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识经济合集

（套装共4册）

[美]史蒂夫·兰兹伯格 著

徐臻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反常识经济学.1

——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著

徐臻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再版序

前言

关于章节的说明

第一部分 生活的真谛

第1章 诱因的力量：安全带如何成了罪魁祸首

第2章 理性的谜题：为什么U2乐队演唱会门票总能售罄

第3章 真相还是推论：如何分开付账或挑选电影

第4章 无差别原则：谁在意清洁的空气？

第5章 模拟人生的电脑游戏：学习生活的真谛

第二部分 正义与邪恶

第6章 明鉴是非：民主的雷区

第7章 税收为什么存在弊端：效率的逻辑

第8章 为什么价格是好东西：斯密vs达尔文

第9章 药品与糖果，火车与火花：法庭上的经济学

第三部分 如何阅读新闻

第10章 对打击毒品该如何站队：为什么《大西洋月刊》弄错了

第11章 赤字方法论

第12章 喧哗与骚动：媒体的虚假智慧

第13章 数据如何说谎：失业也可以是好事

第14章 政策骗局：我们需要更多文盲吗？

第15章 几则中肯建议：两党制的终结

第四部分 市场如何运作

第16章 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要更贵，为什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总会出错

第17章 求爱与串通：约会博弈

第18章 赢者诅咒与闷闷不乐的失败者：为什么生活总充满失望

第19章 股价与随机漫步理论：投资者入门

第20章 关于利率的几点想法：扶手椅上的预测

第21章 艾奥瓦州的汽车公司

第五部分 科学的雷区

第22章 爱因斯坦真的可靠吗？科学方法中的经济学

第23章 改进的橄榄球：经济学是怎么弄错的？

第六部分 信仰的雷区

第24章 我为什么不是环保主义者：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vs生态学作为一种信仰

附录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再版序

1991年的一天，我走进一家中等规模的书店，在书架上数到了80余种量子物理学与宇宙史的图书。又经过几排书架，我发现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附近还陈列了几十本解释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基因密码的书。

这些书中的佳作令我受益匪浅。通过它们，我了解到了自然奇观、未解之谜，领略了崭新的思考方式。在这场知识的伟大探险中，我发现自己与它们达成了一项共识，即视野与简洁性成就了理念的非凡。

经济学同样是一场知识的伟大探险。然而1991年时，我竟然找不到一本书致力于将其中的妙处分享给普通读者。没有书探讨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而他们总能利用几个简洁的理念就阐明人类的大部分行为。这些理念修正了偏见，令我们震动之余得以用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

于是，我决定写作此书。1993年，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吸引了数量众多并且热情洋溢的读者。过去20多年间，它逐渐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然而最令我引以为傲的是，如果经济学家想挑一本书向母亲解释自己的工作，他们总会想起我的这本书。

过去20多年发生了许多重大改变。如今，再没有人会抱怨在书店里找不到大众经济学读物。我相信，有些脱颖而出的作品一定受到了本书的启发。近年来，最畅销的经济学普及读物来自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D. Levitt）与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 Dubner）所著的《魔鬼经济学》系列（Freakonomics）。它提供了十分愉悦的阅读体验（我为《华尔街日报》撰写评论时已经提过）。然而，尽管具备许多优点，《魔鬼经济学》只是一系列奇妙并且极具启发性的轶事的辑录，并不能被视作理解经济学的一种指引。《魔鬼经济学》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事实，而本书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它的逻辑。

逻辑很重要。它使我们从简单的理念（idea）中获得意外的结论。简单的理念是，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意外的结论是，如果司机知道自己受到安全气囊的保护，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开车从而导致更多事故；简单的理念是，商品价格降低，供应随之减少，意外的结论是，回收纸张——导致树木价格降低，将造成植被数量减少，森林面积萎缩；简单的理念是，垄断者攫取了其所在市场的所有好处，意外的结论是，石油供应受到影响后，价格飙升的原因并非垄断而是竞争——如果石油公司具有垄断能力，绝不会等到供应减少才大幅提价。

证据也很重要，但逻辑本身已经足够显示它的强大能力。再次引用回收与森林面积的案例。如果我指出，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牛群是因为人们消费很多牛肉，罕有读者会要求我提供具体的数字作为佐证。但我们应该明白，基于同样的理念，种植大片森林是因为人们消耗很多纸张。当然，理念本身可能存在误导性——如同数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以在全新的思考方法中向前迈进，即使它们并非绝对可靠。

1991年以来，改变不胜枚举。我写作本书的第一版时，设想过一种“模拟人生的电脑游戏”。没有人告诉你是赢是输。你在游戏中生活，然后死去。如果你玩得不错，就能获得相应回报；如果觉得没必要钻研玩法，那也无所谓。如今，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了类似的游戏，它已经拥有超过2 000万玩家。它就是“第二人生”（Second Life）[1]。1991年时，我编造过CEO（首席执行官）试图研发一款能装在口袋中的电脑的故事。或许，现在你正通过那种电脑阅读这本书。

也有许多事没有发生改变。如同1991年，我们一如既往地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中获得启发、乐趣，以及意想不到的发现，尽管如今它们已经应用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为适应21世纪，在升级版中，我将同样的经济学原理应用到了互联网、媒体以及其他我认为合适的当代场景中。因此，我对有些章节——它们已经落后于时代——进行了全部改写，在另外一些章节中融入了更多当下的案例。关于磁带、宝丽来胶片以及沃尔特·蒙代尔[2]的案例则被完全删除。

这个版本还汲取了大量来自丽莎·戴利（Lisa Talpey）的建议。她眼光挑剔，反复审读本书的每个章节，在简洁性上提出了相当之高的标准，并督促我不断修改。获得戴利的认可后，我认为它几乎已经没有改进空间了。

1991年以来，还有一件事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如今，已经不太可能给出毫无争议的经济学论证。每个人都会怀疑你抱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请允许我开宗明义：我的确持有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说，我相信市场的力量，并且对政府干预能够产生更好结果的观点心存疑虑。某些段落中，我或许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但绝非为了强调意识形态。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学家无论立场如何，都不该影响他们的研究。这是经济学家展开工作的最基本前提。经济学家中，对理念重要性的优先顺序存在一些争议，但他们绝不会反对理念本身的正确性。经济学家无论立场如何都对本书第一版赞赏有加，认为它准确勾勒了我们共同拥有的基本思想，我十分期待新版本也能够获得同样的嘉赏。

[1] “第二人生”是由Linden Lab开发，于2003年推出的一款以“合作、交融和开放”为特色的大型3D模拟现实游戏。——译者注

[2] 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美国政治家，在总统卡特任内出任副总统。——译者注

前言

我刚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约翰·特雷西·麦克格拉斯（John Tracy McGrath）的一篇文章，罗列了“为难经济学家的各种方式”。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常见问题，内容包罗万象，自以为经济学家无法对此做出解答：为什么自动售卖机卖的香烟比商店里的贵？为什么橘子汽水的价格高达汽油的4倍？

那天吃晚餐时，我的朋友们与我——均为研究生一年级学生——不停揶揄麦克格拉斯的文章，认为根本不需要太多经济学知识就能轻易化解他的刁难。

如今，我在经济学领域的积累又增加了30年，却转而认为麦克格拉斯提出的问题既有趣又令人费解。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我们在餐桌上给出的回答实在太过草率，无异于一种逃避。大部分回答都提及了“供应与需求”，好像我们真的完全理解它。无论当时我们以为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都确信那就是经济学的真谛。

而如今，我如此理解经济学的真谛：首先，你要对世界怀抱好奇之心并承认它充满未解之谜；其次，你要将一般命题设定为人类行为总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继而尝试对其做出解释。有时，谜题本身——如同麦克格拉斯提及的那些——相当棘手，于是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寻求类似谜题的解释，并将之称为“模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理解橘子汽水的价格为什么高于汽油价格，可以想象一个人们只能购买橘子汽水和汽油的世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理解为什么有人希望废除禁止用硅胶丰胸的法律，可以想象一个男性将胸围作为唯一择偶标准的世界。

我们构建模型，并非是认为它们就能够代表现实，而是因为在理解现实世界前，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热身。我们的目标——一如既往——从来都是理解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理解的第一步恰恰在于承认理解世界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我们刚进入研究生院时还对此一无所知。

这本书收录了一系列文章，它们试图呈现经济学家如何思考：我们认为什么现象神秘、它们为什么神秘，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们。书中提及的有些谜题得到了解答，而有些尚待解答。我可以列举许多理由说明了解经济学为什么很有好处。然而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强调它能够作为一种解开谜题的工具，而且过程本身充满乐趣。

过去几十年间，我万分荣幸每天中午都能与一群杰出的经济学家共进午餐。我在他们睿智且独辟蹊径的思考中获益良多，并且深深叹服于他们的质疑精神。每一天，总有人带着新的谜题加入午餐，它们总能收获十几个原创的绝妙解答，继而遭到另外十几种反对观点的打击，只有少数能够得以幸存。而我们每日的乐此不疲，仅仅来自单纯的乐趣。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本书是对我们午餐讨论的记录。我提出过一部分原创想法，但已经无法肯定它们具体是哪些。多年来，我从马克·比尔斯（Mark Bils）、约翰·伯伊德（John Boyd）、马尔文·古德弗兰德（Marvin Goodfriend）、布鲁斯·汉森（Bruce Hansen）、哈南·雅各比（Hanan Jacoby）、吉姆·卡恩（Jim Kahn）、肯·麦克劳林（Ken McLaughlin）、阿兰·斯托克曼（Alan Stockman）以及其他人处大获裨益。对于大家一路走来的经历与回忆，我深怀感激，并将此书献给我们共同的午餐讨论会。

关于章节的说明

本书各章呈现了经济学家思考世界的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必要的阅读顺序。有些章节提及了前述章节中的故事、想法，但不会影响理解该章节的内容。

本书力图客观真实地反映主流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当然，在具体细节上存在许多讨论空间，任何经济学家都可能对我的某些叙述提出异议。但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过此书的经济学家将赞同它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普遍性观点。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此书将经济学论证应用到了大量人类行为（有时是非人类行为）中。他们还将发现，抛出经济学原理应用的相关问题时，作者总不惮承担过分笼统的风险。我深信，经济学原理具有普适性。它们与人种无关，与性别无关。因此，我自信，我使用“他”、“他们”或者“他的”人称代词时不会引起细心读者的误解。当我使用男性称谓时，它们均为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

第一部分

生活的真谛

第1章

诱因的力量：

安全带如何成了罪魁祸首

大部分经济学现象都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1]。剩下的，都是对这句话的解释说明。

“人们会对诱因做出反应”听起来没什么特别，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它就如普遍原理，人们对它的正确性毫不怀疑。然而经济学家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无时无刻不恪守原理。

我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政府实行价格管制，常常要排半小时队才能加满一整箱汽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油价可以自由浮动，人们就会少买汽油。然而不懂经济学的人不这么认为。事实证明经济学家是正确的：管制解除后，排长队加油的现象消失了。

或许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这一课。2008年夏，油价再次飙升，记者们估计严重依赖汽油的美国人会不计代价地维持旧习。然而经济学家却相当笃定，认为人们会减少汽油消费。这一次，经济学家又说对了。到2008年8月，汽油消费已经减少了8.5%（并非出于偶然），正好与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

经济学家坚信诱因的力量，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探索未知的领域时，他们总将它作为自己的“向导”。安全带（或者安全气囊、防抱死刹车）刚被引入市场时，所有经济学家都预计到其中的一个后果：车祸数量的上升。人们小心开车很大程度是因为车祸可能导致死亡，但司机有了安全带或安全气囊，原来的威胁就减少了。诱因改变，人们依此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开车不那么当心了。结果就是，车祸反而增加。

在油价上涨方面，政府的原则正是基于相似可预测的行为。汽油价格下跌，人们会购买更多汽油；不需为事故付出太多代价（比如降低死亡或者收到医疗账单的概率），人们会“选择”更多车祸。

你或许会反对，认为车祸不像汽油，不论怎样都称不上是人们会争着抢着去买的“好东西”，但对于追求速度而不顾一切的人而言，它的确是个好东西。选择将车开得快一点，或者更风风火火一些，其实相当于选择了更多事故，至少在概率上如此。

还有个有意思的问题：哪种后果更严重呢？安全带等安全设备究竟增加了多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使用以下一目了然的方式看待它：安全带增加了事故中的幸存概率，也就是降低了司机的死亡率；但安全带在纵容放肆行为上却增加了司机的死亡率。哪一种效果更明显？是增加死亡人数的净效应，还是减少死亡人数的净效应呢？

这个问题无法用纯逻辑回答。你必须知道具体数字。第一位研究它的是芝加哥大学的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他的结论是，两者的后果几乎相当，因此就相互抵消了。安全带（以及填充式仪表盘和折叠式转向管柱）引入市场时，车祸的数量增加了，但每起事故中的死亡人数降低了。不过总体而言，司机的死亡人数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行人的死亡数量反而上升了——这也难怪，行人可没有自带填充式仪表盘。随后的研究表明，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刹车的效果也与此相似。

我发现，每次与外行人谈及佩兹曼的研究，他们都无法相信仅仅因为汽车变得更安全，司机就会变得粗心大意。不过，深知诱因导致人们行为改变的经济学家从来不会对此放松警惕。

如果你很难相信这点，不妨这么想，当汽车存在更多隐患时，人们总会在驾驶时更加小心翼翼。当然，这不过是换一种方式讲同一件事，但使用这样的方式人们似乎更容易理解：如果我从你的车上卸下安全带，你开车时会更加小心吗？要是我将车门都卸了呢？

将这种逻辑推到极致，如果每辆新车的方向盘上都伸出一根长矛，直抵司机的心脏位置，车祸的发生率恐怕会急剧降低。我估计，连追尾事故也一定会大大减少。

另外一个极端案例是纳斯卡车赛（NASCAR）[2]的车手。他们的座驾十分安全，就算以高速撞上水泥墙，车手也能安然无恙地走下车。车手如何看待这种安全性呢？引用经济学家罗素·索贝尔（Russell Sobel）和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的话：“他们以200英里[3]的时速在环形赛道上彼此追逐，与身旁赛车的距离仅隔几英寸[4]——且事故层出不穷。”当赛车本身足够安全时，车手制造的事故反而更多。纳斯卡车赛每年都会更新数百条与安全有关的规定，这些都反复验证了索贝尔和内斯比特的论断。

2001年的戴通纳500（Daytona 500）赛事上，导致老戴尔·恩哈特（Dale Earnhardt Sr.）死亡悲剧的车祸引发了赛车规则上的一项重大变化。如今，车手必须穿戴保护头部与颈部的汉斯装置（HANS device）。车祸发生时，该装置会为车手提供全面保护。经济学家亚当·波普（Adam Pope）和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认为，汉斯装置几乎使车祸发生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车手死亡和受伤的情况减少了，但后勤保障团队的受伤比例却增加了。

由于系了安全带，开起车来就甘愿冒更多风险，听起来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人们会为不顾死活地驾驶付出代价，但也要看到它的好处。你去哪儿都更快了，在路上还常常有了更多乐趣。所谓“不顾死活”其实有许多形式：可以是在危险的情况下驾驶，也可以是在驾驶时头脑放空或者玩iPad（苹果平板电脑）。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为你的旅途增加乐趣，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提高事故发生的概率。因此，认为安全带根本一无是处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它当然对驾驶者有好处，只不过不一定在你以为的方面而已。

有时，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甘冒死亡的风险——至少不包括我以上列出的任何事项。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想法尤其令人沮丧，因为不管提出它的人还是其他人都不会信以为真。每一天，所有人都为微不足道的甜头冒着死亡风险。去星巴克买摩卡星冰乐当然有风险，肯定不如待在家里安全，可人们照样开车去星巴克。我们要问的不是凡此种种小乐趣是否值得冒险。答案毫无疑问，当然值得。正确的提问方法应该是为了一星半点的乐趣值得冒多大风险。我可以很理性地说：“如果开车时玩iPad的死亡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我会想玩；但如果概率提高到千分之一，那我就不玩了。”很多人会在车速25英里而不是70英里时玩iPad，正是这个道理。

佩兹曼的观察表明，随着驾驶环境的改变，司机的行为会发生很大改变。有些司机的行为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5]的粉丝或许记得，霍默和玛姬有一次在他们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车内有婴儿”的贴纸。这么一来，其他司机就会格外留意，避免发生剐蹭事故。现实中，人们也是这么做的。我知道，有些司机认为这些贴纸简直是在侮辱人，它们的潜在含义其实是别人开车不够上心。但经济学家才不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知道司机不可能时刻保持警惕（你每次去杂货店时都会踩刹车吗？）。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大多数司机的警惕性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所有司机都不想伤害其他汽车里的乘客，如果车里坐的是孩子，许多司机更不愿发生悲剧。那些人看到婴儿贴纸时会格外小心驾驶，也很乐意自己得到了提醒。

这个发现意外引发了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旨在观察有贴纸或没有贴纸的情况下发生车祸，司机的谨慎程度有何差别。经济学家提出假设，许多司机看到“车内有婴儿”的贴纸后开车会更加小心。但不幸的是，车祸发生率可能存在偏差，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偏差。第一，贴了贴纸的父母开车时可能格外小心。他们较少碰上车祸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小心驾驶的司机，而不是贴纸影响到其他司机的行为。第二（它起到了“反作用”），贴了贴纸的父母认为这会引起其他司机的注意，所以自己开车时反而掉以轻心了。这会导致他们更有可能遭遇车祸，部分抵消了其他司机小心开车带来的好处。第三，如果“车内有婴儿”的贴纸真的管用，你根本无法阻止没有孩子的伴侣往自己的车上贴同样的贴纸。如果司机知道很多人都在撒谎，就不会再做出反应了。

这意味，车祸发生的原始数据其实无法反映司机对“车内有婴儿”贴纸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找出一种高明的统计方法揭示其中必要的关联性。我并不想罗列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用这个案例说明实证经济学研究[6]面临的典型困境。许多经济学研究就此提出了各式富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好吧，关于实证研究所面临挑战的讨论有些跑题，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要话题：诱因的力量。经济学家的第二天性就是对这种力量做出解释。更安全的避孕技术会减少意外怀孕吗？不一定。新技术减少的是性行为付出的“代价”（意外怀孕只是代价的一种），因此人们更沉溺性爱。性行为导致怀孕的概率降低，但性行为的次数却增加了，所以意外怀孕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节能汽车会降低我们对汽油的消耗吗？不一定。节能汽车降低了驾驶成本，所以人们会更频繁地开车。他汀类药物（Statin），比如立普妥（Lipitor）降低了“沙发土豆”[7]所付出的代价，但可能提高心脏病发病率。正如低焦油香烟可能提高肺癌发病率，优质橄榄球头盔可能导致更多伤害，低卡路里合成脂肪可能是导致肥胖症的罪魁祸首。

刑法是研究人们对诱因做出反应的关键领域。严厉的惩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犯罪活动呢？其中，死刑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大大小小政府设立的委员会与不计其数的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过死刑产生的威慑效应。通常，他们的研究总是仔细检视执行死刑与豁免死刑的美国各州间谋杀率的比较。由于这些研究经常忽视决定谋杀率的其他重要因素，所以常常受到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比如，他们经常未能将执行死刑的宽严尺度纳入考量，而谁都明白各州之间的情况其实大相径庭。）

另外一方面，以精密统计技术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可以用于衡量诱因的力量。因此，计量经济学很自然地就被运用到了对死刑效果的检视中。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是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他领衔的先锋性研究得出了一项惊人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暂时中止死刑前的十几年） [8]，每宗死刑大约可以预防8起谋杀。1976年死刑恢复后，后续研究获得了相同的数据。

埃利希采用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但我认为，这未免有些太过苛刻。大部分批评都十分晦涩难懂，针对的主要是统计方法上的技术问题。类似质疑十分必要，但在经济学界，人们其实已经普遍接受埃利希使用的实证研究能够揭示死刑效果的重要真相。[9]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利默（Edward Leamer）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别再将计量经济学视作众矢之的》（Let ’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的有趣文章。他警告，影响研究结果的其实是研究者的偏见。他列举了一个简单的计量经济学实验。如果研究者倾向支持死刑，他得出的结论可以是每执行一次死刑会预防13起谋杀。同样的实验，如果研究者倾向反对死刑，他得出的结论可以是每次死刑实际上只能遏制3起谋杀。尽管如此，除非有人对死刑抱有极大偏见，绝大多数计量经济学研究均认为，死刑的确具备威慑效果。谋杀犯会受到诱因的影响。

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多数谋杀犯难道不是激情杀人或者采取了非理性行为吗？上述怀疑或许没错，但我至少可以指出其中的两处缺陷。首先，埃利希的研究表明，每一宗死刑可以遏制8起谋杀，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是8起怎样的谋杀。只要有谋杀犯收手，死刑就具有威慑力；其次，为什么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激情谋杀犯没有受到诱因影响呢？我们想象一位对妻子恨之入骨的丈夫，通常情况下，如果他知道自己有90%的机会能够逃脱死刑的惩罚，说不定就会杀了妻子；在某个暴怒的瞬间，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尽管得知他只有20%的机会能够免受死刑，或许他还会杀了她。人即使处于盛怒之中，依旧会考虑自己受到惩罚的概率究竟是15%还是25%。

（我也顺便提一下上述怀疑的第三种缺陷。“8”这个数字不是埃利希凭空捏造的，而是通过对数据十分复杂的分析得出的。拥有质疑精神没错，但严肃的怀疑主义应该同时对研究抱持开放态度，再逐一指出究竟对哪一部分论证存在怀疑。）

有证据表明，即使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该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理性的，他们依旧会受到诱因的影响。心理学家发现，如果你递给人们一杯很烫的咖啡，如果他们认为杯子不值钱，就会“失手”打碎杯子；如果他们认为杯子价值连城，就会设法坚持一阵。

因为关节炎（我的头往右转时很不舒服）和其他不负责任做法的关系，多年来我倒车时，车的右侧后方总会撞上灯柱、树或者其他静止的障碍物。由于这样的事总是发生，修车厂老板开玩笑说应该给我打折。每修一次保险杠要花180美元，我已经渐渐地将它视作一项必要开支。2002年，我买了一辆新车，保险杠使用的是玻璃纤维。后来我撞到一棵树，发现维修这种保险杠竟然要花500美元。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撞上任何东西。如此看来，连经济学家都会对诱因做出反应。

实际上，对诱因做出反应就如其他下意识的举动。得克萨斯A&M大学进行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者让老鼠和鸽子通过推动不同杠杆来“购买”各种食物和饮品。每一件商品都明码标价。比如推3下杠杆可以得到一滴根汁汽水[10]，或者推10下可以得到一块奶酪。动物们每天都会得到推动杠杆的机会，类似它们的“收入”。收入用完，杠杆就不可以被推动。有些版本的实验中，动物完成不同任务可以得到额外“收入”。它们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得到相应的“固定工资”——也就是推动杠杆的机会。

研究者发现，老鼠和鸽子对价格、收入变化和工资变化，会做出相应的行为调节。如果根汁汽水涨价，它们就少喝根汁汽水；如果加工资，它们就更卖力工作——如果它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收入，那么就会选择休息。这些反应与经济学家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完全一致。

诱因很重要。经济学文献中数以千万计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却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有力的反驳。经济学家不断对它进行验证（或许他们暗暗盼望通过找到一个反例来令自己名声大振），扩大它的适用范围。我们以前只意识到顾客会对肉类价格做出反应，后来意识到司机对安全带的反应，谋杀犯对死刑的反应，老鼠和鸽子对工资、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经济学家还研究人们如何选择婚姻伴侣和家庭规模，应该在多大程度投身宗教活动，以及是否要做出残忍不仁的举动。［这股风气实在太过盛行，以至《经济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过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文章，旨在研究刷牙产生的经济效应。基于牙齿清洁度将影响收入，它“预测”人们愿意花上一半的清醒时间来刷牙。作者吹嘘，“没有任何社会学模型能够得到如此精确的结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诱因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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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也有人译作“人们会对激励做出改变”。——译者注

[2] NASCAR全称为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ock Car Auto Racing，是在美国流行的汽车赛事，每年有超过1.5亿人次到现场观看比赛，有人称它为美国人的F1。——译者注

[3] 1英里≈ 1.609公里。——编者注

[4] 1英寸≈ 2.54厘米。——编者注

[5] 《辛普森一家》是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出品的动画情景喜剧，霍默和玛姬均是其中的主角。——译者注

[6] 实证经济学是指描述、解释、预测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研究。——译者注

[7] “沙发土豆”指那些拿着遥控器蜷缩在沙发里，只会跟随着电视节目转来转去的人，这个词形象地描绘了电视对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编者注

[8] 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死刑违反宪法，后又于1976年推翻了这项裁决。——译者注

[9] 课堂上，我通过这些研究来表达几个观点。至少，我们可以在政策层面上存在分歧这一点达成共识。艾萨克·埃利希在说服经济学界接受死刑对谋杀具有威慑效应的同时，他本人一直竭力主张废除死刑。

[10] 根汁汽水用姜和其他植物的根制成，不含酒精，在美国很流行。——译者注

第2章

理性的谜题：

为什么U2乐队演唱会门票总能售罄

经济学的出发点在于，假设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当然，这种假设并非牢不可破，很多人立刻就能从自己的亲戚那儿举出反例。

但是，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从来不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你不妨问一位物理学家，如果从你家的屋顶往下扔一只保龄球，它多久会着地？物理学家想必很乐意假设你的房子处于真空状态，从而通过计算得出正确答案；你也不妨问一位工程师，如果从某个角度撞击台球，它将如何运动？工程师想必不会考虑摩擦力，而且他绝不会对自己的精确预测产生任何动摇；你问一位经济学家，如果汽油税上调会出现什么结果，他想必会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然后给你一个漂亮又精确的答案。

对于假设，我们检验的不是它们的正确性，而是它们究竟有多可靠。基于这一标准，“理性”（rationality）拥有十分出色的过往记录。它告诉我们，人们必定会对诱因做出反应，我们可以就此给出不胜枚举的例子。理性告诉我们，人们愿意花更多钱购买净重26盎司而不是11盎司的谷物早餐；技术好的工人通常比手艺平平的同行获得更高报酬；热爱生活的人不会从金门大桥纵身一跃，结束自己的生命；婴儿饿了总会用哇哇大哭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所有这些，通常而言都没错。

然而当我们假设人是理性的，就常常刻意忽略了个人偏好。人各有其好[1]——这是经济学家的指导原则之一。一些喜欢去剧场的音乐剧迷沉醉于辉煌的乐谱、细腻的唱词、炫目的演出、难忘的角色。他们讴歌生命，以及探索发现世界的全新方式。其他人则满足于看木偶剧[2]（The Muppet），听它们口不择言地骂粗话。我们没有理由评判其中任何一方不理性。如果人们出于取悦伴侣或令朋友刮目相看的需要，而观看了并非自己第一选择的演出，我们也没有理由说这不理性。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因为大体上，喜欢音乐剧《Q大街》[3]的人们，如果不是为了讨好伴侣，或者迫切想向某人“证明”自己的品位，或者没有其他理由购买古典乐《小夜曲》[4]的门票，那么他们就不会为了《小夜曲》而放弃《Q大街》。大部分时候，这都没错。

同样，如果一个女人花1美元购买了一张奖池为500万美元的彩票，但中奖概率是一千万分之一，我们没法说她是不理性的。而且，如果她的双胞胎姐妹选择不买彩票，我们也没法说她是不理性的。每个人面对风险的态度不同，采取的行为就可能不同。如果在中奖概率相同的情况下，有人买了一张奖池为500万美元而不是800万美元的彩票，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她不理性。但我们以为，类似举动十分少见。

尽管如此，许多人类行为看起来都不怎么理性。当名人为一款产品背书，即使这无法在实质上保证产品的质量，销售量还是会增长。摇滚音乐会和百老汇演出的门票总在开演前好几周就售罄，而且如果票务商提高票价，门票依旧会售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地震保险往往在发生地震后卖得比较好，即使未来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并没发生改变。人们花时间为总统大选投票，即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单个选民手中的那一票会左右最终结局。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其中一种不乏明智的回答是，好吧，人们大部分时候是理性的，但并非总是如此；经济学能够解释一些行为，但并非适用于所有行为。总有一些例外存在。

而另一种回答是，死板地相信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并且坚持为那些看起来不理性的行为找出理性的解释——不管它们有多么诡异。

经济学家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

设想一位精通万有引力定律的物理学家，坚信这几乎是终极真理。一天，他第一次见到氦气球，这赫然挑衅了他熟稔已久的定律。他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说，“好吧，万有引力定律通常是正确的，但并非总是如此，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外”；或者，他也可以说，“我在不抛弃原有科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可以用什么方法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如果他选择第二种方法，而且足够聪明，最终会发现有些物质的属性比空气轻，继而认识到这种现象与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冲突。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能够更了解氦气球，还能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万有引力如何运作。

或许，万有引力定律真的存在例外。有一天，我们的物理学家会碰到这种现象。如果他还是死死抱住那套理论，坚持寻找合理的解释，他就会失败。如果失败得以积累，就会产生新的理论对现有理论做出补充。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考察令人惊讶的现象是否能够与现有理论共存。这种尝试本身，对科学家而言是十分有益的脑力训练，有时还会得到额外的收获。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过于草率地抛弃现有运转良好的理论，很快我们就将变得一无所有。

因此，经济学家花费大量时间相互挑战，为那些看起来不理性的行为寻找理性的解释。当两三位经济学家聚在一起吃午餐，正是讨论这些谜题的最佳时机。我拥有无数类似的午餐体验，十分想与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摇滚巨星演唱会的门票总能飞快地售罄。刚一开票，抢票的窗口期转瞬即逝。为了买到门票，你必须在恰到好处的时刻连上网络，不断刷新浏览器，直到运气降临。如果提高门票的定价，窗口期可能长一些，但无论如何门票总会售罄。那么，票务商为什么不干脆大幅提价呢？

在经济学家中，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最常见的答案是，把票弄到手的难易程度是一种免费营销手段，目的是让乐队多接近公众，延长流行时间。票务商不愿牺牲宣传的长期利益交换一时的门票收入。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怎么令人满意。如果演唱会门票卖到300美元，你也可以找到有价值的宣传方式。为什么出票速度快就是好的，而不是提高票价但同样售罄呢？

我听过的最好的解释来自我的朋友肯·麦克劳林（Ken McLaughlin）。他是这么说的：票务商不喜欢有钱的听众，他们喜欢狂热的听众。那些人一定会在演出时购买CD、T恤和其他衍生商品。他们总是紧跟乐队动态，知道什么时候开票，并据此调整自己的安排，恰好能在那个时刻守候在网上。换句话说，他们愿意一路过关斩将，只是为了买一张U2乐队演唱会的门票。票价低，意味门票很快就会售罄；而迅速售罄能够保证买到票的听众都经历了过关斩将。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它为票务商的做法提供了理性的解释。不幸的是，它没能解释其他类似现象：热门的百老汇演出门票在不提价的情况下总能很快售罄，卖座的电影大片在刚上映头两周也是如此。[5]这套解释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我不知道。

我们常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之一，就是找到类似麦克劳林提出的理论。另外，还有一层用意。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一套理论必定能够适用于非常规的预测，而原则上，预测能够帮助我们检验这套理论。就这个案例而言，我们预测到了门票定价低以及短暂的销售窗口期（同时卖出了大量CD和T恤）；预测到门票定价高以及延长的销售窗口期（但未必能卖出如此多CD和T恤）。我不知道上述预测是否准确，但很期待它得到现实的检验。

我要谈的下一个谜题是产品代言。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总相信罗杰·埃伯特[6]（Roger Ebert）推荐的好电影，因为他的事业依靠的就是他公允的声誉。电影广告喜欢打出他的评语，正是这个原因。

但很多时候名人代言产品，他们并不具备检验产品质量的专业技能，不过是因为收了钱。知名演员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代言，前政客为处方药代言，教皇利奥十三世[7]（Pope Leo XIII）曾为含可卡因的专利药代言，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例外。人们相信这些广告，销售额因而节节攀升。

如果你得知，行李箱制造商支付了6位数的广告费请名人拍摄影片，在网络疯狂传播，其中有价值的信息是什么呢？你怎么能保证购买行李箱时所做的选择足够理性呢？

我可以提供一种解释。许多制造商都在生产行李箱，但追求成功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人想赶紧捞一票，因此产品定价低，当大家知道它们的行李箱质量堪忧时，就迅速撤出市场。另外一些人采取长期策略：它们打造优质的产品，逐步打开市场，从而获得最终回报。作为后者，它们一定想确保顾客知道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于是，这些公司可以采取的方式之一就是公开设立保证金，以确保它的长期存在：它们往银行账户存了50万美元，预期在未来5年内每年收回10万美元。如果公司在此期间停止生产，老板就会损失这笔保证金。只有重视品质的公司才会甘愿缴纳保证金。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会购买它们的产品。

请名人为产品代言的行为类似缴纳保证金。公司在前期就做了一大笔投资，期待在更长的时间里慢慢收回成本。如果一家公司只打算干一年，绝不会浪费这笔钱。我每次看到名人为产品代言，就知道那家公司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很有信心，而且相信它能卖得好。

这套理论还提供了另一种尚待检验的预测：如果产品质量无法立竿见影地显现，名人代言会更普遍。

同样的论证方式也适用于解释为什么银行大楼总是采用大理石地面和希腊式石柱装修，尤其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8]（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成立之前建造的银行大楼。试想有一个骗子，在好几个小镇开设银行，没过几个月就卷款潜逃。不同于想将生意世世代代经营下去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 Company），骗子不可能在每个踏足的地方都盖上一栋华丽的大厦。于是，理性的小镇居民选择拥有华丽大楼的银行——于是富国银行出于理性花了大价钱装饰自己的门面。

这还解释了为什么银行总设在高档建筑里，而杂货店都是“路边摊”。对你而言，知道银行下周还会开门营业比杂货店的生死存亡来得重要多了。

这里有个老生常谈但十分经典的案例：为什么大部分商品标价为2.99美元，只有很少标价为3.00美元？针对这种现象的许多解释是从消费者的非理性出发的——他们常常只看到小数点前的数字，因此认为2.99美元是“差不多2美元”，而不是“差不多3美元”。实际上，由于上述解释看起来自圆其说，甚至令许多经济学家都信以为真。就我所知，他们或许没错。也许某一天，针对上述行为的详细分析会成为“修正经济学”（modified economics）的根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系统性地采取非理性行为。[9]然而，在我们摒弃现有知识前，也许应该先考虑另外几种具有启发性的解释。

我至少可以提供一种有意思的解释。“99美分价签”的现象最早流行于19世纪。那时，收银机刚发明不久。这是一项相当杰出的发明，它不仅会做简单计算，还可以提供交易记录。

这很重要，因为你的员工可能会偷拿你的钱。每天收工，你可以检查交易记录，从而得知收银柜里应该有多少钱。

但收银机有个小毛病：它并非真正记录了每一笔交易，而是打开收银柜的每一次交易。如果客人购买1美元商品，交给收银员1美元纸币，收银员完全可以不使用收银机，直接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其他人耍得晕头转向。

但如果顾客购买的是99美分的商品，他交给收银员1美元纸币，收银员就必须找零。这个行为要求他必须打开收银机，从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交易记录。99美分价签不仅迫使收银员打开收银机，还监督了他们的诚实品质。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漏洞。收银员可以从自己的口袋找零，或者用错误的商品总价打开收银机。不过这么一来，等着找零的顾客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奇怪举动，然后报告他们的老板。

这种解释的真正破绽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消费税。在消费税为7%的联邦州，标价99美分和1美元在结账时是1.06美元和1.07美元的差别。因此无论如何，收银员都要找零。也许由于各个联邦州的消费税不同，价格上总是存在1美分或者2美分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州打开收银机的频率不同吗？这还有待检验。不仅如此，如果老板亲自收钱，那么在他的店里的99美分价签会少一些吗？

许多原始农业在发展中都具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共性。农夫很少拥有大片土地。相反，每位农夫在村子的不同地方拥有几片分散的土地。（这种模式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十分普遍，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依旧能够找到。）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热衷讨论个中原因，将其视为农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因素。也许是继承与婚姻造成了这种现象：每经历一代人，家族土地就被细分到不同的继承者手中，因此土地面积越分越小；而婚姻却使散落各处的土地渐渐归拢到同一个家庭的名下。这种解释不怎么站得住脚，因为它假设的是非理性模式：为什么村民之间不定期交换土地，从而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归拢到一处呢？

最后，这个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注意，她提出的经济学解释独具创见，十分令人钦佩。迈克洛斯基抛出的问题，不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导致了这种非理性行为”，而是“为什么这种做法是理性的”。经过仔细的研究，她得出结论，这种行为之所以理性，是因为它为农夫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农夫的土地分散在各处虽然令他蒙受了一些损失，却可以保证遇见灾难时他不至于沦落到穷途末路。这种做法甚至不是舶来的。每一位具有保险意识的现代人都这么做。

检验迈克洛斯基理论的一种方式是提出疑问，以传统保险市场的做法作为衡量标准，农夫支付的“保费”（将土地分散在各地牺牲的产量）是否匹配“购买”到的保障。以这种标准衡量，这套理论的运作畅通无误。

然而，这套解释依旧遭到了一些十分严厉的质疑：如果中世纪的农夫想买保险，为什么他们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直接买保单呢？我的看法是，这就像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将交易记录保存在个人电脑上。答案显而易见，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可以这么做。设计一张保单所要具备的天赋无异于设计一台电脑。但是标准比我苛刻的，还是大有人在。他们坚称除非迈克洛斯基的理论对此做出解答，否则它就不够圆满。毫无疑问，他们的诉求没有错，我们的确应该尽力解答。所有理论都理应接受最大程度的检验。

类似的谜题不胜枚举。公司为什么如此看重员工着装，以至出现了如何“穿出成功”的畅销书？我怀疑，时尚与充满魅力的着装是一种技巧，而我们这些穿惯了牛仔裤和T恤的人是不会轻易明白的。懂穿衣服的人一定具有创造力，而且将时尚拿捏得十分有分寸。拥有这种分寸感需要一种敏锐且擅长探查未来趋势的眼光。许多情况下，这些特质都十分宝贵。因此，对公司而言，他们愿意雇用这样的员工是十分理性的举动。

为什么男性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比女性少得多？答案可能是男性死于暴力的机会更高。如果你被卡车撞死的风险很高，再花钱为罹患癌症买保险就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对男性而言，少花点钱在预防性保健上是理性的。

为什么人们总在自己喜欢的球队上下注？如果对其他球队下注，不管比赛结局如何，你都可以确保有一部分结果是好的。生活中，我们在多数时候都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保值，为什么一碰到体育比赛，我们总将所有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呢？是因为我们只有“犯下”昂贵的冲动，才能确保在家乡球队获胜时大举庆祝吗？

在英国，如果两个人选择住旅店的标准间，通常支付的是两个单人间的价格；在美国，这么做的花销要小得多。为什么？如果你不是经济学家，也许很容易满足于这跟传统有关的解释。但经济学家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收费方式足够理性而且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利润。作为读者的您如果有什么好想法，我很愿意洗耳恭听。

在许多其他人看来极为平常的做法，却对经济学家造成了各式困惑。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投票。2008年，1.3亿美国人参与了总统大选投票。我敢打赌，这1.3亿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天真地以为自己那一票在胶着的选情中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总在引用2000年的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在关键的佛罗里达州以537张选票的微弱优势胜过阿尔·戈尔。[10]但即使以传统经济学的精度衡量，537张选票和1张选票的差距依旧不可同日而语。同等状况下，所谓1票之差均是以0作为参照标准的。除非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否则你那一票绝对不可能在总统大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人们总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然后都待在家里，那么我手中的一票就相当重要了”。这种说法本身没错，但就像把投票站想象成宇宙飞船，选民投票就如登月似的。实际上，其他人没有待在家中，成百上千万的选民都去了票站。对个体选民而言，他面临的唯一选择只是去不去投票。冒着吓到你九年级公民课老师的风险，我准备向你打包票，下次大选如果你待在家中，你的懒惰绝对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11]

有些人说，人们投票是出于“公民义务”。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投票浪费了做其他事的时间——那些跟“公民义务”比起来更有效的事。你可以花15分钟参与一次毫无意义的投票，或者你可以花同样的15分钟将购物车从停车场推回超市门口。就后者而言，你身体力行地令世界更加美好了几分。

那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要投票呢？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总相互赠送在商场购买的礼物，而不是直接给对方现金。后一种做法既不会选错尺码，也不会弄错颜色。有些人说，人们送礼物表示花了时间去购物。但送钱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我们的确花了时间才挣到钱，不是吗？

我的朋友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认为，人们交换礼物恰恰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因为想告诉对方我们根本没时间购物。如果我真的把你放在心上，就应该很清楚你的品味，为你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我不在意你，还要找到一件合适你的礼物就成了讨厌的负担。因为你知道我花在购物上的时间有限，但还是挑到了一些合适的礼物，这表示我真的在意你。我喜欢这种说法。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在餐厅留下“不记名小费”。尽管我自己也这么做，但这丝毫无法减少我心中的谜团。

每当对投票、赠送礼物或者不记名小费这些做法提出疑问，我们的初衷决不是质疑它们。恰恰相反：出于职业本能，我认为人们无论怎么做，都具有这么做的充分理由。如果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们无法了解其中的原因，它就成了新的亟待我们解开的谜题。

[1] 原文为拉丁语：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译者注

[2] 是一组以木偶为主角展开的滑稽风格喜剧小品，由吉姆·汉森（Jim Henson）于1955年创办，2004年被迪士尼收购，成为迪士尼旗下一个主题动漫项目。——译者注

[3] 《Q大街》（Avenue Q），2003年首演于外百老汇的Vineyard戏院，于2004年的“东尼奖”（Tony Awards，百老汇舞台剧界最高荣誉奖）中斩获“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编剧”和“最佳音乐剧词曲”三项大奖。——译者注

[4] 《小夜曲》（A Little Night Music）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译者注

[5] 以百老汇演出为例，门票的定价方式令高价票总是卖得比低价票快。一开始，我怀疑这是为了防止人们购买低价票。

[6] 罗杰·埃伯特，美国影评人，普利策奖获得者。他撰写的电影评论在美国和全球超过200家报纸发表。——译者注

[7] 利奥十三世，出生于1810年，有“第一位资产阶级教皇”之称。——译者注

[8]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于1933年，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接管倒闭机构，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译者注

[9] 目前处于萌芽阶段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逐渐扮演起这样的角色。

[10]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十分接近，并且左右大选结果。其间，佛罗里达州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小布什暂时赢得2 912 790票，戈尔暂时赢得2 912 253票，小布什以537票领先。但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终止人工计票的裁决，改由机器重新计票。结果显示小布什赢得选举。——译者注

[11] 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写道：“我已经听过不计其数的反对声（比如，我告诉人们我从不投票）：‘但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我经常回敬他们的说法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以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它纳入考虑。”

第3章

真相还是推论：

如何分开付账或挑选电影

如果你考虑买人寿险，而且是非吸烟人士，应该对香烟心存感激才是。因为它，你才得以少付些保费。

大体而言，世界上有两种人——实际上，世界上的人们千差万别，正如人口数量，但让我们先看得简单些，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表达我想说的——一种人总是小心谨慎，另一种人总是有恃无恐。那些小心谨慎的人加入健身俱乐部，适量饮酒，留心开车，从不抽烟；而有恃无恐的人不停往嘴里塞棉花糖，熬夜，开摩托车不戴头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如果保险公司无法区分两者，生性谨慎的人们就会被那些毫不知节制的粗心邻居埋没。有时，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现实。

但是，如果保险公司可以为他们分别设计保费，不顾后果的那些人就要承担自身所选择生活方式造成的所有后果。保险公司的窍门是，判断谁是谁。

通过抽烟，能够迅速又简便地判断一个人大体上的健康状况。你是哪类人，因此一览无余。保险公司利用这个信息为非吸烟人士提供更低的保险费。如果你尝到了其中的好处，你享受的折扣不仅反映出不抽烟的健康优势，还反映出你可能比普通人更关心自己的胆固醇水平。

保险公司知道人们会作假，所以在为非吸烟人士设计保费时，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不吸烟，可能因此多付了一点儿钱，因为有些“不抽烟的人”偷偷在保险公司面前藏起了香烟。然而，千万不要就此得出如果禁烟你的保费一定会降低的仓促结论。你真的不抽烟这件事，其实在暗中告诉保险公司，在许多他们无法观察到的方面，你都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如果世界上全面禁烟，不抽烟的你根本不可能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到时，所有人都要付一样的保费。

提倡为骑摩托车戴头盔立法的人辩称，不戴头盔的驾驶员提高了所有人的保费。实际上，应该完全反过来说才对。那些选择戴头盔的人释放出他们在意安全的信息，从而降低了他们的保费。强制戴头盔的做法剥夺了安全骑车的人们显露他们特质的机会。

如果保险公司愿意为戴头盔的驾驶员提供保费上的折扣，那些优惠不仅因为头盔本身体现的安全特质，更是因为驾驶员所流露的重视安全的特质：他们不会在车流中任意穿梭，也不会酒后驾驶。如果法律规定所有驾驶员都必须戴头盔，设计保费时还是会考虑到这么做的好处，但驾驶员的谨慎性格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如果戴头盔成为一种强制措施，驾驶员的保费很可能会整体上涨。

保险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投保人总是比保险销售员知道得更多。如果你在自己的房间铺满电路，再盖上地板，只有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保险经纪人却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可能只会好奇，为什么你突然提出要买3份火灾险。信息不对称常常引发出人意料的后果，其中一方总在费尽心思猜测另一方究竟隐瞒了什么。

有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保险行业的存亡。我们将投保人的风险等级分为1到10级，5级为平均水平。如果保险公司设计的保费反应的是平均风险水平，那么风险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投保人会感觉自己被多收了钱，或者干脆弃保。那么好吧，现在的平均风险不是5级而是7级了。保险公司提高保费试图做出补偿，就会导致风险等级为4级、5级的投保人弃保。保险公司再将平均风险水平提高到8级，于是引发另一轮保费上涨，这么恶性循环下去，总有一天根本没人会来投保。

如果保险公司可以正确判断每个人所处的风险等级，就可以分别向他们收取相应的合理保费。这么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投保人无法判断自身所处的风险等级，那么风险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投保人就不会弃保。同样，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投保人总比保险经纪人掌握更多情报——整个行业才存在崩盘的风险。

还有令事情更加糟糕的情况。人们可能在投保后甘愿冒额外风险，比如，房屋主人投保后不再使用警报系统，买了保险的司机反而开快车。如果了解所有信息，保险公司可以阻止类似行为，甚至中止继续为他们提供服务，但保险公司并非无所不知。它们只能寻找其他方式。

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保险公司协助客户规避风险。汽车保险公司可能很愿意补贴你的防盗装置，医疗保险公司毫无疑问将乐意为你提供健康饮食和身体锻炼的资讯，火灾保险公司会免费赠送你灭火器。然而，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想买灭火器，保险公司送给你一台，你可能也会将它拿去旧货市场出售。

雇主往往不太清楚员工在忙什么。如果你没有观察的方法，就无法对业绩做出正确的奖励。

劳动力市场充斥解决激励问题的各种机制。我任教的大学“提供”给我一间办公室，但不允许我将办公室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很多情况下，这种规定是没有“效率”（efficient）的。我有些同事完全在家里或者图书馆工作，他们一定很乐意收取一些报酬，将自己的办公室改造成汉堡王（Burger King）餐厅（如果汉堡王的客人太吵而令提案无法获得批准，改造成电脑专卖店也可以）。这么一来，学校可以省钱，教授的工作效率也不会受到影响。这样的结果可以说皆大欢喜，但除了一点小瑕疵：即使身为教授，有些人的品行也并非无可挑剔。比如他们本来的确使用办公室，但出于金钱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效率。如果大学可以分辨他们，以及对工作效率降低做出惩罚，就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很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埋头干活，但决不会告诉院长——因此，我们就只能接受不完美的办公室规定。

许多公司都为员工购买超出法律规定额度的医疗保险。公司常常愿意支付500美元购买医疗保险，却不会直接给你涨500美元工资。一开始，这种做法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给员工现金呢？他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呗。部分原因可能是员工比较喜欢获得不用纳税的好处，而工资需要纳税。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医疗保险能够提高生产力。如果雇主很容易观察到员工的生产力并且对此做出奖励，员工就可以用奖金购买足够的医疗保险。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员工的福利待遇可能是奖励优异表现的最好方式。

比如你是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员工，你总会发现一些能够令公司省下100美元的地方。如果你需要为这件事付出小小的努力，而上司根本不可能留意到，你也许会想那就算了吧。

公司希望对员工的激励措施能够“对症下药”，因此不断寻找合适的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利润共享。但是，在一家拥有50万名员工的公司，利润共享并不是一种好方法。如果公司将利润100%平均分配给员工，你只能得到五十万分之一。除非GE对自己的员工了如指掌，否则只有一种机制可以确保激励方式绝对正确：每位员工从公司利润中获得自己年薪100%的奖励。如果GE今年的利润是10亿美元，那么每个人——从董事会主席到值夜班的员工——恰好为公司赚到10亿美元。这么一来，你为公司节省的每一美元都进了自己兜里，于是就会采取每项成本合理的措施来改善企业的生产力。

这个方案有个小问题，只要公司的员工多于1人，就无法达到收支平衡。但是，问题很容易解决。新年伊始，每位员工为自己的工作投资一笔大额预留款项[1]（earmarked）来弥补公司利润与工资间的差异。每个岗位都有固定价值，因此每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长此以往，每个岗位获得的收益正好是利润与工资间的差额。

这种方法绝对是解决实质问题的理想做法，但每个人都认为它匪夷所思。为什么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家大型公司如此操作，这就是它不具备可行性的最好证明。然而，这不足以令我们停止思考其中的缘由。如果我们在将来要设计一套更完善的机制，不是应该停下想一想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有一种解释显而易见——但它远远不够。通常而言，人们的第一个反对来自：“流水线上的工人怎么可能付得出10亿美元购买他的工作岗位？”我的回答是，他可以借钱。于是人们接着追问，他怎么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信贷额度？

乍一看，这个反问几乎无懈可击，但只要仔细思考一番，就会发现它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工人没能借到10亿美元，他至少可以借到一部分钱。如果GE不愿意将你的工作岗位标价为10亿美元，并在年底分给你公司的全部利润，至少能够以某个（远低于1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你的岗位，并在年底按照相应的比例分给你公司的利润。这种方法谈不上完美，但聊胜于无。

如果你的理论是借贷能力在阻碍计划实施，那么根据它应该能够预测员工将尽其所能地贷款，部分参与到这项计划中。实际上，员工并没有这么做。你的预测失败，因此理论也就不成立了。

还有另外一个难处，不怎么明显但同样难以忽略：“岗位承包计划”（buy-your-job program）对员工的激励一针见血，对股东却不堪设想。由于拥有50万名员工，公司每赚到一美元就要付50万美元工资，但如果公司不赚钱，就不需要支付工资。

在股东影响公司决策的情况下，这种激励机制的后果简直是灾难。员工工资完全与利润挂钩，但管理层却在想尽一切办法降低利润。没有人会愿意购买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可以采取新型公司结构解决这个问题——避免股东在任何层面插手管理决策。即便如此，有些寡廉鲜耻的股东还是可以收买核心员工，要求他们不必热心工作。

这其中有个教训：你因为解决一个问题而想出的办法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产生。股东的确无法完全观察到工人的表现，但工人反过来也无法观察到股东的行为。在信息交换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出其不意的解决方法。

“岗位承包计划”与一种谜题存在异曲同工之处。10个人去餐厅用餐，而且这家餐厅无法出具分开支付的账单。餐厅的甜点很贵，没人认为它值那个价钱。如果要甜点，每个人都坚称只会付十分之一价格，给出的理由却各不相同。无论如何，他们按照各自的意思要了甜点。每个人都吃了甜点，因此每个人都为10份甜点的价格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但他们明明原来都不愿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性结果呢？

解决方式是，每个人都支付全价账单。现在，点一份价值10美元的甜点，你要付的不再是1美元而是10美元，除非你真的愿意出这么多钱，否则就别吃。当然，餐厅因此得到了十倍的利润。于是，经理会付钱让你来餐厅消费。这么一来，餐厅其实损失了它的超额利润[2]。（只要存在超额利润空间，其他餐厅就会向你提供更好的优惠。）

完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它堪称完美，但还不算。你的一位朋友从洗手间出来，经理悄悄把他带到一边，塞给他20美元让他要了甜点。

为什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水这么高？为什么股东每年都批准向收入最高的员工发放高达4 000万美元的补偿福利（compensation package）？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补偿福利都包括“黄金降落伞”条款[3]？这看起来就像在对失败者做出奖励。

早在1990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on）和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在着手研究此问题时改变了提问方式。他们问：“为什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水这么低？”

当时，詹森和墨菲发现，管理人员的薪水其实与公司的表现没什么关系。他们令公司赚到1 000美元，预期的回报可能只有3.25美元。研究者认为，股东的回报虽然远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们的回报与公司表现更加休戚相关。

从某种程度而言，詹森和墨菲算是“得偿所愿”。过去30年来，CEO的薪水水平增长了6倍。增加的部分大多采用的是股票期权或者限制性股票[4]的形式（要求管理人员长期持有股票）。至少在这些方面，做出的补偿更多与他们的表现挂钩了，但其中依旧存在鸿沟。为公司赚到1 000美元（或者作为惩罚，令公司多支出1 000美元）的回报大致翻倍了，从3.25美元上涨到了约6.50美元。

这引发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工资上涨这么多，得到的回报依旧与他们的工作表现不成正比？

首先谈工资：有些人发现，补偿福利大幅提高是因为企业任人唯亲。他们指出，管理人员的薪水结构一般由他们在福利委员会的朋友制定。后者可能更看重朋友间的情谊，而非他们对股东的责任。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问题，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任人唯亲的问题直到现在才演化得变本加厉？

另外一些人指出，CEO薪水水平增长6倍与公司规模扩大6倍相匹配。这听起来不错。杰出的管理者现在打理的公司规模是以往的6倍，因此他的价值增长了6倍，于是就应该获得6倍的薪水。

还有一些说法认为，全球化进程激化了公司间的竞争，从而提升了管理技术的价值。好吧，的确有证据显示面临激烈竞争的公司，员工薪水增长最快。

但是，该怎么解释管理者的表现与他的回报之间的关系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是股东的失误。如果接受这种解释，就必须牺牲以经济学眼光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在一个人们不停犯错的世界，经济学家也绝不可能满足于“因为有人犯错，所以才会如此”的解释。我们应该尝试假设人类的行为都在为自身的目的服务，并且指出究竟是怎样的目的。

以下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对股东而言，管理人员不过是他们想设法激励的另一位员工。但是在他们身上，还需要额外鼓励一种特质——冒险精神。股东一般都看好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那是因为他们的投资十分多样化，如果这个项目失败，股票会变得一文不值，但对他们的整体投资组合而言，失败完全在他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相反，管理人员则不同。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全部事业投入一家公司。风险出现时，他们会小心评估，谨慎度日。在股东眼中，这不是好的做法，更不会加以鼓励。于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管理人员的表现，对他们的过分谨慎做出惩罚，但如果股东需要监视管理人员的一举一动，为什么还要雇这些人呢？实际上，股东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以执行他们喜欢的决策。

这种解释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绕回解释表现与回报间的关联。耐克公司董事会主席批准开发一款由火箭推进的跑步鞋，但项目失败了，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股东很难分辨：是这个想法自一开始就蠢透了，还是它值得冒险但只是失败了。如果是第一个原因，他会想解雇这位董事会主席；但如果是第二个原因，他又不想使惩罚太过严厉——这会对下一任董事会主席释放出负面信号。因此，弄砸了的公司员工们领了一大笔补偿金，退休了。这种做法常引来媒体的嘲弄，但这完全出于缺乏常识。经济学家总是坚持从当下的疯狂举动中寻找启发，而不像记者总是对自己不能立刻理解的事物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

因此，项目承担的风险终于兜了个大圈子解释了“黄金降落伞”条款。同样，还要兜另外一个大圈子才能回答我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水这么高？记住，股东希望管理人员承担更多风险。鼓励人们冒险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他先富裕起来。同样是失业，与操心将孩子送进大学的人们相比，千万富翁们要顺其自然得多。如果你希望公司董事会主席批准研发一款由火箭助推的跑鞋，就先要让他放松下来。在这件事上，支付高薪相当有效。

公司管理人员的高薪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媒体要么冷嘲热讽，要么诟病对他们决策失败的惩罚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这种轻蔑的反智主义言论总令我惊骇不已。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我们拥有质疑能力。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答案往往从信息不对称的观察出发，公司管理者很清楚他们做出决定的基础，但股东只能靠猜。于是，后者只能通过不那么完美的激励方式引导管理者的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高薪是鼓励冒险的最佳激励方案。以上不是对此问题的完整分析，但至少说明对它进行分析并非不可能，而且十分值得我们在其中花费一番精力。

有一系列相似的逻辑谜题。有人来到一座岛屿，岛上只有骗子和诚实的人两种人。骗子只说谎话，诚实的人只说真话，但很难区分他们。解决方法往往是根据岛上人们的说话方式进行判断，或者设计一个问题帮助你了解一些隐藏信息。你碰到岛上的人，分辨他是不是骗子的最简单问题是什么？“你是个骗子吗？”——完全不奏效，因为不管诚实的人还是骗子，他们的答案都是“不是”。最常见的提问方法应该是：“2加2等于几？”

我问过自己4岁的女儿同一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真话，就不和你做朋友。”我意识到，就解决逻辑谜题而言，她的年龄实在太小了。

如果与你打交道的人掌握了更多信息，有两种方法可以消除你的劣势。首先，设计鼓励正确行为的机制：卖保险时给非吸烟人士折扣、赠送灭火器，或者设计能够发挥有效激励作用的薪酬体系；其次，设计能够让信息自动浮现的机制。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发现了大量诱导人们自己释放信息的机制。

约瑟夫·康德拉（Joseph Conrad）的小说《台风》（Typhoon）中，船员都将金币储藏在船上保险箱的私人盒子里。暴风天气时，金币从盒子里掉落出来，混到了一起。每位船员只知道自己有多少金币，但不知道其他人有多少，船长的任务是将金币正确地归还到每个人手中。

看似很棘手的问题吧？其实解决方式十分简单：让每位船员写下自己拥有的金币数，收集纸条，按报数分发金币，但得提前告知，如果纸条上的金币数相加与船长手中的金币总数不符，他就干脆将所有金币抛下船。

这种解决方式是一套复杂理论的精简体现——“真相并非难以企及”。故事中，船长掌握一则关键信息：他知道金币总数。它告诉我们，即使决策者一无所知，他依旧有很大机会设计出一套机制，帮助他了解真相的全貌。

昨天夜晚，我的太太和我无法决定看哪部电影。我们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谁）想看《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另一人想看《女生联谊会的美女粘球》（Sorority Babes in the Slimeball Bowlorama）。我们一致同意观看由意愿较强的那个人选择的影片——使用金钱来衡量。于是，问题从选择哪部影片变成了决定谁的意愿较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都很乐意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

我们是这么做的：各自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报价，出价高的那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影片，但必须向输掉的一方做出全价补偿。

我的心理价位是8美元。由于获胜意味着我必须全额支付太太的报价，因此如果她的数字低于8美元，我很乐意获胜；但如果高于8美元，我也很乐意认输。这么一来，就可以保证我的出价正好是8美元。换句话说，我那纯粹的自私反而令我做出了绝对诚实的选择。我的太太也是这么做的。意愿较强的那个人最终获得了影片的选择权。

由于这个方法太好用，我们决定更加频繁地使用它。我们没有将钱捐给慈善机构，而是将它们交给一对相熟的经济学家夫妇。反过来，他们也这么做，将他们的钱交给我们。通常而言，只要假以时日，各自手中持有的金钱就会慢慢趋于一致。使用这个方法，没有人会沦为输家。

经济学家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总是很困惑，为什么其他人不采用这种方法来决定观看哪部影片呢？

[1] 预留款项指指定用途的款项。——译者注

[2] 超额利润（excess profits）一般指经济利润。——译者注

[3] “黄金降落伞”条款指公司需要给被解职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大笔补偿金。——译者注

[4] 限制性股票（restricted stock）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给予激励对象的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译者注

第4章

无差别原则：

谁在意清洁的空气？

你愿意住在旧金山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郡[1]？旧金山是魅力四射的购物天堂，拥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气候宜人，还有金门大桥公园。林肯郡的特色是壮观的老建筑，而且价格仅相当于旧金山的一居室公寓。你可以选择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海鲜，或者选择拥有自己的一方空间。

每过几年，《居住评级年鉴》（Places Rated Almanac）就会发布美国最宜居城市的报告。旧金山的得分主要来自它的大都市魅力，而林肯郡则依靠低廉的住宅价格吸引眼球。研究者主要按照大家普遍看重的条件进行排名，比如教育、气候、高速公路、公共交通网络、安全和娱乐设施。但其实，他们将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同质化了。作为读者，我们也十分认同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如果假设正确，你的品位又不算独树一帜，大可以省下一笔买年鉴的钱。实际上，如果将所有因素纳入考量，各个城市都应该具有相似的吸引力。如果不是，大家就都搬去最宜居城市了。

如果旧金山比林肯郡好，林肯郡的人们都搬去旧金山。他们的大规模迁徙会抬高旧金山的房价，但压低林肯郡的因素，反而扩大了林肯郡的相对优势。不久后，两座城市要么变得同样魅力四射，要么林肯郡彻底变得无人问津。

实际上，许多人情愿住在旧金山，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愿意留在林肯郡。与《居住评级年鉴》的预期相悖，那是因为不同的人在意的是不同的事情。如果你的品位别具一格，特别喜欢爬陡坡，那么住在旧金山可能会生活得更开心；不过如果你与大部分人对爬坡的观感一致，就没有必要以此作为选择城市的理由。因为其他与你品味相似的人会蜂拥至旧金山，推高那里的房价，直到抵消它的地形优势。

这就是无差别原则（Indifference Principle）：除非你在某个方面十分特别，否则替代方案也不会太糟糕。可能你对切达干酪的喜爱多过菠萝伏洛干酪，但如果所有邻居都与你一样，切达干酪的价格就会不停上涨，以至你情愿买菠萝伏洛干酪。好在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形形色色的地方与他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使得我们总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收获。无差别原则告诉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斩获来自我们最独树一帜的地方。

在明朗的夏日，你情愿逛商场，还是参加户外复古周末聚会[2]？如果你和多数邻居的选择类似，那么大家的选择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如果聚会比商场更有意思，人们就会去聚会，直到人群摩肩接踵，令去商场反而变得有意思起来。

在落雨的夏日，你情愿逛商场，还是参加户外复古周末聚会？答案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选择与多数邻居一致，大家的选择就都很有吸引力。由此得出了一个有些令人惊讶的结论：如果商场在下雨天和晴天一样好，那么户外复古聚会在下雨天和晴天也一样好！淋得浑身湿透的劣势，一定可以与不用人挤人的优势相抵消。

再强调一次，这不适用于有特别偏好的人。如果你是所有邻居里唯一一个想淋雨的，下雨天你还是会去户外复古聚会。另外一方面，如果每个人都喜欢淋雨，下雨这件事并不会让复古聚会变得更有意思——相反，这会把聚会搞得拥挤不堪，最终抵消掉它本身带来的乐趣。为了让一种活动比另一种活动对你产生更大吸引力，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有些与众不同。

独具一格的品位是一种优点，别具一格的天赋亦是如此。蒂姆·林瑟肯[3]能够大把赚钱不是因为他本身是一名优秀的投手，而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投手都更优秀。相对而言，大家都具备的能力无法换来丰厚的回报。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导演的电影《无线电时代》（Radio Days）中，有一个角色没什么特别手艺，但他想成为一名黄金雕刻师，因为那样他就可以偷偷收集起雕刻产生的黄金屑，发一笔横财。但他忽视了收集黄金屑的机会成本。如果这么简单，一定会吸引其他没有手艺的人也投身黄金雕刻行业，继而降低回报或者令工作条件变得苛刻，直到黄金雕刻生意与其他选择相比再找不出什么优势。

哪种生意可以赚到更多钱：开汽车旅馆还是加油站？大部分情况下，它们的生意应该差不多。否则，汽车旅馆就会被改装成加油站（或者相反），直到两门生意的利润相当。[4]实际上，这种说法假设了（很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人既能够经营加油站又能够经营汽车旅馆。但这不适用于创立了连锁汽车旅馆“莫泰6”的企业家保罗·格林（Paul Greene）与威廉·贝克（William Becker）。同样，它也不适用于可以逗乐旅客或者压低洗衣价格的汽车旅店老板。这些技能都不能使用在经营加油站上。如果某个城市审批汽车旅馆执照格外严格，也不适用以上说法。但在以上所有案例中，经营利润都会涌向那位拥有独特技能或者独特资源的经营者：与众不同的视野，别具一格的才能，或者稀缺的汽车旅馆执照。

哪种选择更好：参加总统竞选还是不参加？总有候选人在一开始时持观望态度。如果每位候选人都抱持势在必得的信心，其他人也会考虑“入闸”，从而拉低获胜概率，直到最后加入的那位候选人其实资质平平。（许多大腕政客在宣布参选前总会花大把时间试水，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现代政治竞选中，性丑闻已经成了一张常规牌。即使从未当众出丑的候选人也会惴惴不安地度过数个不眠之夜，总担心会被揭发出私生活的细枝末节。评论人士认为，这种趋势必定对候选人不利——听起来有理，却未必正确。如果没有性丑闻，会有更多候选人跃跃欲试，这一定会损害已经宣布参选的每一位候选人的利益。[5]

警察会对毒贩和妓女进行周期性打击，谁受到的伤害最大？既不是毒贩，也不是妓女。大多数毒贩没什么特殊技能，不管是贩毒还是扫大街，彼此大同小异。打击贩毒不会冲击到对清洁工的需求，因此也不会改变对毒品交易的需求。相反，这会导致有些人“金盆洗手”，从而推高毒品价格。而获得的额外利润，正好可以对入狱的风险做出恰到好处的补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打击贩毒最大的输家不是毒贩，而是花了更多钱购买毒品的人。[6]

如果获得理发师执照需要支付数千美元参加强制培训，谁会为这些钱买单？绝不是理发师，而是在理发师和其他优先选项间无所谓的那个人。将有些想成为理发师的人挡在门外的同时，培训费得以维持在某个水平，而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顾客头上。

“尊重、提拔与进步洗碗工兄弟会”（BREAD, Brotherhood for the Respect, Elev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Dishwashers）鼓励在餐厅就餐的人们摒弃传统做法，将小费付给后厨的勤杂工。如果这个组织成功扭转公众态度，受益者会是谁？肯定不是勤杂工。勤杂工的日子与守门人的差不多，但守门人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如果勤杂工可以收小费，那么守门人就会转行做勤杂工。很快，他们的工资就会出现相应调整，肯定都会缩水。守门人前赴后继转行做勤杂工，直到勤杂工从餐桌上得到的额外好处彻底消失。

那么谁是受益者呢？如果勤杂工的工资减少，你可以猜到，最大的赢家其实是餐厅老板。但这也不对。因为餐厅老板的日子与鞋店老板的差不多，而鞋店老板的收入并没有增加。付给勤杂工的工资减少了，餐厅利润就会增加，于是卖鞋的就会开始经营餐厅。接着，菜单定价下调，利润开始萎缩。鞋店老板前赴后继转行经营餐厅，直到每位老板从勤杂工的工资里省下的钱完全被收银机吐了出去。

如果每顿饭付给勤杂工5美元小费，他们的工资就会以每顿饭5美元的比例下调。接着，客人每次点餐都会减少5美元预算。如果他们的预算只减少4美元或者3美元呢？餐厅就能在这场博弈中获利。然而，只要有鞋店老板排队想经营餐厅，餐厅老板就不可能成为赢家。谁受益了呢？谁也没有。由于菜单定价下调，客人付的小费最终又回到了他们手里。没有任何人的财富发生了改变。客人或许想对勤杂工表现得慷慨些，但无差别原则破坏了他们的美意。

只有领固定薪水且具备特殊才能的人可以避开无差别原则。增加对演员的需求不会使演员受益，因为会有更多新人加入这行。但对本·斯蒂勒[7]的需求增加，本·斯蒂勒可以从中获益，因为他是一种固定资源：只有一个本·斯蒂勒。本每拍摄一部影片的收入可以达到数百万美元后，其他如饥似渴的演员就会开始模仿他的特质，但他们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如果科学家拥有将一个人复制成另一个人的能力，只会出现更多本·斯蒂勒的复制品，这反而令本·斯蒂勒本人成为独树一帜的资源。

无差别原则告诉我们，所有经济收益都会流向固定资源（fixed resource）持有者。一位个性讨喜的勤杂工能够挣到高出平均水平的小费，从而使他免于受到小费文化改变的影响，他的个性就是一种固定资源。如果许多勤杂工都具有这种个性，就不会再产生任何经济上的回报。

美国制定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来调控烟囱和机动车尾气排放问题。2011年3月，负责执行上述规定的EPA（美国国家环保局）发布了对未来几年成本与收益的预估报告。根据EPA的说法，到2020年，《清洁空气法》每年将对美国人（老板、供应商、员工和顾客）造成约650亿美元成本——平摊到每个家庭约为450美元。换句话说，每个家庭在利润下滑、工资下调和价格上涨中蒙受的损失刚好是450美元。但同时，EPA估计，到2020年，《清洁空气法》每年带来的收益将飙升至2万亿美元（主要是对健康状况的改善）。于是，上述成本就被抵消了。观察人士如果缺乏质疑精神，就会误以为呼吸新鲜空气的人都可以分享到《清洁空气法》的好处。换句话说——人人都可以。然而，呼吸能力不是一种固定资源，还是那句话，众人皆有的能力通常无法获得巨大回报。

如果每个呼吸着清洁空气的人不是受益者，那么受益者究竟是谁呢？理论告诉我们，去找固定资源拥有者。最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是房东。雾霾消失，是时候涨房租了。

《清洁空气法》是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经济体内一项盘根错结的立法，如果要追溯它波及影响的每一个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伊索[8]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现实中的细枝末节可以转化为基本事实，再通过最简单的故事表达出来。伊索将它们称为寓言，经济学家将它们称为模型。现在就让我来试举一例。

寓言1：双城传说

位于锈带[9]中心地带的某处有两座小城市：清洁市（Cleans-town）与格兰维尔市（Grimyville）。两座城市居民的所有日常活动——购物、工作、逛公园——同样快活。只有一个例外：呼吸。格兰维尔钢铁公司需要为此负责。在格兰维尔市，人们从不可能像清洁市的人们一样，每天一醒来就有清洁的空气可以吸入肺中。格兰维尔市的居民不仅知道他们的呼吸出了问题，他们甚至无法多吸几口气——格兰维尔市居民的平均寿命比清洁市的居民少10岁。

为什么还会有人住在格兰维尔市呢？理由之一：房租更便宜。一套同样的房子，在清洁市每年的房租为1万美元，在格兰维尔市只要5 000美元。那5 000美元差价足以让一部分人决定留在格兰维尔。如果实在不行，人们就会离开格兰维尔市，这样租金就会继续下跌。年轻人决定在哪儿落脚时，需要在两座城市间做出权衡。他们既喜欢清洁市的空气，但又喜欢格兰维尔市的房屋租金。

后来，格兰维尔市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要求格兰维尔钢铁公司采取大范围反污染措施。很快，格兰维尔市的空气就会变得和清洁市一样清新。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格兰维尔市的房租会上涨到与清洁市一样的水平。

最终，格兰维尔市的人会搬去清洁市。这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改善吗？当然不是，因为如果他们喜欢清洁市，打从一开始就会选择住在那儿。

而那些盘算该在哪儿落脚的年轻人完全没有从《清洁空气法》中获得任何好处。早些时候，他们还可以在清洁市和格兰维尔市之间做选择。现在，他们只能在两座清洁的城市中选择了。他们既没有比之前活得更差，但也没能活得更好。

整件事中，唯一获益的是在格兰维尔市拥有房产的人，现在他们可以收比从前更高的租金。《清洁空气法》向格兰维尔钢铁公司征的税，最后都平摊到了全体格兰维尔市的房东头上。

结论显而易见，但老实说，这样的讨论有些过于简单化。当我们说清洁市的人和格兰维尔市的人一样，其实暗示了每个人面对的都是同样的状况。而现实世界复杂得多。可能有些人出于特别的理由，只想住在格兰维尔市。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可能会将《清洁空气法》作为筹码，兑换更高的房租。于是《清洁空气法》通过时，他们就成了赢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还是老格兰维尔市好，因为他们的空气明明比邻近其他城市好一些。当格兰维尔市成了清洁城市，他们就是彻底的输家。提出与众不同的诉求也可以是一种固定资源，这关系到它的提出者究竟分享到了经济收益还是蒙受了经济损失。

如果在没有房产的格兰维尔市居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清洁空气法》的效果将很难评判，它将以正面方式影响一些人，以负面方式影响另一些人，说不好哪种影响会占优势。但是，如果如格兰维尔市的媒体所言：“所有人在呼吸清洁空气时都是平等的。”那么最后受益的只有房东。如果每人每年消费清洁空气的价值为5 000美元，那么为清洁空气立法就会导致房租每年上涨5 000美元，其中的好处都会去了房东口袋。

格兰维尔市的《清洁空气法》预计每年将耗资1 000万美元。这是一种隐形税收。乍一看，格兰维尔市的房东将斩获所有好处，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税，因为整个分摊过程不需要与回报发生任何直接关系，房租的涨幅可以高于1 000万美元，也可以低于1 000万美元。

这项公共政策的目标似乎变成了令在污染地区拥有房产的人更加富裕，但考虑到所有人都热衷于为清洁的空气立法，我就不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了。如果格兰维尔市提高的房租收益超过1 000万美元，市议会的做法就堪称明智；但如果提高的房租收益只有800万美元，市议会的做法就可能成了一种错失良机。它们不一定非要通过《清洁空气法》，它可以每年向格兰维尔钢铁公司收900万美元，再把这些钱分给房东。

如果这样，不仅钢铁公司交的钱少了，对房东也有好处。对其他人而言，它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反正他们既没有从《清洁空气法》中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它还具有直截了当和坦荡的优势：没有人能再假装为特殊利益立法是出于服务公众或者其他更崇高的目的。这倒真正成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格兰维尔市的房东能够攫取《清洁空气法》带来的所有好处，是因为他们的房子是唯一的固定资源。持有固定资产令他们不易受到经济环境变化的波及，还给房东在游说政府时增加了额外优势，以争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变。

纵观世界各地，农民总能从政府得到慷慨的补助。美国政府定期向农民拨款，让他们空出土地休养生息，却从没有人提出要给旅馆老板拨款，让他们保留一些空房间。为什么做法不同呢？有些人认为，农民已经成功将家庭农场的浪漫主义资本化。可家庭农场真的比街角的小杂货店更浪漫吗？为什么我们要补贴小农场，维系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却让小杂货店在一片怀乡之情中悉数倒闭呢？

无差别原则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汽车旅馆老板和杂货店老板才不顾农场主的游说功夫，他们十分清楚能从政府得到补贴的机会相当有限。如果汽车旅馆让房间空着，刚开始房价可能会上升，但很快会出现新的汽车旅馆。不久后，汽车旅馆这行就不再像从前那么能赚钱了。汽车旅馆不是固定资源，因此没有理由比加油站更赚钱。但是，如果农场面积固定，农场主至少可以部分豁免于无差别原则的影响。即使他们得到补助，也不可能用来开辟新农场。因此，如果经济状况发生改变，农场主就存在受益的可能，这就值得他们为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改变而做出努力。

我的目标是通过三步阐释来完成论证，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步。第一步是提出无差别原则：当一项活动比另一项活动更具有吸引力时，人们会做出改变，直到两者的魅力趋于一致（或者直到每个人都做出改变）；第二步是上一步的必然推论：只有固定资源才能产生经济收益。在缺乏固定资源的情况下，无差别原则不会使任何一方受益。

这又推出了最后一步，也是我的第二个寓言：如果固定资源不属于任何人，它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就会打水漂；如果唯一的固定资源产生的利益不属于任何人，就不存在实际的利益。

寓言2：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

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坐拥一座美丽的城市公园。一到周末，人们都喜欢去那儿野餐、徒步旅行和玩垒球。尽管公园很受欢迎——气候宜人的周六下午，几乎所有人都去那儿——但它足够大，从不会人挤人。

斯普林菲尔德的人们没有其他娱乐方式，人们很喜欢公园，但总有人说我们该尝试些新玩意儿。几年前，市议会响应公众需求，批准修建一座市立水族馆，财政主要从税收中拨款，建成后供人们免费参观。

后来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已经投入运营，它确实是首屈一指的好地方，展览办得寓教于乐，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挤了。

斯普林菲尔德是个同质性比较强的地方。每个人的爱好都差不多，生活际遇也差不多。如果我们想搞清楚水族馆怎么影响斯普林菲尔德，只要关注它怎么影响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典型家庭就可以了。

辛普森一家就是斯普林菲尔德的典型家庭。上个周六，父亲霍默·辛普森（Homer Simpson）提议大家一起去水族馆，而不是与往常一样去公园野餐。但他的儿子巴特（Bart）很快就提醒父亲，去水族馆要排很久的队，实在不是令人愉快的体验。几番争论后，一家人同意先开车去水族馆看看，究竟要等多久才能买到票。如果排队时间少于45分钟，他们就留下参观水族馆；如果超过45分钟，他们就去公园。

辛普森一家没有学习过任何经济学理论，对无差别原则完全摸不着头脑。整个斯普林菲尔德的家庭，都与辛普森一家一样，可以接受在水族馆排队45分钟。买票的队伍一缩短，就有新的家庭加入进来；如果售票处有任何意外受阻，排在队末的人们就干脆放弃等待。水族馆的排队时间总维持在45分钟。这一点，倒出乎了辛普森一家的预料。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留下，于是干脆抛了个硬币决定去留。

有些时候，水族馆的排队时间并非恰好45分钟。比如有一个周六，下雨了。下雨天的公园没平时那么有趣，因此辛普森一家情愿等90分钟去参观水族馆。他们到了那儿，队伍刚好要排90分钟。他们只得又抛了一次硬币。

说白了，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上毫无建树。辛普森一家排了45分钟队参观水族馆，从中得到的乐趣并不比去公园多一点，但也不少一点——水族馆建成前，他们早就习惯了去公园度周末。在已有选择和无关痛痒的新选择中，你的乐趣并不会比先前增加一些。

辛普森一家没法从水族馆获益是因为他们没有固定资源。唯一的固定资源是水族馆本身，而水族馆“属于”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人。因此，没有人可以分享它的收益。

斯普林菲尔德的人们花了100万美元修建水族馆。100万美元中的每一分钱都是完完全全的浪费。如果市议会决定花100万美元买金条，再将它们全部倒进大海，人们既不会比现在开心一点，也不会比现在懊悔一点。

斯普林菲尔德的市长或许对隔壁格兰维尔市的人们心生同情，但他们的做法在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格兰维尔市的《清洁空气法》将成本转嫁到本地生意人身上，而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的成本则出自本地纳税人。这两宗案例中，收益都不符合预期。格兰维尔市立法是为了惠及每一个人，但真正的获利者是房东；斯普林菲尔德水族馆是为了惠及每一位参观者，但谁都没从中捞到好处。

这么说来，斯普林菲尔德犯的错误比格兰维尔糟糕多了。至少，格兰维尔的房东很开心。

斯普林菲尔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格兰维尔市的房东有权对他们的房产收租，斯普林菲尔德可以指定一个人征收水族馆的门票钱。

打个比方，出于不可告人的理由，市长的兄弟被选为好市民代表，接手水族馆。时不我待，他立刻推出了10美元家庭套票。

门票将如何影响辛普森一家呢？自然，水族馆不如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辛普森一家愿意排队的时间从45分钟下降到10分钟。他们的邻居也是如此。最后，排队时间真的只需要10分钟。现在，去水族馆虽然要花一点钱，但节省了时间。这么一来，水族馆与公园比起来又成了相同的选择——既没有好一些，但也不差一点。辛普森一家现在对水族馆的态度与原来如出一辙。

缩短排队时间，但多花点门票钱，对辛普森一家来说实在不算什么。对他们的邻居也是如此。门票如果会影响到某些人的幸福，那这个人就是市长的兄弟。如果要在以下两者中做出选择，水族馆依旧免费开放但对市政运作毫无益处，或者允许市长的兄弟出于个人利益运作水族馆，否认后者只是种小家子气。

必须承认，市长的兄弟没有过人之处；任何人都可以收门票。或许市议会应该考虑为自己收门票，再将门票收入用于改善城市服务以及降低税收。这么一来，在不出现成本补偿[10]的情况下，就能惠及斯普林菲尔德的每一位市民。这里出现了一种人们梦寐以求的罕见情况，而且它几乎无法通过经济政策实现：一顿真正的免费午餐。

市议会的另一种选择是对水族馆进行拍卖，将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么做，依旧是一顿免费午餐。拍卖获得的钱可以投入有益的事业，而新买家收益最大化的做法除了令自己更富有，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任何人。

固定资源——特定地域的土地、一座与众不同的水族馆、别出一格的技艺，或者独特的品位——会对它的持有者产生经济效益。如果不存在持有者，就不存在实际收益。无差别原则告诉我们，所有收益都会转化到固定资源拥有者的手中，要么就白白浪费。经济学家倾向有人获益总好过白白浪费，因此认为产权制度是件好事。

经济学家喜欢寓言。寓言不需要真实性，甚至不需要现实到具备重要寓意，就像乌龟与兔子从未进行过赛跑。尽管如此，“从容不迫，胜券在握”依旧是意义深远的一课。格兰维尔市和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都脱胎于复杂的现实。现实中的分析更为纷繁复杂，如果将复杂性暂时抛开，就可以令简单但重要的事实浮现出来。无差别原则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大量成立条件——正如在特定状况下，心神不定的敏捷可能会败给坚持的日积月累。尽管如此，它提供了一种入手方式，我们假设人们总是大同小异的。如果我们正确，就能够获得令人眼前一亮的结论，如果我们错了，它将会引导我们继续发问：“这种状况在本质上与格兰维尔市和斯普林菲尔德市存在什么差异？”对答案的寻找是一种启蒙的体验。一则好的寓言总是包含有益的寓意，而有益的寓意往往具备建设性，无论它在每个细节上是否都能保持真实。

[1] 内布拉斯加州首府，位于美国中部大平原。——译者注

[2] 复古周末聚会是美国人的“文艺复兴节”，许多地方都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人们可以穿着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服饰一起狂欢。——译者注

[3] 蒂姆·林瑟肯（Tim Lincecum），效力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旧金山巨人队（San Francisco Giants），被视为当今大联盟最优秀的年轻投手之一。——译者注

[4] 如果加油站比汽车旅馆更赚钱，汽车旅馆就会开始改建成加油站。随着加油站的增加，汽车旅店数量的萎缩，汽油价格随之下跌，旅店房价随之上升，继而减少开加油站的利益驱动，增加开汽车旅馆的利益驱动。这个过程会不断持续，直到两种生意的利润趋于一致。

[5] 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那些与众不同的候选人，他们要么藏了太多事，要么实在没什么好藏的。

[6] 如果你足够聪明，可能会联想到毒贩去扫大街，清洁工的薪水就会降低，但这简直错得离谱。毒贩“转行”后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营生，他们对那些行业的薪水造成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7] 本·斯蒂勒（Ben Stiller），美国演员、导演，成名作有《王牌特派员》、《拜见岳父大人》系列、《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等。——译者注

[8] 伊索（Aesop），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寓言家。——译者注

[9] “锈带”指美国东北部各州，东起俄亥俄州，西至艾奥瓦州，北至密歇根州。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中心。——译者注

[10] 成本补偿（offsetting cost）指交易发生一段时间后，才产生的相应收入或利益。——译者注

第5章

模拟人生的电脑游戏：

学习生活的真谛

当今有个十分普遍的趋势，如果你想让学生学习什么，最好将它设计成某种电子游戏。他们可以在虚拟市场中扮演CEO、铁路大亨，或者好莱坞大佬，使用股票或者债券维持公司运营、追加投资、创造价值，以及服务客户。

这些游戏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一般来说，也不是我们想教的。游戏往往排除了现实中的庞杂细节，但这不是问题，有时甚至还是个优点。我们剔除现实中不那么重要的方面，才得以将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我想让学生了解汽车售价如何影响钢铁价格时，并不在乎位于印第安纳州盖瑞市的钢铁厂是否距离底特律的汽车工厂252英里。

游戏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它的计分方式，它只考虑利润，将其余一切弃之不顾。提取概念没错，但它与我们所知的人们为之努力的一切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

如果由我来设计一款“经济学游戏人生”的游戏，我要让游戏使用现实中经济学家衡量成功的方式：是否成功并非单单取决于你所持有的资产或者生产力的多少，还有你一路走来感受到的乐趣。

游戏会使用打印优惠券的方式作为奖励回报，玩家可以在现实中用它们换取真实物品：电影票、比萨，一位你心仪已久的高年级学长或学姐的吻。你可以在得到优惠券时就使用它，也可以将它们存起来，或者从其他学生那儿借优惠券。直到某一天，短信通知你，你的角色已经死亡，你的所有积累都将被转移给设定的继承人，你至此将被剥夺所有消费机会。

就是这么简单。你不会因为玩游戏而得到一个分数。没有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没有人告诉你，你做得好极了还是糟透了。你活过，现在你死了。如果你玩得不错，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你觉得没必要费劲儿钻研玩法，那也无所谓。[1]

学生可以从这个游戏中得到许多收获。他们将学习到，你的成就高低不是靠与他人比较得来的，而在于你对自己的满意度；他们将学习到，在游戏中可以有许多赢家，一位玩家的胜利不需要建立在任何人的失败上；他们将学习到，努力工作就会有回报，但你也需要花时间投入其他事务，以及不同的人将各自决定要为了什么而付出；最关键的是，他们将学习到，消费与享乐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不是累积与拼命工作。

我念大学时有位朋友，他的父母总担心他的生活缺乏目标。一次，他的父亲来看他。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他的父亲问道：“米奇，对未来10年，你有什么打算吗？”米奇缓缓地，有些故意地回答：“我想成为——一位消费者。只要我有能力，我想尽可能体验所有消费，越丰富越好。”我想，米奇一定会是我设计的这款游戏的热心玩家。

我还想设计另一种版本的游戏，学生可以生产供他人消费的产品。一个班级的学生制作布朗尼蛋糕，另一个班级的学生洗衣服，学期过半，我会降低交易难度，让一个班的学生和另一个班的学生交换为对方服务。

这个游戏的“国际版”可以传达两则十分有益的教训：其一，交易开拓机遇；其二，交易能够产生收益不是因为你将商品卖出去，而是因为你买到了商品——这一点更重要。出口是国际交易中相对不利的一面。你享受的不是为另一个班级的学生洗衣服，而是品尝他们的布朗尼蛋糕。

无论哪个党派的政客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小布什政府放宽对日本小货车的进口限制时，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抱怨，美国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布什回应，他的举措将帮助美国产品在日本打开市场。显然，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美国人购买日本小货车得到的是什么：是日本小货车！销售是一种必要的痛苦，购买才令一切变得值得。

不要以为我是个表面固执但内心变通的经济学家，私底下认同生活比经济学模型更能说明问题。相反，我设计的“经济学游戏人生”是对经济学家所拥护价值的认同。所有主流经济学模型都假设人们努力是为了更多消费，更少工作；所有主流经济学模型都坚信经济政策至少协助人们达成以上两者之一的目标才算成功。在经济学标准中，一项只鼓励人们辛勤工作，但到死都将财富揣在口袋里的政策无疑是失败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政策专家”。他们评判问题的标准常常只有生产力、产出和工作投入。这些所谓专家的分析虽然使用了经济学术语，却忽视了它们应用时的语境。经济学家认为，那些人对生产力的痴迷既怪诞又病态。“政策专家”希望美国人去世时家私万贯，经济学家希望美国人去世时心怀安乐。

实业家出身的政客罗斯·佩罗（Ross Perot）受到十分极端的“专家主义”影响，号召美国人只生产电脑芯片，而不是薯片。即使我们认为美国人从电脑芯片中获得的利润比薯片更为丰厚（这当然不是实情，问问菲多利公司[2]就知道了），这种观点还是忽略了生产薯片需要的劳动力更少但需求更大的事实。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3]那么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应该被送去集中营强制劳动。如果集中营的大部分劳工会罢工，就该停下来好好思考那些草率做出的决定，以及将生产力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做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11年，在持续争辩5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5年中，反对者警告该协定会导致美国工资和就业双降。而多数支持者则不断提出反驳，从而守住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更好的回应应该指出，该协定可能令商品价格降低以及令美国人消费到更多种类的商品。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使美国人少一些工作，多一些消费，那么美国就是赢家。

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我设计的游戏还有另一大美妙特色：它没有开发成本。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让学生明白，他们——正如你一样，已经是玩家的一员。

那么，祝大家好运。

[1] 拥有超过2 000万玩家的“第二人生”就是一款没有预设目标的在线游戏。玩家在里面做生意，雇用劳动力，在市场贩卖和销售商品，从没有人告诉他们究竟是赢是输。

[2] 菲多利公司（Frito-Lay），母公司为百事公司，旗下品牌包括奇多、乐事、多力多滋等。——译者注

[3] 制造电脑芯片所需的技术也应被纳入考量之中。

第二部分

正义与邪恶

第6章

明鉴是非：

民主的雷区

与我一起吃午餐的一位朋友言之凿凿地认为，相对富人的收入，他们只缴这么点税实在太不公平。我不太明白她说的“公平”是什么意思，于是问了十分具体的问题：假如杰克和吉尔从公共水井里取了相同体量的水。杰克的收入是1万美元，缴百分之十的税，也就是说，为水井出资1 000美元；而吉尔的收入是10万美元，缴百分之五的税，也就是说，为水井出资5 000美元。不公平在哪里？

我的同伴下意识地说，她从没有在这种条件下思考过她的答案，因此突然有些茫然。对此，我毫不介意，因为我花了相当长时间，在这种条件下就问题进行过许多思考，依旧不太清楚自己的答案。我不太愿意对税收政策的公平性轻易下判断，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无法在只有两个人和一口水井的世界里说清楚公平是什么，怎么可能在一个拥有3亿人口和提供成千上万种政府服务的国家里断言公平是什么？

虽然从没有在抽象层面上思考过“公平”，我的同伴打算直接对具体案例做出评判。即使她无法给出确切定义，至少在问题出现时，她应该很有信心将它们分辨出来。可如果她真的能够甄别其中的公平性，她就应该能在杰克和吉尔的世界中分辨出来。

她所缺乏的，其实是一套道德哲学[1]。有许多道德哲学思想可供我们选择，而我认为经济学的论证方法是甄别它们优劣的最好工具。对任何道德哲学的检验，最初都是在虚拟世界的经济学模型中进行的——这个世界中，所有细枝末节都能够以一览无余的形式呈现，但这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可能。

基于此，如果给我一个向总统候选人提问的机会，我的问题很可能是这样的：

你认为哪一种世界更美好：每人每年赚4万美元的世界；还是四分之三的人每年赚10万美元，其他人赚2.5万美元的世界？

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候选人倾向哪个答案，我都不会判他一票出局，但我倒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提起了他的兴趣。

那些真正有机会接近总统候选人的记者似乎对医疗资源分配或者工业政策很有研究，但他们总是追求掌握大量细节，而不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见解。他们对知识的探究方式令人们对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做法信心倍增，却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成就置若罔闻。总统候选人知道记者会抛出怎样的问题，并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阐释自己的医保计划，兜售其中的好处，但如果我有机会继续提问，它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认为医保法案是件好事？

他可能会再一次滔滔不绝地复述起医保法案的优点，听得我快打起瞌睡。他耐心地回顾方案中最显著的优势，换句话说，完全忽略了问题本身。

政策分析的首要原则是，你不能只靠罗列优点来证明政策的可取性。（同样，你也不能只靠罗列成本来否决一项政策。）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可以就任何政策讲出几个优点。如果你要为一项政策辩护，任务不是阐明它的好处，而是它的好处多过坏处。

如果你认为某项目将带来更好的效果，至少在暗中，你已经对基本的道德哲学问题做出了站队。说得更直接点，问题其实就是：什么是“更好”？

打个比方，候选人的医保方案可以将额外增加的10亿美元医保费使用在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上；但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纳税人将为此多缴15亿美元税款。这个方案将带来更好的结果吗？它完全取决于你所谓的“更好”是什么，以及增加的成本要为收益买单的标准是什么？

现实世界中，有价值的政策提案必须包括多方位的权衡（trade-offs），需要考虑不计其数的人口将蒙受的巨大损失或者得到的显著收益。任何信誓旦旦说着我们权衡过得失的人，都应该弄清楚对方案中令穷人增加10亿美元财富，而令富人损失15亿美元财富将做出什么回应。任何经过深思熟虑，明白其中潜在意义的人，一定知道仅需要关注利益分配的世界只存在于幻想中。

政策制定者需要使用抽象的方法，令自己的脑袋暂时摆脱纷繁复杂的现实。在纸上写下过多“利”与“弊”很容易让人走神，也早晚会让我们忘记，究竟需要多少“弊”才能在价值上超过一种特定的“利”。我们可以委任专家来估计成本和收益，但如果成本用苹果表示，收益用橘子表示，单凭计算并不能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掌握所有事实后，还是需要一套道德哲学思想来协助我们做出选择。如果我们无法将虚构的收入分配问题转化为一个简洁、抽象的问题，怎么可能找到有效的原则，引导我们对医疗资源分配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医保方案绝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客缺乏道德哲学依据的孤案。乔治·布什执政时期，他不时声称要通过降低利率来减轻年轻购房者的负担。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人都知道下调利率会减轻购房者的负担，但同时心知肚明，这种做法会对储蓄养老金的人造成致命损害。只让人们将眼光放在单一收益上，却忽略其他方面，这跟撒谎没什么区别。如果有政客试图就下调利率给出合理理由，他不仅需要解释为什么这对贷款者有好处，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它在帮助贷款者但同时损害借款者的情况下依旧有好处。换句话说，他需要捍卫的是一种收入分配方法优于另一种的理由。如果他对“更好”的收入分配方法缺乏大致构想，就没有权利宣称该如何调节利率。

与我的午餐同伴以及诸位前总统不同，我仍旧不太明白什么是公平。然而我坚信，经济学能够阐释这个问题。

极端民主是确保公平的一种方式，因为掌权的永远是多数。但是我相当怀疑，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是否完全服从过多数原则（majoritarian principle）。我从未听说有人，或者我期待认识的任何人，或者试图认识的任何人认为，如果51%的人决定挖出剩下49%的人的眼球取乐，我们应该服从多数。多数主义者往往被以下概念吸引：个人权力不可剥夺，或者仅可在特定条件下做出妥协。基本上，美国宪法就是按照这种机制运作的。它是多数原则的一种制度化体现，同时又列明了特定以及不可剥夺的权利。

多数原则存在一个问题，它无法处理多项选择的情况——谁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多数派。可能不会有人愿意采纳这样的国家经济政策：得到4%选票的政策胜出，从而淘汰掉剩下32种各收到3%选票的政策。

任何投票方式都必须考虑到如果出现多个选项该如何处理。如果有数项政策，或者数位候选人可以考虑，我们应该先举行一场预选，让得票最多的两方或者三方继续对决？还是举行一场循环赛，两两对决后，胜出的一方与第三方对决，直到场上剩下最后一人？还是人们不仅可以做出第一选择，而且可以做出最优的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十个选择，再评估是否会出现绝对胜出的情况？

如果在上述选项中随意挑选一个，结果通常不会令人满意；用说不太清楚的标准挑选一个，结果也不会好到哪去。更系统性的做法是列出投票过程中不可取的情况，继而缩小这份名单，避免出现缺陷。

第一，在全体一致喜欢廷克（Tinker）多过钱斯（Chance）的情况下，大家一致同意：如果廷克参选，钱斯就不该获胜。如果规则可能导致钱斯意外战胜廷克的情况出现，就该被事先排除。因此，我们就排除了类似“选票垫底者获胜”的愚蠢规则。

第二，投票结果不应该取决于出场顺序。这条规则排除了循环竞争。运气差的候选人可能在最初几轮登场，与后上场的候选人相比，他们存在更高的出局机会。

第三，没有获胜机会的第三方候选人不应该影响两两对决的结果。这条规则排除的是“简单多数原则”（plurality rule）。在此原则下，一位候选人的获胜机会可能会因为第三方候选人吸纳其对手的选票而大大提升。

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写下民主投票中的一系列合理要求。它们包括我在以上提到的三点。接着，阿罗发现，能够满足所有条件的选举方式其实极为有限。因此他得出结论——基于纯粹数学计算——唯一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方法是只选择一位投票人，然后将所有选票交给他处置。唯一“民主”的投票方式竟然背弃了民主的初衷——沦为选出了一位独裁者！

阿罗的发现，一定会令深信存在完美民主投票程序的人们停下脚步，思考片刻。但对我而言，这远远不足以使我对民主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它提倡的个人权利不可剥夺。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无法保证民主必将带来好处，那么又怎么能继续回避什么是所谓“好处”的讨论呢？

多数人较为温和的选择，是否应该压倒少数人带有强烈意愿的选择？很多人不同意，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此类结果。经常有人说，我们的共和制政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激烈的少数派可以组织起来，对他们的代表施加压力，而多数派由于漫不经心，所以不会为此浪费精力。这种说法看起来有其合理性，但它的合理性光环并非一把保护伞。怎么才能证明共和制政府一定会产生好的结果呢？首先，你需要一套关于政治、政客和压力集团[2]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y）。（所谓实证理论，我指的是在不评判可取性的前提下，能对结果做出预测的理论。）你的这套理论可以十分准确地预测政客的行为：比如，“政客最大化连任前景的行为”“政客最大化在任期间权力的行为”“政客提携朋友的行为”，或者以上行为的总和。经济学理论将协助你从一系列假设中推导出合理的后果，从而令你得以在各种状况下对立法结果做出预测。通常，在将它运用到现实世界前，你会希望先对它做一番检验，以免自己的信心过度膨胀。

其次，你需要明确陈述什么样的结果可取。比如，少数派究竟需要多大规模或者多激进，才值得推翻多数派的选择？类似“非常大和非常激进”的回答都是不合格的。这种明确性必须能够转化为数字，才能形成一套对照于实证理论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规范理论描述什么可取，而非必然会发生什么。

最后，你可以将实证理论预测的结果，与规范理论得出的达到理想结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做比较，尝试发现其中的一些重合之处。你将再次运用到大量理论，而且很可能需要运用恰当的数学计算方式。

压力集团的实证理论研究尚处于萌芽期。过去30多年来，不少论文尝试过讨论这个主题，许多都十分有意思，但没有一篇具有盖棺定论的效果。即使实证理论足够强势和成熟（现在完全不可能），我们依旧需要另外一套规范理论告诉我们，正在运行的系统是否可取。我们总是不断回到相同的原点：需要一套道德哲学协助我们明辨是非。

现在，对民主，对有限民主，或者对民主的变形该如何选择，已经成了一个道德哲学问题，至少我们需要一套十分基本的道德哲学。实际上，有不少道德哲学思想可供我们挑选。不过，这并非结果主义哲学（consequentialist philosophy）。它在评估政治运作时，仅采取任意标准（arbitrary standard）来评判其内在价值（比如“民主是好的”），而非它的结果是否令人类幸福。以上我列出的研究可以如此概括：首先决定民主的结果，其次决定上述结果（与民主自身的概念相反）是否可取。

许多常见政治叙述使用的哲学思想是非结果导向的（non-consequentialist）。我们以具体规则作为标准，选择应该争取何种“权利”，而非它们所导向的结果。堕胎辩论本身——不论游说“生命权利”，还是“选择权利”——引起的公共兴趣远超过它的结果。

经济学家不反对任何一种主张权利的哲学，但结果也很重要。如果可以采用系统性的方式看待它，我们将获益良多。我们在意的结果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至少在原理上，幸福不难被量化。比如，我们很清楚杰克比吉尔更幸福意味着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比较嗤之以鼻，声称杰克的幸福与吉尔的幸福就如完全不同的商品，不可以拿来比较，但为了能使我们的讨论推进下去，请暂时放下这些疑虑。

如果幸福能够量化，就很容易列出一张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结论清单（使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规范性标准）。比如，结论之一：为最不幸的人类谋求最大的幸福。如果幸福等同于收入，这意味着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世界，比一个由部分富人和部分穷人组成的世界更幸福；但这同时意味着，如果底层人群可以受益，人类就可以容忍存在不平等，一个收入不同但最穷的人也有饭吃的世界，比人人都挨饿的世界好。

另一种规范性标准是，将人类幸福总量最大化。这么一来，我们的道德哲学包袱就重了一点，因为我们不仅要比较杰克与吉尔的幸福，还要分别给他们打分。比如，给杰克4个单位幸福与给吉尔10个单位幸福（总共14个单位）的世界，比给杰克6个单位幸福与给吉尔7个单位幸福（总共13个单位）的世界美好。如果你可以理解数值量化的方法，就不难理解总量最大化。

第三种规范性标准是将人类幸福的乘积最大化。这会使一些先前的判断发生调转。现在，给杰克4个单位幸福与给吉尔10个单位幸福（乘积为40）的世界，不如给杰克6个单位幸福与给吉尔7个单位幸福（乘积为42）的世界美好。

不论上述方法各自的优点是什么，它们都需要一套清楚的道德底线作为支撑，而不是我们经常听到但其实毫无意义的“追求最高效益”。（你会将4万美元分给以下哪种人：四分之三的拥有10万美元的人，还是其他拥有2.5万美元的人？哪一种是“追求最高效益”呢？想必你的答案与我一样）这种方法依旧高度抽象，在相当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应用到高度模式化的虚拟案例中。但正如我先前所说，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高度模式化的虚拟案例，就不可能理解整个世界。

这些标准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它们做出选择似乎是十分武断的决定。谁可以决定幸福总量最大化好，还是幸福乘积最大化好呢？我可以提供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列出规范性标准所需满足的一些合理要求。比如，如果存在令人们幸福的可能，必须在规范性标准中得到论证。这就排除了“总是试图让最不幸的人保持最不幸的状态”或者“将人类幸福总量最小化”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要求，规范性标准必须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该考虑白人的利益多过黑人，或者考虑女性的利益多过男性。

如果我们能就几条合理要求达成共识，只需要纯粹的算术就能为我们列出将使用到的所有规范性标准。然而不幸的是，即使在合理要求上取得一致，最常见的状况仍然是没有任何规范性标准可以同时满足他们。这就将讨论引向了“在所有合理要求中，你可以放弃什么？”的讨论。我们比较在意人人平等，还是比较在意论证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可能？算术将协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权衡取舍。它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满足特定标准，就必须舍弃。

但是，这种方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它只是将讨论带向了更高层次。根本不存在判断幸福总量的方法好，还是幸福乘积的方法好的基础。然而出于本能，我们认为还是人人平等比较好。这种明确的倾向，再加上一些纯粹的理论，将最终决定我们选择哪种规范性标准。

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最早由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提出。他受到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公平理论的启发。在罗尔斯或者海萨尼看来，我们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块面纱之后，对一切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在面纱后，我们知道自己将决定某人的命运，他可能成为地球上任何一种生命。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只能在面纱后做出选择，而且对方仍愿意降生到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公平。

罗尔斯主义者认为，如果我们对个人情况完全不知情，才可以对世界该有的样子形成共识。对实际行为的观察，将协助我们预测人们的共识。我们知道，如果人们得知购买保险可以应对毁灭性灾难，他们通常会这么做。据此可以推出，如果我们知道有方法可以应对生来愚蠢、残疾，或其他不幸遭遇，我们也会这么做。躲在面纱后，就是这种保险：我们一致认同，生来富有、智慧、健康的人，必定会将他们的所得分享给其他人。由于在面纱后，所有人都愿意签下这种契约，因此罗尔斯主义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实践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这种观点具备许多优点。

然而，罗尔斯本人走得更远。他相信，对基本自由达成共识后，我们会集中精力让最不幸的人快乐起来。说得极端点，我们会选择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供养亿万富翁的世界，直到不幸的灵魂挨饿致死。

罗尔斯和罗尔斯主义者发表了大量说辞，表明我们在面纱后形成共识的假设是合理的。

相反，经济学家采取了定量研究方法。回到这一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你愿意生活在每人每年赚4万美元的世界，还是四分之三的人赚10万美元，其余四分之一的人赚2.5万美元的世界？它等同于：你愿意每年赚4万美元，还是愿意用抓阄的办法决定你的薪水——缸里有三只球写着10万美元，另外一只球写着2.5万美元？为了避免给出投机的答案，我们可以参考现实生活中面临相似选择的人们的做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他们的选择，而非仅靠猜测。

现实世界中，存在不少类似的情况：人们选择工作时会考虑薪水，也会考虑其他条件；人们决定该购买多少保险；人们决定该将退休金拿来购买收益相对稳定的债券还是投入股市。观察人们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可以预测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继而可以预测他们在面纱后做出的选择。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实验比我上述所说要复杂得多——尤其你面对的是政策研究，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分析。比较两种税收方案的好处时，首先你要预计每种税收方案的最优、次优及次次优诱因将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接下来才能进一步问该选择哪一种。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很有诺贝尔奖获奖潜质。

尽管“面纱标准”有许多优点，它在面对一些关键道德问题时依旧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我们不知道面纱后的人究竟是谁。最常见的答案告诉我们：是“每一个人”。但有时候，“每一个人”比它听起来更为令人不解。人们应该在屠杀海豹后将它们的皮制成衣服吗？我得知我将以人类的生命诞生在地球上时，会给出一种答案；得知我将以海豹的生命诞生在地球上时，会给出另一种答案。堕胎行为合法吗？我在面纱后做出选择时，依据的标准很可能是我会不会以“流产婴儿”的身份降生在世界。但面纱后面究竟是否可以出现“流产婴儿”这个身份，其实是在讨论我们是否视它们为人类。而这又似乎将我们带回了尝试解决的问题的起点。

我相信，对符合某些特性的标准与面纱的讨论，将在极大程度上协助我们厘清一些思路，揭示出隐藏的矛盾。但我十分怀疑，对规范性标准的选择最终是个品味问题。而这个事实又会引发另一个有趣的悖论。

请允许我使用一个非常极端以致有些轻佻的案例来阐释其中的悖论。假如我们一致同意使用规范性标准制定政策，目标是让世界上最不幸的那个人尽量幸福起来。经过大量调研，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不幸的人，于是问他，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让他开心起来呢。他的回答是，他情愿生活在一个规范性标准不适用于为最不幸的人找到快乐的世界里。

如果他这么认为，就不可能继续使用规范性标准。后者唯一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放弃它。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一致同意将人类幸福总量最大化，结果却发现令我们幸福的方式是一致同意不要将人类幸福总量最大化。再一次，我们的结论与目标产生了矛盾。

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算术证明几乎所有规范性标准必定会陷入某种悖论[3]。但如果我们可以舍弃悖论，规范性标准就会立刻将选择缩小到可控的范围，比问题刚被哲学化时简化得多。

这种悖论十分令人玩味。它揭露出，个人品味竟然在道德行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纯粹的理论却在讨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实际上，这是因为道德行为本来就是一种个人品味，而纯粹的理论只能帮助我们揭开悖论，排除一系列无法在实际中运用的规范性标准。

如果你在经济学家中进行一项调查，或许会发现还有一种我没有提及的规范性标准。这种标准常以经济效率或者收益成本分析的面目示人。我认为值得用下一章来好好讨论。

[1] 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亦称作伦理学。——译者注

[2] 压力集团指致力于对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策方向的社会组织或非组织的利益群体。——译者注

[3] 在我的论文《规范性标准方法论》（On the Methodology of Normative Economics）［《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中，可以找到相关论述。

第7章

税收为什么存在弊端：

效率的逻辑

税收存在什么问题？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缴税实在令人提不起劲；但另一种不言而喻的答案是，征税很有意思。由于付出的每一美元等于收到的每一美元钱，你肯定会赞同：利与弊相互抵消了。

收税者从你这里获得一美元钱，将它作为社会保险开支给了我母亲，你如果会为此抱怨几句，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作为本人，当然更在意自己的母亲而不是你）会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件事。经济学研究无法评判究竟是你，还是我的母亲更应该得到这一块钱，对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亦如此。金钱转移的过程本身没有好坏。

税收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付钱，而是我们总想方设法避开它。避税要付出代价，而且不会产生抵销收益。

用购买凉鞋打个比方。比如，它在网络上卖40美元。尽管如果它卖50美元，我也很乐意付钱。我花40美元买到这双凉鞋，就像凭空赚到了10美元。更妙的是，没有人因为我的收获蒙受任何损失。因此对整个世界而言，它的价值增加了10美元。这增加的10美元——我愿意支付的价格与我实际支付的价值之间的差价——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现在，如果对那些凉鞋征收6美元消费税，我还是会买它。我的财富会比现在减少6美元，但有人会因此得到6美元。可是，如果对凉鞋征收12美元消费税，我就会因为不想付消费税而干脆不买这双凉鞋。这样，我就失去了10美元消费者剩余，而且没有人能从中获得好处。毫无疑问，这是个坏结果。

即使征收非常小额的消费税，都可能影响一部分人购买凉鞋的意愿。他们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也被称为净损失）,因为它不会产生抵销收益。

征税的弊总是大过利。为了得到一美元，就必须从某人那里拿走一美元。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影响某人不再多买一双凉鞋、修建一座房屋，或者加班工作。当政策的弊大于利——即产生无谓损失——我们就认为它没有效率，会反对它继续执行。

唯一可以完全避免无谓损失的税种是人头税（head tax）。它是每个人都必须支付的定额税种，与收入、资产、购买力或者任何纳税人可控的能力均没有关系。理论上，经济学家十分推崇人头税；但在实践中，我们意识到它在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时总是显得十分极端。

因此，不管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想因为人头税而面对十分极端的财务状况，就要承担一些无谓损失。但是，一种税收制度导致的无谓损失可能比另一种要严重得多。当某种政策导致了格外庞大的无谓损失，经济学家就会开始寻找替代方法。

分析的关键在于衡量个人收益与损失。比如，什么是关税对进口汽车的影响？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政策分析者也许会评估它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政府的贸易与财政预算赤字。那不过是个开始，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完全偏离了重点。它没能提供权衡得失的标准。（汽车工人就业率下跌3%与汽车价格下调3%之间如何比较？贸易逆差减少10亿美元意味什么？）它甚至没能提供确定何为利弊的标准。（国内汽车制造的增长如果需要伴随巨大的能源消耗，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经济学家通过观察政策如何影响个体来处理这些问题。（当然，个体会受到汽车行业利润与政府财政赤字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是要将它们纳入考量——但只是作为中间步骤。）作为处于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我们要问：关税令他获得了收益，还是蒙受了损失？获得多少益处，蒙受多少损失？这些收益与损失包含在消费者剩余的变化、生产者利润的变化、关税收入产生的支付成本，以及其他一切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因素中。我们将赢家获得的收益相加，输家蒙受的损失相加。如果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我们就倾向认为政策可取。如果输家的损失超过赢家的收益，我们就宣布存在无谓损失，政策没有效率，再视无谓损失的规模来判断政策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

必须指出一点，不要犯非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总是过分强调纯粹物质化的因素。当我说将一切对个人存在价值的因素纳入考量时，我一定说到做到。

假设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Mobli Corporation）在偏远地区获得一项石油开采许可，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微不足道。但一群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却声称，得知油矿将被从它们自然存储的地方挪走，对他们的个人平静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他们提起一项诉讼，试图阻止埃克森美孚的进一步行动。以经济学效率的冷血逻辑分析，哪一方应该获胜呢？

在冷血的经济学效率逻辑中，我们并不具备回答问题的足够信息。如果埃克森美孚继续行动，赢家将是埃克森美孚的股东、员工、供应商和客户。输家将是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效率标准告诉我们，衡量收益与损失的依据是支付意愿，随后将两者的总量进行比较。[1]

一位能够从项目获益50美元的股东可能愿意支付50美元支持埃克森美孚获胜。这等同于为开采石油投下50票。一位坚定的反对者也许愿意支付3 000美元令己方获胜。这等同于为禁止开采石油投下3 000票。

一位当地失业者可能会支持开采石油。如果胜诉，他也许能在艾克森美孚找到一份年薪3万美元的工作，但他不会投下3万票。他乐意付出一些代价获得那份工作，但一定不愿为了一份工作倾其所有。假设他愿意支付1万美元获得工作（这等同于他对年薪的最低预期是两万美元，不能再少了）。因此，同意开采石油的一方可以再加上1万张选票。

原则上，关心结果的每个人都可以按其支付意愿贡献一定数量选票。按照定义，最有效率的决定来自得票最多的一方。

埃克森美孚公司与它的反对者之间的抗争，涉及的正是经济学家反对没有效率的核心。一个没有效率的决定常常无法令每个人都开心。假如人们愿意为了支持石油开采支付1 000万美元，为了反对石油开采支付500万美元，但法官最后决定反对开采，就是没有效率的做法。其实，有一种方法能够令双方都收益：批准开采，但支持开采的人们需要向反对开采的人们支付750万美元补偿他们的失望情绪。

这项裁决中，支持开采的人们获得了价值1 000万美元的收益，但只支付了750万美元；反对开采的人们得到了750万美元来补偿500万美元损失。实际上，通过精心安排征收和分配补偿，（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确保每个支持开采的人恰好支出所获收益的75%；每个反对开采的人恰好获得对损失150%的补偿。如果举行一场公投，需要在上述方式与法官的实际裁决间做出选择，投票者肯定会一致同意推翻法官的裁决。

在双向选举中，如果有提案连一票都无法获得，它一定存在严重缺陷。在经济学上认为没有效率的提案往往会在双向选举中输给设计合理的提案。

没有效率就是不好这种观点，并非等同于有效率就是好。但由于有效率是没有效率的唯一替代，经济学家还是倾向有效率的方案。

如果在投票中，我们并非将支付意愿作为依据，上述说法就无法成立。我们不妨一试：假设石油开采获得批准，支持开采的人们得到1 000万个“幸福单位”（不用在意它的含义），反对开采的人们失去500万个“幸福单位”，但法官的决定是反对开采。我认为裁决十分糟糕，因为我可以想到令两者都更开心的裁决。然而，我的论证根本行不通。说来说去，我的论证究竟是什么呢？批准开采，但将750个“幸福单位”从同意开采石油的人们那儿转移到反对开采的人们那儿？这项提议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转移“幸福单位”。论据之所以无法成立，就是这个原因。

然而，我很清楚如何转移金钱。有效率就是好的论证只适用于该效率能够用金钱衡量的情况[2]。

这种论证方式（至少）存在两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其中一种完全偏离了讨论，但另一种值得拿出来讨论一番。它的第一种缺陷是，有人认为法官并不拥有神通广大的能力，无法猜测工人的支付意愿，更别提让他评估主张矿权的激进分子为保留油田的支付意愿。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与我们的讨论毫不相关[3]。法官的确有力所不及的时候，但他至少应该具备甄别能力。问题不是“政策是否应该总是有效”，而是“我们是否应该尽我所能地设计有效率的政策以及利用已知的信息”。

第二种缺陷更值得讨论。一位候选人可能在选举中败给另一位甚至不存在的候选人，但他犯的不一定是致命性错误。在我所举的例子中，法官必须在支持或者反对开采中做出裁决。他不太可能既赞成开采，又制订一套复杂的补偿方案。反对开采的立场因为不及另一种立场，就该遭到一票否决吗？如果遭到一票否决是因为没有效率，又如何论证胜出一方的效率呢？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问题很棘手。因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太情愿将效率视为通向终极之善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大部分经济学家大致同意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效率应该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经济学家看待普通问题时往往采用非同寻常的视角。比如，我们一向热衷于辩论军事人力成本问题。美国上一次执行义务兵役制是在40年前，[4]但总有人认为应该尽早恢复。最近一次出现在2010年。美国国会讨论了一项法案，每个美国成年人都要以某种军事或非军事形式为国家服务。

评论人士总是认为，义务兵役制尽管有弊端，但至少比募兵制省钱。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士兵的薪水来自纳税人和公司的裤袋，现在到了募兵制士兵的口袋里。那笔钱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社会的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手里。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转移过程本身并不是净支出。

维持一支军队的支出与年轻人逃避兵役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当。这种机会成本[5]可以用年轻人加入军队的支付意愿来衡量。技工、学生，或者冲浪运动员加入军队，他们就失去了修理汽车、继续学业，或者追逐更富激情事业的机会。这些机会成本当真消失了：世界上，良好运行的汽车数量减少了、成熟学者的数量减少了，生活的乐趣也减少了。[6]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失去的机会成本就是代价。经济学家认为，它们也是唯一的成本。

假设一位年轻女性愿意为3万美元报酬成为士兵，如果她被征召入伍，没有任何回报，她就失去了价值3万美元的自由；如果她被征召入伍，获得1.8万美元回报，她就失去了1.2万美元，而支付她报酬的纳税人失去了1.8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依旧是3万美元。如果我们将同一位女性征召入伍，支付给她3万美元报酬，正好满足了她的期待，但纳税人就要为此支付3万美元。社会的总支出成本还是3万美元。提高或者降低报酬可以转移负担，但负担的总量并不会发生改变。

驳斥义务兵役制成本低这种荒谬观点的最好方式，是假设从这位女性身上征收3万美元税金，再将它作为服役的报酬。这种做法，与将她征召入伍但不付给她报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使用的计算方式告诉你，向士兵支付报酬比通过募兵制将他们征召入伍的成本更高，这个例子应该足够说服你是时候换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了。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反复出现的争论：比如，增加国会支出。支出增加将出现两种后果。首先，它通过重新分配收入，将纳税人的钱转移到了国会议员那里；其次，它将在未来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参选议员。[7]非经济学家的观点通常认为前者不利、后者有利。但如果我们认真用效率的方法评估，必须承认第一种结果可能是中立的，第二种结果可能是不利的。

就第一种结果而言，效率的逻辑告诉我们，应该对纯粹的金钱转移保持中立，即使得到好处的是国会议员；就第二种结果而言，要记住，我们的下一位新议员可能更优秀，但同时失去了他为其他行业服务的机会。因此，如果我们的官员素质精干，法官、律师、医生或者经济学家就可能是资质平平之辈。一位优秀议员的真正成本不是他的薪水，而是他在其他行业施展卓越技能的机会。值得吗？我不太清楚。

效率的逻辑令经济学家十分厌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支取名义收入（nominal income）[8]的人是一种损失，但它的确有不少好处——而且恰恰等同于——前者的损失。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对贷款人有利，他们还款时支付的是价值膨胀的美元。但同时，它也是一种诅咒——而且恰恰等同于——债主的损失。两种后果相互抵消，在效率上恰好形成零和效应（zero effect）[9]。

通货膨胀产生的真正经济成本，正如税收产生的经济成本，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去避免的。因为通货膨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减少携带的现金，因为就算把钱放在口袋它也会不停贬值。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减少使用支票账户[10]。这为你一时兴起想吃热狗、倾盆大雨时想叫出租车，或者一整天都不想去ATM制造了麻烦；零售商店的收银机减少了现金储备，常常找不出零钱；大公司不再在手头存放大笔现金应付各种意外。如果出现意外，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金融交易手续费。这些都是无谓损失——它们没有产生任何收益。也许听起来微不足道，但美国一年3%的通胀水平所造成的无谓损失可高达180亿美元，或者说人均60美元——虽然称不上灾难，但也绝不算微不足道。

高通胀时期，无谓损失的体量可以十分庞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每个月的商品价格都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这意味在1月1日时一杯10美分的咖啡，在2月1日时要10美元，在3月1日时要1 000美元，在4月1日时要10万美元，在5月1日时要1 000万美元，在6月1日时要10亿美元，在7月1日时要1 000亿美元，在8月1日时要10万亿美元……工人每天领三次薪水，他们的妻子每天都在工厂与银行之间奔走，想尽一切办法在钱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前将它们存进银行。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是无谓损失的经典案例——而且没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留意到，经常光顾酒吧的人们常在刚入夜时就叫上好几杯啤酒——为了赶在价格上涨前。喝变热的啤酒也成了通胀的隐形成本。

好莱坞编剧与大学讲坛上的常客不时就会重新发现烧钱引发的戏剧化效果。通常，引燃火苗时，伴随的是一场激情昂扬的讲话——1美元简直连张废纸都不如。如果在电影屏幕上，它必然出自悲情角色之口；如果在大学的体育馆，它必然出自上了年纪的文化偶像之口。1美元，你不能吃它，不能喝它，也不能跟它做爱。它的消失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

有些涵养的听众也许会对上述言论感到不适，认为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却无法指出其中的致命缺陷。实际上，出错的恰恰是被他们夸大了的自我感受。讲台和银幕上的人们没有说错。你花了一晚上烧钱，整个世界还与原先一样富有。

我猜，观众的错觉可能来自好像少了些什么。他们意识到，夜晚结束，烧钱的人一定比夜幕降临时穷了几分——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他穷了几分，但他又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难道不应该也穷了几分吗？

答案毫无疑问，不是。世界没有变穷，因为没有任何价值就此消失。如果烧钱的人少了1美元，肯定有人多出了1美元。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人。

解开谜题的核心，在于认识到金钱供应大致决定了价格水平。金钱的供应量增加，价格就上涨；供应量减少，价格就下跌。1美元烧成灰，金钱的供应量减少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因此价格也下跌一点。如果只烧掉1美元，价格的下跌虽然十分微小，但依旧是下跌。那场仪式的受益者是现场持有现金的人们。当价格下跌了一点，他们口袋里的钱就增加了一点价值。

价格出现不易察觉的微量下跌，数以百万计口袋里揣着现金的人，财富都增加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如果将数以百万计的微量财富聚拢到一起，就会变得相当可观。以上案例中，它们的价值加起来刚好是1美元。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真实物品的总价值没有发生改变，也知道讲台上的人失去了1美元，因此得出结论，这1美元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古往今来，总有些古怪的慷慨人士决定将自己的资产捐给美国财政部。作为结果，我们现在或未来一定可以少缴一些税。[11]数百万美国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的税务负担都会减少一点点。但我们并不是平等享受到其中好处的，税级[12]（tax bracket）较高的人——大体上，就是最富裕的美国人——获得的收益最高。

慷慨人士其实可以这么做，将他们的资产全部兑换成现金。这一次，不是将它们捐赠给财政部，而是举办一场篝火晚会，达到的效果是同样的。千百万美国人都能够得到一丁点儿好处（这一次是通过降低物价而不是少缴税）。人们获得的好处总和刚好等同于慷慨人士的乐善好施。获得最大好处的还是有钱人，方式却更隐蔽了。因此，如果你在遗嘱里惦记着财政部，但又算是个平等主义者的话，不妨考虑一下篝火晚会。[13]

新奥尔良的一个刮风天，我手里捏着的1美元被风吹走了。当它快掉进下水道时，我试图将它紧紧抓牢。大卫·费德曼（David Friedman）——我的同伴、经济学家，那一刻，我灵魂的守卫者——挡在了我的面前。我刚与他讨论过，经济效率不仅对制定政策有益，还能够提升个人操守。以此作为标准，大卫的插手将我从不道德的做法中解救了出来。

如果我挥挥手，与这张1美元纸币吻别，其中的成本收益[14]计算如下：我失去了1美元，全世界因为价格下跌，获得了1美元。与先前的世界相比，既没有富裕一点，也没有贫穷一点。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徒劳一场。

但如果我抓住这张1美元，大约会使出价值3美分的力气。（3美分的意思如下：如果大卫出手帮我追回这1美元，而我不必亲自动手，我愿意支付给他3美分）这么一来，成本收益计算就成了：我支付了3美分，但世界既没有获益，也没有损失。而世界（包括我）作为一个整体，财富减少了3美分。因此，经济效率得出的结论是——价值3美分的无谓损失。[15]经济效率的逻辑告诉我：就让它随风而逝吧。

真的如此吗？让我来甄别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经济效率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其二，修炼个人操守时，经济效率也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考量。但是，经济学家只会捍卫第一种观点。与大部分人一样，经济学家在批评政府时总喊得很大声，但在批评同僚时总显得忸怩作态。

效率标准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成本就是成本，不论承担它的对象是谁。制定政策时，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但在处理个人事务时，考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就十分奇怪。

有过数次——正如新奥尔良的那个刮风天——我认为效率在引导我该怎么做时成了彻底的败笔。但也有一些时候，它的确非常有用。比如，我家花园的野草长势过于“喜人”，以致引来邻居的不满。于是我问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考虑除草的费用以及邻居不耐烦的程度。如果要花30美元消除邻居只值20美元的烦心，我大可以为自己倒一杯柠檬水，将烦恼抛诸脑后；如果我认为花30美元能消除邻居价值50美元的烦心，除非我将草坪修剪整齐，不然就会视自己为浑蛋。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效率计算，而且它得出了令我感觉正确的结论。但我的行动并非总能保持一致。我在购买汽车时会考虑它靠内燃机还是喷雾罐发动，的确会在意空气质量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但我必须强调，我并不在意会对他人（那些采用道德批判方式看待我以上选择的人）造成心灵伤害。我很难为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的道德评判基础。我开心会令你不开心，其实与我开心地开车令你不开心是两回事。但严谨的效率逻辑告诉我，如果我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肺造成10美元伤害，那么我就该选择待在家，而不是对你的道德情感造成10美元伤害。

我猜，自己大概并非伦理道德上的完人，而是效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最近前往波士顿的一趟旅行动摇了我的信念。

我的太太和我从丹佛启程，两人的往返机票总价不到2 500美元。我向报销费用的出版商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但他还是坚持要我们搭飞机去。尽管如此，如果要自己付钱，我一定会取消这趟行程。

这令我陷入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境地：假如往返波士顿要付300美元，航空公司的成本是200美元，但出于某种极端垄断势力，航空公司要价1 000美元。这张机票，你还应该买吗？

如果你只考虑效率，当然应该买。你买下这张机票，你的财富减少了700美元（你支付的价格与旅行的价值之间的差价），航空公司获得了800美元（机票的价格与飞行成本之间的差价），净收益为100美元。效率标准就此宣布，这趟旅行是件好事。

但我很确信不会买那张机票（因此飞行不会搅乱我的睡眠）。无论航空公司将获得多少收益，无论我的损失多么微不足道，我都不想买。因此，尽管我坚信效率总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有益作用，也常常能正确引导个人行为，但在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有益”时，我们还需要更加精细的标准。我相信，有时我们应该以高效为行事准则，有时则不必，我们只是还没弄清楚什么时候该采用什么标准。

我还是设法追回了那张1美元，完全没有顾及它将对总体价格造成的影响。我有些内疚，尽管说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

[1]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支付意愿并非用来衡量某人对结果关心程度的唯一标准。这种质疑十分合理，我保证将在之后几个段落中讨论它。

[2] 这并非否认“幸福单位”的标准没有应用性，但它的确证明了这种特定论证无法用来捍卫上述标准。

[3] 说它并非全无道理，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设计出一些十分天才的机制来揭露人们被问及支付意愿时他们的真实答案。比如，第3章结尾，我和我的太太发现，为了获得挑选电影的权利我们可以为它定价。

[4] 到2017年是第44年。1973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表示，募集的志愿兵已经满足军队需求，因此没有必要再征兵，从此开启了募兵制时代，并实行至今。——译者注

[5] 为了获得某种东西所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译者注

[6] 新的技工或许可以填补空缺，但世界就失去了他生产其他产品的另外一种可能。

[7] 实际上，第二种后果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提高薪水能够确保对职位的竞争更加激烈，而投身激烈选战的成本可能会完全抵消高薪带来的好处。总体而言，它既可能吸引，也可能无法吸引高素质的候选人。但如果只是纯粹讨论，我会认为高薪的确可以吸引到高素质的候选人。

[8] 货币量衡量的收入。——译者注

[9] 一方的收益恰好是另一方的损失。——译者注

[10] 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可以免费多次存取现金，但没有利息的账户。——译者注

[11] 最容易混淆视听的说法是，财政部因此减少贷款，于是它将来的债务（obligation）和赋税都得到了减轻。无论基于哪种假设，除非捐款令政府对开支预算做出修订，否则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减少税收。

[12] 税级也称为“个税级次”，是将收入划分为几个层级，每一层级适用统一税率。——译者注

[13]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你对所有拥有金钱的人都施舍了好处，最大赢家可能来自提着装满几百万美元现金行李箱到处旅行的人。

[14] 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译者注

[15]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快掉进下水道的是我的iPod，效率逻辑会告诉我，快点接住它。如果我挽回价值200美元iPod的努力只值3美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因为iPod不仅对我而言价值200美元，对整个世界（包括我）而言，具有同样价值。反而言之，200美元现金将在全世界产生零和效应。如果它丢了，我的财富将减少200美元，其他人的财富将增加200美元。

第8章

为什么价格是好东西：

斯密vs达尔文

我参加过一位相当杰出的物理学家举办的派对，那是他第四次举办相同主题的派对。聚会上，他将达尔文进化论与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做比较。前者认为，物种进化在生物学上遵循适者生存法则；后者认为，人类进步应该遵循经济学上使用最有效方式配置资源的法则。

我怀疑他不太懂生物学，但十分确信他不懂经济学。他提出的类比虽然听起来不陌生，却错得离谱。

生物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看不见的手”的类比。适者生存完全是另一回事，进化论既无法保证也无法产生竞争市场中的惊人效率。

雄性极乐鸟拥有极长的尾羽。在进化观点而言，它们实在长得没有实际用处，甚至妨碍了行动。极乐鸟的身体消耗珍贵的资源来维持尾羽生长，这既提高了它们对食物的摄取要求，也增加了它们暴露在敌人面前的风险。

为什么这种特质能够在自然选择中得以保留呢？实际上，达尔文主义要求我们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种特质为什么能够成为自然选择的结果？

生物学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实在令人叹服：雄鸟是为了吸引雌鸟。雌鸟总倾向选择有能力诞下健康雏鸟的伴侣，通过出众的尾羽，雄鸟展示了它们强健的身躯——它吃得很好，甚至在拖着那条荒唐的累赘尾巴时仍过得有声有色。而雌鸟正希望在传宗接代时保留这些特质，于是在挑选伴侣时会格外留意外貌。出众的尾羽具有生殖优势，因此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了下来。

现在，让我们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由于担心竞争升级，雄性极乐鸟召开了一场和平会议。一些身形较为孱弱的雄性极乐鸟提出了一套激进方案：开展一场“全球除毛运动”，所有雄鸟都必须同意立即并且永久剔除一切不必要的羽毛。这项提议的卖点在于可以摆脱狐狸的伏击，却忽略了雌鸟的感受。

现在登上讲台的是一只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雌极乐鸟（它甚至需要三位助手的帮忙才能跨上舞台）。他立刻驳回了激进方案，转而提出一套折中方案：“每个人都剪去自己一半长度的尾羽。这么一来，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尾羽最长的雄鸟依旧拥有最长的尾羽，现在最有魅力的雄鸟将来依旧能够得到最多雌鸟的青睐。同时，大家也减轻了负担，不再需要摄入更多食物，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还能降低暴露在我们‘朋友’面前的机会——比如狐狸。”

以上方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利于极乐鸟这个物种，还惠及了每一只极乐鸟。与体形单薄的极乐鸟提出的方案相比，这套方案虽然不完美，但存在讨论的余地。所谓折中方案，就是让各方都获得一些好处——除了狐狸，它们可能无法同意。

很可惜，对极乐鸟而言，这种方案永远无法实施。接下来的日子里，方案得到了进一步推动，经过修订，最终被采纳，但总有些“耍流氓”的雄性极乐鸟（毕竟事关重大，哪只雄鸟不想“耍流氓”）想方设法地逃避大剪子。只要有雄鸟怀疑大家存在作假的可能，它就会逃避，以免输给对手。即使不怀疑同类的动机，它也可能作假，以期在其他诚实的同类中“脱颖而出”。

经济学认为，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因为改变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生物学进化常常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没有这种需求。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可能缺乏效率，但不难找到效率卓著的案例，从而得以延续我们的神话。

观察竞争市场能够带来显著效率的最佳方法，是先让我们考察几宗缺乏效率的案例。比如，我们悲观地认为学生根本无法从大学学到任何东西。然而，公司还是倾向于雇用大学毕业生，因为平均而言，他们比没有念过大学的人聪明一些。念大学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聪明，但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如果公司没有其他方法辨别哪些人更聪明，他们就愿意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支付更高薪水。

上述案例中，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公司就像雌性极乐鸟，接受大学教育就像华丽的尾羽：你为看似无用的东西付出了极大代价，因为它们能够彰显你的内在价值。假如所有学生都同意只完成目前学业的一半：那些念4年大学的人现在念两年；那些花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现在花4年拿个学士学位。如果方法奏效，公司评估学生的方式并不会发生改变，但每个学生都能省下一半学费（还可以提早进入就业市场）。每个学生都能从中受益，没有人会蒙受损失。

但是，大学生就像雄性极乐鸟，经常“耍流氓”。共识破裂，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违约，从而获得额外优势。这样的结果缺乏效率，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

动物世界和人类活动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群在保护区吃草的牛，如果它们都同意今年少吃一点，草皮就能得到更好的休养，将来就有更多草吃。也许每头奶牛和公牛都赞同这种策略，但每头牲口都偷偷作弊，吃的草比配给的多那么一点，而且自以为多吃的部分对第二年的影响微乎其微。唉，牛群数量庞大。将微不足道的后果相加，到第二年每头牛都会挨饿。

理性行为并不能对缺乏效率产生免疫。我给出的每个例子，其中每一方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拥有华丽尾羽的雄鸟、延长学业时间的学生、多吃那么一点草的牛群。如果理性都无法拯救我们，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实在令人叹服——实在令人惊讶——实在令人叫好——人们竟然可以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一般情况下，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人们按照市场价生产与交易商品就能产生最有效的经济后果。经济学家提及“看不见的手”时，脑袋里惦记的就是这一点。

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形容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只顾自身利益”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往往能够“实现他预料的结局”。这样的“结局”能够惠及社会，也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效率。比喻就这么流传下来，其间遭到过的误解不计其数。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密表达的是一种宗教情操，坚信上帝正在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有一种更流行的说法，与我的物理学家朋友的观点类似：斯密表达的是个人理性。将理性作为前提，再加上无情的自然选择压力（市场竞争如是，生物学界亦如是），一定能够造福社会，并最终达到物种进化的目的。

然而，如果斯密真的如此认为，他就错了。任何一只极乐鸟都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真正想表达的更为微妙、卓越：个人理性加上竞争与价格的元素，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后果。也就是说，在没有浪费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造福每一个人。这是个平衡公式，如果只有个人理性和竞争，但没有价格，就无法达到期待的效果。

“看不见的手”并非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原理，但它的正确性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与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头工作，均成功地将它转化为纯粹的数学公式，并使用十分严谨的方式予以证明。他们取得的成就共同开启了现代经济学的序幕。

通过现代的公式，“看不见的手”有了新的名字。如今，它被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原理”——竞争市场能够有效分配资源；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存在许多不同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福利经济学第二原理认为：无论你想实现多少次有效分配，都可以从第一次合理的重新分配入手，接着让竞争市场自由调节。

公式中的关键元素以及对原理的证明都提到了市场价格。如果没有价格，就不可能期待产生有效的后果。物种进化中，不存在价格因素，因此认为生物学与经济学市场存在相似之处只是浮于表面的观察。

我也许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原理一定正确，但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价格的重要作用。接下来的几段可能比这章剩下的内容难懂一些，但如果能多花些心思，我想你不难理解它们。你的回报，将是对人类最伟大智慧成就的惊鸿一瞥。

现在让我们假设，美国农业都由你说了算。今年美国决定生产1 000蒲式耳[1]小麦，你的工作就是尽量压低小麦的生产价格。你会怎么做呢？

你应该避免：一位农夫花10美元生产1蒲式耳小麦，但另一位农夫可以花——比如4美元，就生产1蒲式耳小麦。这会导致国家的小麦供应比合理价格高出6美元。

首先，你需要展开调查，确认每位农夫生产小麦的成本。这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即使在同一片农地，每蒲式耳的成本也可能不同。我的朋友米兰达拥有一片农地。她发现生产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价格的两倍。因此，你需要收集的信息不仅是全部蒲式耳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如米兰达地里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价，而是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再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又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并以此类推。你还需要了解生产第101蒲式耳、第102蒲式耳、第103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约为多少，即使它们还没有被生产出来。[2]

好吧，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所有信息。该如何运用它们呢？

这么说吧，假设米兰达可以生产100蒲式耳小麦，你决定她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是10美元。同时，她的邻居南森也生产了100蒲式耳小麦，但你发现他生产第10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竟然只有——比方说4美元。现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命令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小麦，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从而使全国小麦的生产成本降低到6美元。

事情看起来进展不错，也许你还将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但问题是，如果数字发生了改变呢？米兰达生产99蒲式耳小麦，而不是100蒲式耳，那么你就需要知道第99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9美元。如果这时南森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比如为5美元，那么你的方法能够继续奏效，可以省下4美元。

最终，你会来到一个临界点，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两人的农地上趋于一致。那时候，你的方法就不管用了。但是，你不能撒手不管。恰恰相反，你需要重新开始，找出另一对农夫。除非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所有农田都一样，否则你的工作就永远不会结束。

你的工作就是不停重复：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你必须确保每多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在各块农田上是一致的。[3]

原理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但在实际操作时，难度堪比登天。你不仅需要知道每块农田里生产每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还要留意每次天气变化或者原料价格波动、拖拉机是否发生故障或者是否有农夫生病、卡车每次运货是否存在闲置空间（因为小麦的运输成本也是生产成本）。

那么，这里有一种更好的方案：为小麦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不管怎样，现在是由你说了算。）如果你宣布成本价为6美元，那么每位农夫都会将他的生产成本控制在6美元之内——一旦成本超出6美元，他们肯定不干。如果米兰达的第100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为10美元，南森的为4美元，你根本不需要告诉米兰达少生产1蒲式耳，南森多生产1蒲式耳。出于价格驱动，他们都会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式。他们和其他农夫不断调整，直到大家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都维持在6美元。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竟然达成了一致！这正好尽可能压低了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农夫在意控制小麦的全国供应成本——这“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却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正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他和她都带到了这一步。

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市场价格。如果不同农夫面对不同价格，整套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如果米兰达的1蒲式耳小麦可以卖12美元，而南森的只能卖2美元，那么米兰达就会生产10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但南森根本没办法生产4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蒙受节约6美元成本的损失。

在完全发挥效用的价格体系中，每个人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价格。价格体系运作良好，就能够将小麦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而且，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出于前述你已经了解的理由，它还能确保我们获得的小麦总量：既不会过多（我们本可以将资源用于其他生产活动），也不会太少（我们本可以收获更多小麦而不是其他农作物。）

让我们再进一步。一个经济体中不仅只存在单一的小麦市场，经济活动也远比生产行为复杂得多。这就是两条福利经济学原理的主旨：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包含各种商品、各式活动，而且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但是竞争市场和市场价格能够保证产生最有效的后果。[4]

世界上充满缺乏效率的浪费，人们如果没有相关经济学背景，就会将它们视作“恶性竞争”或者“市场胡作非为”。但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追溯缺乏效率的源头，就应该寻找没有被发现的市场，而不是已经存在的市场；我们应该寻找没有被标价的商品——通常而言，就是还没有主人的商品。

以污染为例。一家工厂排放出有毒气体，引起邻里间的不适。这可能是有效率的体现，也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体现。工厂对一些人有好处（它的老板、客户，或许还有一些没有与它发生直接关系的人），但也伤害了一些人（它的邻居）。原则上，我们可以使用金钱来转化所有利和弊（比如询问邻居，你愿意为工厂搬离此地付多少钱？或者工厂不搬走，它应该付给你多少钱？）。总体而言，工厂的利可能大于弊。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存在就是有效的，即使它会造成污染和其他问题。但也可能它的弊大于利。这么一来，它的存在就是无效的。

无效性的最终源头是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市场过度资本化以及盲目追求利润造成的后果。实际上，它恰恰是市场资本化不足导致的后果：因为根本不存在空气市场。

假如有人拥有工厂附近空气的使用权并且可以对它收费：工厂需要为污染付费，居民需要为自由呼吸的权力付费，就为工厂的污染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抑制因素。即使周围的空气属于工厂老板，它同样是抑制因素。因为如果空气被污染，老板就会失去将干净空气卖给邻居的机会！不管谁拥有空气——工厂的老板、邻居中的某些人，或者看不见的“空气地主”——工厂都可能停止污染行为。实际上，除非存在这种有效后果，否则工厂一定会继续污染空气。

这并非说管理空气或者维系空气市场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它是处理污染问题的可行方式。我想表达的是：缺乏效率是由市场缺失导致的。如果存在缺乏效率的现象，很可能在某处潜伏着一个缺失的市场。

人们极度觊觎非洲象的象牙，几乎将这些美丽的动物推向了灭亡的绝境。我尽管无法为此找到简单的解决方式，却很容易指出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些非洲象没有主人。只要它们有主人——无论是谁——都会确保大象尽可能存活下来，这样他才能继续做生意。人们对牛的需求远超过对象牙的需求，但牛群从未面临灭绝的威胁。关键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牛有主人。

同样，造纸公司完全有理由保护他们拥有的森林，因此这些森林不会消失。忧心忡忡的环保主义者总在提倡回收纸张，这样我们就不会砍伐更多森林。但讽刺的是，造纸公司减少对树木消耗的方式就是保护规模较小的森林。还在指望靠回收纸张保护森林的世界，树木的数量一定会减少。[5]

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罗伊·罗默（Roy Romer）（也是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的父亲）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秋日，他外出散步时发觉丹佛的每个家庭都将自己门前的落叶吹到邻居的院子里。他认为，这里一定存在许多市场，如果没人买吹叶机，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或许他的儿子应该告诉他，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市场：如果可以对邻居将你的院子当作垃圾场收费，问题很快就会消失。

但这位州长的确指出了某些关键：缺乏两种市场好过缺乏单一市场。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最好每种商品都可以找到属于它的市场。不过，鉴于根本不存在“将后院当作垃圾场”的市场，最好也人为消除扫落叶的市场。

然而，州长的说法并不能说服我。在我生活的街区，人们不会将自家的落叶吹到邻居的草地上。这么做，并不是为对方做好事，就像你不在家时有人为你代收邮件。实际上，这与市场的运作十分相似，如果你违反了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没有正式组织，市场还是会协调运作，因为它是改善每个人福利的最有效工具。

当今，我们总被提醒必须呵护脆弱的自然生态平衡，每样物种都恰到好处地存在于它的生态位上，而每个生态位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整体。但我们不妨省点心，根本不用太过担心市场的脆弱程度，因为它总在不停地自我修复，这是自然界永远无法比拟的。

[1] 蒲式耳，容量单位。蒲式耳与公斤的转换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均有区别。在美国，1蒲式耳小麦约为27.216公斤。——译者注

[2] 一般说来，数字在到达某个点前会不断上升。因此可以推测，第103蒲式耳小麦的成本高于第102蒲式耳小麦的成本，而后者又比第10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高。

[3]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术语，经济学家将在一块小麦地里每增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称为“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4] 也需要一些其他情况的配合。比如，当不同人获取的信息不同，“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发挥作用。前述大学生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比雇主更了解自己的能力。

[5] 北卡罗来纳林业协会（North Carolina Forestry Association）的问答页面上，提出了以下问题：“砍掉树木造纸会导致森林过度砍伐吗？”答案是：“不……提供森林制品的公司不仅会让树木重新长出来，甚至还会在非林地种植树木、照料植被，直到它们慢慢长成新的林地。”

第9章

药品与糖果，火车与火花：

法庭上的经济学

弗雷德里克·霍雷肖·布里奇曼（Frederick Horatio Bridgman）是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伦敦公民——他获得王室授权，专为女王生产糖果。他享受的其他特权还包括可以在家中工作。他拥有两台巨型粉碎机和碾磨机，生产出的精致糖果提供给王室，略为次等的卖给普通市民。他与邻居相处得不错，其中包括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伦敦名医屋大维·斯特奇斯（Octavius Sturges）。

1879年，斯特奇斯在他家花园的尽头盖了一间新诊室，正好对着布里奇曼家的厨房。诊室刚建好，他就发现布里奇曼家的机器令环境变得十分嘈杂。有多嘈杂？按照斯特奇斯医生的说法，简直糟透了。每当他用听诊器为病人检查心脏时，根本无法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只要斯特奇斯开动那两台粉碎机和碾磨机，布里奇曼就没法在诊室工作。最后，布里奇曼提起诉讼，试图令斯特奇斯安静下来。

审理案子的法官在了解情况后认为，他的裁决不仅将影响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还将影响整个社区。如果他裁决斯特奇斯胜出，居民将多一间诊所，少一位糖果制造商；但如果他裁决布里奇曼胜出，结果恰恰相反。

然而，法官弄错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糖果厂和诊所谁能留下。不管他怎么裁决，留下的都是对全体市民更有价值的经营场所。

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2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1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于布里奇曼的裁决，准许他随心所欲开动机器，他一定会十分愉快地继续制造糖果。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要求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那么——好吧，或许你认为斯特奇斯真的会让布里奇曼“消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布里奇曼会忧心忡忡地奔向街角，敲响斯特奇斯家的门，提出——比如，付给他150美元，让法官的裁决见鬼去吧，这样他就能继续生产糖果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布里奇曼都会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1]

再举个例子：假设布里奇曼认为糖果公司值100美元，斯特奇斯认为诊所值200美元。如果法官做出有利斯特奇斯的裁决，让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他一定会迫使布里奇曼这么做，自己继续高高兴兴地看病。但如果法官做出有利布里奇曼的裁决，允许他随心所欲制造噪音，斯特奇斯就会提出——比如150美元，让他关掉见鬼的机器——同样，他也可以继续给人看病。

上述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哪一种方式，法官的裁决都无法影响斯特奇斯行医，或者布里奇曼制造糖果。经济学家很乐意就此做出总结，认为法庭的裁决“无关紧要”。

或许布里奇曼和斯特奇斯不赞成这种措辞。他们认为，裁决十分重要。让法庭站在自己一边，比偷偷塞给别人150美元交换好处有趣多了。因此，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尽管斯特奇斯和布里奇曼认为法官的裁决很重要，却无法对两人起到约束作用。裁决无法改变资源分配，也无法影响该生产什么、停产什么。通常，经济学家更关心资源分配，而不是个体间收入的转移。当我们认为法庭意见“无关紧要”时，其实想表达的是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

斯特奇斯与布里奇曼之间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在资源控制上的分歧——也就是斯特奇斯办公室上方萦绕的气氛。斯特奇斯希望营造有利于思考的氛围，但布里奇曼则想将它当作噪音倾销地。法律可以将资源控制权判决给任何一方，而且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确保判决执行。它可以将权力赋予斯特奇斯，命令布里奇曼的工厂关门。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空气产权的保护。或者，法官也可以要求布里奇曼对斯特奇斯做出赔偿，弥补他的行医损失。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特奇斯受到了责任规则[2]（liability rule）的保护。如果法庭的裁决有利于布里奇曼，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推导方式。

然而，不管谁控制资源，不管他受到怎样的保护，他一定会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将资源效益发挥到最大，不管使用资源的是他自己还是他的邻居。法庭无法控制企业的获利方式，因此就无法控制资源的使用方式。[3]

经过这样的分析，裁决的重要性一目了然。然而曾经，世界上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一筹莫展。第一位深入考察它，但也是第一位将它弄错的经济学家是亚瑟·庇古（Arthur C. Pigou）。近一个世纪前，他在研究经济外部性[4]（economics of externalitie）时思考了这个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比如布里奇曼制造的噪音。）庇古认为，造成污染的人（包括噪音污染者布里奇曼）受到法律制裁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做法。不知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此信以为真。直到一位名叫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法律教授出现，才为此正名。

50多年前的一天，当时在弗吉尼亚州教书的科斯要求拜访芝加哥大学。那里是研究法律与经济学关系的世界中心。他试图解释的正是为什么庇古（包括每一位当时健在的经济学家）弄错了。这远比听上去需要胆识。芝加哥经济论坛一向有争吵成风的名声，我就亲身经历过数次。一次，常春藤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的研究在芝加哥论坛上饱受抨击，以致他最终含泪（真的眼泛泪光）退场。

科斯论坛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中的传奇。当时，它吸引了绝顶聪明以及你所能想象到的绝不手下留情的观众。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场的四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得主之一形容，与会的理论家是“毫无疑问的超豪华”阵容，那场辩论是他平生经历过的智力大爆炸。对话开始前，首先进行了一轮投票。亚瑟·庇古获得了20票，罗纳德·科斯只有1票。斯蒂格勒在日后评论道：“如果罗纳德没有投票权，局势将完全一边倒。”

斯蒂格勒继续记录道：“与往常一样，大部分时候都是米尔顿·弗里德曼[5]（Milton Friedman）在发言……我记得，罗纳德并没能说服我们，但面对我们的错误驳斥他又毫不让步。”

“米尔顿先从一个角度攻击他的观点，接着又变换角度攻击。接着，令我们感到万分惊恐的是，米尔顿没能驳倒他，却使他将枪口对准了我们。那天晚间，投票结果发生了改变。罗纳德获得了21票，庇古1票不剩。”很快，整个经济学界都改变了态度。最终，科斯获得了诺贝尔奖，将法律经济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为了向科斯致敬，他对裁决重要性的观察后来被称作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它应用在存在分歧的谈判中，各方讨价还价，并且知道存在交易的空间。

但是，显然有许多情况不适用于科斯定理。因为要么无法谈判，要么代价太高，比如，如果存在分歧的各方太过庞杂，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有时铺设铁路时会经过农田，火车经过时擦出的火花不时会点燃周围的农作物。农民蒙受了损失，于是向铁路公司提出索赔。做出有利于或者不利于农民的裁决将分别导致怎样的后果呢？不同的裁决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火车的运行车次、销往市场的农作物质量，或者该有多少土地用作农地呢？

如果整件事只有一位农夫牵扯其中，而且谈判没有遇到阻碍，科斯定理的答案是“没有”以及“不会”。如果法庭裁决禁止火车经过农田，铁路公司总能找到办法买通农夫；如果法庭裁决火车可以继续运行，但要对农夫做出补偿，铁路公司的做法可以是停开列车、减少车次、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直接赔偿损失，或者付给农夫一笔钱，干脆让他去别的地方种地，永绝后患。如果法庭不承认农夫拥有唯一的资源支配权，农夫可以付钱让火车停开、减少车次、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或者干脆认栽，换个地方种地。正如斯特奇斯与布里奇曼的例子，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任何有利于铁路公司的裁决，背后的机制都与有利于农夫的裁决一样，反之亦然。[6]法庭唯一可以决定的是，谁给谁付钱。

但是，如果受到影响的是许多农夫，而非一人，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在100个个体间进行协商显然十分困难，还会出现后勤问题。即使合约将惠及每一位农夫，也可能出现有人拒绝签字的情况，直到他从每个人那儿都分到一点好处。如果几位农夫均采取此策略，问题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法庭裁决就是有效的。不管法庭裁决了什么，一定会被纳入之后的谈判。如果铁路公司必须对破坏农作物负责，它可能会决定减少车次或者安装控制火花的设备，但如果所有农夫都决定去别处种地，以上方法就多此一举了；而如果铁路公司不需负责，农夫可能会去别处种地，也可能不会集资购买控制火花的装备。

哪种责任规则将导致最有效率的后果？那场传奇的芝加哥论坛召开前，经济学家会齐声回答，“让铁路公司负责”。他们的理由如下：铁路制造了火花，火花导致了损失，因此铁路公司必须在每一次安排火车通过时为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一趟车次可以为铁路公司带来100美元利润，对农作物造成200美元损失，安排这趟车次就是没有效率的。我们怎么才能说服铁路公司取消这趟车次呢？让它赔偿200美元。

科斯分析了以上论证过程，认为存在漏洞。它错就错在想当然地认为“火花导致了损失”。实际上，什么导致了损失呢？因为火花与农作物恰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才导致了损失。这么一来，强调“火花导致了损失”比“农作物导致了损失”更严重，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火花与农作物之间能移走其一，问题就不会存在。

没错，每开一趟列车就会烧焦更多农作物。但是，每在铁路附近多种一株农作物同样会导致更多农作物被烧焦。庇古的观点没错，如果铁路公司无须负责，它们就不会少开几趟列车或者安装控制火花的装备——那很糟糕。但是，如果铁路公司负责，农夫的所有损失都会得到赔偿，于是他们就不会去别的地方种地或者开辟防火带。这也不是好事——如果移走农作物或者开辟防火带的成本比较低，而且还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简便方案。它真的既便宜又简便吗？经济学理论是无法告诉你答案的。

于是，我们来到科斯定理的另一面，科斯向那群芝加哥经济学家扔下的第二颗重磅智力炸弹：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协商，权利很重要——包括责任规则、产权，等等。此外，经济学家以往看待效率的方式也从此失去了意义——之前他们认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对他人造成的损失负责。它失去意义的原因在于，任何两种行为产生的冲突都是两者间产生的冲突。因此，没有意义将伤害全部归咎给其中一方或者另一方。

庇古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如果人们不必为自身行为负责，事情往往会变糟糕。工厂排放太多污染物，因为工厂老板自己不用呼吸毒气，受害的另有其人；铁路公司安排太多车次破坏农作物，因为农作物不归它们所有；农夫会饲养许多到处乱窜的兔子，如果他不在意隔壁住的是菜农。庇古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形式可以是征税、罚款，或者对责任规则做出裁决。如果你造成价值1美元的损失，就要支付1美元。

科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庇古的分析在双方都说得通。如果我的工厂污染了你的空气，我可以将损失强加在你头上，但如果你设法限制我的行为，你就可以对我施加成本。毕竟，如果你住在其他地方，根本不会抱怨我排放废气，我也不用缴这么多税和罚款。如果我的铁路让你的农作物着火，我可以将损失强加在你头上，但如果你坚持要在铁轨附近种农作物（然后起诉我赔偿损失），那么你就对我施加了成本。

对养兔子的农夫而言——明知隔壁住了菜农还让兔子到处乱跑——庇古可能会坚持要他承担全部损失。但是，科斯的做法更公平。养兔子的农夫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兔子关进笼子、锉平兔子的牙齿、养其他品种的兔子，或者干脆改养壁虎；菜农也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用篱笆将菜围起来、喷洒驱赶兔子的喷雾、搬家，或者干脆改种大麦。如果养兔子的农夫不用负法律责任，他就没有动力实践他的解决方法。但如果菜农总能得到赔偿，他也不会有动力实践自己的解决方法。哪种后果更糟糕？那取决于谁的解决方法更好。纯粹的理论无法告诉你答案。

2010年年中，整整三个月，海底的原油汩汩涌进墨西哥湾，最终几乎涌出500万桶原油，海湾的捕鱼业和旅游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显然，由于受到了来自白宫的压力，BP（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了2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记者与博客作者争先恐后解释，赔偿背后有经济学原理的支撑，因为BP与其他肇事方将在今后更加谨慎行事。如果过去50年间经济学理论没有得到任何发展，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它得出的结论——BP应该为造成的损失负责——可能也是正确的。但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事实未必如此，解决方法并非取决于理论怎么说，而在于事实是什么。

记者从亚瑟·庇古那儿学习到：决策者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结果。但他们忽略了罗纳德·科斯的教训：庇古的论证从两边都说得通。数以千计的捕虾船处于闲置状态，一方面由于BP在墨西哥湾钻油，但另一方面由于捕虾船选择在石油钻塔附近作业。赔偿使BP尝到了自身行为的苦果而捕虾船却可以肆意妄为。

经济学理论无法评估BP的动机正确，还是捕虾船的动机正确。那取决于石油价值、虾子的价值、BP改进钻油方式的成本，以及捕虾船改变作业地点或者干脆改行的成本。

那么，法庭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主要取决于法官的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率——比如他们关心公正、公平，或者其他抽象的法律标准——那么经济学分析的贡献就相当有限；但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他们就可以从科斯定理以及由它发展出的学问中获得许多建议。法官往往会明确表达他们在意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而经济学家也相信，类似的考虑应该在英美普通法系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位对此相当热心的法官，向经济学家寻求建议。

首先，我们会提供一剂预防针：如果双方同意协商，你的裁决根本无关紧要，而且无论你怎么裁决都不会出错。后续协商将使双方达成最有效的资源重新配置，那与你的决定本身完全无关。

其次，是一个提醒：做出裁决时不要只看谁错了。即使你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它并不意味这是导致最佳效率的裁决。损失的成本应该由较容易挽回损失的一方承担，而非常识中认定的“恶人”。

第三，是一声叹息：判断哪一方能够较容易挽回损失不是件容易的事。假设你在法庭宣布，铁路公司为火花造成的损害负责，除非农夫在挽回损失时支付的成本较低，否则你认为农夫真的会使用较便宜的方式来防止损害吗？当然不会，除非你既是农业专家，又是铁路专家，否则根本不知道该将担子放到谁的身上。

第四，是一则建议：尽可能让双方的协商顺利进行。如果他们可以协商，我们就能回到你怎么做都不会错的情况中。

让我用一个例子将问题拓展得更深入一些。这个例子并非包括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重要因素，我只是用它来说明观点。

煤矿工人总是饱受工伤困扰，除非矿主安装安全设备，否则工伤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就无法得到改善。根据科斯定理，是否安装上述设备与矿主是否该为矿工受伤负责是两回事。

如果安全设备价值5 000美元，它可以预防价值8 000美元的医疗费，将为医疗费买单的矿主就会安装设备。如果矿主不需要支付医疗费，他还是会安装设备，因为矿工会支付给他约7 000美元让他这么做（实际上，它的支付形式可能是员工愿意接受较低的薪水）。[7]

因此，从安装设备的角度而言，无论法官如何裁决都不会出错。

然而，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事故：矿工在井下作业时更加谨慎。如果他们要为自己的医疗费负责，就出现了谨慎行事的诱因。但如果付费的是矿主，而不是矿工呢？

一方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矿主包办员工医疗费，矿工干活时就不会那么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你可能还记得科斯定理：矿主可以提高矿工工资，让他们干活时小心点。矿工有多小心恰恰反映了他们该为自己所负的责任。

如果“安全奖励”存在可行性，问题就可以解决，但它会导致另一种矛盾：矿主每天多付给每位矿工10美元，要求他们在井下工作时多留意。矿工收了钱，下潜到矿主不可能身临其境的深井，照样马虎行事，就如谈判从没发生过。这么一来，吃亏的就是矿主。

在这个例子中，双方达成的共识不具备可行性，因为矿主不可能监督矿工的行为，于是科斯定理失效了。矿工的确改变了自己的行事方式——甚至更加铤而走险——因为有人会为他们的医疗费买单。

现在，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到法官的位置。他不知道安全设备的支出成本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能预防多少事故，因为他没有采矿经历。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知道安全操作所付出的成本是否合理（因为他无法估算矿工自我保护的金钱价值）。

然而，他并非一无所知：如果矿工自己支付医疗费，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果谨慎操作是有效率的做法，他们会自愿这么做。不仅如此，如果安全设备有效，他们还可能付钱要求矿主安装。但如果医疗费由矿主承担，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如果安全设备有效，应该安装这些设备——这没有改变，但矿工不可能谨慎操作，因为它需要具备可行性合约的约束。后者需要矿主的监督，但矿主根本办不到。

这个简单例子的寓意在于，让矿工自行承担意外的代价，从而节约了所有规避意外的成本。它更深层次的寓意在于，法官应该在裁决时尽可能考虑怎样为后续协商创造最大空间。法官并非无所不能，他们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双方谈判推翻的裁决，只有涉事者最清楚自身行为的代价与好处。

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法庭根本不需要计算成本与收益，因为私下谈判总会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法庭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将责任判给谁才会在最大程度上促成谈判的进行？或许我们并非总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答案，但找到正确的提问方式往往是好的开始。

[1] 取决于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布里奇曼可能在离开时只需支付101美元，或者斯特奇斯将199美元收进自己的口袋。

[2] 虽然法庭判断一方拥有权利，但并未给予它全面保护。其他主体可以做出侵害该权利的行为，但必须向权利所有者做出相应赔偿。——译者注

[3] 考察问题的最佳方式或许是认识到，可以同时令糖果厂和诊室的共同利益最大化。毫无疑问，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安排，再分享收益。不管我们为了利益分配怎么吵到天翻地覆，我们都同意大饼摊得越大越好。

[4] 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个相应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支付或者得到相应补偿，就出现了外部性。——译者注

[5]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6] 再强调一次，问题的关键是意识到存在共识，农民和铁路公司的共同利益可以最大化，这样他们就可以达成共识。

[7] 相反，如果上述设备只能预防价值4 000美元的医疗费，就不会有人愿意安装，不论该为此负责的是谁。

第三部分

如何阅读新闻

第10章

对打击毒品该如何站队：

为什么《大西洋月刊》弄错了

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J. Dennis）是美国毒品政策基金会（Drug Policy Foundation）的前首席顾问，他还是位相当成功的商人，曾经有报道提及，10年间，他从一笔1 600美元的投资中获得了2亿美元回报。此外，丹尼斯还曾是芝加哥白袜队的所有人之一、数个基金会董事局的成员，以及一篇关于成本收益分析文章的作者——但内容简直错得离谱。

我是从维基百科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获得以上信息的。后者曾因判断错误，刊发了一篇由丹尼斯署名、题为《毒品合法化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Legalizing Drugs）的文章。杂志特别在“合作作者”信息中介绍了他的工作以及利益关联，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还是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整篇文章里。

丹尼斯先生总结，毒品合法化的好处远大于所要付出的成本。关于这个结论，我没有任何异议。然而，他将成本当作收益、收益当作成本进行的计算，忽略了双方间一系列重要的权衡因素，还多次出现了重复计算。

他的文章在分析中犯的错误实在具有警示意义，十分值得我们引以为诫。我们总能从他人的错误中有所收获，因此集中犯下如此多错误的一篇文章简直成了一笔“财富”。后来，我也读过不少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出错的文章，但没有任何一篇像这篇一样犯下如此“面面俱到”的错误。在掌握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时，还有什么比分析一个反面案例更好的方法呢？

原则1：税收收入并非净收入，减少税收收入并非净成本

丹尼斯先生预计，如果毒品得以合法化并且对它征税，政府每年至少可以获利125亿美元。他将这笔收入视作合法化所得的收益，但税收收入仅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就整个社会而言——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观点——它既不是收益，也不是损失，因此根本没有计算的必要。不管毒品是否合法化，权衡两种方案的得失时既不该加上这笔钱，也不该减去这笔钱。

如果税收收入是净收入，政府就应该对所有经济活动按最高标准收税。重新分配这笔收入后，再收税，以创造更多财富。任何纳税人都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收税的人获得的钱，正是纳税人支付的钱。

如果政府要求每个住址号码为偶数的居民，均向住址号码为奇数的居民支付1美元，没有人会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得到了净增长；如果政府对1.5亿家住址号码为偶数的居民各征收1美元，再将它们重新分配给住址号码为奇数的居民，政府收益将增加1.5亿美元，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净收益为零。

当然，以上假设基于政府重新分配了收益，不管通过直接（比如社会保险）还是间接（比如建造邮局或者维护国家公园）的方式。如果政府将收来的1.5亿美元用到一些烂尾项目上而不是重新分配它，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但财富的减少应该归咎于项目的失败，而非资助它的税收。因此，税收收入本身既不是净收入，也不是净成本。

丹尼斯先生的分析中，将许多重点都放在如果毒品合法化就可以征税。但如果目的是增加税收，根本不需要通过毒品合法化，还有许多其他经济活动可以征税。如果毒品合法化能为社会带来好处，一定体现在其他方面。

原则2：成本就是成本，不管支付它的人是谁

在这一点上，丹尼斯先生计入了这笔根本不存在的125亿美元。此外，他还加上了政府可以节省的其他开销，比如起诉、关押违反毒品法的囚犯的成本，总共为280亿美元。在粗暴夸大税收收入将带来的好处后（正确来说是0美元，而非125亿美元），现在他又突然转向，简单粗暴地低估了法律执行的成本。

丹尼斯先生口中的280亿美元是政府的直接支出，但他忘记了考虑关押囚犯时，有些成本是由犯人自身承担的：成百上千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照看家人的机会，以及在海滩散步的机会。毒品合法化将为他们夺回这些机会，它们产生的收益至少与丹尼斯先生认为的执法部门节省的成本相当。

好吧，上述好处或者其中一部分好处落到了一些讨厌鬼的身上，我们可能以为他们根本不配。但无论如何，好处就是好处，有多少就该计算多少。成本收益分析才不管背后的伦理道德，它只是将一种行为产生的所有好处相加，再减去它的坏处。如果一位毒贩坐牢时感到不开心，或者没有成就感，他的损失与狱警领取工资及建造监狱产生的成本没有差异。降低成本是毒品合法化产生的合理收益。

我们该如何将囚犯失去的自由货币化？原则上，这个数字应该由犯人的支付意愿决定：为了免遭牢狱之灾，他愿意付多少钱。在实践中，我们可以计算如果罪犯不坐牢可以赚到多少钱。（或许有些不恰当，但已经是最好的方式。）那笔收入——指所有毒品犯的收入，一定高达几十亿美元。此外，我们还应该在成本中加上吸毒者为避免侦查、起诉和定罪做出的努力，而丹尼斯先生同样忽略了这一点。

原则3：好处就是好处，不管受益者是谁

丹尼斯先生认为，吸食毒品会导致犯罪，尤其是每年损失高达60亿美元的盗窃案中，应该记上他们的“贡献”。于是，他将这60亿美元视作禁止毒品的成本。然而，这笔失窃的财富并没有凭空消失。将一台电视机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电视机本身还与原来一样，它继续为观众提供娱乐，即使后来享受它的人是小偷或者盗窃犯。

盗窃的确有它需要承担的社会成本。其中之一，是小偷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否则这些成本可以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上。（如果我花一个下午谋划怎么偷你的自行车，结果是那辆车去了另一个人那里；如果我花同样一个下午造一辆自行车，结果是我们多了一辆自行车。）但这类成本可能比被偷物品本身的价值小得多。

连美国最蠢的小偷都知道，如果他每次花价值100美元的精力行窃，他所偷物品的价值一定要超过100美元。如果他付出的成本低于100美元，其他更蠢的小偷就会发觉偷窃有利可图，于是也成了小偷。假以时日，他就不是美国最蠢的小偷了。如果他付出的成本高于100美元，那他很快就会收手。

但是，这只是最蠢的小偷的故事。还有许多比较聪明的小偷，他们付出的成本肯定不足100美元，而所偷物品的价值肯定超过100美元。因此，物品本身的价值总是高过盗窃行为付出的成本。

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计算盗窃产生的其他社会成本。它们包括受害者为保护自己购买报警器、雇用警察和保镖，以及避免前往高危社区。如果将这些全部计算进去，犯罪的社会成本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被偷物品本身。因此，丹尼斯先生估算的60亿美元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了毒品合法化在降低犯罪率上的好处。如果让我猜，实际上往往是高估。然而无论如何，60亿美元这个数字完全与它的正确计算方式无关。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丹尼斯先生将以下每年的收益作为毒品合法化带来的好处：125亿美元税收收入（高估的125亿美元），节省280亿美元执法成本（数字过于笼统，而且绝对是低估，因为他没有计算犯人自己可以创造的价值），挽回60亿美元盗窃损失（完全出于随机的预计，因为只考虑了被偷物品的价值，没有计算偷窃的实际成本）。此外，他还加上了打击哥伦比亚毒贩节省的37.5亿美元开支，得出每年的总收益为502.5亿美元。

计算完收益，丹尼斯先生将他的分析能力运用到了计算成本上。刚一开始，他就违背了最重要的原则。

原则4：自愿消费是一件好事

丹尼斯先生认为，毒品合法化后，毒品价格将下跌，用量将上升。他将这视为合法化的成本。然而由于价格下跌导致消费者增加消费是收益，不是成本。

当然，人总该知道怎么做才是对自己好。也许有人会争辩，将这种观点使用在吸毒上并不十分正确。然而，这是所有围绕成本收益分析合理化理论机制的核心观点。我们要么接受这种观点，要么采用其他方式而不是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政策。

由于丹尼斯先生采用了成本收益分析，就让我们接受这种观点，用它估算合法化的好处。

你很饿的时候愿意付15美元买一个比萨，但用10美元市场价就能买到它，经济学家认为，你赚到了价值5美元的消费者剩余。不管你买什么，总能赚到一些消费者剩余。你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往往超过实际支付的价格。一直以来，在充满竞争的经济体中，市场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用消费者剩余的形式体现。在所有成本收益分析中，消费者剩余都是收益的主要来源。

当比萨的价格从10美元降到8美元，你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了。这其中存在两个原因：其一，你每买一张比萨，都额外赚到2美元消费者剩余，仅仅因为比萨的价格更便宜了；其二，你可能会买更多比萨，从而就有机会赚到更多剩余。（有些人可能破天荒第一次买了比萨吃，他们就创造了从无到有的消费者盈余。）

上述第一个原因——价格便宜的好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收益。付8美元而不是10美元就能买到比萨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对卖比萨的人而言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消费者从低价中获得的好处都会被生产者蒙受的损失抵消。降低价格本身并不会影响成本收益中的平衡，因为我们必须同时考虑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

然而，第二个产生消费者剩余的原因——人们比从前买了更多比萨——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收益，它必须被纳入收益计算中。如果政府的政策变化导致比萨便宜了2美元，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分析比萨消费量的增长是否会增加消费者剩余。

毒品也是同一回事。出于讨论需要，我们暂且使用丹尼斯先生文章中的数字：在他撰写文章时，有3 000万名可卡因使用者，每年总计消费1 000亿美元；毒品合法化可能增加750万名吸毒者，他们将使毒品价格下跌到现在的八分之一。稍作计算就能发现，新增吸毒者每年将以新价格消费30亿美元毒品。[1]此外，还很容易推算出毒品的总价值——新增吸毒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大约为100亿美元。[2]

因此，毒品合法化将每年从新增吸毒者那里获得70亿美元净收益。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现有吸毒者可能增加的消费量。

然而，丹尼斯先生并没有用他给出的数字得出70亿美元，而是将新增毒品的使用量计算成250亿美元成本。为什么是250亿美元？他是从新增吸毒者付出的个人健康成本与收入损失中得出的。（就算到了最后关头，这依旧是个令人欣喜的发现，丹尼斯先生终于决定要开始关心个人收入损失了。先前他似乎对向个人收入征税毫不介意。）

无论如何，消费者盈余增加的70亿美元已经是健康与收入的净损失。损失已经反映在人们购买毒品愿意支付的金钱上。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计算过一次了。但丹尼斯先生想让我们将这些个人消费计算在其他门类，这又违反了另一条原则。

原则5：不要重复计算

《毒品合法化中的经济学》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成本收益分析，它的作者（连同《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没有能够掌握所有原则中最根本的两条：

只有个体才重要

以及

平等对待所有个体

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必须遵守一些规则，也不是非遵守不可，但如果你不遵守，使用的就是其他方法了。

如果丹尼斯先生知道“只有个体才重要”，就不会犯下低级错误，将政府收入当作好处。政府并非个体，因此它不该出现在计算中。政府收入如果惠及个人的确是好事，但它被向个人征税抵消了。你可以将两者都纳入计算（但它们会相互抵消），或者更简单一些，干脆忽略不计。

也许与你所知的不同，经济学家其实对所谓“为国家好”“为经济好”“为GE好”无动于衷。如果GE的利润增加1亿美元，经济学家会感到开心，因为公司个人所有者的财富增加了1亿美元；如果GE关门大吉，全体个人所有者决定用心打坐追求内心平静，而它的价值如果等同于1亿美元，经济学家同样会感到开心。

美国人应该通过更加努力工作提高工业产量吗？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他们将因此感到快乐的话，那就可以。新闻播报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像人们从来不用为收益付出成本。经济增长的确会为个体带来好处，因为这将在未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而增长反应在当下的个体身上，他们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并且减少消费。值得吗？我不清楚。答案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为经济好”，从不会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考虑范畴。

如果理查德·丹尼斯更关注个体，而非经济或政府这样的抽象整体，就不会在计算执法成本时只考虑政府开支。（政府开支的确是成本，但最终买单的是个体纳税人。）他也不会因此忽略个体被关在监狱付出的成本、个体为掩盖罪行付出的成本，以及个体吸毒者为避免被抓付出的成本。

由于所有个体都必须计算在内，但不同个体有不同利益诉求，因此我们寻求一条规则对每个人的偏好做出评判。假设我们现在需要决定是否扩大伐木业，如果杰克属意报纸而吉尔属意林地，我们就需要一种方法来比较杰克可能的收益与吉尔可能的损失。许多伦理标准都可以发挥作用，但按照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本书其他地方，我也使用过“效率的逻辑”的说法），我们只能选择对两者都明确的方面。[3]这种做法将在第二条最根本原则中得到阐述：平等对待所有个体，将他们的支付愿意作为评判偏好的标准。如果杰克认为将树木拉到锯木厂价值100美元，吉尔认为让树木继续生长价值200美元，我们可以认为伐木的好处为100美元，成本为200美元。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杰克与吉尔做出决定背后的道德价值。

原则上，如果我们想对一项政策做出改变（比如从原来的禁止毒品改为容忍毒品），可以想象以下实验：让所有支持维持现状的人排成一列，挨个儿问他们：“为了制止政策改变，你愿意付多少钱？”将他们答案中的数字相加，就是改变政策需要付出的成本；再让所有支持改变政策的人排成一列，挨个儿问他们：“为了改变政策，你愿意付多少钱？”将他们答案中的数字相加，就是你将获得的好处。

我们不断强调一定要平等对待每个个体，背后自有其深意。其中之一，价格改变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买家得到什么，卖家就会失去什么。科技进步或者法律变化往往会导致价格变化，它们也会影响到生产成本和消费水平，但价格变化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

1992年，银行利率不断下调，《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特稿，指出了其中的好处：贷款者发现借钱买车、买房和购买固定设备比以前更加容易了。但是，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警告，对债主可能就没这么乐观。然而，文章却将此视为不幸的“副作用”。

其实，银行利率与价格是一回事。有一位贷款人，就有一位债主，每借到1美元，就有1美元被借出。利率下调带来的所有利正是所有弊的总和。贷款者和债主是平等的。

当我们着手成本收益分析时，必须平等对待每一位涉事者：以相同标准对待买方和卖方，以相同标准对待贷款者和债主，以相同标准对待毒贩、小偷、吸毒者和警察，以相同标准对待商品经纪人、芝加哥白袜队等所有人。

如果丹尼斯先生知道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他就会将囚犯在监狱中度过的时光视为成本，将增长的毒品需求视为一种利。他就会意识到，通过税收转移收入以及通过偷窃转移物品并没有创造或者贬低价值，价值只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转移，所有人的偏好同样重要。

也许丹尼斯先生并不完全认同我们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背后的道德或政治指向。没有经济学家会反对他的这种观点，很多（很可能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甚至会对此表示赞同——如果这真的是他所采取的立场。但这么一来，他使用的就不再是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这样，他就有理由告知他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列举一些他所认为的成本因素，再列举一些他所认为的收益因素，并不能启发读者，而读者本该有权利知道作者的道德标准是否与自己相近。任何政策分析师都应该提前告知别人他的道德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以贯之的论证。

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成本收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标准——相当多时候都是如此。[4]有时，这令我们自己都感到不安。假设你面对一项政策，它会令互联网大亨增加1 000美元收入，令不断挣扎生存的单亲家庭损失900美元，成本收益标准将建议我们通过这项政策。如果将这位富翁换成组织犯罪团伙首领，答案也是一样。上述案例中，我十分确信所有经济学家都不会刻板运用成本收益标准。

然而，当经济学家需要为一项政策做出决策时，他的第一反应还是根据最根本的两条原则分析成本与收益。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理由。

首先，如果我们一以贯之地使用成本收益标准，大部分人获得的收益将会多过他们的损失。即使在某些特例中，它会以不公平的方式伤害到好人。假设我们禁止砍伐，让吉尔得到200美元好处，让杰克损失100美元。杰克会明白，将来只要他能够获得较大收益，我们就会站在他那一边。由于遵循成本效益标准，你蒙受的损失较小，我们就会反对你的立场；你获得的收益较大，我们就会支持你的立场。总之，我们的决定对你而言很可能利大于弊。

其次，经济学家十分钟爱成本收益标准是因为他们很擅长运用它。在不需要精确计算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就可以推断它得出的结果。比如，理论告诉我们，当财产权得到落实，以及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市场价格将会使你的收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信心满满地预测，操控价格对市场运作不是好事，即使我们并没有清楚计算其中的成本与收益。

作为总结，我们推崇成本收益标准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假以时日，运用它会令所有人得到好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使用起来十分简单，换句话说，收益高就是高，成本低就是低。虽然成本收益标准与循环论证[5]存在细微相似之处，但它还是十分值得提倡的方法。

[1] 这些数字与本文使用的其他数字均来自丹尼斯撰写的文章。现在，它们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分析的正确方法不会因此改变。

[2] 这个数字可以从段落里提供的其他数字计算得出，使用到了一点经济学理论以及一些技术性假设。对技术假设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直线法（straight-line）或者弹性固定需求曲线（constant-elasticity demand curve），这两者均可以给你启发。

[3] 有些人认为，成本收益分析必须绝对客观，必须绝对摒弃一切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不可能。

[4] 成本收益标准与我在其他章节中提到的“效率的标准”是同一回事。

[5] 循环论证（circular reasoning），指证明论题论据本身的真实性要依靠论题来证明。——译者注

第11章

赤字方法论

如果以每一秒偿还1美元债务的速度，超过40万年才能还清美国的国债。这个事实本身或许令人为之一震，但其实人们并不太清楚债务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是，这些数字充斥在公共表达中，令人们偏离了理解债务与赤字的正确方法。[1]取代它的，是一系列未经证实的自我论断——称它们为“迷思”也不为过——它们时不时堂而皇之地涌入国是议政厅、主流媒体的版面，以及在互联网发表评论的博客。迷思随处可见，其恶劣程度与它站不住脚的本性几乎旗鼓相当。

关于赤字的迷思主要来自三个极为普遍的错误概念：第一，官方报道以及人们不断在分析中引用的数字能够反映真实经济状况；第二，政府出现赤字必定会伤害相应群体（个体纳税人、“未来一代”，以及泛泛而论的私人产业）；第三，政府赤字通过十分简单的机制就能影响到银行利率，并且人们以为自己理解这种机制。

种种迷思值得一一剖析。但是，先让我们用一个寓言来厘清最关键的概念。

一则寓言

假设你雇了一位职业买手——就让我们叫他山姆吧——为你买衣服。山姆来到商场，决定要花多少钱、买什么衣服，以及使用什么方式付款。

为了让我们将焦点放在最后一项决策上，我们假设——不管是否明智，山姆已经决定为你买一件价值100美元的西装。现在，他要决定使用什么方式付款。他有3个选择：计划A，从你的银行账户中提取100美元，直接付款；计划B，使用你的信用卡，在今后一年中还清欠款，这会导致你要付10美元利息（我们假设每年的银行利率为10%）；计划C，使用你的信用卡，但不还欠款。这么一来，每年你都会收到一张10美元利息的账单，直到永远。

为计算上述选择导致的不同后果，我们假设你的银行账户中有1 000美元，每年可以获得10%的利息[2]。如果你不买衣服，到明年，你的账户中会有1 100美元。不管山姆采纳哪个决定，都会产生不同的账户结余。让我们计算一下，究竟分别是多少呢？

计划A：银行会立即从你的账户中扣除100美元，使结余从1 000美元下降到900美元。从现在开始往后一年，900美元会获得90美元利息，你的账户结余将变为990美元，而不是你不买衣服时的1 100美元。消失的110美元去哪儿了呢？答案是：山姆当场支付了100美元，正因为是当场支付，你自动放弃了10美元利息。

计划B：直到明年，你都不需要支付这笔钱，那时你的银行账户将变为1 100美元。到时，山姆将取出110美元支付信用卡欠款（100美元的基础消费加上10美元利息），你的账户结余正好变为990美元——与计划A一模一样。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计划A还是计划B？根本不存在区别。选择计划A，你需要为衣服支付100美元，加上放弃10美元利息；选择计划B，你需要为衣服支付100美元，加上10美元利息。大同小异。

计划C：买下衣服但永远不偿还欠款——采用“永久债务”的策略。一年后，你的银行账户将有1 100美元。从中扣除10美元支付第一年的利息。现在，你的账户里还有1 090美元。但为了保证以后每年都能支付10美元利息，你需要设立一个基金，为你偿还这笔款项。这个基金需要多大规模呢？答案是：100美元。因为它每年获得的利息正好为10美元。

这么一来，你的账户结余将变为1 090美元，但其中有100美元不能支取。因此，你的可支配资产为990美元——与你选择计划A或者计划B的结果一样。

那么山姆该怎么算这笔账其实十分清楚；无论他怎么决定，结果如出一辙。如果他让你留下一笔欠款，你就需要支付利息，但你的存款将产生相同利息偿还那笔欠款。整件事情就是瞎忙一场，白费精力。

这并不表示你对山姆的服务十分不满（或者十分满意），总还存在其他原因。比如，你认为他总是挥霍无度，或者过分节制；比如，你认为他对衣服的品位从1983年以来从未改变，那么你还是会炒了他的鱿鱼。（又或者他有讨价还价的本事，你就会继续与他续约。）

相似地，对挥霍无度、过分节制，或者不理性消费的政府，你同样会心生不满。不过，一旦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得以确定，只存在3种支付方式。第一种，你的政府在今天就向你征税。第二种，你的政府先借钱，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才偿还债务（包括利息）。为得到足够资金，政府将在那一天再向你征税。第三种，你的政府可以借钱不还，周期性地向你征税用于支付利息。通过比较你就知道，买手山姆和“山姆大叔”政府[3]的做法完全类似，3种支付方式大同小异。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山姆大叔”政府取代买手山姆，寓言更具现实意义，而且十分重要。我们一直假设，你的银行存款利息等同于信用卡的还款利息（正如我在前文脚注中所说），但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政府扮演你的买手，它通过短期国库券[4]借款，你当然可以从中获得收益，只要你将积蓄用来买短期国库券就可以。

现在，我们来讨论上述寓言无法涵盖的部分——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在6个月后去世，如果你不在意留下遗产，就可以从现在起大量借债。你才不管山姆付现金，还是刷信用卡，你已经豁出去了。（但如果你视继承人的幸福为自身的延续，就会有所顾忌。）同样，现在缴税有利，还是将来缴税有利，每个人的倾向不同，这与他们所处的税级，以及所经历的不同时期有关。

这则寓言还有一处无法涵盖的地方——不同于从银行取款，税收具有抑制性影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将它平均分摊到不同时期，比将它们积累起来给出一记重拳好。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总是尝试令现有的税率与将来的税率保持一致，以及我们不希望债务过高（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它过低）。

然而，将这两者放在一起类比依旧具有重要意义，赤字往往令人感到“可怕”，但事实上，赤字本身与征税一样，没有好坏。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政府的开支水平与将钱花在哪儿，而不是它如何为欠款寻找支付方式。

现在，就让我们来直面迷思。

数字意味着什么迷思

官方统计政府开支时（从而得出政府赤字），会使用一大堆十分含糊的数字，再将它们相加，这完全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这些数字包括政府对资源的实际消耗（比如教育开支或者军事开支）、资金的转移（比如社会保险），以及为过去的债务支付的利息。将这些“苹果、梨子、橘子”相加的结果（再减去税收收入，得出赤字）根本不存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尽管整个社会都将它当作图腾那样崇拜。政府机构计算赤字，媒体就原班照抄，一些评论人士则被它的规模之巨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从来没有人试图问，这些数字表示什么？以下就有一些脱胎于上述没有意义的计算，却广为流传并获得普遍认可的迷思。

迷思1：过往债务产生的利息是一种负担

赤字计算中，将支付过往债务的利息作为一种开支，这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它对纳税人而言是一种纯粹的负担。然而，它不是。

假设政府今年为避免提高你的税收，向你借了5美元，毫无疑问——你的债务负担增加了5美元，但同时你的储蓄账户也增加了5美元。往后一年，你的债务负担增加到（比方）6美元——那5美元还是在你的账户里。

换句话说，过往债务的利息是通过它自身偿还的。你从账户中获得的利息抵消了债务产生的利息。从账户结余而言，根本不存在负担一说。因此，过往债务的利息不应该被计入任何政府开支或者政府赤字，但人们总将它计算在内，这导致所有赤字报道都高估了它的规模。（很快我们将看到它被低估的种种理由。）

讽刺的是，政客常常将支付过往债务的利息视为整个赤字规模中最大的负担——这完全与事实相悖！

迷思2：花掉1美元，就是花掉1美元

根据这个迷思，政府在建设办公楼上花费1美元（它消耗了实际资源，比如钢铁与劳动力，它们本可以被用在其他地方）与在社会保险上花费1美元（在没有消费任何商品的情况下，它使一个人的财富增加，使另一个人的财富减少）完全相同。但显然，第一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负担，第二种情况完全不是。任何假装它们相同的计算都应该被高度质疑。

没有任何私人企业会犯这种错误。GE花1美元翻新工厂或者买艺术品赠送给企业游说者，这是开支；但GE将钱汇给股东，这不是开支——这是红利。政府花1美元造坦克或者雇一名森林保护员，这是开支；但政府将钱汇到社会保障服务的收款账户，这也可能是红利。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保障服务的收款人是“纳税人”——我们本来就是——这笔支出没有动用到纳税人的一分一毫。它只是将钱从一个纳税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纳税人手里。（这与将1美元花在购买导弹或者维护国家公园上不同，收钱的人需要老老实实工作一整天或者提供实际物资，而不是将精力放在其他赚钱的机会上。）

你当然可以对转移资金的项目发表自己的看法。GE分红时对所有股东一视同仁，但政府有时在转移资金时会特别照顾某些群体。如果你不是那些群体中的一员，你的抱怨可能合情合理，但抱怨本身与赤字完全无关。

迷思3：无须计算通货膨胀

对任何贷款人而言，通货膨胀都是好事，包括政府。如果政府的债务为15万亿美元，每年5%的通货膨胀率将消减货真价实的7 500亿美元债务。那7 500亿美元就成了政府的收入，就如政府多收了7 500亿美元税款，它应该被纳入赤字的计算中。然而，它却没有。

迷思4：承诺不算数

假设一位新总统承诺增加高速公路、教育或者军事方面的开支，只要项目没有启动，承诺就是一笔债务（就如我承诺下周将借给你100美元是一笔债务）。它当然应该被计算在赤字中。然而，它也没有。

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位总统是否真的会践行承诺，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我承诺下周将借给你100美元，但我们都不确定这句话是否能当真，它是一笔债务吗？很难说！

我在写作这章时，美国官方的国家债务上限大概介于14万亿美元至15万亿美元之间，但这之中并没有计算政府承诺将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投入。

你向社会保险系统支付的行为，被称为纳税；当你从中获得好处，称为支付转移。当下的计算方法正是如此运作的。不过，另一种不同但同样合理的计算方法可能将你的支付行为视为一种政府贷款，将获得的好处视为对贷款的偿还。这种标签上的简单转换，就可能令国家的总体债务增加8万亿美元。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医疗保险，可能会额外增加40万亿美元债务。

为什么媒体报道政府的债务规模为15万亿美元而不是60万亿美元呢？那仅仅是因为过去某个时刻，一些会计师使用了相当于硬币另一面的计算方法。计算方式同样合理，但（媒体报道）在结果的选择上却十分草率，怎么能说它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呢？

关于债务负担的迷思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债务负担。既然我们不清楚债务是不是一种负担，也就不必对它进行过于细致的分析。然而，以下迷思仍十分引人注目，很有必要揭示它们背后的根本性错误。

迷思5：我不可能摆脱债务负担

你当然可以。你可以收回借款。实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比方，你购买了5万美元国债。为此，政府每年支付给你1 500美元利息。这笔钱必须从其他地方收回，因此与没有负债的政府相比，每年你税单上的数字都会增加1 500美元。这1 500美元，很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无法摆脱的债务负担。你的确可以让政府一次性付清债务，于是将你从每年1 500美元的义务中解放出来。这相当于让政府一次性向你收取5万美元，赎回你的国债，以后每年都少收你1 500美元税款。然而政府十分固执，绝不可能这么做。没关系，你可以这么做：将5万美元投资其他储蓄方案，从中得到的利息等同于政府的方案，[5]并假装你的5万美元从此不见了。每年，你都会收到1 500美元利息，你可以让银行直接将它寄给政府缴税。如此一来，每年4月15日，你就可以从欠政府的钱中减去1 500美元了。

这种方法如同一次性付清债务中你的份额，从此你便可以高枕无忧。请随意取用。[6]

迷思6：政府的税收收入如同家庭主妇的工资

假设年复一年，你的开支总是高于收入，于是担心在财务上是否不够安全。以下哪种方法可以令你重新回到健康的财务轨道？

A. 少花钱；

B. 挣更多钱；

C. 去自动提款机提款，于是口袋里就会有更多钱。

我希望人们一看就明白，方案C是个糟糕的选择。现在，让我们来换种说法。

假设年复一年，政府开支总是高于它的税收收入，于是你担心它在财务上是否不够安全。以下哪种方法可以令你的政府重新回到财务健康的轨道？

A. 减少开支；

B. 征更多税。

该迷思认为，政府提高税收与家庭提高收入是一回事，但更接近的类比应该是，政府提高税收类似不停去自动提款机提款。在多数情况下，这令方案B成为一个相当糟糕的选择。

政府的债务就是纳税人的债务。如果我们通过提高征税偿还债务，结果很可能是不得不动用存款。动用你的存款为欠考虑的政府项目买单，就如动用500美元存款理发，在财务规划上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你花了那笔钱理发，很可能会如此“安抚”暴怒的伴侣：“别担心，亲爱的，钱是从我们的退休金账户里取的。”如果你认为政府的一些项目不明智或者过于浮夸，就不应该为它们支付更高的税，因为这与你从退休金账户取钱是同一回事。

我们也可以换种方式表达：古往今来，政府最重要的本钱——实际上，很可能是它唯一的本钱——就是征税。纳税人就是政府的自动提款机。今天取了钱，明天可以取的就少了。

当今，征税权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资产，还好美国政府不至于滥用它。（在其他一些国家，情况则糟糕得多。）但无论你的银行账户有多少存款，一项政策如果让你不停地取钱，肯定不会让你致富。

实际上，“减少赤字”本身从来不是一项政策目标。各式开支项目有时明智，有时不明智，但很多情况下，我们应该依据它们的好处进行评估，而不仅仅是要花多少钱。这就将我们带入了下一个迷思。

迷思7：提高税收等同于经济学上的削减开支

一个女人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谋杀了她的丈夫，这个故事最好的新闻标题不是“人口总数增长了1人”。同样，政府开支增加500亿美元，税收收入增加400亿美元，最大的新闻点不是财政赤字增加100亿美元。相反，它有两个重要新闻点，一个关于税收，另一个关于开支。就如生育与死亡，应该分开考虑。

迷思8：我们的债务会令后代陷入穷困

让你的后代变穷的唯一方法是花光他们的遗产。你可以亲自花，也可以让政府帮你花。但由债务支撑的花钱方式与你边走边花的模式相比，并不会令你的后代蒙受更多（或者更少）伤害。今天花1美元，将它记在国家的信用卡上，明天你的后代就会欠2美元；今天从你可以产生利息的储蓄账户里支出1美元，你就会少留给他们2美元遗产，这是同一回事。

钱一旦花了，我们能留给后代的就会缩水，我们无法避免这种损失。如果今天我们向自己征税，偿还1美元债务，明天当然可以为后代减少2美元债务负担，但它同时抵消了将来留给他们的好处：我们使用的是产生利息的储蓄账户（或者我们没有储蓄账户，而是借钱缴税），它会令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减少2美元。

迷思9：神秘的挤出效应[7]（Crowding Out）

有观点认为，政府的贷款行为占用了资源，而这些贷款本可以在私人企业中发挥更大作用。错！政府的贷款行为本身没有消耗任何资源，真正消耗资源的是政府的开支。如果政府购买100万吨钢材，私人企业就不能购买这100万吨钢材。无论支付钢材的钱来自税收收入还是贷款，都是同一回事。

利率的迷思

曾经，在记者与政客间流传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公共债务与利率的关系就如风筝与它的尾巴，一个抬高，另一个就必然跟着抬高。然而，经济学家一直对此抱有诸多怀疑。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公共债务不断激增，利率却不断创下历史新低，后来记者与政客就悄悄抛弃了他们原来的理论，尽管只有少数人愿意承认或许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些什么。

然而，这种老生常谈的错误从来不曾真正死去，我可以很有信心地预言，每次出现利率上调的信号，它们就会死灰复燃。已经有些人在辩称，2008年以后的状况是一种例外，不能算数。

也许他们没有错。我并不想声称自己了解政府的债务如何影响利率，或者怎样影响利率，我想表达上述随处可见的诡辩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你不时就能在博客与社论上读到它们。它们主要基于以下两种迷思。

迷思10：歌利亚神话[8]

据此概念，国家中，“小小人”大卫王与联邦政府“歌利亚”相互抢夺有限的金钱。这种竞争导致利率不断上涨，直到可怜的大卫王连一只弹弓都买不起。

它忽略了借来的钱其实没有消失。政府贷款1美元，买了一个文件夹，那1美元很快就可以被大卫王或者其他人借走。

迷思11：竞争的迷思

错误表述如下：“政府如果想借更多钱，就必须说服更多人，所以它会提高利率，其他人也会跟着提高利率来保持市场竞争性。”

这种谬误认为从人们那里借到更多钱的唯一方法是支付更多利息。实际上，另一种让人们借出更多钱的方法是往他们的口袋里塞更多钱，比如削减税收——我们正是用这种方法处理财政赤字的。

换种方法思考这个问题：今年，政府代替你消费了1美元。它今天并没有向你征收那1美元，而是增加它的赤字，承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征收这1美元（包括利息）。这与从你那里拿走1美元，再还给你是同一回事。利用增加赤字的方法支出的每1元钱，自动变成了借给纳税人1元钱的行为——尽管它不容易被察觉。

你的贷款和借款均没有上限。如果不相信，不妨一试：找一位朋友，同意相互借给对方10万亿美元。第二天早晨，拿起一份《华尔街日报》，看看你们的行为对市场与利率会造成什么影响。

并非所有错误的讨论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政府债务的确可能影响利率，但如果当真如此，这背后的成因远比迷思所主张的微妙得多——它们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驱动利率上升的唯一方法是让人们消费更多。由于政府的债务往人们的口袋里塞了很多钱，所以他们真的可能会消费更多。但同时，他们可能会在未来收到更高的税单，从而动摇他们对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信心。若是如此，他们可能会选择储蓄，不再花那么多钱。基于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净效应可能是消费更多，也可能是减少消费，因此利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跌。

债务能够驱使人们进行更多消费的原因可能在于，今天你将钱放到他们的口袋，而他们预期等需要还钱的时候自己早就死了。换句话说，他们会消费更多，是期待由后代来买单——这将大幅削减遗产的价值，很可能连一分钱都不剩。这极有可能发生，但与我们心心念念要为后代省吃俭用没有太大关系。想着要给后代留些遗产的人们是不会让自己的资产出现赤字的。

（讽刺的是，赤字讨论中的鹰派总是辩称，考虑到后代，更应该偿还政府的债务。事实恰恰相反，赤字能够减少你缴的税，你越关心后代，就越应该将节省下的税款放入你的遗产。因此，你越关心后代，赤字就越不可能伤害到他们。）

研究上述后果的量级（与方向）是实证问题，导致利率变化的因素纷繁复杂，很难简单将它们一一列出。

那些备受公众瞩目的人总是格外轻信他们的直觉。于是，关于赤字的迷思能够在公共生活中找到滋生的土壤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他们要么夸大赤字规模，要么夸大它的重要性，或者两者皆有。打破迷思很有必要，同时也应该破除由它们造成的歇斯底里的恐慌，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坠入虚假的安全感中。

这一章里涉及的每一种讨论都假设政府的开支水平保持固定。毫无疑问，过度开支有害，赤字过高往往能令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赤字导致的最恶劣后果可能是它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了应该优先关注的最迫切的经济命题——如何将开支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对收支平衡的迷恋就无法令我们避免由它造成的后果。

[1] 政府赤字指政府在指定年份借的钱，政府债务指政府欠款的总额。1 000亿美元赤字就会使债务增加1 000亿美元。

[2] 或许你会反对，认为银行支付给你的利息不可能等同于信用卡向你收取的利息。请先少安勿躁，我保证这个例子十分具有启发性。

[3] “山姆大叔”是美国的国家绰号。——译者注

[4] 国库券（Treasury Bill），政府为解决国库资金周转困难而发行的债务凭证，期限通常在一年以内。——译者注

[5] 比如，你可以购买政府债券。

[6] 当然，如果你不想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这5万美元还有其他更好的用途。为什么你要让政府从中征税呢？

[7] 一个相对平衡的市场上，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增加，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挤出流入新商品中。——译者注

[8] 歌利亚（Goliath），传说中的巨人。《圣经》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他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译者注

第12章

喧哗与骚动：

媒体的虚假智慧

我的叔叔莫里斯喜欢收藏肉品，他将它们冷冻在冰柜，在地下室一字排开。每次有人拜访，他都会十分骄傲地带客人参观自己的收藏，介绍这是1975年的烤肉，那是他度蜜月时购买的上等肋排。

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喜欢收藏糟糕的经济学论证。我在网上浏览那些愚昧无知的文章，专门为它们建了个文件夹，标题就叫作“喧哗与骚动”[1]。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看到人们犯下显而易见的错误时往往怒气冲冲，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写下那些文章的人并非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们不过是一时糊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与我的其他爱好不同，这个爱好偶尔会换来些回报。我有时会将它们设计成考试时的选择题，题干往往如下：“在以下文章中找出不可救药的错误，以此证明你的头脑比《纽约时报》（或《福布斯》杂志或《华尔街日报》）的编辑灵光。”

现在，让我简单向你展示下我的收藏。

《纽约时报》头版文章（2010年6月7日）——

纽约保姆与工人有望享受同等权利

纽约州很可能将成为第一个为保姆提供就业保护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家政工人权利法案，相关措施将要求雇主为纽约大约20万家政工人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

该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减轻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他们照料富人的孩子，除了工资高于联邦最低标准外，目前尚无法享受其他工作场所的合法权利。

而一位持反对观点的记者可能这么写：

纽约州最新的劳工条件限制恐对纽约保姆造成影响

纽约州或将成为第一个减少保姆就业机会的联邦州。

本周，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禁止全州约20万家政工人接受不提供带薪假期、加班费和病假的工作。

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将增加数以千计的女性——包括一些男性的负担，因为只要满足工资必须高于联邦最低标准，整个市场都应该自由运作。

一位更加中立的观察者可能会意识到，如果法案通过，将惠及一些保住工作的保姆，同时对丢掉工作的保姆造成损害。对倾向于用薪水换假期的保姆而言，这也不是好事。但毫无疑问，美国家庭用人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主席蒲艾真（Ai-jen Poo）一定认为这是好事。她代表所有赢家，完全忽视了那些将遭到变故的受害者。相反，媒体引用蒲女士的说法——显然不是为了讽刺——声称这项举措“令家政工人在遭受了漫长的区别对待后，终于迈出了巨大一步”。

这里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立法初衷与它造成的后果。如果工人对雇主的价值降低，雇主就不会请这么多人。于是，工人就需要在市场中竞争数量大幅缩水的职位，最后很可能导致降薪。

有时，人们觉得这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认识的许多人不会为了多付一些加班工资就辞退自己的保姆。他们忽略了：第一，以你周围人的情况来揣测总体情况往往存在风险；第二，更加根本的理由在于，总有人正处在要开除他们的保姆的边缘，如果不存在这些人，保姆间的竞争就会更加激烈，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将人们推向这个边缘（这是劳动经济学[2]的主要观点之一）；第三，只要有保姆遭到解雇，就会引发整个行业的串联效应（cascades effect）。

我的收藏中有一系列的相关故事，它们标榜一些职场上的法案对某些特定群体而言是“巨大的胜利”，但他们不过是最大的受害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3]（Family leave legislation）要求雇主提供一定天数的产假，于是被视为女性员工的一大胜利。然而，对遭到解雇的女性而言，它实在很难跟“胜利”二字沾上边。应聘者甚至不能自愿放弃这项权利，从而令自己更具有竞争力或者获得更高薪水。因此，法案的最大好处最终落到了男性员工身上（他们同样适用该法案，却很少主张自己的相关权利）。在我的一个名为“讽刺”（Irony）的子文件夹中，保存了一份阿尔·戈尔（Al Gore）在过往总统竞选辩论上的发言。他刚赞美完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中的堕胎自由，立刻就对它火力大开（“你打算强制执行它吗？为什么你不强制执行它？”）。

同样，法院做出有利代孕母亲的裁决，认为她们有权违背合约留下自己的孩子，报纸上涌现了大量评论，将这称为“代孕母亲的巨大胜利”——但这种“胜利”也付出了代价，好不容易花费数年通过的代孕合约几乎被废止。（此后，各州的法律制定状况各有不同。）如果法庭裁决此后房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贷款，类似评论还会欢呼这是购房者的一大胜利吗？他们是否会意识到法庭裁决可能导致根本没人买得起房了呢？

作为类似错误的一种，《纽约时报》报道了机票代理公司员工哈里特·特尼普斯德的老板会监视她工作时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的新闻，如果她稍有放松，老板就会立刻知道。

《纽约时报》想当然地以为，如果上司不用时刻盯住特尼普斯德小姐，她就会好过一些，但严格的监视并非只让老板留意到员工偷懒，同时也会令他知道谁工作最卖力——并且对其做出奖励。了解员工工作效率并且不吝嘉奖的上司，往往愿意支付更多薪水。

如果你对此心存疑虑，不妨考虑另一种极端状况。想象你的老板完全不清楚你的工作表现，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每天上班，除非你的主观能动性极强，否则一定不会在这份工作上多花心思。得知此事，你的老板当然也不愿意向你支付高薪。显然，员工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对他们而言是好事。如果某种程度的监督有好处，接下来应该是在实证研究中讨论多大程度的监督合适。

2011年3月是三角内衣工厂火灾100周年，这是纽约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工业事故，146名工人在火灾中丧生，绝大部分是年轻女性。悲剧的根源在于，为了防止员工平时顺手牵羊，逃生路线上的大门被锁上了。火灾后，纽约州立法机构通过了近30条新的职业健康及安全法律条文，此后所有工作场所必须清楚标示（并且不得关闭）逃生路线。

不管是1911年的报道，还是2011年百年悼念时的封面文章，均清晰指出新通过的安全条例是工人的胜利。或许是吧。但或许，不是。我从未发现任何记者在给出这个结论前做过相关调查。

对1911年的制衣厂工人而言，大门畅通意味更好的安全保障。因为安全很宝贵，所以那是一件好事。但大门畅通同时意味着更频繁的偷窃行为，这降低了工人价值，从而压低了他们的薪水。有意思的问题是，1911年时，如果有制衣厂工人掌握全面信息，他将做出什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答案。但这里有一些相关信息：首先，对工厂老板与工人而言，制衣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那时，纽约有数百家制衣厂，有些工厂正位于与三角内衣工厂类似的大厦中。（火灾只发生在三角内衣工厂的三层工作区内。）它们吸引了居住在下东区拥挤公寓中的人们争相做工，或者成为独立承包商。

其次，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供需关系确保工人按照他们的边际产量[4]获得薪水。（关于这点，有大量理论与证据支撑，在经济学界不存在任何争议。）这意味，一位每周给工厂贡献6美元利润的女工可以获得6美元周薪（依据历史上相当精确的工资水平得出）。

现在，让我带大家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假设一位普通工人每周偷两件女式衬衫，每件价值60美分——60美分的价格是我根据西尔斯邮购目录[5]推测的，每件衬衫的零售价略高于1美元；但每周偷两件，完全来自我的假设，欢迎你按照自己认为更加实际的方法对之后的计算进行调整——于是，这位工人的边际产量下降了1.2美元，市场竞争压力继而令她的周薪下降了1.2美元，那意味她的工资被砍去了20%。尽管换来一整个衣柜的衣服，以及可能为她带来一些利润的副业——比如以半价出售偷来的衬衫，总体而言，她的损失大约为10%。[6]

于是，问题变成：工人是否普遍认为损失10%的收入交换逃生路线是一种胜利？再说一次，我不知道答案。我不认为自己会为了一条消防通道自愿降薪10%，但这无法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塞满布料与织物的工厂里日夜劳作的那个人不是我。此外，我的生活比1911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制衣工人好太多。因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依旧无法判断工人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

另一方面，发生火灾前，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工人愿意放弃一部分薪水交换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或者相关工厂愿意放弃一部分利润增设防火安全门。我不否认存在各式各样的劳资纠纷，但据我所知，它们都与薪资和工作时长有关，几乎不涉及安全。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高的薪水，而不是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灾隐患。

我还可以再给出一个例子。火灾发生后，许多工人对新出台的安全管理条例拍手叫好，虽然这在实际上压低了他们的薪水。说得更直接一些，工人情愿获得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而不是更高的薪水。但毫无疑问，另一种说法可以是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相关条例将怎样影响他们的收入。第三种说法呢？从一开始，小偷小摸就不是大问题，所以它对薪水的影响微乎其微（很难直接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因为影响薪水的因素很多）。

为了理清上述情况，或许要将它交给研究经济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也许能写出一篇极其漂亮的博士论文。我当然不可能要求报纸上的文章达到博士论文水平，但如果作者最少能够承认这些因素存在，而非直接对职业场所法令给出天真的结论——即使是19世纪早期下东区充满安全隐患的工厂，也总能找到对工人的有利之处。

2010年5月，波士顿自来水主管道爆炸，导致之后几天的自来水无法饮用（即使烧开也不可以）。波士顿电视台（WHDH）受此启发，制作了饱含深情的影片，揭示了两种悲情的副效应——根据波士顿电视台那群家伙的表述，所谓的副效应根本驴唇不对马嘴。

第一条报道直指价格敲诈，镜头对准的是一位正在抽泣的女人——她竟然真的在抽泣！——因为她的儿子买1瓶水花了1美元，而如果在平时，同样的水3.99美元可以买到24瓶。故事想表达商店老板抬价，将情况弄得更糟了。

第二条报道关注了满脸沮丧的顾客。他们为买一些瓶装水要么奔波了四五家商店，要么排了很久的队。显然，没有任何一位波士顿电视台的员工想过，如果不涨价，队伍将排得多长。

实际上，价格浮动完全是根据市场情况调节的。而且，这是一件好事。甚至，拒绝发“灾难财”的好心商店老板更应该抬高纯净水价格，再将赚到的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任由最早赶到店里的人抢走全部纯净水。

“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专门收集了一些无视价格作用的案例。比如，几乎所有对本地食品运动[7]的报道总是一味将目光集中在运输中节省的能耗。

《纽约时报》的安德鲁·马丁（Andrew Martin）报道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几位研究者的项目，主旨为《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将水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芝加哥消耗的能源低于农夫将蔬果运到个人集市，怎么办？如果将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运到纽约消耗的能源低于在休斯敦的温室培植相同的西红柿，怎么办？包装消耗的能源呢？消费者每周跑好几次本地集市而非集中在超市采购而增加的耗能呢？

以此类推，我们便掉进了马丁先生口中令人眼花缭乱的伦理陷阱：你每次选择一颗西红柿，都必须考虑它产生的全部能耗。

这并非多此一举。你也应该仔细考虑自己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他成本：那里本来该是一片葡萄园，现在却改种了西红柿；纽约人本来可以住在市中心，但为了迁就建造温室不得不迁到郊外，从而增加了每天的通勤时间；加利福尼亚人与纽约人本来可以开出租车、教书、投身艺术或者做调酒师，现在必须改行种西红柿；肥料与农具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进一步说来，生产肥料与农具的资源本来可以有其他用途。

保守的本地食品倡导者忽视了其中99%的重要问题。马丁先生和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者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忽视了98.5%的重要问题。两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关心改善环境，而忘了我们的房屋、学校、工作和休闲都是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计算成本时只关心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显然十分荒唐可笑。

不幸的是，列出消费一颗纽约的西红柿，或者加利福尼亚的西红柿所需的成本极为困难。但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做。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且易于观察的数字就可以权衡其中所有的利弊。那个数字，就是西红柿的价格。

如果纽约需要一块新的土地开发房地产或者兴建剧院，纽约的土地价格会上升，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如果加利福尼亚的工人需要建一座水族馆或者扑灭一场森林大火，加州劳动力的价格会上涨，西红柿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市场并非完美。因此，西红柿的价格无法100%准确反映获得西红柿的所有社会成本，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十分接近，而且肯定比你在《纽约时报》上找到的由晦涩计算方式得出的结果接近得多[8]。

好吧，也许有本地食品死忠派提出十分合理的观点，认为价格并不能反应所有重要成本。比如，温室加热设备产生的碳排放从而导致的环境成本。虽然那些成本的最佳计算方式未必直观反映在价格上，我们还是应该从价格本身入手，做出调整，但通常得到的结果与最初的不会相差太多。[9]

价格的另一大魔力在于，它不仅反映出绝大多数成本，还提供了值得关注它的理由。当然，它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应，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但依旧是好事——极少有购买西红柿的消费者会停下思考，为了手中这颗西红柿牺牲了一座葡萄园。葡萄的价值越高，购买西红柿就要付越多钱，直到令你停下思考，为了这颗西红柿究竟值不值得？

马丁先生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不仅保有一席之地，还为自己“争”到了两席：其一，他犯了只考虑能源成本而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在外的错误；其二，他犯了无视社会价值已经被可靠地反映在了价格中的错误。

2010年3月，《纽约客》发表了一篇伊丽莎白·科尔伯特[10]的文章。她十分认同流传的一组数据：“现代人感受到的幸福，或者所谓主观幸福感，与19世纪50年代的人们基本保持同等水平，而那时的人均收入仅为现在的一半。”科尔伯特认为主观幸福感能够反映真实幸福度，继而思考了它所指向的政策含义。她还引用了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的观点为自己背书：

如果提高收入不能使美国人比50年前更幸福，人们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工作，以及冒着危害环境的风险确保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

且慢。尽管收入增长了，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却基本没变。换句话说，虽然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过去50年来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还只是基本持平。（1965年前后，美国人每周的平均休息时间为6小时。全年相加，每年的休息时间为7周。）博克与科尔伯特为什么不问，这么一来，我们为什么还要下班、休假，以及净化空气与水质呢？

你要么选择认真对待这项幸福度研究，要么就选择对它付之一笑。如果你想认真对待它，不能只强调你希望它反映的政策含义的那一面。如果这些数字表明，收入增长不能令我们更幸福，它们同时表明减少工作时间不能令我们更幸福。

得知整整50年来，无论社会取得怎样的进步——人们的平均寿命几乎增长了10岁，婴儿死亡率几乎下降了75%，增加了6周休息时间，空气与水质得到了改善，信息获得更为便捷，娱乐方式更为多样，沟通途径更为丰富——但美国人竟然在幸福感上毫无长进，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

幸好，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由质疑主观幸福感并不能反映真实幸福度。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市每年都会向市民发放问卷，以1分到10分作为评分依据，“你现在觉得多幸福”问题设计的瑕疵在于，当人们回答“你现在觉得多幸福”时，其实更接近于回答“你觉得比一般人更加幸福吗”或者“你觉得比你的朋友更加幸福吗”。无论你实际多幸福，超过半数人的答案仍然是“不”。

现代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比100年前增加了2英寸，但你可能从未碰到调查会问你：“你高吗？”那是因为100年前，身高5英尺9英寸（约合175厘米）的人可能回答“是”，而现在却可能是“不”。同样，现代人可能比100年前的人更幸福，但你也许永远无法从“你幸福吗”或者“你有多幸福”的问卷中获得以上感受。

人均年收入1 400美元的尼日利亚人声称他们与日本人一样幸福，后者的收入是他们的25倍。科尔伯特与公共政策教授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贡献了几个可能的理由（也许尼日利亚人自带“幸福基因”；也许日本人因为不满现状而更加努力工作；也许人们会自我调整，只需花几美元就能享受每一天），但这些无一触及核心：也许只赚1 400美元、人均寿命48岁，以及婴儿死亡率雄踞世界第一的尼日利亚可怜人，之所以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从未看过真正的幸福。也许提高收入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记者伊丽莎白·莱斯莉·史蒂文斯（Elizabeth Lesley Stevens）报道过市值8 400万美元的西勒奇制锁公司继承人查尔斯·肯德里克（Charles Kendrick）的生活。他十分古怪，整天无所事事，轮换驾驶4台汽车在旧金山游手好闲，并热衷于将它们从一个停车场转移到另一个停车场。[11]史蒂文斯女士提议，对富裕的遗产继承者（比如肯德里克先生）征收重税补贴政府，将是件有意义的事。实际上，她想说整天游手好闲，到处找停车场的人是在浪费他的财富，为什么不从8 400万美元中贡献出一些，在伯克利建一栋教学楼呢？

问题在于，教学楼不是用钱建成的，它使用了玻璃和钢材，还需要土地和劳动力。换句话说，它需要的是资源。你不可能从肯德里克先生那儿获得实质性资源，因为（如果他真的每天无所事事，不停找停车位）他从未囤积资源，也从未消耗任何资源。

不管建教学楼的计划是否具有建设性，都需要向其中投入一大笔钱。如果要花这么多钱，一定需要有人买单。而买单的人能够消费的资源一定会减少，所以伯克利才可以拥有更多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

这取决于你向肯德里克先生征税时，他将财富储存在哪里。如果他将钱存在银行，需要提款缴税，就会导致银行贷款缩水，从而提高利率、建筑工地停工，或者迫使某人打消买一辆新车的想法。在伯克利建一座新教学楼的资源，正是从上述连锁反应中“挤”出来的。

如果肯德里克先生将大把钱塞在抱枕里，需要将钱抠出来缴税，他就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塞在抱枕里的钱没有流通，因此不算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抬高了物价。由于涨价，导致建筑工地停工，或者迫使某人打消买一辆新车的想法。殊途同归。

我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假设，但无一将负担真正转移到肯德里克先生身上。如果他本人不接过重担，必定有其他人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你想弄清楚税收的负担最终落到谁头上，要追踪商品，而非追着钱跑。追踪慈善捐款的负担也是同样的道理。假设比尔·盖茨或者沃伦·巴菲特向教学楼捐赠8 400万美元，并且比尔或者沃伦认为这完全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这完全没有对他们的资源消费产生影响。于是，建造教学楼的资源一定来自其他地方，但那个人既不是比尔，也不是沃伦。如果比尔从银行账户中取出8 400万美元，他会不断抬高利率，直到有人分享捐赠造成的负担；如果沃伦从他的抱枕里掏出8 400万美元，会造成相同的后果，但不是反映在价格上，而是反映在利率上。

这不意味着征税或者捐款是坏事。如果为了建一栋教学楼，只是让人少去几次滚轴溜冰场，当然很值得，但我们不该否认那几个人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不该歪曲事实。我们始终需要关注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这些钱花在了哪里。

2010年12月10日，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我的“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里占到了一席之地。他在参议院抱怨，过去5年，GE的收益高达260亿美元，竟然没有缴一分钱税！

该从哪里入手呢？首先，GE是一个抽象整体，因此它本身并不能缴税，只能作为征税的一种媒介。最终，所有税款均来自具体个人的口袋。

也许我们的参议员是想说，GE的股东总共获得了260亿美元收益，却没有缴税，平均到每位股东身上大约是数百美元。[12][13]

我想，参议员桑德斯援引的260亿美元（而不是说大约“每人200美元”）是为了制造一种GE的股东十分富有的印象。但同样很容易发现，这5年间，美国的门卫总共获得了超过2 500亿美元收入，但根据联邦收入税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缴税（因为大部分门卫的收入没有达到纳税标准）。数字之所以看起来极为庞大，不是因为门卫富有，而是门卫的数量很多。

无论如何，桑德斯参议员声称GE从未缴税是错的。实际上，这些财富以分红或者资本收益[14]的形式发放，可以说，每一分、每一厘都缴了税。

更有意思的是，每一分薪水在它被放进某人口袋前，就被征了税。现在，让我来好好解释一番。

假设你挣到1美元，用它购买GE的股票，你的余生中每年都能获得6美分分红。且慢，让我们倒退回去，将事情说得更明白些：假设你挣到1美元，将其中的一半缴了收入税，剩下的一半购买半股GE的股票，你的余生中每年都能获得3美分分红。[15]

如你所见，一次性提前付清税款等于直接将分红收益减半。于是，你一次性提前付清税款就等于分红要被征收50%税款。同时，得到你一半收入的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那0.5美元投资GE，再从你另外0.5美元中征收股息收益[16]。

因此，通过向你薪水的一半征税，政府实质上也征收了另外一半分红的税（以及/或者资本收益）。如果分红本身还要另外缴税（事实如此），它实际缴了两次税。桑德斯参议员抱怨的实际是，它竟然没有被第三次征税！

必须向某些人群提高征税标准的观点无可厚非。如果参议员的目的在此，其实有许多解决方式：第一，向企业征更多税；第二，提高分红以及资本收益税，其实都能达到同样目的，但参议员的眼睛好像只会死死盯着前者。

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不该为弄错事实寻找借口。虽然GE完全避缴了企业所得税，但它的收入本身已经（至少）被征了两次税，而不是桑德斯参议员所认为的没有缴税。

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是我十分欣赏的一位记者，他供职于《石板》（Slate）（多年前，他邀请我为《石板》撰稿，我至今感激不尽）。金斯利对资本收益非常执迷，认为应该像对工资征税一样对它征资本所得税[17]，我十分赞赏他的执着。金斯利在各大杂志、报纸专栏发表了无数（好吧，反正我没法计算清楚）文章，观点大致如下：

A.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应该对所有东西按照相同税率征税；

B. 论证完毕。

步骤A毋庸置疑。经济学原理的确告诉我们，通常而言，如果我们按照相同标准对所有东西征税，结果较好。如果对苹果征税10%，对橘子征税30%，一些喜欢橘子的人会为了省钱而买苹果。最好的方式是向两者都征税20%，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

正是在从步骤A推导到步骤B的过程中，金斯利掉进了知识的陷阱。他错在误解了“所有东西”。他的观点适用苹果与橘子、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红色的球鞋与蓝色的球鞋，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吃的苹果与明天吃的苹果。如果今天向苹果征税10%，明天向苹果征税30%，就会有人在今天吃很多苹果，而明天为了省钱不吃苹果。最好的方式是不管今天还是明天都征税20%，这样大家随时都可以吃喜欢的水果。

然而，不同于苹果与橘子、红色的球鞋与蓝色的球鞋，“工资所得”与“资本所得”并非人们消费的商品，因此不适用以上观点。

问题其实更加严重。如果你真的相信金斯利的观点——打算向今天的苹果与将来的苹果按相同税率征税——你就必须以0税率征收所有资本所得税（包括利率、分红和资本收益所得）。

为了方便解释，不妨想象你有这么一位朋友——爱丽丝。

爱丽丝每天挣1美元，她可以用1美元买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于是就可以买两个苹果了。[18]

如果我们每天以50%的税率向爱丽丝的工资征税，她每天拿回家的工资为50美分。她可以用50美分买半个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于是就可以买一整个苹果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爱丽丝的购买力都被减半了。如果她不用为收入纳税，我们可能会增设消费税，从而将苹果的价格提高一倍。

换句话说，向爱丽丝的收入征税就如同向她现在以及将来购买的苹果征税——使用的是相同的税率。

现在我们来到迈克尔·金斯利的抱怨——爱丽丝没有为利息所得缴税。于是，我们改进征税方案，加入利息税率50%的条款。

爱丽丝交完收入税，每天拿回家的工资为50美分。她可以用50美分买半个苹果，也可以将它存入产生利息的账户，直到它翻番，缴纳25%的利息税，用剩下的75美分购买四分之三个苹果。

金斯利给出的纳税方案中（同时征收收入税与资本所得税），爱丽丝今天的购买力降低了一半（从买一个苹果变成买半个苹果），但她将来的购买力下降了不止一半（从买两个苹果变成买四分之三个苹果）。我们在今天向苹果征收消费税，并在将来不断提高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换句话说，同时征收收入税与资本所得税就是以某税率向今天的苹果征税，但以另一种税率向明天的苹果征税。

再换句话说，金斯利的纳税方案恰恰与他的坚持相反——对“所有东西”以相同税率征税。对将来的苹果征更高的消费税意味着，爱丽丝今天会吃更多苹果，以后少吃苹果，即使她的本意并非如此。

如果你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消化上述案例，别灰心，经济学家同样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理解它。（就我个人而言，第一次听闻这种观点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相信它，需要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才弄明白——我希望现在的解释比我当初听过的简洁清楚些。）克里斯多夫·切米利（Christophe Chamley）（当时供职于哈佛大学）与肯·贾德（Ken Judd）（当时供职于斯坦福大学）于20世纪80年代对上述观点的细节进行了研究。切米利和贾德的成果，如今已是公共财政原理（theory of public finance）的支柱。

因此，迈克尔·金斯利认为应该向资本收益征收高额税款——如果理解正确，实际上是不仅向资本收益征税，还包括分红与利息。

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要征收资本所得税，这只是一种反对它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在与其他观点的交锋中胜出或败下阵来，但如果不能理解它，就无法将它作为论据。我欣赏迈克尔·金斯利，因为他十分看重逻辑（在我认识他很久以前就是），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直觉出错了。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站站长、普利策奖得主杰拉德·塞布（Gerald Seib）十分担心为国家债务偿付的利息“如同癌细胞从内吞噬了我们的预算，从而不断榨干美国人的财富，将原本是我们的财富都输送到了海外”。[19]他的理由如下：

政府为穷人与老人支付医疗保险是有利于社会的好事。当美国人拿到社会福利的支票，这笔钱大体上都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流通。

然而，支付利息不是这么回事。这些钱从私人经济活动中拨出，却流通到持有美国国债，但不为美国人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手中。

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竟然认为我们没能从“债主”那里获得任何好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不知塞布先生是否买过房子，是否想过办住房抵押贷款给他的人“从未给过他好处”。

塞布先生认为，社会保险支出回到了美国人手中，而债务的利息却流向了海外——我不反对，但这并不能说明谁是利息的真正受益者。实际上，美国政府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最终都回到了美国纳税人手中，如同支付社保费用。

美国政府为债务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都为了确保在维持正常开支的情况下暂时不加税。延期加税令美国纳税者——请看清楚，美国纳税者！——继续将钱存在银行，从而获得更多利息。因此，为债务支付的每一美元利息都意味着美国人口袋里多出的一美元，不管政府将这笔利息付给了美国人、中国人，还是火星人。

塞布先生认为，加税是我们控制支付利息的唯一方法，榨干美国纳税人账户中的每一分钱——我们每避免一美元流向海外，美国人就少赚一美元。[20]

这并不是在说政府的债务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而是那种后果与杰拉德·塞布声称的完全无关。

塞布先生似乎相信，外国人正通过贷款给美国政府来榨干美国人的财富。但如果他们不借钱给美国政府，也会将钱用在别处——比如将钱借给挣扎在高税赋时期的美国纳税人。

每当我遇到喜欢的裤子，总是一口气买许多条。真的是——许多条，也许这与遗传有关。我的叔叔莫里斯收藏肉品，我收集裤子。我这么做，因为裤子是消耗品。

这难道是服装公司诱惑我们不停消费的阴谋吗？有些人真的如此以为。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中，我找到一篇安·兰德斯（Ann Landers）早年（1982年9月20日）发表的专栏文章，认为连裤袜公司故意生产穿一周就破而非耐穿一年的产品，因为“穿不破的尼龙袜将抑制女性消费——但他们其实掌握了耐穿技术”。安总结道，她与她的读者“对（公司）出于私利的阴谋展现出了（她们的）宽宏大量”。

也许有人会问，安口中“出于私利”的那个人是谁？当然，不是连裤袜公司。如果自私自利的公司掌握了成本合理的技术，它们一定会将穿一周就破的产品从价值1美元，升级到耐穿但卖52美元的产品。受惠的是消费者（她们每年购买尼龙袜的预算并未改变，却可以少去几次商场），同时保障了公司收入，以及大幅削减了成本——因为可以少生产98%的尼龙袜。

我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些值得分享的案例。

我收集了一篇《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的专栏文章，认为艺术家应该在作品再版时获得额外版税。（类似规定已经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以及不少欧洲国家。）这位作者忽略了它将如何影响作者的原版版税。让我来为他算笔账。如果原始买家愿意在作品再版时支付给作者100美元版税，那么他在第一次支付版税时可能[21]就会少付100美元。作品再版时艺术家获得的版税，都在作品初次问世时被提早扣除了。

实际上，情况更加糟糕。有些艺术家的事业中途败落，他们只在作品首次出版时收到一笔寒酸的版税，作品却没有机会再版。另外一些艺术家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们的再版版税远高过初版版税。因此大体上，这位专栏作家的方案是，让失败的艺术家一直贫困潦倒，让成功的艺术家赚得盆满钵满。[22]

我还收集了一封刊登在报纸的读者来信，认为应该直接通过控制原油价格来影响汽油价格，但如果法律规定了原油价格，加油站的汽油价格一定会上涨，而非下跌。大规模价格管制会令原油精炼者减少供应，供应量下滑则将导致价格上涨。

几年前，佛罗里达州遭遇霜冻，导致橘子卖得非常贵，农夫的收入远高于往年。有评论人士因此在“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里占到一个“坑”，认为大幅涨价表明农夫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实际上恰恰相反：意外其实表明农夫可以通过大规模歉收抬高价格。但如果他们真的具有这种能力，根本不用等到遭遇霜冻的时候。

每当中东局势出现动荡，“喧哗与骚动”文件夹都会急速膨胀。石油价格波动总会引发一系列社论与读者来信，夸夸其谈美国的石油公司如何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从而获利。如果一个行业中，同时存在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英国石油（BP）、雪佛龙（Chevron）、美国康菲（ConocoPhillips）与其他几十家石油公司，怎么垄断呢？这个问题已经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许多年，暂且不谈。如果控制供应就能提高利润，一家具有垄断能力的石油公司绝不会等到政治局势动荡才控制供应。你可以说，由于出现政治危机，那些公司有了更大利润空间，或者你可以说，他们串通一气形成垄断，但你不能混淆这两种说法。

每年感恩节，我都可以找到许多文章好心忠告美国人别吃太多肉，这样会危及其他食品供应商。事实是——哎，比这复杂多了。人们减少肉类消费，农场收益下滑，畜牧业整体收缩。至少看起来，原本喂给牲口的谷物粮食现在可以端上人类的餐桌了，是吗？当然不是。耕种业也会整体收缩。[23]

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痴人并非只会发出喧哗与骚动，不断为我的文件夹“做贡献”的人们大多经过深思熟虑才提供了他们的观点，尽管它们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也许经济学家对这些错误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作者从未因此受到严格的惩罚。大部分读者上网或者看评论，只是为了找乐子而非寻求启发，如果作者的动机只是为了取悦读者，那我们也就不用对此大惊小怪。

[1]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出版同名作品《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书名出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Macbeth）第五幕第五场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Life is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译者注

[2]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各自影响因素以及相互作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译者注

[3] 1993年8月5日起生效的联邦法律，雇员可以为照顾婴儿或者生病的家人获得假期。——译者注

[4] 边际产量（marginal product），指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译者注

[5] 西尔斯公司曾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业。1911年，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发生时，西尔斯在美国零售业销售额排行榜上位居第一。——译者注

[6] 这个数字针对的是工人的平均水平，诚实工人的周薪则完全被砍去20%。

[7] 本地食品运动指一种支持本地生产食品的环保运动。——译者注

[8] 《纽约时报》犯错绝非偶然。它还刊发过历史学家史蒂夫·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的文章。布迪安斯基自称“是个性乖戾的自由派”，他从马丁的观点入手，在半途经过自我修正，结论认为土地、适宜的气候、劳动力等珍贵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是将作物种植在最有利生长的地方，再耗费相对低的能源将它们运往市场。经济学家认为，所谓“最有利生长”的说法等同于“已经考虑过所有替代方案”。我95%确信，布迪安斯基先生与我想的一样。

[9] 当然，一旦你着手调整影响因素，没有理由只考虑碳排放。同样，你应该注意到加州的赋税较高，因此加州的西红柿价格远远超出了生产它的社会成本。（这不同于修建一座水族馆所需的土地成本，税收无法反映社会成本，因为还需要考虑人力成本。）修正模式启动，你会发现存在太多相关因素，从而得出没有特定理由必须选择本地种植的西红柿的结论。

[10]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lbert），《纽约客》记者，2015年凭借作品《大灭绝时代：一部反常的自然史》（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译者注

[11] 可参见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刊载的《游手好闲的富人理应回馈社会：向他们征税吧》（The Idle Rich Should Give Something Back: Taxes）。

[12] GE采用的是员工持股模式。——译者注

[13] 我很难给出更加精确的数字，因为它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共同基金，无法得知具体股东数量。

[14] 资本收益（capital gain）是投资收益的一种形式。——译者注

[15] 我在此处使用50%税率只是为了简便，任何税率说的都是同一回事。

[16] 股息收益（dividend stream）即为分红收益。——译者注

[17] 向资本收益征的税为资本所得税（capital gains tax）。常见的资本收益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获得的收益，并非所有国家都征收资本所得税。——译者注

[18] 假设爱丽丝恰好住在苹果卖1美元的地方。

[19] 可参见《华尔街日报》于2008年3月8日刊载的《预算案鏖战正欢，癌细胞正蔓延扩散》（As Budget Battle Rages On, a Quiet Cancer Grows）。

[20] 有一些美国人没有储蓄习惯，可能因为他们将钱花在了更有价值的地方。如果向这些钱征税，同样对他们没有好处。

[21] 我使用“可能”（approximately）一词是出于数字上的调整，因为今天的100美元可能比将来的100美元更值钱。

[22] 帕翠亚·科恩（Patricia Cohen）于2011年11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恰恰指出了这点：“这条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是最不缺钱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名扬天下，一版再版。（同时，）再版版税却伤害了首次发表作品的新晋艺术家……为了少付再版版税，出版人一定会设法压低他们的初版版税。”

[23] 畜牧业与耕种业收缩，于是它们原本应该消耗的资源流向了其他产业。因此，你少吃点肉的决定的确为其他人提供了更多食物选择。但是——尤其是长期而言，那些新选择很可能大部分不是食品。

第13章

数据如何说谎：

失业也可以是好事

我曾经住在华盛顿特区，搬到那里的第一天，我问一位出租车司机哪家超市好。“马格鲁！”[1]他的语气相当肯定，“那里很不错！不管我什么时候去，总有商品在打折。”

这是我第一次与天性单纯的华盛顿消费者打交道。（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们的保姆向我极力推荐了一家童鞋商店：“他们会为孩子的脚量尺寸呢！”）

直至今日，无论是否在华盛顿，我都不曾去过不打折的超市。我总被打折商品吸引，香蕉便宜，我就买香蕉；苹果便宜，我就买苹果。

打折商品总在改变，走进一家超市，我不太可能发现上周打折的商品这周还卖这么便宜。有一周，我买了一些打折的苹果，1.35美元；下一周，苹果的价格恢复至1.69美元，于是我花1.25美元买了打折的橘子；又过了一周，橘子的价格恢复至1.49美元，但苹果又开始打折，于是我又买了苹果。

如果我试图劝那位出租车司机不再去马格鲁购物，也许可以这么说：“马格鲁的商品价格简直疯了，无论我想买什么，它们都在涨价。”如果我还试图加深他的印象，可以计算一些百分比。“我先买了苹果，苹果的价格就上涨了25%；之后我买了橘子，橘子的价格就上涨了20%。短短两周，价格竟然整整上涨了45%！”

当然，这种简单的计算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依旧花1.35美元买了打折苹果。这与政府报道的通胀数据有些类似。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最常用来表示通货膨胀的指数）反映的不是今天而是过去人们购买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它的重点在过去人们讨价还价的商品——而同样的商品很可能已经涨价。这就令报道的物价变化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20年前，机票很便宜，笔记本电脑很贵。人们到处飞行，但很少携带笔记本电脑。因此，类似CPI的计算将许多精力放在机票（现在已经大幅涨价），几乎不考虑笔记本电脑（现在已经降价许多）。你购买一张昂贵的机票，CPI就随之上涨；你购买一台1992年时负担不起的笔记本电脑，CPI却对它忽略不计。

计算方式很重要。比如，社会保险是CPI计算的条目之一。如同每年年薪按固定比例上涨的情况，CPI监测到的购买力每年也都在增长，因为它总是令通货膨胀看起来比实际情况糟糕。

这听起来像对编制CPI指数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指责。但其实不是。在价格独立浮动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编制出一个不偏不倚并且极具参考价值的数字。美国政府有许多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它与生俱来的偏差。经济学家出于明确的目的，总是十分小心地选择恰当的参考指数。尤其在高通胀时期，媒体十分关心CPI，也许因为这恰好实现了它们的目的，令一切看起来了无生机。新闻真是一种忧郁的艺术。

严格而言，数据不会说谎，但它们揭示的事实常常遭到误读，尤其是在文章中引用的经济学数据。让我举几个例子。

搬到华盛顿前，我住在纽约州的罗契斯特。星星超市与韦格曼斯超市是那里两家规模最大的连锁超市。星星超市的广告曾写道：“平均而言，我们的顾客比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为同一件商品多付3%。”我不认为它们错了。我同样相信，平均而言，为了购买同一件商品，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比星星超市的顾客多付3%。

星星超市的计算方式与CPI指数类似，也存在偏差。某一天，星星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苹果，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橘子。当然，星星超市的顾客可能比韦格曼斯的顾客花了更多钱，如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可能比星星超市的顾客花了更多钱一样。只要这两家超市在价格上基本持平，只要个别商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就不会错。

记者经常引用失业率数据说明整体经济状况，类似讨论往往忽略了有些人是自愿辞职的。通常而言，获得休闲时间或者追求个人梦想都是好事，可一旦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立刻就被当成了坏事。

当然，失业可能伴随不好的现象，比如收入减少。记者在报道中将失业视为坏事，脑袋里惦记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考虑失业的好处，比如它可以减少关联成本。如果你是流水线工人，丢掉了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然后一整年都在海滩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子儿也没挣到。我们可以说，你的状况变糟糕了，但如果说它等同于损失5万美元，未免有些夸张。

相比于100年前每周劳作80小时的祖先，我们都处于某种程度的失业状态，应该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换时空吧。这个例子已经足够提醒我们，失业率不是衡量经济状况的最有效方法。

作为21世纪的人类，我们的工作时长少于祖辈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加富裕。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业率下降反而成了好事。由于收入增长，家庭可以自行决定一个人工作养家，而非一定要双职工；由于景况好转，生活拮据时做着不顺心工作的人可以辞职，可能因为他们找到了其他收入途径，也可能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花时间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种乐观并非是完全的盲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失业率可能成为时机好转的信号，也可能成为时机转坏的信号。在个人层面，也是同样。彼得每周工作80小时，丰衣足食；保罗每周工作3小时，闲庭信步。哪种选择更明智呢？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还是出于我的直觉，都无法对它做出评判。失业——或者就业率低，如果是出于自愿选择，它就可能是一件好事。

评论人士很轻易地认为，彼得的收入与保罗的休闲时光相比更“货真价实”，因此他一定比保罗更明智、更富有，但这根本不对。天真的评论人士也许会争辩，出于公平，我们应该将彼得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保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的收入差距。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应该将保罗的一部分休闲时光转移到彼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在闲暇时间上的差异。如果为了公平，我们向彼得征税补偿给保罗，就应该让保罗去彼得家除草。[2]

他们忘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通过劳动获得的成果。记者似乎总在犯低级错误，认为自然灾害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人们必须投入重建，这样大家就都有事做了。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重创了新奥尔良，类似说法简直甚嚣尘上。在新闻从业者口中，只要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将他们的家园恢复原状，大规模生态破坏就一定存在谜一般的好处。我很怀疑，他们也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吗？往客厅的墙上凿一个洞，自己再花精力填上，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建房子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拥有一栋房子是好事。房子的所有权才能体现它的价值。砌墙的事干得越少，你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人们投入数月艰辛劳作，最后仅恢复到遭受破坏前的样子，不可能从中创造出更多财富。

我在冷饮车前买甜筒时经常选巧克力口味。有时，巧克力口味卖完，他们会推荐我尝一下香草口味。我不由疑惑起来，香草口味为什么从不脱销？

答案是香草口味也有卖完的时候，而且与巧克力口味卖完的概率相同。只不过香草口味脱销，他们不必特意告诉我。一定也有许多喜欢香草口味甜筒的人困惑：巧克力口味为什么从不脱销？

如果你只盯住一点，而不是令眼界更加开阔，很容易被蒙骗。你与你的医生很可能对候诊室是否拥挤持有不同观点。你留意到身边的人不停朝你打喷嚏，房间座无虚席，但你的医生却从其他角度看待这种情况。

你的医生依据候诊室的全天拥挤状况做出评估，而你只在生病的时候才来诊室。你会在什么时候生病呢？可能正是病人最多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最多人生病的时候，候诊室最拥挤——正是病人令房间拥挤起来的。如果医生告诉我，今天上午候诊室有3人，下午有25人，让我猜你最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候诊室，根据25∶3的概率，我会选择下午。

人们总是留意到房间拥挤，却很少有人留意到它空荡荡时的样子。医生知道今天有28位病人，平均半天要诊断14位病人。这28个人中，只有3人认为候诊室的拥挤指数为3，25人认为拥挤指数为25。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就此被拉长，但它反映的并非客观情况。

失业数据也以相似的方式误导我们。假设你需要调查人们失业的平均时长，于是挨个儿问当下的失业者失业多久，你将他们的答案一平均，得出的数字一定不客观，而且肯定偏长，正如大部分病人都高估候诊室的拥挤程度。

毕竟，调查员最有可能访问到已经失业了一段时间的人们。相反，短暂失业的人在调查者来访时可能已经找到工作。如果你仅采集某一天或者某一周的样本，遇到的多数失业者一定是长期失业者。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被绊倒在这里，没能指出问题所在。

近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果你只简单瞄一眼数据，很可能认为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时，穷人的生活完全停滞不前。但是，我至少可以给出几个理由，令你对那些数字采取稍加保留的态度。

首先——也最简单，收入数据并非涵盖一切我们认为具有价值的因素。比如，我们十分在意休假时间的数量与质量。就这一点而言，穷人往往“迈出了一大步”，富人却举步不前。1965年以来，工作时间不断缩减，休假时间不断增加，美国人平均每年拥有300小时休假时间——但最贫穷的美国人的非工作时间是它的两倍。同时，以前你的家中只有3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但人们现在的休闲方式获得了极大改善，休闲质量获得了显著提升。

第二，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与20世纪初老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均大幅削减了个人所得税。税收减免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实际影响，但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虚假作用。收入税调低后，人们不再费力隐瞒收入，仅出于这个因素，就会导致收入上升，尤其是高收入人群。不管出于哪种情况，穷人都不太可能隐瞒收入，因为他们本来缴税就少，而且收入来源一目了然——往往来自工资所得。相反，富人有许多理由与动机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但如果调低税率，他们就会少费些精力东藏西躲，因此减税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

第三，离婚会造成收入下降的假象。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份5万美元收入，将被计算为一份1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两人离婚后，情况变为单独两份5万美元收入，但实际上没人的薪水发生变化。

这十分重要。比如，1996—2005年间，美国普查数据显示，中等家庭的收入仅增长了5.3%（已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但如果你改变人口数字，实质上增加了24.4%。

第四，也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点，年薪差异与年龄无关。因为人们将不断在收入分配位置上发生改变。

在美国，如果你超过25岁，现在位于收入分配的后五分之一区间，极有可能在未来9年得到改变。（如果你未满25岁，机会更大，因为你现在不过是个学生。）如果你位于收入塔尖的1%，道理也是同样。收入分配的流动性很大，近几十年来，这种流动性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如果所有人都在收入分配光谱中不停移动，即使低收入人群收入不断减少，高收入人群收入不断增加，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假设一开始，每人的收入均为5万美元。现在，经济环境改变导致一半人的收入减少到4万美元，另外一半人的收入增加到10万美元。你可能以为一半人的情况变糟，另外一半人的情况得到改善。但是，如果调转位置，一半人在奇数年份赚4万美元，在偶数年份赚10万美元，另外一半人也做出相应调整，那么每年我们的平均收入均为7万美元。大家共赢。

当然，上述收入变化的极端情况并不现实。但“穷人一直贫穷，富人一直富有”的刻板印象同样不现实。大部分人都有景况好的时候，也有景况坏的时候。在特定年份，某人收入很高，而这可能是他人生收入的巅峰；相反，在特定年份，某人收入很低，这可能是他人生收入的谷底。最高年收入与最低年收入间的差距，等同于一个家庭收入巅峰与谷底时的差距，可能没有人愿意做这种比较——除了炮制生活苦哈哈故事的记者。正确的做法是比较两个家庭的收入，长此以往，记录每年收入的平均数，但没有任何年收入数据能够反映这种比较。

指出高收入群体最近赚到许多钱，是制造收入差距扩大假象的一种方法。它只表明每人都有走运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比如，收入最高的人可能正经历飞黄腾达的几年，因此今年赚得比去年多，但也可能超过明年，直到慢慢趋于平均水平。

想象一群游牧者随意安营扎寨在山坡的不同地方。你将整片图景收入眼中，此刻位于山顶的游牧者可能刚从山脚搬上来；此刻住在山脚的游牧者可能刚从山顶搬下去。我们可以做出完全合理的推测，不论山脚与山顶的海拔相差多少，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距。

这其中的教训告诉我们，以一个人当下的幸福感来判断他的总体幸福感是错误的。比如，老年人通常因为有着各式健康问题，过得比我们辛苦。这么一来，其实忽略了每个人都曾年轻过，而且我们正在一天天老去。如果我们将此作为永久政策，不断将收入从“幸运”的年轻人转移到“不幸”的老年人，几代人之后，你年轻时就会蒙受过多损失，直到上了年纪才能慢慢尝到甜头，甚至打破人生平衡。[3]你永远都可以出于平等的考虑，将一代人的所得一次性转移给另外一代人，但头脑清醒的人很快会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代人的年轻时期始于不平等的努力。

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大相径庭。有些人遭遇意外与疾病侵袭，英年早逝。这意味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要经历更多磨难。年轻人可能无法长寿，而老人毕竟已经活了这么久。将收入从“幸运”的年轻人转移到“不幸”的老年人会进一步扩大潜在的不平等。[4]

类似考虑方法也适用于反对强制退休的法律。强制退休法律要求职员到达一定年龄必须退休（通常是65岁或者70岁）。显然，公司认为这是有效的做法。如果不是，它们就不会推动立法推翻它。如果它们正确，反对强制退休将降低人均收入。（效率降低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很可能会削减年轻人的薪水。）[5]常有人鼓吹，反对强制退休对老人有好处，但上了年纪的人曾经年轻过，他们很可能已经尝过其中的好处。如果我们只谈净利润，你必须活到一定年纪，而且还得从未年轻过，就如我有时在超市免费小报上读到的67岁“新生儿”的故事。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最常用来衡量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不过，它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它计算了经济体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值，却没能包括在沙滩上打发时间的价值。

它还存在一些不容察觉的缺陷。首先，它并没能真正计算到经济体内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许多商品与服务是在家庭中产生的。不管你选择自己洗碗，还是付钱让保姆洗碗，结果都是“获得”碗橱里摆放整洁的碗碟。如果你付钱请保姆做，结果会在GDP中反映出来，但如果你选择自己洗，GDP就会忽略它。

在较为保守的年代，课本会列举一位娶了保姆的男性来说明相关观点。当保姆时，她拖地、洗碗、洗衣，每年收入为2.5万美元。当她成了妻子，做的还是同样的事，却连一分钱回报都没有。尽管什么都没改变，GDP却减少了2.5万美元。

比较各国间GDP时，这种视角尤为重要。在欠发达国家，家庭生产通常占较高比重，从而愈发凸显出GDP与实际产出间的差距。美国的人均GDP高出利比里亚100倍，当你读到这个数据，不妨想一想利比里亚人自己种粮食、做衣服，这些均未能计算在国民收入内。他们的确比我们穷，但绝对没有数字显示的那么糟糕。

它的另外一个缺陷在于，提高商品与服务产量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满足了市场对住宅的需求，这是好事；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开发重建了在飓风中被毁的数千栋住宅，这只是让一切恢复原状，不是好事。然而，GDP会将两者都纳入计算。

由于意识到上述及其他诸多缺陷，有些欧洲政府与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开始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这类数据。不幸的是，幸福比商品与服务更难被量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数据不会说谎，是骗子编纂了数据。也许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人虽然诚实，但在得出结论时过于草率。为了避免错误，应该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数据，如果可以亲力亲为，你将如何采集，而它们与你面前的数据之间存在什么差异。

CPI用来衡量特定商品的价值，与你需要多少收入才能维持特定水平的幸福不同；失业率用来衡量有多少人失业，与有多少人不幸福不同；年收入用来衡量现在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分配不同；GDP用来衡量市场上交易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与所有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不同，与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不同。

有些缺陷很容易发现，比如GDP忽略了家庭生产。另外一些则很隐蔽，比如人生巅峰期与低谷期都不可能长久，但它夸大了贫富差距。

经过训练，经济学家对数据采集方法的缺陷以及数据本身的偏差十分敏感。出于靠谱的天性，经济学家总是尽己所能地修正它们。

[1] 马格鲁（Margruder’s），华盛顿本地连锁超市，主要卖廉价农产品与杂货。——译者注

[2] 将收入差异归咎于人们所做选择不同是十分愚蠢的观点，而人们不用承担自己选择结果的观点同样愚蠢。

[3] 这种说法只是比较接近真相。如果你的上一代人口总数较小，而下一代人口总数较大，你还是有利可图。

[4] 我的同事马克·比尔斯（Mark Bils）认为，我们应该出于公平的理由补贴烟草业，因为吸烟者并未从社会福利中获得额外的好处。

[5] 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好处而且没有损失：反对强制退休法律生效时的老人。

第14章

政策骗局：

我们需要更多文盲吗？

经济学家的最大热情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理解世界，尽管人类心中都暗藏改善身边境况的愿景。随意拦下一位经济学家，你就会发现一位改革派。

经济学家认为，政策是钳制，却不乏美妙之处，我们埋首其中，正如你沉溺于热巧克力奶油圣代或者粗俗的风流韵事。你难以抵挡它们的诱惑，在畸形的乐趣中难以自拔，却对落入相同陷阱的同伴嗤之以鼻；而我们总认为不值得在政策上浪费注意力，却在强调此观点时已经花费了大把精力。

经济学家无论对问题持有什么立场，你总能找到他们的一些相似之处。我们总是强调诱因的重要性、交易的好处，以及产权得到法律保护是一种良性的力量。我们认为，完美运行的市场能获得最有效的产出，以及会本能地通过完善市场来调节更有效的产出。

听闻国家将补贴航空业，因为研发的设备可以运用到军事上，经济学家往往对此持保留态度。通常而言，企业家如同政府官员，都能十分准确地预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未来5年中有三成机会爆发战争，就有三成机会值得拥有一家能够生产战斗机的工厂。为什么它不能提供足够的诱因令工厂继续运作呢？

当然，如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五成而非三成，就会有更多生产武器的工厂。如果政府足够明智，也应该采取相似的态度，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高，就不必投入太多防卫资源。

然而，如果投资者认为政府会依循历史先例，在战时施行价格管制，上述诱因就无法发挥作用。[1]我们关心军事装备，问题并非出于对市场干预过少（比如以补贴的形式），而是干预过多（比如以管制的方式）。完善军事装备的最佳方式或许是通过修宪确保不施行价格管制。[2]

暂且不论对错，每当有学者抱怨美国汽车的质量，经济学家往往不明白他们在烦恼什么。不管怎样，一个国家总需要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为什么美国不可以呢？

在价格—质量谱系中，市场对汽车的需求大相径庭。成功占领高端市场并不光荣，成功占领低端市场也不丢人。作为个人，我更倾向于经营像沃尔玛一样的连锁超市，而非经营一家精品服装店。

质量无须与利润挂钩，提高质量，就需要投入巨大成本。有些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质量高的产品——制造成本相对较高；有些消费者不愿意多付钱，产品质量一般就可以满足——制造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论你满足了哪个市场的需求，都值得骄傲。

美国汽车的质量也许高于或不及它的国外竞争者，但背后必定存在合理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各种产品都能挖掘到利润空间。至于产品各自在哪里生产根本不重要。出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美国孕育出一批生产低端汽车的工厂；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人设计低端汽车是因为整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将精力花在了其他更具生产力的地方——美国的汽车质量糟糕是因为美国的生物工程技术世界领先；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普遍比他们的国外同行富裕。大家都只是为了一份工作，于是，他们就不愿付出更多努力了。通过钱袋子来调整你的优先选项很常见，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通过观察，人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牺牲质量压低成本是个明智的决定。然而，美国的制造业牺牲了质量却没能降低成本：生产一辆美国豪华汽车花费的时间相当于生产一辆豪华日本汽车，但后者的质量更有保障。因此，我可以给出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其一，工作时间不是衡量成本的最好标准。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1小时的生产量不如他的东京同行，可能因为底特律明智地减少了工人培训时间，或者各道工序采用的设计方法不同。

其二，所谓的工作时长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的时间。如果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每小时花15分钟喝咖啡，那么他制造一辆美国汽车的时间其实为45分钟，工作时长并未能反映出真实情况。[3]

经济学家与普通人不同，不会轻易陷入绝望，因为他们总能从交易中发现好处。一种产品在底特律生产，另一种产品在东京生产。不论你买福特嘉年华还是雷克萨斯460，汽车的产地并不重要。通过交易，我们不再需要将消费选择与生产选择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制造廉价汽车但驾驶豪华汽车，只要我们制造的廉价汽车能够带来利润。

ABC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播出“文盲问题”系列片时，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当然，有文盲很难说是好事，但不意味我们的社会文盲太多。培养读写能力需要花费巨大成本，对人口中不情愿接受教育的人花费的成本更高。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对读写项目的额外投入是否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

你也许会想，总在唉声叹气的学者有义务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但ABC世界新闻的评论者没有一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义务。如果他们指出“适当的文盲率”意味着什么，就可以继续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文盲太多而不是太少。

如果是经济学家，他可能会选择采用效率的标准：

我们应该鼓励培养读写能力，直到额外成本超出额外收益。如果记者不认同这种标准，没有问题，但他至少应该提出自己的那套。

如果效率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也许应该假设现在的文盲率正符合市场需求。具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能够获得很多好处，比如更高的报酬，或者高于查尔斯·吉布森与戴安·索耶[4]的自我修养。那些好处足以提供丰富的诱因，令你投资成本合理的自我提升项目。

现在，我们就很容易使用不同方式驳斥以下观点。你可以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投票时更明智（尽管就我所知没有任何研究得出相关结论）；你可以认为，利他精神比自私自利更高贵；你也可以认为，同事的高学历能够提升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等等。事实究竟如何？它们正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议题。但迄今为止，结果参差不齐。可能没有文化的人——出于他们的无知，无法看到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于是做出了不明智的决定，而精心规划的读写教育能够有效改变这种状况；也可能人们不愿接受教育，恰恰因为社会福利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为了调查我们国家是否面临读写能力不足的问题，ABC世界新闻首先应该问，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必须干扰市场自身达到的有效平衡？如果存在，我们就需要采取非市场主导的补救方法，这才进入整个问题面临的难题：

我们如何得知补救方法是否过度？我们如何衡量读写能力的好处？如何衡量培养这种能力的投入？如何判定当下状况是不足还是过度？这才是核心问题。但是，ABC新闻对此只字不提。如果这些新闻工作者是文化人，念那么多书究竟有什么用？

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总会争论我们是否应该设立更多免费电视台。经济学家认为，人们错误地混淆了两个议题：其一，电视台是否应该制作更多与政治有关的报道；其二，应该加重电视台的税赋。

如果目标是为候选人争取更多出现在电视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特殊税种，或者从电视台缴纳的税收中“购买”。当总统候选人占去一集《名人学徒》[5]（Celebrity Apprentice）的播出时间，它的社会成本就是放弃一集《名人学徒》。这项成本不管由公众、特殊税种支付者，或者电视台老板承担，道理都是一样的。

问题之一：“我们应该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唐纳德·特朗普[6]（Donald Trump）的表演吗？”问题之二：“应该由谁承担成本呢？”我们应该分开讨论。

当得知联邦政府为了维持高价，减缓出售10亿立方尺存量的国家氦储备时，经济学家十分困惑[7]。政府的确从民间获得了较多资金，它也从不缺少从民间获得资本的方式。为什么要采取一种全新机制，而它的主要作用仅是闲置宝贵资源呢？

经济学家对诱因导致的后果十分敏感。如果新的公民权利法案要求雇用25人或以上的公司支付更高成本，我们期待见到许多公司将员工规模控制在24人之内。我们对问题的对称性也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招聘员工时公民权利法案禁止种族歧视，而员工在选择雇主时却根本不遵循同样的法案？如果我拒绝一份工作，是否应该证明我的动机并非出自歧视呢？我们对演绎推理十分敏感。为什么我在选择伴侣时可以考虑种族因素，但招聘私人助理就不可以呢？[8]

经济学家对自愿交易获得的好处十分敏感。从前，航空公司由于超售机票总会“利诱”一部分乘客下机，正是经济学家建议他们如此做的。

经济学家对所有权十分敏感。非洲象濒临灭绝，正是一群经济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构想出“篝火计划”（CAMPFIRE program），令村民拥有了非洲象的所有权，创造了保护它们的诱因。计划实行10年后，非洲象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如果人们无法从劳动中获得应有的回报，立刻会引起经济学家的警觉。你可以花费数年时间用于技术创新，再看着竞争对手对它稍作改进，瞬间夺去你的市场。这么一来，你可能在一开始就不愿投入时间。作为结果，你既不会创新，也不会改进。讽刺的是，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是补贴原创者，如果技术被人拿走，你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也可能是向原创者征税，这样你就可以少一些虎视眈眈的竞争者。

付出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电影结局的市场反应十分好奇。看电影的人对结局有两大诉求：他们希望结局大圆满，以及结局在情理之中。如果时机恰到好处，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悲剧。然而，以悲剧作结的电影在市场上实在太少了。

拍摄悲剧电影的导演需要承担短期损失的风险，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可能“很失望”，但长远而言一定有好处，因为观众对未来的电影卸下了防备。不幸的是，这些好处常令其他导演沾光，因为观众只记得谋杀犯有时真的会在地下室手刃英雄，却不记得这个情节具体出自哪位导演的电影。也许出于这种原因，没有导演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同行。

作为解决方法，导演可以十分显眼地打出自己的名号，这样观众就可能记得哪部电影的结局出人意料。但是，每当这位导演的名字出现，观众可能会不自觉地蒙上眼睛——或许，政府就应该补贴悲剧电影！

我有一位同事认为，不管你在网上买什么东西，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因为卖家根本不考虑回收成本。于是，我的同事试图通过向包装材料征税解决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至少由私人承包的垃圾搬运工（正如我生活社区的工人）根本不将它视作问题：垃圾搬运工可以凭喜好按重量或者体积向我收费，这么一来，我就会选择简易包装的产品，从而最终影响到我对卖家的选择。我的同事好心提醒，实际上，垃圾并不是按重量或者体积收费的。不管我的垃圾箱是空的还是满的，我每个月都支付固定的卫生费。这可能是因为根据每月垃圾量制定收费标准太费事。我的回应如下：如果这真的是个关键问题，垃圾搬运工一定会拿出解决方法——比如，每年花三天抽查我家的垃圾量，从而制定我每年的垃圾收费标准。我的同事又担心垃圾搬运工可能骗人，他可以抽查6次，但只汇报3次垃圾最多时的数据。

这位同事与我在包装材料征税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结论，正如我们共进午餐时，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都大相径庭。然而，我们还是分享了许多共通之处。我们都认为，过度包装是问题，包装太过简易也是问题，不管哪种情况，都会造成浪费；我们都认为，运行良好的市场一定会导致最佳产出，而我们定义“最佳”的标准都是效率；我们都认为，如果有一方刻意隐藏信息或者合约未能履行，均会导致市场失灵。我的同事与我从不投票给相同的候选人，但我十分确信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与他的观点比其他99%跟我投出一样选票的选民更接近。

我们都以经济学家的方式理解世界，我们的身上也具有身为经济学家的性格缺陷——有时甚至对此沾沾自喜——总是不可避免地从纯粹的科学研究转向政策分析。政策制定过程总是充满诱惑与危险的骗局，经济学家如果真的醉心其中，很容易成为它的牺牲品。每天午餐时间，我与我的同事们都沉迷于构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是一群冷淡寡情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主意在甜点还没端上桌时就已被彻底抛弃，仅有少数得以幸存。下一章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几个中肯的提议。

[1] “二战”期间，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负责制定了价格管制措施。我参加过几次相关讨论，试图评估将对同盟国造成何种程度的危害，衡量的标准是德国装甲师的数量。我们得出的结果十分庞大。

[2] 这并非针对问题的全盘分析。比如，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很可能与社会上对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态度不同。我不确定是否找到了十分贴切的案例，但本章的讨论一定代表了经济学家刚开始思考问题时的典型的切入点。

[3] 经济学家根本不属于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喝咖啡是浪费时间，我们自己也喝很多咖啡。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认为高质量的汽车比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

[4] 查尔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和戴安·索耶（Diana Sawyer），两人为ABC世界新闻的主持人。——译者注

[5] 《名人学徒》是由美国NBC公司制作的真人秀节目，被称为“终极工作面试”。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参与节目制作。——译者注

[6] 写到这里时，作者大概并未料到，有一天，他不必为了一小时竞选广告放弃特朗普的表演，因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编者注

[7] 这绝对不是个笑话。美国的确有个国家氦储备公司（National Helium Reserves）。

[8] 当然，提出问题并不意味一定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它只意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15章

几则中肯建议：

两党制的终结

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无论它已经发生还是即将发生。危机出现时，人们往往采取已经准备好的方案。因此，我们最基本的使命就在于：研究现有政策的替代方案并使之保持活力，当它们在政治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时，发挥出它们的实际效用。

——米尔顿·弗里德曼[1]

当我驾驶汽车经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北部时，不禁赞叹起它的富庶。坐在身边的朋友吉姆·卡恩（Jim Kahn）感叹，不计其数的财富聚拢到此处，但华盛顿的臭名昭著之处正在于它根本不生产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语带嘲讽地接话：“如果用道德标准衡量，绝大部分财富就如偷来的，一部分来自直接征税，另外很大一部分来自政治贡献，并以此勒索金额庞大的保护费。”

但是，吉姆的反应比我更快。他意识到，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的解释远不够愤世嫉俗。现有的两党之争中，所有非法所得都应该用来购买选票。如果共和党执政，每年侵吞1 000亿美元，民主党完全可以复制它们的政策，外加每年多给共和党的核心管理层10亿美元好处。这种策略将使民主党买到下次选举的胜利，纯收益为990亿美元。不过，共和党也可以反着干，开出20亿美元好处费，接受剩下的980亿美元赃款。市场竞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场竞标大战可以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直到无法榨取任何利润。

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整个行业被两家利润最高的公司把持，如果没有发动价格战，很可能因为存在暗中勾结。以共和党与民主党为例，这种勾结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它就是所谓的两党制。

民主党与共和党立法者经常为“达成折中方案”会面，双方在背地里进行的勾当如果发生在私营企业，很可能可以将他们的老板直接送进大牢。我们绝不允许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与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的主席背地里就机票价格达成折中方案，为什么要允许国会中的多数党与少数党领袖就税收政策达成折中方案呢？

亚当·斯密认为：“从事相同交易的人们很少来往，甚至不会在一起打发消遣时光。因为他们一旦凑到一起肯定是背着公众搞些勾当，或者想方设法一同抬高价格。”这正是反垄断法立法的根基，防止类似的阴谋勾结。美国联合航空主席惊慌失措地跑到美国航空主席那儿，他不能说“如果你拒绝降低从纽约到丹佛的机票价格，我决不可能降低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的机票价格”——这是违法行为。然而，我们却允许共和党领袖在会见民主党领袖时提出，“如果我支持你对城市选民做出房屋补贴的计划，你就要在我的选区支持针对农夫的农业计划”。

如果有人靠经营航空公司致富，我倾向于认为他们一定在提供高质量的空中服务中具有非凡的才能。而如果建制派成了富翁，我无法赞同这是因为他们在服务政府中具有非凡的才能。经济学家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因为不存在政治反垄断法。

我提议，所有政治上的妥协——包括候选人、官员，以及对立党派人士的所有会面——必须服从约束美国私人公司商业行为的《克莱顿法》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中的相应条款。我认为，正如商业反垄断法给消费者带来了好处一样，政治反垄断法一定能为选民带来相同的利益。一旦政界的价格战打响，华盛顿特区西北部的富庶景象将不复存在，政客会被迫相互竞争，从而为选民提供运作更加有效的政府。

你订婚了，于是拒绝了其他追求者，深深沉浸在未婚夫许诺的爱你到永远的誓言中。然而当你走向婚礼的祭坛，发现根本没人等在那儿时，至少法律将以毁约的名义保护你的权利。

你在总统大选中投下一票，相信候选人言之凿凿的许诺“绝不加税”，于是抛弃了其他候选人。当你属意的候选人获胜，却签下史上金额最为庞大的加税法案时，你又能向谁求助呢？

当然，你还没被逼到穷途末路。你发誓永不与你的前任未婚夫复合，却不会发誓下次绝不将选票投给同一位候选人。为什么许诺本身不必受到法律约束？为什么被骗的选民不能向背叛他们的候选人提起集体诉讼呢？

重视信用的候选人也许十分乐意提供法律保障，如同贷款买房的人愿意接受法律约束，确保他们会准时偿还贷款。如果法庭一开始就拒绝监督承诺履行，你很可能根本就借不到钱。

中央银行，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如果能够履行承诺，表现一定会更出色。理论与证据表明，预期的通货膨胀局面一旦无法形成，将导致生产量下滑。如果中央银行真的可以履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承诺，一开始就可以避免过高的预期。

适用于中央银行与购房者的，同样适用于政客。候选人无法履行不加税的承诺，就无法获得任何选票；候选人重视不加税承诺的信用，就会获得宝贵的信任。

我已经过世的同事阿兰·斯特克曼（Alan Stockman）曾经提出，候选人应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竞选游说中，候选人面对的问题各式各样，可能很难保证每一项承诺都真实可信，但我们可以将范围缩小到候选人白纸黑字写下的承诺。

你也许认为，未来尚不明朗，候选人就对政策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不是好事。我的回应如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排斥再次权衡折中。言论自由、法官裁决的权力，甚至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状况，但我们愿意接受那种可能性，以交换对某些自由的保障。政客必须许下真实可信的承诺才能使公众在辩论中明白，他们会为争取哪些关键承诺而牺牲一部分灵活性。

政客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如同宪法临时修正案，仅在他的执政期内有效，且只对他本人有效。比如，总统承诺将对任何加税法案投下反对票，他的决定还是可能被推翻。这么一来，限制主要针对的是政策决策，远低于美国宪法的约束力，而后者仅约束公众普遍认可的权力。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讨论。如果这位总统经常在加税法案上出尔反尔怎么办？我们是否置他的再三否决于不顾，将新的加税法案都视为会遭到自动否决呢？还是允许他打破承诺，但随后对他提起集体诉讼或者启动弹劾程序呢？我们是否需要制定免责条款，官员犯什么错可以避免被追究责任或者被迫引咎辞职？

无论在哪个方面，我都支持前同事斯特克曼的建议。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保障了公民在强制执行合约中的个人权力，为什么政客要被剥夺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呢——虽然身为政客，但他同样是美国公民。

以下噩梦不断在美国重演：犯罪嫌疑人在等待审判的保释期内犯下了更为恶劣的罪行。当初签署保释令的法官总是饱受媒体抨击，有时还反应在投票倾向中。谴责司法系统太过宽宏大量的政客不停呼吁应该收紧保释条件。

这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我们是否认为公众安全与被告人的权利之间存在交易空间。承担他保释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格？通常而言，在我们所处的系统，交易的难度恰当地处于司法领域可权衡的范畴之内。

其二，一旦达成司法共识，法官就要对此负责并承担后果。我们可以成立肃贪机构，但法官掌握的被告人性格行为信息一定多过肃贪人员。因此，后者永远无法知道法官是否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对信息进行了通盘考虑。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无法监督决策者，至少可以努力创造诱因。方法之一，是让法官用个人信用为犯罪嫌疑人再度作案的风险进行担保。

个人信用至少提供了这部分的有效诱因：法官不可能同意保释他认为最危险的被告。不幸的是，他们很可能不愿保释任何被告。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项诱因抵消措施，法官每签发一张保释令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现金奖励。

不管是否乐意签发保释令，法官今后都将依据奖励机制做出判断。至于奖励幅度，将以司法优先级作为考虑基础，从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论我们同意法官保释1%还是99%的被告，至少认同这1%和99%的被告并非出自随机挑选。我们希望法官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做出决定的潜在成本上。许多法官无法对所有案子投入同样的精力，个人信用担保提供了集中精力的一种方式。

我并非希望法官执法更严格或者更宽松，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和权衡交易的天性。这种方法的第二个优点在于它能够提高透明度。围绕该发放多少现金奖励的讨论，立法者将被迫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安全与自由两大根本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必须面对选民，为自己的清晰立场辩护，而不是将他们的观点隐藏在繁复及相互冲突的立法中，而选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我们不应该要求立法者将复杂的问题转化成简单的数字。我的回答是，他们正是如此操作的。在目前执行的法律中，我们已经在严格与宽松的标准之间选择了一些特定节点，只是无法明确说明节点的位置。为什么要将问题的复杂性当作借口，在已经做出的选择面前摆出一副忸怩作态的样子呢？

我的提议将鼓励法官更加勤奋工作，并且迫使立法者更加清晰地表明态度。[2]我很乐意看到它真正投入运行的效果。

你下载了一张令人不快的照片，但完全合法。6个月后，一项新的法律禁止你在硬盘中存储类似照片。于是，一位爱管闲事的检察官打算对你提起诉讼。

宪法对此完全不以为然，你做某件事时有权知道它将导致的后果。因此，宪法第一条就确保了你对此类事后诉讼拥有绝对豁免权。任何法院都会立刻驳回检察官的控告。

你购买了一项资产，不断获得分红，并以25%的税率为红利缴税。6个月后，一项新的法律将征税比例提高到35%，一位过度热心的国税局人员打算向你收税。

你来到税务法庭，争辩你在做某件事时有权知道它将导致的后果，这是你的基本权利。你购买资产时有充分理由相信分红的税率为25%，因此只用缴这么多税。法官认为你简直一派胡言，并立刻查封了你的资产。

我很想弄清楚其中的区别。有一种观点认为，你购买资产时已经知道税法有时会有调整；另一种观点认为，你下载照片时已经知道刑法有时会有调整。这么一来，我又不清楚区别在哪儿了。

相当微妙的一处差别在于，提高税率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而提起诉讼似乎对谁都没好处。新的法律将通过惩罚遏制人们继续下载此类照片，它的好处在于不会追究之前已经违法的人。

然而，事后诉讼的确可以遏制未来的犯罪行为，而且政府很可能对此乐见其成。立法反对那些网站的人，可能很希望在法律生效前就看到网站的访问量不断下跌。

我向一位法律教授提出了上述问题，请教他是否能清楚阐释事后诉讼免责与允许加税背后的哲学原理。他告诉我，我的问题提前预设了一种不真实性：“你希望这种区别是基于法律原理的——但根本不存在类似法律原理。”他劝我早点放弃，法律上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致性”（consistency）。

出于我对律师的一贯态度，我很快将他的说法抛到了一边。直觉告诉我，宪法中的不予追究一定有原因，但对税法应该给予弹性。不过，我建议还是回到直觉的源头进行严肃思考，并质疑它是否存在合理性。不管我们可能找到什么合理性，都可能会揭示出重要的政策内涵。如果我们一无所获，它所具有的政策内涵就有可能更为重大。

每当我在杂志上读到文章，提及司法机关代表受害者惩罚了罪犯，我的内心总是产生一丝怀疑，是否整个社会对宽容都存在一种偏见。受害者往往知道他们的损失不可挽回，而且考虑到自身利益，对亲自实施报复感到不适。如果他们知道司法惩罚不仅是单纯的报复——比如用链锁囚犯[3]的方式对待被囚者，并且没收他们的收入，受害者可能会感到加倍不适。

如果我的想法没错，法律就会变得更为宽松，从而导致犯罪行为增加，但我们可以依靠市场调节解决这个缺陷。

假设市场上允许存在铁面无私的“惩罚公司”，并且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惩罚权卖给它们，惩罚公司与客户之间签署的合约不可撤销，因此对罪犯而言就不存在缓刑。

其中一个好处在于，惩罚公司会善用每个诱因，让罪犯最有效率地工作，而公司可以获得他们的产出。这与投资银行压榨员工没什么区别。

我不清楚构想的这种司法系统是否一定比现在的好，但从市场出发考虑问题的方法令我相信它一定有许多好处。我确信，如果要采取更加容易接受的做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就应该允许买卖惩罚的权利。

乔纳森·斯威夫特[4]在他的文章《一个中肯的提议》（A Modest Proposal）中写到我们可以吃掉婴儿时，他一定认为没有人会信以为真。尽管我的提议听起来与斯威夫特的一样标新立异，我却希望人们可以认真对待它们。激烈的竞争、强制执行的合约、适当的诱因、一以贯之的执行，以及市场的力量，往往能带给我们好处。我认为应该创造适当的时机试行这些做法。

经济学原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现有政治制度是最理想的——还差得远呢。如果最优政策提议听起来十分古怪，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从未在现实中目睹过所谓最优的政策提议。

以上种种建议都存在缺陷。对此，我深以为然。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标准来判断它们的缺陷是否比现有政策的缺陷更为严重。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展开分析——而且一定能从分析中有所收获，即使这些提议最终将遭到抛弃。无论如何，除了大胆尝试，我们别无他法。

[1]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译者注

[2] 在我的另一本书《性越多越安全》（More Sex Is Safer Sex）中，我提出了针对陪审员的类似诱因方案。

[3] 将囚犯用铁链锁住从事体力劳动的政策。——译者注

[4]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8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讽刺作家。——译者注

第四部分

市场如何运作

第16章

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要更贵，

为什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总会出错

这是一个反复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就连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为它辗转反侧，然而它也成就了前者辉煌的事业：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卖得特别贵？

实际上，我不太清楚电影院的爆米花究竟算不算贵。5美元一袋，当然不便宜，但其中可能包含许多你看不见的成本。[1]不过，我们至今都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比糖果店的贵几倍。在糖果店，你只需花三分之一的价钱就能买到同样包装的爆米花。因此，我们的确有必要花费精力考察一番，电影院是否从中攫取了暴利，以及究竟原因何在。

或许你认为答案显而易见：因为你在电影院，所以爆米花卖得贵，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如果镇上只有一家糖果店，而且只可以在那里买到爆米花，它的价格也会是5美元一袋。你在电影院时，影院小卖部就如镇上唯一的糖果店。不过，你在电影院时，许多事都是老板说了算。比如，洗手间也归他所有。为什么他没有向你索取巨额费用使用洗手间呢？从售票处到外厅，从外厅到观影大厅，直到门口，都由他说了算。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收费站呢？当你穿过门口，为什么没人向你收入座费呢？

答案很简单，经过售票处收10美元，坐下再收2美元，还不如直接在售票处收12美元。只要老板认为应该向你收费，他可能在一开始就会一口气收够。

入座费如此，爆米花亦如是。我去看电影时，买票付10美元，买爆米花付5美元。如果我买票付11美元，买爆米花付4美元，或者我买票付15美元，于是免费得到一袋爆米花，我都很乐意。

上述方案可以自由组合，不过当然存在某些限制条件。如果电影票卖6美元，爆米花卖9美元，我可能只买票，不吃爆米花。而老板会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结果。由于他不清楚我的心理价位，最好的做法是按成本价卖爆米花，将自己的垄断权用在电影票价上。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爆米花便宜，我可能会买两袋或者三袋，而不是一袋。如果我认为买爆米花的钱花得值，激发了支付意愿，说不定还愿意付更多钱买电影票。

因此，我给电影院老板的建议如下：如果爆米花的成本价为50美分，就卖50美分一袋。打个比方，我愿意花1美元买两袋，如果你认为我会心满意足地为两袋爆米花付6美元，不妨将多出的6美元加价到电影票上。在小卖部变着法子加价是错误的，它可能打消我多买一袋的冲动。如果我是你唯一的客人，那么这肯定是你最好的策略。如果你所有的客人都与我一样，它同样是最好的策略。但如果你的客人稍有差异，你也许要对策略稍加调整。如果有人不那么在意爆米花，你又想保住所有生意，或许应该只对电影票加价5.75美元，而不是6美元。无论如何，爆米花都应该便宜卖。

然而，如果客人大相径庭，那么你就有麻烦了。现在，愿意在电影票上“下血本”的观众可能会减少一半。让我们从头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尽管未有定论，在爆米花上加价至少有可能是解决方法之一。

如果客人非常相似，爆米花卖这么贵没有道理。因此，任何针对爆米花定价高的正确解释都必须基于客人的多样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解释提到了垄断，但没有提及多样性，肯定不对。

那么，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起来，这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让我们先用一些简单的价格谜题热身一下。

首先，为什么老年人会获得这么多折扣？令人惊讶的答案是，他们收入有限。实际上至少在美国，给出答案的人发现，平均而言，老年人在所有年龄组中的资本净值[2]最高。更好的答案是，老年人有许多时间去商店讨价还价。如果你不给他们个好价钱，他们有的是时间在城里到处闲逛，以找到更好的买卖。

费城一家连锁超市的广告写道：“如果你在我们店里发现任何一件过期的奶制品，我们就免费送你一件同样的。”多年来，我的父亲一直“自作主张”，将在超市到处搜寻过期奶制品视为自己的全职工作。运气好的时候，他回家时可以带两盒新鲜酸奶与一大块奶酪。当然，他在退休后才有了这么多闲情逸致。你不太可能见到40多岁的人沉迷其中。一个愿意花3小时得到一盒新鲜酸奶的男人一定喜欢在购物时不停地比较价格。我的父亲能拿到折扣而40多岁的人却不可以，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有些40多岁的人比其他同龄人拥有更多空闲时间。因此，他们也应该是商场的目标受众。他们剪优惠券、寄退税表格，而你却不会将时间浪费在这些事情上。基于以上原因，不愁时间的客人往往能优先享受折扣——否则他们就将驾车在城里瞎转悠以找更好的买卖。

如果商场的目的只是吸引更多顾客，根本没必要印优惠券，只要降价就可以。相反，他们的目的是在吸引特定顾客的同时，需要其他顾客购买全价商品。如果每个人都剪优惠券，优惠券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剪优惠券的人没有共同点，优惠券也失去了意义。优惠券的价值正在于比尔·盖茨根本没时间捣鼓它，而我的父亲则有的是时间。

许多珠宝行愿意以旧换新，为什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它们会出售折价品。但是，回答错误。实际上，它们会扔掉折价品，因为要从中挑出好货实在太费精力。相反，他们的目的在于为目标受众提供折扣。最倒霉的客人——那些弄丢手表的人——往往要付全价。

家具公司推出免费送货，谁是受益者？答案：那些时间足够灵活，能在家里等待送货卡车的客人。换句话说，这群时间灵活的客人可以去其他商店讨价还价。折扣（免费送货是折扣的一种形式）往往针对的是对价格最敏感的客人。

热爱术语的经济学家用差异化定价[3]来描述自古以来的针对性折扣与价格敏感人群。类似案例不胜枚举。戴尔电脑曾经发布了一款高光笔记本电脑，针对小型公司的售价为2 307美元，针对医疗保险公司的售价为2 228美元，针对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售价为2 072美元。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针对小型学院图书馆的年费为650元，针对综合大学的年费为6 600美元。戴尔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做法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谁对价格更敏感。

顺带一提，学院与大学是全世界运用差异化定价最成功的地方。在有些学院，每位学生都会获得不同补助，换一种说法就是，每位学生都有“个性化定价”。麻省理工学院曾经向家长发送邮件，宣布学费与奖学金将同时上浮。我十分好奇，如果这封邮件写得足够直白，宣布将采用“升级”的差异化定价做法，家长的反应是否会与现在不同。

大学擅长此道，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掌握了“客户”的许多个人信息。网络营销商亦如此。你在网上买机票，销售人员很可能掌握了许多你最近的浏览记录，包括你检索同一张机票的次数。他们根据以上信息判断你的购买意愿，从而影响定价。如果你想看到不同价格，不妨清空你的浏览器缓存。[4]

汽车经销商是差异化定价中的高手。你去买车，销售人员很可能会问你如下问题：“你的预算有多少？”（就个人而言，我的回答总是“零”。）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你最多愿意付多少钱”。如果你的回答值得信赖，这就是你购买汽车的价格。过程中，他会通过询问你考虑的其他车型、职业、家庭结构来估算你的真实答案。之后，他就会尽力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你服务。

对销售人员而言，使用差异化定价既可能大获成功，也可能功亏一篑，其中要费不少心思。首先，他必须找到窍门，避免有能力支付全价的客户“骗”走折扣额度。有时，报纸上的折扣券、邮寄退款折扣，以及以旧换新计划能起到不少作用；但有时，销售人员还有更富创意的做法。

我拥有的第一台打印机是一台惠普激光打印机。20世纪90年代买下它时，我花了1 500美元。当时，我有两个选择：激光打印机与E型激光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的打印速度更快（1分钟可以打印10页，而不是5页）也更贵。除此之外，两者没有其他差别。

为什么打印速度快的打印机卖得贵？想当然的答案是，它的成本更高，但回答错误。激光打印机与E型激光打印机由同一条生产线生产。一模一样的产品组装完成后，惠普人为制造了一些差异，贴上写着“E型激光打印机”的标签，并往它的机身里塞进一块减慢打印速度的芯片。

乍一看，这种做法令人匪夷所思。这不是给自己的产品捣乱，削弱它对客户的吸引力吗？但惠普有自己的考量。它认为——而且十分合理——大体上，最需要打印机的客户（因此愿意付全价）往往最在意打印速度[5]。他们为打印速度快的打印机出高价，而这个价格可能会“吓跑”其他客户，但现在后者有了更便宜的选择。

对惠普而言，最优策略是“如果你愿意付1 500美元就付1 500美元，愿意付1 000美元就付1 000美元”。除非客户说真话，否则上述策略根本不可能实施。惠普能够提出的最接近说法是“如果你很在意打印速度，那么就付1 500美元，否则就付1 000美元”。只要在意打印速度的人大多愿意为此支付1 500美元，这个策略就成功了。

创造这种策略的鼻祖并非惠普。早在19世纪，法国铁路就有一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为了将二等车厢改装成三等车厢，他们直接卸掉了车顶。

同样，精装版书籍总是比简装版卖得贵，并非因为生产成本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生产成本在两者的差异上根本不值一提——而是出版人认为，大多数时候，愿意出高价买书的读者往往是最想长久保存书籍的人，或者说是最不愿花时间等简装版的人（国外一般先出精装版图书，一段时间后再出平装版）。最优策略是“愿意付钱的就付最多钱”，但最接近的做法是“如果你想要更精致的（或者更早获得）书本，就付更多钱吧”。

差异化定价想要取得成功必须花一些心思，在散发优惠券、推出以旧换新计划、给自己的产品“捣乱”等，令折扣可以诱惑那些不愿付全价的客户。但是，设计巧妙的心思只是成功的一半，下一步是防止折扣转让——如果老人去面包房买苹果派有优惠，老板就会担心你让自己的奶奶帮忙去买。更糟糕的是，你的奶奶可以用8美元价格买走全部正价为10美元的苹果派，然后在隔壁开一间面包房，以9美元出售她刚买来的苹果派。

相反，理发师就不存在类似困扰。如果老年人可以在发型屋享受优惠，理发师绝不会担心你让自己的奶奶来代替自己理发。发型屋的差异化定价现象比面包房更为严重，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同样，自己去电影院看电影，比让奶奶去电影院看电影再告诉你情节有趣多了。所以，电影院存在差异化定价现象。

20世纪40年代，美国罗门哈斯化学品公司（Rohm and Haas）研发了一种名为甲基丙烯酸甲醇（methyl methacrylate，常见说法是树脂玻璃）的物质，卖给牙医（用来补牙）的定价为每磅22美元，卖给工业用户的定价为每磅85美分。因为工业用户还有许多其他替代选择。毫不奇怪，长久以来，工业用户不断买进这款产品，再转售给牙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门哈斯公司有些半开玩笑地考虑要往工业批次的甲基丙烯酸甲醇中加入少许砷，这么一来，牙医就无法使用它了。（一份内部备忘录称这是“遏制违规使用产品的上佳方法”。）然而，考虑到公司所要承担的责任，这种做法从未真正实施。相反，罗门哈斯公司的人却做了这么一件聪明事：他们积极煽动工业批次的产品中添加了砷的谣言。

因此，如果你想利用差异化定价策略，不仅需要对目标受众花一番心思，还需要找到防止转售的方法。此外，你还需要一个条件：一定程度的垄断能力。如果没有它，你的竞争对手将抢走所有愿意付高价的客人，只留给你打折的买卖。

比如，以种小麦为生的农夫完全没有垄断能力，因此你从未听说过他们给老年人折扣。假设名叫琼斯的农夫挂出一块告示牌，上面写道：

小麦

普通价：4美元；老人价：3美元

不出几分钟，隔壁名叫布朗的农夫就会挂出一块告示牌，上面写道：

小麦：3.75美元

我才不管你多大年纪

通过上述方法，布朗抢走了琼斯的客户中所有愿意出高价的人。归根结底，我们知道琼斯生产1蒲式耳小麦的成本价低于3美元，否则他不可能以这个价格将小麦卖给任何人——即使是老人。这意味着他可以从4美元1蒲式耳的小麦交易中赚到很多利润。一旦我们知道存在利润空间，就一定会有竞争。

当然，故事还没有完。现在，琼斯将卖给普通人的小麦价格降低到3.5美元，他与布朗之间会不断竞争，直到价格完全趋于相同。

除非布朗无法抢走他的顾客，否则琼斯的差异化定价就不可能成功。换一种说法，除非琼斯具有某种垄断能力，否则他的策略就不可能成功——而在上述案例中，他显然没有。

干洗店也是如此。我家附近步行距离内有6家差不多的干洗店。然而，它们却尝试进行差异化定价。它们的广告写道：

干洗

女性衬衫干洗加熨烫——5美元

男性衬衫干洗加熨烫——3美元

多年来，这快把我逼疯了。就我所知关于经济学的一切——包括我教给学生的一切——都告诉我，竞争者之间无法施行差异化定价。然而，我每天经过这6家大同小异的干洗店，它们似乎都在告诉我我错了。作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令我每次领工资时都觉得无比羞愧。

如果不是因为存在垄断因素，差异化定价根本没有意义。你不仅需要认为男性比女性对价格更敏感（也许因为男性不太在意他们的衣物是否干净），同时还要承认男性没有能力，或者根本不愿费心思将太太的粉色花衬衫从他们的衣物中分拣出来。我很愿意相信以上说法。

然而，垄断在哪里呢？如果每一家干洗店洗男性衬衫收3美元，洗女性衬衫收5美元，为什么没有一家干洗店站出来说，不分男女每件都收4.5美元，从而抢走所有女性客户，再不紧不慢地清洗呢？

我们可以从品牌忠诚度中寻找到解释。如果客人不情愿更换干洗店，那么每家洗衣店都成了小型垄断生意，未必需要完全消除价格上的差异。但我认为这有些难以置信，也许因为我将自己的喜好过分强加到了他人身上，每次我嗅到能省一美元的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更换洗衣店。

另一种说法或许是这样的，不管它看起来如何，其实这根本不是差异化定价。也许男性能获得优惠价格不是因为他们对价格敏感，而是因为打理男性衣物不用太费心思。

乍一听，这十分有理，直到你开始思考男性比较好打发的原因是什么。的确，男性衬衫通常使用棉质面料，女性衬衫通常使用丝质面料。但如果原因在此，橱窗上的广告应该写“棉质面料3美元；丝质面料5美元”，而不是“男性3美元；女性5美元”。

一连好几周，我与我的同事们一直在罗彻斯特大学山坡餐厅的午餐桌上反复推敲这个难题。这是差异化定价吗？这不是吗？由于我们反复提起这个话题，连餐厅经理邦妮·布诺莫（Bonnie Buonomo）都听不下去了。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直接给几家干洗店打了电话。他们给了她三种答案：

干洗店1号称：清洗女性衬衫成本更高，因为它们吸收了香水。而其他几家干洗店完全不同意。

干洗店2号称：这是他们的经营策略，如果邦妮不喜欢，她大可以将衣物拿到其他地方清洗。

干洗店3号、4号、5号均称：男性衣物更容易打理的原因不在清洁环节，而是在熨烫环节。首先，男性衬衫的式样大同小异，因此机器就可以完成熨烫；而女性衬衫往往需要人工处理。其次，男性衬衫通常穿在西服里，如果有一条细微的褶皱没能烫平也没什么大不了；而女性衬衫往往外穿，所以需要格外谨小慎微的打理。

我不知道获得以上答案是否就可以为讨论画下句号，但它们已经足够令我在下次领工资时不再心怀愧疚（尽管我的太太指出——虽然她完全没有强迫我的意思，我应该将下个月的工资交给打了电话的邦妮）。

还有不少更加棘手的价格谜题。加拿大与美国边境附近的餐厅有时会以高于市场汇率的价格接受美元。美国人真的可以从这种差异化定价中获益吗？这么一来，为什么愿意花大把时间去加拿大用餐的美国人比自己在家做饭的加拿大人对价格更敏感？美国人用餐时间少于加拿大人吗？还是因为美国人不讲究服务呢？

在许多城市，如果前往相同目的地，两人一起搭出租车比分头打车付的钱少。这是差异化定价吗？为什么结伴出行的客人可以享受优惠呢？因为他们可能会经过一番商量干脆改搭地铁吗？

有些案例相对容易解释。在自助沙拉吧，如果你点了餐前小菜，就可以少付一些沙拉钱。这是差异化定价吗？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店家认为如果你已经点了餐前小菜，所以不会太频繁去取沙拉；在冰激凌店，你买两只冰激凌球往往比单独买一只冰激凌球便宜。这是差异化定价吗？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准备冰激凌球、打开冰柜、收钱，都花费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你买两只冰激凌球，店员就不用重复一次。

那么，超市的折扣券呢？常见的说法是，用优惠券的客人可以享受优惠因为他们有许多时间，可以货比三家。我在撰写教科书时写到了该案例，有一位审稿人提出了一种十分有趣的观点：用优惠券的客人有许多时间，他们常常在别人工作的时间去超市购物，而那时收银员通常不怎么忙碌，不需要在服务他们时投入额外精力——不同于差异化定价的说法——这才是他们获得优惠价格的真正原因。

毫无疑问，我为他的质疑精神拍手叫好，但还是无法打消心中的疑云。如果超市想回馈非繁忙时段购物的客人，可以简单地宣布，只要在那时购物就可以获得10%折扣——根本没必要散发优惠券。另一方面，我怀疑日间折扣时段会成为一桩疲于应付的难事。如果客人抱怨在肉类柜台获得了慢吞吞的服务，本可以在2点59分结账而不是3点，你该怎么处理呢？

亚马逊公司应该降价销售Kindle来增加客户对电子书的需求吗，还是应该降价销售电子书来增加客户购买Kindle的需求？吉列公司应该降价销售剃须刀来增加客户对刀片的需求吗，还是应该降价销售刀片来增加客户对剃须刀的需求？迪士尼乐园应该降价销售门票来吸引客人入园，从而提高每个项目的票价吗，还是应该降价销售每个项目的票价，从而提高门票价格？

如果所有消费者都一样，解决方式就很简单。按成本卖电子书、刀片或者每个项目的门票，这样人们一定会买很多。这可以改善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增强他们的支付意愿，商家应该对此加以利用。

如果消费者大同小异，解决方式也差不多；但如果消费者大相径庭，它就完全不奏效了。迪士尼降价销售每个项目的票价，所以爱丽丝愿意支付100美元门票；但这100美元门票很可能“吓跑”了鲍勃、查理和多丽丝。为了做他们的生意，迪士尼将门票定价为25美元。现在，我们该想办法怎样让爱丽丝买到每个项目的便宜门票。

如果消费者大相径庭，很难在门票上设置门槛，因为吸引一部分人的门票价格，同时会“吓跑”另外一部分人。但没关系，消费者天差地别，你应该考虑的是其他问题。换句话说：差异化定价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答案毫无疑问，为鲍勃、查理与多丽丝这些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提供优惠，同时让爱丽丝为她的“迪士尼狂热”支付高价。达到以上目的的方式之一是提高单个项目的票价，让所有人免费入园（或者将门票价格定得极低）。这么一来，鲍勃、查理与多丽丝就能够负担几张单个项目的票价，不怎么需要在公园花大价钱，尽兴后就乖乖回家；而爱丽丝呢，由于她每个项目都必须玩到，就会一路花钱。[6]总体而言，迪士尼的策略可以是：如果消费者大同小异，降低每个单项的票价；如果消费者大相径庭，反其道而行之。

对吉列公司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客户大同小异，降低刀片的定价，提高剃须刀的定价。这么一来，客户就会更勤于剃须，而你可以将他们的支付意愿最大化。如果客户大相径庭，提高刀片的定价，降低剃须刀的定价。这么一来，你十分有效地在勤于剃须的客户那里赚到了钱，又给了那些不怎么剃须的客人优惠——否则他们可能会寻找更便宜的产品。[7]

那么现在问题又回来了，为什么电影院的爆米花卖得特别贵？

正如吉列公司与迪士尼乐园的故事，关键点一定在消费者多样性上。然而，去看电影的人，与剃须的人或者去乐园的人相比，存在更多差异：吉列的顾客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怎么对待剃须这件事；迪士尼的顾客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怎么看待惊险刺激的游戏。但去看电影的人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怎么看待电影，还在于他们怎么看待爆米花。

尽管如此，有一点没有变：如果消费者同质化（或者大同小异），最好的策略一定是按成本价卖爆米花，人们才会愿意买很多——再将爆米花的成本转嫁到电影票上。

如果客户大相径庭，问题就十分棘手了。但是，老板依旧想使用差异化定价的策略。理想情况下，这种策略可能类似“如果你喜欢去电影院而且愿意付钱，就向你收15美元；如果去不去电影院对你无所谓，就向你收9美元”。老板将这种策略转化为“如果买爆米花，15美元；如果不买爆米花，9美元”，或者换一种说法，“电影票：9美元；一袋爆米花：6美元”。

原本的目标是为了吸引喜欢看电影的人，实质上吸引的却是愿意买爆米花的人。如果（且仅在此种情况下）喜欢看电影的人恰好爱吃爆米花，这种策略才会奏效。

如果这个世界上喜欢看电影的人恰好最讨厌吃爆米花，那么策略就会功亏一篑。在那样的世界，老板应该寻找方法向讨厌爆米花的人收更多钱，类似“爆米花免费”“如果买3袋，电影票便宜5美元”，只有这样，讨厌爆米花但喜欢看电影的人才会愿意付全价。

为什么爆米花如此定价呢？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喜欢爆米花又喜欢看电影的人较多的地方或时期，应该提高爆米花的定价；在两种喜好不一致的地方或时期，应该降低爆米花的定价。相反，现实却是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爆米花总是卖得这么贵。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爆米花的人恰好喜欢看电影（至少大体上如此）的世界——换句话说，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提高爆米花定价才说得通。而且，这也许就是故事的全部。然而我十分抗拒类似“恰好”的表达。我倾向于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据，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一向心知肚明，你并非总能如愿以偿。

[1] 我从前的学生杰夫·斯皮尔伯格（Jeff Spielberg）认为，5美元中的4.5美元花在了散场后打扫影院的清洁工身上。

[2] 资本净值（net worth）指资本减去负债的总额。——译者注

[3] 差异化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又称价格歧视，它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对不同消费者实行不同收费标准。——译者注

[4] 为了回应不断涌入的检索信息，美国航空公司每天改变价格的次数高达50万次。

[5] 这并非是必要逻辑。那些最需要打印机的客户也可能最不在意打印速度。这么一来，惠普的策略就完全失败了。

[6] 其实，这种假设基于大部分消费者要不就像爱丽丝——会玩很多单项，而且乐意支付高昂的票价，要不就像带着到此一游心态的鲍勃——只会玩几个单项，如果票价不合理，根本不会光顾迪士尼乐园。理论上，其实存在一些消费者，他们只买了几张单项游戏的门票（像鲍勃），但具有相当强烈的支付意愿（像爱丽丝）；或者有些消费者只要进了乐园就会买许多单项的门票（像爱丽丝），但不愿支付昂贵的入园门票（像鲍勃）。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分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迪士尼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重大的价格调整，也许正出于这个原因。

[7] 提高刀片价格使吉列从勤于剃须的客户那里赚到了足够的钱，因此造成了差异化定价。正如其他的差异化定价策略，它只有在拥有某种垄断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在以上案例中，垄断力部分来自客户对吉列的品牌忠诚度，部分来自吉列拥有的技术专利。

第17章

求爱与串通：

约会博弈

公元前10世纪，示巴女王[1]垄断了香料、没药[2]与乳香运往地中海的航道。以色列所罗门王威胁将冲击她的市场。据史料记载，“女王一行浩浩荡荡前往耶路撒冷，骆驼满载上乘的香料、黄金与珍贵的宝石”，打算与所罗门王展开一场谈判。28个世纪后，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认为：“从事相同交易的人们很少来往，甚至不会在一起打发消遣时光。因为他们一旦凑到一起肯定是背着公众搞些勾当，或者想方设法一同抬高价格。”——示巴女王的故事中，她与所罗门王合计的正是维持高价。

串通合谋的做法古来有之，稀松平常，如同性爱。实力强劲的双方相互勾结，根本不是令人意外的事。

在性爱与婚姻市场中，男性为博红颜一笑而相互竞争，如同女性为了男性的垂怜而你争我斗。[3]然而，男性角逐的方式与女性大相径庭，因为男性更倾向于追求数位伴侣。这种行为的根源部分与生物性有关，部分与社会状况有关（如果你每天都在制造精子，最佳策略就是到处“播种”；同样，如果你每年只有一次孕育生命的能力，最佳策略自然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位特定伴侣身上）。不过，并非所有人都适用这种模式——无论男性或女性，但它至少符合部分现实：女性总是寻求一位特定男性满足她的所有需求，而男性总是寻求各式女性满足他的同一种需求。

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国家，通常状况总是男性娶了数位妻子，而非一位女性同时嫁给数位男性。被睾丸素弄昏了头的男性也许会想象，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简直太美妙了，但如果梦想成真，迎面袭来的可能更多的是失望。如果一位男性迎娶4位太太，就意味着另外3位男性打了光棍。你可以改写婚姻法，但不可能废除算法的规则。

在现代美国主流社会，如果允许男性娶4位妻子，追求女性的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即使有男性胜出，也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女性则会变得更加幸运：她们将有更多追求者，每位追求者为了脱颖而出都会努力表现得更加细心与恭顺。约会时，很可能成了女性挑选餐厅，而男性只有买单的份。已婚男性由于担心妻子出轨也将承担起更多家务。[4]

如果一夫多妻制合法，也许绝大多数甚至全体女性还会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于是男男女女出双入对，看起来与现在没什么差别。但即使如此，世界也已经天翻地覆。现在，我的妻子与我争论今天该谁洗碗时，我们差不多是平等的。如果一夫多妻制合法，我的妻子可以暗示她正考虑转嫁给隔壁老王——于是我就只能闭嘴，最后落得一双长满老茧的家务手。婚姻中大大小小的争论，女性都将获得更多话语权：生几个孩子、住在哪个城市、谁做晚餐，以及每晚坐在电视机前谁可以控制遥控器。[5]

一夫多妻制国家中的男性如同对付顽固竞争者的香料商人。商人的解决方式是划分势力范围；很久以前，男性就采取过类似策略。受到习俗与法律的约束，男性串通后一致决定只将注意力放在一位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偷腥的事接二连三，但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

实际上，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是用来解释卡特尔现象[6]的经典案例。原本存在竞争关系的数家公司凑到一起，串通针对公众。说得明白一些，是串通针对消费者。它们一致决定为了维持产品高价，每家公司都必须限制产量，但高价诱发了作弊，于是每家公司都暗暗提高产量。卡特尔现象是违法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即便如此，违法行为依旧不胜枚举。

每本经济学课本都会反复提及这个故事，它十分合理地解释了婚恋市场上男性所扮演的角色。起初，男性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于是他们凑到一起串通对抗他们的“客户”——将与他们走向婚姻殿堂的女性。大家一致决定收敛拈花惹草的天性，从而提高男性整体竞争力，但竞争力提高诱发了作弊，于是男性都暗暗四处献殷勤。婚姻中的出轨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即便如此，偷腥行为依旧屡见不鲜。[7]

过去3 000年来，卡特尔几乎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在形式上却更为狡猾。当人们发现“统一助学金联盟”[8]串通在维持学费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提供奖学金时，它们的辩护十分具有创意：联盟声称它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资优生在挑选学校时过分倚重奖学金因素。如果大型汽车公司串通抬高价格，可能不会想到使用这种方法为自己辩护——它们的目标是为了避免优质客户在挑选汽车时过分倚重价格因素——真是相当“崇高”的理由！

然而，正如“统一助学金联盟”道貌岸然地坚称它们完全是出于好意，男性也没有就反对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提出异议，声称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女性。然而，禁止男性与超过一名女性结婚的法律，在原理上与禁止一家公司雇用超过一位员工的法律没有差别。试想如果执行相关法律，公司声称这是保护员工，谁会相信他们呢？

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存在制裁机制，竞争市场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尝试串通。比如，婚姻市场中的竞争者并非只限男性。男性会串通对付女性，女性也会串通对付男性。几家公司研发出一种创新技术，但改善产品的成本很高，出于利润上的考虑，它们可能会串通一气推迟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卡特尔如果想要生存，必须通过禁止创新的法律，于是它们才会下重金为相关法律游说。

现代科技为女性提供了各种代价高昂但可以吸引男性的创新尝试，其中之一是硅胶丰胸。[9]女性所承担的代价不仅是花费大把金钱，还有各种健康风险。

如果可以防止这种产品推向市场，对所有女性都有好处。这与大型汽车公司研发一种可以提升客户体验的新技术，但一致决定不将它推向市场的做法相同。通常而言，每家汽车公司都会暗自盘算，谁将成为第一家破坏约定的公司。但是，如果它们可以通过游说禁止相关创新法律，这几家公司的老板晚上都会睡得安稳些。

同样，女性不可能一致同意禁止接受整形手术。除了几乎不可能让1亿女性逐一签署同意书外，还很难避免作弊。最好的方式就是禁止出售此类产品。

1992年，使用硅胶丰胸在美国是非法行为。这项法律能够得以通过主要依靠女权组织施加的政治压力。禁令一直延续至2006年。[10]乍一看，政治游说一方面认为女性应该享有堕胎权利，另一方面却禁止她们改变乳房大小，实在有些令人费解。如果女性足够理性，能够运用大脑权衡中止妊娠带来的健康风险（暂且不论其他问题），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她们可以对丰胸带来的健康风险做出理性评估。

卡特尔原理认为，女性的做法没错，反而是我的观点存在问题。为禁止创新立法将造福生产者。福特汽车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全新的技术，但依旧可能希望该技术被禁——这并非出于保护技术本身，而是为了避免竞争。如果福特汽车拥有的创新技术独一无二，它可以松一口气；但考虑到现实，竞争无处不在，它可能还是更希望维持现状。

对女性而言，同样如此。任何想接受丰胸手术并且确信她将是全美唯一接受此种手术的女性，她可以松一口气；但考虑到现实——如果丰胸合法化，她的竞争者也将享受到同样的技术——她可能还是更希望法庭颁布禁令。

新技术应该获得合法化的最佳论据不是它将惠及生产者，而是它将惠及消费者。类似地，硅胶丰胸合法化的最佳论据不是它确保了女性自由，而是它能够满足男性。追求经济学上正确性的讨论往往最接近政治正确性。

对丰胸合法化仔细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能会得出它是好事的结论。因为手术给男性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女性将为此承受的风险[11]——尽管你如果严肃对待成本收益分析，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有些女性丰胸并非为了取悦男性，以及路人看到女人丰满的胸部也可能会觉得赏心悦目（可能连女性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都可以为合法化加分。作为弊端，男性在意的可能不是胸部的实际尺寸，而是相对尺寸。换言之，只要他们伴侣的胸部是整个房间的女人中最大的，男性并不介意它的实际尺寸。这么一来，丰胸手术就与浪费社会资源的军备竞赛没什么差别（也类似拥有华丽尾羽的极乐鸟），因此应该对丰胸征税或者彻底禁止类似行为。

类固醇也是同样：女性欣赏肌肉发达的伴侣或者体育迷期待看到全垒打，以及男性为了取悦自己或者路人看到肌肉发达的男性会觉得赏心悦目，这些都可以为类固醇合法化加分。作为弊端，如果女性只是沉迷伴侣肌肉发达，或者体育迷只是为了他们的偶像比其他运动员多打出几个全垒打，最好中止这类“军备竞赛”。然而，我们依旧无法杜绝作弊——正如体育迷所知，真相总有暴露的一天。

芝加哥地区的屠夫想与家人共度夜晚的时光，于是他们说服市议会立法禁止肉铺在晚上6点以后营业（这项法律目前已被废止）。屠夫想提早结束营业的理由很可能会引发作弊——因为成为夜晚全市唯一营业肉铺的诱惑实在太大。

缺乏经验者也许认为，法律禁止屠夫自由选择营业时间不可能给屠夫带来好处——正如他们可能认为，法律禁止男性娶多位妻子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法律禁止女性接受整形手术不可能给她们带来好处，但相关措施必须落到实处——即使它能够实现互惠互利。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运货的驳船由6位船夫共同划桨，如果他们准时到达目的地就可以获得许多奖励。每位船夫都在算计，获得奖励主要依赖其他5个人的努力，于是所有人总被习惯性地推诿责任困扰。如果其他人都努力划桨，所有人就能一起准时到达目的地，那我为什么要格外拼命呢？如果其他人都不努力，无论如何大家都不会准时到达目的地，那我为什么要格外拼命呢？出于理性，每个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都选择了逃避责任。货物从来无法准时到达目的地，因此从没有人获得奖励。

船夫们很快想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悲剧性结果：6个人一起雇了第7位船夫来监督他们划桨。

让政府扮演起强制措施执行者的角色就如同雇用第7位船夫。（然而，船夫与屠夫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别：船夫协力努力划桨，他们的举动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但屠夫串通缩短营业时间，受害的是普通市民。）

约会博弈未必不可以双赢。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现如何瓜分战利品的冲突。如此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各方忽而合纵连横，忽而背信弃义，还不时要求政府参与其中，也就不令人意外了。通过博弈，人们总能找到策略性的应对方式，而且不管使用哪种策略，总有人会认为它是公平的。

[1] 示巴古国位于阿拉伯西南，即当今的也门地区。——译者注

[2] 没药指热带树脂，可以作为香料和药材。——译者注

[3] 并非所有性爱中的竞争都是如此，我将讨论对象限定在异性恋伴侣。异性恋的基数最为庞大，最值得引起关注。

[4] 在传统的一夫多妻社会与宗教团体中，状况并非如此。女性在婚姻选择上没有话语权，因此也无法获得竞争带来的好处。

[5] 不论性别，相同状况也会出现在非一夫多妻的家庭。单身女性数量的增加似乎看起来与忠诚的已婚男性无关。但实际上，已婚男性可以离婚再娶，于是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单身女性数量增加，所有男性都会利益均沾。

[6] 卡特尔（cartels）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构成，目的是为了提高该类产品的价格与控制其产量。——译者注

[7] 如同第8章提及的极乐鸟，它们无法就剪掉尾羽达成一致。

[8] 20世纪50年代起，有些体育资优生同时被几所学校录取。大学间为了争夺他们不得不提供丰厚的奖学金，于是增加了学校的支出。为此，常春藤联盟与麻省理工学院决定组成“统一助学金联盟”（Overlap Group），每年春天召开为期两天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避免学校之间争夺明星学生。——译者注

[9] 我相信，并非所有男性都认为丰胸很有魅力。但是，作为读者的你可能也清楚，也有许多男性认为胸部丰满的女性很有魅力。

[10] 甲羟孕酮避孕针（Depo-Provera）能够在三个月内达到有效避孕的效果，但伴有显著的副作用。2004年，经过同样女权组织的努力，该避孕针被禁止使用。这种避孕方式深得男性青睐，在这种情况下，甲羟孕酮避孕针与丰胸手术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

[11] 我这么说并非完全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而是有些女性为了吸引男性注意力愿意承担丰胸的风险。

第18章

赢者诅咒与闷闷不乐的失败者：

为什么生活总充满失望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你可能并未如预期般喜欢这本书。这是一个更一般命题的具体案例：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并未如预期般发生。尽管心理学家、诗人与哲学家经常谈及这种现象，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全盘考虑与理性决定的必然结果。

挑选一本书的过程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幸运的是，过往的阅读经验将为你提供宝贵的建议，从而对每本书的质量做出相应的预期。有时，你的预期大错特错，但通常而言，它还是远胜过盲目猜测。

有些书比你预期的好，有些恰恰相反，但这不同于你总在同一个问题上犯错。如果你总是低估或者高估书的质量，就会慢慢察觉自己的偏见，继而对它进行修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你预期过高与过低的次数大致相当。

这意味着，如果你随机从书架上挑选了这本书，它很可能会超出你的预期，也可能会低于你的预期。然而，你并不是这么做的。作为一名理性的读者，选择它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你认为优秀的书籍。不幸的是，它因此成了为数不多可能令你高估质量的书籍。这种情况下，阅读就会带来失望。

这种失望背后的逻辑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面临选择，它就会伺机而出。即使你做判断时通常不带偏见，做出参加某活动的决定时往往还是过于乐观。你对潜在结婚对象的评估可能处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认定自己的配偶是最完美的伴侣时，往往最容易忽略他/她的缺点。

如果你在拍卖会上买东西，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假设你是出价最高的竞拍者，你可以确定：你是整间屋子中认为这件拍品最值钱的人。单凭这句话，它意味着你很可能高估了拍品的真正价值。天生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将此称为“赢者诅咒”（winner’s curse）。

假设你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地产开发商，提交了一份土地买卖的密封标书。出于职业判断，你知道如果能以5万美元拿下此地，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认为5万美元是令人满意的成交价，但如果你真的以这个价钱拿下土地，就会明白竞标的其他同行不如你看好这块地。除非你确信掌握了别人不知道的信息，否则你很可能会开始怀疑5万美元究竟值不值得。

你参与竞拍一块土地并要为它出价时，正确的提问方式不是“基于我所掌握的信息，我乐意支付5万美元吗？”而是“基于我所掌握的信息以及假设其他开发商都不愿出5万美元，我还是乐意支付5万美元吗？”。这两种提问方式截然不同。经常出席拍卖会的买家一定知道其中的区别，并且会据此调整自己的竞拍价。

然而，有些情况下，赢者诅咒根本不值一提。有些竞拍者很清楚为了某件拍品自己愿意出多少价，不管其他人怎么想或者掌握什么信息。如果你现在参与竞拍的是一座古董铜枝大烛台，你仔细地观察过它，知道它将来的用途，而且根本不在意别人是否懂得欣赏，而且坚信绝不可能转卖它，那么不管其他竞拍者怎么想，以1 000美元拍下这座烛台对你来说都是个好买卖。以上案例中，不存在赢者诅咒。你还是可能会对它失望——烛台摆放到壁炉架上后不如你想象的般配——但这种程度的失望还称不上真正的赢者诅咒。毕竟，摆放在壁炉架上的烛台也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般配，你赢下拍品的事实不会抵消这种可能性。

是否会出现赢者诅咒对买家而言十分重要，必须将它纳入自己的拍卖策略。对卖家而言，他们在乎的是买家的行为，因此赢者诅咒不会对他们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卖家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期待买家喊出更高价格。拍卖中，卖家同样是个战略性角色，他们只消完成一个至关紧要的动作：设定拍卖规则。

拍卖方式不一而足，最广为人知的是英式拍卖，竞拍者逐次抬高价格，出价最高者胜出；还有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拍卖官报出高价，竞拍者逐次压低价格，直到以适当价格成交；[1]还有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每位竞拍者将自己的报价密封在信封内，拍卖时同时打开所有信封，拍品以出价最高者所报的竞拍价成交；还有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second-price sealed-bid auction），报价最高者获得拍品，但支付报价第二高者所报价格；还有第三、第四、第五价格密封式拍卖。还有一些形式罕见的拍卖。在失败者拍卖（Glum Losers auction）中，出价最高者免费获得拍品，其他竞拍者将悉数支付自己的报价。

卖家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拍卖方式，或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设定拍卖规则。理想状况下，他的目标是尽可能令成交价最大化，但在实践中，他往往缺乏达成目标的相应信息。如果两位竞拍者都愿意不停加价，英式拍卖将迫使他们相互竞争，从而尽可能推高成交价；如果只有一位竞拍者愿意加价，英式拍卖对卖家而言就成了灾难：其他竞拍者早早退出，本来愿意出高价的竞拍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拿下拍品。拍卖前，竞拍者不可能透露自己的拍卖策略，因此卖家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英式拍卖好，还是荷兰式拍卖好。

即使要在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与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间做出选择，对卖家而言都不是容易的事。一方面，在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中，他获得的是最高报价，而在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中，他获得的是第二高的报价。但另一方面，在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中，竞拍者的报价通常较高，在第三价格密封式拍卖中，他们的报价甚至更高。哪一种方式对卖家最有利呢？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这取决于竞拍者以及他们的竞拍策略。

由于缺乏信息，卖家不可能在每一场拍卖中都十分自信地选择拍卖形式，从而令拍品价格最大化。但是，他可以利用经验选择拍卖形式，尽量提高平均成交价。有些拍卖中，英式规则的成交价最高，有些拍卖中，荷兰式规则的成交价最高。哪种规则能够尽量提高平均成交价呢？

现在，到了经济学原理出场的时刻。它揭示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真相：基于合理假设（我很快将在后文提及）以及数学计算得出的事实，以上所有拍卖规则经过诸多实践后显示，卖家从中获得的收益大同小异。如果我定期用英式拍卖出售拍品，你用荷兰式拍卖出售拍品，你的兄弟用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出售拍品，你的姐妹用第二价格密封式拍卖出售拍品，甚至你成了疯狂的福斯特叔叔[2]，在失败者拍卖中出售拍品，只要我们的拍品质量相当，假以时日，大家的收益肯定大同小异。

这个结果也同样适用于其他规则的拍卖——实际上，如果拍卖不设门槛，它适用于你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规则。

我没有解释结论获得的方法——无论卖家使用什么规则，大体上收益均等，因为论证过程完全是技术性的，我还不知该怎么用简单的语言将它“翻译”出来（也许这表明我对它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但是，它的正确性毋庸置疑。

理论家认为，这样的结果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它出人意料、足够简洁、极有说服力，不需要矫情的辞藻与限制条件，也不需要列举冗长而拙劣的分类方法（“以下7种情况中，英式拍卖为最佳方式；以下6种情况中，荷兰式拍卖为最佳方式……”）。寥寥数字，就能说清楚结论——“所有规则都一样”——而且使用大学水平的高等微积分知识就可以完成论证。最妙的是，几乎没有人猜到答案竟然如此。如果理论无法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外给出更广泛性的结论，就没必要谈理论了。

然而现实世界中，拍卖官总对某些规则存在特别偏好。拍卖牲口与奴隶时总是采用英式规则，拍卖郁金香时总是采用荷兰式规则，拍卖石油开采权时总是采用价格密封式规则。如果对卖家而言，所有规则都一样，为什么他们会坚持这种规则而非另一种规则呢？

经济学家也许会如此作答，拍卖官不是经济学家，很可能对最新学术突破置若罔闻。不仅绝大多数拍卖官不可能订阅《经济学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而且他们的算术能力早已大幅退化，即使付出诚恳的努力，也不可能在这个领域保持与时俱进。然而，在给出上述结论前，经济学家最好三思而行。假设有人以拍卖为生，十分了解自己的职业，他的行为与经济学家的理论之间如果出现矛盾，一定是理论存在疏漏。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的工作不是告诉拍卖官怎么做生意，而是假设他们知道怎么做生意，然后弄清楚他们的策略为何正确。

一方面，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拍卖规则的选择无关紧要；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拍卖官的做法并非如此，他们选择拍卖规则时一定出于某种重要的考量。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所谓“某些情况”并不适用所有情况。是时候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例外情况了。

不存在赢者诅咒是我们最重要的假设。说得更确切一些，它认为竞拍者即使知道其他人与他意见相左，也不会改变主意重新权衡拍品价值。如果你参与竞拍一幅凡·高的画作，想将它挂在墙上欣赏，不管别人怎么想，你可能都愿意支付5 000万美元；如果你参与竞拍同一幅画作，打算未来将它转手赚取其中的差价，得知整个房间没有任何人的出价高于1 000万美元后，很可能会心生苦恼。拍卖规则对前一个案例没有影响，但对后一个案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实际上，竞拍者如果在意其他人的意见，卖家最好选择英式拍卖。拍卖中，也许只有一位竞拍者愿意给出高于1 000万美元的价格。其他人观察到这个举动，很可能会认为他知道些什么，于是决定与他一较高下。价格密封式拍卖试图避免的就是这种状况，荷兰式拍卖也是如此——出价最高者一旦流露他/她的意愿，整场拍卖便宣告结束。

迄今为止，英式拍卖是最普遍的拍卖形式，也是拍卖官最青睐的方式。理论告诉我们，拍卖官有这种偏好的唯一理由是，竞拍者会对竞价者透露的信息做出回应。这恰恰说明竞拍者无法逃脱赢者诅咒。尽管最早提出该诅咒时，它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英式拍卖的流行却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我们在讨论拍卖规则时尽量不考虑赢者诅咒，但这并非唯一偏离现实的地方。另外一个重要的假设是，拍卖结果无法对卖家的财富造成决定性影响。这种假设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竞拍者会更加保守，从而影响到整套分析。那种情况下，卖家应该选择第一价格密封式拍卖而非英式拍卖。所有竞拍者都不愿冒险，竞拍者在密封式拍卖中只有一次竞标机会，因此他们才可能报出高价，从而惠及卖家。

在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中，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规则改变不会影响参与的竞拍者。现实中，参加荷兰式拍卖的竞拍者可能与参加英式拍卖的竞拍者截然不同。将来，也许会有理论家弄清楚如何将这种情况纳入分析，从而名声大振。

我不想在完全陌生的领域指手画脚，因此现在我们不妨绕开它，考虑另一个卖家面临的问题。卖家通常比竞拍者掌握更多拍品信息，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就能赢得诚实的好名声——暂不论好坏。但诚实真的可以换来回报吗？

“老实人约翰”经常主持二手车拍卖。他非常重视公开已知的所有信息。如果这辆车耗油或者遭遇过车祸，老实人约翰都会告诉你。约翰如果宣布拍品是蹩脚货，人们总是出价很低，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都愿意出高价，因为他们知道约翰不会隐瞒竞拍者。

约翰本可以在蹩脚货上赚到更多钱——如果他使些小伎俩的话，但诚实使他在好车的拍卖上收益颇丰，于是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了。这么一来，与邻镇从不透露拍品信息的“沉默山姆”相比，他的收益不具有任何优势。迄今为止，我们还未找到老实人约翰应该诚实的理由。但与山姆相比，约翰具有一个优势：他的行事方式部分解除了赢者诅咒，因此竞拍者更愿意出高价。长此以往，约翰的生意一定比山姆好。

换句话说，一开始，赢者诅咒是竞拍者的问题，但他们会以降低出价的方式作为抵抗，因此问题转移到了卖家身上。这么一来，如果卖家能够协助竞拍者摆脱赢者诅咒，就可以获得双赢。于是，诚实做生意的好名声成了有效的护身符。

诚实是极为可贵的品质——这个发现绝不会令你的祖母大吃一惊，正如我们也知道生活充斥着各种失望。拍卖官与祖母拥有许多来自本能的知识，而经济学家却要全力以赴地解开其中的谜团。

[1] 这才是荷兰式拍卖的传统定义。亿贝（eBay）与其他拍卖网站混淆了它的定义。它们使用“荷兰式拍卖”的说法时，指的完全是不相干的事。

[2] 福斯特叔叔（Uncle Fester），由美国漫画家查理斯·亚当斯（Charles Addams）创作的虚构故事《阿达一族》（the Addams family）中的一位家庭成员。阿达一族是个古怪、恐怖又富有的家族，完全不介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福斯特叔叔眼窝深陷、弯腰驼背、总露出神经质的笑容，还拥有可以发电的超能力。——译者注

第19章

股价与随机漫步理论：

投资者入门

我年轻时第一次听说股价随机变化时，就对此心存疑虑。它的意思是，谷歌可能启用8岁的无知小童来取代公司高管吗？提出如此问题，完全出于我的天真与年少无知。后来，我掌握了更多知识，其中之一便是，随机变化并不是关于价格的理论，而是关于价格变化的理论，其中的不同犹如天差地别。

我的最初想法（它完全错误）可以尝试用轮盘赌的例子呈现。第一天，小球落在10，股价就是10美元；第二天，小球如果落在8，股价就下跌至8美元，小球如果落在20，股票持有人就相应获得更高回报。由于被这种虚假的画面蒙蔽，我不清楚谷歌任命的首席执行官如果对剪纸而非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更感兴趣究竟有什么问题。如果命中注定股价应该是20美元，那么命运对一切自有安排。

我们使用正确的方法探讨这个问题时，依旧可以引入轮盘赌的例子，但解读方法却大相径庭。轮盘同时标注正数与负数。每一天，轮盘转动，小球落入的号码表示的不是今天的股价，而是昨天的股价与今天的股价之差。如果现在的股价是10美元，小球落入–2，那么股价就跌至8美元；如果它落入5，那么股价就上升至15美元。[1]

如果股价永远都在变化，今天的股价应该是之前所有变化的总和（不管正负），而且它的每一次改变都需要由单独转动一次轮盘来决定。如果今天的小球落在–15，而不是0，未来所有的股价都将比后者低15美元。这个结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或消减。

如果谷歌决定由格兰迪夫人[2]教的三年级学生出任董事会成员，小球则有可能落在–20，股价因而从25美元跌至5美元。然而日后的股价变化离不开它最初的命运——如果四分之一的号码是0.25，将来四分之一的日子里股价将上升0.25美分；如果八分之三的号码是–0.2，将来八分之三的日子里股价将下跌0.2美分。那些数字不会改变，唯一改变的是股价本身，它永远贬值了20美元。

你也许会反对，认为下跌20美元很难预测，而且这根本不是个正常的赌盘。我的回应如下，赌盘本身很大，存在许多号码，–20只是其中一个。它出现的概率很低，但这个号码依旧存在，因为谷歌总是存在极小的可能性做出极为愚蠢的决定。

这令我记起另一个早年形成的误解，我将“随机”这个词错误地理解为“与世界上的任何事都无关”。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曾经认为随机漫步理论[3]无法证明谷歌的做法会影响股价。实际上，一个随机事件很可能与另外的事件紧密相关。管理上重大失误的出现是随机的，但它很快就会影响到股价的表现。

经济学家认为，大部分时候股价是随机变化的。它的意思是，我们认为价格变化（不是价格）所具有的数字特性大体上与轮盘赌随机产生的数字相似。我曾经误以为价格是随机的，那么在预测明天的价格时，今天的价格就毫无参考价值。但正因为价格变化是随机的，才反之亦然，今天的价格恰恰是预测明天的价格的最好参考，明天的价格等于今天的价格再加上（通常很有限）随机的调整。

让我们想象一个关于概率的简单游戏。你手头有100美元，不停转动轮盘——轮盘上既有正数，又有负数。如果你转到数字5，就赚到5美元；如果转到–2，就交出2美元。你手上的余额是随机变化的。随机理论认为，当下是预测未来的最好参照。如果转动10次轮盘，你手上的余额不多，再多转一次，很可能还只有那么点钱。

然而，如果当下的价值在预测未来时所占比重极大，那么它过去的价值就没有太多参考意义。我只要瞥一眼轮盘和你手头的结余，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对你的命运猜出个大概。你也许可以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告诉我5分钟前你是多么腰缠万贯（或一贫如洗），但听完故事丝毫不会影响我对将来的预测。

股票价格也是如此。谷歌现在的股价是它将来股价的最好参照，但跟究竟是怎样的过往造就了今天的股价，实在没有太大关系。

评论员总在提及，由于某个股票或者整个股市走低，很可能会在近期迎来“调整性”（correction）上涨；或者由于近期走低，很可能会在将来持续下挫；或者由于近期上涨，很可能会在将来维持涨势或者下挫……但如果股价符合随机理论的描述或者经济学家的观点，未来股价的变化与它的历史表现根本没有关系，现在的股价预测的是将来的股价。尽管评论员仍在夸夸其谈，但你要知道你确实无法从过去的价格变化中预测到任何结果。

纵横资本市场的人们总以为自己比赌徒精明。然而，只有轮盘赌的门外汉才会相信，因为输了不少赌资，所以即将迎来“调整性”赢钱。有经验的赌徒会知道，他们可以从随机理论中获得怎样的信息。

我年轻时有过不少错误想法（并非都与金融有关），其中一个误解在于，由于变化是随机的，所以不存在投资策略。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也许因为我知道买彩票时没有什么策略可言，于是我将它视为“随机”这个词所拥有的某种神秘属性。然而不论从何种角度而言，我都是错的。

首先，不同的股票对应的是不同的轮盘。其中一些的表现与预测相差无几（它们的轮盘上，每个小球可能滚入的号码槽上的数字几乎相同），另一些则波动剧烈（它们的轮盘上，号码槽上的数字存在许多差异，正数与负数间的差值也很明显）。选择正确的轮盘是一种品位和判断。

其次——也更有意思，一个轮盘可以控制多只个股。每日的天气预报就如转动轮盘。有时，小球落在标注“下雨”的槽里，于是“统一雨伞公司”（Consolidated Umbrellas）的股票上涨了5点，而“通用野餐用品公司”（General Picnic Baskets）的股票下跌了5点。其他时候，小球落在了标注“晴天”的槽里，于是“统一雨伞公司”的股票下跌了10点，而“通用野餐用品公司”的股票上涨了10点。同时购买了“统一雨伞公司”与“通用野餐用品公司”股票的老道投资者可以避免股市波动造成的损失，至少他在一只股票上失去的资产可以从另一只股票上获得补偿。经过仔细挑选的多样化投资配置可以形成低风险的证券投资组合，与单一低风险资产相比，他们的整体回报率往往较高。

然而，就算是最佳投资组合也并非十全十美。轮盘上，有一个小槽标注的是“地震”，当小球落入其中，“统一雨伞公司”与“通用野餐用品公司”的股票都会下跌。与此同时，“美国家具建材服务公司”（American Home Construction Services）的股票肯定会上涨。于是，战略投资者可能会想在投资组合中加大“美国家具建材服务公司”股票的比重，以此作为一种地震保险。

如果资产价格的变化方式与经济学家认为的大体一致，大部分投资者不仅需要关注选择正确的资产，还要将精力放在构建良好的投资组合上。“‘统一雨伞公司’的股票值得买吗？”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除非将它放在一个具体投资组合的情况下来判断。在购买“通用野餐用品公司”股票的情况下，再买入“统一雨伞公司”的股票就可以形成多样化的良好投资组合。如果你购入“国际雨衣公司”的股票，再购入“统一雨伞公司”的股票，这样的投资组合有可能暗藏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一直都是大晴天，你就可能蒙受资产上的巨大损失。

想要获得高回报，就必须承担高风险（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金融领域）。窍门是，不要冒没必要的风险。你可以仔细评估资产，将它们放进不同的篮子，明智而审慎地打理。经济学家认为成为“命中注定赢家”（pick winners）的概率极低，而这与资产组合根本是两码事。不管随机理论是否发挥作用，资本市场总会回馈付出努力、天赋异禀和偶尔交上好运的投资者。

制定策略很重要。不幸的是，咨询师总将策略与迷信混为一谈。比如，他们热衷于定期定额的理财方法。它的最终受益者很可能是你的曾孙辈。[4]就如塞勒姆女巫审判（Salem witch trial）对你造成的影响，根本微乎其微。[5]

“定期定额”的核心思想是定期以相同规模资金购买同一种资产——比如在一年内，每个月都花1 00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理财师声称，好处在于股价高的时候少买几股（股价为20美元时，你可以买到50股），股价低的时候多买几股（股价下跌到10美元时，你就可以买到100股）。

“股价低的时候多买几股”听起来相当具有蛊惑性，但它应该引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相对什么而言，它的股价算低呢？”某种价格之所以诱人，不是因为与过去相比它在下跌，而是它在将来有上涨的可能。不幸的是，在随机理论中，从不会将历史性低位与它的预期未来放在一起比较。不管你从前有1美元还是100美元，价格都有下跌1美元的可能。轮盘赌玩家如果足够明智，难道真的相信赌资弹尽粮绝之际可以靠下重注翻盘吗？

当下的股价低可以预测到将来的股价也低。如果今天的价格很低，我们有理由买更多（因为便宜），也有理由少买一些（因为可能一直这么便宜），两个理由会相互抵消。于是，“价格低的时候多买一些”与“价格高的时候少买一些”听起来根本不存在差别。

随机理论认为“定期定额”是十分糟糕的策略。想象你走进一家赌场，10个相同的轮盘将一起转动。你手上有5.5万美元赌资。你可以在第一个轮盘上下注1 000美元，第二个轮盘上下注2 000美元，第三个轮盘上下注3 000美元，以此类推（这些数字相加为5.5万美元）。但在玩轮盘赌时，这种做法使你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你的赌资中，超过三分之一下注在第九与第十个轮盘上。风险比较低的做法是在每个轮盘上下注5 500美元，于是每次转动轮盘的风险都不会特别高，也不会特别低。

在10个月中不停购买股票就如同转动10个轮盘。如果你采取“定期定额”的做法，每个月追加1 000美元投资，那么第一次转动轮盘时你的赌注是1 000美元，第二次是2 000美元，第三次是3 000美元，以此类推。[6]但我们刚刚讨论过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明智的赌徒会在每个轮盘上下注同样的5 500美元。将它转化成投资策略就是你在第一个月投资5 500美元，随后根据需要调整持有的股票，将它的价值一直保持在5 500美元。（如果股票价值下跌到5 000美元，就投资500美元；如果它上涨到6 000美元，就卖掉价值500美元的股票。）

不管采取哪种策略，你每个月平均承担的风险都是5 500美元。两种策略会带来相同的预期回报，但“定期定额”的做法存在不必要风险的隐患。如果在10个月中，有6个月股价上涨，在另外4个月下跌，稳定持有5 500美元股票的投资者一直都是赢家；但采取“定期定额”做法的投资者由于在前期的投资较小，后期投资较大，于是需要担心究竟哪6个月股票走势好，哪几个月走势低迷。如果早几个月股价走势强劲，那么“定期定额”投资者就输了。[7]

投资者难免为股价涨跌而焦虑。相反，我们比较容易规避它们该在什么时候上涨的焦虑，采取定期定额的做法一定会度过许多辗转反侧的夜晚。

到目前为止，我对定期定额策略的反驳都基于随机理论。然而，即使股价不遵循随机变化规律，我也很难为定期定额找到合理的依据。假设你与我年轻时一样，认为股价（作为价格变化的对照）的随机波动如同轮盘的转动般神秘，你的做法就不应该是在股价低时买入许多股票，在股价高时谨慎投资——而应该是在股价低时买入许多股票，在股价升高后完全按兵不动。

下次如果有人建议你采取定期定额的做法，不妨反问他如何解释股价行为。不要接受没有意义的答案——“它们会波动啊”，而是追问它们如何波动。根据每天的价格变化随机改变吗？是价格本身每天在随机变化吗？在这种变化中有规律可循吗？他们是每天随机选择不同的轮盘下注吗？如果这样，是怎么挑选当天的轮盘的？我相信他们很可能从未考虑过类似的问题。这么一来，绝不要采纳他的投资建议。如果他当真给出了答案，我十分确信他的建议一定无法与定期定额的做法始终保持一致。

过去25年来，定期定额投资的最坚定鼓吹者就是电台节目《对话理财》（Moneytalk）的主持人鲍勃·布林克（Bob Brinker）。多年来，他不停地重复这套陈词滥调。给布林克先生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投资建议，他一定会告诉你采用定期定额的做法。在我眼中，这种毫无根据的胡乱建议根本就是西方文明变质腐朽的标志。

你从《对话理财》中获得的建议甚至撑不过5分钟的严格检验，然而它却每个星期犹如神谕般随电波传入千家万户。如果布林克先生曾采用一些简单的数据检验自己的投资建议，很快就会发现那是无稽之谈。也许他根本不在意听众，连举手之劳的小事也懒得做。

随机漫步理论告诉我们，基于过往价格行为的策略永远不可能改善你的将来。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他变量来应对价格变化。

原则上，一个“轮盘”既可以决定天气，又可以决定“统一雨伞公司”的股价，只不过当中存在一个时间差。首先，天空转暗，24小时后，“统一雨伞公司”的股价才对此做出反应。老道的投资者会留意到这个模式，从而赚到一笔。通过观察变量而非历史价格，你可能会击败随机理论。

尽管我给了大家观察事物间简单的关联就能获得无尽财富的希望，但必须很抱歉地承认，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几乎不可能据此做出有效的预测。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止一位投资者会留意到天气与“统一雨伞公司”股价之间的关系。一旦天气变化，那些投资者就会蜂拥买入股票，为了与其他投资者竞争，他们立刻就推高了股价。于是，本来应该发生在将来的股价上涨现在就发生了，普通投资者很难掌握其中获利的时间差，等他们意识到时，已经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了。

这个故事不是想说明，全部或者大部分投资者都应该留意到时间差的秘诀，只有少数投资者才能抓住获利机会，对它善加利用。

它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根据这个理论，如果投资策略采用的信息人尽皆知就不可能战胜市场。

有效市场假说与随机漫步理论紧密相关，但人们总将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的假设大相径庭。随机漫步理论提出的假设是，你不可能通过观察历史价格致富；有效市场假说提出的假设是，你不可能通过公共信息致富。

大量实验性证据表明，随机漫步理论描述了大部分股价的涨跌行为，只存在极少数例外。对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在例外出现时寻找到获利方式。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证据真实可靠，其中一定有几位头脑聪明且具备质疑精神，不会轻易受到迷惑。

相反，有效市场假说基于对公众所知信息的判断，因此很难被验证。最有利于它的证据是，即使是职业投资者也无法总是跑赢市场（总会有例外出现）。指数型共同基金（indexed mutual fund）[8]与管理基金（managed fund）[9]的表现大致相当——但指数型共同基金收取的管理费较低。[10]

金融学教授在股价中找到了一些所谓“反常现象”（anomalies），比如股价最可能出现上涨的日子是星期一或者1月。但是当然，只要数据足够多，我们总可以构建出一个或两个虚假模式——实际上，这些“反常现象”一经“发现”很快就会消失。经济学家、组合基金经理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如此总结道：

我亲自尝试过用客户以及自己的钱来“实践”学术界提出的每一种“反常现象”与预测机制，然而我还没能从钻市场的空子中赚到半个子儿。如果投资者无法从系统性的方式中有所斩获……只能认为股价本身已经包含了足够信息。

令人震惊的是，财经新闻从没对此有过思考。股价近期在上涨后回落时，电台评论员总是说下跌是由于“见利抛售”。道琼斯指数（Dow-Jones）攀上历史新高，我们听到的是它正在突破“阻力位”（resistance area），以及预测如果它突破成功，股价就会持续上涨，股市迎来“大好时光”——当然，除非你在其中有利可图。

经济学家阅读有些财经报道如同许多读者阅读占星专栏。经济学家认为那些文章很有趣，告诉自己只是为了一时之乐。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怀疑究竟有多少读者会信以为真呢？一想到这儿，他们就不禁担惊受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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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精确的轮盘赌例子如下，小球反映的不是真实股价，而是股价改变的百分比。当小球落入–2，股价下跌2%；当小球落入5，股价上升5%。我之所以在文章中使用上述方法，是因为它比较容易理解又足够接近真相，而且不会失去讨论的乐趣。

[2] 格兰迪夫人（Mrs. Grundy）最早出现在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的喜剧《加快耕耘》（Speed the Plough）中，是一个极其古板、拘泥礼节的人物形象。——译者注

[3] 随机漫步理论（random walk theory），也称为随机游走，指基于过去的表现无法预测将来的发展步骤与方向。——译者注

[4] 定期定额（dollar cost averaging）只有在长期投资的情况下才能摊薄成本，获得高收益。因此，选择这种投资方式，必须做好长期投资的心理准备。——译者注

[5] 1692—1693年间，马萨诸塞殖民地发生了萨勒姆巫蛊案。有200多人被指控施行巫术，其中处死了20人。最终，殖民政府承认这是冤假错案，并给予受害者家庭赔偿。——译者注

[6] 这只是比较理想的说法，你不可能在轮盘第二次转动时恰好下注2 000美元，因为到了第二个月，你上个月的投资结果不太可能稳固维持在1 000美元。

[7] 这个提议忽略了手续费因素，比如税务费用与经纪人代理费。通常而言，交易次数越少，手续费越低。现实生活中，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一开始就购买5 500美元股票，并且尽可能不要频繁调整它的配置。然而，最佳的投资策略一定是不断投资而非定期定额。

[8] 以特定指数作为标准——比如沪深300指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等，通过购买该指数的全部或部分成份股形成的投资组合。——译者注

[9] 凭借专门的知识与经验挑选出的投资组合，类似于“挑选赢家”。——译者注

[10] 如果你评估现有各种类型基金的平均表现，得到的结果肯定存在偏差，它们描述的回报肯定优于实际表现，因为表现差劲的基金已经倒闭，你无法将它们纳入计算范围。比较指数型基金与管理基金的表现时，将这种偏差考虑在内是十分重要的。

第20章

关于利率的几点想法：

扶手椅上的预测

每种职业都有缺陷。当医生，深更半夜会接到紧急电话；当数学家，经常会被困在死胡同；当诗人，时常会忧虑下一笔稿费；当经济学家，总会被要求预测未来的利率变化。

我有位同事处理这个难题时总能展现智者式的翩翩风度——他会故意停顿片刻，随后宣布道：“我认为，它们会继续波动。”

尽管我无法准确预测明年（甚至明天）的利率，却掌握一些决定利率走势的知识。实际上，预测利率比预测股价容易多了。理论与实践表明，股价遵循的是随机漫步理论，因此过往的价格表现没有预测价值；相反，利率却往往会根据它的历史水平做出相应反弹。因此，如果今天的利率低，明天就可能升高；如果今天的利率高，明天就可能降低。我在这一章中分享的几个重要见解将有助于读者对它了解更多。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同时存在多种利率，这取决于谁借了钱，借的是谁的钱，以及清偿贷款所需的时间，但各种利率的上浮与下调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我们可以预测其中的一种，就可以推测出绝大多数其他利率的改变。具体而言，当我提到所谓利率，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三个月期国债的利率（三个月后，美国政府为借这笔钱所要支付的利息）。

接着，让我们来澄清一个含糊之处：经济学家谈及利率时，往往会考虑通胀调节的因素。如果你放贷时的利率为8%，当时的通胀指数为3%，那么你的购买力每年只会增加5%；你每赚到1美元，其中都有3美分要用来为你的资产保值。报价中所说的8%被称为“名义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通胀调节后所说的5%称为“真实利率”（real interest rate）。

为避免引起误解，我宣布只有真实利率才能代表利率的真实情况。通胀指数为7%时回报为10%的投资、通胀指数为5%时回报为8%的投资，以及通胀指数为0时回报为3%的投资的获益大同小异。不管上述哪种情况，真实利率都是3%。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指数得出的。[1]

以下，当我使用“利率”一词时，我所指的都是真实利率。在澄清这个令人困惑的错误概念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利率。

不论你曾听说过什么，利率就是“金钱价值”（price of money）的说法都毫无根据。没有人会为了守着一堆钱而贷款。人们贷款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购买汽车或房产、缴纳大学学费或者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银行贷款的支付方式主要是美元，但那些美元常常在数小时内就通过消费行为重新回到了银行系统中。我们支付利息不是为了占有金钱，而是为了拥有汽车或者房产。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支付利息是为了现在就拥有汽车或者房产，而不是等到以后。因此，你应该将利率视为衡量商品当下价值（与商品未来价值相比）的一种比率。[2]

这种看似简单的观点其实说明了十分重要的结果。由于利率是当下商品的价格，它最终一定是由当下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

阅读财经新闻时，你也许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利率是由控制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决定的，但中央银行根本无法得知汽车和房屋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不影响供给与需求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超出全人类理解的能力，来对市场价格施加长远影响。

然而，人类还是可以尽力一试。假设中央银行想要将利率从3%下调至2%。为了实现目标，它们公开宣称将借贷利率下调至2%，于是强迫其他借贷方步它的后尘。

这可以发挥一段时期的作用，但不可能永远高枕无忧。原因在于，当中央银行宣布利率将下调至2%时，大量着急借钱的人都想占便宜。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中央银行必须不停地印钱，从而在整个经济体中推高物价。接着，由于人们贷款是为了购买商品，但商品刚刚涨价了，于是他们需要借更多钱，然后中央银行就印更多钱，将物价推得更高——长此以往，我们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进入所谓的恶性通胀期。想必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会愿意效仿津巴布韦的做法。到了某个点，中央银行必须“投降”，允许利率上调。[3]

中央银行能够撑上一段时间的唯一理由在于，价格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货币供应上的改变。调整期的长短以及原因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而且存在十分明显的争议。

重大事件将导致利率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到个人选择。好消息是，作为普通个体的你总拥有一些本能的悟性，能够帮助你判断重大事件将造成的影响。

比如，总统与国会批准今年将启动一项花费240亿美元的项目开发武装直升机，但它们不会投入实战。这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数百亿美元，而是真正的资源——钢铁、劳动力、工程投入——它们才是美元的真实反应。真金白银的资源都投入研发武装直升机中，于是就不能用来制造汽车、厨具和个人电脑。那么，后者（还有其他商品）的供应一定会减少，且减少的价值相当于240亿美元。

由于供应的商品减少，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也相应减少。这里，我们要谈的不是经济学原理，而是算术问题。在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商品供应的价值减少了240亿美元，每个人的平均消费就必须减少4美元。当然，有些人的消费与其他人相比会减少得更明显。如果你是个普通的美国人，比地球上的其他人口平均富裕8倍，那么你的消费可能会减少32美元。如果你家有4口人，那么全家的消费就会减少约125美元。[4]

当然，一开始不会有人因为总统的愚蠢决定就立刻放弃购买一台垃圾处理机的打算。与以前一样，我们的需求没有发生改变，即使供给量已经萎缩了。但渐渐地，商品价格——也就是利率——不断上涨，直到一个普通家庭决定在今年削减125美元的开支预算。

如果我想知道价值240亿美元的武装直升机将怎样影响利率，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家决定在今年削减125美元的开支预算前，利率需要上浮到什么程度？如果我的回答足够诚实，而且我家的情况足够具有代表性，我至少可以给出一个大概的预测。

如果总统与国会宣布批准每年都浪费240亿美元，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那种情况下，纳税负担一定会加重，于是我觉得自己变穷了，这个理由已经足够打消我买垃圾处理机的念头，根本不需要通过上调利率。[5]

中心思想如下：不论如何，由于供应量发生改变，利率会影响到每个家庭消费的商品。如果商品的供应量下降，比如政府随意浪费资源，利率一定会上升；如果商品的供应量上升，比如每年都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或者政府提供的优质服务远超出它们的成本，利率一定会下跌。

正如供应会改变，需求也会改变。假如普通家庭都认为未来很美好，相信技术革新预示了产量提高，气候变化预示了丰收，新一届政府就职时保证，一定会推行大家都认为有益的政策。

通常而言，相信将来会变得富有的人们会在当下消费更多。如果你今天得知下个月会大幅涨薪，你也许不会等到下个月才开始庆祝。经济学专业与哲学专业的学生现在的收入相当，但只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开车，因为他们更有理由相信将来会找到一份好工作。

因此，当未来一片光明时，每个人都会决定在当下消费更多。然而其中有个问题：当下并没有额外的商品供应。短期内，我们有一定数量的汽车，一定数量的房屋，一定数量的圆筒冰激凌，剧院里有一定数量的座位。如果每个人都想消费更多，根本不可能。实际上，每个家庭都必须争取更多商品“配给”的权利。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放弃最初的消费计划呢？答案是，如果大家都要通过贷款实现消费需求，就会共同推高利率。一旦每个家庭最初的消费计划得到满足，利率就会上升了。

每当一项新的技术突破出现，我都期待它能够提高产量，带给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人们由于相信生活会更富裕，从而刺激消费，导致利率上升。利率究竟会上升多少呢？一如既往，我尝试通过自己家庭的做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会考虑家庭的未来收入会上升多少；接着，我会问自己，在消化了以上信息后，我愿意在当下消费的基础上增加多少。如果答案是100美元，我会继续问利率要上升到什么水平会促使我削减100美元开支，回到原先的生活方式。[6]

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具有高度推测性的，而且它基于我的生活方式究竟有多典型。我猜，答案一定不会很精确。然而这种提问的尝试十分难能可贵——将费解且抽象的问题（“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利率？”）转化为如我一般普通人的具体行为。

当然，肯定有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形式的思考，他们希望更进一步。他们仔细搭建统计模型，考察过去的人们如何应对改变；他们发明复杂的方法，将对过去的观察转化为对将来的预测。那些经济学家得出的结果肯定比我“信手拈来”的答案精确得多。我总是坐在那张用惯了的扶手椅上，凭空构建各种假设。他们的答案无疑更有力，但我更沉湎于自己的扶手椅与思考方式。

一位著名金融学教授曾向一群成功的投资者解释市场如何运作。他的讲座勾勒了看待世界运作的丰富视角，却几乎没有提及实用的投资建议。底下的观众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们不是来获取智慧，而是追逐财富的。当教授让大家自由提问时，第一位发言者相当不客气——但他请教的问题也算在意料之中：“如果你这么聪明，为什么没能家财万贯呢？”教授（实际上，他是整个房间里最富有的人，但这是后话）回答：“如果你这么有钱，为什么不是个聪明人呢？”

经济学家研究利率变化，因为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经济学家对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热情。我希望这本书中的有些地方能令你感受到这种纯粹由理解而产生的乐趣。然而，总会有一些读者产生疑惑，这种分析是否能够为我们带来智慧与财富。现在，就让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曾说，我的行政团队需要一名“独臂经济学家”，因为围绕他的经济学家如果不使用“但另一方面呢……”这个说法，就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杜鲁门一定不喜欢问题接下来的讨论方向，但另一方面，他十分欣赏经济学家的坦诚。而我将尽我所能，坦诚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单凭我上述提到的理论，你已经可以预测——大丰收或者自然灾害、纯属浪费或者开明的政策，关于未来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利率将如何变化。

但另一方面，单凭这些知识无法令你一夜致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利率变化与新闻报道之间不存在可加利用的时间差。总统宣布全新的导弹项目，你开始分析，“好吧，让我们走着瞧；这意味商品的供给将减少，所以……”当你停顿的这一刻，利率已经完成了上浮的调整。新闻一旦出现报道，一切为时已晚。不过，还有其他方面。你可能具备一些知识、天赋、直觉，令你比普通人聪明一些。新闻还未发布前，你就猜到明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将宣布什么消息，或者海上龙卷风在向海岸移动的过程中是否会消退，或者库比蒂诺[7]是否有人将宣布他们研发出了一项新技术，可以将电脑芯片直接植入人类大脑中。如果你承蒙恩惠，而且具备利率变化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据此做出预测，而且真的可能靠它致富。

如果你真的成了富翁，我很乐意听到你的好消息，请一定记得告诉我。而那时，我还会坐在那张摇旧了的扶手椅上，天马行空地思考。

[1]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作为现代总统中最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一位，曾公开在全国转播的辩论中声称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区别。

[2] 说得再确切一些，商品的当下价格与未来价格相当于1加上利率。如果年利率是5%（0.05），你在明年就需要支付1.05美元才能买到相同的商品。

[3] 实际上，中央银行并不会以2%的利率将贷款借给任何个人。相反，它只将钱借给银行，再通过银行将钱借给个人。但是，这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4] 这个例子中所使用的数字都出自胡编乱造。我当然不清楚，富裕8倍是否就要做出8倍牺牲。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做出精确预测，而是提出一种思考方式。我还应该指出，为了简化讨论，我舍弃了一些重要因素。第一，利率上调会抑制投资项目，从而释放出一些资源，用作他途；本来用来制造工厂的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制造汽车。第二，利率上调会鼓励人们工作（如果你赚到的钱存进银行后可以获得更多利息，工作起来都会更带劲），这意味着会生产出更多商品。第三，为了提高当下的商品产量，失业者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考虑到以上三个理由，世界的消费总量可能不是减少了240亿美元，这个数字应该更小才对。作为对胡编乱造数字的修正，我也许不应该说125美元，而是——好吧，就算80美元好了。

[5] 一次性的挥霍性项目不会让我产生太明显的观感，但不断启动类似项目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6] 正如之前在注释中提及的，这些计算还应该考虑到投资额与劳动力供应。如果公司生产新的电脑，从而剥夺了生产其他消费品的资源，那么普通家庭的消费也许会被迫下调，低于原先的设想。

[7] 库比蒂诺（Cupertino），位于美国旧金山，苹果电脑的全球总部。——译者注

第21章

艾奥瓦州的汽车公司

美好的事物永远能为人带来乐趣。而且，没有什么比简洁又无懈可击的论证更加美妙了。短短几行论证，就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在翻看朋友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编写的一本教科书时，发现了一套无与伦比的美妙论证。虽然这种论证方式并非他的原创，但他的版本足够清晰、简洁、天衣无缝，而且出人意料的优雅。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它分享给学生、亲戚，以及鸡尾酒会上认识的人。这是一套关于国际贸易的论证，但它的魅力不止于此，而在于它所蕴含的不可抗力。

戴维留意到，美国有两种生产汽车的技术。一种是在底特律制造它们，另一种是在艾奥瓦州（Iowa）“培育”（grow）它们。对于第一种方式，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就让我来解释一下第二种方式。首先，你播下“种子”。所谓“种子”，就是制造汽车所需的原材料。你等待数月直到“小麦”成熟。“小麦”收割后，将它运往加利福尼亚州，装船，一往无前地驶向太平洋。几个月后，轮船满载日本的丰田汽车（TOYOTA）重新返回港口。

国际贸易是一种技术。作为一种存在的事实，有一个叫日本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人、许多工厂，与美国的繁荣福祉几乎没什么关系。为了分析贸易政策，我们最好还是假设日本是一家巨型工厂，它的内部工作机制神秘莫测，但具有将“小麦”转化为汽车的能力。

任何偏向第一种技术的政策，都是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工人置于艾奥瓦州的汽车生产工人之上；任何征税或者针对“进口”汽车的禁令都是针对艾奥瓦州的征税与禁令。如果你保护了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免于竞争，就必定伤害了艾奥瓦州的“农夫”，因为艾奥瓦州的“农夫”正是竞争者。

制造汽车的一系列生产任务可以使用不同方式分配到底特律或者艾奥瓦州。具有竞争性的价格体系将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选择具体分配方式。[1]如果所有汽车都必须在底特律或者艾奥瓦州生产，必定会产生不必要的高昂成本。生产过程应该尽量服从市场选择，否则也必定会产生不必要的高昂成本。

这意味着保护底特律的后果不仅将使农夫的收入转移到汽车制造商，还同时提高了美国人购买汽车的整体成本。失去的效率没有获得有效的补偿，因此整个国家都未能从中获益。

有许多关于如何令美国汽车制造更有效率的讨论，如果你拥有两种汽车生产方式，改善效率的最佳方法是从中寻找合适的应用比率，最不可取的方法是人为阻碍其中一种生产技术。认为艾奥瓦州制造的丰田普锐斯（Prius）不如底特律制造的雪佛兰沃蓝达（Volt）更具有“美国性”，纯粹是一种迷信。

1817年，大卫·李嘉图[2]为日后所有关于国际贸易的思考奠定了基础——他是第一位采用纯粹数学[3]方式思考的经济学家。150多年以来，他的理论不断得以细化，根基却如其他经济学基本原理一样牢不可破。贸易理论认为：首先，如果你保护了特定行业的美国制造者免于国际竞争，一定会损害其他行业的美国制造者；其次，如果你保护了特定行业的美国制造者免于国际竞争，一定会损害整个经济体。普通教科书一般通过图表、等式与复杂的论证来解释其中的道理，但我从戴维·弗里德曼处听来的故事只用了一个极为简练、充满说服力的比喻就达到了同样效果。而那，恰恰是经济学最有魅力的地方。

[1] 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未必一目了然。个体生产者主要关心自己的利润，而非整个经济体付出的成本。个人的自私决定必将导致集体最有效率的后果，这简直是一种奇迹。《为什么价格是好东西》（Why Price Are Good）一章中，我详细解释了经济学家如何得知了这种奇迹的发生。这一章中，我将进一步阐释它的后果。

[2]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9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3] 纯粹数学（pure mathematics），专门研究数学本身的规律，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的学问，是相对于应用数学而言的。——译者注

第五部分

科学的雷区

第23章

改进的橄榄球：

经济学是怎么弄错的？

距离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大约一个世纪前，有一位经济学家试图更好地了解橄榄球运动。于是，他决定将最知名的教练作为观察对象。

每一次观看比赛，这位经济学家都十分辛苦地记录下所有比赛细节，以及可能与之有关的所有周边情况。每个夜晚，他利用复杂的计算，试图通过数据揭示其中隐藏的模式。最终，他的研究得到了回报。他发现：四分卫经常朝己方接球员所在方向掷球，持球手经常朝与对方门柱相反的方向奔跑，终场前的最后几次射门经常由落后一两分的球队发起。

一天，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主席突然关心起比赛中的弃踢[1]现象。他认为球队弃踢次数太过频繁，而这种行为会对比赛不利。（虽然这种说法从未得到确认，但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为了力图减少弃踢现象，他找来助理询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其中一位刚拿到MBA学位的助理屏息凝神地宣布，他选修过一位经济学家的课程，他的老师是研究橄榄球运动的专家，研发了完备的数据模型来预测球队的行为。他提议重金聘请这位经济学家研究球队的弃踢现象。

于是，主席召见了这位经济学家，后者带着一张巨额定金支票与寻找弃踢原因的任务回家了。经过许多小时（经济学家按小时收费），他找到了答案。数据分析清晰地表明：弃踢几乎都发生在第四次进攻的时候。

不过，经济学家接受的科学训练告诉他，仅描述已知现象不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大的价值在于做出预测。因此，在联络主席前，他对自己的模型做出了最终检验。他观看了数场橄榄球比赛，提前预测所有的弃踢都将发生在第四次进攻。当他的预测得到检验，他知道自己获得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现。

然而，联盟主席是不会为纯科学买单的。知识本身或许会令一位哲学家感到满意，但主席面对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他的目标不是研究弃踢现象，而是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于是，主席将经济学家打发回家，让他重新回到他的算式前，从中找出一个切实的政策建议。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经济学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如果球队只允许上档三次呢？[2]

为了验证他的假设，经济学家写了一套电脑程序，模拟只允许上档三次比赛规则下球队的行为。程序写得十分完美，完美体现了经济学家对球队弃踢的认识。一次次的模拟反复验证了经济学家的预测：由于弃踢只发生在第四轮进攻，没有人可能在不存在的第四次进攻的比赛中弃踢。

主席对经济学家提供的强大证据深为叹服，于是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橄榄球比赛规则中的一次改动。从今以后，球队只能连续进攻三次。主席充满信心地宣布，这将使比赛永远摆脱弃踢。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球队开始在第三次进攻中弃踢，主席再也不相信经济学家的话了。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英雄”还未摆脱20世纪中期的主流政策分析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对数据有了更多了解。新的学科——计量经济学发现了经济数据背后更深层次的模式，并且可以测试那些模式是否存在重复的可能。经济学家详细研究了消费行为、投资决定、农业产出、劳动力供应、金融资产销售，以及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这项雄心勃勃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远超出他们的预期。数据在预测未来时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而且十分精确。

当代美国人也许很难相信竟然存在过宏观经济学不出错的年代，但我们的确经历过这么一段稍纵即逝的黄金时期。半个世纪后，很自然的问题是：到底哪里出错了？

出错的原因似乎在于政府太把经济学家当回事，这种做法破坏了一切。让我们以一位具体的经济学家为例，他曾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顾问，现在为美国政府服务，协助制定经济政策。

他的目标——为了响应几位农业州参议员的紧急呼吁——是提高玉米片消费量。第一个任务是摸清现实。经过数月对数据的集中研究，这位经济学家发现了正在寻找的规律：每个家庭每个月平均在玉米片上花费10美元。这种行为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比如，收入税的小幅上调对玉米片消费的影响微乎其微。

作为充满质疑精神的科学家，他不希望研究仅反映历史数据。相反，他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践，以检验自己的预测。他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普通家庭对玉米片的消费将继续维持在每个月10美元的水平。他的预测不断获得验证，这种成功令他回忆起了年轻时首次发现球员总在第四次进攻中弃踢的辉煌日子。

经济学家的主管对他的发现深表满意，以至将它作为一项全新政策提议的基础：政府将在每个月对每个家庭额外提供价值5美元的玉米片。这将使玉米片的消费量增长50%。为了落实项目，将进行小幅增税，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小幅增税不会影响玉米片的销售。

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政府开始提供玉米片后，人们就像必须在三轮进攻中推进10码的橄榄球运动员一样：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人们一旦意识到政府每个月会将玉米片送到家门口，于是将它们从自己的采购计划中减半了。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英雄”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夸张想象，而是他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的黄金时期。30多年前，罗伯特·卢卡斯[3]（现供职于芝加哥大学）首次提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警告：人们会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这个简单的发现令传统的政策分析彻底失效了。即使到了今天，大学的第一堂经济学课还在教授这个假设：如果政府提供玉米片，人们不会改变过去的购买习惯。（当然，课本上的假设采用了代数而非玉米片的方式，以“确保”学生不会弄懂其中的真正问题。）

不幸的是，在政策分析中，人们并不是机器。他们是在一个复杂的游戏中心怀策略的参与者，而政府政策不过是设定了一些游戏规则。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行为——买车或者买房，辞职或者换新工作，多雇一位员工或者多建一座工厂的决定——都是策略。只要规则不改变，我们可以十分理性地预测他们的策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我们还可以从过去的观察中做出十分精确的推断。可一旦规则发生改变，一切就都前途未卜了。

我们的经济学家“英雄”应该从数据堆中稍稍抬起头来，将更多时间花在纯理论上。通过橄榄球运动的正确理论——每支球队都想比对手取得更多分数——他可以精确预测到球员将对新规则做出的反应。通过玉米片的正确理论——人们购买玉米片是为了食用，因此不会购买吃不完的玉米片——他也许会意识到，政府代替人们购物不会增加他们的饥饿感。

当然，有一些理论是错误的，支持那些理论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经济学家如果拥有一套理论，至少这套理论存在正确的可能性。一位无所依凭、只会埋首数据的经济学家在执行稳健政策的国家里也许不会捅大娄子，但如果由他来预测政策改变将导致的后果，他一定会全盘皆输。

宏观经济学家最常出错的地方是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岁月，经济学家观察到一组惊人的相互关联现象：高通货膨胀时期，就业率往往很低，反之亦然。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个发现已经经历了严格的数据考验，被当作了科学真理。了解以上事实后，政客将它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希望通过操纵通货膨胀率来控制失业率，结果却是人们经历了十多年的滞涨时期：高通货膨胀率下，随之出现了高失业率。到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现象急剧消除，经历了最初严峻的经济衰退期后，就业机会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增长。老一套数据规律似乎完全失效了。

究竟出现了怎样的改变呢？政府采纳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新的政策，从而改变了经济学的游戏规则。结果，游戏中的参与者——公司与个人——采取了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的新策略。1971年（因此对20世纪80年代做出了重要预测），罗伯特·卢卡斯撰写了详细的文章，解释人们将如何以及为何会在政府操纵通货膨胀后做出不同反应。

卢卡斯的故事开始了。威利·沃克（Willie Worker）现在没有工作，不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机会，而是因为那些机会太糟糕，他情愿不工作。对威利而言，最理想的工资是每年1.5万美元，恰好可以应付他开工产生的所有成本。如果工资低于2万美元，威利不会接受那份工作。

一天夜晚，威利熟睡时，通货膨胀显著加剧，导致所有的价格与工资都翻倍了。昨天雇主开出的工资是1.5万美元，今天已经变成了3万美元。但是，那些钱还不够诱人。在物价翻倍的世界，如果工资低于4万美元，威利不会愿意工作。

现在，让我对故事做小小的改动。经过通货膨胀显著加剧的那夜，威利早晨醒来接到了雇主的电话，对方开出了3万美元工资。威利那时还没来得及看新闻，不知道物价已经改变了，于是开开心心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下班后，他拿着刚领到的薪水去超市买东西时，才发现了残酷的现实，于是立刻写了一封辞职信。

这个高度概念化的故事抓住了现实中的几个重要方面。通货膨胀能够增加就业率可能来自一种蒙骗群众的假象。它令就业机会看起来比实际的更诱人，从而令工人接受了工作，但如果他们对经济状况有更多了解，绝不会做出类似的决定。

站在雇主一方，我们可以复述出一个相同的故事。假设你是一家冰激凌店的老板，每支甜筒冰激凌的售价为1美元。如果你可以将售价提高到2美元，就会扩张自己的经营规模。但是，你根据经验知道，如果冰激凌卖2美元，不会有这么多顾客。

如果所有的价格与工资——包括你的所有成本——都翻倍，你的甜筒冰激凌就可以卖2美元，但那2美元的真正价值其实还不如昨天的1美元。因此，你不会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

如果假设价格与工资都翻倍，但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呢？你只注意到客人似乎突然愿意付更多钱买甜筒冰激凌了。（你第一次留意到这种现象可能因为你卖1美元的甜筒冰激凌对客人而言好像成了打折品，因为他们的工资刚翻倍了。）于是，你扩张了经营规模，雇了许多新员工。即使你发现决策失误，店面扩张的部分现实已经不可逆转：你购买了新的冷柜、正在兴建停车场，你可能至少想保住几位新员工。

卢卡斯的故事不是说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而是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在这个故事中，人们如果清楚地知道通货膨胀的发生，就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如果故事正确，那么（也是高度概念化的）宏观经济学的现代史将如此发展：通货膨胀蒙骗工人接受更多工作，雇主应聘更多工人。政府留意到通货膨胀总是伴随高就业率，于是决定利用这种关系来系统性地操纵通货膨胀。工人与雇主很快意识到了政府的阴谋，于是不再任由他人摆布。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就此崩溃，原因就在于政府想从中捣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通货膨胀的波动大多不在意料之内。通货膨胀与不在意料之内的通货膨胀之间有时没有区别。如果经济学家A坚称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经济学家B坚称不在意料之内的通货膨胀驱使人们去工作，历史已知数据根本无法区分他们的假设。任何证明经济学家A理论的证据也可以同时证明经济学家B理论，反之亦然。两种理论在预测中同样具有精确性，直到规则发生改变。规则改变后，政府开始系统性地操纵通货膨胀率，其中一种理论将继续发挥作用，另一种将会错得一败涂地。

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故事相当不满意，提出过不少令人尴尬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冰激凌店老板在扩大经营前不先读《华尔街日报》了解经济形势呢？”作为回应，卢卡斯与其他经济学家不断构建从原版故事衍生出来的其他故事版本，以及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故事。

如今，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出许多不同模型。有一些吸收了部分卢卡斯的原版故事，另一些则完全对它弃之不顾。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讲述的是个人在经历改变以及未知状况下做出决定的故事。宏观经济学家使用了庞大的计算，追踪每个人的决定如何影响他人，这些模型被称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4] DSGE在每个故事与每种预测中的表现各异，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令宏观经济学家能够准确找到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由于人们真正关注的是动机而非行为，DSGE模型看起来已经与50年前的宏观经济学大相径庭了。

一位经济学家如果理解球队为什么弃踢，就会知道规则改变将发生什么；一位经济学家如果理解人们为什么购买玉米片，就会知道收到免费玉米片将发生什么；一位经济学家如果理解人们为什么工作，就会知道操纵通货膨胀将发生什么。我们需要故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尤其是理想状态下的故事。它们足够简单，易于理解，但如果将故事运用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它们就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变得异常庞杂起来。

几乎所有现代宏观经济学家都试图讲出一个好故事，以及研发全新的计算技术帮助我们追踪故事变得复杂起来后发生的一切。作为一种预测科学，宏观经济学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在它诞生60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经从前人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正在寻找崭新并且充满希望的道路。

[1] 橄榄球比赛中，进攻方有4次机会向前方（防守方的端区）累计推进10码，每次机会称为一“档”进攻。当进攻方成功在4档进攻内推进10码以上，就可以获得新的4档进攻机会。一般情况下，如果进攻方在第四攻发起时仍没有把握推进足够距离，大多会采用弃踢（punting）方式将球转移给对手。——译者注

[2] “档”，即被对方拦截放倒一次的机会。——译者注

[3]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者注

[4] “动态”（dynamic）的意思是今天做出的决定会影响到明天的结果，以及故事中的人们必须考虑这个因素；“随机”（stochastic）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人们面对的是不确定性；“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追踪所有决策参与者的所有互动。

第22章

爱因斯坦真的可靠吗？

科学方法中的经济学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与几个著名假设。他提及了水星近日点反常进动[1] 的“预测”，并首次对它做出解释。他还预测了光波受到太阳引力场会发生偏折。1919年，由亚瑟·艾丁顿（Arthur Eddington）带领的团队用实验证实了光线偏折预测，令爱因斯坦一举成为国际名人。

解释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及成功预测光线发生偏折，都完美印证了爱因斯坦的理论。然而只有光线偏折——由于它太过出人意料——才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试着假设，艾丁顿的实验完成于1900年而非1919年，光线偏折的事实依旧会得到证实，正如神秘莫测的水星进动，而且将在时间上早于爱因斯坦的成就。这么一来，爱因斯坦可能就会丧失因预测未知造成的心理冲击。他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公众想象中树立起才能非凡的形象，而一代物理学家也将改变他们的研究习惯。但是，我们先将爱因斯坦的个人辉煌成就放在一边，广义相对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科学界需要花费更长时间才能接受这种思想吗？若是如此，这合理吗？

相反，我们可以想象水星进动现象一直无人知晓，直到爱因斯坦对它做出预测，而随后的实验又证实了他的预测。这种预测造成的心理冲击会令广义相对论的地位更加无法动摇吗？这合理吗？

当然，对已知事实做出新解释（如水星进动）与成功预测新事实（如光线偏折）都应该被视作一种理论成就。然而，成功预测新事实往往能够造成更加显著的心理冲击。有时，它被称作理论的创新证据（novel evidence）。问题是，创新证据在理论中的地位应该高于非创新证据（nonnovel evidence）吗？或者说得更直白：创新重要吗？

早在13世纪，罗杰·培根[2]提出了一种如今早已广为人知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雏形：理论先行。它依据经验与现有证据提出假设，随后在实验与观察中检验假设的可行性。到16世纪，这种方法已经获得多位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推崇，其中最著名的有弗朗西斯·培根[3]与勒内·笛卡尔[4]。当今，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生已经将此奉为真理。

上述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理论先行，另行检验”，将对创新证据的检验置于了核心的地位。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先观察、做实验，再根据结果提出理论——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实验先行，另行论证”。第二种方法彻底“颠覆”了创新证据在研究中的地位。[5]

为什么呢？若是如此，我们应该推崇其中的一种方法而贬低另一种吗？多年前，我的同事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阿兰·斯托克曼（Alan Stickman）与我十分沉迷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所有的教科书均在没有做出任何明确解释的情况下，都大力推崇罗杰与弗朗西斯·培根的方法。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了哲学学术期刊。期刊上，科学界正就创新证据的地位展开激烈辩论，但找到的论据都无法令我们信服。

因此，我们决定回到问题的起点。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也许可以为这场讨论做出一些独有的贡献。毕竟所谓科学，就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做出（暂时的）结论。单凭这一点，经济学家对它并不陌生。

最终，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新方法，发表在《经济学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以及《不列颠科学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我们并不认为可以就此为相关讨论盖棺定论，但的确想指出，与过去400年来试图解释该问题的其他学者不同，我们提出了清晰的假设，并指出它们背后的逻辑。我们十分希望与期待其他人——在提出各种假设时——也能如此。

我将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案例入手。鲍里斯（Boris）与娜塔莎（Natasha）都是渥萨摩塔大学的松鼠研究专家。[6]一天，他们从新闻得知，寒冷潮湿的天气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附近莫西维纳岛上的松鼠正在成群死去。他们各自奔向自己的实验室，期待解开松鼠死亡的秘密。

鲍里斯的做法是着手进行了一系列验尸，结果表明松鼠死于心脏衰竭。但是，为什么呢？鲍里斯沉思了片刻，在他已有的松鼠生物学知识中上下翻寻。最终，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出于A、B和C理由，寒冷可能导致松鼠心脏衰竭。

相反，娜塔莎没有验尸，而是直接提出理论。通过对现象的思考和掌握的松鼠生物学知识，她认为出于D、E和F理由，冷雨可能造成心脏衰竭，继而导致松鼠死亡。接着，根据她在学校接受的科学研究训练，她着手验证自己的理论。她知道，如果她的理论正确，一系列验尸将证明松鼠死于心脏衰竭。她进行了验尸，并且证明了自己的预测。

罪魁祸首究竟是鲍里斯所说的寒冷，还是娜塔莎所说的冷雨呢？最终，通过一些不怎么善待动物的实验可能会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在此期间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如果我们想拯救剩下的松鼠，应该使它们保持温暖还是保持干燥呢？

只有娜塔莎采取了课本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她首先提出理论，继而用理论做出了创新预测（novel predictions），认为验尸将证明死因是心脏衰竭。为了验证预测，她动手做了一些实验，但鲍里斯完全不是这么操作：提出理论前，他已经做了一些实验。综上所述，我们就应该将一种理论置于另一种理论之上吗？我们现在有两套理论，每一套都包含了实验，对理论的论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都能够自圆其说。这么一来，如何获得理论真的重要吗？[7]

如果鲍里斯与娜塔莎的学术成就不相上下，如果你也清楚他们的学术能力旗鼓相当，我们（此处指卡恩、斯托克曼与我）想不到任何理由会令你更相信其中的一种。[8]换句话说，创新没有用。

我们对创新无关紧要的论证简单又无懈可击，但它并不被绝大多数科学家接受。他们辩称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已知事实，捏造某种“解释”它们的理论，因此“创新预测”才是科学成就的真正标志。他们深信自己的直觉，认定创新十分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对此做出全面解释。

回答开始：娜塔莎——不同于鲍里斯，证明她可以根据较少观察就构建出理论。（当然，娜塔莎与鲍里斯的观察均部分基于他们自身的经验与其他前辈的经验。尽管如此，娜塔莎还是比鲍里斯少观察一个案例——十分关键的一个。）也许这表明娜塔莎比鲍里斯更聪明，至少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她更有办法。也许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更相信她而不是鲍里斯。

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更相信她的理由：第一，在不清楚全体事实的情况下，她可以构建出一套适用于全体事实的理论；第二，她愿意为构建这套理论投入时间与精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她的自信，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她的信任。如果我们至少相信自信往往能够反映真实能力。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娜塔莎的研究策略是不是自信的真实反映——我们需要知道她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策略。我们需要知道她的更多诱因。

以下是众多可能性之一（也是高度概念化的）：假设我们知道，在渥萨摩塔大学，使用理论先行的科学家在创新预测得到成功验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10万美元年薪，在无法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2万美元年薪；假设先做实验，再根据结果得出理论的科学家——从不提出创新预测——可以获得5万美元年薪。那么作为创新预测家，娜塔莎就将收入置于风险之中。她乐意在自己的天赋上下赌注，因此对我们而言，最好跟着她一起下注，接受她的理论。相反，接受5万美元年薪的鲍里斯不禁令我们怀疑，我们难道应该比他自己更有信心吗？

通过不同薪酬体系，我们得到了不同结果。现在，我们才真正进入经济学讨论。我们不仅需要假设一种薪酬体系，还需要预测薪酬结构，以及科学家将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并且从反应中推导出我们的结论。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有现象都会相互作用、影响。薪酬结构将影响诱因；诱因将影响研究策略；研究策略将影响行政人员判断谁才是真正的聪明人，而那些判断将影响不同研究风格所代表的价值；而上述价值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薪酬结构。以上均由科学家、科研机构间的竞争，以及科学研究的赞助者与受益人同时参与决定。我们需要全面理解这种连锁反应，以及它们将如何相互作用。

那时，斯托克曼、卡恩与我不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回到了一个更加简单的问题。与其问已经发生了什么，不如问应该发生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假设存在一位科学“沙皇”（czar），由他设计一套激发科学家最大工作效率的系统。我们的问题是，这是一套怎样的系统呢？

以上两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知道在许多经济学案例中，真实市场反馈——真正发生的事，与有效市场反馈——应该发生的事，常常混为一谈。也许科学研究市场也可以成为此类案例中的一个。这么一来，解决简单问题的方法就可以自动应用到复杂问题上。至少我们希望找到一些类似的方式，即使最终我们的希望破灭，努力也不会白费。无论如何，我们总能给未来的科学“沙皇”继续出谋划策。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想象一位“沙皇”，他命令科学家要么像鲍里斯一样先做实验，要么像娜塔莎一样先提出理论。

理论先行的弊处在于所有努力都可能白费。科学家将大量时间与资源扔进了死胡同，正如娜塔莎的同事“眼镜狗”（Mr. Peabody）。“眼镜狗”也是理论先行的科学家。在辛勤工作了一周后，他提出一套理论，出于G、H和I原因，寒冷、潮湿的天气令松鼠死于动脉瘤。如果“眼镜狗”可以像鲍里斯一样先做几个实验，不费吹灰之力就会知道松鼠死于心脏衰竭，他就不用白费一周的力气了。

但是理论先行的好处在于，随着“眼镜狗”的理论被检验淘汰，有些理论——比如由娜塔莎提出的那套，能够通过检验幸存下来，这令人们相信后者也许比其他科学家更聪明。于是，“沙皇”可以做出调整，更加关注那些理论。相反，如果科学家选择先做实验，他们的理论就不可能被淘汰（至少在更多事实浮现出来前，他们的理论都能够幸存）。因此“沙皇”相当困扰，无法判断应该相信哪种理论。[9]

接下来，就是权衡取舍：如果理论先行，失败的可能性很高，但可以令我们具备更多信心；如果实验先行，所有理论都能够幸存，但我们无法判断该相信哪一种。

现在，我们再让问题变得复杂一些：假设科学家知道自己是否聪明[10]，而“沙皇”想在不经意间套出这个信息。实际上，他有两个理由应该这么做：首先，这会帮助他判断谁的理论可信；其次，他知道该向哪些聪明的科学家支付高薪，而不是将钱浪费在愚蠢之辈上。甚至，他可以在一开始就鼓励聪明人做科学家，让资质平平的人趁早另谋高就。

区别聪明科学家与愚蠢科学家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直截了当询问最简单。不幸的是，科学家一般不愿表露出他们的愚蠢，尤其这将关系到他们的收入。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诱因迫使科学家说实话。

解决方式如下：“沙皇”建立两家不同的研究机构——实验先行研究所（Look-first Institute）与理论先行研究所（Theorize-First Institute）。在实验先行研究所，所有科学家都先做实验，所有人的年薪都为5万美元；在理论先行研究所，所有科学家都先构建理论，理论检验成功的科学家可以获得10万美元年薪，理论检验失败的科学家只有2万美元年薪。

如果科学家正确选择自己的年薪，聪明的科学家就会加入理论先行研究所——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相信提出的创新预测能够通过检验，于是期待更高的回报；愚蠢的科学家——知道自己的预测经常失败的人，将会接受5万美元年薪加入实验先行研究所。[11]所有科学家都自愿向“沙皇”透露了有用信息，即使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初衷。

当然，一些聪明的科学家可能走了霉运，每年只挣到2万美元薪水。但平均而言，聪明的科学家比愚蠢的科学家挣得多，因此大部分聪明的科学家都选择了投身研究事业。不仅如此，“沙皇”在必要时还知道应该相信谁提出的理论——比如他要启动一个拯救松鼠项目。实验先行研究所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将得到礼貌性的肯定，但永远不会发挥实际作用。

这种解决方式有几大显著特点。首先，聪明的科学家在构建理论时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但如果他们先做实验，就会避免走进死胡同。（因此，如果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一定会倾向于先做实验。）不幸的是，如果允许他们先做实验，虽然他们面临的风险降低了，但愚蠢的科学家可能会混入他们的队伍（毕竟，理论无法在实验中得到检验是阻止愚蠢的科学家选择理论先行研究所的唯一理由）。通过让聪明的科学家冒一些浪费时间的风险，“沙皇”可以得知谁聪明，谁愚蠢，而透露出的信息本身十分值得这种浪费。

其次，愚蠢的科学家可能事先就明白他们的研究一无是处[12]，但还是选择加入实验先行研究所。向他们支付一定薪水同样十分重要，这可以防止他们混入聪明人的队伍。我在学术圈待了这么久，深知类似的预防措施绝对很必要。

每隔几年，我所在的院系就会在评估数百份简历上投入巨大资源。我们只需评估数百份简历而非数千份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能力不济的应聘者已经接受了渥萨摩塔大学发出的年薪还算合理的工作邀约。[13]（对哈佛大学而言，我的大学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正如渥萨摩塔大学。）

同样，质量最高的学术期刊编辑总被无数投稿淹没。将他们的工作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的方式之一，就是只考虑来自理论先行研究所科学家的论文。如果“沙皇”设计的年薪制度合理，他们一定是比较聪明的一群人。

在这里十分有必要指出，如果科学研究完全私有化，没有公司会雇用只生产失败理论的愚蠢科学家。然而，存在这样的公司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价值，它们可以防止愚蠢的科学家混入聪明人的队伍。因此，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应该承担起组织科学研究的职责——因为只有政府愿意资助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研究！

第三，“沙皇”获得的信息可能不全面，而且他的标准可能十分严格，因此世界上到处都是蠢货，聪明的科学家屈指可数，正如每个人的能力如果得到全面评估将出现的结果。事实真的如此吗？熟悉现代科学研究的读者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

当然，在探讨创新预测价值的讨论中，聪明/愚蠢科学家模型并非唯一合理，甚至并非最佳方式，但我十分确信它是唯一利用翔实细节展开讨论的论证。如果其他人在提出他们的假设时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我们说不定就可以采取更严谨的态度来讨论他们方法的优点。关于创新预测的辩论持续了数个世纪，不知为什么从没有任何参与者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包含科学行为的具体模型。我们应该对伟大的思想家未经论证的结论保持警惕。我更欣赏经济学，因为它总是秉持更高的标准与要求。

[1] 进动，物理学名词，指自转物体受外力作用导致其自转轴绕某一中心旋转的现象，也叫作“旋进”。——译者注

[2] 罗杰·培根（Roger Bacon），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译者注

[3]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散文家。——译者注

[4]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法国著名哲学家。——译者注

[5] 当然，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巨大空间。科学家在提出理论前后都会观察，但有些人在提出理论前会观察得更细致。我们假设有些科学家在提出理论前不进行观察，另一些科学家在提出理论前进行全面观察，就可以将讨论的主要问题十分鲜明地呈现出来。

[6] 该案例采用的角色与场景均来自美国20世纪60年代经典卡通片《波波鹿与飞天鼠》。——译者注

[7] 当然，我们的例子简化了科学验证的步骤，但已经足够抓住真实世界中一些重要的因素。科学家在构建理论时，有些人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相关事实。

[8] 假设松鼠死亡真相存在10个可能的理由，所有理由都很合理又不难发现——而且我们已经意识到其中过分简化了假设步骤。假设10个理由中只有一个正确，那么鲍里斯找到正确理论的概率为十分之一，娜塔莎也为十分之一。因此，没有理由将一套理论置于另一套理论之上。即使提出的假设存在微妙的差异，使一些理论看上去比另一些理论简单，上述说法同样成立，毕竟相同假设可以存在无数种表达方式。

[9] 当然，现实中的沙皇很可能会掌握许多判断谁是聪明科学家的外部证据。但是，额外的证据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此外，沙皇的信心只是暂时的，直到将来的研究者提出一套全新的见解。但有时，你的确需要知道现在更应该相信谁。如果你试图拯救松鼠，就需要相信什么是导致它们死亡的最可能原因。

[10] 我们在此处使用“聪明”一词是为了说明科学家比普通人有更多机会构想到既可以反映事实又真实有效的理论。我们使用“愚蠢”一词是为了表明相反意思。一位科学家只要具备解决特定问题的独特能力或者拥有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都可以被视为“聪明”。基于以上定义，这位科学家在研究某问题时是“聪明”科学家，但在研究另外问题时也许就是“愚蠢”科学家。

[11] 这一段提及“年薪”仅用于说明问题。为了设定合理的薪水，“沙皇”需要考虑许多因素。首先，它必须对科学家起到区分作用，所以聪明的科学家才会去理论先行研究所，愚蠢的科学家才会去实验先行研究所；其次，它必须考虑每种类型科学家的大致人数。

[12] 记住，我们使用的案例是高度概念化的，因此模型中预测的实验先行理论才完全一无是处。但在现实世界中，出于研究之间的关联性，愚蠢的科学家做出的成果也许只是相对而言价值不那么大。

[13] 如果可以将更有用的任务分配给愚蠢的科学家，这个解决方法就更加完美了——比如去给本科生上课。

第六部分

信仰的雷区

第24章

我为什么不是环保主义者：

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vs生态学作为一种信仰

这章内容写于20年前，首次发表在《扶手椅上的经济学家》（The Armchair Economist）第一版。之后，它被广泛引用，尽管人们有时并非为了表达认同。此次再版，我只对它做了几处微小改动。

尽管文章的标题气势汹汹，我本人——当然在许多方面而言，都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和你一样，我也很在意生活环境的质量。我想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所生活的环境美丽迷人。但同时，我想提高电脑运作速度，驾驶的汽车舒适称心，淋浴喷头的水势强劲。以上一切，都是我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家，我当然明白增加对一种事物的需求必定会减少对另一种事物的关照。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都想要。

和你一样，我认为我们应该关心（至少表现得关心）对其他地球人造成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意味着不乱扔垃圾，将自家草坪修得规整漂亮，以及关心你产生的碳足迹。正如你，我知道人们并非总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足够明智，有时可以改善人们的行为——尽管在具体案例上还存在巨大的讨论空间。

以上提到的所有情况中，我都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但是，我决不是那种环保主义者——只关心清洁的空气，但对追求汽车速度的需求不屑一顾。不同的人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同，有时我们会在优先顺序上发生冲突，这意味着出现了问题需要解决，但绝没必要掀起一场优先顺序上的彻底改造，如同发动一场正义与邪恶之战。它当然属于经济学的一课，因而适合出现在本书中。

我在这一章中提及“环保主义者”一词时，特指那些没有学习过这一课的环保主义者，或许更应该将他们称为“环保理想主义者”（ideological environmentalists），并将这一章改名为“我为什么不是一位环保理想主义者”。但既然人们已经熟悉它原来的标题（更抓人眼球），我就不再“画蛇添足”，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不会误解我的本意。

我的女儿4岁时，获得了她的第二张毕业证书。她两岁时，以最高荣誉从科罗拉多州的一所托儿所毕业。两年后，她从纽约州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开办的幼儿园学前班毕业。那时，她已经随我们迁居到罗切斯特[1]，准备在那里就读小学。

毕业典礼上，我在一场名为“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讲演中听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告诉我安全能源、大众交通与回收利用的重要性。演讲中，孩子不停对“拥有特权就要承担责任”高唱颂歌。他们这么说：拥有在这个星球生活的特权就要承担爱护它的责任。毫无疑问，托马斯·杰斐逊[2]认为，与享有特权相比，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但他可从来没有念过学前班。

从前，我就从女儿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已经习惯了时不时要对她“洗洗脑”。但是，当我听到尚未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不停地死记硬背这套脱胎于政治语术的宣传话语，我认为是时候和老师谈谈了。那位老师想知道究竟哪一部分说法引起了我的反感，我拒绝对此做出回答。在这个州[3]，当环保主义日渐成为一种具有侵入性的信仰，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正不断地为一些不正常的建议承担着棘手的苦果。

我女儿在学前班所学的环保主义极为幼稚，类似一种大杂烩式的强行灌输。它混杂了神话、迷信，还有一些与最声名狼藉的极端学说拥有不少共同点的仪式。邪恶信仰的解药是科学正义，占星术的解药是科学方法，“天真创世说” [4]的解药是生物进化学，而经济学正是幼稚环保主义的解药。

经济学是不同偏好间相互竞争的学科。环保主义一旦将偏好问题上升到道德问题，它就不再是科学了。一项提议认为应该毁掉林地建造停车场，就在保留林地倾向与方便停车倾向的人们之间制造了一种冲突。接下来的拉锯中，双方会试图通过操纵政治与经济资源来强调自己的立场。因为有人会赢，就必定有人落败，对峙成了一场拉锯战，有时还甚为艰辛。所有这一切，都在预期之内。

然而，自40多年前第一个世界地球日（Earth Day）起，对峙中开始出现一种恶劣的因素，以定罪的方式评判有些偏好是正确的，而有些偏好是错误的。经济学研究中，刻意回避摆出道德姿态，但环保主义信仰却热烈地拥抱了它。

经济学研究要求我们保持基本的对称性，冲突出现是因为双方想以不同方式使用同一种资源。杰克想要林地，牺牲的就是吉尔的方便停车；吉尔想要方便停车，牺牲的就是杰克的林地。这种表述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应该作为一种警告，避免我们将杰克或者吉尔推上道德高地。

这种对称性还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环保主义者声称，应该选择保留林地是因为毁掉它的决定“不可逆转”。他们的说法当然没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不毁掉林地的选择同样“不可逆转”。除非我们今天就行动，否则就失去了明天停车的机会，如同明天本身，它同样不可逆转。未来将车停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无法弥补失去的这个机会。

环保主义存在一种变形，声称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保留林地，而是为了将来的世世代代。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将来的世代究竟想继承林地，还是想继承从停车场获得的利润？科学探究如果足够坦诚，它都将是第一个浮上水面的问题。[5]

不管怎样，如果如环保主义者所言，他们对保护将来世代的资源充满热情，我更期待看到他们反对向资本收益征税、反对社会保险、反对鼓励当今的人们过度消费的其他政策。环保主义者在上述议题中的缺席正反映了他们“为了将来世代”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华丽的辞藻。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便利。

环保主义的另一种变形是声称停车场开发商受到了利益驱使，因此不应该将它视为偏好。关于这种说法，我有两条回应：首先，开发商的利益来自客户的偏好，最终的冲突不在开发商，而在想方便停车的人们；其次，它暗示了利润在某种程度上不及保护林地重要，而设计讨论时恰恰应该力图避免这种姿态。

对我而言，“不可逆转”“为了世世代代”，以及“利润并非优先选项”的说法都基于错误的区分。我们一旦展开坦诚的审视，它们就不堪一击，但有些环保主义者为什么依旧不断重复类似论调呢？或许因为坦诚的审视从来不存在于他们的议程之中。许多情况下，他们一开始就摆出一副道德上的高傲姿态，将此视作理所当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散布在知识上不够坦诚的宣传术语，只要它的目的尊贵崇高，人们就该为这项事业鞠躬尽瘁。

通过论证获得符合逻辑的结论是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但是，信仰的显著特征却是狡猾地利用逻辑，如果结论不合他们心意便仓皇收声。环保主义者总是引用大量数据说明树木的重要性，然后直接跳至结论认为回收纸张是个好主意。但是，相反的结论同样说得通。我相信，如果可以找到回收牛肉的方式，牛群数量将会下降而非上升。如果你想农场主饲养许多牛，就应该吃许多牛肉。回收纸张令造纸公司失去了种植更多树木的诱因，从而可能导致森林面积萎缩。如果你想要许多森林，最好的策略应该是尽可能浪费纸张——或者游说补贴伐木业。如果你对环保主义者这么说，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你将很可能得到一个类似充满祝福的微笑，就如挨家挨户传福音的人突然被问到棘手的难题，他们只是报以微笑，用神的旨意作为自己的掩护。

这表明环保主义者——至少我遇到的这位——并非真正关心保持树木的数量。如果关心，他们就会认真研究回收将造成的长期影响。我怀疑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回收这个“仪式”本身，而非它将导致的后果。因此，他们口中的牺牲和唆使他人牺牲，不过来自一种本能冲动。

环保主义者呼吁禁止使用致癌的杀虫剂。他们选择性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杀虫剂一旦被禁，水果与蔬菜的价格就会上升，人们少吃水果与蔬菜，于是癌症发病率呈现了上升趋势。[6]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降低癌症发病率，就会将这种后果纳入考量。

环保主义存在胡乱预测的倾向。我们经常听到物种灭绝将带来完全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人们要为物种灭绝承担极大的后果。但是，不可预测的说法并不可靠。经济学的教训之一在于，如果我们知道的很少，就更应该积极投身实验。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物种灭绝的后果，就可以从彻底摧毁一些物种导致的后果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怀疑，科学家在该领域的确一无所知，但我感兴趣的是环保主义者竟然将这种无知当作自己的借口，只要它符合他们的目的。然而，他们的观点一旦面临挑战，他们又会立刻全身而退。

2009年6月，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宣布在亚马孙雨林发现了一种体形小巧的猴子，于是将此鼓吹为必须保护雨林的极佳例证。我的个人回应完全相反。我大半辈子都不知道这些猴子存在的事实告诉我，如果他们灭绝，我也不太可能会“想念”它们。它们的确是十分可爱的小猴子，我很乐意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欣赏它们的影片，但除此之外，它们对我的生活实在没有太大影响。

这些猴子可能会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不管现在还是将来，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并不确认。与此同时，这些猴子可能会给世界造成许多伤害，不管现在还是将来，我同样不知道。有些物种灭绝对我们而言绝对有好处，比如疟原虫[7]。

我更在意一些其他物种，可能因为我去动物园的经历或者在童年的故事书上对它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比如狮子。如果狮子灭绝，我一定会十分伤心，因此我愿意捐50美元保护它们，但我认为不可能再出更高的价格。那么，你呢？如果狮子对你的重要性不及对我的重要性，我接受我们的差异，而且不会谴责你是个罪人；如果它们对你的重要性高过对我的重要性，我希望你也能表现出相同的好意。

当下的政治气氛中弥漫着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美国人的福利放在首位；同时，人们普遍同意空气污染无论在哪里都是坏事。如果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建议将所有重污染行业都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你很可能会听到一片赞同声。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因为它不仅对美国人有好处，而且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富裕国家的人们可以承担一些收入损失来换取清洁的空气；而贫穷国家的人们也许会乐意用清洁的空气来交换改善收入的机会。可一旦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这种观点泄露给媒体，几乎整个环保界都震怒不已。对它们而言，污染是一种罪。它们追求的不是改善生活，而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这当中存在一种模式。针对环保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不会令环保主义者侧目，除非你的解决方法同时可以满足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补贴伐木业、使用杀虫剂、有预谋的物种灭绝、将污染输出到墨西哥，都不会出现在传统教育中；而补贴公共交通、使用催化转化剂、规划节能标准、向太平洋西北地区实现产业输出，都是绝对可靠的教条。某种解决方式不合适并非因为它的实际效用，而是它是否能够符合环保主义教条。

老布什总统连任竞选的最后几周签署了一项法案，对消费者购买的淋浴喷头做出了规定。他竞选时宣扬将打造一个减少干预的小政府，但在签署法案时却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美国民权同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为ACLU）没有做出任何表态。我猜测，如果这项法案规定了信徒应该购买祈祷书而非淋浴喷头，即便老练如布什先生，下笔前也会三思而后行——如果他没有，我们一定会看到ACLU采取行动。但以经济学眼光看，圣公会祈祷书与淋浴喷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恰恰相反：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问题时正要求我们意识到其中不存在本质区别。

淋浴喷头法案的支持者认为，立法禁止奢华的淋浴喷头就如同立法禁止乱扔垃圾，但不同于立法禁止信仰少数宗教：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自私对他人造成的实际成本。如果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布什先生，那么——绝不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他就落入了黑暗经济学的陷阱。

我们可以为禁止乱扔垃圾找到极好的经济学理由，但也可以列出它造成的负担。（尽管这有些画蛇添足。当你走进一家拥挤的超市，对所有购物者都会造成负担，但很少有人认为我们就不该去超市了。）但是，在美国许多地方，用水不是一种负担。原因很简单，你付了水费。没错，你那奢华的淋浴喷头伤害了其他消费者，因为用水过度推高了水价，但你的淋浴喷头也使销售人员获得了高提成——这也没有错。而且利润与损失完全等价。只有在仅关心消费者，但置销售人员不顾的情况下，才会希望限制用水——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解释所有限制消费的行为，包括节能淋浴喷头。

正如其他强制性意识形态者，极端环保主义者总将儿童作为他们的目标。我的女儿上完幼儿园学前班，正式入读幼儿园后，老师教她使用完一次性水杯后可以冲洗干净，而不是直接扔掉。我向她解释，时间同样十分宝贵，扔掉一些纸杯交换一些时间可能是值得的牺牲。老师教她公共交通好，因为节约能源。我向她解释，浪费一些能源交换舒适的私家车体验可能是值得的牺牲。老师教她回收纸张，于是林地就不会沦为垃圾填埋场。我向她解释，填平一些林地交换不用分类垃圾的奢侈可能是值得的牺牲。不论哪个案例，她5岁的脑袋都可以毫不费劲地抓住重点，但是我担心再被灌输几年，她会变得与老师一样顽固不化。

对孩子头脑的侵蚀中，最应该遭到谴责的是极端环保主义者惯常使用的伎俩，将所有对他们信条的挑战都视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星期六早晨的卡通片描摹了邪恶的污染分子，他们为了污染而污染，从不指出污染可能是从事某些有益活动产生的副产品。这都是些该死的谎言。美国政治传统中，对抹黑竞争对手的做法从不手软，这种做法应该同样适用于将儿童作为目标受众的所有行为。直到最后一刻，环保主义者还能保住他们的体面吗？

狭义而言，经济学是避谈价值观的科学，但经济学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参与者都具备影响力，这甚至超过了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经济学研究不同人的不同利益诉求。作为一门学科，它是孕育包容与多样性的肥沃土壤。

在我的经验中，经济学家对不同偏好、生活方式和观点都抱有极为宽容的开放态度。那些审判式的陈词滥调——比如“职业道德”与“节俭的美德”对经济学家来说十分陌生。我们的工作是理解人们的行为，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尊重。

毕业典礼上的冲突后，我给女儿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我拒绝她的邀请，与她进行一场“神学”上的辩论。信中的一些观点相当私人，谈不上专业，但这封信本身是对包容性的一种请求。而包容，正是经济学家给予他人的馈赠，也是他们期待得到的回报。因此在这里，我容许自己公开这封信的内容，将它作为一个例子，阐述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如何塑造了经济学家的想法。

亲爱的瑞贝卡：

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生活时，凯莉是班上唯一的犹太孩子。班里也有几个穆斯林孩子。有时——尤其每逢圣诞节，老师经常忘记孩子间的差异，说出一些只适合基督教孩子听的话。这些话平时很少出现，因此在家中只消简单解释几句，不同的人拥有不同信仰，孩子就会明白。因此一开始，我们选择了沉默。直到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位老师告诉一群孩子，如果圣诞老人不来你家就说明你是个坏孩子，我们才放弃了原本的打算。当时，穆斯林孩子一定听到了这番话，而圣诞老人根本不可能去他们的家。那一刻，我们决定向老师分享一些担忧。那位说错话的老师立刻道歉，于是并没有酿成任何事端。我绝对相信那位老师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本无意对孩子灌输教条，只是敝国惯常采取的天真教育方式使然。

或许，同样的天真也存在于我们今年在JCC（Jewish Community Center，犹太社区中心）的遭遇。正如凯莉在科罗拉多的老师只是不记得班上的孩子拥有不同信仰，JCC的老师可能只是不记得政治上也存在多样性。

现在，就让我来谈谈这种多样性。我们不是环保主义者。我们是热切的反极端环保主义者。我们认为极端环保主义是一种集体发疯，与邪教或者毒品战争没有分别。我们不回收。我们教导自己的女儿不要回收。我们教育她，如果有人尝试说服她回收或者有人强迫她回收，都是在侵犯她的权利。

接下来的段落将说明，我们的目的与当时向凯莉科罗拉多的老师表明我们不是基督徒如出一辙。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从未意识到有些学生不是基督徒，但很快就做出了调整。

一旦科罗拉多的老师理解，我们和其他一些家庭以及他们的信仰不同，他们直接道歉并且不再提起类似说法。从没有人问过我究竟不赞同基督教的哪些教义，他们只是意识到不可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必要尝试改变我们的信仰，因此不必花精力用那种方式教导我们的孩子。

学前班的毕业典礼上，我对你的质疑保持了克制。你想知道我究竟不同意哪些你教孩子的内容。我拒绝你提出上述问题的权利。极端环保主义的整个项目就如基督教教义，与我们完全无关。我从不准备与凯莉的科罗拉多老师就神学展开辩论，我想他们也不会有胆量质问我其中的原因。我只是让他们别再提起那个话题，他们意识到这个要求十分合理，事情从此偃旗息鼓。

我认为现在碰到的情况比我们在科罗拉多的遭遇更为严峻，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我们在科罗拉多面对的只是极少数言论，而在JCC，我们面对的是系统性灌输，几乎让孩子们有样学样；第二，我们不认为你具备足够的知识，可以理解世界上存在与你观点不同的人；第三，坦白说，相比于担心我的女儿成为基督徒，我更担心她成为极端环保分子；第四，目前不存在暴君逼迫我们必须皈依基督教，极端环保主义者同样不可能。我的祖国从未尝试给我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但的确给我寄了可收回垃圾箱。

尽管我发过誓，不会与你就此问题展开任何讨论，但允许我回应一个你似乎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我是否认同拥有特权就必须承担责任？答案是，不。我认为除非人们自愿承担责任，否则它就不能成立。我同样认为，在缺乏明确契约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试图教导其他人“负责任”往往没有好下场。我告诉我的女儿要万分警惕这样的人——即使他们是学前班的老师，即使他们已经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

真诚的，

史蒂文·兰兹伯格

[1] 罗切斯特，纽约州西部安大略湖岸工业城市。——译者注

[2]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是他的名言。——译者注

[3] “这个州”指纽约州。——译者注

[4] “天真创世说”（creationism）认为人类和世界的起源都是上帝创造的。——译者注

[5] 一个相关问题：大体上，人们认同财富最好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而不是反其道行之。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这就像让今天的美国人为将来世代的福祉做出牺牲，但我们的后代无疑将比我们更加富裕。

[6] 再次感谢杰出的生物学家布鲁斯·艾姆斯（Bruce Ames）为此观点做出的贡献。

[7] 疟原虫，疟疾的病原体。——译者注

附录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这本书使用了许多我从别处学来、借来、“偷来”的想法与论据。我的记忆不够准确，可能无法一一指出它们的出处。在附录中，我将尽力而为。

此外，我还将补充几种想法。它们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纳入正文的讨论，但在此处不妨一提。

第1章

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间，汽油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5%（从每加仑2.77美元上涨至3.74美元）。同时，燃油消耗下跌了8.5%。使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为8.5/0.35，接近0.25。4年前，菲尔·古德温（Phil Goodwin）、乔伊斯·盖戴（Joyce Dargay）与马克·汉利（Mark Hanly）在《运输评论期刊》（Transport Journal）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学家一致估计需求弹性约在0.25上下。因此，文章中提及下跌8.5个百分点“正好与此前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致”。

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的研究最早发表在1975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方向盘前伸出一根长矛的比喻最早出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阿曼·阿尔钦（Armen Alchian）教授。

罗素·索贝尔（Russell Sobel）与托德·内斯比特（Todd Nesbit）对NASCAR安全性的研究发表在2007年的《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亚当·波普（Adam Pope）与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对汉斯装置的研究发表在2010年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的研究同样发表于1975年，刊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爱德华·利默（Edward Leamer）所撰写的《别再将计量经济学视作众矢之的》（Let’s Take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于198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以下网站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文献：http://www.cjlf.org/deathpenalty/dpdeterrence.htm。

第2章

文章中我提出，为什么人们总为自己喜欢的球队下注而非经过通盘考虑选择赢面最大的球队。我对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是球迷为了确保家乡球队获胜时能大举庆祝。台湾学生姚川浩[1]提供了另一种有趣的见解：某种程度而言，球迷其实不在乎比赛本身。因此，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你会在观看东道主球队比赛时下注？”而非“为什么你会在东道主球队下注”。你会观看比赛，因为能够获得享受。因此，比赛绝非出自随机选择——这就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他同时提及了你与你最喜欢的球队站在同一条船上时的那种欣喜。

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观点散见于（涉及多个话题）著作《测量与经济学的意义：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基本思想》（Measurement and Meaning in Economics: The Essential Deirdre McCloskey）（出版社：Edward Elgar，2001年）。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对选举投票的说法来自他的自传《一位数学家的学徒生涯》（The 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出版社：Birkhauser，1992年）。

第3章

吸烟案例来自艾瑞克·邦德（Eric Bond）与基思·克罗克（Keith Crocker）于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的论文。

关于老板为什么会批准补偿福利的讨论受到了保罗·雅克布斯基（Paul Yakoboski）与肯·麦克劳林（Ken McLaughlin）研究的启发。关于我们为什么不买断自己工作的讨论（以及如何分开付账的故事）受到了肯·麦克劳林的启发。

引用约瑟夫·康德拉（Joseph Conrad）的故事说明真相机制的有关想法来自吉恩·姆米（Gene Mumy）。

对管理人员补偿方案的系统性讨论最初来自詹森（Jensen）与墨菲（Murphy）于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研究。关于最新研究，请参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编号为#16585、标题为《CEO的补偿方案》（CEO Compensation）的研究。该研究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卡洛琳·弗里德曼（Caroly Fryman）与斯坦福大学的德克·珍特（Dirk Jenter），发表时间为2010年11月。

第4章

哈南·雅各比（Hanan Jacoby）向我指出了性丑闻对政客来说未必是坏事。

美国国家环保局对《清洁空气法》未来几年成本与收益的预测报告《第二次展望报告：1990—2020》（Second Prospective Study, 1990—2020）发表于2011年3月。

我向马克·比尔斯（Mark Bils）提问，为什么农夫可以获得补助而杂货店老板不行时，他突然反问，为什么没有人补贴汽车旅店老板，让他们空置房间呢？大卫·弗里德曼提供了文中的答案。

第6章

我的哲学顾问本杰明·谢尔曼（Benjamin Sherman）阅读此书样章时，为与我共进午餐的那位朋友辩护。他认为，即使无法在只有杰克与吉尔的单一世界中指出什么是公平，也不妨碍她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判断。“我们可以在简单案例中指出公平性，却无法将它应用到复杂情况中，这十分常见。有些理论家认为，我们在熟悉情况中的直觉更加可靠。许多认知论（moral epistemology）甚至认为，我们的直觉总是比抽象原理更加可靠。”此外，谢尔曼还指出，我的朋友之所以无法为杰克与吉尔的故事找到答案，可能是因为我没能足够清晰地描述他们生活的世界。

我不否认他的观点有道理，将在博客（www.TheBigQuestions.com）中继续讨论。

第7章

为了方便叙述，我刻意简化了艾克森美孚与矿权激进分子的故事，但它有个不可忽视的漏洞。我假设“坚定的反对者”愿意支付3 000美元阻止开采石油，将这个数字称为他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或者WTP）。因此，我在投票中给了他3 000张反对票。

但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考察坚定反对者的意愿，如果不排除接受开采的可能，他最少愿意接受多少金钱改变决定。我们将此称为“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或者WTA）。有时采用前一种方式衡量更适合，有时采用后一种方式更适合，其中存在一些微妙（subtleties）的差异（经济学家已经对差异进行了彻底研究）。幸运的是，差异经常可以避免：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WTA与WTP十分接近，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都不会出现太大差异（这种说法在一般假设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但不幸的是，也存在极少数例外（如果人们的意愿十分强烈，一般假设很可能被推翻）。

文章中，关于“吹走的1美元”的故事完全出自虚构，但它的确可能发生在现实中。我将本章末尾机票价格故事的大纲拿给大卫·弗里德曼时，他立刻回答，如果我相信效率标准可以应用到个人操守上，就有道义令那1美元随风而逝。

第9章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论文最早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之后广为流传。

第10章

丹尼斯先生（Dennis）的成本收益分析发表于1990年11月出刊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不难找到其他在成本收益分析上出错的文章，但我没能找到任何案例犯下了能够想象到的所有错误。因此，我在本章中保留了它作为分析的主要案例。

第11章

讨论第五个迷思时，我提出你随时可以让政府一次性偿还债务，方法是将赎回的钱存入计息账户，从此假装它不见了，并利用获得的利息支付政府债务产生的税收。读者有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提出计息账户也需要缴税。他们的错误在于忽视了每个人的计息账户都需要缴税。这个事实本身为政府带来了收益，从而减少向你征税——幅度恰好是利息缴纳的税收。如果你认为结论过于仓促，可以简单地选择相信我或者参考我的文章：www.landsburg.com/riceq.pdf，其中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证。

第12章

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向我指出了阿尔·戈尔在辩论时机上的讽刺之处。安德鲁·马丁关于本地食品运动的报道发表于2007年12月9的《纽约时报》。史蒂夫·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略高一筹”的文章发表于2010年8月19日。

第13章

华特·欧伊（Walter Oi）发现了星星超市具有误导性的广告。

关于收入流动性的数据请参考杰拉德·奥腾（Gerald Auten）与杰弗里·吉（Geoffrey Gee）发表于《国家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的论文《美国收入流动性：收入税数据中的新证据》（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vidence from Income Tax Data）。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流动性中的五分之一区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

第14章

ABC新闻于2008年2月播出了系列片《生活在阴影之中：美国文盲问题》（Living in the Shadow: Illiteracy in America）。几乎20年前，ABC在星期天早晨播出的《戴维·布林克里秀》（David Brinkley Show）中曾做过类似报道。本书第一版中，我使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戴维·布林克里的报道。第二版修订时，由于年代久远，我本考虑将它删去，但随着《生活在阴影之中》的播出，ABC又为这个过时的案例重新注入了活力。

通过征税或者补贴原创者可以鼓励创新的想法来自马尔文·古德弗兰德（Marvin Goodfriend）。

担心包装材料问题的同事是布鲁斯·汉森（Bruce Hansen），如今他任职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第15章

开篇的引语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首次出版于1962年，如今仍在重印。

关于从事相同交易的人很少往来，除非为了在价格上串通一气的说法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首次出版于1776年，如今仍在重印。

我相信——虽然并非完全肯定，人们应该获得买卖惩罚权的想法来自我与阿兰·斯特克曼的一次谈话。

第16章

关于价格具有双重性（two-part）的理论来自我的同事华特·欧伊（比如，分别向剃须刀与刀片收费，或者迪士尼分别向入园门票与单项门票收费），发表于1971年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来自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Fullerton）的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 Michaels）向我指出了家具免费送货是一种价格歧视。

对戴尔电脑价格的引用来自2001年6月8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后来，安德鲁·欧德里兹科（Andrew Odlyzko）在他的论文《互联网上的隐私、经济学与价格歧视》（Privacy, Economics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中引用了同一组数据。（这篇论文似乎从未正式发表，尽管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它。）同时，欧德里兹科引用了E型激光打印机与法国铁路车厢的案例。

我从普雷斯顿·迈克菲（Preston McAfee）处得知，美国航空公司变动票价极为频繁。

如果对罗门哈斯化学品公司销售甲基丙烯酸甲醇的故事感兴趣，可以参考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与米恩·沃特金斯（Myron Watkins）所著《卡特尔在行动》（Cartels in Action）（出版社：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46年），以及托马斯·纳格（Thomas Nagle）所著《定价战略与战术》（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Pricing）（出版社：Prentice-Hall，2010）。

本章提出了问题：“电影院老板该如何利用价格歧视定价？”但是，讨论刚开始就回避了老板为什么可以采用价格歧视策略，因为他具有某种垄断力吗？当然，他的一部分垄断力来自电影院的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s），如果首轮上映的影片仅在限量电影院可以看到，就更能够凸显这种优势。经济学家路易斯·洛卡（Luis Locay）与阿尔瓦罗·罗德里格兹（Alvaro Rodriguez）提供了另一种令我信服的解读：因为人们总是结伴看电影，喜欢爆米花的人常与不喜欢爆米花的同伴一起去影院。一般假设认为，由于存在竞争，不可能对喜欢爆米花的人们施行价格歧视，否则他们就会选择其他影院。但是，洛卡与罗德里格兹的回应是，喜欢爆米花的人们不可能去其他影院，因为他们要与自己的同伴在一起。如果其他影院的爆米花便宜但电影票价贵，不喜欢零食的人们就会投票留在原地。洛卡与罗德里格兹构建了一套全面论述，解释了当喜欢爆米花的人们与不喜欢它的朋友们面临集体决定时，电影院老板的确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力，而且他们可以通过提高爆米花价格攫取其中的好处。

我十分欣赏这种解释，但它留下了一个疑惑。它没能告诉我，爆米花爱好者为什么没有试图与朋友们做个交易——我们去爆米花价格低的电影院，但不时会为你的电影票买单？

第17章

一夫一妻制的分析来自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研究。

女权组织在禁用甲羟孕酮避孕针（Depo-Provera）中扮演的角色请参考《最新避孕技术》（Contraceptive Technology Update）上的专栏文章《临床医生与消费团体的冲突或将导致Depo避孕针被禁》（Clinicians Clash with Consumer Groups over Possible Depo Ban）（1995年1月）。

我从华特·欧伊处得知了中国船夫的故事。

第18章

失望理论（theory of disappointment）来自杰克·赫舒拉法（Jack Hirshleifer）。我从阿兰·斯托克曼处听说了它。

普雷斯顿·迈克菲与J.麦克米伦（J. McMillan）曾对拍卖理论做出过精彩解释，文章发表于1987年的《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第19章

过去50多年来，随机漫步理论在数百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罗闻全（Andrew Lo）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奇·克雷格·麦金利（Archie Craig MacKinlay）所著《华尔街的非随机游走》（A Non-Ra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年）一书，对它提出了严峻挑战。罗闻全与麦金利认为，不同于随机漫步理论，历史价格的确能够预测未来短期内的股价。然而，即使罗闻全与麦金利的分析在数据上获得了完美验证，却没有人（至少没有人公开宣称）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赚到钱——随机理论的偏差实在太过微小，但你将为此付出的交易手续费将十分庞大。因此，即使随机理论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有效市场假说依旧没有受到冲击——即你无法通过公共信息致富。

理查德·罗尔的观点来自我与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的对话。该对话于1992年春天发表在《应用公司财务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上。

如果想寻找更多证据，请参考伯顿·麦吉尔（Burton Malkiel）于2003年冬天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论文。

第23章

橄榄球故事的类比来自查克·怀特曼（Chunk Whiteman）。我相信（但并非肯定）它最初来自汤姆·萨金特（Tom Sargent）。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分别但同时）首次提出了通货膨胀令人们对工资的真实价值产生误解从而影响了就业率。两篇论文均发表于1968年。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费尔普斯的论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

罗伯特·卢卡斯将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研究作为基础，于1972年在《经济学理论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发表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卢卡斯对计量经济学在政策评估中的批评发表在1976年的《卡内基–罗彻斯特：公共政策会议集丛》（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第24章

据我所知，麦克·达比（Michael Darby）于1973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的文章，首次在印刷媒体提及回收纸张将导致树木数量缩水。大卫·塔图特朝普（David Tatoutchoup）与热拉尔·高德特（Gerard Gaudet）（两人均来自蒙特利尔大学）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回收对植被储量的长期影响》（The Impact of Recycling on the Long-Run Stick of Trees）中给出了详细分析。此外，亦可参考密歇根大学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rter）所著《浪费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aste）。

[1] 原文作Chuanhau Yau，此系音译。——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常识经济学. 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美）史蒂夫·兰兹伯格著；徐臻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The Armchair Economist: Economics and Everyday Life

ISBN 978-7-5086-4085-3

I. ①反… II. ①史… ②徐…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720号

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著者：[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译者：徐臻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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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2

——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著

王楠岽 徐化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1章 作为父母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父母

父母=经济学教师

经济学的家居语言

第2章 游戏场上的经济课

偷窃能治自私症吗？

大人们总搞“双重标准”

第3章 我女儿才是国际贸易专家

粮食变汽车？

“校园市场”的交易原则

家庭“抵制沃尔玛”运动

“这不是美国！”

第4章 为什么非听权威的？

要图书馆，不要数字

关于教育孩子应对风险

教师权威vs政府权威

还是“警察好人，歹徒坏人”吗？

纽约市长的“盗窃案”

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第5章 谁说经济学没有诗意和激情？

给女儿读的诗

总统、总裁，谁更天才？

让孩子成为“游击手”

品味快乐，不要赢

第6章 经济中的抢劫思维

这是一个“信任”的年代

让抢劫酒铺合法化？

大人的教育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一边多花钱，一边多储蓄？

用市场解决一切问题

最低工资伤害了谁？

培养敢于探究真理的孩子

第7章 不公平的合法制度

我们该补偿奴隶主？

别拿“公平”当幌子

三年一变的税率谁受得了？

第8章 不对称，不公平

问问孩子：“公平吗？”

偏执的平权法案

为什么我就有义务？

第9章 这样的赋税完美吗？

谁该帮谁盖房子？

人头税才最公平

惊人的77%∶23%

上帝的征税法则

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第10章 为什么抢富人的钱给富人？

贪婪的政府

你的孙子会变成比尔·盖茨

高税收的盗窃逻辑

伪装慷慨的保险单

为天才和进取心付费

学识比思想更重要

第11章 谴责该谴责的人

为什么替政府的错误买单？

游戏场上的谴责制度

第12章 遗产怎么分？

家庭也会“劫富济贫”吗？

无法公平的遗产计划

第13章 人越多越有利

人口增长的良性循环

马尔萨斯是杞人忧天

福音还是祸根？

自私的“人口零增长”

孩子都是奢侈品

第14章 用一点数学

“它合理吗？”

用一点简单算术

别混淆因果

量化有什么错？

第15章 政府债务损害了你后代的利益吗？

150封顽固来信

翡翠湾的风衣事件

多一点儿判断，少一点儿情绪

第16章 工资与肤色无关

肤色歧视的成本

股东才是受害者

挣得少的真正原因

第17章 我们欠后代什么？

后代会有多富有？

修正的黄金法则

第18章 女儿教我的金钱课

“消灭我的金钱！”

免费的丰田车

第19章 女儿教我的贸易课

与众不同带来的利益

相似也一样带来利益

结语 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致谢

第1章

作为父母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父母

如果你为人父母，那么同时，你就能成为经济学教师。

饥饿和疲惫使我易怒、爱发脾气，食物和睡眠让我精神焕发。很奇怪，当我步入成年时，却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道理。我对它们的认知，就像我知道亚伦·伯尔是美国第三任副总统那样，是通过某种死记硬背的方法知道的，而不是像我知道不要走进川流不息的车流那样，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它们并没有成为我的一种本能。

明智的言行是随着为人父母而得来的。你不可能身边带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却不知道一顿饭或者一阵小睡能缓解你自己的压力。通过观察我的孩子的一些反应，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这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照顾我的孩子和我自己。

父母=经济学教师

我的女儿凯莱，现在9岁了，她是我的掌上明珠。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就努力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实用经济学原理上，而这一切都是从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上开始的。从那时起，凯莱和我就开始互相教授经济学了。

我也以另一种身份教授经济学，那就是在一所大学当教授。教授和父母有许多共同点。一个好的教授，就像一个好的父母，一直在教育，在学习。最棒的情况就是，当学生超过自己时，他会感到喜悦。

如果你为人父母，那么同时，你就能成为经济学教师。经济学就是关于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的问题：挣钱与享受悠闲的关系问题，今天的挥霍与为明天储蓄的关系问题，发展新技术与开发已有技术潜力的关系问题，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更佳的配偶）与将就现在所拥有的关系问题。我要我的学生努力思考这些选择，我希望我的女儿也去努力思考这些选择。

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解决这些选择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唯一的最佳方案，任何事情都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对于你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对你的邻居来说，可能是错误的。经济学是关于宽容的科学。好的经济学教授会教育他的学生，其他人可以过一种和你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他们既不蠢，也不坏。而好的父母也会教他们的孩子同样的东西。

经济学不但培养人们的宽容，它还培养人们的同情心。经济学家的方法就是去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目的和困难。这种了解是所有同情心的基础。

我为新入校的大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级经济学研讨课。在第一堂课上，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在逛百货商店时所用的手推车，比他们的父母在30年前使用的要大得多？他们给了我一些很不错的答案：现在的职业妇女不可能像她们的母亲那时一样，每星期上街购物；她们（或者她们的丈夫）出去采购的次数会很少，因此必须一次采购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答案是：现在的职业妇女没法像她们的母亲过去那样，能给全家做晚饭，因此，现在主妇们就会一次买足够的食物回家，以便老人和孩子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的家庭普遍更富裕了，每顿饭的食品种类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现在的顾客比以前更有钱了，她们愿意为良好的购物环境付高价，如宽大的购物通道，以及宽大的手推车等；现在的居住面积比以前更大了，有了更多的储物空间；现在随处可见的自动柜员机意味着主妇们再不必担心她们不得不带大量的现金了，而在从前，不敢带大量的现金也是束缚她们购买力的因素之一。

如果条件允许，学生们会就彼此的答案展开辩论，而且都是非常富有洞察力的辩论。一个学生说，现在顾客购买商品数量的增长，是因为广告技巧获得了很大进步。另一个学生就会反对说，如果顾客收入已定，那么他购买某种商品数量的增长，必定会导致购买另一种商品数量的减少。

这个练习的目的不是去了解购物手推车的问题，而是去了解一种理解的艺术。要在这个游戏中取胜，学生们就必须对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家庭和他们自己的家庭又是完全不同的。让学生学会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经济学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学生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许多很好的题目可以用来练习。明年，我想我可以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和只有一方有工作但有同样收入的家庭相比，存款数目反而要少得多？是因为夫妇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雇用了一个管家吗？是因为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相比，不太关心她们孩子的未来吗？还是因为职场妈妈为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好榜样，因而不需要为孩子们留下一大笔遗产呢？

或者我还会问，在任何类型的文化中，男性自杀的可能性都比女性大许多。是因为女性会感到在继续抚养下一代方面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吗？或者是因为女性的寿命更长，因而当配偶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时，女性心中仍然抱有希望，仍然可以经受得住吗？

教师这个工作真的很像做父母。我的女儿有时候回家时心情沮丧，因为她认为在学校受到了轻视，这时，我就会帮助她，鼓励她去通过别的孩子的眼睛来看待、想象这些事情。这种想象是有一定技巧的。你可以先推测，然后考虑这个推测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检查这个推测是否与全部证据一致，然后再仔细琢磨一下你的推测。这正是一个优秀经济学学生如何思考购物手推车问题的思路。

经济学的家居语言

经济学并不仅仅涉及个人选择问题，它还研究社会选择问题：奖励积极性和公平晋级的关系，维护自由和保持秩序的关系，为最广大人群提供机会和向最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保护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可以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公平的？我的女儿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的问题更加具体：她的零用钱是她应得的权利还是对她打扫房间的奖励？她是否有不理会父母建议的自由，比如冬天出门时只穿一件夹克？她和她的朋友可以选择一台她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或者都不讨厌的电视吗？每次当一个孩子哭闹说“这不公平”时，父母们就不得不面对某种经济上的公平问题了。

我能讲两种语言。在课堂上，我讲一种图表和方程式的语言；在家里，我就会讲一种梦境、幻想和抚慰的语言。在课堂上，我会以非常抽象的语言来讲述签订有强制力的合同的好处；在家里，我会具体地讨论当凯莱和朋友杰西卡在玩跳棋时，杰西卡为什么不喜欢她在棋局中间改变跳棋规则。在课堂上，我会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在声明财产所有权时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在家里，我会讨论一些特定的道德问题，比如在一个公共沙滩上，一个孩子声明一块地属于他时，产生的一些道德问题。能讲两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你有双份的事情去讨论，而是仅仅意味着对同一件事，你必须讨论两次。

但是有些事很奇怪：有时，一些用课堂上的语言来说显得非常晦涩难懂的事情，用家居语言来说却显得非常简单、清楚；而有时倒过来也是一样。这也就是说，父母和经济学家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很多的事情。

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本书可以说是一个杂文集，关于各种基本人性问题，如公平、公正和责任等，这些是父母和经济学家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还讨论了正确和谬误的准则问题，这些准则对每个父母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些准则还必须让那些任性的孩子和刚愎自用的经济学家都明白和掌握。本书还讨论了理解的技巧问题。本书讲述了教授经济学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一些理念教会人们宽容、怜悯和理性的严密。本书还用经济学的方法来了解家庭，同时又用家庭结构来说明一些经济学问题。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很有想法的大学生会向一个教授提出挑战，而结论证明学生是正确的。对于一个有良心、有原则的教授来说，这是在课堂上所能拥有的最快乐的经历。如果父母鼓励在家庭成员之间自由交流思想，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体会到同样的快乐。对于那些固执己见的作者来说，如果他们的读者非常关注他们的作品，并跟他们进行非常活跃的交流，那么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本书中的论点都是经过长时间仔细思考的结果，起码对我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错了，请大家本着前面提到的课堂上的精神和家庭晚饭桌上的态度，务必告诉我。

第2章

游戏场上的经济课

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

“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偷窃能治自私症吗？

我有幸有一个只有5岁却非常早熟的孩子。在看电视时，她一听说比尔·克林顿宣布要增加所得税，立刻大哭起来。再没有比我更感到骄傲的父亲了！

这一揽子税收措施，和往常一样，是用花言巧语包装起来的：“富人们得到的太多，而穷人们得到的太少。”“他们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只有这样才公平。”等等，冗长乏味。

事实上这些是政客们编出的花言巧语。我推断，是因为有些选民需要这种论调。也许这会使这类选民减轻一些愧疚感，因为他们从来是靠别人的辛勤劳作过活的。欺骗大家，让大家认为别人是应当被剥削的，总比承认自己贪得无厌要好得多。

虽然，这里的关键词是“欺骗”，但是事实上，没人相信“收入再分配”这种骗人的鬼话。你可以用这种花言巧语在一定时间里去愚弄一些人，而且让他们心甘情愿被愚弄。但是，没人会永远相信这些鬼话，而且，没人在内心深处会相信这些鬼话，哪怕只是暂时相信，甚至产生将信将疑的感觉的人都没有。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女儿，我常常带我的女儿去游乐场，在那里，我听到了别的父母告诉他们孩子的东西。在我无数的经历中，我就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对他们的孩子说，别的孩子的玩具比你多，你可以去抢过来玩。我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父母会告诉孩子，如果一个小孩的玩具比别人的都多，那么其他孩子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府”，通过投票，把那个孩子的玩具抢走。

当然，我鼓励分享，当我们的孩子过分自私时，我们也会尽力让他们感到羞愧；但是同时，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很自私，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但绝不能是暴力抢夺。你可以笼络，可以交换，可以与之绝交，但是你绝不能偷窃；而且，即便是一个合法政府，也绝没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去替你偷窃。也没有任何的立宪会议、民主程序或者任何类型的机构可以创造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拥有这样的道义权力，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不论我们如何用其他方法来找托词，这在道德上并不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政治家和时事评论员要靠怂恿这类毫无根据的权力和托词来谋生，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讨论问题时，这些托词就都消失了，因为没有哪个大人会在游戏场里辨不清是非曲直。

我们教孩子的东西展示了一些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或者时事评论员的真正信仰，不要去听他的演说或者看他的评论文章，要去听听他给他的孩子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政客的行为的善恶，要问问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大人们总搞“双重标准”

几年前，我带我的女儿凯莱和她的朋友阿利克斯一起去吃晚饭，她们那时应该已经6岁了。在要饭后甜点时，我让她们选择：要么现在吃冰激凌，要么饭后吃泡泡糖。阿利克斯选择了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给年轻父母的省钱窍门：从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你的孩子，泡泡糖是一种饭后甜点）。

阿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出去买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有了泡泡糖后，阿利克斯却什么也没有了，然后阿利克斯就开始号啕大哭。对于任何旁观者（大人）来说，很清楚，阿利克斯没有任何道理。她已经有了和凯莱一样的选择权，而且已经提前享受了她的权利。

这个问题同样也会在大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保罗和彼得在年轻时都拥有同样的机遇。保罗选择了过一种安逸的生活，每周工作40小时，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彼得选择了投入他的全部青春年华去建立一个新企业，整天忙得连轴转，收入也很没有保证。到了中年，彼得变得非常富有，而保罗则不然。于是保罗开始诅咒、攻击这个制造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想争论彼得的选择是否比保罗的选择从内在上更让人钦佩，我也不想争论泡泡糖的味道是否比冰激凌的味道更香甜。但是我想讨论一下保罗的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去看看一个大人是否会严肃对待一场小学生之间的争论。保罗的牢骚说明他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源于选择的收入和单纯源于机遇的收入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来看看你是如何对你的孩子说的吧！如果你曾经给孩子分过蛋糕，你就会听到这种口头禅：“分得不公平，我的蛋糕小！”如果那时你很有耐心，你就会向孩子解释说，如果一个孩子安心享用他自己的蛋糕，而不是去考虑他妹妹盘子里的蛋糕是否比他自己的大，那么他就会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幸福，而那些总是想去比较，结果却往往被搞得心烦意乱的孩子，得到的幸福就会少得多。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幸福，所以我们就应该告诉孩子，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你就安心去享用；如果别的孩子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就应该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得到的蛋糕比你得到的小。如果下次你的同事得到了一次意外升迁，你就应该记起这堂人生课。

大人们对自己的标准和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标准之间往往是不一致的，但是，大人们在财务方面却很少这样。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里，公共广播公司每年会从你的口袋里掏去5美元来资助像国内公用无线电台这样的项目。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说客（全都是大人）却企图通过指责其他“大户”来掩盖这种小型的掠夺行为。而这种“大户”就是像海军这样的部门，它们每年都要花比国内公用无线电台多十几倍的资金来采购武器。

也许这些说客把他们的说服目标仅仅定位在了那些无儿无女的选民身上。哪个父母会接受这样的理由呢？“是的，我偷了饼干，但是我知道另一个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所有的父母在碰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时，都可以认清其本质。相比较而言，选民却总会“认购”这种貌似有理的辩论。但是，很矛盾的是，父母和选民往往是同一人。我相信，这个矛盾的根源是：我们往往会更费心地去思考在何时、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在选择规范议员行为的方法和时机问题上，我们投入的心思却要少得多，这一现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我的建议是：省些脑子吧！你应该认识到，你不必把孩子和议员的问题分开来思考。一个好的经验和方法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因为某事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你们的议员也没有权力逃避惩罚！

几乎每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为帕特·布坎南的保护主义复兴理论而感到震惊，我的女儿凯莱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像经济学家们那样，凯莱感到震惊的理由非常合理。

第3章

我女儿才是国际贸易专家

当凯莱长大到可以读懂这些标语时，她也懂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让你去关注你的贸易伙伴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等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好人。

粮食变汽车？

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是繁荣的动力。从这一点，他们演绎出（非常正确地）：一个拒绝贸易的国家，就是一个拒绝繁荣的国家。他们引用的研究成果表明（也很正确）：如果通过关税或者进口配额来保护一个年薪5万美元的美国汽车工人的工作，那么，整体汽车消费者就会因为价格上升而每年多付15万美元。他们认为（再次是正确的）：自由贸易，就像技术进步一样，会使某些工人失去工作，但是，在平均水平上，一定会增加美国的财富。

这些正是我在大学教室里进行的一些讨论。我最喜欢的一种教学工具是一个故事，是根据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詹姆斯·英格拉姆讲的一些故事的情节虚构而来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可以把粮食变成汽车。他在海边建了一个工厂，对工厂内部的情况严格保密，然后开始着手生产。

当消费者得知这种新型汽车比底特律生产的任何车型的性能都更优良、价格更便宜时，大家都震惊了。中西部的农民也被吓坏了，因为这个工厂给他们下了巨额的粮食订单，要买下大量的粮食填进他们那个神秘的机器里。而其他汽车厂的工人，由于受到的是旧式的培训，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深深的担忧；与此同时，这项技术的进步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尽管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痛苦。

一天，一位好事的记者设法找到了这个工厂里一个心怀不满的工人，这个工人最终揭开了这个工厂的惊人的秘密：这个巨大的工厂的里面其实是空的，工厂的后面直接通向一个装卸码头，粮食从前门运进来，从后门运出去，然后运到国外去换汽车！

这个令人震惊的新闻一下子把这个企业家从一个众人瞩目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趁着公众的愤怒，帕特·布坎南的理论迅速得到了白宫的认同。自然，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说，便宜汽车是个好东西，不论我们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国际贸易来得到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好东西，是等价的。阻断贸易就好比关闭了许多最有效率的工厂。要支持帕特·布坎南的理论，你就不得不无视这种重要的“等价”的存在。这种有意识的“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得到繁荣的。

这也就是我告诉我学生的东西。但是，对我的女儿，我没有这么说。跟我的学生不一样，凯莱需要我来进行道德指引。没错，我可以告诉她，贸易是如何让我们的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9岁的孩子常常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因此，需要鼓励他们去关心别人，关心那些需要友善的鼓励和支持的人。因此，我没有告诉凯莱在经销商那里买汽车时，省下一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有多棒，而是跟她谈正确与谬误的区别。

“校园市场”的交易原则

凯莱已经知道了许多是与非的东西。她在校园市场上，可是个活跃的交易者，在那里，她常常与人交换贴花纸、卡片和奶瓶盖。有时，凯莱想和她的同班同学梅丽莎进行交易，但是梅丽莎却更喜欢和另外一个班的珍尼弗进行交易。凯莱非常失望，但是她也明白，她不能强求梅丽莎与自己交易。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强求是不对的。

凯莱非常正直，她甚至从来没想过让老师介入，以禁止梅丽莎和“外商”进行交易。她认为，只有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才会采取这种策略。

布坎南把美国的国会当作了一个“国师”，在“校园”里维持秩序，确保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谁是老师的宠儿”的标准玩游戏。我的女儿认为这种方法很恶心。她是对的。

贸易保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体的一项基本人权：选择自己的贸易伙伴的自由，例如，以任何价格、从任何愿意交易的商家那里购买任何类型的汽车。

但是，说贸易保护主义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我的女儿懂，而帕特·布坎南却不懂，而且它正是何谓一个正派人的核心。我的女儿知道，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追求成功的平等权利，它不因某人“生错了地方”而改变，因为那条边界本来就是想象出来的。对我的女儿来说，她从来不会对底特律的汽车工人多关心一些，而对东京或者墨西哥的汽车工人少关心一些。

有人说要保全一个美国工人的工作，就要花费美国消费者多少多少钱，这都是胡说八道，把它们都忘掉吧！即使布坎南是正确的，即使他有某种神奇的方案，可以让美国消费者以零成本保全美国工人的工作，但他的观点仍然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假定美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值得保护。这世上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可以支持他这种对人类进行的丑恶分类呢？

布坎南常常受到谴责，说他是种族主义者；我也时不时地想，他常常因那种种族主义的划分，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谴责，并吃尽了苦头。但是这里面也有劝善惩恶的意味，因为他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几乎和种族主义一样可恶，而且行为方式简直就是一样的！鼓励人们买“美国货”，和鼓励人们买“白人货”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人。我们应该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应该去关心那些陌生人。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碰巧是美国人，我们的关心就多一点儿，如果他碰巧是日本人或者墨西哥人，我们的关心就少一点儿，这是一个人最自私、最执迷不悟的本性表现。上帝保佑，我的9岁的女儿不是这样，她对“关心”理解得更好。

很早以前，也就是1992年竞选年的上半年，我的女儿凯莱，那时也就是5岁左右，已经明白一些政治了。那一年，每个主要的候选人都想扩大政府的规模和权限。在职的乔治·布什在刚刚结束的4年总统任期内，大肆进行了联邦政府的扩张。民主党的领头羊比尔·克林顿承诺要将卫生保健事业国有化。布什的主要竞争对手帕特·布坎南试图关闭边境。克林顿的主要竞争对手保罗·桑格斯主张的工业政策纲领就好像是由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构思出来的一样！顺便说一句，我是认真的：参议员保罗·桑格斯在早期的胜利，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与完全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最近的一次遭遇，一直持续到下半年罗斯·佩罗特的出现！那可真是让人后怕的一年！

凯莱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父母没有找到多少合适的选择，于是，她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一天晚上，她让我坐下，让我给她解释这个问题。我尽力用最适合一个5岁孩子的语言进行总结概括，尽全力忠实保留那些候选人的言论的精神实质。例如，在解释布坎南的贸易政策时，我对凯莱说，布坎南没有考虑到，应该让人们自己选择买什么样的车。

她出去想了几分钟，然后回来宣布，她已经做出决定，她要支持布坎南。她的解释是：“我不关心我们买什么样的车。”

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比较优势理论，尤其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当我们购车的选择余地越小，车价就会越高，这样，我们的钱也就所剩不多了，无法去买一些其他的、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更重要的东西了。但是，这样做除了毫无用处之外，还使我们做父母的有逃避责任之嫌，逃避引导凯莱的道德发展方向的责任。我没有刻意指出一些人的确在意买什么样的车，而是告诉她，我们应该像关心自己的自由一样，去关心他人的自由。

我想，在那一时刻，我的女儿已经成为一名国际贸易的专家了。她了解到了问题的要点，在她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对基本道德问题的永久的、清晰的理解，而这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是许多经济学教授常常不愿意面对的。

我们这些以教书为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你也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一个非常难懂的概念，但是，当你向你的学生解释了这个概念之后，你似乎就完全明白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一个现象：你也许永远无法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当你把它解释给一个孩子听后，你自己似乎也就理解了。有一门学科叫“福利经济学”，它就是利用数学工具，根据各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来分析政策选择。我相信，这些工具，对于任何真正想对那些非常微妙的经济公正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些工具也会被用来制造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假象，而事实上，问题中所蕴涵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应该打破这种假象，而与一个孩子进行讨论是打破这种假象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你不可能在一个学龄前儿童面前炫耀你的技术和技巧。你必须踏踏实实地讲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我们应该关心他人的权利。问题的确就这么简单。

家庭“抵制沃尔玛”运动

凯莱和我都尽量不在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买东西，但也并不是总能做到，因为有时，我们非常想买的一个东西，除了沃尔玛，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在其他商店买东西。

这是一种对沃尔玛大肆张扬的经营方针的刻意的抵抗。店里的每个过道上都张贴着各种标语，极力吹嘘店家正在不懈地努力：不卖进口商品。但是标语上也承认，沃尔玛也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的。有时，沃尔玛急需的商品，除了进口，国内很难找到。但是，只要有可能，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更愿意提倡：“买美国货，你也可以做到。”

当凯莱长大到可以读懂这些标语时，她也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让你去关注你的贸易伙伴的种族、宗教、性别或国籍等问题，那么这些人就不是好人。甚至是沃尔玛的经理们，在孩提时代也懂得这样的道理。不愿意这么想的大人们，不得不去求助于一些非常极端的诡辩，但这些诡辩，小学生们根本就不爱听。

这种诡辩论俯拾即是。如果不是的话，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恐怕就要关张了，而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黛安·范恩斯坦也就要下台了。范恩斯坦参议员反对“残酷地、毫无人道地”削减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救济金，但是，她却支持严格边境管理，在第一道关卡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也只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诡辩师才可以解释这种毫不掩饰的虚伪。对参议员范恩斯坦来说，她要么是关心墨西哥人，要么就是漠视他们。如果她毫不关心他们，那她所说的“毫无人道”又如何解释呢？如果她确实关心墨西哥人，那她又该如何解释自己说的“把那些墨西哥人关在墨西哥”呢？

就像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的管理层一样，这个参议员像赞成某种异乎寻常的观点：对于那些碰巧住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们可以关心得多一些，而对于所有碰巧住在其他地方的外国人，我们就可以关心得少一些，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强迫这些外国人待在那条想象中的边界线的另一边，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必管他们的福利问题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道德准则来证明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但是，很显然，参议员范恩斯坦的动机根本不是任何道德准则；她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大部分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物质利益，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们已经得到了许多特别的好运气。她的观点是，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可以享受住在他们旁边的墨西哥裔邻居的卫生和教育福利的溢出效果，但是可以理所当然地忽视就住在往南几百公里的墨西哥人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问题。

如果说参议员范恩斯坦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她应该赞成让人们选择他们的居住地。如果说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平等主义者，那么她对那些已经来到美国、相对富裕的墨西哥人的无比关心，和她对那些还困在边境另一边的贫穷的墨西哥人的漠不关心相比，绝对是非常不平等了，而这些墨西哥人在移民美国之前，原本就是邻居。因此，我们只能说她根本就毫无原则性可言，这样才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谬论：要求人们给富裕的少数人提供更多帮助的同时，给贫穷的多数人提供更少的帮助。

因此，可以说，参议员范恩斯坦在为她的选民服务时，是根本不考虑任何是非曲直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对政客们的所有指望了（而且，这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使我们尽可能地、随时随地限制所有政客的权力）。而她总提到的某些人的“残酷”和“没有人性”都说明，她非常重视给自己的行为释放烟幕弹，而她所说的“那些人”都是些不赞成她的提议的人。我敢打赌她已经释放这样的烟幕弹了。如果在这篇文章中，给参议员范恩斯坦提供和我一样的发挥篇幅，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捏造一些浅薄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摆弄她那些自相矛盾的观点。但是我想我的女儿可不会买她的账。

现在，继续把你的观点和你的孩子交流一下。向他们解释说，有一个美国参议员认为，碰巧住在美国且相对富裕一些的外国人，应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而碰巧住在墨西哥且相对贫穷一些的外国人，就应该被抛诸脑后。在经济学课堂上，我们可以非常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些议题，因为我们忽略了它彻头彻尾的荒谬性。给孩子解释这些的好处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理解，你必须去掉那些冗长的空话，而且必须把那些隐晦的假设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不是美国！”

在教科书中，自由移民的案例和自由贸易的案例非常相像：我们为所有的美国人计算成本和利润，认为收入必须超过成本。在自由移民的案例中，成本是由美国工人来承担的（他们因为工资下降而受到了损失），而利润则由美国的资本家获得了（他们从工人的工资下降中获利）。任何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学生，都会在一个图表中用面积来表现成本和利润，并且运用一些最基本的几何学，就可以计算出代表利润的面积要比代表成本的面积大。

在这个几何学中隐藏的内情是这样的：当一个工人少挣一美元，资本家必定会多挣一美元。就此范围来说，利润和成本恰好是平衡的。但是，资本家可以享受一部分额外的利润：工资成本的下降，使他们可以从扩大经营规模中再次获利！因此，资本家得到的，要远远超过工人所失去的。[1]

如果你认为这种成本—利润分析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政策指引（而且，如果你要相信这种教科书上的分析已经包含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和利润项目），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自由移民的论点。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都坚信成本—利润分析都跟政策有关，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些经过证明的关于这些相关性的论据。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些论据部分迎合了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如一地遵循成本—利润分析，那么大多数美国人，最终将所得多于所失）；这些论据还迎合了一部分道德准则（成本—利润分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成本就是成本，不管由谁来负担它）。

迎合利己主义我可以理解，但是迎合一些道德准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是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成本—利润分析，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对所有的美国人是公平的，但是完全忽视了那些目前还不是美国人，却希望成为美国人的人群的利益。

碰巧的是，承认那些外国人是“人”只会加强这个辩论的结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找不同的借口没有任何坏处。这些借口可能有某种说服力，因为尽管我们极力地忽视开放边境对许多人显然十分有益这一点，但我们却仍然得出开放边境是一件好事的结论！这就好像下国际象棋时你让了对手一个“后”，而最终你还是赢了这局棋一样。

凑巧的是，经济学界还存在一种观点，是说新到的移民的收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就会将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下压到墨西哥的水平，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将会一无所得。因此，我们正在“忽略”的那些收益，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再者，从这个分析看来，对这些人群忽略不计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

但是，在这个论点中，有一点很让人费解，那就是它假设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但是，有的墨西哥人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者机遇，这使他们可以在美国发家致富，即便他们在美国碰到的条件和墨西哥的一样！另一种类似的假设，即假设所有的美国工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当工资水平已经降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时，在职的和失业的美国人都很满意，因此，没有任何美国人会因为外国人的竞争而失业，从而受到伤害。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在课堂上反复研讨的东西，在课堂上，我欢迎任何形式的辩论。这种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这些一个孩子都无法真正领会（有时也可以说是某些大人的想法）。民谣虽然天真质朴，但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获取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并非民谣。我们的要求不能太高了。

我的意思是，要想严肃认真地洞察像贸易和移民这样的问题，必须要由有思想的成年人来完成。但是，有时候通过和一个孩子对话，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可以变得更加深刻。正反方意见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告诉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你不愿去关心那些遥远的墨西哥人的问题。在凯莱3岁的时候，一天，她蜷在我的怀里看动画片《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故事讲老鼠克维兹一家从老猫的压迫中逃了出来，跨过大海逃往一个梦想中的自由国度。当自由女神像如预计般隐约出现在远方时，凯莱不由得抓紧了我的手。当老鼠克维兹一家上岸后，凯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灾难很快降临了。老鼠克维兹被强迫去一个血汗工厂劳作，终日被拴在一台缝纫机旁。凯莱起初被吓坏了，然后便是愤怒，她把小手按在小屁股上，大声宣布：“这不是美国！”

当然，她是对的。那不是美国，最多只是美国的一小块儿，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一小块儿。凯莱不知道克维兹的孩子们将拥有他们自己的裁缝店，他的孙子们将要或者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或者去治病救人，或者去扩展人们的知识领域。她不知道美国将对老鼠克维兹一家信守它许下的诺言，将加倍地回报他们。她只知道她想让克维兹幸福。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这也不错。

那个标志着克维兹一家获得自由的自由女神像上写着：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我不知道凯莱对这些诗能看懂多少，但是我知道，她理解了诗中的情感。

[1] 记者们似乎认为，国外竞争的成本，可以用由此而带来的美国工人失业的人数来衡量。但是恰恰相反，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一些美国人虽然失业了，可是他们对工作并不是非常在意，他们并不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与其接受减薪来应对新的竞争者，倒不如放弃工作。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非常想维持他们的工作的人，他们几乎承担了减薪的所有影响。

第4章

为什么非听权威的？

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的指挥呢？

要图书馆，不要数字

当我的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对于成年人观点上的差异，她要远比一般6岁的孩子知道得多。她的老师，不论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都赞赏她那种利用图书馆的好习惯；凯莱很早就知道她的父亲不喜欢图书馆，并不认为任何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是一本值得拥有、值得认同的书。她的老师教她辨认星座，但是星星的位置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凯莱知道，按照她父亲的观点，最无趣的事情，就是面对一个现实存在，你却无法用理论去阐明。我的用意是想唤起她对某些细微差异的注意，并且帮助她避免陷入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某个大人的理论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她必须掌握这种理论。

在当今社会，有两件事神圣不可侵犯：环保主义和反毒品战争。而我们的教师在这两件事上很容易上当受骗，进而影响我们的孩子。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或者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对权威的不敬，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工具，使他们免受那些教师的影响。反毒品宣传从小学教育早期就开始了，而环保宣传开始得更早。在凯莱只有4岁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一个幼儿园老师的简单的影响，她是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这个老师反复地给这些孩子灌输这样的口号——“享受特权的同时，应该承担义务”，或者是一些精心编制的话语——“因为我们拥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她。”

这样一来，《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观念——在这个星球上，生命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教室里，被一种《互存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取代了，而且被认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论断，即我们的权利是受到许多相互之间承担的义务的限制的（或者说，取决于你的种类，是一种所有生物之间的义务，无论大小；或者说是一种宇宙万物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仅仅是特权，是可以被环保主义者的上帝随意给予或者剥夺的。那么，什么样的高级教士可以给我们启示，告诉我们那些上帝的意志呢？当然，是那些教师。

这些环保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要求孩子们放弃所有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本质的独立思考，而去盲从于他们老师的价值判断。

对于一个教师而言，以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谈论环境问题很简单。而这正是灌输一种关键思想的诱饵。例如，我相信我的孩子已经够大了，可以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了，如在她刷牙时，是否该开着水龙头。当她让水流入下水道后，别人就不能用这些水了。而用水的价值，用水价就可以很好地度量出来。凯莱现在9岁了，只要借助一些诱导性的提问，她就可以估算出刷一次牙要用多少水、这些水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足够来平衡把水龙头拧来拧去所费的工夫。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练习预算和计算。这也是一种让她发现市场的真正奇迹的好办法。只要凯莱关心她自己家的水费账单，她就会“自动”计算他人的利益，别人也许需要用这些水。

但是凯莱的老师不想让她对这些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也许是害怕清晰地思考会成为一种习惯，而习惯进行清晰思考的人是不愿意做一个盲从者的。相反，那些老师高高在上地宣称，因为水对别人来说是宝贵的，因此我们就应该格外地节约使用。对一个好奇的孩子来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哪种宝贵资源我们有义务去格外地节约？如果一个孩子的好奇心很强，观察力敏锐，他就会很快意识到，老师想要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宝贵资源”。例如，老师们就很少提到“因为住房供应对许多人来说非常宝贵，那么我们就应该少建一些学校”，他们更不会提“因为在产业界熟练工人非常宝贵，因此我们应该减少教师的数量”。

那么，行事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通用规则强迫我们去保护水资源而不去保护我们投入教育领域的资源呢？事实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事的模式，而那些通用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只有老师可以告诉你什么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因此，所有的一切就不是关于刷牙和水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威的问题。

老师所教的这些东西会被一遍遍地重复、加强。他们教我的女儿把她的纸杯洗干净，重新利用，这样，她就不会浪费纸张了。但是从来没人教她把那些纸杯扔掉，这样她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了。是谁决定了做纸杯的纸比她的时间和精力更珍贵呢？她的老师。根据是什么呢？除了老师是永远正确的之外，什么根据也没有。

我希望老师们可以这样处理水杯这个问题：给每个学生一小笔现金（或者游戏币），用来在这一学年中买纸杯或者其他小玩意儿。把杯子洗干净重新用的学生就会省下更多的钱来买珠子或者弹球。而那些宁愿每天买一个新纸杯的学生就可以提前30秒钟去休息，而此时，他们那些节俭的同学正在排着队洗杯子。

这一制度可以作为一个素材，在课堂上进行一次关于两种策略的生动辩论。孩子们将不得不开始思考关于贸易的问题。最佳的结果是，他们甚至可能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即最佳策略是不存在的，因为有的学生更关心弹球，有的学生会更关心娱乐时间，而这些都无可厚非。某种关于如何分配个人有限资源的争执，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但是，老师们教授的却是完全错误的东西，即只有唯一一种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不能通过任何类似的理由、推理得出的。老师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们自己的权威，部分是因为对于一些不愿意用脑的老师来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要比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逻辑思考容易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中学生可以正确地告诉你亚马逊雨林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消失，却绝对没有任何的思维框架，去思考雨林是消失得太快了，还是不够快。对一个老师来说，往往是在黑板上写一个数字（雨林正在以每年多少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然后让学生去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是用某种理论去阐明，这样做当然非常简单。而引导学生去进行一些理智的思考，思考一下那块土地的其他用途，以及如何衡量、比较各种不同用途等这一类难题，对于老师们来说，恐怕就要麻烦得多了。正因为这么做要吃力得多，所以大多数老师就不会去自找麻烦了。

在我的女儿刚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19世纪的拓荒者们如何在俄亥俄州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听完故事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些树可以制造氧气吗？”我告诉她，人们需要氧气，但同时人们也需要食物。可是这些话没有让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她来说，森林天生就比农田重要，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最佳平衡的概念和她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格格不入！当然，每个9岁的孩子都有一些具有他们自身特点的错误观点，而凯莱也许是她们班唯一一个有这种观点的学生。因此，我不会完全责怪她的老师。但是，凯莱的这种错误观念，的确是在课堂上被经常性地、不适当地强化了。

关于教育孩子应对风险

除了环保主义之外，我还需要定期地对凯莱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反灌输，那就是她对毒品的态度。她的老师告诉她，在这个方面，不值得去冒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风险去对它进行试验、认知，去单纯地体验它的快乐。这是非常不符合经济学的。我希望我的青春少女永远不要像她老师期望的那样，害怕生活中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凯莱在上二年级之前，是感恩而死乐队的歌迷（在杰丽·加西亚去世的前一年，这些都结束了）。曾经有整整一年，她都央求我带她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我现在非常后悔，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抽时间去听那个演唱会。一次，我逗她说：“如果你想去听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你就必须吸食很多毒品。”凯莱手叉着腰，以一种让我局促不安的眼光严厉地盯着我说：“爸爸！感恩而死乐队不会让你去吸毒的！”

也许这是一种天真烂漫，也许这是某种信条被大量灌输的结果，即好人从来不吸毒。但是我明确地告诉凯莱，她的父亲每天喝大量的咖啡，而咖啡因就是一种毒品。我还告诉她，还有许多药品比咖啡因更危险，有些甚至可以杀了你。但是后来我又告诉她，虽然有许多东西可以杀了你，但它们并不都是坏东西。

我怀疑父母们都在有系统地鼓励孩子对事物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原因如下：当孩子进行冒险行动时，父母们要分担的成本比收益要多得多。如果我的女儿爬到一个悬崖边，摔了下去，对我，对她，这都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她爬到悬崖边，感到非常刺激，对她来说，就是一次异常辉煌的经历，而对于我来说，就远非这种感觉了。也就是说，在衡量了成本和收益后，也许她爬悬崖的次数比我希望的要多得多。这里就存在一个毒品政策的道德问题了。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需要全村的人（夸张点说，甚至需要一个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来养一个孩子。共和党人于是嘲笑说，根本不需要全村的人，只要一个传统的家庭就可以养活一个孩子。他们还批评克林顿政府在让孩子远离毒品方面几乎毫无建树。显然，那些共和党人认为养孩子不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而只需要一个警察国家。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关于毒品的教育是由父母来进行的，而不是政府。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可以放过我的孩子。教育孩子关于风险的知识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告诉孩子，对于那些风险，只有唯一正确的反应的话，那就不同了，这种做法会更加有害。

教师权威vs政府权威

这使我们想到了老师的权威和政府的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考虑一下这种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一些人尽皆知的事实。

第一，各大学都在淘汰大量成绩不良的学生。根据标准的智能测验，按平均水平来说，大学毕业生要远比大学新生聪明。事实上，有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生在他们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就都排在班里的前列（根据标准智能测验）。另一方面，那些进入教育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智力水平却恰恰和大学新生一样！在那些当了老师的学生中，只有一半的人在还是新生的时候，名列班级前列。好像这种淘汰的过程完全绕过了那些主修教育的学生。

那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那些老师都不是智力天才。那么，教学的水平也许就跟这个有些关系了。这下面还有更悲观的论断。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洛特教授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的支出（以及大众传媒的支出）肯定和国家的极权主义程度有关（即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极权主义越盛行，该国在公共教育上的支出就越多）。相反，像公共卫生以及其他一些宣传价值不明显的公共服务事业，其支出水平和极权主义程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公共教育在服务于一项令人憎恶的事情。

你也许会争辩说，极权统治者试图控制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巨额支出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极权统治者会同时许诺在公共卫生方面也进行大量投入吗？当你意识到这纯粹是种骗人的鬼话时，上面那种理论就立刻站不住脚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公共教育呢？因为让大众受教育是有益处的，而且，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私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教育事业。但是，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换得政府的津贴或者是担保，而不是由政府来经营学校的真正原因。政府办教育的真正原因是，它可以控制教学的内容。我希望这些会让人们感到一些不安。

还是“警察好人，歹徒坏人”吗？

孩子在学校学了许多东西，我不可能和它们一一做斗争，因此，我开始给她慢慢灌输一种健康的、全面的怀疑精神。有时，凯莱和我会进行一些小型的讨论，是关于老师们常常犯错的问题。当我鼓励我的女儿抵制老师的权威时，我同时也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她进行经济学教育。第一，我鼓励她尽量抵制她的老师强加给她的那些林林总总的错误经济学知识，例如在环保和毒品领域的一些错误知识。第二，我一直在直接强化一个经济学上的中心教义：权威，常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希望继续宣传我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希望你先允许我说些跑题的事。我想说的是，成人对权威的服从程度，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一般情况下，美国议会535个议员投票通过一项法案，2.6亿美国民众会选择服从这项法案。为什么会这样？那些议员们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

天真的答案是，我们服从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枪，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枪是军队和警察的，不是议会的。如果说我们服从警察的指挥是因为警察有使用暴力的特权，那么，为什么警察会服从比尔·克林顿和特伦特·洛特的指挥呢？

这是一个孩子可能会问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哪个大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据说只有三四个人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我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同事詹姆斯·卡恩。当然，当我说卡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之一时，我所用的“思考”这个词的意思，在社会学范畴是指“构筑一个经济学的模型”。

卡恩的做法是，先假定有一定数量的人，他们必须从进行生产性劳动和相互偷窃之间，选择一种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窃贼的活动阻碍了生产性活动，因此他们就无法解决这样的事实：一个窃贼的行为会对其他窃贼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每个窃贼都愿意限制自己的偷窃行为来换取其他窃贼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与此同时，生产者也在安全保卫方面配置了一定的资源，但是，他们也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由于他们的保护行为，阻止了人们犯罪，这也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邻居带来了利益。于是，每个生产者都愿意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来换取其他生产者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因此，就有了许多互利的协议，如果得以施行，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罪犯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垄断的犯罪辛迪加，防止其成员过度剥削生产部门，也许效果会很好。卡恩设想了一个强力机制，可以把武器从分散的罪犯团伙手中转移到中央辛迪加的控制下，这样，就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一个协议，即每个窃贼的偷盗数量不得超过一个额度，以提高社会产出。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是第一次尝试进行一种严肃认真的思考，思考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演化到具有公认的权威人物、有组织的等级社会的，这种思考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这种模式太抽象、太程式化了，没有抓住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它就未能预知这个中央犯罪辛迪加将由两个议院组成，其中有535名议员。将来研究工作的一个课题，就是创建一种非常具体的模式。

对将来的研究工作来说，一个更容易取得成果、更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当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垄断辛迪加与一个垄断者相互对立时，与这个垄断者时常面临一个偏激的竞争对手的威胁相比，哪个更可取。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财产不得不被窃贼团伙掠夺，你是宁愿由一个懂得孰轻孰重的团伙来掠夺呢，还是宁愿由几个由于地盘争斗而分散了部分注意力的团伙来掠夺呢？卡恩现在的模式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我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在现实中的意义就是，当司法部调查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时，我不太清楚该支持哪一方。城市暴力团伙是非常可怕的，而警察也一样，在敲诈勒索方面，他们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坏。但是我的的确确知道，有一个问题值得担心，那就是枪支控制。我所见过的最棒的一个反对枪支控制的论点，是写在一个汽车的保险杠上的：“如果我们持枪被宣布违法，那么，就只有警察有枪了。”

我女儿的老师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老师只是教她，警察是好人，歹徒是坏人。这原本是一个讨论的结论，但是这个讨论压根儿就没有进行过。老师们常常是根本不承认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而是直接得出结论。

其实，这是一堂经济学课的内容，因为事物并不总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所以，如果缺乏有条理的假设，且没有严密的推理，那么，就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因此，我一边鼓励女儿抵制老师的偏见，一边想，我要在经济学方面给女儿一个良好的开端。

纽约市长的“盗窃案”

我还记得我的小学一年级老师，她在听了约翰·F·肯尼迪的讲话后，非常激动。当时，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鞭策他的民众说：“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小心提防散布于老师和其他舆论领导者之间的那些亲政府的偏颇论调。让我来给你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论调的流传有多么广泛。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来自前参议员保罗·桑格斯（他曾在新罕布什尔州获得初选胜利，几乎断送了比尔·克林顿的白宫之路），这个论调他表述得最清楚。他反对死刑，除非受害人是个“社会代表”，如一个政治候选人，或者是一个警察。正是吉姆·卡恩向我明确指出的：很显然，这个参议员就不会区分什么是社会代表，什么是政府代表。难道就凭一些愚蠢的分析就可以说明一个国会候选人比一个企业家、一个公司经理或者一个出租车司机更具有社会代表性吗？然而，没有一家媒体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责难保罗·桑格斯。因为这一论调正是由这些媒体发布出去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这一点。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古代政治史的脚注，关于死刑，一些类似于保罗·桑格斯观点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好多国家的法律中了。

还有一个例子。佐伊·贝尔德是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长的第一候选人，因为被发现非法雇用了一个保姆，结果她落选了。为此，她进行了道歉，之后有许多讨论，讨论她的道歉是否充分。但是，据我所知，在课堂上和媒体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明一种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观点，即贝尔德女士的行为证明，她绝对有资格当司法部长。我最不希望出现的事就是，一个司法部长认为，人们应该盲目地遵守法律。我希望一个司法部长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法律就是错误的，人们就不该去理会它。而事实是，没有一篇社论的主笔有这样的见解，这绝对是他们小学老师的失败！

还有一个例子：共和党人猛烈抨击克林顿总统提交的一个耗资巨大的刑事法案，他们说该法案没有用处，且完全是为了贿赂选民而提交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也认为这种批评是对的，但是，他同时也批准了这项法案，因为他发现，这些对选民的“贿赂”中，有许多指定给了曼哈顿。这项法案也许对国家有害，但是它对纽约有利，而朱利安尼的工作就是为纽约谋利益。朱利安尼的行为无疑可以使他和窃贼相提并论了，因为窃贼也可以说，他的合理偷盗行为是为了给家族谋利益。在个人生活中，是不能以“我在照顾我关心的人”作为恶行的借口的，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它也不能作为恶行的借口。

当然，朱利安尼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那么，一个职业杀手也可以有同样的借口。但是，职业杀手是无法得到人们的同情的，而朱利安尼却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双重标准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对选举产生的官员有太多的出于本能的尊敬。

第四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黑手党控制了纽约的水泥工人联合会（Concrete Workers Union），并且利用它的权力向该市的每笔建筑合同征收1%的税。这种情况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联合干预下，被终结了。但是，这三个部门后来都各自向每笔建筑合同征收了（并且仍在征收）不止1%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存在两个税收机构——黑手党和政府，而政府却更贪婪。如果是黑手党成功击退了政府，而非政府成功击退了黑手党，那么对建筑业来说，情况也许好得多。但是，媒体仍然尽职尽责地把这场对峙描绘成为一场发生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然而，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两个吸血鬼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战斗。

事实上，这正是吉姆·卡恩的研究项目所提出的问题的最好例证，这一点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如果黑手党和政府一起对建筑业征收苛捐杂税，建筑业就会放弃许多建设项目。但是，清除了黑手党后，政府就可以为建筑公司减轻一些负担，同时增加它自己的所得份额。这听起来像是政府和建筑公司的双赢。但与此同时，在消灭了竞争对手后，政府就有了更多的税收来源。因此，一个垄断的税收者对征税权的统一，对社会生产部门来说，最多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

第五个例子，也就发生在最近。在1996年共和党年会上，杰克·肯普，就是那个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人，在会上号召堵住非法移民的“后门”，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前门欢迎合法移民进入。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堵住“后门”，不让一些受欢迎的公司进来呢？为什么那些移民在有的“门”就受到欢迎，而在其他一些“门”就不受欢迎呢？当一辆房车开到了肯普家的隔壁，那么，肯普先生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做呢？首先，检查这辆车是要向北开还是要向南开，然后再决定是欢迎他的新邻居，还是竖起一道高高的篱笆。不，并不是这辆车到来的方式使肯普先生感到烦心，而是它有没有得到政府的驻留许可证。因此，我们来修正一下这个问题：当这辆房车开来后，肯普先生是否需要求助于某个政府机构，来指导他如何对待这个新邻居呢？答案当然是不必。那么，为什么当这个新邻居碰巧来自另外一个国家时，答案就会变成必须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不欢迎任何人，不论他们是如何到这儿的，这我可以理解；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不论他们是如何到这儿的，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我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由政府来决定欢迎谁、拒绝谁，就不符合任何原则了，而只能说成是一种对政府职能的盲目夸大。而肯普的观点也正说明了这种盲目夸大的流传有多么深远了。

最后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出版了《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一书，在那本书中，我主张，在国会中进行两党合作，就该被认为是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案。我们不允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的老总进行秘密合并，损害民众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就允许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谋呢？我曾经收到一个意见，说，这里是否应该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航空公司的老总们是在密谋违反法律，而政治家们是在试图制定法律。我在回信中问他，是否存在什么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哪种行为会更具危害性呢？我想，一般说来，制定法律（恶性法律）要比违反法律更糟糕。现实情况是，我的编辑可能永远不会支持我的这种观点，而这种事实，正是我想谈到的某种教条的东西的一个例证。

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如果你想与这种教条的东西做斗争，那么，你就是在抓住机会，走自己的路了。例如，当你3岁大的孩子开始问你关于高速公路上的雷达探测器的问题时，你就没有几种可选答案了。要做到完全诚实，就需要向孩子解释说，这种雷达探测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便于违章超速。要想部分诚实，你可以把你的雷达探测器藏起来。我有个同事叫艾伦·斯托克曼，他的大女儿叫格温多林，当格温多林3岁时，她开始变得具有很强的好奇心。艾伦采取的策略是把雷达探测器藏起来，以免格温多林产生这样的印象，即所有的规则都必定会被打破。当然，事实上是有的规则肯定会被打破，有的则不会。但是，像圣·托马斯·阿奎那那样敏锐的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如何划定界限的问题。对阿奎那来说，关键的标准是要和自然法则保持一致。这对一个久经世故的成年人来说，没问题，很好，但是，艾伦认为，他3岁的女儿显然无法领会正常限速这个概念。

因此，为了维持他女儿对法规的敬意，艾伦好几年都没有用雷达探测器。这样，在格温多林成长的过程中，艾伦就有足够的时间告诉她，在黑白对错之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

我告诉艾伦，他的分析，一半正确，一半错误。正确的部分是：如果你告诉一个小孩子说，有些法律是错误的，而其他的一些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很可能会感到非常疑惑。但是，错误的部分，就是像艾伦所做的那样，要让孩子相信，所有的法律都是正确的。我自己的倾向是，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即教育小孩，告诉他们所有的法律都是错误的。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在他们变得更加成熟之后，他们就会逐步接触并理解阿奎那的这种高深的概念了，即某些法律的确是公正的。

处理这些问题，简直就像是走钢丝。我的确想让我的女儿认识到，警察是好人，因为如果你迷路了，他们会送你回家；但是我也想让我的女儿认识到，警察不是好人，因为他们执行了许多错误的法律。我曾经和我的女儿讨论过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而她领会起来丝毫没有问题。

有些事，我想让我的女儿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便这些事有些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我的女儿6岁时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政府是如何使用我们的税款的？这之后没几天，就发生了“韦科惨案”[1]。当她进屋时，电视上全都是火焰和屠杀。我告诉她，现在，她看到的，就是她的问题的答案。当她听到这些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孩子，满身是火，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我希望并且相信，她会永远记住那一刻。

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喜欢为历史开脱，并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珍妮特·雷诺（美国首位女性司法部长）和她的暴徒们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日（4月9日，即韦科惨案发生的当天）那天所犯下的暴行，可以说是帮了个大忙。凯莱和我在那天晚上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讨论，讨论了一些过去的暴行、现在的暴行和未来的暴行。

有些非常感人的时刻，在凯莱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凯莱那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感情，也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她5岁的时候，我给她读了一篇林肯的传记。当我读到林肯访问新奥尔良，看到人们上着镣铐，像动物一样被出售时，她害怕得喘不上气来，当时我也几乎读不下去了，我被某种情感所征服，那是一种对我的女儿的超然的爱，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悲痛，是因人类所受到的所有苦难而感到的悲痛。几年前，我第一次给她读《云肯、布林肯与诺德》这首诗，当我读到高潮部分，揭示了“云肯、布林肯是两只小眼睛，诺德是一个小脑袋……”时，她高兴、赞赏的气息，也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某种同样的、难以形容的东西。

我很想知道，有多少我们童年的激情，会再次被一首诗或者一个故事唤起。《美国少女》是一本无可非议的畅销故事书，书中的主人公叫艾迪，她逃离了奴隶制的压迫，和她家人一起，在北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的英勇行为，激励凯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凯莱现在非常渴望更多地了解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特别是有关“地下铁路”的历史知识，这要部分归功于艾迪。

当然，她还只是个孩子，她的知识基础中仍有许多空白。凯莱第一天到学校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黑人孩子，回家后就宣布，她已经和一个逃跑的奴隶交上朋友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有关历史的问题，澄清了许多错误的观念。我相信，我们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了更多的东西：我们填补了许多学校基础教育中的空白。我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多一些。

[1] 1993年2月28日，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出动坦克和飞机，对大卫邪教设在韦科的总部进行围剿，当天在冲突中有6名大卫教徒和4名执法人员丧生。此后，双方开始了长达51天的武装对峙，并于4月19日对韦科山庄采取行动，引发大火，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80名大卫教徒在枪战和大火中丧生。后引发美国媒体和民众对政府行为过当的批评。——编者注

第5章

谁说经济学没有诗意和激情？

成人往往为贪婪所困，如果孩子们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尊敬和敬畏，那么，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创作的最终意义也就实现了。

给女儿读的诗

我喜欢给我的女儿读诗，而且已经读了很多年，从她会说话之前就开始了，一直到她的文学和社会知识已经足以和我相提并论，足以使她自己的注意力从我读的诗上转移开为止。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读诗，常常每次都是45分钟。现在，每当她的时间允许，我们还会读诗，大概每周一到两次。我给她读诗，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活物，会静静地坐在那里听我朗读，而是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些诗，很想听这些诗。我总是给她读一些我喜欢的诗，从不管这些诗的内容。我们反复地读艾略特和叶芝的诗，还读过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和狄兰·托马斯的诗。《荒原》（The Waste Land）曾经是她听过的最早的一部催眠曲。

无论是《老国王》（Old King Cole），还是《冰激凌皇帝》（The Emperor of Ice Cream），在凯莱还无法理解这些诗歌之前，她就喜欢这些诗歌的韵律。我相信，她已经背下了许多诗，像狄兰·托马斯的诗，对她来说，“有些诗句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骑着大马去班伯里路口’，那时，我不知道‘大马’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班伯里路口’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后来，在我第一次读像约翰·多恩的诗，‘去吧，跑去抓一颗流星，去叫何首乌肚子里也有喜’的时候，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凯莱还有很多这样的感想：

诗句的意义、象征或者含义，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的韵律，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诗句，听到它们从一些遥远的、高深莫测的大人口中传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它们好像就生活在我的周围！这些诗句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像乐器的奏鸣，像风的声音、海的声音和雨的声音，像奶车吱吱嘎嘎的声音，像马蹄踏在石路上的嘚嘚声，像树枝划过门窗玻璃的声音，就像一个天生失聪的人，突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我不十分在意这些诗句说了些什么，也不关心其中的男男女女或者鹅妈妈等人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关心这些韵律的形式，它们的名称，那些描写他们的行为的诗句，以及我所听到的一切；我还关心这些诗句在我的眼中留下的色彩。

我想，这就是凯莱的体验了，至少是头几年的体验。一天晚上，我给她读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著作《诗艺术》（Ars Poetica），结尾有这样一句：“诗人不应欲为，而应成为。”床上的凯莱脱口而出，问道：“成为什么？”她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含义，她已经长大了。

有些诗，对凯莱来说，很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含义。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火与冰》（Fire and Ice）写道，世界将在无尽的欲望和仇恨中灭亡。每当我们读到这里时，凯莱都会露出恬静、会意的微笑。她知道，托马斯的《蕨草坡》（Fern Hill）描写的是一个深爱的儿时的家的失落，也许她也感觉到了，它实际是在描述童年的失落，但是，情况也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虽然她感到了诗歌的悲伤和美丽，但是她仍然可以读完整个诗篇，而不会为此而真正落泪，但是她的父亲就做不到这一点。当凯莱躺在床上，听我读托马斯的诗《乡村的睡眠》（In Country Sleep）的前几行时，她一定知道，诗中描写了一个父亲，正在和我们差不多的环境中，在睡觉前，哄他的女儿：

我的姑娘

不论走到哪里

在这片故事中的土地上

永远，永远不要陷入睡眠的魔咒

害怕或者相信那些

披着羊皮的狼

它们正在吼叫着，奔跑着，或者高兴地跳跃着

亲爱的，亲爱的

在露水滴落的时候

它们爬出堆满了树叶的洞窟

在玫瑰森林的房子里

来吞噬你的心

对于这首诗，我不太清楚凯莱对于那种更深的、更悲剧性的寓意理解了多少，这里，诗中暗示了某种更大的危险：即使一个父亲，也无力阻止狼群的接近。

我一直认为，凯莱可以理解霍普金斯诗中的悲剧情节和经济学。诗中写道：

如何留驻美丽？有办法吗？

抑或根本没有？无人知晓。

用蝴蝶结、胸针、发辫、牙套还是花边？

是拴住它？抓住它？还是锁住它？

留驻美丽，留驻美丽，让它永不消逝。

顺便说一句，大声地朗读霍普金斯的诗，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快乐之一。

我给凯莱读诗，是因为它碰巧是我喜欢的一种艺术，因而我得以感染她。我和她讨论数学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而且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对话将激励她以另外一种形式看待赤裸之美，即令人惊叹的美，是一个在三次曲面上的27行矩阵，19世纪的数学家曾经为之着迷，而她的名字凯莱也正来源于此。

但是，我能教给她的也是有限的。我的音乐细胞就十分有限，因此，在这个领域，她就需要其他的指导老师了。我们是可以设法分享对感恩而死乐队的热爱，但是她对王牌合唱团的喜爱和我对桑代姆的歌的爱好也许永远不会达成一致了。我确信，我能为我的女儿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给她一种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的判断力（这也是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观察力），或者用我们拗口的行话来讲，就是她的“机会集合”。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抓住每个机会去影响她，告诉她每种物质生活上的舒适和便利，都是一个天才行为的结果，像汽车、计算机和超级市场等，所有这些正是因为某些人有了这些天才的想法后，才实现的。我正在进行一种微妙的尝试，来给她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天才的行为是非常值得追求的！

总统、总裁，谁更天才？

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是在中世纪，天才的行为很少，经济也停滞不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伴随而来的一种发明创造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况。我希望我的女儿会深爱这种伟大的精神，并选择去融入这种伟大的发明创造精神之中去。

我想让她知道，生活中，成功所必需的策略，就是发现某种需求，并发明某种方法去满足这种需求。没有任何艺术家、发明家或者企业家会因为运用一种陈旧的方法完成一个陈旧的任务而成为伟人。这可以说是一句格言，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它适用于装配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会不断留心寻找新方法促进生产，它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开创了高度现代主义的诗人。

而这个道理对孩子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例如，一个少年，填了一份申请表，在一大堆条件基本上差不多的申请人当中，由于运气好而被选中，得到了一份暑期工作，这样，他很可能会把这件事普遍化、一般化，他会认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工作原本也就是这么得来的。于是，父母的工作就是要和这种错误的印象做斗争了，要向孩子解释，企业家就像大多数的成功人士一样，是那些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力，使自己卓尔不群的人。

这也就是说，大公司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天分，这是无可替代的，而美国总统就做不到这一点。公司管理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具有独一无二的见解和能力，而政客们的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那种尽量避免得罪人的习性。

很显然，最高法院的那几个法官从来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的“发育不良”在1982年的判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克林顿总统在和宝拉·琼斯进行法庭辩论时，曾经引用过这个判决）[1]。那时，他们判决，对在职美国总统的行为免于法律起诉，理由是这些诉讼会妨碍总统的“决策”。而同样的“豁免权”却不适用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尽管事实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比美国总统更加不可或缺。

当然，这也不是说公司总裁应该被免于起诉，而是说如果你要向人们分发诉讼豁免权，你就不应该把美国总统排在队伍靠前的任何位置上。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认为一个政客的时间，会比任何公民的时间更具有社会价值，这些政客什么也不干，只是把别人的财富搬来搬去地搅乱，而那些成千上万的公民却在真正用生命进行创造性的劳作。

在宝拉·琼斯案的后一个判决（1997年）中，最高法院一致判决，总统在任职前，其行为不具有诉讼豁免权。即便如此，最高法院还是没有明确驳回这种荒谬可笑的论点，即美国总统的时间，比出租车司机、经济学教授或者公司总裁的时间更宝贵。

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不可多得的技巧和手腕之一，就是允许那些公司的老总们干多少，就能挣多少。如果他们的手段平庸，那么竞争就必定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要赢得丰厚的报酬，你必须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来。

让孩子成为“游击手”

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理解以上全部的东西，而且能更概括性地了解一种判断方法，并以此方法来判断她的所作所为是否具有社会效益，这种方法即是，当人们愿意付钱让她这么做时，她的所作所为就是有社会效益的。实现社会效益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目标，但是，能有这样一个尺度和标准来衡量你的所作所为，也是很不错的。

一次，我问一个准父亲，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立刻回答说“游击手”。随后，他又向我解释说，事实上，他没有给孩子设定非常明确的目标，无论孩子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只要幸福，只要成功就好，他说，只要“他不出局就好”。

当然，那时他的眼睛是闪闪发光的。

我不知道在凯莱生活的球局中，她会打哪个位置，但是，我希望她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这场比赛。我认为，如果她在高中时总是拿全优回家，那将是一个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一个青少年，如果不去忽略她的学校作业，她就无法去发展她强烈的激情、兴趣和雄心。努力构思一首好诗，设计一辆更好的自行车，或者是完成纽约马拉松比赛，相比拼命去通过高中的经济学考试来说，那些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内心的呼唤。

这并不是贬低经济学。凯莱和我都对经济学感兴趣，尤其是新闻中的经济学。凯莱对时事有一种长期的、非常早熟的兴趣，我相信这是从海湾战争开始的。当时她只有3岁，她非常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她周围的大人，开始关注电视节目，并且态度也都变得严肃起来了，这让她感到很奇怪。她想知道发生的每件事，大人们安慰她说，这些事都发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她总要看电视新闻，要弄懂所有的新闻报道讲的是什么。在她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无意中听到，她正在给一个12岁的孩子讲解谁是鲍里斯·叶利钦！

因为许多新闻报道中都提到了有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在我和凯莱之间，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兴趣交汇点。许多经济学问题，对孩子解释起来，比对大人解释要容易得多，因为大人总是带着一生积累的偏见去看待经济学问题。凯莱知道，最低工资法阻碍了一部分人去工作，而许多大人却不理解这正是最低工资的本质。她还知道，公共电视台是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因此，她完全根据自己的分析就认识到，公共电视台很可能就是亲政府宣传的源头。相比之下，许多大人似乎认为，政府拥有的媒体倾向于拥护政府的扩编计划，纯粹是一种巧合。

凯莱还知道存在无家可归的人的原因，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大人都不知道这个原因，那就是无论为什么，一些人宁愿无家（也就是说，他们宁愿不去挣足够的钱来拥有一个家，或者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地方）。当她听到某个电视评论员说，问题在于缺乏住房供给时，她就会大大地嘲笑一番。她已经长大了，知道如果有人出钱来买房，就有人会出钱去建房。

在凯莱要上一年级的前一晚，她突然变得非常害怕。当我给她把被子盖好时，她突然止住眼泪说：“我害怕上一年级！”于是，我们把灯打开，坐在一起说话。我给她讲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也害怕上一年级。当然了，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但是，最终，小男孩的每件事都编排得很好。当我讲到故事的高潮，即这个小男孩长大后成了她的父亲时，凯莱就变得异常轻松愉快了。

第二年，凯莱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体操班，这也引发了一次类似的恐慌（不过要温和一些）。这一次，我再没有个人故事给她讲了（其实，如果说实话，那么前一个故事也纯属虚构，因为我根本就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开始上一年级的）。但是凯莱是一个经济学推理的信徒，我们把她的这种信仰好好地利用了一下，去分析体操教师的动机问题：如果孩子们不高兴，他们就会退学，学校的利润就会减少；因此，老师一定会努力让孩子们开心的。这个逻辑推理彻底解除了凯莱的恐惧。万幸，凯莱没有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动机对于公立小学的老师来说，是不管用的。顺便提一句，体操班的训练非常成功。

几年前，我、4岁的凯莱和凯莱的朋友杰西卡，也是4岁，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杰西卡找到了一根漂亮的羽毛，而凯莱找到的只有嫉妒。当然，凯莱以前也一定感到过嫉妒，但是她一直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后来，我们回到家里，杰西卡也回家了，于是，我们就拿出时间进行了一次父亲和女儿的对话。凯莱的嫉妒，只是一种渴望，而不是那种怀恨在心的嫉妒或其他类型的嫉妒。从这次谈话中，她懂得了，如果你的朋友找到了一根羽毛，而你没有，那么，为你的朋友感到高兴要比为自己感到遗憾好得多。当我告诉她，仍有许多大人不懂这个道理时，凯莱感到非常吃惊。凯莱从来就没想过用暴力把杰西卡的羽毛抢过来，因此，当我告诉她有关累进所得税的事情时，她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

小女孩们常常会担心谁会是她们的朋友，有时小男孩们也会这样，但是我认为程度会不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三个小孩在操场上碰到一起，那么，最终会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了。凯莱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很心烦，这时，我会替她感到心疼，但是也无可奈何。如果可以，我会帮她分析哪里出了问题，如何修补这种友谊。但是更多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倾听，或者给她擦眼泪，或者再给她讲一些我曾经给她讲过的事：有时候，那两个孩子想在一起玩，但不想跟你玩，这时，你能做的就是学会去处理它，学会应付它。你不可能强迫他们跟你玩，即便你可以，那也不是个好办法。

她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做法对大人也许有用，但是你不理解，对孩子来说，这样做太难了。我对此无言以对。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将来，她会遇到许多大人，他们会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成熟。对于那些面对国外的竞争寻求保护的美国制造商，我想说，有时候，某两个人想互相贸易，而不想和你进行贸易，那么，你的正确做法就是去学会处理这件事。也许你可以强迫他们和你进行贸易，但是这样做是很孩子气的，是错误的。

我一直在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来给孩子们教授经济学，为此，我建议对税收制度进行改进。我的想法如下：你还和原来一样计算你的税款，但是，你不用再给美国国税局寄支票了，而是把支票寄给玩具店，换回等值的玩具，然后你把这些玩具拿回家，给你的孩子玩；一星期后，美国国税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会来到你家，没收这些玩具，把这些玩具还给玩具店，获得现钞。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教给孩子们什么是税收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夸张的情节帮忙，孩子们要学点知识，就不得不从日常生活中汲取了，如上学的第一天，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或者在操场上和人吵嘴的时候，甚至是在坐车的时候。我记得在凯莱9岁的时候，一天，她正在车上照着镜子打扮，我问了一个很无知的问题，立刻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我问道：如果我们驾驶汽车向前行进，那么，从她脸上发出的光线如何到达镜子呢？答案很简单：光线一定比汽车跑得快。但是如果汽车比光线跑得还快呢？那么镜子就不起作用了！于是，我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为什么事物在高速运行和静止时，表现都几乎一样？为什么镜子就特殊呢？这样，一个奇事接着一个奇事，凯莱对于这些困惑，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她猜测，也许汽车原则上不可能比光线跑得快。

有时候，她会让我感到非常茫然。一天晚上，我感到又饿又累，便抱怨了几句，于是，凯莱就问我，我是更累呢还是更饿？我最初的反应是给她解释说，她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饥饿和疲劳是由两种完全不同、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单位来衡量的。没有什么共同的尺度来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比一个小时前更饿，但是我无法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即我很累，但是我更饿。

但是，随后，我停下来，仔细思考了一下，事实上，大人们之间经常问这样的问题，而其他人却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且双方都相信这种答案可以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一定具有某种本能，把我们的基本需求转化为某种单一的、线性的比率。而像我这种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人们需求的晦涩方法显然不合时宜了，我非常感谢凯莱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

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开始思考凯莱的问题中的一些讽刺意味。粗心的大人们常常坚持认为，你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爱情的价值，同样，也不能用美元来衡量环境或者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也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用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同的事物。在这方面，凯莱就可以教那些大人一些知识。有两种选择，前一种是你愿意保护一种珍稀的猴子还是愿意在你的银行账户上多50美元，后一种是判定你是更饿还是更累，这两种选择就很容易被人们拿来相互比喻，而且即便是个孩子也会这么做。

有一次，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大闹大笑后，凯莱和我平躺在地板上，上气不接下气。我转过头，让凯莱答应我：永远不要嫁给那些无法和你共享如此欢乐的人！她答应了。于是，我就胳肢她，又开始大闹起来。

品味快乐，不要赢

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父亲，我还可以给她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我开了一堂荣誉新生研讨课，这种研讨课非常受欢迎。要听这样的课，你必须递交申请和一篇小品文。今年，有人递交了一篇这样的小品文：他是一个非常仔细、耐心的听众，因为他发现，如果你尊重你的对手，就会很容易把他争取到你这边来。

当时我浑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我立刻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且还很遗憾自己没办法把他从学校开除！如果有人认为争论是一种竞争，那么，他就不该来上大学，就不该存在于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里。一个人仔细倾听他对手的观点，不是为了战胜他，而是为了从对手身上学到些什么。有些孩子，上完了高中，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在一场辩论中，如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

后来，我又考虑暂时同意那个学生的申请，让他来上课，我想让他知道，还有更好的行事方法。但是，当我重读了他的小品文后，我确信，他并不是那种天真的无知，而是存在无可救药的性格缺陷。

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建议是和这个学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也是和成千上万的读者的观点完全不同的，他们都读过一本畅销书，书名是《最佳辩护》（How to Argue and Win Every Time）。

辩论就好比一次在家里的嬉笑打闹，关键不是要去赢，而是去尽情享受这个过程和经历。我所有的建议都涉及这种体验，都是要让生活充满乐趣。

在凯莱还不到3岁时，我带她去看了一次迪士尼的电影《美女与野兽》。在接近片尾，演到野兽死去的时候，凯莱默默地流下了心碎的眼泪。这是一种真实的、深切的情感，一种值得去仔细品味的情感。这时，我想起了一段文章，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想起过的一段文章，那是惠特克·钱伯斯的《给我孩子们的信》（Letter to My Children）：

有一次，我没有给约翰讲催眠故事，而是给他读莎士比亚的文章，这完全是他的要求，因为我从来没有强迫你们读这些文章。我读到了这样的章节：麦克白杀死了邓肯，意识到了他对自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他问道：是否要用这世上所有的水才可以洗去他手上的鲜血，或者说要无数的海洋变成红色才可以洗去他手上的鲜血？这时，约翰的身体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我心里默默地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成人往往为贪婪所困，如果孩子们可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尊敬与敬畏，那么，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创作的最终意义也就实现了。

正是惠特克·钱伯斯，懂得了父母的意义之所在！我已经说过，我所有的建议，都是关于品味快乐的：欢笑的快乐，深情的快乐，理性地理解的快乐，实现创造的快乐。每当我给凯莱读书，碰到一个新思想时，我都会停下来，让她记住，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于大众。而我真正想让她记住的，是许多人发现，花时间去追求思想，是非常值得的。

凯莱在一年级的时候，对大陆漂移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不太清楚她的这个兴趣来自何处，但是她找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让人读给她听。一天晚上，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停下来，给她强化一种我的标准观点，即个人思想的重要性。我说：“要知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些东西。人们只是在最近才提出这种观点的。”这立刻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想知道：“最近有多近？”“噢，就在最近。”“在我出生之后吗？”“嗯，不是，在你出生之前，但也不是很久以前。”“在你和妈妈结婚之前吗？”“嗯，差不多吧。”“那时你才十几岁吗？”“我比较肯定，那应该在我十几岁之后。”于是，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最后，问了一个很清楚的问题：“那是在你十几岁之后，而在你结婚之前吗？”“没错。”我说。于是凯莱接着问道：“那么，那时你有性生活吗？”

我不太清楚6岁大的凯莱对性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我问她，性是什么意思，她带着轻蔑的语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不知道什么是性！”于是，我们便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但不管怎样，她确信，在少年和婚姻之间，有一个最佳时期。我希望，在充满欢乐的生活中，她能够领悟到如何扩展这一最佳时期，从各个方面去扩展。我还希望，她能在她父亲已经发现了美的地方找到美好的东西，并且在她父亲忽略的地方也能找到美好的东西。我希望她追求真理。我相信，她一定会做到的。

[1] 宝拉·琼斯起诉克林顿在当阿肯色州州长时对自己实施性骚扰。

第6章

经济中的抢劫思维

抢劫酒铺是件坏事，而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件好事，至少没有抢劫酒铺坏。这就是一种成见，这里面就存在一种文化偏见。

这是一个“信任”的年代

根据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上所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熟视无睹的时代。开关轻轻一按，我们就确信电灯会被打开，光线会充斥整个房间，我们从来不会停下来想，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我们坐着飞机满天飞，用微波炉做饭，在网上冲浪，但是我们很少懂得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知识，而且常常也是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技术知识。

这本书还说，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却是他们世界的主人。如果你最先进的成果就是用手工把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打磨，做成一个锋利的箭头，那么，你就不必担心这种技术会超越你的智力水平。

但是现在情况要糟得多。现在的人，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说清楚如果用一块石头击打另一块石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说，是什么使一块石头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一个人不太懂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那么，当他往一块石头上或者一把椅子上坐时，他不会担心会坐空，这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的行为，因为正是量子力学才使椅子成为可能的。你必须承认，20世纪之前，没人知道万物是如何产生的，除非你相信量子力学是在古代非洲创立的，后来又被遗忘了。

你也许会反驳说，理解也是分许多层次的。的确，尼安德特人和同时代的智人一样，根本无法搞懂在亚原子水平上，是什么使物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一种更熟悉的范围内，尼安德特人却非常了解事物是如何运转的，根据这些知识，他们也非常了解与之相关的周围的世界。你也许会坚持认为，在这种史前的思维和现代思维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现代人就认为，头顶上的灯光照明是理所当然的。

你可以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让我用实验证明给你看。拿一个小树枝，把它折成两段。现在，把这两段放回到一起，放手。为什么这两段树枝没有变回一个整体呢？所有的部分都在，就跟你原来拿来的一样。现在，你把这两段放回到一起，看上去所有部分的位置关系和你原先拿来时是一样的。它们应该变回一个整体的啊。它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变回一个整体呢？原先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是什么呢？而现在为什么又做不到了呢？

你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不能。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对树枝的基本性质的把握就是一种纯粹的、虔诚的信任行为。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知道是什么使你的灯泡发光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树枝的问题就和房间里面电流的问题一样神奇，它和其他事情一样，需要人们相信，需要人们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每个年代，都是一个信任的年代；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系列未经核实的假设。而这些未经核实的假设的总和，被我们称为我们的文化。不愿意去质疑这些假设就被称为文化偏见。当某人意识到某种假设未被证实，于是停下来验证这个假设，这时，就有了进步。例如，认为电比其他普通事物更神秘或者更缺乏了解的一种成见，就是文化偏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以前读的那本书的作者还是个孩子时，就学会了把某些事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直到现在，他仍然故意不对那些事情抱有好奇心。这就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应该仔细考虑，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让抢劫酒铺合法化？

抢劫酒铺是件坏事，而征收累进所得税就是件好事，至少没有抢劫酒铺坏。这就是一种成见，这里面就存在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成见看上去也许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贯的法律信条，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通过游说议员来通过一个更严酷的税法被认为是件好事，而游说议员，使抢劫酒铺合法化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坏事。这两种游说，都是通过一种纯粹的制度内行为来图谋改变法律。而我们的反应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被一种对这种制度太多的忠诚束缚了；同时，我们也被一种文化信念束缚了，这种信念就是：如何恰当地、合法地修正这种制度。

文化信仰是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的。我的女儿在学校中学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偷盗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她却不知道，征税行为本身也是错误的。这种教化的持续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我能肯定凯莱永远不会投票去使直接偷盗合法化，但是我却不太确定她永远不会投票支持增加人们的税收（尽管我希望不会这样。随着凯莱一天天地长大，我会坚持我在她出生时便给自己立下的协议，即便我可以完全控制她的政治观，我也永远不会去试图支配她的道德观）。

改革税收体制是一项远大而光荣的事业。而放弃目前这种难以置信的税收体制将会是一项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光荣的计划。要想使这种努力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文化信仰领域进行一场革命，而且要将最终的革命成果从小学教育开始一直贯穿下来。奴隶制度的消亡正是如此的，它是被武装力量在短期内消灭了的，但是要彻底消灭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还是经过了长期的道义上的争论，通过这种道义上的力量实现的。

那些胆怯的政治家是永远不会赢得这场反对累进税制的斗争的，他们总是在论证（无论他们的论证是多么正确），高水平的边际税率会阻碍经济增长，会限制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一些机遇。如果能赢，就像反对奴隶制的长期斗争获得胜利一样，也是那些具有洞察力和勇气的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会在大众面前宣布，累进税制是错误的。如果人们能够学会对偷窃一家酒铺感到厌恶，那么他们也应该能学会对征“富人”的税感到厌恶。

文化偏见既是理性矛盾的起因，又是它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当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试图去占领一个人的大脑时，它们会相互冲突，直至其中一种思想退却、放弃。但是，当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都伴随着顽固的文化偏见时，任何一个都不会被轻易击败，它们都会永远存在下去，去排斥那些天生的、有独立思想的人，不然，这些独立的思维会繁荣昌盛起来。

大人的教育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于是，就产生了一件我很关心的事：在星期一的时候，有人教我的女儿说，“擅自处理”是一种恶习；然而，星期二的时候，又有人教她说，在操场上拣垃圾是一种美德。难道拣垃圾不是一种“擅自处理”的具体表现吗？我们有法律来禁止乱扔垃圾，我们有相应的部门去执行这些法律。但是，在我女儿的学校，那些四年级的义务警员可以说是篡夺了那些执法部门的权位，他们拿起垃圾袋，就立刻开始整顿操场秩序了。

当然，尽管有星期一那样的课，这些义务警员还是一种善意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的法律是良性的，那么，擅自处理，即自己掌握法律的行为就几乎总是一种令人赞赏的行为了。如果你想去执行一项法律，那么，当人们义务为你去执行它时，你怎么会反对呢？

我估计，之所以有星期一那样的课，其起因是恐惧，是害怕授予了一些坏孩子某种许可，去自由执行法律，这样，他们就会认为这种许可可以是非常宽泛、非常自私自利的了。但是，这种情况是绝不被允许出现的。在一般情况下，坏孩子们是想干什么就会去干什么的，无论有没有许可。我更担心的是那些好孩子，他们更容易接受道义的说服。我想让那些孩子知道，应该反对有害的法律，支持正确的法律，他们在这两方面给予的协助，都会得到人们的赏识。

更重要的是，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一遍遍地背诵你并不以为然的话，是一种应该避免沾染的坏习惯。我们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种智力上的连贯性、理性上的一致性，这些，与那些设计好了来替代人的思想的口号是无法共存的。因此，我认为，当有人怂恿孩子们相信言行不一时，我们应该感到忧虑。

学校教育凯莱说，所有的濒危物种都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他们又教育凯莱，应该消灭艾滋病毒。在凯莱上三年级的时候，她的老师要她自选一种濒危物种写一篇报告，于是，我鼓励她选艾滋病毒（但是我没有成功）。艾滋病毒也许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种未受到威胁的物种。我们想消灭这种病毒，是因为它的存在给它的受害者带来了难以接受的损失。原则上说，这和消灭雪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雪对木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可以说应该消灭海牛，因为它给亚马逊盆地的开发者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像这样的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要辨别真伪，就特别需要对特定的情况进行一种彻底的、毫无偏见的调查。像“所有的濒危物种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样空泛的说法，既愚蠢可笑，又毫无用处。因为这些说法是在反复灌输一种思维习惯，即以偏见代替分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凯莱受到的教育是，努力工作是一种美德，勤俭节约也是一种美德，但从来没有想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努力工作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不必再去事事节约。

课堂上反复强调努力工作、勤俭节约使我不禁想知道，对于那些老师来说，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一个学生对他们的建议太当回事，那就一定会犯那种腰缠万贯入土的错误。

很快，凯莱就要受到这样的告诫了：对青少年来说，性行为不是件好事。但是，她同时也会受到如何避免这种行为后果的训练，即进行安全的性行为。与此同时，老师也会告诫她，青少年犯罪不是件好事，但是学校却没有提供“安全犯罪”的培训（当然，进行犯罪是一种不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确实选择了抢劫他人，那就一定要戴上面具，永远不要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因为那会使一项轻罪上升为一件重罪），也没人会给她解释这其中的差异。

为什么校方教学生安全的性行为而不教安全的犯罪行为，这里肯定有某些原因。也许他们认为学生更可能在性行为方面比较活跃，而非犯罪行为方面。或者说，无论他们是如何给学生们讲授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性行为并不总是件坏事。如果他们确实这么认为，我就希望他们应该诚实地面对性问题，而不是总想着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女儿吓得半死。

通过教育，凯莱长大了，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许多基本的行为规范，但是，这些行为规范在具体应用中，从来就没有发挥过作用。大人们常常对某些事很有信心，扬扬自得，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这些信心，就会发现他们常常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因为这些信心不是经过严格的逻辑判断得来的，而仅仅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得来的。根据我粗略的调查，有80%的父母认为，他们可以对自己孩子的价值观施以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却认为，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什么影响！

一边多花钱，一边多储蓄？

如果有人说：“我已经在努力地找工作了，都找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没有人愿意雇我。我走投无路，只好去偷盗。”大多数人会对这样的人产生一种本能的同情。如果有人说：“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想和一个姑娘约会，但是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和我出去约会，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去强奸了。”同样的情况下，他们只会对后者表示轻蔑。从这两种并列的观点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教训。我想，好的教训应该是，我们对窃贼的同情是被误导的。我们还可能得到其他一些更新奇的教训。但是，有这么多的人在设法同时持有这两种观点，却没有任何迫切的愿望去把它们协调一致起来，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事：那些反对合法堕胎的人，就必须承担收留、抚养无家可归的孩子的义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反对死刑的人，就必须承担收留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的义务。为什么这样的双重标准不但被接受了，而且还被非常满意地接受了，甚至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评论？

还有，那些支持越南战争，却在当时逃避兵役的政客，都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虚伪。按这个标准，任何支持拣垃圾、却从来没有当过清洁工的政客，任何支持艾滋病研究、却从来没有在艾滋病研究实验室里工作过的政客，任何想提供生产力、却从来没有开过厂的政客，都可以被称为“伪君子”了。但是没人会很严肃认真地赞同这样的立场，这成了一般规律。那么，为什么服兵役这个问题却没有遵循这个一般规律呢？

通过听广播，我判断，目前我们的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问题：第一，人们消费太少；第二，人们储蓄不足。对于这两种担心，那些评论家甚至在同一次评论中都会涉及，他们好像一点儿都不感到窘迫！我真是奇怪，他们怎么能让人们在多花钱的同时增加储蓄！

我还读到过这样的评论：我们应该对大学生进行补助，使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高于高中毕业生，而高收入就意味着高税收。当然，有工作的人肯定比失业的人挣得多，因此，根据这个逻辑，我猜想，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企业发放补助，哪怕它只有一个雇员。但是这个逻辑好像从来都无法成立。

当鲍勃·多尔参议员辞职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号召，号召建立一个更加小型化的政府，并且施行一系列他引以为傲的立法成就，但是，这些立法中的每一项都是在扩大政府的规模和管辖范围！这样看来，多尔或者是在他的政治哲学方面撒谎，或者是在他引以为傲的事情上撒谎，也可能是他原本负责过滤不合逻辑事物的那部分大脑出问题，停止工作了。但是，他的听众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和原来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现代的传统，即政治演说原本就不必有什么意义。

从那时起，多尔就把这两种同时缩减政府和扩大政府的誓言提升到他竞选运动的双重核心地位，以致从来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这对我来说简直可笑之至。例如，在辩论中，任何一个有见地的主持人都可以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多尔参议员，你说你和你的对手的区别就是，你想建立一个更小型化的政府，而你的对手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政府。但与此同时，你说你在参议院的时候，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中包括制定了《美国残疾人法案》、《空气清洁法案》和《公民权利法案》（1991年）等。先抛开这些立法的好与坏不说，似乎毫无疑问，这些立法都会扩大政府的规模。你对任何缩减政府规模的成就都会感到骄傲，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你从不谈谈这些法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怎么能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和克林顿总统有着原则性的差异呢？”

我已经等了好长的时间，希望有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该有人向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问题。

用市场解决一切问题

一次，我正和我的女儿在树林里散步。她停下来去闻花香，我就在她前面几步远，因此，我首先发现了一个水塘。“凯莱，过来看！”我的声音在空气中激起了一阵扰动，声波向外传播，传到了我女儿的耳朵里。她跑着过来了。于是，我俩轮流捡小石子往水塘里扔。每个石子都在水中激起层层涟漪，水波向外扩散，一直到水塘的岸边。每个波纹后都紧跟着另一个波纹，只是微微小一些而已，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似的。

每个曾经往水塘里扔石头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听起来不像瓦格纳的歌剧一样。每一个声音的声波也是多重的，一个波接着一个波，只是一个比一个微弱一些。那么，为什么每个声音我们只听到一次，而其他那些本应带给我们耳朵声音的声波都到哪里去了呢？甚至在我最勤于思考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直到某个已经知道问题答案的人问起了我，当时我已经快30岁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如果不事先简短讲解一下微分方程，我还是不太有把握来解释这个问题。它跟这样的情况有关，即大气是一个奇数维的空间，为三维，水塘的表面是一个偶数维的空间，即二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四维、六维或者八维的空间里，每次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时，我们就会接收到许多“波”）。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问题来得如此自然，而我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就显得如此令人费解，我感到我好像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下度过我的二十几岁的。

但是，在孩子们和大人们之中，这种简单的好奇心比你想象的还要少。凯莱对波纹和声波都懂，但是就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任何声音每次只能听到一次。为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色的而白天的天空是蓝色的，只有哈勃和爱因斯坦在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也正是他们超凡的好奇心，引发了科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事件。在我的经验中，所有的孩子（包括许多大人），都把一件宇宙中（至少是人类思维的）意义最为深远的谜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一种令人惊讶的不对称性，我们可以记住过去，却无法记住未来。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快退休的家事法庭的法官。他对他职业生涯中处理过的关于孤儿和弃儿的案件进行了一番思考，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收养几乎都是错误的解决方案。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和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收养的孩子在上学方面、法律方面、交际方面以及事业方面，都会遇到多得多的麻烦。我曾经问过这位法官，是否在收养的孩子和孤儿以及没有被收养的弃儿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在有生之年，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了。现在，人们可能坚持认为，这种特殊的法官太愚蠢了，不能被看作是职业法官的代表，也许也不能代表这一类职业。事实上，我也曾经赞同这种观点。于是，我把这个事件记下来，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即人们是多么容易接受一种观念，然后就会去坚持这种观念，而且从不愿意再去对它进行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思考（但是，我很想知道，如果这个法官的判决会对他所关爱的人产生影响，而非陌生人，他是否会事先考虑得更仔细些呢）。

说起法官，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谈话节目，是关于如何选择病人参加药物实验研究的。参加谈话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该谈话号称代表了各种意见和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基本上可以采取两种立场：或者允许病人自己选择治疗方法（根据实验者自己的意愿），或者允许其他人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法。谈话的结果中，一个小小的失望就是，每个参与者，包括斯卡利亚法官，都选择了第二种立场。最让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参与者，包括斯卡利亚法官，看上去认识到了第一种立场也是可行的。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会有某个管理者参与进来，他不会让病人参与这个药物实验研究；每个论谈的参与者都非常卖力地论证这样的观点，即这个管理者应该采取某套参与实验研究的标准；但是，没有一个论谈的参与者意识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在这个他们都一致认同的基本问题中，到底有没有任何管理者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会首先设定一些合理的价格。如果有太多的病人想试一试新药，那么就向他们收费，或者付钱给他们，让他们不要参与这种实验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病人参与这种新药的实验研究，那么就付钱给那些参加实验研究的对象。如果一些病人比其他病人更适合这种实验，那么就给不同的病人设定不同的价格，让市场去发挥它的作用。

你也许喜欢这个方案，也许不喜欢。但是我这里关注的不是这个方案的优点，而是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斯卡利亚法官和那些一起参加谈话的人根本忘记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他们设想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官吏能够分配资源，然后，他们便就这个结论的细节问题开始诡辩。他们都完全受到了一种有害的文化偏见的支配，这种偏见使得美国人认为，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当然而且必须在市场之外得到解决。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去质疑这种偏见，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好奇心。

最低工资伤害了谁？

我想举一个引申的例子，是关于如果不去质疑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将会如何导致在公共政策方面产生错误判断。我们来谈谈最低工资的问题。

标准的保守派，反对最低工资制的理由有以下几点：最低工资制度会在非熟练工人中间产生失业问题；最低工资制度正好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群；因此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个好制度。我想逐项地、仔细地审查一下这种论点，同时考虑一下文化偏见的问题和一些未经权衡过的假设。

首先，我确信，最低工资制度的确引起了实际上的失业问题。虽然在1994年，一群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但我还是对这个观点非常有信心。他们的一项最为世人所称道的研究成果，就是他们仔细调查了1990—1991年的新泽西州的快餐业，他们发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后，对就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这项研究的批评者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例如，这些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是通过电话采访来收集一些雇员的数据的，他们只是获得了这些数据的一些表面价值。后来，其他一些研究者仔细调查了实际的工资记录，发现雇员们在电话上所说的和他们工作记录上所显示的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别。

在这一点及其他一些方面，这个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小组受到了许多批评，他们也对这些批评做出了一些反应，于是，又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反应又做出了反应。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样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但是，这些行为不应该掩盖更重要的一点，即每一本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供大量理由充分的论据，让人们相信，最低工资制度会导致失业，没有多少研究成果可以用来战胜这个构建得非常完备的理论和论据体系。这也不是说未来的研究就毫无意义了，原则上，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出现大量像普林斯顿这样的研究成果，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估量。仅仅对新泽西州快餐业这种单一情况的观察，并不能成为让我们去抛弃所有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观点的一种合适的理由，这就好比仅仅观察了一个氦气球，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抛弃所有重力理论的理由。

这个观点的第二点是说，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使人们失业，因此对工人来说，它一定不是个好制度。这是一种逻辑跳跃行为。要记住，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可得到最低工资的工作问题。丢掉一个毫无价值的工作，也许比维持它要好得多。与此同时，许多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却在想方设法维持他们的工作，估计他们对自己的最低工资感到很满意。

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把自己放在那些工人的位置来思考问题，问自己，是否希望提高最低工资。例如，假设最低工资提高10%，就会产生10%的可能性使你失业。我想，也许你会认为这是一次不错的赌局。你有九成的胜算，唯一输掉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工作。

如果这些拿最低工资的工人真正理解了这种成败的可能性，他们或许愿意，也或许不愿意提高最低工资。对于一个合格的经济学研究生来说，他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这种成败的可能性的真实数据，懂得从众所周知的人们愿意赌博的心理出发进行推测，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弄出一套颇令人心悦诚服的论据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保守派在这方面都是不诚实的（也许不是有意的），他们都会故意说，很显然，最低工资制度“伤害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以上这些削弱了前面提到的观点的第二层意思，使之很难进入第三层观点，即最低工资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如果想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论证道路。

找到这条道路并不难。假设你是一个小企业主，有10个全职、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如果最低工资增加50美分，那么你一年就要多花1万美元。这和增加1万美元的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你还不会得到任何新的政府服务来作为补偿。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企业主），增加最低工资就好比是大幅增加税款一样，所有支付出去的收益，和支付给员工福利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要通过一个增加税收和开支的方案，而且把它的强制性给大家解释清楚，我想所有的投票者都会犹豫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方案掩饰成一个增加最低工资的方案，那么，甚至在一个共和党把持的议会中，也会获得顺利通过。

根据市场情况，企业主最终可以通过提高价格[1]来把那种税收增长的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而且这一部分的比例甚至可以高达100%（虽然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在对付最低工资的增长中，就成了纯赢家。（给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一道练习题：准确判定，在何种情况下，以上那种情形可能发生？）但是，尽管这样，税收的武断性和繁重性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只是意味着，另一小部分人，即消费者，正在承担这种武断而繁重的税收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有了充足的理由来反对最低工资制。但是，保守派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貌似强大的理论，他们宁愿死死抱住这种令人怀疑的观点不放，即最低工资制度对工人有所伤害，并以此来假扮成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他们这样做，是考虑到一种致命的文化偏见，根据这种文化偏见，那些维护工人的利益，甚至是想象中的利益的人，都比那些维护消费者和企业主真实、合法利益的人更富有同情心。

我在脑海中勾画了一种有原则性的、受人欢迎的保守主义者，他是所有受压迫者的捍卫者，当然，这些受压迫者还要包括那些被挑出来负担政府义务的人。这种保守主义的代表们将会认识到并揭示出某种不合理的现象，即让一小部分美国人去为整个经济体系的收入再分配方案买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如果政府要命令对低收入的工人进行施舍，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对它这种方案进行补偿，比如用一种更广泛、更合理的税收来进行答谢和补偿。

这些保守主义者要想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在人们的心态方面进行一场实质性的革命，但这种革命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革命的规模上，要推翻人们那种19世纪的观念，比如要进行一次家庭野餐会，就要等到大家都这么做了才可以。这场新型的革命要以建立一种20世纪的观念为目的，即应该视你的职业、收入或社会地位而要求平等的纳税待遇权，一旦你决定要为自己做生意了，这种权利也就随之消失，不存在了。

在这些零零星星的对革命的渴望中，充满了政治上的花言巧语，它们尽力迎合“普通人”的兴趣，就好像要想获得合法的利益，前提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对于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而对于不是普通人的第三者，我们就可以不必关心其公平待遇问题了。这些观点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它们的丑恶。我想，在美好的未来，这些观点就会像一个野餐会上的吊死鬼一样不受欢迎。

培养敢于探究真理的孩子

当凯莱开始在我们当地的犹太教革新派教堂参加主日学校时，我注意到有一个班的学生的作业是写一篇小短文，开头必须是“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最佳作文都被贴在一块黑板上，它们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的：“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循环利用废弃物。”“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要好好对待动物。”真希望凯莱的班也会有同样的作业，我曾经和她讨论过她有可能写什么。我建议她写“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就会杀死我敌人的长子”。凯莱不喜欢这样的题目，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确定的题目如下：“要做得更像上帝一样，我会努力去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统治！”[2]

知识分子的自满是一种疾病，陈词滥调就是病源，而不敬的心境就是这种疾病的疫苗。我希望培养一个孩子，让他敢于嘲笑上帝的意愿，这样他就会发现，去嘲笑那些知识分子、政客、教师、法官、记者和经济学家等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文化偶像。

当然，不敬还不够。看穿一个错误的知识概念，只是在为了以新的概念取代它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我要让我的女儿懂得，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她一定能为之做出贡献，而这项任务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探究真理的道路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偏见中解放出来。

[1] 企业主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受制于一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如果快餐消费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冷冻食品，那么，快餐食品的价格就不会上涨得那么快了。

[2]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绝对的犹太教革新派的观点。五年级学生在走廊的墙上办了一个“大屠杀纪念艺术展”，上面有个横幅写着：消灭纳粹！我无法指责这种情感。

第7章

不公平的合法制度

为什么一个一年只挣1.8万美元的出租汽车司机，却要比从前的奴隶承担更多的义务呢？他们一生都在负担着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的物价，以此支撑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而那些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他们的两倍！

我们该补偿奴隶主？

毫无疑问，自由贸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也必须承认，对有些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因此，对于那些精通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从自由贸易中所得到的东西是如此美妙，以至于让人无法抗拒，但是，赢家至少应该和输家分享他的好运。”

因此，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通过，迈克尔·金斯利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中写道：“如果有一个美国人，每小时的工资是16美元，但是他却失业了，该工作岗位被一个墨西哥人抢了去，因为墨西哥人的工资只有每小时3美元。这时，公平和政治上的审慎就要发挥作用了，即美国人将会因他的损失而得到补偿。”

说到政治上的审慎，金斯利也许是对的。但是，说到公平，它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恰恰是不公平的。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美国人，终日因某件事向我们收费16美元，但是，这件事我们本来只应付费3美元的。因此，真正的公平应该是这样规定的，那些因保护主义而获利的美国人，应该补偿他们的广大同胞，因为正是这些同胞们替他们承担了损失。

我和迈克尔·金斯利一样，都有一种追求公平的激情，在这种激情的促使下，我想提供一个政策建议。我建议，对于所有因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其他自由贸易协议的实行而失业的美国人，美国财政部应该没收一部分他们的资产，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收益可以用来资助一项综合性的减税计划。

保护主义使得那些每小时得到16美元工资的工人通过某种决定来剥削消费者，这种决定是完全合法的，但又是完全不公平的。因此，这种决定是让人厌恶的，就跟合法的奴隶制一样令人厌恶，当然它们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当奴隶制被消灭后，公平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金斯利提议的逻辑，我们应该补偿从前的奴隶主，但是，根据我提出的相对建议的逻辑，我们应该对从前的奴隶进行补偿。

金斯利的观点不是没有先例的。在18世纪后期，当美国北部各州废除了奴隶制后，一般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公平起见，从前的奴隶应该对他们前主人的损失进行赔偿。

过了70年和一场内战后，再也没有人认真提过对南方的前奴隶主进行赔偿的事了。这部分是因为奴隶主们在军事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无法有效地推行他们的主张。同时，这也是因为国家的道德意识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奴隶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制度。那些奴隶主的利润都是不公平的、剥削来的，没人认为必须向他们的损失提供补偿[1]。

现在，我们的道德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流社会，还有人认为，白人，即便他们的祖先没有从奴隶身上得到什么利益，也应该把一些收入转让给黑人，因为他们的祖先遭受了苦难。但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建议，现在的黑人应该把一些收入转让给白人，因为这些白人的祖先在1863年失去了奴隶，遭到了损失。如果你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提这样的建议，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再收到这样的酒会邀请了。

与此相比，在同样一场酒会上的另一个客人就不会遭此厄运，因为他公开鼓吹对职业再培训计划进行财政支持。可怜的消费者刚刚因为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稍稍摆脱了一些保护主义者的奴役，但这些职业再培训计划却要饱受折磨的消费者去继续支援那些曾经剥削过他们的失业工人。

下次参加鸡尾酒会，如果你的同伴在你的耳边喋喋不休地同情失业工人，那么你就问问他，是不是应该给内战后的种植园主制订一个职业再培训计划，是不是应该让刚刚解放的奴隶来给这项计划埋单。当他满脸震惊的时候，问问他，为什么一个一年只挣1.8万美元的出租汽车司机，却要比从前的奴隶承担更多的义务呢？要知道，他们一生都在负担着因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的物价，以此来支撑那些制造业工人的收入，而那些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他们的两倍！

酒会上客人们的这种偏见，反映了一种对消费者欠考虑的蔑视，一种很时髦的做法就是打击美国的副总统，让他灰心丧气。阿尔·戈尔曾经和罗斯·佩罗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辩论，戈尔在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时，甚至不敢提那个好像不太好听的词“消费者”。相反，他在佩罗的势力范围内与之纠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争辩说，自由贸易会为佩罗试图保护的产业工人带来利益。听着戈尔的辩论，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18世纪缩手缩脚的废奴主义者的形象：不愿意公开维护自己的事业，只是小心翼翼地反对奴隶制，理由是自由劳工制度可能对种植园主更好。在这场辩论中，消费者权益这个极大的优势却完全没有被利用起来，而这正是戈尔最能吸引选民的地方。

金斯利和戈尔一伙人等应该记住，我们建立市场的原因是为了促进消费。生产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生产者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消费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谋利动机通常是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应该加以鼓励。但是，如果生产者想在市场体系以外行事，达到某种目的，如游说议员，寻求保护，避免来自国外的竞争，或者说把交纳贡税作为繁荣贸易的条件，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就不应该得到任何回报。

别拿“公平”当幌子

再征收税款使我的财产税增加了40%，而我的邻居却安然无恙地避过了这次增税。这使我对这种不公平做法做了一些考虑不周的评论。我的邻居说：“没错，是不公平。很显然，在过去15年，你一直没有付够你应付的那一份。你应该捐上一大笔款子，对市财政进行补偿！”

税收负担是否应该和财产价值挂钩呢？先把这个大难题放在一边，我必须赞成邻居的观点。现实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公平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完全不公平的。暂且称之为老祖父谬误吧，这是一种关于公平的修辞学上的花招，意思是享有一些特权，使自己免受新的法律的限制，就像我报的低税额，或者说像一个工会会员所受到的保护，这种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竞争的威胁。甚至从一开始，这些特权就是不公平的，然而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所以它们仍然被看成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但是，这也是惰性的秘诀，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从源头上纠正一种现存的不公平现象，最终都会被攻击为对其自身权利的不公平。根据这种老祖父谬误，我的税额永远不能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永远不能降低。

道义问题在游戏场上总是表现得最清楚的。如果有个恶棍在学校欺凌弱小，勒索同学的午餐钱，被抓住后，被命令改过自新，我们不会认为剥夺了他传统的收入来源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甚至是这个恶棍自己的老祖父，会支持这种发生在学校的老祖父谬误式的行为。

同时，也没有任何人会这样认为：这个恶棍是被误导了，以为允许他永远统治这个学校，于是，他就把自己训练得非常具有威胁性；如果他知道他的统治将会发生改变，他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友善一些，因此，他就不必受到谴责，不必去赔偿他的受害者。但是，如果这个恶棍的事不是发生在校园，而是发生在一个工厂，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有选举权，那么，政治家们就会卑躬屈膝地跑来，像老祖父一样地溺爱他了。

我要提倡的是一种零基数预算法，这也是公平的另一种说法。零基数预算法是一种公司管理方法，它要求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年从一开始就为其所有开销提出正当理由。而传统上，与零基数预算法相对的一种管理方法是，认为每个部门都会有一个和上一年非常类似的预算。就像那种老祖父谬误一样，传统的预算法把现实当作一个自然的起点。

采用这种零基数的方法做到公平，意味着认清一项政策制定得是否公平，并不是根据这项政策是改善了一个人的前途，还是毁了一个人的前途，而是要根据它是否与某个绝对的道义标准相一致。我们也许对那个绝对的道义标准是什么样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这种解决分歧的尝试比起一贯认为“我有权享受农业补贴，因为它从我可以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态度要更有教育意义。那么，如果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损害了最需要这种制度的人的利益，这样做公平吗？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公平的概念牵涉的不是变革救济金的问题，而是救济金水平的问题。传统的行事方法会使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是应该增长还是下降？而零基数的方法要求我们直接转到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个数字，而不是像“少一些”或者“多一些”这样的词。

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所有对福利救济金的削减行为都遭到指责，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也就是认为这个关键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问。如果对所有的削减行为都持一种自发的反对态度，那也就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它是现状。

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说因为某事是好事，所以它应该多多益善。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某个事物很好，我们应该拥有很多（当然，除非它很昂贵），但是“很多”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无论你喜爱的东西多么称心如意，太多了也会受不了的。

因此，如果有人对你说，政府应该在福利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在艾滋病研究方面、学生贷款方面、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等），这里我给你提供一种检测方法，就像石蕊实验一样，可以测定他是否已经沦为老祖父谬误的受害者：问问他，政府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多少资金？如果他不知道目前的资金投入水平，他又怎么可能知道是投入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呢？

在处理像租金管制、失业救济金以及反托拉斯政策等多种多样的问题方面，常常缺乏一种零基数推理法，留下了一个知识的真空，于是，像老祖父谬误这样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填补这个真空。纽约的政客们讨论过“逐步取消”租金管制的问题，这样一来，房客们就能够逐步自我调整，来适应市场规律。但是，如果租金管制已经首先使房客得到了不公平的利益，那么，让管制继续存在就毫无公平可言了。如果公平是问题的要点，那么，这种租金管制制度就应该被毫不犹豫、毫不拖延地废除，而且即使到那时，房客们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不会再跟在他们后面要账了。实际上，他们拖欠租金的原因是不同的，或者是因为市场价格的公平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真实收入问题。逐步取消租金管制，就好像是想要惩罚一个偷车贼，惩罚的方法是：让他开着偷来的车，每天少跑几英里！

逐步取消的鼓吹者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的动机不是公平，而是实用主义，即一种对政治可行性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公平和实用主义的讨论经常被老祖父谬误搞乱。就拿失业救济金问题来举例吧。人们总是说要公平就要提高救济金的水平，而实用主义者就会给这些救济金设一个上限，对于这些说法，我已经听腻了。但事实却几乎是相反的：实用主义正是我们首先获得高额救济金的原因，实用主义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妥协和投降。布什一次次地提高救济金的水平，可以算是一个美国现代政治上最佳的投降主义者。完全取消救济金将会是实用主义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妥协行为；而纯粹的公平要求就更多了，它甚至会要求那些当别人在工作，而他们在吃白饭的人做出赔偿来。

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老祖父谬误甚至影响到了反托拉斯法律领域，当时，有一些公司的合并计划被禁止了，因为它们的合并可能引起价格上涨（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另一些公司的合并计划被禁止却是因为它们的合并可能引起价格下跌（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总体上看，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原理就是：不允许改变任何价格；取而代之的，是要市场停止活动，服从现状。原因是现状就是现状。这就是老祖父谬误的本质。

三年一变的税率谁受得了？

说到税收政策，老祖父谬误在其中就显得尤其阴险有害了。1990年，国会的民主党人认为，要做到公平，就要求最高边际税率为31%。他们实现了他们的要求，而到了1993年，他们又说，要做到公平，就要求最高边际税率为39.6%！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要做到真正的公平，我们应该阻止累进税率的下降，要让他们一次性地告诉我们，他们到底认为什么样的税率表才是一个公平的税率表，而不能让他们每三年就改一次主意。

共和党人也不再是前后一致了。1990年，纽特·金里奇告诉我们，他更喜欢里根的税法，而不喜欢布什的税法；1993年，他又告诉我们，他更喜欢布什的税法，而不喜欢克林顿的税法。到了1995年，共和党接管了国会，金里奇显然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采用布什或者克林顿的税制。现状已经改变了，但是绝对意义上的对错标准应该没有什么改变，不论是现在的，还是1990年的。

事实上，如果老布什和克林顿的增税是不公平的，就像许多共和党人曾经主张的那样，这些共和党人就应该不但废止这些增税，而且应该使税制退回到1990年时的税制。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党人的确认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富人们都缴税不足，那么，他们就应该使税率增加到1979年的水平。

我希望每个人都记住一种关于税制的公平性的见解，并且始终如一地支持这种见解。我先来举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如果接受的都是大体上相同的政府服务，而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缴的税多，那么，这种税就是不公平的。这也就意味着，那种具有欺骗性的“单一税率”，几乎肯定因为其过分的累进性而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税制了。因为在这种税制下，每个人都要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而这个比例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和每个人都上缴一定数量的美元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像“单一”这个字面所表达的意思）。我要给单一税制设一个上限，这样，就不会有人付五倍于平均税额的重税了。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公平的观点，很好，告诉我你的观点。但是，如果你对我说，现在的税制一直就没有实现充分累进，那么，你就成了老祖父谬误的受害者了。理智上的诚实是需要前后更加一致的承诺的。

[1] 在林肯任期的前期，他赞成对解放了奴隶的奴隶主进行补偿，但这也是出于实用政治学，而不是从道义上来讲必须这样。甚至当他签署了补偿令后，他也没打算让奴隶们来付这笔钱。

第8章

不对称，不公平

孩子们懂得什么是不公平。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见，他们就知道这一点，你可以信赖他们的看法，使你对这种不公平引起注意。

问问孩子：“公平吗？”

著名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说，孩子天生就懂得一些语法的普遍规律，这些东西就好像是在娘胎里就输入了他们的大脑一样。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一个孩子要学说话，就要把这些普遍规律翻译成为一门特定语言的语法规律。这种理论在乔姆斯基这样的语言学家们之间也许存在争论，但是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例如，我相信每个婴儿的大脑里都有某种关于“那不公平”的普遍看法，它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等着被翻译成一种父母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孩子们懂得什么是不公平。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看见，他们就知道这一点，你可以信赖他们的看法，使你对这种不公平引起注意。相反，经济学家却认为，公平和不公平是非常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概念，定义它们就很难，认识它们就更难了。

因此，我们创立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叫“公理化议价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决什么是公平的问题。它的研究策略是这样的：首先，提出一个准确、正规的公平的定义（通常是用数学语言提出的），然后虚构出某些高度程式化的场景（假设杰克有两个苹果、三个橘子，而吉尔有三个苹果、两个橘子……），而后根据你先前做出的正规的定义，来判断事情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然后设法评估这些判断与我们从生活中得来的关于公平的直觉概念是否相符。接着，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关于公平的精确、正规的定义来重复前面的过程，看看这种定义是否更合适一些。

如果蹒跚学步的小孩能够理解语言，他们就会对这种“公理化议价理论”感到非常熟悉。那是因为对于公平的正式定义来说，其核心一般是对称原则，即对那些处于类似条件下的人，应采取类似的待遇。当小孩子们看到别人得到的蛋糕更大时，会大哭大闹，正是这种对称原则的作用。

对于一种常人看来很不合适的公平，对孩子和经济学家却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兴趣就会滋生哲理，既有孩子们天真的观点，也有经济学精妙的理论。而引人注目的是，不论是天真的孩子，还是老于世故的经济学家，都会达成这样一种一致的结论，即公平首先是对称。

从孩提时代一直到长大成人，我们对于公平的态度至少有两条发展道路，这里，我说的是常人的情况，而非经济学家。首先，我们发现公平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让生病的孩子待在家里，而错过了棒球比赛，是不公平。但是，为了治病，待在家里仍然是一个好办法。长大后，我们发现，公平常常要给效率和得当让路，当然，这时，我们对此已经非常理解了。当孩子量了一下蛋糕，然后大哭大闹说：“这不公平！”父母会非常镇定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要平分蛋糕？”

偏执的平权法案

能够认识到生活还意味着很多，而不仅仅是公平，这绝对是一种健康、成熟的标志。伴随着这种成熟，产生了另外一种关于公平的思想发展道路（这种思想就更加具有欺骗性了），即轻易忽略了关键的对称原则。

让我来举例说明一下，这个例子是那些经济学家非常喜欢使用的程式化的例子之一。玛丽有一套空闲的公寓，而乔正在找地方住。如果乔不喜欢玛丽的种族、宗教或者生活方式等，他就可以再去别处找。但是，如果玛丽不喜欢乔的种族、宗教或者某种特定的生活习惯，她却要强忍下这些不满，把公寓租给乔，因为这是法律规定。

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伯特想雇一个业务经理，而厄尼想当一个业务经理。法律允许厄尼可以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工作。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就可以不给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干活。但是，对伯特的标准就要高许多了：如果他让人知道他不想雇阿尔巴尼亚人，那么他就最好去找一个好律师了，因为他的麻烦就要来了。

这些不对称的情况可以说滤掉了公平最基本的要求，即人们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不应因一些不相关的外部情况而发生改变。玛丽和乔，伯特和厄尼，都想建立某种商务关系。为什么由于那些反歧视法案，他们就不得不承担一些不对称的义务呢？

当法律是如此明显的不对称时，人们就不得不去怀疑立法机构的真正目的了，他们不是去和种族歧视作斗争，而是去鼓励社会地位的歧视。这些立法者认为雇主和房主的地位要高于雇员和房客，因此，他们就对雇主和房主表现出了一定的敌意。

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关于逆向歧视的事情了，我想是太多了（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再也举不出什么新的例子了），这种歧视是说，法律不公平地区别对待黑人和白人。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一些关于侧向歧视的问题，即法律不公平地区别对待房主和房客的问题。

下面说说为什么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侧向歧视”（sideways discrimination）。房主，和房客一样，来自各个种族。包括下面表格中的每一栏：

逆向歧视是说你的权利取决于你的种族（即你是处于表格中的上一排还是下一排）。侧向歧视是说你的权利取决于你的社会地位（即你是处于表格的左边还是右边）。

有两个原因和侧向歧视有关。一个是原则性的：不对称的义务是不公平的。另一个是实质上的：现在限制你邻居自由的制度以后可能扩而广之去限制你的自由。现在，当局告诉玛丽如何选择她的房客；以后，当局会告诉乔如何选择公寓。现在当局告诉伯特如何选择业务经理；以后当局会告诉厄尼如何选择工作。如果厄尼拒绝一个黑人雇主提供的工作，他就必须证明他所做出的决定不是基于种族问题的。

为什么不继续了？如果平等权利法案的那些原则一直实行下去，他们就会逐步统治住房市场、职业市场，乃至婚姻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那种离奇的未来，你在选择情人时，如果考虑种族问题，那将是非法的。司法部的统计人员将会仔细审查你的约会方式，确保你挑选的情人是一个社团的合理代表。当你们最终订下婚事后，你还必须证明你选择的配偶客观上比其他可选对象更合格。一旦这种制度就位，它就会被扩而广之，涵盖性别和种族等各个方面：玛丽会因为嫁人而被传唤到法庭，因为原本有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士可以嫁给她的丈夫的。

如果那种景象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记住，平等权利法案现在的形式，就在几年前，看上去同样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如果听起来像一个噩梦，那么，要知道，对玛丽和伯特来说，这个噩梦已经变为现实了。

为什么这种噩梦般的情景看上去是如此让人难以理解，如此怪诞？我想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许，它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料想，如果房客（或者雇员，或者情人）的权利被强制提升到和房主一样的水平，那么他们就不愿意去投票支持某些人了。侧向歧视之所以兴旺发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对准了像房主那样的一小部分人。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去考虑侧向歧视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这种情况从前就出现过。马丁·尼默勒牧师，在一个纳粹集中营待了八年半后，写下了下面的词句：

他们先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然后他们对付犹太人，我也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对付贸易工会分子，我又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然后他们来对付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对付我，到那时，已经没有人敢出声了。

像玛丽这样的房主应该每天好好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恩赐他们有这样好的运气，没有生活在尼默勒牧师所处的那种恐怖时代和恐怖世界。但是，她也会遇到许多和牧师所说过的一样的境况，即她的自由被剥夺了，但是她的大部分同胞对此却毫不在意或者漠然置之。像乔这样的普通人，几乎不去考虑这样的事实，即许多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玛丽的却被剥夺了。也许这是因为乔不是一个房主吧。

为什么我们不敢让乔或者其他想租公寓住的人，以及厄尼和其他想找工作的人承担平等权利法案的义务呢？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乔和厄尼有权根据他们的地位生活，我们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们以一些我们反感的途径来实现他们的权利，我们便是不尊重他们的权利，即便他们行为的动机只是偏执或者固执。但是，如果乔和厄尼有这样的权利，玛丽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如果玛丽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乔和厄尼应该有义务为她呼吁，为她说话。

让我来直言几句：平等权利法案对白人男性求职者不公平；对企业主不公平，他们是无辜的，却被假设犯有歧视的罪行；甚至对于该项法案的受益者也是不公平的。我说的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是这些都和我所要说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平等权利法案对固执己见的人不公平，甚至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应该得到公平对待。

为什么我就有义务？

你我都不喜欢固执的人。但是，容忍和多元化是个人的美德和社会公德，它们要求我们去赞同我们不喜欢的事物。容忍意味着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人的价值观也许和我们的有很大的区别。多元化意味着避免利用政治力量来“纠正”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价值观。

容忍褊狭的思想听上去好像有些荒谬，但是有许多其他好的思想都是这样做的，如有人提倡实施言论审查，我们也给他提倡这种思想的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和容忍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除非将其平等地应用于我们赞赏的人和从内心深处恶毒地反对我们的人身上，否则，它们都没有任何意义。

容忍是一种令人尊重的美德，因此我们要把它教给我们的孩子。多元主义是反对专制的保证，因此，它应该成为我们对政府的要求。如果我们替那些即便是最受忽视的少数人说话，那么我们不但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

为了使你不至于认为褊狭是少数人的问题（比如固执己见者），只有他们非常令人不快，请你再读一遍尼默勒牧师的诗句吧，要知道，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那时才有的。

当食品杂货店里的莴苣价格昂贵时，顾客们就会诅咒商家；但是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无论价格如何也不会卖给他们莴苣，而他们却不会去诅咒这些朋友和邻居。我们也很少听说那些爱发牢骚的人会主动说，他们要开一家他们自己的食品杂货店，并提供更优惠的价格。有些人自己的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却要号召商家多跑出一公里来。

只是怨恨商家，而不去理会世界上其他没有给你提供便宜莴苣的人，至少还只是一种相对无害的矛盾行为。但是这种同样的道义上的混乱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而它也并不总是无害的。大约每六个月，你就会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一些缺德的奸商把水卖到了每升1.6美元，或者是随着一场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的某些关键的必需品失去了它的正常来源，于是便被卖到了一个出奇高的价格。那些新闻节目主持人和政客常常对此表示异常的愤怒，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运来过一滴水，即便是每升卖1.6美元或者是以其他的价格出售。如果说这些无德奸商有义务以少于每升1.6美元的价格卖水，为什么这些新闻节目主持人没有这种义务呢？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是一种更加诱人的假象。最近，《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讣告，上面说这个人是“普遍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和活动家，尤其是在同性恋者的公民权方面”。这里，尤其和普遍是矛盾的，因为“同性恋者的公民权”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是指限制那些不知何故不愿意与同性恋者做生意的人的公民权。

显然，《纽约时报》的讣告执笔者是受了奥威尔式观念的束缚，认为谁拒绝租给你房子，谁就触犯了你的公民权。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有这么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要给你提供一所房子，那么，你所有的邻居几乎都没有履行这项义务，因为没有一个邻居愿意租给你房子。假设玛丽建了一所房子，并且拒绝租给你。她还是为你做了一些好事：玛丽把房子出租给别人后，会在其他地方产生空房，减轻了住房市场的压力。把这些和我可能为你做的好事做一个比较吧。我没有什么涉及房地产的计划。我没有任何像玛丽那样可能租给你的房子；我甚至没有任何可能出租给你的东西。但是根据法律（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玛丽对你造成了一些实际的损害，而我是完全清白的。这简直是疯狂。

为什么玛丽比我有更多的义务租房给你呢？这就是道德义务，只要它存在，它就是一个普遍原则：或者它适用于每个人，或者它对谁都不适用。一项法律在实施的时候，如果不能做到对称、平衡，它就没有了道德基础。

根据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平时必须坐轮椅，因而无法去你非常喜欢的购物中心的三层，根据法律，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就必须安装一部电梯供你使用。但是，这样的法律就没有什么道德意义了，因为它要求购物中心的所有者（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去帮助你克服残疾，而允许我（另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完全忽视你的困境。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和我其实对你的问题都不感兴趣，那为什么单单他就必须承担解决问题的所有费用而我就可以若无其事呢？

咱们换一种说法。这个购物中心的所有者，建起了这个购物中心，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伤害。没错，你到不了购物中心的三层，可是，如果他不建这个购物中心，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三层好去的。因此，假设这个购物中心没有伤害到你，但为什么带来了必须帮助你的义务呢？电梯也不能被看作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公平。

你也许会反驳说，这个购物中心的出现，的确使你的生活更加糟糕了，因为对于这个诱惑，你的邻居可以去享受，而你却不能。但是这种反驳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件好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却不能分享，你就会特别地讨厌它。这是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非常乖戾的观点，如果我们把它从逻辑上推向极端，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做了对任何人有利的任何事，而你却没有得到，那么你都应该得到补偿。

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小企业主必须雇用残疾人。如果说这是建立在某种道德义务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有这么一种雇用残疾人的道德义务，那么，我们就都必须开办小企业，使得我们也可以雇用残疾人。但是，法律却规定了一种义务，把它强加在某些人身上（在这里是指小企业主），而其他人却没有这项义务，这也就意味着，这项法律本身认为，这种义务没有道德基础。当这种对称原则被破坏后，所有的道德内容也就跟着彻底瓦解了。

别对压迫毫不在乎，“压迫”这个词常常会突然在政治辞藻中大量出现。像褊狭一样，压迫常常与不公平有密切的联系。这个词常常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我们比其他人受到了更多的压迫，而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一种（最好是好几种）标准可以用来判断我们对待这种说法的认真程度，那将是十分有用的。我来举一种公认的、不太完美的量度方法：你所受压迫的程度和你的净税额，即你支付的美元数减去你接受的政府服务的价格，是成正比的。

这种量度方法之所以不完美，其原因是，举例说明，它忽略了具有压迫性的立法机构的掠夺，或者说，它忽略了强加给特定的少数人的要求，要求他们执行平等权利法案等类似法律。但是这种量度方法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粗略的近似值，反映了强加在一个公民身上的负担，而如果不是这些负担，压迫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压迫总是褊狭的结果。我们向富人们征收巨额的赋税，然后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因为富人和你我不一样。是，他们是不一样，有的通过非凡的产业致富，有的通过非凡的好运致富。但是，仅从这些不同我们就得出结论说，可以攫取他们的财产，这是需要某种非人性的东西来运作的，而这种东西正是褊狭的本质，我们是从来不会在学校教孩子这些的。

很久以前，有位美国总统计划进行一次影响广泛的卫生保健制度的改革，改革由新的政府机构来运作，资金来源是一种累进工资税。他的政治对手公开抨击这个改革，理由是，它无法运作，它会限制选择权，卫生保健的质量会下降。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触及它的核心道德问题，即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为别人的卫生保健付费。

没有一个政客敢讲真话了，这就是一种证据，见证了我们对褊狭和压迫已经变得多么毫不在乎。那些不按常理行事，行为方式令人不快的人（比如偏执者），权利越来越少；那些不同于一般，但行为方式无害的人（比如房主、雇主、富人），义务却越来越多。

但是，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被平等分配，不然，它们便失去其道德境界了。我们应该去教育孩子们，不要因为别的孩子和自己不一样，就去惩罚他们。他们长大后，就会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第9章

这样的赋税完美吗？

没有人想过用一种非常不合逻辑的推理来侮辱和轻视孩子的智力，如“莫缴的税比你少，这对他很公平，因为他在采摘野花，而你却在盖房子”。

谁该帮谁盖房子？

孩子们和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公平就是对称。把这个记在脑子里，我会从一个寓言故事说起。

曼尼、莫和杰克三人，每人都靠4公顷的树林生活。他们都想盖间房子。曼尼和莫都是熟练的伐木匠，而杰克一辈子就从来没有挥过一下斧头，如果没人帮他盖房子，他就是居无片瓦了。

曼尼和莫有义务去帮杰克盖房子吗？有人说是，有人说否，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立刻表明我的态度。我想关注一下的是对称问题：根据我现在已经讲的故事，曼尼有可能比莫承担更多的帮助杰克的义务吗？当然不可能。曼尼和莫有许多不同点（比如姓名不同等），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是和目前这个问题有关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方面，他们都是相同的，他们对杰克的义务也是相同的。

现在，让我再多给你一些信息。在测量了自己的土地面积后，曼尼决定清理出两公顷地，给自己盖一个五层楼的漂亮房子。而莫，最近又重读了一遍《瓦尔登湖》，认为一间小屋对自己的生活来说足矣，他要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时间和大自然进行交流。

有了这些，你会认为曼尼比莫更有义务去帮助杰克吗？我仍然认为很难下这样的结论。曼尼和莫对住房有不同的品位，但是这个差异好像和他们名字的差异比起来，从道义上来讲，没法说谁比谁更重要。因此，对称原则表明，他们对杰克的义务仍然是一致的（你也许会争辩说，莫的生活方式表明，他非常讨厌艰苦的劳作，因此，如果让他给杰克工作，对他来说，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了。但是，你同样也可以这样认为：曼尼的生活方式表明，他特别喜欢在自己的房子上面花工夫，因此，如果强迫他为杰克工作，也会是非常残酷的。这些论据同样都会使莫和曼尼摆脱必须帮助杰克的义务）。

但是，如果曼尼、莫和杰克都生活在美国，那么，他们就都必须服从一种税制的规定，而这种税制，完全蔑视对称原则。因为曼尼比莫工作更努力，获得的物质财富更多，因此，曼尼就要比莫贡献得更多，来养活杰克。当然，我们不会死抠字眼儿，要曼尼去杰克那里帮他盖房子，但是，我们要曼尼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让给杰克，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曼尼也不会自己去盖房子，他会有其他的工作，挣得工资来买房子）。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种累进税制要求曼尼的付出比莫要多得多，但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根本公平的表现。事实上，它确确实实是一种根本不公平的表现。

没人会想过用一种非常不合逻辑的推理来侮辱和轻视孩子的智力，如：“约翰尼得到的蛋糕比你的大，这很公平，因为他玩沙箱，而你却在玩秋千。”孩子们知道，你怎么玩和你怎么切蛋糕没有任何道德关系。但是曼尼却要遭受这样的欺侮，有人告诉他：“莫缴的税比你少，这对他很公平，因为他在采摘野花，而你却在盖房子。”如果必须的话，你可以拿走他的钱。但是不要指望他会忍受这种言辞，因为你对小孩子都不会说这种话，这种言辞只会增加对他的侮辱。

人头税才最公平

每当谈到税法，经济学家们就喜欢说，这里有一个“公平”（也就是重新分配收入的问题）和“效率”（也就是保持对生产行为的一种激励）的权衡问题。按照传统的看法，累进所得税是公平的（因为它让富人承担了更重的税务负担），但是同时也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没有激励工作）。相比较而言，完全的人头税（即无论你的收入多少，每年都是3000美元）据说很有效率但是也很不公平。

但是，一项税收，每个人的税额都相同，却被描述为“不公平”，这在字面上也说不通。在关于税收政策的辞藻中，“不公平”这个词从来就没有“不公平”的意思，它好像有“财富重分论者比希望的要少”的意思（我估计它特别希望在某种政治氛围中，出现某种语言上的精确用法，这样，政客就可以用“统一税”来描述一种按收入征收不同比例税额的税制）。

我不认同这种公平和效率的二分法，我不认为通常采取的收入再分配的任何方法都是很公平的。如果一个制度给本质上相同的公民强加上不同的义务，那它就是不公平的。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拥有同样的24个小时。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挣钱，也可以用这些时间来享乐。如果你花了一小时挣钱，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对你来说，“公平”的做法就是与你的邻居分享一部分你的收入。如果你花了同样的时间来享乐，这个制度就不会给你强加任何的义务，让你与人分享你的利益。

如果我花了一小时，挣了一美元，那么，我就必须给公共财政贡献出三分之一来。如果你花了一个小时去享乐，你就不必贡献出三分之一小时来为公众谋利益，比如沿路捡垃圾什么的。这种根本的不对称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公平、公正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收入的差异完全由个人选择产生，那在我看来，人头税就很公平，起码从字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虽然选择可以解释许多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是它也不能解释全部。我比弗兰克·西纳特拉挣得少的原因，不是我每天唱歌的时间比他少，而是我天生没有一副好嗓子，而这也不是我的错啊。

惊人的77%∶23%

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更有天赋。如果你比你的邻居聪明，或者比他强壮，或者比他更有雄心，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税收制度要求你为邻居的生活做出些贡献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不太肯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种我所知道的最棒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打个比方，来说明我们是带着社会义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我们出生之前，以及在我们可以预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之前，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确保（自愿地）彼此都不是天才。换句话说，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签下这样的合同：“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天生精明，另一个天生愚钝，那么精明的就要把他一半的收入给愚钝的。”我用“精明”这个词，意思是“有很强的挣钱能力”，而“愚钝”则指相反的意思。如果我能想到一个词可以表达“有很强的挣钱能力”的意思，我就会用那个词，而不用“精明”了。

要在现实世界中执行这个合同，即便我们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合同，我们也会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法庭在强制执行合同时，常常只要是诉讼当事人想到了，并写入合同条款里的，它都会去执行，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赞成法庭的这种做法。如果有的合同条款人们忘记写了，我们也去执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执行那些人们没法写的合同呢？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这个不便条件吗？

但是，除非你知道合同的内容，否则你就无法执行这个合同，因此，问题就是必须要搞清楚，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出生，我们这个合同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从数量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有很准确的关于现实世界中天才分布的数据，因此，可以合理地估量我们面临的风险有多少。我们还有现实世界中保险销售量的准确数据，因此，我们可以合理估量出有多少人愿意做出一定的牺牲，来避免其他各种各样的风险。我的同事雨果·霍彭哈恩和詹姆斯·卡恩就用这些估量方法估算出，在未来的议会中，议员们会同意这样的决议，77%的人（都是最有才干的人）将要彻底去养活剩下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家会认为，23%的人口将会永久失业，靠福利生活。[1]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如果你同意这种关于执行合同的论点，这就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福利国家的数量应该大量增加。但是，如果你再另外增加一个考虑因素，你就会得出一个新的数字，同样很有意思，但是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下面就是那个额外的考虑因素：根据霍彭哈恩和卡恩的理论，我们不但要同意让那23%的人口永远靠福利过活，我们还要同意必须非常慷慨地赞助他们，让他们过得比那77%工作的人还要幸福。但是，霍彭哈恩和卡恩的计算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有人逃避劳动，即精明的人会作假，使自己也可以享受福利。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会崩溃。

换句话说，这种方案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消极阻碍作用，最终，所有人都会饿死。如果存在某个中央机构，它可以正确估量人们的才干，强迫那些精明的人去履行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合同，而不是靠施舍过活，那么，以上的担心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如果人们隐瞒他们的技艺，那么，原有的合同就必须重写，以此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出生前的时候，重新协商我们的合同。权衡如下：我们仍然渴望那种大型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对工人来说，支撑这个安全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不想让他们有这种想法：在如此重负之下，他们宁愿这个安全网彻底崩溃。为了挽救这个系统，我们必须缩减它的规模。但是缩减多少呢？

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粗略的估算，而估算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在现实社会的类似市场上做出的一些交易。估算的结果是，在考虑到其消极阻碍作用后，我们希望去资助的失业人口不再是23%，而是0.6%，换句话说，接受资助的失业人口实际上几乎是零。并且那些仍然可以享受福利的少数人，他们现在得到的收益也要少得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将决定，基本上完全废除福利制度。

这完全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保护23%的人口，是一个安全网的底线，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某种措施防止它被滥用，那么，这个安全网的成本是合算的。但是，如果这个安全网存在某种可以预知的、一定程度的滥用（即人们假装是属于那23%之内的），那么，整个安全网的代价就会变得非常高昂，以至于我们宁愿放弃这种安全网，只留下一些可以保护那0.6%的底线的东西（事实上，对他们的资助甚至也只是最低限度的）。

就像23%大得令人吃惊一样，0.6%也小得让人吃惊。我们是否能够期望把这两个极端综合一下，成为某种对政策有实际意义的指导呢？

可以，但是必须进行几项解释说明。首先，只有当那些虚构的、生前订立的合同有一些实际的道德影响时，整个方案才有意义。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合同，但是它们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为了辩论，我还是愿意接受它们。其次，我们必须接受霍彭哈恩和卡恩估算出的数字。这么做更难，因为即便霍彭哈恩和卡恩他们自己也是刚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随着他们思考的愈加成熟和完善，他们的数字也会发生变化。但是，目前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的数字了，而且，最终的数字也许看上去和现在粗略估算的数字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也并不是什么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来，我们继续，当然，要有适当的小心和谨慎。

上帝的征税法则

我的方案是，首先，为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列出一些假设的标准，然后，设计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标准的最佳制度，最后，仔细考虑一下这个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以下是假设的标准。

标准1：从理论上说，应该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再分配体制，涵盖所有的人，从最有才干的到最没有才干的。我的标准中要包括这一点，至少是暂时性的，即便它和我所有的直觉格格不入，当然，除了一种直觉之外，那就是，认为一个好的论据总会战胜你的直觉。霍彭哈恩和卡恩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论据。

标准2：但是，如果这种再分配制度确实有消极阻碍的作用，那么它就应该被尽力收回，甚至可以回到零点。这个标准也是建立在和标准1一样的基础上的，即根据那些计算结果，它是需要我们在出生之前就达成一致的东西。

标准3：因此，避免消极阻碍作用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从标准1和标准2就可以很清楚地推理出来。如果再分配是那么重要，而且我们又愿意牺牲再分配来避免消极阻碍作用，那么，可想而知，消极阻碍作用一定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东西。

标准4：我们不应该向实际的收入征税，而应该向可能的收入征税。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向成果征税，而应该向能力征税。这一定得加倍强调，因为效率和公平都需要这一点。

效率需要这一点，是因为在目前我们着意避免消极阻碍作用的方法中，这是最有把握的一种方法了。向工作成果征税，会让人们更不愿意工作，而向智力征税，却不会使人们变傻（它也许会迫使人们装傻，但那并不是一回事）。更普遍的观点是，当税收阻碍了经济生产活动时，就会导致低效率；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不向行为征税，而向某些不变的特性征税。如果你的行为不会影响你的税单，那么，你的税单也就不会影响你的行为。[2]

上天保佑，公平（或者说平等，或者你喜欢的其他叫法）加强了对效率的种种需求。还记得曼尼、莫和杰克吗？因为曼尼和莫比杰克的技术更好，因此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曼尼和莫应该帮助杰克盖房子。曼尼和莫来到这个世上后，他们的技术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却使他们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负担更多的义务，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曼尼选择比莫多挣些钱，而莫选择比曼尼多些时间享受闲暇。伤害这其中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没有效率的，而且也是从根本上就不公平的。[3]

标准5：对于个人的纳税义务，应该设立一个合理的上限。我个人的感觉，一个人的纳税额，不应超过平均税额的5倍。但是，如果有其他的额度是由以上那些标准得来的，我也会接受。

标准5说的是自由的优点，而前4个标准说的是公平和效率的优点。标准5还包含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对于我们的社会责任来说，是有某种限制的。无论我们对我们的公民负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都应该能够首先完成这些义务，然后继续前进。

在加上了标准5之后，其实我已经部分破坏了标准1的思想基础。原来的思想是去加强我们已经写好的生前的合同（当然是如果我们能够的话）。现在有了很好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些合同里将包括一种对某种技艺的税收，这种技艺可以让人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因为成功的可能是没有限制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一个比尔·盖茨诞生，那么，看上去个人税也应该不受限制。但是，不要忘了，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类的某种本能上的，即人类想方设法让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不出现不好的结果。在这种本能的指引下，我也想确保自己不会设计出一种建立在错误基础上的税收制度。霍彭哈恩和卡恩的观点让我进行收入再分配，我会这么做，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也想在那种再分配上设立某种限制，因为我同时认为，他们的观点也许是错的。

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如果上帝想在以上5个标准的基础上实施一种税收制度，那么一切会很容易办到。上帝知道每个人的挣钱能力，他可以据此给每个人分配一定数量的税额。上帝也有能力让每个人缴清税款。

要想复制上帝的税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作为凡人，我们没有这样的知识和能力，直接向人们的挣钱能力征税，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估计一个最佳的征税方法。

这就意味着向特征征税，因为特征会是挣钱能力的一种很好的预报器。例如，白人（平均）比黑人挣得多，那么直接对收入征税可能对工作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向白人征税，却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且也同样起到了把收入从（平均）相对较富的人群再分配给相对较穷的人群的作用。如果你是白人，每年缴纳1万美元的税，如果你是黑人，每年缴纳5000美元的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同时也是累进程度非常高的税收制度。把种族和挣钱能力联系在一起考虑是有相当缺陷的，比尔·考斯贝就是很好的例证。于是，我们可以向男性、向身高、向美丽征税，使我们的制度接近完美（虽然还不是十分接近），这些特点都肯定和收入有关。

（在向美丽征税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只向自然的美征税；否则，我们就会打击人们在洗发水、化妆品和牙科上的消费。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周围都是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去资助美丽的事物，而不是向它征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这个问题上，收入再分配和有魅力的人们，正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倘若这些特征和收入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向这些特征征税就具有很好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了。倘若这些特征永远不变，向这些特征征税也就非常有效了，因为没有人会为了避税而试图浪费这些资源。在实际操作中，特征税有一个上限：一旦你已经缴纳了“白种税”、“男性税”和“身高税”，那么，你就可以去自由地赚取所有你想要的免税收入了。

你也许认为征收特征税是一种很极端的、未付诸实施的提案。但是我认为并不尽然。例如，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的长，因而在收益会比男性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向男性征税。而平等权利法案就好像是某种对白种人的赋税。当然，它们也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平等权利法案不仅仅是把收入从白人转移给黑人，它还成了一种障碍，影响了工作和工作申请者之间有效的匹配。但是，即便它们不完全相同，它们也不是完全的不同。

以下是我所知道的支持平等权利法案的最有力的论据。第一，生前合同的神圣性要求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第二，如果这种转移是建立在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的，那么，对于工人们来讲，转移收入就是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巨大打击；第三，因此，避免这种打击的影响就会成为我们退却的一种充分理由，我们会选择一种并不太完美的次优方案，即通过把白人的收入转移给黑人，我们至少可以大致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第四，直接征收“白种税”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就求助于平等权利法案这种间接的“白种税”；第五，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间接税导致了效率低下，因为它把一些不合适的人放在了不合适的岗位上，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宁愿存在这种效率低下的模式，也不愿采取任何其他改进的方法。

对我来说，这种观点虽然是由我的一个同事在午餐时提出并且一直坚持的，但是它实在是站不住脚。但是，我不想跑题，去列一个关于我的反对理由的冗长清单，我只是想向这种辩论的精神致敬，这种精神让人努力在一种道德至上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一种具体的政策分析（当然这不包括它对政治可能性的一种轻率假设）。

平等权利法案只是一个与主题无关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收入再分配这个主题上来吧。理论上说，我们应该以智力这样的特征为基础来进行再分配，但是这样行不通，因为要伪装出一个低智商的测试分数简直太容易了。因此，我们只好以像种族、性别、身高这样的特征为基础进行再分配了。

在实际情况中，这也是一种以再分配为目的的税收所能达到的最公平的结果了。这也与霍彭哈恩和卡恩的计算结果明显一致，并且这种再分配方案也试图避免对人们的努力精神造成伤害，同时也尽量避免妨碍其他的自由选择。如果这种特征税是让人无法接受的，那么，人们曾经设计出的任何一种收入再分配方案都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如果说这种税收是非常完美的，那么，为什么它看上去还似乎有点让人反感？不单单我有这样的感觉，每个听过我描述它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打算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搞清楚为什么这种完美的税收还会让我们感到别扭，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搞清楚我们对于税收的感觉了。因此，让我们探究一下这种“完美的税收”的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怎么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呢？这种税收被设计成为既是效率的典范，又是对生前合同的一种公平的履行方法。因此，通常根据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标准，这种特征税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表象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我将在下一章证明这种特征税，以及任何一种税收，都会在方方面面招致严厉的批评。我来预先给你看一下这个证明的一些情况吧。

首先，效率是一种好坏参半的事。当政府得以很有效率地征税时，他们就很可能征税过多了。如果说征税的力量是一种破坏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越有效率，它破坏的速度就越快。

这个论证不仅仅是反对特征税，同时也是在整体上反对各种各样涉及再分配的税收。如果说低效率的税收成本太高，而高效率的税收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那么，就可以说，根本没有也无法设计出一种可以让人接受的税收来。

其次，我们还没有结束对公平的逻辑性的探讨。有关那些生前订立的合同的道德状况，我们还有许多要说，而且其中有许多观点会在霍彭哈恩和卡恩编织的理论幕布上戳出些大洞来。真不知道剩下的这些“碎布”还能不能凑出一个观点。

[1] 在我写这本书时，霍彭哈恩和卡恩正在努力把他们这种非常粗略的估算并入一个更加完善的分析中去。当然，这项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詹姆斯·莫里斯就因为在类似领域内的开创性工作而在199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如果认为效率就是要我们向能力（或者说可能的收入）征税是有一点儿夸张了，事实上，效率所需要的全部就是我们不要向成果（或者说实际收入）征税。单一的人头税就相当不错。

[3] 我敢肯定，要做到公平，如果曼尼决定多赚钱，就要禁止向曼尼这种决策征税。但我不明白，是否要做到公平，就是必须向曼尼和莫的技术征税，但是霍彭哈恩和卡恩的理论就是这么说的。

第10章

为什么抢富人的钱给富人？

如果社会保障希望补偿那些最不幸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该把福利金给那些东洛杉矶人，而是给那些东帝汶的人民。

贪婪的政府

政府的扩张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要得到民众的首肯。但是现在，民众在给予这种首肯时，显得非常的慷慨大度！1776年，美洲的殖民地居民拿起武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其实那个政府比现在的政府对我们的压榨要少得多，现在的政府常常要花掉我们40%的收入；如果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像克林顿那样的卫生保健计划，他的那些英国臣民就会和殖民地居民一样起来反抗他了。

但是，肯定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压迫，这种压迫的结果，即便是现在的温顺的平民，也会奋起革命的。一个十分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将会使政府产生接近这种程度的压迫；所谓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就是说，这种体制（比如人头税体制）不会产生消极阻碍的作用。

一种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提供一种内置的制动器，来抑制政府的贪婪。一个政府今年从每个人身上拿走了1万美元，明年它就想拿走2万或者3万美元；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悟过来，发现他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一切！但是这一切，在一种低效率的税收体制下，却不会发生。例如，所得税，其效率是非常之低的。如果政府把所得税税率提高到100%，那我们就都会停止工作，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政府为了说服我们去挣钱，以便收税，它不得不让我们保留相当一部分收入。

人头税可以让政府拿走你的钱，所得税也可以让政府拿走你的钱。而后一种税收对你造成了很致命的打击：你在失去了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通过努力工作把它们挣回来的希望。政客们希望缓和一下那种致命的打击，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想拿走更多而需要采取一种暂时手段吧。如果是人头税，就不存在这种想法了。

正如人头税被说成是不公平的，而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缺陷一样，他们所吹嘘的效率，其实没有什么优点可言。说人头税是有效率的，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平等地接受剥削。

任何有效率的税收都是这样的，包括针对种族和性别这样的特征税。这也正是我们要警惕这种税收的原因。而如果任何一种方案试图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我们都应对其保持警惕，原因和上面是一样的。记住霍彭哈恩和卡恩的分析：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巨大的社会安全网，足以覆盖23%的人口，但是，它的建立必须是十分有效的。如果为了限制政府扩张，我们决定牺牲效率，那么，未来的我们就会宁愿牺牲这种安全网了。

简而言之，这就是悖论：一种低效率的税收，成本太高，是因为它会导致人们逃避工作；而一种高效率的税收会太危险，是因为它会招致苛捐杂税。

如果无论高效率的还是低效率的税收，我们全部抵制，那么，也许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税收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以再分配为目的的税收。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观点，而非一个结论性的观点。我们也许会认为，高效率税收的利益会大于它的风险，这样，我们就可以全力施行某种特征税了。或者，我们可以拼凑一种折中方案：我们或许可以设计某种特征税的变体，它并不是十分的高效（它会使我们想去缩减安全网的规模），但是也并不会无效到会使我们想去完全废弃这种安全网。

不幸的是，一种低效率的税收自身是无法阻止专制的出现的。

无论我们如何为特征税辩解，或者为任何一种类型的税收辩解，税收总是需要一个收税员的。收税员必须被赋予权威，而权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敌人。如果要设计一个我们将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上那一点正是我们要担心的。我们也许会放弃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福利国家的努力，因为我们对收税员和权威的事情实在是太忧虑了。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订立了合同，我们就希望有一些组织完备的公共机构来执行这些合同，如法院、警察和公共舆论机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写出这些社会契约，我们就必须创立一些公共机构来执行这些契约，这些公共机构包括很多，从美国联邦税务部门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而且如果我们很现实地预料到这些机构会逐步扩大并集中他们的权力，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先不要订这些契约。

霍彭哈恩和卡恩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再分配制度，但是我们不会接受某种一揽子方案，它把再分配制度和低效率的税收结合到一起去了。我感觉我们真正得到的是某种不同的一揽子方案，但同样也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案，即把再分配制度和许多集权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方案。如果让我们选择，我想我们不一定会选择这种方案。

你的孙子会变成比尔·盖茨

一般而言，如果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产生怀疑，其中一个实际的原因就是，对管得过宽的政府存有一定的恐惧。那么，如果是对美国的税制产生了怀疑，就让我给你提供一个比较有原则性的理由吧。

假设有这么一个还没有投胎的魂灵，它有这样一个愿望：自己不要投胎到一个错误的国家，如古巴、阿尔巴尼亚、马里等，它希望自己投胎到加拿大、卢森堡或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这样的国家。美国的税制可不提供这样的担保。美国的税制所做的一切只是把钱在世界上最走运的人之间搬来搬去，这些人能出生在美国，真是走了大运了。

甚至是最穷的美国人，他所拥有的财富和机会也会让最穷的印度尼西亚人眼花缭乱的（普通的苏丹人也一样）。因此，如果社会保障希望补偿那些最不幸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该把福利金给那些东洛杉矶人，而是给那些东帝汶的人民。你也许相信，也许不相信，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带着一种绝对的道德义务的，那就是养活穷苦的人们。但是，如果说这种道德义务的大小会因义务承担人的种族不同而不同，那就会非常令人厌恶，非常荒谬了。

我一般不会给私人慈善团体捐款，因为他们的慈善活动主要是集中在美国，而其受益者，那些美国人，按照世界上的普遍标准，都是非常富裕的人。但是我的政府却强迫我把我相当一部分的收入捐给那些相对来说非常富裕的美国人。但是，任何看似有道理的生前契约都不会被很好地执行。根据那些我们在生前签署的协议，那些典型的“贫穷的”美国人应该把福利金送给塔吉克斯坦人，而不是从他们的同胞那里来收集这些福利金。

在我写这本书时，比尔·盖茨的净资产估计已达240亿美元。根据保守估计，在扣除了纳税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后，他的年资产纯收益率是3%，也就是说，他每天的投资收入约有200万美元。除非他想留下一笔遗产，或者自己想把它们“带走”，否则盖茨应该计划着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花完这些收入（但是他仍可以把所有的本金留给他的继承人，那也将是一大笔遗产）。当然，也许他会觉得，与别人相比，他太浪费了，但是，只要有任何一天，他的花费少于25万美元，他就有可能犯一个大错误。

我们甚至很难想象拥有那么一大笔财富会是什么一种状况。但是，这对你的孙子们来说，并不难。如果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以一种适度缓慢的速度增长，例如，每年增长1.5%，那么，在不到600年以后，一般美国家庭的日均收入将会是200万美元（已经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

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果美国可以达到韩国在过去几十年所报道的增长率，那么，只需要100年的时间，一般美国家庭的日均收入将接近200万美元。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韩国的水平，那么，你的重孙将过上比尔·盖茨那样的生活，如果他超乎常人，那么他甚至会过得更好。

达到并保持韩国那样的增长速度，在不远的将来，看来是不可能了，在过去200年间，美国和世界的平均增长率界于1%和2%之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说，增长速度似乎在加快，而且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会继续下去（第13章将会详尽论述这一点）。那么，最乐观的预测就是，你的后代将不得不多等几代时间（但不会超过十几代时间），才能达到盖茨那样的生活水平。

因此，每当西拉俱乐部为了保护某种自然物种而阻碍经济发展时，它都会让那些生活水平和你我一样的人做出牺牲，来成全后代的享受，殊不知，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和比尔·盖茨一样的。西拉俱乐部的目的就是，掠夺我们这样相对而言的“穷人”，来给予那些富人，那些我们的继承人。

但是，根据收入再分配的理论，正是那些富裕的后代欠我们一些东西，而不是我们欠他们。如果说某种隐性社会契约允许税务机构没收盖茨三分之一的收入，那么，很显然，同样的这种隐性社会契约也会允许西北太平洋公司的伐木工人剥夺你孙子观赏巨杉的权利。[1]

高税收的盗窃逻辑

这也是我们对在美国实行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十分怀疑的另一个原因。那些从今天的高收入者那里把收入转移走的人，却同时把这些收入转移给那些明天的高收入者，他们前后所用的标准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们的可信度。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并不仅仅对他们的后代有一种病态的关注；同样，对于联邦赤字，似乎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歇斯底里症。不论你到哪里，总有人在抱怨说，巨额国债是在逼他们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人强迫你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方式太奢侈，你可以少花点儿，而且还可以把你的存款留给子孙。

现在算术就起作用了。如果政府给你削减了1000美元税金，而让你的子孙去缴这笔税，你就节约了1000美元。你可以把它们放在银行里，当你的子孙从银行里取出这笔款去缴税时，这笔款已经增长到2000美元（详见第15章）。

担心自己是在花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你倒是可以好好地担心一下有人在花你的子孙的钱过好日子。也许你的邻居用省下来的1000美元税金买了一辆汽车，而造这辆汽车的钢材，也许可以拿去给一家工厂做房梁，而这家工厂也许会雇用你的子孙。经济学家不认同这样的故事，认为这纯粹是狡辩，但是，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子孙不受国债的困扰，我所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你唯一需要担心的事。

如果你的确担心，那么就意味着两种情况中的一个：或者你认为你的邻居无权花你的子孙的钱过好日子；或者是你认为你的邻居有那样的权利，但是你宁愿阻止他运用这个权利。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估计你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去探究道德上的细微差异，你事先是不会去读我这样的书的。那么就剩下第一种情况了。但是，如果你认为你的邻居无权花你子孙的钱去过好日子，你就必须同样认为，你的邻居也无权花比尔·盖茨的钱去过好日子。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对国债感到焦虑不安，那么他就不会顽固坚持在活着的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

那么，以下就是底线了。首先，无论是在效率方面还是在集权化方面，再分配制度的成本太高，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无法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既要有一个更有效率的税制，还要使收税者剥削起我们来更容易。

其次，看上去没有人真正相信再分配的理论。如果说我们认为自己正在执行一个保险合同，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认识到大多数的受益者都生活在美国以外？如果我们都一致认为，财富应该从富人流向穷人，那为什么人们还愿意接受资源保护主义者和预算平衡主义者的观点呢？

然而，我们的确有累进所得税，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的累进性变得愈加明显了。如果这种累进所得税不是建立在一种和再分配有关的理论基础上的，那么，它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它确实有几分像“实力即权利”和“我们正在把你们已经得到的拿走”这样的情况（希拉里·克林顿早在她丈夫执政期间，就做出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评论）。

但是这也没有解释清楚在这种收入再分配的制度中，为什么许多高收入的人，选择支持对自己以及其他像他们这样高收入的人征收高额赋税。他们可能在想些什么呢？有一个问题，我总想问这些人：如果你们真的想去缴纳这些高额赋税，又是什么使你们没有这样做呢？对于你们多缴的这些税款，财政部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以及其他和你们一样的人，有一种道德义务，要多纳税，那么，你们就必须认为，没有缴纳这些高额税收，在道德上就等同于一种盗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在为争取一种更加苛刻的税制而斗争，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此时，你们其实能够去履行你们自己的那份义务的。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你们想去停止这种盗窃行为，但是只有当所有人都这么做了，你们才会去做。你们的观点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但实际上却不那么讨人喜欢。

而不讨人喜欢的准确原因，是因为它违反了对称原则。你们的盗窃行为，被认为没有其他人的严重。也就是说，其他所有人的盗窃行为都非常恶劣，必须制止；但是你们自己的盗窃行为就不是这么恶劣了，不一定非要制止。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做法，因而也就不公平。

伪装慷慨的保险单

同样不讨人喜欢的逻辑到处都有。有些人坚决主张，保险公司在开保险单的时候，从道德上讲，不应该考虑各种以前所患的疾病或健康问题；还是这些人，他们认为，货比三家，然后挑一家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买保险的行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就从来没有想过，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他们把那些从前得过某种疾病或者有健康问题的申请者都精心剔除了，所以他们的保单才会价格便宜。

那么，我们在道德上是否有义务多付一些保险费，使那些高危人群也可以参加保险呢？如果你认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有充足的机会，选一家合适的保险公司，去尽你的义务。如果你认为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你还是选择了一家价格便宜的保险公司，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是的，这里是有这么一种道德义务，而且我认为其他所有人都应该去支付履行这种义务的费用，但是，我自己还是不想支付这笔费用。”

我想区别一下两类观点。第一类认为，存在一种道德义务来强迫执行一种慷慨大方的保险标准。估计这种义务是源自于那些合同，因为在出现某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前，我们已经满足了合同的要求，并且已经签署了这些合同。这类观点刚才我已经抨击过了。

第二类观点认为，强制执行一种慷慨大方的保险标准有一个实际的理由，即我们中的任何人，如果在某一天被诊断出有某种潜在的不健康的状况，那么，我们都可能想去买保险；我们愿意花更高的保险费来给自己保险，也不愿自己成为不能被保险的人。

设想一下，如果从一出生，我们就知道自己会得的所有疾病和健康问题，以及将会发生什么，那么就可以看出，两类观点确实是不同的：第一类观点会继续兴盛，而第二类观点会逐步灭绝。我只批评那些赞同，或者声称赞同第一类观点的人。

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一种类似的差异。一类观点从道德方面印证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富人却无法找到真正合适的答案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自愿提高他们自己的税额？而另一类观点从完全实际的角度来印证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给穷人以帮助，那么他们的周围就会滋生犯罪和瘟疫。”赞同这类观点的人，回答起我的问题来就很容易了：“穷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将会永远伴随着我们，除非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目前最雄辩的经济学家（以及最雄辩的社会学家）都是这么说的。以下是乔治·萧伯纳的话：

许多富有的女性，虽然她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女人，是无法决定生来是富有还是贫贱的，却常常有一种负罪感，而且会耻于谈到她们自己的财富。因此，她们常常会投身于慈善事业，来舒缓她们一种病态的良心。她们常常认为社会主义（该国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译者注）是一种仁慈的事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极其反对这种观点……现在，我们给失业者一份失业救济金，不是因为爱他们，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丢下他们不管，让他们挨饿，他们就有可能砸我们的窗户，最终会来抢我们的商店，烧我们的房子。

因此，现在争论点集中到这里了：向生产者征税来维持福利体系是很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了福利体系，这些生产者会更容易成为偷盗的受害者。

但是这种逻辑所导致的结果，我估计即便是它的支持者，也不愿意看到。咱们换一种方式来表述一下这种逻辑：应该强迫有魅力的人时不时提供一些性服务，这样做是很公平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这些有魅力的人更可能成为强奸的受害者。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如果没有，就该去对萧伯纳的福利维护论进行一下反思了。

事实上，这种类比不但从实际方面驳斥了福利金制度，而且从道德角度也对福利金制度进行了驳斥。如果从本质上说，用现金来补助那些天生没能力去挣一份体面的收入的人，是非常公平的，那么，同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用性来补助那些天生不会去吸引合意伴侣的人，从本质上说，也是很公平的呢？

吸引伴侣的潜能和挣钱的潜能一样，都是天赋的安排。我不相信在这种抽奖一样的事情中，我们会有机会让自己总走好运。但是，也许在你排队等着上帝给你安排外貌和个性时，你会非常幸运地签到这样一个合同，要求那些有魅力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谁）假装对周围那些毫无魅力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对在现实世界上强制执行这种合同，都会感到相当厌恶。拥有魅力肯定是一个运气的问题。而这种运气老天爷肯定不会是非常公平地分配的。如果老天爷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肯定都会希望老天爷会更加公平地分配这种运气。而通过高压政治（coercion），以牺牲那些处于优越地位人的利益，来改善那些运气最差的人的生活，肯定也是行得通的。但是，是否会有人质疑，这种高压政治将会是极端错误的呢？也许，通过思考一下为什么这种高压政治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除了天赋之外，大自然还赋予了我们才干和尊严。所谓“才干”，我指的是某些技艺和素养，我们可以以之谋生、吸引朋友和伴侣、取得我们大多数的成就，以及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些才干包括：智力、美丽、毅力和对重大机遇的把握。虽然这些才干都不是公平分配的，但是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种观念，即既然给了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才干。它属于我们。而尊严是对这种所有权的一种自豪感。

也许，如果在前生相遇，我们会同意去分享我们的才干这一老天爷的恩赐。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你可以通过强制执行我们之间的协议去矫正这些天生的意外，也就是老天爷赋予我们的才干。所谓强制执行，就意味着拿走某些人的所有权，把它们给其他人。但是你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间接的伤害：拿走一个人的某种所有权，你肯定会伤害他的尊严。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进行强迫性的性行为的原因，甚至是在履行某种契约的时候，这种契约我想每个人都可能签过。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尊严是需要某种认识来维持的，即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被迫承担某种义务，而我们事实上从来就没有承诺过这种义务，那么，这种所有权的感觉会被击得粉碎。同样，我们的尊严也需要这样的认识来维持，即我们的劳动成果属于我们自己，而这个事实很自然的一个推论就是，我们拥有那些使我们的劳动富有成果的才干。把这种认识击碎是非常残酷的，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不公平的。

其实这全都是关于对称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某种环境下错误的东西，在另一种类似的环境中，也一定是错误的。强奸和偷盗都侵犯了我们的尊严，因为它们都侵犯了我们的所有权。如果你反对其中一个，你就必须也反对另一个。因此，在最后，我要说，再分配是一种偷盗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允许孩子们在游戏场上强行重新分配玩具的原因。

为天才和进取心付费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提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我不太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它正确的可能性比错误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无论如何，它和本章中的其他论点都迥然不同。

一天，一个机灵的19岁女孩告诉我，如果她在19岁和21岁期间，拥有无尽的收入，那她就愿意在21岁时幸福地死去。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她说的，因为如果收入对她来讲是如此重要的话，她就会出去挣钱而不是在这里和我闲谈了。她又对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她肯定会出去挣钱了，但是很可惜，在她周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她的这一番话不禁让我打了一个冷战。

几乎没有机会！这就说明这个年轻的姑娘已经调查了她周围的世界，发现确实和她认为的那样，没有任何机会！不需要满足什么需求，不需要提供什么改善，不需要做什么贡献。如果我们都和这个年轻姑娘一样茫然的话，她和我们就会都住在洞穴里，而不是房子里了。

有一种品质，我不太清楚该如何称呼它，但是大概是进取心的意思，它包含了许多内容：极强的感受能力，知道需要去做什么；丰富的创造力，能够搞清楚该如何做；坚定的毅力，最终完成自己的想法。那些等着合适机会到来的人，以及那些还在担心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的职位说明书的人，正是缺乏这种品质。

经济增长要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要靠进取心的。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没有托马斯·爱迪生，没有亨利·福特，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其他人会立刻出现，重复他们的成就。但是我猜想不会是这样的。

事实上，我认为，世界级的进取心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世界级的天才看上去也是很少见的。就说棒球吧。比较一下美国全国棒球大联盟的球员和小棒球联盟的球员，很明显，前者1000个最好的棒球手要比后者的1000名棒球手优秀得多。在一个拥有2.6亿人口的国家，大约1000名美国全国棒球协会和盟国棒球协会的球员就组成了精英阶层，但也只占总人口的0.0004%。

现在想象一下，在所有玩棒球的人中，顶尖的占1%，也就是说，在全国2.6亿人口中，顶尖的选手有260万，把他们都找出来，再把他们都赶出职业体坛。那么，此举对这项运动质量的影响，将会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在进取心方面从全国人口中找出顶尖的1%来，并且不让他们参加经济活动，我估计，将会发生和上面所说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当然我并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估计，如果你从公元1000年开始做这件事，那么，现在我们会仍然生活在中世纪那样的年代。

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姑娘那样的人，他们的繁荣幸福，几乎都要归功于极少数的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了。在我看来，当我们在考虑社会义务时，应该把我们的这份欠债考虑进去。

我想，对于世界上那些比我们更有进取心的人，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给他们付一大笔钱。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却向那些天生具有进取心的人收费，让他们比别人缴更多的税！这也许违反了某种不成文的合同。如果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些不成文的合同是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基础，那么，也许是我们的累进税制的再分配方式不对。

学识比思想更重要

以下是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的事情。

我想让她知道，公平并不意味着全部，但是同时我也要让她知道，它远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我想让她知道，对何为区分正误的标准进行深入的思考、从基本原理上进行深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让她知道，经济学家们有一些非常有用的思考问题的方法。1953年，一位叫约翰·海萨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者注）的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比喻，他把社会义务比作是履行生前订立的契约。1971年，有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叫约翰·罗尔斯，他就运用了这种契约，作为他的著作《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一出版，立刻在关于正义的哲学著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他所说的契约，是在一重“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背后签署的，这重“无知之幕”使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自己生来会具有哪些特质。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搞哲学的人曾经想过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思量，估计一下这些契约真正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需要经济学家们去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想让她知道，追求学识和思想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而且常常可以先后进行。但是我想让她知道，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学识更重要。因此，虽然我认为收入再分配制度是一种罪恶的制度，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用最简化的诠释充分驳倒了霍彭哈恩和卡恩的分析，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分析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问。

我想让她知道，运用某些骇人听闻的类比，常常是打击虚伪的陈词滥调的最佳武器。我还记得我在前面用过的性和收入之间的类比。还有一个，虽然我还不太确定该如何去做这个类比：一些人，他们的收入来源不太吸引人，但是他们必须靠它来谋生，如体力劳动者，会赢得我们的同情。而另一些人，他们的交易来源不太体面，但是他们必须靠它来得到交易，如性工作者，就会遭到我们的鄙视。也许这意味着我们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态度。

我想让她尊重进取心，争取拥有一种进取心，而且对别人的进取心表示感激。

凯莱，通过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以及任何你的能力所及，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并且，不要给别人增税。

[1] 为了辩论的需要，我才接受了西拉俱乐部的假设，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准确预计我们的后代将会珍视什么东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我们的后代可能宁愿继承经济发展的收益，而不是继承那些红杉。

第11章

谴责该谴责的人

当一件坏事的真正受害者在寻求赔偿时，他不是从真正干坏事的人那里要求赔偿，而是从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那里要求赔偿，这是什么逻辑？来到这个世界才两年，我女儿就已经领会到：要谴责该谴责的人。

为什么替政府的错误买单？

在美国，政府并不总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日裔美国人被拘留。20世纪50年代，许多毫不知情的公民被偷偷进行了辐射实验。还有，黑人曾经在南方被奴役了几十年。

这些事件中的合法的受害者已经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们辩词的根据是一项公正的基本原则，即如果有人做了一件坏事，就应该强制作恶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这项原则是好的，但是和我们的问题毫不相干，因为这些特定坏事的作恶者不可能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在许多案件中，当时的狱卒和科学家已经去世很久了；不管怎样，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资金去支付他们所做的坏事的代价。

但是，司法的基本原则却不是这样的：当有人做了坏事后，就要强迫一个无辜的第三方去赔偿受害者。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拘禁过任何人，不论是日裔美国人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从来不知道如何进行辐射实验。但是，我和美国的其他纳税人，大多数和我一样无辜，当这个政府过去对民众造成了伤害，现在想去消除所产生的影响时，却号召我们替政府买单。

一旦政府做错了事，政府就应该赔偿，这说起来很容易，就跟说其他许多毫无意义的事一样。但是，事实往往是这样的：约翰伤害了玛丽，然后约翰消失了，于是，现在玛丽要鲍勃来赔偿她。

你也许会说，鲍勃应该对他的政府的行为负责，就像一个比萨店老板应该对他的司机的行为负责一样。但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类比。比萨店老板可以选择他的司机和司机的路线，但鲍勃却不能选择那些被选举出的官员或者他们的计划，这些官员是通过鲍勃邻居的投票决定强加给鲍勃的。

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可以获得利润，但是通常在良心上很难过得去。这也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奴隶主接受了种族主义思想的原因，这有助于安抚他们良心上的不安。20世纪的政治家们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为了证明他们的累进税制的合理性，他们把那些高税收的受害者都妖魔化了，称之为经济掠夺者。

同样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件坏事的真正受害者在寻求赔偿时，他不是从真正干坏事的人那里要求赔偿，而是从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那里要求赔偿，而且那个旁观者那时肯定会不知何故被描述为应该对这件罪行负责，其实他根本就什么都没做！

处处得到维护的弱势种族预留制（以及更普遍的平等权利计划），被认为是对过去奴隶制的一个公平的补偿。不幸的是，这些计划、方案的成本大部分被白人承担下来了，但是这些白人的祖先，是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很久才来到美国的。奴隶制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响，但是种族优先制不是消除这种影响的办法，它只会把这种影响从一方无辜者转移到另一方无辜者。

最近，我在杜克大学把这些讲给许多大学生听，其中一个学生做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察报告，他说，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的消亡而终结。他认为，甚至在20世纪，一个移民家庭来到美国，他们也能从奴隶制灭亡后又实行了几十年的种族隔离制和《吉姆·克劳法》中（指美国南方各州的歧视黑人立法）获益。

对于他的观点，有两个答复。我先大致提一个，再详细说说另一个。首先，美国地域辽阔，差异很大。很难讲住在纽约下东区的一户意大利移民可以成为密西西比种族压迫制度的受益者。

第二个答复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但是更重要。答复是这样的：《吉姆·克劳法》是一个在种族之间进行贸易的壁垒。而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一般说来，贸易壁垒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白人们不得为黑人顾客服务，不得投资黑人的企业，不得雇用黑人工人，不得给黑人雇主工作，他们是《吉姆·克劳法》的受害者，而黑人的遭遇也是一样。

谁否认这一点，那他的经济学就有问题了，而且他还可能成为种族主义者。《吉姆·克劳法》不让黑人和白人做生意，同时也不让白人和黑人做生意。于是，无权和白人做生意就是一种压迫，而无权和黑人做生意就不是什么大事，谁会这么认为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吉姆·克劳法》是由白人选民制定并颁布的，因此，人们就很可能认为这些法律一般会对白人有利。但是这种逻辑需要一种民主理论的支持，而这种理论往往和我们的实际经历相左。食糖补贴、烟草补贴、花生补贴以及马海毛补贴，都是美国选民颁布执行的，但是，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这些补贴一般是对美国人有利的。相反，它们有利于一小撮特殊的利益团体，而这些利益团体在利用政治权力剥削大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吉姆·克劳法》并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壁垒，它还意味着很多。它涉及侮辱的严重程度，从对水源实行种族隔离使用，到对公共教育实行种族隔离，提供不公平的学校教育，等等。因此，毫无疑问，《吉姆·克劳法》使黑人的负担要远比白人的沉重。但即便如此也远不能说白人是受益者，而且也远不能说在《吉姆·克劳法》的庇护下，白人享有许多生活的特权，因此这些白人就欠着黑人些什么。

游戏场上的谴责制度

因此，就存在一种政治上的争论，就是说，如果我们采用游戏场上的标准来行事，就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争议了。例如，如果约翰偷了玛丽的沙桶，没人会想让无辜的鲍勃去给玛丽赔偿。

凯莱在两岁的时候开始上学前班。那时，我喜欢坐在父母观察间里，透过一个双向玻璃照看她。一次，我的思想开小差了，这时，凯莱突然摔到地上，哭了起来。老师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她却哭个不停。老师就问旁边的孩子，大家都不说话，最后，一个小姑娘才说：“摔倒了。”老师问凯莱：“你摔倒了？”她一边哭着，一边纠正说：“一个小男孩把我推倒了。”老师就开始严厉地批评埃里克，因为他是在旁边唯一的男孩子了。这时，凯莱镇静下来，打断了老师，坚定地说：“不是埃里克，是欧文。”

来到这个世上还不到两年，凯莱已经领会到，要谴责，就要谴责真正应该谴责的人。虽然埃里克和欧文都属于同一个集体，但是这也不能让埃里克为欧文的行为承担责任。

（虽然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想讲讲这次推人事件的后果。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给她读一本书。上面有一个小男孩的照片。我问她，她是否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她没有回答。“是丹尼吗？”“不是。”她轻轻地、不太肯定地回答。“是埃里克吗？”她又给了我一个同样的回答。“是欧文吗？”她的脸立刻涨红了，咧着嘴笑道“不是”，并且拼命地摇头。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关了灯，给她讲完故事后，她渐渐闭上眼睛睡着了，但小声嘀咕着“欧文……”）

当一个孩子伤害了另一个孩子后，没人会同时责备其他的孩子。而当一个成年人伤害了另一个成年人后，至少当他是在政府的名义下这么做时，其他的成年纳税人此时就会被要求分担改正错误行为的费用。

为什么会是双重标准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双重标准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吗？我认为，答案可以是一种有条件的“肯定”。的确存在一种合法的正当理由，这种理由有时适用，有时却不适用。这种合法的正当理由是这样的：因为压迫少数人比起压迫多数人来，更容易逃脱惩罚，因此，制定这样的法规就很有用处了：规定对于每一次压迫行为，多数人都必须最终对少数人进行补偿。但是这种法规会带来这样的可能性：多数人会起来反对这种对少数被压迫者的保护。

前面提到的那种正当理由就成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征用条款”的基础，这项条款实际上是说：如果政府不进行补偿，它就不能征用你门前的草地，并把它建成一个公园（准确的表述是“私有财产不得在没有适当赔偿的情况下，被征为公用”）。

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政府从来不会为任何东西进行补偿，所以，如果政府想征用你门前的草地，建造一个公园，它就必须强迫许多其他纳税人对你进行补偿。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征用条款就没有包含任何简单的道德准则，如“你不得偷盗”。它的意思却是：“你不得偷一个人的东西，但是可以偷几百个人的东西。”

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征用条款将会禁止大多数的税收，因为大多数税收（自然包括所有以收入再分配为目的的税收）都包含以下的情况：征用私有财产而没有适当的补偿。但是，传统的（以及非字面的）解释却允许那种类型的征用，不过，它又禁止征用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不进行补偿。如果征用条款按常规加入某种基本的公正原则或道德原则，那么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区别了，因为没有了这种区别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如果转而把征用条款当作一种实用的手段去控制政治上的贪婪，就非常有意义了。一个不诚实的政治家，如果他的行为只会引起一个选民的注意，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继续不诚实下去；但是，如果这个不诚实的政治家被迫选择他的行为或者引起大家的注意，或者根本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出于谨慎，他也许会选择后者。

前面说过的正当理由也使我打算提一条宪法修正案，给每个人的税额定一个上限，比如是平均税额的5倍，如此一来，如果2000年一个美国人平均缴税1万美元，那么，所有美国人当年的税额都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就迫使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把任何一个新的政府开支负担分摊到许多纳税人头上，因而使得政府扩张必定遭到广泛的反对。

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支持，因为它是受到被统治者的限制的。革命的威胁，或者至少是群众的不满，是一种有效的“向善”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法律和制度来控制这种力量，如征用条款或者我提出的税额上限修正案，这些法律和制度可以规定，每项新的政府费用，必须得到广泛的分摊。这样，政客们就不会去冒险讨好10%的选民，而冒犯其他选民了。

对政府的错误进行事后补偿的机制，也可以用来控制上文提到的那种“向善”的力量。如果选民今天缴税来补偿昨天的错误，那么，他们就会更加警惕，与今天的错误作斗争，以免明天去缴税来补偿今天的错误。在游戏场上也可以使用类似的规则：如果任何一个孩子有不良行为，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得受罚（这样的规则在占领区和战俘营里都得到了成功运用）。这种规则可以有效地让孩子们互相监督彼此的行为，而且好像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说这是一种公平的方法，那就纯粹是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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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遗产怎么分？

如果父母们不用遗产来平均孩子们的收入，那么他们用遗产做什么呢？当父母按他们的想法分割财产时，他们所依据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家庭也会“劫富济贫”吗？

比喻就像耍把戏一样，常常通过欺骗的手段，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来看看一种常常出现的比喻：把社会比作一个大家庭（而做这个比喻的人或者他的亲信，常常是这个家庭的首领）。随后，做这个比喻的人就会喋喋不休地说，一个家庭，是不允许其中一个成员生活蒸蒸日上，而另一个却在艰难度日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比如一个涵盖更广泛的福利体系，或者一个更好的累进税制。

注意这种带修辞色彩的花招。当你们还在考虑社会是不是真的像一个大家庭时，我已经在暗地里考虑这个完全是捏造的“事实”了：家庭会“取富济贫”。从遗愿和遗嘱来看，往往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大多数父母的财产，会平均分给他们的孩子，即便是有的孩子比其他孩子要富有得多。[1]遗产是在你最爱的人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大多数父母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么，利用税收制度在陌生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时，就几乎没有任何与家庭有关的因素了。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会说，与父母给予孩子们的其他礼物相比，遗产不是最重要的，这些礼物包括时间、关怀、教育，甚至还有现金。有时，这些礼物并不是十分平均地分配的。因此，这个聪明人认为，家庭的运作，也许仍然是像一个福利国家一样，即便遗产并不是用于转移支付的首选媒介。

那么，首选的媒介是什么呢？会是学校教育吗？这一点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在你的孩子当中，你最想把谁送去上大学呢？是你最聪明的孩子，还是你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最聪明的孩子会充分利用这次教育机会，而你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则需要得到你尽可能多的帮助。即使你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把你的所有尽可能多地给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把那个聪明的孩子送去上大学，作为补偿，把遗产给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或者其他现金礼物）。这种策略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家庭的所有收入，使你的两个孩子都从你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益处。因此，即使父母非常想使孩子们的收益平均化，但是，父母不会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而把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送去上一所更好的学校。好吧，如果不是学校教育，那么会是时间和关怀吗？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些礼物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小型家庭的孩子得到的时间和关怀更多，而且他们在学校也表现得更好。我有一个孩子，她一开始就比我邻居的两个孩子有优势得多，而那两个孩子又比我另外一个邻居的三个孩子有优势。

有一种很荒谬的理论说，家里的老大一般比他的弟弟妹妹要有成就得多。事实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比如我的女儿，是目前为止最有成就的。因为这样的孩子常常被算作家里的老大，这样就夸大了统计数字，使家里的老大看上去表现得更好。但是如果所有这些来自独生家庭、颇有成就的孩子被算作家里的老小，那么，就会是家里的老小看上去表现更好了。

在一个大家庭里，老大和老小在阅读与词汇测试方面都比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表现要好得多。也许这是因为老大和老小都有那么几年受到像一个独生子那样的待遇。

独生子的成就提示我们，时间和关怀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因为它们非常宝贵，父母常常把它们当作一种再分配的媒介，把更多的时间和关怀给那些没有多少天赋的孩子。但是，有许多理由让我们产生另外的一些疑问。首先，存在一种可能性，就好像教育一样，只有当时间和关怀被投到最有能力的孩子身上时，它们才是最宝贵的。其次，即使父母想把他们的时间和关怀转投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他们也常常很难完成，因为通常老大和老小会守株待兔一样地意外得到许多时间和关怀，不管他们是否特别需要。

因此，一般的惯例是，收入再分配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学校教育或关怀，而是通过遗产。如果父母想重新分配收入，他们应该运用遗产作为媒介。但是，好像很少有父母用遗产来进行再分配。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父母们并不认为重新分配收入是特别重要的事。

这里，可以做几轮辩论和再辩论。我已经指出，当人们平均分割他们的财产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拒绝一次重新分配收入的机会。你可以做一个合理的反驳说，平均分配财产就相当于对收入再分配的接受；如果父母真的不喜欢再分配，他们就会给他们较富裕的孩子留较大的一份遗产，以此来抵消累进税制给那个孩子带来的损失。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分析来解释这样的事实：关心总体税后遗产多少的父母，往往会给他们那些处于低税级的孩子留得更多，而父母们没有这么做的事实，就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不想进行再分配，即使税法会因为进行再分配而奖励他们。

无论怎样，美国政府在陌生人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程度，比美国父母在自己孩子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程度要大得多。如果政治家们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像一个家庭，他们首先应该使税制的累进程度小一些。

无法公平的遗产计划

我曾经说过，如果父母想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不会以学校教育和关爱作为手段，而是通过遗产，这是一般规律。但是这个一般规律有个例外，即在相对贫穷的家庭中，遗产和现金赠予肯定会很少，教育和关爱就成了进行再分配的唯一可选手段了。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暗含一些令人吃惊的意思。例如，我们会希望富有的大学生比贫穷的大学生更聪明一些，即使一般说来，富有的大学生并不比贫穷的大学生聪明多少。这是因为，当一个富有的家庭要送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去上大学时，他们会选择送较聪明的那个孩子（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补偿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而一个贫穷的家庭要送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去上大学时，他们常常会送那个不太聪明的孩子（为了对他的愚钝进行补偿）。

这个理论的另一种含义是：像启蒙计划这样的方案，就没有它的设计者预期的那样有效了。如果小约翰尼意外得到了启蒙计划的资助，那么，他的父母为了补偿他的兄弟姐妹，就会在他们身上花更多的时间，而小约翰尼却得不到。

顺便说一句，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般说来，坚持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天生的财富重分论者的那些人，也同样会坚持认为，像启蒙计划这样的方案是有效的。但是像约翰尼父母那样的财富重分论者，他们的再分配倾向越强，约翰尼自己从启蒙计划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少。

如果父母们不用遗产来平均孩子们的收入，那么他们用遗产做什么呢？当父母按他们的想法分割财产时，他们所依据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我喜欢这种理论：父母们认为，给每个人一样多，在本质上来说是公平的。但是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在父母还活着的时候，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种对父母的赠予所进行的再分配，这些赠予包括教育、时间和关爱。不知道我所钟爱的这种理论能否经得住检验。

还有一种理论是说，遗产就是一个错误。根据这个理论，父母会宁愿在去世之前，把所有他们得到的东西都花光。之所以会留下一些东西，唯一的原因是，死亡来得太出乎意料。但是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会看到，老人会把他们所有的积蓄拿去买养老金，因为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份非常有保证的收入。但是，这种养老金的市场是有限的，说明人们还是愿意在死后留下些东西。

还有一种理论是说，父母是受一种“策略性遗产动机”（strategic bequest motive）的控制，想用他们的财产来换取他们长大了的孩子对他们的关爱。取消继承权的威胁会使那些孩子守规矩些；当这种威胁还起作用的时候，没有人会被真正取消继承权。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个理论：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父母有大量财产可以留作遗产（如股票、债券等），他们的孩子们来探望的次数就多，如果父母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财富（如只有养老金），那么，他们的孩子们来探望的次数就要少许多。这种策略遗产动机没有明确地预言要平均分配财产，但也不排除那种可能。

与策略性遗产动机相类似，我们还可以假设一种“策略性赠予动机”（strategic gift motive），用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如果哪个孩子境遇不好，以后有可能给父母带来负担（如回家与父母同住），那么他就会得到父母额外的帮助，父母希望这个孩子可以尽快自立［我们还可以假设这个题目还有一种变体，如“策略性教育动机”（strategic schooling motive），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水平较差的孩子会得到额外的教育，是因为父母希望这个孩子变得对学习更有兴趣，学得更好］。在立遗嘱的时候，这种策略赠予动机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曾受宠的孩子就不再会受宠了。

遗产动机和经济政策常常会以某些令人吃惊的方式相互影响。一个赤字财政的减税效果会取决于大多数父母是无私的还是很有策略的。无私的父母会把减税省下的钱存起来，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肯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还清政府所有的债务；这些存款将使利率下降。而讲策略的父母会把减税所得的大部分都花光，这就会引起利率上升。

这种对财政政策的互动影响，近些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遗产动机的关注。但是，研究遗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它揭示了人们一些本能的公平感。这种本能的感觉是我们在经济政策各个方面最好的指导。

[1] 这方面的根据要比我想象的少。我读过大约6篇关于财产分割的论文，大部分论文都发现，在常规情况下，财产都是平均分割的，至少在富有的家庭是这样的。有一篇论文也发现了一个例外，是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低收入家庭中的，在那里，有许多家庭并不是平均分割财产的。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低收入家庭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去说服自己，公平就是要平均分配财产，减少财产上的不平等。

第13章

人越多越有利

一个人的出生会带来很多收益，最明显的就是给你的父母带来了更多笑容；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更优良的捕鼠器，那么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欠你的情了；就算你只是微笑，你也能为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带来光明。

人口增长的良性循环

老牌电视节目玛丽·泰勒·摩尔剧场的主持人——特德·巴克斯特打算要六个孩子，因为他希望这些孩子中有一个长大后能解决世界的人口问题。特德是个蹩脚的新闻主播，同时他又是个天生的经济学家。他的基本观点完美无缺：人能解决问题，所以有了更多的人就能解决更多的问题。

你比你的祖父母更富有的原因，以及你的子孙将比你更富有的原因是，每一代人都因为自己祖先的创造力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上一代人，你的父母，可以自由地在三个电视频道之间选择——可能还是黑白图像呢，但电视上播出的节目还不能被录下来以备日后重放。他们使用电子打字机，其中最先进的一种型号具备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创新：按一下“删除”键，就可以自动擦掉你所打的最后一个字母。如果你想擦掉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的那个字母，你可就没那么顺利了。

我们今天享有很多便利的设备，因此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有线电视、录像机和个人电脑的发明者。我们还要感谢幸运之神的垂青，正是有了这样的好运气，他们的父母才没有加入“人口零增长”的行列。

技术进步是推动繁荣的发动机，而技术进步不仅仅是指工程技术上的业绩，也包括设计出了新型的保险合同，制定了更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改良了农作物轮作模式，等等。人越多，主意也就越多。主意越多，我们的成就也就越多。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默，曾经从人类100万年的历史中搜集资料，用以支持下面这个理论：人口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推动了人口增长，这就完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因为越富有的群体能养活的孩子也就越多。研究的结果使克莱默教授支持了特德·巴克斯特的理论。

克莱默教授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如果世界人口是现在的两倍多，那么其中出生的天才也是现在的两倍。更多的人口可以发展出更先进的技术，同理可证，规模最大的高中通常拥有最棒的橄榄球队。但事情甚至比这还要好呢。一个出色的四分卫只是一个出色的四分卫，但是一个出色的发明家却能教育每个人，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富有创造力。而且四分卫毕业后他的贡献也就结束了，但发明家的贡献却可以永世流传。

为什么从人口规模上获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超过克莱默教授的乐观估计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天才倾向于相互激励，因此2000个天才产生的主意可能比1000个天才产生的主意的两倍还要多。[1]第二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发明将有更大的市场，因此也就意味着发明家有了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因此，人口增长不仅有利于产生更多天生的天才，也鼓励我们当中智力平平的人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限。

事实上，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两名经济学家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最近他们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工业革命引发了大规模持续不断的人口激增，同时也激发企业家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创新，而这一切，都不得不等到世界市场发展到足够大后，才获得了回报。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约200年之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到2%。其结果是，现在美国人均实际收入（当然也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是乔治·华盛顿时期的20倍，是20世纪初的6倍。在世界范围内，人均收入在过去200年间增长了大约10倍。

想更好地了解那些增长率意味着什么吗？你可以想象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一年的收入是5万美元，他希望他的孩子25年后（从现在开始算），能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样占据中间一级。人均收入按1.5%的适度增长率增长时，那些孩子将来的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将相当于一年7.3万美元。接下来，那些孩子的孩子的收入将相当于一年10.6万美元。

如果你觉得，我们能如此之快地生产出那么多财富让你感到难以置信的话，那么请记住，这是从一个有200年历史的趋势中得出的推断（事实上，我们假设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5%，这让我们的推断有所保留）。你还要记住，任何历史性的进步在发生之前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公元1世纪的朱利叶斯·弗朗提努写道：“发明创造在很早之前就已达到极限，我觉得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近来美国专利局每年都批准大约10万项专利，这一事实就证明了他的预言是不正确的。更多的人口，更高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增加的收入不是且绝对不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质量更好的产品供选购。

100年前，人们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而今天还不到40小时。100年前，只有6%的产业工人可以休假；而今天，90%的产业工人都可以休假。100年前，男子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全职的劳动大军；而今天，全职劳动大军中的青少年数量基本上是零。100年前，只有26%的男工在65岁的时候退休；而今天，65岁的男性中超过80%的人已经退休了。100年前，家庭主妇平均一天花费12个小时的时间来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和缝缝补补；而今天，家庭主妇做家务的时间大约是4小时。

要想了解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你可以做一下这个实验：找出一个25年前的西尔斯公司（Sears）的商品目录，然后根据通货膨胀因素修正价格（在过去25年间，价格大约翻了两倍）。现在问题来了，你是宁愿以从前的价格买从前目录上的东西，还是愿意以今天的价格买今天目录上的东西？我敢保证你会感到震惊，在仅仅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东西的质量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进。或者，如果你喜欢，你可以选择诸如卫生保健服务这样的产品做实验。比如说，你是愿意以1950年的价格购买1950年那种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呢，还是愿意以今天的价格购买今天这种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我敢打赌，其实任何一个见多识广的消费者都会选择后者，这就必定意味着，抛开所有大肆宣传的所谓的成本上升，今天的卫生保健服务还是比1950年的卫生保健服务更划算。

道理在于，可计算收入的增长，甚至是19世纪和20世纪可计算收入的显著增长，都没有完全说明我们经济状况的提高。美国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可计算收入可能要比欧洲中世纪君主的可计算收入少得多，但这并不能妨碍美国人享受一种更加奢华的生活。亨利八世也许会愿意花半壁江山来换取现代水管、终生提供的青霉素和接入互联网，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种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吗？当然没人知道，这就好比没人知道地球是否会在10年之内毁于一颗小行星的撞击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对其可能性做出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我们明确知道的是，尽管有小幅的波动，但经济在过去200年间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且没有丝毫的衰退。我们还知道，所有这些经济增长都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合理的推测，即我们不会失去这种动力的原因是，技术进步能够进行自我“充电”：每一个新想法都有助于下一个新想法的更快出现。克莱默教授的观点是：不断增长的财富使我们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把以上那些推断加入教授的观点之中，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的方法来创造财富，那就是：更多的人可以想出更多创造财富的方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

一个怀疑论者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庞大的人口会导致经济状况的恶化（当然可以拿中国香港特区的情况予以反驳）。然而无一例外的是，在那些国家或地区中，人口规模的天然优势——规模更大的人才库和大量的贸易伙伴，都被政府的政策削弱了，政府的政策不但限制对人们的创造性进行奖励，还减少了贸易机会。当人口增长的优势被消除后，剩下的就只有劣势了（有人也可能会反驳说，单个国家的人口并不是重要变量。因为在一个地方发明的东西，很容易在其他地方被抄袭，只有全世界的人口才是最重要的）。

这还不是全部。除了繁荣，庞大的人口还能带来很多其他好处。我们重视我们的邻居，不仅将他们看作潜在的贸易伙伴，还将他们看作潜在的朋友和配偶。我们尊重我们的孩子，其原因与他们的赚钱能力没有一点儿关系。很多人喜欢纽约而不喜欢蒙大拿，或者喜欢加尔各答而不喜欢周围的乡村，因为居住在众人之中有很多的好处。

世界的人口越多，这个世界就会越多样化。室内乐、滑翔伞运动和埃塞俄比亚风味餐厅只有在人口规模足够大、足够维持它们的地方才能生存下来。如果这个世界人口稀少，就不会有足够多的读者来证明这本书的出版是势在必行的了。我会一直关注这种现象，我希望你也和我一样。

最近，我收到了底特律一位读者寄来的一封信，这位读者说他所在的城市人口太多了，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了。我压根儿没把他的看法当真，因为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底特律，这一点就可以暴露出，对于他来说，在人口密集的都市生活，利总是大于弊的。没有人非得住在拥挤的地方，除非他自己愿意。曼哈顿人会告诉你，他们待在纽约是因为这里有歌剧院、交响乐和工作机会，但这其实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说他们待在纽约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

马尔萨斯是杞人忧天

托马斯·马尔萨斯——最让人感到沉闷的科学家之一，他用一个令人沮丧的预言迎接了19世纪，他的预言是说：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将无情地导致大规模饥荒和人类的不幸。但是他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一个原因就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使粮食的产量以几何级数提高（而且是不断地提高），而技术进步的动力正是马尔萨斯非常惧怕的人口增长。但是，比他未能预见到技术的飞跃还要更糟糕的是，马尔萨斯没有先见之明。他还没有认识到一些更为基础的东西。

你要过日子，你就有权利要求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份资源——鱼、石油、土地还有其他无数东西。马尔萨斯和他的追随者犯了个基础性错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那就是他们认为，当你要求得到那些资源的时候，你就会使你的每一个邻居都稍微少得到了一点。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想知道为什么不正确吗，那就想想你自己到底是如何得到那些资源的。有一些资源是你自己生产出来的，得到这样的资源不会让任何人失去什么。一些是你交换来的，这样的资源也不会让任何人失去什么（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条鱼，但是，我也会从你那里换得一些对我来说更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就是你继承来的，只有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地拿走了别人的一份。但是你继承来的东西并没有让整个人类的资源有所减少，不过你确实是从你的兄弟姐妹那里拿走了这些东西。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常常被人忽视。一想到拥挤不堪和人口过剩，人们往往会想象，比如，如果没生我，其他的人分到的馅饼就会稍微大一点点。但事实是，如果没生我，我的两个姐姐的的确确可以分到一块更大的馅饼，但是其他的人跟现在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简单的观察就可以完全推翻马尔萨斯的理论，原因就在于：这意味着每个家庭可以选择自己家庭的人口增长速度，但是没有一个家庭一定会因人口增长而陷入绝境，除非这个家庭自己愿意。如果你和我每人都拥有1000公亩[2]的土地，如果我家每一代的人口都是上一代的两倍，而你家却推行零人口增长，那么经过10代人，我的子孙每人拥有的土地不会超过一公亩，而你的子孙仍将拥有1000公亩土地。我家过度的人口增长跟你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如果有什么的话，你的子孙将会非常感激有这么多廉价劳动力可以在他们大片的土地上干活）。

深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们都面临一种权衡：你生的孩子越多，你能给每个孩子的东西就越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理智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些人发现，以贫穷作为一个大家庭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些人则喜欢要更少的孩子而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这种争论是不需要什么解决方案的，只能说明大家的看法各异。

杞人忧天的人总想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这就是个根本错误的问题。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相反，你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属于你的那一份地球可以养活多少人，并且适当地调整你的家庭规模。如果其他什么人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资源变得更少，那么只有那些好管闲事的人才会提出抗议。

福音还是祸根？

在你出生的那天，你为这个世界既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收益。成本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资源的需求（而且你会不断地产生需求）。收益包括，你不断地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了你的思想、你的爱、你的友谊以及多样性。

我想问的是，成本是否会超过收益，或者收益是否会超过成本。换句话说：我们其余的人该把你的出生（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看作是一个福音还是一个祸根呢？

如果你想列出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时，所带来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并以此来解决上面那个问题，那我还是希望你别这么做。列单子永远得不出什么结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忽略了些什么。在一个夏夜，你被困在了拥挤的车流之中，于是你就会记住你前面的那个司机给你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你却会忘掉发明汽车空调的人给你带来的好处。你会记住有个顾客，四处翻找自己的优惠券，使整个付款的速度慢了下来，但是你却会忘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曾经有一个善良的陌生人帮你换过汽车轮胎。纽约人只记得去抱怨人多拥挤，却忘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纽约就会变成锡达拉皮兹。

所以，不要去列什么单子了，还是让我们设想一下，你的父母在决定是否要个小孩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偏爱什么？他们是不是可能低估了成本或者低估了收益？

有很多成本他们是不大可能漏掉的，因为那些成本集中在你自己的家庭内部：你的出生将一些资源（包括有形的东西，比如继承的土地，也包括无形的东西，比如父母的关爱）从你父母所爱的其他孩子那里转移开了。

收益就更多了。你的出生所带来的最明显的收益就是给你父母带来了很多乐趣；他们不会漏掉这一点的。而其他的收益就会涵盖得更远、更广了。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更优良的捕鼠器，那么上百万人都要欠你的情了。如果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微笑，那你也能为成千上万个日子带来光明。

我不知道如何列出那些收益，但是我知道，很多收益都会落到完全陌生的人头上，而你的父母可能不大会考虑到这些收益。

因此，当你的父母决定是否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会拿大部分的成本来同仅仅是一小部分的收益进行衡量，但是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想要你！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讲，也就是从权衡所有成本和所有收益的角度来讲，你的出生一定是个真正划算的买卖。

这个论点也适用于大部分的孩子，但是不包括那些变成窃贼或人渣、在自己家庭外面产生了大量成本的孩子。大部分孩子的出生都绝对是件好事。

我想在这里插入一个更系统的摘要，总结我刚才所提出的那些论点。如果你已经被说服，你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你的出生为你的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收益。下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成本和收益：

第一点，你的出生给社会带来的收益超过了给你的家庭带来的收益，因为社会得到的收益包括家庭得到的收益（家庭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还包括你对社会的繁荣以及其他人的幸福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点，我们可以假设，根据你父母的计算，由于你的出生，你的家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你的家庭所支出的成本；否则，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第三点，你的家庭所需的成本大致等于社会所需的成本，因为社会的主要成本都是以资源消耗的形式出现的，而你消耗的资源（除去你生产和交换来的资源）都来自你家的其他成员。

第四点，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推断，社会得到的收益超过了社会支出的成本。对于每一个孩子的出生，这一点都是正确的。[3]

自私的“人口零增长”

我刚才证明的是，我们的孩子带来的绝对都是好事情。现在，我要证明的是，我们拥有的孩子还不够多。关键的观察点同前面提到的一样：当父母们准备决定是否要生第三、第四或者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他们通常更在意孩子带来的成本（成本都降临到他们和他们所爱的人头上了），而不是那么在意孩子到来的收益（很多陌生人都享有了这些收益）。

当一个决策者更多地盯住成本而不是收益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做出过于保守的决定。这几乎必定意味着，父母们决定要生的孩子少于社会需要的孩子，因此人口的增长就太缓慢了。

人口增长同污染正好相反。一家造成污染的钢厂的老板总是用钢厂所有的收益（也就是说，他的利润）来跟钢厂所造成的一部分损失（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花销算了进去，却没有把邻居的健康算进去）来做比较。因此，他会超额生产。而父母们可能会将再生一个孩子所带来的所有——或者至少是大部分成本（从其他孩子那里分出一些资源给新生的孩子）跟这个孩子带来的一部分收益（他们只考虑了他们自己对孩子的爱，却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他们孩子的爱）来做比较。因此，他们就会出现“生产不足”。

换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当其他人又生了孩子的时候，这总是一个充满快乐的时刻：那些孩子很可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快乐，但是抚养这些孩子的所有工作却都是其他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生育进行适当的资助。没有这样的资助，我们得到的孩子就太少了，就好比没有适当的罚款或者缴税，我们得到的钢材就会太多一样。

打个比方，某个地方住着一位年轻女子，如果我生了个儿子，将来他就可能会使这个女子为之倾心，但是由于我没有生这个儿子，因此这位女士的生活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如果我能像在乎我自己的女儿一样在乎这位女士，我就会生这个儿子。但是，就我的行事方式而言，别人的孩子似乎远不如我自己的孩子重要，所以我也就很早就不要小孩了。

换句话说，当我限制我自己的家庭规模时，我是自私的。我明白什么是自私，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诸如“人口零增长”这样的组织的全部意图就是去鼓励他人自私。而我认为，寻找一些方法来资助生育将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更繁荣的世界，还将是一个拥有更多潜在朋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更多的朋友分享我们的兴趣，陌生人之间会有更多友善的小举动，还有更多找到爱的机会。我们应该感激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世界！

我刚刚讨论的是，我们应该为那些陌生人着想而生育更多的孩子。第二个完全独立的论点是说，我们应该生更多的孩子，为了那些孩子自己。他们大概会很感激得到生命这份礼物吧。

关于那些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我不确定应该将这个论点发展到什么地步，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公开的讨论了，但是如果评估一下我已经摆明的论点，那我们就不得不更进一步，考虑一下那些甚至还没有被怀上的孩子的权利了。这两个问题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指望大家能立刻达成一个共识。

在我看来，下面这个问题，似乎既是最重要的一点，又是一个最大的难点：活着的人对于那数万亿潜在的人口有道德上的责任吗？因为除非我们怀孕，否则那些潜在的人口将永远没有机会出生。

答案肯定要么是“是”要么是“否”，但是两个答案都会导致麻烦重重的结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生育比我们真正想要的更多的孩子。那些没有被怀上的孩子就好像是被关在某种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无法冲破束缚，来到这个有生命的世界上。如果他们有权利，那么他们肯定会要求我们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挣脱这种樊笼。

事实上，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某些贸易政策或者福利政策完全忽视了外国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贸易政策或者福利政策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德基础。照此类推，只要没有被怀上的孩子是道德实体，那么，如果生育政策完全忽视了未被怀上的孩子的利益，它就是一种没有任何道德基础的政策。如果我们没有给原先那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避免得出这种明显是奇谈怪论的结论了。

但是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就一定是否定的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似乎在道德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去破坏整个地球了，我们甚至可以把地球毁灭到没有下一代人类出现的地步。[4]如果我们首先阻止下几代人出世，而且，如果未被怀上的人不算作道德实体，那么我们的犯罪就没有了受害人，因此这些犯罪也就不是真正的犯罪了。

这个观点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托马斯·杰斐逊就写到“地球属于生命”。这个观点也不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放弃生育的权利，那么由此也就可以论证，我们所有的人都共同拥有那样的权利。然而，严格地说，这个结论似乎确实站不住脚。

当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心里烦透了，因为两种选择都有某些推论让人很难接受，然而这两个选择中必定有一个是正确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倾向于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我无法证明它是正确的，因此我对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

因此，如果未被怀上的孩子有权利，那么我们就得到一套繁杂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权利，那么我们就得到另一套不同的，但是同样繁杂的结论。可能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在未被怀上的孩子的问题上，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从逻辑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让我给你列出一些证据。

你肯定认识这样的夫妇：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且他们还没决定是否生第三个孩子。这时，他们会犹豫不决，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转向那边，这是因为他们在权衡着利弊得失。最后他们决定继续生。从第三个孩子降生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父母就深深地爱着他，那种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情愿贡献他们所有的一切来保护他的生命。

我们来把上面这个例子同人们购买电器、家具或者CD的方式做个比较。通常情况下，你在购买时就举棋不定的东西，最终不会是你珍爱至深的东西。也有例外，比如有的时候，当你把一张CD买回家后，你发现这张CD竟然出奇地好，但是一般的规律是，如果你不能确定你想要这件东西，那这件东西就不大可能受到珍视。那么，为什么事情到了孩子身上就完全不同了呢？

我的一位同事主张，这里没有真正的矛盾。他说，把一个孩子等同于一个微波炉是错误的；相反，你应该把一个孩子等同于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人们常常在决定是否要尝试一下海洛因时犹豫不决，但是一旦他们决定试一下，他们就会上瘾，而且不能自拔。小孩子也一样。

但是，我认为，那是个很糟糕的类比，因为对海洛因上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相信自己能够摆脱毒瘾。可能那是因为他们愚蠢，也可能那是因为他们是下了大赌注的赌徒，但是无论因为什么，他们就是那么想的（如若不然，那么，当我们听到众多的瘾君子在叙述自己经历的时候，都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早知现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些道理放在父母身上就不正确了。父母们事前就知道，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们将对自己的孩子爱得“上瘾”。他们选择上瘾的时候是明知道的，就好像一位消费者挑选了一台微波炉一样。

此外，父母与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最关键的不同在于，父母们事前就知道，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们不想戒断自己对孩子的“瘾”。如果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而且对于是否要第三个孩子犹豫不决，那么就是说，你已经相当清楚当父母是什么样的了，而且你并不像那些鄙视自己毒瘾的瘾君子，你已经知道自己将珍视自己的孩子了。当你知道你会在得到某件东西之后，深深地爱上它，你怎么会在得到它之前还犹犹豫豫的呢？

但是作为一个独生女的家长，我可以证明，人们确实也会这样做。我知道如果我将我的那些未被怀上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们将是我最贵重的“财产”，然而我却选择了不让他们出生，可能这里就是没有逻辑可言。

孩子都是奢侈品

我来告诉你另外一种矛盾。假设你正在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生个小孩，而且你在考虑到银行去购买一些债券作为给这个孩子的礼物。那么毫无疑问，去银行跑腿将导致你这一天里的计划发生少许改变，因此也就引起受孕的那一个时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因此也可能就完全改变了你这个孩子的性别（因为在前一分钟冲在最前面的精子在后一分钟的时候就不大可能冲在最前面了）。那么现在，如果你去银行，你将怀上小孩A，他命中注定会富有。相反，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赌马上，那你将怀上小孩B，他命中注定会贫穷。此外，你提前已经知道，基于差不多所有父母的经历，无论生下的是哪个孩子，他都是你更喜欢的那个孩子。如果小孩B出生20年后你获得了一个神奇的机会，可以用这个孩子来交换小孩A，我敢打包票你是不会这么做的。事实上，如果一个恶魔威胁说要把小孩B变成小孩A，你会买通恶魔让他不要那么干。

但是你去了银行而没有去赌马，你实质上是在购买特权以生下富有的孩子A，而不是贫穷的孩子B。尽管这样，如果你生下了孩子B，你也会尽最大可能来防止孩子B在出生后变成孩子A。这似乎很难符合经济学中理性行为的理论，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观点都显示出，似乎没有任何人发明出了一种有条理的方法，来考虑那些未出生的人的利益问题，甚至是考虑他们是否有任何利益的问题。特德·巴克斯特非常希望能出现一个有创造性的天才，他能够给我们解决人口问题；而现在，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出现一个有创造性的天才，可以教我们如何思考人口问题，我就满足了。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有足够多的人口，来产生这样的天才。

从我女儿凯莱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家的人均收入就降低了三分之一。如果人均收入是衡量人类幸福的合适尺度，那一刻一定会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刻了。但是我并没有那种感觉。

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经指出：如果人均收入是人类幸福的正确尺度，那么农场里一只牲口的出生就是福音，而一个小孩的出生就是灾祸。但是没有人这样想，因为除了人均收入，生活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甚至是那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关心我们的陌生人，都是某种奢侈品，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滋味的奢侈品。大多数奢侈品都很昂贵，不过如果孩子们也很昂贵的话，那他们值，因为他们确实有那么大的价值。在这个财富源于思想的世界里，每一个孩子的出世都带来新的希望，他们会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富有。这样的奢侈品不但能够赚回自己的成本，还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1] 另一方面，你也可能会反驳说，天才也倾向于相互排挤。如果在冷聚变方面，你隔壁的天才很可能会超过你，抢在你前头申请到专利，那你为什么还要花费青春时光去研究冷聚变呢？

[2] 1公亩=100平方米。——编者注

[3] 这一论点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第三点，因为对于这一点存在非常重要的例外，比如我已经提到的窃贼和人渣。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变成窃贼或者人渣。而其他明显的“例外”却远不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比如，你会认为，当你哄抬汽车价格或者申请一份我希望得到的工作时，你就对别人造成了损失。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损失，因为与这些损失相连的是可以用于抵消成本的收益。当汽车价格攀升的时候，销售商得到的同购买者失去的一样多；如果你确实是一个比我更具实力的职位候选人，那我的损失将是雇主的收益。

[4] 这不是说我们一定想毁灭地球，我们可能会以因为自私的原因而保护它。这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动过毁灭地球的念头，那么从道德上讲这种想法是允许的。我们否认自己对未能怀上的孩子负有道德责任，而你认为动物或者某些要紧的植物处在同样的道德状况下，那你必定会去修正这个结论。

第14章

用一点数学

在天文学中，许多竞争激烈的争论都是通过望远镜的镜片得到最佳解决方案的。在公共政策中，许多最激烈的辩论也都是通过算术找到最佳解决方法的。

“它合理吗？”

霍勒斯·曼是我的英雄。

曼，是19世纪公立学校改革运动中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但他在现代保守主义者中的名声却不怎么好，这些保守主义者怀疑，他并不是那么注重教育，而是更重视压制独立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猜想，曼本应该待在家里，跟我们当今的职业教育家在一起。但是我们很难将这些猜想同事实上的这个人联系起来，这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

教育是为了激发对真理的热爱，将真理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教育是为了阐明智慧的观点，从而辨别真理。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不屑于去判定伟大而永恒的法则，而是去判断何为狭隘和自私……我们想要的不是那种像房子尖顶上的风向标一样，随着流行风不停改变的人；我们想要的是那种像山一样能改变风向的人。

当今的时代，常常为一些重大问题而激动和沸腾，热烈得就像一个大锅炉；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我不能说大多数，将永远无法解决，除非我们有一代人，能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寻找真理，尊重正义。在18世纪中期，就一颗行星的问题，天文学家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些愚蠢的天文学家发起了一场文字战，他们撰写火暴的文章相互攻击；而另一些聪明的天文学家却在改进他们的望远镜，而且很快就把那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教育应该效仿的是后者。

那些完美的观点从来没有被表述得如此令人信服。曼在一些事情上犯了错误，比如，他深信，需要由政府来经营一个高效的学校体系，但是在教育的目的和方式上，他的观点却从来都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曼始终如一地坚持提倡教学生们如何去思考，而不是教他们思考什么。下面是他对死记硬背学习法的批评：

如果这样给学生上课，学生们就不能理解这些观点，而只是努力地去记住那些话，这样，至多不过是教给学生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没有教给他们一个原则，一个能够解释各个类型的事实的原则。学生们都是通过死记硬背来学这些课程的，当一个老师应用的是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体系时，他其实只是在利用学生的记忆力，就像用他们自己的黑板演算数学题一样，当要做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得被擦掉，这样才能为第二个问题腾出地方。

曼讲述了他去一所小学参观的故事，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有着超凡的记忆力：

这一班的学生，都是些小地理学者，在对他们进行关于地球自然地形知识方面的测试时，如它的大陆、海洋、岛屿、海湾等等，他们都机敏、准确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令人啧啧称奇。随后，来参观的来访者问他们，他们是否见过这个他们烂熟于心的地球呢？孩子们老老实实且异口同声地答道，他们从来没见过。

对于一位大学教师来说，这个真实的小故事会引起他的共鸣。有些学生居然不明白他们学习的资料是要说明某些东西具有某种意义的，你会吃惊地发现我们遇到的这类学生竟然如此之多。如果学生们的家庭作业是一道经济学问题，那这些学生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计算，然后就根据计算得出结论：在每一个食品商店，莴苣的价格是每个80美分，但莴苣的平均价格却是每个90美分，而且他们仍旧相信，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最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题，要求他们计算出圣诞老人分发的免费礼物的价值，那个班里大部分学生算出的都是负数，而且大都没有因为这样的答案而表现出什么明显的窘迫来。当我让他们描述箭牌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增加1万美元的结果时，总是有学生信口回答，口香糖的价格将每盒上涨1万美元。

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偶尔发生的。这样的事件无时无刻不在出现。在我的学生之中，居然有20%的人看起来是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原则：当某些东西没有什么合理性的时候，你就要对它提出质疑。

我不知道这该怪谁。可能学生们就是太懒而已，可能我还没有搞清楚该如何启发他们。但是我敢打赌，问题的很大一部分根源在于基础教育。

成功教育的结果是一个睿智的怀疑论者，也就是一个一碰到新“论据”就本能地要停下来问问这个新论据看起来是不是合理的人。如果这个论据跟某些相当重要的东西有关，他或她将会越过质疑其合理性这一节，直接开始研究这个论据是否真实。

教育意味着学会以明智的方式问：“它合理吗？”这经常意味着找到了某种合适的思想实验。例如，人们有时说，日本汽车制造商用“倾销”的手段（人为的低价销售汽车）使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境况越来越糟糕。听到这样的事情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冷静下来考虑，为了使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境况进一步恶化，日本人会不会送给每个美国人一辆免费的凌志车呢？做了这个思想实验之后，还有谁会相信倾销会伤害美国人的利益呢？只有那些不知道我的那个圣诞老人礼物问题的正确答案的人。

用一点简单算术

在天文学中，很多最激烈的争论都是通过望远镜的镜片得到最佳解决方案的。在公共政策中，很多最激烈的辩论也都是通过算术这样的“镜片”找到最佳解决办法的。我不是指那种将一排排数字相加的龌龊算术，我指的是那种简单概念上的算术，运用这种算术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如果你在一件东西上花得越多，那么（在你的收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在其他东西上花的就会越少。

举个例子，有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高科技产业上。因为那些资源必定来自某个地方，所以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怀疑论者就会本能地问：“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在哪些工业上投入更少的资源呢（我不是暗示这个问题原则上不可能得到完全恰当的回答，我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被提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因为美国人花在卫生保健上的钱比日本人或者加拿大人都要多，因而就说美国人花的钱“太多”。但是美国人的收入比日本人和加拿大人的都要多，所以算术的定律就要求我们在某一些东西上花得要比他们多（当然，除非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收入扔掉）[1]。因此，问题应当是这样的：如果美国人应该在卫生保健上少花些钱，那么他们应该在什么事情上多花些钱呢？在任天堂的游戏上吗？

当然，如果想让大量的数字有一定的意义，那算术学是绝对必要的。比如，某人告诉你，卫生保健费用占我们7万亿美元GDP（GDP，或者说是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一年中所产生的所有收入的总价值）的14%，而你几乎不可能想象得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那么那些具有煽动性的政客就很容易夸大其重要性了。但是任何拥有计算本能的人都不会受到这种夸大其词的影响。如果收入的14%花在了卫生保健上，那么一个年平均收入在5万美元的家庭一年花在卫生保健方面的钱就有7000美元（包括看牙、配眼镜，还有大约3000美元税款，用来支付政府在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以及其他医疗方面的开支）。那些数字是可以好好思考一番的，而这是展开任何理性讨论的先决条件。

如果人们还没有弄明白算术的定律，或者作为这些定律的基础的基本逻辑，就会出现下面这些情况：我刚刚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报道，是关于一种新型胆囊手术的，这种手术最初承诺可以大幅度降低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手术非常受欢迎，做这种手术的人非常多，因此做胆囊手术的总体成本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得出结论，如果作为降低医疗成本的一种手段，新型手术显然是失败的。

根据这种逻辑，你的价值2000美元的台式电脑比30年前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主机要贵得多，因为卖出的台式电脑太多了，总体成本就会很高。根据同样的逻辑，当牛肉的价钱掉下来后，顾客会感到不高兴，因为顾客们会选择多买一些牛肉，导致牛肉的总体成本上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犯了个基本的错误，它混淆了一件商品的价格和用在那种商品上的支出（你用在牛肉上的支出等于每磅牛肉的价格乘以你所买的磅数）。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消费者会更高兴。与此同时，如果支出上涨，那是因为消费者选择买更多的牛肉。这种自由选择并不是什么坏事。

胆囊手术也是同样的。如果治好你的胆囊花的钱少了，这当然是一件很实惠的事。如果最终结果是更多的人都治好了胆囊，那就是一件更实惠的事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讲的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完全相同的错误：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作“不切实际的经济学家”，我在书中记录了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汽车变得更安全了（通过安装座椅安全带，给仪表板加衬垫等措施），而司机对此做出的反应却是变得更粗心了，他们如此粗心的结果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司机人数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自从那本书出版后，研究人员发现，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些安全改进措施，最终也是类似的结果，比如安装司机侧面安全气囊和车闸防抱死系统等）。有几个书评作者试图推断出，司机并没有从安全带上获益。那是绝对错误的。使用新型汽车座椅安全带的司机葬身于车轮之下的可能性跟从前一样，但是现在，他们系安全带的时候，就可以纵情驾驶了。司机必定很重视能够更加随心所欲、更加纵情开车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不会选择争相装备安全带了。（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纵情驾驶意味着行人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对比司机得到的好处和行人的损失，安全带最终可能受社会欢迎，也可能不受社会欢迎。）

显而易见的类推就是：系上安全带降低了纵情驾驶的代价。当这个代价降低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更纵情地开车了，就好像当牛肉的价格跌落的时候，人们就会买更多的牛肉一样。司机死亡的人数就好比你花在肉店里所有的钱，这个数字可以上升，可以下降，也可以保持不变。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价格的下跌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更多收益，在上面的例子里，获得更多收益的是司机。

别混淆因果

最近《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位交通工程师的文章，这位工程师重新设计了引起交通堵塞的城市道路，因为他注意到发生大量交通堵塞的区域几乎都拥有大量高级商店、剧院和餐馆。这就好比在7月份挂起了槲寄生（常用于圣诞装饰的灌木——译者注），因为你注意到，在你挂起槲寄生的那几个月，你会收到很多礼物。其根本的错误是，如果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地发生，便以为前者必定是后者的原因。

在课堂上，我发现数学学得好的学生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因为他们擅长以不同方法将各个变量相互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些数学学得不怎么样的学生特别容易犯这种错误。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可以找到诸如交通工程师或者《华尔街日报》记者这样的工作。

几年前，有一篇报道说，平均起来，抽烟的人比不抽烟的人活得长。我想知道有多少交通工程师开始抽烟，指望靠这个多活几年。唉，因果关系在相反的方向上发展也是极有可能的：并不是抽烟造成长寿，而是长寿造成了抽烟。大多数人是直到年龄相当大以后才开始抽烟的。

如果上面那些说得还不是十分清楚明了，那就考虑一下同一种现象的一种极端情况：平均起来，在100岁生日时患有心脏病的人，活得比那些在100岁生日时没有患心脏病的人要长得多（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活了至少100岁）。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100岁生日，那并不是说你让自己得上心脏病就可以让你活得更长。

还有一个例子：几年前，据报道说，右撇子的人比左撇子的人活得长，平均长大约9年的样子。很多记者立即得出结论——使用右手可以长寿。但是另一种解释是，在一定年龄以上的人，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的——左撇子被迫变成右撇子。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长寿导致人们使用右手，而不是反过来的那种说法。

在所有这些例子里，对因果的混淆将观察者引入了歧途。这基本上是个数学错误，也就是没有弄清楚各个变量之间的正确关系。如果通过某种课程，不但教给初中学生某种智力工具，去搞清楚因果关系，还教给他们一种信心，无论何时遇到一种不清楚的观点，他们都敢于去进行挑战，那么，我敢肯定，经过这种课程的成功训练后，学生们就能够摆脱这种混淆不清的状况了。我希望看到每一个八年级的学生都能有这样的课程。我想霍勒斯·曼会赞同的。

量化有什么错？

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之前，一个星期日的早间新闻节目花了半个小时专门做政治预测。第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他分析了各种变量，比如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和美国在海外驻军的人数等。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作为过去选举的预测器，这些变量的用处都非常大，他将这些知识总结成一个统计学家所说的“回归方程式”。然后他就用这个方程式来做预测。

接下来的一位嘉宾是历史学家，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反感。他说，仅仅用一个方程式来描绘像总统选举这么复杂的事情，是一种归纳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比荒谬了。接着，主持人问道，那么历史学家是如何预测一次选举的呢？这位历史学家回答：你必须考虑大量的事情，你必须考虑失业率、经济增长率、美国在海外驻军的人数……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学家的观点。他反对的只有一点——政治学家用了一个方程式来仔细说明自己的观点。

多么奇特的观点——以马马虎虎、不清不楚的方式来做某些事就很好，但是以稍微认真一点儿的方式来做同一件事就不行。但是我可以肯定，历史学家说出了数百万电视观众的心声。在人们当中，广泛存在一种对量化的敌视态度，量化似乎就只是建立在迷信和思想懒惰基础上的一种行为，而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我们教育体系的重大失误之一。

也许，历史学家反对的不是政治学家的方程式，而是提出方程式的方式，这也可能。也许，他担心人们因为方程式而对准确性留下错误印象。但这只是个挡箭牌：没有人会相信，写下一个方程式就有可能精确地预测大选；任何人都明白，所有的预测都是基于有限的历史经验，而有些历史经验甚至已经没有什么相关性了。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在这场争论中，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该小心地、系统地摸索，还是暂时地瞎摸乱撞。

毫无理性地敌视量化，可能会对社会习惯产生一种麻痹作用。想想在审判罪犯中发生的事情吧，如果陪审团认为，“除了有一个合理的疑点之外”，被告有罪，那么，法官常常指示陪审团宣判被告有罪，却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合理的疑点”是包含了1%的可疑，还是2%的可疑，抑或是5%的可疑（举个例子，2%的可疑意味着，如果陪审团讨论了100个案件，每个案件都有同样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可以料定98个被告有罪）。律师们嘲笑这种观点说，难道疑点可以量化到如此精确的地步吗？他们的嘲笑是正当的，却是不切题的。没错，没有一个陪审员可以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多于2%还是少于2%，但是同样，也没有一个陪审员可以确定自己的怀疑是多于“合理的”，还是少于“合理的”。有了一个量化的目标，陪审员至少可以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即使他们不能肯定就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量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立法者获得一定的灵活性，为不同的犯罪设定不同的标准）。

为什么法官在使用“合理的疑点”这个短语时，会那么严密地隐藏起自己的所思所想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使陪审员失去制衡作用，而依赖于法官的不断指导。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陪审团是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

在凯莱3岁生日的时候，我带她去散步，我们在邻近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校园里走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们住在校园附近。当闲逛到校园深处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未带她到过的地方。这时她告诉我，她曾经在这附近看到过一些动物标本。我问她，谁带她来的，她说她上实验课时和大家一起来的。后来弄明白了，六个月前，她上实验课时在那里进行了实地考察旅行。多好的记性！

我想，我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那些填充的死动物，于是我问她想不想再去看看那些动物标本。她兴奋得不得了。但不幸的是，我把具体地点搞错了。于是我们从这栋房子溜达到那栋房子，就这样转悠了很长时间，我们四处打听，但是没得到什么信息。

后来，有个人建议我们到动物学系去看看，于是我们就开始朝那个方向走。但结果是我也搞不清动物学系在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我向一个过路人打听去动物学系的路，那个人刚好知道路线，就告诉了我们，这让凯莱激动万分，一路上提了好几次。她还不停地警告我，在存放那些动物的大楼里，你必须非常安静，毫无疑问这是实验课老师教给她的。

当我们来到大楼前，她非常惊奇，小声说：“我以前来过这儿！”我们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间发现了一个地点，凯莱在这个地方站了好几分钟，默默地想着什么。最后她小声说：“他只是回想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就知道它在哪儿了。”她正在见证一个奇迹。

这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博物馆昏暗、寂静，凯莱满心陶醉地站在那里，让她心旷神怡的并不是猫头鹰和老虎的眼睛，而是抽象思维的伟大。我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她就准备走了。

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中，我要例证凯莱一个最重大的发现——思想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尤其想举例说明的是，一点点数学就能使你很容易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找到一个平静的解决方案。我所选择的问题包括：政府债务的后果，种族歧视现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子孙后代所担负的责任的本质。这些问题是按照数学的复杂程度排列的。头两个相当直接，相比之下，最后一个要求更高一点儿。

三个例子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数学推理。在第一个例子，政府债务问题，我用一个案例计算，用一种完全是无可辩驳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一般原则，虽然这种方式对于那些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显然是很难理解的。案例计算中的数字全部都是编造的，但是从数学角度讲，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无论你选择什么数字，论证都会是一样的有效。

第二个例子，种族歧视问题，运用了一些现实数字，信手拈来一堆数字进行粗略的计算，结果就使人们对一些广为流传、似乎合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计算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据，而是一个强烈的暗示，暗示什么事情最有可能发生。

第三个例子讲的是应用数学了解民族偏见的结果。正如我说过的，这个问题可能比前两个问题更难理解。如果你感到没什么劲，你可以略过这一章。

[1] 你可能想反驳说，美国人不必花掉自己全部的收入呀，相反他们可以不断地存钱嘛。但是存钱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在未来花更多，因此存钱只不过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消费。

第15章

政府债务损害了你后代的利益吗？

如果一位时事评论员说：“是政府债务使我过得更好，因为它让我的孩子花钱，但我并不喜欢那样。”这就好像一位父亲说：“是大海的反复无常让我暖和，却让我的女儿冻得直哆嗦，不过我并不喜欢这样。”一样都是大谎话。

150封顽固来信

如果你担心政府债务殃及你的孙子，那么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些算术，让你放下心来。如果你仔细读下面的例子，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假设你在银行存有1000美元，到你的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这笔钱将翻番。

现在假设政府决定花掉你存款中的100美元。要得到这100美元，政府有两个选择。

选择甲：把你要缴的税增加100美元。这样你就剩下900美元了，你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将拿到1800美元。

选择乙：借100美元。那样你还剩下1000美元，你的孙子继承这笔钱的时候将拿到2000美元。到那时候，政府必定会对你的孙子征税200美元，以便还上政府借的债外加利息。这样你的孙子还是剩1800美元。这里有两个寓意。第一，政府的开支对于你的孙子来说代价很高。如果政府没有这笔开支，那么你的孙子将会得到2000美元而不是1800美元。第二种，不管是选择甲方案还是选择乙方案，对于你的孙子来说根本没什么差别。选择“平衡预算”——选择甲，还是选择“超前消费”——选择乙，都不会让你的孙子的境况好到哪儿去或者糟到哪儿去。

换句话说，政府债务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你非常疼爱他们，还给他们留下遗产的时候是这样。也就是说，政府债务（与政府开支相反）不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除非你让政府这么做。

这不是什么奇谈怪论的经济学理论，这是简单的算术。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是毫无争议的；在数量研究的学者看来，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它却在某一类人中引起了广泛争议，我所指的那类人，在匆匆忙忙地得出结论之前，却顽固地拒绝去完成一个简简单单的计算！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杂志的专栏刊登了这个简单的演算，接着我就收到了大约150封拒绝接受我的演算方法的读者来信。其中有几封信见解很是新颖独到。但是这批读者的大部分人都坚持认为，我的结论是错误的，然而，他们却没打算指出我的推理中有什么错误，通过数轮通信，他们仍旧顽固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发现，当人们面对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即便它是一种无可辩驳的观点，他们也还是继续相信一种他们愿意相信的观点，这不仅令人悲哀，也让人感到害怕。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对此感到些隐隐约约的不舒服。我对此感到有些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我这样一种观点，还因为他们似乎都认为，从细致的辩论中一般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从他们的来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来就没有学过数学。相反，他们却在努力改变主题。

比如，有相当多的人写信给我——尤其是财政预算监督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渲染财政问题的组织，告诉我国家的债务多么巨大，但他们明显漏掉了一点，那就是不管政府是花1美元，还是100美元或是1000美元，我这种观点都是适用的。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回了信，问他们到底反对的是我数学演算中的哪一步。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反复重申国家的债务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

有一位先生写信给我表达他的愤怒，他说政府是愿意借多少就借多少。他问我：“我的孩子们不能这样做，我的妻子不能这样做，我的企业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政府就能这么做？”

说得不错，而且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还不能增税呢。如果政府打算花你的钱，那么政府就会想办法达到目的，要么通过借钱，要么通过增税，而且不管政府用哪种方式，其能力比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都要强得多。[1]当我在回信中做了很多解释后，与我通信的那个人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他再也不会用以前那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了。现在他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我不想对一位专注的、思维开阔的读者那么苛刻，但是我对一件事还是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一个富有思想的成年人怎么会唠叨“我的妻子不能，我的孩子不能，我的企业不能”这样的陈词滥调，却不停下来问问他们自己到底这个“不能”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是，并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的企业不能借钱，而是他们不能花别人的钱。不管好坏，反正政府经常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的观点是：“我的妻子不能像政府那样借钱，因此政府就应该通过税收而不是借债来为其花销提供资金。”我回答将会是：“好呀，我的妻子不能像政府那样增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借债而不是税收来为其花销提供资金。”我的观点比你的观点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个有关妻子和孩子的争论被局限在了我个人的一轮通信交流中，那我就不必在这里占用这么多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然而，在与社论版对称排列的专论版文章中，在星期天早间的电视节目中，从政客和新闻记者那里，我已经数十次地看到、听到这样的观点了。我的意思不是简单地说，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是要说这样的观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只有当人们口中念叨这些话，却从来不停下来想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种观点才能生存下来。

后来，还有人写信对我说，如果政府借来的钱是用来给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而不是给挥霍性的花销提供资金，那么，政府借债当然就是合理的了。我估计，他们正在复述某些他们在大学商务课上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把意思给曲解了。教育的力量可真大啊！结果是无论我给他们回多少次信，这些与我通信的人都极其固执地拒绝领会我的意思。为了说得更清楚一点儿，下面我列出他们漏掉的要点：不管政府把你那100美元花在哪里，甲选择和乙选择都同样适用我的观点。

最后，还有一些人想把政府的情况同一些大公司做类比，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把美国公民比作股东。他们推断，就好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盈余的时候会高兴一样，美国政府盈余的时候美国公民也会高兴。

这些作者容易忽视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绝对不像一家普通的大公司。政府更像是一家有权对自己的股东征税的大公司。如果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得到许可，可以向自己的股东征税，那公司就可以获得巨额的盈余，但是股东可能不愿意欢迎这一情况的出现（他们也必定不会怎么抱怨的，因为他们付了多少税，他们的股票就会升值多少）。同样，当政府通过增税减少了赤字的时候，也别指望谁会上街跳舞狂欢。

翡翠湾的风衣事件

沿着太平洋海岸公路，在大索尔的南面，有个地方叫作翡翠湾。这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甚至较之那些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也毫不逊色。你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往下走100米，来到岩石突兀的海滩上，你会发现海滩上散落着零星的玉石，这是大海不断给这片海滩送来的珍宝。涨潮的时候，一层层海浪涌上来，淹没了这些海滩，你不得不爬到高处的岩石上，以免海浪打湿了你的衣服。

凯莱在翡翠湾的美景和挑战中雀跃欢呼。她站在高处，等待海浪退去，海浪一退她就跳下来，寻求一种独特的乐趣，然后她又赶在浪头冲上来之前爬回到高处。通常，她都能赶紧爬到高处。当她没来得及爬上岩石的时候，她肯定会被海浪冲倒，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她会大笑着爬起来。

在翡翠湾的海滩上，你必须选好放东西的地方。如果东西放得不够高，强有力的海浪会把它们卷到海里去的。

现在，我想让你想象这样的一幕：凯莱和我爬下岩石来到海滩上，脱下风衣，并排放在一块大石头上，我俩的风衣是完全一样的。我爬上了一块礁石，安全地待在“吃水线”以上，沾不到一滴水。凯莱拣了满满一口袋的玉石，在水里玩得正起劲儿。我很暖和，她很冷。该走了。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大海为凯莱得到的宝石索要了代价：她的风衣不见了！而我的，碰巧还在。

我穿上我的风衣，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攀登，一直要爬到上面汽车那里，我看了看我那可怜的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希望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如果大海带走的是我的风衣而不是她的，我可能会感觉更好一点儿。

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另一个游客，就比如说是你，我们告诉了你丢风衣的倒霉事，并解释说我们倒了双倍的霉。我们不仅丢了风衣，我们还丢错了风衣。与我对我的风衣的需求相比，凯莱更需要自己的风衣。你打算同情我们吗？或者你更想建议我把自己的风衣给凯莱吗？

在翡翠湾的故事中，就包含着在政府债务问题方面，你所要知道的全部东西。政府就像海浪，它滚滚而来，带来礼物（玉石或者医疗保险金什么的），也要索取代价（以风衣的形式或者税款的形式）。政府就像海浪一样，可以任性而为。有时候，它从我们这里拿走东西（就好比它给我们增税的时候）；其他一些时候，它从我们的孩子那里拿走东西（就好比它增加债务的时候）。

抱怨政府拿走的东西太多还是很有意义的，就好像希望海浪更和善一些，把两件风衣都留在海滩上一样。但是如果抱怨说，政府本该从你这里拿走东西的，却从你的孩子那里拿走了东西，这种抱怨就是很愚蠢的了。一位父亲，当他真心希望海浪带走的是自己的风衣，而不是自己女儿的风衣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的风衣给女儿来纠正这个错误。一位真心希望政府增加自己的税款，不要增加自己孩子的税款的家长，也可以纠正这个错误，他们可以拿出自己的钱给孩子，让他们拿去支付税款，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把钱作为遗产留给孩子。

如果一位时事评论员说：“是政府债务使我过得更好，因为它让我的孩子花钱。”那他没准说的是对的，就好像一位父亲说：“是大海的反复无常，使我暖暖和和，却使我的女儿冻得直打哆嗦。”这样的说法对某些人来说在某些时候是正确的，也就是那些不会把自己的风衣给一个快冻僵了的孩子的人（或者是那些认为他们的孩子不会真正冻僵的人）。

但是，如果一位时事评论员说：“是政府债务使我过得更好，因为它让我的孩子花钱，但我并不喜欢那样。”那他就是一直在撒谎了，这就好像是一位父亲说：“是大海的反复无常使我暖和，却使我的女儿冻得直打哆嗦，不过我并不喜欢这样。”这也是大谎话。这样的说法对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一位真正难过的父亲会让出自己的风衣，一位真正难过的时事评论员也会留下更多遗产。

这个推论，有力而准确地指出，你可以很容易地为你的孩子除去政府债务的“负担”。证实这个推论精确无误的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做一个测试，看看这个推论能不能转化成一种数学模型。这就是使用选择甲和选择乙的真正目的。

你是不是想说你愿意多留给孙子另外100美元但是你没有这些钱？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应该极力赞成政府债务。原因就是：如果政府不借债，那它就要提高你的税额。如果你真的没有钱留给你的孙子，那你也就没有钱去支付这些税款。因此，对于你来说，无论你对政府债务持什么态度，都是死路一条。

更通俗地说，全部的要点就是，政府债务使你要缴的税款比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低，而你节省下来的那些税款就是你可以留给自己孙子的钱。有时候，人们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搞不清楚支付利息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他们必须选择是让自己缴100美元的税还是让自己的下一代缴110美元的税，而且他们认为后者要贵10美元。那可不对。因为，为了支付未来的税款，今天你只需存100美元就可以了，在你的下一代等着继承这笔钱的时候，你的存款会增值。

多一点儿判断，少一点儿情绪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假设你很疼爱你的孙子，于是你留给孙子一笔遗产，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完成了政府债务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对你的孙子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让我们算算，如果你不是特别疼爱你的孙子，不打算留给孙子什么遗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根本不在乎你的孙子会不会抱怨政府债务），事情又会怎样呢？首先，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选择甲和乙两种方案的情况。再次假设你在银行存有1000美元，但是这一次，我们假设你打算花掉所有的钱，什么遗产也不留。我们再次假定政府决计要花掉你的100美元。

下面是政府的选择。

选择甲方案：把你的税额增加100美元。那你就只剩下900美元可以花了，你的孙子出生时将没有什么债务。

选择乙方案：借100美元。这样你还有1000美元可以花，那你的孙子出生时将背着100美元的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当然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所以新的寓意就是这样的了：债务可以使你用你的孙子的钱变得富足起来，但是只有在你愿意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你很疼爱自己的孙子，要留下遗产，那么遗产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而增长。如果你不是十分疼爱自己的孙子，不打算留下遗产，你的孙子就会遇到问题了。

最后，出现了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假设你疼爱自己的孙子，但是我不疼爱我的孙子，当政府增加债务时，政府就会从我们的孙子那里拿钱来给我们。你并不喜欢这样，因此你通过留下遗产的方式将这些钱返还给你的孙子。可是我喜欢这样，觉得不错，因此我继续挥霍无度。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我的挥霍无度会损害你的孙子的利益吗？当然不会，就好像你根本不会去挥霍一样，因此这个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还值得说说。

下面就是答案：因为我的挥霍无度，我的孙子们拥有的资源就会更少。比如，如果他们开了一家工厂，那他们将不得不开一家规模小一些的工厂。

可是这又是如何影响你的孙子的呢？依情况而定。如果他们到我的孙子这里来找工作，那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但是，如果他们拥有一家具有竞争力的工厂，那他们的利益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反而会对他们有所帮助。因此，我的肆意挥霍对我一些邻居家的孙子来说是件坏事，但对另外一些邻居家的孙子来说又是件好事。

20世纪90年代的国债就好比20世纪80年代的核冻结（nuclear freeze）：在你开始感到你在道义上强过你的邻居之前，你不必真正了解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看，国债甚至要比核冻结好得多，并不只是因为你的深深关切使你有了一个道义上的有利地位，还因为你的确利用这个地位给其他所有的人造福。

有些事，我常常设法一遍遍地告诉我的女儿，现在我将它们翻译成大人说的话：试图在精神方面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虽然很令人讨厌，但这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变害为利，为你所用。如果你一定要让自己高人一筹，那么，你就要获得这种优势：你可以先从分析一个问题着手（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一些简单的数字范例开始）；然后用你的判断力，而不是用你的情绪，来巩固你的优势的、超人一等的地位。

[1] 还有第三种选择：不借钱也不增税的话，政府可以选择少花钱。我很热衷于这种方法。但是与我通信的人和我本人都将政府的开支水平看作是既定的，我们争论的只是当政府通过借钱来筹措资金的时候，这个开支的负担是否被放大了。

第16章

工资与肤色无关

谁是种族歧视行为的受害者呢？事实上，对每个黑人雇员来说，歧视使他们损失了4万美元，而对股东来说，歧视使他们损失了36万美元，或者说是雇员们损失的9倍。

肤色歧视的成本

为什么黑人比白人挣得少呢？最早的一种假设是说因为雇主歧视黑人。我想问大家，这种假设是否真的有一点儿道理。下面，我想证明，要解决这类争议，一点点算术会对问题大有帮助。

一些保守的时事评论员一直试图否认存在雇主歧视这种假设，因为他们注意到，歧视的代价其实是很高的（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给白人工人付额外的工资），因此，对那些一直盯着账本底线的雇主们没有多少吸引力。

但是这种否认是太过随便了，因为这种观点假设雇主永远会理性地追求利润，而不会迷失自己的行动方向。同样，还有些过于简单化的理论预言，如：雇主永远不会任人唯亲，公司的经理人员永远不会在高尔夫球场上吊儿郎当，不专心工作；而这些预言都是错误的。

这里缺的就是一种估价，看看歧视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如果歧视的成本占雇主利润的5%，歧视现象就会存在下去，就像任人唯亲会存在下去一样。如果歧视的成本增长了10倍，就很难讲它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我来给大家提供这个缺失的成本估价，这要从几个假设开始，这几个假设都是合理的、和事实相称的。首先，我假设黑人占劳动力总量的10%。其次，我假设黑人的收入是白人的60%。最后，我假定（也是通过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在观察结果的指导下得到的）公司收入存在以下一些情况：假设每付给工人1美元，就要付给公司债券所有者和股东总计半美元，再假设公司债券所有者和股东各拿四分之一美元。

为了让这个假设更具体一些，假设你就是一个公司的经理，雇用了1个黑人和9个白人，发给这个黑人6万美元工资，每个白人10万美元工资。那么，你的工资支出就是96万美元。公司债券所有者和股东各拿到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即各拿到24万美元。[1]因此，你的支出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假设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异完全来自于歧视，即假设黑人和白人一样能干，黑人的工资也比白人少，我们来估计一下歧视的成本。

这些数据揭示了两个事实。首先，歧视现象必须在整个行业非常普遍，否则你的黑人雇员早就跳槽到另一个没有歧视现象的公司了。其次，如果你能把你的种族歧视放在一边，只关注你的账本底线的话，你就会把你那9个工资是10万美元的白人雇员换成9个工资是6万美元的黑人雇员，他们的生产率都是一样的。[2]这样，你的工资支出就会削减36万美元（从96万美元到60万美元）。

那么，这省下的36万美元去哪里了呢？去了任何一家公司的节余所去的同样的地方——股东的腰包。股东的收入一夜之间增长了150%（从24万美元增长到60万美元）。你的支出情况现在是这样的：

当股东的收益增长了150%后，公司的股票价格也肯定会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这足以使你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世纪财务天才。而继续进行歧视，你就无法在财务方面得到这个前所未有的成功机会。

事实上，这个行业里的每个公司经理都有机会获得这样的成功，而他们却放弃了（记住，我们约定歧视存在于整个行业，否则所有的黑人就会跳槽到没有歧视的公司了）。因此，为了相信是歧视导致了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异，你就必须相信整个行业的经理们都被种族歧视主义蒙蔽了双眼，他们情愿放弃为他们的股东获得150%的收益的机会，以及自己赢得华尔街喝彩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简直是难以置信。

150%这个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数字假设上的，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你对那些最初的假设稍作修改，最终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数据，而非150%，而且你或许会发现，在某种情形中，歧视看上去似乎还是有道理的，当然，你也许不会看到这种情形（我猜想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关于什么样的情形看上去是真实的，你我又会持有不同的标准）。不管这种试验的结果如何，它还是很值得去做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试验，就没有办法知道歧视是否是导致工资差异的一种可靠的假设了。

有了以上那些计算结果，我们就搞清楚了，如果我们赞成雇主的歧视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不但要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些公司经理正在放弃一个惊人的获利机会；同时你还不得不相信，所有的公司经理，或者至少是所有那些继续雇用大量白人雇员的企业经理，都正在放弃一些类似的机会。

你也许会反对说，这种获利机会只是一个幻觉，因为如果经理们设法对这个机会做出反应，他们就会把黑人的工资哄抬到和白人一样的水平，这样一来，这个获利的机会就消失了。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机会仍然没有人去把握。如果我在纽约的一个街角丢下两万美元，它会飞快地消失；说没人会去捡这钱几乎就是一种毫不理智的说法了。

我已经证明了歧视的成本高昂得难以置信。但是假设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假设种族歧视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公司经理宁愿为之付出代价。

同时，假设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经理克服了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全部雇用黑人雇员，工资是6万美元，你就是那几个经理之一。你们还会有种族歧视吗？一些人会说有，因为你们付给黑人6万美元，却让他去干一个10万美元的工作。另一些人会说，没有，因为你雇佣行为的动机不是因为种族偏见，你的动机是一种产生于市场的获利机会。

这个争论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而且大概是无法解决的了。但是有些事我们可以达成一致：无论你如何定义歧视，以6万美元工资雇用黑人，比之拒绝以6万美元雇用黑人的经理来说，前者的歧视意味肯定要少得多。还有，无论你如何定义歧视，底线是：如果你想让自己比别人少一些歧视行为，那么，你的行为的最终结果会是雇用许多黑人雇员，还会为你的股东多获得36万美元的利润；反之，如果你的歧视行为和别人一样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获利的机会也会弃你而去。这样，歧视行为就得到了市场的沉重惩罚。

股东才是受害者

谁是种族歧视行为的受害者呢？你也许会认为，是黑人雇员，因为他们失去了合适的职位。但是，这也包括那些股东，他们失去了那些黑人雇员的服务。事实上，股东的损失会比雇员的损失更大。在上面说过的那个例子中，对每个黑人雇员来说，歧视使他们损失了4万美元，而对股东来说，歧视使他们损失了36万美元，或者说是雇员们的损失的9倍。

如果当公司管理者为了满足他们对梵高油画的个人喜好，而花了股东数百万美元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毫无疑问，股东正在受到经理们的掠夺。当这些公司的管理者为了满足个人种族歧视的需要，而损失了股东数百万美元的时候，股东受到的损害是完全类似的。

你也许会争辩说，股东有责任监督公司经理层的行为，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是，如果股东可以监督公司发生的所有事情，那他们就不需要雇用经理了。经理的职责就是为股东赢得利润，而且如果他们放弃了这些能赢得利润的机会，那么就可以说，股东被他们抢劫了。

我相信，这种抢劫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想象这种情况会是造成工资差异的第一位的原因；换句话说，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异一定会有其他一些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是和歧视无关的。但是如果我说得不对，即如果歧视的确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现象，那么，比起雇员来说，股东就更值得我们同情了。

当一个大公司的经理人员因种族歧视被指控时，一些人权组织就会号召消费者抵制这个公司的产品。但是，问题是这种行为降低了公司的利润，损害的不是经理的利益，而是股东的利益，也就是说，惩罚的不是罪人，而是惩罚了主要的受害者。同样，给黑人雇员一些补偿性的报酬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这些钱来自于同样一批人的口袋，即目前遭受了双重损失的股东。

1996年，德士古公司的经理人员承认，在雇员和升迁方面，存在歧视问题，公司同意对黑人雇员进行补偿，补偿总额高达1.76亿美元。但这并不能证明德士古公司存在歧视问题，它只能说明，假意承认，并且迅速结清赔偿，比起一场久拖不决的法庭斗争和媒体斗争要来得便宜，来得容易。但是，如果这种承认是认真的，而且那1.76亿美元的补偿是应当的，那么，也就应当对股东进行同样的补偿，而且这些进行补偿的钱不应该由公司出，而是由那些经理个人出，因为他们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雇用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欺骗了他们的投资人。

挣得少的真正原因

如果我们排除雇主种族歧视这个因素，那么，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异，就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

例如，假设歧视不是由雇主而起，而是由消费者而起，即消费者愿意为白人工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支付额外的费用。要使这种理论更有说服力，你就必须估计这个额外费用有多少，评估一下消费者是否会真的付这笔费用。我想请读者自己去算这笔账。

（这笔额外费用的多少因行业的不同而差异很大。在计算机硬件行业，就几乎没有任何这样的额外费用，因为对消费者来说，没法见到工人。你知道是什么人、哪个种族的人装配你的磁盘驱动器的吗？在理发业，这种额外费用就会比较多了，但也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即便有很多顾客是种族主义者，但是黑人理发师仍然能够专门给那些不是种族主义者的顾客服务。但是，在美国全国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中，选手不但人人可见，都是大众人物，而且选手是无法挑选他们的球迷的，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歧视的可能性。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大联盟里的黑人选手总体上比白人选手的成绩要好，这就说明，黑人选手晋级大联盟的门槛要比白人选手高。）

还有一种理论是说，黑人比白人挣得少，不是由于雇主或是顾客的歧视，而是因为他们工友的歧视。根据这个理论，黑人挣得少是因为他们在白人同事中引起了不满。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雇主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容易，他可以雇用单一种族的工人，一些公司全部雇用黑人，而另一些公司全部雇用白人。

另一种理论认为，黑人挣得少是因为他们所具备的可出售的技能太少。这种理论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说，每个工人的工资是根据他的个人技能而定的，黑人（平均说来）掌握的技能比白人要少。第二个版本是说，每个工人的工资是根据对他的技能的合理预期而定的，而雇主（正确地、理智地）预计，黑人掌握的技能比白人要少。根据第一种版本，一个黑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和白人熟练工人的工资是一样的；而根据第二种版本，黑人熟练工人的工资要比白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少，但是其理由却和种族主义无关。

这个理论的任何一个版本要成立，都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黑人掌握的可销售的技能要少。可选的解释有：选择、培训和遗传。

所谓选择，就是说，因某种原因，黑人心甘情愿比白人掌握的技能少（如果黑人预料到会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歧视，这种说法就有可能是合理的，因此说，选择的结果会放大歧视的结果）。但是这种说法和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是矛盾的。根据芝加哥大学的德里克·尼尔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威廉·约翰逊最近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和白人工资差异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技能水平上的差异所致，而这种技能水平的差异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觉察出来了。[3]这种说法如果要符合理性选择，那就得有这样的情况：6岁的孩子在决定是否要掌握乘法表之前，就已经仔细考虑了他未来的就业前景。我很关注这些理性选择模式，但是我不准备让这种关注演变为狂热。

对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现在就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了：培训和遗传（更准确地说，它们解释了引起工资差异的技能差异的原因）。[4]赫尔斯坦和默里认为，遗传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更近一些的，由尼尔和约翰逊所得的研究结果似乎驳倒了这种解释。因为有这么一件事，尼尔和约翰逊发现，在一些标准化的智力测试中，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的表现差异要远远大于黑人少年和白人少年的表现差异。这就很难解释清楚说这种差异是由遗传引起的（为什么一种天生的智力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变越大呢？当然，赫尔斯坦和默里的相当一部分论据是建立在这样的论断基础上的，即这些测试数据衡量的是一些天生的能力，是不受后天训练的影响的。但是尼尔和约翰逊的研究让人们对他们这种论断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不是由培训引起的（如果黑人得到的是比较劣等的教育，那么很明显，受10年这种教育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受6年这种教育产生的影响）。

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所有这些研究工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和数量有关。有些研究工作需要尖端的技术和复杂的量度方法。但是对于有些情况（歧视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天生的看似有道理的理论，是需要验证的，而最好的工具莫过于我的朋友曾经用过的方法（即进行简单合理的估算）以及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

[1] 这里的具体数字并不重要。如果你假设雇用了100个工人，而不是10个，或者假设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分别是6000万和1万，而不是6万和10万，我们以后得到的结论都是不变的。

[2] 找这9个黑人雇员并不难，因为我们已经约定，黑人必须在整个行业遭到歧视。你只要提供比现在市面上的6万美元黑人工资稍微多一点的工资，就一定能够吸引到9个黑人雇员来你的公司。

[3] 理查德·赫尔斯坦和查尔斯·默里以前在他们的畅销书《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也提到过类似的发现。

[4] 技能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但是这种关系是最近才产生的。也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一些标准化的测试来衡量一些技能，其拥有者在职业市场上开始得到相当数量的额外奖金，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猜测认为，可以用“硅革命”这样的词来形容这种变化，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变化。

第17章

我们欠后代什么？

经济的发展会使我们的后代更加富有，根据某些道德标准，这就减少了我们为他们做牺牲的义务。

后代会有多富有？

我们欠后代什么东西吗？

如果我们不能勇敢面对一个更一般化的问题，自然就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这个更一般化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什么东西吗？

一个可能的答案包含在以下这个经济学家所持的黄金法则之中：我们应该愿意去花这1美元，只要它能带来超过1美元价值的集体利益。

根据这个黄金法则，如果我们花1美元保护了一片森林，而对于第101代子孙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片森林都值1美分，那么，我们花的这1美元就值得。

可惜，如果我们很自私，我们也许就不会去花那1美元，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无法向还未出生的后代收取入门费，因此我们就不会关心他们每人是不是愿意花1美分进这片森林。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只要这片森林未来的主人可以收取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就会体现在这片森林现在的价格当中了。这是因为每个未来的主人必须从现在的主人手中买进这片森林，而现在的主人在决定花多少钱买这片森林时，已经考虑了它的转售价值。

第二个问题就更难理解一些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后代和我们相隔一年，每年的利率是4%。那么，这片森林的售价将会是25美分。为什么？因为这片森林每年可以得到1美分的入门费，而25美分一年的利息也是1美分。于是，这片森林也就不多不少值25美分。但是没人愿意花1美元去保护一片只能卖到25美分的森林。上面提到的黄金法则号召人们要进行保护，但是利润驱动却破坏了这个黄金法则。

只要存在一个正利率，只要那条黄金法则还是决定你该保护什么的标准，那么就不会有足够多的森林得到保护。利率越高，情况就越糟糕（如果利率是10%，那么那片森林就只值10美分了，因为那片森林每年可以得到1美分，而10美分的利息也是1美分。这样，每人就只愿意花10美分去保护森林了）。

但是，也许这个黄金法则是一种错误的标准。归根到底，这条黄金法则暗示我，如果我可以花1美元来给比尔·盖茨做些事，而这件事价值1.01美元，那么，我就有义务去花这1美元。但是多数人会解除我这种义务，因为1.01美元对比尔·盖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1美元对我来说，还是有那么些意义的。换句话说，多数人认为，当存在财富的差异时，你就不应该使用这种黄金法则。

于是问题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了：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规则？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量化我和盖茨之间的关键区别：1美元对于盖茨的意义和90美分对于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吗？50美分呢？10美分呢？0.5美分呢？以下是人们可能做的一些假设：

假设1：1美元的价值是和你的财富成反比的。因此，当你的财富增长为原来的2倍时，1美元对于你来说的价值就是原来的一半；当你的财富是原来的3倍时，1美元对于你来说，就值原来的三分之一，等等。

假设2：1美元的价值与你的财富的平方成反比。因此，当你的财富是原来的2倍时，1美元对于你来说的价值就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当你的财富是原来的3倍时，1美元对你来说，就值原来的九分之一，等等。

假设3：1美元的价值与你的财富的立方成反比。因此，当你的财富是原来的2倍时，1美元对于你来说的价值就是原来的八分之一；当你的财富是原来的3倍时，1美元对于你来说，就值原来的二十七分之一，等等。

依此类推，有假设5，假设10，假设20，假设30…… 看看人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哪个假设是正确的了。如果靠后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愿意冒相当的风险来得到相当的回报。如果靠前的假设是正确的，人们就会更加谨慎一些。

大量可获得的证据，例如人们在保险市场的行为方式显示，正确的假设是在假设1和假设5之间，而假设10就被认为是合理假设的上限了。唯一的例外存在于金融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尽管从长远角度看，股票的表现更加出众，但是人们依然更愿意买债券而不是股票。这种现象看来似乎反映了一种风险规避偏好的程度，这种风险规避偏好是在某种类似假设30的情况下出现的。[1]总而言之，比较合理的假设差不多是假设3这样的情况。

要把所有这些应用在森林保护的问题上，我们就得算出我们的后代到底会有多富裕。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估计，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根据历史标准，1.5%也许有点儿低，但是2%就有点儿高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年后出生的人要比你富有1.5%，并且根据假设3，1美元对于他们的价值要比对你少4.5%。[2]

（警示：通常情况下，当人们谈到美元贬值时，他们说的是通货膨胀。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和通货膨胀毫无关系的内容。这里，美元的价值下降是因为人们变得更加富有了。价值下降4.5%是除了通货膨胀之外的一种变化。）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对上面提到的黄金法则做一些修改了，即只有当一片森林对于后代来说，每年至少值4.5美分，我们现在才值得花1美元去保护它。换个说法就是，我们不必去为某件事牺牲1美元，因为这件事对后代来说，它的总体价值不到1美元。

但是如果假设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利率是4%，那么，那些追逐利润的人就会去花1美元保护所有年收益超过4美分的森林。如果真有森林的年收益大于4美分而小于4.5美分，那么，就会有太多的森林得到保护。如果是那样的话，利润驱动就会驱使我们为后代做许多事情，甚至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修正的黄金法则

一般说来，r代表利率（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如果债券利率是7%，通货膨胀率是3%，那么r = 4%），g代表人均收入增长率（同样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因此，g大概就在1.5%至2%之间），s代表关于风险规避偏好的假设的数值（大概在1和5之间）。这样，如果r＞g·s，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愿意保护的森林就太少了，但是如果r＜g·s，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愿意保护的森林又太多了。

当然，这里的“太少”和“太多”是根据那种修正过的黄金法则的道德要求而说的，即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事实：一片森林对于一个富人的价值，要小于它对于一个穷人的价值。

这种算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修正过的黄金法则是否是一种正确的道德标准，但是它的确讲清楚了这个以及其他任何我们会去使用的道德标准所带来的结果。换句话说，这种算术使我们保持了道德上的诚实。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经济的发展会使我们的后代更加富有，根据某些道德标准，这就减少了我们为他们做牺牲的义务。还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选择的道德标准。

对两代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所进行的任何讨论，都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来源。霍瑞斯·曼在他1845年的一本著作中，是这样解释的（这与你在现代教科书中找到的解释，在内容上是根本一致的，而在形式上要高超许多）：

马萨诸塞州的财富和繁荣不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它仍然拥有它的财富和繁荣。它的财富和繁荣不是来自于自然，而是来自于它的人民的创造性和勤俭节约。它们来源于贯穿于良好行为当中的优秀思想。

现在的教科书把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投资的相互结合，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的创造性和勤俭节约。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受益于我们的创造性和勤俭节约。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欠他们什么，就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难解的问题了，需要进行非常敏锐、非常艰难的思考。

[1] 70年前投资1000美元，如果投资债券，现在的价值大约是1.3万美元；如果投资股票，现在的价值是85美元。一般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与风险有关的行为，假设5就足够了，但是现在需要用假设30来解释债券投资，这种情况就有些自相矛盾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股权溢价之谜。

[2] 这里我是这样算的：第二年出生的孩子的收入是你的收入的1.015倍，因此，根据假设3，1美元的价值对于他来讲，是你的1/（1.015）3倍，也就是大概4.5%的区别。

第18章

女儿教我的金钱课

凯莱摆出她那副标准的姿势（手叉腰，眼斜视）说：“爸爸，你知道我喜欢去商店买东西的原因吗？我是要去消灭我的金钱！”

“消灭我的金钱！”

在凯莱8岁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通长篇大论，内容是关于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她说，爱是最重要的，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我说：“那好，的确是有许多人不太在意金钱，很好，但是坦白地说，我不认为你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你是那种非常喜欢逛商店、买东西的人。”凯莱摆出她那副标准的恼怒的姿势（手叉腰，眼斜视）说：“爸爸，你知道我喜欢去商店买东西的原因吗？我是要去消灭我的金钱！”

讲得好，凯莱。她的话绝对没错。对金钱的热爱和对财富的热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守财奴马克杜克（唐老鸭的叔叔，住在鸭堡——译者注）非常爱钱：他把钱藏在一个大保险箱里，每天晚上在这个大保险箱里用钞票洗澡。里奇·瑞奇的父亲和马克杜克一样喜爱自己的财富，但是他所喜欢的财富形式是大厦、艺术品和仆人，而不是金钱。凯莱想成为里奇先生那样的人。

当然，凯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她想成为一个好邻居，她最好还是去仿效守财奴马克杜克，而不是去仿效里奇一家人。当里奇和他的父亲盖一幢大楼时，他们要用砖、灰浆和水泥，这些东西也许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如医院、社区中心或者住宅建设计划等；[1]他们雇用的泥瓦匠、木匠和电工也许会在其他地方工作，去修建公路、购物中心，或者经过一些培训，去造汽车；里奇家的盛宴上所上的食物，除了里奇父子和他们的客人，任何人都吃不到；他们的私人喷气式飞机所用的燃料，是用石油制造的，而这些石油将永远不会用来给邻居家取暖了。

但是当守财奴用他的钞票洗澡时，他唯一比邻居多的就是一大堆廉价的纸。只要他继续把他的钱藏起来，而不去花它，他的邻居就会雇用更多的熟练工匠、拥有更多的高楼大厦、更多的食物以及更多的燃料。

但有些人却认为事情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大方的消费可以传播繁荣，而守财奴对社会来说，却是一个负担。但是凯莱很老到，这些谬论骗不了她。她知道，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金钱购买的那些东西。守财奴买得越少，他的邻居就能买得越多；邻居买得越多，他们的生活就越幸福。

但是如果守财奴不去周转他的金钱，他的邻居们怎么有足够的钱去买那些东西呢？答案是这样的：守财奴使金钱退出了流通，就会引起物价下降，这就使得其他人的金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足够他们买所有那些守财奴放弃的奢侈品。

里奇一家会用金钱与你交换商品和服务。守财奴使物价下降，抬高了你的金钱的价值，但是你却不必与他交换什么东西。因此，我还是更喜欢守财奴一些。

但是，里奇家的许多仆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里奇父亲的奢侈，他们才有了工作和高薪。但是凯莱的眼光更开阔一些：如果里奇家那些高工资的仆人买得越多，其他人就买得越少。当里奇家的管家加薪后，他就可以在公共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一块，但是公共财富本身并没有比原先大多少。[2]

相反，守财奴会继续把他的钱藏在保险箱里，继续在为邻居做一件大好事。如果有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开始多花些钱，那么这一天对鸭堡的人来说，就是悲惨的一天了。如果守财奴买了10个鳄梨，算术法则就会要求某个鸭堡的居民必须少买10个鳄梨，或者说10个鸭堡的居民各少买一个鳄梨。经济学的规律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守财奴的购买抬高了鳄梨的价格，最终，有人决定少买几个鳄梨。

鳄梨价格上涨，有三个结果：喜欢吃鳄梨的人很难过，鳄梨种植户欢欣鼓舞，而那些把钱揣在口袋里的鸭子会发现，他们的钱的价值被由鳄梨引起的通货膨胀一点点地吞噬了。但就鸭堡的总体繁荣角度讲，第二个结果抵消了第一个结果，而第三个结果依然存在。对金钱持有者来讲，价值上的净损失正好等于守财奴消费的那10个鳄梨。

即使守财奴把他所有的金钱都送出去，他也不能使他的邻居（普通的）变得更加富有。那些得到这些钱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但是他们不像这个异常吝啬的守财奴，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些钱花掉。这就会抬高物价，这样一来，其他普通居民也就比原先富裕不了多少了。这也就是说，守财奴不可能把他的财富（与金钱相对的）赠送出去。原因很简单：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财富都换成了满满一屋子的金钱。除了金钱，他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守财奴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而这种人永远也不会出在里奇一家。但是里奇一家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可以谴责的。大概是里奇的父亲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事，创造了他家所有的财富。至于怎么花，完全是他的权利。但是不像里奇，守财奴所做的就非常离奇了：他先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后，他又放弃了所有这些财富的所有权（换成了纸）。

免费的丰田车

因为凯莱看的是连环漫画册，而不是《华尔街日报》，她对货币经济学的理解，比财政预算监督组织的一般成员都要深刻得多。她认识到，外国公民积蓄美元，对美国人来说，是帮了一个大忙，这一点许多社论作者都理解不了。送一大堆纸币到日本，换回一辆丰田车，这就好像给圣诞老人写一封长信，然后就得到了所有你想要的圣诞礼物一样。只要有日本人想持有那些货币，你的丰田车其实就是免费的。当然，对你本人来说不是免费的，但是更广义地讲，对美国人来说，是免费的：当日本人收下你的美元，给你丰田车后，让这些美元退出了流通，这样，美国的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而你的邻居就会因此而得到一笔意外收获，数量上正好等于你的车钱。无可否认，价格下降的幅度几乎难以觉察，每个邻居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讲也几乎难以觉察。但是一个难以觉察的数字乘以2.5亿（美国人口数量），所得的结果也就是一辆丰田车的价格了。清算账目如下：你花了2万美元，你的邻居们得到了2万美元的意外收获（由于价格下降），你得到了你的丰田车。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多了一辆丰田车。

当然，这是一个公平的游戏，我们的日本贸易伙伴最终要去花这些他们积蓄的美元，这时，我们的意外收获就会消失了。但是他们持有这些货币的时间越长，也就是他们模仿守财奴马克杜克的时间越长，我们享受我们的意外收获的时间就越长。当他们开始购买我们的商品时，即变得有点儿像里奇家那样时，我们的美事就结束了。

这种观点和传统上大人们的观点是恰好相反的，根据这种传统的观点，所谓要致富，就是有一个贸易伙伴，他需要贵重的资源；所谓要破产，就是有一个贸易伙伴要收取一大堆的纸币。这种传统观点的起因，准确地说，是因为把金钱和财富搞混了。如果你在凯莱身边犯这样的错误，她就会斜眼看你了。

[1] 也许砖块的制造也是在里奇父子的指令下进行的，那么，制造砖块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也可以有其他的用途，因此，这个观点仍然成立：当里奇父子拥有的越多，他们的邻居拥有的就越少。

[2] 公共财富会增长，而且会持续增长，但是，增长就需要一些生产活动。花钱并不是一种生产活动。

第19章

女儿教我的贸易课

很难想象，一个内行的购物者会选择去一个最贵的商店，只是为了得到那种偶尔发现一件便宜货的兴奋感！也很难想象他会不会去折扣店，唯一的原因就是——太容易得到的折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与众不同带来的利益

凯莱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同班同学有一只天竺鼠，那只天竺鼠生了许多小天竺鼠。这些小天竺鼠被带到学校让人领养。如果许多人都争着要领养同一只小天竺鼠的话，那就得由老师来裁定了，老师既要考虑孩子们的偏好程度，还要考虑这些天竺鼠的长远利益。

凯莱很走运。没人喜欢她看上的那只天竺鼠，因此她很容易地得到了那只天竺鼠。那天晚上，我告诉她，她刚刚重新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关键原则：与众不同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你喜欢的东西不是那种大众流行的东西，你就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它；如果你不想要的东西当下非常受欢迎，你就可以把它卖个好价。

不但说你的品位与众不同会有利可图，而且如果你的才能与众不同，也会有利可图的。如果半个班的人都在吹黑管，那么，吹长笛的人就最可能进管弦乐队。

这就是为什么跨国贸易会带来这么大利益的原因。它不仅仅是因为你得到了许多新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你得到的这些新的贸易伙伴和你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本田的造车方法和福特的完全一样，那么美国人就不必关心他们是去买本田车，还是去买福特车了。正是美国车和日本车之间的不同，才使日本车成为一种有利的选择。

在中国，有着10亿新顾客的前景，美国公司的老总们总是对此前景垂涎欲滴。但是，当他们只关注了中国市场的规模时，他们就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光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和我们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如果中国的动画片制作者和迪士尼的动画片制作者一样，迪士尼在中国就没有市场了。美国人制作电影大片的效率比中国人高，中国人制造丝绸衬衫的效率比美国人高，于是，这便产生了巨大的商机。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各方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小国受益最多的原因。在普通的美国人和普通的墨西哥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贸易协议签署后，使得两国人民更容易去开发这些不同点。由于北美共同市场是由占多数的美国人控制的，这对墨西哥人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因为在这个贸易市场中，和一般的贸易商相比，他们拥有显著的不同。

举一个例子：假设没有国际贸易，咖啡在墨西哥每公斤卖1.5美元，而在美国每公斤卖3.5美元。现在，如果我们突然开放边界，制造一个单一的北美咖啡市场，那么咖啡的价格就会定在1.5美元和3.5美元之间。从墨西哥人的观点看，价格上升了，因此，卖咖啡就有利可图。对美国公民来说，价格下降了，因此，就有机会买到便宜的咖啡。普通的美国人和普通的墨西哥人都获利了。

但是谁获利最多呢？因为是美国主导这个市场，因此新价格很可能会是接近3.5美元而不是接近1.5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墨西哥人得到了一个获利良机，而美国人只沾了很少的一点儿实惠。墨西哥人的好运体现在，与他们的北方邻居相比，他们和北美的平均水平差得太远，而差得太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少。

18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强调说，贸易是通过让人们专业化来受益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和妻子都想做12个糖霜纸托蛋糕，那么我们最好是一个人烤12个蛋糕，另一个备好12份糖霜。即便我们两个在烤蛋糕和做糖霜方面都很在行，这么做也是合理的。基本原理是，把一件事做两遍所需的精力，其实比做一遍所需精力的两倍要少。

但是，19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却强调说，贸易的利益被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的差异放大了。如果我的蛋糕比我的妻子烤得好，我的妻子糖霜比我做得好，那么，我们之间的交易就会更有价值，更有利可图。[1]

李嘉图重点强调差异的观点是现在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素材。我很高兴能和我的女儿在她刚刚得到天竺鼠这件事上和她分享这个观点。她知道她之所以得到了她看中的动物，是因为别人都没有看中它；正是在这一点，她看到了与众不同是有利可图的。

相似也一样带来利益

为了让她把这一点理解得透彻一些，我问她，在和别人交换洋片时，是愿意和一个品味和她类似的小孩换，还是和一个品位和她完全不同的小孩换。这是一个我常常在大学考试时问的问题。凯莱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说要和品位和她类似的小孩换。但是，不像我的许多学生，她的错误答案却有一些很有趣的原因。

首先，她解释说，如果有个人对你提出的每个交易都赞同，那么，和她做生意时，就不会遇到对抗了。在洋片交易中，好像所有的乐趣都来自于鉴别和充分开发观点上的细微（罕见的）差异一样。当凯莱出乎意料地发现，她的朋友杰西卡想卖掉利萨·辛普森洋片，而自己又对这个洋片垂涎已久时，两个小姑娘都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兴奋。如果凯莱转而与萨曼塔交易，而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凯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孩都不喜欢，那么，也许她们之间会促成更多成功的交易，但是，就没有了那些奇妙的惊喜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见识，但是我想，这种情况除了洋片市场，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例如，很难想象，一个内行的购物者会选择去一个最贵的商店，只是为了得到那种偶尔发现一件便宜货的兴奋感！也很难想象他会不会去折扣店，唯一的原因就是——太容易得到的折扣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当继续我们的讨论时，凯莱迫使我面临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虽然不是标准教科书的材料（至少在我现在教的大学二年级水平的课程里没有），但我认为在贸易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她争辩说（尽管这么说不太准确），拥有一个可以准确预见你的需求的交易伙伴是非常有用的。也许对萨曼塔来说，利萨·辛普森洋片没有任何用处，因此萨曼塔愿意很便宜地卖掉这些洋片。但是，如果萨曼塔的品位和凯莱相差很大，那么利萨·辛普森洋片就永远不可能对她有任何价值，因此，她就根本不会有这些洋片来进行交易了。推而广之，这也就意味着，在两种差异太大的不同文化之间，很难开展贸易，例如，美国的制造商就很难预计非洲村民的偏好。

其次，她争辩说，萨曼塔和她所有的朋友一样，首先是一个洋片的收集者，其次才是一个洋片的交易者。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萨曼塔可能只带着她喜欢收集的那些洋片，而不是带着她认为凯莱想买的那些洋片。但是萨曼塔喜欢收集的洋片，对凯莱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萨曼塔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凯莱提供的。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与教科书上说的截然不同了。教科书上说，你的贸易伙伴会竭力去销售你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他喜欢的东西。在这种假设情况下（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正确的），如果你的贸易伙伴和你的偏好相同，就没有什么好处了。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在收藏方面，这种教科书上的假设就完全不对路了，因为收藏者非常喜欢出售反映他自己偏好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许就会想找一个和你的爱好非常类似的伙伴进行交易了。

凯莱是对的，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喜欢收集现代诗集，当然，我就愿意和另一个诗歌爱好者交换藏书，而不是和一个《克利夫名著解说系列》的收集者进行交换了。换句话说，我想要一个品位和我非常相似的人做交易伙伴。我们都拥有同样的收藏兴趣，都拥有同样的特殊爱好。我们都认为，一本初版的狄兰·托马斯诗集正好值三本约翰·贝里曼的诗集。这样一来，就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达成一项我们双方都同意的交易了。[2]因此，再次说明，至少有一点点的差异，也是有利可图的。

我女儿在洋片交换市场的经验几乎不可能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产生威胁，它们也无法驳倒作为一般规律的李嘉图的见解，即差异是进行成功贸易的关键。但是，凯莱的确发现了那个一般规律的一些有趣的例外。这些例外十分微妙，如果把它们充分融合并形成一个规范的经济模式，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些例外也非常有趣，这样一个课题也很值得做一番研究。

[1] 事实上，李嘉图的洞察力比我说的要深刻得多。即便我做的蛋糕和糖霜都比我妻子做得好，和她进行交换，我还是可以获益的。让她去做糖霜（我在这方面只是比她好一点点），我就有时间去做更多的蛋糕（我在这方面比她要优秀许多）。总而言之，只要人们，或者国家，拥有不同的能力，这些差异就会带来互利的贸易机会，甚至当一方在各个方面都比另一方强时，也是这样。

[2] 事实上，也未必毫无希望：如果我们每人都有一本托马斯的诗集和一本贝里曼的诗集，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都要两本完全一样的诗集，于是，交换就有所收益了：我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两本托马斯的诗集，而我的朋友也如愿得到了两本贝里曼的诗集，反之亦然。一般而言，品位完全类似的人又注重多样化，那么他们就无法从交换中获益了。

结语

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如果你不喜欢做某件事情，却还设法在这件事上取得成功，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你将会总是与那些热爱他们所做的事的人竞争，而且你不大可能聚集足够的精力去与他们进行成功的竞争，除非你和他们一样，也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那就说明你没有冒足够的风险。如果你从来没有从你的自行车上摔下来过，那你就没有得到过足够的乐趣。如果你从来没有误过飞机，那么就说明你在机场待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要吃自然食品，这样会更健康，那么，对这些人就要小心了。难道他们没有听说过毒蘑菇吗？

事实上，自然食品来自于经过了自然选择的幸存物种，而在自然选择中，有毒、致命是一种优势。非自然食品就是以在市场中生存下来为目的，而在市场中，优势就是有营养。

如果有人高高在上，大谈“法律的威严”，那么，对他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住在纽约州，这里，使用一种气泵上的小玩意儿被宣布为非法，这个小玩意儿可以让你一边给轮胎打气，一边去查看你的油箱。在过去的某个时候，纽约州的某个立法者一定是把一些同事聚拢在身边，说：“我们应该对这个小玩意儿做些什么。”其他人都做贤明状地点头。这就是法律的威严的来历。

不要错把一个苛刻的交易人当作一个优秀的交易人。如果在交易的最后阶段还在苛刻地讨价还价，你就一定会有把整个交易搞砸的风险。谁最有可能去冒这个风险呢？就是那些在交易的早期让步太多的人。在交易的最后阶段最苛刻的交易人，往往是那些在交易的最初阶段最差的交易人。

主宰自己的生活。依赖专业人士，是依赖他们的专门知识，而不是他们那些关于你该重视什么的观点。

任何一个医生有资格对你的健康问题提医疗意见。从自己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考虑，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愿意接受什么样的风险，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医生可以帮助你了解各种治疗方法的代价和好处，但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在这些代价和好处之间做出权衡。让医生给你选择药物，就好像让侍者给你选择晚餐的主菜一样。

在投资策略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你都要尽力多样化。在多样化的程度方面，许多人做的比他们自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他们购买那些在自己家乡很有影响力的公司的股票。这种方法几乎总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如果这家公司时运不济，你的股票和你的房地产都会遭受损失。凯莱，如果你处于要以每升1.5美元的价格卖水的环境下，我希望你就卖每升1.5美元，少一分都不卖。这并不是因为我希望你去挣一大笔钱，相反，我感觉你在某些更稳定的工作上会做得更好。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有一种社会责任，就是去把那些水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如果你的售价低于市场可以承受的价格，那么，就会有一些并不是非常需要这些水的人来买水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帮孩子在试图爬一个电线杆。他们没有爬多高，而且很显然，他们也不打算爬很高，但是就在尝试爬高的时候，他们得到了许多乐趣。

几分钟后，一个住在不远处的女人从她家出来，把这些孩子赶走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和我的表哥聊天，他那时应该已经有16岁了。我问他，为什么那个女人要把那些孩子赶走。我想可能那里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危险。

而表哥给我的答案是我童年中最生动的记忆之一。他耸耸肩膀说：“有些人就是受不了看到别人高兴。”

我想，那句话对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机构如此庞大，为什么我们的赋税这么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受到这么多的管制等问题大有帮助。某些人就是受不了看到别人过得好。永远不要低估了这种力量的威力。

去上网冲浪。我宁可你从网络上得到各种资料，也不想让你去父母的卧室里翻箱倒柜地找这些东西。

事实上，网络使你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些别人不希望你找到的东西。家里人都很重视社会活动家赖斯夫人的控诉，她说：“任何一个孩子，只要有一台电脑，他就可以在几秒钟内获得各种资料。而且一旦他们看了这些资料，就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记。”没错，就是这样。如果某些人企图抹去他人的思想，互联网就是他们的天敌。

我们实话实说吧，获得资料并不是使用互联网的一种代价，而是使用互联网的一种好处。运用互联网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挫败那些企图阻碍信息自由交流的人。

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去做暑期工，除非你已经用光了所有向人借钱的机会。在你还年轻，还没有经验的时候去工作简直就是疯狂；几年后，同样的努力将会更有价值。把你的学生时代花在学习上，如果你在16岁，而不是26岁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你就会早10年掌握这些东西。

在你选择大学时，你可以先做一个实验：假设你走进一个客厅，一小圈人正在热烈、兴奋地交谈，而其他几个人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你会去问谁呢？如果你认为参与交谈的人的答案会比旁观者的答案更准确、更让人心动，那么，你就应该去一所大学，那里拥有活跃的研究者，并且由他们给你授课。

判断某人的评判是不是有道理，你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看起。如果有人对你说，卖方追求高价是不道德的，那么，你就问他，买方追求低价是否也是不道德的。最高的奖励不是授予那些完成了必要工作的人，而是授予那些了解什么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工作，然后再去实施的人。

永远不要停止对生活的可能性的探索，即便最终你又回到了起点。就好比在棒球场上，回到本垒后，也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要嫁一个天下最好的丈夫，也不要妄想买到天下最好的车。这往往会使你付出更大的代价。

你的理想伴侣也可能是其他许多人的理想伴侣。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出某些让步来赢得他并留住他，这些让步包括许多方面，从要几个孩子到晚上谁来做晚饭等等。一个理想的丈夫往往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奢侈品。大多数这种代价高昂的奢侈品结果都被证明是个错误。

订立一份有你自己特色的结婚契约（婚前预定财产权、继承权等，当然是和你的未婚夫一起来订）。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做，这总是让前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感到非常沮丧。他认为，庄严的婚姻制度常常被某些人破坏，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费心去商量婚姻的细节问题。

如果没有婚前契约，你就会受到婚姻法和共有财产法的控制，这些法律都是些令人厌恶的东西，都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这些法律使你的配偶有权对你的存款抽取50%的税。但是这些法律却不允许对其他行为，如挣钱、花钱或享受闲暇等进行征税。如果你在游泳池边闲躺了一个小时，法律会说，没问题，你没有疏忽任何应尽的义务。但是如果你同样花了一个小时去挣钱，去增加你的存款，那么突然之间，你就会有了一项义务：你必须与你的配偶分享这些存款。这是一种不对称的行为，而且绝对是错误的。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挣10美元，那么这个机会就有可能产生一种道德义务，即让你给你的配偶支付一些东西。如果存在这种道德义务，那么，你如何才能免除这种义务呢？如果这种义务就不存在，那么婚姻财产权就是一种盗窃行为。

婚姻财产权可恶的原因，和累进所得税可恶的原因完全一样。首先，婚姻财产权认为，你的道德义务会因你所做的选择而改变，即便这些选择和道德无关。其次，婚姻财产权认为，你的道德义务是无限的；你永远不会有一个体面地完成了你的义务，而且被免除了进一步的义务的时候。婚姻财产权是没有上限的。

如果你对哲学上微妙的差别没有什么印象，那就这么想：表示自己有权利获得别人收入的人，通常是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对你的收入提出要求的人，当个客人都不会受到欢迎，更别说终生伴侣了。

当你结婚后，分担家务时，记住这个原则：如果你和你的丈夫拥有同样的技艺，那么分担家务活就没有任何好处。你只是在把家务活从一个人分配给另一个人，两人做得都一样好。如果你想更有效率一些，做得更好一些，那么你最好指定一人干家务，另一人搞市场。

但是如果你和你的丈夫拥有的技艺完全不同，那么，分担家务活就比较合理了，这样一来，你俩所有的技艺都可以得以运用。

女权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的观点都有一些不足。女权主义者认为，因为男人和女人没什么差别，因此，他们应当分担家务。这种说法不对，因为如果男人和女人没有差别，那么双方就应该各选一个专业，并坚持干下去。大男子主义者认为，因为男人和女人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女人应该专门干家务。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差异越大，就越应该分摊劳动。

当然，你也许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希望分担劳动，比如希望相互之间有一种归属感，或者因为某个人只能干一定数量的家务活，然后就必须去干别的事情，或者说，某个人只能干一定数量的家务活，再多干就要发疯了。要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这很重要。要遵循逻辑的指引，不论它会把你带到哪里。要认真对待寓言故事，因为它们去掉了一些无关的细节，揭示了许多伟大的真理。要运用计算，如果你的想法不能非常明了地转化为一些数学模型，那就说明其中必定有错误。

要永远记住，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有许多人比你懂得的要多得多。要仔细倾听他们所说的一切。

对一个好的主张，要立刻遵从。但永远不要仅仅因为是权威就去遵从某个人或某个事物。如果你有一些真正优秀的老师，他们会鼓励你这么做的。

我希望某一天，你会读到这本书。如果你还能出书来驳斥我的观点，我会是第一个去买你的书的人，而且还要你的签名。

致谢

本书中的思想是经过反复的锤炼、推敲和润饰了的，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我的同事们来完成的。我们组成了一个“午餐小组”，每天中午，我们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努力地工作，去分析人性的种种侧面。几乎每次讨论都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常会出现一种心灵的顿悟，有时，灵感也会喷涌而出。

我们的抱负是去理解这个世界，不但要了解它现在是什么样的，还要了解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每天，我们中一个或几个成员都会提出一个观点供大家思考。每个观点都会遭到大家猛烈而准确的批评，目的就是为了判定这种观点是必须被推翻，还是应该被继续精炼、加强。

本书中的每个观点都受到了“餐桌会议”的严峻考验，而且在我这种喜好怀疑的观念中，也都存活下来了。另有十多倍于此的观点，都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被推翻了。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为什么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们相信并接受的许多事情，对于许多有头脑的普通人来说，似乎都显而易见是错误的（更让人不安的是，经济学家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对于这些人来说，又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以往并没有玩什么把戏蒙骗大家。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有着非常合理的、精确的逻辑准则和论据。在许多早先的文章中，我都在努力解释这些准则是什么，举例说明我们是如何运用这些准则得出一些结论的，而这些结论有时会非常令人吃惊。

在我的一本书《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以及一些杂志的专栏文章中，我曾经主张：善男信女们绝不会给第二个慈善团体捐款；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影院的垄断经营者不会抬高爆米花的价格。这些结论看上去都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们却都能满足经济学推理的严格测试，每个结论都可以纳入纯数学模型。因此，可以证明这些结论都是合情合理地来自某些假说，而这些假说则都表述得非常清楚。除非可以经得起这种经济学推理的考验，否则，任何经济学论述都无法成立。

本书中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论述，而且根据我已经论证过的一些标准，这些论述都值得你去认真对待。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我亲自做过有关的数学演绎，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在写关于经济学问题的文章时，我都会进行一番数学演绎。因此，我确信本书中有关纯经济学的部分，都是正确无误的，甚至那些与我曾经猜测的完全相反的地方，在经过我的计算后，结果都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本书中也包含许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话题，但它们是更重要、更根本的东西，如公平、公正、宽容和责任等。这些话题并不完全受数学证明的影响。因此，我对于其正确性的信念（我自己有许多个人的信念）必须基于某种其他的、更有影响力的准则。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性的准则，我那些关于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就会显得不太合适了，就好比我在向一个普通观众展示一系列我认为最好的影片一样。

我所依靠的准则就是我提到过的“餐桌会议”，在这里，任何成功的概念（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思想上）都必须与已经确立的准则相容，并做到内部协调一致，并且要在多种假设的情景中都是适用的；而且，任何可能出现的、无法满足那些准则的情况都会被忠实地摆上桌面加以研究。这些准则没有纯数学问题那么精确，因此，我对于这些关于公平的结论，并不像对于那些经济学结论那样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只要我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些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准则。

本书中的概念并不都是我发明的。然而，即便都是我发明的，我也不会把它们都写进书里，因为它们事先没有接受一种高水平的“审查”，而根据我的经验，目前也只有我的“午餐小组”可以提供这样水平的“审查”。在“午餐小组”中，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人有：约翰·博伊德、詹姆斯·卡恩和艾伦·斯托克曼。无论在午餐的餐桌上，还是在午餐后，他们都给我提出了大量的意见，我对他们深表感谢。对劳伦斯·费恩斯通给我提出的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也深表谢意，虽然现在他已经不跟我们一起用午餐了，但是我们的心彼此相通。

对于这个“午餐小组”来说，最了不起的事情之一，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性的人物，大家都具备深邃的思维，而且那种知识分子的激情都是一样的高昂。任何结论的产生，都是与所有成员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的。但是本书中有那么几个特别的问题，是要特别归功于马克·比尔斯的。他为我们这个小组带来了许多东西，例如，他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服了小组成员确信公平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并坚决主张探索性研究可以揭示一些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的重要真相；他让我们认识了一种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令人惊叹的、非常切题而且富有成效的类比，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忽视这种类比了；他让我们具有了某种讽喻的本能，而这种讽喻要求你对每一件你认为你知道的事情进行重新思考。马克坚持认为，“公平”不能在游戏场上是一种意思，在生意场上又是另外一种意思，因此，马克的思想可以说是这本书直接的灵感源泉。

本书的某些部分是从我在《福布斯》杂志和《石板》（Slate）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扩展而来的。那些在《石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得到了杂志方面合理而精细的编辑，为此，我谨向迈克尔·金斯利和杰克·谢弗致谢。同时，我对负责本书的自由出版社的编辑布鲁斯·尼科尔斯，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耐心、鼓励和良好的判断力。

最后的谢意要送给纽约皮茨福德的巴诺书店的员工们，我每天都要在那里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工作好几个小时。他们让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我希望我能以帮助他们多卖些书来回报他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常识经济学. 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美）史蒂夫·兰兹伯格著；王楠岽，徐化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Fair Play: What Your Child Can Teach You about Economics, Value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SBN 978-7-5086-7917-4

I. ①反… II. ①史… ②王… ③徐…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0646号

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著者：[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译者：王楠岽 徐化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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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3

——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著

李瑞芳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现实与非现实

一 论万物

二 经济模型的本质和目的

三 理查德·道金斯弄错了：否认上帝的案例

第二部分 信念

四 白日梦信徒

五 贸易保护主义的疯狂

六 信徒信的是什么？

七 论显而易见的事物

八 第欧根尼的噩梦

第三部分 知识

九 了解数学

十 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怪

十一 不完备的人类思维

十二 逻辑规则和一头肥猪的故事

十三 证据的规则

十四 知识的界限

十五 量子纠缠

第四部分 对与错

十六 辨别是非

十七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

十八 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经济学家黄金准则的使用指南

十九 不要做一个无良的人

二十 操场上的经济学家[53]

二十一 让犹太拉比来切分这块大饼

第五部分 理性地生活

二十二 如何思考

二十三 学什么 ——给大学生的一些建议

附录

致谢

前言

旅程的开端

我非常喜欢人们向我讲述他们的童年时光，但是他们得说快点儿，要不然我就耐不住向他们讲我的童年了。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入幼儿园的第一天，罗森伯格太太就跟我们交代了一天的日程安排：午休时间、游戏时间和点心时间，并且每天下午两点，要集体“穿过大厅”。

她并没有说我们要到哪里，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也不记得我对此产生过好奇。事实上，不会对事物产生好奇这一点在我的整个小学时代一直困扰着我：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关于纺织业一切能够了解到的知识，而我却从来没问过纺织到底是什么，而且也从来没有想过纺织必须得是点什么。如果有人非得让我猜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说纺织就是一种类似油毡的东西，但我还从来没有猜到这个地步，或者想都没想过还有什么东西需要猜想。

反正一到下午两点，我们就会绕着教室外面排好队跟着罗森伯格太太穿过大厅。一开始我还高高兴兴地让自己跟上大家的步伐，直到我们转了个弯，我见到了我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五年中最不祥的东西：墙上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很闪亮，你绝对不会怀疑它的重要性——上面有一排字：安全出口（FIRE EXIT），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箭头指向我们正在走的那个方向。

那会儿我还完全不知道“出口”（EXIT）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确定知道火（FIRE）是什么，要想让我跟着罗森伯格太太或者任何人再往前走，门儿都没有。我掉头回了教室，坐在教室里安静地等待大批焚烧人体消息的到来。

我不认为我曾向他人提出过警告。大概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来幼儿园之前没有学会认字是他们自己的错。或许我那时候想最好还是不要引起他人对我的注意，以免那股控制住罗森伯格太太的力量会来找我，把我也扔到大火里。我不记得当时我有多焦虑不安。我只是平静地坐在教室里，即便他们都安全返回时，我也不认为我当时感到特别惊诧或好奇，我并不好奇他们是如何躲过了这场灾难。

从那一天起，两点钟，其他人照旧排队穿过大厅，而我则安静地坐在课桌旁等待。罗森伯格太太对此从来没说过什么。她和班上的其他同学照例穿过那个大厅，一会又回到教室。我一直坚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被烧成灰烬。从那时起，我确实开始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

这是我在幼儿园的大谜团之一。第二个大谜团是：每天下午两点半左右，罗森伯格太太就会派一个同学带我去上厕所。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单独挑出来带着上厕所；可以肯定的是，班上的其他孩子都和我一样家境贫寒。也许他们都是金属制造的机器人，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能穿过火海还能活着回来。

有一天，罗森伯格太太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跟我们一起穿过那个大厅呢？”如果跟她说是因为我害怕火，我会觉得非常难为情，于是我就说“只是不喜欢而已”。就像其他伟大的幼儿园老师惯常的做法那样，她用饱含温柔和坚定的语气跟我说：“那么，以后你必须得去。”然后我回答：“好的。”

那晚我并没有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没有感到惊慌，也没有计划逃跑。带着一种禅意的宁静，我接受了这一事实，我将和班上的同学一起穿过那个大厅，然后彼此就再也杳无音信；其他人已经成功地来来回回走了十几遭这件事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意识，不能作为相关的数据说明什么。明天我们将一同穿过那个大厅，然后我们再也不会回来。我准备顺其自然了。

但是第二天快到下午两点的时候，我内心的平静开始消散。我得提起勇气站进队列里，因为罗森伯格太太说了我必须得这样做，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我们穿过了大厅，走过了那个清晰的标志，它直指我们的死亡之路。但是——你应该预料到了——旅程结束时，并没有出现大火。那里有个卫生间！

就是在那个卫生间里，我得到了一生中最为惊人的知识上的启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谜团：同学们每天排队去的是哪里？还有为什么是我，而且只有我每天被护送去上厕所？最后证明两个谜团有着恰好一模一样的答案。就在那一刻，我了解到整个世界是一个复杂交织的地方，每一个事物都会触动其他事物，复杂中透露着美丽，我还知道了真正的了解得靠亲眼看见万物是怎么整合为一体的才行。

当我跟罗森伯格太太说“我只是不喜欢”穿过那个大厅时，我相信她感觉到了我的尴尬，而且我还相信她以为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卫生间本身。可怜的罗森伯格太太不会像我一样，她绝对了解不到真理。

那天之后，我再也不为那个出口标志担忧了。生命太过丰富精彩，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上面，比如为什么有人把这个误导人的标志贴到墙上，或者纺织是什么。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下定决心要把注意力放在整体上面，着眼大局，但十岁的时候我就非常肯定将会投身于哲学研究。对我来说，其他道路仿佛都是险境丛生。是的，你可以选择去建造桥梁、写诗或治疗癌症救死扶伤，但是如果不把生命浸润在哲学的海洋中，你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桥梁、诗作或者医学突破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呢？

几年后，有两个令我惊诧的发现使我偏离了既定的生涯：其一，所有的道路其实都是险境丛生，充满风险。要是你把一生都投入到哲学研究，而在九十二岁高龄时突然发现你本应该去上医学院怎么办？其二，为什么要穷尽五十多年深入研究，就为了看看某个癌症疗法是否可行？

受着这两个发现的影响，我之前立下的志向受到了不小的冲撞，之后我混沌了几年，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小书，名字叫作《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Space and Time in Special Relativity），作者是康奈尔大学的大卫·默民教授（N. David Mermin），然后我发现我有可能进行思考。我指的是真正的思考。默民教授的阐述非常清晰，而且行文出彩，正是他向我展示了如何以一两个简单清晰的假设开始，然后梳理出它们对应的逻辑结论，进而建立起关于时空本质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都非常壮观，出人意料。物理学专业的大一新生上课都会用到这本教材，但是对于一个准大学生来说，这些内容还是相当令我惊奇的。

许多年后，我开始思考人口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思考“对整个世界来说，拥有‘适量数目’的人口意味着什么？”，例如，“居住着十亿非常幸福的人的世界”和“承载着一百亿不那么幸福的人类的世界”哪一个更好，我们是否应该力求幸福总数的最大化（暂且不论这个幸福意味着什么），或者幸福平均值最大化，又或者某个别的值的最大化。

我先找了几个简单清晰的假设作为开端，这几个假设我猜想每个人应该都没有异议，然后我梳理出它们的逻辑结论。尽管这个问题我只解决了一小部分，但是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发现我推理出的那套方程式恰好和默民教授在他另一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中推导出的方程式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和他研究的问题在结构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我把我的论文复印了一份给默民教授送去，还附上了一封说明信，感谢他一直以来给我的启发，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他那封亲切的回复。

尽管默民教授的书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研究物理学；我一直怀疑，我不是那种能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前坐得住的人。因此我上了大学，在几个专业（英语、历史、政治学）间来回踌躇，直到有一天，一个在数学方面极有天赋的朋友鲍勃·海曼（Bob Hyman）来找我，他说无穷集有无限种形式，规模各有不同，有一些比另一些要大得多。这话听起来特别奇怪也特别有趣，于是我还得去了解好多相关知识。在鲍勃的推荐下，我修了一门集合论的课，并因此爱上了数学。

我热爱数学和热爱那本相对论的书的理由是一样的——结构优美，逻辑清晰，包含的真理深奥而又无可争议。从那时候起，我修了好多数学课程，以至于最后疏忽了大学对于课程分布的要求，最后没能拿到学位。

所幸的是，当我认清我不可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时，我已经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同样幸运的是，在芝加哥大学没有人曾问起我是否真的读完了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数学期间，我偶然结识了一帮活力满满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每日的午餐自由知识竞赛。这不免让人想起了阿尔冈昆圆桌午餐会，不仅有智慧的火花，还有令人醍醐灌顶的观点。我了解到，经济学家也是一样的，他们也会从简单的假设开始，然后通过逻辑手段步步推进，最后得到出人意料的结论。我也想要学一下这些手段，这些朋友就很有耐心地教我，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令我又高兴又吃惊的是，那些一起午餐的同伴不仅精力充沛，大脑聪明，风趣幽默，而且都对真理有一股强烈的热情，所有这些特点和我刚来到研究生院时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这30年来，我一直把这些同伴看作我幸福生活中最大的福分。

后来我继续从事数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偶尔也会涉猎一点点物理学，即便如此，我从来没有忽略过对于那些大的哲学问题的痴迷：宇宙从何而来？世上为何存在万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知识如何能被人类触及？用什么可以来证明人的信念？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和善恶？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关于这些问题，哲学家有一套很有用的思维方法，但是即便不是哲学家，人们也自有办法。物理学家也能知道一些关于宇宙起源的东西；数学家能够了解到一些现实中运行着的模式；经济学家能够知晓我们的选择如何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和辨别是非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些学科为研究那些哲学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当一个拿着锤子的人跟你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的时候，你应该怀疑他的客观性。当一个对数学和经济学都有涉猎的人跟你说哲学问题可以通过数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时，你就可以和他做出一模一样的反应。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我被数学和经济学吸引到是因为它们可以阐明那些大问题。我看到了钉子，然后再去寻找合适的锤子。

在这本书中，我将会和大家分享下我关于现实本质的看法，知识的基础以及伦理学的根基。我不敢说我所有的看法都是对的，但是我会一一解释下为什么我认为它们是合理的——或者为什么它们比其他看法更有可能是对的。（尽管最后我有可能会被其他新的观点说服。）

在讲述这些话题的过程中，我也会岔开去阐述一点点科学、数学以及经济学的东西——有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好玩。因此我们将会学习到一点关于大数字的知识、色觉的运行机制、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真正含义、犹太教法典《塔木德》中对破产财产如何分割的指示等其他很多内容。

如同我们对儿时光景的记忆那样，我对哲学的漫谈也是没个头尾，没有顺序。有时候岔开话题后会再回到主题，有时候我会继续去讲点新的东西。

独到的见解乃为世间罕见之物，而我的书中也委实不多。书中提到的那些思想，其他人已早有涉猎，或许还有驳斥，但是我希望我的讲述方式能够激起你的兴趣，对你形成一定的挑战，如此我们在这本书中就能得到极大享受。

第一部分

现实与非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这样讲述他和妻子在婚姻中的劳动分工：妻子负责搞定小事情，他负责处理大事件。于是乎，加尔布雷斯夫人就有权决定他们住哪里以及生育几个孩子，而加尔布雷斯先生本人则需要考虑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和调整税法。

这本书中要讨论的问题比这些更为重大，而第一部分要关注的就是所有问题中最重大的：世间存在着什么，为何存在？是什么造就了我们？又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的思想？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上帝，怎样考虑万物存在的终极原因？

沿着这条主干道，我们也会顺便探讨一下数学基础、人工智能的前景、经济模型的目标和本质，以及生命的起源。

一

论万物

上帝用数学谱写了宇宙。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

世间有万物，为何不是空无一物？宇宙为何会存在？它又为何不是空洞可鉴？世间的星辰从何而来？绵绵的山脉源头何方？还有那百足蜈蚣和美丽的彩虹，它们又出自哪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哪里？

很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中，它们令我着迷，但又无从破解。我甚至无法想象答案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为此我苦恼不已，但似乎又无计可施。

很有可能上述问题都没有答案。也许这些问题是有误导性的，会把你带偏。就比如你会问“为什么我的电脑如此恨我？”而其实你的电脑并不恨你，只是你在使用时它给你那样的感觉罢了。就在光标指针不动弹时，大脑的某一部分会指使你找碴儿，觉得电脑心怀恶意。也许我的大脑里也存在这么一个部分，使我被误导，一门心思想要寻根问底。也许宇宙一直就在，仅此而已。

不过，我觉得一般来说比较好的态度就是假定万物皆有因。事物往往都有根源，就算没有，与不去探寻业已存在的因比起来，倾心探究那些不存在的因，能使你学到更多。除此之外，我似乎无法停下搜寻的脚步。

如此，冒着犯大错误的风险，我斗胆假设宇宙的存在绝不是偶然。其存在必有某个缘由。如果这个缘由足够使人信服，它应该能够向人们揭示宇宙为何确有存在，而且还得说明宇宙为何必须存在。

那么，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就是，我们先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知道有什么东西确实存在，而且是必然存在。更别说拿整个宇宙来拷问我们。我觉得我有个清晰的答案，那就是数字的存在是必然的。运算法则的存在也是必然的。在任何可能的宇宙内，二加二都等于四。即便宇宙不存在，二加二也是等于四。

运算法则不可改变，而且永恒存在，我要说的并不仅限于此；我想要说的比这更多。永恒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数学却存在于时间之外。即使时间不复存在，数学仍然屹立不倒。

为何我会这样说？也许仅仅又是一次大脑偏离正道吧。你也许会争辩说数字不过是人类的一个发明罢了，运算法则是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律，并不是必然的真理。比如你放两块石头在桌子上，然后再往上面放两块，现在你发现桌子上有四块石头，同样的事情一再出现，你就会总结道“二加二等于四”，仅此而已。我相当确信这样一定不对。有人觉得“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并不是关于石头或其他物质实体，而是事关数字的一个真理，并且这个真理在产生会数数的人类之前很久就存在着，我的立场也是如此。

美国哲学家保罗·贝纳塞拉夫（Paul Benacerraf）就曾提议做一个关于人类思维的实验，这个实验可以清楚地把这两种观点区分开来。假设你在厨房的桌上放了两块石头，然后又添了两块，你数了数，却发现总共有五块。过去你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四块，但这次很奇怪，共有五块。

你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想法很有可能是自己数错了，或者你没有留意到开始之前桌子上已经有一块了。但是一整天下来，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两位好友和你一起共进午餐，然后又有两人加入，不知怎的，最后你却有五个同伴了。你从地下室上来爬了两层楼，之后又爬了两层，不知道怎么了，你却身在了五楼。

最后，你不得不得出结论：一些事情彻底地改变了。但是呢，你可能会说是数学变了——过去二加二等于四，但是现在等于五了。又或者你可能会说是物理变了——数学上还是如惯例那样，二加二等于四，但物质世界却好似不一致了。

从很多方面来说，你选用何种描述方法并不要紧。无论你搬出哪个例子，你想说的不过是旧的数学法则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物理现实了。而你所选的描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你的本能倾向。假使你把数学看作人类的一个发明，是用来解释这个世界的，那么你就会轻轻松松地说出这样的话，“好了，现在是时候把那套旧的数学扔掉，创造出新的数学方法”，而且你会觉得，如果我们弃之不用，这套旧的数学就会年久失修，不复存在。

假如你也像我一样，视数学法则为必须存在的真理，那么你看事情就会大有不同。这时候你想摒弃的将不再是那套旧数学，而是旧的物理学。按照旧的物理学，当你把两部分物体放在一起，通过相加就能预测总数。而新的物理学会让你知道，除了相加，你还得用些更为复杂的方法。但是在这里，加法本身并没有变。

于是，我相信算法不会变，而且必然存在。数字存在因其存在性是必然的。诚然，存在这个词我用的有些模糊。很明显，比如说当我们提到餐桌存在时，这个存在就和数字的存在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一方面来讲，餐桌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数字必然不是。并不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我的期盼和梦想确实存在，而它们却并不是由原子构成的。再比如蓝色，比如相对论，比如关于独角兽的构想，这些都确实存在，但没有一个是由原子组成的。

我深信数学存在就如同我深信自己的期盼和梦想存在一样，因为我能切身体验到。我相信餐桌存在是因为我可以用双手感知到它。我相信数字存在，运算法则存在，鉴于此我也相信欧几里德几何中理想三角形的存在，因为我可以用思想来“感知”到它们。

更好的理由是，我相信数字是因为我知晓其中的一些事实。比如，每一个正整数都可以表达为至多四个平方数的总和。这永远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虽然直到1770年才被法国数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所证实。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运算法则就是一种不变的真理，因此不能说算术仅仅是人类的一个发明。[1]

那么，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论断：数学对象——例如自然数和运算法则——是真实的。[2]对于这个论断，我无法给你提供一个绝对的证明，就如同我无法向你绝对证明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具僵尸。鉴于此，我甚至不能确定关于这个论断我是否能够提供一个完全连贯的阐释（尽管我承诺到第九章和第十章会回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知道这个论断是真的。

你也如此。当你用两种不同的顺序把一列数字相加，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答案时，你绝不会一脸严肃地认为是数学前后矛盾；相反你会百分百地确定是自己算错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算术只不过是一套随意的规则，它就很有可能会自相矛盾。你之所以确信它不会自相矛盾，是因为实际上你确定这些运算规则与某事物有关。这里的“某事物”就是自然数（比如用来计数的0、1、2等等）。你和我都确信自然数是真实存在的。它们的存在不仅真实而且必要。鉴于其本身的性质，它们不可能不存在。

同样地，对于复杂程度不一的数学结构也是如此。一个点就是一个数学结构，尽管对于点没有太多可以论述的东西。欧几里德几何——就是你在高中学到的几何，如线、角和圆——是更为复杂的结构。[3]自然数连同其运算法则就构成了深刻且复杂的数学结构。人类基因组连同其A、C、G、T四种碱基组合结构就完全可以用算术的语言来描述，从这个层面来说，算术至少和人类生命一样复杂，于是乎其复杂程度也堪比你的大脑和意识模式。

在我的信念中，世间万物——你，你的意识，以及我们共同居住着的广阔宇宙——都作为一种数学结构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模式都是数学结构，人的意识即是一种模式——你脑中的神经运动模式——这个观点成为通向人工智能的理论支柱，有时候也被称为“强智能”或者“机能主义”。你的大脑蕴含了上百亿个神经细胞，它们之间相互传递信号。依靠着最新近接收到的信息团，沿线的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或者不会向其他神经细胞继续传递这个信息。按照机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一种运动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人产生了意识。假使你要建造一个人工大脑，里面填充由硅、金属片和级联弹珠组成的神经元细胞，如果这些神经元细胞也能像人的大脑的神经运动模式那样相互传递信息，那么你建造的这个大脑也会和你一样产生意识。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他的巨著《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中就设想了一种品酒机器。沿着漏斗把样酒倒入，系统就会做出反应：“这是一种口感丰富醇和的皮诺酒，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后劲。”丹尼特对机能主义者的哲学观总结如下：如果你能够复制人类品酒师的认知系统（包括他的记忆、目的及他固有的喜恶等等）这一整个“功能结构”，你也就复制了所有的心理属性，包括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细品红酒带来的那种享受和愉悦感。

也许这一点会令人难以置信，像愉悦感这样缥缈微妙的东西怎么就能仅仅通过这一发射运动模式产生。不过我从丹尼特那里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世界充斥着偏见，才会造就仅仅这个字眼。至于那上百亿个神经细胞网络有多么复杂，你我就算想窥见一斑都完全不可能。因此，当我们试着去想象它们是如何运作时，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一幅景象是几十个神经细胞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这种想法会让我们严重地偏离正道。因为这种设想不能够阐明其结构的复杂程度，也说明不了这个系统衍生出来的复杂是哪种类型，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上万亿潜在的关联，并蕴含了各种能够对神经细胞间的运动做出反应和修正的系统和子系统。

强智能人群的观点认为，就是这样一种模式——操控你大脑的软件（与硬件相对，硬件即神经细胞），就是在这些神经细胞上运行的——能够解释人类意识的产生。神经元通过化学信号或电信号上下传达，不过那都是些无关的细节。假如你用装满弹珠的电子管来替代神经元，通过空气挤压弹珠传递信息，由此产生意识的体验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丹尼特和其他强智能人员，比如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都进行了翔实论述，细致入微、引人入胜。你可以把他们的书全部找来读一读。

你若这样做了，就会读到霍夫斯塔特的一篇文章，叫作“与爱因斯坦大脑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本书，大约有上百亿页——每个神经细胞占一页，记录爱因斯坦临终前脑中的神经细胞活动。每一页上都是一串数字，记录这个神经细胞能够向哪个神经细胞发送信号，接收哪个信号会导致哪个信号的发送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书中还包含了一套规则，用来规定接收和发射信号时数字的变化（这些都是用来模拟大脑是如何储存记忆的，比如在何种情境下哪个神经细胞就会发射信号，对应的规则就会做出哪些变化）。书中还有个前言，详细准确地描述了对于任何听觉和视觉刺激，爱因斯坦脑中对应的神经传递模式。

现在你就可以和爱因斯坦展开对话了。比方说，你讲“您好，爱因斯坦教授；您今天感觉怎么样？”你的声音会以一串音符的形式记录下来。然后：

我们先把第一个音符拿出来……然后参考前言的内容，看下它会导致哪些神经细胞发射信息，如何发射信息。换句话来说，我们就可以借此精确地看到每一页上的每一个数字是如何变化的。然后我们需要费心费力一页一页地把整本书翻完，事实上，是我们引发了这些变化。你可能会称作“第一回合”……一个细胞接一个，我们就把整本书过了一遍。不过，你明白只有部分神经细胞在发射信号，所以这个事实我们需要考虑进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跳到那些接收到信号的页面，进而在那些“随结构变化的数字”的指引下调整“那些”页码。这是第二个回合。然后那些神经细胞反过来又会把我们带到其他页面，瞧瞧吧，咱们绕着大脑开启了快乐的循环旅程。

也许每一页上我们要研究的神经细胞发射信号有其指定时间——这里说的是在真实情况中，在爱因斯坦的大脑中细胞发送信号所用的时间——经过最精确的测量，这个时间大概有千分一秒。随着几个回合的进行，我们把所有信号发送的时间累加起来，当这些时间段积够第一个音符的长度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二个音符了……

最终，某些“言语神经细胞”就会开始发射信号了……

然后我们再参照表格看看言语神经细胞发射信号时会对嘴巴形状和声带张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此我们来推测爱因斯坦在“说”什么。

这个过程实践起来大概要花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但从原则上来讲，假使我们真有机会和爱因斯坦本人交谈的话，我们得到的回应和实验得到的反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点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毕竟，爱因斯坦会作何反应完全是由其嘴部活动和声带震动控制，而这两者又完全是凭言语神经细胞发射来的信号行事，然而言语神经细胞又完全受控于其他神经细胞发射来的信号，一路下来，最终回归到发问者的音符初始触发的那些发射的信号。

更好的是——我们不需要劳神费力地遵从霍夫斯塔特的建议去做手动查询——想象一下雇用一个恶魔家族来为你效劳，他们可以用近乎光的速度飞快地进行查询。现在你可以和爱因斯坦教授进行实时对话了。

整个系统可以对每一个刺激、每个问题和声音，以及每个眼神做出回应，就像爱因斯坦本人所要做的那样分毫不差。那么，霍夫斯塔特接着提出了疑问，系统也和爱因斯坦一样能够体验到意识，这一点我们要怀疑吗？[4]

换句话来说，你的思想就是软件，而你的大脑仅仅是一部硬件。在截然不同的硬件上运行同一部软件，那么你就还是你。

也许不是。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认为人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生物过程，是血与肉的产物。他提出警示不要去模拟这个过程，这只会令人更加不解。比如，你可以编写一个电脑程序来模拟你胃中的每一个细胞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但是它自己不会消化食物。那么，为何一个电脑程序——甚至说一个能够模拟你大脑所有神经细胞和它们之间互动的程序——就会像人一样能够思考呢？

如果塞尔的观点没错的话，那么人的意识就不仅仅只是神经细胞发射信号的一种模式。但它仍可以是另一个更深层面的模式——比如大脑中原子之间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神经细胞。若人的意识不是“某个”层面的模式，我不确定它还能是别的什么。

那么，意识显然就是一部软件，而整个宇宙则是一部硬件。所有的硬件又来自哪里？同样地，我怀疑这些硬件也是由纯粹数学组成的。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受了物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Frank Tipler）在他著作中一系列附注的引导。这本书名为《不朽的物理学》（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内容独具创新，极其挑战人的大脑。他的附注如下：假使软件足够精细复杂，不管在何种硬件上运行都可以，都能产生意识的话，那么这个硬件就应该是可有可无的了。一旦认定了硬件无足轻重，那么一开始还要它做什么？那复杂精细的软件就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对象，因此，数学在，组成你思想的软件就在——独立于它所运行的硬件。与此同时，这个足够精细复杂的软件，因其存在，就足以产生意识。

我作为经济学教授的部分工作职责就是记录下简单经济（换言之，即虚拟经济）的数学描述（我们且称之为“模式”），然后估算出这些经济体内的居民对于一些变化将会做何反应，打个比方讲，比如说税收政策的转变。[5]我的一些同事们喜欢把这些模式编入电脑程序，这样他们就能真实地“观察”模型人群应对不同政策实验所做出的反应。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况，假使我建立的那些模式精细和复杂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我不会给这个模拟世界里的每一个居民分配一个个不同的数学符号，而是给这些居民脑中的神经细胞分配一个个独立的符号，然后我会小心翼翼地观察所有神经细胞之间的一切互动。那么，按照强智能的观点，如果我的同事们把这个模式放到电脑上去实施，这个模式里面的居民就能体验到真实的意识。[6]不仅如此，他们体验到的这个模拟世界就如同物理现实一样。那是因为这个无比精细的模式里不仅有对主体神经细胞的描述，它对物理环境以及主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的描述也同样精细。

事实上，我相信即便我的同事们不在电脑上模拟这个模式，模拟世界中的居民仍然可以体验到真实的意识，也能把模拟世界体验为物理现实。这是一个飞跃，不过对我来讲算不上太大；如果一个模式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都能生成意识，那么电脑本身就不可能成为这一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一来，为什么这个模式不应该彻底脱离电脑而生成意识？（不过换句话说，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飞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但是呢，我所能写下来的任何模式——以数学结构的形式——在我能构想出它们之前很久就存在着。因此，我模拟世界里的那些人在某个地方已经存在着，他们生活在他们唯一的现实世界中。于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即他们。[7]

换句话来说，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数学模式，其中蕴含了你我的意识，它们都是其次级模式。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如此；一个合乎逻辑的宇宙就是一个数学对象，而数学对象必然存在。而大部分的数学对象相当平淡无奇。一个点即一个数学对象，但它该是你能想象出来的最无聊的数学对象了。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模式，本身蕴含了可以产生意识的次级模式。弗兰克·蒂普勒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那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次级模式作为物理存在（与之对应的是纯粹的数学意义上的存在）的定义。换言之：

当其中的居民知道它存在时，从物理意义上来讲，这个宇宙就存在。

因此，我深信你的餐桌，你的那些色情收藏品，以及你的岳母，全部都是数学对象——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学对象，即宇宙的子对象。当我们把一个数学对象看作物理存在进行观察时，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吗？我敢断言，这就好比我们看到一个物件，感知到它是绿色的一样不足为奇。颜色不是一种物理属性，它其实是你的神经系统施加于物体的一种属性。[8]如若你的大脑可以把颜色感知为现实存在，为何它不能感知物理性？

上述中的任何一点并不是用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寄居的宇宙是由量子力学定律、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定律和其他的正统科学主宰运行。上述所有的这些——再加上我们去探知这些定律和科学所使用的的方法手段——都是这个数学结构即宇宙的一部分。

这里所谈论到的一切与激进无关，因为任何一种现代宇宙学理论的架构都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即宇宙就是一个数学对象——通常来讲是一个几何对象，诸如地心引力和电流这些最基本的力量就组成了这个几何体的各个面。举例来讲，地心引力呈圆弧状：苹果之所以从树上落下是因为它们想要在一个曲面空间里走最笔直的路线。除了把宇宙描述成一个数学对象，也没人能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描述它。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听听那些物理学家们的理论所要告诉我们的。

许多宇宙学模型都是先假定我们所生存的宇宙是另一个更为宏大结构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多元宇宙，它包含了许多和我们相似的宇宙，只是每个宇宙的历史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在某些宇宙中，阿尔·戈尔（美国政治家，曾于1993—2001年担任美国副总统）在200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在另一些宇宙中，他到2008年才入主白宫，而且目前担任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总统。当我在书中提到“每一个可能的宇宙都存在”时，我要谈论的并不是这个多元宇宙。多元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数学结构，包含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作为其子结构。尽管如此，它也只是众多数学结构中的一个。我坚持认为每一种数学结构都存在着，只不过有些没有物理表现形式罢了。有些数学结构太过于奇异，我们常人无法揣测。有些就是一些不同的宇宙，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些结构的表现形式是多元宇宙。假如说我们现在所寄居的宇宙是一个多元宇宙，那么上述多元宇宙中必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我超爱这个观点，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向我们解释我们的宇宙来自哪里，还因为它消弭了实际存在和可能存在两者之间的差别。假使一些宇宙只是可能存在，而另一些则实际存在，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这些实际存在的宇宙？我所勾勒出来的这个理论则使我们免去了这一苦恼，没有必要再去考虑这些令人费解的问题。任何可能存在的宇宙就必然存在；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就被赋予了特权，因为所有的宇宙都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如果有人能够证明只有一个可能存在的宇宙——或者只有一个可能的多元宇宙——换言之，有且只有一种数学结构包含有意识的次一级结构，比如有意识的我们人类，这样的话我就再高兴不过了。于是乎我们不仅能够知晓为何有这么一个宇宙存在，我们还能知道为何我们会住在这个特定的宇宙内。不过对于能不能出现这么令人满意的发现，我不抱太大希望。

我无意再一一赘述那些和我持有类似或相关观点的宇宙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或哲学们的鸿篇巨制。不过这里我的确想要提及一篇论证极其完备缜密的文章，作者是马克斯·泰马克（Max Tegmark，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宇宙学家），题目叫作“数学化的宇宙”（The Mathematical Universe），近期在一本叫作“物理学基础”的期刊里发表。

泰马克教授的论证大体如下：我们先试想科学的内涵起源于，比如说生物学。生物学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化学，而另一部分则负责把信息组织起来，分门别类，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化学从分子的层面描述人类的心脏和肺部的运行情况。而相形之下，“心”和“肺”之间的分界线则是人类的杜撰；从分子层面来讲，人的身体内部充斥着数以万亿计的粒子，它们之间并没有一道自然的分界线来划分“心脏粒子”和“肺部粒子”。是我们的大脑创造了这么一个东西，来区分肺部和心脏，而生物这门科学又把这一人为创造出来的区分奉若神明，即便从现实层面讲，它并不是一个人体基本特征。（我这里所谈到的心脏和肺部的划分也完全能够等同于我们对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生物和非生物的划分，于此，又或者相当于“你的器官”和“我的器官”这一区分一般。）泰马克教授（并非戏谑地）称这些划分为生物学的“行李箱”。于是乎，生物学就有两部分：化学部分和行李部分。

以此类推，化学部分也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物理部分，另一个是另一层次的行李部分。物理部分提供给我们的是基本粒子，比如质子和电子；化学家们围绕一组组粒子进行界定，给其命名为“摩尔”。他们还会圈定一些特定种类的粒子组进行划分，称之为“金属”或“稀有气体”。这些用来区分的分界线并不是由什么根本性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呈现给人类大脑的模式决定的。把所有行李部分抹掉的话，唯一剩下的就是物理部分。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探讨深入一下。以此类推物理部分也包含两重成分：一部分为数学，另一部分则是行李——一部分的表现形式是方程式，而另一部分则用呈现给人类大脑的语言概念来表示（比如“质量”和“速度”）。抹去行李部分，仅仅剩下的就是数学。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万物都是行李部分，这样的话在人类大脑的主观创造物之外就没有任何外在实现；要么就是有一些东西是现实存在的，完全不依赖于我们人类。如果我们排斥否认第一种可能性——换言之，即我们坚持认为一定有些什么是外在的，真实存在的——那么这样的现实存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它必定不包含行李部分，因为按照定义行李部分只是人类大脑的一个创造物。但若没有行李部分的话，剩下的就只有数学了。因此，数学一定就是宇宙的基本构造。

我钟爱宇宙即数学对象这个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还揭晓了一个答案，一个哲学上最难解的问题：数学对各门自然科学产生的不可言明的推进作用。

关于这个话题，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数学这门语言竟能够如此精确地描述这个物理世界（只不过他没能够给出答案）。

对于那些微积分成绩低于B的人来说，二阶微分方程式就仅仅是一个数学结构，没有任何明显的直觉感知内容；而数学家们研究这些方程式的时候却把它们当作一种智力游戏，乐在其中。不过，二阶微分方程式是一门用来描述运动的语言；它们能够描述一切移动的物体，不管是疾驰的飞箭、坠落的苹果或者是沿轨道运行的行星，其简洁度和精准度都令人惊奇。其他的例子不胜枚举。数学家们发明一个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概念既美丽又优雅，一代人之后，物理学家发现他们需要的正是这个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即宇宙运行的规则。泛函分析是一门描述量子力学的语言；微分几何用来描述相关性；我自己以前的专业代数K理论也发展成一个研究工具，用来探索在高度抽象的设置下一些纯粹的几何问题，最后发现它在物理学的弦理论中也有应用。

数学能够用来描述整个大宇宙，正如维格纳所强调的那样，这是一个多么非凡的奥秘——同时也是赐予我们的一点多么非同寻常的好运呀。当人类想要去揭开这个奥秘，认识到宇宙是由数学构成的，大概就存在着那么一个线索吧。

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从简单中才能衍生出复杂来。这一点不可能正确，因为数学就是复杂的，而它并不是由什么衍生而来。这一看法我将在第三章中有更多的阐述。从一开始数学本身就有其内在的复杂性，它本身就包含了人类所能观察到的最为复杂的模式，大到星系演化，小到人脑结构或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薪金制度。为何要到别处去寻找其根源呢？

[1] 真理和人类的证明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核心，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会做多一点的阐释。如果想更多地了解这个区别，请自行转至第九章和第十章。第十章中提供了一个程式的显式示例，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不可以被证明的真理。

[2] 这个论断代表了一种主流观点，可以说是在数学工作者中唯一的一个主流观点。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附录部分。

[3] 欧几里德几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数学可以独立存在，不依附于任何物理表现。我们所生活的宇宙并不能通过欧几里德几何得到精确的描述。欧几里德三角形的三个角加起来正好等于180度。但是如果用三段钢梁铸成一个三角形，那么它的三个角加起来永远不会恰好等于180度。部分原因是空间本身是有一点点弧度的，因此用欧几里德几何定理来描述物理世界就会有一点点偏差。还有部分原因是，没有哪一根钢梁会像欧几里德三角形的边那么细，那么直。欧几里德三角形存在，但是它的存在超越了单一的物理现象。

[4] 我已经向大家讲述了霍夫斯塔特书中的这个故事，但是我深信真实情境中所发生的事情要远比这复杂多了。真实的爱因斯坦教授本人在做出回答时，除了参照我们的问题之外，还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时房间的温度、眼角瞥到的一位美女，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状况，比如鼻窦和膀胱。虽然，从原则上来讲，我们也可以模拟所有这些因素。

[5] 以防此处表述略显模糊，我会在下一章给出一个此种模式的例子。

[6] 我可以肯定地说，一定会有人工智能研究者站出来反对这个结论，觉得它荒诞滑稽，但是我也非常肯定的是，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这个结论也捕捉到了其精神内涵。

[7] 一方面，模拟中的居民彼此间存在重要的差别，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和你我不同：一个经济模式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还可以随着时间不断延伸。相比之下，宇宙却不会随着时间延展，因为时间是宇宙的一部分。就如同宇宙不可能只凝固在阿拉斯加一样，它也不会随着时间延展。

在电脑上运行的程序可以说是两样东西：它既是一套指挥电脑运行的指令，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抽象的模式。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宇宙——可以类比为这个抽象的模式，而不是那一套指令。时间和空间，连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都是这个模式中的板块。这个模式本身不会延展，它一直如此。

[8] 更多内容请参考第五章。

二

经济模型的本质和目的

经济学家们通常会弄错复杂的模型，但是对于概念却从来不会弄错……以此类推，机修师明白更换燃油对你车子的发动机有好处，但是他无法告诉你下一年你的车子会出什么毛病。你不应该忽略机修师关于更换燃油的忠告，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电池何时会坏掉。

——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展开阐述3个R，即算术（arithmetic）、宗教（religion）和现实（reality），但是我要首先来处理上一个章节还未处理完毕的事情：我曾向大家承诺举一个经济模型的例子。

一个模型就是一个关于虚拟世界的故事，它得同时兼具简明性和复杂性。首先它要足够简单，能够让人完全弄明白，其次还要足够复杂，能够教会我们一些关于人世间的道理——就像寓言故事那样，只不过更加引人入胜。如果我跟你说：“缓慢但是稳当就会赢得比赛（至少有时候是这样）”，这时候如果你执意不愿相信，我就可以跟你说：“那好，让我们来想象下龟兔赛跑的故事……”这是一则寓言，不是模型，因为它并不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若要使之转换成一个模型，我可能就会说：“让我们来设想一只兔子，它每小时可以跑20英里，但是每跑五分钟它就要打一个小时的盹儿，还有一只乌龟，它每小时只能跑5英里，但是从不停下来休息。现在让我们来计算一下跑完这个30英里的比赛它们各需要多长时间。”这就是一个模型。

要想让模型易于驾驭，我们得设计得简单些，要想使其简单，我们就不得不使其不切实际。如果你从来没学习过经济学，那么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切实际一定会使你抓狂。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一个模型，改编自诺贝尔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的著作。

每一年，正好有20个人出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正好活两年，然后去世。于是任何一年都正好有20位老人（那些一年前出生的人）和20位年轻人（那些刚刚出生的人）。把这些人随机分布在两个城市。城市里有一个政府，他们不定期地给老年人发放补贴，而年轻人则靠种植香蕉谋生，这些香蕉他们既可以自己吃，又可以出售给老年人——来换取金钱，等他们自己老了，这些钱就可以用来买香蕉。

我刚刚是用文字描述了这个模型，但所有这些文字都可以被转换成纯粹的数学。在对人类的喜好做些适当的假设（比如，我爱香蕉，但讨厌工作）之后，你就能计算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些理性的个体会做出何种举动。你可以确定他们如何讨价还价以及如何最终敲定价格。

卢卡斯教授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模型，它为微观经济学领域整整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设定了航程。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如此倾心于这么一个很明显与现实彻底背离的模型？

首先，卢卡斯模型确有捕捉到现实的一些重要方面：人们始于年轻，而终于年老；年轻时人们需要工作，他们把钱攒下来以备年老时使用。对于付出多少劳动和攒多少钱，他们要做出决定。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需要面对不确定性。在上述特定的模型中，不确定性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城市里居住了多少人？”“这些人有多少钱？”

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做出规划变得艰难。假如说你是一个年轻人，你留意到香蕉的价格有所攀升，那么你可能会做出两种反应，而这两种做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极其合情合理，同时又非常艰难：

• 也许我非常幸运地降临在一个年轻人极少的城市，于是香蕉相当紧俏。这正是我赚钱的大好机会。我想我会拼命地工作。

• 也许政府刚好向老年人发放了相当丰厚的补助。这些老年人觉得手头很宽裕，于是他们疯狂地购买香蕉。但是他们用于消费的这笔钱因为通货膨胀已经贬值，而且有可能会保持贬值状态。那么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去赚取因为通货膨胀而大幅贬值的美元呢？我还是只做我眼前的事情好了。

年轻人在这两种解释中摇摆不定——于是他们的行为会出现折中。他们不会疯狂地工作，但是他们工作会更卖力一点。

现在我们假设政府刚好已经发放了一笔丰厚的补助。每个人都可以高兴一阵子。老年人高兴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大笔钱。年轻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能会变得很富有。

但时隔一年，当这些年轻人步入老年，开始支出他们的财富时，他们着实受到了冲击。他们手头赚到的钱已经不怎么值钱了，那么，往昔那些没日没夜的努力工作——不能说一钱不值，但是必然比预想的要少得多。要是早知道的话，他们本可以选择一种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总而言之，他们受到了诓骗。

究其本质：当政府加印了钞票，每个人都会暂时觉得很愉快。但是大部分都被蒙骗了，最后他们将会悔悟之前那点“好运”。

这和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正好相符吗？当然不会。现实世界更为复杂，表现在至少上万亿个不同的方面。

然而也许在现实世界中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道德层面：政府追加钞票印制，价格就会攀升。价格上涨，工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薪酬有所增加，导致至少一定程度上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正在赚取的是贬值的货币。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到头来，他们会后悔当初的抉择。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了。

这是一种看法。现在你有可能会问：如果这就是卢卡斯的见解，为什么他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为什么他不直接写下上一段中最后那几句话，而是大费周章地设定一拨虚拟人群，这些人恰好活两年，而且只吃香蕉？

答案：因为无法只通过看就能知晓那几句话是否逻辑一致。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但是矛盾就是有法子潜伏在丛林中，不易察觉。

此外我们也无法只通过看就知晓那几句话是否会产生其他暗示，而这些暗示很显然就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句子也就是错误的。

能确保你讲的故事有逻辑，前后一致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它转换成数学，然后简化到你可以计算所有可能出现结果的程度。这就是模型的精确定义。

有时候你的模型还会启发你产生一些别的联想，而这些是你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卢卡斯在他的模型中又引进了一个人物：一位计量经济学家，他用统计的方法研究经济，在卢卡斯成名之前，这些方法还是合乎标准的。这位计量经济学家（正确地）留意到每当政府发放的补助比平时有所增加时，人们就会急匆匆地四处奔走，种植更多的香蕉。他（非常不正确地）总结道，如果政府经常性地发放大额补助的话，香蕉的产量就会永久性地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线上。

这位计量经济学家的问题出在他不明白为什么货币供应量会影响香蕉作物。他没有意识到人们被误导了，进而高估了香蕉的市场需求量。或者他并不知道当货币供应的变化不可预见时，人们才会被误导。当政府听取了这位计量经济学家的建议而采取一种可预测的货币投入计划政策，这样一来没有人再被误导，而这项政策也是百分百的无效。

通过研究这位倒霉的计量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卢卡斯和其他学者对于现实世界中计量经济学家做得不对的地方有了深刻的见解，随之引发一场变革。

有时我会听到有些经济学家如此为他们模型的超现实性辩解：现在经济学正处于初始阶段。虽然今日看来我们的模型不切实际，再往后数十年，它们就没那么不着调了，再过十年，不切实际的程度又会变少一点。最终我们得到的将是与现实契合的模型，从而能够依此做出精确的预测。

这一点，我认为，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预测时，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基于模型；我们的预测是基于一定的非制式推理思考得出的。之所以要研究模型，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模型不断地打磨推理技巧。我们能够推算出在模型里发生的事情，培养自己良好的直觉判断，进而产生能够实际应用的推理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异于，比如说，物理学家。当你在一个急转弯处加速时，你又猛踩刹车，你去问问物理学家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跟你说，通过大量精确计算奉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他一定觉得没必要给你画个图表，建立一个方程式，或者是在电脑上执行计算。通过常年计算分析那些高度程式化的仿真案例，他已经产生了相当确信的直觉，因此，你一说，他的脑中就有了答案。物理学家研究的物体下落都是在真空环境中，台球滑行的桌面是零摩擦力，带电粒子的活动和宇宙中其他粒子是隔离开的。做这些实验的意义在于不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而是因为这些实验可以被完全弄明白。这些透彻的理解可以培养物理学家的直觉，由此他就可以有理有据地精确猜测真实情境下汽车在道路上的真实情况。

经济学家们也渴望能够拥有如此的洞察力。举个例子：过去二十年以来，大量的模型都预测出征收消费税比收取所得税更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繁荣。如果说只拿其中任何一个模型来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向导，未免有点疯狂。但现在的情况是，那么多不同的模型，它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却都好像指向了同样的结论，这就很有意义了。它会促使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互不相干的模型会统统指向同一个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学习到了新的思维方式，一种很有可能可以应用到现实世界的思维。

有件事情经济学家们做不到，18个月后利率是多少，他们也没法给你准信。物理学家们也做不到。我猜你很有可能会说这是近代物理学的失败。毕竟，利率是由证券交易商大脑中的物理活动决定的。难道这些不是物理学要研究的东西吗？当然了，答案是设计这些物理（或经济）模型并不是用来对实验室外面复杂多变的各种现象做精确预测的。它们是用来培养研究者的直觉思维的。

经济学是一门艺术，同时是一门严谨的艺术。它不允许你随便说出这个或者那个听着不错，因为我们的模型让我们实事求是。

三

理查德·道金斯弄错了：否认上帝的案例

亲爱的智慧设计论者们：

非智能设计的明显标志就是复杂。

请三思您的观点。

真诚的，

史蒂夫·E.兰兹伯格

（Steven E. Landsburg）

我相信宇宙由数学构造，但是与之相并存的理论也不乏其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理论中就有些屹立不倒，经久不衰，比如冠之以犹太主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理论，好像是那些目不识丁的牧师信手编造的一样。

在这一章中，我将提出疑问，即我们有没有理由相信那些宗教的创世理论有可能是真的。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人；那些反宗教的长篇大论已经成为近来畅销榜单的主打书目。在这些书中，最为畅销的要数理查德·道金斯那本可爱的著作《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

现如今理查德·道金斯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人物。他首次进入公共视野是因了他那本杰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这本书使得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读者能够接触到现代进化生物学，并觉得津津有味。一个愿意为同胞慷慨赴死的人如何经历自然选择存活下来？答案：因为自然选择是在基因层面运作的，而不是生物体层面。当基因具有更有效的生存和繁殖策略时，它就会繁荣，比如它会促使你更倾向于牺牲自己来保全他人，而他人很有可能也携带了同样的基因。

由于你现在正在阅读此书，而之前你很有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还包括各种更为复杂的版本。30年前，前道金斯时代，你大概还办不到这些。正是因为道金斯把这一伟大的思想进行了重新编译，才使其从晦涩难懂的学术期刊走到了公众意识的最前沿。

他公开讨伐宗教信仰，尤其是那本《上帝的错觉》，从他的这些事情中，我相信道金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论点不仅错误，还很落伍。

咱们先从他关于智慧设计论的论点说起。我首先来解释下为什么他的智慧设计论证是错误的；然后我再来解释下为何道金斯对此提出的异议，同样也是错误的——而且出错的原因都如出一辙！

下面是一段对于智慧设计论证的总结：

宇宙（或者生命）具有超凡的、不可约化的复杂性。这样的复杂性需要有一名设计师。正统的科学没能担负起这个设计师的责任来。因此正统科学充其量算是不完整的。

在这里“不可约化”的复杂性指的是许多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一个部分离开其他部分都会变得毫无用处。如果说没有视网膜的眼镜不是一副好眼镜，那么没有眼镜的视网膜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任何一个怎么能先行一步？[1]

聪明的人们往往已经过早地对这种论点嗤之以鼻了。除了它认为非智能设计的明显标志就是复杂之外，也不能说它从根本上是愚蠢荒唐的。我认为它的问题在于它要证明的东西太多了。

要知道，如果智能设计理论没问题的话，那么所有一切具有不可约化复杂性的事物一定是被设计出来的。这样的话包含的事物就多了，比如说，算术。算术非常复杂，以至于没有哪个公理体系——甚至是一套无限公理集合——能完完整整地描述它。[2]算术必定具有不可约化的复杂性（如果把数字3抹去，那么所有的算术就都瓦解了！）。相比之下，人类的基因组就简单多了，只需一张DVD很容易就能完成对它的全部描述。还有算术中那些衍生出来的表达式，就是出自那些自然数字的表达式（0，1，2，3，4……），比那些繁殖细菌鞭毛或者构造人类眼睛的模式更让人头晕目眩，其复杂程度无穷无限（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用的这个词）。

事实上，算术必然比生命复杂，这是因为生命所有的复杂性都源自于算术的复杂性，尤其是那些在DNA和蛋白质合成中体现出来的组合模式更是如此。

当然了，有人会觉得生命不单单是DNA和蛋白质合成，甚至有人断言生命还要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可不灭的灵魂已经超出了科学的界限，然而智慧设计论的全部要义是：通过科学观察得到的那些具有不可约化复杂性的程序，其复杂程度至此，需要有一个设计者。每一个可观测到的程序都能够被描述为一个算术模式。因此，如果你认定任何复杂如生命的事物都需要一个设计者，那么你必定已经做好准备得出如下结论：算术也需要一个设计师。[3]这一点令人震惊，因为几乎没有人做好心理准备去相信算术是被设计出来的。如果说上帝设计了算术，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想必他需要做些选择。没有选择就算不上设计。但是当你有这个选项却没有选时，选择才称其为选择，这就意味着，打个比方，上帝本可以做出这样的安排而事实却没有，于是乎二加二等于五。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就算是那些声称对宗教特别虔诚的人对于上帝这种过于无所不能也很难接受。

事实上，各派别的神学家们有一个主流观点，那就是上帝能够做任何逻辑上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不能违背逻辑规律。如果你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运算法则由逻辑决定，那么就算是上帝也不能随意将其改动。

如果算术不可能有别的样子，那么就不能够说它是被设计出来的。如果算术不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现在至少有一种具有不可约化复杂性的结构不是被设计出来的。如果说一个具有不可约化复杂性的结构可以不依靠设计者而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智慧设计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我认为上述反驳足够充分。唯一的出路便是承认算术是被之前设计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智慧设计论者们可不想走到这一步。

下面就是原因：智慧设计论运动的领导者们一贯而且坚定不移地否认那个智能设计者一定就是上帝。大概就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使其论证剥离宗教外衣，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公立学校的课堂。然而他们做出的那个否定根本就站不住脚。一旦有人提出具有不可约化的复杂性，必定需要设计者，你就只能得出结论：算术本身，并不亚于物理界的宇宙，也需要一个设计者。那么除了上帝，还有谁能够设计出这些个运算法则呢？

我十分愿意承认生命可以有一个上帝之外的智能设计者，比如说，也许我们都是由来自某个其他星球的人类设计创造的，而他们又是由另一个星球上的人们设计出来的，如此循环往复。这个理论和我们熟知的物理学（举个例子，宇宙学家们相当肯定时间不会无限往回延伸）有很大出入，但至少它不会自相矛盾。因此，只要你愿意摒弃大量的科学知识，你就可以一如既往地信奉这种不牵涉上帝的智慧设计论。

但是这一套对算术来说就不凑效了。只有上帝——或者是一个像上帝一般，我们也可称之为上帝的存在——才能够创造出数字，并且对加法运算加以修整。如果说智慧设计论的论证没问题的话，那么上帝一定存在。无论智慧设计论这一运动的创建者喜欢与否，它都不可能和宗教脱了干系。如果你要尝试把智慧设计论当作一个非宗教理论进行兜售，那么它就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了。它会使得智慧设计论这一运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智能设计者要么设计出了算术，要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不可约化的复杂性并不一定要求一个设计者，由此整个论证就变得无效。但是如果有的话，这个设计者无疑就是上帝，那么断言智慧设计论是一种非宗教理论的整套说法就行不通了。无论是哪种说法，智慧设计论都遭到了痛批。

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来反驳智慧设计论：依照道金斯的看法，此智能设计者得比他或她所设计出来的宇宙要复杂得多才行。反过来，他说道，原动力（First Cause）——如果哲学中的原动力存在的话——它一定是至简的，复杂结构必定日后随着时间才衍生出来（大概是通过自然选择）。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道金斯的初衷没错，只不过后来偏离了方向，犯了大错。从局部来看，他一贯主张：“如果你认为复杂性都需要一个设计者，那么足够复杂的上帝也需要这样的设计者。”这一部分观点没错。但他同时似乎又强调所有的复杂性必定源自这个或者那个过程，来自结构简单的前身。这一点我不信，因为数学是我们所知的最为复杂的东西了，它一定不是源自什么简单的前身。

在下面这个关键点上，我认为道金斯以及那些智慧设计论者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且完全错误：他们都认为复杂性没有最初的源头。对于智慧设计论者来讲，复杂只能是设计出来的；而对于道金斯，复杂只能源自简单。如果上述结论有一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算术。就连信仰宗教的人们也不能相信算术是由上帝设计出来的，而道金斯也不相信算术是通过自然选择发展而来的。因此，道金斯和那些智慧设计论者们的观点一样不对。

对于智慧设计论就谈论这么多。那么其他那些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观点呢？其中最为持久的一个便是11世纪圣安瑟尔谟（Saint Anselm）设计出来的“本体论证明”（ontological argument）。

安瑟尔谟把上帝定义为“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伟大的事物”。你要知道，存在这一特性真的非常伟大，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最伟大的事物，那么它能是什么呢？因此，从定义来看，上帝存在！论证就此结束！

受安瑟尔谟启发，我打算来证明一下，有那么一个数字，它比其他任何数字都大。我把它命名为数字G，同时我定义它永远为最大的数字！那么现在来看，如果G不曾存在的话，它就不可能永远成为最大的数字，这怎么可能？于是乎按照定义G存在！论证结束！

想一下这个数字吧！所有数字中最大的数字！当你数数时，到G就无法再数下去了。假如说你手上已经有G枚硬币，然后有人又给了你一枚，那么你总共有多少枚硬币？结果不能是G+1，因为它就成了一个更大的数字，而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的！

换言之，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最大的数字。（“无穷”并不用来计数，没有一个叫作无穷的数字。）无论这个G有多大，G+1必然会更大。那么我上面那个无懈可击的论证怎么办？答案：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论证就很荒谬。不能仅仅靠下定义你就说这个东西存在。如果你可以的话，那么我也能定义一个新型的遥控器，它能够自动地把亚当·桑德勒（Adam Sandler）从他的任何一部电影中移走。

无论安瑟尔谟选择“定义”什么，对应过来就有伟大的东西，然后更伟大，以及比之更伟大，如此无休无止——就像这有一些数字，然后有比它们大的数字，然后还有更大的数字，没有尽头。安瑟尔谟一开始就设定存在一个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伟大的东西。前提假设不正确，你当然会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

理查德·道金斯又一次反驳了那些笃信宗教者们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他给出的理由和他的论点本身一样不足以令人信服。他问道“是不是太好了就难以置信”，“难道一个关于宇宙的伟大真理竟要单单从一个文字游戏中得出来吗？”他坦言：“如果连一个数据都不从现实世界中提取并输入进行研究就得出如此重大结论的话，这种推论我会自发地产生深深的怀疑。”

可是单凭“文字游戏”，那些关于宇宙的伟大真理确实可以窥见。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质数有无穷多个。从来没有人能全部观察到这些无穷的质数，甚至连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都没人能做到。然而我们知道它们确有存在，不需要参考任何一个数据我们就知道它们存在。欧几里德也早已知晓，两千多年前他就记录下了这一验证过程。

假设你碰到一个执拗无比且态度强硬的人（Implacably Hostile Person，以下简称IHP），他坚持认为2和3是唯一的质数。你可能会怎样来反驳他？

你：我觉得你漏掉了一些质数。比如说，7呢？

IHP：我不认为7是一个质数。

你：呃，那么你一定还记得小学时曾学过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被某个质数整除。如果你的理论正确的话，7就一定能被2或者3整除。请问可以整除的是哪一个？

IHP：噢，好吧。也许7也是个质数。我现在十分肯定质数只有2、3和7。

你：如果我还能向你展示一个不能被2、3和7整除的数字，你就得承认你又一次错了，是吧？

IHP：是的。不过你怎么就指望能找到这样一个数字呢？

你：哦，我有一大堆方法。不过我这会儿能想到的是：如果把2、3和7三个数字相乘，就得到了42。它是可以被2、3和7整除的。所以它后面的数字，也就是43，不能被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整除。[4]关于你那2、3和7是仅有的质数这一理论的论证到此为止。

IHP（沉思良久）：好吧。这是我的新理论。现在仅有的质数包括2，3，5，7，11，13，17，19，23，29，31，37，41和43。

你（叹了口气）：如果我把这些数字相乘，我就得到了13082761331670030。它下一个数字，也就是13082761331670031，不能够被你那个“完整”质数列表上的任何一个数字整除。

IHP：哎呀。

就算再列个更长的有限数字列表，对你这个朋友也无任何益处；无论他列出何种列表，你都可以用同样的伎俩证明他是错的。这个伎俩百试不爽，因此有限的质数列表不可能是完整的。完整的质数列表一定是无穷无尽的。

你瞧，一个关于宇宙的伟大真理就从这么一个“文字游戏”中推导出来了。除了道金斯之外，安瑟尔谟论证的不妥之处并不在于他在玩文字游戏，而在于他的论点本就不对。

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还有一些别的观点，但是那些论证于我来讲都太愚蠢，不值得一提。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些观点都已被道金斯及许多研究者洋洋洒洒地驳斥掉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想就“帕斯卡赌注”说几句，它虽然并不是关于论证上帝存在的真实性，但是整个假设却充满了智慧。

他的论证是这样的：上帝可能存在（我先假设它是真实的，就如同我假定月亮的暗区可能居住着紫色的恐龙），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信或者不信——都存在犯错误的风险。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进了这个赌局。比较明智的赌法就是相信上帝，这是因为——即使上帝不大可能存在——（有了上帝，人们就能在天堂获得永恒！）单是这个潜在的回报就已经很不错了。当奖品足够丰厚时，你就会不惜风险下注。

于是，在这个赌注中，上帝呈现出来的样子就如同那个臭名昭著、盛极一时的尼日利亚电子邮件诈骗。上帝给出的承诺有时太过美好而显得不切实际，即便如此，它们太过诱人，很难抽身离开置之不理。[5]对那些把赌注押在这一种观点的人，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又抛出了一个新的赌局。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总是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性使你很想把全部的钱都押给亚历克斯·塔巴洛克。事实上，你能否进入天堂还有可能要取决于这一点。既然风险这么大，在这个赌局里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押给他。如此，我要在这收百分之十的中间费。

[1] 视网膜或者眼镜的例子只是为了阐述问题；智能设计的支持者则不同，举例来讲，他们更愿意提起由大约40种关键蛋白构成的细菌鞭毛。

[2] 关于这一点，更多内容请参考第九章和第十章。

[3] 如第一章所言，我援引其中算术是复杂的，而且算术不是被设计的。但除此之外，本章中的任何内容与我在第一章中断言和推测的其他任何内容均不相干。

[4] 事实上，能够被2（或者2，4，6，8……）整除的数字通常至少间隔两个数字：能够被3（或3，6，9，12……）整除的数字至少间隔三个数字，以此类推。

[5] 我想说的是那些尼日利亚邮件里提出的优厚条件太过不真实，因此我从来不予理睬，除非他们要给我至少五千万美元。

第二部分

信念

你的大多数信念都是欠考虑的。你并不傻，你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经过精心筛选的领域才能做得风生水起。

所幸的是，你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打紧。你可以去相信那些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怪诞的说法，相信人有超感官知觉，或者道听途说贸易逆差带来的影响，但是你依旧可以出色地做个会计、出租车司机或者是英国文学专业的教授，而且一点儿不妨碍你当一个好朋友和一名出色的家长。

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会谈到一些关于信念的内容，而如果有机会稍微深思下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刻摒弃这些信念。无论要谈论的主题是宗教、生物学、经济学、道德或者整个世界运行的日常百态，我敢断言，若真有什么让你迟迟悬而未决，大多数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丢弃之前那些最为珍视的“信念”。基于对自身的深刻思考，我会集中几个方面来讲述，这样我不仅可以试着来解释下为什么那么多被广泛信奉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还能讲下哪些替代性的信条有可能是真的。

这些领域包括科学和经济学（第四章和第五章）、宗教（第六章）、玄学（诸如自由意志）、超感官知觉和来世（第七章），以及几乎其他任何信念可能出现分歧的领域，事无巨细，从棒球到犯罪治理（第八章）。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会涉猎一些知识，关于色觉、水波、自由贸易案例、认知科学以及如何辨别间谍。

四

白日梦信徒

想要抛开我的论据来记住我的论点，这绝非易事。

——弗里德里希·尼采

如果说一个信条对你来说无关痛痒，那么坚持这个信条便毫不费力。我们人类常常这么做。“耶稣即神。”“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象。”“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使我们强大。”我们之所以坚信诸如此类的信条，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会因此岌岌可危。比如说，不能正确地理解贸易保护主义会让你投票时做出不明智的选择，但是这又怎样？你的一票从来就不足以撼动整个选举分毫。你若因此犯了错误，这正好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

最差的情况就是，因了这些错误的信条，一小撮人会对你嗤之以鼻，而事实上是因为这些人对这些问题深有研究——又或者很多人从这些少数研究者那里得了一些线索也来嘲笑你。在某些交际圈里，你声称信仰神创论就会使自己沦为笑柄，而你还得甘之如饴。对于神创论也许有一些不错的论据，但是大部分神创论者完全无视许多有关自然选择的论据，这些论据无可反驳，几乎所有对生物学进行认真思考的人都信服这些论据。与一个声称信奉贸易保护主义（或打着现代的幌子称作“反全球化”）的信念得到的反应一样，分毫不差。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也许有些不错的论证，但是大部分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完全无视许多关于自由贸易的论据，它们无可辩驳，而几乎所有对经济学有过深入研究的人都赞成这些论点。在下一个章节中我会和大家分享下部分论据。[1]

我有很多时间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有一些场景司空见惯，在这里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会嘲笑那些狂热的神创论者，认为他们愚昧无知。殊不知，对于那些清楚自己口中所讲内容的人们来讲，双方始终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两套信念听起来都一样的古里古怪。即便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也极少有人愿意去花心思关心这些问题。

当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大概会学到色环——所有的颜色围绕一个圆圈依次排开，从红到绿，到蓝，到紫，到黑，然后又回到红色。当你到初中的时候，你大概又会学到光谱，有红色（波长最长），到橙、黄、绿、蓝、靛再到紫色（波长最短）——所有这些排成一列，就像人们从彩虹里看到的一样，一目了然。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鲍勃·布鲁内（Bob Bruner）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矛盾是什么呢？他问道，那些颜色会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圈或者队列吗？我当时记得，对于不能回答上来他的问题，我只是略感不安。而让我深感不安的是，我居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如今我已经知道答案，会在下个章节中公布出来）。

当你搅动池塘的水面（比如说扔进去一个鹅卵石），这时候你就能激起涟波，水花一个接着一个冲向岸边。搅动气流（比如大喊一声“就是你！”），这时候你就激起了声波（这次产生波动的是空气）。一个声波传到我耳边，于是我听到了你的信息。下一个声波在哪里？为什么我不能再次听到信息？为什么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为什么整个世界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一出瓦格纳歌剧？最重要的一点是——至少从初中时我就知道了声音是一种波——我现已成年，而我却为何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曾经尝试用平实的语言来阐释为什么池塘的鹅卵石可以激起涟波，而声音在空气中却不能？最后我未能如愿。假如你确实感兴趣的话——假如同时又热爱高等数学——你不妨谷歌一下“惠更斯原理”（Huygens's Principle）。得出的结果是：池塘的表面是二维的，而气流有三个维度。当维度数量是偶数的时候，搅动能够激起涟波；而当其是奇数的时候——搅动只能激起单个的波——形不成涟波。

假设我们居住在一个六维世界里，此时池塘水面有五个维度，那么池面便无法形成连绵不断的波纹，而声波却可以。把鹅卵石投进一个维度是奇数的池面内只能激起单个的波峰；在维度是偶数的空气中惊呼一声，就会有回响，而且一声接一声，连绵不绝……

为什么波和这个世界的维度奇偶关系这么紧密？要解释清楚这一部分，我得借用更多的数学知识，而这些数学知识你可能也不想看。[2]不过话说回来，这个解释跟我的个人观点丝毫没有关系，有了这份释然，我们才能够依然坚持那些自相矛盾的信条。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声音是一种波”；我们都曾经往池塘里扔过石头，我们也都知道波是什么样子，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么明显的矛盾之处。

对于物理世界本质的认识，我们竟然可以包容这么多自相矛盾的信条，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我们在接受观点的时候往往不会去提出质疑，或者停下来去思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这些。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种行为合情合理，无可指摘；精力有限，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你就得有所取舍，就得去挑选锁定你要认真思考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章会涉及一小部分我自己选择去认真思考的科目，第八章会有一个总的论证，提示我们几乎所有的信念都欠考虑。但是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那些未完的事情。

[1] 你可能会争论说神创论和贸易保护主义分属两个不同的类别，因为神创论是一个科学理论——关于万物怎么来的理论，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套政策性的指示——一个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理论。但是正如我在这里用到的这个术语，对于贫穷和富有产生的根源，贸易保护主义也会有许多论断，这个和神创论关于智能生命产生的根源有着完全一样的科学立足点。

[2] 如果你确实想要看下这部分数学算法——还有附加的涟波物理现象说明——请看附录部分，或者登陆网址www.the-big-questions.com/ripples.html.

五

贸易保护主义的疯狂

黄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神秘体验。留待讨论。

——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我之前承诺要向大家讲述下关于色视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中的经济学。不过，我们首先来讨论色彩这个话题。

人类的色视觉如何运行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到过色环，比如说，绿色位于蓝色和黄色中间，这样我就知道“蓝和黄可以生成绿”。初中的时候，我们学习并研究彩虹，那时候我们知道了每一种颜色对应不同长度的光波，其范围从红色（波长最长）跨越橙、黄、绿、蓝、靛到紫（波长最短）。

如我上文所提到的，直到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好友鲍勃·布鲁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颜色和波长一一对应，从长到短依次排开，把它们排列成一个环状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难道不应该是一个色彩队列吗？研究生期间，我已经非常习惯被提问这样的问题，常常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一次，我着实大吃了一惊，对于这么明显的前后矛盾的说法我都没有注意到，而竟糊里糊涂了大半生。

鲍勃知道答案，并且乐于和我分享。现在，我就把答案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射过来的光确实波长各有不同；事实上，很多的光波无限长。我们说红色后面是橙色，但事实上当你横穿整个彩虹时，红色是渐变为橙色的，整个过程中间有无限种过渡色。要想把这些无限种颜色记录下来需要用到更为精深的数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大概已经超过了你现在想要了解的范围，因此我仍然沿用之前惯用的说法，即光有七种波长：我们所熟知的红、橙、黄、绿、蓝、靛、紫。

物体依靠反射不同波长的光线来获取颜色。打个比方来讲，你正在盯着看的一朵花反射了红光的8个单位、橙色的4个单位、黄色的3个单位、绿色的2个单位、蓝色的7个单位、靛色的6个单位，以及紫色的5个单位；在此简称为（8、4、3、2、7、6、5），我们需要用这七个数字来描述这朵花反射的光线。

现在的话，我们的大脑想要记录的数字达不到七个，因此眼睛会把这七种颜色归结到三种。首先它会平均8、4，3这个三个数字（得到5）；然后平均4、3、2、7（得4）；然后7、6、5（得6）。（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下，这七个数字中有些数字不止用到了一次。）这三个平均数——（5、4、6）——就是我们的大脑所收到的信息。[1]然后大脑会把这三个数字（5、4、6）转换为一种颜色——在这个例子中，让我们来做个假设，比如这个颜色是一种艳丽的品红色。最后起作用的是那三个平均数。因此，不同的花朵即使反射的光线分布不同，它们仍然可以显示完全相同的颜色。想象一下，一朵花反射的光分布为（9、5、1、6、4、7、7）。人的眼睛先平均9、5、1；然后是5、1、6、4；然后平均4、7、7。这时眼睛就会向大脑发送这个结果，大脑接收到（5、4、6）这三个数字，你就会说“快看，这两朵花全都是品红色！”

见下页图：

截至目前，我们的原理是眼睛和大脑同时工作才能识别出颜色——换作是其他别的物种的眼睛和大脑兴许就得用别的规则了。想象下某个别的生物，比如鼹鼠——它的眼睛看到的是同样的数字，但是却用不同的划分方法来计算平均数。比如说当它接收到的数字是（8、4、3、2、7、6、5），鼹鼠的眼睛会先平均8和4（得到6），然后是4、3和2（得3），再然后是2、7、6和5（得5）。

如下页图所示：

人的眼睛计算出来一套平均数，而鼹鼠计算出来的是另一套。两朵花在人类看来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对鼹鼠来说却不是。

从上面的图解中可以看到，按照鼹鼠计算平均数的方法，对于左边的花得出的一套数字是（6、3、5），而右边的结果却大大不同，得出的数字是（7、4、6）。虽然人眼看这两朵花一模一样，但在鼹鼠看来，这两朵花却完全不同。与此同时，另一组人类看来大有不同的花在鼹鼠看来却完全一样。

那么，颜色就是一种生物现象，产生于生命体的大脑。相比之下，光是一种物理现象——无论是谁，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彩虹就是一种物理现象。而色环，若能看到的话，是一种生物现象。

更确切地来说，色环就是一种人为的生物现象；它描述了人类的大脑中产生出来的颜色。正如我们所见，每一种颜色都可以解码为三个数字。三个数字分别指定了空间中的点在X、Y和Z轴上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空间中的每个点都着色于对应的颜色。例如，一个坐标为（5、4、6）的点对应的颜色就是艳丽的品红色。

下面就是一幅三维空间图，你可以想象下每一个点都被赋予了一种颜色：

三个轴交汇的原点是黑色。当你通过原点沿着任何一条直线移动时，点的颜色会越来越浓，但是色相不变。

现在我们来看我在三个轴线上楔入的三角形的那个阴影面，每一个从原点出发的直线只能和这个面相交一次——因此每一种色相只能在这个表面出现一次。

把这个表面放平，上面填充了每一种大脑制造出来的色相。把所有的角抹平，你瞧，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色环。

实质上来讲：彩虹的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特定波长的光，依照从长到短的顺序依次排开。但世上几乎其他任何东西的颜色都来自不同波长的杂糅。人类的眼睛看到这个混合物之后，运用一些算术计算出三个数字，然后传送到大脑。这三个数字就限定了一种颜色，因此人的大脑感知到的所有颜色充斥于一个三维空间，而色环就是那个楔入三维空间的表面。

凑巧的是，有些动物（例如老鹰）的眼睛会计算四个或五个平均数，而不是三个。这就意味着和人类相比，鹰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颜色系列。在鹰的眼睛里，“色环”可能就是一个三维的球体。对它们来讲，球体上的每一个点代表了一种不同的颜色。

当然了，对于没有透视眼的生物来说，这个“色球”便毫无用处，因为人类只能看到表面的颜色，错过了里面所有奇妙的颜色。大概就是因为这样，老鹰不需要去上小学了。

疯狂的谈话

要想说服自己相信上帝在六千多年前创造了这个世界，那得对科学有多么无知。同样地，需要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才能相信贸易保护主义——采取进口关税和配额来抑制外贸进口——这样会让我们的国家更繁荣强大。

现实的情况是确实有少数科学工作者极力拥护某种形式上的神创论，也有一小部分的经济学家拥趸某种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但两种情况所涉及的人数微乎其微（虽然有时候他们的言论也有一定的分量）。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知识还是排斥神创论，经济学知识不包容贸易保护主义。

不过，两者还是有所区别：在反对神创论的案例中，人们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从化石记录和地质层得到的事实，而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例子中则主要依靠逻辑推理。科学家发现了那些足以驳倒神创论的事实，并且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只得深信这些科学家始终是忠于事实的。相形之下，从一开始任何人都可以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驳斥贸易保护主义。

在我看来，似乎贸易保护主义论者甚至还不如神创论主义者让人尊敬。假若你坚信大部分科学家都是骗子——那么他们那些关于化石的言论就都是假的——于是你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做一个逻辑一致的神创论者。但是你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一致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比如说干细胞研究，又一股可能会产生永久性变革的力量，相形之下，自由贸易就不同了，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那些愚蠢无知以致迷信的人。对于干细胞研究，就算美国政府当局横加阻拦，至少他们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受到抑制或禁令禁止的研究项目可以迁到欧洲或亚洲，美国人仍然可以分享到研究成果带来的益处。而自由贸易呢，它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安全阀了。

在任何一本中级微观经济学课本里面都能找到关于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驳斥，而且论证完备，自成一家，且都有配套的图表和方程式。这些图表和方程式很重要，能够确保整个论证无懈可击。不过用文字就可以很容易地阐述其中的主要观点。

我来举个例子。假设美国厂商每台数码相机卖100美元。有一天，一个新的中国供应商开始出售同样的数码相机，售价只有75美元。现在每一家美国相机销售商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要么降到中国商人的价位，要么失掉自己的客户群。

暂且假设每一家都决定降价，和中国商人以同样的价位出售相机，让我们来结算下此时美方的损益。假如说你要买一台相机，中国商人可以使你节省25美元。如果我再把这个相机卖给你，那么这个中国商人就只赚了我25美元。你得到的等于我损失掉的。总的来说，较之前我们的富裕程度不会增加或减少。

如果我们的故事就此结束的话，从这桩外贸交易中产生的损益正好相互抵消。但是故事仍然要继续下去。每台机器卖75美元，我很不乐意，于是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别的法子。或许我会转行去制造手机。或许我会早早地退休，然后余生都沉浸在魔兽世界里。无论如何抉择，我的境况都不可能更加糟糕，因为这一切都是自愿的。如果退出相机行业使得情况变糟的话，我定会坚守在这个行业。[2]

我们来理理清楚：所有的美国相机销售商显然都因为低价的中国商人有所损伤——但是那些选择离开相机行业的一定会比继续坚守在这个行业的商人损失要小（或者至少不会更多）。

现在我们再来结算下损益。消费者仍然从每台相机中节省25美元。那些选择继续留在相机行业的商人每台损失25美元。但是那些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商人每台损失的钱数要少于25美元。每一位美国消费者都得25美元，每一个美国生产商都损失25美元或者更少。美国消费者的所得要大于美国生产商的所失。

单凭这一点就能够证明贸易使得美国人民一般都比之前更为富裕。但事实要更好一些。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会花100美元去买一台相机，但是却乐意花75美元去购买一台。如果没有对外贸易的话，这些人根本就不会去购买相机。但是因为有了贸易，这些人就会去买。他们从中获得的快乐对美国人民来说又是一笔附加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如果相机销售商和购买者的人数是固定的话，那么引入价格低廉的中国相机的结果就是，消费者欢呼雀跃，本地销售商眉头紧锁。但是，当销售商人数减少时，整个销售部分的损失就会减少，同时消费者人数增加的话，购买部分获得的收益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收益必定大于成本。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拿上述论证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以此得出结论：贸易使得我们更加富有（因此，对贸易起到限制作用的关税和配额会使我们更穷）。据一项调查，89%的专业经济学家（包括各个政治派别）都反对限制国际贸易。很有可能那11%的经济学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同意贸易能够促进繁荣，但是他们又觉得由此带来的繁荣和其他经济价值比起来有时要退居二线。至于剩下的那拨，有一小部分很有可能是受雇于人，尽说些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还有一小部分只是名义上的“专业经济学家”。我深信一定也存在一些否定进化论的“专业生物学家”。

但是我无意做出一种权威式的论证。如果你认为我把某些东西强加于你的话，非常欢迎你对我的推理进行剖析。所有的逻辑推理都是公开的。你不必偏信我或者其他任何人。[3]不过，要推翻我的逻辑，你可不能靠污蔑中伤，比如说“经济学家不过都是些追逐私利的托儿罢了”。（如果你觉得我有点防御过度的话，你该去看看我的那些电子邮件。）用林肯总统的话来讲（他本人不支持自由贸易）：

但凡你学过几何的话，你一定记得，欧几里德通过一系列的推导得出三角形的三个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他向你一步步展示了是如何得出的结论。现在你如果想要推翻这个命题，证明它有误，你能单靠称呼欧几里德是骗子就证明他的命题是伪命题吗？

[1] 当然这里有些过度简化。事实上，人眼接收到的数字远不止7个，而是一串无穷多的数字；此外，它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法，因此在平均6、4、3的时候，有可能6要被计入两次。上述简化的过程并不牵涉重要的东西。究其本质，人眼会计算三个平均数，然后将它们传送给大脑。

[2] 你可能会不同意这个说法，觉得我不能继续留在相机行业了，因为中国商人已经掘走了我所有的客户，不过这个反驳可是相当愚蠢。只要我的价格和中国商人持平——或者比他低上一美分——我就能继续做这一行。

[3] 我在这里举出的论证几近无懈可击，但还算不上完美。从原则上讲，你可以说贸易限制使得美国出口商获得垄断势力，这样美国人民就会更加富裕，从而避开了我得出的结论。经济学家们都喜爱这样的思维论证，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它和现实世界有多大关系。

六

信徒信的是什么？

其实你并不相信什么，你只是相信你一定相信什么。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每天早晨，我的朋友美莎（Misha）都会和其他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一样做晨祷，最后都以这样的宣布语结束：“我相信弥赛亚（Messiah，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世主）会到来，对此我信心满怀。虽然他有可能会耽搁，但我仍然深信不疑。”而我自己呢，我深信不疑的是2的平方根是一个无理数，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必要一直向全世界宣布这一信念，因此我怀疑美莎在说谎。

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我反复念叨的“信念”通常都不是我真正相信的。假如哪天走在街上，无意中你我正好擦肩而过，你可能会听到我在喃喃自语地说些什么，比如“我相信格子花呢和佩斯利涡旋花纹搭起来正好”或者“我相信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又能掉五磅肉”，又或者“我相信她一定喜欢我！”，但是你绝不可能会听到我嘟囔“我相信2加3等于5”。我一直就知道2加3等于5，所以我不需要一直提醒我自己这一点。

我反复念叨的那些“信念”往往是那些我可能想要去相信或者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的东西，又或者是当时我正在试穿什么。但当我跨过那道坎，接触真正的信念时，我不会反复说起。

因此当那些教堂会众聚在一起吟唱时，我看到的一切都恰好证明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上帝。

当然了，信念也分等级。有些信念就比另一些更加随意。比如，我相信林肯在1846年首次入选国会，继而又当上了美国总统。想让我相信我搞错日期了，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据，而想让我相信林肯从来就没有入选国会，那可就得多拿出点证据了，而想要让我相信林肯从来就没当过总统，那需要的证据可就多多了。

那些我从来不加以思考的信念往往最不坚定，通常是因为我觉得它们索然无味。凭着对小学时候模糊的回忆，我相信皮尔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首府。但是因为我并没有什么理由去关心到底皮尔是不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首府，也没怎么想过，因此就算我知道我错了，也不会太吃惊。

正因为我对南达科他州并未有过多的思考（除了偶尔会想起那次去黑山和大荒地的精彩旅程），关于它的首府是哪个，通常我都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不确定。比如你问我南达科他州的首府在哪儿，我会回答“皮尔”。如果你接着问我“你确定吗”，我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而且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点也不确定。

我想宗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相信他们是相信宗教的，但是他们的“信念”最经不起推敲。假设你找一个最虔诚的教徒，然后问他“你们的教义都是真的吗？”，同时再威胁他，使其相信如果答案不对，他的孩子就没命了。我猜想十有八九他会叛变，活脱脱一个重生的异教徒。这件事情罕有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很少会出现什么机会，使得有没有取得正确答案这件事情变得至关重要。

无论是否必要，我相信一定存在许多证据可以说明真正的信念极为稀少，虽然被系统收集过的证据几乎没有。首先，大部分宗教都主张上帝可以洞悉人类的所有行为，当我们行为不当时，它就会惩罚我们，而当我们做了好事时，就会奖励我们。上帝的惩罚往往相当严苛。因此我们会期待信仰宗教的人们的行为优于不信教的人们，尤其是当人们处于一种无人监管的境况下。抢劫一家卖酒商店得来的钱怎么能跟永生永世入地狱相提并论？

你可能会回应道，抢劫卖酒商店的那一伙人是出了名的目光短浅，他们可以一面相信地狱存在，一面却将其抛之脑后，他们只能关注到眼前的好处而忽视了未来将要受到的惩罚。这一回应的问题在于它全然忽视了威慑力所产生的作用。事实上，威慑力确有其功效。关于这一点能够说明的证据很多，几乎不用怀疑；几十年来的证据都可以从那本《犯罪经济学》中找到，其中数百名研究者参与了综述，经由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和刘志强（Zhiqiang Liu）编辑成一个三卷本纲要。现实的情况是：坐牢服刑时间越长，犯罪就会越少。定罪率上升，犯罪率就会下降。但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定罪率：定罪率每增长10%所产生的威慑作用要比平均监禁时间增加10%强大得多。

现在，对于一个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来说，定罪率就是百分之百。因为上帝能看到一切，知晓一切，并惩罚一切罪恶。基于我们对上帝威慑作用的了解，真正的信仰者应该几乎从不犯罪。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丁点儿证据来证明那些宣称信奉宗教的人比那些无神论的街坊们更加遵纪守法。平心而论，把这句话反过来我也同样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这里的假设认为宗教信仰是真诚的，这个假设产生的影响可以被验证，我期待看到有人来做下这个验证。

理查德·道金斯还写了一本书叫作《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以此来驳斥宗教上的种种说法。我感觉他的论证大可不必，因为反正没有人会相信那些说法。（我们还需要一本叫作“圣诞老人不过是幻觉”（The Santa Claus Delusion）的书吗？[1]）实际上当道金斯在指出他的研究数据时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因为单凭那些数据就可以显示，至少从美国各州看来，宗教信仰和犯罪之间没有相互关系。他指出宗教不会使人变得更好，但是他漏掉了一个更大的观点，那就是既然宗教不能使人变得更好，那么大多数人一定并不怎么虔诚。

正如道金斯本人及时承认的那样，他的数据[2]太过粗糙，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问题，不过目前来讲它们还具有一定的暗示意义，那就是这本书针对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

许多宗教不仅承诺会严惩恶人，还会对正直的人许以一个辉煌的来世。如果信徒足够虔诚的话，这个应该也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那些希望幸免于死的人理所当然地就不应该怕死，也不应该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自保。那些声称信教的人会比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少一些吗？他们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烟雾警报器？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会横穿马路？一个界外飞球朝脑门砸过来时他们不会往后退缩？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几乎很难想象他们关于来世的“信念”可能是真心真意的。

下面我们来思考下“宗教对话”这一奇怪现象：比如说天主教和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或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它们在一种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聚到一起，深入学习彼此的教义。确切说，尊重的内容该是什么？是彼此的教义，还是他们坚守教义的权利？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进行对话了；我可以对你敬而远之，并且尊重你犯错的权利。不对，宗教对话旨在尊重教义本身，这其中就蕴含了这样的事实，即你承认对方的教义可能是对的。（要不然尊重教义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不过基督教一承认伊斯兰教教义有可能是对的，就等于承认了天主教可能是错的。完美的宗教也不过如此。

正统派犹太教人从传统上回避进行宗教谈话，理由是对于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有讨论的意义。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神，那么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来讨论？我之所以把这些拿出来，是想说明对于他们的宗教，正统派犹太教人一贯说话算话，言出必行（虽然我还是觉得这一例证不足以反驳所有的反面例证）。不过对于其他大部分宗教——包括犹太教的其他派别——主流领袖会经常鼓励并参加这些辩论和对话。

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这些对话可能会有什么用吗？不会有人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切换宗教信仰吧？或者仅仅是他们持有的观点是对立的（“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肉体上到天堂”，“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说完之后每个人像圣人般的点点头，然后各自回家？当人们真正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这样做。以我的经验来看，比如说一屋子的人对于重要的事实看法相互冲突，除非他们最后论出孰是孰非或者累得撑不住了，要不然你不会善罢甘休离开那个屋子。

那么，宗教对话怪就怪在它常常并不涉及对话。事实上，在上流社会，缺失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话的现象非常显著。人们如果真正相信一个东西的话，他们一定会极力为之辩护。然而在这些所谓的信教徒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充当侃侃而谈的说客。

为什么这些教徒们不努努力，去把真理传播给他们那些蒙昧的街坊们？仅仅是出于礼貌吗？如果这里说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的话，这个说法我还能接受。宗教上的分歧绝不同于政治观点上的分歧，这是因为宗教分歧常常取决于一些事实的东西。而政治却不是这样，政治观点常常取决于个人利益；农民偏爱让他们增收致富的政策，而银行家更喜欢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政策。如果在餐桌上正好挨着，农民和银行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因为关系友好而绕开政治话题。但是如果他们关于南达科他州的首府在哪儿而意见相左的话，不管是礼仪还是惯例都管不住他们的舌头。他们会拿出证据，他们会想尽办法找出谁错了，而如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悬而未决的话，他们会咬着不放，直到把事情解决了。如果对耶稣的神性看法不一的话，我料想他们也会这么做——当然了，除非这些分歧一开始就是为了作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也会换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话题。

现在我们从宗教间对话换到内部对话。通常来讲，我们往往最在乎那些经过研究或者深思熟虑的事情。宇宙学家会因为争论宇宙的大小而红脖子，会计格外在乎准时制库存管理，而17世纪的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确实如此，原因有两个：第一，热情激发人们去研究，第二，研究激发自信，继而又激起新的热情。

如此说来，信仰宗教的人们大体也要学习——精确地说，学什么呢？宗教首先是一个关于物理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关乎宇宙是如何形成的，什么使它保持运行，它会如何终结，以及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灵魂？天使？）。我料想真正的信徒一定对基础物理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即便只是为了查出那些主流理论哪里有问题。我还能料想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他们不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比如说，对量子色动力学做个深入研究。我可以得出结论，通常经常去教堂的人并不是一个信徒。

同样地，对于神创论者来说，如果他们真的对生命的起源感兴趣的话，他们会去读达尔文的著作——或者更好是道金斯的书（因为他的书更简明，而且专门针对当代读者）。当你读了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然后还断然反对里面的内容，这个我还（勉强）能想象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对生命的起源怀有强烈的兴趣，而却对道金斯的观点无意了解的话，我根本无法想象。

当然了，问题就在于，一旦你熟知现代物理或现代生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你就很难继续做个虔诚的教徒了。正如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一贯做出一些断言——关于地球的年龄，病态心灵的实质，物种的起源，意识的本质等——最后证明这些都是错的。”可以料想到最能够意识到这些错误的人该是那些对病态心灵的实质、物种的起源和意识的本质等最感兴趣的人。从中你也发现了矛盾所在：那些对物种起源、意识的本质和病态心灵的实质等深感兴趣的人往往更容易发现这些错误，因此他们倾向于反对宗教。对这些领域没那么感兴趣的人或许会接受宗教，但是他们也不会特别虔诚，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真的感兴趣。那么还有哪些人是虔诚的呢？

就算抛开这一切，那个普遍存在的信条证据何在？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所谓教徒的证词，调查数据显示有足足90%的美国人相信上帝。但是社会科学家早就知道原始调查数据几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受调查对象几乎没有兴趣去细细考量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某次调查显示有39%的纽约人表示他们要离开这个城市，“如果可以的话”。接受采访当日，这些人都在纽约，因此我们知道平日里至少有39%的人在对民意调查员说谎。

同样地，当调查分析师询问商人他们定价的目的是否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通常几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清一色的不是。当他们再被问道“如果改变价格，你们获取的利润会不会增加”，他们的答案还是清一色的否定。

如果人们不信上帝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说自己相信？请容我指出这一点：人们所说的东西他们自己并不是一直都相信。在选举日当天早晨，我打开新闻频道，看到一位国内政治家声称“谁赢了选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站出来参与投票”。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位政客积极投身于选举，以确保他所在的阵营一定会赢。如果他觉得输赢不重要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这么做？

有时候我们也会撒谎，有时候还会满口陈词滥调。当红袜队取得胜利时，许多无神论者也会感谢上帝，有时候还会许诺为一个生病的朋友祈祷（实际并不存在）。有时候我们说出来的只是直觉而不是内心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会责骂恐吓电脑，即便我们知道它们实际上并不会听到。

现在认知科学家会告诉你，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要取决于你对信念是怎么定义的，大脑的不同部位完全有可能相信互相矛盾的东西。一部分会说“我觉得我还要再吃颗腰果”，然而另一部分会说“不能！你敢！”也许你大脑的某一部分确实相信电脑可以听见，即便那些其他更具思考能力的部分更明事理。当我说你有一瞬间不相信电脑的知觉，我的理由如下：如果在腰果这件事情上，你得赌上所有的财富（或者你孩子的命），往哪边下赌注就毫无疑问了。

保罗·布鲁姆有篇精彩的文章刊登在《大西洋月刊》，文中他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关于那些本能的念头。简言之，人类的大脑相当于包含了两台完全不同的电脑，在思考因果关系时，两台电脑运行的程序完全不一样。其中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物质世界的因果关系（“他扣动了扳机，因此子弹飞了出去”），而另一个更擅长思考社交世界的因果关系（“他很生气，所以他扣动了扳机”）。用布鲁姆的话来说：“不同方面的理解能力（在孩童时期）发展速度各有不同：擅长社交的那个出现要比物质世界那个稍晚。”这两者在史前时期演化的时间点不同；许多物种和我们一样拥有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然而我们在社交方面的理解力是新近才有的一种适应力，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也许是人类专属的一种能力。我们的社会体系尤为倾向于寻找意图。根据布鲁姆的理论，当我们的社交系统尝试去理解物质现象的时候，神鬼信仰便出现了。比如说，是什么引起了龙卷风？社交系统就会执意这样重述这个问题：是谁想要龙卷风——而且原因是什么？这样问下来的话，你得随时准备挖掘出这个答案：是因为上帝生气了。

布鲁姆拿这个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在美国有高达96%的人信教。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拿来说明为什么有高达96%的美国人说他们信教。相信上帝存在的直觉和相信恶意软件的直觉或许来自大脑的同一个系统。但是人类相信事物的直觉不同于信念。

上帝和电脑比起来，重要的不同点是我们的实际生活需要电脑。如果你执着于自己本能的信念，认为你可以威胁电脑并使之屈服，那么你必定免不了要面对无尽的挫折。但是对于这个本能信念，即上帝洞察一切，通晓一切并引导一切，无论你是否坚信，都不会有什么后果——只要你别让它过多地影响你的行为就成。你可以跟民意调查员说你信或者不信上帝，不管是哪一种答案，他都会快速、确定地走开。

我钟爱的另一个作家是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写了一本极富思想的书，叫作《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书中他对宗教信仰的进化源头进行了探索。丹尼特说宗教信仰会繁殖，有时候它们会以一种轻微变异的形式再生，它们也受制于自然选择——确切讲就是那三个进化发生所必备的条件。丹尼特正在探讨的是宗教本身而不是宗教人士的进化，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尽管两者的发展历史必然是相互交织的。因此，对宗教的进化源头进行探索和对宗教的进化“价值”进行探索根本就是两码事。丹尼特还说到普通感冒一定也发生了进化，但是这一进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什么价值。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此类探究中学到很多，虽然我的侧重点可能稍有不同。“为什么大部分人相信上帝？”当丹尼特这样提问时，我更喜欢这样问：“为什么大部分人会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去相信上帝？”对于那些信教的人来说，他们会感觉这种直觉和实际信念正好是一样的。鉴于刚刚概述过原因，在我看来似乎大部分人同时还有很多的认知机器促使他们抛弃这个信念。

对外宣称自己信教对人们来说不是难事——比如对民意调查员和街坊邻居说，甚至对自己也是——仅限于当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会因此悬而未定时。不过信仰会影响人的行为。相信有地狱的人应该犯罪较少；相信天堂的人应该更喜欢冒险；一种宗教的信徒应该和另一种宗教的信徒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发生互动，相信上帝的人应该对备选项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些影响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只要细心收集到数据就可以驳倒这个假设，即宗教信仰分布范围广、接受程度深，对于这点我还是蛮有信心的。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比如真正的发自内心深处的信教徒？大概是有的。像这样的有很多吗？我有点怀疑。

[1] 在上一章中我就说过道金斯试图驳斥智慧设计论的论证存在缺陷——而且，比较讽刺的是，它的缺陷和智慧设计论本身存在缺陷的方式都一模一样。这一章中我对道金斯提出的控诉和上一章的那些控诉完全没关系。

[2] 引自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给基督教国家的一封信》（Letter to a Christian Nation）。

七

论显而易见的事物

我相信要直视眼中的事实，然后再否定它。

——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

你不会认为我们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是最难被否定的。笛卡儿曾说过，即使你再多疑，甚至于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你都不太可能怀疑自己的感觉是存在的。也许你正在想象冰激凌圣代，但是如果能尝一口的话，至少那个味道是真实的。

要否定明显存在的事物需要极其扭曲人的智力，但是绝对不要低估人的智力发生的扭曲。比如有一大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学历很高，但不知怎的——他们曾尝试去否定这一现象，即他们和剩下的我们每一个人一同经历着每一天。

除了一两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例外，没有人丝毫怀疑自由意志和超感官知觉真实存在，虽然有一波波的人大叫大嚷地对自己和别人说他们对这两者有所怀疑。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否定进化论是一种时尚；而在别的社会阶层，否定超感官知觉也是一种时尚。不同之处在于，只要足够无知，人们就能否定进化论，然而只要是活着的人，没有谁可以怀疑超感官知觉的存在性。

我们先从自由意志说起。没有哪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会边交论文边否定说自由意志不存在，他们无一不是首先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选择性行为和任何一种视觉或听觉感受一样，都是人类体验的基础。如果不能时时刻刻做出决定，你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意识的人。如果不能对决定进行深思熟虑，结论还是如此。

这就是自由意志，你已经弄明白，而且你知道你已经拥有。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否定它的存在？这里我需要借助内省和记忆，因为我记得16岁那年我自己也曾否定过，或者说至少为此困扰过。论证过程大抵如下：至少从神经元层面来讲，本质上物理现象是确定不变的：假如你知道一个系统在星期一那天的状态，同时你拥有足够的计算能力，就可以确定无疑地预测下周五的时候这个系统的状态。[1]人体也是一种物理对象。因此，当你知晓一个人及其周遭的环境在周一那天所处的状态，同时你也有足够的计算能力，那么你就可以确定无疑地预测此人在下周五时的一切行为。那么，这里还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吗？

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好像无法回答，然而其实答案很简单：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都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只要这个被研究对象做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最终才做出一切行为。那些缜密的思考是一种物理行为（基本上是由在脑中传递的化学和电信号组成，没准还有一部分要依靠一些铅笔记号，用来在拍纸本上列出“利”和“弊”两栏信息），最终这一思考也要遵循物理学定律。这就没问题了吧？

套用一下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话：决定论是真实的，而恒温器仍然可以控制温度。而且也没有人会否认恒温器可以控制温度。恒温器依照物理学定律运转，如果说要从亚原子层面进行分析，其复杂程度难以描述，但同时（幸运的是）也可以从一个更宏观、不那么精细的层面来展开分析，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弄懂它的工作原理。同样地，决定论真实存在，而我们仍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是依照物理学定律来维持运行，虽然这些定律的复杂程度难以描述，但是我们可以借用诸如“意图”和“选择”这样的概念从更大、更笼统的层面进行分析。

是什么引发了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从海洋表面升起的水蒸气凝结成云，同时释放热量，造成局部低气压，进而吸入空气，产生大风，引起水汽进一步蒸发并参与到循环中来。愚蠢的人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说话，理由是过程根本就不是那样，蒸发只是一个极其复杂过程的简约术语，这一过程会牵涉到数以万亿的空气和水分子。这是当然。不过这也不能说明蒸发不是真实存在的。

是什么促使你决定在哲学课期末考试前夜喝得烂醉，还通宵看《神秘科学剧场》？答案是自由意志。愚蠢的人可能又会站出来否定，说自由意志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简约术语，用来指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涉及上百亿的神经细胞，然后神经元细胞又可以用千万亿的原子和百万兆的亚原子粒子来表述。不过那又怎样？你还是有自由意志，这一点你很清楚。

关于如何走出那时对自由意志的困惑这件事我有点模糊，可能和读了丹尼尔·丹尼特的书有点关系吧。不过，在这里我主要想表达的不是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自由意志；对于这一点，从内心最深处我们从没有片刻怀疑，然而我们还会犯蠢，对外宣称我们对它表示怀疑，甚至于——如果我们非常钻牛角尖，从开始就对一些事情想东想西——去说服自己相信一些我们绝不可能会信的东西。

我深信你每天都在体验自由意志，我猜想对于超感官知觉也是如此。反正我知道那些都是我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圆的周长和其直径的比率，我的超感官知觉是介于3.1415和3.1416之间。更好的是，我还能超感知觉到这个比率正好是这个无穷序列极值的四倍：

我对这些事实的感知是即时的，并且非常强烈、不容置疑，就如同我能一下感知到办公室附近路上的绿色标识，这些新绿标非常惹眼，用来提醒路人遵守人行横道。这种对事物的感知就是一种超感官知觉；这种感知建立在精神活动的基础上，而且完全发生在人的大脑内部，整个过程我的感觉器官没有输入任何信息。

你很有可能也具有这样的超感官知觉。毫无疑问，你能察觉到2加3等于5，虽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超感官知觉；有可能你是靠把两块石头和另三块摆在一起，然后看看发生了什么，从而得出的结果（即便是这样，它也是从感官数据向概括泛化迈出了一大步）。不过当你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质数有无限多个时，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一种超感官知觉。当然了，你有可能是通过研究纸上的论述得出了这样的感觉——甚至有可能是研究了一下本书前面章节中关于质数的记载。但是你本来就能通过纯思考得出此结论，而且完全有可能欧几里德或他的先驱们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你是否好好思考过算术的微妙之处，大概你会拥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算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加以计算，你也可以非常确信234324324加9418438不等于243742762或者342859152。无论你是否相信质数有无限多个，你大概会相信质数不可能同时是有限或无限的。

除非你是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要不然你不大可能知道怎么去证明算术的一致性，而且就算你是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你也很清楚此类证明需要用到的原理绝不会比结论本身更容易接受——因此就算你愿意相信这个证明，你可能还是会直接跳过去看结论。[2]换句话来讲，你对于一致性的感知并不依靠证明。如果它不依附于证明，当然就不需要看见或听见那个证明。再换句话来说它纯粹就是一种超感官知觉。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确切来说，当一个人的思维足够精细到可以否定超感官知觉的存在，他的思维同时也可以足够精细地以超感官知觉的方式感觉到数学公理。如果你拿一种认知结构来否定超感官知觉，那么你的认知结构也能体验到超感官知觉。

从这一点来讲，你可能忍不住要指责我，说我在玩愚蠢的文字游戏。归根结底，当人们说到超感官知觉的时候，并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超感官知觉；他们说的是某个特定种类的超感官知觉，和我举的那些数学例子完全不同。我朋友罗杰·施拉夫利（Roger Schlafly）是这样表述的：“说你相信超感官知觉是因为你不需要运用理智就能感知到数学公理，这就跟你说你相信UFO（不明飞行物）是一样的，因为你相信世上有还未被识别的飞行物体。”

我很欣赏他的智慧，但是我觉得这个类比会完全产生误导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UFO指的是某个“被地球外的智慧生命所设计和控制”的物体。这样的物体只是逻辑上可能存在；我们可以持反对意见，而且如果能找到一个词来形容它们会很有用。

相比之下，日常用语中的超感官知觉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一种广泛的现象，它们只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是一种感觉；第二，它们是一种超感官知觉。这些现象中有些还有一个别的特征：它们从物理上来说可能存在。但是如果你打算用它的不可能性来定义超感官知觉，那么再讨论它自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关于超感官知觉的现实性，人们确实进行过严肃的谈话。因此大家普遍接受的超感官知觉的定义不可以用到它的不可能性。与此同时，如果事物的不可能性不作为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对于超感官知觉来说——这个术语的日常意义层面——人们对于数学的观点和见解就能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好比人们有千里眼和心灵感应一样。

自由意志也是如此。有些人总是拿自由意志的不可能性来定义它——然后再来讨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这就好比在玩愚蠢的文字游戏！让我来加入点常识：如果按照定义你要求自由意志、超感官知觉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是不可能的，那么它们就不存在。但是按照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定义，这些东西不仅存在，而且确凿无疑。生活中人们还一直去否定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类似的思虑也适用于“来世”这一说法。从某个层面来讲，这个问题微不足道：你不能相信字面上的死后还有生命，就如同你不会相信有一个又圆又方的广场，或者一个已婚的单身汉；死亡被定义为生命的终止。如果你还活着，你就没有死。

所以当有人问你“你相信死后会有来世吗？”，从字面上来讲他们问的不是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意思呢？

显然，他们的意思是：“你是否相信如果你周日去世，而你的意识周一还在？”这样的话答案很明显不是肯定就是否定，而是或不是要取决于你说的意识指的是什么。

提一个类似的问题：我有一床被子，上面是美丽的几何图案，独一无二。如果我的被子在周日的一场大火中烧了，那么下周一这个图案还在吗？

答案取决于你所说的“那个图案”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一种抽象的数学结构——比如按照某些复杂的规则，三角形上面覆盖着圆圈——那么，大火当然毁不掉这个图案。图案的存在不限定在某些特定时刻，也不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地点。问一个抽象的图案周一还在不在就如同问它是否存在于内布拉斯加州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它一直都在。

但是假如说你指的是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定的实体——比如根据图案的规则用一团彩色的线编织出来的图案——那么这场大火铁定把这个图案烧掉了。毫无疑问。

同样地，你的“意识”可能指的是一个抽象的模式，包含各种连接和刺激——反应规则，或者指的是构成你大脑的那个模式的特定实体。那么你死后这个模式还存在吗？我要说不是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在你死之前它也不存在；它存在于时间之外。你的死和它无关。那时你的大脑还存在吗？当然没了，至少你死后一段时间它就会开始腐烂。

人们关于来世这个问题似乎想得更多，但是我想不到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我猜，他们也不能。

[1] 量子力学可能会向这个方程式中引入一点随机性，但是这个随机性在此可能并没有什么关联，这是因为按理来说这些随机性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还因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想要把随机行为和自由意志等同起来。

[2]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关于算术一致性的最好论证就是：算术是用来描述自然数的，从某些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自然数都是真的。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九和第十章中大力举荐。但是我们对于自然数产生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超感知觉。

八

第欧根尼的噩梦

我永远不会为信念而死，因为我的信念有可能是错的。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我一直在思考，所以我有可能会犯错。

——沙龙·菲尼克（Sharon Fenick）

有人一直在把国家的秘密透露给一个恐怖组织。由于命运的机缘巧合，你得担负起这个责任，找出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你那两个最优秀的特工，个个都是诚实的真理追寻者，他们已经着手调查这个案子，而且已经前往你的办公室提交报告：

特工86：我不能跟你说我找到的证据，但是我非常确定元凶是一个叫卷毛的男性。

特工99：我也不能和你说我的证据，但是我非常确定罪魁祸首是一个叫闪扑的男性。

根据你所听到的内容，谁更有可能是罪魁祸首？

毫无疑问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你偶然碰到一个聪明而且知识渊博的朋友，过一小会儿你俩就开始争执，但气氛很友好。各种话题接连而至，谁最有可能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或下个大选？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你表弟佛瑞德喜欢我妹妹威尔玛吗？北美驯鹿和圣诞驯鹿是一样的吗？你们争论了一会儿，双方都没有改变看法，不过你们还是欣然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

在争论的过程中，你俩都向对方分享了自己手头所有的相关依据。你俩都足够聪明，拎得清这些依据能说明什么和不能说明什么。因此你们俩怎么可能真的起争执？

当两台运行良好的电脑同时运行同样的程序，接受同样的输入时，它们输出的结果就会一样。同样地，你也许会设想当两个有思想的人运用同样的逻辑法则去分析相同的依据，他们应该会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有时候得出的结论不那么确定（“扬基队有可能会赢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有时候——若依据带有一定误导性的话——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最起码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互相分享的。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告诉人们，你和你的朋友都不是逻辑机器，至少目前是这样。你的种种观点除了受逻辑和依据影响外，一定还受别的什么东西影响。你们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还会依靠这些东西，比如直觉、启示、超感官知觉或者怀旧范儿的固执。

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寓意。我常常会想，除了纯粹的数学之外，我的大部分信念都是牢牢植根于逻辑和依据。其他时候，我喜欢这样想，我在舞池里看来很不错。

话说回来，虽然那个寓意可能有点令人烦扰，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寓意就在眼前：那些前后不一不光证明我们不是逻辑机器；它们还说明我们根本就不诚实，这是因为我们都不关心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

我打算用几页来讲下那个更深层次的寓意。假如我们就是逻辑机器，我们得说点令人惊奇的关于我们如何行事的东西，这是第一步。

之前我已经指出过两台逻辑机器分析同一个证据应该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是那个诺贝尔奖得主和博弈理论家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 John Aumann）做出的观察报告更令人吃惊，他说两台逻辑机器分析完全不同的证据一定仍然得出相同的结论——只要他们能明白彼此的观点。

我来解释下。

假设我有充分的理由把赌注押给扬基队，你也有充分但完全不同的理由把赌注押给红袜队。我不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你也不清楚我的。然而，就在我听到你把赌注押给红袜队的那一刻，我竟质疑我对扬基队的信念。这是真的，我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押红袜队——但是你一定有些许理由。因此，说穿了，我为什么要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不相信你的呢？

那么以下就是原因：也许我有某些充分的理由坚持扬基队（也许我去看病的那个医生正好也在给红袜队最优秀的开局投手治疗滑囊炎）。所以我要坚持扬基队。我一宣布要支持扬基队，你可能就会推断我这样想一定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你并不知道那些理由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我认为它们相当有说服力——足够充分到能够压住我听到你支持红袜队时短暂的震惊。现在你的信念开始动摇。你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如果是的话，我就知道你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会进一步动摇我的信念。我还要坚持扬基队吗？除非我的理由特别特别充分，这样的话，你也就知道我的理由非常非常充分。因此我们的对话大致如下：

你：我赌红袜队赢。

我：我知道了。但是我赌扬基队赢。

你：我听清你说的了，但是我还是要支持红袜队。

我：我坚持扬基队。

你：我坚持红袜队。

我：扬基队。

你：红袜队。

我：扬基队。

你：红袜队。

我：好吧。我也赌红袜队。

尽管表象看起来并非如此，这段对话的每一阶段都有新的信息传达出来。当你开始说“我赌红袜队赢”，对于你有几成把握我还不太清楚——但是这仍然足够撼动我对扬基队的信心，至少撼动了那么一点点。当我宣布支持扬基队时，你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即便是你的信心有所动摇但是你还坚持红袜队。现在我知道了你的理由一定很充分。但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我还坚持扬基队，这进一步动摇了你的信心。另一轮对话中你还是支持红袜队，这一下你等于向我展示你的理由必然是非常充分。

“即便我知道你支持红袜队，我仍然坚持我的扬基队”只意味着一件事情。“即便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支持红袜队，我仍要支持扬基队”包含的意思就强烈多了。你越是重申“红袜队”，我就越是怀疑“扬基队”；即使有所怀疑，但我我越是重申“扬基队”，你就越怀疑“红袜队”。最终，证据更弱的一方让步。[1]

最后那一句——“最终，证据更弱的一方让步”——需要证明，而证明就需要更复杂的数学知识，这些知识在本书中出现不合适。这就是我们需要从奥曼的著作中学习的地方；如果你很有兴趣看到这些数学知识的话，在谷歌上输入“奥曼（Aumann）”加“不一致的达成（agreeing to disagree）”。

更确切地来讲，奥曼教授证明上述对话最后不能以和而不同结尾。这样的话就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对话结束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要么我们就会像陷入没完没了的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式的喜剧小品一样（“扬基队！”“红袜队！”“扬基队！”“红袜队！”）。但是奥曼教授的文章出版后不久，经济学家约翰·吉纳考普劳斯（John Geanakoplos）和赫拉克勒斯·伯里马卡吉斯（Herakles Polemarchakis）通过证明这个对话不会一直进行下去而排除了第二种可能，对话最后必定会达成一致。

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对话结束时并不总是会达成一致。为什么不会呢？其中一个猜想是这样的，要得出个一致结论太花时间，不值得。没有人仅仅为了找出谁对谁错，而能够耐着性子一直进行完两千万个回合的争论“扬基队！”“红袜队！”“扬基队！”“红袜队！”；当这样的对话结束的时候，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也该结束了。但是计算机科学家斯科特·阿伦森（Scott Aaronson）基本上解决了这个漏洞，他证明只要对话双方都是诚实的，过了一段合理的时间就能得出一致结论。

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达成一致呢？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够诚实吧。一会儿我还会回到这一想法，但是首先我得指出我们已经得到了破解本章开头那个难题的工具。如果那俩特工递交的报告都装在密封的信封里的话，那么他们（就目前你知道的情况来看）应该同样诚实。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特工86先开始，他说他相信卷毛就是罪魁祸首。这就意味着他的理由非常充分；那么他的把握至少也得有，比如说七成。即便在听到特工86截然相反的观点后，特工99还是告诉你说她认为闪扑是真凶。她对自己那么确定，所以特工99手中的证据最起码有，比如说八成把握。没有办法确定谁的证据更有力一些，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碰运气的话，你应该会选特工99。

现在，如果特工86反过来又说“我仍然坚持真凶是卷毛”——即便我知道特工99的证据至少有八成把握——你就可以推断出特工86的证据至少有，比如说8.5成把握，这时候你就该偏向特工86。但如果特工99又回来说“我还是觉得是闪扑”，这时你应该倒回偏向特工99。不过没有必要对此做过多的思考；你只消让两个特工争论到底，最后他们一定会达成一致的结论。

这个理论就是这样。当然了，在现实世界中，两个特工的防御性比较强，若你怀疑他们，他们会鄙视你，还会相互诋毁对方的能力。几乎最后的必然结论就是至少其中有一个——更有可能的是两个人都——是为了炫耀而不是一个诚实的真理追求者。

同样地，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也是如此。有可能你今天不同意某个人的观点，然后没有解决分歧就走开了。[2]我不得不做出以下结论：你们俩人中至少有一个不是诚实的真理追求者。很有可能昨天或前天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你的整个社交圈中，要么你是唯一的一个诚实的真理追求者，要么你就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堕落。

如果我上述论证没问题的话，那么诚实地追求真理这一行为想必几乎就极其罕见了。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激励许多经济学家加班加点，努力寻找奥曼论证中的逻辑漏洞。

第一个可能的漏洞：我们对真理的追求不光以逻辑和证据为指南，我们也依靠（有时候以错误的方式，可能有时候不会）直觉、启示和超感官知觉。如果说我相信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信念是基于一定根据的话，我就可以指着这个证据说：“看这儿！”但是如果我的信念是基于某种启示的话，我就无所可指了。我已经得到了某种启示；而你也得到了启示，正好和我的相反；我们都老老实实地相信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正确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错的不错，但还是不对。即便是当我们需要依靠某种启示时，我们也不得不问问：为什么我更相信自己得到的启示而不是你的？诚然，我得到启示的途径使得这一启示比较肯定，但是你得到你的启示时也很肯定。那么我为什么要相信自己这边的肯定性而不是你那边的呢？

所有那些适用于证据的论证同样也非常适用于启示。每次当我重申得到的启示时，我就展示出一种更高的确定性；即使每次知道了我的高确定性，你还重申自己的启示时，你所展示出的确定性比我的更高。这个过程会不断升级，直到有一方做出退让——就像证据的论证过程一样。[3]这也适用于混合案例中，比如说，我依靠的是我得到的启示，而你依靠的是证据，或者我们两者都有。

那么可能还会有什么别的漏洞呢？我们讨论没有结果，或许是不是因为尽管我们都诚实，我们却犯了一些逻辑错误，或者尽管我们努力了，但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摆在我们眼前的证据？经济学家罗宾·汉森已经强调过，这样的漏洞根本就不是漏洞，本质上来说，如果存在犯逻辑错误或者曲解证据的可能，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会进行自我纠正。

汉森做出的最佳猜测如下：分歧之所以一直有是因为我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智力，由此往往太过重视自己的观点。这一现象在学术圈一直就有。每一年，我所在院系的同事们都要花大量的时间——有几个月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去评估学院岗位求职者的任职资历。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在评估的差不多是同一拨求职者。然而我们还是坚持给那些我们认为最优秀的求职者工作机会，正好和斯坦福的同事们认为的最优秀的求职者相反——即便是在对求职者做出评判时，他们可以和我们一样胜任。我们本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我们只需要宣布一项政策就够了：只要你能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工作邀请，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你来我们这工作。

当然了，对自己观点无正当理由的自信也属于另一种形式的不诚实。如果特工99认为特工86是一个笨蛋，那么特工86至少应该考虑一下特工99说的有可能是对的。最终，他们应该能够争论出谁更聪明。

但是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也许会有些东西——不让我们承认——甚至对自己也不行——我们有可能是笨蛋。承认自己是笨蛋对于吸引异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策略。

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争论最后确实会以结论一致结束。比如说刑事陪审团常常通过一致裁定统一意见。学术论坛（至少在我所熟知的那些院系里）是一个产生尖锐分歧的场所，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刨根问底，直到大家都弄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靠不断重申自己的立场直至有一方退步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靠的是不断阐明自己的推理过程，直到我们弄懂彼此的意思。我们这样做首先是因为相对于结论，我们对推理过程更感兴趣。事实上，我们特别渴望了解彼此的推理过程，因此常常会故意唱反调。如果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一个问题，然后他跟我说某个特定的方程式没有解法，这个我信。但是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推理过程，我很有可能就会要求他用语言给出解释，消除我那个虚假的疑问。我会说“在你的论证中，这一步讲不通啊”，即便我很确定，一旦给出解释，这一点就完全说得通。

有时候我甚至会说“我不相信你”，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我想你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因此这个明显的分歧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分歧。

那么，学者们动辄就要当“不诚实的真理追求者”——我们总是选择一个对立的立场，进而满心希望我们从这个立场撤退。相比之下，律师的做法就非常不同。你绝不可能听到一个辩护律师这样说：“天哪，你说得对！我以前从未这么想过！”理由当然是因为就像他们自己首先承认的，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理追求者。只有当你成功地改变了别人的想法，你才能在法庭里度过愉快的一天。而当别人改变了你的想法，你就能在研讨室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更喜欢后面那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从事学术。但是我能想象的倒在某些情境下，对于某些问题，律师们所采用的方法——两个不诚实的律师向一个（可能）诚实的陪审团提交论据以供审查——有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发现真理的途径。

律师不诚实是因为有人花钱让他们这么做，而他们不能得出一致结论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不诚实。但是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个令人烦恼的难题：为什么在其他行业中，得出个共识就这么稀罕？为什么专业赌徒总是互赌，而不是像对待自己的观点那样认真对待对方的观点？当所有的钱都摆上桌，你会期待他们努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猜答案是这样的：赌徒参加赌博不仅仅是为了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当对方弄错，自己还能博得个料事如神的美誉。他们需要不时摆出一个反向的姿态才能赢得那个美誉。对股票市场投资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如果你想赚大钱，尝试去“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数的收益”的做法很疯狂；吹捧一个人确实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数的收益”就如同吹捧一个人能够连续做20个头翻。然而，人们还是大肆鼓吹那些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人。如果你想让别人赞美你投资眼光卓尔不群，你就得和大众唱反调——然后你就祈祷好运吧。

又或者可能因为赌徒们和股票市场投资者仅仅有点迷信或者不理性。那么物理学家呢？[4]找两个理论物理学家问下弦理论是否有可能会产生富有成效的洞察力，你将会得到三个不同的答案。[5]他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证据，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不全都一样呢？

你可能会回复说那是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得出一个最终的确定答案，但是这并没有抓住要领。确实，要想证明对弦理论完全相信或拒绝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我们很可能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同一个证据怎么可能既支持一些科学家的乐观主义，又支持另一些科学家的悲观主义？大概这就和那些赌徒或者股票市场投资者，甚至于经济学家一样，相对于发现真理得到的荣誉，有时候物理学家会更在乎因击败对手而得到的荣誉。

[1] 更确切地讲，每个人都有让步。一开始，我觉得红袜队赢得可能性有20%，你觉得红袜队赢的概率有90%。结束时，我们一致同意红袜队赢的可能性为70%。

[2] “我觉得浴室应该是蓝色，不是粉色”并不算是一种分歧；我们事实上一致同意我觉得蓝色更好看，你觉得粉色更好看。对于这样的讨论，唯一有关的分歧都是关于实际的事情，无关个人品味。不过我还是坚信过去一天左右的时间里你肯定和某人因为某个事实产生过分歧。

[3] 对于那些贝叶斯学习理论家来说，这一观测的正式表达方式可归结为：“为什么我要优先信任自己的而不是你的？”（如果你不是贝叶斯学习理论家，请务必跳过这一注释。）对于更为详细的讨论，请参照附录部分中的参考文献，尤其是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的著作。

[4] 物理学家当然从来不会搞迷信。量子力学创建人之一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在他家门上装了一个马蹄铁以求好运。他解释说过去他是不信的，但是他听说即便是你不信的话，它也会应验。

[5] 弦理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分支——非常粗略地来讲——这个理论假定宇宙中存在很小的线状的弦，这些弦的振动能够在物体中产生物质，就和吉他的弦振动产生音乐的方式一样。

第三部分

知识

有些信念至关重要。尽你所能去相信自由意志或自由贸易吧，但是请不要相信踩油门会让你的车减速。正确理解这些很重要——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的地下室里有一台热水器。楼上的洗手间里有个淋浴小隔间。热水是怎么到达淋浴喷头的呢？根据最近的一个非正式调查（在我每天中午就餐的大厅里进行，六个人都是博士），经济学家认为“那有个水泵”。没有水管工会赞同这个错觉。另一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水管工，他们都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使我们更富有。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只有少数事情弄对了，多数事情都弄错了。[1]

当把事情弄对具有重要意义时，我们就会试着用实际知识来取代纯粹的信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会讲讲知识从哪里来：数学的洞察力（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逻辑推理（第十二章），以及对证据的分析（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十五章讲的是由量子物理学施加于知识的界限（如果有的话）。

在这个过程中，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我也会谈到一点，还有大数的学问、数学所有领域中最违反直觉的定理、为什么世界被过度污染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网络色情造成的影响、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及为什么博弈理论家会在意量子世界的奇怪特征。

[1] 我的同事马克·比尔斯（Mark Bils）说我的这个热水抽水泵调查提出了一个棘手的经济学问题，即：当你明明只需要敲开别人家的门，并提出为其检查热水器的水泵就能维持生活时，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正数的失业率？你走到地下室，抽根烟，然后回到楼上，宣布这个水泵看着还好好的，还能用两年，然后你就收费30美元。

九

了解数学

因为数学始终如一，所以上帝存在，而且魔鬼也存在，因为我们无法证明。

——安德烈·威尔（Andre Weil）

如果把“宗教”定义为一个观念体系，里面包含了一些无法证明的陈述，那么哥德尔教诲我们数学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唯一一种可以证明自身是宗教的宗教。

——约翰·巴罗（John Barrow）

我把一列数字加了两次，得出两个不同的答案，我相信我一定算错了。这是因为我相信算术具有一致性，它不会自相矛盾。

我为什么要相信数字而不是自己呢？以下就是人人都知晓的最令人信服的论证：数学法则肯定是具有一致性的，因为它们在逻辑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在逻辑上真实存在的论断不会相互矛盾。

要接受这一论证，你必须得相信运算法则为真。[1]要接受这一点，你必须得相信运算法则与某些东西有关。只要世界上存在数字这个东西，“一列数字只能有一个总和”这个陈述就为真。

还有一些别的方法可以证明算术的一致性，但是与进行简单观察，从而得出自然数存在并且运算法则逻辑上为真相比，其他证明办法都得基于那些不太能够达到不证自明境界的原理（因而显得更加不可信）。如果你跟99.8%的数学研究者一样，跟99.8%的用过计算器的人一样，就会相信数学法则的一致性，这几乎肯定是因为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自然数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诚然，“真实”这个词用在这里有些含糊。如果我们想理解得更深刻一点，让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自然数是真实存在的”就意味着数学法则是具有一致性的。

和你一样，我也相信自然数字是真的。和你一样，关于这个信念我的依据也是量少且珍贵。没错，这辈子我确实一直在和数字打交道，但我还从来没发现有过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个证据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我接触过的所有数字都具有高度的非典型性。四位数、五位数或者六位数的数字都算过加法，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算过百万位数字列的加法。然而几乎所有的数字都比百万位数字大。因此我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说明大部分数字是什么样的。

顽固的怀疑论者也许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大数字，我们无法判断它们是否表现得具有一致性，甚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们存不存在。这个顽固的怀疑论者就是亚历山大·叶塞林–沃尔平（Alexander Yessenin-Volpin），他是一位古怪的数学家，还是一位勇敢的苏联时代的异议分子，因为写了“反苏诗歌”在精神病院待过一段时间。根据叶塞林–沃尔平的观点，我们应该只去关注那些“小到足够让人思考的地步”的数字。这一学说被称为“极端有限主义”，不过很少有数学家去认真对待它。

为了反驳这种极端有限主义，主流数学家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来判断哪些数字属于‘小到足够让人思考的地步’的范畴呢？或许一两位的数字算，而30位的数字就不算。那么，界限到底应该是多少位？”

这位主流数学家就是哈维·弗里德曼（Harvey Friedman），他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他在数学逻辑上做出的贡献，还因为他在还不到19岁的时候就被斯坦福大学聘为教授。弗里德曼曾试图批驳叶塞林–沃尔平的理论。以下就是他对事情的描述：

我从2开始，询问他这个数字是否“真实”或者能让人感到‘真实’的效果。他几乎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询问4，他仍然同意，但感觉略有停顿。接下来是8，他还是同意，但更加犹疑。反复多次这样做，直到他处理这种讨论的方式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他已经准备好回答‘是’了，尽管他在面对2的100次方时要比面对2时犹疑得多。（2的100次方就是一个30位的数字。）除此之外，我也没办法这么快就得到这个结果。

最后，弗里德曼和叶塞林–沃尔平决定求同存异。

几乎每个数学家在面对大数字的真实性时都与弗里德曼持有相同的立场。除了叶塞林–沃尔平本人，几乎没有人称自己是极端有限主义者。我们不但相信数学法则，也相信代数、几何和数学的其他部分是真实可信的。但我们几乎没有丝毫逻辑理念和证据来支持这种信念。[2]

那么，我们的信念必须依赖于一些其他的基础，我们称之为信仰、直觉、本能、启示或者“超感官知觉”（我不太确定这些里面有多少其实是同一个事物，只是叫法不同）等。这样说也许只是人们的错觉——或者是一个真理——正好按照人的大脑的连接方式成为大脑（至少我的大脑）的组成部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对算术的了解和教皇（传说中的）对上帝的了解位于同一个基础上。我可以自信地说，两者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是，我是对的，而教皇是错的。[3]

人们宣称能直接了解到上帝，质疑这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很难在一些细节上达成一致。不可否认，可能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同样的告诫也适用于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都宣称可以直接了解数学。哪些数学真相可以明显地被直觉理解到这个问题已经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代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过了。1888年，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证明了自己的“基础命题”，这个命题为现代代数的大部分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将无限集合的无限集当成具体的对象”这一前所未有的创举得出了证明，同时代的保罗·戈尔丹（Paul Gordan）对此嘲笑说：“这好像不是数学，它是神学。”然而，这一方法几年后就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甚至戈尔丹也不得不承认“神学也有用处”。

1888年的时候希尔伯特的证明方法还颇有争议，但是10年之后就成了一股主流；现如今几乎没有哪个数学家（叶塞林–沃尔平除外）会质疑这些方法。叶塞林–沃尔平会接受的范围、戈尔丹和希尔伯特过去所接受的范围以及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接受的范围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自己对现代代数的信念——对得出希尔伯特基础命题的方法的信念——都非常强烈，虽然可能不会像我对基础运算的一致性的信念那样强烈。

但是究其核心，古往今来人的数学直觉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关于数数和算术的一些基本事实，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凭感觉“就知道”的和我们凭直觉就知道的分毫不差。欧几里德关于证据的观点和我们的也相关不大。虽然欧几里德的证据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充分，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指出来的话，欧几里德本人也会承认的。欧几里德的东西有时候不符合现代标准，但那并不是因为他的标准有所不同，是因为他出了一些差错。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换句话来说，数千年来，我们掌握的那些不证自明的数学真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学习算术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真理挑出来，称之为“公理”。算术公理有无限多个；然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一一为你描述。（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请务必直接跳过这一两页。）

下面是前四个公理：

• 0是一个数字。

•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紧跟一个数字。

• 没有哪两个数字后面紧跟的数字相同。

• 0不紧跟在任何数字后面。

这是其四，接着还有无数个。下面再从其他公理中挑一些：

• 如果偶数存在，那么必定存在最小的偶数。

• 如果质数存在，那么必定存在最小的质数。

• 如果存在数字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那么必定存在一个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的最小数。

• 如果存在数字不等于它本身的话，那么一定存在一个最小的不等于它本身的数字。

我们还可以依次类推下去。你能想起来的关于数字的任何一种属性（例如“偶数”或者“质数”，或者“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不等于它本身”），都有一个对应的公理。顺便提一下，最小的偶数是0，最小的质数是2，最小的可用不同的方法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的数字是1729（1729等于1的立方加上12的立方，同时还等于9的立方加上10的立方），没有哪个数字不等于它自身。

这个无限系列就是算术公理的完整列表。当我提到这个公理列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个通用的列表。我当然也欢迎你加入比赛，继续往下写。早在一个世纪前意大利逻辑学家朱塞佩·皮亚诺（Giuseppe Peano）第一个写下了这一特别的列表，人们通常称作皮亚诺公理。

以皮亚诺公理作为起点，然后再借用逻辑规则，我们就能证明一些定理。例如，我们可以证明两个偶数的和还是偶数，每个数都可以被分解成几个质数，以及没有最大的质数。我们知道这些定理都是真的是因为它们是从公理按照逻辑得出的，并且那些公理是真的。但这可不是定理为真的原因；两个偶数之和还会是偶数，不管这个事实是不是恰好由我们（或者皮亚诺教授）选择写下来的那些公理得出。

关于数学事实的问题都是真的。而其是否可被证明则取决于我们（有时候是任意的）所选的公理。

实际上，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在他那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中针对算术中的一句话，举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句话是真的，但无法证明。他的这个例子太复杂，不适宜收录在此，但是我将在下一章中提供一个同样好的例子。

如果哥德尔的那句话无法证实，他是如何知道其为真呢？答案：他知道是真，是因为他有过证明。不过他“作弊了”，因为他用了另外一个公理，并不在皮亚诺公理列表上。

来说说那个额外的公理，我们将它称为超级公理：皮亚诺公理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他的公理去证明自相矛盾的内容，例如“不是所有的偶数都是偶数”。

写一串前后矛盾的公理很简单，比如说你可以拿“零不等于一”作为第一公理，然后“零等于一”作为第二个。这两个公理相互矛盾，你能够使它们相互矛盾的原因是，其中有一个为假。

然而，皮亚诺公理不可能互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所有的公理都是真的。因此，那个超级公理为真，所有由此得出的内容也为真。哥德尔发现的那个句子一方面由皮亚诺公理加超级公理得出（因此我们知道它是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只由皮亚诺公理得出（因此按照通常标准，它又是不可证明的）。

你感觉被骗了吗？哥德尔那个著名的“无法证明的”句子实际上是可以证明的——只要你让自己去用下那个完全没有争议的超级公理就行了。

因此，让我们把这个超级公理添加到我们的公理列表上来。现在的话，哥德尔的那个句子既是真的，又是可以正式证明的——就跟这个句子一样，“一加一等于二”，它既是真的，又是可以证明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那么哥德尔的伟大成就在哪儿呢？

哥德尔回复到“只管说下去”，“把超级公理添加到皮亚诺公理列表。现在你能够证明我那个句子。但是我将给出一个新句子的例子——即使你用上这个新的、更长的公理列表也无法去证明它。而且我的这个新的句子也是真的”。

哥德尔是怎么知道他的新句子是真的呢？因为他去证明了！这次他又用了一个别的新的公理来“作弊”——我们称它为超超级公理：扩展了的公理列表——也就是说皮亚诺公理列表加超级公理——仍然具有一致性。

这个超超级公理为真，是因为包括超级公理在内的所有公理都是真的。哥德尔的新句子为真，因为他可以用这个超超级公理来证明。但是你却不能，因为这个超超级公理不在你的公理列表上。

我们来回顾一下：你从皮亚诺公理开始。然后哥德尔给了你一个句子，它是真的但你却不能证明。但是他用超级公理做出了证明。之后你说：“好吧，我将把这个超级公理添加到我的公理列表上；现在我也可以证明你的句子了。”哥德尔回复：“好吧。我将给你一个新的、证明不了的句子——即便用上你那个新的、自由化的证据规则也不行。”然后他用超超级公理来证明了这个新句子。

自然，你的下一个开场白就是把这个超超级公理添加到你的公理列表上。哥德尔的下一步棋必然是再找出一个新的、你无法证明的句子，即便是用上超超级公理也不行。他知道这个句子是真的，因为他已经用一个超超超级公理证明了。我们就这样一直下去。（实际上哥德尔的确也证明了他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没有哪一个公理列表可以来证明算数中所有为真的句子，这是哥德尔定理内容的一半。[4]仅这一点就能告诉你为真的东西和可证明的东西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们来概括下：算术上存在陈述内容为真的东西。“真的”并不意味着“可证明”。相反，这里指的是普通意义上的“真的”。但是要想为真，这些陈述就必须是关于某些事物的，这里的某些事物就是自然数字这一体系。此外，这些陈述在任何人能够想到之前就是真的，而且不管曾经有没有人能够想到都将是真的。因此，自然数字在有人能够想到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不管曾经有没有人能够想得到，它都存在。在本书的第一章，上述观察便是其中心论点。

[1] 稍后我会在本章中把这些“运算法则”列出来。

[2] 经过再三思考，没有逻辑和证据的帮助我们也能了解事物，这点似乎也不足为奇。毕竟，蜘蛛知道如何织网，并不需要去寻找“第一定理”来推断出织网技术或者认真观察其他蜘蛛的工作过程以便推断出来。你可能会争论说蜘蛛的本能是无意识的，因此不能算作知识，但是如果蜘蛛天生就能织网，从原则上来讲，我找不到反对人们硬生生地理解数学的理由。

[3] 关于这一点在第十三章中会再讲一些。

[4] 如果你很聪明，你可能会忍不住把算术中所有真的句子拿出来作为公理。于是每一个为真的句子都有一个单行证据。你怎么来证明两个偶数的和还是偶数？答案：这是个公理！你怎么能证明不存在最大的质数？答案：还是公理！但是这种托词行不通。问题就在于按照这一方法，我们没有办法来辨别什么是公理，什么不是。每一个偶数是两个质数之和这句话是不是公理呢？答案：当且仅当它是真的，它就是一个公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辨别它是否为真，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断定它是不是一个公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你能够用任何你想用的公理，前提是有一个清晰的规则来判定什么是公理，什么不是。有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一列为真的句子并不等于是一列公理。

十

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怪

即便赫拉克勒斯用铁棍敲碎水蛇的头也毫无益处，因为每砍掉一个头，断处就会长出两个新头。

——（希腊）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

在上一章中，我答应过给你描述一个数学领域中正确但无法被证明的命题。你大概会认为这个任务很难，甚至要难于赫拉克勒斯的任务。因此我先从赫拉克勒斯说起。

或许你听说过这个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在盛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了赎罪，他答应完成他的死对头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斯忒涅罗斯和尼喀珀之子，赫拉克勒斯曾为他服役）指定的一系列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去扼死涅墨亚森林里铜筋铁骨的猛狮，赫拉克勒斯徒手就完成了任务。第二项任务是去杀死勒尔涅沼泽中为害人畜的九头水蛇。古希腊神话还告诉我们每次水蛇被切掉一个脑袋，断处就会有两个新头长出来。

事实上，古人的讲述有误。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首先，九头水蛇有很多。每种九头蛇的头的连接、排列方式都不同，但下图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条水蛇比较特别，有些脑袋长在另一些上面（每个写有字母的圆圈就代表一个脑袋）。赫拉克勒斯可以砍掉位于顶端的任何一个脑袋：C，D，F，或H。

在被砍掉一个头之后，九头蛇的反应就是将这个掉下来的头的“父结点”带上其衍生结点（不包括敲掉的这个头）复制一遍。如果赫拉克勒斯打掉了C，九头蛇会复制一遍B（C的父节点）和B衍生出的所有节点（也就是D、E、F）。就像这样：

在接下来的一轮，赫拉克勒斯还是可以继续打掉处于最顶端的一个头——可以是原始状态下生长出来的，也可以是新复制出来的。这下，九头蛇又从这个掉下来的头的“父结点”开始复制——两遍！（也就是说，九头蛇会创建出两份新的“备份”，然后加入到自己的头当中。）如果在第一次打掉头C之后，赫拉克勒斯决定打掉第一个头D，那么九头蛇便会增添两个新版本的B-E-F的分支。

砍掉C之后：

在此基础上，砍掉第一个D之后：

如此循环往复。赫拉克勒斯第三次砍掉一个脑袋，水蛇就会创建出三个新的相应的分支。赫拉克勒斯再砍掉一个脑袋，水蛇创建出四个新的相应的分支……

如果赫拉克勒斯能够砍掉全部的脑袋，杀死九头蛇，他就赢了。

九头蛇有很多种，形状和大小各有不同，某些比其他的更容易被杀死。问题是：赫拉克勒斯可以杀死遇到的所有九头蛇吗？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问题：

•如果赫拉克勒斯聪明，他总能取得胜利吗？

•如果赫拉克勒斯愚蠢，他总能取得胜利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如果赫拉克勒斯足够聪明（这或许正意味着他首先就打掉了最根部的头而使九头蛇遭一击便绝命），他总会取得胜利。

令人惊讶的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可以”。无论赫拉克勒斯表现得多么愚蠢，他都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似乎一点也不明显，但确实如此。

当一个人比较愚蠢的时候，获胜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假设他仅仅需要面对简单的五头蛇，赫拉克勒斯只需几下子就会将这场竞赛拖入到处理成百上千的蛇头的状态中去，步数比这个序列中的第一百个数还要大：

我们怎么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因此我们反过来先看下这个序列中比较靠前的几个数字。前五个依次等于2、4、16、256和65536。第六个数几乎达到了20000位（把它和以大著称的“天文数字”10的100次方相比较，这个天文数字也不过才101位）。第六个数字无法命名，因此我们给它起个名字以便讨论，接下来我会叫它“schnoogol”。

数学家约翰·恩瑟·李特尔伍德（J. E. Littlewood）曾经计算过老鼠在太阳表面存活一个星期的概率。显然，这个概率实际上几乎为零，李特尔伍德算出的结果是0.00000……1（1之前有多达137个0）——换句话说，几乎为零。根据李特尔伍德的计算推断，如果你把144只老鼠扔到太阳表面，它们当中任何一只在那里侥幸存活一个星期的概率就是schnoogol分之一。这会你该明白schnoogol有多大了吧？

这才仅仅是数列里的第六个数字呢。至于第七个数字，我称它为“kanoogol”，如果你同时扔schnoogol个硬币，所有硬币正面均朝上的概率便是kanoogol分之一。至于第八个数字——我只能放弃了。谈论它到底多大，这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数列中的第一百个数字可以告诉你这个五头水蛇可以和极其愚蠢的赫拉克勒斯僵持多久，直至被杀死。不过，赫拉克勒斯最后的确可以获得胜利，只是这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数学事实；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与简单的运算法则有关的事实，因为九头蛇游戏确实也只是一个算术练习而已。我们使用示意图来演示发生的情况，但这都不是必需的；整个游戏完全可以利用含有许多数字的数学方式表达出来。

以下是一件更为不寻常的事实：赫拉克勒斯总会取得胜利，尽管这句话为真，但我们无法证明他总会取得胜利。“无法证明”意味着“无法用标准的算术公理来证明”，而标准的算术公理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皮亚诺公理。

如果赫拉克勒斯的无敌性无法被证明，我们又如何知道这是正确的呢？当然，这是因为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这种证明使用了皮亚诺公理列表之外的公理。这个公理便是我之前所说的超级公理：数学法则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就是说，皮亚诺公理不可能推导出矛盾的结果。[1]）

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来证明赫拉克勒斯总是会胜利：我们只需要引入一条专门的赫拉克勒斯公理，内容是“赫拉克勒斯总会胜利”。于是，整个证明只需要一行字：赫拉克勒斯总会胜利，因为这是一个公理。从逻辑上看，这似乎无懈可击，但它永远无法说服任何人去相信任何事情。这种无中生有臆造出来的公理并不会使它本身为真。

但是这样来说却是真的：赫拉克勒斯要么总不能取得胜利，要么总能取得胜利。同时，差不多每个人——也就是每个关注这些事情的人——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只是“每个人”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相信事实上他总会取得胜利。他们相信这一点，是因为相关的证明是基于超级公理而不是所谓的“赫拉克勒斯公理”，而且超级公理并不是无中生有臆造出来的。超级公理不需要证明就是正确的。

是什么使得超级公理不证自明呢？唯一的原因便是——我们认识到算术公理是有内容、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随意的公理列表很可能就是前后不一致的，但算术公理不是随机的。它们描述了真实存在的事物，即自然数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它们是具有内部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超级公理是正确的。

如果某天有人发现一条赫拉克勒斯无法打败的九头蛇，我们就会得知超级公理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会得知算术公理是前后不一致的，自然数也不存在。但那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许又是kanoogol分之一吧！

[1] 已知的这个证明用到了超级公理。那么是否可能存在其他的证明方法（只是还没被发现），能够不用这个超级公理得出结论？答案是不可能。以下就是原因：超级公理暗示了赫拉克勒斯的无敌性，不仅这一点为真，而且反过来还是真，赫拉克勒斯的无敌性蕴含了这个超级公理。但是我们又从哥德尔那里知道皮亚诺公理并不蕴含这个超级公理。于是皮亚诺公理不能说明赫拉克勒斯的无敌性。

十一

不完备的人类思维

当我们谈到用算术去证明定理时，那些真正已经触及或可能触及人类心灵的问题并不会像回答“人们可以跳多高”“一个人在5分钟内能吃多少热狗”“一个人可以记住圆周率小数点后多少位”“人类目前可以到达多远的太空”等问题那样简单。它们会更像“一个人在5分钟内能吃多少热狗且不会让自己感到恶心”之类的问题，它们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中由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答案的问题。

——托克尔·弗兰岑（Torkel Franzén）

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因为启发了两种对立的、持久的错误论调而享有盛誉。它既被拿来“证明”人类的思维比你所期待的更狭窄，也被拿来“证明”人类的思维比你所期待的更宽广。

第一种错误论调似乎主要是受人们对“不完备性”这个词过于宽泛的解释的“启发”，认为“哥德尔证明了一切形式的推理都是很不充分的”。

事实上，哥德尔只是证明了如下内容：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正确的）数学公理，都会有很多（正确的）命题你无法证明，第二，数学本身不能够被用来证明其自身的一致性。

这些说明公理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但人类的思维并不存在这种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人类的思维本身并不是公理系统。我们思考时经常用的是类比和比喻，我们总以直觉和本能作为向导，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会不断改变规则。人类的思维就是一种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的混杂，我们因此会常常犯错，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受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约束。

对第一种错误的论调就说这么多吧。第二种错误论调就更有趣了。

第二种论调大概是这样的：一台基于数学公理（即所谓的皮亚诺公理）运行的计算机，绝对无法证明赫拉克勒斯可以击败九头蛇。[1]但是，因为我们都深知数学是具有一致性的，所以你和我都知道赫拉克勒斯可以击败九头蛇。因此，你和我都知道一些连计算机都证明不了的东西。所以，你和我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强大。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一个超级好玩的玩具叫“第一代数码计算机”。在销声匿迹几十年后，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款玩具又出现在了市场上。“第一代数码计算机”完全就是一台机械计算器：它利用弹簧和橡皮筋来运行，而且你必须使用一套工具来初始化它的状态。编程的办法是把细小的塑料管（从饮料吸管剪下来的）贴上合适的标签，而运行程序的办法则是推动当中的一个杠杆。计算机的背面完全暴露在外面，所以你能看到塑料管、橡皮筋互相推来推去。玩过“第一代数码计算机”的孩子可以深刻洞察到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你可以用“第一代数码计算机”编程来设计游戏，尽管设计出来的游戏不可能太复杂。它的计数能力最多只有8位。我可以下棋（但不是绝顶高手），而且我可以准确地预计300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是否证明我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强大呢？不，这只能证明我的大脑比“第一代数码计算机”强大。

同样，赫拉克勒斯打九头蛇的游戏也只能证明你和我的大脑比某些计算机强大，并不能证明它们比任何计算机都强大。一台只能依照皮亚诺公理运转的计算机不能得出赫拉克勒斯总可以击败九头蛇的结论。但一台依照皮亚诺公理和表明数学内部一致性的“超级公理”（或者就此而言，证明赫拉克勒斯总可以击败九头蛇的公理）运转的计算机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你真的想要提出一个哥德尔式的命题，比如人类的思维能力比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更强大，你不如把论证做得更漂亮些。下面便是一种尝试：你和我“刚刚发现”，一旦你接受了数学公理，你就可以同样接受超级公理。你可以断言，没有电脑可以产生这样的跳跃性思维。

不幸的是，针对这个命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制造出一台能产生这样的跳跃性思维的计算机。首先，你将皮亚诺公理输入计算机。然后，在旁边添加一个大的蓝色按钮。当按钮被按下时，一个新的公理便被加入了，其内容是目前已知的公理都是具有一致性的。最终，你不妨给计算机加装一条机器臂，每次做证明卡住，需要新的公理的时候，它都可以自己去按下那个蓝色按钮。[2]现在，我们已经制造出一台能够“只意识到”添加超级公理很合理的计算机。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它可以继续按下按钮，而且“只意识到”添加超超级公理（其内容便是包括超级公理在内的所有公理都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很合理。依此类推下去，它就像一个人。

然而，这里好像仍然有一点是人能做到而计算机做不到的：你和我可以意识到添加终极公理（无论按下蓝色按钮多少次，得到的公理总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很合理。但是这意味着你和我比任何计算机都强大了吗？不，这只会让我们显得比这台计算机强大。只需制造一台一按下红色按钮就可导入终极公理的计算机，就能证明我们并不比这台计算机强大。

依此类推。你可以告诉我在这个功能区所用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只意识到”这个功能会知道添加哪些公理到你的理论中比较合适，我来为计算机添加按钮以便体现这些原则。

虽然还不够完全，但这已经足以揭示第二种论调的错误之处了。我们还可以尝试用最后一搏来使它起死回生：“当然，如果我把自己加入公理的原则告诉你，你就可以制造出能够表达这些原则的计算机。但是，我的原则是无限的。我有一个原则，即无论你按下多少次按钮，你的理论依旧是具有一致性的。你可以再用一个绿色的按钮来表述它，但我再加入一个新原则，即无论你按下多少次绿色按钮，你的理论依旧是具有一致性的。无论你制造了多么强大的计算机，我总能找出你没有预置进计算机内的原则。所以，没有计算机能跟我的大脑一样强大。”

因此，当你使用到更高层次的原则时，把握住每一个原则的含义就更加困难了，更不用说还要确认它的正确性了。你真的确信，运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按下蓝色按钮很合理”的原则的原则的原则的原则以后，你还能保持数学具有一致性的观点不变吗？按照托克尔·弗兰岑的话来说就是：

当我们继续制定更有力、更广泛的原则，将一个正确的理论放大为一个更丰富且正确的理论时，我们就要面对一系列问题，一系列需要用“的确如此”还是“显然不对”来回答的问题……不同的数学家、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甚至会有很多人说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为了设计出一个能完全模仿人类数学家的反应的机器人，我们原本应该提供给它类似的参考答案的范围。除非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宣称人类数学家可以证实所有机器人无法证实的内容。可是，我们其实只是成功地将机器人变得跟人类一样，而机器人在从一个影响深远的正确理论思考出更强有力的正确理论的过程中，是思维混乱的，无法确认结果的。

换言之，你的思维中能够很自然就接纳的原则很可能并不是无限的，而且只要它们不是无限的，我就可以将它们全部输入到一台计算机里去。哥德尔的理论并不能用来反驳这一点。

[1] 这里我用到了关于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这个游戏的两重事实：1）单用皮亚诺公理不可能证明赫拉克勒斯可以打败九头蛇；2）如果加入超级公理，用来说明皮亚诺公理具有一致性，就有可能证明赫拉克勒斯可以打败九头蛇。

[2] 对于这个贴切的形象，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逻辑学家托克尔·弗兰岑。

十二

逻辑规则和一头肥猪的故事

哲学的特征就在于，从貌似微不足道的简单事物出发，最终得出貌似自相矛盾以至于无人相信的结论。

——伯特兰·罗素

数学家就像小情人。给数学家提供一丁点儿原则，他就会由此推导出一个结果并向你索取它，接下来他还会从这个结果推导出下一个同样会向你索取的结果。

——伯纳德·德·方特纳尔（Bernard de Fontenelle）

数学中最有名的违反人类直觉的公理要数著名的巴拿赫–塔斯基分球悖论：先按照你想要的任意尺寸挑选一个球，比如说足球；然后我们总是可以把这个球分成五部分，经过一定的方式重新排列，就可以还原回去两个立体球，而且都和原来的球一样大。现在我们再进行一次，你就能够得到四个立体球；次数足够多时，这些球足以填充整个宇宙。

如果你不确定有多少人会来参加你的生日派对，这个理论听起来就很有用了。你只需要按照你想要的尺寸烤一个蛋糕（要是这个定理生效的话，你甚至无须特意烤球形的蛋糕），把它切成形状合适的5份，然后把它们按照正确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你就获得了两个和原来一样的大蛋糕。

不幸的是，巴拿赫–塔斯基定理仅适用于真正的固体物质，而生日蛋糕还远远算不上固体。现实世界中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是，因为它们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大部分是空的。“巴拿赫–塔斯基分球悖论”冲击着我们的直觉，是因为我们对它提到的所谓真实的固体的状态并无任何了解。

我们知道“巴拿赫–塔斯基分球悖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只不过我们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它，更不能依靠直觉或洞察力来揭示它，而只能靠纯粹的逻辑推导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简单的证明是任何一位数学专业的大一新生都能理解的。反过来说，其证明只能依靠对数学法则和集合论的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而不是我所强调的逻辑之外的理由来推导。但只要将那些基本概念作为条件，我们就能按照逻辑原理推导出“巴拿赫–塔斯基分球悖论”。

这个悖论的寓意就是，有些知识只能凭借逻辑推理来了解。这不仅适用于数学知识，还适用于我将介绍到的后文中的一些经济学范例。但我们还是先继续关注数学知识吧。

如果你想要一个简洁、漂亮且功能强大的很好的数学上的证明范例的话，那么请返回到第三章——事实上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范例。那一论证表明有限的质数列表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质数有无限多个）。就如同这个巴拿赫–塔斯基定理，单纯依靠观察、直觉或者超感官知觉绝对无法得出结果。我们需要做出证明。

举一个更令人吃惊的例子吧。从自然数里随机选择一个数，它不能被任意的平方数（1除外）整除的概率是多少呢？[1]准确的答案是6/π^2，或者约等于60.79%。这个π就是你在几何课上学到的圆周率——那个约等于3.14的数。像60.79这样的数字并没有什么特别有趣之处，但是这个π就有点吸引你的眼球了。为什么圆周周长长和其直径的比率会出现在一个算术问题中？

要证明6/π^2就是那个正确的答案要比证明质数的无限性还要难，但是又比证明巴拿赫–塔斯基定理要容易点。为了满足那些对此类内容感兴趣（而且还能良好掌握大学微积分知识）的人，我已经将自己的证明过程发布到了网上，网址是：http://www.thebig-questions.com/pi.pdf。

在数学上，纯逻辑能够揭示很多伟大的真理。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例如，纯粹的逻辑——无须补充任何证据——可以告知我世界已经陷入重度空气污染中了。这听起来或许不足为奇。诚然，人们都不喜欢污染，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造成了太严重的污染。毕竟，人们都不喜欢支付账单，这也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支付过太多账单了。污染，就像买单一样，是那些我们珍视的事物（例如电力、现代建筑和乘飞机旅行）所附带的令人不愉快的副产品。确切的数目当然不会为零。

因此，如果这个量不是零的话，我如何来确定就是很多，而不是很少或者只是适量呢？我怎么能在不知道污染及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的具体程度的情况下就做出这样的断言呢？让我们从谈论一个大肥猪的案例来寻找答案吧。

我曾经的一个研究生和一位兽医学教授奥德里奇同名。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本地农民的（明显是寄错对象的）信件，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奥德里奇博士：

我们在10月份从朗蒙特市的阿斯塔西亚·孔普夫那里购买了一头大肥猪。兽医说我们得有一份关于这头猪的包含伪狂犬病检查的健康报告。据我们从阿斯塔西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把她的猪群送到大学里检查过。她也给了我们您的大名。那么，您能够把有关检验这头大肥猪血液的最好方法教给我们吗？我们确实希望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谢谢！

约翰·温尼坎普

她的回复如下：

亲爱的约翰·温尼坎普先生：

虽然我并不是大肥猪血液检验方面的专家，但我深信，如果正确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就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大肥猪的血液应该一直被测试下去，直到测试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测试的边际效益。[2]

也许这个图可以说明我的观点：

真诚的，

奥尔德里奇博士

试图解释这个有趣的笑话，或许存在一个风险，那就是会糟蹋它，我发现奥尔德里奇博士的建议既是完全正确的，又是毫无用处的。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抽取一加仑猪血的时候，图表显示，检验带来的边际效益（以美元衡量）超过了边际成本，所以这些猪血应该被检验。[3]（事实上，要检验猪血的话，我们本来应该选择比加仑小一些的单位，那样更合适。）这种情况一直不变，直到我们检验的猪血数量增加到Q*加仑，此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完全相当。对于后续的检验来说，检验的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效益，所以你测试到Q*加仑就应该停下来。

这个分析的确简洁、漂亮。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知道Q*到底是4还是8还是17。我们怎么可以像“奥尔德里奇博士”那样，在对大肥猪完全没有任何专业研究的情况下就随意在一张纸上画几条曲线来解决问题呢？（当然，这就是这件事能变成冷笑话的原因。）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我们并不比“奥尔德里奇博士”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也不比他更用心，我们却能够使用同一张示意图来发现一些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

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当农夫温尼坎普给他的猪抽血时，猪大声嚎叫，由此惹恼了邻居。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示意图里增加一条曲线。之前的个人边际成本曲线，用来衡量温尼坎普先生所关注的花费情况（时间、精力和用来进行血液检验的材料），除去这条曲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涵盖了所有这些成本，加上施加于邻居的成本：

如果完全不考虑邻居的烦恼的话，温尼坎普先生仍然有必要去检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邻居的因素，而且你想使所有效益超过所有成本（包括邻居的烦恼对应的成本）部分最大化，你会想让他只测试Q**加仑的猪血。

所以现在你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自私的温尼坎普先生要测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而一个有社会意识的观察员则只想让他测试Q**加仑的猪血。还和以前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Q*和Q**的具体值。这个看上去和之前的示意图一样没什么用处。

除了一点例外，这一次我们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深刻的事实。那就是，Q*总会出现在Q**的右边。换句话说，当你因抽猪血而惹邻居不悦时，你抽取了更多的血，多于你应该抽取的数量。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任何会惹恼邻居的行为，例如污染了空气。

这里使用的“应该”一词有着非常精确的含义。对你和其他人而言——如果它带来的所有效益——超越了它耗费的所有成本，那么我在说的就是你应该这样做。而血液测验图描述了一个重要的普遍原则：当你的行为带来的成本会部分波及你的邻居时，你在这些行为上实际花费的精力其实比你“应该”花费的要多。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它也是——完全无法得到验证——至少在这个给肥猪抽血测验的事件中是这样的。无法验证是因为我们在实际做的时候无法知晓邻居到底会有多恼怒，因此也无法实际测量出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不过，即使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命题，我们仍然知道它是真的。只要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一直在个人边际成本曲线的上方，我们就知道Q*总会出现在Q**的右边。这是一个纯几何学结论，自欧几里德发现几何学原理以来，纯几何学比任何观察方法要靠谱得多，且更具指导意义，最起码这对某些种类的真理来说是这样的。

我们还可以根据类似的示意图确立一个类似的原则：当你的行为产生的效益会部分波及你的邻居时，你在这些行为上实际花费的精力其实比你“应该”花费的要少。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原则都非常显而易见，但它们带来的后果却并不是如此。比如说，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一夜情行为是太过泛滥还是太过罕见？[4]

我们先来做一个思维实验。我们来假设你（未必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你，仅仅是一些你的虚构版）是一个不计后果、不检点、过去有着一大群性伙伴的人。这样一来，你染上某些可怕疾病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每次你跟一个新的性伙伴发生关系，你都有可能将这种可怕的疾病传染开来。

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你就不应该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它甚至不能证明你的性伙伴太多了。就像污染一样，你的不计后果也能带来一些效益，这效益至少可以抵消部分成本。你的放纵大概给很多人都带来了快乐。因此，关于你的性伙伴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答案并不会立刻显现出来。但我敢肯定你的性伙伴太多了，就像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敢肯定世界的污染太严重了一样——因为你的行为成本会部分波及我们其他人。我们都在同一个池塘里钓鱼，每次你跳进池塘里，都会污染池塘里的水。而在给大肥猪抽血的例子中，我可以说你跳进池塘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如果你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克制的话，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认为，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也容易让人相信。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的另一面，所有令人惊讶的结论都出来了。

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几乎没有性伙伴，因此你极不可能感染上某些很可怕的疾病。当你跳进大家垂钓的池塘时，你可以魔法般地让它变得更加干净。今天和你回家过夜的性伙伴注定会享受一整晚安全的性行为。你的这些性伙伴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

这一次波及他人身上的就不是你的行为成本了，而是你的行为所产生的效益。这一点可能意味着你的性伙伴的确太少了。正如污染者跳到池塘里的次数太多，而你跳进去的次数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能让你得到更多的性伙伴，这世界也会变得更安全、更快乐。

实际上，有两个原因可以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只提到了其中的一个：你们这对偶遇的性伙伴开始享受相对安全的性行为。你还能通过第二种方式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方式有点恐怖但却可能有很重要的实证意义。下面我来展示一下：外面来了些感染了疾病的人，而如果你今晚要去寻找一个性伙伴，你就很有可能把其中一个被感染的人带回家。然后你自己就可能被感染。最终，你会生病，甚至死掉。如果有人会在今晚染病，我宁愿染病的人是性行为谨慎的你，而不是不检点的彼得，因为他会在自己死前感染二十来个其他人。

现在的话，这一论证没什么问题，但不幸的是，你不能拿这个作为搭讪别人的准则。比如在酒吧里，你绝不会离谱到跟人这样说：“跟我回家吧，这样我就能感染你，而不会传染给其他别的人。”这里的整个要点是，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这是件很好的事情，而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就不是一回事了。环境污染者不会关注他们的烟囱给别人带来的损害；不检点的彼得也不会关注自己散布出去的病毒，而你——这个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不会关注那些因为你过度守身如玉而死在滥交者手上的人。

于此，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想办法鼓励那些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带走更多的性伙伴。不需要太多——我们并不是想把他们全部变成不检点的彼得的翻版。仅仅多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也不知道答案，尽管我认为免费发放避孕套也许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让那些在性方面很谨慎、很保守的人稍微放松一点，世界可能会因此变得更美好——艾滋病患者会减少，快乐的记忆会更多。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得出这一点，根本不需要任何依据。

那么，世界究竟会因此变好吗？首先，你的（大概是两厢情愿的）性伙伴们应该会获得更多的乐趣。诚然，她们得冒着患病的风险，但是她们已经确定你值得冒这样的风险——甚至在她们根本不知道这风险到底有多低时。其次，你通过提高安全的偶然性性行为的比例，而且（或者）从不检点的彼得那里夺过来一些性伙伴，从而实际上或许会减缓传染病的传染速度。从另一方面来讲，你也可能加快传染病的散播速度——毕竟，我们其实还不能确认你现在还没有感染疾病。

这结果喜忧参半。接下来你的性伙伴会导致第二轮影响，而你的性伙伴的性伙伴会导致第三轮影响。能不能从头到尾理出整个过程的利弊，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幸运的是，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了如何去核定预算。总而言之，让那些在性方面相对谨慎、保守的人变得略微滥交一些，这是一件好事。[5]

如果你发觉这个结论令人惊讶的话，那么请记住，这是严格按照我们得知世界上的污染情况很严重的思维方式推导出的结论。如果你相信世界上的污染情况很严重，你必定也相信大家都守身如玉的情况也很严重。

请允许我对于这一点再啰唆一次：你不需要去了解大肥猪，但你完全可以知道给大肥猪抽血会惹恼邻居。你根本不需要去了解现实的污染到了何种程度，但你可以知道世界上的污染已经很严重了。你也根本不需要去了解确切的性病传播率，但你完全可以知道高风险人群拥有太多的性伙伴，而低风险人群拥有的性伙伴人数则太少。这一切结论都是由纯粹的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有时候，你需要的仅仅是逻辑而已。

[1] 如果这是本数学教材的话，我将会花点时间来详细说明一下“随机”这个词的准确含义。但这本书并不是，所以我就不再对此赘述。举例来说，104可以被平方数整除（也就是4），105就不能被平方数整除。

[2] 边际的意思是，例如，当数量为3时，图表显示的就是，第一加仑和第二加仑测验之后，第三加仑的血液接受检测时所产生的附加成本和效益。

[3] 这个图表用来显示边际效益和成本。换句话说，图表显示的是每增加一加仑所对应的附加成本和效益。

[4] 以下内容只是一个简介，这些内容在我的那本《反常识经济学4》（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的第一章中有更详细的论证。或者，如果你更喜欢看视频的话，你可以去这个网站www.the-big-questions.com/pueblatalk.thml观看我对于这个话题制作的课件。

[5] 要想得到一个精确的结论还需要一些证据，以及一些经济学知识（也就是，人们对于诱因做何反应）和传染病学知识（即病毒的传播方式）。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瑞默（Michael Kremer）教授就是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他预计到如果我们能把那些一年中性伙伴平均少于2.25个的人提高到超过2.25的话，我们将大幅降低艾滋病的传播速度。

十三

证据的规则

若是奇迹，任何迹象都能解答。若是事实，证据则是必需。

——马克·吐温（Mark Twain）

在2004年这一年，印度贝拿勒斯的上百万居民每天都能收到大约60万个避孕套。不过这些避孕套（由印度政府免费提供）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用于计划生育或性病预防，而是用来润滑城里那二十万台织布机。织布工手里拿着领到的免费避孕套擦完织布机上的梭子后就扔一边了。

如果你已经对避孕套和贝拿勒斯的经济有所了解，知晓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深谙人性的话，那么你大概就已经能够预测到这个故事的梗概了。但是你绝对猜不到准确的数目。有时候你还需要收集一些事实。

但是仅仅有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辅助以解释以及广泛接受的一种意愿。我相信你有大动脉并不是因为我看到过，而是因为我听到别的人被发现有大动脉，因此，我猜想你也有。

如果你拒绝接受这种形式的推理，网上有个地方很适合你。最近我有幸应邀在知名法律博客Volokh Conspiracy上发表博文，这里是很多法律精英的网络聚集地，和其他所有的公共博客一样，偶尔也会有些疯子点进来。在博客上我写了一篇（我以为）平淡无奇的评论，内容是免费配送洪灾保险的房子会比较贵。很快就有人提出质疑，要我为这一异乎寻常的论断拿出证据来。证据倒是多得很：刮脸和理发比只刮脸要贵；喝汤和吃汉堡要比只喝汤花钱多；同时买洗衣机和烘干机要比只买洗衣机花得多。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原因：当你接受到一个免费的额外奉送的服务时，你的需求就会增加，而当需求增加时，价格就会被抬高。显然，房地产市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因此加保险的房子比单买房子要贵。

那些回应我的人声称（显然他们都很认真，可能他们只是觉得有点气急败坏）没有哪一个例子是相关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是跟房地产沾边的。好吧，那么我们可以说带个壁炉的房子比没有壁炉的房子要贵。但是这个例子又不是附带保险的房子！好吧，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放弃了。

Volokh Conspiracy上那些理论家们坚持要忠于事实，那些未被理论所染指的事实。但是，假若你真的想要学到点东西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我们了解到的“有事实依据”的东西都是根据某个适当的理论搜集到的事实。我们知道草是绿色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见到过绿色的草，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相关的理论让我们可以从一片绿色的草推及其他，归纳出草是绿色的。如果你一丁点儿理论都不信的话，那么无论事实多么明显，你都可以选择不相信。如果我之前举的例子是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比如说，位于堪萨斯城，当售楼方出了一个免费搭送保险的政策时，楼价正好涨了，我确信一定会有人说我的这个证据只适用于堪萨斯城，而且只在那些含有字母R的月份里才适用。

顺便说一下，这并不单单是一项学术研究，它还有很重要的政策意义。当美国联邦政府要采取一项帮助水灾难民的政策时，免费配送水灾保险就成了他们的有力措施。因为有了这项政策，泛洪区的房子就会比较贵。对那些（大部分都是穷人）图省钱想要在泛洪区买个便宜房子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利好。矛盾之处就在于（至少对那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们来说），免费提供的洪灾保险使得穷人的状况更糟糕了。

逃避现实有很多种方法，拒绝接受理论的普适性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对于那些习惯了叫嚣“相互关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的人，每当要面对一些他们更想视而不见的证据时，互联网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场所。单独来看，相互关系确实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错就错在我们直接从这一观察跳到了一个无根无据的结论，认为没有什么能蕴含因果关系。

抽烟和患上肺癌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些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理论。也许是抽烟导致了癌症。也许是因为癌症而去抽烟。（也就是说，也许癌症在没有被发现的数十年前就流行开了，而人们首先发现的症状就是想抽烟。）也许是某一单个基因导致了癌症和这种成瘾人格。

不过，我们有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建立因果关系，有一条黄金准则，那就是进行一组对照实验。随机指定一些人去抽烟，而另一些人不抽；对他们进行监控从而确定他们照着做了；对他们进行几十年的追踪，然后看看最后哪些人会生病。如果这个相关性确实经得住检验（同时如果你的样本足够大到可以排除巧合的可能性），你就可以坚信抽烟会导致癌症。这是因为你已经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癌症导致抽烟”是一个不具可行性的理论，因为这样你知道能不能抽烟完全靠运气。

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太可能去做这个实验，但是政治家们确是经常这样做，不厌其烦。每当宾夕法尼亚州提高香烟税时，就有一些宾夕法尼亚人戒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人，他们依旧香烟在手。这就很像是一项随机试验，而你如果恰好就住在纽约的话，就属于被指派为抽烟的实验组。如果宾夕法尼亚州的癌症发病率降低，而纽约没有的话，你就能得出这样一个证据，即抽烟引发癌症。[1]

经济学家称上述案例为一个“自然的实验”或者（如果用术语的话）叫作通过“工具变量”的一种实验方法。（在这个例子中，工具变量就是税率。）经济学家们总是在留心观察一些好的工具变量。例如，在整个非洲地区，经济困难时期往往会伴随着国内骚乱，有时甚至会爆发内战。

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怎样一种形式？是不是艰难时期会导致人民不满，然后引发动乱？或者是动乱破坏了生产活动，进而导致经济困难？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进行了观察，他们注意到很多经济困难时期是由恶劣天气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即便经济困难明显是由恶劣天气导致，这些时期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工具变量（也就是天气）和一个自然实验。天气随机指定了一些国家（暂时地）比另一些国家穷苦，这些更穷苦的国家会爆发更多的战乱。于是，这样看来的情况就是经济困难导致战乱。

另一个例子：观看色情内容的人比较多的州，上报的强奸案件反而要少。这里又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一些）潜在的强奸犯会因为淫秽内容易得而勉强收手？还是因为执法良好使得他们不敢出门作案？或者说是对于性行为持更为开明的态度导致色情猖獗和强奸减少同时并存？

互联网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自然实验。更好的是，互联网在不同的州兴起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样就有50个自然实验。

从这些实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越开放，强奸案越少”。网络开放度增加10%，上报的强奸案就会减少7.3%。那些采用互联网速度最快的州，其强奸案的犯罪率下降得也最多。根据克莱姆森大学的托德·肯德尔（Todd Kendall）教授的观点，即便当我们控制了所有那些明显的混杂变量，例如酒类消费、警力、贫困、失业率和人口密度等，其产生的效果仍然存在。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至少暂且是这样：网络访问可以减少强奸。但是这距离证明接触色情可以减少强奸还很遥远。也许那些强奸犯都窝在家里摧残维基百科，从而导致强奸率下降。但是肯德尔教授指出网络访问对于杀人犯不会产生相似的影响。维基百科在遏止强奸犯的同时，也会遏止其他暴力犯罪，很难看不到两者同时出现。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很容易可以想到观看色情内容可以作为强奸的替代品。

如果不是维基百科，那么网络交友怎么样？也许之前那些强奸犯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由此导致了强奸率下降。不过肯德尔教授又指出网络产生效用最强的是15到19岁的作案者——这个群体使用交友服务的可能性最小。

此外，肯德尔教授还认为这些青少年正好就是那一拨（可能）严重依赖网络获取色情内容的群体。和父母住在一起时，要藏起来一些色情杂志可没有在慌乱中关闭浏览器那么简单。因此，这些辅助证据和之前的假设全都一致，假设认为网络访问可以减少强奸是因为网络使人更易获得色情内容。

心理学家的确发现，男性受试者在看完色情片之后，更容易立即产生厌女情绪。不过正如肯德尔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实验要测试的是什么：他们要测验的是在一间特定的实验室内，由研究员全程监控受试者观看色情片产生的反应。而如果是在自己房间里，并且在完全私密的状态下看色情片，通常都会产生高潮，这是一种有点混乱却让人十分满足的体验——这一体验似乎能够压制住内心的一些攻击性冲动，就如同实验室通过中间打断色情观看受试者内心激起的攻击性一样。

当我写到有关肯德尔教授在《石板》杂志上的那篇研究时，不少半懂不懂的人给我发来邮件，使我大为震惊，他们很郑重地说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些知识，因为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因此也绝不可能建立因果关系。这些人的生活得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真的会假装不知道汽油没了车就会停吗？他们真的是靠着意念每天开着没油的车去上班，然后咒骂是自己运气太差而一天天总是搁浅在路边吗？又或者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承认知识有时候也是可能被获取的？

不过，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有一点上是对的：如果没有一丁点儿相关理论，即使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也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而如果你的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你的结论也会变质。

还是以抽烟和癌症为例。宾夕法尼亚州提高烟草税，那儿的人就会减少抽烟，宾州的癌症发病率就会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纽约的烟草税保持稳定不变，癌症发病率也就保持不变。这样是否就能证明抽烟导致癌症呢？不完全是。正如我在上文的脚注中指出的那样，它最多能证明对于那些对税收增加敏感的人来说，抽烟会导致癌症。而要做出进一步概括就需要一定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的就是类似“癌症和抽烟之间的联系是生物性的，而我们所有人的生物机体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理论。

当然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理论，因此这一概括化的结论也必定是正确的。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其他的自然实验来说，其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既复杂又难以验证。

假设你想要来验证癌症和抽烟这一理论。（我知道，我晓得你已经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了，所以你觉得没必要再去验证它了。但是请忍耐一下。这一点会很有启发意义。）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足够多的医学知识，这样你就可以更精确地阐述一个理论。诸如“抽烟导致肺部受损，而肺部受损会引发癌症”。这一表述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容易得到验证。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要衡量抽烟和肺部受损之间的相关性，进而衡量肺部受损和癌症之间的相关性，然后使两个数字相乘，这样你就能得到抽烟和癌症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如果这一等式适用的话（在可容忍的近似范围内），你就找到了可以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

在经济学上，这种形式的推理被称为“结构模型”。变量越多，结构模型也就越复杂。高中就辍学的比读完高中的那些人锒铛入狱的可能性更大。是辍学导致了犯罪吗？还是说那些人想要当罪犯所以就辍学了？还是一些别的变量，比如智商低下或者父母疏于管教导致了这些？这些因果关系还可以走得更深入一些。比如是低智商导致了父母疏于管教吗？还是说因为父母疏于管教导致了智商低？

基于研究者对相关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解，一个结构模型也许能够囊括所有这些问题。而一旦在这些问题上持有某种立场，你就可以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推导出一些更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关联A和B的比率就等于关联C和D的比率加上关联E和F的比率之和”）。你可以检验下看看这些等式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是的话，你就有权对这个模型充满信心。

实用计量经济学家同时需要自然实验和结构模型来判别因果关系和单纯的相关性。例如，我们可以相当确定高中辍学的人犯罪率更高是因为他们是辍学者。

只有通过结构模型我们才能知道降落伞可以救人性命。确实，不带降落伞和丧命之间呈现了很高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能说明就是因果关系。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一组对照实验，即随机选择10名受试者带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另外10名则不带降落伞跳下。那么为什么所有神智健全的人都相信降落伞实际上可以导致跳下来的人活下来？答案是：因为我们有结构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模型来阐述降落伞是如何挽救生命的，我们还可以借此做出一系列精确的预测。它预测到那些因没有携带降落伞而丧命的跳伞者很可能出现多处骨骼断裂，而那些降落在树顶上的人生还的可能性要比落在岩滩上高得多。这些预测的准确性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例子中相关性的确由因果关系而来。这恰好就是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推理的类型。要知晓这些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

下面这个例子中就同时用到了自然实验和结构模型：我们知道那些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更有可能从高中毕业，更有可能避免未成年怀孕，接受社会救济的可能性更小。和当年那些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童相比，成年之后，他们赚的工资（很显然）要更高。他们的工龄更长，并且犯罪较少。这是因果关系吗？或者仅仅是有相关性？

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利的条件是有一组可以实际进行的对照实验，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就是一例，它针对的是密歇根州伊斯兰提市3岁的贫困儿童，有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全靠抛硬币来决定。如同其他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参加了佩里学前教育的孩子成年后要远比那些没有参加学前教育的同伴成功得多。

不幸的是，这项实验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因为并不是所有抛硬币的获胜者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那么那些从佩里学前班毕业的孩子日后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上了学前班吗？还是因为他们有了那种把自己送到学前班的父母？

这里就需要用到结构模型了：我们首先要从详细的理论开始，研究一下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变量为：学前班的出勤率，智商，家长给予的关注，家长的智商，学前班学到的技能，以及这些技能对日后的技能学习所产生的帮助，等等。这些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关系。你可以分别测验下这些关系以便验证出哪些理论站得住脚。最终的结果是：很显然，学前教育导致好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也是一位卓越的结构模型师，基于自己的结构模型，他估算到如果有15000美元，花在学前教育上要比在警察局花上80000美元能更有效地遏制犯罪。

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用来支撑佩里学前教育实验项目的理论非常深奥，而且很难（随时会有以下风险：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就能危及整个实验）。有些经济学家更偏爱自然实验，同时把外显理论控制到最小限度，而有些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依靠精心设计的结构模型来说明问题，在这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健康的制衡。

我再拿一例来结束本章：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大赛中，白人裁判员（略微有些）更倾向于吹黑人球员犯规，而黑人裁判员（也是略微有些）更倾向于吹白人球员犯规。

如果你要罗列所有可能的解释，下面这一种你可能会提起：出于某种原因，NBA在分配裁判的时候会给吵闹的黑人球员分到白人裁判，而给那些吵闹的白人球员分到黑人裁判。这个解释可能说不通，因为比赛的时候裁判都是随机分配的。所以这里的情况就有点像自然实验。

那么是否这个实验就证明了白人裁判对待黑人球员更为苛刻呢？一点也不明显，也许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它的反面呢！如果白人裁判对黑人球员特别宽松，那么黑人球员一看到是白人裁判就会格外嚣张。因此，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裁判是白人，黑人球员犯规的次数高出了20%，但却因为白人裁判对他们太宽松，最后结果是他们犯规只多了1%而已。（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黑人裁判和白人球员。）

你也许会觉得这个理论难以置信，但关键在于仅有数字并不能反驳它。要想判定这个理论是否合理可信，你得了解下比赛规则以及裁判如何与球员互动——正如你想去研究学前教育产生的益处那样，你得先去学习下人的认知发展过程。因为有了理论，才使得获取知识变得可能。

事实上，过去几章的主题一再说明了获取知识是可能的。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知晓一切？你大概也听说过现代物理学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原理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断言人类全知是不可能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会向大家解释下不确定原则的相关内容。

[1] 事实上，这个证据能说明的问题要少一些：它显示出对于那些对税收增加敏感的人来说，抽烟会导致癌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有着和我们其他人几乎一样的机体，于是你自然就能得出一个更广泛的结论。如果换作其他例子，这一类的概括方法是相当成问题的。稍后我们会看一下这些例子。

十四

知识的界限

宇宙不会参与掩盖丑恶。

——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

有时候模糊一点可以免去大量的解释。

——赫克托·休·芒罗（H. H. Munro）

本章将会充斥着谎言。因为接下来我将要向大家讲述量子力学的基础，而如果你对每个细节都要求详细讲解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去找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之所以说是谎言，是因为我对物理知识进行了过度简化（以期）能够使本章容易理解，又不至于遗漏掉真正重要的内容。

我想要探讨下量子力学，是因为我们已经谈论到了知识这个话题，而人们常说量子力学从根本上限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但也常常被误读的）不确定性原理。因此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先来解释下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我们来假设一下，假如你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一个电子。然而你看不到（因为它太小了），不过你可以想象它在盒子里面四处游走。如果你真的去搜寻它（比如用一个高倍放大镜），你有可能会发现它在盒子的左半部分或者右半部分。

但是此刻你并不是在看。你只是徒劳地在想电子到底在哪里。在大多数情况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要探究到问题的答案完全不可能。

这是从根本上限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不是吗？并不是。这就是原因：多数时间里，电子是不存在的。问“电子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如同在问“电子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无法回答没有意义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定知识的界限。

怎么能说电子不存在呢？这是因为你所熟悉的事物中没有哪一个的运动方式和电子一样。电子涉及的是量子态而不是具体的物理位置。那么什么是量子态呢？它就像是圆上的一个点。这里的圆并不是一个实物圆，它仅仅是数学上的圆。就如下图中的这个圆（先不要担心上面的标签是什么意思）：

我用字母X标注出来了你所发现的那个电子的量子态。这个电子“拥有”自身的量子态就跟人们“拥有”思想一样的。这个东西你看不见，闻不着，触不到，也无法衡量；它没有颜色，没有具体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物理属性。它只是存在着。

量子态绕着圆圈游走，而这个圆和量子态本身一样也是无形的。在这一过程中，它有时会经过那个标有“左”的点，在那一刻电子位于盒子的左半部分。一会过后，量子态又会经过标注着“右”的那个点，此刻电子位于盒子的右半部分。其他的时间，电子无处可寻。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你在电子无处可寻的时候去找电子，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量子态会在你找的时候跳至圆圈上那个“左”或者“右”的点，所以这时电子有存在的地方，你也能够找见它。

量子态是如何抉择往哪里跳呢？答案是：大多数时候它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极。离哪个极越近，它就越有可能会选择那个极。如下图：

因为你的知识处于什么状态，这要取决于你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问的是“电子在哪里？”，你的问题就毫无意义（除非量子态恰好就在圆的左或者右的那个点上）。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你问的是“电子的量子态是什么？”，你就能得到确切的答案。例如，一个小时前你去看电子，发现它在盒子的左半部分，那么你就知道一个小时前量子态为“左”。如果你还知道量子态绕着圆圈的运行速度（基础物理学就能告知你这一点！），那么你可以很容易计算出现在的量子态。

•如果你问的是“当我寻找电子的时候它会在哪儿呢？”，你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这是关于你预测未来的能力的一种界限，而不代表你目前知识的界限。

我们还没有谈到不确定性原理。对于这个原理，我们得想象着问另一个问题：电子以多快的速度移动？（这个问题和之前那个问量子态绕圆圈移动速度的问题完全不同！）这个问题最后也是毫无意义。一般来说，电子没有速度。（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不动的；如果它静止的话，速度就是零。）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当量子态接近圆圈的顶端时，电子会快速移动（即便它无处可寻！），而当量子态接近圆圈的底部时，电子移动缓慢。因此，我们自然可以如下方式来标注这个圆圈：

如果你决定去测量电子的速度，那么量子态要么跳到顶端，要么跳到底端，届时你就会发现电子移动要么很快，要么很慢。量子态距离顶端（或底端）越近，它就越有可能跳至那个端点。

例如我们来假设一下，量子态位于图中的X点：

相对于左点，这个X点距离右点更近。因此，如果此时你测量电子的位置，你就有可能在右的那个点上找到它。不过X点距离顶端要比底端稍微近些。因此，如果你要测量电子的速度，你会发现它移动速度快的可能性要比慢的可能性大一点点。[1]对于位置测量的结果想必你已经有点不确定了，而对于速度测量的结果就更不确定了。

现在我可以向大家讲述下不确定性原理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它并没有那么神秘。它就是一个关于圆圈的事实，你很容易就能给八岁的孩子讲清楚：在一个圆环上，靠近左或者右的点大约位于顶端和底端的中间。靠近顶端或底端的点大约位于左点和右点的中间部分。

或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每当你对位置的测量结果特别肯定时，你对速度的测量结果就会相当不确定。反之亦然。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也不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关于圆圈的几何知识。在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境中，量子态的运行轨迹不是圆圈而是更复杂的几何体。尽管如此，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仍然只是一个关于这些几何体的简单的、直观的观察结果而已。

这个不确定性原理给人类的知识设定了界限吗？它并不能。就其本身而言，不确定性原理就是一点关于几何的知识，而人们在量子力学发现之前很久就已经熟知这些知识了。[2]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这个不确定性原理了。我还剩下一点点没讲：你并没有看着电子的时候，我是如何知道电子不存在的（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为什么不能说它存在某个未知的地方而是说它根本不存在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将会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讲这一点。

[1] 如果你要同时测量位置和速度呢？没有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如果你要测量位置的话，量子态一定会跳至左边或右边；如果你要测量速度的话，量子态一定会跳至顶端或底端；即使是在量子力学这个神奇的范畴内，量子态也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位置。

[2] 量子力学——仅仅相对于不确定性原理而言——给人类的知识设定了界限吗？首先，量子态是完全可知的，因此我们了解现状的能力没有受限。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量子力学给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设定了界限吗？这个答案要取决于得到一个位置的测量结果时你对于要发生状态的想法。一种解读是（上面我采用的那种），量子态要么跳至左边或右边的点，结果无法预测。另一种解读是，宇宙将自己分裂成几个分身，量子态在其中一些宇宙中跳至左边的点，而在另一些宇宙中跳至右边的点，这些完全都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了，每个宇宙中都有一个你，你的一些分身只能看到向左跳，而另一些只能看到向右跳。）

十五

量子纠缠

那些首次接触到量子力学而并没有被震惊到的人不可能理解量子力学。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在这一章中我将会向你讲述四个简单实验的结果。我预料到你会觉得这些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几乎难以置信。但是请相信我，我并不是在说谎，至少涉及重大问题时并不是。（我保留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言的权利，只是为了让某些内容更简单易懂。）

讲述完这些实验之后，我还会讲一点这些实验给物理学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对经济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将会完成上一章中没有讲完的内容，我会解释下为什么我说电子通常根本不存在。

设想一下有一台机器摆在我们两家房子中间。每十秒钟，它就会造出来两个网球，并且这两个网球被抛向相反的方向，一个穿过你家客厅的窗户，另一个穿过我家客厅。

实验一：我们两个人都分别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坐一个小时，记下从窗户过来的球的颜色。大概有一半是红色，一半是绿色，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就比如，我可能这样开始列清单“红色，红色，绿色，绿色，红色……”随后，我们碰到一起，发现我们列的单子一模一样。我们又重复多次实验，然后发现你的清单总是和我的一样。

基于这个实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台机器总是同时造出两个颜色一样的球，并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推出去。

实验二：就和实验一一样，只不过我戴了太阳镜。当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仍然看到大约一半红色的球和一半绿色的球，你也如此。对比彼此做的记录时，我们发现两个单子几乎一模一样，但并不是完全一样。例如，1000次观察中，我们记录的990次颜色是一样的，另外10次是相反的颜色。我们也多次反复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结果总是有百分之一的颜色不一样。

基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我的太阳镜使我偶尔会犯错——这里“偶尔”指的是“总数的百分之一”。毕竟从第一个实验中已经得出同时产生的两个球总是一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看到了相反的颜色，那么我俩一定有一个人弄错了，而太阳镜就是最明显的诱因。

实验三：还是和实验二一样，只不过这次不是我，而换成了你佩戴太阳镜。这一次还是那样，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样，百分之一的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你戴上太阳镜后视力和我一样差。

实验四：这次我们两个都戴上太阳镜。你预测将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来稍作思考。我们用到的假设为：其一，我们总是收到颜色一样的球。其二，太阳镜会导致偶尔出错。我的太阳镜导致我出错的次数大概是1%，你的太阳镜也有1%的时间会致使你出错。因此，在我们两个之间，犯错误的总数大概应该是2%。其余那98%的时间，我们应该记录的是一样的颜色。（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相同的次数应该超过98%，这是因为偶尔我们会同时犯错，这样就抵消了这一次。）

这可能是你期待的结果。事实上，结果正好和你的预期相反。我们的记录只有2%是一致的，剩下的98%都不一样。

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两分钟。你琢磨越久就会越觉得蹊跷。对于这四个实验结果找不出合理的解释。你觉得网球绝不可能是这样的。然而，电子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施特恩–格拉赫实验装置就是这样，这台机器一次产生两个电子，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发射出，每天都是如此。电子没有颜色，但是它们却具有一种属性叫作“自旋”，它们有可能“加速自旋”或者是“减速自旋”。实验者并没有佩戴太阳镜。不过它们得来回倾斜测量设备。除此之外，这个结果和之前的网球实验一模一样。

对于记录中不一致的比例我有所夸张，不过是为了强调实验结果的不同寻常；而我们谈论到的这个电子的实验（取决于测量装置的倾斜度）差异率大约为25%，并不是1%。同我虚构的那几个实验一样，现实中几次实验的差异率也明显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说，我所讲的网球的故事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让我们试着想一下网球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以下是一种观点：也许是那台机器在给网球染色之前感知到了我们的太阳镜！如果我们俩都戴上了太阳镜，它就会从“涂一对颜色一样的球”模式切换到“给大部分的成对的球涂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理论很奇怪——机器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戴了太阳镜，而且这和它有什么相干？——但至少这个理论可以全部解释这四个实验。因此让我们用另一个实验再来验证下这一理论：在网球没有投射到空中之前我们暂且不会决定要不要佩戴太阳镜。于是机器就无法根据我们是否佩戴了太阳镜来对网球进行涂色。当我们进行这一新的实验时，最后我们得到了恰好一模一样的结果：不戴太阳镜时，我们的记录总是一致；当其中一个戴上太阳镜时，我们几乎总是一致；当我们两个都戴上太阳镜时，我们几乎从来不一致。这个理论就讲这么多吧。

好的，让我们再来尝试下别的：也许当网球抵达我们客厅的那一刻看到我们戴了太阳镜，就会向同伴发送即时通信：“喂！我这边的家伙正在戴太阳镜！你的也是吗？如果是的话，我会变成红色，然后你变成绿色！”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理论，但至少它似乎能解释问题。对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验证一下：把两栋房子隔得足够远，这样它们发送的即时信息就不能及时到达对方那里。（即使是通过互联网，也没有什么信息的传播速度能超过光速。）这样实验结果又一次无法改变。又一个理论败下阵来。

听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下面这个解释已经算是最不奇怪的一个了：球在离开机器的时候并没有被着色，但是当我们看它们的时候，它们有责任自己去获取颜色，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协调这些颜色。即便在无法相互沟通的情况下，这些球也努力去完成它们的这一使命。

爱因斯坦觉得这个理论太怪异以至于无法接受，他戏称这个理论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理论”。爱因斯坦那时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换作别的任何一种解释会更吓人。（这些基本上就是“贝尔定理”的内容，爱因斯坦去世大约十年后得到了证明。）爱因斯坦那时候本来考虑的是实验一、二和三，他坚信一定会有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他这样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约翰·斯图尔特·贝尔（John Stewart Bell）指出任何一种解释都必定能够解释实验四时，很显然爱因斯坦的乐观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我这篇关于网球的小说中，我们研究的是颜色。而在对应的现实世界的实验版本中，我们研究的是旋转。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而且也得到了实验印证——同样的测量决定着电子所有其他可观测到的属性，包括它的位置和速度。电子不会旋转——也没有位置——直到你看它们的时候才有。

相似的测量、相似的实验和思维实验告诉我们，电子只有在我们看它们的时候才有其他别的属性。在上一章中我们有讨论过，电子的确有量子态。但是它们却没有传统的属性，比如位置。

现在转到具体的应用上来：假设你和我玩一个游戏，我们俩被安置在两个不同的隔间里，中间可能间隔几里地。不许我们以任何方式相互交流。裁判通过网络摄像头对我们俩进行观测。我们俩得说一种颜色，要么“红色”，要么“绿色”。如果我俩说的一样，我们就赢了。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赢得这个比赛：我们可以提前约好一直同时说“红色”。

不过现在我们加进去一个元素，这样游戏会变得更复杂一点。被安置到隔间以后，我们需要在说颜色之前抛硬币。还和以前一样，如果我们同时说出一样的颜色就赢了——除非两个硬币都显示背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说出相反的颜色才算赢。

如果还坚持用那个办法——我们俩一直说“红色”——我们赢得比赛的概率为四分之三。只有当两个硬币的背面都朝上时，我们才算输，而这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在一个受古典物理学支配的世界里，我们办不到。问题就在于我们俩没有人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两个硬币会同时背面朝上。我们还是坚持原来那个办法，欣然接受四分之三的胜算率吧。

但是假如我们恰好拥有一台投掷量子网球的机器，我们就能有更大的胜算。首先，我们让它每次投给我们每人一个球。然后我们不要看就把这些球塞到袋子里，之后随身带到比赛的隔间里。下面我们来遵循这一策略：

如果你的硬币出现的是正面，那就不要戴太阳镜。如果出现的是反面的话，那就戴上太阳镜。然后你再看网球，并说出它的颜色。

如果两个硬币同时正面朝上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实验一。我们两个都不戴太阳镜，如此就能够确保成对出现的球颜色是一样的，这样我们保准能赢。如果我的硬币背面朝上，而你的正面朝上，这种情况就是实验二。这次我戴上了太阳镜，那么我们有99%的把握球是一样的颜色，于是我们赢的可能性就是99%。如果你的硬币正面朝上，而我的反面朝上，那就是实验三。这次我们同样有99%的概率确保两边的球是一样的颜色，我们赢的概率还是99%。而如果两个硬币同时背面朝上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实验四。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戴上了太阳镜，那么两个球颜色相反的可能性为98%，这样正好符合两个硬币反面都朝上的获胜条件。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获胜的概率为98%。

我们作弊了吗？绝对没有！规则上说的是“不要沟通交流”，而我们并没有交流，我们的球也没有。毕竟，交流需要交换信息，在此期间，没有信息得到交换。看着我这边的网球时，我并不知道你是否戴着太阳镜，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正在看的是哪个颜色。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在进入隔间之前知道的那些——我们赢得比赛的胜算很高。

如果裁判要改变比赛规则说“不要交流，也不要用网球”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在作弊了。但是他怎么会抓住我们作弊呢？你要记得这个故事的现实世界版本中，我们探讨的是电子，而不是网球。人体内大约有10^28个电子。你并不能指挥说不让参赛选手携带电子进入比赛隔间内。与此同时，裁判根本无法辨识出哪些是出自施特恩–格拉赫实验装置产生的“特殊”电子。

（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和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把这些电子和环绕在我们身上的那10^28个电子区别开来，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如果你和许许多多的本科生一样，更喜欢那些“商业导向型”的应用，那么想象一下现在你和我的身份不是游戏竞赛节目的参赛选手，而是美利坚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设定机票价格。我们想要协调下双方的战略意向，但是司法部已经明令禁止我们私下串通。我们彼此手里只掌握了部分需求状况信息（就类似我们只能看到一枚硬币翻面的结果），然后我们只能根据这部分信息宣告机票价格。这个故事不难编造下去，我们双方都想要宣告相同的价位，除非我们双方掌握到的需求信息都很不乐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制定不同的价格（这样我们就有一方可以垄断高价区，而另一方可以垄断低价区。）

我们彼此得到的市场需求信息就像两个人抛硬币一样——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或反面，而需求信息不是乐观的就是悲观的。我们的目标是宣告同样的价位，除非我们同时得到了并不乐观的需求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要制定不同的价位。我相信你能明白之后会发生什么。

就给这么一个人造的例子？当然是。它是纯粹的科学幻想？并不完全是。现在的话，你需要一个物理实验室去应用量子技术。而几十年之后呢？你可能只需要一台500美元的量子电脑。

第四部分

对与错

就像人体的其他东西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不断地发展进化，一定也是为了提高人类在某种环境中的繁殖适合度。但是就像我们在食物选择方面的本能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现代世界。因此——同时还因为我们并不仅仅关注繁殖适合度的问题——我们的本能应该被重新检验，并不定期更新。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最好不要去干“大吃肥肉为荒年积蓄皮下脂肪”或者“向敌人抛掷排泄物”一类的事情。

道德哲学就是试图在人类错综复杂的直觉体系中找出共同线索，然后以某种连贯的方式加以组织，可能还可以通过这些联系的结果来更新我们的本能。道德哲学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道义论哲学——它对一定的行为做出评判，比如，它判定谋杀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错误的；还有一种是结果主义哲学——它通过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评判行为。在第十六章中，我将举出一些道德两难困境的通用范例来突出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十七和十九章讲述的还是道德哲学，我将其称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希望能说服大家把它们拿来当成日常生活中个人良好行为的参考指南。

在这些章节中，我将主要讨论我们为自身设定的做人标准，通常我们并不会拿这些标准去要求我们的朋友或政府。或许你会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去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捐款，过守身如玉的生活或者投票给共和党，但是你不能去要求所有的好人都像你一样这么做。你可以不信所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都应该被禁止的主张，但你可以拒绝容忍有人当着你的面发表种族歧视性的言论。虽然我会集中力量来讨论个人道德规范，但我的探讨将会超越这些范围，进而大幅涉及对于邻居和政府我们希望他们怎么做。

在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中，我将会谈论到公平，这一点和道德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肯定有密切的关联。

在整个探讨过程中，我们也会穿插讨论一些话题：生命与死亡、印制假钞的经济学、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职业选择、美国移民政策的道德基础、气候控制的原理与平权行动以及古老神秘的犹太人著作《塔木德》。

十六

辨别是非

善良比邪恶更有益，因为它更令人愉快。

——潘西·约卡姆（Pansy Yokum）

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区分善恶呢？有时候很容易判断：肆意谋杀一定是邪恶的。有时候就很难，至少颇有争议：堕胎是邪恶的吗？死刑、发表种族歧视性的言论或者投票给美国共和党，这些是邪恶的吗？你或许会觉得某些答案显而易见，但你身边肯定有人跟你意见相左。

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可以使人们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探求一种终极道德理论，但我怀疑他们都误入歧途了，做了些无用的努力。和其他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只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东西；很显然，由超智慧的猫咪组成的社会中的道德预期，必然和由我们这些超智慧的猿猴组成的真实社会里的道德预期标准完全不一样。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寻求那个唯一正确的终极道德理论跟寻求唯一完美的终极消化系统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道德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对它置之不理。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例如，绿色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你家草坪上的草和你圣诞节穿的毛衣上的羊毛反射出的光完全不同；只是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把这两种模式解读成了“同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演变成了不同于今天的样子，那么或许你家草坪的颜色看起来就和消防车的颜色一样，而你的毛衣或许就会跟鸡蛋黄的颜色一样。然后，我们会分别给那些颜色命名，但这些颜色中绝对没有哪一个会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绿色”。

关于这一点，时间——或者最起码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严格区别——也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邀请他的学生们一起想出一种可以将“宽度”和“深度”感知得完全不同的生物。只不过这种生物不能够理解对你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即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事实，只是观点上的差异。当提及时间和空间时，你我也会像这个生物一样。有一个事实我们一直视若无睹，那就是时间和空间两者的区别也只不过是人们在观点上的差异而已（还有一个事实：时间和空间可以通过极速运转而部分互换，就像宽度和深度可以通过绕着某个物体行走，然后半道转弯而发生转换一样）。时间就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颜色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棕色和紫色染发剂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时间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聚餐时迟到。道德也一样，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你的邻居当成练习打靶的对象。

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表达的是，道德真理无法超越人类经验而存在于某些抽象的范围内。很有可能，我们顶多能够从书架上翻出某些道德哲学理论，然后试着用它们来安慰自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总是会去寻找一些十分简单且内部一致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得符合我们最强大的道德本能，即认为人们总是可以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的哲学理论就是一种糟糕的哲学。

现有的哲学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种：结果主义哲学按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评判行为，而道义论哲学按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来判断是非。

如果这样讲太过抽象的话，这儿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面容憔悴、心烦意乱的女人从你身边跑过躲进了胡同里。两分钟后，一个看起来气得发狂的男人带着斧头向你问话：“她往哪个方向跑了？”撒谎是不是正确的？极端道义论哲学认为撒谎是错误的，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而结果主义哲学会允许你为撒谎而感到高兴，因为你这样做就会挽救一个女人的性命。

不过，并非每个道义论哲学家都认为撒谎总是错误的，但每个道义论哲学家（按照定义）都会相信某些事情总是错误的。道义论哲学的观点我无法苟同，这是因为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总是错误的。我会很愉快地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以便为他根治疟疾。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大街上边走边拿着机关枪随意向四周扫射是不对的。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道义论哲学家会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对，因为它属于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身体。有时候你会听到这一类原则以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别在我背上就行”。

但是，如果把这当成行为指南却完全行不通。从字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方法。“别在我背上”的确切界限是什么？比如，你在窗口放一盏100瓦的台灯，每秒它会向路过的陌生人身上发射一亿个的光子。这样你不仅仅作用在人家背上，你还作用在了他的其他器官上。

我们都一致认为开台灯是可以接受的，而连续谋杀则不可以。但我们要怎样才能在那片广袤的灰色区域中清楚地划出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呢？[1]

道义论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结果主义哲学：只要结果是好的，撒谎就是对的；而只要结果有害，撒谎就是错误的。让光子射过其他人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光子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让子弹射向其他人的身体通常很不妥，因为结果很悲惨。

哲学家们经常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通用范例来区分道义论哲学和结果主义哲学。下面便是两个近来颇受关注的范例：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一：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它正朝着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逼近。你可以切换轨道开关让这辆有轨电车变道驶入另外一条轨道，从而避免这场灾难。不幸的是，另外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那么，切换轨道开关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容许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二：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它正朝着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逼近。你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这样列车就会停下来。那么，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容许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2]

根据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版本一里那个切换轨道开关来救人的办法，而不会选择版本二里那个推倒一个无辜的人来救其他人的办法。这样或许对道义论哲学家来说完全讲得通：把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的做法是不对的，即便这样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你也不应该那样做。而对结果主义哲学家而言，这就很麻烦了。两种办法产生的后果恰好是一样的：5条生命获救，一条生命牺牲。如果行为一定要根据其结果做出判断的话，那么切换轨道开关和推倒一个无辜的人这两种行为应该是一样好（或者一样不好）。

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大脑中额叶前部皮层受损的人会更容易给出本质上类似结果主义哲学家的论调：他们会切换轨道开关，也会推倒一个无辜的人。也许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我，因为当我头一次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答案显而易见，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为牺牲一个人来拯救5条人命。事实上，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没有人——更不用说一大部分人——会认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当然，如果将要被推倒在疾驰的电车前的无辜者就是我的话，我的感觉可能会完全不同。不过这就变成了一个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而无关道德。道德判断的本质恰恰是它们必须和自身利益剥离开来。

换句话说，当你能够忘记自己是谁、不计较要面对的风险时，你做出的那些判断才是道德判断。有没有一种道德义务要我们只向有钱人征税并分给穷人呢？对于那些答案是否定的有钱人和答案肯定的穷人，我们应该去质问下他们的动机。那些不记得自己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健忘症患者才是值得信任的人。

这种“失忆症原则”是我们从经济学家约翰·哈萨尼（John Harsanyi）那得知的，他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转到经济学领域之前，哈萨尼曾在他的祖国匈牙利获得过全国数学竞赛冠军，之后还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哈萨尼一度对这样的问题很痴迷：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赚5万美元更好，还是我们当中2/3的人每年赚6万美元而其余1/3的人每年赚4万美元更好呢？当然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更好”到底所指什么？按照哈萨尼的看法，更好的世界（按其定义来说）就是你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那2/3高收入中的一员还是1/3低收入中的一员，你还愿意投胎到的这个世界。

你还可以换一种措辞来表述这个问题：如果世界上只有三个人（我们暂且称呼他们为曼尼、摩尔和杰克），三个人都赚5万美元更好，还是说曼尼和摩尔一年赚6万美元而杰克只赚4万美元更好？按照哈萨尼的说法，问题的答案就是当你患上失忆症不确定自己是谁时给出的那个答案。

但我们很难去想象患上失忆症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所以我们很难去相信人们对于“如果你陷入失忆症状态……”这一类问题所给出的回答。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忽略人们所说的，而去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去找一个销售人员，他曾经要在两种选项中择其一，其中一份工作是5万美元年薪，另一份工作的待遇是2/3的机会拿6万美元年薪而1/3的机会拿4万美元年薪。他做出的选择会告诉你他更倾向于哪一种收入分配。如果你发现许多销售人员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你就有理由做出关于哪个世界更好的推断。

这个例子有点抽象。在现实世界中，制定政策的人并没有一个收入分配列表可供他们选择。反过来，他们会去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设计税收制度和福利方案一类的东西，以期对收入分配产生间接的影响。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加拿大裔美籍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获得了诺贝尔奖，部分原因是他们改写了哈萨尼的“失忆症原则”，如此它就可以拿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政策问题了。

我想把“失忆症原则”应用到上面提到过的有轨电车这个问题上。在版本一中，有5个人被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被绑在另一条轨道上。如果我依靠某种方式忘记了自己是谁，我至少知道：我成为那5个人当中的一个的可能性是我成为那倒霉的另一个人的可能性的5倍。因此，如果你不去切换轨道开关的话，我惨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5倍。这样的话，我希望你去切换开关。

在版本二中，5个人被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正处于被推倒在飞奔的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危险中。我作为一个失忆症患者，知道我存在于那5个人当中的可能性是我成为那个无辜的即将被牺牲掉的人的可能性的5倍。所以，如果你不把那个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我死掉的可能性会增大5倍，因此我希望你把他推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心头的这些盘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们就有可能完全相反。只要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而且只要我成为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的概率相同），我的这种“利己”就代表了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时这一点是必须的，同时这就是我相信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切换轨道开关并把无辜的人牺牲掉的原因。

现在，如果我的听众中有哲学家，并且他们对于本职工作尽职尽责的话，他们必定会尽可能地把我的推理发挥到极致，这样会让我有点不舒服。比如，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医生的问题。一位杰出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现有5个病人，他们每个人需要的器官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不接受器官移植就会死亡。不幸的是，现在并没有可用的器官供医生给他们做移植手术。而就在这时，一个健康年轻的旅客正好路过这个医生所在的城市，他到医生这里进行常规检查。在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器官正好和这5个垂死的病人所需的器官相匹配……

正如前面所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如果医生常常可以从偶然路过的游客身上摘取一些健康器官的话，一定没有人想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其中的缘由不难解释。首先，你都没有什么动力去好好照顾自己；如果说健康的心脏很容易被当成公共资源随意摘取，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你何苦还要费心关注自己的胆固醇摄入量呢？其次，外出旅行会急剧减少。我宁愿错过美国经济协会的下一次年会也不愿外出，因为外出就会冒着变成医生猎物的风险，而这个医生的处事原则有点玩世不恭（想摘除谁的就摘除谁的）。

因此，为了让问题变得更有趣，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改写，改写后的故事不会再威胁到健康人士，并且还要清晰地表明这只是个一次性事件，不会波及未来的旅客。我的同事罗曼·潘克斯（Roman Pancs）提出了如下建议：

医生问题修改版。一个疯狂的哲学家非法拘禁了6名游客，他从前5名旅客身上分别割掉一个重要的器官，然后再丢弃。就在他即将从第六个旅客身上割掉一个重要的器官时，被突然的闪电吓坏了。这个疯狂的哲学家随即逃之夭夭。外科医生来到了现场。

如果没有健康器官进行移植的话，那五名游客都会在一个小时内死亡。健康器官的唯一来源是第六位游客。

医生应该杀掉这个人来拯救那5个人吗？“失忆症原则”似乎要同意这个做法，但你的大脑额叶前部皮层很可能不同意。这个问题几乎让所有人看到了道义论哲学家的本质。这些哲学家们认为，无论后果如何，未经允许而杀人就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摘取第六个游客身上的健康器官与切换轨道开关，这两种做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对此我没有合适的答案。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本能恰恰是错误的，或许医生应该杀掉第六位游客。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相信我的眼睛一样，我也相信我的道德本能。但有时候我的眼睛也会欺骗我，甚至有些光学错觉可能欺骗几乎所有人的眼睛。在这里，我认为汤普森教授提出的医生问题可能是一个会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会误入歧途的“道德幻觉”。而道义论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道德幻觉。

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可能会比许多哲学家更具有前瞻性（或者可能更具有思辨性）。最近，我偶然在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写的一篇论文中看到了这个案例：头痛问题。10亿人正在遭受比较轻微的头痛困扰，这种情况会持续一个小时，除非我们杀掉一个无辜的人，只有这样，头痛会立刻停止。杀掉那个无辜的人可以吗？

事实上，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也算得上一个两难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认为理由非常显而易见。哲学家用同样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却花费了整整40页纸来讨论并最后宣布答案是“反直觉的”。

经济学家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几乎没有人愿意花一美元来逃脱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例如，通过对人们购买汽车安全防护用品的意愿性的相关研究我们就能得出这一点）。其次，绝大部分人——至少在发达国家，我假设这里会发生这些事情——人们将乐于花一美元去治疗头痛（事实上我并不知道，但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最后，从这件事情中我得知，大多数人认为头痛比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更糟糕。所以，如果我可以用你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来代替你的头痛，那么我就是帮了你一个忙。而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随机杀掉一个头痛患者。

如果有哲学家觉得这个结论奇怪并且违反直觉的话（尽管很令人信服），他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生活经验一定很少，现实中我们一直就赞成随机杀掉一个人。我们明明知道会有一些人因此而死，我们还是会去开车、修建游泳池、使用排水沟清理器、喝龙舌兰酒。修路工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别人才能开车到歌剧院听剧，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可能为了治愈其他人的头痛而去死呢？

[1] 你可能会忍不住觉得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光子，并不像子弹那样，人们并不反感它们照到身上。但我认为那根本就不算是答案——假如说正好有个怪人经过你的窗前，而他就是介意你的台灯发射出来的光子，我不认为你会为此向他道歉并且把灯灭掉。

[2]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假设这是不可能的，以防你为了炫耀道德优越感而计划着自己跳到那个电车前；而你太小了，根本挡不住电车。

十七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太上感应篇》

上一章讲到了电车轨道、疯狂的哲学家以及需要随机杀人才能治愈的大众头痛——我认为通过对这些极端案例的假设进行思考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早晚有一天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转换成指引我们每日言行的实用指南。

“不要对他人太糟糕”，我们所有的道德准则归根结底都是从这个主题演化来的。不过没有一个人——或者几乎没有人——认为我们对他人应该像对自己一样好。如果你现在拥有两个完整的肾脏过着正常的生活，这就表明你已经选择忽略那些成千上万个透析患者所忍受的痛苦，若能装上你那个捐出来的肾，他们就能好好利用。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想法而略感不安，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深感不安而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把我们自己、家人及朋友照顾好就行了，陌生人受苦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可以从陌生人那里偷东西，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不可以。当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因为肾病死去就是可以接受的，而从别人柜子里偷走一毛钱就不可以了呢？

道义论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偷窃是不对的。对于这个答案我深表赞同，但是我也有颇多疑虑。是什么决定了偷窃是错误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财产？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为何我打开台灯让光子射向你随身带的东西（更不用说你的身体）就是可以的呢？

另一个答案更微妙——更接近结果主义理论——偷窃不对是因为它具有破坏性。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案毕竟需要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用在更有生产力的事情上。比如说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偷了你的自行车，我们之间仍然还是只有一辆自行车；如果我把这个时间花在制造（或者赚钱去买）一辆自行车上面，那么我们就拥有两辆自行车。通过把生产性资源从生产性活动中动中转移出来，盗窃让世界变得比原本更穷。

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主义哲学理论，它们被用来支持希望我们的世界变得尽可能的富有这一想法，同时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主义哲学理论来支持反对盗窃的想法。同样地，世间存在着充分的结果主义哲学理论，它们被用来支持普遍地尊重个人财产所有权、公平地对待每个人，给他们以尊严这一想法。换句话来说，世间也存在着充分的结果主义哲学理论来支持那些表面上似乎符合道义论哲学的立场。

我认为这一点能够解释清楚很多我们对于公平和品行良好的观念。我们有时候会遵从那些听起来属于道义论哲学的原则，最后却要用结果主义哲学的思维来判断。

我一直很喜欢一条结果主义哲学的经验法则，我用它来评判哪些属于良好的行为，因为我觉得这条法则可以涵盖我们大部分的道德直觉。概略地来说，这条法则可以表述为“不要把这个世界搞得比一开始的时候更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即“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以丝毫没有产出的方式浪费掉”。

这里的产出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如果你在做的事情能够产生一些价值（可以是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那么此时就是有产出的。只要你喜欢玩填字游戏，那么就算耗费一整个下午的时间钻研一个填字游戏也算是有产出的。只要你的行为所带来的效益（可以是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超过了成本（也是指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你就是有生产力的。

我把我的这条经验法则称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Economist’s Golden Rule），或者简称“EGR”。如同古老的金科玉律一样，这条准则也告诫人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热爱自己的邻居。无论是你自己感受到的还是你的邻居感受到的，或者是廷巴克图的一个陌生人感受到的，成本就是成本，收益就是收益。[1]

经济学家用美元为单位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具体的原因我希望我能表述清楚。就开车去杂货店而言，这种行为产生的效益就是你愿意为能开上车这一特权所愿意付出的最高金额。这一行为的成本就是我们其他人为转移你的碳排放所愿意付出的最高金额。

那么为什么成本和效益要用美元而不是别的方式来衡量？先容我解释一下，之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按照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来生活的，那么你就不太可能在隔音效果不太好的公寓里大半夜把音乐开得很大声。这是因为听音乐（对你）产生的美元价值几乎不会超过一晚安眠（对你的邻居）所产生的美元价值——或者，如果你周围有10个邻居，这时候应该衡量的就是10个人拥有整晚好睡眠的价值。如果每个邻居失掉的宁静时光按50美元来算的话，那么你的音乐成本最少要值500美元，这里的“值500美元”就意味着你为了获取听这些音乐的特权真的愿意支付500美元。

即便是你真的热爱音乐——即便你热爱到觉得它真的值500美元——你也无法证明半夜大声放音乐是有道理的，除非这样做的价值至少比你戴着耳机听要多500美元——或者比等到天亮了邻居们都去上班后再听要贵500美元。

可能你会反驳我，理由是违背邻居的意愿把他们吵醒这样做总是不对的，但你这样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个例子的精髓。根据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它允许你吵醒你的邻居们，不过只是在你听音乐——而且是现在听到、不通过耳机听到——同时这件事情对你非常重要的时候。一直以来我们就准许这种例外。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在车流中穿来穿去会让别人觉得你很混蛋。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着急把孩子送到急诊室——或者是着急赶到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通情达理的人大概就会通融，放你一马。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就是用来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可以通融——以及什么时候不可以通融。

我的学生有时候也会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个经济学家黄金准则是一个糟糕的衡量标准，因为这个准则允许有钱人对穷人肆意欺压。比尔·盖茨的投资收益平均每天都超过100万美元。如果听音乐的是他，他想把音响声音调大，那么他有可能为了获取听音乐这一特权而乐意支付1万美元，而且一分也不会少。这时候假如他的10个邻居都很穷困，他们每家可能只能凑出10美元来阻止他，即便这个声音使他们非常苦恼。我们真的认为盖茨吵得邻居们整晚不得安宁这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吗？如果有经济学家在看到这些原始数字时还执意断定盖茨比他的邻居们更关心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得有多疯狂、多么鼠目寸光？

问题的答案牵涉到了我们用美元来衡量成本和收益的核心原因。答案并不是多么复杂，但是它和经济学上的任何东西一样被人们广泛误解。让我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消弭这个误解吧。

那么，以下就是问题的答案：没有人——即便是疯狂、目光短浅的经济学家也不会——认为美元的价值就代表了“关心的程度”。经济学家思考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他们想的是：对盖茨来说，关掉音响就表示他要做出1万美元的牺牲。如果我们准备让其做出这个牺牲，难道让他捐出1万美元不会让整个事件变得更有意义吗？诚然，邻居们一定乐意拿一晚的宁静来换取现金。

盖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在任何他希望的时间把钱交给邻居们。不管怎样，他也可以选择不这么做，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去强迫他这么做。如果他不愿意拿出1万美元给其他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牺牲价值1万美元的音乐享受而去换取邻居们价值100美元的睡眠呢？

在盖茨是否应该给大家钱、这样做是否出于自愿（比如通过税收系统体现出来）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并没有什么立场。它只是表述出了如下观点：如果盖茨确有做出1万美元牺牲的话，他不应该关小音响，而是应该把这些钱分给大家。

像盖茨这样有钱的人们是否应该为你我这样的中产阶级做出牺牲呢？有人说不应该，有的人认为应该。如果你认为不应该的话，那么就别去向盖茨要求任何好处。如果你认为应该的话，那么就去找他要钱。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如果在盖茨已经愿意给钱的情况下，还向他要求一整晚的宁静，这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行为，这样什么都得不到。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就是要用美元来衡量价值以便排除掉这种不可理喻的行为。[2]

慈善活动本身既不会产生破坏性也不具有生产性，它只是把钱从一个人的口袋挪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因此，在慈善捐助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并无什么立场。它允许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做出决定。如果慈善行为变成了一种道德需要，那么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确实就是一种不完备的道德哲学理论。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要整个抛弃这一套准则，而是给这一黄金准则添加补充规定——要求人们要乐善好施。

换句话来说，如果你一厢情愿地坚持盖茨应该放弃听他的音乐，那么你应该转变一下自己的关注点，转而要求他去放弃钱。你真正抱怨的不是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你抱怨的是盖茨太有钱这一事实。

因此，我认为盖茨调大音量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依然认为法律不应该允许他这么做。这是因为，当盖茨说音乐对他来说值1万美元时，这件事只有他单方面的说辞，而他很有可能是在说谎。有关禁止把邻居吵醒的法律可能是不完善的，但它却很有可能是一项利大于弊的法律。

我深信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对于个人道德是一个很好的向导。可能你还想给它添加一个补充规定，即关于慈善方面的。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到底你觉得什么样才算做了慈善活动？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因人而异，而我也不知道判定哪一个是对的。因此我将会略过慈善方面的问题，不过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很好地涵盖了多数人所说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如果你要尝试降低自己的碳排放量但还坚持拥有一辆车的话，你就可以本着经济学家黄金准则的精神：当收益较高的时候（比如送孩子去上学）就开车，当收益低的时候就需要克制自己开车的欲望。

下一章将全部用来探讨一系列的道德两难困境，同时还会附上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提供的答案以及这些答案背后的原因。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会告诉你只管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情。你不需要它来告诉你不能偷窃。但是，正如你看到的，它偶尔也会让你去做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也许这是因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一个错误的道德哲学理论，或者也许是因为你有时候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不够小心。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就值得重新思考一下。

[1] 在第十二章中，当我们谈论到污染到什么程度是适量的（或者从猪身上抽取多少血才是适量的）这个话题时，我就用到了经济学家的黄金法则，当时我实质上是借此来限定“更好的”结果这一概念。

[2] 这个推理（至少）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弄清楚一晚的宁静对你来说“价值”100美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你愿意为消除音乐声付出的代价呢，还是你愿意为忍受它而接受的价格？而这两个数字不一定是相等的，不过当它们差别特别大时，我的观点就会显得不那么连贯，这样就更难来阐释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了。幸运的是，经济学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个数字通常都很接近。不幸的是，“通常接近”和“一直一样”还是有区别的。

十八

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经济学家黄金准则的使用指南

哲学必须有一定的用处，而且我们还必须得认真对待它；它必须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清晰，进而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

以下这些问题和答案是为那些愿意按照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来生活的人们准备的。

偷窃是可以接受的吗？当然不可以，而且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原因：你在盗窃行为上花费的时间以及付出的努力反过来本来可以用在生产性行为上。偷窃让世界变得比原来更穷。

制造假钞是可以接受的吗？当然不是，因为造假钞也是一种偷窃。你花时间和精力造的那一元假钞使你可以从女店员那里骗得一块纸杯蛋糕、免费乘坐一次公交车，或者免费下载一部轰动大片视频，而这些行为对世界食物储备或者交通运输以及娱乐行业没有产生任何附加益处。你那块蛋糕消耗掉的面粉和糖本来应该由别人吃掉的。

那么你偷的这些东西到底来自何人，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当你印制出那张假钞并把它花掉时，你（非常轻微地）扩大了货币供应量，因此（非常轻微地）抬高了所有物品的价格，小到鸟食，大到火车头都开始涨价，这样就（非常轻微地）降低了同胞口袋里钞票的价值。这种几乎察觉不到的损失分配到了每一个同胞身上，每个人的损失乘以美国3亿同胞，最后总的损失必然就是那一美元。

我之所以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在自己的餐盘上额外得到了价值一美元的美食，而这些美食必然来自某个地方。因此你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加起来应该正好等于那一美元。

如果你把那些时间和精力用来烘烤一块纸杯蛋糕，而不再做（实际上等同于）偷窃了一块蛋糕这样的事情，世界上的食物储备就会增加一块蛋糕。再如果你把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帮别人清理窗户，你就可以赚取一块真的美元去买纸杯蛋糕，而世上又会多出一扇干净的窗户。你制造假币这一行为使世界变得更穷了，这样就和偷盗行为无异。

我应该向慈善事业捐多少钱？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拿了100美元捐给，比如说美国援外汇款合作组织，那么成本（对你）就是100美元，收益（对于接受者来说）也是100美元。在此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只能耸耸肩膀，告诉你“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如果你想慷慨捐助，再好不过了。但是假如你的邻居捐得比较少，或者铁公鸡一毛不拔，经济学家黄金准则认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你看来一毛不拔、无心慈善也是可以接受的吗？我本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表达的是我们能够高度一致认可的道德原则，而关于捐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比较妥善的做法是不拿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对此做出评判。

随地乱扔垃圾是可以接受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除非这一行为给你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这些垃圾给他人造成的所有成本之和。这些人不得不看到、闻到以及踩到这些垃圾。换句话来说，这一行为很有可能是不被接受的。

燃烧碳基燃料是可以接受的吗？是的，当且仅当燃烧碳基燃料所带来的总收益超过总成本时（对你和你的邻居来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你应该为你排放出去的碳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像你买橘子要给一定的钱一样的道理（“一定的”在这意味着“能够反映你强加于他人身上的所有的成本”）。在我们这个不是那么理想化的世界中，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告诫你应该遏制自己不要去制造污染，就好像你需要为此付出一定的费用一样。从理论上估计，每燃烧一加仑汽油你就会对环境造成大约价值50美分的破坏。如果这个估计你信得过，而现在你加的油是一加仑3美元的话，你就得想象着每加仑得支付3.5美元，同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驾驶习惯。

我是否应该买一辆更省油的车？或者来一辆混合动力型的汽车？你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混合动力型的汽车有政府补贴，这就意味着这辆车得到了纳税人同胞的补贴。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别人的钱花在自己身上成了一种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了？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这样解说的：你感觉愿意为购买担负所有的成本才去买车。换句话来说，假如没有政府补助，你也愿意付全部的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去买那辆混合动力的普锐斯了——可能会比你实际支付的总额要多出来500美元。

把车开到纽约是可以接受的吗？当你把车开到了纽约，你的碳排放所耗费的社会成本和你对桥梁和隧道交通拥堵所做出的“贡献”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因为你让排在后面的车都延迟了15秒，你就已经轻易地制造了价值上千美元的损失。你到纽约的这段旅途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然而，你可能会辩解说，即便没有你，路上照样会堵车，照样会排起长龙。如果正好因为你的出现阻止了另一车加入队伍，那么总的来说你对这个塞车队伍并没有添加什么负担。

又或者你可能认为，已经等了45分钟，就算再加上15秒，也不太可能阻止任何一辆车加入塞车队伍，你这样想可能是对的。你对整个塞车队伍产生影响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塞车队伍中的上千辆或者更多的汽车当中，你只能挡住一辆车而已。

听起来我好像只是在无端揣测，但事实上稍作下经济学分析（来一块黑板，画一个示意图，再花几分钟认真思考下的那种分析），我们就能揭示出：即使在最一般的情况下，你的存在也确实只能挡住一辆车加入塞车队伍。因此，无论你是否加入，塞车问题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你可不能把这个理由用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诚然，你的汽车产生的碳排放对全球的污染问题来说只是冰山一角、微不足道，但是这一事实并不相关。价值一美元的损失始终是一美元的损失，并且你有责任避免这一损失。责任必然和权利相伴。

交通堵塞可就有所不同了，因为每次你在（因为你的加入）使塞车变得更严重时，你也使它变得更好（阻止其他车辆加入塞车队伍）。

我自幼在费城长大，在我生活的地方每到万圣节前都会有不同的节目，10月28号晚上有“肥皂之夜”，29号晚上的是“粉笔之夜”，30号晚上会播“恶作剧之夜”。（当我们举家搬到纽约州北部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都不是法定假日。）在“肥皂之夜”，你可以用肥皂在物体上留下自己的标记，比如人行道、汽车挡风玻璃和邮筒。而在“粉笔之夜”就可以用粉笔在这些物体上留自己的标记。（在“肥皂之夜”用粉笔画来画去就跟万圣节修剪树木一样不太合时宜）。

每一年的“肥皂之夜”，妈妈都会给我一块肥皂，然后小心叮嘱我只能在人行道上做标记，不可以在别人的私人财产上乱画。每一年我都会向母亲争辩，就算我不在邻居的挡风玻璃上乱画，一定会有小孩来画。每一年，母亲对于我的申辩都不为所动。她的意思是，如果坏的事情注定要发生，你也不应该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如果你也同意我母亲的观点，那么请尽量避免造成收费站前排成长队——当然了，除非你的旅程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讨厌等待，所以你已经选择要避开排长队了。但我想表达的重点是你应该为了避免塞车长队的出现更加用心，不仅为自己的等待负责，也为其他每一个人的等待负责）。如果你认同的是我九岁时的那个观点的话，那就继续开车并且毫无罪恶感地加入塞车大队吧。

我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然得是一份有社会生产力的工作。总的来说，检验你做的事情是否对社会有用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得确定有人愿意为你正在做的事情付钱。假如说你是一名医生、建筑师或者马戏团的小丑，那么你得到的薪水很可能就能很好地衡量你对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

我能当律师吗？要看你的具体情况。许多律师花费了大量精力，最后只是将财富转来转去，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财富；原告得利，被告就会受损。最好去做一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在转移财富。从一方面来说，法律诉讼本身会阻止许多具有生产力的行为，这一点不好。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会阻止很多没有生产力的行为，这一点确是极好的。所以我认为这要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律师。

当一个马戏团小丑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吗？当然了。马戏团小丑能给人带来欢乐，他制造出来的欢乐和食品、衣服一样都是合法商品。

当一个奥运会运动员是可以接受的吗？请严肃认真地考虑下这件事情。你真的认为对于一个雄心勃勃、刻苦努力的23岁小伙子来说，去投身排球运动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吗？或许你在超市附近转转，把人们推到停车场的购物车给送回去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生产力。

稍等一下。难道奥运会不是一种娱乐活动吗？而且你不是刚刚说娱乐活动有社会价值吗？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奥运会的确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不该去参与奥运会呢？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奥运会是否有价值，而是你能否为其增加价值。

如果你造了一张桌子，那么世界上就多了一张桌子。如果你烤了一块蛋糕，世上就多了一块蛋糕。如果你当了一名马戏团小丑，世界上就多了一个朝人们腿上喷矿泉水带来欢乐的人。但是假如说你赢得了一块奥运会金牌，这个世上并不会因此增加一名奥运会金牌得主。你只是取代了另外一个人罢了。

好吧，如果我成了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的一名小丑，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不会多出来一名小丑。有了我，别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样的话，有什么差别吗？那个被你从马戏团替换掉的人会去做别的事情。也许他可以去卡尔森巴恩斯马戏团当小丑，或者他可以到技校学焊接。但是那个在百米蝶泳比赛中被你打败的人仍然会年复一年反复练习百米蝶泳。你不会使他变成一个焊工，你只会使他变成一个失败者。

呃……但是如果只有10个人参加奥运会比赛，这个比赛就会变得很可笑。难道不是参赛的人越多，竞赛质量越高吗？是的。假如说只有10个人选择去参加奥运会比赛，那么你的参加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贡献。但是考虑到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奥运赛场拼搏努力了，你的贡献就会显得微乎其微。

我们无意要淘汰掉90%的参赛者，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让参赛者减半。如果你让一半的奥运会游泳选手去开出租车，最后的比赛成绩可能会稍微差一点，观众的视觉体验可能（也只是稍微）差一些。与此同时，我们在打出租车时会容易很多。

对职业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职业棒球大联盟中最快的投球手由时速96英里换成了一个时速94英里的选手（与此同时，击球员的水平也有同等程度的下降），那么这个世界真的会遭受很大损失吗？关于这一点，对任何一场比赛都是如此，包括争相要写出畅销书的写作活动也是如此。比如说这本书卖了100万册，说明会有100万个读者阅读这本书，而这些人可以去买另一本书，而且这本书也许会同样精彩。我的书大卖，因此我的经济收益会很好。我的社会贡献却几乎微不足道。

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一个马戏团小丑只能一次性给几千人带来欢乐，一名医生一次只能给一位病人做手术。由此我们总是需要更多的小丑和医生，而且从他们的薪资就能看出来我们的需求度有多高了。但是，运动员和作家就不一样了，一个有名的运动员或一名出色的作家就能给整个世界创造娱乐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会收到大量报酬，而这些钱要么也是到他们的竞争对手那里。他们的收入代表的只是一种财富的转移，并不会产生社会贡献。

去做一名企业管理人员是可以接受的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可以的。企业管理层的职责就是让公司利润最大化，而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产或创作出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不幸的是，有些管理人员依靠一些不正当手段来牟取暴利，比如争取政府补贴、关税保护或进口配额等，这些行为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如果你是这样的公司管理人员，那么我希望你为自己感到羞耻。

当然你可能会辩解说这些高管仅仅是在做分内的事情罢了，公司发钱，你做事。照你这样说，这个理由也可以用在职业杀手身上。

好吧，我不应该去争取进口配额。但是假如进口配额业已存在的话，我从中获取利益是可以接受的吗？可以。甚至你还会得到赞许。对中国衬衫设置贸易配额，这种人为造成的衬衫短缺会使美国本土的衬衫价格抬高。你去销售衬衫，一方面可以从配额中获利，另一方面提供了衬衫，缓解了市场短缺的现象。就为了这个，你也该受到奖励，而且我也为你得到奖励感到高兴。

那么我是否能够假设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关税呢？只要不是我主动去争取，从中获利是不是就是可以接受的呢？并不是的。比如，进口三合板的关税大概在40%，由此美国本土三合板的价格也被抬高。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卖三合板，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个寄生虫。

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可能不那么明显。至少我希望它没那么明显，因为我至少花了足足20分钟的时间（还有两位同事的帮忙）才得出了这一结果。以下就是账单：假设一块进口三合板拿到手需要5美元附加2美元的税。因此，美国国内的供应商就需要花7美元才能得到一块胶合板，而且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可以制造出成本为6美元的三合板，每块就能赢利1美元，但是这仅仅是通过让美国财政部（说到底是美国的纳税人）从总收入里拿出了2美元得来的。这是不可以的。

即使不去研究细节，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你的三合板事业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你用价值6美元的资源造出了一块三合板，而在加拿大可能本来只需要5美元就可以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就像房屋发生火灾一样，贸易配额和关税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配额去从事相关的生意，那么你是在救火；如果你是因为关税才去做这个生意的话，你就是在火上浇油。

如果我在一条废弃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台IPod，我可以捡起来自己留着吗？当然可以了。

如果我在一条废弃的人行道上看到一张百元大钞，我可以捡起来据为己有吗？不可以。

哦，这有什么区别吗？在这两个案例中我都假设你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失主，并且如果你不将它们拿走，也不会有人来拿。（也许一场暴风雨会将它们冲刷走。）

两种情况的区别如下：如果你捡到的是一台iPod，那么你就得到了一台iPod而没有人会损失什么。很显然，这是一项社会净收益。但是如果你捡到的是100美元的钞票，最后你一定会把它花掉，由此物价会抬高，最终我们其他人则要担负正好100美元的成本，这就好像是你印制了一张假钞一样。最终核算下来的结果是：你得到了99.98美元的收益（100美元减去你弯腰去捡钱所付出的成本，大约是2美分）；我们其他人要付出100美元的成本。那么你那价值2美分的劳动就被浪费掉了。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破坏。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破坏，但总归是对社会产生了破坏性。

请诚实作答。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张百元大钞，你真的会视若无睹而径自走开吗？不，我会把它捡起来。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我是对两个不同的问题做了回答。第一次我说的是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要求我们做的。第二次是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

因此，说到底你自己也不会遵循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吧？准确来讲，我并没有那样的意思。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准确地描述了我（我怀疑也包括你）所说的社会责任的含义。而且我也总是努力去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是有时候做不到而已。

为什么做不到呢？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是把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一起计算的，不论成本和收益的感受主体是谁。它告诫我们对待远在非洲的廷巴克图的陌生人要像对待自己、亲人或朋友一样。这一点我做不到。我确实会关注非洲的陌生人，但是我对所爱的人的关注要更多。

如果你觉得完全可以忽略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呢？大多数时候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指南，其余时候它是一个好的近似值。我有时候可以接受自己为了得到99.98美元的收益而让陌生人付出价值100美元的成本，但是坚决不能接受为了我自己得到25美元的收益却让陌生人付出100美元的成本。

你觉得相对于对陌生人的爱，你对自己和所爱着的人的爱的程度要深多少是合适的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是否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下一章中我会谈到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关于这个主题，这就是你必须得讲的内容吗？并不完全是。就算没有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们也总是觉得道德上有责任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人，给人以尊严。如果我在路上捡到一部iPod，我愿意花10美元去找到失主，即便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提示我大可不必这么做。[1]这或许是因为说到底我还有点道义论哲学家的潜质。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像一个道义论哲学家那样做事情——就比如，从改变自己做起，尊重他人的财产权——从长远来说会有好结果。

或许是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而得到了价值大于10美元的愉悦感。这种推理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因为这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我们得弄清楚“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公正的确很重要，即使有时候我无法在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和公正之间达成一种和解。事实上，认真思考一下公正所蕴含的真正含义很重要。我会在第二十章中谈到这一点。

[1] 我那价值10美元的努力只是把已经存在的iPod从我手里转移到了失主手里，并无新的价值产生，因此这一行为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浪费。

十九

不要做一个无良的人

布道者的目的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忘记另一些特定的人群也是人。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无良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开车时在车流中窜来窜去、看电影时大声嚷嚷、在公园乱扔垃圾或者看到有人溺水也不给救生圈的浑蛋。换句话说，如果你为了得到自己那一丁点儿私利而让他人蒙受巨大损失的话，你就是个无良的人。无良者正是那些公然违反了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的家伙。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有很大回旋的余地。比如忽略马来西亚海啸中受难者的困境并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无良的人。很有可能，你能为海啸受难者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捐钱，如此1美元的成本就会换来1美元的收益。如果你有意要捐钱，请务必这样做，但是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并不会指定你要捐多少钱。

如果你的父母曾花大心思教导你要注意口腔卫生，估计你会记得那个叫古福斯的家伙，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良者，这个人物出自一部漫画小说《古福斯和嘉伦特》（Goofus and Gallant），曾在美国《儿童要闻》（Highlights for Children）这本杂志上刊载。[1]每一集漫画故事最后都会用一句字幕总结古福斯的自私和嘉伦特的善良与慷慨。比如，古福斯拿走了最后一个苹果，而嘉伦特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橙子；古福斯总是让朋友们等他，而嘉伦特总是及时做好准备；古福斯在家门口修了围栏，而嘉伦特则说“让那些无家可归、饱受打击的人都来我家吧”。

作为一个无良的人，古福斯曾把数百万没有什么技能的墨西哥人发配到极端贫困的境地，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没有太大的价值。

古福斯回应说，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自然更关心自己的同胞而不是那群外国人。我们暂且同意他这样的说法，不过我们也有权过问：这里的更关心是什么程度？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一定有个限度。即便是古福斯认为美国人应该被赋予“为娱乐可以随意射杀墨西哥人”的权利，这也有个界限。因此，我想问古福斯的是：你为了帮助一个美国人而去伤害一个外国人的意愿到底是到了哪种程度？是不是一个外国人全部的幸福只相当于美国人的四分之三或者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还是多少？换句话来说，你的无良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2]

我们来做下算术题：当我们接纳了一个身无长技的墨西哥移民，他的工资通常就在一个小时2美元和9美元之间——我们把它算作一个每小时7美元的收益。为了说明驱逐他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需要衡量一下这个收益和他对美国人的利益造成的伤害。

很快我们在计算中就会遇到问题，这是因为总的来说移民不会损害美国人的利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移民会让我们变得更富有，而不是贫穷。每一个移民都是一个潜在的贸易伙伴、雇员或顾客。他的出现使雇员工资水平被压低，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工友来说不是好事，而对雇主和消费者来说则是好消息。

在短时期内，大部分的收益都归到了雇主那里，而这些收益中的相当一部分很有可能到归到了一个叫沃尔顿的人手里（沃尔顿是沃尔玛超市的老板）。我们稍微往长远了来看，所有那些额外的收益会因激烈竞争而消失，转而以消费品价格降低的形式出现。到了这个阶段，即便是被压低工资的工人们也能占一定的上风：如果工资下降了10%，而物价下降了20%，那么你就胜了。

但是让我们忽略掉这些东西吧。为了制造出一种最有利的反对移民的情形，让我们忽略移民带来的一切收益，而主要聚焦于美国工人由此需要付出的成本，例如工资减少。

因为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是单个移民的案例，移民带来的工资下降幅度极为微小——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极小的下降幅度乘以美国数百万的工人数量。有一个比较高的估计是美国一亿个工人每小时每人工资下降0.00000003美元。两个数相乘，我们得出全体美国工人每小时的损失是3美元。[3]这一估计来自一篇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文献，它真的只适合较短的期限，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工人工资下降会吸引到新的业务，而这些新业务的一部分作用便是将下降了的工资再涨回去。但我们把这一点也忽略掉，并假设一种最糟糕的情况，即上述短期产生的影响不会得到改善。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移民入境，一亿美国工人的损失共计是3美元（每小时），而这一个移民能得到7美元的收益（也是每小时）。要反对这一点，你得这样计算：一个移民不如3/7个美国人。

古福斯就远远地偏离了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它指出无论是谁在收益，谁在遭受损失，7美元的收益要胜过3美元的损失。那么，这样想的可不止古福斯一人，你我也会违背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相对于陌生人，我们往往更关心自己、朋友和左邻右舍。但跟我不同的是（我希望也跟你不一样），相对于墨西哥华雷斯市的陌生人，古福斯更关心圣安东尼奥市的陌生人。这一点对我没有什么感染力，因为这就好像是他更关心那些恰好和他肤色一样的陌生人。

除此之外，古福斯对圣安东尼奥的陌生人的关心程度似乎超出了对华雷斯陌生人关心程度的两倍多（这是因为7是3的两倍还多）。这个悬殊的比例令人不安。

事实上，如果你要违背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你应该向着相反的方向，即更加重视那些极端贫困人士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衡量的是一个时薪2美元的墨西哥移民获利7美元的情况和一群时薪10美元的美国人共计损失3美元的情况。

当经济学家考虑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时，他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假设来衡量穷人的收入和富人的收入。这些假设中有一个最为保守谨慎——它与我意图得出的结论最为冲突，严重偏离。这个假设认为额外收入的价值和你的收入成反比，因此一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一个时薪2美元的墨西哥人产生的价值是对于一个时薪10美元的美国人产生价值的5倍。这个移民获得的第二块美元的价值会少一些，第三块会更少。

考虑到所有这些，最后的结论就是7美元的收益对一个移民的价值是美国所有工人损失3美元的5倍。按照这种计算方法，想要证明驱逐移民这一做法合情合理，你就得证明一个移民还不值一个美国人的1/5。换句话来说，你就得当一个相当无良的人。

古福斯指明就算是嘉伦特也没有允许世界上那些极端贫困的人来他起居室里打地铺，所以嘉伦特也是个大浑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福斯彻底误解了（或者是装作误解）这场争论。让我们来帮他分解下：

首先，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并没有要求嘉伦特打开他家起居室的大门。事实上，准则告诫他不要这样做。如果嘉伦特想要帮助穷人的话，捐给他们钱会更有效。至于捐多少，由他自己来决定。[4]其次，虽然捐钱给穷人比开放自己的起居室要有效得多，但是开放边境比给钱还要有效。如果你向一个墨西哥人捐出3美元，他的收益就是3美元。如果你因为边境开放政策牺牲了3美元，这个墨西哥人就可以得到7美元的收益。这就说明即使嘉伦特不愿意捐钱，他的行为也没有古福斯要封锁边境的行为无良。[5]

古福斯宁愿看到一个（比较）富有的美国人得到3美元，也不愿意看到一个非常穷苦的墨西哥人得到7美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样的行为很缺德。

再次声明，我批评古福斯不是因为他偏离了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批判他是因为他偏离得太过分，而且方式也很无趣。我们都会有关心一些人超过其他人的情况。通常来说，我们关心所爱的人要远超对陌生人的关心，并且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关心穷人超过关心富人；我会更倾向于帮助自己的女儿而不是你的女儿，而且我更乐意帮助忍饥挨饿的孟加拉贫民而不是衣食不愁的微软副总裁。但是古福斯偏爱的既不是所爱的人也不是穷人，他更关心的是那些相对富有的美国籍陌生人而不是相对贫穷的墨西哥籍陌生人。除此之外，他的偏爱差别至少到了7∶3的比率，这个比例相当高了。如果这个比率只是7∶6的话，我倒是愿意放他一马。

为此古福斯又拿出了一个论据。他对数学算法提出了挑战：“你们忽略了福利成本！那些非法移民万一不是来工作的，而是来享用我们的福利呢？”

如果说没有那么多像古福斯这样的人专门告发那些雇用了非法移民的雇主，导致他们失业的话，我对这种论点可能还有一点共鸣。如果你抱怨非法移民享用了我们的福利，那么为什么那些人工作干得好好的，你们要去搞砸他们的生活？

今天雇用非法移民是一种犯罪，我怕也许明天和非法移民约会也会构成犯罪。对他们微笑一下会犯罪，或者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而不朝他们的鼻子打一拳也是犯罪。

之前我们讨论的都是空间上离我们很远的陌生人，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下时间上离我们很遥远的陌生人——换句话来说，让我们讨论下我们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我们消耗的越多，子孙可以继承的就越少。我们的碳排放量越大，他们的世界就可能越热。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关心应该到什么程度呢？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告诉我们：把子孙后代的利益和你自己的利益同等看待。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行的办法。花一美元去买一颗好时巧克力可以吗？很抱歉，这一美元存进银行账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为你的子女带来几美分利息，也会给你的孙辈们带来几美分利息，然后再给你的重孙辈们产生几美分利息……如此继续下去，直到太阳不再燃烧。不论你对巧克力的渴求有多么强烈，它都比不过子孙后代们能实实在在得到的无限收益。

如果你要把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用在这个隔代的问题上，你永远不会给自己买糖果吃。你会拼了命地工作，直至把自己累死，就为了能够积攒尽可能多的遗产。除此之外，你永远都不会去做其他多余的事情。无论你多么讨厌自己的工作，比如一个脱衣舞表演场所的看门人——无论你多么想要退休——只要一想到每多出一美元就可以给你的后代们带来无穷的收益，你的愿望就会被迅速淹没。

因此，对于有关隔代的问题，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完全行不通。[6]另一种办法就是使后代所得到的好处“打折”，这样它们就不会无情地凌驾于我们的需求之上。

我们打的折扣越小，为子孙省下的就越多，而且对全球变暖问题也会思虑更多。如果你要打的折扣率很低的话，你就会希望鼓励存钱（最好的办法：取消对资本收入征税，削减社会保障体系开销）和减少碳排放量（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征收碳税）。如果你要打的折扣率很高的话，你就会希望过得（而且也鼓励别人过得）更放纵一点，花钱更随意一点，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

关于支持高折扣率的一个论点是后代们很有可能会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富裕程度。如果按照你的预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每年2.3%，而这一点我们早已习以为常，那么400年之后，每个美国人每天就能有平均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这是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等比计算的（例如，已经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于是乎，你和我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来提高这些未来亿万富翁的生活质量呢？

有一件事情还可以让我们加大折扣力度，那就是未来的那些人可能都不会出现。如果你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在200年后会被一颗小行星撞击毁掉，那么担心300年后的气候变化就毫无意义。如果你认为地球有可能会毁于一颗小行星，那么稍微不那么关注气候变化至少是说得通的。

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标准底线就是这些是唯一支持我们打折扣的好理由。除去这些变化修正之外，每一代人都应该被平等看待；我们对活在今天的陌生人的关注程度应该和对一个一千年以后出生的陌生人的关注程度一样。但是经济学家有时候也会犯错。我们几乎没有人会觉得道义上有责任生尽可能多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对于不把生命这一礼物馈赠于后代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关注。既然不给他们生命都是可以的话，那么不给他们留一个宜人的气候为什么就是不可以的呢？

我想把这一论点讲得更明确一点。

第一步：你的孙子辈们宁愿被生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也不愿意连生下来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一个合格的结果主义哲学家，我推断没有遗产比没有子孙要好一点。

第二步：我非常肯定不生孩子在道德上完全没有问题（因此更别说有孙子辈了！）。

结论：没有遗产的愿望超过了不留子孙的愿望；没有孙辈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不留任何遗产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我们可以随意挥霍本来要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包括陪伴他们的空气和水的质量。随意，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地球变成大的垃圾场（只是你不要污染我生活的那部分就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会想要把地球变成大的垃圾场。也许你很关心自己的孙辈们，当然我也应该表现得似乎很关心他们——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你尚未出生的孙辈们亏欠什么，而是因为我应该为现在活生生的你和我做些什么。只有无良的人才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1] 60多年来，《儿童要闻》一直就是儿科牙医等候室的主要读物。

[2] 我非常感谢一篇名为YouNotSneaky的匿名博客，这样我才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发问。

[3] 给经济怪咖人士的注释：我假设的工资率为每小时10美元，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为0.3。

[4] 我来补充说明一下：约瑟，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他宁愿得到的是几块钱而不是嘉伦特起居室的一片地盘；而嘉伦特本人非常富有，与几块钱比起来，他更愿意维护自己的私人空间。换句话来讲，私人空间对嘉伦特的价值要高于居住在嘉伦特的起居室对约瑟产生的价值；因此，按照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嘉伦特应该保留自己的私人空间。再换个说法，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认为嘉伦特捐钱出去比开放自己的起居室更好些。这正是我喜欢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的地方。

[5] 可能有的人还能观察到嘉伦特限制他人进入自己的起居室，他是在行使自己的私有财产权，而古福斯呢，他使得美国房东失去了租房给约瑟的机会，这是在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权（更别提他还侵犯了美国人行使雇用约瑟、卖生活用品给约瑟的权利）。在正文中我略去了这一论证是因为我在试着证明即使你忽略掉所有其他美国人的利益，古福斯的做法也是错误的。相比之下，脚注中的这些观察表明即使忽略掉约瑟本人的所有利益，古福斯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6] 你可能会合理地提出以下疑问：如果在代际问题上，我们无法依靠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我可能会合理地给出以下答案：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是如何证明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的合理性的吧（我们用的是盖茨和他的音响的案例）。我们得出：无论何时我们违背了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们就会错失使大家都过得更好的机会，而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将收入在不同人群中转移一下就可以做到。但是这个论点并不适用于代际问题，因为人们的收入不可能从未来转移到现在。

二十

操场上的经济学家[1]

我需要学到的东西早在幼儿园时就都学到了。

——罗伯特·弗尔杰姆（Robert Fulghum）

如同道德一样，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公平这个话题。于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哪些属于公平的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

每次当孩子哭喊着嚷嚷“这不公平”时，做父母的就得面对一个有关经济公正的问题。比如孩子会走过来问我们下棋的过程中改变游戏规则可不可以，或者有个孩子躺在沙盒里声称1/4的地盘都是他的，这时候该怎么办。作为父母，我们有很大一块内容是教育孩子做事要讲究公平公正。一旦谈到操场上怎么区分好行为和恶劣行为这个问题，每一位父母都成了专家。

虽说这种专长不可能被硬生生套用到市场或投票站，你的孩子指着你给他指导，而国会议员对你的期待则只是选票。因此，在思考对孩子行为的容忍程度时，你自然会想得更多更清楚些，而对于国会议员则不会如此。

我认为想要成为公平领域的专家，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切观察操场上那些你已经知道的有关公平的东西。就此精神，我列了几条每一位父母都应该明了的原则，我还会说下这些原则用在成年人世界中的一些看法。

1.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每当政治家提议改革税法、使其更完善时，我们总能听到有关富人拥有得太多、穷人拥有得太少，让财富平均分配才是唯一公平的做法等此类说辞。在我看来，这套说辞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人会信这一套。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确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带女儿去操场玩耍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个父母会跟孩子说，如果谁的玩具比你的多，你就可以从他那拿走一些。我也从未听说哪个父母跟孩子说，如果你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的玩具多，你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政府，然后投票决定从多的那个人那儿拿走一些玩具。

父母当然鼓励孩子们相互分享，而且当他们表现得非常自私时，父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羞愧自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跟他们讲，如果碰到有的小孩比较自私，处理此类问题时要用某种合理的方式，断不可采用强制的办法获取。小孩子可以用甜言蜜语讨好下对方，或者讨价还价商量下，甚至孤立那个自私的孩子，但是绝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去抢或偷。同样，对于任何一个合法正当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帮你从他人那里窃取财富的权力。

对孩子来说这一点很简单，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就复杂多了。成人要面对的问题并不会出现在操场上。政府提供服务，而我们要为此交税。这样一来，关于“哪些人为哪些事情应该花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就会有颇多争议，需要商榷的空间不小，而从操场上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无法来指导我们。是不是富人在国防上就应该比穷人多交点钱呢？或许吧。那么多出多少呢？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征税仅仅是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话，这就和我们在操场上一直训导孩子不应该有的那些行为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孩子做出那样的行为，我怀疑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国会议员们这样做。把更重的税收负担转移给富人，或许理由充足，也可能毫无道理可言（在第二十二章中我会提到一些）。但是公平并不能成为这一行为的理由之一。

2. 做出什么选择，就怎样生活。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吃饭。他们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现在吃一份冰激凌或者饭后拿一份泡泡糖。艾利克斯选择吃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

艾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离开座位去拿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拿到了自己的泡泡糖，而艾利克斯手里什么都没有。这时候艾利克斯就开始不讲理地哭闹起来。对于任何一个局外的成年人来说，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艾利克斯没有理由这样；因为当时她和凯莱有同样的选择权，而且她还先拿到了自己选择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在成人的世界里也会发生。早年的时候，彼得和保罗都面临相同的机遇。彼得选择了一份工资有保障、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保罗选择了创业，日夜辛劳，而且回报不确定。30年后，彼得穷困潦倒，而保罗变得富有起来，彼得就谴责是社会体制造成了这种不平等。

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对泡泡糖的喜爱比对冰激凌的喜爱更令人羡慕，同样地，我也不想讨论保罗的选择是否在本质上比彼得的选择更加令人向往。关于彼得抱怨的那个造成最终结果的理由，我确实想要讨论一下。一个好的测验方法就是去找几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问问我们是否应该严肃对待这一争论。测试结果是，彼得的理由均被否定。

3. 不要心怀嫉妒。如果你有过同时给几个小孩分蛋糕的经历，你肯定会不断听到有人嚷嚷“这不公平！我这块蛋糕比较小！”如果你当时足够有耐心的话，你可能会向他们解释说那些心无旁骛、不在乎别人盘里蛋糕大小的孩子，会比那些常常分心、一心要和别人比较的孩子在生活中要过得更幸福。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开心，于是我们会告诉他们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那么这就值得开心。而如果别的孩子分到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得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比你得到的更少。下次如果你觉得某个同事不该提拔却被提拔时，不妨想想这句话。

4. 错错不会得对。如果你居住在美国的普通阶层社区里，那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每年要从你的腰包里拿走5块钱来资助像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这样的节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辩护者们，都是成年人，他们习惯性地为这项收费辩解的理由就是其他项目会索取更多的钱；据他们的某些估计，政府在企业福利上索取的费用几乎是这个数目的两百多倍。也许这些辩护者的诉求目标是那些没有小孩的选民吧，要不然有哪个父母会接受小孩这样的说辞，例如“是的，我偷了曲奇饼，但是我知道别的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5. 不要多管闲事。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类在进行交易、易货贸易或兑换物品方面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8岁左右的儿童身上就能完全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在学校的跳蚤市场上交换贴画、卡片和瓶盖。

某个时候，有个孩子——我们叫她露西安——她想和班上的同学利兹进行交易，但是她发现利兹更愿意和三年级的艾米丽进行交易。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们希望露西安能够认识到她并不能强迫利兹和她进行交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强迫利兹和她交易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那种对他人及其苛求的孩子才会想要老师进行干涉，阻止利兹和“外人”进行交易。

对那些持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就是把国会当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层面的老师，要其来维持校园秩序，通过使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老师的特殊喜好或者某些特别行业的要求来行动——以此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此的话，任何一个八岁的小孩都会告诉你，这个做法糟透了。[2]

6. 勇敢地对抗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近期估计，大约会有3000万——40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低工资竞争者的出现而失去工作。而换句话来说，这3000万——4000万的外来劳工所带来的低物价确是所有美国人要面临的一个前景。这样的话结果很好，尽管那6000万——8000万人本应该有更好的工资待遇。

包括布林德教授本人在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的工作机会被外包时，美国人整体上是最后的赢家——低物价带来的好处远远可以抵消低工资造成的损失。换句话来说，赢家可以多负担一些来补偿失利的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这样做呢？比如，为失业人士开一门再培训课程，是否就是一种道德要求，要由纳税人来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几乎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最终失利的人。这一观察应该要归功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如果可以和邻居自由交易，我怀疑世上居然还有人没有从中获益。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交易，你还得自己种植食物、自己缝制衣服、靠奶奶的家庭食疗法治病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找到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也许你就不用那么依赖奶奶的鸡汤了，但是——尤其是考虑到她的高龄，你还得为此心存感激。

即便你因为自由贸易丢了工作，满心抱怨这种现象实在是有点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你才能从出生那天起就过上一种高水准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在自由贸易中遭受了负面影响，世界应该对你有所补偿，那么之前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时，你又为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呢？

不过，让我们暂且把这一观察结果放到一边，现在我们把一次新的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影响孤立起来看，我们姑且假定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我们的某些同胞会因为这些协定而受损，至少从狭义上讲，在贸易更加蓬勃发展的世界，他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不过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确实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亏欠这些同胞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扪心自问：如果有类似的情景，你的道德直觉会做出什么判断？假设多年以来你一直在当地的药店买洗发水，而有一天你发现在网上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洗发水。你选择从网上买洗发水是否就意味着你有义务向药店的药剂师做出补偿呢？如果你搬到了租金较低的公寓，你是否应该向原来的房东做出补偿呢？如果你选择了在麦当劳吃饭，你是否应该向隔壁餐馆的老板做出补偿呢？

或许会有些神秘莫测的道德哲学理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应该做出补偿，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理论。公共政策总不会为了推广那些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的道德观而制定吧？

那么，从道义上讲，失业的工人和被消费者抛弃的药剂师或者租客放弃的房东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你也许会说药剂师和房东一直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知道将要面对的状况，然而，举个例子来说，几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政策使得制造业的工人们看到被保护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工人们会学习一些别的技能，现在如果抽走政府层面的保护，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这次还是一样，我们还得问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景，他们的这种直觉和我们日常产生的直觉如何关联起来？几十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成为一种谋利的方式而风靡整个美国，而这些恶霸们积累了一些技能使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从中获得好处。如果我们严加治理，使得校园欺凌不再有利可图，那么我们还必须向恶霸们做出补偿吗？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使用了强制的手段（不管是直接使用还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方做出非自愿的牺牲而另一方得到财富。比如说，你本来可以从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人那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却强迫你花超过三倍的价钱从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这样你是被敲诈了。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让你自由地决定去哪里买东西，你应该为这种自由感到庆幸。而补偿之前那些剥削你的人就跟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无异。

7. 对不宽容回馈以宽容。我相信每个小孩都经历过被排斥的痛苦，而他们最终会明白这样的痛苦正是获得自由所要付出代价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生日聚会都会对你发出邀请。如果有人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不邀请你，那么你有权利去为此伤心，但是你没有权利擅自闯入会场捣乱。

大人们总是试图牢记这一原则，却又总是忘记。举一个程式化的例子：玛丽有一间空置的公寓，而乔正好在找住的地方。如果乔因为看不惯玛丽的种族、宗教或生活方式——甚至完全是出于恶意——他都可以自由地另寻他处。但是如果玛丽看不惯乔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是生活方式，法律要求她必须忍下这些疑虑把房子出租给乔。

或者，伯特想要雇一名办公室经理，而厄尼正好想要管理一间办公室。法律赋予了厄尼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一份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就可以选择不给其打工。法律对伯特的要求标准要更高一点：如果他公开表示这个职位不招阿尔巴尼亚人的话，那么他最好请个超厉害的律师。

这些不对等的要求违背了公平的最基本准则——人人都应该被公平地对待，不能因为不相干的外界因素而改变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玛丽和乔——或者是伯特和厄尼——都有意成为一段商业关系的其中一方。那么为何在以反对歧视为宗旨的法律下却要承担不对等的责任呢？

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可以来阐释下这种伪善的情况。一个是原则性的：不对等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另一个是经验性的：一个体制今天可以限制你邻居的自由，明天它的权限就有可能扩展到你身上。今天政府要求玛丽去怎样选择租户，明日就可能要求乔去怎样选择出租公寓。今天他们要求伯特怎么去选一个办公室经理，明天就可能会要求厄尼怎样去选一份工作。如果厄尼拒绝了一个阿尔巴尼亚雇主的工作邀请，那么他是不是还得出具证明，说明他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地域歧视呢？

然而为什么就此打住了呢？如果反优先雇佣行动的原则一贯执行下去的话，它们最终会把控制的触角伸到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或者甚至于婚姻市场的方方面面。在那样一种超现实的未来世界里，如果你在选择爱人的时候还考虑种族因素的话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司法部的统计人员会详细检查你的约会模式，以确保你正在社会的各阶层进行合理的抽样选择。当你要定下终身大事的时候，你还得要证明你所选择的配偶客观上比其他任何候选项更有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一旦这种系统进入应用，它就会被扩展（就如同反优先雇佣行动那样）到性别和种族方面。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玛丽可能会被传唤到法庭受审，原因只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男人，而此时有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女性更适合做配偶。

如果说这个设想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的话，你别忘了今日的反优先雇佣行动在几年前也是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这听起来就像一场噩梦，那么请记住玛丽和伯特的噩梦已经成了现实。

对白人男性求职者来说，反优先雇佣行动已经被认为不公平，对那些无辜的被认定为犯了种族歧视罪的企业老板们不公平，甚至对他的目标收益人群来说也不公平。这一行动的部分或全部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是这些内容都和我正讨论的议题不相干。我认为反优先雇佣行动对偏执的人不公平，就算是偏执狂也有权受到公平对待。就算一个孩子纯粹是出于恶意排斥你，他也有权拒绝你参加他的生日聚会。

你我都不赞成偏执的行为。但是主张宽容的个人美德和多元化的公众美德要求我们支持那些我们并不赞成的东西。让人们对不宽容的行为报以宽容的想法有点自相矛盾，但其他有些不错的想法也都是这样，比如那些支持政府审查制度的人享有言论自由。事实上，言论自由和宽容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对于我们拍手称快的事情和那些打心底里冒犯我们的事情不能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它们就毫无意义。

8. 不要惩罚无辜的人。种族性的规定和反优先雇佣行动自有人为其辩护，部分原因是：这是对奴隶制遗留问题的一种公平的补偿。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的成本费用大部分是由白人子孙来承担，而他们的祖先是在奴隶制被废除很久之后才来到了美国。种族优先权并不是消除奴隶制残余影响的办法，它只是简单地把影响从一群无辜者身上转移到了另一群无辜者的身上。

当我在杜克大学那间挤满了本科生的屋子里发表这样的论点时，一个学生经过沉思，提出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他认为即使是一个二十世纪才来美国的移民家庭也有可能受益（以牺牲黑人为代价），因为后来有长达数十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法规《吉姆克劳法》。

但是话说回来，《吉姆克劳法》（和其他种隔离措施一样）是种族间进行贸易的障碍，而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障碍从总体上来说对双方都不利。白人被劝阻不要去服务黑人顾客、光顾黑人商店、雇用黑人员工或者为黑人老板打工，这些白人也都是《吉姆克劳法》的受害者，就和黑人是一样的。

换一种方式来讨论可能是一种糟糕的经济学理论，也可能被认为是种族歧视。《吉姆克劳法》阻止黑人去和白人做生意，同样也阻止白人去和黑人做生意。剥夺和白人做生意的权利就是一种压迫，而剥夺和黑人做生意的权利就不是什么大事了吗，有谁会这样想？

诚然，《吉姆克劳法》是白人选民制定的，因此人们会倾向于得出结论认为该法律总体上是对白人有利。但是这种逻辑需要建立在这样一种民主理论上，它与所有的经验都不一致。白糖补贴、烟草补贴和石油补贴是由所有的美国选民制定的，而且理智的人们没有一个会认为这些法案对所有的美国人有利。相反，这些法案只对一小部分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有利，他们利用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去利用大众来获利。

《吉姆克劳法》造成了贸易壁垒，的确如此。不过这一法规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它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侮辱性的规定，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饮用水隔离到不平等的公立学校的隔离等。因此，这套法规给黑人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给白人造成的伤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事实远不至于说白人就是这一法规的受益人，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就该承担起赔偿黑人因《吉姆克劳法》而过上悲惨生活的责任。

这里似乎要引发一场政治争议，但是如果我们把操场上的那一套标准用到这里的话，争议点会迎刃而解。在那里，如果约翰尼偷走了玛丽的沙桶，没有人会想到强制无辜的博比向玛丽做出赔偿。

9. 对自愿者不要得寸进尺。当食品杂货店里的莴苣价格卖得高时，顾客就会咒骂杂货店老板，但是这些人并不会咒骂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因为朋友和邻居根本不会卖莴苣给他们。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些满腹牢骚的顾客去自己开个杂货店，然后出售低价食品。那些一步路都不愿意多走的家伙却要求杂货店老板再多走一英里去给他们采购更便宜的食品。

同样地，工人们对于付给他们低工资的老板总是怨声载道，却不会去诅咒其他那些根本就不会给他们工资的老板（或者不是老板的人）。这一点不仅在道义上毫无意义，在经济学上也不划算。一个老板要雇用工人——而且是低薪雇用——从市场上带走了几个工人，这就会迫使其他雇主之间相互竞争去抢夺剩下的那些工人——由此工资就会涨上去，而不是下降。如果你要找一份高薪的工作，那么开出低工资的老板是提供了解决办法，而不是制造了麻烦。

我们再来考虑下房东玛丽，她不愿意把房子租给那些她不喜欢的人。也许你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然而，当玛丽修建了一栋公寓楼而不愿意出租给你时，她仍给你带来了一点点好处：通过招揽租客，从而别的公寓楼会产生闲置的房间，这样住房市场的压力会减少那么一点点。拿这点和我可能给你带来的好处进行对比。我并没有计划要进入房地产市场。就像玛丽不会把房子出租给你一样，我也不会把房间出租给你；我甚至都没有可供出租给你的房产。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玛丽拒绝租房给你，这已经给你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我却是完全无辜的。这样听起来实在令人抓狂。

一方面怨恨杂货店老板、雇主老板或是房东，然而另一方面却无视世界上其他那些不能给你提供更便宜的莴苣、一份高薪工作的人，这其实至少可以说是一种相对没什么害处但却有多重道德标准的做法。但是，人们道德矛盾的倾向在别处也有体现，而且有时候还会很激烈。每6个月左右，在自然灾害导致受灾区常用资源匮乏时，你就会看到很多新闻报道，抨击那些把一加仑水卖到7美元或者肆意哄抬某些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无良商家。通常，对于此类事件，新闻主播和政治家们总是义正言辞，非常愤慨，但是我从来没见他们去运水到灾区来，以每加仑7美元或者其他任何价格提供给灾民。如果那些不道德的奸商有责任把水价降到每加仑7美元以下，那么新闻主播为什么不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同样地，小企业的老板被要求必须给残障人士工作机会。如果这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的话——换句话来说，如果存在一种必须聘请残障人士的道义责任——那么其他人也应该被要求去开办小企业来招聘残障人士。毕竟，当道德责任存在时，它一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要么它对所有人都有要求，要么不对任何人有要求。

有时候——也不会过于频繁，只是偶尔——操场上会有孩子自愿去清扫垃圾。我们通常的回应是不会要求这个孩子去清理整个操场。杂货店老板卖给你莴苣，只是价格略高；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只是租客不是你；一个公司的老板没有直接聘用你而是雇了你的邻居，但是却改善了你的就业前景——所有这些人都给你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益处，就像那个在操场上捡起几张糖果包装纸的小孩。你可以希望他们为你做得更多，但是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却是极其无礼取闹。

[1] 这一章的部分内容改编自我之前那本《一个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Fair Play）。

[2] 这个关于公平的论点也是道义论哲学家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它和第五章中结果主义哲学家提出的那个论点完全不同。有时候道义论哲学和结果主义哲学会相互矛盾；有时候，就像此处的例子一样，它们又会殊途同归。

二十一

让犹太拉比来切分这块大饼

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做法。如果你还有时间，我会向你解释下。

——南希·勒波维茨（Nancy Lebovitz）

关于公平这个问题，父母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了，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专家。有这样一类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公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写下几个简单的公理（就类似“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相待”这样的话），然后再证明下什么时候哪些公理在其他公理存在的情况下也成立或者不成立，我们称这些经济学家为“公理化议价专家”。当你写下这些无可争议的公理，同时又发现它们互相矛盾时，你就得好好想想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你愿意舍弃的。

《巴比伦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大约共90卷，编纂于约公元前5世纪，是一本解读犹太法律的书。这本书也讲到了公平问题，而且通常是从一个很奇特的角度来展开的。因此至少在这一点上显得很怪异，那就是《塔木德》经的作者们似乎已经预见到了1500年后经济学家会遇到这个问题。

不管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本法典的作者们都钟爱一些程式化的道德难题，类似于这种：一个人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债务比遗产还要多。那么他的财产要如何在债主们之间切分呢？写下《巴比伦塔木德》的先贤们用一种很神秘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一系列的计算实例，但只字未提一些普遍的基本原则。

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如那三个债主的应收债权金额分别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债权总额为600美元——但是死者可供分配的遗产却不足600美元。那么每个债主应该分到多少呢？《塔木德》经中给出了如下解决方法：

1.如果可分配的遗产为100美元，那么每个债主都分到相同的份额；也就是说，每个人分到33.33美元。

2.如果可分配的遗产为200美元，那么第一个债权人，也就是债权金额为100美元的债主可以分到50美元，剩下两个债主每人分到75美元。

3.如果可分配的遗产为300美元，那么债权金额为100美元的债主分到50美元，债权金额为200美元的债主分到100美元，债权金额为300美元的债主则分到150美元——三个金额正好和原始债务成正比。

他们提供的方案中的这些数字怎么得来的呢？如果可供分配的遗产为400美元或者500美元，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塔木德》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计算模式还是很明显的。

很显然，犹太拉比推理出没有人能够合法地索要比可分配的遗产总额还多的金额。因此，当遗产总额只有100美元时，对债权金额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要求将被平等对待。而当可分割的遗产金额为200美元时，债权金额为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请求将被平等对待（但是比对债权为1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要求要优先对待）。

我们在《塔木德》中找到了另一条线索：“两个人同时拿着一件衣服；其中一个要求拥有整件衣服，另一个要求一半。最后第一个人分到了3/4，而第二个人分到了1/4。”那么古时犹太拉比的推理似乎就是这样：“有两个人都要求其中的一半，而只有一个人要求另一半。因此我们把存在争议的一半平均分给两个人，再把无可争议的那一半分给另一个人。”在《塔木德》一书中的其他地方，拉比们就依照相似的推理解决了一个案例，事件中一个人要求拥有全部，而另一个人要求拥有1/3。

现在我们有两条可供选择的原则：第一，分割要求不能超过可供分配数额的全部。第二，我们应该遵循那条有关处理有争议的衣服的原则。当债主只有两家时，这些原则足以解决破产后资产分割的任何问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例一：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是125美元。莫和拉里分别要求得到100美元和200美元。依照第一条原则，拉里要求的200美元要缩减到125美元。现在这两个人之间，有100美元处于有争议状态，而那25美元没有争议。依照那条有关处理有争议的衣服的原则，存在争议的这100美元要平均分配。因此，莫分到50美元，拉里得到剩余的75美元。

例二：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125美元。莫和克里分别要求得到100美元和300美元。依照第一条原则，克里要求的那300美元要减少为125美元，而这之后的情形就和例一中的一样。于是，莫得到50美元，克里得到75美元。

例三：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150美元。拉里和克里分别要求得到200美元和300美元。两个人要求的数额都要减为150美元，现在处于有争议状态的是150美元。因此，拉里和克里每人得到75美元。

现在如果债主有三个——换句话来说，如果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200美元，而莫、拉里和克里分别提出了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这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已经从《塔木德》中看到分割的结果为50美元、75美元和75美元。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教授和迈克尔·马希勒（Michael Maschler）教授第一个发现了这些数字有特殊意义：任何两个人分到的数额都符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前后一致的。

例如，莫和拉里总共分到的数额是50美元+75美元=125美元，然后就和例一规定的那样，他们分到的数额为50美元和75美元。莫和克里分到的总数额为125美元，按照例二中规定的那样进行分割。拉里和克里分到的总数额为150美元，按照例三中的规定分割。

在所有可能达成与前面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配方法中，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呢？最后证明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其他能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割方法不存在。（换句话说，除了按照50/75/75的比例来切分以外，其中两个债主分到的遗产总额不可能再正确地进行分割。）事实上，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证明了一条更普遍的定理：每一个破产问题只有一个和上述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要来说下比较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塔木德》经中所有出现的例子，其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前面的两条原则都是一致的。（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检验下前面提到的例子。）不知为何，犹太拉比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总是能找到这个唯一的、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也许他们采用了试错法，不断猜测各种分割方案，直到找到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他们有一种更系统化的程序。但是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系统化的程序都非常复杂。我将会挑其中一个程序来讲一下，你自己就会明白。请耐心等待一下（要么就放弃这一部分）；要阐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第一步：设计（或至少画出）一个《塔木德》式的水壶示意图来代表每个人的分割要求：

从右往左看（按照典型的《塔木德》方式），这个特别的水壶状的示意图代表了莫、拉里和克里那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要求。每个分割区间都是一肘尺宽。最右边分割区两段的高度和是100肘尺，中间分割区两段的高度和为200肘尺，而最左边分割区的高度为300肘尺。如果你的尺子刻度不是以肘尺为单位，你可以随意用英寸或毫米代替。最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最大的分割要求，其他所有的分割要求被分成相同的两份，附加到示意图的顶部和底部。

下面是另一幅示意图，代表了数额为100美元、300美元、400美元和600美元的分割要求：

第二步：往里面倒足够多的水，以此来代表可供分割的遗产。下面是第一幅示意图装进了价值200美元的水（也就是说，可以装满一个一肘尺宽、200肘尺高的容器）的样子：

第三步：根据水的高度读取分配结果（还是从右往左）。在这个例子中，莫得到50美元，因为水壶最右边部分水的高度是50肘尺。拉里分到75美元，因为水壶中间部分水的高度是75肘尺。克里也分到75美元，因为最左边分割区的水位达到了75肘尺。

因此，根据这个《塔木德》式水壶状示意图，对于这个独特的破产问题（也就是，按照三个债权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来分配200美元遗产的问题），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割方案比例就是50/75/75。

如果莫、拉里和克里对分配总额为400美元的遗产提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会怎么样？通过向《塔木德》式的水壶里倒入价值400美元的水就能找到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从右往左依次读取分配结果，莫分得50美元，因为水壶最右边部分水的高度是50肘尺。拉里分得125美元，因为水壶中间部分的水位是125肘尺（底部100肘尺和顶部25肘尺）。克里分到225美元，因为水壶最左边的分区水位达到了225肘尺。

如果你是个偏执的人，你可能想要验证下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和已知原则相一致。例如，莫和拉里总共分到了175美元，而他们的分割要求分别是100美元和200美元。现在这200美元的要求要减少为175美元。那么莫和拉里需要分割处于争议状态的100美元，同时拉里拿走剩下的75美元。这样一来，莫得到了50美元，拉里总共得到了125美元，和《塔木德》式的水壶状示意图显示的一样。你可以随意去验证莫和克里或者拉里和克里之间的分割方案是否和已知原则一致。

虽然古老的犹太拉比没有考虑到这一特殊例子（把400美元的遗产按照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进行分割），奥曼和马希勒教授相信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发现这个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且一定会予以支持。

至于犹太拉比们到底是如何找到的解决方案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塔木德》式的水壶状示意图是一个十分现代的发明（事实上，这个示意图是美国《石板》杂志一名叫作贾亚拉曼·拉马钱德兰（Jayaraman Ramachandran）的读者为了替换掉我在专栏里提供的那个不太好懂的描述而设计出来的。似乎犹太拉比不太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图。

但是，不管犹太拉比用的是哪种方法，他们似乎已经前后一致地使用了它。要检验《塔木德》书中的每一个例子是否符合相一致原则并不是什么难事，这就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古代的犹太拉比曾经考虑过的案例，他们都得到了和用《塔木德》水壶状示意图的现代人一样的答案。这个相一致原则可以给每一个例子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就此而言，在每个例子中，只可能存在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古老的犹太拉比们通过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案，最终被他们找到了。

这个相一致原则不仅普遍适用（因为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且非常明确（因为除此之外，绝不存在其他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呢？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认为这种一致原则正好契合了我们追平公平的固有意识。但是，按照《塔木德》惯例，如果你不赞成这个论点，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想象一下，所有的债主都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并且被告知在遗产分割上他们要达成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谁也分不到遗产。我们同样假设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要求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得到他人一致同意），且必须接受达成的共识才能离开房间，那么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子？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现代的公理化议价专家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答案最后还得主要依靠辅助的假设条件才行。但是奥曼和马希勒教授已经得出证明，在破产后进行的谈判中，按照合理的假设一步步推理，债权人最后会同意按照一致原则来分割遗产。因此，按照奥曼和马希勒教授的观点，如果给予适当的谈判规则和足够的时间，债权人最后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法就会和《塔木德》书中描述的解决方案相吻合。

第五部分

理性地生活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一下如何思考和学什么这两个问题。第二十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就如何清晰思考以避免谬误这一主题进行的一系列观察，第二十三章专为大学生而写，讲应该学些什么。我们也会谈到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学者，他的著作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和这本书的主题相通。

其间，我们将重温一些话题，例如心理的生物学基础、贸易保护主义、收入再分配、环境保护主义、信念的脆弱性、知识的基础、真理和可验证性的理论的差别，以及我们对子孙后代所担负责任的实质等。

二十二

如何思考

他们只看到大海就断定那里没有陆地，他们并不是优秀的探险家。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偷偷玩蜘蛛纸牌。虽说这事已经够糟糕了，但是我还得做一个更大的忏悔呢。当我面临在两个黑八中挑一个移到红九上面时，我就会按照六岁时妈妈教给我的那个经验法则来做：当正面朝上的纸牌下面还有更大数字的牌没翻过来时，优先移动这个正面朝上的牌，除非你要给K预留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把刚才的做法反过来。

除了纸牌本身透露给我的直观吸引力，我并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最优方案。尽管我这辈子一直在用它，我却从来没有一丝愧疚之情要停下来去搞搞清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弄明白，可悲的是，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这样做。

你可能会说这种行为完全说得过去，毕竟就是个纸牌游戏而已。当然了，如果这个纸牌游戏如此无关紧要的话，你可以质问我一开始为什么要玩它。无论如何，这种内心的不安从来都不足以刺激我去行动起来探究一下。

就像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有些东西我们从不会停下脚步去思考，而且我们常常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是，一旦我们养成了一种良性的思考习惯，我们就能降低思考成本并选择思考更多的内容。这通常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情。

本章中，我将会罗列（按照随机顺序）一些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尤其是思考一些经济问题时很有用的思考习惯。这些并不会帮你提高玩牌技巧，但是有一些却能改善你看世界的方式。

整体看事情

有时候，当你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知道普通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有一次，我在一家顾客爆满的熟食店排队——需要取号来等——当手持37号的女士决定放弃并走出队伍时，她随手把票给了45号。我听到前面有个人说“她没有把票扔了，而是转给他人，她人真好！”然后有几个人附和着点头表示认同，让他们高兴的是宝贵的资源没有被随意丢弃，而是被保留了下来。

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不确定是不是非得有个经济学博士的文凭才能明白：让其中一个人向前挪八个位，就意味着有八个人得向后移一位——这并不会改变唯一起作用的事情，那就是每分钟接受服务的顾客人数不变。我急匆匆赶回家，找那些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探讨，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除了那个熟食店的顾客外，其他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但是这其中潜在的错误——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得整体看事情——以我个人经验来看，便是造成经济错误的唯一最大的根源。政治家们总是向人民承诺要通过控制医疗、住宅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来使其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人；经济学家们就头疼了，这多出来的医生、房子和教室要从何而来。通过降低价格并不能加快医疗保健的队伍，就像交出手里的票也不会让排队的速度加快一样。

这个错误的想法会延伸至一种偏见，即某些人大量财富的积累会导致其他人变穷。事实上，正好相反。那些企业大亨通过股票、债券和外汇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不是整日挥霍无度，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留给了你我。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明白这一点的话，人们对披着“经济刺激”外衣的承诺，实际却鼓励他人谋取公共大饼中更多的份额来填饱私人胃口的热情就会大大减弱。

据我看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他的同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不过是在强调人们不能整体看事情这一基本谬误。一开始，他们把实验对象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小屋，交给他十张一美元的钞票，然后请他把部分钱转交给隔壁小屋的陌生人。

结果如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把全部的钱都留下了。也就是说，人们不喜欢把钱交给完全陌生的人。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施舍钱财似乎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把钱给一个可能本来就很富有或者很幸运，或者说很讨厌的陌生人，而你本来可以，比如说把钱捐给拯救饥饿儿童的基金组织？

在下一轮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转交到陌生人手中的钱会翻3倍。你拿出1美元，那个陌生人就会得到3美元；你交出2美元，他就会得到6美元。

现在突然一下子大量的钞票被转交出去。每个受试者平均交出3.63美元以上（这钱来自最初手里的10美元），因此每个陌生人得到了10.89美元。

乍一看，这样做很有道理。人们喜欢做好事。他们不愿意拿出1美元来给别人，但是他们愿意付出1美元，而使别人得到3美元。这是经济学家的黄金法则！

而它偏偏不是。[1]把钱从一个房间移交到另一个房间并不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财富。陌生人手里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某一个别的人——在这个例子中，这个钱很有可能就来自支持这一实验的纳税人。

幼稚的理解就是受试者拿出的1美元将创造出额外2美元的财富。正确的理解是受试者拿出的这1美元得到了一种特权，迫使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纳税人）把2美元交给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但是在没有任何关于这些陌生人信息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关心钱去了哪里呢？也许就是有人喜欢把别人的钱四处周转呢。

更有可能的是，受试者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即便没有任何生产性的活动，财富也能凭空产生。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已然忘记了我们应该用整体观点看事情。想到这些人也有投票权，这就有点发人深省。

认真运用比喻

我喜欢隐喻。我认为用隐喻可以说清楚很多事情。但是，一旦你相信某一个隐喻，你就得愿意走向它引导的任何方向。

政治哲学家们经常使用隐喻来为收入再分配政策辩护。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福利体系就像“一份保险合同”，我们都得缴纳保险金（也就是税收）来确保厄运来临时，能够平安度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良好的论据。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更愿意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一论证。

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你遭遇厄运时提供保障，甚至在你出生之前就开始起作用了。比如你遗传了不好的基因、生错了家庭，或者生在了一个条件不好的学区，致使你最终缺乏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如果说社会福利就像是一个保险计划的话，你在出生之前就该买一份。更确切地来说，如果保险推销员已经研究出来如何使你在出生前就加入这项保障计划的话，你一定愿意买这份保险。

如果我们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就得有合理的条件来执行。法院经常强制执行的是当事人确实想要这么做而签订的合同，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非常赞同这些裁决。如果我们可以执行人们忘了签字的合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执行无法签字的合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这一不便的事实吗？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不过除非你了解其中的条款，否则你不会去执行这个合约。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未出生的人到底愿意买多大的保险？在这一点上，政治哲学家们只能靠猜测了，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猜测。我们掌握有基因和环境两大因素的方差，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人们赚钱的能力。因此，关于你在未出生时和运气较好时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我们都心中有数。对于人们面临各种级别的风险会选择何种金额的保险，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计算有多少未出生的人会选择保险，于是我们也能够计算出多大的福利体系可以应对。

要完成这一推算过程，我们还需要一条信息，即保险的价格。保险价格偏高，买保险的人就会变少。拥有福利体系的代价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得国内生产力低下，低收入人群增多。因此，我们的答案要取决于这些负面影响有多大。

这反过来要取决于福利体系的具体结构；它和税收减免政策的运作方式大有不同，我们就拿食物券救济计划来说。但是就凭着就餐期间在餐巾纸背面快速算出的结果为基础，我可以提出来一些限制：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福利体系，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那么你需要假设的一个前提就是全国有23%的人口处于永久性失业、靠社会福利过活的状态——这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这样构想过。如果对福利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就只有0.6%的人能够享受到——大概任何一个被认真考虑过的社会保障体系都要比它大。

一端是0.6%，另一端是23%；这中间实在跨度不小。但是，对于餐巾纸背面的演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通过多年努力研究，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严格的估算。如果我们真的打算用保险这个比喻来证明社会福利体系可行的话，那么就得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顺嘴一说，使社会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收入转让，不是给穷人，而是给黑人、妇女和侏儒这些平均起来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群。给穷人补贴会造就这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是给侏儒补贴并不会产生鼓励人们想让身高缩小的作用（虽然我想这样会给小孩们一个不吃菠菜的借口）。患有侏儒病的人平均收入要远远低于其他人（通常，身高多出来一英寸，一年的工资就会增加一千美元），所以，你仍然会坚持向正确的方向转移收入来实现平均化。当然了，你也可以对黑人、妇女以及长相不好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上也受到了影响。（当然，这一论据会产生积极的行为，不过它更倾向于将财富直接转移给这些人。）

在讨论收入再分配时出现的另一个比喻就是比作家庭：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家庭里面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大富大贵，而另一个要为生活苦苦挣扎。这个比喻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面确实允许出现有人已经腾达而有人还在挣扎。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数据为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会向子女们平均分配遗产——即便当时有一个孩子已经很富有，而另一个仍穷困潦倒。遗产是向最爱的人们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人们一般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因此，如果你真的相信社会就应该像个家庭的话，那么你应该游说大家降低而不是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

丰富你的想象力

在第一章中，我曾描述了一台可以品尝红酒的机器，它和人一样，可以品出醇和的皮诺酒（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健怡可乐）。这台机器可以机械地复制大脑中的神经元反应模式，因此它也会产生愉悦感。如果你觉得我描述的那台机器的运作（就如同丹尼尔·丹尼特所描述的那样）无法想象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想象力不够。你或许可以想象出数十个或上百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细胞组成的系统，但是和亿万神经元细胞组成的系统相比，这个系统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价值10亿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们会满足于想象一个价值100元的东西。但是100相对于10亿来说不可同日而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之前书上提到的那个头痛问题望而生畏，他们宁愿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去治疗10亿人的头痛。反过来说，人们只能想象的到100个人的头痛，而忽略了10亿个人的头痛加起来是什么样一种情形。

同样地，如果你发觉很难想象分散的市场经济比集中的计划经济能更好地分配资源，那么很有可能你是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引入歧途了。你能够想象出来组织一个生日聚会或者一个小型企业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也能得出总要有人来负责这个结论。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经济体系可就不像一个生日聚会或一个小型企业那么简单了，它是复杂多变的。

当我组织一个聚会时，我会告诉人们怎么做能起到最大的帮助作用。如果你要我去构建一个经济体系，我会茫然不知所措。经济体系太庞大、太复杂——且每个人所具有的才能种类繁多、难以观察——因此我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如何做才最有益的意见。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去弄清楚。为此，你要去了解哪些商品的需求量大，由此，你需要去了解价格。

令人惊奇的是，你只需要了解价格就够了。正如上亿的神经元相互作用产生了心理活动，数十亿的人通过价格的杠杆作用，不断做出决定，进行交易，这样商品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流通。经济学家对于价格发展过程的了解可比神经学家对心理活动的了解要透彻得多，但是神经学家很有希望某一天能够追上。

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掌握价格体系的运作，不过幸运的是，要说明运作的基本原理，用几个段落就够了。把一个橙子从佛罗里达州运送到缅因州有上千种可行的办法（因为每天有上千辆卡车从佛罗里达出发），而并没有一个中央调控者从他们中挑选出一个可行的道路。市场的奇迹就是始于这样一个事实：运输者的成本越低，利润就会越高，因此人们会争先恐后来这么做。

并且市场形势会越来越好：例如，当全球的小麦价格为一蒲式耳5美元时，农民琼斯就会选择在成本为一蒲式耳4美元土地上种植小麦，而不会选择有点岩质的土地，因为这里的成本是一蒲式耳6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种植成本低于5美元的地区都种植小麦，而高于5美元的地区则用于其他。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上那10亿蒲式耳的小麦是在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产出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资源，其他的则可以用来种植玉米、大豆或者生产纺织品或机车。

这样做可以行得通是因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所有的农民面临的是同一个价格。否则的话，结果就很糟糕了。例如，我们假设当农民琼斯以每蒲式耳5美元的价格出售小麦时，农民布朗却卖到了一蒲式耳10美元。那么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琼斯那成本为6美元一蒲式耳的地区会被闲置，而布朗那高达8美元一蒲式耳的土地却被种上了小麦，最终引起世界小麦供应成本一路攀升。

我想重申下这一点：高效生产的关键不是仅仅有价格就行了，而是我们要面对同样的价格。如果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那么在理解价格竞争体系会产生惊人效益的路上，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

没有价格作为杠杆，复杂的经济体系就不会有什么效率。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就没有类似的价格运行机制。动物的生存要面对的是成本；它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掠食者的魔爪抓走、性命不保的危险，就为了获取那一点食物。但是成本和世界物品价格并不是一回事；从缅因州到新加坡的奶牛如果价格一样的话，就不会有供货源了。与经济系统不同，生态系统自有其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在于不能保证（或者至少期望）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牛类养殖上，即便食物供应有限定，也会因为放牧过度、植被遭到破坏而使每个放牛人都得饿死；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价格机制来激励自己进行环境保护。

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们得保护我们的湿地或雨林，因为生态系统很脆弱，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不能被轻易打乱——尤其是当这些话来自那些通过价格调控、进行同工同酬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燃油效率标准，打乱了由价格调控的微妙的经济体系而丝毫没有不安的人时，不妨想想上面的例子。要想同时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保护主义者和经济干预主义者势必要求人们尽量不了解经济学知识。生态学并没有揭示偏离现状的结果一定是糟糕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知道如果背离了自由价格竞争体系，其结果一定不好。

用“我想象不出来”这句话来作为反驳非常无力。如果你想象不出来神经元细胞来回传递信息就产生了人类意识，那么你所能证明的正是自己的想象力不够。如果你无法想象到资源有效配置来源于价格调控体系，那么你所证明的想象力不足则更加惊人——因为这里有一套翔实的理论，详细地解释了如何从实例中得出想要的结果。

成本不等于原罪

2008年3月，天主教会宣布：现在污染也是一种原罪。这又一步推广了天主教一贯的好原则，即原罪无处不在。你吸进了氧气的同时呼出了二氧化碳，那么你现在就是个罪人。

我原来一直认为原罪这个词是用来说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而污染这件事情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被容忍的，而且也应该在一定限度内被容许，我们都意识到应该有限度地容忍污染的存在。问题就在于：这个度是多少？我们如何能最好地实现这个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里了：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太多的污染，只是因为污染者丝毫察觉不到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征收相应的税使他们感觉到这些后果。假如燃烧一加仑汽油会造成价值75美分的生态破坏，那么我们就对每加仑汽油征收75美分的税。

当所有事物定价合理时，就没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解释了。每当你吃掉一颗橙子，这个世界上就会减少一颗橙子。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吃橙子是一种罪过的行为，因为吃橙子的人花钱买到了吃橙子的权利——从而也偿还了他所造成的损害。

有了合理的征税制度，增加少许的污染排放量将被视为和吃一颗橙子那样无可非议。污染者皮特对我们的肺造成了价值10美元的损害；他通过向国库缴纳10美元作为对我们的补偿（由此政府可以向我们提供价值10美元的服务，或者少征税10美元的税），这样最后考虑下来，他也没有对我们产生伤害。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去实行这样的税收政策呢？我怀疑至少部分是因为世界上有了这个合理的纳税制度，很多神父就得下岗了。社会问题一旦解决，就无须再去加以指责。

进化赋予我们一种动力去鉴别、谴责和惩治一些“坏家伙”，因为他们不遵守人类那些明显看起来更高尚的价值观。通常，我们宁可去谴责而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本能对过去生活在萨瓦纳大草原的祖先有用，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总是有用。

顾全大局

通常来说，步入九旬高龄的老人身体不如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幸运。我特别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一般来说，孤立地依靠一些事实去评判别人命运好或者不好，这样做本身不对。过去几十年中，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也许是新科技使得有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获得了更高的回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去看待这个事情。

当收入差距朝着一个方向增大时，休闲差距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增长。1965年，不同阶层之间休闲时间的分配几乎一样。那时候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年龄相仿、性别相同或者家庭规模相同的人们总能够享受到同等程度的休闲。但是自从那时候起，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休闲时间（像工资一样）在全美范围内急剧增长。第二，尽管每个人的休闲时间都增加了，但是休闲时间最充裕的是那些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底层的人们。

1965年，男人平均每周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班的时间是42小时；再算上喝咖啡、吃午饭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总共是51个小时。现如今，他们只需要工作36或40个小时，一周42或者51小时已经成为过去时。那么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把少量时间花在购物和家务上，而花大量的之间去看电视、读报纸、参加聚会、放松、泡吧、打高尔夫球、上网、拜访朋友和享受性生活等。总之，不管你采用哪种计算方法，他们每个周的空闲时间会多出来6到8小时——我们把它看作每年多放了9个星期的假。

对于女人来讲，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17个小时增加到了24小时。再加上休息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总计会达到20至26小时。但是她们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从一周35小时减少到了22个小时，这样一周就增加了4到6小时的休闲时间。这样可以算作一年多了5个星期的假。发生这样的变化，一小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而平均拥有的子女变少了，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变少也不足为奇。但是即使你拿现代的美国人和1965年那时候相似的样本（拥有同样的家庭人口、年龄相似、教育程度一致）做对比——增加的休闲时间仍然是大约一周4—8个小时，相当于每年多放了7个星期的假期。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拿我们当中10%的人和他们在1965年的对照人群做对比，我们发现休闲时间基本相同。从另一个极端来看，还拿我们当中的10%和与其对应的1965年的对照人群做对比，我们吃惊地发现，休闲时间每周增加了14个小时（这次还是一样，我们对比参照的对象是1965年时和你今天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大体而言，休闲时间大幅增长的现象主要体现在那些收入增幅缓慢、停滞不前的阶层——换言之，就是那些个人技能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最低的人群。与此相反，休闲时间增幅最小的人群主要集中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些人，正是这些人的收入增幅最大。

人并不能只靠面包活着。生活幸福与否部分取决于收入水平，但是也和我们与亲朋欢聚的时光、花在兴趣爱好和喜欢的电视节目上的时间长短息息相关。所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你可以试着牢记，从整体来看，收入上的大赢家反而成为休闲上的小赢家，反之亦然。

观念很重要

在这本书（第十六章）和其他地方，我都写过关于生和死这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把一个人推倒在疾驰的电车前、摘取一个健康人士的器官或者关掉呼吸器可以被接受呢？

例如，我有提到，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呼吸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想要惩罚穷人，是因为呼吸机价格昂贵，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这样花钱来帮助穷人的话，那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例如，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还清在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而且你建议我们同时做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用；如果你想每年花10亿美元来帮助穷人使用呼吸机，再花10亿去帮他们还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那么我建议你最好把所有的这20亿都花在偿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上。）

每当我写这方面的内容时，我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电子邮件淹没。反对者们提议我这样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在考虑无足轻重的政策问题上确实不错，但是一定不适用于讨论生和死的问题。多么奇怪的观点：经济学家在考虑取舍问题时确实有实用的办法，而且我们应该接纳这些想法——除了那些很重要的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这就好比在说科学在设计家电的时候很有用，但是涉及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癌症治疗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还不如求助于巫术。

有时候巫术会假借科学的外衣，但巫术终究是巫术。我的电子邮箱里也不乏一些控诉，他们认为我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能够区分“确实存在”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那些我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的存在。

这种反对意见简直不可理喻，因为我不曾记得提到过这样的区别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也想象不出任何合理的论证来说明这样一种区分能够带来什么不同。

为了具体一点，我们拿十六章中的头痛问题为例：我们都知道人们会花一美元去治疗头痛，但是不会为了避免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而去耗费一美元。因此，如果让你来接手这10亿头痛患者，而你提出通过随机选择杀死其中一个人的方式来治疗其他人的头痛，那么你就是帮了他们所有人一个大忙。帮助别人是好事，所以，尽管去做吧。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被选择的牺牲者是谁无关紧要。

近期，我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克·克雷曼（Mark Kleiman）教授通过几个回合的邮件进行了讨论。他把反对意见贴在了博客上（专门针对我那篇有关呼吸机的专栏文章）。克雷曼教授的反对意见如下：一旦你选定了受害者，他的生命就因“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实消失”，这就推翻了之前的论证。但是，我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得杀掉一个人；现在我们还是会去杀掉一个人；如果这过去是个好主意，它现在仍旧是一个好主意。

按照克雷曼教授所谓的“论证”，所有那些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道路而最终遭殃的人应该得到补偿。我们都一致赞同让那些不受欢迎的餐厅倒闭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一家特定的餐馆关门倒闭，它就从“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定消失”，因此，我猜想克雷曼教授得要求我们给这家店主提供紧急财政援助。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看看克雷曼教授的思想会指引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假如一个疯狂的哲学家抓了5个人——这5个人的名字你都知道，所以他们可以被认定为“确定存在”——哲学家打算杀掉他们，除非你同意他去随机杀掉6个陌生人。克雷曼教授很有可能会牺牲6个陌生人的生命来救这5个人。（我猜想在克雷曼教授这里，那6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要远低于这5个确定存在的生命；如果克雷曼教授脑中的比例并不是6∶5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数字换成10或者11，或者任何能让他满意的数字。）要被杀掉的6个人既已选出，在死之前，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到了这一步，克雷曼教授又会愿意牺牲别的7个陌生人来挽救这6个人。然后又选出来7个人，我们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终，克雷曼教授会牺牲掉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

又或者不是。克雷曼教授在博客和邮件中的表述模糊不清，我都不晓得他到底在反驳什么。例如，他经常混淆“我要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你愿意给我多少钱来救你于危难”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区别，这样他总是前后不一致。为了使论据更牢固，最后我把我的论证过程转换成几行数学推理，然后问他不同意其中的哪一行。[2]这次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发邮件了，只是在博客上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我并不觉得这些观点跟之前有什么变化。

通过这件事情我得到的教训是，满口专业词汇，如“Statistical（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和“Identified（确实存在）”，这些都代替不了分析过程。如果你正在反驳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请试着问问自己到底是不同意其中的哪一点。如果你无法确定到底不同意哪一点，那么很有可能你只是在胡说八道。

不要胡说八道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要去效仿阿尔·戈尔（Al Gore）。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尔把有关气候政策的争论演变成了气候控制和获取“金条”之间的一种权衡，这着实有辱观众的智商。“哼哼，”他话语间充满讽刺语气，“那些金条难道看起来不好吗？”

但是，但凡年龄超过8岁的人都晓得金条并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相反，若我们选择限制碳排放量的话，这些金条就被用来衡量我们所必须付出的切实代价的价值。这些代价包括食物、照明和交通。

诚实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些金条换成充足的食物去养活非洲大陆的人民，或者是一个可以调控温度的地球。哼哼，这难道看起来不好吗？

要理智地谈论气候控制问题，你必须得面对大概半打的难题。比如，气候变化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比如说因为全球变暖而把纽约搬到内陆）？抵消掉的收益有哪些（比如阿拉斯加的小麦作物）？地球遭受一些其他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从而导致我们控制碳排放量的行为变得可有可无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我们如何规避风险？等等。

（规避风险事关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带有不确定性，还因为它会影响到子孙后代所期望的我们应有的行为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形的灵魂，正在排队等待降生——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是100年以后。如果你无法容忍风险的话，你会希望我们奉行的政策对每一代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喜欢碰运气的话，你可能更倾向于我们的政策允许某些时代的人以其他时代为代价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些研究气候变化的严肃学者——比如向英国政府提交斯特恩报告的作者——他们值得我们敬仰，这是因为他们愿意面对这些棘手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的问题。但那些试图用虚假的比喻来掩盖深层次的难题，从而把整个事件简化的人们，他们都可以获得反智主义诺贝尔奖了。

真的不要胡说八道

语言代替不了思想。下面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些欠考虑的人们说的话：

生命始于怀孕是因为受精卵包含了所有用来缔造一个成年人的必要的基因信息。

哦。受精卵里包含的所有基因信息也可以刻录在光盘上。如果我把这些信息都刻录到光盘上的话，是不是这个光盘就有了生命呢？

我们不应该只顾着拼命赚钱，而应该多关心下他人。

好吧，但是当你关怀他人时，你怎么知道自己做到了这一点呢？通常来讲，你关怀他人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你的付出花钱。

当然了，我们当中有些人——比如说，老师——就很幸运，他们能从所关怀的对象那里得到直接的回馈。但是对其他人，比如说流水线上的工人或者一个企业的主管，他们所做出的努力造福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他们根本无缘相见，这又如何呢？对很多人施以微惠和对少数人施惠很多有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一样的。通常来说，能确定自己在对社会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就是看看自己赚了多少钱。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造成伤害。

从字面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也不要做”，因为任何行为都存在造成伤害的风险。没有人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呢？

每一张选票都应该算数。当投票环节结束后，我们应该重新计票，直到我们确定谁获得胜出。

说这话的人也许内心有些想法，但我无法想象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民主的那些理论（精简到最基本的部分，同时忽略掉各种重要的警示说明之后）就是：通常来说，获得选票较多的候选人就是更适合的人选。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可以顺势得出获得选票稍微多点的候选人就是稍微好点的人选。而且，如果一个候选人只比另一个候选人稍微好点的话，那么就算计票出错也不是什么巨大的悲剧。考虑到重新计票的成本，更明智的做法就是抛硬币。

乐于不争辩

为信念争辩时要充满热情；仔细倾听对手，尽全力为自己加油，直到失败。即便是失败了，你也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1] 我个人很喜欢史密斯教授，他对我后面的分析提出了极大异议。我曾努力试着去理解他的观点，但是我没能成功。

[2] 关于这些推理你可以访问www.the-big-questions.com/lives.html。

二十三

学什么

——给大学生的一些建议

想要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你应该摒弃形而上学，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数学家。

——伯特兰·罗素

我读大学期间修了一门关于莎士比亚的课。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个男老师，这里我将他称呼为“N教授”。上高中的时候我并不是太欣赏莎士比亚，但是N教授将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赋予了生命，带进了我的生活。课程结束后，我走进N教授的办公室，感谢他改变了我的生活，虽然微小，但却很重要。他微微一笑，说他很感激我这么说，那会儿他还没有从听到自己一大早就被解雇的震惊中缓过劲来。

多年以后，我从谷歌上搜索N教授的信息，发现他正在一所规模不大的社区学院任教。那里的学生抱怨他讲课枯燥无趣而且要求过于苛刻。也许，他们当中没有几个能欣赏N教授，也不会意识到他就是他们的宝贵财富。

很庆幸自己曾经修了那门课，我对大学修的大多数课程都不至于如此欣喜。但我不明白当初为什么我被允许修这门课来获得学分。诚然，这门课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但性和药物也是如此，却没有人因此给我学分。

我喜欢莎士比亚。我也喜欢《辛普森一家》。N教授让我喜欢上了前者。我女儿（才三岁）让我喜欢上了后者。我为拥有这两大喜好而感激他俩，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不适合作为大学课程的素材。我确信它们最多可以算作选修系列讲座的内容。大学应该向学生提供多种能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的选修课程，比如校内篮球赛、日光浴等。但是看书和打篮球或泡日光浴一样，都是一种休闲活动，没有说哪个更值得赞赏，这一点大学校方不应该假装不明白。

尽管如此，语言教学的两大任务中，教会学生读书对他们更有利。另一项是教会他们写作，而就是这一点会对学生造成真正的伤害。

对大学教授来说，顶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作课上有学生不按照写作范文要求，保持思想独立，写自己想要说的。最后学生交上来的是一篇逻辑严密、语法正确的散文，只是偶尔有些地方用逻辑论证替代了华美的辞藻，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作业得了零分。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你的作文写得晦涩难懂，这通常是因为你的思维也很模糊。纠正方法不是去进行一系列的写作练习，而是要去掌握写作的主题。

在数十年给杂志和报纸写稿的过程中，我曾写过一些精彩的专栏文章，也有一些专栏文章名不见经传。几乎每一篇写得不好的文章都是因为我还不能够明确论证的逻辑结构。而一篇好的专栏文章，几乎都是因为我已经把逻辑论证过程演化成了数学公式，用演算纸反复计算，以保证论点的可靠性，然后抹去这些数学公式，把结果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把数学公式转换成散文并不难。当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写作起来就会很流畅，文思泉涌。而如果你只是要努力把散文写得“辞藻华丽”，那么很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的思路搞混。

因此，我一般都会建议大学生不要学语言专业。如果你非常喜欢阅读，读就是了，没有必要去上语言课。尽管我非常感激N教授，可事实是如果我当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读《查理三世》（Charles III ），我也会不断地去读别的书，或许这些书没有《查理三世》好，但是谁又能知道呢？如果你本不喜欢看书，那就去打打网球或者做些别的。爱好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

如果你想选修一两门文学课程，我不会阻拦你，只是你不要让它们影响到你的学习。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不要选修写作这门课。如果你想学习写作，不如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学习别的课程，比如认知科学。抓住那个能够强烈吸引你的想法，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关于这个想法的具体结构，然后讲给你的朋友们听。你不会陷入词穷的困境，你只需要把想说的写在纸上。

那么，你到底应该学些什么呢？你必须去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句陈词滥调不是没有道理，而且还有一些可靠的经济学论据做支撑：无论你以后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一定会和喜欢这个职业的人竞争，而他们的热爱之情会让他们更有持久性。如果你没有这份热情，你就不会赶上他们。

我认为哲学是一门可爱的学科，它总是通过有效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不过对于主流的哲学教育方式我还是有些疑虑。大学本科的哲学专业通常都会提供一到两门有关亚里士多德、康德或者某个已作古多年的哲学家的课程。除了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涉及多个学科：生物、物理、政治和音乐等领域。但是没有哪一个生物学或者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会被要求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确实了不起，但是时隔2400年之后，人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思考方式。显然，只有那些哲学家们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这么没把握，以至于他们还得上那些拘囿于远古时代水平的课程。

在我看来，没有哪一门科学比数学更优美，或者更有益于人的大脑健康，它研究的是一切可能的东西。正如你所知道的（除非你是从最后倒着看的这本书），我也非常迷恋经济学和物理学，因为这些学科可以从明显的混沌中提取出逻辑顺序。但是你完全没有理由根据我的个人偏好——或者你的先入观点而让自己在选择时有所束缚。我刚上大学时考虑过我应该学习历史、政治还是英语（这是真的）。谢天谢地，兜了一圈我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1]如果你喜欢数学，并且你也掌握了学习数学的诀窍，那么不论你觉得最终会选择哪个发展方向，选修数学课绝对没错。一流的经济学博士招生计划往往偏爱那些数学底子好的学生，其程度超过了对经济学功底好的学生的青睐；我听说在生物学领域也是如此，而且我猜想在很多其他学科也是这种情况。在我任教的经济学专业，我们经常录取一些数学专业的学生，从成绩单上来看，他们几乎没有（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学习过经济学课程。我们永远不会录取那些没有经过适当数学训练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我们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学好数学，那么他就能清晰地思考，而拥有清晰的思路是学习经济学（或者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情）时不可或缺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数学就是一种对一般模式的研究，它几乎适用于任何最后可以归结为知识层面的过程。

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有一位数学专业的学生，名叫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他的兴趣几乎涵盖了所有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话题和很多别的领域。他挚爱哲学和文学，而且博览群书（没有接受过任何语言方面的帮助）。就如同他喜欢好书一样，他也喜欢结交良友。他这个人脾气很随和，招人喜欢，而且是出了名的谦虚和诚实，脸上总是一副“自然的咯咯笑”的表情。毕业之后，他当了一名数学老师，跟他深交的好友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一个前沿经济学专家。

我稍作停顿来讲个关于斯拉法的（与本章内容完全不相关的）小插曲：他的主要著作是一本名为《用商品生产商品》（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的书，在书中他尝试着来解决在确定利率和生产力的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深层次悖论。这本书可以说非常专业，而且也很难理解。

有一天，一位剑桥研究生急匆匆地跑进经济学院的休息室，一把抓住斯拉法的同事——杰出的经济学家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帕西内蒂教授，我已经研读了斯拉法教授的书好几个月了，现在我觉得我终于理解了！我确切地明白了他的本意！让我来向您解释下吧！”于是他们坐在沙发上，帕西内蒂教授耐心倾听这个学生一口气讲了15分钟复杂、深奥的理论。言毕，学生问道：“我已经理解了吗？是这样吗？我是否抓住了要点？”帕西内蒂教授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去问问斯拉法本人呢？他就坐在你的另一边。”

这个学生转过头来，惊喜参半。他发现斯拉法确实一直就坐在他的旁边——头靠着沙发，闭着眼睛，面向天花板。学生小心翼翼地重复自己的问题：“我理解得对吗，斯拉法教授？那是不是就是你在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呢？”斯拉法没有睁开眼睛，回复说：“我不会告诉你的。”

拉姆齐痴迷于各种信念以及介于信念和知识之间的过渡区域。他指出，虽然人们可以接受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要让他们同时相信好几种稀奇古怪的说法那可就难多了。没人会同时相信“纽约扬基队今晚一定会大败波士顿红袜队”和“波士顿红袜队一定会击败纽约扬基队”这两种说法。一个赌徒如果同时相信这两个说法马上就会输到一无所有。他会拿两美元押在扬基队上以求一美元的收益，同时又拿两美元押在红袜队上来求一美元的利益。这样无论比赛的结果是什么，他都会失掉两美元而赢回一美元。

拉姆齐假设，如果一种备选项组合能够让骗子通过巧妙的赔率组合赢走你所有的赌注，那么这种组合则不存在。之后，他想出了如何依照这条标准来精确地排除掉不可能的组合。他的这一成果构成了现代博弈论基础理论的一部分。

我们都会更确信一些说法超过另一些说法，拉姆齐的理论正好可以来说明这些信念的可信程度，正如这些信念本身所表明的一样。如果你跟我说你相信灵魂会复活，那么我该怎么样去估算你这个信念的可信程度呢？拉姆齐的答案是，不要只听你说了什么，而要看你做了什么。我计划了一整天的行程，都是围绕“我的车子可以启动”这个前提；因此，你就可以从中推断我认为这个假设有很高的可信度。如果你的信仰对你的行为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那么不论你反对的呼声有多高，我都有权利认为你对这个信仰的坚信程度很低。

现在，我们如何从信念延伸到知识呢？在此，拉姆齐又给出了一个应用广泛、影响力深远的理论，它着重强调了可靠过程的作用，这些过程包括数学层面的理解、逻辑分析和证据的积累。

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拉姆齐为一个奇怪的事实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任何一个有6位宾客的聚会中，总是会有3个互相认识的人或3个互不认识的人。这个事实并不明显，但是要给出证明也不是什么难事。[2]自然他又想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邀请多少个宾客才能保证有4个相互认识的人或者4个互不认识的人？

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一时还看不明朗。也许聚会规模可以随意扩大，但是一直不曾出现4个人同时认识或者4个人同时不认识的情况。但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拉姆齐给予了证明），而且答案是18（这是拉姆齐生前都没解出来的答案）。一场聚会的宾客数是17的话就能避免出现4个人互相认识或者互相不认识的局面，但是当宾客数是18时，这种情况就避免不了了。

那么如果现在数字换成5呢，多少人的聚会会出现5个人互相认识或者5个人互不认识的局面？同样，拉姆齐在死之前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你和我也不会知道。目前能够得知的是答案就在43和49之间。同样地，拉姆齐早已证明了答案是存在的。

聚会上有多少人才能出现6个互相认识的人或者6个互不认识的人呢？已知的答案是在102和165之间；数字是7的话，答案就在205和540之间；数目是8的话，答案就在282和1870之间。而如果换成19的话，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答案在17885和9075135299之间。不过拉姆齐早已证明，不管你把数字增加到多大，答案总是存在的。

事实上，他证明出来的更多。例如，假设我们把人际关系扩展到超出“认识”和“不认识”的范围。假设任何两个人之间可能是朋友、情人、敌人或者是陌生人。要举办多少人的聚会才能保证在宾客中找出4对朋友、5对情人、3对敌人或者是10个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呢？我连个模糊的想法都没有，但是拉姆齐定理又一次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存在的。

从某种模糊的意义上来看，拉姆齐的理论表明在一种巨大的混沌状态中必然存在着一种秩序。存在19个人互相认识或者19个互不认识的人是一种高度有序的结构，而且我非常肯定可以在随机挑选的9075135299个宾客中找出这样9个人的组合。

现如今有一个专门用来处理这类问题的数学分支叫作“拉姆齐理论”。拉姆齐理论包含大量正确但无法证明的表述——就像赫拉克勒斯总会打败九头蛇这个说法一样。哥德尔率先对这类表述给出了范例，但是当时他的说法几乎不被人理解。拉姆齐理论属于第一个向普通的广大数学家们提供易于理解的例子。

事实上，拉姆齐对这一类聚会问题感兴趣并不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因为他想要以此来验证他那个从纯逻辑原则中推导出数学真理的宏大计划。这个计划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经济学方面，拉姆齐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或许部分是因为他和斯拉法之间的友谊，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和他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交往有关。事实上，拉姆齐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经济学领域的文献中，由此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应该是一个百分百的经济学家。当我告知他们拉姆齐最感兴趣的是数学和哲学，经济学只排第三的时候，人们都惊呆了。

拉姆齐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应该节约到什么程度？”，答案当然至少部分取决于我们对子孙后代有多重视。拉姆齐的答案是，我们当然应该关心在未来降生的陌生人，其程度就和我们关心同时代出生的陌生人一模一样。至于其他的想法，他表示“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想知道他对于我在本书提到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会作何理解。

从拉姆齐的道德立场出发，他仍然还是要面对现实中技术层面的问题。那好，我们选择平等地对待每一代人。那么我们要如何从这里出发去得到一个类似“我们应该节省七成收入”这样具体的答案？拉姆齐设计出来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拉姆齐增长模式”（Ramsey Growth Model）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必修内容。还有“拉姆齐定价模型”（Ramsey Pricing Model）也是如此，它分析的是如何规范企业垄断来制定价格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收益。

在某种程度上，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相比，拉姆齐对经济学的研究更为深入，这要得益于他在相关的数学和哲学领域问题上深刻的根基。正如凯恩斯所说：“当他从业已习惯的冰冷高度降下来时，仍然可以在众多经济学家奋力吸气的稀薄空气中毫不费力地生存。”

凯恩斯所言为实。之前他花费数年着手一个改写概率论基础的项目，而且他已经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厚厚的书，但当年年仅19岁的拉姆齐使他确信研究的方向不对时，他就彻底放弃了那个项目。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包括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会针对拉姆齐给出的批评意见而大幅削减或者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著名哲学家R. B. 布雷斯韦特（R. B. Braithwaite）曾经说过：

我总是觉得，关于我们讨论的任何主题，拉姆齐总是理解得比我要深刻，而且当他无法说服我时（常有的事情），我通常都会觉得或许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不赞同他也只是因为我内心缺乏认错的精神力量。

单看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服从拉姆齐的意见这一件事，布雷斯韦特或许就算的上是我们在第八章中探讨过的难得的追求真理的老实人！

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会偶尔在一个项目上浪费几周时间（或许是几年也不稀罕），而回想起来，这些项目从一开始就考虑不周。拉姆齐本人也不例外。他曾被这个问题短暂耽搁：你得做出决定，比如是住在纽约还是芝加哥。这里有些信息可能会和你的决定有关，比如芝加哥的就业市场状况或者年降水量。问题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前就知道这些信息好，还是决定之后知道好？

很显然答案是“之前”。但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总是对的。令人钦佩的是，拉姆齐想要从最初的原则来思考问题。首先，他的第一步是要把这个问题转化成数学形式，这完全合理。不幸的是，他把问题转化成了不必要的复杂形式，这下子反过来要求他做出一系列辅助的技术假设。最后，他找到了正确答案（最终还是“之前”更好），但为此他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更糟糕的是，因为做了一些额外的技术性假设，他的证明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一个更简单的论证可以证明更多。

在某一时刻，拉姆齐想必已经意识到自己搞错了方向；他把那满满两页的手稿塞进了抽屉，而且据我所知，他再也没有拿出来看过。不过，就在拉姆齐去世多年以后，人们发现了这些手稿并刊登在《英国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上，还配有编者按来大肆吹捧其内容的深刻性。[3]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有时会对哲学家做出的评判抱以审慎的态度。但是，站在编辑的立场来看，我知道没有一个数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也包括我自己）愿意别人拿自己说过的并已出版的最愚蠢的东西来评判自己的研究水平。

就像本书中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关于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齐，我侃侃而谈说了很多，但是我并不是要刻意说明什么，而是我觉得这些内容很有趣而且放在这里也很合适。如果真要就此总结一点经验教训的话，或许就是：我们不必太拘泥于学科间的传统界限，让心灵自由飞翔。

或者是：尽可能地让青春熠熠闪光。拉姆齐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是维特根斯坦、斯拉法和凯恩斯的挚友，写了大约15篇不朽的论文，涉及哲学、逻辑、数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他于1930年1月19日死于慢性肝病，年仅26岁。

[1] 我并不是说历史和政治学专业不好，只是对我来说，这两个都不是正确的选择。

[2] 以下就是证明过程：想象一下你自己就是这6人聚会成员中的一员。假设当时你有3位朋友在场，假如他们中有两个互相认识，那么再加上你就组成一个互相认识的3人小组；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聚会上你认识的人不足3个，因为总共是6个人，那么至少有3个人你不认识。如果你不认识的这3个人中的任何两个又互不认识的话，再加上你就组成一个互不认识的3人小组；如果这3个人都互相认识的话，那么他们自身就组成了一个互相认识的3人组。这就包含了所有的情况。

[3] 在哲学家眼中，《英国哲学杂志》享有极高的声誉，我本人也曾有幸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附录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

如果说我没有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矮子站在我的肩膀上。

——匿名者

在这一部分我要分享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我钦佩的思想家的观点。

前言

大卫·默民教授的那本《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Space and Time in Special Relativity）在1968年问世。2005年，默民教授写了一本新的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书，书名叫作《时间》（It’s About Time）。默民教授认为这本较新的书写得更好。我也同意这本书很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那本旧的，我喜欢它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

第一章 论万物

在本章中我已提出如下主张：数学对象独立于对它进行研究的人类而存在。这确实是一个主流信念，而且有可能是数学工作者中唯一的一个主流信念。以下我引用了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数学家的话；再找出几十个这样的数学家也不是难事：

我相信数字和泛函分析并不是人类大脑任意思考出来的结果；我认为它们存在于我们之外，就和客观现实中的事物一样具有相同的必然性，而我们只是遇到或发现了它们，然后就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动物学家发现新事物一样，对它们进行研究。

——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我相信数学现实存在于我们人类之外，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它们、观察它们。至于我们证明的那些定理，那些我们夸大其词称之为我们的“创造”的东西，其实只是我们在观察时所做的笔记罢了。

——戈弗雷·哈罗德·哈代（G. H. Hardy）

（当然了，当我提出数学对象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浩浩宇宙的产物时，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位数学家的观点。）

第四章 白日梦信徒

波纹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学现象。

以下还是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的内容：奇数维度的媒介（例如我们周围的空气，就是一种三维媒介）内发生的振动不会传送波纹。相形之下，偶数维度的媒介（例如湖面）一定会传送波纹。[1]但是以下内容我并未提及：湖是一个复杂的物体，你看到的湖面上的波纹就更为复杂（而且可能比任何二维媒介内的波纹要更大、存在的时间更长）。在很大程度上，湖面上的波纹并不是普通的关于二维媒介的物理学所能解释的，而是要诉诸于专门关于池塘的物理学知识。[2]

不过，上述中的任何一点都不会改变主要事实：湖面会起波纹，而声音不会。然而，当我听到“声音是一种波”的说法时，我却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尽管声音和我熟知的波并没有明显的一丁点的相似之处。

第八章 第欧根尼的噩梦

1976年，奥曼（Robert John Aumann）教授在他那本《统计学年鉴》（Annals of Statistics）中证明我们在争论时最后不可能和而不同（agree to disagree）。经济学家约翰·吉纳考普劳斯（John Geanakoplos）和赫拉克勒斯·伯里马卡吉斯（Herakles Polemarchakis）证明我们不可能永远争论下去，文章刊载在1982年的《经济学理论》（Journal of Economics Theory）。计算机科学家斯科特·阿伦森（Scott Aaronson）证明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就能得出一致结论，这一论证出现在关于计算理论的《三十七届ACM研讨会会议记录》（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seventh Annual ACM Symposium）中。

还有数十篇扩展奥曼研究成果的论文，都是先指出潜在的漏洞，然后再进行修补缝合。正如文中所言，其中一个潜在的漏洞是我们所有的信念并不都是源于逻辑和证据；2006年，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在《理论与决策》（Theory and Decision）杂志中对这一漏洞进行了分析和修补。

早在几年前，汉森就在《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中给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观察报告，他指出当两个诚实的真理追求者争论时，他们一来一回的观点应该丝毫无法预见。特工86说：“我非常确定卷毛就是罪魁祸首。”特工99说：“我非常确定罪魁祸首是一个叫闪扑的人。”特工86接下来会说什么？也许他会说：“好吧，我仍然坚持认为是卷毛，但是我现在没那么确定了。”或者他也许会说：“天哪，你是对的。一定就是闪扑！”这一说法直接超越了特工99的确定程度！汉森证明得出，如果世界上都是诚实的真理追求者，那么特工99应该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回应。

2009年，泰勒·柯翁（Tyler Cowen）和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在《经济方法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所有的分歧都诚实吗？》的论文，如果你想看下关于整个文献的合理、全面且易于理解的概述，不妨去看看这篇论文。

第九章 了解数学

若要对哥德尔的论点给出一个异常清晰且容易理解的说明，我强烈推荐一本小书《哥德尔证明》（Gödel’s Proof），作者是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和詹姆斯·R. 纽曼（James R.Newman）。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而且自此之后就爱上了数理逻辑。

顺便说一下，哥德尔支持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通过超感官知觉来获取数学知识，而不是通过逻辑和证据：

尽管远远不同于感官体验，我们对集合论这一数学对象的确会产生一种知觉，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那些数学原理会加到我们身上，并且内容都是真的。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不信任这种知觉，即对数学直觉的信任没有对感官体验的信心多……也许它们也代表了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但是，与人类的感觉不同，这些超感官知觉的出现也许要源自于我们和现实的另一种相互关系。

第十章 赫拉克勒斯和九头蛇怪

赫拉克勒斯和九头怪蛇的游戏发明者是劳里·科比（Laurie Kirby）和杰夫·帕里斯（Jeff Paris），一个来自柏鲁克学院，另一来自曼彻斯特大学。1982年，他们发表在《伦敦数学学会快报》（Bulletin of the London Math Society）上的一篇论文证实了两件事情：第一，赫拉克勒斯总是会打败九头蛇怪；第二，现有的数学定理无法证明这一结论。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实情：第十章中提到的九头蛇怪在被砍头后的第二轮中又新长出了两个分支，第三轮时是三个分支，以此类推。它有一个更加凶猛的表亲，它在被砍掉脑袋后的第二轮中又长出了2^2（也就是4）个分支，第三轮中是（也就是19683），到第四轮的时候是（也就是340282366920938463463374607431768211456），如此以此类推下去。然而就算是对抗这个凶残的表亲，不管赫拉克勒斯有多笨，他还是一定会赢。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它是真的但却无法证明。对于更加凶猛的九头蛇怪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任何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九头蛇怪都一样。

第十三章 证据的规则

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教授及纽约大学的夏克尔·塞提纳斯（Shanker Satyanath）教授和欧内斯特·瑟金提（Ernest Sergenti）教授曾对经济困难时期和国内动乱做过相关研究。2008年，他们的论文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对于学历和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请参考兰斯·劳克莱（Lance Lochner）的论文“教育、工作和犯罪（“Education, Work and Crime”）”（2004年，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或者是劳克莱和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的这篇《教育对犯罪产生的影响》（“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Crime”），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戈登·C. 史密斯（Gordon C. Smith）和吉尔·P. 佩尔（Jill P.Pell）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文章回顾了这一证据：降落伞可以挽救生命，同时总结道，对于盲目迷恋对照实验的医学界，这无法达到他们的标准。

第十四章 知识的界限

聪明的读者会很快发现我在阐述的时候作弊了，我把电子的空间状态画成了一个一维的圆圈，而不是一个二维的球面；我相信这些读者能明白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并不会漏掉什么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读者也许会心生疑惑：电子在“左”和“右”这两个点之间最后如何把一个半圆分开，而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四分之一圆周。答案是（只有那些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才能理解）那个圆并不是一个单位圆S1，而是一个真实的投射空间P1；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圆的对应点。

第十六章 辨别是非

电车难题多多少少跟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傅特（Philippa Foot）在她那本《善与恶》（Virtues and Vices）中提出的道德困境一样。傅特教授用这些情节来说明有关堕胎问题引起的的争议，但是我（还有其他学者）却用这些例子来阐明道义论哲学和结果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有关对道义论哲学（尤其是在衡量“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以及道德极限中的体现）和结果主义哲学之间的权衡决策，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在他的经典之作《自由体制》（The Machinery of Freedom）中给出了生动、深度的探讨。

第十七章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

我的一个朋友大卫·勒文总是竭力让我保持诚实的态度，这有时反而吃力不讨好。他坚持认为我在上一章中的电车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过于突出的形式来衡量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为了满足大卫的意愿，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电车问题之黄金版。一辆电车疾驰在轨道上，这时有上百个孤儿正在附近寻找残羹剩饭，电车马上就要撞到其中一个孩子身上。而这时一个有钱人只需要把他那块价值30万美元的金手表扔到电车前就能避免这场灾难，那么他有义务要这么做吗？

答案：这很难说。那块手表的另一种用途可以是卖掉它，然后给每个孤儿发3000美元。如果放在昨天你去问他们——每人3000美元，还是有钱人给的一个保证：如果面临被电车冲撞的危险，他会站出来拯救他们，那这些孤儿自己会更青睐哪个选项呢？

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至少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你打算花30万美元来帮助孤儿，那么你应该按照孤儿们更喜欢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笔钱。因此，如果我们假设孤儿们更乐意收到现金，并且假如我们认为这个有钱人并没有什么义务来自己掏腰包，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有钱人没有义务去阻止那辆电车。

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它在道德上是讲得通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实质性的道德推理而不是盲目计算得出来的。如果这个富人昨天不想强迫自己给每个孤儿发3000美元，那么为什么今天他就应该强迫自己去花掉这在孤儿心目中并不值当的30万美元呢？

也许你的答案是：事实上，这个富人自始至终都应该为孤儿花掉那些钱。如果这就是你的看法的话，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也赞同；在关于我们应该捐多少钱这个问题上它并没有什么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捐多少钱的话，那么你需要给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做个补充，附加上一条道德准则。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从不会宣称自身是道德的最高要义。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铭记，那就是我们一直在牺牲穷人的生命来满足富人的奢侈。没有护栏的公路可能会引发死亡，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实际上一定会有人丧命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向富人征税来修筑护栏从而避免这些死亡。然而我们却选择不这么做。穷人还是照常死亡，富人则继续过着奢靡的生活。

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绝不该允许出现这样的收入差距。但事实上我们却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似乎也没有妨碍到我们，至少不会像这个电车问题一样困扰到我们。

因此，也许上述演练得出的寓意是我不该对社会上产生的收入差距如此沾沾自喜。或者有可能是我应该为听任孤儿们死在电车轨道上而更加得意。和大卫一样，我也不会做出后一个选择，而是选择拯救孤儿。但是，我觉得和大卫相比，我更愿意赞同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做出那样的选择是因为电车问题的演练是想让我学到点什么。

第二十一章 让犹太拉比来切分这块大饼

奥曼（Aumann）/ 马希勒（Maschler）定理于1985年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第二十二章 如何思考

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他的同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发表在考克斯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的工作报告中，题目是《互惠经济学》（“On the Economics of Reciprocity”）

用餐巾纸背面演算估量出被比喻成保险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合理规模，这件事情出自我以前的同事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和雨果·霍本哈因（Hugo Hopenhayn）；秉承这一理念（但更多着眼于设计社会税收而不是社会福利体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 Mirrlees）进行了更为精细的计算，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07年的哈佛大学工作报告中，葛来格·曼昆（Greg Mankiw）和马修·温齐尔（Mattew Weinzierl）对最优身高税进行了探索。

在“成本不等于原罪”那一部分，我讲到在演化过程中，人类丢失了可以驱使人们进行判定、谴责和惩治那些我们定义为“坏家伙”的人的历史遗产，对此，我深表痛惜。哲学家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强调（我确定完全正确）把人类的战争史（更广泛的说法是暴力史）放在上述演化过程中才能得到最透彻的解读，关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杰作《最危险的动物》（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一书中做了一段引人入胜的阐述。这本书正是对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完美融合。我一直认为在解释我们制定的排外的贸易和移民政策时，进化生物学会帮上大忙；而史密斯的研究成果使我相信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国防和外交政策。

有关工作和休闲时间分配的数据来自一篇名为《测量休闲趋势：近50年的时间分配》（“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和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你还可以参考他们写的书《休闲不平等的加剧：1965-2005》（The Increase in Leisure Inequality）。

第二十三章 学什么

——给大学生的一些建议

登陆尼尔斯埃里克·萨林（Nils-Eric Sahlin）教授的网站www.fil.lu.se/sahlin/ramsey或者读一读他的著作《拉姆齐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 P. Ramsey），你就能更多地了解拉姆齐的哲学作品。

想要知道更多的答案吗？有什么想法想要分享吗？登陆www.the-big-questions.com加入我们的讨论吧。

[1] 对那些比较关注这一部分的读者，我在网站上附上了这些事实的（非常专业的）证明过程，网址：www.the-big-quations.com/ripples.html.

[2] 更确切地说（对那些能够忍受这些术语的人们而言），事实是波动方程式通常只能预测二维空间的波纹，而湖面的波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线性现象，这也是事实。因此，波动方程式并不能完全来解释这种现象。

致谢

我和本书的读者都要大力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给我提了很多批评意见，对本书内容有多处点评，并给了我无限的鼓励。我尤其要感谢以下这些人：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马克·比尔斯（Mark Bils），克里斯蒂·博尔奇（Christy Birtcher），伊丽莎白·博斯基（Elizabeth Boskey），凯瑟琳·坎贝尔·柯柏勒（Kathryn Campbell-Kibler），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凯特·查尔斯（Kate Charles），芭芭拉·法拉鲍（Barbara Farabaugh），丹·格雷森（Dan Grayson），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保罗·格雷森（Paul Grayson），罗宾·汉森（Robin Hanson），班尼特·哈斯尔顿（Bennett Haselton），詹姆斯·A. 卡恩（James A. Kahn），戴维莱文（David I. Levine），亚伦·曼德尔（Aaron Mandel），迪·麦克洛斯基（Dee McCloskey），大卫·默民（David Mermin），罗曼·潘克斯（Romans Pancs），杰西·雷蒙德（Jesse Raymond），迈克尔·里索（Michael Rizzo），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艾伦·托克曼（Alan Stockman），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艾丽斯·托尔曼（Ellis Tallman），丽萨·塔佩（Lisa Talpey），罗纳德·谭思奇（Ronald Tansky），伽柏·维拉格（Gabor Virag），迈克尔·沃尔科夫（Michael Wolkoff）。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如果这里有所疏漏，我会深感自责。

再次感谢罗森伯格夫人。

最近我突然想到，一路走来，这是一段多么奇妙的旅程。

——感恩而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美）史蒂夫·兰兹伯格著；李瑞芳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The Big Questions

ISBN 978–7–5086–8911–1

I. ①反… II. ①史… ②李…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9050号

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著者：[美]史蒂夫·兰兹伯格

译者：李瑞芳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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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4

——性越多越安全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著

常志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虽然搞笑，但很严谨

第一部分 公共河流篇

第1章 性，越多越安全

第2章 多子多孙，多福多寿

第3章 我小气，我光荣

第4章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第5章 童工

第二部分 搞定一切

第6章 搞定政治

第7章 搞定司法系统

第8章 搞定其他的事

第三部分 日常经济学

第9章 让数据说话

第10章 不！是个女孩！

第11章 母爱无价

第四部分 重大问题

第12章 捐出你的一切

第13章 灵魂的中央银行

第14章 如何解读新闻报道

第15章 生死攸关

第16章 令我不安的事

附录

致谢

前言

虽然搞笑，但很严谨

常识告诉我们，性滥交会导致艾滋病的蔓延，人口过度增长会威胁经济的繁荣，抠门的守财奴很难与邻居和睦相处……但，一定是这样吗？这本书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这些常识。

多争无益，让证据和逻辑说话，尤其是经济学逻辑。逻辑大多具有启发意义，许多也非常有趣，尤其是引导我们以全新的视角认识这个世界时。本书就充满了这样的逻辑。

生女儿会导致父母离婚；复仇的渴望比对金钱的渴望更健康；禁止猎杀大象的禁令会导致更多的大象被猎杀；对于人们来说，收到灾难援助未必是件好事；恶意的电脑黑客应该被执行死刑；越有慈悲心肠的人赞助的慈善机构数量越少；著书立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而把别人连推带搡挤到喷泉边上则不是；又高、又瘦、又漂亮的人收入越高——但原因和你想的不太一样。

以上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比你想象的更真。也许你会说，这不符合常识啊！但，别忘了，常识也曾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

读者即将看到的这本书就像一盘盛满反常、原创、稀缺和新奇观点的美味沙拉，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严谨的，这里的每一句话又都是搞笑的！我们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一些重要问题，并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十分有趣，同时也令人十分惊讶！ 本书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向大家诠释世界的运行规则，这一全新角度有时可能让部分读者愤怒，但我们更希望读者能笑着看完这本书！

第一部分

公共河流篇

先说一个发生在我郊区邻居之间的小悲剧，这样的小悲剧在每一个满地都是金黄落叶的十月都会上演。周六早上，每一块草坪上都有一个居家好男人拿着吹叶机吹自家草坪上的落叶，吹树叶很轻松，叶子一吹就到了邻居家的草坪上，邻居再一吹叶子就又吹回来了，最终，大家都累得够呛回屋休息了，各家的草坪上依旧布满了落叶，一上午白忙活了！

这样度过周六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要是都把吹叶机扔到一边待在屋里看球赛，相信大家肯定都会更快乐。但是，人类的理性不会允许我们那样做，因为人类理性告诉我们无论邻居们怎样做，各吹门前叶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不信你看：如果你和大家一样都去吹落叶，各吹门前叶可以避免你家草坪上铺满多层落叶（有几层是从邻居家吹过来的）；如果大家约好都不去吹，你作弊就你一人去吹，各吹门前叶会让你家草坪成为所有邻居当中唯一一块净地。

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总是告诉我们理性行为会导致令人惊讶有时甚至是悲剧的结果。球场上的比赛正进行得热火朝天，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站得更高，生怕错过某个精彩的瞬间，最终结果是谁也看不清比赛；一个嘈杂的聚会上，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一声更比一声高，生怕自己的声音被别人淹没，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带着哑了的嗓子回家。无论是我们站得更高，还是喊声更大，还是把叶子吹到邻居家的草坪上，都是因为我们是彻底的“趋利避害者”，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他人的利益，比如说我们可爱的邻居。

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当每个人行为的后果由自己承担时，结果就是最优的；当每个人行为的后果由别人承担时，结果往往是最差的。这个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是有道理的，它甚至可以撼动大多数“传统智慧”被信赖的基础。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全世界的人口数量还是太少了，守财奴也太少了，一夜情还是太“偶然”了，不过二手烟和童工的数量则刚刚好。人类对金钱的渴望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尝试复仇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是天赐之物。这个基本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更高、更瘦、更漂亮的人收入更高等问题，同时建议我们应该对司法系统、政治系统和税收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制定规则以防止类似看喷泉时的插队行为。这个基本原理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费城的汽车保险是那么贵。

从现实的角度说，这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街上的垃圾“有点儿多”，这一点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显而易见，因为“有点儿多”不等于“太多了”。毕竟，街上有点儿垃圾并不一定总是坏事，要是有点儿其他东西可能比有点儿垃圾更糟。你刚刚踩到一块吃剩的三明治，那可能是某个可怜的哥们儿为了躲避黄蜂扔的；刚刚差点绊你一跤的报纸，可能是某个哥们儿追出租车时不小心从公文包里飞出来的；如果患有心脏病的你吃着冰棒正在街上走着，忽然心脏病发作，没有人会要求你在倒下的瞬间还得先把没吃完的冰棒扔到最近的垃圾箱里。所以说，街上有点儿垃圾也是正常的。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全球所有城市的人行道上都不应该有过多的垃圾，存在的垃圾都应该如上述那样有合理的理由，但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存在的垃圾要比有合理原因的垃圾多得多，而且我要强调，扔香蕉皮的和被香蕉皮滑倒的通常不是同一个人。正是这种收益（随手扔垃圾带来的便利）与成本（被香蕉皮滑倒）的不对称才造成即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事收益小于成本也总是有人做。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整个社会的效用就降低了，这就是我前文说的垃圾“有点儿多”的真正含义。

换句话说，“太多了”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有确切的现实含义，即每当生活中的垃圾减少一点点，我们每个人的效用就会增加一点点。就像减少吹叶机的数量、禁止看球赛时站立一样，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效用、更多的快乐！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有成本和收益。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吹落叶、丢垃圾，还是尚未提到的鱼水之欢、生儿育女，以及做一个节省的人还是做一个大方的人，都可以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来分析。当然也可以用来分析抽烟和喝酒到底划不划算，是应该参与纵火还是应该举报纵火者，这些都可以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只有成本和收益都由个人自己承担时，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数量决策”，包括到底应该扔多少香蕉皮、应该生几个孩子，甚至应该找几个情人。假如只需要我们享受收益而由其他人承担成本，人们肯定希望情人多多益善。做一个对调，如果由我们承担成本而由其他人享受收益，人们肯定会觉得一个也嫌多。

当你们AA制聚餐时，点餐的决策就像上面提到的扔垃圾的例子，“实际”点的数量往往比“应该”点的数量多。举个例子，当你一个人吃饭时，你肯定不会点一份对于你来说只值4美元却卖10美元的双层巧克力慕斯，但当有10个人来和你一起分担成本时你就会点了，为什么？因为你感觉“便宜”了，你只用了1美元就买到了你认为价值4美元的东西，但大家伙儿却集体为此多付出了6美元。

溢出效应通常导致不好的结果，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学者们正在努力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溢出效应。以餐馆里的二手烟为例，二手烟之所以叫二手烟是因为烟会从这一桌“溢出”到另一桌，或由这一桌“溢出”到厨房。但从相关性上看这算不上溢出效应。只有当决策者忽视它时才能称之为溢出。在这个案例中不存在溢出效应，因为餐馆的老板——就是那个一开始允许客人抽烟的家伙，不太可能忽视会冒犯他的客人的事情的。

当然，不管饭店老板怎么做都会得罪部分顾客，较为宽松的禁烟规定会得罪不抽烟的顾客，严格的禁烟规定又会得罪抽烟的顾客。如何才能使这种“得罪”最小化？老板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禁烟的收益大于成本，饭店老板会选择禁烟，如果收益小于成本，他会选择默许。为什么饭店老板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会如此有效地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满意（在禁烟问题上）？因为无论是禁烟的收益还是成本，都由饭店老板直接承担，顾客在店内的消费意愿会直接影响老板的钱包。对经济行为的所有影响都由老板自己承担，所以他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事后批评那个老板，比如说，通过法律来推翻他的决定，不是一个好主意。

总结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河流法则”：弄脏自家的游泳池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家的污水溢出，到了大家共用的河流里面的话就应该赔偿；相反，如果有人自愿帮助大家清理公共河流，这个人就应该得到回报，否则，污染公共河流的人会越来越多，而自愿清洁河流的人会越来越少。

一个多么简单而明显的道理，不是吗？继续往下看，对它的深入理解可能会“惊”到你。

第1章

性，越多越安全[1]

这是一个事实：艾滋病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可怕惩罚，惩罚人类对无节制的、全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纵容。同时，这一疾病也是人们对一夫一妻制、忠贞和其他形式的性保守主义持赞许态度的代价。

人们很容易看到描述性滥交罪恶的文章，但，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性自我克制的坏处。

马丁，是一个迷人且像普通人一样谨慎（性经验有限）的青年，一直在优雅地与他的同事琼调情。在上周的办公室聚餐之前，马丁和琼都在默默地期待着聚餐后他们一起“回家”的场景。不幸的是，命运通过它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代理人开始干预了。就在办公室聚餐的那天早上，马丁正好注意到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宣扬禁欲是一种美德的地铁广告。马丁决定待在家里，不和琼约会了。由于马丁的“爽约”，琼被同样迷人但相当不“谨慎”的麦克斯韦深深迷住了，于是，她得了艾滋病。

由于谨慎的马丁退出这场“两性游戏”，客观上造成倒霉的琼更容易被不计后果的麦克斯韦捕获芳心。如果这些地铁广告在抑制“马丁们”比抑制“麦克斯韦们”方面更有效的话，它们实际上成了危害“琼们”安全的威胁。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马丁们稍微“放纵”一下的话，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可能就会降低。当然，放纵也不能过了头，如果马丁们过于放纵的话，就和麦克斯韦们一样危险了。但是，如果性保守主义者们能适度增加自己“放纵”的次数，对于其他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预计，如果每个性伴侣个数少于2.25个的英格兰人能再额外多一些性伴侣的话，英格兰的艾滋病蔓延速度将显著降低。这一估计适用于四分之三的18~45岁的英国异性恋者。

像马丁这样谨慎的人，每一次去酒吧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实际上，是做两次贡献。第一是降低了每一个期待一次安全“邂逅”的人被感染的概率；第二个贡献更可怕，但也许更有意义：如果马丁当晚带一个女孩回家，而这个女孩可能已被感染艾滋病毒，马丁与之约会被感染后，会独自回家，在孤独中逐渐消瘦，最终死亡，将病毒一并带走，这是很伟大的。

如果有人被感染，我希望他能像马丁一样将病毒带走，而不是像滥交的皮特一样，在死亡之前将病毒又传染给另外20个人。

我很希望在酒吧里能碰到像马丁这样的好人。当他把一个未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是保护她免于被感染；当他把一个已被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避免了这个女孩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而这个“其他人”如果被感染，可能把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当然，不管怎样，我肯定还是希望马丁好运的。

可悲的是，一旦被感染，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以中断病毒的传播路径。我们不太可能要求别人“为了把病毒带走，你应该和他/她睡，被感染后一个人死去”，从而使自己置身事外。那就好比要求别人“为了让你邻居的草坪保持干净，你应该卖了自己的吹叶机”，或者说，“在球场上看比赛时，为了让其他人看清楚比赛，你应该一直坐着”。关键点就在于对集体有利的往往对个人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结果总是不属于我们。

如果多个性伴侣可以挽救生命，那么一夫一妻制就是致命的。想象一下，在一个绝大多数女性都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有的男性都需要两个女性伴侣，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很少的妓女就可以满足这些男人。不久之后，妓女们感染了疾病，她们把疾病传染给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又把疾病带回家，并传染给他们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这样，所有的人都得病了。但如果女人们不再坚持一夫一妻制，而是每人都有一个婚外恋情人，一旦这样，妓女们就没有市场了，伴随着的就是病毒无法保持足够的传播速度以存续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消失了。

实际上，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们“想开点”，在道德层面上比马丁和琼们偶尔的风流韵事具有更深远的寓意，因为它表明，即便站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对性开放的适当宽容将有助于阻止艾滋病的传播，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实中是怎样的呢？这一想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让我们看看克雷默教授的研究成果。基于可信且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克雷默教授深入研究了人类选择性伴侣的内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道德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象一下，当平日里一本正经的邻居很罕见地在你面前展现出俏皮的一面，他真正做的却可能是努力与致命的困难相抗争。

以上是我们对“一夜情”持支持态度的原因之一，应该支持马丁们和琼们的深厚“友谊”。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乐在其中。我们不能阻止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毕竟，降低艾滋病的患病率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追求的目标还有很多，比如说快乐。如果我们只追求艾滋病患病率降低的话，我们应该彻底禁止性行为的发生。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在既定数量的性接触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疾病感染的发生率。这一发生率在数值上等于被感染数量除以性接触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降低“分子”，也可以增大“分母”。所以，在被感染人数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增加人们性接触的数量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当然，这里说的性接触是人们两相情愿的。即便马丁无法总坏麦克斯韦的“好事”，至少他可以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快乐！

如果我们只是狂热追求艾滋病患病率的降低，就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猎艳”。[2]如果我们足够理性，追求性行为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的最小化，就更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走走”，要“雨露均沾”。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为什么性保守主义者对于“性事”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被低估。如果性保守主义者能够多宣扬一下他们的“英雄事迹”，反艾滋病人士将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很难辨别谁是性保守主义者，谁不是。对性保守主义者的鼓励不足又导致他们更不愿“走出来”，如此循环。

做任何事都有成本和收益，婚外恋也不例外。找一个新的情人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你自己的事；同时，对于对方来说，你也会让对方产生一定的成本、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对方的事。如果你的履历过于“丰富”，甚至可以用“不计后果”“滥交”来形容，那么你将构成对方的一项“大成本”。大家本来在干净的“河流”中寻找自己的伴侣，你的进入可能污染整个“河流”。

但如果你是个小心谨慎且“口味”独特的保守主义者，你的加入将提高整个可选伴侣群的质量。仅仅跳进“河”里，你就可以让“河水”更加干净！“河里”的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你，你的加入提高了他们的安全系数。

像所有的公共河流一样，由性伙伴组成的这条“爱之河”也是制造污染的人多，自愿清洁的人少。工厂老板们为什么不愿意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因为他们无法从保护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好处（也不会受到足够的处罚）。虽然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比如清清的水、蓝蓝的天，但环境保护的绝大多数好处被我们所有人共享了。对于工厂老板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同样道理，为什么现实中总是缺少马丁们来与艾滋病“抗争”（虽然仅仅是陪琼们睡觉而已）？因为马丁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性快感），但更大的受益者是琼们、琼们的伴侣们，以及伴侣的伴侣……

从另一方面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马丁们的贞节观实际上危害了这条“爱之河”的环境，因为贞节观导致相对安全的马丁们远离这条“爱之河”，从而无法“清洁”爱之河。工厂老板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是因为他们只需要承担环境污染的部分后果，马丁们之所以老是待在家中不主动出去“走走”，也是因为他们不必为此承担全部后果。

上文关于“污染”的类比极具说服力，因为它点到了所有问题的内在本质。为了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有助于降低疾病传播速度的结论，我们可能需要关于琼和麦克斯韦及其潜在性伙伴行为模式的假设，但要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结论，就不需要任何假设了。当然，这一“更好”是指疾病传播这一成本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快感这一收益的增加。价值被低估，供应就会不足，是一条通用的准则，对“绿色健康”的马丁们的价值低估，将导致他们懒得出去“走走”，所以，找一个安全的一夜情对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性保守主义者适当“放纵”自己将使周围更多的人受益。应该给予性保守主义者更多的鼓励，鼓励他们打破牢笼、释放自己，这样所有的人将受益匪浅。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法不是唯一的，降低疾病传播速度可以，增加人们从性行为中获得的快乐也可以。也许疾病传播的速度提高了，但如果人们可以从性行为中获得更多快乐的话也是值得的。

被“公共河流法则”掩盖的“清洁理论”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方面的好处——更少的疾病传播。克雷默教授的研究更为喜人，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好处——更少的疾病传播和更多的鱼水之欢！

克雷默教授的研究表明，单纯地追求疾病传播速度的降低可以通过鼓励人们“适当”增加婚外恋情人来实现；对人们从中获得“超额收益”的终极追求，可以通过鼓励人们“更多”地增加婚外恋情人来实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鼓励马丁们多多“释放”自己呢？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马丁们指明正确的方向，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即便他们阅读并且完全读懂了这本书，也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自己应该这么做？马丁们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找几个情人、一周约会几次，他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跃程度”，不大可能因为一群名叫“琼”及其情人，以及情人的情人的陌生人希望他这样做而改变自己。

作为一个个体，马丁应该致力于使自己受益，而不是使他所处的社会受益。让工厂老板了解他如何污染环境、伤害周围的人很容易，但让他停止污染、停止伤害却很难。

我们需要一个比单纯说教更有效的方法。依据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通常反应可以推断，通过强制立法的方式导致过多节欲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诟病。所以，作为价格体系的信奉者，我更偏好于设计一套合理的补贴机制，让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向有更多情人的人支付特殊津贴。但这样做仍有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找情人，比如麦克斯韦，就不应该再找情人。这一补贴机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既补贴了马丁们，以唤醒他们的“性趣”，同时又不补贴麦克斯韦们，以防止他们纵欲过度。

我们只应该补贴那些过往相对“清白”的人。不幸的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不仅仅因为麦克斯韦们会对自己的过往讳莫如深，而且因为我们还得看着他“拉长”的脸收集他同样长的“履历”资料。

如何辨别“马丁”和“麦克斯韦”？有什么东西是马丁们有的而麦克斯韦们没有？借书证也许是一个，我猜，麦克斯韦们的业余生活那么丰富，一定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图书馆里。

问题得到一部分解决，但还不够。当不修边幅的马丁带着一丝疲倦沾沾自喜地来到还书处，工作人员怎么知道他已经完成“采野花”的义务，从而给他相应的津贴？还是他仅仅上演了一出好戏，以骗取津贴？

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补贴的是马丁额外的性行为，而不是马丁自己，所以只有当马丁有额外性行为时我们才能补贴他，以增加整个社会“健康绿色”性行为的“有效供给”。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有效辨别马丁是否发生了额外性行为。像上面的分析一样，这个方法应该同样可以区分谨慎的马丁和滥交的麦克斯韦。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满足所有的条件：安全套免费或大力补贴安全套企业。为了获得免费安全套带来的好处，马丁就得使用它，从而增加了“安全性行为”的供给。相对于麦克斯韦来说，免费安全套对马丁更有价值，因为马丁是健康的，坚持使用安全套可以使其避免感染，而麦克斯韦已经被感染，用不用安全套意义不大。综上，大力补贴安全套企业或免费发放安全套既可以促使马丁们“走出来”，以增加“安全性行为”的供给，也可以防止刺激麦克斯韦们做出更疯狂的举动。

凑巧的是，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补贴安全套企业——使用安全套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回报。使用安全套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我们的性伙伴，以及性伙伴的性伙伴。但我们只获得了保护自己的回报，即健康，并未获得保护性伙伴，以及性伙伴的性伙伴的回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你过去是否使用安全套，因而无法对你更加殷勤地求爱以作为回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获得使用安全套应该获得的所有回报，因此，安全套未被充分使用。

换句话说，人们太少使用安全套与人们性行为太少具有相同原因，都是因为采取有利于他人行为的人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健康的马丁与琼发生关系是有利于琼未来性伙伴的（降低其感染疾病的风险）。同理，马丁使用安全套也是有利于马丁未来性伙伴的，但无论哪种情况，未来的性伙伴们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影响马丁的行为，更无法对其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给予相应回报。

经常听到补贴安全套具有两面性的论调，认为补贴或免费发放安全套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人们在“邂逅”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传播疾病的风险，坏处是这似乎在鼓励人们多出轨。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两面性，这明明就是一举两得。有了对安全套的补贴，原本不怎么使用安全套的人开始使用了，安全套使用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有了对安全套的补贴，那些谨慎且小心的马丁们变得积极活跃，健康且安全的性行为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

补贴安全套最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套本身太便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将安全套的价格从目前的一美元降到零，但即便是这样也很难将一对“性趣寡然”的男女“诱骗”到床上！

既然将安全套的价格降到零还不够，索性就降到零以下。换句话说，我们要给使用安全套的小伙伴们发放奖金，这个奖金最好只发给节制保守的马丁，而不发给滥交的麦克斯韦。沿着这一思路，记者奥利弗·莫顿提出一个“伟大”创想：考虑到节制保守的马丁们一般都比较害羞，不善于与异性交往，政府应该设立一项基金用于支持保守的马丁们“恋爱”，而放荡的麦克斯韦们由于不存在此方面的障碍，因而不能享受该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原则可以是：凭使用过的安全套来换取相应的约会基金。[3]

如果每个人的“风流史”都变得透明，关于谁应该得到补贴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性伙伴是否“身家清白”而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许技术的发展将使这个问题最终迎刃而解。我曾以自己的龌龊之心色情地幻想着未来，也许不久之后技术的发展可以将监控器嵌入人的体内，并记录人们的性经历。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一对男女浓情蜜意，干柴烈火，男孩褪去女孩最后的防线，注视着她的胴体，这时，嵌入式监控器上显示“第314次登录”。这将让人多么大跌眼镜。

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一位读者曾向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艾滋病检测结果在线查询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网上输入你期望的性伴侣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相应信息，比如“最近的一次阴性检测结果测试于2006年4月7日”这样的查询结果。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可以设置“姓名+证件号”的查询方式，同时上传测试者的照片，防止你的伴侣向你提供假身份信息。看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很震惊，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有人来实施这件事？但在这个建议变为现实之前，我们最应该做的可能是降低安全套的价格，移除地铁站内起消极作用的禁欲广告！

附录

1996年，《石板》杂志出版了这一章的精华版，文章引起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相当多的读者来信既有思维深度又妙趣横生，对我完善上述内容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还有一部分来信除了骂我的一两行外，其他内容乏善可陈，对于这样的来信我一般都这样回复：给您造成的不悦我深表遗憾，但在骂我之前，请您准确指出哪些观点错误导致您生气，如果您能准确指出哪些内容有问题，并且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会认真修改。多数情况下读者下次的来信就会更清晰透彻，并附加对我的歉意。其中还有少数读者，我们会多次交流探讨，我往往从中受益良多。

也有些读者的来信明显跑题，讨论的内容与我的文章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有一位总是炫耀自己有很多证书的医学博士在信中宣称我的专栏文章“异常不幸”，并在《石板》杂志后续的版面中说明了理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艾滋病毒肆虐的时代，病毒在异性之间的传播显著增加。很少有读者会为了别人的健康而使自己承受性爱的风险。不幸的是，成功猎得的一夜情正在使我们的寿命变短，而我们还浑然不知。

19世纪经济学领域最大的成就是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只要坚持自己最擅长的事就会成功（完整理论要比我描述的精妙得多，但这样一个简化版的说法就足够我用了）。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很好地诠释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成为医学博士，而有的人却只能进入需要一定逻辑思维能力才能获得成功的领域，比如说经济学领域。

其实，无论是大家刚刚读完的这一章还是原来登在《石板》杂志上的文章，都不可能激发大家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让自己承受性行为带来的风险。确实，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健康、安全的性行为“供给”太少了，而原因在于单纯、善良的马丁们对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毫无兴趣。如果你和你的配偶都坚守一夫一妻的忠贞观，你们不大可能得性病；如果我告诉你，你的忠贞观可能潜在地威胁到你邻居的生命，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救他们而使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我写一篇文章，用于说明给烟囱装上除尘器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幸的是，安装除尘器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所以安装除尘器的企业数量要比我们期望的少得多，所以我们也许应该考虑给除尘器的安装提供补贴。

看看我们医学博士的思路：（1）除尘器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因而是件“坏事”；（2）很少有工厂老板会因为读了我的文章而增加除尘设施，所以我的文章“异常不幸”；（3）如果我们要讨论除尘设施，应该征求一篇好的文章。

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显然不成立（但如果真的有读者如此“愚昧”、如此利他，在看了一篇没什么道理的文章之后愿意增加自己的企业除尘方面努力的话，我们应该万分感谢他的这种“愚昧”，我的文章也不再是“异常不幸”，而是恰恰相反）。[4]第三点无法从医学博士的回复中推论出来，并且这个策略无法给他人带来任何好处，因而彻底跑题了。

另一位读者的来信获得很多赞赏。他是一位内科医生，但在我看来更像一名记者。在信中，他表达了对我的文章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心，他说单纯的读者可能误解我的文章，从而变得像麦克斯韦一样滥交，进而导致疾病泛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一些读者甚至要求我撤回文章，补充完善准确的理由后再发表。按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一种观点可能引起别人误解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应该被禁止。多么荒谬的逻辑。那个黑暗且漫长的时代（指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已经过去，我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

有一些问题是读者多次问到的，连同我的解答一并展示出来。

问题一：假如真的如你所言，人们变得“稍微”放荡一点有助于降低艾滋病的传播，人们变得“特别”放荡是不是就能消灭艾滋病了？这样的结论不荒谬吗？

解答：这样的结论确实荒谬，因为这样的推论不合理，逻辑不成立，结论自然不成立。大变化和小变化不能采用相同的方法推导结论，适当节食有益于延年益寿是成立的，但因此而说绝食可以长生不老就荒谬了。

问题二：如你所言：轻度的性乱交能够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完全的性自制可以消灭艾滋病，不推崇性自制的积极意义，而只说性乱交的好处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

解答：这就像交通灯与禁止汽车上路的关系，交通灯有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禁止汽车上路可以消灭交通事故，只说交通灯的积极意义而不提倡禁止汽车上路有问题吗？显然没有。

问题的关键在于，禁止汽车上路和杜绝漫长婚姻生活中的婚外性行为均不现实，也不可取。如果有一天世界真的变成这样，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多一些快乐，即便与之相关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大家都清楚，完美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不会有艾滋病的问题，但那样不现实，我们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俗世”中。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我写的书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

问题三：稍微变得“放纵”一点有好处，稍微变得“保守”一点也有好处，只补贴变得“放纵”的是不是不太好？

解答：不是，这样做很好。因为两种好处截然不同，去向不一样。稍微变得“放纵”有利于整个社会，变得“保守”只有利于你自己。你已经得到变得“保守”的充分激励，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补贴来激励你了。

问题四：你不觉得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问题吗？

解答：确实是，有些重要的问题我可能没有涉及，比如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会触发艾滋病病毒的一系列进化，我想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我不能确定。再比如，至少一位读者坚信“只变得稍微放荡一点”是不可能的，这会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并最终导致人类在“放荡”的大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我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我又无法证实它是错的，所以没有在文中涉及。

[1] 本文观点系作者个人观点，就事论事，目的是启发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未必主张采取类似做法。

[2] 事实上，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偏执于追求艾滋病患病率的降低并且可以控制所有人的行为的话，我们应该宣布所有的性行为都是非法的；但如果我们追求艾滋病患病率的降低时只能控制马丁们和麦克斯韦们的行为的话，我们应该鼓励马丁们多与他人发生性行为，而不是制止，否则，麦克斯韦们将有机可乘。

[3] 我也曾向莫顿先生表达过此法易于造假的观点，莫顿先生回应称：造假确实是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作为，毕竟那些存在交友障碍的马丁们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把这个类比说得更直白点：安装除尘器好比让马丁们变得更加活跃，虽然对马丁不利，但对他人有益。对你不利不一定是坏事，对他人有利也不一定能成为你这样做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真有少量读者（也许是医学院的学生）容易被迷惑，听信我文中所言，增加了“健康、绿色”性行为的“有效供给”，那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到万幸的事情。

第2章

多子多孙，多福多寿

泰德·巴克斯特是美国老牌电视节目《玛丽·泰勒·摩尔秀》的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计划生养6个子女，希望其中一个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泰德不只是一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更是一位自然经济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问题由人解决，所以，人越多被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富裕，我们比我们的爷爷富裕，我们的孙子也将比我们更富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下代人搭了上代人创造力的便车。30年前，我们的父辈只能看两三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画面是黑白的，也不能录下来以备下次观看；他们使用电动打字机，带“删除”键的就是最新型号，并被吹嘘为不可思议的伟大发明，这一“伟大发明”也只能让你删除最近录入的一个字符，如果恰巧需要删除之前录入的字符，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们应该感谢有线电视的发明者，应该感谢录像机的发明者，应该感谢电脑的发明者，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舒适，但在此之前，我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父母，庆幸他们的父母不是“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成员，他们生下这些发明家，这些发明家才有机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经济增长的引擎是技术，技术进步的引擎是人口。好的主意出自人的头脑，人口越多，奇思妙想就越多；奇思妙想越多，我们的世界就越精彩！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教授，对人类历史数百万年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一致：人口增长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又反过来促进人口增长（因为富足的社会可以抚养更多的儿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克雷默教授的研究引用了泰德·巴克斯特的成果，并得到了他的认可。

克雷默教授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如果世界的人口数量增长一倍，出生的天才数量也将增长一倍。就像学生人数最多的高中，校队实力也往往最强一样，较大的人口基数可以孕育出更好的科学技术。并且，一个伟大的四分卫也仅仅是“一个”四分卫，而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可以使“所有人”变得更具生产力。同时，四分卫一毕业，他对球队的贡献也会停止，而发明家对人类的贡献永远不会消失。

实际情况还远不仅如此，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人口的规模效益超过克雷默教授最乐观的估计。首先，天才之间往往惺惺相惜，可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2000个天才能想出的奇思妙想数量要远高于1000个天才能想出的奇思妙想数量的两倍，这就是1+1>2。其次，人口众多意味着市场更大，天才们的发明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从而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发明创造。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不仅使天才的数量得以增加，而且激励着更多资质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去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后天”的天才。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联合署名文章，认为只有当世界市场的规模大到足以让更多的企业创新能够获得合理回报的时候，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大规模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够被触发。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最早出现在距今10万年前，在接下来的99800年中，几乎所有人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勉强可以维持温饱，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现在美国家庭年收入400~600美元的标准。不排除个别地方、个别年代的收入水平略高于此，但最高不会超过此标准的两倍。当然，还有少量贵族，生活水平确实远高于此，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在数量统计上不具有意义。如果你出生于18世纪末之前的任何年代，你的生活水平极可能相当于现在年收入1000美元的水平，你的父母、祖父母是这个水平，你的儿子、孙子也不会与此相差太多。

然后到了18世纪末，距今也就数百年的工夫，改变出现了。人们开始变得富裕，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富裕……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人们的年均收入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年化增长率达到0.75%，数十年后，同样的情况在全球其他地方纷纷上演。人类的生活水平在经历了数万年的停滞不前之后，终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稳定增长和持续改善，不久之后，人们对这种改善就习以为常了。今天，我们期待着自己的汽车、电脑、药品，以及自己的娱乐系统能够给自己一些新鲜感，以使自己平淡的生活有些新意！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不是这样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收入水平忽然有了0.75%的年化增长率，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增长率有了更大的提高。到了20世纪上半叶，排除通货膨胀影响的人均年实际收入实现了1.5%的增长；到了60年代，这一数字达到2.3%，距今已经维持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光看数字很抽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一数字代表的意义。

以美国家庭为例：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中产，年收入5万美元左右，希望你的孩子成年后还能像你一样拥有适当的经济地位。假设从现在开始，收入保持2.3%的年增长率，25年后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89000美元。依此类推，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再过25年后年收入可以达到158000美元。如果还能继续保持2.3%的年增长率，在400年之后，他们的后代每天的收入可以达到100万美元。这个收入虽然比比尔·盖茨目前的收入水平稍低点，但已经很不错了。我要强调一下，以上计算的所有金额都是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真金白银，它们与今天的美元具有相同的购买力。

如果这一数字令你惊讶，让你不敢相信我们可以创造如此天量财富的话，下面的分析可能让你更加吃惊：以上计算结果仅是对过去数百年发展趋势相对保守的估计，即假定年度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3%的水平；但实际上，这一数字两百多年来一直在慢慢变大。还要记住一个事实，历史上任何一次巨大进步，在它真正变为现实之前，人们都不敢相信它会出现。公元1世纪弗朗提努斯就曾说：所有的发明创造已被穷尽，我看不到一点能够更进一步的希望。但事实呢？现在看来这句话是多么好笑。

与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大背景相比，短期内经济周期的起伏不定就像是一部大剧中的小插曲，微不足道。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人们的收入水平降到了20年前的水平。在那些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准与他们父辈的生活水准相当，而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忍受的。人们生活应该越来越好、生活水平应该越来越高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是一个新现象，人类第一次对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此自信，没有一个18世纪的政治家会问老百姓：“你的生活比四年前过得更好了吗？”人们会以为他在做梦，因为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的生活应该比四年前更好。

收入增长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变得越来越富裕，而且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使用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劳动时间在60小时以上，今天，这一数字降到了35小时以下；一百多年前，只有6%的制造业工人可以享受到休假，今天，这一数字是90%；一百多年前，人们普遍10岁多点就得参加全职劳动，今天，童工已被完全禁止；一百多年前，只有26%的女性劳动者可以在65岁时退休，今天，超过80%的女性劳动者在65岁时已经退休了；一百多年前，家庭主妇们每天需要花费12个小时才能完成诸如洗衣、做饭、清洁、缝纫的家务活儿，今天，我们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完成。

1900年家庭主妇的“大洗之日”是这样度过的：首先，把盛满水的水壶放到炉子上，用木材或煤块给水加热；然后，开始洗衣服，纯手洗，冲洗干净了再用手或借助一种特殊的机械把衣服上的水拧干；之后是晒，晒干之后就是最麻烦的熨衣服，熨衣服用的烙铁需要在火炉里不断加热，直到能够熨衣服为止。整个洗衣过程大概需要花费八个半小时，家庭主妇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走超过1英里（约1.6公里）的路程。我们能够对此如此清楚是因为，美国政府曾经专门雇用研究人员针对家庭主妇们洗衣服的过程进行跟踪研究，并详细地记录下来。

做家务不仅仅是洗衣服，20世纪初，多数家庭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集中供暖，所以家庭主妇的日常工作还包括打水和运煤。据测算，家庭主妇们每年要靠手推肩扛运送7吨煤和9000加仑（1加仑约为3.78立方米）的水。

到了1945年，洗衣机被发明出来，有些“女英雄”可以使用洗衣机洗衣服了。那时用洗衣机洗衣服，家庭主妇们的劳动量已经显著下降，所需的时间从八个半小时降到两个半小时，这个过程中家庭主妇们只需要走大约200米，而不是之前的1英里。如今的洗衣机功能更加强大，家庭主妇甚至不需要浪费一点时间在洗衣服上，你都不用看它一眼，洗衣机就帮你把衣服洗好了。购买洗衣机也很方便，定制的洗衣机制造好后会直接送到你的家中。

今天，美国最穷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家庭）之中，99%的家庭拥有冰箱，64%的家庭拥有空调，97%的家庭拥有彩电（其中超过2/3安装了有线电视），60%的家庭拥有洗衣机和烘干机，超过一半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接入互联网）。

我们能买到的产品质量在不断提高。试着列一张2001年时的电子产品清单，看看那些产品的技术参数，你一定会惊讶于这十几年来我们所用产品质量的飞速提高！那年我的一个好友花费600美元买了一部1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没错，是130万像素，还不及现在的手机，但那时我们还兴奋于这部相机只有一磅半（约为0.68千克）重，却能存储相当于一个软盘的容量。

如果你还不信的话，我们再举个例子——医疗保健。你是愿意以今天的价格享受今天的医疗服务，还是愿意以1970年的价格享受1970年的医疗服务？我相信只要没有与世隔绝的人，都不会选择后者。近年来，医疗保健行业尽管经常因炒作而被普通大众诟病，但不得不说，现在的医疗保健服务比起以前，质量提高了很多，价格也降了很多。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也更长了，这都得益于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同样是20岁的年轻人，100多年前，他的母亲可能已经离他而去，而现在，20岁的年轻人，他的祖母可能还天天陪着他。

可测量收入的增长——即便是最近200年来的显著增长也不能完全反映我们经济状况的改善。美国中产阶层的平均可测量收入比中世纪时欧洲君主的收入稍微低一点，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中产比欧洲君主过着更加“奢侈”的生活。我猜想，如果亨利八世在世的话，一定愿意用他的半个王国来换取青霉素的终身供应以及登录互联网。

这一增长趋势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日子会不会越变越好？没有人知道，就像没有人知道地球会不会在10年内被小行星摧毁一样。但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猜测，我们确实看到在过去的两百年间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会有小的波动，但不影响大趋势），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在提高，丝毫未见势头减弱的迹象；我们也确实看到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由技术进步所驱动，是技术进步在促使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技术枯竭而陷入经济停滞？为什么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具有“自助补充能力”：原有技术可以诱发新技术的出现，新技术的出现又诱发更新技术的出现，周而复始。再考虑到克雷默教授的观点——“增长的财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反过来又以更多的方法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对未来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是十分合理的。

怀疑论者很容易就能发难：为什么有的国家人口很多，经济发展状况却很差？这其实也很正常，有些国家人口的自然优势非常明显——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能工巧匠以及更多的交易对象，但这一优势被政府的不当政策所削弱，这些政策限制人们依靠自己的天赋获得合理报酬，限制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易等。当人口增长的优势都被消除后，剩下的就只能是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了。[1]

继续说人口多的优势。较大的人口规模不仅可以带给我们经济上的繁荣，还可以带给我们情感上的慰藉。我们对邻居好不仅是因为他可能成为我们潜在的交易对象，而且因为他可能成为我们潜在的朋友、潜在的恋人。我们对孩子们好也一样，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强的赚钱能力，而是心甘情愿地对他们好。比起僻静的蒙大拿，人们更喜欢生活在热闹的纽约；比起周围的乡村，人们更喜欢生活在喧嚣的加尔各答。人是社会性动物，哪里人多，哪里优势就多。

人越多，世界越丰富多彩。室内乐、帆伞运动、埃塞俄比亚餐馆等小众活动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人口规模足够大，大到有足够多的顾客养活这些运动的从业者。人口规模大，因而有各种特殊偏好的人也多，各种小众活动的参与人才足够多。要不是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喜欢这本书的奇葩就不会多到足以出版它。

生活在曼哈顿和底特律的朋友总是抱怨城市的拥挤与喧嚣，但只要他们还没搬离，我们就不必对他们的抱怨认真对待。美国有大量人少且安静的地方可以自由迁入，但至今都鲜有人问津！当被问及为什么生活在纽约时，曼哈顿人会告诉你，因为这里有剧院，这里有交响乐团，这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里有……其实他是在说：这里很拥挤。

人口增长可以带来若干好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好处都具有溢出效应。当我决定生个孩子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中受益。判断全球到底是人口过多还是不足，我们需要衡量溢出收益与溢出成本孰高孰低。

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不带溢出效应的成本与收益。我女儿的出生使我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1/3（原来收入分两份，现在需要分三份），如果不算收益（女儿出生带给全家人的快乐）的话，女儿出生那天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差的一天，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好处，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经济学家彼得·鲍尔曾指出：如果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指数唯一标准的话，家里的牲口下个崽儿都比自己的老婆生个孩子强。

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外溢性的私人成本和收益，与人口的数量问题决策无关，人们在考虑生几个孩子的时候，已经对这些成本和收益做出了充分且适当的考虑。事实情况也是这样，家庭规模与经济状况的改变密切相关。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教育产业的经济回报率越高的地区，家庭规模也越小，这样，人们才能承受孩子教育费用的增加。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19世纪时的家庭一般都有七八个孩子，而现在却很少有这样的大家庭。在世界各地还可以发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与生育率的下降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生的孩子越少，孩子被抚养成人的比例越高，如果你的所有孩子都顺利长大了，这得益于孩子生得少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多数孩子都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随机”的结果。

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在小范围内实施了一个严谨的对比实验。按照澳大利亚法律，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可以享受一年的育婴假，其间政府还会按月发放一笔补贴，这一福利仅限于第一次生孩子的新妈妈享受。1990年，这一规定放宽了，生完第一胎后两年内生育第二胎的妈妈可以继续享受这一福利待遇。

新政策来得很突然。第一胎出生于1990年6月的“六月妈”适用旧政策，出生于7月的“七月妈”适用新政策。这一政策意向从1989年11月被提上议程，到次年7月开始实施，中间只有8个月左右的时间，而怀胎需要10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生育计划，以选择自己是适用新政策还是适用旧政策，因此可以推定，作为一个“实验的参与者”，人们的行为是客观独立的，未受主观因素的干扰。

实验的结果是：相较于两年后要二胎的“六月妈”数量，“七月妈”的数量有15%的显著增长，继续跟踪10年后的状况，结果一致。

换句话说，人们的生育行为对外界的激励做出了积极反应，即便这一激励相对较小（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仅相当于每月350美元）。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的心中都有一本账，计算着自己的所得和所失。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现实情况。我说我想要一个女儿，意思是说无论生养她的成本多高我都愿意承受，我都认为她“值”。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你的父母，他们也是这么看待你的，否则你就不会出现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不理性吗？不是。说明生养孩子除了具有很多显性的、相对易计算的、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成本和收益外，还有大量隐性的、难以计算的溢出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都被“当事人”以外的他人、大众或整个社会承担和享用。你，像我的女儿一样（其实所有人都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给亲人带来宝贵的爱，甚至给世界带来新的发明创造。但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应该为我生了女儿、为你的父母生了你而鼓掌吗？当然不是，除了这些溢出收益外，我们还有很多溢出成本需要承担。

但是要注意，哪些成本、收益可以溢出，哪些不可以溢出，二者很容易混淆。以资源消耗为例：只要生活，人们就需要从社会中索取食物、石油、土地等资源，你可能会想，你索取了资源，其他人能索取的就少了，你“占用”了他人的资源，虽然占用得不多，但还是占用了，你索取资源的成本溢出到了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这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是错的。因为，是否存在溢出，关键是看你如何“索取”这些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由你自己生产（比如种苹果），这显然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来自你与别人的公平交易，这显然也不会占用任何人的资源。（通过交易，虽然你从我这儿得到苹果、汽油或土地，但我从你那儿得到了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当继承财产时你才真正“占用”了“他人”的资源，但这种“占用”也不会涉及其他社会大众，“他人”指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的兄弟姐妹。

这个特例是个临界点，经常被人误解。当人们谈论人口过多时经常说，如果少出生一个人，其他人分到的蛋糕就可以大一点。实际上，少出生一个人只会使他（她）的兄弟姐妹在分配他们的妈妈做的蛋糕时分得稍大点，其他人的蛋糕不会受到影响。

这一简单现象意味着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确定自己家庭的人口增长率，而不用考虑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家庭会因为其他家庭人口增长率的高低而受损，除非他们自愿受损。假如我和你各拥有1000英亩（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的土地，我的家庭人数每代都增加一倍，而你的家庭规模保持稳定不变，用不了十代人的时间，我的后代每人只能拥有不到1英亩的土地，而你的后代还是独自拥有着1000英亩的土地。可见，我的家庭高生育率的成本代价并没有溢出到你的家庭。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我的家族过于庞大，无法养活新增人口，只能诉诸战争，以夺取你的土地，那样的话，溢出成本就真的出现了，你需要认真对待。同样，如果我是一个贼、一个污染大王或是政府的警卫，我的出生也会增加社会的溢出成本。并且不幸的是，通过掠夺、盗窃、政府征用等方式获得资源的人往往只有效利用了这些资源的极少部分，大部分资源都被浪费掉了。所以，除非少数特殊的人，多数社会成员的资源消耗不会带来社会的溢出成本。

有的家庭希望子女更加富裕，有的家庭则希望子女多多益善，无论哪种期望都无可厚非。只要彼此之间没有碰撞冲突，就不构成政策制定的难点，我们应该为世界的多样性而喝彩。

托马斯·马尔萨斯——史上“最可怜”的科学家之一，因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而闻名于19世纪——曾悲观地预测人口增长的失控将导致无情的大饥荒，人们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那么他的推测错在哪里？实际上，对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他有两点错误：既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成本，又错误计算了人口增长的收益。

在计算收益时，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由人口增长驱动的技术进步可以使粮食的产量以几何倍数飞速增长，并且持续增长，这一点令他十分惊讶。在计算成本时，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每个家庭都可以自由地决定生几个孩子。无论食物供应状况如何，每个家庭都可以主动调整家庭成员的数量，在食物短缺时缩减人口，在食物丰富时增加人口，不用担心会有家庭因为人口过多而挨饿，如果真有，那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人们可能将“过度拥挤”看作人口增长的溢出成本，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果你感到拥挤，可以选择离开，如果你没有离开，说明“拥挤”完全是你的自愿，没有人要求你必须生活在“拥挤”的地方。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村，享受那份宁静与宽松，也可以选择生活在纽约，阅尽人世间的繁华！抛开“拥挤”只谈“繁华”是痴人说梦，不谈“荒凉”只谈“宁静”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芝加哥人可以自由地搬到内布拉斯加州去住，加尔各答人也可以自由地搬到附近的乡村去住。为什么他们没有搬去？原因正是他们现在正在抱怨的，实际上，他们是喜欢拥挤的。为什么曼哈顿附近的房租高得上天，正是大家削尖了脑袋往这里挤造成的，人们更喜欢住在拥挤的地方。

纽约人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行为已经承认。针对纽约市民的一次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搬离纽约。可实际情况是没有人搬离。他们当然拥有搬离的自由，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纽约人嘴上欺骗了调查人员，他们的行为却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拥挤”不应该被看作是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不乐意，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知道，这个世界看上去人确实太多了，但早有人指出，如果用正确的方法把人叠起来，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只能填满科罗拉多大峡谷。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太极端，不人道，也可以这样：把得克萨斯州分成若干500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为0.09平方米）的小块儿，每一小块儿上建一所房子，每一间房子中住一个四口之家，这样，全世界人民的住房问题就解决了。

许多很明显的溢出成本其实也是假的。比如说，当我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你中意的一辆车，或者竞聘你心仪的工作岗位时，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行为损害了你的利益，构成了溢出成本。其实不是。因为这些成本都用于抵消其他收益了：当车价因为我的竞拍而提高，卖方得到了买方的损失，当事实证明我比你更适合那一工作岗位时，你的损失就是雇佣方（及其顾客）的收益。

“专业”的杞人忧天者总是思考些荒唐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口？这其实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因为地球也不知道它能养活多少人口，这不是地球能决定的。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思考地球可以养活多少人，我们只需要思考在地球能养活的这些人中，你能够养活几口人，并据此决定生养几个孩子。如果有人想要挑战自己，多生几个孩子，这也与他人无关，唯一可以合理“抗议”的是他不堪重负的身体。

杞人忧天者还会问：人口这么多，把石油都用完了怎么办？（或其他不可再生资源都用完了怎么办？）这是另一个典型的“错误”问题，因为它暗含了这样的假设：邻居没有石油可用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使用石油增加的不是自己的成本而是邻居的，如果世界上只剩他一个人，这个问题似乎就解决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从来不会过多使用他的汽油，他只后悔自己没有多带点，考虑到他总共拥有的汽油量，他会尽其所能地精准决策现在使用多少、给未来留下多少。作为现实中的人类也会做这样合理的安排，所以，不用担心石油用完了怎么办，只需要担心自己能买得起多少就够了。

假设鲁滨逊会有孩子，也会有孙子，情况还是一样，他同样会做出精准的安排。他现在每多使用一加仑的汽油，他的孙子们就要少使用一加仑，当他做出用或不用的决策时，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清楚了。

假设岛上还有其他家庭怎么办？鲁滨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大家还行吗？依然没有问题。鲁滨逊家族拥有汽油以及其他资产，别的家族也拥有各自的资产，他们可以选择交换或不交换，以及以何价格交换各自的资产。每个家庭会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交换出去多少石油，保留多少石油（或其他资产）。大家各自做决策，互不干扰。

如果你担心自家的石油不够用，可以适当削减家族的规模；如果你觉得别人都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的话，你可以洗洗睡了，那不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也许是个商机，你可以买更多的石油储存起来，你的孙子或许因此而变得更加富有。如果确有家庭不计后果、荒唐可笑，那也与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生活会教给他们一切，让他们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让我们思考下应该思考的问题：你、我，以及所有人，我们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上天的恩赐，还是地狱的诅咒？

试图通过记录“功德簿”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是不现实的。你可以在“功德簿”上详细记录你对整个世界的“索取”以及“贡献”，但你一定会在不经意间忽略掉某些重要的东西。炎热的夏天，被堵在路上一个晚上，困得受不了，你一定记得在你前面的家伙增加了你的成本，却忽视了发明空调的哥们儿也给你带来一缕清凉，这也是一种收益。你会记得拿着优惠券拖慢整个结账队伍的笨拙身影，却不一定记得冬天晚上的寒风中帮你换轮胎的好心人。纽约人总不忘抱怨纽约的拥挤，却不曾想不再拥挤的纽约和锡达拉皮兹市又有什么分别。

所以，与其记录一本漏洞百出的“功德簿”，不如换一个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适当的方法是重构父母的决策机制，看看他们是如何决策是否要一个孩子的。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他们是否带有某种偏见？他们是更倾向于少计成本还是少计收益？

父母一般不会忽略生养孩子的成本，因为这些成本一般都集中在各自家庭的内部：你的出生将引起你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包括有形资源如土地、无形资源如父母的关爱，你会将这样的一部分资源从你兄弟姐妹的手中“转移”走，仅此而已。换句话说，资源转移只发生在家庭内部，不会外溢，在这一过程中不存在外溢成本。就像过度拥挤不存在外溢成本一样，生孩子也一样，因为都是他们自愿的。

再来说说收益。每个人的存在都丰富了世界的多样性，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爱、友谊、新奇的想法以及其他，具有更大的发散性，因而更容易外溢。比如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在我看来就给这个世界带来大量的外溢收益（如果是付费阅读就更好了）。如果你善于制作精良的捕鼠器，考虑到老鼠的巨大危害，你可称得上是功德无量。即便你只会对他人微笑，你也可以照亮整个世界无数个日夜！我们难以一一描述如此多的溢出收益，可以确定的是，这确实使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受益匪浅。当然，你的父母不一定会考虑这么多。

所以，当父母考虑是否要生孩子时，实际上考虑了更多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但他们仍然生下了我们——他们爱我们。从更广的社会视角看待这一现象：社会承担了所有的成本和收益，而我们个人在承担所有成本的同时却只享受了部分收益，我们确实是“亏本”了。

这一分析适用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除非他们把成本溢出到家庭之外，成为小偷、抢劫犯或“播音员”。

当决策者考虑更多的成本而考虑较少的收益时，往往变得过于保守，也就是说，父母生养孩子的数量要比社会所期望的数量少，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人口增长的问题正好与环境污染的问题相反。污染环境的钢铁厂老板获得了生产钢铁的全部收益（即利润），却只负担了部分成本（他承担了生产钢铁的成本，却没有为损害人们的健康而负责），所以他会过度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承担了养育孩子的所有（至少是最多的）成本，却只获得了部分收益（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对孩子的爱，却得不到别人对他们孩子的爱），所以他们“生产”不足。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问题。如果他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那将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新出生的孩子可能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而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所有工作均由他人承担。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给予补贴。正是由于缺少这种补贴，我们实际上是生育不足的。同样，由于没有适当的罚款或税收，我们的环境被过度污染了。

在某个地方有一位好姑娘，由于我不愿生个儿子，所以没办法提供一个儿子与她一起坠入爱河，因而她无法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我像心疼自己的女儿一样心疼她，就应该把儿子生下来，让儿子与她结成连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更重要，所以我过早地停止了生育。

换句话说，限制家庭规模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我可以理解个人自私的行为，却无法理解鼓励他人自私的行为，“人口零增长组织”（现更名为人口联合组织）不正在做这样的事吗？与此相比，寻找更多的方法补贴人们的生育行为意义更大。更多的人口不仅仅意味着更加繁荣，而且意味着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多陌生人之间的点滴温暖，甚至更容易找到生命中的真爱，这才是我们应该留给孩子的世界。

[1] 也有观点认为个别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是本研究的相关变量，由于发明创造很容易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从而传遍全球，所以全球人口才是合适的相关变量。

第3章

我小气，我光荣

之所以喜欢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1]，原因是：他的居室局促昏暗，因为点灯需要花钱；房间阴冷潮湿，因为烧煤同样不是免费的；他的晚饭是麦片粥，那是他自己烧的，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服务，因而不用向任何人支付哪怕一毛钱。

斯克鲁奇被称作“小气鬼”，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自己不点灯可以把更多的汽油留给别人，自己空着盘子可以把更多的食物留给需要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够比这更大方？自己不雇用仆人，以便让别人更容易雇用到仆人，什么样的邻居比这更仁慈？

吝啬是否有利社会，这个问题要比前两个复杂些。由于斯克鲁奇们需要的煤少了，因而矿工们只需要从地下挖取更少的煤就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不需要为斯克鲁奇们挖取更多的煤，一些潜在的矿工得以解放，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其他类型的服务。

狄更斯曾给我们描绘这样一幅场景，住在固若金汤的豪华府邸中的市长大人，为了宴请一起庆祝圣诞节的宾客，雇用了50名厨师和管家忙里忙外，为大家服务。这样的排场也被认为符合市长大人的身份，宾客们宾至如归，十分满意，整个屋子都是褒扬市长大人慷慨的赞扬声。殊不知，市长大人的这座豪华府邸所用的砖块、砂浆和劳工，足够为几百人建造居所，而斯克鲁奇住的房子只有三间小屋子，没有雇用一个仆人。正是斯克鲁奇的“吝啬”，不雇用一个厨师或管家，才保证了其他需要服务的家庭更容易请到厨师和管家，这些家庭及其客人应该感谢斯克鲁奇，但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

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莫过于守财奴，他们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耗尽世界上所有的资源，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吝啬与博爱唯一的区别是，所谓的慈善家只施舍自己想施舍的那一小部分，而守财奴却把他们的仁慈传播得更远、更广。

如果你建造了一座房子却不住它，那么世界将因此而富余一套房子；如果你赚了一美元却不花它，那么世界也将因此而富余一美元。

那么，富余出来的钱去哪了？富余出来的商品最终使谁受益？这取决于斯克鲁奇省钱的方式。如果他把一元钱存到银行里，这一元钱正好使银行利率降低，生活在某地的某个朋友可能因此而能够负担得起一次度假，或重新装修一次房子；如果他把一元钱放到床底，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这一元钱正好使物价降低，生活在某地的那个朋友可能因此在晚餐时多点一份价值一元的咖啡。斯克鲁奇（小气鬼一号）无疑是个精明的投资家，把钱都贷出去以赚取利息；麦克老鸭（小气鬼二号）与斯克鲁奇齐名，但较为“保守”，喜欢把钱放在地下室里，看它们越堆越高。不管怎样，小气鬼一号降低了社会的利率水平，小气鬼二号降低了社会的物价水平，因两个小气鬼而受益的吃瓜群众何止万千，不会比市长大人过圣诞节请的人少。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算术法则：斯克鲁奇每少吃一口饭，将有一人因此而能够多吃一口。

这里也有一条不复杂的经济规律：如果一开始并没有人需要那多出来的一口饭，市场机制中的价格或利率等因素会自发调整，供给与需求重新匹配，直到有人想要那一口饭为止。

关于上述算术法则和经济规律的争论毫无意义，但当我第一次写文章为小气鬼正名时，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席卷而来。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斯克鲁奇很富有，有一箱金子，但他不花。他的邻居卡斯伯特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斯克鲁奇能够雇用卡斯伯特做用人，并付给他金币，卡斯伯特就可以有钱买火鸡吃。因此，斯克鲁奇花得越多，卡斯伯特的日子越好过。

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卡斯伯特的火鸡从哪来？不可能来自斯克鲁奇，他那么小气，一定不会送卡斯伯特一只火鸡。火鸡只能来自另一个与卡斯伯特有类似境遇的邻居，我们叫他埃格蒙德好了。

什么可以让埃格蒙德放弃他的火鸡？这取决于当地银行和商业系统的微小调整，最可能的状况是这样：由于卡斯伯特也加入买鸡的大军，卖鸡的老板发现鸡不够卖了，顾客比鸡还多，于是提价，价格一直提到一部分顾客买不起了才停止上涨。

事情也可能是这样：鸡价的上涨引发养鸡大户阿尔伯特扩大生产，养更多的鸡，但不久发现根本没有足够的劳力和饲料养更多的鸡，因此只能作罢，有一部分人于是买不到鸡，比如埃格蒙德。

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卡斯伯特的鸡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来自斯克鲁奇，这意味着鸡只能来自其他地方。

一位读者与我争辩：斯克鲁奇囤积的金子本可以用于抚养矿工们嗷嗷待哺的孩子，可他却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说，不，那些金子本来也不能养育矿工们的孩子。黄金中含有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其他重要元素的含量都很低，但或许可以补充纤维素，所以最好不要吃金子。用黄金换取其他食物倒是可以，但这样一来，其他人可以换取的食物就又少了。这位读者无视这一事实，指责斯克鲁奇“从经济体中抽逃资金，那些资金的运动本可以使很多人受益，这些人现在却只能挨饿”。用“抽逃资金”这种时髦话来指责斯克鲁奇，却不停下来好好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我也只能“呵呵”了。

像斯克鲁奇这样的人会令人不悦吗？会。他们从不在意自己的自制给别人留下了不少好处。他们确实给别人留下了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很重要。

斯克鲁奇自私吗？当然不自私，但他很吝啬，这二者不是一回事：自私总是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而吝啬占用的资源更少，世上根本没有“自私的吝啬鬼”。

斯克鲁奇有慈悲心吗？也有，也没有。慈悲心指自己消耗少些，让别人消耗多些。斯克鲁奇已经使自己的消耗量达到最低值，从这一方面说，他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的慈悲。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打算吃某样食物，而是送给另一个人，就会有其他人因此而吃不上这种食物。

1848年，旧金山附近，有人在萨特家的磨坊发现了黄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为了圆他们的淘金梦，超过30万淘金者迁徙到西部，其中多数都是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当时，40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全美只有300万人。

由于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在加利福尼亚挖金子，因而没有人去经营农场，没有人去开杂货铺，没有人去做生意，而这些对社会的发展才更具意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不亚于一次大型战争。

一些矿工发了财，但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意义。最好的状况就是他们找到很多金子，但这些金子也没有太大的社会价值。我所说的没有太大社会价值是指，没人可以吃它，即便嗷嗷待哺的孩童也不能，也不能用它来做其他具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除了镶牙和制作漂亮的珠宝以外。

一个国家安排如此多年富力强的劳动者去做如此徒劳、无意义的工作是件疯狂的事情，就像我们现代人把一半左右年满18岁的年轻人送到大学里一样，在那里他们只会喝喝啤酒、玩玩飞碟，度过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年。只是与19世纪的前辈们相比，现在的社会至少负担得起如此奢侈的行为。

致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创造财富，一种是占有别人创造的财富。挖金子的矿工几乎不创造任何财富，还消耗别人创造的财富。那么，他消耗了谁的财富？

矿工们在一点一滴地窃取拥有黄金的人的财富。通过增加整个社会黄金的供给量，他们拉低了黄金的价格，尽管很微小，这一微小的价格降低使全世界拥有金砖或金项链的人们受损，数百万人的损失就是矿工们财富的真正来源。

没挖到金子的矿工既没有给自己创造财富，也没有给社会造成损失；挖到金子的矿工给自己创造了大量财富，却以整个社会的受损为代价。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包括挖金子的矿工和其他社会成员，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

当今社会，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不再，德州扑克逐渐兴起，二者形同一则。这种游戏也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但同样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毫无益处。硬要说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就是，坐在沙发里的玩家或看台上的吃瓜群众可能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玩扑克，与挖金子一样，你赢的就是别人输的，你索取的就是别人损失的。唯一不同的是，玩扑克只能赢对面玩家的钱，挖金子却是窃取所有人的财富。

如果全世界有10%的人口全职玩扑克，世界经济将会降低一个档次。幸运的是这一点不会发生。十赌九输、久赌必输，玩扑克的基本都赚不到什么钱，进入这一行的自然就少了。但挖金子不同，至少在成千上万的人涌去淘金之前，挖金子的矿工基本都挣到钱了。所以，挖金子迅速演变为淘金热，而扑克热并没有真正形成。但不管怎么说，二者的出现都是社会的灾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埋在矿井中的金子和放在仓库中的金子一样无害，但一旦有人把它挖出来或有人把它花出去的话，问题就来了。

“掘”金的过程和“造”污的过程非常类似，都是将无害的物质转化为有害的东西，当物价上涨时人们就都感受到它的危害了。事实上，掘金可能比造污的危害更大，因为污染物一般都是有用产品的副产品，而掘金则一无是处。采取措施抑制这样的活动是明智的，挖掘金矿本应该在数世纪前就重税废止。

守财奴的做法与淘金者的做法正好相反，淘金者把金子挖出来，守财奴把金子埋藏起来（至少类似这样，有时简直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淘金者应该被课以重税的话，守财奴们就应该得到补贴。

节约是一种慈善，也是一种博爱，我们的税制体系应该认可这一点。如果给予慈善事业以税收优惠是正当合理的话，给节约的人同样的税收优惠也在情理之中。你辛勤劳作赚取金钱却不消费，这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无论你是把钱送给别人（慈善捐赠），还是把钱储存起来（节约或称之为吝啬），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当然，这个世界总是不缺试图怂恿人们耗尽自己储蓄的讨厌鬼，如果对收入课税合情合理的话，“它”也算合情合理。“它”指的是谁？指的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账户可以在你进行储蓄的情况下为你避税，也就是说，只要你让别人享受到你的劳动成果，就可以帮你避税，但现在已经不能了。

伟大的艺术家有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的深层含义。《圣诞颂歌》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认为不应该对“个人养老金账户”施加限制，作为作者的狄更斯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个人养老金账户”与税制对储蓄的鼓励，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均不矛盾。

如果圣诞节代表无私、代表分享的话，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应该成为其最重要的代言人，对，就是那个老吝啬鬼，不是改造之后的那个。应该改造的是税收体系，而不是吝啬鬼。

[1] 斯克鲁奇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是一个性情刻薄、冷酷的守财奴，他的员工连火鸡都买不起。在圣诞精灵的引导下，他逐渐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本书作者借用了故事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编者注

第4章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

19世纪末，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在《致美丽青春》中写道：“我知道美丽的外表带来的回报。”现代计量经济学家对美丽的价值了解得更准确。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影响，漂亮的人——那些被面试者从一摞照片中找出来并被认定为“漂亮”的人，比我们这些相貌平平的芸芸众生平均多赚5%的工资。

正如漂亮可以获得奖励一样，丑陋就要受到“惩罚”。“丑女”比普通人的收入低5%左右，“丑男”比普通人的收入低10%左右。没错，职场对缺少吸引力的男性的惩罚更为严厉。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丑女”往往已经被排除在职场之外，没有被统计在内。实际上，最丑的那一部分（被认定为颜值最低的6%的人群）已婚女性比其他女性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低8%，这样的影响是重大的，但也只能部分地解释工资的性别差异。

男性的外表在其职场生涯的各个阶段均具有重要影响。帅气的男性无论在获得工作机会、起薪，还是加薪方面，均比其他男性有优势；漂亮的女性在加薪方面有优势，但在获得工作机会和起薪方面表现平平。

样貌欠佳的女性在职场中受的伤害可能比样貌欠佳的男性稍少，但她们在婚恋市场上受的伤害要多得多，最丑的女性只能配最次的丈夫（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发展潜力都是最次的）。但样貌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最漂亮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表现并不怎么样，还达不到平均水平。对男性来说，样貌对婚恋前景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职场中，样貌欠佳的男性比样貌欠佳的女性受伤更多，但对于女性，尤其是对白人女性来说，肥胖，是其受伤的重要原因。体重超标65磅往往意味着收入降低7%，换句话说，如果你确实是一个超重的白人女性，减肥65磅意味着省出了大学留级一年的费用，或者增加了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男性和黑人女性来说，没有观测到体重对收入有任何影响。

以上并不足以证明外表的吸引力或苗条的身材可以导致成功，我们可能还需要寻找其他的路。高收入者可以负担较好的化妆品、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还可能借助整形手术；同时，他们也具有更高的自信心，可能因此而具有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

但这些因素对成功的影响都非常小，原因有两个。首先，即便你长得再帅，长得再漂亮，客户、上级对你再信任，都是有限度的，化妆品的作用可不是万能的。其次，收入与颜值的相关性在年轻组的统计关系中表现得较为显著，但年老组的数据显示，良好的保健和整容等维护颜值的方法对收入的影响甚微。

即便以上分析都成立，也不足以推出魅力导致成功的结论。也许还有第三个原因：良好的基因或良好的教养，或二者兼具。但即便我们忽略被调查者的家庭背景，成功与颜值的相关性依然存在，所以，这样的分析还不够。

谜底可能是，漂亮的外表也许真的可以导致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某些高薪职业只向最漂亮的人群开放，比如时尚模特和偶像剧主演。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漂亮的汽车修理工比样貌平平的修理工也挣得多，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漂亮的教师比样貌平平的教师也挣得多。

老板们愿意向长得漂亮的员工支付额外的奖金，可能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看着舒服。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漂亮的“宝宝们”应该可以在各个行业中均能“大杀四方”，但实际情况不是，他们只集中在像消费品零售这样需要与客户有大量接触和交流的行业。到你们当地的家居连锁店看看，比较下收银员和仓库工人的平均颜值你就会明白；或者，到当地的超市看看，超市的女收银员如此漂亮，我的一个同事戏称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超市老板叫这个工作岗位“收银台”，原来全靠她们吸引顾客以“收银”。很明显，老板们雇用漂亮的员工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嗜好，而是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

长相甜美固然重要，长得高更重要。如果你身高达到6英尺，那么，你每年可以比隔壁同等资质但身高只有5英尺6英寸的“矮子”多赚6000美元。通常来说，排除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影响，身高每增加1英寸，年收入增加1000美元。身高和种族、性别一样，都是工资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身高对女性的影响和男性一样重要，即便对于一对长相一模一样（但身高差超出你预期）的双胞胎姐妹来说，高个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矮个的。

身高不仅影响工资收入，而且影响晋升机会。我曾在一家中型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一次去参观下属工厂，发现自己只能看到前面的一半景色，就是因为自己太矮，被前面的同事挡住了。这些比我高的同事都是商界的“大佬”，非常成功。在美国历任的前43位总统中，只有5位的身高略低于平均身高，多数总统的身高要比他们时代的平均值高上几英寸。这43位总统中，身高最高的5位总统分别是亚布拉罕·林肯、林登·约翰逊、比尔·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罗斯福。顺便说一下，结合这些总统任期内的作为会发现，身高不仅有利于选举获胜，而且意味着破坏或修改宪法的倾向性更高。通过一项专门统计异常现象的工作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宪法的大部分篇章都出自身高最低的詹姆斯·麦迪逊之手，而这些内容几乎被比他高许多的后来者们破坏殆尽。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畅销书《引爆点》（一本不可思议的书）中说：“当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人，我们为之倾倒。”换言之，身材较高的人赚得较多是因为我们歧视身材矮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歧视其实与身高无关。

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们永远不可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帮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高中时个儿矮现在个儿高的人群，收入与矮个儿一样低；高中时个儿高现在个儿矮的人群，收入与高个儿一样高。

这一研究成果将“歧视”这一因素排除在工资差异原因的分析之外，很难想象雇主们怎样或为何要歧视员工过去的身高。少年时个头高，但在成年前就停止长个儿的矮个儿员工（成年后个头儿属于较低行列的）也会发展成为高薪员工，说明他们身上一定有雇主认为有价值的其他特性，比如说自信。高中时个儿高的少年往往把自己视作领袖，即便他们的身高已经停止生长，这一认知习惯也会一直存续下去。

青少年时期的自信心为何如此重要？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自信心一旦习得将伴随终身；也可能是自信的少年更乐于加入各种团队、俱乐部和社交组织，从而学会与人沟通交流的技能。这种参与精神难能可贵。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的报告指出：排除年龄、身高、地区和家庭背景的影响，积极参加竞技体育项目的员工相较其他员工可以多获得11.4%的工资收入，参加各种俱乐部唯独不参加竞技体育项目的员工可以多获得5.1%的工资收入。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部分解释少年时个头儿高将来会获得高工资的原因。

或者，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本就是相反的：也许不是自信心导致少年们乐于参加国际象棋俱乐部，而是在俱乐部中的成功激发了少年的自信心。但不论到底谁是因，谁是果，矮个儿的孩子一般不愿参加课外活动是我们都清楚的，而这些课外活动的参与对孩子将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林肯敢于解放黑奴，克林顿敢于欺骗大陪审团，是因为他们在少年时习得可以通过他们的身高掌控全局吗？或许吧！但与个儿高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自信，还有智商！

高个儿更为聪明（当然指平均水平）。通过多项覆盖所有年龄段的研究，我们已深知这一点多年，即便是学龄前儿童的标准化测试，高个儿的分数也比他们的同学高。只要这一标准化考试不是问很多只有高个儿的同学才知道的问题，诸如“你在独立日游行中能够看到什么”，测试结果就是客观公正的。普林斯顿两位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个头儿相当高）提出：高个儿与矮个儿智力上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身高与收入的相互关系。

如果完全是智力上的差异导致收入不同的话，为什么青少年时的身高可以比成年后的身高更好地预测收入？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这样解释：青少年时期的身高比成年后的身高能够更好地预测智力的发展。聪明的人不仅个儿高，他们个头儿“疯长”得更早。如果你16岁时5英尺4英寸，30岁时长到6英尺，一定没有16岁时就6英尺高，然后停止长个儿的人聪明。这似乎就是我们挣得比别人少的全部原因。

拥有美丽外表的人得到最好的工作，觅得最好的伴侣，获得最多的关注，只留下“渣渣”给我们，想想都让人心寒。但话说回来，长得好看的人就是好看。所以，当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人进入我们的视线时，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矛盾的心理，说到底，别人的貌美如花既可能成为我们的福音，也可能成为我们的诅咒！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根本不会感到矛盾。当维罗妮卡盛装出现在舞会上美翻全场时，阿尔奇可能十分高兴，而贝蒂可能略有失落，唯独没有人会感到矛盾！

捋清维罗妮卡的美给阿尔奇带来的“收益”和给贝蒂带来的“成本”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维罗妮卡的美到底是“清洁”了我们的社交圈，还是“污染”了我们的社交圈。如果是前者的话，你可能会建议给美丽以补贴。可以是直接补贴，比如在广场上给样貌最英俊的人发放现金；也可以是间接补贴，比如对化妆品和整形手术进行税收优惠。但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也许应该通过重税来抑制美丽或对美丽有积极作用的产品。

到底应该补贴还是应该课以重税？答案部分取决于男性在意什么，部分取决于女性在意什么，部分取决于女性的外表与本来面目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1]下面是一个思想实验（虚拟的实验）：假设女性在意自己的外表仅仅是因为男性在意，男性会娶最漂亮的女性为妻。那么，没有希望在拼颜值的竞争中获胜的女性就只能放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贝蒂明明知道维罗妮卡在舞会上会让她黯然失色，她还是在美发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既然贝蒂已经承认颜值拼不过维罗妮卡，维罗妮卡就没有动力再打扮自己了。这对我们“外貌协会”的人来说不是好事，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对努力“美丽”的女性给予补贴，以使她们获得充分的激励，努力“美化”这个世界。[2]

但如果女性都认为自己有机会超越对方的话，我们将面临另一种类型的问题。贝蒂的发型胜过维罗妮卡，维罗妮卡在美甲上更胜一筹，贝蒂比维罗妮卡的脸蛋更精致，维罗妮卡通过“抽脂”身材上扳回一城……最终，她们两个之中只有一个能在这场“美丽竞赛”中获胜，但在整个过程中，大量的资源都被浪费了。

自始至终，她们俩的竞争都使阿尔奇获益，构成溢出收益；使对方受损，构成溢出成本。把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观察其净效益，可以得出“美丽”到底是太多还是太少的结论，进而成为建议对之进行补贴或课以重税的有力证据。

我们还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深化，当阿尔奇选择了维罗妮卡之后，他是希望贝蒂变得更漂亮还是变得更丑？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以欣赏，与明白自己已经选择了最漂亮的女孩，哪个更重要？

贝蒂的变美之旅使与之竞争的女孩受损，让可以一睹她的芳容的男孩受益，也可能让急于炫耀自己女友的男孩受损。总之，很难说清楚美丽到底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多还是损失多，所以，也很难说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才合适。

如果美丽可以引发一场破坏性巨大的美丽竞赛，那么财富更是可以再次掀起一场江湖的“腥风血雨”。这一现象古已有之。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就是比隔壁老王更富有，那么我和你（就像拼颜值的贝蒂和维罗妮卡）可能因此而拼了老命地疯狂工作直至瘦骨嶙峋，在相互造成一万点的伤害之后，成为收入排行榜上的常客。

真的会这样吗？这取决于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是变得富有，还是变得比邻居更富有？如果人们仅仅因为个人原因追求财富的话，不会产生公共河流的溢出问题：我们各自决定工作的努力程度，并承担其结果。但如果人们追求的是财富排行榜上的排名，你和我的努力就可能相互抵消，就像前文中的吹落叶的故事一样，吹来吹去都白忙活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财富大比拼”的对立面——“比穷”抱以同样的关注。我希望做财富排行榜上最穷的人，我的邻居越富有，就会举办越豪华的聚会，说不定还会带我去拉斯韦加斯度假；邻居们越炫富，越不用担心小偷光顾我的家。

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遵循这样的传统假设：绝对财富，绝对重要；相对地位，相对不重要，只有绝对的财富量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饱受非经济学人士的质疑和讥笑。质疑者们喜欢用中世纪的贵族和现在的注册会计师们举例子进行反驳，他们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一定比现在的注册会计师更快乐，即便注册会计师们的收入高得上天，与贵族们的财富差不多。但古人云：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很容易想得明白，那是因为你想得不够细致。这里也不例外，非经济学家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比如中世纪的疾病、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以及生活的单调等。

孰对孰错？让我们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物价，也许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两组价格：亨利·都铎购买英国王位的价格和赫鲁晓夫购买苏联总书记的价格。从相对价格的角度看，这两组价格应该是相近的，都是为了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老大；从绝对价格看，差别很大，赫鲁晓夫的出价要高得多：即便最悲观的估算，苏联经济的产出也远高于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如果相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两个帝国的价值应该是相近的；如果绝对收入假说正确的话，赫鲁晓夫应该支付了更高的价格（可能以冒更大风险的方式进行支付），这是竞争使然。

很难说亨利与赫鲁晓夫谁冒的风险更大，所以二者的比较十分复杂。一个是：预期寿命35岁，但有30%的可能在战争中死去；另一个是：预期寿命65岁，但有20%的可能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死去。哪个风险更大？考虑到亨利与赫鲁晓夫的非典型性，这样的对比可能毫无意义。很难现在就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

也许以现代的政治家为例更为合适，因为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迎合大众在意的事情（因而更具时代典型性），这一点我想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任的政客都喜欢吹嘘当前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大概是因为选民们都希望自己能赶上经济腾飞的浪潮，即便这些浪潮可能打翻很多人的船。

换句话说：如果选民们更在意的是相对财富的话，为什么政客们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吹嘘自己为绝对财富的增加做出了重大努力？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更在意相对财富，在任的政客们都可以到处宣扬“请选我，我在任的四年时局维艰”。选民们当然不会选举使自己的生活变差的政客，但会选使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差的政客。说到这儿你大概已经明白：你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比别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不然的话，政客可以通过宣扬自己能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差，从而使你的生活变得相对更好，赢得你的支持。没有政客实施这样竞选策略的事实说明，相对地位并非那么重要。[3]

质疑相对财富重要性的证据还有：没人会相信“相对休闲”或“相对风险”之类的理论。你是在意自己假期的长度，还是更在意假期是否比邻居的长？你是在意自己车上安全气囊的工作性能，还是更在意气囊是否是朋友当中最好的？答案通常都是前者。如果我们是这样看待“休闲”和“风险”的，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财富？

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是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相对财富很重要，并且写了一本书《奢侈病》来诠释他的观点。我拜读完他的大作后觉得非常不值得信服，并且写了一篇长评解释我的观点。但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经济学推理值得推崇，比如我非常欣赏弗兰克教授细致入微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工作场合，如果人们更在意自己相对地位的话，高效率员工应该把低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福音”，而低效率员工应该把高效率员工看作自己的“诅咒”，因此，效率最低的员工应该得到奖励（否则他就没有动力再坚持下去了），效率最高的员工应该被扣掉部分工资（因为部分工资已经以“地位”的方式发放过了）。

我欣赏这一观察推理是因为它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在细致阐述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令人惊讶的结论。但他的错误也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在我的经验中，决定是否雇用一个新职员通常是看“雇用他是否会提高我们的平均业绩”，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看“雇用他是否可以衬托出其他员工更加优秀”。

鉴于此，很多研究者就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写出了许多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的好论文，但结论与罗伯特·弗兰克的完全不同。我最欣赏的一篇论文由哈罗德·科尔、乔治·迈尔斯和安德鲁·普斯特怀特三人（下文中统一简称为“科迈普”三人组）共同完成。

和弗兰克教授一样，“科迈普”三人组也假设人们在意相对地位，但比之更好的是，他们推理出更加完整的理论，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意，因为更高的相对地位可以获得更好的伴侣。之后，他们用细致缜密的逻辑，推导出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世界应该是怎样运行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获得更好伴侣的竞争导致多数人储蓄过度（而不是储蓄不足，这一点与弗兰克教授的结论不同）。年轻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预期前景，老人过度储蓄是为了改善他们孩子的预期前景。如果我们能够就停止过度储蓄行为达成一致意见，所有人将从中受益：在不改变伴侣竞争格局的基础上，增加我们所有人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当然，这种过度储蓄行为会增加当代人的成本，但会使后代人受益。

当人们通过储蓄来进行竞争时，富人们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所以，“科迈普”三人组的理论认为社会收入不均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但当收入差距大到穷人们失去改变自己相对低位的所有希望时，过度储蓄的动力就会消失，这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我们对“科迈普”三人组的假设条件进行微调，该理论会变得更加有趣。假设有这样一位贵族，他潜在的伴侣不仅在意财富，而且在意继承地位。注意，这样的贵族是很难持续存在下去的：够富有但地位低的男人只能娶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女人，不够富有但地位高的男人只能娶够富有但地位低的女人。换句话说，如果寻找伴侣退化成特罗洛普小说里的情景（按各自条件进行配对），那么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将会最终崩塌。不够富有地位又低的家庭可以通过几代人的“疯狂储蓄”，使家族跻身贵族之列，但整个社会还是难逃最终崩溃的局面。

“幸运”的是，“科迈普”三人组已经为这样的贵族找到使其永远存续下去的方法。如果“混合”婚姻（高低配的婚姻，违反条件相当才能配对的原则）的孩子将被降级为最低等的贵族，那么，这样的婚姻将被有效阻止。如果一个地位低下的男人想打破社会阶层的牢笼，改善自己及孩子社会地位的话，就需要疯狂储蓄。“科迈普”三人组已经证明这是可能成功的，但需要这样的社会“叛逆者”保持高得离谱的储蓄率才行。不管怎样，这样的贵族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妙处就在这里：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社会体系，姑且称之为“上水村”和“下水村”，它们的人口数量一样、技术一样，人们对所有事的选择权也一样，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很重要。但有一点不同，上水村靠财富吸引伴侣，下水村靠世袭的地位吸引伴侣。这两个传统都可以保证各自的社会体系永续下去，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两个村的生活水准将有天壤之别，原因就在于两村村民储蓄的动力千差万别，而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另一个引擎是技术，我们已经假设技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水村将越来越富有，而下水村将继续贫困。

这个理论的精髓，在于说明社会文化的标准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当然，除了经济学家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其他人早就清楚这一点了。“科迈普”三人组的研究成果令我们耳目一新：即便沿用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所有简化假设，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文化标准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继续深化。假设存在这样的社会体系：身份地位不是按照血统传递的，而是按照学识、身体素质、肤色的暗度、身高或者颜值传递，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的是，每个社会体系都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进化演变。

但是，这些社会体系最初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按照“科迈普”三人组的说法，部分答案是文化标准一旦形成便具有“自续”功能，即便这些文化标准的出现单纯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系列的纯随机因素产生，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这样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1] 在这个地方必须指定性别才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选择，可以把下文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互换，效果是一样的。

[2] 也可以不对美丽进行补贴，而对丑陋进行惩罚。1970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曾在书上看到一条“法律”：禁止难看的或恶心的人出现在公共场所。在那些日子里，对这一“法律”的严格执行比在图书馆天天泡着更毁芝加哥大学学生的身体。

[3] 有一个微妙的区别需要提一下：即便你更在意相对地位，你也会支持未来的经济进步，因为变得更富有的快乐会超过看到所有人也变得更富有而带来的痛苦。如果依旧认为相对地位更重要，你会因为看到过去的进步而沮丧，因为不仅仅是你享受了过去的进步，其他人也享受了过去的进步。

第5章

童工

戴维·利文斯通博士，一位非洲开拓者，医生传教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之一。10岁时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当地一家棉纺厂，每周工作84小时。这在当时很常见，也就是说，在19世纪20年代，这是典型的英国孩子成长的方式。

我们可以预见，利文斯通博士看到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非常困惑。他们手持电子记事簿，身携苹果随身听，每年交20000美元的学费，就来上几节课，整日无聊地聚集在校园里玩玩飞碟，在每年春季抗议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童工的仪式上大声呐喊着。

学生抗议者们能对处在饥饿边缘的非洲儿童说的就是：克制、放松，让生活轻松点。这就是抗议者要求签署贸易协定的内容，通过限制非洲童工们工作的时间，改善童工们的工作环境来“保护”他们。戴维·利文斯通童年时就通过劳动供自己念完医学课程，他是真的关心非洲儿童的福祉，但他对抗议者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非常贫困，就像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贫困意味着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比如是多干活儿，还是少吃饭。没有哪个选项是真正轻松的，谁做出的抉择都高明不到哪儿去。那些妄图建议让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帮助”非洲和亚洲的家庭做出决策，并由其承担后果的示威者，不是只有一点点的自大，简直就是狂妄至极。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在做出的选择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曾经做出的选择一样明智。回到我们还很穷的19世纪，我们也对环境漠不关心，我们也无暇顾及家庭和亲人，就像现在他们做的。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苦、工作环境差，都是为了赚取足够的食物，他们让自己还是儿童的孩子出来工作，就像我们的先辈曾经做的一样。在1860年的英国，大约37%的10~14岁男孩被界定为雇用他们是“有利可图的”，在那个年代，想达到“雇用有利可图”必须让儿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在当前的非洲，这一童工比例在30%以下，在印度还不到非洲的一半。所以，当前的童工比例已经比历史水平低出许多。

随着生活的好转，童工逐渐退出劳动大军。1890—1930年的美国，人均收入上涨75%，童工占比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无独有偶，在第三世界国家，童工占比自1950年以来已呈稳定下降趋势，这部分得益于收入的上涨，即便收入水平还相当低。

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去艰苦的地方工作，以赚取微薄的工资？是他们屈服于发达国家公司或其他外界力量的压力吗？当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没有外国公司，孩子们依旧出来工作。很显然，童工是人类社会对贫困的自然反应。

孩子们是被关心他们的父母送去当童工的，这对于没有经历过极度贫困、享受着特权的西方人来说过于残忍。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外来者，正是孩子的父母把孩子变成童工。

下面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是否真的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多项研究显示，大部分父母会在条件允许时尽快让孩子们脱离童工。这似乎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一样关心他们的孩子（事实证明，他们以父母应该关心的程度关心自己的孩子）。

当疼爱孩子的父母做出送孩子去工作的决定时，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谴责什么，因为结果都由他们自己承担。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痛苦境遇的人，对这些父母的谴责是毫无道理的。每一个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经历过类似境遇、具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都会为某些人否定非洲和亚洲人民选择权的想法感到震惊。

如果说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的经历与现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况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那就是：当我们也很贫困的时候，没有富有的国家，因而没有人可以对我们施以援手。现在印度和非洲依旧贫困，但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有人认为我们施以援手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人不认同。不管你赞成哪种观点，都不应该主张：既目睹第三世界国家深陷贫困之中，又否决他们做出的合理应对机制。

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否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消除全世界的贫困？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应该满载装满现金的箱子送到各个第三世界国家？就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的、深入的大讨论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但别错误地把反血汗工厂运动作为重要贡献纳入该讨论中。关闭血汗工厂不会减少国外的贫困（有时会要求部分美国人做出实实在在的牺牲），相反，这是外国投资者对改善第三世界贫穷状况的直接回应，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这一回应受到反血汗工厂人士的认可，做到了克制、放松、爱护环境，人们不用过分担心下一顿饭没有着落。这同时再一次证明，全世界穷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地方。

禁止强迫劳动和制定环保标准可以阻人耳舌，却不利于减轻人们的贫困。相反，这样会强迫穷人“购买”很多只有富人才会享有的商品，比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和闲暇的时间。如果你并不觉得清洁的空气和闲暇的时间是奢侈品，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足够富裕，即便最穷的人都已经忘记什么才是真正的贫穷。有机会的话问问你的曾曾祖父，他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当你负担不起清洁的空气时，你就是个真正的穷人。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没有人关注环境是否被污染，就是因为贫困。

如果你认为可以既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又让他们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安排劳动和对待环境，二者可以兼得的话，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要求他们也都人手一台索尼游戏机呢？毕竟，游戏机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负担得起，但他们不能，无论是游戏机还是对待劳动和环境的方式。反血汗工厂运动的人无视这些，却沉浸在自己的傲慢当中。

第二部分

搞定一切

上次碰到飞机超员是什么时候？预订了机票却发现没有座位，是不是很尴尬？在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想出那个“疯狂”的办法之前，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西蒙的办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通过“贿赂”，让一部分乘客自愿放弃机票，问题就解决了。从此，依靠运气才能赶上女儿婚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在那段同样悲惨的日子里，非洲大象几乎被屠杀殆尽！在津巴布韦政府想出同样“疯狂”的主意之前，禁猎令并没有有效阻止坚定的偷猎者的偷猎行为，反而使他们愈加猖獗。津巴布韦政府的想法多“疯狂”？让老百姓保护大象。没错，通过将大象“送”给当地的村民，大象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偷猎者通常在一个地方偷猎，偷猎完大象就会离开，而当地村民不一样，他们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们明白，只要保护好大象，这些大象就永远属于他们。有人会问村民不会猎杀大象吗？会，但他们明白这些大象属于他们，今天杀完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像偷猎者一样，要把大象赶尽杀绝，而是只猎杀一定的比例，以使大象可以休养生息。并且，村民们自觉把保护大象、驱赶偷猎者当作自己的职责，结果人与大象和谐共处，不仅大象的“象口”数量飙升，当地的乡村经济也变得繁荣起来。

但猛犸象和美洲水牛就没有这样的运气。由于当时没有人想出这么“疯狂”的办法保护它们，在偷猎者的枪口之下，猛犸象彻底灭绝，美洲水牛几近灭绝。但肉牛（生来供人食用的牛）却幸免于此，并且“牛口”数量稳定增长，族群发展良好。几乎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它们为何得以幸存？原因与津巴布韦的大象一样：它们有自己的主人。

上述办法可以归结为一点：当人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自己行为的成本时，很多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坐了我的航班就意味着放弃一笔潜在的“贿赂”；今天多杀一头大象，明天就得少杀好几头大象；“牛口”数量太少，早晚你得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为可口可乐公司推出新的售卖机喝彩的原因。这种售卖机可以监控天气，并在特别炎热的午后自动给可乐提价。我们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可以使更渴的人得到更多可乐的新方法喝彩。自动售卖机生意很好，在炎热的天气生意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机器中留更多的可乐给更渴的人，这一新型售卖机就是解决方法之一。如果你要拿走“我的”可乐，就要承担与这瓶可乐需求程度相匹配的价格，也就是要付出比平时价格更多的钱。

但普通大众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最终取消了这种新型机器。很明显，放弃预订的机票得到“贿金”受到大众欢迎是因为，大家感觉航空公司“补偿”了他们；热天以高价销售可乐受到大家抵制是因为，大家感觉自己“补偿”了可乐公司。但到底谁吃亏谁占便宜，可能仅取决于你看问题的方式。消费者可以说“热天里可乐涨价了”，可口可乐公司也可以说“天凉快时可乐在打折销售”。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对我们思考很多新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工程师研究如何利用自然界的力量，经济学家研究如何利用激励措施的力量，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需要二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一时兴起就从纽约飞到东京，部分是因为工程师制造出飞机使飞行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设计出合理流程使这一可能性变为现实。计算机可以按照你的意图整理文档，部分是因为工程师不辞辛劳设计软件程序，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灵活运用资本融资，以支持科研人员的研发活动。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设计出各种功能的软件程序，迈克尔·米尔肯的金融公司推出数以千计的债券和股票，哪个公司对社会的贡献更重要？如果以获利能力作为衡量贡献的粗略标准的话，答案似乎很明显：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革命的前夕，微软公司的年度净利润达到6亿美元，相当于米尔肯公司当年的全部营业额。

起初，人们认为允许销售垃圾债券，与将大象送给村民一样疯狂，但回顾历史会发现，每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在被普通大众习以为常之前，都被人们认为是疯狂的。沿着这一思路，我想我也有一些想法需要与大家共勉。

第6章

搞定政治

如果可以让美国政治体制发生一丝改变的话，我会考虑给每位选民两张选票，一张在本人所在的州选举使用，一张在选民希望的任何州选举使用。这样，再有西弗吉尼亚州的议员利用数十亿美元的联邦税收为自己州的民众买猪肉时就会明白，提供这些税收的纳税人有机会联合起来在选举中反对他。

发展至今，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病不再仅仅是政治家对“金主”和“掮客”们卑躬屈膝、唯命是从，政客利用别人的钱讨好自己州选民的事也屡见不鲜。换句话说，能使政客们考虑自身行为“成本”的激励措施严重不足，而这本应是有效政治改革的题中之义。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将重新界定国会议员选区的边界。不再按照选民的地理区域进行选举，而是按照选民姓名首字母的顺序进行选举。即国会议员不再来自特拉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选举，而是按照姓名首字母将所有选民进行排列，由排在AA到AE的选民选出第一位国会议员，由排在AF到AH的选民选出第二位议员，依次类推，选出所有议员。这样就不会再有议员想着为自己的家乡买猪肉了。设计出一个项目，增加特定地区的收入机会很容易，编造出一个方案，将收入精确转移给姓名以Q开头的人则很难。

这一改革方案有一重要附带好处：国会议员将不能再通过提供某种“方便”的方式讨好地方官员，比如减少对地方援助时的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很多条条框框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在需要时由政客打破，以作为政治交换的筹码。

要不然怎么解释《残疾人法案》（以下简称《法案》）的通过？企业为什么要耗资修建基本没人使用的轮椅通道？答案就是：政客可以因此而推销豁免权。为了不修建轮椅通道，企业就得寻求国会议员的帮助与监管机构进行协商，作为回报，企业需要提供政治献金或提供张贴选举海报的窗口。当然，为了维持这种豁免权的高价，政客们也不会经常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基本无人使用的轮椅通道。

实际上，《法案》的另一条规定把制定它的目的暴露得更加彻底。《法案》规定：“除非获得总检察长的豁免，否则，符合特定条件的三层建筑（数量相当多）必须安装电梯。”我想，总检察长一定以这种方式结交了很多“朋友”。

立法者要求建筑必须安装电梯和修建轮椅坡道，与犯罪集团造访你的办公室却只做一些随意的破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提醒你和你的邻居该交保护费了。让诈骗犯太容易得手，不是解决此类治安问题的长久之计；让政客太容易推销出去这种“方便”，也不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长久之计。

据初步测算，至少20个州的现任州长曾吹嘘，在过去的四年中通过放宽对企业的各种限制和要求，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他们首先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企业的经济活动，再放宽这些规定，让经济状况恢复到适当的活跃程度，从而让企业家们觉得这是他们“宽宏大量”的结果。我想知道，州长们通过提供这种“方便”，获得了多少人对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也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方便”提供特权的话，那些规章制度是不是过于苛刻了？

同时我认为，各个国会议员选举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应该分别确定，以作为反映议员执政情况的选举记录。各个选区选民选出来的议员执政期间花费越多，他们的税率就应该越高。这有助于解决选民对自己选出来的议员当选之后的行为关注不足的问题。

有人说，这可能不利于真正为国计民生利益而“花钱”的候选人当选。这一点很容易解决，只要规定“经70%及以上议员同意的支出项目获得特别豁免权”就可以了。

改革税制时，我希望能够消除预提税，在每年的4月15日之前完成所有税种的征缴工作。这样，民众就会清楚现任政府到底花了他们多少钱。这里所说的“所有税种”，指的就是所有税种，包括销售税。商店不再是收到现金时才缴纳销售税，而是在完成销售后就向政府寄送一份收支清单，4月15日时，政府寄回当年的税收账单，账单上不仅有应交的销售税额，还有应交的所得税额，这些税都需要商家全额支付。

这张账单应该分项列置。通过账单，纳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交的税额中多少用于国防，多少用于社会福利，多少用于宗教与社区活动办公室的经费。

当然，这一税制改革的所有目的就是让选民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但仅有知情权还不够，同时需要民众具有良好的选举动机，这就需要由民众自己，而非他人来承担他们选举的所有成本和收益。

因此，18岁以上的公民不应该有资格投票确定饮酒的法定年龄。因为，如果你今年30岁，一定会支持将法定饮酒年龄定在21岁，也会同意提高到29岁，因为不管怎样，你都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并且可以得到所有好处——大街上醉酒的孩子更少。但如果你今年18岁，是否降低法定饮酒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的成本和收益都将由你承担。如果降低的话，收益是现在可以合法饮酒，成本是当你30岁时，可能在街上碰到很多喝醉酒的18岁小孩；如果不降低的话，成本是现在还不能合法饮酒，收益是此生可能都不需要担心碰到醉酒小孩（至少是合法醉酒小孩）的问题。[1]

这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决策，很难说清楚18岁的孩子们会如何抉择，但不管怎样，他们才是最合适的决策者。

同样道理，由60岁的老人确定社保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行为。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的成本和收益都由18岁的孩子们最终承担，而他们60岁的爷爷奶奶们只享受这一调整的收益（或成本，当缩小社保范围时），所以，是否扩大社保的范围也应该由18岁的公民来投票确定，他们是最合适的决策者。

下一步讨论：如何确定行政部门的激励政策。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注意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一个悖理动机，以至他们在批准新药时显得过分小心。因为，如果经批准的处方药被证明存在致命风险的话，所有人都会指责FDA；相反，即便有更多的人因为FDA的“不作为”而丧命，FDA也不会陷入困境。这些“不作为”包括：没有批准或没有及时批准安全有效的新药；审批过程过于烦琐、成本过高，导致安全有效的新药被迫放弃研发等。由于FDA的“不作为”，某种新药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你得罕见病症的兄弟如使用该药本可以轻松治愈，却因买不到该种新药而丧命，即便如此，大家往往也不会责怪FDA，而只会怪这罕见的疾病。

多项实证研究对由于FDA的审批流程过于烦琐而丧命的人数进行了评估。其实不需要用数字来告诉我们这种动机带来的困扰，因为这种困扰导致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了。

解决此类问题的部分方案可以是，以制药公司的股票而非现金作为FDA评审专家的薪金。这样，专家们不但承担了加快新药引入市场的成本，而且可以享受新药进入市场的收益。但这样依然存在不足之处，评审专家可能为了维持伟哥的高价而不批准艾力达（另一种“助性”药物）进入市场。但不管怎样，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也比目前的状况要好。

同样，我们应该用航空公司的股票作为航空监管人员的工资，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作为汽车安全管理人员的工资，用互联网公司的股票作为司法部色情监管人员的工资。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让美国变得更加宜居。如果总统的工作卓有成效，就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居住在这儿，并且打算以后也住在这儿。所以，土地的价格可以作为衡量总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因此，我们应该以多样化的土地投资组合作为总统的薪金。这一投资组合应该包括部分蒙特雷的滨海房地产、部分北达科他州的农场、部分波士顿市中心的停车场。这样，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厚此薄彼，任何地区的发展都应该兼顾到。当他做出任何决策，比如确定是否允许使用医用大麻时，他唯一的动机就是让美国变成一个更加宜居（也许更贵）的地方。

总统拥有的土地越多，越有动力去管理好国家，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总统拥有整个国家。为了使这一激励长期化，总统最爱的孩子应该可以继承一切。不幸的是，尽管具有这些优点，世袭君主制被证明存在许多弊端，而这些弊端我暂时不愿提及。

目前，美国的政府机构中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但意义不大的部门，比如农业部、商务部和劳工部，它们是内阁部门，互相牵制，并且有众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分而击之、各个击破也许不能奏效，不妨试一下“团灭”，一次性把三个都解决了。

农业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农民窃取工人和商人的利益，商务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商人窃取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劳工部的职责就是协助工人窃取商人和农民的利益。如果能通过一套方案将三个部门同时取消的话，每一个美国人将减少两个敌人，同时减少一个盟友。

这一策略在关闭军事基地的实施中获得巨大成功。单独关闭一个军事基地的决策会引起一片哗然，一次性关闭多座军事基地会得到很多选区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选民的税收负担。基本上每一座被关闭的军事基地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官僚体制的扩张如同军事基地过多的问题一样，都是公共河流问题的简化版。政府机构的低效就像污染物，违法乱纪者获得利益，却没有承担足够成本。实施恰当的激励措施，或许可以还政府机构一片清明。

[1] 这里的假设前提是制定相关法律使后人难以轻易改变这一规定，这就是宪法修正案的作用。

第7章

搞定司法系统

1991年纽约城的一场骚乱中，小利莫瑞克·纳尔逊击杀了克尔·罗森鲍姆。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他在12年后亲口承认了这一事实，而当时法院却将其无罪释放了。

印第安纳州法院的陪审团曾判处理查德·亚历山大70年有期徒刑，判罚原因是一系列针对女性的性侵犯罪。三年后，随着DNA技术应用于刑事侦查，另外两人被证明才是该系列犯罪行为的真正罪魁祸首。面对证据，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悔罪。但到此时，理查德·亚历山大已经为别人犯下的罪行在监狱中度过了宝贵的5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陪审团犯的错，但没有陪审团成员会因为错误的判决受到处罚。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陪审团会犯错。也许他们对证据进行了认真评估，却犯了诚实人的错误；抑或是因为提供给他们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正确判断；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对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总之，一切皆有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整体而言，如果能够让陪审员自己为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和马虎大意承担成本，而不是如现在这般让其他所有人承担后果的话，判决状况将有望得到巨大改善。为此我建议，每一个投票赞成将被告无罪释放的陪审员都必须让被告在其家中居住一个月，租金由法院出，租金额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样，如果陪审员真的认为被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话，就可以通过让其成为自己的租客，赚取高额的回报；如果陪审员也不想让被告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话，相信其他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确实，这样做对于看起来像坏人，但其实善良无辜的被告来说有些过于严厉。但不仅仅陪审团需要这样的制度，假释裁决委员会也需要实施这样的制度。并且，与陪审团不一样，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假释裁决委员会应该更加关注当事人的“独特性”。

对于陪审员来说，我们应该以一场公开公正的笔试作为测试程序。不同的案件设置不同的问题，以案件中通过技术手段和逻辑推理可确认的部分作为试题内容，比如试题可以是这样的：受害人的邻居曾说半夜听到狗叫，请判断对错。问题的答案可以依据现有证据和认真思考得出。对于在测试中得分较高者给予现金奖励，这样至少可以让陪审员给予案件足够的重视。

经过深思熟虑，可以将陪审团分成两个六人小组，如果两个小组的判决结果一致的话就同时给予奖励，如果不一致的话就都不奖励。数十年前有一部热播剧叫《新婚者游戏》，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的话，我认为就是“参赛双方越希望与对方答案一致，双方越倾向于回答出正确答案”。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向陪审团讲述案例的方式传达信息，比如利莫瑞克·纳尔逊或者理查德·亚历山大的案子，提醒他们认真对待。同时，对于判决出错的陪审员处以巨额罚款，作为平衡，对于后来证明判决正确的陪审员给予巨额奖励。

如此这般，在法庭中打瞌睡的陪审员人数将会大为减少；忽视那些稍做推敲就可以识破证据真伪的情况也会减少；在陪审团休息室被自己吓倒的陪审员人数也会减少。同时，这样做还有一个附带好处：如果大家都觉得陪审团过于宽容了，我们可以通过增加错误释放的惩罚，或者加大正确处罚的奖励来使陪审员变得严厉些；如果大家觉得陪审团过于严厉了，我们可以通过实施相反的措施来达到目的。通过简单的调整就可以实现改变工作现状的目标，是良好激励体系建立的标志之一。

不幸的是，类似于纳尔逊和亚历山大的案子还是“太少”了，不足以影响目前的陪审团激励制度。但可以确定，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进入审讯阶段，一些证据确凿、事实清晰的案件，被告人是否有罪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确定，比如被告人详尽的认罪供述，或者确实可靠的不在场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设计一场模拟审讯来测试陪审员判决的正确性，具体做法是：不告知陪审员被告已认罪或已证明其无罪的情况下，让陪审员进行审讯判断，如果陪审员判决正确，就会得到奖励，如果陪审员判决错误，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判决结果当然也是无效的。没有陪审员知道自己是在模拟审讯还是在真实审讯，因此，他们都有足够的动力去保证判决的正确性。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做的成本很高，的确，这样做的成本确实高。为了保证陪审员始终保持谨慎认真，每四场真实审讯就需要穿插一场模拟审讯，这会使维持司法体系运行的成本提高25%。但作为回报，我们不仅可以激励陪审员更加认真对待案件，而且可能吸引到更加优秀的陪审员。在备受关注的大案中，原被告双方花费数百万美元以赢得陪审团对己方的支持已经司空见惯。从这个角度考虑，再花费数百万美元或更多点钱，让陪审员们更加认真仔细地考虑证据的有效性也是值得的。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模拟审讯是否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的成本，都不影响我们时不时地用利莫瑞克·纳尔逊的案子提醒陪审员提高警惕。所有的美国人都是以自己的工作表现来决定是应该受到物质奖励，还是应该受到惩罚，无论你是流水线工人，还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医生、律师，或是经济学家，都一样，唯独陪审员例外。如果你认为这种例外合情合理的话，就只能认为保证判案正确的陪审员是美国最不重要的工作。

我是认真的吗？当然是认真的。这里提出的很多建议即便看上去不可思议，比起其他的很多建议也可能更具有操作性，很多想法可能看上去“离经叛道”，但它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值得所有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当我认真地提出，要求判决被告无罪释放的陪审员必须将被告带回家，作为自己的房客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看，陪审员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判决受任何损失，受损失的是普通大众，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

对勤奋认真但犯了诚实错误的陪审员进行惩罚公平吗？当然不公平。不仅处罚勤奋的陪审员不公平，处罚勤奋但粮食绝产的农民也不公平，同样，处罚勤奋但写出的书没人看的作家，处罚勤奋但误读市场制作过多百吉饼的面包师都不公平。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奖励勤奋，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勤奋的过程难以观测，所以我们只能奖励结果，谁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奖励谁。

不公平是良好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花费多年学习如何打理一家餐馆，小心翼翼地供着你的投资人，丝毫不敢怠慢你的餐馆内饰师以及厨房工作人员，敏锐地关注着市场行情，填补市场空缺，即便这一切你都做到极致，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经营成功。你依然可能因为一只流浪鼠窜进厨房，又正好被卫生局检查人员发现而关门；依然可能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而损失惨重；依然可能因为社会上突然流行回家做饭而生意惨淡。这公平吗？不公平。如果某一激励体系可以刺激企业家们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餐馆办好，可以在平均水平上培育出更多的优秀餐馆，这样的激励体系就是好体系，即便这样的体系中含有不公平的部分，我们也应该接受。

如果要讨论公平的话，有什么比蒙冤入狱更不公平？有什么比让罪犯逍遥法外更不公平？如果可以通过对陪审员的“一小点”不公平换回世间更大的公平，这笔“生意”我觉得是值得的。

另外，这样的激励体系并不是要“虐待”陪审员。每天都有公司破产清算，但对利润的追求还是会吸引大量企业家进入。同样道理，即便有陪审员因为判决失误受到处罚，也会有大量的志愿者加入陪审员的队伍，只要他们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就会得到合理报酬。事实上，吸引志愿陪审员还有其他优点：不仅志愿陪审员积极认真、能力更强，而且，把这一做法引入司法体系也是符合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1]

改善司法体系的另一做法是停止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陪审员。目前，禁止陪审员阅读报纸，禁止陪审员与家人或朋友讨论审议草案。但在广为人知的“世纪审判”期间，很多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的观点就会产生，这样的案子一般每隔两三年或稍长的时间就会出现一次。为什么不能让陪审员们了解这些关于司法案件的真知灼见？难道仅仅因为这些见解没有出自审判室，而是出自社论编辑之手，或出自茶余饭后？

当然，官方一般会有一套标准说辞，这是为了防止陪审员被不良信息误导。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如果我们相信陪审员们可以在法庭上区分正确信息和不良信息，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在社论专刊上也能区分正确信息和不良信息呢？

当前防止陪审员被“不相关”信息干扰的体系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这些“不相关”信息包括新闻报道内容、被告过去的信仰等。一个能够与DNA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激烈交锋的陪审员，一定能够客观评价被告过去信仰对其行为的影响。

排除“无效”证据的权利归法官所有，决定“有效”证据“有效性”的权利归陪审员所有。换句话说，我们相信陪审员可以精确地决定某一证据的有效性是30%、70%，还是90%，却不相信他们可以确定同一证据的有效性是否是0。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政策是如何设定陪审员的能力的。

既假定陪审员有能力决定证据应该分配的权重，又假定陪审员没有能力决定证据应该分配的权重。无语！如果假定陪审员有能力决定证据应该分配的权重，就应该在所有的方面都体现出来，陪审员可以决定证据是否相关；如果假定陪审员没有这个能力，就需要重新思考将陪审员制度放在第一位的整体思路是否合适。

所有人都清楚信息很重要，但在审判室就例外了。如果你要买一套房子，恰巧听到有传言说房子建在流沙上，即便你不相信也一定会主动走过去，认真地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说传言都是真的，也不是说你就一定会相信传言放弃这笔交易，但至少你会暂停交易，想想传言起源于哪里，根据你了解的其他信息再仔细权衡下。多数情况下，我们这样做的原因都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做决策。

传闻也不总是可信，有的传闻不着边际、信口胡来，这时候堵上耳朵大喊“放过我吧”可能会舒服些。但多数情况下，多听听别人说的，至少听一小会儿，往往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一旦你成为陪审员，就会被要求“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的“传言”，这些传言被标上“据说”的标签，隔绝于法庭之外。如果，即便有这么多的预防措施也没能阻止你“恰巧”听到一些传言，法官也会指示你忽略这些传言。如果你认真负责，对传言追根溯源，评估其可信度，法官就会以藐视法庭罪谴责你。

一个好的决策对于买房和审判不是同样重要吗？为什么买房时凭本能就能成为好买家的策略，却不能适用于法庭审判？

历史上支持言论自由的主要论据是，将人们置于充分的信息环境中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决策。在大选期间，新闻中充斥着谣言、八卦、传闻等与候选人不相关的信息。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来后会发现似乎存在某种共识，这样做比授权法官对新闻进行审查更有利于民众。假设选举之前，有人爆料主要候选人曾因酒驾遭到警察逮捕，这条信息如果放在法庭审判时就会被“和谐”掉，如果是在政治选举时就会被扒出来，允许政党代言人和记者就此发表任何观点，哪怕这些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最后由选民来决定哪些信息是似是而非的，哪些信息是切题的。为什么不让陪审员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不是说被选为陪审员后就会变得无知，而是说之所以选择他们成为陪审员，就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法庭的工作人员会尽力搜寻“无偏见”的陪审员，但是对无偏见的追求就是把有根据的推理也当作偏见吗？选举时，没人告诉我们去投票站前不能看新闻报道，以使自己保持无偏见。一方面认为选民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一方面又认为陪审员越“无知”越好，难道这样不矛盾吗？[2]

1986年，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连续揭发了一起“性丑闻”案。这起案件的被告是杰拉尔德、谢丽尔和瓦尔利特·艾马尔特，他们都是一家走读学校的合伙人。检察官们强迫数名惊吓过度的学龄儿童指责被告对他们粗暴的不正当性行为。下面一段话出自一名作家的总结记录：

孩子们时刻准备着承认和练习他们的证词，许多内容令人吃惊。一个男孩说他曾当着所有同学和老师的面被绑在一棵树上，还说谢丽尔曾杀死一条狗并将它埋到沙箱里，一个机器人威胁要杀死他，如果他泄露这些事的话。另一个男孩说瓦尔利特曾杀死一只青蛙并强迫他吃掉（在最初的采访中，该小男孩曾说那只青蛙会像鸭子一样嘎嘎叫）。一个女孩说她的手腕遭到“暴砍”并流血，并说有一个类似星球大战中R2-D2型机器人曾将她抡成圆圈扔出去，并咬了她的胳膊一口。[3]

在检察官们的“循循善诱”下，证词记录上显示孩子们每天都被带到一个“神秘的充满魔力的”房间。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孩子能够准确告诉警察那个房间到底在哪里，警察们经过奋力搜索也没能找到。这间房子位于几楼，甚至是否在学校内部，孩子们都不能达成一致。

陪审员们在对检察官获取证据的方法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判定艾马尔特等三人有罪。在艾马尔特等人在监狱中度过他们最宝贵的10年（30~40岁）之后，当年的陪审团成员之一终于发声：“我现在可以确定艾马尔特先生是无辜的。我相信陪审团被误导了，没有全面审视所有的证据，我们采信了孩子们的证词，但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证词可能被人为误导。如果当时我能够看到报纸，了解所有情况的话，我一定不会判艾马尔特有罪。”至此，谁还敢认为将陪审员屏蔽在检察官的“策略”之外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有一道题可以测试陪审员评估证据的能力，题目是这样的：假设你刚刚进行了艾滋病筛查测试，坏消息是依据测试报告你被感染了，好消息是测试报告有5%的概率是错误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你有5%的可能性是健康的，这样的判断正确吗？

错。你有超过84%的可能性是健康的。原因：绝大多数人，可以说超过99%的人都是健康的，因此你也十分可能是健康的。另外，虽然测试报告仅有5%的概率是错的，但只要这5%发生了，你就100%是健康的。[4]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关键是怎样评价证据。那个测试报告（假的）是你被感染的证据，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健康的事实也是你健康的证据。证据的两方面都是相关的，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如果上述论证不能令你信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假设你天生异骨，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罕见的基因，使你对任何病毒都绝对免疫，这样一来，无论收到一份怎样可怕、令人绝望的测试报告，你都不会在意，你都可以尽情地嘲笑报告的荒谬。测试报告改变不了你对病毒绝对免疫的前置信息。同样道理，也不应该有测试报告能够完全改变任何的前置信息，包括绝大多数人都是健康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

行文至此，论述的关键也就呼之欲出了：前置信息、背景资料很重要。我们不能脱离背景知识去评估证据的有效性，将陪审员排除在案件的背景资料，比如那些前置信息之外，将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有效地完成！

坦布里奇韦尔斯镇，距离伦敦30英里，在18世纪时曾是英国的旅游胜地。如画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乡土人情，汇聚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社会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咖啡屋、书店、旅馆，也可以看到台球室、舞会、音乐会，还可以看到音乐家、杂耍和吞火表演者以及哲学家，总之，其他地方有的这里都有。在这繁华的城镇里，有一位资深的长老会牧师安静地生活着，他就是托马斯·贝叶斯。贝叶斯热情好客，尤其喜欢接待外国游客。一次，当贝叶斯努力向一群杰出的东印度人描述英国的冬天多么寒冷时，发现他的这群杰出的访客根本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冰”的存在。于是，贝叶斯从冰库中取来一块冰，并告诉他们，冰其实就是冻结之后的水，没什么稀奇的，并把冰放到火上进行融化加以演示。但这群访客就是不信，他们坚信自己被戏弄了，最终，这群小伙伴带着浓浓的羞辱感回印度群岛去了。

在享受着各式各样的访客给他带来的快乐之余，贝叶斯不仅专注于神的仁慈、魔鬼的邪恶等宗教领域问题的思考，而且专注于数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擅长概率的计算，并发现了计算概率的正确方法。他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计算公式，现在被称为贝叶斯法则（Bayes’s Law），是所有大学统计课程的核心内容。这种计算方法不仅考虑前置信息的影响，而且考虑最新信息的影响。在上述艾滋病测试的例子中，计算出你有84%的可能性保持健康的方法就来自“贝叶斯法则”。

贝叶斯法则的核心内容是：所有可能相关的事件之间都具有相关性。有前科的被告更趋向于犯同样的罪行吗？是的，这就是相关性；有前科的被告可能犯与之前所犯完全不同的罪行吗？答案也可以是“是”，只要有统计数据显示具有某一犯罪动机的嫌犯也非常可能具有其他类型的犯罪动机，这也是相关性的表现形式。被告的兄弟是罪犯与被告也可能犯罪有关系吗？有，只要有统计数据显示犯罪行为在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传播属性。

被告的外貌与犯罪行为也具有相关性。陪审员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都会要求“客户”穿上定制的高档西服，去掉脸上的文身、鼻子上的穿孔，以博得陪审员的好感。这确实是一种欺骗，但也不完全是。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生来都有一副“善男信女”的外表，有人长相在平均颜值之上，就有人长相在平均颜值之下。所以，被告们穿上让他们看上去更舒服的西服，以增加陪审员的印象分也是合情合理的，就像在额头文上“KKK”会降低他们的印象分一样。

通过让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轮流“妆扮”被告，让陪审员看到被告的更多面，也许更有利于陪审员全面地认识被告。不仅让我们看看被告穿着细条纹西装的样子，也让我们看看他们光着膀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以及身穿肮脏迷彩裤，脚蹬掉色马丁靴，系着红鞋带，身披子弹夹，全副武装时是什么样子。

贝叶斯法则告诉我们，外表与犯罪具有相关性。同样道理，与被告相关的其他信息与犯罪也具有相关性，比如，被告对辩护律师的选择。如果你被指控一项犯罪，请的律师是有“20世纪最伟大律师”之称的艾伦·德肖维茨——曾为辛普森案和泛美航空爆炸案等大案成功完成无罪辩护的律师，按照贝叶斯法则的结论，我们应该对你刮目相看。

当有人试图让你确信某事是真实的时候，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事是谁说的”，贝叶斯法则证明这种常识是正确的。假设一个像艾伦·德肖维茨一样巧舌如簧的人向你推销一部二手车，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每1000英里更换一次机油，对于这样的保证最好保持谨慎态度。同理，一个那样的律师对你说他的客户是无辜的，你最好也不要轻易相信。如果你不了解德肖维茨先生的“英雄事迹”，不知道他曾为哪些人做过辩护律师的话，检察官们可以在证据当中加入一条长长的客户名单为陪审员们提供参考。

这种信息公开应该是双向的：就像有的律师长期以来名誉很好，对证据严谨认真，只接受自己认为真的无罪的辩护代理，这样的信息也应该让陪审团知道。这将有利于被告洗清罪名，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不仅被告的详细过往应该呈报给法庭，辩护律师的详细过往也应该呈报给法庭，最终，检察官的详细过往也应该呈报给法庭。考虑到具有较高道德标准的辩护律师一般不会误导陪审员的事实，将相关背景资料都提供给陪审员，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清楚这次审判自己被误导的概率有多大，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犯这样的错误：拒绝好观点，仅仅因为它出自声誉不太好的人之口。关于这一点，亚伯拉罕·林肯与我持有相同观点：

经过一系列严密推理，欧几里得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相当于两个直角之和。欧几里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推理过程，并已深入人心。假设现在让你推翻这一定理，并证明他的错误，你能通过论证欧几里得是一个骗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吗？

当然不能。另外，假如欧几里得是个“知名”的骗子，大家对他的观点肯定更加谨慎小心，因为他欺骗我们的可能性更大。更进一步，如果欧几里得骗子的名气大到一定程度，人们可能一开始就忽略他的观点，因为从谷壳中挑出麦子是件困难的事，人们可能没有兴趣去辨别欧几里得的观点正确与否！

将某些证据排除在陪审员知悉范围之外的合理理由只有两个。首先，为了避免警察以寻找证据为借口，肆意进入居民家中，骚扰居民，法庭应当认定通过此种方法获得的证据无效，以激励警察在搜查居民家庭的时候积极申请搜查令，将警察办案对居民合法权益的损害降至可控范围，但这一原因并不能令我完全信服。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来减少警察的鲁莽行为，为什么不通过罚款或者监禁这种直接方式来让过分的警察为自己过分的行为负责？虽然不是最优选择，但这种具有排他性的做法至少可以达到保护居民的目的，即便其他的做法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虽不完美，我也会接受将之作为法庭拒认某些证据的合理原因之一。

将某些证据排除在陪审员知悉范围之外的第二个原因，或者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原因的因素是：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完美的，不能为了达到某个完美的无害目标而人为增加法庭的责任。换句话说，做出任何选择可能都是无错的，但我们需要承担这个选择的所有后果，不管是你希望的那部分，还是你不希望的那部分，都应该由你来承担，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比如，一般来说，选择“火爆红”汽车的司机比选择“优雅蓝”汽车的司机，开车速度要快；所以，如果你因为超速被逮捕，汽车颜色也是相关证据之一，这就是相关性。回过头来说，如果所有法庭都认可这种相关性证据的话，人们起初买车时可能就只买优雅、平静色系的车了，这可能不是喜欢“火爆红”的朋友希望看到的结果。

同样道理，如果有统计数据显示，具有某种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或在胸脯上刺有眼镜蛇文身的人，犯有打劫老太太并抢夺她们钱包罪行的可能性更大，并且，允许检察官以这些理由作为证明人们有罪的证据的话，人们一定会竭力避免上述政治取向和宗教信仰，以及类似文身图案，以防被当作抢劫犯而抓起来。在一个崇尚多元化的社会中，这是一个反对检察官破坏人们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理由。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检察官对被告的性别或种族攻击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因为性别和种族是不可选择的！人们在法庭上基本不会因为自己的种族问题而受到检察官的攻击，那样可能造成身为黑人的人们以自己的肤色为耻（沿着这个思路深思下去，我们可能会想到，这将导致降低黑人生育孩子意愿的结果）。对于性别来说也是一样的，男性比女性的犯罪倾向要高，但我还没见哪个变性人是因为担心被当作入室抢劫犯而错抓，才去做变性手术的。因为不能选择，所以无须担心。

但这并不是将那些确实应该回避的信息排除在陪审员知悉范围之外的理由。如上所述，如果允许将辩护律师曾代理过的“身家并不清白却被判无罪”的被告公之于众的话，“身家不清白”的被告将很难找到代理律师，而这，其实是极好的！

还有将某些重要证据排除在陪审员知悉范围之外的第三个理由，但我觉得，这个理由很容易就被驳倒。这个理由是：某些证据会令人难堪！这个理由成立的潜在含义是：因为这些证据不那么光彩，会令人尴尬，所以我们应该回避它。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让强奸案的受害人——或自称被强奸的受害人——证明其性生活情况的原因。但在我看来，与其将这些证据完全排除在陪审员的知悉范围之外，不如允许陪审员秘密地知晓，并禁止公之于众！

毕竟，将这些令人尴尬的证据排除在陪审员知悉范围之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法官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所以，总归会被陌生人看到。把你的性爱视频给12个陌生人看，和给一个坐在法官席上的陌生人看，在我看来一样尴尬，尴尬程度并不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贝叶斯法则告诉我们，在性侵案中原告的性经历是一项重要的相关证据，尤其是当被告宣称被指控的“强奸”实际上是两相情愿的你侬我侬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30岁的“老处女”与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不高，而一个30岁的色情明星则不然。这一事实支持处女的可信度要比艳星的可信度高，所以，严格遵守逻辑准则的话，就应该调低艳星相对于处女的可信度。（当然，没有完全相同的条件，这个处女也可能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而这个艳星也可能以其诚实著称，这些都是相关证据，陪审员都应该充分了解。）

1997年，一个名叫奥利弗·约万诺维奇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在网上“偶遇”了一位来自巴纳德学院的本科生，名叫“X夫人”。这位X夫人到处宣扬自己对性虐情有独钟，于是他们“见面”了。经过一番“切磋交流”之后，X夫人把可怜的奥利弗告了，控诉奥利弗非法拘禁她，并在违背她的意愿的情况下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如果让陪审团看过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的话，X夫人一定会感到尴尬；如果让陪审团看到X夫人无论是认识奥利弗之前还是认识奥利弗之后，都特别享受这种“性虐”活动带来的快感的证据的话，X夫人或许会感到更加尴尬；更不用说，X夫人还有一段记录在案的诬告别人性侵她的历史。如果这些证据都让陪审团看到的话，X夫人一定尴尬得要死！但，X夫人是幸运的。威廉·吉姆法官对其“遭遇”感同身受，为了避免X夫人的尴尬，将这些证据都排除在了法庭之外，陪审团根本看不到这些重要信息。最终，X夫人是不尴尬了，但奥利弗·约万诺维奇被错误地送进了监狱。造成这次错判的原因是什么？不是X夫人的狡猾与虚伪，而是陪审团信息的闭塞。在监狱里待了20个月，家人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的律师费之后，奥利弗的案件终于沉冤得雪，之前的错判被推翻了。

就像马萨诸塞州的艾马尔特家一样，约万诺维奇先生的生活被一纸错误的判决书毁了，如果陪审团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并保持足够的理性的话，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无法保证陪审员时刻保持足够理性，但我们至少可以设法让他们得到足够的信息，以避免明显的错判。

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要相信陪审团！相信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判决。如果我们选择不信任陪审团，解决办法也不是设置障碍，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判决，而是废除陪审团制度。

如果我们不相信现在的业余陪审员制度，可以像一些欧洲国家一样，采用职业陪审员制度。这一体系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在涉及一些复杂案件的时候，比如说医疗事故或反托拉斯法，原被告双方都需要邀请专家、证人对陪审员进行案件基础知识培训，而这些培训既费时又昂贵。采用职业陪审员制度，就不需要对这些陪审员进行再教育了，他们对这些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为什么我们既要求陪审员处理复杂问题，又不允许他们了解，哪怕是思考一下其他问题呢？既因为我们对陪审员的能力持有的观点过于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又因为整个体系的建立就是为那些由律师、法官以及那些喜欢混乱的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比如，当审理中哪怕出现一点点干扰，律师就会提出上诉；当需要运用晦涩难懂的证据规则时，法官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法官禁止陪审员从法庭之外了解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的行为，在司法上就等同于电工联合会禁止任何人“私自”按动电灯开关一样。如果允许别人“私自”按动电灯开关的话，电工们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同样道理，如果允许陪审员从法庭之外了解信息的话，法官的重要性就会大大降低。

经济学理论早已预测，特殊利益集团总会想方设法操纵规则，以使自己的作用不可或缺。大家都知道工会联盟会故意限定工人的人数，以使他们可以通过“额外雇工”进行寻租；律师故意将法律条文编写得异常复杂，以使只有他们可以解释。但我们似乎都忽略了法官，就是那个将证据规则变得异常晦涩难懂，以使他们的地位不可动摇的人！

你可能会说，如果没有法官来规范证据搜集程序的话，陪审员可能会“淹没”在无关信息的大海中，审判将永远没有尽头。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要求律师为超时使用法庭的时间支付现金来有效解决。只要陪审员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假设没有改变（否则的话，如上所述，我们就应该取消这一制度），律师就没有必要用真金白银买来的时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做一些没有必要的表演。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都受到适当的激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于陪审员来时，需要的是一个以判决正确与否为标准的奖惩机制；对于法官来时，需要的是打破法官对判断证据有效性的垄断权力；对于律师来说，需要的是对超时使用法庭的收费机制，以防止他们花费时间误导陪审员。

我们不要忘记“激励”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全部目标，即竭尽所能地建立对犯罪行为的激励（或者说约束）体系。

成为罪犯的人多数都是风险爱好者，否则他们更乐意成为一个安稳的洗车工，而不是一名罪犯了；赌球的球员多数情况下也是风险爱好者，否则他们就应该购买美国的国债，而不是买赌球的彩票了。由此你可能得出赌球的球员和犯罪分子是同一种人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推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风险爱好者非常享受将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所带来的惊险刺激感，他们不“滥情”，所以他们可能会追逐成为一名犯罪分子，也可能会选择参与赌球，但一定不会兼而有之，因为他们很“专一”。

所以，要想理解是什么吸引人们去犯罪，首先得理解是什么吸引人们去进行冒险活动，也就是说，首先得理解是什么吸引人们去赌球。

一场赌球或博彩想变得有吸引力，需要既提供非常丰厚的奖金，又要提供相对而言比较高的中奖概率。如果你负责运作一场赌球，你有1000万美元的资金作为奖金，是设立一个1000万美元的单一大奖对大家有吸引力，还是将1000万美元分成10份，设立10个奖金额为100万美元的奖项，从而将参与者获奖的概率提高10倍对大家更有吸引力？答案往往是前者！多数情况下，对于博彩者而言，一个概率虽低但可能获得更好收益的奖项，比一个概率较高但收益较低的奖项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如果参与者喜欢较为稳妥地以较高的概率获得较低收益的话，他大可以去购买定期存单，而不是来进行博彩了。由上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想让一场博彩变得更有吸引力，可以将最高奖金的金额增长一倍，而不是将获奖的概率提高一倍。

更准确地说，中奖人数的翻倍只会对那些从不买彩票的人更有吸引力，而头奖的翻倍会对忍不住要买彩票的人形成致命诱惑！

赌马的真相是什么？在赛道的背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我的博彩顾问莫里·沃尔夫可以证实，对于组织方来说，越是复杂的押注回报越高。就像三局连胜制，押中的概率很低，但一旦押中回报也高得惊人。这种赌法往往效率最高，每一美元奖金可以吸引更多的下注者来下注，因此回报也越丰厚。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提供两元赌这种小赌呢？沃尔夫说，这是因为三局连胜制的中奖人会将奖金带回家，而两元赌这种小赌的中奖者会将奖金继续投入下一个赌局。通过这一巧妙设计，就会为赌马的组织者建立一个有趣的平衡，被带走的奖金又回来了，而这正是我们要说的重点，赌徒都喜欢大奖以及长期获奖的机会。[5]

现在让我们将上述结论应用于针对刑事犯罪的威慑活动。多数情况下，比起较大的被轻罚的可能性，犯罪分子们更“喜欢”较小的被重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犯罪分子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更看重被罚的概率，而不是被罚的程度。这是因为那些更喜欢较大可能性被轻罚的人都会选择从事“类惩罚性职业”，比如建筑工人或矿工（这些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不会选择去犯罪。所以，如果想降低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的“吸引力”，我们选择把罪犯被处罚的概率翻倍，比针对犯罪分子的处罚程度翻倍更有效！

将犯罪分子的平均刑期延长10%可以有效降低犯罪率，将犯罪分子可能被判刑的概率提高10%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犯罪率。像所有风险爱好者一样，犯罪分子敢于出来犯罪“博”的就是不会被抓的概率，如果忽然发现被警察逮个正着的概率大大提高，警察好像就等着抓他们的话，犯罪分子一定会收敛很多。

如果惩罚都无法有效阻止犯罪的话，那么就很难管理犯罪分子了。好在惩罚在阻止犯罪方面还是很有用的！以死刑为例，经常听到政客们不断地重复说死刑对于阻止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威慑作用，这一点令我十分惊讶！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确实没有有效证据可以证明颁布一条死刑条款可以有效阻止犯罪活动，但执行死刑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30年来，经济学期刊刊登过很多文章用于说明执行死刑可以有效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30年内大约8~24起谋杀案因为死刑的实际执行而被避免了。[6]

艾萨克·埃利希教授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将复杂的统计技术应用于衡量判决和刑罚的威慑作用。最近，埃利希教授与刘志强教授一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二次研究，进而提出了证明他原来观点的新证据，有力地反驳了相关学者针对他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他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有罪判决数量增长1%，谋杀案件的发案率将下降大约1%（一个很粗略的近似）；执行刑罚的数量增长1%（意味着提高刑罚的平均处罚水平），谋杀案件的发案率将下降0.5%（也是粗略的近似）。[7]就像理论预测的那样，犯罪行为的发生率与惩罚的严厉程度相关，但与有罪判罚的发生率（即罪犯受到处罚的可能性）更相关！

我很感激埃利希教授的工作成果，因为我在课堂上经常将他的结论用于说明我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很重要，我巴不得开车把这三个观点“送到”学生家里（如果可以这样“送”的话），这三个观点是：（1）激励很重要，对于杀人犯来说也一样；（2）一些激励可能比另一些激励更重要，这一点已经被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明；（3）如果想给出政策建议的话，仅了解相关数据情况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确定我们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埃利希教授已经让多数经济学专家相信死刑对于降低犯罪率是有用的，而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推动“反死刑”运动的公益人士！

如果我们关注威慑作用的话，就需要面对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现实：一些犯罪行为被处罚得过重，而另一些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也就是被轻罚了。

这个世界的监狱是有限的，每次将一个犯罪分子从街上抓回来判处长期徒刑，就需要释放一个犯罪分子。如果盗窃犯本尼占据牢房5年的话（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抢劫犯曼尼可能就没地儿待了。因为将盗窃犯绳之以法而获得荣誉的地方检察官并不会因为“迫使”其他检察官将抢劫犯无罪释放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换句话说，地方检察官并没有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全部成本。他受到的激励使他让一些犯罪情节较轻的罪犯浪费了监狱宝贵的空间，比如支票诈骗犯、内幕交易犯、非暴力型毒品交易犯等；而另一些犯罪情节较重的罪犯，如抢劫犯、强奸犯和杀人犯等，则可能因为监狱中“客满”而逍遥法外！

每一个大公司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比如说部门经理，就像检察官一样，尽可能地为本部门“霸占”更多的资源，却不用为此给整个公司带来的成本增加而负责。在多数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为每一个部门经理设立一个预算，让他们知道，今天你申请了30台传真机，明天再想申请100台电脑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够理想，因为部门经理依然可能虚报需求，只要最初的预算起点足够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安排比让部门经理不受限制地任意占用企业的资源要好得多。

在民营企业中有效的措施在司法审判系统中同样有效。因此，可以为每一位检察官设立一张预算单，比如，每一个月350个监狱年次，即每个月经该检察官之手的罪犯刑期长度之和不得超过350年。为了弥补这一规定过于死板的缺点，可以通过允许检察官之间“交易”监狱年次预算额度的方法来增加这一措施的灵活性，“借入”的检察官需要在未来的月份“偿还”相应数量的监狱年次。

在相关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需要申请延长判决期限的检察官应该清楚，这样做的代价是未来需要缩短相应案件的判决期限。反对者可能会说，这样会导致案件结果之间相互影响的后果。对此我只能说，案件之间本来就已经相互影响了——因为监狱系统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这样做只是让检察官们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而已，并让他们对此做出回应。其实，无论检察官们是否意识到，这种相互影响都已经客观存在了。

无论是检察官，还是陪审员、法官以及罪犯，都一样，都会遵循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当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时，他们就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唯有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法治社会！

[1] 在美国以及美国管辖的所有领土上，不允许奴役以及强迫劳役的存在，已经正式定罪的罪犯除外。

[2] 有时，某个陪审员被选中，明显的不仅是因为他对相关案件“无知”，而且是因为他对生活的这个世界“无知”。我的一个朋友曾被法庭拒绝成为一名陪审员，只因他对下面这个问题回答了“是”：你认为曾被警察逮捕过的人比没被警察逮捕过的人更容易犯罪吗？现在推测起来，代替他成为陪审员的人，也就是对上述问题回答“否”的人，一定生活在一个警察逮捕人完全随机进行的世界。

[3] 这篇记录出自作家鲍勃·谢特利，美国作家协会政治问题委员会的前主席。

[4] 为什么是84%？以10万人为例，按照假设，有1%的人感染了艾滋病，也就是1000人，测试报告的正确率是95%，也就是说有950人会得到被感染的坏消息，另外健康的99000人中也会有5%的人得到被感染的坏消息（假的），也就是4950人左右，这样，得到坏消息的总人数就是5900人（你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在这5900人中只有950人真的被感染，占比16%，另外4950人实际并未感染病毒，占比84%，所以，你有84%的可能性是健康的。

[5] 无意中，沃尔夫先生也向我表达了这种担心，他说，由彩票（福利彩票）资助的教育体系会不会有动机培养学生毕业后去赌博？

[6] 详见http://www.cjlf.org/deathpenalty/DPDeterrence.htm。劳伦斯·卡茨、史蒂芬·列维特和埃伦·夏斯托维奇三位教授最近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只有很少的犯罪行为因为死刑的执行而被避免，这一点不可忽视。但也应该看到还有几百篇其他的文章认为执行死刑可以有效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数文章认为可以减少8~24起。

[7] 这一结论来自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数据研究。死刑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执行死刑较多的数十年间，因为这个时期的数据更多。

第8章

搞定其他的事

创造力是宝贵的，应该受到奖励；相反，垄断特权是有害的，应该受到抑制。那么，专利制度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专利制度授予发明者合法垄断的特权。

这很让人抓狂！本杰瑞品牌的冰激凌确实很好吃，它的制作者本和杰瑞因此而收到高额回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颁发给他们“酒驾许可证”就显得有些荒谬了。对好的行为给予适当奖励是应该的，但给予坏的行为以“奖励形式的惩罚”就不可取了。

通常情况下，当这些原则被违反时大家都会忍不住为其荒谬而发出笑声。我所在的大学曾经通过减少排课量来作为对优秀教师的奖励，或许，减少教师的排课量并不能等同于发放酒驾许可证的社会意义，但这种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讽刺意义却是惊人的相似，丝毫不落下风。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应该为专利体系的自相矛盾而暗自耻笑吗？发明创造有利于消费者，垄断特权不利于消费者，我们以赋予发明者17年垄断特权的方式奖励发明者。为什么是17年？据说这是主张过多的人和主张过少的人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本想两全其美，但实际上这个结果“既太多又太少”。说它太少是因为17年的垄断特权完全无法与发明者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相媲美，所以发明者应该得到的奖励被低估了，发明者并没有获得足够多的奖励；说它太多是因为由垄断特权赋予的任何好处都是过多的，都不应该存在于社会之中。

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很明显！像奖励成功的销售员或优秀的棒球运动员一样奖励成功的发明家就可以了，依据他们的表现以现金形式奖励，而不是以垄断特权的形式。那么这笔现金应该由谁出呢？巴里·邦兹（旧金山巨人棒球队的全垒打王）的收入最终来自他的“粉丝”，“粉丝”们喜欢看他比赛，愿意出钱买票观看他的比赛，因而他有了不菲的收入。那么，谁应该出钱支付给像爱迪生这样的大发明家呢？

一个貌似很有道理的答案是：谁受益谁支付，由受益于爱迪生发明的人们支付，也就是指我们大多数民众，通过我们选出的民意代表进行支付。因此，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教授建议，如果发明家发明了一台更好的捕鼠器，就应该得到一项专利安排，政府应该立即购买这项专利并公之于众，应用于公共区域。

这一思路至少有一个成功的先例。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了一个新的摄影方法后，法国政府立即购买了这项专利并将之公开，应用于公共领域。但克雷默教授应该是建议将这一自动专利购买机制纳入制度安排的第一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政府的这一购买行为进行定价安排。我们如何确定一项发明创造的价值？假如总统的弟弟“发明”了一款新型“一次性回飞棒”（保证不会飞回来），并索要10亿美元的专利费，我们应该怎么办？

克雷默教授的答案是：将每一项专利都进行拍卖。具体而言，这样安排：当拍卖结束之后，由公证人当场抛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如果硬币花面朝上，就由出价最高者购得这一项专利并由他支付相应款项；如果光面朝上，就由政府按照出价最高者出的价格支付这一笔专利购买费。如此安排，政府就不会比私人购买者（他们的出价一般都能真实反映该项发明的价值）多支付专利购买费了。

如果我们使用质地不均匀的硬币，结果可能会更有益于社会。比如说我们使用一枚有90%的可能抛出光面结果的硬币，就会有90%的专利技术被公开，应用于公共领域。这一结果虽然不如100%的专利应用于公共领域的结果理想，但比起没有一项专利被大家共享的结果要好太多。我们必须给私人竞标者一些赢得专利权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不会认真出价了。

这样的安排一直运作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有魄力”的发明家，邀请其好友来参加他的专利的拍卖会，并疯狂地哄抬报价，这一做法彻底破坏了拍卖机制的可信性，操纵了拍卖的结果。如果抛掷的硬币光面朝上，政府就需要支付巨额资金来购买这项专利，如果抛掷的硬币是花面朝上，就由发明家自己（以朋友购买的形式）来购买这一专利，虽然很“昂贵”，但发明家除了损失拍卖会的少量手续费外不会再有其他损失。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克雷默教授建议将“高投标拍卖”改为“次次高投标拍卖”，即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赢得竞标，但只需支付第三高竞标者的出价就可以购得相应专利权。为了操纵这样的拍卖结果，“有魄力”的发明家需要安排三个托儿，而不是像之前安排一个托儿就够了。虽然这样依然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仍然有被操纵的可能性，但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为三个串通者完美配合也是很有难度的。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的，要想三个人同时保守一个秘密，除非另外两个人都死了。

有人可能会想到，选择第三高竞标者的出价作为最后的成交价会不会引起发明家的不满，因为这样可能降低了专利权应有的价值。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成交价是第三高的出价，所以人们反而可能出更高的价格来进行竞标。实际上，在“次次高投标拍卖”的过程中，第三高竞标者的出价很容易就能够达到在“高投标拍卖”过程中第一高竞标者的出价。

另外，在不考虑拍卖规则的情况下，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必须与私人竞标者支付完全一致的金额来购买相关专利权。当抛掷的硬币显示为光面时（政府有权购买时），政府完全可以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一专利，比如说1.5倍。克雷默教授说这样做其实更公平，因为专利权应用于公共领域并公之于众，比被私人公司拥有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被公之于众的专利技术可以为后来的发明家提供更多的灵感，并激励和帮助后来的发明家不断进步。

最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来自税收！只要这项专利的定价是公平公正的，我们所有纳税人得到的将比我们付出的（税）要多得多。我们可以通过以更低的价格购得更好的消费品来使自身受益，而这种受益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凭空猜想的。

具体过程如下所示：对于发明家来说，专利的价值在于允许专利所有者提高相关产品的价格，只有被提高的这部分价格才被发明家所拥有。如果一款新型捕鼠器的发明者认为这项发明值10000美元，那是因为他认为凭借这款捕鼠器，可以从我们所有需要捕鼠器的消费者身上“压榨”出10000美元（而这10000美元我们不得不出，因为我们需要那一款捕鼠器）。当我们以缴纳税款的方式筹集够10000美元，并用于购买这项专利之后，我们实际上只是支付了发明家千方百计想得到的那10000美元，但这款捕鼠器的销售价格就会因为专利权被政府购买用于公共领域而降低。作为纳税人我们是多支付了10000美元的税金，但作为消费者我们享受了产品价格降低带来的益处。所以，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再将下面情况考虑进来：当这款捕鼠器实现规模化生产，并进行公平定价之后，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这款捕鼠器，我们买得越多，享受到的价格优惠就越多，所以，消费者或者说纳税人才是这一游戏的受益者。

这一制度安排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克雷默教授建议的真正缺点是：让发明专利变得利润丰厚并不会公平地激励所有领域的发明创造，这只会激励适合专利化的发明创造不断推陈出新，而不适合专利化的发明创造可能因此而受到抑制。长此以往，优秀的人才将被利润驱逐出无利可图，但对整个社会可能更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如研究如何改善专利制度的研究领域。

即便是现在，意义重大但不适合专利化的发明创新没有受到应有奖励的情况依然存在，因而也严重供应不足。所以当我们恰巧“遇到”这样的发明创新及奇思妙想时，一定要懂得感恩，能坚守在这些领域的人都是弥足珍贵的。对此，我竟无话可说！

如何搞定消防队

我认为应该准许消防员合法拥有他所营救的所有财产，我们所有人的房子都包括在内。这样一来，消防员可以获得火灾之后所有的剩余物，而我们不再需要向他们支付税款。我们可以将成为消防员的资格进行拍卖，用这笔收益来推动一场更为普遍的减税运动，这样，我们所有人将从中受益。

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是因为会有更多的财富会被营救，有更多的财富会被营救是因为所有人受到了适当的激励。当消防员考虑是否值得冒着风险和付出努力去营救你的名牌钢琴时，我们希望他能够了解那架钢琴的价值，进而能去营救它。但有什么能够比把那架钢琴送给消防员带给他的激励更大呢？这样消防员就会认真权衡，如果值得，消防员就会去营救这架钢琴，如果不值得，消防员就会放弃，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营救其他更值得营救的物品。这不正是我们正在努力探寻的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美好的方法吗？

不可否认，这一设想还有很多缺点需要弥补，比如：不仅应该有适当的措施激励消防员去营救有价值的财物，更应该有相应的措施激励消防员多救人，还应该有相应的措施避免消防员为增加收入而去纵火。但这一设想所隐含的原理是坚不可摧的，并已有成功运用的先例，事实上，这一原理正是海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设想一下我们乘着轮船漂荡在大海上，船发生了故障，好在救生艇足够用，所以我们暂无生命之忧。但任由轮船沉没的话，我们所有人携带的财物都将葬身大海，唯一的办法是舍弃一些物品，以减轻船身的重量，这样才有可能留住一些财物。

假设为了拯救整条船，有人建议将你的钢琴扔入大海，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负担？应该由建议扔钢琴的人负担吗？其他乘客需不需要给你补偿？或者，当你最开始决定将钢琴带上船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个损失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如果钢琴的成本由我（建议者）一人完全承担的话，我会犹豫是否还要建议将它扔入大海，只要还有其他方法能使整艘船获救，我就不会这么建议了。如果不用我承担任何成本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你的钢琴扔进大海，以使整艘船沉没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无论哪个结果都很难称得上是好结果！

就像“金发姑娘原则”[1]，我们需要一个“刚刚好”规则，对所有人来说既不过分严厉，又不过于宽松，“共同海损原则”随即应运而生。共同海损原则又叫总平均数原则，即每个人的损失占比与每个人的财产占比相同。

举个例子，假设船及上面的货物总共价值100万美元，我的财物占到其中的10%，那么，无论把谁的东西扔下海，我都需要为总损失的10%负责。如果很不幸你心爱的价值5000美元的钢琴被扔下海了，无论是你自己扔的，还是我扔的，还是其他某个神秘的陌生人扔的，我都需要补偿你500美元。

共同海损原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每个人都将受到适当的激励。如果是我将你的钢琴扔下大海，我将获得10%的好处（被救的财物中有10%属于我），并承担10%的成本（需要补偿你损失的10%）。因为这两个比例相同，所以，只有当扔下你的钢琴的受益大于因此需要付出的成本时我才会扔，也就是说，我将你的钢琴扔下去恰恰是因为你的钢琴“应该”被扔下去。

当然，如前文所述，每个人都受到适当的激励同样是因为个人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与给自己带来的收益和成本正好呈完美比例。这正是前文讨论消防员的问题时我想表达的观点。消防员承担了灭火的所有成本和风险，按照共同海损原则，相应地，他们也应该收获灭火之后的所有收益——包括你我的房子。

顺便说一下，考虑到我们正在对消防系统进行改革，我建议引入一款新型的报警系统：只有当报警人插入一张特制的信用卡时，报警才会真正生效。当报警人报告的是真实的火情时，系统会自动在信用卡中给予报警人奖励，如果报警人谎报火警，系统会在信用卡中扣除相应金额的罚金，这样将有助于有效遏制谎报火警现象的发生。最后再说一句，在没有想到有效方法解决消防员纵火以增加收入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适当放慢改革消防激励办法的步伐！

如何消灭犯罪

当邻居家安装上报警器的时候，有点头脑的小偷们都会选择换个目标下手，比如说隔壁你家的房子。这就像你的邻居租用了一台大功率的驱虫器，将所有的害虫都赶到了隔壁，也就是你家。

另一方面，如果你的邻居在家门口安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可以监视整个街道，当然也包括你家，这样你的邻居就帮了你一个大忙。由此可以看出，自我保护的溢出效应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也会有这样的特殊情况，这种溢出效应既是正面的又是负面的。举个例子，私家车防盗方法的发展，比如说车友俱乐部。一方面，使盗窃车辆变得无利可图，迫使潜在的盗车贼改行换业，这是这些防盗方法的正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这些被迫改行换业的盗车贼可能成了纵火犯或者杀人犯，这种溢出效应就变成了负的。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溢出效应，正在“执业”的窃车贼可能因为无法对车友俱乐部的汽车下手，转而对非车友俱乐部的汽车更加肆虐，比如我的车。

所以，当发现一个只有正面溢出效应的自我保护装置时是多么令人高兴！这个装置就是自动寻回系统：一个隐藏在车体内的无线电发射装置，当车被盗窃后就会被激活，进而引导警察找到偷车贼（或者，再彻底一点，找到偷车贼的老窝）。这种信号发射器被随机地安装在车体内，位置不固定，因而偷车贼很难找到它，也就没办法将它调到禁用状态了。

自动寻回系统的安装完全是隐蔽的，因此很难通过检查一辆汽车以确定它是否安装了自动寻回系统。所以它和其他的防盗装置不同，比如说车友俱乐部。自动寻回系统没办法防止你的汽车被盗，但它可以增加寻回你的车的机会。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看，自动寻回系统的优势更加明显，它在帮助你的同时，不仅没有伤害到你的邻居或其他人，而且也帮助了他们。类似车友俱乐部的防盗措施只是激励盗车贼去盗窃别人的车，而自动寻回系统是激励盗贼停止盗窃！

自动寻回系统的有效性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系统被使用10年后，经济学家伊恩·艾尔斯和史蒂芬·列维特在十几个城市进行了调查，以找到证实这一系统有效性的准确数据。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就像自动寻回系统的普及率影响汽车盗窃率一样，汽车盗窃率也影响自动寻回系统的普及率。首先，在汽车盗窃率高的情况下，人们会购买更安全的汽车（自动寻回系统的普及率就会提高）；其次，在汽车盗窃率高的情况下，警察当局的表现也会不同。所以，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分析清楚着实很难！

经过大量的统计分析，将所有的干扰因素排除掉之后，艾尔斯和列维特终于证实，自动寻回系统对汽车盗窃率的降低确实具有令人吃惊的影响作用。他们证明，自动寻回系统的普及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汽车盗窃率将下降20个甚至更多的百分点。[2]

那么，不偷车的盗车贼都去干吗了呢？他们是搬到其他城市去了，还是转行去做入室盗窃犯了？抑或是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分子了？艾尔斯和列维特对这些难题也进行了深入探寻，他们的保底结论是：自动寻回系统确实避免了很多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不是简单地改变了他们的犯罪对象。

事实上，尽管安装一套自动寻回系统每年会增加100美元的成本，但按照艾尔斯和列维特的测算，每个安装这一系统的车主都将获得避免车辆被盗的好处，而这一好处相当于每年增加1500美元的收益。多数情况下，这1500美元的受益者不仅包括自动寻回系统的拥有者，而且包括完全不相关的陌生人。

这意味着应该对自动寻回系统的使用予以补贴。同样道理，应该对可视化的安保系统，比如我邻居家的报警器、车友俱乐部等施以重税。就像我们早已说过的一样，如果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使陌生人受益，社会就应该对你这种行为予以鼓励！

如果我们所有人在同一家保险公司买保险的话，我们应该期望保险公司给予我们适当的补贴，因为安装自动寻回系统，可以使保险公司理赔的数量下降，所以保险公司很乐意为顾客安装自动寻回系统的行为付款。但当不是一家保险公司，而是存在多家保险公司的情况下，这一分析就不成立了。当有多家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假设一家保险公司拥有10%的公众作为自己的客户，那么就只能得到自动寻回系统带来的10%的收益，所以也就只能补贴其中的10%。

这将引发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假设整个保险业是垄断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支付保险产品的垄断高价，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诸如自动寻回系统（当然还有其他事物）带来的补贴收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的境况到底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天知道！

其他形式的自我保护措施会有怎样的影响？比如说持有手枪和纳税造假。先说持有手枪。多位经济学家，以约翰·洛特和他的合作者戴维·马斯塔德为代表，坚信手枪的普及（尤其是通过合法持枪的通道）对犯罪率的下降有显著作用，简言之：枪越多，犯罪越少！洛特的工作引发了许多批评，其中的一些不过是无谓的人身攻击和缺少智慧的推理游戏。但也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批评，这些批评引发了数轮激烈的争论，我在这里就不一一摘录和评价了。相反，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假设洛特的观点正确，枪支对于降低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积极作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补贴拥有枪支的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是所有有益的事情都应该得到补贴，否则的话我们需要补贴的事情就太多了，卖春女郎的出租屋和网络色情也应该包括在内。判断一件事是否应该受到补贴不是看其结果是好是坏，而是看它是如何导致一个好的结果的！合法持枪的例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种可能：由于“我”有枪，罪犯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因此你和我都得到保护，我们均从中受益，这时枪与自动寻回系统具有类似作用，“我”应该因为持有手枪而得到补贴。

第二种可能：“我”持有手枪保护自己，对其他人不构成任何影响。深夜，街头，劫匪拦住我的去路，我拔出手枪，气势十足，劫匪知难而退。“我”持有手枪的行为已经得到充分的激励，因而没有必要对“我”再施以任何激励。

第三种可能：我持有手枪保护了自己却伤害了别人，犯罪分子不敢对我下手，就将别人作为犯罪目标。这种情况描述的场景与证实枪支可以降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完全一致：犯罪分子在街头拦住我，被我用枪吓跑之后，有一半的可能今晚就此收手，也有一半的可能另寻目标，再度实施犯罪。这种情况下，枪支虽然可以降低犯罪行为的总体发生率，却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应该像对车友俱乐部一样对持枪者课以重税！

更为详细的描述如下所述（以防有人喜欢这种情况）：让我算一笔账，假设个人支付100美元购得一支手枪，可以避免自己被抢劫，经测算，被抢劫的平均损失大约为150美元；同时，另外某个人（比如说你）的损失平均为75美元（因为有一半的可能会被抢，所以预期损失是150美元的一半）。由上可知，个人持有枪的总成本是175美元，包括持枪本人的100美元和另一个不相关个人的75美元，超过了个人不持枪的总成本150美元（被抢的话损失150美元）。所以，整个社会应该采取措施抑制个人持有枪支。

至于纳税造假问题，同样有多种情况。如果纳税造假行为是如此普遍，以至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使纳税造假行为更加难以实施，这种情况下，纳税造假行为就会成为一项有益于整个社会的行为。如果政府将你偷漏掉的税额都转嫁到我身上的话，纳税造假行为就与前文所述的报警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都是将负面溢出效应强加于别人身上。

安装报警器或者纳税造假是否违反道德准则？那要看你如何定义道德了，这就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了，或许，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见解。

如何预防交通事故

每年仲夏节这一天，大约在下午6：03，夕阳洒下余晖，照耀着我家附近的街角，阳光刺眼，让西行的司机基本看不到交通指示灯的存在。不仅仅这一天是这样，基本上夏天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于是我不得不经常与当地的交通警察打交道（他们来这里处理交通事故），甚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大约每周或稍长点时间就要见一次面，在我家门前的草坪上，像老朋友一样，我给刚刚发生事故的老兄递过去茶水、毯子以及手机，而警察就在边上填着他们的报告。

不得不说现在的汽车制造工艺很发达，安全措施非常完善，令人惊喜，不止一次看到几十辆车发生交通事故停在我家门前的草坪上（偶尔停在我家旁边的其他地方，最壮观的是看着这些车被推着通过车库门），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伤，汽车的安全性能已经十分完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法律体系还远称不上“完善”，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激励（哪怕是住得最近的我），在下午的6：02，拿上一面小旗，在那个看不清交通灯的街角指挥交通，直到太阳落下一点点、司机能看到交通灯为止。没有人有动力去做这样一件我们需要且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法律体系还需要改进。

我的好友戴维·弗里德曼曾就交通法的修改提出一个激进的方案，他建议：两车相撞，假设总共损失10000美元，则对周围一英里内的所有人罚款10000美元。这样的话，附近所有能看到或能预计到要发生交通事故的人，都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比如指挥交通，比如疯狂鸣笛以警告即将发生的危险，而且这些措施一定符合合理成本原则。

这一方案的实施有几个困难需要克服。为避开事故高发区，人们可能绕远路，造成无谓的效率损失，或者干脆不出行，以降低被罚款的风险。像我，在夏天，一定会待在办公室足够久，直到晚高峰彻底过去，避开“魔鬼六点钟”。另外，报告一起交通事故将遭遇巨大阻力，人们一定争相贿赂事故受害方，以使受害方隐瞒发生事故的事实。再者，真的实施这一方案的话，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噩梦。

我们在这一点上的困惑已经历时很久！让时光回溯到1597年，那年，两位英国农民卷入布尔斯顿案，并最终导致一项法律被废除。案件是这样的：一位农民种植玉米，另一位农民饲养兔子，兔子吃玉米，且不管是谁家的玉米，都吃。于是两位农民发生矛盾，对簿公堂。当案件审理结束，法官的裁定如下：鉴于饲养兔子的农民并非真正拥有兔子，而仅仅是挖些洞，引诱这些兔子被困于此，所以不需要为兔子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法官的这一裁定成为经典判决，被后来的法庭多次引用，一直到20世纪。

按此逻辑，我燃放烟花烧毁你家房子时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我并不真正拥有那些“火花”。但没有哪家支持布尔斯顿判决的法院能达到与之相媲美的地位，在法律看来，兔子就是特别原因的代名词。

法官的逻辑显然难以成立，但也将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A. C.庇古带到了沟里。他经过深入思考，重新审视了“兔子争论”，并写了一本关于福利经济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此类问题）方面的书，他正确地引出所有权的问题，也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来。他提出新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正确的问题不是关于所有权的，而是关于“过错”的，饲养兔子的农民存在错误，所以应该承担责任。

这种分析也不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律师犯了一个错误，经济学家如庇古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最终，一位律师借助坏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家借助差劲的法律推理，看清了问题所在，这位律师和经济学家其实是同一个人——法律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科斯的观点如下所述：第一，不能忽视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兔子吃了玉米；第二，不能忽视原因，兔子吃玉米的原因是它们离得很近；第三，不能忽视“对称性”，兔子离玉米很近，就像玉米离兔子很近一样。所以各方其实都有错误，如果没有兔子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玉米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与庇古的目标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追究是谁的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所以，正确的目标是确定谁能以最低的成本解决这个问题。养兔子的农民能否扎一道篱笆将兔子围起来？能否将兔子饲养在笼子里？能否将兔子转移到别处饲养？能否饲养其他不吃玉米的动物如狐狸？种植玉米的农民能否扎一道篱笆将玉米保护起来？能否使自己的玉米令兔子生厌？能否将玉米种植到其他地方？能否改种西瓜等兔子不吃的作物？要以最低的成本解决此类问题，首先得明确谁能以最低的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给他施以适当的激励促使其实施。经济学理论无法告诉你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区别，而错误与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关系。

庇古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对公共河流原则的“不朽误用”。他注意到兔子的行为造成负的溢出效应，因而应该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但他没有注意到这种负的溢出效应具有双向性：兔子吃对方的玉米，给对方造成损失；对方起诉自己，停止养兔的话，自己也将遭受损失。这些都是溢出效应，哪种溢出效应更应该受到抑制？这取决于谁造成的损失更大（而不是谁存在过错）。

科斯的深刻见解不仅适用于兔子的案例，它甚至彻底革新了经济学家对待污染的方式，下面我将详细解释。

如何消除污染

我的一位同事采用了一种新的课堂策略：他每提出一个问题，专挑不举手的同学来回答。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如果不想被叫到回答问题的话，就必须把手举起来。

这样做的次要好处是：学生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意力，以确保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举手；最主要的好处是：知道问题答案的学生不用担心再像呆子一样（独自）在空中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对于多数学生，尤其是大学新生来说，这一招儿确实很有威慑力。他们在高中时形成的认识是：对学术充满热情一点儿也不酷！

但必须说，在高中阶段解决这个问题效果会更好。比如，给予优秀者很酷的奖励，让学生形成“对学术充满热情是一件很酷的事”的观念。奖品并不是必需的，但“奖励”这个行为是必需的，让学生能够切身感受到，他们可以一边努力学习，一边保持他们心目中“酷”的状态。

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方法是将努力学习者与游手好闲者进行分离。比如，在六年级时，让学生自由选择希望留在哪一个班级，学校向不同的班级提供不同的“服务”，有的班级提供免费的百科全书等学习资料，有的班级提供免费香烟等消费品，最终待在哪个班由学生自己选，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区分学生。

通常来说，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简单的“隔离”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设置一个适当的无烟区就非常有助于在顾客和餐馆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说到这儿，又要讲一个公共河流理论的小故事了：假设两个人，一个是吉尔，一个是杰克，吉尔喜欢游泳，而杰克喜欢往河里倒污泥，两个人谁也不愿意为了对方的爱好而牺牲自己的爱好，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将杰克和吉尔进行隔离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如上文所述）；有时劝说吉尔换个地方游泳是最好的办法；有时最好的办法是鼓励杰克待在原地不动，眼看着吉尔移到上游去——就像解决兔子和玉米的难题时那样，将玉米换个地方种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哇！我似乎开始“胡言论语”了。我在前文中不止一次告诉大家，对于污染公共河流的行为应该予以抑制，但在刚才我说的似乎与此完全相反，似乎在建议应该“纵容”污染公共河流的行为。其实并不是这样！这里的关键是并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河流都变成公共的，有时“逆公共化”或者“暂时的私有化”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杰克和吉尔都是河流的污染者，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杰克妨碍了吉尔游泳，吉尔（尤其是去司法机关起诉杰克的情况下）也妨碍了杰克“正当的”倒污泥的权利。如果应该对杰克侵犯吉尔环境的行为采取抑制措施的话，对于吉尔“侵犯”杰克“倒污泥权”的行为，也应该采取相同的抑制措施。[3]

当邻居“肆无忌惮”地开着他的高音喇叭，放着“聒噪”的音乐时，他给我造成了不便，增加了我的成本；当我选择叫来警察，而不是选择自己去公园走走，或者戴上耳塞时，我也给我的邻居带来了不便，增加了他的成本。我们两个之中，应该对谁的行为采取抑制措施？如果这是一道考试题的话，答案应该是：条件不足，无法解答！因为这一问题既取决于邻居在意他的音乐的程度，也取决于我恨带耳塞的程度。[4]

防止环境污染的政策既要考虑到我们所有人共享一片蓝天的事实，也要考虑到成本是多方面的。站在我的角度，往空气中排放碳氢化合物是不好的；站在对方角度，阻止他排放碳氢化合物对他来说也是不好的。没有一套单纯的理论可以明确地告诉我们，哪种行为不好，哪种行为更应该受到抑制？每一个案例都不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记住，有时候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往往是让被污染的人移到上风口去。

如何抵制分数膨胀

我记得在我上学时，“C”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现在，当我给我的学生期末成绩打分时，院长办公室指示我能给学生打的最低分是“C”。在沃比冈湖这边，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分数膨胀。

分数膨胀会导致传递的有效信息减少，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一方面，分数膨胀会导致无法区分“一般好”和“特别好”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得分可能都是A）；但另一方面，分数膨胀却可以很好地区分较差学生之间的差别。当平均成绩是B时，好学生都会得到A的成绩，而差学生却会得到C的成绩，区分度反而提高了。

但仍然存在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浪费掉的现象，因为老板更在乎的是最顶尖人才之间的区分度，而不是最底部人才之间的区分度。因此，大学成绩的平均价值在不断下降，因为传达有效信息才是大学成绩的真正价值所在，而这种功能在不断地被分数膨胀弱化。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对于老板来说，得分为A的玛丽的价值是40000美元，得分为B的詹妮的价值是30000美元，分数膨胀导致老板无法区分玛丽和詹妮（她们的得分可能都是A）。我们可能期望老板给她们每人35000美元，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由于无法区分玛丽和詹妮，也就很难给她们分配合适的工作，这一损失会降低她们的价值，老板可能因此给她们每人32000美元，这对于詹妮来说是额外的收益，但对于玛丽来说却是额外的损失，并且玛丽的损失大于詹妮的收益，社会的总福利也因此下降。

那么，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学生就应该因此而反对分数膨胀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学生并不是仅仅依靠起薪生活的，上述因素只会影响到学生的起薪，对之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那样的。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所处环境的竞争压力实际上相对下降了，而这种优势完全可以抵消经济方面的损失。另外，这种经济损失并不是由学生独自承担，学校也要承担一部分。由于分数变得不那么重要，大家上大学的积极性会因此降低，大学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学生，不得不降低学费，否则就要忍受招不到足够学生的后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必须牺牲学费或招生人数方面的收益，而这两个方面近些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提高的原因与分数膨胀无关）。一个因为坚持高标准而在各高校中脱颖而出的大学应该获得市场的丰厚回报，因为它颁发的学历证书更有价值。

如果各个大学正在为分数膨胀的后果买单，那么为什么各个大学还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部分是因为打分的并不是大学本身，而是教授。教授为各个学生打分，而教授本身面临不适当的激励动机。作为一个个体，教授往往可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一定的特殊利益，因此更乐于让学生们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以给学生打高分的方式实现），当然不会考虑到是否会损害某个上其他人课的、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利益。另外，在大学校园里容易拿到高分的课程更受学生欢迎。这种“宽宏大量”的成本——以学校信誉损失的程度来衡量——由整个学校共同承担，而收益却由教授及其班级单独享受，因此，教授们更倾向于做个“宽宏大量”的好人。所以很明显，问题的关键是，在学校的利益与教授的利益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应该致力于缩小这一鸿沟。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校设置终身制教授的原因。非终身制教授就像公司的债权人，只要公司收益率短期内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他们就会很开心；而终身制教授就像公司的股东，他们永久性地拥有公司财富的一部分，因而更关注公司收益率的长期表现。教授们应该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样，拥有工作保障，获得职业安全感，不用为丢掉工作而担忧，因为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在长期工作中慢慢积累起对工作应有的、健康的敬畏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终身制就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因为终身制会在多方面影响教授们的行为方式，而这些方面可能与分数膨胀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终身制最多不过是解决激励问题的部分答案，因为终身制教授也只能分担或享受整个学校失败或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该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来提些建议！

首先，大学成绩册可以显示每位教授打分的整体情况，这样，“宽宏大量者”给自己的学生打高分就只能影响自己的信誉，而无法影响其他教授的信誉了；其次，院长办公室为每一位教授设置一份分数预算表，将每一个分数等级的数量确定下来，比如说，得分为A、B、C的学生数量均不得超过10人，一旦你已经给10位学生打了A，在下学期之前就不能给其他学生打A了。（为了应对特殊情况的存在，我们可以允许教授之间进行交易，比如3个A可以换5个B，同时规定，可以预支下一年的预算。）

分数预算表并不是要强制规定教授对学生的打分情况，教授可以通过统一协调各个班级中获得高分的人数来弹性调节，比如教授想给这个班的学生多打几个A，就可以在其他班中适当减少A的数量。确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4个同学都可以得A，但教授手中只有3个A的名额，那么就只能有一个同学“倒霉”了。实际上幸运地获得A的同学也遭受了分数膨胀造成的不公正，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这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往往无法消除，但减轻它的影响还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每个教授来说，分数预算表都是一个很大的约束，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污染公共河流，那么每个人都将从适度减轻污染中获益。个人权利受到限制一般都会造成某种损害，但如果所有人都受到限制，产生的收益将完全可以抵消这种损害。由于“分数预算表”的限制，教授们将不得不给出更少的A，但他们的A将更有价值！

既然分数预算表如此有用，为什么不实施这一制度呢？这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了，应该将这个问题留给其他方面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告诉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而政治学家的任务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无法实现那一目标。

如何减少等待时间

人们用于等待的时间过长，这不是个模糊的价值判断，而是经过精确的经济核算之后的结果。排在我们前面的人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而他们对此却根本不在乎，这是很多小灾难的诱因。

排在队伍前面无故浪费时间的行为，既像往别人家的草坪上倒落叶的行为，又如当有人分担账单时点很多吃不掉的甜点的行为，都是因为不是由个人承担全部成本，所以就肆无忌惮地挥霍。如果你站在10个人的前面，花了半分钟喝水，每个人因此而需要多等待半分钟，你实际上总共浪费了别人5分钟，你喝的那杯饮料值得你浪费掉的那些时间吗？如果浪费掉的那5分钟全都是你自己的，你还会喝那杯饮料吗？

原则上说，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市场机制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排在你的前面，你可以自己出钱请我离开，也可以联合你后面的人共同出资请我离开。但你没有这么做，可能是因为这种协商机制很麻烦，也可能是因为你担心免费搭车者窃取你出资换来的成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你不想被看作是一个古怪的经济学极客。所以我们就错过一次互惠互利交易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不幸！

下面讲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改变规则，后到者去前面排队。这样排在队伍最后的人就会放弃排队，转而回家（然而实际上，他们仅仅会离开队伍，然后像一个新来者一样站到队伍前面去，但在这里，我们假设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样，我们的平均等待时间将显著下降，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让我们举个例子分析一下。假如在城市公园中有一个饮水机，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接水，有一群同样口渴的慢跑者一直从这里经过，每一个慢跑者都会观察队伍的长度来决定是否加入排队等水喝。因为他们口渴的程度一样，所以他们能够等待的最大时间长度是一样的。让我们假设最多可以等12个人接水用的时间，所以队伍中只会有12个人在等待，达到或超过12个人时慢跑者就会离开，当队伍中剩下11个人时，就会有人立即加入进来，使队伍的人数又恢复到12个人。

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队伍中每个人都要等待他们能够忍受的极限时间长度。在队伍中等待的人不会比没在队伍中等待而选择离开继续慢跑的人多出哪怕一点点快乐，也就是说排队与不排队是没有差异的。如果排队的人更快乐些，就会有人加入排队，使排队的时间延长至每个人同样快乐（或者说同样悲伤）为止。既然饮水机并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一点快乐，那么它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但如果让新来者去前面排队会怎样？由于我们已经假设会不断有新的参与者加入进来，在队伍中排在第二的人将永远喝不到水，每到他接水的时候就会有新人过来，排在他的前面接水，如此周而复始，排在队伍中除第一个正在喝水的人外，所有人都将喝不到水。当你跑到饮水机旁边时发现有人在喝水，这时你加入排队也就没有意义了，而只能选择继续慢跑。但如果你足够幸运，跑到饮水机边的时候正好有人喝完水，你就可以立即开始喝水，而无须等待。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果，没有人因为排队浪费时间。你可能认为这样也存在缺点，足以抵消上述的优点，因为还有很多人永远喝不到水。但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在传统的排队方式中也有很多人永远喝不到水，就是因为队伍过长而永远不能加入排队的人。在每一种体系下饮水机都被充分利用，这意味着每一个体系下能喝到水的人数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后一种体系不需要等待，人们不需要浪费时间排队。

下面让我们调整一下这个例子的假设条件，使之更符合现实情况。假设新加入者的到来不是连续稳定的，而是偶尔和不可预知的，那么，由于新来者可以直接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停下来等水喝是值得的。但在你等待的过程中如果又有新来者，你就只能往后排了，以给新来者让位。当你排得足够靠后时，你就会选择离开。

这一机制可以保证队伍很短，也就是等待时间很短，而这是“极好的”。[5]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极好”，简直可以称之为“完美”！在这一机制（后到者排到队伍前面）下，排队的长度总是最合适、最有效率的，原因如下：决定是否加入排队的队伍几乎不需要任何思考，只需要循着本能的召唤即可（在这里指渴了就去排队等水喝），但决定是否离开，何时离开队伍却很难，需要经过仔细斟酌。这一决策由排在队伍后面的人做出，而这一机制可以保证，无论排在最后的人选择离开还是留下，都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也不会使任何人受益。

换句话说，这一机制保证了决策者承担了自己决策的所有成本，享受到了自己决策的所有收益，而这正是这一“完美”结果的关键所在。

当然，要实现这一“完美”结果需要很多假设条件的成立。首先，所有参与者都具有充分的信息，知道什么时候采取相应行动最合适，包括明确知道目前队伍的长度（即目前需要等待的时间），以及可以合理预测新来者到来的频率（即可以预测是否需要增加等待时间）。其次，所有人口渴的程度相同，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的话，结果就不够“完美”了，尤其是当不太渴的新来者顶替更加口渴的等待者的时候，社会的总福利就下降了。最后，要有有效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者离开后转而成为新来者而排到队伍最前面的现象。这一点的实现并不困难，就像原来机制（新来者排到队伍后面）下，存在有效方法防止人们插队一样。

上述假设条件与目前电话客服的排队机制非常类似。它的运作原理如下：假设你给微软的客服打电话，要求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电话客服人员会在一开始就告诉你目前来电的平均频率，并告诉你每一个新打进来的电话都会排到你前面的规定；每隔一分钟或稍长点儿时间，客服人员会提示顾客在目前排队中所处的位置，如果顾客挂断电话重新打进来，客服服务器会确保这一顾客打不进来（防止有人插队）；如果确有紧急情况，顾客可以选择通过付费的方式在另一个队伍中排队（比如VIP通道），等待的时间当然就要短很多。

这种排队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居然真的可以运作，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如果是的话，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一机制会使等待的平均时间缩短多少（能缩短很多）。就凭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运作这一机制的可靠理由！

[1] 金发姑娘原则（the Goldilocks principle），源自童话《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由于金发姑娘喜欢不冷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椅子，所以美国人常用金发姑娘来形容“刚刚好”。——编者注

[2] 这项研究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列维特最优秀的成果之一，但在他的畅销书《魔鬼经济学》中却只字未提，我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为什么。

[3] 西方人重视平等自由，在作者看来，杰克的排污权和吉尔的游泳权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译者注

[4] 也许在“正常人”看来，那根本就不是音乐，但按照作者的观点这都不重要，只要邻居认为是音乐就可以，就像“正常人”可能不认为“倒污泥”是一项权利，但只要杰克认为是，那就是。——译者注

[5]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期望队伍的长度为零，即等待时间为零，因为这样会造成饮水机被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

第三部分

日常经济学

如果在你的办公桌上放上一台电脑，你的办公效率就会提高10%~15%，因此收入也会比同行业内的其他人高10%~15%，即便你们的教育水平相同，资历也类似。

这可能会令部分朋友吃惊，尤其是对于仅将电脑当作即时通信工具和游戏机结合体的朋友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桌面上除了各种即时通信信息窗口之外，仅能找到纸牌等益智游戏。但统计数据显示的就是这样！

不止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因此而得出结论：任意找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一般愚蠢”的人，只要给他一台电脑，他的工作效率就会提高10%~15%。这些经济学家后来看到约翰·迪纳尔多和约恩–斯特芬·皮施克的研究后更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发现使用铅笔的员工工作效率也要比一般员工高10%~15%（因而收入也高10%~15%）。

没有人会一本正经地说，铅笔可以使员工的工作效率提高15%。实际情况可能是，工作效率高的员工一般与铅笔具有稳定关系（比如说使用铅笔，或喜欢铅笔），而工作效率低的员工一般与其他东西具有稳定关系，比如说拖把。至少从本书目前在这里引用的证据看，我们能说的仅仅是，这一现象的原因应该和上述电脑会导致工作效率提高的原因一样。

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道理是：不要急着下结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经济学的影子，比如我们在家和在工作场所具有不同的行为模式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还远没有研究透彻。有时候事实已经很明确了，但事实背后的原理可能还是朦朦胧胧的。有时会有某位勇敢的研究者告诉我们如何将朦胧变得清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挠破头皮也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我将以几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作为本部分内容的开头。

第9章

让数据说话

在过去的30年中，唯一实现连续多年稳定增长的经济变量是购物车的尺寸。据刚刚和我聊天的超市经理说，现在购物车的平均尺寸是1975年时的三倍。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因为1975年时，这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开始，经济学家们早就探测到了经济增长的脉搏。

拉尔夫·纳德首先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他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拉尔夫先生将之作为论证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被无良资本家操纵的主要例证。据拉尔夫介绍，之所以将购物车制作得这么大是为了“羞辱”不买东西的顾客，以达到“迫使”顾客增加购买量的目的。

拉尔夫先生假设，人们会因为被邻居看到只买了半购物车的东西而感到尴尬，即便我们接受这一其实并不值得相信的假设，拉尔夫先生接下来的解释也缺少基本的逻辑性。他最多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购物车是“大的”，但并没解释清楚为什么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实际上，一旦部分聪明的杂货店老板发现更大的购物车意味着更大的销量，购物车的尺寸就突然一夜之间全部变大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变大。

拉尔夫先生提出这一观点没多久，他的理论就开始出现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生的试卷上了。他的理论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试题中：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拉尔夫先生的理论不正确，并指出一个你认为正确的解释。教授们希望看到的答案是：直到最近（当时的“最近”），多数家庭都会专门有一个成员（通常是妻子）负责在周末采购一周所需的商品，而这通常也是她（多数情况下是妻子）的全部工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也需要出来工作，这一模式就发生了改变。由于工作繁忙，她们逛超市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因此每一次购物都需要买更多的商品，因此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个老笑话，就是研究生们每年的期末考试试题都一样，但答案每年各不相同。自从购物车的问题成为历年考试的“经典”试题之后，学生们开始竞相为这一问题不断提供新的更具创造性的答案。我现在每年给新生上课时，都像在开一场经济学的研讨会，在上课的第一天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令我十分欣喜的是，每一届学生都能给出完全不同但言之成理的答案。

以下是其中的6个答案：

1. 由于现代人比30年前的人们更加富裕，人们对消费体验的要求更高，所以愿意为在更宽敞的通道中购物付出更高的价格。更宽敞的通道会导致商品价格上升是因为，更宽的通道需要更大的空间，因而需要更多的投资，从而推高了超市的综合成本。通道变宽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也希望购物车变得更大。（事实上，这一答案并非出自我的学生之口，而是来自我的父亲，感谢父亲！）

2. 现在的房子比30年前的房子大了很多，因此储藏室的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很多，所以人们可以每次购买更多的东西，因此需要更大的购物车。

3. 由于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所以每一餐都愿意多做几个菜，因而需要储备更多的食材，需要购买更多的东西，需要更大的购物车。

4. 由于人们变得更加忙碌，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更倾向于独自吃饭，所以每个家庭每天做饭的次数就会增加，因此家中需要储备更多的食材，因此……（如上述那般推理）。当然，这也可能造成减少需要做饭的次数，因为人们很忙的话可能会选择在餐馆吃饭。

5. 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吃到自己最喜欢的食物。由于速冻食品的品质不断提高，一个五口之家不必再为了兼顾每一个人的口味而共享一份肉饼，而是每人都可以吃到自己最想吃的食物。（技术方面的一个小进步，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习惯方面的大变化。在只能选择14英寸的带包装的比萨时，苹果味的卖得最好，但当7英寸的比萨也有包装版时，苹果味的销量就降到了第五。这是因为苹果味的实际上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最爱，而是大家的“次爱”，由于每人的最爱都不同，所以为了照顾大家的口味，就只能选择具有更大接受度的“次爱”。现在比萨的尺寸变小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最爱了，“次爱”的销量自然就下降了。）

6. 信用卡的使用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因而每次购物可以比过去只能用现金支付时购买更多的商品。（学生能想到信用卡很难得，但还不够，应该注意到信用卡的使用对于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既具有正面效应也具有负面效应，负面效应如下：过去，没有信用卡，人们消费只能使用现金，所以每次购物之前都得先去银行取现金，非常不方便。为了减少麻烦，消费者更乐意每次多取点钱，然后多买点东西，所以，不使用信用卡更容易造成购物车越来越大的结果。相反，有了信用卡后，人们可以随时去买东西，即便只是买一瓶牛奶或一斤鸡蛋也可以去一次超市，消费变得更加便捷，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每一次购物都买很多东西，因此购物车反而没有必要做得越来越大。）

人们随时可以给购物车制造厂打电话，并询问为什么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我有理由相信你会无功而返。购物车制造厂确实知道它们的顾客希望购物车越来越大，但它们没有理由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我在《石板》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首次提到“购物车之谜”时，收到很多有趣的读者来信。其中一位叫苏珊·普罗文的读者在信中认为，购物车之所以越做越大是因为单亲妈妈越来越多，她们带着孩子逛超市时需要把孩子放到购物车里，购物车要大到足以放下孩子和购买的商品，所以购物车越来越大。更多的来信提到这样一个事实，超市不断向综合化发展，不再像以前一样只销售食品，在现在的超市里顾客可以买到电视、DVD播放器、垃圾桶等非食品商品。这大概是因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妇女们也没有时间去逛五六个超市以买全自己需要的商品了，而更乐于这种一站式购物的体验。所以，随着商品品种的增加，购物车也越来越大。

一些读者指出，现在的购物者都喜欢开车去购物，并且喜欢开SUV和小型货车这种空间大的车，所以可以放更多的购物袋。关于这方面论述，分析最深入的来信分别来自帕梅拉·拿达西和格雷格·多伊尔两位读者。多伊尔先生思考得更加深远：更多的汽车需要更大的停车场，更大的停车场决定了超市必须位于地皮更加便宜的城市郊区，离城市较远意味着每次购物的路途更加遥远，所以人们更倾向于每次多买点东西以减少购买的次数，进而需要更大的购物车。

但“最佳来信奖”应该颁发给读者凯文·普斯特怀特先生，他在信中列举了11项理论，包括：（1）防偷论：大的购物车又重又结实，不容易被偷，所以超市更乐意采用大的购物车；（2）过度浪费论：由于现代人比以前更富裕了，浪费也更加严重，所以需要购买更多的商品，进而需要更大的购物车；（3）替换论：同样是由于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了，原来不用买的东西现在都开始买了，比如用苏打水和果汁代替自来水，用一次性纸尿裤代替可以重复使用的尿布，所以买的东西更多了；（4）技术进步论：扫描仪技术的进步使超市购物更加便捷；（5）托儿所论：原来人们都是自己照顾孩子，所以逛超市时需要推多辆购物车，购物车小一点也没关系，现在孩子都在托儿所，“孤单”的大人只需要一辆大的购物车就够了。

苏珊·普罗文的理论认为，人们需要更大的购物车是因为人们需要带的孩子更多了；而凯文·普斯特怀特的理论则认为，人们需要更大的购物车是因为人们需要带的孩子更少了。二者正好完全相反！

所有这些理论都有可能正确，但我要指出的是，就我所知的很多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请记住，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购物车是“大的”。所有关于大购物车优点的理论，包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购物者的手提袋，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放孩子，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放商品等，都站不住脚，除非他们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些多出来的空间比在1970年具有更大的价值。

学会识别错误理论同样是一项有价值的本领，这也是很难得的。让我们看看不懂装懂的人，是如何对汽油价格大放厥词、胡言乱语的吧！

每当油价大幅、高速上涨时，无处不在的经济学文盲就开始快速寻找石油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或利用垄断权的证据。事实上，价格的大幅上涨正是石油公司之间不存在勾结和垄断的证据。因为勾结者和垄断者不需要等到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时才提高价格，他们随时都可以提高价格以压榨我们。确实，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价格一直在波动，但这种波动的幅度相对很小。

垄断行业的消费者一般对价格都很敏感，因为，如果他们不敏感的话，垄断者会一直提高价格，直到他们对价格变得敏感。因此，即便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垄断者也很难实现大幅度的提价。所以，大幅的价格波动是市场竞争的表现（顺便说一下，这些都是标准教科书的内容）。

下次，再有人告诉你只有垄断可以解释夏天的天然气价格高，记得反问他，为什么天然气的价格在整个冬天都很低。正确的答案是，这都是竞争导致的结果。

人们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混淆了两个概念，即“高价格”和“提高价格”，就像拉尔夫·纳德和我的一些学生将“大购物车”和“造更大的购物车”混淆一样。我已经让我的学生对购物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所以在垄断价格的问题上就没有再犯类似错误。

不仅仅是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连推购物车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胖）。

以佐治亚州为例。佐治亚州被称为玉米面包之乡、烤肉之乡和桃子馅饼之乡，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胖子，准确地说，全州21.1%的人口都是胖子。十年前，这里的玉米面包、烤肉和桃子馅饼与现在的一样美味，但只有9.5%的人口肥胖，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导致了这一结果）？

无论发生改变的是什么，它的改变确实影响重大，它使所有的地方都发生了改变。肥胖人群的比例在各个年龄段、各个种族中不分性别地显著增长，在美国的所有州都是这样。肥胖人口最多的地区还是集中在美国的南部，大约五分之四的“胖子州”分布在梅森–迪克森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以南地区。但近年来，波澜壮阔的体重增长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蔓延，从佐治亚州开始，紧随其后的是新墨西哥州、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蒙特州。1991年时，全国的肥胖人口比例仅占12%多一点，8年之后的1999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了20%左右。

一个检测自己是否赶上这一潮流（是否肥胖）的简单方法是，用自己身高的英寸数，求平方，得到一个数字，如果你的体重超过这一数字的4.25%的话你就是肥胖；如果你的体重只超过了这一数字的3.5%，算是超重，从现在开始要注意减肥了。

那么，在过去的10年中或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麦当劳快餐分量的变化是其中一个。20世纪70年代，麦当劳提供炸薯条的分量，现在只能称为小份；后来，它们又提供了大份的炸薯条，现在看来也只能算是中份，因为有了更大份的炸薯条在销售。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大，不用勉强，最近已经有超大份的炸薯条在火爆销售之中。

那么，因此就能得出结论，我们变得越来越胖是因为食物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大吗？其实并不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食物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吃得越来越多。当食物的分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买两份，并把它们全部吃光；现在食物的分量虽然变大了，我们也可能买个“超大份”，然后全家人一起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实还不太清楚！

即便可以确定，现在的人确实比以前吃得多了，那也还存在另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即：是肥胖造成人们吃得越来越多，还是吃得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肥胖。是麦当劳的决策者一时心血来潮决定要把顾客们“养胖”，还是他们的市场研究员发现，变胖的顾客希望食物的分量变得更大些？让我押宝的话我会押后者！毕竟，基本可以确定，现在的麦当劳与20世纪70年代的麦当劳相比，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贪婪，如果那时候我们（顾客）想要超大份炸薯条的话，他们也是一定会提供的。（但那时候并没有，说明那时候我们的顾客不需要超大份的薯条，而现在的顾客需要超大份的薯条，即肥胖是现代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仍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现代人比过去的人更愿意“选择”肥胖。

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发生了改变？10年前，我们想看报纸必须走到街角的报摊才能买到，至少也得走到自家的邮筒旁（如果你订阅报刊并包邮到家的话）；现在，你足不出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就可以浏览世界上所有的主流报刊，就可以与远方的朋友聊天，就可以买到一半你需要的商品……你们走路、运动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这意味着我们的肥胖是因为比尔·盖茨吗？

但事实与此完全相反，肥胖率比较高的州，计算机保有率反而都比较低，尤其是在不考虑居民的收入影响时。肥胖率增长最快的州往往是计算机保有率增长最慢的州。所以，证据方面不支持将计算机妖魔化的理论。恰恰相反，计算机在促进我们保持苗条身材方面似乎还有积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计算机太有魅力，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都能忘记吃饭；也可能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的每一次崩溃，造成我们内心世界无法宣泄的怒火会将大量卡路里燃烧干净。

吸烟是否与肥胖相关呢？与以前相比，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在戒烟，或许这就是人们变得越来越胖的原因？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在整个19世纪，确实有25个吸烟人口数量下降的州肥胖率上升了55%，但在吸烟人口数量上升的25个州中，肥胖率上升得更多，达到了59%。在全国范围内，吸烟人口数量下降最快的明尼苏达州，肥胖率增长的排名只排在全美第38位；新增吸烟人口数最多的新墨西哥州，肥胖增长率却排在全国第二位。

还有什么发生了变化？收入。收入这些年来已经实现增长，但收入对肥胖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可以购买更多食物，所以可能变胖；另一方面，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可以购买更高质量的食物（美味且脂肪含量低的食物），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从而可以保持更好的身材。两相抵消，所以在收入变化与肥胖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无论哪一个方向都不存在相关性）。

还有什么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发生了什么可以引发肥胖大面积“流行”的事件？是拉什·林堡[1]使肥胖成为一种时尚？还是《美国残疾人法案》减少了胖子在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看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90年代的人们不仅经历了拉什·林堡的横空出世，还经历了诸如普拉固和立普妥等具有神奇效果的药物的研发成功，这些药物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而且可以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有了这些神奇药物，谁还需要（克制自己）保持纤瘦（以提高健康指数）啊？当然，肥胖还是不利于人们健康的，但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程度与以往相比已经下降了很多。由于肥胖的“价格”（以对健康的威胁程度来衡量）已经下降，所以“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增加对它的“消费”。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医疗方面更大的进步会不断横空出世，这会使肥胖的“价格”（对健康的危害）进一步下降。当前，心宽体胖的人越来越多，可能什么也说明不了，唯一能说明的就是，人类的理性预期告诉我们，未来在治疗心脏疾病方面，我们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如果你觉得上述分析没有道理，再来看这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低脂肪食物的时代，在食物所含卡路里更少的情况下，吃更多的食物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低脂肪食物对人们体重方面的净效应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

如果晚上加餐一份本杰瑞冰激凌会使人们增重10磅，多数人会觉得不值得，因而也就不去吃；但如果加餐一份低脂肪冰激凌只会使人们的体重增加5磅，那么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这笔“交易”是可以接受的，就会去吃。所以，当低脂肪冰激凌上市后，部分完美的理性人会因为开始晚上加餐而变胖；另一部分同样理性的人会因为开始改吃低脂肪食物而变得相对瘦了。所以，在整体上，低脂肪食物既可能造成人们体重的增加，也可能造成人们体重的下降。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肥胖的流行这一社会现象，是低脂肪食物的盛行和对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预期共同影响造成的结果。我不敢保证这一结论一定正确，但可以确定这比将所有的错都推给麦当劳更合情合理！

下面讲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工业化国家中，失业率与房屋自有率如影随形，房屋自有率高的国家失业率也高，反之亦然。

在瑞士，大约有1/4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失业率只有2.9%；在西班牙，通常情况下房屋自有率都在75%左右，失业率也飙升到18.1%；在葡萄牙，房屋自有率水平处在瑞士和西班牙之间，失业率水平也处在二者之间，大约为4.1%。

无论是在国家之间（比如西班牙和瑞士），还是在小点儿的地区之间（如东安格利亚和约克郡、艾奥瓦州和内华达州）进行比较，都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无论是截取某一个时点的数据进行分析，还是对数十年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同样的情况依然会出现。

一般情况下，房屋自有率每上升10%，会造成失业率平均上升2%，这一结论可以用于解释全球绝大部分的失业情况。

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教授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自有房屋会在地理区域上形成对房屋所有权人的限制，从而造成所有权人失业。有房子的待业者会在自己房子的通勤范围内（即房子的附近区域）寻找工作，目标数量有限；而租房住的待业者会在工作地点的附近租房住，从而更有可能找到工作。

这一理论可以经得起考验，因为依据它可以推断出有房子的人要是失业的话，失业时间都比较长（找工作时受地理限制比较大）；也可以推断出，他们失业的频率比较低，因为一旦找到工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们辞职的可能性更小。事实上，奥斯瓦尔德教授的理论至少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的一个版本：统计数据显示，随着近几十年来人们住房自有率的不断提高，人们失业的时间长度在增加，但失业的频率几乎没有改变。

也有可能将失业率与住房自有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弄反了。或许是失业率的增加引起住房自有率的提高，而不是住房自有率的提高引起失业率的增加。马克·比尔斯，我的同事之一，以说话耿直和不留情面著称，认为如果人们失去工作，待在家里的时间就会增加，所以更倾向于买一座漂亮的大房子，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遭到质疑。更可信的说法是，如果一个区域的工作机会已经枯竭，租房住的人们就会选择离开，只有迁移成本更高的自有住房者会选择留下。硬币的另一面是，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新来者，他们往往更乐于短时间内租房子住，而不是花大价钱买一套房子。

或者，房屋自有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就像蛋蜜乳与槲寄生，它们都会在圣诞节期间出现，但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那么，导致二者产生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最明显的可能因素是年龄和财富，只有年龄和财富才能让房屋自有和失业在家这对奇怪的兄弟同时出现，年轻人和穷人肯定做不到这两点，他们会更努力地寻找工作。

我的一位可以称得上“愤世嫉俗”的同事——艾伦·施托克曼，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政府，认为这是监管环境造成的。他指出，监管部门的不当作为以及粗暴执法，会造成房屋租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同时紊乱。以纽约市的房屋租赁市场为例，房租价格高得离谱，主要原因是该市的房地产法律对租赁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无法将市场上的不良租房者驱逐出市场，因而房东们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陌生人（从而造成租赁市场的供给不足，价格上升）；同时，劳工法也严格限制公司开除员工（即便是开除不合格员工），所以老板们雇用新人时会更加谨慎。

也有可能是数据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在收集这些数据时可能存在某种隐蔽的偏见。比如在统计失业率的数据时，非常容易忽略暂时性的失业，但统计住房自有率的数据时，基本不可能忽略掉任何一个房屋所有权人。

假如奥斯瓦尔德教授是正确的，如他所言，全球绝大多数的失业都是由房屋自有造成的，那么，谁又来关注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在补贴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

这里不是要证明拥有自己的房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是说，失业可能是实现住房稳定的“小代价”之一，尤其是将孩子牵涉进来之后。

假如在你上学期间（6~15岁）搬过家，你高中顺利毕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6%，你在24岁时（既不上学也不工作）还不能实现“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就会上升10%；如果你是一个女孩，不未婚先孕、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可能性就会下降6%。

再强调一次，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依然不清楚！将这些统计数据公之于众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哈夫曼和芭芭拉·沃尔夫发现，即便将收入、种族、宗教信仰、家庭规模、健康状况以及母亲工作与否等因素排除在外，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理论，诸如“搬家往往导致贫困，贫困家庭的小孩往往更容易失败”等，将上述一切解释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踏出第一步到导致那样的一个坏结果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对这一过程还知之甚少。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我不清楚为什么搬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如此之差，不清楚为什么自有房屋者如此“乐于”失业，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胖，也不清楚为什么购物车变得越来越大。将原因从效果中分离出来并不容易，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向大家展示，不容易并不代表不可能！

[1] 拉什·林堡是美国一位知名的胖子、脱口秀主持人。——译者注

第10章

不！是个女孩！

如果想维系一段婚姻，“是个女孩”可能是我们能听到的最“不祥”的四个字。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一个现象，生男孩可以有效维系婚姻关系，而生女孩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最终破裂。

在美国，有一个女儿的家庭比有一个儿子的家庭离婚的概率高5%。女儿越多，这种效应越明显：有三个女儿的家庭比有三个儿子的家庭离婚的概率高10%。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这一“鸿沟”更大；在肯尼亚，这一“鸿沟”更加大；在越南，这一“鸿沟”简直可以称为巨大：有一个女孩的家庭比有一个男孩的家庭离婚的概率高25%。

经济学家戈登·达尔和恩里科·莫雷蒂，从超过300万份的人口普查资料中收集到这些数据。数据之间当然可能具有双向的相关性，不一定都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在这个案例中，也许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原因如下：

将300万人依据投掷硬币的结果随机分为两组。这样区分的两组样本就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性：相同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同的平均智力水平，相同的平均身高，我们将之称为“大数定理”。大数定理的成立需要两个假设条件：一是样本量足够大，二是随机选取样本。

再将这300万人重新分一次组，这一次分组的依据是他们最小孩子的性别。相同的结果就会出现：男孩的父母和女孩的父母具有了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性，因为大数定理成立的两个条件都具备，样本量足够大（300万），孩子的性别是随机的。这两组家庭具有相同的平均经济压力、相同的平均情感距离、相同的平均出轨发生率。这样，唯一能解释两组家庭离婚率差异的因素就只剩下孩子的性别。

与硬币抛掷的结果不同，男女的性别比例并不是精确的5∶5，实际上，生男孩的比例约为51%，生女孩的比例约为49%，但这并不影响结果。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分的两个“大样本”中，一个样本比另一个样本稍大一点，并不会改变两个样本组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似性。

由上可以看出，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变量（孩子性别与离婚率）之间的相关性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除非孩子的性别不是随机的。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婚姻不幸的家庭生女孩的比例如此之高？或许存在第三个因素可以同时影响婚姻的幸福指数和孩子的性别，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三因素”到底是什么？

社会地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候选项。美国的历任总统中，生儿子的比例约为生女儿比例的1.5倍（95∶63）。更引人瞩目的是，收录在《名人录》中的名人，生儿子的比例比生女儿的比例高15%。由于《名人录》中名人的数量要比美国总统的数量多得多，所以相应的样本量也大得多（为了获得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引用了生物学家罗宾·贝克在他的著作《精子战争》中的观点）。

为什么社会地位高的父母更倾向于生儿子？大概是因为地位高的父母生儿子将来可以拥有更多的孙子、孙女（在贝克先生的著作中，有一个摩洛哥的皇帝居然拥有888个孩子），而生女儿只能“获得”平均数量的后代。另一方面，地位低的男孩无子死亡率（没有来得及生养孩子就去世了）要比地位低的女孩无子死亡率高得多[所以，男孩和女孩具有相同的生育率——必须是这样，因为生育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即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女孩的数量更倾向于中间值，即平均水平，而男孩的数量则倾向于两个极端，要么特别多（父母地位高），要么特别少（父母地位低）]。

所以，如果想拥有更多的后代（不管你想不想，你的基因是“想”的——生物的本能），处在社会顶端的人会选择生儿子，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会选择生女儿。

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机制导致了这一结果？其中的一个观点来自生物学家，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经济学家的认同，观点是这样的：母亲在怀孕时，身体会“自动考虑”两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给予胚胎多少滋养，这两个因素是父母的社会地位以及孩子的性别，社会地位高的母亲的身体会给予男胚胎更多的滋养，社会地位低的母亲的身体会给予女胚胎更多的滋养，得到更多滋养的胚胎更容易战胜其他胚胎获得“出生权”。

滋养胚胎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以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这样一个意识信息相互响应吗？当然可以！这种本能与意识的互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意识到有老虎接近，会激发人体恐惧出汗的本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关于给予胚胎多少滋养的问题是怀孕女性身体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之一，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她在做如此重要的决策时，忽视与之高度相关的信息呢？

分析至此，我们为“社会地位高的父母生养更多儿子”的观点既找到了一定的数据证据支撑，又找到了貌似合理的解释论述说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如果社会地位高的父母也更倾向于维持婚姻关系，那么，或许我们可以为前述的离婚数据找到新的解释。

“压力”可能是“第三因素”的另一个候选项。生物学研究表明，在很多动物种群中存在受到压力的个体生产雌性后代的可能性更高的现象。有证据表明，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人类。在德国东部地区，由于政治制度的剧变，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整个社会进入长达数年的创伤期，这一时期失业率达到历史顶点，同样达到历史顶点的还有女婴出生率（在大萧条期间却没有类似的性别比例变化）。如果压力既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又可能造成女婴出生率的提高，那么，生女孩就不是导致父母离婚的原因了。

上述的“压力理论”“社会地位理论”等所有人们可以编造出来的类似理论，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算术上的不可信”。为了解释生女儿与离婚这样一对简单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学者们都需要针对压力的效应构建一组极端的假设条件。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半父母处在压力之中，另一半没有，处在压力之中的父母生女儿的概率为55%，离婚的概率为50%，未处在压力之中的父母生女儿的概率为45%，离婚的概率为25%。这已经是很显著的相关性了，尤其是男女比例，已经超出很多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即便如此，在如此严苛的假设条件之下，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生男孩的父母离婚率为36.25%，生女孩的父母离婚率为38.75%，差别并不大。所以说，“压力理论”并不十分合情合理。

本部分内容主要论述的观点是：当我们决定将某些变量的相关关系归因于其他某个神秘或不神秘的第三因素时，最好先拿出一个信封，并翻过来，记下一些重要的数字。如果为了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必须构造一组荒谬的数字的话，我们或许应该考虑换一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关于压力和社会地位的分析都无法解释离婚的统计数据的话，那么，我们就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或许，生女儿确实可能导致父母离婚。当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这一观点时，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从信中我可以看出他们的困惑，他们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是无效的，他们无法接受孩子的性别与离婚与否的决定具有相关性。我最“欣赏”的一封来信出自一位艾奥瓦州的治疗师之手，直接公开这位治疗师的名讳不太合适，所以这里以“蠢萌治疗师”代替，她向我推销一个老掉牙的观点：孩子与父母离婚确实有关系。她对最新研究成果了解的匮乏，让我感觉她好像不是生活在艾奥瓦州，而是生活在艾奥瓦星球——一个离太阳系很远的星球。仅凭这一点，她就可以赢得人类历史上“最不重要治疗师”之奖。

孩子当然影响父母的离婚决定，影响的程度虽然不高，但不容忽视。父母在考虑是否离婚时，如果孩子是女孩确实比孩子是男孩更容易导致父母离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离婚后孩子一般跟妈妈一起生活，所以上述问题就转化为：为什么父亲愿意为了儿子忍受一段不幸的婚姻，却不愿为女儿忍受不幸的婚姻？或者换种说法：为什么母亲愿意忍受一段不幸的婚姻以使儿子有个爸爸，却不愿为了女儿有爸爸而忍受不幸的婚姻？是父亲们都更喜欢儿子？是父母考虑到儿子都需要一个男性作为自己的偶像？还是他们都认为儿子无法很好地处理父母离婚带来的情感创伤？还是他们觉得情感崩溃的儿子比情感崩溃的女儿更可怜？

达尔和莫雷蒂认为，儿子有助于婚姻存续下去是因为：比起女儿，父母更喜欢儿子。这当然就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父母确实更喜欢儿子吗？在中国，我们当然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美国呢？

达尔和莫雷蒂的第一份证据是：带着女儿生活的离异女性比带着儿子生活的离异女性更难再次进入婚姻殿堂。女儿不仅会降低再婚的概率，而且可以降低复婚的概率。很明显，在再婚市场中女儿是一项“负债”，不受市场追捧，潜在的丈夫们更希望有个继子而不是继女。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母亲不希望女儿与继父生活在一起，因为有太多“禽兽继父”了。所以，由于再婚相关的数据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我不能确定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什么？

但达尔和莫雷蒂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这一证据以“奉子成婚”的婚姻关系为基础：以一对典型的未婚先孕的恋人为例，假设他们可以去照超声波，目的无非是鉴定宝贝的性别。数据显示，如果怀的是个男孩的话，两人结婚的可能性更高。显然，对于未婚爸爸来说，与老婆、儿子一起生活的设想比与老婆、女儿一起生活的设想更诱人！

最后，达尔和莫雷蒂还注意到，头胎是女儿的父母比头胎是儿子的父母要二胎的积极性更高，这意味着更多的父母喜欢儿子胜过女儿。

这种效应在美国很强烈，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强烈。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肯尼亚，前三胎都是女儿的父母比前三胎都是儿子的父母要第四胎的比率高4%；在墨西哥，这一比率为9%；在越南，这一比率为18%。

虽然他们没有提到，但还有一项证据可以支持主张父母偏爱男孩的“达尔–莫雷蒂”假说：几乎所有的收养机构都一致报告：对女孩的需求更高。在一个父母偏爱儿子的社会中，这是我们预期可以看到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有缺陷的男孩才会被父母抛弃，然后进入收养机构等待被收养，而女孩，可能仅仅因为是女孩，就会被亲生父母抛弃，沦为被收养的命运。所以，如果希望收养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女孩，因为：可以预计，在等待被收养的孩子中，女孩平均要比男孩更聪明、更健康。即便我也是喜欢男孩胜过女孩，但我还是会选择收养女孩而不是男孩，因为在性别之间，我更在意的是孩子是否健康、是否聪明！

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达尔和莫雷蒂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无限循环之中：只要足够聪明，可以编造任意的理由用于解释观测到的所有现象。但他们坚持认为，能够解释他们数据的最自然的答案就是：一般来说，父母偏爱儿子胜过女儿！

当我就这一问题在《石板》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很多读者对我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父母偏爱男孩。有的读者提供了离婚数据的其他解释方法，很多解释都基于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读者来信中，最具创造性的来信出自托德·彼得斯之手，他的观点如下：缺少自尊的男孩一般会变得孤僻，对异性缺少吸引力；缺少自尊的女孩会变得随便，甚至滥交，对异性反而具有一定吸引力。如果你想拥有尽可能多的后代的话，就应该提高男孩的自尊心，降低女孩的自尊心。

好吧，这个观点很牵强，再讲一个好点的：父母们应该都承认，养儿子比养女儿更费钱，儿子们需要更多的遗产。既可能是因为财富可以给儿子们在婚恋方面带来竞争优势，也可能是因为儿子们创业需要很多钱。如果父母都是这么想的，那么，有儿子的父母会比有女儿的父母更努力地存钱，特别是，会避免离婚，因为离婚“很贵”。

这个理论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关于离婚的数据资料，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男孩的父母会少生孩子，因为多一个孩子，多一个人分遗产。

所以，虽然达尔和莫雷蒂认为有男孩的家庭通过改善婚姻的质量，有利于维护婚姻的稳定，但刚介绍的理论却认为，有男孩的家庭是通过增加婚姻的痛苦，从而达到维护婚姻稳定的效果的。无论哪个理论正确，男孩确实都有利于维护婚姻稳定。在达尔和莫雷蒂的理论中，生男孩是对婚姻的一个祝福，但在上述的“继承理论”中，生男孩简直就是诅咒，至少也是威胁，尤其当婚姻开始崩塌时，威胁就真的变成诅咒了。按照这一理论，本章的标题就不太合适了，应该变为“哦不！是男孩！”

第11章

母爱无价

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曾说：“成为一个女人是一次艰难的修炼，这项修炼的主要内容就是与男人打交道。”其实这项修炼还包括，勇敢面对家庭与事业的艰难权衡。弗吉尼亚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阿玛丽娅·米勒，针对女性面临的这种权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平均而言，女性如果推迟一年生育第一胎宝宝，她一生的总收入将上升10%。部分是因为推迟生育会增加女性在剩余工作年限中的工资收入，大概为3%；部分是因为可以延长女性的工作时间。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而言，这一增长效应比10%还要高些，对于职场女性来说，这一增长效应还要高更多。

所以，如果一位母亲是在24岁而不是25岁时有了大宝，这位母亲就要因此而放弃10%的终身收入。这一收入的降低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收入的立即降低，随后是长期收入增速的放缓，直到这位母亲退休。同样是34岁的母亲，10岁孩子的母亲（24岁时生的宝宝），与9岁孩子的母亲（25岁时生的宝宝）相比，只能在更低的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获得更低的工资增长率。令人吃惊的是，《家庭医疗休假法》的通过并没有使这一现象有所改观。

米勒教授是怎样知道所有这一切的？要知道，比较不同年龄生育女性的平均工资并不容易。一个24岁当妈的女性与一个25岁当妈的女性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而这种不同会对二者未来的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或许24岁当妈的女性收入小于25岁当妈的女性的原因是因为缺少进取心，或许24岁就当妈的女性之所以这么早地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就是因为早已看到自己在职场方面不会有大的发展。

所以，米勒教授确实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的做法很有智慧，具体如下：相较于随机选取两组24岁当妈的女性和25岁当妈的女性作为样本进行比较，米勒教授选取样本的方法更具技巧性，他选取24岁当妈的女性作为一组样本，选取25岁当妈但在24岁时流过产的女性作为另一组样本，这样选取样本的方法更有效率。因为这样的两组女性（24岁时）在怀孕方面都做出过相同的选择，但之后，一部分女性选择通过手术推迟大宝到来的时间（即25岁才当妈的那部分女性），另一部分没有。这样的对比很公平，通过分析这两组女性之后一生的收入情况，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结论，而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上文所述的收入上升10%的结论。

但这种样本对比仍不够完美。流产和低工资可能由相同的原因造成，比如健康状况较差。针对这一观点，米勒教授回应了两点：第一，指出绝大多数的流产与健康状况无关；第二，承认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米勒教授接着进行了一项效果相当的对照实验。选取25岁当妈的女性作为一组样本，选取24岁当妈但实际已采用避孕措施的女性作为另一组样本，这样选取的两组女性在24岁时都不想怀孕，但部分女性由于偶然因素怀孕当妈。对这样两组女性之后一生收入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作为上面实验的参照。

同样道理，这样的实验也不够完美。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依然怀孕，可能意味着这些女性粗心大意，而粗心大意不利于人们在职场中获得成功。所以我们需要再进行一组对照实验，这次我们依然选取两组女性作为样本，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打算在23岁之后“努力”生孩子，不同点是有的成功地在24岁时生下大宝，有的则在25岁时生下大宝。在生下大宝的时间差异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情况下（至少不是由可以影响工资收入的因素造成即可），我们就可以将上述干扰因素排除。

上述“流产实验”“避孕实验”“努力怀孕实验”都不完美，但它们的结论一致。三个不完美的实验相加也得不到一个完美的实验，但当它们同时指向同一个答案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几分自信相信这一答案的正确性？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结论就很清晰了：“早当妈”与低工资之间不是相互影响的相关性关系，而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早当妈”是因，低工资是果。这就是优秀的实证经济学的厉害所在，利用创造性的、考虑周全的方法，找到相关关系（双向的）与因果关系（单向的）的区别所在。

每当我在杂志专栏中发表关于实证主题的文章时，都会有读者寄来善意的信件，提醒我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不同。相信我，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提醒经济学家具有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具有因果关系，就像提醒化学家做实验时前要保持试管清洁一样，略显多余！每一位合格的经济学家都需要经常处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之类的问题，就像每一位合格的化学家都需要在实验之前保证试管清洁一样。米勒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的这一点做得尤其突出！

第四部分

重大问题

在生活中，如何判断对错，如何辨别真伪？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何时选择继续挽救，何时选择放手？如何才能最有效率地发展慈善事业？怎样才能高效地帮助穷人？对于节食者来说，是人类本性中的什么导致他们坚定地锁上自家冰箱的门？

在剩下的章节里，我想让大家相信，经济学推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很多帮助，即便有时候经济学家也很难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

第12章

捐出你的一切

摩西·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犹太人哲学家。他以坚持匿名慈善著称，他认为，不让捐献者知晓谁是最终受赠者，慈善才更有价值。就像很多中世纪的想法一样，迈蒙尼德的分析也很让我吃惊，我简直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一种……愚蠢”。不让捐献者知晓谁是最终受赠者，受赠者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萨达姆·侯赛因，也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人。但我还是希望我捐出去的钱用于给饥肠辘辘的孩子购买食品，所以，请告诉我，我捐的钱给谁用了，谢谢！

随心所欲的善举当然很好，但“导演”的善举更好！当我“善心大发”，想要“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时，当然希望我的钱捐给更有价值的人使用，而不是随便送给大街上的路人甲，虽然我可能只捐了10元钱。

举个例子，CARE（美国援外合作署）就是一个值得捐赠的对象。CARE是一个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灭饥饿的高尚组织，它需要你的支持！美国癌症协会也是一个值得捐赠的对象，它致力于与疾病做斗争，它也需要你的支持！两个组织都需要支持，但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善举更有价值，就不要同时支持两个组织。

任何慈善活动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唯一的道德判断。当我们向CARE捐款100美元时，意味着我们认为捐给CARE比捐给癌症协会更有价值。如果捐献第一个100美元时，这是我们的“诚实判断”的话，那么，捐献第二个100美元时，这仍应该是我们的“诚实判断”。明天向癌症协会捐的100美元，意味着承认今天向CARE捐的100美元是错误的。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请稍等一下，我们需要先考虑以下问题。如果我们无法判断哪个选择更优怎么办？如果我们能确定两个组织都很高尚，但无法确定哪个更高尚怎么办？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个组织能够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捐款，或者，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判断癌症患者和饥饿儿童哪个应该优先得到帮助怎么办？对于捐赠者可能面临的这些困惑我深表同情，但这并不有助于捐赠者走出困境。我们对CARE的捐赠行动表明，以我们能掌握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的），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判断（可能是有缺陷的）就是：资助CARE比资助癌症协会更有价值。当然，我们的猜测可能是错的，但这仍然是我们最优的猜测。如果这是我们今天的最优猜测的话，这也应该是我们明天的最优猜测。

好了，下一组问题。如果我们连最佳的猜测都无法做出怎么办？或者说，以我们有限的判断能力来看，CARE与癌症协会同样完美无瑕，实在分不出哪个更好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的建议是扔一个硬币，让“天”来决定哪个更优，然后将所有的捐款都给这一家组织。因为，当两个选项同样优秀的情况下，无论把善款捐给谁都是一样的，把200美元捐给同一家组织，与给每一家组织各捐100美元也是一样，但这样可以节省我们一张明信片（译者注：国外捐赠是通过寄明信片的方式完成的）。

我很欣赏这一见解，因为它简单、令人惊奇、具有深刻的道德寓意，但又让多数人觉得是“忽悠”。这一结论似乎要挑战人们所有的常识，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于陪伴一个朋友，也不会把所有的娱乐时间都放在一个爱好上面，更不会把所有的投资用于购买一只股票。在牛排和炸鸡之间，如果今天选择了牛排，从明天开始就不能再选择炸鸡，这听上去太疯狂了！那么，慈善捐款又有何不同？为什么就应该这样？

我们来思考下，人们为什么会比较乐意与不同的朋友度过休闲时光？假设，我特别期待与乔的单独相处，但单独相处之后呢？或者说一次又一次的相处之后呢？我会发现，与乔在一起对我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至少是暂时不再那么有吸引力。“我思念乔、渴望乔”这个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那么就该转向下一个问题，比如“我思念格里、渴望格里”。

这时，极度的狂热者就会大声疾呼：“你背叛了自己的选择，昨天你选择与乔在一起，说明你认为与乔在一起是你最优的判断，今天又与格里在一起，就是对昨天最优判断的否定，你表里不一。”对于这样的狂热者，我已经找到完美的应对方法：对于今天来说，与乔在一起已经不像昨天那么有吸引力了，因为，我们已经待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相同的答复可以用于回应上述“娱乐活动困境”和“投资组合困境”。将所有的娱乐时间都用于打高尔夫球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偶尔看看电影、划划船，或者与孩子们聊聊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这是因为：（打）两个小时的高尔夫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渴望打高尔夫球”这个问题，是该关注下生活中其他值得注意的事情了。同样道理，买微软的股票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希望投资高科技企业”这个问题，应该多关注下其他投资目标了。

但慈善公益事业不同，无论我们向CARE捐多少钱都无法“很好地解决”饥饿儿童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帮助完一个饥饿儿童之后还有另一个，他们应该得到同等的帮助。

CARE绝非一个浪得虚名的组织，我们捐赠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资助饥饿儿童。尽管可能还有数百个，甚至数百万的儿童在忍受饥饿，但对每一个儿童的资助都是值得的。当我们第一次考虑是否向CARE捐款时，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能养活几个孩子”，而不是“我要放弃多少个孩子”。所以，尽可能多地向你一开始认为值得捐赠的组织捐赠才是正确的选择。当我们决策是否向某组织继续捐赠时，应该将那些尚未得到资助的孩子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尽管他们与我们一开始决策是否向该组织捐赠时完全不相关。

在我执教的大学，有一群富有热心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组织，鼓励人们多关注慈善事业，他们的吉祥物是萨米海星，他们的宣传页这样解释：

一个小女孩漫步在海边，沙滩上满是被暴风雨卷上岸的海星，海星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她每走到一个海星跟前，就会弯腰将它捡起来，然后扔向大海。

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简单动作，直到一个中年男人走到她的跟前。中年男人说：“小女孩，别白费力气了，你看看这片海滩，全是冲上岸的海星，你救不完的，你改变不了什么！”

小女孩很受打击，突然就泄气了。但很快，她又开始弯下腰，捡起海星，尽自己最大力量扔向大海。她看着那个中年男人，说：“我改变不了所有海星的命运，但，我可以改变那个海星的命运！”

为这个小女孩点赞！于千万只海星之中救一只海星，与救沙滩上的唯一一只海星同样伟大！如果你觉得救一只海星是值得的，那么，救这只海星就是值得的，做你力所能及的就是最好的！

萨米的故事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教育意义如此突出有力，让我忍不住为她写了续集：

大约一小时后，那个中年男人回来问小女孩：“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沙滩的另一边有成堆成堆的海胆，它们也是被这一场暴风雨冲上岸的。”小女孩悲伤地点点头。

中年男人说：“你整个下午都在救这些海星，没人去救那些海胆，你难道不应该稍停停，去沙滩的另一头救救那些海胆吗？那些海胆不应该被救吗？”

小女孩回答说：“应该救，但这里还有很多海星需要被救！”

再一次为小女孩点赞！她不可能分身二处，同时救海星和海胆。但她已经在海胆和海星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一选择可能令人伤心，但却是必要的。改变她的选择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变化，所以她的选择是最优的！她已经救了很多海星，她的付出和努力就值了！最重要的问题——不计其数的海星和不计其数的海胆需要被营救——仍然无法解决，这一点令人伤心！但，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改变，解决之道也就无须改变！

当然，小女孩救下整个海滩的海星之后，就应该去救那些海胆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海星之间的选择，无论以怎样的标准，比如更健康、更可爱，或更容易营救，在救完最有价值的海星之后就应该救其他海星了。简言之，一旦解决了某一问题，就应该转向下一个问题。

所以，“一旦选择，从一而终”的观点不适用于规模小的慈善事业。比如说，当地的剧院需要100美元购买服装，另外还需要100美元组织一次聚会，你可能只想为购买服装捐100美元，不想为办聚会捐钱，这也是可以的。部分解决了它们的问题之后，就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选择。

同样道理，如果有10个饥饿的儿童排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有10个汉堡包可以分给他们，没有人会将所有的10个汉堡包都给排在第一位的孩子，我们会每人发一个。每一个汉堡包都可以部分解决一个儿童的饥饿问题，解决了一个就应该转向下一个。这就是为什么鸟妈妈会平均分给每一只幼鸟食物，而不是把所有的食物都分给叫得最响的幼鸟。

但如果有一万名饥饿儿童排在你家门前，前一千名儿童得了维生素C缺乏症，另外一千名儿童得了佝偻病，还有一千名儿童得了其他疾病，等等。如果先帮助得了维生素C缺乏症的儿童，就没有理由再帮助得佝偻病的儿童了；如果得维生素C缺乏症的儿童最先让你动恻隐之心，你就应该一直帮下去，即便后来可能感觉得佝偻病的儿童也挺可怜，但这也不能成为改变资助对象的理由。

于一万个儿童之中资助一个儿童，与资助10个儿童中的一个，或者资助单独的一个儿童，同样值得赞赏！但不同点是，资助单独的一个儿童，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资助一万个儿童中的一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所以也就没有合理的理由来改变资助对象。

人们总是忽视我的金玉良言，不断在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癌症协会、CARE等组织之间更换捐赠对象，有时这种改变就发生在同一天。他们似乎在想：“好了，心脏病问题已经被我完美解决了，该关注下癌症问题了。”当然，这种“伟大”的错觉很少发生，所以，人们不断地变更自己的捐赠对象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有的人捐赠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有的人捐赠在意的是捐赠对象。如果我们在意的是捐赠对象的话，我们会集中所有力量捐赠给最值得捐赠的人；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们会尽量多地增加捐赠对象，这样我们就可以满意地说：“看，这些人都得到过我的捐赠！”

我们对CARE的捐赠可以部分解决“对捐赠的渴望”这一问题，但并没有解决“CARE需要得到更多捐赠”这一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意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就会不断更换捐赠对象；如果在意的是被捐赠组织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做出改变。

追求自我满意度的动机无可厚非，也不是什么邪恶的事，如果能被正确引导，也是值得赞赏的，但这与慈善就不是一回事了！为了展示自我满意动机与慈善动机的区别，为了让大家看清楚随意地改变捐赠对象与纯粹的慈善动机是两码事，让我们进行这样一项思维实验：假设某人打算向CARE捐赠100美元，就在他寄出支票之前得知，另一人已经向CARE捐了100美元，这时他（她）会不会说：“既然已经有人向CARE捐钱，我就不给CARE捐了，还是捐给癌症协会吧。”我打赌不会！

既然第二个人向CARE捐的100美元不能让第一个人感觉应该捐款给癌症协会，那么为什么第一个人向CARE捐的100美元就可以让第二个人感觉应该给癌症协会捐款呢？同样的100美元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不科学！除非第一个人认为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其他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重要，或者更加高效。如果我们感觉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别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高效，说明我们已经陷入“美丽的幻觉”；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捐的100美元比别人捐的100美元更加重要，说明我们在不经意间已经暴露，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中，自己的满足感比别人更重要，甚至比受赠者对食物的需求更重要。

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相关的问题及解释：

问题一：对于风险厌恶者怎么办？假如我非常肯定在慈善组织A和慈善组织B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不能高效率地使用我的善款，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个，因此将捐赠分散开来，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这样考虑有错吗？

解答：这样考虑没有错，但有前提条件：选择错误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风险”真实存在。在捐赠这个情境中，这一条件通常不成立，不存在所谓真正的“风险”。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捐赠，通常仅仅是整个捐赠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的人都将鸡蛋放在错误的篮子里确实是个灾难，但仅仅将一个捐赠者的一部分善款放在“错误”的篮子里，远远称不上是灾难。

这个“鸡蛋—篮子”的比喻非常引人注目，在一些情境中这种分析方法还非常精确。它有时适用，比如，将所有的投资资金用于购买一只股票，这种选择风险非常大，因为可能选择了错误的股票；但有时并不适用，比如将所有的善款捐给同一家慈善组织，即便这家慈善组织不符合某些标准的最优要求，这也称不上是大错。两种情景的不同点在于：在股票投资中我们是唯一的投资者，在慈善捐赠中我们仅仅是千万捐赠者中的一个。所以，我们个人的错误在投资情景中就代表全部错误，就会带来灾难性错误，在捐赠情景中仅仅是其中的一小点错误，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问题二：如果所有人对慈善组织的偏好都一致，都更愿意向A组织捐赠，按照上述建议，就应该都将各自全部的善款捐给A组织，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捐赠都会流向同一家慈善组织，这难道不是灾难？

解答：不可能出现某一组织得到所有善款的情况。人们在决策向哪个组织捐款时是相互独立的，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捐款对象。一旦某一组织得到足够善款，足以实现其主要目标，大量的捐赠者就会开始关注其他的慈善组织。

换句话说，人们在评估慈善组织是否值得支持时，不仅考虑该组织的慈善目标，还关注它已经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单个的个人无法解决某一慈善组织的问题，但大量的捐赠者集合起来就可以部分解决某一慈善组织的问题，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人们就会开始关注其他慈善组织。所以，即便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单一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慈善组织的捐赠对象也是多样化的，正如它该有的模样。

问题三：既然应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是不是应该先解决那些比较好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难的问题，即应该先向资金需求量较小的慈善组织进行捐赠呢？

解答：当然不是。资金需求量仅是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重要方面需要考虑，比如说建立基金的目的。如果让我在需要2亿美元的癌症基金与仅需要10美元的“蚯蚓豪宅基金”（为蚯蚓建设“豪宅”的基金）之间做选择，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存在的意义不大。

严格来说，排除多元化的“单一慈善”理论在逻辑上还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这些例外情况意义不大。

第一种是“小型慈善活动”，这种例外情况在之前讨论当地剧院组织的篇章中已经讨论过。如果我的邻居快要饿死了，我会请他吃饭；但他如果仅仅是饿了，我会告诉他照顾好自己。所以，对于这些资金需求量不大的“小型慈善活动”可以分类处理，情况紧急的优先处理，情况不紧急的自行处理。

第二种是捐赠时间，即做义工。与捐赠金钱不同，捐赠自己的时间从事某种对社会有意义的义务劳动有自己的特点，即当捐献者从事某项任务一段时间之后，这一任务会变得乏味无聊。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厨房里站着义务劳动两个小时了，你一定希望你捐献的下一小时能够坐着提供义务劳动。

第三种发生在有新信息出现时。比如，当我们获知一些关于癌症协会的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闻时，很有可能就不再向CARE捐款，转而以癌症协会为捐赠对象。但这种例外情况不适用于那些通过5分钟的会谈就可以向三家不同的慈善组织捐款的人群。

第四种发生在这样一种情景中：如果我们个人的捐赠行为可以激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尽量多的捐赠对象，以使我们能够带来的积极意义最大化，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慈善事业。就像一位读者曾指出的：如果我给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每家组织捐款50美元，在我和朋友聊起公共广播电台、人权、公民权利的提升等话题时，就可以提到我向这些组织捐赠的事，他们也有可能因此而向这些组织捐赠。

从逻辑上将这一例外情况推演到极致就是：将每一分钱都分为一万份，然后捐赠给一万个不同的慈善组织。这与之前“将所有的捐赠都赠给同一组织”的建议完全相反。这一策略会引起大家争相效仿吗？完全不会！因为这一行为传达的信息是，你对这些捐赠根本不在意，捐给谁都一样，所以没有人会以你为榜样。

当我们转变自己的捐赠对象时这一机制仍然起作用。向CARE捐100美元的行为传达给邻居的信息是，CARE值得得到这些捐赠；之后，将另外100美元捐赠给癌症协会，传达给邻居的信息是CARE不再值得得到那些捐赠。

所以，改变自己的捐赠对象对其他人行为的影响完全相反。另外，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重大影响的话，我们可以在向别人传达信息时故意夸大我们实际的捐赠额（但是多数人不喜欢说谎）。

最后，如果有人愿意奖励我们的话，我们会更乐意变更捐赠对象，比如来自老板的奖励。或许，我们变更捐赠对象可以使老板的配套项目更好地进行。这一观点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捐赠对象，却没有解释老板为什么希望我们改变捐赠对象。推测起来，老板的动机应该不是出于单纯的慈善目的，想到这儿，或许我们都不会有一点点的惊讶！

确实，美国的公司基本与慈善绝缘。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公司的股东们不希望高管替他们选择捐赠对象。人们雇用裁缝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做衣服，雇用木匠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修理房顶，作为一名公司的股东，雇用高管的目的是让他们帮我们运营公司。裁缝、木匠、高管可能都非常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很擅长帮我们把钱捐出去。

所以，多数情况下公司完全不涉及慈善领域。但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共关系，又不得不屈从于“联合劝募会”的安排。

“联合劝募会”根本就不是慈善组织，它从事的活动基本与慈善无关。与接受联合劝募会资助的数十家代理处相比，基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找到一家——以通常的价值观和信仰来看——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善款的代理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代理处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世界最忽视他人需求奖”了）。让联合劝募会将我们宝贵的善款捐赠给数千家毫无意义的“慈善组织”，其实就是与慈善背道而驰。公司的公关部会非常开心地看到我们将善款捐给联合劝募会，甚至我们会因此而受到一些“礼遇”，但为了获得这样的“高看一眼”就转而不向最有价值的受赠者捐赠，这是不是慈善的悲哀？

社会学家通常将行为理论区分为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描述性理论研究人们“是”怎样做的，规范性理论研究人们“应该”怎样做。经济学家们通常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描述性理论的范畴内，不敢越雷池半步。

所以这一章单纯地描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方式：真正热心于慈善的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捐赠对象；但大多数人确实在不断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这说明多数人并不是真的因为慈善而做慈善。

传统的经济学家分析到此一般就会停止。我们已经获得关于人性的有用信息，这一成就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我们的任务是了解人性，而不是改变人性。

但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尝试，背离先贤的金科玉律，想做一些“规范性”研究。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想支持慈善事业，就应该坚持资助同一个慈善组织，而不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捐赠对象。

这一理论为何与其他理论不同？部分是因为它的结论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我相信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这一问题。所以，当我发表这一观点时，我相信很多人会重新思考下自己的行为。

和其他人一样，当我在一次午餐闲聊时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时，我本能地抗拒它，换句话说，我不理解它，我寻找各种理由来反驳它，在花费大量时间之后发现，这些反驳都是错误的。即便在弄清它的内在逻辑之后，仍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将它融入我的正常思维程序，改变了我旧有的思维习惯。所以我才斗胆提出这一“规范性”理论，希望以我“皈依者”的热情带动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真正热心于慈善。

以沾沾自喜为目的的给予也是给予，当然应该受到欢迎，但称之为慈善就过誉了。先贤曾告诉我们真正的慈善是不自夸，当然也不张扬。我们可以因收到一打慈善组织寄过来的感谢信而沾沾自喜，当然也可以集中自己的力量，全力支持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慈善组织而真正做慈善！

附录：为纯理性辩护

当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本章内容的精华版文章时，收到了潮水般的读者来信。当然，读者的水平良莠不齐，但整体而言我还是非常欣赏他们的来信。当然也有令人沮丧的情况存在，有的读者表现出对这一思想前景的敌意，让我无法接受。

举个例子，有的读者以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这一观点：“难道人们不可以认为CARE和癌症协会同样值得捐赠，同样应得到大家的善款吗？”人们当然可以这样认为，我也这样认为，以及许多我非常乐意称为朋友的人也都这样认为。但问题是：既然我们认为两家组织都值得捐赠，我们是不是有义务，或者至少应该有意愿去思考如何将这一信念更好地转化为行动？

只有当恰好是那种极其罕见的、认为只有一个组织值得捐赠的人时，我们才能合理地避免这一两难境地。其余的人，包括《石板》的记者在内，都要不同程度地经历内心价值观的天人交战。当我们的价值追求相互矛盾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跟着感觉走，让本能引导我们；二是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看看哪一个价值追求更值得。我提倡大家选后者。

通常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逻辑的最优方法是：将自己的观点用数学的方式表述出来。21世纪初，杰出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向他的同事们提供了这一建议：当面对一个经济学难题时，首先将它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解决，最后再转化成经济学语言，并将之前的数学忘掉。我是马歇尔的信徒，经常遵循他的建议行事。当然，也有读者想了解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过程，好检测自己在哪个环节出错，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我已经将相关的数学知识摘录到本书的附录中。

对逻辑的抵制通常表现为对数学的仇视。我的一些《石板》的读者甚至坚持认为，没有数学化表达的观点与道德困境真正相关。但“数学化表达”与“内部一致性”是一回事，所以很明显，这些读者认为除非我们打算自己反驳自己，否则就不应该用数学化的方法解决道德困境。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被数学学霸所左右，也不意味着应该被恰好我们不懂，但其实很平常的数学技巧所动摇。如果运用的数学方法不能很好地捕捉观点的真正含义，或者这一观点本身就有缺陷，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并不能为我们的观点增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数学方法的运用，还是这一观点本身，都不具有多少意义。数学方法的运用只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诚实和防止微小的内在不一致。

如何在数学上区分“一阶收益”（比如救助快要饿死的孩子）和“二阶收益”（比如减少全世界饥饿儿童的数量）非常重要。一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捐赠，二阶收益用于证明慈善多样化。微积分恰好就是一种描述这种细微差异的方便语言，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将这一精确语言引入道德讨论这种需要精确度的研究中来呢？

道德问题值得严肃对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道德问题时，不能脱离开数学的伟大力量而草率地鉴别问题的本质和去除无关的干扰因素。当我们把所有在乎的因素都考虑进来，统一命名为“F”，并构建一个可能令人惊讶但非常重要的恒等式，这一恒等式不随F取值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推导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自己，而且适用于所有人，甚至我们讨厌的人。这说明你已经掌握了深奥的道理。当我们梳理我们的道德义务时，深刻的道理是值得努力探求的！

第13章

灵魂的中央银行

对我来说，曾经有两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宇宙的终极谜团，分别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万事万物，而不是一无所有”以及“人们为什么会紧锁自家冰箱的门而进行节食”。在以前，虽不情愿，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现在，受益于物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卓越新观点的发展，终于可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新观点，因为没有观点可以不过时。上帝为什么会想起来制造世间的万事万物？理性的人为什么会抵抗本能的需求去节食？对于这些问题，每个时代的智者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这些解释都难逃过时的命运。以节食的原因为例，在我们看来，理性的人会在自己与夜宵之间建立起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晚上吃夜宵既有成本又有收益。成本一般以摄入人体的卡路里和脂肪含量来衡量；至于收益，晚上吃夜宵一定有好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抵制不住夜宵的诱惑了。当人们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会选择吃夜宵，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吃夜宵整体而言是件好事时就会选择吃夜宵，并且，这是人们做出的最优判断。既然是好事，是什么使这件好事变得这么困难？

但人们确实锁上了自家冰箱的门，开始节食；戒烟的人越来越多；将储蓄投资于定期的账户，不能随意取现花钱；采用精心设计但难免滑稽的方案强迫自己去锻炼身体……就像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为了抵制海妖塞壬的诱惑，将自己绑在大船的桅杆之上一样，人们为了与自己面临的诱惑做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就连我，也曾为了防止自己一整天都泡在互联网上而命令秘书将电脑锁在抽屉里，并将钥匙藏好。

人们为什么要虐待自己？这一切似乎都没有道理。如果人们宁愿放弃一下午的工作时间也要去上网，说明在人们心中，上网是值得牺牲掉工作时间的。既然是值得的，人们为什么要阻止自己上网？当人们对巧克力圣代的需求足以胜过对卡路里的厌恶时，就会选择吃巧克力圣代。如果现在人们对巧克力圣代的需求确实胜过对卡路里的厌恶而去吃巧克力圣代的话，为什么又要阻止自己呢？

一个随意的回答是：圣代的美味其实不值得因此而过多摄入卡路里从而对体形与健康带来危害（抽烟带来的快感也不值得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海妖塞壬的诱惑不足以克服对海难的恐惧，等等），但当时头脑一热，人们就会变得不够理性，做出错误的决策。我的好朋友戴维·弗里德曼，是我所知最敏锐也是最坚韧的经济学思想家，他对这一回答非常认可。他执教于圣塔克拉拉大学，为了迫使自己坚持骑自行车上班，没有办理学校的停车许可证。当别人批评他太草率时（毕竟，理性的人会考虑到下雨或其他无法骑自行车的情况下，停车许可证还是有用的，所以应该办理，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上班），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说，人有两种行为模式：理性和非理性模式。当需要利用经济学原理预测别人的行为时，他只专注于别人行为的理性部分，因为非理性部分本身就具有不可预测性。当需要预测自己的行为时，他认为他对自己独具特色的非理性行为有一些特别的见解，所以他很坦然地承认自己的非理性行为，并计划就这样执行下去。

换句话说，这可能是弗里德曼职场生涯中唯一一次未经“战斗”就同意别人的观点。当解释人类行为时，“非理性”应该是经济学家绝望之后可用的最后手段。并不是因为人们总是理性的，而是因为寻找理性角度解释的尝试更具有启发意义。如果别人的行为我们无法理解，既可以将其划入非理性之列，也可以尝试着去查明对方的真实目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会给我们带来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而后者或许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次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所以与弗里德曼不同，我选择假设人们吃圣代、抽烟、骑自行车等行为都是理性的（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都是经过精确衡量得失之后做出的最优选择。我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限制自己做出理性选择的行为是理性的吗？

回答这一问题最简单也最不起眼的答案是假设，这是人们对自我控制的一种尝试。如果锁上自家冰箱这一行为带给当事人的快乐，比吃巧克力圣代带给当事人的快乐还要多，我们就可以说，对紧锁自家冰箱这种行为的尝试是完全理性的。但一旦假设允许对天底下所有行为进行尝试的话，关于这些问题的所有卓有成效的探索就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任何行为的发生都可以归结为人们正在对这一行为进行尝试。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曾经警告我们不要落入这种空洞的胜利中，“人们为什么喝机油？因为人们只是在尝试”。如果一个答案可以用于解释所有问题，那么这个答案很可能什么也不能解释。

在《心智探奇》一书中，认知学专家史蒂芬·平克认为，我们可以假设人们尝试自我控制，并不意味着也需要假设人们可以尝试所有事情，包括喝机油。原因是：与喝机油的尝试不同，尝试自我控制可以带来可复制的优势。

当晚上吃夜宵时，我们自己得到绝大多数好处，多数成本却由我们的配偶承担。所以这种对自我控制的尝试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婚姻生活，因此，对于人们紧锁自家冰箱的行为我们不应该过于惊讶，因为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越有利于人们婚姻生活的行为越容易保留下来。

换句话说，紧锁自家冰箱的行为可以起到“美女（帅哥）收割机”的作用。但仅仅节食是不够的，因为无论你现在多瘦，足够聪明的美女（帅哥）们都会怀疑，一旦她（他）昏了头嫁给（娶了）你，你就可能恢复以前暴饮暴食的本性。你可能很精明，试图通过在婚前承诺书中承诺，结婚后每天最多吃两个甜甜圈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真正执行起来这简直就是噩梦，美女（帅哥）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一企图基本不会管用。但如果美女（帅哥）看到你有尝试约束自己的习惯，她（他）们对你的行为和承诺会更加放心，说不定就会给你一个机会。

戒烟的道理也一样。通过仔细权衡抽烟带来的愉悦心情，以及因此而可能带来的患肺部疾病的风险，假设你的决策是前者更重要，因此你选择抽烟，抽烟就是你的最优选择。但这往往会使你很难找到一个愿意与你患难与共的伴侣。所以，如果你本能地表现出对戒烟的自我约束能力的话，你将更容易找到满意的伴侣，尽管就你个人而言，抽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戴维·弗里德曼拒绝申请停车许可证的道理也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天天开车上班可能是最优决策，尽管可能带来少量身体的不适（比如肩周炎等久坐疾病），戴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这种身体的不适可能造成戴维的妻子贝蒂不开心，所以我的看法是，为了让贝蒂相信他，为了让她更开心，戴维宁愿放弃自己的最优选择——开车，不申请停车许可证，转而天天骑车上班。这一决策可以使戴维成为一个“完美丈夫”，贝蒂因此而更加善待他。

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一直寻找伴侣。确实是，但每个人都有父母，他们的父母都曾在某一个时间段寻找伴侣，并且寻找成功了。这种能帮助上一代成功繁殖后代的行为一般都会遗传给下一代，从这个角度看，对自我控制的尝试并不比对性的尝试更神秘。

美国有个经典的游戏叫“斗鸡”，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白痴驾车向对方冲去，直到其中一个转向，谁先转向谁输。赢得这一游戏的关键是让对方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转向，所以要想赢得这一游戏，最好当着对手的面将方向盘拆除。[1]这一游戏告诉我们，自由并不总是好的，转向的自由就是失败的自由，摒弃这种自由，你会更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名下有抵押贷款需要偿还，每个月都需要向银行支付一定金额欠款的话，实际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部分自由，为这一自由的失去欢呼吧！这一牺牲是值得的，没有对这一自由的放弃就换不来贷款的批准。实际上，就凭这一点点牺牲其实并不足以与银行签贷款合同，只有让信贷审批员相信你会严肃对待这笔贷款，你的贷款申请才会被批准。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是让信贷审批员确信，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违约。因此，赢得这场博弈胜利的策略就是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承诺一旦违反你就会切腹自尽。但空口无凭，令人信服的承诺需要令人信服的执行者作保。因此，政府如果真的想帮首套房购买者顺利从银行贷到款，就应该对延迟还款的贷款人给以严厉的经济处罚。

政府也有自己的信誉问题。比如，各国政府往往向投资者承诺投进来的钱会稳定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是可预测的。政府做出这种承诺的目的是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繁荣。不幸的是，政府总是忍不住通过操控货币供给政策来实现短期目标，进而破坏这一承诺的有效性。投资者们都很精明，他们早已预测到政府会这么做，因而更加怀疑政府的承诺。为了解决政府的这一信誉问题，多数西方政府故意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来限制政府在货币供给方面的自由，独立的中央银行不需要向政府部门直接负责。

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与签订抵押贷款合同、拆除方向盘一样，都是一种主动作为的政策，目的是通过主动限制自己的自由让对方更相信我们承诺的可靠性。相反，将自家冰箱锁起来和把香烟藏起来的尝试都是一种被动而为的驱使，其成果不是主动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产生的随机突变结果，因此它的目的是隐藏真实的自我。将冰箱锁起来怎么看也不像求偶策略，但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毕竟，我们对新鲜水果和铁板牛排的热情并非纯粹为了获取基本营养物质。不管怎么说，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历史上一定有一个时期，活下来的都是喜欢食物的人。再说一个私密的话题，成年男女休闲之余做爱带来的愉悦也不是为了繁殖后代，但这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因为历史上也一定有一个时期，能产生后代的都是那些“性趣盎然”的人。

原则上来说，大自然本可以按照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轨迹运行。比如，与其让食物和性变得如此诱人，不如让人类拥有足够的脑力认识到食物和性是生存下去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与其让牛排看起来很可口，不如让人们认为自己体内氨基酸含量有些低了，应该补充些氨基酸了；与其让人们觉得新搬来的邻居很漂亮（帅气），不如让人们认识到，新搬来的邻居具有很多有益于繁衍后代的特征，是时候让自然界的DNA变得更丰富些了。自然界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有些选择的效率可能更高，比如，我们可能会不再吃不利于健康的食物，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谈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不以产生后代为目的的恋爱）。为了获得这种高效，自然界需要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以能够精确地计算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该找配偶。自然界可能觉得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这一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好处可以相抵，所以就没有做出改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在无意识本能方面进化得更多。所以，当我们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把自家的冰箱锁起来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会使自己更容易找到伴侣，进而繁衍后代，也许这就是无意识本能进化的结果。

实际上，与选择食物和做爱对象不同，紧锁冰箱大门进行节食完全是自然规律运转下的人类无意识本能活动。如果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求偶策略的话，可以预测，一旦求偶成功人们就会放弃这一行为。只有与人类意识控制无关、完全出于本能的行为才能使潜在的伴侣确信，即便婚礼结束你的节食行为也不会结束。

做出承诺很简单，并且意义不大，如何将承诺变成不得不执行的义务才更有意义，也更难。所以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还是遵循自然的召唤，还是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等原因，人类一直在努力设计执行机制。人类发明了中央银行，大自然发明了本能。本能是一种很好的执行机制，因为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遵循它的召唤。

举个例子，报复就是一种本能。复仇被称为是一种总是能迅速得到回报的债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报复也是一种完全出于自愿的债务。不及时还款会收到银行的传票，对别人的攻击和侮辱置若罔闻也会使大家远离你。

自愿偿还债务也可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15世纪晚期，伟大的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在旋风般的复仇中被摧毁，而这股复仇潮流席卷整个英格兰地区。400多年后，一连串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的成员被杀，因为他们在传奇性的阿巴拉契亚仇杀中拥有杀死竞争对手的特权，血债血偿！为什么他们不能和平相处？

都铎王朝，建立在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的骨灰之上，有一个仆人叫弗朗西斯·培根，对于为什么应该让过去的就这么过去，他这样解释：

逝者已去，往者不可追。聪明人眼前的事和未来的事就够忙的了，哪有心情去处理过去的事……一个总想着复仇的人，自己的伤口也一直在流血，相反，放下仇恨，就会得到痊愈。

作为一名作家，我是怀着无比失望的心情记下这段话的，尽管培根的箴言简洁、深刻、无可辩驳，已过去多年仍言犹在耳。他的箴言虽已付梓300多年，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一种总是导致自我毁灭的本能能够在变幻莫测的自然选择中幸存下来？政治学家早已认识到，虽然复仇本身成本高昂、毫无意义，但复仇带来的威胁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力量。但对于冷血、绝对理性的人来说，没有执行力的威胁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想让这种威慑力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就应该让纯粹的本能来驱动它，换句话说，如果想吓退你的敌人，就应该有复仇的“嗜好”，让复仇融入骨子里面。

史蒂芬·平克的文章如此迷人，让我产生将整篇文章剽窃过来的冲动。他在文章中写道，人类通常通过肌肉的收缩来传达自己的愤怒情绪，并且这种肌肉的收缩无法自主控制，所以应该告诉邻居，我们的情感表达是真实的，对情绪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就像政府通过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来提高自己承诺的执行力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放弃对情绪的控制，展现真性情，来提高别人对我们承诺的信任。政府有自己的中央银行，那灵魂呢？灵魂的“中央银行”是什么，或许对复仇的热情就是灵魂的“中央银行”吧！

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困境，由于大家都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放弃某一行为，而导致现在无法将相关事情处理好，经济学家将之命名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之所以需要向别人做出某种承诺，是因为这些承诺可以影响你和别人的关系。如果不需要与任何人打交道，就不会面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产生于矛盾冲突。

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毫无疑问是将来的自己。处理好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关系的关键是保持高度的利他主义；我们需要牺牲当前的利益，以获得将来的收益。那么，我们需要执行怎样的利他主义？是那种以完全杜绝冲突为目的的纯粹利他主义？还是那种会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不完全利他主义？

当我的好朋友拉尔夫·科恩兴奋地宣布他要当爸爸的消息时，我问他：“你希望孩子将来打棒球时打哪个位置？”“都可以，”拉尔夫不假思索道，“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又停了一会儿，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他补充道：“我个人更希望他打游击手的位置。但如果他愿意，其他位置我也可以接受。”又停了一会儿，这回停的时间稍长，拉尔夫忍不住又补充道：“只要在内场就好。”

这就是纯粹利他主义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区别，前者情况下我们关心别人是否幸福（尽管不如关心自己的幸福那般迫切），后者情况下我们保留关心别人如何获得幸福的权利。

当处理现在的自己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是纯粹的利己主义者，尽管不如对当前的快乐那般渴望，但还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快乐。哈佛大学的戴维·莱布森教授是少数几个不同意这一观点、主张打破传统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没有人怀疑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当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莱布森依然主张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因为人们在乎的不是将来的幸福，而是如何获得这种幸福。就像处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会导致家庭内的矛盾一样，在处理与将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时，不完全利他主义依然会导致个人内心的矛盾。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不切实际的高消费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大麻烦。但如果你是一个不完全利己主义者，对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的期待就足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大麻烦，而且带来麻烦的方式也很有趣。假设你此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畅想明天的奢侈生活，那么问题来了，明天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周一时畅想着周二来一场盛大的聚会，周二时又由着自己的性子，期待着将聚会推迟到周三……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往后推，直到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人死了，钱没花完！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是因为钱没花完，而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期待把钱花出去，因为足够聪明的你早在整个事件铺开前，已经预测到整个事件的结局。如果你喜爱的是期待聚会的那种感觉，并且也知道自己只是喜欢这种期待的感觉，那么你就不会真正期待任何一场聚会（也许这就是德国抒情诗人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我的生活被我的天分所毁灭”的真正含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就是：策划一场不可推迟的聚会，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提前向聚会承办方支付定金，并且选择对取消订单的行为采取重罚措施的饭店承办聚会。

我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虽然还很微弱，但在不断变强：我不希望看到真正的好书，因为这样会使我失去期待好书的那种快乐。当然，由于我很清楚喜欢的只是这种期待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对什么书特别期待。乘飞机旅行帮了我一个大忙：为了迫使自己读些好书，上飞机时我只带这些好书，闲来无事，不得不读。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是航空公司提供的读物实在惨不忍睹，丝毫没有令人阅读的欲望。所以，一旦航空公司提升读物质量的话，或许我的这一读好书的计划也就只能泡汤了。

我的好朋友雷·海特曼正经历着另一种麻烦：与期待奢华生活的人不同，他希望自己未来变得更加节俭。他特别希望自己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能够痛下决心，放弃花费更多资源来延长自己寿命的做法，他觉得这很酷，可以给他带来快乐。但他也很清楚，这个“一定年龄”会不断地被重新定义，以能够总是对之充满期待。想到这一点，他就不自觉地有些痛苦。因此，他在寻找方法以限制自己对未来选择的自由。

如果说雷只在乎他未来的快乐（换句话说就是，在处理现在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的关系时，雷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的话，人们一定会指责雷前后不一：限制选择并不会使雷更加快乐。但如果说雷更在乎如何得到这种快乐的话，他就不会前后不一了，换句话说，雷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如果人们是不完全利他主义者，就可能放弃未来的快乐（比如为未来的自己放弃一场聚会，或者读一本好书，或者放弃昂贵的医疗资源，抑或开始省钱或戒烟以达到节省昂贵医疗资源的目的），以获得现在的快乐，尽管人们知道未来的自己可能不希望这样。

当多萝西·帕克哀叹“我讨厌写作，但我热爱我已写好的作品”时，她表达的就是个人在当前成本与未来收益之间进行常规权衡时的复杂心情，这种权衡非常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莱布森的不完全利他主义理论面临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在他的理论中，人们不是在权衡自己的收益与成本，而是在与未来的自己进行博弈，以获得优胜策略。

这就启发我，也许最开始的问题“人们为什么紧锁冰箱进行节食”有了新的、不同的答案。在本章中，我花费大量篇幅用于讨论节食可以解决个人（任何相信巧克力圣代值得那些卡路里的人）与其伴侣，或其潜在伴侣（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之间的矛盾，但按照莱布森的理论，这并不是在解决个人与其伴侣之间的矛盾，而是在解决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矛盾。

无论哪种理论更加正确，都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除非人们与某人之间存在矛盾，否则冰箱门的紧锁依然令人费解。如果人们的全部追求就是让未来的自己更加快乐，并且如果不会有第三场聚会牵扯进来的话，对未来选择权的限制就是没有道理的。

莱布森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不深入探讨其影响我们就无法真正得知。皮尔·克鲁尔和安东尼·史密斯教授已经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他们以观察在莱布森所描述的世界中人们的储蓄行为作为开始这一进程的起点。正统经济学认为，如果两个不同的个体具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就会形成相同的储蓄习惯。但克鲁尔和史密斯发现，在莱布森描述的世界中，这一切都不成立。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如下：假设有两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他们都希望将来的自己不仅快乐而且勤俭节约。阿尔伯特是个悲观主义者，总想着自己将来一定是个败家子，挥霍无度；阿尔文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是个非常善于约束自我的人，所以他很开心。阿尔伯特为了防止自己的钱都被将来的自己——就是他认为的“败家子”挥霍掉，所以决定现在就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与此不同，阿尔文由于预期会将自己的钱都交给将来那个“完美”的自己，所以心情振奋，在积极努力地存钱。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一年过去，阿尔伯特和阿尔文的这种行为特点愈演愈烈。他们拥有相同的偏好，面临相同的机遇，但最后结果却不同，一个死时一贫如洗，一个死在钱堆里。

另一种影响可能更奇怪：假设爱丽丝也是一个不完全利他主义者，但与阿尔伯特和阿尔文不同，她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过上奢靡无度的生活，她很享受这种对未来奢靡生活的畅想。最初，爱丽丝非常乐观，觉得自己将来一定能过上奢侈的生活，所以现在就开始存钱，以后好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但一旦开始存钱，爱丽丝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储蓄者”，这不符合她对自己奢侈度日的定位，觉得应该现在就把钱花掉，可一旦开始花钱又意识到，现在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没钱花了，于是又开始储蓄……如此周而复始，她对自己的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就这样永远剧烈地波动下去。

探索影响是检测莱布森理论正确与否的方式之一。另一方式是在开始时对莱布森式的偏好假设的可信度进行检测：关于不完全利他主义的假设是否过于轻率和简单，比如尝试机油味道的假设？又或者，它是否可以通过诉诸自然选择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比如关于复仇的嗜好？

这里有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莱布森式的偏好会导致人们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这种可见的自我控制尝试有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因此自然选择的结果会支持这一理论。如果这一猜测可以通过某些合理性检测的话（比如说，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展现个体在偏好进化的情况下资源竞争的结果），两种关于人们为什么要紧锁冰箱进行节食（自我控制）的理论就可以合二为一了。

下面讨论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我更喜欢，即“物质从何而来”。我相信：宇宙由纯数学模式构建而成，这里所说的模式不是任何形式的模式，而是模式本身。这一模式不需要来自任何地方，它们就这样存在着。构成宇宙的这一特殊模式恰巧包含许多子模式，这些子模式非常复杂，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人类。

在我的观念中，这是绝对正确的，尽管我的朋友中有一半认为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另一半简直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上述观点就变得很容易。史蒂芬·平克认为理解宇宙起源的原理并不是一项很实用的技能，它无助于我们寻找伴侣、繁衍后代，所以大自然也就没让我们进化出适当的脑力去思考这一问题。大自然是一个精明的经济人，不会草率地赋予我们任何多余的能力。与此不同，理解人类行为模式的能力对于我们这种社会性动物——现代智人来说具有明确的回报效应，所以，预期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关于紧锁冰箱原因的详细而令人信服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奢望。

[1] 竞争对手的最佳应对策略是绝不向你看一眼，这样无论出于什么考虑，你都不得不保持方向盘完好。

第14章

如何解读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新闻往往由新闻专业人员报道出来，这比起让他们去设计桥梁来说，效果确实要好一点，但也仅仅是好一点而已。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怀疑。

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新闻事件可能是真实的，但记者的解读往往错得离谱。尤其是报道热点问题时，比如种族歧视和业务外包等歧视现象根深蒂固的领域。如果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运用些经济学分析的小技巧，会产生出乎意料的效果。

种族歧视

数年前，人们如果沿着马里兰州的i-95号高速公路一路驶来，很可能会被警察拦下来搜查毒品，尤其是黑人。黑人被拦下来搜查毒品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种理论认为警察主要检查黑人，是因为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更大；第二种理论认为警察歧视黑人。

让我们检查下相关证据。被拦下的白人中，大约有0.33%的检查对象被发现携带毒品；被拦下的黑人中，这一比例几乎完全一样。啊哈！白人和黑人携带毒品的可能性是一样的，所以第二种理论正确，警察都是种族主义者，不是吗？

再思考一下。对黑人的检查力度比对白人的检查力度高3.5倍的情况下，敢携带毒品的黑人比例还和白人比例一样，想象一下，如果将对黑人的检查力度降到与对白人的检查力度一样的话，敢携带毒品的黑人该增长多少？

正确的结论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黑人携带毒品的倾向性确实要比白人高，这一倾向性只有通过严格的执法检查才会有所缓和（当然，只有当黑人清楚自己比白人更容易被拦住的情况下这一观点才成立，考虑到关于种族歧视的抱怨无处不在的实际情况，这一假设显然是成立的）。另一个正确的结论是：警察对黑人并没有特别的敌意。

原因如下：设想一下，假如警察一门心思地想最大限度地抓毒贩会发生什么？他们会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最可能携带毒品的人群身上，也就是黑人身上。这样将使白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成为漏网之鱼，而黑人毒品携带者更容易被抓。由于人们对激励措施一定会有所回应，所以，白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而黑人毒品携带者的数量会逐渐萎缩。

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黑人与白人携带毒品的比例达到平衡。在那个阶段（1994年开始收集数据之前很久，应该已经达到这一阶段了）没有理由进一步打击黑人，但也没有理由放松对黑人的控制（任何暂时的宽松政策都会很快导致黑人和白人的定罪率差异，并最终回归到均衡状态）。

如果警察们确实对黑人心生敌意，我们应该能想到，他们就会严厉打击黑人毒品携带者，直到只有很少的黑人敢携带毒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比白人定罪率更低的黑人定罪率了。但并没有那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定罪率，说明警察确实集中精力拦截黑人了，但目的是将他们的定罪率提高到与白人相同，达到均衡之后就停止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敌意行为。[1]

依据这一标准，真正有理由抱怨的不是黑人，而是西班牙裔人。被查出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的数量只是白人或黑人数量的1/3。警察们为什么要拦下一个只有0.11%的可能性携带毒品的西班牙裔人进行检查？为什么不改查黑人和白人？由此可以看出，警察们确实不太喜欢西班牙裔人。

站在西班牙裔的角度，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确凿证据显示，警察之所以检查得如此严格是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多地抓住毒贩并将它们绳之以法，这与种族无关。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好？不！这种想法非常有害！确切地说，这种想法为什么有害取决于人们对缉毒战争的看法。

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缉毒战不过是人们道德优越感的一种宣泄的话，就会发现，警察正在将毒品相关的定罪数量最大化，这一点令我很担忧。因为不喜欢司机的肤色就将司机拦下来进行搜查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这至少没有扰乱正常的经济活动。如果警察的目的就是每天骚扰12个司机，无论他们是黑人、白人或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种，骚扰与肤色、人种无关，这也没关系；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毒贩，关系就大了，因此这种抑制毒品交易的措施会推高毒品的价格。我觉得这很糟，比种族歧视更糟！

当然，如果你和我不同，是一名坚定的缉毒斗士，你可能会认为抑制毒品交易是件好事。所以，作为一名缉毒斗士，应该为警察大力惩治毒品交易的行为点赞。但，请再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想抑制毒品交易的话，是不是应该加大威慑力度，而不是加大处罚力度？如果目标是加大威慑力度的话，就应该多搜查白人，因为有更多的白人需要被拦下来。

搜查更多的黑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可以搜查到更多毒品，但另一方面，它不利于抑制毒品交易。因为这样实际上是在为白人毒贩变相打广告，他们不用过多地担心被警察搜查，从而怂恿更多的白人去贩毒。由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这一“鼓励”效应可能很大。毕竟，0.33%的白人比0.33%的黑人代表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司机意味着更多的毒品！

所以，我们是否还应该支持打这一场缉毒战争？我们已经具有合理理由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呼吁在警察盘查政策方面更为平衡地对待各个种族。这样会有更少的人被捕（吸引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产生更大的威慑力（获得禁酒主义者的青睐）。

当马里兰州的统计数据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评论员都误读了它的重要意义。有的认为这是种族主义的结果，有的认为这是禁毒措施高效的表现，他们全都错了。种族主义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黑人，在乎执法威慑力（反对重罚）的警察会拦截更多的白人。所以，经济学中有很多简单的推理技巧，哪怕稍微运用一些就会使每个人受益匪浅。

灾难救援

当看到电视画面中灾难受害者悲惨的遭遇时，如果真的想帮他们，并希望政府援助他们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一颗冷静的心，尤其是受灾者都是穷人的情况下。

卡特里娜飓风摧毁新奥尔良州之后，联邦政府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和受灾人员的医疗援助。这一轻率的行为，导致全国各地的穷人生活更加艰难，他们本来已勉强度日。

原因如下：穷人远比富人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预算情况。他们穿便宜的衣服，吃便宜的食物，住便宜的房子，艰难度日。他们甚至愿意住在洪水泛滥，随时可能遭受破坏的平原上，只要房子足够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新奥尔良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破坏最严重的的都是穷人，因为他们住在海平面以下。

每个城市以及每个城市的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配套设施、不同的风险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房价。人们拥有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便宜的小区，相应的风险也可能较高；他们也可以选择高档的小区，相对的可能更加安全些。（当然，风险只是影响房价的因素之一。就像旧金山，尽管它建立在一条不稳定的断裂带上，但由于配套设施堪称完美，房价仍然非常高。当然，如果它不是坐落在地震带的话，房价可能会高更多。整个城市中，最容易发生地震的地区也是房价最便宜的地区。）

但是，联邦政府的灾难援助政策往往会选择让每个人都分担洪水的风险，以使住房价格更加接近，从而消除对住宅地域的选择。如果政府准备在堪萨斯城提高税收以拯救新奥尔良，那么新奥尔良的房价会上涨，而堪萨斯城的房价会下跌。我们再也无法通过搬到堪萨斯城来逃避洪水的风险，同样也不能通过搬到新奥尔良州来获得承担全部风险的好处。无形中，我们的选择权被剥夺了。

这并没有明显地改善任何人的生活。那些愿意承担一些风险的人，现在被迫住在更贵的房子里；那些宁愿安全生活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定代价的人，现在被迫（通过税收系统）承担相同的风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同质化正是新奥尔良市一直反对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是件好事，拥有不同艺术背景的城市也是件好事，同样，拥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城市也是好事。没有差异性，我们如何为世界的多样性而欢呼？

由于灾难援助政策使便宜的住房变得更加昂贵，那些原本住在便宜住房中的人们需要在住房方面比原来付出更多的资金，因而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住便宜住房的多数都是穷人，因而最终遭受更大损失的是穷人。如果你关心的是穷人一开始不应该那么贫穷，对此我只能回答：不必等到洪水来了才想起解决这个问题。与洪灾有关的政策问题是：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当我们给他们提供灾难救济（这是好的），同时提高他们的住房成本（这是不好的）时，我们会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我来看来就是一种对穷人实际利益漠不关心的表现。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真正欠穷人的是灾难援助和经济适用房。也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神奇的粉红独角兽，因为它们能提供无限的牛奶供应。在不影响其住房成本的情况下，对住在河漫滩上的人们提供援助是不可能的。不停下来问一问一个宠物项目对穷人来说是否弊大于利就宣布政府对穷人的承诺，毫无疑问是很不严肃的。

巴格达之劫

2003年，当整个巴格达陷入一片混乱时，劫掠者洗劫了国家博物馆。劫掠者逃离后留下上百个陶罐、雕像、石碑和大量其他无用的废旧物品。哦，对了，还有一个2600年历史的竖琴，我保证它的乐声远不如在万维网上免费下载的音乐那么美妙。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石板》杂志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把打劫者的重要性降到最低限度，因为只要一罐花生酱就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后便被潮水般的邮件淹没，大家都在询问:“那博物馆重要吗？”它重要吗？那个博物馆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五千年前的，如果是在我的车库里，我早就把它们扫到路边了。

24小时之内，西方世界的每一篇社论都与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有关。饶了我吧！亚历山大图书馆确实是知识的宝库，而这些知识本身也曾经非常先进。阿基米德和无名英雄发明了水力学科学，埃拉托色尼[2]测量了地球的周长。古代世界最先进的医学、天文学和数学都来自亚历山大。但在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里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要知道，现代科学技术都起源于普林斯顿、巴黎和莫斯科，而不是那些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不是科学知识的重要来源，那么它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失去了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吗？嗯，我相信大部分的艺术作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候是伟大的，但是艺术技巧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步。我也确信，博物馆里有一些藏品，如果能幸存下来，它们的辉煌、壮丽将令未来的游客震撼和敬畏——这一辉煌、壮丽现在是看不到了。但这还称不上是亚历山大式的悲剧，最多只能算是迪伦·托马斯式的悲剧。迪伦·托马斯在39岁时死亡，就在他完成他的巨著In Country Heaven（乡村天堂）之前。换句话说，这是那种十年中会发生很多次，而不是两千年才发生一次的悲剧。如果是我的话，我更愿意让迪伦·托马斯回来再写20年有价值的诗歌，也不愿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研究古巴比伦人提供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此外，真正好的东西肯定还有照片。这些照片可能不如原件那么好，但它们能让世界上99.9%的人看到。亚历山大和巴格达之间还有一个区别：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许多知识连同原始手稿一起遗失了；在巴格达或现代世界其他地方储存的大部分知识都存储在硬盘中，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方便获取。

什么是历史？关于文明的诞生，现在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知道的？或许还有，但那又怎样？我很喜欢历史，但是可以学习的历史有很多。如果劫掠意味着失去一本关于古代苏美尔的书，那我就换一本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书来读，我并不认为这种替换会使自己变得贫困潦倒。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比世界上95%的人口更热爱历史的历史爱好者，都不太介意看到巴比伦艺术品消失的话，那其他的人又为什么要在乎呢？

过去的知识是极有价值的，但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每一点额外知识都是极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物很像水。总的来说水是无价的，没有它我们就活不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有人溅出一滴水，我们都要伤心地哭天抢地，我们有足够的水维持我们的生活。同样道理，文物总的来说在许多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有人抢劫博物馆时我们都要哭。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文物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这样说吧：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确因巴格达的遭遇而变得更糟，那么你确实需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在天堂和地球上还有很多更有趣的东西值得你花时间去思考。当一个消失，你就选择换另一个。

对于文物最大的谬误在于相信它们，要么价值昂贵，要么不可替代，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这是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许多文物价值昂贵，仅仅是博物馆馆长们花着别人的钱进行文物拍卖的结果，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他们，一块5000年历史的石板，还能有什么市场？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没有太多理由认为艺术品的价格能反映其社会价值。这是因为艺术作品可以转移人们对彼此的注意力。丹·布朗写了一本书叫《达·芬奇密码》，售出750万册，他因此赚了2000多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不写这本书，整个世界将因此损失2000万美元。如果《达·芬奇密码》没有被写出来，其他一些现在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书可能就会取代它，成为当时的重磅炸弹，读者们读过之后也一样会很高兴。

写书和种橘子不同。如果你种植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橘子，那次好的橘子仍然会被吃掉。但是，如果你写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书，那么第二好的书就会失去很多读者。所以，橘子的市场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其真正的社会价值，而艺术作品的价格则不能，丹·布朗的2000万美元只能证明，他能够很好地将其他作者的收入变成自己的收入。

换句话说，写书（或创作艺术品，或收藏文物）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通过写这本书，我可以把成本强加给另一个作家，就是“如果不读我的书你就会读他的书”的作家。但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成本。所以，写这一书很可能是种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行为。直白点说就是:如果我写的这本书对你来说价值20美元，而如果没有我的书你就要读的另一本书值18美元，那我的书就使你的人生增值了2美元——同时我获得向你收取20美元的权益！这意味着我的工资被高估了。同样道理，巴格达的财宝的价值可能也被高估了！

全球变暖与局部拥挤

还在因为自己的汽车对全球变暖的贡献而感到内疚吗？地球通行证公司让您不再内疚，登录网址http://www.terrapass.com，购买一份地球通行证，然后使用智能手机上的计算器来确定需要支付多少资金，这样做可以安慰你的良心。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员工会用你支付的资金来资助清洁能源项目，抵消你的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可爱的想法，我为它背后的情感点赞。但它完全忽略了几个要点。

第一，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会产生溢出成本，所以肯定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抑制，这是征收燃油税的好理由。但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做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它只对那些已经内疚到愿意够买一份地球通行证的人“征税”，说不定正是那些已经不再考虑环境后果而冲进购物中心疯狂购物的人。第二，与燃油税不同，地球通行证公司唯一做的就是提高额外行驶一英里路程的成本，但这其实正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予以鼓励的行为。地球通行证公司的计算器告诉我，依据我的车型和制作工艺，如果我每年行驶里程不超过20000英里的话需要交纳49.95美元，如果超过20000英里的话应该交纳79.95美元。当我每年行驶的里程数从10000英里增加到12000英里，再增加到15000英里的时候，我不会增加任何额外的成本。但其实关键点应该是让我感受到我行驶的每一英里的溢出成本。

地球通行证公司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坚持为清洁能源项目融资，而不是将资金投资于可能产生最大社会价值的项目。我的49.95美元用于支持一个车库乐队，或投资于通用电气公司都有可能比支持清洁能源项目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社会破坏性活动征税，并以我们能想象到的最具社会效益的方式利用这笔税收收入。像地球通行证这样的“伪税”也一样。没有理由认为，酒精税应该用于治疗酗酒，同样道理，地球通行证的收入也不一定必须用于环境清理。

但地球通行证最大的问题是，看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溢出成本，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溢出成本。我开车的话，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造成大约50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不开车，车停在公共街道，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会带来更大的成本损失。

显然，直到2006年才有人注意到强制免费和低价停车的社会成本是多么巨大，隐含的补贴可以与我们花在医疗保险或国防上的资金相媲美。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唐纳德·肖普教授，他写了一本意义深刻的书，书名叫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免费停车的高成本）。

在城市街道上停车成本总是很低廉，这就是总是很难找到停车位的原因。许多情况下，不在街上设置停车位会更好，这样就可以腾出空间来建设更多的住宅、商店、咖啡馆或其他车道。当然，这样要找到一个停车位会更加困难，但可以促使更多人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这是好事。

污染空气和堵塞街道都应该感到内疚，厚此薄彼是不合适的。有人可能会说，全球变暖比城市拥堵问题更为严重，他可能是对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和对城市拥堵的贡献哪个更大。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司机，你对后者的贡献可能会让前者相形见绌。

即便你从未开车进入城市，你（至少是间接地）仍然是问题的一部分。郊区的购物中心都被要求建立超大面积的停车场，而这些停车场从来都没有停满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你总是在附近的区域寻找停车位，而这些区域停车位总是满的。但偏僻区域的停车位却总是闲置着，使这些区域的土地不能得到充分运用，以获得社会价值。正是由于这些顾客开车来购物，才造成这些停车场被授权修建得如此之大。

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破坏环境是一件好事，但是明白环境不仅仅是我们呼吸的空气，同样是一件好事。污染空气是环境问题，拥挤的人行道和空旷的停车场也是环境问题。建立类似于地球通行证的系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做的！

或许更好的方法是，为停车制定合适的价格。正如肖普教授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为停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以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支付代价，在我们作为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居民和纳税人等角色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高昂的代价支付了。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对汽车司机这个角色进行征税的话，人们就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潜在的稀缺资源，即停车位。当然，任何关心环境的人都会发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我与巴诺书店的贸易逆差

巴诺书店的旗舰店终于落户纽约州的皮茨福德市，就在隔壁的布赖顿镇，距离我家仅一英里之遥，这一点令我欣喜不已。我每周都要去巴诺书店几次，主要是买书，有时是买磁带，偶尔买软件，但几乎每次都要喝一杯咖啡。

我和皮茨福德市之间的贸易赤字自从巴诺公司进驻之后就开始爆炸式增长。换句话说，我在皮茨福德市花的钱比以前多多了。贸易赤字指人们在特定地点的支出与在该特定地点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差额。我在皮茨福德市没有任何收入，所以我的贸易赤字就等于我所花的钱。

我一直关注与贸易逆差相关的话题。今天早上拿起当地报纸，看到一篇关于美国与墨西哥贸易赤字的专栏文章。文章说，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是贸易顺差，即美国人平均从墨西哥赚的钱要比在墨西哥花的钱多。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是贸易逆差，而且赤字还在增长。

根据这篇专栏文章，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人会过得更好。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在没有巴诺书店的情况下我也应该过得更好。很显然，这个结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正好与“真相”相反。当人们可以利用新的机会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时，通常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

事实是，在我们与墨西哥贸易地位之间的任何方向的变化，对，任何方向的变化，都是自由贸易有利于美国人的证据。比如，我的邻居在巴诺书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对皮茨福德的贸易顺差就会增长，就像我自己的贸易逆差会增长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同样的类比也可以说明另一点：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起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贸易地位的变化，但贸易逆差的数量水平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反而是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的证据。如果巴诺书店的新店是建立在彭菲尔德市，而不是皮茨福德市，我与彭菲尔德市的贸易逆差就会增加些，与皮茨福德市的贸易逆差就会减少些，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更有趣的数字是我的总贸易赤字——我的总支出与总收入之间的差额。我昨天的总贸易赤字水平相当高：我买客厅的地毯花了600美元，但我的收入为0元（昨天是星期天，我不想工作）。我的总贸易逆差是600美元。

传统上，商业记者习惯于将贸易逆差的每一次增长都形容为“恶化”。依据这一观点，我昨天过得应该很糟糕。但实际上并不是，昨天我过得很开心，我喜欢我的新地毯，我认为若是等到挣够了钱再来买它会让生活很不方便。

当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增加时，这意味着美国人的平均支出比他们的平均收入要多。这可能是我们邻居的愚蠢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忽然明智地意识到，有时花的比挣的多也是挺好的——当然，这样会导致我们储蓄的降低。

无论如何，愚蠢的过度贸易顺差比愚蠢的过度贸易逆差更危险。这是因为过度的贸易逆差可以自我限制：如果我们每年都有贸易赤字，破产的威胁最终会迫使我们停下。但过度的贸易顺差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持久的贸易顺差往往意味着，要么我们工作太努力，要么我们消费太少，不管怎样，我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生活乐趣。

当读到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最后一点是：国家不过是单个家庭的总和。我们需要关心其他的家庭，但对其他家庭的关心应该是有限度的。即便我们可以确信美国人平均花费太多，或者收入太少，或者支出太少，或者赚得太多，但不管什么结果，这些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就够了，为邻居的消费习惯而烦恼，就像为他家客厅地毯的颜色而烦恼一样，多余而无聊。也许石灰绿是个错误的选择，但需要承担错误后果的是邻居。

外包寓言的寓意

曾经有人发明了一种新的、更便宜的方法来分析核磁共振数据，医疗费用得以下降，更多的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这项发明使一些放射科医生失去工作，但这些医生可以通过再培训，进入其他更能够展现其才智的专业领域。

我们的发明家被誉为民族英雄、新时代的托马斯·爱迪生，放射科医生却开始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没有这种“错位评价”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正如制蜡商曾经抱怨爱迪生的电灯泡一样，但其他人都称赞它。

很快，这位著名的发明家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核磁共振数据，并通过他那神奇的新型分析机器进行分析。这种机器的运作方式被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有一天，一位调查记者找到发明家心怀不满的前助理，才得知所谓的“大发明”只不过是一台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而这种笔记本电脑市场价只有600美元。这位“大发明家”用这台能上网的电脑将数据发给亚洲的放射科医生进行分析。这些亚洲的放射科医生薪酬很低。他们将分析报告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回来，被“大发明家”以神奇机器输出的结果的名义再高价转卖。

整个国家被激怒了。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发明家，充其量只能算个外包商！之后，美国所有的放射科医生都失业了！纽约州的参议员查克·舒默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哀叹外包商的邪恶，并以放射科医生的命运作为他的主要例证。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核磁共振数据无论是被发送往亚洲，还是在发明者的台式机上进行分析，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外包的优势与神奇发明的优势完全相同。但在他们急于遏制外包的罪恶时，所有人都失去了这些优势。

当然，这只是一则寓言，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詹姆斯·英格拉姆教授在很久以前写的一则寓言改编而来。但这个寓言并非全部出于虚构。比如，在不久的将来，亚洲的放射科医师的确能够以比目前成本低得多的价格分析互联网上的核磁共振数据；再如，舒默参议员最近确实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谴责发展这一事业的文章，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将有更多的放射科医生失去工作。

除了一群如果还想保持对社会有用，必须进行再培训的高薪专家之外，还有谁能预想到一位民主党参议员会反对减少医疗费用这一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行为？在同一篇文章中舒默参议员说，年薪15万美元的美国软件工程师，面临的亚洲竞争对手的年薪只有2万美元，而他们可以胜任完全相同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将受益于这种竞争，具体金额，平均而言远低于15万美元。参议员并没有替消费者们欢呼，而是站在少数高薪专业人士的立场，为维护他们的高薪而努力，尽管他们工作的领域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技能。

很显然，舒默参议员并不明白这则寓言的寓意。这则寓言的寓意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将工作外包出去与发明一项新技术完全一样。把问题送到国外，解决之后再送回来，与把问题输入一台新机器，解决方法就会自动输出来一样，都是极好的！新的贸易模式和新发明一样，都可能需要一些社会调整，但收益几乎总是大于成本。如果我们可以为进步而欢呼，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贸易而雀跃！

新种族主义

在距今不算太久的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各政党的党纲宣言中曾包含这样的内容：“联邦政府的合同，只要有可能，应该优先提供给白人工人。”政客们还要求税收减免，以奖励雇用白人而非黑人的公司。同样是这一批政客还支持所谓“知情权”的立法，要求产品供应商在产品标签中提醒消费者，商品是否由“正确的”（白人）工人生产。他们的口号是“买白人生产的产品”！

当我说“不久前”这种事情还很常见时，我指的确实是“不久前”的事，距今没有多长时间。以上信息是我最近从约翰·克里的网站上得到的，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道德差异之外，一字不差。唯一的变化是我将克里口中的“美国人”替换成了“白人”。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说只在克里参议员或民主党人身上存在这样的问题。两大政党以及主要小政党的内部，都爬满了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漂泊者，他们歧视不同国籍的人，这一点的恶毒程度丝毫不逊于戴维·杜克或者其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歧视不同肤色人群的行为。如果种族主义者在道德上令人厌恶，那么仇外心理令人生厌的原因也完全相同。

有人可能会说，等一下，美国政府不是应该由美国人选出来为美国人服务的吗？确实，政府存在的首要意义不就是表达本国公民的意愿吗？美国军队保护本国国土与保护其他国家国土相比肯定更投入、更积极。我们在地图定位方面对冰岛也采取了歧视性政策，相比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对美国州际公路的定位更详细、更准确，使用更方便。既然美国可以这样做，那么美国政府的政策为什么不能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本国工人呢？

当然，美国政府是由美国人选出来为美国人服务的。历史上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南方的许多州长说，他们是由白人公民选举出来的，应该为白人公民服务。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侵犯其他人权利是可以的！

至于国防和州际高速公路，这些都是伟大的公共事业。我们通过交税来支付它们的成本。那些支付成本的人应该从中获益，是有道理的！美国军队保护美国人而不是秘鲁人，就像汉堡王的汉堡为汉堡王的顾客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麦当劳的顾客提供服务一样，这再合适不过了！

但劳动力市场与此完全不同！当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雇用一个底特律人，或在华雷斯城雇用一个墨西哥人时，我们都没有为此买单。所以，这根本就不关我们的事，也不应该关我们什么事！

在我看来，这个真理不言而喻：底特律的陌生人并不比华雷斯城的陌生人更加值得关心。当然，两相比较，我们更关心与我们更亲近的人，就像关心家人胜过关心朋友，关心朋友胜过关心熟人一样。但如果谈论的都是完全陌生的人的话，应该将他们都置于相同的基础之上。曾经，我听到美国人说:“我更关心美国人，而不是墨西哥人，因为我和美国人有更多的共同点。”如果你碰巧是个白人，你也可以说你更关心白人陌生人，而不是黑人陌生人，因为你和白人有更多的共同点。但这些可以作为惩罚雇用黑人的公司的理由吗？

无论如何，保护主义难以行得通。法律旨在“保护”的美国人可能要求提高工资，但他们提高工资进而导致商品价格提高的后果，却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我们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越多，我们的生活变得越糟。这一事实的证据（这的确是事实，而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观点，与达尔文在生物学的范围内建立的进化论观点不同，它是严格的事实，而不是“猜想”）可以在任何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关键在于认识到，发现新的贸易伙伴与找到新的技术一样，都可以使我们获利。我们的核磁共振成像数据由印度人在互联网上进行分析，与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新软件进行分析，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那么贸易也一定如此！

但那份旨在说明贸易保护主义同样可以使美国人受益的观测报告，与我这里的观点是完全契合的，因为，无论是克里版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是纳德版的贸易保护主义，抑或是布坎南版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要是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改善美国人生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你认为这对你有好处，那么你可能学了“假经济学”。但如果你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对你的美国同胞有利，即便以牺牲外国人的利益为代价，那么在我看来，你的道德也是“假道德”。

当然，本书应该是本经济学方面的读物，而不是道德方面的，你的道德标准也可能与我的完全不同。但请让我暂时放纵一下，试想：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否定外国人获得生活的权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通过侵略和平的国家，并攫取他们的资产来中饱私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有人权，不管他们的肤色和他们住在哪里。窃取别人的资产是错的，窃取别人生活的权利同样是错的，无论受害者出生在哪里！

[1] 参阅附录，可以讨论这个论证中的一些微妙之处。

[2] 埃拉托色尼是公元前3世纪希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编者注

第15章

生死攸关

2006年，达拉斯的报纸曾报道，在贝勒地区医疗中心进行治疗的一位叫迪哈斯·哈柏特格里斯的27岁病人，由于付不起医药费，被摘掉了呼吸机。据报纸报道，医院给了哈柏特格里斯女士10天的缓冲期以支付医药费，然而，10天后账单还是未付，医院在第11天时拔掉了她的生命维持仪器。15分钟后，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去世了。

博主们，尤其是《每日科斯》上一位叫“尤卡坦人”的博主，惊怒于报道的事实：医院竟然出于“经济因素”而不是出于“同情”，拔掉了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氧气管子！不久，贝勒地区医疗中心在回应声明中否认经济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任何角色，在该决定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考虑任何的成本效益分析。

我虔诚地希望贝勒的否认是一个谎言。“成本效益分析”毕竟还是“考虑后果”的花哨说辞。什么样的道德怪物才会不考虑后果地把一个病危中女人的呼吸机拔掉呢？

关于拔掉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呼吸机，我们可以想到的原因之一是：为别的人提供呼吸机。对别人的需求越在意，就越容易拔掉她的插头，这就是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和那个受益者的亲戚联系来验证下，这也是表达同情的一种方式。

同情和经济考虑永远不会冲突，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如果你问别人，特别是问穷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在需求名单上的排位很低。好吧，实际上我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敢打赌，类似牛奶之类的东西，排名将比“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高很多。

我这里说的“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不是指签订一个需要每月交“保费”的正式合同，而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承诺，一个即便人们支付不起账单，但依然可以使用呼吸器的承诺。“尤卡坦人”等博主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必须提供“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的承诺，但我的观点与此正好相反。

我潜在的意思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呼吸机保险费用大概在75美元左右（我得到这个数字的方法是，以呼吸机的价格乘以人们最终需要呼吸机的概率）。我猜，如果在哈柏特格里斯女士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让她选择75美元的礼物，她一定不会选“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她可能会选择价值75美元的生活用品，可能选择一双新鞋，也可能选择下载几十首苹果音乐，但一定不会选择“保证可以使用呼吸机”。

给别人错误的礼物不能算是有同情心。给喜欢牛奶和鸡蛋的人提供呼吸机保险是没有任何同情心的。有人甚至可能会说，忽视他人的喜好恰恰与同情相反。

对于富人应该向穷人提供多少帮助——无论是自愿地还是通过税收系统——存在很大分歧。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应该把钱花在最有需要的地方。

因此，在呼吸机与牛奶、呼吸机与免税、呼吸机与对外战争之间进行权衡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应该花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是一码事，我们目前的支出应该更有效则是另一码事。

《每日科斯》的博主们要求我们为那些负担不起医疗费的人提供呼吸机支持。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让每个人在呼吸机保险和75美元现金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事实证明我是错的，他们都想要呼吸机保险，我无话可说。但我们至少应该问问他们！

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可能一开始选择现金。但生病之后，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然后，我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又会回到完全相同的境况，依然需要再决定是否继续为哈柏特格里斯女士买单，以使她多存活一段时间。

在这一方面，人类有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来拯救他们。更准确地说，是有一种强大的生物本能要求别人来拯救他们（我猜人们一旦从哈柏特格里斯女士的案例中醒悟过来，《每日科斯》上就不会再有人要求为穷人提供呼吸机资金支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做出选择。帮助每一个需要呼吸机的人得到呼吸机的政策，也是在其他方面减少帮助同一阶层人群的政策。我宁愿选择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

当我在《石板》杂志上长篇大论发表我的观点时，罗伯特·弗兰克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上批评我“完全忽视同情心、同理心等道德情感”。弗兰克教授认为政府应该为穷人提供呼吸机服务，但政府不能只说提供更多的呼吸机服务，却不购买更多的呼吸机。所以，弗兰克教授观点的本质是：如果他花100万美元帮助穷人，他会把钱全花在几个呼吸机上。要是我，我会选择花在牛奶和鸡蛋上。

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教授承认，大多数穷人会更喜欢牛奶和鸡蛋，但他仍主张政府提供呼吸机服务，理由是这样会让我们感觉更好！但忽视他人的需要，就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还能算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吗？

“经济考虑”从含义上讲，是试图给人们提供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出于经济考虑，才是真正的慈悲心肠！

许多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曾质问，社会团体为什么有时候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救治一名“知名”的受害人，比如说一名被困的矿工，却不愿意花费哪怕20万美元用于高速公路护栏的维护，这些护栏平均每年可以拯救一个生命。他的答案是要区分“确定的生命”（比如被困的矿工和哈柏特格里斯女士）和“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比如某个不知名的护栏的受益人）。罗伯特·弗兰克接受了这种区别的存在。出于某种原因，与“统计意义上的生命”相比，我们更应该关心“确定的生命”。不知怎么的，这些反倒成了给更喜欢牛奶的人们呼吸机的正当理由。

但“统计意义上的生命”和“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区别是不连贯的，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可能维持的。首先，它是不连贯的:“统计意义上的生命”和“确定的生命”的连接点在哪？它们在哪里开始相互转化？我刚听说有一名矿工被困在西弗吉尼亚州，这时，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我认为他是“统计意义上的生命”。那么，什么时候“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会转化为“确定的生命”？当我知道他的名字的时候？当我知道他孩子名字的时候？当我得知他住在哪个城镇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界限。

有人可能会说，在被困在矿井里的时候，他就是“确定的生命”，但那同样是武断的。基本可以确定，昨天在西弗吉尼亚州矿山工作的万人中，至少有一人最终会被困住，我不知道那个人会是谁；今天我知道有一个矿工被困住了，我同样不知道他是谁。这两种情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提前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今年需要生活补助。我愿意为提供这种补助而支出。根据谢林教授和弗兰克的观点，这些人是时候转变为“确定的生命”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当我知道他们名字的时候？还是当我知道他们孩子的名字的时候？

除了不连贯，“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与“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区别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两个陌生人相比，为什么我应该更关心那个我仅仅因为碰巧知道他名字的，或符合其他任何你认可的标准的陌生人？如果给我100万美元，让我在两组陌生人之间选择拯救对象，第一组是一个陌生人，我了解他的一切，他需要呼吸机（确定的生命）；另一组是10个陌生人，被困在矿井中，我对他们毫不了解（统计意义上的生命）。我每次都会选择营救这10个“统计意义上的生命”，而不是那一个“确定的生命”。否则，我将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是的，人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将资源倾注到自己了解的人身上。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知道这种本能的进化过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最了解的往往是自己最亲密的亲戚。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不再符合事实，就像穴居人向激怒自己的人扔粪便这种本能已经过时一样，更偏好“确定的生命”这种本能也已过时。

最后，“统计意义上的生命”与“确定的生命”之间的差别不可能维持，即便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营救对象不确定，就连20万美元也不愿意花费，也不能因为营救对象确定，就哪怕救不了也要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这样的政策不合理，因为所有原先不确定的生命最终都会变成确定的生命。如果我们只愿意为每人花费20万美元提供呼吸机（我们了解到他们在今年晚些时候会用到），但在知道他们姓名之后就愿意为每人提供1000万美元的帮助，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同意为他们每人提供1000万美元的帮助。

从本质上是说，按照“确定/统计生命理论”，在营救三条性命和一条性命之间，如果恰巧那三条性命不为我们所了解，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营救那一条我们了解的性命。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以别人需要的方式帮助别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他人生命的价值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恰巧知道他们是谁。[1]

假设有一种有毒化学物质，致人死亡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一。如果释放这种有毒物质可以为大家节省5美元税款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做；如果释放这种有毒化学物质可以为大家节省20美元税款的话，我很可能会这样做。

之所以我会这么做，是从大家利益的出发点考虑这个问题。以这样的风险程度，我基本可以知道多数人宁愿更安全些，也不要那5美元，但如果是20美元的话，多数人可能更愿意冒一冒险。

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养成了观察人们选择的习惯。例如，人们为了进入更安全的工作岗位，而愿意接受一定幅度的降薪。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基普·维斯库斯估计，美国人为了避开百万分之一可能被杀的机会，平均愿意支付约5美元。对于蓝领女性来说，这一金额接近7美元，蓝领男人甚至更高。（没错，蓝领阶层比白领阶层更重视安全，愿意为之支付更多的金额。目前还不清楚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数据显示就是这样。）

经济学家通过总结维斯库斯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普通美国人生命的价值约为500万美元。衡量生命价值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化学家可通过计算构成人体的化合物的市场价值来估计生命的价值；会计可以通过计算人们未来收益的现值来估计生命的价值；神学家可能会说，人的生命无价。根据你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种计算方法都可能是相关的。然而，当你致力于如何让人们更幸福时，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通常最重要。

生命的价值大概在500万至1000万美元之间。我们暂且将之定为1000万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以这个价格把你的生命卖给我，我怀疑你得卖10次才能得到这个价钱。这只是衡量人们为了避免小风险而愿意支付多少钱的一种方法。但对于很多政策问题而言，这正是我们需要去衡量的。

如果金刚会在3亿美国人中杀死300人，也就是说你将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成为受害者。如果我们能以一只价值3亿美元的“美人猿”阻止他，也就是说，每条生命值100万美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是：每人的税收账单上只需要增加1美元。这是一笔好买卖。

但如果阻止金刚需要花费300亿美元，那让他大肆破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300亿美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就是100美元，依据维斯库斯教授的研究，没有人愿意为避免百万分之一的风险支出这么高的金额。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就不得不让金刚肆意地破坏——在一个“巨猩”横行的世界里，我们也应该尽量让每一个人更快乐。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巨猩”的威胁，但我们受到了恐怖分子、交通事故、街头犯罪和环境灾难的威胁。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在减少这些风险方面花多少钱？答案是：花人们想要的那样多就好，并不是越多越好。粗略估计下，大概是每人1000万美元。

噼噼啪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知名节目《车迷天下》下设的挺杆兄弟公司（一家汽车相关App的研发公司），已经无法处理这些计算结果（译者注：关于“禁止司机使用手机”这一话题的点击量）。挺杆兄弟公司已经向司机开车时使用手机的现象宣战。其武器无非是道德说教，随意支持一些缺乏逻辑的言论和谎言。挺杆兄弟（真实姓名：汤姆和雷·麦格里奥兹）的目标不仅仅是劝说司机，还要劝说立法者，在所有50个州中禁止司机开车时使用手机。到目前为止，他们目标的实现情况还是零（尽管一些州已经颁布司机打电话只能使用“免提”的法律）。

开车时打电话可能致命。在这一点上，有很多证据，毫无疑问。手机的使用会使事故发生的风险提高近400%。但那又怎样呢？“开车时说话可能致命”与“开车时说话不好”完全是两回事，从“开车时说话可能致命”到“开车时说话不好”是一次巨大而毫无根据的飞跃。毕竟，很多事情都是致命的，但并不坏。以驾驶为例，开车（而不是待在家里躺在床上）会使事故发生的风险提高超过400%，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议禁止驾驶。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开车的收益大于成本，尽管这些成本中包括全美国每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而且这些成本并不完全由受益的人承担）。挺杆兄弟没有建议禁止驾驶，说明他们含蓄地承认，成本效益分析是合法公共政策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合理预计，挺杆兄弟应该欢迎对司机使用手机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至少应该将之作为讨论的起点。但是，当有人提出进行这一分析时，挺杆兄弟却以尖酸刻薄的言论和谎言作为回应。

这一分析得到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哈恩、保罗·泰特洛克和杰森·伯内特等人的认可，他们认为司机使用手机确实致命，但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件好事。就个人而言，我不相信这一论断，原因在后面的篇幅中我会介绍，但至少他们在认真尝试分析一个棘手的问题。挺杆兄弟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一言论的冒犯。只要发现有人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他们都会这样想。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网站上这样诋毁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这只是一项经济学研究，眼里只有开车打电话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并没有考虑到交通事故带来的人员受伤、死亡和痛苦，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事实正相反，哈恩、泰特洛克和伯内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与手机使用相关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伤害、死亡和痛苦等后果。研究人员估计，每年由司机使用手机造成的交通事故，将造成约300人死亡、38000人受到非致命伤害、20万辆车辆损坏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些成本与使用手机的司机可获得的利益进行权衡。

挺杆兄弟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提到一位名叫摩根·李的小女孩，她只有两岁半，是每年300个死亡人数中的一个。他们问道:“哈恩先生如何给小女孩的可爱、清纯定价？经济模型中如何衡量由不折不扣的自私造成的痛苦和眼泪？”如果挺杆兄弟强忍着厌恶读一读这篇研究的话——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这篇研究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认知能力——就会找到答案：价格是660万美元。这一结果基于基普·维斯库斯的分析，这一标准被广泛使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如果谈论的是金刚的话，我会建议将这一价格调整为1000万美元）。

如果将一元钱的价值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重要，会使你觉得自己很冷血，那么，你还没长大。每次花一元钱购买糖果的时候，其实你暗含的意思就是一元钱的价值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因为那一元钱本可以捐给当地的消防部门。无论是谁，愿意花费在拯救别人生命上的资金都是有限度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诚实地思考这个极限在哪里。维斯库斯没有思考自己的极限，而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衡量别人的极限。这就是660万美元这个价格的来历，是根据真实情景中真实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愿意支付的金额得出的估计值。

通过将死亡定价为660万美元，再加上受伤人员和车辆损失的成本，哈恩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估计，每年由于司机使用手机引发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大约为46亿美元。这就是允许司机使用手机的成本。这一成本相当高昂，但并非所有昂贵的东西都是坏的。为了弄清楚它是否有害，我们必须权衡它的成本和收益。

以下是如何衡量相关收益的方法：使用手机的收益等于我们愿意为之支付的价值，减去我们实际为之支付的价值。愿意支付的价值要依据需求理论来估计（又要老生常谈，分析哪些电话更重要了）；实际支付的价值当然来自现实生活中购买手机的账单。依据这一计算方法，哈恩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司机使用手机每年可以带来250亿美元的收益。250亿美元的收益与46亿美元的成本相对比，所以，哈恩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司机使用手机最终还是件好事。

对于这一结论我并不认可，原因很多。首先，很多电话司机完全可以等到休息时再打。这些电话带来的好处不应该计入开车时打电话的收益中，因为即便禁止司机开车时打电话他们依然可以获得这些好处。所以，哈恩等学者在他们报告的最后部分承认，开车时打电话的真正收益可能远远低于250亿美元，但他们依然认为这一收益大于46亿美元。当然，这只是他们猜测的结果。

此外，哈恩等学者在成本计算方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他们计算了死亡人数，计算了受伤人数，计算了财产损失，但没有考虑对那些选择不开车的人造成的不便，这也应该计入允许开车打手机的成本，因为这使得驾驶变得更加危险。这些人既没有丧命，也没有受伤，所以不会出现在统计数据中，但他们确实承担了部分成本。

所以我不确定允许开车时打电话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与挺杆兄弟不同，在促进立法之前，我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数字确实很关键。假设在修改哈恩等学者的结论之后，发现禁令中的成本变了，比方说，是100亿美元，那么，挺杆兄弟等人一直追求的禁令到底会带来什么？司机们放弃了100亿美元的收益，从而避免了300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受伤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这不是一笔好买卖，即便以事故中丧命的人的标准看来，也是这样。以这样的高价，多数人宁愿成为那不幸的300人中的一个，也不愿放弃使用他们的手机。

另一方面，颁布禁令的成本可能只有1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开车打电话是件好事。因此，对这些数字进行正确的计算非常有价值。哈恩和他的同事们至少在这个方向上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们希望更细致的研究能够随之而来。

两百多年前，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的律师宣称，宁愿让10名罪犯逃脱处罚，也不能让一位无辜的人遭受痛苦。为什么是10个？而不是8个或12个？因为布莱克斯通说是10个，所以就是10个（没什么理由）。在说了那样一句话后，布莱克斯通公然拒绝就设立刑事审判体系的利弊进行权衡。

当然，对无辜者定罪是件坏事，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就像都知道放过罪犯同样是件坏事一样。困难的部分是，为了避免错误的定罪，我们能接受多少错误的有罪释放。到底是10、12还是8，这个数字很关键。因为每次重写刑事法令或修改证据规则，我们都需要调整相关条款以回应这种权衡调整，所以思考清楚这种权衡的目标结果很有意义。

这意味着需要考虑成本。对我们来说，错误定罪的成本是我们可能成为那个不走运的进了监狱的无辜者。有罪释放的成本是我们可能在路上与刚刚被错误释放的罪犯狭路相逢。两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风险，“10个有罪释放”的标准带给我们的是一定程度的风险，“5个或100个有罪释放”的标准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程度的风险。适当的标准需要符合我们的风险偏好程度（这里的偏好指最低程度的不喜欢）。由于我们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所以更好的标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标准。

这样看来，“10人有罪释放”标准看上去过于严格了。在谋杀案中，“10人有罪释放”意味着，我们可能与被释放的谋杀犯相遇10次。错误的有罪判决意味着我们每人都可能被送上电椅（最坏的情况）。这两种情况我们都不喜欢，但必须选一个的话，我宁愿选后者。虽然我可能是错的，但我敢打赌别人也会这么做。我希望我们都能对更少的有罪释放更感兴趣，比如说“3人有罪释放”的标准。只要我们有75%的把握可以证明某人有罪，我们就应该判决某人有罪。四次判决中，我们可以基本保证有三次是对的，一次是错的，并且每一次的“赔率”我们都可以接受。

有些案件中，我们可以保证80%、90%，甚至95%的可能性不出错，对于这样的“赔率”我们应该更加满意。合理怀疑的临界点是我们发现，这样的“赔率”不可接受。

当然会有不明事理的人说：“不，只要有可能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我就永远不会满意。”我们也可以用同样不明事理的方式回答:“好吧，只要有可能释放一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我也永远不会满意。”除非我们完全废除刑事司法，或者是先发制人地监禁全部人口，否则这些标准都无法得到全部满足。人人都会犯错误，我们无法彻底消灭错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什么样的错误组合最可容忍。专门研究一种错误通常是次优的。如果你从来没有错过一次飞机，那么你在机场待的时间肯定很长；如果你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那你肯定错放过很多坏人。

因此，如果所有的警察都是诚实正直的好警察，75%这个合理怀疑的标准应该得到我们的认可；但如果警察（或其他司法、执法人员）并不那么诚实正直，有时甚至会编造证据针对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不积极寻找证据，以避免有人被当作替罪羊）的话，75%这个合理怀疑的标准就不那么值得认可了。这使我有种冲动，想将这一标准定得更高些，就像布莱克斯通认为的那样，定位在90%。所以，他可能本来就是对的，如果这真是他认真思考的结果的话，这一标准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如果可以处决杀人犯，我们为什么不把制造电脑病毒的人也一块处决掉？依据我的计算结果，这将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首先，处决一名杀人犯的价值是多少？比较高的估计是，每处决一名杀人犯可以阻止10起谋杀案的发生（我见过的最高估计是24起，但经济学文献中最接近于一致的估计是8起）。每条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往高里估计，假设为1000万美元。因此，处决一名杀人犯可以救10个人（有点高），每个人的价值大概为1000万美元，所以处决一名杀人犯可以获得1亿美元的收益。[2]

将这一收益与处决制造电脑病毒、木马病毒的“坏家伙”的收益相比较。我建议叫他们“病毒制造者”。据估计，制造病毒及相关活动每年将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

我明确一下，当我说“据估计”时，是指网上有人这么说。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这一数字被严重夸大，尤其是考虑到受害公司在保险索赔时往往夸大自己的损失。但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暂用这个数字，以后可以再修改它。

考虑到500亿美元这个数字，我们只要每年阻止0.2%的病毒制造，就可以获得处决杀人犯的那1亿美元的收益。所以，任何超过那0.2%的成果，或者任何比上年做得稍好的方面都是纯收益。

处决病毒制造者的好处如此之大，那成本呢？执行处决的成本是一个生命——通常是一个罪犯的生命，但偶尔也可能是被误判的无辜生命。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哪个更有价值？是被定罪的杀人犯的生命重要，还是被定罪的病毒制造者的生命更重要？

应该是后者的生命更有价值。与谋杀犯相比，病毒制造者更容易被教化，从而改变，而且他们有更多的技能可以为社会做有益的贡献（当然，也可能与此相反，这些技能会被继续不良使用）。之所以会如此“偏向”于病毒制造者是因为，我们以1亿美元来衡量病毒制造者的价值，而以零来衡量谋杀犯的价值（之前是以10条命来衡量的）。

这样当然更让我们不愿意处决病毒制造者。尽管如此，处决病毒制造者的积极意义仍然大于处决谋杀犯。设想一下，如果处决一个病毒制造者可以防止价值2亿美元的计算机公共资源被破坏的话，那么，之前讨论的他们的生命值1亿美元也就不算什么了。这也仅仅是计算机病毒每年造成损失的0.4%，这是个我们尚未逾越的障碍。

结论：只考虑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的话，我们应该更快地处决病毒制造者，而不是谋杀犯。当然，现实生活中我们并没有这么做，这又是为什么？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有些东西不可能被简化成数字。比如人的生命，谁会在乎经济学家将人生命的价值定为700万、800万或1000万美元？我们或许会发现当这些数字被经济学家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很有趣，但对制定一项合理的公共政策并无助益。

这个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是错误的。如果能够阻止一场谋杀案的发生，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安全些：我们成为凶杀案受害人的概率将下降三亿分之一（美国人口总数为3亿）。如果我们处决一个谋杀犯，并阻止10次谋杀案的随机发生，那么我们的安全指数就会增加10倍：我们成为凶杀案受害者的概率会减少为三千万分之一。当我们说人的生命值1000万美元时，我们准确的意思是，人们愿意拿出1000万美元的三千万分之一，大概是33美分，来换取额外的安全（实际上，人们愿意支付的金额要比这一金额少一些，因为每处决一名凶杀犯，在使我们的街道变得更安全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被错误定罪的风险，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被执行死刑）。

另一方面，假设我们处决一名病毒制造者，并消除比如说1%的计算机病毒。假设每年由黑客恶意攻击造成500亿美元的损失中，有一半集中在美国，就是250亿美元，假设每人“中奖”的概率为1%，平摊到每人身上就是83美分。如果排除掉这种风险的话，就相当于在每个人的口袋里放了83美分，更多一点的安全（处决谋杀犯）和83美分（处决病毒制造者），人们会选哪个？多数美国人都会选择现金，这就是我们从基普·维斯库斯等人的理论中学到的。

处决谋杀犯意味着更多点的安全感，处决病毒制造者意味着发放现金，人们通常会选择现金而不是安全感。因此，处决病毒制造者是项更好的政策。

但也存在一个例外：或许存在某种较为温和的惩罚方式，可以高效制裁病毒制造者，而不制裁谋杀犯。如果可以通过切断黑客的资金供应，或消灭他们的代理人来高效阻止恶意攻击的话，就没必要对他们实施轰炸了。这种方式能否奏效，完全是个经验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很粗略的分析。就像我已经承认的那样，将病毒制造者造成的损失确定为500亿美元或许并不可靠，估计下他们对现实的损失或许更可靠。另外，我所有的数据都是近似值，其中一些要比另一些好点。[3]

因此，虽然我不打算完全支持这些数字，但我打算完全支持得到这些数字的方式。政府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供某种保护，出于一些原因，这种保护我们无法通过市场购买。政府在提供我们最重视的这种保护措施的时候表现最好。只有当我们希望计算成本和收益，并尊重我们的计算结果时，我们才能衡量政府的表现，即便这些计算结果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从根本上说，任何不愿做这种计算的政策制定者，对政策制定都不够认真。

[1] 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都试图论证：营救一个如果不救100%会死掉的生命，比营救100个有1%的可能会死掉的生命更有价值，并将之作为“确定/统计生命理论”的支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并在我的网站上从技术层面解释了原因，网址是http://www.landsburg.com/lives.pdf。

[2] 如果认为我高估了处决杀人犯的威慑作用，那就把它向下调整，然后相应的论点就会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

[3]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也忽略了死刑的道德成本和收益，或者死刑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惩罚而不是威慑。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政府的工作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强制执行道德。

第16章

令我不安的事

很久以前，一位名叫兰德尔·赖特的经济学教授从康奈尔大学辞去了工作，开着他的装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的道奇代托纳来到费城，就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赖特教授了解到在费城上汽车保险需要花多少钱（对于已婚，超过25岁的男性来说，通常为每年3600美元或更多）之后，他果断地放弃了开车。

如果住在费城，你的汽车保险费用大概是住在密尔沃基的三倍，是住在西雅图的两倍多。费城保险行业历来薪水比较高，比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城市的都高，尽管这些城市的盗窃率要高得多。这让赖特教授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最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费城汽车保险如此昂贵之谜》。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答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系，而与国家监管机构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一猜测。匹兹堡和费城属于同一个州管辖，监管机构的行为差别不大，但匹兹堡的汽车保险价格不到费城的一半，尽管匹兹堡的盗窃率是费城的两倍多。其他州的情况也提供了同样惊人的对比：圣何塞市比周边的旧金山便宜得多；杰克逊维尔比迈阿密便宜得多；堪萨斯城比圣路易斯便宜得多。

当赖特教授对这些差异感到困惑时，一位名叫埃里克·史密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卷入了一场车祸。是对方司机的错造成了这场事故，但对方没有什么资产，也没上保险，所以史密斯不得不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这一不愉快的经历激发史密斯和赖特发展出一种新的保险定价理论。

简而言之，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部分司机不上保险会导致保费增高；高保费会导致部分司机不上保险。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大量不上保险的司机增加了我们遇到像史密斯先生这样遭遇的概率，即便我们没有过错，可能也得从自己的保险公司那里理赔；保险公司为了弥补这种风险，只能收取更高的保费。但提高保费又会导致更多的司机选择不买保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城市进入这个恶性循环，就很难逃脱。

换句话说，保险费率由自我实现的预言驱动。即：如果大家都预期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会很高，进而真的会有很多司机不上保险。相反，如果大家都预期司机们会上保险，那么保费就不会高，进而司机们真的都会去上保险。两种结果都存在自我强化效应。城市一旦陷入这两种循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无限期存在下去。

所以，现代费城人遭受的保费过高的遭遇可能是他们祖父母一时悲观情绪的爆发造成的结果。如果这一短暂爆发的情绪是相反的，即过去的费城人相信保费率会降下来、他们的邻居们都会去上保险，单单这一信念就足以真的让保费降下来，大家都去上保险。之后，费城的保险市场可能就会像密尔沃基市的保险市场一样，并永远一样。

情况也可能不同：如果费城拥有足够多的“核心保险”，即便保费率与密尔沃基的一样，费城人也不愿意为自己投保。“史密斯–赖特理论”预计，部分城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具有长期保持低保费的潜质。

看到具有此类潜质的城市把潜力变成现实是一大幸事。强制执行《强制保险法》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之一。（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都已经颁布了《强制保险法》，但执行情况堪忧，即便执行的州，最低责任限制也设定得太低，低到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

从理论上讲，强制保险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包括那些目前没有意愿上保险的人。不愿意以3500美元的价格上保险的费城人，都希望能有以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保险的机会。所以，如果强制保险能够让保费大幅下降的话，无论是先前投保的人，还是后来新投保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实际上，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应该是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那部分人，即便保费降到500美元他们也不愿意买。但基于收入水平的保险补贴制度，甚至可以使最穷的那部分人也能分享到更低保险费的好处。）

对于在意识形态上追求自由市场信念的人（比如我）来说，理解史密斯和赖特的理论有些困难。我们习惯于将自由市场作为自由和繁荣的担保人来捍卫，但在这里，自由和繁荣是矛盾的：政府通过强迫人们放弃短期利益，让每个人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说，这种繁荣是一种幻觉，因为那些被赋权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从而损害我们的利益。）

为更便宜的汽车保险牺牲一点点自由值得吗？我倾向于相信肯定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让我有点不安。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在自由和繁荣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二者是齐头并进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联手世界各地的几十个智库，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从1到10进行打分。高评级的国家和地区具有的特征包括有限政府[1]、税收低、执行力强的财产权、运转良好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等。目前，中国香港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然后是新西兰、瑞士和美国中的一个，缅甸排名靠后。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的因果关系，但很有启发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这一建议。

顺便说一句，如果以政治自由进行同样的实验，包括定期选举、强大的反对党、言论自由和宗教等等，将这些因素作为横轴进行绘图，会发现所有的点看起来几乎都是随机的。在我看来，政治自由虽然是件好事，但与经济自由不同，它与繁荣似乎没有任何联系。

对于我们这些同时关心自由和繁荣的人来说，如果目标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实在是好运气。很大程度上，自由可以促进繁荣，但不总是这样。费城的汽车保险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例外。事实上，这本书主要就是关于例外情况的。成本效益分析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夜情还是太少（至少在最不乱交的人们之间是这样），人口还是太少，漂亮的人既太多又太少（因为看漂亮的人很有乐趣，所以漂亮的人太少；又因为漂亮的人会转移别人的注意力，使希望被别人注意到的人无法被人注意到，因而又太多），发明创新太少，出版的书籍太多。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解决，但需要以牺牲一点点经济自由为代价。这些权衡让我不安。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这一权衡更明显的版本：假设有些人（“保守”）珍惜他们的宗教自由，同时更珍惜对色情的禁令；另外一些人（“好色”）珍惜自己阅读色情杂志的权利，同时更珍惜对宗教的一般禁令。如果同时禁止色情和宗教，会让每个人都更快乐，同时也让每个人都更不自由。这算是一件好事吗？

森的困境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总有一些人会因“禁书令”而被冒犯，所以禁令不可能让每个人更快乐。但在实践中，我们不需要通过关注政策获得人们支持的情况来判断政策的好坏，相反，我们采用更灵活的标准，如成本—收益原则：当政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政策是好的，其收益（或成本）通过支持者（或反对者）愿意为制定（或废止）这项政策而支付的金额来衡量。

遗憾的是，这对避免陷入森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森的困境本身就建立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假设我愿意花20美元去读保罗·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而你愿意付40美元来阻止我。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是，应该禁止克鲁格曼的颠覆之作。

这样的结论会令多数人反感，所以禁止这样的事发生将是大功一件。跳出这一旋涡的简单方法是不考虑精神成本。人们不希望自己的鼻子被打一拳，将人们的这种情绪考虑到成本收益分析中，促使我们制定法律抑制殴打别人鼻子的行为，这种对情绪的考虑是应当的。但因为有人不希望我看克鲁格曼的书就要颁布相关禁令就不合适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一立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不具有连贯性。如果我读克鲁格曼书的习惯，和我打别人鼻子的习惯对某人造成的痛苦是一样的，为什么公共政策应该阻止其中一个而不是另一个？

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个答案是：心理成本不应该计入，因为它们太容易被夸大。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遭受了价值100万美元的精神损失，但我们无法知道哪些说法是捏造出来的，哪些是真实的。另一个答案是：一旦我们开始计算心理伤害，人们就会开始训练自己去感受它。

这两种答案都无法令我们满意。不过，直觉告诉我，不应该将心理伤害计算在内。但另一方面，同样的直觉又告诉我，应该继续前进找到另一块巧克力蛋糕。所以我不确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直觉。

精神成本的镜像是精神收益。当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对掘开位于华盛顿东部的蛇河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他们提出了一些被他们称之为“存在价值”的东西，用来代表人们从获知河流狂奔向前中得到的精神益处。

原则上说，“存在价值”这一概念很有意义。如果你的艾格尼丝阿姨无法忍受人们在蛇河上修筑大坝，她的痛苦确实是维持大坝的成本之一；同样道理，如果艾格尼丝阿姨也无法忍受人们阅读《纽约时报》，她的痛苦也确实是新闻自由的成本之一。如果我们在智力上保持一致水平的话，我们对这二者应该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拒绝。

但是，为什么要优先考虑成本收益呢？一个快速而客观的答案是，人们更关心的是成本和收益，所以，对这二者的精心计算是改善人们状况的最直接途径。我喜欢成本效益分析对每个人的一视同仁：成本按成本计算，不管是谁承担它；收益按收益计算，不管是谁获得它。

相反，我的学生经常反对这一点，因为这样会给富人更多的影响力。假如我最喜欢爬的树恰好挡住了比尔·盖茨起居室的视线，我可能愿意花100美元来保护那棵树，而比尔则愿意花50万美元来砍掉它。砍树会给我带来100美元的成本，同时会给比尔带来50万美元的收益。因此，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成本效益信徒的话，就应该把那棵树砍掉。富人赢了！

以下几点可以反驳这一观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争论的对象是商业资产而不是树的话，比尔的财富多寡将无关紧要。如果一项商业资产能给他带来1000美元的收益，那么这就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这与他的贫穷或富有无关。

其次，在上述树的例子中，比尔·盖茨的财富确实是个巨大的优势。在很多种情况下，财富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比尔·盖茨的房子比我的大得多，原因与我们的相对收入无关。或许我们同样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吃的牛肉是不符合成本效益标准的，这是财富分配的结果。我们可以相信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但仍然相信成本效益分析，正如我们相信财富分配不公平，但仍然认为房子应该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一样。

第三，住更大的房子与允许处理这棵树的权利之间，至少存在一个重大区别：比尔·盖茨为他的房子付钱，意味着其在未来交易中的财富和影响力的减少，尽管减少的程度很低；但在树的例子中，他获得的胜利似乎更令人生厌。这种区别是合理的。但同样，在不放弃成本效益哲学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如果比尔·盖茨真的认为他的视线值50万美元，那么就让他付给我30万美元，以换取砍树的特权。这样，他和我都会更快乐。事实上，如果这棵树属于我，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如果想研究成本效益分析方面的真正难题的话，不妨试试这个——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案例。假设我愿意花10万美元用带刺的铁丝网把你包起来，然后用牛角顶你，而你能接受的价格是不少于5万美元。这项“交易”对我来说价值10万美元，而对你来说成本是5万美元，所以所有优秀的成本效益分析师都应该同意，我被允许用带刺的铁丝网把你包裹起来，然后用牛角来顶你。事实上，只要你和我能坐下来协商一下，确定一个价格，比方说我向你支付7.5万美元，这样的事就真可能发生。你，我，以及成本效益分析师都会乐于看到这笔“交易”成交。

但是，让我们给这笔“交易”加上一个恶魔般的限制条件：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不同意”的基础之上。看到你拿了钱开开心心地离开，完全破坏了我的“消费”体验，这是我不想看到的，现在怎么办？

依据纯粹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仍然应该折磨你，但不向你支付报酬。所以，按照严格的成本效益标准，富有的施虐狂可以折磨任何他们想要折磨的人。这比让比尔·盖茨砍掉一棵树更令人不安，而且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认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我的结论是，没有人——或者我没见过这样的人——相信成本效益分析是政策评估的全部和最终结果。当然，这是件好事，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做一些权衡，尽管这些权衡可能让我们不舒服。

对于成本收益分析人员来说，另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都需要算谁的成本？

答案当然是“每个人”，但这仍留有很大的争议空间。胎儿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堕胎相关的辩论中，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需要考虑胎儿的成本吗？还有这个问题，牛属于“每个人”的一部分吗？如果我们讨论素食主义的伦理问题，这个答案肯定很重要。

为了实施成本效益分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胎儿是否算作成熟的人，但一旦这个问题确定，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如果一般的成本效益原则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对待未出生的人，那么它们肯定也不会告诉我们如何对待“还是个卵”的人（尚未成功受孕）。我们是否有道义上的义务去维护数以万亿计的“潜在的人”的利益？这些人，除非我们愿意“怀上”他们，否则将永远没有机会活着。

两种可能的答案——“是”和“否”——对我来说显然都是错误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生养大量的孩子；如果这些未孕育的“孩子”拥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他们就像被囚禁在地狱边缘的囚犯，单靠自己无法进入活人的世界，我们当然有义务帮助他们中的一些逃脱（在第2章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为了帮助已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但如果认可这一观点的话，就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来为这些孩子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错的。

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假设尚未孕育的人没有道德上的地位，那么肯定不应该有人从道德上反对我们把整个地球毁灭到后代无法生存的地步（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地球像垃圾一样扔掉，一些出于自私的理由也可以促使我们保护地球。或者说，如果我们曾经想要糟践地球的话，那在道德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怀孕，也就不会有后代，并且尚未被孕育的人不被视为道德上的实体，那么我们的罪行（污染环境、破坏地球等）就没有受害者，这些罪行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罪行。

所以，如果尚未被孕育的人拥有权利，我们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如果他们没有权利，我们同样会得到一组令人不安的结论，区别只是不是同一组而已。也许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承认我们无法在逻辑上严谨地对待那些涉及尚未被孕育的人的问题。下面我提供些证据给大家看。

这样的夫妻肯定为大家所熟知：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第三个孩子。他们思前想后，左右摇摆，权衡利弊，还是无法决定。最后他们决定继续生。从第三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父母就深深地爱着他，为了保护他的生命愿意牺牲一切。

这一行为与人们购买家用电器、家具或光盘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通常，让我们犹豫的产品并不是我们最珍惜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一张普普通通的CD带回家后却发现出人意料的好，但总的原则是，如果我们不确定想要它，通常是不会珍惜的。那么，孩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我的一个同事认为这里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说，把婴儿比作微波炉的等价物是错误的；相反，应该把婴儿看作一种能让人上瘾的药物。人们在尝试海洛因时会犹豫，但一旦试了，就会上瘾，而且很难戒除，就像对孩子一样。

但我认为这是个更糟糕的类比，因为海洛因成瘾者往往是那些一开始相信自己能摆脱毒瘾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愚蠢，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爱冒险的赌徒，但这正是他们所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到很多瘾君子讲述他们的经历是这句话：“要是早知道……”）。这与父母的真实情况不同，父母事先就知道，他们一定会对自己的孩子“上瘾”。他们选择令自己上瘾的对象时眼睛睁得很大，就像顾客选择微波炉时一样。

此外，父母和海洛因成瘾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父母事先知道他们会上瘾，而且基本可以确定，他们没有打算戒除这一“毒瘾”。如果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摇摆是否要第三个孩子，这时你对成为父母已经有了较好的认知，你已经知道，你不会像瘾君子一样藐视他的毒瘾，你会珍惜你的孩子。当人们知道自己最终会爱上某样东西时，又为什么在开始时犹豫呢？

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我可以证实人们确实有这样的行为。我知道我处于未受孕状态的孩子最终会成为我最宝贵的“财产”，如果我将他们生出来的话。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让他们永远处于未受孕状态。有没有可能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如果认为整个讨论占据了你难得的周日空闲时间，也耽误了你准备化学期末考试的时间，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对此我不敢苟同。每当我们讨论关键的现实世界政策问题，比如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时，我们都在含蓄地谈论我们对后代的义务，尽管这些“人”还处于未受孕状态。在尚未弄清楚这些义务本质的情况下，对这些义务进行理智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当然，很多关于社会保障的争论都开始于众所周知的胡说八道，各方华丽的修辞被没有任何意义的参考体系搞得乱七八糟，这些参考包括保险箱、信托基金及其他与潜在的经济学理论不相干的会计技巧。

经济的基本面是：在2050年，既会有年轻人，也会有老年人。依据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分配。2050年的人们将面临四个问题：年轻人应该多努力工作？老年人应该多努力工作？年轻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老年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比例是多少？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2050年的立法机构中得到解决，很大程度上不会考虑我们今天通过的任何法律。因此，如果我们真想帮助未来的公民，那么现在的会计准则和其他的金融诡计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所能做的，即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就是减少消费，以增加未来的剩余。我们给他们留下更多更好的工厂，他们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分配这些产品。

因此，关于社会保障，只有两个有意义的问题。首先，我们是否愿意减少消费，以让我们的子孙可以消费更多？其次，如果愿意，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去做？

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储蓄可以作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之一。或者通过逐步取消社会保障来鼓励储蓄，这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人存更多的钱。这些改革的代价是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储蓄越多意味着消费越少。逐步取消社会保障金意味着面对大量暴躁的75岁老人。

是否愿意做出这些牺牲取决于我们在乎的是谁。如果我们愿意压榨当前70岁、80岁这几代人的利益，明天就可以关闭社会保障系统，这将使以后的各代人受益，并直至永远。原因是人们会立即开始存更多的钱，因为储蓄比支付社会保障税要好受得多。持续的储蓄不断补充着更多的投资，进而建立更多的工厂和更大的生产能力。结果就是：今天毁灭数百万老人，未来造福无数潜在的人。

从严格的成本效益角度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前提是我们把所有潜在的后代，看得与我们现在这些人一样重（是的，我知道这对目前的老人不公平，所以我用了“压榨”这个词。关键是这样的好处比坏处多）。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是：不管人们什么时候出生，人都是人，所以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公平地考虑在内。反对这一观点的论据是：我们没有生育这些“人”的道德义务；如果我们都不需要给这些“人”生命，当然就更不需要给他们财富了。

两个观点都很有道理，结论却完全相反。不好意思，我又内心不安了。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或废除）应该能够吸引那些关心未来几代人的人，也就是支持环境保护的那批人。保护环境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将当代人的利益向后代人转移。所以总体上说，我相信支持其中一个制度的人对另一个制度也不会反对。

如果你正努力决定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你可能还要记住，未来的人可能比现在的我们更富有——本书的第2章中计算过，仅仅400年之后，我们的后代每天的收入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因此，如果我们反对社会保障，或者赞成保护环境，实际上是将财富从相对贫穷的人，即你和我，转移到相对富裕的人，即我们有钱的后辈身上。既支持上述观点，又支持建立旨在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的大型福利国家，在思维上是矛盾的。

因此，作为第一个近似答案，我希望一部分人（更关心穷人，因而更关心当代人的人）能支持福利计划和持续的社会保障、减少环保投入；而另一部分人（更关心富人，因而更关心后代的人）则提倡减少福利和社会保障、保护环境。

当然，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还有更多的路要走，但我相信，对于任何我们能想象到的一揽子政策计划，都会有连贯的思维基础。但总有些计划比其他计划不协调的地方要多些，这些不协调会使我内心不安。

我不确定应该如何对待尚未出生的、尚未成功受孕的，以及可能永远不会出生的人，所以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活着的人身上。那么，死者的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当然不用，因为死者没有偏好，这是死亡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曾经的偏好需要关注吗？比如，不要在我死后把我的器官移植走，我脑死亡后不想在呼吸机下苟延残喘，我想把我的骨灰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客画廊里撒出去，等等。这些偏好应该得到关注吗？

有时我们尊重死者的喜好，是因为我们认为死者通常是非比寻常的智者，或者是因为“让死者决定”是不流血解决冲突的好办法。这就是我们遵循美国宪法指导的原因，但在这里似乎并不特别相关。我们尊重死者意愿可以通过强制执行他们的遗嘱来体现，也可以通过改变他们生前的行为来体现。比如，如果有人向我保证，我的遗产将全部留给我的女儿，而不是其他某个陌生人，我将会更努力地工作，更少地消费，这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少工作，多消费（毕竟，我多生产的和我减少消费留下的商品都可以提供给别人，并且可以立刻提供给别人，不必等到我死后才提供给别人）。这是向人们承诺强制执行死者遗嘱的很好理由，并且这种承诺意义重大，因为其他人也会相信自己未来的遗嘱会被尊重。

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非常坚实的理由来支持我自己支配自己遗体的诉求。我对这一点的偏好可能很强烈，但人一旦死了，这些偏好就不再具有相关性了。在我还活着时，你保证会按照我的偏好执行我的遗嘱，并不会以任何对社会有意义的方式改变我的意愿。

托马斯·杰斐逊（逝去的智者之一，我们需要向这些智者寻求指引）告诫我们，地球属于活着的人。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死者的偏好。一旦人已逝去，关心他们的偏好就不再具有意义。

幸存者的偏好需要关注吗？举个例子：特丽·夏沃，一个依靠呼吸机活着的女人，医生认定她将永久性地处于无意识状态，相当于死亡，因为丈夫和父母无法就是否拔掉她的呼吸机插头达成一致意见而成为全美国关注的焦点。[2]

“夏沃争论”的本质是对资源的控制，也就是夏沃的身体，因此在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内。夏沃的丈夫迈克尔想要停掉她的呼吸机，她的父母想就这样维持下去。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决定处置掉某一资源，我们是否应该阻止其他人回收该资源？比如，如果我决定扔掉我的烤面包机，有人想从我的垃圾中回收它，并获得一个净经济收益，这样有问题吗？在夏沃的案例中，迈克尔·夏沃要停掉他妻子的呼吸机，即“处置”掉夏沃，而她的父母想要“回收”她，有什么理由阻止她父母的行为？

除了迈克尔·夏沃想要阻止他们这一事实之外，成本收益分析的规则要求我们假定，所有人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对此，我并不十分确定。

在审查制度方面我遇到过一个例外情况，这个例外情况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例。我认为，只是为了阻止别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对别人施加阻拦的偏好，不是我们应该迎合的。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会导致各种难以划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多数都很难回答。但另一种选择，在我看来无异于支持清教徒的暴政。

在我看来，现在的迈克尔·夏沃就像坐在清教徒的位置上一样。但实际上，除了埋葬他的妻子之外，他从未想过要用她的身体做任何事情。这与他所认为的一个死去的女人应该有的愿望相一致，但这一愿望本该随着她的死去而不再被考虑。迈克尔·夏沃唯一的愿望就是阻止别人维持他妻子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与阻止别人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我非常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读劳伦斯的书，却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维持实际上已经死亡的亲人的生命。如果有人想要利用别人来维持他们实际上已死亡的亲人的生命，比如，通过医疗保险的方式，我想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掉他们的这一偏好。但如果他们（特丽·夏沃的父母）愿意自己承担这些成本，我推断这是他们非常想要的，那么，不应该有什么理由阻止他们。

事实上，迈克尔·夏沃也表达了同样强烈的想要埋葬他妻子的愿望（拒绝了别人对他捐赠的100万美元，有的报道说是1000万美元），但我认为这两种愿望之间有本质区别。想要维持特丽生命的愿望与想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愿望一样，或者更准确地说，与读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书的愿望一样。想要阻止别人维持特丽身体的愿望与审查别人的愿望一样，即便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支持这一审查，我也会反对。

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制定哲学和经济学观点充斥在许多教科书中，我不想把这本书也变成这种观点的总结。我要说的是，尽管研究过这些观点的人，没有人（据我所知）发现他们普遍的令人信服，但只要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他们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就够了。问题是应用这些观点的边界在哪里？

我倾向于在偏好的某个方向上画一条线来约束其他人的行为。如果网络上的色情片、阿拉斯加的石油开采，或者垃圾桶里的拾荒者冒犯到某些人，我会欣然承认这种冒犯是一种真正的成本，但我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会将它考虑进去。

做出这样的选择之所以有些恐惧，是因为我没有明确的原则判定我到底应该在哪里画这条界线。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计划去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倾向于考虑这一诉求；但如果有人反对在自己白日梦中梦到的地方开采石油，我则倾向于选择忽略。我认为我已经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来解释这些选择，但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理由解释这一切。

当被迫思考如何为后代着想的时候，我也感到同样的恐惧。但面临市场失灵时，这种恐惧来得尤为强烈。就像在费城的情况一样，政府的行动可以明显缓解这一问题，但需要限制人们的一些自由作为代价。

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溢出成本征税，并补贴每一项溢出收益，那么原则上说，我们的公共河流会变得更加干净清洁。但是干预过度的政府也是一种污染，或许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

[1] 有限政府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编者注

[2] 关于夏沃的实际情况，一直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所以我无法就这一争议发表有见地的意见。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认为夏沃不可恢复。

附录

下文将列述一些进一步阅读的资料和建议，以及一些其他观点。

前言 我不知道是谁第一次说“常识告诉我们地球是平的”，但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最喜欢的智慧宝库里找到它，网址是http://www.nancybuttons.com。

再举个可能会帮助大家的例子：

通用汽车建立一个新的工厂，世界上会有更多更好的汽车，但成本包括：由于本来可能成为挤奶工、电缆工及面包师的工人都去制造汽车了，所以，肯定会有些地方的人需要少喝牛奶，有些地方的人需要多等一个星期才能铺好电缆，有些地方的人需要早起15分钟为自己准备午餐。工厂占用的土地可能原本会成为面包房或艺术工作室，所以世界上的面包和艺术画作都会减少。

幸运的是，所有这些成本和收益都由通用汽车公司自己承担。它为土地和工人支付的价格反映了它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其出售汽车的价格反映了其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如果收益超过了成本，它就会建造新的工厂；如果相反，它就不会建新厂，就像事情原本应该的那样。

但是，如果工厂注定要污染公共河流（或者生产污染空气的汽车），那么这个成本收益就得重新计算。污染是一种真正的社会成本（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的另一种奇特说法），但通用汽车公司可能并没有承担这一成本。从这一角度考虑，通用汽车建造的工厂数可能过多了，就像大家共同买单时会点更多甜点一样。

第1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艾滋病流行病学模型与行为选择模型联合研究》。

第2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人口增长的研究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公元前100万年到1990年》。关于经济发展停滞千年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请参阅诺贝尔奖得主小罗伯特·E.卢卡斯的《工业革命:过去与未来》，由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出版。关于经济增长对普通家庭主妇生活的影响研究，请参阅杰里米·格林伍德、南·瑟哈德里和穆罕默德·尤库古卢共同发表的《解放的引擎》，刊登在《经济研究评论》上。澳大利亚父母产假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苏黎世大学教授拉斐尔·莱韦林和约瑟夫·兹韦姆格勒的文章，标题是《育儿假会影响生育和返工吗？——来自“真正自然实验”的证据》，该论文在本书写作时尚未发表。

第4章 颜值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丹尼尔·哈默梅什教授和密歇根州的杰夫·比德尔教授的文章，文章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肥胖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分析，请参阅约翰·考利教授（康奈尔大学）在《人力资源杂志》上的文章。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佩西科、安德鲁·普斯特怀特和丹·西尔弗曼研究了身高与成功的关系，西尔弗曼现在执教于密歇根大学。身高与智商都很高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克里斯汀·帕克森则研究了身高/工资与智力差异的相关性，其论文题目是《身高决定地位：身高与能力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该文章在本书完成时也尚未发表。“科迈普”三人组的理论见于《政治经济杂志》，标题为“社会规范、储蓄行为与经济增长”。

第5章 收入的增长逐渐让第三世界的儿童退出劳动市场。这一观点由康纳尔大学的考什克·巴舒教授提出。随后，世界银行的研究员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发表了一篇深刻而重要的文章，题目是《全球童工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文章已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上发表。

第6章和第7章 这两章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午餐聊天时产生和逐步成熟的。许多同事都参与了这些讨论，但最好和最发人深省的想法几乎都来自马克·比尔斯。

第7章 关于贝叶斯牧师的生平事迹和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生活，我要感谢D.R.贝尔豪斯在《统计科学》的文章，题目是《贝叶斯牧师和贝叶斯法则：庆祝他诞辰三百周年的传记》。关于死刑的威慑作用，请参阅艾萨克·埃利希和刘志强最近在《法律和经济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为《威慑假说的敏感性分析：计量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更多文章请参阅埃利希和刘志强编辑的三卷书《犯罪经济学》，该书于2006年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出版。

本章集中讨论了改进现存司法系统的措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法学教授戴维·弗里德曼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彻底废弃整个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私有化的法律体系，而政府负责提供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法律法规，并与提供它的政府签约。依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这样的体系在历史上曾经运行得很好，比如中世纪时的冰岛，最引人注目的几个世纪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体系。在弗里德曼式的世界里，人们只需要遵守自己选择的法律，特定法律的改变只会影响到自愿遵守的人，从而将溢出效应降到最低。

第8章 迈克尔·克雷默关于专利的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是《专利收购：鼓励创新的机制》。列维特和艾尔斯关于寻回系统的报告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标题为《对无法观测的受害者预防措施正外部性的衡量：对寻回系统的实证分析》。约翰·洛特和戴维·马斯塔德关于手枪控制的研究，发表在《法律研究杂志》（1997）上，在洛特的专著《更多的枪，更少的犯罪》中也能看到该研究。缩短排队长度的想法来自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瑞法尔·海森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先到后服务的最佳排序》。耶鲁大学的拜瑞·内勒巴夫教授最早在解决饮水机排队的问题上应用了海森教授的观点，该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展望杂志》的专栏“谜”中。后来，在一次午餐聊天时了解到这篇文章，但当时不知其出处，于是我在《石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相同标题的专栏文章。

第三部分 关于使用铅笔影响工资的研究出自迪纳多和皮施克之手，文章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题目是《再次审视使用计算机的回报：使用铅笔也能改变工资结构？》。波士顿大学的凯文·朗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铅笔和计算机”的论文，提供了证据，证明电脑使用确实能提高生产率。

第9章 哈夫曼和沃尔夫关于搬家的研究结果在他们的书中有报告，书名是《成功的后代:投资孩子的效应分析》。

第10章 达尔教授现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执教，莫雷蒂教授在伯克利大学，他们的论文《对儿子的需求》尚未出版。

第11章 阿玛莉亚·米勒题为“成为母亲对职业发展路径的影响”的论文，尚未出版。

第12章 这一章的主要观点来自与马克·比尔斯的对话，为了让我充分理解，每个观点他都得对我解释三遍。下面是本书的数学基础，忘记微积分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部分。

假设有三个慈善机构（同样的结论适用于任何数量的慈善机构，而不仅仅是三个），这三个慈善机构拥有的捐赠基金分别是x，y，z，你计划为这三个机构捐赠的金额分别是Δx, Δy,Δz。真正的慈善人士只关心每个慈善机构最终获得的捐赠金额，因而希望下列函数取得最大值：

F(x+Δx, y+Δy, z+Δz)

函数F是任意的。这个论点只假设我们关心慈善机构，但不假设我们怎么关心，以及为什么关心慈善机构。

如果你的捐献比慈善机构初创时拥有的捐赠基金小，那么上述函数无限接近于：

F(x, y, z)+ (∂F/∂x) Δx + (∂F/∂y) Δy + (∂F/∂z) Δz

当将所有的捐款捐给使该函数取得最大偏导数对应的慈善机构时，该函数取得最大值。

但如果你的捐献比慈善机构初创时拥有的捐赠基金大，或者如果你有足够的妄想，相信自己的捐献比慈善机构初创时拥有的捐赠基金大，那么上述线性近似会失败。

注意，如果我们对各个慈善机构运用善款的行为有什么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定义不同的函数F来体现这种不确定性造成的成本。因此，这些不确定性不会影响我们的主要观点。

另一方面，如果你关心的不是慈善机构得到了什么，而是你自己付出了什么（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为了享受被人感谢才捐款的）的话，你就会希望下述函数最大化：

F(Δx, Δy, Δz)

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就不太可能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赠给同一个慈善机构了。

第13章 关于消费与储蓄行为的研究出自佩尔·克鲁塞尔教授（现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安东尼·史密斯（耶鲁大学）教授之手，这篇论文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题目是《准几何折现基础的消费储蓄决策研究》。哈佛大学的莱布森教授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他的主要观点，该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杂志上，论文题目是“黄金蛋和双曲线贴现”。我第一次产生宇宙是个纯数学对象这种观点是在看到一本书的边评之后，这本书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法兰克·迪普勒撰写，书名是《不朽的物理学》。需要更详尽的调查资料可以查阅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马克斯·特格马克发表在《物理学纪事》上的文章，题目是《“万物理论”仅仅是终极的合奏理论吗？》。

第14章 本章中关于种族歧视的分析建立在约翰·诺尔斯、尼古拉·珀西科、佩特拉·托德的文章基础之上，这三位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们的这篇文章刚刚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论证比我在文中所指出的更微妙。我认为，如果警察没有种族偏见，那么被停车搜查的黑人和白人，发现其携带毒品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存在其他可观察的特征表明种族和毒品携带具有相关性，那么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就存在疑问了。例如，如果大家都知道，所有白人驾驶的大众汽车都携带毒品，那么所有白人驾驶的大众汽车都将被拦截和搜查，从而白人的平均定罪率将会更高，尽管警方没有显示出反白人的偏见。诺尔斯、尼古拉、托德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论据（对本书来说技术性太强了，因而不再介绍），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粗略地说，他们的论点就是：如果所有白人驾驶的大众汽车都携带毒品，那么所有白人驾驶的大众汽车都将被拦下搜查，所以没有白人会驾驶大众汽车携带毒品。

第15章 吉帕·维斯库斯教授关于人命价值的观点出现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其中以《生命价值：职业和行业的风险评估》一文最为突出，这篇文章发表于《经济调查》。哈恩、泰特洛克和伯内特关于手机的研究发表在《监管》杂志上，文章题目是《开车时应该允许使用手机吗？》。

贝勒地区医疗中心对迪哈斯·哈柏特格里斯事件的详细回应可登录下列网址进行查询，网址是http://www.baylorhealth.com/articles/habtegiris/response.htm。

致谢

本书讲述的是传统经济学的几种非传统应用。我首先要感谢发现这些经济学原理的创新思考者们。其中一些会在后续的章节中提到，另一些会在附录中介绍到。

感谢《石板》杂志的编辑们，是你们在这10年里给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能够按照我的想法自由地表达。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最早出现在我在《石板》的专栏文章，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很简略的想法。现在，有了这本书，我可以更加详尽地把它们完善起来。

感谢《石板》杂志的读者们，是你们让我认识到哪些观点需要更多的解释说明，是你们在我偶尔犯错误时给予我善意的提醒，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因为受到读者的启发而改良了许多。

感谢《每日午餐》小组的朋友，是你们的审查工作确保本书的观点正确，并避免了常识性错误。尤其要感谢的是马克·比尔斯、戈登·达尔、尤塔·斯库伯格、艾伦·斯塔尔曼和迈克尔·沃克夫，你们的评论和注解使本书增色不少。

特别感谢马克·比尔斯，我的许多观点和见解都是向他借鉴的，就算把他作为这本书的合著者也不为过。

感谢我的智囊团，你们都是非经济领域的才子，是你们让我明白什么是“显著”以及什么是“非显著”，让我找到恰当的词汇来完美表达复杂的概念。特别感谢戴安娜·卡罗尔、迈克尔·雷蒙德·费利、沙龙·芬尼克、内森·梅尔、蒂姆·皮尔斯、约翰·罗斯维尔、艾伦·唐吉诃·塞巴谢、丽莎·泰尔皮，以及各位朋友！

感谢来自布鲁斯·尼克尔斯（自由出版社）的鼓励与协助！

感谢以我为豪的父母，尽管他们不赞成我这本书的题目。感谢所有给予我以及这本书帮助的人们，谢谢你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常识经济学. 4，性越多越安全/（美）史蒂夫·兰兹伯格著；常志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

ISBN 978–7–5086–8665–3

I. ①反… II. ①史… ②常…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5118号

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著者：［美］史蒂夫·兰兹伯格

译者：常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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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扉页

目录

再版序

前言

关于章节的说明

第一部分 生活的真谛

第二部分 正义与邪恶

第三部分 如何阅读新闻

第四部分 市场如何运作

第五部分 科学的雷区

第六部分 信仰的雷区

附录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版权页

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

扉页

目录

第1章 作为父母的经济学家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父母

第2章 游戏场上的经济课

第3章 我女儿才是国际贸易专家

第4章 为什么非听权威的？

第5章 谁说经济学没有诗意和激情？

第6章 经济中的抢劫思维

第7章 不公平的合法制度

第8章 不对称，不公平

第9章 这样的赋税完美吗？

第10章 为什么抢富人的钱给富人？

第11章 谴责该谴责的人

第12章 遗产怎么分？

第13章 人越多越有利

第14章 用一点数学

第15章 政府债务损害了你后代的利益吗？

第16章 工资与肤色无关

第17章 我们欠后代什么？

第18章 女儿教我的金钱课

第19章 女儿教我的贸易课

结语 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致谢

版权页

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扉页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现实与非现实

第二部分 信念

第三部分 知识

第四部分 对与错

第五部分 理性地生活

附录

致谢

版权页

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扉页

目录

前言 虽然搞笑，但很严谨

第一部分 公共河流篇

第二部分 搞定一切

第三部分 日常经济学

第四部分 重大问题

附录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