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822年8月16日，意大利境内的维亚雷焦小镇附近的海滩边。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地中海的海面上风平浪静，夏日的阳光直射海水和沙滩，阳光下长长的沙滩泛成一片耀眼的金黄；海面光波流连，海水湛蓝湛蓝，连那停泊在海湾深处的一只小船上的桅杆，也在闪闪发亮；紧靠沙滩后岸的一弯墨绿的松林似乎亦镀上了一道金边。

　　在湛蓝与墨绿之间的金色海滩上，一群人正在举行一个奇特而庄严的仪式。一具尸体被从沙滩深处挖出来，那是一个溺毙于大海中的青年的遗体。生前，他不曾煊赫于世，但他曾以那美丽的面容，纯洁的心灵和动人的诗歌吸引和感动了周遭熟悉他的人们。当他被海浪送上沙滩时，美丽的面庞已经残缺不全，但人们从青年衣袋中藏着的两本诗集上，认出了他。一位青年默默地肃立在遗体旁边，忧郁的眼神中透出悲伤。

　　几位凄楚美丽的年轻女人在低声地啜泣。其中那位有着f06一头金栗色长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睛、面容清秀、肤色皙白的娇小女子，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她满脸憔悴和绝望地注视着脚下，靠着一个男人的挽扶，才能勉强站立——她是死者生前的爱妻，如今转眼却成了遗孀。有人轻声地说道：开始吧。于是，人们把大量的酒、香料、油和盐洒向死者。酒越洒越多，在死者身边汩汩流淌着。那位身材修长的金发青年走上前去划燃了火柴，投向遗体，火焰腾地一下燃烧起来。英俊的青年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烈火，喃喃低语着：“哦，坚强勇敢、英俊非凡的人呵！难道这就是你留下的一切……你象普罗米修斯那样，向天帝宙斯挑战。……可你现在……”青年抬起头来，把悲愤而忧郁的目光投向海天交汇处。

　　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死者的衣物和肉体已渐渐化为灰烬，但那颗巨大的心脏依然宛在。在场的人们都惊住了。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将它抢出火堆。金发青年把目光收回来，注视着眼前的残骸，声音变得激动而高亢：“世上的人们歪曲误解了他。迄今为止，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最慈悲善良，毫无自私之心。而在那些出入上流社会沙龙客厅里的绅士君子中，只有他是最完美无缺的。”

　　说完这话，他脱光身上的衣服，跃入大海，向海的深处那发亮的桅杆游去。

　　那位跃入大海的英俊青年，后来曾深深感动过一位名叫鲁迅的中国人——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父亲，几乎所有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都为他而自豪；而那位在海滩边被火葬的死者，曾被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思想领袖、德国人恩格斯誉为“天才的预言家”。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　Gordon）和波西·比希Noel·雪莱Byronf07（PercyBysshe Selley）。

　　乔治·拜伦和波西·雪莱是彪炳近代世界文坛的一双璀灿巨星，也是十九世纪英国家喻户晓的两个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出生在英格兰群岛，在英吉利的海峡凌厉强劲的海风中吹拂长大，因此享有那个海洋民族所具有的独特秉性：他们热爱生命，更酷爱那赋予生命以形貌和声音的源泉：海洋——那拥有地球上最多量的空气、水分和阳光的海洋。正象他在火葬雪莱时表现的那样，拜伦一生爱水，爱海洋。他是游泳的好手，在自然荒野的湖泊海洋中，在雨骤风狂的人生海洋里。他曾以一小时零十分的成绩，从塞斯托斯游到阿比杜斯——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他为此而自豪了一辈子。他也曾驻足意大利和希腊的海岸边，以一种民间传统中的海盗英雄式的无畏气慨，积极参与和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反抗暴君、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雪莱不会游泳，但他却一再闯入变幻莫测的水域。那年，当他被祖国遗弃和放逐时，他曾和心爱的人儿一起横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而在他尘世间的生命临近终点时，他却神态平和、心绪安详地吟诵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和同时代英国诗人济慈的作品，任凭身下的小船在狂暴的海浪中颠簸摇晃。两位诗人的友谊正是在水边开始的。六年前，他们相识于瑞士日内瓦的莱蒙湖畔；六年后，他们的人世间情缘在意大利维亚雷焦镇的地中海沙滩上结束。质本洁来还洁去。雪莱魂消大海了；拜伦的生命最终也为水——大海的精魂所勾摄。在海滩边的火葬仪式过去一年又八个月后，一场热带雨季的飘泼大雨，结束了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一对饱尝人间风雨的青年诗人，如同他们后来那如日中天的文坛盛名，他们生前死后的经历也是那般相似。他们恪守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以及他们立身处世的生活方式，均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祖国所不容，他们只好被迫先后永远逃离那个国家；即使在他们死后，也未能魂归故里，安眠家乡。那个国家的政府和教会，拒绝在其据说专用来安葬伟人或名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为他们留下一寸安身之地。那年年底，雪莱那颗巨大的心脏遗骸及骨灰葬入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块新教徒墓地里。墓地的石碑上镌刻着两个拉丁词：CorCordium（众心之心）。而在1824年　7月16日，拜伦的部分遗骨被安葬于英格兰诺丁汉郡纽斯台斯附近的哈克诺小镇一个偏僻的教堂内，墓碑上镌刻着如下的铭文：“这里安息着乔治·戈登·拜伦的遗体。他是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正当他在为恢复希腊往日的自由和光荣英勇奋斗时，却于1824年4月19日逝世于希腊西部的梅索郎吉昂。”拜伦的心脏则安葬在他为之献出生命的希腊境内。

　　简介

　　拜伦和雪莱是英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星空中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座。他们走过了相似的生活轨迹，有着相同的气质、信念和才华，他们的作品也以同样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详尽介绍了拜伦和雪莱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从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坎坷的童年

　　怒气冲冲的母亲

　　今天，生活在英国伦敦的人们很少能有机会领略那曾经是灰蒙蒙的“雾都”风味了。或许，好发幽古之思或专猎奇情异物的游人还会特意来此寻觅或体味一番其中乐趣呢。但在十八、十九世纪，那笼罩全城，终年不散的大雾，几乎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1788年1月22日，在伦敦城的霍雷思街十六号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一位脾气怪戾，临床分娩的产妇，正由于这可恶的天气而加倍地痛苦和暴燥。她在床上辗转挣扎着，同时发出尖利的叫喊……终于，“哇”地一声，婴儿出生了。保姆走过去把婴儿抱起来，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是个男孩，模样俊着呢。”她转身第一次向产妇叫道。“哼”，产妇转过身去，再也不吭声了。

　　这婴儿随后被取名为乔治·戈登·拜伦。戈登，这是他母亲—－那个在产床上大叫大喊的产妇——家族的姓氏。这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根据某条遗嘱性的规定，凡戈登家的后裔均可享用这个名字。

　　前戈登小姐，如今成了拜伦太太的眼前这位产妇的暴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两年前，当戈登小姐在巴斯温泉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约翰·拜伦上尉邂逅的时候，她是一位拥有二万三千英镑财产、并且其中三千镑是现金的苏格兰的名门闺秀。他们一见钟情。凯瑟琳·戈登小姐父母双亡，还未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她迷上的是对方漂亮的容貌和动人的谈吐。约翰·拜伦上尉前妻刚去世不久，正穷愁潦倒，债台高筑。他看上的是苏格兰女继承人衣袋里的财产，据说戈登小姐在盖特还有房产和鳟鱼场，在阿伯丁银行还存有股金呢。他们急不可待地当即在巴斯结了婚。这一对情侣选择的婚期和地点是那样浪漫而具有反习俗性质。这一天是1784年5月13日。在西方古老的风俗里，这不是一个吉利的日子，而且，新娘的父亲就是在巴斯温泉溺死的。

　　婚后不久，拜伦太太很快就发现拜伦上尉不仅仅在衣着外表上是那样风流倜傥，他在花费掉太太的财产上是同样地潇洒大方。他有着那样多的消灭财富的嗜好：赌博、饮酒、游荡，夜夜跳舞和狂欢。女继承人的财产奇迹般地消失了：鳟鱼场卖掉了，阿伯丁银行的股份出让了，盖特的土地和房屋也抵押了。他们不得不离开戈登家族原有的领地，从苏格兰迁往英格兰，再移居巴黎。

　　约翰上尉旧习不改。他成天游荡，继续消耗着那抵押掉妻子的房地产后所剩无几的钱财。拜伦太太此时已经怀孕了，她独自一人回到英国，在伦敦觅到了一处住所。孤独，寂寞，经济拮据，而又缺乏温情抚爱的孕妊期是难以忍受的。每想及此，想到那还在巴黎挥霍游荡的丈夫，她就怒火中烧。但当负债累累的约翰上尉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并将那哀怨祈求、脉脉含情的目光投向她时，她又不禁心软了下来，服服贴贴地从她名下并不宽裕的存款中挤出一笔笔钱向他递去。浪荡子拿到钱后，很快就从门缝中消失了。待拜伦太太醒悟过来后，她会变得愈发怒不可遏，抓起身边的衣服就撕，抓起桌上的盘子就砸，或者扔向家中的仆人。当小拜伦出生后，这孩子就成了她掷物的目标和宣泄怒火的对象。

　　拜伦太太感到悲愤填膺的，不仅是财产的丧失殆尽，还有自身家族的日渐衰微。

　　凯瑟琳·戈登·拜伦长相平平，个子矮小，有着长长的鼻子和深深的肤色。但她却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世代享有盖特的领地。第一代的威廉·戈登爵士是亨特利子爵和安娜贝拉·斯图亚特的儿子，威廉的母亲是亨利二世的妹妹。但自从拥有了盖特的领地后，暴力和不幸的影子似乎也就伴随着这个家族。威廉溺水而死；第二代遭人谋杀；第三代、第四代因杀死他人而被送上绞架。她的父亲据说也是自杀而死。到她出生长大的时候，荣耀和辉煌早已远离戈登家族而去，剩下的只是凶残暴虐的氛围和几代悲剧的阴影；只有那两万多镑的财产还能给人以些许慰籍。

　　然而，这一切已经随着约翰·拜伦上尉的到来而不复存在。当这次愚蠢或许是纯粹功利结合的产物即将出世时，她几乎已经一文不名，她最需要的人儿也不在身边。她不能不气愤、发怒、骂人、砸东西。何况，那戈登家族的暴虐根性不会对她没有丝毫影响。

　　乔治·戈登·拜伦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来到人间世的。他在仇恨和咒骂声中出世，也在仇恨和咒骂声中长大。起初，他只是母亲对父亲满腔怨仇的替代物。但在他开始蹒跚学步时，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拜伦太太突然发现，孩子的脚是跛的！

　　表面上看，孩于的双腿没有任何异样，但一迈开步子，一只脚的踝骨就变得软弱无力，只能踮起脚尖走路和站立。母亲发疯一般地四处觅医求方；给孩子定做特别的靴子；每天晚上用绷带裹脚。小拜伦因此还得承受肉体的折磨。日复一日，效果甚微，母亲失望了。种种不顺心，使她变得加倍地烦燥和愤怒。于是，孩子的跛脚也变成了她诅咒的对象。

　　挥霍的拜伦上尉

　　小拜伦自幼对母亲没有好感，但对父亲却不然。约翰·拜伦上尉是在小拜伦三岁那年死去的。小拜伦对父亲怀着深深的崇敬和亲切感。他没有理由不对父亲怀有好感。每次父亲回到家中，脸上总是洋溢着希冀和微笑地向着母亲（讨钱和借债）。因此，在小拜伦的记忆中，父亲永远在慈祥地微笑。这段温馨的记忆将伴随他的一生。

　　小拜伦的父亲约翰·拜伦上尉同样出生于一个门弟高贵、但却具有狂暴秉赋的家族。如果一直往上追溯，他的祖上是随着征服者威廉从法国的诺曼底来到英国的贵族拉尔夫·德·伯隆的后裔，因屡建战功，曾被王室封为男爵。小拜伦的祖父杰克·拜伦曾官至海军中将。他曾参加过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战。由于他每次出航总会遇到可怕的天气，人们称他为“暴风杰克”。小拜伦的伯祖父被人称做“邪恶的勋爵”。因为一件鸡毛蒜皮小事，他同他的表弟查沃思决斗，最后杀死了对方。贵族的身份保住了他的性命，却从此臭名远扬；他的妻子也不得不离开了他，其独生儿子也违反他的意愿与自己的亲堂妹成了亲。“邪恶的勋爵”于是把邪恶的念头转向自己的庄园纽斯台德。这里从前是一个修道院，绿树成荫，驯鹿成群。“邪恶勋爵”命人把园中的树林砍个精光，杀死园中的几千头驯鹿，让肮脏的女仆在寺院中发号施令，让一队队蟑螂在自己身上纵横驰骋。

　　小拜伦的父亲约翰本人虽然年轻时在法国陆军学校受过训练，毕业后加入英国卫队，当了一名上尉军官，并曾前往美国作战，但他从本家族中继承更多的是他伯父的放荡习性。他纵情享乐，挥霍无度。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疯约翰”。有一位宫廷大臣的夫人卡马森女侯爵为他那英俊的外表和军官派头所征服，遗弃了丈夫和三个孩子，带着父亲留给她的四千镑遗产，同他一起逃往法国同居。约翰上尉很快将女侯爵的钱财挥霍一空，同时对她予以肆意虐待。女侯爵在为约翰上尉生下了一个女儿不久，即抱恨死去。那个自幼丧母的小女孩就是后来对拜伦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

　　当约翰·拜伦上尉在他后来娶的妻子，也就是小拜伦的母亲那里再也挤不出油水以后，他也就不再光顾家庭，成天东挪西借，在巴黎瞎混。荡子最后的境遇十分潦倒：商店的老板拒绝给他赊账，没有衬衣，没有外套，只剩下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他死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的一个小镇上，据说是自杀而死。

　　跛腿的安琪儿

　　父亲去世后，小拜伦的境遇并没有好转。拜伦太太始终诚心诚意地爱着她的丈夫，上尉的死，徒增加了她的痛苦。她的心情也更加恶劣，脾气变得越发喜怒无常。有时，她会在亲戚和友人面前，极口夸赞自己的小宝贝，称他为“听话的宝贝儿子”，“宴会上的一朵花”；有时，她又会当众嚎陶大哭，斥骂小拜伦是同他父亲一样坏的“小狗崽子”；刚刚把他按在床沿上狠命地痛打，转眼间又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吻个没完。小拜伦既是不幸的母亲排忧泄忿的对象，也成了她悼亡抒情的人生寄托。

　　痛苦和磨难，先天的残缺，畸形的母爱与不幸的家庭环境，常常使一个孩子变得敏感而早熟：极度地自卑，又极度地自尊。每夜每夜地缠脚裹脚，邻人投射过来的好奇而挑剔的目光，都在提醒着小拜伦，他不是一个健全的小孩。羞耻和痛苦，使他那双童年明亮的大眼睛布满了忧郁的影子。身有残缺的孩子，往往有着较正常孩子更强烈的自尊心；更何况，父母两系家族的狂暴血液也在小拜伦的周身血管中奔流着呢。他能忍受一切痛苦，却不能容忍任何人哪怕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触痛他的疮疤。

　　有一天，保姆带着他在街上散步，一个女人盯着他的步态，叹息道：“多可爱的孩子！可惜瘸了腿！”小拜伦立时愤怒起来，他举起玩具皮鞭扑向那妇人，大声叫道：“不许你这样说！”处处感到失望的母亲有时也拿他的残疾出气，骂他是“小瘸鬼”。小拜伦忍无可忍，他流着眼泪悲愤地回敬母亲：“可这是你的过错呀！”说着，就拿起桌上的小刀向自己的胸口刺去。仆人及时抢走了小刀，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1823年4月，在热那亚，拜伦向前来拜访他的一位妇人（布莱辛顿夫人）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常常回顾我童年时代的日子，回想起我那个时期里感情的强烈，我感到惊讶不已——最初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我可怜的母亲，在她之后，是我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笑骂，我开始把我的跛脚视为我最大的不幸，我从未能克服自卑感。征服一个人的畸形在头脑里产生的腐蚀人的苦恼，需要天性中伟大美好的素质，而这种苦恼使人对整个世界的感觉都变了味。

　　不过，母亲毕竟是母亲。在小拜伦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深挚爱着自己的母亲。每当他去为他讲授希腊文的教师家的花园里采摘苹果时，他总记挂着要给他那亲爱的“可怜的母亲”带些回去。一次，母子俩大吵一场后，小拜伦和他的母亲都跑到附近的药店，打听对方是否来买过砒霜，并反复叮嘱店主，千万不要把毒药卖给对方，以免对方服毒自杀。在他成年后，当他获悉母亲去世（拜伦太太于1811年8月1日病逝）的噩耗时，他那剧烈的痛苦反应，令看到他的人们深感震惊。

　　婚姻或爱情遭遇不幸的母亲，总是把期望和爱怜加倍地寄托在孩子身上，虽然方式和效果往往大相径庭。小拜伦发蒙很早。不到五岁就被送进了学校。比这更早的时候，母亲和保姆格雷就开始给他朗诵　《圣经》和讲述故事了；还常常要他朗读赞美诗。拜伦聪颖过人，学校里传授简单的知识很快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教师也自叹“难以驾御”。母亲虽然时时感到经济恐慌，但还是设法请了两个大学教授为孩子辅导历史、宗教和拉丁文；她还应小拜伦的请求，从公用图书馆里买来了描写希腊、罗马、土耳其历史的故事书籍。小拜伦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将使他裨益终生。

　　他读《圣经》，也读《一千零一夜》，还读过好些描写旅行和冒险的游记。东方的神秘和奇丽风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而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虔信宗教的保姆和拉丁文教师讲述的宗教故事以及炼狱魔鬼的神话传说中，小拜伦体会到了一种恐怖的快感。人们从拜伦后来创作的《曼弗雷德》和《堂璜》中，多少能发现这种早年教育的印记。

　　最令童年拜伦陶醉的却是英国游记作家约翰·穆尔的小说《泽卢科》。小说中的主人公泽卢科与他有着同样的童年经历，自幼丧父，母亲教育不当；自己有着炸药般火爆的脾气，任性而残忍。泽卢科后来当了爸爸，却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小拜伦在阅读小说里泽卢科的受虐和虐人的过程中，似乎体味到了一阵阵的快感。难道他是在寻找一种自身境遇及其排遣的替代物，还是从主人公身上发现了自己熟悉的某些东西？

　　有一天，拜伦太太突然获悉，“邪恶勋爵”的独子已在科西嘉阵亡；小拜伦如今成了勋爵爵位、纽斯台德庄园以及所有家族财产的继承人。一阵狂喜过后，她脑子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写信要求“邪恶勋爵”提供足够负担小拜伦进入贵族学校学习的费用。“邪恶勋爵”没有回信。一想到那个守寡的侄媳妇以及她的瘸腿儿子正在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他一命归西，以便前来接收遗产，他就以十倍的邪恶和百倍的干劲来摧毁庄园和庄园内的一切财产。母亲只好让孩子继续在阿伯丁学校读书。她执拗地相信，天命更胜于人算。“您好，拜伦男爵”

　　1798年5月，即小拜伦十岁那年，母亲苦苦地等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邪恶勋爵”去世了。

　　这件事，无论对拜伦，还是对拜伦的母亲，都是一个极其重大而令人激动的事件。拜伦太太庆幸自己从此身价百倍，而小拜伦在他第二天上学时，发现校长点名时不再是毫无表情地呼他“拜伦”，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他“拜伦男爵”时，他竟激动得咽不成声，那个平常念惯了的“到”字再也说不出口，他最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他们的生活即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年秋天，拜伦太太卖掉了全部家具，与保姆一道欢欢喜喜地陪同儿子离开了阿伯丁，去纽斯台德接受那两千多亩庄园的家族遗产。下面一件事足以说明拜伦太太对儿子的继承人地位是如何地得意。那天，当走近庄园的铁栅门时，她假装一无所知地询问看门的女人：“这个庄园是谁的呀？”看门人回答说：“是刚刚去世的勋爵老爷的。”“那么，继承人是谁呢？”“听说是住在阿伯丁的一个小男孩。”“瞧，他就在这里！向他祝福吧！”旁边拜伦的保姆再也憋不住了，话语冲口而出。拜伦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拜伦太太很快就让小拜伦转入了格雷尼博士在达尔威契的寄宿学校。后来，为了使拜伦与他的贵族地位相称，又于1801年1月，将他送入离伦敦不远的哈罗公学——英国的贵族子弟学校。

　　从这种巨大的变化中，内心敏感而又继承了母亲冲动激情的小拜伦发现或领悟了什么呢？他看到人们从前是如何不加掩饰地对他那喜怒无常、丧失了优雅教养的母亲表现出轻鄙和蔑视，而在其儿子继承了贵族身份，成为勋爵后，又显示出怎样的毕恭毕敬；他看到自己从前作为一个又瘦又跛的小男孩怎样到处受人唾骂和歧视，而转眼之间人们却对他笑脸相迎，奉承备至。种种巨大的现实反差，使他切切实实地体味到了显赫的贵族身份及财富所具有的那结实而硕伟的分量和光泽。由此，他看透了人世间到处浮现的虚情假意和伪善欺诈。他鄙薄和憎恨这一切；但同时，他也发现了名誉和地位的无限魅力。指出上述两点对理解拜伦绝不是没有意义的。拜伦后来在其诗歌作品及其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愤世嫉俗倾向，对人性的卑劣和伪善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度的厌恶和憎恨，对自身的所谓高贵血统和家世渊源的时时标榜，还有他在社交活动及友人来往中流露出来的对对方贵族身份地位的兴趣关注，以及他一生对荣誉的孜孜追求，与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经历有着非常紧密而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学斗士鲁迅少年时代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么？所不同的是，鲁迅是由早期小康遽尔走向困顿，拜伦则是由贫寒窘迫转向富贵荣耀。但就在这毁誉荣辱的升沉起伏中，彼此都摸触到了那涌动社会底层的暗流，把握住了人性本质以及生活真蒂的两面性。

　　难言之隐与强悍的个性

　　但是，拜伦从来没有忘记他那与生俱来的遗憾——跛脚。现实中人们那奇异的目光时时提醒着他那致命的痛处。残疾可以使一个人自卑自馁，向内心萎缩，把酸涩的苦酒往自己的心田深处灌注，自外于正常人生，同时又将恨世的眼光投向他人；残疾也可以使一个人自尊自强，向外部发展，以比身体健全的人更坚强的意志和韧性，更出色的技艺、才华和智慧，来报复上天的不公，弥补自身的缺憾。拜伦生性高傲，他恰恰能将此二者兼备于一身。在学校生活中，他学习并不十分用功，但却喜欢游戏，喜欢体育运动。并且很快表现出杰出的体育才能。他骑马，游泳，驾车，拳击，打板球；他是优秀的棒球选手，更是第一流的游泳健儿。在哈罗公学，他曾取得全校游泳第一名的成绩。当别人为他在水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泳和潜泳表演拍手叫绝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到那种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无法体验和领略的巨大快慰。离开了陆地，回到水中，恍如回到了高级生命的原初时代。在水里，他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全部存在，他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这是他一生那样爱水，爱游泳的重要原因吧。

　　不过，小拜伦在学校更出名的是他的打架本领。他骄傲、勇敢、冲动、好斗。如果说他在家里与母亲屡起冲突的原因，是他不堪忍受母亲对他残疾的辱骂的话；在学校里，这更成为他不可侵犯的禁忌。他常常以主动的进攻取代被动的防御，更对对方的打击施以加倍的回击。

　　他富有侠义心肠，常常出面保护比自己年幼的同学。当时的英国公学中流行着一种“学仆”的陋习，入学的新生要充当高年级学生的仆役，任其差使打骂。一次，一个身材高大的高年级学生正在打骂他的学仆，拜伦走上前去，自知力薄不敌，便问那大男孩要打多少下，自己愿意为那个小同学分担一半鞭子。那位小同学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

　　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向逆境和困难挑战，拜伦的这些突出性格特点在他少年时代已露雏型。

　　辉格党母亲的儿子

　　了解拜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有必要提及拜伦母亲对小拜伦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力。如前所述，拜伦太太对少年拜伦早年性格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拜伦后来对母亲憎爱交感的回忆以及他的生活道路，始终证明了他从未走出母亲的影子。这种影响的正负效应交相掺杂，难以评说。然而，母亲对他早期及后来政治倾向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具有正面意义的。戈登·拜伦太太的母亲家族好几代都是英国辉格党人，拜伦太太本人也是辉格派。同当时执政的保守的托利党人相比，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多少具有一点进步的倾向。它同情法国大革命，赞美拿破仑。母亲也把这种同情和赞美带回家中，并且灌注到了小拜伦身上。下述事实足以看出拜伦太太对儿子的影响。在哈罗公学时，小拜伦曾把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的半身像捧回学校，并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成年后，拜伦在跟母亲的通信中经常发表对社会、政治、议会两党及其斗争的看法。　（有多少儿子会同母亲在通信中谈论政治呢？）他后来把对那位滑铁卢的失败者的崇敬保持始终；并且，由早年的同情革命而最终走向革命，由向往自由而走向为自由奋斗捐躯。

　　激情青春

　　凡读过拜伦的诗作以及有关他的个人传记作品的人会很容易地发现，拜伦身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异性美的强烈感受和对爱情的持续不倦的热烈追求。当然，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拜伦具有一种使无数女子为之倾倒和着迷的品格质素，一种与众不同的男性魅力。在本书的引言中，我们曾对拜伦英俊的容貌给以简单的勾勒，这里，我们愿意再引用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下列描述：

　　至于讲到诗人，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所有最优秀的诗人我都见过——可是，尽管彭斯有一双能够想象得出最有神采的眼睛，我却认为，除了拜伦，其他人的容貌都称不上是艺术家心目中的出色人物。他们的肖像画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神采虽有，但表现不出来，够不上光彩照人。唯有拜伦的容貌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最美的形象。

　　无疑，拜伦对他自身的英俊容貌心知肚明，并且为之骄傲自豪。在他一生中，他有过许多次恋情，也有过流于轻浮的逢场作戏。不能说他在与众多女子的恋爱中没有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和对异性的特殊吸引力；而他那如日中天的诗名和勋爵身份对追求时尚、爱慕虚荣的上流社会的贵妇淑女亦极具魅惑。但在更多的场合，却是他那身体内部蕴藏的强劲生命力的涌动和真诚的情感流露。

　　早熟的恋情

　　有关传记材料提供的故事说明，拜伦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性早熟的倾向和爱情的冲动。五岁那年，在他大病一场后，母亲带他去乡下养息身体。在那里，他遇上了一个有一头金色卷发的乡村姑娘。无论长幼，异性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力，拜伦发现自己在这位名叫玛丽的姑娘面前，总是感到一种强烈而温馨的激动。九岁时，他又爱上了年长他好几岁的表姐玛丽·达夫。他们在一起散步谈话，一起游玩嬉戏。白天，他常常坐在她的身旁，轻轻抚摸她金色的发丝，凝视她那漂亮的容颜；晚上，他在脑海中一遍遍勾勒她那美丽的倩影，温习白日间的交往和谈话，以致夜不成眠。拜伦在二十五岁时曾回忆过此事：

　　我后来还一直思念玛丽·达夫。在我当时的年纪，我还不知道情欲为何物，甚至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懂。可我对这个姑娘却是那样一往情深，以致寝食俱废，真是不可思议……

　　1800年的那个假期里，拜伦第一次见到年长他一岁的表姐玛格丽特·帕克。在少年拜伦看来，她“仿佛出自一道彩虹，全是美和宁静。”他深深被她吸引住了。少女纯真的美不仅拨动了他的心弦，而且激起了他的写作冲动。他生平创作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这位具有希腊美的表姐的，可惜已经失传。

　　十五岁那年，拜伦从哈罗公学回到纽斯台德庄园度暑假。在毗邻的庄园里，住着美丽的玛丽·安·查沃思小姐。她的叔祖父查沃思先生，就是在那场无聊的决斗中，被“邪恶勋爵”杀死的。然而，这一对表姐弟之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嫌隙。他们一起骑马在草原驰骋，或者爬上山顶纵目远眺。拜伦把玛丽·查沃思视为理想的美人，看作崇拜的偶像，他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爱得那样如痴如醉，只要看到她的金色长发或婀娜身影，他的心头顿时会充满无限爱意；如果得到玛丽的回眸一笑，他将整天沉浸在灵魂的震颤和甜蜜的幸福之中。漂亮的女性总是成熟得很早。玛丽当然不会不从拜伦时时投向她的爱慕的眼神中猜到什么，她还送过拜伦一枚戒指和自己的一幅肖像呢。但她已经与一位年轻的绅士订了婚，而且显然从未考虑过要与一个年幼两岁的跛脚少年发展感情的可能。不过，有一个痴情而博学的男性崇拜者紧紧偎依在自己身旁，对少女的虚荣心是极大的满足。哪一个女子不喜欢男人欣赏自己呢？

　　一天晚上，拜伦听见她对侍女说道：“你以为我会喜欢那个跛子吗？”听到这话，他晕晕糊糊地转过身子，冲入黑暗之中。这句话尤如晴天霹雳，在他的一生中一直经久不息地在他耳边震响。

　　明白了真相后，虽然痛苦万分，拜伦仍然无法抑制自己对对方的恋情。第二天，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又来到查沃思的家中。甚至到了暑期结束的日子，他也不愿返回学校上课。

　　这是他的第一次真正的初恋，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失恋。他尝到了爱情失败的苦涩滋味。失去的常常使人误以为珍贵，未得到的往往令人更加留恋。

　　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恋情。1808年，他曾写过一首诗《答一位淑女》。在诗中，他把玛丽的结婚看作是自己象亚当失去乐园。诗中写道：

　　远游能使我明智地脱险，逃离此间魔障的引诱：

　　只要还能见到这美丽的乐园，就不甘默认我无情消受。

　　1816年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狄奥达蒂别墅里，他流着眼泪写下了一首题为《梦》的二百几十行的诗，深情地追忆了这一段梦幻般的恋情。然而，与玛丽的恋情在他心中留下的不仅仅是少年憧憬的破灭和痛苦的记忆，也使他对女人的爱慕虚荣和浮华不实产生厌恶和憎恨。后者在他后来对女性的认识及与女人的情感交往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年长的情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拜伦最初的几次对异性的爱慕冲动和恋情中，以及他后来的多次重大情感纠葛里，他所喜爱或钟情的女子都比他年长。显然，青春萌动、情窦初开时，少男少女们初次爱慕或偷偷寄予恋情的人儿常常就是他或她所崇拜钦佩的对象。对男孩子来说，他初恋的人儿往往较他自己年长。但对童年生活颇为不幸的拜伦来说，并非仅仅如此。他从未享受过父爱；母亲的那种奇特而暴虐的性格，使他难以汲饮到母爱的甘露。保姆格雷是他在家中所能接触到的另一个女人。但她也是那样粗鲁，并且行为放荡。于是，这种早期深受压抑的渴求母性的爱抚和温存的天性只能转向家庭之外、而又与其关系亲密的异性女子。胸中的美丽偶像隐然成了替代母亲；童年未获得的慈爱和抚慰，只能在成年后予以加倍地寻求和索取。这就是他何以爱情那样早熟的原因所在，也可多少说明何以他早期的恋人大多是他的表亲姐妹。

　　其实，拜伦自己就曾说过：“在女人面前，会感到一种非常温柔的东西——一种莫名其妙的影响，即使一个人并没有爱上她们。”他在另一处写道，他喜欢女人待他“象一个宠爱的，多少有些鲁莽的姐姐”。叙述拜伦一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辉煌诗作，不可能不提及他与女子的交往和情感关系。他与女人的关系太密切了，在私生活中也绝非无懈可击（关于拜伦的女人观，后面还将提到）。拜伦曾经征服过无数女子，也曾拜倒在若干女子的石榴裙下。许多女人都对他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但真正在他的成年生活中，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产生过重大作用的，是下述三位女性。她们分别是：拜伦的异母姐姐奥古斯塔，拜伦的妻子米尔班克和拜伦的最后一位情人特瑞萨。

　　异母姐姐奥古斯塔

　　奥古斯塔在母亲去世后，就被接到外婆家居住。因此，她从未与异母弟弟拜伦谋上一面。直到外婆去世，那时拜伦已经十六岁了。她当时是二十岁，两人才相识，并建立了通信联系。拜伦很快把奥古斯塔视作自己的知己朋友，有事总爱写信向他姐姐倾诉。他在信中坦诚剖白对爱情的看法，也毫不隐讳地表达对坏脾气母亲的厌恶之感。但两人的真正相知却是在1813年。那时，拜伦已经与米尔班克结了婚，正准备去地中海旅行。他突然接到了奥古斯塔的来信。信中奥古斯塔表示希望同他住上一段时间。拜伦当即放弃了出游的打算，让夫人单独乘船去旅行。那天，当拜伦在贝尔特街的公寓里见到奥古斯塔时，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温柔的激情。此时的奥古斯塔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婚后的生活很是不幸，丈夫是个糟塌钱财的花花公子，家中常常穷得揭不开锅。沉重的家庭负担和丈夫欠下的赌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这次就是因为不堪无良丈夫的拆磨，才前来投奔她的弟弟。

　　从有关材料看，奥古斯塔是一个单纯善良、温柔宽厚、幽默乐观，却缺少点睿智的女子。她说话含混糊涂，常常前言不搭后语，具有孩子般的天真和稚气。女人在男人面前常常装作一幅混沌无知、纯洁天真、憨态可掬的的样子，但奥古斯塔却是出自本身的天性。在奥古斯塔面前，拜伦觉得轻松宁馨，亲切自然。她理解他，关心他。他可以无拘无束地放言高论，可以自由自在地开怀大笑；无须设防，不用顾虑，彼此配合默契，融洽无间。他发现，姐弟俩还有那样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家族的羞怯性格，在人多的场合总是沉默寡言；他俩都爱皱眉撅嘴；连彼此的像貌也是那样相似。虽然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脸上布满憔悴，但在拜伦的眼中，她仍然是那样风姿绰约，神采依然。

　　耳厮鬓磨，朝夕相处，姐弟俩的关系很快冲破了世俗情感的藩篱。他俩真正相爱了。他们既是一对情意绵绵的姐弟，又是一双如胶似漆的情侣。第二年的1月17日，两人双双去了纽斯台德，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与奥古斯塔的相亲相知，使当时深深厌倦上流社会华靡生活的拜伦在都市荒漠中找到了一片绿洲，同时极大地激发起他的创作欲望。那首有名的长诗《阿比多斯的姑娘》（1813年12月出版），就是这一时期发表的。他还曾用三天的时间，将两年前写的《异教徒》续了五百行诗。与此同时，他开始构思并撰写长诗《海盗》、《莱拉》以及其他诗歌。

　　在《异教徒》中，他叙述了一个土耳其的故事：朱丽佳爱上了她的弟弟塞利姆；在《巴里西那》（1815），主人公爱上继母而被父亲处死。世俗乱伦的题材写进了他不朽的诗作里，是否表现了他对这段生活的沉思呢？

　　拜伦对奥古斯塔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最后。这是姐弟间纯真的亲足之谊，但又超出了一般的血亲情谊。不论拜伦处于声名显赫的顺境，还是在四壁无援的逆境之中，奥古斯塔对他始终怀着亲切的友爱和真诚的同情，给他以温暖和支持。当拜伦经历过同玛丽·查沃思及诸位贵妇人的恋情而对爱情失望，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时，她写信规劝，纠正他对爱情的偏激看法；当拜伦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责骂，几乎要与母亲断绝关系时，她温言劝慰，极力化解，避免了一场家庭悲剧；当拜伦夫人与他分居，上流社会对他进行恶毒攻击、漫骂和迫害，拜伦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伸出救援之手，给予坚定的信任和温暖的情谊。拜伦对这种友情倍加珍视和尊重。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有着奥古斯塔的影子或他们之间情谊的象征描写。拜伦还写过好几首献给奥古斯塔的诗歌、在1816年，拜伦被迫永远离开英国前，他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就是赞美奥古斯塔的。诗中写道：

　　当厄运临头，爱情远扬，憎恨的利箭万弩齐发：

　　你是我独一无二的星光，高悬在夜空，永不坠下。

　　任狂飚暴雨横扫大地，你还是那样热切温存，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把你洒泪的绿叶撒布我周身。

　　一切都失去，惟有你不变，你那忠实可靠的胸怀！

　　这世界原来并不是荒原——即使对我也未尝例外！

　　那年7月24日，他刚离开祖国不久，在日内瓦莱蒙湖畔，又想起了天各一方、远在海洋那边的奥古斯塔。拜伦写下了一首《献给奥古斯塔的诗章》，诗中回忆了他俩的感情：

　　虽然你的心熟知我的悲哀，却毫不畏避，与我分尝，我心灵描绘的爱情竞无处寻觅——除非是在你的心上。

　　诗最后深情表达了对奥古斯塔的思念：

　　残存的记忆告诉我，我素日最爱的东西不愧为世间难觅的奇珍。

　　沙漠里的一道甘泉，荒原上兀立一棵绿树，幽寂中一只鸟儿啼啭，向我的心灵将你描述。

　　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

　　无论过去现在，我们——我还有你——是两个彼此不能疏远的生命；

　　无论相聚还是分离，永不变心，从生命之始直到它逐渐凋零，我们相互交缠——任死亡早迟，这最早的情谊把我们系到最后一天！

　　拜伦与奥古斯塔的情谊使诗人生前付出惨重的代价，死后亦倍受诽谤攻击和误解。人们指责他乱伦、发疯，但拜伦一生从无后悔。直到1819年，他在给奥古斯塔的信中仍深情地写道：“我从未停止过，也决不会停止（哪怕是片刻）那种无瑕的、无限的深情。这种深情过去将我同你连在一起，现在也将我同你连在一起，使我完全不能再真正地爱其他任何人，因为在你之后，她们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拜伦去世后，当他的骨灰运抵英国，安葬于纽斯台德附近的小教堂墓地时，铭刻在墓碑上的那篇传诸后世的著名碑文就是奥古斯塔拟就的。

　　拜伦应该为他曾经爱过姐姐奥古斯塔而骄傲。

　　疯狂的卡罗琳

　　在叙述拜伦与安娜贝拉的婚姻之前，先让我们结识一位与他俩都有过密切关系的女人，即卡罗琳·兰姆夫人。

　　在拜伦发表了他的著名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而一夜成名后，崇奉时尚的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争相与之结交，大献殷勤；爱慕虚荣的贵族太太小姐更是趋之若骛，顶礼膜拜。其中最出名、最痴狂的，就是卡罗琳夫人。

　　卡罗琳·兰姆出身名门，她的养父母是英国的第一个公爵，她丈夫威廉·兰姆勋爵后来担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首相。她当时不仅是伦敦城有名的美女，而且才华出众：诗、乐、画、艺、语言，无所不精。她家的会客厅，是当时伦敦著名的文艺沙龙，才俊云集，高朋满座。她在读了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后，立刻被那瑰丽的文字以及长诗中表现出来的诗人的巨大才华所迷醉。在她第一次见到拜伦后，她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那张苍白美丽的面容，就是我的灵魂！”她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拜伦。她天天给拜伦写信。为了见到拜伦，有时候竟乔装侍童前去送信；或者扮成马车夫，把车停在有拜伦去参加夜宴的人家门口。如果拜伦家里举行晚会而她未收到邀请，她就常常冒着大雨在门口伫立到夜深。

　　一次晚会上，她为拜伦的冷漠所激怒，拿起桌上的小刀就要向自己的胸口刺。拜伦被她缠得精疲力尽，而她却更加执着地迷恋上了他。这件事闹得全伦敦城沸沸扬扬。她的婆婆墨尔本夫人不得不赶紧请来她母亲，将她打发到爱尔兰去了。“平行四边形的公主”——安娜贝拉

　　安·伊萨贝拉·米尔班克在1815年1月2日与拜伦结婚。她是拉尔夫·米尔班克男爵的女儿，温德沃斯子爵巨大财产的继承人。人们称她为安娜贝拉·米尔班克。这是一场给拜伦带来巨大不幸的婚姻，它最终使拜伦流浪他国。

　　安娜贝拉与拜伦的最初相识，就在卡罗琳家里的舞会上。卡罗琳的婆婆墨尔本夫人是安娜贝拉的婶婶。在那一晚的舞会上，他被众多的贵妇淑女簇拥着，她没法走上前来。后来他在好几次演讲会上，看见她正埋头记录。厌倦了卡罗琳的火热炽烈的追求，理性而拘谨的安娜贝拉自然引起了拜伦的强烈兴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几乎不了解她……但我从未见到过我如此敬重的女人……”她脸色红润，身材丰满，爱好数学，虔信宗教。因此，拜伦将她称之为“平行四边形的公主”。

　　在墨尔本夫人面前，拜伦吐露了欲娶安娜贝拉为妻的愿望。墨尔本夫人开始惊讶不已，转眼间却又高兴起来。拜伦结了婚，卡罗琳绝了想头，家庭从此不就安宁了吗！她极力怂恿和促成这件事。然而安娜贝拉拒绝了。

　　事隔两年以后，即1814年8月，安娜贝拉主动给拜伦写信了。随后，他们频繁地通起信来。不久，他们结婚了。

　　对拜伦来说，他是需要一个“可以常常一同打打呵欠”的“伴儿”；而在安娜贝拉眼里，拜伦是一个杰出的天才，她希望在共同的生活中体验到书中描写的那种浪漫情趣。并且，她觉得有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和严肃的使命感在激励着她，要把这只“迷途的羔羊”拉回宗教的正轨。她发现，拜伦并不是不信宗教，但却愤怒地反叛宗教。他对她说：“我是被上帝驱逐的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是从乐园被逐出的恶魔。人有两种，一种生来就想进入天国，另一个注定要下地狱。我正是后一种人。如果你认为你的信仰能够拯救我的话，那就试试看吧！”她爱他，因此更要努力地去改变他。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她就按照哲学课本和宗教教条对他进行分析和说教。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就一些宗教或道德问题进行争吵。拜伦气得暴跳如雷，安娜贝拉仍然安详如初。她不乏睿智和聪颖，能够运用广博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准确地分析拜伦的性格和思想。但是，诗神的翅膀是不甘羁縻的。夫妻间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即使是他们的女儿奥古斯塔·艾达·拜伦的出生，也没有冲淡这种恶劣的气氛。

　　拜伦日益无法忍受喋喋不休的妻子和沉闷的家庭生活。他成天砸东西骂人，并催促产后的妻子赶紧离开伦敦。安娜贝拉对拜伦也日益感到失望。起初，她怀疑他精神异常；当后来她意识到他神志健全时，她绝望了：她是神的女儿，她不能同一位注定要进入地狱的人一起生活，否则要受到神的惩罚。在父母的极力支持下，她向拜伦提出分居。

　　拜伦获悉后大吃一惊，他尽其所能试图让妻子回心转意。但安娜贝拉毫不动摇。一切无可挽回。1816年3月17日，在他们结婚一年零三个月后，拜伦和他的妻子安娜贝拉正式宣布分居。

　　在19世纪的欧洲，分居或离婚都被认为是极大的丑闻。在虚伪的道德面纱下，上流社会的家庭是神圣的。社会能够容忍通奸，勾引朋友的妻子或太太，但却不能容忍家庭的分裂。更何况，拜伦在议会中发表的同情工人阶级、反抗现政权的大胆演说，他那杰出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思想，他蔑视传统、反叛资产阶级道德习俗的生活方式，他那不胫而走的伟大名声，早已使英国当局、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以及保守文人虎视耽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次他们终于逮着了机会，由恶毒、仇恨、嫉妒、愤怒、卑鄙和愚蠢混杂起来的地底浊流终于找到了喷发口。伦敦全部舆论机器都被发动起来了。所有的报刊杂志争相向他发起攻击，各种流言蜚语象无数盆脏水铺天盖地地泼到他的头上。人们指斥他“虐妻”，“乱伦”；骂他是“叛国”的“魔鬼”，“妄想参预政治”，；是“浅薄的诗人”。他曾在一夜之间被崇奉时尚的上流社会捧至九霄之上；一觉醒来，他又被他们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的泥泞里任意践踏。

　　他走在路上，遭到路人的唾骂；他参加宴会，人们纷纷退席；在上议院里，无人对他理睬；公众场合，昔日的朋友故意对他冷落。他的财产受到查封，住所也被警察霸占。迫害甚至株连到他的友人。女演员马丁夫人在他离婚后第一次登台演出时，竟被观众嘘下台去——仅仅因为她同拜伦谈过两次话。

　　在英国，除了寥寥几个亲近的朋友，他已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但他没有屈服。他抬起高傲而坚强的额头，掷下铿锵有力的话语：“如果人们叽叽咕咕议论和唠叨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如果这一切全是造谣中伤的无耻谰言，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1816年4月25日，他乘船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在这件因分居而发生的围攻拜伦的事件中，很难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安娜贝拉。即使没有分居，英国统治阶级及正统文人也一定会找到其他的借口来拔去这颗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安娜贝拉的固执己见，却确实是造成拜伦受到疯狂迫害的直接起因。她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婚姻悲剧是双方酿就的结果。对她这样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和保守道德观念的贵族女子来说，她是在错误的时间里，以错误的方式向错误的对象宣导错误的观念。诚如她在结婚仪式上所说：“如果我不幸福，那是我自己的过错。”

　　拜伦对妻子的情感是矛盾而复杂的。他与安娜贝拉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融洽相处，但分居的决定毕竟使他痛苦。3月17日，在他同意分居的那一天，他写下了一首《诀别词》。其中写道：

　　谨祝你如愿！如果是永别，那就谨祝你永远如愿！

　　这颗心即使不获恕宥，对你，它也决不会背叛。

　　还是请不要欺骗自己，爱情只会慢慢地衰微；

　　请不要相信，猝然一击，就能把两颗心彻底分离：

　　你的心依旧生机勃发，我的也存在——流着血跳动；

　　这痛苦的念头永难消磨：

　　你我今生再不会重逢。

　　我的过错是你所熟知，我的癫狂却无人领会；

　　我的希望已黯然相逝，你走了，它随你远走高飞。

　　但在他离开英国前两天，在他签署了分居契约后，百感交集中，他提笔在契约的空白处写下四行诗：

　　一年前，你信誓旦旦！“爱你，敬你”，诸如此类的话语，这就是你对我的盟誓，这就是誓言的真正价值。

　　悲愤、失望、痛苦、讥嘲，跃然纸上。

　　幸福的港湾——特瑞萨

　　如果说安娜贝拉与拜伦的结合只是给后者留下惨痛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创伤，使他跌入生命的低谷；那么，意大利女子特瑞萨与拜伦的相爱，则将诗人反叛的浪漫生涯推向辉煌而壮丽的起点。

　　拜伦在那年4月25日离开英国后，先抵达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堡，凭吊了滑铁卢战场。随后，溯莱茵河到瑞士，于5月25日抵日内瓦，9月游阿尔卑斯山，10月离开瑞士赴意大利；在威尼斯一住就是三年，直到1819年末迁往拉文纳。就在这年4月，在威尼斯的一家贵族客厅里，他遇到了特瑞萨。

　　特瑞萨时年仅十九岁，刚嫁给一位年届六十、当过两次鳏夫的富翁归齐奥利伯爵。特瑞萨后来回忆起她和拜伦初次相识的印象：

　　那天晚上我已十分疲累，只是为了履行对丈夫的义务而出席那场宴会。但是，来到宴会上，拜伦勋爵高贵而优美的面容，那声音，那风度，那周身流溢的种种光彩和神蕴，使他显得那样魅力非凡，超过我平生见过的其他任何人。因此，他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那场宴会以后，他们天天相会。

　　最初，吸引拜伦的是特瑞萨的美貌和活泼。她身材小巧，胸脯丰满，肌肤滑嫩白皙，眼睛乌黑发亮，雪白的牙齿细密而整齐，金黄中略带栗色的长发呈涡状卷曲。她通晓拉丁语历史，能诗会画，读过许多书，法语说得同母语一样流利。她奔放热情，但不象卡罗琳那样矫揉造作，自我中心；她具有非凡的识见和坚定的性格，但不象安娜贝拉那样热衷于道德说教。这一切，使他心悦意足。

　　随着时间的迁移和频繁的交往，他们感情日笃，彼此了解也愈益加深。拜伦发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长期以来他梦寐以求的温柔、纯真、勇敢、浪漫、富于理想和牺牲精神的意中女子。而在经历了人世间颠沛流离的浪子生涯和大起大落的感情风波后，这一叶小舟终于驶入了特瑞萨那充满阳光和温暖、宁馨和幸福的港湾。这是拜伦多姿多彩、光彩照人的生命大书中最为精彩动人的篇章。

　　一个晚上，在与特瑞萨依依告别后，他独自回到卧室。望着窗外皎洁的月亮，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童年时期的一幕情景。在隔壁的客厅里，他听见一个女巫向母亲说道：“你有一个跛脚的儿子。他在一生中将有两个危险的时期：一次是在他二十七岁前后，另一次在他三十七岁前后。他这一生还将结两次婚。第二位妻子是一个外国人。”想到此，凝视着那圆圆的一轮明月，他笑了。

　　这是一场双方都全身心投入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恋爱。陷入情网的特瑞萨变了。为了她心中的情圣和理想的爱人，她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习惯，愿意去做那些拜伦喜欢的事情；她为了能与拜伦在一起，她不顾教会的压力和丈夫的阻挠，毅然与丈夫分居。

　　真纯的爱情也赋予拜伦以崭新的生命。几年来，他为了对那将他逐出国门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假仁假义的道德礼俗一泄怨愤之心，故意沉溺于声色狗马之中，并且随时将自己在威尼斯的轶闻艳遇绘声绘色地通报给伦敦的出版商——他相信那些消息会在一个晚上走遍上流社会的客厅沙龙。一想到那些绅士淑女闻讯后目瞪口呆、惊慌愤怒的丑态，他就感到一阵复仇的快慰。但以恶抗恶这柄双刃剑，同样也严重地伤害了他自己。他日益陷入堕落而绝望的生活之中。是特瑞萨的温情抚慰抹平了他心头的创伤，重新点燃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激发起他的艺术创造力。他的身体也日渐康复。对此，诗人雪莱曾在给他的妻子玛丽的信中有过如下的描述：

　　事实上，他已康复，正过着和他在威尼斯的生活绝然相反的生活。他如今与归齐利奥伯爵夫人有一种永远相好的私情。……这种关系对他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好处……他曾经有过为害非浅的情欲，但他似乎已经克服了这种情欲。他正在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一位有德性的人……

　　拜伦自己也承认：“假如我现在的‘女朋友’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热情就要永远冷却了——这是我最后的爱情。我已经过够了放荡的生活，这是我过去的生活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过，我总算从罪恶的放纵里至少是获得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机会去爱——在纯洁的意义上的爱。”他还在特瑞萨的一本藏书的最后一页写道：“‘爱情’这个字眼在一切语言里都是美丽的，但是在你的国家的语言里尤其美丽，Amormio，多美啊，这个字眼里包含着我现在和将来的全部存在。不时地想着我吧，当阿尔卑斯山和海洋把我们隔开的时候。但是高山和大洋决不会真正把我俩隔开——除非你愿意如此。”

　　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特瑞萨对拜伦的巨大影响。那时拜伦正在写作《堂璜》，特瑞萨读了前两章的法语译文后，深为其中的猥亵、俏皮、讽刺的文字所惊恐。她要求拜伦不要再写下去，拜伦当即答应，从此中止了《堂璜》的写作，而改写诗剧《该隐》。直到后来雪莱前来看望拜伦，读到这部世界名著的前几章后大为赞赏，叹为不朽之作。他极力鼓励拜伦写下去，而此时特瑞萨也撤回了禁令，但前提是不能再有任何猥亵的内容，这才使拜伦得以继续写作下去。但后来拜伦投身革命政治斗争，加之英年早逝，终于没能完成这部煌煌巨著，为英国以及世界的文学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在与特瑞萨同居的美好日子里，拜伦诗兴勃发，文思泉涌，写出了众多优秀的剧作和诗篇。她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　《哀希腊》（《堂璜》第三章）以及《但丁的预言》，写出了揭露暴君和批判宗教的诗剧《该隐》和《天与地》，写出了揭露英国反动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讽刺长诗《审判的幻象》及抨击当时的英王乔治四世的讽刺诗《爱尔兰的万家生佛》，还写了三部历史剧《马里诺·法利埃罗》、《福斯卡利父子》和《萨达纳巴勒斯》，其中前两部以威尼斯历史为写作题材。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与特瑞萨的思想倾向正相吻合（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而从诗剧《该隐》和历史剧《萨达巴勒斯》中那两个最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阿达和米拉身上，人们能够辩认出他心中的恋人的倩影。

　　但是，特瑞萨给予拜伦的影响远不仅于此。特瑞萨本人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热情的革命者。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奥地利的统治之下，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正在从事推翻奥地利统治的斗争。特瑞萨一家都是烧炭党的重要成员，她的哥哥甘巴还是烧炭党领袖之一。爱国者特瑞萨不仅积极引导和鼓励拜伦创作那些能唤起民众斗争激情、争取民族解放的诗歌作品，同时她还引导他投入这一正义而伟大的事业。拜伦加入了这一斗争，成为拉文纳烧炭党支部的领导人。在政府密探监视、刺客伺机暗算的危险情况下，他用自己的金钱从英国买来武器弹药；他的住所成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据点。当甘巴一家因从事革命活动一再遭到反动政府当局驱逐时，他始终跟随着他们。因为特瑞萨，拜伦从此走上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不归之路。

　　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在伟大的革命诗人拜伦身后，有一个意大利女子特瑞萨。

　　冷眼人生

　　但愿你是属于我的，而一切喧闹都归于沉寂——

　　但愿这由于青春的放荡而苍白了的面颊，从没有被燃烧的情热染上病态的红晕，而是在平静的家庭生活里焕发出神采奕奕。

　　但我现时还在寻求着别的欢乐，严肃的思考将把我的灵魂驱向疯狂；

　　且在这无聊的人群和空虚的喧嚣里，排遣我胸中一半的忧伤。

　　即使不标出作者的名字，熟悉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拜伦的诗歌。因为只有在他的诗歌里，才具有那种惟他独有的美感；那种人们称之为拜伦式的忧郁。在诗人眼中，现实与理想的现实相距那样遥远；他悲恨莫名，却苦无出路，只能以于现实的放浪形骸，来抗拒现实的迫力，排遣胸中的忧伤。上引两节诗出自拜伦的《致某女士》（该女士即拜伦早年的恋人玛丽·查沃思）。他写这首诗时，年龄还只不过十七、八岁。

　　一只髑髅和纽芬兰狗的铭文

　　事实上，我们在拜伦的著名长篇叙事诗中司空见惯了的主人公身上的那种个性鲜明而独特的忧郁和反叛精神，在青年拜伦身上就有突出的表现。下面叙述的事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拜伦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领地纽斯台德修道院——那是他从“邪恶勋爵”叔祖父手中继承过来的——居住，并召来一帮大学时的好友。他们每天睡到中午时分起床。吃过早餐后，不是外出游泳、划船、骑马，就是击剑、打板球；或者在大厅里练习手枪射击，有时还逗逗驯养的棕熊。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进晚餐。晚餐以后，他们各各打扮成修道士模样，由主人拿出一只髑髅做成的酒杯斟满葡萄酒，大家轮流传喝。

　　这个髑髅是拜伦家的工人在后园掘地时挖出来的。据说是曾住在此地的一位老修道士的头盖骨。拜伦见后兴奋不已，叫人把它送到附近的珠宝铺，磨成琥珀色，加上银底座，当做酒杯，供自己与朋友聚宴时玩赏饮用。他还专门为这只髑髅酒杯作过一首诗。在诗中，他以髑髅的口气吟道：

　　我活过，爱过，痛饮过，和你一样；

　　到头来是死了，把骸骨交给土壤：

　　把我斟满吧——这对我毫无损伤；

　　地下蠕虫的嘴唇比你的更肮脏。

　　诗人对骷髅头骨似乎有一种执着的嗜好。当他第一次出国游历东方回来时，他所带回的物品中，有四个雅典人的头骨。在他1819年流亡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时，他常常同那里的一个掘墓人闲谈。这个掘墓人有一个女儿，是当地最美丽的女子。拜伦把这个十五岁少女的天真俏丽的脸蛋同掘墓人装在几个墓穴中的骷髅相比，并以此为乐。

　　青春、欢宴，与死亡、枯骨相生相伴，拜伦是已经领悟到人生的这种生命力与绝望伴生的矛盾困境，还是单纯地寻求一种惊世骇俗的痛苦刺激呢？

　　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总是带着一种命定的悲剧性，并时常流露出厌世或憎恶人生的情绪倾向。但终其一生，他对动物却有着极大的热情。他热衷于饲养宠物。在剑桥读书时，他买了一匹马。大学毕业回到纽斯台德后，又养了一只熊和一只猛犬。后来他饲养的宠物就更多了。在他1821年离开拉文纳时，跟随他的有“七个仆人，五辆马车，九匹马，一只猴子，一头猎犬，一头猛犬，两只猪，三只珍珠鸟以及其他禽鸟”。

　　他喜爱同动物戏耍。在纽斯台德时期，他有一头纽芬兰爱犬，名叫博茨韦恩。他时常假装失脚掉进水里，两只手乱抓乱扑，作出快要淹死的样子，让博茨韦恩跳下去救他。后来，这头纽芬兰狗患了狂犬病。当时拜伦日夜守护着它，用手为它拭去嘴上的白沫。这头狗秉性善良，不咬人，只咬自己，结果死去了。在它死后，拜伦将它葬在修道院后面的庭园里。在它的墓碑上，拜伦请人刻上了铭文和悼诗。铭文写道：“在此处近旁，贮有一物之遗体，它有美质，而无虚荣；有威力，而无骄慢；有胆略，而无残暴；有人的一切美德，而无其罪戾。这一篇颂词，倘若铭刻在人的墓顶，那就是一文不值的谀辞；用以纪念博茨韦思——一头狗，却是恰如其分的赞美。1803年5月生于纽芬兰，1808年11月18日卒于纽斯台德修道院。”在题诗中，他称博茨韦恩是自己生平惟一的朋友，而对人类却大加挞伐：

　　人呵！你这虚弱的、暂时的客户：

　　权力腐蚀你，奴役更使你卑污；

　　谁把你看透，就会鄙弃你，离开你——

　　僭获生命的尘土，堕落的后裔！

　　你的爱情是淫欲，友谊是欺诈，你的笑容是伪善，言语是谎话！

　　你本性邪恶，名目却冠冕堂皇，跟畜生相比，你真该羞愧难当。

　　三年后，他甚至留下遗嘱，死后要葬在爱犬墓冢的毗邻（后来取消）。他恨世，是对人类卑鄙、虚伪的本性的憎恨；而爱动物，却是在失去对人的基本信赖后，转而从自然界去追寻真诚、友谊和寻找情感慰籍。“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1805年夏天，拜伦从哈罗公学毕业。同年10月，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特里尼蒂学院。他获得英国大法官法庭允许，每年可从其总收入中提取五百英镑使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他的生活顿时阔绰起来。他买了一匹马，雇了一名男仆。他还学会了在大学生中风行一时的饮酒、赌博。他把自己的房子装饰一新。每天早上，他身披银灰色斗篷，骑上自己的爱马四处转悠。晚餐时，他不在学校里的饭厅里用餐，却把朋友们招引到自己的房子里聚饮。后来，他索性离开学校，住在外面。他还找了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作自己的情人，有时还让她女妆男扮，假作自己的侍从或弟弟，出入于朋友或饮宴之中。他还请了一个拳击手和一名剑术家做他的私人教师，每天练习拳击和剑术，进行减肥训练。如此消费早已入不敷出，于是不得不以高利贷来维持这种放荡的生活。

　　在尚未追寻到正确的生活理想和确定自己的人生座标之前，青年拜伦的青春激情和反叛意识，只能是以一种消极性的反抗和破坏性的堕落向外宣泄。

　　剑桥当时的读书空气很淡薄。除了游玩，他几乎无暇读书，只是在他每次回到小城索思韦尔看望母亲时，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据说拜伦在十二岁时就开始作诗了。但第一个发现他的诗才，并积极鼓励他作诗的，是他母亲的邻居伊丽莎白、皮戈特。这是一个贤雅文静的姑娘。他们朝夕相处，时常相互探视，讨论文学和人生。频繁的接触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却激发起剑桥大学生的诗兴和灵感。每天早上，他把头天晚上写好的诗歌拿去给伊丽莎白，而她由衷的赞美更催促着他努力去写，直到夜深人静。

　　拜伦写的诗已经多得可以出一部诗集了。伊丽莎白也这样鼓励他。他将过去写的那些诗歌包括罗马诗人凯特勒斯和维吉尔的译诗收集起来，重新加以修改。最后汇集成册，交给纽阿克的一位印刷商出版，取名为《偶成集》。书印好后，他及不可待地将其中的两本分别送给他的朋友约翰·皮戈特（伊丽莎白的哥哥）和比契。比契读后，认为其中的《致玛丽》一诗“有伤大雅”，劝他不要出版。拜伦立即将印好的六十本书全部烧掉。几个星期后，他将删去了《致玛丽》的诗歌结集出版，冠以《杂诗》的名字，这是1807年1月。兴许是信心不足的缘故，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

　　接着，他又对这部诗集进行整理和修改，增补了几首新作。1807年6月，这本书名为　《闲散的时光》的诗集出版了，作者第一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乔治·戈登·小拜伦勋爵。他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说道：“这些诗是一位刚满十九岁的青年在闲暇中创作的诗，是一个幼稚的头脑所进行的内省。”他还亲自赶往伦敦，把书送到书商手里。

　　现在看来，《闲暇的时光》这本诗集多为幼稚或模仿的东西，诗中不乏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少年感伤，也有对文学教科书及古罗马诗歌的模拟和仿制。但诗集中有些方面却价值不菲。那广阔的社会视角和多样化的文学题材，诗歌中流露出来的对上流社会虚伪本质的憎恶及对真诚的友谊和爱情的赞颂，对普罗米修斯的推崇以及对朴实自由生活的向往，这些都令人瞩目地表现出拜伦未来的个性和风格。

　　拜伦的这部署名处女作中，值得一提的是《勒钦伊盖》和《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勒钦伊盖是苏格兰东北部格兰皮恩山脉的高峰，海拔近四千英尺，峰顶终年白雪皑皑，当地人称之为“洛奇纳伽”。拜伦八岁时曾在这座山峰附近居住。这首诗保存了作者童年时期的苏格兰印象。远离尘嚣的苏格兰高地是美丽迷人的，但更迷人的却是那“山民的传说”：苏格兰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部族制度及民族尊严而英勇抗击侵略者英格兰军队的悲壮事迹。据说诗人的母亲的先祖辈——戈登家族中有不少人曾经参加过那场失败的保卫战。诗人对抗击侵略者的“勇士们”表示了敬佩之意：“英雄的精魂定然是满心欢悦，驾御雄风驰骋于故乡的山谷”；“你们长眠地下，高亢的风笛传扬着你们的事迹”。该诗最后一段还表现了作者崇尚崇高壮美的审美观念：

　　造物主没有给你繁花和绿荫，你却比艾尔宾的原野更为亲切。

　　从远方山岳归来的游子眼中，英格兰！你的美过于驯良温雅；

　　我多么眷念那粗犷雄俊的岩峰！

　　那含怒的景色，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表现了拜伦后来诗歌中的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孤独和寂寞。这首诗不象后来的那首　《纽芬兰犬墓碑题诗》那样强烈宣泄由绝望而要憎恨诅咒全人类的愤世嫉俗，但却抒发了一种历尽沧桑的凄凉而沉痛的感伤心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强烈了，虚伪卑鄙的上流社会与朴实真诚的苏格兰乡村的对比太明显了！以致诗人欲放弃自己的财产地位，返回那童年的天真自然，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

　　命运呵！请收回丰熟的田畴，收回这响亮的尊荣的称号！

　　我厌恶被人卑屈地迎侯，厌恶被奴仆躬身环绕！

　　把我放回我酷爱的山岳，听峭岩应和咆哮的海洋；

　　我只求让我重新领略

　　我从小熟悉的故国风光！

　　《爱丁堡评论》的匿名攻击

　　《闲暇的时光》诗集销路不错，两星期就卖掉了好几十本。拜伦的亲友给他写来了赞美的信，杂志上也出现了评论文章。拜伦乐不可支，这正是他最关切的。

　　但是，1808年1月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却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这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评论刊物。文章对拜伦极尽嘲讽和挖苦。文中写道：“这位高贵的作者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尚未成年；扉页上写了，底皮上也写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说：　‘看看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是多么会写诗吧！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写的，写那一首诗的时候还只有十六岁呢！’……其实，听到一个青年人从离开中学到离开大学这段时期写出了一些很蹩脚的诗，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确信，在英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中，十个有九个写过这类玩意儿，而那第十个则可能比拜伦勋爵写得更好。”读到这篇评论，拜伦气得浑身发抖。他一气喝了三瓶葡萄酒，仍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他发誓要狠狠地进行报复。他提起笔来写诗反击，但刚刚写了二十几行，他就停下了。这样仓促上阵不妥，他对自己说，“我得沉静下来，我一定要写出真正的好诗，有力地回教对方。”

　　1809年3月16日，即时隔《爱丁堡评论》的文章发表一年多以后，拜伦的“好诗”终于出版了。这就是著名的讽刺长诗《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此诗一出，立即在英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为作者带来了巨大声誉。

　　在这首诗里，拜伦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慨，对那位匿名作者以及英国文坛的几乎所有名人，都毫不留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他指斥骚塞的诗作内容空虚而荒唐，华滋华斯的诗歌思想浅薄、寡淡无味，柯勒律治的诗过于幼稚，托马斯·穆尔的诗失之淫秽；司各特、霍兰勋爵等也都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

　　诗人在暴风雨般向英国文坛进行猛烈扫荡的同时，也宣布了他自己的美学理想：文学要表现社会，接近生活，遵循“真实”和“自然”。诗人宣称：“我学会了思想，严肃地说明真理。”这首诗对英国文坛现状的无情针砭颇能切中时弊，对湖畔派三诗人的批评亦算抓住要害，显示出诗人酣畅淋漓的抒情才能、犀利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眦眶必报的坚强个性。但诗中有些批评却失之偏激粗暴，表露了作者的幼稚和浮躁。后来拜伦认识到此，并尽其可能给予纠正；他还将该书的第五版全部加以销毁。

　　应该感谢《爱丁堡评论》的那名匿名作者，是他的嘻笑怒骂使拜伦这头诗坛雄狮觉醒，生机勃发地冲进了英国文苑的中心。“我要出国去！”

　　1819年，拜伦已经到达获得世袭贵族议员席位的法定年龄。3月13日这一天，他首次前往英国上议院去继承自己的议员席位。因为在贵族当中没有引见人，他只好独自进入会场。他毫不在乎地找到一个空着的反对派席位，在上面坐了几分钟，表示了自己的归属派别，随后便起身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议院。他对一位朋友说，我已接受席位了，现在我要出国去。

　　游历他国，这是拜伦长期以来的梦想。“如果我们除去自己的国家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给人类一个公平的机会——我们应该从经验而不是从书本上来了解它们。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亲身观察和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幼倍受压抑的倔强心灵，更希望借助远走他乡的浪漫探险，挣脱身外的束缚，扬起沉重的翅膀，在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剧烈的风暴之中，真正完成成人仪式的洗礼。

　　1809年6月26日，拜伦和他的朋友霍布豪斯乘坐的海轮拔锚起航，青年拜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东方　（南欧和西亚）游历。霍布豪斯随身带去了一百枝笔、五加仑墨水和几大卷白纸。

　　首站自英国的法尔茅斯驶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仿佛一个长年锁在深宅大院里的孩子突然来到迪斯尼游乐园，他被这个都市的一切吸引住了。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蜜桔，吃了一个又一个；他滔滔不绝地同寺院的僧侣聊天，尽管彼此都操着蹩脚的拉丁语。他还常常带着手枪出入当地名流的晚宴和舞会。

　　旅途上，他不断变换交通工具。他从里斯本沿陆路骑马去西班牙的南部名城塞维利亚和加得斯，接着走水路乘海轮去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再换乘邮轮去马耳他岛。随即又从马耳他岛取道希腊西部前往阿尔巴厄亚。

　　地中海的奇丽风光和异域的美丽女郎同样使他着迷。夜晚，他站在甲板上，听着拍击甲板的海浪声，仰望星光闪烁的天空，仿佛一跃就能进入那无垠的星海翱翔。在温柔多情的西班牙姑娘面前，他更是情不自禁地冲上前去拥吻。他因此而获得了一络长逾三英尺的秀发回赠。在马耳他，他同一位政治上受到拿破仑迫害的年轻妇女双双坠入爱河。这种露水情谊后来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见《致弗洛伦斯》、《像片簿上的题诗》、《雷雨抒怀》、《途经安布拉奇湾有感而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三十节）。

　　阿尔巴尼亚的冒险经历更使拜伦难以忘怀。这是一片未经文明熏染的蛮荒之地，山峦重重，遍地狼烟；土耳其人正在此地施展威权。山地民族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迁怒于一切外来者。在进入阿尔巴尼亚境内不久，本地的向导不辞而别，拜伦一行顿时困在一片荒山峻岭之中，濒临饿死危险。是拜伦坚毅无畏的勇气鼓舞着同行的人们，终于步出险境。

　　到达首都后，他见到了被称之为“土耳其的拿破仑”的阿里·帕夏。这位当地的统治者野蛮残酷，以在烤架上活活烤死仇人而闻名。不过，他们俩倒是一见如故，相处非常友好。阿里告诉拜伦，一见到他那纤小的耳朵，卷曲的头发和白皙的双手，就看出他出身贵族。拜伦听后非常高兴，还写信告诉了所有的亲友　（此事再一次可证拜伦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及其爱慕虚荣的贵族意识）。而阿里也在拜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兰波洛和好几个拜伦式的英雄都脱胎于他的原型；拜伦的此次造访，也为其后《堂璜》第四章的创作提供了场景素材。

　　拜伦随后在阿里派遣的五十个卫兵的护送下周游阿尔巴尼亚各地。就象对那满目荒野的崇山峻岭的由衷喜爱，他也非常喜欢这些纯朴而忠诚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友谊的奉献获得的是友谊的回报。士兵们为他击鼓而歌，跳起了古埃及战争的劲舞（他因此而写了《鼓手，鼓手！》，并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章第七十一、七十二节描绘了这一场景）。

　　有一次，在他发热生病的时候，那些士兵变得焦急不安，因此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警告医生：拜伦的病如果治不好，那他也就活到头了。那医师听后吓得连夜逃遁，拜伦的病似乎也随他而去，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此时，满溢胸中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他开始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章的写作。

　　情系希腊

　　然而，真正使拜伦梦萦魂牵的却是希腊。那是欧洲文化的故乡，西方文明的摇篮。那是产生过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和斯巴达勇士的土地。他情系于此。魂系于此，但他可能未曾想到，十四年后，他那一腔死骨忠肠，将与此地的草木、山川、阳光、空气融为一体，永世长存。

　　他们乘着马车，越过山岭，穿出沼泽，走向平原。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冥冥昭示，拜伦踏上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迈索隆吉翁，那是他后来以身殉职的地方。但奔涌的激情使他来不及停下步子来细心体味，他渡过勒庞托海湾，进入佩特雷港口，再转向巴尔纳沙斯的山麓登岸，在朝圣地泽尔菲的德尔伐神宫的圆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马不停蹄地穿过一座座松林和橄榄林，于1809年12月24日中午抵达雅典。

　　悠久古老的文化遗迹和残垣颓壁的村落景观使他感慨不已，但更使他感慨万分的却是那个有过辉煌光荣的历史和无数杰出英雄的希腊，竟臣服于来自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悲伤地叹息：

　　唉，希腊！主人易替，依旧现状，辉煌的日子转瞬而逝，耻辱的年代依然漫长。……

　　呵，唯有自由的脚步踏不上这命定的土地，无尽的苦难岁月中，但见一代代奴隶承继。

　　他禁不住发出强烈的呼唤：

　　美丽的希腊！昔日的灿烂，今日的凄怆！

　　你消失了，然而不朽；沉沦了，然而伟大！

　　如今有谁能唤起你那败绩的儿女，领导他们去砸碎那久禁在身的锁枷？

　　有谁能再点燃勇敢的精神之焰，从幼若塔斯河岸跃出，将你从墓穴中唤起？

　　后来，他在《堂璜》中写道：

　　马拉松后山如带，马拉松前横碧海。

　　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

　　吁嗟乎！

　　闲立试问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止哭收泪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

　　不信赫赫斯巴达，今日无一忠义士。

　　吁嗟乎！

　　三百勇士今何之？

　　德摩比利草离离。

　　这是诗人对饱受异族奴役的希腊人民的同情和期望。是否从此时起，那为希腊独立和自由而战的信念之种已经深深藏埋在他的心中，从而才有他那由诗人而斗士的后来辉煌呢？

　　古希腊神殿的石门一朝被砸开，哄抢金银财宝的文明掠夺者便接踵而至。满目疮痍的雅典是由贪得无厌的外国人造成的。看到埃尔金勋爵之流的英国人任意破坏巴台农神庙的排档间饰、掳掠阿克罗波利斯山上众多文物的劣迹，拜伦愤怒地写出了《米涅瓦的诅咒》一诗。

　　在雅典时，他住在英国副领事遗孀的家中，同她的三个女儿中的大女儿——一个名叫特瑞萨的十五岁姑娘产生了短促的恋情。临别时，他写了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雅典的女郎》献给特瑞萨：

　　趁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光，还我的心来，雅典的女郎！

　　不必了，心既已离开我胸口，你留着它吧，把别的也拿走！

　　我临行立下了誓言，请听：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无拘无束的鬈发，每阵爱琴海的清风都追逐着它，凭着你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凭着你那小鹿般迷人的眼睛：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凭着你那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凭着这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人间的千言万语；

　　凭着爱情的欢乐和酸苦，我要说：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我可真走了，雅典的女郎！

　　怀念我吧，在孤寂的时光！

　　我身向伊斯坦布尔飞奔，雅典却抓住了我的心魂：

　　我能不爱你吗？不能！

　　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他把自己对特瑞萨连同整个希腊民族的一份情愫浸进了诗歌，留在了雅典；然后，如诗中所言，继续向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方向进发。一路上，他巡游希腊半岛的古迹，瞻仰特洛伊战争的遗迹，拜谒阿喀琉斯的墓冢。他还完成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二章。好友霍布豪斯对这一章恭维不多，嫌其感情夸张。拜伦自己也不甚满意。于是把手稿塞进了箱底。1810年5月13日，他抵达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都市的强烈的东方情调给拜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据此写成了　《堂璜》第五章。

　　读万里书

　　拜伦观察和体验着旅行中见到的一切。这一切日后也将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丰富营养和原料。赫勒斯旁海峡（即今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隔开欧亚大陆的狭窄的裂缝，直线距离一英里，潮流湍急危险，两岸乱石高耸。那是希腊神话中利安德为了同对岸的恋人希罗相会而每夜游过去的地方。他试过两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他从欧洲游到了亚洲。他为自己的成功一直激动不已，多年后还将它写进了《堂璜》。

　　他自己也在经历着恰尔德的冒险。他曾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看到一群饿狗正撕咬着一具尸体，这一恐怖的场景他后来写进了《柯林斯的围攻》和《堂璜》第八章。另一次，他看到一队土耳其士兵抬着一个布袋向海边走。原来袋子里罩着一个年轻的姑娘，为了惩罚她同一个基督徒的恋情，当局要将她抛入海底。拜伦勇敢地冲向前去，用手枪逼着士兵退回。他后来还解囊相助，用金钱赎回了这个姑娘的生命。这件事后来成为《异教徒》的创作题材。

　　1810年7月24日，拜伦离开君士坦丁堡。同行的霍布豪斯返回伦敦，拜伦轻松愉快地踏上去雅典的旅途。拜伦很高兴又一次单身独处。他并不讨厌朋友，但他的天性使他喜欢孤寂。孤独是思想的温床。惟有在孤寂的处境里，思想才能无拘无束地行动，情感才能自由自在地迸发。

　　他回到雅典，住在方济会的修道院里。他的周围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或畏敬。他宁愿同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土耳其人有说有笑，却不愿同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在英国人面前，他感到手足无措。他甚至对自己的英国仆人也颇为不满。他们怕苦，傲慢，挑三拣四。在这种气氛中，他完成了长篇讽刺诗《贺拉斯的启示》。

　　这首诗是仿照诗人所喜爱的英国讽刺诗人蒲柏的风格写成的。它可视作《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的续篇。在诗中，拜伦继续对祖国文坛的保守倾向和消极浪漫主义进行鞭挞，再次阐明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他提出诗歌要忠实生活，朴素完美，“有鲜明的条理和诱人的睿智”；他要求废除戏剧检查法，振兴英国的讽刺喜剧。他还将产生过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土壤环境与艺术在现代英国的窘境加以对比，从而猛烈谴责了现代社会的金钱文明对文学艺术的扼杀。但这首诗却失之于空疏和贵族化，而其推崇的诗歌形象仍不脱离传统的“爱国者”窠臼；有些美学观点亦为他日后自身的创作所否定。这就象诗人本人在旅途中不断睁大眼睛充满好奇地观察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和他的美学观念都还未走向成熟。

　　拜伦离开英国将近两年了。他不留恋故乡，却迷恋异域的风情。他深感外出游历的益处：“安住本国的人们，只会使岛国国民所常有的偏狭的自傲心理更加顽固。从今以后，英国应该用法律规定青年人都要出国旅行。”他愿意继续漂流在外，但囊中几乎空空如也。国内的代理人再也不肯寄钱来，还催他回去照料受到债主包围的庄园领地。他只好启程返国。

　　从马耳他岛乘船回到英国的航程要走三十四天。他站在甲板上，背靠船舷，眺望着浩瀚无涯的大海。两年的旅程，他能带回去什么东西呢？他带回的是东方风情的印象，是奇异的探险经历，是对人类灿烂文明的缅怀，是对社会、人生、自然和真理的感悟，是对现实愚昧和罪恶的真切认识，是对周遭世界哲学层次上的一种深刻怀疑。他还为自身带回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孤寂情绪，也为世界文学带回了一篇杰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二、三章。后者使他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在沉寂的英国文坛升起——它为他带来了成功和荣誉。“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

　　不过，拜伦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他在1811年7月17日回到英国，他的朋友达拉斯向他索看诗稿时，他拿出了《贺拉斯的启示》。他自己对之甚为得意，但朋友却失望极了。达拉斯问他还写过别的没有，他回答说写过几首短诗和关于这次旅行的一些诗节。“那只是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他补充道。接着，他从箱底翻出一迭手稿讷讷地递过去。那是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达拉斯挟着手稿走了。当天晚上，他用信纸给拜伦带回了最热烈的祝贺：“你写下了世间最出色的名篇……我被《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迷住了，简直爱不释手。”

　　第二次见面时，拜伦还是不以为然：“那根本不是诗。你没有看见诗稿旁边的批语吗？那是一位优秀评论家写的。还是想法把《贺拉斯的启示》出版了吧。”达拉斯对《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艺术价值坚信不疑。他斩钉截铁地对拜伦说：“如果你把它交给我，我一定可以让它出版。”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达拉斯，是他将一篇几乎扔进了废纸堆的传世之作发掘出来，使之得以公诸于世。

　　伦敦著名的出版商墨瑞读过诗稿后，立即答应给予出版。精明的出版商懂得广告的效应。他预先把诗中的佳句摘印出来，分发给伦敦各界的社会名流，还把活字版的全文送给重要评论家，请他们撰写诗评。因此，诗歌还未出版，名声已经大振。对拜伦来说尤为幸运的是，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和塞缪尔·罗杰斯已经同他言归于好，他们的褒奖更提高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声誉和价值。

　　原来，穆尔曾提出要与拜伦决斗，因为拜伦在《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中对他加以指责。但这封决斗书从未送到拜伦的手上。原来在他写好时，拜伦已经出国漫游去了；待拜伦归国时，穆尔刚刚娶了一位漂亮的夫人，他们正如胶似漆地欢度蜜月，生活显得那样灿烂美好，决斗的念头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由穆尔作东，在他的朋友罗杰斯的家中吃了顿晚饭。杯酒泯恩仇，过去的恩恩怨怨算是一笔勾销。不打不成交，他们三人至此成了很好的朋友；而拜伦和穆尔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拜伦去世以后。据说在众多有关拜伦的传记中，穆尔撰写的那一部最为精彩动情。

　　1812年2月27日，即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出版前两天，拜伦第一次登上英国上议院的讲坛，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诺丁汉郡的路德派工人辩护，抨击英国当局的镇压政策。

　　当时，英国处于产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攫取最大利润，大量使用机器工作，因而使许多工人丢掉了饭碗，濒临贫困饿死的境地。为了生存，工人自发地起来反抗，砸碎机器，捣毁工厂。而拜伦生长于斯的诺丁汉郡，就是机器破坏者运动的中心——那也是他的家族领地纽斯台德庄园所在地。当时这场受到恩格斯高度赞扬的工人阶级早期运动还只处于原始阶段，但英国统治者已经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他们不惜出动军队对反抗的工人予以镇压。顺便说一句，率领军队镇压诺丁汉郡工人运动的反动将领正是拜伦早期恋人玛丽·安·查沃思的丈夫。

　　那年春天，英国国会制定了严厉的“编织机法案”，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出于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他们的命运的深切忧虑，更出于反抗压迫和不平等的强烈正义感，拜伦勇敢地站出来喊出了“反对”的声音。法案的拥护者将那些工人称之为“贱民”，拜伦针锋相对地质问道：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　‘多头的魔鬼’……我们是否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有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么？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唯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听命么？

　　何等的酣畅淋漓，何等的旗帜鲜明！但拜伦只手难有回天之力，法案仍被强行通过。四天后，拜伦在　《纪事晨报》上发表了《“编织机法案”制订者颂》一诗，对那些托利党的政客和资本家进行了愤怒的讽刺。

　　拜伦的抗议没能阻止法案的通过，却获得了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该法案的国会内反对党辉格党议员的掌声。他的名字在伦敦社交界中迅速地流传开来。

　　紧接着议会演说后的第三天，即2月29日，《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出版了。诗集上市后马上一抢而空，立即震动了整个英国文坛，轰动了全伦敦的社交界。那些日子，无人不谈拜伦，无人不晓《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富丽堂皇的客厅或沙龙里，在豪华奢侈的宴会或舞会上，如果有人不知道拜伦，未读过《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人人都会对他不屑一顾，他自己亦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伦敦上流社会家庭的每张书桌或茶几上，都摆着他的诗集；有拜伦出席宴会的场合，珠光宝气的贵妇小姐争先恐后地拥来；为了靠近拜伦的座位，有人悄悄地调换桌上的座次名单。在宴会桌上，女士们尽管肌肠轱碌，对满盘佳肴却不肯伸一筷，因为据说诗人不喜欢女人的吃相；一个小姑娘女扮男妆，想去做拜伦的侍童；一个贵妇人在门口见到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卡罗琳·兰姆夫人，当第一次远远地瞥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后，她在日记上写道：“发狂的，邪恶的，危险的人！”在第二次同拜伦正式见面谈过话之后，她又写道：“那副苍白美丽的面孔，是我的命运！”

　　3月10日，他说：“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那一年，《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连续重版五次。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有这样一位青年住在英格兰岛上，他天生喜爱寻欢作乐，游戏放荡，他过着如此纵情、愉快、不羁的生活，晚上用喧闹来折磨那些昏昏欲睡的耳朵。

　　他名叫恰尔德·哈罗尔德：——至于为何原因，他的祖先传了多少代，我最好不要道明；

　　只提一点就够了：他的祖先偶尔也有过风光，以前一直都是声誉显赫，业绩辉煌……

　　巨大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当时社会“时髦风气”的转换和新的文学偶像的出现，也不仅仅在于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形式，还在于诗作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现实指称意义。这是思想对专制政治的大胆挑战，是理性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热情批判，是一个忧郁激动、生机浪漫而无处不在的纯粹自我的崭新的心路历程。

　　此刻出版而引起英国轰动的是《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全诗完成后共四章。根据拜伦所作的手稿标记，第一章是1809年10月31日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作，1810年3月28日在伊斯密尔完成第二章。1816年6月，在日内瓦莱蒙湖畔写完第三章；1817年7月，在威尼斯写完第四章。这部长诗写作前后历时近八年。

　　该诗塑造了一个思想孤独者的形象。诗的开头写道，贵族青年哈罗尔德厌倦了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在国内，他“好似一个在抑郁的僧房中的遁世僧人”，孤独而苦闷，于是离开了荒芜的城堡，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踏上漫漫之旅，走向茫茫的世界。第一章描写了哈罗德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见闻，重点突出了西班牙人民奋起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主题。诗章叙述了一个保卫萨拉哥萨城的游击队女英雄的生动故事。这一章也以恢宏的笔触，描写了葡萄牙美丽的自然风景和西班牙精彩的斗牛场面。第二章透过抒情主人公哈罗尔德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历，描述了为土耳其所奴役的文明古国希腊今日的悲惨命运，号召希腊人民奋起反抗，为获取自由而斗争。诗中也记叙了阿尔巴尼亚淳朴的民俗风情，对这个民族的豪迈气慨和磊落品格予以高度赞扬；并将之同资产阶级英国的伪善和沦丧加以对比。第三章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为背景，描写哈罗尔德来到滑铁卢战场凭吊，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诗中吟道：

　　难道悠悠昔日中以奴役和流放肆威的

　　丧尽天良的偶像，真正复活？

　　刺死了狮子，难道又承认豺狼

　　来做领袖？我们难道还要双膝颤动在暴君的前面？

　　哈罗尔德站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山畔，追忆法国大革命，想起那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对他们反专制的思想及其意义给予热烈的推崇。第四章是对意大利光荣历史的缅怀和迫溯：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灿烂文化，但丁、彼得拉克、达索和众多诗人、艺术家、雕刻家、科学家的光辉名字，罗马共和国的英雄历史。诗人鼓励意大利人民重振雄风，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的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

　　由上述可见，漫游所经过的那些国家的光荣历史和人民的现实悲剧性命运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当他将历史与现实、自然风景与人民生活相对照时，并非简单地摹写现状，而是及时抒发了自身的感受，挽入了一份对弱小民族的深重叹息的同情；同时也浸润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反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争取自由独立的思想情绪。诗中通过哈尔德的游历和见闻，构成一条完整的叙事脉络，时时通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由表达抒发诗人的感受和情绪，将叙事和抒情有机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眼前的景象似乎为思想和情感所设，强烈的主观自我和鲜明的个性品格在诗中处处浮现。那迷人的异域风情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那辉煌的历史事件和颓落的文化遗址，以及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民族的现实状貌的描写，都深深地烙上了诗人自己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印记。而诗人巨大的才气和敏细的艺术触觉，在炽烈的情感的任意喷发挥洒之间，融铸成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同时构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自我写照。

　　请看第三章的下面两节：

　　在高山耸立的地方必有他的知音，在海涛滚滚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家乡，只要有蔚兰的天空和明媚的风景，他就喜欢，他就有精力在那地方游荡；

　　沙漠、树林，幽深的岩洞，浪花的雾，对于他都含蕴一种情谊；它们讲着

　　和他互通的言语，那比他本土的著述，还更平易明白，他就常常抛开卷册

　　而去打开为阳光映照在湖上的自然的书。

　　然而在人居的地方，他却成了不宁

　　而憔悴的怪物，他倦怠，没有言笑，他沮丧得象一只割断翅膀的野鹰，只有在漫无涯际的天空才能逍遥；

　　以后他又会一阵发狂，抑不住感情，有如被关闭的小鸟要急躁地冲击，嘴和胸脯不断去撞击那铁丝的牢笼，终于全身羽毛都染满血，同样地，他那被阻的灵魂的情热噬咬着他的心胸。

　　又如第四章吟咏时间的诗句：

　　哦，时间！你美化了逝去的情景，你装饰了荒墟，唯有你才能医治

　　和抚慰我们负伤流血的心灵，……

　　在这片荒墟中，有一座祭坛和庙宇

　　被你摧毁得最惨，更庄严而凄清，在你壮丽的祭品中，这是我短短的

　　岁月的荒墟（这充满悲欢的生命）：

　　呵！在这一生，如果我竟洋洋自得，别理我吧；但如果我淡然迎受

　　好运，而是对那制服不了我的邪恶

　　保持骄傲，那就不要让我的心头

　　白负上这块铁——难道他们不该吃苦头？

　　应当指出，由于自身新的经验的获得以及雪莱的影响，第二次出国后写成的第三、四章较前二章更趋成熟和完美。情感色调和思想的光辉表现得更加明朗和清晰；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心路历程更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化为一种融汇人类种种苦难哀愁的博大恢宏的自我。但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们未必注意到这一点。或许，是长诗中那对生活的忧郁的凝视和处处跃动的自我深深打动了贵妇淑女的芳心，吸引了伦敦上流社会的注意。如果注意到了诗行中含蕴的强烈的反叛和自由精神，如果触摸到了那深刻的思想本质，她们还会那样如痴如醉，趋之若鹜么？

　　一夜成名一朝弃

　　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游历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拜伦的创作热情，在1813年到1815年期间，拜伦接连写出了长篇叙事诗

　　《异教徒》（1813年5月）、《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年12月）、《海盗》（1814年1月）、《莱拉》（1814年5月）、《柯林斯的围攻》（1815年7月）和《巴里西纳》（1815年9月）。这六首叙事长诗总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具有如下特点：他们遗世独立，孤傲不驯，富于激情，敢于反抗却又阴郁孤独；为了个人的自由、幸福和爱情而强烈地进行反抗复仇。人们将他们称之为“拜伦式的英雄”。

　　那正是拜伦引领风骚的年代。每一部诗作出来，都引起英国社会的一阵新的狂热。各个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都在阅读他的诗作。他的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异教徒》两年内重版十四次，《阿比多斯的新娘》两年内重版十次，而《海盗》出版的当天就卖出一万四千册。

　　然而，时髦追求的永远只是新奇和浮华；浅薄的鉴赏力永远无法触摸到真理和诗的精髓。而过度消费的结果是腻厌和反感。更何况，那深受抑压的嫉妒与怀疑，以及积蓄已久的仇恨与愤怒，早已虎视耽耽，引弓待发。

　　拜伦在议会中的两次反政府演说　（第二次演说抨击了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压迫和奴役政策）已经使他和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结怨甚深，难以释怀；而他从前的那些同情被奴役民族、批判专制暴政的诗歌以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透露出来的宗教怀疑倾向，早就使保守派疑窦丛生，格外警惕；那首附在《海盗》第一版书末发表的《致一位哭泣的贵妇人》，更激怒了执政的全体托利党人。而当统治者及其传媒终于看清：从文学到政治，从生活到诗歌，拜伦几乎每时每刻、事事处处都在蓄意反叛传统、挑衅现实、批判统治阶级，煽动反抗激情时，他们更是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因此，当拜伦的妻子米尔班克提出与他分居时，仇恨和嫉妒的火山终于爆发，谩骂、诽谤、诅咒的灰屑铺天盖地地压在了他的头上。他在一夜之间被英国社会抛弃了。

　　1816年4月25日，拜伦乘船离开英国，从此走上永远漂泊异国他乡的不归路。

　　英雄相识

　　邂逅雪莱

　　诗人拜伦波澜壮阔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而在这首史诗的许多戏剧性的高潮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幕是他与另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相遇及其友谊。

　　那年四月，拜伦被迫离开英国后，乘船首先到达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港。茫茫未来，何去何从，他踌躇未定。巴黎那边传来了明确的讯息：因为他是所谓“思想危险分子”，法国政府禁止他入境。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坐马车从比利时溯莱茵河到瑞士。或许是上天存心要使那块伟大的遗迹载入诗的不朽丰碑，或许是上苍看中了诗人杰出的抒情才华，当拜伦走到布鲁塞尔时，马车突然坏了。他只好暂时中止了行程。利用那段宝贵的时间，他去凭吊了滑铁卢战场，从而有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第十七节以下的那些绝妙的佳句。

　　随后，他沿莱茵河继续向东前行。5月25日抵达日内瓦，下榻于塞切隆的戴让旅馆。面对波光粼粼的日内瓦湖，拜伦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凭吊滑铁卢战场时，那种对人生和历史的巨大悲怆感怀在胸中激荡，而自身那波峰浪谷般的坎坷经历更不堪回首。他觉得自己已经心力交疲，憔悴苍老了。在旅客登记簿上签名时，在年龄栏内，他提笔慨然地写下：“一百岁”。

　　就在这同一个旅馆内，他结识了另一位被英国统治阶级驱赶出祖国的诗人雪莱。从此，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各自生命的最后。这是英国诗歌史上一次伟大的邂逅，是欧洲文坛两颗熠熠生辉的文坛巨星的相会。双星撞击的结果，不是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后便同归于尽，而是各自使对方的光焰更加明艳夺目，使自身升腾起一种新的光辉。至少，对拜伦来说，是对方纯洁晶莹的心灵和真挚善良的情怀，涤荡了他的身心；而雪莱那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无神论的信念，也为他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鲜的境界，注入了一种强劲的活力。如是，我们才能看到那被誉为全诗精华和巅峰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以及诗剧　《曼弗瑞德》。

　　就象浪子恰尔德的一生传奇经历总是伴随着女人一样，诗人拜伦同雪莱的相识缘于与一个女人的浪漫恋情。

　　原来，在拜伦出国之前，他接连收到一个匿名女子的情书，要求与他见面。当时诗人正处于英国社会舆论的四面围剿之中。他起初以为是圈套，没有理睬。后来那女子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名字。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期望你爱我，我亦不值得你爱……你反对下面的计划吗？星期四，一同到市外十里的地方去。在那儿我们将自由自在，无人知晓。第二天就可以回来了……　　　”在读到随后一封更具体的信时，拜伦终于动心了。他们共度了一个夜晚。这个大胆的浪漫女子名叫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她是雪莱的妻子玛丽·葛德汶的异母姐姐；而拜伦的私生女阿利格拉，就是她与拜伦短暂感情的收获。

　　对并没有根除贵族恶习的拜伦而言，与克莱尔的那一夜不过是逢场作戏，满足好奇和寻求刺激而已。他对克莱尔毫无恋情，事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当他下榻日内瓦湖畔的旅馆时，他才大吃一惊地发现，那个姑娘早就在此等着他了。同她在一起的就是她的妹妹玛丽和妹夫波西·比希·雪莱。在她的介绍下，他俩相识了。

　　在日内瓦重新见到克莱尔，这使拜伦满心不悦。但这种不快在与雪莱的频繁交往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孰瑜孰亮

　　猩猩惜猩猩，英雄识英雄。三年前，雪莱在《麦布女王》出版时曾赠给拜伦一部，但他们的交往亦仅此而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尽管如此，共同的坎坷际遇，同样的杰出才华，对传统和专制政治的同仇敌忾，对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一致同情和对独立、自由及人类理想境界的共同向往，使他们一见如故，顿成知己好友。

　　雪莱此时尚未成名，但拜伦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诗人。他甚至因感觉到对方比自己更富于才华而有时不免露出一丝嫉妒和小气。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深深为雪莱的坦荡胸襟、真诚的品质、高尚的人格和为人类幸福理想而奋斗的明确信念所吸引。这是他生平碰上的第一个内心与外表完全一致、人格精神完美无缺的人。雪莱也曾经历过坎坷的童年，酷虐的家庭，痛苦的失恋和失败的婚姻，受到反动政治和法律的压迫；但他并没有拜伦式的那种孤独和阴郁，他象天使般的美丽和纯洁。拜伦几乎被这位比自己年少四岁的天才征服了。他们一起荡舟湖畔，周游城邑；一起讨论人生，讨论自然。如果说雪莱惊赞拜伦的天才而打心眼里敬重和服膺他的伟大，那么拜伦则更多地接受了理想主义者雪莱精神上的影响，汲取了后者的无神论思想和宇宙人生观念。

　　数年前，他还写诗大骂华滋华斯；而现在，部分由于雪莱的引导，部分因为置身于这种乐而忘忧的湖光山色之中，他逐渐地领略了华滋华斯诗歌的神趣，从而在他自己的诗剧　《曼弗雷德》中出现了类似的主题旋律。在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和《曼弗雷德》以及后来的《该隐》中，不少地方都受到雪莱思想的启发和影响，有的地方就是听取了雪莱的意见后改写的。没有雪莱，很难设想我们今天还能读到拜伦的那些最受人推崇、最精彩的诗歌章节。没有他俩的相识，更难设想我们能读到那煌煌大著《堂璜》。前面第二节我们曾提到，正是因为雪莱的及时鼓励和支持，拜伦才得以将那已经中辍的《堂璜》续写下去。

　　两位诗人一同参观了锡雍古堡——那只是日内瓦湖畔蒙特勒附近的一块岩石。十六世纪瑞士的一位爱国志士庞尼瓦曾被囚禁在古堡中达六年之久。拜伦用小刀在牢壁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据说，今天去游览古堡的人们仍然能看到诗人当初的题名。他们都为这位为民族自由而战、饱受专制迫害的志士的英勇事迹而激动不已。回来后，拜伦在一夜之间写下了那著名的长诗《锡雍的囚徒》，而雪莱则写下了《思想美的赞美诗》。那年六月至九月间，拜伦还写下了　《普罗米修斯》、《梦》、《黑暗》、《勒德派之歌》等重要诗作。

　　诗人间的相处是极为融洽的。不过，拜伦对雪莱的那位千里迢迢追赶而来的姨子克莱尔却没有那般友善和温柔。拜伦对女人有着类似德国哲学家尼采的那种观点。他曾受过女人的欺凌或欺骗；因此，他以恶意的鄙视和仇恨来报复几乎所有的女人　（除少数几个例外），不管她们是否真的伤害过他。在受到他的恶意对待的女子中，克莱尔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却是相当无辜而受害很深的一个。在日内瓦湖畔的那些日子里，她每天傍晚上山去拜伦的家，第二天早上下山回到雪莱的住宅。她为拜伦抄写《锡雍的囚徒》、《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同时也满足拜伦的情欲。她现在已有孕在身了，拜伦对她也已厌倦了。他极力对她冷淡，并想尽办法逼她离开。心地善良而纯洁的雪莱实在看不下去了，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办法影响拜伦。

　　8月29日，雪莱夫妇带着克莱尔悄然离去。拜伦顿时觉得一身轻松。他庆幸此事“终于了结”。他写信给奥古斯塔为自己辩护：“我未曾热恋，现在也不会对任何人有爱情。但当一个女人跋山涉水八百英里前来使我摆脱独自苦思冥想的大道理时，我不能完完全全地对她扮演禁欲主义的角色……”他骨子里是贵族的本质，极为看重门第出身。尽管他为被压迫的民族鸣不平，但他却缺乏雪莱那种真正的平民意识。他只是居高临下地将平等独立等等恩赐给他们。因此，对于出身微贱的克莱尔，便只是成了他发泄性欲的对象，而毫无情感可言。1817年1月，当克莱尔生下了他和她的女儿阿列格拉后，拜伦惟恐孩子受到不良教育，径直将女儿带到自己身边；他甚至剥夺了克莱尔的教养权，不顾其苦苦哀求，硬将幼小的女儿送入了修道院。女儿五岁时就夭折了，死在修道院里。这未必不是拜伦的过错。因此，当马克思从政治观察的角度说出下面的话时，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据：

　　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曼弗雷德》

　　八月里，英国诗人马修·路易斯来看望拜伦。他把歌德的《浮士德》念给拜伦听。容易激动的拜伦真正激动起来了。浮士德的苦闷和追求，与魔鬼靡非斯托非勒订立的契约，还有与玛甘泪的悲剧，这些不正是他自己所非常熟悉的么？于是，一个只属于他的骛傲不驯、铮铮铁骨的叛逆男子汉形象，在拜伦的笔下产生了——这就是他的杰出诗剧《曼弗雷德》的同名主人公。曼弗雷德是孤身住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封建领主。他富有，博学；但因为犯罪而受到灵魂的煎熬。他借用秘术从宇宙的各个角落召来各种精灵，要求他们帮助他忘却心中的一切。但精灵们告诉他，他们能够给予他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要求“‘忘却’——忘却自己的力量”，却在他们的权限之外。诗剧中显然有着诗人自身经历的影子。曼弗雷德的苦恼就是他自己的苦恼，那位该诅咒的女人是分居的安娜贝拉，而那位他失去了的女子，就是可爱的奥古斯塔。最后，曼弗雷德拒绝了修道院院长的说教和魔鬼们的诱惑，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他对自己说：“只有我自己才能毁灭我自己。”仿佛是谶言，诗剧的作者最后也为自己选择了走向死亡的道路。

　　这年十月，拜伦和他的好友霍布豪斯及仆人乘座一辆六匹马拉的拿破仑式马车，离开瑞士，前往意大利。他们首先抵达北意大利的首府米兰。短暂的逗留期间，他见到了拿破仑的前秘书德·别尔。别尔讲述了关于拿破仑的许多轶事，这使素来崇拜那位英雄的拜伦大饱耳福。随后，他们离开米兰，最后到了水都威尼斯。

　　如诗如画如音乐般美丽浪漫的威尼斯使拜伦得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欢悦。他爱小船里的昏暗的阳光，爱大运河的沉默，爱市内的古堡荒墟，爱那忘我陶醉的狂欢节。他还爱上了一个结了婚的二十二岁的威尼斯女人。似乎存心要刺激国内那些伪善的道德家们，他在给出版商墨瑞的信中大肆渲染自己的恋情，称为“阿尔卑斯以南最幸福的一对”。

　　他尽情地享受和体验人生。每天上午，他去亚美尼亚人的一个教堂向僧侣们学习亚美尼亚文；下午，则渡海到利德岛上，与朋友们骑马逗风。在饮食方面，他仍然保持多年来的习惯。为了保持体形，他不进晕食，不饮酒料，只吃少量的饼干和蔬菜水果，喝苏打水。他喜欢热情而漂亮的意大利女子，女人们如走马灯似地在他身边旋转。

　　狂欢是为了寻求刺激，冲淡痛苦。如果说诗剧中的曼弗雷德没能获得“忘却”的痛苦神力，生活在威尼斯现实中的拜伦却在疯狂的迷醉中得到了暂时的心灵慰籍。他在给奥古斯塔的信中写道：“这一个月里，我心情平静，而且充满了爱。过去两年间那个几乎使我发狂的有道德的魔鬼米尔班克不断将我拷问所产生的痛苦，现在也不象以前那样折磨我了。”

　　结识革命党人

　　在意大利，拜伦一住就是七年。头三年中，除了为写《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四章而短暂地去罗马实地考察以外，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威尼斯以上节描述过的方式度过，只到他邂逅那位此后为他的生活重新带来生机的特瑞萨。

　　许多社会都是这样，表面上的浮华掩盖着内里的黑暗，都市的繁荣建筑在底层人民的痛苦的脊背上。当时的北部意大利正在奥地利帝国的铁蹄下呻吟，普通百姓深受异族统治欺凌和本国贵族阶级压迫的双重痛苦，人民的愤怒如墓地磷火般四处浮现。正如诗人所说：“全国就象子弹上膛的枪，许多手指头都在移动，想扣动枪机。”

　　在认识特瑞萨以前，拜伦已经同当时广布意大利全国的秘密革命组织“烧炭党”有过接触和联系。自他走进成人社会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用他的诗歌和言辞呼唤着自由、独立，为反对专制压迫而呐喊。在外出漫游的日子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这一使命。他沿途不断朝拜那为反抗压迫、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革命志士的遗迹，从中汲取鼓舞斗志的营养。在日内瓦湖畔，他参观过关闭庞尼瓦的牢狱；在滑铁卢战场，他去凭吊那使欧洲封建君主们恨之如骨的失败了的英雄；到意大利后，他曾求得威尼斯地方当局的同意，去当地一座关禁死囚的地下牢房蹲了一夜，体味失去生命自由的痛苦；在米兰的短暂停留期，他跟当地的爱国志士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知识分子频繁来往，在他们的秘密碰头地点斯加拉剧院的一个包厢里，一起讨论意大利的命运和前途。在去罗马的路上，他又特意绕道费拉拉，拜谒诗人塔索被幽闭七年的地下室，写下了著名的《塔索的哀歌》。

　　眼前对烧炭党人谋求意大利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自然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因此，他与特瑞萨的相爱，不仅仅是各自为对方的美丽容貌和独特品格所吸引，也是在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相知相悦、志同道合。通过特瑞萨和她的一家，拜伦同烧炭党的联系日益加强，更深地投入到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的革命活动。

　　1821年春天，意大利西北部的几个城市同时爆发了革命起义。受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拜伦同特瑞萨的哥哥甘巴及烧炭党其他领导人一道，更积极地筹划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起义事业。同年秋天，起义被反动当局镇压下去了。特瑞萨一家人被勒令离开拉文纳。拜伦也被迫同他们一起离开，先去比萨，后移居里窝。他一直受到反动当局派去的警察和暗探的监视和盯梢。一个以意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和独立为最高人生皈依的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却使自己陷入了不自由的境地。但是，拜伦坦然接受了。他从未因此而后悔。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即使我个人的事情进展顺利，我也感觉不到多少欢乐。如果有可能大大改善人民的处境　（尤其是这些被压迫的意大利人！），我决不会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又写道：“为了他们的解放，我所能付出的一切——金钱，其他财产，甚至生命——我都可以付出。”

　　生命峰巅

　　反叛者的颂歌——　《该隐》

　　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也滋润了诗的灵魂，激发起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意大利时期，拜伦不仅写了大量的诗歌、历史剧，而且也写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诗歌——《堂璜》。

　　在进入《堂璜》这座伟大的艺术宝殿之前，让我们先驻足拉文纳，端详一番诗人在此地完成的诗剧《该隐》。

　　《该隐》写作于1821年7月至9月。但据拜伦的诗坛契友雪莱说，这部诗剧在许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因此，这是一部深思熟虑的精心构思之作。一反过去在诗人的诗歌中常见的那种一泻千里的豪放气势和急风骤雨般的狂热激情，诗剧中充溢着一种冷静而严密的理性，一种犀利而明确的洞察力。

　　这部诗剧对基督教传统及其教义进行了批判。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正是宗教使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那种压抑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政治独裁、思想专制合法化，道德秩序化。《该隐》则兜底戳穿了这个历史谎言，挑开了反动封建专制统治披上的那件道德秩序的外衣。它指出，上帝耶和华只不过是一个“权力无边无际的和铁石心肠的暴君”，是制造人间罪恶和不幸的渊薮。诗剧赞美了卢息弗——那个只服从真理，却不愿屈服于谎言去巴结上帝而被赶下宝座，并将上帝的世界撕破给人看的“恶魔”，更赞美了该隐——那个反抗上帝，决不妥协，无惧于来自天国的诅咒、判决、放逐等种种迫害的反叛者。

　　由于《该隐》强烈的现实指称意义，这部诗剧刚出版即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时也受到英国统治阶级和教会的恶毒诽谤。他们咬牙切齿地攻击拜伦是撒旦式的“恶魔”，大法官甚至拒绝为该诗的著作权提供法律保护。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了歌德、雪莱、司各特和托马斯·穆尔等一切爱好人类思想自由的进步作家的热烈称赞。

　　史诗丰碑——　《堂璜》

　　但是，只有在《堂璜》横空出世后，才真正在文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令保守的人们瞠目结舌，令进步的人们欣喜若狂。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将它誉为继弥尔顿的《失乐园》之后的伟大诗作，而《堂璜》的作者在英国之外的影响仅次于莎士比亚。它的耀眼光芒惠泽于全世界的文坛以及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在众多受其影响的诗人作家中，有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有写出了《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的法国作家雨果，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作者——德国诗人海涅。《堂璜》的成就是巨大的。连诗人自己也不讳言对他最后一部长诗之成功的自信：“如果你一定要一部史诗，那么

　　《堂璜》就是你所要的东西；这是一部正象《伊利亚特》之体现了荷马时代的精神一样体现了当代精神的史诗。”

　　《堂璜》共十六章，一万六千多行；作于1818年至1823年间。拜伦原拟全诗规模共五十章，后因诗人欲全身心地投入希腊革命而中辍；随后诗人不幸英年早逝，那未完成的诗章便成了永久的遗憾。但由于该诗的开放性结构，以及其随诗歌主人公周游列国展开叙述的特点，并不影响现存诗歌的完整性及欣赏价值。

　　堂璜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据说他生活在十四世纪的西班牙塞维利亚，淫佚放荡，无恶不作。欧洲文学中有不少作品以他为主人公，而拜伦笔下的堂璜，却赋予他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崭新意义，因而为他创造了新的形象生命。正如诗人创作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们在《堂璜》中，也能辩认出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

　　堂璜是一个普通平凡的贵族知识分子，是拜伦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形象有若干相似之处。他富于正义感，恪守人道主义原则；但也缺乏坚强的信念，容易为环境所左右。该诗前六章描写了堂璜的身世及恋爱生活。他出生于西班牙的加的斯城，与丈夫分居的母亲独自抚养他。少年堂璜蔑视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十六岁时，他爱上了母亲的朋友、年长他七岁的朱丽亚；后者嫁给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后来，他们的恋情败露，堂璜被迫逃亡海外。可是，祸不单行，他乘坐的船在风暴中覆没了。陷于饥饿绝境中的幸存者们“眼睛里渐渐显出吃人者的贪欲”；他们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先吃掉哪一个人。那些狼吞虎咽般地吃掉自己同类的人后来都发疯死去。堂璜坚决拒绝吃人肉。最后，他作为惟一的幸存者被冲到海岛上，为希腊海盗的女儿海蒂所救。这一对美貌的少男少女疯狂地相爱了。正当他们大排宴席欢庆时，海蒂的父亲回来了。他砍伤了堂璜，并将其丢上贩卖奴隶的船只。堂璜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标卖，结果被买入土耳其苏丹的王宫。王妃为堂璜的美貌所动，正在调情时，苏丹回来了。堂璜与其他宫女被逐出王宫，晚上同一个宫女睡在一起。次日王妃闻讯，妒火中烧，下令将他和宫女抛到秘密水道中的小船上，漂入大海中。但他大难不死，漂到了俄国和土耳其的交战地伊兹梅尔。第七、八、九三章叙述1790年的俄土战争，最终是俄国军队攻占了伊兹梅尔。拜伦写尽了战争的悲惨和造成的巨大创伤，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思想。堂璜加入了俄国军队，在战争中立了功，当他来到俄国女皇的宫廷领奖时，被女皇看中，成了她的宠臣。因为生了病，于是女皇开恩，派他去英国当特使。最后六章通过堂璜在英国的旅行，描写了英国社会生活。长诗最后写道，堂璜被召到贵族庄园里生活。但这并没有结束，按照拜伦的意思，他打算让堂璜周游欧洲列国，经历种种围城、交战的冒险生涯，最后投身于法国革命。

　　《堂璜》首先是诗人自我的强烈表现。自我是时代中的一分子，彻底地表现了自我的作品，也就鲜明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一角。只有彻底地表现自我，也才具有夺目的个性色彩。在诗中随意性的穿插议论和自由发挥中，拜伦尽情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各种事物的思想和情感。他把嘲讽和蔑视赐予“桂冠诗人”骚塞，把敬意和同情献给希腊。他责难卡斯尔雷勋爵的外交，也批评柏克莱的哲学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说。他抨击造成自己不幸的妻子安娜贝拉，同时也揭露了封建专制和金钱统治的罪恶。

　　《堂璜》是那一时代欧洲最生动的图画，一种含纳人间万象的百科全书。堂璜的足迹所至之处，欧洲各国的政治现实状况、社会世相及道德习俗毫发毕露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俄国铁蹄下的土耳其，受奴役的文明古国希腊，标价出卖的奴隶市场，荒淫无耻的土耳其苏丹的后宫；疯狂杀戮的俄土战场，空虚无聊的英国上流社会；被侵略被奴役者的殊死反抗。他将这一切都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为历史留下一个形象的借鉴。

　　《堂璜》是将波澜壮阔的时代内容与多姿多彩的艺术格调融汇于一炉的上乘佳作。或是辛辣的讽刺，或是机智的揶揄；或诗意般的描写，或政论性的评议；或愤怒的呐喊，或优美的抒情。其中时或有天马行空般的纵横捭阖，大起大落；时或如小桥流水般细密穿插，汩汩而行。时或有震撼人心的政论文字，时或有沁人心脾的天籁之音。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试看堂璜与海蒂相恋的诗节：

　　他们举目看天，天空彩云飘动，象一片玫瑰红的海洋，灿烂而广阔无垠；

　　他们低头看海，海水波光粼粼，一轮明月盈盈升上海面，渐渐更圆；更近；

　　他们谛听着浪花的泼溅和微风的低吟，两双黝黑的眼睛对视着，目光脉脉含情，——视线的交换使他们心心相印，他们的双唇渐渐靠近了，紧紧接了一个吻，很紧，很紧

　　将人类最自然的感情的真诚流露，置放于一个极其瑰丽的自然时空之中，这是一幅多么美丽而惊心动魄的情景。

　　再看《哀希腊》中的几段：

　　他们安在？祖国呵，你安在？

　　在你万籁齐喑的困境，英雄的歌曲唱不出声来——

　　英雄的心胸再不会跳动！

　　你的琴向来不同凡响，竟落到我这凡夫的手上？

　　置身于披枷带锁的民族，与荣誉无缘，也心甘情愿：

　　至少，能痛感邦家的屈辱，歌唱的时候，我羞惭满面；

　　诗人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为祖国落泪，为同胞脸红！

　　让我登上苏纽姆石崖，那里只剩下我和海浪，只听见我们低声应答；

　　让我象天鹅，在死前歌唱：

　　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

　　把萨摩斯酒盏摔碎在脚下！

　　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愤激炽烈的情感。从上引诗节可见，修辞方式、诗歌技巧随主题、情节、情感而变化，在诗人手中已臻应用自如，炉火纯青的境界。

　　《堂璜》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而拜伦中辍《堂璜》创作后投身希腊独立战争的行动，则在一切爱好自由、民主的文学家心目中，留下一座更为巍峨的丰碑。

　　走向暴风雨

　　意大利烧炭党的起义失败了。但拜伦的那颗渴望斗争、渴望行动的心从未停止过跳动。1820年，西班牙革命爆发，革命的烽火很快蔓延到整个希腊半岛。始终关注着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拜伦立即要求加入在伦敦成立的“支援希腊独立委员会”。他向委员会表示，他决定献出自己的财产援助希腊独立革命军，并愿意直接去希腊参加独立战争。

　　这年五月，委员会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说服了执意同他前往的特瑞萨留下，并决定将自己出售罗岱尔庄园所得的款项和各种收入财产献出来资助希腊独立革命军，作好了去希腊的各种准备。

　　1823年7月13日，拜伦同甘巴等人，登上“赫拉克勒斯号”帆船，携带着两门小炮，五匹马，大量军械药品和五万元西班牙币，向希腊出发了。在他离开里窝那的那天，他收到大文豪歌德的来信和赠诗，向他表示祝贺和钦佩。

　　8月3日，到达希腊所属的克法利岛。在此，他受到岛上的英国驻军的热情款待；也获得在岛上避难的希腊人的热烈欢迎。从英国军人钦慕的眼光和希腊难民企盼的眼神中，他看到了自己的真正价值。他为此感到满足和欣慰；同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立即工作起来。早上一起床，他就开始工作；然后喝一杯茶，骑马出去办事。晚上读书至深夜。他饮食简单，只吃一些干酪和水果。他每天接待希腊代表，了解情况，讨论问题和处理措施。

　　1823年　2月　28日，拜伦离开凯法利尼亚岛向希腊半岛进发。途中遇上土耳其的军舰，险些被俘；后又遇到风暴，在德拉梅斯特里停留三天。次年1月5日早上，在希腊革命军派来的护航舰护卫下，拜伦正式踏上希腊的本土——梅迈隆吉翁；希腊人民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不久，他被希腊独立政府任命为希腊革命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

　　革命，总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拉竿而起的队伍，也往往是纪律涣散，溃不成军。总司令拜伦面对的就是这种混乱局面。热情的诗人此时成了冷静的实行家。他奔走斡旋，努力调解革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他整顿军队，严肃纪律；请来德国和瑞典的教官，严格训练部队；他拿出自己的钱财支持革命军的种种开销，并积极筹措经费，购置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他同士兵一起吃饭，一同参加军事训练……

　　战士的坟墓

　　1月22日，紧张的斗争中，拜伦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他写下了

　　《这一天我满三十六岁》：

　　是时候了，这颗心不该再继续跳动，既然它已不再打动人心；

　　但是，尽管无人爱我，我还是要爱！

　　我的年华似黄叶流逝，爱情的花果也已凋残；

　　只有蛆虫、溃伤和哀愁

　　是我的财产。

　　……

　　醒来吧！不，希腊已经觉醒！

　　醒来，我的灵魂！想一想你生命之血的来龙去脉，还不倒进敌人的胸膛！

　　赶快踏灭那复燃的情焰，男子的习性不值分毫；

　　如今你再也不应留恋

　　美人的容貌或姣笑。

　　如果你悔恨青春虚度，又何必苛活图存？

　　快奔赴战场——光荣的死所，在那里慷慨献身！

　　寻求一个战士的坟墓吧，这样的归宿对你最适宜，环顾四周，造一方土地，然后静静地安息。

　　这是他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忧郁和伤感的基调中升起了凄厉而悲壮的主旋律。那是对过往岁月的惋惜，那是对今日事业的自豪；而在“奔赴战场”、“慷慨献身”的誓言中，似乎徜佯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诗人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死期不远，因而作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跃？

　　英雄的性格往往较常人更为复杂和矛盾。即使在拜伦投入那他向往已久的争取独立自由的事业中时，那拂之不去的忧郁始终缠绕着他。他常常处于一种莫名的苍凉而凄惋的心境中。一年前，他曾对布莱辛顿夫人说过下面的话：

　　我想早一点死掉。不想做老人。年轻的时候，对于给了我一点点好感的人，我心里便充满了温暖的爱。现在三十六岁，说来也不算老，但是，即使把自己心中快要熄灭的余烬都收集拢来，也不能再燃成一堆火焰来温暖我冷却的感情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4月9日，他接到一封英国来信，信中告知为希腊革命政府借二百五十万镑外债的事情成功了。他将能组建一支包括步兵和炮兵的两千人的军队。这个消息使拜伦深受鼓舞。他立即决定和甘巴骑马出巡。当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风雨欲来。他仍然坚持出去。途中果然遇上大雨，全身淋得透湿。但他语调豪迈地对甘巴说道：“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在乎这点风雨么？”

　　回来后，他就病倒了，发着高烧，全身颤抖。他感到这次病势不同寻常。他想起了幼时那位巫妇的预言。

　　他关心着事业，他强支病体，同军官们一起制定了夏季战役的辅助作战计划。他思念着家乡，他对战友说：“到现在我才真正懂得家庭的幸福。没有人比我更尊敬贤淑的女性。想到将来能够回到英国，同妻子、女儿过隐逸的生活，我就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我想隐逸。我多年来的生活，一直是象暴风雨的海面一样。”

　　4月18日，那天正是复活节。代之以往常节日的喧闹，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种肃穆不安的气氛之中。面对着四个束手无策的医生，拜伦对他们说：“麻烦你们了，但一切都是徒劳。我自己知道，我必定死。死，我并不悲伤。我正是为了结束这无聊的生命才来到希腊。我的财产，我的精力都献给了希腊的独立事业；现在，连生命也一并送上吧……”

　　后来他还读了几封信。随后，病情急剧恶化。他一忽儿清醒，一忽儿处于昏迷状态。他抓着战友的手，微笑着用意大利语说：“呵，多美呵！”他在昏迷中喃喃自语：“向前！鼓起勇气！学我的榜样！别怕！”

　　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叫来自己的仆人，对他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听着，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噢，我亲爱的女儿！我亲爱的艾达！多想见你呵！上帝呵，请你降福于她！我亲爱的姐姐奥古斯塔，还有她的孩子们！你到拜伦夫人那里去告诉她一切——你们都是她的朋友！”他嘴唇嚅动着，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仆人大惊失色，他听不清主人的话。他恳求主人再说一遍。拜伦挣扎着想说，但已经没有力气了。他只能重复着说：“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的姐姐！——你知道一切！——你必须去说！……你知道我的心愿……”

　　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不幸的希腊！……不幸的城市！……　不幸的人们！”他又用意大利语说：“我抛下可爱的人们而死去！”

　　傍晚六点钟时，他说：“我要睡觉了。”他转过身去，再也没有醒过来。次日傍晚，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拜伦去世的消息，就象晴天霹雳，震动了米索郎基，震动了希腊，震动了英国，震动了整个欧洲。

　　西部希腊临时政府发布公告，宣布鸣炮三十七响，全体人民举哀二十一日。希腊人民用最庄严隆重的仪式哀悼他们的英雄。

　　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他的好友霍布豪斯从英国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名声和人格，将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而流传于后世。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各自全世界的声音。今天你的努力，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做的事业中间最高贵的事业。”拜伦永远没有读到这封信。但是，如果他知道全英国的人们都在赞扬他，敬仰他；如果他知道英国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强烈推动下，发表了援助希腊独立的声明；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欣慰。

　　1829年，希腊终于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宣告独立。

　　风雨如晦

　　倾斜的天平

　　如今，文学史家和读者一致公认，拜伦和雪莱是十九世纪英国一对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思想影响和创作成就，堪称摩肩媲踵，各有千秋。但拜伦生前死后，皆烈烈轰轰，声名彪炳，集恩宠于一身；他的恰尔德和众多诗作，成为当时英国以及全欧洲最畅销的作品，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虽然在他死后，他的遗骸并没有进入专门安葬国家级“伟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之角”，但希腊革命政府为他举行的国葬仪式，以及他的死讯在欧洲及英国民间引起的强烈影响，足以使这一遗憾显得微不足道。而雪莱远没有这般幸运，在雪莱的一生中，虽然他的《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和《伊斯兰的起义》无疑是世界诗歌宝库中最美丽的篇章，他创作的诗歌成就绝不亚于拜伦；虽然他的政治和美学观点与拜伦颇多相似之处，他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及其传统的批判和斗争与拜伦同样的激烈勇猛，并以拜伦几乎未涉及的新思想和新主题丰富了英国文学和英国思想界，但他生前的荣誉和名声却远未攀上拜伦的高峰。没有贵妇淑女如云的簇拥，没有舞会宴席流水似的恭奉，没有报刊舆论的漫天宣传，没有礼炮仪仗的盛大欢迎。然而，他却经历了同样的生存痛苦，承受着统治阶级更严酷的政治迫害。或许，他曾有过一回烈烈轰轰的场面，那是在他死后，当他的遗骸在依阿—里奥海滩上火葬的时候。但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壮场面。上帝的天平似乎永远是倾斜的。一生反宗教的雪莱以他的思想揭露并以他的人生经历证实了这一无情的事实。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伟大的人格和杰出的思想，无论被湮没多少年，终将迸发出无比的瑰丽和辉煌。

　　望子成龙

　　1792年8月2日，泼西·比希·雪莱出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霍香区菲尔德庄园的一座上下两层的白色长形楼房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的家庭所在。当这个有着一双蓝莹莹的眼珠的漂亮小男孩哇哇落地时，在装饰豪华却极其沉闷的庄园里，激起了多么强烈的兴奋哟。

　　蒂莫西·雪莱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自豪激动。他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的父亲，他在楼下的大厅里已经守候了好几个小时了。九个多月来，他一直等候着这个小孩的出世。他是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以能言善辩、夸夸其谈而著称。他有着与其浮夸言辞相称的漂亮外表：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金栗色的头发，英俊的相貌，举止温文尔雅，但有时却显得夸张做作。他心地不失善良，同时亦不免怯弱；他处事谨慎小心，面面俱到，但却处处不讨好，就象一个功夫圆熟的外交家却偏不为他那喜欢独创性和有棱有角个性的上司所赏识，他正日渐失宠于他自己的父亲比希·雪莱。他已经感觉到这种危机，他希望出世的是一个儿子，以充分验证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确保自己的家庭地位，挽回父亲对他的坏印象。蒂莫西·雪莱先生果然如愿以偿了。

　　如果蒂莫西发现他父亲脸上压抑不住的笑纹正向四面八方流溢开去，如果他发现老父一杯又一杯大干白兰地的狂喜劲头，他一定会禁不住自鸣得意。但他如果能够透视到比·雪莱先生此刻的心境，他肯定就不会象现在这般高兴了。比·雪莱——也就是那个金发男婴的祖父——是这菲尔德庄园的领主，这个家族中无可争议的主人。他是一个老派的英国绅士，威严专横，精明强干，身材魁梧，意志坚强。他的母亲是美国新泽西人，他本人也在美国生活过，因此，具有美国式的自由精神和幽默感。他先后有过三个太太，其中两个是以私奔的方式结合。依靠诺福克公爵的栽培，他获得了男爵爵位；他还拥有巨额财富。对这两项财产，他都十分珍爱，希望能原封不动，代代相传。女儿们都是赔钱的货，尤其难堪的是其中两个女儿离家，这使雪莱家的名誉蒙上污垢。只有想到勿需再为她俩支付大笔的嫁资，老比希才稍许感到心理平衡。儿子蒂莫西虽然酷肖他自己，但却是形似神非，因而比希暗暗感到失望。他惟一的希望是蒂莫西·雪莱夫人为他添上一个孙子，他的声誉和事业的火炬将通过这个小男孩传递下去，生生不息。现在他愿望终于获得了实现的基础，他能不欣喜若狂么？

　　由于祖父对孙子的期望是那样巨大，父母加诸于儿子身上的压力便同样巨大。小雪莱刚满六岁时，父母就为他请来一个名叫爱德华兹的牧师，专门为他辅导拉丁文。后来他们听说勃莱特福德附近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锡安山学校很有名气，便把雪莱送往那里去学习。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数学、希腊文、法文、拉丁文、地理、天文学等多种课程。这对他的成长及培养他日后对语言、科学的兴趣大有裨益。这也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但它却显然缺乏学生们每日诵读的《圣经》中所宣传的仁爱、人道的基督精神。教师们在信奉上帝的同时，更崇奉棍棒的威力。他们更多地是用教鞭和竹条抽打着学生的手掌和屁屁将他们驱逐进知识的乐园。棍棒教育总是有成效的。中国不也有“苟不教，师之惰”的名训么。但这种教育使敏悟的孩子看到了教科书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从而助长和培养了孩子的怀疑观念和逆反心理。雪莱后来读大学后还发表了反宗教的檄文《无神论的必然性》，这种反宗教的理性种子想必一定是在他童年的非理性教育环境中播下的。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锡安山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如果发现，在他们这所学校的学生中，竟然出现一个惊世骇俗的反宗教斗士，他们在啼笑皆非、震悚不已之余，会不会反省一下自己的教学训练方法呢？

　　伊顿公学

　　不过，同伊顿公学严厉的教育制度和严酷的教学环境相比，锡安山学校的皮肉之苦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1804年，望子成龙心切的雪莱父母，急不可待地将十二岁的雪莱送入英国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伊顿公学座落在伦敦西面的伊顿镇上，与历代英国国王居住的温莎堡毗邻。它是十四世纪的时候由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创立，是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预备学校。英国历任首相、大主教和将军，几乎都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因此，为了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孩子送上首相的宝座、将军的坐骑，为了祖宗的光荣代代相传，香火不断，王公贵族、富商巨贾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子弟送入这所学校学习，而学生也多以在这所学校读书而自炫自傲。年幼的雪莱早就巴不得离开那所棍棒学校，知道要进入这所一听见名字就足以令人起敬的学校，他高兴得双脚直跳。

　　雪莱进校后很快就领教了名牌学校的滋味。既然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自然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办学。这所学校鼓励的是循规蹈矩，思想统一；它实施的是传统的教育模式和烦琐哲学教育。宗教神秘主义在这里具有广阔的市场。但崇奉自由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却受到严厉的禁饬，一切新的思想和科学方法都被列入禁区。统治者需要的是接受和服从，因此，个性自由、人的尊严及独立思考精神这些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广泛传播蔓延的东西，校方绝对不能容忍进入伊顿校园。鞭挞制度因而也就成为学校管理的必要而有力的措施。

　　雪莱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自然倍感深受压抑，使他更直接身受其害的是学生中流行的“学仆制”。这种不成文的丑恶现象在当时的英国学校中普遍存在。新入校的学生必须为高年级的学生充当仆役，干一些打饭、提水、铺床、扫地、擦皮鞋的活儿，稍不如意就被拳打脚踢，受到野蛮的惩罚。这是社会上的贵族等级制度在学生中的模拟实施。它也能使学生们容易接受等级尊卑制度的规范，让封建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恪守统治阶级意旨的校方自然乐观其成，不加制止；而墨守成规、思想愚昧的新学生，在挨打受骂的同时，也就在心中积蓄着怨嗟和仇恨，日后将它加倍地施之于后来者。但生性高傲、个性强烈的雪莱偏偏不信这一套。在他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就坚决拒绝做学仆服侍他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见他身体纤弱，外表象女性般美丽清秀，以为他软弱可欺，便想对他施加强暴手段，企图迫他就范。遇上这种情况，拜伦会象狮子一样猛扑上去，又撕又咬，直到把对方打得跪地求饶；要不就硬着头皮让强大的对手痛打几下。没有反抗，对方也就鸣金收兵了。雪莱不同，他往往打不过对方，但他绝不屈服，总是凶猛地反抗。他常常不顾一切，一边张开喉咙尖厉地喊叫，一边象女孩子般伸开双手，乱抓乱打，弄得对方手足无措，只好狼狈地离去。

　　不过，这些小学霸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不能容忍独立的个性和反抗精神。一看到雪莱那一头随风飘曳的金栗色卷发，那雪白娇嫩的女性般的颈项，那一双纯洁湛蓝的眼睛，那一副英俊秀美的容貌，他们的心中就升起一股不可抑制的虐待和迫害的欲望。美的事物总是会受到嫉妒和伤害。一次，当他们中有人发现雪莱独自一人在河边读书时，马上啸聚成伙，向他扑了上去。雪莱见势不妙，赶紧跑开。但那伙人四处围堵，最后将他逼到墙角边上，湿泥团象雨点般地向他砸来。他们一边砸，还一边狂叫着“雪莱”的名字，就象一声声诅咒。雪莱气得浑身发抖，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眼中射出愤怒的光芒。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这伙小暴徒。他们冲上前去，拳脚交加，撕他的衣服，把他紧紧夹在胁下的书本抢下来，丢弃在泥泞之中。

　　小学霸们走开了，雪莱默默地将书本一册册拾起，拂拭掉上面的泥泞，低着头重新回到泰晤士河岸边的草地上。他望着河边的垂柳和远处天边的夕阳，悲愤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沉思：为什么同辈少年要以强凌弱，欺压迫害；为什么贵族子弟那般自私势利，心性残忍；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要相互憎恨，自相残杀？他眼含热泪，暗暗发誓：“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去追求理智、公正、自由；我决不与自私自利的权贵们同流合污，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美……”

　　自己的园地

　　雪莱把全副的精力倾注在读书上面。他喜爱法国思想家的作品：他读卢梭、伏尔泰的作品，也读狄德罗、费尔巴哈的著作；他读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更熟读葛德汶的　《政治正义论》。后者成为对青年雪莱影响长久的思想导师。大量地阅读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开阔了青年雪莱的眼界，促进了他的民主观念的形成，更坚定了他对民主、自由和理想世界的信念。

　　读书之余，他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雪莱的伟大文学生涯，就是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开始起步的。他写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查斯特鲁齐》。这是关于一个行侠仗义的勇士，一个温柔纯洁的姑娘和一个凶狠无耻的国王的故事。小说在1810年4月发表了。他还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圣伊尔文》，完成于1811年。同时，他也在写诗。他的第一部诗集《维克多与卡吉尔原著诗集》是1810年9月匿名出版的，其中也收入了他姐姐的诗。雪莱后来悔其少作，承认它不够成熟，将这个诗集停止发售了。但是，这部诗集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诗人后来一生坚持的正义、进步的信念和不屈不挠地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在其中一些诗歌中已见端倪；而在歌颂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勇士《爱尔兰人之歌》中，更得到鲜明的表现：

　　灿烂的星星可以消失，光明的源泉

　　可以沉没于漫无边际的混沌和黑暗，我们的大厦总要崩塌，大地会瓦解

　　爱尔兰，你绝不会能丧失勇气！

　　……

　　啊，如今英雄何在？他们虽死犹豪，匍匐在荒原血泊之中，或许不屈的阴魂驾御着呼啸的风暴，不停地呐喊：“复仇呀，我的同胞！”

　　只有在假期里，才是他精神获得解放，最为轻松畅快的时光。一看到四个美丽可爱的姐妹、年幼的弟弟以及他那位容貌酷似他的表妹玛丽艾特，他便乐而忘忧，丢掉了学校中的种种烦恼，马上变得天真活泼起来。他故意教会小弟弟喊“魔鬼”，以便刺激刺激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的神经。他还编造长蛇精和大乌龟精的故事，将小姑娘吓得缩头缩颈地直往他身边凑。他也常常同弟妹们玩精灵鬼怪的游戏，把化学课中学来的东西，当作魔术般表演，看得弟妹们目瞪口呆，眼睛一眨不眨。

　　不过，他最喜爱的还是同姐姐伊丽莎白和表妹哈丽艾特一起散步、漫谈。年龄距离的缩小，使三颗年轻的心容易获得沟通和碰撞；而热烈的回应更能激发智慧的活力。女孩子家总是容易崇拜潇洒、聪明的男孩。雪莱的尊严和自信心，在两个美丽的女孩子崇敬的目光中，得到了充分的恢复和满足。闲暇之时，他一左一右挽住两个女孩的腰肢，在林间小道或村外墓地上款款散步，一边天南地北、宇宙哲学地侃侃而谈，朗诵他自己写的诗歌，或者讲述他的长篇小说《查斯特雷齐》。当伊丽莎白留意到哈丽艾特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如痴如醉地凝视着面泛红光的弟弟时，她找了个借口先自离去；留下这一对少男少女在夕阳的斜晖中相偎相依，嘤嘤低语。

　　牛津大学的生活

　　1810年夏天，雪莱告别了沉闷闭锁、死水一团的伊顿公学，同年十月进入了牛津大学。父亲为他的孩子终于进入了名牌大学而自豪不已，亲自将儿子送往报到处注册；并且逢人就夸奖自己的儿子，称他已经写完了一部小说。雪莱对大学生生活也非常满意。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那样新鲜而有趣。每个人都有一间单独的房间，他可以躺在床上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上课也不用被动选择，爱听则听，不听则不去，全由自己作主。他还可以随便借阅书籍，不受限制。每当回到自己的房中，把门一关，他就高兴地在床上直打滚。他在饭桌边还结识了一个朋友托马斯·杰斐逊·霍格，后者从此成了他在大学时代的惟一朋友。他俩从此形影不离，无话不谈。

　　每天清早起来，他们就一起出去散步。来到郊外，雪莱一下子回复了调皮活泼的童年时代。见到前面一条小沟，他就铆足劲一下子跳过去；看到一条河流，他就折一只小纸船放进水里跟着船跑，把霍格丢在后边，气得霍格七窍生烟。散步回来，已经精疲力尽的雪莱倒头便睡。十点钟醒来后，他一边揉着睡意惺松的眼睛，一边同霍格讨论某个哲学问题；或者匆匆抓起几本书，赶到教室去听课。他的饮食习惯同拜伦相似：一日三餐很简单，不吃肉食，只吃面包，再加一点葡萄布丁和李子干；为了节省时间，他常常把衣袋里塞满面包，一手拿着书边走边看，另一只手不停地从口袋里掏出面包往口里送，结果将面包屑撒得一路都是。晚上十一点半钟他才进晚餐。然后坐下来读书，或者给表妹哈丽艾特写信，将自己最新的思想和读书心得告诉对方；要不就继续同霍格讨论卢梭、伏尔泰或洛克、休谟的思想。在后一种情况下，几乎总是他在“单练”。到学院的大钟敲响凌晨三点时，头昏脑胀的霍格终于打熬不住，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撇开兴致正浓的演讲者独自去神思遐想那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

　　他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象一个小型实验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皿和进行化学、物理实验的用具，如原电池、空气泵、发电机、显微镜、炸药、蒸馏器、玻璃瓶和试管。霍格有一次在他的房间喝茶时，发现茶杯底有一枚被硫酸溶去一半的银先令。从此他喝茶再也不敢问津雪莱的杯子了。

　　当时，大学里流行的是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院哲学，课堂上充斥的大多是这种讲义。这种枯燥乏味、毫无生机的课程令学生望而生厌。他们本是贵族出身，有的是金钱和时间，于是便去纵酒、饮宴，从事时髦的体育活动或同欢情女子周旋。也有一些教师和学生治学严谨，崇尚科学，他们追求真理、正义，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反对因循守旧的思想，质疑宗教的本质，对走入死胡同的经院哲学和冥顽不化的学校当局投之以鄙视和轻蔑。雪莱很快就成为这群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群中的一员，曾同他们一起参与了要求释放爱尔兰的爱国者费涅特的斗争。但他比他们走得更远。

　　向蒙昧宣战

　　科学总是蒙昧的宗教神秘主义的敌人。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大大拉开了雪莱与宗教的距离。旁观者清，他日益看透了宗教的“庐山真面目”。这一时代也正是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动荡不定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民，都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而英国各大工业城市里，工人们也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破坏机器，反对工厂主，抗议现代文明对他们生存权利的剥夺。现实经验的启蒂和对法国启蒙作家著作以及本国进步哲学家葛德汶著作的大量阅读，使雪莱终于摆脱了传统的宗教观念，接受了自由、民主、和平以及无神论的思想。1810年11月，他发表了政治诗集《玛格丽特·立科尔逊及遗稿》。玛格丽特·立科尔逊是一名裁缝，1786年时，因谋刺英王乔治三世未遂，而被关进了疯人院，幽禁在贝德兰。雪莱假借她的名义写作，既表明了他对这位勇敢的女士所持有的敬意，更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现实政治观点。在诗歌中，他诅咒了给世界带来死亡和毁灭、给人民带来创伤和灾难的战争，认为这是各国统治者的野心、权力和贪欲结合起来的恶果。他在诗歌中谴责君权统治，讴歌人类平等的理想，呼唤和平的到来：

　　君王的笑象四月的阳光一样短暂——

　　君王只是粪土——神圣的一天终会来到，人类将一律平等，君权的统治将瓦解冰消。

　　君主手中所持的王笏将被剥夺，血腥的剑将从武士的掌中失落。

　　哦，和平，温柔的和平，何时来归，难道你美妙的倩影果真一去不复飞回！

　　他在诗中呼吁，“要把那万恶的根源清除，还给世界以本的和平、爱情和淳朴”。

　　热血澎湃的青年人，总希望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他亲密的同龄人共同分享。雪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最新成果，源源不断地以书信的形式，输送给姐姐伊丽莎白和他亲爱的表妹哈丽艾特。这些信件也被两家的家长看到了。读到满纸洋溢的反宗教热情和无神论的思想，他们大为惊恐不安。雪莱的父亲对女儿们严下饬令，不准跟大逆不道的哥哥来往，不准听他的胡说八道。哈丽艾特的父母也断然撕毁了婚约，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违背习俗、不信宗教、前途凶险的疯子。虽然想到女儿们将失去大笔财产及男爵夫人的地位而不免有些心痛肉痛，但一看到女儿俏丽的容貌，他们又不禁释然：女儿不愁嫁不到一个好的去处；女婿总是循规蹈矩、行事谨慎的人来得稳妥可靠。生性喜爱服从的乖乖女顺从了父母的意旨。当雪莱假期中再回到家里时，他看到的是哈丽艾特冷漠无情的面孔，是弟妹们畏葸不前、躲躲闪闪的眼光。一腔热情、乘兴而来的雪莱心凉如冰，悲痛无名。他的人生信念是真诚、纯洁和美，他也把自己的全部真诚纯洁的爱献给了哈丽艾特。他不明白爱情为何要受到世俗偏见的玷污和家长的粗暴干预，他不明白自己从认真观察和思考中获得的新鲜思想为何竟会使自己丧失享有亲情和爱情的资格。姐姐伊丽莎白一如既往地忠心支持着他，这使他略觉宽慰。但一想到失去了哈丽艾特的爱情，清纯的初恋已不复存在，他就悲愤填膺，痛不欲生。他在村外的墓地上　（那是他从前常常同恋人戏耍盘桓的地方）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大半夜。凌晨回到家中后，他取出各种毒药，将一枝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放在床边，准备就此离开人间；但当他想到心爱的姐姐伊丽莎白如果发现他的尸体该会多么悲伤时，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永远替别人着想

　　品格高尚、纯朴的雪莱永远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在他自身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要给他人带来伤害。他想到，应该让姐姐伊丽莎白同自己的好朋友霍格订婚。于是，他为他俩牵线搭桥，将伊丽莎白和霍格写的诗歌互相转给对方。他还想把与姐姐从未谋面的霍格请到费尔德庄园来。只是因为他父亲蒂莫西先生的恨屋及乌，使他的这一良好计划未能实现。

　　雪莱这种永远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善良的人格和乐于助人的博爱精神，在他的一生中都得以贯彻体现。在他后来被牛津大学开除的时候，为了使他的几个姐妹受惠，他自愿放弃了继承父亲产业中较大份额的权利。他每年得到的一千镑生活费，大部分他都用来周济穷人和替那些处于窘迫境地中的作家偿还债务。邻近的穷人总是定期地到他家来领取生活救济金；如果他们没有来，他就把钱送上门。有一次，他看到街上一个穷苦的妇人穿着破烂的鞋子，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递给她，而自己则赤着脚去探望病人。看到穷人经常生病而自己无能为力，他就去伦敦的几家医院学医，结果染上一场重病差点死去。1817年，他在看护穷苦的病人时感染了结膜炎，这种病后来折磨了他很久。

　　他不会游泳。当他在日内瓦居住的时候，有一次，他同拜伦荡舟湖上，面临翻船的危险，他拒绝别人的救援。后来他写道：“我面对这种死亡迫近的前景，体验到一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其中掺和着恐怖，十分强烈，却并不占上风。如果我是单独一人，我感受到痛苦就会轻一些，但是，我知道我同伴会努力救我；当我想到他的生命有可能由于救助我而遭遇不测，我就羞愧地无地自容。”

　　即使在自己处于死亡危险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是救助自己的人的生命。雪莱就是这样一位古今罕有的诗人！他自己就是一首伟大而美丽的诗。

　　我行我素

　　摇篮变成地狱

　　1811年寒假过后，雪莱带着巨大的身心创作，疲惫不堪地回到牛津大学。但这并没有使他的思想有任何动摇。就象拜伦在遇到现实的挑战时会亢奋地拔出宝剑，瞪大血红的眼睛，冲上前去与敌人死命拼搏，雪莱也以其年轻人特有的那种不屈服于压力和挫折的顽强精神，咬紧牙关，埋头苦干。他加快步伐，完成了他那本讨伐宗教的檄文　《无神论的必然性》，并在那年（1811）3月匿名出版。为了让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履行一个热血青年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神圣职责，他把这本小册子寄给了全英国的大学校长，各学院的主任、学长和学监，上议院有议席的主教；还寄了一本给英国副首相，并在信封里附上了自己未经乔装的笔迹署写的贺辞。他还把这本书放在牛津书店的陈列橱窗里，以每册六便士的价格出售。

　　任何一种新事物、新思想，在它刚问世的时候，总是会受到保守势力的怀疑、猜忌、压制和迫害，更何况这是向几百年的神学思想体系宣战。牛津大学当权的那些道貌岸然的清教徒们早就看不惯雪莱留长发、着“奇装异服”，容不得他那独往独来、高傲不驯的个性；这次更是恼羞成怒，一下子撕破他们那标榜学术自由、民主的假面纱。他们把雪莱召去，当即宣布了开除他的决定。这意味着他不仅失去了继续学习的资格，而且永远断送了进入其他高校学习的机会。他的朋友霍格出于对这种野蛮行径的愤慨，去为雪莱辩护，结果也为学校当局开除。学校本是培养人才、传播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摇篮，但是反动统治者魔爪的控制也会使它成为扼杀人才、窒息思想的地狱。

　　雪莱被牛津大学开除的消息传到了费尔德庄园，蒂莫西先生获悉后气得两脚直跳。对他这个有身份的国会议员来说，简直太失体面了。尤其是有关儿子鼓吹无神论的指控，更使他恐惧不安：因为这将把他置于社会中异常难堪的境地。他气急败坏地写信给雪莱，对儿子进行严厉的训斥，并提出如下两点要求：第一，立即返回费尔德庄园，断绝与霍格先生的任何来往；第二，今后一切听从他指定的绅士的督导和管教。徜若拒不服从这两条要求，他将断绝对雪莱的一切帮助和保护。雪莱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并且回答父亲说，今后凡是向他提出类似的要求，将永远受到同样的拒绝。

　　蒂莫西发现威胁没有奏效，就想用温情去打动儿子。他亲自赶往伦敦，将两个年轻人请到一个豪华的饭店用餐，期望能用美酒佳肴和温言软语说服儿子。但儿子毫无悔改之意，仍然拒绝跟随父亲回去。蒂莫西因此断绝了对儿子的经济支持。倒是霍格给蒂莫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几天后，霍格同他自己的父亲达成谅解，到约克郡的某个律师事务所供职去了。

　　哈丽艾特

　　现在只剩下了雪莱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伦敦。他身无分文，无所事事，生活极度拮据。姐姐伊丽莎白被家里严加看管，无法对他施以援手；表妹哈丽艾特已经嫁给了家乡的一位循规蹈矩的绅士，早将他忘在脑后。幸亏他还有两个妹妹在伦敦的女子学校读书，她们将自己的零用钱节省下来接济这位不幸的兄长，这才使他稍稍摆脱了窘迫的困境。

　　雪莱因此常常去女子学校。富有传奇色彩的男子总会引起女学生的强烈兴趣。光是因到处散发宣传反叛的小册子而拒不认错，被牛津大学开除的故事就够煽情的了；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放着巨大财产而不去继承的落难公子呢。而且，他的容貌是那样风流倜傥，潇洒漂亮，足以令女子学校的少女们浮想翩翩。他的周围很快就有了一批认真忠实的听众。其中有一位美丽的少女神情最专注，她就是哈丽艾特·威斯特勃鲁克，后来成为雪莱的第一位夫人。

　　哈丽艾特那时刚满十六岁，出落得玲珑妩媚，娇艳动人。她家住伦敦，是雪莱两个妹妹的最要好的朋友。当蒂莫西通过校方阻止雪莱去女子学校时，她就主动承担起为雪莱送钱和糕点的任务。她的父亲是咖啡店老板，这个出身使她在讲究血统和门第的女子学校备受歧视和侮辱；但同时也使她容易接受雪莱的叛逆思想。雪莱的到来宛如五月的春风和阳光，使她感到阵阵和煦的温暖；而雪莱关于人类平等的思想，使她想起自己的遭遇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她对雪莱无神论的思想也极为宽容。她同情雪莱的不幸境遇，敬佩他的聪明才智；对他的英俊容貌也爱慕不已。而雪莱高贵的出身门第和巨量的财富前景，或许对她也有着同样的魅惑。美的事物总是能够激起人的无限怜悯和爱意，而同情也是一种美德。当历经沧桑、心力交瘁的雪莱看到这诸多的美集中于面前这一美丽的尤物，而她对他又是那样温存缱绻、柔情似水时，他怎能不怦然心动，春情荡漾。他们从此开始了亲密的交往。

　　哈丽艾特与无神论者雪莱密切交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女子学校。在女性的世界里，小道消息总是以惊人的快速口耳传递。雪莱写来的信被没收了；“好心的”教师也前来规劝告诫；女学生们都在背后窃窃私语，指着她的背影称她是“堕落的贱妇”。深受雪莱思想影响的哈丽艾特，再也不愿在这个充满世俗偏见的贵族学校继续读下去。因此，在暑假过后，她决定不再去学校了。然而，毕生未曾进入上流社会的父亲却指望自己的梦想在女儿身上成真，他逼着女儿回到学校，完成所谓上等教育。痛苦不堪的哈丽艾特想到了此时正在威尔士作客的雪莱。她写信给他，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她在信中发誓，如果要她回到那所学校去终日承受凌辱和歧视，她宁愿自寻短见，一死了之。

　　善良的雪莱读到信后非常不安。他知道，哈丽艾特深受自己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有责任对这个少女施以援手。于是，他一边写信鼓励哈丽艾特，要她坚强地面对困境；一边致信她的父亲予以劝导。咖啡店老板岂能容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干预自己的家事。他毫不理会，更起劲地逼迫女儿回校复课。哈丽艾特因而再次写信向雪莱求救，表示只要雪莱同意，她就准备同他一起出逃。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一对私奔的恋人中最终的受害者将是女方；她将身败名裂，无以立足。雪莱明了这种可怕的前景。那么两全之策就是先出奔，随即结婚。可雪莱恰恰是极度憎恶婚姻的。他熟读过《政治正义论》，深受葛德汶关于婚姻是锁链的思想影响。但是，为了拯救他人的苦难，雪莱就是赴汤蹈火也再所不惜，何况是这位他对之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的纯情少女。雪莱在听取了朋友霍格的劝告后，毅然作出决定，与哈丽艾特一起逃离伦敦，然后即举办婚礼。

　　1811年8月的一天，雪莱和哈丽艾特登上了一辆驶往爱丁堡的驿车。那时，他俩的年龄加在一起，还不过三十五岁。

　　逃亡的日子

　　到达爱丁堡这一陌生的城市时，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已经是囊空如洗、身无分文。幸亏一位好心的房东对他们的境遇给予极大同情，愿意租借房屋，并且借一笔钱给他们作为婚礼的开销。于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雪莱和哈丽艾特在爱丁堡按照苏格兰人的简朴礼仪举行了婚礼。

　　这一对少男少女处于新婚蜜月的热恋之中。雪莱一边尽情欣赏妻子的俏丽妩媚，一边向她源源输送自己的思想。而哈丽艾特对雪莱是那样崇拜和迷恋，以致也沾上了对方整天读书的嗜好，总是循着雪莱指出的途径去阅读各种书籍。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不速之客霍格突然光临。雪莱见后惊喜万分。原来，霍格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准许他休假六个星期。于是，他特地赶到爱丁堡来看望他的好友。久别重逢，他们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每天，他们三人一起散步，一起读书，就他们这种年龄所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六个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霍格假期结束，该回约克郡去工作了。他们彼此难分难舍。于是。霍格特邀雪莱夫妇同去约克郡小住。雪莱和哈丽艾特本是寄居他乡，自然爽快答应了。不久，雪莱得知霍格趁他外出时两次向哈丽艾特求爱，他失望极了。在同霍格进行了一次坦率的长谈后，他带着妻子离开了约克郡。

　　这时，哈丽艾特的姐姐伊莱扎已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三人来到风景秀丽的凯西克城，在一座乡间小屋里居住下来。雪莱结识了在此地居住已久的骚塞和柯勒律治，这是两位蜚声文坛的著名湖畔派诗人。他们对大自然景物及其美丽本质的特殊感觉及生动描写使他们在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占有一席之地。雪莱在同他们的交往中获益非浅。滨湖区的秀丽景色也使他心旷神怡。但雪莱绝非超世脱俗的隐士。他关注社会，他的心灵更容易与人民的命运产生共振共鸣。湖畔派诗人在凯西克城看到的是明媚的阳光、湛蓝的天空、碧绿的湖水、茂密的丛林和欢唱的小鸟；而雪莱透过这一片如诗如画的景色看到了人民弯曲的背脊、隆耸的眉头、褴褛的衣裳和沉重的面容，还有那在湖泊中漂流的童尸。他在　1811年11月23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在这里，自然景色是美丽的，可是人民所受的灾难异常深重。工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进入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凯西克更象伦敦的城郊，而不象坎伯兰的乡村。”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更疏远了他与骚塞等人的距离。早已成名的骚塞在雪莱夫妇抵达凯西克后，曾给他们提供过生活上的帮助；两家之间也有亲密的来往。有一次，雪莱在杂志上读到骚塞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骚塞对当政的英王乔治三世极尽阿谀之能事，将其称之为“当今在位的最贤明的君主”。心地纯洁的雪莱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他当即通知骚塞，他不愿与一个匍匐于金钱权势之下的奴隶往来，宣布与之断交。

　　此时的雪莱生活境遇已有极大改善。在他们到达凯西克后，因经济陷于拮据，曾致信他的舅舅诺福克公爵求援。诺福克公爵一向关心他这位叛逆的外甥，曾出面调解过雪莱父子间的关系。于是回函邀请雪莱携妻子及伊莱扎前往公爵府邸共度周末。容貌美丽、举止得体的哈丽艾特使公爵夫妇大为赞赏，他们对他俩给予了热情隆重的礼遇。咖啡馆老板听说自己的两个女儿在当今国会政党领袖、赫赫有名的公爵家中被待若上宾，心情激动得要发狂，从前的梦想又在心中蠢蠢欲动。于是顺水推舟地承认了女儿的这门婚事。他转眼一想，不能在公爵亲戚的印象中显得太过寒酸小气，便慷慨决定每年给这对年轻夫妇提供二百英镑的津贴援助。在蒂莫西先生一方，他全靠他的这位姐夫大力提携，当然不敢数典忘祖，开罪自己的恩主和领袖；因此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同意恢复给雪莱每年二百英镑生活费。

　　雪莱对此事的顺利解决深感得意，因为视原则为圭臬的他并没有出卖自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毫不客气地宣称：“我有义务告诉你，无论我能从中获得多大利益，我也决不能答应隐瞒我在宗教或政治方面的观点。”而蒂莫西则振振有词地复信辩解说：“我之所以给你一笔津贴，纯粹是为了阻止你敲诈勒索外人。”

　　在凯西克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雪莱对威廉·葛德汶心仪已久，他已将后者看作自己的思想导师和精神父亲。当他得知这个《政治正义论》的伟大作者居然还在人间活着，他大喜过望，设法弄到了葛德汶的通讯地址。就象一个置身荒野僻郊的迷途人在四周的黑暗中见到前方闪烁着一线光明，一个谦卑恭敬的信徒看到笼罩着一围圣洁佛光的上帝形象降临，他欣喜若狂而又极度虔诚地写去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的敬慕之心，希望灵魂导师能指点迷津，拨雾慈航。

　　名声就象一件时髦的玩意儿，公众过度消费后马上就被晾在了一旁。曾经大红大紫过一阵子的过气明星或名家，事后获得的寂寞孤独也比常人更多更深。他们在声名和事业的顶峰时，对追星族或崇拜者不屑于一顾；而在孤索落寞之中，徜有人慕名造访，他们在喜出望外之余，就会象掉进古井下的人发现湿漉肮脏的井壁上吊着一根草绳般死死抓住不放。困顿潦倒的葛德汶此时正是这种心境。尽管他背负着全家七口人的生计包袱，而自己也为抢救濒临破产的儿童读物出版公司弄得狼狈不堪，他还是满怀着喜悦反复阅读了这封崇拜者的来信，同时不无辛酸地想起昔日的盛景。他的心情也象对方般庄严凝重起来。他复信雪莱表示对来信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关于雪莱本人的详细情况。

　　从此，雪莱和葛德汶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系。与葛德汶的结识，对雪莱自己来说比对葛德汶要更重要，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他的思想、创作以及个人的生活命运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让思想变成行动

　　当时，路德派运动正在全英国蔓延，而爱尔兰也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雪莱决心投身于革命运动，以行动关心帮助贫苦的人民。1812年2月，他同哈丽艾特及伊莱扎一起动身前往都柏林，支援爱尔兰人民的独立运动。

　　在都柏林，他发表了一份《告爱尔兰人民书》，并将它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他同哈丽艾特一道，有时分头将传单递到街上行人的手中，有时则在阳台上向下面的人群抛撒。他还到都柏林剧院和天主教徒集会的地方进行演讲，并同时发表了一份政治文章《权利宣言》。他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宣称：“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出自解放天主教徒的观点，而且是为了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他号召人民起来争取独立，打破英国人的桎梏；同时道德从善，首先自己解放自己。他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争取本民族自己的权利。雪莱崇信仁爱、正义和善良。因此，即使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他并不象拜伦那样顺从激情，主张以暴抗暴，以恶抗恶，而是希望循理性和道德的途径实现斗争的目的。

　　然而，道德永远只是善良者的人生准则和美好愿望；对统治者而言，道德是其手中的工具和奴隶。他们自己从无道德可言，也决不会以道德的手段来对付人民。他们唆使愚昧的人们对雪莱的演讲大喝倒彩；内政大臣亲自布置当地警察局搜集雪莱的材料，同时还派专门的暗探对雪莱予以监督跟踪。好几次，雪莱都是持着手枪才得以脱身。在都柏林的处境日趋危险，而仅仅靠一腔正义的激情和两片智慧的嘴唇亦难以唤起和统合一团散沙的人民。在朋友们的一再催促下，雪莱和哈丽艾特等在1812年4月4日离开了都柏林。

　　这是雪莱单枪匹马地以个人的行动声援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在这之前和之后，雪莱一再以他独有的个性和方式参与现实政治，表达了他的思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这种独特的个性和方式就是，他通常将自己深思熟虑（就他个人而言）获得的思考结论，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它变成为人们所易于辩认和接受的铅字文件，向社会广为散发和传播。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文字的手段宣传革命的理论和思想，他急于向社会表达并要求全社会接受他的思想和信念。例如，早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将宣传无神论的文章铅印成册，寄送给有关人士；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四处奔波，与英国进步作家利·亨特及拜伦积极酝酿筹划办一份传播革命舆论的报纸；即使在他1812年亲赴爱尔兰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即与人民的自由解放斗争第一次有力地结合时，他乐此不疲的仍然是宣传的手段：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并没有真正与人民运动本身发生实际的接触和结合，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

　　这一不同也许正是他与拜伦在如何将自身的信念与民众斗争结合的处理方式上的最大分别。拜伦同样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行动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灵感的最大源泉。他发表政治演说，对现实重大政治斗争事件及时作出反应。与雪莱相比，他的诗歌的政论色彩和时评性质更为强烈。从某种程度上看，雪莱似乎对现实政治和思想信念在文字上的分界是明确而清晰的，因此分别见诸于他的不同的文字体裁和形式。例如，他的诗歌理论是以《诗辩》专论形式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则以诸如《无神论的必然性》、《告爱尔兰人民书》、《驳自然无神论》的政论文章出现；他对人类理想、未来社会图景的憧憬则以《西风颂》、《云》等抒情诗的形式表达。拜伦则不然。诗歌几乎成了他表达政治观点、抒发自我情感、阐述思想立场和回顾人生历程的无所不包的形式。除了一些短小的赠别、悼亡、忆旧的抒情作品，他的诗歌大多将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熔为一体，因而其自我的色彩和现实的意义更为强烈突出。诗歌成了记录他生活历程的媒体和影碟。他的心灵的激情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快慰和满足。所以他周游列国，考察各地的风情——即使没有被迫出走的外界压力，他也会这样做的。他追随着特瑞萨一家四处迁徙；他参加烧炭党人的实际斗争；最后他甚至放弃了那使他成名的诗歌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希腊的独立革命。理想家的雪莱则是思考大于行动。他的心灵的翅膀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拍击，而是在理想的未来上空翱翔。他倾心于有一个安静、宁馨、幽独的环境空间来安置他那时刻不停地憧憬和设计人类将来的思想。书斋或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更适于他那超凡绝尘的思维个性。他为了信念甘愿放弃一切，离开牛津大学或者离开伦敦都非他自己的本性使然。他一生中的好几次离国出走，好几次的先后与两个先为情人、后为妻子的女人私奔，都不是出于他追求行动、浪漫不羁的个性，而是出自为他人着想、替对方解围的高尚品德。困于环境和社会的严重压力，他生活在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自己的理想之中，因此，他的生活准则、行为方式常常就是履行自己的理想。对于他来说，人世的生活只是对自身理想的实践。如斯，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的诗歌便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呐喊和人类未来最美丽的图景，而他自身也就成为一个近于完美无缺的人性典范和理想楷模。

　　理解了上述这些方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何雪莱不象拜伦那般频繁地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就能明白他们诗歌的各自不同的特点，也就能理解何以拜伦的声名是那样显赫，为世人皆知；而雪莱却总是那样湮没无闻——在他生前，他的诗歌除了《钦契》和《麦布女王》外，卖出去的从未超过一百本。入世的激情和现实观点的表达，更易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而天才的睿智卓识，永远只能得到同时代少数人的欣赏和赞扬。

　　歧路徘徊

　　《麦布女王》

　　雪莱和哈丽艾特在1812年4月离开都柏林后，先乘船返回威尔士，居住在南特格威尔，随后迁居海边的林茅斯村落。

　　林茅斯是一个只有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一幢幢茅屋顶上盛开着玫瑰花，绿色的长春花藤攀缘着茅壁而上，爬满了屋顶，显得格外生趣葱茏。四周绿草茵茵，树林茂密。村庄座落在峡谷之上。峡谷下面，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雪莱租下的茅舍处于最佳的位置。凭窗眺望，周围的景色和谷底的大海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雪莱天性向往宁静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他感到在这里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所在，因此决定长住下去。

　　在远离尘嚣的林茅斯，雪莱开始潜心创作他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这首长诗七、八月间开始写作，次年二月完成，同年夏天由胡克海姆书店秘密出版。

　　置身于自然环境之中，而作者对大自然又是那样倾心相爱，这就使大自然在他的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这首诗中，初次出现了雪莱诗歌中特有的“自然精神”。诗人认为宇宙是自然精神的神殿，大自然具有人的灵性和意识，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他以“自然精神”的形式来表现宇宙的普遍运动，通过诗歌来传达对自然图景的奥妙而新颖的深刻情感。因此，泛神论的思想在他的这首长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麦布女王》中，雪莱初次表现了社会主义预言家和天才幻想家的特色。整首长诗以梦幻和寓言的形式写成。英国民间童话中的魔术师麦布女王，把沉睡的纯洁少女伊昂珊的灵魂引领到九霄云外的高处，去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多少世纪间的历史，都以浓缩、凝聚而集中的画面，在伟大的宇宙背景中展开。帕尔米拉宫殿的废墟，埃及的金字塔，耶路撒冷、雅典、斯巴达、罗马庄严的神殿，古代帝王的坟墓，都在伊昂珊眼前一一闪过。这些古代文明的建筑物，都是以无数无名者的牺牲代价建造的。仙后向伊昂珊指出，过去的人类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被暴君和僧侣摧毁了，人世间到处充斥着压迫、剥削、不正义的制度和宗教迷信；人民在奴役、贫困、无知之中痛苦地生活。就这佯，诗人以幻景的形式，纳入了十九世纪欧洲现实生活的图景，批评封建专制制度和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剥削形式。

　　雪莱在这首诗中，对未来的图景给予了充满乐观的理想主义的描绘。在诗的末尾，出现了未来社会的欢乐景象：大地生机勃勃，人民丰衣足食，生活欢快而幸福，到处是盛大的节日场面。监狱、战争、混乱、虚伪不复存在，昔日的不毛之地开满了美丽的鲜花。

　　诗人通过麦布女王之口，阐述了他对哲学、宗教、道德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广博看法；同时通过这首长诗的独特构思，展示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和杰出的抒情才能以及乐观向上的精神，从而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浪漫主义诗人。

　　精神导师威廉·葛德汶

　　当秋天到来，林茅斯四周葱茏茂密的树林逐渐为一片萧瑟枯黄所代替之时，雪莱接到了来自伦敦的一封信；葛德汶邀请他们夫妇去他家做客。雪莱早就盼望着与心仪已久的精神导师见面。他和哈丽艾特急忙收拾行装，动身前往伦敦。

　　1812年10月上旬的一天，雪莱夫妇来到伦敦斯金纳大街。他们在书店旁的一幢小住宅前停下，整了整发鬓衣角，然后叩响了门铃。房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身材矮胖、秃顶的中年男人。这就是那位其学说曾经风靡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兼前牧师威廉·葛德汶。

　　葛德汶满面春风地将风尘仆仆的雪莱夫妇迎进家中。进了屋子里，雪莱和哈丽艾特才发现，葛德汶全家老小都在等着他们的光临。葛德汶的续弦克莱尔蒙特夫人笑容可掬地招待他们入座，孩子们好奇而欣喜地注视着他们。葛德汶的家庭共有五个孩子。除了玛丽因为去了苏格兰养病旅游不在外，其余的四个孩子都在场。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奇特组合。五个孩子都出自不同的父母。玛丽·葛德汶是葛德汶和英国进步思想家和作家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所生，她是两位天才的结晶，但母亲却在生她时困难产而不幸去世；范妮·莫莱伊是玛丽·伍尔斯通克拉夫特与她的前夫所生，葛德汶和他现在的夫人都不是她的亲生父母；简和查尔斯是葛德汶的续弦克莱尔蒙特夫人头婚所生。只有最小的儿子威廉才是葛德汶和克莱尔蒙特夫人共同所生。

　　葛德汶能言善辩，思想敏捷；雪莱虚怀若谷，求贤如渴。这一对具有忘年之交的师生很快就忘了客套周旋和身边的家人，兴致勃勃地讨论趣各种哲学、宗教和政治问题。他们探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讨论教士的地位和德国的文学。哈丽艾特和葛德汶的孩子也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孩子们在葛德汶的严格教育和思想熏陶下都养成了明事达理、独立思考的习惯，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哲学修养。他们经常听到父亲谈起雪莱的名字，对他的传奇事迹也早已耳熟能详。因此，对雪莱的来访他们更是觉得兴奋和激动。尤其是温柔可爱的范妮和热情开朗的克莱尔蒙特两位姑娘，雪莱的英俊风采和智慧谈吐给她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雪莱很快就同葛德汶全家结下了浓厚的友谊。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曾两度携妻去爱尔兰，迁徙数地，但仍经常来往伦敦。在葛德汶家中，他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和舒适。

　　感情的裂痕

　　1813年6月，雪莱和哈丽艾特的第一个孩子伊恩斯诞生了。雪莱欣喜异常。他初次尝到了为人父的甜蜜滋味。他希望妻子亲自哺育女儿，他自己也准备给孩子以良好的教育，以把她培养成新人。出乎意料的是，哈丽艾特却坚决不肯为孩子哺乳，而把大量的闲暇用于游逛伦敦大街，串帽子铺和珠宝店；并且她对雪莱经常接济进步文人和作家也非常不满。两人的感情关系出现了危机。

　　哈丽艾特和雪莱之间出现的情感裂痕由来已久。她喜欢新鲜的思想，仰慕雪莱的才华；微贱的出身和受压抑歧视的境遇使她的心灵更易于与理想主义的雪莱产生共鸣。但她本性却爱慕虚荣，渴望财富，缺乏坚定的信仰，追求稳定而舒适的生活，不愿永远在清贫和清淡的生活中消磨一生。对生长于那样一种家庭环境，容貌长相又是那样美丽出众的女子来说，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然而，雪莱却偏偏是那种甘于淡泊、不惧清贫，并且总是耽于幻想，将精神生活看得远高于物质生活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对一个讲究实际的女子来说实难以忍受。她不能不失望。为了孩子，为了一个舒适的家庭，她也曾一再要求丈夫与他的父亲和解，最后都因为雪莱不愿背叛原则而未获结果。一个理想主义者同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爱情是注定不会持久的。加上她的姐姐伊莱扎一再从中挑唆、推波助澜，意志软弱的哈丽艾特在生育女儿不久，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个性，走上了与丈夫背道而驰的追求奢华享受的道路。她还结识了一个爱尔兰的军官，并与之过从甚密……对这一切雪莱并非全然没有觉察。目睹妻子的变化，他感到透骨的寒心和极度的厌恶。但这杯苦酒是他自己酿造的，他只能把痛苦深深地掩藏在心底。

　　心有灵犀

　　就在雪莱和哈丽艾特的关系微妙而危险的时候，他见到了玛丽·葛德汶——两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爱情结晶。玛丽是1814年6月回到伦敦的。在此之前，雪莱只是在葛德汶家的墙壁上看见过她的肖像。那美丽动人的容貌和深邃明亮的眼睛，曾给雪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在见到玛丽本人后，他的心潭更溅起了巨大的浪花。眼前的玛丽，要比镜框中的画像更为生动活泼，更加风情万种。她脸庞清秀白皙，一头金栗色的柔发向两边自然分开；严肃而温和的神情中，流露出思想的成熟和理性的智慧；而她逼人的眼光中又带有一种怀才不遇的高傲和忧郁。雪莱从玛丽身上，似乎找到了他曾在梦境里和现实中寻找多年却从未曾找到的东西。如今，他发现，那纯洁无暇、娇艳无比的智慧女神就在眼前，那将青春与成熟、美丽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女子近在咫尺，伸手可及。而在他与哈丽艾特的恋情中，他并没有发现对方的上述特点。

　　凝视着玛丽的倩影，雪莱回想起他与哈丽艾特的恋情。他们的婚姻和爱情最初建基于相互的同情和怜悯，建基于雪莱做人的信念和责任感。对那场匆匆出走而产生的婚姻，他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感情准备，而缺乏共同旨趣的爱情是不牢固的。他也曾如痴如醉地爱过她，百般呵护地关怀她，把她当作自己心目中崇敬的女神。但理想的泡沫渐渐破灭了。他日益感到失望和灰心。玛丽的到来宛如在他寒冷的生活中撒下一片和煦的阳光，他觉得温暖、温馨；而玛丽对他也是那般爱慕和景仰。他们俩一见如故，相互倾吐衷肠。他把自己的隐衷和盘托出，而玛丽也诉说了自己的痛苦。

　　玛丽自幼丧母，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环境里。继母令人憎厌，她只能在生母的墓地上，获得一丝慰籍和安全感。当她和雪莱在一起时，相互都会感到一种融融的暖意相通，彼此都能听得见对方心房的怦怦跳动。但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他们难以敞开心扉，表达对对方的无限爱慕之情。雪莱是已婚之夫，而玛丽却是青春少女，这种身份角色的差别，使他们痛苦万分，只能强烈地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一笑一瞥，来默默传递各自寄予对方的无限情思。雪莱赠送了一本《麦布女王》给玛丽。在扉页献给哈丽艾特的题词下，他写道：“斯洛宾道夫伯爵将娶某女为妻，这位女子专为他的财富而嫁……当他身陷囹圄，她便弃他而去，这充分证明了她的自私。”玛丽有这句话下面写下一段话：“……我是多么地爱这本书的作者，任何言词也难以表达我对他的爱。他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心中惟一的爱，但一切又都使我远离他。我们彼此以爱相许，但我却不属于你，既然如此，我也决不会属于他人。然而，我终究是属于你的，只属于你一人……

　　‘这无言的轻吻，无形的凝视，这避人耳目，躲躲闪闪的微笑……’我已立誓献身于你，而这种赠与是神圣的……”

　　雪莱和玛丽之间的这种隐秘的感情交流很快被葛德汶察觉。他立即禁止女儿同雪莱往来，同时写信规劝雪莱与哈丽艾特重归于好。但长辈的劝阻往往只会起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公开的干预反而增加了双方发展恋情的勇气。见不到玛丽，雪莱愈加思念对方，也愈加感觉到身上羁负的这重婚姻锁链的沉重。他决心同妻子摊牌。雪莱固执地相信，两性的结合，只有在它能够给双方带来幸福与和谐时，才是神圣的。坚贞不渝本身并非美德；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还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意味着容忍对方的种种重大缺失。因此，他将妻子召回伦敦，告诉已经怀孕在身的哈丽艾特，他打算同她继续分居，并与另一个女子私奔；同时保证给予她今后的足够生活费用。

　　哈丽艾特虽然自身行为不检，一旦听到这一宣布却如五雷轰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毕竟，她和雪莱之间有过美好的过去，她对丈夫至今仍然有着未泯的感情。她因此大病了一场。在雪莱终于离她而去后，她的命运相当坎坷而悲惨。有一段时间，她仍然满怀着希望，渴望丈夫浪子回头，重新来到她的身边。她只恨将她的丈夫夺走了的玛丽。由于某种阴差阳错，她再也没有收到雪莱的信件后，她便放弃了一切希望，自暴自弃，沦于堕落。先是与一位军官同居；在那位军官奉命随部队开拔海外后，她难耐寂寞，又与一个年轻的马车夫同居。不久，那个卑鄙的马车夫把她肚子弄大后又抛弃了她。她不堪忍受社会的指责和旁人鄙夷的眼光，遂于1816年底投水自杀身亡。

　　平心而论，哈丽艾特与雪莱的结合是一场错误的悲剧。它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从道德和人道的层面分析，雪莱并非没有可挑剔之处。至少，他是在妻子有孕在身的时候，屈从于对另一个女子的激情而弃她而去。尽管给妻子留下了足够的钱财，但一个拖着一双儿女的年轻妇人，生活仍然是极其艰难的；并且她要独自接受社会习俗更沉重的压力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及侵扰。她最后那凄惨的身世命运是令人叹惜和同情的。这是一场习俗偏见的压力和道义情感冲动的结合促成的婚姻。它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我们不忍对这位注重地位出身的弱女子给予指责。

　　雪莱在将事情同妻子摆明后，他的心情仍然十分恶劣。在玛丽和哈丽艾特之间作出抉择，他格外痛苦和矛盾。一段时间里，为了暂时忘却和摆脱眼前的困境，他靠服饮鸦片药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和思想。

　　终于，在一天凌晨，他同玛丽出逃了。简·克莱尔在玛丽临行时，突然决定同她的姐姐一起离开这个家。

　　他们三人逃到法国的加莱港。在他们等候行李的时候，葛德汶夫人随行李同时到达。如果劝阻不成，她希望至少能把简·克莱尔带回。但三人态度非常坚决，葛德汶只好独自怅然而归。不过，在六个星期之后，三个年轻的逃亡者又悄无声息地返回伦敦了。他们早已囊空如洗。加上在异域他乡举目无亲，忍受不了当地的严寒气候，他们只好取消了逃亡海外的原来计划。

　　回到伦敦后，雪莱和玛丽姐妹面对的是闻讯赶来的债主和人们冷若冰霜的面孔。除了霍格和另外的两个朋友，其余的熟人几乎都不敢与他们往来。各种谣言诽谤遍地流传，边葛德汶也拒绝与他们见面。他们只好离群索居，闭门读书。在孤独与寂寞中，他们仍然非常勤奋。雪莱指导玛丽和克莱尔（简嫌自己原来的名字不好听，便改名叫克莱尔）学拉丁文和希腊语。但生计艰难，举贷无门，雪莱不得不卖掉了一台珍藏多年的显微镜。后来传言债主准备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逮捕雪莱，雪莱被迫躲进一座小公寓里去，同时忍受着与玛丽分离的痛苦。

　　天无绝人之路。恰巧这时，雪莱的祖父老比希爵士去世，雪莱因此也获得了一笔一千英镑的年金和三、四千镑的现款。这笔意外的款项使雪莱的生计终于有了转机。他还清债务，给了哈丽艾特一笔固定的年金（200英镑）。不过，更多的开销都是被葛德汶的家庭耗掉的。

　　葛德汶是一个性格矛盾、言行不一的理论家。他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极力抨击现行的婚姻制度和道德文明，但他却坚决反对将他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他尤其不能容忍这种事竟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因此，一方面，他屈从于习俗的压力和道德的偏见，拒绝与雪莱往来，禁止范妮去看望他们；但另一方面，他又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不断地向雪莱借钱。在雪莱原来所欠的债款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雪莱为了他而向别人转借的。

　　在雪莱身处窘境、困顿不堪时，他毫无恻隐之心，未施援手，指责雪莱“拐骗”女儿；但在雪莱经济好转时，便立即与之恢复经济关系，向他大量索取金钱，同时却又仍然拒绝与雪莱和他自己的女儿保持关系，甚至在雪莱开给他的支票上不愿意落下自己的名字，而要用另一个假名代替。当雪莱写信对此表示惊讶并指责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时，他竟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说，正因为他是向诱惑他女儿的人借贷，所以他不能接待玛丽，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能让天下人耻笑说他是拿女儿的名誉来换取偿还他债务的钱款。起劲地攻击现代文明道德的人却最忠实地恪守现世的道德标准，宣传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偏偏自身违背正义的准则。或许，这正是现代文明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知识怪物吧。

　　孤独的精神

　　从1814年到1816年的两年中，困于生活中的诸多波折和变异，雪莱完成的作品很少。1814年初，雪莱发表了《驳自然神论》。这是一篇哲学对话。雪莱对自然神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它是一种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与无神论之间寻求中间道路的妥协与调和的哲学。他指出，勿以暴力抗恶的基督教道德正是一切时代的僧侣阶级和专制暴君所提倡和希冀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便利地维持其统治。他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为建立普遍的幸福的论文而斗争，勿作侵略者的牺牲品。雪莱的思想较之从前，发生了新的变化和进步。

　　1815年秋天，雪莱开始写作长诗《阿拉斯特，或孤独的精神》。该诗年底完成，次年2月出版。在这首长诗中，雪莱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了自己的经历，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受和心灵历程。长诗的主人公阿拉斯特是一个孤独而痛苦的诗人，他的灵魂冲向广阔无垠的世界，寻求非凡和新颖的事物。在他的漫游之中，他目睹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肃穆庄严的高山雪峰，浩瀚无际的海洋大地，急速奔腾的河流瀑布，碧绿苍茫的森林草地。但他找不到安宁和满足。他蔑视普通人的社会，一心只顾自己，结果遭到全能的激情这些复仇女神的报复，在大自然的谴责中郁郁地死去。雪莱在这首诗的序言中指出：“这一图景含有对当代人的教训。一切自私、盲目、无所事事的人，必然在世界上受到永恒的苦痛和孤独。”

　　雪莱后来在1817年创作了另一首长诗《阿桑尼斯王子》。诗中的主人公阿桑尼斯王子热爱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他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赠送给他们。这是一个与自私的阿拉斯特相对立的仁爱无私的理想人物形象。

　　居离两难

　　克莱尔的故事

　　1816年5月，雪莱的玛丽及克莱尔第二次离开英国，前往日内瓦。日趋沉重的压迫和索寞孤独的生活使他们难以忍受，为了摆脱这种种压力，他们走上了再次逃亡的道路。

　　雪莱和玛丽姐妹来到日内瓦后，就在郊外小镇塞契隆的英格兰旅馆住下了。这家旅馆毗邻湖滨。波光粼粼的湖水，巍峨黝黑的峰峦，灿烂明媚的阳光和远处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峰。这秀丽的大自然景色对三位饱尝人间炎凉的年轻人，不啻一剂良丹妙药，顿时驱散了他们心中的阴霾和眼底的浮翳。但最令雪莱喜出望外的是，几天后，他在这里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诗人拜伦——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从此开始了他们后来持续终生的密切交往和真诚友谊。

　　雪莱和拜伦的初次相识多少应归功于玛丽的妹妹克莱尔。克莱尔事先知道拜伦要去瑞士。事实上，正是在克莱尔的一力怂恿和敦促下，雪莱和玛丽才最后下定了出国的决心，并且来到了日内瓦。关于克莱尔和拜伦的关系，我们在前面有关拜伦的章节中已经描述过，而克莱尔之所以去结识拜伦，却也是导因于她同雪莱及玛丽的关系的微妙变化。

　　克莱尔与她的两个姐姐性情迥异。范妮羞涩温柔，玛丽贤淑稳重；而她则热情活泼，开朗大方，富于奇情异想。她在雪莱成为葛德汶家中的常客和亲密朋友后，私下便对他一直倾心爱慕。只是因为雪莱爱上了她的姐姐玛丽，她只好把这种情感深深藏在心底。当雪莱同玛丽第一次出走时，她不能忍受家庭中冷漠的气氛，更不愿与她迷恋的雪莱分离，因此毅然追随着他们，走上流浪的路途。在他们逃亡的日子里以及回到伦敦以后的大多数日子里，他们三人同住在一个公寓。她与雪莱朝夕相处，长夜倾谈，更增进了她对雪莱的爱慕情感。玛丽对妹妹的心思是明白的，她多次向雪莱提示和警告过。但心地坦诚的雪莱却毫不在意。他认为无损于他对玛丽的爱。但妒意使玛丽无法忍受这种三人同居的状况。最后，克莱尔终于被友善地逐出，寄宿到海岸地区的葛德汶家的一位寡居女友家中。克莱尔明白无法得到雪莱，又不愿忍受这种羞辱，便想找到一个与雪莱旗鼓相当的情人，而拜伦正是那个令无数美女倾倒的白马王子。于是，她多次主动写信给拜伦，并成功地与这位浪漫诗人结识了。生性倜傥风流的拜伦事过即忘，克莱尔却忘不了那一夜恋情。在获悉拜伦的行踪去向后，她顺利地说服了毫不知情的雪莱和玛丽，先于拜伦来到了日内瓦湖畔。

　　因此，在拜伦和雪莱的这次会面中，只有克莱尔事先知道这种后来证实对于两位诗人以及对英国诗歌史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结果。克莱尔自己可能也没有料到，她暗中促成的这次见面，使雪莱在后来向拜伦为她争取权益时，多少提供了便利。

　　如前所述，拜伦在处理与克莱尔的恋情上是相当粗率而不负责任的。在一夜风流之后，他早将那个女子忘得一干二净。到日内瓦，他是无备而来。当他发现克莱尔也坐在雪莱和玛丽中间时，他感到一阵惊讶和难堪。他后来一直是以一种既利用又鄙夷的态度对待克莱尔，即使在克莱尔生下了他们的一个女儿之后。雪莱为了他这位可怜而又心爱的小姨子，后来一直不断地向拜伦进言劝告，提出交涉；但收效甚微。后来克莱尔便跟随着雪莱夫妇生活，并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着对雪莱虔诚的敬仰和真挚的爱情。

　　个性迥异的诗人

　　拜伦同他的敌人譬如“桂冠诗人”骚塞之流相比，前者宛如巍峨高山，后者则是一丘凹谷。他热爱生命，酷爱自由，嫉恶如仇，刚正不屈，坚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情劳苦大众，为正义的事业不惜慷慨献出自己的一切。但在雪莱面前，则如一块色彩斑驳的玉石同一方纯洁无暇的白玉放置在一起，立即显出自己的杂色来。眼前他俩对克莱尔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并且，他往往好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待世人，看待妇女，看待生活和爱情。

　　就用对待女性和恋爱的态度来说吧。雪莱尊重女性，关怀女性。他在同女性的交往中，努力去发现对方的优点和长处，寻找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在他同哈丽艾特先友谊后恋爱及婚姻的交往中，一旦对方陷入困境，他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帮助；即使感情产生变异，他仍然负起赡养的责任。而拜伦则大不一样。除了寥寥几个女子，他对大多数女性都采取一种近于鄙视而残酷的态度。这对某些追慕虚荣、生活空虚的女子譬如卡罗琳·兰姆来说，或许是咎由自取；但对象克莱尔这样的弱女子来说，却显得太无情义，甚至到了迫使雪莱几次前去谈判，要求给予克莱尔母女生活费用的地步。雪莱对恋爱的态度是认真的。在同女子的交往中，他把爱情和友情也分得很清楚。在他同玛丽姐妹的相处中就是这样。而在拜伦看来，要么是爱情婚姻，要么则是生物性的满足，几乎没有中间状态。他在给奥古斯塔的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恋爱不过是巧言、假话和风流故事相混合的呓语。“如果我有五十个情人，只消两周之内就完全忘却了。”他追求人类的正义、平等，但在妇女问题上却保留着落后、反动的看法。他认为，妇女无权与男子同桌就餐，只能呆在后室闺房中严加看管。他认为女人身上令人可怕的地方，就是“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活着”。他声称，理想中的女子应当具有懂得必须崇拜他的才识，但并不希冀她自己被他所崇拜。

　　拜伦这种对女性以及生活的观点有他自己生活经历的烙印，本也无须苛求。但在他同雪莱相处时，却又显露出某种心胸的狭隘和习俗的偏见。他作为天才诗人，显然也看到了对方超群的诗歌才华和卓越的人格力量；但他尽量将这种赞赏之情掩饰起来，并且不无嫉妒地把雪莱的高尚纯洁误解为魔鬼般地做作和虚伪。后来有人写信给他，诬蔑雪莱与克莱尔私通，对此他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没有为他的忠诚好友雪莱进行辩护。后来在雪莱致信给他，并附上玛丽的声明，请他转给那位传播谣言的写信人以正视听时，他也没有照办去消除不良影响。那时他在文坛已有显赫的诗名，有人要他撰稿推荐处于逆境中的雪莱，但他却托辞拒绝了。

　　相反，雪莱对他是坦诚相待的，并对他的诗歌才华予以真诚的赞美和由衷的崇敬。读了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及其他诗歌后，他自愧弗如，甘拜下风。但对拜伦的缺点，雪莱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衷心希望这位伟大的诗人功德圆满，他竭尽自己的努力予以劝导告诫；在他们的许多封通信中，他曾劝告拜伦不要为虚浮的世俗名誉所羁绊，而应该向往荣誉和善良的美德；工作的动机应该更加明确，更加单纯，除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对那些与自己想法相同的人寄予同情之外，决不该再企求什么别的东西。在拜伦一度灰心失望，陷入精神沉沦的时候，他为其忧心忡忡；在拜伦后来结识特瑞萨，精神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时，他亦为之雀跃不已。他也是拜伦诗歌的忠实读者和严厉的诤友。在发现拜伦打算搁置　《堂璜》的写作时，他及时说服后者继续写下去。在拜伦的诸多朋友中，雪莱给了他积极、健康的正面影响；在拜伦的文学成就中，也有雪莱的一片心血。

　　严格说来，拜伦和雪莱之间并没有重大的原则分歧。这一对诗人的心灵和情感大体是相通的，他们的人生旨趣和奋斗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相互尊重，态度友好，有着远超乎一般文人之上的亲密而真挚的友谊。在雪莱受到英国统治者的迫害，被剥夺了抚养一双儿女的权利时，他发出了愤怒的抗议；在后来雪莱遇难时，拜伦心急如焚，竭尽全力寻找，最后亲手敛葬了溺死的朋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引起他们之间大的误会和矛盾，两人之间的芥蒂往往是因为雪莱的爱管“闲事”，乐于助人，而这种闲事又常常与拜伦本人有关或者需要后者的帮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保持了良好而融洽的关系。

　　两颗天才的诗魂在风景绮丽的日内瓦湖上的交流和碰撞，启蒂了对方的心灵，激发了各自的灵感。他们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雪莱的《勃朗峰》、《赞精神美》等著名诗歌，即作于此时。在《赞精神美》中，他讴歌人的理性和精神，赞颂美的精灵，表达了对精神美的推崇。

　　雪上添霜

　　雪莱的第二次离开英国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拜伦再也不愿与有孕在身的克莱尔往来后，雪莱和拜伦的关系变得相当困窘。于是，雪莱和玛丽及克莱尔收拾了行装，于1816年8月29日启程回国。

　　回国并没有使雪莱摆脱烦恼，相反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首先是传来了范妮的死讯。范妮是玛丽的异父姐姐。玛丽、克莱尔与雪莱的出逃给葛德汶全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社会的迫害和舆论的压迫降临到与逃亡者有关的每一个人头上。家中对她本无温暖和慈爱可言，社会对她也关上了求职谋生的大门。有一位远房亲戚原答应录用她去任教师，但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家长听说她是玛丽和克莱尔的姐姐，急忙惊慌地发出抗议，最后那位亲戚只好取消了允诺。此外，范妮还有另一重痛苦。她也象她的两个妹妹一样对雪莱怀有爱慕之情。但在葛德汶家中的“灰姑娘”地位使她性格内向，胆小自卑；她怯于表白自己的情感，又不敢象克莱尔那样大胆追随雪莱和玛丽出走。这种种不幸都使她难以排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吞下鸦片药酒而含恨自杀。范妮的死对雪莱刺激很大，尤其在他了解到范妮生前曾对他抱有的情感之后。在悲哀悔痛中，他写下了一首短诗：

　　我们分手时她的嗓音确实发颤，却不知发出那音响的心弦已断，我竟登程离去，未曾留意她冲口而出的语言。

　　苦难——啊，苦难，这世界对于你太宽。

　　祸不单行，雪莱还未从范妮之死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又收到了他早已分居的妻子哈丽艾特投河自尽的噩耗。雪莱怀着复杂的心情赶回伦敦，想去料理后事，同时领回他和哈丽艾特生下的两个孩子。为免授人以非法姘居的口实，顺利要回孩子，他与玛丽办了正式结婚的手续。这一天是　1816年　12月30日，哈丽艾特死去半个多月之后。

　　到了伦敦后，他要求哈丽艾特的父母归还自己的子女。但哈丽艾特的父亲威斯特勃鲁克却拒绝归还。咖啡馆老板向法院提出申诉，他举出《麦布女王》及雪莱的另一本书为例子，指控雪莱信仰无神论、否认婚姻与道德的神圣法则；他要求法院褫夺雪莱的父亲权利。这件轰动一时的诉讼案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注意。雪莱拒绝出卖原则，改变自己的看法。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法官于是判决不让雪莱领养自己的孩子，而把他们交给了别人去照管。这是英国反动势力对进步诗人雪莱的明目张胆的迫害，而迫害的借口就是诗人的作品违背了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及意识形态。因为思想犯罪而剥夺了雪莱做父亲的权利，还有什么比这种宣判更违反人性、违反自然、更不人道的呢？法庭的这一判决，还意味着在司法上把雪莱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并成为对他进行大规模迫害的信号。

　　雪莱面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实，悲愤填膺，写下了《致大法官》和《给威廉·雪莱》两首诗，对英国统治者提出严正的抗议。

　　《致大法官》是一篇声讨反动统治者及教会罪恶的战斗檄文，言词激昂，音韵铿锵，洋溢着一腔浩然正气：

　　你的国家在诅咒你，貌似祭司的瘟疫，撕裂我们母亲胸膛、纠结成团的

　　污秽的多头蠕虫的最最邪恶的顶羽——

　　埋葬已久的体制以假面伪装的复辟！

　　我诅咒你，凭着横遭蹂躏的慈父之心，凭着长久怀抱、最近才失却的希望，凭着你永远也不可能体验的高尚柔情，凭着你铁石心肠从未感受过的忧伤；

　　凭着戕害一个父亲的爱的所有的憎恨，凭着扼杀一个父亲的关怀的全部轻蔑，凭着那只胆敢切断自然的崇高纽带的

　　邪恶的手，凭着你，也凭着心灰望绝，是的，正是绝望在使一个父亲呻吟不歇，哭叫着“我的儿女已经不再是我的，那脉管中流动着的可能还是我自己的血，但是，暴君，被玷污的灵魂属于你。”

　　而《给威廉·雪莱》却是那样凄婉动人，温情脉脉，充满慈爱之心：

　　沙滩上的波涛在四周围跳动，我们的小船脆弱、单薄，暴风在暗黑的上空抛撒乌云，把大海阴森森地笼罩。

　　随我来，招人喜爱的孩子！

　　随我来，虽然风高浪急，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停留，否则，法律的鹰犬会把你夺走。

　　安静些，温柔的孩子，不要哭叫，你是惧怕这船身的颠簸飘摇，寒冷的浪花，还是这狂野的喧嚣？

　　坐好，宝贝，在我们中间坐好，偎着我和妈妈，我们深深知道，吓得你瑟缩发抖的急浪怒涛，它那阴暗饥饿的墓穴，都不如

　　野蛮的鹰犬残酷：浪涛给我们庇护，他们却跨越浪涛把我们苦苦追逐。

　　诗中，雪莱一刻也没有忘记指责和抨击专制暴君和反动法律及宗教。他指出，反动统治者夺走他的两个孩子是要把他们变成奴隶；他发誓，要让孩子（威廉·雪莱是雪莱和玛丽生下的第一个孩子，1819年死于罗马）生活在自由的故乡，用希腊古训冶炼他的灵魂，“使你能以一个爱国者的名义，去索取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伊斯兰的起义》

　　痛苦的磨难和生活的不幸，只是使意志坚强者变得更为坚强。在这风狂雨骤的一年，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伊斯兰的起义》。

　　这首诗写成于1817年9月，次年1月初出版。当时雪莱定居在布金汉郡的马洛镇。诗人自述虽然写作中用了半年时间，却是数年构思的结果。该诗原以诗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为题：《莱昂和茜丝娜》，副标题是《黄金城的革命》。诗歌出版后，出版商受到外界很大压力，要求雪莱修改诗中过于激烈的攻击暴君和宗教的地方。为了避免一场文字狱，雪莱不得不修改了诗题，并将男女主角的兄妹关系改为一般情侣关系，同时在批判宗教时作了一些文字修饰。诗题的改动尤见苦心。读毕全诗就可发现，起义反抗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基督教，革命的对象伊斯兰堡的暴君奥斯曼，在历史上也非有其人；并且男女主人公名字的希腊文意思分别为“人民”和“女人民”，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全体老百姓起而反抗暴君。谈到写作该诗的目的时，雪莱在序言中指出：写这首诗是为了“宣扬宽宏博大的道德，并在读者心中燃起他们对自由和正义原则的道德热诚，对于善的希望和信念……”

　　长诗由十二歌组成。它首先从象征自由的形象蛇与代表专制暴君的鹰殊死搏斗的场景开始。它实际上也是以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欧洲现实为背景。雷声隆隆，大地震动，浓雾弥漫，狂风大作，闪电划破长空，海面卷起风暴。一条蛇昂起颈项，一圈圈死死缠住一只鹰。鹰扑扑拍打着翅膀，竭力甩掉蛇。它用尖利的嘴和爪，猛啄蛇身。蛇用力收紧身子，向鹰胸脯咬去，空中纷纷飞扬着被撕开的鹰毛和蛇鳞。最后，鹰挣脱了蛇的链环，哀鸣着向远处逃去；遍体鳞伤的蛇僵直着掉入大海。这时，诗人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敞开自己洁白的胸脯，将濒死的蛇救起，并邀请诗人同她一道，与巨蛇同行。在途中，少女给诗人讲了世间善恶精灵幻化、激烈斗争的故事。最后，他们来到一座绿色小岛，少女倒地溶化；两只蛇眼化为星座。诗中的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茜丝娜出现在他的面前。

　　从莱昂对往事的回忆开始，情节转移到黄金城伊斯兰。这个城市的人民在暴政的压迫下困苦不堪，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伟岸深沉的莱昂和光艳照人的茜丝娜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为了争取男女平等自由，让和平、人性深入人心，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召集大军解放黄金城，扫荡奴役制度。人民热烈地动员起来，在莱昂的率领下，暴政被推翻，统治者被打倒了。但是，莱昂犯了致命的错误：在胜利的时刻，他宣扬仁爱和宽大，说服人们饶恕了凶残的暴君。后来暴君又集结起雇佣军队，进行复辟，将人民夺取的权利重新夺去；莱丝娜也受到了暴君的蹂躏。在一场大地震后，她获得了自由，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揭露暴君和宗教的罪恶。后来，她又落入敌手。当发现莱昂被敌人包围时，她愤怒地挣开锁链，夺过敌人的剑和马，将受伤的莱昂救出来。他们劫后重逢，彼此倾诉衷肠。各地的暴君相互勾结，黄金城的人民又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屠杀和瘟疫，充斥于荒凉的田野和村庄。基督教主教乘机嫁娲于人，他对莱昂夫妇进行诽谤。国王悬赏捉拿，并且凶残地规定，只要莱昂和茜丝娜不被抓来烧死，就要不断地抓取无辜的人们代替受死。为了人民免遭无谓的牺牲，莱昂闯入宫中，并以要暴君发誓将茜丝娜送往理想国度美利坚为条件。正当刽子手将莱昂送往火葬堆旁行刑时，茜丝娜骑着骏马飞驰而来。她愿与莱昂一同就义。一声巨响中，巨大的火柱将暴君和教士及雇佣军队一股脑儿送上天空；而莱昂和茜丝娜却死而复活。在一位少女的导引下，他们来到理想的自由神殿，获得了永生。

　　这是一首史诗性的长诗。无疑，在莱昂和茜丝娜生死不渝的恋情中，有着诗人自己和玛丽的影子；但它更是一首理想主义的颂歌。它讴歌自由，赞美斗争，揭露了专制暴君与宗教的罪恶面目，展现了欧洲的苦难现实，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信念；并坚信革命者的牺牲将换来人类社会的幸福。同

　　《麦布女王》相比，在思想深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奇特瑰丽的想象，优美丰富的语言，寓言和象征的描写，深刻的哲学寓意，以及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参透和敏悟，表现出这首长诗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惊赞不已。

　　故土难容

　　然而，天使的翅膀只能在幻想的国度里自由驰骋，现实的重荷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英国大法官那无情的宣判，以法律的形式将雪莱逐出了文明社会，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清秀的面庞消瘦了，体态显得伛偻，胁部的剧痛常常使他夜不成寐，人也变得神经质起来。此外，他还有太多的身外事务。除了负担玛丽和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他还要抚养克莱尔以及她和拜伦生下的女儿阿尔巴。同往常一样，他要不时接济葛德汶一家，而新朋友利·亨特　（英国诗人、评论家、散文作家）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也要靠他资助。他还答应每年给皮科克一百英镑，以让他安心从事写作小说。甚至连葛德汶的儿子查尔斯结婚，也要他给查尔斯的新娘准备一份嫁妆。雪莱还竭力接济马洛镇的贫民。他将打上“雪莱”字样（防止被送进当铺）的毛毯、毛毡送给他们御寒。葛德汶感慨系之：“你是一匹纯种良马，但缰绳的羁绊使你无法腾飞。”

　　此外，人们本来对被法院褫夺子女的雪莱怀有恶意，而克莱尔母女俩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更增添了小镇人们的疑忌。他们窃窃私语，指控雪莱与女人群居鬼混。这一切使雪莱夫妇更为痛苦不堪。

　　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有形无形的社会迫害，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急剧恶化的身体状况，都使雪莱感到在自己的祖国难以支撑下去。自己既早已被这个国家放逐，居住于此只会使自己增加危险，失去自由。而对诗人来说，自由是最宝贵的。他希望远走异国他乡，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为了避免自己与玛丽生下的一对儿女再次被英国法庭所夺走，他下定了决心，而玛丽早已离心似箭了。

　　最后十年“不可思议之年”

　　1818年3月12日，雪莱、玛丽和克莱尔以及孩子们离开英国，四月抵意大利。这是雪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英国。从此，他再也没有返回祖国，长期定居在意大利，直到不幸去世。

　　意大利阳光明媚，气候宜人。雪莱从气候阴冷潮湿的英国来到这里，他顿时感到心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古罗马文化艺术的遗迹，激发起诗人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灵感。他抚今追昔，文思泉涌。他完成了长诗《罗萨琳与海伦》，翻译了柏拉图的　《会饮篇》，并开始构思长篇杰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清新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伟大辉煌的人类文明成就，使他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在《罗萨琳与海伦》中，雪莱塑造了一个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男主人公里昂内尔的英雄形象。他满腔热情的役入革命，要将人类从过往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被反动派以亵渎神明的罪名将其囚禁。他在单独囚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与心爱的女人海伦天各一方。最后，他们终于重逢，在星座下举行了婚礼。诗人自身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经历和感受，在诗中被放逐的两个女子海伦和罗萨琳的命运中，得到了部分表现。

　　1818年，雪莱还写了另一首叙事长诗《朱利安和马达洛》。诗中的马达洛暗指拜伦，朱利安则隐喻雪莱自己。那是在他和拜伦的一次长谈之后。雪莱启程赴意大利前，就曾通知拜伦说，他的女儿要到意大利来；拜伦复信表示愿意担负起教育女儿的责任，但无论如何却不愿意见到克莱尔，并且暗示，只要克莱尔去哪里，他就从那里立刻逃开。不过，他对克莱尔的绝情并没有影响他与雪莱的友谊。他邀请雪莱乘舟到达利多群岛在海边的沙滩上策马驰骋。接着他们又泛舟泻湖。他为雪莱所受到的迫害大呜不平。他激昂地对雪莱说：“如果当时我在英国的话，哪怕闹得天翻地覆，我也一定要他们把孩子交还给你。”他们随后讨论起人类的本性。拜伦认为人类本性是凶恶的，“世界上的人相互仇恨……如果有谁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东西，谁就是个空想家。”雪莱则认为人的意志能够创造美德，他相信：“即使心肠恶毒是天性所致，那也并不足以说明它是不可战胜的。”但拜伦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着远处小岛上的一口黑色大钟说：“良心就是召唤我们注重美德的一口钟……我们就象这些疯子一样，不知其所以地顺从于这种召唤。然后，夕阳西下，钟声止息，于是死亡便来临了。”接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伤地说道：“我们拜伦家的人，都是年纪轻轻的就夭折了。我也会这样的……”谈话结束后，雪莱回到家中，想起与拜伦的辩论，不胜感慨，挥笔写下了这首题为《朱利安和马达洛》的叙事长诗。

　　该诗记述了两位诗人对威尼斯附近一座疯人院所作的一次访问。疯人院中那些被镣铐拘禁的人们的不幸境遇使他们深受触动。在诗中，代表雪莱的朱利安说服隐喻拜伦的马达洛，劝他不要悲观绝望，要乐观向上，因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未来大有希望。

　　诗中的朱利安有一颗“象能被水滴滴穿的砂石一样，能被陌生人眼泪滴穿的心”，他“能为他人听不到的灾难而痛苦呻吟”；然而，在现实中，雪莱却接二连三地受到不幸和灾难的打击。这年九月，小女克拉拉生病死去。第二年六月，儿子威廉又患上了急性赤痢。雪莱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日夜守护在孩子身边。但慈祥的父爱并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他有一副无比宽大博爱的胸怀，但无人能为他分担不幸和痛苦。他只能将此全部倾注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1819年是雪莱创作生涯中收获最丰的一年，有人称之为“不可思议之年”。这时他和玛丽及克莱尔已经移居罗马。在一个位于万山丛中的古浴场遗址中，他顺利地完成了四幕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写作和诗剧《钦契》。这一年，他还写下了大量抒情诗歌，如《致英国人之歌》、《一八一九年的英格兰》、《暴政的假面游行》、《西风颂》等等。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在意大利定居时期，诗人心中一直酝酿着三个抒情诗剧的题材。一个是意大利爱国诗人塔索的故事。雪莱同拜伦曾去瞻仰过那座幽禁塔索的城堡，他还保存了一小段塔索没有写完的歌词。另一个以《旧约·约翰篇》为依据，描写一个受尽磨难的英雄约伯的故事。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创作这个故事的念头，但在他现存遗稿中却没有留下只言片字。第三个便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诗剧是雪莱最优秀的作品。苏俄文学家高尔基曾将它称之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一部作品。诗的格调肃穆庄严，气象宏伟，诗体结构更加完美，想象也更加美丽、丰富和大胆。雪莱本人在诗剧写完后致友人的信中亦充满自信地说道：“这是一部诗剧，那种人物和结构，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我觉得写作的技巧也比我以前的一切作品更好。”

　　关于普罗米修斯的原始神话流传甚广，其基本内容是：普罗米修斯是巨人和海上女神的儿子。他帮助宙斯击败了天廷的统治者萨登，使宙斯登上天帝宝座。但宙斯掌权后违背了普罗米修斯的意愿，企图毁灭人类。因此，普氏与他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从天上窃取了火种，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并且把工艺技术传授给人类。宙斯认为这是对众神的叛逆，因此把普罗米修斯绑到高加索山的断崖上，用铁链锁上。白天让秃鹰啄食他的肝脏，晚上又让它重新长出来，使普罗米修斯陷入永无休止的痛苦之中。但是，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他还掌握着宙斯的一个秘密：如果宙斯与海神忒提斯结婚，他同她生下的儿子将会杀死宙斯。宙斯派遣使者麦鸠利说服普罗米修斯讲出秘密，作为免除对他进行惩罚的交换条件。但普罗米修斯骄傲地忍受着痛苦，并以轻蔑态度答复刽子手。为了让宙斯毁灭，他拒不讲出上述秘密，一直忍受了三千年的苦难，直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将他解救出来。

　　著名的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曾以普罗米修斯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悲剧三部曲，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另外失传的两部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取火者普罗米修斯》。从后两部遗稿片断看，全剧最后以普罗米修斯与宙斯言归于好而结束。雪莱对这种大团圆结局表示不满，他讨厌一个捍卫人类的战士同一个压迫者相妥协；他认为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结尾。在雪莱自己的笔下，他将普罗米修斯塑造成一个永不屈服的人类利益的捍卫者和战士。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剧共四幕。第一幕写普罗米修斯被绑缚在高加索冰山的悬崖上，山脚下坐着他的两个姐妹潘西和伊翁涅。他受着无尽折磨：三千年不眠不睡，时时刻刻是酷刑和创痛。但他坚毅不屈，拒不接受宙斯使者麦鸠利的劝诱。山岳、泉水、空气、旋风，都对普罗米修斯表示同情；大地母亲还召来了代表高尚美好的精灵之群对他进行安慰。她们告诉他，智慧、真理、爱情与和平会在痛苦挣扎中产生。第二幕里，在风景宜人的山谷中，随着红日升起，朝霞满天，潘西亚为海洋的女儿——美貌的亚细亚带去了她爱人普罗米修斯的身影。她们一起来到万山丛中的冥王洞府，向冥王控诉宙斯的罪恶，陈述普罗米修斯的功绩；并询问冥王解放的时辰何时到来。冥王让她们看到了永生的“时辰”；在时间的精灵面前，亚细亚显出了她神奇的美丽，成为宇宙间爱的化身。她乘着小船，驶向人类理想的境地。在第三幕里，宙斯的儿子，新的冥王“时辰”来到天廷，将得意忘形的宙斯拉下宝座，天地获得解放。力量之神赫拉克勒斯为普罗米修斯松绑，亚细亚、大地母亲和众精灵环绕在普罗米修斯身旁。他们描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四周充满了幸福和解放的欢乐景象。诗剧的最后一幕展示解放后的宇宙和人类的新气象；旧时代被埋葬了，整个宇宙充溢着和谐的乐音和欢快的笑声，时间和人类智慧的精灵庆贺歌唱人类未来的光辉成就。人类的爱的眼光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是天堂。人类居住的大地成为天体中最美丽光明的星球，人类由爱结成一条“思想的链条”，去创造“极乐世界”——“共和国”。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堪称雪莱的代表性杰作。它将诗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瑰丽奇幻的艺术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该诗以具体的形象演绎了诗人的哲学观念。他以诗剧最终那爱的阳光普临大地表明，他崇尚爱，主张用爱来解决一切纷争；他以普罗米修斯受尽三千年苦难折磨而信心未泯、终于获救告诉人们，他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尽管现实黑暗，人间充斥肮脏的罪恶，但终有解放出头之日；他以宙斯的儿子冥王推翻父亲的统治传达他的坚定信念：残暴酷虐统治本身必会招致自身的毁灭。

　　《钦契》及《西风颂》

　　在雪莱写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同时，他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一份从古代意大利编年史上抄下来的档案材料。上面记述着十六世纪罗马一个有权势的贵族钦契伯爵家族遭到灭门之祸的故事。钦契伯爵是个荒淫无耻、无恶不作的家庭暴君。他虐待妻子，害死儿子，奸污亲生女儿贝雅特里齐。纯洁美丽的少女贝雅特里齐规劝父亲无效，上告无门，在与继母、兄弟密商之后，暗中雇佣杀手杀死了残暴的父亲。不幸事情败露，贝雅特里齐和她全家被教皇处死。这一惊心动魄的史实和贝雅特里齐的悲剧命运，给雪莱以极大的震撼。在完成《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后，他立即一股作气，写下了五幕诗体历史剧《钦契》。

　　《钦契》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代表不同社会类型的人物形象。贵族钦契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狂和虐待狂。他一生不断作恶，荒淫无度，并且把这种凶残施之于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他用诅咒毁灭了两个儿子，还要让第三个儿子的一生成为一所“比阴曹地府更可怕的地狱”，第四个儿子的青春化为一座“坟莹”，让女儿抱着“绝望和污辱死去”。在他自己死去之前，他要把全部财产付之一炬，只给后代留下自己的名字，令继承人“出乖露丑”。他最后在睡梦中被仇人捏死，受到应有的惩罚。

　　诗剧中的奥尔辛诺原来是贝雅特里齐的情人，后来成了教士。他虚伪阴险，乘人之危，企图利用钦契家人的手除掉钦契，达到霸占贝雅特里齐的目的。钦契一家的悲剧是在他的阴谋挑动下造成的，但他却袖手旁观，逃之夭夭。教皇代表了黑暗的统治。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冷酷贪婪。一方面，他偏袒钦契，纵容其为非作歹，旨在勒索和吞并其巨量财富；另一方面，他践踏正义和真理，不顾事实真相，对受害者的陈辞置若罔闻，硬将钦契全家判处死刑。雪莱通过上述三个人物形象，有力地揭露了贵族的罪恶和宗教的伪善。

　　在这一令人窒息的悲剧中，贝雅特里齐是一个光彩熠熠的女英雄形象。开始她只不过是一个逆来顺受、凄楚可怜的女孩子。但当她从现实面前醒悟过来后，她毫不动摇地予以坚决反抗。她斥责胆怯的刽子手，决心亲自动手，杀死父亲。在法庭上，她大义凛然，坦然以对，雄辩滔滔，据理力争。当冷酷的暴君仍然坚持要处死她和亲人们时，她告诫人们不要再去乞求，鼓励大家振作精神，迎接高贵的死亡。通过贝雅特里齐的形象，诗人再次重现了普罗米修斯身上的可贵品格：面对残暴强大的统治者，要顽强斗争，永不屈服。

　　《西风颂》是雪莱写下的最出名的抒情佳作。1819年10月，玛丽因临近分娩期，为了求得良医治疗，雪莱夫妇遂由伐尔索望诺别墅移居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为仅是雪莱仰慕的意大利诗人但丁以及其他许多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故乡，而且具有美丽动人的风景。他经常独自一人攀登圣米利阿拉山，或是在阿诺河边的林间散步。时值暮秋，万木萧疏，西风渐紧。有一天，诗人正在林间散步，突然暴风骤起，瞬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冰雹齐下。雪莱深受触动，灵感勃发，当即将他的感受记下来，回家后整理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世界名篇《西风颂》。

　　在《西风颂》中，诗人首先赞美了西风摧枯拉朽的伟力和它那传播生命、呼唤新生的强大创造力。它既破坏，也保存；它驱逐“枯黄、暗黑、苍白、潮红，疫疠摧残的无数落叶”；同时，把“有翅的种籽凌空运送到他们黑暗的越冬床圃”；而当春回大地时，它又吹响“嘹亮的号角”，“给高山平原注满生命的色彩和芬芳”。接着，诗人进一步描述西风改变宇宙万物形态的力量，表现了诗人瑰丽神奇的想象力：

　　在你的川流上，在骚动的高空，纷乱的乌云，那雨和电的天使

　　正象大地凋零枯败的落叶无穷，挣脱天空和海洋交错缠接的柯枝，飘流奔泻；在你清虚的波涛表面，似狰狞女妖头上扬起的明亮发丝，从那茫茫地平线阴暗的边缘，直到那苍穹的绝顶，到处散布着

　　迫近的暴风雨飘摇翻腾的发卷。

　　诗人仰慕西风的力量，他渴望成为浮云、落叶和波浪，与风作伴，周游天际。他希望西风的“勇猛的精灵”化为自己的魂魄，奏出“悲怆而甘冽”的“深沉的秋乐”。在诗末，他愿借西风的神力，将美好乐观的信念传播给全世界，并发出慷慨激昂的呼唤：

　　请把我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就象你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请凭借我这韵文写就的符咒，就象从未灭的余烬扬出炉灰和火星，把我的诗语传遍天地间万户千家，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最优秀的抒情诗人

　　一首《西风颂》足以奠定雪莱在英国抒情诗坛的崇高地位。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逼真描绘还是寓于其中的现实思想意义，都是非常深刻而杰出的。在诗人最后几年里，他写过许多抒情诗歌。美妙的幻想，奇丽的想象，细致真实的描绘，浪漫的感情，自然而圆熟的艺术，优美形象的语言和富于乐感的诗节，是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他写过《含羞草》、《云》、《致云雀》，也写过《阿波罗礼赞》、《心灵》以及一些短歌和爱情诗。它们表现了生命创造的喜悦和爱情的欢愉。

　　《云》（1920）将云、雨、雷、电、海洋和天空等自然过程写得非常精细，同时指出了宇宙有不断变化和自我苏生的能力：

　　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也是天空的养子，我来往于海洋、陆地的一切孔隙——

　　我变化，但是不死。

　　准确的自然描绘之中，寄寓和揭示了深刻的思想哲理。

　　同年写成的《含羞草》把雪莱早年热衷自然科学、精于观察事物过程形成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诗精确地描写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及生长环境，同时叙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春天到来，花园中百花盛开，其中有一株含羞草最快乐；花园这样茂盛，是因为有一个美丽的女神给予细心的照拂。但在秋天到来之前，还未见到第一片黄叶，她竟死去了。于是，美丽的花草枯萎了，花园变成了毒草霉菌滋生的丑恶之地。含羞草哭了。待春天再来临时，各种毒茵恶草复活起来，那棵含羞草却成了“没有叶片的残骸”。诗的最后说，死亡本身和自然万象一样都是妄言，而爱和美是不会毁灭的，它们的威力超越了人类的感官。

　　《致云雀》的写作形式与它表达的内容非常和谐一致，是一首完美的抒情诗作。诗歌模拟“欢乐的精灵”云雀高飞的节奏，简洁明快，音韵酣畅，音乐感极强，洋溢着诗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崇高的美学理想：

　　向上，再向高处飞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象一片烈火的轻云，掠过蔚兰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

　　《阿波罗礼赞》及其姊妹篇《潘之歌》是雪莱为妻子玛丽的诗剧《米达斯》第一场写的。前者是一首歌颂光明的伟大颂歌。诗篇不长，但却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豪迈感人。它以比拟的手法，具体真实地表现抽象的思想。在诗坛讴歌太阳或光明的无数诗篇中，堪称首屈一指。

　　爱情诗在雪莱的抒情诗中数量不少，写得也极其优美动人。雪莱对爱情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两性之爱是弥漫于宇宙中的爱情的一部分，是自然间的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爱情和人类之爱是互通的；它不该是自私的，纯肉欲的；越是与他人共享，越是丰富自身。因此，男女的爱情应扩展为人类的爱。他的爱情诗与拜伦的爱情诗不同，很少描写官能感受，却注重于纯洁美丽的精神恋情。譬如《致——》中对恋情的比喻：

　　这是灯蛾对星光的向往，黑夜对黎明的渴望；

　　我们的星球充满了忧愁，这是对无忧的追求。

　　将爱情喻为光明和欢乐，而追求爱情是为了摆脱黑暗和忧愁。再如　《给——》一诗：

　　温柔的歌声已消逝，乐音仍在记忆里萦回；

　　紫罗兰花虽然枯死，意识中尚存留着芳菲。

　　玫瑰花朵一朝谢去，落英堆成恋人的床帏；

　　你去后怀念你的思绪

　　该是爱情在上面安睡。

　　感情深沉，却写得含蓄蕴籍。即使是在他与最心爱的妻子玛丽远隔两地，相思情最切时，映现在他脑帘中的爱人也只是同自然界中的事物相比：

　　你那甜美的话语，似小鸟

　　向常春藤荫里寂寞忧郁的伴侣

　　倾吐爱情时的啭鸣，那天地间最甜最美的声音！

　　还有你的秀额……

　　更胜过这蔚兰色意大利的天穹。

　　在雪莱生前，反动的社会舆论恶意造谣，指责他主张多妻制，过着茺淫乱伦的生活。雪莱的爱情诗是对这种诽谤的有力回答。

　　雪莱还写过一些政治抒情诗如《自由颂》、《自由》、《那不勒斯颂》、《给意大利》等和一部抒情诗剧《希腊》。诗人受到当时高涨的欧洲民族革命运动的鼓舞，讴歌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颂》。同时代的许多进步诗人都写过讴歌自由、赞美革命志士的诗篇，雪莱在这首诗中表现的思想要比他们更为深刻和成熟。他主张的自由是有理性的自由：不仅仅是免于奴役和压迫，还要免于剥削，获得温饱和舒适；不仅仅是指摆脱民族的奴役和人身的压迫，还包括思想上摆脱奴役，无拘无束，心灵和精神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称雪莱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家”，是“社会主义先锋队的一员”，的确名实相符。他是一只自由飞翔的云雀，思想的翅膀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

　　美学名篇　《诗辩》

　　1821年，雪莱写出了一部著名的诗论《诗辩》。这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但它却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积极浪漫主义的宣言。通过这部论著，诗人对自己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方面的活动作出了总结。

　　雪莱的文学观点在他的许多诗作序文中已多所反映。譬如他在《麦布女王》注里，在《伊斯兰的起义》序文中，以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里，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表述。受到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他推崇艺术和社会教育和改造作用，主张艺术为自由与正义事业服务。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里，他袒露自己的创作心怀：“我极力把韵律语言的歌唱性、缥缈的幻想的组合、人类热情迅速而微妙的变动，总之，实际上构成诗的一切因素，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想把这一切献给广阔的、解放的道德事业；我想在我的读者心中，燃起自由与正义思想的崇高热情。”但他并不认为诗歌能直接发挥改造现实的力量，他也厌恶说教式的诗歌作品。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中，他指出，他的一定目的，是要使一般爱诗的读者们细致的头脑里，记住一些高尚美丽的理想；使他们明白，只有人类的心灵懂得了爱、敬慕、信任、希望、忍耐，才会结出幸福的果实；不然的话，不管什么样的精辟理论，都会象被撒在交通大道上的种子，被来往的行人在无意中踩成灰尘。

　　《诗辩》集中表现了雪莱的美学观点，同时发展了诗人过去关于艺术的社会改造作用的思想。他认为诗歌是一种包罗一切、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完善的艺术，是“永远闪露锋芒、随时消灭想套住它的剑鞘的闪电般的利剑”。他对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和弥尔顿的诗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极力推崇诗人和诗歌的作用，认为诗人不但能深刻观察现实，发现现存事物应该遵守的法则，而且还能预见将来，“从现实观察到将来”。同他自己的生活准则及生活追求一样，他强调人类生活中的伦理、精神因素的作用；他也强调天赋、直觉和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他高度评价诗：“一首诗则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了出来。”诗是神圣之物，“倘若诗没有高飞到那工于盈算的枭鸟所从来不敢飞翔的一些永恒领域，从那里带来光与火，那么美德、爱情、爱国、友谊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生息其间的宇宙的美景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对此岸的安慰和对彼岸的期求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

　　他因此也极力推崇诗人：“诗人们是祭司，对不可理解的灵感加以解释；是镜子，反映未来向现在所投射的巨影；是言辞，表现他们自己所不理解的事物；是号角，为战斗而歌唱，却感不到所要鼓舞的是什么；是力量，在推动一切，而不为任何东西所推动。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文如其人。雪莱就是这样理解诗和诗人的；他的生活方式及其经历，他的全部诗歌创作，都是对他提出的诗歌理论的最好实践和证明。

　　有朋自远方来

　　1819年冬天，雪莱的腰痛病复发，而亚平宁山脉的寒风更使他疼痛难忍；第二年一月，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全家由佛洛伦萨迁居到背风的比萨城。

　　在比萨，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威廉斯夫妇。爱德华·威廉斯是龙骑兵团的一位退伍军官，为人坦率、纯朴；他的妻子珍妮漂亮风趣，温文尔雅，是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夫妇俩对雪莱仰慕已久，雪莱夫妇对他们也深有好感。两家相识后，频频来往，关系十分融洽，后来他们索性同住一处住所。雪莱非常喜爱美丽贤淑的珍妮，曾为她写过好几首动人的诗歌，表现纯真的友情。如《给珍妮》中的下面两段：

　　象月亮把温柔的银光

　　投给清冷朦胧的星辉，你的歌喉婉转，那温柔无比的声响

　　把它自己的灵魂投给无灵魂的琴弦

　　。

　　歌声虽过分有力，仍请你

　　再唱一遍，以你美妙的嗓音

　　向我们宣示

　　一个遥远星球的乐曲，那里的音乐、月光和感情

　　是三位一体。

　　雪莱崇尚美、真和爱。他常常在大自然和朋友之中追求真正的美和爱。对美丽而纯洁的女性，譬如威廉斯的妻子珍妮，他通常抱有一种纯洁而真挚的爱慕。这时，那位意大利牧师给他介绍认识的一位伯爵小姐埃米莉亚，更激起他无比的钦慕和敬爱之情。这个伯爵小姐的继母因为嫉妒她的青春美貌，唆使她的父亲将她和她的妹妹幽禁在修道院里。当雪莱见到她时，深深地被她的美貌和才华所吸引。他觉得自己有生以来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偶像。他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更把她看作一个完美无缺的天使，看作他精神上的恋人。他为她精心写作了一首抒情长诗　《心灵》，诗中对埃米妮亚的风姿极尽赞美：

　　一片温香好象是她的衣裙

　　和她的散发飘下；她灵活的动作

　　有时使她的一束发髻松落，于是缕缕芬芳便随风掠过。

　　他饱含激情地讴歌生命和情感融合的人生至境：

　　在我们生命内部沸腾的源泉，呵，那最隐秘的生命的源泉，将为热情的灿烂的光所激起，有如山溪遇到朝霞，我们将同一，使两个躯体含有一种精神，噢，为什么是两个？该是一种热情，在一对心中，它滋生又滋生，直到象光焰扩大的两颗流星。

　　但是，还未等雪莱的这首长诗写完，埃米利亚已经嫁给了一位富翁。雪莱为他自己看错了人而痛苦不已。他不愿再谈那首诗，承认自己是“欲在一堆尘俗的行尸走肉里寻求一个也许会永存不朽的形象”。不过，尽管诗人表错了情，这首诗本身却是美丽的激情和浪漫主义幻想结合的抒情诗杰作。它的价值是不朽的。

　　1821年2月23日，英国杰出的抒情诗人济慈（1795—1821）病逝。这个写出了著名的《希腊古瓮颂》和长诗《安狄米恩》的年轻诗人，在贫病交加之中，仅仅走完人生的二十五个年头。雪莱闻讯悲痛不已。他是在　1817年与济慈认识的。他曾协助济慈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当济慈受到国内保守文人的围攻时，他曾致函向受难中的诗人表示慰问和同情，并邀请济慈去比萨游历。对济慈最后的困苦情形，虽然他过了很久才知道，但他明白，这朵“青春之花”所以“凋萎在含苞未放之际”，正是因为周遭“虫蠹充斥”。他写下了一首动人的《阿多尼》，以悼念这位伟大的诗坛奇才。

　　雪莱同拜伦继续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这年八月，他去拉文纳拜访拜伦，在那里他虽然没有见到特瑞萨，却深为拜伦重新振作精神而高兴。十一月，他邀请拜伦与特瑞萨同来比萨小住，他为拜伦租下了当地最豪华的兰夫朗奇别墅。拜伦的到来使全城居民为之倾倒。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谒，却蓄意将雪莱一家冷落在一旁。雪莱不以为忤，坦然相对。他已经习惯于孤独和寂寞，他的那颗高尚而纯洁的心灵是不会为世俗的人们所能理解和欣赏的。

　　1822年1月，威廉斯夫妇介绍雪莱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爱德华·屈劳尼。屈劳尼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当过船长，也做过海盗。在二十几岁时，他就随船跑遍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他对拜伦和雪莱仰慕已久，写信给威廉斯要求引见。威廉斯复信允诺了，并告诉他雪莱为人纯朴，不拘小节，相识不成问题；但能否与拜伦建立友谊，那就要取决于他自己了。

　　那天夜晚，屈劳尼来到威廉斯夫妇的家中。他们正在闲聊时，同住一幢住宅的雪莱出现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本西班牙作家写的剧本，看见房中有人，他显得有些羞怯。还是珍妮打过招呼后，他才腼腆地走进来与水手握手。屈劳尼看着眼前这位面露羞涩的美丽青年，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在英国被人们视作魔鬼、被剥夺了父权的天才诗人。直到珍妮要求雪莱翻译一段他捧读的西班牙剧本，听到那文辞优美流畅的译文后，屈劳尼这才相信眼前站着的就是那位杰出的诗人。而雪莱自己也好不容易才从窘迫中解脱出来。第二天，雪莱将屈劳尼带到了拜伦府上。

　　雪莱、拜伦和屈劳尼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拜伦一直憧憬着做一名海盗，他对海盗的生涯充满好奇。眼前的这位果敢仗义的屈劳尼给了他很大的满足。后来，他把屈劳尼的故事写进了他的作品之中。屈劳尼的海上冒险生活也使不会游泳的雪莱十分向往，他直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去当一名水手。威廉斯看透了雪莱的心思。他当过三年海军，对泛舟海面亦大有兴趣，急欲在雪莱面前一施绝技。他们请屈劳尼找到造船主，为他们建造了一艘小艇。这艘船是仿照一艘王家游艇建造的，外型漂亮，但平衡性能差，遇上坏天气，连老水手也觉得难以驾御。不过，威廉斯和雪莱热情很高。他们驾驶着这艘小船，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随风飘曳。威廉斯充任船长，雪莱做舵手。雪莱手忙脚乱，好几次差点儿掉进海里，但他却格外快乐。他还常常一边手握舵把，一边阅读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他给这只小艘取名为“爱丽儿”。为了航海的方便，雪莱夫妇和威廉斯夫妇把家从比萨迁往斯佩齐亚海湾上的勒瑞齐，住进一座水上楼房——卡沙马格尼。

　　雪莱之死

　　1822年6月，雪莱邀请英国进步作家利·亨特一家来意大利居住。雪莱早就想让在国内饱受迫害的亨特离开英国。他愿意负担旅费，但却无法负担亨特夫妇和他们的七个子女的生活费用。拜伦答应用三人的名义在意大利合办一份《自由》期刊，拜伦的作品优先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这样，杂志必有销路，而亨特一家的生计也不用发愁了。

　　7月1日，雪莱和威廉斯乘着“爱丽儿”号小艇，渡海赴莱杭迎接亨特一家。雪莱带领亨特一家前往比萨，而威廉斯则留在莱杭等候。雪莱将亨特一家安置在当地拜伦提供的住所里，同时与住在此地的拜伦商讨办刊事宜。但拜伦却中途变卦了，不想同亨特合作。雪莱极为难堪。他本来应该当天动身返回莱杭，但事情弄成这样，他不能不留下来，反复做拜伦的工作。最后拜伦总算回心转意了，他答应将自己的诗作《审判的幻景》放在这本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这样，　《自由》杂志的销路就有了保证。

　　在莱杭等候雪莱同归的威廉斯早已不耐烦了。他从来没有这么长久地离开过妻子，急于回去与珍妮相聚。7月8日上午，终于将事情办妥了的雪莱同屈劳尼到达莱杭，威廉斯催着他们立即动身回家。这时，天空乌云密布，西边刮起风来。经验丰富的屈劳尼认为天气不正常，会有一场暴风雨，劝他们过一天再走。雪莱有些犹豫不决，但心急如焚的威廉斯再也不愿等待了。他坚持要启航出海。屈劳尼无可奈何，决定驾驶拜伦的大船“博利瓦”号护送他们回去。可是，刚出港时，就碰上港口的水上巡逻船的检查。“博利瓦”号因没有带齐出港证件被扣留，屈劳尼只好返回去重办手续。此时时值中午，而到达目的地需要七个小时的航程。威廉斯归心似箭，无论如何也不愿等待，催促雪莱单独返航，雪莱只好依从。

　　下午二时多，“爱丽儿”号小艇拔锚而起，离开了港口，驶向斯佩齐亚。船上除雪莱和威廉斯外，只有一名年轻的实习水手。屈劳尼站在港口焦急地目送着小艇的远去。三时许，远处海面上起了风暴，团团的乌云和掀起的海浪将小船盖住了，只听见惊天动地的雷鸣和波涛声。数小时后，风暴过去了，天空一片湛蓝，海上波光粼粼，“爱丽儿”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7月18日，海上巡逻人员通知屈劳尼，他们在依阿—里基奥海滩上发现了三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屈劳尼急忙赶去。尸体上没有被衣服保护的部位都被鱼吃掉了，但那具细长的身躯是屈劳尼熟悉的。他在这具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一本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另一个口袋里放着来不及合上的济慈诗集，似乎死者匆匆将其放入口袋。屈劳尼确信，这就是雪莱的遗体。而不远处的另外两具尸体，是威廉斯和那位实习水手。

　　8月15日，拜伦、屈劳尼和亨特在海岸上火化了雪莱的遗体。也就是我们在本书开头描述的那一幕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