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用生动活泼的笔墨，详尽地评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业绩，重点分析了他的几部代表作品，以帮助青少年全面了解这位俄罗期大地之子，从中体会以他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膨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俄罗斯大地之子──列夫·托尔斯

　　欢乐的少年时代

　　从莫斯科乘火车往南走二百公里，就到了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车站，再改乘汽车往东走不远，可以看到山坡下面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林中有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一座贵族庄园就建筑在这美丽的草地上。这座庄园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意思是“明媚的林中草地”。庄园内有曲折幽静的林荫道，清澈见底的池塘，茂盛的灌木丛和高大的住宅。庄园外面不远处是农舍、田野、山谷和小树林。

　　1828年8月28日（公元9月9日），世界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就诞生在这座风景如画的贵族庄园里，并在这里长期生活过。他曾在这里劳动、游泳、滑雪，和农民谈心，开办农民子弟学校，写过世界第一流的作品。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就把这座庄园作为名胜古迹保存下来，供世界各地来的人旅游瞻仰。

　　列夫·托尔斯泰从小就是在世袭的贵族家庭长大的。他的先辈彼得·安德列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时代的著名活动家，做过俄国驻土耳其首任大使。由于他功勋卓著，彼得大帝授予他世袭伯爵爵位。

　　托尔斯泰的祖父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伯爵，年轻时曾在海军供职，晚年曾任喀山省省长。他是一个典型的慷慨好客的俄罗斯贵族，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他不仅心肠善良，而且挥霍无度”。他喜欢豪华的酒宴和舞会，也喜欢打牌，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他债台高筑，不得不把所有的领地全部典当出去。

　　托尔斯泰的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是个好幻想的青年，双亲的独生子。他违背亲人的意愿，十七岁时就投笔从戎，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退役以后，在莫斯科孤儿收容所供职。在托尔斯泰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愉快、温柔、善良而又常常流露出忧郁神情的人，他很大方，有着上流社会老爷的那种贵族气质。

　　托尔斯泰的母亲出身于沃尔康斯基公爵家族。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做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侍从武官，是女皇宠信的人之一，担任过驻柏林的特派大使。后与保罗一世意见不合，被解除了军职。一年后又官复原职，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获得元帅、总司令的官阶。但不久又与刚愎自用的保罗一世发生了冲突，沃康斯基不愿卑躬屈膝，四十六岁便退职回到他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隐居。

　　托尔斯泰的母亲是沃尔康斯基公爵的独生女，她的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父亲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度过的。她跟失宠被黜的父亲离群索居，在父亲的培养下涉猎数学、地理、园艺学等各种科目，通晓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会写诗歌，这在上等贵族中是十分罕见的。

　　1822年，玛丽亚嫁给了尼古拉·伊里奇伯爵，成了贤妻良母。婚后住在父亲美丽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生了五个孩子。大儿子尼古拉在高加索当军官时染上酗酒的恶习，但为人善良仁慈，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了穷人。二儿子谢尔盖，性格温柔，但有点自私。三儿子德米特里，生活放荡，后患肺病死去。列夫·托尔斯泰是第四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叫玛莎，虔诚地信奉宗教，后来入奥普亭隐修道院作了修女。

　　托尔斯泰一家在亚斯纳雅·波良纳生活得十分和睦，父亲成了富饶的庄园主后，热衷于经营家业，管理庄园中的各种事务。母亲博览群书，兴趣十分广泛。每逢夜幕降临，刚刚燃起蜡烛，家中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讨论作品的争论声和钢琴的弹奏声。

　　母亲喜欢带孩子们到浓荫如盖的林荫道上散步，这里有遒劲挺拔的橡树，有枝叶披拂的菩提，有深沉肃穆的松杉，还有袅娜多姿的白桦。有时他们还走到更远的沃隆卡河畔老磨坊附近，休息时，孩子们常常在一棵大树底下坐下来，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沾盐的黑面包，一边听妈妈讲着娓娓动听的故事。

　　托尔斯泰不记得自己的母亲，因为在他不到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可是通过非常了解母亲的人们讲述与回忆，知道母亲非常喜爱他，对他关怀备至。母亲那美好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的心灵对母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向往，以至托尔斯泰晚年回忆母亲的时候，年已八十岁的他依然泪水盈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谈起自己的母亲是不能不落泪的。”

　　当时大多数贵族家庭的孩子都有乳母，这些善良、纯朴的乳母对孩子们照料备至，孩子们对她们也依偎不离。托尔斯泰的乳母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妇阿夫多季娅，托尔斯泰始终保持着对她的热爱，长大成人以后，还到农村去探望过她。乳母去世后，托尔斯泰还去凭吊过她的坟墓，并且永远怀念她。

　　母亲的去世，是托尔斯泰家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孩子们失去了精明贤惠的慈母，他们都很小，长子尼古拉才六岁，幼女玛莎才几个月。兄妹五个便由年迈的祖母和虔信宗教的阿·伊·奥斯坚一萨肯姑妈监护，但是操劳和教育孩子们的担子，主要是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承担。她是祖母娘家的远亲，从小失去父母，由祖母抚养长大，托尔斯泰叫她“姑母”。

　　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姑母性格善良坚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制力。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对他一生的影响，仅次于他的父亲和母亲而居第三位。托尔斯泰还在一处写道：“我目击身受，知道她以能爱人而感到幸福，于是我也懂得了爱的幸福。”

　　托尔斯泰孩提时的游戏是与庄园的生活及习俗分不开的。夏天，他们去钓鱼、学骑马。有一次，托尔斯泰一只手拿着一块黑面包，另一只手拿着一些蚯蚓向池塘跑去，匆忙中误把蚯蚓当面包咬了一口，从而尝到了泥土的滋味。冬天，他们同农民的孩子坐着雪橇和溜冰箱从山上往下滑，响亮的笑声和喊叫声在通往山下的乡村街道上飘荡。

　　托尔斯泰活泼伶俐，是个勇敢的孩子，他努力锻炼自己的毅力。有时，他会做出一些使周围的人们预料不到的举动来。有一次，他竟然想在空中飞起来。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一家人正坐下来吃午饭，可是九岁的托尔斯泰却没有来。家庭教师去找他，发现他躺在屋旁的地上，失去了知觉，原来，当大家去用午餐的时候，他一个人爬进顶楼敞开的窗户，纵身一跳，摔在院子里。他觉得如果“蹲着，用手抱着双膝尽可能把它抱紧”，他是能够飞起来的。

　　正如当时所有贵族家庭子弟一样，年幼的托尔斯泰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家庭中接受培养和教育的。德语教师费德尔·伊凡诺维奇·廖谢尔被请到托尔斯泰家做家庭教师。他掌握的知识并不多，但却是个正直的好心肠的人，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他不仅教孩子们德语，而且教算术、历史、地理。同时还担任保育员，和孩子们散步，安排他们睡觉，和他们一起就餐，培养他们具备贵族社会所必需的气质和风度。

　　托尔斯泰家有个丰富的图书室，里面有许多藏书，除自然科学、哲学书籍外，还有杰尔查文、卡拉姆辛、茹柯夫斯基、普希金的许多作品。托尔斯泰常常阅读这些书籍，特别喜欢《一千0一夜》中的故事和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的艺术感特别发展，他那时就已经感受到了普希金诗歌的优美情调，揣摩出诗歌的细微含义。有一次，他背诵普希金的　《致大海》，自然流畅，感情真挚，父亲听了非常惊喜。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那时我明白他在我这次背诵中发现了什么优点，我感到特别快乐。”

　　托尔斯泰家有写记事簿和日记的传统，母亲写过《个人备忘日记》，对大哥尼古拉的举止和言行作过记录；父亲有一本录诗簿，上面抄录了他喜爱的诗人的作品。托尔斯泰七岁时就写起记事来，在记事簿里，他描写了各种鸟类——老鹰、鸢、猫头鹰、鹦鹉。

　　托尔斯泰九岁时，开始写题为《外祖父的故事》的新笔记，这是对身经百战的老团长的各种奇遇的生动叙述。另一本笔记本叫做《格言》，他在里面画了些说明格言的速写。

　　1837年，托尔斯泰九岁了，父亲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决定把他们送往莫斯科。托尔斯泰怏怏不乐地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别了他所亲近的人。可是很快，先是旅途，后来是大城市产生的新的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后来，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们常常乘坐轻便马车往返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与莫斯科之间。疾驰而来的三套马车、缓缓移动的车队、徒步的旅行者、铃声、赶车人悠扬的俄罗斯歌声，农村的烟味和焦油味，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这一切都给这位未来的作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托尔斯泰听大人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围攻克里姆林宫，关于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耸立在莫斯科河畔的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雄伟壮观，使托尔斯泰惊叹不已，使他回忆起俄罗斯光荣的过去，回忆起俄罗斯人民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历史。

　　在少年时代，托尔斯泰仍然保持着所有的天赋和童年的爱好。他对身边所有亲近的人仍然是那么温柔，仍然那么多情善感，仍然那么勤学好问，朝气蓬勃，富于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这些特质都在发展着，深化着，并且具有新的内容。

　　1837年6月21日，托尔斯泰一家在莫斯科居住还不到半年，家庭又遭受了巨大的不幸。父亲去图拉城办事，猝然去世在那里。幼小的托尔斯泰知道父亲外出，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久久地盼望着父亲的归来。他在莫斯科街头徘徊着，在不相识的人们中间寻找着父亲熟悉的身影，心情异常沉重。

　　父亲死后不久，祖母解除了可爱的费德尔·伊凡诺维奇的教师职务，聘来了法国人圣——托马。新来的教师不象费德尔·伊凡诺维奇那样心地宽厚，他不是用爱抚而是用恐吓的办法管教孩子。因此，托尔斯泰厌恶他。

　　一年后，祖母也去世了。托尔斯泰的大姑妈阿·伊·奥斯坚—萨肯承担了对孩子们的监护。可是，孩子们最亲近的人仍然是远房的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

　　在漫长的冬夜，托尔斯泰喜欢听姑母和善良温柔的侍女杜涅奇卡的谈话。托尔斯泰后来写道：“我的好思想和心灵的良好活动，是受益于这些夜晚谈话的。”

　　父亲和祖母去世后，托尔斯泰一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庄园的收入远远不够维持在莫斯科的开支。为了节省费用，决定让年龄大的尼古拉、谢尔盖同大姑妈和教师圣——托马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其余年龄小的就由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很称托尔斯泰的心意，因为不再跟讨厌的圣——托马念书了。后来，托尔斯泰和圣——托马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并且建立了友好的通信联系。圣——托马是最早发现托尔斯泰具备敏锐的艺术感的人之一，而且劝他从事诗歌创作。

　　十一岁的孩子，未来的作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耽于幻想，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时而想从烟雾弥漫的房子里救出妇女和儿童，或者阻拦住脱缰的奔马，救出马蹄下垂死的骑手；时而他又幻想自己是个将军，指挥着千军万马驰骋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

　　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托尔斯泰对生活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同过去一样喜欢到村子里去，到农民的院落、木屋里去，同昔日的伙伴玩耍。可是现在他开始觉察到过去未曾留意的事物。他看到了衣衫褴褛的农民，倒塌了的农舍，饥饿的牲口。他把农奴贫困的生活与自家的贵族生活作了比较，开始思考生活不公平的问题。

　　1840年，图拉省发生了旱灾，许多牲口饿死了，不少农民因饥饿而丧生。托尔斯泰家卖掉了部分田产，用这笔钱给农民买了粮食。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富有同情心的托尔斯泰的注意。大姑妈阿·伊·奥斯坚—萨肯看到人间的种种苦难，感到人生没有意义，就抛弃了贵族家庭到修道院隐居去了。另一位姑妈彼·笋·尤什科娃。伊里尼奇娜成了托尔斯泰兄弟的监护人。她是喀山省省长的夫人，住在喀山，因此就把孩子们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莫斯科一起带到喀山去。

　　涉世之初在喀山

　　喀山是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最大城市。冬季，周围各省的富裕地主家庭都聚集到喀山来，在这儿举办家庭演出、晚会和舞蹈会，尽情地享乐。

　　托尔斯泰兄弟就住在彼·伊·尤什科娃姑妈家里，他们感到这里的环境和气氛迥然不同，对孩子们的教育没有任何人负责。彼·伊·尤什科娃姑妈也是个醉心于奢侈生活的人，她总是自顾不暇，不是在家里举行舞会，就是去拜访喀山的名门望族，对孩子们则是放任自流。

　　不久，大哥尼古拉从莫斯科大学转学到喀山大学，两年以后，二哥谢尔盖和三哥德米特里也考入了大学。这时，托尔斯泰在教师的指导下准备报考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他一丝不苟地钻研各门学科，读了很多书。但他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书籍在他的眼前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

　　托尔斯泰喜欢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作品，丰富多采，富有表现力的俄罗斯语言把未来作家迷住了，他对俄罗斯语言的喜爱贯穿在他的一生中。

　　俄国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兴趣。他喜爱作家以爱抚的笔触描写俄国农民。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我记得，当我还是个缺乏自信的十六岁的孩子的时候，《苦命人安东》所给我带来的感动和喜悦，它使我愉快地发现俄罗斯农民是我们的养育者，我想说，也是我们的老师。”

　　托尔斯泰刚刚迈入青年时代，他就思考过许多问题，从哲理上该认真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想：“难道人不会得到幸福吗？也许惯于忍受厄运的人就不会是不幸福的。”他认为，只要有忍耐性，只要学会忍受生活中的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那么生活就会是幸福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走到烧旺的火炉旁，狠狠地烤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立刻把手伸出通风窗口去冻；他双手拿起厚厚的大辞典，举过头顶，直到举到不能坚持为止；他走进贮藏室，用短马鞭抽打自己，一直抽到身上出现血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使自己学会忍受寒冷、疼痛和其他痛苦。他想，如果这些都能忍受了，那么今后生活中就不会再感到烦恼，也就是幸福的了。

　　托尔斯泰在思考生活意义的时候，又重新思索在他周围环境中占有重耍地位的宗教问题。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著作，使他对宗教产生了疑团。但是，不久这种对宗教的批判态度又被笃信宗教的情感代替了。特别是读了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　《思想录》以后，认为人信奉宗教，并不会失去什么，否则他就有遭遇终生苦难的危险。后来，他对宗教又产生了怀疑，不仅怀疑上帝的公正，而且怀疑上帝的存在。他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上帝能在梦中或以某种奇特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该多好啊！

　　在不断的探索中，托尔斯泰对生活树立了新的观点。后来，他在中篇小说《青年》中写道：“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坚信，人的使命就是力图达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这种完善是容易做到的，可能的和永无休止的。”

　　1844年5月，十六岁的托尔斯泰报考喀山大学哲学系东方语言专业，但是考试没有合格，历史和地理都只得了最低分数——一分，因为他叫不出法兰西一些城市的名字。只有数学、俄罗斯语文和外语得了“五分”和“四分”。

　　同年秋天，托尔斯泰再次报考大学，考试合格。作为东方语言系土耳其——阿拉伯语言专业的大学生，身穿海狸皮大衣，戴着白手套、三角制帽，腰间左侧佩带着大学生佩剑，出现在喀山大学的校园里。

　　进入大学以后，托尔斯泰置身于一群青年之中，体验到了与大集体联系在一起的情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情感，是他在家庭教育中从未体验过的。他非常喜欢大学生生活。

　　地主们来喀山过冬，接连不断地举行晚会和舞会。显贵之家的大门是随时向有着伯爵爵位的托尔斯泰兄弟敞开着的。彼·伊·尤什科娃姑妈竭力要把托尔斯泰兄弟拉进喀山上流社会生活的圈子，领他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晚会，拜访省首席贵族、喀山学区督学和其他显要人物。

　　豪华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在华尔兹舞曲声中，一群群贵族青年欢快地旋转着。年青人彼此以考究的衣着和上流社会的风度炫耀自己。年轻的托尔斯泰常常眯着略带阴郁的双眼，有着与周围的人相去甚远的神态，他不爱跳舞，常常心不在焉。但是，喀山的贵族社会生活却使他感到惬意。

　　托尔斯泰很容易地接受了贵族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他的身上，一种当时青年人称之为体面的素质在滋长着。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之中。然而，他越来越觉得孤独，无聊，一切都不合他的心意，连海狸大衣的领子、白手套以及社交的礼节都使他厌恶。

　　托尔斯泰没有从事外交的志向，一年级以后，就转到法律系，他认为法学对社会更有裨益。

　　在法律系，托尔斯泰饶有兴趣地听年轻的民法学教授德·梅耶尔讲课。梅耶尔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追随者、先进思想的拥护者，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开的民法课，内容充实，引用大量生动的现实生活材料，贯穿着人道主义和勇敢精神。他所作的反对农奴制度、抨击贪官污吏、呼吁权利平等、鼓吹思想自由的讲演，始终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托尔斯泰对这些口号深表赞同，它们同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

　　别林斯基论文学的文章传到了喀山大学，给青年学生带来了良好的影响。托尔斯泰兴致勃勃地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一边阅读，一边写读书笔记，试图从书中寻找出使他不安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嗜好书本给未来的作家带来了好处，他从书本里知道的事情远比在大学课堂里了解的事情要多，书本帮助他了解周围的生活，帮助他更广泛地接触现实。

　　法学也没能使托尔斯泰满意。充满求知欲、倾心于生气勃勃活动的热情青年，对大学经院式的学习，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产生了研究各种科学的愿望。他认为，重要的不仅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在于这些知识具有实际的效用。

　　托尔斯泰力图避免工作和读书的片面性，他给自己提出办事有始有终的要求，要求自己深刻和严肃地研究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并且使它们获得圆满的答案。他并非连连读着到手的书，而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选择阅读有关的书。他说：“我读了大量的书，我紧张地埋头于其中，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沿着一个方向。当我对某一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我把精力倾注于其上，既不偏右，也不偏左，我力图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公诸于世的一切见解。”

　　在大学生活的后期，托尔斯泰把写笔记发展为系统地记日记，从此以后，日记成了他的终生伴侣，直到临终前四天他才搁笔。

　　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述说了他认为必须奉行的生活准则：“第一，凡是规定下来的事情，务必要完成，不管怎样，一定得去做。第二，该做的事，要做得好。第三，如果有什么忘却的，不要去查书，自己得极力追忆。第四，竭力经常开动脑筋。第五，平时大声朗读、并且思索。第六，不要羞于跟别人谈话，如果人家打断你的话，就让他打断，首先，你得让他觉察到，如果他不理解你，你要原谅他，并向他解释。”

　　托尔斯泰认为，自觉地追求整个身心的全面发展，就是主要目的。而这种追求发展的志向应该给人民带来利益。

　　托尔斯泰希望成为智力发达、体力健壮的人，他积极参加广泛的、合乎理智的活动，锻炼自己的毅力，培养自己有规律的劳动习惯。

　　1847年春，托尔斯泰按照梅耶尔教授布置的课题，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训示》与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文《论法的精神》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托尔斯泰得出结论：叶卡捷琳娜抄袭孟德斯鸠的民主共和思想，在《训示》中利用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为自己骗取荣誉，为俄国专制独裁作辩护，并竭力提高贵族的地位。他认为，在俄国社会里专制和奴役是最大的邪恶，如果再保存农奴制，就不能发展农业和商业。

　　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对广大农民的同情，托尔斯泰产生了改革社会造福人民的思想。他认为，要做一个自己命运的主宰，并不需要什么学位证书，也不需要什么官衔。一个离开大学献身乡村生活的计划在他胸中酝酿成熟。1847年，托尔斯泰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以“健康不佳和家事牵累”的理由提出了退学申请。申请被批准，四月，当春日阳光照射着喀山克里姆林宫和鞑靼塔的时候，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年轻的地主

　　河川泛滥，波涛汹涌；草木萌生，大自然欣欣向荣，一片鹅黄嫩绿；云雀在空中飞翔，欢乐地歌唱，春到人间。

　　春天总是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在他面前展现出奇妙的、只有他自己明白的远景，激发起他超人的精力、朦胧的希望和执着的追求。

　　托尔斯泰热爱的姑母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以及他熟悉的老仆人、家丁都出来热烈欢迎他。

　　托尔斯泰回到乡间不久，哥哥和妹妹都来了，大家见面非常高兴，重温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不过，托尔斯泰一家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分父亲的地产。十九岁的托尔斯泰分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虽然这处庄园的收入是所有庄园中最少的，但托尔斯泰愿意要这处庄园，因为这是他的亲人，首先是母亲居住过的地方，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所以他非常珍爱它。

　　这时，托尔斯泰已成为一个年轻的地主，一个拥有一千二百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的庄园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手整顿自己的产业。

　　他精神抖擞地沿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宽阔而又肮脏的街道往前走去，街道两旁木屋连绵，屋顶上的稻草由于日晒雨淋，变成了浅褐色，墙根的土台上有几位老人在晒太阳。托尔斯泰沿途走进几家木屋，同庄稼人攀谈，农民称呼他“大人”，不明白老爷为什么光临他们的家，要干什么。穿着自织麻布衬衫的孩子们吓得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到处都是贫穷污秽，栅栏里的瘦马也满身沾满了粪土。

　　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农奴们所过的生活竟然如此贫穷可怕，而他那个阶层的人、姑母和管家则认为农奴是下等人，天生就应该给地主做牛做马。

　　这时，托尔斯泰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美好的、远大的计划；他希望为自己的计划献出毕生的力量，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享受教育，“改正他们由于愚昧和迷信而产生的缺点，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操，使他们热爱善。”

　　这些想法常常使得托尔斯泰心绪不宁。每天，他早早地起床，到田间、森林和果园里散步，有时他躺在枝叶茂密的老松树下，凝视着无际的碧空，突然眼眶里涌出欢乐和幸福的泪水。

　　然而，不管托尔斯泰如何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试图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如何企图接近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兴趣，都达不到他的预期目的。他深深地感到农民们不相信他。在农民的眼里他是老爷，而根据他们自己长期的生活经验，老爷是惯于剥削农奴的，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的。农民们给老爷做工毫无兴趣。

　　托尔斯泰这时还太年轻，只知道担忧着急，不懂得农奴制度本身已经腐朽了，这是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管他在经营管理上如何改革，不管是购置新机器，还是建立农场、开办学校和设立医院，都不能使农民们满意。

　　他一次又一次地到村子里把粮食分给那些贫困的农民，对有些人用现金去救济，又把自己的一部分森林分给农民去支配，并且取消了对农奴的体罚。这些措施引起了庄园周围的地主的强烈不满，然而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不管他走进哪家木屋，到处都是同一景象，农民们不愿意改变多年形成的陈规陋习，不了解他的善良意图。这些都使他惶恐不安，他一度曾沉醉在音乐之中，一连数小时的弹钢琴。但是音乐也不能帮助他摆脱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托尔斯泰在从事庄园管理的同时，继续学习法学、统计学、外国语，修习音乐和绘画，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他特别喜欢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儿》、《新爱洛绮丝》，这些书给了他“巨大影响”。阅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和歌德、莎士比亚、拜伦、仲马、狄更斯的作品。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尔斯泰在乡村继续写日记，直率、真实、深刻是他这一时期日记的特点。他从一本《富兰克林传》中读到，富兰克林有一个专门记载自己缺点的记事本，以便改正。他也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记事本，在日记中注意自我分析，鞭挞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和自身的缺陷。

　　托尔斯泰在乡村紧张地工作了一年，他所制订的许多农事计划都遭到了失败。但是，他成长起来了，对农村生活有了新的了解，获得了经验。

　　1849年初，托尔斯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过着一个拥有富庶庄园和一两万卢布收入的年轻人的地位所允许的生活，用他本人的话说，“非常懒散，既无职业，又不工作，毫无目的”地度过了四个月。有一段时间，他对打牌着了谜，输了很多钱，欠下了债务，这笔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困绕着他的生活。

　　莫斯科的生活，不久就使托尔斯泰感到厌倦，他对“放任自己沉湎于上流社会生活”很不满意，又为京城的生活所吸引，突然去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参加了法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其中刑法和民法两科顺利通过了。

　　不久，彼得堡的生活又使他失望了，他希望获得学位的计划落空了。他不愿意去做官吏，打算到即将开往维也纳的骑兵近卫军团去当一名士官生，希望获得军官军衔。但是，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当春天刚一来临，迷人的农村生活的魅力又吸引了他。五月，他回到了故乡。

　　农村的恬静风光和充满诗意的民间音乐，使托尔斯泰忘掉了一切挫折和失意。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幅童年时代的图画，他陶醉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

　　这时，一种难以表述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不时地萦绕着他，他想打开自己的心扉，让人们去了解他。他萌动了一种想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描述出来，让别人也感兴趣的欲望。大概，这种苦恼，这种欲望就是他即将开始创作的预兆。

　　当时，贵族必须担任文职或武职，他们虽然担任了这种公职，往往是纯形式的，只是挂名而已。托尔斯泰也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担任了一级录事。

　　音乐对托尔斯泰来说一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莫扎特、海顿、舒伯特、肖邦是他喜爱的音乐家。他同时也非常喜欢民间音乐，一边吹着茨冈人歌曲旋律的口哨，一边把它们谱成曲谱。

　　塔季扬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姑母给了托尔斯泰良好的影响，从姑母那里他第一次知道了“尽力而为，听天由命”这句格言，他非常喜欢这句格言，在书信、对话、甚至自己的文学作品里都引用它。在他逝世的前四天，还把这句格言抄录在自己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上。姑母曾劝说托尔斯泰写小说，显然，她当时已经从托尔斯泰身上觉察到了他具备了作家的才能。

　　在总结1850年的生活时，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时期他身上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不再去设计那种空中楼阁，编制那种任何人也不能实现的计划。对于这种信念的改变来说，最主要、最有利的是，我不再企图通过自己一个人的理智去达到某种目标，再也不轻视人们惯常遵循的种种虚套了。”

　　1850年的整个冬天，他一直住在莫斯科。他的举止和行为很慎重，他在写给姑母的信中说：“我孑然一身，哪儿也不去，而且也不接待任何人”。伴随着道德情操的成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贵族，他越来越鄙视和疏远了贵族上流社会。

　　为了增强自己的记忆力，托尔斯泰每天都背诵些东西，还学习英语。阅读法国诗人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的故事》、《日内瓦人》、《约瑟兰》，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长篇小说《保尔和薇吉妮》、德国诗人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洛林斯·斯特恩的《感伤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之旅》。

　　托尔斯泰提出了艺术作品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的见解，他说：“一切作品要想成为好的作品，就应该象果戈理谈到他的饯别故事　《她唱出了我的心声》时所说的那样，要歌唱出作者的心灵。”托尔斯泰以这一原则奠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基础，四十五年后，他又重复了这一见解：“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心灵。”

　　春天，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哥尼古拉也来了，他投笔从戎，被调往高加索。他建议托尔斯泰一道上高加索去。这一提议使托尔斯泰非常高兴，这似乎是使他摆脱长期犹豫不定的生活境遇的出路。他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翻开新的一页，所以欣然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到高加索去，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军旅生活

　　1851年4月底，托尔斯泰兄弟俩动身去高加索。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伏尔加河的旅行。兄弟俩搭乘一条简陋的无甲板船，顺流而下，观赏这条气势雄浑的大河两岸的风光、森林、田园和晨雾中时隐时现的倾斜的沙土河岸。沿途遇到许多满载货物的平底船，平稳地缓缓逆流而上，拉船的纤夫身强力壮，满脸风尘，唱着歌儿。

　　兄弟俩在阿斯特拉汉下船，乘马车继续赶路，抵达高加索捷列克河畔的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加入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炮兵旅。

　　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高加索是残酷斗争的舞台，也是俄罗斯进步人士的流放地，莱蒙托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都被流放到这里。普希金、蒙托夫、马尔林斯基等著名作家都歌颂过高加索魅力非凡、令人陶醉的大自然。还是在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人就想入侵高加索。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这种意图更加强烈。高加索平原富饶美丽的土地不断被俄罗斯贵族所侵占，高加索土著居民对俄罗斯人的入侵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连绵不断。

　　这时，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无法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受压迫的高加索人民，反对俄国军队对山民采取的残暴手段。他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使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然而在沙皇统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夏天，托尔斯泰同哥哥一起以志愿兵身份参加了袭击山民的战斗，后来他又以“四等炮兵下士”的身份参加镇压山民暴动的战斗。在战斗中，托尔斯泰表现得英勇顽强，获得了十字勋章，晋升为准尉。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哥萨克人的风俗和自由的生活　（在哥萨克人中从未存在过农奴制度），喜欢他们纯朴的禀性。在镇里，他结识了一位九十岁的哥萨克叶皮凡·谢欣，这是一位勇敢、强壮、充满欢乐的老哥萨克。托尔斯泰认为他就象高加索雄伟的大自然一般。

　　托尔斯泰非常敬佩哥萨克妇女，她们强壮有力，行动自由，无拘无束。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是全权的主妇。对她们健壮的体态，东方式的优雅服饰，坚毅和果断的性格，托尔斯泰极为欣赏。他甚至象自己作品《哥萨克》中的主人公奥列宁一样，严肃地考虑过，在哥萨克人中间落户，买间木屋，置下牲口，娶个哥萨克姑娘为妻。当然这只是出于他一时的好奇和幻想，作为一个贵族老爷，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和哥萨克人民是有很大距离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生活在高加索普通人中间，置身于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中，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对于自己过去生活得那样放荡和毫无目的而感到惊讶。只有现在他才明白什么是幸福。他断言，幸福就是接近大自然，就是为别人而活着。

　　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下，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开始了。他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写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修改了四次，抄写了三遍，完成了中篇小说　《童年》。在草稿中，托尔斯泰给自己提出了小说创作的原则。“从喉嗓发出来的声音是柔韧的，曲调是优美的，但它从来没使我感动；而发自肺腑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嗓音嘶哑、曲调最为平凡，当听到这声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则是热泪盈眶。”

　　1852年11月，《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以《我的童年故事》为题发表了托尔斯泰的处女作《童年》，署名“列·尼。”

　　《现代人》杂志主编尼·涅克拉索夫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位作者的才华，他写信给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作者说：“不论您的小说还是您的天才，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彼得堡文学界活跃起来了，许多杂志登载了赞扬文章。《祖国纪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这是列·尼先生的第一部作品，那么不能不祝贺我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出众的才子。”《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巴纳耶夫从这个友人家走到那个友人家，给他们朗诵《我的童年故事》的片断。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流放，《我的童年故事》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请求一位朋友务必查明“这个隐性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

　　在《我的童年故事》中，作家以令人惊叹的艺术技巧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贵族庄园，它的环境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极为相似。虽然托尔斯泰强调过他写的不是自己童年的故事，但是，小说中主人公尼科连卡的经历、思想情绪和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和作家的童年类似，如玩耍、爱好、莫斯科的旅行、朗诵诗歌等等。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也很像作家童年时期周围的一些人。譬如，小说中的祖母形象与托尔斯泰的祖母非常相象；尼科连卡的母亲也是作家根据身边的人们对他母亲的回忆，经过艺术加工而塑造出来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在　《童年》中，“真实与虚构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

　　尼科连卡·伊尔坚里耶夫是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的主人公。作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童年世界。这个聪明伶俐、善于观察和关心他人的男孩子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逐步觉察到了社会生活不公平的现象，他慢慢地懂得，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心灵的美并不在他生活的贵族圈子之中而是在它之外。最合尼科连卡心意的，还是那些普通的人。善良温柔的娜塔丽娅·萨维什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她的道德修养却远远高出一般贵族。娜塔丽娅·萨维什娜给尼科连卡以良好的影响，犹如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一样。

　　母亲之死，迁居莫斯科，促使尼科连卡越来越多的思考生活意义的问题。他带着这些思考进入了成长的新阶段——少年时代。这一时期，尼科连卡初次听到了“穷”和“富”的概念，于是，他很快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富有，而卡倩卡却贫穷？他因此而感到惭愧。

　　青春年华给尼科连卡带来了新的热情和感受，他想仿效他的哥哥及其同伴那种文雅的风度、时髦的装扮，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想仿效他们轻蔑地对待那些不具备以上素质的人。

　　在大学里，尼科连卡接触的生活范围越来越大，他结识了许多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贵族青年中无法看到的那种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纯朴诚实的品质。

　　尼科连卡倾心于这个新的生活圈子，热爱这些平民出身的青年大学生，但是他没能跟他们结为知心朋友，因为按照出身、教养和生活情趣来说，他和这些人是有距离的。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偏爱那些来自平民百姓的有才智的青年人。

　　三部曲中有作家许多自传性的因素。但是，小说并非作家的自传，它是概括了作家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艺术作品，给读者描绘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贵族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

　　1852年12月，托尔斯泰结束了短篇小说《袭击》的写作，寄给了《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

　　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家描写一次他亲自参加的袭击山民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赫洛波夫大尉，是一个勇敢、坚定的人，他的性格特征和作家所热爱的长兄尼古拉极为相似。

　　在《袭击》中，作家不加渲染地描述了受俄国指挥官怂恿的对山村的破坏、抢劫和对当地居民的杀戮行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作家鲜明地站在山民一边，同情他们，谴责俄国军队的暴行。当一个骠骑兵杀死一个怀抱幼儿的妇女时，作家质问道：“骠骑兵，你为什么这么干呢？要是别人欺凌你的妻室儿女，你说什么呢？”

　　作家强烈地谴责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它给高加索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次谈到了各民族的兄弟关系。

　　《袭击》发表在1853年《现代人》杂志第三期上，遭到了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对此，托尔斯泰非常气愤，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说：“《童年》被糟踏，《袭击》也被书刊审查机关弄得面目全非，凡是好的东西不是被删削就是被篡改。”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知道作家受到了委屈，就立即写信去安慰他：“请您不要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沮丧吧，这是我们一切天才作家共同的遭遇。您的小说写得生动别致，再好也没有了。请不要忘记《现代人》杂志，因为您已经成为它的撰稿人。”

　　两年半的高加索军旅生活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把这一时期看作他生活中的最好时期。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的思想都不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曾注意到那两年观察过的事物。我那时的一切发现，将永远成为我的信念。”

　　1854年1月，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到了俄罗斯。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就沉浸在昔日甜蜜生活的回忆之中，他十分珍惜在自己心爱的庄园中的生活。可是没呆多久，就被派往多瑙河部队，前往布加勒斯特。

　　当时，沙俄帝国正在向外扩张。1853年6月14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一举歼灭了土耳其的海军舰队。英、法两国为了与俄国争夺市场，不能容忍俄国独霸土耳其，称雄黑海。于是支持土耳其，于1854年3月对俄宣战，克里木战争全面爆发。托尔斯泰被调往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前线。

　　塞瓦斯托波尔，这座俄国在黑海的良港城市，它有辽阔的天然海湾，俄国人曾引此以为骄傲。此时，在英法联军的攻击下，它正摇摇欲坠，处境危难。人们都在焦虑不安地考虑，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能否守住？托尔斯泰一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就被俄国军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染。

　　他以准尉军官的身份担任了炮兵连长，参加作战，在防线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呆了一个半月，常常遭遇到危险。但是，死亡的逼近并没有使他害怕，他整天地工作着。紧张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出于心满意足，他大声地呼喊着“呜啦！”由于他在战斗中勇敢顽强的表现，被授予奖章。他无疑应该得到更高的奖赏，但他不追求这些。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结识了那些好朋友。据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那些朋友回忆道：“他是炮兵连名副其实的灵魂……他是出色的伙伴……一个最诚实的人，要忘掉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托尔斯泰还没有看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只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来歌颂这场战争。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写道：“士气的高昂真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古希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英雄气概……一连水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一个炮台坚守了三十天，后来要把他们换下去，他们几乎要暴动。士兵们把炸弹上的雷管都摘了下来，妇女们给坚守棱堡的士兵送水，许多人因此牺牲或者受伤。……有一个旅24日最后只剩下一百六十人。多么悲壮激烈！”

　　托尔斯泰在棱堡中领悟到，他周围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比其他人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任何做作夸耀的神情，而是镇静地为祖国和人民捐躯。

　　在战斗中，托尔斯泰仔细地观察着，认真地思考着。一方面，他目睹了俄国士兵举世无双的勇敢精神，“每一个军人的心灵都蕴藏着一点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另一方面，他又痛心疾首地看到军官的腐败、军纪的涣散，人们不相信自己，因循守旧，寄希望于圣尼古拉。他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千百年来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许多杰出人物的民族落后于人了。俄国如果不彻底改造。就必然会灭亡。

　　1855年，托尔斯泰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写了《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等三篇短篇小说。

　　在《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乐》中，作家对战争做了现实主义描写。他没有把它描绘成一幅战旗飘舞、军号嘹亮的美丽图画，而是揭示战争实际存在的景象——流血、痛苦和死亡。他引导读者既去注视人们的丰功伟绩，也去关注人们的日常活动。他在作品中写道：“在这张晒得黝黑、颧骨突出的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在每一块肌肉中，在宽宽的肩膀上，在穿着大靴子的厚实的脚上，都显示出构成俄罗斯人力量的主要特点——淳朴和倔强。”

　　据说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读了第一篇小说，感动得流下眼泪。皇帝还下令把作品译成法文，并从爱护作者考虑，要把他调离危险地区。

　　但在第二篇小说中，作家增加了批判成份，斥责战争，指出它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和大自然的美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在一阵残酷的厮杀之后，春日的艳阳同样和煦地发出光采。当撒满露水的草地上堆着数百具尸体的时候，当发出诅咒、极度痛苦的伤员在泥泞里爬行的时候，又大又美的“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大地。”

　　托尔斯泰认为，谁也不需要战争，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是土耳其人，都不需要战争。战争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苦难和不幸。但是，怎样防止和避免战争，作家没有给予回答。

　　在《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作家展示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惨痛结局。不论俄国士兵怎样英勇顽强地战斗，也不论他们如何壮烈地献出生命，他们都无法制止俄国军队的溃退，塞瓦斯托波尔最终陷落了。作家深为士兵们历经八个月欲血奋战的城市的陷落而痛心疾首。作品把士兵们的英勇顽强与贵族社会的丑恶、军队将领的腐败对照起来写，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沙皇政府对此很不满意，派宪兵监视他。作品送审时受到了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许多地方被删改了。这篇小说于1856年1月初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月号上，第一次署名为“列·托尔斯泰伯爵，”在杂志的目录上，编辑还特地注明作者早斯中篇小说的署名是“列·尼”。报纸在刊登《现代人》杂志出版消息时，没有列作者的全名，仍和以前一样，只是姓名的缩写字母，因为读者早已在焦急地盼望着署名“列·尼”的作品问世。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柯捷尔卓夫兄弟，特别是弟弟伏洛嘉的形象令人敬佩。伏洛嘉年轻，富于幻想，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他怀着自信和自负的心情奔向塞瓦斯托波尔。当他置身于危城之中，看到一幅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战争图景以后，他心灰意冷了，想从这可怕的死亡地逃走。但是，在隆隆的炮火中，在激烈的厮杀中，人的高尚情操和勇敢精神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了。

　　伏洛嘉的哥哥象英雄一样牺牲了。临死前，他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是否已经收复了原先的阵地。伏洛嘉的死则完全没有被人觉察到，一直等到同伏洛嘉在一起的符兰回过头来才发现：“……在伏洛嘉坚守的地方，有个穿军大衣的人脸朝下趴在那里。”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给予这篇小说高度的评价：“中篇小说是第一流的：精确、独特的观察，对事物和性格实质的深刻洞察，严格的、贯通全篇的真实……按照本意提供塞瓦斯托彼尔最后时日人们的内心感受，通过一个高尚青年未被生活丑恶沾染的天真美好的心灵的三棱镜，把内心的各种体验展现给读者……伏洛嘉·柯捷尔卓夫在俄国文学中必将长久地生存下去，也许，他将伴随着人们对于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的壮丽、悲惨和严酷岁月的回忆长存。”

　　总起来说，这三篇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它不仅表现出作家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而且克服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描写了普通土兵和军官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露了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显示了他善于真实、细致、具体地描绘战争生活场景的才能，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的缺点，是未能具体地揭示这场战争的本质，只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千古不变的道德原则出发，谴责它的“愚蠢”和“可怕”。

　　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环境，引起托尔斯泰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思考。脱离军职、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成熟。他在日记中写道：“军旅职业并非我的职业，为了使我能完全献身于文学，越早离开军队越好。”

　　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也坚持说服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假如您能从克里木脱身，那就太好了。您已充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但是，军旅仕途毕竟不是您的事，您的天职是做一个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我向您重复一篇：你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诗神不仅不喜欢无谓的奔波，而且还缠着您不放。”

　　尽管俄罗斯人民还在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感到悲伤，但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已引起了全国巨大的社会性热潮。广大农民不愿再处于贵族地主所有制的统治之下，农奴解放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都在期待着发生巨大的变革，托尔斯泰怀着这种变革的希望，于1855年11月回到了彼得堡。

　　在彼得堡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到达彼得堡。这时候，他既是作战有功的军官，又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作家，因此，当他来到彼得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涅克拉索夫在给鲍特金的信中说：“列·尼·托来了……一个多么亲切的人，又是多么聪明的人！……他是一位亲切可爱、精力充沛、高尚的青年，是一只鹰……也许是一只鹫。……他不漂亮，但是脸上却流露着愉快的、精力旺盛的表情，同时，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他的目光充满了仁爱，我非常喜欢他。”

　　彼得堡文学界的精英经常在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家里聚会。在这里，托尔斯泰结识了诗人丘特切夫、迈科夫、波隆斯基，作家冈察洛夫、皮谢姆斯基，剧作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鲍特金。

　　《现代人》杂志编辑部的热情支持使托尔斯泰精神振奋，他象旋风一般驰骋于彼得堡文学界。有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有时显得胆怯腼腆，有时涉及要害问题，突然变得慷慨激昂，雄辩滔滔，置公认的准则于不顾，使得文雅的彼得堡人士为之惊慌失色。然而，他们都懂得，托尔斯泰想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路，不走已被人们踏平的路。

　　当时，《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正在对文学和文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热烈的讨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使人流出眼泪来。托尔斯泰也参加了讨论，他不同意屠格涅夫和德鲁日宁对莎士比亚及荷马的盲目崇拜，非常倔强地坚持自己对这些作家和文学的看法。他觉得，彼得堡的文学家们以充当人民的导师自诩，其实，作家的任务与其说应当教育人民，不如说应当热爱和帮助人民。由于托尔斯泰的耿直和倔强，屠格涅夫称他为“野蛮人”或“暴躁的野蛮人”。

　　托尔斯泰之所以暴露出这种性格，不是偶然的，说明他当时还是一个贵族老爷，身上还有根深蒂固的贵族老爷的思想意识。认为自己是高贵的贵族，是威严的军官，对待别的作家常常流露出一种高傲的、蔑视的神态。所以人们说他不象是参加到文艺界来，而象是来看守这些人，甚至可以说象准备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

　　托尔斯泰在彼得堡文学界的晚会上，同时看到了许多口是心非、矫揉造作和对权威顶礼膜拜的现象，听到许多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不久，“聪明”的谈吐和空泛的议论使他厌倦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心情郁闷。

　　不安于现状、不断探索的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彼得堡文学界所处的被动地位很不满意，他更加感到自己知识上的贫乏，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想”学习，学习，再学习。”他的身上萌发出一股连他自己也不甚了然的新的激情，他觉得自己需要获得更多的知识，获得更新的感受。他开始考虑到国外去作一次旅行，但又担心不被批准，因为他在克里木前线编写过被查禁的士兵歌曲，正受着政府的监视。

　　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的贵族发表演说时说，农奴解放总有一天要实行，“与其从下而上，不如从上而下”，决定要改革农奴制度。沙皇的演说为废除农奴制定下了基调，贵族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采取措施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奴。

　　托尔斯泰早就有了解放农奴的意愿，还是1855年8月在克里木的时候，当时他正在构思《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应当是当代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的正常生活，“不能同奴隶制并存。”皇帝的演说又重新使他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带一个制订好的草案到农村去。”

　　然而事实证明，解放农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6月初，托尔斯泰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当天他就召集农民们开会，宣布解放农民的计划，向农民们提出把徭役制改为代役租。为了减轻农民缴纳地租的负担，托尔斯泰把地租的数目规定为相当于邻近农民向其他地主缴纳地租的二分之一，他还一再向农民们说明这种措施的好处。可是农民们对他的这些措施无动于衷，不相信他，他们甚至怀疑老爷在欺骗他们，即使采取了某些让步，也是为了更多地榨取他们的血汗，正象亘古以来老爷们总是剥削他们一样。这样，托尔斯泰第二次接近农民的计划，又就此告吹。

　　这次解放农民的失败，使托尔斯泰很自然地想起四十年代自己在庄园里改善农民生活状态的尝试，认识到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能调和的。于是他就采用这个题材写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把早已构思并在高加索就已经动笔了的　《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个别章节也溶合进来了。小说的主人公涅赫留朵夫大学还没有毕业，因为关心农民的疾苦，就回到自己的庄园里作解放农奴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小说的主题思想归结为：即使地主有各种善良的愿望，但是在农奴制度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想改善农民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聂赫留朵夫在去农民的木屋看到他们的贫困状况时，为自己过去对农民乐善好施的行动感到失望的原因。

　　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提出了改革农奴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无法弥补的鸿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矛盾，文学上的价值超过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作品发表后，获得了文艺界的好评。屠格涅夫写信给德鲁日宁说：“这篇小说在思想方面的主要印象在于：只要存在着农奴制，双方就不可能接近和了解。”

　　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了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风格，认为他的创作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心理描写的深刻性两大特点，他说：“托尔斯泰伯爵以卓越的技巧不但再现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表面情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善于设身处地地体会农民的心灵，他笔下的庄稼汉非常符合他们的本性。在庄稼汉的话语中没有浮夸，没有高调，农民的观念在托尔斯泰伯爵笔下表达得非常真实和突出，就象我们士兵的性格一样。”

　　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欣赏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认为托尔斯泰掌握了人物的“心理过程及其形态的规律”，善于描写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人物“心灵的辩证发展”，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活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预言一个崭新的、巨大的、卓越的天才的出现，这个天才就是托尔斯泰。

　　别林斯基逝世以后，俄国文学评论界曾一度出现了沉寂和衰败的局面。直到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安年科夫编辑的新版　《普希金文集》的相继问世后，才出现了文学论争的高潮。文学上的两种流派——果戈理派和普希金派的论争日益激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论文中捍卫了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流派，认为这一流派揭露了社会弊病，对社会更有益处。德鲁日宁则维护普希金流派，但他对普希金流派的理解是片面的，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也就是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认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唤起美感，只表现生活中光明的一面，单纯给人以享受。

　　1856年的秋天，托尔斯泰正在创作中篇小说《青年》，如同当时其他作家一样，他也在反复地思考文学和文学的使命问题。他一度与纯艺术论者德鲁日宁、安年科夫和鲍特金结为近交，称赞他们是“最宝贵的三人同盟”，在文艺思想上受到他们纯艺术论的影响。

　　但是，当时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已经确立，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界逐步占据统治地位。托尔斯泰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他读完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文章后，深有感慨地说：“论普希金的那篇文章真是奇才！我现在才了解普希金。”在别林斯基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托尔斯泰的文学观发生了变化。他说：“这期间，我非常幸福，我为精神上的飞跃而得到极大的快乐。”“纯艺术”论的捍卫者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已经再也不能满足托尔斯泰的要求。他不能把文学看作脱离人民利益的空洞游戏，不能在作品中对人民的生活、疾苦与欢乐无动于衷。他希望文学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很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

　　从此以后，托尔斯泰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哺育下，在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前辈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步伐。

　　出国考察与兴办教育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农民暴动的浪潮遍及全国，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俄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有志之士都在思索的问题。托尔斯泰为了更好地认识周围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先后两次出国考察。

　　1857年1月29日，托尔斯泰首次出国，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

　　托尔斯泰到达巴黎时，正当法国东方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热烈的气氛。拿破仑三世力图维护自己帝国的尊严，极力鼓吹法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从而促进了投机事业和工业活动的发展，五花八门的消闲娱乐也同样受到鼓励，许多娱乐场所和戏院应运而生。面对巴黎喧嚣、热闹的生活，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把法国人的生活同俄国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比较。

　　这期间，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在马黎，托尔斯泰在那里见到了他们，并且结识了与屠格涅夫非常友好的法国作家罗斯佩·梅里美。

　　托尔斯泰对巴黎的许多文化遗迹和图书馆赞叹不已。他三次去过卢浮宫，这是各个时代、各民族艺术的最丰富的收藏地。他欣赏了荷兰画家伦勃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等人的绘画，游览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的豪华公园、精美的喷泉和著名的宫殿，参观了索邦的巴黎大学，并在那里听了讲座。他还参观了法兰西学院和世界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的公共图书馆。同屠格涅夫一起游览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他总是“不吭一声睁大眼睛”　（屠格涅夫语）注视着这一切。

　　托尔斯泰拜谒了贝尔·拉雪兹墓地，许多名人安葬在这里：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肖邦、居维叶、拉瓦锡、圣西门及其他许多人。他还在巴黎歌剧院看过意大利歌剧作家罗西尼的歌剧，听过音乐会，去过游艺场所。他贪婪地充实自己，尽量从这次国外之行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了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鲍特金说：“我住在巴黎很有意思，何况这里的艺术品给了我这样的快乐……总而言之，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不想离开巴黎了。”

　　但是，托尔斯泰在巴黎住了一个半月，就被沸沸扬扬的喧嚣声吵得疲惫不堪。巴黎交易所的混杂拥挤的场面、狂热人群的叫喊和交易者的贪婪，使托尔斯泰不胜感叹：“交易所真可怕！”当他在巴黎一个广场上作为一个见证人目睹在断头台执行死刑的场面以后，就更加想离开这里。他写信给鲍特金说：“在战争中和在高加索，我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即使人们在我面前把一个人撕裂成碎块，也不会象这台漂亮精致的机器那样使我感到厌恶，人们利用它在转眼之间就把一个生气勃勃的、身强力壮的健康人杀死。”晚年，他在　《忏悔录》中回忆道：“当我看见人头离开躯体，被身首分开地扔进棺材时，我领悟到　（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任何符合理智的论调，不管是现实的还是进步的，都不能承认这种作法是正当的。”

　　死刑的印象久久地萦绕在托尔斯泰的脑海里，断头机把他搞得心神不安。这就是法国的社会自由！这时，托尔斯泰不再认为法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越性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同佯存在着专制暴行，对它感到失望，下决心“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再为任何政府服务。”

　　在巴黎，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反感。参观拿破仑陵墓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凶手、恶棍敬若神明，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离开巴黎，托尔斯泰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当他同马车夫并排坐上四轮马车离开巴黎时，他感到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轻松愉快。他欣赏着月夜，享受着大自然美妙的风光，呼吸着花草的芳香，胸中的一切苦闷一扫而光。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湖畔消磨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他每天都去欣赏那连绵起伏的青山和碧绿如镜的湖面。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圃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湖岸和湖面，我觉得这感官获得的印象仿佛通过眼睛化为美注进了我的心灵。”

　　托尔斯泰在一个地方呆不住，他哪儿都想走走，什么都想看看。他在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萨沙·鲍里万诺夫的陪伴下游览了瑞士的山脉和乡村。他们肩负着背囊，翻山越岭，一共走了十一天。然而，瑞士大自然的美景并不能使这位热爱祖国大地的作家得到满足。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广袤的田野，祖国的自然风光，对作家来说，比烟雾弥漫的瑞士碧绿湖水更加可爱。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是一片光秃寒冷的荒野，潮湿的场子，那边有一种美妙的东西，却又被远处的烟雾所遮盖，这东西是那么遥远，使得我没法感受到大自然的最大享受，没法感受到自己是这无垠和美好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远方与我毫不相干。”

　　置身于异国他乡的大自然之中，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冷清，特别是当他来到离莱茵河不远的琉森城的时候。在那里，他下榻在湖畔的瑞士旅馆，湖岸上城堡的断垣残壁依稀可见，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间。

　　有一天，作家在沿岸街道上漫步，欣赏着远方雾沉沉的群山和黑糊糊的湖岸上点点灯光。突然，他听到了吉他伴奏的歌声，那饱含诗意的音调和乐器甜滋滋的声音在他的心灵里激起一阵阵欢快喜悦的情感。他快步走上前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常礼眼、身材矮小的提罗尔人在旅馆凉台前弹着吉他，动情地唱着。那些站在旅馆阳台上、身着白衣领、燕尾服的贵族老爷们和旅馆的侍者们，都在凝神地听着这位流浪歌手的演唱。但是，当提罗尔人停下来，摘下帽子，伸向观众讨赏时，这些温文尔雅的听众却哈哈大笑起来，谁也没有给他一文钱。矮小的的罗尔人对此而不知所措，他仿佛变得更小了，转身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气愤。他仿佛觉得这群没有心肝的富翁对瘦小艺术家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快步追上贫穷的歌手，邀他一同去旅馆用餐。这时，托尔斯泰发觉，他这种举动不仅使贵族，甚至使洗碗妇和仆役都感到惊讶和难堪。旅馆不允许他把提罗尔人带进英国人就餐的大厅。作家非常生气。“为什么？”他质问旅馆的仆役。“难道这儿不是人人平等吗？你们的共和国这么糟糕；瞧，原来这就是英国人的平等，听一个穷人给他们唱歌，给他们消愁解闷，他们却不花一文钱。”

　　当时，托尔斯泰真想跟这些瑞士人、英国人打一架。他们对待这位身材矮小、贫困而有才华的人的毫无人性的态度使作家大为愤慨。他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一切，为了钱可以把所有的人赶出祖国，为了钱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提罗尔人悲惨遭遇，促使托尔斯泰提笔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琉森》，发表在185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对瑞士的大自然作了鲜明绚丽的艺术描绘，而且在于将那些脑满肠肥、冷漠无情的英国资产阶级绅士同贫穷的乐师作了对比。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乐师虽然贫困潦倒，但是他具有以通俗艺术唤醒人们心灵中美好的感情，激起欢乐和希望，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天赋。

　　托尔斯泰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现象，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他不相信走西欧的道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

　　翌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与《琉森》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阿尔别特》，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作家在小说的结尾说：“诗歌是燃烧人们和艺术家本人的心的火焰。”

　　在国外，托尔斯泰继续写作《哥萨克》、《青年》，阅读法国作家卢梭、巴尔扎克、小仲马的作品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对歌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托尔斯泰从瑞士去了德国，参观了许多城市，最后抵达德累斯顿，在那里参观了著名的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欣赏了西克斯丁的圣母像。

　　在参观德国学校时，托尔斯泰头脑里产生了要为农民开办子弟学校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我头脑里强烈地、明确地想的是在乡间为周围邻近地方的儿童开办一所学校以及做一系列类似的事情。”

　　国外旅游大大开阔了作家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状况的清醒认识，但他没有拜倒在欧洲的面前。尽管他对外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对外国的艺术珍品倾慕得五体投地，但他仍然眷念着俄罗斯的山光水色，满怀着故国之思。

　　1857年8月，托尔斯泰回到了俄国。他一回到俄国，出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黑暗、紊乱、贫穷的景象。他在彼得堡仅仅逗留了一星期，便匆匆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自己的庄园里，托尔斯泰觉得“心情很好，但又感到忧郁”。心情好是因为看到了亲人和朋友，看到了郁郁苍苍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而目睹了农奴制度的残酷、社会生活的贫困和农民地位的低下之后，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他亲眼看到一位贵妇人用棍子毒打婢女；亲眼看到一个官员由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似乎没给他让路就把这位农民打得死去活来。他还看到他庄园的总管殴打过失的园丁，并吩咐这个园丁打赤脚到麦茬地去看管畜群，以此来博得主人的欢心。

　　作家目睹这些野蛮的行径和陈规陋习，胸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耻辱。

　　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准备即将实行“伟大的改革”的议论，杂志上也出现了一些论述改革即将到来的文章。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政府的改革将是大胆的，成就将是巨大的。其实，政府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这些，托尔斯泰十分清楚，他认为这些大吹大擂、吵吵嚷嚷全是欺骗。

　　托尔斯泰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庄园农民的处境，他酝酿了解放农民的方案，着手整顿濒于崩溃的产业，详细制定图拉省植林方案。但是，彼得堡的官员们把他的方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予以拒绝。于是，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庄园里植物造林，扩大牧场，扩宽菜园，把牧场和森林的收入作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借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庄园大部分空旷、阳光充足的野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长满了茂密的小桦树，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树林，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点缀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乐斯泰确信农奴制经济是毫无存在意义的，这种经济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他们陷入黑暗的深渊，而且对地主来说，也是役有好处的。他认为当前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

　　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庄园内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那时，每个地主除了拥有大量的农奴，还有为数不少的家仆。这些家仆没有土地，成年累月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和马夫，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内干活，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未收赎金就解放了一部分家仆，使他们获得自由。他在这一年8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应该为人们做好事，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毕竟是正经事，能在心灵里留下点什么。”

　　1858年夏天，托尔斯泰几乎整个整个的白天都在田野里劳动。清早他就起床，然后到田间、场地、干燥棚里去劳动，到森林里砍伐和出卖树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活动。

　　冬天，他去找猎。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母熊，母熊反过来把他压倒在地，幸好救援的人赶到吓跑了母熊，才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从此他额上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猎熊的事后来成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的素材，作者把这篇小说收入1872年编的《启蒙读本》里。

　　托尔斯泰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管理中去，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能使他遂心如意。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内心不安的情绪越发增长。以后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接近大自然也好，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这些都不能使他不去思考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能在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做为一种“杠杆”，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帮助庄稼汉摆脱贫困，愚昧和黑暗，帮助改善普通人同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

　　还是在十年前，托尔斯泰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就在庄园里教过农民的孩子读书，时隔十年，他又回到了教育工作上来。

　　托尔斯泰在他修习音乐和读书的那座厢房里开办了农民子弟学校，学校设在二楼上，两个房间作教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有两个房间供教师用。遮阳的台阶上挂着一只系有铃舌小绳的铃铛，楼下设有体操台。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伯爵准备教农民子弟读书，凡是愿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开始，许多人不相信老爷的举动，但是，仍有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因为孩子们想读书，他们对伯爵的印象很不错。他们常常在村里见到怕爵，伯爵跟他们在一起时很亲切，很和蔼。

　　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老爷的庄园，畏惧地走近老爷的住所。他们受到了伯爵热情的欢迎。伯爵只是讲讲他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些什么，孩子们的畏惧心理就很快消失了。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开始了。父母们也不害怕打发孩子去上学，孩子们急切地等待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在学校里，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写信、画画、唱歌和做算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课，伯爵给他们讲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克里本战争的故事，讲拿破仑逃走时农民们怎佯诱骗法军落入陷阱，然后又怎样活捉他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非常高兴。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初步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萌发出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托尔斯泰喜欢农民子弟，对教育工作充满了信心。但是究竟怎样搞好教育，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广泛地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俄国的国民教育，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

　　1860年7月，托尔斯泰带着妹妹玛莎出国考察。一方面考察西欧各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去看望在国外疗养的哥哥尼古拉。这次出国一共九个月，访问了法、德、英和意大利四国。

　　他们在法国吉耶尔小城与哥哥见了面，哥哥已经病危。他死得很慢，很痛苦。为了不让弟妹们伤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更增添了托尔斯泰的痛苦。哥哥的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列文形象表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在法国，工人教育的情况使托尔斯泰很感兴趣。他参观了马赛工人学校，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现这里的城市工人更通文理，能基本正确地书写，具有历史和地理概念，此外也懂得适用于本职工作的数学公式。他们聪明，爱自由，有礼貌。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良好的文明教育的呢？托尔斯泰对此疑惑不解。后来，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书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想到了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学校。”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法，反对单纯依靠学校用强迫手段培养人才的作法。他认为大学里“从来不能培养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产生腐败的社会所需要的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

　　托尔斯泰在德国参观了许多学校，认为莱比锡、魏玛等城市的教育方法专横陈旧。他在那里见到了棍棒教育，扭曲了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们变成备受折磨的小奴隶。他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怕！为国王祈祷，殴打，死记硬背，一个个战战兢兢，畸型发展。”

　　托尔斯泰在耶那只停留了一天，但是他参观了许多学校：城效的农业学校，教师进修讲习班。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卡吉耶·斯多伊教授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教育学生，而是联系生活实际，注意启发诱导。托尔斯泰说：“这是一所德国学校中最有趣的、几乎唯一有生活气息的学校。”这所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得那教室里挂着的一句格言：“道路并不是真理，道路的开辟过程才是真理。”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去开辟道路。托尔斯泰重视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反对空谈，因此很欣赏这句格言。

　　托尔斯泰在伦敦遇见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两人一见如故。赫尔岑由于进行革命活动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流亡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为书刊检查机关所禁止的革命刊物《钟声》，并且印刷了许多革命传单偷偷运回国内宣传革命。托尔斯泰通过赫尔岑的著作了解了其人，并和他建立了书人联系。赫尔岑也是通过作品和书信才了解托尔斯泰的。

　　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用暴力推翻沙皇统治的政治纲领，但对赫尔岑那种同情穷人，要使穷人得到自由解放的愿望，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发生了好感。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认识了您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认为您总是与众不同，走向极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您是这样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在伦敦经常与赫尔岑作长时间的交谈，“无所不谈，而且津津有味。”俄国人民的命运和农民解放问题使他们焦虑不安。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赫尔岑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头脑聪敏而又饶有风趣，他跟我立刻象老相识似的谈了起来，他的个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在任何人身上也没再看到这种罕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的结合。”

　　赫尔岑向托尔斯泰介绍了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波兰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列韦尔。蒲鲁东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他否认任何权力、国家和阶级斗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托尔斯泰和蒲鲁东会面时，谈到俄国、国民教育、战争和农民解放等问题。当蒲鲁东从言谈中得知托尔斯泰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十分钦佩。他说：“假说这是真的，未来将属于你们，属于俄国人。”

　　列列韦尔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到了一张列列韦尔的肖像，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托尔斯泰在巴黎时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的消息，他对这次改革抱着怀疑态度。他认为，农奴制改革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对皇帝上谕中的口气很不喜欢，好象是给老百姓巨大的恩赐似的。“上谕的实质，甚至有大学问的农奴主除了字面上的许诺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来。”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途经德国返回祖国。5月初，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纳，满腔热情地着手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

　　托尔斯泰不满意西欧的教育，想兴办适合俄国国情的教育。他在《进步与教育的定义》论文中认为：“老百姓的数目比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多，应当设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边……有文化的人没有老百姓就无法存在。”提倡教育应该为人民，尤其是为农民服务。

　　托尔斯泰兴办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民中间推行识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众传播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他想，教师只有亲自倾听群众的呼声，考虑孩子们的兴趣，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学校才能顺利实现所面临的任务。

　　托尔斯泰从莫斯科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任教。接着，他创办了教育研究刊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和教师们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国民学校的教学法和教育学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出发，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应他们需要的教学方法。而不能只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他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积极诱导，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用“自由教育”的原则，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的人”。

　　托尔斯泰认为农村教育应当适合农民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培养学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里，教育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丈量土地，饲养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农艺知识和农业经营常识。回到家里，则跟父母一起参加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托尔斯泰还把一俄亩土地分给学生，学生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小块，每人耕作一块，种上蔬莱，收获归他们自己所有。

　　托尔斯泰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二十多所学校。托尔斯泰的学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孩子们到学校里来，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没有体罚制度。教师们一心一意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主要是他们生活中有用的各种知识。

　　农民们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学校的声誉遍及了图拉省，而且还传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国外。

　　托尔斯泰创办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学校，声望日益增长，招致了政府的不满。1863年夏天，托尔斯泰由于劳累过度，带着两个学生到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宪兵于夜间突然闯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奴制改革的时候，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尖锐，政府任命托尔斯泰作当地的“仲裁人”，调解他们的纠纷。托尔斯泰在处理纠纷时，总是同情和支持农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怀疑。其次是托尔斯泰在国外旅行时同赫尔岑有过接触。加上托尔斯泰聘请了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索科洛夫当教师，更加引起政府的怀疑。于是图拉省宪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监视托尔斯泰和他的学校。希波夫报告说他的庄园里藏有印刷机和禁书。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便带着宪兵闯进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宪兵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搜查印刷机和禁书，屋子里全翻遍了，桌子、柜橱、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开，连马棚里也用铁棍捣掘，池塘里也用鱼网打捞，学校也受到搜查。结果除在一位教师那里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摘录手抄本外，其它什么禁书也没有搜到。

　　事实上庄园里禁书确实是有的，托尔斯泰写字台上的公文包里就有好几本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　《钟声》、《北斗星》杂志。幸好宪兵进来时，女仆杜尼娅什卡把这只提包藏到树林的排水沟中，才没有被发现。

　　托尔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气愤。他在给彼得堡的亚·托尔斯塔娅（作家远房姑母，任皇后侍从女官）的信中说：“……卑鄙的上校翻阅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记……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杀死他！”托尔斯泰还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惩办那些进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耻辱的犯罪者，但是没有结果。

　　宪兵的搜查事件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说：“学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开办起，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大众服务的阶段。”作家的这些话首先是指自己的办学活动。但这次宪兵的搜查破坏了他的声誉，使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就这样意想不到地、突然中断了。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但是，托尔斯泰并未停止过对农民孩子的关心，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孩子们工作。到了七十年代，他计划创办一所初级农民师范学校，他称之为“穿树皮鞋的大学”。培养农民当教师，因为他们能够更直接地与农民子弟接触。夏天他们还可以在地里干活。可是，办这所学校需要三万卢布，托尔斯泰清楚图拉省公署有钱，他提出申请，但遭到拒绝，图拉省公署决定把资金用于建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碑。因此，托尔斯泰筹建农民师范学校的计划因经费匮乏只得作罢。

　　1872年1月，托尔斯泰又在庄园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全家人情不自禁地为他这种执着的热情所感染，纷纷参加了学校工作。托尔斯泰本人、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客人都上讲台讲课。

　　1874年12月，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写道：“我又同十四年前那样，爱上了这数千受教育的儿童。我向所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仟么要使民众受教育？……　我的回答是：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裳，满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象见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呀！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和罗蒙诺索夫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子弟需要受教育的迫切性比六十年代理解得更深刻了，他办教育的热情和拯救儿童的责任感更加增强了。

　　过去用来教孩子们的课本，大多是枯燥乏味和令人费解的，不符合孩子们阅读需要。托尔斯泰就动手编写《启蒙课本》和阅读用书。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我在编写《启蒙课本》，我对这种《启蒙课本》的期望很大，希望俄罗斯的儿童从皇家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学习它，并从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的印象，而我把这课本编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同时，托尔斯泰还编写和翻译了一系列内容十分丰富的儿童读物。其中有七百多篇故事特写，有象《高加索的俘虏》之类几万字的长篇故事，也有许多短小寓言、童话故事。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为了使编写的内容生动有趣和令人信服，他研究了各种科学。有一段时间他对天文学很感兴趣，有时整夜整夜地观察恒星和行星的运行情况。他对这些读物的语言非常讲究，选出来的每篇故事，他都做过十来次修改，反复推敲，力求做到朴素、简洁、清晰和流畅，孩子们爱读，读得懂。

　　作为伟大的艺术巨匠，托尔斯泰是敏于观察生活的，不论他写什么，都能够使描写对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托尔斯泰编写的课本学习读写，一颗颗幼稚的心灵怀着惊喜的感情领略了作家倾注了无限爱心的艺术珍品。

　　托尔斯泰热爱人民，渴望造福于社会。他创办学校，出版教育刊物，编写阅读教材，在教育事业上为俄罗斯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婚之后

　　托尔斯泰青年时曾经多次谈过恋爱，都没有成功。他从克里木回来以后又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的一个贵族小姐瓦列里娅相恋。瓦列里娅生得很美丽，妩媚动人，对托尔斯泰的感情也很深。可是，当她到莫斯科婶母家去了以后，宴会、舞会、社交性拜访以及与侍从武官的交往，弄得她忘乎所以，沉醉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之中。托尔斯泰得知消息后，心里既难过，又不安。他想，难道华丽的衣着打扮、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侍从武官的地位对她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吗？他以为妻子应当是事业和生活中的朋友，夫妻参加共同的事业，一起分享悲愁和欢乐。妻子也应当是一个视野广阔的人，如果贪图享乐，就可能毁掉他的事业。于是他和瓦列里娅分了手。

　　1862年，托尔斯泰已经三十四岁了，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在此以前，他就同宫廷御医安德烈·叶夫斯塔菲叶维奇·别尔斯一家人相识，特别是1862年托尔斯泰从国外回来以后，他经常去别尔斯家里作客。别尔斯有着三个女儿——丽莎、索菲娅、丹尼娅。托尔斯泰在这里感到温暖和舒适，他以温柔而又优伤的神情注视着别尔斯夫妇的二女儿索菲娅。仿佛觉得自己所憧憬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内心矛盾极了，久久下不了决心向索菲娅披露自己的感情。别尔斯夫妇则把托尔斯泰的频频来访看成是向他们的大女儿丽莎献殷勤，而丽莎确实也钟情于他。但是，托尔斯泰热恋着的是索菲娅，他因索菲娅那素朴的性格，灵活的头脑和真挚的感情而喜欢她。

　　2月，别尔斯夫人带着三个女儿乘车去她父亲的领地伊维查，顺路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热情地接待了她们，第二天又送她们到伊维查。就在那里，象《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向吉蒂求婚一样，托尔斯泰在客厅的圆桌上用粉笔写出了一些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向索菲娅表白了爱情。不久，托尔斯泰正式向索菲娅求婚，她欣然接受了。9月，托尔斯泰和索菲娅结为伉俪。人们在克里姆林宫宫廷教堂为这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托尔斯泰早就盼望着的家庭幸福来到了。婚后，他和索菲娅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受到了塔季扬娜姑母和谢尔盖哥哥的热情欢迎。

　　索菲娅给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气，她很快就着手整顿荒废的家业。用花儿装饰住所的房间，住所周围辟出花坛，前面绿草坪上培植了番红花、山茶花、玫瑰花、茉莉花，洋槐经过剪修，又补上了丁香和金银花。春天，花园里鸟语花香，生气勃勃。

　　塔季扬娜姑母也住到他们家来了，她喜欢索菲娅，一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妹妹玛莎，还有索菲娅的妹妹丹尼娅，也常来作客。托尔斯泰和亲人们一起弹琴歌唱，沉浸在新婚家庭的幸福之中。

　　托尔斯泰获得了精神上的静谧，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过去所有的惊慌、怀疑情绪似乎销声匿迹了。他的生活道路更加明朗了，工作位置也确定下来了：文学创作、教育和家庭，这就是他当今的生活内容。他在给朋友费特的信中说：“我结婚两个月了，我是幸福的，焕然一新的，完全崭新的人。”

　　托尔斯泰坚强的性格和热爱生活的禀赋，表现在他对各式各样活动的热爱上。他一旦着手这种或那种工作，就埋头苦干下去。这期间，他种植果树，繁殖猪、绵羊、小牛、鸟，对养蜂着了迷，还想把全家人都吸引到养蜂工作上来。

　　不久，他又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文学创作工作。他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妈的信中说：“我喜欢孩子们和教育工作，但是，我很难把自己看成一年前的我。孩子每晚到这里来，给我带来有关曾在我心中而将不复存在的那个教师的回忆。现在，我这个作家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写作、思考，好象我还从未写过和思考过。”

　　索菲娅很贤惠，又有文学才华，正如她自己所说，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夫人”。她不仅生活上关心丈夫，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常常鼓励他写作，为他誊写稿件，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是他得力的助手。后来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爱情主题和妇女形象常常和她有一定的联系。

　　备受妻子关怀的托尔斯泰完全沉浸在文学创作之中，出现了文学创作的高潮。他首先完成了从1852年就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作品的主人公是个二十出头的贵族青年奥列宁，他没上大学也不曾在任何地方作过事，就在上流社会生活中挥霍光了他的全部产业。他厌倦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生活，决心走平民的道路。

　　奥列宁以一个士官生的身份来到高加索，希望用自己的劳动过一种虽艰难但正直的新生活。在一个叫格列本的哥萨克村庄，当地人质朴热情的性格和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感染了他。他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应象大自然一样纯洁、美丽，象这些“自然之子”哥萨克人一样纯朴。于是，在奥列宁的心灵中开始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净化过程。他和普通的哥萨克人交上了朋友，和七十多岁的老人叶罗什卡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打猎。他爱上了漂亮的哥萨克姑娘玛丽安娜，向她求婚，想在哥萨克落户。为了表现自己的慷慨无私，他把自己的马送给了情敌路卡希卡。但是，奥列宁这个贵族青年在道德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净化，他并没有在思想感情上同普通的哥萨克融为一体，他不理解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哥萨克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道德标准，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很快就在他心中萌发起来。他感到只爱自己，只想和玛丽安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正当玛丽安娜为不幸死亡的哥萨克人悲痛欲绝的时候，他却要求她一起谈情说爱。因此，他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失败。玛丽安娜拒绝了他的爱情，而和未婚夫路卡希卡结了婚。最后奥列宁只好怏怏地离开了高加索，重新回到莫斯科那个充满无聊和虚伪的世界中去。

　　在这部作品里，看得出作家是希望通过剥削阶级中的人们的自我完善和良心省悟来解决社会阶级矛盾，小说的结局又恰恰证明了这种想法的不切实际和必然破灭。小说除了真实、细腻地反映了青年主人公精神经历外，作家还用较多的篇幅描绘了高加索地区富有诗意的大自然风光和哥萨克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使整个艺术画面情趣盎然。

　　作品主人公奥列宁的经历与作家是那样的惊人相似，竟使许多人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这个形象就是作家自己。这大都是事实，但是，奥列宁仍然是艺术形象，作家在这一形象中与其说是表现自己，不如说是反映了他在生活中遇见过的人们的性格、特点，概括了这些性格特点。无疑，作家也把许多亲身的经历熔入了作品之中。

　　作家在作品的描写中反对俄罗斯用暴力镇压高加索山民，他认为“幸福不在于杀人”，“求幸福的唯一方法是爱。爱万人万物，在四面八方张一个爱的罗网，接受所有的人进来。”这是作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备受压迫的高加索人民表示同惰，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企图用人类之爱来消灭战争，那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哥萨克》发表于1863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屠格涅夫说：“这真是一部异常出色、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力量的作品。”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他认为“高加索的史诗《哥萨克》……它宛如连绵不断的群山的峰巅，它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出色的抒情作品，是他青春的颂歌。光采夺目的天空中衬托出的雪山，以其自豪的美浸透于全书。这部作品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托尔斯泰的才华在书中首次焕发出光采。”

　　1862年，托尔斯泰经过反复修改，完成了另一部著名作品——《波里库什卡》。

　　托尔斯泰早在农奴制时期就开始写这部小说，而脱稿则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普斯科夫的地主基尔萨诺夫的女儿向作家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小说的素材是作者取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作品主人公的名字和姓氏都是托尔斯泰的农奴的名字和姓氏。

　　作品写农奴制时期一个名叫波里克依的农奴，因为经常偷窃东西被人轻视。他的女地主怜悯他，想帮助他改正缺点，故意要他去向菜商收回一笔借款，借此来考验他。他从菜商那里拿到一千五百卢布的支票和一封信，把它放在帽子里带回来，可是途中丢失了。他怕地主逼打，就上吊自杀了。恰巧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也落水淹死了，他的老婆悲痛万分，变成了疯子。作品表现了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了波里克依的自杀。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这篇作品发表在1863年的《俄国导报》上，同年，被译成德文。

　　屠格涅夫在给费特的信中说：“我已经读过了托尔斯泰的《波里库什卡》，这巨大的天才力量使我为之惊异……这里有真正惊人的篇页……一股寒流竟然侵入我的脊骨……巨匠！巨匠！”

　　《哥萨克》和《波里库什卡》完稿以后，托尔斯泰产生了创作一部宏伟巨著的欲望，他想创作一部长篇的叙事史诗。他在日记中写道：“思绪蜂拥而至，总是想写作，我已经发展起来，非常成熟了。”他对自己的能力很久没有产生这样的信心，也很久没有产生过这么强烈的写作欲望了。大概，这是最早提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不过，作家还未搜集到必需的素材，未来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在他的想象中还没有形成。他又回到早已构思的《马的故事》的写作上。这个构思是由1856年同屠格涅夫散步时所留下的印象产生出来的，后来在1859年，一个养马场场主亚·斯塔霍维奇向作家讲述了一个“花斑骗马的遭遇”。他的养马场里有一匹跑马，长得又高又大，跑得飞快，就象量布一样，被称为“霍尔斯托麦尔”（俄文意为量布人）。但是它满身花斑，这种毛色的马不允许参加赛马比赛，所以被卖给一个商人。商人又把它卖给一个近卫军官。后来它又被辗转卖给茨冈人合唱指挥、强盗和神甫等人，最后到了农民手中，这时它已经离断气不远了。

　　托尔斯泰对这匹马的故事很感兴趣，经过查阅自己积累的材料，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小说的情节和养马场场主讲述的故事略有出入，这篇小说这一次并未完稿，作家又被新的构思吸引住了。

　　1863年夏夭，托尔斯泰的长子谢辽沙出生了，儿子的出生使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欣慰。他爱儿子，但有点腼腆，称儿子为谢尔古列维奇。当谢辽沙患病的时候，他通宵地守在儿子的小床旁。

　　又过了一年，女儿塔尼娅出世了。托尔斯泰很喜欢到儿童室去，同小谢辽沙玩耍，听小塔尼娅咿咿呀呀地学话。

　　在农奴制改革前后，出现了不少用文艺作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作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长篇小说《怎么办》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婚姻，借用恋爱题材宣传民主革命。托尔斯泰主张道德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在政治观点上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他不仅在五十年代末就离开了以　《现代人》杂志为中心的进步文艺团体，而且结婚后不久就写了戏剧《一个传染瘟疫的家庭》，嘲笑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进步的妇女观。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满意这个戏剧，认为它写得“很不象样”，结果没能上演。1866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三幕小喜剧《虚无主义者》，继续嘲笑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些作品都反映了托尔斯泰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

　　英雄史诗　《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从　1863年开始创作至　1869年完成的一部史诗体长篇小说，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

　　它以1812年俄罗斯人民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描写，反映了从1805年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溃败，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把“战争”与“和平”，即“前线”与“后方”交织在一起，从而展现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

　　在这部一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作家描写了五百多个人物，从沙皇将帅到行伍士兵以及农民、普通老百姓；描述了各式各样人物的内心活动，从小偷的卑下念头到战士的崇高英雄主义、爱国激情；反映了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情绪，从亲法派贵族的奴性媚外到十二月党人先驱者的忧国忧民；提出了许多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的问题等等。它以新颖宏大的艺术结构，广泛深入的生活概括，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俄国文坛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1853年——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剧烈，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俄罗斯，一批新的革命家，即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比贵族革命者更加宏大的声势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即将揭开。

　　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自己特殊的考虑。他不是从眼前的事变着手，而是面向过去。他注意到了　1812年战争中举国上下反抗侵略的爱国激情，认为这才是俄罗斯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最能表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因此他转向了关于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题材，企图从历史上去探索决定民族和国家前途的社会力量是什么。但是克里木战争惨败的事实还摆在面前，俄国人民对此还记忆犹新，民族情绪空前低落。作家认为应当激发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觉醒起来。

　　然而作家又考虑到：“如果只描写我们与波拿巴法兰西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不先写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屈辱，那我觉得问心有愧。”“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代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所以他经过反复酝酿，让“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了一八○五年、一八○七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

　　虽然作家事实上只写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运动前夕，但是这部取材于历史，充分反映了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面貌的小说，仍然可以说是以表现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的一部宏伟的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在酝酿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的有关1812年卫国战争的历史资料，据今所知，他所收集的有关1812年前后事件的各种书籍、报刊达七十四种以上，其中除了相当数量的官方正统历史著作以外，大多数是当时各种大小人物的传记、回忆录、书信、手稿等所谓的“稗官野史”。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愿以二千卢布之高价收购全套《莫斯科消息报》及其附刊。”

　　一些今天仍然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作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他为了弄清当时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折磨威列夏金的事件，前往疯人院请教一位曾目睹事件发生经过的老人。他乘驿一国两制前往鲍罗金诺战役遗址，了解当年俄、法军队设防的位置。

　　通过实地调查，与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老农民谈心，查阅档案史料，托尔斯泰从而得出了与官方历史著作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证实说，沙皇周围的任何一个将领，甚至亚历山大一世本人，都不是俄罗斯的救星，人民才是1812年的英雄，才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力量。战争的胜败不是决定于帝王将帅，而是“决定于军队中喊‘败了’或者喊‘鸣啦’的人”。卫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这是“人民的战争”、“民族的战争”。所以，这部作品是描写人民的英雄史诗。

　　《战争与和平》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写1805年的申格拉本战役，战争是在国外进行，战争的性质还说不上是正义的，普通士兵也说不清这场战斗的目的和意义，俄军遭到了失败。同时还描写了18O5年到1807年贵族庄园的和平生活，通过贵族家庭的晚会和命名日的活动引出了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家庭的主要人物。

　　第二卷写1807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这次战役失败后到1812年卫国战争前夕这段时期贵族庄园的生活。

　　第三卷写　1812年法军进攻俄国，俄军在鲍罗金诺展开保卫莫斯科的决战。在这场会战中，俄、法双方都伤亡惨重。俄军虽然损失惨重，却威仪未减，在元帅库图佐夫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撤离了莫斯科，人民积极响应，实行坚壁清野。结果，法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它的全部给养无法就地取得，只得千里迢迢从本国运来，几十万法军就这样在天寒地冻的俄国境内被拖垮了。

　　第四卷写法军被迫从莫斯科撤退，在斯摩棱斯大道上遭到了俄国军队的重创。卫国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城乡老百姓也积极参加了围歼敌人的战斗。他们成立了许多游击队，配合政府军打击敌人，敌占区农民也在游击战中机智英勇地消灭大批敌人，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正是由于广大军民的同仇敌慨，英勇战斗，俄罗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小说中，作家再现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情景，赞扬了人民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精神，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肯定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

　　从“努力写人民的历史”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小说中真正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是俄罗斯人民，而作者正是通过战争的描写来揭示人民性格的。民族存亡的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对祖国的态度，考验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在小说里看到，来片下层人民中的英雄显然比上流社会仕女们有着高尚得多的优秀品质。他们并非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伟人，或是庄严的阅兵式和辉煌的凯旋式上的英雄统帅，还是极其平凡而又纯朴的普通群众，就是这些普通的人忠实于自己崇高的爱国主义职责，他们在战争生活的日日夜夜里显示出了高尚的内心感情和美好的品质。

　　屠升和吉茅辛就是属于这类英雄人物，他们乍看起来，显得貌不惊人，平时也无豪言壮语和动人业绩，但在战斗和关键时刻，他们却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屠升上尉在申格拉本战役前夕初次出场，作家把他描写成一个身材矮小、有点驼背，邋里邋遢的人。为人谦和，跟士兵朝夕相处，过着同样的生活，遇见上级时显得畏怯，敬礼时都没有军人的风度，只是笨拙地把三个手指贴在帽沿上。但是，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上尉，不久即显示出他英雄的本色。当敌人的大炮打来第一颗炮弹时，“在这一刹那间，矮小的屠升歪叼着烟斗，首先从棚子里跃出身来，”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当大批贵族出身的军官扔下自己管辖的部队，仓皇后撤时，这个平凡的人却指挥他的炮队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以极为悬殊的兵力挡住了强敌的进攻，“法军万想不到四尊没有掩护的大炮竟敢于这样战斗下去。”

　　吉茅辛的初次出场是步兵团在步劳瑙受检阅时，当时同样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被召的军官从连队后面出现了，虽然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且不习惯于奔跑，但也只好磕磕绊绊地快步向将军眼前跑去。这位大尉的脸色显得很不安，好象一个学生被叫起来回答他未读熟的功课一样。他的红鼻子（显然是由于纵酒的缘故）上出现了斑点，他的嘴紧张地扭动着。”但是，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原来是一个作战勇敢、立有战功的军官，是库图佐夫元帅几次远征的参与者。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俄军正在混战中撤退，一个士兵在恐慌无意地喊了一句“被切断了！”惊慌的情绪立刻传染了整个部队，“决定战斗命运的军纪动摇显然已经到了极点，”将军们都没有办法。出来挽救危局的却是这个普通的中队长吉茅辛，“只拿着一把刀的吉茅辛，发出那样拚命的叫喊，怀着那样如狂似醉的决心，冲向敌人去，法军猝不及防，丢下他们的枪跑走了。”

　　小说还刻画了许多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这里有英勇的游击长华西里·捷尼索夫；有远近闻名的农民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狄，他的武器是民间大力士的家什：“一支短枪，一支矛，还有一把斧子”，他具有农民的勇猛和灵巧，“不喜欢骑马，经常步行，从来不落在骑兵后头”，他还有更出奇的地方，“用肩头把一辆车从泥里扛出来，扯着尾巴把一匹马从洼子里拉出来，偷偷摸摸进法国人中间去。”此外还有指挥一支游南昌队，在一个月内俘虏了数百名法军的教堂执事。还有巧设奇计，亲手杀死了几百个法国兵的村长妻子华西里莎。

　　总之，游击队同俄军相呼应，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游击队员们把那支庞大的军队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了。”拿破仑曾经一再埋怨俄国人打仗违反常规，俄国上层社会也觉得让农民用棍棒打仗有失体面，甚至是一种耻辱。但是托尔斯泰却高度地赞扬了游击队员们的作用。他满怀激情地赞颂道：“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举起来了，并且不问任何人的趣味和规则，不考虑任何东西，愚笨而单纯地，但却是合乎时宜地举了起来，落下去打击法军，直到侵略者的军队全邪消灭。”

　　在描写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时，作家十分注意突出人民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和历史事件是人民创造的，并且在书中反驳了“个别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书中写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那几章，出色地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在战斗中的决定性作用。魏罗捷尔制定的战役详细计划没有考虑到主要的方面——军队的士气，然而库佐夫元帅敏锐地了解到了这种情绪，那种在部队里普遍存在的缺乏自信和对指挥部缺乏信心的情绪，将会给战役的结局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战斗打响后，敌人发动的强大攻势使这种缺乏自信心的情绪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保卫莫斯科的鲍罗金诺战役是整个抗法战争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这场恶战使双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俄军伤亡更大，死了五万人。战前双方的兵力是五比六，俄军十万对法军十二万。战斗结束后，双方兵力降为一比二，即俄军五万对法军十万了。而且由于俄军兵员损失过半，法军得以长驱直入占领了莫斯科。俄国方面似乎失败了，可是作家深刻地揭示出，关键在民心和士气。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俄军在精神上的优势，士兵们理解这次战役事关国家的前途，都同仇敌忾，沉着应战。在战斗之前，他们自动不饮酒，还换上干净的衣服，等待着反攻这一庄严的时刻。不但士兵，而且普通老百姓都奋起为保卫祖国而战。用一个士兵的话说：“不光是兵呢，”“现在不分彼此了……他们全部都起来同敌人拚命，总而言之，为了莫斯科，他们要拚到底了。”

　　在战斗中，士兵们自发的爱国主义感情变成了行动的动力，拉耶夫斯基炮垒的场面就是一例。“将近十点，已经有二十来个人从炮垒里抬出去了；两门炮已被打坏，炮弹越来越频繁地落到炮垒上，远处的枪弹也嗖嗖地飞来。但是炮垒上的人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些；从四面八方传来快活的谈话声和说笑声”。“每落下一颗炮弹和伤亡一个人之后，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活跃。”

　　所以战斗结束后，俄军虽然损失惨重，仍能有秩序地部署撤退。相反法军虽然占领了城池，但在鲍罗金诺受了致命伤，倒成为它失败的起点。

　　法军占领莫斯科前夕，俄军统帅部作出撤离该城的决策，人民理解这一痛苦而艰难的决定，终于积极响应，实行了坚壁清野的壮举。“全体居民都扔掉自己的财产，从莫斯科一涌而出，用这个消极行动来表明他们极为深厚的民族感情”。而且“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在斯摩林斯克以及俄国的一切城市，在乡村中也都发生了……。”斯摩林斯克的商人菲拉旁托夫在城市即将被占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烧毁了自己的店铺。农民们也坚决不为侵占莫斯科的侵略者出力，“当法国人出了很高的价钱购买干草时，他们都把它烧掉了，绝对不肯运入莫斯科”。

　　正是这种不当侵略者的顺民的“消极行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谁也不同敌人合作，谁也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把一切都带走或者毁掉。结果，敌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死城。几十万法军就是这样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被拖垮了。这些事实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卫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人民群众是赢得这场战争伟大胜利的真正英雄。

　　托尔斯泰确信，任何天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应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是广大人民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在行动体现他们意志的卓越统帅。从这具观念出发，他把俄法两军的统帅塑造成代表人民或反对人民的两种倾向的人物。库图佐夫被描写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统帅，俄罗斯人民精神和智慧的体现者。

　　在小说中，库图佐夫是一个纯朴谦逊、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他“从来不谈从金字塔上向下看着的四千年历史，从来不谈他为祖国作同的牺牲，也从来不谈他想完成或已经完成的事。总而言之，他完全不谈自己，一点也不装模作样，永远显得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常的人”。

　　库图佐夫的质朴的平凡突出了他为人品质的真实性。这种品质表现在布劳瑙检阅部队时会见吉莫辛的场面中，当时他认出了吉莫辛，并且主动向这位老部下致以衷心的问候；还表现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他回到部队以后接近普通士兵的细节中；更表现在他对祖国、对人民真诚的爱中。他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士气民心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也力图积极影响他们的情绪。他“知道，决定战役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处的位置，也不是大炮和杀人的数目，而是叫做士气的那种不可捉摸的力量，于是他留心观察这种力量，并尽他的权力所及来指导它。”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库图佐夫的质朴常常是与日常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现象连在一起的。“库图佐夫自从和安德烈公爵分手以来，长得更胖了，脸上皮肤松驰，显得更臃肿了。但是他所熟悉的白眼珠和伤疤，还有那脸上和体态上所显露出来的倦意却依然如故。”

　　当法军入侵俄国时，库图佐夫和人民息息相通，表现得无比的英勇和坚定。在关系到俄国历史命运的鲍罗金诺战役中，沃尔佐根错误地估计了战斗进程，向库图佐夫报告说，俄军的所有阵地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没有办法把它们夺回来，士兵在逃跑，无法阻止他们。“您看到啦？您看到啦？……　”库图佐夫皱起眉头喊道，然后很快地站起来，朝着沃尔佐根走。……他用他颤抖的双手做着威胁的姿势，哽咽着喊道。　‘您怎么敢，阁下，对我说这样的话。您一无所知，替我告诉巴克莱将军，他的报告是不确实的，对于战斗的真实情况，我做总司令的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左翼的敌人已经被打退，右翼的已被打败。假如您没有看清楚的话，那么，阁下，请您不要随便说您不知道的事情。请您回到巴克莱将军那里，转告他，我明天一定要向敌人发动进攻”。库图佐夫严厉地说道。”

　　库图佐夫的胆略和远见是人民力量的体现，而这位统帅的坚毅果断又反过来对整个部队斗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库图佐夫的话和他下达的第二天作战的命令，通过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的联系，立刻传遍了军队的各个角落，这种联系维持着全军的同一个情绪即所谓的士气，它是战争的一根主要神经……听说明天他们要向敌人发起进攻，并且又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事，那些疲惫不堪的、正在动摇的人都得到了安慰，精神振作起来。”

　　托尔斯泰在写到俄国军队放弃莫斯科，把它丢给法国人的一些场面时，生动地描述了库图佐夫的决心。他置高级军事长官的意见于不顾，违背当局和城市居民的期望，为了保存俄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果断地下达了撤离莫斯科的命令，虽然他完全清楚自已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作家写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是那样不可改变地和始终如一地朝着同一个目标。”

　　在库图佐夫卓越的组织和领导下，俄国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法国军队，决定了俄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命运。当库图佐夫听到拿破仑最后不得不逃离莫斯科时，他为俄罗斯民族的得救高兴得流下了热泪。在这里，作家情不自禁地称赞他是“民族战争的代表”、“真正伟大的人物”。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还重新评价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形象与库图佐夫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法国统帅是作为1805年至1812年这个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出现在小说中的。作家一反某些欧洲史学家的观点，把他们所称道的“英雄”描绘成一个被历史嘲笑的对象。他不但是一个侵略者，而且是一个靠牺牲人民生命向上爬的野心家。作家直截了当地谴责他“扮演了人类刽子手的角色”。

　　拿破仑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这一天，拿破仑“身体健康，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处于一种好象一切都可以做到，一切都能成功的愉快的心情之中。”同士兵的接近，同那些在东征西讨中共患难的人接近，似乎给了他控制各种事变的巨大的现实权力。但是，他同士兵的接近也罢，心胸开阔也罢，同他控制各种事变的权力一样，都是虚假的。他傲慢自负，十分推崇自己的“我”，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显然，只有他心里想到的事他才觉得是有趣的。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

　　拿破仑对人民不但极其冷漠无情，而且习惯于鄙视他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显赫的统帅的崇拜，波兰枪骑兵甘愿在河水中淹死而泅渡涅曼河，拿破仑对此除了感到轻微不快之外，没有任何表示。“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壮着胆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这时那个穿灰外衣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伯蒂，开始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一连向他发出命令，偶尔不以为然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将要淹死的枪骑兵。”

　　拿破仑深信自己是特殊人物，他认为专横地支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仅是他的权力，而且也是他生活的使命。“他命中注定要扮演一个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不光彩和不自由的角色，但他却使自己相信，他的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他能够主宰千百万人的命运，并且能够动用权力来行善。”

　　拿破仑和扩张、战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位一米五八高的法国皇帝醉心于各种好大喜功的庞大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却丝毫也不能触动他的心。他在一封寄回巴黎的信中写道：“战场是壮观的，因为有五万具尸体躺在那里。”对他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狂热的赌博，赌注下得越大，就越能吸引他。在进行鲍罗金诺战役时，“拿破仑感到一种颓丧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一个一向幸运的赌徒常有的。他胡下赌注，却一直赢钱，忽然间，就在他估计赌博的一切意外情况的时候，他感到把赌局考虑得越多，就越是输定了。”

　　在拿破仑形象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冷嘲热讽的讥刺。作家预言，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战局的发展并不以拿破仑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在他表现上似乎已经取得胜利并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这个征服者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俄罗斯将会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莫斯科的市民并没有拿着面包和盐来欢迎他。“莫斯科已经空荡荡了。虽然城里还有人，还有十五分之一原来的居民留在城里，但它已经空了。它是空的，好象一个将要毁灭的没有蜂王的蜂巢一样。”在这里，一个城市的生命的熄灭是作为人民力量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里，作者从对拿破仑征服计划的破灭的描写中，揭示了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家虽然没有全面地评价拿破仑一生的是非功过，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拿破仑作为一个侵略者的掠夺本质及必然灭亡的命运。

　　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贵族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漠不关心。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揭露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舞会仍旧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是宫廷和上流社会的代表，热中仕进，阴险狡猾，毫无节操和道德观念。“有一种东西总是使他爱慕那些比他更有钱有势的人，他在抓住利用人的最适当时机上具有罕见的技巧。”虽然他是达官贵人中的一个有权威的人物，但他同样常常“自发”地“采用蒙骗手段和作有利的交易。他趁富豪别祖霍夫伯爵病危之际，千方百计要窃取他传授遗产的遗嘱，又耍手腕撮合了遗产继承人彼埃尔和自己女儿爱伦的婚姻。爱伦是个“美丽的动物”，过的是荒淫糜烂的生活，她只关心自己的享乐，丝毫不以国家存亡为念，在鲍罗金诺会战的重要关头，她写信给战场上的彼埃尔要求离婚，以便同他的情夫再结婚，一起到国外去寻欢作乐。库拉金的两个儿子一个卑劣，一个愚蠢，酒宴、放荡、闲逸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阿那托尔趁安德烈到前线参战的时候，却与一群恶少设谋引诱和拐骗安德列的未婚妻纳塔莎。总之，这个家族既无爱国心，也无民族和人民的观念，他们跳的是法国舞，讲的是法语，崇尚法国的风俗，背离了民族和人民。

　　在这里，作家是把接近人民和爱国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越接近人民便越爱国，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也越高尚；反之，越疏远人民便越无爱国心，精神面貌便越丑恶，道德水平也越低下。作家塑造这个家族的艺术典型就是为了表达他对脱离人民的贵族的怒斥。

　　库拉金一家所混迹的那个彼得堡社交界，从宫廷女官舍雷尔到富家小姐朱丽叶·加拉金娜，口头上也侈谈爱国的词句，甚至装腔作势地规定在沙龙晚会里讲法语要罚款，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和权势。作家愤怒地写道：“这一派所有的人追求卢布、勋章、官位，在这种追求中他们只注意皇帝恩惠的风标方向。只要一发现风标朝着某一方向，这一队雄蜂似的人便立刻向这边挤来。”

　　彼得堡的官廷权贵固然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莫斯科的大贵族们也畏敌如虎，对于抗敌救国的伟大事业只是一味的敷衍塞责。例如在　1812年战争开始时，沙皇到莫斯科召集贵族在斯罗保达宫开会，商量对策。来的有穿着各个朝代服饰的大贵族，有叶卡捷琳娜女皇朝代的，有保罗皇帝朝代的，有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勋臣命妇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但是在这外敌入侵，社稷危亡的关头，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恭侯皇帝驾到的空隙时间里讲座得最热闹的是：“皇帝进来时贵族掌礼官站在什么地方，招待皇帝的舞会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他们应当按区分组呢，还是按省分组……但是一碰到战争，或召集贵族来的缘故，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模糊不清了，于是，大家都宁听不说了。”他们虽然写下了贵族会议的决议，“要从每一千个农奴中献出十个全副装备的人”去组织民团，但到第二天皇帝一走，他们都脱下朝服，松了口气，把造名册的事交给了管家就算完事了。

　　这就是俄国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贵族们的丑态！

　　当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从创作意图看，他是想在小说中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并且探索贵族俄国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可以分成几种，而其中先进分子则是同人民在一起的，是有希望的。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是作家称道的贵族，是理想化了的宗法帛庄园贵族的典型。作家还着意塑造了三个理想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彼埃尔、安德烈和娜塔莎。这三个男女青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努力和人民接近，人民的优秀品质启发教育了他们，祖国的危难唤醒了他们精神的自觉，洗涤了他们心中的阶级偏见和个人主义感情，他们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民族，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罗斯托夫一家，保存着大量宗化式生活习惯，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他们纯朴真挚，热情好客，与人为善。家长伊里亚伯爵常是盛大宴会的主持人，伯爵夫人也常对穷亲戚解囊相助。一家人都具有爱国心，老伯爵积极赞助抗战，两个儿子尼古拉和别加都在战争爆发后踊跃参军了，当时别加还只有十五岁，不到入伍的年龄，但他放弃学业，一定要入伍，他说：“祖国正在遭遇危难的时刻，我是什么书也读不进去的”。参加游南昌队后，他冲锋在前，在战斗中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儿娜塔莎深明大义，舍弃财产，腾出所有的马车运送伤员。

　　包尔康斯基一家，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古风”。老公爵退居山庄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采取批判态度。当儿子安德烈从军与他告别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法军入侵俄国，他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在紧张激烈的抗敌斗争中，他中风了，临死时，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玛丽亚小姐是这个家族爱国传统的继承者，当她想到会受法国人的支配时，她就颤慄了。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是一个从第一卷出卖，直到全书故事尾声仍然活跃着的人物，是作家着意刻划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大贵族别祖霍夫的私生子，十岁时被送往国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二十岁回国，长成了一个“胖大壮健的年轻人”。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噗傻气；一方面懒散软弱，显得放荡不羁。当时俄、法战争迫在眉睫，彼得堡的显贵们都聚集在宫廷女官舍雷尔的客厅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欧洲的形势。以舍雷尔为首的保皇党大肆攻击法国革命，侈谈爱国主义。彼埃尔则直言不讳地称赞法国革命，替拿破仑辩护。因此，他被上流社会视为“死人或害瘟疫的人”。

　　彼埃尔回国后不久，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大宗遣产，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库拉金公爵早就觊觎他家的财产，千方百计把女儿爱伦嫁给了他，他向往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都使他痛苦。他被秘密宗教组织“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改革。减轻农奴的劳役，废除体罚，建立农奴的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失败了。他的慈善事业不仅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遭遇，反而在实际上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失望了。

　　1812年的战争给了他启示，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鲍罗金诺上，普通士兵的勇敢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里，他亲眼看到了士兵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把自己同普通士兵进行对照，“他们不说，只是做”。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是虚伪的。希望接近人民，“完全过那种共同生活，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东西。”

　　彼埃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不久前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在卫国战争的日日腐蚀腐蚀里这种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这个革命“继承人”的赞赏变成了对暴君、杀人凶手的仇视。俄军撤离莫斯科后，他化装留在城里准备伺机刺杀拿破仑。由于错过了机会，他没有成功。在莫斯科街头，他看到了征服者肆无忌惮的抢劫和凌辱俄国人的场面。为了在大火中抢救一个小孩和保护一个俄国女子免受法国兵的欺侮，他被当做“纵火犯”当了法国人的俘虏，体验到了被无辜判处死刑的人的悲哀。他看到手无寸铁的莫斯科居民被枪杀时，几乎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的追求。在俘虏营里，他接受了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和不抗恶论的影响。普拉东那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大为折服，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就是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从而获得了所谓精神上的“新生”。

　　不久，彼埃尔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与伊里亚·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结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继续探求生活的目标，最后参加了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叛逆思想：“一切都要糟了！法庭里有的是盗案，军队里只有鞭打、上操和屯垦；人们备受折磨，文化受压制，所有年轻的和诚实的都被扑灭了。人人看出，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紧张到一定要破裂的程度了。”他愤慨地表示：“情形坏到他们再不能让它坏下去了。尽可能加以挽救是所有正派人的责任。”

　　安德烈是包尔康斯基一家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对贵族客厅里的人极为反感，“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一听他们，都使他厌倦。”他鄙弃上流社会的虚伪，抱着贵族的荣誉感，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而从军去。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后，深得信任，被认为“是那种稀有的把主要兴趣放在战争大势上的参谋人员”。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他成了士兵们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见证人。他不仅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而且积极参加了战斗。高级指挥官对待屠升炮队所立战功的不重视态度引起了他疑惑不安，“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安德烈曾幻想这场将以辉煌的胜利告终的决战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和从前一样，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誉。但是，奥斯特里茨是俄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的地点，也是安德烈功名心破灭的地点。他受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放弃了虚荣心，产生了厌世的思想，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更是个打击，他看到刚出世的婴儿，叹口气说：“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不断探索的人，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立即去参战。在鲍罗金诺战役前夕，在与士兵的交往中，他深刻地了解了普通士兵的情绪，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把自己也看作是夺取这个胜利的巨大力量的一分子。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懂得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尽管他受重伤死了，却是接近了人民，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努力探索。

　　娜塔莎是罗斯托夫家族中最出色的形象，是小说的女主角。在这个保留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宗法制遗风的庄园贵族家庭中，娜塔莎从小就养成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等特点。她喜爱俄罗斯民间音乐，会跳俄罗斯民间舞蹈，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丰富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异常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她那种充满崇高精神的自然率真，她以这种态度来认识世界并正直地生活于其中。可是，她早期的生活始终没有跳出个人欢乐和爱情的圈子。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曾钟情于包力斯。可是包力斯追求的是金钱和地位，并不乐意与她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少女结婚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在一次舞会上，她的青春活力、坦荡的胸怀唤醒了一度悲观厌世的贵族青年安德烈的生活激情，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是，在安德烈出国期间，风骚淫荡的爱伦又引诱娜塔莎与自己的兄弟、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相识。娜塔莎动摇于两者之间，险些跟阿纳托尔私奔。当法军进逼莫斯科时，她自发地产生了爱国激情，当她看到伤员将要留在被放弃了的莫斯科时，伤员们的命运引起了她极度的不安。她毫不迟疑地说服母亲，卸掉自家三十辆马车上准备运走的贵重物品，将所有的马车供伤员使用，自己步行，并主动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娜塔莎便以真挚的感情去爱抚他，直到安德烈死去。战争结束后，娜塔莎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彼埃尔结了婚，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典型。

　　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三个贵族青年成长道路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在人民的土壤里和卫国战争的激励下，一代先进贵族青年的觉醒和成长，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教育力量和爱国战争的深远影响。彼埃尔和安德烈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他们的探索是艰苦的。虽然开始时各自具有由于贵族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弱点，但最后都接近了人民，甚至通向了革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是十九世纪坚强的个性在为俄国历史中寻找地位和副业的探求。”

　　可是，由于托尔斯泰“道德上自我修养”观点的影响，这三个贵族青年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安德烈身负重伤后，临死前竟然“饶恕了一切”，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埃尔被俘后，在法军俘虏营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竟接受了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迪，形成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观点。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娜塔莎婚后完全沉浸在家庭幸福之中，成了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也反映了作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作家认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如果把娜塔莎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薇拉等妇女形象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种不同的妇女观。这一切都表明托尔斯泰仍然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王将相，这是他历史观中进步的一面。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从天命，他说：“人不是自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做了俘虏被关在法军的俘虏营里受迫害，却认为这是命运，“命运自有道理”，因而服从命运。他说他在这里受苦，他的那有五个孩子的弟弟就可以在家中安居乐业，因此他感到很满足。他不反对邪恶，爱一切人，甚至宽恕法国士兵，高兴地为押解他们的法国士兵缝制汗衫。但是，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现实生活处之泰然的态度，并不能防止和缓和冷酷无情的拿破仑军事机器的行动，他最后也成了这个机器的牺牲品，法国士兵执行司令部关于消灭生病和掉队的俘虏的命令把他枪杀了。

　　托尔斯泰对卡拉塔耶夫这种消极的意识不是批判，而是以同情的笔凋来描写。说“他的说话和动作是从里面流出来的。自然，不得不然，自然而然，好像香气从一朵花里发出来一样”。诚然，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一部分被农奴制压迫的宗法制农民的特点。农民长期在旧制度下生活和受教养，“他们在吃母关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缺席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列宁语）来对待社会问题，因此在斗争中不够坚定，甚至诉诸于祈祷和哭泣。但这只是农民落后保守的一面，他们还有进步反抗性的一面。农民深受“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点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　（列宁语）。

　　同时，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也违反生活的真实，不是真正的俄国士兵和农民阶级的典型。作为阿卜涉隆团的老兵，他的行伍出身，经过多次战争的艰苦考验，特别是面对外寇的入侵，他怎能无动于衷，却偏要宣扬不抵抗主义呢？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广大市民、农民和士兵也都不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同法军不合作的斯摩棱斯克的商人和农民，还是波罗金诺战场上献身的俄罗斯士兵，实行“坚壁清野”的莫斯科居民，决心同敌寇周旋到底的游击队员，处处表现出来的都是与卡拉塔耶夫是截然不同的。在小说的尾声，我们看到了深受卡拉塔耶夫影响的彼埃尔参加了改革现实的革命活动，娜塔莎也积极支持丈夫从事的秘密革命活动，安德烈虽已死去，他的儿子尼考林卡决心继承他的事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总的倾向，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有力地否定了卡拉塔耶夫主义，基本上消除和克服了卡拉塔耶夫可能产生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宏大的结构和严整的布局。这部小说涉及到如此广泛的生活，如此复杂的内容，如此繁多的人物，它在艺术结构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单线发展不足以反映时代的各个侧面，写不出全貌；多线发展比较可行，但难于驾驭。作者匠心独运，巧作安排，采用了情节内容的多线条发展而又主次分明，互相照应，结成有机的整体。

　　从故事情节看，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一直是主线，其他人物都围绕着主线安排，有主有次。四个家庭之间又通过彼此有家庭成员的恋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交错发展，互相制约，繁而不散。在家庭成员之中，则以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为主要人物，小说以他们的命运和变化为始终，中心突出，无喧宾夺主之感。

　　从内容看，战争与和平生活是占有同等份量的两个重心，作者让它们按编年的顺序交错出现，在其中安插了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做到既全面地概括时代的内容，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感到战争和历史大事件最难写，就小说看，作者事实上克服了困难，把战争场影写得与家庭生活场景同样出色。从沙皇宫廷、参谋总部到游击队，从战争、战役的全局到炮兵、骑兵、步兵的局部，英勇的进攻，混乱的退却，胜利的欢乐，负伤和死亡的惨状，写得有声有色，是一幅色彩斑烂的战争图画，一幅波澜迭起的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家庭社会生活也写得很传神，从贵族客厅、社交舞会到地主庄园，从农村的民间歌舞、野外游猎到贵族家里的灯下谈天，人间的苦乐，世态的炎凉，灯红酒绿、忸妮作态的都会夜生活，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闲适幸福的家庭情趣，应有尽有，是一幅变幻多姿的和平生活图景。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两种画面互相穿插，交替出现，浓淡相间，有张有驰又富于变化，构成了完整的格局。

　　其次，作家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在上千的场景中出现了上千的人物，他们的模样、身世、经历、个性各不相同。这里作者普遍使用对比的方法，库图佐夫的伟大和拿破仑的渺小，庄园贵族的忠诚和宫庭贵族的伪善，下层人民的朴实和上流社会的腐化，普通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卑怯，等等，无不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极端，两种倾向，放在一起对比，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显得突出了。此外，作者还采用按人物类别逐层深入描绘的方法。例如把贵族分成若干类，从大贵族到小地主，其中有上层显贵，宫廷文武，沙龙常客，毁强调了贵族的总特点，如虚荣心，追求私利，钻营拍马，寡廉鲜耻等，又刻划了每一类人的特征。这样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的描绘，有助于读者认识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又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作家不但重视人物的多样性，而且极为重视人物的复杂性，从各方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因为人物性格没有复杂性，也就失去了丰富性，无从折射出时代的复杂面貌而忠实地反映生活。比如小说的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库图佐夫、屠升、吉莫辛等人物的塑造，作家就十分注意突出他们性格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既是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各种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史。

　　《战争与和平》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家突破了“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司各特建立的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主人公私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的诗学范畴。这里不是少数几个人物在历史面前表现自己的故事，而几乎是一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遭遇和体验中经历着一整个时代。这里没有舞台和布景的透视，而经常是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在画面中心充分展开，本身就成为体现着作品的主题的重要形象之

　　别林斯基曾高度地赞扬司各特注重从“书斋和寝室”的侧面描写历史人物，并把这种“家常化”的形象看作小说中的一大进步。托尔斯泰继承了司各特的这一传统，指出“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手拿望远镜，指向敌人，跨着白马”。但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和生活各方面的全部复杂关系”，他就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轶事式的“家常化”了，而是在历史前进中的涡中去表现历史人物，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一八○五年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第一次战争记事》中，记载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在大群将军簇拥下视察奥斯特里茨战场的情景，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托尔斯泰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这段对话写进了《战争与和平》中，但他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段史料之外辅之几个细小的动作描写，就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了准确的发挥。亚历山大一世毫无战争经验，却好大喜功，梦想充当欧洲的救主和获得打败拿破仑的荣誉。从亚历山大的神态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轻率和幼稚，特别是他那急不可待的虚荣心。他有意用一些漂亮的辞令吸引奥皇弗兰茨对自己统才能的注意。“但弗兰茨皇帝继续四下环顾，并没有听”。作家想必猜出了亚历山大一世当时的难堪，立即把这反映在随从们“面面相觑的脸上”。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同的是，作家从库图佐夫的话里辨出了另一种心情。库图佐夫深知这场战争的无益和残酷后果，因此他的回答虽然带有半恭敬半讥讽的口吻，却仍然十分坚定。“他恭敬地向前鞠着躬”，可他“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上嘴唇，表明他为事态无法挽回而极其痛苦”。由于补充了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作家以一则细小的史实写活了好几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即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作家认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反映不只限于描写人的性格本身，还存在着再现生活多种形态的另一些方式——事件、民族和大自然的各种形象。

　　在作品中，首先是它写出了绚丽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历史画面。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鲍古恰罗沃宁静的地主庄园，鲍罗金诺硝烟宠罩着的战场，处处都呈现着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农民士兵，纯朴、憨厚，在战场上却是镇定乐观，诙谐风趣。一个炮弹过过来，一个士兵开玩笑说：“哎，差一点把我们绅士的帽子打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里写的确实是俄罗斯士兵，是真正的俄罗斯勇士。当然，不仅农民，贵族也有体现。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贵族的先进分子也是同人民在一起的，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尤其象罗斯托夫一家，儿子参战，为国捐躯，女儿深明大义，舍弃财产，帮助运送伤员，这种种义举都是同当时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是相通的，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

　　大量的自然景物、生活风俗的描写，更增强了作品浓郁的民族气息。风俗描写是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画面上不可缺少的生动色彩。人们往往以它为手段，把历史生活描绘得五光址色，趣味盎然。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春天泥泞的童山庄园和打谷场，那雪水浸泡的原野，那“腰围有两抱粗”的老橡树，那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使人仿佛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农村风光。还有象罗斯托夫家的冬猎场面，写得多么热闹，穿着哥克外衣、蓝裤子，挥舞着小马鞭驱赶坐骑围捕母狼的猎手，紧张惊险的打猎场面；猎后丰盛的晚餐，药酒、伏特加、腌蘑菇、乳酪黑麦饼、出巢蜂蜜，还有刚烤好的雏鸡、火腿、蜜饯、糖饯等等。晚餐捕捉唱歌、跳舞、狂欢。三弦琴弹出的民间曲调，六弦琴伴奏“大叔”跳的民间舞，这一切都洋滥着古老民俗的气息，使实次来到农民中间的娜塔莎激动不已，使她呼吸了俄罗斯的空气，感受了俄罗斯精神。

　　《战争与和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很快于1873年再版。象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在几年内一再出版，被人们争相抢购，在当时的俄国确实并不多见。

　　托尔斯泰的巨大才能令新老作家们欣然折服，比他年长的老作家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竟相夸赞。小说很快被译成外文，在西欧各国出版，受到许多国外作家的交口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赞赏该书“是第一流的作品”，称赞托尔斯泰“这是莎士比亚，这是莎士比亚。”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动，托尔斯泰完成了英雄史诗《战争与和平》。但他仍然对俄国的历史感兴趣，1870年4月他在笔记本上又作了关于写作一部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构思。

　　托尔斯泰在酝酿这部新的历史小说时，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学习起古希腊语来。他从图拉城请来一位教师，于是从早到晚，专心致志地学习希腊语，甚至在睡梦中还说希腊语。两个月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要求对他进行一次考试，教师们感到非常惊讶，他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不借助词典熟练地译出古希腊原文的程度。当他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希腊文的学习为他开拓的新天地使他不胜惊奇。

　　1871年底，托尔斯泰在马拉省购置了一处庄园，他甚至想全家迁往辽阔的草原，生活在那原始的自然风光之中。1872年，马拉省发生了可怕的饥馑，翌年，灾荒的规模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托尔斯泰眼看一望无际的马拉草原在灼热的阳光下暴晒，变成一片枯黄，播种过小麦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牲畜死亡，农民纷纷迁徙他乡谋生。

　　对于人民面临的灾难，托尔斯泰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他写信给《莫斯科公报》的发行人，指出萨马拉省大部分居居面临的灾荒，如果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救济，其后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鸣，他关于救济饥民的提议，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甚至对饥馑缄口不谈的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开展救济饥民的募捐签名活动。

　　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在新的长篇历史小说中，托尔斯泰想再现彼得的时代，想在其生活和心理方面具体地再现当时的人物。作家花费了许多精力去研究史料。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对于小说构思的心向神往和对于实现这种构思的可能性的怀疑不断地相间出现。1873年1月，他在给戈洛霍瓦斯托夫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怀疑的原因。“我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当你读了大量有关那个时代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常常是伪造的，是从欧洲庸俗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出发的，那么你会对这种伪造感到愤慨，并且当你希望冲破这个谎言的魔术圈时，你会失去所需的平静和专注。”

　　就这样，与当年《十二月党人》被《战争与和平》所“排挤”的情况相类似，写彼得时代的历史小说也让位于写现代生活的小说了。

　　早在1870年2月，托尔斯泰就兴臻勃勃地对妻子说，他构思好了一个堕落的贵妇人的故事，他要把她写成可怜而无罪的人。这是作家最初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三年之后，作家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小说带有浓厚的私生活色彩，题材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悲剧”，小说的题目拟定为《轻佻的女人》。一开始，托尔斯泰笔走龙蛇地写得十分顺手，一个月左右便写成了初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满心的喜悦：“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完它。”可是，写完这部小说不是两个礼拜，而是整整五年。

　　《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与定稿中的创作构思及人物性格描写是大相径庭的。初稿中只有一条情节线索，小说的主人公是斯塔夫罗维奇夫妇和青年军官巴拉绍夫。造成家庭不幸的是达吉雅娜，后又更名为娜娜，她被描绘成一个内心空虚，行为放荡，既不漂亮又不聪明的人。她迷恋于卑鄙的肉欲，轻率地抛弃了斯塔夫罗维奇，嫁给了巴拉绍夫。她一心只追求享乐，对新建立的家庭没有真正的感情。被妻子所抛弃的丈夫——上了年纪的斯塔夫罗维奇被写成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他不但有宽恕达吉雅娜的胸怀，而且还一直希望能为她指出一条得救之路。但是他的规劝毫无作用，内心空虚的达吉雅娜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基于写“不贞的妻子”这个构思，托尔斯泰选取了领近庄园的一个放荡女人安娜·斯捷潘潘诺娃作为女主人公的原型。她是地方比比科夫的管家，又是他的情妇。后来，比比科夫垂涎于他家年轻的法国家庭教师，并向女教师求婚。安娜·斯捷潘诺娃悲愤交加，凄然出走，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卧轨自杀。托尔斯泰曾经目睹了她身首异处，血肉模糊的尸体，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两年后，这个情欲的牺牲品便作了小说中安娜形象最初的原型。

　　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家庭关系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占有很大比例，这是十分自然的。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七十年代，正是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经过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了，贵族地主阶级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他要反映这个矛盾重重、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要对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试图为自己的阶级寻找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苏之路。

　　这样，他对那部描写“不贞的妻子”的私生活小说就越来越不满意了。他果断地毁弃了已经印好的几个印张，否定了原来的构思，对小说的初稿进行了脱胎换骨的修改。他呕心沥血，历时五载，数易其稿，把一部描写私生活小说改变成了一部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性、高度的艺术性的小说。

　　定稿后的《安娜·卡列尼娜》旨在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笔锋以批判个人转向批判社会。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又增加了列文和吉蒂这个贵族家庭的情节线索，小说由围绕女主人公安娜发展的单一情节线索，变成了两条平行发展又互相对照的情节线索，形成了双峰对峙、两河兑流的格局，从而加强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安娜这条情节线索原有的私生活色彩明显地抹淡了。安娜与原稿中轻佻粗俗的达吉雅娜、娜娜很少共同之处，作家选取他最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作了她的原型，她成了一个有惊人的美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

　　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娜只见过一面，那是1860年在图拉城的一次舞会上，当时普希金娜二址八岁，她那使人为之侧目的美貌和超凡脱俗的气韵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双灰色的带有淡淡哀愁的，在黑色的修眉和长长的睫毛下像一泓秋水，清澈而深沉。托尔斯泰把这个生活中摄来的原型完整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十三年后用她作原型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绰约高雅的普希金娜变成了安娜的原型，但依然隐约地保留着斯捷潘诺娃的影子，作家让他的主人公袭用了她的名字，并安排了与她相同的归宿。

　　作品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围绕两个家庭的生活而展开的。一条线索是写贵族青年列文和吉蒂小姐相恋结婚，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谐、平静而幸福。另一条线索是写年轻美貌、天真烂漫的贵族小姐安娜，由姑母作主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卡列宁是个热衷功名利禄、冷酷虚伪的贵族官僚，对自己的妻子冷漠无情。安娜和他生活了八年，没有爱情，也没有幸福。贵族青年渥伦斯基对她的追求，使她沉睡多年的爱情苏醒过来了。她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冲破封建道德的重重束缚，大胆地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渥伦斯基结合，一起到国外去，到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去享受爱情的幸福。但是，这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却要破坏她地幸福，践踏她的纯洁的情感，剥夺了她的儿子，诽谤她的名誉。她要离婚，卡列宁不同意，她要爱情，渥伦斯基后来也迷恋功名，对她冷淡疏远。她得不到爱情，痛苦绝望，最后便卧轨自杀了。

　　打开这部巨著的第一页，扑入读者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隐含着作为贵族阶级优秀代表的托尔斯泰对于本阶级的多么深沉的惋惜之情。行将在书中出现的一个个的贵族家庭，虽然表面上还是那么荣华富贵，但是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却正陷入灾难之中，危机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崛起，动摇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猛烈冲击着代表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沙皇专帛缺席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贵族地主阶级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不可挽回地倒塌下去。

　　所以书中接下去的第二句话便是：“奥布浪斯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不幸”，这“混乱”，暗示出了全书的基调，也是进代的基调，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代特点的反映。作为贵族地主阶级中有思考能力的代表人物托尔斯泰，敏感地预感到了本阶级的危机，痛心疾首，惊恐不安。于是作品中流露出一种不幸、混乱、紧张和惶恐不安的基调。

　　主人公安娜一出场，就在火车站遇到一个铁路工人被火车辗死的不幸场面，人们惊慌失措，这不祥之兆，安娜也下意识地引起一种对将来生活的可怕后果的预感。果然，安娜由爱情的觉醒到痛苦的幻灭，最后绝望而卧轨自杀。渥伦斯基因失去安娜，良心受责，自杀未遂，终于投军而去，但愿沙场求得一死；列文苦苦寻求心灵的平静，也一度濒于自杀的边缘；吉蒂一开始就因失恋而大病一场，差点儿香消玉碎；奥布浪斯基虽然上在醉生梦死之中，他妻子达丽亚却因丈夫有外遇而痛不欲生，憔悴不堪。总之，在这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中，人人都卷进了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之中，而处在漩涡中心的是主人公安娜。

　　安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八年前，十六岁的名门闺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由抚养她长大的姑母作主，在“没有爱情，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显贵卡列宁。这是一桩典型的以门第、金钱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封建买卖婚姻，安娜的姑母是因“家世的利益”，卡列宁则是为了保住在官场的名声，尚未涉世的安娜便作了贵族和达官之间交易的牺牲品。

　　安娜和卡列宁实在是一对不协调的夫妻。安娜美貌惊人，风姿绰约，娴雅大方，楚楚动人，令人感到她“仿佛生活在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使人望尘莫及的世界。”在莫斯科上令人难忘的舞会上，被安娜夺走了情人的吉蒂虽有满怀的怨恨和妒意，也折服于安娜惊世骇俗的美貌和风度。诚然，阶级的影响，在这个贵族少妇身上也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并没有、也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贵族上流社会的富贵荣华生活所熏陶出来的贵妇人的生活情调和偏见，不时地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但是她却是一个心地纯洁、聪慧而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对周围的世界有着敏锐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又赋予她一种俄罗斯妇女的灵魂之美，纯洁、真挚、热情和富有同情心。

　　卡列宁长着一对特别刺眼的招风耳，带着刻板冷漠的神情。他的“不风雅的外貌”与安娜充满热情、活力的美形成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反差。他一出校门便托身官场，在那里凝聚着他皆生的追求，包含着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对功名的贪婪，使他变成了一架缺乏人的正常感情的官僚机器。夫妻之情，亲子之爱，这些人之常情在他的内心世界中都被排斥得干干净净。爱情，对卡列宁来说是人的一种幼稚可笑的情感，每次提到爱情，他都用一种讥笑嘲讽的语气。他娶安娜不是因为爱，只是把她当作一种装点门面的必要的摆设。他把他和安娜的关系仅仅当做由法律维系的夫妻关系，他不懂得联系夫妻关系的纽带更重要的是爱情，更不懂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安娜初嫁卡列宁时还只是个情窦初开，尚未成年的少女，但是花蕾终究会变成花朵，出嫁时她不懂得爱情并不妨碍她日后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当她成熟了，内心强烈地呼唤着爱情，旺盛的生命需要抚爱的时候，她才明白了那桩婚姻给她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和卡列宁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安娜痛苦地认识到丈夫是一个虚伪透顶、冷酷无情、只知道追求功名利禄而对自己妻子漠不关心的伪君子。他“在谎言中舒卷自如，悠然自得，就像鱼在水里一样。”“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叩门砖罢了。”“爱是什么，他连知道不知道呢。”

　　在卡列宁那儿，安娜不可能得到她渴望的爱情幸福。八年的夫妻生活带给她的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可是，卡列宁不但不理解安娜内心的渴求，反而用他的冷漠和无情的嘲讽来刺伤她，加重她的痛苦，同样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尽管如此，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并没有驱散那萦绕在心头的爱的激情，她企图用炽热的情感去唤醒卡列宁那颗冷漠的心。但她的一切努力犹如用火去点燃冰一样毫无结果。终于，她的心破碎了，她悲愤地诉说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

　　因此，安娜对于卡列宁的厌恶和憎恨，便是很自然的了。八年来，她不得不抑住自己内心的痛苦，而把爱转向她的儿子谢辽沙。安娜对儿子的爱不同于一般的母爱，除了母爱之外还包含着她爱情变相的、曲折的寄托。安娜从儿子那里得到了回报，儿子的爱是她在不幸的家庭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她感情上的唯一安慰。为此，她把儿子视为她的命根子。

　　但是，安娜同丈夫在感情上、素质上、思想上的矛盾如此之大，以至于母爱也不能代替她对于美好的生活和爱情的渴望、追求，她内心的追求因长久的压抑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化为一隈隈不可遏止的激情波澜，时时拍击着她的心房。她对哥哥奥布浪在说过她对自己丈夫的看法：“我不能和他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看见他我就发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个使得我神经错乱。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和他一起生活。”

　　可见，安娜和卡列宁的貌合神离的家庭生活必然要走向破裂，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和青年贵族渥伦斯基的相遇，成了安娜生命的转折点。

　　安娜为了解决哥哥嫂嫂的纠纷，乘火车从彼得堡来到了莫斯科。

　　安娜同场的那一幕是托尔斯泰的精心杰作，是古典文学中少有的一幅鲜明生动的肖像画。作家让我们通过渥伦斯基的看到：“……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象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短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嘴唇弄弯曲了的隐约的微笑中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背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

　　在这段描写中，与其说作家在描绘安娜的外表，不如说是在揭示她的内心世界，这就是那如此吸引渥伦斯基注意的，透过她的微笑和眼神流露出来的对感情生活的欲求。这是安娜性格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她与渥伦斯基爱情之所由来，也是她的悲剧产生的内在根源。

　　这个片断中双方的回眸而视颇为耐人寻昧。渥伦斯基“感到非要看也一眼不可”是因为他被安娜的美貌、风度和奇异的神态所吸引，安娜“也掉过头来”却有更隐秘的心理原因。以前，她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压抑在心中，用幻想的方式为这种埋苦恼在心底的爱寻找着寄托者。这个“寄托者”是她心中模糊不清的、变幻不定的意象。当英俊潇洒的渥伦斯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豁然开朗了，她为自己不能实现的爱所幻求的正是渥伦斯基这样的人。一种不可违抗的力量使她掉过头来，去“辨认他。”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双方都引起了一种情感的激荡，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理，不由自主地决定了一种神奇的选择。因此，与其说是渥伦斯基唤醒了安娜埋苦恼在心头的情感，不如说是安娜备受压抑的情感驱使她不自觉地用自己的魅力去挑动了渥伦斯基对她的追求。

　　安娜有追求爱情幸福的强烈愿望，但作为贵妇人，她深知自己无力对抗维系她和卡列宁婚姻的法律、道德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她明白她要冲破这一切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其结果必将是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她也认为自己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有罪的欲念。这就是她最初预感的思想基础。强烈的恐惧感使她用理智筑成了一道堤防，挡住心中情感的奔涌。但是自从见到了渥伦斯基以后，她的内心世界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她那脆弱的防波堤无力挡住膑激浪，随时都有被冲决的可能。

　　华丽的舞厅灯火辉煌，莫斯科上流社会社交界的精华纷纷莅临。开始，安娜对渥伦斯基邀请她对舞视而不见，努力控制住自己感情的萌动。但她的理智作了这一短暂、无力的反抗以后，立即被激情的洪流吞没了。

　　安娜和渥伦斯基对舞了，她大胆地用她那动人的眼睛，含着柔情蜜意的微笑和渥伦斯基交流着内心翻卷着的、火一样的激情。她平生第一次品尝了爱的幸福，如饮醇醪般陶醉。此时此刻，她身上产生了一股不顾一切，无所畏惧地吮吸爱的甘露的勇气。

　　随着舞会上涌起的激情的潮汐退去，安娜心中产生了一种过失感，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能再在莫斯科呆下去了，因此突然改变了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到彼得堡丈夫和孩子那里去。她匆匆离开莫斯科还有更隐秘的原因，她懂得，在莫斯科她是无力抗拒渥伦斯基的追求的，如不及早脱身，她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驰往彼得堡的列车上，安娜强制自己用对家庭的思念来抵消她离开渥伦斯基后的惆怅，这又是一次理智对激情的遏制。但是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不能关闭。渥伦斯基舞会上那张多情的面孔萦绕在她的脑际久久不能离去，把她的心搅得越来越乱。

　　正在这时，她在小站上遇到了跟踪而来的渥伦斯基。渥伦斯基对她五月白：他爱她，离不开她。这正是安娜内心潜苦恼着的希望。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如果说莫斯科车站两人的邂逅引起了安娜内心深藏着的感情的萌动，莫斯科舞会上是安娜追求爱的大胆尝试，那么小站的相逢，就预示了安娜和渥伦斯基结合的必然性。从这时开始，安娜的日后道路便由他们内心的一种强大力量替她安排定了。

　　安娜带着渥伦斯基的影子回到了彼得堡，从此，原来平静的生活“乱了”，旧有的一切在安娜的心目中与渥伦斯基对照起来，都显得暗淡无光。她再不能忍受窒息了她八年年轻生命的家庭生活，卡列宁那一对她见惯了的招风耳使她感到特别刺眼，他那虚伪的、尖细的声音更使她觉得恶心，就连安娜视为命根子的儿子谢辽沙也开始在她的心目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在安娜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朗。

　　在培脱西公爵夫人家的一角，安娜心中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她想要渥伦斯基离开她，回到吉蒂小姐的身边去。但是此时理智的声音已十分微弱，心中奔涌的激情形诸于色，脸上焕发出使渥伦斯基神迷意荡的精神美。这分明是向渥伦斯基照示：她爱他。很快，两颗恋人的心紧紧地跳在一起。她说：“时候来到了，我知道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然而，一个已婚的女性，难道可以背叛自己的丈夫而追求另外的爱情吗？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封建统治仍占优势，教会虽然准许离婚，实际仍以其苛刻的条件（如必须一方下落不明）等于不准离婚，同时离婚妇女不得再结婚。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上流社会在神圣的婚姻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耽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只要维持表面的体统就行。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获得幸福的生活，那却是大逆不道的。

　　彼得堡上流社会当时有三个主要的社交团体，一个是卡列宁之流的官僚机器们组成的团体；另一个是以莉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些年老色衰的妇人和自命不凡的男子；第三个团体是彼得堡真正的社交界，由一群如同娼妓的年轻美貌的贵妇人组成，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夫人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这三个集团的贵族男女大都有着风流艳史，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保护伞下肆无忌惮地干过或者正在干着卑鄙的勾当。莉姬娅是个十足的荡妇，婚后两个月，她便开始有了各色各样的情人，而培脱西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为了和情夫寻欢作乐，她“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自己的丈夫”。

　　安娜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公开追求爱情的自由，不同于贵族上流社会莉姬娅、培脱西之流对物欲和肉欲的追求。更何况安娜和卡列宁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也不仅是一般的感情不合，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一方是摧残人、摧残人的健康感情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一方是反摧残、反封建压迫的叛逆者。安娜这种大胆地追求爱情的行动，是一个正直妇女对于贵族上流社会的背叛，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否定，对于束缚人的健康感情的封建恶势力的勇敢挑战。

　　此时，摆在安娜面前的有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视一切陈规旧俗，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作出任何牺牲。而在安娜的性格中，有着太多的诚实与坦白，她心地善良，表里如一，她完全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是一个只知道顺从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顺应世情的女性。赛马场上露出真情以后，安娜毫不掩饰地对卡列宁宣称：“我爱他（渥伦斯基），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

　　安娜有着崇高的人格尊严，她不能象达丽亚那样对丈夫委曲求全，也不愿效法培脱西之流形同娼妓，更不能接受卡列宁的条件，维持外表的体面来保全他的名誉，而背地里去干偷情的勾当。她把自己与渥伦斯基的结合视为崇高的爱情而不是情欲的苟合，认为偷偷摸摸只能玷污爱情，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是她的权利。

　　贵族上流社会，特别是以莉姬娅为代表的假道学群，对安娜特别痛恨的正是她的坦白与自尊。彼得堡贵妇人缪基公爵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点出了个中奥妙，她说：“她做的是所有的人……都偷偷摸摸干过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不愿意欺骗”是安娜的罪名，是上流社会迫害她的重要原因。在贵族上流社会里，欺骗是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必要手段，同僚、上下级、朋友、夫妻，诸种关系都是靠这种手段得以保持稳定平衡，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也是靠着这个法宝一边肆无忌惮地发泄私欲，一边又保持着自己的体面。安娜鄙夷欺骗，大胆地公开了爱情，这就使她变成了谬种。而上流社会决不会允许谬种流传，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安。

　　于是，上流社会驱逐了安娜，那些早就对安娜的名声忌妒得心里发痛的贵妇人，把手中早已准备好了的泥块向安娜恶狠狠地掷去。培脱西夫人曾经为促成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穿针引线，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安娜众叛亲离以后，她的态度也为之骤变。安娜从国外归来，在彼得堡逗留期间，她是唯一去看安娜的贵妇人，但她不是去雪中送炭，而是去向安娜流血的心上撒一把盐。心怀叵测的莉姬娅为了解除她“心爱的朋友”卡列宁的痛苦，带着“上帝赐与她的爱”，接管了安娜出走后的家庭，操纵卡列宁拒绝安娜提出的离婚要求，使安娜永远失去了儿子，永远地失去了合法的地位。

　　渥伦斯基的母亲是个老交际花，年轻时曾有过几起轰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她对渥伦斯基和安娜的关系从赞许到愤恨，因为觉察到“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渥伦斯基那行为放荡的哥哥也因为“这恋爱事件是那些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所以反对渥伦斯基与安娜的结合。渥伦斯基的嫂嫂可以在家里接待千百个堕落的贵妇人，却断然拒绝接待安娜，也是因为安娜的爱情追求违背了上流社会的准则。渥伦斯基深有触地说：“假如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合里的风流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

　　在上流社会步步紧逼的迫害下，安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她具有对儿子的真挚的母爱，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如果和丈夫公开决裂，她就得舍弃她心爱的儿子。她痛苦地说：“他（卡列宁）要夺取我的儿子，大概按照他们愚蠢的法律，这是可能的。”果然，冷酷的社会缺席和法律决定了安娜的爱情和母爱不得兼有，她不得不在舍弃儿子的情况下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亲生的母亲被迫偷偷地去与儿子见面。

　　在失去儿子以后，安娜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内容就只有渥伦斯基的爱情了。

　　渥伦斯基伯爵是在禁卫军里受的教育，一离开学校他就加入到有钱的彼得堡军人的一伙，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地形成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用奥布浪斯基的话说他“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的标本”，“非常的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个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友爱、和蔼的男子”。由于当时俄国上流社会的腐化风气——当丈夫的总是处在被欺骗的地位，所以他“不喜欢家庭生活，特别是丈夫这个角色”，觉得这是一种“无缘的、讨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他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极力向年青的公爵小姐吉蒂献殷勤，赢得了吉蒂的爱，可是他根本没有考虑与吉蒂结婚，只是为了享受一下纯洁少女的爱，陶醉于虚荣心的满足。

　　尽管渥伦斯基染上了贵族青年军官的所有恶习，但他还有一些好的使他高出一般花花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他追求安娜和后来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些好的品质，才被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安娜当作爱上他的重要依据。在他与安娜的相互吸引中，首先自然是安娜迷人的仪表使他倾倒，一种征服安娜的强烈愿望在驱使着他，当他接触到安娜的心灵，就被安娜坦率、真诚、高尚、纯洁的内在美所摄服，他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陶冶和净化。他对安娜的爱不再是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中逢场作戏了，他开始地对待这场恋爱了。他对于自己和安娜所处的环境很苦恼，希望把他们的关系明朗化，甚至幻想通过决斗（用他的生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切。然而卡列宁的胆小怕死和安于虚伪生活的做法打破了他的幻想。

　　在与安娜的热恋中，渥伦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深厚的、专一的。自从爱上安娜以后，他从未象以前那样接触别的女人，他对安娜是忠诚的。但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另一个“几乎是主要的，纵然隐蔽到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人知道”的生活兴味——强烈的“功名心”。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没能及早升迁，他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但他把它藏起来，故意装出他对“功名”不感兴趣的样子。和安娜的恋爱“暂时间镇住了咬啮着他的那功名心的蠕虫”。然而当他听说幼年时代的朋友连升了两级，这使那“功名心的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它的力量是那么大，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爱情对垒交锋了”。他想两全其美：既有爱情，又想留在军队中等待时机，他很明白，“象他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然而他却没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告诫他：“女人是男子的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但现在他可顾不得想这么多了，对于安娜的爱情，他感到非常幸福。他正体味着这种幸福。为了这种幸福，他不顾亲友的暗示、威胁、劝诱，也拒绝了升迁一个富有魅力的军职，以至付出血的代价（开枪自杀）。为了能够过自由的爱情生活，他和安娜一起离开了彼得堡。渥伦斯基的爱情生活，超出了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范围，把他抛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使他摆脱了放荡的生活。在陪一位外国亲王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过去生活的不道德，从亲王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在谴责亲王的同时，也在谴责他自己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他明白自己这个阶层的生活腐化、极端缺乏道德，然而他又不能离开他的贵族社会的生活。

　　当他们到国外定居时，“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无可饶恕地幸福”。而渥伦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沙粒罢了。”他很快就感觉出“有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这是因为在他对安娜的爱情中搀杂着虚荣心的成分，一旦虚荣得到了满足，他的幸福感、他的爱情也就减弱了。这种“百无聊赖”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爱情使他失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因此从前被社交占去的时间，现在就无处消磨了。这时，“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那里面觅到食物一样，渥伦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然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使他坚持始终，结果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了。他们都觉得应该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于是又回到了俄国。

　　渥伦斯基和安娜回到了彼得堡，“社交界的门对他开放，而对安娜永远关闭”，这使渥伦斯基感到“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更使他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情绪。这种情绪正是由于安娜所处的屈辱的社会地位、社会舆论的重压和爱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无法见面的痛苦等造成的。渥伦斯基也感觉到了安娜背负着社会舆论的重压，她为了他而抛弃了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竭力让安娜感到惬意、幸福。但他对安娜失去爱子的痛苦却不能理解，他无法理解。这自然引起了安娜的怨恨。

　　安娜感到屈辱、绝望，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愤慨，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劝阻，公开出入剧院，借剧场包厢的一角向上流社会宣布她爱的权利。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四面八方向她射来鄙夷、仇视的冷眼，将她置于带枷示众般的耻辱之中。

　　渥伦斯基过去虽然嘲笑婚姻、嘲笑家庭生活，然而自从他和安娜结合以后，他已不再坚持过去的看法了。当他们受到社交界的冷遇后，他们住到了渥伦斯基在乡下的田庄。这时的渥伦斯基是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他竭力想把自己与安娜的关系以合法的婚姻形式确定下来。他对前去看望安娜的达丽亚说：“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想到他们以后也许还会有儿子，然而在法律上却仍然是卡列宁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继承他的姓氏，也不能继承他的家产，这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能否结婚取决于安娜，而安娜这时由于这一切都绝望，尤其是想到离婚会使她失去爱子，不愿谈起此事。后来当安娜真的要离婚时却遭到了卡列宁的拒绝，这使渥伦斯基十分苦恼。

　　由于安娜把自己失去一切换来的爱情视为生活的唯一内容，因此，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不确定的关系使她时时担心被抛弃，也就越来越多疑，怀疑渥伦斯基爱上了别的女人，“我的爱情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自私，而他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

　　渥伦斯基本来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由于建立军功已不可能，他便把功名心转移到农业工艺上，也想借此摆脱爱情的束缚。他说：“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独立、自主。”他按照英国的经营方式修建起自己的庄园，管理着庄园；参加当地贵族地主的政治活动，出席省里的贵族选举等活动。

　　安娜把爱情当做生活的唯一内容，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在思想感情、道德观念等方面和迫害她的上层贵族社会保持着联系。她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的先进力量结合起来，只能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因此她不可能承受住整个上流社会从法律、宗教、传统道德观念到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对她的沉重压力。上流社会的虚伪之网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她个人所能冲破的。社会环境步步紧逼剥夺了安娜借以生存的一切，又迫使渥伦斯基节节败退。他们反抗上流社会的虽然只是阻碍他们自由相爱的那部分虚伪道德，但也不能得到它们的宽恕。来自上流社会的重压夺去了安娜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精神支柱——渥伦斯基的爱情。于是，安娜卧轨自杀了。

　　安娜直到死，也始终没有向这个罪恶的社会屈服。她没有悔罪，所有的只是反抗。虽然自杀不是反抗压迫的最好的手段，但是，正如杜布罗留波夫论及卡杰琳娜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作悲剧《大雷雨》中的女主角）的死所说的：“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安娜也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但安娜又是一个勇猛得多，激烈得多的叛逆者。在她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孕育着一种觉醒了的、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社会意识，一种朦胧的民主主义因素。这与当时欧洲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响个性解放的号角，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把高尚的爱情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先进思想是合拍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托尔斯泰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描写的不是陈腐旧套的庸俗爱情故事，也不是孤立地去描写爱情悲剧；而是以安娜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史诗式的、广阔的画面。安娜这个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民族心理和阶级情绪，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氛。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尔斯泰最初对小说构思的痕迹。但是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创作中扩大了构思，在第五稿中展开了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描写，从而使小说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与道德问题描写的模式，成为一部广泛反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巨著。

　　列文是一个拥有三千亩土地、有着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的庄园贵族地主，虽然已经三十二岁了，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他与农村美好的大自然风光和乡村恬静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有着一种心灵的契合。土地、农事、打猎……这一切寄托着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爱农村的大自然，也爱在那里劳动和憩息的人们。“他对于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以至于“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从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只白乌鸦。

　　列文的这种情趣决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贵族、特别是不同于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理想。他“从心底里鄙视都市的生活方式”，认为莫斯科是荒淫无耻的巴比伦。他说过，他宁愿做野蛮人也不愿在享乐腐化中消磨光阴。他跟着哥哥谢尔盖参加卡升省的议会选举，对各党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做幌子，煽动人们参加志愿军去屠杀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专一，洁身自好，迥异于贵族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轻浮放荡的奥布浪斯基对他提起自己家庭纠纷时说：“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子迷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列文对吉蒂的爱情十分专一，夫妇真诚相爱，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地主，农民称呼他为“朴实的老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混乱，“农业的整个生产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芜了，到处生长了土艾”。农民贫困的现状，列文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他和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悬殊现象心安理得。他从心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意识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农民和地主严重对立的原因。怎么办呢？列文不会选择西方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铁路、银行这些资本主义新兴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用场，不过是投机家们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复农奴制，用皮鞭去维护农奴主的利益。他调查于乡间，求索于书籍，终日冥思苦想，力图找出既能保住贵族地主利益，又能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两全之策。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作为一个实验场，通过自己的农事改革寻找一条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列文主张在保留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把收成对半分”。他把这种作法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来，利益的一致会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以前收入的两三倍，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借此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幻想着“不流血的革命”能够给俄国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先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是一省、是俄国，是全世界。”

　　但是实践证明他的计划行不通，农民并不信任他，用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使农民的处境得到改善，“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况且广大地主根本也不愿意实行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农民的“合作”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农事的尝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改革”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以庄园贵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以不损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调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努力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宗法制农村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败预示了贵族阶级不可挽回的厄运。

　　列文农事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进而转到对人生之谜的探索之中。他考虑得最多的生与死的意义。小说有整整一章描写他哥哥尼古拉之死，这一章有全书的唯一标题——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惧和生的悲哀，开始了对生与死的探索。他终日被这些问题所折磨：“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呢？”他无从解答这些问题，心里充斥着万事皆空的悲哀。面对着曾经使他心驰神往的劳动场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他面前拼命劳动的农民最终都摆脱不了被人埋葬的结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恐惧地感到死神逼近，于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绳索，因怕自杀而藏起枪支。

　　吉蒂的爱情，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绝望中的一种安慰，但也不能完全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在农民普拉东·福卡尼奇的“为了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的生活准则中看到了人生的真谛，他的精神从痛苦的深渊中升华到了静穆和谐的境地。

　　列文这种顷刻间大彻大悟式的精神复活是作家人生理想和宗教观的艺术再现，是他为濒临于灭顶之灾的贵族阶级指出的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兴之路，也是当时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

　　列文这个形象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自传性形象系列中的一个典型。作家从涉世之初到晚年的离家出走，他无时不在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探索着俄罗斯的命运和社会的出路。这一条探索的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创作忠实地记载了他探索的足迹。从处女作　《童年》到晚年的巨著

　　《复活》，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多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列文是尼古连卡（《童年》、《少年》、《青年》、聂赫留朵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奥列宁（《哥萨克》）、安德烈和彼埃尔（《战争与和平》）等自传性人物的发展，又是上述人物形象到《复活》中聂赫留道夫之间的过渡。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一生推崇托尔斯泰，写过《托尔斯泰评传》和许多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他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更为完美，作家运用技巧更加得心应手，更富有经验，而且心灵世界对他已无奥秘可言。”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结构艺术方面，是一种双峰对峙、两河竟流式的结构。小说中出现了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描写安娜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悲剧，一条叙述列文进行社会探索和人生追求的故事。安娜的情节盘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贵族上流社会，由表及里地揭示上流社会的本来面目；列文的线索蜿延伸于俄国宗法制农村，反映了俄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生活。两条线索从上下两层描绘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完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由“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篇，由他家的混乱引出一连串的“混乱”来：安娜为了消除“混乱”从彼得堡赶到莫斯科，她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使得拒绝了列文的吉蒂被渥伦斯基抛弃了。安娜和卡列宁缔结了八年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列文、吉蒂全部被卷入“混乱”之中。他们在“混乱”中聚首于莫斯科，很快又各自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分道扬镳。小说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一经展开便似分流的大江，安娜这条江流汪洋恣肆，奔腾激荡，处处是激浪险滩。列文的江流时而波光粼粼，平静舒缓，时而潮涨潮落，往复回环。两条大江各自流去又互相呼应，浑然一体。“平静舒缓”是“奔腾激荡”的对衬，“潮涨潮落”是“激浪险滩”的和声。托尔斯泰在谈到这部作品的结构时说：“我为自己的建筑艺术而感到自豪——圆拱顶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是我尽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结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

　　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不愿意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小说中列文会见安娜那个动人的场面，是作品的画龙点睛之处。两个主人公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短暂的会面，在短短的一晤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两个卓然独立于贵族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正是在摆脱上流社会的桎梏，寻求新的生活道路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两条情节线索也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内在联系。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采用不落俗套的双线平行发展的结构，是作者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从广阔的角度对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出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需要。结构上的这种创新使作品表达了博大深刻的内容，而且形式上也呈现出壮丽奇特的建筑美。

　　其次，表现灵魂的心理描写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说：“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福楼拜也说托尔斯泰是“出色的心理学家”。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用心理描写的方法，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合情合理地展现了安娜从彷徨迟疑而在矛盾中追求，继而在绝望中死亡的完整的心理历程，作品中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场面的安排，人物的每一个行动，作家都着眼于人物心理的矛盾变化，而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离奇，场面的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外在冲突。可以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很难找到不表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的情节、场面、人物行动，甚至景物描写。作家总是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抓住各种矛盾对立的心理因素，从剖析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心理细节入手，再现人物心理过程的真实。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道的：“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讲述用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人的心灵的真实情况。”

　　走向人民

　　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看到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饥饿濒于死亡；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沙皇官僚不仅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化为泡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一致。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　（他就属于那个阶级）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人人满意的合理社会。作家陷入了绝望之中，甚至象列文一样想过自杀。

　　以后怎么办呢？怎样活下去呢？托尔斯泰在本阶级中无法找到解救的办法，于是把视线转向劳动人民。

　　他在1880年初开始写作的《忏悔录》中谈到了自己思想上的激变：“我放弃了我那个阶层的生活，我承认，那不是生活，只是貌似生活。我们的优裕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应该去理解那种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当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国老百姓，因而我把目光朝向他们，朝向他们给生活赋予的那种意义。”

　　托尔斯泰对老百姓很亲近，也很尊重，因而人们纷纷从农村，从俄罗斯最遥远的各个角落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他。在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中，他努力去了解百姓的痛苦和要求，去领悟人民的道德情操和学习他们的语言。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谚语、俗语和恰当的民间用语，“开始惊奇地感觉到民间语言的优美，他每天都发现一些新词和新短语。”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演唱壮士歌。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全家迁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的心绪很坏，因为上流社会消闲娱乐的风气象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侵袭着他的家庭生活。街头的喧闹，城市的拥挤，奢侈与贫困的尖锐对立，无时不使他心烦意乱。他写道：“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酒宴。他们狂欢暴饮，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这些人的贪欲把被掠夺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

　　托尔斯泰思想苦闷，寻求同人民和大自然接触。他乘船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大自然的环抱求得休憩。当他在树林里遇上干活的人们，就愉快地同他们一起锯木头，劈烧柴，长时间地交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1881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作家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十分之一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1882年初，莫斯科进行居民人口调查，托尔斯泰向人口普查主管人提出申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

　　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1881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

　　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托尔斯泰在生活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既不可以调解又无法解脱，终于使他看穿了西方“文明”、“理性”的虚伪，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转向“宁静”的东方哲学中寻求真理，在“全人类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定则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

　　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写过大量评注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文章，还准备将老子的《道德经》从法、德文译成俄文，最后由于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未能完成。但从七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对老子的兴趣有增无减，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老子著作，持续到暮年。托尔斯泰还研究过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他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老子强调内省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主张，不仅可以使个人纷乱惶恐的心情平息下来，保持高远纯净的境界和原始真朴的气质，而且也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灵丹妙药。

　　正如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　‘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　‘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　‘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　‘工作者’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对东方民族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圣贤们的伟大真理不能使他摆脱对人民痛苦和贫困的各种思虑，不能使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给以圆满的解答。

　　在撰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同时，托尔斯泰继续写作民间故事，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常常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农民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1884年底，他的朋友弗·契尔特科夫按照他的意见在莫斯科成立了“媒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和普及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

　　托尔斯泰努力接近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工作中去。而他和家庭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家里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不理解，不支持，他感到孤独。他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企图离开家庭，但当他想到妻子已怀孕在身时，又从路上转了回来。

　　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素食者——拒绝肉食，戒了烟，尽力使生活更加俭朴。他说，生活中的幸福就在于“满足最低的温饱，并为他人做好事。”

　　一种念头总在他的脑际萦绕回旋：“难道不能永远放弃当老爷的庄园吗？难道不能搬到农舍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象农民一样吃饭，象农民一样干活，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养活自己？”他充满向往地回答道：“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

　　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鞋匠的作坊里学做鞋的手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他那肮脏的昏暗的角落里，心情多么开朗，情操多么高尚。”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经常打水劈柴，和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割草耕地，休息时和农民一起吃土豆。农民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帮助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割草、运草，腿被马车严重撞伤，卧床三个月不起也不后悔。1884年夏天，村里发生火灾，托尔斯泰立即提起水桶，跟农民一起奋不顾身地灭火。由于火势太猛，烧毁了二十多家农民的房子。事后他又出钱为最贫穷的农民购买建房材料，带领子女为最困难的农户重建房屋帮工。

　　1886年，第比利斯的几个女中学毕业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告诉她们怎样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托尔斯泰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封《致第比利斯小姐们》的复信中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外，也就是尽量减轻那些由别人来维持我们生活的劳动，要降低自己的要求，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为别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已经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授出去，要把知识归还给培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

　　他在1889年12月17的日记中还写道：“不应该为自己一个人去生活。这是毁灭。只有在你为别人而生活或培养自己能够做到为别人而生活的时候，那才是生活”。

　　当他得知有几个农民因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而被判处监禁时，他感到十分痛心，他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下去。他就这件事同妻子进行一次十分吃力的谈话。事后，他想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也按照他的办法处理财产。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为人民探索幸福，他确信，幸福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面上的，而不是象教堂执事们所教诲的那样，存在于天堂。他殷切地希望消除贫困、穷苦、饥饿、牢狱、刑罚、战争、残杀和民族间的歧视。他对各族人民都抱着同样的尊重态度，人与人平等对他来说是不容置疑的。

　　1891年和1892年，俄国中部几省发生特大饥荒，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饥荒情况后，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女儿玛莎一起到梁赞省别基切夫卡村开设了赈灾救济点。他赈灾的活动范围很广，工作很多，为救济点购买粮食，给穷人分配干草和烧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极力帮助他，收集捐赠物资，购买食物发往救济点。儿子谢尔盖也在图拉省契尔诺县从事救灾工作。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也纷纷参加了赈灾活动，一时出现了救灾热潮。

　　赈灾工作完全吸引住了托尔斯泰。他在写给姑母亚·托尔斯塔娅的信中说，在别基切夫卡度过的一个月，“将是最幸福的时刻。”

　　托尔斯泰看到灾情严重，非常着急，就上书沙皇政府，请求政府迅速周济。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极力掩盖灾情，不许报刊提“灾荒”二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国没有灾荒，只有某些地方歉收。”托尔斯泰对此很不满意，秉笔直书《论饥荒》一文揭露他们的罪行：“人民的饥饿是由我们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条件太差，苛捐杂税，土地荒芜不堪。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从事一切可怕的劳动，而劳动的果实却全被城市或乡村中的富人吞食了，这样劳动人民怎能不饥饿。”

　　政府禁止各报刊登载这篇文章，后来它在国外发表，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认为这是一篇煽动性的革命号召书。反动的《莫斯科通报》立即引用文章中的部分词句加以指责：“托尔斯泰的文章……公开宣传要推翻现在世界上一切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宣传一种最偏激最放肆的社会主义，连俄国的秘密宣传在它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那些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则要求政府把托尔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送进疯人院去。

　　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监视他的行动。一个反动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办法也没有，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专制制度。”

　　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专制暴力，也反对革命暴力，但他晚年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的专制暴力，指向官方教会。为了取代现存的教会和虚伪的基督教学说，他提出“真正的基督教学说”。

　　虽然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但是，作家真诚和激烈地反抗统治者的勇气鼓舞了他们，使他们更加仇恨那现存制度。

　　教堂的执事们早就打算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强行封住托尔斯泰的嘴巴，甚至制订出把他流放到索洛维茨修道院去的计划。然而，由于作家的的声望太高，他们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当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后，反动分子、黑暗势力的愤怒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给托尔斯泰加上“异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于1901年2月把他开除了教籍。

　　一帮反动分子等待着托尔斯泰公开承认自己的迷误，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作家在给至圣宗教院的复信中又一次指出了教会的可耻。1910年9月7日，他在逝世前不久，在给印度甘地的信中指出：“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不少基督徒既承认“暴力的运用”，又承认“爱的法则”，这是虚伪的，与真正的基督教义相矛盾的，可是如果有人揭露这种矛盾却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和我们俄罗斯政府，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露这种矛盾的人比对国内其他的敌人处罚得更厉害。”

　　整个进步社会都在支持托尔斯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声援，在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教会对作家的迫害。托尔斯泰还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各地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书信。

　　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是千百万群众的代表者。杜霍包尔教派否认官方教会和拒绝服兵役，因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托尔斯泰却同情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习俗，并给予各种帮助，使他们移居到生活自由的国家去。他把长篇小说《复活》所得的全部稿酬都交给了杜霍包尔教派，供他们移居加拿大之用。移居加拿大的杜霍包尔教派的后裔，直到现在还记得作家对他们祖辈的同情，他们之中有些人今天还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凭吊他们伟大的朋友。

　　1900年7月，托尔斯泰撰写《不许杀人》的文章，对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提出严正的抗议。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这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极大的不安，进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发动的掠夺战争。当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问他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作家明确地回答说：“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到政府的欺骗，违背自己的利益、良心和宗教，被迫去打仗。”

　　在俄日战争期间，托尔斯泰几乎每天都到邮局去打听关于战争的新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群领着孩子去领取自己丈夫抚恤金的农村妇女，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他十分清楚，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有产阶级，他们妄图侵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因此就发动战争。

　　继远东战争以后，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中。城市里爆发了群众性的大罢工，农村里农民起来焚毁了地主的庄园。这时，托尔斯泰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欢迎革命中，认为它能够从大刽子手和掠夺者手中拯救俄国。另一方面，他反对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和消灭私有制。他认为，人民只要不服从政府的统治，不遵守政府的法律，即消极反抗，就能消灭沙皇及其政府的统治。他还向统治阶级的良智呼吁，号召他们自愿地把自己的土地和财富分给穷苦的人民，也不要去迫害那些反抗政府的人们。然而，他的这些美好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1905年革命的一面镜子。“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1905年，作家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在整个这场革命，我好意地、自愿地自命为一亿农民的律师，对所有那些促进农民幸福或能够促进其幸福的事物，我都感到共同的欢乐；对所有那些没有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目标的事物，我都不表示赞许。”

　　当作家听到农民抢占地主庄园的传闻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可怕的是我们过去掠夺农民，现在仍旧掠夺农民。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罪的。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掠夺抢劫过自己的强盗老实、真诚呢？”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托尔斯泰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的毫无效果。当革命失败，人民遭受屠杀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替人民辩护，多次上书沙皇政府，为民请命，希望“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1908年5月，他从报纸上看到二十个革命者因为袭击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心中充满了恼怒与愤恨，立即写下《我不能沉默》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这样生活……我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并且极力传播它，目的是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结束这件没有人性的事情，要么消灭我和这种事情的联系，把我送进监狱……最好地象对这二十个农民一样给我穿上刑衣，和他们一样地被推开长凳，用自己的体重在自己的老喉咙上勒紧肥皂水浸过的绞索。”这篇论文通过图拉的地下印刷所排印，秘密地传播开来。

　　革命失败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投进了监狱，被流放服苦役，死刑和枪决接连不断。沙皇政府不仅对革命者没有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就连信仰托尔斯泰学说的人也不免受到迫害。工人弗·莫洛奇尼科夫因为保存和散发被查禁的托尔斯泰的文章被判处徒刑一年。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也两次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流放，其罪名是因为他们散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

　　撕下一切假面具的　《复活》

　　《复活》写于1889年至1899年，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托尔斯泰提供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到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了从前被他引诱而抛弃了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最初的构思是用它作基础，写一个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题名为　《柯尼的故事》。初稿写成后，作家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他在189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刚去散步，忽然明白了我的《复活》写不出来的原因……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对象，是正面的，而其他的则是阴影，是反面的东西。”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过艰难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前后共写成六稿，使柯尼的故事与作家所希望揭露的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由中篇而长篇，最后成为一部批判尖锐、内容丰富的社会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毫不妥协地揭露了他们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提出了道德完善的问题。作品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矛盾，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将要到来时的思想情绪。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年夏天，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到姑母的庄园里过暑假，姑母家有个婢女叫卡秋莎，农奴出身，从小死了母亲，是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她和聂赫留道夫相识，彼此产生了爱情。聂赫留道夫大学毕业后，到近卫军中服务，生活开始堕落，三年后，他再次路过姑母庄园时，在圣诞节之夜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把她抛弃了。后来卡秋莎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沦为妓女，改名叫玛斯洛娃，在妓院里又被人陷害诬告，说她有意放毒杀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自己有罪，受审判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玛斯洛娃。于是他向玛斯洛娃认罪，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她，营救不成，他就把田地分给农民，跟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去，自愿经受一切苦难，借此赎罪。他的行动感动了玛斯洛娃，又重新爱他，最后玛斯洛娃不愿聂赫留道夫终身为她受苦，就劝他回去，自己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了“复活”。聂赫留道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了忏悔，斩断了自己同上流社会的联系，虔诚地皈依了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这个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重大意义，今天用来指导我们分析《复活》也是适合的。

　　《复活》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虚伪。作品的开端便是审判无辜的玛斯洛娃的场面，那些貌似公正的执法者，却是一伙道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官僚。法庭庭长是一个生活放荡、不顾犯人死活的坏蛋，为了按时赴情妇的约会，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对玛斯洛娃的审判，于是草草收场。另外两名法官各自想着自己的胃病和妻子吵架的私事，犯人的命运和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副检察官卜列维更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功名心很重，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因此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必须达到判罪的目的。”开庭的前一天夜里，他通宵达旦地在妓院里寻欢作乐，根本没有看有关案件的材料，第二天却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说，用心恶毒地要加重对犯人的判罪。玛斯洛娃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中平白无故地被判处苦役刑。尽管她名义上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即使呈文递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而已，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说通过聂赫留道夫到枢密院替玛斯洛娃上诉的情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的残暴腐朽。退休的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一个吸血鬼。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是一个具有“骑士般的正直品格的人”，“对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这样做正直，甚至认为这是高尚、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功绩。”在为人处世中完全丧失人性，是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格斯穆特的突出特点，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因为特别的残忍和大规模的屠杀”而获得各种奖赏，并以此感到骄傲，“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里或单人牢房里，关得他们不出十年就毁去一半，其中有的疯了，有的死于肺病，有的自杀……”

　　在这样一群贪官污吏的淫威下，受害者又何止玛斯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通通不能幸免。一群到城里打短工的农民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送进了监狱。缅绍夫母子被控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房子而被判刑，实际上是酒店老板为了领取“保险赔偿金”而自己放火烧了房子。“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鱼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把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的则丢在岸上没人管，任凭它死掉或晒干。”对于政治犯的虐待，是公开的，“抓了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许多年……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法院侦查官、省长、大臣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冤狱遍及全国，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

　　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残忍，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无情地剥去了神甫金线织成的外衣，指出了他们精神上奴役人民的罪行。在最高一级的“卫道士”当中，体现教会与国家联盟关系的托波罗夫几乎是一个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人，他的原型就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一般避免为作品的主人公取那种象征其内在品质的姓名，这一次却打破了常规，让主人公姓托波罗夫　（俄文意思是“斧子”），不是偶然的，它强调说明了这个人物的残酷性。

　　那个法庭上担任司祭的神甫，“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领过好几万人宣誓，也因为在自己的暮年他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继续出力，他希望能以此给他的家属除了房屋以外还留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

　　狱中犯人作礼拜的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神甫的祈祷声与囚犯们的镣铐的叮■声响成一片。作家愤怒地指出，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相信这一套，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祷文的内容主要是祈祷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的”。而大多数犯人相信这些，则因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可见，沙皇政府的暴行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而教会只不过是沙皇统治和愚弄人民的一种工具。

　　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皇政府和官办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正因为这样，《复活》激怒了政府和教会，小说在发表时，受到图书审查机关的刀砍斧削，全书被删去五百多处，揭露监狱祈祷仪式伪善的两章全被删去，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作家本人也被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复活》比作家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土地占有制，作品通过聂赫留道夫来观察社会，随着他的足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土地严重不足、歉收、沉重的赋税、经常吃不饱，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农民固定不变的生活内容出现在聂赫留道夫的面前。他在农村妇女中看到一个“消瘦的女人，毫不费力地抱着一个面无血色、头戴用碎布缝成圆帽的婴孩的那张象老年人一样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农民所处的卑贱地位使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耗尽了力量，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也都衰竭泯灭了，“老百姓正在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死亡的命运，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听任儿童夭折，妇女干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作家明确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老百姓的全部灾难……在于那些养活他们的土地并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另外的人的手里，那些人凭借土地所有权，依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生活。”作家并且借聂赫留道夫之口大声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予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力。”

　　大规模的土地私人占有制与富人的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描写聂赫留道夫庄园的总管对农民难以计数的压迫的场面中显示出来，这种压迫主要不是由主人或管家的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于大规模土地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活关系的实质所决定的。聂赫留道夫在莫斯科的平民中间也看到了他在农村农民那里所看到的状况，在流落到城里来的农民中，“在城里过着比农村更要糟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怜。他所看到的在地下室的窗户下工作的那些鞋匠，似乎就是这一类人；属于这类人的还有那些消瘦的、脸色苍白的、蓬头散发的洗衣女工，她们裸露着干瘦的胳臂，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烫衣服，从窗口冒出一股股夹着肥皂气味的热气……”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他的批判力量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同列宁所说：“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

　　此外，《复活》对资本主义在俄国急遽发展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也作了充分的揭露，这样，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种种黑暗现象，统统都被作家描绘在他的作品之中。

　　《复活》的重大成就还在于塑造了一个被压迫、被践踏的下层妇女卡秋莎·玛斯洛娃的艺术形象。为塑造玛斯洛娃的形象，托尔斯泰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动，我们知道光是卡秋莎·玛斯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托尔斯泰就写了二十遍以上，这一次次的描写，与其说是作家在字句与分寸感上进行斟酌，还不如说是托尔斯泰在一次次地“端正”对玛斯洛娃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

　　玛斯洛娃在《复活》的整个形象体系中占居主要地位，她的命运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全部情节都以她为轴心，环绕着她而转动，一切场景都与她有关，一切人与事都要透过她那双略微斜睨的、明亮的黑眼睛来观察，来衡量。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感受、性格变化都无不与玛斯洛娃有关，他从法庭上再一次见到玛斯洛娃以后，他也往往以玛斯洛娃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小说中一切细节都具有玛斯洛娃形象的投影。

　　托尔斯泰强调指出玛斯洛娃的不幸完全是聂赫留道夫及俄国社会造成的。她本是一个女奴的私生子，生在牛棚里，只是由于女主人偶然间的恻隐之心，才没有象她母亲的其他孩子一样悲惨地死去，而以“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在女主人家活了下来。少女时代的玛斯洛娃出落成为一个纯洁、美丽、异常活跃的姑娘，绝对不比《战争与和平》中的贵族少女娜塔莎·罗斯托娃来得逊色。作家对卡秋莎的这段描写无疑是对她的最高评价：“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者甚至聂赫留道夫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的时候，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就仿佛都被太阳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充满欢乐了”。

　　十六岁那年，女主人的侄子——年青的大学生聂赫留道夫公爵来姑母家消夏，玛斯洛娃真诚地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玛斯洛娃。但是三年后，已经在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堕落了的聂赫留道夫再次路过姑母的庄园时诱奸了她，糟踏了她纯洁的爱情，然后把她抛弃了。从此，玛斯洛娃开始了惨不忍睹的生活。

　　当她怀孕后听说聂赫留道夫要乘火车到彼得堡去，知道火车会经过附近的火车站，时间是深夜两点钟，为了和情人见上一面，她在夜晚冒雨赶到车站，由于在漆黑的森林里走迷了路，等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要开了。她一眼就看见聂赫留道夫坐在头等客车窗前打牌，当她举起冻得麻木的手指去敲车窗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跑步追出车站，拖着怀孕的身子在风雨和泥泞中颤抖、哭泣、甚至想自杀。

　　女主人发现玛斯洛娃怀了孕，就把她赶出庄园，撵进豺狼的社会。玛斯洛娃去给人家当女仆，受到的是男主人的追逐、凌辱和女主人的打骂，在那些林务官、警察局长、老作家、长胡子的中学生等人赤裸裸的兽欲面前东躲西藏，最后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落进火坑，开始了那种作家称为“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那种“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她在妓院里生活了七年，七年的妓院生活不仅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肉体，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灵魂，她习惯了那种生活，麻木得不再感到羞耻了，遇到痛苦和苦闷的时候，就用吸烟、喝酒来麻醉自己。直到第八年，她被诬告毒死了一个嫖客，坐了六个月监狱之后被法庭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在小说里，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写得象一个病人缓慢而困难地恢复健康一样。聂赫留道夫到监狱去探望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玛斯洛娃给了他一个非常难受的形象，他觉得，在她天性中曾有过的天真活泼的、人性的东西现在几乎都丧失了，在她身上，除了干她那种行当的人所特有的举止和习惯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玛斯洛娃也竭力避免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当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去监狱请她宽恕而提出结婚时，她改变了对造成她的不幸的罪魁祸首的无所谓态度，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她恨所有欺凌、残害她的人，尤其恨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她怒斥聂赫留道夫：“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你想用我来拯救自己……你这一辈子拿我取乐还不算，还想在阴间里用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胖脸！你走开，走开！”

　　她把八年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这种愤怒的爆发，意味着她的那种已经固定下来的对人和生活的认识已经被打破，对于聂赫留道夫的建议的强烈反感，是她精神世界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她回到牢房里，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墙角，一直到晚上，内心痛苦已极。“聂赫留道夫对她说的那些话，把她引到她在其中受过苦的那个世界里去了，而在当时她是在还没有了解那个世界和恨透了它的情况下从那里走出来的。现在，她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可是带着对于往事的清楚记忆去生活，又未免太痛苦。因此，晚上她又买了酒，跟同伴们痛饮起来。”

　　由于克服了内心的惰性和精神麻痹状态，玛斯洛娃十分熟悉的极其痛苦的感情马上就迸发出来，虽然她和从前一样，力图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可是这种感情重新涌现之后却唤醒了她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望。与聂赫留道夫不同，玛斯洛娃的“复活”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可能性来实现的。从前，恶摧残了她，降低了她身上的人的价值，这时，由于恢复了她心里从前曾经存在过的信心，由于她重新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不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就逐渐挺直了腰杆，心里出现了真正人的感情。不管玛斯洛娃开始时对待已经悔过了聂赫留道夫如何充满敌意，但是聂赫留道夫孜孜不倦地为她的冤案奔走，终于感动了她。她宽恕了他，并重新爱上了他。为了他，玛斯洛娃戒烟忌酒，不再对男人卖弄风情；聂赫留道夫要她去医院，她就去；她做着一切让聂赫留道夫感到高兴和愉快的事情，她觉得幸福。

　　聂赫留道夫第三次探望玛斯洛娃时，带来了一张昔日的合家照片，照片上是他已故的姑母、大学时代的他和美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用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当她听说聂赫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申诉时，她仍旧回答说：“现在，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在我都是一样了。”但她的目光表明了她感情的变化，她又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在时，她就几次拿出照片，欣赏地看一眼。

　　玛斯洛娃宽恕并重新爱上了聂赫留道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生活环境和视野的限制，玛斯洛娃来不及，也不可能思考更为深刻的生活真理。如果她只面对聂赫留道夫一个人，她的心目中只有对聂赫留道夫的爱，那么她将会遇到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悲剧下场。虽然聂赫留道夫把她从浑沌中唤醒过来，但聂赫留道夫对她只有抽象的道义感，这种感情是难以持久的，迟早会枯萎的。

　　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她接近的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那种类型的革命者，她称这些人是“优秀的人们”，政治犯中的某些人给了她“决定性的、最良好的影响”，“她很容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那些人的行为的动机……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层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

　　玛斯洛娃和这些新伙伴的接触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她逐渐认识到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性。她主动地为政治犯们料理家务，她在政治犯中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政治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评价她说：“尽管她的过去是那样，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而且她有那么优美的感情。”政治犯西蒙松则认为她“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

　　玛斯洛娃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一次政治犯谈论对待人民的态度时，她说出了“我觉得老百姓是受着欺侮的。”她明白了个人的命运是全体受屈辱的人民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跟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摆脱受欺侮的地位，这样，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融为一体了。

　　玛斯洛娃最终拒绝了聂赫留道夫的结婚建议，这时的想法似乎跟过去没有两样：宽恕他，爱他，但又害怕同他结合会破坏他的生活。然而从玛斯洛娃的内心来看，她的思想、感情，甚至人格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玛斯洛娃逐渐明白了她和聂赫留道夫之间要恢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已不再可能，哪怕他们过去有过纯洁而美好的初恋，她遭受背弃与凌辱的岁月，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十年的污秽、屈辱和辛酸在玛斯洛娃心中留下的阴影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只有在与革命者的接近中才能使她这颗凄凉而寂寞的心灵得到慰藉。革命者身上一股亲切吸引力，而聂赫留道夫身上却没有。革命者西蒙松向她表示了爱情，她发现这爱情跟聂赫留道夫的有区别：前者是因为同情她而爱她，而后者，说是为了忏悔，为了请求宽恕，所以玛斯洛娃拒绝了聂赫留道夫，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了。

　　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了，她大步向革命者的流放队伍走去，消失在灰蒙蒙的人流之中。

　　贯穿《复活》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最动人的形象，她这样身世凄凉的妇女在旧社会是很典型的，她的遭遇永远使人心酸，沙皇的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多少不幸！托尔斯泰不仅通过她的遭遇控诉了整个社会制度，而且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了人民的高尚道德和无私精神，特别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写出了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新生，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时证实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中民主性和人民性倾向的深刻发展，从《哥萨克》的玛丽雅娜到《复活》的玛斯洛娃，作家在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上迈出了何等艰苦的、意义重大的一步！

　　聂赫留道夫是小说中的男主公，是一个由堕落走向“复活”的贵族探索者的形象。

　　大学时代的聂赫留道夫，是一个纯洁、高尚、富于理想的贵族青年，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去姑母的庄园消夏，感到有一种非常兴奋的心情，当时他正被斯宾塞的学说所吸引，他决定“不再享有土地所有权”，他写的论文就是用的这个题目。在这里，他认识了姑母家“半是养女，半是婢女”的卡秋莎·玛斯洛娃，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可是三年之后，当他再次与玛斯洛娃相见时，他已经在彼得堡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精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堕落的花花公子，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践踏了纯洁的爱情，诱奸了玛斯洛娃，事后丢给她一百个卢布一走了之，并以“大家素来都是这样的”安慰自己，心安理得地走向更加腐化堕落的生活。

　　八年以后，聂赫留道夫以地方法院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几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没想到第一个案子的被告竟是八年前被他诱奸后抛弃了的玛斯洛娃。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震动了他的灵魂，他意识到自己正是酿成玛斯洛娃悲剧的第一个罪人，开始，他只是希望审判尽快结束，以便摆脱这种负罪感的压迫，他害怕被玛斯洛娃认出来，弄得当众出丑。可是，当他目睹了法庭审判的全过程，看到无罪的玛斯洛娃被冷酷而又不负责任的法官们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特别是看到玛斯洛娃堕落后染上的种种恶习以后，他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

　　回到家里，聂赫留道夫进行了“灵魂的扫除”，他感到不仅自己诱奸玛斯洛娃的行径是下流可耻的，就是自己的贵公子生活也是可耻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产生了要摆脱生活中的那种虚伪和卑劣行为的强烈愿望，不做侮辱和欺凌他人的参与者，决定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向玛斯洛娃赎罪，他为她的案子奔走上诉，并提出同她结婚。上诉失败以后，他放弃了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随同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聂赫留道夫的变化是以日益脱离上流贵族社会的观点及它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正义感的产生使得他能够看到他从前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加强了他的批判态度，使他越来越不赞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在为玛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耳闻目睹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国家机关的腐败残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的贫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合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意识到自己对玛斯洛娃犯了罪进而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对人民犯了罪，从看到自己生活的丑恶进而看清了整个贵族了阶级的腐败，从而由一个堕落的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忏悔者、一个贵族阶级罪恶的揭发者。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用来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各级官吏无非是一些凶残的刽子手和只知道从国库捞钱的蠹虫，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都在进行着“吃人”的勾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地主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官办教会打着基督的旗号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对基督的莫大讽刺。

　　聂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罪恶，但始终没有结果。小说的结尾，玛斯洛娃被他的真诚赎罪所感动，又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妨碍他的生活，拒绝了同他结婚，这时候，他忽然从《福音书》中领悟到了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就是“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人与人之间要“相怜相爱”，“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不但……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实践本应使聂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作家却把他变成了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传声筒。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贵族探索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过程。《复活》中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笔下一系列贵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是他一生探索的艺术总结，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贵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后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形象宣场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思想。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托尔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热衷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有的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有的作家则精于剖析各种激情，在托尔斯泰的心理艺术中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描写，但他却纯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经验，表现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刚刚迈入文学界的时候，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就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对心灵中“善”与“恶”的冲突的揭承，由此来完善艺术形象，推动人物的思想发展，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在《艺术论》中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纵观他的创作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原则，晚年的代表作《复活》更是如此。

　　在《复活》中，“法庭”一场是全书的开端，它集中地反映了作家心理描写的独特风格。法庭上的聂赫留道夫身为陪审员，是玛斯洛娃的审判者，但实际上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在经受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这比那“庄严、神圣”的法律形式更有力，更能震撼人心。作家非常巧妙地安排了这个场面，层次分明地揭示了这个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最初的矛盾、紧张和惶遽的精神状态。从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那一刻起，他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硬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是个残忍、卑鄙的家伙，“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但要他马上坦白承认，他还无法办到。他身为显赫的贵族，他的身份和那贵族的虚荣心使他考虑的“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才好……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才好。”“这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牢牢地控制了他，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但惊恐之余，他又出于本能极力安慰自己。他明明早已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她”，转念又认为“这决不可能”，想要自欺欺人地掩饰内心的矛盾，以至后来又用法官、陪审员的一系列丑行为自己开脱，企图找一个他无罪的旁证，以求得个人心灵的安宁，而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已不可能认出他时，他的心又轻松起来，看着悲惨地沦为娼妓的玛斯洛娃竟连一丝怜悯和同情都没有，反而产生一种贵族老爷鄙视下层人的“又是厌恶，又是恶心，又是懊恼”的杂乱情绪。他“巴望快点审完”，更想“把一切忘掉才好”。陪审员们误判了玛斯洛娃以后，他以为从此可以解脱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此时的聂赫留道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玛斯洛娃身上应负的责任，更没有考虑他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纯洁的青年了，而是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渺小的生活罗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堕落的聂赫留道夫了。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从不用单调的色彩去刻划他的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用多种颜色巧妙地组合和再现人物。当玛斯洛娃被带出法庭时，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没罪，没罪啊！”聂赫留道夫的良心终于从沉沉昏睡中惊醒，“精神的人”冲破可怕的一直遮住的他的“帷幕”站立起来。他回忆起自己富于魅力的青年时代，“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这思索的强烈意识和良知的严厉审判，使他被迫开始从心灵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顺从刚开始在他心里抬头的忏悔心情”，进行“灵魂的扫除”，他思索了他的全部生活，从而由分析自我转向解剖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发现了整个社会的肮脏、虚伪和衰败。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从本阶级中分裂出来去寻找新的道德原则并逐步完成精神上的“复活”。托尔斯泰正是利用这一特定环境，深入细致地表现了聂赫留道夫恐惧中感到羞愧，怜悯里怕被揭发，欲走不能，想招不敢，又是烦燥，又是担心，又是震惊，又是厌恶这一连串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真实而完整的心理过程，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了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性格特征，为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重要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反映到人的精神世界里，必然促成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的变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他们的内在生活都被写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各种敌对情绪的相互斗争，有各种内心活动的交替、转变，有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自然过渡。他所表现的人的内心生活，象一条不停顿的溪水，时而平缓，时而冲出激烈的浪花；时而舒心畅流，时而忧郁地呻吟。而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因受着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而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波动的交替，无一不是他内心生活的自然表露，正是这些心理活动使聂赫留道夫形象有血有肉，完整统一，从容貌到品格一览无遗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而玛斯洛娃在法庭上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却完全不同于聂赫留道夫。作家没有象刻画聂赫留道夫的心理那样，采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而是间接地、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貌、她的简单的对话和不被人注意的小动作来暗示她的内心活动。作家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玛斯洛娃的肖像描写，随着“玛斯洛娃，过堂去！”的吆喝声，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她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的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那女人整个脸上出现长期囚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嫩芽。……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这就是玛斯洛娃，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重要的不单单是玛斯洛娃的外貌如何，作家在这里向我们真正揭示的是玛斯洛娃的内心，透过她那惨白的脸色，透过她那故意留在头巾外的几绺头发，透过她那留有堕落痕迹的面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受污损的灵魂；而玛斯洛娃那黑亮的、非常有生气的眼睛又表露出内心美好的一面。玛斯洛娃沦落为妓女，但她内心善良的情感并没有完全泯灭，只是被邪恶的力量压在生活的底层，在痛苦中挣扎、呻吟着。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象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

　　晚年的其他创作

　　托尔斯泰曾经长时间地、反复地思考艺术问题，他初进文坛就受到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创作要如实地“再现生活”，“表现心灵的真实”。他在处理情节结构、描写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反映生活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让安娜死在铁轨之下，他说正如普希金在　《欧根·奥涅金》中处理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出嫁的情节一样，“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里面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所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托尔斯泰的创作正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杰出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1897年到1898年，托尔斯泰撰写了《什么是艺术》。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阐述自己对艺术的见解，而且在于揭露当时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的虚伪堕落及其哲学思想基础，这个派别的宗旨是使艺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剥夺艺术的最主要功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在《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试图阐明应当怎样理解真正的艺术，分析人类历史个别阶段艺术的作用。他在剖析各种不同的艺术定义的同时，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认为艺术是上帝的思想、精神和意志的表现的唯心义观点。“艺术究竟是什么？”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作了解答：“艺术是人们彼此交际的手段之一”。按照这个观点，艺术的特点在于它能以情感去感染别人，艺术的语言、音乐、绘画、雕塑都使人感到欢乐、痛苦、快慰、振奋、悲伤。如果艺术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能理解卓越的艺术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能被普通人民所理解，他们难以理解的只是有闲阶级的艺术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贫乏，脱离广大群众的利益，脱离劳动生活。

　　托尔斯泰反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艺术观点，尼采断言只有少数“超人”选民才能创造和理解艺术，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并不是超人所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由那些反映人民的利益的人创造的。

　　托尔斯泰指出，现代艺术枯竭的原因之一，在于选取无聊的有闲阶级的毫无意义的现象和极其狭窄的个人体验感受作为其内容的基础。劳动人民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这种活动是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托尔斯泰还对艺术的语言形式作了研究，认为富人艺术的语言往往华丽典雅，劳动人民不大能理解。他认为将来真正的艺术不需要繁杂的技巧，在语言上“要求清楚、简洁、洗炼，要求通俗、明白、易懂。”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作者、艺术应该写什么，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未免言之过激，有些片面，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它的进步意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托尔斯泰未能摆脱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局限，不加区别地看待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认为艺术也应该宣传宗教思想，反对一切强暴，用人人相爱的宗教感情去感染人、教育人。因此，他的艺术观也有一些消极因素。

　　托尔斯泰晚年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自己这种新的艺术理论，在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私有制的罪恶（《霍尔斯托美尔》）、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伊凡·伊里奇之死》）、资产阶级的贪婪　（《老板和工人》）、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克莱采奏鸣曲》）、官方教堂的虚伪（《谢尔吉神父》）等等。

　　《伊见·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戈洛文贪图私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只在临死时才猛然醒悟，他及其周围的人所过的是一种无人性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强调了伊凡·伊里奇性格的典型性。他是一个普通官吏，这种人成千上万，他度过“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他们互相欺骗，尔虞我诈，甚至在同事和朋友病入膏盲、危在旦夕的时候，考虑的是他的死亡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孤单、倒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了周围一切是那样的虚伪，毫无人性。

　　伊凡·伊里奇生来“聪明、活泼、令人喜爱……”但是当陷入徒负虚名、金钱支配一切的生活环境，逐渐形成“轻松、愉快和体面生活”这一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失去人性，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人生“为上帝”的目的。为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伊凡·伊里奇忠心耿耿地为沙皇专制制度效劳，不允许任何其他事情打乱“公务”的“正常秩序”。“职务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这种乐趣把他吞没了。”“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了摆脱一切与自己职务无关的事情的作法……”《伊凡·伊里奇之死》揭示了“最平凡”现象中“最可怕的”情景，暴露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的自私自利的本质。

　　《疯人札记》开始创作于1884年，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后逐步将其学说付诸实现的时期。1882年12月和1883年9月托尔斯泰先后辞退了县首席贵族和陪审员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与家庭，主要是与妻子的矛盾日趋尖锐。他感到，在这座“由疯人管理的疯人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疯子，他想与环境一刀两断，与表面上看来“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彻底决裂，因此，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思想上看，《疯人札记》具有自传体的特点。

　　《老板和工人》描写了地主布列洪诺夫的虚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对善良、诚实、温顺的仆人尼吉塔进行了残暴的掠夺和无耻的欺骗。“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等着吧，不是解雇，就是罚款。咱们是以诚相待，互相尊敬。你给我干活，我也不亏待你。”作家无情地撕下了布列洪诺夫这种“以诚相待”的假面具：他“付给尼吉塔的不是他应得的八十卢布，而是四十卢布。就是这四十卢布也不是一次算清的，而是化整为零，大部分则用店铺价格昂贵的商品付出，很少见到现金。”

　　在撕下布列汉诺夫虚伪面具的同时，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佣人尼吉塔，他“勤劳能干，敏捷有力”，具有“善良、使人愉快的性格”，但他也深深地感到处处都在欺骗他；他同样清楚地知道，在布列洪诺夫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不欺骗人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在没有另一种地方的情况下活着，给什么要什么。”

　　《棍君尼古拉》和《舞会之后》揭露军队中鲜血淋淋的专制暴行，对受鞭打的士兵倾注了无限的同情。戏剧《教育的果实》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沽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了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作品中的农民聪明能干，而贵族地主却愚昧无知，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两者相互对照，一褒一贬，大大提高了农民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

　　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一切旧基础，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同时也表现在他对丰富的精神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卡萨茨基伯爵　（《谢尔盖神父》）渴望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但在俄国社会，到处都是沽名钓誉，阿谀奉承，一切都笼罩着虚伪、残暴的乌烟瘴气。卡萨茨基离开了这个社会，渴望找一块安静的地方，远离人烟，深居简出，过几天精神的生活，但是无论在神圣的教堂，还是在人烟稀少的荒漠，到处都是欺骗的诱惑，伯爵走投无路，最终在普通劳动人民那里，在一个名叫帕申卡的女音乐教师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幽居”。

　　托尔斯泰的晚年小说不仅涉及到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问题，同时还提出了有关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问题：家庭、婚姻和爱情。《克莱采奏鸣曲》是一部真诚而震慑人心的忏悔录，它讲述了以性欲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爱情和由于争风吃醋丈夫杀死妻子的情景。事件的参与者——波兹内舍夫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夫妻生活，同时阐明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通过主人公的口，托尔斯泰愤怒地抨击了老爷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婚姻，称它是“欺骗”，认为“整个……上层阶级的淫荡生活就是一座妓院”，毫无道德基础的“爱情”只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从1896年到1904年，托尔斯泰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十易其稿，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杰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作家通过历史人物哈泽穆拉特的个人悲剧，对沙俄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乃至整个沙皇专制制度作了有力的鞭挞。

　　十九世纪中叶，高加索面临着沙俄并吞的危险，各族山民不仅身受当地贵族的压迫，而且还遭到与这些贵族沆瀣一气的沙俄军队的侵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伊斯兰教缪里德教派在山区活跃起来，他们鼓吹对“异教徒”（即俄国殖民者）发动“圣战”，并且要严惩“叛教”的封建主，这些口号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反映了广大山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愿望，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沙米里继任教主以后，山区的武装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1845年，起义部队在达尔岗一战中将沙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沙俄军队伤亡三万余人。山民如火如荼的起义斗争使得沙皇政府穷于应付，为了扭转战局，沙俄军队一面在部族之间挑拨离间，一面派遣重兵，步步进逼，烧杀掳掠，企图将山民困死。

　　在山民与沙俄军队斗争的生死关头，哈泽穆拉特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是一个勇敢的山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和同胞，所以他勇敢地参加反抗沙俄侵略的“圣战”，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为沙米里手下的一员大将和州长。另一方面，他是山民中的上层人物，同当时的封建主有亲戚关系，当缪里德派镇压了亲俄的贵族，后来又把他的哥哥也杀死了，他便与沙米里结下了血仇，最后作出认敌为友的错误举动。1851年底，哈泽穆拉特带着几个随从投奔了俄国人，可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又从沙俄当局的监护下出逃，结果遭到了沙俄军队的包围，面对数量众多的追兵，他拒不投降，顽强抵抗，直到战死。为了杀一儆百，沙俄当局还把哈泽穆拉特的尸体砍头示众。

　　托尔斯泰历来是不主张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的，主张“不以暴力抗恶”，但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他的这一套说教根本行不通。尤其是1905年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沙俄军警不分青红皂白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时，托尔斯泰再也无法在镇压和反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暴力之间划等号了。他不得不承认：“革命者的暴力和政府的暴力不一样……政府的暴力同窃贼的暴力是一回事，革命者的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思想倾向在他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在《哈泽穆拉特》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哈泽穆拉特这样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主人公那种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作家在小说中还明确指出，山民的反抗是对侵略者烧杀掳掠暴行的必然回答。

　　托尔斯泰晚年的文艺思想中尽管有宗教思想的消极成分，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全民艺术，在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他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就其整个创作而言，主要的是揭露、批判，即“抗恶”。他鄙视为富人服务的艺术，提倡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艺思想对俄国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功绩是不朽的。

　　离家出走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抛弃了上层贵族的一切传统的观念。当时，他已看到了在富人的奢侈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清楚地懂得统治阶级的全部虚伪和不义，也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德。人们认为富裕的财产和享乐的生活是光荣，是幸福，他却感到自己富裕的贵族家庭生活是一种罪过，是耻辱，决心要抛弃它，因此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然而，托尔斯泰长期处在徘徊动摇之中，他毕竟与自己阶级的习惯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不想让他们陷入困窘的境地。但是，他在自己家里生活得时间越长，他的精神就越烦闷，周围的气氛也越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夫人索菲娅的父亲是宫廷御医，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习惯较深，未能摆脱世俗偏见，于是在如何对待财产和享乐生活等问题上，家庭矛盾就开始发生了。

　　1885年，托尔斯泰在给索菲娅的信中说：“当我发生精神激变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的重要性……只是附和一般的见解，用全力和它作斗争，于是我们就斗争了八年。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停留在以前的观点上，而是沿着那个方向走得更远。”

　　确实，索菲娅不理解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意义，总是用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和托尔斯泰不断斗争。托尔斯泰要把财产分给农民，她坚决反对。1891年，她和儿子伊里亚等主动提出分家，除去女儿玛莎自愿放弃外，每个子女都分到了财产。1908年，索菲娅不听从托尔斯泰和女儿萨莎的劝阻，把四个偷了他庄园上白菜的农民关进监狱，并请来警察看守庄园。

　　同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也使托尔斯泰感到痛心疾首，还在1897年，托尔斯泰写信给弗·契尔特科夫说：“我周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失掉理智了：大吃大喝，讲究穿戴，赌博成风，喧嚣吵闹，恣意取乐，挥金如土，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而我们是生活在贫困和被奴役的包围中。但是，阻止和揭露这种生活，使这些人悔愧，却没有任何可能。聋子比不停地大喊大叫的人更能听到声音。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托尔斯泰很想在临死之前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哪怕一年，一个月，离开他所憎恶的伪善和游手好闲的生活。

　　家庭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矛盾又从田产转到著作权上来。托尔斯泰公开表示要放弃1881年以后的著作权，供社会公共使用。1895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写道：“我要求我的继承人把我的十卷本和识字课文都交给社会享用，就是说放弃著作权。”索菲娅坚决反对，到处搜查托尔斯泰的手稿。有一次，托尔斯泰重病躺在床上，索菲娅还要逼着他说出收藏手稿的抽屉钥匙。女儿萨沙恳求她不要打扰父亲，她却气愤地说：“要知道，我要钥匙。他一走，手稿就会被人偷走。”这时在索菲娅看来，似乎手稿比托尔斯泰的身体更加重要。

　　托尔斯泰没有办法，后来就躲在树林里秘密地写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著作权死后交给儿子谢尔盖、女儿塔尼娅和萨沙，由他们共同负责捐献给社会。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他又把遗嘱改写成由小女儿萨莎一人负责处理，并且对萨莎作了明确指示，把出版第一版得到的钱“最好从你妈妈那里买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庄园，然后再交给庄稼汉……。”

　　索菲娅从托尔斯泰的秘密日记里知道他写过这份遗嘱，就逼着他交出并毁掉这份遗嘱，托尔斯泰不肯，于是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索菲娅气愤地拿玩具枪射击墙壁上挂着的萨莎的照片，并把萨莎赶出了家门。人们认为她发了癔病，劝她好好治疗，可是观点同母亲一致的列夫却恶狠狠地指责说：“应当治病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他老糊徐了！”托尔斯泰听了，气得手足发抖，话都说不出来。

　　1910年秋，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起初，他打算移居到农民诺维科夫居住的鲍罗夫科沃村，后来作家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到南方去，大概是想到高加索去，因为在青年时代那里的人民和大自然使他倾倒迷恋。

　　10月28日，清晨三点钟光景，彻夜未眠的托尔斯泰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响声和翻动纸张的声音；一缕烛光从通向卧室的门缝里透过来，他知道索菲娅又在搜寻遗嘱。他就点起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感到惊讶，连忙走了进来，表面上是询问“健康情况”，实际上是来监视和查问。这使托尔斯泰非常恼怒，他想：“不行，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尽快走，尽快！”当四周寂静下来以后，他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双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心情激动地给索菲娅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我的出走会使你难过，对这一点我感到抱歉。不过，请你理解和相信：我不能采取别的办法，我对家中的处境已是忍无可忍了。除其它各种因由，我不能再在这种我生活过的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要象我这样年龄的老人惯常做的那佯去做：脱离开尘世的生活，在偏僻的地方，在远离喧嚣的幽居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在这个凄凉的秋夜里，一辆四轮轻便马车驶出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倚坐在马车深处的两个人，拄着手杖的是伟大的作家，另一个是他的朋友马科维茨基医生。这是拂晓前的时刻，村子里已开始现出生气：雄鸡在喔喔地啼叫，有些人家点起了灯火，生上了炉子，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股熟悉的炊烟气味。有的房门吱嘎地响了一声，人们往街上一张望，惊讶地发现了一辆马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大家都知道，列·尼·托尔斯泰——农民的朋友和保护人走了。

　　托尔斯泰本想隐居到附近的农民诺维科夫家去，但估计索菲娅很可能会来寻找，容易被发现，于是乘火车往南走，假如弄到护照，就到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主义者的移民区去，如果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途中，托尔斯泰生病了。秋天的阴霾天气和感情的煎熬，都不能不影响八十二岁老人的虚弱身体。在阿斯塔波沃车站　（后改名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人们把完全病倒的托尔斯泰从列车上抬下来，安置在奥佐林站长的家里。

　　作家患病的消息不胚而走，传遍了全世界，小小的阿斯塔波沃车站成了俄国和世界各国成千上万进步人士注目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许多大学生纷纷来到这里。

　　11月7日清晨，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他向周围的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这就是结局！……没有什么……我只奉劝你们记住这一点：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在世上还有无数的人，而你们却盯着列夫一个人。”他至死也忘记不了千千万万的人民，表现了他对人民深厚的感情。

　　噩耗传来，整个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进步人民都表示哀悼，一张张唁电纷纷飞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工人、农民都来迎接作家的灵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将作家的灵柩从车站一直抬到庄园。根据作家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老树林里，成千上万的人护送着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在俄国，这是第一次非宗教的葬礼，伟大的作家墓前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如今墓地的四周长满了粗壮的枞树，如同卫士守护着英灵的安宁，还有几棵白桦树，沙沙细语，仿佛在为长眠在这里的人做着祈祷。

　　人民热爱托尔斯泰，悼念他，沙皇政府就更害怕他。当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时，政府就派了便衣警察紧紧跟随他，监视他。托尔斯泰逝世后，沙皇政府害怕会在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间引起巨大的风潮，害怕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把他当作被革除教门的叛逆者、专制制度的无情揭露者来纪念，所以向各省发布禁令，不准举行任何纪念托尔斯泰的集会。但结果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还是照样举行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用这样的革命行动表示对托尔斯泰的沉痛悼念。

　　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特地拍来了唁电，说他们“代表全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对天才的艺术家、反对官方教会的不屈不挠的和不可战胜的斗士、专制和奴役的反对者、大声疾呼反对死刑的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托尔斯泰是列宁所喜爱的作家，列宁在纪念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中，全面地、深刻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观点及其创作，“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享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薰陶。在我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越来越高，他的作品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列夫·托尔斯泰是不朽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对今天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研究他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是为更好地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