怜惜吗？”但魏王仍旧不许出兵。最后，信陵君只好下决心率领极少数食客前往，说来就是准备单枪匹马赴赵救援。面对强大秦军而以微弱之势前去阻挡，恰如以卵击石，必死无疑，但信陵君还是从国都大梁城出发了，经夷门而出。将出之际，他向看守城门的侯生打了招呼。侯生说：“请公子前往。我因老迈恕不能同行。”连一句帮忙的话都没说。受恩的贤者在这种场合是要提供建言的，而施恩一方则期待能得到有针对性的锦囊妙计。
　　“不对劲呀！”
　　信陵君往城外走去，心中好生疑惑。自己一直以士礼厚待侯先生，自觉并无疏漏之处，可是看到侯先生的那种态度，或许有过什么疏漏之处也未可知，想到这里，他又让马车折回夷门。侯生笑着说道，知道公子必会返回，于是在耳边说出必胜妙计。最终，信陵君运用其所献妙计出奇制胜，不过此时侯生也早就离开了人世。原来，侯生与信陵君告别时说：我已老迈不能随军前往，故公子抵达战场之时，将在事先计算好的日子刎颈自尽以送公子出门，顺便请公子带上朱亥，必有大用。不久，侯生即在约定之日以利刃切断颈动脉，当场身亡。对恩，可用贤作为商品来加以回馈，然而在更高层次上，当整个人格被视为知己而获得尊重时，就无法予以报答，只好以死作为酬谢。侯生就是实践了这一信条。如此这般的一些名士，他们的风尚、伦理观念及进退法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形成，我们插入的这段故事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就是信陵君嘛！”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9)
　　刘邦暗地里总是摆出一副这位大侠客的样子。要想知道刘邦如何喜欢这位大侠客，看他后来的表现即可略知一二。又过了数年，当刘邦已可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时，曾屡次经过大梁城，每经过一次都要给当地人一些金钱，让他们拜祭信陵君，并要求他们保证祭祀不绝。
　　刘邦历来讨厌琐事缠身，不喜欢讲究繁文缛节的儒家。不过，对如狼似虎般将法的利爪伸向平民百姓的法家更是不胜其烦，因为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秦的那种世道。要么索性就用道家，但其思维又高不可攀，实在让人无法探明就里。对刘邦来讲，就只剩下一个侠字。也就是说，只有信陵君是他的教材，是可效仿的榜样。他当初在沛城市面上第一次见到樊哙时，心里就想过：“这位就是我的朱亥。”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侯生的人物，说到萧何曹参等人，刘邦也始终认为，对于他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侯生。当然，这时萧何的身份远比刘邦要高。而且萧何本人对刘邦其实并不大放在眼里，他的评价是：
　　“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
　　这是说，刘邦本来就是一个爱讲大话的人，从没干成过一件能证明那些大话的实事。依萧何之见，要成就一番事业，要么是有权力，要么就要有财富。刘邦二者全无，想成事也无法办到。对于萧何来说，刘邦只不过是一个自诩为侠客的人，自己只不过是对他高抬贵手而已。然而在刘邦的盘算里却不是这样，他把萧何当成手下人来对待，正准备学信陵君的样子，对其施以知遇之恩。
　　“萧何乃是我的手下。”
　　刘邦在城里曾这样说过。
　　萧何恐怕也会常常吃不消吧！
　　信陵君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谦虚。不论何种身份的人，只要发现是贤能之士，就尊为师表谦恭以对，但刘邦却不是这样，视萧何如草芥，有时甚至极为粗暴无礼。当然，信陵君本系贵族，谦恭也可以是德；但刘邦这样出身贫寒的地痞无赖就不同了，倘若愚蠢地对萧何之流表示谦恭，那就等于是在乞求怜悯，人们并不认为是美德。
　　要说刘邦身上可取的地方，就只有那张被说成像龙的脸了。二十五六岁后，他就留起了络腮胡子，跟高大的身躯相映成趣，确实是仪表堂堂。只是一开口就露出老底，既无知又无品味，实在无法与信陵君相提并论。
　　“看他那副无赖样，真让人受不了！”
　　萧何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大侠客谦虚乃是本色，品格低下的人怎么会做得到呢？
　　自然，萧何也曾想过：
　　“说不定，刘邦还真有出人意料的一面。”
　　刘邦在武媪小酒店等处醉倒昏昏大睡时，据说就有龙出现在他的身上。尽管萧何从不相信此类传言，但即便是编造出来的故事，也不至于是刘邦自己瞎说传出去的，应当是武媪或其他喜欢刘邦的家伙一本正经，或者脸色惊慌地讲述这件怪事时，自然而然传开的。这个现象说明，刘邦周围的人有一种需求，都想从他身上发现某种神秘色彩，反过来讲，是不是表明他身上确实具有某种跟德一样的东西呢？而这又是像萧何那样爱坚持死理的人很难发现的。为此，这位头脑精明的官吏偶尔还会颇为困惑地冥思苦索一番。
　　是时，有一处叫单父的地方，住着一位名叫吕公的实力雄厚的人物。
　　吕公拥有土地，雇了不少长工，一方面做投机买卖，一方面广泛结交四方侠义之士。
　　这位吕公在单父陷入遭人憎恨的境地，便举家迁到沛来避难。由于早前与沛的县令过往甚密，沛县令也高兴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能搬到县城来住，便将其安顿在自己的宅邸，多方予以关照。
　　作为县令来讲，让吕公住到沛城里来，就是想把他介绍给沛的官吏和具有实力的大大小小的人物。
　　为此，他以最快的速度安排了一场欢迎吕公的宴会。
　　“听说县令府上来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客人呢！”
　　这个消息已经传遍沛城内外，谁也不知道吕公是何等人物，但从县令都不敢怠慢来看，估计肯定是个相当有身份的贵客。
　　县令定下日期，发出一份供传阅的函件，上面的意思是：
　　要跟吕公结识的人，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
　　被邀请的人都要给吕公带上礼物。礼物就是钱。
　　当天的宴会由萧何一手操办。客人的数目大大超出萧何的预想，准时到达的车马都挤在府前一棵大槐树下。很快，连路上都挤满了车马，院子里则人满为患。尽管这样，仍有人接连不断地拥进门里，萧何实在忍不住了，便大声说道：“送礼不满千钱的人，请坐到堂下。”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10)
　　借此来整顿秩序。堂下，在土地上铺着席子，有几个大酒坛子摆在不同的地方，堂上也一样。负责端盘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穿去地给人们上肉，酒过三巡，气氛逐渐热闹起来。
　　“客人就这么多了吧？”
　　萧何一边在场内转悠一边估摸着，能送千钱以上的人，在沛恐怕不会再有了。
　　就在这时，萧何见刘邦从门口走了进来。远远望去，刘邦整个就像一条大鳗鱼精站起来在走路一样。
　　“这家伙来了。”
　　来得真不是时候，萧何心里烦透了。
　　刘邦根本不把萧何之流放在眼里，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站到萧何面前，把手伸到怀里掏出一只木简，递了过来。这木简相当于我们现代人讲的名片。名片上写着礼金的数目，总共五个字：“刘邦一万钱”。
　　“嗬！好家伙！”
　　萧何心中颇感意外，但因职责所在，又不得不把这个名片送给吕公。刘邦素来囊中羞涩，这一点萧何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过，即便如此，一万钱也未免有点吹得太过分了吧！
　　萧何来到堂上，走到正与县令谈笑甚欢的吕公面前，将那个名片递了上去。吕公仍在和县令又谈又笑，看到名片上的数目，他甚为吃惊，连忙趋身而出。这并不是因为吕公爱财，从战国末期起，以钱衡量诚意就已经成为惯例。一万钱是个巨大数目，对有这么大诚意的人物，吕公知道必须亲自趋前迎到堂上。半路上，萧何追上来拉了拉吕公的袖子，口里说道：
　　“那本来就是个爱吹牛的人。”
　　他暗示木简上写的数目是不可靠的。然而吕公却没听进去。
　　不管是吹牛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肯写上一万钱，已充分表明这个人那种要与自己结识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就吕公为人处事的方式而言，是决不允许怠慢这样的人士的。
　　“请！”
　　吕公快步抢上前去拉住刘邦的手，让到堂上，备好席位请刘邦坐在自己身边，又重新打量起刘邦的脸，不禁高声说道：
　　“公的面相不得了啊！”
　　“是说我吗？”
　　“不是我不我的问题。除了公之外，还有谁能有这副面相呢！我年轻时就喜欢给人看相，从未见过公这样的面相。”
　　吕公十分兴奋。
　　在当时，以天文卜吉凶和以面相看贵贱颇为流行，到后世，更被赋予了近似科学的功能。这也可以认为是战国时代产生的价值判断方法，每个乡村都有以擅长观相自居的人。刘邦过往能大模大样地在沛城里晃来晃去，就是因为有很多观相家说他与众不同，也就不难理解，既无显赫出身又无雄厚财力且毫无本事的刘邦，为什么竟然有了闯荡江湖的资本，这资本不是别的，正是他与生俱来的那张大脸盘和满脸的络腮胡子。
　　“是呀，完全是一副无可限量的面相。”
　　“多谢夸奖。不过，面相再好，没本事也什么都干不成。请恕我直言，刚才那一万钱的木简，只是一块一文不值的木片哩！”
　　“哪里。”
　　吕公摆摆手，接着又说：以刘公的身份不该再提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宴席结束以后，请稍留片刻，不碍事吧？
　　刘邦自然没有什么急事，就照吕公所言留了下来。
　　宴会之后，吕公陪同刘邦在长长的廊子里缓步而行。这位单父的实力人物个头不高，但看上去颇有胆识，而且步履从容。君子迈步是有规矩的，要显得悠闲自在，气宇轩昂，鞋尖用力向外一踢，轻轻踏在砖面上，另一只脚再向前迈出，如此缓缓前行。
《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11)
　　“刘邦公。”吕公开口说道。
　　“什么？”
　　“公的面相实属罕见。”
　　吕公将早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而且把刘邦脸上每一个部位都称赞了一番。很快，他把刘邦引进另外一个房间，叫出妻子来。
　　这位在单父颇有名气的人物，妻子已是位半老的女人，两眼带着悍气。刘邦很难得地施礼问候，女人只微微地还了个礼，好像也是一副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的样子。
　　“也不无道理。”
　　刘邦并不生气，暗自觉得是够滑稽的。除了沛城的地痞无赖头目这个身份之外，可以装点门面的头衔，自己不是一个也没有吗？
　　“叫女儿过来！”吕公命道。
　　没过多久，女儿进来了。
　　她乌黑的眸子犹如利刃直视刘邦，跟母亲不一样，她很有礼貌地施了个礼。刘邦刚才为了向吕媪显示并不在行的谦恭有礼，反而遭到轻侮，心想还是以本色为好，便对这位小姐傲慢地还了个礼。女儿粉面桃腮，皮肤细嫩，然而嘴角却似含苞欲放的花朵半开半合，仍保留着少女的天真烂漫。
　　这就是后来成为吕后的那个女人，现在丝毫也感受不到多年以后她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歹毒残忍，对自己会发展到那一步，她本身自然也毫无察觉。
　　“公意下如何？”吕公扭头望着刘邦，满脸挂笑。
　　“就让我这女儿拿着簸箕和扫帚，屋里屋外伺候公吧？”
　　《史记•高祖本纪》里记述的是：“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而箕帚之妾一词，当时久已有之。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意思就是给你做媳妇。吕公已将汗津津的手掌搭到刘邦的手背上，像在讨好一般。
　　吕媪却大声惊叫起来：
　　“夫君在说什么呀？……平时夫君给女儿看相，不是总说再没有这么好的贵人相了吗？”
　　“确实如此，我女儿生来就是一副贵人相。”
　　吕公沉稳地把视线转向妻子。
　　不过，吕媪还是叫个不停。
　　“夫君不是常说，我们的女儿非大贵之人不嫁吗？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嘛！”
　　“不是迫不及待。那位大贵之人就在眼前。”
　　这个故事编得有点过头。
　　不过，在相信观相的那个年代，也可以说这完全是一段情理之中的故事。
　　吕公动身来沛之际，早已对沛城的人物作过详细的调查，对刘邦也作了充分的调查，得出的看法应该是：
　　“像当前这样不稳定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一旦出现乱世，沛城里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会大有作为。”
　　心中既已抱有这种期待，再加上亲眼见到刘邦的面相，他自然会大受震动。
　　刘邦娶了吕公的女儿为妻。
　　刘邦没有什么正经的谋生之道，无法在沛城养活老婆，便把她送回中阳里的老家。她喜欢劳作，成了刘家干农活的帮手。以后，刘邦也没有什么浪子回头的表现，到了沛城，他仍跟以前一样，照旧游手好闲，满街闲逛。
《项羽与刘邦》 举　兵(1)
　　第四章 举兵
　　“说起世人的一面镜子，也许指的就是萧何这样的人哩！”
　　沛县人都众口一词地这样说。
　　这位小个子男人本是农民之子，出生在沛县一个叫丰的地方，因其精于文字和计算，故而成了县衙里从当地录用的一名小吏，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吏务，成为沛县不可或缺的官吏。
　　沛人对担任县吏的萧何，只有两个印象。
　　“阿何的下巴底下该不会发霉了吧？”
　　人们甚至这样说他，因为每天都见他俯身坐在官舍昏暗的一角，用小刀子削好木简或竹简，再把文字刻上去。
　　另一个印象是，有当地人来告状时，他那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倾听诉状的姿势。
　　“这时候，阿何的两只眼睛就像小孩子那么好看。”
　　人们都这样说。尽管他话不多，但对别人的话听得很仔细。
　　萧何也许天性就喜欢帮助人，就愿意保护别人。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欲望，他好像有一种情结，认定自己生来就是要保护故乡这块小地方的乡亲们的利益。可以说，沛人都尊敬萧何，在人们心目中，他极其自然地有了很高的声望。
　　只是萧何从不卖弄自己的声望，其秉性更是过于诚实。正因为诚实得过了头，反而淡薄了他的形象，缩小了他的影响。
　　“只要沛衙门里有阿何在，我们就放心了！”
　　人们都这样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沛县上上下下所信任的人，再没有谁能比得过萧何了。
　　就是如此受到信赖的萧何，竟然会庇护被称为无赖的刘邦，有时庇护得过分，看上去甚至真的将刘邦当成了兄长。对于年龄相差无几的刘邦，他有时也会像见到本家伯父一样必恭必敬。这大大抬高了刘邦的身价。
　　为什么萧何会做出这些举动呢？
　　“刘季（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
　　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萧何对刘邦的这个评价，就是曾对吕公流露出来的那句话。这应该是萧何对刘邦的真实看法。在萧何当上汉帝国的丞相之后，这句话仍长时间地流传在沛城人的嘴里。又过了好多年，当刑余之人司马迁来到沛城，在俚人之间取材，四处走动时，仍能听到这句话。司马迁以几近口语的形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文章之中。
　　“爱讲大话、一事无成的无赖。”
　　尽管萧何心里对刘邦是这样评价的，然而他还是认为：“此人并不可憎。”
　　由于有这么一种看法，即使刘邦不断地犯上一些小小的罪过，他也一直加以庇护。萧何对刘邦的这种淡薄的好意，是从什么时候才变得积极主动起来的呢？
　　“刘邦虽说没有值得称道的德，但还是有一点点无与伦比的可爱之处。这一点，难道还不值得作为难能可贵的长处加以重视吗？”
　　萧何内心开始有了这类想法。他认为，可爱之处正在刘邦身上闪闪发光。这闪光会愈来愈大，愈来愈亮，具有将一切都遮蔽住的力量，可以掩盖住刘邦的无德与无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一向重视德。有德者即有吸引人的魅力，会受到人们的推崇，有时还会被当成神一般加以信仰，结果此人就会形成一股势力。这个时期的刘邦，恐怕很难说是德者吧！若说德者，可能还是萧何本人更接近些。不过，刘邦所有而萧何所无的，正是那一点点可爱之处。
　　现在我们要说到一位叫夏侯婴的人。他复姓夏侯，名婴。也出生在沛，刚开始时是县衙马厩里的杂役，萧何很看重他，将其提拔为手下的小县吏。此人后来当上了汉的汝阴侯。
　　这个人老早就迷上了刘邦的可爱之处，“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像一只小鸭子似的跟在刘邦的身后，与葬礼上吹箫的周勃等成群结伙地围在刘邦的身边。有一次萧何问他：你为什么老是跟着刘邦？夏侯婴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我，刘大哥就只是一个呆木瓜。”
　　这一次萧何才醒过味来，发现了刘邦的可爱之处。
　　“刘邦这个人，果然有这样的本事吗？”
　　萧何准备从这方面来观察一下刘邦。
　　终日游手好闲的刘邦，整天到县衙办公的地方来玩。夏侯婴等人就把工作撇到一边，跟刘邦在一起嬉笑打闹。看到这种完全孩子气的表现，根本不会想到双方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而大半会想：
　　“婴所言刘邦的可爱之处，难道就是这么回事吗？”
　　萧何实在不愿再看下去了。
　　有一回，刘邦在县衙里把剑拔了出来，自然是开玩笑，比画着到处追赶夏侯婴。婴嘻嘻哈哈地到处躲避，又戏耍着要夺剑，刘邦笨手笨脚地把剑劈到了小兄弟婴的身上。
　　———剑劈官吏。
　　如果是这样，草民刘邦即是死罪。
　　刘邦不顾情义地撒开腿就逃掉了，留下满身是血的夏侯婴。正在此时，县令发现了，打闹便成了公案。
　　“是谁，居然敢伤害你这个县吏？”
　　县令亲自出来追究责任。县令已从其他人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知道这剑伤好像是刘邦造成的。县吏竟然遭到伤害，即使是再微不足道的小吏，也事关秦帝国的威信，对于刘邦日常的所作所为，县令也早就有所耳闻。一个城里的无赖汉竟经常出入县衙，似乎还把县吏当成自己手下人一样对待，让人看了觉得很不顺眼。因此，县令想让夏侯婴亲口证明，然后以此为证据逮捕刘邦，再将其处以死刑。
　　可是，夏侯婴就是不讲“犯人”的名字。
　　“让他说出来！”
《项羽与刘邦》 举　兵(2)
　　县令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尊法家的帝国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留情面。深感为难的是县里掌管司法大权的萧何，但他和底下人早就学会了摆布县令的方法，巧妙地赢得了时间，又态度和蔼地安慰了一番夏侯婴。
　　“还是说出来吧！刘邦的问题我会想办法的。”
　　如果不说出来，就会被判处沉默罪，这项罪名很重。萧何说：
　　“要挨皮鞭抽，还会被关进牢里。身体根本吃不消。阿婴，会死的呀！”
　　但夏侯婴却使劲摇头，断然说道：只要能保住刘邦，自己这条小命怎么都行。
　　夏侯婴以沉默罪被带到市中心，剥光衣服挨了几十大板，由于跟萧何串通一气的牢头曹参事前早已要行刑小吏手下留情，因此并不十分疼痛。然而他还是老老实实地被关进牢里，关了一年多，夏侯婴始终拒绝说出刘邦的名字。
　　“果然不假，从阿婴的态度就明白了。原来刘邦竟是这么个人哪！”
　　不是通过阿婴的出色表现，主要是借阿婴的人品，萧何仿佛看到了刘邦的真实面目。
　　刘邦的为人，生来就容易产生追随者。尽管他并非有德之人，这一时期也不具备长者之风。刘邦只是为人豪爽大度，又有一种可爱之处，当那些小兄弟们有求于刘邦，他就会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尽量给以帮助。
　　“啊，我终于了解刘邦这个人啦！以后可不敢怠慢他了。”
　　萧何在想。像萧何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应该说，这种感叹和想法是出自他对沛当地百姓的爱护。依萧何之见，秦已来日无多。尽管秦制度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因其过于新奇，尚未被老百姓接受，加之劳役过重，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将秦比作一口大锅，其锅底破裂的话，必将会天下大乱，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到了这种时候，沛的老百姓肯定会陷入官匪盗贼大肆劫掠的苦海之中。要拥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保护住沛呢？萧何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恐怕只有刘邦了吧？”
　　不仅仅是心中有数，萧何还要把刘邦推举上去。为此，最好能让他当个县的小吏，可刘邦大字不识几个，很难干好相应的差事。萧何开动脑筋悄悄做工作，让亭长的职位不请自来地落到刘邦身上。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但萧何为避免让人产生感恩戴德的心理，绝口不提此事，刘邦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幸运。
　　总之，刘邦当上了沛县辖下一个叫泗上的地方的亭长，这件事一时间竟成了沛城里人们开口必谈的话题。
　　“真了不起呀！”
　　这是那些对刘邦并无好感的家伙带着讽刺发表的感想。一个本应在丰邑跟父兄一起耕种农田的人，因讨厌农作而跑到城里到处闲逛，整天靠小偷小摸混日子，这么一个人竟然当上了亭长，虽说级别最低，但毕竟还算是个正式官吏。那些对刘邦充满好感的人则同声庆贺，因为一年到头囊中羞涩的他，终于有了得以立身的微薄收入。刘邦本人也大为高兴。我们必须指出，在这类事情上，与刘邦生性爱讲大话相比，其实际愿望竟小得出人意料。
　　这里要把亭长的情况先介绍一下。
　　在秦以前，这片大地上，乡村的基层单位是五户为邻，五邻为里，秦帝国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制度。由此计算下去，作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的里实在很小，其户数不足二十五户。
　　里的风景一般都是中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座祭祀当地神灵的小庙，叫做社，是全里人祭祀和团聚的中心，存放着记有该里人口的名簿。大多数里的四周都有用土砌起来的廓，土廓有门，日落后关上。
　　所谓亭，常有“十里一亭”的说法，即十里设为一亭。亭这一称谓古已有之，但将其列为地方制度的一级组织的，却是秦的始皇帝。
　　“亭”，这个词本来也指客栈。
　　亭是官方所设的客栈，作为外出执行公务的官吏住宿的地方，就这个意义来看，也可以说亭即相当于日本江户时期（即德川时代，公元1603～1867年，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诸侯外出时所住的中心驿站。至于亭长这一职务，以该时期日本的制度来讲，可认为乃是一个中心驿站的所有者兼管理人员。
　　只是秦帝国跟江户时期封建制的日本有所不同，本是一个纯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本位国家，因此亭长并不是日本中心驿站所有者受委托所兼任的那种模糊的官职，职位虽然小，却是正宗的官吏，也许理解为日本的警察署长（相当于中国的派出所所长）更为方便。
　　亭的建筑虽小，却颇有官府派头。
　　早在周朝时期，一般建筑物的屋顶上是没有瓦的。自战国以后才开始普及烧土制瓦，到了秦朝，连亭之类的最小官府也用瓦来铺屋顶了。当然，普通人家一般都用茅草葺顶，并特意将其称为“白屋”，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在四周错落分布的诸多称之为里的村落之中，亭的青瓦屋顶犹如鹤立鸡群般，巍然耸立在一片白花花的茅草屋之中。从远处望去，仅此一点就显得气势非凡，加上房屋四周围墙高耸，更平添了一份威严。内部的墙壁均涂上白色涂料———这种涂料是用大蚌壳烧成粉制成的，给人的感觉要比一般民房舒适许多。
　　房间里面没有桌子和椅子。一般认为，这片大地上的人建造土房，在里面放上坐人的椅子，始于多年以后的宋朝初年，而在当时并不存在，刘邦跟他同时代的人都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即与后来日本的建筑相差不多，都是铺上地板，直接坐在上面的。
　　说是直接坐在上面，也是指坐在席子上。所谓席子，就是用植物的茎等编成的类似后代草席的东西，如果是像亭那样供大小官吏下榻的场所，席子的周围还要用编成漂亮花纹的细条镶上花边。
　　以上所讲的就是亭的外观和内景。
　　亭长的工作繁忙而琐碎。
　　遇有官吏要来亭里停留时，如果事前有通告，亭长便要提前把房舍内外打扫干净，附近的小桥若有损毁，也必须提前修好。
　　赶路的官吏抵达亭所在地时，亭长必须前往迎接，毕恭毕敬地引领到亭内，让至上席，亭长自己则退到稍远一点的下座，再致以问候。再没有比亭长更小的官吏，因而亭长对谁都得低头致意。刘邦本是一个以粗野闻名的男人，对这种问候方式实在很不适应，但也没有做出后世那种平起平坐、大模大样、有失礼仪的坐姿。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在刘邦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坐姿还根本不存在。在客人或比自己身份高的人面前落座的姿势，相当于日本后来的“正座”，即双膝跪在座上，屁股坐在两只脚上。在当时那个年代，日常穿的衣服里没有裤子，又不穿内裤，伸开两腿满不在乎地坐在那里，就有暴露阴部的危险。
　　亭长的工作并不只限于当官设旅店的管理人。
　　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亭长还兼任十个里的捕头。
　　这件事于刘邦再适合不过了。在日本江户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捕快们就利用犯有前科的人，让他们凭自己的经验为官府效力。但就刘邦的情况来看，早前他自己也干过盗贼，该行当里的高手也有许多是他手下的小兄弟，要抓从别处流窜来的盗贼，他们都深谙其中的门路。一般情况下，刘邦是打发手下小喽啰去干，但他亲自出马抓人的时候也很多。
　　“蛮喜欢的嘛！”
　　萧何听到传闻说刘邦干得十分起劲，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刘邦对当上亭长颇为高兴，这仅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特地让人为自己制作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冠，戴到了头上。
　　亭长虽说职位卑微，但也属于士。既是士，就要戴冠。
　　“士”，要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尚需对时代有一些了解。
　　在此，我们先上溯到古代。
　　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历来尚古，特别崇尚周礼，孔子本人就赞美道：“监周二代，郁郁乎文哉！”
　　儒家在本书所讲的这个时代，尚被独尊法家的秦所压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概要地讲，就是从秦以后漫长的儒家历史来看，儒家当时还属于初期阶段。说到儒家，大多是指礼的学术团体。以最简洁的语言来讲，其内容就是指传授贵族绅士式的礼仪的学术团体。更极端一点，就是指唯有古代服制的精神和做法才是“郁郁乎”之文明。而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则是指从事“士者必正冠以戴”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
　　孔子所说的古代，乃是贵族时代。反过来讲，就是为贵族私有的农耕制奴隶时代。正因为如此，士是讲门第的。除了门第之外，具有渊博学问和高超技艺的人也被称之为士。冠则是为表示士的身份和自我期许的标志，甚至可以说，冠是被当成思想方面的东西来对待的，已超出了单纯服制方面的意义。
　　不过，那以后又经历了战国时代，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生命力旺盛的自耕农社会正在日益扩大，门阀贵族势力已经减弱，支撑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反倒只有自耕农及该阶层出身的贤能之士，一般已不再问及门第。战国末期的社会中，与其说士已消失，还不如说万众皆成了士，特别是像秦那样在边陲地带建立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极端。秦帝国建立后，早前地处一隅的秦的法律立即普及到全国，因此，讲究门第出身的士已不见踪影，谁都可以成为士。倘若用极端的说法来讲，就是：“本人即是士。”
　　只要这么想，就已经是士了。
《项羽与刘邦》 举　兵(3)
　　第一个举起反秦义旗的陈胜说过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这句话已在毁灭封建诸侯制的秦帝国社会的理论根基中深深扎下了根。但也不等于说，谁都能戴上一顶冠，故意做出那种癫狂怪异的样子。从制度上讲，至少官吏属于士，可戴上一顶象征士的冠。
　　平民百姓是不能戴冠的。他们只能扎上用一小块布做成的头巾，这才能与干活时穿的衣服相配。
　　比如，亭长刘邦手下就有几名平民部属。他们是负责看门或跑腿抓人的，被称之为“亭父”或“求盗”，只在脑后戴一块白头巾，不能戴冠。在泗上整个区域内，只有刘邦一人戴着冠。
　　这顶冠也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见到的那种，而是他自己煞费苦心研究出来的，材料用的是竹皮。竹皮可以闪闪发光，刘邦就喜欢这一点。更有趣的是，整个冠的底上还鼓起一些浓淡相间的微妙的纹路，仪表堂堂的他戴上这顶冠，谁看了都会大开眼界的。甚至有人说：
　　“刘大人的冠，是用南方神兽的皮做成的。”
　　那竹皮也不是本地的细竹，而是从薛（位于山东省滕县东南）产的竹子上剥下来的。刘邦为了得到这种竹皮，竟然特地派手下的亭父到薛跑了一趟。刘邦虽说缺少才能，但肯在自己的仪表风度上下功夫，从这一点来看，他也绝非胸无大志的凡庸之辈。顺便说一句，看来他相当喜欢这种竹皮冠，即使在建立汉朝当上皇帝之后，平时也总是戴在头上。世间将它称之为“刘氏冠”。
　　在某些不为人所注意的，有点滑稽，却又可视为大问题的地方，刘邦好像颇有些可取之处，他在这方面的敏感性，也恰似一顶刘氏冠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另一位———萧何。
　　与县相比，郡所辖区域要大许多，此事自不待言。沛县所属的郡，叫泗水郡。
　　郡有监郡，叫御史。萧何的才干传到御史的耳朵里，因而被提拔上去当了郡吏，所担当的职务叫“卒史”（相当于现今日本的警察部次长，中国的公安局副局长）。从郡衙所在地到刘邦所在的泗上不远，有萧何做后盾，刘邦的工作就好干多了。
　　谁知御史经过仔细观察后，对萧何的才干愈发感到惊讶，于是说道：
　　“干脆到朝廷去当官吧！我也可以给你想想办法，让朝廷委任下来。”
　　如果能获得朝廷的委任，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官员，而不再是当地录用的微不足道的小吏了，但萧何却断然予以谢绝。连离开沛县，萧何心里都挺不痛快的。
　　萧何郑重其事地陈述了谢绝的理由，他说：
　　“下官想在这片土地上终老一生。首先，沛是下官的故乡，下官喜欢待在故乡。留在泗水郡可以为沛县做不少事情，对现在的职务，下官感到非常满意，可是一旦荣升到朝廷做官，就不知道会被安排到什么地方去赴任了。”
　　萧何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最近他已看清秦帝国的结局，倘若当上朝廷的命官，实在不知道未来的宦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不如先留在泗水郡，与地利人和的沛加强联系，以备万一之时抬出刘邦把沛守住，这一构想在萧何胸中已悄悄孕育出来。
　　刘邦兴致勃勃地当着泗水的亭长。
　　在当时，官吏之间有一个说法，叫“每五日洗沐一次”。
　　就是以洗头发为名目的休假，每五天里有一天。提任亭长的职务，要住在亭里，第五天他才能到外面去住，偶尔回一趟沛县丰邑中阳里的老家。
　　家里，长兄刘伯负责种地，由讨厌刘邦的长嫂主持家务。刘邦的妻子吕氏夹在中间，她生了两个孩子，也帮忙干一些地里的活和厨房里的事。嫂子是个心眼不好又争强好胜的女人，吕氏吃了不少苦头，许久许久以后，她还对这段日子满腹怨言。
　　刘邦也不喜欢大嫂。当他取得天下时，兄弟的孩子都被封为侯，只漏掉了长兄伯的孩子。老父亲太公向他求情说：“阿伯的孩子也该给封个什么。”刘邦当即现出难看的表情，竟然说：“唯有那位大嫂的孩子不招人喜欢。”可见他也恨意难平。当他还在家乡一带终日游手好闲时，常常把一大群朋友带回家，让嫂子给他们弄饭吃。嫂子每次都没有好脸色，有时还故意用饭勺子把锅底刮得吱嘎乱响，就差没说出：“没有饭啦！”客人们都吓得跑回家去，可刘邦过后一检查，竟然发现锅里还有很多饭。
　　“什么人嘛！”
　　刘邦心里恨得痒痒的，他当上皇帝以后，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同时，我们插进来的这段故事也充分表明了他成长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子。
　　每次刘邦休假回到家里，吕氏都要冲着他发嫂子的牢骚。
　　“好了，不要说了！”
　　刘邦每次都只能这样说上一句。他虽好色，却不善于跟女人啰里啰唆地纠缠。刘邦即便休假回到家里，也是整天出外闲逛，不到天黑绝不回家。有一天休息，刘邦回到丰邑家里，恰好吕氏带两个儿子到田里去了，不在附近。他只好跑到别人家去玩。
　　吕氏这时正在地里割草。刚好有一位老人经过这里，从路上朝她问道：
　　“请问，能给点喝的吗？”
　　吕氏本是一位乡间侠客的女儿，在这方面既心细又周到，连忙跑回家里，将一碗汤送到老人面前，更问道：“老人家饿了吧？”老人说：“大嫂说对了。”吕氏便拿饭来送了过去，老人坐在田埂上把饭吃进肚里。吃完之后，他眨着眼睛仔细端详吕氏的脸，停了一会儿方说道：“夫人乃天下贵人。”
　　意思是说，您是大贵之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当时，观相十分流行。吕氏看出对方是观相高人，便让长子走到老人跟前，说：
　　“请给这孩子也看一下。”
　　老人一看长子孝惠的面相，当即喊出声来：“知道了！”
　　他又冲吕氏说道：“夫人！夫人将来能成为贵人，就全凭这个孩子了。”
　　后来孝惠果然成为第二代皇帝，吕氏成为皇太后。观相果然应验了。接下来老人又仔细端详了刚断奶不久的小女儿鲁元的脸，说“亦贵”。摸了摸她的头，拾杖起身离去。
　　老人刚刚走掉，刘邦便从附近回到家里，听吕氏讲了方才的经过。
　　刘邦说：“让他给我也看看。”
　　连忙起身跑了出去。他块头太大，跑起来的姿势实在有点难看，就像一匹马在用两条腿跑一般。
　　刘邦追上老人，赶紧说：自己就是刚才那个女人的丈夫，还是那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老人家肯赐教的话，既然他们能成为贵人，老人家看看我将会怎么样呢？
　　老人差不多用了半个时辰，才把刘邦上下左右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个够，然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冒出一声：“哎呀！”
　　这才说出结果：“方才那三位都是靠公的相才尊贵的，现在明白了。观公之相，其贵无以言表。”
　　刘邦说了声：“不胜感谢。”
《项羽与刘邦》 举　兵(4)
　　随即又向老人长揖而拜，说道：如果将来老人家的话能够应验，在下愿报老人家的恩德。日后，当刘邦取得天下，曾想方设法寻找老人，最终还是无法知其下落。
　　上面这段故事，也许并不存在。或许确实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比如一位赶路的老人为报答吕氏的亲切招待，曾说过夫人的面相真好，孩子们的长相也如何如何，等等，很可能就是讲了这么一些应景的话而已。
　　事实如何暂且不管，重要的是这件事被当成真事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只在当时传播，后来也仍在沛一带作为民间传说流传下来，想到这一点，不禁令人感慨民间传说具有多么大的传播性和继承性。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对这段故事添枝加叶的人，恐怕就是萧何呢！
　　说到传闻，往往要根据说话人的不同，人们才能决定是否相信。这项传闻肯定也是通过萧何的为人和名声才变成事实的，若是从其他人嘴里说出来，保证会被当成笑话而丢到脑后去。
　　话虽这么说，萧何却不是好奇之人，也不是希望天下大乱之徒。
　　“如果天下大乱，该怎么办呢？”
　　这种忧心常常出现在萧何的脑海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须事先物色出一位能守住沛地盘的核心人物。萧何认为刘邦最合适。
　　可是，原汁原味的刘邦是办不成事的，很有必要给他添油加醋。
　　“就是那位不成器的家伙呀？”
　　沛当地人都会这么想。在这些种田老百姓的心里，对刘邦这号厌恶农活、整天到处闲逛的人，简直看得连狗屁都不如。
　　沛的商人们也只把刘邦看成是一个欠账不还的常客，至于县里的小官吏们，则更是只把刘邦当成一个小偷小摸成性的家伙而已。就萧何而言，因刘邦身上只有两条可取之处，一是他的堂堂仪表，一是他的可爱之处，对他的这一形象，萧何不得不添加一些神秘色彩。
　　“要提前在沛树立起一个人物。”
　　萧何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个问题。他深思熟虑的结论是，必须先做好工作，以便万一出现重大变故时，有那么一个人能成为磁石，把人们像铁末似的都吸引到他的周围。
　　“刘邦这个人，一眼看上去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然而天意在此男子，他命中注定要当皇帝。”
　　如果将这类神秘色彩加到刘邦身上，人们肯定会聚集到刘邦的周围，转眼之间就会形成一股巨大势力。总之，在万一的情况下，在沛建立一股势力是必要的。从萧何的立场来看，刘邦的无能等等均不必在意。只要有一批贤能之士从旁辅佐即可，如果他们能拼命辅佐刘邦，逐步填补他的空白，便可大功告成。
　　刘邦还是一片空白。所以才最理想，萧何心里终于认清了这一点。
　　若说理想，空白就是空无一物，空无一物的容器越大越好。因为贤能之士大多都能将其填得满满的。在萧何的眼里，刘邦的那股傻劲若引导有方，可以成为其身上的一大亮点。据萧何之见，刘邦还很胆小，一旦身临险境撒腿就跑。不过胆小也有办法补救，将其自身豪爽的一面用上去就绰绰有余。他的豪爽好像也能使周围的人变得豪爽，将来即使遇到困难，刘邦及其伙伴们也会极为豪爽地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豪爽不是可以避过各种艰难险阻吗？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像孩子一样容易得意忘形的人。如果刘邦的运气真的降临到头上，说不定他自己就会像传说中的龙子龙孙一般，趁势一步登天的。
　　刘邦还在泗上。
　　刘邦依然热衷于类似捕吏小头目的那份差事，以萧何从泗水郡衙观察所得到的印象来看，他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对刘邦来说，似乎工作性质越带小孩子气就越干得起劲。每逢有公干的官吏住到亭里时，他必须装成大人的样子，他就找理由跑到远处去，对接待并不热心。萧何时常听到那些风尘仆仆来到郡衙的官吏们大吐苦水：“泗上的那位竹皮又不在呢！”
　　每次萧何都要替他辩护：“最近常有流寇盗贼出没，他可能也是不得闲吧？”
　　事实上，流寇盗贼正以异常的势头在激增。
　　这时，早前的秦王政当上始皇帝已经十年。就始皇帝短暂的在位时间而言，此时已是末期了。堂堂大秦帝国里，一提到耕者，就让人想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民工的征集数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些征集来的百姓或被送到边疆充军，或被赶到各地从事土木工程建设。
　　逃亡者愈来愈多，他们一回到家乡就会被抓去杀掉，因此在半路上当了流寇，为填饱肚皮而涌向别处掠夺粮食，碰上官兵追讨，就逃进山里暂避起来。
　　“还是战国那个时候好。”
　　人人心里都有这种想法。
　　早前战国时代，六国处于割据局面，各国国内的治安反倒都很好，既没有如此繁重的劳役，也没有出现动荡。而在秦帝国———这一在实行法治和建立严密官僚体系方面，在世界史上均处于领先地位的帝国———建立之后，却完全成了另一番景象。也许是在这方面过于先进了，老百姓与国家及法律体系之间形成了骨肉分离的状态，在严格的法律制度下，治安反而恶化了，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正愈演愈烈。
　　征劳役的命令终于也下达到了泗上亭长的面前。
　　“终于还是来了！”
　　刘邦心里烦透了。任侠放荡的他早就发出豪言壮语：
　　“要抗官以守民。”
　　决不能按照官府的命令，把乡亲们从故土强拉硬扯地送到京城去。
　　不过秦的制度在这方面是很严密的。为了使百姓不至于从法网中漏掉，他们的名单早已被掌握得一清二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里的中心是建在一片树林当中的社（祭祀当地所信奉神灵的祠堂）。
　　社也被称之为“书社”。每一个里都有二十五户人家，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不漏地书写在一本名簿上，名簿就收藏在社里面，因此也叫书社。如果有官员前来巡视，全里的人数和年龄一目了然，碰上要征用人力去服劳役或兵役时，就方便多了。这种书社制自古就有，到秦朝又加上了类似户籍保存场所的功能。
　　在沛县，如果制定要征用的名册，就将命令下达到各亭长，让他们按名册要求凑足人数。包括刘邦在内的各亭亭长带领那些被征用的民工到沛城集合，协商的结果，竟确定由刘邦本人带队前往。
　　“让我带队呀？”
　　刘邦突然说自己很不愿意。
　　“这份差事没意思！”
　　“为什么？”
　　在场有人问了一句。
《项羽与刘邦》 举　兵(5)
　　“因为是刘邦嘛！”
　　这就是全部理由。即便想详细陈述理由，刘邦也找不出词来。
　　“你不是亭长吗？”
　　“我首先是刘邦。”
　　噢，原来如此。
　　不过，在场的亭长们还是费尽唇舌说服刘邦，鼓动他接下这份差事。大家的鼓动终于让刘邦来了精神，决定带队前往。刘邦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他自己并不算劳力，只要把人如数带到现场，作为亭长的他就可以一个人返回了，这一点也让他感到轻松了许多。
　　前往的目的地是骊山。
　　“那是为皇帝陛下修建陵寝的。”
　　县里的官员作过详细的指示，所以刘邦知道这份差事的分量。
　　所说的骊山，坐落在秦都城咸阳的东边。
　　始皇帝在征服六国成为统一王朝的皇帝之后，立即着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地面上要造出一座方圆两千米、高一百米的宏大人工土山，这座人造土山只不过是该项浩大的土木工程的极小一部分。
　　问题在地下。始皇帝死后要住在那座土山的地下，为此要在地下造出一个小宇宙，该宇宙之中要容纳下一座大宫殿。整座墓室就是一个小宇宙，用很厚的铜板圈成，相当于地板的巨大平面上要有黄河、扬子江以及其他所有江河百川在流动。据说江河百川均由水银来填充，以机械装置使其流动，循环不已。天上则展现出无限苍穹，以玉石制成的日月光照人寰，群星闪烁，熠熠生辉。为显示皇帝亲率文武百官的场面，宫殿内设有百官之席，还造出跟实物一般大小、包括将军士卒在内的兵马俑组成的庞大军阵，以象征皇帝统领万乘之军。
　　从这项工程一开始，始皇帝就征集了七十多万罪犯来服劳役，这在所需技术和劳动力上均已超出了兴修万里长城、建造阿房宫以及修筑连接全境的御用大道（驰道）时的规模，因此整个工程进展十分缓慢。
　　站在工程总管官员的角度来看，能否加紧施工，关系到能否保住乌纱帽，所以他就会把这项工程上并不十分急需的劳动力调配到其他施工现场去，反而就拖慢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工程已进入堆土造山阶段。劳动力再多也不够用，就要在全国征用种田的农民。
　　没有比秦的农民生活得更苦的了。他们的租税十分沉重，占到收获量的三分之二，交不起就要受到处罚，受处罚的人都要被当成罪犯送到工程现场去。全家节衣缩食、挨饿受冻才能交够赋税的农民，这次也都被一纸公文强行拉去服劳役，旱田水田也只好任凭其荒芜了。更为严重的是，第二年的赋税也将会因此而无力支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于是第二年他们就从服劳役彻底变成了服刑的犯人。
　　刘邦就带领着这么一伙人从沛城出发了，总人数大约有五百名。
　　一路朝西，目标是云烟万里的咸阳。途中由刘邦出面交涉，有时也能获准住到村子里去，但原则上是要露宿野外的。尤其麻烦的是，不管住在村子里也好，露宿野外也好，粮食都必须由这一行人自己带上，有人用车推，有人则用肩扛。烧水做饭的锅碗瓢盆也要全部自备。每个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简直就像一群流浪汉。每个人都背着大锅小盆的，加上自己要吃的粮食和工具，看上去一个个似乎都要被压垮了，就这样，他们仍步履蹒跚地坚持赶路。
　　“难道就要把这些可怜的人带到咸阳骊山去吗？”
　　做这伙人的领队，真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所能干的。刘邦虽不是那种充满菩萨心肠的男子汉，但也跟普通人一样有感情，还会表现在言谈举止上。
　　“真可怜哪！”
　　一路上，他都在发这样的感慨。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啦！”
　　刘邦头戴一顶高冠，个头高大，发自内心地说出这些话时，任何人都会把他看成一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不消说，不只是在口头上，刘邦内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然而在这种场合，他那伟岸的身躯和漂亮的胡须也发挥了别具一格的作用。刘邦怎么看都像是一位有德之人。一路上，他还亮开嗓门说：“这种非人的世道，还能忍受下去吗？”
　　那些被带着赶路的人也很快意识到，再去咸阳就未免太傻了。
　　话虽如此，可刘邦却没有作乱的念头，也没有为此去煽动人们的想法。除了把他们全部送到咸阳骊山，完成自己作为亭长这一极为平常的目的之外，刘邦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图谋。只是带队需要纪律，需要以身作则，而他的性格是不适合干这项工作的，因此平日里的愤愤不平就脱口而出了。
　　对于刘邦来说，那就像平时随便唱歌一样，但就其他人的感受来讲，有这么一位带队的人领头，脚下的路实在是迈不动了。
　　“干脆逃跑吧？”
　　从一开始，这种气氛就笼罩着这支队伍。
　　在沛县境内的一段路程，不必担心露宿的问题，因为总会经过某一个人老家所在的里。
　　“一旦出了沛县可就麻烦大啦！常有豺狼出没的。”
　　带队的刘邦大声提醒人们。
　　第一天已经联络好了，人们就分别住在几个里。
　　翌日清晨，刘邦让人给推醒了，是自己中阳里老家的好朋友。
　　说是情况有点不对，好像还很严重。把全体人员集合到路上一看，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不见了踪影。刘邦对待领队这项任务漫不经心到了何种地步，由此可见一斑。
　　“呵呵……”
　　要说这种场合下的刘邦，那形象实在是够好看的。也许是对身陷的窘境感觉迟钝的缘故，他根本就没有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不过也没有虚张声势、故作镇定，只是如春日里静谧的湖水一般泰然自若。
　　“好了，就这样吧！”
　　说完，他又开始了第二天的行程。
　　第二天住到了刘邦的故乡丰邑。人员分散开住到几个里去，次日清早照常起来一看，情形又不一样了。前一天逃跑的人发觉根本不能回到村落里去，等待他们的只有饿肚皮，于是有的人又跑了回来，也有新溜掉的，反正人数还保持在原来的一半左右。
　　刘邦的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不管是哪个里的什么人逃掉了，一概不予追究，只是对重新回来的那些人说：“啊，是你呀！又回来啦？”
　　仅仅打个招呼而已。
　　第三天上，这群朝廷的奴隶们走出了沛县的县界。仅仅是离开沛县往西赶路，就足以让这群世代务农的人感到胆战心惊了。
　　“难道已经离开沛县了吗？”
　　固守家园乃是农民的美德，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到过紧邻的县，因而难免有些紧张，连大地山川的景色都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
　　第三天是在野外露宿的。
　　睡了一觉起来一看，人又减少了。照这种速度下去，到达咸阳时岂不只剩刘邦一个人了吗？
　　“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刘邦第四天一边赶路一边思忖着。哪怕少一个人，也要对带队的人严厉追究。如果一半的人都逃掉，刘邦到达咸阳时肯定就会被处以死刑。后来的陈胜吴广也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他俩就是与那些去服兵役的老百姓掺杂在一起，半路上遇到大雨和洪水，根本无法在指定日期到达目的地，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的。当时，去也是死，逃也是死，正是这种绝境才把他们逼上反叛之路的。眼下刘邦的处境就跟他们一模一样。
　　从一座小城经过时，刘邦用带在身上的官家发的银两，让人买了一大坛子酒，整坛子运到城外边，在一片野地上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
　　“让他们借酒浇愁吧！”
　　刘邦就是如此从容不迫，也是个懦夫。后来的陈胜吴广是煽动那些男人起来造反的，而刘邦则不同，可以说他只是一个不动声色的策划者，让人们自己主动起来造反。刘邦只想到一点，就是挪用银两盘缠买点酒喝。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刘邦这号人比陈胜吴广胆小。唯其胆小，才会依据势头的大小保持清醒头脑，他心里明白，即便现在起来对秦造反，也只会落得个惨遭涂炭的下场。
　　“走得爬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只能用这句话来作为野外酒宴的理由。
　　“怎么样，干脆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们都赶快逃跑吧！”
　　刘邦趁着酒劲开始说傻话了。
《项羽与刘邦》 举　兵(6)
　　当然，尽管嘴上在讲傻话，他心里却也惦记逃跑者的去向，并为此深感痛心。即使逃跑者回到故乡，也有判刑人的黑手等在那里。
　　“那些人可怎么办呢？”
　　刘邦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口里还在说：
　　“可是，即便不逃跑，一步步爬到咸阳或骊山之后，又有谁知道大伙的性命会怎么样呢？”
　　这可不是带队人应该讲的话。
　　“到了就要受刑。这件事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释的，只要能逃过一劫。”
　　刘邦已经醉醺醺的了。
　　“接下来的事就不好说了。”
　　也就是说，骊山的地下宫殿里藏满了财宝。有传闻讲，为了防止被人盗掘，甚至安上了我们现代人讲的火炮一类的机关，古代称之为石火矢。如果有盗墓人进去，机关就会自动启动，射出箭把人杀死。始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把墓的地上部分堆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堆，据说也是为了从土堆的任何一点垂直挖下去都很难找到地下宫殿。但是那些被驱赶来参加工程建设的出苦力的人却大致了解地下的构造情况，正因为如此，据说在工程结束时就被鏖（全部杀死）在了里面。这种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刘邦最终还是讲出了自己所听到的上面那些情况。
　　老百姓天生就是不爱讲话的。
　　即便是刘邦这种极具农民色彩的人，在老百姓眼里也成了带城市味的、能说会道的高人，讲话的速度之快，以他们的理解能力是很难跟得上的，尽管如此，当听到“鏖”这个音时，还是无一例外地变了脸色。
　　“是全部杀死吗？”
　　这一次，每个人都开了口。
　　“让你活到干完活为止。”
　　刘邦喝了不少酒，回答时舌头都是硬的。
　　“就是说，不是马上就会被杀死嘛！”
　　“马上被杀死的，就是眼前的我。”
　　刘邦吐出这句话之后，宛如受到刺激一般，浑身颤抖起来。
　　在这种场合，他这个人从不虚张声势，暂时闭上眼睛，任凭自己全身抖个不停。
　　人们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浑身发抖的刘邦。没过一会儿，刘邦又从旁边一个人手里夺过杯子，放到嘴上就喝，他的整个身体里，就像有个肉皮冻之类的东西在里面颤动着，杯子里的酒就那样静静地灌了进去。
　　酒将他身体里那种好似肉皮冻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溶化掉。停了一下，刘邦说：“我可是要从这地方逃走了。”
　　他的表情十分平静。
　　逢到这种场合，不论陈胜吴广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也好，凡是居住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人，一般都会讲出几句可以铭刻在他人脑海里的豪言壮语，但刘邦却没有那个本事，只简简单单地说了这么几个字。
　　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亭长大人若是自己逃走了，我等可如何是好呢？”
　　“随便去哪儿都行。如果有人想跟着我，跟我也可以。”
　　一伙人心里都明白了，原来亭长是想当流寇去呀！在当时，逃跑就意味着自动去当流寇，只能走这一条路，再没有别的生路。
　　“能有几个人跟我来呢？”
　　刘邦心里在盘算着，实际上主动报名的只有区区十几个人。总之，从这一刻起，虽然还不能说刘邦就已经是秦帝国的反叛分子，但至少已成了亡命之徒。只有发起暴动并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刘邦才能有出头之日，否则，命运为他安排的就只有永远逃亡这一条路了。
　　刘邦起身离开喝酒的这个地方，在旷野中迈开双腿。
　　他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去，醉意开始猛烈地涌上头来。他的十几个新手下扛着粮食，背着大小锅灶，紧跟在刘邦身后。
　　“大人要去哪儿？”
　　不知是谁紧追着问了一句，可惜刘邦也不晓得。
　　“就那边。”
　　他用手指了一下，仅说出这三字，好像身不由己地朝手指的方向一步步向前挪动。只要认准那个方向，就能远离官道。离官道愈远，被追捕的危险就愈小。
　　“不管那么多了。总之，脸上就是要装成认准目标的样子往前走。”
　　刘邦尽管醉得不轻，唯独在这件事上还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露出走投无路的样子，手下那些人就会感到心虚，马上就会一哄而散的。
　　“我必须有一帮小兄弟。”
　　刘邦心里很清楚，倘若手下人全部一哄而散，自己这种人是没办法活下去的。
　　众人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白天睡觉，晚上继续赶路。
　　随着脚下路的延伸，地势越来越低，沼泽也多了起来。由于排水不畅，已不见耕地，因而也没有人家。沼泽与沼泽之间的路都是泥泞的，连靴子都能陷进去。到了晚上，在月光照耀下，脚底下看得很清楚。刘邦只一心走着，边走边取出酒葫芦喝上一口。否则，漂泊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时空中，刘邦早就承受不住了。
　　头上戴冠乃是士的象征，戴冠的士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因此，刘邦从不走在前头探查路况，而是挑一名夜里视力好的人在前面带路。刘邦则与几个人一起跟在后头。道路很窄，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滑进两边的泥沼里。
　　走在前边的人很快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报告说不能再往前走了。问缘故，说是从沼泽里爬上来一条大蛇，正一动不动地横躺在小路上。听到这句话，刘邦的豪气乘着酒劲立时就充满了全身。我是壮士！壮士就是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大声吼着，刘邦继续前进。
　　果然不假，一条灰白色的大蛇横在眼前，宛如一根碗口粗细的圆木倒在小路上。
　　“就是这家伙呀！”
《项羽与刘邦》 举　兵(7)
　　刘邦挥剑用尽平生之力朝大蛇的身子猛击过去，以近乎疯狂之势又砍又击，终于将蛇身断成两截。刘邦的酒劲还没有过去，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走路，又往前走了几里，终于酒劲大发，一头栽在路边沉睡过去。
　　正因为如此，后头的事，刘邦就不知道了。
　　据说，当走在最后的人来到被砍断的大蛇跟前时，发现一位老婆婆正独自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以下的内容才真够吓人的，不过一般都认为那是专门编出来为在民间流传用的，而编造者不是萧何，就是萧何跟前的人。
　　据说，当问到老婆婆为什么哭时，老婆婆说，我儿子被杀了。走在最后的人又问，为什么老婆婆的儿子会给人杀死呢？老婆婆说，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蛇横卧在这条小路上，谁知刚好有赤帝之子从这里经过，便给一剑斩死了。如果是这样，刘邦就成了赤帝之子。
　　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是编造出来的，编造者肯定是一位学识颇为渊博之人。因为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秦王室从诸侯王国时起就祭祀白帝。斩掉白帝之子，就等于说刘邦要推翻秦王朝。
　　刘邦跟他手下那批人都躲进了沛当地的沼泽里，但这次没有再干盗贼的勾当，再干，当地百姓就会众叛亲离。虽然不去偷就填不饱肚子，他还是渡过了没有食物的难关。这都是靠了萧何的智慧。
　　萧何得知刘邦逃回来躲进沼泽，立即着手把沛当地同情刘邦的里或户一步一步地秘密组织起来。
　　也可以说，一个秘密的刘邦党被组织起来，让那些加入进来的农户暗中把租税送过来，就像后来所有非官方军队都采取的办法。作为每个农户来说，被征收双重租税是很难承受的，然而做秘密串连工作的人自有劝说的办法。他们讲的意思大致是：
　　你们不是盼着秦王朝垮台吗？那就必须让它尽快垮掉。现在你们不得不另外出一份粮食，虽说十分艰难，但这样才能保证将来过上好日子。
　　经过说服，愿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自此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起来革命的人都采用了这一传统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开先河者就是刘邦。
　　当然，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萧何才是首创者。
　　假如没有萧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刘邦之流只能成为出没于沛沼泽地里的一群无名草寇，最后落得个陈尸荒郊的下场。
　　尽管如此，萧何表面上还仍旧是泗水郡的一名以能干而出名的官吏。只是在刚得知刘邦逃进沼泽地时，萧何确实大伤脑筋。他的反应是：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秦的始皇帝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但萧何本事再大，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目前还不得不承认秦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对于提前变成草寇的刘邦及其一伙追随者，萧何不可能公开将其作为民军去加以培植。他毋庸置疑地仍是郡府掌管刑狱事务的卒史，必须把他们当成逃犯及草寇来加以处置，但值得庆幸的是，刘邦逃亡一案，除刘邦自己送来消息之外，再没有一项官府正式公文送达，因此，御史与郡府官吏们全都毫不知情。
　　他决定将这件事严加保密。
　　他又匆匆忙忙向上司呈状请假，上面写道：“欲请赐洗沐之休假。”
　　然后便立即返回沛城。
　　沛城人全都认识萧何。
　　因此，他等到入夜才进城，躲进自家后院，马上从县衙悄悄叫来曹参和夏侯婴。曹参本是萧何在沛任主吏时的心腹部属，其后也一直在沛任狱吏。夏侯婴则职务略有变动，当上了县令的御者。
　　“出什么大事了吗？”曹参问了一句。
　　“刘邦已经不能再露面了。”
　　萧何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悄悄说道，然后将刘邦这件事细说了一遍。
　　“可不准泄露啊！”
　　萧何叮咛了一句。按照秦的法律，刘邦该判极刑，应被列为全郡县追捕的要犯。
　　“总之，首先要把他稳稳当当地封闭在沼泽地里，不能让他们再去偷摸。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想保护他，从职责上讲也是保不住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给他搞到口粮。而要搞到口粮，就要到沛县每个角落替他发展出自己的人。”
　　后来，在形势大变之后，萧何也仍然为刘邦独自苦撑粮草补给的工作，可以说，他做这份差事，在刘邦此次逃亡事件中就已经开始了。
　　“要让刘大哥潜伏到什么时候？”夏侯婴问道。
　　“到秦王朝垮台之时。”萧何说。这句话也可以看成是他要起来造反的宣言。
　　“要造反吗？”曹参问。
　　“要造反。”萧何平静如水地说道。
　　此时，可以说他们已结成了刘邦党这一帮派（秘密团体）。在当前最困难的时期，仅次于萧何、担负重要使命的第二位的就是曹参。他一边拖延县里为追捕刘邦而交办的刑事搜查工作，一边在背地里组织那些可能知道这一秘密的乡亲。
　　夏侯婴的任务也不轻松。
　　刘邦在沛城等地还有一批很有本事的小兄弟，其中包括专为人办理丧事的周勃和靠屠狗为生的樊哙等人。夏侯婴必须暗中将他们串联起来，拧成一股绳，让他们充分理解萧何曹参的意图，以刘邦党干将的身份潜入到县下面的里去，说服农民帮助刘邦，还要让他们将粮草秘密地运到刘邦的潜伏地点去。
　　“而且，只靠过去那个刘邦，必将一事无成。”萧何说。
　　“要尊重他。”
　　“我一直就很尊重他。”夏侯婴说。
　　“对，你是一直就很尊重。然而我在这点上却很淡薄。今后要将他当成盟主来尊重。而且，必须改个称呼。”
　　萧何稍微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就称刘公吧！”
　　萧何建议用这个称呼，意思要将他当成尊贵之人来加以尊重。在向农民们传达有关刘邦的消息时，要像对待王一样毕恭毕敬地用这个称呼。不然的话，又有谁会冒着生命危险为从前那个地痞无赖的刘邦提供粮食呢？
　　“刘邦脱胎换骨了。”
　　萧何说。仿佛在郑重地发表宣言。
　　中阳里的二十五户全都成了刘邦党，因为那里既是刘邦的故乡，又有同一个里出身的卢绾走遍家家户户拼命劝说。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里人来讲，他们改变了对刘邦的看法，感到放心。在长兄刘伯家下地干活的吕氏当然早就知道了刘邦的情况，因为有周勃等负责后勤供应的一干人多次偷偷前来联系过，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尽管刘邦不断改变藏身之地，每次变动的情况，吕氏也都从周勃等人那里知道得一清二楚。
　　每个里都有叫父老的人。
　　一般情况下，五十岁以上、德高望重的人都会保护里的安宁，成为类似于维护风俗与教化的师表。每个村落都要选出一位或几位父老，接受其人格方面的教化，这似乎是自古承袭下来的传统，已成为中国古代原住民社会一种极符合自然法则的客观现象。
　　人类社会早在村落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王朝则是蹑手蹑脚，或者说是借助刀光剑影随后赶来，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
　　虽说凌驾其上，但历代王朝对这一符合自然法则的村落秩序，却都基本上采取了尊重的态度。王权决不会越过村落的藩篱，介入其内部的父老政治。
　　唯有秦的体制是个例外。把全国百姓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里为单位，直接与国家和法联结起来，这正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在这一点上，与近代国家颇为相似。因此，国家便强有力地介入了里的围墙内部。虽说秦采用了这些做法，但仍在某种程度上重视自古就存在的村落自治制度，又出于严格控制的目的，将原来很难判明的父老身份加以改造，采用正式任命制，这与古代大异其趣。但在内涵方面却只是略有不同，并没有改变父老的本质和现实状况。
　　在刘邦的故乡中阳里，自然也有一位老者被大家尊奉为“父老”。
　　有一天，中阳里的父老来到刘邦躲藏的地方。
　　带路人是妻子吕氏，再无别人同行。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项羽与刘邦》 举　兵(8)
　　刘邦吃惊地朝吕氏问道。因为这是吕氏第一次到沼泽地里来看望他，刘邦不能不感到吃惊。
　　“怎么知道的？”刘邦问了一遍。
　　“夫君所在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吕氏笑了，说是刘邦上面常有云气。吕氏说，刘邦换地方，那团云气也跟着换地方，以它为目标就能找到。
　　“云气？”
　　刘邦也是第一次才听说。
　　“我头顶上有那种东西吗？”
　　他头顶上当然不会有什么云气之类的东西，倒很可能是萧何通过他人之口，将刘邦藏身之处告诉了吕氏，顺便也把云气这件事讲了进去。
　　“您老也能看得到吗？”
　　刘邦换成另一副态度向父老问道。连刘邦这号妄自尊大不懂礼仪的人，对自己所在里的父老也是必恭必敬的，奉若生父一般。
　　“我看不到。”
　　父老沉稳地微微一笑，说：只是半路上迷了路，吕氏站到高处寻找唯有她才能看得到的云气，然后再选一条路往前走。尽管我的眼睛看不到，但那的确是真有其事。不过本人是看不到自己头顶上的云气的，你也未免太天真啦！说完，老人又笑了起来。
　　关于云气的这段故事，转眼之间就传遍了整座沛城，坚决追随刘公的年轻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萧何的筹措真可谓既精密又周到。
　　始皇帝驾崩了。
　　翌年七月，阴雨连绵。沼泽地里本来就笼罩着阴云惨雾，潮湿难耐。躲在水边仅有的一小片竹林里打发日子的刘邦，实在是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煎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一天，从沛的后方密探那里送来了一份报告，说是在差不多同为沼泽地带的宿县，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爆发了叛乱。
　　天天有探报送来，天天都是语焉不详。
　　其实就是陈胜吴广起义。
　　这两个人夹杂在发配充军的九百名壮丁里，都是出头露面的人物，当此二人经过商量决心造反时，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讲，是不可能像萧何对刘邦那样煞费苦心的。
　　在最为关键的内部工作方面，他们则采取了与萧何类似的策略，比如在一块帛上用朱笔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偷偷地放进渔夫捕上来的鱼肚子里，仔细地加以伪装，让买到那条鱼的壮丁看到后大吃一惊。那人也确实吃了一惊，认为此乃神仙在授意。当然他们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奇妙设计，比如让当弟弟的吴广溜进小树林里的祠堂，在夜里偷着学狐狸的叫声。在当时，每个里中心的那座祠堂都称之为社，里人一般还没有去清理打扫的习惯，那里就成了老鼠和狐狸的老窝，发出狐狸的叫声不足为奇。吴广在学狐狸叫的间隙，还用又尖又亮的嗓门反复加进去一句话：
　　大楚兴，
　　陈胜王。
　　意思就是，大楚（壮丁们都是亡楚出身）即将出现，陈胜就要成为王啦！
　　无论是谁，都会对这种神秘异常的现象感到吃惊的。
　　顺便说一句，陈胜吴广当初举兵时，手下只有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大泽乡走投无路的九百名壮丁，但很快就在一个月之内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七百辆战车、数万名士卒、千骑骑兵的庞大队伍。可惜后来起义失败，二人丢掉了性命，此次举兵造反的事实便被当成他们自己编造的神话，大张旗鼓地传播开来。而刘邦最终当上了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所以无论是赤帝之子的传闻，还是有关云气的故事，以及其他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统统认为不是编造的，当成了天意或因天意而生的祥瑞之兆。
　　总而言之，天下开始大乱了。
　　再没有比秦帝国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了。
　　秦明明采用了彻底的法家思想，官吏和百姓都不再是自然存在的个体，人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一种称谓而已，明明如此彻底地将地面上所有的人都纳入了法的范畴，却唯有始皇帝本人成了例外，成为超越法的存在。只有他不受法的约束，只有他是大地上唯一活生生的自然人，同时又是法的唯一制定者。正因为如此，作为唯一自然人的他一死，所有的法也就跟着化为泡影了。
　　在这种状况下，秦的法就好似一张大蜘蛛网，始皇帝就是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一死，这张网就失去了支撑力，以往靠这张网才获得权力的官僚们也就变成一个个普通的人，而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则又从主观意识上重新找回了按自然法则而群居的那种感觉。
　　沛城也不例外。以往具有超过王的强权的县令，如今已日甚一日地失去权威，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父老开始活跃起来。
　　不用说，沛就是指城郭里面的城市街区。城里也划分成若干个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街道办事处）。不同的里都像围棋棋盘上的方格一样被彼此隔开，每个里都有好几名父老。从这些里的父老里再推选出特别德高望重的人，作为沛整座城的父老。这些人就相当于日本历史上江户时期，江户和大阪等城市里在市政方面的市民代表，江户的叫“町年寄”，大阪的叫“总町年寄”，都是主管市内公共事务的官吏。
　　就有关本城的自卫问题，人们开始围着这些父老商量起来。
　　当务之急是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秦的法制是无法帮助城里人保卫县城的。这件事十万火急。陈胜吴广军说不定就会前来攻城，即使他们不来，其他的县都会成立流民军，这些流民军也可能打上门来。也就是说，其他县也有可能前来攻打。尽管消息还不十分准确，但已经有传闻说，在几个郡衙和县衙所在地，城里人已经动手杀死了郡守和县令。
　　萧何已经从泗水郡衙逃了出来，重新回到沛城。
　　形势吃紧后，县令曾叫来萧何进行商量。
　　“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县令问道。
　　“索性我也反叛秦，我想率领县军投奔大楚将军（陈胜）的麾下。此外再无良策。由你顺便把士兵集合起来如何？”县令提出了请求。
　　萧何做出很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大人乃是由秦朝廷派下来的官吏。”
　　这句话是不得不说给对方听的。
　　曹参当时也在场，连忙插了一句：“如果大人发布命令，恐怕沛县的一个小孩子都不会采取行动的。”
　　接着，他又以颇符合曹参身份的稳重语调说道：“干脆，把沛本县出身、逃到无人沼泽地里去的那些人都招呼回来，让他们来守城为好。”
　　县令听到这些话，露出惊恐之色，为慎重起见，又回头望着萧何征求意见。
　　“我也跟曹参意见一致。”
　　萧何的语调十分平静，县令愈发紧张，只得听从他二人的建议。沛城的父老们绝大多数都支持萧何，县令对此也有所察觉。如果不按萧何的意见行事，在沛的土地上将一刻也待不下去，是惊恐而不是理智让他深明这一点。
　　“那好，就这么办。”
《项羽与刘邦》 举　兵(9)
　　县令点了点头。萧何把屠狗店的樊哙叫到县衙，派他即刻动身到刘邦那里去，并让樊哙捎口信说：是想让刘邦带领军队进入沛城，我们将打开沛的城门等候贵军。
　　樊哙生性憨厚质朴，浮躁奢华几乎从不与他沾身。唯独此刻，他也许是太兴奋了，竟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正准备飞奔而去的时候，却被萧何给叫住了，说：“有件事忘了。以上口信传达给刘将军时，就说是县令大人提出的要求。”
　　不说是县令的命令，而是要求，这是萧何随意加上的解释。从法律意义上讲，县令在说出“自己也要叛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县令，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刘邦下达命令的权力，只能是提出要求。县令对刘邦所能作出的约定，就唯有“提前打开城门”这一项了。
　　“萧何，还是该说成命令吧？”县令又正言厉色地说道。
　　“还是讲大人要求更为妥当。”
　　“为何？”
　　“县令已经表示要对秦谋反，仅此已经背叛了秦法。现在大人已只剩下个人身份了。”萧何仿佛开导般地说道。
　　县令看到萧何这般的态度，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家伙大概是刘邦一伙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令的疑虑愈来愈重，于是改变了主意，叫来其他属僚命道：“关上城门！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人们赶紧朝四面城门跑去。
　　最早得知这项命令变更的，正是县令的驭者夏侯婴。他立即紧急通知萧何、曹参等县衙里的刘邦同党，让大家一起乘上县令的马车。继续留在县城里，大家肯定会被县令下令处死。夏侯婴挥鞭纵马，一溜烟穿城而过，经西城门朝城外飞驰而去。
　　县令立即发现萧何已经逃掉，狼狈之余，他连鞋子都忘记穿上，急忙跑到县衙前院，吼着嗓子惊叫驭者。
　　“夏侯婴到哪儿去了？”
　　还好，厅堂里还剩下一名小吏，只见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
　　“大人的驭者也是刘邦的党羽。”
　　接下来，县令所能做的就只有关闭城门，继续龟缩在城里。
　　萧何等人出城不久，就碰上了刘邦的军队。
　　刘邦依旧戴着竹皮高冠，还骑着一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马。
　　“啊，是萧何吗？辛苦了。”刘邦高声说道。
　　随从者中多数都认识萧何，所有人都是一副叫花子模样。
　　萧何仰起脸，向骑在马上的刘邦报告了几件事情，刘邦只面带微笑点点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对萧何而言，这样就足够了。令萧何十分满意的是，刘邦已极其自然地具有了大将风度。
　　当这支队伍抵达沛城城墙下时，发现城门已经紧锁。
　　“还是让那些父老把城门打开吧！”
　　萧何向刘邦建言，写一封帛书用箭射到城里面去。
　　刘邦在一小块帛上用当地大白话给父老写了一封信。本来，萧何若同时署上名字，会使父老们更加信任，但萧何已经成了刘邦的属下，因而回避了这一做法。同时署上自己的名字，有可能损害刘邦的威望和人格，更何况既已成为属下，就得避免引起刘邦的嫉妒。作为萧何来讲，从今以后，只能以新的面目和周到的服务来面对刘邦，但对早已习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这位老兄来说，这样做根本感觉不到什么痛苦。
　　射到城里的帛书已被人送到父老那里。父老们早已集合年轻人组成了自卫的队伍。他们在靠近自卫队伍的地方商议一番，很快作出欢迎刘邦的决定。自然地，一山容不得二虎，既已决定欢迎刘邦，就必须先把县令除掉。
　　“赠县令一死。”
　　父老们向年轻人下达了命令。那些年轻人手持棍棒飞跑着穿过城区，直闯县衙逮住县令，按父老的话将其处死。
　　刘邦等一干人马开进城里。
　　父老们到城门口迎接，将他们引入县衙大堂。在这里，父老们恳请刘邦出任沛公（沛县主政者）。这种做法乃是该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尽管彼此早已心知肚明，却还要采取恳求刘邦拥戴其本人的方式。但刘邦毕竟是刘邦，一口便回绝了。
　　“我没有那份德。”
　　父老们又进一步恳求，但又遭到刘邦再次谢绝。
　　第三次，刘邦才终于答应下来。可以说，这一切也统统是在走形式。
　　刘邦的队伍整齐地列队在县大堂前的院子里。
　　担任相当于现代参谋长职务的，是萧何及曹参。
　　担任相当于现代副官职务的，是其幼时的朋友卢绾。
　　相当于队长职务的，则分别由驭者出身的夏侯婴以及下级小吏任敖、专办丧事的周勃和绢帛商灌婴等人担任，连人们眼中本事最大的樊哙也只能当上一名队长，率队乖乖地站在那里，他们都很安于其职。映着沛上方一片晴朗的天空，地面上旌旗翻滚迎风飘扬，这些长短不一、大小不等的旗帜一律呈红色，以象征刘邦乃赤帝之子，由此成为刘邦军的专用颜色。
　　大院里摆放好祭坛，上面供有祭祀用的活猪活羊等牲畜。
　　首先拜祭开天辟地以来传说中最古老的皇帝，即黄帝，接着祭拜象征战事大吉的军神蚩尤，最后将祭品活猪活羊等宰掉，用它们的鲜血把战鼓皮染得通红。
　　
《项羽与刘邦》 后　记(1)
　　后记
　　司马辽太郎
　　人们为生存而普遍建立起来的一般体系和技术群体叫做文明，在整个世界辽阔的土地上，似乎早就有了这种文明集中兴起的地方。
　　古代中国就是这些地方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其中有一点恐怕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生活方式各异的民族曾不间断地从四面八方进入过中原地区。其具体表现就是，在与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接触过程中，只懂农业的民族学会了穿长筒靴，弄干动物的筋腱制成弦，以及制作肉干、食用乳制品等。但他们（以农业文化的观点称之为蛮族）不是以教师的身份成群结队地到来的，而是以战争的方式出现的。
　　另外一个具体表现则是，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曾经涌入。由于他们的涌入，使得金属制镞（箭头）技术传入中原地区，仅这一点就大大提高了中原狩猎的收获量。他们还在以往木制的犁和锄镐上镶上金属片，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并由此扩大了统治领域，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面积的国家。为统治大片领土而产生了文字，并出现了使用这种文字的官员，文字很快就成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和其他用途的工具，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所谓擅长冶炼技术的民族，或许指的就是殷朝人。从出土的青铜文物来看，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想象。
　　取代殷而兴起的周，原本在西部的草原地带。他们是与主宰当地草原的游牧民族——羌混住在一起的民族，冶金技术虽没有殷那么高明，却谙熟骑马民族的特长——战争。而且，他们有管理大批战士和农民的能力，可以想见，在把这些战士和农民巧妙地组织起来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方面，周人的能力也高人一筹。在古代，民族都是按生活方式自然形成的，跟二十世纪的民族概念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文明，似乎可理解为是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地域内产生的，这种条件就是：谋生手段各不相同的众多民族把形态各异的文化带到一起，并把这些文化放到同一个熔炉里，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至少，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巨大的熔炉势必要以农业为基础。
　　只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所属的社会，一直处于中国文明的外围地带。
　　在古代，这些草木繁生的岛屿还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只有极少数人住在上面。这些人都很纯朴，以采集为生，说话时拖着长长的母音。
　　就在这时，传入了一种水田式的种稻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尽管还是非金属制品，但犁镐等工具类的东西也整套整套地传了进来，还传入了绳子、席子和草鞋之类的稻秆制品，估计水稻耕作方法也随之传了进来。这就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这套办法来行事，都可以过上以种稻为生的日子，这一切就是当时那种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不过，当时并不像中国那样，这里缺乏具有多种生活方式的不同民族混合进来的条件，因而产生的是一个文化色彩极为单一的——也即是很单纯的——古代社会。
　　大概是在水稻种植传入日本之后没过多久，或是稍早一点，正是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代。经过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包括形而上的各种思想流派在内，中国古代文明可说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
　　假如原封不动地使用“文明成熟”这个意义含混的词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明里甚至已经有了许多世界近代史才有的因素。似乎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迹象，即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下来的各种形而上的思想流派已经在社会上扎根，每个流派都创立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团体。
　　一种叫做士的个性群体也自成一体地出现了。日本所说的士，是指封建诸侯大名的家臣，而中国这个时候的士则是指具有某种思想和志向、自己决定命运的单个的人。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那种如同青鱼子（卵）一般以均等性和无个性的方式，隶属于部族或家族的生存模式，仍然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所谓士，似乎讲的就是既与这种形态相关，又与这种社会现实保持一丝距离的个性群体。
　　中国历史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后世的文化统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却减弱了。后汉末期开始，所谓亚洲型文化开始停滞。令人惊叹的是，这种停滞，竟一直持续到近代。可是先秦时代到汉代，中国社会生机勃勃，这个时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市自唐朝以来就以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已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1969年，因为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事前钻孔了解地下土质状况时，从地底下发现了一块刻铭砖。砖上刻着三个字：“含嘉仓”。
　　据说当时赶紧动手发掘，粮仓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仓穴的直径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边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说是仓，其实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沿黄土层深挖下去（黄土层不渗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湿材料和其他一些东西，从上面把粮食倒进去。粮食大多是从长江附近各地征收来的贡米，全部是用船只运来的。粮食经过运河进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经陆路运到这座洛阳城，储存到这类仓穴里。据说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当然，这样的穴并不止一个。含嘉仓被发现之后，包括这座仓穴在内，仅洛阳一地，同类的穴就发现了二百六十一个。
　　站在仓穴的边上，对中国式的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时，地处关中高原的长安闹饥荒，皇帝曾率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来到洛阳。与其命人运送谷物，还不如皇帝带头到有仓穴的地方去享用。这情景真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们是不是就在仓穴边上忙不迭地吃进肚子里去。
《项羽与刘邦》 后　记(2)
　　玄宗时，安禄山掀起叛乱。曾有一个时期，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一直死赖着不走，形势恶化的时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离开这里，就是要让他的十几万士卒吃上粮食。
　　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犹如埋了一个大捣米缸的含嘉仓，觉得仿佛对历史上的一个场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与项羽进行决战的后期，刘邦始终牢牢地抓住黄河岸边的成皋、荥阳两城，至死也不肯挪动一步。特别是荥阳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国当初曾在这座山上像蜂窝似的挖了许多洞穴，里面都储藏着粮食。据说敖仓就是敖山粮仓的简称，刘邦面对项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进攻也不肯离开这里。假使把刘邦获胜的原因用漫画的手法归结为一点，恐怕就只能说是在于固守这座敖仓吧！
　　眼里盯着含嘉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流民的场景。
　　中国每隔几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极为严重的灾荒。倘若说到绿色的东西，连一根杂草都见不到，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成为流民，靠袭击别的村庄来吃到食物，而被袭击一方的村民就丢下村子集体当了流民，为寻找吃的东西而四处流浪。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人能让五千人吃上饭，流民们就会一拥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没过多久，当那个首领也难以保证五千人的吃饭问题时，首领就要四处去寻找，然后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证五万人吃上饭的更大一点的首领手下。到最后，能保证百万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势力，有这种本事的人在中国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这一定义的英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极少干涸，即使有灾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诸如流民漩涡般地遍及整个大地的那种“中国现象”，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皮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它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
　　这里所说的让大家吃上饱饭，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论，至少要竭尽全力做出让人吃上饱饭的架势。由于有这种架势，中国历史上便产生了取之不尽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
　　项羽是个楚人。
　　关于楚人的问题，小说正文里已经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
　　他们是自古以来就在长江沿岸进行大面积水稻耕作的民族，跟中原人的语言有所不同，正像小说正文里提到的那样，甚至还有一种学说认为楚语属于古泰语系。作为广义楚人一支的吴、越等国，到项羽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处于长江下游这片吴越文化圈里的人们，也许曾泛舟渡海，把水稻耕作带到了韩国或日本的北九州，这也是可以想到的。总之，不知是不是有稻作文化这一共同点，笔者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认为楚人的民俗和气质，与古代的日本好像具有某种类似血缘的关系。
　　据信中国古代文明是由谋生手段各异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如果这种想象正确，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楚就是最后一种异质文化了。
　　只是到了这一时期以后，文字和写作都使用中原地区产生的表达方式，楚文化的一半就完全被中原文化给融合了进去。然而，与中原地区相比，楚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王朝制度也不一样，农民的文化和气质也相去甚远。这些楚人在项羽的率领下，犹如洪水猛兽般地直朝黄河流域的中原杀将过来，这段历史恐怕还是从未出现过的吧！从这一意义来看，也可以说，楚人的稻作文化和湖沼文化就被投入到中原文明这一巨大漩涡里去了。从这一意义上，还可以说，项羽的所作所为和他那近似溶化般的灭亡——其具体表现就是楚军士兵全都归顺了刘邦的四面楚歌——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后一次展示，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第一个起点。
　　项羽死于公元前202年。
　　在日本被称为弥生式文化的稻作生活方式，作为早已成熟的一整套程序传入日本，大体上也是在此前后。当然，这跟项羽及其手下那些长江沿岸种稻人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历史年表记在脑子里，还是不无益处的。
　　日本人从中国引进汉字和汉文典籍，还是那以后很久的事情。
　　自引进以后，日本社会就把自己的历史以记录的形式编写下去，但在展示人间世相百态时，比起自己社会的实例，更爱借用汉文典籍中登场的中国古代典型历史人物。
　　这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到江户末期（公元710～784年）才成熟，在赖山阳（公元784～1192年）撰写《日本外史》之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