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剑桥意大利史

作者：【英】克里斯托弗·达根

译者：邵嘉骏 沈慧慧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9-01

ISBN：9787513328562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狭长半岛的脆弱性

土壤和气候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400—1494年）

黑暗时代 （400—1000年）

城邦国家时期（1000—1300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300—1494年）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 （1494—1789年）

入侵意大利

18世纪：启蒙运动和改革的时代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 （1789—1849年）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从王朝复辟到革命（1815—1849年）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加富尔和温和派的胜利

1860年

新国家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 （1870—1900年）

夺取罗马

19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

为威权国家而斗争（1876—1900年）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叛乱

乔利蒂的政治实验

意大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自由国家的崩塌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

秩序回归（1922—1925年）

党派和国家

法西斯经济

缔造法西斯国家

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第九章 共和国

抵抗 （1943—1945年）

重建（1945—1948年）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

从“经济奇迹”到社会抗议：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

1968—1973年的反抗

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历史性妥协” （1973—1982年）

“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21世纪初的意大利

大事年表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译后记

前 言

这样短小篇幅下的意大利历史很难说具有原创性或全面性。我的写作初衷是为读者提供一部简明史，希望能够清楚地描绘出在这个半岛上从罗马时期至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我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收获颇丰，尤其是前几章：我希望有关作者能够怀着宽容的心看待这本书，并且接受我由衷的感谢之情。考虑到篇幅限制，本书主要关注政治问题（重点在于客观地描述事件，而非猜测其主观想法），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也试图在某些地方穿插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并且在“导论”中我简要地分析了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土壤、气候、矿物资源和地理因素对其历史的影响。

写这样一类书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找到一条主线，对于意大利来说尤其困难：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实现统一，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意大利”的历史从那时才开始。而在那之前，半岛由各种国家拼凑而成，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时候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抛弃从政治角度进行描述，而是将“意大利”看作“地理位置的表述”，从宏观角度关注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课题。然而，这种方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地理单元和民族政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从地理角度出发，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明白且自然地论述这些主题。

本书的主线是“意大利建国”的问题。1859—1860年，人为因素和巧合共同促使意大利实现了统一。1860年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确信意大利是一个民族，并且应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表面上来看，他们的信念很难得到合理性的证实。比如，不论从历史角度还是语言角度来看，他们的主张都难以得到支持。结果，在完成统一之后，意大利的统治者面临着创造一种集体认同，并且将意大利半岛上的人们约束在新的国家制度中的艰巨任务。他们在“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之间摇摆不定，但总的来说，没能找到一套令人满意的方案。

本书的前两章旨在列出造成1860年之后的意大利统一如此困难的几个障碍——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这两章可以看作本书主体的背景介绍，而这些关系到意大利最后两百年的历史发展。因此，有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章节被匆匆掠过。我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开始写起，因为正是从那时起，半岛上的政治开始分裂。最后一章一直写到了现今。意大利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意大利现代史上地方认同、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三者之间频繁的冲突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以预料，但这种冲突的复杂性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未来发展趋势的晴雨表——正如最近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4年春天，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刚刚当选总理。与此同时，随着重大腐败丑闻的爆发和民心所向的司法介入，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政党退出了历史舞台。近二十年后，当政治文化似乎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所谓的“第二共和国”在许多根本性方面和“第一共和国”如出一辙。而在第二版中，我更新了最后一章，加上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不寻常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正面临着比他首次掌权时更加棘手的问题。同时，我对之前几章做了些许改动，以反映学界近期的观点变化——尤其是涉及复兴运动时期和法西斯时期的问题。

许多人都热心地阅读了本书的第一版。我尤其要向艾德里安·利特尔顿（Adrian Lyttelton）教授致谢，他读完了全书并发表了真知灼见。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唐纳德·马修（Donald Matthew）教授和约翰·戴维斯（John A. Davis）教授读了某些章节，并且反馈了极有价值的建议。雪莉·维纳（Shirley Vinall）博士、珀西·阿勒姆（Percy Allum）教授、乔纳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博士和帕特丽夏·莫里森（Patricia Morison）博士也阅读了某些章节，同时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朱利奥·莱普奇（Giulio Lepschy）教授对第一部分做了若干修改，同时为绘制意大利方言地图和编写方言举例表提供了帮助。感谢所有参与撰写本书的人。同时，对于任何尚存的错误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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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1860年的晚春，朱塞佩·加里波第从热那亚附近的一个港口启航去西西里岛。在此之前，以游击队领袖身份将大半生投入海外斗争的他已颇有声望。而这次，他的两艘小船上混杂着学生和冒险家，许多人甚至稚气未脱。他们却担负着统一意大利的重任。成功的机会似乎十分渺茫：这是一支装备落后、作战和管理经验都十分匮乏的队伍。更重要的是，就建国而言，他们似乎没有代表性：在这约千名志愿兵中，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即使是意大利人，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北部的小城贝加莫。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成功攻克了西西里岛和波旁王朝在法国以南的领土；1861年3月，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了统一后的意大利的第一任国王。

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取得的成功既引人瞩目又出人意料；当这一阵疯狂的热潮逐渐消逝，许多清醒的观察家开始质疑，意大利这个国家能否存活下来。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扬言要入侵并摧毁这个新生国家，并重建此前在统一意大利过程中被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吞并的教皇国。然而，这个新国家面临的一个更潜在的长远威胁是，人民普遍缺乏对这个王国的责任感和忠诚感。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通过塑造意大利“民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将他们对于沉重的赋税、严厉的兵役以及全新的制度的需求合法化。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民族”、真正的“意大利”本身几乎没有意义。

1860年之后的许多年里，对于新国家缺乏忠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希望自由政府和自由贸易的实行能释放那些曾经给予这个世界古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人们的才能和能量，以及新的繁荣，人们认为这个繁荣能产生对自由秩序和国家领导者的支持。这种希冀很快被证明只是个错觉。19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动荡开始侵蚀这个既定事实。随着幻灭感的增长，出现了其他一些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称能解决如何在意大利人中产生对于国家的忠诚感问题。这些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时期到达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给意大利带来了反法西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可以说是自从1860年以来最有凝聚力的一套观念。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观念又改变了。

“国家认同感”之所以难以塑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意大利统一”这一设想在19世纪之前缺乏任何政治基础。爱国的历史学家和宣传者声称在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中，或者在16世纪早期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对驱逐“野蛮的”入侵者的大声疾呼中认识到了民族意识；但是，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根据1858年哲学家朱塞佩·费拉里（Giuseppe Ferrari）所说，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后，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混乱和分裂，“各种民族、城邦国家和制度熙熙攘攘地存在着”。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注意到，14世纪意大利中部的独立国家数量甚至比1934年全世界独立国家数量还要多。考虑到这种政治分裂的传统，1860年之后许多意大利人感到很难为统一的王国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19世纪之前“意大利”概念完全没有政治性意味。从11世纪晚期的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起，历任教宗都呼吁“所有意大利人”抵抗日耳曼皇帝对亚平宁半岛的主权要求；在13世纪，西西里岛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者曼弗雷德（Manfred）曾借“意大利”之名与他的法国竞争者抗衡。然而，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它主要吸引了作家和诗人的兴趣，而非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对之情有独钟，尽管他们大多数对于“意大利”（Italia）这一术语充满热情是因为它曾经被这些人文主义者要效仿的拉丁语作家广泛使用。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Risorgimento）——一场发生在19世纪初期至中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爱国者，比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他们都是职业作家或至少有着强烈的文学倾向，比如马西莫·达泽格里奥（Massimo d’ Azeglio）或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第的“千人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记述了他们1860年的伟绩。加里波第本人也写过诗。

“意大利”这一概念在文学中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世纪及之后的移居国外者和流亡者的观念。也许在欧洲还没有哪个地区像意大利这样在几个世纪里出现了那么多移居国外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亚平宁半岛上的人口总是倾向于超出资源可负担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放逐都是对政治煽动者的典型惩罚方式。在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共同情感影响之下，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皮埃蒙特人和威尼斯人第一次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差异，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共同家园。正是在流亡时期，13世纪佛罗伦萨修辞学家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得出结论：“意大利是一个比法国更好的国家”；彼特拉克（Petrarch）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对“意大利”的热爱之情；30年的伦敦郊区生活经历使马志尼萌生了为意大利统一事业献身的志向。

成为“意大利人”的念头往往产生于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但它同样也依赖于至少在中世纪时就出现的某些真正的文化基础。但丁（Dante）曾抱怨说，在他生活的年代，意大利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另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商人、雇佣兵、手工艺人、修道士和乞丐在亚平宁半岛上流动，大概也没遇到太多的语言障碍。从14世纪起，基于托斯卡纳书面语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学语言帮助拉近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以及城邦国家积累的巨大财富给许多意大利人带来了特殊感和优越感。“从清晨到黄昏”，16世纪作家马代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谈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这些探险家的成就时说，“我们听说新世界是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的，但是别忘了是我们意大利人给他们指的路。”

然而，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光芒却和公元6世纪起亚平宁半岛政治上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持续不断的外国入侵、数量庞大的城邦国家、对主权的争夺和无止境的内战导致“意大利”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意大利）究竟包含了什么？”朱塞佩·费拉里问道：“是什么联系着各个城邦国家、专制君主、教皇和皇帝？……学术研究无法给我们答案：确实，它仅仅提供了混乱的证据，远远无法给我们提供指导。”意大利的过去缺乏任何清晰的统一主题，因此想要以一种将“意大利”这一概念具体化的方式连贯地叙述亚平宁半岛的历史是极其困难的事情。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都没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唯一有可能的例外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549年，威尔士人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用英语撰写的第一本意大利史，书的副标题很有启发性：“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由各种邦国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包括它们曾经和现在是如何治理的。”

意大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书写历史的传统到17世纪已经衰落了，没有人再追随圭恰迪尼试图书写亚平宁半岛历史的脚步。这一部分是因为，在中世纪末， “民族”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对象——意大利灿烂的文化逐渐暗淡；学者没有什么理由再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独特的整体。然而到了18世纪初期，一场被称作“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种情况。知识分子感觉到，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国家正在逐渐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这种感觉和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鼓舞了作家们再次将亚平宁半岛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历史作品——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的《意大利古事记》（Antiquitates Italicae Medii Aevi，1738—1742年）成功地用一体化的视角审视了中世纪的意大利，它摒弃了传统的政治叙述框架，而关注更加广泛的范畴，如法律、贸易和战争。

然而，启蒙运动中的意大利学者融入的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他们并未过多地关心建构特定的“意大利”身份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将这个半岛带入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革除封建弊病和特权的战线。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浪漫派民族主义的诞生摧毁了这种世界主义思想。“意大利”的概念如今带有一种激进的特点，这是随着下列观点出现的：亚平宁半岛并不只是一个地区，更是一个国家，它值得拥有法国和英国那样的独立。宣传者为了支撑这一信念而抹去了意大利的过去。大家心知肚明， 正如皮埃蒙特的贵族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在1850年所写的那样：“在善良品行缺失的情况下（这是我们的不幸），历史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国家政治进程中最好的基石。”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意大利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朱塞佩·费拉里那样钟情于用联邦方案来解决国家问题的那些人一直强调中世纪的城邦国家为挣脱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所做的努力：据这种观点看来，意大利确实是各个自治体的总和。相比之下，如切萨雷·巴尔博那样，希望教会在塑造新国家时起领导作用的那些人，更愿意强调中世纪教皇对抗日耳曼君主的立场，弱化当时教皇与城邦国家也时时处于争执之中的事实。有时候，现实中的一次社会叛乱或地区性冲突，会成为对“民族”的重塑。伟大的西西里历史学家（也是后来的教育大臣）米凯莱·阿马里（Michele Amari）就1282年巴勒莫的野蛮起义——即著名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做了一番解释，将其描述为革命民族主义的一篇华章，而非（相对乏味却准确的）一次扎克雷起义（jacquerie，意为“民众自发的暴动”）。

民族因素而造成的对历史记录的曲解，表明统一的理念能走多远将依赖于自发悬置的怀疑能保持多久。毫无疑问，一些民族主义者把统一视作达成合理经济目标的一种方式，例如更大的国内市场或者统一的货币；然而他们并非主流，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主要来说，复兴运动时期，统一对中产阶级——教授、学生以及地方资产阶级——最具吸引力。对他们来说，“意大利”这一概念引发了强烈却又暧昧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他们没有什么反思的空间。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歌剧中的爱国主义暗示赢得了他们广泛的喝彩：比如，在《莱尼亚诺战役》（La Battaglia di Legnano，1849年）首演的开场合唱中当唱到“意大利万岁！她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神之契约的保佑”时，人们狂喜地高呼“意大利万岁”（Viva Italia!）。歌剧的主题——伦巴第联盟在1176年打败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皇帝——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图中的重要情节之一。

一些爱国者担心，这种溢美之词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意大利的现实状况。“对过去的盲目崇拜，掺杂着对遥远未来的金色梦想，现实、当下却从没有受到关注。”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贾科莫·杜朗多（Giacomo Durando）这样抱怨道，他本人则希望为意大利问题寻找一个联邦制的解决模式。然而，甚至最清醒的人也没能抵挡住创造神话的诱惑。伟大的作家和天主教徒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将中世纪斥为暴力和分裂的时代，而非辉煌的民族主义原型的时代，但是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将几个世纪以来平凡的意大利人想象成坚忍和谦逊的代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历史神话。对于他本人来说，意大利的本质需要从相对昏暗和平静的时期中去探寻，比如6世纪伦巴第人入侵之后或17世纪的西班牙统治时期，而后者正是他初版于1827年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的历史背景。

如民族运动在1840年代达到高潮一样，遗忘过去的分裂的愿望也愈发强烈。“你听说过没有……对于意大利最残忍的描述莫过于‘分裂’”，1848年4月，曼佐尼问阿尔封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而这……正是对长期以来意大利的痛苦和堕落的概括？”然而，公众对曼佐尼的统一愿景没有太大兴趣。更吸引人的论调是马志尼的民主方案（以及他对辉煌的“第三罗马”将解放全欧洲的设想）中对意大利伟大之处冠冕堂皇却又含糊不清的宣扬。而如皮埃蒙特的牧师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那样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的作品同样更受欢迎。乔贝蒂的《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Del Primato Morale e Civile degli Italiani，1843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其内容无趣且冗长）。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对意大利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优越性做了相当直接的表述。

对“意大利”这一概念进行的文学和修辞的美化在统一的热情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美化同样给新生的王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统一后的意大利的现实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盼，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和社会经济落后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然而，认识到这一痛苦的现实并非易事，要接受它更是困难。社会各个阶层，从地主和知识分子到工厂工人和农民，许多人将他们的怒火抛向新政权及其领导人。一方面面临威胁，另一方面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慢慢消退，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开始玩弄政治手腕，而这些只能进一步削弱自由国家的信誉。这一切造成了合法性危机，以及1922年墨索里尼的上台。

法西斯政权坚定地在意大利民众中渗透民族认同感，并借此克服了地方、地区和各阶级不和谐的因素，赢得了广泛的忠诚度——这一措施将意大利从1860年之后难以管控的边缘中拉了回来。摆脱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枷锁，法西斯利用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强制性重塑：宣传、教育和战争成为教化的主要手段；古罗马时期上升为国家道德和政治价值的楷模。然而，由于墨索里尼和纳粹思想的不幸联盟，以及他试图将反犹太主义这种明显的外来思想引入意大利，导致了政权的信誉岌岌可危；而二战中的惨败则是致命一击。

法西斯的倒台让曾经巩固了墨索里尼政权的意大利民族的伟大性蒙受了耻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意大利民族”这一概念蒙上了阴影），但是同时也帮助解决了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面对1945年战败的现实，意大利别无选择，只能融入西方民族资本主义的框架。然而更广泛的“民族认同”问题依然没能得到解决。新生的共和国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诞生：但是最鲜明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党却被1947年的联合政府排挤了出去，这表明这一大原则有名无实。庇护十二世领导的教会一度试图将意大利变成“天主教文明”的楷模，但是消费主义的兴起证明了这只是徒劳。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似乎对其道德基础更加缺乏自信。占据了政府（以及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国家层面）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表面上认同天主教价值观并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担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其存在的目的似乎越来越多地是让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服务。其政权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战之后惊人的经济发展之上。然而，由于缺少了明确的道德领导，物质繁荣催生了越来越难以驾驭的民众期待。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共和国面临权威性危机，这一危机是由公共财政管理不善以及随着冷战结束而来的欧洲一体化、腐败和意识形态的动荡所引发的。

“第一共和国”的坍塌使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兴政党。这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意大利力量党，其领导人是统治意大利政坛长达近20年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贝卢斯科尼实行的带有明显独裁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或许对政府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执政时期公众和个人利益的纷繁模糊却使得整个体制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陷入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意大利长久以来在道德和组织方面的弱点使得其愈发难以找到解决危机的可行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一样，民众再次成为意大利不可预知的政治未来的仲裁者。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狭长半岛的脆弱性

意大利的历史和它的地理是密不可分的。几个世纪以来，亚平宁半岛扮演着欧洲十字路口的角色。北边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并非不可逾越：23条主要交通路线中，有17条在罗马时期就已经畅通无阻。东北边海拔相对较低的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和卡尔尼克阿尔卑斯山脉为外来侵略者提供了捷径。罗马帝国衰落后，西哥特人、匈奴人、伦巴第人和其他欧洲中部的民族正是经由那里而来。在中世纪，途经辛普朗、圣哥达和勃伦纳的频繁商业往来是热那亚、米兰、威尼斯和波河平原上许多小城市繁荣起来的关键。勃伦纳能够容纳沉重的德国马车通行，这一点对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要。

意大利的重要地位不只体现为它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还在于它处于地中海的中心。狭长的海岸线、坡度平缓的海滩以及众多天然港湾使得亚平宁半岛深深吸引着海外移民。公元前8世纪开始，科林斯（Corinth）、埃维厄岛（Euboea）等地的希腊人就顺着洋流自东向西而来，到达西西里岛和欧洲大陆南部。他们的定居点由此开始蓬勃发展：公元前4世纪[1]时，锡拉库扎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城邦。西西里岛和北非毗邻（最短的距离只有160千米），这使它极易受到南边的威胁；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人多次入侵；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了这个岛。1943年7月，北非战役之后，西西里岛成为轴心国输给同盟国的第一块土地。

地图1 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位置

一方面，意大利的中心地位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另一方面，这也给它提供了极好的贸易机会。这一点在中世纪尤其明显，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地区正是欧洲商业的枢纽。那不勒斯、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它们利用了自身作为当时亚洲和非洲通往欧洲北部市场的商队必经之路的优势，并且这些城邦几乎垄断了香料、染料和珍贵矿物的贸易。意大利的商人连接着西班牙和黑海的贸易，他们的交易栈甚至远至亚速海地区。充足的木材供应（至少到16世纪，直到橡树日渐稀有时为止）为造船业的兴盛提供了保障。热那亚的舰队因其规模宏大和适航性突出而尤其闻名；早在13世纪，正是热那亚的桨帆船开辟了去往北大西洋的航线。

意大利将地中海一分为二，这意味着亚平宁半岛的东边和西边很自然地就有了不同的自我定位。直到15世纪，威尼斯都在向黎凡特（指东方）看齐。威尼斯的艺术、文化以及对装饰和仪式的注重都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和巴尔干半岛对正统教会的挑战使弗留利和威尼托的天主教具有明显的激进特点。偏南边的普利亚与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隔海相望，因此长期以来，它的历史与这两个国家的联系比与亚平宁半岛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西海岸的发展则截然不同。罗马教皇的任命受到法国和日耳曼势力的干涉；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垂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而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在亚平宁半岛西边的一些城邦兴起，在一定程度要归功于这些城邦与伟大的文化中心佛兰德斯和勃艮第的经济往来。

虽然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位置在中世纪时是一种优势，然而到了现代，却更多地表现为劣势。16世纪大西洋航线的开辟和伊斯兰教向西扩张迫使欧洲贸易向北转移；此外，英国、荷兰和法国崛起成为新的霸主。意大利经济的衰退伴随着政治的边缘化。在17世纪和18世纪，亚平宁半岛上的事件受到北欧和西欧大国的左右。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外交谈判桌上补偿协议的产物；意大利各个城邦自身毫无发言权。这时候，外国更加看重意大利的文化，而不是经济利益。北部人来到亚平宁半岛，目的是欣赏古罗马遗迹或者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艺术品。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尤其是法国的野心——赋予了意大利地缘政治一个新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06年至1815年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占领了西西里岛，以保证地中海的通航，从而牵制法国舰队；此外，意大利地处去往埃及进而去往英国最重视的殖民地——印度的必经之路，这一点让亚平宁半岛的地位更加凸显。19世纪50年代，当法国再次成为欧洲稳定的潜在威胁时，英国政府对意大利的爱国运动表现出了谨慎的仁慈：地中海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可以制衡法国的中坚力量，这对英国来说颇具吸引力。此外，在俄国和奥地利就巴尔干半岛展开争夺、殖民主义者对非洲兴趣浓厚的背景下，意大利具有了关键性的战略地位。

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位置决定了其1860年后许多对外政策的制定。狭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可能遭受来自海上的攻击的城市（热那亚、那不勒斯、巴勒莫、巴里、威尼斯，甚至罗马），因此与海洋霸主英国的关系是否和谐显得至关重要。并且，主要铁路和电报线路贯穿着沿岸平原，一旦发生战争，南北联系非常容易被轰炸行动切断。更糟糕的是，地理因素使得意大利不能仅仅专注于海上防御，因为他的北部毗邻着两个怀有敌意的大国——法国和奥地利，因此一支庞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结果，军费开支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意大利最明智的做法（也是它的传统做法）便是避免做出可能使自己卷入战争的承诺。如果能争取得到其他国家的军事保护，将会是更好的选择。

19世纪中叶，工业和农业的繁荣创造了一派祥和的气氛，许多人相信意大利的地理位置能够再次成为它的经济优势。1846年，加富尔伯爵写道，欧洲铁路网的建设将使意大利拥有“东西交通的最短和最为便捷的路线”，由此让它“重获中世纪那样的辉煌的商业地位”。1869年，苏伊士运河和随后阿尔卑斯山下弗雷瑞斯隧道的开通，更加鼓舞了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们。人们设想，布林迪西将取代马赛，成为印度主要的对接港口；同时，意大利的商船队和铁路将得到改造，以适应新的横贯大陆的交通。然而，这样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苏伊士运河的高额关税限制了它的货运量；并且，意大利船队没有足够的汽船来从新航线中获利。

地中海在19世纪重新成为世界贸易中轴线计划的失败导致了意大利南北经济水平差距的扩大。中世纪早期，亚平宁半岛南部从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紧密往来中获利颇多；同时，它也享有开明的政府和适当的政治自治。因此，诸如那不勒斯、萨勒诺、阿马尔菲和巴勒莫等城镇发展成优秀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然而从13世纪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南部逐渐与非洲和黎凡特疏远，并被法国和西班牙征服，被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被欧洲市场边缘化之后，它再也没能重获昔日的繁荣。即使在1860年后，尽管意大利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没能加强南部经济的竞争力，南部经济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仅仅从地理因素方面考虑是无法解释南北差异的；但是北部临近法国和德国的富庶市场必然影响了它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使它明显区别于南部。事实上，波河平原大部分的历史都与其北部的欧洲联系更加密切，而非亚平宁半岛。直到1860年，皮埃蒙特横跨阿尔卑斯山脉，相对于都灵，其执政者更喜欢在尚贝里的生活。首相加富尔伯爵熟悉法国和英国，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也不愿意去）佛罗伦萨以南的地方。19世纪的伦巴第文化有着浓厚的法国气息：作家司汤达（Stendhal）将米兰视为第二故乡。威尼斯与奥地利和德国南部有着传统的联系，在中世纪的里亚尔托，随处可见来自德国的商人。“德国人和威尼斯人，”1509年，贵族商人吉罗拉莫·普瑞里（Girolamo Priuli）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分彼此，因为我们是生意场上的老朋友了。”

而意大利南部则属于欧洲的另一块。与富庶的北部地区的交通联系被亚平宁山脉切断，加上南部本身道路不畅，它的文化经常被其他地区的人视为外来文化。11世纪和12世纪，西西里岛的诺曼统治者妻妾成群，任用伊斯兰和希腊官员，并创立了一套与君士坦丁堡类似的僧侣统治王权制度。从15世纪开始，来自西班牙的影响逐渐扩大：那不勒斯变成了西班牙贵族统治下的流浪汉城市，挤满了乞丐和游民，工人则主要为迎合富人和神职人员的需求而存在。人们贪婪地追求头衔和特权；仇杀在不同社会阶层都普遍存在。在西西里岛，宗教法庭一直存在到1782年。普遍而言，南部浓厚的天主教气息让1860年之后来到这里的许多皮埃蒙特人和伦巴第人心生厌恶。

[1]原文为公元4世纪，疑有误。——译者注

土壤和气候

如果说，意大利在欧洲和地中海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历史发展，那么它国内的地理因素同样决定了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致轮廓。这个半岛上布满了蜿蜒的山脉和崎岖的丘陵。广阔富饶的波河平原以北是阿尔卑斯山脉，往南则是狭长的亚平宁山脉，途经热那亚南部，经过意大利中部，到达卡拉布里亚，一路蜿蜒到西西里岛。撒丁岛上同样几乎布满了山地。在亚平宁半岛上，山脉延伸到海边，只留下一条狭长的沿岸平原。除波河平原以外，很少能见到广袤的低地；而在那些为数不多的低地地区（托斯卡纳马雷马、罗马平原和西西里岛的伦蒂尼平原），沿周围山坡流下的大量雨水形成了大片滋生疟疾的沼泽地，直到21世纪仍然不断困扰着这些地方。

图1 意大利南部荒凉的山脉，位于西西里西部的卡马拉塔山。附近是硫矿作业区。

普遍的多山特征导致亚平宁半岛生态脆弱。在古代，森林曾经覆盖到几千英尺高的山坡上（如今在阿布鲁奇国家公园还能见到），这对于抵御水土流失至关重要；一旦森林被改造成耕地，土壤表层就会暴露在秋冬的暴雨之下，从而被冲刷流失。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和欧洲北部的落叶林地区不同，当森林消失，地中海地区郁郁葱葱、富含树脂的矮树将不能提供丰富的腐殖质。森林砍伐也使意大利不再春意盎然。此后，意大利不得不面临着严重的土质问题。然而由于缺乏有效调控，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

除了土壤环境脆弱，意大利还必须面对气候问题。山区地形保证了雨量的持续丰富。即使在南部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也在600—900毫米之间，甚至高于阿尔卑斯山区和受沿海季风影响的西部地区。各个地区降水量的不同体现在时间的差异上：波河平原有大陆性气候特点，冬季严寒，夏季温暖，春秋季降雨丰富；相比之下，亚平宁半岛中部和南部地区带有地中海气候特征，至少80%的降雨来自冬季，导致夏天酷热，河流水量减少甚至干涸。让意大利农民头疼的从来不是雨水不足，而是如何治理和贮存雨水。

解决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为干涉。困扰了波河平原几个世纪的问题是过量的雨水。源自阿尔卑斯山脉的河流——提契诺河、阿达河、奥廖河、阿迪杰河、布伦塔河和皮亚韦河——流经平原地区时很容易发生决堤。就波河而言，尤其是下游河段，在中世纪时会定期暴发洪水，12世纪时，由于费拉拉市附近的波河完全改道，造成了大量贫瘠的沼泽地。不可否认的是，直到最近，意大利南部比北部在农业方面更为出色。只是在中世纪及其之后，大型灌溉渠道的建成——如纳维格利欧运河和马尔泰萨那运河——逐渐控制了波河平原的河水，并将这里变成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在中部和南部的农村地区，人为干涉也持续了几个世纪，但相对于波河平原，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人口压力造成了森林逐渐消失，甚至山区和坡地的土地都被用来耕作。一些地区形成了整齐的梯田，如托斯卡纳。在那里，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惊奇地发现，板栗林被葡萄树取代，“一直蔓延到山峰”。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人们在砍伐森林时并没有想到这将造成的长远影响：树木消失后，长期堆积而成的表层土壤被轻易地冲刷而走；势不可挡的冬季激流导致了洪水，紧接着，平原上的疟疾将更多的人赶上山，形成了恶性循环。

不仅意大利的地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农作物和植物也是如此。原产自亚洲的果树——阿月浑子、桃树和杏树——甚至比罗马人更早来到意大利；可能是阿拉伯人在5世纪到10世纪期间，将棉花、稻米、漆树、橙子、柠檬和桑树引入意大利。中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开始种植甘蔗。到15世纪，随着气候明显变暖，远至福尔米亚的西海岸都发现了甘蔗种植的痕迹。16世纪，美洲大陆的发现给意大利带来了番茄、仙人掌，以及最为重要的玉米。尽管意大利北部的气候对于种植玉米来说很不理想，但玉米还是很快成为这里主要的粮食作物。在16和17世纪，稻米以及作为重要的蚕丝业的基础的桑树，都在波河平原得到广泛种植。

虽然意大利的农作物类型几个世纪以来有所变迁（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小麦，南部地区从很早就开始种植小麦），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改善。肥沃草地的缺乏导致了无法培育高质量的牲畜，尤其是牛。结果就是，意大利饮食中肉类的短缺经常给来自北部的欧洲人带来困扰，他们还不能适应以蔬菜和水果——而不是牛肉或猪肉——为基础的食谱。（“在意大利，”蒙田评论道，“所谓的大餐相当于法国的一顿家常便饭”）。草原的缺乏也导致不可能饲养壮马，这意味着农民不得不依赖骡和牛来耕地。这一点，加上表层土的流失和土地制度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当多的与“农业革命”相关的技术革新无法在意大利展开。

意大利的牲畜短缺造成的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粪肥短缺。缺少了肥料，土地很容易贫瘠，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半岛上大片的土地被弃耕或荒废。大多数农民直到19世纪后期都没有受过专业的指导，导致这种状况难以好转：在一些地区轮作方式直到21世纪才被引入；20世纪50年代，西西里岛小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见到堆积的牲畜粪便，农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使土地“肥沃”。意大利农业的低产量反映了土地质量的低劣。19世纪中期，南部一些地区一公顷土地的小麦产量只有400升，而整个国家的平均产量也不过900升。这与其他国家——奥地利的1600升、法国的1900升以及英国的2500升（或许更多）——相比差距明显。

当然意大利也有农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伦巴第和皮埃蒙特。法国大革命前夕，经济学家亚瑟·杨（Arthur Young）访问了意大利，他盛赞了这里的耕作方法。然而总的来说，整体景象还是一派荒凉。从人口与资源的适应性角度来看，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但是从17世纪后期开始，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导致人口从1660年的大约1100万跃至1800年的1800万，1860年更是激增到2600万。这引发了社会经济危机，让施行旧制的各个自治政府陷入窘境。这个问题并不是国家统一就能解决的：农业产量在1860年后的数十年内只有少量增长，事实上，似乎很多地区的人均收入都在下降，这一点从北部地区糙皮病的大范围爆发和南部地区的法律缺失中可见一斑（见表1）。

表1 1861—1988年意大利的GDP（以今日意大利版图为准，按固定价格）

（续表）

注意1861—1896年人均GDP增长极其缓慢。同时期的法国、德国和英国人均GDP的增长大约在40%至50%。

资料来源：V. Zamagni，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 （Bologna，1990）。

人口过剩的一个传统解决方法是移民。16世纪，当人口压力愈发严重时，有进取心的意大利人遍布欧洲：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工匠（锦缎编织、玻璃生产、陶器制作）。到了19世纪，农村生活陷入绝境，越来越多的农民去了国外。19世纪末，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来自意大利北部。他们在中欧甚至阿根廷找到了季节性工作，每到冬季，他们就去南半球的阿根廷帮助收割庄稼。许多人也永久定居在了南美洲，从里约热内卢[托斯卡尼尼（Toscanini）正是在那里初次登台]到亚马孙森林深处都能见到歌剧院这一点就能看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借助票价低廉的跨大西洋蒸汽机船，南部意大利人开始大规模移民，主要目的地是北美（见表2）。

移民缓解了农村问题，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它。解决问题的另一个办法则是革命。“发动伟大的政治运动，解救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受苦难的劳工，清除现有的秩序”，这样的愿景激励着一批又一批起义者，从19世纪早期的烧炭党人到19世纪30年代的共和主义者，如班迪耶拉兄弟（the Bandiera brothers）和卡洛·皮萨卡尼（Carlo Pisacane）。在国家统一之后，意大利农民阶级继续吸引着起义者和空想家。俄国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在意大利花费了数年时间，试图煽动农民造反；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社会党尽管思想保守，却得到了波河平原的工人的支如此多的颠覆分子相信意大利农民具有革命潜力，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意大利农民了解甚少。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者来自城市中产家庭，他们对于农村缺乏直接了解。在意大利，城镇与农村在文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经济方面的差异（许多农村的家庭生产用于自给，而非在市场上出售）加重了这种无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自作多情地认为“这群人”是一支被压迫已久的军队，等待着能够带领他们走上繁荣之路的领袖；即使很多迹象都表明，大多数农民事实上即使不算反动派，至少也是相当保守的，但是这种偏见依然持续下来。意大利的革命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天主教“救世主”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只能留给后人去揣测了。

表2 欧洲向外移民统计

注：①从1921年开始称为奥地利共和国；②1931—1937年；③1954—1960年；④1941—1950年和1951—1960年的西德；⑤1932—1960年；⑥1853—1860年；⑦不包括直接从爱尔兰港口输出的移民。

资料来源：W. Woodruff, Impact of Western Man (London, 1966)。

事实上，革命者面临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农民，尽管他们普遍受苦受难，但很难成为革命者的战友。南部地区的劳工和佃农遵守着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破坏阶级团结的契约。另一方面，有些人自己也拥有土地、佃农和日工。至少直到19世纪后期，封建权利和义务在许多地方都有遗留，将农民禁锢于现有的秩序中，使他们难以萌生对当地地主的敌视。意大利中部地区盛行分成制。在这里，大多数佃户同样和地主关系融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波河平原出现了一批逐渐壮大的激进工人队伍；但是他们周围，尤其是山区存在人数众多的小农阶级，他们相当独立自主，信仰天主教并且保守。

农民阶级中财富和土地占有的巨大差距，以及被彼此猜疑和竞争所破坏的乡村社会，使得农村几乎没有机会产生稳定的革命运动。然而，自发的暴力反抗时有发生，这让当局坐立不安。18世纪，意大利各国政府之所以着手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饥饿的农民发生暴动、烧毁税局、杀死官员并冲破监狱。这些改革收效甚微，迫使人们寻找其他补救措施。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镇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特别是1860年国家统一后的几年中，当局（有充分理由）认为，神职人员、共和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试图煽动农民反叛国家，因此采用了镇压的手段。

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缓解农村的紧张局势，同时又不破坏甚至改变先前意大利各国政府建立的基本社会和政治秩序。如果意大利矿产资源丰富的话，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便是建立国家制造业基础，从而将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然而，半岛上缺乏煤炭资源，只有零散的褐煤。这一点对于意大利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着亚平宁半岛被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拒之门外。只有到了19世纪末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水利大坝建成以后，意大利才得以弥补能源方面的相对不足。

其他矿产资源的丰富无法弥补煤炭资源的缺乏。从伊特鲁里亚时期开始，厄尔巴岛的东部就已经有人开始开采铁矿石；中世纪时，布雷西亚的矿产使当地军需工业得以发展（15世纪时，米兰生产的盔甲尤其受到称赞）。然而，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矿产含量都不是特别丰富。在托斯卡纳地区，切奇纳谷出产盐、硼砂和石膏；阿米亚塔山附近出产汞和锑；阿尔真塔里奥山出产锰铁。西西里岛则有非常重要的硫黄产地，如果能得到更有效率的开采，就可以成为税收的一个主要来源。矿产最富有的地区是撒丁岛，那里蕴藏着铅、锌、银、铝、铜、砷、重晶石、锰和萤石。二战之后，波河平原发现了沼气，西西里海岸发现了石油；但是这些都没能帮助意大利摆脱依靠进口石油作为主要能源的状况。

缺乏矿产资源，农村人口大量失业，意大利的早期工业与农业联系紧密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16世纪之后，波河平原桑树的广泛种植，促进了蚕丝生产的发展。农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妻子们）生产的蚕茧经过水力抽丝厂的加工后，变成半成品布料。意大利北部丰富的湍急河流有助于这种工业的发展，17世纪后期，博洛尼亚成为欧洲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城市，拥有超过一百家丝厂。在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生产力水平最高的两大地区——水力工厂在土地不太肥沃的山区发展迅速，并依靠当地农民，特别是女性来提供季节性劳动。

直到19世纪下半叶，蚕丝都是意大利唯一重要的产业，但它只不过是农业的衍生产业。这一事实表明，自主的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也许是意大利难以企及的。19世纪中期的许多自由党人——包括加富尔——认为意大利的未来应依靠农产品出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伟大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认同这个观点，他用简洁的隐喻概括说“意大利的蒸汽动力就是她的太阳”。然而，波河平原以外地区农业的劣势否定了这个选项。19世纪70年代之后，各国政府认为必须将眼光转向工业化了。矿产资源的缺乏和“时代落伍者”的身份，意味着国家必须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引入关税制度，控制劳动力，并救助破产的公司和信贷机构。

一个广泛的工业基础的创立（几乎是从零起步）充满困难，而且意大利统治阶级中许多人一开始就对能否说服农民背井离乡、投身城市环境持怀疑态度。尽管有着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市民传统，但是19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社会中，农民仍然占绝大多数。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口的生活集中在小型农村社区中，许多农村社区有着特有的风俗、政治传统和方言。半岛上大部分地区的多山特点使这种分裂趋于扩大。因此，国家统一后，数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造成了国家无法控制的紧张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阻碍人口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之前的国内市场萧条。土地的贫瘠，加上大多数地主（拥有政治权力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总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与农民强行签订的农业契约十分苛刻，这意味着极少有农民能积累可供出售的余粮。1860年以前，大约三分之二的粮食都用于自给自足，只有北部和中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贸易。然而，即使在这些地区，地方性的贸易也占绝大多数。各地几乎实行的都是实物支付，极少有货币流通。因此，大量人口生活在市场之外。

即使国内需求扩大，生产者也仍然不得不面对贸易的巨大障碍，即交通不畅。半岛缺乏通航河流，这意味着意大利缺乏效仿伦敦或巴黎发展成为贸易中心的条件。唯一的主要水路——波河——饱受季节性水位起伏和淤泥沉积的困扰，因此无法担此重任。陆上交通同样有很大的缺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依靠的依然是早在伟大的古罗马时期已修成的道路；除此之外，尤其在南部，许多城镇和村庄不得不依赖驮运路来和外界进行联系。即使到了1890年，根据一项统计，南部农村仍有近90%没有被道路系统覆盖。冬季洪流和滑坡造成巨大的损失，尤其对桥梁和险峻的道路影响巨大；地方政府或首府鲜有挺身而出进行重建修复工作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半岛上许多人口直到国家统一后才开始接触现代社会。就连教会也无法渗透到那些偏远地区，尽管其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策是通过对农村的穷人布道来赢得更多的教徒。耶稣会在意大利南部（他们把这里叫作“南边的印度群岛”）的布道主要散布在主要的城市中心；但是，即使是在那里，他们也遭遇了异常的冷遇。1651年，希皮奥内·保卢奇（Scipione Paolucci）记录了他在埃波利与大约500名牧羊人相遇的事。他说，那些牧羊人“无知得就像他们饲养的动物”。当被问到有多少神存在时，“有的说一百个，有的说更多，他们认为说得越多，越显得自己聪明，仿佛这个问题变成了他们养了多少只动物”。

然而在现代社会早期，相对于其他政治力量，教会的确成功控制了许多农村地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1860年以后，同罗马教皇的决裂对新生的自由国家造成了破坏性如此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农村的许多地区，天主教远非正统，它夹杂着迷信、民间传说，甚至古老的异教思想。神秘主义和千禧年思想在广泛的抗议活动中浮出水面；19世纪70年代，在托斯卡纳南部的阿米亚塔山，达维德·拉扎雷蒂（Davide Lazzaretti）和他的信徒声称，历史已进入第三纪，也是最后一纪，而他们已建立了地球上的“神的共和国”。结果他们却被宪兵队射杀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天主教会依然努力建立和农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密切联系，借以抵挡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攻击，并且在1945年后，倚仗天民党而赢得了胜利。

从公众层面来看，教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救助措施（关爱病人、老人和穷人）；但是它同样迎合了有权势者（并且这也许正是它影响巨大的决定性因素）。宗教协会的会员身份——尤其当涉及组织每年的守护神节日时——常常是地方精英的地位象征；并且，通过伪装成行会间的相互竞争，政治派别斗争也可以披上体面的外衣。对当地圣人和神迹[如那不勒斯的圣热内罗（San Gennaro）、巴勒莫的圣罗莎利亚（Santa Rosalia）、庞贝的圣母玛利亚（the Madonna）或帕多瓦（Padua）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的崇拜助长了公民自豪感；与此同时，教会在很多地方甚至试图为无法无天的富人们寻找官方庇护：在1860年以前的西西里岛，教会出版的年度清单，里面列举了对不同的犯罪——包括出于世仇的谋杀——的处罚，其量罚相当宽容。

教会通过妥协和调整，成功地渗透到了许多农村社区内部，但是政府就远没那么幸运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与世隔绝培养了农村难以被改变的独立性，尤其是当涉及税收和服役问题时。一幅18世纪的撒丁岛地图上的题词为：“努拉（Nurra）人：不用交税的幸运儿。”在南部，法律和秩序问题尤其棘手。在许多贫穷和偏远地区，对资源的争夺导致强盗和土匪获得了权力和影响，他们显然无意与当局分享这种权力和影响。他们与当地人勾结，使得情况更加不利，在调查犯罪时，当局遭遇的往往是一致的沉默。在1860年以前的那不勒斯，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孤注一掷地试图使用招安土匪的方法。

地图2 河流、地貌和罗马时期主要道路图

由于多山的地形、不畅的道路交通以及定居点形态的问题，南部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的推行更加困难重重。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农村生活井然有序，尤其在普遍实行农业分成制的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等地区。在那里，为便于干活，农民全家居住在地主提供的大农舍里。相比之下，南部的农村人口聚居在远离低地疟疾环境的山坡上的“农业城镇”中。农民们每天都要跋涉到十到十五公里外的田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高山、溪谷和洞穴地带荒凉的无人区为土匪——或者任何想要逃避法律的人——提供了理想之地。

意大利众多农村社区的偏僻位置和贫穷状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至今为止意大利仍然保留着如此多的方言，语言的不统一又成了当局者无法建立权威的原因之一。据估计，在1860年，只有2.5%的人能听懂意大利语——实际上也就是14世纪托斯卡纳书面语。意大利语自文艺复兴以来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然而事实上，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不愿意使用它：统一后的意大利首位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书写时一般用法语，而在内阁会议上说方言；他的首相加富尔在议会里说意大利语时显得很不自然。国家统一时，大多数意大利语使用者集中在罗马和托斯卡纳。

虽然一些意大利方言和“意大利语”十分接近，但是实际上许多方言属于独立的语言，有特有的词汇、语法和音调。在南部某些地区，有的方言甚至保留了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古拉丁语和多利安语的元素，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社群的长期停滞。更加夸张的是，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说希腊语的原住民，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期或者更早。一个比较近的但是同样可以反映隔绝问题的例子，是15世纪巴尔干半岛的难民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城镇，国家统一时，他们的人口大约为10万人。在撒丁岛的阿尔盖罗，发现了说加泰罗尼亚语的社群，他们的祖先早在1354年便从西班牙来此定居。

地图3 意大利主要方言分布图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小学入学率提高、移居城市人口的增加、公路、铁路及大众媒体的扩大传播等情况，导致了半岛上方言数量的稳定减少以及意大利语的普及。尽管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大利语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存在于文学而非日常交流中的世界，一个存在于官场和国家层面的世界，而老百姓，尤其是穷人对它喜恶参半。19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半的学校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够听懂，不得不用方言上课；70年之后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意大利人还是以方言为主。

与德意志地区（从16世纪开始，那里的各个阶层虽然说话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书写时的遣词造句都没有差异）的情况形成对比，语言在意大利并非增加凝聚力的手段，更多是像嵌在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一个楔子。这一比喻在国家刚刚统一的那几十年里尤其贴切，语言成了阻碍新国家权威形成的一个因素。为了扭转这个反常现象，人们做出了很多南辕北辙的事情（尤其在法西斯时期），为了强推统一的语言而对方言妄加非议。然而，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和其他看上去似乎对意大利的集体认同感有所帮助的因素一样，主要还是由国家推动的——却不总是能够控制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正如20世纪发生的事件表明的那样，这种力量是一把“双刃剑”。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400—1494年）

黑暗时代 （400—1000年）

历经几个世纪的古罗马统治给意大利的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财富。人们开始一本正经地砍光古老的森林，尤其是在南部，他们设想中的现代化景色就应该是遍布山野的小麦种植庄园取代森林。原有的公路网络，加上800年后修建的连接皮亚琴察和罗马的弗兰西路，直到19世纪都是陆上交通的基础。最重要的是，从波河平原向南延伸的中部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半独立的城市。这些自治城邦国家构成了古罗马式行政体系的基础，它们的自治权（虽然有时有名无实）扮演了照亮中世纪市民传统的灯塔的角色。

古罗马将亚平宁半岛以及整个地中海纳入统治之下，这一成就对后来者的思想造成了强有力的影响。有一个能够消除战争和党争的强有力的君主，是14世纪早期但丁的理想。而两个世纪后的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十分崇拜，他希望那些曾经让意大利崛起的市民传统能够回归。受到文艺复兴的文化思想以及它对古典社会的赞颂的影响，意大利人的挫败感从16世纪开始加深了。他们坚信，意大利人有责任努力让自己配得上他们光辉的过去。这种信念鼓舞了复兴运动时期的许多爱国人士。但是负面影响是，它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军事侵略的借口。

西罗马帝国并非一夜之间倒塌，而是逐渐崩坏的。传统上公认的标志性事件——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the Emperor Romulus Augustulus）被蛮族人奥多亚塞（Odoacer）废黜——并没有得到西方史学家的过多评论。至少从2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军团经过巴尔干半岛向亚洲挺进，意大利就逐渐失去了在帝国里的核心地位；并且，在君士坦丁大帝（the Emperor Constantine）于326年将帝国首都东迁之后，半岛的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减少，农业也不再繁荣。公元1世纪之后，意大利血统的君主已相对稀少。4世纪末，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se）将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和其他艾米利亚大道上的城镇形容为“断壁残垣”也不无道理。

公元5世纪末，东哥特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并没有对罗马传统造成很大破坏[唯一表明他们曾经存在的标志是位于拉文纳的狄奥多里克（死于516年）的陵墓]；但是这次入侵确实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破坏性战争，从而导致了半岛的政治统一被摧毁，古罗马遗存下来的体制被破坏。53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决心从蛮族手中夺回意大利，八年时间里，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和之后的纳尔塞斯（Narses）的指挥下，他的军队和哥特人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哥特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浩劫，饥荒随处可见。公元556年，教宗柏拉齐一世（Pope Pelagius I）用“荒凉”来形容他的意大利领地。在一片混乱中，教会开始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角色。

568年，另一波入侵者从意大利北面南下而来。伦巴第人是半游牧民族，擅长养马和打仗，对文明艺术知之甚少。在击退拜占庭人，并将他们限制在南部一隅和拉文纳东北部后，他们建立了新的以帕维亚为中心的王国，但是实权掌握在帕维亚“公爵”手中。从政治上来说，伦巴第的入侵是个分水岭：它清除了半岛上所剩无几的政治统一，因为尽管伦巴第人有高超的作战能力，却从未试图征服整个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继续统治着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南部部分地区；而教皇为了维护其对教会的统治权，则努力维持罗马和周边领地的独立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伦巴第的入侵有几分转折点意味，但从其他许多方面看来，它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伦巴第人显然很尊重并且大量借鉴当地社会文化，而不是推行自己的文化。至少，统治者皈依了基督教；并且至8世纪，大多数伦巴第人抛弃了他们传统的穿着打扮——彩条服饰和中分长发——而接受了更加素雅的罗马风格，纷纷剪短了头发。他们甚至可能丢弃了自己的语言。注重亲属关系和私法正义的伦巴第法律与罗马法相融合。至少，社会上层人士的文化水平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很高的。

从经济角度来看，伦巴第人的入侵也没有带来显著的改变。从公元8世纪开始，由于修道院带动地方民众的积极性，开荒运动逐渐兴起，小块农田的数量似乎也增加了。耕作农业流行起来，小麦被黑麦和其他谷物所取代。而且，由于原先罗马人修建的排水系统年久失修，波河平原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农业制度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变。处于社会底层的是隶农（尽管其数量在减少）；在他们之上是背负着劳动义务和其他税捐的佃农；最后是自有土地者——小地主（在18世纪似乎是中坚力量）以及大地主。

而南部大部分地区还在东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这意味着和别处相比，这里并没有大的改变。小麦种植园（latifondi）在战争的破坏中幸存下来。也许是因为教会占有岛上大部分财产，至少在西西里岛，土地征用还是很有限的。拜占庭的统治带来了多元的——主要是希腊的——文化；那不勒斯和巴里等港口（和东北边的威尼斯类似）建立了和黎凡特之间繁荣的贸易往来。然而，与北边的伦巴第人建立了一个以罗马式行政体系为基础的融合性较高的国家相比，南部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结构。贝内文托公国是一个独立的公国，经常和拜占庭人开战；加普亚、那不勒斯、萨勒诺和阿马尔菲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彼此之间时有争斗。

图2 罗马教皇与世俗君主争权的传说基础。君士坦丁大帝将西罗马帝国赠予教宗西尔维斯特（Pope Sylvester）。藏于罗马四殉道堂的12世纪壁画。

对南部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的是阿拉伯人，继17世纪在北非的迅速扩张之后，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西西里岛和半岛沿岸地区的突袭。827年，在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走西西里岛之后，战事达到顶峰，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相继失守。虽然当时的记载有些夸张，但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西里岛的确相当繁荣。出现了大量技术创新，包括水库、水塔和水力制糖厂。银、铅和硫黄得到开发；许多新的农作物被引进。根据10世纪一位旅行者的描述，巴勒莫成为耀眼的首都，拥有的清真寺的数量在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城市中仅次于科尔多瓦。

拜占庭人面临着在意大利消失的危险，这对在意大利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教皇来说影响重大。教皇从很早就开始控制罗马城以及周边领地，但是在8世纪，其地位受到了伦巴第人新一轮扩张的威胁。正是这次扩张导致了拜占庭人被赶出拉文纳，伦巴第人扩大了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控制范围，并要求教皇朝贡。面临着失去独立的危险，教宗斯德望二世（Pope Stephen II）向法兰克人寻求帮助；754年或755年，法兰克做出回应，派了一支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而来。773年，他们再次随查理大帝（Charlemagne）而来，查理大帝顺利进入帕维亚，并为自己加冕。从那时起，意大利北半部实际上就成了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而教皇则宣称拥有从罗马向东北方向延伸的一大片领土，包括之前拜占庭在拉文纳和博洛尼亚附近的领地。

然而，教皇独立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查理大帝无意成为教会的附庸。也许是为了取得主动权，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宗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这位法兰克国王举行了加冕仪式；查理大帝因此获得了“罗马人皇帝”的头衔。这一事件的法理依据就是被称作《君士坦丁赠礼》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4世纪初时，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赎罪，曾将帝国所有西部领地赠予教宗。尽管这是教会约在750年伪造的文件，但是这个赠予协议依然成为之后教皇所有和世俗君主争权的依据。然而，吸引查理大帝的是在意大利的实权，而非教皇的妥协；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显然认为他们有凌驾于教会的权力。这种矛盾是之后几个世纪双方激烈冲突的根源。

尽管法兰克人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他们依然难以在意大利建立持久的统治。9世纪末开始，对于继承权的争夺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威，当地的伯爵借此机会用武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尽管外部统治有所削弱，能够填补政治真空的强大的“意大利”王国依然没有出现。外来的君主（962年之后是日耳曼人）试图通过加强主教的权力来削弱伯爵的影响；但伯爵仅仅是将势力转移到了农村，在那儿，他们修建的城堡开始成为乡间一景。集权的削弱同样鼓励了城市自主精神的发展，富裕的市民越来越不愿听从统治阶级派来的继任者的号令——尤其当继任者是说日耳曼语的主教时。

9世纪和10世纪时，农村的封建关系开始松弛。农奴制度逐渐衰落，地主开始通过租让土地，让佃户从劳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到10世纪末，有证据表明，农民之间甚至能够买卖租赁的土地。普遍的情况（这和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强烈对比）是，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了，地主的经济实力削弱了。在某些地方，新的农业工具发明了，如重型犁和长柄镰刀，尤其在波河平原，出现了新一轮的修渠和开荒运动，很多都是修道院完成的。这些发展铺平了经济腾飞的道路，11世纪后期，城邦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

城邦国家时期（1000—1300年）

罗马帝国末期，城市文明的衰落并非普遍现象。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约100个自治城邦（municipia）中，3/4以上的城市到1000年仍然运作正常。不过南部这一比例则低了很多。毫无疑问，随着寺院和民居被废弃或拆除，越来越多的建筑消失了；但是在大多数地方，城墙甚至广场都被保留下来，那些独特的公路网络依然随处可见（在都灵、米兰、皮亚琴察、克雷莫纳、佛罗伦萨等地甚至延续至今）。教堂的数量变成了城市活力的新指标：托斯卡纳地区的主要城市卢卡在900年之前有至少57座教堂。在这些地方，大量商人、工匠、放债者以及地主帮助维持了经济活力，这是战乱所无法破坏的。

到11世纪，意大利的贸易活动范围已经比除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南部以外的欧洲其他地方更加广泛。亚得里亚海的澙湖区、托斯卡纳沿岸和台伯河口的盐产量尤其巨大，这也是威尼斯财富的来源之一。由于威尼斯缺少农业区，所以一开始就不得不走上贸易之路。它利用与拜占庭密切的政治关系，进口东方艺术品和织物，再用它们来换取粮食和其他商品。许多意大利南部城镇也借助和黎凡特的贸易而繁荣。到11世纪，萨勒诺发展成为伟大的文化中心，拥有著名的医学院。阿马尔菲的情况则尤其值得注意。尽管坐落于交通极为不便的峭壁边，阿马尔菲还是在10世纪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发达的港口之一：阿马尔菲曾帮助阿拉伯人入侵意大利沿海地区，因此作为回报获得了宝贵的贸易特许权，这也许是它财富的来源。

中世纪早期许多意大利城市的繁荣部分可归因于9世纪之后中央集权的衰落。这给地方力量崛起、摆脱帝国政府残存的控制并建立自治的城邦国家创造了空间。大部分情况下，意大利城市正式取得独立是1080年后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局势已经十分紧张。1037年，康拉德二世（Emperor Conrad II）得到的报告说，克雷莫纳的市民反叛他们的主教，并且“将他赶出城，使他蒙受了巨大的侮辱，掠夺他的财产，还破坏了城堡中一座高楼……他们还将旧城墙夷为平地，修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城墙来对付我们”。主教强行征收通行费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独立的城邦国家的建立也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结果，这次增长持续到了14世纪，加上文化和艺术成就的发展，为文艺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种增长在9世纪和10世纪时在很多地方就已经借助贸易开始了；然而11世纪显著的增长首先表现为农村的改变（也部分是由于农村的改变），在那里，人们急切地砍伐树木，开垦耕田，耕地规模增加到公元1世纪以来的顶峰。这些发展源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反过来促进了人口增加。

图3 鳞次栉比的城镇。中世纪围绕古罗马露天剧场而建的卢卡民宅俯瞰。右上方可以看到精耕细作的乡村封地（contado）。

农村的逐渐繁荣为资本积累创造了可能；此外，在这之前封建关系的瓦解鼓励了人口向拥有大量贸易投资机会的城市流动。1096年，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宣告了新大门的开启：在为骑士远征圣地提供船只的同时，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人们获得了在东方的重要商业权利，这些商业权利成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繁荣的支柱。从黎凡特运来的香料（既可作食用，也可作药用）利润极其丰厚：一船胡椒、肉桂、姜、藏红花、肉豆蔻种衣、丁香或肉豆蔻运到西欧市场值一大笔钱。仅威尼斯进口的胡椒在某些年份的贸易额就超过一百万镑银币。

新型商业精英的出现，对于11世纪末的市民自治的建立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斗争中成长的城市共和国，虽然由于地域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但总的来说都是旧式军人家族（milites）和新兴社会团体及其支持者们[经常被称作平民公社（the popolo）]的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限制当地主教或伯爵的管辖权。被称作“执政官”的城市共和国领袖，数量从2或3个到20多个不等。他们很少能仅仅通过一次革命行动就夺取权力，更多是通过证明自己比他人更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利益而被逐渐接受的。在米兰，执政官和大主教一直共事到12世纪早期，但是当大主教没能支持其与科摩争夺阿尔卑斯山口控制权的战争时，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从11世纪到13世纪，争取公社自治的行动在许多西欧地区都发生过，但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最为成功，部分原因是教皇在与帝国的斗争中支持了公社。1080年到1130年，热那亚、米兰、曼图亚、克雷莫纳、皮亚琴察、帕多瓦、佛罗伦萨、比萨和其他城镇都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制度。从一开始司法官就在新政权中扮演了突出角色，他明确了新政府的权力、每个决议的审定方式和执行官的行为。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体现了意大利深度的法律传统；但这也意味着执政官地位不稳定，他经常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根据。在实践中，他们的权力大小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上代表上层市民的利益；但是想要挑战皇帝，虽然有教皇的支持，执政官们还是明显感到需要得到更多权威的认可。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推进自治的同时，罗马以南的情况则大相径庭。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职沦为罗马公国各大贵族相互争夺的对象。1059年，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教宗尼古拉二世（PopeNicholas II）和三十年来一直劫掠南部拜占庭领土的诺曼人（当时最令人畏惧的战士）建立了联盟。作为对诺曼人每年进贡和军事支持的回报，他承认诺曼人在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加普亚的统治，并鼓励他们攻下西西里岛（当时仍在阿拉伯人手中）。他是否有这么做的合法权利并不明确，但这个联盟对双方都有利。1061年，随着诺托的沦陷，诺曼人控制了整个西西里岛。南部的诺曼人政权是强大而集中的，他们不能容忍地方自治。

到了12世纪，南部的大港口都衰落了。1135年，阿马尔菲遭受比萨的入侵而破败，此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由于诺曼人和东罗马帝国的敌对关系，通往黎凡特的贸易路线被封锁，这对北部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十分有利；并且由于诺曼底君主统治之下，城镇商人阶级税收繁重，南部的贸易进一步衰弱。长远来看，南部港口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北部的港口竞争：它们太依赖贸易中心的角色，缺乏有活力的农业区，而这一点恰恰是北部城镇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即使在南部最富裕的地区普利亚，可供销售的小麦和石油产量在11世纪也十分有限。

诺曼人没有认识到贸易的重要性；他们关注的是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威。诺曼人建立的西西里王国在地中海地区举足轻重。他们有丰厚的税收收入和华丽的宫廷，也有闻名遐迩的科学和诗歌成就，以及由阿拉伯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岛运作的复杂的官僚机制。它建立在一种主要拜东罗马帝国所赐的王权思想基础之上：国民在统治者面前甚至必须叩拜。艺术和建筑被当作宣传工具：蒙雷亚莱和切法卢的皇家教堂中描绘基督的马赛克镶嵌画强调了全能的思想；而巴勒莫的另一处马赛克镶嵌画则描绘了君主直接由上帝加冕的场景。这些在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塑造的形象有助于增强诺曼底王国的合法性。

为了抵制日耳曼皇帝的统治，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共和国将“自由”作为理想宣言。为了保卫权力不被篡夺，行政长官定期轮值，所有的执政官都对城市共和国庄严宣誓。然而，这并不是组建强有力的政府的良方。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地方封建伯爵、其他城镇或者皇权——也许能在市民中产生暂时的团结感，但是大部分时间里（12世纪末和13世纪愈发明显），派系斗争导致的动荡才是普遍现象。大街上弩手互射、建筑物被焚毁、许多人伤亡，这样的激战时有发生；并且有时候——比如1177年和1179年之间的佛罗伦萨——近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图4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表现出的兼容并蓄为人称道。12世纪，巴勒莫的帕拉提那礼拜堂西侧，登上王位的国王们直接坐在基督像下。设计华丽的屋顶出自阿拉伯工匠之手。

城市共和国面对派系斗争的动荡所表现出的无力，部分原因是家族关系的强大。尤其在富人中，亲属关系十分重要，并且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大家族的成员经常住在同一街区，有些甚至像热那亚的多利亚家族（the Doria）和佛罗伦萨的佩鲁齐家族（the Peruzzi）那样，整个家族都环绕在同一个广场而居。在紧急时期，家族会指定一个聚会地点，聚在一起讨论和决定集体性政策。这种团结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通婚来加强，并且通过资助某个教堂或私人礼拜堂表现出来。然而讽刺的是，凝聚力最有力的来源恰恰是斗争——单独的家族之间的斗争或若干家族组成的联盟（consorterie）之间的斗争。

家族联盟通常是由于互不损害的共同经济目的而建立的，比如合作耕种一片土地；但是有权势的大家族建立的家族联盟则具有自卫性质，并以契约的形式得到保证。卢卡发现的一份13世纪的契约显示，家族联盟成员在危急时刻共同商讨选择“究竟是对城邦国家负责，还是为朋友出力”。每个家族联盟都有自己的防御塔，这是一种用石头建成的、可高达250英尺的巨大建筑。这种建筑在动荡时期可攻可守；防御塔上有弓箭手和弹射装置，射程可达邻近防御塔或下方的街道。大多数城市的高空都被这些林立的防御塔控制了：13世纪初，佛罗伦萨有至少150座防御塔，各有其名，如“栗子”“接吻猫”或“长矛”。

家族和家族联盟对权力的争夺反映并加剧了城市共和国的政治脆弱性。几乎所有的执政官都来自地主贵族和富裕商人阶层。在不受外界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城市共和国的统治权成为地主贵族和富商阶层的精英们争夺的对象。斗争往往在两大主要集团中展开：12世纪晚期，在佛罗伦萨是乌贝蒂家族（the Uberti）和多纳蒂家族（the Donati）；在布雷西亚（Brescia）是里沃拉家族（the Rivola）和科利奥尼（the Coglioni）家族；在克雷莫纳（Cremona）是巴巴拉斯（the Barbarasi）家族和卡佩勒蒂（the Cappelletti）家族。本质上来看，争夺的对象是城市共和国的政治控制权，但是他们通常用冠冕堂皇的“荣誉”来掩饰。这样或那样的侮辱挑起和延续了仇恨：在13世纪的佛罗伦萨，教皇派和皇帝派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斗争。据说，斗争的导火索是奔德尔蒙特·德·奔德尔蒙蒂（Buondelmonte de’Buondelmonti）受人诱惑，撕毁了婚约，娶了多纳蒂家族的成员，因而招致杀身之祸。

造成城市共和国内部不稳定的原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城墙的不断扩大表明，12世纪到13世纪，城市扩张迅速。佛罗伦萨的人口从1000年的几千人增加到14世纪早期的大约10万人，佛罗伦萨也因此和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和巴黎并称欧洲五大城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卫生条件恶劣，死亡率居高不下迫使农村人口的迁移。农民的涌入导致了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货币兑换的发展，并且给贵族家族联盟提供了新的支持者，结果导致了权力斗争的加剧和扩大。

这种趋势的其中一个征兆是城市共和国内部出现了被称为平民公社的新兴政治力量。这是一个在13世纪初出现的大多由平民组成的、有复杂军事基础的组织。平民公社组建了自己的政治机构，并向原先的家族联盟发起挑战。平民公社出现在代表城市各方面经济利益的行会（arti）中。在佛罗伦萨，（最终）有21个平民公社，其中主要的有7个，另有14个较小的。这些平民公社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有选举产生的被称作“长者”（anziani）或“贤者”（priori）的领导者。到13世纪中期，平民公社要求共享政治权力，更加公平的税收以及终止贵族之间破坏性的斗争。

平民公社之所以如此下决心要控制旧的家族联盟的权力，原因之一是12世纪后半期开始，城市共和国的主要外部挑战神圣罗马帝国卷土重来威胁了它的独立。1152年，腓特烈·巴巴罗萨被选为皇帝，接下来的30年里，他为恢复帝国在意大利北部的权威而斗争。尽管五次跨越阿尔卑斯山远征，并在1162年的一次远征中攻陷了米兰，但是他的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1176年，在莱尼亚诺战役中，他被意大利北部城市组成的“伦巴第联盟”（Lega Lombarda）击败。6年后，在《康斯坦茨和平协议》（Peace of Constance）中，腓特烈·巴巴罗萨正式承认了城市共和国的自治权。

巴巴罗萨的孙子腓特烈二世从1225年至他去世的1250年里，再次试图征服这些城市共和国。腓特烈二世在西西里岛长大，而西西里岛在12世纪末由于继承关系从诺曼人手中落到了日耳曼霍亨斯陶芬家族手中。腓特烈二世一生都铭记着在巴勒莫度过的童年。他热爱科学和文学（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个诗派就是由他资助的），但同时也渴望万民服从的独裁统治，成为万人敬仰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最著名的法典即1231年颁布的《梅尔菲宪法》（Constitutiones Augustales）让他实现了野心。法典规定：严禁私斗，创立皇家法院制度来协调国内的各种法律传统（罗马－拜占庭式的、伦巴第式的、法兰克式的、诺曼式的）。

腓特烈二世在意大利的野心不仅导致与城邦国家的矛盾，而且产生了与教皇的冲突，后者在12世纪巩固了在罗马及周边的地位。1198年，精力充沛的37岁的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当选教皇，开始将教廷的世俗权力推向新的顶峰。以“君士坦丁赠礼”的规定为基础，英诺森三世要求在神圣罗马帝国享有特权以及对某些王国（西西里岛、阿拉贡、匈牙利）的统治权。他还试图通过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谋求教皇的永久独立（因为这种独立受到了来自北面和南面的日耳曼势力的威胁）。然而，他与其前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不得不依靠外部势力来为自己抗争，这等于将问题又重新带回了原点。

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之间的斗争导致了近三十年的战争，最终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势力被赶出意大利。双方都寻求北部城市的支持：城市共和国中他们支持的党派分别被贴上了“吉伯林党”（皇帝党，Ghibelline）或“归尔甫党”（教皇党，Guelf）的标签以区分他们效忠的对象，尽管实际上这些名号没什么意义，只是（通过结盟）为其对当地控制权的争夺增加优势而已。腓特烈二世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在罗马涅，他赢得了雄心勃勃的军事领袖埃泽利诺三世达·罗马诺（Ezzelino da Romano）的支持；但是这一点似乎也没什么用处，因为城市共和国认识到，腓特烈二世的胜利意味着对自己的自由削弱以及征收重税。相比之下，教皇的威胁似乎还小些。

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他在意大利北部的盟友已所剩无几，长期争斗的唯一明确的结果是一片破败。“在那时”，一位当时的作家写道，“……人们不再耕种或收割庄稼……狼群聚集在城镇壕沟附近，因饥饿而愤怒地嚎叫”。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王位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占据了几年；教皇向法兰西国王的兄弟——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寻求帮助；查理向意大利进军，于1266年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败并杀死了曼弗雷德。他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王国的王位；尽管1282年，随着西西里晚祷事件中当地爆发起义，西西里岛被阿拉贡人夺走，安茹王朝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统治着那不勒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300—1494年）

腓特烈二世和曼弗雷德发起的战争是19世纪之前意大利政治统一的最后尝试。贝内文托战役结束后几十年间，亚平宁半岛日渐分裂，摆脱了帝国野心的共同威胁后，城市之间开始互相敌对。常年的争斗留下的只有苦难。教皇派和皇帝派为权力而斗争，谋杀或驱逐他们的敌人，并建立了一系列复杂的联盟。“哦，悲惨的意大利，种下不幸的苦果，无人掌舵的小船在风雨中飘摇。”14世纪早期，但丁在流亡期间悲叹道。但丁希望能出现一位君主来恢复秩序，但是16世纪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一位地位足够牢固并且能够给意大利带来深远影响的君主。

随着帝国野心的消失，教皇的权威也下降了。由于试图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教皇陷入世俗政治的泥潭。1303年，由于和法国国王在有关神职人员课税的问题发生争执，教宗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被国王下令逮捕，以后教皇权威降至最低点。此后的教皇们认为，明智之举是从意大利脱身，1316年，教皇在阿维尼翁（Avignon）建立新教廷，并在那儿享受了60年相当程度的自治。同时，教皇在拉齐奥、翁布里亚、马尔凯和罗马涅等地的辖地被诸如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Montefeltro）等暴君瓜分了。直到15世纪下半叶，教皇才再次作为主要政治力量出现在半岛上。

13世纪和14世纪长期的动乱给城市共和国造成了巨大压力。平民公社努力扩大在多数城市中的政治基础（在1294年的博洛尼亚，5万人口中有1万人有资格参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这并没有带来更大的稳定。贵族们——其中有许多人活跃在贸易界——加入了行会，并伺机篡夺权力；而专门针对平民公社制定的法律禁止封建主贵族担任要职，只要旧的大家族改名换姓，并否认自己的贵族身份——就像佛罗伦萨的卡瓦尔坎蒂家族（the Cavalcanti）宣布放弃自己过去的贵族身份（至少象征性地）那样，成为普通骑士（Cavallereschi），便可以躲过法律的限制。持续的内部混乱，使许多人怀疑充斥着党派之争和频繁官员更迭的城邦国家政府是否还具备合法性。

图5 14世纪的锡耶纳。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Comunale）保存的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于1337年至1339年创作的寓言壁画。前景中间，一位教师在授课，画面上方是高耸的防御塔。

13世纪，许多城市面对危机（如与某个相邻城市迫在眉睫的战争或经济破产）时，通常会选择任命一位来自外部的临时独裁者。这位被称作执法官（podestà）的官员得到了明确的授权；他作为执法官的职责也经过了城市共和国政府的仔细审核，城邦国家有权在其违约时将其解雇。人们希望执法官能够通过采取公正和果断的措施来应对危机；一旦度过危机，他就可以得到报酬离开了。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波河下游流域，密集的城镇使城邦国家之间的斗争更加普遍，执法官掌权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也许是由于城市自己的要求，但也常常是，当地长官或党派首领通过武力攫取权力，使自己成为终生统治者的结果。

伦巴第、威尼托、艾米利亚以及马尔凯13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终身制领主（signorie）并没有导致城邦国家制度的一夜崩塌。一些领主（signori）——如米兰的马泰奥·维斯孔蒂（Matteo Visconti）——一开始担任平民公社的领导人，然后只不过是在改选中再次获胜，赢得了更长的任期而已；甚至像威尼托野蛮的埃泽里诺·达·罗马诺（Ezzelino da Romano）或费拉拉的奥比佐·德·艾斯特（Obizzo d’Este）那样强夺权力的领主，也往往和已有的城市委员会共同执政。只不过到了14、15世纪，这一套公社制度逐渐腐朽。而领主们则通过战争胜利或者成功调解商人和贵族之间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将统治权夺到自己手中。

波河平原和阿尔卑斯山麓涌现出一些较小的领主，其中许多都只是昙花一现。14世纪后期，他们被维斯孔蒂领导下的米兰征服。维斯孔蒂也因此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只有在教皇国，小领主才得以保持了独立，如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族、费拉拉的埃斯泰家族（Este）、乌尔比诺的蒙泰费尔特罗家族。这些新兴的领主[其中有些人和维罗纳的德拉·斯卡拉（Della Scala）一样出身寒门]缺乏安全感，这一点在他们不择手段地——通过联姻、恩庇政治或购买头衔和荣誉——寻求认同和威望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395年，维斯孔蒂家族向神圣罗马帝国支付了10万弗罗林以获得“公爵”称号；1433年成为侯爵的曼图亚的贡萨加家族（Gonzaga）特别爱炫耀他们穿着英国皇家制服的特权，他们委托艺术家皮萨内洛（Pisanello）为其创作了一系列亚瑟王主题的壁画，骄傲地突出了这一点。

领主制度仅存在于某些地区。在意大利东北部则出现了两个主教国——阿奎莱亚主教国（Aquileia）和特伦托主教国（Trent）；而西北部则被萨沃伊公国（Savoy）和皮埃蒙特公国两个封建公国统治着。15世纪的萨沃伊公国统治者领导有方，并于1416年获得了公爵头衔；但是其领土横跨阿尔卑斯山，因此交流沟通十分不便，他们不得不赋予很多地区地方自治权，中央统治者则更多地仅仅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象征。被萨沃伊公国和米兰公国夹在中间的是一个较小的封建公国——蒙费拉托公国（Monferrat）。蒙费拉托公国尽管孱弱，却在巴列奥略王朝（the Palaeologi）的统治下延续到1533年。而在意大利南部，安茹王朝统治下的庞大封建王国则一直维持到1442年；但是这里同样面临交通不畅的问题，许多地方男爵自定法律，只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服从国王。据说，1444年时的塔兰托领主拥有400座城堡，私造货币，并声称自己的统治是“承蒙上帝的恩赐”。西西里王国同样不太平，在被阿拉贡王国征服后的一个世纪中，西西里饱受当地男爵纷争之苦，直到15世纪才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秩序。

然而，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最为人熟知的城邦既不是封建公国，也不是领主公国。威尼斯是一个城市共和国，四面澙湖环绕的独特地理优势使其能够在很早就形成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治理这样一片区域绝非易事（比如需要时刻警惕河道淤塞），这也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威尼斯公民如此尊敬执政者，并极少出现党派之争。威尼斯以其政治稳定而出名。统治着威尼斯的是从13世纪起就很少更迭的世袭贵族。社会流动依赖成为“市民阶层”这一中间阶级来完成，而是否成为“市民阶层”则要以财产多少为衡量标准。市民阶层享有商业特权，并有权取得一些公职。他们同样垄断了负有盛名的“大学院”（scuole grandi）（威尼斯最大的五家行会）的要职；同时还控制了大约500家行会。

还有一些因素促使威尼斯成为“崇高之城”（la Serenissima）。共和国的领袖被称为“总督”（doge）,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围绕他的各种隆重仪式给他的存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使他成为民众忠诚感强有力的凝聚点。市民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礼制和传统，它们激发了集体荣誉感，对影响和宽慰穷人也有特殊的效果。然而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大动荡或许还有更加具体的原因，如城市中无一技之长的工人数量很少（兵工厂的雇工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拥有丰厚的薪水和一些特权，包括有权成为总督卫队的一员），大量小型工匠作坊支撑了工业发展。此外，贵族可以继续居住在想住的地方，而没有被赶回自己的封地（如在佛罗伦萨发生的那样），这同样增强了贵族对统治阶级的忠诚度。

同样是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社会或政治的稳定。平民公社经过激烈的斗争最终打败了旧贵族，这场斗争导致了13世纪后期的佛罗伦萨满目疮痍，某些时候甚至倒退回无政府状态。佛罗伦萨政府实行的是建立在各大行会基础上的寡头政治，七大主要行会（arti maggiori）占据了政府中最多的职位。领袖（即领主）通过选举定期更迭，立法权则属于公民大会。一旦出现危机，公民大会则会被名为“巴利叶”（balie）的小型委员会所取代。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体系，15世纪20年代时大约有2000名公民有资格参政；但是这并没能避免贫困阶层偶尔的动乱，尤其是纺织工厂里那些鲜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引发的骚乱——而他们正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

党派之争同样一直延续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尽管其破坏性已不比从前。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律师等富裕家庭继续扩大其关系网，以此促进其政治或经济事业的发展。15世纪，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的崛起就可归功于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尤其是他们资助的那些日后出人头地的人才。他们还在自己的领地圣乔万尼培植了一大批追随者。在银行业帝国逐渐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接管了教皇的财政）的同时，他们也进一步扩大了关系网。1434年，随着竞争对手针对美第奇家族的政变失败，美第奇家族及其盟友掌握了大权。从那时起他们便实际控制了佛罗伦萨，他们没有推翻原有的政府，而是依靠巧妙地操控选举来维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

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之所以能够一直延续，是因为其实行了重大经济举措，商人和工人阶级因此希望，并且有能力击垮旧贵族以及持异见者。到14世纪早期，佛罗伦萨可能已经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从周围山上湍流而下的河流滋养了其纺织行业的发展，14世纪的佛罗伦萨有接近300家纺织公司。生产和贸易的利润被投入到银行业，佛罗伦萨的金融家成了欧洲的出纳。巴尔迪家族（Bardi）和佩鲁齐家族（Peruzzi）在1330年至1340年间资助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发动了英法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最后爱德华三世拒绝偿还债务，导致了这两个家族的银行破产）。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第奇家族、帕奇家族（Pazzi）、鲁切拉伊家族（Rucellai）和斯特罗齐家族（Strozzi）的大名都在国际银行界如雷贯耳。

佛罗伦萨，就像意大利许多其他北部和中部城市一样，在15世纪延续了高度的繁荣；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和12、13世纪时的兴旺时期相比减缓了许多。其转折点（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也许出现在14世纪上半叶——尽管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达提尼（Francesco Datini）的发迹充分证明，即使到14世纪后期依然有可能发财致富。这次经济衰退的确切原因不得而知。战争和歉收是原因之一；也有来自英国、弗来芒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竞争。东边的奥斯曼人的扩张或许也有影响。1348年黑死病的暴发对经济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尽管其对人口数量造成的后果是清楚的：14世纪早期的佛罗伦萨有大约10万人口；到了142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7万。

经济的衰退伴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在13世纪时，人们将贫穷和阿西西的弗朗西斯（Francis）及但丁这样清贫高洁的伟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到了14世纪，贫穷越来越多地成为破坏分子的同义词。弗拉·多尔钦诺（Fra Dolcino）领导的使徒兄弟派宣扬建立财产共有的社会，直到1306年至1307年，他们被教皇军队围困在诺瓦拉附近并兵败被杀。圣方济各（St. Francis）最为虔诚与朴素的追随者们——方济各会的守规派——遭受了类似的迫害。世俗权威同样面临困难。反抗相继在各地爆发：1328年和1349年的锡耶纳，1343年和1345年的佛罗伦萨，以及14世纪70年代的卢卡和佩鲁贾。其中最著名的起义是137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这是一次社会底层工人阶级寻求政治权力的大规模运动。农村动荡局面或许也在扩大。“我主耶稣”，一段15世纪的祷告文这样写道，“请将我从愤怒的农民手中救出”。

黑死病造成的浩劫和社会动荡导致的惶恐或许有助于解释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异常活跃的宗教活动。然而，宗教的虔诚同样和罪恶紧密相连：教会公开谴责高利贷行为，商人和银行家的焦虑（这一点从他们的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出）促使他们做起了慈善或将遗产捐赠给修道院。善行思想同样影响了修道士，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中北部拥有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多的医院、救济院和孤儿院。许多职务由人们自愿担任。各种行会受到了富人们的欢迎。这些行会拥有自己的牧师，他们鼓励人们信教，并负责特殊的慈善活动，比如宽慰那些准备上绞刑架的死刑犯或给那些没落的名门人士发放救济。

尽管许多人对教会的世俗行为怀有敌意，并指责修道士的放纵行为及其与高级教士的裙带关系，但这不影响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考虑到意大利的神职人员数量众多，某种程度的反教权主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14世纪，意大利的神职人员占人口总数的比例是英国的两倍。意大利城市中的宗教热情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如圣物和赎罪券十分受欢迎，玫瑰经、耶稣受难像以及耶稣圣名受到狂热崇拜。对后者的狂热崇拜尤其要归功于锡耶纳的圣贝尔纳迪诺（San Bernardino）。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巡回传教士，其布道激发了听众异常的热情。同样的代表人物还有原多明我会会士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他于15世纪90年代中期在佛罗伦萨号召悔罪和焚毁“虚荣之物”，倡导虔诚简朴的生活。

一些人将财富和信仰看作对立之物，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艺术而得到了升华。大教堂、礼拜堂、祭坛画、壁画和雕塑作品共同充当了物质成功和上帝荣耀的见证。赎罪思想有时也得到明显的宣扬。14世纪早期，帕多瓦的高利贷者莱因纳尔多·斯克罗维尼（Reginaldo Scrovegni）——正是所从事的职业为他在但丁《神曲》（Inferno）的“地狱篇”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之子建造了藏有乔托（Giotto）创作的杰出壁画的阿雷纳礼拜堂。即使肖像画也能找到宗教根源：这主要是出于传统的希望亡者得到纪念的愿望，而非个人主义观念。1458年，当尼科洛·德拉·图恰（Niccolò della Tuccia）请画家将他画入《仁慈的圣母》（Madonna of Mercy）一画中时，他说：“我并非出于骄傲或虚荣，只是为了让我的后代能够更好地记住我，并且我的灵魂能够得到称赞。”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创作委托都是出于精神需求。在14和15世纪，艺术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增强世俗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些大主顾中包括希望为自己不太光彩的过去赎罪的小领主，比如前雇佣军队长巴托罗缪·柯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或乌尔比诺的另一名雇佣军队长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他们建造了宫殿，将其看作“一个配得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祖先地位和荣耀的尊贵住地”。有些艺术创作委托出自行会给自己镀金的需求[如1490年至1498年间卡巴乔（Carpaccio）为威尼斯的学院（scuola）创作的《抵达科隆的圣乌苏拉》]：佛罗伦萨的圣弥额尔教堂（Orsanmichele）外的一系列雕塑作品也由行会出资修建，其中三个最富裕的行会选择了比石像贵很多的铜像；极其富有的织布行会——卡利马拉行会（Calimala）则委托吉尔贝蒂（Ghiberti）为圣若望洗礼堂创作了浮雕“天堂之门”。

图6 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热情。圣贝尔纳迪诺（San Bernardino）手举耶稣圣名的象征物在锡耶纳市政厅门前布道。这幅画出自15世纪中期锡耶纳画家桑诺·迪·彼得洛（Sano di Pietro）之手。

艺术一直以来在意大利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委托艺术家创作大型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些艺术品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城市的品位：1311年，在杜桥（Duccio）的不朽之作《圣母子荣登圣座》完工后，锡耶纳人列队将其从工作室一路护送到大教堂。艺术同样可以传达特殊的政治信息。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后，多纳泰罗（Donatello）的铜像作品《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于1495年被搬到佛罗伦萨的中央广场以示警醒。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于1337年至1339年绘于锡耶纳市政府议会厅的壁画旨在启示城市的统治者：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善恶对比，并说明一个善治的政府给城市和乡村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因此艺术收藏和鉴赏成为风尚；主要依靠金融和贸易积累的巨额财富被用于购买油画、雕塑、素描、铜像、纪念章和壁毯。米兰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费拉拉的伊莎贝拉·埃斯特（Isabella d’Este）等大主顾们急切希望和天才画家、雕塑家建立亲密关系，从中或许可以看出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贡萨加家族（the Gonzaga）成为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子女的教父母（而曼特尼亚本人也被授予了公爵的头衔），多纳泰罗（Donatello）与美第奇家族的友谊使他得以在死后与老科西莫（the great Cosimo）[1]一同被葬于圣洛伦佐教堂。这些极具创造性但同时也有着异于常人、难以相处甚至往往扭曲的人格的天才们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1550年出版的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艺苑名人传》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是意大利城邦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文化并非仅局限于本土。勃艮第和佛来芒的画家同样在意大利备受推崇，虽然当时的人们不愿承认，但他们的艺术技巧和风格的确深刻影响了意大利艺术家。意大利银行家和商人在诸如布鲁日和根特等城市的强大实力推动了意大利与欧洲北部的文化交流：15世纪70年代，托马索·波提那利（Tommaso Portinari）委托雨果·凡·德·古斯（Hugo van der Goes）创作了一幅伟大的祭坛画（现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在音乐方面，欧洲北部占有绝对优势。意大利宫廷一直钟爱法国和佛来芒的音乐家，15世纪，教皇的唱诗班由从康布雷等欧洲北部地区招募而来的歌者组成。直到16世纪，意大利音乐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不管怎么说，对于14和15世纪的意大利来说，文化发展的灵感来源主要是古典的艺术和文学。对于古典著作的兴趣并非史无前例。在12和13世纪时，主要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科学和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相对于从李维（Livy）、西塞罗（Cicero）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等先哲那里学到知识，更多的是为了借鉴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以适应城邦中崛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生活方式。行动重于思考的观念，财富的高贵权利，对世俗荣耀的渴望以及爱国主义的重要性都能从古代作家那里得到启发；对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或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等人来说，这些观念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是有益的补充。

然而，14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io）、萨卢塔蒂（Salutati）等人推崇的“重新发现”古典的思潮并没有导致意大利文化的突然转变。古代的模式和观念无疑影响了绘画和建筑，古代雕像的发掘给雕塑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渴望模仿伟大的罗马时期的文学技巧、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仅局限于一小群杰出人士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彼特拉克（Petrarch）——是在学习法律的时候掌握了拉丁语。大多数15世纪的意大利学者或许并没有接触过人文主义。大学和文法学校仍在教授传统的学问，唯一与同时期欧洲北部地区不同的是，法律被置于首位，而非神学。

虽然人文主义知识及其价值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专利——这些人的影响要到下一个世纪才显现出来，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相当高。商人和银行家学习数学的需求促使教育形式更加实用化。在拉丁语写作和神学等传统学科外，还开设了书信写作、会计和公众演讲等学科。意大利本土语言也成为商业和政府的交流用语；这反过来又成为促使13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文学百花齐放的因素之一。佛罗伦萨的学校教育十分闻名，再加上商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意大利诗歌和散文作家中许多（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来自托斯卡纳。

然而文学的发展没能抑制这些意大利城邦对战争和征服的野心。在缺乏强有力约束的环境中，城市人口对食物供应的需求导致了残酷的竞争。从14世纪中叶开始，最富裕的意大利城邦蚕食了周围的领地。佛罗伦萨在1350至1421年间相继占领了普拉托、皮斯托亚、沃尔泰拉、阿雷佐、比萨和利沃诺；威尼斯则在同一时期夺取了特雷维索、维琴察、维罗纳、帕多瓦和弗留利；而维斯孔蒂（Visconti）统治下的米兰也有类似的发展。在南部，1416年阿拉贡国王阿方索（Alfonso）继承西西里王位之后征服了那不勒斯，并对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发动了战争。天主教的分裂加剧了亚平宁半岛上的动荡和冲突：从1378年起，敌对的两个教皇——有时候是三个——鼓励并帮助各自的支持者争夺权力。

1447年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当选为教宗，这标志着稳定局势的尝试的开始。出于对外国势力入侵亚平宁半岛的担心，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统一。另外，奥斯曼土耳其在1453年夺得了君士坦丁堡，这对威尼斯、热那亚和其他城邦的领土和商业利益造成了威胁。1454年，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同意将分歧搁置一边，组建意大利联盟，旨在恢复和平、维持意大利的现状。法国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担忧。法国国王宣称有权拥有那不勒斯王国，以及凭借1389年路易一世（Louis of Orléans）与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的婚姻关系而同样宣称有权占有米兰公国。考虑到法国刚刚取得了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财富的增加使其变得不可一世，它入侵意大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联盟没能争取到和平。联盟内部有太多的嫌隙和野心，以及太多挑起战争的借口。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仍然在和热那亚斗争；里米尼的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与教皇爆发冲突，最终丢掉了大部分领土；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与美第奇家族发生了摩擦，将佛罗伦萨带到了和那不勒斯战争的边缘；威尼斯为争夺费拉拉控制权所进行的战争也不算成功。与此同时，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也在逼近。它在15世纪70年代袭击了弗留利，在1480年8月又攻击了普利亚的奥特朗托，亵渎了当地的教堂，并且将一半人口俘虏为奴。然而，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并没有抑制教皇的野心，当时的几任教皇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巩固他们在意大利中部的地位。1494年，正是在这样充满变数的背景下，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 VIII）的军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

图7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罗马的崇拜。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描绘了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凯旋的九幅系列油画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油画是曼特尼亚受其赞助人曼图亚的贡萨加家族委托于约1480年至1495年所作。

[1]此处指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年）。——译者注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

（1494—1789年）

入侵意大利

15世纪后期，尽管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形势十分不明朗，但是意大利各大城邦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家族仍沉浸在优越感中。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团体，这一团体的价值观和抱负通常比他们经商的祖先更具有贵族气质。美第奇家族和斯特罗齐家族仍然是显赫的银行业大家族，但是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地用在修建城市宫殿和乡间别墅以及购买艺术品上。理性、学识和一定程度上对金钱本身的蔑视成为判断地位的标准：当朱利亚诺·赞卡洛（Giuliano Zancaruol）委托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创作一幅画时强调花多少钱并不重要，“只要好看就行”。阿尔贝蒂（Alberti）、皮萨内洛（Pisanello）、曼特尼亚（Mantegna）、波提切利（Botticelli）、布拉曼特（Bramante）或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作品给它们的赞助人带来自信，而这种自信又往往容易变成自鸣得意。当时的许多意大利人觉得他们的文明不仅可以与古代相媲美，甚至有可能略胜一筹。

然而，1494年起亚平宁半岛遭遇的一系列战争摧毁了这种自信。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的征服以及随后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入侵被很多人视为天谴，认为这是对意大利过度追求财富和世俗娱乐的惩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记录到，在查理八世的军队到来之前，已经出现了可怕的预兆：在普利亚，夜晚出现了三个太阳当空而照的奇观，而在阿雷佐，“数不清的全副武装的骑士伴随着锣鼓喧天从天空中穿过”。当圭恰迪尼在16世纪30年代写下这些的时候，意大利各个城邦已经沦落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小棋子。西班牙控制了西西里、那不勒斯、撒丁岛和伦巴第；其他地区也经历了重新洗牌；罗马遭到大洗劫。幻灭感取代了先前的优越感。

那一时代的意大利人对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多明我会修士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将其归咎于亵渎神明、赌博投机、低胸礼服、描绘异教女神的画作，以及对古罗马文学的痴迷。佛罗伦萨外交官和知识分子马基雅维利亲眼见证了他的母邦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三次易帜，他将目光投向古罗马以寻求答案，认为意大利的困境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古典美德（virtù）。他希望古典美德能得到恢复。比他晚14年出生的圭恰迪尼则没那么乐观。在他看来，“意大利遭受的所有不幸”是病入膏肓的内忧与外患共同导致的结果。一些人文主义者将这一问题推责给外来“野蛮人”，但是他们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事实上那些最野蛮的侵略军中的许多人都是意大利本土雇佣兵。

正如圭恰迪尼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意大利城邦在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环境因素的受害者。它们在中世纪的繁荣部分依赖于神圣罗马帝国及其他势力都没能征服它们：这使得地方政治和经济能量能够自由释放。然而，各城市共和国力量的壮大同时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意大利没能形成统一的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有的大城市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抵御邻邦的入侵。只要欧洲其他地方的实力因皇帝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而削弱，意大利就相对安全；但是一旦这些争端得到解决（正如法国和西班牙从15世纪末起发生的那样），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胜过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的各大强国就打起了意大利的主意。

凭借新获得的领土与随之而来的额外税收，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成功地树立了威信。1477年，大胆的查理（Charles the Bold）在南锡之战中战死，路易十一（Louis XI）因此继承了勃艮第公国的部分领土，而他的继任者得到了布列塔尼公国——法兰西国家中最后一个享有自治权力的公国。在西班牙，费迪南多二世（Ferdinand II）与伊莎贝拉的婚姻关系导致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在1479年合并；紧接着费迪南多二世攻陷了摩尔人控制的格拉纳达。于是法国和西班牙有了负担巨大军费支出的来源；并且由于这两国都没能在武器和士兵数发面压倒对方，于是形成了拉锯战，最终战争由于双方都缺乏资金投入而终止。金钱的重要性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的例子中体现得很明显。他在提高税收上遇到了问题，这使得他成为意大利最弱的外来统治者。1516年，他在财政枯竭仅仅一天之后便不得不舍弃了米兰。

如果说联姻、征服和教皇授予等原因为争夺领土的战争提供了一堆借口，那么意大利各个城邦的野心和互相之间的斗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1499年，威尼斯与米兰的敌对导致路易十二（Louis XII）接受邀请而进攻斯福尔扎领导的米兰公国；教宗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及他之后的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和利奥十世（Leo X）对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充满野心，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先后和许多城邦挑起过战争。1508年，尤里乌斯二世与路易十二和马克西米利安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威尼斯。3年之后他态度大变，转而寻求威尼斯与西班牙的支持以赶走法国人。1515年，利奥十世站在法国一边对付米兰。1521年法国却被教皇和西班牙联手赶出米兰。这些纠缠不清的情况使教皇在罗马涅和马尔凯得到了可观的好处；但在1527年，悲剧发生了，罗马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洗劫了，这一插曲造成了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双重影响。

世事难料，意大利的命运最终因为戏剧性的王位继承而最终决定。1516年至1519年间，西班牙、奥地利和勃艮第的继承权都落入哈布斯堡王子查理五世（Charles V）手中。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也被他收入囊中。查理五世的庞大帝国从西里西亚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海峡。在意大利，查理五世拥有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然而伦巴第在法国人掌控之下，这使得帝国的南北联系变得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查理五世诉诸武力，1525年他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并俘虏了法国国王。1530年，佛罗伦萨也被征服，这时候查理五世已经拥有了整个亚平宁半岛。他将米兰纳入西班牙版图，将佛罗伦萨重新交给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获得了公爵头衔，之后又成为托斯卡纳大公）；萨沃伊、费拉拉、曼图亚、乌尔比诺、摩德纳和帕尔马变成世袭公爵的封地，而卢卡、热那亚和威尼斯仍然保留了共和国制度。教皇获准统治教皇国。这样的安排在1559年签订的《卡托—康布雷齐合约》中得到确认，直到18世纪之前都基本维持不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并不完全是巧合），尽管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在政治和军事上蒙受耻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出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从彼特拉克开始，人文主义作家刻意强调“意大利”（Italia）这一概念。由于外来入侵，这一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象征意义。在《君主论》（Il principe，1513）的最后一章中，马基雅维利渴望出现一位能够从“傲慢无礼的野蛮人”手中解救“意大利”的救世主。不过，相对于政治而言，这种观念在文化上的意义更为重要。主要受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年）的倡议的影响，托斯卡纳方言在亚平宁半岛被广泛接受而成为主要书面语。阿里奥斯托（Ariosto）修改了他的伟大诗作《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1532）以适应新的语言规范。1528年，巴达萨尔·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对他著名的礼仪之书《廷臣论》（Il Libro del Cortegiano）也做了类似的修改。虽然各地方言在17、18世纪仍被一些意大利作家使用，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大为盛行，但是托斯卡纳方言从那时起树立起了在知识分子中的崇高地位。

到了16世纪，意大利艺术和文化向北传播，逐渐渗入欧洲大部分国家。人文主义教育对古典世界做出浪漫的诠释，并且强调熟练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因此受到从苏格兰到西西里各国富人的追捧。意大利式的服饰、仪态甚至烹饪成为皇宫贵族生活方式的典范；那不勒斯成为全欧洲的品味和精致的典范。在英格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一个学生受命设计了亨利七世之墓；怀亚特（Wyatt）、萨里（Surrey）、斯宾塞（Spenser）及其他作家纷纷效仿意大利文学形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图案开始多少有些随意地用于装饰纪念碑和宫殿。帕多瓦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其他意大利的大学在解剖学和数学等学科上位居前沿；而在天文学方面，佛罗伦萨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为“日心说”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从此颠覆了对中世纪世界观影响极为深远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

意大利文化的传播主要是由于其崇尚财富和高雅的内涵而得到外界自发的接受，同时也是由于人们对教会采取了新的态度。路德（Luther）对教会发起的挑战和1527年罗马遭受洗劫之耻引发了对天主教的激进改革。天主教会发动一切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形象，以抗衡新教宣扬的艰苦朴素。16世纪，罗马从一个贫穷而衰败的城镇变成充满活力的都市，最优秀的建筑师和画家建造和装饰了气派的露天广场和教堂。罗马成了反新教改革的橱窗，不仅通过改革，而且不惜纵容王公贵族们对奢华生活的一贯追求，来拉拢有钱有权之人。在得到教皇认可后，极尽奢华的风格主义和之后的巴洛克风格从意大利传播开去，横扫欧洲，影响远至南美洲和亚洲。

地图4 1559—1796年的意大利

16世纪和17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意大利文化在16世纪的发展得到了从许多方面来看依然充满活力的经济状况的支撑。原因之一——或者说这一时期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有明显增加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口的增加。从15世纪中期开始，数百年来黑死病对人口的影响开始得到弥补。此外，1530年后出现的和平局面或许也对此有所帮助。西西里的人口数量从1501年时的60万人增加到1607年时的超过100万人；而帕维亚的居民数量仅仅在1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内便翻了一倍多。据估计，到1600年，意大利或许已成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4人。而在诸如伦巴第和坎帕尼亚等地区，这一数字则达到3倍甚至4倍之多。相比之下，法国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4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7人。

人口压力导致了新土地的开垦。在16世纪的托斯卡纳，来到这里的旅行者往往对种满葡萄和其他作物的山坡感到惊讶。在意大利南部，尽管政府明令禁止，可是贵族依然试图通过建立新城镇的方式来增加农业产出：在1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内，新出现了大约400个城镇。在伦巴第，地主和各城市共和国为缓解人口增加的压力而采取了相同的措施，积极开展土地排水工作（列奥纳多·达·芬奇曾从事阿达河和提契诺河的治水工作）。到16世纪后期，这片地区或许已经和现在大致一样了，规则的土地两旁排列着榆树、桑树和果树。唯一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没有玉米和大规模的稻米种植——这两种作物都是到17和18世纪才广泛种植的。

纺织工业兴旺起来：佛罗伦萨的羊毛产量在1527年至1572年间几乎翻倍。与此同时，丝绸制造第一次在意大利北部若干地区崭露头角。银行业尤其钟爱这种大城市和小城镇同时迅速发展的势头：16世纪宫殿和公共建筑的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信贷的易获得性。热那亚银行家的实力尤其强大：多利亚家族（the Doria）、格里马尔迪家族（the Grimaldi）、斯皮诺拉家族（the Spinola）和帕拉维奇诺家族（the Pallavicino）的家族企业堪比日耳曼南部的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和韦尔瑟家族（the Welser），他们资助了西班牙庞大的跨大西洋舰队并为在荷兰的西班牙军队提供俸禄。佛罗伦萨和卢卡的银行则更倾向于为法国王室工作。但总体来说，所有这些都容易受到政府破产的影响。在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王室越来越难以偿还债务，这给许多意大利（以及日耳曼）的银行家带来威胁，并导致了他们在17世纪的破产。

图8 热那亚繁荣的小阳春。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作《侯爵夫人布里吉达·斯皮诺亚·多利亚（Marchesa Brigida Spinola Doria）像》。年轻的鲁本斯1606年在出访意大利时完成的这幅作品，是他为当时热那亚上流家族所绘的一系列华丽的肖像之一。

16世纪时支撑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包括海陆交通的发展，极大帮助了丝绸生产的新型水力抽丝厂的出现，以及旅游业的兴旺：1600年是天主教大赦年（jubilee），因此超过50万朝圣者来到罗马。在南部，为了得到西班牙总督（viceroy）的庇护，贵族阶级中出现了从农村移居那不勒斯或巴勒莫的热潮，这一情况刺激了奢侈品生产：一项报告指出，16世纪后期，4/5的那不勒斯工人依靠丝绸生产维生。然而，意大利经济的主要动力也许来自中央政府——其权力从16世纪中期开始在大部分城邦迅速扩大。威尼斯参议院承担了帕多瓦周围大片沼泽地的排水工程；1592年，托斯卡纳大公将利沃诺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人口超过1万的大港口。

经济的繁荣是1530年后意大利城邦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16世纪，法律取代暴力成为解决民众争端的标准方式，反抗政府的行为也极少发生。即使是1585年的那不勒斯起义也并没有将矛头指向西班牙统治者，而是当地弊政。各城邦的君主通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这一时期形成的宪法由于完善而一直沿用到18世纪）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通过税收改革或家长制管理来安抚民众。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意大利，君主制的原则是不可撼动的，但是委员会、参议院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议会能让贵族有一种密切参与政治的感觉。新秩序的建立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对“外来”统治者的不满似乎微不足道了。那不勒斯人民甚至奋起反抗当地总督，期盼着法国和西班牙的介入。

然而，在一片秩序井然、欣欣向荣的表象下，潜伏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的日渐孱弱。16世纪时，从中世纪时期就是意大利经济中流砥柱的商人企业家普遍开始远离商业和企业活动，转而接受了贵族式的生活方式。根据1530年时威尼斯大使所述，在佛罗伦萨，任何一个拥有2万达克特（ducat）的人都会花一半财产来购买乡间别墅；而到16世纪末，托里贾尼家族（the Torrigiani）、科西尼家族（the Corsini）和其他富有的大家族都将资金从贸易转移到了土地。佛罗伦萨新兴的精英租住在公爵家中，并接受其恩惠。威尼斯也有类似情况。在南部，由于贵族头衔可以购买取得并因此免除税捐，贵族阶级的规模以及政治重要性都有所增长。1558年至1597年间，那不勒斯王国拥有侯爵身份（marquisate）的人数大约增长了2倍。

这些趋势是意大利经济日渐脆弱的征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原因。从1580年开始，意大利衰退的速度有所加快，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其贸易和工业经历了灾难性的萎缩。羊毛织品的生产陷入停滞；造船业垮塌了；主要港口——除了利沃诺（因为其充当了往来于欧洲北部和地中海地区船只的补给站）——大幅萎缩。银行业同样损失惨重。到17世纪末为止，意大利已经成为法国、英格兰和荷兰制成品的进口国以及初级产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国，包括小麦、橄榄油、葡萄酒以及最重要的丝绸。意大利已经从欧洲经济的主导者变成从属者。

这种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很难一一弄清楚的。部分是原因世界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与非地中海国家之间的贸易变得愈发重要。然而，尽管这能稍许解释意大利商人面对的困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意大利的工业在欧洲的竞争力下滑。这一点或许要归咎于行会的深远历史影响及其对工资待遇和工作实践的控制：英格兰和荷兰的新经济体没有这种束缚，因此能够依靠更廉价的商品击败意大利生产者。另外一个因素或许是意大利本土市场的狭小。意大利城邦之间的宿怨（以及因此而难以建立商业联系），以及财富严重集中在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相对于投资工业更青睐投资艺术和修建豪宅。而大部分人口则太贫穷，无力消费大量制成品，因此本土需求疲软。

如果意大利农业生产率能够提高，某些问题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是16世纪的人口增长虽然导致了新土地的开垦，却没能促使产量的增加或生产方法的实质性改善和提高。城市中产阶级将资金从贸易转移到土地上，导致越来越多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分离。尤其在南部，这种情况造成了危害性后果，大量土地往往通过短期合同租借给掮客，他们在耕种的时候很少考虑到土地或农民的利益，因此产量受到影响。从16世纪后期开始，各地政府发现，生产的粮食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奥斯曼帝国发生的类似危机使情况更加恶化，因为意大利从乌克兰进口小麦的时代被终结了。

农村地区危机的加剧表现为盗匪猖獗。16世纪最后几十年，盗抢案件越来越多，公共安全受到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引起了政府的警觉。“这一年在罗马”，一份1585年的记录称，“我们在圣天使桥见到的强盗首领的数量比市场上的甜瓜还多”。在那不勒斯附近，为了预警土匪来袭建造了瞭望塔；而在罗马平原，政府为了调查土匪团伙会定期开展小规模军事行动。卡拉布里亚似乎尤其受土匪所扰，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形能提供很好的掩护。根据16世纪的一项记载，有一次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雷焦，甚至搬来了大炮并开火，“与此同时，因为市民拒绝听从命令前来援助，总督陷入无助之中”。盗匪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失业和贫穷人口的增加；意大利各城邦一盘散沙的状况也助长了这种现象，因为强盗被追捕的时候可以跨边境逃跑。

随着粮食生产陷入危机，其他困难和灾祸也相继出现了。这些困境和灾祸使得17世纪上半叶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破坏性更强的瘟疫再次降临：1630年至1631年，米兰、维罗纳、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疫情大蔓延，1/3至一半的居民因此丧生。死亡率的上升导致意大利人口从1600年时的约1300万降至1650年时的1125万（见表3）。17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发生的全球衰退暴露了意大利工业的弱点并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在米兰，织机的数量从1606年的3000台急降至1635年的仅仅600台。失业和贫穷人口迅速增加。一项对皮埃蒙特的萨卢佐（这里的制造业在意大利算是中等规模）的研究表明，在1624年，其人口的2/3已经无法做到自给自足了。

表3 1550—1800年的意大利人口

注：①包括马耳他岛和科西嘉岛。

注意1700—1800年意大利南部人口增长明显加速。

资料来源：Ruggiero Romano (ed.)，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vol. II(Turin，1991)。

衰退的影响由于战争而扩大。一直以来雄心勃勃的萨沃伊公爵从1612年开始卷入了和西班牙争夺蒙费拉托和之后争夺曼图亚的控制权的斗争，这场冲突导致了1628年法国的介入。1615年威尼斯奋起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并从1620年起卷入了同法国、西班牙、萨沃伊争夺瓦尔泰利纳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战争。1635年，新一轮战争爆发了，法国、萨沃伊、帕尔马和曼图亚联手对抗西班牙。意大利北部发生的此类冲突一直持续到1659年，政府巨额的支出很大程度上由更高的税收来负担。结果就是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减少。那不勒斯被迫将献给马德里的补贴从1616年时的83.5万达克特提高到十年之后的超过600万；甚至连教皇国（在这一时期也有扩张领土的野心）都发现其国债在1620年至1640年增长了2倍，达到3500万斯库多（scudi）。

图9 创作于1632年的《仁慈的圣母》，正如铭文叙述的那样，该画是为了纪念渡过了“1630和1631年肆虐了米兰”的瘟疫。

各地政府对日渐严重的经济问题所做出的回应是通过出售王室土地、垄断权、头衔和特权来筹措资金。这尤其在南部导致了被形容为“再封建化”（refeudalisation）的进程，其表明为土地拥有者与土地的关系以倒退的法律为标准而享有权利和豁免，而非遵循市场准则。由此地主的权力日趋膨胀，损害了农民从长远来看也包括中央政府的利益。不过这种趋势并不是普遍的。在北部，农业总体来说保持了先进性以及和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并且在17和18世纪，某些地区——比如艾米利亚（Emilia）——佃农被日工所取代，明显反映出商业化程度的提高。

如果说17世纪封建特权制度的发展是政府资不抵债的结果，这同样也是农业衰退的（尽管是目光短浅的）结果。从1620年起，小麦价格持续下降，地主希望通过法律而非投资兴业这种没有保障的渠道来稳固他们的地位。结果造成土地大规模荒废以及落后农业技术的延续。之前排水的土地又变成了沼泽——比如波河下游流域的托斯卡纳马雷马和南部沿海地区。在中部和南部，单一栽培小麦和间或休耕的方式得以巩固；同样得到延续的还有季节性迁移的放牧方式。贵族权力的增加也导致大片土地被用来打猎或放牧，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和饥饿的农民迁移到城市。

然而，形势并非一片惨淡。在北部一些地区尤其是波河平原，地主努力通过增加产品种类来减轻衰退的影响。稻米和玉米种植被引进，17世纪中期在许多地区稳定下来。连年轮作方式被广泛应用于诸如亚麻和大麻之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这有助于加强农业和制造业的联系，这一点可以从桑树种植和丝绸制造业的紧密联系中清楚看到。北部农民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这主要是由于和地主签订了公平的合约。皮埃蒙特似乎在这次衰退期中表现得尤其出色，大片难处理的封地被更加科学地进行了分配。大量迹象表明，在托斯卡纳，经济仍然在活跃发展：1644年，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惊讶地发现托斯卡纳大公本人都积极从事葡萄酒买卖行业。

然而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意大利在17世纪所展现出的整体形象依然是停滞不前。从任何有意义的层面来看，都很难说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即使在伦巴第那样的发达地区也不例外。各地贵族组成了统治阶级，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即使在意大利北部也只是刚刚超过人口的1%。从16世纪起，职业公务员开始出现，但贵族依然几乎垄断了政府和行政机构，在省会城市情况更是如此。他们的职务可多次转让。尤其在南部许多地区，大量西班牙贵族来此定居，同时带来了一套传统宫廷观念，如注重荣誉、特权和礼仪，以及极强的复仇心理。他们同时又十分虔诚：在西班牙统治期间，意大利的教会收到了巨额的捐赠，因此变得十分富裕强大。

贵族对社会的控制和许多地方封建习俗的强化使社会陷入了危险的两极分化。1647年，随着连年的歉收和税收的增加，那不勒斯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起义领导人宣称追求穷人和贵族的平等，并（错误地）宣称查理五世曾经赋予这座城市这样的特权。这场暴乱逐步升级为一场对抗西班牙的全面战争。巴勒莫的穷人也走上街头，烧毁市政厅，冲破监狱，并将贵族赶到了农村。这两次起义最终都被西班牙军队镇压，之后动荡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巴勒莫，蒙雷亚莱的大主教公开驱赶那些唆使人们反抗的“魔鬼和巫婆”，并为了节省粮食而无情地将失业者连同当地居住不满十年的人一起逐出城市。

可惜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尽管政府在寻求通过设法调控供给、分配和小麦价格来解决人口和资源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但是贫困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当时有人说，1650年4月的佛罗伦萨都没办法安静地做弥撒，那些可怜的穷人十分聒噪，“赤裸着长满了疮的身子”。1674年，主要因为食物短缺，墨西拿发生了暴乱。西班牙人对此的回应是拆毁市政厅，将这片土地变成耕地。新世纪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太多情况好转的迹象。“离那不勒斯仅仅几公里之外”，1734年的一则报道写道，“遇到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赤裸着的……或者裹着恶心的破布……他们的基本饮食是几盎司的死面面包……到了冬天，因为没有固定工作……他们被迫吃植物，甚至连油和盐都没有。如果如此多的贫穷发生在自然之母最为仁慈的拉乌鲁地区（Terra di Lavoro）……王国的其他地区又会是怎样的呢？”

18世纪：启蒙运动和改革的时代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意大利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西班牙人依然是半岛的主人，他们统治着米兰、撒丁岛、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纳大公国内作为卫戍国（Presidi）的一块飞地，并间接控制着其他城邦的事务。由于西班牙人的存在，意大利与欧洲北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隔离开来。萨沃伊的公爵们依然热衷于扩大领土，在当时半岛两个最大的势力之间寻求生存空间。1690年，维克托·阿玛迪斯二世（Victor Amadeus II）站在西班牙一边，参加了反法联盟，希望借机会得到米兰；失败之后，他和路易十四（Louis XIV）和解，并获得了要塞城镇皮内罗洛。然而由于经济再也无法支撑帝国的负担，西班牙作为世界霸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卡洛斯二世（Charles II）去世，一场重建国际秩序的欧洲大战爆发了。

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英国参与了持续十多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意大利卷入其中——但并非出于自愿，更多的是作为任参战大国宰割的羔羊。亚平宁半岛的政治版图频繁变更。1707年，奥地利取得了伦巴第；7年之后，根据《拉施塔特条约》（Treaty of Rastatt），奥地利又得到了曼图亚公国和整个意大利南部地区，由此取代西班牙成为亚平宁半岛的主宰者。在战争中多次改变立场的机会主义者萨伏依公爵从支持英国中获益，获得了亚力山德里亚、瓦伦扎、洛米里纳以及西西里王位；1718年，他用西西里交换来撒丁岛，但保留了西西里国王的头衔。西西里则短暂地归属西班牙，1720年又被转给奥地利。摩德纳、帕尔马和地中海沿岸小城邦马萨继续作为公国而存在，托斯卡纳则是大公国，而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实行共和政体。

1733年，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意大利版图再次改写。西班牙腓力五世（Philip V）之子，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从奥地利人手中得到那不勒斯，并取得了两西西里王国国王的头衔。然而到了1737年，奥地利得到了补偿：最后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族的吉安·加斯托内（Gian Gastone）去世之后，托斯卡纳大公国被转交给奥地利皇室的一支——洛林家族。1740年代，新一轮斗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导致了又一次的轻微变动。摩德纳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而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落入波旁王朝之手。萨伏依王朝扩大了其东边的疆土。1748年，《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的签订换来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是意大利近代史上最长的一段和平期。亚平宁半岛的政治版图此后大体上没有改变（除了拿破仑时期），一直持续到1860年国家统一。

18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战争给意大利的城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管理负担，严重暴露了它们的弱点。两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使意大利逐渐僵化，和欧洲北部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形成鲜明对比，使意大利的政治和文化方面陷入认同危机；各地政府着手实施重大改革，绝望地试图提高收入和减少社会不安所带来的威胁。尽管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意大利经济开始显出复苏的迹象——在一个多世纪的停滞之后物价再次上涨——但是人口也有增长趋势。从1700年到1800年，意大利的人口从约450万增长到大约1800万，虽然增速比欧洲其他地区稍慢，但还是导致亚平宁半岛落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见表3）。

意大利第一个实行重大改革方案的城邦是皮埃蒙特。皮埃蒙特公爵——后来的国王们——都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如果没有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这样的野心是无法实现的。征税是最棘手的问题。最富饶的土地有大约1/3掌握在神职人员和贵族手中，他们拥有很大的封建特权，豁免80%以上的税收。不仅如此，征税权力的分配方式不仅浪费而且容易被滥用。17世纪末开始，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对皮埃蒙特地区的人口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反抗遭到坚决的镇压：在蒙雷亚莱，91人因为对抗调查人员而被绞死。当1731年调查活动最终完成时，国王不仅得以增加税收收益，更重要的是收回了 一度被侵占的王室领地，还取得了那些占有者无法证明其所有权的地产。

皮埃蒙特的土地登记工作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被国王没收的地产被用来奖励忠诚的官员和创造一个新兴的贵族阶级——这一新兴贵族阶级依赖并服务于国王。18世纪前十年一系列其他改革推动了皇权的稳固。法律系统重组制度也更加健全完备；政府通过建立济贫院并训练失业人员从事生产性工作来解决贫穷和乞讨问题；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被寄予了为城邦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的厚望；工业享受保护性关税，工人的权益也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些改变的结果就是皮埃蒙特获得了意大利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实力和权威。

尽管如此，皮埃蒙特的改革仍然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传统框架。政府并没有为赢得改革的牺牲者的支持而做出多少努力，也缺乏道德或理论方面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支撑。这些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从中也无法看出那些已开始在欧洲其他地方传播的启蒙思想的痕迹。这些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过于忠诚，过于顺从或不愿反抗。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城邦的实力以应对战争；这种专断的改革方式反映了一个拥有2.4万人常备军——相当于每92人中就有1名士兵——的国王的尚武精神。这些改革的成功使得皮埃蒙特在1730年后不需要进行进一步重大改革；中央政府对社会的严格控制扼杀了批评和异议。因此，启蒙运动基本和皮埃蒙特擦肩而过。

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改革的需求甚至比皮埃蒙特还要急迫。在18世纪中期的伦巴第，贵族拥有近一半的农业用地，另外20%则归教会所有。在意大利中部，阿格罗·罗马诺（Agro Romano）最富有的113个家族拥有61%的土地；而在那不勒斯王国，大约40%—50%的土地收入被教会和贵族瓜分了。大部分所有权是封建制的，并（除了在威尼斯）免征土地税。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落在了穷人身上：在18世纪20年代的伦巴第，税收的3/4来自拥有财富的1/4的广大人民。各种特权无处不在。封建主强征什一税和过路费，享受打猎和捕鱼权，掌握垄断权，声称拥有对农民的民事甚至刑事管辖权。他们往往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西西里的贵族维拉弗兰卡仅因为一些男孩嘲笑了他的马车就用炽热的烙铁折磨他们，他甚至辩解说这起案件不归宫廷管辖从而成功地为自己脱罪。

18世纪，意大利各地政府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法律体系的混乱不堪。在意大利存在大量相互干扰的法院和管辖权，这一方面是中世纪活跃的公民社会——包括世俗团体和宗教团体——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亚平宁半岛长期政治分裂的历史事实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大利的法律界助长了这种混乱，因为维持现状并且阻止君主扩大权力对大多数律师来说是有利的选择。在南部更是如此，这里的律师不仅人数众多（据说在18世纪中期的那不勒斯，2.6万人在法律这一行谋生），而且来自富裕家庭，他们想要捍卫自己的豁免权和特权。18世纪40年代在西西里，机智的律师卡洛·迪·那波利（Carlo di Napoli）成功地论证了旧时的诺曼封臣合法地享有和国王同等的地位，而并非臣属于国王。他因此为自己赢得了贵族的感激之情和一座公共纪念碑；此后，西西里的各个封地实际上成为国王无权干涉的私人财产。

法律体系的混乱状态造成了一些深远的影响。政府因此失去了两大重要收入来源——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也给商业贸易带来了不便，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系统，合同或债务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在西西里，宗教法庭、教廷最高书记、大法官、教皇使节、皇家铸币厂、海事法庭、军队审计署、海关、小麦出口委员会都有各自的管辖权。托斯卡纳的情况更糟糕：佛罗伦萨有超过40个裁判所，其中14个隶属于城市的各个行会。管辖机构的泛滥反而不利于维持社会治安。比如，犯法之人可以寻求教会的庇护。据估计，在1740年，2万名重罪犯通过这种方法逃避了制裁。因此，教会往往成了小偷和谋杀犯的庇护所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管理混乱和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开始在意大利传播。知识复兴的最早迹象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最后几年，有时只是对欧洲北部在科学和哲学上的长足进步予以重视。受到法国伟大的学者让·马比雍（Jean Mabillon，他于1685年访问了意大利）的启发，本笃会僧侣贝内代托·巴基尼（Benedetto Bacchini）和他的学生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希皮奥内·马费伊（Scipione Maffei）将“理性”思想运用在了各个学科——历史学、法学、文学和哲学，将意大利之前的知识发展斥为无知和迷信，将当时的人们从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博学；他们用自己过人的学识探索了制度和法律以往的发展方式，希望能够为深入了解当代社会以及改革其弊端铺平道路。

考虑到意大利教会的力量，启蒙运动改革应该将重点放在攻击教会的特权和实权上也就不足为奇了。1723年，一位叫彼爱特罗·詹农（Pietro Giannone）的那不勒斯律师发表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国内政史》，强烈谴责了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对那不勒斯的无情束缚：詹农因为这本书而遭到流放，最终死在监狱中。而在其他地方——威尼斯、米兰、摩德纳和帕尔马——18世纪的前几十年见证了类似的世俗社会对教会的攻击。18世纪40年代，争论升级了：意大利繁多的宗教节日被谴责助长了懒惰和酗酒；教会反对高利贷的态度遭到抨击，据称这种态度使欧洲北部的清教徒商人比信天主教的商人们更有优势；魔鬼和奇迹的存在与否成了激烈论战的主题。

支持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实际的改革。贵族和教会对意大利社会的控制十分有力，而中产阶级又普遍孱弱，因此改革的动力几乎不可能自下而上产生。巴勒莫、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议会都是特权的捍卫者；并且，还有许多机构承担了公民社会的作用。唯一的出路在于说服统治阶级，让他们认识到改革或许符合他们的利益。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杂志陆续创立，旨在传播牛顿（Newton）、洛克（Locke）、伏尔泰（Voltair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学说，引发了大范围讨论，借此为改革创造机会。其中最著名的杂志是1764年至1766年在布雷西亚发行的《咖啡》（Il Caffé）。它为当时一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彼得罗·韦里（Pietro Verri）和吉安·里纳尔多·卡利（Gian Rinaldo Carli）——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有机会呼吁在诸如贸易、农业、法律和科学等领域进行彻底改变。

图10 教会的权力根深蒂固。1724年，在巴勒莫大教堂前，宗教法庭在执行对异教徒的火刑。宗教法庭直到1782年才最终在西西里被取消。

新思想获得的支持是有限的，但引起了许多城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的注意。经历了战争和衰退所引发的金融劫难，加之贫穷也成了长期威胁，他们也渴望找到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法。18世纪60年代，一系列灾难性饥荒的发生使改革显得更加迫切。1764年，那不勒斯数千农民在逃出农村后却饿死在城市的小巷之中，记忆中饿殍遍野的景象使得整整一代南部的改革者心有余悸。在托斯卡纳，1763年至1766年间的荒年几乎同样惨痛。这里（和那不勒斯一样）的不幸被归咎于“食品管理部”（annone），这是一个强大而又腐败的公共机构，从16世纪起负责调控大部分意大利城市的供给和小麦价格。1767年，为了促进生产，托斯卡纳政府通过了一项允许粮食自由贸易的法律，果断地和一直以来束缚发展的旧制度彻底决裂。

在利奥波德大公（Grand Duke Leopold，1765—1790年）的统治下，托斯卡纳发展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这主要应归功于利奥波德本人——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眼界开阔、曾广泛阅读启蒙运动作家作品的君主。在他的支持下，旨在通过合理安排经济和管理方式以提高公共福利和幸福程度的各项措施都得到了实施。税收特权取消，财政制度简化；公占土地被出售——因为改革派相信财产私有化有利于提高生产；佛罗伦萨的行会制度被取消，工作自由的原则得到维护；地方自治严重削弱；土地私有制代替贵族制成为制度标准。1786年采用了新刑法典。这部在伦巴第法理学家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的帮助下起草的刑法典的思想基础是当时最新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它废除了死刑和酷刑，确立了托斯卡纳改革先驱的地位。

利奥波德二世在他的改革中得到了一群有才能的官员（他们几乎所有人在比萨大学学习过；一位政府大臣曾说：“比萨大学仅凭一己之力就将托斯卡纳从全意大利深陷的无知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帮助。同样起积极作用的——或许这一点更加重要——还有贵族阶级热衷于商业活动，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同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合作是双赢的选择。在伦巴第，合作的思想就没那么成熟。从16世纪开始，在西班牙接管了米兰公国之后，米兰的精英就萌生了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当地参议院中警觉地维护着自身的政治特权。这一地区十分繁荣（亚瑟·杨将伦巴第的平原描述为“欧洲最适宜耕作的土地”），米兰的贵族特别不愿意看到西班牙政府及之后的奥地利政府过多干涉自己的事务。

这帮助解释了伦巴第在改革过程中受到的一些限制。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奥地利政府积极地推进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1757年通过了新的土地登记制度；教会的特权被部分取消，教会对大学和中等教育的控制也被削弱；关税和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行会制度被取消。由于认识到大众教育是增加民众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必然要求，政府甚至曾计划创造一种广泛的基础教育制度。然而，由于改革的步伐过快，而且这种自上而下强行实施的改革没有试图赢得受影响者的支持，因此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这一问题在1780年至1790年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执政时期尤其突出：他的专制统治不仅令他疏远了伦巴第贵族，而且疏远了知识分子，其许多改革措施都在地方层面上搁浅了。

在那不勒斯王国，贵族和国王之间互不信任，封建特权和教会特权泛滥，管理体系十分混乱，这些问题使得改革者面临着令人畏缩的巨大困难。然而，挑战越巨大，改革的动力也越大。18世纪下半叶，那不勒斯成了启蒙思想的实验室——尤其在经济方面。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安东尼奥·杰诺韦西（Antonio Genovesi）神父，1754年，他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欧洲首个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职位）。十五年间他将从荷兰、英国和其他商业发达的国家学到的知识教授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并且警示他们，如果意大利南部想要避免一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那么改革刻不容缓。杰诺韦西被1764年大饥荒中的一幕幕悲惨景象深深震惊，正是这些景象促使他转变思想，支持粮食自由贸易政策。

然而，尽管杰诺韦西的影响力和名声都很大，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不勒斯却没能像托斯卡纳和伦巴第那样建立起政府和知识分子的紧密合作并取得骄人的成绩。那不勒斯王国的首席大臣贝尔纳多·塔努齐（Bernardo Tanucci）狡猾而迂腐，他对抽象的经济理论充满疑虑：他更倾向于找到最直接、最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正如法律界，或更恰当地说如宗教界那样。1765年，耶稣会信徒被驱逐出那不勒斯王国；女修道院遭到打压；什一税和永久营业被废止；教会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尽管这些措施在杰诺韦西看来是正确方向上的一步，但是却没能解决南部所谓的根本经济问题，即不事生产的封建贵族及其律师同伙对土地的牢牢控制。

直到1776年塔努齐下台之后，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之路才得以顺畅。杰诺韦西的学生撰写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研究性著作，准确分析了南部农业的缺点；在那不勒斯王国各地，开明的改革者们聚集在学院或共济会，商讨新的改革建议。一种紧迫感弥漫开来：在18世纪70年代，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农民生活条件更加恶劣。然而，贵族制度的弊病依然存在。1781年至1786年间，西西里总督多梅尼科·卡拉乔洛（Domenico Caracciolo）针对岛上的贵族特权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必须要将农民们从狼群的獠牙下解救出来”，他写道。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收效甚微。那不勒斯实行了某些改革如削弱了男爵的权利，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所有改革的努力都停滞不前了。

而在意大利其他地方，18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步伐就没有那么快了。意大利各城邦中与教会关系最紧密的帕尔马公国——教皇自称为帕尔马公国的封建统治者——在18世纪60年代曾采取措施削弱教会的权力，但是这在其他地方却不那么成功，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恢复了之前的褊狭守旧。对威尼斯和热那亚来说，18世纪是衰落期：他们的专制统治被守旧势力羁绊住了，难以将启蒙思想转化为实际改革。教皇国亦是如此，宗教中万世不变的真理观念和改革思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教宗庇护六世（Pope Pius VI）从18世纪70年代后期就试图拯救混乱的财政状况，但是最终还是遭到当地反对派的阻止。而在那些较小的城邦之中，只有摩德纳公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18世纪意大利尝试摆脱旧制度束缚的努力形成了复杂的结果。北部和中部的资产负债比南部要严重；但即使是北部皮埃蒙特的国王也拒绝削弱自己的专制统治，并在18世纪下半叶坚决地抵制启蒙思想，这种情况给新思想的拥护者们敲响了警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皮埃蒙特出现了一些欧洲最著名的保守派——包括外交家兼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在那不勒斯，波旁王朝没能压制住封建贵族，这使南部的经济难以发展，社会也处于危机四伏的不稳定之中。更重要的是，这加强了一种观念（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即这片土地的实权掌握在少数特权者或集团手中，而非可有可无的政府手中。

然而理性地来看，意大利各城邦还是以值得赞许的活力参与了欧洲启蒙思想的讨论。17世纪的文化孤立主义已经让路给积极吸收现代思想的活动，并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于改变与发展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然而和欧洲建立这种良性关系并非有利无弊。一方面这带来了新的经济和社会思想，并很快也带来了让改革者欢欣鼓舞的新的政治思想，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相应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意大利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是没有价值的。认同危机的出现扰乱了意大利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并导致它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在渴望模仿外来模式和失意愤怒地坚持本土传统和特色的两个极端中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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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

（1789—1849年）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欧洲启蒙运动带来了乐观主义，人们盼望建立一个理性、包容、更加友爱繁荣的世界，逐步消灭特权、愚昧和野蛮。可是这种信念到了18世纪70和80年代却产生了动摇。大多数意大利城邦已经成功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力；但是贫穷、动乱、乞讨和流离失所依然存在，还有扩大的趋势。按改革者所言，只有摆脱了不事生产的贵族的束缚，这些不幸才会消失。但问题在于，各城邦君主是否愿意这么做。一些人认为，实行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唯一希望在于彻底重建整个体系。一种新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绝望的乌托邦思想开始出现，最初是在18世纪70年代，共济会的影响迅速扩大，然后是80年代，诸如光明会（Illuminati）等鼓吹平等和公有思想的教派出现。

随着对各城邦君主和政府失去信任，那些渴望更好的世界的人们开始另寻能够寄托希望的方法。许多人愈发将好奇和同情的目光投注到人民大众这个群体上——他们的优秀品质曾得到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大加称赞；并且他们从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法律”的革命性主张中受到鼓舞。到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提倡法制改革的那不勒斯人加埃塔诺·费兰杰里（Gaetano Filangieri）——越来越崇尚平等理念：“在当今社会”，加埃塔诺·费兰杰里写道，“所有一切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保证多数人掌握一切”。还有些人专心致力于对当代社会的历史渊源的哲学探索。这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兴趣——这位生于那不勒斯的另类学者广泛研究了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

当知识分子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的同时，人民主权论的概念在激进分子中得到普及，并受到了普遍自然权利这一当时盛行的学说的支撑；而这又引发了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集体决定统治其生活的政府的组成形式的人类共同体。启蒙思想的精神内涵是世界主义；但是意大利改革者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以及亚平宁半岛上各城邦都受一系列类似问题困扰并且经历了共同衰落的现实，给“意大利”这一概念赋予了别样的辛酸。某些改革者——包括杰诺韦西——甚至认为亚平宁半岛需要更紧密的经济统一。“意大利”这一概念也因此重新找回了在文艺复兴时期曾享有的声望；但是它同时也表达了在15和16世纪彻底消失的政治方面的诉求。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成为这些思想的催化剂。攻占巴士底狱和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受到了大多数意大利知识分子热情洋溢的喝彩。一些人动身前往巴黎；还有些人——包括米兰的彼得洛·韦里（Pietro Verri）——则留在国内，试图利用社会动荡的潜在威胁迫使政府实施新的改革。然而，雅各宾派的崛起和1792年9月的大屠杀及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使许多温和派人士的幻想破灭了。其中就有剧作家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作为一名大半生都在欧洲游历的皮埃蒙特贵族，他的大部分基于古典题材创作的作品包含了对暴政的强烈谴责和对意大利的热爱。他早期对革命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1792年，他离开巴黎前往佛罗伦萨，之后花费了数年时间创作的作品《憎恨高卢》（Il Misgallo）中讽刺了法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导致了意大利各城邦的改革运动戛然而止。人们普遍认为是启蒙思想导致了法国的秩序崩溃，害怕失去王位的君主们重新实行之前的专制统治。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秘密警察遍布，甚至努力试图保持改革主义传统的托斯卡纳也恢复了死刑制度，并且部分控制了粮食贸易。从都灵到巴勒莫，共济会会员受到了公开的迫害。尤其让当局感到担忧的是18世纪90年代农民群体中越来越多的暴力骚乱。尽管这些暴力骚乱主要针对的是地主的压迫或繁重的税收，但政府很明白，这是广泛的社会危机爆发的信号，而这种危机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革命。

与法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使得国内动荡的威胁更加令人担忧。1792年11月，为了实现自认为中的法国“天然疆界”，法国吞并了萨伏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意大利主要城邦联合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了反法联盟。不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风平浪静：直到1795年，财政状况的日益混乱和国内不满的升级，促使法国开始认真考虑入侵意大利，以增加税收和缓解法军在莱茵河地区主战场的压力。法国知道，意大利的“雅各宾派”（指代那些激进主义者）尚未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军事孱弱，缺少广泛的群众支持。

1796年春，26岁的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率领一支法国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来。他将奥地利人赶出伦巴第，向威尼托挺进，并且“解放了”博洛尼亚和罗马涅。在艾米利亚，当地雅各宾派发动起义，赶走了他们的君主。拿破仑的这一系列胜利是如此果断和迅速，他甚至拥有自由地行动而几乎不需要征求巴黎方面意见的权利。他在意大利北部划分出两个新国家——奇斯帕达纳共和国（波河以南共和国）和奇萨尔皮尼共和国（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797年10月，拿破仑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formio），结束了他的征战。条约中规定将威尼斯移交给奥地利，引起了一片哗然。威尼斯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历史因此悄无声息地结束了。11月，拿破仑离开意大利；但是他对亚平宁半岛的闪电突袭却永久地改变了革命的进程。法国此时不再为其“天然疆界”的目标而战，而是发动了扩张性的战争，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征战之中。

图11 1797年，威尼斯沦陷。拿破仑下令掠夺了威尼斯许多著名的艺术品。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尊铜马被运往巴黎用来装饰杜伊勒里公园的凯旋门。

拿破仑在意大利短暂停留时期有一段著名的插曲：1796年9月意大利举办了一则有奖征文的竞赛，题目是“什么样的自由政体最适合意大利的福祉”。意大利已经意味着一个“国家”；参与竞赛的人被要求通过“回想意大利往昔的光荣岁月”来培养民族感情。大多数作者赞成法国大革命中的主流政治思想，建议创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是少数人——比如雅各宾派领导人乔瓦尼·让策（Giovanni Ranza）——考虑到意大利不同地域的风俗和方言各不相同，认为必须采取联邦制。最终胜出的是梅尔吉奥雷·焦亚（Melchiorre Gioia），他的设想是高度统一的共和国，通过实行一套统一的法律体系来瓦解地方习惯和实践，并且创造“民族”文化。

意大利的傀儡政权一直持续到1799年春，之后法国被反法联盟赶回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尽管短暂，但是雅各宾派的统治是出色的：并不是因为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大多数地方，其所做的仅仅是出售教会土地，废除某些封建特权——而是其所彰显的“意大利民族”的品质。在被拿破仑解放之后，许多意大利北部城市马上向巴黎派出代表团，试图以牺牲邻邦的代价扩大自己的领土。米兰希望吞并威尼托大部分的领土，博洛尼亚垂涎着费拉拉、罗马涅和安科纳，但是费拉拉更愿意在米兰的统治之下，安科纳希望能够控制马尔凯，雷焦则寻求从摩德纳的统治下独立。在1798年法国入侵教皇国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国的罗马觊觎着那不勒斯的领土，但是那不勒斯的一些雅各宾派分子则觉得罗马并入那不勒斯才更合适。

不仅是这些领土争夺损害了统一的革命大业，意大利各地雅各宾派的分裂也有一定影响。法国大革命中的绝对主义导致了另一类改革者的出现，他们的思想往往迥异于早先的启蒙知识分子。托斯卡纳的菲利波·博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恐怖统治”时期活跃在巴黎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信徒——希望用平等主义，包括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许多雅各宾派分子来自资产阶级家庭，因此希望将民主仅限于出售教会土地、推行国家福利和教育制度。另外一个主要争论点是政治统一问题。极端一些的雅各宾派分子认为，如果意大利人民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团结，那么革命运动就能在亚平宁半岛上持续发展；但是温和派通常更加看重自己城市的独立和自治。

这样的分歧严重削弱了雅各宾派，并且他们又无法从法国得到军事支持。沉重的税收破坏了新政府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并导致骚乱和不安。在1799年法国入侵之后成为共和国的那不勒斯，这种情况尤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雅各宾派领导人在能够争取民众支持的政策方面——比如没收封建资产——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再加上他们没能掌控税收，这些使得他们与农民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又试图镇压南部教会的慈善机构，使情况更加糟糕。“如果我们要缴的税和以前一样多的话”，一个卡拉布里亚农民说道，“我们宁愿不要共和制”。得到贵族、土匪和保皇派分子帮助的神职人员发动了反革命运动；1799年夏天，帕尔瑟诺佩共和国被红衣主教法布里奇奥·鲁佛（Fabrizio Ruffo）领导的由农民组成的基督教军队推翻，之后这支军队洗劫了那不勒斯。

1800年，拿破仑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恢复法国在意大利的统治；这次他的胜利带来了更长久的统治。然而在接下来的15年里，意大利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实验场，疆界频繁被抹去又重新划分，以至于许多人很多时候都不清楚自己在谁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支离破碎；这段时期还发生了一系列引发人们思考主权的本质的事件，激发了意大利人的政治敏感。在法国的安排下，奇萨尔皮尼共和国重新建立，后来并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the Italian Republic）；托斯卡纳变成伊特鲁里亚王国（the Kingdom of Etruria）；皮埃蒙特则和利古里亚、帕尔马、翁布里亚和拉齐奥一同被并入法国。1805年，北部建立了意大利王国（Kingdom of Italy），米兰成为其首都。1806年，那不勒斯也被法国征服，王位被授予了拿破仑的长兄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2年之后由他的妹夫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继承。

这些改变并没有征求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与16世纪和18世纪早期一样，意大利没有发言权，仅仅是其他大国外交和权力斗争中的一枚棋子，甚至西西里和撒丁岛——拿破仑没能征服的两个地区——也失去了一定程度的自治。西西里，这个1806年波旁王朝的逃亡之地，被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占领。英军表面上是出于自卫，但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这座战略意义重大并且拥有珍贵的硫黄资源的岛屿落入法国人手中。在拿破仑之后许多年中，英国还牢牢掌握着该岛的商业活动，有时甚至实施高压统治。撒丁岛是萨伏依王朝的避难所，尽管没有被英军占领，但是其能够独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舰队的威慑。

拿破仑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显著特征是集权化。从1805年起，在法兰西帝国（1804年建立）进一步统一和森严之后，这种特征更加明显。即使是在副总统兼改革家弗朗西斯科·梅尔兹·戴瑞（Francesco Melzi d’Eril）治理下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意大利共和国，也不得不在成为王国之后马上直接听命于法国：“意大利……必须服从于法国的利益”，拿破仑任命的米兰总督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收到这样的指示。所有地方之前的行政安排都被撤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合理的体系。不论地方习俗多么迥异，一律没有特例。各部门、各地区都建立起统一的模式；打破了内部的关税壁垒，统一度量衡，改革教育体系，整顿课税制度，实施拿破仑民法、刑法和商法法典。

表面上看来，一些重大举措使意大利焕然一新。然而实际上，许多改革措施并没有付诸实践。旧习俗很难根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旧制度的行政混乱和腐败往往符合中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南部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权力得以维护，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软弱。一位拿破仑的官员在谈到政府在那不勒斯王国实行一套高效统一的关税制度所面临的困难时，沮丧地指出：“无法想象监守自盗的现象有多猖獗，这些恶习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之中”。因此，拿破仑的统治对意大利社会的影响远远没有改革计划中那样巨大。只有那些一直以来在法国直接统治之下的地区——比如皮埃蒙特——改革的效果才十分显著。

拿破仑体系的弊端在于过于崇尚理性主义，确信在法国可行的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对贵族的态度——它比之前启蒙运动时期的政府更加实际。“所有权”是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根基；尽管封建制度的废除鼓舞了中产阶级地主的崛起，拿破仑却从来没有直接打压贵族阶级。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共同意志；由于地主阶级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通往这种社会的捷径显然是引导他们融入“变革后的”社会。并且，从实际角度来看，他们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行政机构的可用之人。因此意大利贵族归顺了帝国政府，并取得了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中的要职。

这一时期意大利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如法国那样有效，一个重要原因是旧贵族继续在政治和社会上占有显著地位。和其他地方一样，“国有土地”——原本应属于教会或曾占统治地位的家族——被出售；在法国，这些土地往往被富裕的农民收购，而在意大利主要受益者都是贵族或中产阶级地主。在罗马涅的一个行政区，教会占有的土地比例从1783年时的42.5%下降到1812年时的11.5%；但是收购这些土地的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他们的土地占有率从59%上升到了88%。在皮埃蒙特，典型的购买者是贵族家庭，如后来在国家统一运动中有突出贡献的加富尔家族（the Cavours）和达泽格里奥家族（the d’Azeglios）。他们的财富正是在法国统治的这些年中积累——或至少是巩固——的。

至少从象征性意义来看，拿破仑政权实施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废除封建制度。1796年至1799年间的意大利各地的——尤其是北部——雅各宾派政府通过了废除劳役、什一税和其他封建残余制度的法律；而在意大利中部，封建制度已然成为历史，因此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部地区，这里的封建制度依然牢固。1806年至1808年通过的法律结束了男爵掌权的时代，放宽了财产转让的法律限制，并对公共土地的划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政府的本意并非如此：约瑟夫·波拿巴为贵族失去的特权做出了一定的补偿，并确认了他们对自己财产的合法拥有权——他的目的是增加土地流动性，而非发动社会革命。然而，失去封建税收的贵族暴露在市场力量的寒风中，许多人被迫变卖家产。

南部这些发展（自出售教会土地起）的主要受益者是地方上的中产阶级。当地律师、医生、房地产商、房屋承租者、商人和高利贷主迅速抓住这一良机，他们往往以极低的价格购得这些土地。与穷人关系更为密切的公共土地也被掠夺了：按照法律规定，这些土地应该在1806年后分配给男爵和农民，但是实际上却被寡廉鲜耻的地主一齐买走。为了追求公平，唯一的方法就是提起艰难、昂贵甚至危险的诉讼。在西西里——1812年，当地贵族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废除了封建制度——一个名为萨拉帕鲁塔（Salaparuta）的小镇花了74年的时间将维拉弗兰卡亲王（the Prince of Villafranca）告上法庭，试图夺回一片他抢占的公用林地，维拉弗兰卡亲王却挑衅地把这片林地一把火烧了。

南部土地市场的开放和教会财产的出售并没有给农民或农业带来什么好处。这些财产新的资产阶级主人在言行举止方面和贵族别无二致。他们中有些人后来的确获得了贵族头衔；许多人不住在自己的封地上，而是住在便于他们出席时尚沙龙、歌剧院或宫廷活动的那不勒斯或巴勒莫等地。与之前的男爵一样，他们将土地视为地位的象征，而不是能够进行投资收益的手段。在北部，加富尔家族那样的富裕家族相信，权力和地位应该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而理智地追求商业利益紧密联系；但是南部盛行的是不求上进的封建观念，依据这样的社会观念，一个人地位高低的衡量标准是安逸与慷慨的程度、个人力量的强大与否、驱使奴役农民的能力以及能否凌驾于法律之上。

拿破仑时代对意大利来说亦好亦坏。革命之前困扰意大利各政府的旧的特权和行政混乱状况大多彻底消失了，但是这没能带来应有的良好结果。这一部分是由于拿破仑对意大利的态度：他并没有将意大利视为一个自由国家，而是一片有待划分、赏赐给亲属的领土。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更多的是将亚平宁半岛视为法兰西帝国的辅助角色。意大利的主要作用是负担法国作战的经费。因此，财政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往优先于革命精神以及平等和自由理念的发展。出售土地甚至废除封建制度更多的是（在不激起有钱有势之人的反对的情况下）为法国国库筹款，而非实现根本的社会变革。

然而，被法国统治的经历对意大利民族感情的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传播，怀有大一统追求的拿破仑似乎决定将这种思想扼杀。诗人和作家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尤其因为拿破仑试图将法语规定为整个法兰西帝国的官方语言），重新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在文艺复兴时期首次出现在意大利的概念作为回应。这些“民族主义”作家中最有名的是诗人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他在最著名的作品《墓地哀思》（Dei Sepolcri，1807年）中对法国人规定的“教堂中不再允许举行葬礼”提出了抗议，来表达对法国统治的抗议。在福斯科洛看来，墓地，尤其是名人的墓地——如位于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中的墓地——是一种保留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它激发了对往昔光荣岁月的崇敬之情，没有了这些，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

拿破仑时代在其他方面同样对意大利未来的发展影响巨大。关税壁垒的打破、新商法典的颁布以及与北部繁荣的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使意大利商人受益匪浅；这几年建成的主干道——特别是那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干道——进一步表明一个先进而又果断的政府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加富尔家族和达泽格里奥家族将这一点牢记在心。此外，意大利融入欧洲整体的现实在很多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人看来无疑像梦想成真；数以千计的意大利人在拿破仑军队中的优异表现似乎显示出这种新的统一所带来的活力。这激励了那些一度感到“意大利民族”背负着——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衰落、懦弱和道德腐败包袱的人。

意大利和欧洲大陆的联系因此（虽然偶有中断）变得愈发紧密，但是“意大利民族”的品质和认同问题以及无法避免的国籍问题依然远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仅仅是解决的开始。一些人，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人相信，意大利应该模仿同时代的法国或英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应该回溯自身历史来寻找发展方向，如将中世纪城邦国家时期、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时期或古罗马时期作为发展的方向；还有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目光移向欧洲以外的俄国甚至中国。对“意大利民族”的探索绝非易事，并且引发了一场关于希望与幻灭的尴尬而又容易引发不稳定的辩证思考。

从王朝复辟到革命（1815—1849年）

1813年至1814年间拿破仑对意大利统治的瓦解并非出人意料。这些年沉重的税收、上涨的物价和新老地主的贪婪引发了广泛的民众不满情绪——尤其是在农民之中。土匪现象是农村动荡的一种反映，军队中的逃兵加剧了这种现象。中产阶级中反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以从各种神秘社团和教派的建立中明显看出。诸如皮埃蒙特的基督教友爱会（Christian Amity）和卡拉布里亚的卡德拉里会（Calderari）之类的天主教社团向素有保守传统的红衣主教鲁佛寻求帮助，希望借教会之名煽动农民起义；对拿破仑政权的社会保守主义不再抱有幻想的前雅各宾派分子纷纷建立起倡导“自由派”的秘密社团，旨在建立以平等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其中最著名的社团是总部位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烧炭党”。

然而这些反对力量过于分散，无法在推翻拿破仑政府的运动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与德国和西班牙不同，他们并没有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当然，一些自由主义教派成员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的概念，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更多是推翻拿破仑政府的统治，而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真正倡导意大利全民族反抗的声音来自英国和奥地利——为了自身利益——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国王约阿希姆·缪拉（Joachim Murat）。1815年3月，拿破仑逃脱厄尔巴岛（Elba）之后，缪拉试图将全亚平宁半岛上的自由主义者团结起来，呼吁他们以意大利之名揭竿而起，将英国和奥地利逐出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是你天然的屏障，然而不同语言、风俗和性格却成了你的羁绊，因此，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吗？不！赶走外国统治者！”然而他的呼吁却几乎无人理睬，几周之后他在托伦蒂诺之战（the Battle of Tolentino）中被打败。

图12 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年）。福斯科洛的作品关注精神缺失及自我认知的浪漫主义思想表现为对“意大利”这一概念的解读。1816年流亡英国的经历更是激发了其爱国怀乡之情。

1814年至1815年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的胜利导致被推翻的统治者迅速复辟。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Victor Emmanuel I）回到都灵，费迪南多三世（Ferdinand III）回到佛罗伦萨，教皇则回到罗马。由战胜国起草的《维也纳和平协议》（The Peace Settlement of Vienna）（1815）将“恢复正统”定为指导原则，但是实际上它却使得奥地利几乎获得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的统治权。伦巴第和威尼斯被纳入奥地利的直接统治之下；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则成为奥地利皇室成员的封地；费迪南多四世（Ferdinand IV）在同意和奥地利结成永久防御同盟之后恢复了那不勒斯王位。半岛上勉强保持独立的国家是皮埃蒙特，作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区的战略重要性使其能够在重新获得尼斯和萨沃伊的同时吞并了热那亚共和国。

少数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伦巴第——试图为意大利的民族诉求赢得认可，呼吁战胜国停止全面恢复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但是总的来说，1815年的决定在亚平宁半岛并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原因之一是拿破仑时期发生的许多社会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改变被复辟政府保留和接受了。新地主的财产权利得到了确认；公职人员基本上保住了自己的职位——甚至在南部，费迪南多四世也实行了大赦，没有对宿敌进行清洗；拿破仑时期的许多官僚体系甚至司法机制都维持了下来。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奥地利人试图通过开明统治来减少当地人对“外国”统治的不满；而且他们的政府的确是意大利当时最高效最廉洁的政府。

矛盾的是，意大利最反动的复辟政府同时也是最独立的。撒丁王国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一回到都灵就宣扬起了旧制度，并且明确表达了要将时钟拨回到1789年之前的决心。他遣返了法国派来的官员，恢复了罗马法以及贵族特权。他甚至还曾打算拆毁波河上刚刚建成的“雅各宾”桥。耶稣会士回归，并且被委任负责教育和审查，犹太人再次被赶到犹太区。尽管和其他地方一样，大量拿破仑时期的官僚体系得以维持，但是对外和内部的关税壁垒都重新建立起来，这对经济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就试图赢得大众支持这一点来说，国王通过大量增加军费来提升形象及将萨伏依王室与“意大利”这一概念融为一体。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王朝复辟时期的特点是拒绝以理性运用产生的进步观念，相信宗教认可的传统权威和等级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上来说，奥地利人希望通过取得战胜国（英国、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四国同盟）对于维持欧洲现状的同意以及镇压各地的立宪主义思想来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地位。英国对这样的反动政策难以赞同，认为这也许会激发而非阻止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抗议。尽管如此，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还是在1820年获得了介入镇压革命运动的许可。由于整个亚平宁半岛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事关奥地利的切身利益，意味着意大利任何起义都可能遭到哈布斯堡军队的镇压。

尽管复辟政府保留了拿破仑时期政府体系中受民众拥护的部分，但1815年之后，意大利的政治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税收居高不下，兵役比以往更加繁重。尤其让商人阶级头疼的是，此时商业受到了奥地利帝国的限制。皇帝热衷于集权也意味着所有地方自治权很快就被剥夺了。“伦巴第人”，根据1820年的一份报告所记载，“……厌恶这种将他们与德国人、波西米亚人和加利西亚人视为一类的统一体系”。在教皇国，拿破仑的倒台意味着回归无能腐败的统治，神职人员重新垄断了政府。在南部尤其是西西里，复辟政府试图加强对那不勒斯的控制，这招致了广泛的不满。1812年，西西里颁布了自己的宪法，贵族也越来越习惯于在英国统治之下的相对自由。

如果王朝复辟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么新政府取得政治支持会相对容易些。但不幸的是，1815年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欧洲经历了总体下滑。这给意大利带来的后果是，几乎所有地区的农业发展都停滞了，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启蒙时代的改革者（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没能解决的农村地区长期的危机。依赖种植葡萄等高品质作物来维持生计的小农已经入不敷出：许多人沦为日工，或迁移到城市，造成边缘劳动者、乞丐和鸡鸣狗盗之徒数量日增；有些人成了土匪。而对利益下滑，大地主大都以增加工人劳动量来应对。这种情况在南部尤其普遍，这里几乎没有资本投资的传统，导致了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无情的人口压力更是让农村的贫穷问题雪上加霜。一些小农为了能多几个月的口粮而限制家庭的规模；日工（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却倾向于增加家庭人口，以便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出卖。这种情况再加上死亡率下降，使得意大利人口从1800年时的约1800万增加到40年之后的约2200万；而且这种增长几乎都发生在农村地区，意大利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数量在这些年中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大规模传染病——比如1835年至1837年爆发的霍乱——夺去了大量城市贫民的生命。这一时期，那不勒斯的贫民区人口的预期平均寿命不超过20岁。随着农村地区变得愈发拥挤，对资源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骚乱的威胁一直存在。

各地政府对事态之所以如此警惕，原因之一是“人民”所遭遇的困境依然是人数不多却精力充沛的知识分子阶级关注的焦点。不仅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思想依然影响着老一代知识分子，讴歌自由和英雄事迹、往往带有强烈民主精神的浪漫派文化也开始感染年轻一代。随着大学和中学学生——激进思想的天然支持者——数目的迅速增加，“自由主义”学说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一方面是19世纪后期实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和城市资产阶级的高瞻远瞩，他们将子女送到国外攻读法律、医学或工程学学位。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多（尽管依然很少）对政府来说往往比农村的贫穷人口威胁更大。“今天”，19世纪20年代，皮埃蒙特国王抱怨道，“坏人都有知识，好人都是愚昧的。”就其本身来说，农民通常是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力量，难以对政府造成实质性挑战；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思想相当保守。然而，在中产阶级或者神职人员的领导下，他们能变成一支可怕的军队。1815年使各地政府感到恐慌的是，知识分子也许会利用民众骚乱发起革命。在这些复辟王国，国王通过结盟和教会达成了妥协，但是事实证明城市知识分子更难得到满足，拿破仑统治时期的经历以及对英法等先进国家越来越多的了解让他们对现代政府应该采用的模式有着自己的期待。

反动的复辟政府否定进步观念，并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迫使反对者只能进行地下活动。结果，1815年之后，自由主义者表达异议的主要方式是秘密结社。这些社团中很多是在拿破仑时期形成的，目的是反对法兰西帝国的社会保守主义；而且这些社团的成立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涵上很大程度上都需归功于共济会：他们有一整套仪式和符号，甚至内部很多成员都对其组织结构和目标宗旨所知甚少。比如意大利最出名的阴谋家菲利波·博纳罗蒂在1818年左右创立的崇高完美圣人派（Sublime Perfect Masters），有三个明显独立的层级：最底层的成员只了解其自然神论、互助和平等的理念；第二层的成员宣誓为了建立以人为本的统一的共和国而奋斗；而由“轮政执事”（mobil deacon）组成的第三层成员则誓守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并直接服从于博纳罗蒂本人。

秘密社团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统一性以及对目的的明确认识。大多数博纳罗蒂的追随者们也许认同第一步应该是建立宪政政府；但这是否意味着采用1812年西班牙宪法，或是更为保守的宪法——比如法国大宪章——尚不明确。同样悬而未决的是民族统一问题。如果博纳罗蒂和他的一些亲信密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作为开展广泛社会革命的基石），或许许多自由主义者最现实的目标是某种形式的意大利北部统一。就南部主要的秘密社团烧炭党来说，情况更为混乱，因为它缺少像博纳罗蒂努力在崇高完美圣人派中建立的那样严密的组织结构。烧炭党人组织松散，这个鱼龙混杂的团体的成员包括军队军官、专家学者、工匠和低等神职人员等，政治观点则包含了从强烈的民主主义到温和主义各种派别。

缺乏明确目标是自由主义反抗者的主要弱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加批判地信任“人民”以及鲁莽地认为宗派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有着共同利益。这种观念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20年夏天，那不勒斯一群年轻官员策划了一场成功的政变，并迫使国王批准实行西班牙宪法：但是分歧很快产生，一些人认为地主阶级最能代表那不勒斯“民族”，而其他人则站在了更加民主的立场。结果，起义者在面对奥地利军队时没能团结组织起来。在巴勒莫，政治分歧同样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在巴勒莫，1820年的革命一开始是工人自发组织的反抗活动。之后贵族参与进来，希望将这种反抗活动为己所用，并最终赢得整个西西里岛的独立；但是当局势变得难以控制时，他们退缩了，在当军队到来结束了这场骚乱时，他们甚至如释重负。

这两场革命都没有体现出对意大利统一的关注。西西里的反叛者主要受到了长久以来对那不勒斯的敌意的驱使；而从那不勒斯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几乎一致反对西西里岛建立独立政府的诉求。皮埃蒙特则对于民族问题更有兴趣，一方面，从逻辑上来讲，是因为这里的“独立”意味着和奥地利开战，以及吞并伦巴第、建立统治意大利北部的强大国家的诱人前景。但是，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却或许比南部更加分裂。诸如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切萨雷·巴尔博那样的温和派人士渴望着改革，却反对任何对国王不忠的思想。因此在1821年3月，当年轻的骑兵军官桑托雷·迪·桑塔罗萨（Santorre di Santarosa）在民主派人士的帮助下发动了爱国主义政变时，都灵的温和派人士动摇了。国王退位了，但他的继任者拒绝批准新宪法，由于大众的冷漠，起义逐渐瓦解。

如许多与他一样出身良好、渴望找到一个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意大利青年一样，桑塔罗萨被迫流亡；拜伦勋爵（Lord Byron）为追求激情和刺激来到威尼斯，后来在为希腊独立的斗争中献出生命。之后的几年见证了反动统治的高潮。在伦巴第，奥地利统治者围捕秘密社团成员，并将许多知名自由主义者判处长期徒刑。其中包括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他的回忆录《我的狱中生活》（Le Mie Prigioni，1832）成为国际畅销书。皮埃蒙特和教皇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镇压：在皮埃蒙特，桑塔罗萨的97名同谋被判处死刑。而在南部，尽管1815年之后政府采取了相对安抚性的政策，但到19世纪20年代却对官僚机构进行了彻底清洗，这不仅引发了仇恨情绪，而且使那不勒斯王国失去了一些得力官员。

图13 约1825年，皮埃蒙特一个叫拉马莫拉（La Marmoras）的贵族家族。其中许多人身着军服，从中可以看出皮埃蒙特贵族深厚的从军传统。

这对那不勒斯政府19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发展南部经济的计划造成严重影响。不仅严重的贫穷对社会安定造成了威胁，此时那不勒斯政府还背负着拿破仑战争所欠下的巨额国债。这些年中担任主要大臣的路易吉·德·美第奇（Luigi de’Medici）着手实施了大胆的政策，他试图利用关税和外资合同来振兴国内工业，同时压低粮食价格来帮助穷人。引入外国资本，在那不勒斯和萨勒诺之间的一片地区兴建了一个工厂区，其中许多工厂都生产纺织品，主要是由瑞士和英国企业家经营的。政府同时建成了一座铸铁厂和一座重型机械制造厂；那不勒斯还成为意大利第一个汽轮船下水（1818年）和第一个修建铁路（1839年）的国家。

然而路易吉·德·美第奇的计划有严重的缺陷。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没能阻止教会力量的重新壮大；后者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损害了经济发展：那不勒斯没能保持早期在铁路修建方面的成功，部分就是由于铁路铺设被视为对社会道德的威胁，因而遭到禁止。然而一个更加根本的难题是国内市场的萧条。由于农业没有长足的发展，大多数人口过于贫穷，以至于无力消费工业品。结果，新型工业依然依靠政府支持，无法成功自立。另一个问题是外国的掠夺：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都希望得到优惠税率；19世纪30年代，英国坚决阻止了波旁王朝垄断西西里硫矿产业的企图。

路易吉·德·美第奇的计划在政治上同样引起了争议。他希望压低小麦价格并且平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税收压力，以此减轻穷人的负担。但是这样一来政府就面临激怒地主阶级的危险；鼓励分割大地产、培植忠于政府的小农阶级的做法同样容易招致怨恨。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并没有从贸易保护主义中获得太多利益。建立关税制度也许有利于那不勒斯的瑞士工厂主，但对国内生产者——比如橄榄油生产者没有太多帮助。橄榄油生产对出口依赖很大，如今却遭受了别国的报复性关税。从长远来看这给波旁王朝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地主阶级对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越来越多地倾向立宪主义；农民阶级则依旧极度贫穷，成为僵化的农业制度和低效的政府——其法令很难深入偏远地区——的牺牲者。

尽管自由主义者在1820年至1821年遭遇了失利，可是农村尤其在南部地区充满变数的实际情况使得他们还怀有希望。然而，许多参与过这些年革命的人现在痛苦地认识到，“人民”远不是想象中的可靠力量；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索有没有比劝谏君主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更好的办法，（毕竟并非所有君主都赞成民族解放）——比如，摩德纳公爵扩张领土的野心众人皆知。但是每个人的想法并非一致，博纳罗蒂就十分反感和亲王们合作的想法。1831年，受到前一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意大利中部爆发了一系列起义，但领导集团的分歧再次葬送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的希望。而且，这些短命的革命政府都被保守的地主控制，因此没能取得民众支持，奥地利派来扑灭起义的军队甚至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护。

1831年革命的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方面，同时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各个城市之间没能搁置前嫌团结起来。反抗活动首先在摩德纳公国爆发，然后向南扩散到博洛尼亚和马尔凯，但是博洛尼亚的自由主义者对摩德纳人怀有很深的疑虑——称其为“外国人”，当摩德纳派来军队帮助博洛尼亚对抗奥地利人时，被告知只有在解除武装的情况下才能进城。意大利其他地区之间宿怨的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艾米利亚的许多小城镇趁乱建立了自己的政府；经过无数尖锐的争论之后，“摩德纳和雷焦临时政府”才得以建立。即使在此时，帕尔马和博洛尼亚仍坚持保留各自独立的政府。

1830年至1831年革命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整个欧洲的解放运动都有着深远影响。将一位新的立宪君主送上王位的巴黎七月革命，标志着法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同时也表明梅特涅以协议的方式将欧洲保持1815年格局的企图破灭了。法国再次证明了自己是最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老一辈激进分子——包括博纳罗蒂——重拾信心，动身前往法国首都，坚信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近在咫尺。然而，虽然许多人此时感觉到时代步伐已经无法阻止，意大利的情况却依然不容乐观。1831年起义惨痛的代价表明这些秘密社团及其领导人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这些起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意大利“人民”在政治上是多么不可靠。

在那些感到前进的方向应该有所改变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马志尼的年轻烧炭党成员，1831年，他曾因企图在利古里亚组织起义而遭到流放。1805年，马志尼出生于热那亚，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母亲则坚信马志尼注定要成为救世主式的人物。据马志尼自己所说，在目睹了一群皮埃蒙特自由主义者因为1821年政变未遂而聚在码头准备动身前往西班牙的场面之后，他转变了思想，决心献身于意大利统一事业。后来，他写道，从那时起，“我决定一直穿黑色衣服以表达对我的祖国的哀悼之情”。他生性敏感而达观，又如狂热信徒那样忠贞不贰；而且，尽管一生中从未到过托斯卡纳以南的地方（他成年之后几乎一直居住国外，大多数时间在伦敦北部），但他坚信意大利注定要统一并崛起，从未动摇。

马志尼是浪漫派而非启蒙思想的代表产物。他认可1789年的思想原则，但也相信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来临，“人民”将为了自由，而不是个人权利而团结奋斗。他深受当时德国作家，尤其是赫尔德（Herder）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则是宗教直觉观的产物，他确信上帝将民族规定为人类的自然组成单位。意大利将会成为一个由“人民”组成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正如18世纪是法国的时代一样，19世纪将属于意大利：“我看到了重生的意大利一跃成为宗教进步、团结友爱的国度”，他写道，“……一个崭新的罗马，属于意大利人民的罗马——我仿佛已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将会出现……将人间和天堂、权利和义务和谐地联系在一起……它骄傲地向自由的人们彰显自己的存在并且让为之奋斗的人们感到自豪”。

精神动力是马志尼坚信意大利能够统一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民主运动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1831年，民主运动开始和温和派自由主义者——他们越来越期望在现有政治架构中实现改革——彻底划清界限。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民主派对天主教会深恶痛绝；天主教不仅阻碍了“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是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政治障碍。因此必须说服民众：上帝不再通过教皇，而是通过团结在一起的“人民”传达精神和信息，而意大利的神圣使命需要人们进行斗争、付出代价，甚至在需要的时候献出生命。“作为意大利复兴的旗手”，马志尼对他的追随者们说，“我们为她的光荣之路奠定基础”。

马志尼对“民族”观念的强调使他与老一辈“世界主义”革命家明显区别开；同样使他与众不同的还有对“责任”而非“权利”的强调。1831年，为了传播信念并创造一个更加有效的革命团体来代替当时已名誉扫地的派别组织，他建立了一个名为“青年意大利党”的秘密社团。它沿用了烧炭党的仪式和暗号，但组织更为紧密，其首要任务是明确宗旨以避免内部矛盾，不至于重蹈19世纪20年代的覆辙。青年意大利党只坚持了几年，却赢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其成员中有一位来自尼斯的青年水手，叫作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它也引发了人们对意大利统一问题的关注；但最重要的也许是，通过明确宣称意大利应该成为一个由“人民”组成的共和国，青年意大利党迫使一直隐藏在立宪主义背后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的分歧公开化。

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新一轮镇压迫使马志尼的许多追随者（包括加里波第）流亡海外；之后一段时间里，民族主义思想似乎销声匿迹。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一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的更加温和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地区，1834年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展示了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为中产阶级商业利益所用的。1830年之后铁路的建设和工业的显著发展同样显示出，未来的发展并不会依靠关税壁垒和政府管控，而是依靠更加开放的市场——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在商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更是很好的例子。

图14 大量秘密社团的出现。1833年在马赛的党组织总部，马志尼（右）劝说加里波第加入青年意大利党。加里波第在一尊代表着自由同时也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半身像前宣誓入党。

而在19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工业发展十分有限，甚至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米兰，到1838年为止，生产者、商人和银行家总共只有千余人，而米兰人口数量则为15万。这种情况和德意志形成鲜明对比，对政治利益有着日益高涨需求的商业资产阶级并不那么关心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在伦巴第，尽管工业家对奥地利的商业政策很不满，但是意大利统一问题从来没被视为燃眉之急。反而是地主、专家、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讽刺的是，正是这一时期意大利中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言人卡罗·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将民族主义运动斥为造成亚平宁半岛经济、政治和道德落后的荒谬之论。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基础，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在意大利的温和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受到欧洲其他地区政治气候的影响。然而，意大利本土“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传统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创造，18世纪再次发扬光大；认识到文学可以促进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情感的新闻从业者和作家也在为之努力。受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激励，许多作家创作出或多或少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小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曼佐尼的《约婚夫妇》和马西莫·达泽格里奥的《艾多略·费拉莫斯卡》（Ettore Fierammosca，1833年）。他们也记述“国家”历史，并鼓励建立这方面的联合会——如皮埃蒙特的“爱国历史学会”——以增强知识阶级的历史意识。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最成功的小说、诗歌、剧本和歌剧中的“爱国”主题毫无疑问有助于强化意大利民族的观念，但是这些作品的走红并不意味着政治上对统一或独立思想的支持有所增加。但不管样，聆听罗西尼（Rossini）的《威廉·泰尔》（William Tell，1829年）或威尔第（Verdi）的《纳布科》（Nabucco，1842年）那样激动人心的歌剧合唱时，保守派也会表现出和自由派一样的热情，高呼“自由”和“我的祖国”。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浪漫派作家如何看待并理解意大利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作家普遍将意大利自中世纪开始的衰落归因于公民道德和战斗精神的缺失以及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怀疑主义等罪恶思想的传播。重塑民族性格和“做意大利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成为政治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这几十年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渲染的产物，这一点在浪漫派文学最为繁荣的皮埃蒙特和伦巴第表现得最为突出。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发展则是受形势所迫。19世纪40年代早期，欧洲整体的经济形势一片惨淡。在英格兰，1842年爆发了宪章运动，革命的星星之火似乎蔓延到欧洲各地。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再次抬头：1840年，马志尼重建了意大利革命党；1843年，罗马涅爆发反抗运动；1844年，威尼斯的班迪耶拉兄弟（the Bandiera brothers）策划了在卡拉布里亚的起义。或许没有哪里比亚平宁半岛上更为反动——“民族”、“自由”甚至“意大利”等字眼都被禁止提及——同时上层阶级更加惧怕对统治王朝最为忠诚的皮埃蒙特动荡。这里的人们越来越感到，除非国王卡洛·阿尔贝托（Charles Albert）做出一些改革的姿态来缓解紧张局势，否则马志尼党人将会利用民众的不满发动一场共和革命。

在情况愈发危急的背景下，许多皮埃蒙特自由主义者站了出来，提出了较为保守的治国方案。1844年，历史学家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发表了他的著作《意大利的希望》（Delle Speranze d’Italia）。在书中，他斥责马志尼的意大利统一愿景“最多是一个用花言巧语骗骗乳臭未干的学生们的幼稚的想法”。他认为奥地利获得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土地作为补偿，也许就会离开亚平宁半岛。马西莫·达泽格里奥——巴尔博的堂兄弟——同样决心找到解决民族问题的较为温和的方式。1845年10月，他和卡洛·阿尔贝托见面，在这次著名的会晤中，他告诉卡洛·阿尔贝托，民众广泛希望国王亲自承担意大利独立事业的重任，主动发起进一步的民主运动。让马西莫·达泽格里奥惊讶的是，国王对此表示赞同。

然而，这些年中最著名的温和派方案出自皮埃蒙特流亡牧师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之手，他于184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Del Primato Morale e Civile degli Italiani），一部描述意大利过去与未来的伟大的冗长的赞美诗。尽管（或许是因为）这部作品冗长而又夸夸其谈，并带有沙文主义色彩，但是很快被无数次修订再版。它的中心政治思想是，意大利应该实行联邦制，军事上依赖皮埃蒙特，政治上由教皇负责——考虑到教皇已经拒绝接受1815年之后的现代化世界（甚至包括路灯）。这是一个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乔贝蒂的“新归尔甫派”观点却足够保守，第一次让“意大利”这个概念成为许多人能够接受的合理议题——尤其是对神职人员而言。

尽管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并有迹象表明改革的呼声席卷了许多欧洲地区（1846年，英国的保守派统治者被迫废除了谷物法），皮埃蒙特的卡洛·阿尔贝托仍然拒绝占据先机，以意大利的名义采取行动。年轻时，他曾青睐自由主义，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像天主教徒和他的祖先一样反动。1846年，自由主义者要求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当选的呼声很高，而卡洛·阿尔贝托则对这种强大的（很大程度上不正当的）呼声充耳不闻；甚至到1848年1月巴勒莫爆发革命并蔓延至欧洲大陆，迫使国王费迪南多二世（King Ferdinand）颁布宪法时，阿尔贝托依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直到巴黎街头设立起路障，他才被迫低头，3月上旬，他忌惮于事态的扩大而做出让步，颁布了宪法。

3月中旬在维也纳爆发的革命触发了米兰的起义，当时由切萨雷·巴尔博领导的卡洛·阿尔贝托政府面临着被迫介入并支持伦巴第反叛者的巨大压力。国王动摇了，他非常不愿意帮助那些或许受到马志尼的思想侵蚀的人。然而，发起一场针对奥地利的爱国战争却是人们强烈期待的：“撒丁王国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这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赶上的话。”年轻而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卡米洛·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Cavour）写道。对内乱的惧怕迫使卡洛·阿尔贝托发表声明表达他对米兰起义者的支持，皮埃蒙特军队冒险进驻伦巴第。这次作战并没有经过事先准备，军队甚至没有伦巴第的地图，缓慢的进军速度给了奥地利人充足的时间向东撤退，并在那儿等待援军。

卡洛·阿尔贝托到达米兰后发现，经过五天英勇的街战，当地起义者已经迫使奥地利卫戍部队撤退，这时，他露出了真实面目。他完全不理睬爱国士兵，而是去和很难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当地贵族进行接触。他同时坚持举行公投，希望借机将伦巴第并入皮埃蒙特。这个举动使许多米兰自由主义者的怀疑得到了证实：皮埃蒙特国王发起的实际上是一场旧式的王朝征服战争，而不是解放战争。这也使得原本准备为建立一个新意大利的目标而反抗奥地利统治的那不勒斯、托斯卡纳和罗马的民族主义者打消了念头。5月末，当卡洛·阿尔贝托准备在5月份末再次挺进时，击败奥地利人的所有希望已经破灭了：拉德茨基元帅（Marshal Radetzky）已经集结了力量，并于7月在库斯托扎的一次小规模交火中击败了皮埃蒙特人。

与此同时，1848年头几个月在意大利南部、教皇国和托斯卡纳建立的一些立宪政府也遇到了困难。同时遭遇困境的还有3月在丹尼尔·马宁（Daniele Manin）的领导下建立的威尼斯共和国。和之前的革命运动一样，主要问题是温和派和民主派的分裂，不仅如此，希望意大利统一的少数激进政治家和追求某种形式的意大利联盟的众多温和派人士之间产生了新的分歧。西西里对脱离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统治而独立的传统需求更是将问题复杂化。形势越来越混乱，5月，国王费迪南多二世借机废除了几个月前在那不勒斯颁布的宪法；卡洛·阿尔贝托在库斯托扎被击败，签署了停战协议并（甚至没有与大臣们商量）放弃了伦巴第，此时，意大利各地立宪政府的前景一片黑暗。

反抗奥地利战争的失败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导致了更多的问题；对毫无建树的温和派及口是心非的立宪派统治者心怀怨愤的民主派则开始从中受益。“为国王而打的战争已经结束；为人民而打的战争才刚开始”，马志尼在他位于卢加诺的组织中宣布。在托斯卡纳，民众广泛集会，宣扬“自由”和“独立”事业；10月，借助这波社会浪潮，民主派掌握了权力。过了一个月，在一群暴徒暗杀了温和派的大臣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之后，教皇逃到了加埃塔。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们在罗马相聚，通过选举建立了共和国；但是由于地方主义者的破坏，借此发动民族革命的愿望落空了：托斯卡纳、西西里和威尼斯都拒绝响应马志尼的号召，不愿与罗马结盟。

在皮埃蒙特，库斯托扎一役失利之后，一系列短命的政府相继成立。民主派希望发动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战争。1849年3月，主要出于对国内共和革命的担忧，卡洛·阿尔贝托重新发动了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然而，这一次的准备依旧不够充分。卡洛·阿尔贝托任命一位波兰将军为名义上的指挥官，造成了上层指挥的沟通问题，而且挫伤了士气。3月23日，皮埃蒙特军队在诺瓦拉战败，卡洛·阿尔贝托迅速退位。民主派的大本营热那亚爆发起义，人们要求与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那里，丹尼尔·马宁的共和国仍然存在）继续并肩作战；但是拉马莫拉（La Marmoras）将军的镇压让热那亚看清了现实，热那亚不得不乖乖投降。

图15 1849年的朱塞佩·加里波第。背景是罗马的圣天使城堡。圣天使城堡这一理想化的形象表明加里波第被人们视为救世主而加以狂热崇拜。

皮埃蒙特的失败为旧秩序在意大利的回归让出了道路。4月，利奥波德大公回到佛罗伦萨。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在应意大利天主教的强烈要求而护送教皇归位的法国军队的围困下一直坚持到了7月。指挥英勇的城市保卫战的是朱塞佩·加里波第，流亡期间作为游击队领袖在南美洲新兴共和国作战时期积累的斗争经验造就了他惊人的军事才能。革命的最后据点是威尼斯，奥地利军队直到8月末才获得胜利。1848年至1849年，意大利的激进左派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以大溃败告终，但是罗马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却赢得了许多地区的民主派的钦佩和尊敬，这对于意大利独立事业也是极好的宣传。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1848年至1849年的欧洲革命更多是对复辟政府的强烈抗议而非争取新社会秩序的自觉斗争。虽然这一“民族之春”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领导人或理论家——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到马志尼——都希望并且坚信一个没有压迫和暴政的世界即将来临；但是起义的中坚力量，那些走上巴勒莫、柏林和维也纳街头冲锋陷阵的工匠、小店老板和城市穷人，更多却是出于对失业、物价或税收的本能的愤怒，而非出于创造一个崭新社会的欲望。不管怎么说，1848年至1849年革命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出对未来的展望：专制主义丧钟已鸣。在一个已经开始随着工业和科学发展而改变的社会，政府为了少数精英的利益而阻碍社会变革的主张已经得不到支持了。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加快前进步伐的欧洲经济到40年代之后发展更为迅速。英国走在最前面：19世纪40年代，英国拥有约3000英里的铁路；到了1850年，这一数字翻倍有余；而到了1860年，英国铁路总长度超过了1万英里。这一时期奠定工业发展基础的棉花和生铁产量迅猛增加。随着被压抑了30多年的世界需求的强势反弹，大量新发明迅速投入生产。人们毫不怀疑时代的进步，1851年开幕的万国博览会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在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经济虽然没有那么显著的增长，但也有类似的提高。小作坊变成大工厂；小镇扩大为都市；农民转变为工人；各地中产阶级数量增多，地位更加举足轻重。

而意大利的情况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也有一些地区——尤其在北部——发展势头良好：“我们可以让外国人看到，伦巴第平原得到了充分利用……超过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灌溉；通过开凿人工运河，每天流经的水量据估计超过3000万立方米”，1844年，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如此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故土伦巴第的农业财富和技术。然而在波河平原以外，景象就不那么振奋人心了。到1860年，南部总共只拥有60英里长的铁路。在农业方面，平均每公顷产量只有伦巴第的1/3；没有出现股份公司或银行机构，甚至在经济曾经辉煌的托斯卡纳也少有工业发展；农业也受到了地主僵化的分成制的拖累——他们为了促进阶级关系的和谐而不惜付出低产的代价。

和18世纪一样，意大利和欧洲大多数发达地区越来越大的差距至少使一些人感到，意大利迫切地需要走自由主义的道路。如果立宪政府能够妥善处理社会革命，那么意大利也能像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那样取得繁荣。所以有人认为，政治自由能够保证个人充分发挥才能，避免旧制度社会的控制、束缚和特权对于进取精神的扼杀，并且个人的富裕能够促进全体人民的繁荣。因此关税制度遭到唾骂——“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最富激情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加富尔伯爵写道，“是所有文明民族共同的目标”。

许多在50年代成为意大利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主要倡导者的人曾在欧洲北部居住或游历过。后来成为财政大臣的奎因蒂诺·塞拉（Quintino Sella）曾被皮埃蒙特政府派到巴黎的矿业学院（Ecoledes Mines）学习。他也曾在德意志和英国的大学进修。农学家斯特凡诺·亚奇尼（Stefano Jacini）曾在伯尔尼和维也纳接受教育；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曾于流亡期间在苏黎世学习。年轻的加富尔伯爵曾好几次拜访英国和法国，并见到了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里，在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和七月革命时期，他开始推崇英法两国的政治和文化。他对英国的热情态度为他赢得了“英国绅士卡米洛”（Milord Cammillo）的外号，后来他还曾称法国为他的第二故乡。

塞拉、亚奇尼、加富尔和这一时期意大利大多数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来自北部最富庶的地区——尤其是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生长环境中接触到的公民社会的活跃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他们中有些人来自能够读到最新的科学杂志、具有商业精神的地主家庭——如加富尔家族；还有些人来自丝绸、棉花和羊毛生产者家庭。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意大利政府做到帮助并保护勤勉工作的人们就足够了——就像英国那样。相比之下，在南部，大部分地主逍遥在外，基础设施匮乏，法治缺失，因此自由主义得到了完全另外一种解读。人们往往觉得，除非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来“建立”自由，否则自由毫无意义：“仅仅是通过法律规定自由存在的话，”那不勒斯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说道，“这是远远不够的。”

这两种自由主义观在1860年之后意大利正统意识形态的争夺中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两者往往可以相互融合。然而在50年代，这两种观念很难代表统治阶级的看法。就对社会进步和欧洲北部的自由主义的热情程度来看，加富尔的确可以算得上是首屈一指。总的来说，北部和南部的资产阶级都认为现代化充满社会危害性；教会则谴责资本主义对传统经济关系的破坏以及城市化的扩大，这种道德谴责使资产阶级更为害怕。富有学识的社会评论家——如皮埃蒙特的佩蒂蒂伯爵（Count Petitti）——反复强调他们对工业化可能造成剧烈的骚乱的担忧；文森佐·乔贝蒂（Vincenzo Gioberti）认为，英国并不比意大利强，因为它没能统一其经济能力和真正的宗教价值观。

大多数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未来充满担忧。严重的人口过剩给农村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导致人们普遍相信，只有安抚好农民才能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固。对许多人来说，宗教布道依然是维持农村秩序的关键。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大众教育，并将唯物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视为煽动性的和不道德的思想。的确，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为唯物主义思想贴上了道德低下的标签，不管从短期还是长远来看，这对于务实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意大利的发展都造成了困难。1849年之后，民主派依然受到蔑视唯物主义的马志尼思想的影响。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得到了一些支持者[尤其是卡洛·皮萨卡尼（Carlo Pisacane）]，但依然属于小众思想。

加富尔和温和派的胜利

对于1848年至1849年的一系列事件，奥地利的回应是加强中央集权。政府将革命时期的妥协几乎全部收回，绝对主义再次占据上风。严格的审查制度、政治迫害，以及一个高效而压迫性的、使用德语的官僚机构构成了50年代奥地利帝国的主要特征。意大利中部的各公国像之前一样依赖奥地利军队，接受维也纳的领导，也取消了1848年曾采取的改革措施。在南部，曾在不借助国外力量的情况下独立渡过难关的费迪南多二世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他惧怕改变并陷入了政治麻木，甚至连50年代中期发生的严重农业危机也没能引起他的重视。而教皇方面则借助法国军队的帮助，回到了罗马并恢复了统治。

意大利唯一保留了1849年宪法的国家是皮埃蒙特。一方面这要感谢奥地利人：在诺瓦拉之战后，他们鼓励新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奥地利人希望将他发展为盟友）保留《宪章》（Statuto），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国王。而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本人则更愿意废除：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成长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还是一名坚定（尽管有些桀骜不驯）的天主教徒，娶了虔诚的奥地利公主为妻，并且认同专制主义。然而，对于意大利自由主义未来的发展来说幸运的是，他对自己的主张缺乏自信，总是顺从那些意志坚强的人。他通过吹嘘自己的万夫莫当（这一点的确不容忽视）和床笫之勇——这一点未必有人当真，不过人们却因此戏谑地说，他才是当之无愧的“万民之父”——来维持自己的自尊。

尽管遭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反对，但实际上《宪章》还是十分保守的。它对1789年革命提出的几大原则做出了相当少的让步：84条条款中只有9条涉及了公民权利。这留给国王广阔的权力空间：政府官员对国王而非议会负责，并且从理论上来说，国王可以随意任命和罢免首相；他对签订条约和宣战负有唯一责任；上院，也叫参议院代表由他提名；法院以他的名义做出判决，并且法院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并不独立于政府；尽管议会（由参议院和经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组成）拥有立法权，但国王拥有否决权，并且无需经过议会同意就可以实施“法令”。

目睹皮埃蒙特政府1849年至1860年取得的伟大成绩，国王逐渐接受了政府官员对议会而非国王负责这一原则。然而，由于《宪章》没有明确写明这一点（甚至丝毫没有提到首相或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角色定位），这留下了大量模棱两可的空间。从长远来看，结果就是行政人员和众议院之的关系间相当不和，后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监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约束——政府的行为，确保政府不会因“国家”利益而牺牲部分人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首相想要更长久地掌握权力，就不得不努力地讨价还价，经常需要借助带点欺骗性质的手段。

政府官员在和议会的交往中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党派”的不受信任。切萨雷·巴尔博（Cesare Balbo）和加富尔是温和派中的特例，他们认为党派和自由完全不冲突；但对许多人来说，党派与“教派”别无二致，都是试图将少数人的意愿强加给多数人。这些党派见风使舵，缺乏道德约束。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大臣们往往不得不通过与议员或其选民进行不光彩的交易来拉拢议员。60年代之后，这种交易的公然进行严重损害了议会的形象。然而此时总体来说，许多议员在公共部门有职位，不太可能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和政府作对，这使得皮埃蒙特政府官员的处境相对轻松。

是谁塑造了1849年之后皮埃蒙特的政治并赋予其自由主义特征？又是谁为意大利统一后半个多世纪中议会的运作制定了基本制度？他就是卡米洛·奔索·迪·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Benso di Cavour）。加富尔出生于1810年，他来自地主家庭，父亲还担任过军官。他从许多方面来说都算得上是典型的皮埃蒙特贵族家庭的公子。然而，他却有一些瑞士新教徒亲友，主要是从他们那里，加富尔形成了一些对自由、宗教宽容和职业道德的独特关注，这种关注在他30年代和40年代时游历欧洲北部时得到加强。在社会问题方面，加富尔总是采取保守态度；他强烈地拥护私有制，并坚信秩序和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加富尔对进步——经济、政治和道德进步——的热情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他坚持认为，革命会适得其反——它造成了社会混乱，导致社会退步。真正而又长久的进步只有通过循序渐进才能实现，而且最好的途径是他所谓的“中庸之道”（juste milieu）——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他认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明智。政治是实践的艺术，它事关如何创造性地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同时不受教条主义或道德顾虑的过度约束。他对马志尼的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共和国不妥协态度的厌恶，造成了他对马志尼革命理念的反感。

在民族问题上，加富尔的思考有点矛盾。他当然相信爱国情感在道德上的重要性。正如他在184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的：“每一段历史都显示出，除非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否则一个民族不可能获取很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然而总的来说，他对意大利统一这一想法不屑一顾。毫无疑问，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认为这种想法不切实际，“他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1856年他这样评价丹尼尔·马宁，“他总是在谈论意大利统一和其他类似的荒唐之事”；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因为意大利统一是马志尼的设想。但是或许他对意大利是否真的是一个民族产生过怀疑。毕竟，和许多皮埃蒙特人一样，他在文化方面更接近法国而不是意大利，他连意大利语都说不流利，而且根据一位亲密同事所说，他对意大利历史知之甚少。

加富尔说他的目标并不是谋求“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和皮埃蒙特的扩张”——这句模糊的话实际上却暗示着将挑起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他从1848年至1849年革命中学到的一课是，欧洲列强都不希望皮埃蒙特失去领土——即使它遭受了军事上的失利；因为从战略角度看，作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区，皮埃蒙特的存在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他相信皮埃蒙特对于实行一项可能令其卷入战争的政策没什么后顾之忧。加富尔的计划包括两条主线，一条是经济主线——发展农业和工业经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系统；另一条是外交。但是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需要在国内取得政治权力基础，这一基础必须足够坚实，以保证他能够独立实施计划。

首先，他得在议会中寻求稳定的大多数支持。1849年12月举行的皮埃蒙特大选削弱了民主派的势力，增强了温和派的力量；再加上1851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发动保守派政变，这些情况使加富尔确信，欧洲范围的革命威胁已经减弱。受到这种信念的支撑，他策划击败马西莫·达泽格里奥（在他执政时期，加富尔曾担任农业大臣一职）的中右翼联盟，代之以一个孤立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更加中间派的联盟，以便实施他的“中庸之道”。一个中左翼联盟（后来被称作connubio，意为联盟、婚姻）就以这种不正派的手段建立起来。1852年11月，加富尔顺利当选为首相。他将这次当选视为自己的政治杰作。这为他建立一个强大的议院奠定了基础，他得以一直不受干扰地担任政府领袖，直到1861年去世。

图16（a） 实用主义者：1856年的卡米洛·奔索·迪·加富尔伯爵。

图16（b） 梦想家：约1850年的朱塞佩·马志尼。

掌握了众议院（他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曾说“在议会关闭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之后，加富尔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控制国王。转折点是所谓的“卡拉布里亚事件”（Calabiana affair）。1854年，加富尔向议会呈送了一份关于废除非从事教育或慈善事业的修道院的提案。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和他的家人）出于天主教教义方面的顾虑，反对这项反教会的措施，并和教皇共同谋划在参议院否决这一提案。加富尔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一怒之下辞职了。国王无法另寻保守派的替代人选，不得不放下身段重新请加富尔出山，并且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获得通过。从那时起，大臣们相对独立于国王的地位被接受了——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很快认识到这一安排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不用因为不受民众欢迎的决议而遭到批评。

在加富尔积极有力的领导之下，皮埃蒙特在经济方面持续发展，与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商业协议，并确立了一般自由贸易关税制度。加富尔绝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他相信政府的职能包括为个人商业活动繁荣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因此他鼓励银行业，铁路建设也得到蓬勃发展，到1860年，意大利总长2400千米的铁路中有40%在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地区（见表4）。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了高税收和大量国债；但是，加富尔的政策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可以算是成功的，尤其是纺织品生产、武器制造和船运业，甚至包括（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农业。

表4 1840—1900年使用中的铁路

注：①1871年。

资料来源：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88（N.Y., 1992）。

在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加富尔着手实施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欧洲30多年来相对和谐的保守秩序被打破，这一点帮助了他。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的法国如今蠢蠢欲动，渴望破坏1815年的协定；英国对俄国在亚洲的野心充满警惕；奥地利在争夺中欧控制权时遇到了普鲁士的挑战，同时在巴尔干半岛面临俄国的挑战。与此同时，各国国内对专制主义是否有能力应对来自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挑战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所造成的压力进一步加剧动荡和不安的气氛。 1854年，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法国和英国联手压制了俄国在东方的扩张。

尽管遭到内阁的反对，加富尔还是渴望参与反对俄国的战争。他希望借此机会加强皮埃蒙特和英法的关系，在谈判桌上取得一席之地。但是国王在没有签署任何条约的情况下就承诺出兵，使皮埃蒙特在没有得到一旦战争结束，其利益诉求将被尊重的保证之前就被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不过在1856年的巴黎和会上，加富尔还是成功地提出了意大利问题；但是由于表现出对奥地利的过度敌意，加富尔在这次会议中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英国提高了警惕，从此失去了对加富尔的完全信任。结果，加富尔被迫向法国寻求帮助对抗奥地利人，但这时的奥地利由于在战争期间的首鼠两端正处于危险的孤立之中（这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

从1856年开始，加富尔就试图怂恿拿破仑三世参加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由于法皇渴望效仿其伟大的叔叔拿破仑一世，而且他在年轻时也曾是一名烧炭党人，这使得加富尔的任务变得轻松。1852年，法皇就曾私下谈到他希望为意大利——他的“第二故乡”，做些事情。然而，拿破仑三世虽然有浪漫主义情怀，却也要考虑实际政治因素：他不能支持意大利独立，因为这意味着摧毁教皇国并因此激怒法国的天主教势力；而且从战略上考虑，他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因为这意味着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多了一个潜在的敌人。拿破仑三世的目标是在欧洲北部建立一个广阔的王国（作为法国的附属国），而在亚平宁半岛则建立一个教皇统治之下的联邦制国家。

1858年7月，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孚日省秘密会见，就与奥地利作战进行商讨。双方同意，意大利将成为一个由教皇领导的联邦国家，由四部分构成：皮埃蒙特将控制意大利北部，包括罗马涅，将尼斯和萨沃伊交给法国；托斯卡纳地区将成立一个新的意大利中部王国；罗马及其周边将归教皇统治；而那不勒斯将维持现状。挑起战争的方式则是利用内奸。按照计划，内奸将在摩德纳煽动叛乱并向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寻求帮助，然后奥地利人将被赶出意大利北部。但是由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犹犹豫豫不愿将他15岁的女儿嫁给法皇的风流表哥，这个由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共同策划的交易差点失败。最终加富尔强行说服了他。

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按计划进行。首先，战争差点没能打起来：意大利中部的起义计划落空了；后来仅仅是由于奥地利人的失算，他们错误地以为拿破仑三世胆怯了，因此贸然决定给皮埃蒙特一个教训，这才导致了1859年4月战争的爆发。其次，尽管法军迅速向伦巴第推进，并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拿破仑三世却出乎意料地停止了行动，他警觉地发现加富尔已经悄悄地吞并了部分教皇国的领土，而且得知普鲁士打算介入战争。他匆忙和奥地利人签署了停战协议（加富尔甚至都不知情），规定拿破仑三世取得伦巴第——后来又移交给皮埃蒙特——而奥地利则继续占有威尼托。加富尔感到颜面扫地，一气之下辞去了首相职务。

与此同时，与奥地利的战争激发了意大利中部的一系列爱国起义。4月底，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被迫流亡；法军在马真塔一战取得胜利后，摩德纳和帕尔马的君主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博洛尼亚、佩鲁贾、罗马涅和翁布里亚的其他一些城市同样爆发了反对教皇的起义。加富尔立即展开劝诱这些地区的临时政府接受和皮埃蒙特合并的活动；这一举动惹恼了许多自由主义领导人，其中包括佛罗伦萨的里卡索利男爵（Baron Ricasoli），他怀疑加富尔对意大利独立的关心是怀有私心的。不仅如此，人们的观念中还存在很深的自治思想及对彼此的芥蒂。最终，出于对社会混乱和旧主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心，这些临时政府需要依靠皮埃蒙特，因此在1860年这些地区并入了皮埃蒙特。

1860年

1859年的战争也许并没有按加富尔预想的那样发展，但是实现了皮埃蒙特王国的扩张。拿破仑三世对此十分不满。按照与奥地利签订的停战协议，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者应该恢复地位，因为没能实现这一点，拿破仑三世的信誉遭到了损害。此外，他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专横削弱了他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眼中的地位，皮埃蒙特政府因此更加随心所欲地进行领土吞并。然而，拿破仑三世也有重大收获：作为认可这些吞并活动的回报，他坚持尼斯和萨沃伊应该割让给法国。加富尔（他于1860年1月重新掌权）接受了他的请求。尽管对国王以及那些抗议不经军事抵抗就拱手让出皮埃蒙特西部领土的人有所顾忌，加富尔还是在3月签署了秘密条约，承认割让这些领土。他后来私下里承认，这是违宪行为。

被加富尔的行为大大激怒的人中就有朱塞佩·加里波第。他出生于尼斯，对于这座意大利城市被以违反国家原则的方式交易给法国感到耻辱。1848年至1849年革命运动之后（像许多其他幻想破灭的马志尼追随者一样），他曾真诚地希望皮埃蒙特领导民族运动，这让他此时更是怒气冲天。他是意大利民族协会的成员，该组织建立于1857年，旨在促进意大利的统一，加富尔曾表现出对这一组织的热情支持。不仅如此，在1859年战争中，加里波第还曾获准指挥一支由爱国的志愿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是1848年的老兵——组成的军队。以尼斯来换取意大利中部的公国让人觉得加富尔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加里波第也因此认定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怀疑：与统一事业相比，加富尔实际上对“皮埃蒙特的扩张”更有兴趣。

4月，西西里西部爆发农民起义——这些针对税收、物价和地主压迫的起义在西西里已不足为奇——的消息传出，有人找到加里波第，希望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将这场农民暴动变成一场民族革命。一直以来，远在伦敦和巴黎的马志尼及其追随者都在策划发起这样的运动：1859年，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曾溜到西西里，教当地民主人士最先进的炸弹制造方法。而现在既然意大利许多地区都已解放，似乎继续完成这个使命，同时主动出击打倒加富尔和温和派是势在必行的了。然而，正如克里斯皮和加里波第都承认的，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彻底压制共和主义思想，同时寻求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帮助。加里波第等人相信——或许是受到了错误的引导——皮埃蒙特国王与他的首相不同，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加里波第的远征军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依靠寥寥千余名追随者——其中许多人还是学生或学生年纪的人，并且几乎都缺乏军事训练——他从西西里西海岸的马尔萨拉挺进内陆，一路宣扬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是意大利的国王。他在卡拉塔菲米英勇地用刺刀搏杀并击退了法国军队，于6月占领了巴勒莫，8月跨越墨西拿海峡，并于9月7日夺取了那不勒斯。这一丰功伟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加里波第的才能，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在革命中表现出的精明的政治手腕。正是他，用土地和低税收买了农民，并用保障财产、法律和秩序的承诺讨好当地中产阶级。有些地方，如臭名昭著的西西里东部城市布龙泰，参与暴乱的农民被抓到后会被立即枪决。1860年这些事件在国际上同样影响重大。让法国取代奥地利成为欧洲霸主的抱负驱使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一年之前的战争，英国则希望挫败法国的野心，以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来保证欧洲大陆重新实现力量均势。这种想法促使伦敦向加里波第表示支持，并牵制了拿破仑三世，防止他介入并妨碍加里波第。

然而加里波第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在革命大旗下汇聚了各种反抗力量。对农民来说，加里波第带来了免受痛苦的希望；对西西里的地主们来说，波旁王朝被推翻至少意味着一次争取从那不勒斯独立的机会；对常常陷入痛苦的内部斗争的中产阶级来说，这是一次争夺当地政府控制权、挫败竞争对手的机会。而大多数参与革命的人或许并不清楚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大多数人之前从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名词：一些人甚至想当然地以为“拉·塔利亚”（La Talia）是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妻子的名字。在1860年，这种茫然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它允许人们拥有最疯狂的梦想；但是当意大利统一的现实明朗化之后，它也招致了大量怨恨。

对加富尔来说，1860年春夏之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梦魇。他不敢公开反对加里波第，因为皮埃蒙特的公众舆论是热情支持远征军的，并且国王本人也对加里波第表示支持。加富尔最大的担心是，一旦加里波第和他年轻的志愿军（其中大部分是民主派）成功地克服艰难险阻解放了南部，尤其当他们如1849年那样征服了米兰之后，如果他们选择放弃支持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转而拥护共和制，又有谁能阻止得了他们呢？令加富尔担心的另外一点是外国的干涉。事实上，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的现状很不满意：如果一群由农民和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都能对圣城罗马造成威胁，那么法国国内要求他派出远征军的呼声将会是压倒性的。

加富尔尽其所能暗中牵制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军。他在他们启航之前扣押了他们的艾菲尔德式步枪。他下令给老资格的皮埃蒙特海军上将贝尔萨诺（Persano），在远征军向南前进时将其拦截，但是贝尔萨诺甚至没能发现这支军队的确切位置。当巴勒莫失守后，加富尔派副官朱塞佩·拉·法里纳（Giuseppe La Farina）到西西里，命令他处理西西里岛并入皮埃蒙特一事，但是法里纳由于表现得极不老练而遭到弃用。加富尔在那不勒斯的运气稍微好点儿。在那里，当民主派试图选举议会并制定新宪法时，他阻止了这个计划并且说服加里波第举行公民投票：投票者直接在同意或反对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领导下的国家统一之间做出选择。同意者占绝大多数。然而，选举是政府组织的，幕后操作显然比比皆是。在西西里，赞成票有432053票，而反对票只有667票。

地图5 意大利的统一

到了初秋，除了威尼托，意大利只有教皇国“未被解放”。加富尔决定抢在加里波第之前占领教皇国，夺取教皇国的政治主导权。加富尔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讯号：他是为了阻止加里波第向罗马进军才被迫入侵教皇国的。然而或许是因为他没有表达清楚教皇国之后会发生什么，法国看到了正在进行的事情提出了强烈的抗议。9月上旬，皮埃蒙特军队进驻马尔凯（Marche）。教皇的军队在卡斯泰尔菲达尔多（Castelfidardo）的一次小型战役中被打败，到月末，翁布里亚和马尔凯被攻克。奋起反抗的农民和教士被处决了。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因自己的成功而洋洋得意，继续向南推进。10月25日，他在那不勒斯以北的泰阿诺（Teano）附近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忠诚地向国王交出了南部的权力。经过千辛万苦，而且主要是侥幸，意大利诞生了。

新国家

“泰阿诺的历史性握手”很快被载入爱国神话的史册。它成为新国家诞生的一个象征，人们认为加里波第和皮埃蒙特君主代表着“民族”的和谐共处。人们说，温和派和民主派互相取长补短，都在1860年获得了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意大利的统一更多是内战而不是解放战争的产物。这是一场加富尔用尽政治手腕并且成功赢得胜利的内战。凭借大胆地入侵教皇国而在加里波第之前抢占的先机，他确保了民主派在新意大利的诞生中占不到一点功劳。加里波第被免职，他的追随者被遣散回家，而马志尼依然在幻想破灭的痛苦中流亡。

新国家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形成初期时的党派政治氛围。领导阶级对修改宪法绝口不提，尤其在南部，那些希望采取地方自治或像卡洛·卡塔内奥那样热情地拥护联邦制的人们的观点被忽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专断是出于实际考虑。1860年末，加富尔有了很强的紧迫感。他需要向欧洲展现出这个既成事实，担心如果讨论修改宪法将会暴露温和派和民主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且招致法国或奥地利的干涉。然而，缺乏协调同样也会招致风险。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暗示着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和加富尔自认为皮埃蒙特征服了意大利其他地区并因此认为强加给自己的意志是正当的。

国王和首相并没有为消除这种印象做出什么努力。国王继续保留了他尊贵的头衔，并且成为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都灵成为新的首都。1861年1月召开的意大利第一次议会被称作“萨丁议会的第八次立法大会”。皮埃蒙特的宪法、行政机构、税收制度和商业条约被推广到整个国家。各地区原先的法律被暂时保留，直到统一的法典颁布。但是皮埃蒙特的某些关键法律——比如教育和治安方面的法律——则从一开始就被要求适用于整个意大利。生硬地推广新的机构安排招致了大量的不满，但是加富尔依然对未来的成就信心满满。“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定的意志”，他告诉国王，“人们的不满将会平息并主动适应我们的社会制度，因为和他们之前的制度相比我们的制度在各方面都更加优越”。

图17 泰阿诺的历史性握手。加里波第将意大利南部交给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骑白马的人）。1878年一位那不勒斯艺术家根据想象创作。没有人知道那群羊仅仅是表现田园风光，还是在暗示国王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

许多意大利人很快产生的被皮埃蒙特“征服”的挫败感没能通过经济利益来弥补。新自由贸易关税制度的实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尤其在制造业脆弱、必须依靠贸易保护才能生存的南部地区。几乎在一夜之间，那不勒斯的纺织厂和机械工厂都关闭了。有同样遭遇的还包括许多小型工匠作坊。税收的提高同样使人们深受痛苦。1860年后，政府面临着巨额国债，其中超过一半是皮埃蒙特在19世纪50年代积累下来的。财政大臣需要努力解决预算平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60年代和70年代演变成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奎迪诺·塞拉（Quintino Sella）称其为“事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结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1862年至1865年直接税收增加了54%，间接税收增加了40%。1868年实行了声名狼藉的谷物税（macinato，针对小麦粉征收的税），这激起了广泛的暴乱。

政府增加国家收入的另一个方法是没收教会资产和公共资产。1866年至1867年，2000所修道院被剥夺合法地位，25000个教会团体被取缔。在接下来的15年中，100多万公顷的教会土地被售出。差不多同等规模的公共土地被拍卖。一些人希望这些交易促使一个新的小农阶级出现，但是政府对金钱的渴望过于贪婪，而且并没有给予信用足够的重视，因此大多数土地最终回到原主人手中。许多农民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们在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的时候曾相信自己能够分到土地。修道院的关闭使穷人失去了一份主要的工作来源，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接受救济的渠道。

1860年之后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及对预算平衡问题的教条式解决办法削弱了原本就已经脆弱的民众支持。人均收入看起来在意大利统一了15年之后依然停滞不前，其他欧洲国家在同一时期已经有了可观的增长。事后看来，新政府没能照顾到穷人的生活也许是非常不明智的；无疑，温和派对于民主派的恐惧导致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缺乏敏感，甚至许多保守派都比他们考虑得更为慎重。然而，加富尔及其追随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在建立自由政府的过程中，他们寻求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地主、工业家和专业人士掌握社会领导权的政治经济秩序，他们希望借此释放意大利潜在的实干精神，从而造福全体人民。

一些人相信，通过有产阶级的榜样作用，人民大众会得到道德上的提升，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精神能够得到传播。[曾经是马志尼支持者的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意大利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品格的力量》（Character，1871年）一年就卖出7000册，在意大利拥有无数效仿者。]在这个新政权中，不管从实际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来看，个人财富都是权力的主要评判标准。国家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缴纳直接税金额达到40里拉（并受过教育）的公民才有投票权。这一规定将选举权限制在了总人口的2%或24岁以上男性人口的8%之内。在地方政府一级，选民范围相对广泛，但是税收门槛依然适用。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被写入宪法，1865年的民法典（建立在拿破仑法典基础之上）将保护财产权利定为核心思想。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的统治阶级构成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只不过更加狭隘（考虑到意大利资产阶级整体上的软弱），和英国、法国或比利时相比工业家成员较少。这种狭隘性造成了安全感的严重缺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如此频繁地用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现状。军营和警察局在意大利城镇中往往居于十分显著的位置；而在农村社区，宪兵队（carabinieri）总部是最醒目的建筑。军队定期展开行动，镇压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如果骚乱升级（比如在1862年、1866年和1894年的西西里），军事法庭则开始调查并做出简易程序裁判。警察的权力很大：一个人可以仅仅由于被怀疑是罪犯就被判处5年的监禁。

图18 1862年，加里波第展示右脚踝上的枪伤，这是在卡拉布里亚的阿斯普罗蒙特山山坡上遭遇意大利军队时负的伤。国王派去这支部队的目的是阻止加里波第的革命军继续向罗马前进。

用高压手段来维持现状的问题在于，这将使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陷入一片混乱。“我们曾经以为”，1861年8月，马西莫·达泽格里奥悲伤地写道，“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就是不合法的政府……但是现在我们需要60支军队来控制南部——并且这似乎都不够”。这导致了恶性循环：镇压导致愤怒和反抗，使国家统治者愈发感到被孤立和受到威胁；绝望而孤注一掷的人们很容易做出冲动的事情。1860年末，那不勒斯长官、后来成为首相的路易吉·法里尼（Luigi Farini）写道：“在（南部的）700万居民中，只有甚至不到100人想要统一的意大利。也谈不上有什么自由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可能实现！……但愿我们该死的文明不再禁止鞭笞、割掉人们的舌头和把人统统溺死，那样才会发生点什么。”

这种孤立感由于政治担忧而加深了。四周的敌人似乎都在对这个新政权虎视眈眈。许多民主派——包括加里波第（他于1861年4月身着披风和红衫出现在议会中，指责加富尔发动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战争”）——仍然追求由人民发动的民族革命。19世纪60年代，他们打算利用尤其是南部的社会动荡局面作为向罗马进军的跳板：1862年，加里波第带领一支志愿军跨过墨西拿海峡，但在卡拉布里亚被政府军制止。5年之后他再次从意大利中部做出尝试。这次他被教皇和法国军队拦住了。1867年以后，民主派们的密谋计划逐渐减少，并且在1870年罗马被占领后完全绝迹；但是在统一之后的前几年，他们吓坏了当权者，导致了镇压活动的发生。

教会的反抗也同样令人不安。1860年之后，教皇国（几百年来都被教皇视作独立和安全的保证）被挤压到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片领土上。教宗庇护九世怒不可遏。他将国王及其大臣逐出教会，并向法国和奥地利寻求支持，同时鼓励天主教徒远离。1864年的《谬论举要》（Syllabus of Errors）由于明确表达了天主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不相容而扩大了双方的罅隙。世俗组织（被排斥在第一届议会外的极右派）纷纷成立，其目的是动员教徒为教会抗争，并通过渗透的方式从内部破坏新政权。政府的警惕已经达到了偏执的程度，开始将国内尤其是南部越来越多的骚乱归罪于教会的阴谋。

南部是1860年后给政府造成最严重麻烦的地区。加富尔最后思考的问题（1861年6月他突然病逝）是如何处理那里的混乱。镇压是最主要的方式：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近10万人的军队参与了政府公开宣称的“剿匪战争”。而事实上，南部的动荡和缺乏法治不仅是犯罪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抗议的产物。在西西里，人们对政府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征兵制度（这个制度对西西里来说是前所未闻的）。1862年夏天，戈沃纳（Govone）将军以十分野蛮的方式围捕逃避兵役者，他围困了整个村庄，切断他们的水源，射杀任何“长得像土匪”的人。在议会上，当有人质疑他的方法时，他反而变本加厉地指责西西里人的“粗野”。

1866年，西西里再次成为政府担心的焦点。那年夏天对抗奥地利的战争迫使政府从西西里岛撤出军队。当地共和主义者和民主派在得到大部分中产阶级和贵族的默许之后乘机在巴勒莫发动起义。他们得到了大批对现状不满的民众的支持。农民小队（其中许多人都在1860年和加里波第打过仗）从周围山坡上冲下来，大约4万名起义者掌握这座城市的权力长达一周时间。卡多纳（Cadorna）将军在海军炮击的帮助下重新夺取了控制权，并且实行了军事管制。起义者被立即处决，叛乱的罪名算在了“黑手党”（Mafia）和修道士头上。卡多纳如此确信这是教会的阴谋，以至于他甚至将蒙雷亚来的阿伯特（Abbot）这位在世界上都享有声望，并且已经年逾古稀的哲学家当作罪魁祸首逮捕。

1860年之后，面对如此强烈的反抗，并出于对国家分裂的担心，意大利的统治者在绝望与紧张中牢牢抓住手中的权力。专制主义时期首创、然后在19世纪50年代战争时期修正的一套行政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央集权是这套制度的本质。国家被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个区都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长官往往是国王或首相的密友，通常来自皮埃蒙特。每个市镇都有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但是市长人选则由中央政府确定，而主要地方的官员——市政府秘书长（communal secretary）则由公务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能够自由地审查并且否决——如果有必要的话——地方议会的决定，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地方议会也可能因为某些“非常规的”理由而被解散（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尤其在统一后的最初几十年中，来自北部的少数精英统治着政府和官僚机构，直到1887年才出现第一位南部出生的首相。如果有可能，国王更希望他的首相来自皮埃蒙特（这样他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流），并且如果条件允许——比如在战争期间或严重的国内动乱时期——他也希望提拔来自皮埃蒙特的将军。在加富尔政府和墨索里尼政府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内，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和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是最为成功的意大利首相，他们都来自皮埃蒙特。军队长官也主要来自北部，19世纪60年代，近3/4的将军都是皮埃蒙特人。行政部门中的上层也同样由北部人组成。根据一项调查，19世纪90年代60%的高级行政职务被伦巴第、威尼斯或皮埃蒙特人占据。直到20世纪初期，大量南部人才开始进入行政部门。

图19 南北碰撞。一名意大利士兵在土匪尼古拉·纳波利塔诺（Nicola Napolitano）的尸体旁摆姿势照相。1861—1865年，近2/3的意大利军队都曾执行维持意大利南部秩序的任务。

1860年之后意大利统治阶级共有的政治不安全感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公民社会的不信任感，对官僚政治有着破坏性影响。尤其在南部，缺乏称职而又思想开放的官员意味着新的任命往往是基于政治忠诚度而非合适的经验或能力。这导致了官员的无能化，同时使行政和管理之间的界限模糊，那些原本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德意志法治国家（Rechtsstaat）那样公正的官僚机构，从而保证公民不受专断恣意行事的政府所害的人们也因此梦想破灭了。政治家热衷于利用行政职务通过提拔朋友或伙伴来建立个人关系网络，这种风气进一步加深了体制的腐朽；而后来尝试通过将官僚政治约束在一套行政法律网络内运作从而使官僚政治“中立化”的举措从长远来看也只会降低政治活力。

因此，自由国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巨大难题。几百年的政治和经济分裂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弥合的。“民族国家”的统治精英受限于规模和地理分布，并且没有天主教会的支持，政府很难树立起道德权威。意大利缺乏统一的象征物：1860年之后宣传者试图用爱国主义的基调重新书写意大利历史，或赋予萨伏伊家族光辉形象，但往往由于过于牵强附会而难以令人信服。统一事业的过于匆忙，以及对新政权反对者的野蛮清洗，摧毁了尤其是加里波第帮助建立起来的美好本意。幻想一点点在破灭；“诗歌逐渐被散文取代”，正如一位作家这样比喻的；并且新政府仍然不知道如何才能寻求人民大众的忠诚。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

（1870—1900年）

夺取罗马

正如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击败使意大利获得了威尼托一样，1870年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导致意大利夺取了罗马。19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罗马这座圣城受到了法国士兵的保卫。当这支部队于1870年夏天被调去对抗普鲁士，拿破仑三世被击败并被迫退位时，再没什么能够阻止意大利政府夺取罗马这座古都了。9月20日，就在色当会战结束后不到三周，意大利军队在庇亚门上炸开一个缺口，然后挺进罗马。庇护九世只剩下梵蒂冈的一小块飞地。1871年5月通过的一项法律，旨在保护教皇安全，每年给予其资助，并且保全其尊严和至高无上的特权，但是最终被庇护九世拒绝了。自由国家和教会之间的不和前所未有地加深了。

夺取罗马是大多数意大利爱国者长久以来最大的雄心。尤其对马志尼的追随者来说，这座城市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一块领土。它是道德回归的象征，被赋予了使命和责任的意义；并且正如恺撒大帝的罗马和教会的罗马带给了世界新的文明一样，属于“人民”的“第三座罗马”将会崛起并给受压迫者带来自由和和平的福音。甚至像奎因蒂诺·塞拉（Quintino Sella）这样理智的温和派也难以抵挡罗马的诱惑：他说，他渴望强调摧毁教皇的世俗权力，并且将这座城市变成伟大的科学中心，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普世意义。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着迷。马西莫·达泽格里奥和斯特凡诺·亚奇尼恰恰是基于历史方面的考虑而反对将罗马变成意大利的首都，他们认为这将给意大利统治者带来危险。

考虑到人们对此期待甚高，也许不难理解夺取罗马最终变成了一件令人扫兴的事。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不是黎明的到来，而是夜幕的降临——并且是一个相当漆黑的夜幕。像伦巴第和威尼托一样，这座城市的自由主要归功于其他国家军队的征服。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并非耀武扬威地进入他的新首都，而是平淡无奇地坐车而来，并且还迟到了。皮埃蒙特人愤愤地说出的“终于来了”，被宣传者冠冕堂皇地说成是“我们到来，我们留下”；但黯淡无光的现实却不那么容易粉饰，许多人，尤其是左翼分子深感失望。有些人干脆退出政治；另外一些人——包括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看到统一大业已经完成，因此产生了深深的迷失感，开始忧愁地寻找新的目标。

失去追求似乎影响了整个政治阶层。在1870年11月的大选中，只有不到46%的选民费心参与投票。原本政治参与度最高的北部城市的情况尤其不容乐观：米兰只有35%的投票率，博洛尼亚则只有28%。新一届众议院包括超过170名新代表，但是他们同样表现出了迷茫：大多数选择保持中立，仿佛在强调右翼和左翼（今天称之为温和派和民主派）的划分不再有意义。许多连任的代表同样表现出对自己的政治身份的不确定。如今，如何以及何时夺取罗马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左右翼之间最大的争论点——已经解决，人们很难预见党派之争将如何发展。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来说，1870年的领土统一使意大利第一次审视自身，而这一经历令人畏缩。“（意大利）必须直视自己的内心”，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写道，“……它必须擦亮双眼，清醒而又不带偏见地在伽利略和马基雅维利的精神中寻找自我”。但是意大利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原则将指导着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并将半岛上的人们凝聚在一起？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传播导致许多自由主义者动摇了一心追求经济发展的信念：经济繁荣会不会真的带来动荡和阶级斗争而不是促进社会和谐？1870年普鲁士的胜利也许预示着崇尚武力和独裁主义的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新秩序下，马志尼的民主思想将被置于何地？

1870年以后，意大利统治者发现自己已别无选择。由于教会对政府前所未有的激烈反抗，（一些温和派人士感兴趣的）将政府制度与天主教相结合的希望显得渺茫。1873年之后开始的经济衰退使自由贸易显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在南部，愈发严重的社会混乱导致人们愈发担心革命将要爆发，因而促使统治者考虑再次进行镇压行动，这种镇压行动在19世纪60年代曾令自由主义者脆弱的良心深感不安。许多开明的保守派将关注点放在南部令人绝望的贫穷状况上，认为迫切需要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以解决今天所称的“南方问题”；但是1874年至1875年，当政府计划采取措施帮助穷人时，南部的地主阶级惊恐地退缩并且叛变成反对派了。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家们小心翼翼地注意着经济和社会变化。许多人担心，不受道德约束的物质发展也许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社会主义的兴起增加了他们的担心。加富尔和温和派建立在螺旋式发展繁荣的想法上的自由计划很快在70年代早期之后失信了；一些人——尤其左翼分子——转而打算创造一种建立在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感。他们相信教育的力量，并且试图吸收民主派的精神遗产，建立一种世俗的爱国思想，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反教权主义和对国家制度的忠诚。从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政治家意识到了“现实”意大利和“政治”意大利之间的道德深渊。他们感到，“塑造意大利人”并抵御社会主义的道德魅惑的最大希望在于发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

19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

取得威尼托和罗马之后，意大利总人口接近2700万。同时期的英国拥有3200万人口，法国则是3600万人。然而相比之下，意大利人口结构很不合理。1/3的人口在15岁以下，这反映了异常高的出生率。死亡率同样很高：1871年，近1/4的婴儿在刚出生的第一年中夭折。平均寿命大约是30岁。这种情况在之后几十年内逐渐改善，到1913年，死亡率比1861年时降低了30%。然而，出生率以欧洲标准来看依然居高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尽管有大量人口移民国外，全国人口还是达到了约4000万（见表5）。

19世纪70年代，大约60%的人口直接依赖农业为生。1911年，这一数字仍达到55%，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降到50%以下。1860年至1918年这一段时期，意大利农业对于经济的重要性甚至比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还要大。尽管如此，从许多方面来说，意大利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都市社会。根据1881年人口普查，34%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之中，居民总数超过1000万[1]人，而到191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2%。1871年，人口最多的城市是那不勒斯。那不勒斯拥有44.9万人口，几乎是罗马和米兰人口的2倍。罗马和米兰在19世纪最后10年内迅速发展，到1911年已拥有50万人口，但其规模依然小于那不勒斯（见表6）。

表5 1860—1998年人口学指标统计

A=每千人出生/死亡数字；

B=每千名出生婴儿一年之内死亡数字；

C=人均平均寿命。

注意尽管有法西斯的人口运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出生率仍持续下降。

注：①1861年。②1863年。③1875年。④1894年。⑤1913年。

数据来源: 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2005 (Basingstoke, 2007); V.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 (Bologna, 1990); www.indexmundi.com。

表6 1800—2000年意大利主要城市人口

注意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几十年间（尽管法西斯试图鼓励“逆城市化”）和1950—1970年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直到一战之前,那不勒斯一直是意大利最大的城市。

资料来源：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2005 (Basingstoke, 2007)。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调查揭示了大多数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考虑到1860年代许多北部自由主义者相信农业以及食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与意大利经济命运攸关，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这一时期消息最为灵通的观察员之一西德尼·松尼诺（Sidney Sonnino）（不无道理地）称，意大利农业状况比“欧洲任何其他地区”都要糟糕。他说，大多数农民被贫穷和工作重担击垮：“任何解救他们的建议都是一种讽刺；法律上宣称的任何关于他们是自由人并且和其他公民平等的言论都是残忍的挖苦”。他觉得，大多数人对本城市之外的事情一无所知，意大利对他们仅仅意味着“兵役、税收和傲慢自大的有闲阶级”。

人们原本希望，国家统一和自由主义的出现能够通过开拓国内市场为生产提供强大动力，可是国内市场需求的异常低迷却让人失望。意大利国内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多都被生产者自己消耗了。农民3/4（往往更多）的支出用于购买食物，其他则用于服装和建房。这使得人们无力购买制成品或高质量农产品，因此难以给投资和工业扩张提供刺激。实物支付的方式十分普遍，货币很少在主要城市之外流通：盐和胡椒往往取代货币在农民中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一些贸易在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展开——尤其在北部——但是道路系统的不畅往往阻碍了国内长途贸易的发展。

某种类型的农民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比如，意大利中部的佃农享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他们的农场往往较大可以从事多种种植从而分散风险。阿尔卑斯山谷的小农通常也比较独立。然而，大多数农民——不管是佃农、自耕农还是日工（很多人身兼不同的角色）——的生活相当不稳定。对日工来说，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其数量在这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不断增加，农业的萧条使许多小农陷入绝境，并促使大土地所有者——尤其在波河平原——进行合理化生产。日工如果能找到超过半年的工作就已经很幸运了，因此偷盗或迁移对许多人来说是逃离不幸的唯一方法。

北部大多数农民的主食是软糕（玉米软糕），其他地方则是各种面包。人们一般用橡子、栗子、黑麦、燕麦或蔬菜来制作面食。人们很少吃肉，通常只有在节日或生病康复期间才会吃。基本饮食也许还可以加上橄榄、坚果、绿叶菜、土豆、水以及盐和少许油，更少情况下还有葡萄酒和奶酪。大多数人都吃不到小麦：190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1/5的意大利农村不认识小麦。这意味着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是下降的（这一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同时期其他地方普遍在上升），并且人均小麦消费量从1870年至1874年间179升下降到1889年至1893年的123升（参见表1）。

糟糕的饮食削弱了疾病抵抗力。比如，糙皮病给北部平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亚平宁半岛上超过一半地区受到疟疾的影响，这是一种一开始使人虚弱，长期就会致命的病。直到20世纪40年代从美国引入杀虫剂DDT后，人们才终于控制住这种病。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十分普遍，尤其在南部。糙皮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而导致的，会造成痴呆甚至死亡。波河平原的农民得糙皮病，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饮食过于依赖玉米。糙皮病的发病率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有所增加，187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伦巴第，超过3%的人口患有糙皮病，这一数字是20年之前的2倍。这或许再次反映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住房条件的恶劣同样导致了健康状况不佳。在波河平原下游，根据松尼诺的描述，大多数农户的住宅只有一间房，并且还是泥地，在潮湿的冬季就变得泥泞不堪。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农民们甚至经常不得不和一头骡子或一头牛共处一室。迁移到北部种植稻田的劳工处境尤其悲惨：只有20%的人能够住上宿舍，其余的则只能露宿。在南部，包括罗马平原，人们甚至住在洞穴和墓地：188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超过10万人住在“地下寓所”中。松尼诺向众议院描述了他造访罗马时无意间发现不通风的棚屋或岩石上挖出的洞中挤着多达40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

图20 “真正的意大利”的贫穷。罗马平原的农村劳动者和稻草屋。拍摄于20世纪初期。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意大利的制造业仍然处于襁褓时期，几乎尚不存在现代化工厂的劳动力。国内市场过于疲软，农业尤其落后，因此国内生产得不到任何推动。屈指可数的工厂[如安萨尔多（Ansaldo）公司]几乎完全依赖和政府签订的铁路设备或轮船制造订单。国家统一之时，意大利有50万个棉纺锭，英国有3000万个，法国则有550万个。生铁的年产量仅3万吨，和英国的400万吨以及法国的100万吨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国际水平的工业是丝织业，据称占有世界市场1/3的份额。1876年，意大利工厂工人总数为38.2万人，从事丝织业的就有27.4万人。然而，其中大多数是季节性工人，并且一半是妇女或儿童。

意大利的工业尽管在80年代初期经历了快速发展，可是一直到19世纪末规模都不算大，并局限于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伦巴第等地区（见表7）。工厂工人遭到无情的对待，几乎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1876年，一半工人是女性，近1/4不到14岁。雇佣四五岁的儿童并非天方夜谭，尤其在纺织业。许多工厂主（还有政治家）认为，既然意大利不得不追上其他工业国家，那么就必须依赖廉价劳动力，社会立法对经济发展来说是种奢侈品。188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禁止工厂雇佣9岁（在某些行业是10岁和15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形同虚设。

根据季节，许多工厂的工人同时是自己拥有一片田需要耕作的农业劳动者，因此他们的眼界更多带有农民而非城市工人阶级的特点，尤其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很有可能非常淡薄。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雇主经常虐待他们，因为雇主们将其看作是向工人——如果需要就强制——灌输现代工业生活纪律的方式。当然也有少数雇主采取更加仁慈的方式。比如，信奉天主教的羊毛制造商亚历山德罗·罗西（Alessandro Rossi）相信，让工人感到满足是使生产率最大化的最佳方式，他位于斯基奥（Schio）的工厂是调和阶级关系的试验场，住房、休假和福利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和密切的关注。然而，罗西的天主教家长作风本质上是一种独裁主义，并没有包含工人权利的思想。

罗西是意大利统一前10年中意大利工业最热情洋溢的代言人之一。然而19世纪80年代之前，他关于给予制造业政府支持的呼吁大多为当时的意大利统治阶级充耳不闻，因为后者广泛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农业。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引起政府极大关注的工业是钢铁制造业，因为这对国防至关重要。主要是由于80年代农业萧条的加剧，政府才被迫选择了发展工业——很少人将其视为必要之举。工业化将带来道德沦丧和社会失序的观念继续广泛传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制造业年增长率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可怜的1%出头。

表7 1861年意大利的地区差异

注释：①不包括拉齐奥。②估算值。

资料来源: V.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 (Bologna, 1990)。

寄希望于意大利在不改变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想法导致许多人（包括罗西）认为学校对于树立民族道德观十分重要。教育被广泛认为是使民众适应政府并避免民众思想危险地滑向社会主义或教权主义的一种方式。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知识十分匮乏：至少2/3的人口没有受过教育，在许多南部地区，这个比例接近100%（见表7），紧迫感越来越强。1859年，根据（这一时期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卡萨蒂法》（Casati law）——1861年，这一法律推广到全意大利——规定，当地政府有义务建立小学并招募教师。但是一些调查发现，40%—50%的儿童从未踏进过教室。

这一问题的原因部分在于缺乏资源。统一之后的前20年中，国立小学的数量几乎翻倍，但是实际上，尤其在南部的许多城市十分贫困，除了最基础的设施之外提供不了任何条件。一所学校往往就是一间教室，无法容纳所有学生。教师待遇很低，尤其在偏远的农村地区。1886年，作家玛蒂尔德·塞拉奥（Matilde Serao）举了被人忽视的女教师死于饥饿的例子，希望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合格的教师人选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地政府于是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寻求教区神父的帮助：1867年至1868年，28%的小学教师由神父担任，而在卡拉布里亚，这一数字则是49%。

然而，由于意大利中产阶级——包括左翼和右翼——对平民教育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心理，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地方一级的教育服务往往匮乏。教导和教育之间通常是有区别的：教导也许只需要让穷人去看社会主义思想的报纸；而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培养良好公民；小学的功能主要在于教育，而不是教导。1886年，据教育大臣说，意大利人应该“得到教导，但他们首先应该学会诚实和勤奋，这对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祖国来说是一种财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处于控制之下的教育制度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危险的。1894年，西西里的地主举行了一次会议，要求停止小学义务教育，理由是这将把岛上的农民变成革命分子。

忠于国家和职业精神是平民教育的两大主题。一首校歌唱道，孩子们长大了之后将“像勇士那样勇往直前”，为国王而战，并且“为了意大利死而后已”。爱国和勤劳的主题往往被编进学校课本。《木偶奇遇记》（Pinocchio，一部出版于1883年的寓言书，告诫人们懒惰和不诚实的下场）的作者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在《贾涅蒂诺》（Ciannettino，1876年）中阐释了增加国民生产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意大利就不用花费数百万里拉向法国、英国和德国购买那么多商品了。”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儿童作品是艾德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爱的教育》（Cuor，1886年）。在其情感丰富的文字背后，表达的是对国王忠诚、对家人尊重和阶级和谐的严肃主题。

初等教育主要的道德教化目的反映了意大利统治者关心的并不只是穷人的需求，因此许多农民认为初等教育事不关己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大多数儿童只能听懂方言，这对于在意大利推广教育又是一道障碍（尽管实际上大多数教师也被迫用方言授课）。如果说农民们的确学会了读书和写字，那也往往是服兵役的结果。19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5万年轻人应征入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军营中的三年生涯比花在学校的任何时间都要有益。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有意为之的：军队被广泛视为“塑造意大利人”的最重要手段，并且比农村学校要安全。

如果说“教育”是针对穷人的，那么“教导”则是为中产阶级准备的。1860年后，温和派的目的是让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为培养国家统治精英。高级中学（Ginnasio liceo）和不那么有名的技术学院（istituto tecnico）、师范学院（scuola normale）则受到了严格的集中控制，都为大学提供生源。它们有包括古典文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和文学在内的一套完整课程。即使在技术学院，科学和经济学也不受重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希望趁着职业自由化和官僚机构扩张的机会争取获得稳定而又体面的工作，中学入学率大幅度提高。

然而，高等教育热仍然没有使意大利中产阶级明显壮大。1881年的数据表明，企业经营者、工业家、专业人员、教师、私企和公职人员以及商店主加起来的人数也仅仅100万有余，占总人口的6.7%。同时期法国的比例则是14%。意大利最主要的不足在于私企行业，法国私企雇员和公职人员的比例是3：1，而在意大利则正好相反。由于缺乏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和诸如保险、银行和会计等行业的相对落后，小资产阶级家长希望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份行政或专业性的工作，在南部尤其如此。

到19世纪末，意大利有2.4万名律师，是人口总数相对较多的普鲁士的6倍。在南部，律师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是北部的2倍。医生这一职业的情况也类似，医生的数量太多了，以至于超过一半的医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专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以及他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可以从在议会的人员构成中清晰地看出。尤其是1876年在南部占主导地位的左翼分子掌握大权之后，议会的重心已经从年迈的地主阶级精英（以加富尔等人为代表）向新一代雄心勃勃、有上进心并且往往来自小资产家庭的毕业生群体转移。据估计，1913年，多达49%的众议院议员出身于律师行业。

19世纪上半叶，法律和医学专业学生数量的庞大（1911年至1912年占大学生总数的57%）带来了知识分子失业的严重问题。许多人成为公务员——1882年至1911年，公务员的数量增长了68%。另外一些则寻求在当地政府或新闻业——这一行业在19世纪后期发展迅速——谋职。然而还有些人加入了越来越庞大的批判自由主义者的队伍,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中律师占很大比例（1909年每34名众议院代表中就有16名）；而极右党派中的民族主义者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则包括了许多步履维艰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律师，他们的失望感变成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愤怒。

沉浸在但丁和维吉尔影响下的意大利“小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崇尚修辞和雄辩技巧，一般来说，相对于具体事物更欣赏哲学的抽象概念。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他们难以接触到商业和工业社会。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这种文化氛围本身反过来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缓慢。许多评论家注意到，意大利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企业心有厌恶，并且更加倾向于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一战之前，超过2/3的个人财富流入了建筑、家具和土地，而不到1/4的资本投入股份、工业厂房、政府债券和现金存款。只有皮埃蒙特人和伦巴第人对这些新事物兴趣浓厚。

意大利当然也有自己的产业文化。尤其在威尼托，也包括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生产和家长式统治及阶级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教会对社会强有力的影响助长了这种现象。伦巴第有强大的技术官僚的传统，技术型人才被认为是企业家的典范。成立于1864年的米兰理工大学（Milan Polytechnic）继承了这种传统，使技术性职业受到了极大的尊重。然而，这样一种工业文化想要成为国家层面的中心文化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政府和官僚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相对落后的价值观，因此，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面临与社会主要领域失去联系的危险。

[1]原文为1万，疑有误。——译者注

为威权国家而斗争（1876—1900年）

1876年，随着人们对温和派的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信心，左翼势力掌握了大权。加富尔相信，意大利的统一将释放出企业家长久以来被旧政治秩序压抑的积极性和才能。而这一设想显然在亚平宁半岛的社会经济现实面前失败了。1873年开始的经济萧条更是致命的打击。右翼人士一直以来想要将政府的作用限制在维持秩序和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在统一之后的15年中，铁路系统从1829千米增长到7686千米，电报网络从9860千米增长到21437千米，并修建了21000千米公路。这并不能解决经济方面的基本结构性弱点，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要求新型政府干预的呼声。

左翼内部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计划。这些有着不同背景的人由于都反对右翼的经济计划和集中制度而团结在一起，但是关于以什么样的方案来取代右翼的统治手段却没有形成共识。1870年后，加里波第派和马志尼派的旧左翼人士逐渐被新左翼团体取代，新左翼中许多人来自南部。他们更多地将政府视为维护局部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比如，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在1876年左翼成功夺权之后，打着自由企业的幌子融入其中，而实际上它由各种金融家组成，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与之有关的地方银行的发展权。1878年，作为回报，他们非常愿意将某些工业和农业项目的关税提高。

1876年后，议会成了各大利益集团互相之间讨价还价的论坛。这反映并加深了被今天的批评家们为“法律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意大利之间的隔阂。左翼政府通过的少得可怜的重要法律（这些法律只在1880年左右很短的时期内适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迎合局部利益而量身定制的。比如1882年的选举改革将选民的人数扩大到原来的3倍，达到了200万余人（约占成年男性公民人数的25%），并通过保留对资格的限制而将大量农民排除在外。这是大多数南部地主一直坚持要求的，结果导致了南部的选民人数还不到总选民人数的1/3；到1895年，这个比例只有26%。

来自南部地区的众议院代表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占总数的2/5），但是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政府来说，相对于代表着更广泛社会经济利益的北部代表，这些南部代表更容易被收买。大多数的南部代表要求的仅仅是保持南部的现状。政府通过对农民进行严格监管（在不法行为严重时甚至会派出军队）和对进口小麦设立高关税来保护南部地主不受世界粮食价格下降的影响，赢得了南部代表的支持。而对于中产阶级选民，政府则通过为市政工程定期拨款（提供了大量投机获利的机会）或给予职位或头衔的方式来使其满足。

农业保护（1887年至1888年，进口小麦的关税增长了3倍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因为这使意大利避免了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但是这一做法的主要长期后果是由于容忍了现存所有权模式和生产方式而使南部的问题更加突出。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未来前所未有的黯淡。食品价格的提高对穷人来说是严重的打击。更糟糕的是，1888年政府和法国爆发了一场贸易战。这导致了诸如葡萄酒等产品出口量的严重下降，而这正是大量小农户收入的来源。由于穷困潦倒，许多人选择了移民：1881年至1900年，150万农民在海外永久定居，大多数选择了美洲。

国家保护并不仅限于农业。19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支持工业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70年代之后廉价的美国小麦在欧洲的出现清楚地宣告了意大利经济的未来不再可能依靠食品出口行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竞争——主要来自法国——的加剧促生了对本国军工业发展的需求。1884年，一家国有钢铁厂在特尔尼创建：到1889年为止，全国产出量达到了15.7万吨，和1880年时的不到4000吨形成天壤之别。受惠于对钢铁等产品的保护，铁产量在80年代翻了一番。尽管考虑到意大利煤炭短缺的情况，冶金行业的发展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是这的确为后来的工业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80年代，议会无疑越来越屈从于团体利益的压力；如果政府能够避免偏听许多评论家的建议，而是实行更加合理、更少利己主义的保护性关税的话，情况或许会好点儿，然而这种情况却反映了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将政府仅仅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机器的心理。这种为了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放弃原则的做法被叫作所谓的“适应进化论”。80年代，随着政府成为曾经敌对的双方共同组成的混合体，左翼和右翼这样的老式政党标签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发展部分是由于1882年后再也没有提出过重大改革建议，对许多人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搁置曾经的分歧，一起关注当下的问题。

然而，“适应进化论”也是不确定感的产物，这种不确定感迫使意大利统治阶级团结一致以面对来自社会主义的挑战。悲观而又十分保守的左翼人士，同时也是典型的北部资产阶级代表的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Agostino Depretis），将权宜之计和优柔寡断发挥到了政治艺术的新高度。由于担心“新的社会阶层”破坏整个制度，他将1882年选举改革视为一次必要的冒险。原则性极强而又博学的右翼领导人马尔科·明格蒂（Marco Minghetti）同样忧心忡忡。他提出要和德普雷斯蒂共事，目的是阻挡他称为“蛊惑人心”的洪流。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对许多不同的传统思想有所吸纳，然而这些思想并不是很容易融合在一起的。强调责任、人格尊严和集体主义中的独立性的马志尼式激进主义引起了许多城市手工艺人的共鸣——尤其在北部——并对19世纪40年代后互助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互助会提供疾病救助、养老抚恤金和各种其他福利，直到19世纪末，都填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空白。1862年，意大利有443家互助会；到了1885年，这一数字增加接近5000。工人合作社（19世纪90年代后开始繁荣）同样壮大了社会连带主义的传统，尽管在意大利，相比于马志尼思想，天主教思想更占据主导地位。

意大利工人阶级运动中更加具有破坏性的一支是无政府主义。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来到意大利，尤其在那不勒斯的学生和手工艺人团体中赢得了一批积极的追随者。在地方主义盛行且人民对自由主义政府税收和兵役制度愈发不满的环境中，他关于公社自治和反政府的思想很轻松地扎下了根。1871年的巴黎公社极大地帮助了他的事业：巴黎公社似乎为自发起义和人民自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而加里波第对无政府主义的支持更加有助于至少将部分旧左翼人士（不包括反对公社制度的马志尼）推向无政府主义阵营。

图21 宗教国度。含有“祖国的圣坛”意味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堂毗邻卡比托利欧山。该纪念堂建造于1885—1911年，其目的是表现“意大利”的精髓。

1872年国际工人联合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使意大利坚定地站在了后者一边。马克思关于集中制的政党和国家所有制的思想在一个有大量独立意识的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国度没什么吸引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力量壮大，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由一个名叫安德烈·科斯塔（Andrea Costa）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担当组织者的罗马涅无政府主义团体。巴枯宁关于一场革命会自发点燃并持续下去的设想却在意大利农村遭遇失败；两次发动起义的企图——一次是1874年在罗马涅，另一次是1877年在贝内文托——都彻底失败了。在第二次起义中，起义者完全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不会说当地方言。

187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将关注点从起义转到了恐怖活动，希望通过暗杀和爆炸等“以实际行动进行宣传”的方式使社会两极化并产生革命的气候。1878年，他们计划刺杀新国王翁贝托一世，翁贝托一世侥幸逃生部分是由于身为前共和党员的首相替他挡住了暗杀者的匕首。政府采取了镇压手段，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围捕或被迫流亡。尽管如此，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还残存着一些影响，尤其在意大利中部和流亡者圈子中。正是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894年杀害了法国总统、于1897年杀害了西班牙首相、于1898年杀害了奥地利皇后并最终于1900年杀害了国王翁贝托一世。

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尤其在波河平原，没有土地的日工数量更加庞大，并且普遍感到绝望。罢工现象更加普遍，并且几乎都是暴力性的。在克雷莫纳、布雷西亚、帕尔马和曼图亚等地骚乱频发的背景下，1882年再次实行选举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动荡局面的恶化让政府惊慌失措。1884年，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波河平原。地主们纷纷呼吁政府的帮助，他们确实得到了帮助——警察和军队介入了工人活动，农民团体和抵抗社团被强制解散，1887年政府又通过关税保护制度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政府的策略是试图通过宪法渠道来解决不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一方面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基础（1882年选举改革），另一方面在议会建立坚定和统一的阵线来保持体制的稳定（适应进化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取得了成功。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安德烈·科斯塔在内的革命者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希望建立有组织的政党，使工人或工人代表能够进入议会。1881年，科斯塔本人在罗马涅创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并于第二年成为议会代表。他甚至同意宣誓效忠议会，这让他那些不那么崇尚实用主义的朋友愤愤不平。

然而，工人政党的创立并不意味着放弃革命的理想。不管是科斯塔的罗马涅党派还是以伦巴第为大本营的意大利工人党（Italian Workers’ Party，成立于1885年，但在第二年被镇压），抑或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1895年），都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问题仅仅在于革命在何时以何种手段发生。这些政党的出现也没有导致大众运动的减少。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通常是由中产阶级煽动组织的地方社团和协会网络密布于波河平原。这些社团和协会希望提高就业和工资条件，他们支持罢工，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对于许多面临经济衰退问题的雇主来说，这往往是难以容忍的。

在“蛊惑人心”的浪潮持续不断的情形下，意大利的政治精英四处寻找巩固政府权威的方法。可供选择的方法十分有限。一个团结中产阶级（不包括农民和工人）的“民族国家”的平台很难建立。原本就孱弱的经济在衰退和不断扩大的南北差距的影响下更加雪上加霜，使地方利益、团体利益的诉求愈发紧迫，因此造成基础雄厚的工业或农业政党难以形成。代表们用他们的投票权进行交易，换取在自己的选区建设公路、污水管道和歌剧院的资金。“国家性”议题普遍得不到关注。

一些人——或许是许多人——设想的一种解决方法是与教会和解。他们以为这能够赋予政府正当性，并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去抵挡社会主义的侵蚀。然而，代表中有很大比例——尤其在左翼代表中——依然十分反对教权，政治家甚至专业人士中共济会成员的众多就反映了这一现象。就教会本身而言，罗马教廷同样坚决拒绝和解。历任政府所表现出的不友好姿态[比如1889年在罗马修建异端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使教皇怒不可遏。与此同时，教会可以号召以教区为基础的各种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依靠“议会救助会”（Opera dei Congressi）进行统筹]来发起对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

许多议会代表眼界狭隘，很容易造成受贿现象的猖獗，这使得议会名誉扫地。因此政府权威性更加难以树立。19世纪70年代开始，很少有作家或新闻界人士愿意为“适应进化论”或议会的任何方面辩解。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不断地谴责自由意大利的污浊和虚弱。他说，19世纪60年的罗马之梦如今已经被拜占庭肮脏的现实和“不计其数的琐碎的闹剧”所取代。政府腐败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中普遍的主题，如阿奇勒·毕宗尼（Achille Bizzoni）的作品《体面的人》（L’Onorevole，1895年）和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的《老人与青年》（I Vecchi e I Giovani，1913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在《岩间圣母》（Le Vergini Rocce，1896年）中指出，“卑鄙的贪婪之风……一直声名狼藉地盛行”，吞噬着罗马城中的各个广场，“好像下水道吐了一样”。

对腐败的指责成为这一时期的常见议题（这一点无疑受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报业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爆炸性新闻需求的助长），但是这样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19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大丑闻撼动了政府的根基。许多人相信，整个政府机构都岌岌可危。这些丑闻集中在银行业。在80年代的急速发展中，一些银行严重膨胀，在1887年泡沫破灭时它们随即陷入危机。其中，罗马银行（Banca Romana）非法印钞，但是在1893年它破产了。调查发现，各大银行都有向政治家们发放无担保贷款的习惯。很明显，这些行为都是以保护其不法活动为条件的，罗马银行正是典型例子。受到调查结果牵连的人中包括乔瓦尼·乔利蒂，他辞去了首相职务。后来担任首相的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同样卷入其中，但是克里斯皮却拒绝辞职。

克里斯皮是19世纪最后几年中意大利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作为马志尼弟子，他曾和加里波第一起在西西里斗争，或许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感觉：1860年曾经梦想的辉煌的意大利被琐事和腐败阻碍了。1887年，德普雷蒂斯去世后，克里斯皮成为首相，马上试图着手恢复政府的权威。克里斯皮的政策包括有限的民主改革（比如在地方政府层面），给予行政人员更大的权力和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克里斯皮积极的改革方案和强硬态度来自于一个信念，即1860年后，意大利人在培养对国家机构的忠诚感和从“全民族”层面思考问题两方面都已经失败。社会动荡继续发展，议会也没能迫使个人或地方利益屈从国家利益。这些事实使他确信，如果意大利想要避免道德沦丧甚至国家崩溃，必须尽快推行“政治教育”。作为杰出的前民主党人，他着手将爱国主义发展成世俗宗教，宣传他所谓的“神圣记忆的崇拜”，尤其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人士以及加里波第和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以此支撑政治制度——尤其是君主制——的声誉并通过战争发动全国人民；因为正如许多19世纪的意大利爱国者曾认可的那样，在战争中获胜是产生民族意识最可靠的方式。

伴随克里斯皮的两次执政期（1887—1891年和1893—1896年）出现的是被一位观察家所称的“意大利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克里斯皮本人对此也有部分责任。他对发展经济缺乏兴趣，认为意大利的问题主要出在道德方面，而非物质方面；他强势的外交政策增加了意大利陷入战争的可能性，并导致人们对商业发展失去信心。对19世纪80年代早期繁荣至关重要的工业投资逐渐干涸。与此同时，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克里斯皮挑起的意法关税战争导致意大利的出口大幅度下滑。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贸易额从1881—1887年的年均4.44亿里拉降至1888—1889年的年均仅仅1.65亿里拉。这些损失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从其他方面弥补（见表8）。

表8 意大利对外贸易

注意1886年法国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以及1938年德国重要性的提高。

资料来源：V. Zamagni,Dallaperiferia al centro （Bologna, 1990）。

克里斯皮的主要兴趣是外交事务。他声称，法国对意大利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的纠纷——法国将寻找借口进攻意大利。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出于他本人怀着强烈野心的推测而已。他相信（这里能明显看到马志尼的影响），意大利只有击败法国才有可能完全取得民族的解放：意法两国是地中海地区的天然竞争对手；只要有着强大的军事和革命传统的法国在道德上凌驾于意大利，意大利人就绝不可能拥有自我价值感。“我们被法国大革命压制了，”他曾经写道，“它禁锢了我们的精神……并且阻碍了我们追随先辈们的脚步。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道德枷锁。”

1882年起，意大利就和德国及奥地利结成了三国同盟。这是一个防御性的联盟，但是克里斯皮想让它变得富于侵略性，他错误地相信俾斯麦也有同样的打算。尽管国内经济衰退、税收下降，他还是将军费开支提高到统一以来的最高水平，坚持认为法国正在准备入侵意大利，并于1888年和1889年两次警告他的大臣们（以及俾斯麦），法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第二次仅仅是因为那一年正值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促使他下此断言。）然而，俾斯麦没有轻易上当，他没有发动战争；到1891年失去权位时，克里斯皮才不得不承认他的外交政策基本失败了。

尽管如此，克里斯皮在第一次执政时期的确成功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声誉和权威，并且为政府的发展指出了新方向。许多年来，议会的批评者们一直在呼吁着这种改变。帕斯奎尔·图列洛（Pasquale Turiello）在1882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书中称，需要以独裁主义和黩武的政府将全民族团结在一起，代议制政府给意大利带来了灾难，因为它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分歧。著名的社会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图列洛一样对众议院不屑一顾，他认为众议院只是各种个人利益的混合体，他说，“这些利益加起来都远远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许多作者建议，对于意大利的政治问题，一个可行的答案是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力量取代议会。

1893年末，当克里斯皮重新受邀担任首相时，对于一个强大的政府的需要似乎前所未有的紧迫。银行丑闻刚刚爆出；经济陷入危机；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全国性政党；一年前，在西西里，当地知识分子发起了一个叫作“法西斯”（fasci）的经济组织运动，其目的是动员农民并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一运动越来越具有暴力性质，在许多人看来将会引发更加广泛的工人阶级起义。克里斯皮向西西里派遣了4万人的军队，镇压了法西斯组织。他荒诞地声称这场暴乱是法国和俄国试图推翻意大利政府的阴谋的一部分。法西斯组织领导人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社会党被镇压；选民登记被“修正”，超过1/4的意大利选民（大部分是穷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然而，不应简单将克里斯皮定义为保守分子。他力图通过改革和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消除来自社会主义（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他甚至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西西里的大庄园（latifondi）分割，并租给农民，这一举措触怒了南部许多地主，极大地削弱了克里斯皮在议会中的地位。克里斯皮试图保卫其从1860年起就为之奋斗的国家，却引发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抗议风暴。1894年末，众议院控诉他与罗马银行丑闻有牵连。他开始确信通过议会来追求“民族”利益是行不通的：议会中夹杂着太多的党派之争和他所称的“热衷蝇头小利”的现象。12月，他关闭了议会，在189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法令行事。1896年1月，他再次关闭了议会。

克里斯皮逐渐走向独裁主义，一方面是出于私心；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是左派和右派都认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复兴运动时期。19世纪50年代时，加富尔的大部分计划都是在几乎没有征询议会意见的前提下实行的，加里波第也曾主张独裁统治是紧急时期政府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且他也的确实行过独裁统治）。克里斯皮给这种传统赋予了法律上的正当性，他坚称（实际上是马志尼“民族是神的旨意”思想的逻辑衍生），民族优于个体（用他相当隐晦的拉丁短语来说就是“natio quia nata”），因此民族有自己的权利，尤其是自我保护的权利。由此，当“民族”陷入危险时是可以选择独裁统治的。

图22 1887年，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右）在德国的福里德里斯鲁（Friedrichsruh）与俾斯麦见面。克里斯皮对于自己和俾斯麦的友谊感到无比自豪，但是他数次诱使俾斯麦参加对抗法国的战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

为了挽救“民族”以及自己的声誉（对他来说，二者很难清楚区分开），克里斯皮寄希望于外交政策。他尤其希望在非洲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连他的导师马志尼都没能做到——尽管马志尼希望继续完成意大利在世界范围内的“使命”。19世纪80年代中，意大利占领了位于红海海岸的港口马萨瓦，但是在企图向内陆推进并取得当地贸易控制权时不太成功。早在1887年，500人的意大利军队在道加里（Dogali）惨败。到1890年，一项和阿比西尼亚皇帝签订的条约被发现，其中将埃塞俄比亚变成意大利保护国的条款实际上只是文本的错译。克里斯皮感到蒙受了侮辱。在1893年重新掌权后，他开始寻求为此复仇；他的一意孤行却导致了意大利在和非洲殖民国家的战争中最为沉重的失败。1896年3月1日，5000名意大利士兵在阿杜瓦战役中阵亡。

阿杜瓦战役的惨败导致了克里斯皮的下台，却没有结束制度危机。社会党人、激进分子和共和主义者前所未有地大声反对政府。1897年，自由派领导人西德尼·松尼诺呼吁国王采取主动行动反对议会，重回宪法严格的法律条文：“陛下……全民族的希望都在于您。”翁贝托拒绝了这一建议。然而到了第二年5月，在米兰爆发了严重的起义时，他采取了更加果断的做法，批准实行军事管制。军队向示威者开火，杀害了至少80人，并解散了各种“颠覆性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天主教派的），同时将其领导人关押。更过分的是，国王给领导这些行动的将军们授予勋章，以表彰其对“我们的制度和文明”做出的“贡献”。

1899年，由皮埃蒙特将军路易吉·佩卢克斯（Luigi Pelloux）领导的政府试图实行一系列措施限制自由和剥夺集会和罢工的权利。极左分子组织了一批暴民与之对抗，讽刺的是，他们反而成为宪法的忠实捍卫者。因此许多人认为，“破坏分子”的破坏性比想象中小得多，甚至能在适当的时候被“改造”成政府支持者。受经济复苏迹象的推动，一股新的自由乐观主义的风气开始出现。佩卢克斯放弃了他的独裁统治方案；甚至1900年夏天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国王的事件都没有引发右翼分子的强烈反应。至少强力政府暂时性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叛乱

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将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克里斯皮曾思考能否以总统制取代议会制。1895年，他向王室建言，认为一个选举产生的议院是行不通的，相较来说，不通过选举产生的、纯粹起协商作用的参议院则更为有效。1897年，他再一次表达了他内心深刻的忧虑，并迫切地希望意大利能采用德国的模式：“无论何时，一旦议会介入政府，就会堕入无尽的深渊……国王不再统治国家，而是被统治……如果我们继续采用现在的体制，我们势必要面临革命。”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根本性政治或精神革新，才是问题的答案。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大学中风靡，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信条；1900年，就连意大利颓废主义的倡导者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也不再支持众议院，转而加入了社会主义的阵营。“作为一个理智的人类，我选择走向生活”，他说道。

19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一直存在对国家身份认知不明确的问题，而危机的氛围则将这种不确定性推向了高潮。克里斯皮有关民族伟大性的英雄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过去的历史，即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其他一些人则更倾向于畅想一个想象中的未来。18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复兴则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一个时期内重新点燃了加富尔和温和派的梦想之火，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制度可以通过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合法化。1901年2月，乔利蒂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在之后的15年里，乔利蒂称霸意大利政坛，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一定的责任。和加富尔一样，他着眼于经济现代化；与之不同的是，他是依靠工业而非农业实现发展。

经过数十年的萧条，1896—1914年意大利的经济腾飞令人震惊。自1860年以来，GDP的增长第一次大幅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其间年平均人均GDP增长率是2.1%，同时期英国的增长率是0.9%，德国是1.8%，法国是2.0%（见表9）。人均收入的增长也高于从1860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的任何一段时期，很多意大利人第一次体验到了超越生存的生活，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更多样的食品，甚至还有富余来消费其他商品和服务。对新富裕程度的一种衡量标准是小学入学率的上升（尽管对它的期冀本身也在不断增长）。在西西里，入学率在五年内从1901—1902年的55%跃至74%。

“乔利蒂时期”（Giolittian period，通常指1901—1914年）主要的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工业领域，以工程和化学工业为首。1899年菲亚特（Fiat）在都灵创立，并且由于从1903年开始，钢铁可以免税进口，在之后的几年里，意大利北部涌现了大量其他的汽车制造商。其中包括伊索塔·法拉西尼（Isotta Fraschini，1904年）、蓝西亚（Lancia，1906年），还有阿尔法（Alfa，最初由英国在1906年创立）。橡胶生产的先驱、全球领先的绝缘电缆制造商倍耐力（Pirelli）迅速成长为意大利第一大跨国公司。蒙特卡蒂尼（Montecatini）是新兴化学工业的先驱，1896—1913年，该公司主要的工业化学品硫酸的产量年平均增长率是10.6%。另一个“新兴产业”是甜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从零发展，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糖的产量在5年内从1898年的6000吨增加到超过130000吨。

表9 1896—1913年年均GDP增长率、年均人口增长率、年均人均GDP增长率

注：①以1919年的边界为准。

资料来源: Estimates from A. Maddison,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Oxford, 1982）。

虽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意大利制造业的命运主要依赖于这些“新兴的”产业（比如在这些年里发展显著的工程业），但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些产业的重要性。“乔利蒂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靠传统产业——例如纺织业的持续发展——实现的，甚至有时候这些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主要的。棉花业和丝绸业都很繁荣，1990—1908年，棉锭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210万增长到400万。与此同时，由于染色和编织技艺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意大利丝绸业一直占据着世界市场1/3的份额。羊毛业则受到罢工和现代化失败的严重影响，举步维艰。意大利纺织业的相对重要性发挥了持续的影响，1911年，意大利的纺织业仍然创造了制造业1/4的就业机会。

“乔利蒂时期”意大利工业持续而显著的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世界需求的普遍增加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欧洲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以炫耀性消费和财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标志，凯恩斯（Keynes）在1919年对一战之前的岁月感叹说“这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多么杰出的一段时期啊！”然而，意大利从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中获益的能力并不能解释一切，还有其他一些更具体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收入的大幅增长，其中一部分来自旅游业，但最重要的是汇款：1900—1910年，超过600万的意大利人移民寄回家里的钱帮助维持了意大利的贸易平衡，并使其有能力进口保障经济繁荣的新设备和机械。

工业繁荣背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9世纪80年代丑闻之后国家对银行部门的重组。1894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财政部未来更加严密地控制货币的印刷，这一举措激怒了问题银行内部担心自身利益的股东们，但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说，它使金融稳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年，意大利商业银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诞生于米兰，它的资金来源于海外，主要是德国。它是意大利四大“混合制”银行中的第一个，对“乔利蒂时期”很多项目的资金筹措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混合制”银行的诞生基于德国模式，在其他银行认为不太安全的情况下提供风险资本。它们密切监控自己所投资的公司，并在公司董事会中有代表。

意大利商业银行投资的一大领域是电力，19世纪90年代电力行业的迅速发展使意大利弥补了之前由于煤的短缺而存在的相对劣势。这主要归功于朱塞佩·科伦坡（Giuseppe Colombo），他意识到北部阿尔卑斯山脉的河流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开发水电，这促成了1883年米兰欧洲第一个中央发电厂的建成。电力照亮了斯卡拉歌剧院、拱廊和周围的街道。从此以后，电力行业开始呈跨越式发展，到1913年已经超过20亿千瓦时，超越了法国，仅小幅落后于英国。电力为利古里亚、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许多新工厂提供了动力。

“乔利蒂时期”工业的繁荣并没有与之相应的农业的发展。与法国的贸易战结束后，在内需的拉动下，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当然，技术创新时有发生：意大利引进了新的机械、化肥和农药；一些被称为“流动讲台”（cattedre ambulanti）的机构会提供最新的农业指导。为了应对经济萧条，早在19世纪80年代，上述大多数创新已经开始，但局限在波河流域。1900年之后的一大创举是一系列由国家资助的土地复垦项目。与之前的项目有所不同，它采取了“一揽子”计划的方式，同时解决指定区域的几个相关的问题（如排水、灌溉、森林砍伐）。这类计划耗费了大量资金（主要在南部），但是收效甚微。

这一时期南部农业主要的变化主要是移民带来的。20世纪的头15年里，大约400万人（大部分是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南部去国外工作，主要是去美国（参见表2）。美国建筑工地或工厂的高收入（相对而言）和越来越便宜的越洋票价对他们充满了诱惑，1900年，从巴勒莫到纽约比到法国还便宜。他们攒下的钱可以使很多农民家庭摆脱长久以来所欠的债务，并实现在家乡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梦想。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希望这样可以解决南部的问题，但这些新土地很多面积都太小了，或者过于贫瘠，农户很快就不得不卖掉它们。

从很多方面来看，“乔利蒂繁荣”的局限性和其带来的变化一样重要。意大利仍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几乎59%的劳动力都以农业为生，其他很多人则受雇进行季节性耕作。城市，特别是西北部的城市，不断发展；大批来自农村的移民在建筑行业或家政行业而非工厂工作，1901—1911年，工业劳动力总共只增加了500000人。尽管这些年中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远赴海外，意大利的农村人口仍然过剩严重：据估算，意大利1908—1911年的农业总产出只需要农村不到一半的就业劳动力就可以实现。

图23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抵达纽约。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带着挣够钱回家的想法远赴海外，很多人最终永久定居下来。列维·海因（Lewis W. Hine）摄于1905年。

大多数意大利人，特别是南部的意大利人，都没有受到“乔利蒂繁荣”的影响，仍然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甚至生活水平远高于很多农民的工人，在1911年时，年均收入也只有435里拉，其中大约350里拉要用来购买食物。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中产阶级，据估计，1890—1914年，他们在私有财富总量中的份额从25%上升到了36%。1904年时，安萨尔多（Ansaldo）公司的主管每年的工资达10000到60000里拉，工程师是3900里拉，会计和秘书是1700里拉左右。1910年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2000里拉多一点，教授是2440里拉。

然而，中产阶级的富足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知识分子就业不足的老问题已经解决。南部有限的经济机会使得需要较高学历的工作和公务员这样稳定的工作更具吸引力。从19世纪末开始，南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官僚体系，这种情况（尽管公务员体系大幅膨胀）给原本安全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不断增长的压力。1899年一名议会代表这样描述这批人，“幻想破灭的大学毕业生，靠希腊语和拉丁语谋生，却濒临饿死。这群人共同构成了新型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他们比普通无产阶级更加悲惨，更加来势汹汹”，也更加难对付。

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利蒂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此动荡不安，以及意大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现代化导致了这种矛盾与不确定性。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人物、富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畏惧唯物论及其相关学说——实证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民主主义，他担心对财富（mammon）的追求会腐蚀社会机体，扰乱民众，并剥夺受教育者政治和道义上的领导地位。从1903年开始，克罗齐和他的追随者们[其中有西西里的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踏上了把中产阶级从实证主义拉到理想主义阵营的征程，实证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十分风靡，支撑着社会主义的前进，然而现在却沦为“受奴役者反对苛刻和苦行的科学叛乱”。

克罗齐的“新理想主义”与社会主义针锋相对，并带有侵略性的精英主义色彩，而这恰恰是治疗“乔利蒂时期”广泛传播的反现代、反民主思潮的良药。一些年轻的中产阶级空有知识却无实际技能，财务状况岌岌可危。他们不满于技术专家和产业工人中间传播的新主张，便通过写作抒发心中的愤懑。20世纪早期见证了一系列激进的杂志，其政治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反对唯物论为主题。比如1903年创刊于佛罗伦萨的《利奥纳多》（Leonardo），在第一期中就对无线电报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攻击：“对于愚者来说，不用电线传递信息就像是上帝的神迹一般，但它除了是某种材料方法的替代品以外还是什么呢？”这种科技发明可能可以使生活更快捷，“但不会使之更深刻”。

这些杂志招揽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随着意大利人自我意识的增强，它们进一步致力于构建一个以道德重建意大利、打造新的精英统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政党”。《声音》（La Voce）就是一个例子。该期刊由朱塞佩·普雷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于1908年创办，投稿者有克罗齐、詹蒂莱、历史学家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经济学家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激进教士罗莫洛·穆里（Romolo Murri ）、作家乔瓦尼·巴比尼（Giovanni Papini），还有诗人艺术家阿尔登戈·索菲齐（Ardengo Soffici）。他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几乎不约而同地批判乔利蒂以及他们所见的政治阶层的道德崩坏（“优越的生活理念和个人道德观迫使我们鄙视整个人类”，1910年一个投稿者这样写道）。《声音》认为意大利亟须一场精神上的革命——不论通过何种方式（这是争议存在的地方），如果需要的话，战争也是选择之一。

对于给这些杂志供稿的愤怒的年轻人来说，反唯物论并不总是意味着拒绝现代性。他们并没有那么讨厌工业化的进程或者变化本身，而是不喜欢其背后的精神——认为生活的至高境界是中产阶级不受欲望和危险所扰的舒适生活（前财政官员乔利蒂似乎认为这就是生活的体现）。而未来主义者是由个性张扬的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asso Marinetti）带领的一群主要来自米兰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从1909年起就在一系列宣言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敬。他们认为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代机器被称赞并不是因为飞机或汽车使得生活更加舒适轻松，相反，是因为它们使生活更加跌宕起伏，更不稳定和更危险。

这些杂志（例如《声音》）或者团体（如未来主义者）的影响很难衡量，也不应该被夸大。然而，乔利蒂没能成功建立为其政策服务的智力支撑平台（即使他很努力地尝试了），这削弱了他的权威，尤其是在本来就无法理解其做事逻辑的中产阶级中。意大利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主义的威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声音》的愤青们和未来主义实际上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并发现自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同情。他们的想法——最初的时候过于偏激，而且相比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更清楚他们憎恶什么——开始形成连贯的政治纲领，1918年之后，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内容都衍生于此。

乔利蒂的政治实验

1860年时，乔利蒂才18岁，他没有参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这使他和诸多前辈相比，在思考意大利新的社会政治方向时，心理上更加不受束缚。他来自皮埃蒙特，直到40岁以前都是公务员，最高晋升到审计法院秘书长一职。他冷静务实，不好花言巧语，在一次极罕见的情况下他在演讲中引用了但丁的语句，议会的听众不禁发出了惊叹声。然而他这种低调处理政事的方式却遭到了许多冷嘲热讽，他自然而然开始认为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有他们的底价，都可以被收买。他很少有所顾忌，有一次还用“给驼背试穿正装是毫无意义的”这一比喻来为自己干预选举进行辩解。

正是这种道德观的缺乏使很多乔利蒂的评论家犯了难。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焦阿基诺·沃尔普（Gioacchino Volpe），对自由主义局限性的担忧使他先加入了民族主义党，后来又投向了法西斯的阵营，他在文章中写道：“乔利蒂似乎从来没有……除了眼前利益、维持秩序和个人福祉以外更高的目标……他从来没有使用情感的力量使人产生信心，并把别人吸引到自己身后……他永远不可能像鼓舞人心的神话一样，凭空创造出一个伟大国家的海市蜃楼……他唯一所关心的就是有许多限制的当下，以及所有可以直接实现的东西。这些都是科学、理性和常识的问题，以及它们的优缺点。”

乔利蒂也许缺乏理想，但至少不缺政治远见。他见证了克里斯皮和佩卢克斯在19世纪90年代用独裁阻止社会主义发展的企图，得出了要改变策略的结论（虽然起步较晚：像其他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最初是支持佩卢克斯镇压措施的）。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他计划将部分新的财富分配给工人阶级，以此引导社会主义政党放弃革命，转而以较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和政府合作。就雇主来说，他们可以得到不那么激进但更高效的劳动力。“用低工资带动产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低工资就像不良的饮食，一个营养不良的工人身体和智力都会虚弱”。

乔利蒂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让人不禁联想起（至少从精神上来说）启蒙运动；但他的皮埃蒙特出身决定了他首要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综合实力，而非社会正义。从他写的一些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工作重点：“降低工资水平也许符合产业家的利益，但肯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错误。”乔利蒂的中心策略是政府对劳资纠纷保持中立，这和以往的做法截然不同，因为在过去，警察和军队往往被用来平息罢工和恐吓工人。乔利蒂希望工资水平由供求规律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工人阶级把国家当成他们的敌人。

通过这个策略，乔利蒂得到了意大利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PSI）主要成员的支持，他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除非意大利先完成工业化进程，创造一个现代的资产阶级和工厂无产阶级，不然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对于很多党内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有时似乎甚至掩盖了革命的既定目标。党的议会代表团尤其如此，1900年时它共有32位成员；乔利蒂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理解我们……哦，只要他能从复苏国家经济出发，塑造一个强大的、真正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心脏”，他们中的一员克劳迪奥·特里夫（Claudio Treves）如是说，“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和恩惠啊！”

20世纪的最初几年，乔利蒂的政府中立政策促成了一大波成功的罢工，工会数量也大幅增加。到1902年，近25万产业工人被纳入社会党领导的工会。它们主要是地方行业工会的合同性联盟。在意大利劳工运动中，“劳工之家”（chambers of labours）是最独特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机构。其发展十分迅速，在1900年时只有14个，短短两年后就增加到76个。劳工之家主要由熟练的工人或工匠管理，它们不仅是就业服务中心，还提供休闲和教育设施，并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和道德，有些甚至还有自己的商店和住房合作社。

乔利蒂对工人阶级的友善不仅体现在不干涉罢工上，他还提出了意大利第一个重要的社会改革计划。1902年颁布的法律规定，禁止雇佣12岁以下的儿童，女性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自1907年开始，每周都必须有一天休息日。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比如禁止面包店夜间工作；1910年建立生育基金，为某些职业建立疾病和养老基金。1898年，国家自愿保险计划开始实施，但是因为和既得利益有冲突，所以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该计划才得以发展壮大。公共工程方面争议较少，到1907年，政府支出比1900年时多了50%。

图24 乔瓦尼·乔利蒂，摄于1908年。

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罢工的增加，国家干预的增强和公共开支的增多，以及乔利蒂对社会主义者的仁慈，都不断试探着意大利雇主态度的底线。一些知名企业家，包括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卡米洛·奥利维蒂（Camillo Olivetti）、乔万·巴蒂斯坦·皮莱利（Giovanni Battista Pirelli），都对乔利蒂的实验表示认同。旅游和留学海外的经历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了现代的认识——对风险和规划的偏爱，利润至上，并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即使不是进步的激励因素的话，至少也是其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是所有人的共识。大多数意大利雇主仍然持有政府应该通过善行和让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担心工人的观点。

对很多企业家来说，只要经济景气的状况持续，利润有所保障，他们都会把对乔利蒂疑虑藏在心里。1897—1907年，工业企业的工资每年实际涨幅是2.2%，人均生产率上升了几乎3%。但是到了1907年之后，特别是1912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厂商们为了订单和合同，组织起了卡特尔，进一步对政府施压。乔利蒂对工人的仁慈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恼怒。他们认为，意大利作为世界工业舞台的后来者，不能指望它在不严重损害产出和竞争力的条件下赶上英国或德国的劳工关系。生产必须优于社会公正，否则意大利将一直都是一个贫穷的二流国家。

意大利雇主对乔利蒂的敌意不断加深，这削弱了乔利蒂的政治实力，这时他的计划已经因为内部矛盾而濒临失败。一方面，国家针对劳工纠纷的中立立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罢工过程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究竟是警察还是工人挑起或开始的，这个很难确定，而且双方经常互相推诿指责。此外，由于乔利蒂很大程度上倚靠南部代表来保障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这意味着他不得不奉行双重政策：在北部实现工业现代化，而在南部则要保留大庄园经济、外居地主和封建残余，以及严苛的不人道的劳工关系。

如果社会党一致支持乔利蒂的政策的话，上述的矛盾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社会党党内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改革派——比如克劳迪奥·特里夫（Claudio Treves）和菲利波·图拉蒂（Filippo Turati），他们都是受过大学教育、有严格原则的高尚人士，坚信实证主义，认为社会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发展的，并坚持深刻而慷慨的人道主义；另一派是激进的革命派，他们拒绝“合作主义”，并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中把非理性的要素（意志、直觉、暴力和神话）放在首位。在革命派中，工团成员尤其激进，他们希望通过融合总罢工、工团或工会的政治经济力量夺取政权。

乔利蒂无力阻止警察向罢工者开火——1900—1904年，有超过200人的伤亡——这对他的政治政策是致命的打击。社会党中的革命派斥责这些所谓的“屠杀”，并谴责那些认为和乔利蒂合作才能有好结果的改良派成员。1904年，革命派在党的代表大会中获得了胜利，1908年，改良派重新赢回了多数，然而1912年，他们又输给了由一些年轻的叛乱煽动者[比如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率领的革命派。因此，乔利蒂没能“改造”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讨好左派的努力也失败了，意大利政治的两极分化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了。

最反对乔利蒂政策的是一群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作家和记者，他们被统称为民族主义者。20世纪早期，他们就开始在佛罗伦萨以文学杂志为媒介来表达他们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和自由议会制度的不满，认为这一切过于虚弱腐败，无法将国家从社会主义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对他们来说，乔利蒂的实用主义、缺乏理想，以及极端主义可以被合理收买的想法，是造成意大利统治阶级失败的原因。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有力的独裁政府，以此来激励民众，消灭阶级斗争，带领国家走向强大。

民族主义者绝非一个目标一致的团体，与其说他们有严格统一的思想，倒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共同的激进主义论调而结合起来，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自由主义。然而，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即战争作为激励资产阶级和创造集体使命感的工具的价值。他们认为，意大利人必须意识到国家是高于个人的，个人自私的物欲（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极致，乔利蒂是它的侍从）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利益。战争会教会意大利人如何为理想献身，它也将清除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谓的“愚蠢的人道主义情怀”，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精英集团。

1907年之后，意大利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乔利蒂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忧虑，这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企业家相当认同民族主义的观点。他们非常希望对社会主义者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们（至少有些人）还希望增加军事支出，此外，他们也认同“国家利益”等同于更高的产出的观点。国际动荡和由巴尔干半岛或非洲殖民竞争引发的欧洲战争威胁，都使民族主义者的呼声更高。1910年，他们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知识背景的民族主义者云集于此，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Italian Nationalist Association）由此诞生，在之后的几年里，它把民族主义变成了意大利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

在佛罗伦萨大会上呼声最高的是那些战争的倡导者。小众剧作家和小说家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是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他的开场演讲揭示了他的主要观点。他宣称，意大利不管从物质上还是道义上来说，都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工人阶级是如此的懦弱，早在社会主义教会他们冲突的意义之前就已分崩离析，正因如此，民族主义者必须让意大利人认识到“国际斗争”的价值：“如果这意味着战争呢？那么，就让战争来得更猛烈些吧！让民族主义在意大利激起赢取战争胜利的渴望”。他认为，战争可以“拨乱反正”；战争是“道德秩序”，它使“重塑责任感的必要性变成必然”。

图25 民众动员。1910年的一场罢工中，农业工人及其家属聚集在费拉拉市科帕罗科卡尼列（Coccanile di Copparo）的工会总部前。十年之后，这些大楼遭到法西斯分子洗劫。

在意大利好战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1911年9月乔利蒂做出了入侵利比亚的惊人决策。他的动机十分复杂：7月摩洛哥危机之后，他似乎担心法国会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此外，他热切地想要保护意大利最近几年在利比亚的经济投资。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因素。他希望一场漂亮的胜仗可以安抚民族主义者，也可以限制社会主义者（或者至少他们的议会代表）的立场选择——支持或反对政府。此外，有迹象表明，即使是以分裂党为代价，一些改革派成员也已经做好了进入内阁的充分准备。

乔利蒂的政治算盘完全打错了。虽然入侵本身还算成功，但是代价昂贵，而且意大利骑虎难下，它永远没办法完全控制这块殖民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数万甚至数十万阿拉伯人为反抗意大利统治失去了生命）。民族主义者并不赞成打仗，他们认为乔利蒂的决策并不恰当，并以此为武器，进一步攻击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和议会制度。社会主义者也谴责这种侵略行为，他们原本可以被“改造”并支持宪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一些改革派的成员退了党，但大部分都留了下来。他们遭到了革命派的嘲弄，革命派认为，事实证明他们对乔利蒂的不信任是正确的。

利比亚战争摧毁了乔利蒂主义的体系。极左派和右派的声望和规模不断壮大，并因为自由主义中间派的道德破产而汲取了更多的养分。民族主义者开始结成反体系的党派，由于一名出色的律师阿尔弗雷德·罗科（Alfredo Rocco）的努力，到1914年，他们已经描绘出新型国家的蓝图：服务于“国家”的而非个人的需求，每个“生产者”（管理者和工人）都要遵守庞大的工会组织所制定的准则。意大利社会党当时由革命派领导；到1913年12月，工团主义者共有10万人；无政府主义者也重新开始活动，参加了1914年6月的这一段时期后来被称为“红周”（Red Week）的一系列暴动和罢工，惊动了整个意大利。

乔利蒂无法通过“改造”社会主义者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于是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天主教徒。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稳步改善，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敌对性似乎减弱了，甚至成了对抗唯物主义的潜在盟友。1904年，教皇禁令或者说教廷的“不参政”政策第一次得以放松，不支持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徒可以参加选举。在1909年的选举中，大约150个选区取消了“不参政”政策，在一些天主教盛行的地区（例如威尼托），投票人数显著上升。一些天主教代表甚至进入议会，尽管罗马梵蒂冈教声明，在任何意义上，这些人都不代表教会的意见。

这种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解完全是事务性质的，并不具有官方性质，除非罗马问题得到解决。而在这一点上，不管是乔利蒂还是他的更激进的支持者们都不准备做出让步。事实上，乔利蒂曾说，教会和国家就像“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这种严格的原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自由派未能将庞大的天主教组织结构和国家稳固地联系起来。在1913年的选举中，天主教选举联盟（Catholic Electoral Union，由庇护十世设立、动员信徒投票的组织）支持自由派候选人，以换取政府的某些承诺，但这一交易本应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当消息泄露时，乔利蒂在议会中遭到了反对，他的政府也随之倒台。乔利蒂本人则否认这场交易的存在，导致教会与国家走向正式联盟的希望破灭。

乔利蒂在1913年的选举中是需要天主教的帮助的，因为此前一年（本来是要作为诱饵将社会主义者纳入政府的）新选举法的颁布使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有了选举权。他的目的之一是利用农村增加的选票作为抗衡城市的保守力量；事实上，支持政府的代表数量只减少了约60人，511人中选出了318名代表。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稍稍增加了一些，从41人到79人。这似乎证明乔利蒂的希望变成了现实。然而，自由派也指望依靠天主教组织取得相应的成功。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形式的党派机构去应付大量的新选民；过去的方法像庇护主义和地方干预也已过时，（至少以其当时的形式）没办法保证工人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选票。

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在意大利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问题。“乔利蒂时期”恰逢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特别是在南部，并没有感受到丝毫变化；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斗争性，甚至一些城市中（主要是北部）受益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对这种经济“进步”的政治智慧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态度一直持续到1914年。然而，如果没有物质要求的话，意大利自由主义还能代表什么呢？“与我们的天主教同盟不同，我们无法在天上创造天堂，”1913年自由主义者领袖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如是说，“也不能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伙伴那样，在地上建造天堂”。相反，他声称，“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真正本质是爱国主义”，正是秉持着这一信念，1915年，他带领意大利走向了战争。

意大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夏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并不想参与其中。1882年，德意奥三国签订条约，组成了三国同盟，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意大利当时仍然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盟友；但由于奥地利在未征询意大利意见的基础上对塞尔维亚开战，违反了条约的条款，意大利政府因而认为它对轴心国没有义务，暂时保持中立。这似乎符合国家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并没有使所有人都满意。有些人坚持认为，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它将在未来的领土问题上被排除在谈判桌外——特别是有关巴尔干半岛的利益——这将是严重的损失。另一些人则出于国内因素的考虑，强烈希望意大利参战，因为他们认为意大利能够借助一场战争而崛起。

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都持强烈的主战意识，虽然他们在“意大利应该支持哪一方”这一点上并未达成一致。从20世纪初开始，这群知识分子就被打上了反实证主义的标签，他们还曾强烈地反对乔利蒂。未来主义者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战争是世界唯一的出路”，马里内蒂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欢呼道：“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未来主义诗歌。”民族主义者认为意大利的参战行为是“国家”反对议会的一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议会，掀翻这个吃里扒外和卖主求荣的小人的贼窝”。很多知识分子把战争视为塑造民族共同体、完成复兴运动使命的一个契机。

支持参战不仅有政治右派，左派的很多成员也认为意大利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分一杯羹。民主党人、前社会主义者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认为，战争经历可以让意大利民众更具政治意识，他因此更加坚决地拥护战争，坚信战争可以最终打破旧的尤其是南部精英权力。更偏激的左派、一些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加入战争可以为革命创造合适的条件，社会党一些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特别是党机要报刊的编辑——才华横溢但喜怒无常的墨索里尼。1914年10月，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他对参战的支持，但随即被开除党籍。

主战派极具煽动力，并随时准备使用一切手段将国家推向战争。然而，他们仍然是少数。意大利社会党坚决保持中立，因此成了唯一中立的西欧社会主义党派。天主教的总体意见也是反对战争，大多数自由主义代表亦是如此。乔利蒂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通过和其他国家谈判来保持中立，意大利可以得到的“相当可观”。大部分商人对战争可能造成的破坏表示担忧，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果意大利置身事外，最终可能会失去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进口，特别是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原材料。

最终，在首相和外交大臣背着议会的秘密交易下，意大利被带进了战争的漩涡，军队甚至国王对此次谈判显然也一无所知。1915年5月初，当意大利参战并和法英两国站在一边时，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约300名代表将他们的名片留给了乔利蒂，以此表示他们反对参战。但为时已晚。此时反悔，意大利将颜面尽失。未来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主战派，包括墨索里尼，举行了一系列喧闹的集会，“整个国家”发声了。大势所趋，国王无可奈何，意大利就此参战。

回顾历史，1915年5月的事件似乎是自由主义在意大利历史上的转折点。墨索里尼、邓南遮和其他主要的战争支持者，因为意大利的参战而赢得好评；他们声称，这是和议会及其他国家的敌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积极抗争的成果。他们说这是一场革命：“真正的意大利”——拥有广场、英雄主义理想和爱国热情的意大利，战胜了“政治的意大利”——那个充斥着腐败、自私和懦弱的政客的意大利。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意大利人对参战的反应是沉默；这种沉默也许并不代表抵抗或者冷漠，而是他们的顺从。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约500万意大利人应征入伍，他们中超过60万人在弗留利和特伦蒂诺阿尔卑斯丘的战壕里战斗至死。大部分前线士兵是来自南部的农民，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从奥地利手中夺取蒂罗尔和伊斯特里亚南部“待解放”的领土与他们不相关。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军队的条件也十分艰苦：口粮很少，工资极低，一年的假期只有15天。纪律也很严苛：找不到犯错的人时，大规模屠杀就会受到鼓励；1915—1919年，近30万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大多数是因为开小差。

士气低落导致了意大利1917年10月在卡波雷托的惨败，这次失败是整个战争中军事上和政治上最具破坏性的一个事件。威尼托被占领，约30万意大利士兵被俘。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战争经历都是负面的。年轻一点的军官（尤其是墨索里尼、马里内蒂这样主战派中的活跃分子），强烈地（很明显也是持续地）认同战争的价值和英雄主义。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它源于维护参战决定的需要，也是为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主义和许多自由主义者模棱两可的立场。

这场战争的政治悲剧由此奠定。1915—1918年，不仅1914年前威胁意大利的自由及稳定的缝隙没有修补，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崩离析。社会党已经不可挽回地跨越了宪法的围栏；教皇呼吁战争只是“毫无意义的屠杀”（一些将军因此认为他应该被绞死），对天主教的怀疑和仇恨愈演愈烈；政府也因为没能取缔失败主义者（社会党）而受到民众谴责。此外，军方坚持不让政客插手战争（从1916年8月开始，政客被禁止进入战区），意味着胜利并不能为议会带来好处或声誉，不仅如此，当战况不佳时，军方还会指责政府。

图26 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未来主义者。上图中，前排坐着的是艺术家卡洛·卡拉（Carlo Carrà）和翁贝特·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他们背后从左到右分别是作家帕拉采斯基（Palazzeschi）、乔瓦尼·巴比尼和马里内蒂，这张照片拍摄于1914年。下图中，左边是马里内蒂，还有艺术家安东尼奥尼·圣埃里亚（Antonio Sant’Elia，1916年被杀）、路易吉·卢梭罗（Luigi Russolo）和马里奥·西罗尼（Mario Sironi），约1915—1516年摄于阿尔卑斯山东北部前线。

图27 战争中的意大利：米兰的女街道清洁工。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一战期间对妇女的经济动员激发了她们对政治解放的渴望。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相比自由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更加关注妇女的要求。

政府（和议会）因而陷入进退两难之中。尽管新首相奥兰多（Orlando）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后采取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但是意大利统治阶级及其在一战中应运而生的自由制度的声誉并没有好转，反而可能更差了。这很不幸，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对政府来说，要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满足战争的生产需求，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比如，战争开始时，意大利只有600挺机枪，到战争结束时有20000挺；到1918年，意大利的重炮数量甚至超过了英国；还有飞机制造业，1914年几乎是从零起步，到1918年时，10万劳动力能生产约6500架飞机。

如此惊人的成就要归功于国家规模空前的计划与调控。所有企业都必须为战争努力，并被指定为战争“辅助”单位。它们的价格和生产目标也都由政府委员会指定，员工须遵守军队纪律。原材料特别是煤的分配受到严格的管控。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有超过2000个战争“辅助”企业，绝大多数在西北部。其中一些企业的规模扩展了很多，完全不是初时的模样。比如菲亚特，1914年时它有4300名工人，汽车产量为4800辆；1918年，工人数超过了4万，汽车产量也上升到25144辆。还有安萨尔多（Ansaldo）公司，它的员工人数从6000人增长到5.6万人；战争期间它的产能巨大，包括3000架飞机、20万吨商船，以及国内超过46%的火炮。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是战争的结果，事实证明，调整到和平模式十分困难。这不仅是政府订单减少的问题，也是主要市场转型的问题——从军用市场到民用市场。人们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这使恢复战前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为战争贡献良多的感觉使很多工人有了全新的政治价值感，1918年以后，在面临失业威胁、生活水平下降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而对于习惯了国家大力支持的雇主来说，政府恢复中立使他们十分愤慨，感觉遭到了背叛。

然而，比这些经济上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创造的神话。意大利不仅从战争中幸存，而且事实上它成为战胜国——1918年10月，在卡波雷托的屈辱整整一年后，意大利军队穿越皮亚韦河到达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在最后一次进军中击退奥地利，宣告战争胜利——这意味着一整套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体系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有力地挑战了意大利已经不堪一击的自由主义身份。这场战争标志着1915年5月目标的胜利，这无疑带来了积极的结果（如爱国主义和对强力领袖人物的渴求），然而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即对社会主义、平等、唯物主义、议会、人道主义、民主和实用主义的憎恶。

自由国家的崩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没有哪个交战国确切地知道它们为何而战。事实上，那时萨兰德拉在令人遗憾的“神圣的利己主义”口号下将意大利带入参战。到1918年11月，情况则大有不同，非常巧合的是，战胜国都是民主国家，战败国都是独裁政体，因而战争似乎是为了保卫民主。意大利——昔日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的盟友，如今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并肩作战，它不再有任何政治或道德上的理由拒绝民众对全面“人民代表”的要求了。1918年12月，政府给予所有男性公民选举的权利。1919年8月，政府又做出了一个更难办的让步——比例代表制。

自由主义者被逼到了绝境。他们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党去动员选民，而社会主义者则有自己的劳工之家、当地社团和工会，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处于极大的劣势。他们也不能依靠教会（如乔利蒂1913年所做的那样），因为1919年初，新的天主教政党，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PPI）成立了。虽然严格说，它并不具有“宗教意味”，但它是由天主教徒管理的，有一个明确的天主教方案。它由神父冬·路易吉·斯图尔佐（Don Luigi Sturzo）领导，对农民阶级（特别是小农阶级）的吸引力更大。人民党没有理由代表自由主义者的意愿。在1919年11月的选举中，政府面临的危机很明显：社会党赢得156个席位，人民党党员（Popolari，这是对意大利人民党党员的泛称）得到100个席位，而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友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到一半。

如果政府充分利用了战争的胜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意大利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要求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最终遭到严厉拒绝。意大利得到了特伦特、蒂罗尔南部和伊斯特里亚，没能得到达尔马提亚和讲意大利语的阜姆港（即里耶卡，Rijeka）；首相奥兰多恼怒地走出了和会大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主战派终于有机会谴责他们所谓的“支离破碎的胜利”了。他们本来已经倾向于认为，不管那些政治领导人，至少意大利已经赢得了战争；现在看来，政府似乎连和平都做不到。1919年6月，奥兰多被新首相取代后，他们更加愤怒。新首相是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Francesco Saverio Nitti），由于他对盟友的妥协，邓南遮给他取了一个绰号——Cagoia（意为“爱吃屎的”）。

1919年9月，在一些将领和企业家的支持下，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次军事叛变，邓南遮率军进入阜姆，之后这个城市一直被占领长达一年多时间。尼蒂不敢派兵，部分是出于对兵变的担忧，这加速了自由主义国家的道德破产。被放任自流的阜姆从此自生自灭，成了新政府的试验品，其特征是热情和戏剧性主导了政治舞台，革命工团主义者起草了一份宪法（虽然并没有施行）。邓南遮发表即兴演说，用无意义的言辞和口号激起听众的狂热情绪。毫无疑问，乔利蒂应该镇压这种诡异的“反理性”示威：1920年，在他的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任期，乔利蒂派遣海军，邓南遮随即投降。

墨索里尼略带嫉妒地注视着在阜姆的邓南遮。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都在米兰编辑《意大利人民》（II Popolo d’Italia）——他被社会党开除之后创办的报纸。他仍然支持左派，但和其他被社会党开除的人一样，他也面临一个问题：到哪里去找政治上的追随者。1918年，他把他报纸的刊头改为“‘斗士’和生产者日报”：“生产者”一词具有浓烈的工团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意味着墨索里尼试图脱离社会主义，转而向其他主战派靠拢。然而，1919年3月，他在米兰组织的新运动——“战斗的法西斯”（Fasci di Combattimento）仍然和社会党有相似的目标：废除参议院，成立制宪议会，没收战争收益，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地图6 1919年之后的意大利

当时，墨索里尼和支持他的那些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还茫然无措。他们对战争有共同的信念，并且都厌恶议会自由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明显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纲领。1919年11月，墨索里尼陷入了困境：没有法西斯的代表当选议员，甚至在他自己的家乡，罗马涅的普雷达皮奥，他都没有赢得一张选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右派靠拢。1920年间，法西斯计划中带有明显左翼色彩的内容被放弃。剩下来的则是各种情绪的混合物：强烈的爱国主义，对战争正当性的坚信，对民族伟大的关切，还有对社会党不断增强的厌恶。法西斯主义由此开始吸引了意大利社会中比较保守一派的注意。

然而，1920年下半年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是由于一些墨索里尼控制之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党的威胁（或者说潜在威胁）。战争结束时，受主战派的中伤，意大利社会党与国家疏远了，比以往更专心致力于革命的豪言壮语。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之更加信心满满。改革派内部都是激进分子，他们煽惑工人和日工，让他们相信，经过一系列的暴力罢工、占领工厂、与警察交锋，政府体系即将崩溃。1919年夏天，一波粮食暴动席卷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商店被洗劫一空，自由之树由此生根，一些地区共和国宣布成立。1919年有超过100万人参与罢工，第二年这一数字甚至更高。

这种好战情绪主要源于1918年之后意大利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由于军队被遣散，战时生产缩小，失业人数激增，到1919年底多达200万人。通货膨胀也日益严重：1918—1920年，批发价格指数上升了几乎50%。这严重地损害了依靠租金和固定收入（如公务员）生活的人们的利益。在农村，受战时冻结地租的影响，很多地主损失惨重，愤怒的退伍军人还要向他们索要土地。卡波雷托惨败后，为了鼓舞士气，政府多次承诺给农民土地。现如今地主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了，1919年和1920年，政府甚至出台了两项法令制裁“非法”占用土地，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雇主向政府求助，但是政府拒绝表明立场，一方面是出于害怕，另一方面也是认为革命可以通过妥协避免。1920年9月，所谓“占领工厂”的冲突达到巅峰，将近4周内，近50万工人占领了工厂和造船厂，他们驱逐管理人员，并升起了红旗。乔利蒂没有派遣军队，甚至还一再劝说工厂老板做出让步。此外，他还同意成立委员会并起草相关法案，强制赋予工会检查公司账簿的权力。对很多雇主来说，这是政府的终极背叛行为，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也揭示了革命的最终到来。

然而革命并没有到来；从很多方面来说，1920年9月标志着战后劳工斗争的高潮。在10—11月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得票数稍有减少，但也不乏收获，尤其是在中部和东北部的农村地区：在费拉拉，红旗高挂在市政厅和古老的埃斯特城堡（Castello Estense）上方，墙上潦草地写着“列宁万岁！”（Viva Lenin!）等口号。然而，除了好战的言辞和姿态，社会党的全国领导人并没有认真准备革命。塞拉蒂（Serrati）是党内的灵魂人物，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成熟持怀疑态度；而且他认为（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同盟国会加以干涉，粉碎社会主义的叛乱。这导致的结果是基层和领导层的意图产生了致命的差距。

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策略，1919—1920年“红色两年”（red biennium）的动荡变得极为危险且无法调和。在一些地区，工团主义者占主导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则由无政府主义者做主。在都灵，一群由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领导的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尝试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以此作为新的工人领导的国家构建方式，但并没有推广至其他城市。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工人运动既没有方向，也没有抗逆力。1920年下半年，意大利经济严重衰退，许多民众开始退出，担心继续斗争会成为地主和生产商的牺牲品，因为随着价格和利润不断下降，被逼入绝境的雇主们会削减成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末法西斯运动突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开始涌现一些准军团，或者说“敢死队”（Disperata squad），它们通常由前下级军官领导，受到当地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他们一开始在伊斯特里亚和阜姆活动，对讲斯拉夫语的理事会和机构发动“爱国主义”袭击；但是从深秋开始，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更大的全民公敌——社会党人。经济衰退、工厂被占领以及最近的一些行政选举，都放大了社会党在大多数人心中的险恶形象。到1921年的春天，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了全民运动。它的根据地在波河流域（费拉拉、博洛尼亚和克雷莫纳等小城镇）和托斯卡纳，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农民工最有组织也最激进。

敢死队由年轻人组成，很多都只有十几岁，包括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还有很多是不满于社会党的土地集体化政策的小农或者佃农，他们中很多人参加过战争。其宣称要恢复意大利的法律和秩序，把它从布尔什维克暴政的魔爪中解救出来。那些曾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受害者们（包括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相对工资水平在1919—1920年间急剧下降）对此表示认同。对敢死队的成员来说，他们只是在做自由主义政府没有决心去做的事情。殴打和杀害社会主义者，焚烧洗劫劳工之家和社会党的总部，逼迫敌人喝下蓖麻油，这些都很容易被当作拯救国家的狂热的爱国主义行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彻底土崩瓦解。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层则消极地袖手旁观，其中一些人甚至在危急时刻帮助法西斯促成了党的分裂：1921年1月，在利沃诺的大会上，安东尼奥·葛兰西和他的朋友们厌恶之中步出会议厅，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Italian Communist Party，PCI）。只有少数社会党成员继续跟随安东尼奥·葛兰西。在5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在议会中只获得15个席位。他们比边缘力量要好一些，胜在领导人的质量而非他们支持者的数量。然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他们使意大利社会党的士气更加低落；还为法西斯做了出色的宣传：意大利国内如今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敌人了。

对1921年春天和冬天爆发的法西斯运动，墨索里尼和其他人一样惊讶。这也点醒了他。早期的法西斯组成人员有工团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以及激进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相反，黑衫军（squadristi）是一群粗鄙的反动人士，事实上成了资助他们的一些当地地主和商人手中的工具。驱使他们的主要力量是对社会主义的盲目仇恨和对暴力的热爱。此外，他们还很难控制。他们的首要效忠对象是冲锋队队长（ras）——激情澎湃的造反者，如克雷莫纳的罗伯特·法里纳齐（Roberto Farinacci）、费拉拉的伊塔诺·巴尔博（Italo Balbo），还有博洛尼亚的莱昂德罗·阿尔比纳蒂（Leandro Arpinati）。1921年一年里墨索里尼都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权威，他甚至在夏季试图正式与社会党议和，但黑衫军激烈反抗，并威胁要罢免他转而支持邓南遮。

1921—1922年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局的态度。警察和军方——在“红色两年”期间一直都是社会党施暴的对象——很乐意为黑衫军提供帮助，向他们提供武器或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犯罪暴行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听从政府要求公正地实施法律的指令。无论如何，政府本身显然是同情运动的（如果不是很过分的话）：在1921年春天的选举中，乔利蒂允许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分子加入政府党派的名单。他希望这可以缓和他们的极端主义（他想消灭这个战争的畸形副产物）并把他们纳入政府体系。

图28 内战。上图是典型的法西斯行动队：法西斯敢死队于佛罗伦萨的艾格拉桥（Ponte a Egola）。下图是他们的敌人：1920年9月占领工厂期间的社会主义“红卫兵”。

事实上，1921年的选举只损害了政府的利益，而法西斯则获得了更加肆意妄为不受惩罚的机会。此后，任何想要反对黑衫军的地方官员或警察都会收到来自内政大臣的电报，通知他被调动或者停职了。此外，借助乔利蒂的帮助，法西斯在议会中的代表变成了35个，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与此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有138个，人民党则有107个，议会甚至比之前更加四分五裂，并且效率低下。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意大利政府无力得近乎可怜，它的权威不断被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受约束、蛮横行事的黑衫军削弱。到1922年夏天，法西斯宣称有30万成员，很多人深受鼓舞，呼吁用革命夺取政权。

对墨索里尼来说，冲锋队目无法纪有利有弊。一方面，这使他在政权中有了更大的政治优势：可以通过允诺管理好他的追随者来换取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必须证明他确实可以管控法西斯运动，而这并不容易。当然，地方法西斯领导如巴尔博或者法里纳齐认可墨索里尼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所具备的政治才能和他的不可或缺；他们在1921年10月同意将法西斯从“运动”变为政党，即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PNF），它赋予了墨索里尼更大的正式权力。然而，冲锋队深知自身的优势何在：如果没有不受控制的黑衫军，墨索里尼将缺乏政治力量，在和政府商讨参与联合政府一事时失去谈判的筹码——这一点他在1922年时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墨索里尼因而被迫在政治钢丝上行走。他不得不向乔利蒂和萨兰德拉这些人做出保证，他并不赞同自己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的颠覆性要求，并且一旦被赋予权力他会尽可能地遏制他们。与此同时，为了安抚他的手下，他不得不宣称他与自由主义者的谈判只是一种战术策略，是打入敌人城堡的特洛伊木马，一旦进入其内部，他会立刻摧毁它。墨索里尼个人的倾向也许是以一种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方式进入政府——这也许是萨兰德拉所领导的联合政府中那些法西斯部长的提议。但是黑衫军并不买账：他们要革命。在10月24日那不勒斯的一个群众集会上，4万人要求向罗马进军。

向罗马进军的想法有其历史渊源。在马志尼和加布里埃尔及其民主派追随者看来，这既是国家重生的标志，也是人民当家做主并开创新的伟大精神时代的手段。然而，1922年10月法西斯向罗马的进军丝毫谈不上光荣。瓢泼大雨中，三队由武装不周的青年男子组成的散漫队伍在首都汇聚。一些邮局、警察局和辖区被占领。墨索里尼留在了米兰，靠近瑞士的边境，远离此次行动：他似乎并不相信此次冒险会成功。但是国王（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胆怯了，拒绝授权军队开火以驱散叛军；墨索里尼被召唤到罗马，在39岁时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

秩序回归（1922—1925年）

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向罗马进军”标志着一个转折。既没有爆发骚乱，也没有示威游行；日常生活的习惯继续延续；媒体轻描淡写地报道了这些事件，就好像这只是意大利战后无序而又充满暴力的戏剧舞台上又一个吸引眼球的插曲。人们普遍的感受是宽慰——一种“前几年的混沌和不定终于消失，生活即将恢复常态”的感觉。大多数观察家预测，黑衫军将被纳入体制；许多人相信，这能为政府注入一股其急需的精神力量，从而增强政府机构，缩小“现实的”意大利和“政治的”意大利之间的差距。乔利蒂等一些政治家私下里对墨索里尼不屑一顾，墨索里尼粗俗的举止和明显的不安全感使他们认为他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操纵，并且事成之后随意抛弃。

墨索里尼被任命为首相的方式本质上是符合宪法的，但是考虑到民众期望，黑衫军还是在罗马的街道上举行了“胜利”游行来制造一种政变的假象。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开端为接下来的两年奠定了基调。墨索里尼不得不一边迎合当朝者（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坐稳执政地位），一边让地方法西斯长官及其追随者们相信他的立场并没有变。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激进或者“不妥协的”法西斯主义者究竟想用什么来代替自由政权还无人可知。他们知道自己想破坏什么、不想破坏什么，但是极少有人有建设性的政治理念。法西斯主义并没有一个鲜明的纲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墨索里尼顺应了民众对回归稳定、秩序和常态的期望。墨索里尼政府是全国性和解的产物：法西斯主义者获得了3个内阁职位，剩下的则分别属于自由党，人民党（Popolari），民族主义者、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以及2名武装部队的领袖。墨索里尼很快着手整顿黑衫军的组织纪律：1923年1月，他掩人耳目地组建了法西斯自卫队——国家安全志愿民兵队（MVSN）。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为了保卫法西斯革命”，但是其主要政治目的是将普通党员（他们将占自卫队的大半）纳入集中指挥之下，削弱地方法西斯冲锋队队长——如罗伯特·法里纳齐——的权力。这些法西斯冲锋队队长叫嚣革命、坚持诉诸武力，对墨索里尼在政治集团中的公信力构成了威胁。

墨索里尼为了得到保守派的青睐，在许多方面格外卖力。他废除了一战后准许允许农民夺取土地的法令，这让南部地主阶级喜出望外。在教会方面，许多公共场合的耶稣受难像被修复，大量公共资金被划拨作为修复教会在一战中的损失之用。1923年，重大教育改革方案规定宗教教育成为初等教育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强调了重视人文教育的中产阶级所希望的高中和工人技术学校的分工。外交政策同样十分保守：1924年，他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意大利对达尔马提亚的主权要求，受到了自由派的赞扬；同样（而且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3年，由于一群意大利边境官员被杀害，科孚岛遭到轰炸。

墨索里尼寻求身份地位的最重要一步应该是在1923年2月将民族主义者吸收入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那些杰出的、君主主义的、社会保守的、对议会怀有敌意的民族主义者缺乏大众的支持，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在社会顶层拥有支持者，他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支持者包括军官、学者、高官、富商和法官。因此，由于拥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基础和部分相对缺乏“高素质”人才的农民基础，他们完美地弥补了法西斯的不足。这种联合成为政权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带来了有天赋、有想法的优秀人才——如1924年之后成为法西斯政权总设计师的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和路易吉·费德佐尼（Luigi Federzoni）。

法西斯党自身也不乏知识分子。黑衫军大部分成员也许是粗鄙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如他们的口号和圣歌——比如“我不在乎”（me ne frego）——所表现出的那样]；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在1919年初加入法西斯运动的人，他们受到工团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希望将法西斯改造得更加激进。他们希望终结阶级斗争，致力于一个建立在“企业”或“企业联合”基础上的新型国家，从而使工人和雇主为了集体的经济利益而进行合作，私营企业将会受到严格监管并服从于国家需求。法西斯内部的这种工团主义在国家法西斯党组织的工会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主要归功于埃德蒙多·罗索尼（Edmondo Rossoni）的果断领导，工会运动在1922年后发展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对墨索里尼来说，法西斯党内持久的激进主义未必是件坏事——除非这种情况变得难以掌控。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墨索里尼表现得十分真诚地渴望想将意大利恢复“常态”，他的自由党盟友就会全力以赴，给予他对抗颠覆分子所需要的一切帮助。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23年的阿塞博法案（Acerbo Bill）,这项法案建议在选举中得到超过1/4的选票的党应该被授予议会中2/3的席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措；法案在乔利蒂、萨兰德拉和奥兰多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这件事本身也反映出许多自由党人对目前的选举制度——这套制度使社会主义者搅乱了议院，并且使意大利被一连串疲软的政府掌控——敌意很深。

图29 1922年12月，墨索里尼在两名法西斯保镖的陪同下访问伦敦。他唐突的举止和稍显粗俗的行为难以被外交界接受。他在拍照时经常目露凶光。

唯一一个不支持阿塞博法案的宪政党派（constitutional party）是天主教的意大利人民党。他们和法西斯党素有罅隙：虽然上层神职人员中有许多人——包括教皇——对墨索里尼抱有好感（尤其是因为他在教育方面做出的让步），但是大量教区神父和当地的人民党支持者对墨索里尼颇有敌意，因为他们和天主教联盟以及他们经营的企业（cooperatives）经常成为法西斯暴行的目标。这种情况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人民党领导人唐·斯图尔佐（Don Sturzo）拼命想要维持统一；但是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这种不和，将人民党成员（Popolari）赶出他的内阁，迫使人民党变成了在野党（Opposition）。教皇庇护十一世由于害怕和墨索里尼决裂，明确表明了他对唐·斯图尔佐的不满；而唐·斯图尔佐作为区区一名神父，除了辞职外别无选择。此后，人民党力量孱弱。

拥有了阿塞博法案作为后盾之后，墨索里尼可以自信地迎接1924年4月的大选了。政府候选人名单中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前民族主义者、右翼自由派（包括萨兰德拉和奥兰多），甚至还有一些人民党成员。黑衫军被要求不对在野党使用武力，因为墨索里尼想把选举作为政府绝对权威的一种体现，并证明它是受到广泛支持的。然而事实上，暴力现象时有发生，尽管不能确定他是否对选举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长官一些惯用的伎俩——庇护主义和干预对选举的影响更大。政府在选举中赢得了66%的选票，因而获得了2/3的席位。新代表中差不多超过半数是法西斯主义者。

墨索里尼的算盘打得不错，政府权威的说法似乎确实有效，同样，自由主义者想用宪法约束墨索里尼的目标似乎也实现了。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威胁（社会党的得票不到总数的5%，而共产党的选票也低于4%），天主教也构不成威胁；而且，随着战后经济危机的缓和和经济复苏，很多人肯定会认为，意大利将要进入政治和平的时代了。可是黑衫军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墨索里尼能利用他在议会中多数党的地位摧毁自由主义体系，把革命——这个承诺已久的任务——交给他们。1924年6月初，一群法西斯极端分子绑架并杀害了社会主义改革派代表吉亚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他几天前在议会发表演说，控诉法西斯在近几次选举中的种种暴行，因而招致杀身之祸。墨索里尼的公信力由此岌岌可危。

墨索里尼表示他和此次谋杀并没有关系——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事实刚好相反。然而，他本人到底是否对此次谋杀负有责任并不是此时危机的中心。真正的问题是法西斯的性质和目的：它到底是符合宪法的组织还是一个颠覆性的力量。墨索里尼进退两难，举步维艰。如果他断绝与黑衫军的关系并谴责他们的暴行，那么在自由主义政府面前，他将手无缚鸡之力；但不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承认法西斯主义者就是一群罪犯。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他试图安抚他的自由派盟友任命前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Luigi Federzoni）为内政大臣，并用军纪约束民兵，但这些举措不但没有说服他的对手，反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他，同时还激怒了黑衫军。

对墨索里尼来说，幸运的是，反对党对马泰奥蒂的绑架事件只是退出议会以示抗议。于是，他不太可能在内阁的选举中落选。这为国王提供了一个不撤销他职务的完美借口。但是，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媒体公开了越来越多法西斯高层官员犯罪的证据，墨索里尼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了。到12月中旬，乔利蒂和奥兰多都成了反对派，萨兰德拉也准备加入他们。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所谓的“罗西备忘录”被一个反对派报纸刊登，痛诉墨索里尼在马泰奥蒂谋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似乎除了辞职别无他法。

但是，如果墨索里尼离开，黑衫军将会陷入极大的麻烦中。他们可能会失去继续在民兵组织和地方政府中的工作机会；很多人还可能面临起诉。12月31日，一群民兵组织的领导人向墨索里尼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镇压反对党，要么他们在意大利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墨索里尼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冒险实行独裁统治。1925年1月3日，他走进议会，挑衅控诉他的敌人们：“如果法西斯变成了一个犯罪团伙……那么这是我的责任。”国王和反对党都没有采取行动。无疑他们是害怕内战的爆发同时也不太清楚墨索里尼的企图。他们的优柔寡断给意大利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党派和国家

1925年1月3日的演讲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分水岭，意大利的自由议会制度终于走到尽头，让位给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但事实上，法西斯政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从来没有一个最终确定的形式。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程序或者意识形态，法西斯的发展相当随意，它只是实用主义地应对来自内部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具体的经济政治状况。墨索里尼试图将以下因素变成优势：法西斯主义主要是自发、直觉、冲动和信仰。墨索里尼身上也有一些很有魅力的特点：充满活力、不可预见，构成了领袖“崇拜”的重要方面。

法西斯政权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立的，也从未采取一个确定的形式，因而自由主义国家体系也从未真正被废除。事实上，国家体系的连续性比其变化更加显著。宪法仍然是原来的那部宪法，国王依然是国家元首和军队总司令，甚至政治机构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官僚机构并没有经历系统的清洗，并和以前一样仍然由职业官僚掌控：1922—1943年，只有大概1/3的长官是传统官僚之外的“政治”任命。警察和宪兵也都没有政治化：1926—1940年，意大利的警察力量一直是由保守的职业官僚阿图罗·博基尼（Arturo Bocchini）控制，他持坚定的功利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观点。

1925年后国家的“法西斯化”反映了墨索里尼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仍然是传统精英。这也表明这些精英对自由主义是缺乏同情心的。形式上来说，墨索里尼仅仅是首相而已；正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1922年任命他为首相，只要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国王也随时可以罢免他（事实上，国王最后也确实这么做了）。结果就是，法西斯的“革命性”受到了限制，因此即使这一政权的大多数言论和形象相当激进，但其实质却仍然非常保守。此外，大多数法西斯分子也很难有资格接管国家机器。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有行政方面的经验或者受过相关培训，大多数人从品性和智力上来说，可能更适合打架而不是办公室的工作。

出于与传统精英达成和解的需要，1月3日的演讲之后，墨索里尼的主要任务和之前一样，就是摧毁黑衫军的权力和独立性。他采取的战略非常具有想象力，2月，他任命主要的“不妥协者”，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冲锋队队长罗伯特·法里纳齐为法西斯党的书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黑衫军的胜利；但这其实是一个有毒的圣杯，法里纳齐被要求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整顿党内纪律——他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10月，佛罗伦萨的黑衫军发动叛乱，并杀害了8名自由主义者。法里纳齐试图为他们的行为辩解，称其只是“合法的愤怒”。墨索里尼痛斥了他，并几个月之后，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了法里纳齐致命的一击，撤掉了他的职务。

取代法里纳齐成为法西斯党书记的是奥古斯都·图拉蒂（Augusto Turati），他的性情要随和得多。遵循墨索里尼的意愿，他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1926—1929年间，约6万名党员（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黑衫军队员）被逐出党。在很多地方，当地的党部彻底重组，任用了一些更受尊敬的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公职人员（小公务员、学校老师、邮局职员）。对他们来说，加入法西斯党实际上是强制性的义务——到1933年，时更是如此。1926年之后，地方和省级的党的领导往往都是专业人士或者地主，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基本都是自由党人，极有可能都是反对法西斯的。在南部，关键职位大都由贵族占据。

1926年10月颁布了新的党章，实行严格的集中制，这加速了法西斯党的政治阉割进程。此后，所有的职位都由上面委任，这意味着地方法西斯冲锋队队长及其追随者们的有机联系——过去黑衫军暴力的源头——现在可以被切断了。翌年1月，墨索里尼又解决了地方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后者的利益高于前者。他宣称，地方行政长官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拥有巨大的殊荣而成为法西斯党党员的人，理应尊敬并服从这个法西斯政权的最高政治代表。”这样，国家接管了法西斯主义，而非（正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也正如法里纳齐所期盼的那样）是法西斯接管了国家。

墨索里尼认为他能控制黑衫军的主要原因是，到1927年他已经铲除了宪法反对派的根基。这件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那些因为抗议马泰奥蒂谋杀案而退出众议院的政客直接被除名；意大利人民党苟延残喘，社会党内部已分裂为争论不休的两派；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如乔瓦尼·阿曼德拉（Giovanni Amendola）仍试图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因为没有国王的支持而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反对派的正式镇压始于1926年10月。在一系列针对墨索里尼的刺杀事件之后，所有反对党都被取缔，此外一部新法律——《为了保卫国家》——规定，重组反对党是违法的。

报刊也受到了限制。1925年1月3日的演讲之后，有关审查制度的法律得到加强，批判政府的报纸可被轻易查封。然而，很多时候统一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强制手段。报纸的企业家希望避免和墨索里尼的冲突，他们辞退了激进的编辑，转而雇佣那些政治上没什么威胁的人。记者们也深知，一旦跨界，他们就会被解雇。这样的结果就是媒体对政治的报道一派祥和，用夸张的语气盛赞政治上的杰出举措和墨索里尼。然而，“法西斯化”对报纸的销售量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无疑，人们喜欢其中的体育和文化内容是其部分原因。

墨索里尼如此轻松地就建立起一个一党制国家并清除了反对派的势力，这说明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旧的自由主义议会制度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道德权威。这也说明，逐渐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是以适应并保护传统统治集团（几十年来，它一直受到民众需求的威胁）为目标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牺牲一点自由以换取更高程度的安全，不失为一项好买卖；而且不管怎样，自由国家的所谓“自由”，除了一张罢工、抗议和颠覆国家的许可证，还意味着什么呢？此外，至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法西斯所施加的各项限制事实上可以忽略不计或只是带来些许的刺激，远远谈不上是真正的压迫。

法西斯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试图解决很多一直困扰着自由政权的问题。由于过去对个人权利的关注而似乎被削弱的国家权力，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1926年阿尔弗雷德·罗科的《公共安全法》颁布后。该法案抛弃“以个人自由作为社会的基础和目标的信条”，并把国家安全（此时国家被定义为拥有自身权利的生命有机体，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一致）置于首位。警察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可以实行逮捕，也可以对仅仅有造反倾向的人实行长达5年的内部流放。公民没有任何机会纠正行政机关的决定。政府和国家如今已合二为一。

通过宣布拒绝“1789年原则”，法西斯主义成了可以追溯（虽然有一些差异）到詹蒂莱、克罗齐、德桑蒂斯和马志尼的主流理想主义思想的继承人，该思想强调在意大利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或民族，以修复几个世纪以来半岛上的分裂和奴役所造成的破坏。他们认为，没有源自强烈认同国家身份的集体忠诚道德感，自由主义固有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将不断腐败，自私和混乱由此孕育。法西斯主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它旨在用新的工会结构整顿劳工纪律（所谓的“公司化国家”），同时通过政治宣传教育工人。简言之，它旨在重塑国家特性，并实现“塑造意大利人”的旧梦。尽管法西斯政权在很多方面是反动的，但是它创造和谐氛围的尝试在当时许多人（而且不仅是意大利人）看来是新颖而又进步的。

法西斯经济

法西斯主义者蔑视唯物主义，偏好自发性和计划性，因此很难有一个连贯的经济政策。意愿，而非理性，塑造了法西斯的世界。“对我来说，”墨索里尼1925年告诉议会，“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奋斗、勇气和决心。”这种唯意志色彩的观点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它宣称，意大利的相对贫穷主要是由于旧的自由主义统治阶级的懒惰，人们需要的是新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唤醒民族潜在的能量。因此，墨索里尼采用了好战性的论调。先是1925年的“粮食之战”，之后是1926年的“里拉之战”，还有“全民生产运动”；工业被要求组成“统一战线”，以应对外国竞争者对意大利的威胁。

“××之战”的语言风格是为替代社会主义的阶级修辞而设计的，从1925年，法西斯主义加强其与雇主的联系起，更加显著。如果工资水平下降，工作条件变差——20世纪20年代后期确实如此——这是因为国家的富强需要这样的牺牲。敌人并不在国内，而是来自国外：所有的意大利人，不管是经理还是雇员都要为了使国家更加强大而共同奋斗，抵御旧工业国家为了阻止意大利成为一个有力的经济竞争对手而采取的行动。国际“财阀”阴谋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释并证明意大利在国际上愈发孤立的状态。

墨索里尼政府建立的前几年里采用了比较正统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确保（并实现）经济建设。他削减公共支出，并试图平衡预算，战争税被降低或者取消，乔利蒂备受争议的关于股东登记的提议也被搁置。墨索里尼无疑是幸运的，他的上任恰逢世界经济的好转。再加上1921—1922年给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压力的巨额战争支出也节省了，这使他在1924—1925年实现了预算盈余。1923—1924年，墨索里尼经济计划的成功是帮助他渡过马泰奥蒂谋杀案风暴的重要因素。

1925年1月3日一党制国家建立之后，墨索里尼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经济政策。出于政治原因（国家法西斯党无论如何都无法形成一个可供选择的管理阶层），他依然需要企业家和地主的支持；但是他面临着党内较强大的那部分势力的压力，特别是工会，他们希望通过法西斯革命重建国家机构，使之站在工团主义一边。1925年春天，由埃德蒙多·罗索尼领导的法西斯工会变得越来越激进，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罢工：3月，伦巴第的机械厂有超过10万名工人参加罢工。雇主们对此表示担忧，墨索里尼亦有此感，并准备驯服工会。

1926年4月，法西斯立法的重点法案之一——《工团法》（Syndical Law）获得通过。这主要是司法大臣阿尔弗雷德·罗科的功劳，他十分钦慕德国的经济模式，它的卡特尔和庞大的工会。他野心勃勃，希望控制并规范意大利的经济，使之为生产服务。他的主要目标是将劳工置于国家控制下。该法案给予劳工一些小恩小惠，比如，它保障法西斯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垄断地位，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庭，在协商陷入僵局时提供强制仲裁。但法案实质上是十分保守的，它禁止罢工和怠工。最重要的是，它没规定雇主受到国家和党的监督。

结果是一个雇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在劳资谈判中，集中任命的法西斯党官员（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的大学毕业生）代表工人，雇主可以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墨索里尼继续高谈他的“社团主义”和“企业国家”，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一些重要的法西斯分子，比如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对他们来说，《工团法》只是通往劳工和雇主的混合工会（或称“企业”）和国家计划经济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然而事实上，力量平衡完全不利于党内的工团派。埃德蒙多·罗索尼于1928年被撤职，他领导的法西斯工团联盟也随之分裂，事实上已经在政治上瓦解。

此后，不管“企业国家”会走向何处，至少它不会是工团主义的，也不会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尽管一些夸夸其谈的文件，如1927年《劳工宪章》，宣称会保障各种社会劳工利益（几乎什么都没有兑现），但法西斯主义显然没有真正为产业工人和农民做事。20世纪20年代末里拉升值后，很多行业的工资水平都下降了，尽管工资下降的程度本应和物价下跌大体相符，但事实上，上百万的工人明显感觉到了生活水平的下降。1934年“企业国家”的正式确立也没有改变现状：22个新成立的劳工和雇主的“混合”企业缺少实权，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还是和以前一样。

过度迎合雇主的下场相当惨烈，尤其是在南部——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在“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曾宣布要解决南部的问题；但是一旦掌权，他一心只想赢得大地主阶级的支持，拒绝采取任何会影响他们支持的举措。这使政府的主要农业专家阿里戈·塞尔皮里（Arrigo Serpieri）很是头疼。1924年，他推出了激进的“土地复垦”（bonifica integrale）法案，迫使地主承担改善土地的费用，否则将面临土地征用。南部的地主（塞尔皮里的主要目标）十分愤怒。他们进行游说，要求删除有关征用的条款。最终他们成功了，从而也毁掉了对南部大有裨益的整体复垦土地的机会。

“土地复垦”计划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确实有一些影响，然而，整体上说，它所达到的成就远没有法西斯分子所宣传的那么伟大。这项计划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规定了一套完整且环环相扣的举措（比如灌溉工程、水渠、水库、公路和住房），以此改革指定区域。在一些地区，比如托斯卡纳马雷马和罗马平原，上述举措所取得的成果颇为惊人。其中最显著的（也是最被广为宣传的）成果在罗马南部的蓬蒂内沼泽，当地上千公顷的土地被变成了小农场和村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复垦”计划的实施缺乏系统性，对农业生产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塞尔皮里没有成功让南部的大地主对土地复垦作出贡献（1934年他再次提出征用，却被撤职），这也表明法西斯政府在南部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法西斯党很大程度上受大地主阶级的控制；由于农民阶级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没有有效的途径去反对削减工资和合同违约。两次大战期间，南部劳工和小佃农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甚至有一段时间内下降幅度非常大（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1921年之后，美国对接收移民数量设置限额，使南部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安全阀。

因为法西斯政权禁止讨论南部问题（理由是该问题已经被解决），并禁止媒体对贫穷和犯罪问题进行负面报道，所以在法西斯统治下南部人民的受难程度只能靠猜测。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里拉的升值，很多小佃农破产。他们没有能力按揭还款，不得不将土地出售。1929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它导致某些商品的出口大幅下降，比如无数南部小农赖以为生的柑橘类水果。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导致数以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到大城市谋生（尽管官方对此禁止表态，因为乞丐会影响政权的形象）（参见表6）。此外，它还很可能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尽管南部一直受人口过多所扰，法西斯政权仍试图通过大肆鼓吹“人口运动”来增加意大利的人口，这显然很怪异。然而，这恰恰证明了法西斯政权把政治置于高于经济的地位。墨索里尼在1927年时发起这项运动，声称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当代意大利最大的资产之一就是它的人口活力。他这些观点的主要来源是克拉多·基尼（Corrado Gini）——一位深受当时法国和德国颓废派理论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家。此外，墨索里尼很有可能还受到了天主教徒和教士的鼓励：他当时正在积极寻找“罗马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一个提高意大利出生率的运动一定会受到罗马教廷的欢迎。

人口运动是宣传和财政激励措施的结合体。政府鼓励大家庭，生育多的母亲会得到奖励，并受到领袖的接见（领袖本人也很快又有了两个孩子）；20世纪30年代开始引进家庭福利政策，包括减免针对儿童的税收，发放“生育津贴”和“结婚贷款”，以及对未婚男子征收特殊的惩罚性税收。但是，这些措施对出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出生率依然长期持续下降——特别是在北部，有些地方甚至跌到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然而人口确实有所增长：从1931年的4100万增加到1950年的4700万；但这主要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而且这一数字远未达到墨索里尼6000万人的目标（参见表5）。

图30 “粮食之战”。左图为一张宣传全国小麦展的广告，1927年（法西斯政权的第五年）。右图为全国小麦种植比赛的广告。画中人的头部和躯体是古典风格的，尽管更像古希腊风格而非古罗马风格。

农民的高出生率是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大量宣传的原因之一；但是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把钱用对地方，尤其是大萧条爆发之后。20世纪30年代，许多自由主义时期的农业措施（比如“流动讲台”）要么规模减小，要么被彻底取消了。此外，工业产品的价格明显要比农业产品高。唯一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小麦，这主要归功于“粮食之战”（1925年开始，使意大利在一次灾难性税收之后，实现了谷物的自给自足）保护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生产由此受到激励，但同时也庇护了那些效率低下的农民；在南部这种情况导致的长期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小麦取代了其他作物（和牧草），情况变得危险而且缺乏灵活性（因此也导致了脆弱性）。

法西斯时期的工业继续沿着乔利蒂时期所设定的路线发展，化工、电力和机械行业的发展尤其迅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纤维（人造丝）出口国，在合成肥料、医药以及化肥等方面也做得很好。铁路实现了电气化，电话和无线电产业发展迅速。而汽车产业则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市场，1929年仅生产了5.5万辆汽车（英国生产了25万辆）。但总体来说，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蓬勃发展。轻工业（服装、皮革、木材）领域实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为战后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一些大区，如托斯卡纳、马尔凯、艾米利亚－罗马涅和威尼托。

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先后由1926—1927年里拉升值和大萧条（相比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这次萧条对意大利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政府采取了一些重要但大多没有实现的举措，并深刻地影响了未来国家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多家银行陷入困境，因为其投资的企业纷纷破产。到1931年，意大利银行本身也受到威胁。政府插手干预并创立了两个机构：1931年的意大利证券机构（Istituto Mobiliare Italiano，IMI）和1933年创立的工业重建研究院（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IRI），挽救了银行，并接手其股份。国家很快发现它掌握了超过1/5的意大利工业资本——特别是钢铁、航运和电力行业。在欧洲，只有苏联声称拥有更多的国家的份额。

事实证明，工业重建研究院非常成功。一开始，研究院只是想作为一个临时控股公司存在，整理其所控制的公司，然后将其归还给私人；但在1937年，研究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其下属的公司同时涵盖了私人和公共部门，并用竞争的方式购买和出售股份。研究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法西斯党的努力。它是由曾在1921—1922年伊万诺埃·博诺米（Ivanoe Bonomi）政府时期担任大臣的阿尔贝托·贝尼图（Alberto Beneduce）领导的，在他的带领下，它成了培养新一代管理者的训练场，他们的经验和技能对战后意大利经济重建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经济具有长期的重要影响的发展是福利计划的引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如意大利证券机构和工业重建研究院一样），福利计划的诞生是为了应对经济萧条产生的问题，而非一种连贯的经济或社会政策。1934年开始实行家庭津贴，主要是为了补偿工人因“每周工作40小时”而损失的收入。疾病和意外保险被加入工资协议中；20世纪30年代后期，圣诞节奖金和节假日工资制度被采用。所有这些政策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与保持国家金融正常运转相比，政权一直都更加注重保障和赢得政治支持。

作为意大利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者，法西斯着手建立一个以精神而非物质为基础的民族。这帮助解释了很多经济举措的出人意料的效果。对于政权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是最重要的；通过宣传乃至战争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才是重要的。因为有人认为，自由国家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它没有意识到，国家并不只是靠面包而存活，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或者用马志尼的话来说叫“使命”），它就没有道德防线去抵御个人、部门或者地区利益的分裂趋势。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法西斯主义试图在意大利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

缔造法西斯国家

法西斯一开始是一场精英运动，那些坚信其道德力量的年轻人在1915年把意大利从中立的耻辱中拯救出来，并在1918年带领民族走向胜利。尽管该运动最初始的很多想法很快就牺牲在政治权宜之计的祭台上，但是政权保留了精英主义信念，信仰有创造性且有纯粹力量的上级意志。墨索里尼认为法西斯的主要任务是缔造一个拥有新价值观和新行为方式的意大利。这传承了18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但是和启蒙运动相反，法西斯重塑社会的方法不是唤醒人的理性而是非理性。据一位黑衫军成员说，法西斯是一场打着“信念、意志和热情”的旗号来反对“智慧”和“文化人”的起义。

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尝试和很多自由国家批评家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情感鸿沟会将群众和政治制度分隔开。法西斯想要跨越这道鸿沟。它希望建立一个以神话和象征、领袖崇拜、精心设计的集体愿景、恐惧和不安全感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政权，以代替意大利衰弱的议会制度。但是，这个文化工程的试验似乎只得到半数人的支持。法西斯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十分保守。到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人”再也不是年轻的野蛮人，而是一个爱国家、努力工作、经常去教堂的父亲。

政权试图建立的共识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领袖崇拜”。法西斯称颂英雄个人：伟人，不是客观的物质力量，而是推动历史的发动机。1925年之后，墨索里尼开始被神化，这受到天主教的大力支持，并由一群记者、地方人士和无数真正的崇拜者推进。崇拜者中最著名的是墨索里尼的情妇玛格丽塔·萨尔法季（Margherita Sarfatti），她是一名极富才智的艺术赞助人，在其1926年的畅销传记《领导者》（Dux）中将墨索里尼描述为罗马人的化身：“从精神到外表，贝尼托·墨索里尼是古意大利原型的复生，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和一个又一个世纪。”

20世纪30年代，“领袖崇拜”达到了非凡的高度。墨索里尼的格言警句（“相信、服从、战斗”，“危险地活着”，“宁像一头狮子活一年，不像绵羊活一百年”），以及其他一些口号，如“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无处不在。记者必须要以称颂的口吻报道他的行动和讲话（他收到的掌声总是“冗长的”、“欣喜若狂的”或是“雷鸣般的”）。在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时间里，法西斯党愚钝而忠诚的书记阿切雷·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极其荒谬的高度，比如，他规定所有法西斯党的官员在和领袖打电话时要立正站好。直观地说，“领袖崇拜”成功地唤起了人民群众对墨索里尼巨大的热情和爱戴，并使政权拥有了它一直缺乏的凝聚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领袖崇拜”是国家政权的官方宗教；口头称赞墨索里尼的伟大是国家对政治忠诚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这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进行讨论甚至批评。1931年，意大利全国1200名大学教授中，除了11个人，其他都愿意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这将使他们能够毫无限制地继续在学术期刊上或者封闭的演讲厅中畅所欲言。甚至可以说，人们比以往更加自由，因为法西斯和天主教会一样，为了寻求支持是愿意容忍这些的。

“领袖崇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它实际上将墨索里尼置于政府和法西斯党之上，有助于转移对他的批评。可以断言，国家的经济问题、猖獗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并不是他的错，而是不称职的大臣和腐败的公务员的过错，他们背叛了这位伟人对他们的信任，故意让他在黑暗中承受人民的痛苦。法西斯成了民众攻讦的对象。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它失去了自由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能力，成了彻头彻尾地服务于徇私舞弊的机器。到1939年，它的成员超过了250万人。人们取笑说，很多人加入，是“因为家庭原因”（Per Necessità Famigliari）。

图31 “领袖崇拜”。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的一个体育场向民众演讲。20世纪30年代（部分是因为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法西斯越来越多地使用艺术舞台来发动群众。

然而，政权把法西斯党当成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青年人是特定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从一开始运动就崇拜活力和年轻[“青春”（giovinezza）是圣歌的歌名]，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灌输的需要。从1926年开始，法西斯党的一些青年组织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机构——巴利拉国家会（Opera Nazionale Balilla），它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巴利拉”（Balilla，主要由8—15岁的男孩组成）、“先锋队”（由15—18岁的青年组成），还有“小小意大利”（Piccol Italiane，只招募女孩的组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组织体育活动，也组织很多准军事领域的活动。他们身穿制服，举行游行和集会、体操展示，大肆宣传对国家（还有法西斯党）的忠诚和自豪感。

最有效地建立认同感的法西斯试验主要是在娱乐领域。“国家业余俱乐部”（Opera Nazionale Dopolavoro）成立于1925年，全面负责地方俱乐部和娱乐设施的运营（据官方说，它们中大部分都由社会主义者经营），包括图书馆、酒吧、台球厅和运动场，俱乐部内部还举办音乐会，上演戏剧，播放电影，带领民众去海边度假或去乡下郊游，还为孩子们组织价格低廉的暑期活动。有些地区还会发放福利救济。20世纪30年代末，各种俱乐部组织共有将近400万会员。与法西斯党其他机构相比，它更成功地渗透进了工人阶级。然而，相比南部，它在北部的活跃度更高；在很多小农村中心，它的活动往往是断断续续的。

在两战之间的那些年里，电影和体育是最受意大利人喜爱的大众娱乐方式，政权利用了这一点，将之变成社会控制的工具。但是，它们仍更多的是一种消遣，而不是党的宣传工具，只有在政权公开支持并赋予其国家优势时它才带有政治色彩。国家的电影业受到补贴，进口外国电影则受到限制；但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生产的大部分电影都是逃避现实的喜剧或戏剧，其中大量的中产阶级精神（以“白色电话”为象征）将其与好莱坞的竞争者们稍稍区别开来。只有少数的商业电影带着明显的法西斯主题，其中只有一两部受到了公众的欢迎，比如勃拉塞蒂（Blasetti）的《1860年》。

体育运动被视为一项好的法西斯活动，墨索里尼在驾驶和骑马方面的高超技艺得到了大力宣传。政府大力支持摩托车赛、足球（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两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自行车、拳击，还有滑雪。20世纪30年代，党内官员都被要求树立榜样，在公众面前要么跳铁圈，要么撑竿跳。飞行更是特别“法西斯”的活动。墨索里尼的两个儿子都是飞行员，伊塔诺·巴尔博——费拉拉的前法西斯冲锋队队长，因为完成长途飞行而被作为民族英雄受到宴请。通过运动加强了民族认同，政权无疑积累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事实上，运动成为意大利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的元素，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西斯。

法西斯政府对“极权主义”（墨索里尼首相首次普及了这个词）的渴望应该是和教会的教义相矛盾的，毫无疑问两者之间会有摩擦。1928年天主教童子军（法西斯青年组织的对手）被取缔。然而与教皇达成协议的政治好处太多，墨索里尼不会忽视这一点。1929年，在强烈的呼声中，罗马问题终于解决了。罗马教廷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梵蒂冈），教皇收到一大笔钱，以补偿他在1860—1870年期间损失的土地。但是，附加协议中有一些更重要的条款，包括宗教教育推广至小学和中学，公教进行会这一教会的主要民间组织被赋予自主权，只要它不参与政治。

罗马问题的解决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这增加了他在国内外的政治威望；更重要的是，它使法西斯将教会当作一个保障民众政治认同的工具，实现了长久以来受自由主义国家阻挡的梦想。事实上，《拉特兰条约》（Lateran Pacts）签订后不久，政府就举行了全民表决。投票者被要求投票确定是否接受一个有400个候选人的重组（很大程度上是协商性质的）的议会表。神职人员对省长和法西斯党的干部表示了积极的支持；投票结果异常惊人：超过85万人投了赞成票，只有13.6万人投了反对票。政权有了新的程度的道德合法性，而墨索里尼——“上帝派来的使者”，教皇这样称呼他——似乎变得坚不可摧。

然而，与教会的和解是花重金买来的。公教进行会被赋予自主权之后，通过它以教区为基础的广大的组织网络，法西斯发布的任何严肃言论都受到教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长期的政治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很明显，罗马教廷把公教进行会当成了一个在民间社会培养天主教世俗精英的工具。墨索里尼深知此中风险。1931年，他对公教进行会发动了攻击，指控它违反了协议。教会做出了让步。但是公教进行会在意大利社会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时有大约100万成员。其领导之下的名为“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盟”（FUCI）的学生组织尤其有影响力，其中诞生了很多战后的天民党领导人。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天主教的思想是吻合的：它强调信仰，反对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等级和仪式与教会有同样的看法，也对农村生活的价值（还有城市化的弊端）坚信不疑。因而很多意大利人几乎看不出天主教和法西斯之间的明显矛盾。但是，对天主教来说，法西斯主义在精神本质上是异教。青年组织和党的宣传机器塑造的“新男性”形象是一名战士——精力充沛、爱国、有纪律、严肃；而战士的妻子“新女性”形象则是忠诚，尽责，孩子的养育者和家庭的守护者。法西斯想要寻找的精神楷模是罗马的恺撒而非教皇；古罗马为这个政权提供了大部分的象征意义。“法西斯从整体来说”，1929年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写道，“是重生的罗马（romanità）。”

图32 妇女动员。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前，墨索里尼正在检阅法西斯妇女组织。法西斯政权赋予了妇女一个非常传统的角色——孩子的哺育者和“灶台边的天使”，前所未有地将她们卷入国家政治生活。

对古罗马的崇拜是法西斯建立新的国家机体的一种尝试。自由主义和议会制民主都是由外国传进意大利的，相反，法西斯主义则是本土产物，是真正的意大利精神的复兴，通过复兴，可以带领人民回到恺撒的时代。“罗马”渗透到了法西斯生活的各个角落。法西斯的标志——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束棒——源自罗马；还有法西斯的敬礼方式；罗马史成了学校的优先课程；民兵和青年组织也都模仿罗马军团的模式；4月21日的罗马建国的传统日也成了公众假期；政府官员也大量引用拉丁语和罗马典故。

尽管政权从来没有对艺术采取一致的政策，绘画、建筑、雕塑也都刻上了“罗马”的印记。这部分是因为墨索里尼对其不感兴趣，但主要可能是因为法西斯内部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在文化领域非常明显，事实也证明该问题难以解决。然而，意大利20世纪的九百派（Novecento）画家聚集在玛格丽塔·萨尔法季周围，在20世纪20年代时得到了大量的官方赞助，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用现代形式表现古典艺术，刚好弥补了进步派和传统派之间的裂痕。20世纪30年代建筑中的宫廷风格也是如此，在现代建筑中使用了古罗马的元素（尤其是圆拱顶）。

对罗马的崇拜从侧面反映了政权对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感的渴望；另一个反映这种渴望的表现是它试图净化意大利语。1926年，对外来词的抵制运动开始，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采取严厉的举措消除外来语，创造替代的意大利语：“鸡尾酒”用“arlecchino”代替、“法国白兰地”用“ratafià”代替，等等。这一诡异的民族主义实验反映了政权在二战前期对文化的干预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主要是由于纳粹德国越来越大的影响。1937年，流行文化部成立，对媒体和新闻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控制，并加强了政治宣传。

学校显然是法西斯的宣传工具，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政府就开始设计课程，以符合新的法西斯时代的要求。小学阶段最大的变化是引进了统一的国家教科书，所有的科目都使用墨索里尼的生活经历或者法西斯党的方方面面作为说明材料。在中学，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宽松的举措，一方面是因为对中学老师不能实行和对小学老师（他们更容易找到替代者）一样的纪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都挤在高中——对过于明目张胆的宣传表示不满。然而，课程本身仍更具民族主义色彩，更侧重意大利复兴运动、意大利在一战中的角色和意大利知识分子所取得的成就。

然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影响，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由于没有对官僚制度进行系统的清洗，国家的重要部门仍是掌握在旧式精英手中。从一开始，墨索里尼的大部分权力就建立在和大企业、军队、大地主和其他群体的谈判合作上；后者不在法西斯党的控制之下，意味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部分的企业精神都保存完好。“天主教运动”的独立性得到保障，学校增加宗教教育，使教会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法西斯价值观的地位。

图33 “宫廷”风格的建筑。劳动文明殿堂（Palace of the Civilisation of Labour），马切洛·皮亚琴梯尼（Marcello Piacentini）1940—1941年为罗马世界博览会（E.U.R.）设计，是一幢以古罗马建筑的现代版。

表10 大学生数量

注：①1882年。②1921年。③1922年。

注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学生数量不成比例地增长。

资料来源: B. R. Mitchell，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Europe 1750－2005 (Basingstoke，2007)。

政权获得民众支持的最大阻碍之一是大部分人口面临的经济困难。人类即使不单靠面包生活——如法西斯宣称的那样——至少他们不能没有它。来自南部的报道，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都提到了严重的贫困。“您必须意识到西西里的现实”，1937年，党书记被告知,“（在巴勒莫）成群的人住在后街，找不到工作，甚至上床前都没有碗汤喝……正如一个妇女告诉我的那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受苦，却依然没有人反抗。’”2年后，另一份报道提到，西西里一些条件差的家庭，只能以“树根和野草”为食。腐败和团伙犯罪的现象在岛上时有发生——尽管公共场合没有人敢提黑手党，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下它早就该消失了。

法西斯试图保障其根基稳固的支持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内部党员知识的浅薄。事实上，法西斯政权是建立在对政治的否定的基础上的：领袖崇拜、爱国言论、游行、制服、电影、足球以及去海边度假，这些都只是一点小小的补偿，弥补严肃思想和真正的辩论的缺乏。到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显然已经失去了部分知识分子党员；1934年胎死腹中的“企业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此时的法西斯需要注入新的活力。法西斯党成了一部腐败的机器，被一群沉闷的中年人操作，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还有普遍的愤世嫉俗和冷漠。年轻人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尤其是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新政权曾指望能从中培养出新一代的领导，他们的人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增长（见表10）。作为应对，墨索里尼发起了“反资产阶级”的激进运动，做垂死的挣扎，企图通过将国家推入战争培养“新的”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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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为抵制实证主义，法西斯很注重意志、行为、信仰以及暴力的创造性。战争是完美的法西斯活动；政权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建立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主要就是因为想让意大利人时刻准备战斗，为国家牺牲。“我认为……国家应该一直处在战争的状态中”，1925年12月墨索里尼宣布。因而毫无疑问，很多活动，比如体育运动和健身、青年组织、争取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给自足（从“粮食之战”开始），至少从某个层面来说，即是为意大利进行战争做准备而设计的。

然而，尽管万事俱备，法西斯并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对很多人来说，1915—1918年的事件达到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墨索里尼迫切地想使斗争观念深入人心；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西斯主要斗争的对象是国内的敌人：社会党、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人民党、粮食进口、人口下降。除了1923年炮轰科孚岛，墨索里尼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侵略或海外扩张。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起，他才开始在哲学家詹蒂莱的帮助下把主战作为意识形态和理论普及全国。

国内的政权一巩固，墨索里尼就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外交政策上。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一样，法西斯奉行折中主义。1920年至1921年的运动鼓吹“残缺的胜利”；此外，党内仍然有许多人热衷于修订《凡尔赛条约》。但应该怎么实现，没有人清楚。1926年，墨索里尼试图破坏巴尔干的稳定，他支持当地的恐怖组织，但是收效甚微。对法西斯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是民族主义：出于人口的考虑，意大利需要建立一个“无产者国家”（Proletarian nation），在地中海进行帝国扩张，这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思想之一，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得到了坚持不断的宣传。

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交策略是在侵略和和平两种姿态中突然转变，从而谋得利益。但是从1933年1月开始，他在这场游戏中遇到了对手。一开始，他对希特勒几乎是不屑一顾的，但这个德国领袖从国际联盟中退出的行为吓了他一跳，墨索里尼擅长并垄断的不可预测性似乎受到了挑战。1934年，奥地利的领袖道尔福斯（墨索里尼曾把他当成一个门生）在一次纳粹政变中被谋杀，当时他的妻子和墨索里尼在一起。墨索里尼大怒，并下令召集动员他在布伦纳的军队。他很快就发觉自己的风头被抢了，他的思想在国外越来越成为一种他自己摆出的戏剧性姿态。

20世纪20年代后期，墨索里尼开始加强宣传意大利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宣称这是由国家内部过剩的人口造成的。1932年，在残酷镇压利比亚的部落叛乱之后（包括使用集中营和毒气），开始制定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初步计划，并于1935年10月付诸实行。占领埃塞俄比亚的代价十分大，不仅是因为国际联盟的制裁，已婚夫妇甚至被要求上缴结婚戒指以提高黄金储备。但是，主要的代价是政治方面的。意大利在国际社会中失去了信誉（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面前），墨索里尼被逼无奈，只好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德国。到1936年末，他开始考虑建立“罗马—柏林轴心”。

尽管有许多毁灭性的后果，占领埃塞俄比亚在意大利仍受到了欢迎。1896年阿杜瓦的痛苦的回忆被抹去了，克里斯皮不幸的指挥官巴拉蒂里（Baratieri）的遗孀给墨索里尼发了一封电报，感谢他替自己的丈夫报了仇。甚至克罗齐都批准了这一行动。墨索里尼在国内的声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1936年5月，他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向狂热的群众宣布了意大利帝国的建立，帝国广场大道（Via deu’Impero，如今叫作Via dei Fori Imperiali）也在这一时期建成，其位于罗马帝国遗址附近，如今则连通着国会大厦与罗马斗兽场，象征着法西斯传承了恺撒的衣钵。

埃塞俄比亚使墨索里尼的自信膨胀到危险的状态。他坚信西方民主国家已经衰落。他注意到1933年牛津联盟辩论中通过的著名的反战决议，认为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失去了战斗的决心。未来似乎掌握在法西斯的手里。1936年的下半年，他派兵去西班牙，帮助佛朗哥抵抗共和主义者。其实，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而且大家普遍对其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此时大众的观点已经越来越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西班牙内战持续的时间比他预料的长得多，向意大利索取了大量的军队和飞机。这同时毁掉了与法国和英国和解的希望，使意大利更加坚定地走向德国的怀抱。

1937年秋，墨索里尼访问了德国，并受到了几乎是半神的待遇。他发誓，在“法西斯化”欧洲的过程中会支持希特勒，并宣布两个国家会“并肩作战到最后”。行程的最后一项是在柏林举行的一场激动人心的露天集会，墨索里尼在暴雨中向几十万人发表演说。从此以后，墨索里尼在所有意图和目标上都跟随德国；在纳粹主义的影响下，法西斯经历了最后的蜕变，恢复到1919—1920年时的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并十分荒诞可笑地试图塑造出15年前它没能塑造出的“新人”形象。

1938年，意大利开始“习俗改革”。握手突然开始被禁止，因为是不卫生的，左前臂垂直举起的“罗马式敬礼”被采用。尊称中的“您”（Lei），被认为太怯懦，也被取消了，改用“阁下”（Voi）代替。公务员被要求穿制服，喝咖啡也被认为是颓废的习惯，因而受到限制。这些改革一部分是为了给希特勒留下印象，强调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属关系，意大利军队采用新的检阅步伐——“罗马步伐”（passo romano）之后，上述意图更加明显。其实，那只是德国式的正步。它的引入冒犯了国王，相比其他事情，他似乎更在乎军队的尊严。

“习俗改革”最残忍的一个方面是种族法的采用。1935—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使法西斯政权最终形成了基于种族优越感的无情的帝国心态。1937年相应的法律颁布，禁止意大利人和非洲人同居。继这些措施之后，1938年秋《反犹太人法》（anti-Semitic legislation）颁布，意大利犹太人被禁止与雅利安人通婚，也不能在公共部门就业，更不能入党或拥有超过50公顷的土地。这很不寻常。几年前墨索里尼还明确否认意大利存在种族问题，而且他自己在很长时间内曾有一个犹太情妇。意大利犹太人的人数很少——大约4.5万——他们中许多人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商人，早已被彻底同化。因此很多意大利人对这项新法律表示深深的愤慨，教会也对此进行谴责——尽管不是很强烈。

激进的法律和“习俗改革”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一直希望政权加强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但对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法西斯的新激进主义可能并没有1936—1939年国家的经济形势那样受到关注。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国际联盟的制裁迫使意大利将大部分贸易转向德国（见表8）；但是由于并没有什么能提供给德国的，因此意大利的贸易地位比较弱。意大利对主要原材料的购买力也下降了，1936—1938年，出口只有1913年时的一半，工业陷入了严峻的麻烦中。经营许可证、卡特尔、调价等措施都采取了，但是纳税人维持意大利制造业产值的代价仍然很大。最不得人心的是住房价值5%的“强制贷款”规定。

因为进口的限制，政府开始实行经济自给自足政策或者说“闭关锁国”政策。某些地区的工业享受到特殊的福利政策。铝制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部分生产都在马格腊港完成，这里是威尼斯附近的大型制造区，1922年之后建立，到1939年雇佣的工人已经有1.5万名。意大利石油总公司（AGIP）的建立，为石油勘探带来了新的活力，到1939年它可以满足国家石油需求的1/4。国家还努力寻找进口合成纤维的替代品：羊毛由人造羊毛代替（从由牛奶中提炼），棉由人造丝取代。但是，这些举措取得的成功很有限。1939年国内产量只能满足意大利对主要原材料需求的1/5。国家没有能力进行战争。

到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政权一贯表现出来的激进和反资产阶级性是否是为了减轻国民对经济的忧虑，消除人民对国家特别是法西斯党的腐败和低效日益积累的怒气，政权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各种迹象表明，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已越来越脱离实际，他那些平庸和谄媚的随从害怕告诉他真相，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墨索里尼也病了，不断地受病痛折磨。他咆哮着告诉意大利人民，战争可以使他们更坚强，他们需要不断的锤炼，指责他们没有纪律性和服从意识。这种好战的言论一部分是故意吓唬英国和法国，企图使它们让步；但有迹象表明，有时候他自己都信了。

事实上，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和它的经济一样）薄弱，难以支撑其长时间地参与现代战争，军备和训练都严重不足。虽然言论很振奋人心，但法西斯政权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战略规划，海军没有航母（虽然它确实有一些优秀的战舰和一流的潜艇舰队）；1939年时，陆军只有1500辆坦克，而且几乎都是轻型坦克（墨索里尼认为这更适合意大利人的性格）；空军则缺乏远程轰炸机；必要的运输车辆也极度供不应求。没有人考虑到意大利可能被卷入什么样的战争，显然，它甚至都没有一个在地中海作战的计划。

意大利军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领导无力。军官十分保守，更重要的是观念已经过时：他们仍然坚持士气而非技术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海、路、空军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导致军队之间缺乏合作，也是军队没有航母、意大利空军防御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但是，墨索里尼本人是最应该受到指责的人。他认为自己拥有军事才能，并坚持自己出任战争部部长，并同时担任空军和海军司令，但他的军事决策（如果是他做的活）很少基于合理的建议，而是坚信自己的直觉做出的。

1939年8月，墨索里尼的外交大臣和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Count Ciano）得知希特勒打算入侵波兰。他惊慌失措，由于5月份签订的《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规定意大利对德国有军事义务，因而此时意味着意大利将大难临头。不幸的是，事实上希特勒在与墨索里尼的一次会面中向后者提及了这一计划，墨索里尼给人的印象可能是他也同意这次战争：他自以为德语说得很好，当时身边也没有翻译。但意大利找到了退路。墨索里尼很快宣布，除非德国给意大利送来1.7万辆装满弹药的列车（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意大利不会参战；因此，当9月战争爆发时，他经过精心措辞宣布意大利处于“非交战状态”。

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相继沦陷，法国被占领，墨索里尼发现自己不得不投入战争。1939年春天，他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几年来它事实上是意大利的一个有效屏障），以此回应希特勒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之后他开始扩大自己的狩猎范围，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1940年6月10日，在公众情绪不再热烈，而是越来越焦虑的氛围中，他公开宣布意大利参战。几天之后他下令军队进军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在这场短暂的战役中，意大利的表现差强人意，显示出它缺乏军事准备，并暴露了它并没有对战争进行充分的谋划。但是，墨索里尼确信反战的观点很快就会消散，意大利很快就会成为地中海的主导力量。

这是他最重要的失误。意大利被拖进了战争，而他所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夸下的海口和一堆花言巧语。在接下来的3年里意大利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惨败。1940年秋末，墨索里尼突然入侵希腊，意大利军队被击溃，德国不得不介入以挽救局势。更糟糕的是，意大利海军在马塔潘角遭遇了滑铁卢式的惨败，自此一蹶不振。1941年春，意大利失去了它在非洲东部的帝国；同年，墨索里尼坚持派超过20万人的军队参加针对苏联的注定失败的进攻。在北非，阿拉曼战役为1943年5月轴心国投降和30多年后失去利比亚铺平了道路。到1943年7月，意大利自身已面临别国的入侵。

而在国内，由于军粮短缺和盟军的轰炸，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1941年基本物资实行配给制；农业产量下降，加上很多农民向国家隐瞒实际产量（既是为满足自己消费，也是为了在黑市出售），导致城市的状况更加困难。轰炸进一步雪上加霜，全国上下遍布失败主义的阴霾。1943年3月，意大利经历了2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劳工骚乱，超过10万名工人在都灵举行罢工。抗议很快蔓延到北部其他地区，显然既有政治色彩又有经济色彩。共产主义者在很多工厂秘密地策划并煽动工人。法西斯意大利不仅从外部摇摇欲坠，内部也岌岌可危。

战败的迹象隐约可见，整个罗马充斥着阴谋的气息。问题是如何使意大利从战争中脱身而出。法院是整个计划的核心，因为国王依然有权依据宪法罢免墨索里尼，选择新的首相。此外，军队还有宪兵和警察仍然只对国王效忠。但是，国王（本身也并非有胆量之人）不敢表现得过于明显，生怕危及自己的地位。对他来说比较幸运的是，一些法西斯分子自己也得出结论：从一片废墟中解救自己的唯一希望就是摆脱墨索里尼。

1943年6月10日，盟军顺利登陆西西里岛。西西里人甚至欢迎他们的到来。多年以来的被忽视，战争的肆虐以及1941年墨索里尼决定将所有在西西里岛出生的官员转移到大陆的行为——一个明显不信任西西里人的迹象，这些都使得西西里人对法西斯的忠诚消散殆尽。6月24日晚上，法西斯党的主要执行机构法西斯大委员会成立。党的高级领导人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国王恢复其宪法权力，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议案被通过。第二天墨索里尼去见国王时被逮捕。法西斯走到了尽头，尽管曾宣誓誓死保卫他们的领袖，但是法西斯党的400万成员没有一个人对此真正表现出反对或者抗议。

第九章 共和国

抵抗 （1943—1945年）

墨索里尼的倒台受到了民众的热情支持，人们普遍感觉战争即将结束。所以当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宣布继续作战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包括他自己。巴多格里奥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迁就德国人，在签署停战协议后迅速倒戈，然后在盟军的帮助下夺取罗马。但是停战协议的签署被耽搁了，巴多格里奥也没有就军事行动做适当的部署（巴多格里奥和国王都惧怕德国人，后者已经对意大利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等到9月3日签署停战协议时，德国援军已经涌入半岛。意军无心恋战——不管是站在哪一边；因此，尽管有意军将协助美军攻占罗马的协议，意大利方面最后还是食言了。得不到任何上级指示的意军一下子溃散了，德军得以轻松地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意大利因此被分割开来。国王和他的政府成员为了躲避纳粹党而逃离罗马，进驻布林迪西。这一行为暴露了国王的怯懦，决定了君主制在1946年被废除的命运。与此同时，德国人将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的监狱中解救出来，带到北部的加达尔湖岸边，并安排他出任傀儡政府的总理。这个被称为萨罗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法西斯政权，以建立各种凶残的警察机构（有些简直就是私人犯罪团伙）和试图恢复早期法西斯运动的工团主义精神——如1944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大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中必须有半数是由工人选出的代表——而臭名昭著。

然而，这时候让工人阶级相信法西斯主义站在他们这边已经太迟了。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已经在工厂中占据主导地位，1944年3月，他们在北部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大罢工。萨罗共和国有限的支持者中包括极端分子如法里纳齐和趋炎附势的中产阶级。此时疾病缠身的墨索里尼本人则被孤立了。他没有实权，被纳粹无情地掌控着。他最宠爱的女儿——艾达（Edda）也抛弃了他：由于在7月24日的法西斯大会上支持罢免墨索里尼，艾达的丈夫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被他下令处死。1945年4月，在试图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逃跑时，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尔塔·贝塔西（Claretta Petacci）一同被游击队抓获并枪毙。这既是正义的要求，对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盟军从南部的推进缓慢而艰难。德国人负隅顽抗，而美军又想无论如何都要为进攻法国预留实力。然而，缓慢的推进为抵抗运动的出现留出了时间，这对意大利的政治未来走向十分重要。第一批游击队出现在1943年9月。许多游击队由曾经的军人或逃脱的战犯组成，他们躲进山区以逃离纳粹，并且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他们实施破坏和突袭行动，同时也会报私仇。这意味着，有时抵抗运动既可以被看作解放战争，有时也可以被看作内战。

这些游击队很快被收编为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和20多年前的黑衫军情况很像。共产党宣称拥有最多的追随者，大约5万名抵抗战士，占所有活跃分子的一半以上。其次是行动党，这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组织，主要由著名知识分子领导，他们渴望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污点。行动党成员和他们的领导人——费卢西奥·帕里（Ferruccio Parri）——成为政治大清洗最坚定的倡导者。第三大组织是天民党，其成员得到了许多神职人员的积极支持。最后是社会党和自由党，前者与共产党结盟，后者规模很小，有君主主义倾向。

图34 法西斯主义的末日。1945年4月29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左起第5和第6个）以及其他被处决的法西斯分子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一个加油站。

共产党的优势主要在于领导力。法西斯倒台后，3000名共产党领导人被从监狱中释放，并且立即着手争取各党派和工厂工人的支持。1944年春，共产党的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结束了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回国，声明愿意加入国王和巴多格里奥的政府。这是一个后来被称为“萨勒诺转折点”（svolta di Salerno）的重要时刻。决定合作共建反法西斯党派联盟，一方面是斯大林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陶里亚蒂本人的思考。鉴于20世纪20年代初左翼被镇压的教训，他断言，意大利社会革命想要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主是先决条件。

共产党参加政府并没有受到盟国的欢迎，至少英国人是不情愿的，但他们也无法阻止。1944年6月，随着罗马的解放，主要反法西斯党派的领导人迫使巴多格里奥将军（丘吉尔曾经力挺他，主要是因为他看上去像优秀的保皇党人：渴望巩固君主政体以阻止共产党掌权）辞职，并组建了自己的联合政府，由伊万诺·博诺米出任总理。这其实是一场政变。它暴露了反法西斯力量的自信，这种自信有时候让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国会对意大利充满疑惑。

在尚未解放的北部，被称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临时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在不同地区临时地方政府的人员组成不尽相同。不过在罗马，大多数临时地方政府成员都是反法西斯党派的成员。他们的活动由名为“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LNAI）的最高机构协调。随着战争即将结束，大范围的起义爆发了，宣称要解放盟军尚未到达的主要城市。游击队数量从1945年3月的约8万人激增到4月的25万人；按照计划，北部的主要城市由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英国人。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经济方面也意义重大，因为游击队员阻止了德国人在撤退之前炸毁工厂和机械。

重建（1945—1948年）

游击队为战胜法西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对政治神话的贡献更加突出。意大利的新秩序将建立在“抵抗者的价值观”民主、自由、正直、责任、开放和现代之上。意大利将重新开始：它将扫清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污点，打破旧的权力结构，释放人民——现在被普遍看作受独裁统治压迫的“受害者”——中间积聚的道德力量。“摆脱长官意志！”1944年7月，后来的意大利总理路易吉·易诺第（Luigi Einaudi）大声疾呼，“废除所有中央集权机构……国家的统一并不是长官意志的产物……而是依靠意大利人民，那些必须付出代价、犯过错误才能学会自我管理的人民”。

和这股净化风气的“北部之风”相伴的是深刻的民族谦卑感以及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强烈愿望，不只是战败的结果。这同样也是意大利长久以来对现代性的辩证认识的一部分，它出现于18世纪，持续到复兴运动时期，也正是它导致了这几十年来的政治急躁和愤怒。法西斯主义曾寻求建立本土认同感的方法；但是它的失败只是增加了不安感：“法西斯主义，”1944年，作家科拉多·阿尔瓦罗（Corrado Alvaro）说道，“是摆在欧洲面前的一扇窗，当代的问题通过这扇窗质问着那些自卑的、在别处寻求幻觉的国家。”

然而，对道德回归的渴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首先，“北部之风”并没有吹拂到由盟军解放因而没有产生抵抗组织和新的统治精英的南部。在这里，1945年意味着对旧秩序的确认：那些曾经一会儿是自由主义者一会儿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大地主和他们的资本家（和黑手党）代理人，正如他们的祖父曾经既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又是温和派。其次，“道德回归”在政治现实面前失败了。抵抗运动成员通常都欠缺管理现代政府的技巧，并且，许多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或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种身份让他们在冷战时期被边缘化了。

1945—1948年见证了连续的胜利。象征、措辞甚至宪法都修改了，但是旧的人事和许多之前的制度保留了下来。这让那些曾相信会有新道德秩序的人感到十分失望；而他们的失望成为接下来几年的不安定的主要来源。他们煽动了反体制政党、抗议活动、恐怖主义活动，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在南部，受到挑战的新政权则为那些有组织犯罪者或其协助者提供道德借口。“真实的”意大利和“政治的”意大利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再次显现。

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各个政党都摆开阵势，力争在罗马的政府的控制权。意大利则面临着三个基本的国内问题。首先是整肃问题，法西斯分子及其同情者应该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或解除公职？其次是制度问题，战后的意大利应该采用何种宪法和政府？最后是经济问题，如何解决短期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失业、重建问题，以及长期的南北差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签署和平条约的外交问题和意大利在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位置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

整肃问题显然是最困难的。许多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包括法里纳齐和斯塔拉切——已经被游击队抓获并击毙；1945年春夏之际，不择手段的报复和仇杀还在继续：4—6月，每个月都有大约1.5万人被杀害。然而问题是，谁是——也许更现实地说，谁不是——法西斯分子？数百万意大利人加入过国家法西斯党，数百万人加入过工会，数十万实业家、地主、工人和知识分子曾经从法西斯政权中得益，并且与之勾结——或至少未曾反抗。难道他们都曾是“法西斯分子”？

因此，当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整肃委员会”并开始起诉法西斯支持者时，激起了混乱和怨恨也许就不足为奇了。1945年6月出任总理的行动党领导人费卢西奥·帕里宣布将制裁纳粹和萨罗共和国的“合作者”时，情况更加堪忧。许多法庭都设法回避和拒绝这份差事，因为法官和陪审团成员一般都知道他们并不比被告更加清白。最后，实用主义或集体罪恶感获得了胜利，大规模清洗的计划落空了。费卢西奥·帕里愤然辞职，1946年，宣布了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起草的大赦。

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官僚政治机构依然被那些由于政治或保护主义原因而任用或提拔的人占据，这些人曾经服务于过去那个倡导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公民毫无权利可言的政权，公共服务和（至少在实践中的）政府效率的观念与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1945年以后，政府内部仍未树立民主精神，这极大地降低了新共和国在普通意大利民众心中的可信度。这也让善良的政治家感到心灰意冷。重要的法律经常得不到实施，只是夹在了罗马的一堆待处理文件之中或静静地躺在地方政府办公室的桌上。

整肃官僚队伍的失败也有其他重要政治影响。这意味着许多警察、审判员和行政长官尽管有法西斯倾向，却依然保留原职。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中法律解释极其不公。1943—1945年，很多前游击队成员被判有罪，而与此同时，萨罗共和国的支持者们却经常逃脱法律的制裁。1953年，由于创作和演出了一出关于墨索里尼攻打希腊的戏剧，剧作家和发行者被军事法庭以“后备兵员”（这个范围包括了所有65岁以下的男性）的身份受到审判并入狱，罪名是“诽谤战时武装部队”。一个定义尤其宽泛的罪名（主要针对新闻出版自由）是“诽谤国家机构”。1957年，有550起指控是在此名义下发起的。

图35 1945年的意大利，令人尴尬而罪恶的联盟。天主教书籍、玫瑰经、祷告像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用一个布告栏。左下角小心翼翼藏掖着的是一些法西斯党资料。

之所以在政治上对肃清法西斯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并且这种想法反映了意大利政治家——其中许多人出身律师——信奉法律的倾向），避免重蹈1922年覆辙最好的手段是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考虑到在1945年时反思过去的心理需要，这一点在政治上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这也同样是目光短浅的表现。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修正法西斯主义最为人诟病的制度方面，其代价却是又犯了旧式自由主义制度的毛病。并且，尽管表面上焕然一新，本质（如官僚主义或1931年法西斯刑法典）却往往保留下来。

首要问题是君主制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受法西斯主义连累，而他于1943年9月逃出罗马的行为更加动摇了他的地位。1946年5月，为了挽救王室，他宣布退位并传位给长子翁贝托。一个月后的7月2日，就在立宪会议选举同一天，举行了全民公投，共和制以200万支持者（1270万∶1070万）的优势获得了胜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南北的政治分歧：罗马和南部支持君主立宪（在那不勒斯有79%的支持率），而北部持反对态度[艾米利亚有77%的反对率，而在特伦蒂诺（Trentino）则是85%]。如同1860年一样，意大利共和国在争议中诞生了。

西西里可以算是新共和国最热情的拥护者。西西里岛一直有自治的传统，并且曾经通过激烈反对来自中央政府的干涉对1860年的统一表明态度。法西斯也没能改变这一传统：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针对黑手党的严厉行动，但后来也只能放任其发展。战争接近尾声时，许多地主担心民主政治（尤其是左翼力量）的回归，带头发起了要求西西里独立的运动。这一运动一度受到广泛支持。人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组织了对抗警察和军队的游击战。其中一名指挥官是赫赫有名的强盗萨尔瓦托·朱利亚诺（Salvatore Giuliano）。

在西西里动荡局面的背景下，立宪会议召开了。在7月2日的大选中，天民党获得了全部556个代表席位中的207席，共产党得到104席，社会党则是115席。行动党仅仅获得7个席位，于1947年解散。代表们主要的关注点是建立一套能保障最大限度自由的政治体制。意大利议会将实行两院制，议员均由普选产生，无论男女。总统将拥有非常有限的权力；同时实行比例代表制；司法部门将作为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设立；最重要的是，包括西西里在内的一些地区将组建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拥有自治权、地方法规制定权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

这种对地方主义的让步，部分是为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增进地方民主而设计的；但也折射出对分离主义的担心，不仅是西西里，也包括其他边缘地区：撒丁岛、法语地区瓦莱达奥斯塔和德语地区南蒂罗尔。1948年，仓促赋予这些“特别”地区自治权，有效地消灭了分离主义这个政治问题，然而，立宪会议的代表们却暴露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从他们对保住每一寸国土、竭力避免分离和分裂的急切愿望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受到可追溯到复兴运动时期的情感困境——如何处理自由和统一的关系——的困扰。

这种困境就像一股暗流，推动或抑制着宪法中许多规定的实施。比如，地方政府实际上直到1970年才正式建立——“特别”地区除外。宪法法院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都形同虚设。许多重要权利都严重得不到保障。《宪法》第四十条规定，罢工权应在“规定此项权利的法律范围内行使”。但这种法律从未出台，法令全书中唯一与此相关的法律是在法西斯时期通过的，尚未被废除。即使是赋予自治地区的权力也经常被漠视。在西西里，警察应该隶属西西里岛地方长官，而实际上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194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宪法》中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这不仅是人类易错性的体现和形势逼人的产物，同样也是试图调解如天民党、共产党等形形色色政治团体需求的结果。因此，空洞和模棱两可的辞藻充斥其中。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不稳定的问题。新的秩序是建立在两个失败的政权的废墟上的，这其中的风险可谓巨大。理论上来说，自由值得提倡，但如果在实践中，自由意味着破坏自由主义本身呢？这正是1860年所处的困境。仅仅依靠共和国保留的公共安全法以及1931年的刑法典及其强迫手段，并不足以实现监督作用。

表面看来，共产党如同之前在立宪会议中那样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这一点也许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在政教关系问题上，他们也支持天民党和极右派，并保证将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写入《宪法》。陶里亚蒂决定表现出温和及调和的态度，他不愿引发战后横扫北部大部分工业区的那种社会动荡，不去理会党内强硬派扬言要暴乱的威胁。他同时（这也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一点）拒绝利用动荡局势作为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看起来他似乎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左派的命运而受到重创，因此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地与资产阶级妥协。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战略。这等于将主动权完全让给保守党派，尤其是有能力将旧的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秩序的精神纳入新共和国的天民党。陶里亚蒂无疑正确地估计到战后的意大利成为西方资本家联盟的一部分，这将使革命运动几乎不可能出现。然而，他最终却使自己陷入两头都不讨好的境地：那些总是说他对议会民主制的支持是烟幕弹的中间派和右派人士利用他并最终在1947年将他排挤出政府；而那些希望共产党能够成为巨变主导力量的共产党人（估计占大多数）尽管没有抛弃他，也不再信任他了。

陶里亚蒂的政治决策受到了他的朋友葛兰西的著作的影响。葛兰西将狱中度过的人生最后10年用来反思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为何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总是无法取得对工人阶级在道德上的支配地位（即“领导力”）。葛兰西的思考——记录在好几本笔记本上，1937年在他死后，被从狱中偷运出来——兼有克罗齐式（Crocean）的理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前必须先有思想的战争，从精神上赢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思想的战争将由知识分子领导，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逐步教化整个社会。葛兰西对天主教大加赞赏，将其许多方面看作模范的革命力量，这一点并非巧合。

1946年之后，在思想霸权的争夺中，教会成了共产党最大的对手。陶里亚蒂之所以努力将共产党纳入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系，就是想要为共产党在公民社会中寻求一个良好的基础，以便发起思想的战争，打破教会的文化控制。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具有鲜明立场的作品无疑影响了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然而，教会的优势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尤其在农村地区依然影响巨大。

此外，教会如今有了天民党来为自己的事业赢得支持。天民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会组织：天民党书记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对1923年唐·斯图尔佐和人民党的遭遇记忆犹新，因此决定尽可能地使天民党摆脱对罗马教廷的依赖；但天民党的确拥护天主教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会对其竞选成功的精神支持和选票支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和之前的国家法西斯党一样，天民党通过建立庞大的全国性组织，扩大其在公民社会中的控制力；当共产党劝导其拥护者阅读斯坦贝克（Steinbeck）或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的作品时，天民党则利用更加致命的武器——金钱——与其展开了对领导权的争夺。

然而，天民党相对于共产党的优势并不仅在于获得了公共资金支持和创造了庞大的势力网，也并不仅在于其相对通俗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党派都无法真正掌控的东西：消费主义的兴起。从1945年开始，意大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受困于外部先进工业经济的冲击，这一切影响了人们的期望和价值观。当共产党努力塑造苏联的高大形象以及与之相伴的集体主义自我奉献精神的严苛的道德观时，电影、电视、时尚杂志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媒体灌输着更具吸引力的提倡私人消费的信息。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普通意大利人的梦想来自好莱坞，而不是莫斯科。

当然，意大利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一部分，这取决于战后政府的战略决策。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实行国家干预，试图在国内创造自给自足的经济。部分是为了针对这一问题，自由贸易成了共和国最初几年的教条；尽管实际上许多经济力量被教条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控制着，比如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1945—1948年任意大利银行行长，1947—1948年任财政部长，1948—1955年任意大利总统），但这仍有助于自由经济的发展。结果，在所有战后经济体中，意大利也许是国家计划和干预最弱的国家。

最大的受益人是主要的出口行业。他们遭受的打击比欧洲北部地区的许多竞争者要小，这是它们可以利用的优势之一，另外一个优势则是它们的主要能源——水力发电厂——完好无损。政府宽松的外汇管制为它们的货币投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因而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纺织业等部门经历了罕见的繁荣。然而，缺点也在于放弃经济计划性，因为外币被出口商持有，政府很难控制进口商品的种类，以及哪个经济区域在何时得到何物。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方面的均势理论在意大利的回归（尽管在法西斯时期甚至20世纪30年代它也没有真正消失），那些已经非常强大并且拥有政治影响力的部门，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愿望行事。这一点在美国援助——战后复苏的关键因素——问题上尤其明显。1943—1948年，意大利从美国获得了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援助，并在之后的4年中又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15亿美元援助。纺织业似乎再次获益；大型国有和私人公司，比如钢铁业巨头芬德公司和菲亚特公司，同样表现出色，买下了新的工厂，并“追上”了主要工业国家的脚步。

在劳资关系方面，重建时期同样见证了实业家的勇气和自信。以食品和燃料形式获得的美国援助平息了工人阶级的动乱，但是雇主们仍然需要工会的配合。1944年，意大利总工会完成了重组。1946年，它屈从了主要雇主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Confindustria）施加的压力，接受了大量裁员同时达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工资协议，作为条件，个体公司不得寻求签订特殊协议。这意味着车间代表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时代结束了，雇主无争议地成为工厂的掌控者。意大利总工会看重的关于规划委员会由管理人员和工人共同组成的计划同样没能赢得认可。

尽管权力平衡的杠杆依然被雇主牢牢掌握，工人阶级还是成功获得了一些重要利益。1945—1946年的工资协议保证了工业方面的全国最低工资，工人们也获得了假期和圣诞节奖金的许诺。然而，最主要的战利品是工资指数调解制度（scala mobile）的采用。这是一个保障固定工人的工资自动根据通货膨胀调节的机制，目的是避免出现法西斯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的情况。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制度几乎没有遇到工业家的阻挠，顺利得到承认，并且一直沿用到1985年，此后根据公投做出了调整。尽管有了这些保障措施，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在欧洲范围内依然属于低收入者。

对雇主来说，一个很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意大利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战后44%的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劳动，南部的失业率尤其严重。如果没有这么丰富（因此也廉价）的劳动力，意大利许多工厂将难以生存：大多数工厂规模都很小（90%的工厂只有5个或更少的工人），并且在大公司中，工作实践和管理技术往往都很落后。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也少有改善，大多数工业家对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缺乏热情。相反（和过去一样），他们指望政府能为他们保证劳动力的廉价和顺从；20世纪60年代前，他们都能得到满足。

1947年，让工业家们寝食难安的左翼分子对政府的影响也遭到了打压。1月，社会党[其领导人——墨索里尼曾经的朋友——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甚至比意大利共产党还要亲苏]内部发生分裂，成立了一个新的中间派党派。与此同时，教会愈发难以忍受政府中的共产党；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人（毕竟，他们给予援助，部分也是为了打压左翼）也有同样的感受。南部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反感左翼。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5月，天民党总理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迫不及待地将共产党和社会党排挤出他的联合政府。

一年之后的1948年4月18日，意大利首届战后议会选举举行。竞争异常激烈。教会无耻地全力在背后支持天民党。红衣主教、大主教和教士们在讲道台上极力宣扬不支持“神的党派”的严重后果。公教进行会俨然成了拉选票的大型机器：在全国各地建立专门的“公民委员会”，以动员支持。妇女现在有了投票权：作为做礼拜的主要群体，她们是天然的天民党支持者，这时她们必须明确表达其支持对象。美国人也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共产党被逐出政府：1948年前几个月，他们明确表达了计划。他们同时也在考虑，在左翼胜利的情况下将采取军事干预。

共产党却没办法发起有力的回击。斯大林的信徒当然众多——即使在1956年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之后，意大利工人和知识分子中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崇拜者；但是国际形势加上美国的金钱攻势和教会的强硬反对，对他们很不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布拉格发动的军事政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让那些声称极左派遵守民主的诺言完全不可信任的人一下子抓住了把柄；就在投票前夕，英国、法国和美国做出了将的里雅斯特（Trieste）归还意大利的承诺（的里雅斯特的丧失也许是1947年和平条约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条），这进一步为天民党竞选提供了帮助。

1948年大选的结果是天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48.5%的支持率以及众议院574个席位中的305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一政党获得绝对优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一共获得了31%的支持率，与1946年相比下降了近8%。然而，共产党拥有的席位从106升至140，社会党则从115跌至41，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党1947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意大利政治在此后40年的模式至此形成：天民党和共产党成为政治的两极，后者成了永久的反对党，它所有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反对一党制国家。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

1948年大选后，天民党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正如墨索里尼在1925年所做的一样，加斯贝利需要扩大他的权力基础，他需要做的是摆脱罗马教廷和教会组织，团结工业和金融精英，深入民众。法西斯分子发现，在某些方面很难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对于他们之前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墨索里尼希望通过鼓吹“领袖崇拜”和20世纪30年代的福利手段来赢得支持，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不需要获得完全的胜利：那时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可担心，法西斯政权可以利用审查制度和高压政治将不满逐出视野。天民党的任务显然更加艰巨。

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教会已经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盟友，但不需要太多政治敏锐性也能看见这种伙伴关系中潜伏的危险。罗马教皇更换频繁，天民党的政策也常有变动。此外，尽管教会在意大利依然拥有强大的道德权威——尤其在北部的农村和南部的某些地区——然而在现世主义浪潮的不停冲击下，教会的道德权威能坚持多久不得而知。天民党需要为他们的权力寻找坚实的基础。他们希望在法西斯党之前的基础上，利用公共资金加强党和政府之间的内部关联。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处理好南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不仅是因为法西斯政府令人吃惊地忽视了南部的前车之鉴，也是因为农民现在获得了投票权，从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重要性。战争结束时也曾出现了类似的景象：数十万劳工占领了那些或是荒地或是仅仅因为曾是公共用地而被认为是公共财产的土地。然而，这次的躁动是一种新的重要的因素促成的：葛兰西影响下的共产党抛弃了意大利左翼对南部的反感，并将南部农民和北部的工人一样视为革命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1944—1946年，农业部部长是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Fausto Gullo），他试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规来改变南部的土地所有模式。他的目的不仅是迎合农民的物质需求，他还想要将他们动员起来，通过例如鼓励建立合作社来强化他们薄弱的阶级意识。地主的反击通常是暴力性的：在西西里，几十名左翼领导人遭到杀害，1947年5月1日，土匪萨尔瓦托·朱利亚诺（奉当地右翼黑手党分子的命令）用机关枪血洗了巴勒莫附近一个农民劳动节集会，11人遭到杀害。

天民党对这些活动产生了警觉。他们不希望看到农民的个人主义被集体主义所取代，也不想疏远大地主和黑手党大老板，就选举来说，这些人在南部比教会的重要性更大。因此，1946年夏天，他们接管了农业部，着手破坏古洛的工作，安抚大地主及其中产阶级盟友的不安情绪。作为回应，南部的“知名人士”抛弃了极右翼政党——如君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或西西里的分离主义党派——转而支持天民党。

这一事件对于大选的好处在1948年显现出来，与1946年相比，天民党在南部的支持率增加了。然而，农民阶级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天民党是一个内部意见统一、正统保守的党派，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在政治层面上相当简单：他们可以继续支持地主阶级，采取原先的警察制度和公共工程来管束农民。但是天民党内部纷繁复杂，一些人是忠实的进步论者，尤其在社会问题方面。而且，整个天民党都受到了天主教的“阶级平等”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渗透在他们承诺的（至少在公开场合）“社会正义”之中。

因此抛弃南部农民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毕竟，被天民党视为奠基人的唐·斯图尔佐（1959年去世）正是通过在西西里建立农民合作社而开创事业的。然而，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选择，现实政治因素同样也被考虑在内：大地主阶级是否能够像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继续在当地产生同样巨大的当地影响力？并且，共产党会怎么做？扯下美国援助的遮羞布，农民将会发现天民党就是带来失业和贫穷的旧秩序的卫道者，从而抛弃他们，转向左翼。

因此在1950年，天民党通过了3项法律，分割了意大利南部许多地区和中部及北部部分地区的大地产。专门机构“改革部”（reform agencies）成立，有权没收一定面积或价值的非农业土地或“未被利用的”土地；之后，这些土地便根据需求被分配给当地农民家庭。该部门也长期提供廉价信贷，为新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农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共约有70万公顷土地被分配，约12万户农民家庭受益。然而，这个数字仅占农村人口的约5%，大多数农民依然要么没有土地，要么拥有面积很小或质量很差的土地，因此经济上十分拮据。

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农民的规模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即使征收重税，政府也不可能提供将南部改造成小农经济繁荣区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还有一些次要因素同样导致了改革的局限性。比如，一些地主通过在法律实施以前就将土地分割给自家人的方法来逃避没收；还有些人通过花点小钱搭个小棚建个隔栏以证明这块地不是“未被利用的”来要求豁免，更别说那些采用施加影响和幕后操作等老办法的人了。

图36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北部与南部。上图是位于都灵的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mirafiore）的装配线，线上有6座和4座的“600”系列，摄于1955年。菲亚特“600”系列是意大利首批大批量生产的轿车。下图是西西里的圣约瑟夫——木匠的守护神——圣殿旁一位正在劳作的造车匠。

这种对于农业改革相当缺乏热情的特点也许正反衬出共和国对北部工业的偏爱。法西斯政府从未认真对待现代化问题，它的宣传和政策都把重心放在了宣扬传统价值观和实践上，尤其在农村地区。新政权将经济发展视为重中之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法西斯政府这一做法的；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本能地将发展与工业化视为等同关系。共产党认为建立现代企业文化是“进步”的重要体现，而天民党则认识到，在大众民主背景下，政治认同和经济成功是密不可分的，而经济成功的捷径看起来就在于工业化。

这种看法和半个世纪以前乔利蒂的看法不谋而合；但工业化的代价是——正如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那样——牺牲南部的经济发展，将南部视为大选的票池加以利用。正如乔利蒂利用了地主阶级的软弱性来建立其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那样，天民党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通过在南部城镇中建立庞大的势力网络来支撑权力。北部在政治上靠不住：工业城市是左翼的堡垒，公民社会相对成熟而有主见，但同时在某些方面相当反复无常。相比之下，南部易于控制，至少政治上如此，因为选票和钞票通常紧密相连。

1948年开始执政的天民党可以利用其地位来确保公共资金为自己的竞选需求所用。国家机构，比如南部基金（Cassa per il Mezzogiorno，成立于1950年，旨在促进南部发展，可支配数十亿里拉的资金）由天民党掌控，成了发放赞助的机器。操作流程十分简单：天民党的支持者们得到津贴、合同或工作上的照顾，以换来选票。当然，无法保证这种等价交换绝对能够在选举日实现选票，但是，如果一直支持的政党能够再次掌权，对农民来说也是最为有利的。

“国家恩庇政治”（State Clientelism）的运作系统相当高效。考虑到南部的高失业率和贫穷，仅仅一个工作机会或一笔贷款的承诺便足以建立一种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bond）。承诺并非总能兑现，重要的是使恳求者一直心存希望。这个系统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和南部传统的封建思想相吻合。长久以来，和亲属或朋友站在同一条战线不仅被视为出于经济需要的必然选择，同时也被视为力量的象征，甚至其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美德。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研究者在巴斯利卡塔发现，公事公办并不符合当地政治家的利益，因为对于支持者给予照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国家恩庇政治”的道德基础由于天民党强调家庭的神圣性而得到强化。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家庭被视为社会的核心，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也无法干预的保护。正如一位知名天主教作家于1958年写到的那样：“建立在信任、关爱和团结基础上的家庭责任相对于社会责任来说，更加具有优先地位。”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反抗左派的集体主义说教的一种思想武器，由于这种思想与教会思想和谐相融，因此它的效果更加显著。但是这种思想在更深的层次上具有危害性：如果天主教家庭及其价值观是神圣的，那么国家存在的意义何在？更具体地说，政府工作人员的首要责任究竟在于维护亲朋好友的利益还是法律的权威？

在公共高于私人的观念上的不确定性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腐败。福利机构、国营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变成滋生党权、迎合领导（对他们来说，“感情票”对于竞选来说十分重要）需求的场所，而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地方。为了拉拢支持者，越来越多的人被拉入这些机构，工资支出也随之飞涨，他们是否胜任自己的职务已经无关紧要。到1968年，那不勒斯有超过1.5万名市政雇员，15年中增加了近400%。不足为奇，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地区对碌碌无为、充斥官僚主义的政府愈发失望。

不管怎样，从短期来看，天民党的势力扩张取得了成功。他们的权力基础得到了巩固，也借此脱离了教会而独立。这是一个影响整个国家的进程，但最明目张胆的滥用公权行为发生在南部，从1954年开始，党的总书记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明确提出将这一地区作为势力扩张的首要对象。过于拥挤的南部城市见证了这些年天民党党员的激增（到1961年，卡拉布里亚的科森扎拥有几乎和都灵、米兰以及热那亚加起来一样多的天民党党员）；并且，大部分地区俨然成了天民党人的“封地”，包括巴勒莫的乔瓦尼·乔亚[Giovanni Gioia，在他之后是塞尔瓦托·利马（Salvatore Lima）]，那不勒斯的西尔维奥·加瓦（Silvio Gava）和卡塔尼亚的安东尼奥·德拉戈（Antonino Drago）。

天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壮大与国家法西斯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类似。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对工作或工作保障的需求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在南部，扩张的进程得益于土地改革的失败。1950年后，数十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南部城市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失业和贫困的大军，都愿意向天民党表示支持，借以换取工作机会——哪怕机会很渺茫。一些幸运儿在当地政府谋到了职位；另一些人则走上犯罪道路，一种在南部地区日益盛行的“产业”；而大多数人则很快再次收拾行李北上，在那里，正是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意大利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从“经济奇迹”到社会抗议：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经济领域的某些部门——比如汽车制造、钢铁和化学工业——相对发达，但是这些现代化的绿洲几乎全部集中在西北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依然是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占据了超过40%的劳动力；农业技术普遍落后。除了繁荣的波河平原，农业的普遍特点是低增长率和缺乏大片田地，特别是在中部和南部。1947—1955年，耕作面积10公顷以下的耕地总面积增长了10%，达到900万公顷。

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政府1951—1952年度的一次调查显示，近100万户家庭——几乎都在南部——从没有吃过肉或糖；270多万户家庭被归为“贫穷”或“贫困”，相当于总人口的1/4。对生活最感绝望的，也许是南部的日工，他们的工资往往不及北部的一半。国内大部分住宅都缺乏便利的设施：只有7%的家庭拥有电力、饮用水和独立卫生间。文盲仍然是普遍现象，在某些南部小镇，唯一可见的印刷品是教士通讯或政治传单。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意大利摆脱了落后国家的身份。工业急速发展，制造业投资在1958—1963年内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扎努西（Zanussi）、伊涅斯（Ignis）和卡迪（Candy）等公司的名字在国际上家喻户晓；摩托车制造业从零起步。菲亚特公司凭借价廉的紧凑家庭型轿车飞跃发展，最有名的莫过于“600系列”。到1967年，菲亚特公司的销售量比欧洲共同市场的其他所有公司都多，甚至包括大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在1952—1970年增长了134%。而在同时期的英国，这一数字仅仅为32%。大多数意大利人这时候已经可以负担得起经常的肉类食品消费了，也有条件储藏食物了：1958年，13%的家庭拥有冰箱；到1965年，这个比例达到55%（见表1）。

这一巨大的转变——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意大利一开始就加入了欧洲共同市场。加斯贝利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他将欧洲共同体视为国际和平的捍卫者和政治稳定的（间接）保障，也是调整意大利经济结构不平衡尤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引起的）巨大失业问题的一种手段。1957年，在加斯贝利死后3年，意大利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国，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远见和努力。

欧洲经济共同体给意大利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尽管很多工业家有所顾虑，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最发达的部门已经有实力迎接自由贸易的挑战了。意大利已做好了从新的世界贸易浪潮中有所斩获的准备。1958—1963年，意大利出口以年均14.4%的速度增长，对欧共体成员国的出口额几乎翻倍。工业产值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超过了除日本——或许还有联邦德国——的任何一个国家。1951年，意大利生产了1.85万台冰箱，到1967年，达到300多万台。塑料生产在10年内增长了15倍，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可以说是欧洲最有进取心的公司）1957—1961年的打字机产量翻了两番。

这种非凡的成就——意大利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农业国变成了现代工业化国家——不仅是高投入和高需求的产物，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或许是新型廉价能源的开发。过去，意大利饱受煤炭匮乏之苦；而在石油时代，这一点不再重要。1944年，波河平原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西里也意外发现了一些石油——尽管质量不是很高。国有石油公司埃尼公司[ENI,由杰出的企业家恩里科·马太伊（Enrico Mattei）经营]和其他石油生产商达成了有利的交易，意大利也因此得到了西欧最便宜的能源。同时，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一家现代高效的钢铁公司得以建立。

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混合经济一直持续到战后，这是“经济奇迹”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伊利集团（IRI）继续在电话网络和高速公路建设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伊利集团下属公司（如意大利航空公司和阿尔法罗密欧公司）这一时期总体上运营良好，有竞争力，对其他经济行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任何意义上讲，国家对这种“经济奇迹”的发生都没有计划，但是国家通过扶持这些公司和发展基础设施等来促进发展。降低利率也确保了税收有利于工业投资。

不过，“经济奇迹”的取得并非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这种发展有地理上的局限性。经济发展集中在西北部和东北及中部一些地区，南部几乎没有变化，进一步加深了半岛南北分化的鸿沟。1971年，北部地区人均收入是半岛其他地区的2倍。其次，消费性产业的繁荣发展与公共服务的提升并不同步。学校、医院、公共交通和住房状况与电影——如费里尼（Fellini）导演的《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1959）——描绘的充斥着跑车、流行时尚和开胃酒的奢糜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这种奇迹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十分严重。数十万农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南部——涌入北部城市，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往往恶劣得令人震惊。1951—1967年，米兰的人口增加了40余万；都灵的情况亦如此（米兰也因此成为仅次于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意大利南部第三大城市）（见表6）。这些移民要么露宿街头，要么挤在4—5人一间的家庭式旅馆中。他们很少能找到每天工作时间少于10或12小时的工作；并且只能签3—6个月的短期合同；工作安全——尤其在小工厂或建筑工地——也得不到保障：1961年7月这一个月之内，在都灵就有8名建筑工人死于施工意外。

“经济奇迹”让许多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定期收入，但是这也导致深刻的混乱，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20世纪50、60年代，900多万意大利人迁移到了国内其他地方。那些不识字、只会说方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先辈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曾离开农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灯红酒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城市之中：“我感到孤单，就像走在见不到一个活生生的灵魂的森林之中”，安东尼奥·安托努佐（Antonio Antonuzzo）回忆道。1962年，在家庭小农场倒闭之后，这个西西里农民来到了米兰。1968年，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加上对社会不公正的失望，驱使许多人包括安托努佐走上集体政治的道路，播下了1968年政治运动的种子。

对那些一直以为经济现代化会像潘多拉魔盒一样释放出罪恶的瘟疫的人来说，这种担心似乎有一语成谶的危险。20世纪50年代，当局试图通过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减少政治威胁。与警方的对抗时有发生；左翼活动家不时受到的起诉也表明法西斯时期的强权政治并没有太多改善。1948—1954年，仅在波洛尼亚省，就有两名工人在与警方发生的冲突中被杀，近800人受伤。在大约1.4万起扰乱治安的起诉中，包括了煽动罪，比如公然出售共产党报纸《团结报》（L’Unità）或张贴政治宣传画。

教会尽了最大的可能来帮助政府，通过发起宣传战抵抗左派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指责。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或反天主教教义的支持者们被逐出了教会，与此同时，公教进行会在精力充沛的路易吉·盖达（Luigi Gedda）的领导下，为了动员信徒与“红色威胁”抗争，运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从电影到朝圣和集会。被称为“神之谕者”的神父里卡尔多·隆巴蒂（Riccardo Lombardi）因通过广播布道，为天主教价值观辩护并攻击社会主义而出名。夜店、爵士乐和其他现代的生活方式被教会斥责为放纵；重新强调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也帮助传播了天主教关于家庭和谐性的说教。1949年，教皇宣布圣母玛利亚是宪兵的守护神。

幸运的是，对天民党来说，经济和社会变迁导致的左派革命的威胁随着1956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有所减少。在这一年，赫鲁晓夫引人注目地揭露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一夜之间，斯大林神话（用1953年《团结报》有关斯大林讣告的大标题中的原话：“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伟人”）被无情地打破了。对意大利共产党的进一步打击来自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苏联是真正的民主国度的论点难以为继。陶里亚蒂试图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到1957年，大约40万人愤然脱离了共产党。从那时起，共产党不得不和莫斯科保持距离，比以往更多地强调它的宗旨是奠定“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事件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影响甚至更加深远。因为直到此时，社会党与苏联的关系甚至比共产党更加密切。不管怎样，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还是强烈谴责了入侵匈牙利这一行为。他同样批评了试图为这件事辩护的陶里亚蒂的虚伪。此后，社会党不再庇护共产党，开始走上社会民主政治的中心。这对天民党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现在有机会将社会党（意大利第三大党，在1953年的大选中得到了近13%的支持率）拉拢到自己阵营中，孤立共产党；在“经济奇迹”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安定中，政府似乎越来越需要表现出左倾的态度。

上天也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援手。1958年，谨慎而极其保守的教宗庇护十二世（Piux XII）去世，他的继任者是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若望二十三世的在位时间虽然短暂（他死于1963年），却是一个分水岭，教会的定位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被大范围重新评价，其动因是人们意识到，许多教义已经过时，并受到了来自教会内外普遍的质疑。罗马教廷对党派政治持观望态度（尤其在意大利），专心致力于其宣扬普世精神和教化世人的使命。随着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的召开，罗马教廷引入了处理许多社会和教义问题的新的灵活的方法。这些发展让天民党有了与社会党协商的理想砝码。

1963年12月，社会党加入政府，开启了中左派的联合执政，人们普遍希望联合政府能够在诸如住房和教育等领域实施重大改革，缩小南北差距。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首先，社会党内部没能形成统一战线。1964年，社会党左翼分裂出去，成立了新政党，因此削弱了社会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影响力。这使得天民党在发号施令和一些难办的立法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制度的采用）上闪烁其词更加方便。其次，大多数工业家——尤其是那些对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几乎毫无贡献的小工厂主——对于会导致其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感兴趣。

造成20世纪60年代中左派政府在改革之路上鲜有成效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不时近乎偏执的不安全感。1920—1921年，法西斯、警察、军队和部分政治团体沆瀣一气，镇压了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一惨痛的回忆让左翼十分担心可能发生的右翼政变。这种不安全感的一个结果是，部分社会党人不愿忤逆天民党的意愿。另一个结果是，共产党拒绝强势介入基层和积极煽动改革。这两个党都担心，如果中左派联合出了问题，这个国家将落入保守派手中。

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1945年，政治整肃的缺位导致某些政府机构中仍然残存着法西斯势力，阴谋策划颠覆共和国。1964年，宪兵队长官乔凡尼·德·洛伦佐（Giovanni De Lorenzo）制订了政变计划，意大利总统、天民党右翼分子安东尼奥·塞尼（Antonio Segni）据说也涉嫌其中。6年后，萨罗共和国的战争英雄瓦莱里奥·鲍格才王子（Prince Valerio Borghese）及少数追随者短暂地夺取了内政部；20世纪70年代也有大量迹象（其中大多数很快得到了证实）表明保安部队中有一些人和新法西斯主义恐怖分子勾结，试图颠覆国家。

这样的阴谋对共和国的威胁也许有时并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大。意大利的军队没有政治干涉主义的传统，很难想象（尤其是每年应征入伍的士兵中约有20万人有左翼倾向）它会给政变提供有力的支持。这种暗中策划的阴谋的重点在于，它使得政府的权威蒙受羞辱。腐败之风笼罩罗马，人们曾以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北部之风”已经将其吹散。意大利知识分子传统的团结基础——道德义愤，加上工人对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不安，结果就是一枚政治炸弹。

中左政府对“经济奇迹”造成的社会紧张没能做出恰当的回应，加上公共部门不断增长的麻痹瘫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20世纪50年代之后，天民党加快实施以国有企业和官僚机构构建庞大的势力网的策略；就像魔法师的学徒一样，这一套系统自我发展，并悄悄脱离了控制。公务员、伊利集团的管理者和地方政客发现，增加自己的权力并且免受罗马政府命令左右的最好方法是建立自己的个人势力网，安插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占据要职。结果，整个国家官僚机构成了中世纪的王国：各种享有半自治权的封建领主做好了充分的反抗中央的准备，只等时机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效率、一致性和逻辑性都遭到破坏，20世纪50年代尚运作良好的国有企业眼看着利润开始下滑。1963年，伊利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埃尼集团也在1969年后由盈转亏。管理不善最显著的一些例子出现在南部，为了弥合半岛南北越来越大的鸿沟，政府决定将原本用于投入农业和基础设施（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任务目标）的资金转移到工业。然而，政治因素再次破坏了计划的实施。许多大型工厂建立起来，却是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因此对减轻当地就业压力帮助不大。而且这些工厂的选址往往是基于扩大势力的需要，而非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意味着大批工厂（很快就被戏称为“沙漠里的大教堂”）涌现在毫无经济效益或者位置偏远的地区，缺乏必要的后勤设施。

南部从这些工业化努力中获益甚少，并不能仅怪罪中左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南部社会中普遍的腐败现象。当地企业家经常提交欺骗性或欠考虑的竞标书，凭借政治关系而非真才实干获得合同。然而，南部的工业化困境或许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历史的地区，这里的人们相对于制造业更加适应农业，尤其在北部还有竞争力日益增长的公司，人们凭什么指望这里能迅速成为成功的工业化社会？

不管怎样，南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天民党的价值观和组织结构。早在19世纪60年代，皮埃蒙特人就尝试过——至少一次，而且是很野蛮地——引入“法律高于个人利益，应该为‘国家’或‘国家利益’而尊重并且服从法律”这一信念。不幸的是，这个“国家”被证明是由极少数精英组成并似乎主要是为北部的需求服务的。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国家在南部的道德权威。1945年以后，天民党放任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如果说他们做了什么，也只是在帮倒忙而已。为了牵制共产党，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容许南部的支持者享有自治权，因此助长了腐败现象，进一步败坏了南部社会风气。从长远来看，这对国家的信誉和效率以及公共财政都有重大影响。

1968—1973年的反抗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意大利社会受到了一系列抗议运动的冲击。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一代人对共和国的评价，人们尤其感到，对于这样一个在过去十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社会，政治家没能满足它的需求和期望。不安定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动荡时，我们很难用孤立的眼光来看待意大利的经历。马克思主义的时髦、对权威的否定、对消费主义的批评、对家庭观念的反感、对越战的愤怒和对中国的热情——这些情感是巴黎和华盛顿的抗议者所共有的，都灵和罗马也不例外。然而，意大利的抗议文化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广度和持久度，在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逐渐平息之后，意大利的抗议活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不同的激烈程度又持续了好多年。

1967—1968年，社会动荡首先爆发在大学生团体中。他们的愤怒一部分直指教育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教育迅速扩张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必要的资源。1962年，年龄上限提高到14岁的义务中等教育被采用，几年之后，学校在校生数量几乎翻倍。与此同时，大学入学门槛降低了，大学生人数同样几乎翻倍（见表10）。结果就是人满为患——罗马大学原本计划招收5000名学生，1968年却招收了6000人——教学资源不足，教务管理混乱。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国家补助金，这导致了非常高的辍学率，尤其是那些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无法依靠父母给予经济支持的大学生。

但是，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天不时发生的破坏高校教学秩序、静坐抗议和与警方冲突事件的背后，并不仅是对更好的教育制度的诉求。人们同时也表达出更加根本性的不满；在广义上被归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不满转化成了对整个意大利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普遍批评。长期以来，意大利都存在着毕业生数量超出经济可容量范围的情况。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受教育人数激增使这一问题异常尖锐。失业的危险，或者不得不与数千人竞争一个微不足道的公职——在政府体制内，人脉往往比能力更加重要——这些都浇灭了年轻人的期望，使他们中许多人有了反叛的理由。

一开始，学生运动是自发形成的，缺乏精心设计的计划。参与者似乎更热衷于鼓吹（或在可能的情况下践行）一种建立在反权威、反自由主义、反集体主义价值观上的新型伦理制度，相比之下，他们对组织起来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不感兴趣。然而，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在意大利乃至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潜藏着爆发革命的可能，因此无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团体应运而生，它们都做好了用武力达到目的的准备。这些团体包括“工人政权派”（Potere Operaio）、“继续斗争派”（Lotta Continua）和“宣言派”（Il Manifesto），这些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变得家喻户晓。

这些团体共同组成了意大利的“新左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活跃程度上都超过了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的运动。然而，它们却发现彼此之间几乎无法开展合作，反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复杂的理论立场的争辩上，这些理论立场往往来源于某个非常狭隘抽象的社会分析。结果就是无休止的杂志、传单和报纸宣传，尽管这些行动的本意是激起民众的革命热情，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模糊而抽象的理论简直莫名其妙。因此，这些团体赢得大量追随者的机会十分渺茫；20世纪70年代，他们中的某些人在绝望中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寄希望于通过暴力来达到凭借笔杆无法实现的目的。

学生和知识分子给予这些革命团体的支持反映了年轻人中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普遍幻灭之感。1956年前，对那些寻求改变现存体制的人来说，共产党是号召力的象征；但是在1956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社会党进入政府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不知所措。整个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都优柔寡断，束手束脚：一方面害怕因为采取直接行动而疏远了中产阶级支持者；另一方面，在左派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又不知道如何和平地、民主地重新夺取权力。这个时候，“新左派”诞生了，正如近半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共产党孕育于年轻人对保守派的软弱的失望情绪中一样。

当然，如果不是时机看上去十分有利，革命的热情也绝不会如此高涨。1968—1969年，意大利北部的劳工在沉默了数年之后爆发了，罢工、占领工厂和示威游行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并在1969年所谓的“热秋”中达到高潮。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在繁荣年代，失业率下降了，可是工厂工人的工资却仍然是西欧最低的；许多意大利人的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条件都极其糟糕。此外，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炫目的消费主义形象的电视广告、娱乐节目、电影和时尚杂志越来越受欢迎，人们的欲望也因此而膨胀。

当然，工人骚乱的根源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工人们明确表达了对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对中左派政府和工会的不满，他们这种被辜负的感觉并不难理解。诸如“工人政权派”和“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等革命团体认为他们赢得大量支持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开始在米兰、都灵、热那亚等地的工厂中渗透。但是他们失算了。与此同时，“继续斗争派”或“宣言派”的学生支持者（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宣称蔑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主义，他们一方面想要将其带入崭新的集体主义的黎明，另一方面享受着物质充裕的果实。这些普通民众和自称为领袖的人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挺进。

因此，在得到了经济上的让步之后，工人运动大多平息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人工资在1969—1973年几乎翻了一倍；一项新的养老金法得到通过；税收制度方面的调整也有利于低收入者（至少理论上如此）；1971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将提升公共住房质量（然而多半未兑现）。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工会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因此得以在工人中极大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两大主要工会的会员数量在1968年—1975年的增长率超过60%。这一切的结果是，工潮通过宪法渠道得到平息，革命的可能性变得前所未有的渺茫。到1974年，形势已经很明朗了，集体风潮很快失去了动力。

紧张局势由于其他几项改革措施而进一步得到缓解，这些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深刻地改变了意大利国家的性质。1970年，在共和国宪法中尘封了超过20年的地方政府制度最终正式实施。每个大区（共有15个大区，以及5个拥有自治政府的特殊自治区）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拥有住房、医疗和农业等方面的立法权。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正如天民党一直以来所担心的那样，这导致“红色地带”的托斯卡纳、翁布里亚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出现了左翼地方政府。

图37 要求通过《离婚法》的示威运动。1970年发生在罗马的游行示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妇女在抗议运动中十分活跃，意大利女权运动在这些年中成长为一个主要政治力量。

1970年也有一项保障全国公民投票权的法律通过，还有一项被称作“劳工法规”（保证了诸如受到不当解雇时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的重要权利）的法律，以及也许最引人注目的《离婚法》。这是由离婚制度联盟发起并领导的持续了4年的活动的最终胜利（该联盟是此前在意大利极少见的对议会施加压力的集团，它的宗旨是动员进步的中产阶级表达自己关于离婚问题的主张），它鼓舞了接下来几年内类似的反议会倡议。天民党反对新法，鼓动全民公投，意图废除新法。但是他们失败了，1974年的公投明确地反映了《离婚法》支持者的胜利——近60%的投票者支持保留《离婚法》。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迹象表明天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也许走到了尽头。

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历史性妥协”

（1973—1982年）

紧随1968—1969年民众抗议而开展的一系列改革缓解了紧张局势，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并且这些改革对于树立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城市化的普及，更高的生活质量，受教育权的扩大以及休闲娱乐的出现使人们有了更高的期望，也让意大利的缺点看上去比以往更糟。1970年，根据欧洲的一项调查，72%的意大利人对国家民主的运作方式感到“十分”或“完全”不满。到1976年，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80%，与英国约46%和德国不到20%以及欧共体平均45%的不满意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北部的恐怖主义和南部日益增长的集团犯罪是对这个社会体系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又反过来导致了信心进一步降低。

表11 1914—1998年私人轿车数量

注：①1951年。②1939年。

消费主义在战后意大利的胜利。

数据来源: B. R. Mitchell,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2005（Basingstoke, 2007）。

从某一方面来说，消费主义无疑起到了增强国家凝聚力的作用。它给予了意大利人一种全新的统一的象征，打破了教育、兵役、政治宣传、宗教信仰甚至战争都没能清除的分裂状态。人们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了。1948年，当德·西卡（De Sica）拍摄《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时，意大利人还在骑自行车；到1970年，他们开上了汽车——超过了1000万，仅仅10年内增长了5倍多（见表11）。电视机可以说是最明显的生活水平指标，几乎进入了所有家庭：1965年，不到5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了197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2%。语言更加统一——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有近30%的人只说方言。

然而，这些巨大的变化也伴随着另外一些现象的出现，降低了人们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削弱甚至破坏了旧的国家认同感的象征。经常去教堂的人数急剧减少：从1956年成年人中的约70%下降到1972年的35%。公教进行会在1966年还拥有超过250万成员，到了20世纪70年代却几乎消亡，年轻成员大量流失。家庭规模变得越来越小，家庭关系似乎也不那么紧密了——尽管亲属关系和恩惠在找工作时依然重要，尤其在南部地区更是如此，也许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期又重新变得重要。旧的社区生活的方式随着人口向城市迁移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物质主义，正如许多19世纪保守的观察家担心的那样，既可以分化社会，也可以凝聚社会；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没能将消费主义与任何集体主义国家理想联系起来，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战后几年以及整个20世纪50年代，弥补法西斯主义的需要，天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争，给公众生活注入了强烈的道德意识；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都消失了。党派政治——尤其是恩庇政治——工具性自我终结了，大权在握和扩张势力比实现社会愿景更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诸如“祖国”和“民族”的伦理概念此时已几乎淡出公共生活。

意大利统治阶级的道德缺失由一系列丑闻凸显出来。1974年初，一些政治家——大多数是天民党人——被曝收受石油公司贿赂而出卖政治利益。就在同一年，一个名为“风之玫瑰”（Rosa dei Venti）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被发现在为准备一场政变而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特政部门和武装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也牵连其中。1976年，两名政府部长被指控收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的贿赂，其中，社民党成员马里奥·塔纳西（Mario Tanassi）因此进了监狱。

政党特别是天民党不断丧失的道德信誉因经济衰退而雪上加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意大利高度依赖廉价石油供应，1973年，国内3/4的能源需求来自石油。因此，当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将石油价格提高70%时，意大利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油价飙升，工业家无法再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抵消成本的增加：工会已经变得很强大了。政府不得不将里拉贬值，这样虽然有助于出口，却抬高了国内市场价格。整个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陷入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经济危机的另外一个方面——同时也被证明是最棘手的方面——则是巨额公共债务。不断增长的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南部巨大的资金投入，对国家保险基金（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需求的持续增加——从1975年开始，基金为所有失业者提供1年的培训，救济支出中的80%——以及1974年后国有伊利公司蒙受的巨大亏损，这些共同导致了1979年超过30万亿里拉的财政赤字。到1982年，意大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5%，超过所有西欧国家。1970年，这一比例只有38%，1973年则是43.5%。

政府被迫借巨额外债，提高税收及利率。衰退随之而来，失业率也上升了。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形势并非对经济完全不利。在中部和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在那里，家庭生产的传统根深蒂固），小型企业大量涌现，它们可以凭借雇佣非工会成员的劳动力和克扣社会保障金（以及经常偷税漏税）击败大型制造企业。它们往往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够批量生产供出口的鞋类和服装类产品。这种“灰色”经济的规模很难估量，不过1979年的一项估计认为其占了劳动力总数的15%—20%。

意大利政府认为限制公共开支几乎不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对联合政党的支持过于依赖于恩庇政治。任何削减公共开支的尝试都会招致执政党激烈的抗议，他们害怕自己的支持者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这是天民党构建的体制中一个严重或许甚至致命的缺陷。共和国领导人不惜任何代价地将政治作为维持权力的手段，披着一层薄薄的（并且日渐透明的）意识形态外衣来打压共产党，这其实反而使它们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随着信誉在选民中逐渐丧失，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就不得不依靠花钱买选票，经济上的负担从长远来看是毁灭性的。

考虑到1973年后南部灾难性局势，危机显得尤其严重。20世纪60年代政府振兴南部工业的尝试失败之后，南部只能依靠政府下拨的公共基金。更糟糕的是，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给移民——曾经是战后南部紧张局势得到控制的首要因素——关上了大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部的失业人数是北部的3倍；尽管人均收入在二三十年间增加了2倍（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外打工者的汇款），却依然只相当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一半（见表1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和愤懑使得集团犯罪在规模和暴力程度上都增加了。

黑手党帮派及其势力网络很早就是南部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政府权威在这一地区的缺失或无效，黑手党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发展壮大。到20世纪50年代，它们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农村地区和卡拉布里亚及坎帕尼亚部分地区最显眼的组织了。在大量公共资金流入南部以后，他们看到了相比于传统活动——比如控制土地市场或垄断当地水资源供应——更加有利可图的新手段。黑手党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国家资金和公共合同在这里分配；新一代政客也渴望在这里开启自己的事业，扩大自己的势力，往往也通过恩庇政治的手段来换取选票。

表12 意大利与部分西方国家人均GDP对比（1870—1988年）（以平均购买力计算，以美国为100）

注意意大利持续的南北差距。

数据来源: V. Zamagni,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 （Bologna, 1990）。

黑手党和政客紧密勾结使得集团犯罪问题对社会的危害更甚以往。1962年，在西西里持续数年的激烈的帮派斗争之后，为调查黑手党而成立了议会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搜集了几乎囊括了各个方面的翔实信息，其中尤其清楚地显示出黑手党为了确保对建筑合同、市政工程和信贷的控制而多么深入地渗透到了地方政府中。这些证据促使1965年颁布了新的反黑手党法律；在接下来几年内，数万名嫌疑犯被送进监狱或以“内部放逐”（internal exile）的形式被逐出西西里。这也许有助于控制集团犯罪，却并没有解决它。

黑手党的力量不仅在于其强大的政治保护伞，更重要的是，它有能力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思想，这套价值观和思想本身构成了一种合法性的衡量标准，因此可以被用来为犯罪暴力正名。拒绝作证（omertà）、仇杀、敌视政府、维护自身荣誉、血气之勇和互惠构成了有力的意识形态鸡尾酒，这杯鸡尾酒无论在20世纪70年代巴勒莫（或那不勒斯）贫民窟中的失业者眼里，还是在他们的农民祖辈眼里，都是一样的诱人。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以及通往富裕之路的合法途径被堵死，给了黑手党或那不勒斯的科莫拉组织（camorra）的价值观重生的机会，尤其是在国际毒品走私开始拥有惊人的利润空间之时。

西西里黑手党家族成功取代马赛的各大家族而成为美国主要的海洛因供应商（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勒莫每年生产4—5吨海洛因，占美国海洛因消费总量的30%）之后，他们有了巨额资金可以用来投资从交通业到旅游业的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意大利南部其他地方——尤其是坎帕尼亚和卡拉布里亚——毒品运输使犯罪集团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这似乎是拜组织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所赐：在那不勒斯，拉法埃莱·库托洛（Raffaele Cutolo）控制着名为“新科莫拉”（Nuova Camorra Organizzata）的组织；在西西里，各种各样的黑手党派别组成了被称作“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的联盟。

随着集团犯罪的增加，暴力事件也增多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面临着完全失去南部某些地区的控制权的危险。其中一个尤其令人不安的态势是针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的暗杀越来越多，使这种社会不安有时候更像是一场内战。在西西里，“我们的事业”的受害者包括地方领导人，如皮德罗·斯卡利奥涅（Pietro Scaglione，1971）和凯撒·特拉诺瓦（Cesare Terranova，1979），大区主席皮尔桑迪·马塔雷拉（Piersanti Mattarella，1980）以及当地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雷（Pio La Torre，1982）。拉托雷遇害之后，意大利最著名的宪兵司令卡洛·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Carlo Alberto Dalla Chiesa）被派往巴勒莫任职。他肩负着同黑手党斗争的使命，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效。1982年9月3日，他也被暗杀了。

北部恐怖主义与南部集团犯罪一样对政府构成了威胁。威胁来自新法西斯主义和左翼集团两个方面。1968—1969年的工人学生抗议运动使极右派时来运转，在1972年的大选中，他们的支持率提高到8.7%。同时，各种新法西斯恐怖组织浮出水面，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应对许多早期恶性炸弹袭击负责，其中包括1969年发生在米兰喷泉广场、导致16人丧生的袭击事件。右翼恐怖分子实施的是“紧张战略”，目的是制造混乱和破坏，借此引发军事打击，终结民主政治。

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活动从来都不是组织严密，因此尽管在强势地区赢得了支持，新法西斯组织却无法将这种势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安静了几年之后，它最后一次主要行动是1980年8月在博洛尼亚车站发动的导致85人丧生的炸弹袭击。然而，就在极右翼分子的威胁似乎逐渐减弱时，极左派又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并非偶然，不管“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或前线组织（Prima Linea）的意图是什么，左翼恐怖主义活动的受益人似乎总是极右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不再需要他们自己的“紧张战略”了，革命者们已经帮他们做到了。

和右翼恐怖活动一样，左翼恐怖活动也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末。“红色旅”是1970年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米兰创立的，他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坚信人们最需要的是唯意志论，而不是“新左派”——尤其是“继续斗争派”和“工人政权派”——奉行的方法。最早的恐怖主义者包括理想幻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以及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激进分子，如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其中大多数人来自艾米利亚－罗马涅的“红色地带”；许多人的父亲或叔父参加过抵抗组织；有意思的是，生长于浓厚的天主教环境的人占了很高的比例。

“红色旅”受外国恐怖主义模式启发，尤其是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他们也将自己的斗争视为抵抗运动的延续。然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动主要局限于政治宣传和搞破坏，直到1974年，暴力才有所升级，发生了第一起暗杀事件。这种性质的转变和“新左派”——由于1975年6月大选中的糟糕的表现而陷入危机——纷纷加入“红色旅”有关。“新左派”——如“继续斗争派”——的支持者们不得不承认，通过参加大选来发动革命是行不通的，对许多人来说，武装斗争是唯一的出路。

到1976年，在意大利分散着100多个活跃的左翼恐怖组织。许多组织从“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帕多瓦大学社会学教授、暴力革命的辩护者托尼·纳格里（Toni Negri）——那里找到了杀戮的理论支持。这些恐怖组织的主要受害者是所谓的“国家的仆人”——法官、警察、工业家和新闻记者。“红色旅”——或许还有其他组织——公开宣称要用不加区分的杀人来使意大利的统治阶级陷入恐惧，使政府瘫痪，从而为全球经济危机时代革命阶级斗争扫清道路。

“红色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击“国家的心脏”造成政治体系“关节脱落”；正是这样的想法导致了他们最臭名昭著的行动：1978年春，他们绑架、监禁并杀害了天民党主席、当时的头号政治人物阿尔多·莫罗（Aldo Moro）。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莫罗被监禁在罗马的某个秘密地点。绑架者们向媒体发布了各种公报，同时莫罗本人也给他的同事和家人写了一系列信件，请求他们帮助自己获救。然而尽管1.3万人被牵连此案，近4万所房屋遭到搜查，7.2万个路障设立，人们还是没能找到监禁莫罗的“监狱”。5月9日，他的尸体被丢弃在罗马市中心，距离天民党总部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天民党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政府却并未由于这一事件得到好评。一些评论家——其中包括著名的西西里作家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谴责天民党的虚伪：近30年来，他们在处理腐败、低效或黑手党问题上表现过“道德”上的坚定态度吗？这一事件也充满了神秘。为什么在和恐怖分子斗争了近十年之后，警方和情报部门依然如此消息不灵？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阴谋：毕竟，莫罗努力将共产党拉进政府，这无疑是许多右派分子极力想要阻止的。

图38 1978年5月9日，在一辆停在罗马的卡依塔尼大道边的汽车后备厢中，人们发现了被“红色旅”杀害的天民党主席阿尔多·莫罗的尸体。卡依塔尼大道位于天民党总部和共产党总部的中间点——恐怖分子的选址带有象征性意味。

暗杀莫罗标志着意大利的恐怖活动达到巅峰标志。这次暗杀引发的道德义愤感迫使政府重新积极行动起来，在1979—1981年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尽管如此，暴力事件依然持续。1978年—1979年甚至更加猖獗；但这已不是恐怖主义增强，而恰恰是其将要瓦解的迹象。恐怖分子内部在战略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另立门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无正当理由的暴力活动，使之前大量的同情者逐渐疏远了恐怖主义。1982年，政府赢得了主动权，意大利的恐怖主义几乎灭迹。

恐怖主义多年猖獗的政治背景是意大利共产党所谓的“历史性妥协”战略。20世纪70年代初，主导60年代的中左模式走到了尽头。社会党没能将他们与天民党的联盟关系转化为更多的支持率，在1972年大选之后逐渐变成了反对党。与此同时，共产党有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恩里克·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一个富有的撒丁人，来自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坚信意大利在道德和社会进步以及摆脱前几年的低迷的最大希望在于共产党和天民党的结盟。他同时也担心意大利接下来会爆发右翼政变：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智利社会党被推翻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1973年10月，贝林格提议共产党、社会党和天民党三大党做出“历史性妥协”。他说，共产党愿意帮助重振意大利经济，拥护法律和秩序并且尊重教会；作为回报，他们想要在国家改革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天民党来说，这个提议有许多可取之处。他们已经失去了社会党这个联盟中的伙伴，政府的腐败和低能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他们也急切地需要在解决经济衰退和同恐怖分子斗争方面寻求支持。因此，天民党内的一些温和派——尤其是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和莫罗——积极回应贝林格的提议。天民党和共产党因此走到了一起。

一开始，共产党收益颇丰。在1975年的地方选举中，共产党的支持率相比1970年时增加了超过6%：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一系列左翼地方政府。共产党的支持率只落后于天民党2个百分点。第二年，全国大选在极度高涨的氛围中举行，尤其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形势似乎对左派十分有利。贝林格在大选前夜宣布拥护北约组织，希望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但是尽管有一些进展，共产党还是没能赶超天民党。不管怎么说，贝林格的策略似乎正在起作用，共产党同意以放弃信任投案的方式支持新政府。

然而，这种“历史性妥协”战略也是有代价的。它使共产党赢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却让党的许多投票者感到困惑，他们感到越来越不懂“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是什么。这一战略同样需要有可行的改革措施，但是正如社会党在20世纪60年代体会到的那样，改革并非易事。当然，1976—1979年还是通过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款：地方政府得到加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重新调整，精神病院被关闭，堕胎合法化，广播管制被解除；但是这些举措由于官僚体制中的党派恩庇政治的贪污腐败。而受到损害——那些渴望在政府中分一杯羹的共产党也开始堕入此道。

1978年3月，共产党成为政府多数派，尽管仍然没有共产党人担任内阁要职。然而在这之后，两大政党的关系恶化了。莫罗的遇害，新的保守派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的当选，以及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两党之间素来的互不信任感。另外，许多对共产党倡导的财政紧缩（以帮助解决国家经济问题）越来越无法容忍，大批工人出现退党现象，这表明牺牲局部利益以保全“国家”利益是多么困难（并且有政治危险性）。1979年初，共产党成为反对党；6月的选举反映了选民对共产党这三年的是非评判：共产党的支持率下降了4%。

“历史性妥协”战略并非有弊无利。它帮助国家安全渡过了恐怖主义和经济衰退的暴风骤雨，并且至少短暂地促成了挽救政府的希望。然而，共产党的懦弱——害怕如果操之过急会引发民主制度的破坏——意味着它无法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后特别是年轻人中涌现的各种抗议和改革运动（包括1977年新一轮的学生骚乱）。女权主义者、新左派团体、规模小却很活跃的激进党以及遍布各地的各种其他组织就广泛的问题——包括失业、住房、男女平等、警察权力、监狱和家庭法——煽风点火。他们的大声疾呼经常被忽视，到70年代末，失望的情绪蔓延开来。

共产党另一个失策之处就是目光短浅，没能认识到社会党的重要性。在实行“历史性妥协”战略期间，贝林格在天民党身上浪费了大部分精力，将社会党作为次要甚至无关紧要的伙伴来对待。这对年轻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党新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来说简直是种侮辱。他绝不原谅共产党人的目中无人，认为和共产党联盟在未来将一无所获。相反，他期待着重建20世纪60年代的中左翼模式，但是这次社会党决定要采取主动的姿态。就这样从1979年开始，共产党被孤立了；共和国似乎已经不可能拥有一个排除天民党的政府了。

“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笼罩着的政治制度危机在1983年后逐渐消散，乐观主义甚至国家自豪感开始萌生。这种新氛围的产生主要归结于经济原因。1984年，经济衰退终于结束，随之而来的是1986年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第二次经济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1987年，通货膨胀率由1980年居高不下的21%降至4.6%；1978—1982年年均增长率只有0.8%的GDP，1983—1987年达到了2.5%。1987年，意大利政府宣布，意大利首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强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这种说法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却很可能言之有据（见表12）。

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回暖的一部分，但是此时意大利企业的竞争力也来自大量裁员。1980年9月，菲亚特公司率先裁掉了2.4万名工人——几乎包括了这几年激进派的全部活跃分子；尽管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事实却证明工会也无法阻止这次裁员行动。其他公司也紧随其后，结果导致了意大利工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其中受益最大的行业是建筑和服装业[服装公司贝纳通（Benetton）是这一时期成功的企业之一]。中部和东北部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活跃：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威尼托、托斯卡尼和马尔凯等，平均每25人就拥有一个小公司。意大利工业的公信力大幅度提升，米兰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值在1982—1987年翻了两番。

然而，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的果实却远远没有平等共享。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官方调查显示，近7%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南部，这一比例则超过18%。最穷困潦倒的群体是城市失业青年；南部同样是重灾区。1988年，南部地区14—29岁的男性的45%处在找工作状态中；在年轻女性中，这一比例更高。这种情况对于犯罪——不仅是集团犯罪——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问题部分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的：意大利的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持续下降（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但是南部的降低幅度不及繁荣的北部（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出生率在西欧国家中是最低的）。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又有助于——全新的政治乐观主义精神。这部分是因为国家成功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同时也来自道德感的回归，它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驱散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意大利政治中的玩世不恭和腐败堕落。1978—1985年共和国的总统是年迈的社会党党员、前游击队员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Sandro Pertini）。他直率的平民主义作风和对政府、议会和党派的经常性谴责，不仅使他成为在意大利继墨索里尼之后最受人喜爱的政治家，而且还帮助政府建立了其急需的道德权威。与此同时，天民党在领导人奇里亚科·德米塔（Ciriaco De Mita）的带领下着手实施了一项旨在重塑公信力的“复兴”计划。

图39 1986年，律师、法官和媒体在对“我们的事业”成员的首次“大型审判”期间稍作休息。巴勒莫的“地堡”（bunker）法庭是专门为这次审判而建，并出于安全考虑直接与监狱相连。

20世纪80年代政治乐观主义精神的产生也与天民党不再牢牢占据政府中的绝对地位有关。1981年6月，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规模缩小却备受尊敬的共和党领导人乔瓦尼·斯帕多利尼（Giovanni Spadolini）成为自1945年来首位非天民党的总理，领导着天民党、社会党、社民党、自由党和共和党五党联合政府。在他之后是1983—1987年在位的社会党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他领导的政府不仅是战后持续时间最长，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最为成功的。意大利似乎打破了长达40年的天民党一党独大的状态；社会党有望取代共产党成为第二大党和战后意大利首个颇具影响力的在野党。

人们也希望集团犯罪能够最终得到控制。1982年9月，卡洛·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Carlo Alberto Dalla Chiesa）的遇刺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压力下，警方追捕了数千名黑手党成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在大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撬开了黑手党头目多玛索·布吉亚达（Tommaso Buscetta）的金口时，这一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布吉亚达的证词透露了组织严明的“我们的事业”的情况，包括其入会仪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1986年2月，多亏了他的证词，456名黑手党嫌疑人在巴勒莫受到了审判。更多的“悔罪者”受到劝诱而主动认罪，评论家开始对“拒绝作证”这一黑手党铁律的瓦解和黑手党即将消亡持乐观态度。

可惜这种乐观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繁荣走到了尽头。1990年9月，在前几年确立了欧洲一流汽车公司地位的菲亚特宣布裁员并削减10%的产量。其他公司纷纷效仿。然而，相比经济衰退，值得担忧的是前几年的繁荣没有波及的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巨额的公共部门赤字。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对社会服务和国营工业的财政投入猛增，到1983年已经达到了GDP的58%。克拉克西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来减少预算赤字，减少公共支出，并试图遏制逃税，但是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1985年，国债占到GDP的85%；到1992年，这一比例提高到120%。

公共财政的危机使得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家政治制度；因为他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结束经济混乱状态的唯一希望是改革意大利的议会和党派制度，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稳定，增强其行政控制能力。1983年，克拉克西政府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探寻良策，但是其建议没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一些（甚至一度包括克拉克西本人）政治家认为意大利应该跟随法国走总统制的道路；但是这样的建议却因法西斯的教训而使人们警觉，任何打算削弱内阁权力的提议都难以得到信任。一些政治漫画中将克拉克西描绘成墨索里尼的转世，这表明增强政府权力困难重重。

1989—1991年，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倒台之后，意大利各党派也逐渐分裂，制度改革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的解体恰好移除了意大利政治系统稳定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二战之后天民党的支持率之所以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担忧；当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威胁后，天民党失去了大量“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1987年的大选中，他们的支持率小幅上升到34.3%——部分归功于德米塔为改善天民党形象作出的努力；但是到1992年大选时，其支持率跌至29.7%，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天民党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他们的支持者更加集中于南部——就选举来说，那里的传统是钞票比思想更重要。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1990年，在一场冗长而又痛苦的讨论之后，多数代表以投票方式解散了自己的党并决定重新组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91年1月，存在70年之久的意大利共产党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左派民主党（PDS）。然而，少数强硬派分裂出去组成自己的政党，削弱了左派民主党的力量，并加速了意大利的政治分裂。1987年的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26.6%的支持率；1992年，左派民主党获得了16.1%的支持率，强硬派（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仅获得5.6%的支持率。左派民主党仍然是意大利第二大政党，不过仅此而已，很难再有作为；此时的意大利内阁中已经有14个不同党派，这或许创下了战后欧洲的记录。

天民党的衰落和共产党的消失并没有使社会党从中获益。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党有所发展，支持率从1983年的11.4%上升到1987年的14.3%，但是这远远不是其所期望的突破性发展。问题很大一部分出在社会党的形象上。许多民众不喜欢克拉克西咄咄逼人的作风，其欲盖弥彰的对权力的渴望（从其在1987年天民党人重获总理一职时，坚持不懈地想要扳倒政府中可见一斑）令人生疑；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社会党已变得和之前的天民党一样腐化。1992年4月的大选中，社会党的支持率跌落至13.6%。几乎同时，米兰市政府——社会党的阵营之一——收取贿赂的重大丑闻曝光；在接下来一年中，几十位社会党领导人被判刑。1993年初，克拉克西本人也牵连其中并被迫辞去社会党书记一职。

米兰丑闻被证明只是冰山一角。在米兰地方检察官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Antonio Di Pietro）的积极调查下，大规模欺诈和腐败的证据在几十个城市浮现出来。到1993年春，米兰贿赂丑闻（tangentopoli scandal）对整个意大利政界和商界的基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即使没有因此而崩坏，至少也名誉扫地：1000名商人和政治家（大部分是天民党和社会党人）被投入监狱，另有千余人受到传讯。他们被指控的主要罪名是收受贿赂并给予行贿者公共合同作为回报——这种行为在许多地方几乎已是惯例。用这种方式聚敛而来的资金最终被锁进党总部的保险箱。

20世纪90年代初席卷了意大利政治体系的道德危机甚至牵连到了国家最高机构。1985年，受人尊敬的天民党领袖、曾在阿尔多·莫洛被绑架和杀害期间担任内政部部长的弗朗西斯科·科西加（Francesco Cossiga）取代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成为意大利新总统。1990年，人们发现科西加曾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被称为“短剑”（Gladio）的秘密反动组织有牵连；并有证据表明，这个组织可能还涉嫌参与右翼恐怖活动。科西加本人接受调查。或许部分是因为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科西加发起了一系列激烈的、考虑不周的针对自己的政党、司法部和北部联盟——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北部抗议党派——的攻击。

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政治体系面临危机的同时，黑手党活动在南部也死灰复燃。1990年暴力活动的猖獗程度堪比十年前；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坎帕尼亚和卡拉布里亚——甚至超过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任何时期。尽管勇敢无畏的法官们，如乔瓦尼·法尔科内，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多玛索·布吉亚达和其他“悔罪者”供出了很多内幕，但是西西里的形势却每况愈下。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逮捕的黑手党成员在短短几年后就被释放了：既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们判罪，法庭也没能在法定期限内得出任何结论。很显然，政府处于守势。1992年5月，法尔科内（Falcone）夫妇及其保镖在一次大爆炸事件中遇难。几周之后，意大利第二重要的反黑手党法官也遭到暗杀。

道德和经济上的混乱状态迫使意大利向欧共体求援。意大利一直以来都是欧共体成员国中最执着的欧洲一体化赞成者之一——这种态度根植于历史上素有的避免沦为欧洲二流边缘国家的愿望，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似乎已经不再是解决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了。连续几任意大利政府都无力兑现当初对欧共体的承诺，无法保证欧共体法律得到很好的执行，这意味着意大利和其他成员国之间出现了不协调；再加上难以解决的国债危机和预算赤字问题，预示着意大利企业在欧洲市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意大利将成为经济落后国家的可能前景深深伤害了北部中产阶级。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借助小型企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如今，（在他们看来）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他们将面临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危险。然而最令他们愤懑不平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收都被用来养活南部那些“寄生虫”以及支持越来越无望的反集团犯罪斗争。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危机，政府如今甚至打算提高税收和遏制逃税漏税。在1992年的大选中，近9%的选民——在北部，这一比例达到了17%——支持一个刚刚成立的叫作“北部联盟”的政党，它对中央政府、南部以及移民都带有强烈的敌意，主张将意大利从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

图40 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和道德危机。1992年10月全国性报纸《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刊登了这幅漫画，下方的文字是“用户须知：暂时无法接通。如需留言，请在听到声音后讲话”。

北部联盟主要由威尼托联盟（Venetian League）和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两大地区性政党组成，这两个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一直没能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北部联盟由富有魅力的参议员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领导，兼有旧派和新派成员。它积极支持技术先进的小型公司，但在政治上它却在对过去的反思中寻找启发，尤其赞美中世纪的城邦国，其象征是中世纪骑士阿尔贝托·达·朱萨诺（Alberto da Giussano）——1176年在莱尼亚诺战役中击败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伦巴第联盟领导人之一。北部联盟宣扬中央集权给意大利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要增强地区传统。其理论导师之一是19世纪的联邦制拥护者卡洛·卡塔内奥。

北部联盟人员构成混杂——非传统派与保守派并存——反映了一种奇怪的充满矛盾的氛围，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第一共和国的垮台。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许多人都渴望改变，但是对改变多少、如何改变却远不明朗。如同1922年和1945年一样，人们渴望挣脱旧政权的束缚，尤其是推翻“有罪之人”的领导；这种渴望也许胜过对改变旧制度根基的渴望，或者对追问“普通意大利人对这些社会问题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样的尴尬问题的渴望。这种困境部分是历史造成的：意大利没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来解决当下的危机。博西信仰地方主义，谈论过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帕达尼亚共和国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提议缺乏历史认同感。

地方主义——包括联邦主义——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会造成意大利贫困地区的经济崩溃。数十年来，这些地区——尤其是南部——一直依赖大量的政府补助而得以维持。这些地区同时也指望政府减轻棘手的集团犯罪之祸——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打击，集团犯罪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威胁。贫困地区的恐慌气氛导致了对新法西斯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大规模支持，数十年来，它在意大利政坛中仅仅算是边缘力量，但是自1991年以来在年轻而又温文尔雅、善得人心的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的领导下，意大利社会运动党成为天民党垮台后的政治真空的重大受益者。菲尼将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包装成民主的“反法西斯”力量，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天主教价值观”，这种营销手段帮助其[或按照现在它对自己的称呼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在1994年3月大选中赢得了13.4%的支持率。在南部，民族联盟的支持率平均达到20%。

然而，1994年大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者是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一个由传媒大亨和AC米兰足球俱乐部老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大选前2个月创立的政党。和北部联盟一样，它的成员构成也十分复杂。力量党积极推崇爱国主义，用三色旗作为党的象征；但是它的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体育运动之中——甚至力量党的整体精神风貌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足球的意象——在20世纪90年代，足球可以说是意大利民族感情最强有力的凝聚力。力量党教条地支持自由市场原则，有意通过帮助意大利企业家摆脱国家官僚机制的桎梏来创造第二次经济奇迹。而贝卢斯科尼本人也很好地利用了政治“新人”的身份，从而成为陈旧而腐朽的恩庇政治之后显而易见的最大的赢家。他作为商人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克拉克西以及其他第一共和国时代不光彩的人物的密切关系。更糟糕的是，他曾经差点被牵扯进米兰贿赂丑闻：他的兄弟——同时也是商业伙伴——保罗（Paolo）在1994年2月被逮捕。许多人怀疑，贝卢斯科尼踏上政治舞台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寻求免于起诉的庇护，并拯救他岌岌可危的商业帝国。他与西西里集团犯罪的联系同样给他带来了麻烦。

力量党获得了大选中21%的支持率，贝卢斯科尼也成为他领导的力量党与民族联盟、北部联盟组成的中右派联合政府的总理。这是一个有点不太可能的联盟，贝卢斯科尼和博西很快陷入了权力的斗争：不管人怎么换，古老的政治策略还在继续。贝卢斯科尼允诺的经济奇迹沦落为空洞的辞藻：相比鼓励竞争，他似乎更加关心如何保护他自己的商业利益并击败竞争对手。他甚至对意大利银行的独立性发动了一次欠考虑的攻击。他在竞选中提到的降低税收和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毫无疑问地）化为泡影。经济方面潜在的结构问题遗留下来，预算赤字继续增长，这些使意大利重回欧洲货币体系的机会——意大利自1992年9月被迫退出——更加渺茫。

贝卢斯科尼曾承诺要和腐败做斗争。然而，执政后的他又决定要打击迪皮耶特罗和他的同僚，声称他们所做的工作具有政治企图。也许他感觉到——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公众对司法调查的热情已趋于冷淡。并且，作为一家控制着大多数电视广告的机构的老板，他也许夸张地高估了公众舆论的可操控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干扰反腐败运动的拙劣尝试导致公众对其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1994年秋，他面临着针对其关于削减养老金和医疗支出的提议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米兰执法官随后宣布，贝卢斯科尼因在商业交易中涉嫌伪造账目而接受调查，12月，他的联盟伙伴博西表示不再支持他，贝卢斯科尼被迫辞职。

正如1860年后多次发生的那样，意大利人总是将信任寄托在一个看似救世主的人物身上，结果却往往发现他们选错了人。在过去几年中，意大利的经历就像一出超现实主义的戏剧：政治党派分化重组或凭空出现；熟悉的名字和面孔，看似注定永恒不变的政治秩序的象征，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名誉扫地。即使是曾在30个不同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并数次当选总理的安德烈奥蒂也被卷入这场浪潮，面临着与黑手党有联系的指控。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呼唤一位英雄来驱逐一个接一个的反派角色，这样强烈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风云变幻：一开始被视为反腐败运动英雄的迪皮耶特罗本人，也被指控进行非法活动，在1996—1997年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挽救其名誉。

1995年，一种相对清醒的现实主义情绪在意大利蔓延开来。欧洲显然能为意大利的长远稳定带来最好的希望；但是这也意味着意大利需要尽快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尤其是减少几乎无法掌控的公共支出，因为这威胁到意大利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1995年1月之后担当总理的是受到盛赞的意大利银行前任总裁兰贝托·迪尼（Lamberto Dini），他和他的“非政治型技术人才”组成内阁成功地促成了一些不受欢迎却非做不可的金融决策，最值得一提的是下调了呈螺旋上升的养老金支出。他同时继续推进和南部集团犯罪的斗争。此外，他毫不含糊地承诺要进行反腐败活动。在经历了不那么光彩的贝卢斯科尼执政期后，迪尼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注视下，为恢复意大利的信誉做了大量工作。

1996年4月的大选中，胜利的天平倒向了一个叫作“橄榄树”（Ulivo）的中左派联盟，其领导人是广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普罗迪政府继续推进工作，以达到加入欧洲统一货币计划的标准。税收增加，福利削减，但意大利国债依然居高不下。许多观察家认为，意大利之所以能够在1999年顺利发行欧元，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夸大了其经济实力。不管怎样，其他一些国家也面临着与意大利类似的问题，许多欧洲领导人一致做出了进一步加强欧盟联系的政治承诺，这些促使意大利在1998年5月正式被欧洲统一货币体系接纳。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认为为此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1997年秋，当普罗迪的执政联盟伙伴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拒绝支持进一步削减计划时，普罗迪政府遇到了危机，但是政府很快得到重组。如果意大利错过了融入欧洲的机会，它的政治和经济又如何立足？

21世纪初的意大利

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引发了许多关于意大利国家体制的公共讨论。主要党派之一的北部联盟公开对单一制国家的正当性表示怀疑，并且往往用尖锐甚至近乎种族主义的措辞谴责南部地区，使得这一争论增添了一份紧迫感。一系列由著名知识分子撰写的著作纷纷出版，配有耸人听闻的标题，诸如“如果我们不再是一个国家”“意大利的末日：复兴运动思想的衰落和灭亡”“祖国的灭亡”，它们分析目前的动荡局面应归咎于何人或何事。历史、地理、教会和国民性格在不同程度上都负有责任——正如复兴运动时期，人们讨论为何意大利几个世纪来如此难以统一的情形一样。1945年以来统治意大利的各大党派也被指责未能灌输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国家观念或是搭建一个明确的共同记忆和价值观的框架。

聚集在贝卢斯科尼——这个在21世纪最初十年统治意大利政坛的男人——周围的右翼党派，对“反抗的价值”这一战后共和国立国的基础提出了质疑，这使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随着苏联解体和共产党的名誉扫地，关于20世纪意大利历史的修正主义读物开始大行其道。游击队员在1943—1945年与萨罗共和国的斗争中获得的道德优越感如今受到攻讦。一些人认为，墨索里尼的支持者至少是在为意大利“祖国”而反抗；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抵抗组织则投靠了莫斯科。政治气候的转变——在1996年大选中民族联盟获得了近600万人的支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了更加广泛的为战时政权正名的尝试。其中最典型的是贝卢斯科尼在2003年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表示，墨索里尼是“仁慈的”，他的独裁统治并没有那么霸道，放逐的惩罚只是“给流放的人放个假”。

这些对战时岁月持包容态度的言论一部分和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动乱之后对意大利政治生活稳定的普遍渴望有关。使意大利获得了欧洲统一货币成员资格的普罗迪政府是二战后意大利的第35届政府；有一点很容易达成共识：意大利所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在偿还巨额国债时需要解决的经济结构弱点）原本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有能力实施和推进重大改革的持久的政府来解决。随着“第一共和国”的终结，意大利政治中心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空白。缺少了天主教和共产主义那样对选举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许多观察家认为，采用更广泛的“总统制”也许很有必要（同时也受欢迎）。而在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似乎越来越受到人格魅力和媒体导向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财富亿万的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其民粹主义的外表和意大利共和国时期大多数政治家低调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2001年大选中卷土重来。他领导着被统称为自由同盟（Casa delle Libertà）的右派联盟，该联盟的三大党派成员分别是意大利力量党、北部联盟和民族联盟。他的这一届政府一直持续到2006年，最终在大选中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普罗迪领导的中左联盟。普罗迪的就任似乎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左派不断下降的信誉。他领导的成分复杂的联盟——从天主教徒到社会民主派再到共产主义者——最终分裂开来。普罗迪于2008年辞职，经过新一轮的大选，贝卢斯科尼再次掌权。他担任总理职务——同时，贪污和性丑闻缠身——一直到2011年9月，因此成为继墨索里尼和乔利蒂之后意大利历史上任期时间第三长的政府首脑。

贝卢斯科尼的成功也许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反对党的孱弱以及民众对政府更大的稳健性的希望——这种呼声在1922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相当普遍。但他的成功同样极大地依赖于他对媒体的掌控。尽管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的私营电视台的准垄断性质违反了宪法规定的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但是没有人对此采取有效的反对行动。20世纪80年代，他得到了他的朋友兼政治伙伴、社会党书记和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的庇护。到了20世纪90年代，考虑到贝卢斯科尼参与国家政治之后明显的利益关系，削弱贝卢斯科尼的媒体影响力得到了强调。但是奇怪的是，中左联盟在1996—2001年掌权期间，在这方面鲜有作为。作为总理，贝卢斯科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从而补充他对私营电视台的掌控。

这也许是因为传统上持有精英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左派严重低估了电视在政治选择信息方面的力量。贝卢斯科尼则十分清醒。调查表明，21世纪初，接近一半的意大利人只从电视上获取信息，2/3的人承认从来不看书或报纸。当然就整体而言，这也符合当今社会的一般趋势，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没能改善这种情况。一项调查表明，意大利成年人中有200万人可以被归为“文盲”，另外有1500万人则为“半文盲”。自由同盟的大多数支持者正是来自这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群体。贝卢斯科尼对广播电视台的影响保证了他能够一直向全国千家万户展现其正面形象——当受到犯罪指控时，这一优势显得弥足珍贵。这一点同样保证了他能尽可能压低公众指责的声音。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于2010年发表的权威性调查将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起列为欧盟成员国中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

图41 2004年4月，贝卢斯科尼在一次商业精英大会上致辞。贝卢斯科尼曾允诺为意大利带来“新的经济奇迹”，却并没有兑现。

贝卢斯科尼决心营造一派乐观和欣欣向荣的假象，并尽可能地掩盖批评和不受欢迎的真相，这意味着那些21世纪初意大利社会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多没得到解决。为了维护两大联盟——北部联盟和民族联盟——的利益，贝卢斯科尼主要关注加强地方自治和扩大行政权力。其中包括修宪——2003年，他公开诋毁意大利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至于这种对国家结构的调整能否解决诸如南部（人均GDP比中部和北部地区低40%多）持续的经济疲软问题和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等地愈发猖獗的集团犯罪问题，都尚不明朗。不仅如此，修宪需要得到全民公投通过。2006年这些修改意见被驳回了。

21世纪初，最为困扰意大利的问题莫过于经济萧条。鉴于贝卢斯科尼自称为能够运用其卓越的商业本领惠及全意大利的商业精英，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讽刺；另外讽刺的一点是，他显赫的财富和另类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的领袖气质和吸引选民的重要方面。2000年—2010年，意大利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0.25%（以GDP不变价格衡量）。从全球范围来看，只有津巴布韦和海地位居其后。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末降低国债的努力之后，意大利的国债又开始稳步增长。到2011年，债务总额高达GDP的120%（这一数字是欧元国家允许水平的2倍）。这种危险的趋势引发了关于意大利可能破产的担忧，并因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进一步恶化。

经济表现糟糕的背后是一系列导致意大利日益丧失竞争力的范围广泛的因素。过度保护和严格监管的劳动力市场、过高的税收和福利支出、浓重的官僚气息、卡特尔化、根深蒂固的垄断组织以及为人诟病的效率低下的司法系统——2011年，民事诉讼期平均长达9年——都束缚着企业的发展。这些和其他限制条件使得公司扩张尤其困难，并意味着意大利的经济格局依然和20世纪60年代“经济奇迹”时期十分相似：一个聚集了大量小老板、小企业、自由职业者和自营工人的世界。缺乏科研投资同样是个问题。尽管意大利的文化传统非常卓越，但是却没有一所大学能登上世界前200名高等教育中心的名单。贪污腐败、恩庇政治和（南部的）集团犯罪进一步阻碍了投资和发展。2011年，由透明国际编纂的清廉指数名单中，意大利排名第69位，甚至落后于卢旺达、纳米比亚和阿曼。

贝卢斯科尼在踏入政坛之初自诩为忠实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他也经常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政府却没有明确的经济思想。他最果敢的政府干预行动是在2008年，阻止了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并购举步维艰的意大利国家航空公司（Alitalia）的计划，他以爱国主义的理由坚称，意大利航空公司必须由意大利人掌控。他将意大利航空公司委托给了一个意大利商人联盟，并给予其最有利可图的航线——罗马至米兰航线——的垄断权。贝卢斯科尼掌权时的主要关注点[除了颁布《大赦法》（ad personamlaws）以保证各种针对他的刑事案件指控无法达成以外]似乎往往是维持他的个人声望。因此，他回避了诸如高额漏税——据估计约40%——这样令人不快的问题。他同样也（并且很典型地）对反集团犯罪的斗士罗伯特·萨维雅诺（Roberto Saviano）表示强烈不满，声称他对那不勒斯科莫拉组织的揭露就是对意大利国家形象的玷污。

经济的持续萧条加上国债的重担使意大利在2010年经济风暴开始席卷欧元区时显得不堪一击。投资者对意大利能否兑现其财政承诺愈发怀疑，到2011年下半年，政府借贷成本到了难以为继的临界点。意大利似乎已站到了财政灾难的悬崖边上。11月，贝卢斯科尼丧失了在议会中的多数，被迫下台。总统任命备受尊敬的经济学教授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前欧盟委员会委员及经济自由主义者——接替他的位置，蒙蒂（未经选举）组建了一个专家治国的政府。新管理层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制订能够解决债务危机并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的改革计划（在时机成熟时实施改革）来重塑国际市场对意大利的信心。

意大利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这些问题远不止是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的问题。正如之前两个世纪以来不断强调的那样，从许多方面来看，意大利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清晰地建立国家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和准则。自复兴运动时期开始，关于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讨论往往以一种华而不实的方式围绕着宗教和世俗、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自由和权威、权利和义务、北部和南部等对立面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由于缺乏国家领导人坚定的政治方针，“国家的价值观”在国家统一一个半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定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给政府机构的权威性造成破坏性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似乎将要踏上新的轨道，但贝卢斯科尼执政期宣告了事实并非如此。意大利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目前依然不得而知。

大事年表

410年　阿拉里克国王率领西哥特人掠夺罗马。

476年　西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奥多亚塞推翻。

493年　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打败奥多亚塞，建立对意大利的统治。

535年—553年　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试图通过“哥特战争”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回意大利。

568年—569年　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并且占领南至米兰的意大利北部。

751年—755年　伦巴第人夺得拉文纳，并且和罗马敌对；教宗斯德望二世向法兰克人求助；“君士坦丁赠礼”大约在这一时期杜撰于罗马。

773年—774年　查理大帝征服伦巴第王国，并被选为国王。

800年　教宗利奥三世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大帝加冕。

827年　阿拉伯人入侵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

962年　日耳曼国王奥托一世征服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072年　诺曼军队夺得巴勒莫，并且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得大部分西西里的控制权。

约1080年—约1130年　“城邦国运动”兴起，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许多城市主张从帝国统治者手中夺回自治权。

1152年　腓特烈·巴巴罗萨登基，着手恢复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威。

1176年　腓特烈·巴巴罗萨在莱尼亚诺战役中被“伦巴第联盟”打败。

约1225年—1250年　腓特烈二世试图重新建立帝国在城邦国家中的权威；“归尔甫党”（教皇党）和“吉伯林党”（皇帝党）在许多城市出现。

1266年　安茹的查理在贝内文托战役中打败腓特烈二世之子曼弗雷德，并且以归尔甫党的名义控制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1282年　巴勒莫爆发反对法兰西人的“西西里晚祷”起义，却导致西西里被阿拉贡人夺得。

1302年　卷入佛罗伦萨归尔甫党黑白两派长期暴力斗争的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被逐出故乡；在流亡期间，他创作了《神曲》。

1309年—1377年　教皇驻阿维尼翁时期。

1343年—1346年　巴尔迪家族、佩鲁齐家族和其他佛罗伦萨银行业家族破产。

1378年　佛罗伦萨爆发梳毛工起义。

1378年—1417年　天主教分裂；罗马、阿维尼翁和后来的比萨的教皇互相敌对。

1442年　阿拉贡国王阿方索征服那不勒斯王国。

1454年　洛迪和约结束了意大利各城邦国家之间几十年的斗争。

1494年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标志着法国、西班牙和帝国在亚平宁半岛数十年争夺的开始。

1513年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创作《君主论》。

1527年　日耳曼和西班牙军队洗劫罗马。

1542年　（罗马）教廷宗教法庭成立。

1559年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承认西班牙控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

1630年　米兰等意大利北部地区暴发瘟疫[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著《约婚夫妇》（1827年第1版）对此有所描绘]。

1647年—1648年　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爆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

1701年—1714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获得。

1734年　波旁王朝的卡洛斯成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

1748年　《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结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确立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意大利的统治。

1763年—1764年　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城市爆发饥荒。

1796年　拿破仑·波拿巴入侵意大利，击败奥地利人并建立奇萨尔皮尼共和国。

1805年　拿破仑在米兰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1807年　乌哥·福斯科罗创作爱国诗《墓地哀思》。

1808年　法国军队占领罗马；若阿尚·缪拉成为那不勒斯国王。

1814年—1815年　维也纳会议和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结束拿破仑时代；伦巴第和威尼斯并入哈布斯堡帝国；皮埃蒙特－撒丁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多三世、摩德纳公爵弗朗西斯四世以及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四世恢复统治。

1820年—1821年　那不勒斯、巴勒莫和皮埃蒙特爆发革命；四国同盟（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介入镇压意大利革命。

1831年　摩德纳公国和教皇国部分地区爆发革命；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成立爱国秘密社团“青年意大利”。

1840年—1842年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出版以托斯卡纳书面语改写的《约婚夫妇》。

1843年—1844年　文森佐·乔贝蒂《论意大利民族在道德及文明方面的优越》和切萨雷·巴尔博《意大利的希望》出版。

1846年　教宗庇护九世当选。

1848年　意大利爆发革命（1—3月）；皮埃蒙特－撒丁国王卡洛·阿尔贝托颁布宪法，向奥地利宣战，（3月）经过米兰五天街垒激战后进入伦巴第；丹尼尔·马宁在威尼斯宣布建立共和国；（4月29日）庇护九世谴责反抗奥地利的战争；卡洛·阿尔贝托在库斯托扎被奥地利人打败并撤出伦巴第（7—8月）。

1849年　（2月）随着庇护九世逃走，罗马共和国宣布成立；（3月23日）卡洛·阿尔贝托再次向奥地利宣战，在诺瓦拉被击败后将王位让给其子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6月）法国军队击败罗马共和国军队；（8月）威尼斯共和国被奥地利人围困后沦陷。

1852年　米洛·奔索·迪·加富尔伯爵成为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首相。

1855年　皮埃蒙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加入英法联盟。

1858年　（7月）加富尔和法皇拿破仑三世在孚日山秘密见面，计划发动反对奥地利并在意大利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战争。

1859年　（4月）奥地利对皮埃蒙特宣战；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和教皇国部分地区爆发起义；法国和皮埃蒙特军队在马真塔（6月4日）、圣马蒂诺和索尔费利诺（6月24日）击败奥地利人；法国和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签订停战协议，伦巴第并入皮埃蒙特；（8—9月）意大利中部的公国和教皇国的附属国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并入皮埃蒙特。

1860年　皮埃蒙特将尼斯和萨伏依割让给拿破仑三世；（4月）西西里爆发叛乱；（5月11日）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一支志愿军（“千人军”）登陆马沙拉，（5月15日）在卡拉塔菲米击败波旁王朝的军队，夺得巴勒莫，（9月7日）进入那不勒斯；（9月18日）皮埃蒙特军队进入教皇国；（10月21日）两西西里王国、（9月4日）翁布里亚和马尔凯就并入皮埃蒙特一事举行公民投票。

1861年　新的意大利议会举行首次大选；意大利王国正式建立，（3月17日）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获得意大利国王头衔；（6月6日）加富尔去世；南部的暴力和骚乱升级，开始了所谓的“剿匪战争”。

1862年　（7月）加里波第试图从西西里向罗马进军，在阿斯普罗蒙特山被阻截了。

1864年　庇护九世发表《谬论举要》，加深了教会和意大利自由国家之间的隔阂。

1865年　首都由都灵迁至佛罗伦萨；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及“黑手党”。

1866年　意大利参与普奥战争，在库斯托扎的陆战（6月24日）和利萨的海战（7月20日）中两次败给奥地利人；但后来奥地利战败，它虽然没有将威尼托割让给拿破仑三世，此时却被迫交给意大利。

1870年　（9月20日）随着法国卫戍部队的撤离和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人击败，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公民投票决定罗马和拉齐奥并入意大利；庇护九世谴责夺取罗马的行为，并且将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逐出教会。

1871年　《保障法》为教皇国提供了安全和独立的保证，但是庇护九世拒绝接受；意大利首都迁至罗马。

1876年　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成为首届左派政府首相。

1878年　（1月9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去世，其子翁贝托一世继承王位。

1882年　进行选举改革；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组成三国同盟；（6月2日）加里波第去世。

1887年　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出任首相，并且在欧洲和埃塞俄比亚着手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

1892年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罗马银行丑闻的爆发对公共财政和议会的信誉构成了威胁。

1894年　（1月）克里斯皮宣布在西西里实行“戒严”，镇压名为“西西里法西斯”的社会主义运动。

1896年（3月1日）意大利军队在阿杜瓦战役中败给埃塞俄比亚。

1900年（7月29日）国王翁贝托一世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其子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继位。

1901年　乔瓦尼·乔利蒂入职朱塞佩·萨纳尔德里政府，并且着手实施安抚社会主义者的政策。

1903年　乔利蒂当选首相。

1908年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创办的刊物《声音》出版。

1910年　（10月）意大利民族协会在佛罗伦萨建立。

1911年　（9月29日）意大利向土耳其宣战，并且入侵利比亚。

1912年　实行准普遍男性选举权。

1914年　（6月）“红周”；（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宣布中立；（11月）墨索里尼创办《意大利人民报》，并被逐出社会党。

1915年　（4月26日）英国、法国和俄国签订《伦敦条约》；（5月24日）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

1917年　（11月）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中失败。

1918年　（11月4日）意大利在维多利亚·威尼托会战中获胜，并和奥地利签订停战协议。

1919年　（3月23日）墨索里尼创立“战斗的法西斯”党；（9月）邓南遮占领阜姆。

1920年　（9月）占领工厂事件；法西斯冲锋队的准军事行动升级。

1921年　（1月）随着社会党的分裂，意大利共产党在利沃诺建立；（5月）法西斯分子在大选中入选政府候选人名单；（11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成立。

1922年　（10月28日—29日）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被任命为联合政府领袖。

1923年　（2月）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吸收民族主义者；（8月）意大利军队占领科孚岛。

1924年　（4月）法西斯党在大选中获胜；（6月）社会党领导人吉亚科莫·马泰奥蒂遇害，反对党被逐出议会。

1925年　（1月3日）墨索里尼宣布对法西斯暴力活动负责并实行独裁统治。

1926年　（11月）随着谋杀墨索里尼的失败，所有反对党都被取缔，《公共安全法》加强了警察的权力。

1929年　（2月11日）《拉特兰条约》签订，结束了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的斗争。

1935年　（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实施制裁。

1936年　（5月9日）意大利殖民帝国形成；意大利军队介入西班牙内战；（9月）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建立。

1938年　（3月）墨索里尼承认希特勒兼并奥地利；（9月）种族法实行。

1939年　（4月）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5月22日）与德国签订《钢铁条约》；德国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意大利宣布处于“非交战状态”。

1940年　（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10月28日）意大利入侵希腊。

1941年　（3月）意大利海军在马塔潘角海战中战败；意大利远征军向苏联进军。

1942年　（10月）阿拉曼战役为盟军夺取利比亚提供了条件。

1943年　（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7月25日）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罢免墨索里尼，佩特罗·巴多格里奥继任首相职务；（9月3日）与盟军签署停战协定；（9月12日）墨索里尼被德军救出，并建立萨罗共和国。

1944年　（6月4日） 盟军解放罗马。

1945年　（4月28日）盟军进攻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员处决。

1946年　（6月2日）立宪大会选举，并就是否保留君主制举行公投；意大利成为共和国。

1948年　（1月1日）新宪法开始实施；（4月18日）天民党在大选中以绝对多数优势获胜。

1956年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批判导致意大利共产党倒戈。

1957年　（3月25日）《罗马条约》签订，意大利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

约1958年—约1963年　“经济奇迹”。

1958年—1963年　若望二十三世担任教皇。

1967年—1968年　学生针对大学体制和越南战争发起暴力抗议和游行。

1969年　“热秋”期间工会激进行动达到高潮；（12月）新法西斯分子在米兰的喷泉广场策划爆炸袭击，16人丧生。

1970年　（5月）实行“劳工法规”；（12月）实行离婚法。

1973年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恩里克·贝林格提出“历史性妥协”。

1976年　（6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取得该党历史最高得票率（34.4%）。

1978年　（5月9日）天民党领袖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组织杀害；（5月22日）通过堕胎法；（10月）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皇。

1980年　（8月）博洛尼亚火车站爆炸事件导致85人丧生。

1981年　共和党领袖乔瓦尼·斯帕多利尼成为1945年后首位非天民党总理。

1982年　（9月3日）卡洛·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在巴勒莫被“我们的事业”（黑手党）组织杀害。

1983年—1987年　社会党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担任总理。

1991年　意大利共产党分裂为左派民主党和重建共产党。

1992年　米兰贿赂丑闻爆发；（4月）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北部联盟在大选中取得突破；（5月23日）反黑手党主要人物乔瓦尼·法尔克内在西西里被谋杀。

1994年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创立意大利力量党，并成为北部联盟和极右派民族联盟联合政府的总理。

1995年—1996年　兰贝托·迪尼的“技术专家型”政府帮助恢复了公共财政的信誉。

1998年　（5月）意大利获准成为欧洲统一货币成员。

2001年—2006年　贝卢斯科尼担任中右派自由同盟政府总理。

2011年　贝卢斯科尼被迫辞去总理一职，国际上对于意大利公共财政问题愈发关注；（11月）马里奥·蒙蒂成为技术专家型政府首脑。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A

阿布鲁奇

Abruzzi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

Hitler, Adolf (1889-1945)

阿杜瓦战役（1896）

Adua, Battle of (1896)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卑斯山（脉）

Alps

阿尔贝蒂（1404—1472）

Alberti, Leon Battisia (1404-1472)

阿尔贝托·贝尼图（1877—1944）

Beneduce, Alberto (1877-1944)

阿尔贝托·达·朱萨诺

Giussano, Alberto da

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1947——）

Franceschini, Alberto (b. 1947)

阿尔登戈·索菲齐（1879—1964）

Soffici, Ardengo (1879-1964)

阿尔多·莫罗（1916—1978）

Moro, Aldo (1916-1978)

阿尔多·帕拉采斯基（1885—1974）

Palazzeschi, Aldo (1885-1974)

阿尔法，阿尔法罗密欧公司

Alfa, Alfa Romeo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

Lamartine, Alphonse de (1790-1869)

阿尔弗雷德·罗科（1875—1935）

Rocco, Alfredo (1875-1935)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1881—1954）

De Gasperi, Alcide (1881-1954)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1867—1957）

Toscanini, Arturo (1867-1957)

阿方索·拉马尔莫拉（1804—1878）

La Marmora, Alfonso (1804-1878)

阿富汗

Afghanistan

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1813—1887）

Depretis, Agostino (1813-1887)

阿格罗罗马诺

Agro Romano

阿根廷

Argentina

阿奎莱亚

Aquileia

阿拉伯人

Arabs

阿拉贡，阿拉贡人

Aragon, Aragonese

阿拉贡国王阿方索（1396—1458），西西里国王（1416年起），那不勒斯国王（1442年起）

Alfonso of Aragon (1396-1458), King of Sicily (from1416) and Naples (from1442)

阿拉曼战役（1942年）

El Alamein, Battle of (1942)

阿雷佐

Arezzo

阿里奥斯托（1474—1535）

Ariosto, Ludovico (1474-1535)

阿里戈·塞尔皮里（1877—1960）

Serpieri, Arrigo (1877-1960)

阿历山德罗·勃拉塞蒂（1900—1981）

Blasetti, Alessandro (1900-1981)

阿利盖利·但丁（1265—1321）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阿马尔菲

Amalfi

阿明托雷·范范尼（1908—1999）

Fanfani, Amintore (1908-1999)

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

Toynbee, Arnold (1889-1975)

阿普利亚

Apulia

阿奇勒·毕宗尼（1841—1903）

Bizzoni, Achille (1841-1903)

阿切雷·斯塔拉切（1889—1945）

Starace, Achille (1889-1945)

阿塞博法案

Acerbo Law

阿斯普罗蒙特山

Aspromonte

阿图罗·博基尼（1880—1942）

Bocchini, Arturo (1880-1942)

阿维尼翁

Avignon

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约1181—1226）

Francis of Assisi (c. 1181-1226)

埃德蒙·斯宾塞（约1552—1599）

Spenser, Edmund (c. 1552-1599)

埃德蒙多·罗索尼（1884—1965）

Rossoni, Edmondo (1884-1965)

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

Ethiopia (Abyssinia)

埃斯泰家族

Este, d’, family of

埃泽利诺三世·达·罗马诺（1194—1259）

Ezzelino da Romano (1194-1259)

艾达·墨索里尼（1910—1995）

Mussolini, Edda (1910-1995)

艾德蒙托·德·亚米契斯（1846—1908）

De Amicis, Edmondo (1846-1908)

艾米利亚

Emilia

艾萨克·牛顿（1642—1727）

Newton, Isaac (1642-1727)

爱德华三世（1312—1377），英国国王（1327—1377）

Edward III (1312-1377), King of England (1327-1377)

《爱克斯拉夏贝尔和约》（1748）

Aix-la-Chapelle, Treaty of (1748)

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1348年去世）

Lorenzetti, Ambrogio (d. 1348)

安德烈·科斯塔（1851—1910）

Costa, Andrea (1851-1910)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

Mantegna, Andrea (1431-1506)

安东尼奥·德拉戈（1924—1997）

Drago, Antonino (1924-1997)

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1950——）

Di’Pietro, Antonio (b.1950)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

Gramsci, Antonio (1891-1937)

安东尼奥·杰诺韦西（1712—1769）

Genovesi, Antonio (1712-1769)

安东尼奥·杰诺韦西（1938——）

Antonuzzo, Antonio (b.1938)

安东尼奥·萨兰德拉（1853—1931）

Salandra, Antonio (1853-1931)

安东尼奥·塞尼（1891—1972）

Segni, Antonio (1891-1972)

安科纳

Ancona

安茹的查理（1225—1285）

Charles of Anjou (1225-1285)

安茹王朝

Angevins

安萨尔多（公司）

Ansaldo (firm)

奥比佐·德·艾斯特（1264—1293）

Este, Obizzo d’ (1264-1293)

奥地利

Austria

奥多亚塞（约433—493）

Odoacer (c. 433-493)

奥古斯托·图拉蒂（1888—1932）

Turati, Augusto (1888-1932)

奥雷斯特·巴拉蒂里（1841—1901）

Baratieri, Oreste (1841-1901)

奥斯曼，奥斯曼帝国

Ottomans, Ottoman Empire

奥特朗托

Otranto

奥托·冯·俾斯麦亲王（1815—1898）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1815-1898)

B

巴巴拉斯家族

Barbarasi, family of

巴达萨尔·卡斯蒂廖内（1478—1529）

Castiglione, Baldassare (1478-1529)

巴尔迪家族

Bardi, family of

巴尔干半岛

Balkans

巴勒莫

Palermo

巴黎公社（1871年）

Commune, Paris (1871)

巴黎和会

Paris, peace confidence of

巴里

Bari

巴利拉国家会

Opera Nazionale Balilla

巴列奥略家族

Palaeologi family

巴洛克风格

Baroque

巴斯利卡塔

Basilicata

巴托罗缪·柯莱奥尼（1400—1476）

Colleoni, Bartolomeo (1400-1476)

拜伦勋爵（1788—1824）

Byron, Lord (1788-1824)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

Byzantium (Constantinople), Byzantines

班迪耶拉兄弟，阿蒂利奥（1810—1844）、埃米利奥（1819—1844）

Bandiera brothers, Attilio (1810-1844), Emilio (1819-1844)

保罗·贝卢斯科尼（1949——）

Berlusconi, Paolo (b. 1949)

保险制度

insurance schemes, state

北部联盟

Northern League

北约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贝蒂诺·克拉克西（1934—2000）

Craxi, Bettino (1934-2000)

贝蒂诺·里卡索利男爵

Ricasoli, Baron Bettino (1809-1880)

贝尔纳多·塔努齐（1698—1783）

Tanucci, Bernardo (1698-1783)

贝加莫

Bergamo

贝利萨留（505—565）

Belisarius (505-565)

贝内代托·巴基尼（1651—1721）

Bacchini, Bebedetto (1651-1721)

贝内文托

Benevento

贝内文托战役（1266年）

Benevento, Battle of (1266)

贝纳通（公司）

Benetton (firm)

贝奈戴托·克罗齐（1866—1952）

Croce, Benedetto (1866-1952)

倍耐力（公司）

Pirelli (firm)

奔德尔蒙蒂·德·奔德尔蒙蒂（？—1215）

Buondelmonte de’Buondelmonti (d. 1215)

本尼托·墨索里尼（1833—1945）

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

比利时

Belgium

比萨

Pisa

彼爱特罗·詹农（1676—1748）

Giannone, Pietro (1676-1748)

彼得·保罗·鲁本斯（1557—1640）

Rubens, Peter Paul (1577-1640)

彼得罗·本博（1470—1547）

Bembo, Pietro (1470-1547)

彼得罗·南尼（1891—1980）

Nenni, Pietro (1891-1980)

彼得罗·韦里（1728—1797）

Verri, Pietro (1728-1797)

彼特拉克（弗兰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

Petrarch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兵役

military service, conscription

波河

Po, River

波河平原

Po valley

勃艮第

Burgundy

博洛尼亚

Bologna

布拉格

Prague

布雷西亚

Brescia

布林迪西

Brindisi

布龙泰

Bronte

布鲁内托·拉蒂尼（约1220—1294）

Latini, Brunetto (c. 1220-1294)

布鲁日

Bruges

C

糙皮病

pelagra

查理八世（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

Charles VIII (1470-1498), King of France (1483-1498)

查理大帝（742—814）

Charlemagne (742-814)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1516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

Charles V (1500-1558), King of Spain (from 1516), Emperor (1519-1556)

查士丁尼大帝（483—565）

Justinian, Emperor (483-565)

城市公社（中世纪）

communes, medieval

崇高完美圣人派

Sublime Perfect Masters

D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达维德·拉扎雷蒂（1834—1878）

Lazzaretti, Davide (1834-1878)

达泽格里奥家族

Azeglio, family of d’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大胆的查理（1433—1477），勃艮第公爵（1467—1477）

Charles the Bold (1433-1477), Duke of Burgundy (1467-1477)

大萧条（1929—1933）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3)

丹尼尔·马宁（1804—1857）

Manin, Daniele (1804-1857)

道加里（1887年）

Dogali (1887)

德拉·斯卡拉家族

Scala, della, family of

的里雅斯特

Trieste

狄奥多里克（约454—526）

Theodoric (c. 454-526)

迪诺·格兰迪（1895—1988）

Grandi, Dino (1895-1988)

抵抗运动（1943—1945）

Resistance (1943-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cond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First World War

佃农，分成制

sharecroppers, sharecropping

东哥特人

Ostrogoths

冬·路易吉·斯图尔佐（1871—1959）

Sturzo, Don Luigi (1871-1959)

都灵

Turin

杜乔·迪·博宁塞纳（?—1319）

Duccio di Buoninsegna (d.1319)

多利亚家族

Doria family

多玛索·布吉亚达（1928—2000）

Buscetta, Tommaso (1928-2000)

多梅尼科·卡拉乔洛（1715—1789）

Caracciolo, Domenico (1715-1789)

多纳蒂家族

Donati family

多纳泰罗（1386—1466）

Donatello (1386-1466)

多纳托·布拉曼特（1444—1514）

Bramante, Donato (1444-1514)

E

厄尔巴岛

Elba

恩庇政治

clienteles, clientelism

恩格尔贝特·道尔福斯（1892—1934）

Dollfuss, Engelbert (1892-1934)

恩里科·科拉迪尼（1865—1931）

Corradini, Enrico (1865-1931)

恩里科·马太伊（1906—1962）

Mattei, Enrico (1906-1962)

恩里克·贝林格（1922—1984）

Berlinguer, Enrico (1922-1984)

F

法典

legal code

法国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法兰克人

Franks

法西斯敢死队

squads, squadrismo, squadristi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凡尔赛和约（1919年）

Versailles, Treaty of (1919)

反新教改革

Counter Reformation

菲利波·博纳罗蒂（1761—1837）

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

菲利波·图拉蒂（1857—1932）

Turati, Filippo (1857-1932)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1876—1944）

Marinetti, Filippo Tommaso (1876-1944)

菲亚特

Fiat

腓特烈·巴巴罗萨 (约1123-1190)，1152—1190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Barbarossa, Frederick (c.1123-90), Emperor 1152-1190

腓特烈二世（1194—125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1250）

Frederick II (1194-1250), Emperor (1220-1250)

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1422—1482）

Montelfeltro, Federigo da (1422-1482)

费德里克·费里尼（1920—1993）

Fellini, Federico (1920-1993)

费迪南多二世（1452—1516），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国王

Ferdinand II (1452-1516), King of Aragon and Castile

费迪南多二世（1810-1859），两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

Ferdinand II (1810-1859), King of the Two Sicilies (1830-1859)

费迪南多三世（1769—1824），托斯卡纳大公（1790—1824）

Ferdinand III (1769-1824), Grand Duke of Tuscany (1790-1824)

费迪南多四世（1751—1825），西西里国王（称费迪南多三世），那不勒斯国王（称费迪南多四世）（1759—1815），两西西里王国国王（称费迪南多一世）（1815—1825）

Ferdinand IV (1751-1825), reigned as King Ferdinand III of Sicily and IV of Naples (1759-1815), and as Ferdinand I, King of the Two Sicilies (1815-1825)

费拉拉

Ferrara

费卢西奥·帕里（1890—1981）

Parri, Ferruccio (1890-1981)

分离主义

separatism, Sicilian

芬德公司

Finsider

风之玫瑰

Rosa dei Venti

佛罗伦萨

Florence

弗拉·多尔钦诺（?—1307）

Dolcino, Fra (d.1307)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

Guicciardini, Francesco (1483-1540)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401—1466）

Sforza, Francesco (1401-66)

弗朗西斯科·达提尼（1335—1410）

Datini, Francesco (1335-1410)

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1883）

De Sanctis, Francesco (1817-1883)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1892—1975）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1892-1975)

弗朗西斯科·科西加（1928—2010）

Cossiga, Francesco (1928-2010)

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1818—1901）

Crispi, Francesco (1818-1901)

弗朗西斯科·梅尔兹·戴瑞（1753—1816）

Melzi d’Eril, Francesco (1753-1816)

弗朗西斯科·萨维里奥·尼蒂（1868—1953）

Nitti, Francesco Saverio (1868-1953)

弗雷瑞斯隧道

Fréjus Tunnel

弗留利

Friuli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1778）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

福尔米亚

Formia

福斯托·古洛

Gullo, Fausto

阜姆（里耶卡）

Fiume (Rijeka)

复兴运动

Risorgimento

G

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盖塔诺·萨尔维米尼（1874—1957）

Salvemini, Gaetano (1874-1957)

钢铁条约

Pact of Steel

哥特人，哥特战争

Goths, Gothic wars

革命社会主义党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of the Romagna

格里马尔迪家族

Grimaldi family

根特

Ghent

工人先锋队

Avanguardia Operaia

工人政权派

Potere Operaio

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syndicalists

工业重建研究院

IRI (Istituto per la Ricostruzione Industriale)

工资指数调解制度

scala mobile

公共财政

public finances

公共土地

common land

公教进行会（天主教行动）

Catholic Action

公司化国家（法西斯），社团主义

corporate state (fascism), corpora-tism

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 (PRI)

共和主义者，（19世纪的）共和主义

republicans, republican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共济会

freemasons, freemasonry

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

贡萨加家族

Gonzaga, family of

谷物税

macinato (grist tax)

瓜斯塔拉

Guastalla

关税同盟

Zollverein

光明会

Illuminati

归尔甫党

Guelfs

国际工人联合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家安全志愿民兵队

Militia, fascist (MVSN)

国家保险基金

Cassa Integrazione Guadagni

国家业余俱乐部

Opera Nazionale Dopolavoro

国有石油公司埃尼公司

ENI (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

H

好利获得（公司）

Olivetti (firm)

和平条约（1947年）

Peace Treaty (1947)

黑手党

mafia, organised crime

黑死病

Black Death (1348)

亨利七世（1457—1509），英格兰国王（1485—1509）

Henry VII (1457-1509), King of England (1485-1509)

红色旅

Red Brigades

红衣主教法布里奇奥·鲁佛（1744—1827）

Ruffo, Cardinal Fabrizio (1744-1827)

互助会

mutual aid societies

霍亨斯陶芬王朝

Hohenstaufen dynasty

J

基督教友爱会

Christian Amity

激进党

Radical Party (PR)

吉安·加斯托内·德·美第奇（1671—1737），托斯卡纳大公（1723—1737）

Medici, Gian Gastone de’ (1671-1737), Grand Duke of Tuscany (1723-1737)

吉安·里纳尔多·卡利（1720—1795）

Carli, Gian Rinaldo (1720-1795)

吉奥琴托·塞拉蒂（1876—1926）

Serrati, Giacinto (1876-1926)

吉伯林党

Ghibellines

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1452—1498）

Savonarola, Girolamo (1452-1498)

吉亚科莫·马泰奥蒂（1885—1924）

Matteotti, Giacomo (1885-1924)

继续斗争派

Lotta Continua

加埃塔

Gaeta

加埃塔诺·费兰杰里（1752—1788）

Filangieri, Gaetano (1752-1788)

加埃塔诺·莫斯卡（1858—1941）

Mosca, Gaetano (1858-194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

D’Annunzio, Gabriele (1863-1938)

加富尔家族

Cavour, family of

加莱亚佐·齐亚诺（1903—1944）

Ciano, Galeazzo (1903-1944)

加普亚

Capua

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人

Catalonia, Catalans

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家族联盟

consorterie

贾科莫·杜朗多（1807—1894）

Durando, Giacomo (1807-1894)

焦阿基诺·罗西尼（1792—1868）

Rossini, Gioachino (1792-1868)

焦阿基诺·沃尔普（1876—1971）

Volpe, Gioacchino (1876-1971)

焦尔达诺·布鲁诺（1548—1600）

Bruno, Giordano (1548-1600)

教皇，教宗

papacy popes

教皇国

Papal States

教宗柏拉齐一世（561年去世），在位（556—561）

Pelagius I (d. 561), Pope (556-561)

教宗庇护九世（1792—1878），在位（1846—1878）

Pius IX (1792-1878), Pope (1846-1878)

教宗庇护六世（1717—1799），在位（1775—1799）

Pius VI (1717-99), Pope (1775-1799)

教宗庇护十世（1835—1914），在位（1903—1914）

Pius X (1835-1914), Pope (1903-1914)

教宗庇护十二世（1876—1958），在位（1939—1958）

Pius XII (1876-1958), Pope (1939-1958)

教宗庇护十一世（1857—1939），在位（1922—1939）

Pius XI (1857-1939), Pope (1922-1939)

教宗卜尼法斯八世（约1235—1303，1294—1303在位）

Boniface VIII (c.1235-1303), Pope (1294-1303)

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约1020—1085），

在位（1073—1085）

Gregory VII (c. 1020-1085), Pope (1073-1085)

教宗利奥三世（816年去世），在位（795—816）

Leo III (d. 816), Pope (795-816)

教宗利奥十世（1475—1521），在位（1513—1521）

Leo X (1475-1521), Pope (1513-1521)

教宗尼古拉二世（1061年去世），在位（1058—1061）

Nicholas II (d. 1061), Pope (1058-1061)

教宗尼古拉五世（1397—1455），在位（1447—1455）

Nicholas V (1397-1455), Pope (1447-1455)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20—2005），在位（1978—2005）

John Paul II (1920-2005), Pope (1978-2005)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881—1963），在位（1958—1963）

John XXIII (1881-1963), Pope (1958-1963)

教宗斯德望二世（757年去世），在位（752—757）

Stephen II (d. 757), Pope (752-757)

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1414—1484），在位（1471—1484）

Sixtus IV (1414-84), Pope (1471-1484)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在位（1492-1503）

Alexander VI (1431-1503), Pope (1492-1503)

教宗英诺森三世（约1160—1216），在位（1198—1216）

Innocent III (c. 1160-1216), Pope (1198-1216)

教宗尤里乌斯二世（1443—1513），在位（1503—1513）

Julius II (1443-1513), Pope (1503-1513)

经济奇迹（1958—1963）

economic miracle (1958-1963)

九百派（艺术运动）

Novecento (art movement)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大帝（约288—337），罗马皇帝（306—337在位）

Constantine (c.288-337), Emperor (306-337)

君士坦丁赠礼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主主义者（1949年之后的）

Monarchists (since 1949)

K

卡波雷托战役（1917年）

Caporetto (1917)

卡德拉里会

Calderari

卡迪（公司）

Candy (firm)

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

Marx, Karl (1818-1883), Marxism

卡拉布里亚事件（1854年）

Calabiana affair (1854)

卡拉塔菲米战役（1860年）

Calatafimi, Battle of (1860)

卡洛·阿尔贝托（1798—1849），皮埃蒙特－撒丁国王（1831—1849）

Charles Albert (1798-1849), King of Piedmont-Sardinia (1831-1849)

卡洛·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1920—1982）

Dalla Chiesa, Carlo Alberto (1920-1982)

卡洛·贝尔萨诺（1806—1883）

Persano, Carlo (1806-1883)

卡洛·迪·那波利（1702—1758）

Napoli, Carlo di (1702-1758)

卡洛·卡拉（1881—1966）

Carrà, Carlo (1881-1966)

卡洛·卡塔内奥（1801—1869）

Cattaneo, Carlo (1801-1869)

卡洛·科洛迪（卡洛·洛伦齐尼的笔名）（1826—1890）

Collodi, Carlo (pseudonym of Carlo Lorenzini) (1826-1890)

卡洛·皮萨卡尼（1815—1857）

Pisacane, Carlo (1815-1857)

卡洛二世（1661—1700），西班牙国王（1665—1700）

Charles II (1661-1700), King of Spain (1665-1700)

卡洛斯三世（1716—1788），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1735—1759）

Charles of Bourbon (1716-1788), King of Naples and Sicily (1735-1759)

卡米洛·奥利维蒂（1868—1943）

Olivetti, Camillo (1868-1943)

卡佩勒蒂家族

Cappelletti, family of

卡萨蒂法（1859年）

Casati Law (1859)

卡斯蒂利亚王国

Castile

卡斯泰尔菲达尔多战役（1860年）

Castelfidardo, Battle of (1860)

卡塔尼亚

Catania

卡托－康布雷齐合约（1559年）

Cateau-Cambrésis, Treaty of (1559)

卡瓦尔坎蒂家族

Cavalcanti, family of

凯撒·特拉诺瓦（1921—1979）

Terranova, Cesare (1921-1979)

坎波福尔米奥条约（1797年）

Campoformio, Treaty of (1797)

坎帕尼亚

Campania

康拉德二世（约990—103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27—1039在位）

Conrad II (c.990-1039), Emperor (1027-1039)

康斯坦茨和平协议（1183年）

Constance, Peace of (1183)

科孚岛

Corfu

科拉多·阿尔瓦罗（1895—1956）

Alvaro, Corrido (1895-1956)

科利奥尼家族

Coglioni family

科卢乔·萨卢塔蒂（1331—1406）

Salutati, Coluccio (1331-1406)

科萨诺斯特拉

Cosa Nostra

科森扎

Cosenza

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

Medici, Cosimo de’ (1389-1464)

科西尼家族

Corsini family

克拉多·基尼（1884—1965）

Gini, Corrado (1884-1965)

克拉尔塔·贝塔西（1912—1945）

Petacci, Claretta (1912-1945)

克劳迪奥·特里夫（1869—1933）

Treves, Claudio (1869-1933)

克雷莫纳

Cremona

克里米亚战争

Crimean Wa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

Colombo, Cristoforo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克莫拉

camorra

库斯托扎战役（1848年）

Custoza, Battle of (1848)

奎因蒂诺·塞拉（1826—1884）

Sella, Quintino (1826-1884)

L

拉法埃莱·卡多纳（1815—1897年）

Cadorna, Raffaele (1815-1897)

拉法埃莱·库托洛（1941——）

Cutolo, Raffaele (b.1941)

拉齐奥

Lazio

拉施塔特条约

Rastatt, Treaty of

拉特兰条约（1929年）

Lateran Pacts (1929)

拉文纳

Ravenna

拉乌鲁地区

Terra di Lavoro

莱昂德罗·阿尔比纳蒂（1892—1945）

Arpinati, Leandro (1892-1945)

莱尼亚诺战役（1176年）

Legnano, Battle of (1176)

莱因纳尔多·斯克罗维尼（1289年之前去世）

Scrovegni, Reginaldo (d. before 1289)

兰贝托·迪尼（1931——）

Dini, Lamberto (b.1931)

蓝西卡

Lancia

劳工宪章（1927年）

Charter of Labour (1927)

劳工议会

Chambers of Labour

雷焦（艾米利亚）

Reggio (Emilia)

雷焦（卡拉布里亚）

Reggio (Calabria)

雷纳托·库乔（1941——）

Curcio, Renato (b.1941)

离婚法（1970年）

Divorce Law (1970)

离婚制度联盟

League for the Institution of Divorce (LID)

里卡尔多·隆巴蒂（1908——）

Lombardi, Riccardo (b. 1908)

里米尼

Rimini

里沃拉家族

Rivola family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理想主义，新理想主义

Idealism, neo-idealism

立宪会议（1946—1947）

Constituent Assembly (1946-1947)

利奥波德（1747—1792），托斯卡纳大公（1765—1790）

Leopold (1747-1792), Grand Duke of Tuscany (1765-1790)

利奥波德（1797—1870），托斯卡纳大公（1824—1859）

Leopold (1797-1870), Grand Duke of Tuscany (1824-1859)

《利奥纳多》（杂志）

Leonardo (journal)

利比亚

Libya

利古里亚

Liguria

利沃诺

Livorno

联邦制

federalism, federalists

联盟

League, Lombard, Northern League (Lega Nord)

联姻（1852年）

connubio (1852)

粮食之战

battle of grain

列昂纳多·夏夏（1921—1989）

Sciascia, Leonardo (1921-1989)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

Vinci, Leonardo da (1452-1519)

领袖崇拜

cult of Duce

流动讲台

cattedre ambulanti

卢多维科·穆拉托里（1672—1750）

Muratori, Ludovico (1672-1750)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1452—1508）

Sforza, Ludovico (1452-1508)

卢卡

Lucca

鲁切拉伊家族

Rucellai family

路伊吉·皮兰德娄（1867—1936）

Pirandello, luigi (1867-1936)

路易吉·艾劳迪（1874—1961）

Einaudi, Luigi (1874-1961)

路易吉·法里尼（1812—1866）

Farini, Luigi (1812-1866)

路易吉·费德佐尼（1878—1962）

Federzoni, Luigi (1878-1962)

路易吉·盖达（1902—2000）

Gedda, Luigi (1902-2000)

路易吉·卢梭罗（1885—1947）

Russolo Luigi (1885-1947)

路易吉·佩卢克斯（1839—1924）

Pelloux, Luigi (1839-1924)

路易十二（1462—1515），法国国王（1498—1515）

Louis XII (1462-1515), King of France (1498-1515)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

Louis XIV (1638-1715), King of France (1643-1715)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

Louis XI (1423-1483), King of France (1461-1483)

路易一世（1372—1407）

Louis of Orléans (1372-1407)

伦巴第

Lombardy

伦巴第联盟（1167年形成）

Lombard League (formed 1167)

伦巴第联盟（20世纪80年代）

Lombard League (1980s)

伦巴第人，伦巴第人入侵

Lombards, Lombard invasions

伦蒂尼平原

Lentini, Plain of

罗伯特·法里纳齐（1892—1945）

Farinacci, Roberto (1892-1945)

罗伯特·萨维雅诺（1979——）

Saviano, Roberto (b. 1979)

罗马涅

Romagna

罗马诺·普罗迪（1939——）

Prodi, Romani (b. 1939)

罗马平原

Campagna, Roman

罗马银行

Banca Romana

罗莫洛·穆里（1870—1944）

Murri, Romolo (1870-1944)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lus, Emperor

洛克希德丑闻

Lockheed scandal

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

Medici, Lorenzo de’ (1449-1492)

洛伦佐·吉尔贝蒂（1378—1455）

Ghiberti, Lorenzo (1378-1455)

洛米里纳

Lomellina

M

马代奥·班戴洛（1485—1561）

Bandello, Matteo (1485-1561)

马丁·路德（1483—1546）

Luther, Martin (1483-1546)

马尔凯

Marche

马尔科·明格蒂（1818—1886）

Minghetti, Marco (1818-1886)

马尔萨拉

Marsala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

Maximilian I (1459-1519), Emperor (1493-1519)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马拉泰斯塔家族

Malatesta, family of

马雷马（罗马，托斯卡纳）

Maremma (Roman, Tuscan)

马里奥·塔纳西

Tanassi, Mario

马里奥·西罗尼（1885—1961）

Sironi, Mario (1885-1961)

马萨

Massa

马萨瓦

Massawa

马赛

Marseilles

马塔潘角（海战，1941）

Matapan, Cape (battle, 1941)

马泰奥·维斯孔蒂（1250—1322）

Visconti, Matteo (1250-1322)

马泰奥蒂危机

Matteotti crisis

马西莫·达泽格里奥（17981866）

Azeglio, Massimo d’ (1798-1866)

马歇尔计划

Marshal Aid, Marshall Plan

马真塔战役（1859）

Magenta, Battle of (1859)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

Serao, Matilde (1856-1927)

玛格丽塔·萨尔法季（1880—1961）

Sarfatti, Margherita (1880-1961)

迈克尔·巴枯宁（1814—1876）

Bakunin, Michael (1814-1876)

曼弗雷德（1232—1266），西西里国王（1258—1266）

Manfred (1232-1266), King of Sicily (1258-1266)

曼图亚

Mantua

贸易战争（1888年开始与法国的）

trade war (with France, from 1888)

梅尔吉奥雷·焦亚（1767—1829）

Gioia, Melchiorre (1767-1829)

梅特涅亲王

Metternich, Prince (1773-1859)

美第奇家族

Medici, family of

蒙费拉托

Monferrat

蒙雷亚来

Monreale

蒙泰费尔特罗家族

Montelfeltro, family of

蒙特卡蒂尼

Montecatini

蒙田（1533—1592）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1592)

孟德斯鸠（1689—1755）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1689-1755)

米凯莱·阿马里（1860—1889）

Amari, Michele (1860-1889)

米兰公国

Milan, Duchy of

米兰贿赂丑闻

tangentopoli, scandal of

米兰理工大学

Polytechnic, Milan

米洛·奔索·迪·加富尔（1810—1861）

Cavour, Camillo Benso di (1810-1861)

秘密社团，党派（复兴运动时期的）

secret societies, sects (in Risorgi-mento)

民主党人（复兴运动时期的）

democrats (in Risorgimento)

民族解放委员会

Committee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CLN)

民族联盟

Alleanza Nazionale

民族协会

National Society, Italian

民族主义

Nationalists, Nationalist Party

民族主义协会

Nationalist Association, Italian

《谬论举要》

Syllabus of Errors

摩德纳

Modena

墨西拿

Messina

N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5在位）

Bonaparte, Napoleon (1769-1821), Emperor of France (1804-1815)

拿破仑三世（1808—1873），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1—1870）

Napoleon III (1808-1873), Emperor of France (1851-1870)

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Napoleon I, Emperor

那不勒斯

Naples, city of

那不勒斯王国

Naples, Kingdom of

纳粹，纳粹主义

nazis, nazism

纳尔塞斯（约480—574）

Narses (c. 480-574)

南北差距

North-South gap

南蒂罗尔（上阿迪杰）

Tyrol, South (Alto Adige)

南方基金

Cassa per il Mezzogiorno

尼古拉·纳波利塔诺

Napolitano, Nicola

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

Khrushchev, Nikita (1894-1971)

尼科洛·德拉·图恰

Tuccia, Niccolò della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尼斯

Nice

诺曼人

Normans

诺瓦拉战役（1849年）

Novara, Battle of (1849)

O

欧仁·德·博阿尔内（1781—1824）

Beauharnais, Eugène de (1781-1824)

P

帕达尼亚

Padania

帕多瓦

Padua

帕尔马

Parma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

Togliatti, Palmiro (1893-1964)

帕尔瑟诺佩共和国（那不勒斯，1799）

Parthenopean Republic (Naples, 1799)

帕拉提那礼拜堂

Palatine Chapel, Palermo

帕拉维奇诺家族

Pallavicino family

帕奇家族

Pazzi family

帕斯奎尔·图列洛（1836—1902）

Turiello, Pasquale (1836-1902)

帕维亚战役

Pavia, Battle of

佩蒂蒂伯爵（1790—1850）

Petitti, Count Ilarione (1790-1850)

佩莱格里诺·罗西（1787—1848）

Rossi, Pellegrino (1787-1848)

佩鲁贾

Perugia

佩鲁齐家族

Peruzzi family

佩特罗·巴多格里奥（1871—1956）

Badoglio, Pietro (1871-1956)

蓬蒂内沼泽

Pontine Marshes

皮埃蒙特

Piedmont (region of)

皮埃蒙特－撒丁王国

Piedmont, Piedmont-Sardinia, Kingdom of

皮奥·拉托雷（1927—1982）

La Torre, Pio (1927-1982)

皮德罗·斯卡利奥涅（1906—1971）

Scaglione, Pietro (1906-1971)

皮尔桑迪·马塔雷拉（1935—1980）

Mattarella, Piersanti (1935-1980)

皮内罗洛

Pinerolo

皮萨内洛（约1395—1455）

Pisanello (c. 1395-1455)

皮斯托亚

Pistoia

皮亚琴察

Piacenza

平民公社（中世纪的）

popolo (in medieval communes)

葡萄牙

Portugal

普拉托

Prato

普鲁士

Prussia

Q

奇里亚科·德米塔（1928——）

De Mita, Ciriaco (b.1928)

奇萨尔皮尼共和国（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Cisalpine Republic

奇斯帕达纳共和国（波河以南共和国）

Cispadine Republic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前线组织

Prima Linea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

Vasari, Giorgio (1511-1574)

乔凡尼·贝利尼（约1430—1516）

Bellini, Giovann (c.1430-1516)

乔凡尼·德·洛伦佐（1907—1973）

De Lorenzo, Giovanni (1907-1973)

乔托·迪邦多内（约1267—1337）

Giotto di Bondone (c. 1267-1337)

乔瓦尼·阿曼德拉（1886—1926）

Amendola, Giovanni (1886-1926)

乔瓦尼·阿涅利（1866—1945）

Agnelli, Giovanni (1866-1945)

乔瓦尼·巴比尼（1881—1956）

Papini, Giovanni (1881-1956)

乔瓦尼·法尔科内（1939—1992）

Falcone, Giovanni (1939-1992)

乔瓦尼·乔利蒂（1842—1928）

Giolitti, Giovanni (1842-1928)

乔瓦尼·乔亚

Gioia, Giovanni

乔瓦尼·让策（1741—1801）

Ranza, Giovanni (1741-1801)

乔瓦尼·詹蒂莱（1875—1944）

Gentile, Giovanni (1875-1944)

乔万·巴蒂斯坦·皮莱利（1848—1932）

Pirelli, Giovan Battista (1848-1932)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

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

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1907）

Carducci, Giosuè (1835-1907)

切法卢

Cefalù

切萨雷·巴尔博（1789—1853）

Balbo, Cesare (1789-1853)

切萨雷·贝卡利亚（1738—1794）

Beccaria, Cesare (1738-1794)

青年意大利党

Young Italy (Giovine Italia)

情报部门

secret serccices (after 1945)

R

让·马比雍（1632—1707）

Mabillon, Jean (1632-1707)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热那亚

Genoa

热秋（1969年）

Hot Autumn (1969)

人口运动

demographic campaign

人民党

Popolari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

humanism, humanists (Renaissance)

日工

day labourers

若阿尚·缪拉（1767—1815），那不勒斯国王（1808—1815）

Murat, Joachim (1767-1815), King of Naples (1808-1815)

S

撒丁

Sardinia

撒丁王国

Sardinia, Kingdom of

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

Allende, Salvador (1908-1973)

萨尔瓦托·朱利亚诺（1922—1950）

Giuliano, Salvatore (1922-1950)

萨伏依

Savoy (region of)

萨拉帕鲁塔

Salaparuta

萨勒诺

Salerno

萨勒诺转折点（1944年）

svolta di Salerno (1944)

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约1517—1547）

Surrey, Henry Howard, Earl of (c. 1517-1547)

萨卢佐

Saluzzo

萨罗共和国

Salò, Republic of

塞尔瓦托·利马（1928—1992）

Lima, Salvatore (1928-1992)

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

Smiles, Samuel (1812-1904)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

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1510）

Botticelli, Sandro (1445-1510)

桑托雷·迪·桑塔罗萨（1783—1825）

Santarosa, Santorre di (1783-1825)

色当会战（1870年）

Sedan, Battle of (1870)

烧炭党，烧炭党人

Carboneria, carbonari

神圣罗马帝国

Empire, Holy Roman

《声音》

Voce, La

圣安布罗斯（约334—397）

Ambrose, Saint (c. 334-397)

圣贝尔纳迪诺（1380—1444）

Bernardino, San (1380-1444)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Organis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使徒兄弟派

Apostolic Brothers

适应进化论

transformism (parlimentary)

守规派（方济各会）

Spiritual Franciscans

梳毛工起义（1378年）

Ciompi, revolt of (1378)

司法

judiciary

司汤达（亨利·贝尔）（1783—1842）

Stendhal (Henri Beyle) (1783-1842)

斯皮诺拉家族

Spinola family

斯特凡诺·亚奇尼（1827—1891）

Jacini, Stefano (1827-1891)

斯特罗齐家族

Strozzi family

四国同盟

Quadruple Alliance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索尔费利诺战役（1859年）

Solferino, Battle of (1859)

T

塔兰托

Taranto, Prince of

泰阿诺

Teano

特尔尼（钢铁厂）

Terni (steel plant)

特雷维索

Treviso

特伦托

Trent

天主教

Church, Catholic

天主教会，天主教义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ism

天主教选举联盟

Catholic Electoral Union

停战协议（1943年）

armistice (1943)

图帕马罗斯

Tupamaros

土地复垦

integral land reclamation (bonifica integrale)

土地改革（1950年）

land reforms (1950)

托里贾尼家族

Torrigiani family

托伦蒂诺战役（1815年）

Tolentino, Battle of (1815)

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

Wyatt, Sir Thomas (1503-1542)

托马索·波提那利

Portinari, Tommaso

托尼·纳格里

Negri, Toni

托斯卡纳大公国

Tuscany, Grand Duchy of

W

瓦尔泰利纳

Valtellina

瓦莱达奥斯塔

Valley d’Aosta

瓦莱里奥·鲍格才王子（1906—1974）

Borghese, Prince Valerio (1906-1974)

瓦伦蒂娜·维斯孔蒂（1366—1408）

Visconti, Valentina (1366-1408)

威廉·托马斯（1554年去世）

Thomas, William (d. 1554)

威尼斯

Venice

威尼托

Veneto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

Pareto, Vilfredo (1848-1923)

维克托·阿玛迪斯二世（1666—1732），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720—1732）

Victor Amadeus II (1666-1732), King of Piedmont-Sardinia (1720-1732)

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

Victor Emmanuel II (1820-1878), King of Piedmont-Sardinia (1849-1861), King of Italy (1861-1878)

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1946）

Victor Emmanuel III (1869-1947), King of Italy (1900-1946)

维克托·伊曼纽尔一世（1759—1824），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1802—1821）

Victor Emmanuel I (1759-1824), King of Piedmont- Sardinia (1802-1821)

维拉弗兰卡

Villafranca, Prince of

维罗纳

Verona

维琴察

Vicenza

维斯孔蒂家族

Visconti, family of

维托雷·卡巴乔（约1450—1525或1526）

Carpaccio, Vittore (c.1450-1525/1526)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1794—1803）

Alfieri, Vittorio (1749-1803)

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1860—1952）

Orlando, Vittorio Emanuele (1860-1952)

维托里奥·德·西卡（1901—1974）

De Sica, Vittorio (1901-1974)

维托里奥威尼托（1918年）

Vittorio Veneto (1918)

维也纳和平协议（1815年）

Vienna, peace settle of (1815)

卫戍国

Presidi

未来主义

Futurism

温和派（复兴运动时期的）

moderates (in Risorgimento)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Churchill, Winston (1874-1965)

文森佐·乔贝蒂（1801—1852）

Gioberti, Vincenzo (1801-1852)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翁贝特·波丘尼（1882—1916）

Boccioni, Umberto (1882-1916)

翁贝托·博西（1941——）

Bossi, Umberto (b. 1941)

翁贝托二世（1904—1983），意大利国王（1946年）

Umberto II (1904-1983), King of Italy (1946)

翁贝托一世（1844—1900），意大利国王（1878—1900）

Umberto I (1844-1900), King of Italy (1878-1900)

翁布里亚

Umbria

沃尔泰拉

Volterra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

Scott, Sir Walter (1771-1832)

乌贝蒂家族

Uberti, family of

乌尔比诺

Urbino

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

Foscolo, Ugo (1778-1827)

乌克兰

Ukraine

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

anarchism, anarchists

X

西班牙内战

Spanish Civil War

西德尼·松尼诺（1847—1922）

Sonnino, Sidney (1847-1922)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1936——）

Berlusconi, Silvio (b. 1936)

西尔维奥·加瓦（1901—1999）

Gava, Silvio (1901-1999)

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

Pellico, Silvio (1789-1854)

西哥特人

Visigoths

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1417—1468）

Malatesta, Sigismondo (1417-1468)

西西里

Sicily

西西里晚祷（1282年）

Sicilian Vespers (1282)

希皮奥内·保卢奇

Paulucci, Scipione

希皮奥内·马费伊（1675—1755）

Maffei, Scipione (1675-1755)

锡拉库扎

Syracuse

锡耶纳

Siena

宪兵队

carabinieri

宪法法院

Constitutional Court

《宪章》

Statuto

宪章运动

Chartism

向罗马进军（1922年）

March on Rome (1922)

小农

smallholders, smallholdings

新法西斯主义（1945年之后的）

neo-fascism (after 1945)

新科莫拉

Nuova Camorra Organizzata

行动党（1943—1947）

Action Party (1943-1947)

宣言派

Manifesto, Il

Y

雅各宾派

Jacobins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Aristotle (384-322 BC)

亚力山德里亚

Alessandira

亚历山德罗·罗西（1819—1898）

Rossi, Alessandro (1819-1898)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

Manzoni, Alessandro (1785-1873)

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1896—1990）

Pertini, Sandro (1896-1990)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1454—1512）

Vespucci, Amerigo (1454-1512)

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亚瑟·杨（1741—1820）

Young, Arthur (1741-1820)

耶稣会

Jesuits

伊涅斯

Ignis

伊莎贝拉·德斯特（1474—1539）

Este, Isabella d’ (1474-1539)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卡斯蒂利亚女王

Isabella I (1451-1504), Queen of Castile

伊斯特里亚

Istria

伊索塔·法拉西尼（公司）

Isotta Fraschini (firm)

伊塔诺·巴尔博（1896—1940）

Balbo, Italo (1896-1940)

伊万诺·博诺米（1873—1951）

Bonomi, Ivanoe (1873-1951)

议会救助会

Opera dei Congressi

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

Confindustria

意大利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PCI)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

fascist party (PNF)

意大利航空公司

Alitalia

意大利联盟（1454年）

Italian League (1454)

意大利民族协会

Italian National Society

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

ItalianNationalist Association

意大利人民党

Patito Popolare Italiano (PPI), Popolari

意大利商业银行

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

意大利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PSI), the Socialists

意大利社会运动

MSI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意大利石油总公司

AGIP (Azienda Generale Italiana dei Petroli)

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盟

FUCI (Federazione Universitaria Cattolica Italiana)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天民党）

Christian Democracy (DC)

意大利银行

Bank of Italy

意大利证券机构

IMI (Istituto Mobiliare Italiano)

意大利总工会

CGIL (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a del Lavoro)

犹太人

Jews

雨果·凡·德·古斯（1482年去世）

Goes, Hugo van der (d. 1482)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1744—1803）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

约翰·拉德茨基伯爵/元帅

Radetzky, Marshal Count Johann (1766-1858)

约翰·洛克（1632—1704）

Locke, John (1632-170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Keynes, John Maynard (1883-1946)

约翰·伊夫林（1620—1706）

Evelyn, John (1620-1706)

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1806—1808任那不勒斯国王

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 King of Naples 1806-1808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

Maistre, Joseph de (1753-1821)

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

Stalin, Joseph (1879-1953)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奥地利大公（1780—1790）

Joseph II (1741-1790), Emperor of Austria (1780-1790)

Z

再封建化

refeudalisation

扎努西（公司）

Zanussi (firm)

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

Vico, Giambattista (1668-1744)

占领工厂（1920年）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1920)

终身制领主（文艺复兴时期的）

signorie (in Renaissance)

种族法

racial laws

重建共产党

Rifondazione Comunista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19—2013）

Andreotti, Giulio (1919-2013)

朱利亚诺·赞卡洛

Zancaruol, Giuliano

朱塞佩·费拉里（1811—1876）

Ferrari, Guiseppe (1811-1876)

朱塞佩·戈沃纳将军（1825—1872）

Govone, General Giuseppe (1825-1872)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朱塞佩·科伦坡（1836—1921）

Colombo, Giuseppe (1836-1921)

朱塞佩·拉·法里纳（1815—1863）

La Farina, Giuseppe (1815-1863)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

Priuli, Girolamo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1882—1982）

Prezzolini, Giuseppe (1882-1982)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

Verdi, Giuseppe (1813-1901)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PLI)

自由同盟

House of Freedoms (Casa delle Libertà)

自由主义（复兴运动时期的）

liberalism (in Risorgimento)

自由主义者（至1922年）

liberals (to 1922)

宗教法庭

Inquisition

左派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Left (PDS)

译后记

一

出生于英格兰肯特郡东南小镇的克里斯托弗从小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点：他醉心于教堂建筑，痴迷于拓印；家庭旅行时，他热衷于偏远的历史古迹。

结束在达利奇学院和西敏公学的高中生涯后，克里斯托弗考入了牛津大学墨顿学院历史系。刚开始，他对中世纪历史最感兴趣，不过后来克里斯托弗幸运地得到了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丹尼斯·马克·史密斯的指点，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意大利的历史及文化。

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文学士学位后，克里斯托弗在意大利生活了一年。这期间，意大利反恐反集团犯罪小组还曾怀疑他是外国颠覆份子，甚至发生过突袭公寓的行动，不过这一插曲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克里斯托弗未被逮捕或遭到起诉。

重回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克里斯托弗继续跟随马克·史密斯深造。1983年至1985年，克里斯托弗以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初级研究员的身份协助导师马克·史密斯及摩西·芬利修订其著作《西西里历史》。这期间克里斯托弗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法西斯的反黑手党行动》。

1987年，克里斯托弗成为了雷丁大学的一名讲师，就职于欧洲研究学院，教授意大利历史、政治、文化以及语言。同一年，克里斯托弗也收获了爱情：他与同为历史学家的詹妮弗·芒迪走入婚姻殿堂。1994年，克里斯托弗晋升为高级讲师；2008—2013年，他担任语言及欧洲研究学院主任；2015年又获得了雷丁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职称。

2015年11月2日，就在其生日前两天，正处于事业高峰期的克里斯托弗却不幸去世，享年57岁。

二

当高中毕业的克里斯托弗驾驶着心爱的本田CB175，领略亚平宁山脉的魅力时，他很有可能已经知道自己与这个有着悠久文化的半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师从马克·史密斯后，克里斯托弗完全投身于意大利的研究中去。

1989年，在马克·史密斯的指导下，克里斯托弗完成了自己的首部主要著作《法西斯和黑手党》。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提出了 “黑手党与其说是一个组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理念”的观点。与意大利著名作家、政治家列昂纳多·夏夏的看法一致，克里斯托弗也认为，塑造一个“臭名昭著的”组织的形象无论对掌权者还是个人政治家来说都是符合其既定利益的。尽管这种看法饱受攻讦，但却为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开拓了视野。

1994年，克里斯托弗完成了《剑桥意大利史》的第一版，这部作品让作者有机会稍稍展现出其早先对于中世纪的研究积累。但之后，克里斯托弗还是决定将重点放在自己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19世纪至20世纪的意大利。2007年，克里斯托弗出版了《命运之力：1796年至今的意大利史》。对于喜欢边听威尔第边工作的克里斯托弗来说，“命运之力”这个标题再合适不过了。这部杰出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对于意大利历史文化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因此在2008年，克里斯托弗获得了意大利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2012年，克里斯托弗完成了《法西斯之音》。作者搜集、整理了数千本普通意大利民众的日记、回忆录和信件，借以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和二战中如此多的民众支持法西斯政权。战后意大利从未经历过类似德国的反纳粹主义，这便于许多意大利右翼分子粉饰法西斯主义。或许并非所有学者都会同意克里斯托弗关于法西斯的一些观点，但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严谨论证和清晰表达的确给读者形象地展现了这个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在基层群众中的形象。2013年，克里斯托弗也凭借此书获得了沃弗森历史奖。

克里斯托弗并非好辩之人，但是他却从不会因为自己的某些观点可能引起读者反感而有所保留。在作品中，克里斯托弗往往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会引发争议、甚至是仇恨。对于历史的书写来说，中庸并不意味着公正，态度鲜明也并不意味着过激。历史学家也并非一定是真实历史的权威鉴定者，他能做的只是将自己搜集到的历史碎片按照自己心中的“真实”编织成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像。

三

2013年，这部收入经典“剑桥大学国别史丛书”的著作经过修订增补推出了第二版。正如作者所言，第一版和第二版间隔近20年之久，这期间的意大利无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同时历史学界对于复兴运动和法西斯运动的一些观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不同，这次修订出版第二版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金无足赤，这部《剑桥意大利史》也很难说是“最好的意大利史”。除了简史通常都会有的过于简略、难以在一个点深入分析的特点之外，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特点也给书写造成了很大困难。

诚如作者所言，严格意义上来说的“意大利”历史从1861年才开始，而在这之前亚平宁半岛上则是许多拥有各自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而作者的学术所长决定了本书的重点在于“意大利建国”问题以及现代意大利的历史。因此与之前的诸如萨尔瓦托雷利的《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赫德的《意大利简史》等其他意大利通史不同，这本《剑桥意大利史》并非从史前文明到现代文明都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而是对于18世纪之前的意大利历史只是匆匆略过，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给了18世纪至今的意大利历史。这样一方面与标题“‘意大利’简史”更加贴切，另一方面也能够清楚地告诉读者，这部《剑桥意大利史》并非通史，而是一部现代意大利形成史。

因此，对于那些兴趣点主要在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读者，恐怕这本书并非最佳选择。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对现代意大利历史感兴趣，尤其对法西斯和黑手党有了解欲望的读者，这本书将成为您的最佳选择之一。作者克里斯托弗在博士期间研究的主要问题便是法西斯和黑手党，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在意大利的丰富生活经历使其有资格被称为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并且由于克里斯托弗并非意大利人，与意大利政治无利益瓜葛，他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比意大利本国的现代历史作品更加客观、公正，更加敢于直言。读完本书之后，相信您能够发现，事实也的确如此。

邵嘉骏

2017年9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狭长半岛的脆弱性

土壤和气候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400—1494年）

黑暗时代 （400—1000年）

城邦国家时期（1000—1300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300—1494年）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 （1494—1789年）

入侵意大利

18世纪：启蒙运动和改革的时代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 （1789—1849年）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从王朝复辟到革命（1815—1849年）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加富尔和温和派的胜利

1860年

新国家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 （1870—1900年）

夺取罗马

19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

为威权国家而斗争（1876—1900年）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叛乱

乔利蒂的政治实验

意大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自由国家的崩塌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

秩序回归（1922—1925年）

党派和国家

法西斯经济

缔造法西斯国家

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第九章 共和国

抵抗 （1943—1945年）

重建（1945—1948年）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

从“经济奇迹”到社会抗议：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

1968—1973年的反抗

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历史性妥协” （1973—1982年）

“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21世纪初的意大利

大事年表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译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分裂的地理因素

狭长半岛的脆弱性

土壤和气候

第二章 分裂与冲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400—1494年）

黑暗时代 （400—1000年）

城邦国家时期（1000—1300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1300—1494年）

第三章 没落与改革 （1494—1789年）

入侵意大利

18世纪：启蒙运动和改革的时代

第四章 民族问题的产生 （1789—1849年）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从王朝复辟到革命（1815—1849年）

第五章 意大利的统一

加富尔和温和派的胜利

1860年

新国家

第六章 自由国家和社会问题 （1870—1900年）

夺取罗马

19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

为威权国家而斗争（1876—1900年）

第七章 乔利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的兴起

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叛乱

乔利蒂的政治实验

意大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自由国家的崩塌

第八章 法西斯时期

秩序回归（1922—1925年）

党派和国家

法西斯经济

缔造法西斯国家

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第九章 共和国

抵抗 （1943—1945年）

重建（1945—1948年）

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

从“经济奇迹”到社会抗议：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

1968—1973年的反抗

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和“历史性妥协” （1973—1982年）

“第一共和国”的终结

21世纪初的意大利

大事年表

人名、地名、术语双语对照表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