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英国文学简史　（下）

　　第五章　十九世纪文学

　　第一节　初期

　　一、浪漫主义时代

　　在18世纪末期初露端倪的浪漫主义诗歌到19世纪初进入辉煌时期。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19世纪的头一年（1800年）发表了著名的《〈抒情歌谣集〉序》，标志着浪漫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　3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开始而告一段落。

　　雪莱在他著名的《诗辩》中说当时作家诗歌中“燃烧着一种动人的活力……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便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追求“精神解放”的精神。法国大革命体现的民主自由思想、人民在推翻封建统治中的勇气和力量，鼓舞了进展中的英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促使诗人的激进主义信仰的形成。他们把进步思想家潘恩、葛德汶宣传的“人权”、“自由”、“正义”的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反对压迫、束缚，倡导个性。

　　法国革命为浪漫派诗人树立了理想，也为他们带来了失望。启蒙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华美约言并没有实现，革命被野心家利用，激进的措施发展为恐怖政策，拿破仑对欧陆实行侵略扩张，这使得诸如华兹华斯等诗人对革命的热情冷却下来。革命后，英国政府在各方面政策上趋向反动，停止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政治、经济上的种种政策，取缔进步组织，迫害进步活动家，镇压工人摧毁机器的“卢德运动”，1819年8月武力镇压曼彻斯特民众聚会的“彼得卢”事件臭名昭著。政府反民主的倒行逆施加剧了诗人们对现实失望与愤慨的心情。近代增长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唯心主义为基调强调个性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幻想人类平等解放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环境，促成一代新诗风的形成。

　　浪漫主义诗人对崇尚理性、制约个性、逐渐失去生命力的古典主义极为反感，注重主观精神世界表现，把个性的情感和创造性的想象推向首位，以精神力量去反叛现实。他们向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宣扬的“返朴归真”的境界，向自然寄托追求自由的理想和愤世嫉俗的情感。他们向不受古典主义陈规约束、自然质朴的中世纪民间文学学习，浪漫主义运动便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搜集、整理和仿效民间歌谣创作开始的。感伤主义诗歌和前浪漫主义诗歌对于浪漫主义运动起了先导作用，彭斯和布莱克的创作更是开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而浪漫主义文学兴盛的帷幕则是由华兹华斯拉启的。他与柯勒律治、骚塞曾长期居住于英国西北部的湖区，共同得名“湖畔派”。拜伦、雪莱与济慈则是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既受到上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极大影响，又反对“湖畔派”诗人对现实的逃避态度和消极倾向，显示出大胆叛逆和热情追求的精神。浪漫主义时代是英国诗歌的辉煌时代，但小说也在发展。苏格兰作家司各特将浪漫主义精神引入他的历史小说，而简·奥斯丁则以细腻的笔触继续着写实小说的传统。散文文学在浪漫主义时代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是19世纪初期全欧性运动的一部分，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当时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浪漫派诗人（上）

　　l、挚爱自然的歌手：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是19世纪初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在英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出生于昆布兰西部的考克茅斯湖区，是律师的儿子。在豪克斯海德小学读书时，他除了学习希腊拉丁古典文学，便流连山水，与山川湖泊，鸟兽鱼虫相亲，培育起爱好自然的精神。1789年，17岁的华兹华斯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对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喜爱远胜于对神学课程的兴趣。他先后在1790年和1791—1972年，徒步旅行到法国，被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对“平等、自由、博爱”的革命口号心往神驰。他在法国居住1年多，与温和派的吉伦特党人发生密切联系。但接踵而至的“九月大屠杀”和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大大减弱了他对于革命的狂热情绪。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与素来亲近的妹妹多萝西在湖区雷斯当的一处乡舍居住了近2年，获得良好的创作环境。在这期间，结识了柯勒律治，很快成为知己，他们相互切磋诗艺，于1798年共同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抒情歌谣集》。诗集还未出版时，两位诗人与陶乐赛便去德国，华兹华斯在这里开始写他的自传史诗《序曲》。到了1799年，兄妹2人回到英国，在格拉斯梅尔湖区住了8年。华兹华斯结了婚，过着平静俭朴的生活，写出许多精彩诗章。1813年他获威斯特摩兰县税收专员任命，生活无虞。同年他迁到莱达尔山庄，在那里居住了7年。30年代开始他诗名显著，1839年获牛津大学的法律学荣誉博士学位。1843年他继骚塞之后成为桂冠诗人。1850年4月，80岁的华兹华斯溘然长逝。

　　华兹华斯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出了多卷诗歌。他最早的两首诗《晚步》（1787—1789）、景物素描集》（1792）记述了诗人在湖区和瑞士、法国的旅行，表明他持续终生的对自然和自然景物的专注。在后一首诗里他赞美了法国革命。《罪恶与悲伤》（1794）谴责了社会罪恶带给水手的不幸和士兵寡妇的悲伤。

　　1798—1807年是华兹华斯创作最旺盛的一段时光。他不满雅各客专政和英国政府的反动，在湖区恬静和谐的自然中寻找到精神上的慰藉。他与柯勒律治共同出版了　《抒情歌谣集》（1798），开创了浪漫主义新的诗风。华兹华斯针对古典主义诗歌从内容到形式日趋僵化的状况，在题材上表现普通的日常生活，在表现形式上推崇想象和自然情感，文字上去除矫饰的“诗的词藻”，使用与人们贴近的日常语言，以表达自由的无韵诗体、歌谣体取代传统的双韵体。在1800年第二版时，华兹华斯写了《序言》，较完整地表现了他的诗歌理论，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式论文。他将自己在《歌谣集》里体现出来的创作特点加以理论阐述，明确提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因此“诗的主要目的上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与内容上的“平民化”相适应，诗歌语言来加以叙述和描写，使诗歌富有生活气息”“诗的想象力”取代了“理性”至上，它“使日常的东西在不正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这一集一序引了一场革命。

　　《抒情歌谣集》出版后10年，是华兹华斯创作的黄金时代。1807年，他出版了《两卷诗集》，收入许多传世之作。他的许多诗歌都是写纯朴的乡民。《露西组诗》写远离尘嚣的乡村的姑娘朴素生活，以简朴的民谣韵律，易晓的语言，讲述淳朴生活故事。他深切地同情穷人的不幸，《昆伯兰的老乞丐》写孤苦伶仃老人的乞讨生活，呼吁人类的爱与同情。《迈克尔》叙述一位辛勤劳动，挚爱儿子的老牧人，最后失去了儿子，也没能建起他一直期望的羊圈。《阿丽丝·弗尔》里的小孤女因为失去她仅有的外套而痛哭。《最后一只羊》里的牧人，在荒年为了养活孩子不得不把他的羊一只只卖出。诗人帮助孤独无助的贫困老人　（《老猎人西蒙·李》），也从求生顽强的穷人处获得力量　（《决心与自立》）。

　　华兹华斯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更是一腔挚爱。《我们一共是七个》里的小女孩，并不明了“死亡”，尽管他们兄弟姐妹中已死了2个，她仍称“我们一共是七个”。《说给父亲们听的一段故事》说明了天真孩童与成人心理的差距。他认为“儿童是成人之父”（《我的心跳起来》）。（《低能儿》）在赞美母爱的同时，也将痴儿写得憨傻可爱。他认为孩童比成人更接近上帝（《从童年回忆印证灵魂的不朽》）。华兹华斯对童稚的歌颂与浪漫主义文学“归真返朴”理论相通，表现对社会现实压抑和扭曲人性的抗议。

　　自然主题的诗，在华兹华斯诗中成分最大。他把自然景象作为污浊社会的对照来进行描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所作》），童稚的可爱、可贵也在于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他热爱小小的生灵们，以孩童般的热情写下《致蝴蝶》、《致云雀》、《致杜鹃》等，杜鹃清脆的啼声唤起他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他热爱花草树木　（《致雏菊》、《致小白屈菜》、《采干果》）。当诗人像一片孤云飘荡、对生活厌倦失望时，一大片迎风起舞的水仙花唤起了他的喜悦和力量　（《我象一片孤云飘荡》。天上的彩虹，山谷的回音都唤起诗人哲学的玄想冥思。《翻案》中，诗人强调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强调自然对人心的影响，写道：“要认识事物的真帝，让自然做你的导师”。《丁登寺》是他最出色的自然诗之一，诗人故地重游，他追忆青年时对自然的感受，描绘现在的体验，幻想将来的回味，表明他对自然终生的崇拜，把自然看作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

　　《歌谣集》出版之际，华兹华斯着手写一部哲理长诗《隐者》，分“人”“自然”和“人的生活”3部分。《序曲》是这首长诗的序言，被很多批评家看作是华兹华斯最重要的作品。（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1805年完成初稿，1850年定稿）。前8卷讲述诗人的早年生活：童年和就学生活；剑桥生活；假期生活；书的影响；阿尔卑斯山之旅；伦敦小住，由爱自然发展到爱人类。后6卷则写他成熟时期，法国的经历，回返英国乡村。回忆他在各个时期的感受和思想，记述了1798年前“一个作家心灵的历史”，可清楚见出他的政治、人生、艺术思想发展轨迹。

　　华兹华斯计划写作的长诗没有完成，第一部分只完成1卷，记录了诗人兄妹在格拉斯梅尔的生活，对自然风景的欣赏。完成了的第二部分《漫游》（1814）共9卷，通过漫游者出游，讨论政治、哲学、宗教、社会等问题，反映他诗作中常见的对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失望情绪，提倡道德、美德和宗教信仰。

　　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华兹华斯仍保持正义感，他的《寄都生》（1803）、《一个英国人对瑞士被奴役的感想》（1807）第十四行诗，都反对民族压迫，歌颂自由独立。他的政治抒情诗《弥尔顿，此刻你应该活着》表现了对英国现实的强烈不满。但是他的政治热情不断消退，思想上充满矛盾。1808年后，他的创作激情开始衰竭，创作成就处于衰势。《漫游》中充满抽象思辩和说教。　《雷阿德迈阿》（1874）取材于维吉尔的《伊厄德》，采用了他向来反对的神话题材和手法。《教会十四行诗》转向了宗教题材。他的诗名日盛，但他却写不出以前的杰作了。拜伦、雪莱都对他思想上的倒退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无论就他对文学史的贡献还是他创作本身而言，华兹华斯都是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标志着英国诗歌完成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开启了现代诗风。他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抒情诗，意境清新，形象生动，语言质朴，韵律优美，影响了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2、驰骋想象的诗人柯勒律治及骚塞“湖畔派”另外两位诗人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也长住在西北部的湖区，在思想上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狂势转向保守的过程。在诗歌成就上则各有特色。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3位诗人中最有天才的。他生于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父亲是教区牧师兼文法学校校长。他从小颖悟异常，很受家人宠爱，在他9岁时，父亲病逝，第二年，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大量阅读古典作品、研习古希腊哲学思辩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17岁的柯勒律治写了颂诗《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歌颂法国革命，由谴责专制统治而攻击学校森严校规。1791年，柯勒律治进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他阅读政治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93年底，他以假名进骑兵团，4个月后返校。回校不久，柯勒律治与友人结伴游威尔士，结识了骚塞，一见如故。他们商议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理想国“平等邦”。在骚塞的促成下，他和参与这个计划的骚塞的妻妹结了婚，然而这场义务性的婚姻是不幸的。尽管柯勒律治为“理想国”奔走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告吹。柯勒律治与骚塞国政见分歧关系破裂。

　　1796年底，柯勒律治受友人之邀，移居西部湖区，与在1795年结识的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密切交往。从1797——1798年，他独立完成了最著名诗篇

　　《忽必烈汗》、《老水手》和《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来到德国，学习德国古典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第二年回国后着手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1800年，他再次迁居湖区，但终因与华兹华斯的友谊破裂而再度离开湖区。1876年他来伦敦和特区的吉尔曼医生家，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授课、写作，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文学传记》（1817）、《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晚年的柯勒律治思想日趋保守，转向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1824年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10年后逝世。

　　柯勒律治并非多产诗人，但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奇葩。

　　《老水手》（1798）发表于《抒情歌谣集》首篇，是柯勒律治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英诗选必选的杰作。如果说华兹华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柯勒律治则对奇异事件情有独钟。柯勒律治以后曾回忆他们的合作打算：“我努力的方向是超自然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性格……华兹华斯先生则在另一方面致力于赋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唤醒心灵对习惯的慵懒加以注意，并且注意显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奇可爱外。……根据这个看法，我写了《老水手之歌》，此外还有《黑女郎》、《克里斯特贝尔》诸篇，以更能由此实现我的理想。”

　　《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　《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

　　《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　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1803年，他移居湖区，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频繁交往，创作诗歌。1809年起，他在保守派的《评论季刊》上发表了90多篇政论。1813年，他经诗人司各特等推荐，成为“桂冠诗人”，引起拜伦、雪莱等人的嘲讽。

　　长篇叙事诗是骚塞常用的诗体，主要有“《毁灭者萨拉巴》（1810）、《马道克》（1810）、《克哈玛的诅咒》（1810）、《罗特立克，最后的哥特人》　（1814）等。诗的背景在东方或古代，情节源自神话传说。《毁灭者萨拉巴》中，年轻的回教徒萨拉巴，深入海底宫殿，杀妖人为父报仇，情节离奇，富有浪漫主义激情。他的长诗《审判的幻影》（1826）颂扬刚死的国王乔治三世，为应制之作。诗的序文里对拜伦作了攻击，称拜伦作品是“恐怖和讥嘲、淫秽和渎神的大杂烩”，将富有反叛精神的诗人称为“恶魔派”的代表。这首诗引来拜伦同名讽刺诗的无情回击。

　　骚塞的短诗有一些佳作，《布伦宁战役》（1793）采用华兹华斯倡导的新诗体，以简单的对话谴责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我在死者中》描写出与书斋中古籍为友的文人情趣。《贝克莱的老妪》、《童尼卡》以民歌形式表现对中世纪的美好幻想。骚塞的成就虽不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但他的诗作也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

　　三、浪漫派诗人（下）

　　1、叛逆的“恶魔”拜伦

　　从拜伦开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意境更高远，诗艺更纯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拜伦是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生平与他的创作同样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乔治·戈登·拜伦　（1788——1824）生于伦敦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绰号“疯杰克”，挥霍尽妻子的财产后死于国外，当时拜伦才3岁多。拜伦天生跛足，父母的不和和自身生理缺陷，在他的内心投下阴影。1798年，10岁的拜伦继承了伯祖父的爵士头衔和世袭领地，3年后进入了贵族的哈娄公学。他学习古典文学，阅读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著作，并热心骑马、游泳等体育锻炼。1805年，他进了剑桥大学，两年后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悠闲的时光》问世，收集了他模仿格雷、莪相等诗人的少年习作，《爱丁堡评论》上有人撰文严厉抨击，拜伦写了双行押韵的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击，也攻击杂志赞美过的诗人，主要是潮讽“湖畔派”诗人，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1809年，诗人列欧陆旅行，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尔其，两年后他携着两卷诗稿归来，并于1812年出版，这便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日记》的前两章，诗人由此一举成名。拜伦回国之时，正是英国工人卢梭运动高涨时期，已就贵族院席位的拜伦，在贵族院发表著名演说，同情工人，对政府的惩罚法案表示愤慨。他还在《晨报》上发表政治讽刺诗《议案起草人颂》　（1812），谴责社会的非正义现象。不久以后，诗人又发表第二次演说，深切同情英国压迫之下的爱尔兰人民。

　　1813—1816年间，拜伦除了写政治抒情诗外，还创作了一组叙事诗：《异教徒》　（l813），《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和《巴里西纳》（1816），以东欧，西亚一带为背景，充满异国浪漫情调，被称为“东方叙事诗”。诗中都有一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主人公，孤傲地与社会、与命运抗衡。他们有强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旺盛的精力，不凡的才能，不能忍受社会的专制和压抑，进行不妥协的反抗和绝望的报复。康拉德　（《海盗》）和塞利姆（《阿比多斯的新娘》）都是自由的海盗，与一切社会秩序、传统道德为敌。这些表情阴郁、经历坎坷又桀傲不驯的主人公身上有着拜伦本人的明显印迹，寄托了诗人的反叛豪情，人们主要根据哈洛尔德和“东方叙事诗”的主人公而构筑起“拜伦式英雄”的形象”在这时期，拜伦还写了抒情诗集《希伯莱歌曲》（1815）。诗集表面上处理圣经题材，实际上绝大部分与宗教无关，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抑郁心情。《塞那克利伯的毁灭》写了亚述暴君的恶行，而《过去的日子》追忆为自由而战而死的战士。其中亦有优秀的抒情诗，如《她行走在美中》。他还写了关于拿破仑的组诗，赞美他杰出的战略才能，又谴责他由国家的护卫者变为践踏邻国自由的暴君，表现了诗人对自由的信念。

　　在拜伦的诗歌越来越受人瞩目的时候，他的私生活也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攻击。他的众多的风流韵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阿比多斯的新娘》里讲到的姐弟相爱的故事，更引起人们对拜伦与异母姐姐奥古丝塔之间关系的飞短流长。1816年初，由于道德观念的差异，拜伦那结婚才1年的妻子安娜贝拉忽然离去，并提出分居要求，为仇视他的叛逆精神的上层人士提供了攻击他的口实。一时间，报刊上攻击、诽谤性文章纷涌而至，上流社会对拜伦关上大门。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祖国。

　　在瑞士，拜伦与同样流亡国外的诗人雪莱相遇，他们尽管性格不同，但相似的生活坎坷、相同的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对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同情，同样杰出的诗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结为密友，在创作他思想上互相影响。这期间，拜伦写了长诗《锡隆囚徒》，这是他早期叙事诗中的杰作。描写10世纪瑞士爱国者庞尼瓦为家乡自由而战的故事。英雄被囚禁在地牢中，仍坚决不与暴君妥协。他不像是“东方叙事诗”中的主人公那般孤傲的个人英雄，而是反民族压迫的人民代表。短诗《普洛米修斯》与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相应，表现诗人对这位敢与天庭抗礼的盗火者的崇敬，赞美他为人类自由忍受一切苦难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816年10月，在雪莱夫妇已离开日内瓦回国后，拜伦也启程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居住到1823年去希腊。他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抗击奥地利占领者的活动，为他们提供贮藏军火的场所。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更成熟的时期。

　　首先，拜伦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三四章（1816，1818），赋于诗篇新的思想深度。他又开始在诗剧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从　1817年到1824年，诗人写了7部“戏剧性的诗篇”。哲学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同名主人公仍然是一位“拜伦式”英雄，但他的悲观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反叛意志达到了最高的悲剧表现。曼弗雷德犯了无可救赎的神秘的大罪，来到阿尔卑斯山中，他向精灵和阿尔卑斯山的女巫求助，但得不到解脱，唯求速死。曼弗雷德与德国诗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相似之处，有广博知识，能呼唤精灵，但曼弗雷德主要体现的是反叛的精神，他对人生和人类感到失望，否定一切宗教，否定一切传统道德观念，否定一切权威，怀疑知识的效用。诗剧笼罩了阴暗悲观的气氛，也表现拜伦一贯的毫不妥协的精神。《该隐》（1821）仿中古“神秘剧”，采用《圣经》题材，但改变了原来的含义。把

　　《创世纪》中杀人而受神惩罚的该隐写成叛逆者，指摘和嘲笑上帝，引起教会人士的激烈反对。亚当和夏娃向上帝祈祷感恩，他们的儿子该隐却缄默无语，他怀疑上帝，思索人类受苦与顺从的意义。正直坚强的神灵卢锡弗是反叛和追求自由的象征，他使该隐明白了上帝的真相，上帝的所做所为只是为了统治和奴役人类，亚当失去乐园是因为他忤逆了上帝的统治意志。该隐种地，以谷类为祭献，他的兄弟亚伯牧羊，以羔羊为祭礼。贪婪的上帝偏爱亚伯有“焦肉烟血气味”的祭礼，该隐一怒之下打死了亚伯，引起父母的诅咒，上帝派天使在他头上打上了标志永恒苦难的烙印。拜伦勇敢大胆地表达了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隐约流露的怀疑情绪，否定了操纵人类命运的权威。该隐叛逆的精神与柔顺的亚伯的奴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虽然还带有曼弗雷德的孤独性质，但他积极行动，反抗现状，在他的形象上诗人寄寓了反抗暴政的现实政治意义。

　　《曼弗雷德》和《该隐》都是供人阅读而非上演的剧，但都相当富有戏剧性，剧中对话雄浑有力。五幕诗剧　《维纳》（1823）取材于德国一个关于争夺钱财的谋杀的故事，借鉴了古典主义戏剧艺术手法，上演成功，但在艺术上最弱。其余的诗剧都取材于历史，《撒丹纳巴勒斯》（1821）写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不愿滥用政权，沉溺于自我享乐，面对阴谋叛逆只得自焚，悲剧缺少深度。　《福斯卡里父子》（1821）和《马林诺·法里埃罗》（1821）都写14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人物的悲剧。他们面对元老院的强大力量，无法维护个人的利益，悲剧贯穿了拜伦追求自由，反对暴政的主题。拜伦在文学理论上倾向于古典主义诗论，他的《贺拉斯的提示》一诗沿袭古典大家的观点。在诗剧写作理论上，他力主向整饬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习。但在具体写作中，他既有古典主义的锤炼，又有浪漫主义的激情，特别是人物的台词，富有诗意和戏剧性。

　　拜伦讽刺性的成就更在诗剧之上。他以古典诗创作的《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虽然是他诗歌创作生涯开端时期所作，但讽刺才能毫不示弱。在意大利时期，他开始采用口语化的意大利八行诗体写作轻松的讽刺诗。《别波》　（1818）不像叙事诗和诗剧多着眼古代异域的事件，而是写当代生活轶事。一个远行数年才归来的威尼斯人发现他的妻子已另有新欢，浪漫故事中常见的决斗场面并没有出现，3个人回家里，喝着咖啡，当丈夫的讲着他的冒险经历，纠纷轻松地被化解，丈夫和第三者成了朋友。诗人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在描写威尼斯狂欢节热闹气氛和轻浮时尚时微妙地嘲笑英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种种恶习，在幽默又有相当长度的插笔里对英国政府、军队、议会、宗教、税收等时有讽刺。诗人用八行诗体写了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审判的幻景》　（1822）。桂冠诗人骚塞写的颂诗《审判的幻景》（1821）对昏庸的英国故君乔治三世极尽阿谀奉承，描写他在幻景中看到乔治三世从坟墓中出来，进入了天堂。拜伦的同名诗给予了讽刺的反写：乔治三世正要升天，魔鬼却来要求把他的灵魂打入地狱。骚塞朗诵他的长诗《审判的幻景》才几行，正在争论的魔鬼，天使们都受不了逃走了，让乔治三世乘混乱溜进了天堂。诗人谴责英王“他永远同自由和自由人作对／国家对私人，臣民对外敌，一视同仁，／他们只要喊一声‘自由！’／便发现乔治第三是第一个敌人”（第45节）。拜伦在诗的序言和诗里都指出了骚塞的变节行为：“他曾对弑国王的人加以歌颂，／又对无论什么国王都唱赞歌，／他更为共和制度写过文章辩护，／可又对它进行更激烈的指责”（第90节）。拜伦把戏谑和严肃结合一体，讽刺尖刻，但写得从容巧妙，使这首讽刺名诗超越一时一事之争成为讽刺诗的典范。

　　讽刺长诗《青铜世纪》（1823）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俄、奥、普在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结成所谓的“神圣同盟”来镇压欧洲革命，欧洲所有的专制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这个反动同盟。英国虽没有加入，但却是“神圣同盟”的支持者。拜伦以正义的愤慨谴责反动势力，热情号召西班牙人民起来革命，歌颂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入侵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1818年开始，拜伦一直在写一部巨著《唐·璜》，诗人自称为讽刺史诗。1823年初，他为希腊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所吸引，中断了《唐·璜》的写作，乘用自己财产装备的船“海丘力士”号驶往希腊，参加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战斗。他为希腊军队招募士兵，筹款，购买军械，调停内部纠纷，显示了组织和领导才能，投身为自由而战的伟大事业，使拜伦心中充满崇高的感情。他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36岁生日，把为理想献身视为自己的归宿：“假若你对青春极恨，何必还活着？／使你光荣而死的国土／就在这里——到战场上去吧，／把你的呼吸献出！”诗人竟然很快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军营生活的艰苦和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3个月后，他患了热病，终于一病不起，逝于1824年4月19日，希腊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

　　在拜伦创作中，《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使诗人“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全诗4章，4140行，通过青年贵族恰尔德·哈洛尔德　（恰尔德是中古时对贵族青年的尊称）的游历反映了拜伦自己的旅途见闻和感受，既有游记的丰富多采，又有抒情诗的浓郁诗情。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拜伦笔下第一个忧郁的飘泊者的形象，是“拜伦式”英雄的雏形。诗人在《序言》中说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了使作品结构上有连贯性，在思想上“表明一个的心灵在早年遇到损害之后，会造成他对过去的欢乐的厌倦，对新的乐趣的失望”。哈洛尔德身上反映出诗人生活，性格的某些特点，尤其是他受英国上流社会攻击和诽谤后的感受。他性格高傲又多愁善感，自己称“早已知道人世最坏的事情”，对庸俗虚伪的上流社会、腐败的道德习俗感到厌倦，怀着痛苦忧伤的心情出国漫游，希望到自然和纯朴人们中寻找解脱。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他有正义感。在1、2章里，哈洛尔德到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这恰合诗人的旅程。他来到山中，走向海边，西班牙美丽的景色令人心动，但是牧人已不能安心守着羊群，农人的葡萄在硝烟中枯萎。面对拿破仑军队的侵入，人民投入爱国战斗，“沙拉哥斯女郎”奥古斯丁娜和短剑结了缘，不再像女性，／勇敢地走向战场，把战歌来高唱”，“只有堕落的贵胄甘心做敌人的奴才！”但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前途又感到悲哀。在第2章，哈洛尔德来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受到勇敢纯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热情招待，这里自然风光淳朴民俗与英国社会的伪善堕落形成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受奴役的现在对比更使诗人激动：“谁站在你，可爱的，啊，希腊，你的废墟上，／而不对你伤心垂泪，／那可真是泯尽了天良……。”他热情地号召人民：“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在诗中渐渐出现热情奔放的抒情主人公，他体现了拜伦思想矛盾上的积极面，对现实生活有很强的参与感。第3、4章完成于流亡后，在1、2章里时隐时现的哈洛尔德几乎不见了，由诗人直抒胸臆。第3章从飘泊异乡的抑郁悲愤心情写起。诗人从滑铁卢战场到日内瓦湖畔，追忆法国大革命先驱者、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秦。法国革命的失败和反动的“神圣同盟”的建立引起诗人的哀思。第四章诗人来到意大利，缅怀英雄的功勋、伟大诗人但丁、彼特拉克、塔索的不朽。在这里和意大利时期创作的《塔索的悲叹》（1817）、《但丁的预言》（1821）里，拜伦都热情地呼唤意大利人民对祖国伟大历史的回忆，鼓励爱国志士争取民族解放。3、4章主要是由抒情主人公自由抒发见闻感想，叙事内容很单薄，但政论性和抒情性很强。诗人热爱自然：“茫茫的海中有一个社会，没有谁／能侵扰，在海啸中有一种乐声：我不是不爱人类，但我更爱自然”。（第四章），他在野性的自然中寄托自己理想，描写矗立的“像心灵的孤高”的古堡，“向着幽壑里飞奔的瀑布”，电闪雷鸣的风雨，巨浪翻滚的大海，充满不羁的激情。长诗用斯宾塞体　（即每一诗段9行，前8行五音步，最后1行六音步）写成，形式严谨而又热情奔放。

　　《唐·璜》，是拜伦又一部历时数载的杰作。虽然只完成原计划24章中的16章，仍然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名著之列。

　　这首长达16000行的叙事诗利用了早在欧洲流行的有关唐璜的传说，但加以改造。唐璜本是十四五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是出名的引诱妇女的浪子，终于被石象带入地狱。许多作家以此题材进行创作，如法国喜剧家莫里哀写了喜剧《唐璜》，德国小说家霍夫曼写了小说》《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写了小悲剧《石客》。拜伦笔下的唐璜，除了保留原传说的姓名、贵族出身、传说中某些性格特点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长诗先描写唐璜的身世，他出身西班牙贵族，清教徒母亲对他严格管束。16岁时，他受到贵族少妇朱丽亚的诱惑，风流韵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不得不远离英国。在海上航行时船遇到风暴沉没，只有唐璜历尽艰辛飘流到希腊小岛上，与海盗的女儿、美丽多情的海黛相恋，传说已死的海盗郎勃洛突然归来，把唐璜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卖入苏丹后宫，海黛伤心而死。唐璜拒绝了王妃的求欢，逃出后宫。他参加了正与土耳其军队交战的俄国军队，在围攻伊斯迈尔城的战役中负伤立功，被派往彼得堡觐见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成为朝中宠臣。最后他又奉派出使英国，周旋于伦敦的贵族名流之间。长诗到此中断。按诗人原有的构思，唐璜应在“完成了全欧洲的漫游，经历和体验过各种各样的围攻，战斗和冒险”之后，来到法国参加革命，并在巴黎的街垒战中牺牲。唐璜是拜伦时代普通的贵族青年，他身上有一些拜伦早年生活的写照。他具有善良的品性，热情而富有同情心。在海上坐筏飘流时，受饥饿威胁的人们“眼睛里显出吃人者的贪欲”，他坚决不肯吃人肉，同情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深深哀痛，在战场上他救了土耳其女孩。他怀念痴情的海黛，不愿与王妃苟且，向往和追求自由。但他也有意志薄弱，放任自由的一面。他不是孤高傲世的“拜伦式英雄”，也不是放纵情欲的花花公子。拜伦并不着意去塑造唐璜这个形象，而主要是借唐璜曲折复杂的遭遇，表现了广阔的欧洲各国面貌。如他自己所说：“目的都是为了我能够嘲笑各国社会可笑的方面”。长诗并不局限于唐璜的故事，作者发挥夹叙夹议的特点，在故事之中或故事之外，议论、感慨、回忆、展望、内容丰富多彩，但都贯穿着反对暴政、追求自由的思想。他抨击文明社会的虚伪、专制、从西班牙到俄罗斯又回到英国，“欧罗巴的国土同着亚细亚的国土，各处散布着宫殿”，连田园牧歌般的希腊小岛上都有着压迫者朗勃洛。从王公贵族、朝臣到将帅，“一半是淫荡，一半是权威”。诗人谴责那“以‘神圣’的名义侮辱世界的万恶同盟”，谴责对其他民族奴役，压迫的行为。第3章中的《哀希腊》传为绝唱，歌颂希腊的光荣历史，哀悼今日的衰弱，那里曾经产生过萨福、荷马等伟大诗人，300斯巴达勇士迎战一个军团的波斯侵略者，诗人以此激励人民斗争。诗人抨击商业资本的猖獗，金钱成了统治阶级政治中的决定力量，“每项借款并不是一种仅仅投机上的成功，却会巩固一个国家或推翻一座王位”。诗人嘲弄为反动统治歌功颂德的无德文人，他嘲弄地把诗题献给骚塞，把“湖畔派”诗人骚塞，18世纪哲学贝克莱主教等人，视为“思想的最强暴的敌人”。在评点时政、抨击揶揄的同时，诗人温柔地抒写纯真的爱情，热情赞美正义的勇敢，召唤人民起来为自由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只要挥起一只手臂！就会拂去它们的蜂蜘蛛网，而没有那个，它的毒质和它的爪子就无能为力。善良的人民呀！记住我的话，不停地进行吧！”在《唐·璜》中，诗人的讽刺艺术达到高峰，辛辣尖刻的政治讽刺、诙谐俏皮的嘲弄嘻笑与优美热情的抒情结合完美。诗人在第8章里写道：“读者！我已信守诺言，一／至少／有如首章所承诺。／你如今／看到爱情—风暴—旅行—战争—的素描，／都精确，你必须承认，／且有史诗气派，如果说实话不算无聊；／我手持长弓，比前人／拉起来较不费力。我歌唱得随意，但是阿波罗不时借给我一根弦”。确实如此，拜伦以交谈式的口吻、浅显的口语、写实的精神，写出了19世纪初欧洲社会的讽刺史诗。

　　拜伦的诗路很广，他的最成功作品多是长诗，尤其是讽刺性作品。但诗剧、叙事诗都有佳作，抒情短诗也有许多精品。长诗、诗剧中穿插了优秀的抒情诗，如《唐·璜》中的“哀希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去国行”、“大海颂”，独立的短诗《雅典的少女》、《她走在美的光彩中》、《我看过你哭》等，都流行很广。

　　作为19世纪初最富有时代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影响从英国遍及欧洲，从当时波及以后。在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唐·璜》这样大胆揭露和反叛性的作品，曾被斥为“不道德”，20世纪的现代批评对他的诗的语言也有微词。但他的诗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影响了法国的拉马丁、雨果、缪塞、德国的歌德、俄国的莱蒙托夫、普希金、波兰的密支凯维奇等诗人的创作，中国新诗也受到很大影响。

　　2、高唱的“云雀”雪莱

　　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与拜伦堪称双璧。他们都外貌俊美，情感丰富，热爱自由，敢于反叛，都因个人生活遭受社会舆论攻击被迫流亡，都英年早逝，本人与诗作同样具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在政治理想美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上都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波西·比希·雪莱　（1792—1822）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乡绅，当了议员，观点保守。雪莱从小接受良好教育，6岁就开始学拉丁文，10岁进私立寄宿学校学习天文、数学、地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等，1804年又进入贵族伊顿学校。在这里，他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思想家葛德汶的著作对他民主观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雪莱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伊顿学校。1809年，他与朋友合写长诗《流浪的犹太人》，没有出版，后独自写了传奇故事

　　《柴斯特罗齐》和《圣安尔温》，还与妹妹合写了诗集《维克多和卡席尔诗集》　（l810），诗作虽不成熟，但已显示他热爱自由的倾向。

　　1810年，雪莱直入牛津大学，他的自由思想，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与保守的校规格格不入。他在同学中找寻到一位知己——霍格，他们以怀疑的态度思考宗教问题，雪莱写了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从理性上探讨神的存在问题，认为信神是没有根据的，并自费出版，结果两个都被学校开除。他们来到伦敦，雪莱在探视在女校上学的妹妹的时候，认识了海里蔼·威斯布鲁克，他们的来往遭到海里蔼家人的粗暴干涉，于是在1811年8月，他们相偕逃到苏格兰，在爱丁堡，这对分别只有19岁和16的年青人结了婚。

　　1812年初，这对年青夫妇来到爱尔兰首都柏林。爱尔兰深受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压迫，独立运动成为当时英国的主要问题之一。目睹爱尔兰人民困苦不幸的生活，富有正义感的雪莱极为愤慨，他在《致爱尔兰人民书》里，批判英国民族压迫政策，主张爱尔兰人民通过济贫、读书等措施，争取民族独立、宗教解放，从改革自身起改革社会。他又写《人权宣言》，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他的第一部长篇诗作《麦布女王》（1813）写进了他参加爱尔兰斗争的体验。

　　1814年6月，雪莱访问了他心仪已久的英国著名思想家葛德汶，葛德汶的《社会正义论》坚决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人为的等级差别，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一切人的平等关系，在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雪莱把葛德汶奉为良师益友，也与他亡妻、著名女奴运动者玛丽·活斯顿克莱夫特遗下的女儿玛丽成了朋友。他们相爱，于1814年7月私奔，6周后回到英国。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雪莱与玛丽于1816年5月再到瑞士。在日内瓦，雪莱与拜伦相遇，两人彼此投合。9月份，雪莱回到英国，年底，海里蔼投河自杀后不久，他与玛丽正式结婚。雪莱的婚变在上流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报刊对他进行攻击，法院判决剥夺他对儿子的监护权，他不得不于1818年3月12日，最后一次离开他的祖国，去了意大利。在去意大利前，诗人创作了《伊斯兰的起义》等重要作品。而他主要作品大多写于意大利时期。在意大利，他与拜伦频繁交往，共同讨论创作和政治问题。雪莱钦佩拜伦的豪放诗才，但婉惜他忧郁、怀疑、悲观的人生态度。在《朱理安与马达罗》（1818）中说拜伦过于自尊，过于注视自由的光辉而“使他雄鹰般的精神盲目了”。他创作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米修斯》、悲剧《钦契》和许多优秀的政治诗、抒情诗。还有为希腊人民斗争鼓励而作的抒情诗剧《海拉斯》（1822）、为悼念济慈而作的挽诗

　　《阿都内伊斯》。

　　1822年6月，雪莱与友人驾船去迎接另一位朋友亨特，在7月8日归途上，船遇到风暴沉没，10天后，雪莱的遗体才被冲到岸边。拜伦等朋友们悲伤地为这位刚刚走到人生第三十个年头的天才诗人举行了葬礼。

　　雪莱早期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长诗《麦布女王》（1813）写于　18岁，21岁时出版。出版人怕受迫害，要求诗人自费印刷，但还是遭到了被判4个月监禁的处罚。《麦尔女王》是15世纪英国民间传说中仙女们的女王，她用仙法携带少女伊昂珊的灵魂遨游天地，纵览古今，评说人间。东方、西方世界的古代遗迹都历历在目：帕尔麦拉的宫殿、埃及的金字塔、耶路撒冷的庙宇、雅典、斯巴达、罗马的建筑和艺术，诗人从中看到隐藏在辉煌背面的人民的牺牲。现实生活更是充满惊人的苦难，成为“封建野蛮和不完美的文明的混合物”。诗人谴责与人权作对的帝王君主，以上帝名义营私的教士，睥睨一切的金钱势力，用幻想去描绘光明美好的未来：“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地狱，而是爱情，自由，健康。人类通过理智、科学和道德完善而获得新生”。这首长诗以梦幻和寓言的形式，表现了诗人的社会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社会观点，艺术上较为粗糙肤浅。

　　《伊斯兰的起义》（1817）是首12章的长诗，原名《莱昂与西丝娜》，副标题是《黄金城的革命》或《十九世纪的一个幻梦》。诗的开头是激荡风云中鹰与蛇的博斗。自由之蛇被鹰击落海中，一位仙女救起它并为它治好了伤，蛇又重新战斗。情节在这以后便转移到伊斯兰的黄金城，由于暴君的统治，昔日的黄金国土沦为人民辗转呻吟的苦难之地。一对情侣、勇敢的自由战士莱昂和西丝娜，号召并领导人民推翻暴君。莱昂把启蒙和纯洁心灵作为斗争途径，对敌人的宽容却导致暴君卷土重来。莱昂与西丝娜被烧死，后来在仙女的帮助下又复活，相会在自由之庙。雪莱在自序中说他“要在读者的心中燃起对自由和正义的高贵热情，对善的信念和希望”，诗篇充溢法国大革命的战斗精神。诗中用了许多象征、寓意的手法，但与《麦布女王》相比，诗的说教成分有所减少。

　　著名诗剧《普罗米修斯》（1819）创作于意大利时期，被看作是雪莱的代表作，也是他自己的心爱之作。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是巨人伊阿珀托斯和女神克吕墨涅的儿子，他曾协助宙斯争得天帝的宝座。他窃取天火给人类，受到天帝的惩罚，被绑在高加索的岩石上，白天秃鹰啄食他的肝脏，夜晚肝脏又复生，痛苦无休无止。但是普罗米修斯掌握了天帝的一个秘密——即他与海上女神忒提斯结婚所生的孩子会推翻他，他不肯泄露这个秘密，忍受了3000年的苦难。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采用此神话故事写了悲剧三部曲，留存于世的只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其余两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都已失传。但根据留传的著作和断片残句，故事的结局是普罗米修斯与天帝妥协。雪莱取材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但他在序言中说：“我对这样软弱的结局——即人类的保卫者和人类的压迫者之间的妥协——感觉嫌弃”。他赋予诗剧新的意义。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他不妥协，也不悲泣。天帝朱庇特　（宙斯的拉丁文名）派神使麦鸠利和复仇女神来逼问预言，他坚守秘密，深信未来的胜利。雪莱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人类力量的代表来描写，他体现了道德和精神的完美，不为神仙们“声色的欢乐”所诱惑，也不为恶鬼们的威胁所恐吓，挺身而出拯救人类，朱庇特则代表暴君和人民的压迫者，他“把信仰、法律、爱全部抛弃”。“拿了恐怖、怨艾和绝望／去酬报他们　（人民）的顶礼、祈祷和赞美，／艰苦的劳动以及大规模伤心的牺牲”。诗人认为宇宙是不断运动的，暴力和压迫会带来怨恨和反抗，到第三幕，除恶之神来到，朱庇特被打入地狱，普罗米修斯获得释放，“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也不再需要畏怕、崇拜、分别高低；／每个人就是管理他自己的皇帝；／每个人都是公平、温柔和聪明”。诗剧第4幕全是有韵的歌唱，人类宇宙一片欢欣景象。雪莱把原剧高加索的背景扩展到宇宙、天空地府人间、太阳月亮星星、太平洋都尽收笔底，想象丰富，抒情性强。

　　无韵诗剧《钦契》（1819）力图表现“悲惨的现实”，悲剧取材于意大利史藉中记载的16世纪一桩耸人听闻的弑父案。富有罗马贵族钦契一生纵欲邪恶，他以巨额钱财贿赂教皇，得以逃脱处罚。他的暴虐和淫邪发展到自己的家中，侮辱妻子，害死儿子，甚至强奸女儿。女儿贝特丽采求助政府和教会遭失败，就与继母、兄弟一起设计雇杀手杀死钦契，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被判处死刑。雪莱把家庭悲剧写成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表现反对世俗和教会的暴政、热爱自由的思想，肯定复仇和不妥协的精神。贝特丽采用暴力手段弑父，是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反抗，是受迫害者的正义的斗争，因此，这个既温柔又勇敢的姑娘至死既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后悔自己的举动。从《麦布女王》到《钦契》，诗人经历了依靠道德改善到依靠正义的暴力争取社会平等的政治观点的演化。剧中充满激情，创造了戏剧性场景，成为唯一可以上演的诗剧。

　　雪莱始终是个充满政治热情的诗人。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8万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谷物法”，政府派骑兵镇压，死伤400多人，造成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曼斯特大屠杀”。诗人采用寓言的形式，创作了《暴政的假面游行》　（1819）。诗人在梦中看见一些酷肖反动政府内阁人员的寓意人物：“谋杀”、“诈骗”、“虚伪”等组成游行队伍，为首的是“暴政”，额上刻着“我乃上帝、人王、法律”，他们受到国王、教士、银行家的欢迎，但遭到“自由”的抵抗。人群听见声音，号召英国的儿女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起来吧，像睡醒的狮子！结成不可征服的人群，／快摆脱你们身上的锁链，／像把睡眼时滴在身上的露珠摇掉，／你们人多，他们身少”。《给英国人的歌》、《一九一九年的英国》、《自由》、《自由颂》和《政治的伟大》，都是写于1819—1820年间的优秀的政治诗，表现诗人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呼吁人民起来争取平等自由和正义：“英国人，为什么为那些／蹂躏你们的贵族们耕种，／为什么辛辛苦苦地为那些暴君／织造华美的长袍？／……种庄稼，别让那暴君收割，／创造财富，别让骗子们积累；／做长袍，别让那懒汉们穿，制造武器，要拿来保护自己。”他这些正义的诗句在宪章运动中广为传诵。

　　雪莱描写自然和爱情的抒情诗尤为突出。他深受泛神论影响，否认超自然的造物主，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中，崇拜自然，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力量。他的自然诗，没有拜伦式的忧郁，华兹华斯的感伤，而是乐观热烈；没有他自己长诗中的说教，但保有深刻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西风颂》是英国名诗，诗的前3节赞美西风扫荡落叶，传播种子、驱散乱云、放释雷电、激荡大海的力量，它摧枯拉朽、催发新生。后两节，诗人倾诉自己的情：“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吹向宇宙，／像扫走落叶，去促成新生！／凭我这首诗为你作符咒。／把我的话散布给全人类，就像从炉子里吹出火花！／通过我的口，吹起预言的号角，／去唤醒沉睡的大地！／西风啊，／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能很远么！”诗以三行联韵体写成，押韵式为ada，bcb，cdc……，绵绵不绝，与阵阵西风相应，每章末尾以双韵句结束，层次分明，气势磅礴。　《云》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描写能力。他描绘云无穷的变幻，把自然看作是永恒不灭的力量。《致云雀》感奋于直冲云霄的云雀在歌声。《含羞草》相信爱与美并不随花草凋零。雪莱的爱情诗感情热烈而崇高，他把对异性的爱与对光明、幸福、和谐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我奉献的不能叫爱情，／它只算得是崇拜；／连上天对它都肯垂青，／想你该不致见外？／还有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对遥远的事物倾心？”（《给——》）。　《爱的哲学》、《给珍妮：一个邀请》、《心之灵》、《有个词说得太滥》等，都为爱情名诗。

　　《诗辩》（1821）是雪莱著名的文艺论文，集中代表着诗人的美学和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他针对皮科克《诗的四个时期》一书里提出的诗已过时的观点，对诗的发生、发展史进行研究，对当代诗歌状况进行分析，（后一部分未完成）。他认为诗歌有重大认识价值，在人类社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把诗人称为世界的立法者或先知，把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诗人看作“最高级的哲学家”。他受唯心义哲学很大影响，对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探讨。他的诗论代表了积极倾向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点。

　　3、咏美的“夜莺’济慈

　　雪莱在他的挽诗《阿都内伊斯》里把济慈比做古典神话中的美少年阿都尼斯，为爱与美之神维纳斯所钟爱。确实，这位浪漫主义天才诗人在他　25岁的生命里，始终热情地讴歌美，留下了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父亲经营马车行，生意兴隆。济慈8岁时进入恩菲尔德一所私立学校读书，校长的儿子克拉克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引导他广泛阅读荷马、斯宾塞等人的文学作品。1804年，济慈的父亲不幸坠马身亡，母亲再嫁后又婚姻破裂，损失了许多家财。母亲病倒后，外祖母委托保护人经营济慈弟兄的财产，保护人从中克扣，致使孩子们生活窘困，济慈15岁辍学，到艾德芒顿给一个外科医生当了4年学徒，又到一家医院实习了两年，在1816年取得助理医师职称。这期间，济慈仍然保持对文学浓烈的兴趣。在克拉克鼓励下，他开始摹仿斯宾塞的诗歌进行创作。1815年2月，济慈结识了激进的政论家、诗人李·亨特，受到他很大影响。5月份，他在亨特编的　《检察者》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孤独》。经亨特介绍，他与雪莱、哈兹列特、兰姆等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来往。1816年11月，济慈弃医从文。

　　1817年，济慈的第一部诗集出版，收入他在1813—1817年间写的诗歌，大多数诗歌带有较明显的摹仿痕迹，但也有佳作，如《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蟋蟀与蚱蜢》、《睡眠与诗》等，初次显露了他的才华。紧接着，诗人又开始创作长诗《恩底弥翁》，于1818年出版。长诗受到保守刊物的恶意攻击，他们不满济慈与亨特等进步文人的交往，把他归入“伦敦佬诗派”，剥薄地讥讽他的诗才，就像数年前攻击初涉文坛的拜伦一样。这一年是济慈充满不幸和痛苦的一个，手足情深的弟弟乔治经商失败破产，汤姆染上肺结核。济慈在病榻旁照料弟弟几个月，但仍然看着死神夺走19岁的弟弟而无能为力。他与18岁的范妮·布朗相爱，但因为健康和经济原因，婚姻无缘缔结。在种种不幸的打击下，济慈努力写作，1818——1820年初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完成了长诗《伊莎贝拉、《圣爱格尼斯之夜》、《拉米亚》和《许佩里翁》的两章，写了《夜莺》、《希腊古瓮颂》、《忧郁颂》、《秋颂》等著名短诗和优秀的抒情诗《无情的美人》等。

　　在护理弟弟期间已染病的济慈，到1820年病情恶化，不得不停止写诗，于9月间遵照医嘱去意大利疗养。但是他终于没有敌过病魔，在1821在2月23日逝世于罗马。

　　济慈的抒情诗素有很高声誉。这位生性敏感的诗人在他短短5年的创作生涯中。致力于美的意境、形象、韵律的创造。他挚爱自然，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驰娉想象，进入更高的境界。在　《我踮脚站立在小山上》中，诗人深深陶醉于自然美景中，描写花卉林泉，又揉入希腊神话故事。《呵，在夏日的黄昏》描绘夕阳西沉是壮观的画面，对照现实的污浊，诗人“多愿意远远地、远远抛下／一切卑微的念头，暂时摆脱／小小的顾虑，好随处去寻觅／芬芳的野景，自然的秀丽，／把我的心灵骗入一刻欢乐”。济慈热爱古典美，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是他早期诗作中最重要的一首诗，表达阅读荷马史诗时的惊喜感受和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的景仰。他的一系列颂诗是他抒情中最好的，都表现美丽的自然、美妙的艺术世界与丑陋的现实的对照。《夜莺颂》是诗人最著名的颂诗之一，诗人听到夜莺歌唱，想在陶醉中忘怀苦闷的现实：“在这里，青春苍白，削瘦，死亡／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忧伤和灰眼的绝望，／而‘美’保持不住明眸光彩，／新生的爱情流不到明天就枯凋”。诗人的想象随鸟飞翔，希望“悄然离开尘寰，和你（夜莺）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希腊古瓮颂》与《夜莺颂》齐名。诗人看到希腊古瓮上刻画的动人画面：一组是结婚仪式，一组是祭神游行，青年追逐着少女，他们的恋情和美貌永不消逝，那听不见的笛声在想象中分外甜美：“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忧伤中，你会抚慰后人说：／美就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诗人在惊叹古希腊艺术的伟大和不朽的同时，思索艺术与人生真谛的关系，提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著名思想。《秋颂》以赞美的心情描写秋天生气勃勃的精美画面，眼观秋景，耳听秋声，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诗人喜悦中也掺有美好事物瞬息即逝的惆怅，与雪莱《西风颂》中“春天还远么”形成不同的意境。《忧郁颂》中，诗人努力去摆脱忧郁的纠缠。尽管人生充满苦痛，诗人感伤但不忧郁，就像他在《罗宾汉》中唱道：“尽管他们的日子不再，／让我们唱支歌儿开怀。”在　《蟋蟀和蚱蜢》里，诗人描写盛夏的蚱蜢和冬夜炉边的蟋蟀的交替鸣唱，相信“大地上的诗是永远不死的”。

　　除了歌颂自然和古典美，济慈的爱情诗《给——》、《狄万的姑娘》、《灿烂的星》，表现他对真挚的爱情的追求，对女性美的向往。他的政治抒情诗数量不多，但也表现了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民主思想。十四行诗《致克苏斯柯》赞扬了波兰爱国志士克苏斯柯的爱国热情，《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日》赞扬亨特为了自由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和他那不朽的精神正和云雀一样自由而欢欣。”《愤于世人的迷信而作》对普遍的宗教迷信表示愤慨，再次表现他乐观的信念：“那钟声尽在响，使我几乎／坠入坟墓散发的阴冷中，／幸而我知道，他们像残烛／就要完了，这是他们的悲声／在没落之前，而世界将出生／鲜花，和许多灿烂不朽的事物”。

　　济慈的第一首长诗《恩底弥翁》取材古希腊神话，通过牧人思底弥翁崇拜、追求美丽的月亮女神辛细亚的爱情故事，表达诗人对美的情愫，对爱的追求。诗的开头便写道：“美的事物给人以永恒的欢乐”，用感官方面的细节描绘美的欢乐和享受。长诗结构较松散，诗句繁缛。《圣爱格尼斯之夜》以丰富的想象力、奇艳绚丽的色彩描写圣爱格尼斯节前夜，一对出身敌对家庭年青人的私奔。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浪漫故事。《拉米亚》（1819）取材古希腊传说，与中国的《白蛇传》故事有几分相似，美丽的拉米亚在婚宴上被发现蛇精真相，消失无踪，她的爱人伤心而死。《伊莎贝拉》取材自薄迦丘的《十日谈》，贵族小姐伊莎贝拉大胆爱上家中的仆人罗伦德，在其被害后仍坚贞不渝，长诗情节突兀跌宕，极富浪漫主义气氛，里面还穿插了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插言。未完成的长诗《海庇里安》也取材于希腊神话，但没写爱情故事，而是写天神中王位的变更，以代表美与智慧的阿波罗类型的神替代巨人诸神。济慈的叙事长诗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由于曲折表达诗人的哲学思想，寓意隐晦。

　　济慈的诗名在身后，特别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不断上升。他的“天然接受力”的美学思想，（就是“对一位伟大诗人而言，美的感觉能战胜其他一切考虑”）优秀的抒情诗，对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丁尼生、布朗宁、唯美派诗人和20世纪“意象派”诗人都有影响。

　　四、诗的时代里的小说家

　　1、历史小说的宗师司各特

　　浪漫主义时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散文小说也在发展。从浪漫主义诗人中便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司各特。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律师家庭。苏格兰边区美丽的自然景色、古老的历史传说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15岁就进了父亲的事务所当见习生，1792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成为律师，到1806年当了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他假日常去边区搜集民间历史传说和歌谣，在1802——1803年，分3卷出版了《苏格兰边区歌谣集》，引起广泛反响。1805年，诗人自己的第一部诗作《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长诗以仅存的老行吟诗人的口述，描写　16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间的战斗，交织了爱情故事。这以后诗人又连续发表了《玛密恩》（1808）、《湖上夫人》（1810）《唐罗里克的梦幻》（1811）、罗克比》（1812）等诗作。他的长诗以中古时期苏格兰、英格兰的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为题材，表现男女主人公经历的战争及爱情冒险经历，故事引人入胜，情感热烈，描写了自然美景，穿插了许多民谣，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时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这时司各特以丰厚的稿酬在特威德河畔的仓博茨福购得一块地，建起一座中古式的城堡，满足自己对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古时期的向往。他写诗，当律师，还做了出版商的合伙人。但不久，他感到自己的诗才受到一位后生诗人的挑战，那便是以《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轰动英国的拜伦。1810年，他偶然发现自己写于5年前的故事残稿，便完成后匿名发表，竟获得意外的成功，这便是《威弗利》。从此他发挥自己的叙事才能，写了20多部小说，都以“威弗利”作者署名，直到1827年才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权。1813年他拒绝了“桂冠诗人”的称号，但在1820年接受了“从男爵”封号。1825年，司各特的合伙人破产，他陷入高达13万磅的巨大债务，勤奋写作用以还债，身体健康大大受损，终于在1832年去世。

　　司各特并非是最早采用历史题材的小说家，但他以前的小说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极为夸张和传奇化，而司各特基本上尊重历史，生动描写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不同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因此他被称为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当然，作为浪漫主义作家，他在追求人物的鲜活，故事的生动时，常忽略了历史的精确性，特别是在他为还债而写作的作品里。但是，他对历史的发展作了较真实的反映，小说在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按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小说取材苏格兰历史，创作于写作小说的初期，主要作品有《威弗利》（1814）、《盖曼诺令》（1815）、《修墓老人》（1816）、《罗伯·罗依》（1817）和《米德洛恩的监狱》等。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矛盾，司各特热爱自己的故乡，拥护苏格兰的民族独立，留恋它古老的生产方式。《罗伯·罗依》和《威弗利》，分别描写1715和1745年苏格兰的反英斗争。罗伯·罗依本是山地氏族领袖，在富人巧取豪夺下，铤而走险，成为杀富济穷、孚有众望的绿林好汉，被称为“苏格兰的罗宾汉”。

　　《修墓志人》描写17世纪后期苏格兰反英的宗教起义。作者对保卫民族宗教自由的起义领袖亨利·莫顿表示极大的同情。这类小说中较重要的是《米德洛恩监狱》。小说以1736年波蒂阿斯暴动为背景，爱丁堡城市卫队长波蒂阿斯下令枪杀了一些苏格兰人，人民将他从“米德洛恩监狱”中拖出处死。但小说中心是苏格兰姑娘珍妮·迪恩斯为解救因杀婴罪被判死刑的妹妹，到伦敦求王后赦免的故事，司各特成功地塑造一个纯朴、诚实、富有牺牲精神的苏格兰乡村女子形象。

　　以英格兰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历史跨度较大，从中世纪由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直至　17世纪革命和复辟时期。这些作品主要有：《艾凡赫》（1819）、《修道院》（1820）、《方丈》（1820）、《鲁纳尔沃斯堡》（1821）、《尼格尔的财产》（182）、《高原的派渥瑞尔》（1823）、《皇家猎宫》（1826）等，《艾凡赫》是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小说。

　　艾凡赫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后裔，因为与撒克逊王室的女继承人罗文娜相爱，被父亲逐出，跟随英王理查三世参加了　12世纪末斯的十字军东侵，小说情节从他匿名由国外归来探望罗文娜开始。当时存在着撒克逊贵族与征服者诺曼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以罗宾汉及绿林伙伴为代表的受压迫人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以狮心王理查与约翰亲王兄弟间封建权益斗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主人公艾凡赫把这些矛盾冲突中的主要角色联系起来，使种种矛盾与小说中表现的人物冒险、爱情波折纠结在一起，色彩绚丽斑斓。比武大会上，理查王与撒克逊人联合起来反对约翰，比武胜利但负伤的艾凡赫等人被约翰手下诺曼骑士韧持到陶吉斯东堡，理查王与罗宾汉救出了他们，艾凡赫与罗文娜幸福结合。艾凡赫是作者理想化的人物，但他更多的是在情节上起串连作用，暗中爱慕艾凡赫的犹太女子蕊贝卡倒是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她是犹太富商艾萨克的独生女，聪明美丽，善良纯洁。犹太民族地位低下，她并不心挟仇恨，而是处处济人危难。面对圣殿骑士布里昂的强暴，她以死抗争，表现出感人的道德力量。

　　司各特的第3类小说，是描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昆丁·德威尔德》（1823），描写15世纪后期，法王路易十一与伯艮第公爵查理的斗争。路易十一背信弃义，冷酷放肆、玩弄权术，但是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他的近卫兵苏格兰青年昆丁·德威尔德的浪漫经历引人入胜。小说家细致描写了15世纪法国的生活习俗、服饰装备、消遣娱乐，显示了他的历史知识，但其中有不少时代错误。这类小说还有　《十字军英雄记》（1825）、《巴黎的罗伯特伯爵》（1831）等。除历史小说，他还写了一部反映他自己时代生活的小说，《圣·罗南之泉》（1824），表现远离尘嚣的宗法制乡村和天真的乡民如何受到文明社会的损害。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他向18世纪伟大小说家笛福·菲尔丁，斯摩特等人学习描绘生活、塑造人物的艺术，也学习德国主义作家处理历史题材的方法，往往通过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描写，反映处在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关系之间的人物命运，具有前代小说所没有的广阔性。

　　司各特表现出杰出的讲故事的才能，他把不同线索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一起。像　《艾凡赫》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上至国王下至猪倌的众多人物，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往往是以一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来聚合各种社会关系。作为浪漫主义作家，他喜爱描写中世纪和宗法社会生活方式，将苏格兰人民豪放的性格特点揉合在自然风光的描写中，对戏剧性的不平凡事件有特别的兴趣。他还在小说中引进了优美的民间歌谣。

　　作为历史小说开山鼻祖，司各特的创作影响在整个欧洲和外国文学中都可以感受到。

　　2、精雕细刻的艺术家奥斯丁

　　与司各特同时创作的有一位写作风格与他截然不同的小说家，司各特却在著名的《评论季刊》上对她大加赞赏，这位女小说家便是简·奥斯丁。

　　18世纪，女性在小说的制造和清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复辟时期出现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芙拉·贝恩。18世纪中叶，一些知名女性，如维赛夫人、蒙太鸠夫人等办的文化沙龙，以“蓝袜会”闻名，这些被称为“蓝袜子”的女士爱好文学并长于写作。而以写惊险离奇的“哥特式”小说著称的拉德克利夫夫人、生动地描写爱尔兰生活的“地方小说”作者玛丽亚·埃奇沃斯、擅长写家庭生活题材小说的芳妮·伯尼，都是引人注目的女作家。而奥斯丁的成就和在英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远在她们之上。她在浪漫主义时代坚持以细腻写实的手法创作，使18世纪中期的小说写实传统得以延续，成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导。

　　简·奥斯丁　（1775—1817）出生于英国南部汉普郡斯蒂文顿村一个教区长家庭。她在1782—1784年间，断断续续在牛津、骚桑普顿、里丁等地的寄宿学校学习，但基本上是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她终生未婚，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她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政治风云激荡的时期，不少奥评家论证她并非是个幽居的外省淑女，她的两个兄弟在英国海军服役，并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得到晋升，她的一个表姐（也是她后来的嫂子）的前夫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使得她不可能与当时欧洲的重大历史事件隔绝。她也并非过着完全平静的乡村生活，她多次随家人旅行、迁居，长时期生活于处在英国中心的巴斯、骚桑普顿，常去伦敦。但是她的作品反映出来的确实是个相当平静，较为窄小的世界。她有意地限定了自己的艺术表现范围，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在一块两寸宽的象牙上用细细的画笔轻描慢绘，把描绘在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看作自己的乐趣。她写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乡村生活题材，以18世纪后半叶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为故事中心，表现她对生活带哲学意味的思考和对人的社会行为的道德评判。

　　奥斯丁在1795年写了快书信体故事《埃莉诺和玛丽安》，这便是以后以叙述体重写并出版的《理智与情感》（1811）。姐姐埃莉诺重理性，妹妹玛丽安则偏重情感，她与同样富浪漫情感的威洛比情投意合，但是，威洛比背弃爱情娶了富家女，玛丽安嫁给年长、富有的布兰顿上校，完成了她自以为不能有的第二次恋爱，倒是一对讲求实际的爱人埃诺莉与爱德华为爱情而选择了不富裕的生活。在这部小说问世后，她早已写就的《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陆续得到出版。如果说《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描写了感伤主义文学对人产生消极影响，“《诺桑觉寺》则表现了作者对泛滥成仇的哥特式”小说的嘲弄。故事在“戏拟”的框架中展开。年青的女主角满脑子“哥特”小说，以此来印证生活，结果处处落空，时时碰壁，平谈而却是冷峻的现实使她最终摆脱了生活与文学的混淆。1809年定居汉普郡的乔顿以后，奥斯丁恢复了中断数年的文学创作，写成的《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和《劝导》（1818）。这6部小说真实又情趣盎然，特别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拥有大量读者和崇拜者。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小说的代表作，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小乡绅班纳特先生5个待嫁的女儿之一，她聪明、活泼、幽默，观察敏锐，言语伶俐，有很强的人格尊严感。她顶住母亲的压力，果断地拒绝了自己不爱的柯林斯的求婚，又坚决拒绝了来自富有的青年达西那屈尊于贵的求婚，当盛气凌人的贵妇人德·包尔夫人企图干涉她的婚姻选择自由时，她毫不妥协、示弱。达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傲慢，真诚地爱伊丽莎白并暗中帮助她的家庭。伊丽莎白则逐渐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接受了平等真挚的爱。在这条中心线索之外，小说还写了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与彬格莱的爱情周折，而柯林斯与夏绿蒂、韦翰与丽迪雅注重实利或轻浮草率的婚姻，与男女主人公的美满婚姻形成以对照。

　　《爱玛》是奥斯丁另一部受到广泛欢迎的小说。出身富家的爱玛在悠闲无聊的乡居生活中，热衷于牵线搭桥，乱点鸳鸯，自以为有操纵别人命运的本能，结果不仅把她保护的少女哈里斯推向痛苦，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幸福。小说弥漫着喜剧色彩，奥斯丁出色地运用“反讽”艺术，打破人们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安宁感，迫使人们以更复杂、更立体的眼光看待现实和自我。　《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仍具有出色的喜剧成分，但基调要沉郁得多，女主人公不像伊丽莎白和爱玛性情活跃，充满生气，芳妮寄人篱下，默默地爱着爱德蒙；安妮初恋失败，在青春的流逝中暗自神伤。奥斯丁表现她一贯的讲求尊重、理解，不为金钱和利己观念毒害的、进步的婚姻观。并表达了作为个体和社会化的个人应有的理想品格，人与人之间理想的伦理关系。

　　奥斯丁的小说是　18世纪菲尔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到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中继，预示着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方向，她也是英国最早的重要的妇女小说家。她在《诺桑觉寺》中为小说辩护的一段话恰当地概括了自己的写作特色。即小说“发表了对世态人情最深刻的见解，绝顶微妙地刻划了各种人物的性格，并且生动地流露俏皮而诙谐的意境，作者把这些都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给世人了”。在浪漫主义时期，她坚持在对平凡生活的精细写实中发掘诗情和哲理，将严肃的道德评判、机智的哲学思索和出色的喜剧艺术融为一体。

　　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但散文方面也成果丰硕。查尔斯·兰姆　（1775—1834）进一步发展了培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散文风格，他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文笔亲切、风趣、典雅，受到许多读者欣赏。威廉·哈兹列特　（1778—1830）则是浪漫派文评的代表人物。他的《时代的精神》　（1825）、《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817）等，都表现出重想象、联想，推崇天才等浪漫主义观点。《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　（1785—1859）写作“富有感情的散文”，力求精当丰瞻、声韵之美。他们代表着浪漫派散文的成就。

　　第二节　中期

　　一、维多利亚时代（上）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开始了英国“历史上长达6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是“大英帝国”走向繁荣、显赫又逐渐盛极而衰的时代。19世纪30年代以后，最早实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依仗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占有垄断地位。它不断地扩展殖民地，控制的地区之广已超过了古代罗马帝国。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努力扩展他们的社会力量，1832年通过的议会改革方案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这以后民主改革进程一直得以进展。

　　在国势强盛、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维多利亚人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等精神特征。著名散文家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里，把维多利亚时代看作最富庶、文明、伟大的时代。代表了当时一种典型观念，人们把他称为“维多利亚先生”。维多利亚早期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在最无情地揭露社会丑陋与罪恶的同时，相信人类美德终会促进社会进步。这时期作家对道德力量的普遍倚重，正反映出他们对人性向善的乐观信念。

　　但是，就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对整个中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自利”，理想的社会应伸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它强调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提倡民主政治和发展教育，注重功利，讲求务实。但是最大多数人尽管也信奉“节制、勤勉、正直、俭省、自立”等美德，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最大的幸福，在富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穷人的悲惨世界。从30年代来到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以“人民宪章”的形式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派文学随之产生，琼斯、林顿、马西等诗人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号召人民起来争取“不义终将在公理前折腰”的日子。

　　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作家们不再借助浪漫传奇，而是以冷静、写实的态度，描写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力求真实、客观地表现现实生活。从　19世纪中期开始，现实主义成为欧洲也包括英国文坛的主流。这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出色的小说家在作品里表现了对现实关注、批判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长篇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文字的主导体裁。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中产阶级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读者层急剧地扩大。19世纪初，现代意义的杂志诞生，开始出现逐期连载作品的作法。在缺少影视、广播等现代娱乐手段的当时，读者们常合家围坐在炉火边，听家人诵读小说作品，消遣、求知。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发展，除了上面提到的“一派出色的小说家”以外，这时期还有许多小说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金斯利　（1819—1875）和迪斯雷利（1804—1881）创作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小说，前者的　《阿顿·洛克》（1850）直接描写宪章运动题材，对工人苦难表示同情，但倡导基督教社会主义。后者的《西比尔，或两个国家》（1845反映了时代的社会、政治冲突，努力协调劳资矛盾。里德　（1814—1884）在小说中也表现出分改革社会的主张，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历史小说《寺院与家室》（1861），以爱情故事写中古欧洲生活。李顿（1834—1873）的历史小说《庞贝的末日》（1834）描绘维苏威火山爆发前庞贝城古罗马人生活，情节紧张，富有吸引力。狄更斯的朋友柯林斯　（1824—1889）的小说更是疑云遍布、悬念丛生，他的《白衣女人》（1860）和《月光宝石》（1868）被奉为侦探小说的前驱作品。创作了47篇小说的多产作家特罗洛普　（1815—1882）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由“《教区委员》和《巴塞特郡的最后史记》等6部组成，以虚构的巴塞特郡和它的首府巴彻斯特市为背景，描写外省乡镇牧师和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刻画细致、对话幽默、人物生动、叙述明净，颇受称道。他的小说大多以喜剧收场，以善战胜恶，反映出处于社会稳定阶段的“秩序和安宁”的精神。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字出色反映了占据19世纪后3／4世纪的这个时代的生活面目和思想历程，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继伊丽莎白的时代和浪漫时代出现的第3个高峰。

　　二、现实主义小说家

　　1、温情描绘人世间—一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父亲是海军总务处的小职员，入不敷出。由于债务，全家迁居伦敦，生活每况愈下，终于进了负债人监狱。狄更斯11岁时便到鞋油作坊当学徒，曾经坐在橱窗里包装鞋油罐，为老板当活动广告。他每星期中6天干活，周日到狱中与家人团聚。他只上过几年学，但从家中顶楼堆放的书籍中受益很大。　《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等文学著作唤起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向往。父亲出狱后，他得以继续读书，但不久又不得不出去谋生，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里当缮写员，后来又提任了报社记者，采访法庭、议会，对伦敦杜会的内幕弊端，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了解，为他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采访之余，狄更斯开始文学写作，以“博兹”笔名写作的一系列小品文学，如《国会一瞥》、《公共马车》、《我们的教区》等，描写伦敦各色人物和日常生活，轻松幽默，在1836年汇集出版了《博兹特写集》。这一年，狄更斯应邀为一组描写滑稽人物游历经历的漫画配写文学说明，《匹克威克外传》由此产生。狄更斯不受原来计划的限制，以匹克威克先生及同伴的游历为主线，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广泛描写　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生活。匹克威克先生与朋友坐马车到外地旅行，向伦敦俱乐部其他成员报导他们旅途的见闻，天真善良的匹克威克闹了不少笑话，遭骗子欺骗，受女房东诬告吃了官司。这些漫画人物、特别是匹克威克的仆人山姆·维勒的形象，受到读者喜爱。小说描绘了作者心目中“古老的美好的苏格兰”，也揭露、揶揄了议会竞选的虚伪，法律的不公等社会弊端。“蓝党”与“浅黄党”的竞选之战，是讽刺民主选举的绝妙好戏。狄更斯的文字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漫画，刊登作品的刊物销量剧增，　《匹克威克外传》成为狄更斯的成名作。在这期间，经历过初恋失败的狄更斯，与一个出版商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国性格不合并不幸福，在22年后终告仳离。狄更斯在34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及杂文、游记、戏剧等。他从小喜爱表演，50年代后期，他常在公开场合朗诵他的作品，感情非常投入，常因作品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声调俱下。紧张的创作劳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朗诵表演及社会矛盾带给他的失望情绪、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恶劣心境，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在写作小说《爱德温·德鲁德》期间，狄更斯突然中风，次日，即6月9日逝世，终年58岁。

　　19世纪30至40年代初，是狄更斯创作的早期。《匹克威克外传》以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奥立佛·退斯特》　（1838）。他在创作时不再受出版商的限制，在结构上进行有中心的安排布局，表现社会生活的黑暗与不幸的方面。奥立佛出生在伦敦附近的贫民救济院里，在毫无同情心的官吏们管理的济贫院里受虐待，10岁时到棺材店当学徒，后来逃到伦敦，落入贼窟。作者通过一个孤苦无靠的孩子的遭遇，揭露济贫院作为慈善机构的虚伪，在奥立佛想再添一点儿粥的悲剧场面中，狄更斯以特有的幽默风格揭露穷人的不幸和资产者的假仁义。小说描写了社会底层充满贫困和犯罪的阴惨画面。创作于同时的《尼科拉斯·尼克贝》（1839），同样表现出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不人道行为的谴责。尼古拉斯·尼克贝家遭受不顾亲族之情的高利贷者拉尔夫的贪婪掠夺而陷入不幸。对私立贫民学校的恶务教育方式的揭露，在小说中占重要地位，道济波依兹学堂里的孩子们受着饥饿和体罚的折磨，成为机构管理人牟利的来源。小说以其巨大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对当时英国教育的改进产生过影响。

　　《老古玩店》（1841）是狄更斯怀着强烈的感情创作的小说，小耐儿祖孙的悲惨命运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老古董商屈兰特为了摆脱经济窘境，玩牌赌钱，落入了冷酷、丑陋的高利贷者奎尔普的魔掌。他带着孙女耐儿出逃流浪，在路上他们看见大量赤贫的人无家可归，工业城市里轰鸣的机器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困，在尚未受到资本主义文明锓蚀的偏僻乡村里，耐儿祖孙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悲剧。狄更斯目睹在英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的时期，大批小资产者破产、下层人民沦为赤贫。在宪章运动影响下，他努力揭露和痛斥社会的罪恶，并寻求清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奥立佛遇见仁慈的布龙洛先生和梅里小姐而获搭救（《奥立佛·退斯特》）；善良的银行家契里布尔兄弟热心帮助受苦难的穷人（《尼古拉斯·尼克贝》）；小耐儿受到的救援来得太迟了，但她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和温情，唤起了人们的仁慈和同情心。对宪章运动，狄更斯持保守的态度，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反对群众性的暴力行为，取材1780年“戈登暴动”的历史小说《巴纳比·洛奇》　（1841）便表明了他社会思想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态度在他以后的另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双城记》里得到突出的表现。

　　狄更斯的早期创作包括了1部特写集和5部长篇小说，还有几个不很成功的短剧。尽管小说中出现关于社会底层凄惨可怖情景的描写，但作品基调是乐观的，罪恶的根源往往在于个别的坏人，半人半鬼的奎尔普是个“恶精灵”，反面人物具有漫画性质。受苦受难的小人物常常受到具有仁爱心的资产者的庇护，就像他在　《匹克威克外传》结尾写到的：“大地上是有黑暗的阴影，可是对比起来，光明是较为强烈的。”他的早期小说一般采用流浪汉小说结构形式，展示广阔生活图景，但存在松散的缺点。

　　1841年，狄更斯去美国旅行，希望在这个被看作民主、平等、自由榜样的国度里找到英国的改良出路。但这次旅行成了失望之旅。在归国后发表的《游美札记》（1842）里，狄更斯以事实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在英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同样存在，政府机关贪污腐败，“言论自由”的报刊并没有充当社会的良心，监狱中囚犯受着违反人道的待遇，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奴隶制的存在，揭穿了人人平等的神话。从美国旅行开始，至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法国，偶而回国小住。这国外旅居时期便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在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中。狄更斯写出他在“金元帝国”里的感受，面对金钱势力下道德的沦丧，老朱述尔维特伤心地感慨：“背叛、欺骗、诡计阴谋、对真实的或虚构的竞争对手的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这些就是财富给我显示出来的魔力。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约纳斯·朱述尔维特从小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利润”，第二个词是“金钱”。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的贪欲恶性发展，甚至毒杀自己的父亲。培克斯厄夫则把凯觎财富的贪婪用心以假仁假义伪装起来，他大谈道德，为两个女儿取名“慈悲”和“仁爱”，但内心极端自私、卑鄙，“像一根路标，永远指点人们应该往哪里前进，而他却永远原地不动”。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到美国的金钱漩涡里挣扎了一遭，险些丧命，在善良无私的仆人马克·塔普里和汤姆·品奇等人帮助下，摆脱了利己主义。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改造和人们之间的真诚友爱，成为抵御社会恶习的最良手段。

　　温情脉脉的仁爱精神贯穿在《圣诞故事集》（1843——1848）里，家人团聚的圣诞节，最能体现家庭和睦的温馨气氛。《圣诞欢歌》（1843）中，守财奴斯克罗奇在圣诞前夜还让他的雇工干活。夜里他在幽灵引领下，看到自己童年过圣诞节的欢乐，看到他的伙计在现在的圣诞夜里清苦家景；看到未来的圣诞日，自己孤寂的死。他皤然醒悟，皈依了充满温情和仁爱的“圣诞精神”，从此乐善好施。在接下来的5年里，狄更斯几乎每年都怀着博爱精神写作圣诞故事：　《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他描写穷人贫困生活，指责资产者的冷酷自私，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希望调和矛盾，让生活中弥漫普天同庆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创作的后期　（1848——1861），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个别坏人的谴责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罪恶、陋习的批判。他愤慨地说：“我们的政府、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他在生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压抑和愤懑的情绪逐渐替代了原先的轻松幽默感。他依然倚重小人物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去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上，这时期作品也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旅居国外的末期，狄更斯写作了《董贝父子》（1846——1848）。“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犹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给对商业发达的追求，是具有新时期典型特征的资产者形象。董贝把公司的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他盼望有个儿子，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女儿弗洛伦斯与公司利益无关便受到漠视，妻子完成了生产继承人的任务、分娩死去，也没有给他带来悲痛。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教导儿子，扼杀他的正常的人的天性。保尔被迫与姐姐分离，在寄宿学校里更是没有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的早夭并没有使他父亲悔悟，反促使董贝更不爱他的女儿。他的再婚也像是商业契约，后妻爱迪斯终于不能忍受他对她情感与尊严的践踏而私奔。董贝的经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些相似，在破产、失去他骄傲的资本后，他的人性开始复归。被他遗弃的女儿弗洛伦斯在他被别人抛弃的时侯来到他的身边，董贝在女儿的温情的感召下，成为慈爱的父亲、外公。狄更斯运用夸张的手法、谴责的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傲慢冷酷的资产者代表人物，同时又希望为富不仁者经过痛苦体验，懂得“仁爱”和“谅解”。他描写了另一个贫困简朴却充满温情、友爱、善良的世界，弗洛伦斯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里，我们继续发现这样由地位低下、心灵美好的人组成的小团体。

　　童年的辛酸回忆常常出现在狄更斯的脑海中，他把自己的人生写入了自传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在序言上他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　‘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写入了作者本人大量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恋人、朋友等都被他艺术加工为重要人物。小说并非是由于它的自传性，而是以它动人的艺术力量赢得读者的热爱。

　　大卫·科波菲尔是遗腹子，受到母亲和保姆辟果提的爱护照料，但是继父摩德斯通过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大卫被送进寄宿学校，他的母亲则在丈夫姐弟的摧残下郁郁而终，10岁的大卫不得不进啤酒作坊当童工。他逃出伦敦去多佛投奔素未谋面的姨婆，得到好心的姨婆的救援，上了学，后又到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经过努力成为作家，在经历了愉快而又不无缺憾的一次婚姻后，他与情投意合的艾妮斯结成幸福的伴侣。在大卫的坎坷经历中，作者写了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孤儿的命运、寄宿学校的不人道待遇，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的监狱等表现出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金钱势力侵蚀人的心灵、损害了家庭关系；冷酷的摩德斯通过婚姻骗取了大卫母子的财产；渔民的女儿爱米丽在“做阔太太”的引诱下，离开爱她的青年渔夫海穆，与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私奔。事务所的书记尤利亚·希普是贪婪和卑鄙的化身，他表现极为谦卑，实则心地歹毒，设计攫取了威克菲尔律师的财产和地位，还想霸占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风度翩翩的斯提福兹对爱米丽的始乱终弃，代表着富人的自私，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冷酷。与他们的道德沦丧相对，以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则善良可亲，彼此友爱谅解，表现出高尚的品性。辟果提始终无私地挚爱和帮助大卫。她的哥哥收养别人的孤儿寡妇，旧船里由几个姓氏组成的家充满温情的友爱，大卫把他们引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不论在逆境在还是在顺境中，都正直、诚实、善良、努力，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竞争中，保持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情感，信奉：“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

　　这部小说在人物型造上颇有成就，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保留了前斯创作中乐观、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严肃、忧郁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不占主导地位。小说《荒凉山庄》（1853）则渗透着阴沉的情绪。

　　《荒凉山庄》的中心故事是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的爱情悲剧，她在得知自己过去的隐私将暴露、面临身败名裂的时刻，出走死亡。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拖延20年的争夺遗产的诉讼案。贾迪斯的后代为继承遗产打起官司，一打便是数代人。大法官庭代表着英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繁琐的法律程序，诉讼卷宗堆积如山，被牵入案子的人们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悲剧。当理查德成为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可继承的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殆尽，身心交瘁而死去。“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这是作品中人物发生的诅咒，也是小说的主调。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作者还采用了象征手法，加重压抑、灰暗的色彩。作品开便描写了伦敦那铺天遮地的大雾，象征社会的黑暗势力。在法院旁有个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最后，这个破店自燃烧毁了，这暗示了清除社会罪恶的愿望。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重要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遍及英国的“宪章运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黑烟弥漫，机器轰响的焦煤镇是工业中心城市的一个化身。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宠得贝是镇上的两个巨头。他们控制着镇上居民的命运。葛擂梗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是“专讲实际的人”。他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如同董贝先生一样，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则贯彻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纯实际利益的“事实”哲学来教育他的一双儿女露易莎和汤姆。他们没有童年的欢乐，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接受无数的数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被摧毁。露易莎在青春妙龄也没有多少生命的热情，服从父意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庞得贝，对弟弟的友爱因为弟弟的堕落而失望，避开了花花公子的诱骗却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爱情。汤姆则以“事实”哲学为自己的自私和堕落行为辩护，偷盗后又嫁祸给无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说通过葛擂梗教育的失败，讽刺了功利主义哲学。庞得贝则是更加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代表。他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作为剥削工人的口实。他宣扬自己卑贱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劳动力，把工人起码的生活要求斥为奢望，是“希望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

　　资本家对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为改良主义者，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画式笔法描写工运领袖，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魔。在《小杜丽》（1857）里，他又写了围绕负债人监狱发生的悲欢离合。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入狱，出生在狱中的小杜丽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刚脱离苦海，她的情人又负债入狱。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出色地创造了代表官僚主义的机构“兜三绕四部”，它由贵族巴纳克尔家族操纵，以“怎样不管事”为宗旨，它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小杜丽一家滞留狱中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悲剧。这部小说与《荒凉山庄》一样，也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是全书中心的象征形象，小杜丽一家哪怕出狱，还感觉笼罩在监狱的阴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恶，已不能由个别人所代表了。

　　在表现现实阶级矛盾的《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表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在历史题材小说《双城记》（1859）里，他继续为潜伏深刻社会危机的英国找寻避免矛盾爆发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狄更斯的杰作之一。“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当今英国社会的借鉴。小说分为3部，情节围绕梅尼特医生的经历展开。法国革命前夕，梅尼特医生出诊时发现贵族厄弗里·蒙地侯爵蹂躏农家妇女并杀害她的弟弟的罪行，他不顾侯爵的威胁利诱，向朝廷告发，遭到侯爵的反诬，关入巴士底狱　18年。在革命前法国的贫富悬殊状况，贵族的暴虐无行，将人民逼向造反的绝境。狄更斯深切地同情人民，对统治阶级表示强烈愤概。但他又谴责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认为流血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得伐石太太的兄姐都被贵族害死，在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下，她嗜杀成性，革命成了失去理性的疯狂的混乱。冤冤相报何时了，唯有求助“爱”，以爱战胜仇恨。曾经血气方刚的梅尼特医生在女儿爱的抚慰下捐弃旧怨，接纳仇人家族的后代代尔那为女婿。代尔那抛弃贵族特权，以自食其力、清白为人，救赎祖先的罪恶。路茜的爱慕者卡尔登代替被革命者判处死刑的代尔那上了断头台，不惜以生命来实现爱的诺言。狄更斯这部小说借古讽今的意义十分鲜明，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不人道的阶级压迫，客观上表现出革命的合理性，警告英国的统治阶级，别让不满情绪酿成像法国革命那样的大火；但他又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劝诫人们不要采取“愚蠢行为”，把“爱”祭为消除阶级对抗的法宝。

　　《远大前程》（1861）是狄更斯在艺术上很受称道的一部小说，充分表现出人物心理矛盾发展过程，结构严谨。孤儿匹普与姐姐和当铁匠的姐夫共同生活。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钱人的庇护，幻想起自己的“远大前程”。他一心想作“上等人”，疏远了真正的朋友。但他惊异地发现他的保护人实则是他帮助过的在逃的苦役犯，而并非情场失意的贵族老小姐郝薇香，他爱慕的高贵女子艾斯苔拉是罪犯的女儿，关键时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贫贱朋友。贫困帮助他恢复了纯朴的天性，对伟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场幻梦。作者在小说中再次以劳动者的纯朴、无私的美德与上层社会背叛、自私、卑鄙等道德堕落形成鲜明对照。

　　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小说围绕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遗产继承问题展开情节，又把人性与金钱关系作为主题。书中出现了一个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狭隘、贪财爱势的资产者波德史奈普，以后人们便把这种精神气质称为“波德史奈普主义”。

　　狄更斯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媲美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可谓家喻户晓。他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为普通民众鸣不平，同一切不公正、不人道的现象抗议。他讽刺和谴责的笔触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从济贫院、债务监狱、私立学校、工厂到法庭，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诸方面进行审视和批判，提倡博爱精神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他被读者视为社会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英国小说发展到狄更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小说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写本领。他集中描写了中、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的个性、品质的形成过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努力向上，摒弃损人利己的卑鄙手段，这些形象体现了狄更斯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寄寓了反抗污浊现实的理想。大卫·科波菲尔从不堕落或消沉，匹普在一段歧路后又回复正途，而小耐儿、艾妮斯、小杜丽、路茜等善良纯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得到热情的赞美。他劝善惩恶，描写了一批处在道德光谱另一极的坏蛋形象，进行嘲讽和鞭挞。法琴、塞克斯、奎尔普、庞得贝等等都是丧失人性，极端自私的“恶”的化身，往往不得善终。而董贝，葛擂梗，斯克路奇舅舅等在人生教育和道德情感化下，恢复了人生。到后期创作中，狄更斯对于善恶有极的信念受到现实的冲击，坏人的性格更加复杂，他们的结局也并非遇到报应，社会罪恶的表现往往是由大雾、监狱，破烂店、垃圾堆，而并非个人作为象征了。狄更斯塑造最为出色的是各种“怪人”的形象。他充分发扬了英国文学创造的“癖性人物”的传统，抓住人物肖像服饰，言谈举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鲜明，令人如见其人。天真可爱的胖绅士匹克威克先生；穷困潦倒却快活乐天的密考伯先生；怪癖又善良的姨婆，都是文学画廊中的著名人物。这些被称为“扁形人物”或“只有二度空间”的人物，以其自身的鲜活性弥补了缺少心理深度的欠缺。狄更斯作品的幽默与诙谐，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些“怪人”形象的塑造。

　　狄更斯的小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他喜欢采用戏剧化的传奇情节，奥立弗的身世之谜，德洛克夫人的隐私底细、匹普的庇护人真相、梅尼特医生被囚的实情等，都构成作品很强的悬念性，很多小说有犯罪谋杀和探案成份。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强烈的感情倾注上。狄更斯是位情感性的小说家，他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上，驰骋情感力量，使小说具有催人泪下的悲怆、感伤情调，天使般的小耐儿的死，让无数读者痛苦流涕。他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受到根本的摇撼，他既毫不粉饰地揭露现实，又相信人和社会的进步，相信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和幸福的可能性。在道德上受到时代的虚伪观念的限制。但是狄更斯的作品以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精神、丰富多彩的小说技法，不仅代表着英国维多利亚盛世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冷眼俯看名利场——萨克雷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　（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税务员兼行政官，家境富裕。在他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继承了大笔财产的萨克雷回英国接受教育。1829年，他从查特公学毕业进入剑桥大学。他喜爱美术，不久离开学校去国外游历，有段时间学习法律。1833年，主办报纸《国旗》失败后，他去巴黎专攻美术。这一年，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存款的印度银行倒闭，他的悠闲时光便告结束，开始卖文为生，他在报刊杂志上用各种笔名写幽默讽刺故事，还自己配上插图。他个人生活的第二次打击又接踵而至，1840年，他结婚4载的妻子精神失常终生未愈。经历人生剧变的萨克雷，以新的眼光观察和认识生活。他从1842年起，为著名的讽刺性杂志《笨拙》撰稿。1846—1847年间，他写了一系列讽刺性特写，后来结成《势利小人集》，为他带来最初的文学声誉。集中有40篇速写，塑造了一系列势利者的形象，作者认为　‘势利’是英国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恶习，势利使人们养成偏见，形成伪善的利害关系，消灭贵族和各种特权，才能矫正势利。这个集子包含萨克雷小说中的主要观点，表露出作者机智幽默长于讽刺的风格。分期表于1847—1848年间的长篇小说《名利场》使他声名大噪，确立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以后，他陆续发表了《潘登尼斯》（1848—1850）、《纽可姆一家》（1855）、历史小说《享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和续篇　《弗吉尼亚人》（1857——1859）。

　　早在30年代，萨克雷便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在政论和竞选活动中表明他激进的民主立场，要求出版自由、公民权力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1860—1862年，萨克雷主编《康希尔杂志》，他为之撰写的一系列言谈亲切，文笔隽永的小品文，集成了《转弯抹角的随笔》（186）。1863年12月，辛勤写作近30年的萨克雷病逝。

　　《名利场》是萨克雷的杰作，作品标题来自班扬的《天路历程》，基督徒在寻找天国的路上曾到名利城，发现名利场，“那里所有的名利都能出售”。萨克雷把整个英国社会喻为一个名利场，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小说的副标题是“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更强调了小说的批判色彩。作者写的是1810年左右英国虚伪的上流社会“一批活在世上而目无上帝的人们”，他们“除了荣华富贵什么也不崇拜，除了功名利禄什么也看不见”。标题中的没有英雄　（hero）也可以译为没有男主角，确实，小说是由两个女性人物——天真纯朴又失之浅薄的爱米丽亚和工于心计、精明能干的蓓基·夏泼的生活经历贯串的。爱米丽亚是从小得宠的大家闺秀，多善感。但她的家境每况愈下，与未婚夫乔治家的经济状况发生逆转，面临被弃的命运。乔治的朋友、钟情于她的都宾撮合了他们的婚姻，她在丈夫生前死后都一直全心地爱他，直到10余年后看到乔治约蓓基私奔的情柬才感到她心造的偶像的轰毁，最后，她接受了痴爱她一生的都宾的爱。作品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穷画家的女儿蓓基的奋斗历史，她出身贫贱，孤苦无依，受尽歧视，但决心凭自己的美貌和心计向上爬，跻身富贵行列，在勃勃野心上，她堪称一位女性的于连。她把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作为改变命运的捷经，来到同学爱米丽亚家作客，便设法勾引爱米丽亚的哥哥乔斯。乔斯在东印度公司当税务官，很富有，但怯懦腼腆，蓓基的计划没有实现，只得到毕脱爵士家当家庭教师。毕脱的同父异母姐姐有7万磅家产，家族各房竟相献媚邀宠、角逐财产继承权。蓓基与老爵士的次子、最爱老小姐宠爱的罗登暗成婚姻，可是不仅没得到血往的继承权，还痛失成为老爵士夫人的机会。蓓基费心心机挤入上流社会，出入宫廷，大宴宾客，过了一段光光日子。但她的丈夫与情夫斯丹恩勋爵的反目，使她无法在伦敦立足。她在潦倒之时，还缠上了乔斯，将他敲榨干净。处于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蓓基竭尽全力地谋取财富、爱情、尊严等都让给利欲，与爱米丽亚的软弱无能对照。如同菲尔丁，萨克雷认识到性格与环境的关系，并不进行脱离现实的说教。蓓基想：“如果我有5000磅1年的进项，也会做个正经女人。有了金钱，我也肯付账”。书中接着评论：“谁能批评蓓基想得不对呢？她和正经女人为什么不同？谁能说不是金钱作祟呢？”作者便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了道德沦丧的上流社会。萨克雷青年时代出入上流社会，熟悉其中各色人物，揭示隐藏在他们体面尊贵外表下的势利、虚伪、自私。宫庭贵族斯丹恩侯爵荒淫好色又自私怯懦，乡间贵族毕脱爵士贪婪粗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伪君子，另一个是流氓无赖。爵位和金钱具有摄人的魔力，克劳莱小姐的7万磅家产使她周围的人垂涎三尺，丑态百出。爱米丽亚的父亲赛特笠一旦破产，他提携过的未来亲家奥斯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人事的变迁、贫困中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蓓基勘破世情，最充分地利用金钱神力。

　　名利场上，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萨克雷冷眼旁观，看到的唯有虚空。蓓基机关算尽，荣华富贵也不过昙花一现。老奥斯本“辛劳一生挣得偌大家产，却没有继承人”。老赛特笠昔日的风光不再，翻本的努力落空，靠冤家的施舍度日。“70多年来使心用计和人竞争”的老毕脱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白痴”，碌碌营私、角逐名利者如此，追求精神价值的人又如何呢？都宾洁身自好，乐于助人，摆脱了名利场中污浊，但是他在生活中依旧找不到精神归宿，他挚爱的朋友乔治是个花花公子，他追求一生的爱米丽亚最终回报他的不过是“浅薄的、残缺不全的爱情”。爱米丽亚对追名逐利的超脱，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清醒，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天真。在萨克雷看来，仁爱和个人道德完善，已难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与狄更斯的象征夸张手法不同，萨克雷更偏重冷静的写实态度。他曾声言：“本人著书旨在写实，舍此便无意义了”。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惊险浪漫小说，沿循菲尔丁至奥斯丁的小说风格，他说：“我的读者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书只是家常的琐碎”。（《名利场》）。他集中描写上流社会的日常家庭生活，在这个领域里，探究这些体面人物，势利之徒的真面目。在叙述法上，他的作品是通晓一切的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典型，他以傀儡的领班自居，在人物表演时插入一番议论，让读者既入戏，又能出戏，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小说具有机智幽默和冷俏的讽刺性叙述风格。

　　《潘登尼斯》再次表明萨克雷着重写真实的态度。他要写“既不优于、也不逊于大多数受到教育的人们”的普通青年的经历。主人公潘登尼斯具有自传的因素，他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对生活充满憧憬，但他遭到一连串痛苦的失望。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清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可鄙，摒弃了虚荣浮华，与真诚善良的露拉结婚，并取得文学事业上的成功。萨克雷表露出对弃恶向善，获得幸福的希望。

　　《纽可姆一家》表现的生活场景要广阔一些，描写了纽可姆家族。克莱夫·纽可姆是个诚实的青年，但他在生活中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对从政，当议会候选人亦不感兴趣，虚掷年华。他爱上表妹艾塞尔，但遭到阻挠，只得与露西结成平淡的婚姻。克莱夫的父亲托马斯·纽可姆上校，是小说中最出色的形象。他不无怪癖，但善良坦率、高尚无私，具有旧派绅士风度，比他儿子更进取、更富正义感。萨克雷在纽可姆上校的竞选纲领里，反映了自己激进的民主义观点。萨克雷从不放过对贪婪与势利习俗的攻击，小说中老伯爵夫人、工于心计的麦肯齐太太和无耻的银行家巴恩斯·纽可姆，都是势利之徒的出色画象。

　　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采用回忆录的形式，以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为背景，描述卡斯乌德子爵家的故事。亨利是卡斯乌德子爵四世家收养的“私生子”，子爵临终证实了他合法的贵族身份，但他将爵位留给子爵的儿子后离去。他加入军队，到欧陆作战，回国后又卷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阴谋复辟活动。拥护者们的冒死努力却因为斯图亚特王子的贪恋私情而告失败。艾斯芒德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对表妹比阿特丽特的爱情失望，与表婶卡索伍夫人结合，到美洲去寻求新生活。艾斯芒德在参与詹姆斯二世党人活动时，往来贵族圈内，发现许多著名政治人物都为一己私利而竭力钻营、不惜出卖朋友，甚至背叛祖国。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亦或詹姆斯二世党人，并无二致。“一连串奇怪的妥协——这就是英国的历史：原则的妥协，政党的妥协，礼拜的妥协”！”“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不同于司各特浪漫主义风格的历史小说，他学习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重视对人物忠实的描绘。他小说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比阿特丽斯爱慕虚荣、贪图财势，她拒绝艾斯芒德的真情，一心梦想成为贵妇，她有蓓基·夏泼的野心，比后者又多出一份坦率。

　　续篇　《弗吉尼亚人》讲述了在美国定居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外孙辈乔治和亨利·华林顿孪生兄弟的故事，继续批判势利、傲慢与伪善的英国贵族社会，同时又讽刺了新英格兰地主们的无知和狭隘。萨克雷让人物如比阿特丽斯在不同小说里连续出现，增加性格完整性和事件真实感。

　　萨克雷是与狄更斯一样关注现实、重视道德劝诫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代表，但他主要揭露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恶习，并表现出更为“客观”的态度。狄更斯流着眼泪写小耐儿，萨克雷则以冷静、疏离的态度塑造人物，并不鲜明地表露自己的好恶爱憎。他赞赏菲尔丁“尽力向你讲述人性的全部真象，在他的人物性格中，善和恶都是重要的。”他的人物比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显得性格要复杂，需要读者从人物外表举动中识别他们的真实动机、揣摸作者的评价。他把细节的描写作为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3、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姐妹

　　一批卓有成就的女小说家出现，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原名为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斯蒂文森，1810年9月29日出生于伦敦郊区一个牧师家庭。她幼年丧母，在纳茨福德镇的姨母家度过童年、少年时光。这偏僻的小城风土人情为她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她幼时便从父亲那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14岁又到附近的斯特雷福德镇一家女子学校学习。1832年，她与曼彻斯特唯一神教会的副主持威廉·盖斯凯尔结婚。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中心城市，我们可以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的焦镇窥见其风貌：浓重的烟尘遮天蔽日，简陋红砖房里挤满了工人，他们被机器吞噬了生命的活力，度日维艰。盖斯凯尔夫人从小受父亲和姨母宗教思想的熏陶，婚后又积极严加教会慈善活动，在与下层人民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思想情感有了较多的了解。曼彻斯特是宪章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盖斯凯尔夫人与一些宪章派人来往，对劳资尖锐对立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1848）便以劳资矛盾为题材，在19世纪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30、40年代被称为“残酷的30年代和饥饿的40年代”。这构成了　《玛丽·巴顿》的背景。工人们薇薄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一家家男女老少都在变成饿鬼，只缺少一个但丁来记录他们所受的痛苦”。工人们的悲惨遭遇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笔下的地狱惨景可比拟。织工约翰·巴顿诚实辛劳，可是他的母亲饿死，自己也没逃脱失业、妻儿惨死、妻妹沦为妓女的厄运。如果把工人的悲惨推诿为经济萧条，那么又如何解释资本家的奢侈生活，街上马车疾驰，音乐会热闹非凡，店铺里生意兴隆，工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单单要他们来承受不景气的打击呢！”工人们开始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向当局请愿失败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品德高尚的约翰·巴顿成为工运的积极分子。年轻的工厂主亨利·卜尔逊对工人代表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工人们，他们抽签决定派约翰·巴顿去暗杀小卜尔逊。约翰的女儿玛丽·巴顿美貌而虚荣，幻想借好婚姻摆脱贫穷，在小卡尔逊追求下，她一度疏远了当工人的恋人杰姆，但她不久就发现了自己这种选择的错误。她一面竭力保护父亲，一面设法救援涉嫌谋杀的无辜的杰姆。老约翰在暗杀小卡尔逊后，受到良心谴责，临死向老小卡尔逊坦白并求得谅解，在博爱和宽恕中，阶级矛质得以调和。尽管这个结局是软弱的，但作品生动感人的主要是对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的描写，许多读者包括狄更斯都受到深深的感动，盖斯凯尔夫人因此步入文坛，与狄更斯、卡莱尔、福斯特、罗斯金等著名作家相识。应狄更斯之邀，她开始为地主办的杂志《家常话》撰稿，她的另一部杰作《克兰福德》便是在这个杂志上连载的。这以后她又写了两部有关社会问题的小说《露丝》（1853）、《北与南》（1855）和几部以乡村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865年11月12日，55岁的盖斯凯尔夫人死于心脏病。

　　盖斯凯尔的8部小说在题材范围上有两个，一是关于社会问题，另一类是家庭生活小说，题材相距不小，但都出之于作者的真实感受。《北与南》是盖斯凯尔夫人表现劳资矛盾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女主人玛格利特从南方来到北方工业城市，对工人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的斗争抱同情态度，与强硬的工厂主约翰·瑟顿产生了冲突。作者在渲染工人苦难的同时，更着力宣传基督教博爱、忍让、仁慈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瑟顿对资方态度有了省悟，与玛格利特也结为良缘。《露丝》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贫苦的女裁缝被资产阶级少爷亨利·白林汉始乱终弃的故事，她坚强地独立谋生，但冷酷的资产阶级人物仍然以虚伪的道德观念去迫害她，盖斯凯尔为妇女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小说还以较大的篇幅描写当时手工业作坊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工人的贫苦生活。

　　《克兰福德》（1851—1853）以作者早年在纳茨福德小镇的生活经历为基础，以狄更斯式的幽默讽刺手法描写虚构的克兰福德小镇的风土人情，是英国文学中著名的描写小城生活的小说。偏僻的外省小乡村里生活简朴，市民幼稚天真，也时有小小的戏剧性事件和滑稽故事。乡村中产阶级生活得到细致描写，颇有奥斯丁风采。连载于萨克雷主编的　《康希尔杂志》上的《妻子与女儿》　（1864—1866），也是写小城故事，围绕医生卜森两个女儿的爱情事件来探讨家庭中各种关系。

　　盖斯凯尔夫人对英国的传记文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她的《夏绿蒂·勃朗特传》（1857）为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写了第一部传记，提供了感性材料，具有细腻动人的艺术表现力。

　　在北部福克郡山区的哈沃斯小镇上，有三姐妹默默地写着小说，她们坎坷的生活经历，风貌各异的作品，都引起后世读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其中的夏绿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传世佳作。

　　夏绿蒂·勃朗特（1816—1855）是勃朗特三姐妹中的长姐，她们姐妹的童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母亲去世的时候，夏绿蒂只有5岁，父亲当牧师的收入难以供养这个有5个女儿、l个儿子的大家庭。他把夏绿蒂·艾米莉和她们的两个姐姐送到哈沃斯附近的一所慈善学校，学校收费较低，但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教师还经常体罚摧残学生。两个姐姐因营养不良，染上肺病夭折。20余年后，夏绿蒂写作《简·爱》时，在对劳握德学校的描述中，回溯了这段痛苦的时日，作者在善良温顺而又早逝的海伦·彭斯身上表示出对姐姐玛丽亚的深切怀念。

　　夏绿蒂和艾米莉从慈善学校回到家里，在　1831—1832年，夏绿蒂进入罗海德的女校学习，3年以后，她又回校任教，并资助妹妹和弟弟学习。1839—1841年，夏绿蒂两次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家庭教师是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待遇菲薄的职业，与佣仆相差无几，当家教遭受的歧视和屈辱感，在《简·爱》中都得以表现。1842年初，夏绿蒂与艾米莉又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习，准备自己开办学校。夏绿蒂在这里的感情经历反映在她以后的作品里。在办学失败后，她们以假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1846）。诗集只卖出两本，她们又转而开始创作小说。夏绿蒂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教师》6次遭到退稿，直到她去世后两年才得以刊印。而她在1847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简·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大妹妹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和小妹妹安妮的《安格妮斯·格雷》也相继问世。但是第2年，艾米莉就死于肺结核。艾米莉尚未入土，小妹妹安妮又病倒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夏绿蒂在哀痛中继续创作了《谢利》（1849）和《维莱特》（1853），仍然以哥勃·贝尔的假名出版。在伦敦，她认识了当时文坛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等。1854年6月，夏绿蒂与她父亲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可尔斯结婚。婚后，她酝酿并开始写作新的小说《爱玛》，但死亡的利爪斩断了她的笔，她在婚后9个月便病逝。她是勃朗特姐妹中活得最长的，但也没走完人生的第40个寒暑。

　　自叙体小说《简·爱》是夏绿蒂的代表作，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孤女简·爱在刁钻苛刻的舅母家长大，寄人篱下，饱尝苦楚，但性格倔强，具有本能的反抗意识。进入劳沃德学校后，她与其他的孩子们遭到更多的虐待。冷酷的慈善学校的校长布洛克尔赫斯特不仅让孩子们过饥寒交迫的生活，更在精神上压制、摧残她们。简·爱同情的挚爱具有忍耐精神的海伦，但决不屈从于恶势力。数年后，18岁的简·爱来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在这里，她与个性独特的庄园主罗彻斯特相遇并相爱。在婚礼上，简·爱得知罗彻斯特的疯妻尚在，便毅然出走。她拒绝了牧师圣·约翰的求婚，在继承一笔遗产后又返回庄园。此时庄园已在一场大火中夷平。罗彻斯特没能救出疯妻，却因此受伤失明跛足，历尽坎坷的简·爱终于和罗彻斯特幸福地结合了。

　　简·爱的形象一反英国文学中女主人公形象的传统，超越了“天使／恶魔”的角色原型，她是正面主人公，寄寓了理想色彩，但又与理查生的帕米拉和狄更斯的艾妮斯那种“高尚淑女”或“家庭天使”不同，她的美不在于外貌，也不在于品性符合女性的美德，而在于表现出自强自尊人格力量，内在的感情强度，引起受父权主义文化束缚的妇女和在等级社会里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共鸣和感奋。简·爱从小便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而奋斗，她与罗彻斯特的恋爱是全书的中心篇章，也是她独立意志充分表现的阶段。罗彻斯特吸引她的并不是他财富、地位，而是在他粗鲁骄横外表下与她相契合的精神气质，对爱情的追求始终包含有对平等人格的追求。“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是平等的！”这包含宗教的平等观念、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呼声，使简·爱的爱情故事获得新的精神特质。她不像帕米拉那样在乎“太太”的名份，但哪怕是为了爱也不让自己沦为附庸。尽管结局对他们地位的逆转的安排有些牵强和落俗，但表达出作者对作为女性和作为人的平等人格的执拗追求。

　　在《谢利》（1849）中，夏绿蒂尝试表现英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题材，反映1811——1812年工人捣毁资本家机器的“卢德运动”。象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一样，夏绿蒂受到宪章运动的影响，严肃地关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问题。纺织厂主罗伯特·穆尔是精明强干的资本家，在激烈的竞争中，他坚持使用高效省工的机器，引起工人极大愤慨和报复行为。为筹措资金，振兴家业，他不惜牺牲与卡罗琳的爱，向富有的谢利求婚。谢利具有简·爱的反抗性格，无论在社会事务还是个人生活上，都表现得远为豪放洒脱，敢作敢为。

　　《教师》（1857）和《维莱特》（1853）都以作者在布鲁塞尔时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夏绿蒂的小说自传性极强，主要的特色是塑造了有鲜明个性、独立不移的女主人公形象，表现了个性解放、自由的要求，对一切不人道、不公平现象的抗议。在人物形象和画面中，她渗透了真实浓烈的情感，特别善于塑造外表冷漠、高傲、内心热烈又温柔的人物。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努力缩小与读者间的距离，增加真实感和亲切感，让读者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

　　艾米莉·勃朗特　（1818——1848）当时声名远不及她姐姐，但后世都认为她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小说家，天份都在勃朗特姐妹中居首位。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极为独特的一位小说家。19世纪末，特别是现代西方评论界，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艾米莉写有近200首诗，表现出杰出的诗才，如《怀念》，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挽歌，想象丰富，情感真挚。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影响更大，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小说描写的一对撒旦式恋人疯狂的爱情和复仇故事，冲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读者的艺术鉴赏力也是很大的挑战。

　　《呼啸山庄》情节围绕希斯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爱情和他的复仇展开。希斯克厉夫是呼啸山庄的老主人捡回的一个吉卜赛弃儿，与主人的孩子们一起长大，与主人的女儿凯瑟琳更是两情相投，形影不离。老主人死后，新主人辛德雷少爷便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与佣人一起生活，干又苦又累的农活，并禁止妹妹凯瑟琳与他来往。凯瑟琳在精神上也是个不受羁绊的“弃儿”，她与希斯克厉夫在荒原上奔跑，努力摆脱繁文缛节陈规旧习的束缚。他们的爱情是独特的，并非男欢女爱的两情相悦，而是互以对方为生存条件。凯瑟琳清醒地明白：“我就是希斯克厉夫！他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而对希斯克厉夫，“失去她之后，生存将是地狱”。但是画眉山庄所代表的高雅斯文的“文明世界”吸引了凯瑟琳，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希斯克厉夫在门第、地位上的差异，希斯克厉夫愤而出走。凯瑟琳嫁入画眉山庄，丈夫林淳温和的爱并没有消除她对与希斯克厉夫同享的自由天地的留恋。3年后，希斯克厉夫怀着对凯瑟琳不能熄灭的爱和由爱而生的恨归来，当凯瑟琳经不起情感风暴死去后，他的心理更处于变态中，开始疯狂的复仇。他引诱辛德雷赌赙，夺走了他的全部财产。他以更甚于当年辛德雷对他的手段对付辛德雷遗下儿子哈里顿。他娶林淳的妹妹伊莎贝拉为妻，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她，强迫凯瑟琳女儿凯蒂嫁给自己病恹恹的儿子，终于占有了两个山庄。在他丧失人性的复仇中，希斯克厉夫并没有感到快乐，死去的凯瑟琳让他的灵魂不得安宁。在结婚便守寡的凯蒂与哈里顿身上，他又看到自己和凯瑟琳年轻时的影子。

　　艾米莉30年的生活中，除到女校做教师和去布鲁塞尔求学外，多居住在家乡，她是荒原的孩子，“在荒凉寂寥的处所找到许多开怀的乐趣，而她胜过一切，最最挚爱的是——自由”。她挖掘表现人们心理深处与原始、粗犷、野性、强悍的自然同一的部分，在希斯克厉夫的痛苦中，融进自己在这个文明世界感受的屈辱、痛苦感，在循规蹈距的维多利亚时代发出精神自由的呐喊。小说有写实，表现出阶级压迫的现实矛盾；有浪漫想象，其中有许多“哥特式”小说的因素，具有阴森凄凉的恐怖气氛和由大量梦境、幻觉描写带来的神秘气氛；还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表述了人们在灵魂和肉体上感受到的压抑和冲突，小说由此而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把它引为同道，现代派文学又把它视为先驱。《呼啸山庄》多人物，多角度，多层次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很受称道。

　　安妮·勃朗特（1820—1849）遵循写实的方法，在小说中记述早年艰辛屈辱的家教生活，塑造了有自觉意识的女性，但她的文才要大大逊于她的两个姐姐。

　　4、道德和心理的探究者——艾略特

　　尚在文学习作阶段的夏绿蒂曾写信给“湖畔派”诗人骚塞求教，骚塞劝告说；“文学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妇女的终生事业”，这代表着当时社会对妇女从事创作的普遍的偏见。勃朗特姐妹始终采用性别模棱两可的假名，稍后于她们的另一个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则采用了一个典型的男性的名字“乔治·艾略特”，这个名字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以后杰出的小说家，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乔治·艾略特　（1819—1880）于1819年11月生于沃里克郡的阿伯里庄园。父亲在庄园当代理人，政治观点保守。她在乡村度过童年，农村风物习俗、自然风光在她以后的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在她16岁时，她的母亲去世，姐姐出嫁，她只好从女子寄宿学校辍学回家，帮父亲主持家政。她积极参加慈善活动，同时自学多种外语、文学和历史、自然科学课程。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引起她对社会、哲学、宗教问题的严肃思考，她从小培养起来的宗教信仰开始动摇。1842年初，她宣布不信上帝，为了迁就父亲的宗教情绪，她依然勉强上教堂，但从理智上她怀疑上帝的存在，虽然这不妨碍她深切理解和同情一切虔诚的宗教情绪。

　　40年代，艾略特翻译了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学论》和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学术理论著作，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为

　　《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在1850年担任了这份刊物的副编辑，结识了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刘易斯等人。刘易斯是当时著名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已有妻室，但艾略特与他志趣相投，不惜冒犯传统的道德规范，于1854年秋与他公开同居。在他们24年的共同生活中，刘易斯给她的创作以很大的鼓励和影响。1878年，刘易斯病逝，两年后，艾略特与一个美国商人结婚，当年年底，便溘然病逝。艾略特的创作包括上百万字的译著、多卷本的诗歌、评论、书信，而她的文学声誉主要来源于她的小说创作：两部中篇小说和7部长篇小说。

　　一般把艾略特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小说描写19世纪初期“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袭的乡村”　（《织工马南》）结集为《教区生活场景》的3部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和《织工马南》（1861）。从《罗慕拉》（1863）开始，艾略特小说的内容趋于复杂，采用重大的历史、社会、政治题材。

　　《教区生活场景》中的3个中篇小说，虽然是艾略特小说的初试，但已表现了她对道德和心理的关注、挖掘。她描写乡村里日常生活，表现人与人之间纯朴自然的相互关系，赞扬同情、怜悯、谅解等人道主义情感，小说发表后立即得到读者的赞扬。

　　艾略特在40岁时写作了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乡村木匠亚当·比德爱上了天真美丽的少女海蒂，爱虚荣的海蒂却对年轻的乡绅、军官亚瑟情有独钟。亚瑟在诱奸海蒂后将她抛弃，海蒂在嫁给亚当之前发现自己已有身孕，便出走去寻找亚瑟。她没有找到亚瑟，遂将新生婴儿杀死，被逮捕后叛处死刑。虔诚的女传教士丁那引导海蒂悔罪，获得道德上的新生，最后海蒂得以赦免，与亚瑟结婚。亚当则爱上了丁那，与她结合。亚当和亚瑟对海蒂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无私和自私的对比，小说展开个人欲望和道德责任之间一系列的冲突，以道德原则替代了正统的宗教，赞扬真诚的道德情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写的是乡村生活，更加重了道德探究和心理分析。带有一点自传成份的麦琪和哥哥汤姆的故事。构成情节的中心。麦琪家与邻居韦肯家为争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结下了世仇，而麦琪与韦肯家的菲尔浦之间的友谊发展为爱情。倔强、刚愎的汤姆出于家庭荣誉观念，粗暴干涉妹妹的感情生活。麦琪向哥哥让步，离家去访问表妹，表妹的未婚夫斯梯芬热烈地追求她，他们驾小船出游，一夜以后才回来，尽管麦琪一身清白，却被全村人视为违反“闺德”加以鄙视，汤姆将她赶出家门。弗洛斯河涨水，汤姆被困，麦琪划船去救，他们在洪水中拥抱和解，“兄妹拥抱着被洪流卷走，永不分离；一刹那重温幼时旧梦，他们手拉手欢游于雏菊盛开的田野”。麦琪与汤姆间的矛盾源于误会，但在根本上则由于两个人性格与精神境界的差异，麦琪敏感、多情又坦荡，汤姆朴实果断但偏狭。

　　《织工马南》描写了爱的力量。织工马南15年前受朋友诬陷，被人视为窃贼，他在拉维罗村附近的石屋里过了15年，生活中唯一的慰籍便是抚玩自己积存的钱。但是当地地主卡斯的浪荡子邓塞把他的积蓄全部偷走，马南受此打击，一蹶不振。这时，地主大少爷高德夫雷遗弃的女人冻死在马南的石屋附近，她的女儿爬进马南屋里，为他带来了新的生活，马南在抚养孩子中得到乐趣和安慰，精神复活，重又体会到人生的温情。

　　1860—1861年，艾略特访问了佛罗伦萨，在1863年，发表了《罗慕拉》，一部反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小说作者借古讽今，表现出对道德堕落的担忧。《费立克斯·蒙克特》（1866）是艾略特唯——部以英国政治为题材的小说，反映1862年议会改革时引起的动乱，表现了劳资矛盾。《丹尼尔·犹朗达》（1876）是艾略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英国都市和欧洲的当代生活为背景，反映犹太问题和妇女问题，触及当时社会的敏感问题。这一组小说主要写19世纪30年代后的英国生活，比前一组小说题材范围明显扩大，由乡村生活扩展到整个社会，矛盾纠葛复杂，较简单的单线发展的情节转为多线索的较为复杂的情节。《米德尔马奇》（1871）是这时期小说，也是艾略特整个创作中的代表作，写外省小镇米德尔马奇各色人物的各种生活，故事的主要线索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年轻女子多萝西·布鲁克的故事。多萝西出身乡绅阶层，却具有崇高人生理想和献身精神。她拒绝了一个贵族青年的求婚，为老学究卡索朋所吸引，嫁给了他，陷入了没有感情交流、思想沟通的不幸婚姻。她在丈夫的表弟、年轻的威尔身上发现了与她精神追求相契合的东酉，不顾丈夫遗嘱的限制，放弃财产继承权，与威尔结合。另一条情节线索是年青医生李吉特的爱情故事和事业方面的悲剧。他有志于科学研究和医学界改革，但他的漂亮、虚荣的妻子罗丝芒德追求物质享受，挥霍钱财，毁了他的事业。小说把这两个有志青年在婚姻事业方面受挫的故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表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多萝西与李吉特各自的悲剧，直接或表面原因来源于择偶不当，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艾略特认为：“没有一种不为广泛的公众生活所决定的私生活”。利己主义泛滥的污浊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冷却了他们的热情。艾略特全面描写米德尔马奇镇代表的英国外省生活画面，在　1832年议会改革时期，小镇的资产者也利用民众改革热情营私利，多萝西的叔叔和理想主义者威尔在选举活动中步步受挫，一心以科学改革医院的李吉特被卷入政治派系斗争。艾略特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于个人的高尚道德。多萝西在痛苦的幻灭后不停止追求，她放弃已故丈夫的财产，追求个人幸福，她还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医院，以谋求公众幸福。小说中又一条情节线索中写到的弗雷德和玛丽的爱情，便体现艾略特对理想的探索。罗丝芒德的兄弟弗雷德在贫家姑娘玛丽的帮助下，从纨绔子弟成为农业专家，玛丽则成为作家，他们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都获得成功。艾略特的小说结构比较松散，在这部小说中，这个缺点得到一些克服，作者努力将多条线索有条不紊地安排，使用对比，对称，平行等手法，尽可能广泛地反映社会面貌，小说的规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是不少有的，有人将它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尽管它们在内容上毫无相同之处。作为学者型的作家，艾略特对人物心理特别关注，对人物每一行为动机、情感、内心斗争冲突进行细致探索和描写，因此她的小说被看作“心理小说”，对哈代、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等作家都产生了影响。

　　三、维多利亚诗人：丁尼生和布朗宁

　　1、“诗圣”丁尼生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和成就是空前的，诗歌经过浪漫时代的鼎盛后也没有沉寂。丁尼生与布朗宁是这个时代诗坛上对峙的两座高峰。

　　艾尔弗雷德·丁尼生　（1809—1892）一生几乎经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是以诗歌表达伦理和哲学原则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歌手。他出生于林肯郡的乡村牧师家里，在景色秀美的乡村和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里成长。于剑桥大学读书时，他的诗名便蜚声剑桥。1830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诗集《抒情诗集》，继承了浪漫诗人华兹华斯、拜伦和济慈的传统。第二年，丁尼生发表了《诗集》（1832）显示出古希腊、荷马文学的影响。《食忘忧果者》，故事取自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尤利西斯（奥德修斯的拉丁名）等人在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归程上飘泊到一个岛上，食忘忧果后不再想回家。诗人以优美的节奏敷陈故事，描写征人疲倦而渴望休憩和安宁的心情。《艺术之宫》里诗人描绘了充满自然美、古典美、艺术珍品的富丽的艺术之宫，诗魂陶醉于其中，但诗人渴望“在山谷里给我建起茅舍”，要与他人共享和沟通。《夏洛蒂女郎》取材亚瑟王传奇，夏洛蒂孤岛上隐居的女郎终日织锦，从魔镜中窥见世间，镜中骑士朗斯洛的潇洒映像引发了她对爱不惜牺牲的追求。早期诗作中诱露出丁层生在艺术与现实关系上的思索。

　　1842年发表的两卷本《诗集》是丁尼生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颂歌集，很受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重视。　《尤利西斯》与《食忘忧果者》中人的惰性形成对照，描写人的冒险进取精神。年老的尤利西斯让出王位，再次出海探险，寻求知识。《亚瑟之死》写到亚瑟已死，圆桌骑士散去，但亚瑟精神永存，诗人借亚瑟之口表现对社会进步的信心：“旧秩序改变，让位给新的。／上帝多方完成他的意旨，／否则好习俗也会毁坏世界”。亚瑟王的故事始终让丁尼生着迷，以后他又写了许多关于亚瑟王的作品，1859—1885年间的组诗

　　《国王叙事诗》广为流传。

　　丁尼生的第一部长诗《公主》（1847）描写一个既严肃又浪漫并喜剧化的爱情结果，表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观念，把婚姻视为女子的理想归宿。组诗《悼念》（1850）写作延续了17年，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丁尼生因此获得桂冠诗人称号。在由131首抒情诗组成的组诗里，诗人深切悼念了挚友哈拉姆，叙述了朋友病逝引发的精神历程。朋友的死不仅为诗人带来哀痛和孤寂，也使他对人生、上帝等产生怀疑态度，时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的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加深了诗人对个人与社会命运的惶惑。但是诗人渐渐振作起来，开始肯定信仰和希望。丁尼生将悼亡诗扩展、深化为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反映出混乱时代的情绪，把对亡友的友情扩大为对人类的博爱，又对未来寄寓希望，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标准，诗体工整典雅，和谐动听，受到热烈的欢迎，维多利亚女王盛誉它为除“圣经”外的最重要的诗。

　　在《悼惠灵顿公爵》（1852）、《轻骑兵旅的进击》（1855）等诗中，诗人歌颂维多利亚女王，惠灵顿公爵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勇的骑兵，表现爱国精神。

　　1855年发表的独白戏剧诗《莫德》，表现爱情对一个性格乖戾的青年的拯救，充分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以人物独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

　　自由体叙事长诗《伊诺克·阿登》（1864）也是风行的诗，描述阿登在流落海外10多年归来后，发现改嫁的妻子与儿女生活得安宁，便祈求上苍给予勇气，自愿退避以不破坏他人幸福。这个道德高尚的普通人深得注重道德规范的读者们的推崇。

　　丁尼生关注文学的社会作用，但又不使文艺成为社会道德的附属品，表现出丰富的想象，也透露了个人的情感。他的诗格律工整，音韵谐和，词藻华美，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传统特色，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公认的“诗圣”。

　　2、“戏剧独白”写新诗——布朗宁

　　罗伯特·布朗宁（1882——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大诗人。他生于伦敦，家庭富裕、文化气氛浓厚。他喜爱拜伦、雪莱、济慈的诗歌，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出版的第一首诗《波琳》（1833）可见出雪莱诗风的影响。有批评指责诗人过分暴露自我意识和主观感情，这使得他寻求新的表现手法，采用他人独白的形式写诗。

　　1835年，布朗宁发表长诗《帕拉塞尔萨斯》，写中世纪一个瑞士医师不顾宗教迫害，献身医学的悲剧故事。布朗宁喜欢从古代或异国历史事件取材，以后他又在诗里写了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德》，1837），18世纪德国风琴师（《艾卜特·佛格列》）等。从1841—1846年，他写了6部诗剧：《皮帕走过了》、《维克托王和查尔斯王》、《德鲁兹人的归来》、《纹章上的污点》等，收进了《铃铛和石榴》一书。他的诗剧不重情节，而是侧重挖掘、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描写“角色中的行动，而不是行动中的角色”。如《皮帕走过了》，写意大利一个女织工在唯一可以不做工的节日里唱着歌走过街上，她羡慕富人家的舒适，而在富人家里，惨剧却正要发生，4个并不相连的人家听到她的歌声产生了不同的反响，皮帕并不知道她的歌声带来了避恶扬善的效果。书中的《戏剧抒情诗》和《戏剧罗曼斯》中的一些诗歌，成功地运用了“戏剧独白”的手法。著名的《我已故的公爵夫人》里，主人公公爵向来宾介绍亡妻的画象，在他吞吐断续的谈话中，读者了解到他妻子与画家的爱。和他由嫉妒而杀妻的历史。诗人让诗的叙述者剖白自己内心，使读者、人物和作者处于适当的位置，独白的语气随想象中的听者的存在而波澜起伏，读者从人物富戏剧性的独白中推理和想象，探知隐蔽的作者的观点。

　　1855年发表的重要诗集《男人和女人》标志着布朗宁“戏剧独白”方式的成熟，5l首诗题材多样，诗体多姿。1864年，他又发表诗集《戏剧人物》，让众多人物向读者披露自己的内心、人生的经验和生活的主张。他写到现实生活中的邪恶，但对生活充满信心，也劝告世人乐观、振作，他在最后的诗集“《自遣集》卷末尾声写道：“他从不退转而是把胸向前，／从不怀疑乌云会消散，／从不胡思乱想，纵然对的挫败，错的胜利。／仍认为我们跌倒以便再起，挫败便再战，／睡以便醒。”

　　叙事长诗《环与书》（1868—1869）是布朗宁后斯最重要的作品，也表现了他对正义的信念。长诗12章，根据17世纪末罗马一起谋杀案写成。年老的圭迪伯爵贪图平民少女蓬皮丽娅家产娶她为妻，蓬皮丽娅的养父母发现伯爵家道已衰落，追回他们陪嫁的财产。圭迪虐待妻子为报复，蓬皮丽娅在年轻牧师卡蓬萨基帮助上出逃，被圭迪抓住遣人修道院。圣诞节蓬皮丽娅带着新生儿子回养父母家，惨遭圭迪及帮凶的杀害。教皇主持正义，力排众议，判处圭迪死刑。诗人将在旧书摊上觅得的谋杀案审判记录“老黄书”当作“黄金”，掺入想象的“合金”，铸成艺术品“指环”，这便是书名“环与书”的由来。布朗宁通过人物独白展示案件审理过程，从不同立场、角度叙述对案件的看法和发言人不同的性格，如3个罗马市民代表罗马人不同的态度，圭迪的独白表现了冷酷自私、怙恶不悛的性格。

　　布朗宁为心理描写大师，接受了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影响，用形象表达哲理的论述，喜用独特的譬喻，有的诗作流于悔涩。他在世时诗名不如丁尼生，但当代评论视他为现代诗歌先驱之一，T·S·艾略特、庞德、弗罗斯特等当代诗人都吸收了他的“戏剧独白”手法写诗。

　　谈布朗宁总会谈到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雪特·布朗宁（1806—1861）。布朗宁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布朗宁的爱使得长期卧病的她站立起来，并一起私奔到意大利。《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1850）是她赠给丈夫的爱情诗，表现爱情战胜死亡的主题，情感真挚动人，是　19世纪中叶英国诗歌佳作。她的诗作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代表作《孩子们的哭声》　（1844）反映童工的痛苦生活。她被公认为当时英国最优秀诗人之一。

　　马修·阿诺德（1822—1888）代表着维多利亚诗歌创作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维多利亚孤寂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古老的、宗法的农业英国已不复存在，旧日和谐关系已遭破坏。在英国人为博览会显示的成就所激励、对未来繁荣满怀信心之时，他却表达了人的孤寂感。在《吉普赛原人》中他写充满怀疑与幻灭的“我们现代生活的怪病”，在《访沙特勒兹修道院所作》中，他感到自己“在两个世界之间逡巡，一个已死，另一个无力去生”，宗教信仰的世界被理性摧毁，新的信仰又未能建立。《多佛海滩》中，诗人在多佛峭岩上看海，海潮低落似信仰的消沉，面前呈现的是“没有真正的欢乐，爱情或光明／没有坚定信念，安谧及镇痛的外援”的世界，表达在怀疑动荡时代里傍徨悲哀的心情。他后来自认为诗才不如丁尼生和布朗宁，转而从事文学批评，文评在维多利亚时代影响首屈一指。

　　第三节　后期

　　一、维多利亚时代（下）

　　19世纪后30年，英国处于由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过渡的阶段。从50年代开始的繁荣稳定持续到70年代早期，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玻璃大厦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汽锤、水压机等1万多件展品，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掌握了世界工业霸权。在逐步控制苏伊士运河后，英国又牢牢掌握印度，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王。国内经济的繁荣和　1867年新的选举改革案，缓和了劳资矛盾。但是在表面的繁荣下，蛰伏的危机开始明显。70年代后，英国工业发展落后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工业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农业也处于衰落。80年代，工人运动再次兴起，马克思主义小说得以传播，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政党相继建立。尽管英国以它大量的殖民地、世界贸易的优势仍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但到了世纪末，衰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人思想信仰、文化观念上的转折时期。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冲击着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确立1000多年的基督教信仰受到了进化论极大挑战，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将进化学说用于解说种种生物，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引起关于进化、人与社会的本性、人与自然、宗教与道德等问题的激烈争论，神创论的神话被打破，宗教的权威因此动摇。反映时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危机的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潮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很大影响。法国的秦纳综合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和文学上的环境论，提出“时代、种族、环境”三要素说，为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奠定理论基础。法国作家左拉作品中人在外界力量左右下不能自主的无奈情绪，在哈代作品中也透露出来。乔治·吉辛（1857—1903）和乔治·莫尔（1852—1933）以自然主义笔法，描写伦敦贫民窟及社会下层人民贫困，暗淡的生活。德国尼采有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现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思想，渗透在吉卜林描写林莽的传奇故事里。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奥地利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转向了非理性主义，大9世纪后期兴起的唯美主义文学表现出对非理性主义的崇拜。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唤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秩序亘古不变的怀疑情绪，动摇了维多利亚人的优越、乐观、稳定感。

　　长篇小说在这时期仍保持旺盛的活力，在题材范围上继续扩大，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上则丰富多彩。梅瑞狄斯　（1828—1909）创作了20多部小说，运用微妙的反讽，揭露贵族阶级的伪善，他的代表作《利己主义者》（1879）通过贵族青年威洛比的爱情纠葛，客观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在心理分析上有很高造诣。他塑造了努力摆脱虚伪道德束缚的有理想和个性的女性形象克莱拉，在《维托利亚》（1866）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里，描绘了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勃特勒（1835—1902）的讽刺杰作《埃瑞璜》（1872）描写一个奇怪的乌托邦〔“埃瑞璜”（Erewhon）即“乌托邦”（nowhere）的倒拼］，运用斯威夫特式讽刺手法，抨击英国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着重攻击教会、教育、家庭制度方面。他的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激烈抨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和价值观。熊熊炉火旁一家相聚的温馨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冷酷世界中的避风港、社会幸福的一种象征。勃特勒则打破了家庭的偶像，庞蒂菲克斯家族神圣的家庭关系早已被金钱意识所毒化。作者还在对这个家族4代人的描写中，抨击了教育制度的腐败、宗教的空虚和欺骗性，讽刺极为犀利。莫里斯（1834—1896）热爱中世纪文化，醉心唯美主义，而他晚期创作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

　　《梦见约翰·保尔》（1888）和《乌有乡消息》（1891），富有幻想和激情，别具一格。吉卜林　（1865—1936）的作品因为表现了白人优越感和殖民扩张精神，受到指摘。但他的《丛林故事》（1894、1895）虽曲折地反映帝国主义思想，但以神秘故事情节、异国风光、活泼生动的笔调，具有童话般的魁力。

　　勃特勒在《众生之路》里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有许多东西需要说出来而人们不敢说出来，有许多虚假的东西需要加以抨击，但却没有人加以抨击。我觉得，我能够说全英国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人敢于说出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迫切地要求人们说出来。”有一个人却更大胆地向维多利亚时代习俗挑战，打破了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便是19世纪后期最伟大的小说家哈代。

　　二、威塞克斯的悲怆诗人——哈代

　　托马斯·哈代　（1840——1928）出生于英国西南部道塞特郡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紧邻着道塞特郡的大荒原。哈代的父亲是石匠，后来成为乡村教堂建筑的承包头。哈代的母亲很重视儿子的教育，哈代8岁进了本村学校，两年后又转入郡城道彻斯特的一所学校，学习拉丁文，接触到新的知识。16岁时，哈代子承父业，去给建筑师当学徒，在学徒生涯中，他坚持自学，道塞特郡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诗人巴恩斯影响他阅读大量文学、哲学书籍。他又自学希腊文，希望能阅读希腊文《圣经》，将来成为牧师。“职业生活、学者生活和农村生活，合而成为24小时的一日。”农村生活给哈代的影响尤为深刻。道塞特郡是农业郡，这里很少受近代工业侵扰，故乡鸟语花香的自然风景、古风犹存的人情习俗，淳朴的乡民的生死爱憎、性情思想，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丰富的素材。

　　6年的学徒生活后，22岁的哈代来到京城伦敦，给名建筑师布洛姆菲尔德当绘图员，希望凭自己的才干一展身手。他参加设计和修复教堂及牧师住宅的工作，在皇家建筑学会举办的建筑论文竞赛中两度获奖。同时，他继续刻苦地，有计划地自学。1867年，哈代因身体不适应伦敦气候，返回故乡。1885年，哈代在家乡道彻斯特郊区自己建造了马克斯门住宅，从此定居在这里。

　　伦敦的6年，是哈代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最重要时期。达尔文的思想、伦敦这个现代文明都市的种种弊病，都使他思考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有反响的报刊上评点时政的文章、穆勒的《论自由》等著作给他思想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写作表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哈代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因为难以发表，便转向小说创作。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模仿柯林斯笔法的情节小说《计出无奈》（1871）。小说虽不成功，但其中乡村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描写都很出色。1872年，哈代写出他第一部以威塞克斯地区（英国西南部农村的古称）为背景的小说《绿荫下》，开始了“人物与环境的小说”系列。小说通过乡村教堂合唱队的命运，表现“非自然状态和现代性对纯朴的乡村世界的冲击”，而合唱队员狄克·丢与芳茜·黛的幸福爱情，又表现乐观活泼的基调，小说是田园牧歌式的，但旧的乡村社会受到资本主义文明冲击的主题在这部作品里已显现。《一双蓝眼睛》　（1872—1873）还有诗人自己恋爱经历的痕迹，小说充满抒情的诗意，但哈代已经在艾弗雷德不幸爱情的际遇中描写人生如何受命运或“偶然”的嘲弄和戏谑，第一次探索悲剧小说的艺术形式。1874年是哈代创作上的重要年头，他的《远离尘嚣》连载成书，受到一致赞扬，这以后地接连写了几部重要的小说。

　　哈代把自己的小说分成3类，1类为“罗曼史和幻想”，包括《一双蓝眼睛》、《号兵长》（1880）等。第2类为“爱情阴谋小说”，包括《计出无奈》、《贝坦的婚姻》（1876）等。第3部小说“人物和环境小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有：《绿荫下》、《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威塞克斯故事集》（1888）、《德伯家的苔丝》《人生小讽刺》（1894）《无名的裘德》（1896）。

　　《远离尘嚣》在思想和情节上都与《绿荫下》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生动集中地写农村人的情感生活、乡村习俗，情节中心是乡村里的爱情经历，在与来自文明社会的人们的对比中描写纯朴乡民的美德。女农场主巴丝谢芭美丽聪慧，但爱慕虚荣，热情冲动，她在自己的3个追求者中选中了享乐主义者青年军官特洛伊。几经周折后，巴丝谢芭被最初的追求者普通农人奥克的忠诚和真情所感动，与他结婚。远离尘嚣的乡村，已不能抵御毁灭性力量的侵略。特洛伊代表着现代文明社会虚伪、轻浮、缺乏道德和责任感等种种恶习，他不仅造成范妮的悲剧，破坏了巴丝谢芭的幸福，也断送了传统守旧的地主博尔德伍德的希望。小说中虽还有《绿荫下》所表现的田园色彩和牧歌情调，但已出现传统的威塞克斯社会面临威胁的不祥预兆，透露他作品的悲剧主题。

　　1878年发表的《还乡》标志着哈代文学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摆脱了对生活田园诗式的幻想，转入悲剧小说的创作，表现威塞克斯这个传统的宗法制农村社会没落的悲剧过程。珠宝商克林·姚伯厌倦大都市巴黎的浮华生活，回到家乡爱敦荒原，准备从事乡村教育事业。回乡后，他爱上了美丽的游苔莎，以为她能成为自己办学的好帮手。游苔莎则痛恨荒原的刻板、压抑，希望能借与克林的婚姻逃往她向往的都市。他们的理想、意志发生尖锐冲突，再加上与克林母亲的隔阂，失望的游苔莎与旧情人韦狄私奔，双双落水而死。克林失去母亲、妻子，办学也失败，做了传教士。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被悲剧气氛所笼罩。命运的“偶然”因素戏弄着无法自主的人们，误会使克林母亲和游苔莎、克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冥冥中有种神秘的力量，决定人们的命运、挫败人们生活的希望和努力。作为小说背景的爱敦荒原占有特殊的地位，渗透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原始古老、阴沉苍茫的荒原是自然亘古不变的力量的象征，与人的渺小与软弱形成对照，企图反抗爱敦荒原的人，都被卷入悲剧，游苔莎痛恨它，努力摆脱它，但她到死也没逃出它的掌握。哈代深受希腊悲剧观的影响，他感觉到一种与人对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但又不能清醒地认识它，把“盲目的命运”视为悲剧的根源。小说中对爱敦荒原的描写被公认为英国散文佳作。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80年代的杰作。农民亨察尔破产后带着妻女四处飘泊，打草为生。他在酩酊大醉中把妻女卖给了过路水手纽逊，他酒醒后追悔莫及，立誓从此不再饮酒。他发奋18年，终于发迹，被选为卡斯特桥市市长。这时妻子苏珊闻说纽逊已死于海上，带着女儿寻到亨察尔身边，家人团聚。但恶运接踵而至，亨察尔与生意合伙人失和、破产，妻子病死前告知女儿实为纽逊的亲生女，他卖妻的往日丑闻也被揭露，没死的纽逊又领走了自己的女儿，夺走了亨察尔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精神寄托，亨察尔孤独凄凉地死在爱敦荒原的破草房里。这个传统的宗法制农民阶级的代表，在商业上、政治上和感情上，都败在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精明能干的新兴资产者伐尔伏雷手下。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卡斯特桥市，最终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占领。亨察尔努力赎补自己的罪过，但仍然没有逃脱厄运。与《还乡》相比，哈代对人物的悲剧原因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人物的悲剧与时代的悲剧冲突和自身的性格悲剧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作者还是渲染了“命运”的无法抗拒的控制力量。

　　哈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他90年代创作的两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里。苔丝和裘德的悲剧故事集中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但批判的矛头指向伪善社会的法律、道德、教育、宗教等各方面。如果说《还乡》和《卡斯特桥市长》分别代表哈代的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这两部作品则努力从客观环境方面探索悲剧的社会原因。

　　苔丝是乡村贫苦小贩的女儿，由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她不得不到冒牌的本家亚雷·德伯家帮佣，被亚雷诱奸。她回到家中，被人们视为“失了身的女人”。孩子死后，苔丝为生活所迫，又到塔发篱牛奶当挤奶女工，在那里与牧师的儿子安玑·克莱相识、相爱。克莱的温情促使苔丝克服重重顾虑，答应了他的求婚。新婚之夜，苔丝向丈夫坦言自己过去的不幸，没想到也有荒唐的过去的克莱，一反开明面目，遗弃苔丝而去。苔丝悲苦无告，四处打工。她父亲病死后，一家人被赶出小屋，她不得已接受当了牧师的亚雷的资助，与他同居。此时，克莱后悔自己对妻子的冷酷，又从巴西回来寻找苔丝，苔丝在悲愤中杀死亚雷，她与克莱一起幸福地生活了五六天后被捕，被处绞刑。

　　哈代挑战地把苔丝称为“一个纯洁的女人，一反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妇女的道德标准”。对英国文学传统女主人公来说，贞操是“女德”的首要标准。理查生笔下的帕米拉，因为捍卫贞操赢得引诱者的敬重，克拉丽莎则以死来洗刷失身的耻辱，司各特笔下的艾菲、狄更斯笔下的爱弥丽和乔治·艾略特的海蒂·沙勒尔的失身，有外界的邪恶诱惑，也有自身的虚荣弱点，艾菲和海蒂与回心转意的无情郎君结了婚，遮盖了过失，爱米丽则被发去澳洲获取新生。哈代既不避讳苔丝的“失贞”，又以理想化的笔塑造这个美丽的女性，她体现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良品质，善良、勤劳、宽厚、不慕虚荣、富有牺牲精神，她遭受生活的一连串沉重打击和世俗道德的强大压力，但勇敢坚强地生存，既不屈辱乞求，也不自暴自弃。苔丝是纯洁的，陈腐鄙陋的世俗偏见却把她视为堕落的女人。哈代通过苔丝的故事表达“对慈悲的乞求，对宽容的渴望，对社会伪善的批判”。

　　苔丝是纯洁的，那么她的悲剧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哈代像在其他小说里一样，往往以命运的神秘力量来解释悲剧的成因。苔丝家续家谱，苔丝给克莱的解释信被塞到地毯下未被发现等偶然因素在决定人物命运上起重大作用。小说中还常出现神秘的预兆，如婚礼后白鸡的长啼。作品结尾说：“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古希腊式的悲剧气氛再现。但是在对苔丝命运的现实主义描写中，我们可明显见出破产后威塞克斯农民的悲惨命运和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是苔丝悲剧的社会原因。19世纪末，威塞克斯这个英国最后的宗法制农村社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冲击下到了最后阶段，农民走向贫困破产，不得不成为农业工人。暴发户亚雷利用苔丝的贫困和天真污辱她，而具有“自由理想”的克莱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和阶级偏见，给予苔丝精神上致命的重创，苔丝是经济压迫和社会偏见的无辜牺牲品。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富悲观色彩、最招致非议的作品。哈代自称要“把一场用古代耶酥门徒拚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的斗争，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把一个壮志不遂的悲惨身世剀切沉痛地加以诠释”。石匠的学徒裘德聪明好学，渴望接受大学教育，将来当牧师。在去基督寺寻找入学机会途中，他由于意志薄弱，落入屠夫的女儿艾拉白拉的婚姻圈套，不久艾拉白拉弃他而去。被拒于大学门外后，他与已婚的表妹淑·布莱德赫相遇，两人情投意和，终于同居。他们“不道德”的关系招致社会的歧视和迫害，失去工作，找不到住处，孩子们悲惨地死去。淑在重重打击下失去抗争的勇气，把灾难看作是神明的惩罚，回到前夫身边。裘德绝望酗酒，潦倒终生。裘德的悲剧首先是一个农村下层青年在阶级社会里壮志难酬的悲剧。他聪颖好学，一心求学深造，追求知识，谋求发展，但是学校并不因为他的才能接纳他而是因为他的低下地位拒绝了他，作者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不合理表示强烈不满。小说遭受打击、争议的主要原因是为它的婚姻主题。裘德不幸的婚姻遭遇，使他对商业性质的契约婚姻极其反感。他与淑的结合是建立在心灵共鸣的和谐基础上的，他们反抗束缚的摧残人灵魂的婚姻桎梏，把心灵的结合看得高于世俗的婚姻关系。但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合乎人性的两性结合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没有爱情的婚姻却能受到社会舆论的维护”，哈代借此对只重形式而忽略真义的资产阶级婚姻制度作了猛烈抨击。裘德和淑的生活观、爱情观都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这必然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道德和宗教观念所不容，哈代痛惜优秀个性在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虚伪陈腐的伦理道德的和毒在心灵的宗教观念压迫下的毁灭。这部小说越出了农村生活范围，对“维多利亚盛世”整个英国社会虚伪的道德和违反人性的习俗进行抨击。

　　资产阶级道德家把《无名的裘德》视为大逆不道，指责哈代“不道德”、“反宗教”，有人甚至把《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改称为《淫秽的裘德》（《jude the obscene》）。面对围攻，哈代重新致力于诗歌创作，认为诗歌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从1865年开始写诗，但早年诗歌保存下来的很少。他一生诗作共918首，辑为　《威塞克斯诗集》（1898）、《过去与现实诗集》（1901）、《时光的笑柄》（1907）、《即事讽刺诗集》（1914）、《幻象的瞬间》（1917）、《晚期和早期抒情诗集》（1922）、《人生小景》（1925）、《冬话》（1928）8集，他的诗名不亚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声誉。他的诗内容很广，生活中大事小景，都能发之于诗，含意隽永。在他的诗里，如同在小说中一样，仍探索着人生的悲剧问题，感慨人生的艰难，命运的残酷，人类意志的薄弱和盲目的志满意得情绪。他在诗中一再表达在文明进步背后的危机感，充满忧患意识。他的诗作基本创作于20世纪，表现了现代主题和精神，有一部分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表现了反战主题。他的史诗剧《列王》（1904—1908）是以1805—1875年拿破仑战争为题材的史诗性作品，阐述他对宇宙和人性的看法，即人世间一切全凭宇宙主宰的摆布。芸芸众生不知战争因何而降，即使是驱使千军万马奔赴战场的主帅、帝王将相乃至拿破仑，不过是受宇宙主宰拨弄的傀儡。诗人同情在战乱时代无辜遭殃的平民，对战争表示抗议，谴责“列王”的残酷无道。史诗剧吸收古希腊悲剧和史诗的特点，又穿插伊丽莎白时代式的戏剧，天上人间、神灵凡人、宫廷战场、将相平民、场面广阔、诗笔纵横。

　　哈代是19世纪狄更斯以后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作为一个站在两世纪交叉点的作家，他敏感地探知时代的危机信息，批判了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和物质文明自满并对未来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小说艺术上，他发扬了19世纪中期以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人道主义和忠于现实的光辉传统，又进行了富有现代意义的开拓。他以突出表现人的本能和感情的爱情为主题，擅长分析人物复杂和心灵反应和内心感受，并把心理描写发展到对人物心理分析和潜意识的揭示。作品中很少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常见的说教气。他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写景技巧尤为人们称道，他不仅极富诗意情感地描绘自然，并富于象征的意义，自然不仅是作为一种背景，而是一个人物，一种基本性象征而存在，在整部作品中起积极作用。

　　三、唯美主义和新浪漫主义

　　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不仅使威塞克斯的诗人哈代发出悲剧之声，一批思想家、艺术家也对现实感到失望。19世纪著名散文家卡莱尔（1795—1882）宣扬英雄崇拜，希望有英雄人物出来拯救混乱的社会。罗斯金（1819—1900）继续了卡莱尔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评，又从审美的角度反对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对“美”的扼杀。他认为“美”不是人生的点缀，而“应当成为人类全部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近代画家》、《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的石头》等艺术评论著作里，他认为机械文明扼杀了工人的主动性，也摧残了艺术，对中世纪手工业劳动理想化，向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创作自由。他在物质主义蔓延、文学讲究伦理道德的时期提出“艺术便是道德艺术便是生活，艺术便是人的整体的最高表现”，在英国被称为“美的使者”。1848年，以诗人罗塞蒂为首的几个年轻艺术家组成了“拉斐尔前派协会，”在美学思想上与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的艺术大师，“拉斐尔前”指的便是文艺复兴以前的时期。“拉斐尔前派”诗人，艺术家推崇中世纪艺术美，反对粗俗、市侩的维多利亚趣味，十九世纪末斯的唯美主义便源自“拉斐尔前派”运动。

　　但丁·迦百列·罗塞蒂　（1828—1882）后来被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等人奉为“新艺术的先驱”。他的诗取材自然，注意细节，注重美感，诗画融合。

　　《幸福的女郎》以富有肉体感的形象描写天堂，词藻绚丽而流畅，《生命之宫》包括101首意大利体十四行诗，表现爱、生与死的主题，强调灵与肉的融合，富有意大利诗歌的音乐节奏感。有评论把他和“拉斐尔前派”称为“诗歌的肉体派”，便是指他们的诗着意表现肉体感。罗塞蒂的妹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1830—1894）也是著名女诗人，但诗风与哥哥大为不同：平易自然，哀婉动人，对自然美与人类爱有敏感的感受力，又深受宗教的影响。

　　莫里斯受罗斯金和罗塞蒂的影响，参加了“拉斐尔前派协会”，醉心于中世纪文化和唯美主义。他开办的公司，生产式样美丽和实用的像俱及装饰品，提倡富有创造性的手工业和追求美。他的处女作《为桂尼维尔辩护及其他诗歌》（1858）是“拉斐尔前派”最出色的一部诗集，《桂尔维尼的辩护》是亚瑟王王后桂尼维尔为她与朗斯洛爱情的自我辩护，莫里斯并不遵循维多利亚道德观，将她作为爱情与美的象征。他的诗集《地上乐园》（1870）充满梦幻式浪漫色彩，音韵和谐悦耳，曾轰动英国诗坛。70年代起，莫里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诗歌和小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史文明　（1837—1909）虽未参加“拉斐尔前派”，但是在向往中古、崇拜“纯美”上与他们是一致的。他的《诗歌及民谣》（1866）诗作多涉及感官享乐，描述近乎“淫猥”行为，文学上面刻意追求词藻和音韵之美，立意要骇世惊俗，冒犯维多利亚社会的“体面”和“端庄”，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从70年代开始，他诗风一变，渐与唯美主义脱离，在《黎明前的诗歌》（1871）里，他赞扬意大利爱国志士争取自由的斗争，晚年也写过颂扬帝国和女王的作品。

　　给唯美主义文学运动以真正美学理论的是佩特（1839—1894），他在《文艺复兴》（1873）中，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引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潮流。他认为人们能从艺术中获得高级形式的美的享受，艺术家的职责不是说教劝善，而是使人们尽量享受美的快感。佩特的主张被年轻的唯美主义者奉为至宝，著名现代诗人叶芝说道：“佩特提供的不是道德的热诚，而是‘纯如宝石般火焰’的生活，大家都承认他为大师”。法国唯美主义思潮给英国文学很大的影响，戈蒂叶反对艺术从属道德和功利的目的，说“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他与波德莱尔的诗，对史文朋、王尔德产生了影响。

　　王尔德是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牛津大学学习时，他受到罗斯金和佩特思想的很大影响，接受唯美主义思想。他说：“我们是一个动荡，疯狂的时代的产儿，在这绝望和沮丧的致命时刻，叫我们往哪儿逃，往哪儿躲？只能到安全的美的洞窟里去，那里随时可以获得许多欢乐和少许陶醉，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伪经所说的Cittadivina（神界之域）中去，那里至少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一切纷扰和恐怖，也可以暂时摆脱我们在世上遭到的悲惨命运”，这番话代表了“世纪末”追求艺术美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他系统地表达了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家是美丽事物的创造者”，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本身，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因此非艺术的东西排除在艺术反映的范围之外，牵涉到功利道德的东西不能作为艺术反映的对象。他反对作家的倾向性，认为“艺术家的伦理同情心是一种不能原谅的习气”。这种观点针对文艺市侩气和道德化的倾向，强调艺术的纯粹，认为“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艺术家要抛弃粗俗、平庸的技巧，努力表达出真正的美的精神。他不仅宣传唯美主义主张，也在生活中贯彻超道德的唯美主义，身着色调奇异的美的服装，手拈美的百合，招摇过市，行为轻漫不检，于一八九五年被控为有伤风化入狱两年。在痛苦的心境中他写了长诗《里丁监狱之歌》和散文体的忏悔录《从深处》（1905）。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最能体现他的唯美主义观点。画家霍尔渥德抛弃功利等外在目的，倾注心血为道林画了一幅肖像，道林从中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完美的青春美貌。在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的引诱下，他追求享乐，步步堕落，他的薄情造成爱恋他的女演员的自杀，他甚至杀死了忠实的朋友、画家霍尔渥德。尽管他始终保持青春美貌，但他的歹行却在画像上留下了痕迹。当他用刀毁去记录罪恶的画像时，刀刺中的却是他自己的心脏。死去的道林苍老而丑陋，画像却恢复了原状。小说寓言式地表现道德、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映王尔德的矛盾态度。

　　他欣赏道林的美和享乐，借亨利勋爵之口道出自己对世情怪异又不乏才智的颓废见解，推崇画家“艺术至上”的创作精神，但又引入道德良心的力量。而独幕剧《莎乐美》，写犹太公主莎乐美诱使希律王杀死施洗者约翰，为了换得在约翰生前不能实现的一吻，表现她极端的情欲和病态心理，形式上追求奇特与华丽，装饰美和音乐感，是他创作中病态倾向最为突出的。

　　王尔德虽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但作品终不也不能完全脱离生活。在他的　《快乐王子》、《少年国王》等优秀童话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同情、善良、仁爱的赞颂。他的著名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理想的丈夫》（1895）、《认真的重要》　（1895），描写上流社会闲散优雅生活中隐藏的道德危机，情节跌宕有致，对话妙趣横生，风格轻松、幽默、机智。

　　唯美主义者还包括围绕在杂志《黄皮书》和《萨佛埃》周围的一些年轻作家：奥肖内西（1844—1881）、多布森（1840—1921）、道森（1867—1900）、西蒙兹（1865—1945）等。到80年代末，唯美主义走向衰落，但对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仍产生了影响。唯美主义文学运动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物质主义和市侩风气的反动，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范围，开拓了新的表现方法，在宣扬颓废情绪和形式至上的同时，也对提高艺术美的地位起了积极作用。“新浪漫主义”是19后期抗议丑陋现实的另一股文学潮流，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为代表作家。他不满现实，创造传奇故事和浪漫人物，在想象中寻求乐趣。他认为：“一个人同意把它作为目的而生活下去的那真实的生命，完全存在于幻想的领域里”，艺术应避免庸俗肤浅的日常生活，使人们在有益的想象中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他以生动笔触和色彩描写读者们未经历过的或有趣迷人的异域风光，达到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所说的使读者“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的效果，丰富读者的精神生活。他自幼多病，一生不停地旅行，寻找气候对健康合宜的居住地。但他的创作充满进取乐观的情绪，表现出鲜明的是非感和善恶感，给予读者生活的信心和乐趣，他的浪漫主义小说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　《金银岛》（1883）是斯蒂文森的成名作，描写少年吉姆无意中得到海盗藏宝图，便与一行人去荒岛寻宝的冒险经历，情节曲折，想象丰富，人物富有个性，充分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化身博士》（1886）描写一个怪异的科幻性故事，杰基尔博士具有双重性格，他以药物创造另一个名叫海德先生的化身，把身上的恶念分给他，但后来海德失去控制，杰基尔博士自杀。小说探讨了人性美恶的问题，具有紧张的戏剧效果神秘气氛，曲折表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危机。他不仅擅长安排情节，也能传神地绘景，各种自然风光同小说情节有机融合。斯蒂文森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他小说家，他创作的目的不在教育而在娱乐，但他是人类美好品质的热情的讴歌者。

　　第六章二十世纪文学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一、社会变动与信仰危机

　　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即资本主义一个相对兴盛稳定时期的结束。1899—1902年在南非殖民地的布尔战争昭示着英国特权和繁荣的急剧衰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农业危机在20世纪早期加剧了，工业在与美、德国的竞争中也失去了优势。1911—1914年英国发生了3次大规模工人罢工。国际上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于1914年爆发。战争给劫后余生的人们留下深重的精神创伤。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上层社会在精神、信仰方面对现有秩序的稳定感和自信心动摇了，再也没有恢复。伯纳·肖的《巴巴拉上校》里人物表述了共有的感觉：“我站在我以为万世不变的磬石上，然而它却一声不响地在我脚下摇晃崩溃了”。一代思想家、作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价值观点、信仰发动了猛烈的批评。

　　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失业，特别是一次大战的大屠杀、大毁灭，怀疑和幻灭的情绪弥漫于战后知识分子中，他们纷纷在思想上寻找出路，有的趋向保守，有的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改良方法（如费边社），有的转向宗教，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各色社会哲学思潮非常活跃，从　19世纪中叶开始的达尔文思想传播深广，宗教权威已经动摇。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把潜意识看作是支配个人活动的基本动力，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冲击很大，给许多作家特别是20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家以直接影响。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哲学思想与文学有异常密切的联系。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在价值观念和思想信仰上经受过　20世纪初如此激烈的震荡。“从1901年到1925年指导英国文学的心理状态、道德理想和精神价值与统治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态度、理想和价值几乎是背道而弛的”。20世纪文学的特有的现象——现代主义兴起了。现代主义文艺流行于现代欧美文坛，包括政治倾向、思想观点和艺术主张各不相同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在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上与传统文学有鲜明的区别，被称为反传统的文学”。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两者交替统治，分别在不同阶段成为英国文学的主要倾向，这种情况构成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流派演变的独特现象，两种倾向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又相互影响、渗透，使英国文学纷繁复杂，又精彩迭出。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文学，处于从传统到变革的转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仍在延续，伯纳·肖的现实主义戏剧振兴了英国剧坛。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和贝内特，号称本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三杰。毛姆的小说则比贝内特更接近法国自然主义传统。现代主义最初反映在十19世纪末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和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里。亨利·詹姆斯和康拉德、福斯特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和动机的细致分析，现代主义迅速地兴起。

　　二、戏剧的振兴

　　1、喜剧批判大师——伯纳·肖

　　英国戏剧文学从18世纪后半叶以来一直处于低潮。维多利亚时代是文学盛世，但戏剧成就并不大。19世纪80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在英国发生影响，促使严肃的戏剧文学的兴起。伯纳·肖在剧坛崭露头角，改变了过去100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

　　乔治·伯拉·肖　（1856—1950）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的父亲是法院公务员，酗酒潦倒，母亲到伦敦教授音乐为生。肖15岁辍学，在都柏林一家地产公司当小职员。20岁那年，他去伦敦投奔母亲并开始写作，他写作小说、音乐评论和剧评。1885年，他开始戏剧创作，到1949年共完成剧本51部。

　　肖宣传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重要成员。罗马大将费必阿斯以缓进策略抵抗汉尼拔获胜，“费边社”以此为楷模，主张用点滴改良的“渐进”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肖为“费边社”撰写了《宣言》，改良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作品里。他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世界观十分复杂。

　　肖深受易卜生的影响，他在《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里推崇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阐述自己的戏剧思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指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进步的庙堂”。主张戏剧摆脱无聊的内容，依靠理想的冲突和意见的辩论来展开。

　　《鳏夫的房屋》（1892）是肖的第一部剧本，鳏夫指靠出租贫民窟房屋发财的房产主萨托里阿斯，他的女儿和青年医生屈兰奇订婚。屈兰奇认为未来岳父的钱财来源不体面，表示义愤，想解除婚约，但事实证明医生本人的收入也并不比萨托里阿斯清白，屈兰奇不但没取消婚约，还成了岳父的合伙人。作家写道：“体面的中产阶级和贵族青年子弟，正如粪上苍蝇一样，靠剥削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而自肥”。《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也旨在揭露“体面的”资产者不体面的财产来源。有才能的女学生薇薇无意中发现她母亲华伦夫人供养她受高等教育的钱竟来自于开办妓院的收入，薇薇虽然谅解了母亲在生活重压下的经历，但她脱离家庭，试图独立地谋生。华伦夫人的合伙人、富有的克劳夫茨爵士嘲笑薇薇的清高：“如果你想要根据道德原则去挑选朋友，你最好离开这个国家，除非你想跟整个体面杜会断绝关系。”两个剧本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追求财富背面的道德沦丧，这出剧由于它的批判性曾遭到禁演。《鳏夫的房屋》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都收入肖出版的第一部戏剧选《不愉快的戏剧集》。他的第二部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里则收入了有趣、发笑的“愉快”的戏。《武器和士兵》（1894）将“军官兼绅士”与讲求实际的两类兵士作比，抹去了理想英雄的虚假光环，也讽刺了浪漫爱的虚幻可笑。

　　在19世纪最后几年，肖又写了《给清教徒的三剧本集》，其中的历史剧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1898）改变了莎士比亚和德莱顿都写过的爱情主题，用凯撒代替了安东尼，这个智慧的政治家并不为埃及女王的美色所动，肖把凯撒这样有才干领袖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作于1903年的《人与超人》一剧中，肖借一个女子追求男子的喜剧故事，提出“生命力论”、认为自然界是在“生命力”影响下发展，“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女人身上。他以“生命力”理论补充“点滴改良”的理论。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和《巴巴拉少校》（1905）是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年里的代表剧本。“另一个岛”指的是爱尔兰，几百年来，爱尔兰人为摆脱英格兰人而斗争，爱尔兰独立是当时英国重大社会问题之一，也是这个政治剧的中心问题。自由党英国人博饶本在爱尔兰充分施展手段，竟然在当地的议会选举中获胜，肖在剧中揭露了英国人的侵略行为。《巴巴拉少校》里，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的女儿巴巴拉参加了慈善团体救世军，担任少校职位。她努力从事宗教事业，试图拯救穷人灵魂。但救世军却又是靠像安德谢夫那样没有道德标准的资本家兴办的。面对宗教与经济的冲突，巴巴拉从幻灭到妥协。剧中肖犀利的批判与改良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皮格马利翁》（1913）是肖上演极为成功的剧本。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雕刻了少女雕像并爱上了她，女神赋予少女生命，国王与她结婚。剧中语言学教授希金斯教导满口土腔的卖花女伊莱莎说标准英语，使她俨然成为贵妇人，轰动上流社会交际场合。但伊莱莎并没有嫁给希金斯，她成为贵妇人后，感到自己成为无用和没有生命力的人。

　　《伤心之家》（1913）动笔于一次大战前，于战后完成，反映了作者的精神危机。全剧3幕戏都发生在船长肖特非家里，在肖特非家中聚集着一群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失去信念，相互欺骗。老船长女儿的朋友爱丽，从赫克托身上寻找爱情，在资产者曼根身上追求金钱，向老船长汲取智慧，但都遭到失望。剧本结尾时敌机的轰炸炸死了曼根和进来偷珠宝的贼，对生活已无兴趣的人们反倒苟活下来。剧本副题为《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有意识地摹仿俄国作家契珂夫的《樱桃园》的风格，具有丰富的潜台词。

　　《圣女贞德》（1923）是肖创作中唯一的悲剧，也是他后期创作中《伤心之家》以外另一部著名剧作。贞德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出现的法国爱国女青年，领导农民击退英军对奥尔良的围攻，但被勃艮第人出卖给英军占领军后，被教会诬为女巫处死，肖着重表现了贞德的人民领袖地位。

　　1926年，70岁的肖获得192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经济危机席卷欧美的时期，他又以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创作了《苹果车》，嘲笑资产阶级议会制，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打翻苹果车”英文中指打乱了如意算盘，剧中则比喻内阁计划的落空。首相普罗梯厄斯及内阁企图迫使国王马格纳斯接受通牒，降为无关紧要的人物。国王表示要放弃王位去进行“民主”竞选，自己组织内阁。最后通牒无效了。

　　肖发扬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揭露、批判，在情节中引进“讨论’因素，对社会、政治、经济及人等方面进行探讨、剖析，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和论争性。他又巧妙地结合自阿里斯托芬以来欧洲古典喜剧传说，擅长发表似非而是的反论、生动风趣的对话和插言，笔锋犀利。

　　2、爱尔兰文艺复兴

　　爱尔兰的戏剧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也非常活跃。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等共同致力于创建爱尔兰民族戏剧，1899年在都柏林建成爱尔兰文学剧院，1902年组成爱尔兰民族剧团，1904年迁入著名的阿贝戏院，大力上演爱尔兰民族戏剧，对于爱尔兰现代戏剧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叶芝根据爱尔兰民间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创作戏剧，诗剧中有不少美丽的抒情诗段落。诗剧《伯爵夫人凯瑟琳》（1892）写神话中的伯爵夫人为拯救灾年濒死的人们，献出全部财富，甚至不惜卖掉灵魂。《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采用爱尔兰神话中关于女王凯瑟琳的传说，表达了民族独立愿望。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取材爱尔兰农民生活、民间传说的戏剧，幻想与现实交织，对话生动有力。她的独幕剧《日出》（1907）描写了一位爱尔兰爱国党人不仅逃脱了政府的追捕，还赢得了警官的同情。辛格　（1871—1909）是这群戏剧家中最优秀的，他的6部剧作中的五部都是在阿贝戏院上演的。《骑马下海的人》　（1904）是他最佳的悲剧。爱尔兰西部阿兰群岛上，老妇人莫尔耶的丈夫和4个儿子葬身大海，她仅有的两个儿子又被大海夺走了生命。为孩子们担心受怕的母亲得到了绝望的平静：“现在他们都走了，大海不会再给我灾难了。”悲剧描写了渔民与大海的搏斗，具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1907）是辛格最成功的喜剧。青年克里斯蒂在争执之中伤了父亲，出逃到一个村子里，讲述自己的弑父故事，赢得众人钦佩，女人的青睐，待父亲活着出现，村民们立刻不再敬慕这个“英雄”。作者讽刺了爱尔兰人浪漫习性，喜剧娱乐性强，对话富有诗意。辛格的戏表现了农民和他们的语言，为“优雅”而沉闷的英国舞台送进清风。奥凯西（1880—1904）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他于1918年开始写戏，第一个被阿贝戏院采纳演出的剧本是　《枪手的影子》（1923）。他的戏剧创作一直维持到50年代。

　　三、诗歌的创新

　　1、“乔治诗派”和“意象派”

　　本世纪的头20年，哈代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多卷诗表达了与他小说相似的主题。大诗人叶芝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两个桂冠诗人罗伯特·伯立杰斯和约翰·梅斯菲尔德写出一些著名诗篇，而伯立杰斯对英国诗歌主要的贡献是介绍了已故诗人霍普金斯的诗作。霍普金斯（1844—1889）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可是他的作品在他生前从未出版过。1918年，在他死后30年，他的朋友布立杰斯编辑出版了他的诗集，他的诗风影响20世纪诗人（如艾略特、奥顿）很深，有人把他看作20世纪现代诗的开山祖师。他是天主教耶稣教会神父，又深为艺术美感所诱惑，把自然美看作神的实体的反映。他努力表达人或物的独特性质，在诗的技巧上百般出新，诗的节奏仅以重音为基础，音步的音节数字不断变换，又杂以内韵和头韵等手法，形成“跳跃性的节奏”，还使用盎格鲁撒克逊古字、杜撰的词语、复杂的比喻，用词遣句往往含有好几层次的意义，一般读者感到晦涩难解，而现代诗人极为欣赏。

　　继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是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他在位只有7年。1910年，爱德华的儿子乔治继位，开始一个似乎和平繁荣的“乔治时期”。但这个时期只维持4年，当时没有想到世界大战这么快就爆发了。一批年轻诗人在这时期创作大量诗歌，从1912—1922年出版了题为“乔治诗派”的五部诗集。大多数“乔治派诗人遵循19世纪传统形式写作，技法并无创新。他们努力使诗歌避开现代文明颠覆力量，雅俗共赏。他们的诗题多关于自然美或逃逸到奇异幻想中。一次世界大战可怕地降临，越来越多的青年诗人死于战争，幸存者感到幻灭。布鲁克（1884—1915）表现了战前短暂的黄金时代。他喜爱乡间美景，以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写作，讲求韵律优美。大战刚开始，加入英国海军的布鲁克便病死军中。他的《士兵》充满年青人保卫祖国的理想热情，以古典的十四行诗体写就，似乎成了现实的一种嘲讽。而像奥文、沙逊这样的士兵诗人开始从自身悲惨的体验出发，怀着同情、悲伤和反讽写作“战壕诗歌”。奥文　（1893—1918）在大战中阵亡，在战争中他改变了济慈式的浪漫主义诗风，表达了对残酷的战争的愤慨，对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的同情，感人至深，技法新颖。他的诗被公认为一次大战中写得最好的，深深地影响了30年代的诗。奥文的朋友沙逊　（1886—1967）在战争中受伤并得过勋章，但他逐渐认识到战争残酷性，发表了反战诗歌，当时人们以为这位“战斗英雄”疯了。他在诗中表达普通士兵对战争的诅咒、停战的愿望和祈祷。战后一些诗人继续以“乔治式”诗风写作受自然启示的冥想诗，但诗歌的主流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后来评论界以“乔治式”指“陈腐的”、“枯燥无味”的、“落后”的诗风。“意象派”是1908—1918年间英美一些年轻诗人组成的诗派。1913年，美国诗人庞德和英国诗人休姆·弗林特发表意象主义宣言，提出直接表现主客现事物，删除一切无助于“表现”的词语，以口语节奏代替传统格律。英国的“意象派”诗人还有奥尔丁顿等。他们重视用视象、意象引起联想，表达一瞬间的直觉和思想，一般用自由体写作短小篇章。意象派诗歌主要兴盛于20世纪头10年，它的影响在艾略特的早期诗歌中还能感觉到。这一诗派对于英美现代诗歌采用口语、自由体和铸造意象方面很有影响。

　　2、从唯美主义到象征主义：叶芝

　　这时期独步诗坛的当推爱尔兰诗人叶芝。他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母亲是爱尔兰西都斯利哥郡一个富有商人的女儿。斯利哥荒山叠嶂，俯临大海，保留了古老的爱尔兰生活方式和民间传统。叶芝幼时随父母去伦敦上学，但到母亲家乡度假，培养了他对古克尔特文化的热爱。他15岁时，全家搬回都柏林。都柏林、斯利哥、伦敦三地对叶芝一生产生影响。对于叶艺，都柏林代表爱尔兰盲目的、追求金钱的中产阶级；斯利哥保留爱尔兰真正的文化；伦敦则是英国文学和艺术的中心。

　　叶芝进入都柏林艺术学院，但不久就弃艺。他来到伦敦，遇见当时一些重要作家如王尔德等，与唯美主义者交往。1891年，他与一些诗人组织了“诗人俱乐部”，主张诗的语言要含蓄和超俗，他还接受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这时期叶芝的诗作表现出脱离商业文明社会的唯美主义倾向，带有浪漫主义梦幻色彩，富有音乐美感。诗作的爱尔兰体材和语言运用表现叶芝的独物的诗风。

　　24岁时，叶芝遇见并狂热地爱上了美丽的女演员莫德·她是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叶艺积极参加民族自动运动，既出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由于对莫德的爱恋。他领导了爱尔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来以爱尔兰文艺复兴而著称。他研究爱尔兰历史、民间传统和语言，鼓励其他作家转向民族题材。1896年，叶芝与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相识，结为终生朋友。他们建立爱尔兰文艺戏院，1904年改名为阿贝戏院，获得世界声誉。叶芝为戏院写了26出戏，他的戏努力将精致的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学结合，以创造精美的爱尔兰艺术。1908年，年轻的美国诗人庞德来向叶芝学习写诗，这时，43岁的叶芝已名誉天下，发表了百余卷诗歌、戏剧、散文等著作。庞德的现代的诗风感染了他，他开始在选材、处理手法及选词用字方面表现出浓郁的意象派新诗的特征。他的最好的诗成于他最后的30年间。192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保护旺盛的创作精力和高水准，直到70四岁逝世前几天才辍笔。

　　在哲学和历史观上，叶芝认为人类历史和个人生活呈盘旋上升状，一切在重复中提高。希腊罗马文明结束了巴比仑的时代，基督的降生结束了希腊罗马的文明，20世纪代表一个2000年螺旋的结束，将要出现新的盘旋，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充满喧嚣和骚乱；“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大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热的狂热”。　（《基督重临》）他不信仰现有基督教，但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他在《幻想》（Vision，1925）里表达了他的思想。

　　叶艺是著名诗人和剧作家，但他的声誉主要是建立在他的诗名上，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茵纳斯弗利岛》（1892）代表他早期抒情诗诗风：“我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独个儿住着，荫阳下听蜂群歌唱。／……”，表现出“拉斐尔前派”的唯美主义的影响。他的大量抒情诗是为莫德所写。《当你老了》（1896）是一首构思新颖、情感真挚的动人情诗。诗集《苇中风》（1899）中的许多诗、《在七森林中》（1903）中的《亚当的罪孽》及《特洛伊不再》一诗，都叙述了一生苦恋莫德的内心痛苦，爱情中理智与情感方面的交织，颇有邓恩“玄学诗”的风格，这标志着诗人逐渐脱离了唯美主义时期，转向一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

　　后期，叶芝从感官世界转向永恒的艺术世界，在两首诗《驶向拜占庭》（1923）和《拜占庭》（1933）里记录了他的感情。诗人想象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生生死死的人间尘世，“他们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忽视了不朽的理性的杰作”，一个是理想的永恒世界。拜占庭即今之伊斯坦布尔原为东罗马帝国首府，东正教的圣城。叶芝用这历史名城象征他理想的所在。拜占庭文化昌盛于公元1000年左右，按照叶芝的人生观。正处于一个文化学演变周期的高峰。所以诗人想象着航海来到拜占庭，呼唤教堂壁上金色瓷砖嵌镶显示的圣徒来接引他进入永恒的境界，把他“收进／那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象拜占庭宫中金银树，枝叶上小鸟鸣唱。诗哥表达诗人对情欲、现代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他把拜占庭看作是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政教与文艺得到了和谐统一的理想世界。他晚年的诗常将青年与老年、感官与精神生活、变化的物质力量与永恒的艺术智识作比，许多诗形容了迷人的艺术品。《丽达与天鹅》（1923）以米开朗琪罗的画为意念，指绘天神宙斯与丽达交合产出海伦和克利特耐斯特拉。

　　象征主义是欧美古典主义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是现代派最早的流派，也是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强调刻划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强调用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对比、烘托和联想来表现的方法。这个流派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本世纪20到40年代盛极一时，世称“后期象征主义”。叶芝是后期象征主义在英国的代表人物。他中后期诗歌用洗练的口语和复杂的象征及富有质感的形象来描写现实生活，表达抽象哲理，色彩明朗，含义丰富。从他一生诗风的变化，可见出英国诗歌从上世纪末唯美派向本世纪20年代期间现代派的演变。

　　四、传统小说的延续

　　1、“美对私有世界的扰乱”——高尔斯华绥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是本世纪初小说中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位重要代表。他生于伦敦一位富有的律师家庭，早年在著名的哈罗公学就学，后又进入牛津攻读法律。在旅行中他认识了以后也成为名作家的康拉德，后成终生好友。他早期小说采用笔名，从《法利赛人岛》（1904）开始使用真名，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在流浪汉的启示下，看清了社会的种种弊病，原有自满观念动摇。他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1906），这成了他一系列连续小说的开端。他在20多年中完成了《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两组三部曲。在1931年1933的，即他生命的最后3年，他又写成一组三部曲《一章的结束》。他是位多产作家，除创作了17本小说和12本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他还是著名戏剧家，他虽出身中上层，但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观念，在易卜生影响下写社会问题剧，在揭露资本主义法律虚伪不公的《银匣》（1906）、《正义》（1910），有反映劳资矛盾冲突的《斗争》（1909）等，戏剧结构谨严。193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两组三部曲，记述19世纪80年代维多利亚后期至20年代福尔赛家族四代人的变迁。《福》包括3部小说及两部插曲《有产业的人》、《一个福尔赛的暮秋》（1917、插曲）、《进退维谷》（1920）、《觉醒》（1920、插曲）和　《出让》（1921）。乔利恩·福尔赛是这一家族的创始人，长孙老乔利恩的孙女裘恩于1886年订婚，准备嫁给年轻的建筑师波辛尼，家中举行茶会庆贺。　《有产业的人》开场便以家族聚会将主要人物引出场来。老乔利恩的侄子索米斯是家族中的强手、一位“有产业的人”，娶了穷教授的女儿伊琳为妻。他请波辛尼建造乡间别墅，小说便沿着福尔赛家族内部的矛盾，特别是索米斯、伊琳、波辛尼3人间的矛盾展开。索米斯性格鲜明地体现了福尔赛家族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财产意识”和不可抑制的占有欲。他对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产生的欲望便是占有它。他爱他绝美的妻子，但是以占有珍贵艺术品方式来占有。伊琳与波辛尼志同道合，他们厌恶利欲的冷酷，热爱美和艺术。索米斯迫害波辛尼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波辛尼在车祸中丧生，伊琳出走后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家中。小说表现了对财产的占有欲和对艺术美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美对私有世界的扰乱和自由对私有世界的控诉”　（作者自语），这出悲剧揭露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对美好的人性的扼杀，将福尔赛性格分析得鞭辟入里。《有产业的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是高尔斯华绥创作的代表作。他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生动的情节与人物性格塑造有机结合，文笔流畅又文雅。三部曲的第二部《进退维谷》进一步讲述索米斯与伊琳间的关系。伊琳在独居12年以后，与福尔赛家族的另一成员小乔里恩情投意合而结婚，索米斯在与伊琳复合无望后，为使财产后继有人，娶法国女子安奈特为妻，生女芙蕾。到第3部《出让》，长大的芙蕾与伊琳的儿子乔恩相爱，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乔恩忍痛离开芙蕾，远走美洲。绝望的芙蕾嫁给一个贵州青年。洛宾山别墅挂起了出让的招牌，仿佛昭示古老的福尔赛时代的结束。

　　《现代喜剧》是《福尔赛世家》的续篇，由《白猿》（1924）、《银匙》（1926）、《天鹅曲》（1928）3部小说和两部插曲《沉默的求爱》（1927）、《偶遇》组成，写了青年一代福尔赛人的经历，反映了本世纪20年代的文化气氛。婚后的芙蕾遇到一个颓废派诗人威弗利的热烈追求。她最后选择留在丈夫身边。在索米斯送给芙蕾的画上有眼神忧郁迷茫的白猿，这是年轻一代迷惘与空虚的精神状态的象征。《银匙》情节围绕芙蕾与上流社会一女之间的争执纠纷和她丈夫迈克尔的政治生涯展开。《天鹅曲》中写了1926年英国工人的总罢工，芙蕾为工人开设了餐厅。她与乔恩重逢，旧情复燃，但乔恩再次离开。芙蕾在绝望中萌发轻生念头，在家中起火时有意求死，索米斯为救女儿身亡。他在痛苦的经历中。从感情冷淡的资产者转向富有情感的“妇人”。在危机的时代里，高尔斯华绥只有在老一代和传统价值中寻找理想归宿。

　　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既有冷静的描写，也有浓郁的抒情，插曲《一个福尔赛的暮秋》里老乔恩无私地崇拜伊琳之美，具有抒情诗意味，而短篇小说《苹果树》更是哀惋动人。

　　2、“文学像建筑一样是种工具”——威尔斯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是20世纪初传统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继承人之一。他出身在贫苦的小店主家庭，没读完中学便自谋生路，当过药店和布店学徒，靠奖学金资助在大学里学习了生物学，1890年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员，并给报刊写新闻稿。在他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写作了　50部长篇小说和几部短篇小说集等著作。他对社会下层生活有深刻体验，对社会问题极为关注。他参加过费边杜，主张通过教育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后来虽然退社，但资产阶级改主良主义思想一直未变。

　　威尔斯在1900年以前的小说多为科幻性质小说，他自称为“科学传奇”。

　　《时间机器》（1895）描写时间旅行者发明了一种飞行机器，能飞向过去及未来世界。他乘坐机器飞行到80万年以后的世界里，人类已变成两类：“埃洛伊”不劳而获、体力日衰；在阴暗的地下从事机器劳动的“莫洛克”养活“埃洛伊”，但夜晚就出来捕食他们。作品以幻想和寓言形式表明现代劳动与剥削阶级矛盾激化后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莫洛博士的岛屿》（1896）里，莫洛博士以器官移植术制造出一批兽人，强迫他们遵守社会秩序，但遭到失败，孤岛上野蛮惨杀的景象成了“一幅人生的缩影”。威尔斯与法国的凡尔纳并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的前辈，他们赞扬了科技的进步，而威尔斯同时还对先进科技成果应用不当的后果表示忧虑。《隐身人》（1897）中，一个教师发明了隐身术想靠此使自己成为“超人”，后来在众从追打中丧生。《星际战争》（1898）描写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恐怖景象。这些状似章鱼的火星人持有毁灭性的武器，地球上的人们无法与之抗衡，幸亏他们对地球上的病菌没有免疫力而死去。星际大战、发射“热线”和“黑烟”的可怕武器，常见于以后科幻题材作品。《最先登上月球的人》（12901）描写地球人登上月球后所见的月球景象，月球人根据不同的劳动分工，让身体某一部分畸形发展，如脑力劳动者头大，信使则腿健，在离奇的幻想中影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人类堕落。威产斯的科学传奇，具有惊险离奇的情节，想象丰富并具有预示性，在《世界获得自由》（1914）中他描写到世界大战和原子武器给人类的威胁。在娱乐的同时，富有讽谕意义。

　　从1900年开始，威尔斯写作一系列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生活的喜剧性作品，以辛辣幽默的笔触讽刺时俗，描写了一些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形象，显现出狄更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爱情和鲁维轩先生》（1900）中曾对事业无限憧憬的教师鲁维轩，在衰落、庸俗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时期的认真追求已经结束”。《吉普斯》（1905）作者最成功的社会讽刺小说之一。布店学徒吉普斯突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不得不学习上流社会的规矩，感到别扭。后来他失去财产，但夫妻经营小书店，过得俭朴而愉快。《波里先生传》　（1910）中的波里像吉普斯一样可笑又可爱。他经营小布店，但对生活感到厌倦，自杀未成反成了救人英雄。他再次出走，隐居于乡村旅店。这个试图反抗命运的小人物沉浮于祸福变幻，最终也没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初到乡间是出于自我选择，再回到乡间则更多地是由于无奈了。　《托诺—邦盖》是这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乔治·庞德莱沃和他的叔父推销假药“托诺——邦盖”致富，又在竞争中破产。小说生动描写了19世纪末变动中的英国社会。乔治幼时随做女仆的母亲在乡绅庄园便目睹了英国森严的等级制度。他与贵族小姐比爱特里丝幼时天真的交往和发迹后的爱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鸿沟。欺诈性的投机冒险事业的辉煌成功和失败崩坍，成为帝国衰败的一个象征：“英格兰与它的王国，大不列颠与它的帝国，昔日骄傲与昔日的忠诚……正在消歇……时尚的改变造成了分崩离析，一片混沌，徒劳无益的爱和悲像气泡一样漫无目标地膨胀。”作者将社会批判隐藏在轻松愉快的故事和机智俏皮的对话中，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怪癖奇特处加以夸张渲染，但作品结构松散，议论过多，人物性格塑造多是漫画式的，不够丰满。

　　威尔斯认为“文学像建筑一样是种工具，有它的用途”，能促进思想和启发思考。他后期的“阐述思想的小说”，如《现代乌托邦》（1905）、《像神一样的人们》　（1923）、《未来事物的面貌》（1933）对人类未来作了满怀希望的设想。这些小说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3、自然主义倾向：贝内特和毛姆

　　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是本世纪初与高尔斯华绥、威尔斯并称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们的创作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带有法国自然主义的明显倾向。他生于英格兰北部斯塔福镇，那是英国著名的陶瓷之乡。他曾在伦敦学习法律，当过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和《好友》杂志的编辑。189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部小《北方来的人》，带有自传性质。他一生创作了30多部小说，还写过大量书评、剧评等。

　　在1902—1913年侨居巴黎期间，贝内特开始发表一系列以家乡盛产陶制品的5座工业城镇为背景的小说，享有盛誉。“五镇”小说的第一部是《五镇的安娜》　（1902），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安娜与她富有、冷酷贪婪的父亲形成道德上的对立。短篇小说集《五镇轶事》（1905）和《五镇的惨淡笑容》（1907）等都是从不同侧面描写五镇的生活风貌。

　　《老妇人的故事》（1908）是贝内特的代表作，描写五镇之一的伯斯里镇布店老板贝恩斯的两个女儿50余年的生活历史，反映上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城镇里中产阶级的生活。姐姐康斯坦斯安分守己，嫁给布店伙计，继承父亲小家业过了生儿育女的平淡一生。妹妹苏菲娅不甘寂寞，与一个推销员私奔到巴黎，遭遗弃后独自奋斗挣下一份家产。阔别30的的姐妹重逢，慨叹岁月无情，人生无常。

　　《克莱汉格》三部曲由《克莱汉格》（1910）、《希尔达·莱斯韦斯》（1911）和《老两口》（1915）组成，描写“五镇”印刷厂老板埃德温·克莱汉格与希尔达之间的悲欢离合。他们在相当周折后结合，却又不断摩擦冲突。埃德温悟出“人间的不平是既成事实，除了面对和接受这个事实之外又能怎么样呢？”

　　贝内特创作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很深。他的作品中人物往往默默地接受理想的破灭和顺从命运的摆布。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写平凡的现实，注重琐碎细节的描写，因此以后遭致具有现代主倾向作家的猛烈攻击。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1874—1965）比贝内特更接近法国的自然主义传统，他相信人的命运受人力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的拨弄，不相信“性本善”的学理，对基督教和“自然宗教”都持怀疑态度，作品具有冷嘲的基调，恰合一次大战以后公众心理。他的创作生涯踌越了三代人，主要的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影响远在英语世界之外。他出生在巴黎，自幼父亲双亡，由伯父接回英国。他学医经历和法国自然主义影响反映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里，小说里以临床观察的态度描写一个死于流产的年轻女工的命运悲剧。1903年后的30年，他创作了近30个剧本，多为以家庭、婚姻、爱情波折为主题的喜剧，受王尔德影响较大，他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上。　《人性的枷锁》（1915）是毛姆最重要与流传最广的小说，带有自传成分。主人公菲力普·卡莱幼年丧母后由伪善专横的伯父收养，在寄宿学校里受尽歧视和摧残，对宗教渐失去信念。去巴黎学画不成改为学医，在爱情上又遭受打击。小说揭露了不合理的教育、宗教、贫困和社会风尚对人性发展的枷锁般的禁锢。

　　《月亮和六便士》（1919）也是一部著名小说，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为原型创作，再次提出人的自我问题。一个英国画家抛弃西方文明到南太平洋中的塔布提岛，一土著人同过纯朴原始的生活，创造出不少名画，表达了当时逃避社会，寻求内在自由的思想倾向。《寻欢作乐》（1930）写了以哈代和休·华尔浦尔为原型的两个作家，对当时英国文坛虚伪、狡诈、追求时尚的风气作了辛辣讽刺。老作家前妻、酒吧女郎露西本质纯真，心地善良又不自检束，是毛姆笔下最为丰满女性形象。《刀锋》（1944）是毛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通过美国青年拉里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反映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西方人在东方宗教中寻找精神归宿的现象。

　　毛姆作为名作家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他上述的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优秀短篇小说之上。他的150多篇短篇小说，根据他国内生活、漫游海外和参加谍报活动等经历写成，涉及间谍、英国人在国内和海外的各种生活。他对小说领域里的各种试验与变革的新手法不感兴趣，文风上深受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影响，故事性强，采用客观、富有戏剧性又简洁畅达的叙述方式，攫住读者的好奇心与兴趣，又注意对社会时尚的讽谕和对人物性格的揭示。《雨》、《红毛》、《上校夫人》、《舞男与舞女》等都是他的短篇佳作。

　　五、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

　　1、开启现代主义序幕：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生于美国，仰慕欧洲的古老文明，对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和缺少文化传统感到遗憾。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漫游欧洲，1876年定居伦敦，1915年加入了英国国藉。他是个多产作家，作品总数不下于100余卷，以小说为主。

　　詹姆斯创作的第一阶段（186—1886）致力于“国际题材”，表现美国与欧洲不同的素质、文化的对比和冲突。《黛西·密勒》（1878）中美国姑娘黛西天真纯洁，不拘礼节，遭到欧洲礼教社会舆论的指责。《贵妇人的画像》（1881）在更广泛规模和更深刻程度上表现年轻的美国的无知和单纯受到古老欧洲的世故与诡诈的侵蚀。伊莎贝拉来到英国，她的患治之症的表兄爱上了她，说服父亲让她继承巨款，以便于她自由地去追求新生活。伊莎贝拉有两个热烈的追求者：英国贵族和美国富商，但她被旅居意大利的美国人奥士蒙德的“教养”所吸引，婚后才发现陷入了自私冷酷的猎财者的圈套，“发现自己被辗碎在世俗的机器里”。作品里细致的心理分析和“意识中心”的叙述角度，为他以后创作题材和技巧确立了方向。在第二阶段　（188—1901）詹姆斯写了思想保守、怀有贵族偏见的《卡萨西玛公主》（1886）和《波士顿人》　（1886）。他一度转而从事戏剧创作，虽不成功，但对他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在小说中试验用戏剧的技巧，制造神秘紧张气氛，《梅瑟所了解的》　（1897）含意蕴藉，以小女孩梅瑟的眼睛去看罪恶的成人世界。《螺丝在拧紧》（1898）写一个现代的鬼故事，幽居乡间的女教师常见一双男女鬼魂出没，神秘莫测。1901年开始的第3阶段，詹姆斯又回到了他的“国际小说”，创作3部长篇小说《鸽翼》（1902）、《专使》（1903）和《金碗》（1904）。《鸽翼》中年轻的女百万富翁密莉也像伊莎贝拉一样落入了欧洲人的圈套，但她临终前的慷慨与宽厚赢得了她爱过的青年的真正的爱，使他感受到鸽翼的庇护和温暖。《专使》讲述美国人斯特莱塞奉命出使巴黎，帮富有的孀妇纽森夫人劝回滞留不归的儿子查得，这桩使命也将决定他自己与纽森夫人的婚姻。他发现查得在欧洲情妇的影响下已变得斯文儒雅，而他自己对欧洲文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好感，便放弃使命返美。《金碗》中美国富翁亚当和女儿梅吉心地纯洁、品德高尚，他们在欧洲寻到各自的伴侣，却发现岳母与女婿之间早有纠葛，关系暧味，他们宽厚的理智地解决了矛盾。作者赞扬美国人的单纯、忠诚和慷慨等美德，又赞赏欧洲悠久的文化传统，并在两种文化冲突中引进了仁爱的调和因素。詹姆斯发展了一套明确的小说理论，后人将它们编纂为《小说的艺术》（1934）等专集。他在小说技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在传统小说“全知叙述”和自传体叙述之外，又创造“意识中心”的叙述方式，从一个角色的“角度”叙述故事、铺展情节，如《贵妇人画像》便是把伊莎贝拉置于各种观点的汇合点。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从外部情节转向精神世界，成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他并不专注于人物的潜意识，而是力求尽可能细致地表现出感受和情绪，为反映细腻复杂的心理，他在后期作品中采用长而复杂的句式，大量加上修饰语和插入句，精雕细刻却失之于过度矫饰。

　　2、走入“黑暗的中心”：康拉德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原是波兰人，父亲是波兰反对沙俄统治的爱国者。他父亲早丧，由舅父抚养，17岁到法国马赛学习航海，后在英国商船队担任水手、船长，在海上生活了20年，到过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于1884年加入英国藉。他20岁时才开始学习英语，后来用英语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竟成为本世纪初最杰出英国小说家之一。

　　以航海为题材的小说是康拉德小说引入注目的一类，但他并不单纯写航海冒险故事，而是注意描写事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8），写“水仙号”商船上新来的强壮的黑人水手启航后便病倒在床，人们并不知道他是真病还是偷懒，有人无奈地侍侯他，有人却鄙视他。船遇上飓风，船员们面临自然力量的威胁，又遇到道德上的考验，作者显示友谊和同情对人类的重要。狂风恶浪的危急时刻，人们的强弱点、优劣面得到充分展示。康拉德的航海小说具有相当的心理深度。

　　康拉德的又一类小说是通过来自文明世界的白人在原始丛莽中的生活，探索人的灵魂。《吉姆爷》（1900）讲述大副吉姆在船难时弃船逃跑，引为终生耻辱，在东方小岛上寻到灵魂的安宁，他帮助土著居民击败敌人，获得“吉姆爷”的尊称。白人海盗的背信弃义使他失信于土人头领，他请死以赎罪孽。小说探讨了懦弱与勇敢、痛苦和赎罪、失败与精神复活等问题。作者自称是要表达“对失去尊严的痛切感。”《黑暗的中心》（1902）也具有多层含义。“中心”指形状象心脏的非洲大陆，也指人的精神世界。船长马洛率船沿刚果河进入非洲，一路听说白人库尔兹在丝林深处受到土著人的顶礼膜拜。待马洛历经艰验见到他，库尔兹早已在追求权财的欲望驱使下堕落成贪婪与凶残的殖民主义者，内心成为罪恶和黑暗的深渊。航行进入了黑非洲的腹地，也探索了人内心的黑暗世界。

　　《诺斯特罗摩》（1904）、《特务》（1907）和《在西方的眼睛下》（1911）等小说涉及政治与社会问题。诺斯特罗摩原是意大利海员，在南美哥斯达吉亚那当码头领班，勇敢正直，被拥戴为“我们的人”（意大利语为“诺斯特罗摩”）。在城市面临叛乱之际，他受银矿主之托将一船银锭偷运出港，藏在海中孤岛上，以后攫为己有，但心灵备受折磨。银子是全书的主要象征。

　　《特务》描写了发生在伦敦的受外国政府指使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活动。《在西方的眼睛下》写厌恶革命的俄国学生拉祖莫夫出卖了革命者遭到惩罚的事故，表露作者从小形成的对沙俄的仇恨。

　　康拉德曾说：“所有伟大的文学创作都是含有象征意义的，唯其如此，它们才取得了复杂性、感染力和美感。”他采用了印象主义的创作方法，素材不是通过直接分析，而是通过它在瞬间给人留下的印象表现出来，在不同时刻洞察真理的不同侧面，表达出各种象征意义。在小说结构上，康拉德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在多次穿插往复中将零碎、孤立的印象交织成完整图画，叙述角度也变化不定，剖析各种影响、动机、情绪、感受。他的小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及技巧上的创新，表明英国小说向现代主义发展。

　　3、在“联接”中寻希望：福斯特

　　爱·摩·福斯特　（1879——1970）与詹姆斯、康拉德一样，是小说从传统到变革时期的作家，作品继续了英国风俗小说的传统，也汲取了象征主义手法。他前半生以小说家闻名，后半生则在散文、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建树。福斯特少年入肯特郡坦布里奇学校，对“公学”令人窒息的气氛非常反感，后来他进入剑桥大学，热爱这里自由主义怀疑论的文化气氛。大学毕业后他游历希腊和意大利，地中海地区国家的风土人情感染了他，他感到英国缺少这种创造性和自由气氛。回国后他开始创作，他连续写了4部小说，都写到人的行为里自然与文化的联系，把自然看作人的创造性冲动和最深刻的真实的来源。第一本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表现了文雅又沉闷的英国人与粗犷又生气勃勃的意大利人的对比，是讽刺社会习俗的悲喜剧。索斯顿城信奉英国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菲力普姐弟及卡罗琳小姐远征意大利，去“不文明”的意大利夺回有英国血统的婴儿。卡罗琳爱上了自然热情的意大利人基诺，菲力普则决心与虚伪做作、压抑人性的“索斯顿”文化决裂。

　　《最漫长的旅行》（1907）书名取自雪莱《灵魂上的灵魂》一诗，指不自由的结合是“最令人厌倦、最漫长的一次旅行”，带有自传成分。故事写主人公基里婚姻的事业挫折的经历，表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小说不太成功。《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1908）描写英国姑娘露西游历意大利前后的经历，表现真实、自然的感情和虚伪、陈腐的观念间的冲突。作者的第四部小说《霍华兹别墅》　（1910）牢固地建立起他的文学声誉。中产阶级上层精明实干、但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威尔科克斯家、追求精神生活、富有同情心的希莱格尔姐妹及中产阶级底层穷愁潦倒的小职员伦纳德夫妇，都聚集在威家的霍华兹别墅，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明确提出了“联接起来”的主题，提出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应当“联接”起来，这样作为英国社会缩影的霍华兹别墅才能得救。小说中人、物、背景都具有象征和讽谕的含义。

　　1912和1922年，福斯特两次游历印度。《印度之行》（1924）是作者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把“联接起来”的思想扩展到不同民族、文化。印度殖民官的母亲穆尔夫人和未婚妻奎斯提德小姐到印度来探亲。在一次游览山洞时，奎斯提德在幽暗闷热、回音绕耳的洞里神思恍惚，感觉有人侮辱了她，陪同游览的印度人阿齐兹蒙受了不白之冤。围绕这一事件，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矛盾激化。阿齐兹虽被无罪开释，两个国家与民族间的隔阂加深了。对作者来说，这种民族冲突主要不是来自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对立，而是充满偏见、缺乏同情的“精神发育不良”与善良真诚之间的矛盾，他关心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问题。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是作者最富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岩洞事件标志着由清真寺开始的英、印谅解友好已失败，结尾描写印度教庆祝爱神诞生的盛典，对未来又透露一线希望。

　　福斯特的　《小说面面观》（1927）是关于小说艺术的经典性论著，有关小说人物部分尤为著名，只具备一种气质的“平面人物”和立体的“浑圆人物”，成为后来评论家常引的术语。

　　第二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文学的多元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多，战火从西欧蔓延到亚非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战后的英国虽然是胜利国，但是在战争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国力愈益下降。1920年下半年起，英国经济衰退，失业工人激增。爱尔兰成立“自由邦”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相继获得自治权，都动摇了大英帝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的物质损失，几乎相当于又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对社会危机日益悲观，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怀疑日深，资产阶级现代哲学思想日益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作家认识到社会生活的荒诞、物质环境的异化、人的自我存在的危机，反映危机的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主要的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意识流和心理探索小说等现代派文学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创伤和摆脱危机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

　　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多元化的面貌。30年代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国际上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上台执政，结成侵略“轴心”，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直接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家不满现代主义文学回避现实、表现自我和艰深晦涩的倾向，社会讽刺作品和左翼进步文学兴起。奥·赫胥黎（1894—1963）和伊夫林·沃（1903—1966）是20、30年代的著名的讽刺作家。赫胥黎早期社会讽刺小说《克鲁姆庄园》（1921）、《旋律和对位》（1928），描绘了一战之后各类知识分子的漫画，小说以对话为主体，在机智、幽默的冷嘲热讽之下潜伏着对社会传统道德、宗教信仰、爱情生活等方面深深的失望和谴责。他在30年代变得更为悲观，在《美好的新世界》（1932）里描写了反面乌托邦。沃是一次大战后描写上层社会生活的讽刺小说家，并被看作是英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他着力描写社会，特别是上层的道德沦丧，反映战后普遍的幻灭和悲观情绪。《一捧尘土》（1934）比他早期的闹剧式作品要严肃。通过托尼不幸的婚姻和归隐森林的经历，把可笑与可悲揉和在一起，描写理想遭到背叛和践踏，社会成了艾略特所说的精神“荒原”。在后来的作品中，赫胥黎和沃都改变了方向，但他们早期笔锋犀利的讽刺小说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心情，影响很大。

　　随着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加剧，英国工人阶级文学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有“红色的三十年代”之称。罗伯特·特莱赛尔（1868—1911）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06—1910）、爱尔兰剧作家奥凯西表现共产党人反法西斯斗争和工人罢工的《星变红了》、《送我红玫瑰》、林赛描写宪章派运动的历史小说《一八四八年的人们》（1947）、苏格兰作家吉朋　（1901—1935），反映苏格兰人民觉醒和斗争的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　（1946）、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阿米德歌颂列宁的诗歌等，都是工人阶级文学优秀的组成部分。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30年代再度抬头。克朗宁（1896—）继承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关注现实的精神和结构布局方式写作《城堡》（1937）等小说。普利斯特利　（1894—）的　《好伙伴》（1929）描写一个流动乐团的滑稽、冒险经历，表现英国乡镇小村的生活图景和众生相，从题材到风格，颇有狄更斯之风。衣修午德　（1904—）自称是“一部快门开着的照相机”，忠实地反映生活，写作了以希特勒上台前的柏林为背景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55）、《再见吧，柏林》　（1939）。

　　英国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在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到本世纪20年代，真正成为一种充分独立的文学体裁，并出现像曼斯菲尔德这样单独以短篇成名的作家。如果说前面说过的毛姆的短篇小说是莫泊桑式的，以客观、清晰的方式叙述完整、戏剧性的故事，曼斯菲尔德（1888—1923）则深受俄国作家契诃夫印象主义式的短篇小说风格影响，她的《幸福集》（1920）和《园会集》　（1922）中的小说，努力捕捉人的心灵对自我和人生顿悟的时刻，从侧面加以暗示，意味隽永，对短篇小说艺术发展有很大贡献。

　　二、现代主义诗歌

　　1、“荒原”诗人艾略特

　　托·斯·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1941年定居英国，1927年入英国籍。他是文学界公认的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还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现代西方文坛的影响几乎无人可以比拟。

　　艾略特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和逻辑学，受到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的影响。1910年毕业后，他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听过哲学家柏格森的课，接触到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象征主义诗歌。1911—1914年他在哈佛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接着又到德国和英国学习，因一次世界大战而中辍学业。移居英国后，他当过拉丁文、法文教员和银行职员。1917—1919年，他担任先锋派杂志《自我主义者》的助理编辑，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使之成为有影响的国际性刊物。他从1909年起发表诗歌，出版了《诗歌》（1909—1925）、《诗集》（1909—1935）、《四个四重奏》（1944）《诗集》（1909—1962），从1934年开始，致力于创作诗剧，他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及各种荣誉，成为英美小说界最有地位的人。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是艾略特在美国名诗人庞德鼓励下发表的第一首重要诗歌，以第一人称口气叙述的形式，写上流社会一个庸碌的青年在求爱途中的矛盾心理。“我”（即普鲁弗洛克）与一个身份不明白人同去沙龙会见“她”，他敏感多思，自称“并不是哈姆雷特，也不想当哈姆雷特”，在世界和恋爱面前，他都觉得胆怯，畏缩不前，“似乎是个小丑”。不仅诗歌人物与浪漫派诗歌中英雄们大相径庭，在表现手法上也完全突破了传统诗歌特点。诗人用了奇特的象征、比喻手法，如把暮色此作“像一个病人吸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把黄色的雾暗喻为蹭背磨嘴的猫，诗中引用于圣经故事、文学作品又赋予新意的句子有十几处。1920年《诗集》中最著名的是《小老头》，写一个年迈孱弱的老头“没有鬼魂”，“等待下雨”，集中反映一次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精神空虚、贫乏和绝望。

　　长诗《荒原》（1922）是艾略特的代表作，也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一个里程碑。诗人从两部人类学著作中受到启发，套用了亚瑟王寻求圣杯的“神话结构”。他模仿音乐家贝多芬五乐章奏鸣曲的形式，将434行的长诗分为五章。“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他让荒地滋育出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搅在一起，又用春雨／催促迟钝的根芽”，第一章　《死者葬仪》以死气沉沉的春天开头，荒原上凄凉干涸，破碎的偶像承受太阳的鞭打，枯死的树没有遮荫，焦石间没有流水的声音，尘土里存在恐惧。“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大战后的西方文明世界和西方人被笼罩在死亡的荫影下。第二章《对弈》描写上流社会与酒吧间中下层妇女市民的生活，贵妇人豪华奢侈，无病呻吟，下层妇女谈着生活琐事，她们的生活显得同样没有目的和意义：“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脑子里究竟没有什么？”第三章《火诫》写世俗的人们受着欲火的煎熬，生活庸俗、猥亵，但火也是再生的象征。第四章《水中的死亡》更直接指向死亡的主题，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淹死在水中，死难以避免，而“水”又暗示再生。第五章《雷霆的话》里，作者继续描写荒原枯竭的惨景。这时雷声隆隆，“然后是一阵湿风／带来了雨”，雷霆传达上帝的旨意：“舍予、慈悲、克制”。这首诗大量引用或改动欧洲文学中情节、典故和名句，用了包括梵文的六种语言，结合象征主义和玄学派诗传统，写出了一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荒原”成为危机中的西方文明的象征。诗人也宣传了天主救世的思想。

　　艾略特的其他诗作，如《空心人》（1925）描述了“脑袋瓜里装了一包草”的西方“现代人”，因此世界“只是呜咽了一声”就告终。从《爱俪儿诗歌》（1927—1930）开始，艾略特诗中宗教气息变浓，《圣灰星期三》（1930）宣扬服从上帝和悔罪的教义。

　　《四个四重奏》（1935—1941）是一组哲学、宗教冥想诗，借用他补助先和自己生活中值得纪念的四个地点为诗题，中心主题是通过个人经历、历史事迹等，抒发对时间、生命的空幻感，表达始与终、生与死互相循环的思想，宣扬谦卑和原宥精神。

　　艾略特后期最主要的作品是五部诗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是最成功的，描写117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谋杀的事件，歌颂他为世人赎罪献身的精神。艾略特复兴了希腊古典诗剧，打破了100多年来英国剧坛以散文剧为主的局面，这成为这时期戏剧方面最重要的事件。奥登和衣修午德在30年代写了政治诗剧。

　　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艾略特也有很高的建树。他早期针对浪漫派诗作，提出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诗人感情进入作品前须先经“非人格化”转为普遍性的艺术性情绪的过程，要寻找“客观对应物”来表现情绪，即以一套事物、一串事件来象征暗示。他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1917）、《批评的功能》（1923）等，他的文学批评对英美新批评派起了开拓作用。

　　2、“奥登派”

　　20年代末期诗坛上出现以奥登为主的深受艾略特影响的一批青年诗人，他们毕业于牛津，故称“奥登派”或“牛津派”诗人。他们抗议社会弊病，寻找30年代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奥登（1907—1973）在当时与艾略特齐名。他早期对马克思学说和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诗歌重点描写社会和个人问题，充分表现对政治现实的忧虑和关心。后期作品由激进的政治观点转向对人性悲剧的探索，基调为怀疑和讽刺。“奥登派”的另几位诗人是斯彭德（1909—）、刘易斯（1904—1972）和麦克尼斯（1907—1963）。斯彭德将浪漫主义与现代题材和态度相结合，具有雪莱式对友爱和美的追求和轻灵诗风。刘易斯和麦克尼斯都很有古典气息。来自威尔士的诗人迪伦·托马斯（1914—1953）不属于“奥登派”，但在这时期也很有影响。他狂歌豪饮，倜傥不羁，诗风高度个性化，感情激扬起伏，讲求词的音韵和联想效果，与艾略特、奥登和其他当代诗人理性、简炼的诗风截然不同，被视为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最好的诗作是　《死亡和出场》（1946），诗题是与人们关系最为紧密的：生、死、爱。他对人生时有悲观，但从不冷嘲。他的诗一反当时大多数诗的阴冷绝望。为读者提供了活力与温暖。

　　三、现代主义小说家

　　1、以自然本性抗拒机械文明：劳伦斯

　　戴·赫·劳伦斯　（1885—1930）是本世纪初出现的最有独创性、引起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他努力揭示人性隐秘深处，借此批判现代工业社会。他和乔伊斯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进入了高潮时期。劳伦斯出生于英国中部的煤矿工人家庭。父亲酗酒暴躁，母亲有一定文化修养，把情感和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1906年劳伦斯进诺丁汉大学学习教师专修课程，在这期间，他开始写作小说。1912年他与一位教授的妻子、贵族出身的德国女人弗莉达相偕私奔到国外，在匆匆行程中劳伦斯完成了成名作《儿子与情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的经历很不愉快，他和弗莉达居住在英国乡村农舍·但他妻子的德国国籍和他本人的反战态度，招致警察前来驱逐。他与作家奥·赫胥黎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人们和谐相处、躲避现代生活的乌托邦庄园，也没有成功。他飘泊旅行，一直创作不辍，直到1930年死于肺病。生前他备受指责，《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被视为淫秽读物禁止出版，死后他的声誉日隆，被看作本世纪最有天才和影响的作家之一。

　　劳伦斯写作了小说、诗歌、戏剧、游记和哲学、心理学及历史著作，以小说成就尤为突出。他一生不满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现存秩序，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自然关系遭到工业化社会的破坏。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1911）就表达了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与散发铜臭的工业文明间的对立。有很大自传成份的《儿子和情人》（1913）为作者赢得了广泛声誉。保罗是矿工的儿子，他的母亲对粗暴的丈夫感到绝望，向儿子寄托全部情感，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影响了保罗与其他姑娘的恋爱。女友米丽安追求的精神恋爱和他与女工克莱拉的肉体恋爱都不能让他满足，直到母亲去世他才在精神和感情上摆脱了控制。小说在表现大工业生产给矿工家庭造成不幸的社会批判主题时，更多探讨了人物经历中的心理学问题。保罗与母亲的关系成为弗洛伊德关于男孩恋母憎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倒证。

　　《虹》（1915）是劳伦斯突破旧的传统手法，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派作家的转折点。通过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新调整来拯救堕落的“文明”社会，这是劳伦斯与福斯特相似的一个思想观念，但他把建立“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作为关注中心，他认为：“我只能写我特别有所感触的东西，在目前，这就是指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和旧关系，这毕竟是当前面临的问题”。《虹》通过自耕农布兰文的三代家史，寻求建立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第一代汤姆夫妇生活平淡无奇，第二代威尔与安娜的婚姻充满了分歧冲突，缺乏精神和谐。属于第三代的厄秀拉是小学教师，满怀对现存秩序的叛逆精神，探索新型的男女关系。她爱青年军官安东，但不满他盲目为帝国的扩张政策效命，关系终于破裂。《虹》的姐妹篇《恋爱中的女人》（1921）围绕两对男女的离合展开，进一步探索在工业社会里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问题。厄秀拉和伯钦在经过各自波折后，在保持各自个性的基础上结合，共同探索实现和谐关系的途径。年轻的煤矿主杰拉尔德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在企业管理和个人生活中都实行“非人的机械原则”，矿工们失去了生活的欢乐，他自己想借与古特伦的恋爱填补精神空虚的企图落空，在冰雪中冻成“一团冰冷沉默的东西”。小说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应用大量象征去探测心理深度，小说中天空悬浮的彩虹成为20世纪英国小说中著名的象征，“是圆满美好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象征，是新世界的象征”。他的小说中许多经常重复出现的象征，含义复杂，如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月光的形象与厄秀拉的形象常融合在一起，一般评论认为月亮象征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胜利。

　　一次世界大战后的4部小说表现出战后的没落和空虚感及对生活新义的追求。　《迷途少女》（1920）里北部工业小城中的姑娘爱尔维娜跟着流浪的意大利艺人出走，去了荒僻乡间。《亚伦的杖杆》（1922）里擅长吹笛的矿工亚伦挣脱家庭的束缚，出走以发挥艺术才华，在伦敦他与另一位作家建立起男性间的友爱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爱更加广泛。《袋鼠》（1923）和《羽蛇》　（1926）分别以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为背景，表明劳伦斯试图在欧洲文明以外寻求人类获得新生的途径。《羽蛇》中墨西哥人试图恢复天与地、灵与肉结合的土著宗教，推翻独崇精神的天主教。

　　《哈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描写了哈特莱夫人康妮与猎场看守人梅勒的性爱故事，揭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机械文明对生机和人性的扼杀，丧失生殖能力的哈特莱爵士成了丧失生命力的工业社会的象征，作者想以康妮与梅勒自然美好的性爱关系去恢复工业社会的生机。

　　劳伦斯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较大的现代作家之一，他注重描写心理，探究人的潜意识和性本能，但他又与弗洛伊德有分歧，痛恨机械文明代表的理性对人纯真的爱的本能的扼杀。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和人的价值的摧残，但把完满的两性关系作为治疗社会痼疾的药方。他的小说把社会批判与心理探索主题、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技巧结合得非常出色。

　　2、离经叛道的探索者：乔伊斯

　　劳伦斯的小说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因素中加入了象征主义的革新成份，而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创造出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意识流小说是本世纪初兴起的以与传统的写实手法不同的创作方法写成的小说，它是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意识流”的概念，认为人的意识是流动不已的“思想流”、“主观生活流”，通常是不符逻辑和理性的。柏格森和弗洛伊德又发展了心理时间和非理性、无意识的观点，促进了意识流方法的形成。面对现代社会的变幻不定，现代人精神上的矛盾复杂，一些作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过描写外部具体事物动作来表现生活与人物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被认识到的复杂性，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寻求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它打破了传统小说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的直线发展的结构，随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常常是由一个事件或情景引发，人的意识向四面八方发散又收回，构成放射形的枝蔓式的立体结构。英国真正的意识流小说始自多梦茜·理查逊（1873—1957）的《人生历程》（1915—1938），在乔伊斯和伍尔芙的创作中达到高峰。

　　詹姆斯·乔伊斯（188—1941）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穷公务员家庭，从小在天主教学校接受古典文化和宗教的教育，青年时代在都柏林大学学习现代语言。他开始厌恶宗教教义，不满狭隘闭塞的爱尔兰生活，为了摆脱来自民族和宗教的影响和压力，客观地进行文学创作，他自愿流亡到欧洲。他在欧洲各国飘泊，经济窘迫、眼疾严重，作品又屡遭出版上的困难和出版后的指责，但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了四部小说，两卷诗和一部戏剧。

　　乔伊斯20岁时开始流亡，至59岁去世只有几次短期回故乡访问，但他的小说题材和人物都集中在都柏林。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描绘了都柏林中下层市民平凡的日常生活琐事，15个短篇各自独立，但有共同的主题，即在首篇首页点出的“瘫痪”。作者要为其开头3篇从一个逐渐长大的小孩的意识表现出人们对理想的本能追求、在倦怠衰朽的环境里的幻灭，在“精神感悟”中结束。《伊芙琳》开始用第3人称叙述。少女伊芙琳想跟随外国水手逃跑，但最终失去了勇气。《一小朵云》里小查德勒与海外归来朋友重逢，伤感自己在家乡的一事无成，《会计室里的常青藤日》、《一位母亲》和《恩惠》从政治、文化、宗教三方面反映“瘫痪”的主题。《死者》是小说集中最后一篇，也是英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大学教师加布里埃尔与妻子同去参加节日聚会，晚会上一首旧歌引起妻子对往日情人的怀念，本来心情颇佳的丈夫感到愤怒和妒嫉，他反省之下，醒悟到自己情感生活贫乏、苍白，窗外纷飞的大雪，笼罩着生者与死者，主人公逐渐领悟了生死、爱恨的意义。小说中现实主义手法与象征主义技巧交替融合。

　　《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表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精神的成长过程。全书共分5章，每章记录主人公精神成长的一个阶段。小说以斯蒂芬的童年时代开始，在教会学校，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在家里，大人们讨论爱尔兰政治和宗教问题。第2章记述斯蒂芬成年过程中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感情和理性的斗争。第3章里，斯蒂芬在宗教中寻找灵魂的安宁。第4章虽短但很精彩，斯蒂芬面临是否终生献身宗教的问题，在海边，他经历了精神感悟的时刻，他发现站在水中的小姑娘“点缀着令人惊异的人间的美”，听到了生活的召唤，要到艺术创作中去寻求理想和事业。在最后一章里，斯蒂芬进入大学时代，他与同学们讨论艺术和美学的问题。在结尾他表明自己与家庭、宗教和国家彻底决裂的决心，“我决不会为我不再信仰的事业去效力。无论你把它称作我的家庭、我的祖国还是我的宗教。我将以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尽情地、充分地抒发我的热情……”。他远去欧洲，去自由地追求理想。

　　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相当丰富。不同的章节运用了儿童稚语到学究文风的各种语言风格，适应主人公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因为题材是传记性的，作者大致按现实主义小说的时间顺序来叙述，但这部传记又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作者采用了打破时间顺序、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的意识流手法。并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来揭发人物意识活动。主人公的姓氏与神话中制造翅膀飞出迷宫的艺匠的名字相同，及鸟、水、路、牛等事物都孕有象征的意义。

　　《尤利西斯》（1922）是现代小说中最富有实验性、也引起最多争议的小说。小说分为3大部分、18章，叙述3个都柏林人——广告经纪人布罗姆和妻子、歌手莫莉及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一天的生活和感情活动，小说完全是以意识流手法讲述的。小说开头，斯蒂芬流亡1年后回家看望病重母亲，第一部分便讲述他早上去学校教历史课，以后漫长海滨，思考历史、哲学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布罗姆的日常活动，他参加朋友葬礼、安排广告事宜、前去吃饭、挂念家中不贞的妻子。在傍晚他遇见斯蒂芬，早已失去儿子的他激起了父爱，整晚随斯蒂芬去游荡，将喝醉的他带回了家。小说最后部分则是莫莉入睡前的种种思想活动，在莫莉长达40页的混乱的意识流动中结束。

　　小说取名《尤利西斯》，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作者把一个极平庸的现代人布罗姆在都柏林的一日游荡与尤利西斯的10年飘泊相比，在人物、情节、结构上都与史诗存在对应关系。但是，古希腊那种高尚的英雄气概的平庸、渺小的现代人身上已不复存在。布罗姆这个现代尤利西斯成了商业社会里忙碌奔波的凡夫俗子，在都柏林人中感到孤独的犹太人，失去了和谐、融洽的生活环境，忍受妻子的不忠、别人的侮辱，一派无奈的宽厚。处处寻父又帮助父亲恢复家园的勇士忒勒马科斯成了精神困惑彷徨的斯蒂芬，在布罗姆身上寻找到他“精神上的父亲”。忠于爱情的王后珀涅罗珀成了追求肉欲的莫莉，她的纵欲是道德衰微年代的一个缩影，斯蒂芬代表人的智力，莫莉代表人的肉体，布罗姆则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仁慈、正直又受挫、困惑的现代人。

　　作品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人物心理，在莫莉身上达到高潮，她在睡意朦胧中意识无限制、不停顿地流动，大段没有标点、没有大写字母、超越语法常规的内心独白，在凌乱跳跃中自有秩序，和盘托出一个女性内心隐秘。作者在写作技巧上作了许多创新，他运用不同色调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描写不同的人物与情景，如描写斯蒂芬的沉思漫步，使用哲学术语、罕僻词语等，表明他的学识素养；在记录布罗姆琐碎生活时，多用具体、口语化的生活词汇，各章节的写作手法也配合特定的内容，学校的一章采用课堂上惯用的问答形式，产院的一章语体上模仿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各种文体，与胎儿的成长过程相应。作者还大量引用文学、神话、历史的典故，使用外来语、双关语，并自创一些新词，在创作手法上努力独辟蹊径，写出现代西方生活的百科全书。

　　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比《尤利西斯》更为艰涩难懂，主要写一个酒店老板伊厄威克及家人的一夜噩梦狂想，在梦中溶进大量神话、宗教和历史的典故。书中各个部分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描述的时代相应。维柯认为人类历史由宗教、英雄、人类、混乱4个时代组成，周而复始，盘旋上升，小说中所有的人至日月星辰都表现无休止的升降、沉浮、兴衰。书的结构也符合这一循环思想，小说终结的字正是开头的字。作者使用时空错位、任意联想等意识流手法，大量创新词，借用了十八种外语，双关语、象征、隐喻，比比皆是，它彻底背离了传统小说的基本概念，使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尽管乔伊斯自认这是他的杰作，评论一般都推《尤利西斯》为他的代表作。

　　3、“到灯塔去”：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意识流小说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她沿循乔伊斯的道路，又有所发展。她出身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学者和出版家，家中文学名流出入。她虽未受正规教育，但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中成长。1904年父亲去世后，她和兄弟姐妹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住宅成为文学中心，其中有小说家福斯特、詹姆斯、诗人艾略特等。1912年，她与报界人士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于1917年共同创办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她还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宣传妇女的选举权、教育权、精神独立性，她的《自己的房间》（1929）成为关于女性文学的传世佳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英国后，她感到恐惧不安，加上自幼的精神病不断恶化，于1941年3月投水自尽。

　　伍尔夫最初的两部小说　《出航》（1915）、《夜与日》（1919）属于传统小说范畴。　《雅各布的房间》（1922）是她第一部意识流作品，不再以连续的故事叙述雅各布的经历，而是在一连串场景变换中显示他的成长与活动。也正是在20年代，伍尔夫对当时以贝内特、威尔斯和高斯华绥为代表的传统创作追求逼真地表现外部世界和事物表面现象，不深入人物内心，而只有人类的内心世界是“实在的”、“永恒的”，要像乔伊斯等作家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内光”，她倡导现代主义的、特别是“意识流”的表现方法。

　　《达罗卫夫人》（1925）表明伍尔夫脱离了传统的轨道。小说记述　15个小时内一位上层社会妇女的内心活动，达罗卫夫人为准备家庭聚会上街买花，在车声人语里她想起几十年前婚姻的选择、与女儿的关系等等，她听到街上传来的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也让一个在大战中精神受创的老兵吃惊，引出了一个并不相干的人物，共同表现“神智清醒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观察之下的世界”。

　　《到灯塔去》（1927）以作者幼年生活为基础，以她父母亲为主要人物原型，具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小说描写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一次大战前夕于苏格兰西北沿海小岛上度假的一段生活，表现人物思想和感情，在现代生活的混乱无序中，寻找自我隐退而享受谐调、秩序、稳定可带来的快乐的世界。小说开始时拉姆齐太太傍晚临窗眺海，思绪脱离尘世的烦恼，无意中飞抵另处一个世界——远处灯塔所在的地方，在宁静的瞬间自我与世界结合一体，孤独感、疏远感顿消，感到超脱和满足。她是帮助各个孤立的宾客和松散的家庭成员间建立友好稳固联系的纽带。十年沧桑，女主人去世，一个儿子死于战场，一个女儿因难产丧生。拉姆齐家又重返海边，拉姆齐先生带子女和船驶向灯塔，父子间隔阂渐消，似乎达到拉姆齐太太努力建立的和谐关系。画家布丽思科小姐也经历了精神上的感悟，在作品中达到了她向往的境界。全书象征色彩浓厚，生活与人物似乎笼罩在一片透明的灵光下，她的小说享有“散文诗”的盛誉。作者发展了《达罗巴夫人》对时间的实验，人物的精神活动是按心理时间进行的。

　　《浪》（1931）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几乎完全排斥外部活动的描写，突出强调人物内心的生活。构成小说情节基础的是6个人物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为了在冷漠嘈杂社会里确立自己身份的努力，以日出到日落的变化代表他们从童稚到衰老的时光流逝，以他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波动表明他们的经历。行文的风格随他们智力与年龄的增长而渐趋复杂。

　　伍尔夫重要的小说的最后一部是　《幕间》（1941），描写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英国乡村里化装庆祝会上的活动。“幕间”指古装演出各幕间观众、村民之间谈话，也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在这4部小说里，伍尔夫贯彻自己的艺术理论。她主张要按人们日常生活中接受各种印象、作出各种反应的真实方式来创作小说，做到没有作者的介入、没有外物溶入的客观叙述。伍尔夫的意识之流不时流转于不同角色之间，往往在不明显改变风格和技巧的情况下由一个意识变为另一个意识，突出表现在《达罗己夫人》中，成为伍尔夫意识流技巧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在《浪》中，她又有意地使6股意识分流。

　　伍尔夫的小说缺乏乔伊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但她深刻反映了一战前后和两次大战间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她的感觉特别敏锐细致，对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尤为关注。

　　意识流小说家对意识手法运用不尽相同，有的整部使用，有的章节使用，在二次大战以后，意识流技巧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其他技巧配合使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成为现代文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文学技巧之一。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更新发展看未来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洁劫，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五分之四的人卷入战争。英国人民在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表现出勇气和团结的力量。战后的英国经济状况愈见衰竭，政治、军事实力逐步衰落。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大英帝国”的结束大大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地位，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事实：英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而仅仅是美苏冷战的旁观者。英国工党在执政的6年中，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将私有工业企业、矿山、铁路国有化，实行免费医疗和发放老年抚恤金等制度，改革教育制度，使像哈代笔下的裘德这样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工人们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工党采取的措施为要求改革社会结构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但是“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改革的进程滞留不前，人们感到建立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理性、理想、信仰、道德等观念动摇以至轰毁。二次大战前在法国产生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欧洲各国，世界是混乱荒诞的、人生是荒谬虚无的思想弥漫。

　　战后文学各种流派及倾向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和渗透。这时期没有产生象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这样有影响的大家，也很难说哪种文学流派或倾向绝对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小说与戏剧中的“愤怒的青年”和诗歌中的“运动派”，抨击时弊、抒发怨愤，关注现实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及60年代默多克等作家的哲学寓言派小说则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从哲学角度探讨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创作上多采用寓言、象征等技巧。在法国新小说和文学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后期和70年初，英国小说中还出现了约输逊为代表的“形式革命派”，试图彻底摈弃传统结构，他们在小说中将各类文体及图片、手稿摹迹等混排，书中全页空白或挖洞；活页小说则可以找任何次序阅读，将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推向极端，二次大战以后变化发展了现代主义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以别于20年代高潮时期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

　　尽管战后文学在独创性和影响性方面不如战前文学，但老将新秀的佳作不断出现。对于战后至今40余年的文学，由于缺少时间的距离，我们还很难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或较为公正的评价，对于未来文学发展的面目我们更是难以预测。但是，无论文学如何随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这种人类认识世界的美学手段、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将与人类共存。

　　二、变化的诗风

　　1、“运动派”诗歌

　　50年代，一批诗人、批评家想要复活战前西方文化的艺术形式和人文主义内容，以“运动派”而著称。他们不赞成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所表达的反文化和反人文主义倾向，不赞成艾略特向古典文化和宗教寻找出路的方式，也不愿回复呆板的传统形式，他们试图在僵硬的传统和抽象的存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有的评论家认为“运动派”诗人写作方式上过于拘谨和斯文，有的评论家又称赞他们在恢复传统文化方面采取的审慎、理智的态度。“运动派”诗人在50年代以后大多改变了写作风格。

　　菲力普·拉金（1922—）是“运动派”的代表诗人。他以哈代为榜样开始写诗，诗题广泛，常表达在当今社会中直面人物所需要的勇敢精神，诗风简朴优雅。他们第一部诗集是《受骗较少的人》（1955—），尽力避免　30年代“奥登派”诗歌的政治狂热和40年代诗歌的过份感情化。唐纳佳·戴维与拉金同龄，是运动派的诗人和理论家。他提倡英国18世纪新古典诗歌的简朴、清晰风格，避免晦涩，但同时他又乐意接受现代诗风影响，并不固守传统。他有4部诗集，诗的词汇丰富、有想象力，既有文言古词，又有现代俚语。

　　2、60年代诗人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诗坛每10年都有一位具有代表性和富有影响的诗人。

　　20年代出现了艾略特，30年代有奥登，40年代和50年代分别以迪兰·托马斯和拉金为代表，60年代的代表人则是特得·休斯（1930）。他深受叶芝的影响，在剑桥大学接受的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对他诗作的题材和风格很有影响。他以粗犷、时而断裂的诗行描写动物的狡诈和凶猛，写人的诗则强调人性本能和兽性的一面。他的第一部诗集是《雨中鹰》（1957），一开始便以强烈的感情、出色的想象显示出与50年代“运动派”诗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州人内心的混乱及动物和人身上表现出的盲目、狂烈的本能力量，成为他诗作两个重要的主题。他的第二部诗集《卢泼卡尔神》（1960）诗题来自罗马神话中牲畜之神，表现动物狂暴的世界及人在忍耐极限时的野蛮，情感狂放而诗风明晰连贯。1961年，他与诗人托姆·盖恩合作出版了诗集，自己又独立完成了一些诗作。1970年出版的长诗《乌鸦》采用民间文学素材，诗中的乌鸦聪慧、强悍，能战胜一切灾难，而另一角色上帝有时是乌鸦的伙伴，有时又是敌人和对手，常常是被动的。长诗表现在无情、敌对的宇宙和社会中人们艰难生存，悲观色彩浓郁。

　　特德·休斯的诗作影响很大，一些年轻人模仿他的诗题、诗风，形成了“特德派”。还值得一提的是休斯的妻子西尔维亚·普拉斯，一位著名的美国诗人，于1963年自杀。她的悲剧色彩的诗与休斯的诗有密切的联系。

　　托姆·盖恩（1929）是60年代仅次于休斯的重要诗人。他的早期诗作曾收入“运动派”诗集，赞美人与命运斗争的勇气、精神，诗的风格上具有男子汉气概。《我的悲哀的船长》（1961）开始诗风发生变化，进取的纠纠雄气减少了，代之以细致的思索，显示出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和马里安·莫尔的影响。《魔草》（1971）是他的优秀诗作，取材《奥德修记》中尤利西斯凭借魔草战胜女妖魔法的故事，表现人性内在的，具有心灵洞察力和生动、成熟的风格。盖恩长期居住美国，作品中包含两种文化，许多评论家把他称为“盎格鲁——美国”诗人。

　　三、戏剧的再次振兴

　　1、“愤怒的青年”戏剧

　　1956年，英国上演了一出新戏：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这是一批被称为“愤怒的青年”的戏剧家、小说家中的重要作品，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第二次高潮的开始。“愤怒的青年”是本世纪50年代英国文坛上重要的文学运动，反映战后英国社会人们的思想情绪和苦闷，年轻一代不满足于光是生活好一些，他们期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构形式，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青年作家们由不满而痛苦，由痛苦而愤怒，以小说和戏剧作品来抒发，这场运动随着《愤怒的回顾》的出现达到了高峰，“愤怒的青年”剧作不仅反映了一代人积聚的不满情绪，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戏剧方向：即写反映下层阶级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有的将它与舞台上流行的起居室为背景的喜剧相对，称为“厨房水槽”剧。剧中以工人阶层的人物为主角，反叛社会中上层资产阶级，但他们表达的情绪不限于工人阶级，而是整个英国社会青年一代的不安、躁动和挫折感，向社会提出情感强烈的抗议。1956的以后，剧坛呈现活跃景象，许多剧作家写作现实剧、荒诞剧，或二者因素兼而有之的戏剧。英国戏剧至今仍是西方戏剧中最有活力和影响的部分。

　　约翰·奥斯卡（1929）出生于大危机开始的那一年，12岁丧父，母亲是酒吧女侍。他先是为杂志工作，但在戏剧事业中找到志趣和才能所在。《愤怒的回顾》上演引起观念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产生很大的共鸣。主人公吉米·波特出身工人家庭，在战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尽管他有才能，但他明白上层社会总是在他们上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只有向出身中产阶级的妻子艾莉森发泄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作者在剧中恢复了忽略已久的戏剧手段：激烈的长篇演说，借人物之口抨击时政，表现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一代人的焦虑心理。戏剧形式上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手法，全剧主要是主人公独白，略加上其他角色的话。《演唱者》（1957）中的音乐厅演唱者阿基莱斯也是生活道路上的失败者，在时代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父子两代喜剧演员的命运成了摇摇欲坠的帝国的象征，他的历史剧《路德》（1961）享有盛誉。奥斯本60和70年代创作的剧作都不如他作为“愤怒的青年”戏剧代表时的创作受到热烈欢迎。

　　阿诺德·威斯克　（1932）也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性剧作家，对50年代戏剧更新作出了贡献。他常以伦敦东头的犹太家庭为题材，表现个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　《大麦鸡汤》（1958）从犹太人观点向分崩离析的英国社会提出抗议。战前，穷苦的犹太工人因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而团结在一起。战后，年轻一代发生了变化，比他们的长辈更个人化，到60年代，已长大成人的青年们有的致富，只顾自己；有的仍然受穷，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只有30年代的老共产主义者还坚守信念，但他们已老弱，徒劳地劝说儿辈去关心整个社会。这部剧作与《根》（1959）、《我在谈论耶路撒冷》（1960）构成了《鸡汤》三部曲，1960年上演时给观念深刻印象。作者把戏剧看作使人们逐步觉悟的手段，把工人阶级从怠惰漠然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引向社会主义，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威斯克非常熟悉社会俗语和地方方言，戏剧对话采用通俗语言，后来的剧作在现实主义手法上又加上了寓言色彩。

　　2、荒诞派戏剧

　　荒诞派戏剧是战后西方戏剧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于50年代初出现于法国。尤内斯库、贝克特、阿达莫夫等剧作家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写作手法，借助各种舞台手段，揭示人生的荒诞性、人类存在的虚无性，以荒诞的形式来表现荒诞的内容，反映荒诞的世界和人生。合乎逻辑的传统戏剧结构被杂乱无章，几乎无情节的表现方法所取代；具体的时间、地点不复存在；稀奇古怪的舞台形象、机械可笑的动作、灯光和音响的特殊运用，文不对题、毫无意义的语言，共同体现人生现实的不合理性。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从50年代后期起传遍西方。

　　塞缪尔·贝克特　（1906—）是法国籍的爱尔兰人，用法语写作，又把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译成英语。他学生时代游历巴黎时，曾担任现代派作家乔伊斯的秘书，深受他的创作的影响，1936年后定居巴黎。他从20年代末开始写作，最初写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他的现代主义诗作《婊子镜》（1930）比艾略特的《荒原》还要晦涩难懂。在1946—1950年之间他写了三部曲小说

　　《马洛依》、《马隆纳之死》和《无名的人》。他的代表作是剧本《等候戈多》（1952），这也是荒诞派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戏没有什么情节，两个主人公在一条村路上自称等待戈多。第二天枯树长出了新叶，两人还在苦苦地等待。他们胡言乱语，行为荒廖可笑，等待戈多是唯一的生活内容和精神支柱，可是就连虚无飘渺的希望都“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剧中都未作交代，没有剧情的发展，没有戏剧冲突，出现的是乡间荒野枯树和似乎失去正常思维、语言能力的人物，正是在这混乱、荒诞中揭示了“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境地”。在《最后的一局》（1957）、《啊，美好的日子》（1961）等剧作里，人物不是轮椅中的瘫痪者，垃圾桶里的残废人，便是浑浑噩噩的混世者，他们身残志缺，精神空虚，没有希望，在啰嗦的废话、无聊的举动中苦捱时光。

　　哈罗尔德·品特（1930）是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他生于伦敦东部哈克尼一个犹太穷裁缝家庭，在二次大战阴云下度过青少年时期。1948年他在美国皇家戏剧学院学习，演过戏，1957年写出他的第一个剧本《一间屋子》。在法国荒诞派的影响下，他进行新的戏剧实验，创作了《生日晚会》（1958）、《升降机》（1960）、《看管人》（1960）等著名剧本。他深受贝克特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等人的影响，表现荒诞派戏剧共有的主题：外界荒诞不可捉摸；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人失去了自我，成为“非人”等。他剧中的人物常受到某种来自外界的威胁，他们处在恐怖中，相互间又无法交流和沟通。他常以一间屋子作为展开剧情的场所，“屋子外面是一个向他们压下来的可怕的世界”（品特语），评论家把他的作品称为“威胁的喜剧”。

　　《一间屋子》里上了年纪的赫德夫妇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房子破旧不堪，里面只有一点亮光，老夫妇在屋里才有一点安全感。一对的年轻夫妇和失明的老黑人先后来租房，接着赫德太太也莫明其妙地瞎了眼。　《生日晚会》描写钢琴家斯坦利在演出失败后避居在一个海滨公寓，不与外界来往，也不为女房东和一个姑娘的纠缠所动。两位来客扰乱了他的安宁，在他的生日晚会上，来客对他大兴问师之罪，斯坦利惶恐不安，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全剧内容无逻辑性、人物行为古怪、对话难以理解，但制造出恶梦般的恐怖气氛。《看管人》里阿斯顿带回了一个老流浪汉戴维斯，但他自己的生活与流浪汉一样漫无目标，他的家只是堆杂物的破旧房子。这个家还遭到戴维斯的觊觎和试图侵占。品特描述的情景是荒诞离奇、神秘恐怖的，但又扎根战前和当时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物多是失业者、小职员、流浪汉及其它下层人物，他善于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对话很少，意义含混又能切合他们身份、性格特点。他是英国自己的“荒诞派戏剧”的代表。

　　四、五光十色看小说

　　l、传统风格小说家

　　给战后的小说进行一个分类是十分困难的，现实主义小说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有了很大变化，现代主义小说也与20年代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有所不同，更多的作家作品是吸收、溶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色。

　　在相当一批作家在战后以传统的文学手法进行创作。伊夫林·沃在战后20年又创作了多种类型的小说，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战争三部曲　《荣誉之剑》（1965）将他一贯的讽刺技巧和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处理历史、社会和宗教问题。安格斯·威尔逊　（1913—）是当代文学中有影响的讽刺小说家。《盎格鲁—撤克逊态度》（1956），用讽刺笔法写考古方面一场可笑的骗局及一个教授的家庭和学术生活，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剖析了人际关系虚伪的现代社会。乔治·奥韦尔（1903—1950）是位政治倾向强烈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在战前与战后文学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他早期作品以贫穷为题材，有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后期小说则较为政治讽刺。《动物乐园》（1945）写了寓言性质的动物故事，《1984年》（1949）则是反面乌托邦小说，都表现对极权主义的谴责，贯穿了反苏和反斯大林的情绪，捍卫自己所信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安东尼·鲍威乐（1905—）早期的讽刺小说以不露声色的冷嘲方式叙述一次大战以后贵族、乡绅、艺术家等人的生活。他的名望主要奠定在他5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长篇系列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上。这部小说前后12卷，可分为4个3部曲，通过主人公前后30多年成长及经历，展现从20年代到二次大战以后社会生活全景。作品卷帙浩繁，出场人物200多个，吸取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传统。乔伊斯·卡里　（1888—1957）是二次大战前后较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马嘴》　（1944）等写人物冒险故事，富于幽默，擅长滑稽怪诞人物的描写，与狄更斯有相象处，也汲取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技巧。查·珀·斯诺　（1905—1980）是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反对使用意识流和隐晦象征等手法，也不赞成文学过于注重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认为小说应更紧密地联系人与他的社会环境。他于1940—1970年写了11部既有连续性又可独立成篇的小说，总题为《陌生人和兄弟们》，通过描写20——50年代一些人物的生活来透视社会，他的人物是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大学首脑、官僚机构中的职员及警察，题材是野心勃勃的人在权力欲驱使下的举动和普通人因此得忍受的后果；急于在官职方面往上爬的人们如何处积虑地钻营；依然充满阶级和门第偏见的现代英国社会的伪善。他的小说注重运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充实的人物性格刻画和对社会作无情审察，基本上继承了特罗洛普、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和高尔斯华绥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

　　格雷姆·格林　（1904—）是当代最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打破了严肃小说、惊险小说和科学小说等类型界限，混合在一起，把惊险小说变为适于表现当代生活和具有文学价值的形式。他的哲学性小说和轻松性作品——他自称为“消遣作品”——都享有盛誉。

　　战前格林写作了《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支出卖的枪》（1936）等间谍、惊险小说，情节紧张，沉闷的景色捕促住了30年代的基调。他还写了一类“严肃的文学作品”，如《布赖顿硬糖》（1938）、《权力与荣耀》（1940）等。前部小说讲一个十几岁的被追捕的少年的故事，堕落的天主教徒受苦和寻求精神慰藉的主题出现在格林许多作品中。后部小说是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宗教小说，格林小说喜欢异国他乡背景，以更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问题的核心》（1948）是格林战后重要作品之一，主人公斯科比诚实地面对自己抛弃宗教、背弃妻子的过错而自杀。战后著名小说还有《病毒发尽的病例》　（1961）、《人的因素》（1978）等。格林是天主教徒，特别关注爱、宗教信仰、同情、怜悯和背叛等道德问题，他认为世界上充满罪恶，人类参与了罪恶活动，灵魂永远受谴责。他小说中人物常是一些罪犯、疯子或不信宗教的人，格林赞赏他们寻求灵魂安宁的内心斗争，赞赏使他们免于自满的谦卑行为。格林更是艺术家，他的小说题材广泛驳杂，有不少作品是描写重大国际政治题材的，在严肃的内容外蒙上惊险小说的色彩，善于安排情节、制造紧张的悬念，并采用电影剪辑手法。就小说结构形式而言，他的作品中传统的成分多于革新的因素。

　　2、“愤怒的青年”小说家“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是以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1954）和艾米斯的小说《幸运儿吉姆》（1954）开其端的。这个流派的主要小说家还有约翰·布莱思和艾伦·西利托。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多采用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叙述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尽管他们在艺术上并没有很大的创新或精湛的成就，但由于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后英国青年一代的精神危机与生活悲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金斯利·艾米斯　（1922—）是“愤怒派”中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他的成名作《幸运儿吉姆》塑造了新型的喜剧性“反英雄”人物形象。大学里的青年讲师吉姆·狄克松在环境熏陶下变得世故，他瞧不起教授威尔奇，但为了名誉和地位还是讨好教授。他没有真才实学，却假冒精通历史。他以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卑鄙的手段和虚伪的礼节，获得了地位，搞到了女人，在他所嘲笑的世界里舒服地生活下去。人们常把艾米斯与伊夫林·沃相比，他们都擅长社会讽刺喜剧，在幽默和闹剧中潜藏愤怒与尖刻的基调。但沃主要是取笑社会上层，艾米斯则写的是较下层的人物，嘲讽自大的外省人和那些伪学究。他把吉姆自我中心的“反英雄”的个性及战后社会虚伪自私的人际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第二部小说《那种不安感》（1955）中的主人公是想借助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图书馆员，处于实现野心和讲求道德的矛盾愿望中，也是一部批评社会、表示“愤怒”的讽刺小说，艾米斯又创作了《像你这样的姑娘》　（1960）、《一个英国胖子》（1963）、《杰克的事情》（1979）等长篇小说，主要是继承现实主义的讽刺喜剧传统，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发起了“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

　　韦恩（1925—）的　《每况愈下》写一个中产阶级子弟查尔斯大学毕业后拒绝接受正常的生活秩序，当杂工、小贩、甚至沦为走私犯的经历，主人公心中充满愤怒的情绪，在生活中寻求人生价值。约翰·布雷恩（1922）的《往上爬》中的兰布顿，不择手段地挤入“高贵”的阶层，又感到空虚。爱伦·西利托（1928—）是“愤怒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战后出色的工人小说家。他出身工人家庭，在贫民窟里长大。他的第一部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1958），描写青年工人亚瑟·西顿平日里在工厂拼命干活，星期六晚上酗酒、追女人，星期日早晚钓鱼，然后再去应付下周条件恶劣、繁重的劳作。他不满现实，又不知如何反抗，只是蔑视权威，争吵斗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里的青年代表教养院去参加长跑比赛，故意把冠军输给别人，让教养院的头头脑脑们失望，作为反对的一种手段。西利托记录了工人们的思想和动机，他们拒绝向这个社会承担责任。他既不谴责也不赞美他们，既不感伤也不理想化地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读者却对他们产生同情并对他们否定、愤怒的情绪有所理解。小说中生动的对话传达了工人的语言。西利托笔下的人物有些像“愤怒的青年”，但他们与社会更为对立，叛逆常有更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把作品中蕴藏的对社会的批判化为小说的一部分，而并不显得在宣传。“愤怒派的”作家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强烈的、弥散性的，又是模糊的，他们找不到更有价值目标的新文化。有评论嘲弄他们愤怒地撞击文化之门不是为了毁灭门，而是为了闹出一片喧嚣，让他们自己进去。到60年代，有的作家转向写别的题材，有的因为写书功成名就，“愤怒”便被消解，再也发不出强有力的抗议之音了。

　　3、革新派小说家

　　50年代，大多数英国小说都承袭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从哲学角度探讨社会和人生，试验新的表现形式。

　　威廉·戈尔丁　（1911—）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去探讨西方社会令人悲观状态的原因。他认为人“性本恶”，文明能控制恶的倾向却不能改变它，人的无政府主义本性最终会使有序的社会走向崩溃，他的小说在50年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戈尔丁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二次大战中参加了许多战役，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在反纳粹战争中他逐渐认为：人类往往并非故意而是由于本性驱使去毁坏建设美好世界的机会，这种观点贯穿在他的小说中。他的第一部小说《蝇王》（1954）讲一群英国学童流落到孤岛上，由于离开了文明社会而使人性中某些固有的本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变成了残杀同类的野蛮人，一切都被恐惧、迷信、权势、蛮力所支配，少数试图与这种倾向作斗争的人，由于大多数人的邪恶，而成了牺牲品。这个小说获得了198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第二部小说《遗产继承者》（1955）中，人类毁灭了史前尼安德特人原始的和谐世界，他们把罪恶带往所到之处。以宗教为素材的《塔尖》　（1964）里，渎圣和罪恶的行为充斥在建造塔尖的过程中，塔尖越造越高，而原先一直期待塔尖矗立的教长，对宗教的信心却日益减退。戈尔丁喜欢把人物置放在奇物或原始的场景中，他们有机会建立新的、完美的生活方式，就像亚当和夏娃站在伊甸园中，但人类在贪婪、自私和欲望中残杀，失去了美好未来。戈尔丁在60年代还创造了许多小说。1979年，他写了《看得见的黑暗》，一个在战火中被严重烧伤的男孩，脸上、身上可见的痴痕，作品有浓郁的象征色彩。戈尔丁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被称为寓言家和道德家。

　　艾丽斯·默多克　（1919—）也是一位被称为“寓言编撰家”的小说家。她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她的第一部著作便是批评论文集《萨特，浪漫的唯理论者》　（1953）。她的第一本小说《在网下》（1954）显示了多种影响，没有责任心的主人公及他的冒险经历与“愤怒派”的作品有点相象，但小说又显示萨特和贝克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她把幻想的事件织入日常世界，创造出似真似假的神秘故事。《逃避巫士》（1956）、《沙堡》（1957）两书中都有魔术、双重意义和象征主义的痕迹。《钟》（1958）讲的是一个由非神职人员组成的宗教团体的解体，个人以及社会的失败都起因于缺乏爱和恋爱的失败，这个宗教团体的失败成为人类及宗教失败的象征。《黑王子》（1973）是默多克结构最为精巧的小说，表层上是谋杀奇案，但许多阐释使之成为哲理小说。故事封闭在开头的两篇序言和结尾的6篇附录之间，序由虚构的作者和编辑所作，附录则由他们两人和作品中4个人物所作，每个人都对小说中事件作出不同解释。默多克显示真理可能随人们不同视点而变异。

　　默多克的小说由于采用暗示性语词间接地表达意义，时常难以理解，但她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想象和严肃性，并富有幽默的机智。

　　穆丽尔·斯巴克　（1918—）在作品里探讨人的个性问题，常使用象征手法。《死亡的提示》带有喜剧意味，书中一些年事已高的人面临日益迫近的死亡，一次又一次神秘的电话引发他们不同的反映。她往往把小说放在狭小的、又各式各样的世界里，以冷静而又同情的态度描绘人物。《吉恩·布劳迪小姐的全盛时期》　（1961）以后的小说语调更为严肃、态度更趋冷静。布劳迪小姐的故事大受欢迎，这位女教师对她的学生产生了奇特的影响。《曼德巴姆门》　（1964）中耶路撒冷圣地被曼德巴姆把门分割为两半，这成了一种象征，去朝圣的英国女人在旅途遇见的人们都具有双重性格。斯巴克被称为天主教作家、讽刺作家、超现实主义者，这些都是她创作的一些特点，难以概括她的全貌，也正说明她创作的复杂性。

　　劳伦斯·德雷尔（1912—）的　《亚历山大四部曲》（1957—1960）试验了许多新的叙事技巧，四部曲没有传统的时间上的衔接，前三部从3个不同角度描绘二次大战以前亚历山大港发生的事件，第四部汇合前三部故事线索，试图根据相对论的理论从深度、广度、长度及时间4个方面来创作小说。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以维多利亚传统方法来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又用现代观点，探讨小说本身实质。

　　4、妇女小说家

　　在整个英国文学发展中，妇女作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19世纪出现了奥斯丁、盖斯凯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出色女小说家，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堪称大家，康普顿·伯内特、伊丽莎白·鲍温、丽贝卡·韦斯特等也各有成就。正如我们不会单列出“男性小说家”一样，我们本也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分类法，而人们经常这样做，一是因为在文学天地里驰骋的女性毕竟少于男性，成功的女性作家因此较引人注目；二是因为妇女作家可能具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性别文化。把当代文学中的莱辛和德拉布尔划人妇女小说家，便是因为她们的小说较多地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呈现出与同时期的女性小说家默多克、斯帕克不同的面貌。

　　多丽斯·莱辛（1919—）被看作当代英国最优秀的女作家，擅长刻画知识妇女的形象，通过她们的经历表现广泛的题材和独特的主题。莱辛在南非生活了20多年，处女作《草儿在歌唱》（1950），描写了紧张的种族关系。

　　《玛莎·奎斯特》（1952）是她的代表作，与其他的四部小说《正当的婚姻》（1954）、《暴风雨掀起的涟漪》（1958）、《被陆地围住》（1965）和《四门城》（1969）总称《暴力的孩子们》。前四部以南非罗德西亚为背景，描写当地种族、政治、社会、性等问题，而最后一部以五六十年代英国为背景，写主人公玛莎回英国后的精神过程，这卷中集中探讨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问题。她以奎斯特　（英语意为“寻找”）的经历贯穿，带有自传成分。全书在对可怕的核战争的预言式的幻想中结束，战争的幸存者是新人种的孩子们，他们胜过了先辈——那些“暴力的孩子”。莱辛最著名的小说是《金色笔记本》（1962），女主角安娜像作者本人一样，在南非长大，富于正义感，曾积极投身于左翼活动并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又感受到幻灭的痛苦，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独立生活、工作时面临许多问题。她和女友莫莉都是离了婚的“自由女性”，在经济上不依赖别人，在思想和政治上也不肯盲从，作为独立的新型女性形象，她们在60年代激动了一代西方妇女，“在整整一代妇女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烙印”。作者揭示了两性冲突，但首先把它看作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与更广泛的时代矛盾交错联系，在现代女性谋求解放的经历中，表现出有关政治、文化的多重主题。作者采用多层结构来叙述多重主题，有一小部分用传统的方式叙述，4个笔记本则记录了片断的人生和思绪：黑色笔记叙述主人公在南非的生活；红色笔记记录与政治相关的事；黄色笔记本是部小说草稿；蓝色笔记则是私人日记，最后一节前插入了独立的一节即“金色笔记”，以破裂的故事讲述四分五裂的人生。《黑暗的夏天》（1973）是作者另一部女性主义小说，讲一位中年妇年在25年为人妻母后的“自我发现”。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1939—）也是当代英国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她作品里的主人公几乎全是女性，写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妇女的奋斗和追求。《贾里克年》（1964）、《魔石》（1966）、《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针眼》（1972）都围绕着妇女解放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小说创作依然十分活跃。当代小说受到了影视艺术等非书面的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冲击，阅读小说的文化环境与狄更斯时代大为不同。小说自身也存在分裂的现象，一方面“纯小说”曲高和寡，另一方面侦探、言情等通俗小说呈现文学“商品化”趋势。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索尔·贝娄说：“我在心绪不佳时，几乎可以使自己相信，小说如同印第安人的编织书或制僵手艺，是一门日趋没落的艺术，无前途而言。”但这毕竟是沮丧之论。英国小说连同整个文学将随着人类生活而变化、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