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并且波及欧州各国，它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

　　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股强大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把资产阶级平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加以描写和歌颂，创造了哲理小说、市民戏剧等新的文学形式。它的不足之处是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具有“席勒化”的倾向。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武器，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点亮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文学

　　启蒙运动的兴起

　　历史翻到了十八世纪。

　　这时，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震憾了整个欧洲。

　　这场旨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后来被人们称为启蒙运动。

　　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倾注了非凡的热情，他们以理性作为自己的旗帜，把斗争的锋芒直接对准了封建社会和它的全部上层建筑，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批判。

　　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一个光明驱散黑暗的时代。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启蒙运动以法国为中心，并且波及到了欧洲各国，为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启蒙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西方历史上，十七、十八世纪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随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在这一阶段，西方先后爆发了四次资产阶级革命：

　　1565——1609年，尼德兰革命；

　　1688，英国“光荣革命”；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

　　1789年，法国大革命。

　　法国进入十八世纪以后，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欧洲仅次于英国。

　　十八世纪，法国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其中最著名的有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在一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和洛林等地，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十八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金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机器。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起来，从1720年到1789年，出口商品总额从一亿七千万法郎增长到四亿六千万法郎，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城市成了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当时，出口货物主要有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法国还参与贩卖奴隶的活动，奴隶贩子先将枪枝、酒、日用工业品等运往非洲出售，然后低价“买”进黑人，运到西印度群岛，卖给当地种植园主，同时在当地购买大量咖啡、糖、蓝靛等产品，销往欧洲市场。奴隶贩子通过这种“三角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封建生产关系使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阻碍。封建行会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完成向手工工场的过渡。行会制度对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都有严格的限制，对先进技术起了扼杀的作用。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关税壁垒重重，妨碍自由贸易的开展。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非常有限，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不到足够的市场。农业的落后，无法满足发展工业所需的大量原料。封建贵族把工商业当作聚财的重要来源，一味巧取豪夺，使资本积累受到很大限制。

　　随着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封建等级制度被保留下来。这一制度把全国所有的人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则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场的雇工。

　　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在当时拥有很多特权，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

　　天主教鼓吹“君权神授”，认为封建制度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宣扬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树立封建王权的绝对权威。

　　天主教宣扬封建迷信思想，愚弄和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天主教极力鼓吹“上帝创世”、“原罪”、“灵魂不死”等学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从而使灵魂得救，以求来世的幸福，目的无非是使人们乐天知命，放弃反抗。

　　为了保持绝对的思想垄断，天主教会不断制造宗教狂热，对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疯狂地实行宗教迫害。耶稣会是天主教中一个反动的特务机构，它以卑劣的手段，对广大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控制着官方的舆论工具。

　　天主教同时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占有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年收入达三亿五千万法郎。教会通过收取地租，对雇农进行残酷的剥削。高级教士大都出身于贵族，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过着和世俗贵族一样奢侈豪华的生活。一些高级教士还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与宫庭贵族相互勾结，共同维持封建秩序。普通教士大都出身贫寒，由于收入菲薄，生活拮据，他们对高级教士非常不满，同情第三等级。

　　第二等级的贵族又分为两部分：“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佩剑贵族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当中的大贵族，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远离自己的领地，迁居凡尔赛，成为宫庭贵族。他们从国王那里领取年金，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当中的中小贵族，由于家道中落，收入已经相当微薄。“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用钱买到贵族头衔。穿袍贵族主要担任各级法院的法官，可以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聚敛财富，过着豪华的生活。同时，由于受到佩剑贵族的歧视，他们对后者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份比较复杂。他们当中的资产阶级又可以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主要由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和银行家等组成，他们同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同时可以用钱购买贵族头衔，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并不主张推翻封建制度，只是希望进行一定的改良，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手工工场主和商人，他们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深受专制政府的勒索，因此迫切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小资产阶级主要由城市居民组成，他们受到专制制度和大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要求。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当时，法国全国的人口约为二千五百万人，其中，教会十三万人，占有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贵族十四万人，占有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农民两千三百万人，占有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封建领主通过地租的形式，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盘剥。农民除了向封建领主缴纳地租，还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再加上国王征收的所得税、人头税、土地税，教会征收的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广大农民所剩无几，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残酷的封建剥削，使农业经济受到了严重摧残，引发了封建生产的巨大危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由于第一等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第三等级则处于无权地位，第三等级与以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紧张、激烈的阶级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

　　十八世纪，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面临深刻危机，开始迅速走向衰落。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由于一连串的对外战争，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以及宫庭生活的奢侈浪费，国家财政异常困难。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留下了二十四亿法郎的国债。

　　五岁的路易十五即位，由奥尔良公爵摄政。

　　当时，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开始实行一定的改良措施，起用苏格兰银行家约翰·劳，着手进行财政改革。

　　约翰·劳改革的主要方式，是兴办银行，发行纸币，通过刺激资金流转和信贷发展，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约翰·劳的改革措施初见成效，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滥发纸币，引起纸币贬值，造成了银行纷纷倒闭，许多家庭破产的严重后果，国家财政重新拮据起来。

　　1723年，路易十五亲政。由于他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国家财政状况非但没有好转，而且很快陷入困境。

　　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路易十五还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外战争：

　　1733年——1735年，波兰国位继承战争；

　　1740年——1748年，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

　　1756年——1763年，七年战争。

　　这些对外战争，均以法国失败告终。在战争中，法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损失惊人，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路易十六整日耽于淫乐，不事朝政，王后玛丽·安东尼穷奢极侈，挥霍无度，王室的开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为了尽快摆脱财政危机，1774年，路易十六任命杜尔果为财政总督。

　　杜尔果是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他担任财政总督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限制宫庭的开支，减少给宠臣的赏赐，允许粮食自由贸易等。这些政策，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触犯了特权等级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1776年，杜尔果被免职，他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取消。

　　杜尔果的继任者是瑞典银行家内克。内克尝试着实行了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主要内容是缩减国家开支。1781年，内克在国家财政预算中，部分地公布了宫庭宠大的开支，引起了宫庭贵族的不满。不久，内克被解除了职务。

　　卡隆接替内克担任财政总督。卡隆的运气并不比内克好多少，他绞尽脑汁，采取一些措施，企图改善财政状况，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没有使国家摆脱财政困境，他本人也被免除职务。

　　布里埃纳接任以后，同样一筹莫展，他不得不宣布国家财政破产，然后匆匆提出辞职。

　　路易十六即位以后，法国卷入了北美独立战争。虽然法国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且收回了一部分海外殖民地，但是耗费了大量的军费，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1786年，法国同英国签定了贸易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法国大幅度降低对英国商品征收的进口税。从此，价廉物美的英国商品大量涌入，充斥法国市场，使法国的棉织品、皮革、制帽等传统工业减产，造成了许多手工工场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的严重后果。

　　祸不单行。就在这时法国农业开始出现危机。1788年和1789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严重欠收，粮价空前上涨。广大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在全国各地，人民起义和暴动此起彼伏。

　　封建专制制度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任何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需要一个思想准备、思想发动的阶段，启蒙运动就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导，出现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

　　启蒙运动的兴起，有着自身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同时，启蒙运动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它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启蒙思想家继承了各国历史上思想革命的成果，并且对它们加以创造性的转化。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就是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文艺复兴运动。

　　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它的思想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人文主义者极力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对神学政治和神学权威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的本性在于追求尘世欢乐的生活，基督教关于原罪说、禁欲主义和来世永生的说教，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应当彻底加以批判。

　　启蒙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当时，许多启蒙思想家对生活在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如伽利略、布鲁诺、拉伯雷等人推崇备至，从人文主义者身上吸取有益的思想养料。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那样，在十六文艺复兴运动中，“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的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十七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启蒙运动在哲学上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法国唯物主义者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

　　笛卡尔　（1596——1605）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

　　笛卡尔是一个唯物论者。他认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观念和论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值得怀疑。笛卡尔主张把“普遍怀疑”的方法论原则，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为了追求真理，我们应当对外界的一切尽可能地怀疑，只有通过怀疑，我们才能够破旧立新，最终发现真理。笛卡尔相信理性的权威，他要求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尺度上加以校正。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人人天然地匀等的”，任何人都拥有一份，不多也不少，因此，权威并不掌握在上帝和教会手中，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笛卡尔把理性视为最高权威和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对经院哲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笛卡尔同时肯定了灵魂和形体两个实体，这是典型的二元论。笛卡尔承认“天赋观念”，认为那些与感官经验无关的不证自明的真理必然是心灵天生固有的，表现出了他的妥协性。

　　笛卡尔的“物理学”是唯物主义的。笛卡尔认为，在自然界，物质是唯一的实体。他把宇宙看成是一架大机器，一切都可以用“广延”和“运动”来解释。

　　笛卡尔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启蒙思想家吸收了笛卡尔“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克服了他的“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从而使笛卡尔的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洛克　（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他在《人类理智论》和《政府论》两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洛克批判了天赋观念说，他认为，无论在思辨领域还是在道德实践领域，都不存在作为知识源泉和基础的天赋观念。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这一学说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就像一张白纸，人的全部观念和知识都是从感觉经验中得来的。

　　《政府论》是洛克主要的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洛克强调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同时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洛克批判了君权神授的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人民和君主订立社会契约，保护人民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自然权利，这是人们建立政府的全部目的。为了防止专制暴政的产生，洛克主张把立法权、执法权和对外权分属不同部门掌握，这就是三权分立说。洛克认为，在政府与人民发生争执时，人民是最高的裁判官，如果政府任意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利，人民有权起来推翻政府。

　　洛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对洛克的政治学说加以继承和发展，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对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产生了。

　　在巨人的名字的背后，是一系列令人骄傲的成就：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奠基人。1545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一书，创立了日心说，推翻了统治西方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的地心说。

　　布鲁诺　（1548——1600），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在被宗教裁判所关押了八年之后，1660年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

　　伽利略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第一个用望远镜观察到太阳黑子、月球山岭、木星和卫星的周相，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十七、十八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确立，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自然科学取得了迅猛发展。

　　这时，欧洲出现了一位科学巨人，他就是牛顿。

　　牛顿（1642——1727），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机械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相信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存在，试图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同时运用数学定量的方法描绘自然现象。由于时代的局限，牛顿的唯物主义观点具有机械论的特征，他把物质和运动割裂开来，提出了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的观念，认为外力是运动的源泉，从而得出了关于神的第一推动力的错误结论。

　　严格说来，牛顿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学说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牛顿光辉的思想，在于他用精确的机械观点解释整个自然界。根据这一原则，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遵循普遍规律，人们能够通过科学的引导，发现这些规律。

　　自然科学的巨大进展，直接推动了理性力量的增长。启蒙思想家相信，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人们能够凭借理性的力量，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法则，推动社会进步。

　　自然科学为启蒙思想家彻底批判宗教神学，提供了有力武器。在科学看来，宇宙是一架由规律所支配的机器，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规律之上。启蒙思想家运用自然科学这一武器，对宗教神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

　　法国和英国隔海相望，同英国相比，法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英国革命的胜利，使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鼓舞，英国的政体形式、宗教生活、文化教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型。伏尔泰曾经在英国度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活，在那里出版了《哲学通信》一书，介绍牛顿的自然科学和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等都在英国居留过，受到的英国的影响非常明显。狄德罗非常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理查生的新型小说，他着手编纂法国《百科全书》，曾经受到英国张伯斯主编的《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的启发。

　　启蒙运动的特点

　　在法国，十八世纪又称作“光明世纪”。

　　当时，众多的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筚路蓝缕，开启民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法国启蒙运动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法国启蒙运动最初的先驱是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　（1647——1706）的哲学家。

　　曾经被伏尔泰称为“人类的骄子”的贝勒是法国十七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他第一次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用于宗教和神学。

　　1695年，贝勒发表了《历史批判辞典》一书。在书中，贝勒着重探讨了启示和理性的关系问题。贝勒认为，启示和理性是绝对不相容的。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中充满了神秘的启示和奇迹，包含着无数的矛盾，是靠盲目的信仰和对异教徒的迫害维系和支撑着。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不可理喻的。因此，贝勒对哲学家说：不要去了解神秘，“如果你设法去了解它们，它们就已经不是神秘了。你不必去设法减少它们的可笑之处，你的理性在那里是无能为力的”。他对神学家说：“你要求我们信仰，这是对的。不过，你只能用权威的名义来要求，却万万不能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信仰的真实性。”

　　教会总是把宗教说成是道德的基础，贝勒却不这样认为。在贝勒看来，天主教信奉灵魂不死和来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聚敛财物、包揽诉讼、迫害异端；相反，“无神论并不必然导致风俗的腐化”，“无神论者的社会也可能很有德行”。贝勒相信，一个完全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

　　贝勒批判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举张的“前定和谐”论。贝勒提出，如果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那么，怎样解释世上存在的种种罪恶？

　　贝勒继笛卡尔之后，继续高举理性批判的旗帜，宣告了十八世纪“理性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贝勒：“按照一个法国作家的说法，‘贝勒对十七世纪来说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来说，则是第一个哲学家’。”贝勒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启蒙思想家，他本人因此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直接先驱。

　　法国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先驱名叫封德奈尔　（1657——1757）。他是贝勒的朋友，当时著名的科学家。1691年，封德奈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699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终身书记。

　　封德奈尔一直活跃在贵族上流社会，但他的思想中已经具备某种叛逆的特质，显示了启蒙思想的萌芽。

　　1686年，封德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一书，第二年，他又完成了关于宗教史的论著《神灵显迹的历史》。在《宇宙万象解说》这部著作中，他运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宣传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封德奈尔一生中不遗余力地提倡科学，批判宗教神学。他批评多神教，认为古代神话中“只需去找一连串人类精神之谬误”。同时，他还批评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因为“偏见也侵入到真正的宗教里”。封德奈尔热情地张扬理性，把理性置于权威之上，他始终相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里，理性开始取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绝对统治”。

　　尽管封德奈尔一直小心翼翼，试图避免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正面批判，他的思想仍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他之后的几代启蒙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他的科学思想的熏陶。

　　进入二十年代，由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参与，启蒙运动逐渐开展起来。牛顿和洛克学说的广泛传播，使启蒙思想日益成熟。当时。伏尔泰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启蒙思想家对宗教偏执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这个阶段，启蒙运动带有温和色彩，启蒙思想家希望通过建立以“开明君主”为首的君主制即君主立宪制，来进行社会改革。

　　真正把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是“百科全书派”的形成。从1751年开始，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着手编纂《百科全书》。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的出版，一直持续到1772年。《百科全书》由狄德罗任主编，数学家达朗贝尔任副主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是它的主要合作者。虽然百科全书派的每个成员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不完全一致，他们当中有民主主义者，也有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有无神论者，也有自然神论者，但是，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紧紧地走到了一起。启蒙思想家高高举起理性主义的旗帜，要求对现存的一切重新加以审视。他们猛烈地批判天主教的教权统治和宗教迷信，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由于启蒙思想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启蒙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有力地迎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在法国，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以编纂《百科全书》为中心，形成了启蒙运动的高潮。

　　启蒙的原意是“照亮”。

　　启蒙运动，就是通过对新观念的传播，使人们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摆脱蒙昧状态，建立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

　　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人们的头脑。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同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带有更强烈、更鲜明的政治革命的性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使启蒙思想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加上唯物主义思想的巨大进展，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从而使启蒙思想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提出了更加鲜明、更加彻底的纲领。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关注的中心是如何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现世的享受的权利，那么，启蒙思想家则更多地从政治上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彻底的思想革命，为彻底的政治革命开辟了道路，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表现，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大绳索”，它们成为启蒙思想家攻击的主要目标。启蒙思想家以唯物论批判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然权利反对封建专制和贵族特权。

　　启蒙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宣扬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蒙昧主义。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唯物主义，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从自然神或无神论的立场出发，对宗教神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启蒙思想家梅利叶认为世界由永恒存在和运动的“物质粒子”构成，全面否定了上帝存在论、上帝创世说等一系列宗教教义。他认为宗教是“盲从和欺骗”的产物，是“反自然的世界观”，大胆地提出了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的口号。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嘲笑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等宗教信条。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公开宣称：“上帝是没有的；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荒谬性，提出宗教是人类不幸和祸害的根源，“神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能干得出的暴君”。由于宗教宣扬蒙昧主义，扼杀人的理性，阻碍科学的发展，严重危害着人类社会，因此只有摧毁一切宗教，才能为社会发展扫除障碍。

　　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民主与法制。他们反对“君权神授”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结束使人陷入不幸的专制统治局面。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他们认为，人类在组成社会、建立国家之前，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当时，人人自由、平等，主张“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是天赋的东西”，以此证明封建专制制度违背自然和天性，应当加以推翻。启蒙思想家还设计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如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说，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

　　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理性”。启蒙思想家推崇理性，把它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衡量一切和判断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思想家运用理性这一有力的武器，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封建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国家制度，一切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启蒙思想家热情地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看来，在消灭封建制度以后，人类将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幸福的“理性王国”。在这个理性王国里，“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启蒙思想家为反封建、反教会所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启蒙思想家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它们体现的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带有深刻的阶级局限性。启蒙思想家从理性出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不乏进步意义，但包含着特定的阶级内容，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启蒙思想家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应当加以保护，在他们的“理性王国”里，“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显然，启蒙思想家只是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加以理想化，让它们以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本阶级的理想当作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事实证明，日后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想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启蒙思想原先许诺的那样美妙，其中充满了种种罪恶和苦难。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的约言”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启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他们向往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但是，启蒙思想这样做，并不是一种欺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正因为当的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反封建的利益，启蒙思想家“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是机械唯物论，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论的。他们相信“意识支配世界”、“理性支配社会”，过分夸大思想意识的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因此把启蒙教化看作改造社会的基本途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提倡科学，启发理性，就可以消除迷信和偏见，消除社会上的一切病根，实现“理性王国”。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意味着启迪群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封建统治者。因此，他们在激烈地批判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又往往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和“天才”身上。在宗教问题上，启蒙思想家并不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为了约束劳动人民的思想，有的启蒙思想家甚至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出来，至于自然神论者，他们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

　　启蒙主义文学概说

　　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总是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对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们又作为思想内容，包含在每一部文学作品当中。

　　启蒙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在启蒙运动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启蒙主义文学产生了。

　　十八世纪是启蒙的时代，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一样，大都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孟德斯鸠是法学家、社会学家，同时又是小说《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伏尔泰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著名作家，一生中创作大量的史诗、悲剧、小说等文学作品；狄德罗是哲学家、美学家，同时又是一名文学家；卢梭是哲学家、教育学家，同时又是才华出众的作家。

　　启蒙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工具和思想武器。启蒙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宣扬启蒙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强烈的战斗气息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

　　法国的启蒙主义文学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是在同古典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八世纪初期，法国文坛上出现了多种文学流派并存的局面。其中，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文学，有反映贵族阶级淫摩生活的洛可可文艺，有大胆批判封建社会的讽刺性写实文学。

　　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仍然统治着法国文坛。产生于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许多文学作品都受到了古典主义的影响。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和僵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的社会生活。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致力于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探索新的创作原则。

　　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启蒙主义文学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八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哲学注入了新的生命。英国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促进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笛福、理查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入法国，对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作家继承法国的文学传统，借鉴英国的文学成就，或者利用古典主义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或者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作家。

　　孟德斯鸠　（1689——1755）是法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孟德斯鸠本名查理·路易·德·琴贡达，1689年生于波尔多的拉伯烈德庄园。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世家，伯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他幼年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学毕业后专修法律，担任过波尔多法院的顾问。1716年，他继承了伯父的职务，并承袭其“孟德斯鸠男爵”的称号。在担任波尔多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种种弊端。同时，他还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1712年，孟德斯鸠化名出版了《波斯人信札》，这部作品很快轰动了法国。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波尔多法院院长的职位，开始为

　　《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1728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从　1728年到1731年，他先后到奥、匈、意、德、荷等国旅行，在英国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英国期间，孟德斯鸠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考》。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重要的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1755年，孟德斯鸠在巴黎逝世。

　　《论法的精神》（1748）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中，孟德斯鸠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社会思想。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首先提出了“理性论”，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在孟德斯鸠看来，上帝、物质世界和人类都有自己的法，人类的法不受上帝的干预。孟德斯鸠认为，法是理性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法律同国家的气候、土壤、生活方式、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他指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在书中，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认为专制政体的本质就是不要任何法律，由君主个人实行独裁统治，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主张“按照英国样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希望通过制定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由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说，主张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制度，使三种权力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从而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

　　孟德斯鸠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宗教、风俗、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论法的精神》一书为即将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被伏尔泰称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它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波斯人信札》（1721）是一部书信体小说，由一百六十封信组成，它是孟德斯鸠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

　　《波斯人信札》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波斯青年郁斯贝克是一位开明的贵族，由于他“在朝庭中保持善良”，并且“将真情秉告皇上”，因此遭到仇敌的忌恨，在政治上不得意，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法国游历。郁斯贝克的朋友黎伽和他一同赴法，在前往司弥纳的途中，两人访问了朋友耐熙。在他们的影响下，耐熙的侄儿磊迭也决定辞别祖国，前往威尼斯研究历史。郁斯贝克和黎伽旅居法国，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人不断给在波斯的家人和朋友写信，报告巴黎的所见所闻。家人和朋友在给他们回信时，向他们介绍波斯的情况。

　　《波斯人信札》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具体的人物性格描写。它采用书信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孟德斯鸠看来，专制政体的实质是：所有的一切都服从那个统治者。作者借主人公郁斯贝克之口这样指出：“总之，除了服从，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除了我的意志，你们不可能有别的灵魂。人们在这种政体下，从肉体到精神都受着无穷的压抑和迫害。”孟德斯鸠把矛头直接指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笔下，路易十四是一个爱慕虚荣、刚愎自用、穷兵黩武、荒淫奢侈的暴君。由于路易十四这个“大魔法师”的昏庸无能，在他统治末期，法国国库一空如洗，政局震荡不宁，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作者通过种种政治经济细节的描写，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封建不可收拾的颓败与混乱，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对天主教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揭露了宗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抨击了天主教会迫害异教徒的罪行。孟德斯鸠大胆地否定了上帝，讽刺教皇是一个“古老偶像”，他强迫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

　　《波斯人信札》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书中写到了卖官鬻爵的官场、空谈成风的学府、虚伪骗人的教会、空虚无聊的沙龙、淫糜成风的剧场。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丑陋嘴脸，这正是贵族社会病入膏盲的具体表现。

　　《波斯人信札》宣传了孟德斯鸠关于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针对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孟德斯鸠主张实行英国式的重商主义，提倡自由平等；针对教会的黑暗，他提倡信仰自由，主张实行宗教改革；针对路易十四连年不断的对外战争，他提出了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孟德斯鸠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

　　在书中，孟德斯鸠通过“穴居人”的故事，提出了他的社会理想。那是一个美化了的宗法式社会，在那里，人们“以正义待人”，财产“永远混在一起”，人们相亲相爱，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

　　《波斯人信札》也存在严重的局限。作者虽然对封建专制制度采取了批判态度，但他并不否定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这反映了法国启蒙运动中温和派的观点。

　　《波斯人信札》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它开了哲理小说的先河。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知识渊博，著述丰富。他早期的创作以悲剧和史诗为主。伏尔泰创大量悲剧，采用古典主义的形式，宣传启蒙思想。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第一代启蒙作家，他们通过自已的创作，表达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作为早期的启蒙作家，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并不彻底，仍然带有改良和妥协的色彩。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1789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国启蒙运动进入了全盛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声势，革命性和战斗性大大加强。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仍在继续活动，他的反封建的战斗立场比以往更加鲜明。新一代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卢梭等，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出现，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的启蒙学说。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成就集中体现在《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上。围绕《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形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

　　与此同时，启蒙文学作为整个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狄德罗、卢梭和博马舍是这一时期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

　　狄德罗是法国新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作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狄德罗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狄德罗的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三部哲理小说：《修女》、《拉摩的侄儿》和《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狄德罗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是它们的共同主题。

　　卢梭是启蒙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他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充满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和浓厚的感伤情调，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博马舍是十八世后期最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戏剧作品，非常深刻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紧张激烈的阶级斗争。

　　加隆·德·博马舍　（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他出身于巴黎一个钟表匠家庭，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钟表技术，业余时间读书，深受伏尔泰、狄德罗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曾经以钟表师的身份进入王宫，担任国王的女儿们的音乐教师，并且受到了国王的宠信。他利用自己同王室的关系，与别人合作做过投机生意，成为一名富翁。1761年，他用巨款买到王室书记官的职位，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1767年，他发表了第一个剧本《欧也妮》。1700年，他的第二个剧本《两朋友》问世。同年，他的合伙人去世，他与其继承人发生诉讼，结果败诉破产。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备忘录》，将巴黎高等法院的黑暗内幕公诸于世。他曾经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多次向美国民兵输送军火。他发起成立了法国第一个戏剧家协会，无视反动政府的禁令，秘密出版了第一部《伏尔泰全集》。1772年，他创作了喜剧　《塞维勒的理发师》，1778年，完成了喜剧《费加罗的婚姻》，1787年，写了歌剧《达拉尔》。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他为革命政府做过一些事情。1792年，他创作了喜剧《有罪的母亲》。五年以后，他在巴黎逝世。

　　博马舍在思想上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他继承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并且加以发展。他主张用严肃剧代替悲剧和喜剧，要求戏剧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情节，着重表现第三等级的生活，同时运用散文进行创作。“费加罗三部曲”是博马舍在戏剧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它包括《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年）、《费加罗的婚姻》（1778年）和《有罪的母亲》（1792年）三部喜剧，它们都以费加罗作为主人公。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它叙述了阿勒玛维华伯爵和少女罗丝娜的故事。当时，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爱上了老医生霸尔多洛的养女罗丝娜，医生自己也想同罗丝娜结婚，因此对伯爵百般提防。后来，伯爵得到他原来的仆人、理发师费加罗的帮助，终于同罗丝娜结婚。剧本批判了封建意识，肯定了爱情自由的思想。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

　　《费加罗的婚姻》的情节相当复杂：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勒城的郊外。阿勒玛维华伯爵与罗丝娜结婚三年后，完全暴露了他淫邪堕落的真实面目。他喜新厌旧，追求刺激。他企图趁罗丝娜的贴身女仆苏姗娜与仆人费加罗结婚的机会，重新收回他早已宣布放弃的贵族特权——初夜权。

　　医生霸尔多洛对三年前遭受费加罗的捉弄耿耿于怀，于是想方设法报复费加罗。伯爵的女仆马尔斯琳曾经同霸尔多洛生过一个私生子，现在又爱上了费加罗，试图把费加罗从苏珊娜身边抢过来。霸尔多洛和马尔斯琳串通一气，准备利用伯爵的卑鄙企图来破坏费加罗的婚姻。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伯爵对苏珊娜软硬兼施，试图引诱她上钩，结果遭到苏珊娜严词拒绝。费加罗带领仆人和佃农赶来，一本正经地颂扬伯爵放弃初夜权的美德，伯爵大为恼火，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重申了自己的诺言。

　　费加罗让仆人送给伯爵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伯爵夫人今晚将与情人幽会。然后又让苏珊娜假意答应伯爵之约，派小侍从武士薛侣班穿上她的衣服去花园会见伯爵，使伯爵当场出丑。伯爵夫人对丈夫的荒淫无耻深感不满，决定站到费加罗一边。伯爵又引诱费加罗和苏珊娜同他一起去伦敦，但费加罗拒不上钩。

　　婚礼即将举行。这时，马尔斯琳控告费加罗同她有婚约在先，还欠她一笔债。伯爵以全省首席法官的身份开庭审判，并且宣布：费加罗心须还清全部欠款，否则就要在今天娶马尔斯琳为妻。费加罗据理力争，结果发现马尔斯琳原来是他的生身母亲。

　　费加罗和苏珊娜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伯爵夫人为了教训丈夫，让苏珊娜给伯爵写信，约他婚礼后在栗树下相会。主仆两人互换衣裙，各自装扮成对方。

　　伯爵正在向身穿新娘礼服的“苏珊娜”大献殷勤，忽然，花园里人声鼎沸，“苏珊娜”见状吓得赶紧躲进亭子里。这一切，费加罗见在眼里，他信以为真，内心非常痛苦。他正好遇到“伯爵夫人”，便赶紧把情况告诉她，却发现她就是苏珊娜。伯爵找不到“苏珊娜”，又发现费加罗正跪在“伯爵夫人”面前，气急败坏。这时，参加婚礼的人们举着火把赶来，伯爵当众出丑。最后，费加罗和苏珊娜在狂欢之夜喜结良缘。

　　《费加罗的婚姻》以喜剧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夜，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法国封建制度即将崩溃，法国人民正积蓄力量，向封建制度发起最后的进攻。作者通过费加罗与伯爵的冲突，形象地揭示了当时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博马舍满怀信心地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在剧本里表现了第三等级的乐观情绪和斗争精神，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现实意义。

　　在《费加罗的婚姻》中，作者把阿勒玛维华伯爵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加以刻画。他卑鄙虚伪，荒淫无耻，倚仗封建主的特权，玩弄女性，为所欲为。他还利用全省的首席法官的身份，非法征收租税，大肆盘剥农民。伯爵作为封建特权的化身，最后却被仆人战胜了，这充分表明了旧制度全面崩溃的前夕贵族阶级的没落。

　　剧中的主人公费加罗，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化身。他聪明机智、乐观自信、朝气蓬勃。费加罗富于反抗精神，敢于否定传统观念，蔑视封建特权。在费加罗身上，集中体现了第三等级的特征。费加罗对伯爵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作者在剧本的最后说：“这部喜剧描写的是，懂得生活的善良人民的生活。受着压迫，他诅咒，他怒吼，他用种种方式行动起来：所有一切都在歌声中结束。”这充分预示了人民群众必将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封建统治。

　　在剧中，作者借费加罗之口，对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揭露了贵族政治的黑暗，对封建统治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谴责。他大胆地指出，在封建统治下，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嘲笑贵族阶级“本事平常，只要会爬，什么地位都爬得上”。由于《费加罗的婚姻》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路易十六认为它嘲笑了几百年来“一切应该被尊敬的事物”，因此一再禁止它公演。博马舍依靠公众舆论，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公演的权利。

　　博马舍在戏剧创作中采纳了狄德罗的戏剧主张，该剧情节完整，结构紧凑，人物性格鲜明，对话幽默、风趣。

　　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

　　十七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妥协而告终。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

　　革命的胜利，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圈地继续进行。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始进行，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与此同时，英国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吞并了苏格兰，大肆掠夺印度、加拿大等国，夺得了大量的殖民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队级激进派的民主运动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连绵不断。

　　由于“光荣革命”存在严重的妥协性，封建势力的残余仍然存在，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英国虽然没有产生声势浩大的思想革命运动，但启蒙主义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潮。启蒙主义的任务是以理性作为武器，同封建残余作斗争，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分为两派：温和派支持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要求采取某些局部的改革；激进派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要求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

　　英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实主义小说，它的代表作家是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

　　丹尼尔’笛福　（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他出身于伦敦一个清教徒家庭，父亲经营屠宰业。他只受过中等教育，二十多岁时，他已是伦敦一个体面的商人，经营过内衣和烟、酒等。1692年，笛福遭到破产，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他开过砖瓦厂，当过政府的情报员。他在经商的同时从事政治活动，发表了一些政治、宗教、经济方面的论文。1702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用反语讽刺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由于文笔巧妙，一开始并没有被识破，后来被发觉，关进监狱六个月，并受伽刑示众。受伽刑时，他出版了　《伽刑颂》，抨击法律的不公正，被伦敦市民视为英雄。1704年到1713年，笛福主办了《评论》杂志，为辉格党党魁哈利进行宣传。1719年，笛福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深受读者的欢迎。同年，他又出版了《鲁滨逊漂流续记》。1720年，他发表了《鲁滨逊的沉思集》。此后，他相继发表了《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杰克上校》和《罗克·查娜》等长篇小说以及《彼得大帝》等传记。晚年，笛福因为逃避债务，客死异乡。

　　笛福是新兴资产队级的代言人，属于启蒙主义文学中的温和派。

　　《鲁滨逊漂流记》（1719）是笛福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出身于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他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瞒着父亲私自出海。第一次出航，就遇到大风浪，船只沉没，他好不容易才逃出性命。他第二次出海，到非洲经商，赚了一笔钱。第三次航行时，又遭到不幸，被土尔其人俘获，当了奴隶。后来，他划了主人的小船逃跑，被一艘葡萄牙货船救了起来。到了巴西以后，他在那里买了一个庄园，当上了庄园主。他接受别人的建议，去非洲贩卖黑奴。这一次，船在途中触礁，水手和乘客全部遇难，只有鲁滨逊一个幸存。

　　鲁滨逊只身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孤独的野外生活。他做了一只木筏，把沉船上的食物、帆布、枪枝、弹药、工具、衣服等一一运到岛上。他在小山边搭起帐篷，用高高的尖木桩圈起来，作为栖身之处。他还把一个山洞辟为住所，并用简单的工具制作桌、椅等家具，猎取野禽和其它小动物作为食物，饮小溪里的水。

　　后来，他开始在岛上种植大麦和水稻。他自制木臼、木杵、筛子，加工面粉，制作了粗糙的面包。他捕捉并驯养野山羊，还养了一些鹦鹉。他砍倒一棵大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成了一只独木舟。由于船太重，无法拖下海，只好重新做一只小的。

　　鲁滨逊在岛上独自生活了十七年。一天夜里，他发现有一群野蛮人从另一个岛上划船过来，在岛上他们的俘虏杀死吃掉了。他惊愕万分，生怕他们再到岛上来。他偶然发现一座十分隐敝的岩洞，便把它加以改建，作为藏身之所。鲁滨逊在岛上度过了二十三年，后来，岛上又来了一群食人生番，他们正准备杀死带来的俘虏，其中一个俘虏拼命向鲁滨逊跑来。鲁滨逊开枪打死了几个追赶的野人，救了这个俘虏。那天正好是星期五，鲁滨逊就给俘虏取名为“星期五”。从此，“星期五”成了鲁滨逊忠实的仆人和朋友。

　　不到一年，鲁滨逊教会了星期五说他本国的语言。接着，鲁滨逊带着“星期五”救出了一个西班牙人，后来又救出了“星期五”的父亲。不久，鲁滨逊发现一只英国船在岛上抛锚，船上的水手闹事，把船长和另外两个水手抛在岸上。鲁滨逊带领“星期五”，帮助船长夺回了船只。他把那帮水手留在岛上，与“星期五”回到了英国。

　　此时，鲁滨逊已离家三十五年。后来，鲁滨逊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妻子死后，鲁滨逊又一次航海经商，路过以前生活过的荒岛。这时，留在岛上的西班牙人和英国水手在岛上安了家，岛上人丁兴旺，鲁滨逊满意地离开了那里。

　　《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最早的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它通过主人公鲁滨逊的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启蒙主义思想。

　　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704年，苏格兰水手赛尔科在海上同船长发生冲突，被船长遗弃在一个荒岛上，四年以后才获救，被一个航海家带回英国。笛福从中得到启发，写了《鲁滨逊漂流记》。

　　小说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典型，表现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恩格斯认为，鲁滨逊是“一个真正的　‘资产者’”。

　　鲁滨逊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资产者。鲁滨逊出身于中产阶级，他的父亲经常用知足常乐的哲学教育他，但他不满足于平庸舒适的生活，海外的新世界对他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为了追求财富，他雄心勃勃，一次次冒险出海。鲁滨逊的一生，是不断冒险、不断探索的一生。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足于现状、追求自由发展的精神状态。

　　鲁滨逊又是一个具有实干精神的资产者。鲁滨逊在荒岛遇难后，他克服悲观情绪，立即投入了创造新生活的战斗。鲁滨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自己的双手，取得了生存的权利。他每做一件事要克服重重困难，但他凭借坚强的意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鲁滨逊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断战胜困难，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开拓了自己的前程。鲁滨逊在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必胜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这些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

　　鲁滨逊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和占有欲。他经营种植园，进行奴隶贸易，目的都是获取利润，追求物质财富。鲁滨逊用火枪救下“星期五”，又用《圣经》“开化”他，使“星期五”成为他忠实的仆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剥削和奴役。当荒岛上还只有鲁滨逊一个的时候，他就踌躇满志地说：“这一切都是我的。”后来，鲁滨逊又救出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他自封为“总督”，认为“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是百姓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鲁滨逊回国以后，继续保留岛上的土地的产权，把它分租给新去的居民，成了一个真正的殖民主义者。可见，鲁滨逊既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一个充满占有欲的资产者，鲁滨逊这一人物的两重性，充分体现了作者自身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鲁滨逊漂流记》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开辟了道路。它第一次把普通的中产阶级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塑造了西方

　　文学史上第一个新兴资产者的形象。小说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展现他的性格，注重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语言简洁、生动、朴素、自然。同时，《鲁滨逊漂流记》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人物刻画比较粗，结构松散，平铺直叙等。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属于英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激进派。他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家境贫寒。他出世前七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由叔父抚养。他十四岁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攻读神学，但他厌恶神学，对历史和诗歌感兴趣。1689年，他受聘担任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这一时期，他写了《书的战争》（1679）和《桶的故事》（1698），初步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书的战争》批判了当时学究式的考证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桶的故事》以寓言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天主教和英国清教等教派的虚伪和无耻。此后，斯威夫特曾一度卷入伦敦的党派斗争。由于他出色的才能，两个党派都想拉拢他。1710年，他担任托利党《考察报》的主编。1712年，他发表了《盟国的行为》一文，反对英国与法国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所进行的战争，要求双方立即停战。此文对1731年英法和约的缔结产生了影响。女王和托利党大臣对斯威夫特日益增长的声望非常害怕，于　1713年将他赶出伦敦，任命他为都柏林一教堂的副教长。在那里，他积极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揭露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的掠夺，号召爱尔兰人民起来争取自由独立，爱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1729年，他从英国回到都柏林时，全城鸣枪举火，表示热烈欢迎。斯威夫特晚景凄凉，由于体弱多病，以至精神失常。1745年，斯威夫特去世，他在自己墓志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进，过路人，如果可能，你就学着做一个光荣的自由事业的热情保卫者吧！”

　　《格列佛游记》（1726）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全书共分四卷。

　　第一卷是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格列佛是一个外科医生，受聘于远洋船“羚羊号”。船在途中触礁沉没，格列佛只身游上岸，然后昏睡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被身长六英寸的利立浦特人用细绳捆住了。他们用一千五百匹马拖的专车，把格列佛运到京城，献给国王。在小人国，挑选官员根据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跳舞技术的好坏而定，朝廷里因为鞋后跟的高矮不同而分成两个党派，小人国与邻国因为吃鸡蛋应先打大端还是先打小端这一分歧发生战争。格列佛帮助小人国制止了不来夫斯古帝国的侵略，利立浦特国王雄心勃勃，要求格列佛把敌人全部消灭，格列佛拒绝了他的要求，因此得罪了国王，险些丧命，最后泅水潜逃，回到英国。

　　第二卷是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游记；格列佛乘“冒险号”再次出海，船航行到一块不知名的陆地附近，格列佛上岸寻找淡水，被一个巨人捉住。这个巨人是大人国的农民，他把格列佛当作玩物带回家，让格列佛睡在他小女儿的洋娃娃的摇蓝里。为了赚钱，他把格列佛拿到市镇上售票展览，让格列佛耍把戏，每天要格列佛表演十场，累得他淹淹一息。后来，农民把格列佛卖给皇后。格列佛沾沾自喜地向国王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军队、法庭、财政及英国近百年的历史。国王认为英国的历史是“一大堆阴谋、反叛、暗杀、屠戮、革命和流放”，英国的规章制度并不高明。格列佛在大人国生活了三年后，思乡心切，找机会回到了英国。

　　第三卷是勒皮他、巴尔尼巴比、拉格奈格、格勒大锥、日本游记：格列佛又随“好望号”出海，遇上海盗，格列佛单独漂流到几座海岛上。一天，他发现空中有一叫“勒皮他”的飞岛，岛上的人整天沉思默想，担心天体会突变，地球会毁灭。科学院正在研究如何从黄瓜里提取阳光，把粪便还原成食物，把冰烧成火药等，结果造成全国土地荒芜，人民衣食无着。

　　接着，格列佛又来到巫人岛。岛上的总督精通魔法，能任意召唤鬼魂，格列佛见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凯撒等古代的名人。在交谈中，格列佛发现史书上许多记载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非颠倒。格列佛又游览了拉格奈格王国，来到日本，乘船回到英国。

　　第四卷是慧骃国游记：格列佛担任“冒险家号”船长，途中水手叛变，格列佛被放逐到“慧骃国”。格列佛遭到一种外形像人、没有理性的名叫“耶胡”的牲畜围攻，一匹“慧骃”马是这里的主人，它们有理性，而耶胡是马豢养的畜牲。格列佛学会了该国的语言，他发现慧骃有很多美德，相形之下，英国统治者和国民身上却存在不少弊病。格列佛决定在慧骃国生活下去，无奈主人们决定消灭“耶胡”，由于格列佛是一只有理性的“耶胡”，他得以免死，但必须离开慧骃国，格列佛只好回到英国。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讽刺小说。它以主人公格列佛出海航行的经历为线索，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表达了作者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

　　《格列佛游记》通过幻想的环境、虚构的情节、夸张的手法，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举凡君主政体、议会政治、司法制度、财政、教育、军队、殖民政策、社会风俗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作者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童话世界，但处处影射英国的现实生活。在小人国，这里的小人身高只有六寸，国王只比他的臣民高一指甲，他却自以为是头顶青天的伟大统治者，妄图统治全世界，这是对当时英国统治者的绝妙讽刺。在那里，人们以吃鸡蛋先打大端还是先打小端而形两种宗教派别，作者通过它射影了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争斗；因为鞋后跟的高矮不同而形成两大政党，作者通过它暗示了英国国内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纷争。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描写俯拾皆是。

　　作者在抨击英国社会现实的同时，又表现了自己对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作者通过对大人国的描写，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国王是一个理智、善良的开明君主，他提倡科学和生产，这表明了作者对开明君主制的向往。在慧骃国里，马是有理性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动物，由马治理整个国家，建立起一个保留着宗法制公社的理想社会。作者通过对慧骃国的描绘，抒发了他对原始宗法社会的留恋。可见，作者始终在探索合理的社会制度，通过作品抑恶扬善，宣传启蒙思想，追求“理性王国”，从而为小说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基调。

　　《格列佛游记》也表现出某种保守倾向，如肯定等级制度，留恋原始宗法社会，不恰当地讽刺自然科学。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找不到改造社会的方法，在作品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

　　小说采用幻想的形式和夸张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幅虚构的图景，讽刺和批判现实社会。在这里，神奇的夸张和精确的描绘，辛辣的讽刺和细致的刻划，达到了完整的统一，使小说具有整体的真实感，增加了揭露和批判的力量。作者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如夸张、对比、反语、影射等，嬉笑怒骂，巧妙自如。

　　享利·菲尔丁（1707—1754）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和斯威夫特一样，他属英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激进派。

　　菲尔丁出生于英格兰索木赛特州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以后，他去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后来因经济困难中途离校。此后，菲尔丁开始进行戏剧创作，先后写了二十五个喜剧、笑剧和小歌剧，辛辣地讽刺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其中《堂·吉柯德在英国》（1734）通过堂·吉柯德偶然来到英国的情节，讽刺了英国的选举制度。《巴斯昆》（1736）和《历史纪事》（1737）揭露了英国政府贪污腐败。由于这些社会讽刺剧触怒了统治阶级，1737年，议会颁布了“戏剧审查法”，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此后，菲尔丁进入法学院学习，后来担任过律师。从1742年起，菲尔丁开始了小说创作，共写了四部长篇小说。《约瑟·安德鲁传》（1742）叙述贵族夫人的男仆安德鲁拒绝女主人的诱惑而被驱逐，离开伦敦去找他的女友、女仆芳妮的经历，广泛描写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的情况。《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当时有名的强盗首领魏尔德为原型，讽刺了瓦尔浦型的资产阶级政客。《阿米莉亚》　（1751）描写富贵人家出身的阿米莉亚与穷军官布斯上尉结婚后的不幸遭遇，谴责了富人对穷人的欺压和凌辱，批判了英国的司法系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汤姆·琼斯》（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它的故事情节如下：

　　鳏夫奥尔华绥是一个富有的乡绅。一天，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婴儿，他和妹妹布丽奇特怀疑这个孩子是女仆詹妮·琼斯的私生子，于是把琼斯辞退了。琼斯以前在教师帕特里奇家干过活，帕特里奇的妻子怀疑丈夫和詹妮有不正当关系。帕特里奇被奥尔华绥训斥了一顿，不得不离家出走。汤姆被奥尔华绥抚养，和养父的外甥布力非一起长大。汤姆和布力非的性格截然不同，汤姆诚实、勇敢，布力非自私、虚伪、一次，汤姆冒险替邻居的女孩苏菲亚捉到一只小鸟，布力非出于嫉恨，偷偷把鸟放了，还在苏菲亚面前口口声声说这是尊重动物的自由权利。还有一次，汤姆和别人打死了一只鹧鸪，被布力非告发，大家都认为汤姆游手好闲，布力非品德高尚。苏菲亚骑马时从马上掉下来，为了抢救苏菲亚，汤姆折断了左臂，住在苏菲亚家里养伤。汤姆爱上了苏菲亚，因地位不相称，遭到了苏菲亚的父亲威士特恩的反对。布力非贪图威士特恩的财产，也在追求苏菲亚。苏菲亚违抗父命，声称非汤姆不嫁，布力非对此嫉恨不已。奥尔华绥病了，汤姆非常着急，后来他的病情有了好转，汤姆转忧为喜，开怀痛饮，因酒后冲动和布力非发生争执。布力非告诉奥尔华绥，说汤姆在他病重的时候幸灾乐祸，奥尔华绥一怒之下，把汤姆赶出了家门。

　　汤姆出走后，有一次和别人发生争执，受了重伤。一个理发师为汤姆治好了伤，汤姆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原来他就是帕特里奇。两人结伴而行。后来，汤姆从强盗手中救出了沃斯特太太，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苏菲亚因为父亲逼她与布力非成婚，离家出走，正好住在这家旅馆。苏菲亚听到很多关于汤姆的传闻，信以为真，非常伤心，把自己的手笼留在汤姆的床上，离开旅馆，来到伦敦，寄居在亲戚贝拉斯顿夫人家里。

　　汤姆和帕特里奇赶到伦敦，汤姆遭到了贝拉斯顿夫人的无理纠缠，不得不与她同居。由于贝拉斯顿夫人的阴谋，苏菲亚险些遭到一位伯爵的侮辱，幸好她父亲及时赶到，搭救了她。汤姆遭到布力非的陷害，被关进监狱。帕特里奇和沃斯特太太同时去看望他，帕特里奇发现沃斯特太太就是詹妮·琼斯。最后，布力非的诡计被揭穿，汤姆的身世真相大白。原来，汤姆是布丽奇特和一个大学生的私生子，与布力非同父异母。布力非的恶行全部败露，于是奥尔华绥取消了布力非的继承人资格，改立汤姆为嗣。威士特恩也因此改变了对汤姆的态度，同意他和苏菲亚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汤姆·琼斯》通过主人公汤姆·琼斯和苏菲亚的爱情故事，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作者描绘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上流社会的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乡村、城镇、旅店、集市、法庭、监狱、杂货铺、生意人的帐房、上流社会的沙龙，等等，它构成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全景。作者广泛描绘了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物，其中，有乡间的地主乡绅、伦敦上流社会的贵族、律师、教师、旅店老板、牧师、士兵、农民、强盗、政客、流氓、骗子、乞丐等等，约四十多人。许多人物刻画生动，具有典型意义。

　　菲尔丁在小说中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肯定了打破等级观念，以精神的相互了解和彼此尊重为基础的自由恋爱。

　　小说揭露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和腐朽伪善，同时热情歌颂了下层人民的淳朴和善良，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汤姆·琼斯是一个善良诚实、热情勇敢的青年。为了使猎场看守人不被解雇，他宁肯自己遭受毒打。后来，由于布力非的告密，看守人被解雇，汤姆卖掉自己的马，把钱送给他。为了苏菲亚的安全，汤姆奋不顾身拦截惊马，因此折断了自己的胳膊。汤姆非常尊重奥尔华绥先生，当奥尔华绥病重康复时，他又唱又跳，喜不自胜，即使受到误解，他也从不怀疑奥尔华绥的慈爱。汤姆对苏菲亚怀着诚挚的爱情，但他常常受到情欲的支配和女性的诱惑，因此背离了苏菲亚，但他做了错事以后又常常悔恨不已。

　　同汤姆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布力非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伪君子的典型。他对养父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上心怀鬼胎。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一再对汤姆进行中伤和陷害。小说通过布力非这个形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虚伪。

　　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各有特色。乡绅奥尔华绥慷慨好施、善良正直，他常常被人蒙骗，以致赏罚不明，但他心地宽厚，乐于助人。和奥尔华绥相反，苏菲亚的父亲威士特恩是一个专横粗暴、自私自利的典型。苏菲亚是一个美丽、单纯、善良、温柔的少女，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汤姆·琼斯》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作者采用了传统小说的手法，全书结构完整、严谨，情节曲折、生动。

　　《汤姆·琼斯》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斯汤达称赞它是“小说中的《伊里亚特》”。

　　德国自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国家四分五裂。全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封建小邦，大小诸候各自为政，政治腐败，严重阻碍着德国经济的发展，使德国不可能产生强大的资本主义。到了十八世纪，德国还没有大工场，没有统一的市场，工商业非常落后，而且主要是为贵族和宫庭服务。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和资产阶级依附贵族的情况，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尽管这样，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有所发展，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增长。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英、法两国的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十八世纪德国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决定了德国的启蒙运动具有与英、法两国不同的特点。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低下，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德国的启蒙运动不可能导致政治革命，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戏剧来实现民族统一，形成了一个文学、戏剧、哲学上的空前繁荣时期。

　　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的代表人物是高特舍特，后期的代表人物是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是德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生于一个贫苦的牧师家庭，1746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开始与戏剧界接触，进行戏剧创作。1748年，莱辛来到柏林，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后来担任柏林《福斯报》的编辑。1755年，莱辛发表了《萨拉·萨姆逊小姐》，这是德国的第一部市民悲剧。1760年，莱辛到了布莱斯劳，为生活所迫，充当了一位普鲁士将军的秘书。在那里，莱辛研究哲学和美学，开始写作美学名著《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并创作了喜剧　《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年，莱辛应邀担任汉堡“民族剧院”的艺术顾问，但一年以后剧院就倒闭了。1770年，莱辛为了糊口，到一名公爵的图书馆当管理员。由于经济拮据，莱辛陷入了“慢性死亡”的窘境。1772年至1776年，莱辛陪公爵的亲出国旅行。1776年，莱辛与夏娃·柯尼希结婚，一年以后妻子死于难产，这对莱辛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时，莱辛同汉堡牧师葛茨就宗教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莱辛将自己发表的十一篇文章结集为《反葛茨》。1719年，为了驳斥葛茨的观点，莱辛写成了著名诗剧　《智者纳旦》。1781年，莱辛因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二岁。

　　莱辛热爱戏剧，毕生从事戏剧工作，同时进行美学研究。

　　莱辛的重要美学著作是《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限》。拉奥孔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祭师，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在《论希腊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摹仿》一文中，通过对拉奥孔群像和维吉尔的史诗对拉奥孔之死的不同处理的比较，认为希腊艺术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莱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诗和画都有自己的特点，画宜于以颜色和形状描绘物体的空间排列，诉诸视觉；诗宜于用语言描绘动作的时间持续，诉诸听觉。画适于模仿物体美，诗适于描绘动态美。莱辛区分了诗与画的界限，打破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趣味和创作方法，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莱辛在戏剧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汉堡剧评》，这是他在担任汉堡“民族剧院”艺术顾问时撰写的一百零四篇评论的总集。

　　《汉堡剧评》不是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涉及的问题很广。莱辛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剧院应当成为“道德的学校”。莱辛继承了亚理斯多德的模仿说，要求文学真实地摹仿“自然”，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莱辛反对机械地摹仿法国新古典主义，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提倡“市民悲剧”。莱辛推崇莎士比亚，认为学习莎士比亚，有助于建立德国的民族戏剧。

　　莱辛的戏剧理论，体现了他的启蒙思想，为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是莱辛最出色的悲剧，这是一部典型的“市民悲剧”。

　　故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赫托勒公爵是封建小公国瓜斯塔拉的统治者，他看上了美丽的爱米丽雅，可是，爱米丽雅的父亲沃多雅多·迦洛蒂上校准备把女儿嫁给伯爵雅比雅尼。

　　为了把爱米丽雅·迦洛蒂搞到手，赫托勒公爵抛弃了情妇奥尔齐娜伯爵夫人，然后千方百计引诱爱米丽雅。公爵费尽心机，但爱米丽雅始终不让他的阴谋得逞。

　　公爵听说爱米丽雅即将同雅比雅尼伯爵举行婚礼，非常着急，于是召见侍从马礼诺礼商量对策。

　　马礼诺礼替公爵出了一主意，让雅比雅尼作为公爵的全权代表，出使国外，以便达到占有爱米丽雅的目的。但是雅比雅尼不归公爵直接管辖，所以拒绝了这一要求。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公爵的默许下，马礼若礼买通一伙人，装成强盗，在爱米丽雅和雅比雅尼前去举行婚礼的途中设下埋伏，等新婚夫妇的车辆经过时，他们一拥而上，开枪打死雅比雅尼伯爵。公爵的仆人假装闻声前来搭救，将爱米丽雅劫持到亲王的行宫。亲王在那里等候已久，见到爱米丽雅，假惺惺地进行安慰，试图趁机取得爱米丽雅的好感。亲王以前的情妇奥尔齐娜伯爵夫人为了报复亲王，来到了宫中，沃多雅多上校也匆匆赶来，伯爵夫人把真相全盘托出，还送给他一把匕首，鼓动他报仇。

　　沃多雅多见到爱米丽雅，把真相告诉了女儿。亲王在马礼诺礼的怂恿下，借口调查雅比雅尼被杀一案，准备将爱米丽雅隔离审查。爱米丽雅知道自己无法逃脱厄运，对父亲说，如果她落入亲王设下的圈套，她将抵挡不住诱惑而丧失自己的贞操，因此，她请求父亲赐她一死。沃尔雅多为了保全女儿的名誉，接受了她的请求，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在暴风雨摧残一朵玫瑰花之前，先把它摘下了”。

　　《爱米丽雅·迦洛蒂》取材于古罗马的一个故事：维吉尼亚是一个平民姑娘，一次，她被当地的权贵克劳底乌斯强行劫持。维吉尔的父亲为了保全女儿的贞操，亲手将她杀死。维吉尼亚之死引起了一场人民起义，克劳底乌斯遭受了灭顶之灾。《爱米丽雅·迦洛蒂》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义利作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十八世纪德国的社会现实，正如莱辛自己所说的那样，《爱米丽雅·迦洛蒂》“仅仅是穿着新衣服的古罗马历史”。

　　在这出戏中，作者对德国封建君主的荒淫暴虐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剧中描写的瓜斯塔拉宫廷其实是十八世纪德国封建宫廷的写照，赫托勒公爵无疑是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赫托勒公爵倚仗权势，为所欲为，是一个十足的专制暴君的典型。爱米丽雅请求父亲刺死自己，这正是对封建暴君的无声的抗议。

　　剧中沃多雅多上校一家，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是没有地位，没有财产，他们的思想行为表明，他们实际上属于市民阶级。作者通过沃多雅多上校一家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的命运。沃多雅多上校正直、刚强，鄙视宫廷的荒淫无耻，力图保持道德的纯洁。由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过于强大，沃多雅多不敢与他们作正面斗争，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保护了她的贞操。爱米丽雅的悲惨结局，表明了新兴市民阶级在精神领域远比封建君主高尚，暗示了市民阶级在道义上的胜利，同时又充分显示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作者试图通过悲剧的结局，唤起整个德国民族的觉醒，起来推翻产生这类悲剧的社会制度，因此，歌德称这个剧本为“激起对暴虐的专制统治的道德上反抗的决定性一步”。

　　在艺术上，这部悲剧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真切、自然，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由于各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们又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

　　启蒙主义文学具有鲜明倾向性和教悔性。由于启蒙作家往往又是启蒙思想家，他们把文学作品当作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启蒙主义文学都以直接表现启蒙思想为其内容。启蒙作家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注重文学作品在批判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方面的作用。因此，启蒙主义文学的批判锋芒非常明确，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启蒙作家以理性作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宣传自由、平等的思想。如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堕落。卢梭的《新爱洛绮丝》，通过“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尖锐冲突，大胆地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表现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启蒙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描绘社会政治的理想蓝图，唤醒人民对理性王国的向往。如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穴居人”、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对“黄金国”、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大人国”的描绘，就是启蒙思想家设计的理性王国的美丽图景。

　　启蒙主义文学否定了古典主义以王公贵族作为作品主人公的创作原则，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描写和歌颂的主要对象。古典主义要求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启蒙主义文学反对古典主义的宫庭倾向，着重描写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启蒙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形象，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加以歌颂，而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往往成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比如，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的形象，就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作者把他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表现了作者鲜明的阶级立场。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把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冲突搬上舞台，仆人费加罗身上集中体现第三等级的特征，他对伯爵的胜利，意味着整个第三等级的胜利。

　　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十八世纪初，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各国文坛，在启蒙运动的初期和中期，不少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深受古典主义的影响。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深入，古典主义的缰化原则已经不再适合表现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启蒙作家开始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寻找新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启蒙作家注重文学的真实性，他们不再通过传统的题材反映现实生活，而是直接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狄德罗主张，作家应当深入现实生活，他曾经这样说：“我的弟子，如果你们想认识真理，那么到生活中去吧……去熟悉各式各样的社会情形。”博马舍认为，只有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用真实而自然的手段来打动我们……给观众的脸上带来了同情和快乐”，“并且由于它直接感染我们，所以它在舞台上的力量也来得更大”。

　　为了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启蒙戏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游记讽刺体小说、教育小说、抒情小说等。在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中，最能够体现启蒙思想的是启蒙戏剧和哲理小说。

　　启蒙戏剧又称市民剧、严肃、正剧，它是由法国的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的。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等著作，为这一新型的剧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的戏剧理论的指导下，狄德罗写了《私生子》和《一家之长》，博马舍写了《塞维勒的理化师》和《费加罗的婚姻》，莱辛写了《爱米丽雅·迦洛蒂》等戏剧作品，这些都成为了市民剧的典范。

　　哲理小说是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它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哲理小说通过虚拟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故事情节，表达作者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具有较强的哲理意味。哲理小说的代表作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等。

　　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大都正面宣传启蒙作家的学说和主张，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图解，因而带有鲜明的哲理性。启蒙主义文学作品常常忽视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描写，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主人公往往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具有“席勒式”的倾向，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在哲理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伏尔泰和启蒙主义文学“正如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评传》一书中这样评价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在启蒙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声望。无论从活动时间之长，活动领域之广，还是从思想影响之大来说，伏尔泰都堪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泰斗，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那样：“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的生平

　　伏尔泰　（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户人家。这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共有五个孩子，伏尔泰是其中最小的。也许是由于父母老年得子的缘故，伏尔泰自小体质孱弱，这对他日后敏感、聪颖的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伏尔泰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十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了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由耶稣会主办的名牌中学，在当时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子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出生于资产阶家庭的孩子则遭受歧视。小小年纪的伏尔泰，第一次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中，渐渐埋下了反对封建特权的种子。

　　在圣路易中学学习期间，伏尔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一位名叫比埃尔·贝勒的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引起了伏尔泰强烈的兴趣。贝勒是启蒙运动的先驱，因为反对教会，曾经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勒在他的《历史批判辞典》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对宗教狂热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贝勒的观点，使年轻的伏尔泰受么了极大的震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

　　从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迫于父命，伏尔泰进入了一所法科学校。枯燥乏味的拉丁文法典没有引起伏尔泰丝毫的兴趣，他渴望早日结束这种单调、呆板的生活，立志成为一名诗人。伏尔泰的父亲见此情景，不禁大为恼火，于是想通过金钱为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用以装点门面，结果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伏尔泰充满自信地告诉父亲：“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

　　离开法科学校以后，伏尔泰在法国驻荷兰使馆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回国以后，又担任了法庭的书记。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主要从事讽刺诗的写作。当时，伏尔泰年轻气盛，才华横溢，混迹于贵族纨绔子弟之间，以自己犀利的谈吐和绝妙的警句引起了周围的人们的瞩目。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五岁的路易十五即位，由他的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荒淫无度。伏尔泰为此写了两首讽刺诗，对摄政王奥尔良和他的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进行了冷嘲热讽。伏尔泰的这一举动，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伏尔泰因此被逐出京城。此后，伏尔泰仍旧我行我素，过了不久，又发表了一首题为《小孩的统治》的讽刺诗，对宫庭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在诗的结尾，伏尔泰这样写道：“我只不过二十岁，就见识了这些罪恶。”摄政王恼羞成怒，1717年，伏尔泰被投进了巴士底狱。

　　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囚禁了十一个月。在狱中，伏尔泰潜心创作，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享利亚特》。

　　1918年，伏尔泰出狱，重新获得自由。同十一月，《俄狄浦斯王》被搬上舞台，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映，结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俄狄浦斯王》上演成功，奠定了伏尔泰作为剧作家的声望。

　　1722年，伏尔泰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夫人一道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德·吕贝勒蒙夫人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伏尔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回到巴黎后，伏尔泰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作《赞成和反对》，在诗中，伏尔泰对教会的欺诈、上帝的无能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他这样写道：“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

　　十年以后，伏尔泰秘密发表了这首诗，警察局随即以“不敬的上帝”的罪名将他的拘捕。伏尔泰灵机一动，佯称这首诗出自一位已故的朋友之手。警察局找不到证据，不得不释放伏尔泰。

　　第二年，伏尔泰的史诗《享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出版后，接着传入巴黎。这首原名为　《神圣同盟》的史诗很快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它同悲剧《俄狄浦斯王》一道，为伏尔赢得了“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的桂冠。

　　伏尔泰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被人们誉为拉辛的当之无的继承人。为了笼络伏尔泰，摄政王在官邸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为他提供优厚的俸禄。尽管这样，伏尔泰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宫庭的宠幸终究是靠不住的，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首先应当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此后，伏尔泰一边进行创作，一边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伏尔泰曾经这样说：“我看见过多少贫穷的和受人鄙视的作家，因此我早就决定不让自己加入他们之列。”伏尔泰在商业上同样获得了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为自己积攒了一大笔财富。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荣誉和财富并没有使伏尔泰的社会地位得到保障。1725年，伏尔泰同贵族德·洛昂发生口角，贵族指使仆人将伏尔泰毒打一顿。伏尔泰提出同贵族决斗，对方却暗中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不容伏尔泰申辩，就将他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囚禁了七个月之后，伏尔泰被迫离开法国。这一遭遇，使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伏尔泰前往英国。在伦敦，入们热烈欢迎伏尔泰的到来。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权。伏尔泰在英国居住了三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研究了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这些都大大地开阔了伏尔泰的视野，促使他形成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伏尔泰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洛克的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跑了很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不堪，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象一个浪子回到他的父亲那里一样。”

　　伏尔泰把自己旅居英国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了　《哲学通信》一书。《哲学通信》原名《英国通信》，全书由二十五封书信组成。在书中，伏尔泰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英国的宗教信仰、政体机构和商业成就，介绍了英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同时还大力宣扬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思想。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先后创作了悲剧《布鲁图斯》、《查伊尔》和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1734年，《哲学通信》在法国秘密出版，法国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大为震怒，立即以“违反宗教、妨害淳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查禁该书，法国高等法院下达命令，决定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

　　伏尔泰不得不再次逃离巴黎，起初躲在荷兰，后来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城西雷，寄居在他的女友、博学的德·夏德莱夫人家中。伏尔泰在夏德莱夫人的庄园里生活了十五年，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创作了悲剧《恺撒之死》、《穆罕默德》、《放荡的儿儿》、《梅洛普》、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此外，还完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哲学和科学专著《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的写作。

　　1746年，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49年，夏德莱夫人因病去世，伏尔泰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如此真挚的朋友而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

　　第二年，伏尔泰接受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的邀请，来到了柏林。伏尔泰此行的目的，是协助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腓烈特二世给予伏尔泰优礼厚待，任命他为高级侍从，每年俸金两万法郎。时间长了以后，伏尔泰终于发现，腓烈特二世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是“北方的所罗门”，而是一个专横暴虐、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他只是想利用伏尔泰的巨大声誉，为自己点缀门面。腓烈二世的所作所为，使伏尔泰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友谊终于以破裂而告终。1753年，伏尔泰不辞而别，毅然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首先来到瑞士，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购买寓所，居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伏尔泰以中国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悲剧　《中国孤儿》。伏尔泰热爱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更是推崇备致。他希望通过《中国孤儿》，表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孤儿》是一部“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不久，伏尔泰同瑞士的加尔文教派发生冲突。从1760年开始，伏尔泰长期定居在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名叫菲尔奈的地方。

　　在菲尔奈、伏尔泰终于可以避免遭受来自两方面的迫害。从此，他开始了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伏尔泰同年轻一代启蒙思想家过从甚密，积极支持由达朗贝尔和狄德罗主持的　《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并且为它撰写辞条。伏尔泰热情洋溢地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

　　《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效劳的。如果我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通信是伏尔泰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工具，伏尔泰利用通信的方式，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解各方面的动态，阐述自己的主张。伏尔泰不断地更换笔名，出版了众多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同宗教狂热和教会的黑暗作斗争。在伏尔泰的一万多封信中，有八千余封是在这个时期写的。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伏尔泰在自己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菲尔奈，伏尔泰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常为那些无辜遭遇不幸的人们据理力争，对天主教会的宗教迫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伏尔泰正义的声音。

　　1976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去世。当时，教会下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不许人们安葬她。伏尔泰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拍案而起，当即奋笔疾书，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叫《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表达了自己对楼古佛鲁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天主教会的强烈控诉。在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设立祭坛；但是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轰动欧洲的卡拉事件。家住士鲁士城的让·卡拉是一名新教徒，他的儿子因为债务缠身，不堪重负，在家中上吊自杀。教会诬陷卡拉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目的是阻止他改信天主教。最后法院以反对天主教的罪名，判处卡拉车裂的极刑。伏尔泰闻讯以后，马上挺身而出，收容了卡拉一家。伏尔泰亲自调查卡拉事件的真相，坚决要求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还动员优秀的律师为卡拉辩护。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撤销原来的判决，为死去的卡拉恢复名誉。

　　1765年，阿布维尔的骑士拉巴雷，被指控犯有渎神罪，法庭判处他砍手、拔舌、再用小火烧死的刑罚，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奋起为死者辩护，并且安置了死者的遗孤。在其他几起冤案当中，伏尔泰同样发出了抗争的声音。

　　伏尔泰反对宗教狂热的斗争，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从而使他在当代人中间深浮众望。菲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各国的人们都在倾听伏尔泰的声音，人们尊敬地称他为“菲尔奈教长”。

　　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伏尔泰还埋头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在这里，伏尔泰相继完成了哲理诗　《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史》等大量的著作。

　　1778年2月10日，伏尔泰回到巴黎，巴黎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到来，有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热烈场面：“伏尔泰来到巴黎，的确在当地人民中产生了好像什么神仙降临地上那样的作用。”3月30日，伏尔泰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大会，在会上，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长。就在这天晚上，伏尔泰来到法兰西喜剧院，出席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部悲剧《伊雷娜》的首演仪式。演出结束了，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崇高的敬意。

　　由于伏尔泰年事已高，过分的兴奋和疲劳使他病倒了。尽管过着卧床不起的生活，他对革命的前景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这样说道：“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有福气看到它了。”“法兰西人凡事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发。那时候，该多么热闹呀！年轻人真幸福，他们将会看到不少的大事。”

　　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神父要求伏尔泰按照基督教习俗进行忏悔，遭到了伏尔泰的断然拒绝。

　　伏尔泰逝世以后，教会宣布他为无神论者，不准人们安葬他。人们不顾教会的禁令，将伏尔泰的遗体秘密运到香槟省，安葬在色利埃教堂。十年后，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791年，根据立宪会议的决定，伏尔泰的遗骸被运回巴黎，人们在伏尔泰的柩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的骨灰被隆重安葬在法国先贤祠，他的心脏装在一个盒子里，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写着伏尔泰说过的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伏尔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伏尔泰在哲学上深受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物理学的影响，主张唯物主义。伏尔泰曾经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他系统地研究了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写了《哲学通信》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向法国读者介绍了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光学原理等。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这是伏尔泰一生中的一大功绩。

　　伏尔泰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人的思想来源于感官对外界事物的感觉。受洛克的影响，伏尔泰认为人对世界的全部知识都来自感性知识，来自经验。在伏尔泰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经验或与经验无关，感觉是观念的的唯一来源。

　　伏尔泰一方面接受洛克关于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的思想，一方面克服了洛克“内省经验”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洛克在强调外物作用于感官产生经验的同时，认为人心可以通过反省活动，不依赖感觉，得到某种观念，洛克把它们称为“内省观念”。洛克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看法。伏尔泰始终坚持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把唯物主义经验论贯彻到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洛克学说的缺陷。

　　伏尔泰以洛克的经验论作为武器，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伏尔泰驳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它阻碍人类知识的增长，公开为宗教神学张目。伏尔泰指出，天赋观念论已经成为教会宣扬宗教迷信的武器，同时根据洛克的经验论，论证了天赋观念论本身的虚妄。

　　然而，伏尔泰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局限性，伏尔泰不能解释世界的由来。伏尔泰用牛顿力学的原理解释物质和运动，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外力推动的结果。由于伏尔泰没有认识到物质和运动的辩论统一，在解释物质世界的成因时，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承认上帝的存在。同时，由于伏尔泰不了解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对物质世界的多姿多彩，对大自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协调性”、“合理性”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一切都起因于上帝。

　　伏尔泰曾经说，当我们看到机器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机器匠，宇宙是非常奇异神妙的机器，也一定有一个非常奇异神妙的智慧——宇宙的创造者。伏尔泰相信任何作品都有一个作者，在他看来，肯定神的存在是自然推理的结果，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一书中，表述了他的自然神论的思想：“有一个大智大慧无所不能、既创造了太阳和星球，也创造了微生物的最高实体……没有任何人找到上帝是不存在的证据，而且也永永远找不到。”

　　在伏尔泰看来，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便不再主宰它，而是任其自行发展。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为自然界立法，使“世界机器”运转而又不干预它的运转。上帝是不可认识的，它既非精神，也非物质。

　　可见，伏尔泰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是自然神形态的唯物主义，他始终没有摆脱神，没有达到公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在宗教上，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一方面认为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它体现为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另一方面反对把上帝具体化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反对一切具体形式的宗教。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既是对唯心主义的让步，同时又是对宗教教义的巨大修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伏尔泰反对教会权威，主张实行宗教宽容。伏尔泰认为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它造成了社会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

　　伏尔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伏尔泰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伏尔泰看来，基督耶稣不是神，而是一个凡人。圣经和福音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谎言，所谓原罪、方舟、神迹等都不过是一些荒唐可笑的神话故事。伏尔泰通过大量的事例，有力揭露了教会统治和宗教狂热的罪恶，认为一部教会史其实就是一部充满迫害、抢劫和谋杀的罪恶史。伏尔泰指出，神学和神学上的论争没有任何意义，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蛊惑人们，它不是教人敬畏神，而是教人敬畏蛊惑者自己。伏尔泰轻蔑地称教士为败类，并且大胆地发出了“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

　　伏尔泰主张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态度，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伏尔泰认为信仰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宗教迫害的根据，宗教狂热和对异教徒的迫害，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干涉别人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狂妄的举动，是愚昧和迷信的表现。在《自然规律》一诗中，伏尔泰这样写道：

　　宇宙是一个神明高踞的庙堂

　　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建筑自己的祭坛。

　　在《哲学通信》一书中，伏尔泰极力推崇当时英国的信仰自由，指出英国有三十多种宗教，但它们都能和平幸福地共处。伏尔泰主张摒弃宗教仪式和戒律，取消教会组织，让信徒听从自己的良知，从而使宗教成为“最和平的宗教”。

　　尽管伏尔泰激烈反对宗教狂热，他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伏尔泰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伏尔泰承认，上帝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指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伏尔泰相信，上帝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可以抑制人们的情欲恶习，从而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利。

　　伏尔泰主张上帝存在，完全是出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伏尔泰希望通过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维护社会公德，维护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伏尔泰所说的“共同利益”，归根到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真正觉醒以后，必然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在　《甲乙丙丁·对话集》中，伏尔泰明确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些毫无顾忌的恶棍，一大堆小人、暴徒、酒鬼和匪类，所以必须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说：谁偷我的东西，他得受惩罚，入地狱。伏尔泰相信，一个因果报应的上帝对下层民众是必要的，他们唯一应当读的《圣经》是“自然”这部大书，唯一的宗教是崇敬上帝，并做一个正直的人。因此，伏尔泰主张：“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制造一个！”

　　伏尔泰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自然法权论”是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伏尔泰认为，只有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能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的法律”，这种法律体现着“正义的观念”。伏尔泰反对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伏尔泰对僧侣和贵族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对广大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伏尔泰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伏尔泰在《哲学通信》等许多著作中，极力推崇英国的自由主义，号召人民为争取自由权利而进行斗争。

　　伏尔泰主张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政府。在他的眼中，英国政府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政府，这个政府保存着君主国一切有用的东西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东西。英国政府的构成，保证了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利益协调一致，既有利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平等和自由，同时又避免了混乱状态的出现。伏尔泰认为，理想的政府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必须限制君主的权力，防止出现专制政治；必须限制贵族的权力，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必须实施教会和政治分离，防止世俗和神圣混杂在一起。英国制定了完善的法律，确立了议会制度，实现了下院议员、爵士和君主间良好的合作，使市民、贵族、国王三者的利益得到兼顾，从而保障每个人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

　　伏尔泰的政治观点带有双重性，他在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斗争，试图改变封建秩序的同时，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伏尔泰始终相信，社会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善，而法律的制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往往取决于立法者的利益、情感和意见。因此，伏尔泰希望开明君主遵循理性的原则改造社会。伏尔泰主张依靠哲学家式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消灭封建特权，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性王国。1765年，伏尔泰发表了《论共和思想》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伏尔泰分析了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各自的特征，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广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共和政体下，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有效地避免君主专制，因此，伏尔泰认为，共和政体比专制政体更加优越。尽管这样，伏尔泰最终还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在他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

　　伏尔泰希望所有专制国家的君主都成为开明君主，他相信，只要君主愿意，改革就能够实现。1750年，为了劝说普鲁士王腓烈特二世实行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来到了柏林。伏尔泰希望辅佐腓烈特二世，实行重大的社会改革，但事实终于教育了他，他不得不最终离开了柏林。

　　伏尔泰轻视广大人民的作用，他认为人民不能认识真理。伏尔泰虽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并不希望废除私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是当然的，不平等来自人的天性，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平等”这一条目中宣称，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侍候人的穷人阶级；它们又分成有些细微差异的上千个阶级。在伏尔泰看来，一切享有各种天然权利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但归根结底，平等既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伏尔泰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各守本分，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会不可收拾。伏尔泰的上述主张，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伏尔泰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担心广大人民起来进行革命，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伏尔泰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显示了他的不彻底性。

　　伏尔泰的主要历史著作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的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

　　伏尔泰的历史观点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发展看作是理性对谬误、特别是宗教狂热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过程。伏尔泰把宗教狂热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障碍，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伏尔泰相信，理性最终将会战胜迷信和偏见，充分体现了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然而，由于伏尔泰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他不可能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去解释人类历史，而是把历史视为纯精神领域的斗争。伏尔泰崇尚理性，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性的王国”，宣扬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把精神、思想、意见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同其启蒙思想家一样，伏尔泰过分夸大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伏尔泰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从个别统治者的头脑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面貌。伏尔泰希望“天才人物”的出现，能够点燃人类的“理性之光”，从而达到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伏尔泰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他之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注重实地调查，掌握史料，往往凭作者本人的好恶，将历史事件写得如同小说一样有趣。这是一种古罗马式的史学作风。伏尔泰独辟蹊径，从掌握丰富的史料入手。他历尽艰苦，足迹遍及欧洲各国，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伏尔泰的一系列历史著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史料。伏尔泰扩大了历史科学的范围，他的历史著作，不再限于对帝王将相个人事迹的论述，使之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尽可能入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伏尔泰在谈到《路易十四的时代》这部历史著作的写作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我在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伏尔泰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

　　伏尔泰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热爱戏剧，主要从事戏剧创作。伏尔泰希望自己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在戏剧领域获得永恒的荣誉，成为不朽的悲剧诗人。

　　伏尔泰深受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伏尔泰把古典主义当作不可企及的典范，认为十八世纪只能因袭十七世纪的道路。伏尔泰遵奉“三一律”，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的观点。在创作过程中，伏尔泰不拘泥于古典主义的原则，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

　　伏尔泰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曾经给予莎士亚很高的评价。由于受古典主义和民族偏见的影响，伏尔泰不赞成莎士比亚把崇高与卑贱、悲剧与喜剧融合在一起的作法，指摘莎士比亚不懂得“规则”，甚至说他是“喝醉了酒的野蛮人”。伏尔泰排斥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

　　伏尔泰的悲剧采用了古典主义的形式，内容上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伏尔泰试图用古典主义时代的戏剧手法，传播启蒙思想。伏尔泰一生中创造了许多充满启蒙主义的激情、思想深刻的戏剧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俄狄浦斯王》　（1781）、《布鲁图斯》（1730）、《查伊尔》（1732）、《凯撒之死》　（1732）、《穆罕默德》（1742）和《梅洛普》（1743）。

　　《俄狄浦斯王》是伏尔泰创作的第一部悲剧，它以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作为题材。伏尔泰在作品中基本上保留了索福克勒斯的故事情节，同时进一步深化了悲剧对神的批判意义。在伏尔泰笔下，俄狄浦斯一个勇敢、高尚的英雄，他竭力逃避神的不祥预言，但不管他怎样努力，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神的捉弄，犯下了弑父娶母的之罪。剧本对神恶意地愚弄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说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从表达了作者对神的强烈控诉。

　　《布鲁图斯》是一部政治悲剧，它取材于古罗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主人公布鲁图斯是罗马元老，他的儿子被人引诱，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共和派因为布鲁图斯对国家的功绩，委托他来审理自己的儿子。布鲁图斯大义灭亲，判处儿子死刑。儿子处决后，布鲁图斯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剧中贯穿着为了反对专制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它起到了激励人们与专制暴政进行斗争的作用。

　　《恺撒之死》的创作受到了莎士比亚的《尤里斯·凯撒》一剧的影响，写的是罗马历史上布鲁图斯等人合谋杀死恺撒的故事。在伏尔泰笔下，恺撒被描写成一个专制统治者，他的对立面则是忠于共和的人物。

　　《查伊尔》是伏尔泰唯一的一出爱情悲剧，也是他最著名的剧作。该剧本显然是在莎士比亚的悲剧　《奥赛罗》的影响下写成的。剧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年轻的苏丹奥洛斯马勒与女俘虏查伊尔相爱，她是法国人，受的是伊斯兰教的教育，但是查伊尔发现自己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教规不容许她嫁给伊斯兰教的苏丹。基督教骑士纳瑞斯坦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准备将俘虏们赎回去。俘虏中有一位名叫吕西央的老人系王室的后裔，他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是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纳瑞斯坦骑士遇见查伊尔以后，试图劝她回到基督教方面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被奥洛斯马勒撞见了，奥洛斯马勒以为查伊尔另有所爱，妒火中烧，一怒之下将查伊尔杀死。真相大白以后，奥洛斯马勒追悔莫及，随即拔剑自刎而死。

　　剧本情节离奇曲折，戏剧冲突引人入胜，感情真挚动人。作者通过悲惨的爱情故事，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在全剧的结尾，骑士纳瑞斯坦对神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全能的主啊，我不知道是应该颂扬你的愤怒，还是应当在悲痛中对你进行控诉。”

　　《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创始人作为主人公。剧中把穆罕默德描写成阴险狡诈的骗子，卑鄙无耻的暴君，他利用宗教迷信和人们的愚昧无知，愚弄群众，以满足个人的私欲。伏尔泰把穆罕默德作为一切宗教迷信创始者的象征，通过这一形象，对宗教迷信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批判。

　　悲剧《梅洛普》以表现真挚的母爱为主题，带有强烈的感伤主义色彩。奸臣波里奉通过阴谋手段，杀死了国王和王子，篡夺了王位，只有太子幸免于难。波里奉想娶梅洛普为妻，并且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杀死她的儿子。最后，梅洛普的儿子爱基斯特杀死了波里奉，伸张了正义。作品细致入微地表现了梅洛普的内心世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伏尔泰把悲剧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伏尔泰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表现了宗教偏见和狂热的危害性，提倡理性和科学，主张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伏尔泰大胆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罪恶，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宣扬共和思想，大力倡导平等、自由。伏尔泰运用悲剧的形式，传播启蒙思想，激励广大人民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迷信作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伏尔泰一度以“史诗诗人”而享有盛名，他按照古典主义的原则创作了长篇史诗《亨利亚特》（1728）。

　　《亨利亚特》以法国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它描写了亨利四世通过战争成为国王以及颁布南特敕令，提倡宗教自由的经过。

　　史诗的情节如下：

　　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喀特琳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先后当上了法国国王，他们分别是法兰西二世、查理七世和亨利三世。他们在位时，由于频繁的宗教纠纷，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宁。1592年，王太后在圣用圣巴托罗缪节日之夜，下令屠杀新教徒于格诺，由此引发了宗教战争。喀特琳的女婿亨利四世，兴兵反对王太后，当上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即位后，颁布了南特敕令，实行宗教宽容。但是反动教会拒不执行亨利四世政策，最后密谋杀害了亨利四世。

　　伏尔泰在长诗中，颂扬了亨利四世的功勋，把他描写成一位理想的君主。伏尔泰赞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纠纷的献身精神，推崇他的仁慈与治国有方。伏尔泰还描写了宗教狂热和统治阶级的内讧给法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伏尔泰不仅将矛头指向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指向了宗教狂热。由于《亨利亚特》充满了启蒙主义关于宗教宽容的思想，它在当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艺术上，伏尔泰一味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伊尼德》和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大大削弱了这部史诗的独创性。

　　在伏尔泰的文学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哲理小说。据法国《七星丛书》搜集，伏尔泰一共写过二十六部哲理小说，其中大部分是中短篇，约占他全部文学著作的十分之一。

　　哲理小说是伏尔泰创造的一种新体裁。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武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比他的戏剧更有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伏尔泰那些轰动一时的戏剧，因为模仿的成份太多，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却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成为十八世纪启蒙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此世界》（1746）《查第格》（1748）、《老实人》（1759）、《天真汉》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

　　中篇小说《查第格》写于1748年，由十八个章节组成，副标题是《东方世界》。

　　《查第格》的故事情节如下：

　　古波斯巴比伦有一个名叫查第格的年轻人，他品性优良，明哲保身，但命运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出于善良的动机做了许多好事，但他每做一件好事，总有一场灾难接踵而至。

　　查第格同美貌的少女赛弥尔订了婚，两人如胶似膝。一天，一位大臣的侄子带着一帮人想抢走赛弥尔。查第格勇敢地击退了强人，赛弥尔对他感激不尽。

　　在搏斗，查第格眼睛受了伤，赛弥尔担心他会变成独眼，就同他分手了。

　　查第格同阿曹拉结了婚，但不久爱人就变了心，甚至想把他的鼻子割下来给新情人治病。

　　一天，查第格在树林里散步，被怀疑偷了王后的母狗和御马，因为他凭自己的聪明才智鉴别出母狗和御马的大小高矮。

　　接着，查第格写了四行打油诗，歌颂国王。因为石碑断开，诗意被歪曲，查第格险些遭到杀身之祸。

　　国王欣赏查第格的才能，任命他为首相。查第格的优异才华，给王后阿斯达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悄悄爱上了查第格。

　　国王知道以后，妒火中烧，决定对查第格采取报复行动，查第格不得不连夜出逃。

　　一路上，查第格历尽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一次，查第格为了救一名挨打的妇女，被罚作奴隶出售。还有一次，查第格为了救一名投火殉夫的年轻寡妇，差点被活活烧死。

　　一天，查第格路过一片草原，遇到了巴比伦王后阿斯达丹。

　　原来，查第格逃走以后，阿斯达丹也躲了起来。缉捕阿斯达丹的差役抓错了人，把泼妇弥苏弗当作阿斯达丹押进宫中。国王欣赏弥苏弗的风韵，就娶她为妻。由于国王宠幸淫妇，国事被败坏得一塌糊涂，结果引起全国判乱，国王死于乱枪之下。

　　阿斯达丹回到巴比伦，重新做了王后。查第格凭借非凡的才智，被拥戴为国王，并且同阿斯达丹结了婚。

　　伏尔泰通过查第格的遭遇，机智巧妙地抨击了社会时弊，国王、大臣、主教、法官都成了作者嘲笑的对象。查第格结婚不久，爱人就开始变心，作者借此嘲笑了法国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查第格几次被无辜关进监狱，险些丧命，作者借此嘲笑法国政府草菅人命；国王宠幸淫妇，把国事败坏得一团糟，作者借此嘲笑路易十五耽于声色。小说伪托古代的故事，但处处有着法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影子。作者通过查第格的经历，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政治黑暗、人情险恶、法官贪婪、教会人士伪善、专制君主暴虐无道的真实情况，从而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和罪恶。

　　在伏尔泰笔下，查第格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物，他清心寡欲，明哲保身，具有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才智，作者把查第格作为启蒙精神的化身加以颂扬。

　　查第格的聪明才智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相反，他因此招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灾祸，查第格的不幸遭际，正是启蒙思想家的共同遭遇。同查第格一样，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不断受到各种邪恶势力的迫害，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敢，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小说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体现了伏尔泰“哲学家国王”的政治理想。查第格当上国王以后，用理性的原则治理国家，“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国内的政治一以公平仁爱为本。百姓都感谢查第格，查第格却是感谢上天”。作者把查第格塑造成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反映了伏尔泰对开明君主仍然抱有幻想。

　　《老实人》创作于1759年，由三十九章组成，它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最出色的一个中篇。

　　小说的故事情节如下：

　　男爵府上的家庭教师认为这个世界是最完美的，他经常说：“事物大小，皆系定数；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完美的归宿。”寄居在男爵府上的老实人性情温和，头脑简单，他天真地相信这一说法。一天，男爵发现老实人居然与女儿居内贡恋爱，一怒之下，将老实人逐出家门。从此，老实人开始了流浪生涯。

　　老实人刚到保加利亚，就被抓去当兵。在军队里，老实人因自由行动而惨遭毒打。在战场上，老实人目睹了两军互相屠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老实人来到荷兰境内，在这里遇到了邦葛罗斯。邦葛罗斯染上花柳病，但他仍然坚信世上一切十全十美。

　　老实人和邦葛罗斯乘船到了里斯本，正好遇上了大地震。为了防止地震把全城毁灭，邦葛罗斯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

　　后来，老实人意外地与居内贡小姐重逢。原来，居内贡一家在战乱中惨遭荼毒，她流落里斯本，沦为犹太银行家和大法官的玩物。老实人杀死了这两个人，带着居内贡逃往阿根庭。

　　不久，居内贡被总督夺走，老实人带着仆人加刚菩，历尽艰辛，来到了黄金国。

　　黄金国遍地都是财宝，人人温文有礼，老实人和加刚菩在这里受到了隆重的礼遇。

　　一个月后，老实人和加刚菩离开了黄金国，分头去寻找居内贡。

　　一路上，老实人被别人拐走了大笔财富。后来，他又亲眼目睹了互相残杀的场面和尔虞我诈的勾当，开始对“世上一切皆善”的说法产生怀疑。

　　老实来到荷兰，碰见了另一个哲学家玛丁，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老实人到了威尼斯，遇见了加刚菩，得知居内贡正在君士坦丁堡当奴隶。老实人带着加刚菩去探望居内贡，途中遇到了侥幸逃生的邦葛罗斯，后来，又遇到了居内贡的哥哥。

　　一路上，老实人、邦葛罗斯、玛丁和加刚菩等人，各自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老实人见到居内贡以后，发现她已经变得丑陋不堪。居内贡向老实人提到当年的婚约，老实人答应了。

　　婚后，老实人和他的同伴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百无聊赖，感到十分苦恼。

　　最后，他们在一个土尔其人的启发下，买下一份土地，从事田园劳动。他们终于在劳动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老实人》是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杰作。如果说《查第格》是伪托古代的题材，影射当代的社会现实，那么，《老实人》则是直接描写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对盲目乐观的“前定和谐”论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批判。“前定和谐”论的说教源于德国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在这个最好的世界中，一切都趋于完善，这就是他所谓的“乐观主义”。

　　在伏尔泰看来，盲目乐观的“前定和谐”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愚昧主义，目的是麻痹人民，维护现存秩序，巩固封建专制制度。伏尔泰曾经指出，那些主张世界和谐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就像是玩弄自己镣铐的流刑犯。事实上，世界更像屠宰场。伏尔泰在这部小说中，驳斥了认为世界尽善尽美的“前定和谐”论。老实人起初相信，在这个最完美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后来的一系列遭遇告诉他，世界并非尽善尽美。伏尔泰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生活中充满了邪恶和黑暗，盲目尔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它只能维护封建统治，不利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

　　小说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宗教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老实人在流浪过程中，所到之处，亲眼目击了专制国王的暴虐、封建贵族的腐朽、法官的贪婪、教士的虚伪、宗教的残酷。伏尔泰通过老实人传奇式的经历，揭露了封建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罪恶，预告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没落。

　　伏尔泰反对盲目乐观，但并不悲观失望。作者通过老实人漫游“黄金国”的故事，为人们设计了一幅理性王国的美丽蓝图。在“黄金国”里，上有贤明的国君，下有幸福的人民，人人过着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的生活。在这里，遍地都是黄金，人们吃的是珍馐美馔，穿的是金银铺绣的衣服，住的是华丽的宫殿；在这里，没有法院和监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宗教狂热，人们从早到晚敬爱上帝。伏尔泰把“黄金国”同封建专制社会进行对比，表达了他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向往。但是，这样的理想国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它只是作者开明君主制理想的一种图解，反映了伏尔泰对开明君主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既然世界并非“尽善尽美”，黄金国又是如此虚无缥缈，那么，怎样才能消除现实中的苦难？老实人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答案：“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饥寒”。最后，老实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理的真谛。

　　《天真汉》创作于1767年，它是一部以抨击法国上流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宗旨的哲理小说。

　　《天真汉》的故事情节如下：

　　1689年7月15日傍晚，小山圣母修道院院长特·甘嘉蓬神父和他们的妹妹在海滨散步纳凉时，遇见一位年轻的休隆人。这个休隆人气宇轩昂，态度朴实、自然，甘嘉蓬小姐又惊又喜，邀请他去修道院吃晚饭。

　　席间，天真汉客气地回答了大家的提问，经过反复问答，院长和他妹妹断定天真汉就是他们的嫡亲侄儿。

　　院长和妹妹非常高兴，当即决定留天真汉住下，镇上的上流人物也纷纷前来庆祝。

　　院长年事已高，决定将教职传授给自己的侄儿。院长先教他念《圣经》，天真汉记性极好，很快就差不多把整部书都背熟了。天真汉还经常提出一些疑问，院长和圣·伊佛神甫都难以解答。天真汉想把书中读到的教义在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但总是行不通，他常常因此困惑不解。

　　圣·伊佛神父为天真汉行了洗礼，他的妹妹圣·伊佛小姐当了天真汉的教母。

　　不久，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但是教内教外的法律不允许他们结婚。天真汉非常气愤，说：“我每天都发觉那书本里不叫人做的事，大家不知做了多多少少，叫人做的，大家倒一件没做。”

　　法官一心想让圣·伊佛小姐嫁给他的儿子，听说天真汉与圣·伊佛小姐相爱，便主张立即把姑娘送进修道院。

　　天真汉垂头丧气，闷闷不乐，沿着海滨散步。突然，一群英国人前来骚扰，准备抢劫小山修道院。

　　天真汉勇敢作战，击退了英国人。大家劝他到凡尔赛受赏，天真汉也指望工上能给他奖赏和酬谢，最起码准许他与圣·伊佛小姐完婚。

　　在途中，天真汉认识了于格诺党人和几个新教徒。天真汉和他们一起非议了教会，结果被耶稣会的间谍听到了。

　　天真汉一到凡尔赛，立即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天真汉同让森派教徒高尔同老人同囚一室。两人同病相怜，友爱日笃。在高尔同老人的教导下，天真汉逐渐成为学识丰富、老成持重的人。

　　天真汉的叔叔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天真汉出狱。他先后求见了拉·希尔神父、总主教、摩城主教，结果都碰壁了。

　　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圣·伊佛小姐，得知天真汉被捕，亲自到凡尔赛为他说情。

　　为了营救天真汉，圣·伊佛小姐奔走于权贵之间。圣·波安越先生答应帮助她，但要以圣·伊佛小献出她的贞节作为条件。

　　天真汉得救了，但圣·佛伊小姐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久，圣·佛伊小姐在悲愤中死去了。

　　《天真汉》表现的是十八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天真汉天性淳朴，他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和圣·伊佛小姐相爱，以为恋爱是“自己分内的事”，但圣·伊佛小姐告诉他应当由双方的家长决定。圣·伊佛小姐当了天真汉的教母，宗教习俗不允许他们结婚，认为这是“犯了天大的罪孽”，倘若真的要破例与教母结婚，就必须征得国王或教皇开恩才行，天真汉觉得“这简直可笑得莫名其妙”。伏尔泰通过天真汉的淳朴天性同文明社会的伪善之间的冲突，嘲笑了宗教教义的荒谬。

　　小说通过天真汉与圣·伊佛小姐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反动教会的凶残与黑暗。天真汉因为和新徒一起非议了教会，被乔装的教会特务听见，结果被投进了巴士底狱。天真汉的叔叔为了营救他出狱，四处求救，他求见拉·希士神父，拉·希士神父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他来到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家中，这位主教正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为了搭救天真汉，圣·伊佛小姐献出了自己的贞节，最后死于冤屈和气愤。小说通过对法国社会生活的弊端、宫庭的伪善与卑鄙的描写，有力地表明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是造成这场触目惊心的悲剧的根源。

　　在小说中，伏尔泰肯定了天真汉的“纯朴的德性”、“自然的人情”，但他并不赞成卢梭关于“自然人”同文明对立的观点。

　　卢梭认为，未开化的自然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洁的，文明社会不但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普遍的道德沦丧和种种社会罪恶，因此，卢梭主张“回归自然”。

　　和卢梭不同，伏尔泰主张“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他通过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与卢梭展开论战。天真汉在加拿大一个印度安部落中长大，具有未开发的“自然人”的许多特点。到了欧洲以后，他的淳朴天性与文明社会发生了冲突。后来，在新教徒高尔同的教化下，天真汉接爱了欧洲的启蒙教育，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伏尔泰通过天真汉的成长过程，体现了启蒙思想家注重运用知识启迪愚昧的创新精神。

　　《天真汉》也存在严重的思想局限，在伏尔泰看来，害死圣·伊佛小姐的封建贵族圣·波安越并非天生的恶人，只是因为“繁忙的公事与享乐，像潮水般淹没了他的灵魂”。在圣·伊佛小姐的遗体面前，他竟掉下眼泪，后悔了。显然，作者是用人性论为圣·波安越开脱，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量。

　　天真汉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天真汉由于得到正人君子的赞许，成为了军人和哲学家。天真汉最终向现实社会妥协了，从而使小说带上了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哲理小说是伏尔泰独创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特殊类型，它们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人物、故事和背景都是虚构的。伏尔泰并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生活环境的描写，而是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和人物，传达某种严肃的思想和深刻的哲理。

　　伏尔泰把哲理小说纳入他的哲学体系，以宣传启蒙思想作为目的。伏尔泰善于通过艺术形象表现深刻的寓意，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部哲学的寓言，处处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芒。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往往采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或托古喻今，或声东击西，揭露和批判现实。他的哲理小说，通常带有一种滑稽、夸张的漫画效果，在引人发笑之余，引导读者进行严肃的思考。

　　在语言上，伏尔泰善于运用俏皮的警句、机敏的辞令、深刻的讽谕和轻松的嬉笑，语言精练简洁，字字击中要害。

　　狄德罗和启蒙主义文学

　　恩格斯曾经这样写道：“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未，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狄德罗是法国新一代启蒙主义者的代表，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百科全书》的组织者和主编。

　　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

　　1713年7月15日，狄德罗出生在法国东部古城朗格尔。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刀剪匠，家境富裕。狄德罗的父亲笃信天主教，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一名教士。

　　十四岁的时候，狄德罗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校。毕业以后，狄德罗来到巴黎的阿尔古公学就读。狄德罗成绩优秀，获得文科学士学位。

　　狄德罗从阿尔古公学毕业以后，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狄德罗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见习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对法律并不感兴趣，却热衷于钻研数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为了认识社会和人生，狄德罗自作主张离开律师事务所。

　　狄德罗的这一举动，被父亲看作不务正业。父亲一气之下，停止向狄德罗提供生活费用。

　　狄德罗断绝了经济来源，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流浪生活。他穷困潦倒，居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座公寓的阁楼上。为了维持生计，狄德罗曾经替传教士起草布道稿，为书店翻译历史、医学、伦理学和英国启蒙作家的书籍，还当过家庭教师。由于收入寥寥无几，狄德罗经常生活无着，流落街头。

　　生存的窘境并没有使狄德罗消沉，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奋斗的勇气。狄德罗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广泛接触社会，并且接交了一批进步思想家。狄德罗出入咖啡馆、剧院和沙龙，结识卢梭、孔狄亚克、达朗贝尔、格里姆等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狄德罗、卢梭和孔狄亚克，每周都要举行一次聚会。

　　1741年，狄德罗违背父命，同家境贫寒的女裁缝安托瓦内结婚。安托瓦内比狄德罗大三岁，婚后，两人的生活并不美满。狄德罗同安托瓦内一共生了四个子女，除了女儿昂热丽克以外，其余三个均遭矢折。

　　1746年，受伏尔泰《哲学通信》一书的影响，狄德罗发表了第一部作品

　　《哲学思想录》。在书中，狄德罗以随感的形式，对天主教进行了大胆的抨击，狄德罗这样说：“最正直的人最会倾向他（指上帝）不存在……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思想，从不曾使任何人感到恐怖。”这部惊世骇俗的著作，立即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觉，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焚毁该书，巴黎警察局认为狄德罗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还为他建立专门档案，密切注意他的动向。

　　时隔一年，狄德罗又着手写作《怀疑论者的散步》，继续宣传无神论思想。由于有人告密，最后招至法院干涉，原稿被没收，一直得不到发表，直到1830年，才第一次同读者见面。

　　1749年，狄德罗匿名发表了他最要的哲学著作之一《给明眼人读的论盲人书简》。在这部论著中，作者通过一个盲人数学家对客观世界的感觉，论证了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知识来源于感觉，从根本上否认了上帝的存在，从而为无神论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这部作品招来了当局对狄德罗的迫害，狄德罗锒铛入狱。后来，经过卢梭等好友的营救，狄德罗在关押了三个月之后，才得以获释。

　　出狱后，狄德罗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出版商布鲁东最初的意图，只不过是要将　1727年英国出版的《科学与艺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但是狄德罗认为这部著作的许多观点已经过时，因此有必要编纂一套法国自己的《百科全书》

　　狄德雄心勃勃，试图“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时无愧于人的称号……”。狄德罗坚决主张不让政府部门参预此项工作，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政府参预这项工作，工作就无法完成”。

　　《百科全书》全名叫《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它的出版，从1751年到1772年，持续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共出版了三十五卷，有两千多万字，七万多个条目，近三千幅插图。

　　《百科全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它立足于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百科全书》总结了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百科全书》吸收已有的思想资料，利用当代的研究成果，对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步的社会历史观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百科全书》作为当时各门科学知识的总汇，全面记载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社会面貌，为我们了解启蒙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工场手工业技术等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百科全书》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须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则俱备。”

　　狄德罗重视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百科全书》虽然采用辞条的形式，对各门科学知识分门别类进行论述，但是由于知识的各个部门，既相互区分，又相互关联，从而使全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百科全书》的出版，是狄德罗一生中的主要功绩。他以《百科全书》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最有名望的思想家和学者，从而形成了“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指的参加《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全体成员。广义地理解，还包括和他思想接近、关系密切的其他一些思想家。《百科全书》的组织者和主编是狄德罗，副主编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达朗贝尔。达朗贝尔是百科全书派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先后在《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过的有三十余人，为《百科全书》撰稿的各方面人士达一百六十多人，他们当中，几乎包括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等。

　　除了《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和副主编达朗贝尔以外，积极支持《百科全书》编纂工作的启蒙思想家首推伏尔泰。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在当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百科全书》的工作，并且亲自为它撰写辞条。

　　孟德斯鸠也是《百科全书》的支持者，他撰写了文艺批评方面的辞条。

　　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有关政治和音乐的辞条，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就是他在1755年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个条目。尽管卢梭后来宣布同《百科全书》断绝关系，他仍然是《百科全书》的主要合作者。

　　百科全书派的其他几名重要成员包括：

　　孔狄亚克　（1715——1780），他是一位修道院院长，在宗教上主张自然神论，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为发展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他为《百科全书》撰写哲学方面的辞条。

　　爱尔维尔（1715—1771），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精神论》、《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他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把唯物主义运应于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没有参加《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但他同狄德罗等人过从甚密。他在自己的家中主办沙龙，成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活动场所。

　　霍尔巴赫　（1723—1789），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热情支持《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为《百科全书》撰写了三百七十多个条目。他在宅邸中开放沙龙，成为百科全书派经常聚会的地方。

　　此外，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还包括自然科学家布封，政治经济学家魁奈、杜尔果，哲学家拉美特利，文学家马蒙泰尔，数学家孔塞多，生理学家哈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若古，他一直负责繁琐的编校工作，在达朗贝尔退出编辑部以后，又成为狄德罗的主要助手，同时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科学、政治、历史方面的辞条。

　　百科全书派是适应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而产生，它的主要成员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制度。他们通过《百科全书》，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机构、宗教迷信、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展开了全面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以《百科全书》的出版为中心，形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

　　《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引起教会和专制政府极大的仇视，他们千万百计破坏和阻挠这一正义事业的开展。

　　1751年，《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立即遭到天主教会的围攻，耶稣会借故要求政府加以取缔。第二年2月，《百科全书》第二卷刚刚面世，就被吊销出版许可证。后来，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专制政府才不得不解除禁令，《百科全书》第三卷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此后，《百科全书》以每年一卷的速度出版，订户不断增加，影响日益扩大。到1758年，《百科全书》已经出至第七卷，但新的麻烦又紧接着出现。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百科全书派发生分裂，先是卢梭宣布同《百科全书》决裂，接着是达朗贝尔决定辞去副主编的职务。1759年，《百科全书》遭到总检察长的控告，罪名是发表渎神的言论和敌视宗教，接着又被吊销继续出版的许可证。

　　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狄德罗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在致伏尔泰的信中这样说：“放弃这部著作，就等于从阵地上掉头逃跑。这样做正符合那些迫害我们的恶棍的意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狄德罗独立支撑，肩负起编纂《百科全书》的重任。他除了为《百科全书》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以外，还亲自撰写了一千多个辞条，内容涉及哲学、历史、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百科全书》中有关工艺、技术的辞条均出自狄德罗之手。为了做到准确无误，狄德还经常深入工厂，并自己动手制作机械模型。有一次，狄德罗发现出版商布鲁东私自删除文章中一些精彩内容，感到十分痛心，很长时间都为此食不甘味。

　　在为《百科全书》辛勤工作的同时，狄德罗还埋头进行哲学理论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对自然的解释》（1754）、《达朗贝尔狄德罗的谈话》、《达朗贝尔的梦》（1767）、《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等论著。在这一系著作中，狄德罗不但表达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而且显示了辩证法的倾向。

　　狄德罗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在认识论方面，狄德罗强调感觉论，认为人的认识首先来自感性知觉，但不是单纯停留在感觉上，认识的主体可以发挥能动性，运用经验进行思考，再回到实践中加以验证。狄德罗的唯物主义仍然存在形而上学的倾向，但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相比，又具有辩证法的思想。

　　此外，狄德罗在美学、文艺批评、戏剧理论和小说创方面，也有独特的建树，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同伏尔泰一样，狄德罗对“开明君主”抱有幻想，他在《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把一个君主和哲学家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完善的君主。”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利用了狄德罗这个致命的弱点。这个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涂上开明君主的色彩，长期以来，利用小恩小惠，在经济上对狄德罗进行拉拢。她花了一万五千里弗尔，买下狄德罗的藏书，并且委任狄德罗终生为她管理这些书籍，年金为三百皮斯托。

　　叶卡特琳娜二世多次邀请狄德罗到俄国访问，为了报答女皇的知遇之恩，1737年，狄德罗来到了彼得堡。在那里，狄德一下子成了王公贵族猎奇的对象，女皇也只是把他当作清谈的门客，无意采纳他关于实行政治改革的建议。狄德罗深感失望，在彼得堡呆了七个月，于1774年4月回到了法国。

　　从俄国回来后，狄德罗在自己人生的最后十个年头中，没有取得任何建树。

　　1784年，狄德罗因为中风，溘然长逝。在逝世前不久，狄德罗还同朋友们一起谈论哲学和科学，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

　　狄德罗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狄德罗多才多艺，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有很多独特的创见。1750年，狄德罗发表了《美的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一文，这是他的最早的美学论文。从1759年到1781年，狄德罗应好友格里姆之约，为巴黎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绘画雕塑展览写过十多篇评论文章，这就是著名的《沙龙》。此外，在《论戏剧艺术》、《画论》、《关于〈私生子〉的谈话》、《演员奇谈》等一系列论著中，都集中体现了狄德罗的美学思想。

　　狄德罗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体系。狄德罗的全部美学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艺术摹仿自然”。狄德罗曾经这样指出：“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优点，看来艺术就跟感觉官能一样：一切感觉官能都不过是一种触觉，一切艺术都不过是摹仿，但是每一种感官都用它特有的方式去触觉，每一种艺术都用特有的方式去摹仿。”

　　狄德罗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事物，“艺术摹仿自然”。在这里，“自然”包括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它是艺术的第一个范本。

　　那么，什么是美呢？狄德罗是这样回答的：“在所有叫做美的事物所具有的许多共同性质之中，我们究竟选择哪一样性质来用美作为它的符号呢？哪一种？我看很显然，只有这样一种性质才合格：有了它就使所有这些事物都美；它的多寡　（假如它有多寡之分）就使得这些事物在美上有多寡程度之别；没有它就使得这些事物失其为美。它不能改变性质而不致使那一种类的美不随之改变；和它相反的性质就会使最美的东西也变得讨厌和丑。总而言之，美开始出现，增长，千变万化，衰退，消失，都要凭它这一性质。只有关系这一概念才能符合这些条件。”

　　这就是著名的“美在关系”说。狄德罗认为，“美”标记着存在物的一种共有的性质，这个共有性质就是“关系”。在狄德罗看来，事物的性质可以在人们的心灵中引起各种各样的观念，比如秩序、和谐、比例、安排、对称、统一等等，但只有唤醒关系观念才可以用“美”来称呼。

　　美在于关系，由于关系不同，美的性质也就不一样。根据事物是否与人发生关系，狄德罗把美分为两种：“在我身外的美”和“与我有关的美”。狄德罗在《论美》这部论著中这样写道：“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中唤醒关系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与我有关的美，就是一切已经唤醒上述观念的东西。”“在我身外的美”，又称为“实在的美”，是指不依欣赏者的“悟性”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美；“与我又关的美”，又称为“见出的美”，是指因人而异的美。接着，狄德罗进一步解释说：“当我说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中唤醒关系这个观念的东西，或一切唤醒这种观念的东西之时，就该仔细区别一下对象中的各种形式和我对各种形式具有的概念。我的悟性没有给事物添一点东西进去，没有去掉一点东西。不管我想到或一点也没有想到卢浮宫的门面，其一切组成部分照旧有这种或那种形式，其各部分间也照旧有这种或那种安排。不论有人无人，卢浮宫的门面不减其美。但这种美仅仅是对于身心构造和我们一般的可能有的人们而说的；因为，对于别的人们，卢浮宫的门面可能既不美也不丑，甚至是丑的。由些可见，虽然没有绝对的美，对于我们来说，却有两种美，一种是实在的美，一种是见到的美。”

　　狄德罗主张艺术摹仿自然，他认为艺术的基本原则是摹仿自然，要求艺术家写出自然的真实。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了解和研究现实的一切关系，特别是那种因果必然关系。狄德罗一再强调，艺术作品不仅应当表现事物外表的真实，而且应当表现事物内在的真实；不仅应当表现事物个别的真实，而且应当表现事物普遍的真实。

　　狄德罗在强调艺术摹仿自然的同时，要求艺术家不断发现“理想的范本”。在狄德罗看来，艺术真实并不等于自然真实，艺术真实必须符合艺术家的理想。

　　那么，怎样才能发现“理想的范本”？狄德罗回答说，理想的范本来自生活，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经过长期观察和反复提炼，最终达到理想的范本。狄德罗以雕刻为例：“雕刻先从第一个碰到的范本着手摹仿，后来发现另外一些范本比第一个好，于是就对这些范本进行修改，先修改大毛病，再修改小毛病，经过这样反复修改和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它才终于造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已不复是自然了。”

　　根据狄德罗的看法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真、善、美应当是统一的。在《画论》一文中，狄德罗这样指出：“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和善之上加以一种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或善就变成了美。”

　　狄德罗主张，艺术必须摹仿自然，“艺术中的美，跟哲学中的真理具有同一基础。真理是什么？是我们的判断和事物本身的吻合。摹仿的美是什么？是描绘跟事物本身的吻合”。自然是艺术的第一个范本，但是，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科学的真实，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通过想象和思考，创造出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既符合自然的真实，又体现了艺术的理想，从而使真和美达到了完整的统一。

　　狄德罗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必须体现道德，从而“使德行显得更为可爱，恶行更为可憎，怪事更为触目，这是一切手拿笔杆、画笔或雕刀的正派人的意图”，艺术家应当成为“人类的教师，人生痛苦的安慰者，罪行的复仇者和德行的奖赏者”。可见，狄德罗始终把道德原则放在艺术的首要位置，重视艺术的道德教育作用。

　　在狄德罗的文艺理论中，戏剧理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论戏剧艺术》、《关于〈私生子〉的谈话》、《演员奇谈》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在狄德罗生活的时代，法国的戏剧艺术仍然是古典主义占统治地位。由于古典主义戏剧适应宫廷的需要，严格限定了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界限，人为地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在英国，莎士比亚创造了一种悲喜混合的新剧种，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悲、喜剧的严格界限。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又出现了“感伤剧”，它用散文的语言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有道德意味和感伤情调。

　　狄德罗总结了“感伤剧”这种戏剧形式，主张建立一个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新剧种：“严肃剧”或“市民剧”。根据主题的不同，严肃剧又分为两类：严肃喜剧和家庭悲剧。同古典主义戏剧相比，严肃剧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表现广大第三等级的生活。

　　狄德罗注重戏剧的真实性，他认为，严肃剧应当“严格地表现自然”，“接近现实生活”。它的情节，必须以生活为依据，尽可能做到“真实”、“自然”，摒弃“奇迹”。狄德罗指出：“假使大自然从来不以异常的方式把事件组织起来，那么戏剧家在超出一般事物的简单平淡的统一性而想象出来的一切，就会是不可信的了。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戏剧作家怎么办呢？他要么就是采纳这些异常的组合，要么就是自己想象类似的组合。不过，由于我们不认识事物的整体，我们只在事实中看到命定的相随关系，而戏剧作家要在他的作品的整个结构里贯穿一个显明而容易察觉的联系；所以比起历史学家来，他的真实性要少些，而逼真性却多些。”

　　此外，在布景、服装、场面安排等方面，狄德罗都主张真实地表现生活，反对古典主义戏剧的夸张、豪华和矫揉造作。

　　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西方的戏剧文学都用韵文写作，莫里哀大胆地尝试用散文写喜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的部分喜剧仍旧采用诗体。狄德罗认为，严肃剧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语言上，应当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口语。狄德罗认为，戏剧文学的文学特性，并不在于它使用韵律。狄德罗在比较了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和史诗之后指出，如果把《查理十二史》改写成诗篇，它仍将不失为一种历史著作；反之，将《亨利亚特》改写成散文，它仍将不失为诗篇。最后，狄德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散文写的悲剧，跟用韵文写的悲剧完全一样，也是诗篇；喜剧和小说也是一样。”

　　出于宣传启蒙思想的需要，狄德罗十分重视戏剧的道德教育作用。在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看来，社会腐败的根源在于思想的混浊，而思想的混浊又是由宗教迷信造成的，因此，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试图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头脑。狄德罗把戏剧当作批判贵族生活、宣扬平民美德的一种重要手段，主张“寓教于乐”，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陶冶。在《论戏剧艺术》一文中，狄德罗说过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些偏见有待铲除，有些罪恶有待追究，有些可笑的事情有待排斥，并且需要适合于他们的戏剧。假使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习俗的时候善于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

　　狄德罗发现，艺术创作离不开想象。他在《论戏剧艺术》一文中指出：“想象，这是一种特质，没有它，人既不能成为诗人，也不能成为哲学家、有思想的人、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一个真正的人。”

　　狄德罗对想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把一系列必然相联的形象按照它们的自然中的先后顺序加以追忆，这就叫做根据事实进行推理。如已知某一现象，而把一系列的形象按照它们在自然中必然会先后相联的顺序加以追忆，这就叫做根据假设进行推理，或者叫想象。”

　　在狄德罗看来，想象就是按照事物在自然中的必然联系加以追忆，根据假设进行摊理。狄德罗认为，“诗人善于想象，哲学家长于推理”，想象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狄德罗在强调想象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注意到了理智对想象的支配作用，他说：“诗人不能完全听任想象力的狂热摆布，想象有它一定的范围。在事物的一般程序的罕见情况中，想象的活动有它一定的规范。这就是它的规则。”

　　想象是一种艺术创造，但它必须在理智的指导下进。想象不是凭空虚构，它反映了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狄德罗把“美在关系”说用于戏剧理论，认为写好人物的处境比写好人物的性格更重要。狄德罗在《关于〈私生子〉的谈话》一文中说：“结论是，要搬上舞台的，说老实话，已经不是人的性格而是人的社会处境了。到目前为止，在喜剧里，性格是主要对象，处境只是次要的。今天，处境却应成为主要对象，性格只能是次要的。过去，人们从性格引出情节线索，一般是找些能烘托出性格的场合，然后把这些情境串起来。现在，作为作品基础的应该是人物的社会地位、其义务、其顺境与逆境等。依我看，这个源泉比人物性格更丰富、更广阔、用处更大。因为只要人物性格渲染过分些，观众心里就会想，这人物并不是我。但他不能不看到在他面前展示的情境正是他的处境；他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责任。他不能不把耳朵听到的和自己联系起来。”

　　在狄德罗看来，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处境就是关系，如家庭关系、职业关系、敌友关系等等。人物的处境决定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人物的性格通过人物的处境得到表现。

　　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狄德罗主张采用“对比法”，它包括“性格和处境间的对比”、“不同人物的利益的对比”。通过性格与处境的对比、人物利益间的对比，可以更好地组织戏剧冲突，表现人物的性格。

　　关于演员和剧中人物的关系，狄德罗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狄德罗主张，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把剧中人物的感情淋漓尽致表达出来，使观众受到感染；另一方面应当保持冷静的理智，同剧中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需要亲身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

　　狄德罗反对演员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感情，认为“极易动感情的是平庸的演员，不怎么动感情的是为数众多的坏演员，唯有绝对不动感情，才能造就伟大的演员”。如果演员听任感情的驱使，离开了清醒的理智的控制，他的表演就可能时好时坏，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

　　在狄德罗的心目中，理想的演员“表演时要凭思索，凭对人性的钻研，凭经常摹仿一种理想的范本，凭想象和记忆”。他只需要“对着镜子”摹仿剧中人物的表情、动作、言辞、声音、姿态，然后在舞台上“表演”出来，不需要运用真情实感。狄德罗注重角色的“外在标志”，让观众在欣赏戏剧的过程中，通过演员的声音、表情和动作，窥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得到感染。

　　狄德罗的文学创作

　　狄德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美学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同伏尔泰一道，完成了哲理小说这一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

　　狄德罗重视戏剧的作用，把戏剧当作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他主张打破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界限，建立“严肃剧”或“市民剧”，用散文的语言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狄德罗运用这种理论进行戏剧创作，写了两部“严肃剧”：　《私生子》（1757）和《一家之长》（1758）。

　　《私生子》的主题是反对歧视私生子这一世俗偏见，剧中歌颂了市民阶级“道德高尚”、“忠于友谊”，与当时贵族的丑恶虚伪进行对照。

　　《一家之长》赞美了家庭生活的高尚情操，颂扬了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

　　由于作者把剧中人物用来充当“理性道德”的传声简，两个剧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

　　狄德罗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是由他的三部小说奠定的。这三部小说是《修女》（1760）、《拉摩的侄儿》（1762）和《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73）。

　　《修女》写于1760年左右，作者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796年才得以问世。

　　《修女》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以少女苏珊·西蒙南写信给开明贵族科瓦马尔侯爵，寻求他的帮助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

　　主人公苏珊在信中说，他是一个律师的女儿，天真单纯，热爱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她是母亲的私生女，尽管她的才貌、品德都胜过她的两个姐姐，她的父母却并不喜欢她。苏珊的父母为了使两个大女儿得到财产继承权，决定把苏珊送进修道院。

　　苏珊第一次去的是圣马利亚修道院。苏珊对修女这个职业丝毫不感兴趣，修道院的院长和嬷嬷就用花言巧语，对她进行哄骗，目的是为了得到一千块钱的寄宿费。为了使苏珊答应宣誓修道，苏珊的父母和姐姐都对她施加压力。最后，他们不顾苏珊的恳求，决定为她举行宣誓典礼。在宣誓典礼上，苏珊对阴谋强迫她出家的暴行进行了坚决的抗议。苏珊的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家，在幽禁了六个月之后，苏珊又被送进了龙桑修道院。

　　龙桑修道院的院长戴·孟妮夫人仁慈、宽厚，她非常疼爱苏珊。不久，这位可敬的院长就去世了，苏珊的父母也先后离开了人世。新院长名叫圣·克利斯丁，她凶狠毒辣，对苏珊进行残酷的折磨。苏珊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于是设法同外界联系。院长发现了苏珊的意图，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甚至不惜将她置于死地。苏珊在奴曼尔先生的帮助下，向法院起诉，要求脱离修道院，法院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宣布苏珊败诉。此后，苏珊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差点被折磨致死。

　　后来，苏珊被调到阿巴松修道院。这里的女院长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色情狂，她对修女实行严厉的训诫，自己却淫邪放荡。苏珊在女院长的控制下，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折磨。苏珊不堪忍受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她在向院里的神师列满纳神父忏悔时，把女院长的卑污行径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苏珊听从了列满纳神父的告戒，不让女院长亲狎她，女院长因此精神失常，不久就死去了。人们指责苏珊蛊惑过女院长，把仇恨发泄到她的身上。苏珊向新来的神师唐·摩累尔倾诉内心的痛苦，得到了他的同情。她在神父的帮助下，逃出了修道院。在逃往巴黎的途中，充当苏珊“精神导师”的神父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试图拐骗奸污她。苏珊只身逃到巴黎，在一家洗衣妇家中当帮工。由于苏珊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她只得隐姓埋名，隐瞒身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着。

　　《修女》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创作的，当时，一位名叫马该利特·得拉马尔的私生女，在父母的威逼下，于十八岁那年出家，当了一名修女。在修道院，她不堪凌辱，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处她终身幽禁，不得还俗。狄德罗以马该特利·得拉马尔为原型，塑造了苏珊这一叛逆者的形象。

　　《修女》通过少女苏珊在修道院遭受的残酷迫害，揭露了修道院的黑暗和罪恶。苏珊·西蒙南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天主教会却强行把她关进修道院，让她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小说通过苏珊在三个修道院的不同遭遇，对修道院的黑暗现状和修女的不幸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披露。在那里，修女被剥夺了人的基本的权利，过着悲惨的禁欲生活。她们严格遵循宗教的戒条，向上帝忏悔、穿苦衣、用苦鞭打自己……这些构成了修女生活的全部内容。宗教上层人士对修女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她们任意处置修女，“擅自审判、擅自定罪、擅自处决”。修女们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倍受催残。在她们当中，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活活拆磨致死。苏珊因为不愿意宣誓当修女，遭到了教会的残酷迫害，他们用尽各种方式，对苏珊进行严酷的折磨。小说通过苏珊的自述，使修道院阴森恐怖的内幕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修女》刻划了教会人士的丑恶嘴脸：一个修道院院长为了得到一千块钱的寄宿费，对苏珊进行假仁假义的哄骗；另一个院长则对苏珊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以阻止她出院；还有一个院长是一个变态的色情狂；充当苏珊“精神导师”的神父是一个衣冠禽兽，他假装帮助苏珊逃出修道院，目的是诱骗奸污她。小说撕下了教会的神圣外衣，使教会人士的荒淫无耻暴露无遗。

　　小说在揭露修道院的黑暗现状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整个封建社会。修道院之所以能够对修女实行肆无忌惮的迫害，是因为它得到了官方法律的默许和支持。苏珊逃出了修道院，却成了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送回修道院。在作者看来，法国社会本身就是一座修道院，从而使对教会的批判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通过苏珊的家庭关系，揭露了当时法国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苏珊是一个私生女，因此受到了全家的歧视。苏珊的父母为了不让她分享遗产，强迫她进入修道院，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至此，资产阶级家庭的金钱关系已经暴露无余。

　　苏珊热爱生活，渴望自由，不愿意过修道院的幽禁生活，并且为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小说通过苏珊这一叛逆者的形象，批判了禁欲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正常生活的破坏。作者反对把人当作牺牲品的宗教戒条，反对修道院违反人道的生活，这些都符合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在狄德罗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823年，法文的原著才被发现，并且出版。

　　《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小说。

　　音乐家拉摩的侄儿穷困潦倒，狄德罗经常在各种场合见到他。他时而脑满肠肥，衣冠楚楚，时而憔悴不堪，衣衫褴褛。一天，狄德罗在一个咖啡店里遇到他，两人展开了一场对话。

　　两人首先谈论天才。拉摩的侄儿说，虽然拉摩是天才音乐家，他还是憎恶天才，因为尽管拉摩是音乐家，是天才，但没有给他这个侄儿留下任何财产，他不曾沾到天才叔叔的任何光，反而成了一个乞食者。他曾经在音乐理论上下过功夫，有独创的见解，但得不到人们的赏识，连糊口都很困难。他听到的故事尽是尔虞我诈的事情，不是丈夫出卖妻子，就是朋友欺诈朋友，再不就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干出无耻勾当。他受的教育是“好名声比金腰带更贵重”，看到的社会现象却是“有好名声的人都没有金腰带，反而有金腰带的人都有好名声”。因为贫穷，他失去了美貌的太太。在乞食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只有当他阿谀献媚、装疯卖傻时，才能在餐桌上狼咽虎吞地吃上一顿，或者得到一点“资助”。有一天，他第一次表现出常人的理智，竟被保护人赶了出去。

　　拉摩的侄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他说，充满欺骗、虚伪的社会使他变得自甘堕落、玩世不恭。为了得到两千块钱报酬，他引诱年轻姑娘跟别人私奔。他有一百种以上的方法，能从母亲身边去引诱一个姑娘不令母亲知道，有十种方法让人把情书从他的手中拿走。为了糊口，他冒充提琴手，担任家庭提琴教师，然后胡乱跟人家聊上一天，对主人大加恭维，结果皆大欢喜，主人受到恭维，他得到酬金。他还进行专门训练，使肺部能发出很大的声音，用来恭维爱虚荣的小姐，以此得到好感，获得吃食。他还学会了当面恭维你，背转身却对你进行辱骂。他能够维妙维肖地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但不论他怎样努力，乞食者的厄运总是像影子似地紧跟着他，他不得饥一顿饱一顿地度日。

　　他公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极端的无赖、一个骗子、一个贪食者。正因为他具备了这些特点，人们才喜欢他，他自己也因此沾沾自喜。他不愿意人们仅仅把他看作一个平庸的傻瓜，却宁愿人们把他看作一个大无赖，将他列入大恶棍的行列。他认为，对一个傻瓜人们只会表示蔑视，而对一个大恶棍人们却不得不表示某种钦佩，对他来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大恶棍，是一件需要高深造指的艺术。

　　狄德罗问他，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德行，是否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回答说：“他们是流氓，却有钱，为什么我不可以？”他承认当别人受到称赞时，他嫉妒过，当别人受到非议时，他高兴过，他为自己的平庸苦恼过，但更多的时候却为自己的“艺术”沾沾自喜。他认为，事物的最好的秩序就是需要他在里边的秩序，如果他不在里边，即令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他愿意存在，甚至做一个厚颜无耻的好辩者而存在。他虽然辱骂了所有的人，却不伤害任何人，因此，无需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发现在这个社会中，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牺牲同类，以寻求自己的幸福，却没有法律来干涉。正直的人并不快活，快活的人并不正直。当一个人有了钱，他无任干什么都不会有失身份。有些人吃厌了一切东西，而其他人有紧迫的饥饿感却没有东西吃。他的本意并不想变得无耻，是贫困促使他扮演乞丐的哑剧。为了生存，他四处奔波，学会了各种手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认为既然人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只好接受已经安排好的，尽可能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既然能够通过作恶得到快乐，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已。

　　他最后说，再会吧，哲学家先生，我永远都不会改变样子。但愿我再经历四十年的这种不幸吧。最后笑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拉摩的侄儿》这部小说中，狄德罗塑造了拉摩的侄儿这一典型形象。据说，拉摩的侄儿确有其人，他的叔父拉摩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音乐家，他本人以卖唱为生，长期过着流浪生活，最后死在流浪汉收容所。狄德罗早年在巴黎街头的咖啡馆里认识了他，以他作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

　　拉摩的侄儿是“高傲与卑溅”、“才智和愚蠢”的结合体。他天资聪颖，极富音乐天赋，本来可能成为“拉摩”一样的大师，但是他几经努力，没有成功。于是他放弃音乐，充当上流社会的小丑，富人餐桌上的食客，通过作恶谋求快乐。最后，他为上流社会所不容，流落街头，四处漂泊。拉摩是一个放荡的流浪者，他时而憔悴瘦削，衣着褴褛，垂头丧气，时而油头粉面，穿戴考究，容光焕发。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人生在世，就是“饱食美味的菜肴”，“占有漂亮的女子”，“在柔软的床铺上睡眠”。他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服和金钱，甘心充当社会寄生虫，寄人篱下，靠接受别人的恩惠生活。同时，他又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肮脏卑鄙。他对自己的卑劣无耻直言不讳，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懒汉、一个贪食者、一个卑鄙的人，有时还表现出“理性”、“诚实”和“尊严”。他是一个鲜廉寡耻的食客，“采取蠕虫的方式”过着污浊的生活，但他又洞悉上流社会的真相，对社会有许多深刻的见解。

　　作者用辩证的方法，深刻地揭示出拉摩的侄儿的思想性格特征。在狄德罗的笔下，拉摩的侄儿具有复杂而矛盾的性格。他卑鄙，又高傲；他愤世嫉俗，又自暴自弃；他厚颜无耻，又诚实坦白。狄德罗在小说中这样评价拉摩的侄儿：“使我惊讶的是，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有这样罕有的坦白。”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拉摩的侄儿不同于以表现单一性格为特征的类型人物，体现了狄德罗关于“一个伟大的性格总是由于好些相反的性质之间的自然平衡作用所形成的”这一举张。

　　拉摩的侄儿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他生活在封建社会行将灭亡、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拉摩的侄儿在同狄德罗交谈时，对社会人生发表很多透彻的见解。他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何种的鬼制度，有些人吃厌了一切东西，而其他的人也和他们一样，有急不可待的胃口，会经常饥肠辘辘，但却没有东西放在牙齿底下。”看到了社会中“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像狼一样贪婪”，“像虎一样残忍”。看到了“无数正直的人并不快活，还有无数的人，他们快活，但并不正直”。拉摩的侄儿对社会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甘愿同周围环境同流合污，沦为厚颜无耻的寄生虫。而他的腐化堕落，又象霉菌一样腐蚀着周围的人，制造出更多的寄生虫。拉摩的侄儿的堕落，一方面取决于他自身的弱点，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道德风尚密切相关。狄德罗通过对拉摩的侄儿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撕下了巴黎上流社会伪君子的假面具，揭示了这类畸形人物产生的社会根源，谴责了封建专制制度腐蚀人的本质。

　　《拉摩的侄儿》情节简单，缺乏完整的结构和连贯的情节，主要通过对话、尤其是拉摩的侄儿的语言、动作和表情，表现人物的矛盾性格。狄德罗讲话不多，但他的少数几段话和表明他内心活动的独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按摩的侄儿》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马克思称赞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也激赏它是“辩证法的杰作”。

　　《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写于1760年，出版于1796年。它的故事情节如下：

　　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旅行，这次旅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旅途中，为了彼此娱乐，雅克向主人讲述过去的生活和恋爱经历。

　　雅克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到的一切幸和不幸的事都是天上写好的”，这个见解是他当兵时从连长那儿得来的。有一天，雅克因为喝醉了酒，忘记牵马去饮水，父亲揍了他一顿，雅克赌气入了伍。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膝盖受伤，由救护队送往医院。在途中，雅克碰到了一个外科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被骗走了十八法朗。

　　一天，谭格朗府邸的女佣若尼打碎了一个油瓮，雅克给了他十二个法朗。为了感谢雅克，她请雅克到府邸养伤，让女儿丹尼斯照料雅克。雅克和丹尼斯相受了。

　　在这之前，雅克同漂亮的女裁缝裘斯蒂尼、邻居苏柴尼太太、玛格丽黛太太、苏仲太太等女人有过暖昧关系。雅克认为他没有欺骗她们，她们也没有欺骗他，他之所以会失去童贞，是因为“天上早就写好了的”。

　　雅克的连长喜欢决斗，他把对手打伤以后，又请求对手饶恕，还悉心照料对手，一星期后又和对手决斗。雅克认连长这种行为也是“天上是这样写好了的”。

　　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旅店碰到一伙强盗。雅克把强盗锁进一间房子，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主人催雅克快些走，雅克不以为然，说，强盗不可能追上来，因为“天上是这样写好了的”。

　　虽然雅克相信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但他的不少言行又常常推翻那个见解，使雅克陷入矛盾境地。一次，一位客栈老板娘讲述了一个故事：寡妇拉·宝姆蕾是阿西侯爵的情人，后来，阿西侯爵对拉·宝姆蕾感到厌倦了。为了报复侯爵，她与开赌场兼做妓女的爱侬夫人和爱侬小姐合谋，使侯爵娶了爱侬小姐。拉·宝姆蕾当着侯爵的面公开了爱侬小姐的身份，侯爵非常尴尬，只好带着爱侬小姐离开巴黎到乡下隐居。雅克对侯爵表示同情，大骂拉·宝姆蕾夫人是“刁妇”，主人趁机嘲笑了雅克。

　　雅克的主人“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他根据雅克关于“天上写好了的”这个见解推理说，雅克永远是雅克，应该听从主人的命令。雅克认为自己比主人高明得多，应该和主人平起平坐，甚至应该领导主人。主人离不开雅克，只得承认“雅克是主人的主人”。

　　雅克和主人遇到阿西侯爵，侯爵讲了他秘书理查的故事。修道院院长于特生是好色之徒，修会会长知道了他的丑行，派修士理查前去调查。于特生让一个妓女泄露他的丑史，设下圈套，叫来警察，以“白衣修士在娼妓家里”的罪名将理查拘捕。

　　主人讲了自己的恋爱史和谭格朗先生贴膏药的故事。谭格朗为了同情敌争夺一个寡妇，在脸上贴了一块膏药，每战胜一次情敌，就把膏药剪下一圈。后来，寡妇死了，谭格朗把那块已经剪得很小的膏药一把揭下来。雅克的主人想用这个故事讽刺雅克关于“天上早已写好了的”的见解，但雅克对此不以为然。

　　雅克曾经与主人走散，后来在谭格朗府邸重逢。雅克和丹尼斯结了婚，当了谭格朗府邸的司阍人。

　　《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是一部对话体小说。它叙述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法国漫游，一路上，两人讲述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恋爱故事，中间穿插他们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

　　主人公雅克是一个仆人，他精明能干，机智诙谐，经常发表一些非常富于哲理的议论。雅克笃信宿命论，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到的一切幸和不幸的事都是天上写好了的”，每当发生一些荒诞、偶然的事件，雅克就用“一切都是天上安排好的”这句口头禅作注释。如有一次，雅克替主人找回了钱包和表，反而被主人打了一顿，这时雅克就以“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这句口头禅来自我解嘲，这实际上是对宿命论的绝妙讽刺。

　　狄德罗通过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勾画出一幅法国社会生活的鲜明图景。作者用讽刺的笔触描绘上层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作品中写道，一对农民夫妇发出这样的悲叹：“年头不好，粮食贵得骇人……债主人贪婪狠毒，叫人胆战心惊。”一个老人在大街哭诉：“我是再也不能养活我女儿和儿子了。”一个女仆打碎了主人的油瓮，坐在路边哀泣：“我这个月完了，谁来养活我可怜的孩子呢？”而那些统治者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倚仗权势，无恶不作。在作品中，狄德借人物之口这样指出：“人民都是暴君压迫下的奴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民不幸遭遇的社会根源。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穿插了一些故事，对贵族和教会人士的道德败坏进行了揭露，如阿西侯爵的故事和于特生神父的故事。作者通过贵族和僧侣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贵族阶级和教会人士的荒淫、无耻。

　　在小说中，作者着意渲染了分别来自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两个人物形象有鲜明对比。雅克出身于农民，他精为充沛，诙谐乐观，他的主人则整天死气沉沉，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是一个十足的寄生虫。雅克不断向他的主人争取平等的地位，一次，雅克对他的主人证明：主人离不开雅克，雅克可以没有主人，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雅克应该领导主人。狄德罗通过这段寓意十足情节，表明了贵族阶级日益腐朽没落，最终将被生机勃勃的平民阶级所取代。

　　狄德罗的哲理小说，通常采用书信体和对话体的形式。作者经常在小说中出现，时而抒发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而评述人物的精神状态。狄德罗采用这种形式，可以毫无拘束地探讨各种问题，宣传启蒙思想。在狄德罗的小说中，理智、思想和推论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的作品都富于哲理性。狄德罗主张文学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注重细节的真实。他在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幅真实可信的现实生活的图景，推动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发展。

　　卢梭和启蒙主义文学

　　在启蒙思想家中，似乎没有谁比卢梭更有影响。卢梭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义义者，他的一生都在同特权阶级进行勇往直前的斗争。卢梭的思想中蕴含着革命的火种，他成为了启蒙运动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导师。

　　卢梭的生平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他的祖先是法国血统，信奉加尔文新教，为了逃避宗教迫害，移居日内瓦。

　　当时的日内瓦，是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和国，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中心，同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相比，具有较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气息。卢梭对它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无论走到哪里，都骄傲地称自己为“日内瓦公民”。

　　卢梭来到人世不久，他的母亲便死于产病。卢梭的父亲非常富于民主精神，很少对卢梭实行严厉的管教。卢梭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一边工作，一边教他阅读文学和历史作品。父子二人在一块读书，经常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听到燕子呢喃的时候”。在卢梭接触到的大量的作品中，他最喜欢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卢梭后来回忆说，书中的历史人物，使他“形成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以及不愿忍受奴役和束缚的骄傲性格”。

　　卢梭十岁的时候，父亲同一个法国陆军上尉发生纠纷，被迫离家出走，直到客死异乡。卢梭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父亲的照管，开始了受侮辱、受损害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卢梭在舅父家寄居了一段时间，舅父把他和表兄一起送到乡下一位牧师的家中学习拉丁文，这一段经历，培养了卢梭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十二岁那年，舅父把卢梭送到当地法院的一名书记官那里，学习“承揽诉讼”，卢梭不愿意“用卑鄙的手段去发财”，书记官认定卢梭不会有什么出息，将他赶了出来。

　　接着，卢梭又来到一家店铺当学徒。在那里，他受尽了师傅的虐待。卢梭非常喜欢读书，经常因此而入迷，师傅发现后，不分青红皂白，对卢梭大打出手。在师傅家中，卢梭形同奴隶，但这并没有能够改变卢梭自由不羁的性格，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反抗。一天，卢梭到郊外游玩，乐而忘返，回家时才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为了逃避师傅的毒打，卢梭索性不辞而别，离开日内瓦，从此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卢梭浪迹天涯，到过许多地方，从事过许多卑贱的工作。流浪生活使卢梭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深入体察专制制度的罪恶。由于衣食无着，卢梭被送进意大利都灵的宗教收容所。天主教会软硬兼施，使卢梭改变了对新教的信仰，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尽管如此，卢梭对天主教的黑暗，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

　　卢梭在店铺当了一段时间的伙计，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主人赶走。后来，卢梭到了一名贵族家中当随从，由于熟悉古法文，贵族对卢梭备加青睐。卢梭并不愿意攀附权贵，以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宁愿选择到外面的世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流浪。卢梭进过宗教学校，由于无法忍受那种“监牢式的生活”，终于决定远走高飞。

　　在流浪的过程中，卢梭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他曾经这样说：“无论哪个穷人，只要他不幸而有一颗好心、一个美丽的女儿和一个强横的邻居，他就倒霉透顶了。”卢梭“对于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苦”，促使他去深入思考贫富对立问题。在卢梭看来，统治者仗势欺人，“强权即公理”，一个个都虚伪到了极点，而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不断遭受凌辱的劳动人民当中，纯朴的情感处处可见。这一切促使卢梭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萌生了一种蔑视权贵、自强不息的平民精神。

　　在那些漂泊不定的日子里，卢梭经人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此后，每当卢梭遇到困难，华伦夫人总是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1732年，卢梭在度过了一段漂泊生活以后，再次回到了华伦夫的身边。两人以母子相称，共同生活在一起，华伦夫人管卢梭叫“孩子”，卢梭则叫她“妈妈”。

　　卢梭和华伦夫人在安纳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迁居尚贝里。华伦夫人把卢梭送进神学院学习了几个月拉丁文，回到家里以后，又让他学习了半年音乐。接着，卢梭又到了萨瓦、瑞士、法国等地，给别人当音乐教师。

　　1732年，卢梭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尚贝里。随着卢梭和华伦夫人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两人开始了诚挚的爱情生活。由于卢梭重病缠身，为了有利于他的康复，1736年，两人移居到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名叫夏默特的小村庄。

　　自从有了这个良好的自学环境，卢梭开始广泛学习各门科学知识，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曾经这样说：“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卢梭对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生物、哲学、文学和音乐等各门学科都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卢梭系统地钻研了笛卡尔、洛克等人的著作，问世不久的伏尔泰的　《哲学通信》更使卢梭爱不释手，他说：“这部作品引起了我对学术的极大热情”。自学之余，卢梭还参加田园劳动，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劳动的愉悦。

　　1741年，卢梭带着他新发明的“简易记谱法”，来到了巴黎。卢梭试图在音乐界引起一场革命，谁知他把“新式记谱法”呈给法兰西学院后，学院的那班老朽并不承认他这项发明创造。

　　卢梭大失所望，于是去法国驻意大利使馆当了一名秘书。他在那里干了十八个月，因与大使关系不和，不得不回到巴黎。

　　在巴黎，卢梭一边替人抄写乐谱，一边进行歌剧的创作。他创作和改编的歌剧《风流诗神》和《拉米尔的庆祝会》都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但是由于贵妇的压制，它们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

　　1744年，卢梭结识了一位名叫戴莱丝·勒瓦瑟的女仆，不久两人同居。戴莱丝没有文化，但是善良、纯洁。两人相依为命，在同居25年之后，正式结婚。卢梭同戴莱丝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卢梭以经济拮据为由，把他们全部送进了育婴堂。此后，卢梭的对手经常利用这件事来攻击卢梭，指责他“不够做一个起码的父亲”，卢梭本人也为此抱憾终生。

　　在巴黎的日子里，卢梭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结识不少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如丰特涅尔、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等人。卢梭同狄德罗过从甚密，后者对卢梭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邀请，卢梭为《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音乐方面的条目。

　　1749年夏天，狄德罗发表了《给明眼人读的论盲人书简》，政府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卢梭非常气愤，上书当局，表示强烈抗议，还声称愿意同狄德罗一起坐牢。一天，卢梭从巴黎步行去范赛纳监狱探望狄德罗，从随身携带的　《法国信使报》上面看到一则第戎科学院公开征文的消息，征文的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突然产生了巨大的灵感，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以至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在狄德罗的热情鼓励下，卢梭写了《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前去应征。这是卢梭的第一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卢梭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与艺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反而造成了道德的沦丧。卢梭虽然是在谈论科学与艺术，矛头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文章论点独特，文笔优美，并且顺理成章地获奖了。

　　《论科学与艺术》获奖以后，卢梭声誉鹊起。与此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卢梭不得不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一场论战。

　　1753年，第戎学院再次进行有奖征文，这次征文的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卢梭再次应征，虽然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出版以后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卢梭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这部新作中，卢梭进一步发展了《论科学与艺术》中关于“文明”与“自然”对立的观点，通过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从政治和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卢梭大胆地指出，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产生了“穷人和富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和种种社会罪恶的根源。卢梭雄辩地论证了通过暴力革命椎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指出“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推翻他。”

　　卢梭这种惊世骇俗的激进思想，不仅使统治阶级恨之入骨，就连“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们，也因为见解不一致，转而反对卢梭。伏尔泰收到卢梭送给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后，在致谢书中对卢梭进行了毫不容情的嘲笑，说：“还没有人为了要把我们描绘成野兽而运用过这么多的智力；当别人阅读您的作品时，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想趴在地上爬行的渴望。但是，不幸得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已忘记了这种走法，而现在再学，我感到不可能了。”

　　马克思曾经这种称赞卢梭：“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卢梭不仅在自己的论著中表达了激进的政治思想，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表现出独立不羁、不与贵族阶级同流合污的清风亮节。1753年，卢梭创作的歌舞剧《乡村卜师》上演时，宫庭邀请他出席，卢梭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路易十五要亲自赐给他年金，卢梭为了洁身自好，拒绝接受。

　　卢梭对“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深恶痛绝，于是在1754年秋天，同戴莱丝一道回到他的祖国日内瓦，日内瓦国民议会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卢梭重新扳依了以前放弃的新教，恢复了共和国城邦的公民权。

　　从1756年，卢梭来到巴黎郊外的蒙莫朗西隐居。当时，一位税务承包商的太太埃皮奈夫人为他建立了一座林中楼阁，卢梭为它取名为“退隐庐”。卢梭在这里住了一年零八个月。由于卢梭身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敏感、多疑的性格，他同狄德罗、格里姆等“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因为对戏剧的见解不一，卢梭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1757年，卢梭同埃皮奈夫人关系破裂，主人对他下达逐客令，卢梭不得不迁居蒙莫朗西森林附近一座简陋的房子里。不久，蒙莫朗西的领主、卢森堡元帅夫妇为卢梭提供了一座住所，卢梭在那里一直住到1762年。

　　在蒙莫朗西森林，卢梭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1758年，《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发表；1761年，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出版；1762年，政治论著《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小说《爱弥儿》问世。

　　《爱弥儿》在荷兰出版以后，巴黎最高法院立即下令焚毁作品，逮捕作者，议员们甚至扬言：“光烧毁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

　　为了免遭迫害，卢梭匆匆逃往国外，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

　　卢梭首先来到瑞士，打算在伯尔尼邦的小城伊尔东避避风。结果瑞士当局宣布要逮捕他，并且下令焚毁《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各国的反动分子对卢梭发起了围攻，卢梭曾经这样说：“全欧洲掀起了诅咒的叫声向我攻击，其情势的凶险，是前所未见的。我被人看作基督的叛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暴的野兽，一只狼。”

　　接着，卢梭来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埃，在那里隐居了两年。卢梭穿上亚美尼亚人的长袍，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1663年，为了抗议教会对他的迫害，卢梭发表了《致巴黎大主教蒙博的信》。接着，为了抗议“忘恩负义的祖国”，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公民权。1644年，卢梭又发表了《山中来信》，强烈控诉封建政府的迫害和日内瓦新教的伪善。于是教会发表文告，宣布卢俊是上帝的敌人，当地的牧师还煽人们对卢梭进行围攻和谩骂。

　　卢梭在莫蒂埃无法容身，只好来到伯尔尼管辖下的圣彼得岛，不久，伯尔尼当局下令，要求卢梭离境。

　　1766年1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卢梭动身前往英国。由于长期遭受封建政府和反动教会的迫害，卢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到了英国以后，卢梭同休谟发生争吵，最后两人绝交。

　　1767年，卢梭偷偷回到法国，改名换姓，在特里堡住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卢梭完成了《忏悔录》第一卷的写作，并且出版了《音乐辞典》。

　　1768年，卢梭在惊慌中突然来到里昂附近的布吉安。在那里，卢梭同戴莱丝正式结婚，接着返回多菲内省的蒙曲恩。1769年，卢梭开始着手写作《忏悔录》第二卷。

　　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赫免卢梭。卢梭回到巴黎，定居在普拉特里埃尔街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以抄写乐谱为生，同时继续写作　《忏悔录》和它的续篇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

　　卢梭的晚年生活非常凄凉，一直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有时候，卢梭在街上行走，贵族的车辆故意去撞他或溅他一身泥。尽管卢梭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仍然拥有一大批崇拜者，科西嘉和波兰都曾经请他为本国起草宪法。

　　1778年5月，卢梭应他的崇拜者吉拉尔丹的邀请，来到巴黎附近一个名叫艾芒农维尔的城堡里。7月2日，卢梭在悲愤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卢梭病重期间，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曾经慕名前去拜访过他。

　　1794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根据国民议会的决定，卢棱的遗体被隆重地移葬到巴黎先贤祠，同伏尔泰的坟墓并列。

　　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第一篇重要的著作。1749年，第戎科学院举行有奖征文，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卢梭写下了《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前去应征，并且当之无愧地获奖了。

　　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在历史上的消极作用，第二部分论述科学与艺术何以“有害”。

　　在这篇文章中，卢梭指出，维护和完善人的善良本性是人类进步活动的重要目的。卢梭把“文明”和“自然”尖锐对立起来，在他看来，自然指的是没有被社会和环境歪曲、摆脱了习俗和偏见支配的人性，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良知和善，从这个立场出发，卢梭全面否定了科学与艺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卢梭认为，人天生是自由平等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与艺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引起了社会道德堕落和种种罪恶。在卢梭看来，“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得愈来愈坏了”，“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

　　卢梭表面上谈论科学与艺术，实际上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全部的封建意识。卢梭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科学与艺术总是同财富、奢侈联系在一起，科学与艺术掩盖了社会的罪恶，在文明虚伪的面幕下面，是猜忌、恐怖、冷酷、戒备、仇恨和奸诈。卢梭认为，文明全部的作用在于束缚人们的精神，强迫人们遵循习俗而不是遵循自己的天性。文明“把花冠点缀在束缚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先天的自由情操”，从而“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这样，卢梭批判了封建文明的罪恶，深刻揭露了它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本质。

　　卢梭热情赞扬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和自然，他把保持了善良本性的劳动人民同虚伪的上层社会行了对比，指出：“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现强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格格不入，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爱憎之情径渭分明。

　　通过对封建文明的批判，卢梭发现了人的“异化”现象。在卢梭看来，人类创造了科学、艺术和其它文明，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这种进步当中又孕育着一种深刻的倒退：文明使人腐败，背离自然使人堕落，于是人变成非人。卢梭对“异化”现象的揭示，表明了他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渴望。

　　但是，卢梭不仅仅批判封建文明，而是笼统地否定科学与艺术，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卢梭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寻找文化产生的根由，卢梭把科学与艺术视为产生社会罪恶的根源，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论证经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1758年，卢梭写了《给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当时，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加尔文新教禁止在日内瓦上演戏剧表示惋惜，建议日内瓦政府修建一个剧场。卢梭对此很不满，于是写了这封著名的信，表明自己的观点。卢梭完全否定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指出戏剧作品对道德风俗没有任何好处：悲剧刺激人们的感情，喜剧培养人们嘲讽的情绪。卢梭指责莫里哀不道德，因为他嘲笑了品德高尚的阿尔赛斯特，他攻击悲剧诗人鼓动人们的激情，替洋洋自得的恶人捧场。卢梭认为，一个城市如果有了剧场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卢梭对戏剧的见解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和卢梭不同，伏尔泰认为，戏剧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加强人们的理性。卢梭同他们发生了一场争论，最终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破裂。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75）是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它标志着卢梭的思想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书中，卢梭通过对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的分析，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阐明了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自然状态”以及导致“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的因素，第二部分论述了社会状态中人类的不平等、政治奴役和道德堕落的发展。

　　从人类早期的“自然状态”出发，考察国家和法律的起源，进而构造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这是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家及当时的许多其他思想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抽象的历史分析方法，卢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卢梭假想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前曾经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当时，人类过着自由自在、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家庭生活，没有住宅，没有财产。那时的生产力还非常低下，但是由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要都很少，所以容易得到满足。人们没有相互攻击和掠夺的本性，只有怜悯他人和自我保存的天然感情，那时没有野心、贪婪、嫉妒、竞争等文明社会中常见的欲望和观念，没有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卢梭通过对“文明人”和“原始人”进行对比，把远古的黄金时代加以理想化，歌颂了人类的自然状态。

　　卢梭接着指出，人具有一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卢梭把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看作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由于长期的谋生活动，人类积累了许多知识和技巧，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人们开始结合成某种自由的团体，产生了某些简单的观念和情感。家庭的出现，增强了人类共同谋生的能力。工具的发明，生活资料的增多，使人们有可能征服别人。这些都激发了人的潜在机能，导致了社会状态的出现。“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卢梭用这段名言说明了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谋生手段，而土地的耕耘，导致了土地分配，从而出现了私有观念和私有制。

　　卢梭把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社会逐渐产生了贫富差距，产生了“穷人和富人”。从此人类产生了许多新的欲望和偏见，道德急剧堕落。富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往往采用掠夺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斗争，整个社会陷入了可怕的战争状态。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制定了法律，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随之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平等不复存在，代之以“奴役”和“压迫”，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富人和穷人订立契约以后，为了保障它的实施，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权机构，形成了贵族统治集团。这些“世袭的首领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倚仗权势，对穷人进行盘剥。权力的设立使社会产生了“弱者和强者”，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合法权力转变为专制制度。专制暴政使主人和奴隶的对立日益严重，暴君政治开始出现，人类的不平等和种种社会罪恶达到了顶点，这是不平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卢梭对专制暴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得出了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革命结论，大胆地指出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是完全合理的：“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推翻他。”

　　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包含着历史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卢梭把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和不平等的产生看作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否定了人类的自然状况，同时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前进一步，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人民设立封建领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但是封建领主却成了人民的压迫者，最后形成了专制暴政。在专制暴政面前，人人都是奴隶，每个人又成为平等的成员。专制君主可以使用暴力实行统治，人民也可以使用暴力推翻他，这样，暴力统治的不平等又转变为使用暴力的平等。卢梭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精神，因此受到了恩格斯的称赞。

　　卢梭的论著尽管有许多合理的内核，但他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的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抽象的人性理论。卢梭用人的本能来解释私有观念的产生，又用贪婪和野心等邪恶观念和欲望的膨胀来说明文明社会中种种纷争和罪恶，终究没有能够摆脱“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论的限制。卢梭猛烈批判私有制以及由私有制引起的社会不平等，但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因此找不到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社会契约》（1762）是卢梭最重要的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卢梭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设计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方案，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在书中，卢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回答了产生这种奴役状况的原因，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进一步提出了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

　　在卢梭看来，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强迫他人服从的天然权威。卢梭批判了“君权神授”、“强力可以产生权力”的种种法权观念，认为“只有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在卢梭看来，只有基于人民自由意志订立的社会契约才能成为国家和法的合法根据。卢梭指出，真正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民与君主订立契约，而是自由的人民以契约方式组成共同体或国家。在这里，卢梭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从而使这一学说洋溢着激进的民主主义精神，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卢梭的看法，人民主权应当是“公意”的体现。公意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许多个人意志和利益的总和，民主就是在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集中人民的意志。

　　卢梭进一步指出，在按契约建立的国家中，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由别人代表，人民应当掌握直接的立法权，司法、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卢梭反对三权分立的主张，认为“三权分立”学说混淆了主权和政府，把主权分割成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别由人民、君主和贵族分享，实际上削弱了人民的主权，因此三权分立说是不成立的。

　　在书中，卢梭主张国家和政府必须接受社会契约的制约。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行政官吏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政府和行使管理职权的人是人民公意的执行者，由人民来设置、监督和罢免。人民不仅有定期决定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利，而且有通过起义推翻违反契约、实行暴虐统治的君主的权利。

　　法律是“公意”，即人民共同意志的表现，因此卢梭主张以法治代替君主专制政治。法律是人民的共同意志，由政治共同体集体制定。法律适应于全体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这部著作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体现民意的法治。同其他启蒙思想家相比，卢梭的学说具有较为广泛的民主内容，较为彻底的革命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推动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但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卢梭提出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方案，只是为本阶级设计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卢梭的学说，不仅无法解决私有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相反，他肯定了财产权是公民一切权利中最神圣的一种权利。卢梭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又要求防止产生财富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主张建立小私有者共和国。卢梭描绘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归根到底，只是用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代替封建专制的不平等，并不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和贫困。

　　卢梭的社会政治理论，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76年，美国通过了《独立宣言》，其中体现了卢梭学说的基本精神。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袖许多都是卢学说的信徒，卢梭的学说成了他们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的许多条文几乎直接照搬《社会契约论》的原文。国民大会的成立和审判路易十六都援引了人民主权论。

　　卢梭的文学创作

　　卢梭的文学创作和他的学说密切相关。他的主要的文学作品有　《新爱洛绮丝》　（1761）、《爱弥儿》（1762）和《忏悔录》（1781—1788）。作为宜传启蒙思想的工具，这三部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主义的精神。

　　《新爱洛绮丝》原名《尤丽，或新爱洛绮丝——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城中两居民所写的情书》，它是一部书信体小说。

　　圣·普乐是一个敏感、博学、俊美的平民知识分子，贵族小姐尤丽的母亲发现他才华出众，主动聘请他作尤丽的家庭教师。圣·普乐最初对教育聪明而又温柔的姑娘非常自信，没有想到会出现感情上的波澜。不久，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恋爱的苦恼之中。平民的身份不允许他向贵族小姐求婚，他只能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炽烈的爱情。由于身份的差异，圣·音乐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请求离开男爵家，他并没有想到，尤丽也悄悄地爱着自已。后来，他们终于冲破社会舆论和法律的束缚，真诚地相爱了。然而，他们纯真的爱情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尤丽的父亲等级观念非常深，在他看来，圣·昏乐不过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穷书生，既无门第又无财产。他从贵族偏见出发，竭力反对这桩门第悬殊的婚姻，要女儿嫁给自己的恩人和老友、年近五十的俄国贵族伏勒玛。

　　为了避免冲突，尤丽要求圣·普乐辞去家庭教师职务，离开男爵府邸，避居麦耶尔山区。尤丽希望靠慈爱的母亲说服固执的父亲。男爵夫人虽然同情女儿，但不能使丈夫改变主意。

　　圣·普乐虽然离开了尤丽，他的心却仍然留在情人身边。他从避居地给尤丽写信，倾诉离别的忧愁和悲伤，尤丽读了圣·普乐的信，一恸几绝。尤丽的表妹布莱克写信将圣·普乐召回，并帮助他们幽会。朱丽在和圣·普乐相会时以身相许。他们的事情被女仆告发，男爵夫人既怕败坏家族名声，又怕女儿受罪，一病不起，不久辞世。尤丽深感内疚，痛不欲生。圣·普乐接受朋友爱德华爵士的建议，要求尤丽和他一起逃往英国。尤丽拒绝了他的要求，她认为爱情不应该违背道德，丧母之痛更使她不愿意再伤害父亲的心。

　　男爵要求尤丽与伏勒玛成婚，尤丽誓死不从。她义正辞严地责备父亲不应该把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用女儿偿还债务，拿女儿的生命去报答伏勒玛的恩情。男爵见威逼无效，便跪在尤丽的面前，老泪纵横，要求女儿以她的名誉、老父的信誉和家族的名誉为重，不要让他像母亲那样带着痛苦进入坟墓。尤丽心乱如麻，但仍然坚持除非圣·普乐同意，她决不嫁人。她希望圣·普乐会坚决反抗男爵的意志，坚持他们私定的婚约。

　　圣·普乐为了尤丽的幸福，向男爵作了让步。朱丽在周围的人们的劝说下，终于向父亲妥协了，答应同伏勒玛结婚。

　　婚后，尤丽向丈夫坦白了她和圣·普乐的关系，得到了他的谅解。伏勒玛还把尤丽同圣·普乐生的儿子视同己出。他们结婚六年后，伏勒玛主动把圣·普乐请回，担任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尤丽与圣·普乐朝夕相处，他们表面上彬彬有礼，相安无事，实际上仍然相互爱恋，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尤丽曾经劝圣·普乐与布莱克结婚，圣·乐坚决拒绝。

　　最后，尤丽为了搭救落水的儿子，染病死去。临终前，她给圣·普乐写了一封信：“现在我依然对你怀着爱情，过去的事，虽然坦白了，但不感到耻辱……在地上把我们分开，但道德会在天国里让我们结合，我在愉快的期待中死去。”

　　卢梭在这部小说中，叙述了十八世纪贵族小姐尤丽和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的爱情故事，它的情节同十二世纪少女爱洛绮丝和他的教师、哲学家阿贝拉尔的爱情悲剧十分相似，因此取名为《新爱洛绮丝》。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及其亲友相互之间的通信，提出了自己对爱情、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体现了卢梭的启蒙思想，因此，《新爱洛绮丝》一书被称作卢梭主义的百科全书。

　　小说通过尤丽和圣·普乐这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抨击了封建婚姻摧残感情、扼杀人性的罪恶，表达了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思想，对造成这一悲剧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控诉。

　　在卢梭笔下，圣·普乐是一位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在各方面都比周围的人优秀得多。在卢梭看来，圣·普乐完全应当得到尤丽的爱情。然而，尽管他们两人真诚相爱，却得不到完美的结合。小说通过圣·普乐和尤丽的爱情的悲惨结局，表现了“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尖锐的冲突。卢梭认为，人的感情是自然赋予的，依照自然法则而产生的优美的感情，是合乎自然道德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它不合乎由阶级偏见所形成的社会道德，因而造成爱情悲剧。卢梭认为，贵族小姐尤丽和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之间的爱情，本身就具有“美德的品格”，完全符合自然道德，他们的结合是合情合理的。然而，阶级地位的悬殊，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剥夺了他们爱的权利，造成了悲剧性的结局。尤丽屈从父命同伏勒玛结了婚，并且做了孩子的母亲，她由于不能忘怀昔日对圣·普乐的爱情，只得求助于上帝，笃信宗教。后来，伏勒玛聘请圣·普乐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尤丽和圣·普乐朝夕相处，彼此压抑内心的感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卢梭通过纯洁的爱情同“家庭义务”的冲突，表现了“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的深刻矛盾。

　　卢梭指出，封建等级制度是尤丽和圣·普乐的恋爱悲剧的根源。尤丽的父亲出于等级的偏见，反对女儿嫁给平民出身的圣·普乐，而强迫她嫁给他的贵族朋友。青年男女纯洁而真挚的爱情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因为社会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彻底否定了贵族阶级：“贵族，在这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又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得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卢梭认为，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卢梭从维护人权主义的原则出发，控诉了封建等级制度戕害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罪恶。当尤丽迫于父亲的压力，被迫接受不幸的婚姻时，她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性的父亲啊！”

　　由于小说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精神，反映了第三等级的觉醒以及法国人民在大革命前夕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它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小说一问世就轰动一时。

　　卢梭在这部作品中，以极大的热情，着力描写人的感情，整个作品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抒情风格。《新爱洛绮丝》的感情描写深沉而细腻，其中，有男女主人公初恋时的热烈和缠绵，有两人天各一方时不尽的思念和忧伤，有尤丽结婚后两个终日相处内心的痛苦。小说把一对年轻恋人的感情写得凄惋动人，具有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小说采用了书信体的形式，第一人称的手法，便于抒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人物尽情倾吐内心复杂的情感，整个作既充满了反封建的激情，又具有一种感伤主义的情调，犹如一首美丽的抒情诗。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圣·普乐在巴黎的见闻，批判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风俗习惯，赞美了华莱山区人民纯朴的思想感情和道德风俗，通过两者的对比，表明了卢梭否定贵族文明、号召“返回自然”的一贯主张，使小说对现实的批判远远超出了爱情问题的层面，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会内容。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姿的大自然的画卷。作者把自然景物的描绘和人物心理的刻画紧密结合起来，以绮丽的自然风光烘托人物的感情。整个作品情景交融，充满了诗情画意。

　　小说的局限在于作者在歌颂男女主人公反封建精神的同时，又表现了他们对封建道德妥协的一面。圣·普乐反对封建道德和等级观念，把自由恋爱视为一种基本人权，但缺乏行动的勇气，当他们的真挚的爱情遇到了男爵的粗暴干涉时，便决定“放弃对尤丽的一切希望”，然后抽身远游。尤丽由于受宗教的影响，意志薄弱，她屈从外界的压力，对封建道德作出让步，最后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由于男女主人公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并不彻底，使作品的批判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

　　《爱弥儿》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全书共五卷，前四卷叙述爱弥儿在婴儿、幼年、少年和青年四个时期的成长经过和“我对他所进行的教育”；第五卷叙述对爱弥儿未来的妻子苏菲亚的教育。

　　作者在总论里说，无论何物，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弄坏了，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一种教育，事情将愈加不好。植物由于栽培而成长，人由于教育而完成。现在设想一个名叫“爱弥儿”的人，作为我的学生。

　　婴儿期进行体育的教育。婴儿期是一生的第一期，在这之前，和诞生前没有多大差别，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这之后，各方面同时发达了，懂得了语言、饮食和行走。人的教育，即始于其诞生的一刻。但教育的目的，也只有“顺乎自然”而已。

　　从两岁到十二岁是感官的教育。过于严酷和过于宽大，都是教育必须避免的。在任何事情上，身教应多于口训。责罚不可加于儿童，只有让他明白他的恶行的自然结果。不要仅仅因为他们撒谎而处罚他们，而要使他们明白，如果撒谎，则谎言的种种不良后果，都要落到他们的头上。孩子的性情暴烈，碰到什么就搞坏什么，你不要生气，只须把他能够搞坏的东西都放在他拿不到的地方，让他感觉不便。他打破窗子，你就让他昼夜都受风吹，或者让他在一间没有窗子的黑屋里呆上几个小时。我不强迫儿童讲诚实，以免他恐惧压迫反而隐匿，不使爱弥儿只依赖别人的意志和判断。对于儿童，凡事不能强迫，让他在学习中感到快乐和兴味。

　　从十二岁到十五岁是智的教育的时期。我主张的教授法，不是要使儿童知道许多事物，而是要使他的知识没有差错。我为儿童打通通向求知的道路。

　　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道德、宗教教育的时期。自爱常常合于自然的秩序。儿童最初的感情，就是自爱，其次才是根据自爱而爱身边的人。扩大自爱而爱他人，这就变为道德。道德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要想使爱弥儿成为真理的仰慕者，真理的获得者，那么，就应当使他放弃自己的全部私利。至于用哪一种宗教去教导他，这事我决不引导他，他必须有自己以为正当的信奉，即自然的宗教。基督徒企图把自然的宗教同无神论混为一谈，其实两者的观点截然相反，真正的宗教的义务，不受人类制度的影响。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教派，都应当爱上帝胜于爱一切，爱邻人如同爱自己。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道德的天职，在这些天职中，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崇拜，没有信念，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最后一卷叙述对菲亚的教育。凡人独居，是不适宜的，爱弥儿现在是一个男子，我们答应给他介绍一个女伴。由于男女在心理上有显著差异，男子主动而强劲，女被动而柔弱，如果要好好地教导女子，还需要常常听取自然的启示。男女的特性都是自然规定的，因此必须尊重自然。女人像一个女人，是好的，如果像一个男人，就不好了。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返回自然”。在《爱弥儿》第一卷的开头，作者指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就变坏了。”卢梭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腐朽的社会文明使人堕落了。在卢梭看来，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教育是损害人的自然本性的罪恶渊薮。尽管这样，卢梭仍然重视教育。他认为，如果没有教育，封建制度及其文明将扼杀儿童的善良本性。卢梭认为，教育者的任务在于促进人的美好天性的发展，因此，他主张按照“自然法则”对儿童进行教育，让他们摆脱教会和封建阶级的影响，身心得到自然而健康的发展。

　　卢梭主张用自然社会对抗封建社会，根据这一观点，卢梭认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子女，远离文明社会，接近自然状态，因此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教育。而富人不但自己不参加劳动，反而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他们的阶级偏见已经远远背离了自然状态，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重新教育，同时正确教育他们的子女，这样才能根治社会的弊病。基于这种想法，卢梭有意识地虚构了一个贵族子弟，作为教育的对象。

　　卢梭主张对爱弥儿进行“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解放学生的个性，使它得到全面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卢梭为爱弥儿安排了一个远离城市、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自然环境。根据学生身心成长的自然进程，分阶段进行有关体育、感官、智育、德育、宗教和爱情等方面的教育。从童年开始，卢梭让爱弥儿在大自然中光头赤脚，尽情地奔跑、跳跃。通过接触农民，接触实践，使爱弥儿获得对生活的认识。卢梭不反对宗教信仰，但他主张让爱弥儿信仰自然神教而不是天主教。经过这样的教育，爱弥儿被培养成一个体魄健全、热爱劳动、朴实自然、独立思考的自由人，这是卢梭理想中的新人。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对当时的封建教育和宗教偏见的彻底否定，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卢梭关于把学校从教会的管辖下解放出来、贵族环境最违反自然、贵族子弟最需要教育、把学生培养成自然神论者和普通劳动者等一系列思想，是同贵族教育和贵族偏见针锋相对的。由于《爱弥儿》一书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偏见的倾向，它的问世，极大地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惧。《爱弥儿》出版后，专制政府立即下令焚烧此书，作者本人也因此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卢梭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个人主义。他关于教育和改造贵族的计划，只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偏见，表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

　　《爱弥儿》出版以后，卢梭遭到了封建政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流亡的岁月里，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着手写作《忏悔录》。

　　《忏悔录》是一部自传小说，它是一个民平知识分子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挑战，是维护人权和尊严的宣言书。在这部作品中，卢梭自认为他比那些迫害他的人，要纯洁高尚得多。他说：“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恶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　‘我比这个人好？’”

　　卢梭从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本善，但是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卢梭讲述了自己的“善良本性”：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给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继续下去，当然会决定我一生的性格”。然而，由于社会环境的污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腐蚀：他撒过谎，偷过东西，诬陷过好人，调戏过妇女。卢梭通过一生的坎坷遭遇，无情地控诉了专制社会对人的腐蚀和迫害。都灵宗教收容所的黑暗，里昂城外税吏的残忍，巴黎上流社会的腐化……卢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者，则倾注了深切的同情。这部自传名为“忏悔”，实则对社会的“控诉”。

　　在这部自传中，卢梭对自我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卢梭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加以剖析，描绘了自己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卢梭大力倡导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这部自传成为了一部活生生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卢梭的个人主义在当时有它积极的一面。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第三等级一直被践踏，受屈辱。卢梭肯定人的价值，主张个性解放，表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的强烈抗议。同时，应该看到，卢梭虽然热衷于描绘自我个性，但这种个性毕竟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性，这是他常常忽视的；卢梭提倡个性自由，却又常常把它加以绝对化。

　　卢梭在这部自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坦率。卢梭曾经这样说：“我以同样的坦率讲述我的美德与罪过，我没有掩饰半点坏处，也没有添加丝毫德行……我完全按本来面目把自己表现出来，或可鄙、可恶，或善良、慷慨、高尚，都一一按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讲述。”卢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细腻入微的心理分析和自我剖析，赤裸裸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卢梭大胆地叙述自己的缺点和过错，他撒过谎，偷过东西，诬陷过好人，调戏过妇女。卢梭的真诚和坦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而使这部自传成为文学史上的奇书。

　　卢梭的作品致力于表现个性解放的精神。卢梭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热情地赞扬自我；卢梭肯定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注重对感情的描写，整个作品充满一种激情的力量；卢梭热爱大自然，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情景交融的篇章。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卢梭文学作品的特点，它们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