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读不尽的人生──欧美小说史话　（下） 　　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下）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伴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而产生的文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即迅速走向繁荣，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趋于没落，纵观这近一百年的俄国文坛，高尔基曾经说：“试比较一下西方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就可以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们主要以小说为武器，揭露俄国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批判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并以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一时期是欧美小说史上的繁荣时代。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较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才初具规模，美国小说家们面对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黑暗现实，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揭露帝国主义对外的侵略和掠夺，描写广大人民和黑人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了种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张。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小说家。“俄国文学之始祖”——普希金及其小说 　　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799～1837）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作为一个诗人要比作为一个小说家成就更辉煌，然而他的小说开辟了俄国现实主义之先河。 　　《别尔金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包括《驿站长》、《风雪》、《射击》、《棺材匠》、《村姑小姐》等五个短篇小说。其中以《驿站长》影响最大，它叙述了一个小驿站的站长辛酸悲惨的一生。驿站长是个十四品文官，受尽过往的贵族官僚的气。他死了老婆，只有一个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一个青年军官明斯基路过驿站时，看上了他的女儿，并设计拐跑了她。驿站长呼天抢地，一直追到彼得堡，在一家豪华的旅馆中找到了明斯基，却被逐出门外。回家后伤心绝望而死。普希金以同情和尊敬的心情描写了小职员的命运，俄国文学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滥觞于此。 　　《上尉的女儿》这是一部取材于十八世纪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与普加乔夫结识，并送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炮台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不久，炮台被普加乔夫起义军攻克，司令夫妇被处死，格利涅夫被俘获。普加乔夫感念旧恩，把他释放，并成全了他的婚事。最后普加乔夫因起义失败被处死刑，格利涅夫因这件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女皇，澄清了怀疑，格利涅夫遂被释放。 　　小说的意义在于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而普希金在小说中却把他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坚定、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写法在俄国文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含泪的微笑”——果戈理的小说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9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的奠基人。在他创作的鼎盛期，有“文坛盟主”之誉。果戈理从“极度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法，鞭笞了沙皇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建立了“持久地贯彻讽刺——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 　　《彼得堡故事》这是一组描写官爵崇拜和金钱崇拜盛行的彼得堡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了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继普希金之后，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发展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描写“小人物”的主题。比较有名的是《狂人日记》和《外套》。 　　《狂人日记》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称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被关禁起来。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深表同情。 　　《外套》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遭遇。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快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十分进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 　　《死魂灵》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组织人头税，两次登记之间死去的农奴仍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收买一批死农奴拿到救济局去抵押，以骗取大笔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当他在省城办完手续，被官吏们当作有大批农奴的地主和百万富翁时，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只好溜掉。 　　中心人物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有地主贵族的剥削、寄生、欺压人民的阶级本性，又有资产阶级的投机钻营、唯利是图，奸滑狡诈的特征。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动受父亲影响，“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他终于能够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擅长投机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 　　通过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小说刻画了一连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罗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中。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十分满意，而且把一切都涂上美好可爱的色彩。他不但用“甜得发腻”的态度向人表示自己的礼节，而且用堆砌词藻，毫无内容的谈话显示自己的修养；女地主科罗皤契加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象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赞起来。她愚味闭塞，生性多疑，生怕吃一点儿亏；诺士特莱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胡闹、浪荡、不讲信义和造谣诽谤。哪里有赌博、殴斗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梭巴开维支精壮笨重，喜欢吃喝，善于经营，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大地主泼留希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衫褴褛，家里象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象石头一样，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成灰。他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通过这几个寄生、腐朽、卑劣的地主形象，里戈理暗示着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死魂灵”，从而得出俄国农奴制社会必然瓦解的结论。 　　《死魂灵》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含泪的讽刺。鲁迅先生把果戈理的讽刺称做“含泪的微笑”，指出其意义在于“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明确指出他写作的美学原则是，“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壮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为了构成分明的笑，《死魂灵》紧紧扣住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特有的那种高尚正经的外表与卑鄙荒谬的内心的尖锐矛盾。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如人物独白、生活细节、肖像描写等，鲜明地表现人物的圆滑虚伪、懒惰空虚和贪婪吝啬等等可笑之处。另一方面，小说又从寄希望于理想地主的社会主张出发，对他们的无聊和堕落，表示同情和哀惋，对他们的丑恶存在，饱含着“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新人”——屠格涅夫的小说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一生写下了六部长篇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象艺术编年史那样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精神生活。 　　《罗亭》主人公罗亭是个聪明的、雄辩的贵族，灵敏的辩论家，他热忱地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打动了贵族少女娜达雅，她把罗亭看作导师，把自己的思想和怀疑请教他。而罗亭也努力打动她的心，他借书给娜达雅看，把自己构思中的作品讲给她听，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娜达雅告诉罗亭，她母亲不同意娜达雅嫁给他，问罗亭怎么办时，罗亭回答道：“当然服从。”娜达雅悲痛地指责罗亭是一个懦夫。罗亭偷偷地走了。 　　罗亭是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形象，他注定不能彻底脱离贵族阶级，却又十分憎恶贵族阶级。“多余人”形象之所以在俄国文学中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贵族革命家脱离人民的问题，曾经是解放运动的大问题。屠格涅夫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多余人”的弱点，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谈，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必然呼唤“新人”的出现。 　　《前夜》贵族小姐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她爱上了在莫斯科留学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为此不顾家庭的阻挠，离开了父母与祖国，和英沙罗夫同赴保加利亚，决心和他一起献身于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不幸英沙罗夫于归途中病逝，但叶琳娜并不停步，毅然决然地只身奔赴保加利亚，去继续丈夫所未完成的事业。 　　叶琳娜的形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通过她可以说明俄国当时需要什么样的新人。正象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所说，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上“那种几乎不自觉的，但是不可克服的对新人物和新生活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期待的心情预示并保证俄国正处于新人出现的“前夜”。但是，明天的新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屠格涅夫心目中的新人是一个爱国者，是从事于“伟大”的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的活动家，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俄国的英沙罗夫应该是反对农奴制的战士。屠格涅夫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对英沙罗夫形象所作的解释，他反对《现代人》发表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但未成功，他断然宣布同革命民主派的堡垒——《现代人》杂志决裂，这成了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同贵族自由派之间矛盾斗争的一件大事。 　　《父与子》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作品集中反映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度废除前夕，社会上保守与进步阵营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小说发表后立刻引起社会上激烈的争论。 　　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与贵族出身的阿尔卡狄是好朋友，阿尔卡狄大学毕业后邀巴扎罗夫到其父亲庄园作客。头脑敏锐、刚直的巴扎罗夫具有先进的民主主义观点，因而与阿尔卡狄的父辈格格不入。两个星期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挑起一场争论，他指责巴扎罗夫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如果把青年的力量都用来否定、破坏，文明就要倒退到野蛮；巴扎罗夫痛斥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强调目前首先要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要破坏，还顾不上建设。随后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遇到优雅动人的富孀奥津左娃，两个年青人应邀到她庄园里作客。巴扎罗夫对奥津左娃产生了爱情，但遭到拒绝。不久之后，两人回到基尔沙诺夫庄园，阿尔卡狄已经转向于安乐地享用父亲的产业，巴扎罗夫则埋头研究生物学，但巴威尔又故意挑起一场决斗。巴威尔负了轻伤，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后来在解剖伤寒病死者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的手指，受感染而死。 　　在小说中，以贵族地主巴威尔·基尔沙诺夫为首的“父辈”和以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为首的“子辈”，分别代表当时俄国社会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大阵营，或根本对立的“两种历史倾向”。 　　巴扎罗夫体现了屠格涅夫对“新人”的理解。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否定艺术，夸大自然科学的作用。巴扎罗夫的形象是有矛盾的，因此引起了很大争论。尽管如此，巴扎罗夫无疑是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上部分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优秀的正面形象之一。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浓厚的抒情风格。著名俄国作家谢德林曾称赞他的作品“每一个音响里都洋溢着明亮的诗意”，形象也“仿佛是用空气铸成的”一样透明。作品让人读来感到陶醉，使人产生一种追求和向上的力量。屠格涅夫的语言平易近人，非常生动，优美而又清新，在俄罗斯文学中，屠格涅夫是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列宁在赞叹俄罗斯语言时，就重点提到他的名字。 　　奏响“多余人”的葬曲——冈察洛夫的小说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出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自幼爱好文学，受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影响甚大。从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使他名垂青史的是《奥勃罗摩夫》，他塑造的“奥勃洛摩夫性格”奏响了俄国“多余人”的葬曲。 　　青年地主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待，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们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荣。他怠惰麻本，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奥勃洛摩夫性格。 　　但奥勃洛摩夫本身的素质并不十分坏。他善良、温和，而且在学校里受过相当的教育。只是罪恶的农奴制社会使他不可救药地成了醉生梦死的寄生虫。在奥勃洛摩夫的生活道路上也曾出现过爱情与友谊。一个叫奥尔迦的姑娘曾经真诚地爱过他，真心想以自己的爱情点燃奥勃洛摩夫的精神之火，把他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一个叫希托尔兹的朋友也向他伸出过友谊之手，鼓励他做些实际的工作。但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爱情还是友谊都不能使奥勃洛摩夫起死回生。他麻木不仁地活着，最后麻木不仁地死去。 　　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隋性。冈察洛夫认为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所以，这部小说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评价。杜勃罗留波夫在《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一文中，强调指出了奥勃洛摩夫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奥勃洛摩夫性格这个字眼，是解答俄国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钥匙……。” 　　残酷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小说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文学史上在思想和创作中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矛盾的作家。高尔基曾说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有着强烈的憎恨，在创作中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暴虐和贪婪，暴露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奴役、凶杀，犯罪和道德沦丧等恶行，撕毁它“自由、平等”的假面具，同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斗争，主张用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精神来感化人，净化人的灵魂，借此使贵族和平民两个对立阶级和解，使社会得到改造。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号召人们和现实妥协，其结果必然是维护俄国专制制度和正教教会，起到了反动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很多，较有名的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玛卓夫兄弟》。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是一部关于“小人物”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末的彼得堡，正值农奴制度崩溃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资产阶级冒险家和骗子手华尔戈夫斯基亲王同他的牺牲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之间的冲突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华尔戈夫斯基一手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一个是贫穷、没落的伊赫曼耶夫的贵族家庭，他侵吞了伊赫曼耶夫仅有的一座田庄，为了娶百万家产的所有者卡佳为儿媳，又破坏了伊赫曼耶夫的女儿娜泰莎和自己的儿子阿辽沙之间的婚事。另一个是斯密斯老人一家，他的女儿被华尔戈夫斯基始乱终弃，骗走了财产，死于贫病交迫之中；他自己和一条瘦狗相依为命，也死于贫困；而唯一幸存的是伊赫曼耶夫的外孙女尼丽。这是一个倔强、带有疯狂反抗精神，但心地却十分善良的孩子。小尼丽向自己的父亲——华尔戈夫斯基的报仇最终以死结束。 　　作者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一群被凌辱的小人物，他们有正直、善良的品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地强调他们的驯良，他们只是用一种倔强的忍受和高傲的蔑视来对待这些凌辱，甚至通过娜泰莎和尼丽等形象宣扬基督教的受苦受难精神，娜泰莎就说：“我只得继续受苦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痛苦能洗净一切……。”可是，小说中的“小人物”怎么忍受苦难也没有得到幸福，这无疑是对作者说教的一个反讽。 　　《罪与罚》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具有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彼得堡，主人公拉斯柯里尼科夫是个聪明、正直、有才能的大学生。他父亲是外省的官吏，母亲在丈夫死后，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支持儿子读书。妹妹杜妮亚为了补助家庭，被迫到地主斯维德利加依洛夫家里去任家庭教师。由于家境越来越贫困，拉斯柯里尼科夫不得不中途辍学。在这个时候，他信仰了一种哲学：在这种社会中，强者可以为所欲为，既使是杀了人也无所谓，这样，犯罪就成了对不合理社会的抗议。在这一思想的驱使下，为了得到金钱，他杀死了以放债为生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成了杀人犯之后，他精神上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感到自己并不是强者，在靠卖淫养家的索尼娅的感化下，便到警察局去自首认罪，后来终于在西伯利亚的苦役中找到神的启示。 　　小说通过主人公犯罪、受罪、赎罪、新生的过程，批判了他的“超人”理论的反社会人道的本质。 　　拉斯科里尼科夫认为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平凡的人、伟人，他们具有天赋才华和坚强意志。这类人在社会中发号施令，可以为所欲为。另一类是平凡的人、低级的人，他们仅仅是繁殖同类的材料。服从是他们的天职。拉斯科里尼科夫决定去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以此来考验自己是“凡人”还是“超人”。结果证明他不是“超人”，不是强者，他失败了。因为他的灵魂颤抖了，他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特别是因为他杀死了无辜的放高利贷者的妹妹。 　　这时情节进入“罚”的阶级。“罚”有两种含义，一是肉体的惩罚，这就是监禁、流放、苦役；另一种是灵魂的惩罚，良心的惩罚。而作者主要写后一种惩罚。这恰是小说的成功之处。主人公整天恍恍惚惚精神失常，主人公一见到人就怀疑人家识破了自己，有时甚至自己向人暗示他是杀人犯。后来他终于向女友索尼娅坦白了自己杀人的罪行。索尼娅劝他去自首，要他去受苦以赎罪。他听从了，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索尼娅也随他到了西伯利亚，悉心照顾他，最后他终于在索尼娅的爱情感化下获得新生。他信仰了上帝，灵魂复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中，甚至在世界文学中，是第一个描绘了现代大城市生活对人们造成的道德畸形和心理变态。 　　《卡拉玛卓夫兄弟》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结性作品。小说描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玛卓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直至发生仇杀的悲剧。老卡拉玛卓夫年轻时是寄食于富户的丑角，后来靠不正当的手段发家，晚年成了豪富。他贪婪阴险，性情暴戾，极端好色，娶过两次妻，一个逃亡，另一个被他折磨而死。所生的三个儿子都被他弃置不顾，幸亏有一位老仆人加以抚养，孩子们才得以长大。他们回到家里后都憎恨这个吝啬嗜财的父亲，并且为争夺财产而明争暗斗。老卡拉玛卓夫到晚年还和长子争夺风骚女人格鲁申卡，争风吃醋，直至互相动武。更为甚者，老卡拉玛卓夫竟奸污了一个疯女丽莎，其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长大后又在这个家庭充当厨师，极端憎恨这个家庭，为了争夺财产，亲手杀死老卡尔玛卓夫又嫁祸于人。 　　卡拉玛卓夫这个道德论丧，人欲横流的地主之家，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文学史上称之为“卡拉玛卓夫性格”，那就是卑鄙无耻、自私自利、野蛮残暴、淫逸放荡、腐化堕落的集中表现。这一家人的丑恶关系也是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畸形关系的反映，小说同时也提出了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种种社会问题，是一部社会伦理小说。作者对于当时社会中人们遭受的苦难表现了深切的同情，也鞭挞了“卡拉玛卓夫性格”，但他脱离社会根源去看待生活中的罪恶，宣扬基督的仁爱和宽恕精神以拯救人类，是错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细腻的心理刻划。他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写得如此传神，仿佛曾经同主人公一起经过磨难和挣扎似的。鲁迅曾称这种办法为“精神苦刑”的方法，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以“残酷的拷问官”出现，“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层层剥析他们的灵魂，“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还要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来，但又不把主人公立即处置，而是竭力让他们活动得更长久一些，多经受些痛苦。为了表现主人公极度紧张、极为矛盾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作者喜欢用内心独白的手法，尤其注重写梦境和幻觉，直至写出心理的病态，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等等，有时则写出主人公失去自我控制时的下意识活动。他由于醉心于描写病态心理，强调直觉主义，而被现代派作家奉为鼻祖。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高尔基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是天才，但这是我们的一个凶恶的天才。” 　　培育革命家的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怎么办？》。在整个俄国文学中，《怎么办？》是第一部社会政治性的革命小说。列宁对《怎么办？》的评价极高。他说：“这才是教导人、鼓舞人的真正的文学。”“在它的影响下，成百上千的人变成了革命家。” 　　《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是个渴望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女性。贪财的母亲要把她嫁给一个庸碌无能的军官，遭到薇拉的反对，后来薇拉结识了进步大学生罗普霍夫。罗普霍夫向她介绍唯物主义哲学，讲述妇女独立生活的权利，向她灌输争取自由和为幸福而斗争的思想。薇拉和罗普霍夫秘密结婚后，离家出走。开办了一个缝衣工场，积极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她让女工参加工场的管理，还开办学校，将工场的盈利所得均分给从业人员。薇拉结识了吉尔沙诺夫，彼此产生了爱情。罗普霍夫不愿妨碍他们的幸福，便假装自杀身死，然后暗中出国。后来罗普霍夫化名回国，和薇拉的好友卡杰琳娜结婚。此后两家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由他们来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杰出的”两类“新人”。 　　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对社会起了资产阶级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小说还塑造了一个“特殊的人”——拉赫美托夫，他是“杰出的”新人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人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克制；他到处流浪，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 　　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小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托尔斯泰是个复杂的作家。为了对他有正确的理解，列宁曾写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七篇文章作了专门的论述。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又说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不仅题材重大，内容丰富，而且表现出作者多方面反映现实的艺术才华。它集中地反映出托尔斯泰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是他全部前期创作的一个总结。这部巨著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 　　小说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国在奥斯特里齐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其中着重写了1805年至1807年在俄国国外进行的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齐战役以及1812年在国内进行的卫国战争。小说以保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作主线，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小说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小说愤怒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所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 　　这部史诗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作家当时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库拉金公爵使用诡计窃取别竺豪夫伯爵的遗嘱，又耍尽手腕撮合遗产继承人彼尔与自己女儿爱伦的婚事。爱伦是一个放荡无耻的女人，在波罗金诺会战的重要关头，她竟写信给战场上的彼尔，要求离婚，以便和情夫结合。公爵的儿子阿那托尔在安德烈去前线参战的时候，伙同一群歹徒诱拐安德烈的未婚妻纳达莎。 　　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都成了社会的精华。安德罗为了成就功名，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在奥斯特里齐战场上受了伤，他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伟大和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情绪。但是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为了祖国又投身波罗金诺战役，战斗中他体会到了普通士兵英勇而崇高的精神，终于在临死前理解和接近了人民。彼尔向往理想的、有道德的生活。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曾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热心从事慈善事业，也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战争时期，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并因企图行刺拿破仑而被俘。在战俘营中，他接受了“博爱”思想，后来虽然与纳达莎结成了幸福的家庭，不过他对现实仍然不满，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活动。托尔斯泰否定库拉金之流，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答，肯定后者，给予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热情洋溢的艺术描写。 　　《战争与和平》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宠大的结构和严诺的布局，有众多性格迥异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和贵族阶级的前途，其中与必然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在描写历史上贵族先进人物的时候，竟错误地把俄国前途寄托在一部分优秀贵族身上。此外，他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情绪，而不取决于帝王将相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人民的行动只是顺从了天意。在小说里，作者的宿佶论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家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形象身上。这个农民只会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他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的“不抗恶”也被作者看作是“美德”，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 　　《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安娜聪慧、漂亮，嫁与卡列宁为妻，但卡列宁是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俩人根本没有真诚的感情，女主人公遂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产生恋情。渥伦斯基又把金钱、地位看得比爱情更重要，致使安娜不但遭到舆论的指责，还被剥夺对儿子的感情，安娜精神近于崩溃，终于卧轨自杀。通过这一线索，作家极为深刻地揭露了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腐败和冷酷，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安娜的最后悲剧。 　　另一条线索是列文——吉提的爱情和生活道路，这里看得出作者自己的精神探索和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和吉提以爱情为基础结为恩爱夫妻，但婚后的生活并不万事顺心。列文是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袭击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一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营改革，企图找到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家教，在一个古老家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变，贵族庄园的没落引起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安娜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行动代表了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安娜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道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中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揭露逼死安娜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但改革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农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这只是作者设计的一种超脱的办法。 　　《复活》这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三岁丧母后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十六岁那年被老女主人的侄儿，年轻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奸污、遗弃，走投无路，沦为娼妓，最后遭谋财害命的旅店仆役所诬陷，被法官们错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这时，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荡”，他决心为营救她而奔走，而且要正式娶她。但玛丝洛娃不愿接受他的恩惠，在流放中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复活”。聂赫贸朵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忏悔，开始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把土地分给农民，财产送给姐姐，斩断自己同上流社会的关系，虔诚地皈依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贵：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小说又撕下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上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作者还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地主霸占了他们的生存基础——土地。 　　作者还露骨地宣传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爱的宗教”等一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忏侮”，玛丝珞娃的“宽恕”，从而说明两个人在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以单线的情节线索而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丝上诉、奔走求情，最终去西伯利亚，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俄国社会，描写了俄国的制度和习俗风尚，是一部成功的社会全景小说。在描绘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无论景物对比、人物对比、贫富之间的生活遭遇对比等等，都能鲜明地暴露社会的矛盾对立，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苦难，从而加强作品的批评力量。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划细致入微。它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抓住瞬间的思想感情变化。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则更加熟练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灵辩证法”，主要是表现他们内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其辩证的发展过程。使读者对于聂赫贸朵夫和玛丝洛娃的转变感到真实可信。“小人物”众生相——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末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是世界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大师。在他的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中，他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主题发挥到最高境界，在这些小说中，对“小人物”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也对“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进行细致的刻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变色龙》小说描写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广场上处理一个人被狗咬伤手指头的案件。当他听到申告时，立即摆出架势，扬言一定要给狗的主人一点毅色看看。有人说这是将军家的狗，他吓坏了，急得浑身发热，立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恶狠狠地责备被狗咬的人：“把手放下来！……怪你自己不好。”这时又有人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他又改变面孔。反复几次后，将军家的厨师过来，肯定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警官的态度明朗化了，断然宣布：“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弄死它算了。”哪知道厨师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接着说，狗不是将军家的，却是将军哥哥的。于是，他马上又换了一副脸孔，对那条狗赞不绝口，夸它机灵，能一口就咬破人的手指头。他还训斥那被咬的人道：“我早晚要收拾你！”契诃夫通过奥楚蔑洛夫态度的几次反复，勾画出一个欺压百姓、阿谀权贵的奴才嘴脸。他虽然也生活在下层，却趋炎附势作贵族们的帮凶。小说以讽刺的笔调细细道来，读罢令人发笑。 　　《套中人》小说鲜明地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而且他把“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别里科夫“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为了轭杀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盯梢、造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他长期危害这个小城人们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他也想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被从楼梯上推下来，不久即死去。 　　契诃夫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个“小人物”的双重性格，他一方面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是官方的顺民，另一方面又仇视新生事物，是沙皇专制的卫道士。他身上既有“奴隶性”又有“吃人性”。他一生都在怕，怕别人把他吃了，怕新生事物，怕改革，但他一生也在吃人，所以全城人也怕他。他是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典型性绝不限于知识分子，契诃夫指出这是一个“小人物”，同时又指出这类人物在俄国具有普遍性。 　　《姚尼奇》描写一个年轻的医生姚尼奇到外省某城行医，和当地的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结交，这一家要算是城里“顶有修养、顶有才气的”人家了，丈夫、妻子、女儿各有各的“艺术天才”，常常有客人来他们家欣赏表演，似乎一切都很美满，主人也自我陶醉。实际上主客都在故作风雅，掩饰不住他们的空虚无聊，整个省城的生活也同屠尔金家一样俗不可耐。姚尼奇在这种环境中，“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四年之后，姚尼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契诃夫认为，小市民空虚庸俗的生活也是社会前进的障碍，因为琐屑的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窒息着人们的创造精神。所以他对庸俗习气可以说是疾恶如仇。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选材方面，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取材，通过一些平凡的小事说明大道理。在结构方面，简括精练，作品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叙述简洁明了，往往直接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作品的主题思想，作者本人不发议论。他的小说戏剧性场面较多，讽刺手法应用十分成功。 　　废奴小说的第一部——海尔德烈斯的《白奴》 　　理查·海尔德烈斯（1807－1865）是废奴文学的代表人物。所谓废奴文学，是指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而盛行于五十年代的，以废除奴隶制度、揭露和控诉奴隶主罪行为目的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文学潮流。废奴文学的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三十年代后期，首先用小说形式来表达废奴主义主题的是海尔德烈斯，1836年他所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白奴》是废奴小说的第一部，小说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 　　《白奴》是一部描写奴隶血泪史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南方。主人公阿尔琪·摩尔是种植园主摩尔上校与一个混血女奴的私生子。他虽然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外貌与白人一样，但他依然是个奴隶。他被派去服待少校的二少爷，十七岁时，母亲临死时把他出生的秘密告诉他，使他对摩尔上校充满了仇恨。后来二少爷夭亡，阿尔琪被分配给凶残的大少爷当奴仆。不久，阿尔琪爱上了女奴卡茜，但上校企图霸占卡茜，于是他俩逃离种植园，被抓回来后分别送到奴隶市场出卖了。阿尔琪两次易主，又巧遇卡茜。与妻子的重逢和儿子的出世，使阿尔琪暂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不久阿尔琪又被出卖，在新主人的种植园中，他遇到了敢于反抗的黑奴汤姆，并在汤姆的帮助下逃离了种植园。阿尔琪飘洋过海跑到英国，二十年后，发了财的阿尔琪以自由公民的身分重回美国去寻找妻儿。在一个奴隶市场的拍卖台上，找到了卡茜，一家人最后团聚了。 　　作品以阿尔琪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作的反抗为主线，通过对奴隶们所经历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的描绘，揭示出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本质，对广大奴隶的非人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同情。阿尔琪的遭遇正是千百万奴隶的缩影。奴隶制必须废止了——这是《白奴》的中心思想之所在。但是小说的结尾以阿尔琪发财致富来达到解救妻儿的目的，这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高度。“发动了一场战争”的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哈里叶特·伊丽莎白·皮丘·斯托（1811－1896）是废奴文学的代表。他1852年发表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她带来了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声誉。虽然当时斯托夫人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废奴主义者，但她拥护这个主张，并认为奴隶制度的存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耻辱。这部小说击中了美国的最大时弊。 　　《汤姆叔叔的小屋》大大地推动了美国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小说的出版和1859年爆发的以黑奴约翰·布朗为首的奴隶起义成为南北战争前夕美国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汤姆叔叔的小屋》起到了进步文学在一个国家政治变动的关键时刻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难怪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前夕接见斯托夫人时，戏称她为“写一本书发动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汤姆叔叔是肯塔基州仁慈的庄园主谢尔比家的一个品格高尚的、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黑奴，由于他为人可靠而被主人提拔为总管。但谢尔比破了产，不得已把他卖掉，汤姆被卖给了奴隶贩子海利，在去南方的船上，他救了落水的女孩伊娃，伊娃的父亲圣·克莱亚就将他买下来带回家中。在圣·克莱亚家，汤姆度过了平安的两年生活。圣·克莱亚因为劝架死于非命，主人又将拍卖给凶狠的庄园主雷格里。汤姆起先受到雷格里的重用，还有意提拔他当监工，但由于他生性正直，多次得罪主人而遭到鞭打。有一次，为掩护受雷格里蹂躏的女奴凯茜和爱弥琳外逃，他宁愿被雷格里毒打致死也决不说出她们的去向。善良的汤姆叔叔终于死了。当谢尔比的儿子乔治前来接他时，他的身子已经冰凉了。 　　汤姆一生委曲求全，笃信上帝，虽然生性善良、正直，从没做过一件坏事，可是在那个根本无理可讲的奴隶社会中，既使他偶尔遇上个好心的主人，过上几年的好日子，最终也必定会被万恶的奴隶制度所吞噬。而作品却以精心构思的情节、生动深刻的故事为奴隶们指出了一条以奋斗求解放的道理。自《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以来，已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改编成剧本上演，几度搬上银幕。 　　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及其小说 　　马克·吐温（1835－1910）是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从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出发，以幽默讽刺为武器，大胆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民主的虚伪以及种族压迫等罪恶，并且有力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马克·吐温不是一个以逗乐为目的的幽默家，他是一个有着严肃思想的艺术家。正如鲁迅先生在《〈夏娃日记〉小引》中所说，马克·吐　温“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和缘故了。” 　　《汤姆·索耶历险记》这是一部以儿童历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汤姆生活顽皮，但为人正直诚实，他厌恶学校里枯燥无味的生活，对星期天去教堂作祈祷更为反感。于是他产生了做海盗的念头，于是他与哈克贝利和乔埃·哈波三个偷跑到密西西比的一个荒岛上。经过几天的逍遥，他们想家了，当他们赶到镇上教堂时，那里正在为他们举行追悼仪式。在一场惊喜的激动中，汤姆感到十分得意。接着，镇上举行了一场审判，要对杀死医生的嫌疑犯波特作出判决。在这关键时刻，汤姆鼓起勇气当众作证，证明杀死医生的不是波特而是印江·乔埃。波特得救了，印江·乔埃逃走了，汤姆怕他来报复，心里总是提心吊胆的。后来，汤姆在与哈克到一座荒芜的闹鬼房子里去挖掘假想的财宝时，发现了印埃·乔埃的踪迹，他们几经追逐，终于使这个杀人犯困死在小洞里，而他们还得到了早年海盗埋葬在山洞里的一大堆金币。 　　小说通过汤姆与哈克贝利追求追求冒险、寻找自由的传奇经历的描写，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南方社会闭塞、沉闷、死板、庸俗的社会现实，作者笔下的圣彼得堡小镇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宗教的虚伪可笑，市民的贪婪、庸俗和保守，以及资产阶级道德的欺骗性，小说无不一一进行严历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此外，《汤姆·索耶历险记》中出色的幽默、夸张的手法，对儿童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和各种令人发笑的情节设计，足以证明这位小说大师在艺术上的成熟，它是马克·吐温第一部独立完成的真正的长篇小说。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被道格拉斯寡妇所收养，但他对过资产阶级家庭那种“体面”、“规矩”的生活感到极不习惯，对学校的死板教育也感到厌恶，一心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酒鬼父亲突然自外归来，强行把他带进森林，过起以渔猎为生的生活。父亲常发酒疯，毒打哈克。哈克逃了出来，在一个小岛上遇见逃亡黑奴吉姆，二人结伴同行，乘木筏由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准备逃到不买卖黑奴的自由州去。吉姆有着忠诚、友爱的美好品质，他甚至冒了丧失他所追求的自由的危险而留在了受了伤的汤姆的身边。在陆地上和城市里弥漫着惨无人道的气氛。到处都是花样翻新的欺诈，而漂流在密西西比可上的本筏成了一种对立面，在风景如画的两岸中，它仿佛是可以避开那种卑劣生活的一个独立的小岛。故事的结局是：吉姆姆的主人华森小姐临终前给了吉姆自由，他再也不需要逃亡了。 　　马克·吐温在书中塑造了一个感人的、成功的黑人形象。吉姆不是一个浑浑噩噩、奴气十足的黑人，而是一个有反抗精神、能够牺牲、品格高尚的人，虽说有时也表现出一种可笑的迷信意识，但他心灵的纯洁足以使任何歧视黑人的白人感到羞愧。他纯朴善良，对亲人有真挚的爱，对朋友重友谊，并且具有争取自由的斗争性。他不愿忍受当奴隶的命运，渴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在他遇到哈克贝利之后，就以一种可贵的父爱精神来照顾这孩子，他把哈克贝利看成是朋友、同志、患难与共的兄弟，丝毫没有奴颜婢膝的表现，他对哈克贝利的真诚无私感动得这孩子甚至要去吻他的脚。 　　哈克贝利在小说中也塑造得极为成功。他不能忍受道格拉斯寡妇为他安排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生活，也不能忍受酒鬼父亲的虚待，他逃了出来以追求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同吉姆的关系上，表现了他善良、正直的品质，一个白人少年和一个黑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这是多么可贵！哈克贝利宁愿冒着违反法律和社会传统道德来帮助吉姆争取自由。从儿童懂事时起，社会传统就教育他：奴隶是不能反抗主人的，而帮助奴隶逃跑是卑鄙下流的犯罪行为。所以，哈克一面帮助吉姆逃跑，一面又受着良心的谴责。他曾想写信去告发吉姆，但一想到吉姆的好处，又不忍心使他再受苦。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说：“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同吉姆连在一起。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公认的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它的思想境界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高峰，它的艺术描写集中了作者各个方面的风格才华，真实的描写、幽默地叙述和优美的抒情完美地抒合起来，它达到美国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明威说到这部书时，指出它“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部书。”作者在小说中所使用的美国南方方言、黑人俚语被称为“英语的新发现”，流畅、准确、口语化，对美国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幽默百科全书——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欧·亨利（1862—1910）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一生写有短篇小说三百多篇。他的作品以轻松的幽默笔调描写大都市里小人物的悲欢和“相濡以沫”的友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虚伪无耻，尔虞有诈的社会风气，嘲笑司法界的专横、腐败和昏庸，同时对弱女子和穷人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 　　欧·亨利以强烈的感情、深厚的同情心去描写他们，在泪水中写出他们的不幸，在欢笑中写出他们的快乐，通过这些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具有感人力量的生活画面，揭示出令人憎恨的社会实质，使人对这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产生强烈的艺术共鸣。《麦琪的礼物》中，杰姆斯和德拉夫妇由于贫穷，只好牺牲各自心爱的怀表和头发，为对方买了表链和发梳作为圣诞礼物，虽然他们得到的是已没有用的礼物，但他们的爱却得到了最好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中，流浪汉苏贝为了度过冬天，决定犯点罪让警察逮捕，他屡次在警察面前触犯刑律，都没有被捕。这时他感到要弃旧图新，重新做人，于是在教堂前聆听赞美诗，却无辜遭到警察的逮捕；《爱的牺牲》中，乔和德丽雅夫妇为了保证对方在艺术上的继续深造，各自悄悄地作出牺牲，最后真相大白，他们之间的爱情更让人感到可贵。 　　欧·亨利更擅于挖掘小市民心灵中纯洁、高贵的情操。最感人泪下的是《最后一片藤叶》。 　　这是一首歌颂“贫贱者”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赞美诗，一生“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是同艺术女神隔着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的穷画家贝尔门，在一个风雨的寒夜，为了挽救一个濒于死亡边缘的年轻女画家，爬上墙壁画了枯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青年女子琼珊得救了，而贝尔门却得了急性肺炎死在医院里。那片叶子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作者的极其朴素的笔法，并带着一点风趣的语调，向人们叙述这个简单、普通而又包含着巨大感染力的故事。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往往会给读者带来拍案叫绝的激动，因而人们把他开创的这些艺术手法称之为“欧·亨利式的艺术。”包括合乎情理的艺术夸张、出乎意外的故事结局，含泪的幽默讽刺。 　　欧·亨利是艺术夸张大师，他的夸张手法不仅表现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的基本方面，有时夸张到使人不可思议，但又使人叹服。苏贝为了进监狱，吃白食、砸玻璃、偷雨伞，这个小丑式的人物连连犯科，令人惊诧，但这极度的夸张又让人信服。 　　他又常用出奇制胜的结尾使小说的思想境界和人物形象骤然升华到顶点。《麦琪的礼物》中，德拉为了送一条表链配丈夫的金表，卖掉了美丽的金发，当她惴惴不安地担心丈夫会因为她的头发不爱她时，丈夫却拿出一套精致的发梳，原来他卖掉了金表，想让德拉更漂亮些。读者为他们的爱情的升华而感动至深。 　　欧·亨利的小说幽默活泼，讽刺性强，但读者看罢，喜笑之余又不禁感到悲哀痛苦，这是因为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深切地表达了美国社会千百万小人物的生活境遇，所以他的幽默是含泪的。然而，欧·亨利以他出色的作品为人类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艺术财富，他的小说被看成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幽默百科全书。 　　美国的悲剧——德莱塞的小说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位正直、坚定、敏锐的作家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探索的道路，他从没有离开真实的艺术这一原则，不想掩饰美国资本主义现实的罪恶和矛盾。他一生写过许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资本主义的残酷法则、资产阶级市侩道德的虚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和心理对人的有害影响、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这一切都在他的书中得到了反映，体现在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中。 　　《欲望三部曲》由《金融家》、《巨人》、《斯多噶》三部长篇小说组成。三部曲描写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攫取财富和权力的过程，揭示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德莱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好色而又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柯帕乌的典型形象。小说即以柯帕乌从发迹到死亡的一生为主线，以费城、芝加哥、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为主要舞台，用大量生动的事实和逼真的画面，广泛地揭露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里的黑暗内幕。这是一幅以泼辣的笔锋和重彩浓墨所描绘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画卷。 　　《欲望三部曲》是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小说的中心人物是金融巨头柯帕乌。第一部写他的发迹，写他因盗窃公库而入狱，被判四年徒刑。第二部写他出狱后野心不死；精力未减，重振旗鼓，又获得成功，生活上也更加腐化，后来在竞争中遭到挫败，被迫离开芝加哥。第三部写他在芝加哥失败后，与英国金融资本家发生关系，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伦敦地下铁道的建设中，直写到他死亡。作品通过生动画面表现，他从一个掮客发迹而成为小商人、资本家、百万富翁以至金融巨头，一生道路上充满了血污和不义。他不知道有什么法律、伦理、道德。 　　德莱塞在三部曲中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现实，而且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一场场恶斗，生动地描绘了在资本兼并过程的残酷和不择手段。竞争双方不仅使用了经济手段，而且借助于政治手段以至刑事犯罪手段。小说接触到了资本与政治的关系，雄辩地揭露了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美国两党政治的虚伪性。 　　《“天才”》小说描写了一个画家在美国的命运。尤金·威特拉是有才能的现实主义画家，他追求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把生活全部的爱和丑都反映出来。尤其金的画布上出现了城市贫民区的景象，饥饿的人们和衣衫褴褛的儿童的形象，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许。但是资产阶级诽谤他，打击他，他的作品终于变得没有出路。在“为金钱而艺术”的思想腐蚀下，他放弃了艺术的追求，为迎合资产阶级趣味而作商品广告画和抽象派的画。他果然有了钱，于是逐渐成为各种邪恶欲念的俘虏，一天天堕落下去，终至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美国这个金钱统治的社会，不会产生真正的天才，这无疑又是一个美国的悲剧。 　　《美国的悲剧》这部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美国青年克莱德·格里费斯的故事。美国资产阶级惯于吹嘘每一个美国人都有机会轻易地得到金钱和地位。克莱德就是这种思想的牺牲品。克莱德出生在一个穷教士家庭，从小跟父母沿街布道卖唱。克莱德离开家庭，在芝加哥的俱乐部里当了一名小厮，他偶尔遇上了富有的叔叔，工厂主格里非斯，便高高兴兴地同意到他的企业里去做任何工作。他终于成了有钱的叔叔家的常客，富家姑娘桑德拉迷住了他，如果能和桑德拉结婚他就能实现他飞黄腾达的宿愿了。于是，他的情妇女工罗培塔就成了他的伴脚石，因为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德莱塞以深刻的心理分析描写了克莱德畜意谋杀罗培塔的计划怎样逐渐成熟，他打算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下手。后来她自己从小艇失足落到水里，克莱德就让她淹死，这件偶然事故促成了他要摆脱罗培堪的意图。小说对审判程序的细微描述刻划出一幅美国不正义的司法界、报界、政界的百丑图。最后克莱德被判死刑，这时他方二十二岁。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克莱德，作者着重刻画的就是他从一个年幼无知、天真单纯的孩子沦为自私卑劣的杀人犯的过程。从他懂事起，社会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局面：有钱的人便能享受一切，成为高尚美德的标志，别人羡慕的对象；穷困的人潦倒一生，被人瞧不起，受人欺侮，成为卑贱的象征。这种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给了克莱德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产生了挤进上层社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成为有产阶级一分子的念头。小说在第一部着重以两件事来揭示克莱德思想蜕变的原因：一是他父亲为人忠厚却一辈子做个穷牧师，受人讽讽；二是他姐姐受人诱惑，怀孕后又遭抛弃，可见道德是不值几分钱的，人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克莱备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见到的都是腐败、堕落、卑劣、自私，这给他年轻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罪恶的痕迹，而这正是他走向深渊的起点。 　　克莱德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的形象的普遍性。他的悲剧性遭遇、他的道德沦丧、他的生命毁灭，集中概括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年轻一代遭受社会毒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个毒害过程的艺术性描绘，强烈地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尖锐地抨击了这个害人的、腐败的社会制度，并告诉人们：犯罪的不是克莱德，而是制度本身，他的堕落，是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的小说创作“在美国小说领域内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式的、豪威尔斯式的胆小与高雅传统，打开了通向忠实、大胆与生活的激情的天地，”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现实主义特色，表现为对所描写的事实具有新闻报导式的忠实，同时注重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描绘，善于作不同情况的对比，人物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故事情节简单而意境纯一。 　　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及其小说 　　杰克·伦敦（1876—1916）是美国独特的优秀作家，他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在他的作品中热烈地赞美勇敢、内心的力量、坚毅、爱情等等高贵的品质。他在最优秀的作品中用以吸引读者，使他们激动的，是勇敢和冒险的浪漫精神，是寻求对个人被奴役进行斗争的道路，是人物“要活下去”的意志。杰克·伦敦的作品呈现出的鲜明的美国民族色彩，其中还可以感觉到强烈的大自然的气息。 　　杰克·伦敦最初以创作短篇小说而成为作家的，一生写过一百五十个短篇小说。从作品内容上来划分，大致有四部分，即“北方的故事”、“太平洋短篇”、“动物的故事”和“人的故事。”最著名的是《热爱生命》。 　　《热爱生命》受到列宁特别的喜爱。在这里，作家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明了对生命的酷爱如何帮助一个人战胜了死亡，尽管病饿交加，精疲力尽，仍然在徒手的搏斗中把紧跟在后面的一只生着病的饿狼制服了，并且通过冰天雪地的荒野挣扎着来到海边，终于被一艘捕鲸船上的科学考察队的队员救了起来。赞美了人的意志和人同大自然作不屈斗争的精神，这是一首人类生命的赞歌。 　　《海狼》这是一部线条粗犷、色彩强烈的作品。作者塑造了一个外号叫“海狼”的，具有超人威力的“魔鬼号”船主赖生的特殊形象。汉弗莱在一次海难中被赖生的捕海豹船所救，身材高大有力的赖生强迫他在船上服役，他常常遭到水手们的欺凌，水手们都怕赖生。后来，汉弗莱发现海狼藏书广泛，常和海狼交谈，了解到海狼的人生哲学就是：“强权便是真理，懦弱便是错误。”一天水手叛变，将大副淹死，海狼制服了水手们，强迫汉弗莱顶大副的缺。一次风暴中，“魔鬼号”又救起一位玛丽小姐，汉弗莱与海狼都爱上了她，汉弗莱和玛丽驾小舢板离开“魔鬼号”，到了一个荒岛。几天后，无人驾驶的“魔鬼号”也漂过来，船中只有瞎了眼睛的赖生。汉弗莱和玛丽修好了这只船驶出大海，正遇官方的查税船，终于得救。此时，被捆绑在舱底的海狼已经死了。 　　杰克·伦敦笔下的赖生，是一个残忍、冷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一向以自己为核心，妄想成为所有人之上的“超人”，但小说以他的毁灭为结局，正说明超人哲学悲剧的必然性。小说的原意是批判尼采的超人哲学，但作品中过分强调了赖生的超人成分，他的观念、言论、行动，无不给人一种刺激性的印象。所以从实际效果来说，《海狼》树立了一个超人哲学的艺术标本。赖生的典型意义却在另一方面：他身上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反动、腐朽的东西，假如说“魔鬼号”是美国社会的缩影，那么赖生正是控制这个国家奴役人民的垄断集团的化身。 　　《马丁·伊登》这部长篇小说是杰克·伦敦最深刻的、激动人心的富有抒情味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再现了同作者本身有相似之处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悲剧。这位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的圈了里获得成功，被他们承认，但他自己并没有得到创作上的满足。马丁·伊登来自人民，当过水手、工人，但他认为真正的文化只有在特权者的社会中才能找到，因此他努力往那儿挤。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忍饥挨饿，克服无数困难，终于出了名，成了有钱的作家。个人主义者马丁的悲剧在于他明白了新出现的那些资产阶级崇拜者和保护人的鄙俗和空虚之后，虽然感觉到自己脱离人民，但他不知何去何从。他感到内心苦闷、狐独，明白自己的“成功”只是一种泡影，他还同时遭到了失恋的悲哀。为了摆脱精神上的危机，马丁决定离开文明社会躲到太平洋的小岛上去。在途中他意识到了他对幸福和精神和谐的期望要落空的，就投水自杀了。 　　马丁·伊登的悲剧向人们提供了一个雄辩的例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正直的思想、艺术、精神和创造力都将受到无情的摧残，它们不是在工人阶级中扎下根来，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否则必然被消灭，没有其他出路。这便是　《马丁·伊登》给予人们的教育。作者有意识地把主人公描写成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并认为马丁最后走上毁灭的道路，其原因正在于此。 　　杰克·伦敦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广泛地汲取各方面的思想养料：从哲学角度来讲马克思与斯宾塞，从文学角度来讲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与史蒂文森、吉卜林，都从不同方面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作用；而从政治角度来讲，他多年以社会党的骨干分子自居，信仰社会主义，但以后又消极悲观，继而愤怒退党。由此可见，在肯定杰克一生功绩、地位的前提下，对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和消极的成分作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不是多余的。 　　自然主义小说 　　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另一文学流派。它最先产生于法国。在六十年代，法国文艺批评家泰纳综合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和文学上的环境论，提出他的“决定论”。决定论中的“种族”，主要指人的“天性”、“遗传性”；“环境”主要指气候和地理位置；“时代”指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决定论为自然主义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八十年代，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小说家》等论文，进一步使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系统化。左拉认为，写小说就象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一样，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实验小说家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特殊的学者，……他的领域是生理学的领域，”因而他主张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他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微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也反对作家在作品中表露思想感情和对事物做结论。自然主义对当时欧美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左拉和他的小说 　　爱弥勒·左拉（1840—1902）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左拉的作品和他的理论往往不能并行。他鼓吹自然主义，但他的主要作品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他反对浪漫主义，但他有的作品完全用主观去代替客观；他反对倾向性，他晚年的作品鼓吹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表示一定程度的敌视态度。 　　《卢贡—玛加尔家族》这是左拉的代表作，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自然史”说明左拉创作的自然主义倾向，“社会史”说明左拉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 　　从“自然史”的角度看，这套系列小说就象一棵“遗传之树”，尽管枝叶茂盛，但其恶根是遗传。这套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写女主人公精神病患者阿·福格与酒精中毒者玛加尔结婚，这是卢贡家族的第一代，这就是恶根。从第二部到第十九部，出现了银行家、商人、小贩、医生、神父、大臣、经理、社会主义者、学者、农民、妓女、艺术家、新闻记者。不论这个家族的什么人，都有两个罪恶：犯罪和性生活的败坏，这是祖先带来的，遗传对这些人的性格起了决定作用。第二十部《巴斯加医生》是全书的回顾，是左拉的总结，用以论证他的遗传学观点。卢贡最后一代——巴斯加博士临死时在家谱上记上最后一页：他的死亡就是由于遗传的罪恶，祖先犯罪代代遗传，就是他的家族败落的原因。 　　从“社会史”角度上看，《卢贡家族的家运》写了1852年拿破仑第三的政变。《贪欲的角逐》写了第二帝国投机家和冒险家的活动。《小酒店》写了工人悲惨的生活。左拉在创作提纲中说：这是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它“解释民众的风尚、罪过、堕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畸形，这是由于现代社会工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娜娜》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腐败。娜娜是女伶、娼妓、交际花，是性欲的化身，因性病脸部溃烂死于普法战争前夜。 　　《妇女乐园》写大百货公司吃掉小商品，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学观点解释资本主义的竞争，并写了女工用爱情感化了资本家。《萌芽》是写“雇拥劳动的崛起”和“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小说以一个矿区为背景，写了矿工的劳动、饥饿、罢工。它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劳资斗争的作品。矿工的生活、劳动环境写得极为真实，具有文献史料的价值。《金钱》写金融交易所及小资产者的破产，但又写大资本家的博爱思想，用全部财产为穷人谋福利。《崩溃》写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之役的惨败，第二帝国的“崩溃”，并把这一历史事实表现为以前各卷中所描写的社会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反映出整个第二帝国的社会史。 　　左拉这套小说缺乏巨大的概括力与深刻性，也塑造不出典型性格，远远不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但是它毕竟是第二帝国兴亡的一幅长卷，构图宏大，画面广阔，人物上千。人物的生物属性虽然写了不少，但人物的社会属性还是占了第一位。在《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这些作品中，现实主义取得了对自然主义的优势。 　　其中最著名的是《萌芽》，小说描写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作品情节的主线。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与国际工人协会有联系的青年工人艾蒂安纳。他在里尔的铁路工场当机器匠时因打了工头的耳光而被开除。他身无一文，来到伏娄煤矿当了煤矿工人。挖煤的工人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资却极微薄。艾蒂安纳痛恨吸工人血的资本家。在他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下，工人群众提高了觉悟，为抗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实行罢工。坚持罢工的工人愤怒地捣毁矿坑里的机器，高呼“面包！面包！”排山倒海的罢工队伍来到煤矿公司总经理住宅的窗前，使资本家吓得发抖。煤矿公司一方面雇来了比利时工人下矿井劳动，一方面派宪兵镇压罢工工人。工人们扔砖头进行英勇的反抗，军队对工人进行镇压，工人伤亡惨重。这次罢工是失败了，但要解放、要复仇的种子已在土壤中萌芽，它必将茁壮成长。 　　《萌芽》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劳资矛盾，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与此同时，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工人们的悲惨生活，热烈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们世世代代连硬面包也吃不饱，却要在极其危险而恶劣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工人，在斗争中团结一致，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当矿坑崩塌时，工人们日以继夜，奋不顾身地去抢救阶级兄弟。他们所表现的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非常感人的。 　　《萌芽》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局限性。作品中的工人领袖艾蒂安纳与第一国际有联系，作者将他作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典型，但实际上他在政治方面有左倾幼稚的毛病，对革命的胜利看得太容易，后来又显得右倾，否定暴力革命，幻想阶级合作。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此外，作品中也有不少强调人的动物本能的自然主义描写。显然，这些局限性是与作者的世界观分不开的。 　　文献小说——龚古尔兄弟的小说 　　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和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是法国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和文论家，是“文献小说”的始作俑者。历来被视为想象艺术的小说，在他们手里，想象与浪漫的成分被蒂除了，代之以口述材料或实地调查，写成具有科学根据的作品。他们自诩其作品为“这时代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小说，对本世纪精神史提供最多的事实和真相的小说。”书中的事实，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他人叙述过，或是观察所得，或是实地调查，足以构成当代社会风俗的信史。“小说家，实际上只是无故事可讲的历史家”。 　　《杰米妮·拉赛朵》这是龚古尔兄弟的代表作，被视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写一个女佣悲惨的一生“苦难的童年，不幸的人生开端，爱上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逼得她步步堕落，酗酒、卖淫、偷盗、潦倒不堪，贫病而死。杰米妮的遭遇，取材于龚古尔家佣工二十五年的娘姨萝丝的身世；为了如实描写下层阶级生活，龚古尔兄弟特地多次在穷人居住区和游乐场做细致的材料准备工作，“在文学上，只有亲眼目睹的，只有痛切感受的，才能写得好。” 　　作品对杰米尼执著的爱，对她的痴情，当作一种“病例”，偏重于病理分析。杰米妮闲时烦闷，常去路口乳品店聊天，看上老板娘的儿子徐比龙。而徐比龙似乎另有所欢，杰米妮变得又狂热又嫉妒。“嫉妒是她的天性”，凡是她爱的人，就要全部占有之，不许分一点感情给别人。“这种快慰而不是满足的爱，在杰尼妮身上产生一种奇异的生活现象，”改变了她的性情。徐比龙是个无赖，但是她第一个爱的男人，她宁愿“为这个男人卖命，为他守一辈子穷。”徐比龙贪得无厌，杰米妮不能自拔。龚古尔兄弟把这种极端的态度，归之为生理原因：“苦乐失调，神经紊乱，通常都是这样，以致失去比例与平衡，趋于极端。”他们自认为写得真实，合乎科学。 　　小说出版不久，左拉立即致作者，称赞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左拉著名的《小酒店》就深受此书的启发。 　　《杰米妮·拉赛朵》确定了龚古尔自然主义的文学方向。埃德蒙颇为自负的说道：“《杰米妮·拉赛朵》赋予自然主义小说以完整的程式，后出的书，俱是以此书所示的方法而创作的！” 　　龚古尔兄弟说过，小说是理该如此的历史。对这个命题，他们未作进一步阐述。但以其创作实践而论，历史的成分较多，理该如此的成分少。他们的作品多半根据真实的故事、从实写来，秉笔实录。虽然根据真实的材料，但由于缺乏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思辩功夫，缺乏合理想象、提炼概括，结果代表性与典型性不是，未能成为理该如此的历史。这样他们的作品也达不到艺术的真实，充其量是小说化的现实。 　　总而言之，他们以客观的态度，“显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某些社会相。 　　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及其小说。 　　基·德·莫泊桑（1850—1893）是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小说家。他一生写了三百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莫泊桑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艺术成就尤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之称。莫泊桑从1873年开始，受教于福楼拜的门下，并因此结识了左拉、都德、龚古尔、屠格涅夫等著名作家，受自然主义影响较大。在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福楼拜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莫泊桑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描绘了各色各样的生活场景，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形象，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1870—1890年之间法国社会生活的状况。小说的题材范围极为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类：描写普法战争的、反映资产阶级世俗生活和揭露资产阶级道德堕落的、描写下层人民生活贫困痛苦和反映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 　　《羊脂球》这是莫泊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了普法战争期间，被敌军占领的里昂城里十名居民同乘一辆马车出逃的故事。外号“羊脂球”的妓女是其中之一。三位资产者，一个是为躲避战争的灾难，一个是为了将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区，另一个是发了国难财要到哈佛尔去取一笔巨款而出走的。起初，三位有产者太太悄声辱骂羊脂球，可是半路上人们都饿了时，发现只有羊脂球一人带了三天的食物，车内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羊脂球的食品被吃光了，于是辱骂变成了夸奖。 　　马车在普军关卡受阻是情节发展的关键，也是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为了迫使羊脂球屈从普鲁士军官的无耻要求，车上乘客施展了种种阴谋；暴发户主张把羊脂球捆起来交给敌人；伯爵主张用巧妙的手腕使羊脂球就范。最后老修女引用《圣经》里的故事说明，只要用意正当，动机纯洁，任何行动都可得到上帝的原谅。这种宗教的说教打动了羊脂球的善良的心，她为了全车同胞，同意了普军军官的要求。第二天马车又上路了，车上气氛又发生了转变。大家像是看不见她，没有一个人惦记她。他们各自亨用着自己的佳肴。而为了一车人的生命受辱，在慌忙中没有准备食物的羊脂球却在挨饿受冻。 　　作者通过乘客们出逃的不同原因，倔们一路上的表现，特别是对羊脂球前后不同的态度的变化，表现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身分，刻画了各自的性格特征。有产者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节，贪生怕死，出卖同胞，而“下贱”的妓女却表现了真正的爱国气节和民族尊严。莫泊桑在小说中无情地鞭挞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堕落，表现了对被凌辱的底层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小说在性格刻画，心理描绘、材料取舍、场面安排和情节结构等方面都表现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 　　其他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米龙老爹》、《两个朋友》、《我的叔叔于勒》、《项链》、《雨伞》、《西孟的爸爸》等等。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的内容多是摹写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中小资产阶级平凡人物的琐事心理，但由于作者观察精心，善于开掘，却深刻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和社会的本质。篇幅虽短，蕴含极深。 　　莫泊桑在描绘人物、事件、自然景物，以及人物的心理、动作时，从不浓墨重彩，而是采用极为自然朴素的白描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线条简洁、色彩恬淡、和谐宜人的生活风俗画面，莫泊桑小说的情节并不曲折复杂，但构思布局非常精妙，别具一格。在情节的设置与开展上，或者是采用矛盾“层递”法，通篇小说起伏跌宕；或者是一开篇就造成极大的悬念，然后出人意料地急剧转折，情节大起大落，构成戏剧化的艺术效果；或者采取多种人称，自述与叙述并用，莫泊桑小说中情节安排多姿多态，生动有趣，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莫泊桑笔下的人物性格大都是通过情节开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很少斧凿的痕迹。 　　《漂亮朋友》这是莫泊桑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主人公乔治·杜洛阿原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下级殖民军官，回到巴黎后，由《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栏主编介绍，进入了报界。这个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流氓刽子手，在报纸上用造谣欺骗取悦于他的后台主子——报馆经理和金融财阀，又用肮脏下流手段取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主编死后，他和主编的妻子结婚，分得了一笔遗产。这样，他便由一个穷光棍变成巨富，成为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小说结束时，杜洛阿又和他的情妇、报业巨头洼勒兑尔夫人的女儿结婚了。莫泊桑着力描写杜洛阿利用卑劣的流氓手段不断向上爬，终于爬进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从而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以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但是在这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面前，莫泊桑找不到任何出路，因此他的批判揭露中经常掺杂着消极的宿命思想。小说中关于资产阶级两性关系的描写过多，反映了自然主义对作家的影响。淫荡在莫泊桑笔下，似乎是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恶。 　　法兰西万岁——都德的小说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是非常接近左拉的作家之一，他是著名的“五人聚餐会”（福楼拜、左拉、埃德蒙·德·龚古尔、屠格涅夫、都德）的成员，崇信龚古尔兄弟和左拉的美学原则，尽管左拉也将他列入“自然主义小说家”之列，但都德的文风却不同于他的这些名人好友，因此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法国作家中，都德的地位比较独特。 　　他的作品显示出淡淡的幽默、抒情的笔调、出神入化的景物描写技巧。都德虽然追随龚古尔兄弟和左拉，尽可能准确地细致地，几乎是文献记录式地再现生活，但他善于发掘典型细节、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法国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倾向。 　　都德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最好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短篇小说。他的两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爱国主义小说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都德善于通过某一普通的人物或某一件寻常的小事集中地反映出广阔的历史画面。如《最后一课》，小说写的是法国亚尔斯和洛林两省被普鲁士军队战领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普鲁士侵略者的暴政。都德把这一广阔的画面凝缩在一所普通的学校最后一堂法文课堂内。一方面揭露了普鲁士占领者的暴行的毒辣：企图消灭法国文字；另一方面又通过小学教师和小学生的行动及心理变化表现出法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柏林之围》也是如此，都德把现实中的巴黎被普鲁士人围困和攻陷的苦难与想象中的法国军队攻克柏林的胜利的对照，展现在一个病人——拿破仑时代的老军人的病榻前，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法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又以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表现了法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伴随着政治历史的大变动，世界文学史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苏联文学孕育成熟了，受推残受压抑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成了文学的主人。苏联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在文学上的觉醒。因此它的出现富有深远的国际意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是苏联文学的一部分。高尔基的《母亲》开了苏联小说的先河。 　　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及其小说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一生经历了资本主义日趋腐朽，无产阶级革命篷勃高涨，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伟大变革时代。高尔基以丰富的艺术创作反映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事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重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工作，在他的关怀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母亲》小说是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描写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第一部典范作品。 　　小说第一部写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区的悲惨生活，老工人符拉索夫的儿子巴威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和工人一道掀起了反对厂主额外剥削的“沼地戈比事件”。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后，他的母亲尼洛夫娜也参加了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党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巴威尔再度被捕。第二部描写母亲毅然接替儿子，勇敢而沉着地担负起革命工作，革命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巴威尔利用法庭作讲坛，揭露敌人的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最后，母亲在车站散发儿子的法庭演说稿，革命的思想传播开去，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 　　长篇小说是透过巴威尔的母亲彼拉盖耶·尼洛夫娜的眼光分析、感受和认识展开的。这一形象在作品中占据着特别光辉而重要的位置。 　　母亲一出场时是一位身受政权、夫权、神权三重压迫的家庭妇女，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连走路都很少出声。苦难临头时他只知道祷告，以求精神上的解脱。丈夫死后，她又诚惶诚恐地侍候儿子。当她第一次发现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和阅读禁书时，她内心异常恐惧，恳求儿子“安分守己”，并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平安。 　　但是，通过与革命小组成员的接触和自己的观察，她内心逐步起了变化，包括她儿子在内的革命者的和蔼可亲以及他们处处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使她深爱感动，深受教育。在“沼地”事件中以及斗争失败后，她所见到的反动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使她认清了统治者的可憎面目。她主动要求代替被捕的儿子去工厂散发传单，这固然主要是出于营救儿子的考虑，但也熔铸了她对反动政府的仇恨。在革命者的帮助下，她终于自觉地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她与儿子一同走上街头，参加了“五·一”节的政治斗争，向周围群众宣传朴素的革命道理。 　　儿子被捕后，她不畏艰险，到工厂和农村散发传单、书刊，向农民宣伟革命道理，并欣然接受了秘密联络的任务，营救被捕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她逐步抛掉了精神思想上的重负，不再害怕敌人，不再笃信上帝。她觉醒了。认识提高了，经验丰富了，“车站被捕”一场更表现了她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与支动军警斗争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精神。小说真实而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普通妇女觉醒的复杂过程，富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觉醒和革命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母亲》对俄罗斯的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列宁曾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高尔基在回忆列宁时，曾引列宁的话说：“……这部书很有用，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的、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现在他们读了《母亲》，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史诗，在这部巨著中，作者总结了他在革命前四十年来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小说是在规模宏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上描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者的历史命运的。作品表现了俄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1917年这段充满重大事件的四十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有各个阶级、阶层的五百名左右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的进程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思想情绪，政治、美学观点的变幻显示出来的。因此，这部作品是一部时代的精神的历史。 　　小说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的一生，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从革命的旁观者和投机家、两面派变成反革命的过程。作者无情地揭露了他的空虚、极端自私和仇视人民的丑恶灵魂。最后他被游行的群众踩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克里姆·萨姆金的思想核心是一个“中等才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企图充当卓绝超群的人物的奢望之间的矛盾。“中等才能”使萨姆金从来没有自己严整、明确的思想，然而他却汇聚了书中所有反动人物的特点。他竭力以超党派的立场，有时甚至以同情革命的伪装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面目。 　　萨姆金认为自己的非凡之处就在于自己是超脱任何党派和倾向的独立的自由的人。作家深刻地揭露了在超党派的假面具下掩盖的敌视革命、敌视人民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作家使萨姆金及其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历史这面无情的镜子面前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样，在小说中，对这个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描写就同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宏伟画面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作品描写的四十年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着。在每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作着都着力刻划了群众的思想情绪的变化，揭示了群众觉醒的过程。这个阵营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库图佐夫和其他革命者。库图佐夫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革命行动纲领。库图佐夫等革命者领导的群众解放运动谱写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 　　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苏联老一辈无产阶级作家。早年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教育部门工作，曾担任无产阶级文学社团和多种大型文学杂志的领导人，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长篇小说《铁流》是公认的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不朽杰作。 　　《铁流》小说通过达曼军的长征，力图表现人们如何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的自发性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 　　炎热的夏天，在一个似村非村，似镇非镇的地方，聚集了一堆乱哄哄的人群：桶匠、理发师、细木工、水手、旧军人、渔夫、“外乡庄稼佬”和贫穷的哥萨克，他们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这一大群人面临共同的严重危险：富有的哥萨克暴动了，他们和反革命联合到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残害和绞死了很多支持过苏维埃的穷人。这批集合到一起的人群，在吵吵嚷嚷中推出郭如鹤为首领，开始了从克里木村到北高加索的五百俄里的行军，去寻找革命的红军主力，经过整整三十二天，他们在弹缺粮少的情况下，边走边和敌人战斗，最后终于找到了救星——红军主力。通过行军，这拖儿带女的乌合之众也从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和游击作风严重的状况变成一个自觉的坚强革命集体——“铁流”。 　　小说虽然没有花更多的笔墨去塑造人物性格，但由于作者丰富的生活知识及多方面娴熟的艺术描写手段，还是把十月革命影响下的群众思想意识上的转变和成熟表现出来了。 　　小说一开始，集扰起来的人群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尽管从本质上说，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们的奇特装束和乱嚷乱叫的行为掩盖了他们光辉的品质。他们谩骂军官，不服从领导。要使这群乌合之众化险为夷，摆脱困难，就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建立严格的纪律就成为展开情节的中心环节。 　　《铁流》里的冲突与日益扩大的困难、愈发紧张的斗争形势相联系。敌人的追击和艰苦的行军都迫使这群乌合之众组织起来：鄂赫里木的惨死，白党对穷人毫不留情地一齐杀光的消息，更是唤醒了群众。他们在前后都是死的危境里才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行军途中，他们遇到了一系列事情：德国军舰的袭击，吃奶的婴孩被炸死，孟什维克的干扰，白军的血腥屠杀，二万多红军伤员被枪杀，五个工人被吊在电线杆上，白军充满血腥味的布告……这些紧张的情节，一个又一个连续的冲击，使人们逐渐把组织起来的朦胧意识变成明晰的、坚定的、清醒的信念。 　　然而，行军途中的困难不止这些。狠毒的阳光，急骤的暴雨，陡峭的山路、可怕的疾病，瘟疫，无法忍受的饥饿与无法遮掩身体的褴褛衣服……所有这一切，都使紧张的行军更富有戏剧情。然而，在所有这些困难中，最致命的莫过于群众本身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情绪。 　　在这里，绥拉菲摩维奇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郭如鹤。他洞悉群众的心理，明白他们的根本利益，适时地灵活而又坚定地为建立钢铁的纪律而斗争。他的冷与热，都是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对于白卫军的抗击，他是坚定的；对于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投降的士官生，他也是坚定的。在行军途中，在这支特殊队伍所面临的困难形势面前，坚定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在郭如鹤这种似乎很冷的表情与性格中，燃烧着对人民的深沉而真挚的爱。 　　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斗争，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组织纪律也建立起来了。作者的构思意味深长：克服无政府主义之日，就是群众得救和取得胜利之时。 　　鲁迅在1931年《铁流》被译成中文首次出版时，曾经称赞它是一朵“鲜艳的铁一般的鲜花。” 　　百炼成金的革命家——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富尔曼诺夫（1891—1926）是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国内战争时期，他奉党中央的派遣转战南北各条战线，担任过著名的恰巴耶夫师的政治委员，由于成绩卓著，荣获1920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红旗勋章。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和繁忙的作家组织工作之余，富尔曼诺夫分秒必争，刻苦地进行小说创作。1923年，他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一译《夏伯阳》）这是早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优秀名作。它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主要反映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红军第二十五师司令员恰巴耶夫的成长过程和光辉业绩，带有传记性质；长篇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政委克雷契科夫就是作者自己。 　　1919年春天，伊凡诺夫一沃兹涅辛斯克的纺织工人，响应列宁的号召，组成一个支队，在共产党员克雷契柯夫的率领下开往前线，以便同在南方由恰巴耶夫带领的一支农民队伍汇合，共同打击在伏尔加河地区威协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察克匪徒。恰巴耶夫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同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血肉相联，他的特点是英勇无畏，对白军和反动哥萨克怀有强烈的仇恨，但他是个自发的反抗者。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农民部队缺乏自觉的纪律，带有严重的小生产者心理和游击习气，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也比较天真、幼稚。后来经过前来担任政治委员的克雷契柯夫的耐心细致的启发、帮助和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的教育，恰巴耶夫很快克服了种种弱点，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杰出指挥才能的无产阶级将领。小说以恰巴耶夫在追击匪军中壮烈牺牲结束，整部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富尔曼诺夫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作家真实地再现了恰巴耶夫的性格，不回避他的半自发性，不仅全面地反映恰巴耶夫的优秀品质、卓越才能与内心美，而且如实地反映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与狭隘的世界观带来的许多弱点。 　　在富尔曼诺夫的评论中，深刻地揭示了产生恰巴耶夫性格的社会基础。恰巴耶夫的英雄性格，象一面镜子反映了国内战争时期红军的半游击队特点。新生的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农民世世代代受地主与剥削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强烈地憎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白卫军与反动哥萨克。他们拿起枪反抗敌人的时候，勇敢无畏，吃苦耐劳，行动坚强、严厉而毫不留情。但是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性，使当时的红军带有严重的游击习气；农民没有远见，天真幼稚，脱离政治，使一些部队带有政治盲目性与纪律松弛。 　　所有这些，都在他们心爱的恰巴耶夫师长身上体现出来了。唯其如此，广大的农民与红军战士才在恰巴耶夫师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于是他们衷心地爱戴他。恰巴耶夫的声誉远远越出红军之外，他的英雄事迹在人民中间流传，而且人民往往将自己的祝愿与想象放在恰巴耶夫名下。恰巴耶夫的性格具有时代的特点。 　　《恰巴耶夫》虽然是一部传记性小说，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生平事迹的叙述。他利用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成熟的语言艺术技巧，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国内战争时期紧张炽热的典型环境，深刻而多方面地剖析人物的心理特征，故事开展中又善于把冷静周密的客观叙述同奋昂的革命激情有机地融合成一体，从而使长篇小说的整个艺术描写既真切自然又富有新意。 　　钢铁的炼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尼古拉·阿列克赛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苏联著名作家，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无私无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典范。从1927年他双目失明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3年，他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千百万读者的喜爱，1935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荣获列宁勋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通过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以及国内战争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广阔斗争图景，显示了苏维埃国家新的一代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风暴中锻炼成为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过程。 　　保尔·柯察金在他的哥哥，铁路工人阿尔青的启发、教育下，在共产党员水手朱赫莱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从一个贫困的厨娘的苦孩子成为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保尔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无论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建设的火热年代里，他处处都表现出热爱苏维埃、热爱人民的优秀品质。 　　作者在描写主人公性格时，还着力描写了他对缺点的态度和克服缺点的自觉行动。例如，保尔后来完全被病魔困倒，永远没有归队的希望的时候，他曾经产生了绝望的心情，甚至想用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在这生与死的激烈斗争面前，他终于把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他行动的最高准则。他无情地剖析自己不健康的思想，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懦弱和胆怯：“这是假英雄！任何一个笨东西都会随时杀死自己！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作家通过主人公内心激烈矛盾和感情尖锐的冲突，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既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使生活变得有用处。” 　　小说中最有名的一段警言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会同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从艺术手法上讲，作者采用了内心独白、格言、警句、书信、日记以及抒情插风等多种手段。特别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内心独白，仿佛打开通向保尔精神世界的大门，对于展示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内心感受常常具有画龙点晴的效果。 　　重新得到的祖国——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阿历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是苏联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托尔斯泰热烈拥护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二月革命，但对十月革命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他于1918年忍痛离开他如此珍爱的祖国，流亡国外。在侨居国外期间，看到苏维埃政权在祖国的日益巩固。1923年春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史诗性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成长过程。他在自传中写道：“《苦难的历程》就是作者良心所经受的一段痛苦、希望、喜悦、失望、颓丧和振奋的历程，是对于整整一个巨大的时代的感受。”贯穿在小说中的基本主题是俄罗斯人民的命运、祖国的新生、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出路。阿·托尔斯泰说：“可以把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主题确定为：失去了的和又重新得到的祖国。” 　　《苦难的历程》这是托尔斯泰在二十年的时间经过精心构思和反复修改所完成的三部曲长篇小说。它包括《两姐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故事的发展从彼得堡到外省，从荒僻的乡村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从伏尔加河到库班，从乌克兰到莫斯科，画面十分广阔；反映了俄国社会在本世纪初由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转变，具有史诗性的巨大规模和豪迈气魄。 　　三部曲的中心主人是四个性格不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卡嘉、达莎和她们的恋人罗欣和捷列金。前二人是革命前彼得堡名医蒲拉文的女儿，充满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个人幻想。罗欣是贵族出身的青年军官，抽象地热爱祖国但不相信人民。捷列金是穷大学生出身的工程师，爱祖国也相信人民，同时又幻想在革命斗争之外寻求个人幸福。小说的情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人公们各奔东西，他们的个人幻想遭破灭开始，以一九二○年国内战争行将结束，他们到了莫斯科幸福团聚，并在全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见到列宁、斯大林，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建设新的俄罗斯祖国结束。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们在动荡的岁月里各自曲折复杂的探索和追求，令人信服地表明：知识分子只有在同人民革命斗争的结合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真正的幸福。 　　三部曲《苦难的历程》是一部多情节线索的作品。整部作品结构宏伟，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但作家以四个主要人物的苦难历程为主，形成四条线索，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面。托尔斯泰运用大师的手笔，开拓自如，纵横豁达，把四个人物安放在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上，使史诗性的描绘和个人命运的叙述错综交叉，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倔把宏观的史诗与微观的个人命运结合得天衣无缝，加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和认识价值。 　　由于题材的决定，阿·托尔斯泰广泛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以揭示人物内心复杂的斗争和净化的程度。四个主人公的精神成长的速度与深度不同，但都需要运用这种手法揭示各人的精神世界。在语言运用上，阿·托尔斯泰炉火纯青、熟练准确，表现出语言巨匠的卓越非凡的才能与素养。 　　血与火的赞歌——法捷耶夫的小说 　　亚历山大·来历山德洛维奇·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杰出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 　　《毁灭》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期间，远东地区的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游击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匪军的包围、追击，在共产党员莱奋生的领导下，经过严酷的斗争，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新地区。这时他们虽然只剩下十九个人，从表面上看，这支游击队似乎是“毁灭了”了，但是，他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锻炼得更为坚强，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一切敌对的都被革命扫荡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的革命斗争的、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的都被淘汰掉；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大众中间站起来的，都在这次斗争中受到锻炼，并且不断壮大和发展。人的最巨大的改造正在进行着。同时，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游击队中的领导作用，指出抽象的、全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是没有的。如果一切行为和行动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都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那就是道德的。凡是破坏革命的利益、破坏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切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在小说中，写敌我战斗的场面并不多，主要是写战争环境中游击队的日常生活，从而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精神面貌变化的过程。 　　由于小说较好地描写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基本力量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成长，所以，这个特定地区的一支游击队的战斗历程，实际上就成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真实生活的缩影。 　　作者塑造了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游击队长莱奋生的正面形象，表现了革命斗争中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作者也成功地刻划了有许多缺点、但已经获得革命战士的新品质的莫罗兹卡和把自己看得重于一切，经不起斗争考验，终于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使队伍蒙受重大损失的密契克的形象。 　　在我国，鲁迅早在1930年就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一样地把《毁灭》翻译过来，鲁迅称《毁灭》为“纪念碑的小说”，他说他“就象爱亲生的儿子一般爱它。” 　　《青年近卫军》小说描写卫国战争期间的斗争生活、德国法西斯侵占了顿巴斯的克拉斯诺顿市，到处烧杀抢掠。苏共州委书记普罗钦科、区委领导人刘季柯夫等人领导群众和侵略者展开一场气壮山河的斗争，其中有一批年青而英勇的“青年近卫军”成员。他们带领青年伙伴四处出击，神出鬼没，处死判徒，散发传单、收集武器、破坏交通、夺取敌军物资，追歼德寇散兵游勇；驱散敌人想掠往德国的牲畜等。使德寇防不胜防，胆战心惊。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青年近卫军战士在城内主要建筑物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居民们莫不欢欣鼓舞，德寇当局魂飞魄散，他们费尽心机，妄图一举扑灭地下组织。除夕夜，几个青年近卫军队员夺取敌军车上的新年礼品，不料被发现，其中三个人叛变了，致使刘季柯夫及“青年近卫军”大部分成员先后落入敌军摩掌。全体被捕者在法西斯监狱中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斗争，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于该城解放前夕。 　　作者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上，歌颂了一个英雄主义集体。同时，他用更多的笔墨，刻画了五名“青年近卫军”的总部委员、“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辉形象。他们既在严酷的斗争中显示出高贵的品格和坚强的毅力，也在爱情、友谊、家庭等生活领域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操，纯洁的灵魂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法捷耶夫笔下，这五个典型人物性格丰满、特点鲜明，是战争时期一代青年的典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青年近卫军》通篇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彩，给人以奋发、升腾的力量。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成为全书的基本格调。法捷耶夫还常常以抒情的笔调、细腻地描述了年轻人的感触、思索、冥想，给作品增添了无限的诗意。 　　顿河的儿子——肖洛霍夫及其小说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苏联作家。在近八十年的生涯中，他经历了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卫国战争等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也经历了战后苏联的政治变化。肖洛霍夫以他丰富的创作，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和历史变异，他给他笔下的作品留下了复杂的印记。肖洛霍夫来自顿河地区，成为作家后，依然长期生活在故乡顿河哥萨克地区，他的几部巨著都是以顿河人民为主人公的，是顿河给了他创作的源泉。 　　《静静的顿河》主要描写顿河哥萨克在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与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历史，揭示顿河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居民由于战争和革命而在日常生活风习、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中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揭示卷进1914—1921年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强烈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 　　史诗揭开了闭塞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内幕。作者叙述了顿河哥萨克形成的历史。他们在沙皇政府愚民政策的腐蚀下，逐渐丧失了爱好自由的传统，培养成一副偏狭而又畸形的心胸，崇尚等级观念，追求愚蠢的荣誉，盲目地效忠沙皇，并且认为自己的优越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排挤和剥削“外乡人”。几百年来，由于沙后反动政策的麻醉，哥萨克成为镇压革命、绞杀革命的凶手。他们过着独特的经济生活，脱离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因此要在哥萨克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一场特别复杂的斗争。 　　小说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深刻地反映了战争和革命年代哥萨克人的动荡分化与悲欢离合，真实地展现他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一个民族只在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兴旺昌盛；一个人不管有多大才智，如果脱离人民，不随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走向沉伦堕落，被无情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很有个性的人物，他在动荡历史年代走着一条独特、坎坷的人生道路。他既不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复杂人物。在短短的四、五年间，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反革命叛乱，其动摇徘徊是非常明显的。然而，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泾渭分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葛利高里徘徊动摇的结果，最后还是陷入反革命深渊而毁灭。作者对他的主人公的偏爱也是明显的。在小说中，作者虽然否定葛利高里的道路，却赞赏他英勇豪放的性格、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正直善良的人性，对他坎坷一生的悲剧结局寄予深切的同情。 　　小说分四部，具有史诗性的规模，有些研究者认为，“就史诗性的描写战争与和平生活的广阔性方面讲，也许只有《战争与和平》可以同《静静的顿河》相媲美。” 　　《一个人的遭遇》小说描写了卫国战争期间一个普通苏维埃人的悲惨遭遇。主人公索科洛夫原是个工人，夫妻恩爱，衣暖食足，过着美满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忍痛告别妻子儿女上前线。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当过俘虏，在敌人的集中营中受尽折磨，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然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早被敌机炸死，他的儿子也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法西斯侵略战争夺去了索科洛夫的一切，给他的精神和肉体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他的遭遇概括了苏联人民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小说中的索科洛夫是一个普通苏维埃人的形象。他身世凄凉，倍感新社会的温暖，但又满足于小家庭生活，缺乏远大革命理想，然而一旦祖国面临危险，他却挺身而出。无论在战斗中还是集中营中，他虽感到艰苦难捱，却没有叫苦，没有求饶。而是坚持地斗争到底。战争毁灭了他的家庭和幸福，使他悲痛欲绝，然而他没有失掉生活的勇气，他以深沉的阶级热情收养孤儿万尼亚，踏上坎坷的生活旅途，迎接命运的严峻考验。索科洛夫平凡、朴实的性格，具有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一个人的遭遇》是作家关于战争和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小说所探索的战争和人的关系问题，以及描写普通人形象的问题，对苏联当代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它描写1930年初工人共产党员达维多夫受党的派遣，来到顿河哥萨克地区的格内米雅其村，他和村党支部书记拉古尔洛夫、村苏维埃主席拉兹米特洛夫一起，领导农民开展消灭富农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教育和帮助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建立集体农庄，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小说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集体化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必然要遇到阶级敌人的疯狂抵抗。富农分子奥斯特罗夫诺夫和白匪残余波罗夫采夫等人互相勾结，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活动，他们串连落后分子，拼凑反革命组织，阴谋策动反革命叛乱，他们窃取新成立的农庄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权，散布谣言，煽动群众闹事，企图搞垮集体农庄。他们野蛮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最后被苏维埃政府逮捕法办。 　　小说还表明，个体农民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严重障碍、中农梅谭尼科夫留恋小农经济，对集体化顾虑重重，犹疑、徘徊、反复。一部分群众虽然形式上加入了集体农庄，但缺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一遇风吹草动就闹着要退出单干。有的人甚至宰杀牲口，哄抢粮食，殴打干部。严重的问题是农民，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工作，帮助他们逐步克服私有观念和习惯努力的影响，农业集体化才能巩固和发展。 　　作品的风格方面，小说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融为一体，表现出肖洛霍夫创造复合的审美形态的刻意追求和娴熟技巧。在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严肃的阶级斗争时，作者往往插入许多令人发笑的情节和细节，并以惊人的艺术技巧使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欧美现代派小说 　　概　述 　　现代派又称先锋派，是西方现当代许多反对传统文学的流派的总称。发端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这个时期开始，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代，创造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恰恰在这个期间，西方社会发生了严重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是西方现代人思想特别混乱、动荡不安的年代。这种精神危机首先是由西方人对自己社会的传统认识、传统价值标准的崩溃造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知识分子心中具有震撼一切的性质、劫后余生的人不得不对传统的理性、传统的价值标准作更深沉的思考，文明社会的演进却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欧洲大屠杀，他们的信仰丧失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撑崩溃了，传统的“理性”原则则失去了作用。 　　而人的境况、异化、人与人的疏远和敌对又使西方知识分子感到焦虑和痛苦，他们成了一些在精神上失去了根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归宿的精神上的流亡者，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浪子，他们自身也处于难以克服的精神危机中。 　　现代派文学鼓吹非理性主义、强调自我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反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主张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经常运用象征、意识流、荒诞手法表现社会现实。 　　心理流程的记录——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一个现代派流派，流行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现代派文学流派都有较大的影响。“意识流”这个名词是从心理学借用过来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第一次提出了“意识流”这个术语。他说：“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连接，而是流动的。用一条　‘河’、或者一股‘流水’的比喻来表达它是最自然的人。此后，我们再说起它的时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生活之流吧。”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有连续性的“意识流”中把他所注意的那一部分挑选出来，构成自己的世界；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所谓的事物，只是他自己从“意识流”中任意划分出来的片断。 　　后来，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心理时间”论。他认为，常人所说的“时间”；只是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示宽度的数量观念；他所提出的“心理时间”则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表示强度的质的概念，人们越是深入意识领域，这个“心理时间”的概念越是适用。柏格森还强调，“真实”存在于人们的“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并劝作家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跟着人的意识流动从心理的角度去刻画人物。 　　同时，詹姆斯提出的“意识流”论还得到了一位著名生理学家，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的肯定，并加以充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认为，人的意识受“下意识”支配，“下意识是精神的真正实际”，而下意识的基本内容就是“性爱”；由于人的“性爱”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受到外力和“自我”的压抑，所以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因此，“性爱”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原动力。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既扩大了詹姆斯“意识流”说的影响，又扩大、发展，完善了它的内容，为“意识流”作家洞察和描写人的心理起了规范作用。他们三人的理论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不断完善，从而为意识流小说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到，意识流小说的产生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劳资冲突、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不少青年人对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形成扭曲了的思想状态，传统的文学形式已无法表达人们的心理。于是意识流小说就应运而生了。 　　超超时间把握自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流年》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1913年他出版了他的长篇巨著《追忆逝水流年》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标志着意识流小说进入兴盛期，并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追忆逝水流年》包括《在斯旺家那边》、《少女如花的庇荫下》、《在盖尔芒特家那边》、《索多姆和戈莫尔》、《女囚犯》、《消失了阿尔贝蒂娜》、《寻找回来的时光》七卷。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着一个家境富裕，从小身体虚弱的人过着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小说一开头，叙述者就把读者置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时间和空间里，叙述者本人也飘忽于形形色色的时间和地点之间。他躺在床上，思绪象潮水一样涌来。他想起从前在贡布雷姑妈家生活的情景；想起了他家的朋友斯万的一段恋爱经过，他对吉贝特恋情，他在巴贝克海滩的生活，他结识的许多上层人物，特别是后来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然后回忆起他家在巴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借住的经过，以及在巴黎的生活。复活节时一家又返回巴贝克。他想起外祖母的死。他怀疑阿尔贝蒂娜是中性人。接着是他同艺术界、学术界人士的交往。他在似梦非梦中又同阿尔贝帝娜在一起，同时又受到怀疑的折磨，最后他俩一起到巴黎。他表示要娶她，她感到婚姻不自由，终于不别而去。但彼此还通信，不久他得到她已死的消息。他更加想念她，想在别的少女身上发现阿尔贝蒂娜的影子。 　　这时，叙述者发现，他成了一种空幻的幸福的俘虏，这种幸福无法满足自己向往幸福的需要，使他产生了无可补救的苦恼。最后，叙述者的一切思绪实然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他体验到同时出现在回忆之中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许多往昔的瞬间，看出了时间在他的亲友们衰老的躯体上所起的作用。在死亡临近时，他高兴地感觉到，通过回忆，生命的存在可以继续下去。 　　到这时，他终于理解，他自己就是作家，他的作品便是他回忆的漫长的历程。作品中写的不是他日常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事，而是他的意识的慢慢形成。他还终于理解到，他作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赋予这种对于时间的具体感觉的一定的艺术形式。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并且显然已经消失的岁月，它仍活在我们的躯体内，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回忆便可以重新抓住它，把它变为和我们目前的整体凝聚在一起的东西。 　　这是一部没有清楚连贯的故事情节，以柏格森的“心理时间”为法宝，将无数的回忆巧妙地串连起来而构成的奇特的小说。 　　全书由叙述者将许多不连贯的回忆片断描绘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遥远的生活画面，是一环套一环的回忆。这部小说的发展，却是这样由显然不连贯的一段一段的连环套式的回忆构成，由叙述者的中心意识把它们串连起来。随着叙述者回忆的展开，一个只是在叙述者的头脑中才存在的世界出现了。普鲁斯特认为，他所追求的新型小说，是不必有清楚连贯的故事情节的，不应该注重典型人物性格的刻画，更不要象唯美主义的大师戈蒂耶那样，去搞耸人听闻的外型美的描写，但又不能使作品枯燥无味，要使人们从大致按年代编排的情景，连环套式地描述里闻到芳香，尝到美味，把读者带到那惟妙惟肖的幻境中去，在幻梦中得到一种崭新的艺术美的享受。 　　《追忆逝水流年》以“心理时间”为法宝处理时间、安排小说结构，达到了神奇的结构效果。在小说中，从局部来讲有时空错乱的现象，有将过去、现在和将来随意颠倒穿插、交融，并有意不作任何说明的现象，以此来渲染内心无意识活动的变幻莫测。凡遇到这样的段落确实令人晦涩难懂。但从整部小说来看，普鲁斯特发展了柏格森的理论。作者驾驭了时间，熟练地运用了心理时间概念，把时间作为主宰这部小说的精神人物，作为整部小说的纲。 　　普鲁斯特认为，人在时间所占有的位置可以无限延伸，保存在记忆之中的往昔印象可以在目前再现，从内心的感觉来说，过去和现在是可以重叠的。“内在的自我能够生存并且欣赏事物之本质的唯一环境，乃是——超越时间。”于是，《追忆逝水流年》显得长而不松，繁而不散，杂而不乱，实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内在的真实——吴尔夫的小说 　　维吉尼亚·吴尔夫（1882—1941）是对现代西方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英国女作家。她最重要的作品是三部意识流小说《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和《海浪》。它们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具体社会生活的描写，小说的内容是客观现实在人物感觉上的反映，以及主人公们被它们引起的复杂的感受。她力图表现主人公瞬间对外部世界的印象的意识流。在她的这些作品中，主人公们不断地在内心中探索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生和死。因此，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反映了人的内在真实的小说。 　　《到灯塔去》小说围绕着“到灯塔去”，写一群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半天的心理活动。 　　拉姆齐一家住在海滨，通过别墅的窗子可以望见灯塔。拉姆齐夫人答应小儿子詹姆斯第二天带他去灯塔去。拉姆齐先生却说天气不好。使孩子很扫兴。当时拉姆齐家正好有几个客人，有一个女画家莉莉正在画画，还有班克斯教授，他正在追求拉姆齐家最漂亮的女儿普鲁。当晚风雨大作，去灯塔的计划泡汤了。十年后，拉姆齐夫人已死去，她女儿结婚后死于难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拉姆齐家的一个儿子安德列应征入伍，在法国被炸死。岁月流逝中别墅也今非昔比。战后拉姆齐一家重返别墅。一天早晨，拉姆齐带着两个最小的儿女到灯塔去，但此时拉姆斯童年时代的好奇心早已消失。莉莉又拿起画笔，浮现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宽厚仁爱的拉姆齐太太的形象，她的形象象一盏未泯灭的灯塔。 　　小说的意义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的。“灯塔”是指身在平常而混乱的生活中的人们通过心灵之窗，直观地感受到的、向往的目的地。“到灯塔去”象征着自我超越的精神旅程。最初拉姆齐先生和拉姆齐夫人在第二天能否去塔这件事上，看法分歧。拉姆齐先生态度冷漠，他看到生活严酷，排斥“渺茫”的希望。拉姆齐夫人则相反，她认为生活虽然痛苦，人们的努力最后可能失败，但只是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态度，用宽容和爱去对待一切，就可能和永恒的宇宙精神相通，“到灯塔去”是值得、可能的。小说结束时，拉姆齐先生还是接受了他妻子的人生态度，到灯塔去了。小说表明，时间虽然可以暂时主宰一切，人们的希望似乎会象花园中的花草一样荒芜枯死，但到头来，生活在混乱、残酷的岁月里的人们还是登上了灯塔，他们的生活并不会是一片白纸。这是吴尔夫对人生意义的思索。 　　都柏林人的灵魂——乔伊斯的小说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爱尔兰现代著名小说家，是意识流小说大师。他的主要作品有《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乔伊斯的全部作品以爱尔兰生活为素材，以都柏林为背景，他的一生都在为爱尔兰人民的精神解放而撰写“道德史的一个篇章”。乔伊斯的作品不追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物复杂的思想世界。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是乔伊斯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还有现实主义的痕迹。 　　作者通过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的意识活动，反映出作者对爱尔兰社会的不满。斯蒂芬是一个敏感的艺术型少年，他体质纤弱、天赋聪颖，他生活的社会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四周是贫困、争吵、冷漠、平庸、宗教压抑和民族的闭塞。他对传统的东西十分反感，艺术创作欲望时时激动着他。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着的内心世界里展开，给作者提供了心理分析的无限深度。乔伊斯想通过作品宣扬“孤独”和“自我表现”，鼓吹“孤独是艺术精练的首要原则”，“流亡就是我的美学”等一系列主张。他把作品的主人公故意刻画成一个在童年时期就是极端神经质的、经常改变日常的事实和用普通的语言来唱出表达自己个性的歌的人，并且使爱尔兰的历史、政治、宗教、家庭关系等等都在斯蒂芬小时候幼稚、笨拙而不连贯的意识流动中展现出来。主人公经历了一个内心正在觉醒的青年对各种传统观念目空一切的怀疑时期，最后终于在反抗宗教、摒弃天主教的信仰，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他远离祖国、漂泊异城，为寻求他的艺术事业而奋斗去了。 　　《尤利西斯》小说写了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为报纸拉广告的布卢姆和他的妻子莫莉的一天。布卢姆多年前失去了儿子，妻子对他不忠，人们常常嘲笑他，他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斯蒂芬因母亲病危从巴黎赶回都柏林，在母亲临死时拒绝以宗教的形式为她祈祷，母亲去世后抱恨终日。他曾对母亲有过情欲，因此深感对不起父亲，内心怀着罪恶感，希望在精神上重新获得一位父亲。这天晚上布卢姆去医院看望一位产妇，遇上斯蒂芬和人们饮酒聊天。布卢姆认识他的父亲，看到他的醉态，暗自为他担心，决定跟随他。斯蒂芬喝得大醉，在妓院闹事，布卢姆悉心照顾他，这使他们突然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心灵上最需要的东西：斯蒂芬找到了“父亲”，布卢姆找到了“儿子”。布卢姆回家后告诉莫莉：斯蒂芬将加入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时充满了肉欲的莫莉刚告别了情人，因斯蒂芬的出现而朦胧在体验到一种母性的满足，同时又产生了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情欲的冲动。她在快要入睡的瞬间又迷迷糊糊地回忆起她当初和布卢姆变爱的时光。由于三个人潜在的结合，在生理（莫莉）、感情（布卢姆）和理智（斯蒂芬）构成的基础上，未来的生活似乎会出现转机。“尤利西斯”是奥德修斯的罗马名字。乔伊斯套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框架，把“现代人”布卢姆在现代城市都柏林十八小时的游荡与古代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的十年漂泊加以比照。“现代人”布卢姆是个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俗物，一个卑微的庸人。他并不比周围的人更坏，他的境况令人同情，他也以真挚的同情之心待人，但他能力低下，一事无成、胆小怕事。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正在和别人幽会，反而躲在一家酒馆里幻想他们寻欢的场面。在奥德修斯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意志和行动能力高度一致的英雄形象，是百折不回的信念、崇高的道德和义务感，能应付一切危难的行动能力，前后一贯、坚定完整的性格，但在布卢姆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置身在现代西方商业社会中的俗物。他虽然也想摆脱精神创伤，找到一小块避风港，却没有一点儿英雄主义的追求。他在精神上支离破碎卑微、怯懦。在古代英雄的光彩夺目的背景上，他的形象是特别令人震惊的。奥德修斯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战胜了难以言传的考验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但布卢姆在外游荡、奔波了一天之后，等待他的却是并非属于他的家园。作者以象征性地点出了现代流之者的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可悲处境。 　　悲剧的四重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意识流小说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能够深刻发掘人物的内心生活、发掘人物潜意识中的性欲本能。小说常以凶杀、乱伦、梦魇为题材。他还注意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描写人物，增加作品的层次与真实感。采用“时序颠倒”的手法，用以突出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他的意识流作品扑朔迷离、变幻莫测，象万花筒般繁复、杂乱，但引人入胜。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小说故事发生在杰弗逊镇一个破落的望族康普生家。这个家族曾出现过好几个将军，一个州长及许多有钱的农场主，但现在这四个儿女，一个是白痴、一个是热恋自己妹妹的自杀者，一个是粗暴的骗子，另一个是热恋哥哥具有变态心理的女儿。福克纳通过这四个儿女描述了这个败落的家庭的情况。由每个人物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和时间叙述同一个故事，小说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班吉的部分”，写康普生家的小儿子班吉的意识活动；第二部分是“昆丁的部分”，写思想混乱的长子昆丁自杀前的意识活动；第三部分是“杰生的部分”，写实利主义者，次子杰生的意识活动；第二部分是“迪尔西部分”，迪尔西是这个家庭里的黑奴，她是唯一健康、正常、没有变态心理的人，为人忠诚厚道。作品由她把整个故事复述一遍，故事的中心线索是康普生家放荡不羁的儿女的经历，作者想通过老黑奴对康普生家衰败的叙述，来反映出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崩溃。 　　小说把白痴班吉，思想混乱的昆丁和实利主义者杰生这三个人物的三种不同的“意识之流”汇聚到一起。通过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咏唱，作者用意识流手法描绘出一个如同梦幻的、模糊不清的大致情节，然后再用第三人称的手法来填补意识流所造成的空白。因此，福克纳这部作品中的三股意识流被有机地联在一起，比以往意识流又前进一步。 　　作者也运用了“时序颠倒”法。第一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7日，第二部分是1910年6月2日，第三部分是1928年4月6日，第四部分是1928年4月8日。这样一来，作品能吸引读者去寻找叙述的线索，自己重新建立起时间的顺序，加强小说的效果。 　　一个家族的悲剧故事，四段各不相关的思维，犹如四道光谱复合成光怪陆离的色彩，而这四个不同的观察点则又建立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曲折复杂的关系之中。乍一看，似乎使人无法理解，但透过这些表面零乱的因素，却使人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幅象征性的图象，它的每一个光点都闪烁着各自的颜色，组成它的线条便是意识流。“表现精神，不是描写现实”——表现主义小说 　　表现主义是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盛行于欧美西方世界的一种文艺思潮。它起源于美术，尔后在音乐、戏剧、小说、电影等整个文艺领域中获得发展，首先出现在德国，盛行于奥地利，进而在瑞典、波兰、英、法、美等国广为流传。“表现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01年。这一年在巴黎举办的马蒂斯画展上，法国画家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展出一组油画，取名表现主义。1911年，德国画家沃林格尔发表一篇论文，文中使用了“表现主义”一词。此后，表现主义从绘画界传入文学界，到了二十年代获得巨大发展，在诗歌、小说，特别是戏剧领域产生了一大批的影响的作家。代表作家有奥地利小说家弗朗兹·卡夫卡，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等。 　　表现主义文学，是以表现主观感受而著称的，他们的口号是“表现精神，不是描写现实。”竭力反对现实主义按照现实的未来面貌来描写现实的原则，主张表现外部世界在人的内心世界的折光。德国的表现主义者声称：“世界存在着，再去重复它就没有意思了。”因此主张向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即着意于表现主观感受的精神，如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怖感，灾难感、孤独感、无能为力感和无所归属感，等等。 　　表现主义主张突破表面现象，直取内在的实质，跨越个别现象，而展示抽象的品质和永恒的真理，在较大时空范围内，对现实作整体的思考。它所追求的大主题，如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等等。表现主义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数属于人的原型。这类人物形象往往属于人的原型。这类人物形象往往只是共性的抽象和观念的象征，经常没有姓名，身世来历不清，也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代人的困惑——卡夫卡的小说 　　弗兰卡·卡夫卡（1883—1924）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他生前文名寂寞，死后才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虽然文学创作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但他毕竟是一个业余作家。他勤于写作，却不想成名，也不想发表他的作品，他仅仅把写作看成是自己的忠实伴侣和赖以寄托思想感情的工具。他的生活境遇以及他那天生害羞的性格，使他沉默寡言，郁郁不欢，深感孤立无援，对现实无能为力，因而把写作当作自己唯一的精神安慰，当作自我理解的一种手段。虽然他勤奋创作，但生前只发表了六个短篇小说。 　　《变形记》小说的主人公格利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挣钱养活家人。一天早晨，他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的父母和妹妹见到这个情景，大为震惊。 　　父母不理他，母亲很悲伤，妹妹开始时怜悯他，给他送食物和打扫卫生，但后来她也感到厌倦了，格里高尔的饮食就没有保证，房间也越来越肮脏，由于少了格里高尔的工资收入，家里人只得另找门路谋生，他们出租房屋，以增加收益。一天格里高尔被妹妹的小提琴吸引出来，暴露在房客面前，全家大乱，房客吵着要退租，妹妹表示无法忍受，要把它弄走。格里高尔就在当晚死去，全家人仿佛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而且典型的现象。卡夫卡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但是通过变形这个象征的手法，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的物，例如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了奴隶，并最终把人变成了“非人”。卡夫卡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和活动，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种别具一格的描写使 　　《变形记》成为一篇独特的文学作品。 　　《诉讼》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被公认为卡夫卡最优秀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是约瑟夫·K，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在三十岁生日的早晨，突然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K的被捕仅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一声通知，后来法院曾传讯过一回，但没告诉他为什么被逮捕。而K依然行动自由，同过去一样，照常上下班，过自己的生活。K开始对被捕非常愤慨，第一次开庭时，他在法庭上大声谴责司法制度的腐败，揭露官吏的贪赃枉法，并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事实上他总忘不掉这件事，内心压力越来越重，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他自动上法庭去探听，参观设在顶楼上的法院。K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开始放开银行的业务，只为自己的案件奔忙。但聘请的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他以外，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申辩书。最后K在教堂见到一位神父，他告诉K说，要找到法律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不久，K的案件结束，法院要对他执行死刑。一天夜里，两个穿着大礼服的人把他架到效外采石场，用屠刀把他戳死。K最后的理法是：“象狗一样死去。” 　　从表面上看，《诉讼》是一部荒诞的、非理性的小说，但它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卡夫卡没有正面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这用象征的、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发展变化，别具匠心地达到揭露社会现实的目的。一个人无辜被捕，在诉讼过程中，处处碰壁，一筹莫展，精神上受到压力，心灵上受到摧残。任何一个公民一旦被这个法律机器网罗进去。就终身无法摆脱。正如K所说的：“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控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 　　《诉讼》通过K的命运，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趋严重的异化现象，并且最早在长篇小说中表现了异化的人。小说中描述的那个法院就是异化力量的象征，约瑟夫·K本人就是异化的人物，卡夫步正是通过K的艺术形象，探索人的本质。 　　《城堡》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K为了进入城堡而作出种种努力最终徒然无效的故事。在某一寒夜，K孤独一身，踏着雪向城堡走去，城堡就矗立在前面的小山丘上，可是道路迂回曲折，怎么也走不到，只得就地投宿。次日清晨，K走出客栈，城堡轮廓清晰可见，于是又向城堡走去，就是无法靠近它。夜幕降临，只得返回客栈。K设法打电话与城堡联系，得到的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城堡为他派来了助手，送来嘉奖信，K被弄得莫名其妙。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小说写到二十章上。据说，作者计划的结局是：K在弥留之际，终于接到城堡的通知：可以住在村里，但不许进城堡。 　　小说中的城堡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既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它象征着一个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带来灾难，不可捉摸的现实，象征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目标。作者描述的重点不在这象征物的本身，而是主人公对争取到达城堡的种种精神体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迈一步就困难重重，连一个最简单的目标都不可能达到，一切显得无能为力，身不由己。 　　小说采用开放性结构，由内向外的表达方式，故事性不强，人物来历不明，行为也没有线索可寻，一切都突如其来，捉摸不定，作者以一种奇特的漫画式风格，切实地表达出自己置身于西方世界的内心感受。 　　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带有作者本人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品有着某种自传色彩。当然，这不是在事件的经历上，而是在精神上。K的弱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卡夫卡本人也明确意识到的自己的弱点。他十分坦率地说过：“我知道，生活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我随身带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的弱点，我把这种弱点当作我的时代的消极面紧紧地握在手中。” 　　世界的荒谬与人的选择——存在主义小说 　　存在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文学上的反映。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表现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达到了高潮。 　　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是丹麦人克尔凯戈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流行。主要代表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重要地位，一些作家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成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蒙娜·魏尔和加布里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二是以让·保罗·萨特、阿尔培·加缪、德·博尔瓦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文学的社会影响上说，萨特和加缪最为重要，他们都是法国的文学家。 　　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个人与社会是永远对立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来的，客观世界和社会总是在与人作对。时时威胁着“自我”。存在主义者把恐惧、孤独、失望、厌恶、被遗弃感等，看成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在他们看来，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不知道自己死亡的来临，无所谓对死亡的恐惧；而人能知道自己终究不免一死。因此，他们认为，存在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从而得出了“存在”的等于“不存在”的悲观主义的结论。 　　萨特强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包括个人反抗一切的自由。而且这种选择，不需要什么道德标准，不必考虑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只要凭借个人的意愿行事。 　　存在主义文学主张哲理探索和文学创作相结合，以表现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己任。这些作品大多数处理的是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题材，重思想，轻形式，强调逻辑和哲学思辩。存在主义作家反对按照人物类型和性格去描写人和人的命运。他们认为，人并无先天本质，只有生活在具体环境中，依靠个人的行为来造就自我，选择自己的本质。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新鲜多样的环境，让人物去超越自己生存的环境，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因此，人物的典型化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文学创作中，存在主义作家提倡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三位一体观。认为作家不能撇开读者来写小说，作者的观点不应该是先验的，还必须通过读者去检验；只有当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在小说人物的活动过程中，作者和读者才共同发现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观点，对欧美青年一代作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选择的自由——萨特的小说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在文学方面，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方使人们褒贬不一的存在主义文学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他反对为文学而文学。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主张文学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发挥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恶心》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描写了与社会生活隔绝的洛根丁有一天突然感到周围存在的一切都令人恶心。存在之毫无意义，连他自己对这个世界也是多余的。小说显示了主人公对荒诞世界的“深深厌倦”，对现实的恶心感，不可知感、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孤独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对客观事物产生怀疑与恐惧。他在公园里看见树根深深陷入泥土里，盘根错节，感到害怕，因为事物存在的偶然性产生了荒诞感。他觉得这个世界污秽丑恶，人人都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彷徨苦闷，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一面又感到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认为人的存在是多余的，无聊透顶。小说结束时，洛根丁感到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造，人能自由地选择。 　　加缪在评《恶心》时说：“看到生活的荒诞，这还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真理，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都由此进步。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在结束这次在不安的世界内的遨游之时，萨特先生似乎允许人们有所希望：一个在写作中获得解放的创造者的希望。” 　　《墙》这篇短篇小说以西班牙战争为历史背景，描述主人公、革命战士巴布洛·伊比埃塔和他的战友们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后待决临刑的情景和内心活动，既写了伊比埃塔的理智上的无畏，也写出了他心理上的恐惧。这里的恐惧也属于存在主义的概念。敌人有一次审讯伊比埃塔，要他说出他的战友雷蒙·格里的藏身之所。伊比埃塔认为对西班牙的革命事业来说，雷蒙·格里比他更重要，他始终守口如瓶，后来为了嘲弄敌人，他编造说雷蒙·格里藏在墓地里，但敌人却果真在墓地里发现了他，把他打死了。原来，藏身在堂兄弟家的西蒙·格里和堂兄弟吵了架，他又不愿意麻烦别人，鬼使神差地躲到墓地去了。本来想嘲笑敌人结果却帮助了敌人，本来想牺牲自己，保全同志，结果却等于出卖同志、保全自己，想到这一点，“周围一切都旋转起来，我发觉自己坐在地上：我笑的那么历害，以致眼泪涌上我的眼睛。” 　　人是越过“墙”而死，还是被挡在“墙”内生还，纯系偶然。格里本来可以留在“墙”内活下去，却因为偶然而越“墙”死去；伊比埃塔却因为同一偶然而生还。这就是作品所阐述的存在主义观点，把人生看作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总和。这偶然，即荒诞。死是所有荒诞中的最后一幕，它可以使荒诞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自由之路》这是多卷集长篇小说，分为《理智之年》、《延缓》、《心灵之死》三部。第一部主要写两对没有爱情的情人，通过他们的私生活表现人生的荒诞和不幸。在第二部里，前一部的主人公们不再在狭窄的圈子里唠叨个人的自由，战争迫使他们中有的人走上前线，迫使他们介入生活。小说把战争看成是世界的荒诞的一个有力证据，因为战争是强加于人的，个人无能为力。主人公们不满现状，但又没有投入改造现实的斗争。第三部写法国投降德国后，主人公之一的马第厄加入了敢死队，坚持抵抗运动。有一次战斗中他勇敢地在钟楼上射击，伙伴们都牺牲了，他仍不停止战斗。按照存在主义的概念，这是一种选择，他在英雄与懦夫之间选择了英雄。 　　小说中主人公马第厄的一生，是“自由选择”的图解和范例。当战争的风暴真的向他扑来时，当他真的看到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他慢慢地觉醒了，从狭隘的、消极的“自由选择”的小天地走了出来，“选择”到为民族而战的广阔天地里。在这时候，他开始感到自己原来所追求的个人自由是那么空虚、无意义。他毅然投身枪林弹雨之中，在抵抗德国侵略者的阻击战中，作出了自己的“自由选择”，积极的“自由选择”。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加缪的小说 　　阿尔贝·加缪（1912—1960）法国存在主义戏剧家、小说家。他的著作主要涉及人在异化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问题和死亡的不可避免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战后西方知识分子思想的迷乱与幻想的破灭。 　　《局外人》作品的主人公莫尔索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莫名其妙地被这个世界所吞没。他好象一个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的人，一个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人。世界上的一切对他都无所谓。母亲死了，他无所谓；情人爱不爱他，他无所谓；公司让他去巴黎，给他优厚的待遇，他无所谓，觉得在哪里都是一样；甚至，他开枪打死了人，被投入监狱，被判了死刑，就要上刑场了，他也无所谓。无所谓谓，对一切漠然处之，就是全文的脉络，全文的主题。“存在是荒谬的”。这是加缪存在主义的核心点。主人公荒诞地来到世界上，荒诞地生活着，又荒诞地死去，莫尔索这种荒诞的经历，正是他的存在主义观点的图解。他所着力表明的，是世界或存在的“荒诞性”。他通过这部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种所谓“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诞的人”。这种人物认为世界毫无意义，有着一种极端冷漠的人生哲学。“局外人”是有代表性的，他代表了西方三四十年代的一部分青年对混乱的世界秩序所感到的精神不安和绝望心理。“局外人”是这个冷漠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 　　《鼠疫》描写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突然发生了鼠疫，市政当局动用了各种手段仍不能制止鼠疫的蔓延，每天都有成批的人死去。当局不得不封锁城市。在这场灾祸面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选择”，有的人尽可能地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有人宣扬这种鼠疫是上帝的惩罚，不可抗拒；有的人乘机大开走私的勾当；有的人想买通卫兵逃出城去，后来却认识到只考虑个人幸福是可耻的，留下来和鼠疫斗争。居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医生里厄。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现在和他音讯断绝，但他把个人的事放在一边，用整个身心去和鼠疫斗争，和死神争夺生命。鼠疫不知从何而来，在夺去了成百上千的人的生命之后，又不知为什么慢慢退去了。这时里厄的妻子已经病逝，接到电报后他外表平静，心里却怅然若失。因为他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将遭受厄运。 　　小说所写的并非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是一个哲理寓言；小说的思想既不是单纯的乐观，也不是单纯的悲观。“恶”是永恒的，人们不知道怎样产生了“恶”，在猖獗一时之后恶可以暂时退去，但随时又可能卷土重来，人们无法制服它，更无法避免下一次再次遭到它的蹂躏，目光短浅的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满足眼前的胜利，只有里厄医生这样的人才清醒地看到“恶”的力量，看到人的存在面临的永恒的威协。在这些方面，小说反映的存在主义思想是悲观的。但作者又坚决反对在“恶”的威协下听天由命、束手待毙。他否定了上帝，否定了宗教，否定自我麻醉，否定只为个人考虑的庸人，高度肯定了里厄面对着“恶”表现出来的勇气、意志和献身精神，肯定他的“自由选择”、他给自己确定的“本质”。他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恶，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但这决不影响他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他体现了做人的尊严的价值。在这些方面，小说反映的存在主义思想又是进取的、乐观主义的。我们不妨把小说表现的存在主义称为“严峻的乐观主义”。里厄医生标志着加缪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飞跃。 　　其他存在主义小说家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是法国著名女作家，《女宾》是她1943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与《恶心》、《局外人》齐名。 　　小说描写的是一对自由结合的青年情侣皮埃尔和弗朗索瓦兹同情并援助一名叫萨维埃尔的“女宾”。接着，故事围绕着这三个人的感情纠葛展开。他们竟发展到打破常规，过三位一体的生活，企图在性爱上进行新的尝试。但是，这位“女宾”是法国沦陷前的一种时代产物。她奉行的是一种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处世态度。她的放荡不羁，我行我素，“女主人”既倾心向往又无法忍受，最后爱情的嫉妒心终于战胜了友谊。“女主人”不能忍受“女宾”的存在，皮埃尔入伍后，“三位一体”破裂了。弗朗索瓦兹乘萨维埃尔熟睡之际，找开煤气，企图毒死她。 　　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作者从存在主义思想出发，把爱情中的嫉妒心理描写成人的本性，即自我意识中的排他性。“三位一体”的悲剧，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危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破产。 　　索尔·贝洛（1915—）美国当代名作家，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 　　1944年，贝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挂起来的人》出版，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果。这部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它可以说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典型的“荒诞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也是第一个比较典型的荒诞人物形象。1948年，他的第二部小说《受害者》出版。这部小说的主题仍然与前者相同，揭示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问题，都是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混乱造成的。 　　贝洛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也是当代美国文学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奥吉企图摆脱外界的控制，追求无限的自由，寻找支配自己的理想的本质。奥吉生长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里，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生活十分贫苦。于是，他还很小的时候，周围的各种人物都企图把它的命运纳入自己的模式。流氓想把他教唆成盗窃犯；富绅们想使他成为驯顺的仆人；高级商品的店主想把他训练成举止高雅的推销员；他的外祖母则一面教他撒谎的本领，一面又希望他成为有身份的绅士。但是，奥吉对外界的控制“有一种对立的态度，有一种进行抗拒和说出‘不’的强烈愿望。”因此，他无论历险到哪里，无论干什么，无论同什么人相处，都选择了他自己的“自由”，他总是他自己，我行我素，谁也改变不了他。他只希望永远保持自己的过去和一个完全的自我，而不愿受别人的约束。因为，他害怕在一种不变的关系和环境中凝固僵化，又担心在不断的变动中失去存在的确定内容。 　　诺曼·梅勒（1923—），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政论家，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 　　1948年，梅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问世。这部小说由于突出地反映了美国部队中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矛盾，被公认为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小说之一。小说采用的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 　　1951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巴巴里海滨》出生，在创作方法上有了变化。这是一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半象征主义、半现实主义的小说。 　　这以后，梅勒经历了一系列严酷的政治事件，大量接受了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想，于196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美国梦》。这是一部典型的存在主义小说，也是作者的代表作、成名作。小说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问世，描写的是美国社会上的暴力、谋杀、复仇、强奸之类精神崩溃和错乱的现象。 　　1967年，梅勒写了《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一书，通过几个美国人到阿拉斯加去猎熊的事，来宣扬存在主义思想，鼓吹美国当时颇为时髦的“性的解放”。 　　梅勒60年代以后的不少作品都具有存在主义色彩，对黑色幽默作家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美国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也较大。 　　对小说形式的彻底反叛——　新小说派 　　新小说派或称“反小说”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于法国，盛行于五、六十年代，它对英、美，特别对西欧和东欧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代表是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等。 　　新小说派不是一种创作团体，只是一种创作倾向，他们自己还不承认是一个文学流派。但他们的创作理论和实践，足以表明它是当代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 　　新小说派作家认为，塑造人物不是创作的目的，人物只是表现心理状态或心理因素的临时道具，作者不必按传统要求给人物以面面俱到的注意。他们反对在小说中刻划人物的性格反对描绘人物的外表特征。并竭力主张把人的思想、见解从小说里取消，把作者所作的政治、道德、心理的评论统统地从小说里取消，企图通过小说，重建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 　　在人与物在关系上，主张以物为主，但只能描写物质世界的外形和样式，而不赋予它任何意义和感情的色彩。在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上，强调读者在小说中的探索作用。为了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内在的心理因素上，因而把人物的面目写得糊涂不清，难以辩认。这样，读者就不得不和作者一起钻进人物的内心，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从而在自己的想象中重建起小说的人物、环境和故事，把作者的想象化为读者自己的想象，使读者进入角色的领域去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新小说派的作品中，主人公有时没有姓名，常用“我”或“你”的形式表达，似乎主人公就是读者本人。 　　在小说结构上，不注意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常常把过去、现在、将来的次序任意颠倒或相互交错，或者根本不明确交待时间，或者一概用现在时态叙述。故事情节异常简单，有些甚至从通俗小说中借用情节，将现实、梦境、下意识、幻觉等彼此重叠在一起。或者采用环境结构，即小说的结尾又回到小说的开头，各种场景在小说中多次重复。 　　不断创新的小说家——罗布·格利耶及其小说 　　兰·罗布—格利耶（1922—）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新小说派的领袖。 　　《橡皮》这是一部以侦探疑案为题材的小说。小说的正文前面，作者援引索福克里斯的一句话：“时间，自己决定一切，不由你作主，它就已提供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橡皮》中，就象在《俄底浦斯》中一样，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起着重要作用。人越是想逃脱和自己作对的力量，就越是成为这个力量的牺牲品。 　　恐怖集团为了杀死杜邦，做了精心的策划，十分周密地考虑了一切有关的细节，但由于一个细小的失误——没有关上一盏灯——杜邦没被打死，只是受了轻伤。杜邦受伤后隐藏在朋友的医院中，让医生放出他已死去的消息，麻痹对方，以逃避危险，同时叫马尔萨去取重要文件。但马尔萨偏偏胆怯，担心自己被刺，去警察局要求保护，同时侦探瓦拉斯又被邮局职员认错，得到一封信，结果杜邦被瓦拉斯打死。阴谋集团的精神安偏偏落空，一心要侦破案件的密探反而成了凶手，几乎必死的杜邦居然侥幸逃脱，而免于一死后又偏偏自寻死亡。总之，因和果完全颠倒了，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不可思议、不可预测。在《橡皮》中，世界是一团扑朔迷离的乱麻，它是不可知的，人们休想理出什么头绪，置身在这恶梦股混乱中的人，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橡皮》的基本写法是突破了按时间先后顺序，并重视空间关系的传统的叙事格局，把时空完全打乱，使“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幻觉、想象、推测，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交错，又不加任何说明和提示。只有反复琢磨，才会理出头绪。 　　运用了重复描写的手法，前面写过的场景到小说的另一个地方重现，使小说结构更象一座迷宫。同时作者又故意略去了一些应交待的情节。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读者免受作者设计的情节的支配，而根据自己的设想去补充。作者要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窥视者》这是一部典型的“新小说”。作者从窥视者的角度，写出了手表销售员马第雅思回到故乡的小岛，推销商品不成，乘机奸杀牧羊少女雅克莲的全过程。 　　全书围绕着题目《窥视者》展开的。马第雅思奸杀雅克莲的全过程被于连所“窥视”，于连自然是“窥视者”。但是，马蒂雅思这个被窥视者，也偷偷地窥视过他人。从整部小说来说，马第雅思的整个犯罪举动是被整个社会所“窥视’”的，但社会——即小岛，对他的行为又熟视无睹，难道不因为他又是“窥视”社会的“窥视者”，社会也同样是被“窥视者”吗？窥见马弟雅思作案，并掌握了罪证的于连，不但没有告发马弟雅思，反而销毁了他的罪证。从他的种种情况来看，整个小岛都知道他的罪恶，他是整个小岛的被“窥视者”。但　“窥视者”却都庇护了他。一个简单的“侦探故事”，运用这么复杂的结构，可算是作者的创举。 　　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读者从现实世界进入小说世界，就象马弟雅思从大陆进小岛一样。一切都在小岛——这个封闭体内发生，离开小岛，什么故事也没有了。凶手离开小岛，罪行也没有了。整个故事中，人物意识的流动取代时间和空间成为情节发展的依据。 　　其他小说家 　　娜塔丽·萨洛特是最早创作“新小说”的作家，也是“新小说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她是一位俄罗斯血统的法国女作家。 　　1948年，萨洛特发表小说《无名氏肖像》。这是作者的代表作。它比《橡皮》和《窥视者》早，在向传统的小说冲击方面也激烈，可以说是最早的“新小说”。作者在书中勾画了一幅专制的父亲如何强迫自己年岁渐大的女儿出嫁的情景。一个吝啬的父亲不愿满足女儿好挥霍的习惯，因此父女感情很坏。后来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父女言归于好。作者像一个暗探，用各种方式去刺探那父女二人的思想和行为，揭示出资产阶级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忌的冷酷。萨特对这部小说颇感兴趣，他读过这部书，后来为它写了序言。序言中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奇异的特点之一，就是这儿那儿都出现了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持否定态度的作品，我们不妨称之为反小说。”于是“新小说”便因此而得到了“反小说”这一称号。 　　克洛德·西蒙（1913—），法国著名作家，新小说派大师。 　　他的处女作《作弊者》叙述了一个名叫路易的青年拐带情人贝勒离家出逃，当贝勒面对现实感到失望时，路易却出于嫉妒谋杀了一位教士，从而使热烈的艳遇变成了可怕的悲剧。小说采用传统的小说写法，注重情节安排，但已在打破时序叙述方面做了尝试。 　　《佛兰德公路》是他的代表作，最初题名为“一场灾难的片断描绘”，作品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只有一幅幅生动逼真的战争生活画面。他在创作《佛兰德公路》时，就像在一幅画前经过反复思索和不断点缀、布局；最后产生一幅让人一眼看到多件事同时发生、多种情节同时展现，多种感情交错相融的具有立体感的文字画。人们在欣赏一幅画时，总是一眼摄入整幅画的布局和特征，西蒙就是要把文学作品改造成视觉的艺术。 　　西蒙小说创作上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把绘画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使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一样具有共时性，多面性，让历史、现实、回忆、梦境、想象、幻觉同时出现，使小说既象一幅巨型油画，又象破碎的彩色玻璃画面构成的万花筒。一句话，把小说变成色彩浓郁、光度对比强烈、层次繁多、变化复杂，使人眼花缭乱、令人感到既迷惑又被深深吸引住的“文字画。” 　　绞刑架下的幽默——黑色幽默小说 　　黑色幽默是欧美当代文艺思潮流派之一，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风行美国，波及西欧。1965年，美国当代作家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集了二十个作家的作品，题为《黑色幽默》，由此而得名。最重要的“黑色幽默”作家是美国的约瑟夫·海勒，他于1961年问世的小说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黑色幽默”是指一种荒诞的病态的幽默情趣，它是置身于阴暗、冷漠之中的无可奈何的自我嘲讽，也是面对绞刑架的威逼而产生的一种沮丧的滑稽的逗笑。其艺术特征在于用荒诞的想象，对人物和环境进行极度夸张的、讽刺的、批判式的描写，以表现当今西方世界的荒谬与冷漠。在“黑色幽默”作家笔下，经常出现漫画式、小丑式的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与传统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截然相反，均是一些“反英雄”的角色。 　　这类作品很少涉及西方世界中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题材，通常用离奇怪诞的情节，把互不连贯的片断情节和荒诞的幻想拼凑在一起，以表现种种恐怖的主题，如战争、死亡、病疫、污染的严重后果。世界之末日等等，给人一种大难临头之感。由此可见，“黑色幽默”是产生于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它是在玩世不恭的嘲讽中，表现对于妨碍个人自由发展的西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无可奈何的愤怒情绪。“黑色幽默”作家同新小说派一样，反对以人物、情节、主题和背景作为小说要素的创作方法，只是新小说派用冷漠的眼光观察世界、强调物体的重要性；而“黑色幽默”作家则耸耸肩膀，说说反话来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丑恶和可怕之处。他们的小说往往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松散，情节跳跃，缺乏逻辑的内在联系。作者故意把真理和谬误，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挥混淆起来，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神秘而恐怖的怪圈——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约瑟夫·海勒（1923—）是美国“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他直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军队中的黑暗是耳闻目睹的。同时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也是有所认识的。他很正直、又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因此他在作品中所揭示的都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他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疯狂与混乱，写人的异化。他的笔调很幽默，但却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他运用了夸张的漫画式的手法，使作品中的人和事显得非常荒诞，非常滑稽，以引起人们发笑，但这是一种绝望的、恐怖的笑。海勒自己说：“我要让人们先畅快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怖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他的创作中的人物常有原型，但他并不是将人物塑造成为典型，而是描写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所采用的常是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支空军中队驻守在地中海的皮亚诺沙岛上，中队司令官卡思卡特上校向往军阶，想当将军，千方百计为搏取上级欢心，任意把规定的飞行次数递增，而卡思卡特部下的官员，人人为自己利益盘算，没有一个具有献身精神。中尉斯克斯考夫平时道貌岸然，不苟言笑。战争爆发使他心花怒放，每过八星期就有一批小伙子落入他手里去送死，自己步步高升，当了全军中将司令官。伙食管理员米洛的成功之路是包办部分伙食，贱买贵卖，中饱私囊，竟办起国际性大公司，连交战国德国的一些轰炸机都把纳粹标记改为米洛公司的招牌为他送货。只有轰炸手尤索林上尉例外，他不象斯克斯考夫那样升官，也不象米洛那样发财，他对死恐惧，渴望求生，深感周围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断定上级命令他飞行或敌军的高射炮，都是谋杀他的阴谋的组成部分，他怀疑整个世界都疯了，但是大家却认为是他发疯了。 　　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定：疯子可以停止飞行，但要本人提出申请，而一个人意识到飞行危险，提出申请要求停止飞行，这证明他神志清醒，不是疯子，就得继续执行飞行任务。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尤索林求生欲望受挫，他顿时恍然大悟，才知道这是圈套，结果逃往瑞典。 　　这部小说的题材是战争，主导思想是反战，这里的战争概念，除了两军对垒血肉横飞的真实意义外，还包括米洛的生意经，与斯克斯考夫的操纵这类超现实的含义。第二十二条军规，是权力加上蛮不讲理的象征，它是一种无所不在、任意捉弄和摧毁人的神秘力量，体现了军事官僚主义体制绝灭人性的本质。“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个词语，已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或“无法摆脱的困境”的代名词。在艺术上，作品充满滑稽、喧闹、疯狂、杂乱的气氛，作者摒弃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没有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细腻的人物性格刻划，主要是通过若干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困境，运用许多似是而非的反语进行自我嘲讽，从中表达严肃的寓意。 　　从《第二十二条军规》可以看到，黑色幽默小说渗透着内在的、深不可测的悲哀和阴郁，有时到了绝望的境地。但黑色幽默小说并非悲剧性作品。悲剧是严肃的，而它的阴郁的内容总是伴随着幽默，悲剧成分总是渗和着喜剧性成份。当然，黑色幽默小说也不是喜剧性作品，因为它描写的毕竟是阴郁的、可怕的、残酷的东西，是人的巨大的不幸。黑色幽默就存在于喜剧性成份和悲剧性成分的统一之中。 　　不设防城市的毁灭——冯尼格的《五号屠场》 　　库特·冯尼特（1922—）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被称为“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小说，对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暴露，作者以冷嘲热讽、荒诞不经的笔调来抨击社会的阴暗面，表面上玩世不恭，骨子里满怀痛苦和失望。他常常借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讽喻现实，以粗线条来勾勒人物形象，擅长于揭示那些尚未被物质世界腐蚀的小人物的精神状态。 　　《五号屠场》是库特·冯尼特的名著。作品重点写的是不设防的城市德累斯顿被炸毁的情况。它带有自传性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冯尼格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进了德累斯顿战俘营，亲眼看到这个城市被同盟国炸弹夷为平地的惨状。 　　作者在写德累斯顿所遭受的厄运时，先写这个城市的美丽：“天际变幻莫测，妖烧多姿，富有魅力而又荒诞离奇。”在主人公毕利·皮尔格允看来，“它好似星期日圣经学校描绘天国的图画。”接着真实地描写了遭到轰炸的情况：“第二天晚上毕利又坐进冷藏室。头顶上似乎有巨人的脚步声。原来是在轰炸目标上投下了一边串烈性炸弹……隔一阵子有个卫兵到楼梯口看看外面的情况，然后走下来和别的卫兵耳语。外面是火的海洋。德累斯顿是一片大火。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到第二天中午才可以从防空洞里出来。当美国人和看守他们的卫兵走出来时，天空已被浓烟薰黑。太阳好似一个生气的小针头。德累斯顿这时好象月亮，除了矿物质什么也没有。石头是热的，周围的人全死光了。”在这次空袭中，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废墟，被炸死的人多达十三万五千。这真是空前浩劫。 　　作品还描写了小说的主人公毕利被另一星球的人劫走。毕利在游历中看到战争和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总是要凭自己的智力制造更巧妙、杀伤力更大的武器。 　　作者运用“时间旅行手法”，颠倒时序，造成时间的奇特交错、场景的快速转换，给人以茫无头绪的感觉。主人公毕利，是个荒唐可笑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他患着精神分裂症，举上乖僻，满口狂言乱语，但其中又掺杂着许多警世通言和启示录式的预见。他一直处于现实与幻境、糊涂与清醒之中，通过非凡的观察，揭露天上和人间的不合理现象。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独特感受，却谴责了德国法西斯的不人道又抨击了同盟国轰炸不设防城市的野蛮行为，并利用其他星球上的生物来嘲笑人类发动战争的愚蠢和荒诞。这部小说的基调是反战，小说的题意在说明，战争是杀人的屠场。 　　其他作家 　　托马斯·品钦（1937—）是当代美国黑色幽默派作家。他的作品不多，贯穿全部创作的中心思想是“热寂说”。这种学说原是亨利·亚当斯提出来的，认为任何东西都会把能量逐步消耗到别的物质上，能量全部消耗后就走向死亡。而宇宙中的热能在全部发散后就会冷寂下来，成为冷冰冰的太空。品钦将这种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能量也有耗光耗尽的时候。当代社会的各种狂热就是人的能量在进行大量的消耗。这必将导致人类的死亡。他的代表作是《万有引力之虹》。 　　小说内容包括现代物理学、导弹工程学、高等数学、侦探技术、性心理学等。在作者看来，人的情俗和现代科学技术是有神秘的联系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感应，为人类带来死亡。火箭发射出去之后，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为人类带来死亡。火箭发射出去之后，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它循着一个象虹一样的弧形落下来。万有引力之虹就是死亡的象征。作者认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极快；但人类狂热地利用它来制造杀人的武器，这种狂热使人类能量最大限度地消耗，将人类导向死亡。所以在这部作品中，品钦明显地宣扬了他的“热寂说”。其实，“热寂说”的理论，早在19世纪就受到过恩格斯的批判。 　　作品符合黑色幽默文学的特点。它是幽默的，但又表现了悲观绝望的内容。作者认为，人类进步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了，但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却为全世界带来死亡。火箭是尖瑞科学的产物，但它却是死亡的象征。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得到制造火箭的秘密，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大家都热衷于制造死亡。死亡简直也不可逆转的统治人类的力量。死亡的统治就是品钦这部幽默作品中黑色的东西。 　　鲍里斯·维昂（1920—1959）是法国颇有名气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在文学观点上，维昂是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既和布勒东等人交往甚密，又是萨特的崇拜者，但从他的主要作品来看，倔应是黑色幽默的先驱。 　　1946年后，他以流畅、富有创新的笔触，创作了三部充满暴力、色情、甚至具有性虐待狂的小说。第一部是《我要到你们的坟上吐唾沫》，揭露美国种族歧视。小说描写一个黑白种混血儿为了替一个被处刑死的黑人兄弟报仇，杀死了两个白人妇女。第二部是《死人都一样》；第三部是《杀尽欧洲雇佣兵》。这些小说作者都是风靡一时的美国型的血淋淋的侦探小说写成的。小说通过幽默的笔调去叙事状物，对后来的黑色幽默作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47年，维昂发表了《时日的泡沫》。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维昂重要的黑色幽默作品之一。这部小说被法国作家雷蒙·格诺视为“最激动人心的当代爱情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后来姑娘不幸死了。之后，又发表了《北京的秋天》、《红草》、《揪心》等小说。这些小说都具有一种强烈、苦涩、清醒而又绝望的抒情色彩。作者对现实和人物的绝望心理采和幽默的笔法去表现，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现实与幻想的结合——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是当代拉丁美洲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流派。现实与幻想相结合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它既受现代派文学影响，也和拉丁美洲丰富的民间传说及神话有联系。作者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时，常常运用怪诞的、幻想的手法，在作品中出现神奇的人物、鬼怪、巫术、种种幻景和超自然的现象。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一般是小说家。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作品的题材来自现实生活。这类作品的内容是反映拉丁美洲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揭露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庄园主、大资本家和军事独裁者。在形式方面，常运用几条线索交错发展的立体结构，并且用意识流手法和心理时间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此外，作者还经常运用象征、暗示、夸张、梦幻等艺术手法。 　　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生活在拉丁美洲这些苦难重重的国家中，拉美国家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加深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他们的作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作家多数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写作。 　　拉丁美洲的弑神者——马尔克斯及其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于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评论界认为他是“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天才们之后，继巴勃罗·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马尔克斯学识渊博，有很深的文学修养。他的创作充满神奇的幻想，荒诞的情节，与此同时，又有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细节，精确的画面。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现实与幻想糅在一起，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百年孤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作，作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革命军总司令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家七代人的经历，描绘了加勒比海沿岸某国小镇马贡多从荒漠的沼泽地上兴起到最后被一阵旋风卷起，布恩地亚家族的最后一代被蚂蚁吃掉，以至完全消亡的一百年历史演变过程。 　　马贡多的兴盛与衰亡，反映了哥伦比亚的百年来的历史。围绕着“孤独”，作者描写了布恩地亚家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感情沟通，缺乏信任和了解。这种孤独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绊脚石。作家写出这一点，是希望拉丁美洲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摆脱孤独，其中包括自身形成的孤独以及外来势力对其强加的孤独。殖民者虽然给拉丁美洲带来了西方文明，似乎改变了它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也掠走了大量的宝贵财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殖民时期结束后，哥伦比亚进入了独立时期，然而国家的境况并没有转机，当权的统治者只是一味鱼肉百姓。 　　作者遵循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统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画面，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书中大量运用了象征、夸张手法，让读者看到一幅幅真真假假、虚实交错的画面，从而丰富了想象力，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秘鲁一位著名作家称马尔萨斯为“拉丁美洲的弑神者”。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这位满怀政治激情的作家，是拉丁美洲暴政的“弑神者”。他在刻画暴君的狠毒残暴、昏愦无能和穷奢极欲，揭露殖民者的巧取豪夺和阴险毒辣方面，在当今拉丁美洲文坛，确实是首屈一指。另一层意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执著的追求和大胆探索精神，他没有任何顶礼膜拜的偶像。对于一切先辈大师，他敬重、学习、借鉴，甚至模仿，但更敢于超越。他不但没有去步他所喜爱的作家后尘，反而尽力回避他们的影响，对于当今一切文学大师，他的准则“首先是承认，然后是击败或者捎毁”，他显然是他们不讲情面的“弑神者”。第三，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认为，当今拉丁美洲的现实实在是灾难深重，苦不堪言。对于这种把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推入炼狱般处境的现实，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予以“砸碎”和“废除”，他是这种现实的理直气壮的“弑神者”，因此，他也更有责任对这种现实加以“重建”或“再造”。 　　反抗暴君的斗士——阿斯图里亚斯及其小说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是危地马拉杰出的作家，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也是世界闻名的民主主义战士。阿斯图里亚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他将拉丁美洲传统的文学艺术风格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特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出色地反映了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由于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深深地植根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气质和传统之中”，因而获得196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 　　《总统先生》发表于1946年，小说以危地马拉的军事独裁者的血腥统治为背景，进行艺术加工和升华。从而广阔地反映了整个拉丁美洲是一座暗无天日的黑暗地狱。 　　小说描写了一个残暴的警官由于随意行凶杀人，被一个傻子杀死。阴险的总统想嫁祸于他的政敌欧塞维奥·卡纳莱斯将军和阿维尔·卡瓦哈尔硕士。于是立即杀害了阿维尔。由于卡纳莱斯是个军人，一时难以下手，总统使命令自己的亲信米格尔假装好意，悄悄告诉将军说，总统打算干掉他。但将军逃跑后起义了。将军的女儿卡米拉在父亲逃走后家里被查抄，亲友都不理她，她忧急过度，害了重病。米格尔爱她，同情她，决定和她结婚。阴险狡诈的总统故意在报上发表这两个人结婚的消息。卡米拉的父亲从报上看到女儿和敌人结婚的消息后竟气死了。总统由于自己的亲信米格尔与敌人的女儿结婚，便怀恨在心，但表面上仍对米格尔很好。后来他派米格尔到美国出差，途中被秘密逮捕，还让他听到卡米拉做了总统情人的假消息，使他身心受尽折磨。实际上，卡米拉到处奔波寻找自己的丈夫，在贫穷、愁苦、焦急中得了肺病，最后她只好带着孩子到乡村去了此一生。 　　小说用幻景渲染专制统治下社会的阴森可怖，用漫画手法刻划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人物，运用联想和譬喻描写人物心理，还把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意境穿插进现实的描写。这部作品风格独特并具有印第安色彩。 　　其他小说家 　　胡安·鲁尔福（1918—）是当代墨西哥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1955年发表的《佩德罗·帕拉莫》是鲁尔福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用现代派手法写的小说，情节离奇颠倒，时序交叉错乱，人们很难读懂。作品的主人公佩德罗·帕拉莫在童年时代是个喜欢劳动和有良心的孩子。他真诚地爱着青梅竹马的女友苏珊娜。他父亲是大庄园主，看不起这个儿子，认为他是窝囊废。后来他的父亲被人杀死，由他接管庄园。他成了一个精明、贪婪、狠毒的财主。由于在买卖牲口方面赔了本，便向富有的女庄园主多罗莱斯求婚。结婚后又将女庄园主逼走，霸占了她的财产。他的生活极端腐化，奸污许多妇女，私生子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为人狡诈，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时，他表面赞助革命，派三百人参加起义军，趁机窃取了革命军队的领导权。他的儿子米盖尔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后来从马上跌下来死了。他不但将马宰杀了，而且迁怒于村里的农民。最后他被自己的私生子杀死。 　　这部作品用的虚幻荒诞的手法。作品的主人公佩德罗·帕拉莫是一个鬼魂。作者说：“他已经死了许多年了。”作品所写的是一个群鬼活动的世界。这当然是黑暗世界的写照。在作品中，人间与阴间、现实与梦幻、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处混成一片，呈现出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图景，表现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卡彭铁尔（1904—1980）是古巴当代著名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 　　他的代表作是《这个世界的王国》。作者以神来之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马康达尔领导的海地黑人武装起义的过程。作品画面广阔、气魄宏伟、情节跌宕多姿、人物生动有力，具有史诗性的壮阔规模。一方面，作品以马康达尔起义的真实事件为基础，有鲜明的纪实性；另一方面，又掺杂了大量黑人民间传说，显得神奇荒诞，色彩迷离变幻。作者把人的世界同神、巫、鬼的世界混杂在一起，表现出“神奇的现实”的特有魄力。 　　乌斯拉尔·彼特里（1906—）是委内瑞拉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第一个把“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引进文坛，并以他出色的短篇小说创作，为后起的人才辈出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艺术楷模；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 　　彼特里的艺术风格，奇诡多姿、神秘深邃充满着深厚的哲理意蕴。他善于把印第安民间传说，古老的图腾崇拜，以及种种怪诞离奇的迷信幻象融入自己的作品。他的文学根底深厚广博，又通晓印第安民族文化传统，这些精深的知识往往由作者信手拾来，写进小说，因而给他的创作增添了浓郁的地方气息和优雅的故事韵味，显得深厚蕴藉，清新自然。然而他作品最突出的特色，却是神秘。无论是情节铺陈、场景设置，或者人物性格发展线索，都充满了神秘色彩，给人扑朔迷离之感。 　　《雨》是彼特里的代表作。作品描写一对贫苦无依的农村老夫妇，由于久旱无雨，庄稼快要枯死了，老夫妇心急如焚，陷入破产的绝境。就在这时，老头在田野里看到一位无名无姓、也没有来历的陌生小男孩。孩子兴头十足地玩着撒尿冲土块的游戏，老头正愁自己没有子女，于是赶紧把孩子带回家收养，老两口对孩子爱如掌上明珠，替他洗澡、陪他玩耍，还把所有的口粮留给孩子吃。可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孩子却跑得不知去向。老俩口非常焦急，跑遍田野寻他没有音信。这时却迎来了久已盼望的倾盆大雨。那密密的雨点，绿了田野，绿了庄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给老人带来了希望。 　　这是一篇优美隽永的小说，其基本风格就是神秘。小说中有大量细节，暗示了孩子同大雨的神秘联系，而老人同孩子的相遇，也显得神奇怪诞，耐人寻味。至于孩子与蛤蟆、蚂蚁、自然万物的联系，更是蒙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这个故事，同古老的印第安宗教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印第安人向神求雨时，往往宰杀小孩作为牺牲，后来又用儿童的木像作为祭祀雨神的供品。这种原始的宗教意识正构成了故事的情节基础。“美国梦”的破灭——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派别。它不是一个有统一组织、共同纲领的文学集团，也未曾发表过宣言，甚至初期连个名称都没有。现有的这一称呼，出自侨居巴黎的美国老一辈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之口。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他把斯坦因讲的那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此后，“迷惘的一代”即被人们所承认。“迷惘的一代”是指由于迷失了前进方向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代。在三十年代初期，美国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受着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战争中，所看到的尽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憎恨战争，但不知如何才能消灭战争，心情苦闷，前途茫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危机，又加重了他们心灵的空虚和苦闷，他们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消极逃避现实的斗争，躲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企图用爱情、友谊、寻欢作乐来解除精神的痛苦，想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但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愈加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 　　代表作家有厄内斯特·海明威、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多斯·帕索斯等。 　　打不败的硬汉子——海明威的小说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迷惘的一代”的代表。1926年他发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使他闻名于世，并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太阳照常升起》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落在欧洲的青年男女为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憎恨战争，无法消除心中的创伤，心情苦闷迷惘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思想情绪、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位美国记者。在第一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下部受伤而失去性爱的能力；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位英国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爱人，他们互相爱慕，却无法结合。巴恩斯对性爱可望而不可即，就带了艾希利到比利牛斯山区，以狩猎、钓鱼和观看巴斯克人斗牛来消磨时光。在斗牛士勇敢精神的激发下，巴恩斯感到无比兴奋：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力量的体现，是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永恒，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由于作者写出了这一代人的失望情绪，集中体现了二十年代海明威的人生观念，这部小说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永别了，武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通过一个美国中尉亨利·腓特力自述的形式，描述了战争如何毁灭人的精神，扼杀人的爱情的以及人与人之间无谓地相互残杀的情景，表达了作者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认识。作者着重解释了“迷惘的一代”的形成过程，亨利从一个热情的青年演变为失望、空虚、痛苦、迷惘的典型正是由这场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战争毁灭了几千万无辜人民的生命，也摧残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 　　海明威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只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笔下的亨利同样如此。他憎恶帝国主义发动的大屠杀，追求个人幸福。他躲入爱情的小天地里和他所爱的卡萨玲一同到瑞士去过甜蜜的、宁静的生活。可是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卡萨玲在难产中死去，他感到自己一切都完了。前途渺茫，没有希望，没有幸福，只有痛苦和绝望。这正是海明威的思想。他看不到光明，充满了悲观消极情绪。它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之一。 　　《丧钟为谁而鸣》这是海明威创作第二时期思想转变的产物，作品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已不再是“我厌倦了，我看透了”的迷惘者，而是一个有意志、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战士。他也追求爱情，但爱情已不再是与战争对立的单纯的个人幸福，他把爱情与事业放在一起，认识到自己身上更崇高的职责。因为乔丹知道，他从事的是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他在为人民而战。 　　罗伯特·乔丹是一个美国教师，在西班牙共和政府面临危难之际，1936年前来支援共和政府，已战斗了一年。这次，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奉命前去执行炸桥的重要任务。在游击队驻地，罗伯特认识了胆小怕事的队长巴勃罗、斗争坚决的队长的妻子庇拉尔和受到庇拉尔保护的西班牙姑娘玛丽娅，还有以老游击队员安赛尔莫为代表的勇敢的战士们。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罗伯特炸桥前的三个昼夜展开。在这里，有巴勃罗和罗伯特之间应该不应该炸桥的争论，有庇拉尔对丈夫怯懦哲学的斥责和对罗伯特勇敢行为的支持，有罗伯特与玛丽娅之间闪光式的爱情，有罗伯特侦察到敌情变化后向国际纵队司令部的报告和国际纵队领导人指挥上的混乱。最后罗伯特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去执行炸桥任务身负重伤，并在生命垂危时阻击追来的敌人。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思想发展的高潮，是他人生观和艺术探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以一个英勇献身的共和主义者的讴歌，是歌颂民主、谴责法西斯势力的杰作；它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方法，凝炼的叙事手段和激动人心的抒情描写为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留下了光辉的文学篇章。 　　罗伯特身上开始显示出来海明威作品中著名的“硬汉子”形象的气质，同作者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中的若干人物，共同组成了这一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的创造在五十年代的《老人与海》中达到了新的高峰。 　　《老人与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的思想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一方面他继续发扬顽强的拼搏精神，提倡为生活斗争到底的哲学观念；但另一方面，他却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悲观主义之中，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残酷的搏斗，而主宰人生的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命运”。 　　《老人与海》描写了主人公桑提亚哥三天三夜只身在海上的捕鱼活动。作者有意识地将人物活动的环境放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茫茫大海中：桑提亚哥“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是个同社会没有联系而独立存在的渔夫，他身世不明、来历不清。对于他的过去，小说只作了两点交待：一是他年轻时曾跟一个力大无比的黑人进行过抵手比赛；二是他小时候曾去过非洲，在海滩上见到过狮子。小说中桑提亚哥是个孤独的打鱼人，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除了小男孩曼诺林，但曼诺林也只是偶尔看看他，不能跟他出海捕鱼，他很穷，又很古怪，他打交道的唯有茫茫大海、他的渔船和渔具。桑提亚哥一连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捕到，但他并不甘心失败，第八十五天继续独驾孤舟，出海捕鱼。在作者看来，只有把桑提亚哥放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才能更好地表现人同自然界斗争的性质。 　　小说的转机是桑提亚哥终于捕到一条大鱼，一条比他的渔船还要大的马林鱼，鱼把船拖往远海，足足挣扎了两天两夜，最后才被老渔夫制服。老头儿把死鱼缚在船旁，口中吃着切下来的生鱼肉，高高兴兴地扬帆返航。不料途中接二连三地遭到鲨鱼群的袭击。桑提亚哥竭尽全力与鲨鱼搏斗，但是，返回港口时，那条硕大的马林鱼已被鲨鱼吃得只剩一副骨架。老头儿精疲力竭，挣扎着回到自己的家，沉睡起来。第二天早上，曼诺林来叫醒他，提出要和他一起出海打鱼，桑提亚哥说自己的运气已经完了。后来，“在路那边的茅棚里，老头儿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地睡着，孩子坐在一旁守护他。老头儿正在梦见狮子。” 　　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把自己从事的职业不单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也当作人生角斗的场所。在他看来，人和鱼，“说到究竟，这一个总要杀死那一个。”他把鱼和人的格斗假设成人生的战斗，在同鲨鱼群的搏斗中，享受着战争的喜悦。他捕鱼不单是为了“养活自己”，而且是“为了光荣”，“鱼一方面养活我，一方面要弄死我”，因此他必须战胜鱼，在桑提亚哥身上，凝注着作者的深刻思想：他虽然失败了，但并不甘心失败，还要从头做起；他在失败后梦见狮子，这“狮子”正是他力量的象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强者，想凭着自己的奋斗在绝望中闯出一条生路来；他的那双“愉快的、毫无沮丧”的眼睛，象征着坚不可摧的毅力；他意识到“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就是精神力量的伟大胜利所在。 　　小说表现了属于同一主题的两个不同内容：精神与现实，奋斗与命运。作者一方面歌颂人类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命运作弄下必然失败的人生表示出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但他希望人在失败中仍要不失尊严、勇敢而不妥协。这正是海明威晚年思想的集中表现，一个精神上的悲剧，一个不屈服于失败命运的“硬汉子”的性格。 　　《老人与海》出版后，使海明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作《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爵土时代的桂冠作家”——菲茨杰拉尔德及其小说 　　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1896—1940）美国“迷惘的一代”的重要作家。菲茨杰拉尔德走上文坛的二十年代，青年一代深受战争之苦，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他们发现一切神祗统统死光，一切仗都已打完，对于人的一切信念完全动摇。”于是，他们摒弃传统道德，一心追求“最为快乐、最为绚丽”的现代生活方式。这样，纵情享乐和崇尚奢华也就成为一种时髦风习，所以人们把美国二十年代称为“爵士时代”，菲茨杰拉尔德就是这一代青年的代言人，因而被称为“爵士时代的桂冠作家。”他的作品，体现了青年一代中“美国梦”的破灭。他描绘的那一幅幅年轻人纵情享乐，醉生梦死的图景底下，却埋藏着可怕的幻灭感。他们对大资产阶级的主宰制强烈不满，对理想前途感到一片迷惘和渺茫，不得不寄情于纵欲的物质享受，以奢华的生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他的全部作品，就是美国青年这种复杂心理的真实写照。 　　《了不起的益茨比》主人公盖茨比，出身于破落的资产者家庭。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当地有名的美女苔西，两人真诚相爱，信誓旦旦，由于盖茨比没有钱，苔西不得不嫁给了有钱的富翁汤姆。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盖茨比的心，他为了夺回失去的爱情，拼命钻营而暴富，他投掷巨金，天天举行宴会，广宴宾朋，为的是吸引苔西重新回到他身边。不久苔西果然来到他的客厅，与他重修旧好。她的丈夫汤姆知识这件事后，立即闯进盖茨比家里，两人大吵一场，不欢而散。后来，盖茨比与苔西出门远行，苔西因为情绪紧张，竟然开车压死了汤姆的情妇玛特尔。盖茨比为了保护苔西，主动承担了车祸的责任。结果，汤姆唆使玛特尔的丈夫威尔逊，开枪打死了盖茨比。在盖茨比的葬礼上，场面冷落，过去宴会上的酒肉宾客一个也没有来，苔西也拒门不见，连一束鲜花也不肯送。 　　从作品的情节来看，《也不起的盖茨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所叙述的也几乎是在美国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一个穷困的青年由于失去金钱的依靠则丧失了爱情，等他偶然发迹以后便发誓要将昔日的情人从她有钱的丈夫手中夺回来，但是他以自己的生命仅仅换回了瞬间的、对爱情的回忆。小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盖茨比和苔西之间的爱情有多少真挚的成分，也不在于盖茨比为了与苔西重温旧梦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而是抽出了当时一切美国人所关心的一个主题：如何把握自己的力量向命运宣战，如何打破“美国梦”的幻想走向现实。所谓美国梦即指脱离社会现状去企求个人幸福的空想，它是二十年代美国青年的一种流行病，作者敏锐地看准了这一观念的虚伪和毒害，以盖茨比的悲剧敲响了“美国梦”的丧钟。 　　三个士兵的悲剧—帕索斯的《三个士兵》 　　多斯·帕索斯（1896—1970）是“迷惘的一代”最后一个重要作家。三十年代，他加入了激进的左翼作家阵营。在他身上，明显地体现了”迷惘的一代”创作倾向的分化和面临的严重危机。他们在时代风潮拉动下，由关心个人转向关心社会，关心广大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由表现孤独、疑虑和迷惘的个人情绪转向了激烈的反抗意识。文学的主体也随之变化，出现了由“我”到“我们”的巨大变革。这些新气象，为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个十兵》这是多斯·帕索斯的代表作。作品的情节是通过三个士兵的不同遭遇展开的。 　　士兵克里斯弗尔德是一位印第安州的农村青年，他厌恶战争，憎恨那些夸夸其谈，踏着士兵的鲜血往上爬的军官。他整天发牢骚，从总司令到值星士官，一个人诅咒他们不得好死。在部队开往前线的当儿，他趁着战场上的混乱，把手榴弹扔在他恨之入骨的中士身边，然后溜之大吉。第二位士兵安德路斯，是作品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富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他不仅厌倦严格的兵营生活，而且还在休假期间跑到巴黎去学音乐，回到部队后，他又同克里斯弗尔德结伴逃跑。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十分不幸，最后还是被抓回军营，饱受惩戒之苦。第三位士兵伏赛里，完全被军国主义精神所毒害，他尊敬长官，唯命是从，奴性十足，做梦都想爬上军官的地位。 　　很明显，《三个士兵》具有“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典型特色，它不仅以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如何摧残个人的美好理想与纯真的天性，如何驱使千万青年在战场上做毫无意义的牺牲，而且鲜明地表现出年轻一代对现实的失望之情。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或者象伏赛里那样，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个性，麻木不仁，变成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或者象克里斯弗尔德那样，整天牢骚满腹，在阴郁的心绪中消磨青春；或者象安德路斯那样，被毁掉了才华，断送了灵感，最后变成一个精神崩溃，只会哀叹命运的可怜虫。总之，这部作品集中地反映了战争期间一代青年的理想、前程的幻灭。他们的生活失去了目标和准则，迷惘痛苦，成为“迷惘的一代。” 　　世界末日的嚎叫——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又称垮掉派。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流派成员是一批对美国现实不满，但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感到悲观、绝望，成为颓废、厌世和神秘的一群人。“垮掉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杰克·克鲁阿克、艾伦·金斯堡等。克鲁阿克一次听到朋友用“垮掉”一词来表达精神上的绝望和世界末日快要来到的感觉；他又感到这词与《圣经》里耶鳅“登山训示”的福音有联系，同时它又象征着当时的一种疯狂急促的爵士音乐的节奏。这样一词三用，概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在艺术技巧上，由于垮掉的一代热衷于写主人公为逃脱现实到处流浪，寻找出路，毫不隐讳的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形成了“个人新闻体”的手法。这种手法是马克·吐温开创的写流浪生活传统的发展。“个人新闻体”手法是为当代小说家所仿效的模式。“垮掉的一代之王”——克鲁阿克及其小说 　　杰克·克鲁阿克（1922—1969）是“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的奠基者，他的一部《在路上》，使他成为“垮掉的一代之王”。 　　《在路上》描写“我”（萨尔·帕拉戴斯）同一个“热型”的垮掉分子迪安·莫里亚蒂三次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横穿美洲大陆的长途旅行。小说比较真实地反央了40年代末期美国一部分青年的生活和心理，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对青年个性的压抑和摧残。小说中并没有多少惊险、曲折离奇的情节，但是人物形象还是很鲜明、生动的。小说表现了两种垮掉分子：一种人自甘堕落，不可救药，完全成为行尸走肉，是社会的渣滓，李老牛便是一个典型。书中这个作家以“寻求生活的真实”为借口，鼓吹吸毒的妙处，唆使别人吸毒，他本人毒瘾大到需要用毒品佐餐，每天按时注射毒剂，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毒瘤。作者对李老牛持否定的态度。作者表现的另一种垮掉分子是他的穷朋友们，他们逐步摆脱了垮掉派的思想影响，走上了健康的劳动者的道路，对生活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作者通过书中的一个女垮掉分子之口说道：“生活是严肃的，有人正力图使生活有意义，而不是整天一味傻闹。”这从正面表现了《在路上》一书的倾向。 　　小说充分体现了垮掉派小说创作反英雄、反情节、反结构等反传统的特点。小说语言或轻快流丽，或激烈狂热，或哀怨忧戚，把叙事、议论、抒情融注在一起。 　　《在路上》一书问世后，曾出现了一股以写流浪汉旅途生活为内容的“路上”小说热。许多青年人效法克鲁阿克和书中的人物，离开家门外出流浪，时人称之为“背包革命。” 　　欧美现当代通俗文学 　　概　　　述 　　通俗文学，在欧美大多称作“大众文学”是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文学，它能够引发各个层次的读者的兴味，拔动他们的情感之弦。从世界文学史发展的历程来看，“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似有区别，但更有联系。诸如《十日谈》、《斯巴达克斯》、《人间喜剧》、《一千零一夜》等世界名著，在早期都是作为通俗文学被人们称颂的。不少世界著名文学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等都写过通俗文学作品。 　　欧美现当代通俗文学是一片群星荟萃、争奇斗艳的沃土。了解通俗文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条捷径。 　　欧美通俗小说一般可以分为几类： 　　侦探小说。这是以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1859—1930）的创作而流行起来的通俗小说。柯南道尔在他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福尔摩斯的典型形象。他头戴鸭舌帽，口叼烟斗，目光如炬，经常像猎犬一样地在犯罪现场逡巡，任何悬案一到他手中总是迎刃而解。柯南道尔善于随着案情的发展，进行周密的逻辑推理而破案，创立了侦探小说着重推理的流派，对后来的推理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继柯南道尔之后的克利斯蒂发展了侦探小说，制造悬念、注重推理的同时，将政治溶入小说中。当代的侦探小说往往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等重大事件，使小说惊心动魄，引人入胜。 　　政治黑幕小说。这类小说注重揭示上层政治首脑间争夺权利的事件；家世小说，通过主人公坎坷一生的挣扎、奋斗，表现人世炎凉、世间沧桑；言情小说，描写永恒的爱情的主人公们的聚散分离，一般缠绵悱侧、情意浓浓，等等。 　　政治小说家——欧文·华莱士及其小说 　　欧文·华莱士是美国有名的政治小说家。他从1955年开始写作，一共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在美国和英国畅销，其中有九部已拍制成电影。 　　华莱士的政治小说，主题集中在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上，华莱士对美国历史、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善于观察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动向，眼光敏锐，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因而能够在纷乱的政局中抓住最敏感、最富于爆炸性的矛盾，来构思高度戏剧性的故事，并使矛盾和冲突层层展开，逐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华莱士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小说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题，高度戏剧性的情节，写实主义的手法，朴实简练的语言，因而他的政治小说，既有通俗惊险小说的强大吸引力，又有相当丰富的现实内容。 　　《R密件》是他的一部相当出色的美国政治小说，它通过美国最高领导层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揭示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阴暗面和它的致命弱点。 　　政治小说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广大的读者。它们在手法上是写实的，在内容上是大家关心的，能理解的东西。大众往往通过政治说来认识现实、思考现实。它们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就大得多。一部好的政治小说，既使达不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它可以通过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有代表性的人物来揭示现实中的某些矛盾。从《R案件》这部小说中，我们不仅能得到有关美国社会、历史、立法和司法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也能窥见白宫和联邦调查局的某些内幕，以及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社会现实的理解。 　　恐怖主义的敌手——阿瑟·黑利的《晚间新闻》 　　蜚声当代国际文坛的加拿大小说家阿瑟·黑利，六、七十年代发表《大饭店》、《航空港》、《钱商》等名作之后，搁笔多年。1990年4月，他突然推出一部长篇新作《晚间新闻》，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读书界的轰动。 　　小说描写了一个代号叫“森德罗”的南美恐怖组织对美国新闻工作者斯隆一家人进行残酷迫害的故事。纽约CBA电视新闻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克劳福德·斯隆在他写的书中声称：“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唯一的办法是反恐怖主义，也就是尽力找到他们并悄悄把他们消灭……千万不可与他们进行协商，支付赎金。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引起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极端仇视。“森德罗”恐怖组织绑架了斯隆的父亲、妻子、儿子，运往南美的原始丛林中，要挟斯隆所在的CBA电视新闻中心定期定时向全世界播放宣扬“森德罗”政治观点的录像片。这可给电视中心出了难题。为了两全其美地处理好这个棘手问题，CBA总部一方面施用缓兵之计，稳住恐怖分子；另一方面组织了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哈里·帕特里奇为首的特别工作小组，对恐怖分子的行踪和人质下落进行快速侦查。谁知CBA的计划被财团老板汇露，恐怖分子立即以惩罚人质作为对CBA和斯隆本人的报复。他们先是惨无人道地砍断斯隆十一岁儿子的两根手指，并派人将断指送到斯隆的办公桌上；然后又处决了斯隆的父亲，将老人的头颅放在美国驻秘鲁大使馆的门前。这一系列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并没有使斯降屈服，他仍然主张和恐怖分子斗争到底，决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经过帕特里奇和特别工作小组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恐怖分子的去向和人质的下落，并很快投入营救人质的行动。就在人质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帕特里奇小组神奇地深入虎穴，将尚存的两名人质救出。然而，帕特里奇为了掩护战友身负重伤，最后因未及时登上飞机而牺牲。 　　这部小说之所以以引起轰动，除了谋杀、绑架、搏斗等惊险情节外，作者在作品中讨论了一些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诸如对人类的生存、世界的存在构成越来越广泛影响的恐怖主义问题；西方国家新闻企业化、商品化的问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献身精神、牺牲精神等等。 　　《晚间新闻》的艺术魅力，主要不是表现在情节的紧张曲折和悬念设置的技巧上。尽管它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重视对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的周密调查和地各种线索细微末节的推理分析。然而，通观全书就不难发现，侦探模式仅仅是一个躯壳，作者刻意追求的不是情节结构等外在形式，而是各种人物在特定环境中丰富的内心生活和感情生活。 　　疑案小说家——汤玛士·哈里斯及其《沉默的羔羊》 　　汤玛土·哈里斯，曾任美联社驻纽约的记者兼编辑，专门负责刑案的编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他在疑案小说的领域内，占有较高的地位，先后出版了《黑色星期天》、《红色龙》和《沉默的羔羊》。其中《沉默的羔羊》跃登《纽约时报》和《出版家周刑》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同名电影获第六十四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等五项奖。 　　美国联邦调查局见习特工史达琳，年轻娇小，却冷静聪慧，意志坚定。她受到上司柯劳佛的偏爱，接爱了缉拿性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的任务。她为了了解案犯的特殊心理，不得不去中向莱克特博士雪找线索。他是个专业修养极高，却有杀人嗜好的精神病专家。他要史琳达讲出个人经历以换取情报，她从容周旋，斗智斗勇，获取了破案的重要线索，终于将连续残杀女性的凶手击毙。小说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犯罪问题，表现了对社会犯罪、恐怖以及邪恶势力的憎恶和谴责，被誉为美国十年来最好的惊险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