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半个多世纪以前，年仅二十三岁的米·亚·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震动了苏俄文坛，成为二十世纪诞生的苏俄年轻作家中的一颗巨星。然而，肖洛霍夫的人生和创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多曲折坎坷。本书结合肖洛霍夫生活的时代背景，介绍他如何战胜重重困难，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半个多世纪苏俄大地上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一批深受读者喜爱的俄罗斯人的文学形象。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永恒的顿河──肖洛霍夫和　《静静的顿河》 　　时代的骄子 　　1965年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天空中迷漫着北欧冬天刺骨的寒意，大地上白雪皑皑。然而，金壁辉煌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里却充盈着热烈的气氛，一年一度的隆重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一位身材不高、神态庄重安详的俄国人，站在大厅中间的位置，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古斯塔夫的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和证书，证书上写着短短的几行字： 　　授予米·亚·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借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 　　这一天无疑是肖洛霍夫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由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评委们字斟句酌地写下的这段评语，虽只有几十个字，却凝练而严肃地道出了肖洛霍夫几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和价值。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于六十年前也即1905年出生在沙皇俄国的顿河军屯州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村。此地偏僻而贫困，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骠悍孔武、粗犷质朴的哥萨克人的聚居地——哥萨克的前辈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流落到草原上的俄罗斯人，他们亦农亦牧亦战，其好勇斗狠的强悍气质和骁勇善战的民风习俗名震欧亚大陆，曾令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瑞典人、波兰人、土耳其人闻风丧胆，哥萨克战士爱好醇酒妇人也举世闻名，但还没有人想到过，在哥萨克人世代居住之地竟然会冒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更何况肖洛霍夫出身于一个地位低下、与文学亦毫无因缘的家庭：他的父亲做过农夫、牲口贩子、小商店店员，其最体面的职业也不过是村中小磨坊的老板；他的母亲是地道的哥萨克女儿，从十二岁开始到富人家做女佣，以后是农妇，和当地大多数普通的哥萨克女人一样，她是一位文盲。 　　肖洛霍夫到了七岁才正式取得自己的姓氏，因为这一年他的父母才正式结婚。在此之前，由于老肖洛霍夫是来自外地梁赞省的移民，在维约申斯克镇这个基本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小镇上，他这样一个经济拮据、无依无靠的外来人是很难为当地人所接受的。因此，肖洛霍夫的双亲是先有了孩子、家庭，过了七年，才缔结了为当地人所认可的正式的婚姻。 　　因为家境并不富裕，也因为战乱的影响，肖洛霍夫只上过小学（未毕业），中学（同样未曾毕业）。他从十五岁起就开始自谋生活，先在本地的苏维埃政府粮食采购办事处做办事员，而后去莫斯科，当过装卸工、泥水匠、会计。在莫斯科，他一度想进工农速成中学继续自己的学业，终因生活动荡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 　　如果肖洛霍夫懂得中国的历史，他会认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哲人晚年回顾自己生平经历时所说的一句话很贴切他的情况，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吾少也贱。”“少也贱”的孔子后来成了伟人，不过孔子并不是真正的平民子弟，他身上流淌的乃是贵族的血液，只是他的家庭已经衰落下来。肖洛霍夫不同，他真正来自社会的底层，经过六十年的人生跋涉，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俄国腹地闭塞的哥萨克小镇走到了世界文学的圣殿，赢得了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 　　所以，中国古代另一位与肖洛霍夫一样出身于农家的人说过的话应该更能反映肖洛霍夫的感受，此人为秦朝末年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陈胜，他给世人留下了一句掷地作金石声的壮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是，世间的芸芸众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总有一些看似偶然而实际上是必然的因素；在成功者所遇到的一连串令人羡慕的机遇的背后，也总有一些深刻的历史背景在起作用。必然的因素和历史的背景就象一只无形的巨手，把芸芸众生中一些原本是默默无闻的人推向时代的前台，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终于使他们有机会一展身手，成为他们时代的骄子。 　　肖洛霍夫正是被这种无形的巨手推到了历史前台的时代的骄子。 　　肖洛霍夫文学创作的成就，有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如果我们的眼光从肖洛霍夫的诞生地约申斯克镇延伸开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它横亘欧亚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国土面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雄居世界各国首位，其人口在各国中也名列前茅。俄罗斯能拥有如此广阔的疆域不是偶然的。从公元十三世纪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开始，俄罗斯人一直以强劲的势头顽强地、不停顿地开疆拓土，经过了六个世纪不懈的奋斗，终于在十九世纪奠定了一个大帝国的基础。尽管与当时西欧工业化的强国相比，俄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工业还不够发达，但它在这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而是一个正在掘起的、充满了进取精神的重要角色，这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即可明了： 　　在西欧资本主义发源地的外围，俄国是得风气之先，最早效法西欧诸强发展工业的国家之一。庞大的俄国缓慢然而自觉地追随工业发展的时代潮流，无疑是近代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俄国在几百年间，始终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其皇权虽经多次易手，但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国家，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的向心力，使得俄罗斯能够以统一的大帝国的姿态参与历史的进程； 　　俄国拥有一支数量庞大、英勇善战的军队，这支军队曾令横扫欧洲如卷席的法国拿破仑的常胜军兵败俄罗斯雪原，也曾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重创诸多敌国。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欧洲政治格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随着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上升，俄国的文化也开始在世界上显露头角。在十八世纪以前，俄国的文化在世界上近乎默默无闻，而到了十八世纪尤其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便急速发展，其中尤以文学艺术最为光采夺目，例如： 　　身手矫健的俄罗斯舞蹈家把起源于西欧的芭蕾舞从宫廷引导到歌剧院的大舞台，并在艺术上加以发展，推向成熟，倾倒了无数观众，从此芭蕾舞的中心便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 　　直面人生的俄罗斯画家，以其大师列宾为代表，以朴实厚重的写实风格在世界画坛上别开生面，创立了绘画艺术中的俄罗斯画派浓郁的民族风格； 　　在音乐创作方面，俄罗斯亦不甘居人之下，终因向世人奉献了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世界级的音乐家，而在音乐的圣殿中让人听到了俄罗斯人的声音。 　　至于在文学创作方面，十九世纪的俄国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世纪——普希金的诗歌充满了激情，果戈理的小说深婉而犀利，屠格涅夫的散文优美动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戏剧既隽永又深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在沉郁和幽愤方面独辟蹊径，而托尔斯泰更以他的三部巨著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使长篇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深广背景和严整的结构。这些文学巨匠同时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仿佛寂静的夜空中突然升起了一片耀眼的群星，不仅照亮了俄罗斯的大地，也令整个世界文坛为之震惊。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群星竞出的壮观景象，到了二十世纪仍然光采不灭，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生、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活跃在文坛上的俄苏作家群（他们的生活创作横跨了沙皇俄国和苏联两个时代）。 　　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高尔基　（1868～1936）、阿·托尔斯泰（1883～1945）、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叶赛宁（1895～1925）以及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阿赫玛托娃（1889～1966）、勃洛克（1880～1921）等。这批作家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同时又是二十世纪俄苏文学的先驱。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沙皇俄国内外交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中，于是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在旧的沙皇俄国庞大的废墟上，站起了一个新的苏维埃俄国。这一历史性的演变导致了俄苏文学在二十世纪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这批作家绝大部分都继续留在苏维埃俄国，并同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同呼吸、共命运，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呼应国家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因此这一作家群的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变革、社会革命的标记。不过，由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巨匠培植起来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在这群作家的作品中仍然清晰可见——例如他们对俄国命运的关切远甚于对个人遭遇的思考，他们面对社会黑暗和人间陋习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笔下鲜明地流露出俄罗斯博大而忧郁的民族性格，他们喜爱以弘大的史诗般的巨著来刻划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等等。 　　俄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和文化给肖洛霍夫的文学创作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然而又是客观存在着的总体背景。俄国连绵了几个世纪的扩疆拓土的奋斗史，从这一奋斗史中形成了进取的民族精神，由这种民族精神凝聚而成的在百年时间里持续大放异采的俄国文学，使得肖洛霍夫生而有幸——他正好生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肖洛霍夫在人生之初尽管只是世间芸芸众生中极普通的一员，但他毕竟生在俄国这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历史潮流中扬帆奋进的大船上，这就给了他一个人生的绝好机遇，即有可能凭藉这艘大船驰向历史大潮的浪顶。 　　在俄国这艘大船上航行了六十年，肖洛霍夫终于达到了浪顶。 　　不过，这六十年的航程极富曲折，历经风险。因为这六十年间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不停地掀起阵阵风暴，其来势之迅猛，影响之深刻，都是历史上罕见的。肖洛霍夫一生的生活和创作与俄罗斯所经历的风暴结合在一起，他所以成为文学的巨匠，直接的社会背景，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描绘了俄罗斯大地上的疾风骤雨。 　　一位作家不论从自己的祖国的历史文化中继承了多么丰厚的遗产，如果他生活的现实世界不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必将一事无成； 　　反过来，即便一个作家生活的现实世界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果没有历史文化深厚背景，他也极难成就出类拔萃的作品。 　　肖洛霍夫的成就恰是这两者天衣无缝的结合，深厚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结出了肖洛霍夫文学创作的硕果。 　　肖洛霍夫生于1905年，在这前后几年间，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 　　此前的五年即1900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派兵与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野蛮侵略中国。俄军攻陷东北，中国的东三省旋即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从表面看来，俄国的势力又壮大了许多。 　　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此刻的俄国内部社会矛盾尖锐，已经开展了几十年的反对沙皇暴政专制的自由民主运动，现在不仅规模更大，而且逐渐显露出运动的主流——由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的工人运动。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于本年进入了组织更为严密的阶段，其标志便是　《火星报》的创刊。《火星报》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更为广泛深入，就象马克思预言过的那样，“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此前两年也即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者因政见的分歧而分裂成两个派别，其中拥护列宁的多数派被之为“布尔什维克”（多数的意思），反对的少数人则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的意思）。布尔什维克的诞生，标志着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此前一年也即　1904年；沙皇俄国在与日本争夺控制中国东北的战争中节节败退。沙俄的国土为日本的几十倍，其军队亦远比日本的庞大，但在日本的凌厉攻势下却溃不成军。日俄战争的大局在这一年已经明朗，沙俄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强中干在这一年也昭然于世。 　　肖洛霍夫出生的1905年，俄国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变，这一系列大事变成了俄国社会从危机到革命的导火线。 　　这年的一月，彼罗堡数千工人游行请愿，在沙皇的冬宫广场上遭军警开枪镇压，工人伤亡千余人，这就是震惊全俄国的著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依靠屠杀暂时驱散了示威的工人，同时也就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俄国人民的公敌。 　　六月，继全俄各地多次爆发反对沙皇的武装斗争之后，沙俄海军黑海舰队战舰“波将金号”起义，将炮口转向沙俄政府。 　　也就在六月初，日俄战争基本结束，俄国陆军在中国东北及远东地区一败涂地，其海军主力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战中几乎全军覆灭，巨大的俄国被小小岛国日本击败。 　　九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月，俄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 　　十二月，莫斯科爆发工人武装起义。 　　1905年所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沙皇俄国已陷入不可自拔的内外危机之中，它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刚刚出生的肖洛霍夫当然不可能明白他的祖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然而历史决定了他势必及早看到他的祖国即将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 　　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即1906年，沙皇任命斯托雷平为首相，此人残酷暴虐，因他的血腥镇压，沙俄帝国得以苟延残喘加长了几年的寿命。 　　人为维持一个已经毫无生机的帝国是不可能长久的，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身亡，沙俄帝国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亦宣告结束。 　　过了三年，也即1914年，肖洛霍夫九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包括俄国在内，都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之中。 　　1914年8月下旬，俄军与德军大战于坦能堡，激战四日，以俄军惨败、死伤逾十万、被俘十万余人告终。 　　坦能堡之役再次暴露了沙俄的无能，几个世纪以来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俄军，再也没有昔日的神威，因为俄国已处于崩溃的前夜，一个行将崩溃的帝国的军队是不可能与敌人拼死决战的。 　　在以后的1915、1916两年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双方持胶着状态，双方的拉锯战空前激烈，死伤均在百万人以上。 　　时间进入了1917年，这年肖洛霍夫十二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双方国家均已疲惫不堪，而战争仍在持续进行，由战争引起的社会危机也在一步步加重，因危机而积蓄的能量正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突破口以便释放出来。 　　历史把这个突破口选择到沙皇俄国。 　　因为沙皇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 　　也因为沙皇俄国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最为惨重； 　　更因为沙皇俄国已形成了一个由伟大的列宁领导的尔什维克党，在当时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具有最为丰富的革命经验，政治上最有远见，力量也最为雄厚。 　　所以1917年就成了俄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 　　这年三月　（俄历二月），彼得堡工人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起义的第三天，沙皇政府便被推翻。俄国政权暂时落入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手中。 　　这年四月，列宁从国外的流亡地返回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主持下，做出集中力量领导武装起义的决策。 　　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农民、革命士兵的武装起义一举成功，临时政府覆灭，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俄国宣告诞生。 　　本年底，苏维埃俄国与同盟国方面签订临时休战协定，苏维埃俄国第一个宣布脱离这场旷日持久、给俄国同时也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战争。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的面貌，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以巨大的影响。 　　在印度、阿富汗，爆发了要求民主和独立的革命运动； 　　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后来用两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1917年到1918年，从欧洲、亚洲到南美洲，有好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宣告成立。 　　十月革命不仅使俄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也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点，当时还只有少数人预感到，而在过去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十月革命将半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预言付诸现实。当马克思、恩格斯刚刚提出他们的理论学说的时候，他们曾把自己的思想比作“徘徊于欧洲上空的一个幽灵”。这个“幽灵”以后也曾在欧洲的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掀起革命的波澜，但不久都归于失败。现在，由俄国人来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且在实践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俄国社会的一场深刻广泛、带有根本性质的革命。既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矛盾，会有拥护者也会有反对者，会有兴奋也会有沮丧，更会有战争和流血。 　　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也即1916年开始，俄国的大地就围绕着保卫还是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布尔什维克党及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另一方，则是由国内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们组成的同盟，其中包括当时东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国内的沙皇政权旧贵族、官僚、军人、地主、资本家，以及被这些人所蒙蔽的相当数量的俄国普通百姓。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诞生的最初几年里几乎每一天都在为生存而浴血奋战，俄国大地上每天都有人流血战死，同时，饥饿袭击着人们。残酷的战争和无情的饥饿变成了苏维埃俄国问世的头几年的每天都在演出的生活双重奏。 　　正是在这样一个严酷的社会背景下，肖洛霍夫开始了他们的生活、创作历程。 　　1920年，肖洛霍夫十五岁，他随父母迁至一个名叫卡尔金的小镇上，并参加了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择——从这一年开始，他的一生都和苏维埃政权结合在一起。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在顿河地区扎下根来，需要有人协助和参与工作。因战争不得不辍学在家的肖洛霍夫，很自然地就参加了工作。先负责附近几个村镇的人口登记，以后又成为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员，负责采购粮食的工作。 　　也就在这一年，肖洛霍夫第一次动笔创作，他为卡尔金镇的业余剧团写过几个剧本，几十年以后，肖洛霍夫依稀记得其中两个剧本的名字，一个叫 　　《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叫《长胜将军》。 　　肖洛霍夫后来回忆道： 　　从一九二0年起，我就在顿河的土地上服务和流浪。我干了很久的 　　粮食征集员。我们追击盘踞在顿河一带的匪帮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匪帮 　　也追击我们…… 　　他还提到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极端艰苦”，“有好几个月我失了业，只好临时找点粗活来干。”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肖洛霍夫仍在“努力地自学”。 　　1923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他的工作是莫斯科红色普列斯纳第803号房管所的会计。因为爱好文学，他成了莫斯科“青年近卫军”文学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共青团员。在这个小组里，肖洛霍夫并不显得特别有才华，一是因他生性腼腆，二是因为他来自乡下，不善表现自己。但他异常地勤奋，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勤奋地写作。 　　勤奋是成功的基础。1923年9月19日，肖洛霍夫的第一篇小品文《考验》在俄国共青团主办的　《少年真理报》上发表，署名为“米·肖洛赫”。 　　过了一个多月，肖洛霍夫又在同一个报纸上发表了第二篇小品文《三个纽扣》。 　　几十年以后，肖洛霍夫仍清晰地记得目睹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时的极度兴奋的情景——一个刚刚年满十八岁的乡下青年人，竟然在首都的报纸上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后来，肖洛霍夫便把十八岁这一年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起点，他经常告诉别人，自己是从十八岁开始创作的。 　　1925年1月11日，肖洛霍夫在故乡附近的布卡诺夫斯克镇同当地一位名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格罗莫斯拉夫斯卡娅的姑娘结婚。婚后仅两三天即返回莫斯科，埋头投入创作之中。 　　这年的年底，肖洛霍夫在　《青年列宁主义者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1925年，肖洛霍夫年满二十岁，这一年是肖洛霍夫文学创作收获甚丰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底，他在《青年列宁主义者报》、《共青团》杂志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粮食委员》、《牧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野小鬼》等十二篇短篇小说，同时发表了中篇小说《道路》。这些作品，隶属于他在1923年就准备写作的总名为《顿河故事》小说系列。 　　也就在这一年，肖洛霍夫结识了顿河哥萨克出身的著名作家亚·绥·绥拉菲莫维奇。后者是新兴的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作家之一，他于上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铁流》描写了一支由贫苦的哥萨克人组成的红军队伍在白军的重重包围下力战突围，经过500俄里的艰苦跋涉，终于找到红军主力的故事。这部小说以其崭新的面貌热情讴歌了保卫红色政权的哥萨克人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乡土特色，发表后立即引起热烈的反响，被视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小说力作。 　　绥拉菲莫维奇已经读过了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非常欣赏这位同乡后进的文学才华。借在莫斯科第一苏维埃之家举行的莫斯科作家晚会的机会，绥拉菲莫维奇热情甚至可以说是富有激情地向与会的作家们介绍肖洛霍夫，虽然后者比他小了整整四十二岁，只写过不到二十篇作品。他请肖洛霍夫在晚会上朗读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然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绥拉菲莫维奇的鼓励给了肖洛霍夫很大的力量，使他有了自信，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欲望。他决定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顿河乡土》。 　　为了更好的写作，肖洛霍夫于1926年从莫斯科迁回故乡维约申斯克镇。此时，围绕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告结束，亲眼目睹并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年轻的肖洛霍夫，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写作。这年的年年初，肖洛霍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顿河故事》由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出版，绥拉菲莫奇为这部小说写了序言，序言中称赞肖洛霍夫“将会发展成一个可贵的作家”，因为他的短篇小说“象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绥拉菲莫维奇特别称道肖洛霍人小说的语言“是哥萨克说话所用的那种富有色彩的语言，简洁，而简洁中却充满着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同时绥拉菲莫维奇谆谆告诫年轻的肖洛霍夫“还需要学习，需要认真写好每一篇东西，不要操之过急。” 　　这是一篇发自内心的深处、充满肺腑之言的绝好的序言。序言中没有丝毫的矫揉造做的夸张、言不由衷的赞誉、内容空洞的希望，它是一位同乡老作家、一位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目光敏锐的前辈对年轻的肖洛霍夫恰如其分的鼓励，对肖洛霍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他后来多次提到自己“衷心地感激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事实上，从1926年返回故乡开始，肖洛霍夫就决定暂时放下《顿河乡土》，着手写作一部规模更为弘大、内容更为丰富的反映故乡哥萨克当代生活和命运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　《静静的顿河》。 　　正是这部小说使肖洛霍夫赢得了世界声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这部小说真实地表现了肖洛霍夫故乡的哥萨克的生活，特别是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生活。 　　这部小说在表现十月革命前后的哥萨克的生活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归根到底，是十月革命把肖洛霍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当然，肖洛霍夫本人的勤奋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静静的顿河》开始了肖洛霍夫小说创作的新阶段，其显著的特征是：紧紧抓住时代的脉博，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刻划当代人物的灵魂、性格和命运。 　　肖洛霍夫因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而成了时代的骄子。 　　史诗三重奏　（上） 　　当肖洛霍夫动笔写《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他年仅二十一岁；当他完成了这本长篇巨著的最后一部即小说的第四部时，也才三十五岁。以小说家通常都在中年以后达到创作成熟的惯例而言，肖洛霍夫无疑是一个早熟的天才。《静静的顿河》的完成已经奠定了肖洛霍夫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但是，肖洛霍夫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就此止步。在肖洛霍夫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中，小说创作占据了六十余年的时间。继《静静的顿河》之后，他又写出几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小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是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是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以篇幅而言，当推《静静的顿河》为最长，《被开垦的处女地》次之，《一个人的遭遇》则是标准的短篇小说； 　　就艺术成就而言，普遍也认为《静静的顿河》最为杰出，后两部的成就在伯仲之间； 　　但就现代苏联小说创作的发展而言，就肖洛霍夫小说所反映的苏联社会生活的深度及作家的风格个性而言，这三部作品显然都占有特殊的位置，是其他作品难以比拟的。 　　这三部作品的问世跨越四十年，即从1926年到1960年。这四十年，是肖洛霍夫六十余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最具活力的时间，这三部小说，也就成了肖洛霍夫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三座里程碑。 　　这三部小说可以称为肖洛霍夫小说史诗的三重奏。三重奏的音量很自然地有强有弱，不过，不了解这三重奏，就不能了解肖洛霍夫。 　　《静静的顿河》共四部八卷，写第一部的时候是1926年，完成第四部的时候是1939年，首尾共计十四年。四部的篇幅大致相当，写作的时间却不一样，第一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第二部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第三部用了整整四年，第四部则持续了将近八年时间才得以完成。从这个时间表上可以看出，　《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创作十分顺利，一共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写作的速度明显放慢，而第四部一部的写作时间，就超过了前面三部。 　　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0年，当《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仍在写作之际，作者又开始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从1930年到1932年底，《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的写作就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二部同时进行，而且也同时完成。1932年年底，肖洛霍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现在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倒数第二部），并且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最后一部）的草稿。”在这几年间，消洛霍夫同时进行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其工作负担之重自不待言，这就迫使他放慢了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速度。 　　但是，在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时同时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个现象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隐密也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已发表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前面部分章节在肖洛霍夫赢得了极高声誉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尖锐的抨击、批评乃至诽谤，这就给正在进行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不得不把原先写得很顺手、进度很快的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第三部共计六十三章，其中的前十二章在1929年3月已写成发表，按这个速度，第三部的写作时间应与第一、二部差不多，即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围绕《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争论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创作中常见的，有些则是在当时苏联文艺界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出现的。 　　《静静的顿河》前两部发表时，肖洛霍夫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一个还未被人们广泛注意的小作家一下子成为全国著名的大作家。最早发现肖洛霍夫创作才华的绥拉菲莫维奇继续热情洋溢着赞扬年轻同乡的成就，当时被公认为苏联文学泰斗的高尔基也对《静静的顿河》以高度评价，认为肖洛霍夫已通过自己的小说表明他是当文坛少数几个“天才”之一。这些仿佛是自天而降的荣誉一下子集中在年龄不过二十四、五岁的肖洛霍夫身上，使他一方面突然成为同辈人中的巨人，另一方面也突然成为同辈中某些人的眼中钉。 　　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净化人的灵魂的神圣的殿堂，但是建造这个圣殿的人却和世间的芸芸众生一样，既有圣徒，也有小人，有人才华横溢，也有人才具平庸，于是彼此之间既可能有纯洁的友情，亦可能产生矛盾、裂痕、争斗。 　　《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问世以后，一个传说就在暗中传播：这部小说不是肖洛霍夫写的，他是剽窃别人的！ 　　这个“别人”亦是有名有姓，他叫谢·哥洛乌舍夫，他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他的职业也并非引车卖浆者流，而是一位评论家。 　　谣传是长了有翅膀的——它的传播速度往往比公开发表的新闻还快。很快，这个谣传就象瘟疫一样在文学界流传开来。而且谣传总以特有的方式传播：隐蔽的、偷偷摸摸的，拒绝站出来以公开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仿佛是用游击战术来与对手较量——你进我退，你退我追。于是，从1928年开始，肖洛霍夫就被谣传所中伤，到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前十二章发表的1929年上半年，谣传达到了沸沸扬扬的地步。 　　1929年，肖洛霍夫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倾吐了他对谣传的极度厌恶和愤怒的心情： 　　我厌恶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 　　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说明事情的 　　原委，并且声称：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吧，给你们两个 　　月的时间。我就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而“魔 　　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军官吗？不是老太婆 　　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实于右倾吗？”结果，甚至会把 　　象我这样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一个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变成一个粗鲁 　　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肖洛霍夫还给自己的恩师、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 　　我的手都握不住笔了，心里感到极大的痛苦。为了什么样的怨恨，作家兄弟们要对我发起这样的攻击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来自文学界。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怨恨”呢？难道肖洛霍夫在政治上与谣传的制造者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抑或肖洛霍夫个人在生活中与这些人有什么个人的恩怨，得罪过他们？ 　　其实都没有。 　　谣传的背景其实很简单：肖洛霍夫惊人的成就使他的某些同行非常恼火，他们嫉恨他，从内心深处极度地嫉恨他。 　　而世上恰恰有一个谢·哥洛乌舍夫，此人也确曾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不过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本旅行扎记和生活随笔。这部书里的确提到过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哥萨克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这本书与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风马牛不相及，唯一相同之点就是两本书都冠以同样的书名。 　　如果肖洛霍夫真是一位剽窃者，他何必连书名都不改，把原作的书名保 　　留下来，岂不是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么？如果谣传的制造者真正掌握有证据，为什么又不把证据公诸于众，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呢？ 　　在肖洛霍夫痛苦得难以继续《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的时候，1929年3月29日，以绥拉菲莫维奇为首的几位著名作家，受当时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书记处的委托，在俄共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由于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取得了理应得到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散布恶毒的诽谤，似乎肖洛霍夫的小说是剽窃别人的手稿，似乎关于此事的材料存在于联共　（布）党中央或检察机关（同时还提到报刊杂志编辑部）。 　　这种卑鄙的诽谤本身无须驳斥。任何一个了解肖洛霍夫以前出版作品的人，甚至不精通文学的人，也能毫不困难地发现肖洛霍夫那些早期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之间的共同的风格特点、写作手法、描写人物的角度。 　　同肖洛霍夫同志共事非止一年的无产阶级作家们，了解他的全创作道路，了解他用几年的时间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工作情况，熟悉他为写作小说而搜集过和研究过的那些材料，熟悉他手稿的草稿。 　　在上面那些机关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害肖洛霍夫同志的材料，这些材料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机关，因为这种材料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发表这封信，因为类似这种的谣言带有一贯的性质，几乎伴随着每个新的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 　　…… 　　为了使诽谤者和造谣者不敢效尤，我们请求文学界和苏联公众帮助我们，揭露“罪恶的具体代表者”，以便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紧接着，北高加索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也在《高潮》杂志上发表通告，通告中郑重声明： 　　对肖洛霍夫同志提出的指控是最卑鄙的诽谤，经过调查之后，没有一个指控得到证实。 　　对著名作家最严重的指控是建立在庸俗的流言之上的，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对此表示自己极大的愤慨。 　　…… 　　每一个诚实的苏维埃公民，第一个珍惜无产阶级文学成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流言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散布的，并且只对他们有利。 　　几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些声明，会对其中充满政治性的词汇而多少感到有些不习惯。后来的事实证明，谣传的制造者倒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只是文学创作的同行，甚至还不止是同行，他们与肖洛霍夫还同属于“无产阶级”，是同一个营垒中的“战友”；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什么“诽谤无产阶级作家”，而只是出于对一位年轻的文学巨匠的嫉恨。类似事情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曾发生过，以后肯定还将出现。 　　不过，当时的苏联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确非常激烈，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空前浓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上述的声明，就是当时苏联文学界阶级斗争十分鲜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批作家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保护肖洛霍夫，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称诽谤他的人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抨击、批评肖洛霍夫，指责他的小说创作是“站在富农和反苏分子的立场上”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如果说有关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的谣言是小人的嫉恨造成的，类似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那么，后一种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责《静静的顿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则是在当时苏联文学界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争论。这场争论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同样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迫使他放慢了写作速度。 　　这场争论早在1927年底《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之际就已见端倪。当时，肖洛霍夫把第一部手稿寄给了《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阅后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描写了战前哥萨克的日常生活，缺乏尖锐的政治思想性，因此不能发表。 　　幸亏这部手稿又送给了《十月》杂志的名誉编辑、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他与肖洛霍夫同样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村镇，同样熟悉哥萨克的独特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人，他的长篇小说《铁流》使他的作家头衔前面无可怀疑地拥有“无产阶级”几个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字样。绥拉菲莫维奇看了手稿，立刻建议《十月》杂志不加任何删节，全文发表。 　　当一个天才刚刚诞生的时候，因为自身还很弱小，它和一切初生的弱小的生命一样，是需要保护、照料的。绥拉菲莫维奇果断的决定就保护了《静静的顿河》，使它得以出世，与世人见面。 　　不仅如此，绥拉菲莫维奇还充满热情地给《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言，序言中称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具有远大前景的作家”，这一连串的褒奖之词，比起两年前绥拉菲莫维奇为肖洛霍夫《顿河的故事》所写的序言中的赞美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序言中，绥拉菲莫维奇还具体分析了《静静的顿河》艺术成就，认为小说的人物“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他们不是纸上的人物，而是一群活生生的、光采夺目的人物，小说的语言是“真正的草原人民的生动的语言，它充满了快活的、狡黠的微笑，这种笑意使哥萨克的语言永远放射着光芒”。 　　绥拉菲莫维奇专门用了一段话来提醒《十月》杂志的编辑们，应该如何看待　《静静的顿河》中的政治倾向，他说： 　　肖洛霍人没有在任何地方，没有在一处讲过阶级、阶级斗争。但是，象在许多大作家的笔下一样，随着整个伟大时代的逐渐展现，这种阶级分化，在故事的联系之中，无形地逐渐加强起来，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这段话很巧妙地为肖洛霍夫做了辨护：《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字面上没有出现“阶级、阶级斗争”，但所描写的人物、叙述的故事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形象地展现了“阶级分化”。换句话说，《静静的顿河》不是没有描写阶级斗争，而是象许多大作家的名著一样，达到了寓阶级斗争于客观形象描写之中的境界。 　　应该说，绥拉菲莫维奇的这番分析不仅是对他喜爱的一位同乡后进所作的辩解，同时它也对健康地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价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不过，绥拉菲莫维奇对肖洛霍夫的态度从来不是一味偏爱、袒护，就象他在　《顿河的故事》序言中要求肖洛霍夫“需要认真学习”一样，在这篇序言中，他又再一次而且更加明确地告诫肖洛霍夫： 　　如果年轻的作家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当中去，如果他不善于同样出 　　奇制胜地摄进工人阶级的面貌，汲取它的运动，它的意志和它的斗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切，那么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作家就要毁灭。如果他 　　不善于吮吸共产主义的伟大说学，深刻地体验它，这个作家也会毁灭。这段话，放在了序言的最后，成了序言的结尾。显然，绥拉菲莫维奇并没有因为肖洛霍夫确有艺术才华而放弃了对他在政治上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肖洛霍夫努力地学习“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并加重语气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肖洛霍夫就会“毁灭”。 　　热情的褒奖加上语重心长的告诫，《静静的顿河》得以在《十月》杂志上顺利发表，并立即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 　　1929年3月，《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前十二章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完毕，过了三个月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 　　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科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做了简直 　　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难道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 　　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 　　斯大林的批评不能说不严厉，然而，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静静的顿河》，更没有动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干预、阻止这部小说的出版发行。 　　至少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大政治家的明智的宽大气度。 　　但是一些也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小人物，态度却比斯大林激烈得多，心胸也狭窄的多。1929年9月8日，顿河罗斯托夫边区共青团的《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发表了尼古拉·普罗柯菲也夫的　《纯文学的创造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猛烈批评《静静的顿河》是“脱离现实政治的纯文学”，进而指责肖洛霍夫“用自己家的小百叶窗”同社会隔离开来，“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甚至谴责肖洛霍夫是“富农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同谋”，他的小说是“纵容富农，为富农的利益进行辩护”，站在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上。 　　普罗柯菲也夫的文章使对《静静的顿河》政治倾向的批评达到了从未有的高度。从文章的论点和措词来看，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谴责和人身攻击，说其中充满了火药味，也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从《十月》杂志编辑部到普罗柯菲也夫，用一种“左”的眼光来评价《静静的顿河》，是当时社会氛围、文学创作的风气下形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都是小人，他们的批评也并不都是出自嫉妒或个人恩怨。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此起彼伏的年代，他们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评价一切。毫无疑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家也是有政治倾向性的，新兴的苏维埃国家也有权力要求自己的作家在政治上与国家的政权保持一致。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文学的阶级性夸大了，绝对化了，似乎文学的阶级性成了判断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作家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政见，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不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现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他们的标准，文学作品只能写成政治标语，作家也只有一种姿态，即充当政治宣传的鼓动员。显然，这样做只能窒息文学创作的发展，扼杀作家的艺术生命。 　　因此，这些从“左”的角度责备肖洛霍夫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也许并非很坏，结果却同那些嫉恨肖洛霍夫的谣传制造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样是很恶劣的。 　　肖洛霍夫于1929年9月末到罗斯托夫边区党委和北高加索作协，要求组成调查委员会，澄清普罗柯菲也夫文章中所列举的“事实”。接着，他在10月初又写信给《布尔什维克接班人报》，以及《高潮》杂志，声明普罗柯菲也夫的指控毫无根据，并明确表示： 　　我完全赞同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我坚信，在苏维埃经济改造时期，压制囤积余粮的富农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仅仅根据这一点，我就不可能是富农利益的捍卫者。 　　在这以后，由北高加索作协正式出面，郑重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这才使他免受普罗柯菲也夫们的继续的攻击，得以继续写作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 　　到1929年年底时，形势看来比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围绕《静静的顿河》产生的各种争论在1929年掀起的轩然大波，其余澜荡漾，连漪犹存，将持续影响肖洛霍夫的写作。1930年3月，《十月》杂志编辑部通知肖洛霍夫，将不再发表有争议的（实际上他们认为是有错误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这就使肖洛霍夫再度陷入困境。 　　但1930年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使肖洛霍夫在困境中又获得新的希望。 　　一是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泰斗、其时正在意大利休假的高尔基邀请肖洛霍夫赴意大利作客； 　　二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两次会见肖洛霍夫，并进行长谈。 　　史诗三重奏　（中） 　　肖洛霍夫接到高尔基的邀请，即转道德国赴意大利。他在柏林等待意大利使馆的签证，等了三个星期，意大利大使馆仍拒绝给他签证。无奈之余，肖洛霍夫只好返回顿河故乡约维申斯克镇。 　　这两颗二十世纪俄苏文坛上的巨星此次因而未能会面。 　　当然在1930年之际，高尔基在苏联是一颗璀灿的如日中天的巨星，而肖洛霍夫能不能在星空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还是一个问题。 　　虽然没有见到高尔基，肖洛霍夫却紧紧抓住了这样一次机遇，他把《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以及第三部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背景材料都寄给了高尔基，请他审阅并提出意见。显然，这是肖洛霍夫向高尔基伸出求援之手。他知道，在《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发表以后，高尔基曾称赞肖洛霍夫是“有才能的”，甚至说过肖洛霍夫是当时文坛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之一。 　　手稿寄出了一个月，肖洛霍夫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高尔基，详细地谈了他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情况，他为什么要如此来写，其依据是什么，信中的焦点，是驳斥《十月》杂志编辑部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批评。 　　不知为什么，高尔基没有直接给肖洛霍夫回信。但是他的确看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手稿及有关背景材料，并且给《十月》杂志编辑部负责人亚·亚·法捷耶夫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对这部手稿的看法。 　　这又是一件颇为蹊跷的事——高尔基给法捷耶夫的信即使在后来也未曾发表，只是信中的一些片断被公开出来。这些片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肖洛霍夫才华和《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充分的肯定，高尔基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我看，它比第二部更有意义，比第二部写得好。 　　肖洛霍夫非常有才华，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苏联作家。 　　同时，肖洛霍夫创作在高尔基看来亦非无懈可击，信中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出肖洛霍夫有时不能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立场明确地区分开来。 　　高尔基来信中谈到的两点都很有份量。第一点不仅明确指出《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写得很好，而且明确说第三部比第二部“更有意义”，写得更出色。《十月》杂志编辑部既然已经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发表获得高尔基高度评价的更出色的第三部呢？高尔基来信中的第二点，从字面上看只是说肖洛霍人有时把自己的立场同小说的主人公的立场混为一体，但实际包含着一个相当严厉的批评，因为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小说绝大部分描写中，是一个抗拒、反对并且与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红军作战的白匪军！这第二点也就是说，肖洛霍夫的政治立场至少在有的时候是成问题的，人们对肖洛霍夫创作的政治倾向的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 　　高尔基对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的评价与绥拉菲莫维奇的评价很相象，两个人都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总的来说是以赞扬、肯定为主，但批评也来得尖锐、有力。 　　肖洛霍夫没有得到高尔基对他寄去的手稿所作的回答，也不知道高尔基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已经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见解，于是他在1930年6月6日给高尔基的长信中详细地叙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为什么几乎用了整整一部的篇幅来写“1919年顿河上游的哥萨克暴动”，又驳斥了《十月》杂志编辑部对小说第三部的责难。这封信成了研究肖洛霍夫的思想和创作、特别是研究《静静的顿河》的最重要的资料。尽管肖洛霍夫以后还有很多公开的讲话和文章谈到《静静的顿河》，表白自己的思想见解，但那些都已是事过境迁，而且是在肖洛霍夫已经在文坛占有了几乎是不可动摇的高位时谈的，远不及这封身处逆境、渴望得到文学界的权威的理解和支持时写的私人信件那样坦诚和直率。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没有什么地位而且又遭到攻击危胁时，他会出自本能地来保护自己，勇敢地为自己辨护；而当一个人已经身处高位时，他关于自己的一些话，就难免掺有水分，甚至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地位而言不由衷。 　　在这封信中，肖洛霍夫特别强调了一点，即《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全部都是历史的事实，他只不过是“不加任何渲染的描写了暴动之前的严酷的现实”。同时，他对这场暴动之所以发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哥萨克中农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第二，这种情况被在顿河上游地区工作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他们将不同时间的零散的小型暴乱事件变成为涉及所有人的有组织的行动。”这两点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说，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发生，与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执行政策中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如果说应该由什么人来对暴动承担责任的话，那么不应该是当地的哥萨克，而是在当地激烈对峙战斗的双方——一方是执行政策中犯了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一方是企图利用哥萨克来反对苏维埃的邓尼金匪军。 　　肖洛霍夫在信中还引用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文件和著作，来证实自己的分析是有理有据，并不是孤掌难鸣的。例如，《红军在战争时期的政治工作》一书就承认：“1919年春在顿河哥萨克当中施行的　‘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导致红军后方顿河地区许多村镇全民性的暴动，导致南方战线的失败和邓尼金开始长期的进攻。” 　　肖洛霍夫因此而强调： 　　我应该反映斗争哥萨克的政策和欺压哥萨克中农的错误的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暴动的原因。不然，就这样无缘无故的，不仅不会发生暴动，甚至连跳蚤也不会咬人。 　　同时，肖洛霍夫还向高尔基透露，他在描写暴动经过时，还“有意识地放过了成为暴动的直接原因”的某些血淋淋的事实，例如“在米古林斯克镇不经审判就枪毙了六十二名哥萨克老头，”又如在“喀山斯克镇和舒米斯克镇六天当中枪毙的哥萨克数目十分可观，竟高达四百余人之多”，“村里和镇上经济比较富足的上层——商人、神父、磨坊主，只要缴纳赔款就算完事了，而常常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哥萨克却要挨枪崩”。 　　在这种情况下，肖洛霍夫很自然地认为，在苏维埃政权里，有一些混水摸鱼、本质恶劣的“低劣分子”。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中也真实地刻划了这类“低劣分子”，其中有的人是红军中的一般战士，也有的身居高位，例如第九军政委马尔金——肖洛霍夫在信中特别指出，马尔金“确有其人”，他的确干过不少坏事。不过，肖洛霍夫也表示，他写这些“低劣分子”目的是把他们作为小说中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对立面，说明正是他们“歪曲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肖洛霍夫指责《十月》杂志的编辑们既不了解1919年暴动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情况，又不理解他在《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所写的是“历史的、真实的”。他们批评这部小说的依据只是一种“十分幼稚可笑的成见”，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在原著的一章中，写到了红军战士进入鞑靼村的情景：“骑兵们（红军）坐在龙骑兵式的马鞍上不停地抖动着身体，极难看地上下颤动着。”《十月》杂志编辑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一条黑杠，认为这种描写很不合适，有损于红军战士的威武形象，应该删去。 　　肖洛霍夫说：“画黑杠的同志为什么要发怒，为什么要如此热心地对我表现他的带着三个　‘革’字的革命性，我不明白。”“他大概不知道，红军不是骑兵，当时骑马的本事很差”，“重要的问题并不是马骑得不好，而是骑马骑得不好的人最终战胜了骑马骑得极好的人。” 　　在信的最后一部分，除了再一次吁请高尔基理解、支持自己，肖洛霍夫也象批评他的人那样，把《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引起的争议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关于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将会长期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要走我们革命道路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为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1919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叙述了自己为什么要描写　1919年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的历史事实之后，再加上这一段话就显得非常有力量——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作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难道不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失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吗？难道还允许过去的失误重演吗？ 　　高尔基收到这封信以后，如同他收到《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手稿一样，没有直接写信答复肖洛霍夫。也许高尔基认为自己的看法此前已经写信告诉了法捷耶夫，现在没有新的看法，也就可以不必再给肖洛霍夫去信；也许高尔基看了肖洛霍夫的信，认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已不单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某些描写是否合适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当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的有争议的方面，甚至也涉及到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不便也不愿直接出面来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总之，高尔基选择了沉默来作为回答。 　　尽管此刻沉默，高尔基毕竟已在给法捷耶夫的信中充分、明确地肯定了 　　《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这就使原先对此书持批评态度的法捷耶夫——他是《十月》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同时又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不便继续阻挠此书的发表。经过1931年上书高尔基，肖洛霍夫的处境进一步好转。他继续动手修改第三部的手稿，手稿也得以陆续在　《十月》杂志上发表。到了次年即1932年10月，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定稿工作，并由 　　《十月》杂志全文刊出。 　　围绕着《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创作和发表，我们看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肖洛霍夫的写作过程中，最早理解、并且支持他的是比他年长了许多的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等老一辈作家，而对他持批评态度、有时完全和他站在对立面的，则是与他年龄相仿的比较年轻的作家。如果没有绥拉菲莫维奇的全力支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就不可能与读者见面，其第三部的写作也难以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高尔基出面首肯，《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也很可能半途夭折。这表明，肖洛霍夫与老一辈作家，与这些从十九世纪开始创作的作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在自己的同龄人中间，即那些与肖洛霍夫同样生于二十世纪初、在十月革命以后开始创作的作家中间，肖洛霍夫倒往往是不大被理解、被接受的。 　　在别的国家、其他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情况，“代沟”不一定是依据生理的年龄来划分的，有时倒是老作家与新作家心灵沟通，而新作家与新作家之间彼此却难以交流，缺乏共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 　　从肖洛霍夫给高尔基的信和绥拉菲莫维奇为《静静的顿河》所写的序言、高尔基给法捷耶夫信中对《静静的顿河》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追求确有相通之处，他们最重视的是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俄罗斯人的真实的生活、性格、灵魂和命运，同时也很重视作品在表现这一切时的生动、形象、有力。他们都把表现生活的真实放在第一位，生活的真实不是虚构的，依照某种理论框架限定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与生活的真实是同义语，而文学创作的使命就是让实实在在的生活再现于作品之中。根据这样一种追求，作家必然会以是否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而不是以是否符合某种理论或观点作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依据。当肖洛霍夫一再强调《静静的顿河》描写的是生活的真实时，当绥拉菲莫维奇称赞肖洛霍夫的描写是“真实的和无可争议的”时候，当高尔基肯定肖洛霍夫“非常有才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根据同一个原则做出的判断。 　　就这一点而言，绥拉菲莫维奇、高尔基、肖洛霍夫都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师们，不管他们政治倾向有何不同，在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方面，彼此间是精神相通的。 　　而那些指责、非难肖洛霍夫的年轻一辈的作家，应该说多多少少背离了这一传统。 　　年轻的苏联作家，无疑在创作中有自己的特点。在反映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方面，在用自己的作品服务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方面，他们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的。可是，他们在充满激情地运用自己的创作来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并要求同行也这样做的时候，却忽视了文学创作应该也可以表现现实生活这一根本特点，片面地把作品的政治倾向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其结果，就是在文学创作中由他们自己人为地设置种种清规戒律，他们自己只在清规戒律约束的范围内写作，同时也不许别人越过雷池一步；由他们确定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现实的生活被他们划成若干个区域，有的允许作家进入，有的则不允许，作品的思想倾向也都被事先确定下来，与之相符的作品可以发表，否则就不允许发表。 　　有时真理向前跨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这批与肖洛霍夫年龄相信相仿的以“无产阶级文学家”自居的人就这样从时代的前列落到了后面，他们的所作所为经常表现为专横、霸道，唯我独尊，就这些特点而言，他们与他们所真诚反对的无产阶级的敌人倒是颇为相似的——都想凭借自己的权力，把文学创作变成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统天下。 　　肖洛霍夫是幸运的，他得到了高尔基的肯定和支持，而后者在当时苏联文学界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其权威性远在年轻一辈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之上。所以从根本上说，肖洛霍夫得以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并按照其原貌发表出来，还是权力较量的结果。严格地讲，这仍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此后在苏联文学界还要延续多年，但已不属本书讨论的范围。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完成和发表，标志着肖洛霍夫小说创作的史诗三重奏中的第一乐章已基本定型，但其结束的过程却拖延了八年之久。这里重要的原因是从1930年开始，在继续写作、修改《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同时，肖洛霍夫又在写他的史诗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被开垦的处女地》。之所以要同时进行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因为此时肖洛霍夫创作精力过剩，而是他深感有此必要，而其契机，可追溯到1930年他与斯大林的两次会见。 　　就个人的喜好而言，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1929年就已经责备“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小说中对一些历史真实人物的介绍“简直是不确实的”。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大政治家，尽管他个人不满意这部小说，却也不同意用行政的手段禁止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也不同意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 　　1930年1月及本年的秋天，斯大林两次亲自接见了这位他个人并不很欣赏的作家肖洛霍夫，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当时未见报道，后来亦不曾公布，只知道他们的主要话题不是有关《静静的顿河》的争议，而是当时苏联社会最重要的事件，即由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领导发起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二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继十月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胜利地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苏联国家经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之后，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运动。它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延伸，苏联共产党已完成了改造旧国家政权，在城市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经过短时间的休养生息，开始在广阔的苏联农村实行废除私有制，把千百万农民纳入集体经济也即公有化经济轨道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形成了俄国广袤大地上又一次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它以国家政权有组织的干预方式，领导农民废除土地占有、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成立了许多集体农庄，私有的小农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显然，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而又影响深远的革命。 　　对当时苏联广大农民来说，集体化是一次生活中的巨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因此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场变化的冲击力量，绝不亚于十月革命，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场交织着欢乐与痛苦、理解与惶惑、希冀与失望、胜利与失败的社会大变动，和十月革命一样，严格的说，不是从农民中自发产生的，因此，也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能自觉参与的。 　　作为自幼就在俄罗斯农村大草原生活、非常熟悉俄罗斯农民、创作一直未曾离开俄罗斯的土地和农民的作家，肖洛霍夫不可能不关注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也提到了“去年的合作化和过火行动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同　1919年的过火行为相类似”，这表明，即使是在创作《静静的顿河》第三部最紧张也最苦恼的时候，肖洛霍夫也没有忘记他的身边正发生的社会运动，而且头脑非常清醒，他看到了他的《静静的顿河》所反映的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与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与他写的历史“相类似”。可以断定，在1930年他与斯大林见面谈及集体化运动时，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的。 　　以常情而论，在作家肖洛霍夫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之间，在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双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 　　但是，斯大林和肖洛霍夫两次谈话的详细情况未见公布，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这次谈话双方有多少共同点，又有哪些分歧。 　　然而，两次谈话的结果却很清楚，那就是肖洛霍夫决定即刻动笔，以正在进行的农业集体化为素材，写一部直接反映这一运动的长篇小说。他说： 　　谈话给了我很多东西，鼓舞着我去实现新的创作构思。 　　这新创作的构思，就是　《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写这部小说时，肖洛霍夫本人也投身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参与了集体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0年年底，在与斯大林两次谈话之后，经由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介绍，肖洛霍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先是一名预备党员，一年之后，于　1932年年初转为正式党员。 　　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经宣布，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应该说那还是根据肖洛霍夫作品的政治倾向而作出的判断，而现在，肖洛霍夫在组织上也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 　　现在肖洛霍夫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名党员，他的创作态度也相应地出现了某种变化。他在回答读者有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创作问题时，就说： 　　一个善于艺术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他写的作品就应该有助于共产主 　　义建设，特别是现在，应当使全国都知道党在农村中的工作。 　　从这一段话中不难看出，肖洛霍夫现在已经把文学创作同党的工作直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两者之间，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后者，因为他明确地说：“作品应该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 　　社会在变化，作家也在变化，适应这双重的变化，是作品本身所出现的变化。 　　与《静静的顿河》的后两部不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写作进行得很快很顺利。1932年9月，这部新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已经在《新世纪》杂志上全部刊载完毕。这年的11月，肖洛霍夫在自传中写道：“现在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倒数第二部），并且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最后一部）的草稿。”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展多么不同。在写《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时，肖洛霍夫就象写《静静的顿河》的头两部一样，笔下生风，游刃有余。 　　其实这里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与《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人物形象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肖洛霍夫在同一时间里既要继续自己原有的创作写《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又要高速度地写出面貌焕然一新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真是令人很有些不可思议。 　　如果认定作家的思想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作家和绝大部分的作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都不是单纯的没有矛盾的，而是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风格各异的作家，没有各有千秋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有丰富多采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矛盾正是推动文学前进的动力。 　　在《静静的顿河》中，集中反映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一位被席卷到十月革命的浪潮旋涡中而始终不能理解、赞同十月革命，并且长时期地用步枪和马刀来对抗十月革命的悲剧性人物。由于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通过他的性格和命运展示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画面，很显然更多地是反映革命必然带来的动荡、流血、死亡的现象，用后来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句常用术语说，《静静的顿河》更主要地是描写了十月革命的“阴暗面”。《被开垦的处女地》则全然不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叫谢苗·达维多夫，曾经做过工人，又是水兵出身——若干年以后，肖洛霍夫透露了他为什么要把谢苗·达维多夫写成一个“工人和水兵”背景的共产党员，这是因为他“想以此来表示我对先进的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和传统的深深的崇敬”，“我的第二个敬礼是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我对他们和事业和革命的传统怀有同样的深深的崇敬。”达维多夫肩负着苏共的委托，来到顿河领导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他的努力，团结了广大贫农、中农，战胜了反对和妄图阻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富农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显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功。这部小说的特点，用我们常用的术语来概括，可以说是苏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初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曲“颂歌”。 　　《静静的顿河》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就是如此的不同。从表现革命的“阴暗面”到为革命写作“颂歌”，肖洛霍夫在他的史诗第一重奏和第二重奏之间，跨越了巨大的人生鸿沟。熟悉社会主义文学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对作家来说，跨越这一人生鸿沟绝非易事。可是肖洛霍夫却轻易地跨过来了。 　　《被开垦的处女地》再次为肖洛霍夫赢来了荣誉。与《静静的顿河》不同的是，它得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称赞，而没有引起尖锐的争议。 　　肖洛霍夫在成功地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他个人也开始更深入地介入了社会活动。他参加集体农庄的耕种和收割，经常受区党委的委托到区里的各个农庄调查，也经常在家中接待农民，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1933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当时的亚速海黑海边区的领导人在领导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的斗争，并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党中央派人来调查边区原领导人的罪行和错误，要求对粮食欠缺的维约申斯克镇和顿河上游地区给予粮食援助。他的报告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应肖洛霍夫的要求，粮食不久就运抵顿河地区。 　　从这一时期开始，肖洛霍夫不再是全神贯注地埋头于小说创作的作家了，他同时也成了社会活动家。在后一个方面，肖洛霍夫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也在迅速地上升。1934年8月，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当选为第一届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作协主席团成员，开始成为苏联作协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苏联有关机构特意安排肖洛霍夫出访瑞典、丹麦、英国和法国，在这些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1935年的　1月底，他作为代表首次出席了苏联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1937年6月，当选为亚速海黑海边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月，被提名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候选人。1939年1月28日，肖洛霍夫正式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同一天，再次当选为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过了三天，即1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表彰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就，授予他列宁勋章。这年的3月，肖洛霍夫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言，过了一个月，他以非军人的身份而被苏军授予团政委的军衔。 　　这年肖洛霍夫三十四岁，他的身上挂满了荣誉，其中列宁勋章、苏联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苏军团政委的军衔尤其引人注目。 　　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仅仅十年的时间，肖洛霍夫的处境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乃至可以是说富有戏剧色彩的转变。 　　但是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在这十年间取得的成就不如在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三年的时间里那样辉煌。《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当时的苏联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无庸怀疑的，而在风格的独特和总体的艺术水平上，普遍都认为不及《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写作的速度在这十年间也明显放慢，尽管他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精力十分旺盛。1932年完成《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同进也完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在剩下的七年时间里，他在写《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另外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这两项工作，只有第一项最后终于在1939年底大功告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则虽然多次做过公开的许诺，仍然未能完成最后定稿工作。 　　肖洛霍夫的小说史诗三重奏，第一乐章出手不凡，令世人为之震惊，也因争议激烈而给他带来许多苦闷烦恼，第二乐章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盛名难符，但却给他带来一系列荣耀，个人的社会地位骤然上升。 　　也许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人总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有所得的时候也必然有所失。 　　这就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一位名叫孟轲的大哲人早就说过的话，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得到，譬如鱼和熊掌就不可兼得。肖洛霍夫的经历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史诗三重奏　（下） 　　1938年1月，肖洛霍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庆贺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七十五岁诞辰。文章列举了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提到了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例如是他第一个肯定了自己的《静静的顿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作家——布尔什维克》，肖洛霍夫以这个题目来概括绥拉菲莫维奇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应该说，这个题目也很适合于概括肖洛霍夫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走过的道路——十几年前，当他刚拿起笔从事小说创作时，只是一个充满了创作欲望的作者，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全苏著名的党员作家，被公认为是继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一辈之后的新兴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 　　综观肖洛霍夫1932年以后的公开言论，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自觉地把苏联的文学创作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把作家同共产党人联系在一起。就这个特点而言，他庆贺绥拉菲莫维奇诞辰的文章取名为《作家——布尔什维克》，正是浓缩了他这些年来的思想和主张。在肖洛霍夫的公开言论中，读者不断听到的是他强调作家应该为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创作，苏联的文学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重申自己作为党员作家“将一如既往地为党和工人阶级服务”（见1936年4月24日塔斯社记者采访肖洛霍夫的谈话报道）。 　　也就在这一时期，肖洛霍夫开始改变过去的看法，公开承认《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描写“存在缺陷”。他在1935年2月与《文学报》编辑的谈话中首次表示了这样一种态度，并做出许诺，前三部的缺陷将在正在进行写作的第四部中得到改正，第四部将集中描写“白军在顿河地区的彻底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当肖洛霍夫自己改变了过去的看法的时候，有些评论家却坚持认为，肖洛霍夫昔日所表示的追求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观点，才是他创作最显著的特点和成就所在。1940年5月，当《静静的顿河》第四部全文发表完毕之后，在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举行了《静静的顿河》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大部分评论家都认定，《静静的顿河》是一部“社会主义的作品”，是新兴的苏联文学代表作。但也有两位评论家的看法与众不同，一位是弗·彼尔措夫，他强调指出，《静静的顿河》对当时苏联文学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绝对的真实性”，对生活的本来面目毫无粉饰，也决不加以扭曲，作品与生活本身完全一致。另一位是阿·别克，他认为，把《静静的顿河》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不切实际的，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无庸怀疑，但从小说的思想倾向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的作品”并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是“同路人文学”，别克还充满自信地说，“同路人文学”才真正反映了这部小说的特点，用不了几年，他的评价就会得到证实，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肖洛霍夫本人没有介入评论的争论。他现在忙于繁多的社会活动，同时还在继续修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但是，尽管他未对争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他内心深处必定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肖洛霍夫关于文学创作的公开言论，一般都是泛泛而言地论述文学与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是立场十分鲜明但观点显得有些空洞，言词豪迈雄壮但回辟了具体的现实问题。他在个别地方也的确表示过《静静的顿河》前三部存在着“缺陷”，然而“缺陷”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又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就像是一个犯有过失的孩子，只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却不说明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肖洛霍夫参与了关于《静静的顿河》的争议，我们也许有机会更多地、更深入地了解他此时的的真实的思想，看看他到底是站在当时大多数人的一边，强调《静静的顿河》是“社会主义作品”呢，还是与少数人为伍，坚持自己的作品所追求的不过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看来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意见，对肖洛霍夫来说都不相适宜，都会带来难以把握的麻烦，所以最合适也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以沉默来表示不介入。 　　1940年5月24日，肖洛霍夫年满三十五岁。从这一年开始，他的诞辰在苏联文学界及新闻界就被当成一个固定的节日加以庆贺，尤其是逢五逢十的年份，庆贺肖洛夫诞辰的活动就更具规模，有声有色。许多著名的苏联作家也享受过接受同行甚而整个社会庆贺自己生日的礼遇，然而通常都是在五、六十岁以后，肖洛霍夫则早早地得到了这种荣誉。 　　1941年1月，肖洛霍夫在其文学创作生活涯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耀的荣誉——他的　《静静的顿河》荣获该年度的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这标志着《静静的顿河》在苏联官方的地位又上升了一大步。两年前他获得第一枚列宁勋章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命令还只是笼统地说是表彰他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绩”，现在，斯大林奖金则明确说是对《静静的顿河》的奖励。 　　这不禁使人想起十几年前，斯大林以相当严厉的语气批评这部小说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说对当时负责顿河地区工作的苏维埃领导人的描写“简直是不确实的”。 　　看来不仅肖洛霍夫在变，斯大林同十几年前相比也在变；不过肖洛霍夫的变化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忏悔的性质，而斯大林的变化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事实，那就是《静静的顿河》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了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 　　仅1928、1929两年间，《静静的顿河》的第一、二部在苏联国内就印行了三十万册，创当时苏联年轻作家小说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29年，《静静的顿河》被德国共产党员作家译成德文，立刻受到广泛好评，以至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指示德共的二十家地区报纸同时连载这部小说； 　　1930年，从年初到年末，《静静的顿河》先后被译为法文、瑞典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欧洲文字，法共著名作家巴比塞不仅撰文高度评价这部小说，而且建议由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全文连载，从此《静静的顿河》不光赢得了大量法国的读者，亦流传到了法属的亚非两大州的殖民地； 　　1931年，《静静的顿河》的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同一年，它的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上海出版，由中国左翼文学的主将鲁迅先生亲自为之作序介绍； 　　1934年，《静静的顿河》的英译本在英国和美国问世，马上引起轰动，在伦敦更出现了四个月里连续发行十版的盛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政府把《静静的顿河》拒之于斯大林奖金的门外，显然是难以解释也是不明智的。 　　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年仅三十六岁的肖洛霍夫虽然仍然很谨慎，但无疑显得有些陶醉，尽管他在答谢人们为庆贺他获得斯大林奖金奖金的晚会上表示，他将勤奋工作，“争取新的创作胜利，去歌颂祖国和党”，然而实际上没有具体的创作计划。《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草稿放在他的书桌上已经接近九个年头，仍然无法定稿；他曾经计划过写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却始终不能付诸文字；这两年他完成的可以一提的工作，当推与两位剧作家一起把《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改成电影剧本，但严格地说，这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创作。 　　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肖洛霍夫在赢得与日俱增的荣誉的同时，以三十六岁的充满活力的年龄，陷入了创作力日见下降的困境。 　　但是也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它使整个苏联在一夜之间由和平转入战争，肖洛霍夫和所有的苏联人一样，从此再也不能平静地生活。 　　这个大事变就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肖洛霍夫即在故乡维约申斯克镇声讨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侵略苏联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充满激情地说，苏联人民一定要痛击法西斯侵略者，取得胜利，并给被奴役的欧洲以自由。 　　同一天，肖洛霍夫致电苏联国防委员会，请求将颁发给他的斯大林奖金一并列入苏联国防基金，并表示随时准备应召入伍，为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最后一滴血。 　　在俄罗斯，爱国主义是有着深厚而且是光荣的传统的，当时的苏联的党和政府，又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肖洛霍夫和千百万苏联公民一起，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之际，即刻报名入伍。 　　战争爆发后仅一个星期，肖洛霍夫就作为苏联情报局、《真理报》和苏联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特派记者投入到卫国战争中。 　　7月初，肖洛霍夫的报道文章《在顿河》就在《真理报》上发表，8月和9月，他又深入到西部前线斯摩棱斯克一带，连续发表两篇战地报道。11月，他转到南部战线采访部队。从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一直到战争结束，肖洛霍夫都以军事记者的身份活跃在卫国战争的阵地上。 　　战后出版的《苏联作家》传记资料中记录了一位苏军战士回忆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同肖洛霍夫会见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同法西斯分子正在进行恶战的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的战壕。他步行着，有时朝四周瞧瞧，拿起望远镜向法西斯分子那边看。不知是那位战士在喊：“带望远镜的上校同志，小心点！德国人有狙击手，要提防。”肖洛霍夫笑着回答：“谢谢你的警告，可我不怕狙击手。兄弟，子弹对我不起作用。”我们战壕中的士兵把他围了起来，大家一下子就认出这位上校就是肖洛霍夫。…… 　　我问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做什么工作，写些什么，他回答说：“我们的整个大地，你的家，不仅是这些，还有俄罗斯，都在战火中燃烧，难道可以坐下来写东西吗？兄弟，现在不应该拿着笔杆，而应该紧握着枪杆。”他停了一会，深深地抽了一口马合烟，然后又说：“我很想写点好的东西，我想我一定得写。”我问：“写些什么呢？”肖洛霍夫说：“写什么？我想写你们是怎样为祖国而战的。所以我才到战壕里来看看，向你们学习，研究战士的生活和真人真事，然后写出来，一定写出来，写你们，写　‘一步出不后退’这样的咒语。”我对肖洛霍夫说：“送我们排一部《静静的顿河》留作纪念，并让它来鼓舞我们吧。”肖洛霍夫看了看我，用明亮的眼光扫了一下大家，然后说：“我真高兴送给你们，可现在我手头上没有它。你们是好战士，我很想留点什么东西给你们作个纪念。”他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本书，把它打开。它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第三部，那里写的刚好是拿破仑侵略俄国。后来我在战斗中懂得了这个意思。肖洛霍夫打开《战争与和平》，用红铅笔在上面写着：“我的朋友，一步也不后退！让鲍罗京诺的光荣鼓舞你们去建立战斗的功勋。我相信，红旗一定会在德国柏林的上空飘扬！到柏林再见！你们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把这一礼物赠给了排长，吻了吻他，紧紧地握了每个战士的手，沿着战壕往前走去。 　　按照炮兵连长的命令，我作为排头兵，每一次都由我给新来的战士宣读肖洛霍夫的这些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肖洛霍夫的字体几乎是斜的，写得很快，刚劲有力。我们在战斗间歇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头至尾的读。 　　…… 　　这一段回忆，虽然只是四年卫国战争中的一个片断，而且出自一位普通的战士，但足以代表肖洛霍夫在整个战争中的形象。他是一位不惧危险、活跃在战争前线的军事记者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上校军衔，是在战前就获得的，当时他被授予苏军团政委的衔称，但最初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在战争中他成了真正的苏军政治工作者）。他在战争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自己的战地报道和深入部队与士兵直接谈话来鼓舞苏军官兵奋勇抗击德国法西斯，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消灭侵略者，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 　　1941年到1945年，也即肖洛霍夫三十六岁到四十岁的四年间，他亲身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惨痛、最残酷同时也是最悲壮、最富英雄色彩的生活。 　　这四年中，苏联人民付出了超过两千万人的生命代价，才战胜了穷凶极恶、视俄罗斯和苏联其他民族为劣等民族因而肆无忌惮大开杀戒的德国法西斯。 　　两千万人民的牺牲，使苏联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为抗击法西斯献出了自己的亲人，这中间就包括有肖洛霍夫的至亲骨肉——1942年的7月，他的母亲阿娜斯塔西亚·丹厄洛夫娜在维约申斯克镇自己的家中被德国飞机的炸弹炸死，肖洛霍夫一家被迫从维约申斯克镇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尼古拉耶夫斯克。 　　肖洛霍夫在十几年来的大量手稿，包括未改完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手稿，以及辛苦搜集的藏书，也全部毁于德国法西斯空军的空袭。在战争初期，由于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袭击，加之苏军在战略指挥方面的失误，导致德军长驱直入，南面突进到斯大林格勒，北部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其前线部队一度推进到可以遥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尖顶的地方，苏联大片国土沦为德国占领区，苏联人民几十年甚至是多少代人以血汗换来的物质财富都落入德国法西斯手中。 　　因此肖洛霍夫在战壕中用“我们一步也不后退”来鼓励战士，这同时也是用来激励自己的，对苏联人民和军队来说，除了拼死战斗，他们已无路可走； 　　因此肖洛霍夫对战士们说，“现在不应该拿着笔杆，而应该紧握着枪杆”，此时也的确只有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才能保住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生命。 　　然而肖洛霍夫毕竟是一位作家，他虽然知道此时已不可能“坐下来写东西”，却仍然不可抑止地投入了小说创作。 　　1942年，肖洛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自战争爆发以来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学会仇恨》。这也是他自写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后，第一次重新写作短篇小说。 　　1943年，肖洛霍夫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其中的部分章节，于这一年的5月发表于《真理报》。这是继《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之后，肖洛霍夫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按照肖洛霍夫的构思，《他们为祖国而战》将是一部三部曲组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写卫国战争的开始阶段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第二部集中描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第三部将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决战。 　　《他们为祖国而战》是一部在战争的硝烟中产生的小说，它所描写的内容也是战争本身——是反法西斯战场上炮声轰鸣、拚死厮杀的场面。在小说的第一部中，主人公是苏军一个团队的一群官兵，他们是“最近几次战斗中伤亡极大的一团人的余部”，在奉命东撤的途中，一边与追随而来的德军作战，一边沉着地退却。作者选择这一群官兵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为了反映卫国战争最初阶段的实情。当时，遭到德军“闪电战”突然袭击的苏军，尽管浴血奋战，在战略上仍处于不利地位，被迫向俄罗斯腹地东撤。小说所写的这群苏军官兵，步覆沉重，队形零乱，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从外表来看，显然是一支战败之军。对苏军在战争初期所遭到的严重挫折，所处于的劣势，以及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危急局面，在小说中都有着真实的描写。 　　《他们为祖国而战》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正视现实困境的写实风格，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残酷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表现了肖洛霍夫所要歌颂的苏军官兵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慨，这里不妨引用一段： 　　掩护中央阵地的反坦克机枪手保尔塞赫的那挺机枪突然哑掉了，第五辆坦克趁机冲到了离防线一百二十米远的地方。但是上等兵柯契泰戈夫已经迎面向坦克爬去。瘦小、灵活的柯契泰戈夫，紧贴着地面，在土拨芒洞穴的褐色小丘中问迅速地匍匐前进，只有微微晃动着的那行苦艾隐隐约约地表明了他的去处。 　　尼古拉看到柯契泰戈夫蓦地站了起来，大幅度地挥动一下手臂，又立刻卧倒下去，只见一枚反坦克手榴弹，划出一道沉重的弧线，向钢铁铸成的、履带隆隆作响的庞然大物飞去。 　　仿佛有一只神密的硕大无朋的猛禽突然拍打了一下黑色的翅膀，坦克的左边，顿时窜起一根冒着白焰的巨大的尘柱，于是坦克痉孪地打起颤来，靠着一根履带掉过了头去，随着象胶牢在地上似的不再动弹，听任烈火焚烧着绘有十字标记的外壳。随着一声巨响，焦黑的、一团团仿佛泛着泡沫的浓烟滚滚而来，在周围的羽茅草的梢叶上也跳跃着无数细小的、在白天几乎看不出来的火舌。 　　尼古拉听到了兹维亚根采夫不知从什么地方，好象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喑哑而欣喜若狂的声音：“尼古拉！我们把他们打败了，好呀……！他们本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多么猖狂，可是叫我们给打败了！打得他们屁滚尿流！让他们再来吧，我们就再狠狠地揍他们！” 　　小说里类似这样的情景多次出次，它不仅逼真地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更让人感到在残酷的战场上苏军官兵绝不屈服、坚决抵抗、决心消灭法西斯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这部小说发表以后，立刻受到前线官兵的欢迎，后来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库尔斯克大会战的军人回忆起　1943年初夏他在前线战壕中首次读到《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情形： 　　1943年初夏，在库尔斯克孤形地区，前线战事令人不安地沉寂。这是历史性战役的前夕，人人都在等待着战斗的爆发，但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这些日子里，前线陆续收到了登有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的新小说　《他们为祖国而战》一些章节的《真理报》。所有的人，包括士兵和军官，都贪婪地枪着读起来。揉皱了的报纸从一个战壕传到了另一个战壕，从一个土屋传到了另一个土屋。报纸被读得出了窟窿，被磨成一块一块的，还不忍释手。 　　小说毫不粉饰地描绘了士兵日常生活的真实，用的是柔和、风趣而带有几分忧伤和幽默笔调，因此它好象用一种新的光辉照亮了去年撤退时的痛苦日子，使人们相信，苏军是打不烂、压不垮的，每一个士兵都是英勇顽强的。 　　在轰炸和炮击的间隙，战壕里经常可以听到士兵们读肖洛霍夫新著迸发自内心的笑声。肖洛霍夫描写前线生活的故事从一个人嘴里传给另一个人，而且还照自己的意思加以改动。我在连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在转述肖洛霍夫新小说描写的各种战斗故事时，往往添上自己虚构的和非虚构的情节。可以看出，《他们为祖国而战》对鼓励苏军英勇作战，提高官兵的士气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无疑是一部优秀的战地小说。 　　为表彰肖洛霍夫作为军事记者、作家对卫国战争所做的突出贡献，1945年9月23日，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第一千期出版的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真理报》宣布，授予肖洛霍夫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这枚光荣的勋章，对肖洛霍夫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做了恰如其份的总结。但是，卫国战争对肖洛霍夫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和影响，却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是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好比在沃土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慢慢地孕育着新的生命。 　　这颗种子在肖洛霍夫的心灵深处经过十一年的时间，终于破土而出，结出一个丰满的果实，这就是肖洛霍夫1956年写成并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人的遭遇》堪称是肖洛霍夫小说史诗三重奏最后的一个乐章，虽然其篇幅短小，只是一篇短篇小说，初看起来远不及《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规模弘大、气势壮观，甚至也不及《他们为祖国而战》那样描写了广阔的画面。这个短篇的力量不表现在篇幅、气势上，而是内在地凝聚在小说故事所表达的思想上——《一个人的遭遇》的主题思想深邃而发人深省，它震撼了读者的心灵，使读者从中获益良多。 　　《一个人的遭遇》的故事初看起来简单的又有些平淡。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战争爆发前是一位司机，有一个普通但也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在卫国战争中，他告别妻儿，应征入伍，在前线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被俘、而后被长期关押在德国法酉斯集中营里，受到残酷的折磨。后来，他从集中营逃出，回到故乡。然而，他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悲剧：他的妻子和女儿早被德国法西斯空军炸死，他的儿子随红军一直打到柏林，却在胜利的那一天饮弹倒下。索科洛夫战后复员，重操旧业，仍然当司机，他收留了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两人相依为命，共度时日。 　　《一个人的遭遇》从题材上看无疑是《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延续，而从作品的主题思想看，则明显不同于　《他们为祖国而战》。后者着力描写的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苏军官兵为保卫祖国英勇战斗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贯穿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这在当时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对鼓励前线将士的勇气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他们为祖国而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与当时其他苏联作家的类似作品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文坛创作的主旋律正是歌颂爱国主义，《他们为祖国而战》就成了这一主旋律中的一个音符。在这期间，苏联文坛好比是一部声音弘大、音量充沛、情绪高昂的大合唱，卫国战争的危急情势决定了它所需要的是要有声势和激情的大合唱，要能直接鼓舞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而并不特别需要大合唱中的某一位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唱出独具魅力的歌声。因此，在创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时，客观的形势决定了肖洛霍夫不可能离开当时苏联文坛的主旋律，除了满足直接鼓舞前方将士这一现实的需要，也不可能在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突破。 　　《一个人的遭遇》则不同。它产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十余年，苏联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军和战胜国，在战争结束以后，在世界上的地位明显上升。苏联成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盟主和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其西线边界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接壤，其东部边界扩展到亚洲广阔的中国大地及朝鲜半岛的北部，这就形成了世界政治的全新格局；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双方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经济都完全不同而且直接对立，于是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尖锐的军事对峙。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然而战争的阴云却笼罩在这两大阵营的上空，而且越积越厚。特别是这两大阵营的盟主美国和苏联先后拥有了具有毁灭性杀伤力的核武器，更使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隐含了极为可怕的后果。战争刚刚过去，战争的灾难还没有完全消除，而新的战争危险又在蕴酿之中，其危险程度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这样一种严峻而且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的国际形势，对作家的创作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个人的遭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它集中反映了肖洛霍夫对战争这一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胁的艺术思考。小说描写的是刚刚过去的二次大战，而着眼点则放在表现普通人与战争的关系这一永恒的主题上，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提出了作者独特的答案。这篇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激烈拚杀的场面，既不去刻意描绘苏军战士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也无意去渲染德国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疯狂残暴，而是把历史的场面都放在一个普通人战争前后的命运变化中，以一个普通人的遭遇来表现战争的罪恶后果。这样，小说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就成了无数普通人的象征，他个人和全家的遭遇就成了无数个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幸的缩影，他的遭遇回答了时代的问题，那就是战争是摧残人类、毁灭人间一切美好东西的罪恶源泉，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反对和制止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遭遇》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 　　在这篇小说中，肖洛霍夫实现了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三个飞跃——在创作《静静的顿河》时，他所追求的是表现历史的真实，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把十月革命前后哥萨克生活中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时，他所追求地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通过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服务；在创作《一个人的遭遇》时，他所追求的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回答现实生活中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即如何看待战争和人类的关系。在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肖洛霍夫是以记录历史事变的真实画面的作家身份出现的，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他不再是一个单纯地描绘生活画面的作家，还是一个自觉地把创作与政治运动相联系并为之服务的作家，在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他超越了过去的角色，试图以自己的艺术思考来解答当代世界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阶段，肖洛霍夫达到了世界上许多文学巨匠最终达到的高度，即不仅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哲学家。 　　作为哲学家的艺术家，与以哲学为职业的纯粹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后者通过逻辑思维认识和解释世界，前者则借助形象思维和文学形象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但在给世人以启迪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殊途同归的。当《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之际，有些读者还不能马上理解安德烈·索科洛夫形象在当代世界上有何种意义，而过了几十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由两大阵营地峙造成的“冷战”向缓和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制止战争，争取和平，为世界上千百万的普通人争取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是摆在当代人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使命。否则，安德烈·索科洛夫的悲剧还会重演。 　　肖洛霍夫在1965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我们生活在不平静的年代。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希望战争。存在着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抛进战火的力量。战争的灰烬，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不到边际的废墟的灰烬，怎能不敲打作家的心房呢？一个正直的作家，怎能不反对那些妄图让人类自我毁灭的人呢？ 　　一个不认为自己象是被拥到奥林匹斯山上，凌驾于各种敌对势力搏斗之上，对人间疾苦漠不关心的神灵，而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时，人类的一个小分子的艺术家，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任务是怎样的呢？ 　　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说出真理——有时是严峻的，但永远是勇敢的真理，在人类心灵中坚定对于未来的信念和对于自己能够建成这一未来的力量的信念。要做一名争取全世界和平的斗士，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在它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培养这样的斗士。要把人们联合在他们追求进步的自然的和高尚的意向之中。艺术具有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的强大力量。我想，那种把这一力量运用于创造人们灵魂中的美和造福于人类的人，才有权称之为艺术家。他又说： 　　我愿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这些话，表达了肖洛霍夫对文学艺术创作所负的使命的理解，同时也概括了他一生小说创作的追求。 　　肖洛霍夫于1984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被用七十多种文字出版了八千多万册，流传于几十个国家； 　　他一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和五枚列宁勋章、两枚镰与锤金质奖章； 　　作为一个从哥萨克村庄成长起来的作家，肖洛霍夫一步一个脚印地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他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通过他的小说认识了哥萨克和苏联人民，他以自己的作品证明，哥萨克不仅是英勇的战士，也有自己深厚的文化。这是哥萨克人的骄傲。 　　葛利高里：人的魅力 　　读过《静静的顿河》的人都不会忘记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这就象读过　《三国演义》不会忘记曹操、诸葛亮，读过《水浒传》不会忘记林冲、武松，读过《西游记》不会忘记孙悟空、猪八戒，读过《红楼梦》不会忘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刘姥姥一样； 　　或者象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便永远记住了哈姆雷特、李尔王，夏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读过《唐·吉诃德》便永远记住了这位手持长矛的骑士，读过《吝啬鬼》就记住了阿尔巴贡的名字，读过《浮士德》就难以把浮士德从记忆中抹去，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就把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永远地埋藏到心底。 　　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都是令读者难以忘却的，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命运给读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往往比世间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更具生命力，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目中，耐人玩味，启人深思。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 　　有趣的是，和许多文学大师一样，肖洛霍夫塑造了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却不能透彻地说明自己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29年，当有的读者询问，为什么肖洛霍夫要把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一个“动摇不定的人”时，他这样告诉读者： 　　依我看来，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独特象征。 　　到了1935年，他又说： 　　麦列霍夫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当然，我将把他从白军中夺回来，但是，我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把这两段话略加对比，就不难看出肖洛霍夫对自己塑造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解释前后并不一致，他一方面说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独特象征”，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一方面表示“将把他从白军中夺回来”，另一方面又声明“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说肖洛霍夫在描写葛利高里时得心应手，那么，他对葛利高里的解释则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游移不定。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具有多重的社会属性，他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与身边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独特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有丰富而且在不断变化的情感，一句话，他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是复杂的多面体构成的。如果只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解释人的丰富性，无论这一个方面有着多大的概括性，都会显得片面，失之以偏概念。读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只要具有初步的健康的文学鉴赏能力，都不会把葛利高里简单地看成是一个“顿河哥萨克中农”，同时既不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白军”，也不会认定他将“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 　　就如同母亲只能生出、养育孩子，而无法预计日后孩子长大成人后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作家也只能塑造笔下的人物，却很难说清他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联一位研究肖洛霍夫的学者曾深有感慨地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每一个读者心目中大约都有自己的葛利高里，在读《静静的顿河》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重塑了一个葛利高里。不过，作为小说描写人物的葛利高里，他的性格和命运都有其基本的轮廓，重塑葛利高里只能在这些基本轮廓的范围内去见仁见智。因此，介绍这些基本的轮廓，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葛利高里的形象。 　　麦列霍夫的家庭是顿河千万个哥萨克家庭中的一个，但有着自己的特点——葛利高里的祖母是土耳其人，是他的祖父参加　1878年俄土战争后带回故乡的战利品。这个由哥萨克战士和土耳其女人结合而成的家庭，到了葛利高里已传到了第三代。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是葛利高里的父亲，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葛利高里的母亲伊莉妮奇娜象世上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整日忙碌操持家务；大哥彼得罗已经成婚，妻子妲丽亚美丽多情，早早地给这个家庭添了孙子；葛利高里也已长大成人，妹妹杜妮亚希珈则是正在发育的少女。 　　座落在村子最北端的葛利高里的家算不上很富裕但也绝非贫困，他们有自己的土地、牲口、庭院，有蒙着铁皮屋顶的房屋，日常生活与普通哥萨克家庭没有两样：时而耕种，时而放牧，秋天忙着割草准备牲口过冬的饲料，闲暇时去顿河里钓鱼，或是去参加游戏场上哥萨克青年的聚会。不过，这个家庭毕竟是哥萨克与土耳其人混血的后代，无论是外表相貌还是气质性格，都可看出与一般的哥萨克人有些不同。在外表上，麦列霍夫家族的后代继承了来自土耳其祖母的浅黑的皮肤，有着高高的鼻子、明亮的眼睛、削瘦的身材，这与众不同的外貌在当地人的眼中是“出奇的美丽”；在气质方面，麦列霍夫家族的后代既继承了哥萨克人的粗犷强悍，又因袭了土耳其人的倔强刚烈，老麦列霍夫年轻时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上了年岁体力虽已不如昔日，而火爆的脾气却有增无减，葛利高里的性格显然是传自这位老麦列霍夫。 　　外貌和气质的特点使葛利高里一家在村子里有“土耳其人”的绰号，外貌和气质当然不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不可否认，它们有时也是影响人的命运的因素甚至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在葛利高里的生活将会看到。 　　小说开始的时候，二十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刚刚过去。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或是更遥远的欧洲都市，各种社会矛盾都在发展，一场大的社会风暴正在加速酝酿，不过，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哥萨克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麦列霍夫一家初次露面时，生活还显得平静安宁——初秋的早晨，老麦列霍夫第一个起床，把牲口从院子里放出去，在这里他遇到了儿媳妲妮亚，后者急急忙忙地穿过院子去挤牛奶，准备一家人的早餐，葛利高里还躺在床上睡觉，如果不是老麦列霍夫走进内室把他叫醒，他也许会睡到很晚才起来。葛利高里跟父亲一块儿去钓鱼，他无精打采，懒懒散散，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读者与这位小说主人公初次谋面，大概很难相信他的身上积蓄着巨大的活力，他活跃的身姿将贯穿这部长篇巨著的始终。 　　接着读下去，会很快发现葛利高里的懒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的无精打采只是激情受到压抑后的表现，他的无兴趣则是因为内心别有所求。 　　葛利高里爱上了女邻居婀克西妮亚。 　　从此婀克西妮亚就在葛利高里的心中和生活里分去了一块地方。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开，婀克西妮亚都成了葛利高里的一部分，葛利高里无法割舍自己与她在心灵上的交流，正像她也无法把葛利高里从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分离出去。 　　中国古代诗人曾用最简洁的字句表达爱情的力量：“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八个字似乎概括了全人类的体验，葛利高里堕入了此种意境，婀克西妮亚也不例外。 　　这是世人所说的刻骨铭心、不顾一切、把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的爱情。 　　但是，这是一桩本来不应该发生的爱情——婀克西妮亚已经结婚，她的丈夫司契潘是麦列霍夫家的近邻。当自己的妻子投入葛利高里的怀抱中去的时候，司契潘正在哥萨克营地上接受例行的军事训练。 　　然而，这同时又是一桩不合法但又合乎情理的爱情——婀克西妮亚结了婚却并没有从丈夫那里得到爱情，司契潘经常夜不归家，在外面鬼混。也许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依照哥萨克传统的方式生活罢了：一个已经成家的男人不是套上缰绳的马，除了吃自家的草料，也可以尝尝路边的野草闲花。婀克西妮亚从丈夫那里得到的，也不是没有爱情，但更多的是屈辱：丈夫动辄出去寻花问柳，归来后稍不如意就对她又打又骂。 　　这桩爱情就这样迅速地从一对男女之间的私情发展而变成了对哥萨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挑战： 　　他们的疯狂的恋爱关系简直是非常奇怪，而且又明目张胆，他们俩都被同样的、毫不觉得羞耻的火焰疯狂地燃烧着，他们既不怕人，也不瞒人，邻居们眼看着她们的脸瘦削下去，而且发出了青色。现在每当人们遇着他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看他们。 　　如果葛利高里上守活寡的女人婀克西妮亚那里去的时候，假装瞒着人的样子就好了；如果守活寡的女人婀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同宿的时候，保守着相对的秘密，同时在别人面前也不要躲躲闪闪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和刺眼的地方了。村中谈论一阵也就完了。但是他们几乎是公开的同宿同飞，他们的恋爱关系变得非常严重，丝毫不象是一种临时关系了。因此村子里的人都断定说，这是犯罪的、违反道德的事，于是全村都陷进一种有点恶意的盼望中去了：司契潘一回来，问题就要发作了。 　　司契潘回来了，他已经知道了妻子与英俊的邻居小伙子葛利高里的私情。他试图用传统的哥萨克丈夫惩罚妻子的办法来制止这桩违反哥萨克传统的婚外恋——痛打婀克西妮亚一顿，但他没有想到葛利高里和兄长彼得罗赶来与自己对打——葛利高里是为了救出被打倒在地的伤痕累累的情人婀克西妮亚，而彼得罗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弟弟。这场大打出手的结局是分不出胜负，维护传统和自尊心的一方与维护爱情和手足之情的另一方势均力敌。 　　为了给这场冲突寻找一条解决的办法，老麦列霍夫决定给儿子葛利高里定下一门亲事，他选择了家境富裕的娜塔莉亚做自己的儿媳。娜塔莉亚虽然也听说过葛利高里行为不规的传说，但还是一眼看中了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世间的男女之爱如果有一些是所谓的“一见钟情”，那么，娜塔莉亚就是依据这条法则看上了葛利高里。 　　娜塔莉亚的出现和加入到麦列霍夫家庭中，成为葛利高里的“发妻”，使葛利高里的处境更加微妙。他陷入了双重的矛盾之中：他有了正式的妻子可是对她却没有爱情，他在理智上曾考虑过与婀克西妮亚断绝往来但实际上又无力做到。读者很难用道德的标准来判断这其中的孰是孰非——葛利高里已结婚，应该说同时也就有了忠实于自己妻子的义务和责任，然而这桩婚姻并不出自他本人的意愿，而是他的父亲老麦列霍夫一手包办、强加给他的；葛利高里继续爱恋着婀克西妮亚，然而坚持这样做，势必损害、刺伤娜塔莉亚，进而危及整个麦列霍夫家庭的宁静，同时也未必就能使婀克西妮亚幸福，因为后者已由于爱上葛利高里而被周围的人们视为“淫妇”，当一个女人背上这样一个名声的时候，显然是谈不上有真正的幸福的。 　　作者无意于把葛利高里写成一个极端的人物。葛利高里在处理与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复杂的关系上，应该说既不是一个道德纯洁得达到了崇高境界的正人君子，也不是一个品格卑劣得让人见而生厌的卑鄙小人。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哥萨克男人，他有冲动有激情，也有懊悔有软弱。他在对待婀克西妮亚的时候更多地表现了温情的一面，对待娜塔莉亚就常常显得不够冷静、过于粗暴，而且他对婀克西妮亚的温情也不是始终如一，对娜塔莉亚的粗暴中又不时夹杂着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责。他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男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他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复杂关系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普通人现实生活中的重重矛盾。通过葛利高里的性格和他的爱情婚姻矛盾冲突的描写，小说把普通人的真实的人生困境充分形象而又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这些交织着欢乐与痛苦、兼具有幸福与悲伤的描写，揭示了人生的真象，使读者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更为真切、深入。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应该一致而实际上往往彼此分离，理智和情感应该协调而实际上双方经常冲突，目的和效果应该统一而实际上两者每每南辕北辙，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的关系是小说描写的重要线索，占了小说的相当的篇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包含了爱情婚姻矛盾的悲剧冲突愈来愈成为一幕悲剧，其中的三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扮演了悲剧角色。葛利高里一度携婀克西妮亚私奔出走，希望离开家人和村邻，建立新的家庭和新的生活，但他没有成功；婀克西妮亚在离开家庭之后，与葛利高里过了一段可以说是幸福的生活，甚至生下一个女儿，一个正常的家庭似乎就要建立起来了，但她也没有成功；娜塔莉亚忍辱负重，一度曾因不堪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而选择自杀，幸存下来后又试图以退让和一片痴情赢得丈夫的回心转意，然而她也同样没有成功。在这场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中没有胜利者，每个人的身上都笼罩着悲剧的色彩，每个人在命运的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脆弱，每个人都是既有所得也有所失。这样的悲剧，着重表现的不是传统悲剧的悲壮色彩，而是普通人的人生烦恼、困惑和痛苦。无论是葛利高里，还是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都不是传统悲剧塑造的人物，他们更贴切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一面逼真而又平凡的人生的镜子，从中折射出人性的七情六欲，人的命运的酸甜苦辣。 　　如果这场爱情的婚姻的悲剧仅仅发生在葛利高里、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之间，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中的悲剧，那么它的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事实上这场悲剧的背后有着深厚的而且是直接的社会背景，悲剧的起因与社会背景有关，悲剧的愈演愈烈也与社会背景有关。这里的社会背景，就是从1914年到1922年动荡和战乱交替的时代环境，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是十月革命爆发后接踵而至的苏联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 　　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迫使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分开，战争把葛利高里从婀克西妮亚推向沙俄军官的怀抱，抱向绝望和堕落，这也就是使得葛利高里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对婀克西妮亚的热恋中，尽管他仍然不能忘却对婀克西妮亚的爱，但这种爱里面已不可避免地存有戒心、疑虑，远不象过去那样一往情深。 　　也是战争迫使葛利高里长久地离开娜塔莉亚，葛利高里转战于各地，来去匆匆，他不是没有体会到娜塔莉亚对他的一片痴情，也不是不知道娜塔莉亚怎样艰难地支撑了他的家庭，为抚养他们的孩子，为帮助他的双亲，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战争容不得葛利高里去仔细考虑，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娜塔莉亚，慰藉她那受伤的心灵，来逐渐抹平他们之间过去遗留下来的裂痕。 　　葛利高里在战乱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更为沉重。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而且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在哥萨克的传统生活中，闲时以农牧谋生和战时拿起武器为沙皇作战，本来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是哥萨克成其为哥萨克的根本特点。正象哥萨克一首古老的歌谣所唱的那样： 　　正教的静静的顿河，波浪滚滚地沸腾着，它俯首贴耳地响应了，沙皇的号召。葛利高里的祖父是战士，而且是上个世纪对土耳其战争中以勇敢著称的战士；他的父亲也是战士，曾在沙皇检阅哥萨克军队时荣获过骑术第一名；现在轮到葛利高里继承父辈的传统，继续做一名效忠于沙皇的骁勇的哥萨克骑兵。 　　葛利高里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的遭遇战。他是带着初次参战的狂热、恐怖、激动的心情投入战斗的： 　　葛利高里的胸腔中间，在冲锋以前觉得血液汹涌奔腾的那块地方，现在好象麻木了，除了耳朵里的响声和左脚趾头上的疼痛以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被恐怖压迫着的思想，象一团沉重的、凝结住的块子，在脑袋里乱成一团。 　　第一个从马上掉下来的是梁霍甫斯基少尉。普罗霍尔的马向他身上踏去。 　　葛利高里回头看了看，记忆中留下一片看到的印象：普罗霍尔的马从伸直身体躺在地上的少尉身上跳过去以后，呲了呲牙，把脖子一弯也跌倒了。普罗霍尔也被震动得离开了马鞍子，从马上飞落下来。被从后面奔来的一个哥萨克的马蹄子乱踏过的普罗霍尔，就象用金刚钻划玻璃一样，刺进了葛利高里的脑海，而且使他好久都忘不掉。葛利高里没有听见喊叫的声音，但是从普罗霍尔那紧贴到地面上，歪着嘴、眼睛努出眼眶子的脸上看来，可以知道他一定是拼命喊叫过。又倒了几个人，几个哥萨克连人带马一齐倒下去了。葛利高里透过被风吹出的眼泪的薄雾，看着自己面前那一片从战壕里跑出来的奥地利人的灰色人群。 　　…… 　　一个身材高大、白眉毛的奥地利人，把一顶军便帽遮到眼睛上，皱着眉，跪在那里，差不多是对准葛利高里放了一枪。子弹的热力烧痛了脸蛋子。葛利高里挺了一下长矛，用尽力量勒住马缰绳。扎下去的力量相当大，矛尖刺进那个跳起来的奥地利人身上以后，把长矛的白木柄还扎进去一半。葛利高里扎了一矛以后，还没有来得及把长矛拔出来，只觉得长矛直哆嗦，好象直抽筋，又看见奥地利人全身向后一弯　（只看见了那没有剃过的下巴颏尖），用弯曲的手指头乱拔、乱抓矛柄，葛利高里就在向下沉的身体的重压之下，松开了长矛。葛利高里又用一只麻木的手抓住了马刀的柄。 　　…… 　　一个奥地利人，连步枪都丢掉了，把军便帽攥在拳头里面，吓得昏头昏脑、摇摇晃晃地顺着花园的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看见了奥地利人那翘得高高的后脑勺子，看见了他脖子上的汗涔涔的领子缝。葛利高里追上了他。他被周围造成的疯狂情绪燃烧着，举起马刀来。奥地利人顺铁栅栏跑着，葛利高里觉得用左手砍他很不方便，于是他从马鞍子上把身子向下一探，斜握着马刀，砍进奥地利人的太阳穴去。奥地利人一声也没有喊叫，用两只手掌往伤口上一按，立刻用脊背靠住了栅栏。葛利高里勒不住马，跑过去了，他拔转马头以后，又迅速跑了回来。奥地利人的四方脸因为恐怖变成了长形，变得象生铁一样黑了。他把两只手插在裤缝旁边，不断地抖着灰色的嘴唇。从他的太阳穴上斜着滑过的马刀削下来的一片肉皮，肉皮象一块红色的破布挂在腮帮子上。血象弯曲的小河一样向制服上流去。 　　葛利高里的目光和奥地利人的目光交叉上了。两只充满了死恐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奥地利人慢慢地弯下膝盖，他的嗓子里咕噜咕噜哼哧着，葛利高里皱起眉头，举起马刀。这一刀因为是抡圆了砍下去的，一下子就把头盖骨劈成了两半，两手向上一举，好象滑倒一样，倒在地上了，半个头盖骨沉闷地啪嗒一声落在马路的石头上了。马嘶叫了一声，跳起来，把葛利高里驮到街当中去。 　　街上响着稀疏的枪声。一匹流着汗沫的马拉着一个战死的哥萨克从葛利高里身旁跑过去。死哥萨克的一只脚挂在马镫里，所以马就拖着这个浑身破烂的赤裸裸的死尸在石头道上翻滚着。 　　…… 　　葛利高里松了马缰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那个被他砍死的奥地利兵跟前去。奥地利兵就躺在很美丽的铁栅栏围墙的旁边，把一只棕色的脏手掌伸出去，很象是向人乞讨一样。葛利高里对着他的脸看了看，他觉得这张脸很小，虽然他留着下垂的小胡子，还生着一张受尽痛苦的　（也不知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过去的不快的生活）、歪歪扭扭的粗糙的嘴，但是看起来差不多象是小孩子的脸。“喂，你！”一个陌生的哥萨克军官走过街道的中心，喊了一句。 　　葛利高里看了看军官的落满尘土的白色帽徽，一溜歪斜地往马跟前走去。他的脚步又乱又沉，就象肩上扛着一种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和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灵魂。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极为出色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无论是对战场上的细节描写还是对人物心理的刻划，都达到了传神如画的境界。读者可以把这段文字作为《静静的顿河》战争描写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领略到这部小说战争描写的独到之处：风格粗犷遒劲，同时笔触又十分细致深入，毫不掩饰战争的残酷，对作战双方的态度非常客观，以一种逼真的写实手法把充满血腥气味的战场厮杀场面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如果我们把葛利高里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略加分析，就可看出他表现出一种双重的性格；在投入到战争中去的时候，他是一个燃烧着战争的激情和狂热的哥萨克，哥萨克剽悍善战的传统使他几乎变成了一部极有效率的杀人机器，以置对手于死地为唯一的目标，毫不犹豫；而当战事结束，人的良知和善良的本性似乎又回到他的心中，他对对手不无怜悯，对战争的疯狂和残酷感到了本能的厌恶，同时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也充满了疑惑。 　　这种双重的性格伴随着葛利高里，从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走上战场，到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退出战斗，一直象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与他同行。由于这双重的性格，葛利高里在1914年到1922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作为战士，他骁勇善战，剽悍无比，而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他又每每陷入痛苦之中，为疑惑和不解所包围。 　　可惜的是，葛利高里性格中的后一个方面是脆弱的，他未能在痛苦和疑惑之余再往前走一步，对战争的性质和自己的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八年这样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里，葛利高里始终没有真正理解战争的性质，对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也未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如果说战争是一股巨大的漩涡，那么，葛利高里就是被卷入漩涡中的一叶小草，他身不由己，摇来摆去，随波逐流，终于一步一步地堕入深渊，最终无力自拔。 　　在与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爱情婚姻的冲突中，葛利高里无力自拔，陷入悲剧，在绵延八年的战争中，葛利高里更深地堕入深渊，同样无力自拔，从而造成了更沉痛的悲剧。 　　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显出他是出色的战士，以后他又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将一位身负重伤的俄军中校从战场的死尸堆中救国阵地，为此他获得了第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并被升为下士。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多次负伤，幸亏死神的阴影只是与他擦肩而过。他战功卓著，因而又连获三枚勋章。他在战斗的间歇时回到故乡，曾被老麦列霍夫引为家族的光荣，他身上的勋章，也引来女人羡慕的眼光和啧啧的赞叹。但是，他对战争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怀疑，这是他从一个浴血奋战的战士接触到沙皇俄国腐败现实后产生的直觉的感受。小说写他第一次负伤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他在初到医院时还为自己的荣誉而骄傲——他是一名十字勋章获得者而不是一名普通的伤员，但当他看到皇族成员养尊处优、鲜衣养食的样子，立即感到自己是被戏弄和欺骗了，他的同乡的死、自己的负伤都是为这样一些人，实在是太不值得。在医院中，葛利高里的人的良知复苏了，沙俄军队中正在蔓延的厌战反战情绪，在最典型的哥萨克战士葛利高里的心中也得到了回应。 　　十月革命爆发前后，在葛利高里所在的沙俄军队中，有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宣传活动，沙俄军队兵无斗志，不少人由厌战而转向布尔什维克，把枪口转向沙俄政府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葛利高里也在这股潮流的挟持之下，由白军转入红军的队伍。他的骁勇善战使他当上了红军队长，在与白军的战斗中同样表现出他不愧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但当他看到红军出于义愤处死俘虏的白军军官的严酷场面，一种与昔日在医院养伤时目睹沙俄皇族养尊处优面孔所产生的厌恶和被欺骗的感受相类似的情绪顿时再次出现，他感到再也不能和布尔什维克与红军为伍，于是离开红军回到家乡。 　　顿河的哥萨克此时已分化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两大阵营。前者追随白匪，其骨干是旧沙俄军队的军官和一部分家境富裕、或者家境并不富裕但格守旧传统的哥萨克，后者拥护苏维埃政府，其骨干是外来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家境较为贫寒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刚刚离开红军，自然也就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队伍中的一员。 　　就这两大阵营而言，无疑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反对布尔什维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也可说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这一点，在后人看来如同泾渭分明，无容置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非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在当时而不是事过境迁之后就看清历史发展方向，并使自己的选择与之相一致的毕竟都是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被历史潮流卷进去的，其中有的人后来看清了方向，也有的人始终不能觉悟，葛利高里就属于这最后的一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象葛利高里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普通人中占有相当的数量。葛利高里的性格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了1914到1922年这一段时间里顿河哥萨克中一部分普通人的形象，他的悲剧，也可以说是顿河地区一部分普通哥萨克命运的缩影。 　　出色的战士这一哥萨克传统的特点在葛利高里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经验的积累，表现得越来越显著。久经沙场的葛利高里在白军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先担任哥萨克骑兵联队的队长，继而又升任白军主力第一师团长，在指挥白军与红军战斗中，成了远近闻名的骁将。在他的指挥下，哥萨克疯狂地与红军对抗，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哥萨克锋利的马刀下。在　1919年，整个顿河地区几乎全部落入叛乱的白军手中，白军甚至和昔日一次大战中的敌人携手合作，与外国干涉军一起与红军作战。这一时期，是葛利高里战争的狂热发展到顶点的时期。 　　但是，不管葛利高里本人有着多么出色的军事才能，他手下的哥萨克骑兵怎样锐不可当，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到了1919年底，整个顿河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以有力的反击击溃了白军。此时，葛利高里在白军中也因非哥萨克贵族出身而被免官，他随着溃败的白军被红军一直追到里海岸边，但未能允许上船与白军贵族军官一起逃跑。他留了下来，又被潮水般涌来的红军队伍吸收做了一名战士，不久以其出色的作战本领而升任骑兵团副团长。然而他在白军中长时间养成的思想意识使他不能在红军中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不久又回到故乡，希望能在战乱动荡的缝隙中重新开始生活。 　　现在，顿河地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所控制。葛利高里回到村中，只过了几天的平安生活，即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是一名叛乱白军的军官，在准备逮捕他的时候，他逃跑了，并又一次加入了残存的以佛明为首的叛匪队伍。这支叛匪队伍的骨干不少是曾参加过红军而后又叛变的匪徒，他们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被红军围追堵截，最后也被击溃，残兵游勇只能如鸟兽散，落荒而逃。 　　到了这个时候，葛利高里的家庭和他本人都已经面貌全非：他的妻子娜塔莉亚怀着一片痴情等着他归来做一个忠实的丈夫，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老麦列霍夫和母亲也先后病故了；他的哥哥彼得罗作为白军骨干被红军枪毙，他的嫂子妲丽亚堕落后自杀身亡；他的女儿波柳希珈死于白喉病，他的情人婀克西亚和他一起逃避红军的追击，不幸在逃亡的路上被流弹击中，死在他的怀里。 　　从1914年开始的战乱现在到了尾声，在战乱的废墟中诞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充满了生机的苏维埃政权，使这场战乱划上了一个应该说是完美的句号。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生活中既有欢乐也有痛苦的普通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几乎失去了昔日的一切，只有妹妹与年幼的儿子与自己相依为命。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作者一笔收住，读者可以去做各种设想。在小说的最后的部分，作者以一种写实的又是惊心动魄的笔墨写下了葛利高里与自己儿子的久别重逢： 　　葛利高里走到了阶磴跟前，他气喘吁吁地，沙哑地叫噜着儿子：“米申加！……好儿子！……” 　　米沙特加惊骇地看了他一眼，又垂下了眼睛。他从这个连鬓胡子和外表很可怕的人身上认出了是他的父亲…… 　　葛利高里在树林子里每天夜里想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嘟嘟嚷嚷地说出来的一切亲热的和温柔的话句，现在都从他的脑子里飞走了。他跪了下去，亲着儿子的冰凉的粉红色的小手，用压制着的声调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好儿子……好儿子……” 　　后来葛利高里拉住儿子的手。他用干枯的、象燃烧着一样的眼睛使劲看着儿子的脸，问道：“你们这儿怎么样啊？……姑姑、波柳希珈——都很壮实吗？” 　　米沙特加仍旧没有看父亲，轻轻地回答：“杜妮亚姑姑很好，波柳希珈去年秋天死了……得白喉病死的……米海伊尔叔叔去当兵啦……” 　　好吧，葛利高里在许多失眠的夜里所幻想的那一点点希望总算是实现了。他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这就是在他的生活里所残留的全部的东西，这 　　就是使他暂时还能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巨大的、在冷冷的太阳下面闪闪发光的世界相联系着的东西。 　　在《静静的顿河》已经为肖洛霍夫赢得了俄苏文学著名作家和世界著名作家的称号以后，在五十年代的时候，肖洛霍夫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自己塑造的葛利高里： 　　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达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但是没有完全成功。 　　作家塑造的人物是否成功，是应该由读者来判断的，葛利高里的形象是否成功，应该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肖洛霍夫所说的希望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身上表现出人的魅力”这一点，的确道出这个人物形象最核心的东西。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本世纪俄国顿河地区一个普通的哥萨克，他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创造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实写照，他的欢乐与痛苦、狂热与忏悔、探索与迷惑、迫求与失望，无一不反映了真实人生的全部的复杂性。 　　这就是人的魅力。与许多文学名著中的不朽的典型形象一样，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表现的是人的魅力。 　　哥萨克女性的雕像 　　在俄罗斯作家的笔下，女性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普希金开始，几乎每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都塑造了自己的闪耀着迷人光采的女性形象，例如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杰琳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玛丝洛娃，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薇拉，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她们中有贵族也有平民，有成熟的女性也有纯真的少女，有的雍荣华贵也有的处境凄凉，她们组成了一座丰富的俄罗斯女性的人物画廊。 　　但是这座画廊中还缺乏哥萨克女性的成功形象。 　　这一缺陷在　《静静的顿河》问世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静静的顿河》如果没有描写哥萨克女性，那它就是不完整的；如果其中的哥萨克女性是不成功的，那它也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事实上，这部长篇巨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塑造了一些性格丰满、形象鲜明的哥萨克女性。 　　在肖洛霍夫的笔下，哥萨克女性既具有一般俄罗斯女性的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特殊个性，她们是剽悍粗犷的哥萨克的母亲、妻子、情人和女儿，她们的儿子、丈夫、情人和父亲经常要从军远征，即使在和平的时候也要接受军训，因此哥萨克女性命中注定要比一般的俄罗斯女性更多地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更多地承担养育家庭、操持家务的重任，也可能更多地忍受失去亲人的悲痛。哥萨克女性生活的环境既然如此的艰难，这也就决定了她们往往具有比一般的女性更顽强的生命力，更强烈的对幸福的追求，更坚强的韧性。 　　何况　《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是一个只有过短暂的和平、然后是连续多年的战乱的年代，战争的风暴不停地刮过顿河草原，把大部分的哥萨克男性都赶到马背上，变成了职业的战士。在这样的背景下，顿河的哥萨克女性生活的中心内容便是与儿子、丈夫、情人和父亲的生离死别，她们自然也就比一般的女性更明显的表现了女性作为母亲、妻子、情人的女儿的特点。 　　在这些哥萨克女性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位，她们是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和妲丽亚。 　　读过《静静的顿河》的人不会忘记葛利高里，很重要的是因为婀克西妮亚，她与葛利高里的爱情悲剧无疑是小说中写的最激动人心、最细腻生动的地方。这场爱情悲剧使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经历了夹杂着热烈、纯真、狂热、伤感、悲痛等多种色调的爱情生活，就其内容丰富而言，是很多以爱情描写著称的小说与之相比就会显得黯然失色的。 　　婀克西妮亚出生在战乱和动荡的时代，生在这样的时代的哥萨克女人注定要遭遇不幸，而婀克西妮亚是不幸的哥萨克女人最不幸的女人。 　　她在十六岁时遭到毫无人性的父亲的强暴，悲愤之极的母亲和哥哥将这个没有人性的败类打死，第二年把她嫁给了司契潘·阿司塔霍夫。 　　从外表上看，司契潘是个很不错的青年哥萨克：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但这只是虚有其表，他“在工作上是个二流子”，每天把“额发梳一梳，就出去找同伴抽烟、打牌，胡扯一些村子里的新闻”，通常由哥萨克男子汉承担的照料牲口之类的劳动，都推到了婀克西妮亚的身上。至于家务活，当然也都是由婀克西妮亚来承担。婀克西妮亚结婚后的第二天，司契潘的母亲就明确地告诉她： 　　我们娶你来不是为了叫你享福和睡懒觉的。先去挤牛奶，然后就到炉子旁边去做饭。我是个老太婆啦，没有力气啦，你就当起家来吧，你应该担负起管家的责任来。 　　这里是“管家”的意思，并不是管理这个家庭的事务，而是从丈夫和婆婆的手中接过他们的几乎是全部的工作，给这个家庭做一个不要工钱的女奴。 　　从嫁过来开始，“繁重的饲养许多牲口的工作就把婀克西妮亚累坏了”。然而事情还不限于此。在愉快的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司契潘在仓房里有计划地和凶狠地把年轻的妻子打了一顿”，他打得很有心计： 　　向她肚子上打，向胸膛上、向脊背上打，考虑着打得不要叫别人看出来。 　　而且从新婚的第二天开始，司契潘就不停地酗酒和跑到外面胡搞，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出去，把婀克西妮亚关闭在仓房里或内室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总是“很少在家里过夜”。以后婀克西妮亚生了孩子，婆婆在孩子出生的当天死去，孩子不到一岁时也夭折了。婀克西妮亚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后，“和丈夫接近了一些，但是她对他还是没有感情”，而孩子一死，这短暂的“接近一些”的生活也就结束了。 　　就这样，婀克西妮亚摆脱了毫无人性的父亲，又遇到了一个同样时横蛮无情的丈夫。 　　也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葛利高里走进了婀克西妮亚的视野： 　　当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开着玩笑，把婀克西妮亚的路拦住的时候，她害怕地感觉到，这个黑脸的可爱的小伙子正在吸引她。他表现出倔强的和满怀希望的爱情顽固地追求着她，这种顽强劲儿使婀克西妮亚觉得很害怕。她看到，他并不怕司契潘，她内心里感觉到，他是决不会就此退却下去的。但她在理智上却又不愿意这样，用尽力量抵抗，并且发觉自己不管是在过节的时候，还是在平常的时候，都仔细打扮起来，一面欺骗自己，一面却总想有机会使他看到。 　　在这个时候，如果司契潘改变过去对婀克西妮亚的那种凶狠无情的态度，如果婀克西妮亚从司契潘那里得到一丝温情，如果葛利高里把他对婀克西妮亚的爱慕之情稍微掩饰一下，如果对葛利高里爱恋婀克西妮亚已有所察觉的老麦列霍夫下决心用严厉的措施把儿子从婀克西妮亚的身边支开，以后的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葛利高里与婀克西妮亚隐密的感情交流也许就会停留在一般哥萨克青年男女之间谑而不虐的调情阶段。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凶狠的司契潘被集中到营地去参加军训，空荡荡的家中只剩下了婀克西妮亚一个人，而且此时正是割草准备牲口越冬饲料的大忙季节，司契潘和麦列霍夫两家近邻一向彼此帮忙。老麦列霍夫劳累不堪，婀克西妮亚与葛利高里在一起割草、一起吃饭。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葛利高里，更直接、更充分地感觉到这个英俊多情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炽热的爱情。 　　婀克西妮亚就这样投进了葛利高里的怀抱。作者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毅然投入情人怀抱的婀克西妮亚： 　　女人的晚熟的爱情并不象紫色的花，却象是道旁迷人的野花。 　　对婀克西妮亚来说，是先有了婚姻的经历然后才有了爱情的体验，她本来期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司契潘没有给她；邻居葛利高里本来是没有义务和责任来给她的，却发自内心地全部地给予了她。 　　从毅然接受葛利高里的爱情开始，婀克西妮亚“完全换了一个样子，好象有人在她的脸上作了记号，烫了一个烙印。妇女们一遇到她就狡狯地笑着，在背后摇晃脑袋，姑娘们都很嫉妒她，但是她骄傲地和高高地扬着幸福的、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害羞的脑袋”。 　　这是因为对别的女人来说，结了婚也就同时得到了爱情，而对婀克西妮亚来说，她是在遭到生父的强暴、遭到丈夫的侮辱殴打和冷遇之后，才意外地从情人那里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因而她也就格外地看重它、格外兴奋地为它而陶醉，以致于忘记了应该掩饰这种感情。 　　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中的婀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都同样敢于反抗别人对他们的爱情的干涉和阻挠，尤其是婀克西妮亚。当老麦列霍夫找到她，威胁着要把她和葛利高里的事告诉司契潘，不许她再踏进自己家的院门时，一向在这位年长的邻居面前态度温驯的婀克西妮亚忽然如火山爆发：“你是我的公公吗？啊？是公公吗？……你为什么教训我？……打这儿滚出去，你别吓唬我吧！”“滚，打哪儿来的还滚到哪儿去！至于你的葛利希加（葛利高里的爱称——作者注），我想把他连骨头都吃下去！给你看看，哼，我爱葛利希加！难道你还想打吗？给我的男从写信吗？你就是给官派的村长写信，葛利希加也是我的人！是我的人！是我的人！现在他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 　　婀克西妮亚一口咬定葛利高里是她的人，应该说并非完全是出于情欲或占有欲，她最后对麦列霍夫喊出的一句话最能反映她的心情： 　　为了我整个的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也不怕！是我的葛利希加，是我的人！ 　　如果婀克西妮亚一直如此亢奋勇敢，那无疑是有些显得不真实——她毕竟是生活在本世纪初的闭塞守旧的哥萨克村庄里的青年女性，她的周围笼罩着旧的伦理道德，不仅周围的人以旧的伦理道德——只承认合法的婚姻，或至多默认偷偷摸摸的私情，但绝不允许公开地反抗不合理的婚姻的爱情——来约束、指责婀克西妮亚，而且她本人从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自己可能是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在罪孽的泥坑中陷得太深。因此她一面发疯似地向葛利高里表白自己的爱，一面又去找巫婆，希望能得到解脱的指点，使她早日摆脱这连自己也感到可怕的爱情。 　　既强烈地渴望爱情，又深深地谴责着自己，既能在他人的非难面前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爱情，又恐惧地祈求别人帮助自己从爱情的泥坑中解救出来，如此看似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就组成了一个婀克西妮亚。她是矛盾的统一体。正因为是矛盾的统一体，她才是真实的、可信的，如同生活中的真人一样散发出生命的奇特魅力。 　　婀克西妮亚是作者一出手就写得异常丰满的人物，她在小说第一部的前面几章中几乎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甚至比葛利高里更有光采。当围绕着葛利高里的另一个女人娜塔莉亚出现以后，婀克西妮亚身上的耀眼的光采才稍稍地减弱。但是她性格的层次却因故事的发展而愈加丰厚。作为小说中写的最充分的哥萨克女性的形象，作者一直对她精雕细琢，不断加工，最后完成的是一座精美绝伦的雕像。 　　应该说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同样爱着葛利高里，但她们的爱情内涵和表达方式都明显不同：婀克西妮亚的爱带有叛逆的色采，充满了激情，娜塔莉亚的爱是循规蹈矩的，多少有些被动的味道；婀克西妮亚的爱情是在与葛利高里的感情交流中建立起来的，娜塔莉亚的爱情则是婚姻关系的结果；婀克西妮亚关注的是爱情本身，娜塔莉亚则注重爱情的婚姻形式。这种种差别，再加上两人性格的不同，决定了这两位哥萨克女性不同的遭遇。 　　婀克西妮亚一度与葛利高里双双私奔，至退休的老将军李斯特尼次基家中做仆人，希望由此开始新的生活，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新的命运悲剧的开端。葛利高里要服兵役，不得不离开她，继而又爆发了战争，于是更不可能回到她的身边。他们的女儿出世了，这本是爱情的结晶，但女儿终因生病后没有及时治疗而夭折，这使作为母亲婀克西妮亚遭到严重的打击。在远离故乡、亲人和朋友的地方，在战争风暴的冲击之下，在不知葛利高里生死消息的日子里，为追求爱情而远走他乡、沦为仆人的婀克西妮亚是一个最寂寞孤独的女人。 　　正是在最需要感情慰藉的时候，婀克西妮亚成了自己的少东家、沙俄军官叶甫盖尼·李斯特尼次基的情人，更准确地说，是禁不住后者的诱惑和欺骗而投进了他的怀抱。 　　婀克西妮亚犯了她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李斯特尼次基和她完全是两类人——不论是出身、地位还是习惯、情趣，彼此都全然不同。他们的结合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古老的题材的再现——有钱有地位的男性用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女性。李斯特尼次基后来结了婚，新娘到来的同时他也就抛弃了婀克西妮亚。 　　现在轮到婀克西妮亚来品尝她的错误的恶果了。葛利高里知道了此事，对婀克西妮亚的态度有了质的变化——虽然他仍爱婀克西妮亚，但这种爱多少是有保留、有回旋余地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葛利高里离开了婀克西妮亚，暂时地回到了娜塔莉亚身边。 　　这是围绕着葛利高里的感情冲突中，婀克西妮亚第一次输给了娜塔莉亚。 　　这次的失败显示了婀克西妮亚性格的另一面，那就是她在渴望、追求爱情的时候，既有热烈大胆，也有脆弱、意志不坚强、理智无力控制感情的一面。外表丰满健美、全身散发着成熟女性魅力的婀克西妮亚，在爱情生活的波涛中，仿佛是一棵柔弱的小草，常常是身不由己，随波漂荡。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如果以道德的标准来评价婀克西妮亚，尤其是以中国人习惯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她，显然她是有缺陷的。但是，道德上的缺陷并不会损害一个小说人物在文学鉴赏中的完美。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形象，恰恰是在道德方面有很多缺陷甚至是有罪的。婀克西妮亚在爱情方面的过错，从性格的丰富性方面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复杂性。对女性来说，爱情对她的重要也许超过了生活的其他部分，为得到爱情，确有一些女性可以赴汤蹈火，也可以心甘情愿地接受欺骗　（在与李斯特尼次基的爱情中，婀克西妮亚一开始是被诱惑，而后是明知他们的关系不可能长久，也不愿放弃这种关系），婀克西妮亚就是这样的女性。但不管怎么说，婀克西妮亚是一个弱者。她的性格和命运，归根到底，是反映了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是女性的悲剧。 　　婀克西妮亚后来又重新得到了葛利高里，因为刻骨铭心的爱情是难以忘却的，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一句话说，是“不思量，自难忘”。然而这已经是战乱纵横的年代了，婀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甚至连私奔出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战乱使他们只能短暂地相聚，继而是长久的分离，难熬的思念。无论是婀克西妮亚还是葛利高里，经过战乱的痛苦以后都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他们之间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都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对婀克西妮亚来说，司契潘或李斯特尼次基是无法和葛利高里相提并论的，更不要说别的萍水相逢的男人；反之对葛利高里也一样，他可以感激娜塔莉亚，可以从情欲的角度重新审视娜塔莉亚并与之共同生活，得到某种满足，但娜塔莉亚与其他的葛利高里短暂爱过的女性一样，即便是她们加在一起，在爱情的天平上也够不上婀克西妮亚的份量。在小说的整个故事中，婀克西妮亚和葛利高里的关系是从爱情出发，历经曲折，最后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上来。 　　双方的感情最终虽然回到了以前的美好的起点上，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一生一死，此生此世再也不能团聚。小说在快要结尾的时候推出了婀克西妮亚的中弹而亡； 　　葛利高里听见了子弹的钻心的叫声和拉长声的口令：“执枪！……”，“趴下来，克秀莎！趴低一点儿！” 　　婀克西妮亚勒了一下马缰绳，往后一仰，又往旁边倒去。葛利高里急忙扶住她，否则她就摔下马去了。“你带花了吗？打中什么地方啦！？……快说呀！”葛利高里沙哑地问。 　　她一声也不响，越来越沉重地往他胳膊上倒下去。葛利高里一面跑着，一面把她搂到自己的怀里，气喘吁吁地小声说：“为了主上帝！你说一句话也好啊！你这是怎么啦！？” 　　但是沉默的婀克西妮亚连一句话、连一声哼哼都没有发出来。 　　于是葛利高里吓得要死了，他明白一切都完了，明白在他一生中仅能发生的、顶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用手抱着婀克西妮亚，顺着土沟的斜坡，顺着长满青草的和布满羊屎的小路，小心翼翼地走到土沟尽底下去。她的软弱无力的低垂下去的脑袋趴在他的肩膀上。他听着婀克西妮亚的呼吱呼吱的、直打嗝的喘息声，觉得有一股热血离开了她的身体，从嘴里流到了他的胸堂上，两匹马也跟在他们后头走到土沟底下来。它们打着响鼻，吃起水淋淋的青草来。 　　在黎明之前不久，婀克西妮亚死在了葛利高里的怀里。她始终没有缓醒过来。 　　…… 　　在旱风的蒙蒙雾气中，太阳升到断崖的上空来了。太阳的光芒照得葛利高里没戴帽子的头上密密的白发闪着银光，从苍白色的、因为一动不动而显得很可怕的脸上滑过。他好象是从一场恶梦中醒了过来，抬起脑袋，看见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 　　应该说这是一段非常出色的描写，也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恰切地给婀克西妮亚的一生划上一个句号。 　　说到婀克西妮亚不能不同时提到娜塔莉亚，她们彼此对对方都太为重要了。 　　如果她们不是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如果她们出生的时间相隔很远，如果她们不是都爱上了英俊而又充满活力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她们的命运也许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但是造物主偏偏要她们出生在顿河哥萨克村庄、彼此年龄相当、又都爱上了葛利高里——这正象一句中国俗话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 　　她们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娜塔莉亚不是感情外露的女人。她表达爱情的方式不是热烈的、张扬的，而是含蓄的、很委婉的，这不大象是哥萨克女性的传统，而象是更接近于东方人的作风。娜塔莉亚所以如此，应该是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她家有“十四对公牛，十五只母羊，无数的闲散牲口，足有几百只的羊群”，有“六间铁顶的、用铁皮包着的房子，花园有一亩半，还有一片树林子”，是鞑靼村——葛利高里、婀克西妮亚都住在这个村里——大家公认的首富。她的父亲勤劳而节俭，母亲温顺而贤良，她是父母的爱女，父母对她的婚事极为关心但又充分尊重她自己的选择。在这个富裕的、心平气和的家庭中长大的娜塔莉亚，是一个贤淑的哥萨克姑娘。 　　娜塔莉亚在已经拒绝过几个求婚的哥萨克青年后，看中了在村子里名声不好但是外表英俊迷人的葛利高里，她用一句话回答父母的探询： 　　我爱葛利希加，别的人谁也不嫁！ 　　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娜塔莉亚一生的命运。 　　在与婀克西妮亚的冲突中，娜塔莉亚一开始就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对葛利高里来说，婀克西妮亚是他自己选中的情人，而娜塔莉亚不过是父亲强加给自己的妻子，确切地说她还不仅仅是妻子，还是父亲为了拆散他与婀克西妮亚而硬塞进来的一块楔子。刚刚从婀克西妮亚那里尝到爱情甜蜜的葛利高里仿佛是一匹从马厩中解放出来的野马，刚从大草原上领略到无拘无束的欢乐，现在又要被强迫装上缰绳，套上笼头，他对娜塔莉亚的反感是必然的。 　　娜塔莉亚爱葛利高里可是后者不爱她，她想做葛利高里的贤妻可是后者认定她是一块绊脚石，她的被动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也被葛利高里视为平淡乏味，这就使娜塔莉亚不可能取代婀克西妮亚在葛利高里心中的位置。一方面是她来晚了，而且是在一个很不适宜的时候来的，另一方面是她需要扮演一个她力不胜任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失败，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是娜塔莉亚决心争取自己葛利高里明媒正娶的妻子的地位和权力，她尽心尽力地侍候丈夫，帮助公婆，操持家务，从不公开批评丈夫与婀克西妮亚的隐情——她希望丈夫看到自己是一个完全符合传统标准的、十分贤淑的妻子。明知很难成功而又决心努力到底，不能不说娜塔莉亚的性格在柔弱的外表中隐含了一种坚强的韧性，并且带有悲壮的色采。 　　一般而言，人们总是比较容易同情弱者，而《静静的顿河》的中国读者，恐怕更容易同情具有东方柔顺温和性格的弱者娜塔莉亚，而不大容易接受追求爱情时热烈大胆、无所顾忌的婀克西妮亚。然而，在葛利高里、婀克西妮亚和娜塔莉亚的爱情婚姻的悲剧中，葛利高里和婀克西妮亚的爱情具有反抗旧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意义，而娜塔莉亚为维护自己妻子的地位——当然也含有争取自己的爱情的意义——所做的种种努力，从她个人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值得同情的，而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种基于旧的传统的行为，因而也就缺乏积极的社会意义。如果娜塔莉亚意识到葛利高里另有所爱，这是他应该拥有的权力，那么她尽管痛苦，也还可以做出别的选择。问题在于娜塔莉亚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却不愿做出新的选择。她固执地要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于是在她的短暂的一生中，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痛苦。 　　娜塔莉亚所迎接的第一个痛苦的考验是葛利高里公然弃她而去，与婀克西妮亚双双私奔他乡。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娘家。她仍不相信葛利高里对她会如此绝情，因此写信请求葛利高里回来。葛利高里的回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你一个人过下去吧”，绝望的娜塔莉亚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娜塔莉亚拼命鼓起最后的力量，跑到板棚门口，急急忙忙迈过了门限。板房里面是一阵干燥的凉气，还有皮缰绳和陈腐的干草气味。娜塔莉亚这时候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觉，怀着不祥的痛苦，这种痛苦刺激着她那充满了侮辱和失望的心灵。她摸索着走到墙角去，握住镰刀柄，拔下刀头，把头向后一仰，表现着使她非常愉快的决心，使劲用刀刃割进了喉咙管。她好象被打了一下，一阵猛烈的刺心的疼痛使她倒下去，并且觉得——模糊地意识到——她并没有做完她已经开始的工作，她的四肢朝地站起来，以后又跪下去，她心慌了　（流到胸前的血使她感到害怕），用颤抖的手指头把钮子撕开，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上衣解开了。她用一只手把一只紧紧的、不听话的乳房撩开，用另一只手把镰刀的刃对准胸膛。她跪着爬到墙边，把镰刀安柄的钝头顶在墙上，两只手放到向后仰的脑袋顶上，使劲把胸膛向前压去，向前……她清清楚楚地听到和感觉到身体破裂发出的噗哧声，象波浪一样越来越向上升的刺心的疼痛，象火焰一样顺着胸部直升到喉咙口，象叮■响着的针一样刺进了耳朵。 　　娜塔莉亚这悲壮得惊心动魄的自杀未能成功。她被家人发现救活，在床上躺了七个月才重新站立起来。现在，她的脖子留下了明显的刀痕，脖子因为负伤而有些歪斜。带着这些残疾，她感到无法继续住在娘家，于是重返婆家，去做没有丈夫的妻子，但却是一个孝顺的儿媳。 　　娜塔莉亚终于看到了丈夫的归来——葛利高里发现婀克西妮亚与李斯特尼次基的隐情后，悲愤地离开了她。娜塔莉亚此时才真正做了葛利高里的妻子，她为葛利高里生了一女一子，她以自己的柔顺和韧性赢得了她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她是名符其实的妻子、是自己丈夫的儿子和母亲，也是公婆的儿媳。娜塔莉亚得到的这一切，也许在别的女人看来都是很自然的、理所当然，但在她，是经过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得到的。 　　然而娜塔莉亚得到的这一切中最让她珍贵的东西，即作为葛利高里名符其实的妻子，其实也是最不稳固的。葛利高里禁不住被李斯特尼次基抛弃的可怜的婀克西妮亚的诱惑，又重与她往来。娜塔莉亚的贤淑显然仍然不敌婀克西妮亚的爱情。看来，爱情是人的本能，是比贤淑更深刻的东西，这应该是娜塔莉亚的悲剧给读者的一个大教训。 　　娜塔莉亚命中注定了一辈子都走不出婀克西妮亚的阴影，无论她怎样忍让、怎样宽容、怎样忍辱负重。这一点娜塔莉亚一直不愿意相信，而在她快要走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她终于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说写娜塔莉亚意识到这一点的场面异常的凄凉感人，天上是一团一团的黑云从东方滚滚而来，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疾风吹过草原，娜塔莉亚在这触目心惊的背景下，一边抽泣一边喊叫： 　　主啊，他使我痛苦死啦！我再也不能这样过下去了！主啊！请你惩罚他这个该死的人吧！把他打死在战场上吧！叫他别再活啦，别再使我痛苦啦！ 　　她的婆婆十分震惊地看着这个一向温顺的儿媳，但分明又听到娜塔莉亚再次发出的呐喊：“主啊，惩罚他吧！主啊，惩罚他吧！” 　　娜塔莉亚喊叫着，把象发疯似的眼睛对着威风凛凛地和奇奇怪怪地堆起来的黑云看去，这些黑云片被旋风吹得直立起来，被一闪一闪的电光照得眼睛直发光。 　　雷声干燥地在草原上空爆炸了。被恐怖控制着的伊莉妮奇娜（娜塔莉亚的婆婆——作者注）画了一个十字，摇摇晃晃地走到娜塔莉亚跟前，抓住她的肩膀。“你跪下吧！听见吧，娜塔希珈？” 　　娜塔莉亚用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望着婆婆，不由自主地跪下去……她画了一个十字，两片惨白的嘴唇也不知道嘟囔的什么，咬着牙齿，很笨拙地往旁边倒去。次日中午，娜塔莉亚死于难产。在很多的时候，人不能战胜命运。娜塔莉亚就是一个明证。尽管命中注定是要失败，但娜塔莉亚始终不屈服，她去世前的咒语就是她对命运的最后的抗争——她别无他法，只能期望这样的咒语可以使她的丈夫回到自己的身边。这一描写真是神来之笔。在娜塔莉亚之后，在婀克西妮亚之前，妲丽亚自己在河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娜塔莉亚的死是悲壮的，婀克西妮亚的是凄惨的，妲丽亚的死则从容不迫，甚至有些象是戏剧性的： 　　妲丽亚头一个跑着跳到水里去，脑袋往水里一扎，后来又钻出来，打着响鼻，往中间游去。急流卷住了她，开始冲着她往前漂去。……菜园子里，有两个奥布尼佐夫家的儿媳妇正在浇白菜，她们听见杜妮亚希珈笑着喊叫着妲丽亚：“游回来吧，妲丽希珈！不然鲢鱼会把你拉走的！” 　　妲丽亚掉转回身来，又游了有三沙绳远，后来忽然把半截身子往水外一跳，把两只手放在脑袋上，喊叫道：“永别啦，大嫂们！”于是象石头一样沉到水底去了。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用大鱼网的钓子捞起妲丽亚。 　　这个平学嘻嘻哈哈、爱开玩笑的哥萨克女人从此消逝了。 　　娜塔莉亚的死使麦列霍夫家举家伤心落泪，婀克西妮亚的死使葛利高里神昏意迷，妲丽亚的死则只不过是引起村里的人一阵淡淡的议论，淡得就象是顿河上空的一层薄薄的水汽，很快就会消失。神父甚至拒绝为这个自杀的女人祈祷送殡，也不同意把她埋在村子里的公墓里——只是因为老麦列霍夫再三的请求，加上威胁要报告镇长，这才勉强同意妲丽亚尸体进公墓。可是老麦列霍夫也不过是因家庭中人从未有过被拒绝葬入公墓的，死去的妲丽亚会让麦列霍夫家庭在众人面前丢脸，这才去哀求神父的。 　　妲丽亚如果泉下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一个最大的可能是，她不在乎这一切！ 　　执着于生命的欢乐，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不顾忌、不在乎旁人的议论讥讽，只要得到了生命的快乐就满足，这就是妲丽亚。她就是这样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的。一个执着于生命本身的快乐的女人，对生命之外的东西是不会看得很重的。 　　妲丽亚是麦列霍夫家的长媳，葛利高里哥哥彼得罗的妻子。她身段苗条，容貌俏丽，性格开朗活跃，总是有说有笑。她也并不懒惰，在麦列霍夫家里，她忙着帮助婆婆操持家务，和公公、丈夫、葛利高里以及小姑子一起干农活。她对丈夫说不上温顺，但显然是很亲密的。她喜欢和别的哥萨克男人开玩笑，但在彼得罗在家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她曾经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孩子死掉后，她并没有受到太沉重的打击。 　　如果没有战争，妲丽亚只是一个平常的哥萨克妻子，她对男女之事显然是有一些过份的热情，然而只要彼得罗在身边，也不致于有什么太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她有可能再生孩子，有朝一日会变得雍肿肥胖，逐渐老去。 　　但是，战争爆发了，而且连绵不断。彼得罗上了前线，妲丽亚平凡而不失为充实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空虚苍白，她失去了本来是很自然的人生乐趣，她在麦列霍夫家中的窄小天地中找不到她所喜爱、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属于她的欢乐。 　　于是妲丽亚出去寻找生活的快乐。她的快乐实在是非常简单的：她需要有人爱她，只要得到爱情，她就可以满足。她是一个很简单、直接受本能支配的女人。严格地说，她追求的还说不上是爱情，而是在丈夫走后找一个替代品。这一点，她在女友的面前从不隐瞒。她甚至惊讶地问娜塔莉亚，怎么能够忍受葛利高里长久不归的寂寞？为什么不放松一下子自己？ 　　她不能理解娜塔莉亚对葛利高里的一片痴情，不能理解娜塔莉亚为什么除了葛利高里外对别的青年哥萨克男子都毫无兴趣；当然，娜塔莉亚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除了丈夫以外还能与其他男人苟合，无法理解这其中究竟有何乐趣。 　　真是“人之不同，各如其面”。 　　妲丽亚的苟且行为自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战乱的客观环境促成的。战争迫使包括彼得罗在内的青壮年的哥萨克男子离开自己的妻子，这就造成了“外有旷夫，内有怨女”的局面，妲丽亚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去寻找婚外的所谓“爱情”。 　　可悲的是，依照当时哥萨克的传统，一个哥萨克男子在外寻花问柳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的，绝不会招来社会异口同声的非难和谴责，而一个哥萨克女子如果有类似的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淫荡不可救药，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妲丽亚自杀之后，村里的熟人包括麦列霍夫的家人竟都没有人同情她的命运，就是因为她生前的不检点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彻底毁掉她的形象。她自沉前的那一声“永别啦，大嫂们”，是得不到回应的呼喊，她死得从容，也极其冷落。 　　妲丽亚的一生应该说也是一个悲剧，她的死、她的堕落在某种意义上是比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的悲剧和死更深刻地暴露了社会的病态和哥萨克生活中的阴暗冷酷的一面。 　　婀克西妮亚、娜塔莉亚和妲丽亚，这三位哥萨克女性，性格不同，情趣各异，但最终的命运大抵相似，都未能终其天年，早早地告别世界，算是殊途而同归。只要她们活着，痛苦就不会离开她们，因之对这三位哥萨克女性来说，死既是最后的归宿，也称得上是最好的归宿。 　　在这三个女性的身上，凝聚了哥萨克女性的欢乐、痛苦、追求和希望，她们堪称为栩栩如生的哥萨克女性的三座雕像。 　　迷人的顿河风情画 　　作为成功的长篇小说，　《静静的顿河》的主要成就无疑在它以史诗的宏伟气势再现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顿河哥萨克生活的变化过程，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饱满的哥萨克男女的艺术形象，而且表现了忠实于生活和历史的严肃、正直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同时，任何一个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能感觉到，这部长篇巨著的内容之一和它的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环境、习俗风情作出了如同绘画长卷般的逼真生动的描绘。这种描绘与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塑造融为一体，并且服务于后两者，但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给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视的生动背景，给人物活动布置了一个真实的空间，有时还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顿河地区的自然风景在作者的笔下，带有明显的特征，无论是土地、天空、阳光、雨水、云雾、风暴，还是农家院落、草地、牧场、河岸、道路，都与人们平常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不一样，它是通过作者的眼睛折射出来的洋溢着顿河哥萨克气息的景物。例如睛朗的早晨顿河地区的野外景象是： 　　灰色的黎明的天空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风从黑云片下面挣扎出来，一股雾气在顿河上空升腾起来，移动着，顺着白石灰岩山峰的斜坡铺展开去，象一条灰色的没有脑袋的毒蛇一样钻进了悬崖。左岸的河岔、沙滩、湖沼、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林子，都笼罩在一片冰凉的惊心动魄的朝霞里面，太阳还在地平线的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 　　可以看出，这是一块开阔壮观、充满了自然生命活力和富于变化的土地，保留了自然本来的朴素与粗犷，未曾经过太多的人类文明的改造。生活在这块地地上的顿河哥萨克，具有与这相适应的性格，强健而且强悍，富于活力，他们的生活情趣也不是纤细、柔美的，而是弘大雄健、粗放豪迈的，这正与他们生活环境相适应相吻和。 　　顿河的自然景色别具一种严峻的美。作者常常以一种粗犷遒劲的文字来表现顿河严峻的自然之美，在这些文字的后面可以感受到紧张的情势，例如： 　　黄昏以前，雷雨交加，褐色的鸟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被风吹皱了的顿河，把起伏不定的、连续不断的波浪送到岸边。在围绕着场院的树林子的外面，一道干燥的闪光划破天空，稀疏的雷鸣声压迫着大地。一只鹰大张着肢膀，在云采下面盘旋着，一群鸟鸦呱呱地叫着追逐着。从四面涌上来的黑云喷散着冷气，顺着顿河飘动。河边草地后面的天空黑得使人害怕，草原好象在等待什么似的沉默着。村子里的关闭着的百叶窗乒乓响着，有一些老太太做过晚祷回来，一面画着十字，一面匆匆忙忙地走着； 　　灰色尘土的柱子在操场上飞舞，被春天的闷热蒸得很痛苦的大地上已经洒下来第一批雨点。 　　这段描写春雨来临的文字，与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轻巧、透着欣喜心情的文字全然不同。它把春雨来临之前的天气变化写得强劲有力，甚至使人感到恐怖可怕，整个场面显示出一种严峻的美，有着内在的力度。 　　一般来说，《静静的顿河》对自然景色的描写是写实的风格，笔触凝练沉着，但有些章节为烘托气氛、渲染情调，也会用一种近似于象征的手法来描绘自然景物。在小说的第二部的最后几章，描写了一批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战士惨遭杀害的悲壮场面，这其中有一位绰号叫“丁钩儿”的战士被埋葬在一块干燥的高坡上： 　　过了半个月，小坟堆上长出了车前草和嫩苦艾，野燕麦在坟堆上结了穗，山芥菜在旁边开着灿烂的黄花，草木樨象绒穗头一样垂着，散发着百里香，大戟和珠果的香气。不久从附近的村子里来了一个老头子，在坟头上挖了一个小坑，插上了一根新刨光的橡木柱子，柱子上安着一个小神龛。圣母的悲哀面容在神龛的三角形木檐底下的黑影里露出了温暖的神情。……还有——五月里，野雁群集在小神龛的旁边，在浅蓝色的苦艾当中交尾，把附近的成熟了的速生草踏成一片绿色的毯子——它们为了母雁、为了生活、爱情和繁殖的权力而斗争。过了不久，仍旧是在这儿的小神龛附近，在一个小土丘的下面，在乱蓬蓬老苦艾的覆盖下，母雁生了九个蓝灰色花蛋，它扑在这些蛋上用自己的身体的温暖孵着它们，用灿烂发光的翅膀保护着它们。 　　这里所描写的在干燥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着的而且灿烂地开花、散发出各种花的芬香气息的野草，及在此作巢的充满了母性温情的孵化着后代的母雁，显然不单是一种自然的景物，而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不屈的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战士的英灵，这些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将自己的精神留给了顿河的哥萨克，以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 　　此外，小说在写绝望的娜塔莉亚诅咒葛利高里的时候，写响彻天空的闪电与惊雷、横扫大地的疾风与大雨，显然也是以景物来烘托气氛。要是没有这样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恶劣天气的背景，娜塔莉亚的诅咒就不可能给人以那样强烈的震动，这一情节的艺术感染力就会大大下降。这一场面所以震撼人心，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把人的描写与景物的描写合而为一，巨大的自然力量与人的悲恸情绪神秘地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场面成为娜塔莉亚命运中辉煌的顶点。 　　《静静的顿河》有关自然景物的描写是出色，它对哥萨克生活风情习俗的描写同样是出类拔萃的。这一点，与肖洛霍夫一样出身于顿河哥萨克的绥拉菲莫维奇在读《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就敏锐而欣喜地感觉到了，他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顿河哥萨克的“全部的日常生活，全部风俗习惯”。绥拉菲莫维奇的评价，在我们翻开小说读最初的一章的时候，就会得到印证。 　　小说第一部的第一章叙述麦列霍夫家族的由来。葛利高里的祖父从土耳其前线带回一个土耳其女人做妻子，这个外国血统的很少露面的女人不久就成为全村哥萨克男女议论的对象。恰巧在这一年，顿河地区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兽疫，大量的牲畜纷纷死去，于是全村的哥萨克认定，是来自异邦的土耳其女人带来的灾难，人群涌向麦列霍夫家的门口： 　　人群向台阶边移动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最后，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把你的妖精给我们拉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 　　普罗珂菲　（葛利高里的祖父——作者注）退进屋里去，但是他们在小门洞里追上了他。一个高个子的炮兵——街上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车杆子”——一面把普罗珂菲的脑袋向墙上撞着，一面劝道：“别吵，别吵，这没有什么可吵的！……我们不动你，但是我们要把你老婆拉到地里头去。把她弄死，要比全村的人因为没有牲口都饿死好得多。你别吵，不然我把你的脑袋在墙上撞碎！”“把她，把母狗，拉到院子里来！……”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唤。一个和普罗珂菲同团当兵的哥萨克，把土耳其女人的头发缠在一只手上，用另外一只手挡住她那张得大大的、喊叫着嘴，一溜烟似的穿过门洞，把她拉了出去，扔在人群的脚底下。一声尖利的喊叫淹没了吼叫的人声。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奔进内室去，从墙上扯下一把马刀。哥萨克互相拥挤着，从门洞里退出去。闪闪发光的、嗖嗖响着的马刀在头上飞舞着，普罗珂菲从台阶上跑下来。人群哆嗦了一下，在院子里四散开去。 　　在仓房的附近，普罗珂菲追上了那个奔跑起来很困难的炮兵　“牛车杆子”，并且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许多哥萨克都把篱笆椿子撞倒，穿过场院，飞跑到草原上去了。 　　过了半点种，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院子。两个前哨缩着脖子走进小门洞。浑身是血的普罗珂菲的妻子，难看地仰着脑袋，躺在厨房的门限上。普罗珂菲摇晃着脑袋，眼光呆呆的，把一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流产的婴儿——包在一件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就在当天晚上死掉了。…… 　　这样的恐怖场面当然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通过这一场面却可以感受到哥萨克的一些深刻的特征：这是一个强悍的、感情的冲动往往胜过理智思考的群体；这个群体对不属于自己的外来人和外来的文化抱有强烈的抵触、排斥的心理；虽然这个群体崇尚勇气、力量，常常使用强力的手段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然而在其内部并不缺乏人情味，尤其是当其清醒的时候。 　　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所描写的这个场面，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看做整个小说所叙述的故事的一个序幕——狂热的哥萨克对待一个外来的土耳其女人的态度，与他们后来接受十月　革命的痛苦过程是有联系的。当兽疫流行的时候，哥萨克迁怒于这个土耳其女人，是因为这个女人代表了他们所不熟悉的外来的文化，因而被视为异端，必欲用武力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同样，当十月革命的风暴席卷俄国大地，全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的时候，也是哥萨克人最不能接受这个新的政权和它所代表的新的生活方式，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否定哥萨克的传统生活，理所当然地被他们视为异端而加以抵抗。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反对苏维埃政权态度最为激烈、卷入武装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人数最多的是哥萨克，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强悍的、骨子里是守旧的群体，不可能以宁静平和的方式来接受全新的苏维埃政权，昔日哥萨克对待一个外来的弱女子尚且情绪如此激烈，他们在沙俄旧军官和外国干涉军的挑动下，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样一个覆地翻天的大变化，势必采取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 　　理解了哥萨克人的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萨克人包括许多贫穷的哥萨克人会在十月革命之后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为什么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会经历那么多的严酷的斗争，付出惨重的代价。 　　哥萨克人是强悍的和守旧的，不会轻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也不会轻松地屈服于时代的潮流。但是，强悍不能等同于野蛮，守旧也不能和愚昧划上等号。哥萨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文化，其生活的丰富多采亦足以引人入胜。在《静静的顿河》中，可以读到不少富有诗情画意的哥萨克日常生活的描写。 　　哥萨克亦农亦牧，他们的农牧生产既有劳动的艰辛，也洋溢着劳动的愉快，例如在哥萨克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收割牧草的场面： 　　从圣灵降临节那一天起，开始割草了。从一大清早，女人的过节穿的裙子，印着鲜艳的花朵的围裙，各种颜色的花头巾，就象鲜花一样布满了草地。全村子的人都一同出来割草了。割草的男人和耙草的女人都穿得象过年一样。这是从古以来遗留下来的习惯。从顿河直到远方的赤杨林里，被蹂躏的草地在镰刀下面摇晃着和喘息着。…… 　　吃过午饭以后，女人们就开始把草耙成堆。割倒的草都干枯了，散发出一种有诱惑性的令人沉醉的香气。 　　在草场上，哥萨克的男女都能找到自己的欢乐：男人们大口地吞下哥萨克的美味午餐——伴有猪油的酸牛奶渣滓，女人们不断地开着玩笑，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到了入夜以后，哥萨克们就地铺下松软的树枝和干草，在晴朗的夜空下和凉爽的秋风中，点燃火堆，和衣而睡。 　　在农闲的时候，哥萨克的男人常常去钓鱼或打猎。钓鱼要在大清早大雨过后，这时候鱼最容易上钩，哥萨克也表现出少有的冷静，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猎物自投罗网。顿河的宽阔水面上，不断地有各种鱼跳出水面，溅起阵阵水花，上钩的鱼一下子把钓绳绷得紧紧的，钓绳因为用力而发出吱吱的响声，有时突然崩断了，身手敏捷的哥萨克就会迅速地拿起鱼叉，把锋利的叉投进水里。经过漫长等待和短时间的全力拉曳，哥萨克会满载而归。捕来的鱼可以美餐一顿，也可以卖出去换来一些上好的烟丝。不论是钓鱼还是打猎，都是哥萨克表现自己敏捷和强健的很好的机会，经过搏斗而得到的猎物，是对哥萨克的酬劳和报偿。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哥萨克，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劳动去索取食物，并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具，可是那种矫健的身姿却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哥萨克的婚礼场面壮观而又充满欢乐。小说里写的葛利高里与娜塔莉亚的婚礼，使读者有机会领略到哥萨克婚礼的韵味——不停地喝酒，丰盛的宴席，喝得醉醺醺的男男女女们大呼小叫，又唱又笑，其间还穿插有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使人忍俊不禁。老麦列霍夫给上了年纪的老哥萨克格里沙爷爷斟了一大杯酒，“有一半酒灌进他那乱烘烘的灰色胡子遮着的嘴里去，另一半却灌进制服的硬领子里去了”。参加婚礼的娜塔莉亚一位远亲举起一只手，按照俄罗斯的风俗吼叫着喊出“苦啊”——这是要新婚的夫妻当众接吻的信号，于是“苦啊”的叫喊声顿时充盈着房间：“桌子四周的人都附合着喊叫起来，挤得满满的厨房里也响应起来”。看到了新郎和新娘的接吻，许多张喝了大量的酒的面孔更加兴奋了，到处是“由于酒醉而迷糊放荡的目光和笑容”。婚礼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高潮： 　　醉醺醺的、脸喝得红扑扑的妲丽亚在厨房里唱起歌来了，大家都跟着她唱。歌声传进了内室： 　　又有小河又有桥，横跨小河搭上了…… 　　歌声交织成了一片，贺里斯托尼亚的声调超过别人的声调，震得窗户玻璃轰轰响，象打雷一样唱道：“谁要是给咱们端来一盅，咱们一定把它喝个干净。”卧室里是一片女人的尖叫声：“失去了，失去了。我的娇嫩声调。”有一个象桶箍一样震耳的男子的苍老的声调也参加进来：“失去了，哎哟哟，失去了，哎哟哟，失去了我的娇嫩声调。唉，娇嫩声调在别人的花园上空飘扬，向绣球花的苦果啄着。”“善人啊，咱们痛喝一场吧！”“请尝尝羊肉！”……“普罗希加干爹，咱们干一杯吧。”“喝得胸口都发胀了，直冒火……”“谢苗·高尔杰耶维奇！”“什么？”“谢苗·高尔杰耶维奇！”“什么？”“滚你的蛋吧！”厨房里的地板颤动了，弯了下去，鞋后跟哒哒地响着，一个玻璃杯掉在地上了，杯子的响声沉没一片喧哗声里去了。葛利高里隔着坐在桌子旁边的客人脑袋往厨房里看去：几个女人正在一片呼噪声和尖叫声中跳圈舞，她们摇晃着肥胖的屁股（没有一个瘦子，每一个人身上都穿了五条或七条裙子），舞动着绣花的手绢，弯着胳膊肘子跳舞。手风琴的庄严的声调刺着耳鼓，琴手抑扬婉转地奏着一支低音的哥萨克曲子。“围成一圈！围成一圈！”…… 　　门口拥挤着的人们的脊背挡住了葛利高里的视线，他只能听到连续不断的钉着铁掌的鞋后跟的噼啪声，好象是在燃烧松木板子，还有酒醉的客人的激昂喊叫声。…… 　　这就是哥萨克的新婚宴席，它是人生欢乐的盛宴：没有繁琐的礼节，没有种种清规戒律，丰盛的酒席可以让宾客大快朵颐，从心里唱出的歌声可以倾吐宾客的感受，酒足饭饱之后可以纵情地跳舞。这样的婚礼喜宴，把哥萨克人的豪放、不拘小节和纵情追求人生快乐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形之下，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婚礼都显得过于拘泥于形式，过于约束人的感情，喜庆的色彩不够浓烈。 　　哥萨克生活中的又一显著特色是他们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尚武精神。哥萨克崇尚武士，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英勇无畏的气慨，喜爱武器、战马和赛马、劈刺等具有军事活动性质的运动。在小说的第一部第八章，描写了哥萨克小伙子米琪喀与葛利高里等和沙俄军官李斯特尼次基赛马的故事。当米琪喀听到李斯特尼次基夸耀自己的战马是本地最好的战马时，他简直“气坏了”，“气得连嘴都张不开了”，急急忙忙找到葛利高里。后者本来正懒洋洋躺在家里休息，听到米琪喀的介绍，马上跃起身来穿上衣服，一起找到李斯特尼次基，较量高低： 　　中尉第一个跑了过去，俯在鞍头上，用一只手按着制帽，有一会儿工夫他跑到其余人的前头去了。米琪喀站在马镫上，因为惊慌失措，脸变成了苍白色。 　　从白杨树到帝王池有三哩路。在半路上，米琪喀的儿马身子挺得象箭一样直，追上了中尉的小骡马。 　　在帝王池旁边，是一个被春水冲积成的土丘。那象骆峰一样的黄色土丘顶上生着一些枯萎的尖叶子的蛇葱，葛利高里眼看着中尉和料琪喀一下了就都跳上土丘去，而且飞跑过去…… 　　米琪喀表现出压制着的愉快心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出洋洋得意的神情。“全州里面没有比他的儿马再快的啦”，一个跑到最后的、满脸雀斑的小伙子羡慕地说。“好马”，米琪喀因为感到激动而哆嗦着的手拍了拍儿马的脖子，呆呆地笑着，看了看葛利高里。 　　米琪喀赛前的愤怒和赛后的洋洋得意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仅属于这个年轻气盛的哥萨克小伙子，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哥萨克男子汉的胸中。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静静的顿河》中的哥萨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骄傲地向人诉说自己在战场上的惊险遭遇，夸耀自己的战绩；哥萨克对自己所尊敬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富有，而是他本人或他的祖先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与赫赫战功；当幕年光景行动不便的老哥萨克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也是自己昔日的战斗经历，这些迟钝的老人这时便大放异彩，似乎青春活力已神奇地回到身上……所有这些描写，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哥萨克成其为哥萨克的特殊的魅力。他们在战场上的凌厉的劈刺几百年来闻名遐迩，首先是因为崇武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哥萨克的血液中，成为哥萨克世代相传的根本的精神。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年轻的哥萨克男子也要在一定的时间里参加军事训练，离开亲人和家庭，去军营过一段紧张的军训生活。小说第一部就写到这一场面。成群的青年哥萨克一到此时，便自己备好战马、干粮，他们的亲人也已为他们整理好行装，然后就自然而然地登上路途。没有伤悲，没有愁苦，没有牢骚，相反倒是一路唱着哥萨克的民歌，开着玩笑，快快活活地走向军营，那场面是颇为动人的： 　　哄笑、呼噪、拉着长声的歌声、马嘶声以及空马镫的撞击声在道路上空盘旋着。“小姑娘，请你让一让，让我到河边把马饮一场。”…… 　　贺里斯托尼又用警钟一样的声调把许多人的声音压下去，邻近的车上也跟着合唱起来。铁轴上的车轮子吱吜吱吜响着，马匹被尘土呛得打喷嚏，拉着长声的、有力量的，象满潮一样的歌声在道路上空飘动着。从还没有晒干的草原的池塘里，从晒成了棕色的香蒲丛里飞出了一只白翅膀的鹭鸶。它一面叫着，一面向一块洼地飞去，扭着头，用翡翠一样的眼睛望着白篷子的大车行列，望着用蹄子踢起了浓厚尘土的毛茸茸的马匹，望着穿了落满尘土的白色上衣在路旁走着的人们。……车辆仍旧在道路上轰隆着，没卸鞍子的、出了汗的马匹仍旧懒洋洋地挪动着脚步，有几个穿着灰色上衣的哥萨克，急急忙忙地离开自己的车辆，跑到最前头的一辆车跟前来，他们都围住这辆车，哈哈大笑着。…… 　　这就是哥萨克，读者可以相信，在世界上除了哥萨克很少有别的人会像这样充满生机和快乐地走向军营。 　　一个人的遭遇与人类的命运 　　一个稍稍有些驼背的高个子的男人顺着公路跚跚走来。他穿着一条破旧的、缝补过的便裤，脚上却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皮鞋里露出来的很厚的羊毛袜子上分明可看到许多被蛀虫咬破的小洞；他的背上是“一个空荡荡的背包”，腰间别着“一个破旧的烟荷包”，“一双又粗又黑的手”缓缓地前后摆动着。在他的身旁，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儿拉着他那破旧的短棉袄的下摆，用快步子吃力地跟着他一起行进在公路上…… 　　读者看到的这个男人是安德烈·索科洛夫，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的主人公，上面的情景正是这篇小说的开头。 　　《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1956年12月31日，是肖洛霍夫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余年后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发表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 　　只要读过肖洛霍夫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写过的小说，就能看出《一个人的遭遇》与他以前的作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与此前苏联其他作家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也有明显的区别。《一个人的遭遇》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象是一只离群的孤雁，独自飞翔，它孤独的身影很容易辩认。 　　这情形颇近似于《静静的顿河》刚发表时的情形，在当时的作品中，《静静的顿河》也仿佛是一只离群的孤雁，它也在向前奋飞，但明显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与雁群保持着距离。 　　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在，孤独不一定是坏事，正如合群不一定是成功的标志一样。 　　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再来读《一个人的遭遇》，是不大容易一下子看出这篇小说的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这篇小说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它的身后已经有了不少的随行者。它的篇幅很短，叙述的故事初看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就故事本身而言，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遭遇的确只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许多多普通的苏联人的经历。 　　索科洛夫不是英雄。无论在战争前、战争中还是战争结束后，他都只是一个普通的苏联人。但在战争的前后，他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战前他是一位司机，有一个普通的却称得上是幸福的家庭。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作战时负伤被俘，被关入法西斯集中营，受尽折磨，“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甚至连自己那付骨头都无力支撑了”。以后被德军抓去开车，并乘机逃出魔爪。等他回到故乡，才知道自己的家庭早已毁于战争，亲人先后死去——妻子和女儿早已被德军飞机炸死，儿子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倒在前线。他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重操旧业又当了司机。这时他发现了一位与自己遭遇相似的男孩儿，孩子的双亲也被战争夺去生命，现在孤苦零仃，于是他收养了这个孩子，两人相依为命，决心继续生活下去。 　　索科洛夫只是千百万苏联人中的一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空前沉重的代价——牺牲在战场和被法西斯屠杀的人总数超过了两千万。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牺牲和负伤，有许多家庭整个地被战争吞噬，也有许多家庭因为失去亲人而残缺不全，这就意味着有着千千万万索科洛夫和小男孩。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中间涌现了无数的英雄和烈士，更有许多象索科洛夫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尽管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同样尽到了对祖国的责任，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千百万象索科夫一样的普通人的奉献，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索科洛夫的遭遇是苏联千百万个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普通人的命运的缩影。千百万个普通苏联人的命运，通过索科洛夫的遭遇得到了集中而又形象的反映。因此，《一个人的遭遇》所讲述的故事尽管看似平常，却是极富典型意义的。 　　《一个人的遭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这要通过与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才能看出来。 　　在苏联文坛上，描写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小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很快就产生的。在《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以前，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而且其中不少是优秀的描写反法西斯战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包括肖洛霍夫自己写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短篇小说《学会仇恨》（又译作《仇恨的科学》）。但是，《一个人的遭遇》所描写的侧重点、所表现的思想，与以前同类题材的作品包括肖洛霍夫自己以前的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 　　以前这类题材的小说侧重于描写苏联军队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气慨，尤其是在战场上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情形，而《一个人的遭遇》侧重表现的是战争给人带来的悲剧性的命运； 　　以前这类题材的小说侧重于表现这样的思想，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必须用加倍的仇恨无情地打击侵略者，把侵略者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去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一个人的遭遇》则侧重于表现人的理性和良知，在人的理性和良知面前，战争是与人性根本对立的，是丧失人性的疯狂行为。 　　不能说以前这类题材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不对，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当敌人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的胸前的时候，当祖国土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下痛苦地呻吟的时候、作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的战斗，一是用笔来激励人民奋起战斗、消灭侵略者。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背叛，作家也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格。事实上，肖洛霍夫在战争时期所发表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短篇小说《学会仇恨》，都贯穿激励人民、消灭敌人的主题。《学会仇恨》在开头就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没有学会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仇恨敌人，就无法战胜敌人。”激励人民仇恨敌人和千方百计地消灭敌人，这就是当时的战争对苏联人民包括作家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很自然地变成了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的主题。 　　但是战争毕竟过去了。从1945年到1956年这十一年间，苏联人民包括作家都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对过去了的战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苏联人民和作家在庆祝自己战胜法西斯伟大胜利的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不会忘记自己为此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这样一个极为惨痛的代价。没有人比苏联人民和作家更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没有继续爆发涉及到苏联的战争，但战争的阴云并没有驱散，相反还越来越浓厚——不论在苏联的西方还是东方，它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苏联和对方都以几百万大军彼此严阵以待，在亚洲，苏联所支持的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年异常凶猛残酷的战争。更为严峻的事情是，在世界大战的后期和结束不久，美国和苏联这世界两大对峙集团的代表都先后分别掌握了具有空前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核武器在世界大战结束时匆匆露了一面，即以两枚原子弹造成二十多万人的死亡。应该说，从1945到1956年，在苏联的国土上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却象头顶上的乌云一样笼罩在苏联和全世界的上空，它一旦化为狂风暴雨，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象以前那样，告诉自己的人民应该学会仇恨、消灭敌人，那就显得有些不够了。当然还应该继续这样做，使自己的人民不放松警惕，不松懈斗志，不丧失信心，而同时一个更深刻的命题也摆在作家的面前，那就是应该回答究意应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只有仇恨和消灭敌人的英雄气慨，是不能称之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仇恨有助于消灭侵略者，但无助于防止和制止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战争。 　　《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肖洛霍夫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的回答。 　　在写这篇小说之前，1948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事情与创作没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了解肖洛霍夫思想，而且是对他的创作有关系的思想发展的轨迹。 　　这年的夏天，肖洛霍夫在紧张地写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第二部时，空暇时间里曾去诺沃契尔卡斯克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研究所，他知道这个研究所有一批德国战俘在那里劳动，他也听说过苏联人对这些战俘的态度还可以，当然也不会有特别的热情。在所里的土地上，肖洛霍夫久久地看着德国战俘在认真而细心地耕种俄国的土地。他长久地注视着，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忽然毫不迟疑地走到所里的酿造师面前，以诚恳的语气请求倒一些酒给德国战俘喝。肖洛霍夫的举动令在场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同样地吃惊，前者感到了肖洛霍夫话语中极诚恳的语气，第一次给战俘们斟上酒，后者没有想到战俘居然能喝上酒，情不自禁地露出感激的神态。 　　在这样一个场合，肖洛霍夫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他在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扭转战局的胜利之后，就已经感到，我们已经不必“歇斯底里地大喊：‘打死德国人！’”因为“不这样我们也已经能把他们收拾掉”。肖洛霍夫特别指出，他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无疑是一句极重要的话。不是只对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负责，是要对所有的国家和整个人类负责，从对人类负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胸襟。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他所考虑的还只是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他的写作也全部服从于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因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时，他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最激烈之际，他写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时，他考虑的是怎样使读者“学会仇恨”，“为祖国而战”。现在，他在创作的动机、创作的视野、创作的目的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创作是要“对人类负责”。 　　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世界的庄严的声明。正是要“对人类负责”，肖洛霍夫写作了《一个人的遭遇》。尽管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个性的作家，而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仍不免要再三斟酌、反复酝酿。 　　从1948年到1956年，肖洛霍夫积蓄了八年时间。他没有轻易动笔，他在思考、构思。最后，安德烈·索科洛夫从他的笔下诞生了，背负着战争的创伤，步履蹒跚地向读者走来。 　　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走来的时候，时间是1956年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世界就进入1957年了。安排这一天来发表这篇小说，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苦难的过去的结束，也象征着光明的未来的开始。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讲述、展现他的遭遇的时间要倒退十余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1946年。肖洛霍夫要他的主人公倒退十余年来向读者讲述他的遭遇，显然是想让他的遭遇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给读者印象更深的背景氛围。战争刚刚结束，苏联的大地上满目疮伤，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废墟，索科洛夫本人更是战争灾难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他身体削瘦，衣衫不整，两手空空，他的眼睛更集中流露出他的悲哀：“一双好象是蒙上了一层灰的眼睛，表现出那种不堪忍受的、死亡的悲哀，以至只要看上它们一眼就使人感到心痛。” 　　与肖洛霍夫其他小说不同的，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者本人也出现在小说画面中。他似乎再也不能沉静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独自地诉说，他自己也要加入进去，于是“我”在公路尽头的河边与索科洛夫不期而遇，索科洛夫的故事就在“我”的面前平静而又刺痛人心地展开了。 　　通过索科洛夫的叙述，小说把读者又带回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争中去。这场战争已经在许多作家，包括肖洛霍夫本人的笔下多次出现。但从索科洛夫这样一个普通的苏联人的嘴里讲述的战争回忆是同别的小说中描写的战争场面明显不同的。对索科洛夫来说，这场战争给他留下的最直接、永生难忘的回忆是他一生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全部都被战争毁灭了。与他结婚十七年的妻子死于德军的轰炸，妻子去世时他正在遥远的前方；他最喜爱的记忆中是活蹦乱跳的女儿同样死于德军的轰炸，女儿幼小的生命消逝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儿子满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走上前线，随着反攻的部队一直打到法西斯的老巢，然而就在胜利向人们走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倒在法西斯垂死挣扎射来的枪弹下，长眠于他乡的土地上。现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上只留下索科洛夫自己，他所有的亲人都被战争送到另一个冰冷冷的永无天日的世界上去了。索科洛夫的遭遇使人想到《静静的顿河》的结尾，也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之后，葛利高里回到家乡，迎接他的只有一个小儿子，其余的人或直接死于战争，或在动乱的年代不幸早逝，葛利高里也感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绝望。现在，索科洛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分享了葛利高里昔日的痛苦感受，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过了葛利高里——索科洛夫的亲人全部死于战争，连一个幼小的孩子、连自己家庭的院落也没有留下。 　　索科洛夫的遭遇是对战争的残酷无情最沉痛、最有力的控诉。《一个人的遭遇》所着力揭露的，也正是战争的灾难和罪恶。无情地毁坏人的家庭，残酷地夺去人的生命，这也正是战争最根本的特点。古往今来，战争的规模或大或小，战争的时间有长有短，战争的性质也各有不同，但就其灾难性的后果而言，所有的战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人类作为有理性的群体，无疑应该尽力地去制止战争。在战争没有爆发的时候，应该全力地防止战争。 　　《一个人的遭遇》没有去正面描写战争，也没有去说明刚刚过去的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这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早已有了公论，无需作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另外加以说明。读者不能因为作者没有特别地说明这一点，就断言作者在小说中淡化了战争的性质，忘记了索科洛夫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反侵略者的战士。实际上，小说并没有只写索科洛夫的巨大的悲痛，也写到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刚毅和英勇。他在战场上不是一个懦夫，他在集中营面对法西斯的折磨不但没有屈服，而且还亲手扼死了一个叛徒，表现了作为一名苏军战士的“骨气和骄傲”。所不同的只是索科洛夫的确不是英雄，没有建立显赫的功绩，如果说他与一般小说中的反侵略战争的英雄有什么区别的话，区别也就在这里。但是读者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英雄都是少数，多数人是普通的。普通人虽无显赫的功绩，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到自己，然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场合的言行也会与英雄相差无几，作者正是以这样的目光来看待索科洛夫和那个小男孩的，他说： 　　这个俄罗斯人，这个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能经受一切，而那个孩子，将在父亲的身边成长，等到他长大了，也能经受一切，并且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如果祖国号召他这样做的话。 　　从这里不难看出，索科洛夫的形象一方面是把战争的灾难恶果昭告于世人，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绝不向侵略者和侵略战争屈服的英勇气慨，而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反对和制止战争悲剧重演的有力因素。 　　肖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除了通过索科洛夫的不幸来展示战争的悲剧，还通过描写索科洛夫的善良来展示人性之美，这种人性之美是与战争这种丧失了人性的疯狂行为截然对立的。索科洛夫失去亲人之后，在异乡城市发现了一个“脏小鬼”，当他得知这个孩子的母亲被炸死在火车站里，父亲在前线作战时牺牲的消息，立刻决定把孩子收养在身边，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在讲到这个孩子时情不自禁地使用了许多亲昵的称呼，如“宝贝”、“小家伙”、“小儿子”、“小星星”。他把孩子时时刻刻带在身边，他最担心的是孩子不要受到战争痛苦的折磨，当他准备向“我”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边上孩子们总可以找到点儿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索科洛夫的眼睛里充满了悲哀，但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孩子似乎已经忘却了失去双亲的悲痛，孩子的眼睛“象蓝天一样清彻”，见到外人时象别的孩子一样活泼，甚至从穿着上也可看出索科洛夫是怎样对孩子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孩子的衣装虽然简单但“质地坚固，看起来也干干净净”。索科洛夫对孩子的爱，虽然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但这种感情放在战争造成的灾难后果的背景下，就显得格外的醒目，格外的有力。这种人性之美，是人类的良知和理性的统一，它不仅与战争的疯狂和残暴是截然对立的，同时还展示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性必将战胜战争的疯狂和残暴。战争可以夺去索科洛夫的亲人，夺去小男孩的双亲，然而这两个孤独的人又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顽强地生活下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索科洛夫的悲剧展示了战争对人类的极大的危害，作者意在使所有的人都能充分意识到战争的危害，从而反对和制止战争。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在当时无论对肖洛霍夫还是对苏联文学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回答当代人类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时代的命题时，肖洛霍夫以一个天才作家的敏锐首先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回答。而几十年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肖洛霍夫和《一个人的遭遇》的意义，因此他会在小说中意味深长地写到这样一种自然景象：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静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空气，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普里霍贝尔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这是一派寂静而又寂寞的景象，但是作者敏锐地感觉却捕捉到了“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气息。对这种气息，许多人当时未必能够感受到，然而有了作者的引导，将来的某一天势必也会感受到——所不同的只是时间迟早有别而已。 　　在顿河的大草原上，每年都有积雪融化的冰水汇入顿河之中，使之浩浩荡荡，永不枯竭；读者在读肖洛霍夫的小谈时，每次也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收获。肖洛霍夫的小说正象永恒的顿河，奔流不息，永远地滋润着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