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位病态的天才。他是一位赌徒，一位爱情的痴迷者，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以沉重的文字和阴郁的笔调，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罗斯人性格的本质特征，为世界文学史提供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被侮辱与损害”的人物画廊。本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事迹，对其主要代表作品，进行了准确、全面的评述。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探索心灵奥秘的人 　　少年时代 　　公元18921年11月11日，一个充满悲悯与爱意的灵魂在俄罗斯大地上降临了。那时，母亲灿灿地微笑着，她为一个新生命的出现笑出了泪花，然而，她不知道一个未来的伟大作家正伏在她的怀中。那时，这个未来作家嘤嘤地啼哭着，他也不知道这眼泪会化作一串串沉重的文字令尘世中的人们或悲歌或哀嚎。当他停止啼哭的时候，在母亲的眼里他看到了痛苦与光明。那时，他发现了自己永恒的主题。 　　他，就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庭教育 　　陀国妥耶夫斯基降生在一个贫穷的医生之家。 　　他的父亲是一位复员的军医。军中岁月，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严峻的生活考验。在拥挤不堪的后方医院里，在窒息人的血腥味和腐臭味中，他曾孜孜不倦地为许多伤病员动过无数次手术。在许许多多的牺牲者身上他看到了血腥的战争。战争污浊了他的双眼，也损害了他的神经，在博罗季诺战役结束时，他刚刚30岁，便永远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自那以后，他从未笑过。 　　1821年3月，这位复员的军医被任命为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医生。医院所在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古老莫斯科最凄苦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一大片墓地，埋葬的大多是一些被社会摒弃的人：流浪汉、自杀者、罪犯以及无人认尸的被杀者。人们称这里为“穷人之家”，那些守护穷人坟墓的老人们则被称为“看家神”。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弃婴收留所和一个疯人院。 　　这是一个充满着痛苦与不幸的所在。未来的艺术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在这里观察到大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那些贫穷落后的下层人民引起了他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并成了他作品中描写的主要对象之一。 　　由于战争的摧残，也由于生活在苦难与不幸之中，父亲的性格日益乖张任性，冷酷无情。他极易动怒，十分暴躁，而且傲慢自大。在工作中他孜孜不倦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生活中，他动辄大发雷霆，令人难以容忍。他不是个酒鬼，嗜酒成癖，常常因喝酒过多昏迷不醒。 　　父亲的这种性格以及他在家中造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从他懂事起，他就觉到了父亲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对他的压抑，每天他害怕见到父亲，也不愿意别人提起他的父亲。 　　这位性格孤僻的医生，却有着一位心地善良、朝气蓬勃的妻子。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乐观善良的母亲，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童年才不会被阴暗所笼罩。 　　母亲是位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的妇女，她酷爱诗歌，崇拜作家茹科夫斯基和大诗人普希金。她非常喜欢阅读小说，也很有音乐天赋。她还擅长弹吉它，常常自弹自唱一些浪漫歌曲和抒情歌曲。她是自己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 　　在贫困的生存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懂事了。现实生活中许多悲修事件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而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百思不得其解。在医院的花园里，他喜欢跟那些穿着驼色住院服的病人们攀谈，喜欢端详那些面色憔悻、愁眉不展的病人，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的颓唐不堪。他也看到，父亲每天晚上总是闷闷不乐的默默坐在小桌旁，用别人看不懂的拉丁文在病历上记载这些人的病情。他们在干什么？父亲在干什么？他幼小而明亮的眸子里充满困惑。 　　作家的姨母亚历山德拉，经常到他们那间昏暗的厢房里来看望孩子们。她是一位“高贵的市民和商业界顾问”的夫人。大人们坐在医院厢房狭小的客厅里的交谈，不知不觉中灌输给了孩子们一种笃信宗教的思想。 　　在童年时代，我们的作家便已接受了文学的影响。这影响犹如一座万丈高楼的最初几块基石，既朴拙又坚实。 　　在这个子女众多的医生家庭里，经常住着一些从附近农村雇来的奶妈。他们用神话传说中的热带神鸟和阿瘳沙、波波维奇等形象，最早地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热爱。奶妈阿廖娜·弗罗洛夫娜，是一位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女人，她自豪地称自己为“女公民”，孩子们都喜欢听她以充满诗意的虚构手法讲述大智大勇者奥斯特罗杜姆和民间诗歌中其它英雄人物的故事。这些在农奴制俄国处于无权地位的农村妇女，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件重大的生活使命：激发了这个小男孩——未来作家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热爱，同时促进了一种美好语言的产生，这是一种犀利流畅，激动人心，完全符合俄语规范并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他后来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他那些斐声世界的作品的。 　　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去教堂做礼拜成了这个严守古老风俗和戒律的宗法制家庭的生活习惯。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经常观看到俄国建筑艺术的珍贵遗迹和民间绘画作品。每一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大教堂，都令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激动不已。 　　古老的首都有时还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的孩子们观赏到生动活泼的民间戏剧演出。每逢复活节，他与哥哥米沙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远房外祖父那里，这个膝下无子的善良老人十分喜爱这两个小外孙。外祖父的小楼房紧靠着斯摩棱斯克市场，隔窗便能看见市场上那些用各种红布和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围扎起来的热闹非凡的民间游艺场。老外公经常领着小客人们去观看民间艺人的表演，观赏马戏团的小狗、猴子以及蜡制的王子和大元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第一次领略到民间戏剧的优美动人，他从各种民间艺人、丑角、大力士、傀儡戏表演者的精湛表演中，看到了俄罗斯民间流浪艺人的卓越才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所受的文学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他父亲的客厅里有一个存放着各种各样书籍的书橱，这几乎是这个陈设简陋的住宅中最主要的装饰品了。这个书橱无疑是展现在这个未来作家面前的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用以教他读书认字的《圣经故事汇编》。充满着紧张的戏剧情节和抒情色彩的民间神话故事，使这个小孩子深深地陶醉了。其中的《约伯记》犹其使他深感兴趣。这篇故事讲述一个无辜的受难者如何毫无怨尤地忍受了上帝加诸于他的种种灾难：亲人的死亡、破产、麻风病、贫困。但他的病却因而被治好了，而且家道中兴，重又子孙满堂，最后“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 　　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深刻的基督教思想给这个小孩子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以后，当作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又一次捧读　《约伯记》，他写道：“我在读《约伯记》，它使我欣喜若狂。读完后，我在室内来回踱了整整一个小时，几乎失声痛哭起来……，说也奇怪，这篇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早使我感到震惊的作品之一，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完全是一个小孩子呢！” 　　在这个时候，这个日后凭着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傲立于人间的未来作家，虽然还是个仅能凭心智去感悟知识，无法用思想去操纵思维的孩子，但却于无形中开始接触到日后所最为擅长的文学体载——长篇小说了。 　　这要感谢他的母亲。在漫长的冬夜里，他常常屏着呼吸，惊喜万状地凝神谛听母亲睡觉前大声朗读一位英国女小说家的鸿篇巨著。这是一种被称为“神魔小说”或“灵怪小说”的小说类型，它的特点是情节曲折复杂，充满紧张恐怖的气氛，而且描写的多是一些梦魇、预感或死亡的凶兆。在这类小说中，离奇古怪、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往往同现实主义描写的精湛技巧融为一体。 　　在母亲富有激情的朗读声中。心智敏慧却困怠已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昏然睡去了，夜间做着各式各样的噩梦。母亲没有想到，她对这种情节惊险、意境缠绵的文学作品的喜爱，已经预先决定了她那个才思敏捷，热情很高的儿子日后将从事伟大的文学活动。 　　1827年身为医务部门低级官员的父亲晋升为八级文官，从而获得了贵族身份，并享有世袭领地的特权。几年后他在图拉省购买到一个名叫达罗活耶的小村庄，第二年又将邻村购到手。这样，那个曾经穷困的医生现在是拥有5000俄亩土地，100名农奴的地主了。 　　然而，这是个荒凉贫瘠的村庄。在幼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所看到的，是一种悲苦凄凉的环境：土地贫瘠，既无河流又无森林，地形单一，到外是沟壑和树丛，房项上铺盖的干草，遇到歉收年头还得拆下来喂牲口；当地居民一贫如洗，愚昧无知，死亡率很高，常常被繁重的劳役弄得倾家荡产。既便是这样的村庄，也未能逃脱天灾人祸的重击。很快，一场大风引起了火灾，把两个村子烧得一干二净。事后，当陀氏一家人赶到时，那里已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烧焦的木桩，农家院落、工具房和各种家什，全部化为灰烬，就连古老的椴树也烧焦变黑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呆了，“为什么那些遭逢火灾的母亲都呆站在那里？……”为什么她们被沉重的灾祸弄得浑身黧黑？为什么不给娃娃东西吃？……，他在发问。直到他年老时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还在发问。 　　自然界的景象如此凄凉，人们的遭遇更加悲惨。那时年幼的陀思妥耶斯基经常在田野上看见一个疯女人，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死去的婴儿。那个婴儿没有父亲，这个不幸的女人经常被人强奸。这个傻女人的悲惨经历几十年后被作家写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着一双无邪的眼睛观望着苦痛的世界，凭着一颗聪慧的心灵感悟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这个小孩子感受了贫苦人民的善良与慈爱。有一次，1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听觉紊乱，误以为听到狼叫，吓得号陶大哭起来。当时，正在田野上犁地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这个老农夫使他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农民的心灵中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感情”。作家一生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对人民的深深爱戴，从他幼年时代就已播下了种籽。 　　在寄宿中学 　　1833年，12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进入了莫斯科的一所半寄宿中学念书。第二年，他们转入另一所寄宿中学继续学业。 　　这是一所聘任了当时俄国许多著名教育家与学者任教的学校，同时又是一所以偏重文学课程而著称的学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用罗斯文学的乳汁。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严肃而喜欢沉思的孩子。他很少玩耍，课间休息时也几乎总是手不释卷。 　　在那些年代里，俄罗斯文学在与沙皇反动势力的抗争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匠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都写出了足以令后人倾倒的文学作品。《上尉的女儿》、《塔拉斯·布尔巴》、《钦差大臣》、《文学的幻想》、《诗人之死》等作品汇成了一股汹涌的时代潮流。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与十二月革命党人的贵族革命运动的紧密相联中诞生了，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讴歌俄罗斯民族成了这一时期作品的共同主题。同时，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也要求文学进一步揭发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也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 　　少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汹涌而来的文学潮流溶汇了，在他心中蕴藏着火一般文学热情，他相信这股热情总有一天会如岩浆般喷涌而出。 　　因为喜好文学，家中订阅了一份《读者文库》杂志。这个杂志经常刊登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等人的作品。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的一些长篇小说的俄译文也在这个杂志上刊登过。这个杂志成了陀氏兄弟们身伴影随的读物。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冰岛魔王》、乔治·桑的《安蒂亚娜》一次次激起他们的文学冲动。而最让陀思耶夫斯基心驰神往的还是俄斯文学巨匠普希金。 　　普希金　（1799～1837）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诗人。他被誉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造者。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鬼才”。作为诗人，他一生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十几篇叙事诗，运用了各种形式和韵律。1824他被沙俄政府流放到南俄，而此时也正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全盛时期。《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马赫切萨拉伊的泪泉》、《茨冈》等诗歌颂了个性自由，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描绘了南俄的美丽景色和风土人情，反映出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普希金最重要的诗作是《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所谓“多余的人”的典型——奥涅金。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是普希金作品中最为动人的形象，具有俄国人民的精神丰富、道德纯结和坚韧克制的特点。小说也是普希金创作的重要部分。《别尔金小说》是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驿站长》、《上尉的女儿》至今仍在世界文坛上享有其不俗的地位。此外，他还写过几部诗剧，写过许多至今仍为儿童和青少年所喜爱的童话诗。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果戈理曾这样评价普希金：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对于年轻的陀思娶耶夫斯基而言，普希金的名字便意味着他所热衷的文学，他以自己能成为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而自豪。普希金在那几年发表的《青铜骑士》序曲、　《黑桃皇后》和《吝啬的骑士》几乎令这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然而，1837年2月初的一声枪响，打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位文学巨匠梦幻般的痴迷，普希金在与人决斗中不幸身亡。 　　普希金之死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悲剧。而这一悲剧的起源竟是他的漂亮妻子冈察洛娃。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者乔治·丹斯物男爵来到彼得堡，在俄国禁卫军骑兵团供职，他很快就追求冈察洛娃。1836年11月，普希金接到几封匿名信，对他进行侮辱和攻击。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向丹斯特要求决斗。决斗于1837年2月8日举行。普希金身受重伤，10日逝世。普希金之死震动了整个俄国。“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人们在传递这个消息时无不满怀感伤与悲痛。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写的《诗人之死》一诗，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和俄罗斯，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檄文。 　　普希金之死给生性多愁善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沉重打击。他深深地怀念他所崇敬的伟大诗人，那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在生活中他刚刚失去一位善良慈爱的母亲，而在文学上他又失去了一位心目中的文学之父。他对哥哥说，倘若不是给母亲守灵，他会为普希金穿丧服的。那时，他把经常地背诵普希金那些优美的诗句当作对这位文学巨匠的最深厚的思念。 　　母亲的去世，使从小便有些孤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内向、沉默，他心灵上由此带来的重创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伴随着年纪的增长，性格孤僻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日益变得暴躁不安，专横跋扈。对全家人忠心耿耿的母亲也开始受到他的猜忌和责难。他指责妻子对他不忠，而妻子却只能一次又一次解释、剖白自己，他却充耳不闻。无端的猜忌与责难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带来了心灵上的巨大伤害。她在给自己那个粗暴的丈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尽管我心中充满爱，但我的爱情和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随着年华和岁月的流逝，我脸上出现了皱纹和黄疸的症状，天生活泼的性格如今变得郁郁不乐，愁容满面。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修的。请原谅我倾诉了自己的全部衷曲和情愫。我现在既无诅咒，也无怨恨，有的只是对你的爱和崇拜，我把我的心里的话全都向你，向我唯一朋友倾吐出来。……” 　　即使在今天，这些夫妻间的私人信札仍以其真挚深厚的感情和惊人的表现力而使人深受感动。人们不难理解。这位母亲的次子日后何以会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促使他立下这一志向的不光是他母亲毋庸置疑的文学天赋，而且还有她全部悲惨的生活际遇。 　　在充满疑忌与暴虐的家庭气氛中，体弱多病的母亲渐渐变得憔悴了。她肺部本来就有病，极需保持内心的平静，后来慢慢转成“很厉害的肺结核”。从1837年初开始，她便再也没有走出过她那间昏暗的卧室，医生们每天给她会诊，但病情并不见好转。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垂死的病人向孩子们作了告别，旋即昏迷过去，从此再未醒来。 　　母亲去了。陀思妥耳夫斯基感觉到天旋地转般的痛苦与悲伤。这一年他刚刚15岁。但是，母亲毕竟留给了他深厚无比的精神遗产，在母亲身上，他感受到了人间的善良与慈爱，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基督精神。通过母亲的遭遇，生活本身第一次向这位日后以描写道德问题著称的伟大作家提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一颗纯洁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心灵正在无辜地蒙受痛苦，遭受不应有的磨难。伦理问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基础，母亲的形象渐渐成为精神美和道德完善的最高体现。 　　母亲的去世，标志着家庭的彻底崩演。父亲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送到彼得堡，打算让他们进高等军事工程学校。 　　在赶赴京城的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他“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在特维尔省的一个村庄里，他从旅店窗口观察到驿道上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一位信差在驿站稍事休息后，跳上邮车继续赶路。突然，他不露声色地挥起拳头，使出全身力气，冷不防朝马车夫的后脑打了一拳，挨了拳击的车夫拼命用鞭子抽打马匹，受惊的马忍着剧痛狂奔起来。 　　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急驰，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厌恶，并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看作是毫无理性的残忍和无辜受难的典型事例。后来，他把这段旅途见闻写进了他的名著《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通向彼得堡的旅途中结束了。这时，他回想起曾经有过的一些愉快欢乐的时刻：母亲，米沙哥哥，普希金，乡村，童话故事，书籍，语文教师，克里姆林宫，最初的创作冲动……，然而他又想起那出还在上演着的家庭悲剧。他童年时代的快乐时期正是在这令人难以回首的家庭悲剧的背景上产生的。家中的悲剧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童年往往都郁郁寡欢，毫无乐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当他写到“那些高傲矜持，抑郁不乐、孤傲不群、从小就受到欺凌与侮辱的年轻人，往往都怀抱着一种纯洁的理想”时，无疑说的就是他自己。 　　文学青年 　　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无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馈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功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　《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936年创作的剧作　《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果戈理那一组彼得堡故事的套用和摹仿。不过，他又公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以自己深刻的心理描写超过那位文体优美的大师。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这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能够做到吗？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性格冷酷暴躁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杀害于他的田庄的偏僻田野里。关于他的死，始终是个谜。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个“纵酒无度的老地主过于暴躁而又多疑的性格，使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烦恼就拿农民们出气”，于是有人向他进行报复，终遭杀身之祸。 　　当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一向性情脆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他的这个疾病很久以后才被医生确诊为羊痫风。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一世，也折磨了他一世一生。 　　当他看到尚未成年的弟妹们转眼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痛哭失声。他感叹道：“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如今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弟妹更为不幸的人吗？一想到他们将由别人领去抚养，我便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父亲的惨死埋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底里一个始终没能解开的谜。他几乎一生都在分析父亲惨死的原因，在他晚年塑造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时，他还经常回忆起父亲那贪婪吝啬的性格，那种性格曾使孩子们蒙受过许多苦难。 　　40年后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既是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篇震撼人心的“挽词”。 　　走向生活 　　1843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修完了军官高级班的全部课程。由于热衷于文学创作，他的毕业考试成绩很不理想。应当说，他辜负了那个一心指望他学完军事工程技术便可以飞黄腾达的父亲的期望，校方没有把他分配到国家头等重要的军事要地去从事大型军事防御设施的构筑工作，他只是在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他被留在了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上司只让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从事画法几何学和野外制图学的研究。 　　然而，这枯燥乏味的工作并没有使这个被文学梦想所缠绕的青年人有任何的困窘。服兵役根本不符合他的志趣，他相信自己应该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每天，当他面对着一张张用各种颜色的线条编织成的图纸时，他都有一种在将一串串文字编织成一首首诗，一篇篇文章的感觉。那时候，他真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他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伯里克利，有时又把自己想象为罗马时代的基督教徒或竞技场上的骑士。他的整个身心都陶醉在金色炽烈的梦幻中，就象喝了麻醉剂一样。 　　应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的幻想已经是一位作家的幻想，只是尚未找到自己的主人公和适当的表现形式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仅仅耽于幻想的隐士。他喜欢观看夜间的演出，逛大饭店和咖啡馆，喜欢参加军官们的宴会，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纵酒狂饮。这些活动耗去了这个青年军官的大量的金钱。 　　于是，在当军官的头几年里，他就接触到一个特殊的世界——典押借债、高利贷盘剥、倒卖有期股票的世界。在他的生活道路上，第一次出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引人注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人物，即采取不正当手段诈取别人钱财、盘剥穷人的冷酷无情的商人——彼得堡的高利贷者。有个陆军低级军官，就专靠放债牟取暴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拿自己一年中4个月的薪水作抵押，向他借过一笔钱，并被他事先扣除了巨额利息。这项交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难以忘怀。 　　这时，在关于财产的拥有问题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充满了矛盾。他憎恨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那些小资产者、购置财产者、所有主和聚敛财富的人们。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贪婪吝啬的性格，相反，他总是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慷慨大方、宽宏大度和有求必应的品格。随时准备同别人分享自己的最后一个铜币。不过，由于他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他也渴望过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而要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必须拥有大量的钱财。他知道，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除了精神上的自由，还需要物质上的保障。于是，他对财产的拥有便在深深的憎恶的同时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或许，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早已预示了他未来作品的复杂艰深，未来的作品《二重人格》正是他此情此境下真实心理的写照。 　　唯其性格中的矛盾复杂，这个年轻的艺术家才会真正的热爱生活，正如他晚年所说：“我是为了生活而热爱生活”。因为生活自身所具有的矛盾与复杂性足以令这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年轻人咀嚼再三，沉醉其中。他渴望物质上能够得到充足的保障，但对精神自由的热恋却又使他可以抛弃一切。1844年，他奉命到一个遥远的要塞去出差。这次出差要花费大量钱财，甚至有可能占去几个月的时间，从而中断了他那业已开始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性格复杂却又爱走极端的青年人决心从现在起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于是决定辞职。“研究人的生活——这是我的首要的目的和志趣！”他写道。 　　1844年10月他获准离职。这是他的生平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从这时起，他成了一个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了。此前他已写过两部未完成的剧本，而此时他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艺术构想，对未来充满了憧惊。很快，他的第一篇劳动成果——他从法文翻译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了。尽管译文发表时，已被刊物删减了1／3，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不满，但这毕竟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墨迹第一次变成可供众人欣赏的铅字，他还是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长兄，“妙极了，妙极了，我的译文简直无与伦比！”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剧烈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这部“社会百科全书”，包括了91部小说，描写了2400多个人物，以空前宏伟的规模，空前丰富的内容描绘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中的几部最出色的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农民》等，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名著。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它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箍桶匠葛朗台精明强干、白手起家的经历，刻画了他的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形象，他老婆死后给女儿留下的遗产，他也要千方百计从女儿手中夺过来。与此同时，作家还塑造了善良纯洁的少女欧也妮的形象，更加反衬了老葛朗台卑鄙的嘴脸。老葛朗台的形象是巴尔扎克贡献给世界文学人物画廊的一幅珍品。 　　对这样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一次真正的锻炼。对于他来说，这是磨炼长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实际课堂。这表明这位文苑新秀已经大胆地、娴熟地掌握了文学语言，从而使他有可能从事巨大的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了。 　　步入文学界 　　《穷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辞掉了公职，他把自己抛进一个浩瀚无际的文学海洋。在这海洋中，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在酝酿着未来的悲剧作品和人物形象。 　　一天，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遇到了旧日的同学格里戈罗维奇。欣喜的呼喊与热烈的拥抱之后，他被让到朋友的寓所。格里戈罗雏奇也喜欢文学，并已开始尝试创作。他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新作念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听。格里戈罗维奇读道：“……当街头乐师停止了演奏，一位官员从窗口扔出一枚五戈比硬币，落在那乐师的脚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蓦然打断他的话，急促地说：“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写得太干巴巴的了。硬币落在脚前，应该说，五戈比硬币落在马路上，叮当弹跳着……”。格里戈罗维奇惊讶地望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情冲动的面孔，不禁惊喜万分，是呀，“叮当弹跳着的硬币”，多形象，多生动！从这件小事里，已经显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性。 　　不久，这两位朋友搬进同一个寓所居住。据格里戈罗维奇回忆，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个白天加上半个晚上，紧张地伏案写作，但对朋友却只字不提写作的内容。 　　从1844年冬天到1845年夏天，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在他的同室朋友看来，他几乎发疯了。一天，他突然把格里戈罗维奇拉进自己的房间，那个不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一摞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处女作《穷人》完稿了。 　　那时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还太不自信，他忐忑不安地告诉老朋友，不知道这部书稿应该送到哪里，又不敢投寄给杂志社。可是当他朗读给格里戈罗维奇听的时候，格里戈罗维奇震惊了，他感到，如果说自己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个作家的话，和初出茅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却远远不如。“我们把稿子拿给涅克拉索夫看一看？”格里戈罗维奇提议道。“涅克拉索夫？”年轻的作家听到这个当代著名诗人的名字不禁有些惶恐。 　　涅克拉索夫　（1821—1878），俄国诗人。在年龄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但他在17岁时在《祖国之子》杂志发表了短诗《思想》，不久又出版了诗集《幻想与声音》。在结识了别林斯基以后，逐渐走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道路。在40年代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他的代表作者　《诗人与公民》、《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最后的歌》等。他的诗抒写了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命运，洋溢着对人民真诚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着老朋友去见涅克拉索夫，他们握了一下手。腼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放下书稿便告辞了。“他会嘲笑我的《穷人》的”。年轻的作家边走边想着。甚至当他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写出的手稿将要被人嘻笑指责时，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去将它收归已有。但是，他又想道：“难道这一切，这一切我握着笔对这部小说苦苦思索的时刻，都是虚伪，海市蜃楼，表露的都是不真实的感情吗？”当他发现自己的价值将要由别人的判断来决定时，他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未成名作家的痛苦。 　　那天晚上，他到老远老远的一个从前的朋友家里去，和朋友谈论了一夜 　　《死魂灵》。他试图以此来摆脱手稿被人审阅所带来的惴惴不安。在照耀如同白昼的彼得堡的白夜里，他回到家里已经四点多钟了。天气睛和，他睡不着觉，就打开窗，坐在窗边。突然，门铃响了。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门开了，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猛地冲进来，狂热地拥抱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作家简直是惊呆了。 　　原来，涅克拉索夫和格利戈罗维奇是在昨晚开始读那些稿子的。“读10来页就可以看出来了。”涅克拉索夫说道。可是，读完了10页，他们决定再读10页，然后不间断地坐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有一个人念累了，就由另一个人接替着念下去。他们读完了全部手稿之后，涅克拉索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们去找他，睡了有什么关系！我们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 　　原来敏感多疑，不善交际的涅克拉索夫真的被这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震惊了，以至他竟然作出了不太附合其性格的举动。他们在一起大约待了半个小时，却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谈到诗歌，谈到小说，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也谈到了别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去给他看，您就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您跟他认识了，您就会知道，他有着一个怎样的灵魂！”涅克拉索夫热情地说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他的处女作将要受到一次更为严格的检验。 　　别林斯基　（1811—1848），俄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政论家，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的《艺术的观念》、《诗的分类和分科》等文章阐述了艺术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和特征，首次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著名论断。在文学史观和文学评论方面，别林斯基着重探索、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把美学理论同文学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文学批评以高度的原则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精确的艺术分析见长，把政治激情和哲理思考、科学分析和富于诗意的相象力融为一体，在俄国和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代表作有《文学的幻想》、《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等。“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涅克拉索夫喊道，走进了别林斯基的书房。“您以为果戈理长得像菌子一样快吗？”别林斯基揶揄道。但他还是把手稿留了下来。 　　当涅哀拉索夫晚上再去找他的时侯，一向冷静的批评家“简直激动得不得了”，他叫道：“请他来，快点请他来！” 　　第二天，年轻的作家与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相见了。别林斯基像是蹩闷了许久的样子，睁着燃烧般的眼睛，连珠炮般地说着话。“您自己知道不知道，您写了什么？您只能像艺术家那样，凭着直感写出这种东西，可是您自己能够领会您给我们显示的这一切可怕的真实吗？您只有20来岁，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您写的这个官吏——他勤勤恳恳工作到这种地步，甚至由于屈辱感，都不敢认为自己有权做一个不幸的人，当好心肠的将军赏赐给他100卢布的时候，他神魂颠倒，受宠若惊，不懂　‘大人’怎么能够怜惜像他这样一个人！还有掉落的钮扣，吻将军的手的一刹那，——这简直不是对不幸的人的怜悯，而是悲惨，悲惨！他的这种感激中，包含着悲惨！这是一出悲剧！您触到事物的本质，一下子就把最主要的东酉写出来，让人可以用手去触摸，让最不善于判断的读者也一下子就可以把一切都明白过来！这便是艺术性的秘密，这便是艺术中的真理！这便是艺术家对真实的服务！真理展示并宣告在艺术家的您的面前，像天禀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得珍视您的天禀，对它忠诚不渝，您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从别林斯基家里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想着批评家热情洋溢的评论，仁立着，凝望着天空飘动的云朵，注视着街道上来往的行人，整个心灵都感觉到生活发出了庄严的一刻和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带着怀疑、怯懦和欢乐的复杂心情问自已：“我真是这样伟大吗？”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发表。 　　从童年时代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生活在“穷人”——城市贫民中间，对于狭窄阴暗的贫民窟的状况，潮湿的地下室的生活，不仅耳闻目睹，而且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当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穷人”的生活引进文学的天地。 　　《穷人》是一部书信体的中篇小说。它通过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与孤女瓦莲卡·杜勃罗谢娃通信的形式，描述了他们及周围的穷人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展示了彼得堡下层社会的生活环境；一幢幢被烟熏黑的楼房，烟雾中弥漫着一股股瓦斯的气味；丰坦卡河滨平滑的大街以及在大街上出售发潮的蜜糖饼和烂苹果的浑身肮脏的婆娘；龌龊不堪的楼梯上堆放着各种破旧物品和洗衣盆，院内绳子上晾晒的内衣散发出一种糜烂的甜腻腻的奇怪味道，“就连黄雀闻到这种气味也会被呛死的”。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着的是一些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着的小人物：杰符什金穷困潦倒，被人看得连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瓦莲卡无依无靠，沦为卖笑的女子；杰符什金的邻居高尔希科夫，父亲失业，孩子挨饿，栖身的斗室时从没有过欢乐，只有凄恻的寂静、呜咽和哭泣…… 　　小说既描绘了这些小人物们的贫困的经济生活，又以浓重的笔墨，挖掘了他们屈辱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极大的同情描绘了杰符什金这一形象。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务员，平民出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旧传统像锁链一样束缚着他的思想。他的人生哲学是安于天命，认为“在人的命运里各种地位都是全能的上帝派定的”。一般情况下，他勤于职守，安分守已，过着孤寂、清贫的生活，只要稍有周折，便会落入贫穷的深渊。在贫穷中，他几乎不可能有独立地意志，他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唯恐遭人非议，受到凌辱。他喝茶、穿外套与其说是为了生活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持所谓“好的名声”；他甚至不敢去探望自己所爱的姑娘瓦莲卡，只是因为害怕别人“造谣诽谤”。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对自己的主体人格有着强烈的意识。他深深感到，他“也有一颗与别人一样的心”，“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他心地善良，对爱情纯洁无私，富于牺牲精神，对“穷人”充满了同情。然而，他又是那样的软弱，“只有一副绵羊心肠”。经不起任何打击，一旦受到侮辱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产生自卑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地写出了这一小人物在贫穷的境遇里所具有的复杂的心态，然而，这个年轻的文学家却无力使他笔下的主人公逃出悲惨的命运，杰符什金最终只能在贫穷潦倒中了此一生。 　　小说的现实主义描写，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议，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力量。因此博得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赞誉，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与果戈理的《外套》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但他不仅继承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而且还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首先，他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展示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19世纪古典作家中，他最早把被压迫的都市平民生活写进了作品。其次，比较果戈理，他更深入地开掘了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穷人》中心理描写的细腻，人物刻画的简练鲜明，新鲜的语言，都给当时的俄国文坛带来了新意。 　　《二重人格》 　　《穷人》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从前那种忐忑、怯懦的心情，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他像是在阴霾许久之后重新见到了太阳，而他发现，那太阳就是他自己。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了。在给哥哥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有的人，甚至别林斯基也发现我大大超过了果戈理，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我笔下的人物是用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综合的方法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深入分析每个因素，然后才描写整个现象。……” 　　应当说，他对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手法把握得非常准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有些忘乎所以。由极度的自卑到极度的自傲是许多天才作家在刚刚显示自己的天才时的典型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逃脱。 　　与别林斯相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了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圈子。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沙龙，名流聚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俄国当时的许多艺术家，诸如：屠格涅夫、维亚津姆斯基、丘特切夫等等。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因写作《穷人》而受到别林斯基青睐的年轻人，还十分尊重，但时间一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与这些名流们在政治思想、伦理主张、宗教观念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出版了。这是一部作家本人直到晚年都非常喜爱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如《穷人》一样的轰动，因为文学界的那些名流不喜欢这个作品，而别林斯基也只是在描写方法方面对之予以了肯定。围绕着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分手了，最终导致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二重人格》仍然使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具的分析的描写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官，具有勃勃的野心，他不甘于被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到上层社会。他想以娶上司的女儿做仕途捷径，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 　　在高略德金身上深刻地体现了欲望的膨胀与能力的懦弱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一系列“小人物”身上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高略德金也是一个小公务员，与其他“小人物”相比，他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略胜一筹，他是副股长，有自己的宿舍、佣人，还有一些积蓄。不过他也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他曾在外省的法院当差，因为官场的腐败和倾轧丢了差事。他步行到彼得堡，身无分文，几乎流落街头，只得寄人篱下，过着十分匮乏的生活。最后靠了一个“好人”的介绍才获得了一个职位。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毫无感情可言，以他的话来说：“眼前在我们工业时代，人是不爱温柔的；卢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性格懦弱，“胆小得像母鸡”，一举一动都说明“请你不要碰我，我是不会碰你的”。 　　过去的经历构成高略德金心理上的一大症结：恐惧。他唯恐人家把他当成“抹布一样擦来擦去”，不甘心成为像“抹布”一样的人。由这种“恐惧”，便生成了他试图摆脱贫困的“欲望”，只是这欲望大得让他自不量力。他看上了上司的女儿，梦想攀附一门有利的亲事，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于是，他愤愤然，开始觉得他有“凶恶的敌人”在要阴谋，搞诡计，要把他置于死地。事实上，此时他心理上无法消除的症结——恐惧，正在使他的精神走向分裂。他声称：“虽然我不是大人物，而是一个小人物，我却反而很自豪。不做阴谋家——这也是我可以自豪的。我做亭不鬼鬼祟祟，向来光明磊落，不玩手段，虽然自己这边同样也能做点坏事，而且很能做，也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做……但我不肯污辱自己，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是不干的。”但这不过是漂亮的言词，事实上，他的经历告诉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人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待机进取、功到垂成”，“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手段是适当的”等对他都有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那些不择手段的“幸运儿”真是一心向往。然而，能够做到“不择手段”，是需要一种性格的，是需要不择手段的能力的，像高略德金这样生性怯懦的人，只能对那些“幸运儿”从心底里羡慕，却无法在行动上实施他的欲望。对于他，只有绝望，绝望之后便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之后，高略德金的想象中出现了另一个“自我”—一小高略德金。小高德略金大胆、机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卑鄙无耻的化身。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如何勾心斗角，如何贪婪残忍。这套权术，本来是老高略德金十分羡慕而又苦于不擅此道，现在，对小高略德金的“指导”，他却又感到恐惧战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刻画了高略德金对待小高略德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小高略德金是高略德金实际上的理想；另一方面，高略德金对小高略德金的出现又感到万分恐惧，他感到了小高略德金的卑劣与可怕，他认为小高略德金是“想排挤别人，取而代之，占有别人赖以活命的位置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野心”和“卑劣的妄想”，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老高略德金与小高略德金的矛盾，正是高略德金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这二重意识冲突的反映，是他由恐惧而生成欲望并进而对这种欲望产生恐惧的复杂心理的表现。 　　产生高略德金这一文学形象，自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二重人格”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这一时期，正是沙皇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的过程。农奴制渐趋崩溃，资本主义日益抬头，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城市贫民受到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双重压迫，以高略德金为典型的小人物们承受着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重压，无法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在贫困的生活中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苦渡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高路德金是“是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 　　《二重人格》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的心理分析的深刻性上所具有的才华，尽管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太热衷于高略德金的病理分析与描摹，从而忽略了这种病态的“二重人格”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从今天看来，我们无法否认《二重人格》作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体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既为陀思妥耶斯基日后的小说创作找到了充分具备个人独创性的道路，也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无以胜数的心理分析小说开了先河。 　　与别林斯基决裂 　　1846年冬至1847年春，这是陀思妥耶斯基生平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时，他与将他领人文学界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政治主张、宗教倾向以及文学创作目的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梦幻。而别林斯基正在逐步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已在思想上领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认为要建立那样的制度，不采取革命斗争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显然，作为革命家的别林斯基，与一个醉心于社会和谐的幻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隔开了一道难以逾跃的鸿沟——那就是是赞同社会革命，还是主张社会和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便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基督精神成为他全部道德标准的核心。而别林斯基则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根本上就否认上帝的存在。在别林斯基看来，基督教正是那个反动社会的顽固的精神支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推翻基督教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步骤。 　　在文学创作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艺术要有其自身的自由，反对功利性地让文学承担起社会变革的使命。在他看来，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在于解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文学，他把文学的意义与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纠合在一起。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应当反映人民的生活，不仅要剖析现实生活，还要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其革命性，它破坏旧的事物，着眼于未来，解放斗争的口号应是贯穿其中的。 　　可以说年轻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导师别林斯基在思想意识的全部领域都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别林斯基对他提出了言辞苛刻的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的分手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别林斯基小组，还有其更为具体的原因。 　　《穷人》显露了这个作家的才华，但有很多人认为，别林斯基对其评价得太高了。而《二重人格》写完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大多采取了冷淡的态度，甚至有很多人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无疑，从一开始几乎被人捧上了天，随后又被人过于仓促和缺乏根据地从高空抛掷下来，这对于性格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一位经常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病的医生亚诺夫斯基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于是，他开始躲避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不再与他们交往……。”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此后他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作品。 　　《女房东》中的主人公是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幻想家”。奥尔德诺夫——一位茕茕孑立，由于离群索居而变得古里古怪的青年思想家。他性情孤僻，悒郁寡欢。他那“常常处在孤独的压抑下，只有从事紧张亢奋的工作才会变得敏锐和情趣高尚的头脑”，总是萦注于一个方面：他正在制定一种新科学体系，力图把创作与知识、诗歌与哲学统统融汇在这一体系之中。他很想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艺术家。由于全部身心贯注于这一意图，他常常在彼得堡的街头巷尾踯躇徘徊，想要在那座住满穷人的、被烟熏黑的大楼里为自己寻觅一个栖身之地。过往行人都认为他是疯子。 　　随后，他与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相逢了。她是他的女房东。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然而，他隐隐地感觉到一个目光炯炯的老人穆林，与卡捷琳娜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于是他开始了调查。 　　穆林曾是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强盗，是卡捷琳娜母亲的情夫。后来他对自己的私生女、貌美出众的卡捷琳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慕，尽管她当时还完全是一个少女。他焚烧了他们的工厂，杀害了她的父母，把她偷偷带走。他患有一种老年虚弱症，变得老态龙钟、虚弱不堪，但他十分怜爱自己的女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永远不离开自己，他竭力要她相信，她是他犯罪的同谋：他是为了她才杀死她的母亲的，因而她是肇事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他强迫她忏悔，以至将她逼疯。开始，卡捷琳娜以为只有那个江洋大盗才能保护自己，自从奥尔德诺夫出现以后，她开始相信只有这位年轻人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于是强烈的心理冲突在剧烈的情节变化中产生了。卡捷琳娜被这种折磨人的双重感情弄得痛苦不堪。她爱他们俩，但又惧怕他们俩。“你们两个我都爱，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曾这样向他们表白她那奇怪的双重感情。她后来终于决定抛弃年轻的幻想家，宁肯毁掉自己，也要同那个主宰着自己命运的可怕的统治者待在一起。 　　这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其中描写的刑事案件波澜起伏，充满紧张的心理斗争。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风景素描式的小说，这篇小说以神秘事件和恐怖事件为中心，在强烈的情节冲突中展示人物的心理冲突，应该说，就写作技法与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而言，这部小说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走向苦役场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1847年春天，刚刚与别林斯基决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 　　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19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彼得堡革命知识分子小组的组织者，傅立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训练有素的宣传家。 　　彼得拉舍夫斯基当时住在彼得堡波克罗夫斯基广场附近一座陈设简陋的小木房里，每逢星期五，他便把一些对近代社会经济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召集到自己家里，就大家所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应当说，这仅仅是一个由一群和平的自由思想者所组织的沙龙，他们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组织也很散漫，也不与广大群众联系，他们共同信奉的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以此来抨击现存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接触到了傅立叶的学说，他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他与傅立叶竟是那样的不谋而合。 　　傅立叶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强调社会要适合人类的需要，主张以“法郎吉”为名的生产者联合会为基础重建社会。这是1825～1850年间产生的几种著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之一。他把“法郎吉”设想为一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合作团体，认为“法郎吉”在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方面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合理。他的代表作为《四种运动和人的命运》、《关于家庭农业联合》、《新的工业世界》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社会改造理论，它“以其完备美好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而他最忠情于傅立叶主义的，是因为“这种体系中没有憎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对傅立叶的学说一见如故，与他心底所具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一个心爱的主题——黄金时代的思想。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史诗，认为人类历史上确曾存在过一个淳朴自然、怡然自乐、充满正义与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人类既不知道什么是私有财产和战争，也不知道什么是恶习和犯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黄金时代固然是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但有些人却为它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先知们曾为它惨遭杀戮，英勇捐躯；如果没有这种幻想，人类就不能生存，甚至也不能够死亡”。在那个时期，他坚信这种“难以量信的幻想”是能够实现的，并准备以自己的语言艺术为之服务。 　　无疑，傅立叶的“没有憎恨”的法郎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充满爱意的黄金时代，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傅立叶主义，他便有了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狂热。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上，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洋溢的演讲，以至人们都认为，他那火辣辣的性格最适于从事宣传鼓动。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诗人而已，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感兴趣的只是宣传一种争取自由的思想，广泛传播一种宽宏大量的学说。他的激动乃至狂热并不表明他对采取革命的行动充满着渴望。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自己也十分钦佩这些新朋友们的才华卓著和知识渊博。他曾试图写一部关于这些人们的长篇小说。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于傅立叶的“法郎吉”并随时准备着在星期五聚会上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时，他没有放弃自己更为痴迷的写作。1849年，《祖国纪事》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的身世。 　　这部长篇小说共分3个部分。第1部分《童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情调，描写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家的悲惨遭遇。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新乐理的创造者叶戈尔·叶菲莫夫被贫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与屡遭不幸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那无比的自豪感和虚荣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情绪。他的继女涅托奇卡，在充满艺术气氛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她因继父的才华未受到社会的承认而格外崇拜他，同时，她也将父亲不幸的原因强加在生母身上，她甚至巴不得那位同样受苦受难的生身母亲赶快死去。然而父亲并未在母亲死后摆脱不幸，这个不走运的小提琴家最终在妻子的僵尸旁癫狂症发作，一命呜呼了。第2部分《新的生活》描写了孤儿涅托奇卡寄居在一个富裕人家，成为X公爵那个高傲骄矜、爱发号施令的小女儿的女伴。涅托奇卡郁郁寡欢的童年与小郡主无忧无虑的童年形成了鲜明对照。娴静文雅、喜欢遐想的涅托奇卡，恭顺地接受着这位贵族小姐的狂热友情和乖俐性格的不断发作。在第3部分 　　《秘密》中，涅托奇卡的生活际遇是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悲剧的背景下展开的。X公爵前妻的女儿，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承担了保护捏托奇卡的责任。这位感情细腻、情操高尚并富于同情心的女性，爱上了一个与她不般配的男人，由于受到一些无知之辈的蔑视和她那冷酷无情的丈夫的嫉恨，她郁郁而终。而涅托奇卡却渐成熟起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歌唱家，辉煌的成就与荣誉指日可待。 　　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创作的尾声，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是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片断。由于作者被剥夺公权，这部小说只写到一半就猝然中断了。但从保留下来的这一“片断”中仍可看出其艺术构思的博大精深，结构原则的别出心裁，故事情节的曲折紧张和描写技巧的高超惊人。 　　最后的聚会 　　1848年的欧洲大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的“二月革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君主立宪制度的漫长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也激起了欧洲大陆顽固的封建统治的恐慌与岌岌可危。此时的俄国还处于沙皇严密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尤其激烈。从来以“欧洲宪兵”自居的沙皇在欧洲大地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面前显得一筹莫展，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镇压俄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上。 　　还在1848年2月，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由沙皇直接管辖的“第三厅”就注意到：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每逢星期五便会聚满了高等政治学校的学生、法学院大学生以及其他院校的大学生。沙皇下令对“他们的品行和思想倾向”进行调查。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最著名的一次聚会是在1849年4月27日举行的，这一天成了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次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通信，那封信以其大胆的揭露和强有力的评击使与会者大为震惊。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呢？还得从果戈理晚期复杂的精神状态说起。 　　1842年以后，果戈理基本上定居在国外，长期以来，一批斯拉夫派文人包围在他的周围，宗教观点、神秘主义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欧洲社会的动荡，各种思想派别的兴起，使他一时无所适从，加以疾病缠身，生活窘迫，使他产生了许多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经常阅读各种宗教书籍，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拨。1847年初，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集》，在很大程度上他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创作，认为《钦差大臣》是“我个人灵魂的历史”，《死魂灵》是“不足月的婴儿”，“这一切都是我个人杜撰的漫画”。他对自己的否定，实际上意味着他对曾经支持鼓舞过他的别林斯基等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否定，因而引起了革命的敌对阵营的连声喝采，也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愤怒。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国外养病，他怀着强烈的愤慨，写长信严厉谴责了果戈理的行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别林斯基一生革命文学活动的总结，在信中他提出了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别林斯基指出，俄国当前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推进文明和启蒙，在人民中间唤醒“人类尊严感”；他强调在当时沙皇统治的俄国，“只有文学能表现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成为人民自觉和社会进步的喉舌。这封信在当时俄国进步知识界秘密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很快，这封信手抄搞也传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并在那天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例会上进行了宣读。出席小组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沙皇“第三厅”的密探、正在大学读书的意大利人安托涅利。 　　这封信给小组会带来了热烈的气氛，按安托涅利的报告是“所有的人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小组中每个人似乎都显得很激动”。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这封信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他已与别林斯基决袭，但在一些观点上他们还尚有一致之处，他是赞同别林斯基的最低纲领的，即：取消农奴制，废除体罚，严格遵守纪律。不过，他也很崇拜果戈理，因此，别林斯基对果戈理提出的那种愤怒的谴责，他也会感到十分伤心，难于接受。他的的确确并不认为俄国官宦阶层都已彻底腐败，相反，他认为那个阶层中也有一些他所喜爱的性情温和、心肠“柔软”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别林斯基对俄国农民的评论是不能接受的，别林斯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大相径庭。 　　一周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举行了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聚会。 　　就在当天，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下发了迷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共　34人的命令。 　　深夜，刚刚回家不久的陀思妥耶无斯基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一名宪兵少较向他宣读了逮捕令，并命令将所有物品贴上封条。 　　翌日，惦思妥耶夫斯基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帝俄时代专门监禁革命者的地方。 　　面对死亡 　　要塞的围墙很厚。窗户被涂成乳白色，在惨淡的阳光照射下有如人的白骨。隔窗可以望见棱堡的高墙。玻璃窗脏得令人作呕，但犯人们还是拼命把脸贴在玻璃上，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彼得堡上空一小片灰色的天空，天空中时而会飘过几片残云。 　　囚室里晦暗而潮湿，墙壁上长着一层毛茸茸的青苔。笨重的房门上有一条几乎不易被人发现的细缝。这是监视孔，随时都有看守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向里观望。 　　这就是关押陀妥耶夫斯基的囚室。这是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中最阴森可怕的去处，是专门用以囚禁最重要的国事犯的。许多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受过残酷的折磨。 　　沙俄政府打算利用彼得位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一案件进行广泛的反革命宣传，因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审讯机构。他们向陀思妥夫斯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书面供词。在今天看来，这些供词仍以其深刻有力的思想，独立真实的见解，光明磊落的襟怀而令人惊叹。他竭力为朋友们开脱罪责，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供词中，他不仅公开申明了自己的信念、思想倾向和爱好，而且大胆揭露和控诉侦察人员和法官对他采取的强制手段。他当面指控他们压制思想和言论，说他们常常把一些当代作家推向走投无路的悲惨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惧怕在沙皇的刽子手面前暴露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他仍在继续相信艺术作品具有巨大威力，继续捍卫自己那热烈的、朝气勃勃的信念。他抗议书报检查机关对他的创作意图所施加的种种压力，公开为自己在俄国文学中开创的悲剧风格而斗争。站在政治监狱严酷拷问者面前的，是一位知道自己注定要失败，但内心仍充满坚不可摧力量的作家。在供词中，他总结了自己3年来所进行的政治探索与美学探索，阐述了时代的思想斗争，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狱中供词几乎成了一部出色的回忆录。 　　在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病弱的躯体受到进一步摧残。他经常失眠、恶梦不断，常常感到体力不支。但是，精神的力量在鼓舞着他，他尽一切可能地阅读文学作品，他相信这些文学作品足以鼓舞起他面对死亡的力量。他被莎士比亚的《奥塞罗》、《麦克白斯》而陶醉，也为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而激动不已。在这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构思了3个中篇小说和两个长篇小说”，并动笔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英雄》。 　　经过长达7个月的审讯，军事法庭结束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一案的审理。一个月后，最高法院根据陆军刑法典宣判，将21名被告处以死刑。 　　1849年12月　22日，死刑期来到了。对于北半球的人类而言，这也是黑夜最为漫长的一天。早晨，天还是完全漆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20几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上囚车，向谢苗诺夫校场驶去。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结束了，但他还是很冷静，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癫痫病一次也没有复发过，他以自己顽强的精神力量战胜了病体的袭扰。囚车驶过谢苗诺夫校场，他从窗缝向外望了望，操场上挤满了看客。 　　他一下车，便看到了那些已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们。经过数月孤独的囚禁生活以后，这些虽然行将就土的犯人们相互见到时仍然显得格外高兴和朝气勃勃。他们像亲兄弟一样一边呼喊着，一边热烈地互相拥抱。这种欢乐情绪明显地打破了最高军法惩罚仪式的肃杀气氛。 　　宪兵们将他们分开，使之排成散兵线，并把他们带上一座黑沉沉的断头台。 　　检察长扯着嘶哑的嗓子开始宣布判决书，冷酷无情的判决词在寒风中传遍整个校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他的名字，此时，他的头脑有点麻木，他突然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许许多多的亲人。他突然想到，“有多少时光都白白地浪费掉了，有多少时光都在迷惘、谬误、无所事事和浑浑噩噩中虚废了；我太不知道珍惜它们，我做过多少违心的事啊”。想到这时，他对生命涌动起一种最真实的热爱，“生命是大自然的赐予，生活是一种幸福，每分钟都会成为终生的幸福……”。 　　检察长的判词宣布完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击鼓声，几个身穿花衬衫和黑色棉绒裤的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一个神甫伸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让每个囚犯去吻。 　　当那冰冷的十字架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上时，他像是看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瘦骨嶙峋的殉道者。基督精神贯注在他幼年教育的全部过程，并在他成人后光大为充满慈爱与善良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热爱基督，并对这个冰冷的十字架充满爱慕。他以为，那是一轮太阳。“……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当时不能离开那些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一个新天地，再过3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了。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天地一无所知或者避开它，都是极其可怕的。但他又说，当时最使他感到难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闪现出来的念头：“要是死不了怎么办？要是生命再回转过来怎么办，——人生是多么漫长啊！” 　　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对自己被判死刑时的情景作过这样的回忆。 　　最后，这些“罪犯”们被换上了又宽又大的白色长袍，白色软帽拉到了眼皮上。于是，断头台上站满了白色的“幽灵”。突然，满脸胡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纵声大笑起来，他浑身颤抖着，故意抬高声音让笑声在寒风中传遍广场每个角落。他以挑战的神气挥动着长袍的两只长得出奇的袖子：“先生们！……”笑声使他透不过气来。“我们穿上这又肥又大的长袍……一定会显得十分滑稽！……”这个伟大的宣传家使得断头台上顿时充满了笑声。他在最后一次表达他对当局的藐视，并使同志们振作起精神。 　　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人被绑上了死刑柱。他们横眉冷对着已经抬起了的枪口。 　　陀思妥耶夫斯基匆匆与几位好友拥抱，吻别，他知道接下去的就是他了。但是，枪声并没有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传到了刑场。所有的人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 　　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了常人无法体验到的生与死的考验，在精神上他获得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力量。“要知道，我今天曾在死神那儿呆了45分钟，我就是怀着这个想法活过来的，我经历了最后的时刻，现在又复活了！” 　　当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通知说，他将随第一批囚犯解往西伯利亚。经过死亡的考验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漫长的苦役生活内心充满了勇气。哥哥米哈伊尔噙着泪水来与他告别。他安慰哥哥：“你是了解我的，我又不是去进坟墓，你也不是来为我送葬。要知道，去服苦役的并不是一些野兽，而是人，也许是比我更好的人……服完苦役，我将重新开始写作。这几个月内我有很多感受，很多切身的感受，到了那里，我将会有更多的见闻和感受，会有东西可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微笑着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当天夜里，他被钉上一副10镑重的铁镣，和一个押送宪兵并排坐在一辆无蓬马车上，踏着积雪，开始了长途跋涉。 　　苦役犯与军士 　　死屋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是艰辛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俄罗斯大地上旅行。俄国的3套马车载着这个对俄罗斯大地充满爱恋的艺术家横跨东西，踏冰卧雪，经过了沙俄时代的9个省份，走了整整16天，才来到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 　　在经过乌拉尔山区时，严寒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个病弱的囚犯被彻骨的寒冷冻得“连心脏都快要冷却了”。马和马车都陷进了雪堆里，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马车被拖出来。前边是西伯利亚了，神秘莫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多愁善感的作家顿觉人生的可悲可叹，不觉潸然泪下。 　　不过，从逃脱出死神魔掌的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能够在苦难中去真诚地拥抱生活，便会达到美好的人生境界。于是，尽管路途艰辛，他对于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在“解犯羁押站”，囚犯们非人的生活境遇令同行的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对生活完全绝望，他想要自杀。这时，性情急躁、体弱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他以自己的沉着冷静去鼓励那些愁眉不展、灰心丧气的同伴。他给同伴们弄来食物，用他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和大家交谈。在这种充满内在的温暖、关心和同情的气氛中，亚斯特尔热姆斯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解见羁押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几位来这里探望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品德高尚的俄罗斯妇女，他们跟随着作为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刑的丈夫或情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陪伴他们共同忍受命运的煎熬。这些“心地善良、富有同情人”的女人请刚刚到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吃饭，送给他们物品，帮助他们打点行装，并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她们的真诚与坚韧所感动，这本书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着，直到他去世那天还打开过。 　　1850年　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同伴来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这是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时刻的回忆。 　　那时，他被带到看守室，在那里立刻就被改换成一副真正囚犯的模样：剃光了半边头，身穿一件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着5块黄色方巾，头戴无檐软帽。然后，他走进了他的囚室。这是一排破旧本板房，地板已经腐朽不堪，房顶漏水。到处都是“跳蚤、虱子和蟑螂”。光秃秃的统铺。一只公用马桶从天黑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室内空气窒闷得让人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永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 　　囚犯们在这里受着非人的待遇。下层囚犯们的脸上都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脊背在受刑时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披戴枷锁。一个囚犯患严重肺结核病，直到他死去才被摘除脚镣。 　　由于不会任何手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干粗活的囚犯行列。他在作坊里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在砖窑上烧砖或把一捏螺沉重的砖背到建筑工地上；在额尔齐斯河上，他站在水深没膝的冷冰冰的河水里拆卸一条搁浅的旧货船。他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出工干活。 　　在4年苦役生活中，他与那些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苦役犯朝夕相处，使他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歹徒”，也结识了一些“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们。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以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特点，使他暂时忘却了苦役生活的艰苦。在苦役犯中，他还发现了另一类“不顾死活者”。这是一些意志坚强，具有不屈不挠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勇敢精神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类人物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引路人。作家写道：“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运动或重大变革的时侯，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跃居于显要地位，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犯们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这些被社会推向生活边缘的人们的灵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呐喊，在抗议，在为这些“堕落的人们”鸣不平。他的这种对苦役犯的认识，预示着人民的主题将在他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中富有文化教养的上层人士应当同普通人民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成为了他以后文学活动的纲领。 　　严酷的苦役犯生涯，损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也给他的精神生活笼罩上灰暗的阴影。但是，凭着对文学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执着信念，他记下了大量的关于苦役生活的笔记，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在这里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里加洛夫、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影子，并在作家的头脑中日益形成为清晰的形象。他写道：“我从流放地带出来多少普通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性格，带出来多少流浪汉故事和强盗故事以及不幸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素材呀！足够写成好几本书！”可以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囚犯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世界上将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产生了。他的囚犯生涯为他步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准备了必要条件。 　　4年的苦役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陷入极度的精神孤独之中。但这孤独却也使他能够经常重温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通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他开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之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转变。他在反思自己与下层人民的关系时，发现自己之所以与下层人民格格不入，在于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是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他认为只有农民们的那些宗教观念才能使他真正与下层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的自由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曾经相信人类能够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相信艺术家生存的最高意义乃在于号召并引导同时代人去改造世界、追求真理和正义。现在，他对这一切也产生了怀疑。“那个曾经进行过创造并以艺术的最高生命为唯一志趣的头脑，已被人从我的肩头砍去”。此后的陀思妥耶无夫基成了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道德的启示者。 　　军士的婚姻 　　1854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长达4年的苦役生涯。这天，他在囚犯们出外干活之前，走到各个囚室与他们告别。然后，他被带到锻工车间摘除了脚镣。铁匠把他的脚放到铁砧上，先转动铆钉，然后用榔头使劲地砸着。那叮当的声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犹如一段动听的音乐，悦耳怡神，这是自由之声。铁镣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自由，新生活，……多美好的时刻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叹着，他几乎要流泪了。1854年2月，作为一名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驻守在遥远的草原地带的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列兵。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令他不堪回首的鄂木斯克监狱。 　　初春季节，经过一段充满自由与幸福感的旅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了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偏僻小城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这里开始了5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里，除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其它义务工作，而且，边防部队的管理并不严苛，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交友与读书的机会。 　　好朋友弗兰格尔便是这时相识的。还是彼得堡时，年轻的法政学院大学生弗兰格尔，亲眼目睹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死刑仪式，那时他便对那些被披上死刑服的白色幽灵们充满了敬意，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更是深深的同情。现在，他已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司法稽查官，当他听说当年那个著有小说《穷人》的著名作家就在这里服兵役，不禁欣喜若狂。他主动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经过一晚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将成为莫逆之交。 　　与弗兰格尔的相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境况有了大大的改善，他也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夏天，他们一同居住在一座“哥萨克花园”里，两位朋友在那里养花种菜，游泳捕鱼，阅览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自己的苦役生活的回忆录，并把一些刚刚写好的章节读给弗兰格尔听。他们一块押烟品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他们有时也骑马远游，足迹几乎遍及附近所有的游览胜地和辽阔的大草原。 　　苦役生活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权利。他对这权利极其珍惜。拼命地读书已使他接近于贪婪的程度。哥哥米哈伊尔给他寄来了西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神甫和古代作家的著作，物理学、生物学著作，还有德语词典。他的思路依然十分开阔，精神需求极其广泛。他对历史上贯怀有浓厚的兴趣，偏远小镇上大量的考古文物更使他深深着迷。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搜集了古代楚德人的大量遗物：银币、铜币、戒指、手镯，各种珠串，折断的长矛以及各种小型的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他还搜集了一些矿物标本。 　　就在这个小镇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充满整个身心的爱情。这爱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最终成为一出悲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这出悲剧的主人公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爱情使他焦虑不安，既痛苦又满怀渴望。在这出爱情悲剧中，女主人公是这个小镇上一个地位低下的税务员的妻子，她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丈夫是一个酒鬼，“负债累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这一切造成了家境的极端贫困。玛丽亚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使她对生活既恐惧又眷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她是一个具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女子，“她思维敏捷，机智聪明，尽管有时显得有点刁钻古怪，心地却非常善良；她见义勇为。具有骑士风度”；她内心充满痛苦又易于冲动，风度优雅又热情洋溢，情趣崇高又英勇果敢。这个普通女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几乎成了女神的化身，当他看到玛丽亚在那个丑陋而贫困的家庭中几乎走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试图拯救这个苦难的女子，并希冀在这场拯救行动中使自己孤独的灵魂得到一次升华。 　　后来，那个经常酗酒的税务员在远隔数百里的另一个小镇谋到了一个差事，玛丽亚不得不随其前往。对于这分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伤心极了，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起来”。他已在这个爱情的深潭中越陷越深，无法逃脱了。他们开始通信，然而，通信比直接交往更加使人痛苦，玛丽亚的信中充满了对疾病与贫困的报怨，对无法忍受的情感孤独的畏惧。后来，她来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死了，小男孩因为失去了父亲而变得痴呆了，而她自己则被失眠和病情的恶化折磨得痛苦不堪。后来，她又告诉他，她结识了“一个讨人喜欢的青年教师，他人品罕见，心灵崇高”。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这个女人身世的变故折磨疯了，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安排玛丽亚的生活，把亲友们寄来的一点有限的钱全都资助给了她，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向这个即将被自己的情敌夺去的女人展开强烈的爱情攻势。 　　玛丽亚对这个患有癫痫病的下层军士更多的是同情，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抚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一个命途多舛的不幸者的怜悯，在她身上并未燃烧起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炽烈的爱情之火。然而，这爱情的火焰照耀着她，使她不得不正视来自这个几乎疯狂了的军士心目中的爱情。她犹豫不决，在那个年轻的青年教师与这个热情如火的军士之间，她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才好。1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女房东》的时候，就写到了女主人公内心的裂变，女主人公在两个情敌之间举棋不定。如今，生活本身又向他展示出一个女子心扉中这种折磨人的选择。玛里亚忧心忡忡，辗转不安，她极力想从这种感情矛盾的可怕漩涡里挣脱出来。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提升为准尉军官，并被恢复了进行写作出版的权利。现在，他又是一个作家了，还是一个军官，在与那个年轻的教师进行的这场爱情争斗中，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使他占有优势了。他开始对自己终将获得这场爱情争斗的胜利而充满自信，“她爱我——对于这一点我了解得很清楚。她很快就会对她的新恋人感到失望的。我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那个失败了的青年教师，他的内心充满了愧意，他很想酬谢对方作出的牺牲，于是他竟然“双膝跪地”恳求好友弗兰格尔为那个情场上不走运的情敌谋一个职位：“对于我来说，他现在比亲兄弟还亲。”亲如手足的情敌——这是未来的长篇小说《白痴》的重要主题之一。 　　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钟受的女人带到了库兹涅克教堂的圣坛前，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幸福感。婚礼后几天，他们便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不幸的是，在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恼人的癫痫病突然发作，这给新婚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充满惆怅与苦闷。无疑，这给他们未来不幸的家庭生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现在，服军役已经不再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创作的障碍，他一方面在一个排里当排长，同时也开始与《现代人》、《祖国纪事》、《俄国导报》、《俄国言论》等杂志的编辑部进行通信联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是这个长于悲剧的小说家试图进行喜剧创作的一次尝试。这是两篇“象鸽子一样温和，不带一点恶意的东西”。1857年8月份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 　　《小英雄》，这是成为苦役犯之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写作的乐趣重新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他不大注意那些家庭生活中逐渐加剧着的伤心事。他在这次婚姻中并未得到他盼望已久的幸福。玛丽亚因为生病而显得脾气暴躁，后来完全破坏了家庭的和睦。两年前熊熊燃烧着的爱情之火，现在已经明显减退，几乎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艰难而痛苦”。这是他对自己刚刚开始不久的家庭生活的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忧伤与烦恼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于是，写作成了他摆脱烦恼，寻求快乐的最好方式。 　　《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使人震聋发聩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问世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他不是鄂木斯克监狱的一个苦役犯时，这部作品便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监狱里的一位主治医生对于这个身遭不幸的年轻作家充满同情，他力图用自己的权力使这个戴着铁镣的作家摆脱沉重的苦役劳动，便常常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院时间，甚至向他提供在监狱里被严格禁止的写作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医院里开始记他的狱中笔记的，起初他把一些个别的成语、词汇、谈话、狱中流传的歌曲和歌谣记在一张张纸片上，后来又记下各种各样的事件、情节、插曲或刑事犯的自白。这些笔记由医院的一位医师保存着，它们慢慢积累成册。在他结束苦役生活以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整理那些零散的笔记。于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广阔布局渐渐扩大，“严肃的和阴沉的、令人感动的和具有民间色彩的”成分交织在一起了。 　　最初，他曾设想，在这部书里把鄂木斯克监狱生活的素描与一个令人痛心疾首和惊心动魄的故事结合起来。这个故事将描述疯狂与嫉妒，导至一个被热恋的女子最终惨遭杀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恋爱情节，他知道，对于苦役生活本身的描述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力量，作家自己越是冷静，越是朴素，越是准确，整个现实的噩梦就将越是显著，越是具有冲击力，而掺杂进任何戏剧性的情节都必将破坏这种力量。 　　于是，这部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长篇报告文学的《死屋手记》便成了对西伯利亚监狱生活的概括性描写，一组组人物素描与故事速写构成了一部监狱生活的编年史。 　　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监狱生活进行描述的。（一）、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与习俗，其中包括：衣着，饮食，剃光的光，脚上的铁镣，澡堂，医院，演戏，狂饮，赌博。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幅监狱生活的真实写照。（二）、对生活在狭小监狱中的各种典型的社会人物所作的富于表现力的描写。在这种心理刻画和肖像描写中，作家写出了一些“深邃的、强有力的、美好的性格”，在这里，作家发现了人民身上所具有的伟大而神奇的力量。（三）、穿插进来的苦役犯的身世。这是一些各具特色的犯罪故事以及在囚犯中间流传的关于下层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所迸发出来的激情与复仇欲念的传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人物肖像描写，以及囚犯的自白等手段构成了“一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把他“在整个监狱以及在这几年中的切身感受”描绘了出来，把他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中一切最高贵、最富于人性的东西激动了起来。事实上，这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正是一部人类命运的历史，它的严酷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历史深度。“人们抛开生活去做苦役，因为生活比苦役更可怕。”这正是这部严酷的作品使人们很容易产生的严酷的结论。作家强调指出：“有不少人保卫妻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厚”，以致犯了杀人罪；也有不少人“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中杀了人；“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好逃避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先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面包尽你吃……” 　　苦役劳动比“自由”生活还要轻松些，作家在这里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批判是极为深刻而有力的。作家感叹道：“很难想象能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进一步探究了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恶人”或“痞子”。“到处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也许一点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感情，“这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也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正是集中体现在一些丧失了全部人性的怪物身上。加辛是他所描写的一个惨无人道的凶犯。“这个加辛是一个可怕的人。他给所有的人一种森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我老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凶恶，更骇人听闻……我有时以为我看到了一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人们说他“以前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娱乐；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起初吓他，折磨他、慢慢地、津律有味地宰杀他。”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然而，加辛这样的魔鬼在苦役犯中毕竟是绝无仅有的，倒是那些像是患有虐待狂病的监狱军官们成了这黑暗社会的魔鬼形象的象征。作家写道，少校是一个可怕的人——“正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个统治着200个人，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力的长官。就他本身来说，不过是一个放纵下流，心地险恶的人，再不是别的什么。他把囚犯们看成是天生的敌人。他甚至往往在夜晚，气焰万丈，凶狠狠地闯进监狱里来，如果看见犯人向左侧或者朝天仰卧的，第二天就要惩罚他：“向右边侧卧，像我吩咐的那样。”监狱里的人都憎恨他，像见了瘟疫似地怕他。”作家在这里描述了一种现象；当权力与人性的丑恶结合在一起时，这个人几乎便失去了人性，成为了魔鬼。这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专制和腐败的深刻揭露。而作家对于那个执刑官舍列比雅特尼科夫中尉的描述更是令人发指：“当派他做执刑官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用棍子打人……在执行事务方面好像一个口味精练的美食家一样。他热爱执刑的艺术，单以艺术为目的而喜爱。他以此为乐，并且像罗马帝国时代厌倦于享乐的没落贵族一样，给自己发明出各种各样精明的口味，各种各样违反自然的口味，以便把自由被油腻蒙住了的灵魂搅动一下，痛痛快快地搔一下痒。”这个虐待狂已经把打人与吃饭等同起来，打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人性的扭曲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专制、残暴，人性中这些最丑恶的东西使苦役犯加辛与狱监少校和中尉们共同归人了魔鬼的行列，作家通过这些丑恶人物的扭曲的人性的无情揭露，道出了黑暗社会的专制与残酷性，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残暴是一种习惯；它具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最后就会发展成为病态。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人，由于习惯，也能变得粗暴和呆钝到野兽的地步。血和权力使人陶醉，于是粗野和败德滋长起来；……暴君永远不再是人和公民，对于他说来，恢复人的尊严、悔悟、复活，几科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对这种现象漠然处之，这就是说，在根基上就已经被它传染上了”。这里，作家自觉地将个体的刑讯者与刽子手和整个社会专制与残暴结合起来，其深刻性与尖锐性是不言自明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那些丑恶灵魂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以他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描绘了那些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形象。这是《死屋手记》中最强大的艺术形象，它创造了整个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的、高贵的、真实的、清澄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都是一些具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从不悲观彷徨。他们大都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受尽了斯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发展，他们的真诚与善良必将使他们成为大写的人。面对沙饿政权的专制统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抗议道：“在这四垛墙里，白白地埋没了多少青春，徒然地断送了多少伟大的力量！我得把一切话都说出来：这些人是不平凡的人。也许是我们全体人民里面最有才能、最强大的人。可是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　究竟是谁之罪！” 　　在这部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着意刻画了几个理想化的人物，文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从斯塔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殉道者。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虔诚与笃信，以及最真诚的人类之爱构成了这些人物的主要特点，而这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型态。这个思想贯穿于他以后的创作中，并成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具有争议的最显著问题。 　　作为一个擅长苦难题材创作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他那朴素、客观的笔调，简浩、准确的肖像素描以及鞭辟入里的议论令同代人大吃一惊。俄国作家赫尔岑以他那一向富于表现力的生花妙笔写道：“……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写在地狱入口处的著中诗句一样惹人注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它是一部撼人肺腑的作品；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怀疑，他用一只戴着手铐的手描绘出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绘制出一幅类似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 　　重归彼得堡 　　根基主义 　　50年代末，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驾崩，沙俄政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政治惩罚结束了。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基获准退职，7月他离开偏远小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年底迁居彼得堡。“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深夜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乌拉尔山区的森林中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了欧亚边界……我们走出马车，我画十字为自己祝福，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上……”。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在一瞬间抛在了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由衷的快乐，他知道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犹如逃离开死神的追踪。尽管那一段地狱般的生活赋予了他无法计数的生活感受与无数个文学题材，但那毕竟是曾给他的精神与肉体带来过重创的地狱呀！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自由的时候，俄国社会也处在十分活跃的政治气氛下，整个欧洲不断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给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大地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倾向，试图迎合整个俄国社会的高涨情绪。一些新的杂志获准出版，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苛。“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分配、严刑拷打、愚味无知的营房正在倒蹋”。一位政论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农民们在争取获得人身解放的进程中不断举行了各种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站在了整个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6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由此带来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民主运动也更为活跃。 　　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经过10年迫不得已的沉默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在彼得堡重新开始了文学活动。这是一个紧张而狂热的文学活动时期，他似乎想把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补回来。这时，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有悲观失望，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精力，使人们大为惊讶。 　　1858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　《时报》，那时它的篇幅与发行量都非常有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使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与篇幅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大型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在服苦役期间便对自己的各种思想进行过一番清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更把他的思想成果以宣言的形式展现在他所占据的文学阵地上。1860年9月，他所写的一篇“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在《时报》杂志上发表。所谓“根基主义”，基宗旨在于使文明社会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使俄国文明阶层同人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结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根基主义是以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依据的，它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式，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他承认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力量。俄国的未来将由人民决定。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俄国有农民村社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人民笃信宗教、忠于沙皇，因而在俄国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需要用暴力革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只需要让那些有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返回到“根基”中，即返回到人民中间，向人民普及文化教育，促使人民在知识上、道德修养上完善起来，不同的阶层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道德观念，于是理想社会就会出现。显然，他的“根基主义”的主张是反对用革命的方法对俄国进行改造的，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的最重要分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　（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杂志上连载，更使《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时报》杂志从1861年初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广泛的实验期，他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体裁的不断试验，找到一种自己所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现在，他在进行着一种被人们称为随笔式的长篇小说的试验。这种小说是专为大型日报或杂志而写的，它要在一年内连载完毕，每次只刊登一小段。这就需要对每一段作特殊的剪裁，使每段末尾能够引人们的兴趣并富于戏剧效果，故事情节发展到最高时要突然中断；此外还要有一些象征性和简化的类型人物，把他描绘得象招贴画一样鲜明。于是一部长篇小说被每天的报纸隔断得支离破碎，但因其更接近于极端的随笔，而且具有连续性，因而这类小说仍具有广泛的读者。 　　这部小说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离奇情节的特长。小说一开始就展示给读者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青年人发现，每天黄昏，都会看到一个如同行尸的老人，带着一条仿佛有80岁的老狗，雕塑般地坐在对面的糖果店里。一天，狗死在地板上，老人走出店外不远，也死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如此孤独地生活，又如此孤独地死去？小说布下了迷雾一般的悬念。随着情节的展开，读者才逐渐明白了，这个孤苦令仃的老人叫做斯密司，他本有个漂亮的女儿，但是却被一个贵族华尔戈夫斯基拐骗了去。女儿很快怀了身孕，但她很快就被那个狠心的贵族遗弃了，最终她死在了潮湿的地下室。外孙女尼丽从此过着痛苦的非人生活。以华尔戈夫斯基为小说的结构核心，他也是伊赫曼耶夫一家的悲剧的制造者。华尔戈夫斯基的儿子与伊赫曼耶夫的女儿娜莎相爱了。这原本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家庭，伊赫曼耶夫就是被毁在华尔戈夫斯基手里，从此他过上了艰难的生活。然而，娜达莎不顾父母的反对，疯狂地爱着那个贵族少年，并为他离家出走。这给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伊赫曼耶夫以沉重的一击。不过，轻浮空虚又有几分天真可爱的阿辽沙并役有真心喜欢娜达莎，他对自己的爱情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卡加，他在两个女性之间犹豫不定。那个华尔戈夫斯基干涉起儿子与其情人的恋爱，他逼迫着儿子与百万钱财结婚，从而摧毁了娜达莎最后一点希望。最终不幸的娜达莎只好重新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小说的结尾提出了一直悬而未决的一桩疑案：自小在贫苦的生活中长大的尼丽竟是那个阔绰的华尔戈夫斯基的亲生女儿。贫与富的悬殊和父与女的亲情构成了小说强烈的戏剧冲突，作品的文学力量在人性的碰撞中产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显得并不满意。他认为，他只是“描写了很多玩偶，而不是人”，“里面尽是一些老生常谈，而不是体现在艺术形式中的人物。”但他深信，作品中仍有一些诗意，至少有两三处是热枕和强有力的，其中有两个人物是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作品写得很粗糙”，但大约有50页是他引以自豪的。 　　作家所谓的两个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的人物形象指的是尼丽和华尔戈夫斯基。而这两个人恰恰是小说刻意所划分的两大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小说把主人公划分成心地光明的与精神堕落的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对两类人物的描写同步进行。在描写那位穷凶极恶的达官贵人的同时，又描写了被他所斯凌与侮辱的那些温顺驯服、行为高尚的牺牲品；在描写大城市中的蟊贼败类的同时，又描写了尼丽这样的一朵地窖里的鲜花。 　　小说的中心人物，华尔戈斯基是一个魔鬼般的主人公，他影响了这个充满了各种悲剧事件的大城市中所有无辜受难者的命运。他是丑恶灵魂的化身。 　　华尔戈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集中了野心家与无耻之徒的全部丑恶于一身。这种人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良心和人格，他的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使他在这个社会中为所欲为　。在他看来，“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他“喜爱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的赌注”，他“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债务”。“只要对我有好处，我一切都同意……”。反映在这部小说的社会抗议，正是针对华尔戈夫斯基之流生活的统治者，针对他们所拥有的万能的权力，横暴的枷锁而发的。小说通过对这一丑恶灵魂的鞭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生产关系领域的统治地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金钱的势力和罪恶，是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深刻的观察，而且拒不接受资产阶级扩展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原则与方式。这在这部小说中对华尔戈夫斯基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中已经显示了出来。 　　这部小说所刻划的另一类心地光明的人物是尼丽以及伊赫曼耶夫一家等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并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一些小人物，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善良纯洁而又倔强的小人物，在苦难深渊里受尽迫害和煎熬，不时发出惨痛的哀号和愤怒的声音，但这已是灵魂破碎的声音。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只能以倔强的容忍、高傲的蔑视来对待侮辱与损害，以被损害者彼此之爱来溶解苦难。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未来作品所一再引申的主题，它是作者灵魂处的宗教观念的直接反映。 　　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令他们脍炙人口。但是，批评界恰恰认为这个并不精彩的爱情故事大大消弱了作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度。特别是表现在作家对阿辽沙这个人物的描写上。在作者的笔下，阿辽沙同样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人物。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试图自由地表达独立的愿望，但他又苦于不能，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爱的是谁。他的真诚与天真更表明了他是一个因为内心分裂而痛苦的人。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将这个有着凶残贪婪的父亲的年轻人简单化，他以他所特有的心理分析的笔触描划了这个正在逐渐走向欺凌者行列的年轻人心灵上的堕落轨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或许他不如华尔戈夫斯基来得强烈，却也不乏令人回味之处。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采用一种快速的讲故事式的手法写成的，因而在结构方面便显得不够完善。这是这部小说的先天不足。在当时的俄国文学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已被确立下来，创造了一些新型的中长篇小说，诸如《前夜》、《贵族之家》、《奥勃洛莫夫》和《外省散记》等，这种40年代流行的随笔式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陈旧形式了。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他的某些作品的局部结构中采取过这种形式。 　　《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无斯基在1864年创作完成的一篇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作者将要创作的长篇巨著《罪与罚》的直接草图，其中的人物脉络及其结构方式在《罪与罚》中又有所深化。 　　谈到这篇作品，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并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包含在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斗争中，这种斗争并不摒弃个性，不要求自我牺牲或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它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才智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发展和充实，使人类在精神上、道德上、人格上更完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射向沙俄反动政权的一枚重磅炸弹，对于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欺基已经几乎全部放弃了他曾经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积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的现实的。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学说——群众斗争的原则，他是当然反对的。他认为革命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对人的天性的破坏。因而他一再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不可能符合人类天性的一切需要，彼得堡的现实也是不会接受这个理论的。因而，他随后写成了这篇以揭露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为中心内容的中篇小说。 　　小说共分两章，采用了主人公独白的叙述方式，其目的无疑是给小说带来一种深人内心、自省的总体感觉，同时，也给作者进行深刻的心理分析创造了便利条件。小说讲述了一个无名的主人公，他在妓院里与妓女丽莎邂逅了，丽莎爱上了他，但他通过各种方式从精神上折磨丽莎。他先是给丽莎描述了将要等待着她的各种悲惨命运。而当丽莎真的试图离开从前的生活，他又气急败坏地痛斥丽莎的善良愿望。丽莎最终愤然离去了，从而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个思想家在一个妓女面前显露了卑鄙的灵魂。 　　作家笔下的这个无名主人公是一个离群索居者，他城府很深，而且尖酸刻薄。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进步人士，在他看来，那些进步人士之所以能显身扬名，似乎是依仗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学原理，地下室的人认为那种原理纯属欺骗与谎言。同时，他也因为“周围人们的精神堕落、环境的恶劣，同生气勃勃事物的疏远以及地下室中的凶恶气氛而轻蔑人生”。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导致他多疑和心肠冷酷。“我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是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这是一个丧失了享受人间普遍权利的人，因此，他同任何人道主义、诚实正直、利他主义等人类之间的美好东西格格不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丽莎，因为她的妓女职业而使她“属于所有的人”，但她爱上了一个最不值得她爱的人。那个受到众人侮辱的“爱发怪论者”，把自己刚刚受到的满腹委屈都发泄在她身上，他给她描述清白无辜的生活与做母亲的幸福，目的在于从精神上去折磨她。他还极力地向她描绘了等待着她的悲惨命运——从一个妓院转到另一个更糟糕的妓院，甚至转到草市场上的地窖，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各种难以治愈的花柳病，鸨母的殴打和敲诈勒索，严重的肺结核，甚至还有死亡和水牢……。他的目的绝不是在于启发她的革命觉悟而全在于刺激她对未来的恐惧。而她被吓坏了，不禁痛哭起来。几天后，她满怀着对清白生活的向往告诉他，她想要离开那个淫窟，她没有料到她的善良愿望得到的竟是他气急败坏的痛斥。他还塞给她一张钞票，企图由此断送她试图走上清白的路，而她忿然离去了，那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了桌子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两个主人公的文学形象，探索着他试图揭示的人类道德罪恶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主人公没有理性意志，在黑暗力量的戏弄下他完全屈服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是颇有些得意的，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塑造了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首先揭露了他那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这种悲剧性就在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畸形丑陋……只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里的悲剧，这种悲剧就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是表现在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复调式小说的方式。两个章节，是两个主人公的主观叙述，两人都在叙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每个人都会从自身阐述出自己的心理感受，同时拟想着对方的心理感受，因而，两个章节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复调音乐式的效应。同一主题在男女主人公的两个“声部”中得到了阐释。它使小说的主题的阐释，故事的叙述，人物心理的分析都更趋复杂化了。无疑，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的进一步试验，也是他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长期创作中所形成的一种对人类思维本身的认识，换句话说，是他以艺术思维把握世界的新方式。 　　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地下室手记》是一篇思想过于主观，意念非常露骨的宣言式的小说，它把积淀在作家心中几十年的怀疑主义情绪与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无望尽诉其中，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明显地针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也被很多人定性为一篇极为反动的小说。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篇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复杂性。它采用了复凋式小说的结构方式，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个问题，即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无法把他们截然分开，也无法把他们完全等同。作品中的“我”是独立于作家之外的，他被作家在自己的小说构思中安排出一系列行为举止、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同时，作家自身许多思想观点也无疑会渗进“我”的行为举止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对于作家而言，“我”既不是我，又天生地带有我的特征。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篇小说，便会更客观一些。如果把主人公的思想心理与作家本人的主观心理完全等同，把作家本人的部分创作意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等同于作品主题，那么，这篇作品无疑会在政治上归入反动阵营了。 　　家庭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回到彼得堡以后，两人的爱情生活发生了很大变故。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玛丽亚对任何事情都过度敏感。她感觉陀氏一家人对她不够友好，就立即对他们采取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并把自己的全都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直到她去世之前；她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是一个隐秘的敌人。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家庭生活的痛苦。当他知道妻子仍对那个青年教师怀着深深的眷恋时，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隐痛。在一次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苏斯洛娃。刚刚读过《死屋手记》的这位女学生向他表示了钦佩与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欣然接受了她的炽热爱情。“在我感到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你的爱情犹如上帝的恩赐，突然出乎意外地降临我身。你那紧贴着我的年轻生命使我有希望得到很多东西，而且已经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它使我重新充满信心，恢复了原来的朝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23岁的姑娘面前重新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从1862年起，他们不断通信，并一起出国旅行。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狂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和主义产生分歧，再加上苏斯洛娃坚持要求陀恩妥耶夫斯基与妻子离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执意不允，最终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但是，这次短暂的爱情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很大刺激。苏斯洛娃极端的性格，傲世轻人、感情用事，有时心地高尚，有时盲目冲动，很多研究家都指出，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罪与罚》里杜妮娅，《白痴》里纳斯塔霞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病情日益加重了。为了躲避彼得堡干燥的空气，他们几经周折来到莫斯科治病。玛丽亚经常产生可怕的幻觉，有时会小声叫起来：“有鬼，有鬼！”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痛苦的这次恋爱就要最终结束了。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与世长辞。 　　对于这次婚姻，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评价：“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但我与她从未有过幸福的生括……尽管我们俩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幸福　（这是她那热情洋溢，疑心重重且又耽于幻想的性格造成的），我们却不能不彼此相爱，愈是不幸，我们便愈加互相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故去的妻子怀有深挚的爱，她的死使他经受了一场悲剧。 　　玛丽亚激励了她的丈夫在一年半以后写出了他的那部享誉世界的作品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妻子生活经历的细节都溶在了苦难而善良的马尔美拉多娃的生活际遇与个性中，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同酒鬼的结合，极度的贫困，可怕的肺结核，满腹的怨恨和滔滔不绝的忏悔的眼泪——马尔美拉多娃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根据自己妻子的个性加以描写的。甚至他还通过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了自己第一位妻子临终前的某些特点：“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个儿挺高，身材苗条而匀称，还长着一头很漂亮的深褐色的头发，脸颊上真的泛出了潮红。她正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踱来踱去，两只手按在胸脯上。嘴唇焦干，呼吸很不均匀，若断若续。两眼像害热病似的闪着光，但目光是锐利而呆滞的。那一张痨病患者的神色不安的脸，在残烛摇曳不定的最后的光照下，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这无疑是一位饱受生活熬煎的伟大受难者的面孔，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妻子的坟墓上装饰了这样一幅深褐色的小型肖像画。 　　祸不单行，妻子死去几个月以后，哥哥米哈伊尔又去世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属中，长兄是他最感亲近的一个。孩童时代，他们便对文学产生了共同的爱好，米哈伊尔曾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父亲死后，米哈伊尔很快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卖文为生成了他养家糊口的生存手段。在与弟弟共同主办的《时报》与《时代》月刊杂志上，他负责着全部事务性工作。他性格沉稳，但工作勤奋，直到临终还在工作。 　　米哈伊尔的去世使全家人处于孤苦无靠，极端贫困的境地。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发热病似地到处寻求奖金。在借据上签字成了他所例行的一件工作，还要用各种办法不让公证人提出提议，以免自己的财产遭到查抄。此时的他随时都感到有被关进债户监狱的危险。也有不少人趁火打劫，拿着不足为凭的借据索债。有一位作家，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现在，也来索取稿费了。杂志财务一直由哥哥经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真相，只好借债支付。可是，七八年后，在哥哥的笔记本里，却发现了单据，原来，那笔稿酬早已经支付了！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无奈，他说：“我简直不能够想到他能欺骗我。一个人可以被贫困弄到什么地步呀！”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经常同彼得堡的一些高利贷者、区警察所所长，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和生意人打交道。在他的债权人中有彼得堡的女商，诉讼代理人，退伍军人，甚至还有农民。这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悲观绝望的一年，是借款、付款、罚款的一年，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未同高利贷商人和警察打过这么多交道。 　　为了挽救行将倒闭的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要为3家印刷所提供稿件，他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每天看校样，同作者和书报检查机关打交道，修改文章，每天只能睡上5个小时。尽管如此，仍未能使他摆脱经济的贫困，他的出版资金全部用完，《时报》、《时代》两个刊物先后被迫停刊，他的个人票据债务已达到1.5万卢布。无奈，他只好从执着于挽救刊物的狂热中摆脱出来，转而从事主要工作——文学创作。 　　的确，贫困使俄国失去了一位出版家，却也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从事他更应该从事的文学创作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沉重的债务压迫着，但贫困使他愈亦勤奋，他的创作也开始进入高峰期了。 　　《罪与罚》 　　构思过程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著名的一部小说，几乎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这一令世人惊叹的杰作。 　　还是在他作为苦役犯的时候，在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中间，他对人的个性产生了新的理解。周围那些杀人犯完整的内心世界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使他深为吃惊。一个叫做奥尔洛夫的苦役犯，使他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他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藐视一切苦难和惩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到畏惧。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力量。”于是，在作家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一个极端的现代个人主义者和否认道德规范的英雄人物，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干任何事情。这个问题促使他产生了朦胧的艺术构思。“当我躺在统铺上，愁肠百结，发生思想裂变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它了……这部忏悔终将确立我的名声”。 　　普希金的著名诗作《茨冈》也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启示。在普希金这部酷爱自由的长诗中，特别有力地响彻着诗人对当时专制国家的奴役制度的抗议。他笔下的主人公阿乐哥被“沉闷城市中的奴役生活”憋闷得喘不过气来，遂逃离城市，加入了被当代文明社会所摒弃的茨冈人的行列。然而，阿乐哥由于极端自我崇拜，完全崇信自己的个人意志，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进行最高审判从而杀了无辜的人。无限度地追求自由解放，不可遏止的反抗意向，导致阿乐哥在残酷报复和行凶杀人之后精神彻底崩溃。原来，他比他所追求的自由与正义的最高理想低得无可比拟。“阿乐哥杀了人……他意识到他本人配不上他自己的最高理想，那种理想折磨着他的心。这就是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就是犯罪与报应的悲剧实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阿乐哥的行凶杀人和被人抛弃，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行凶杀人和孤独生活有极深的渊源关系。 　　为进一步捕捉素材，充实艺术构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翻阅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的审判记录。其中法国的一桩拉赛内尔杀人案引起了他的关注。拉赛内尔是法国里昂市一个商贾的儿子，曾想埋头于研究法律。在一次决斗中，他因杀了人而入狱。被释放后，他先打算成为一个诗人，但文学活动不能使他满足，他又跟那些狱友来往，由于饥饿，由于对金钱和享乐怀有无法遏止的欲望，他开始参与他们的盗窃活动，随后他又准备干更大的犯罪勾当；行凶杀人，抢劫财物。因而再度入狱。在狱中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尽情地发挥他关于文学、道德、政治和宗教的思想。他那精僻的见解、清晰的记忆力和广博的知识，使很多人惊诧不已。这类喜欢发表抽象议论的罪犯或满口空洞理论的杀人凶手，以其心理上的各种矛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极大兴趣。他写道：“在这一诉讼案中，讲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可怕却又饶有兴味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本人也胆敢充当自己时代的牺牲品，这一切都是极度的虚荣心造成的……”于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脑海里早已形成的形象，又溶入了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深重浪漫主义思想与行为的典型刑事犯的形象。 　　1864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经济上最为贫困的一年。借债、还债这些为谋生而进行的努力，使他在这一年中在创作上几乎一无所获。“整整一年中，我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作家感叹道。不过他却密切观察着和感受着他周围那个新环境，在那里，人们赤裸裸地、厚颜无耻地为金钱而斗争。在这一年中他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当权者和投机商很快就成了他笔下的各色人物。 　　酗酒问题一直是俄国社会的痼疾，世世代代，永无疗治。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小就深受父亲酗酒恶习的危害，故去的妻子的前夫也是个酒鬼，这一切都使他对这一问题深为忧心。他早就想写一部有关酗酒问题的小说，最终它成了　《罪与罚》中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生活写照。 　　为了集中精力从事创作，躲避各种烦琐事务以及债主们与警察局的纠缠，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到国外去旅行。一部伟大的小说，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旅途上开始动笔的。与此同时他也遇到了更为强烈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我已经3天没有吃午饭了，早上和晚上只能喝上几杯茶。说也奇怪，我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可恶的是，老板总是对我施加压力，一连几个晚上拒绝供给蜡烛……”，然而，强烈的创作冲动逼迫他一定要写下去，顽强地写下去。 　　1865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俄国导报》杂志的负责人卡特科夫写信，希望能刊登他正在写作的这部小说，他将小说的情节与立意向卡特科夫作了详尽的阐释。一向老成持重的卡特科夫深为小说的内容所打动，立即预支了300卢布，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11月份，他已经写了很大一部分，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小说中的人物牵动着他，使他对这部小说增加了更多新的认识。更新更大的写作计划很快取代了原有的构想，他把已写的手稿烧毁了，又开始重新写起。　1866年一月号的《俄国导报》上开始登出了他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他把这部小说定名为《罪与罚》。 　　人物形象 　　《罪与罚》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已经概括了全书的基本情节。它的核心是描写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犯罪前后的整个心理活动过程。所谓“罪”，是指主人公的犯罪背景与杀人动机，所谓“罚”，是指主人公在经历犯罪过程后所无法摆脱的肉体与心灵上的惩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开始就采用了戏剧艺术的手法，简明地介绍了时间、地点和人物。法学系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见女高利贷主，他给了她一只表作抵押品，但他更关注的是房间中的一切，他用耳朵分辩着老太太的钱放在哪一个抽屉里。随后，他在一个酒馆里遇到了酒鬼马尔美拉多夫，这个九等文官向大学生讲了一通有关他家庭的醉话，随后，拉斯柯尔尼柯夫将他送回家去。于是，一个苦难的家庭生活情景被自然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回到自己的住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母亲写来了信，信中讲述了妹妹杜尼娅在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家受尽凌辱，为了哥哥与母亲她愿意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有钱人卢仁。小说的主要人物很快被作者展开了。从小说一开始，我们就被一种浓重的氛围笼罩着，拉斯柯尔尼科夫似乎正在酝酿着一件什么事情，而这封信更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似乎更坚定了做这件事的勇气。他要做什么？他痛苦地斗争着，极力想避开这件事，然而他最终无力逃脱，当他做了一场令他浑身战栗的恶梦之后，他恐怖地喊出了“天哪！……难道我真的会拿起斧头砍她的脑袋、打碎她的脑壳……撬开锁、偷窃。”这时，我们终于明白，他原本是要杀死那个放利贷的老太婆。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去杀人？ 　　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本是一个聪明、正直、善良而又学识渊博的青年，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同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对金钱和权势毫不重视，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靠个人的勤奋学习取得社会上的地位。但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又是一个孤僻骄傲、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人，在大学同学们中间“他高傲地把他们当作小孩儿，仿佛不论在发展前途上，在知识或者在信仰上，他都比他们强”。可是，现实生活却偏偏堵死了他的一切出路。穷困的生活使他不仅无法念完大学，就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都不可能。由于孤独，由于饥饿和病痛的不断折磨，也由于人格受尽了凌辱。他内心充满了愤怒、憎恨、痛苦和绝望的　‘清绪。他想要向社会进行抗议和报复。母亲的信，马尔美拉多夫悲惨的身世，都在他心里掀起了更加狂暴的复仇与反抗的浪潮，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妹妹和千百万无辜的穷人被某些势力，某些人毫无阻力地吃掉。不能接受妹妹为了他的前途而去嫁给那个恶棍、大骗子卢仁。“我不要您的牺牲，杜涅奇卡，我不要，妈妈！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许可那样做，不行。不行！我不答应！”然而·他马上又意识到，他根本无力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连他自己还得仰赖母亲与妹妹那一点点可怜的收人维持生话，又怎能帮助他们解脱命运的摆布呢？作者这样描写着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可是你能怎么办，让这件事不要发生？禁止吗？你又有什么权利呢？你在这方面能够允许她们一些什么，来取得这样的权利？等你读完大学，得到一个职位的时候，把你的整个命运，整个将来奉献给她们吗？我们常常听到这种说法。可是这是将来尚难逆料的事。现在可怎么办？现在一定得做点什么才行，你明白这一点吗？可是，你现在怎么办呢？你把她们抢光了呀……你用什么来保护她们未来的百万富翁，安排她们命运的万神之王宙斯？再等10年吗？再过10年，母亲将因为结围巾把眼睛弄瞎，也许哭瞎也说不定；一年到头吃不到荤腥，瘦得不像人样，还有妹妹呢？好好想一想，再过10年，或者就在这10年当中，妹妹会变成什么样子仆拉斯柯尔尼科夫极为苦恼，他心急如焚，快要发疯了。作者写道：“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旧的，由来已久的，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它们折磨他，撕袭他的心，已经有许多日子了。许久许久以前，在他身上就产生了现在这整个的苦恼，积聚起来，最近更是成熟起来，凝结起来，采取一种可怕的、奇异怪诞的问题的形式，烦扰他的心灵和理智，不可抗拒地要求着解决。现在母亲的来信突然像一个闷雷打在他头上。显然，现在必须不只是愁眉苦脸，光是议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消极地遭受痛苦，却一定得做点什么，立刻就动手做，越快越好。”他要做的，就是去杀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看来，让妹妹去跳火坑，嫁给卢仁，是自己道德上、良心上的犯罪，是一种对母亲、妹妹的慢性杀害，他自己就是一个罪犯，与其如此，还不如去杀死那个令人讨厌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那个“可恶的、有害的虱子”，然后用她的钱去挽救亲人和其它濒临绝境的人们。他在杀了人以后对杜尼娅说：“我想为大众造福，然后做成千百件好事来弥补这样一桩傻事”。在他看来，既然那些统治者们“杀人如麻，鲜血象像香槟酒一样流淌”，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杀人呢？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重要的杀人动机。然而，他的更重要的杀人动机出自于他的理念，在他杀人之后曾对索尼娅·马尔拉美拉多娃讲过：“如果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杀人……那我现在就幸福了”，“我杀人的时候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这所谓“别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受过高等教育，读过大量书籍，而且特别喜欢思索，他不会仅仅因为物质的需求而去杀人。长期以来，在他研读法律的时候，在他“分析一个罪犯的犯罪的全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是分为两部分的——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所谓平凡的人“是低级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是未来的主人”，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与血泊”。也就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获得个人的成功，他们可以冲破一切社会道德的束缚，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即使是灭绝人性的屠杀、焚烧、抢掠，也在所不惜！正因为这些人敢于为所欲为，才使他们后来成为“人类的恩人”，就像历史上的拿破仑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自己划归到这类不平凡的人里面。可是，冷酷的现实根本不强调他的重要性，并且还把他放到生活的最底层去受凌辱、嘲弄和折磨，使他的病态的狂妄自大的心理得不到施展和满足。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不是“虱子”，而是拿破仑式的伟人，他便通过变态的被扭曲了的心理所产生的形式——杀人，来把它发泄出来。 　　其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两个杀人动机相互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想靠无政府主主义的反抗去向那些吸人血的“毒蜘蛛”、向那些奴役人的统治者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又想成为拿破仑式的统治者去统治人类；一方面他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与千百万受压迫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想极力证明自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命定中的超人；一方面他切齿痛恨那些丧失人性的卢仁们，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走上了违背人性的杀人道路，成为本质上与他们相同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状况由其个人悲剧引申到更为深广的社会悲剧之中。 　　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去杀人了。然而，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杀了那个老太婆之后，在老太婆家深受苦难的温柔的丽查维塔回来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拉斯柯尔尼科夫情急之中将丽查维塔也杀死了。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被杀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社会的刽子手，而丽查维塔则是社会的牺牲品。这个情节的震撼力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自己的敌人的同时，也杀死了他自己。此后他所受到的肉体与灵魂的惩罚便是必然的了。 　　杀了人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面临着两种惩罚：一个是来自法律方面的，肉体上的惩罚；一个是来自他内心的，道德上的惩罚。来自法律上的惩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本来是可以逃脱掉的。在做案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且分裂派教徒米柯尔卡由于宗教原因而甘愿受难，承认是他杀死了老太婆。但是，拉斯柯尔尼柯夫在道德方面所受到的惩罚却不断地折磨着他，他忽然感到一种无边的孤独和空虚，感到有种无形的障碍把他和别人分割开，他再也不能问心无愧地，平等地与人相处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害怕与人类脱离关系的心情在他的心灵中是逐渐增长的。他贪婪地抓住任何一根希望的草梗，以便在犯罪之后可以活下去，可以像一个人一样地活下去。在马尔美拉多夫死后，他负责照料他的家庭、照料孩子们。这时，在他心里“充满着忽然涌上来的充沛强大的生命的新的广阔无边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和一个被判处死刑，忽然出乎意外地获得宽赦的人的感觉相似……”，“他像个抓住草梗的人似的，忽然觉得他可以活下去，面前还有生活，他的生命没有跟那个老太婆死掉”。然而，他的这个结论做得太快了，当他回到家里。从彼得堡来看望他的母亲和妹妹令他大吃一惊，以至他“一阵昏迷，瘫倒在地上”。母亲与妹妹对他的抚爱令他痛苦不堪，每一句话对于他都是打击、创伤与刺痛。她们越爱他，他的内心就越痛苦。在他看来，既然自己做出了仇视人类的行为，玷污了人性，就无权再去爱别人了，更无权去接受别人的爱。这是针对自己，针对自己良心的斗争，这正是对他的犯罪行为的惩罚。 　　这种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与他的“超人”思想是纠合在一起的。因而，他既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肯定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无休止的内心矛盾、冲突，使他的精神处于一种崩溃的、患热病的狂癫状态，他不断地在绝望中挣扎着。 　　在无休止的绝望与挣扎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被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的崇高形象征服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类受难者的形象，她使拉斯柯尔尼柯夫看到了人的尊严被践踏到极点却仍保持了自己心灵的高尚和纯洁、保持了对人类真挚的爱情的人类美德。于是他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脚，并且说：“我不是向你膜拜，我是向人类一切痛苦膜拜。”当索尼娅给他读《福音书》的时候，他第一次激动了，觉得上帝既然能使死者复活，或许也能给他那犯罪的灵魂指出一条出路，于是他听从了索尼娅的劝告，去自首和服苦役。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的皈依上帝，在他内心深处试图成为统治者的情绪依旧不断升腾、呼号，使他成为苦役犯中最阴郁、孤傲冷漠的人，为此苦役犯们甚至想打死他。精神上的痛苦和绝望使他终于病倒了，在高烧和昏迷中他反复地做着同一个恶梦，似乎是人类得了可怕的传染病，他们疯狂地互相杀戮、互相仇视，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了，只有少数“纯洁的特殊人物”可以幸免于难。拉斯柯尔尼科夫把这个梦，看作是上帝的启示，他终于承认：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让他的主人公信仰了上帝，用受苦来赎灵魂上的罪恶，让他在“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选择中放弃了成为统治者的欲望，因为这与他所珍视的道德、人性的原则无法调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主人公的。他试图通过对这个人物从犯罪动机到犯罪过程直至遭到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惩罚的详细过程，找到促成其犯罪的社会根源，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对社会的批判性是巨大的。作者写道：“通过这一形象，小说中要表达一种无比高傲，狂妄自大和蔑视整个社会的思想……他想跃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地攫取权力，大发横财，行凶杀人的想法在他身上巳经成熟。”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是通过对这个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来完成的，作者的笔犹如一把解剖刀随时随地剖析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状态，将他内心的痛苦与心灵的扭曲一丝不漏地昭然于世，从而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作品本身也深邃而耐人寻味。 　　小说中还有着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马尔美拉多夫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是小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家人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小说的悲剧色彩。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是作者所着力塑造的一个理想形象。她是一个妓女却有着天使般的灵魂，对人类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她成为绝望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黑暗天地里的一线光明，出污泥而不染是她灵魂的品格，当她把真正的爱献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并向他指出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时，拉斯柯尔尼科夫那苦苦挣扎的心灵终于解脱了，他得救了，“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心田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这个勇于自我牺牲的女子心灵中迸发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热情正是现实生活中的上帝的显现，她使在罪与罚的深渊里挣扎的主人公获得了新生。 　　社会批判 　　在《罪与罚》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黑暗肮脏的画面，整个社会的现实都弥漫着一种无路可走的氛围。在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落魄的九品文官马尔美拉多夫的醉话：“你明白不明白，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是怎么一种情况？……必须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呀……。”这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哀号与渴望，也是对这个社会的控诉。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这个社会的残暴不仁更为痛恨，他仿佛看到正是这个黑暗的社会在向他提出抛弃人性的要求，在鼓舞他走向杀人的境地。 　　在小说中，有许多场景的描写达到了使人窒息的程度。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酒馆里与马尔美拉多夫相识一节，为全篇小说定下了一个悲愤凄婉的调子。作为一个父亲，向一个陌生人高谈阔论他的女儿为什么不得不沦为妓女，这是一桩怎样令人痛心的事呀！“要做到这一步，非有痛苦而且复仇的，力求彻底暴露无可奈何心情的，渗透对人的隐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才能不可”。批评家叶尔米洛夫写道：“世界文学中很少有人能对人生的哀痛、苦难、羞辱和悲惨作这样深刻的揭露。只有深深同情颠沛无靠的下层民众的哀痛的艺术家，才能够创造这样的形象和画面。” 　　这是一个人性受到践踏的社会。人的个性被贫困的生活扭曲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欧洲的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使人的个性冲破世纪的束缚，得到充分、自由、完美的发展。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都用自己的作品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能唤醒人的个性发展的要求，但并不能给予个性发展以充分的正确的发展天地，往往还是扼杀人类美好个性的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继承了西欧与俄国文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并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没有使人的个性更崇高，反而使人在互相倾轧中变得更精明，更虚伪，在本质上更凶残，更厚颜无耻。 　　在作者的笔下，外表文质彬彬，礼貌周全的卢仁就是一个心地肮脏的大骗子，他有着一套诡辩术的技巧，堂而皇之地批评着人类相爱的道德标准：“如果直到现在大家对我说　‘去爱人吧’，而我爱上了，那么结果自己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把一件长褂撕成两半，跟亲人分而穿之，于是我们俩都变得衣不蔽体……科学却告诉我们：首先只爱你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根据的。只爱你自己一个，往往就万事顺当，你的长褂也保全了。经济方面的真理更补充说明，社会中越有更多的私人事务安排妥当，越有更多的所谓完整的长褂，社会的基础就越是巩固，其中的共同事业也就安排得越好。因此，当我专心致志地只顾到自己的时候，正是好象给大家都顾到了，结果是亲人得到了比一件扯破的长褂更多一些的东酉，并且这已经不是部分的，个别的慷慨之赐，而是一般繁荣的结果。”卢仁正是以这种诡辩术来掩盖其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作者对他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当他试图以最卑鄙的手段想置无辜的索尼娅于死地时，他的阴暗心地暴露无遗。卢仁的形象是作者所极力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利欲熏心，丧失了人类道德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在他身上凝结着令人类作呕的社会丑恶。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憎恨、谴责、诅咒了那个歪曲、扼杀个性的畸型社会和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从而捍卫了人的尊严与个性，客观上使人们从中得出必须根除这个破坏人类崇高个性的现实。小说对俄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是巨大的。 　　艺术特色 　　《罪与罚》牢固地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是他的第一部以刑事案件为基础的哲理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典型的侧重心理描写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以描写变态心理为主的小说。 　　作者在选择叙述角度的问题上是颇具匠心的。如何找到一种既能把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包罗进去，又能便于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全方位的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颇费过一番心机。最终他选择了第三人称叙述，但注意力只集中于主要人物身上的叙述方式。这样，故事内容完全由作者来叙述，他似乎是一个不见其人却又无处不在的人物，他时刻都离不开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小说的故事情节因此显得既集中统一，又紧凑凝练，从而使这部小说在艺术结构方面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一部。 　　这部小说是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但作品的情节与主题又十分集中，一切都围绕着统一的主题而进行。我们在小说的前几段就已经知道将有一场杀人悲剧出现，随后便是主人公被强烈的杀人动机所支配，并做着物质上的准备。行凶杀人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立即陷入复杂而紧张的心理斗争之中，一方面他在同自己的灵魂作斗争，另一方面他在与侦破这个案件的侦探们做斗争。周围的人们，那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也—一卷入了这场杀人悲剧。他们对于他的最终皈依上帝起了重要作用。小说中有着一些附属于中心情节的副线，马尔美拉多夫一家的遭遇，地主斯维里加洛夫的形象，这些次要情节都起着强化全篇小说悲剧色彩的作用，却不曾打断过中心情节的发展。 　　小说浓重的悲剧氛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艺术风格，在这部小说中犹其显著。马尔美拉多夫的葬后宴一节具有着强烈的悲剧震撼力，可谓小说悲剧氛围中的经典场面。 　　马尔美拉多夫的遗孀卡捷琳娜·伊札诺夫娜被一种“阵发性的高傲的虚荣心”所驱使，一心要办一次体面的酒宴，以便在那些有身份和可敬的人们面前显示一下自己也懂得礼数。然而，事不如愿，没有几个客人来，酒席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终于爆发了索尼娅与旁人的争吵，一阵阵嚎叫声，恫吓声和受惊的孩子们的啼哭声使酒席大乱。而后，场面安静了，卢仁指责索尼娅偷去了他100卢布的钞票。索尼娅痛苦到极点，不禁痛哭起来。在众人的喊叫声和呵斥声中，卡捷琳娜把索尼娅搂在怀里，她说着：“索尼娅，索尼娅，我不信！你瞧。我不信……。”一场闹剧马上被悲剧氛围所取代。作家在这时写道：“这个可怜的、害肺病的、孤苦伶仃的长捷琳娜的痛哭，似乎在大家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在这张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枯瘦的、肺痨病患者的脸上，在那两片干枯的、带有血迹的嘴唇上，在这嘶哑的喊叫声中，在这种孩子啼哭般嚎啕恸哭中，在这一片轻信的、幼稚的、毫无希望的析求保护声中，充满了多少不幸，多少痛苦啊，这使得大家都可怜起这个不幸的女人来了。”随后是列别加尼科夫愤怒地拆穿了卢仁的骗局，拉斯柯尔尼科夫充满激情的辩护词使受诬陷的索尼娅获得了清白。悲剧气氛到这里形成一个高潮。当酒宴结束后，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跑到大街上，她盼望能找到最后的公理。这个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女人摔倒在马路上，大口大口地吐血。她虽然受尽了欺压与侮辱，却显得高大而庄严，因为她对这罪恶的世界充满了绝望与抗议，这是一个母亲的绝望，一个母亲的抗议。这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呀。悲剧在这里强化到极点。 　　小说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通过内心独白、梦境等心理剖析手段对人物所做的深刻的心理分析。内心独白可以直接披露人物的所思所想，令读者对其心理活动一览无余。梦境则使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趋复杂，感染力也更大。小说中在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是通过梦境来展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活动的。当他准备杀人的时候，当他与自己的良心苦苦争斗的时候，当他在劳役场皈依上帝的时候，一个个梦境使他深陷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的痛苦或梦境中得到暂时解脱，或在梦境中陷入深渊，他在现实中挣扎着，也在梦境中挣扎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梦境展示人物心理的手法，在当时的作家中是一大特色。 　　《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步入了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 　　《赌徒》与赌徒 　　女速记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赌徒》并不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我们之所以将它提出来。是因为在这部作品背后隐藏着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1866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彼得堡。此前他一直在国外和莫斯科进行着　《罪与罚》的写作。此时他已开始了这部小说第四部的写作。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为了解脱经济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创作全集的版权廉价卖给了出版商斯捷洛夫斯基，而这个出版商竟趁人之危，附带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1月1日以前必须写出一部未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的，篇幅不少于大开本10个印张的长篇小说，否则，斯捷洛夫斯基将有权得到一大笔违约金；而如果到12月1日仍交不出这部小说，斯捷洛夫斯基在今后9年中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随意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无需付给任何报酬。为解燃眉之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好允诺了。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了《罪与罚》上，而斯捷洛夫斯基也确信他没有时间能够写出合同中要求的小说。在那个尖刻的出版商看来，一笔财富在几个月后就会流进他的手心里了，于是，他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延期或支付违约金的要求。这种形势已几乎把陀思妥耶夫斯基逼上了绝路。 　　几上朋友向他建议，4个人合写一部小说，各写一部分，最后由陀思妥耶夫斯基通稿。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不肯接受，他说：“我是从来不在别人的作品上署名的。”朋友又向他建议，请个速写员帮助他写作，他同意了。几天以后，20岁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斯尼特金娜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一个月以后，中篇小说《赌徒》诞生了，一段让世人称羡的爱情故事也诞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年轻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第一个印象是极不愉快的。50年后，安娜写道：“那一天他显得无精打采，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孤独无援，脸上带着怒气，几乎象个病人。他似乎被某种倒霉事给彻底压垮了，连眼皮也懒得抬，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来。……”头几次口述，是在紧张和惴惴不安的心情下进行的，陀思妥耶夭斯基对于这种新的写作方式能否获得成功还表示怀疑，因而一切都显得不够得心应手。逐渐地，安娜细心而准确的记录，鼓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心，口授默写的质量明显提高了，创作速度也明显加快。作者已经不再关心如何记录了，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题材，不断地加深着艺术构思。 　　工作的顺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大为好转，他对女助手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了。他终于注意到，这个速写员不仅有着一手快捷漂亮的字迹，而且还有着一张姣好的面庞：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既聪明又炯炯有神，宽大的前额，刚毅的下额，充满了青春的魅力与风韵。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变了，他很乐意同这个可爱的姑娘畅谈自已的写作计划或回首往事，他对她日益殷勤与亲热。而她也对这个孤独的作家从心底漾起了一种怜意，很快便转为了爱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久后写道：“我觉察到我的女速记员真诚地爱着我，虽然她从未就此事向我吐露过一字，我却越发喜欢她了。打从长兄逝世后，我的日子过得十分寂寞与艰难，因而我请求她嫁给我。她同意了，于是我们结了婚。尽管年龄上的差别非常大　（一个20岁，一个44岁），但我越来越相信，她会得到幸福的。她心中充满着爱，而且善于爱。” 　　安娜·格里戈耶夫娜是一个讲究实际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她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处于极端的经济窘迫之中，他需要养活一大家人口，而身上还背着数以万计的债务，但她并不计较这些。为了使心爱的人能够摆脱恶运，她准备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贡献出来。由于父亲早逝，安娜在尚未成年便独立生活了，这使她很早就对生活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她懂得金钱关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并善于灵活处理法律方面的复杂问题，她具有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也无法具备的干练、果断的办事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她能够在生活管理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巨大的帮助。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几年间，安娜凭着惊人的毅力筹划着家庭财务，最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的前一年，还清了巨额的债务。假如没有与安娜的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真的要在讨债与还债的奔波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了。 　　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人对他重新娶妻大多不赞成，而那些老债户们又不停地上门讨债，苦恼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于是他们决定出国旅行。安娜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典当出去权充旅费。他们原本打算只旅行到秋天，不想，此次出国，竟长达4年。 　　赌徒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版权将要被尖苛的出版商剥夺去时，他的反击武器是按合约写出那部小说。他知道，这是一次赌博，他知道自己又一次来到了人生的赌场，只是这一次他必须要赢，否则将永远陷在别人设置的陷井里。在安娜的帮助下，他以一本名以《赌徒》的小说取得了这场赌博的胜利。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就是一个赌徒。赌博是他无法节制的嗜好。 　　早在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对台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输过一大笔钱，还上过赌棍的当。从西伯利亚服完苦役之后，他对赌傅的嗜好更为强烈了。狂热的赌博犹如极其危险而又充满诱惑的鸦片，以不可抗拒之势迷住了他的心窍。这与他爱走极端的性格有着很大关系，他是这样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的：“最糟糕的是，我天性卑劣，而且过于热情奔放。我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总是爱走极端，我一生都爱一味冒进。”在谈到赌博这种行为时，他说：“最主要的是赌博本身。您知道吗？它是那么吸引人。不，我向您发誓，这不单单是由于贪财，虽然我比任何人都需要钱，为了钱而需要钱。” 　　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友苏斯洛娃去欧洲旅行。那次旅行使他饱尝了赌博的喜悦与悲伤。那次旅行经历，成了他的小说《赌徒》的生活素材。 　　在那次旅行中，他几乎是泡在赌场上了。他曾给长兄米哈伊尔写信道：“我在威斯巴登发明了一种赌博方法，我一采用这种方法，立刻就赢了1万法朗。第二天早上没有采取这种方法，有些急躁，马上又输掉了。到了晚上我又严格地按照这种方法去赌，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赢了3000法郎。你说说看，在这以后，怎能不迷上它呢？怎能不相信这一点：只要严格按照我的这种方法去赌，就一定会走运。”然而，他并不是总那么走运。在威斯巴登，他一次就赢了1万多法郎，本想第二天就离开赌场，但他没能坚持住，结果很快把钱输了半数以上。他把剩余的5000法郎寄回家里。可是没过几天，他又从威斯巴登给亲属们写信说，他“在轮盘赌场上输了个精光，一个子儿也没有剩下”，他请求亲属们把钱再给寄回去。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为什么会有着这样一种令人不齿的嗜好呢？在观念上，他并不认为赌博是一件可耻的事，特别是以艺术家而言。在他看来，艺术家要对生活做全面的了解，作家笔下的主人公的感情与感受都需作家本人切身的体验。在性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激的性格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赌徒，虽然他以常人所不具备的坚强意志忍受过苦役生活的折磨，却无法抗拒拼争激烈的赌场对他的诱惑。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对于我们更趋复杂，但也更为真实。 　　在赌场上的生活经历的确为他的很有几分自传性的小说《赌徒》准备了充分的创作素材，以至他在26天内便以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这篇小说。 　　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波林娜是一位将军前妻的女儿，母亲死后她留在继父家里充当两个异父同母的弟弟的外语教师。她与家庭教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相爱了，这是一个机智而富于才华的年轻人。不久，将军的事业遭到了失败，他不得不依赖一个年轻的法国高利贷商人在经济上的资助。这个法国人以其“漂亮英俊的外貌”迷住了波林娜，在阿列克谢外出期间，她成了这个法国人的未婚妻。然而，这个卑鄙悭吝的法国人原来只是想获得一大笔嫁妆，他的希望破灭之后便同波林娜断绝了关系。波林娜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了拯救波林娜，阿列克谢不顾一切地在赌场上狂赌，他感到：“我的整个生命都成了赌注。” 　　这个无所畏惧的赌徒在赌场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赢了20万法郎，然而狂赌、赢钱、黄金这些念头逐渐淹没了他对波林娜的深情。“我发誓，我非常疼爱波林娜，可是说也奇怪，自从我昨天触摸到赌台并开始一包包地把钱划拉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爱情就似乎退到第二位了……我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飘飘然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阿列克谢的心情的描写正是他与苏斯洛娃一起在欧洲旅行时自己内心的写照。苏斯洛娃是怀着惊惧的心情观察着这个伟大人物如何被狂热的赌博迷住了心窍，他犹如一个充满拼搏精神的斗士只顾在金钱的王国里奋力拼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不胜惊讶地察觉到，他对那个有魅力的女子的热情已经减退并化为乌有，轮盘赌以及它那有魔力的数字已经吞没了他的整个生命。这是一个爱情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个悲剧写进了他的小说。 　　波林娜拒绝了她所钟爱的阿列克谢为她赢来的20万法郎的资助，并把钱甩在他的脸上。他们最终分离了。随后，阿列克谢陷入了生活的泥潭之中，他当过仆人、听差，蹲过债户拘留所，他拼命地赌博，赢过钱。而后又全部输掉，但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小说对主人公的前途未作任何交待，但命中注定的是他终将遭到毁灭。而波林娜却在内心里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赌徒，直到她即将嫁给一个英国豪侠青年的时候，她的内心仍然属于那个才华卓著、心灵崇高但却注定穷苦的俄国青年。阿列克谢不啻是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征战于赌场的十分出色的自画像。 　　旅居欧洲 　　从1867年4月到1871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与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在欧洲各地过着旅居生活。 　　在欧洲各地，他们参观博物馆、流览古代建筑遗迹，欧洲各大美术馆保存的许多著名画家的著名画作令他们流连忘返。这些艺术大师们的杰作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它们刺激了这位小说艺术大师在自己的作品中所展开的艺术想象。提香的《纳税银》，使他看到了基督的显现；克洛德·洛兰的《阿喀斯和伽拉忒亚》使他重温了童年时就曾梦想过的“黄金时代”，而伦勃朗那些画作中在暗淡的阴影下所透露的明朗的色彩，使这位小说家深感与画家的精神趣向相一致。而汉斯·小贺尔拜因的《梅耶尔市长家的圣母》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出了他未来的小说《白痴》里的人物与句子。欧洲大地上丰富的艺术品收藏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既震惊又疾迷。 　　在德累斯顿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转赴巴登。这里是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也是当时的一座著名的赌城。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可更改的赌博嗜好再一次占据了他的生活，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拨，妻子安娜深深地为他痛苦着。巴登几乎是陀氏夫妇在旅欧四年期间所遇到的最使他们伤心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旅游生活最终以一场悲剧收场，他们几乎是身无分文地离开这里的。 　　到达巴登不久，就发生了一桩令文坛注目的公案：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就俄国和欧洲问题发生了一次思想意识方面的争论，这次争论导致了两位著名作家关系的破裂。 　　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结识别林斯基以后，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他反对农奴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不赞成采取革命的方式，因而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产生了分歧。随后他移居西欧，结识了欧洲大批作家，对传播俄罗斯文学在西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小说以描写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为主，风格简朴，细腻而清新，富于抒情意味，对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长篇代表作有《猎人笔记》、《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罗亭》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曾是相当要好的朋友，在别林斯基小组时就已相识。屠格涅夫的小说《幽灵》便是在陀思妥耶夫斯主编的《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然而，屠格涅夫于1867年完稿的长篇小说《烟》，却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不好的印象。在他看来，屠格涅夫是站在极端西欧主义的立场”来看斯拉夫派和根基主义的民族理想的，屠格涅夫是脱离开俄国的现实来评说俄国社会的。恰好，此时屠格涅夫也在巴登渡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登门拜访。话不投机，一番争执过后，两个便不欢而散了，甚至双方还做出了从此绝交的表示。这是俄国社会复杂的社会矛盾在两个著名作家身上的反映。经过多年的敌视，两人才终于在他们去世前不久，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的仪式上重修旧好了。于是俄国文坛上的这段公案又成了一段佳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陷进了狂赌之中。现在他几乎是在对他的《赌徒》中的主人公做着现实性的表演，只是他没有他的主人公那么幸运，他很少赢而总是输。亲身体验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拼命狂赌的可怕后果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后来对于他在这种难以抑制的狂热病发作期间的心理状态作过详细的描写：“……不到一个礼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把所有的现金输光了，我们开始为筹钱而发愁。只好把东西典当出去。然而，即使在典当东西的情况下，我丈夫仍不能约束自己，往往把典当东西得来的钱输得一干二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也有赢的时候，然而在他短暂的胜利之后，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失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写道：“……这些钱并没有在我们手里留存很久，费奥多尔·米哈伊维奇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赌博后的激动心情尚未平静下来，他就带着20块硬币走了，结果全部输掉，又回来取了20块，也输了。两小时之内，曾几次回家取钱，终于输了个精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一直怀着无法摆脱的侥幸心理，他在疯狂地冒险，孤注一掷，在赌博这个魔鬼面前束手无策。他无奈地说：“我只要一赢钱，就立即开始下大赌注；我控制不住自己……”面对着跟随他无怨无悔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充满了惭愧与悔恨，他想罢手却又欲罢不能，他试图想在赌场上挣回一笔财富以宽慰妻子快要破碎的心，然而他的愿望几乎总是失败。 　　陀思妥耶夫斯基疯狂般的嗜赌行为令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既伤心又无奈。当所有的金钱都输掉以后，为了迁就丈夫，她将自己的手饰也拿出来交给了丈夫。这些手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送给她的，她非常珍爱，现在，她请求丈夫只把它们典当一个月，然后再赎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疯狂地热吻过善良的妻子以后，又疯狂地走向了赌场。安娜独自痛哭起来，“天呐，我心里多么难过啊！我不知我一生中是否还会经常出现这种可怕的时刻。”几小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来了，所有的钱又一次输光了。善良的妻子赶快来安慰他，而他试着要妻子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了，但又说不下去，便放声痛哭起来。妻子跪在他面前安慰着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痛哭不止。安娜后来写道：“我真替他难过，这太可怕了，他是那么痛苦。” 　　幸好，安娜的亲属们经常他们寄些钱来，从而使他们得以离开这个令他们痛苦与无奈的城市。巴登这个美丽的城市，对于陀思妥耶夫基完全是一座地狱。 　　1867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来到了日内瓦。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见了许多著名政治家与艺术家，并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几个月以后，年近半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他第一次找到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感觉。然而这种做父亲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多久，3个月后他们的女儿索厄娅就夭折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而又屡遭不幸的一生中，这是一次最为强烈的打击，甚至超过了他以前所经历过的历次可怕考验。他悲痛欲绝，“站在心爱女儿已经冷却的尸体前，像女人一样痛哭不止，热烈地吻她那苍白的小脸和小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记叙他的小女儿的：“这个还不到3个月的小女孩，显得那么羽毛未丰，那么渺小，但对我来说，她已经是一个有性格的人了。她已开始认得我和喜欢我，我一走近她，她脸上便绽出微笑。我用滑稽的声音给她唱歌，她很喜欢听。我吻她时，她不哭，也不皱眉头。我一走近她，她的哭声就停止了。” 　　女儿的过早夭折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人生的悲凉与苦短，他以更为执着的热情投身于创作之中了。这时他的写作计划是完成一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白痴》。 　　《白痴》 　　写作背景与故事倩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旅居欧洲期间开始拟订他的长篇小说《白痴》的写作计划的。他把这一题材比拟为一个古老的传说，而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就是传说中的基督，只不过这个古老传说的故事是在更为残酷的现实背景中展开的。 　　1868年初，他的构思已完全成熟。他把这个即将问世的新小说的主题思想概括为：描写极其美好的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题材，也是一个艰难的题材。他把这部小说献给了他的外甥女，一位心地纯洁的小姑娘，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伊万诺娃。 　　事实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他在服完苦役后，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所进行的那场惊人动魄的恋爱中所受到的精神刺激写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次恋爱使他受到的精神刺激比死亡还要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玛丽亚的那场别扭的婚礼。在那场婚礼上，其中的一位证婚人便是他的情敌，那个年轻的中学教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结婚仪式增加了紧张气氛，也使这次婚礼充满着复杂的内心悲剧：角逐、嫉妒、敌意和强烈的欲念。这种内在的悲剧深深地印在了敏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意识中。他甚至神经质地想到，那个被他斗败了的中学教员会不会因嫉妒而将玛丽亚杀死。这场充满悲剧气氛的婚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不断地闪现着，最终它变成了《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与纳斯塔霞的那段悲剧性的婚礼场面。“这时她蓦地大叫一声，从台阶上跑下来，向人群猛冲过去。护送她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看热闹的人赶快给她让开路，在离台阶五六米远的地方，罗戈任突然出现。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在人群中发现了他的目光。她发疯似地跑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 　　‘救救我吧！把我带走！到哪里都行，快！’ 　　罗戈任几乎用胳膊把她抱了起来，一直抱到马车跟前。” 　　这场婚礼为小说的结尾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几个小时以后，罗戈任出于嫉妒将纳斯塔霞杀死了。梅什金公爵与他的情敌在他们共同的情人的尸体旁见了最后一面，相互间充满深厚的同情。接着两人消失在疯狂的黑夜中。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构思成熟的就是这个结尾，这是从他的那场刻骨铭心的婚礼场面衍化而来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为了这个结尾写出了《白痴》这部小说的。 　　此后十几年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这个结尾折磨着。全篇小说的构思过程显得缓慢而又痛苦，然而，在长期的构思中，小说的故事情节却愈加平稳、严整，既充满戏剧性又显示了生活的丰富多彩。 　　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穷困潦倒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且患有癫痫病。有个慈善家将他送到国外去就医。几年后，他如基督降临人世般地返回了彼得堡。 　　梅什金在显贵的近亲叶潘钦将军家里看到了美貌出众的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一张照片，她是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有人正打算把她嫁给叶潘钦将军的秘书伊沃尔金。聪颖敏感的梅什金立即在这位不平凡女子的面庞上看出了一种内心痛苦的表情。 　　这个漂亮女人的人生际遇是十分悲惨的。她自幼父母双亡，沦为孤儿，富商托茨基将她抚养长大，并把她当成了消遣娱乐的工具。这个才智出众，意志坚强的姑娘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充满了义愤，她力图从虚假伪善、厚颜无耻的环境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取深厚的感情与精神上的幸福。在跟梅什金公爵邂逅之后，她发现了纯洁的梅什金迥异于彼得堡污秽的上流社会的人们，于是她爱上了他。 　　梅什金公爵认识纳斯塔霞之后，对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充满怜悯的爱意。为了把她从骄奢淫逸的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解救出来，梅什金请求纳斯塔霞做她的妻子。但纳斯塔霞对他只报以一种钦慕之情。她自潮地说道：“托茨基的情妇是不会戕害一个孩子的。”她不愿意让一个纯洁如孩子一样的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累。她把自己对梅什金的爱情沉浸在纵酒狂欢中了。 　　年轻而热情奔放的百万富翁罗戈任疯狂地爱上了纳斯塔霞。由于不敢奢望把自己曾蒙受过耻辱的命运同一个光明磊落，品德端正的人的生活命运结合在一起，纳斯塔霞放弃了梅什金，而接受了落拓不羁的罗戈任的祈求。然而，她又拭图能够使梅什金公爵得到幸福，于是她设法促成梅什金与叶潘钦将军的女儿阿格拉娅的婚事。然而，她未能成功。梅什金对纳斯塔霞与阿格拉娅都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但梅什金最终站在了蒙受着侮辱与痛苦的纳斯塔霞一边，他们站在了幸福的大门口，梅什金带着她去举行婚礼。 　　然而，纳斯塔霞还在为自己蒙受过的耻辱惴惴不安，她在寻觅着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因此，当罗戈任出现时她束手无策。然而她内心是真正爱着梅什金的，当她坐上马车与罗戈任一同离去时，她向梅什金吐露了心声；“再见吧，公爵，你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第一个好人！”罗戈金在绝望和嫉妒心的发作下杀死了纳斯塔霞。一个美的形象被这个丑恶的世界毁灭了。 　　人物形象 　　小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精心描绘的一个理想人物，他谦虚、诚实、敏感，同情一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幸福与和睦，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社会上所有那些过着荣华富贵生活的人视为“傻瓜”、“白痴”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小说中，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是以一个“可怜的骑士”的面貌出现的，在他身上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他的纯洁善良与解救不幸的人们走出苦难的美好愿望；其二是他病弱的身躯所象征的对丑恶现实的无能为力。在他身上显现的这种欲望与力量无法统一的矛盾，注定他必将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注定了在这个拜金主义的世界上，他不得不听命于苦难、绝望和毁灭的普遍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了他的这样一个思想：在那个追逐暴利、淫佚放荡和充满罪恶的王国里，心灵美好的人往往都命途多舛，屡遭不幸。 　　梅什金在精神生活方面达到了崇高的境界。梅什金出现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宛如一位君子出现在作孽多端的罪人当中，他被众人视为“白痴”，然而正如阿格拉娅所说，“在气度豁达、心地忠厚和诚实可信方面”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地表现了这位傻瓜的可亲可爱的性格和令人倾倒的魅力，他仿佛凌驾于人类情欲的搏斗之上，他身上充满了热情，内心充满了智慧。 　　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的影子。众所周知，堂吉诃德是一个没落的小贵族，读骑士小说入了迷。把自己想象为游侠骑士，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把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受苦难的人们从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救出来。他维护正义，渴望普天下人都得到幸福，同时他对美貌的杜尔西内娅也充满了纯洁的骑士风度的爱。人们往往把堂吉诃德理解为一个喜剧人物，然而从其对最高理想的向往与他所不具备的能力看，他诚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作有雨果认为，塞万提斯在内心深处是深深同情堂吉诃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艺术形象的。他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这是人类天才所创造的一部最伟大最令人感到悲伤的作品。”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主人公身上贯注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对最高理想充满了执着的力量，其越执着，悲剧性就越强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所进行比照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形象，是基督的形象。在关于这部小说的笔记里明确地写着；梅什金公爵是基督。作者是把自己在几十年的宗教思索中形成的基督观念加在了他的主人公身上。梅什金从国外治病归来，无异于基督降临在沸腾着邪恶情欲的、乌烟瘴气的生活里。于是梅什金便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好人，因为他是以神的形象显现于人间的，作者将他写成了人类美好道德的一个范本。作者对此曾经写道：“小说的主要意图在于描写一个真正美好的人。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特别是现在。一切作家，不仅我国的，而且包括一切欧洲的在内，一描写到真正美好的人，就总要躲开，因为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好的人得有范本，可是，不管我们的或是文明欧洲的范本，都远没有产生呢。”现在，在作者的笔下产生了这样的范本，而且是以基督的形象为楷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念得到了完全的阐释。 　　为了使自己的主人公更为形象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本人的许多特点都加在了梅什金公爵的身上。梅什金的疾病，外貌特征以及道德哲学观点都无一不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外在特征。梅什金的族谱几乎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编年史。 　　可以这样说，梅什金这个形象是堂吉诃德、基督与作者本人的三位一体。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的直接写照。 　　纳斯塔霞在这部小说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她的命运构成了小说全部情节的核心，一切情节线索都围绕着她而展开，她又是一切行为和事件的推动因素。 　　这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我们最初是在给了梅什金以难忘印象的那张照片上认识她的。“照片上是一个真正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穿着一身淡雅宜人的黑绸衫，被照了下来；看来象是深亚麻色的头发梳成简单的家常式样；黑而深凹的眼睛，沉思的额；脸部表情是热情的，仿佛是高傲的。她的脸有点消瘦，或许还苍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进行的肖像描写，无疑带有极大的心理分析成分，“沉思的额”，“脸部表情是热情的，仿佛是高傲的”，这些描写都为这个“美丽如皇后”般的女人在美的外表上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无怪乎梅什金会惊叫道：“一张不可思议的脸！”当他见到纳斯塔霞本人时，更加注意到她的美貌上所笼罩的另外一层东西。“这张脸仿佛含蓄着无边无际的骄傲和轻蔑，几乎是憎恨，同时又有一种信赖的东西，非常纯朴的东西；当你看到这张脸时，这两方面的对照甚至好像引你发生一种怜悯。这种眩目的美甚至是不可忍受的，这苍白的脸，几乎是凹陷的脸颊和燃烧的眼睛的美；奇怪的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展示纳斯塔霞“眩目的”外在美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入了她的内心。我们在她的脸上读出了她内心里“憎恨”与“善良”之间的强烈冲突。 　　纳斯塔霞是美的象征，然而这美却被无情的置之于丑恶黑暗的环境中。当她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孤零零留在世上的孤儿时，就被灵魂丑恶的富商托茨基所觊觎，一俟长大，便成了他消遣娱乐的玩物。她所置身的彼得堡上层社会充满了太多的卑郧与龌龊，那些富商或是将军无不觊觎着她的美色。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出污泥而染的形象，而尤其因为其身处于丑恶环境却仍能保持自己品性的纯真而更显其心灵的美好。她有着纯洁的理想，有着对美好生活热切的向往。她也喜欢读书，具有着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这一切决定了她心地善良的品性。对于丑恶的外在环境，她表现了深深的憎恶与顽强的反抗。结识梅什金，使她发现了她所遇到的第一个内心世界极为高尚的人，她蕴积已久的对美好纯洁的生活的向往使她很快就爱上了这个纯洁如孩子一样的人，也使她对簇拥在她周围的托茨基、叶潘钦和伊沃尔金们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反抗。“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用这样的美可以把世界翻个个儿。”纳斯塔霞心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然而，黑暗社会的势力毕竟太强大了，纳斯塔霞根本无法逃脱注定被毁灭的悲剧。 　　一场对纳斯塔霞的婚姻进行买卖的活动正在公然进行。金钱的贪欲沉迷了所有的人。这个社会被金钱的权力控制着，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包括荣誉，也包括婚烟。纳斯塔霞孤零零站在向她露出牙齿，想收买她，出卖她，靠她的美赚钱，吞吃她的美的狼群之中，她在反抗，在争斗。小说中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将纳斯塔霞的反抗精神强化到极点：她将罗戈任的10万卢布的一包钞票扔进了火里。纳斯塔霞宛如一个奋起抗暴的英雄，将金钱对人的魔鬼般的支配权投入了烈焰，面对着那些被金钱所奴役的上流社会的人们，这个病弱的女子显示出她的烈女本色。 　　然而，善良的纳斯塔霞不愿意纯洁的梅什金公爵被自己“托茨基的情妇”的坏名声所玷污，她内心里爱着梅什金，却无法真正投入他的怀抱。纳斯塔霞的悲剧在于：天生丽质却身处淤泥之中，有所爱恋却不敢大胆追索。这是美被毁灭被摧残的悲剧，是美无力挣脱被扼杀的命运的悲剧。当罗戈任怀着嫉妒的心情杀害了纳斯塔霞以后，这个悲剧达到项峰。 　　罗戈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他带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的苦役犯的特征。这个形象体现着一种容易冲动的，不可遏止的强烈情欲，这种情欲在抗争激烈的时候往往转化为毁灭性的自发的嫉妒。他身上有一股“会给别人造成灾难的热情”，有一种纵欲无度的本能。 　　这个人物会使我们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奥塞罗。他的外貌特征似乎也是奥塞罗的变种：头发卷曲，乌黑发亮，鼻子扁平，颧骨隆起，面孔下半部流露出粗野的表情，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作者不止一次地称他为“黑色的摩尔人”，“性格阴郁的人”。他天性粗野，热情洋溢，热衷于追求强烈的刺激。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善于抑制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像一阵轻风似地在生活的旷野里自由自在地飘荡。 　　这是一个充满感情而又极易将感情转化为仇恨的人。他是以一种买卖的手段得到纳斯塔霞的，他被她的美貌所陶醉所震撼，他对纳斯塔霞的爱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当他明白纳斯塔霞一直对梅什金怀有深情厚爱以后，他决定要杀死她，他的疯狂的爱瞬间便变成疯狂的嫉妒。然而，梅什金的高尚行为感化了他，他内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准备放弃杀人的计划。为此他还与梅什金结拜为兄弟，并让年迈的母亲为梅什金祝福。罗戈任的心中渐渐产生了自我牺牲的崇高感情。然而，这种自我牺牲却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他，他无力摆脱这种折磨。他在与自己内心的邪恶进行着搏斗，然而，他最终无力战胜那邪恶。当他把纳斯塔霞从梅什金的婚礼仪式上带走以后，他的嫉妒心终于在死一般寂静的白夜里以不可阻挡之势迸发出来，他使纳斯塔霞那颗纯洁而又犹豫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等待他的是漫漫无期的苦役生涯。 　　小说的结局是悲惨的，梅什金公爵真的变成了白痴，纳斯塔霞永远闭上了眼睛，罗戈任走向了苦役场，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被无情地毁灭了。这种悲剧的根源来自于社会，也来自于悲剧主人公的内心。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他们共同地表现了个人面对自身的无能为力感。梅什金公爵有着基督的灵魂却没有拯救世界的力量，甚而没有表达真正爱情的力量，他对纳斯塔霞所具有的，更多的是怜悯，他仅想把她拯救出苦难，对她的爱情也成了一种无私的代价。纳斯塔霞面对自己的内心更显出缺乏果断的力量，她有着美好的追求却一直陷在犹豫不决之中，在代表着纯洁的梅什金与代表着欲望的罗戈任之间她无力选择出自己所必须要走的道路。罗戈任更是一个无能为力对自己进行自我控制的人。他内心始终在进行着是自我牺牲还是彻底占有的激烈争斗，最终，他的邪恶战胜了善良，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三个中心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一场社会悲剧，也展示了一场心理悲剧。最终，这场悲剧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思想：要对受苦受难者怀有崇高的、奋不顾身的爱。“恻隐之心是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生活法则。” 　　艺术特色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他使这部小说在爱情描写上充满了抒情性，在社会的写实上充满了讽刺性，而全篇又无一不在地笼罩着一种浓烈的悲剧性。 　　抒情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纯洁的梅什金公爵，善良的纳斯塔霞，情欲如火的罗戈任，都以他们强烈的内在感情为小说增添了许多抒情色彩。我们不会忘记纳斯塔霞与梅什金深夜在叶潘钦家别墅附近会面的情景。“她终于面对面地站在他面前了，自从他们分手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她对他说着什么，而他只是默默地瞧着她；他心潮起伏，思绪翻腾，不禁感到一阵心酸，啊，他后来永远也忘不了这次会见，只要回忆起来，总感到痛苦难熬。她双膝跪在他面前，就在这街头上，像是发了疯；他惊吓得后退一步，她却抓住他的手，吻它，这一切像不久前他所梦见的那样，如今泪珠在她那长长的睫毛上闪闪发亮。“‘起来，起来！’他一边扶她站起来，一边惊恐万状地小声说。　‘快起来！’“‘你幸福吗？幸福吗？’她问，‘你只用对我说一句，你现在幸福吗？今天，现在？你到她那儿去了吗？她说了些什么？’” 　　她没有站起来，也顾不得听他讲话。她匆匆地问，匆匆地说个不停，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她似的。“‘遵照你的吩咐，我明天就走。我不会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最后一次！现在完全是最后一次了！’”“‘你安静些，起来，’”他绝望地说。 　　她贪婪地望着他，紧紧抓住他的两只手。“‘永别了！’她终于站起身来，迅速地离开他，几乎是跑着离开的。公爵看见，罗戈任突然出现在她身旁，挽着她的胳膊，把她领走了！……” 　　这样的段落充满了浓郁的令人伤感的抒情色彩，我们无法不为主人公而动情。 　　小说深刻的讽刺性是针对着作者所厌恶的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人们的。在庆贺纳斯塔霞生日的晚会上做“小游戏”时，叶潘钦将军却煞有介事讲了自己当年如何辱骂了一个老太婆，这件事如何令他在心中忏悔，及至“15年后，花钱把两个经常害病的老太太送到养老院去，让她们舒舒服服地度过残年，才算了却一件心事”。作者这样的描写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烈的讽刺性了，叶潘钦将军的善良除了更加突出他的庸俗性与内心的丑恶还能说明什么？然而，作者似乎意犹未尽。他接着写道：“‘真的，将军，我真想不到您毕竟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甚至觉得可惜呢，’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漫不经心地说。　‘可惜？为什么？’将军发出亲切的笑声问道，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 　　这是一张怎样的嘴脸呀。“不无自满地呷了口香槟酒”，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化的动作，将这个人物阴暗丑陋而又自得志满的心理刻画得活龙活现，从而达到深刻的讽刺性。 　　小说强烈的悲剧性是来源于小说的整体悲剧氛围的。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构成了这一悲剧的外在基础，而作者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态度则给这部小说注入了根本性的悲剧精髓。正如剧中主人公面对社会现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都显示了一种沉重的无能为力之感一样，作者面对自己的主人公也无法给他们找到一条现实的充满光明的路，他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这部小说当成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来创作的。他是这样理解这种史诗性作品的：在这种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特别丰富和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相互关系能够揭示出深刻的内心悲剧，并指明通向人类和世界的伟大思想的道路。《白痴》的中心人物形象的确具有着深刻的诗意，梅什金、纳斯塔霞、罗戈任身上都体现着沉重的社会悲剧的因素，同时，他们精神上的交往也达到了真正内心悲剧的高度。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史诗。 　　《群魔》与《少年》 　　重归故里 　　1868年，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出版了，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强烈的刺激。面对这部“用现代艺术形式写成的史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尝试一下这种“荷马式的体裁”，以便把他对当代人当代世界的整体认识体现在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中。他把这部作品定名为《大罪人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想，小说“整个主题思想需要很大的规模，其篇幅至少与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旗鼓相当”。他是这样设想这部小说的主题的：描写一个俄国怀疑论者的人生经历，他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彷徨，在各种神学派别和民间教派中间动摇不定之后，“终于皈依了东正教和俄罗斯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一非常富于思想性和悲剧性的复杂艺术构思，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他设想这部长篇史诗将由五个独立成章的中篇故事组成，从主人公的童年写到他变成一个罪人，直到最终获得了新生。可以设想，在这部构思宏伟的史诗画卷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丰富多彩，无所不包的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图画。可惜的是，《大罪人传》最终未能完成。它的人物与思想零散地融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中了。 　　当时，要想描写当代俄国探求真理者的这种苦难的历程，就必须回到俄国回到俄罗斯大地上去。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大地上漂荡了几年之后，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在这个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上产生了一大转变：他永远放弃了赌博。面对着这个使他深受其害的恶魔，他的意志力最终取得了胜利。他兴奋地写道：“我身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个几乎折磨了我10年的可恶的幻影消失了。10年来，我一直幻想靠赌博赢钱。我的这种幻想很认真，也很狂热。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完全是最后一次了。……我现在手脚自由了；我过去曾被赌博束缚住了手脚，我现在要开始考虑事业，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整夜整夜地沉缅于赌博了……” 　　我们应当怎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伟大的作家身上所具有的这个可笑的癖好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见证？总之，这是一个费解的问题。这里，不妨摘抄一本名曰《新魔鬼辞典》中的一个辞条，或许能使读者对这一问题有所顿悟。“怪癖：天才作家身上常见的一种毛病，如歌德喜欢从所收集的情妇的鞋了中获得激情，巴尔扎克喜欢泡在浴缸里构思小说，海明威喜欢一边写作一边练金鸡独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在赌桌上玩命。这种毛病在天才作家生前被视为笑料，在他们死后成为佳话。” 　　在回国以前，为了避免在边界上遭到检查而生出其它事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奈地烧毁了他旅居国外期间所写的手稿，其中包括《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第一二部）。对于文学研究界，这真是莫大的损失。幸好，妻子安娜抢救出一些仍然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几部长篇小说的札记。这些材料对于研究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创作有着重大意义。 　　1871年7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重归故里，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彼得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结束了。他后期作品的一些主要艺术构思都是在国外确定的，他最后3部长篇小说中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也是在国外牢固形成的。 　　一家报纸，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的消息。但是，正如安娜所说，“这并不帮我们的忙。”相反，“债主立刻出现了，要求付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出国前委托“可靠人士”代为保管的一切财产，均已荡然无存。而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已高达2.5万卢布。一些债权人铁面无情，态度放肆，并威胁说要立即查封他们的财产，或立即把他关进债户拘留所。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不是妻子安娜干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遭到彻底破产。 　　很多亲属都发现安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她已从一个胆怯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她经常背着丈夫与债权人谈判周旋，以拖延期限。她还开始独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渐渐成为了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与妻子真诚的爱恋。他感叹到：“婚姻中寓有一个人3／4的幸福，而在其它方面——连1／4还不到。”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去看戏，给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与小说。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的不幸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这个温馨和平的家庭深深陶醉了。 　　《群魔》 　　1869年12月，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大罪人传》的时候，一桩发生在莫斯科的暗杀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震动。他以小说家的敏感立即领悟到，这将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他的许多政治思想可以融汇其中。 　　这是一桩被人们称之为“涅恰耶夫案件”的谋杀案。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了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在日内瓦，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人物巴枯宁十分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1869年，涅恰耶夫回到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斧头为标志的秘密恐怖组织——“人民惩治会”。不久，这个组织的会员伊万诺夫拒绝服从涅恰耶夫的命令，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涅恰耶夫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一个池塘。警察很快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人民惩治会”也被彻底摧毁，涅恰耶夫逃亡国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局势十分敏感，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忧心忡忡。民主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大甚而使他有些恐慌，他深深地为俄国的前途而担忧。我们曾经讲过，他与民主主义阵营在政治见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从《死屋手记》到《罪与罚》到《白痴》，都有着他对所谓“虚无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的批驳。在这个案件面前，他无疑找到了一个以革命民主义阵营进行直接功击的楔机，他不无恶毒地写道：“纵然是一本攻讦性的小册子，我也要把它写出来。”显然，他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充满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回国后，他又进一步审阅了有关涅恰耶夫案件的审讯材料。他根据自己的复杂的艺术构思的需要，对审讯材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并赋予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刑事案件以独特的色彩：思想与幻想、宿命与悲剧的有机结合，作者将他的小说定名为《群魔》，直接表明了他对其中的人物所进行的道德上的攻击。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人物，作为“群魔”的精神领袖，他没有任何道德准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但作者对斯塔夫多金这个形象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作者承认，他“抱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他被那个博大精深但却无效的理论扼杀了。作者把他视为一个巨大而又可悲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写道：“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也是一个性格阴郁的人物，也是一个恶棍。但我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之所以要坐下来为这个人物撰写稗史，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描写他了。依我看，这既是一个俄国式的人物，又是一个颇有典型性的人物。我是从内心深处把他发掘出来的。” 　　斯塔夫罗金的原型正是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巴枯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曾聆听过他的讲演，对他的个人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为钦佩。然而，政治主张的不同，使他们无法亲近。从一个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枯宁狂热宣传消灭国家的做法感到愤慨与惊讶，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感到这个俄国人身上充满着生气和力量。最终，巴枯宁的形象作为一个痛苦的，恶棍式的悲剧人物出现在了他的《群魔》之中。 　　作者对以涅恰耶夫为原型塑造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作者采用漫画式的讽刺描写，描述了他的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他完全成了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这个人物表现了过于猛烈的攻击必，因而未能对这个人物做出艺术与哲学高度的概括，也未从性格的角度把他写成活生生的人，他只是一个戴了面具的骗子手、冒险家和卑鄙无耻的家伙，是一个简单化了的集丑恶之大成者，作者所擅长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未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这不能不说是作者过激的政治观念冲淡了他的艺术创作的结果。 　　在作者的这部小说里也有着成功的艺术形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便是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开始的构思中老韦尔霍文斯基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因而一开始作者一再对他进行揶揄嘲笑，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金蝉脱壳，冲破了讽刺的框框，具有了一些美好的特点并产生了深刻的生命力。关于这个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干年后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他同时代人中最纯洁的一位；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是我们那些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当中的一个（这个40代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被我写进了小说，而且我们的批评家都认为这个形象是符合实际的。我喜爱斯捷·特罗菲莫维奇，并对他怀有深挚的敬意）……”格拉诺夫斯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作者笔下，他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 　　以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为原型塑造的沙托夫，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一个悔过自新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他似乎在思想与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并且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俄国年轻一代的犹豫彷徨。 　　批评家叶尔米洛夫认为，《恶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品鲜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缺乏给作家创作以主要的生动力量的那种主题，即：颠沛无靠的人们的苦难。在《恶魔》里完全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象。这或许是抓住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擅长于描写苦难的作家，他的艺术魅力在于，通过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苦难人物的苦难灵魂，在伦理道道上予以升华，从而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政治题材并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当他急匆匆地试图展示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对敌对阵营进行抵毁时，讽刺与揶揄便成了他最常使用的手法。而当全篇小说完全陷在讽刺之中的时候，也便产生了浮躁的感觉，而失去了《罪与罚》与《白痴》中的沉重，他所擅长的悲剧多少也转化成轻浮的闹剧。《恶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于作政治争论时所写成的一部小说，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题材，　（正如他的政论文章充满了保守性一样），不妨说，在这部作品里他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无庸讳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有别于他的其它作品的小说，因为其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使它的艺术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但我们仍然无法回避做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所显示的艺术才华。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在这部小说里，在人物心理刻画与情节的巧妙安排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显示了相当高的技巧。 　　《少年》 　　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我们不得不讲述一段俄国文坛上的佳话：著名作家涅克拉索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重修旧好。 　　40年代，涅克拉索夫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并把它推荐给了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了文坛。然而，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决裂，涅克拉索夫也与陀思耶夫斯基分道扬镳了。20多年间，他们虽相互仰慕却终于不曾来往。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突然拜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提出请他为自己所主办的《祖国纪事》撰写一部长篇小说。老友相会，感慨良多。涅克拉索夫期望能借此促使这位在俄国极有声望的作家接近进步文学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第一次会晤的那一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在服苦役期间，我一想起那个时刻就精神振奋。”现在，老朋友提出了请求，他怎么能不答应呢？很快，他投入到《少年》的创作之中。从《穷人》到《少年》，两部作品连结出政治见解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两位伟大作家之间的一段动人故事，这段故事感人肺腑而令人回味。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阿尔卡基·多尔戈鲁基对自己所处的畸型家庭与社会环境的描述，展示了俄国社会的一幅广阔的生活图画。 　　在这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长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干净利索地引出了一些决定着整部小说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命运的事件。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爱上了家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漂亮妻子索厄娅。一向逆来顺受的索尼娅最终投入了韦尔西洛夫的怀抱。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阿尔卡基，并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收为义子。这桩“不光彩”的事件成了阿尔卡基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畸型的家庭生活使他在社会上倍受欺凌与侮辱，同时他的内心也更为敏感与脆弱，常常会冒出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他的成长是在腐化堕落的彼得堡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周围的环境使他陷入了极度迷惘之中。在这个人人贪得无厌、渴望发财致富而精神却正在土崩瓦解的社会漩涡中，阿尔卡基也沾染了发财致富与当百万富翁的思想，他开始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使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人出人头地的手段。”但是，这个年轻人正处于对生活进行真诚的探索之中，他没有轻易地就变成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试图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我要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怎样活下去？”阿尔卡基在真诚而又痛苦地探索着，他与各式各样人的进行接触，也包括与革命者杰尔加乔夫小组成员进行了接触。在这部小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革命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谅解，他从一个少年对生活价值进行苦苦追求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曾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革命者也在对人生真谛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作者最终没有让阿尔卡基在现实中找到生命的价值，而是让他从一位朝圣者的格言中领悟到“新生活”正在迫近，于是，他走进大学的课堂，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还在继续着。作者通过阿尔卡基这个形象展示了一代俄国青年孤独苦闷、犹豫彷徨但却真诚执着的一段灵魂史，主人公被丑恶的现实污染着，但他也在抗拒着。作者并不明确地为他指出的出路是到人民中去，到俄罗斯土地上去。 　　韦尔西洛夫是《少年》中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被作家想象为一个虽然脱离了人民却向往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充满了空想预言家的特点。他认为，要理解生活的意义，只有以受苦为代价，所以他渴望受苦，但是又得不到受苦的机会。他幻想着一切人的和睦与幸福，同时又对用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当阿尔卡基问他“到底怎样活下去”时，他也只能以空洞的“老老实实做人”来回答。这是一个空洞的理论家。但作者没有把他描写成骗子，而是仍然从一个人生探索者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善意的描述。“他是真正的诗人，他爱俄国，然而又完全否定它。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是几乎愿为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去死……”。作者通对这个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欧洲文明的态度。 　　在小说中，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一个理想的正面人物。马卡尔曾是韦尔西洛夫的农奴，这个老人为了不与互相热恋的一对年轻人——自已年轻的妻子与他们的地主老爷韦尔西洛夫发生任何摩擦，远远地离开他们到修道院过起了隐居苦修的生活，但他在一切可能的时候仍然给索菲亚以帮助、支持和保护，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这位虔诚的主人公还有着高超的诗歌语言的技巧，他的内心世界充满宁静的美。这种内在的特点，比起韦尔西洛夫的哲学雄辩对阿尔卡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马卡尔这个形象的塑造，再次表达了他对理想中的人的看法，他们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具有着极为纯洁的心灵，温顺、仁爱，悲天悯人，心胸广阔，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在小说中，索尼娅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女人出现的，而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母亲的形象。在《少年》的草稿中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母亲——俄国的典型　（巨大的性格），她们备受压抑而又不敢反抗，她们像圣徒一样温顺驯良而又坚定不移。”在作者的笔下，索菲娅胆小怕事又寡言少语，但她的内心却体现出最纯洁的母性，她有着崇高的精神情趣和美好的心灵。不妨说，索菲娅的形象正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 　　《少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各种人物都是在阿尔卡基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因而这部小说给人的外在感觉是随意性过强，甚而是混乱。事实上，这是作者有意在以一种相对“杂乱无章的手法”去描写杂乱无章的俄国现实社会。于是，在小说中人物行为的的统一性与稳定性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古怪的情节和浮光掠影但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插曲。于是整部小说的风格便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是“梦幻一般或被云雾遮掩着的”。这种风格的形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的文艺观念有着很大关系。他认为，在作品中并非一切都要一目了然，简明易懂，作者有权利不把话说完，甚至玩弄一点玄虚。“让读者自己去动动脑筋吧！”他在1872年说过的这句话，在他的《少年》中得到了印证。他不但要求读者“动动脑筋”，甚而逼迫读者进行创作的参予，许多情节与人物内心的空白只能由读者自己去添补。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风格已经预示了不久之后将要兴起的现代艺术流派的到来。 　　《卡拉马佐夫兄弟》 　　写作背景 　　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还是在50年代，他作为一个苦役犯的时候，一部以杀父内容为题材的小说就在他的心中构思着了。70年代后半期，俄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一个女革命党人薇拉·查苏利奇对彼得堡市长的枪击案件，直接刺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小说的创作。 　　作为一个谋杀者，查苏利奇身上所具有的善良、聪慧，富于自我牺牲的品质，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大为吃惊。“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我必须这样做。”查苏利奇这句朴实而深刻的话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久久回味着，他发现这个谋杀者在采取大胆的行动之前，精神上经受过极大的痛苦，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反对这种谋杀活动的，她怀着对真理与正义的渴望采取了她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这一切使他对俄国当代的青年们有了崭新的认识。他写道：“我们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青年们（他们似乎预感到整个俄国正处在一个终点上，正动摇于深渊的边缘）中的绝大数都象现在这样更加真诚，更加心地纯洁，更加渴望真理与正义，随时准备为真理和真理的语言而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这才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于是，一部关于革命与宗教问题的宏伟史诗作品的写作提纲出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它的主人公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年轻人，在血腥残酷的时代里他也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可以想象，这位主人公的灵魂在信仰与行动之间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 　　他把这部宏伟的编年史式的作品设想为两大部分，第一部是主人公家庭的一段血腥历史，它发生在13年前。按作者的话，这第一部“几乎还算不上小说，而只是写我的主角青春时代某一刹那”，它只是为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第二部小说所作的铺垫。第二部小说才是主要的，是主人公在现时代的活动。于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便成了我们今天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而第二部分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更为重视的那一部分，却由于作者的去世而终于未能问世，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苦役犯时的一位难友，退伍少尉伊林斯基的经历为基础的，这个形象曾被写进作者的《死屋手记》。伊林斯基被指控犯有杀父罪被判了20年苦役，然而这是一桩冤案，10年以后，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这种骇人听闻的指控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这无疑是个极好的素材。同时，父亲早年神秘地死去的往事，一直萦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那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现在，他也有机会把他的许多感受诉诸于一部描写恶习与犯罪的伦理小说中了。 　　1878年到1880年的3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卓越的小说。 　　故事情节与人物形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畜栏”的外省小城镇的一个地主家庭。纵欲、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有3个儿子，长子米卡粗野率直，狂暴任性；次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一个沉醉于上帝是否存在的，怀疑思想之中的人；三子阿辽沙是一位对上帝有着真诚敬仰的人，他坚信用爱可以战胜世间的一切邪恶。在这个家庭里，伦理道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米卡为了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的争执，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米卡曾口口声声地要杀了自己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与一个傻女人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他现在卡拉马佐夫家当厨子。在长期的卑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斯麦尔佳科夫，心中对这个家庭郁积着无法弥消的怨限情绪，在伊凡“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不恭思想感染下，他终于利用这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老卡拉马佐夫。米卡涉嫌入狱，走向了苦役场。伊凡对这种犯罪行为深为内咎而导致神经错乱。只有阿辽沙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孤身弃家远游，继续以基督的思想去拯救这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 　　在这部小说中，老卡拉马佐夫是作为“恶”的形象出现的。他贪婪无耻，心地卑微，而且还是一个老色鬼，然而他偏偏是这个家庭的父亲，他的丑陋与他作为一个父亲理应具有的宽厚仁慈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是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基础。杀了这样一个丑恶的人或许还可以被解释为除暴安良，然而杀了这样的一个父亲，则成了人类难以接受的罪恶。丑恶的父亲，这种违背天性却又活生生出现在现实中的角色，给人类带来的必然是一个悲剧。 　　斯麦尔佳科夫也是以一种“恶”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傻女人与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他从小生活在不幸与苦难之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导致了他对这个家庭的极度仇恨，在性格上他也变得残暴而冷酷无情。他是被苦难与仇恨所戕害了的道德上的畸形者和精神上的活尸。然而，就是这样一具行尸走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让他逃脱作家所认定的人必将进行的灵与肉的搏斗，在他终于忍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而将一切真相告诉给伊凡之后，他怀着对恐惧的畏惧而悬梁自尽。 　　卡拉马佐夫家的长子米卡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上他极为粗率，傲慢自大而行为不检，然而他却有着一颗生气勃勃的敏感的心灵。对于人类的苦难与不幸他怀有深深的同情，“今天世界上受苦的人太多了，蒙受的灾难太多了！”说到此处，他竟能号啕痛哭。但是，欲念也如一个魔鬼在他心中飘荡，为了女人，为了财产，他恨他的父亲，并曾扬言要杀了他，这一切使他跌入深渊。在他的身上“善”与“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当他无辜入狱经常陷入对上帝的沉思以后，他的“善”在上帝的诱导下浮出了他的心田。在作者的笔下，他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身上满是缺点但心地真诚而善良，当他在上帝的引导下长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必将成为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这个形象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代俄国普通人的基本看法，他们虽然身处于罪恶的泥潭中，但他们的心地却是纯洁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们定会摆脱苦难，走向新生。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比较深刻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观念中的理想主义成分。 　　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家庭的次子，是一位对上帝充满怀疑的思想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是与哥哥米卡相对立的人物。米卡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虽然性情粗鲁，心怀杀心，但最终获得了灵魂的宁静；而伊凡虽然文质彬彬，但因为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最终被卷入杀父案中，因不堪忍受灵魂的折磨而导致精神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人物的描写是带有惩罚性的。在《叛逆》一章中，伊凡给阿辽沙讲了一段一个将军当着一位母亲的面驱使狼狗群将这位母亲8岁的儿子在几分钟里撕成碎片的悲惨故事，他提出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位母亲是否应宽怒这种兽行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基督教义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也是基督的崇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基督教义的某种困惑。在血腥的时代里，基督精神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能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普遍原则。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能让钟情于基督的宽容思想的阿辽沙说出“枪毙”二字，当一桩罪行发展到令发指的程度是大抵是没有人会真正宽容的。这里，伊凡通过一桩极端的事件对基督教的普遍原则提出了怀疑与对抗，最终发展成为“既然无所谓善恶，就什么都可以做”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然而，伊凡只是一个沉溺于逻辑推理与理性思维的空想者，他只是怀疑善与恶的存在，却不会去做一切恶行，但命运之神偏偏捉弄于他，他的那些空想蛊惑了斯麦尔佳科夫，他无意中成了一桩凶杀案的精神上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一下子从自己崇高思想的项峰被甩进疯狂与死亡的深渊，这个理念上的怀疑论者遭到了冷酷现实的悲剧性毁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种毁灭不啻是一种惩罚。 　　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理想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完整全面的基督精神。他性情柔和，为人善良，心地宽广，面对着社会与家庭的丑恶他冷静地做着壁上观，似乎超然于人间物外。或许，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反而使他失去了文学上的个性，因而在这部卓越的小说中，他的文学形象并不显得出色。或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完成的这部俄国编年史式的长篇巨著里，在这第一部分，阿辽沙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现的，只是在第二部分里，他才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真正的主人公。由于作者的逝世，这第二部小说未能问世，阿辽沙真正的形象也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这部小说里还出色地描写了一些生动的少年儿童形象。即使是一些与作者政治观念相悖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少年形象，也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诏人喜爱，秉有天赋的人。一个叫柯里亚·克拉索特金的男孩，犹如一位天生的革命家，经常和阿辽沙展开政治性辩论，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为真理而献身”，这是一个性格直率、英勇大胆的少年形象。此外，小说中还通过伊留莎这个形象描写了一种因蒙因屈辱而变得十分凶狠的儿童性格，他内心充满剧烈的矛盾，但又怀着十分强烈的反抗心理，敢于为保护自己父亲的名誉而积极斗争。小说的结尾是在阿辽沙对孩子们的演讲中结束的，他号召孩子们要在生活中成为气度豁达和勇敢的人，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未来的期望。 　　艺术特色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综合性的长篇小说，其中广泛涉及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司法制度与报刊的问题，学校与民族性的问题，教会与革命宣传的问题等等。作为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总是不免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试图维护官方的统治现状。然而，作者对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的复杂矛盾又是极其敏感的，他的本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现实中身处苦难的人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手法也使他笔下的环境与人物超越了其保守的政治观念。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说：“作者对人类的热爱，他对蒙受创伤的心灵寄予的深切同情，遮住了一切。不管他如何竭力维护黑暗，但他仍然是一盏明灯。”这里，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激发的巨大力量。 　　在这部不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情节的编排是颇具匠心的，所有的人物都被设定在极为紧张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之中，从而使情节的进展与人物性格紧密相关，情节被人物命运所推动，人物性格在情节的冲突中得到展现。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因为它的“杀父主题”，而使整个情节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米卡的形象就是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得以完成的，一开始，在他身上就隐含着杀父的动机，情节的进展依附于他与父亲为争夺情妇和财产而进行的争斗上，继而，杀父的动机转到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米卡成了无辜的罪人。故事情节在这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米卡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狱中的沉思与法庭上的辩论使这个粗鲁直率的年轻人在性格上更趋沉稳，在灵魂上也变得高尚。 　　为使情节的进展更有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笔下的人物环境进行了对照鲜明的对比性设定：一方面是精神的畸形者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另一方面是天使般的灵魂阿辽沙和长老佐西马；与“畜栏”小镇相对照的是修道院，与色鬼相对照的是修道院的圣徒，与现实中罪恶的父亲相对照的是理念上慈爱的“圣父”。对比手法的运用，一方面使矛盾的冲突更为激烈生动，另一方面也使小说增添了一种浓重的象征意味。 　　的确，作为一部既展示俄国社会风情又极力剖白作者观念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手法相互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文献式的直接描述，使这部小说在真实性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悦诚服的程度，同时，通过对人物与环境的象征性概括，这部小说在哲学的深度上又不得不让人吃惊。应当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人物都具有着相当的的讽喻性。“畜栏”这个地名暗喻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态度，兽性在这里泛滥着，苦难的人们犹如牲畜般生活着，有的人是肉体的牲畜，而有的人则是灵魂的牲畜。老卡拉马佐夫象征着好色，伊凡象征着自我中心主义，而米卡体现着放荡不羁，阿辽沙则是纯洁道德的象征。这部小说杀父的主题也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令他深感不安的一种历史现象——杀君行为。 　　这部小说中有着许多惊人的场面描写，在这些场面里，主人公们被聚合在一起，使各种矛盾冲突直接激烈地展现出来。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里争斗的场面，米卡在被捕前寻欢作乐的场面，以及法庭上伊凡和卡捷琳娜相继被抬走的场面都使矛盾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种人物一齐出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作者写来有条不紊，每个人物都显示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这里充分显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深厚功力。 　　对人物进行内心独白式的描写，一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在继续使用这种手法的同时，还进一步通过梦境，通过争辩来直接或间接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米卡的梦境，伊凡与阿辽沙在酒馆中的争辩都使我们对于洞悉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梦的描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的一种手法。 　　就小就所展示的广阔的俄国社会图景，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卷帙浩繁的篇幅而言，《卡拉马佐夫兄弟》足以被称为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创作的强有力总结。 　　天国之路 　　还在1879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躺在这里，不停地思索着，大概我快要死了，也许再过一年、两年、……”这个时候，他正在拼命地写着　《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身体日益受到病魔的侵害，肺气肿已经对他的生命构成了威胁。然而他无法停下手中的创作，他写道：“我要写……即使累死，我也要把一切都讲述出来。”1880年　11月，《卡拉马佐夫兄弟》历经3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耗费了大量心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剩的时间只有3个月了。 　　1881年1月　28日早晨，在病床上平静地度过一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妻子安娜小声地说：“我已经有3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一直在思考，我刚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今天就会死去。” 　　妻子开始安慰他，但他对死亡却显得异常执拗，“不，我知道，我今天大概就要死去！”说着，他打开在通往西伯利亚监狱的途中几个十二月党人妻子送给他的那本《旧约全书》，他指着其中一段对妻子说：“你瞧这儿写着：　‘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 　　或许真是与上帝有约，就在这一天晚上八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过一阵咳血之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个伟大的作家怀着虔诚与敬仰去与他的上帝会合了。 　　陀思妥夫斯基把对真理的探索，对理想的追求作为了自己一生的使命。他的思想伴随着他命途多舛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从东正教到“根基主义”，最终发展到他的政治上的教会国家的主张。就历史的进步而言，他的政治思想日趋于保守了，但就其对俄国人民的态度而言，他的思想又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与对俄罗斯大地深沉的爱。他有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个梦想促使他在精神上走向上帝，在现实中走向人民，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充满深切的同情，对丑恶黑暗的现实充满憎恶，但也使他给人民描绘的那条自由之路空泛而虚渺。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作家，他的灵魂高尚而痛苦，他的思想真诚而软弱。 　　我们无法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矛盾的复杂性机械地剥离开来。他的人道主义迫求与他的宗教主张密不可分。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对他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即一方面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肯定他对穷人的同情和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另一方面又批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革命，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的反动性。对于这种简单的以政治观点为作家定性的主张，我们是不赞同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的复杂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的那些充满苦难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这颗痛苦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来源于多方面的，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浸润，俄国民族文化的滋养，家庭宗教信仰的熏陶，这一切又与他对人类本体的浓厚兴趣融为一体，互为因果，甚至使他超越了人道主义，而对人的本质进行不懈的探究。在对人进行刨根问底的研究之外，他有所失望，人的丑恶，人的猥琐，人的堕落，在生活中触目皆是，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又返回宗教领地寻找出路。这种探索过程的“怪圈”，决定了他无法找到一条适合全人类的道路。然而他的真诚态度，足以使我们敬仰，他在人类身上所揭示出的各种深刻矛盾更是令我们大为惊叹。对于这样一个作家，我们无需着力于从他的身上获取什么使人茅塞顿开的观念，我们所要做的，是洞悉他笔下的人类苦难，品味他笔下人物痛苦的灵魂，以及体会他作为一个作家在展示人类与肉的苦难时所流露的深厚的爱意。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痛苦而真诚的灵魂，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卓越的小说写作技法和充满魅力的艺术表现语言。对人物心灵进行最深入的开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色，他的笔犹如一把解剖刀将人物心灵剖析得清晰透彻，撼人心魄。对艺术风格作不倦的探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的追求，从《穷人》的书信体形式，到《地下室手记》的复调式结构，到《少年》的自传体形式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波澜壮阔的史诗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断探寻着人类心灵奥秘的同时，也在寻找着最适宜于表达自己情感的最佳方式。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探寻之中，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一出出震撼人心的人类悲剧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些雄踞于世界文学艺术画廊的光彩形象，令一代代读者感慨万端。俄国作家高尔基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高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深厚的艺术表现功力在世界文学史上展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天赋才干。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不无遗憾地说过：“普希金在年富力强，才华鼎盛的时候死去了，毫无疑问，他把某种伟大的奥秘带进了坟墓。如今在他去世以后，我们只能去猜测那些奥秘。”不幸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这个他爱恋的世界时，他的许多伟大的思想与情感的奥秘也被带进了坟墓。他的第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涅托奇卡·涅兹瓦诺娃》因其被捕而未能完成，最终成了一些闪耀着作家思想光辉的残片。那部规模宏大的《大罪人传》终于只成为他笔记本中的一组提纲，其中卓越的人物构思与思想的光芒只散见于他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令后人充满猜测与拟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续篇，只存留在他的只言片语中，上帝最终没有多给他一些时间以让他把最想说的话讲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临终的遗憾，也是世界文学史永恒的遗憾。 　　在这个小册子即将完成的时候，我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灵魂缠绕着。我感觉到一个被苦难折磨着的老人在微笑着向人类挥手，于是，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