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出现在十世纪末，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它经历了九个世纪的发展。这九个世纪的文学历程，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即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指十一至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俄罗斯文学是与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共存于一体的，都以古斯拉夫文为写作语言。十三至十五世纪，统一的东斯拉夫民族逐渐分化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兄弟民族，古代斯拉夫文也逐渐演变为俄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等不同语种，俄罗斯文学也因而独立存在了。俄罗斯文学起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受到希腊文化、拜占廷文化和保加利亚文化的强大影响。公元988年，古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从而加强了俄罗斯与欧洲文化间的联系。古代俄罗斯文学最初的杰作，往往都是集历史、宗教、政治、文学等多种性质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而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当时最为流行的体裁有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编年史、伪经等等。其中以编年史的价值为最高，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是无价的文学文献。十二世纪末出现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标志着独立的古俄罗斯文学的最终形成，它如一尊纪念碑，屹立在俄罗斯文学的发端处。 　　1240年，蒙古人攻进俄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历时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罗斯文化受到破坏，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战事文学”，虽然俄罗斯文学中也因蒙古的人主而染上了些许东方文化色彩。蒙古统治之后，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逐渐取代基辅成为东斯拉夫的文化中心。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开始走向相对的统一，内容大多为关于国家、民族统一的政论。 　　从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多次遭到来自波兰和瑞典的异族入侵，王朝更是不断更迭，出现了史家所谓的“混乱时期”。在这一政治上的“混乱时期’中，文学却开始走向正常，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逐渐突破了封建的、宗教的束缚，表现了一种民主化、世俗化的倾向。 　　总之，从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断时续的形成时期。 　　十八世纪的文学，是俄罗斯文学实现飞跃、赢得繁荣的一个准备时期，彼得的改革，使俄罗斯接近了欧洲，也使俄罗斯社会的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进步的技术、社会制度和进步的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等一同进入了俄罗斯社会。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伴着启蒙运动出现在俄国，与封建的、封闭的中世纪传统展开了斗争。在科学、语言等多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罗蒙诺索夫，最终确立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语体规范，并为俄语诗歌奠定了形式基础，他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新型的、规范的俄罗斯文学的诞生。与他同时，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出身贵族、曾任俄驻英和驻法大使的康捷米尔，在布瓦洛等人诗风的影响下写出了被传诵一时的讽刺诗，嘲笑贵族生活的无聊，宣扬公民精神和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标志着俄罗斯戏剧文学的成熟。经过半个余世纪的发展，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最终通过杰尔查文的颂诗　（《费丽察颂》等）和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等）而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 　　在古典主义盛极而衰之后，俄国感伤主义应运而生。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类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当时弥漫社会的悲观情绪在文学中的反映。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是卡拉姆辛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这是一个关于农家姑娘丽莎与一贵族少年恋爱、后遭遗弃而自杀的故事，悲哀的情节加上哀婉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氛围，风行一时。十九世纪末，以拉季舍夫为代表的抗议文学也同样产生了轰动社会的效果，由拉季舍夫写作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抗议农奴制度的杰作，同时，他也开了俄罗斯文学社会性、批判性传统的先河。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二十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学，在这一世纪中，俄罗斯文学令人吃惊地推出了众多的杰出作家，正如高尔基所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那么多灿若群星的名字。”俄罗斯文学，这个欧洲和世界文学中年轻的、后起的文学，通过其在十九世纪内涌现出的众多文学天才及其众多的名著，终于赢得了与其他发达的民族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还跃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俄国社会充满动荡，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都激发起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加强了农奴制度的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继续存在并产生影响的古典主义文学和感伤主义文学之外，茹科夫斯基神秘、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十二月党人激烈、坚定的批判性诗文，分别体现着两种风格不同的文学倾向。与此同时，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柯尔卓夫的民歌等等，也竞相放出异彩。世纪之初的文学，为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期”的到来作好了铺垫。 　　从二十年代末起，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开始了创作，他的抒情诗，他的小说、他的诗体长篇《叶夫盖尼·奥涅金》，以及他的剧作、他的论文，无一不是为后人所珍重的杰作；稍后，莱蒙托夫创作出了他的小说《当代英雄》和浪漫而又深刻的抒情诗。三十年代末起，由别林斯基在理论上引导的、以果戈理及其创作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逐渐形成，该派作家高举社会批判的旗帜，对农奴制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下层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一文学倾向，后来成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最主要传统之一。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在小说方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前夜》和《贵族之家》或以农奴制现实为揭露对象，或以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为线索，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展示了“多余人”的最终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一方面对现实作了人道的、富有正义感的揭露，一方面也在心理、潜意识等领域对人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发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别林斯基的传统，发展了以现实生活为艺术的源泉和目的、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在戏剧和诗歌方面，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大雷雨》、《肥缺》等一系列的名剧，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长、短诗中体现出了倾向鲜明的人民性原则，将艺术诗歌的传统和俄罗斯民间诗歌的传统完美地结合于一体。 　　俄国农奴制度在1861年宣布废除了，但激烈的阶级斗争仍在俄罗斯社会中进行着。民粹派作家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斗争传统，在“到民间去”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谢德林在他主办的杂志和创作的小说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讽刺风格。1881年，民粹派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者因而加强了专政和压迫，所谓的“反动时期”由此开始，在这一时期，悲观主义笼罩社会，文学中出现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社会政治生活重新活跃，文学也出现了多彩的局面。以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尤其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又推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对俄国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概括，塑造出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人物，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文学、莎士比亚戏剧之后的第三艺术高峰。与此同时，以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以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出现。 　　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俄罗斯文学向来很少是消谴和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在俄罗斯一直没有太大的市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非正义势力的抨击，一直被俄罗斯文学视为已任，所谓的“公民精神”，始终贯穿在整部俄罗斯文学史中，赫尔岑曾说：“我们整部的文学史，不是殉道者的传记，就是苦役犯的名单。”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许多都同时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激进的思想家和进步的斗士。他们将文学当作斗争的武器，他们通过文学为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而呐喊、而呼唤。从十二月党人作家到民粹派作家，都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当成文学首要的任务。俄罗斯文学中著名的所谓“问题小说”，就是这一有社会倾向性的文学最典型的代表。1841年，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第一次向农奴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等，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问题。这些作品的题名，是一个个悬挂在俄罗斯人意识中的巨大问句，它们象征着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学家们面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列宁曾将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划分为贵族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三大时期，在这里的每一个时期中，文学都是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从十二月党人的抗议诗歌，到“三个斯基”（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再到体现工人阶级愿望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是，许多俄罗斯作家都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或是社会改革家，如拉季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学家还为社会、为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牺牲。为宫廷所不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相继死于决斗；拉季舍夫自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被绞死；赫尔岑、奥加辽夫终身流亡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刑前的一刹那间方获特赦；先后遭受流放、被判苦役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别斯图舍夫……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一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社会进步思想的体现，是为正义而歌的有倾向性的、有责任感的文学。其次，俄罗斯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正成熟的俄罗斯文学，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此之前的文学皆可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准备阶段。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又可视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二十、三十年代，普希金以他积极的创作探索完成了俄国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崇尚真实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该派实为“现实主义流派”的同义词；“三个斯基”的美学理论，对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探索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艺术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他对社会生活准确的概括、对社会不平有力的揭露，他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对其社会理想的竭力宣扬，都具有撼人的艺术力量。直到列宁提出的“反映论”和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实践，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早已引起过广泛的研究，人们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自觉性，注意到了它在融合了浪漫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学流派之积极因素之后所体现出的丰富性，注意到了它在无情批判现实黑暗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正面色彩。除此之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成就斐然。按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是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翻开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光彩夺目的“典型性格”琳琅满目，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学形象陈列馆。“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类型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这一性格的内涵就是：贵族出身的人士在目睹了现实的黑暗之后有所震动，经过智慧的思考和良心的忏悔后开始不满现实，对本阶级有所叛逆，但同时，他们距另一阶级又相隔遥远，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因而整日无聊、甚至痛苦地生活着。不满社会，却又无力改变现实，欲脱离本阶层却又寻不到新的依附，因而，他们成了“多余的人”。当然，“多余的人”并不多余，他们反而体现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意识，体现着社会变革的必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也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多余人”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也出现了分化，一种“多余人”沦为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整日睁着眼躺在床上；一种转化为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再往后，这类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的形象长廊中，既有这样一些以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人士为原型的人物，也有刻画下层人民的肖像。“小人物”这一文学类型，同样是由普希金所莫基的，他在小说《驿站长》中对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之后，果戈理的《外套》等小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许多篇章、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小说，直到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等等，都是对被压迫者充满深情的描写。通过这些感人的形象，俄国文学体现出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又引出了俄国文学的又一特征，即其所具的高度的人民性。 　　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仅表现为它对人民疾苦的描写、对人民不幸的同情上，更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民意志的自觉遵从上。俄罗斯的进步作家，往往难能可贵地能超越本阶级和利益，转而站到人民立场上说话。在十九世纪，除少数自学成才者和一些出身贫寒的作家外，多数俄罗斯作家系贵族血统，但他们却一直是农奴制度最激烈的反对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起义，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变革；拥有巨大庄园的大贵族托尔斯泰，经常向农民分发自己的财产，还穿上粗布衣吃起粗茶淡饭过农民的生活，最后还抛弃了作为地位象征的雅斯纳雅。波里雅纳庄园。这分别发生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之首、尾年的两个事件，似乎具有概括性、象征性的说明意义。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还表现在它与民间创作的紧密联系上。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不长，没有太多的文学传统可供直接继承，因此，除了来自欧洲的文学影响外，俄罗斯民间的文学创作便变成重要的文学源泉之一。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果戈理的“夜话”，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故事”等等。在阅读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传记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在他们的童年，往往有一位向他们讲述动听的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外祖母或奶娘，也就是说，往往是民间文学的乳汁哺育出了他们的文学天赋。这也是一个象征，说明着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化与生俱来的联系。在整体风格上，民间文学对俄罗斯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着深层的渗透。 　　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这些大的特征，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的。文学对社会倾向性的承担，就会要求文学在写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文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民主性质；深刻的人民性，则决定了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俄罗斯文学总特征的三个不同侧面。 　　正是由于俄国文学所具有的这些性质，它虽历史不长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赢得了很高的地位；也正是由于此，它对中国产生了更直接更有效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言：“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燃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内容简介 　　本书用尽量简洁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俄罗斯文学从十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近十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中尤其对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了尽可能深入和全面的评述。书中既有对文学发展概貌的勾勒，又有对每个时期重点作家和文学现象有评细介绍，对了解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乃至于俄罗斯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有帮助，对扩大知识面颇有裨益。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就是中世纪的罗斯文学。这是俄罗斯文学一个相对漫长的准备时期。由于种族演变等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不是纯粹的俄罗斯文学，而实际上是包括后来演变为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等的文化基因在内的东斯拉夫文学。 　　大约在六世纪，东欧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东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九世纪时，氏族部落逐渐演变为公国，这些小公国多以一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至82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灭了诸多小国，攻占基辅，建立了一个东至伏尔加河、西止喀尔巴阡山的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宗教上是泛神的、多元的。统一的大公国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封建统治制度，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落后于东方和西欧的文明。不过，由于基辅罗斯地处北欧至拜占庭、东方至西欧这两大文化和经济交流线的十字交叉处，故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终于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东斯拉夫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尤以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为最大，从绘画到建筑，从文字到宗教，拜占庭风格对基辅罗斯都有深刻的渗透。公元988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家。这是一个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使俄罗斯在宗教上接近了基督教世界，贴近了西方文化，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统一的作用，同时将宗教的影响扩展到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十一世纪起，由于土地占有的扩大化，大、中型古代占有者开始渴望摆脱大公的统治，封建割剧的局面开始出现。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的不断侵优，也加速了基辅罗斯的解体。直至十三世纪，蒙古鞑靼人征服了东欧，在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从此，俄罗斯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与统治者的蒙古鞑靼人斗争，同时还要抵御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骑士军和瑞典十字军的入侵。1240年，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率俄军在涅瓦河口大败瑞典人；1242年，他又率军在楚德湖上与日耳曼人大战，在这次著名的“冰湖之战”中打垮了日耳曼军。与此同时，东部的各小公国在与蒙古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合体，终于，在1380年，由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军在库里科沃取得了对马迈蒙古军的大胜，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又过了一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将蒙古鞑靼人赶出了俄罗斯。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的封号，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虽统一了俄罗斯，但其内部仍充满激烈的斗争，最典型的体现是1667年爆发了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俄罗斯仍显得很落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的彼得改革。 　　综观长达数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在整体风格上，俄罗斯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重传统精神的保守风格，这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上，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反对异族压迫、呼吁罗斯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学所继承。 　　从构成上看，俄罗斯的古代文学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民间创作、宗教文学和王公侍卫阶层的文学等。这些成份既互相渗透，也有所排斥。其中，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冲突，就是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尚未能完全地从宗教、历史、民间仪典等范畴中独立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是上述多范畴之一部分，俄罗斯古代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同时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杰作。 　　第二节　基辅罗斯时期及其之前的文学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大致出现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那时，拜占庭的修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将希腊字母加以改造，创建了古斯拉夫字母。但在此之前，俄罗斯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早已存在。 　　基辅罗斯的文学，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成份：仪典诗歌、史事诗（又译“壮士歌”、“英雄歌谣”等）、传说故事和王公侍从文学等。 　　早期的仪典诗歌，多是与多神教的图腾崇拜仪式相关的，斯拉夫先民膜拜森林、泉水、春天、雷电等等，为具有魔力的大自然现象献上简单的颂词，表达他们内心的敬畏和希冀；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典诗歌也开始出现，在婚表嫁娶、宴席节庆等场合，都有歌的出场。这些仪典诗歌，大多是即兴式的口头创作，篇幅短小，用词自然，但由于文字的不发达，它们大多没有留存下来，今人所能知道的，只是启来被记进编年史中的、或已融入传统的谚语谜语格言警句等之中的碎句断片式的仪典诗歌。不过，仪典诗歌来自古代罗斯生活的深处，因而仍具有传统意义，影响到后世文学的，不仅有其内容，而且还包括其形式，为哭诉诗、谣曲等。 　　在古代，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很广。这些传说又被称为“口头编年史”，因为在这些传说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经过加工，后被写进了编年史，也被写进了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关于基依、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创建基辅城的故事，关于穆斯季斯拉夫和罗杰里两位武士决斗的故事，等等，代代相传，为今在俄罗斯仍是家喻户晓的。 　　在基辅罗斯建立之前，有许多俄罗斯的小公国并存。在这些公国的小朝廷中，经常活跃着一些“职业”歌手，他们为王公们演唱，给王公们讲叙故事，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所谓的王公侍卫文学。有人推论，后来出现的《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歌手鲍扬、甚至连这位不知名的伟大的史诗作者本人，就是当年的“宫廷诗人”。这些人以创作为业，自然对诗歌技艺的提高颇为留意，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技巧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公侍卫文学的内容，大多为对王公及其力量的颂扬，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对俄罗斯的自然和未来的歌颂。 　　史事诗是古代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最高峰。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但它的存在和流传则持续了数个世纪，从基辅罗斯的建立一直到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前期。这类诗多以某位勇士为描写对象，采用夸张、比拟等艺术手法，表现勇士们保卫故土、战胜敌人的事迹。史事诗中最著名的勇士有多勃雷厄亚·尼基季奇和伊尔亚’穆罗梅茨。关于前者的歌，有《多勃雷尼亚与蛇》、《多勃雷尼亚作媒》、《多勃雷厄亚和弗拉基米尔吵架》等等。伊尔亚·穆罗梅茨，据说原是一个瘫痪人，在喝了术士的蜜酒后成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四处征战，“为了正教的信仰，／为了罗斯的土地，／为了光荣的都城基辅，／为了孤儿寡妇和家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与多种多样的敌人决斗，甚至不惜与王贵侍卫们为敌。史事诗中的勇士形象，是人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因此，这些人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人们在文学中再现他们，在影视和舞台上塑造他们，还用这些勇士们的名字命名公共设施、以至新型的飞机大炮，由此亦可见史事诗之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在基辅罗斯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编年史。编年史是按年代编排史实的著作，因编年史往往收集有大量的古代传说、现成的传记和书籍史料，故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史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作者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治史者，他们常出面对史实和事件进行评判，并提出其政治理想，号召读者参与行动。所以，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它更是一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留赠后世的一座座文化宝库。保存至今的，大多是后世的抄本。 　　在所有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在十二世纪一十年代写成的《编年故事》。 　　《编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也有关于政治事件的笔录，有外交和法律方面的文件，也有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有外来文献的译文，也有独立成篇的文字作品　（如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神学训诫等等）。这是一个中世纪文献综合性的集成。　《编年故事》决不是有关材料机械的推积，主题和思想内容的一致，使这部作品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编年史的开头写道：“此往年故事，系叙述俄罗斯土地自何处而起，基辅最初的王公是何许人，俄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由此可见，　《编年故事》的作者是将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编年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王公阶级的作为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也是以王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则反映较少。其次，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神的力量，被描绘成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然而，富有文献价值的史料，细致优美的文字和渴望俄罗斯民族统一昌盛的进步思想，却使这部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尊不朽的纪念碑。 　　成书于1113年的《编年故事》，不是第一部编年史，也不是最后一部。在基辅罗斯的之前和之后，存在过许多大小公国，而每一个公国几乎都有过自己的编年史。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世纪左右，如基辅的洞窟修道院的编年史。后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桦皮，一些古老教堂墙壁上遗留的“刻痕”，都证明了古代“纪事”的存在。基辅罗斯之后，割据一方的公国均写作了自己的编年史，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费拉基米尔一沃雷斯基编年史》等等。编年史的编写传统，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基辅时期文学、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出了伊戈尔等俄罗斯勇士的形象，表达出了反对王公内讧，维护罗斯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在读了这部史诗后曾说：“这部史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的作者不详，后人猜测为接近王公的某位武士或宫廷歌手。《远征记》写到了被俘的伊戈尔于1185年的逃回，却没有提及随父出征的伊戈尔之子弗拉基米尔于1187年逃回，学者们据此成功地将《远征记》的成书年代断定在1185——1187年之间。在《远征记》诞生的年代，基辅罗斯已面临解体的危险，各方诸候纷纷自立朝廷，封建割据加重，王公们彼此之间连年作战，罗斯陷入纷争的灾难之中。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乘机对罗斯进行侵优，于是，俄罗斯人与突厥人的战斗便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不断地进行着。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曾对南方的突厥族之一支的波洛韦茨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征讨。次年，未能参加这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率军对波洛韦茨人进行又一次征讨。这次征讨以失败告终，伊戈尔本人也被俘。史诗描写的就是伊戈尔这次失败的远征。这部不足千行的史诗，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序诗和尾声外，还有主体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执意出征，初战告捷，再战则大败，伊戈尔被俘；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他批评了伊戈尔的一意孤行，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异族的侵略；第三部分写俄罗斯大地受人民之呼声的感动，帮助伊戈尔逃回了罗斯。 　　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部风，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看出　《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修饰语　（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一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原稿不幸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　《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远征记》诞生八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辨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斯　（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尔的故事》叙述是1327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 　　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　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　（“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会战后获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1185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1564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接近。《硬鳍鲈鲋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析，它开始挣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年，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得　《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载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　（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行拥有相同的音节数，重音音节在每一行的中部，押阴韵。波洛茨基还亲自实践了他的音切诗体，他的诗集为两个诗集，即《韵律集》和　《多彩的花园》。诗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沙皇的家庭成员的，描写的是沙皇家庭和宫廷的人和事，也有对户外生活和人的内心的描摹。1680年，西梅翁·波洛茨基编成了《韵体圣诗选》。这个圣诗本极受欢迎，流传很广，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许多人用作学习课本。波洛茨基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不仅丰富了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为俄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1687—1721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 　　《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宣传改革、呼吁变革的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律　（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康捷米尔　（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　（1711—1765）是该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　（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维科夫的　《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姣姣者。该杂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税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73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划，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　（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1744—1792）和拉季舍夫（1949—1802）。杰尔查文从叶长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君王与法官》　（1787—1794）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后者，作者借上帝之口教导人间的帝王君主，宣传除恶扬善的正义思想，深受后世贵族革命家的推崇。冯维辛的剧作《纨袴子弟》（1782）以十八世纪下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贵族阶级中保守与先进两个阵营的激烈冲突，暴露了农奴制造成的恶果，在揭露农奴制的弊端方面，可谓俄国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品之一。拉季舍夫被史家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虽出身贵族，歌颂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但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却因他那部宣扬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作品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以至被逮捕，流放，最终以自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部旅途见闻录，它采用了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体裁，介绍了俄国最普通、也就最众多的农民的生活，贴近现实，因而也就越具有反农奴制的倾向，在艺术技巧上，作者采用了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影响。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使十八世纪的俄国从一个完全封闭和分裂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上比较富强、精神上逐步开放的完善的农奴制专制国家，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家机器的完备，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文化以及文学这个层面上，又相应产生了从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到为普通人、乃至于社会底层人呐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冯维辛和拉季舍夫等一系列杰出人物，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戏剧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而且还反映出俄国作家与众不同的公民意识和反抗意识，这乃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罗蒙诺索夫 　　言及俄罗斯文学形成之初和俄国文学语言的确立，不能不提及十八世纪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于濒临白海的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过人，但由于出身农民家庭而被学校拒之门外。1730年，他来到莫斯科，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考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6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派往彼得堡科学院，稍后又被选派德国深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还曾求学于法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1741年学成回国，从此便终身任职于科学院。 　　罗蒙诺索夫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他曾经对自然科学领域中多种学科进行过研究，在物理、化学、天文、冶金、哲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自然，176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物体的固态和液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不灭定律，他在自然科学诸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留学回国后，一直热心教育事业，在他的倡议下，莫斯科大学于1755年成立，他一生的活动，都与教育的启蒙宣传紧密相关。 　　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上，罗蒙诺索夫也做出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是俄国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是俄国诗歌语言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实现了俄国文学史上一次大的进步。他的诗歌名篇中，有歌颂君主宣扬爱国主义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歌颂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的《攻克霍丁颂》（1739）、赞扬彼得改革的名作《彼得大帝》（未完成），以及《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除此，《夜思上天之伟大》（1748）和《晨思上天之伟大》（1751）也是他的代表诗作，后两首诗虽形式同于圣经中的赞美诗，但其中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却代表了他所持的进步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是他的纲领性作品，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和他的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扬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他对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说： 　　爱情的的思想，不要再扰乱我的心智，虽然我并未失去。 　　爱情中那股柔情； 　　但更能使我欢欣的 　　是英雄们的不朽的光荣。 　　在他的另一首颂诗中，他曾充满信心地呼吁着祖国未来的年轻人： 　　啊，在你们的时代多么幸福！ 　　如今应该振起精神，用你们的勤奋证明，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 　　和才思锐敏的牛顿…… 　　这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歌颂君主英明、歌颂英雄业绩、歌颂理想追求的诗行，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因此罗蒙诺索夫又被后人称为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典范和立法人”，在使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这一方面，他的诗歌确实在俄国诗歌、乃至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格之先。他被人们评价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感觉和追求”。 　　对祖国语言的研究成就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彼得一世改革所带来的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之风，使俄国当时的语言十分混乱。针对这种崇外的社会风气，罗蒙诺索夫写下了《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论俄文法律书》（1739）等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赞扬了俄罗斯语言那种“天然的丰富、美和力量”，对当时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并用的情况，罗蒙诺索夫科学地把词汇分为三类：一、斯拉夫语。即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在口语中基本不用，只限于有文化人用于阅读。二、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言共同使用的词汇。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俄罗斯口语。他主张不同的文体应运用不同的词汇，如：高级体，即史诗、颂诗、悲剧，就应运用第一，二类词汇；中级体，即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歌、哀歌等，就应运用第二或三类词汇；而低级体，即喜剧、小说，就应用第三类词汇。罗蒙诺索夫这种词汇划分和对文体的严格分类，克服了当时语言混杂的现象，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罗蒙诺索夫对俄语旧体诗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的主张，这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罗蒙诺索夫提出诗体改革前　（即十八世纪初），俄国采用的是音节诗体，也就是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重音数不限。1735年，虽然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一书提出重音诗体的长处，但他只提倡用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一音节为扬抑格重音，否定抑扬格（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二音节为重音），而每个诗行韵必须是阳韵（即倒数第二个音节押韵）。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书中，作者对非十一或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没有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可运用音节诗体，因此，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被认为是不彻底的。罗蒙诺索夫的诗体改革则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行诗可不拘于音节数目多少，但轻重音节的排列必须规律，可以用抑扬格或扬抑格（二音节的音步），也可运用扬抑抑格或抑扬扬格（三音节的音步），还可以押阳韵　（即最后一个音节押韵）等等。这种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乃是一次大的解放，它是注重形式美，即诗歌的音乐感，在与内容的统一中，体现出了语言相应的完美。 　　第三节　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人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E·扬格的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　（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T·格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划，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　（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1758—1789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欧国家。1791年至1792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　（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发表是当时轰动文坛的一大事件。自《可怜的丽莎》问世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模仿之作，感伤主义之风在文坛上盛行一时，形成了俄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 　　与罗蒙诺索夫不同，卡拉姆辛反对将词汇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别，也反对将文体分为高级体、中级体和低级体。但他与罗蒙诺索夫一样，在废除古斯拉夫语、使书面语中拖沓繁复的语法简化，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汇等方面，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762年，沙皇颁布了贵族自由令，解除了贵族的许多社会义务，使贵族重新回到庄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1773—1775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深深地动摇了农奴制基础，对贵族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社会的动荡和贵族们那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助长了感伤主义文学之风在俄国的流行，贵族们在感伤的、甚至是一种无痛呻吟的氛围中，可以逃避社会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局限和很快走向萧条的原因。在俄国，它成了精神危机的贵族地主阶级用以发泄内心忧郁、孤独或压抑的手段。经过短暂的繁时期以后，它便被具有现实主义气息和与社会生活更加贴近的文学倾向所代替。 　　继《可怜的丽莎》以后，卡拉姆辛于1796年创作了其姐妹篇《尤丽雅》，在这篇小说里，卡拉姆辛注重了抒情性与哲理性的结合，它通过描述女人主公尤丽雅在爱情生活上几番周折而到崇高精神境界这一过程，艺术地表现了卡拉姆辛的道德伦理观。 　　卡拉姆辛不仅是作家，也是历史学家。从1804年至他去世时，他一直在编写一部12卷本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这部未能最终完成的著作，是他除文学作品外表达自己政治理想的园地，该书反映了作者拥护君主专制，反对改革的保守世界观，虽然政治上有些局限，但它素材丰富，叙述生动，引人入胜，为后来的俄国作家创作戏剧或小说提供了素材，如普希金的剧作　《鲍里斯·戈东诺夫》就曾参考了这部历史著作，普希金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能被俄国“在欧洲面前引为骄傲”。 　　卡拉姆辛以其创作而确立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倾向，一改古典主义在俄国文坛的统治地位，使文学创作更加丰富而具有个性，对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由于感伤主义文学自身的贵族倾向，又使其社会影响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第四节　拉季舍夫和　《旅行记》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　（1749—1802）以其始终不与专制制度妥协的行为和充满革命思想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后人称作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 　　拉季舍夫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在萨拉托夫父亲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的启蒙教师是一位农奴仆人。少年时，拉季舍夫曾回莫斯科求学，上过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最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除攻读法律外，还接触到不少进步书籍，受到象卢梭、狄德罗、马布里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1771年，怀着为祖国服务、报效国家的热情，他回到俄国。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改革法制已毫无兴趣，法制委员会也被解散，他只好在元老院、军事法庭、贸易部和海关等部门供职。在1773年，拉季舍夫翻译了法国进步思想家马布里的《论希腊史》。在该书的注释中，他就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在国家一些部门的任职，使他了解到许多社会实情，了解到地主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农民的疾苦，1773—1775年爆发的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对起义农民的残酷镇压，使他无法在腐败的政府供职。1782年，拉季舍夫在彼得一世塑像的揭幕典礼上，发表了名为《给一位住在塔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在信中，他颂扬了彼得大帝，但同时也指出，真正英明的君主应该给人们以自由，而这一点恐怕直到世界末日，只要一个君主还在皇位上，就不会发生他自愿交出权力的事情。”同年，他又创作了长诗《自由颂》，他预言了“被束缚的人民”终将会“把沙皇带上断头台”，“黑暗统治的枷锁终将粉碎”。后来·拉季舍夫又写下《乌沙科夫传》（1787）、何谓祖国之子》（1789）等主要作品，在后者中，作者指出对真正的祖国之子的期待，认为他们应该是能使祖国同胞获得幸福自由、不再受奴役之苦、甚至肯为大家牺牲自己利益乃至性命的人，这篇作品其实是拉季舍夫对理想君主的呼唤，表达的是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不满，所以，当拉季舍夫的又一篇名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1790）面世时，叶卡捷琳娜二世禁不住大怒，言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这部思想深远、充满对专制制度仇恨的书给拉季舍夫带来了厄运，同年的6月30日，拉季舍夫就遭逮捕，他的著作被没收，彼得堡刑事法庭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授意下判他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作为禁书的　《旅行记》，被当局焚毁殆尽，人们只能借流传民间的手抄本才能了解到其中触怒沙皇的“危险”思想。在伊利姆斯克流放地，拉季舍夫还写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著作　《论人、人的死亡与不朽》（1792）。　1796年，巴维尔一世登位，拉季舍夫受到赦免，但他仍只能在当局的监视之下，在自己的故乡涅姆佐沃生活，1801年，宫廷再次发生政变，亚历山大一世上台执政，为了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将自己树立为开明、进步君主的形象，他彻底解放了拉季舍夫，使其恢复了一切权利，而且还任命他为新成立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亚历山大一世的登台，使拉季舍夫又一次对开明君主产生了幻想，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仍然想为废除农奴制、拯救人民作出努力，但他努力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拉季舍夫发现新沙皇同旧沙皇一样是靠镇压劳动人民、剥削其劳动果实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新的沙皇一样是农奴制的代言人和镇压百姓的刽子手。拉季舍夫终于明白自己的理想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实现的，难怪他周围的人说他“还是象从前一样喜欢空谈”。 　　1802年秋天，在对社会统治者彻底失望和理想完全破灭之后，拉季舍夫服毒自尽，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自己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拉季舍夫作为一个贵族革命家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它充分表现了拉季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部作品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共分二十六章，每章的标题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沿途各地的地名，记录了作者在每个地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独到，论点鲜明。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法律、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写照。 　　在《旅行记》的卷首，作者写道：“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在《旅行记》的献词中，他又说道：“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这两句话概括出拉季舍夫对农奴制的认识和仇恨，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无限同情之心。这两句话，足以表现了整部书的思想内容和深度，也正是这本书为何招致统治者的仇恨及对作者的迫害、并且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的原因。 　　《旅行记》一书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当时的恶劣处境，他们每周要为农奴主干六天活，只有在夜里或星期天才能为自己耕种，无数只农民的手养活着一个地主，而他们自己家里还有数口人等着他去养活，这种不平等现象处处皆是。不仅如此，农民还被农奴主赶到市场上买卖，他们象牲口一样，只是农奴主财产的一部分，丧失了起码的人权。农奴主只要高兴，可以任意抢走别人的未婚妻，哪怕是地主老爷的救命恩人，或忠实的奴仆也不例外。专制制度的法律，不许普通百姓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正当的自卫，当被抢走未婚妻的农民忍无可忍，杀死了地主和他的儿子以后，却遭受到专制制度更加残酷的惩罚。至于农民们的生活，作者更是用大量同情性的笔墨加以叙述，在他们四壁空空、衣不敝体、吃糠咽菜的生活中，他们的“老爷”，那些“贪婪的野兽”，永不满足的“吸血鬼”，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呢？只有“无法夺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对这种为所欲为的剥削制度，拉季舍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实质：“一方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却是毫无保障的弱者。因为地主之于农民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自己所下的判决的执行者”，拉季舍夫在此完全背叛了自己的贵族出身，彻底地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在对专制制度的剥削本质进行揭露的同时，又为伸张正义而呐喊：“财富是他掠夺来的，他应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如同拉季舍夫指出的一样，法律本身就掌握在剥削者手里，所以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只有推翻这种代表剥削者利益的统治，才能最终还法律以本来面目。在《特维尔》一章中，拉季舍夫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拉季舍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崇敬心情： 　　啊！上天的幸福的恩赐，一切伟大事业的来源，啊！自由，自由，无价之宝，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歌颂你！ 　　对于剥夺人民自由的暴君，他表达了铲除这个“一切凶手中最残暴的一个，一切罪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个”的快慰：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大自然给与的复仇的权利，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在《旅行记》一书中，除充满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这种深刻的民主思想外，还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身上那种美好品德的赞美，他歌颂农民的纯朴、善良、勤劳，歌颂农家姑娘的美丽和高尚，歌颂了农奴知识分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对农奴主的反抗和斗争。可以说，对人民和祖国的爱，是拉季舍夫革命思想的又一个源泉。 　　同拉季舍夫本人的思想经历一样，他的创作仍要受时代和他自身贵族身份的局限，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在　《旅行记》中，拉季舍夫一面谴责贵族阶级对农民的残害，一面仍希望能以自己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唤醒统治阶级的“良心”，希望贵族们能接受人人生来平等的思想，放弃对农民的统治，还他们以自由的躯体和自由的人权。当然，拉季舍夫抱这种幻想也只能是片刻的，他在书中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以暴力废除专制农奴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等社会制度。 　　《旅行记》在艺术上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手法，虽然运用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用的体裁，但风格上却与一般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完全不同。他没有局限于描述自己个人的情感生活，而是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特别是普通农民生活这一大的社会背景，表现了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对农民的遭遇和处境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与此同时抒发了自己拯救民众、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激情，正是这一点，使《旅行记》被当时的进步者称为革命的檄文。在创作方法上，拉季舍夫为了使自己的描写更贴近他所表现的思想，常常运用许多真实朴素、亲切质朴的现实主义描写。语言风格也十分多样化，当他讲述农民的生活或转述农民的语言时，常直接采用民间的口语、谚语，而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他则用庄重、书面的斯拉夫语，使作品的内容斑斓十色，情绪起伏跌宕，描绘引人入胜。这是当时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和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所不能相比的。 　　《旅行记》真实描绘了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国家的社会阶级冲突，探讨国家和祖国的前途，号召人们奋起改变现状，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道路，书中所体现出的对社会、民族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祖国和民族的优患意识，以及同不公平的专制农奴制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都是后世作家进行创作的不竭源泉和精神力量，因此，拉季舍夫的创作受到后来一切进步作家和革命家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都将其视为祖国的骄傲，列宁也曾高度评价过拉季舍夫的创作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拉季舍夫在告别人世时曾说过：“后世子孙将为我复仇”。历史证明了他有不愧是时代的思想家、是历史转折时期进步思想的代言人。 　　第三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与西欧国家相比十分落后、但官僚政体却相当顽固的专制农奴制帝国。黑暗的现实使贵族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首先觉醒，他们发动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唤醒了一代人的民主意识，为推翻专制农奴制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对农奴制罪恶本质认识的加深，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果戈理的《死魂灵》宣告现实主义在俄国的确立为标志。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慑于十八世纪末的普加乔夫起义和德国大革命，他进行了一些自由主义改良，但这些改良措施丝毫没有触动专制农奴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民族士气空前高涨，俄军不仅打败拿破仑强大的军队，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西欧。这次出征西欧使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军官痛切地感到了俄国的腐败落后，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情绪。 　　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纠集德、奥等国组成“神圣同盟”，充当欧洲宪兵，扑灭欧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国内，他任命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为军事部长，残酷地奴役百姓。千百万人民深感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相反，亚历山大的军屯制度使他们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此起彼伏，连年不断。 　　1816年，彼得堡的贵族军官成立了第一个反沙皇政府的秘密团体“救国同盟”，1821年初国内部分歧而解散。1821年3月和1822年秋，在乌克兰和彼得堡分别成立了以巴·伊·彼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社”和以尼·米·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社”。1825年12月14日，“北社”成员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尚未登位之际，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起义。由于贵族革命者没有人民的支持和缺乏经验，所以，这次起义和后来举事的“南社”起义都失败了。彼斯捷利、雷列耶夫等五名起义领袖被判处绞刑，其余的全遭流放或体罚。尼古拉一世上台后用一切手段强化专制统治，大肆监视和迫害进步人士，查封《莫斯科电讯》、《望远镜》等进步刊物，使俄国进入了历史上极端黑暗的时期。 　　1830年，法国革命和华沙起义爆发。这两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进步青年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三十年代，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成立了许多进步思想小组，探讨祖国未来的出路，其中有尼·弗·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赫尔岑与奥加辽夫小组和以别林斯基为首的平民知识分子为主要参加者的“十一号房间文学社”。四十年代中叶，彼得堡出现了以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1821—1866）为首的革命小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俄国的历史进程在坎坷中缓缓迈进，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政治气氛中，正孕育着一场大的风暴。 　　十九世纪初，俄国正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语言的障碍使人们迫切地认识到改革俄语语言的问题，于是，在各文学流派问展开了有关语言改革的大论争。改革派的领袖是卡拉姆辛，他在纯洁俄国民族语言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一时期的语言仍然未显得成熟。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它表现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推崇人的个性和情感，注重表达人物的主观感受，有浓厚的主观和抒情色彩。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以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为代表。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茹科夫斯基　（1783—185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斯维特兰娜》是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这首故事诗充满离奇的故事情节、凄婉抒情的风格和听天由命的宗教思想。除茹科夫斯基外，康·尼·巴丘什科夫　（1787—1855）也是一位重要的抒情诗人，他们的抒情风格对普希金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陀夫伊凡·安德列耶维奇（1795—1829）的戏剧创作也是十九世纪初的文学现象。克雷洛夫的寓言具有反映真实生活、富有浓郁的民族性的特点。克雷洛夫出身平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民间生活非常熟悉，在他的作品中，充分显示出了民间语言质朴、自然、诙谐的活力，他来自下层，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的寓言已超越了传统的道德说教，具有揭露农奴制度种种罪恶的深刻性，为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起到过良好的作用。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　《智慧的痛苦》（1824）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杰作。它通过贵族青年恰茨基与贵族少女索菲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进步与保守势力两个营垒的全面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作者成了十二月党人的代言人。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中日趋加重。1831年，普希金发表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叶甫盖尼·奥涅金》，1835年果戈理发表了中篇小说集《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德》，1836年又发表了《钦差大臣》，莱蒙托夫于1840年发表了《当代英雄》，1842年果戈理发表了《死魂灵》等，这一切都反映了现实主义已取代浪漫主义，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在亚·伊·波列扎耶夫（1805—1838）和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的诗歌中，也出现了抒情与抗议精神、探讨社会问题的热情融为一体的新特色。 　　在30、40年代的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亚·别斯图热夫（1797—1837）、弗·费·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等浪漫主义小说家和米·彼·波戈津（1800—1875）、尼·阿·波列伏依（1796—1864）和尼·费·巴甫洛夫（1803—1864）等平民出身的作家。在这一时期，阿·瓦·柯里佐夫（1809—1842）的民歌以其质朴浑厚的风格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大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受到进步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促使作家们更深入细致地去观察和体验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现状、人民的生活处境，都促使作家们运用手中的武器，去揭露、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唤醒人民的觉悟。在否定、批判的过程中，现实主义方法逐渐成熟起来，并日益取代了大多为拘于个人情感圈子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成为反映时代真实面貌的一面“镜子”。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那种人道主义、人民性的精神日潮明朗地体现了出来。 　　现实和时代呼唤出了更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也造就出了普希金、莱蒙扎夫、果戈理这些光辉的名字。 　　第二节　十二月党人文学 　　1825年12月14日，在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参政院广场上爆发了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与中坚分子，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为推翻专制农奴制所进行的活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运动。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位，在前一世纪后半叶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和欧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他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不仅没有动摇封建专制农奴制的基础，反而更激励广大人民和进步人士为争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国的民族热情空前高涨，俄国军队不仅把法国军队赶出了国门，而且还乘胜追击，远征欧洲。俄国军队中不少贵族青年军官在法国亲身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和专制制度的腐败，也更增加了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当踌躇满志的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让农民既服兵役又耕地劳动的军屯制，准备以军事上的优势窥视欧洲的时候，国内人民更加苦不堪言，百万农民又回到了受奴役和管制的时代。此间，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的事件接连发生。亚历山大一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农奴制，对外与英法、普奥等国争夺霸权，发动殖民战争，使俄国贵族中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了专制农奴制是国家腐败的根源，1816年，第一个以解放农奴为口号的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在彼得堡成立，1818年，主张一切阶级皆应平等的“幸福协会”成立，因内部意见的分歧，这两个协会先后解散。1812年，在乌克兰与彼得堡分别成立了“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南方协会”以巴·伊·彼斯捷利（1792—1826）上校为首，“北方协会”以尼·米·穆拉维约夫（1796—1843）为首。这两个协会的纲领都是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南方协会”还通过了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这份草案充分表达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被人认为是十二党人的纲领性文件。 　　1825年12月14日，“北方协会”乘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尚未继位之时，率兵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起义，由于缺少人民支持和缺乏领导经验，这次起义失败，哗变士兵和起义党人遭到镇压，“南方协会”成员在后来举行的起义也遭失败。在这两次起义失败后，雷列耶夫、彼斯捷利等五名起义领袖被绞死，一百多名十二月党人　（大多为军官，其中有很多公爵、伯爵）被流放西伯利亚或高加索，在军队中鼓动谋反的士兵被处以鞭刑。 　　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危机的体现，也是俄国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为拯救祖国人民而同腐败的专制统治者进行的一次殊死较量。由于十二月党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这场革命的阶级性质，使他们不可能联合到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力量，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革命成了俄国解放运动三个主要阶段之一，即贵族革命的时期。 　　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以其英勇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俄国，而且产生出了一批身体力行、投身祖国解放运动的作家、诗人。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唤醒并鼓舞了一代自由战士，十二月党人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也使俄国文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以前，官廷文艺的代表古典主义文学潮流的清规戒律束缚了文艺的发展，虽然出现了注重描绘普通人的悲喜、借自然景物抒发主观情感的感伤主义文艺，出现了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表现了人的内心感受、爱情幻想、生死观念，但这种艺术只充满了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美化，表现了宗法制社会环境下的种种保守思想，客观上也使不少作家抱住僵死的古典主义教条不放，助长了文坛无病呻吟、沉溺于过去、消极神秘、鼓吹顺从的倾向。与时代应运而生的十二月党人运动不仅在思想阵线上鼓吹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主义思想，号召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在文艺界也与阻碍时代进步的消极、悲观思潮进行了对抗，在这批革命家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文论家等，如：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丘赫尔别凯、奥陀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他们不仅从事创作、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还组织了一些团体，如：“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同人会”、“绿灯社”。“绿灯社”是“幸福协会”创立的秘密文学团体，后来成为大诗人的普希金就曾参加过该组织，它是十九世纪初一个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团体。为了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雷列耶夫创办了革命刊物《北极星》，在该杂志的副刊上，他们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该杂志成了十二月党人运动在文学上的核心领导者。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政治性的反政府运动，这注定了其文学的政治属性，他们视文学为革命运动的工具，甚至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格外强调文艺的宣传鼓动性和强烈鲜明的斗争精神。他们主张真实地表现高尚和“伟大的思想”，主张文学表现英雄的行为和革命思想，反对古风，反对悲观消极的艺术观。 　　诗歌是最便于直接表达作者主观感受、最能传达激情的艺术形式，十二月党人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情怀。在他们的诗中，充满了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勇气和热情，充满了为自由、为祖国而敢于牺牲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创作中，一反过去文学中的崇尚外国艺术之风的习气，有着大量的民间素材、民间语言，他们的取材也多来自祖国的历史，但由于他们主张“用自然和历史材料创造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们在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往往为配合自己所要表达的政治思想而不顾历史的真实，他们笔下的英雄往往成为作者理想中的革命家，主人公也往往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其作品自然也成了其政治宣言的注释。 　　康·费·雷列耶夫　（1795—1826）既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领袖，也是十二月党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彼得堡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19岁毕业于彼得堡第一陆军学校并参加卫国战争，曾随俄军到过西欧许多国家。1818年回国后因对军队不满而愤然退役。雷列耶夫在军校时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退役后虽有些诗作，但成就不大。1820年，他发表了讽刺诗《致宠臣》，1821年至1824年曾任彼得堡刑事法庭陪审员，1821年，他加入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1823年，成为“北方协会”成员，后被选为主席，1823—1825年，主编革命刊物《北极星》，1825年，创作著名的诗篇《公民》，同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沙皇逮捕，1826年被沙皇绞死于彼得保罗要塞，年仅三十岁。 　　《致宠臣》可以说是雷列耶夫的成名作。这首发表于《涅瓦河观察家》杂志上的讽刺诗，其批判锋芒直接对准了沙皇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这个“粗鲁狂妄的暴君，十足的恶棍”。1821年起，雷列耶夫开始创作一组题为“沉思”的诗，诗中借古喻今，以顿斯科依、瓦季姆等人的形象表现争取自由的思想。《伊万·苏萨宁》是其中的名篇。起义前夕，雷列耶夫创作了政治抒情诗《公民》，在这首诗中，雷列耶夫表达了自己献身祖国、效法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战斗的信念，并号召“公民”们投身到斗争中去的。他写道： 　　在暴君和奴隶之间 　　不可能有调和与妥协 　　这里用不着墨水，只需要鲜血，我们应当用宝剑来行动！ 　　《沃伊纳罗夫斯基》是他唯一的一首浪漫主义长诗，该诗歌颂了一个爱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一个勇敢的女性形象，受到普希金很高的评价。《纳里瓦伊科》是雷列耶夫一首未完成的长诗，它表现了十六世纪末乌克兰人反对波兰贵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诗中，雷列耶夫借主人公纳里瓦伊科之口，说出了十二月党人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 　　谁敢首先站出来反抗 　　那些压迫人民的豺狼，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死亡。 　　对此我早就了如指掌。 　　可是，你说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曾见过，不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 　　就能换来自由的欢乐？ 　　雷列耶夫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歌民谣形式的诗很巧妙地把十二月党人的思想贯于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中，由于它描写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受，所以在人民、特别是士兵中间广为流传，颇受欢迎。他的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充分表明了他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个战士。在雷列耶夫身上，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革命家与革命诗人这两种身份很紧密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结合，成了俄国文学史上革命与文学自觉相结合这一革命传统的开端。 　　十二月党人运动及其文学活动，虽然离人民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用勇敢的行动和悲壮的牺牲，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和热情正直的呼唤，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他们的精神培养出赫尔岑等一代贵族革命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既继承了拉季舍夫的传统，同时也进一步在文学与革命的自觉结合方面起到了先导作用，是俄国文学注重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开端。 　　第三节　普希金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作家，他们共同装点着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使俄罗斯文学一跃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前列。而普希金正是站在这一列作家前面的开路人，因此，他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地位特别而又贡献卓绝的人。 　　普希金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成长，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贵族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他的创作，更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反映，被人们称为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既是俄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5月2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曾是禁卫军军官，叔父是卡拉姆辛派诗人，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当时有名的诗人都是他家的常客，这对普希金文学趣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有着农奴身份的奶娘经常给他讲民间故事、传说，使他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吸取不少营养，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的聚会、丰富的书籍、神奇的民间故事，这成了普希金成长的良好条件。 　　十二岁时，普希金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在这所自由、开明的贵族子弟学校中，普希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教师的自由主义观点，阅读了拉季舍夫的唯物主义哲学论文，在祖国传统文学中，从冯维辛、克雷洛夫的创作中吸取了如何靠近人民的艺术观点，茹科夫斯基的新式诗也曾是他一度模仿效法的对象。1815年，他那题为《皇村回忆》的诗篇以其艺术才华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使杰尔查文惊叹不已。 　　19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开始在外交部供职，在这以后，普希金与当时十二月党人来往更加密切，而且参加了他们的外围组织、秘密文学团体“绿灯社”。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影响下，普希金的诗渐渐露出了反专制农奴制度、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向，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1817）、《致恰达耶夫》（1817），《乡村》（1819）等。这些诗爱憎分明，抨击暴政，歌颂自由，矛头直指亚历山大一世，充分发扬了拉季舍夫的反专制传统，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仰，成了十二党人思想的体现者，在十二月党人和进步思想界广为流传。1920年，普希金创作了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这部作品一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呆板和感伤，全诗充满清新的活力，是一首有民族特色的浪漫主义长诗，其中采用了很多民间素材和民间语言，在当时的文坛和普希金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普希金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钦佩的敬重，也给他带来了厄运，沙皇政府因此开始对普希金的公开迫害，1820年5月，普希金被调到南俄任职，开始了他的南方流放生活。 　　1820年，诗人随1812年战争英雄尼·尼·拉耶夫斯基一家出游高加索和克里木等地。草原、群山、海洋这些自然风光和山民朴实的民风给诗人以无限的灵感和想象，与“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的进一步接近，使普希金这一时期的诗作更直接地反映了压抑人们自由的社会现实同主人公渴望自由的激情之间的矛盾。1821年，普希金创作了诗歌《短剑》，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暴君，推翻暴君的统治。此后，他创作了一组名为南方长诗的浪漫主义诗篇，如：　《高加索的俘虏》（1821）、《强盗兄弟》（1822）、《巴奇萨拉的泪泉》（1823）、《茨冈》（1824），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构思创作　（该作品至　1831年完成）。 　　普希金曾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那种反叛现实、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他的诗作　《高加索的俘虏》就是用拜伦体写作的，这在俄国还是首创，但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却没有了过分浪漫化的人物，而加进了诗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理解，以及诗人对贵族青年身上个人主义习气的批判。这种冷静的描写和客观的批判，一直延续到了普希金后来的创作中。 　　《高加索的俘虏》讲述一个贵族青年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而到朴实的山民中寻找自由的故事，与大自然相通的山民同贵族青年身上那种冷漠、颓废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然追求自由，但在这种追求中又有不少个人主义的成份。诗人的这种倾向在长诗《茨冈》中得到进一步加强。主人公阿尔哥也是一个逃离上流社会，反感城市生活的贵族青年，在流浪的茨冈人中找到了自由和爱情，但他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当他妻子真妃儿爱上另一个人时，他就杀了她的情人。诗人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揭露了阿尔哥身上的个人主义本质，反映阿乐哥这个贵族阶级的社会产物同纯朴的人们是对立的。在这部长诗中，既有华美和充满异族情调的描写，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也有反映人物性格及其社会特征的充满现实主义因素的描写，因此，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作者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里程碑。1824年，沙皇警视厅私拆了普希金的信件，以信中有“冒犯”上帝的言词为借口，将诗人革职，并押解到他父母在北方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林，实行幽禁。自此，普希金又开始了他生活中一个新的时期。 　　远离了革命中心，远离友人和政治文学讨论，使普希金失去直接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机会，但幽寂的乡村生活，却使他有时间悉心研究祖国的历史，研究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并从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等农民起义中吸取精神力量。他还侨装成农民，深入民间，体验社会的脉膊，学习人民所创造的文学和语言等精神财富。当时，俄国正展开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讨论，普希金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这场文学史上的变革，在此期间，普希金完成了几十首抒情诗，完成了叙事诗《茨冈》（1827），长诗《努林伯爵》（1825）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前六章，以及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经过痛苦思索的结果，是普希金对历史和现实、对祖国未来的一种认识。该剧的主人公鲍里斯·戈东诺夫借人民的力量，杀死了皇位继承人德米特里，受到大贵族们的支持，但他利用了人民希望结束统治者间的纷争、改变国家现状的愿望，变本加历地奴役人民。与德米特里同岁的僧人柯利戈里得知鲍里斯谋位杀兄的秘密，又利用人民对鲍里斯的仇恨，借波兰的武力打回俄国，推翻了鲍里斯的统治。在鲍里斯和柯利戈里夺位成功的过程中，普希金暗示了人民在此的力量，正如剧中人借远祖之口所说：“我们历害的是什么？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在人民识破了任何专制制度下沙皇都不可能给大家以幸福的时候，他们对新沙皇和贵族们报之以沉默，这表明了普希金对历史研究的结果，即：人民在创造和推动着历史，但他们与专制制度始终是对立的。民主思想在此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把历史的真实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全面揭示人物复杂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同时，又揭示出了这种丰富性格的社会本质，可以说这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历史悲剧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之作；在作为诗人的同时，普希金也是历史学家，他看到了人民的真正力量，看到了人民在改变历史中的巨大力量，诗人的这种认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人，甚至超出了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早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的该剧，可以说已经预言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必然结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从被捕的起义党人嘴里知道普希金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十二月党人起义，为了标榜自己的“宽容”和欺骗社会，他将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这并没有使诗人在生活和创作上得到更多自由，在莫斯科，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中，普希金开始了他与沙皇专制制度制度面对面的最后抗争。 　　回到莫斯科，普希金曾在尼古拉一世面前直言自己支持十二月党人的态度，并说如果自己当时在彼得堡，“一定会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作为整体的贵族阶级已重新站到了沙皇一边，另一些人则沉默了，而普希金却不仅没有沉默，反而更加大胆和直接地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支持、对被捕的朋友们的同情，还以乐观的精神号召人们继续同专制制度斗争。 　　普希金于1827年写下了对十二月党人饱含兄弟般真挚情谊的诗篇《寄西伯利亚》，次年，诗人又以彼得一世发动对瑞典的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诗 　　《波尔塔瓦》，这首诗肯定了彼得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人民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对背弃祖国人民和自由事业的叛徒，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乐观向上的情绪，在当时起义失败的黑暗日子里，这篇长诗鼓舞着许多热爱自由、但对国家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的人们。 　　1830年9月，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订婚后去彼罗金诺办婚事，因瘟疫流行而被阻留三个月，在这三个月，普希金以极其旺盛的写作热情，创作了一系列艺术完美而精湛的作品。这一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波罗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展露了普希金在散方面同样出众的才华，《驿站长》是该小说集中的名篇，这篇小说还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写“小人物”的先河。除此，普希金还写了叙事诗《科隆那的小屋》、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和一系列童话诗、美学论文，特别是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1年，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结婚。反动势力和喧器的上流社会生活给诗人以很大的压力，冈察洛娃喜好浮华热闹的宫庭生活，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诗人带来巨大负担。1833年秋，诗人逃离都城，再次去往波罗金诺。在这里他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被文学史家们称为“第二个波罗金诺的秋天”。童话诗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长诗《青铜骑士》、中篇小说《黑桃皇后》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1833年12月，尼古拉一世出于直接监视普希金和接近冈察洛娃的企图，授予普希金以“宫廷侍卫”的头衔，这对普希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这种时刻被监视、被歧视的屈辱地位，作品受到层层检查而得不到发表的境遇以及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处境，使诗人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忧郁，尽管如此，他仍没有向沙皇妥协。1835年，他因写讽刺诗而受到当权者的指责和警告，1836年底至1837年初，普希金夫妇不断受到流亡的法国贵族丹特士的侮辱和挑衅，这一事件是沙皇政府置诗人于死地所使用的最后、也是最恶毒的手段。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郁愤不堪的普希金于1月27日与丹特士进行了决斗并负重伤，1月29日，诗人离开人世，走完了他那坎坷不平、备受迫害和屈辱的一生，这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主要的作品，也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人在这里真实而全面地展现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一个贵族青年的精神生活历程，反映了腐败的专制农奴制政权的深刻危机和贵族中的觉醒意识。 　　小说展开的时代背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除了思想激进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外，贵族中的大多数人仍停留在怀疑和迷惑的阶段，他们受到过启蒙思想的影响，曾热烈幻想过美好的生活，不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和贵族的天性。他们所具有的很好的文化教养、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面对现实的软弱无力这对矛盾，注定了他们在生活中的一事无成。在《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一些作品中，普希金曾塑造过有这种性格特征的贵族青年形象，但尚不具体和清晰，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正是这类青年形象完整的典型，这一形象，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多余人”。在揭示造成这类人物性格的社会根源时，普希金又一次展示了贵族资产阶级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主题。 　　奥涅金生活在二十年代俄国的上流社会，凭着自己的聪明，他很快在这个充满虚伪、沉溺享乐的环境中成为人们赏识的宠儿。但他不久又厌倦了这种平庸的生活，特别是在贵族中先进分子的革命思想影响下，他开始蔑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外省乡下。但乡下枯燥单调的生活并没有为他排谴去心中的忧郁，他在乡下实行的减轻地租这一所谓“自由主义改革”又遭到邻近地主们的非议。认识连斯基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年青地主有自由思想，受过启蒙思想的影响，在生活观念和精神追求上，他与奥涅金很相投，他们很快便成为好朋友。但他们虽同样鄙视贵族社会的道德原则，可又无法摆脱其影响。在上流社会虚荣与偏见的传统所左右下，奥涅金屈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接受了因嫉妒而变得狂热的连斯基的挑战，并亲手杀死了连斯基。 　　在对待塔吉娅娜的爱情上，普希金也充分展示了奥涅金的性格本质。塔吉娅娜被诗人称为“我的亲爱的理想”和“俄罗斯的灵魂”，虽然她出身贵族，但她却性格坚贞而果敢、情感纯洁而高尚，是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典型形象。她视与众不同的奥涅金为自己的理想，为追求自己真诚而理想中的爱，他大胆向奥涅金表白心迹，而奥涅金并没有理解塔吉娅娜感情的真正价值。当奥涅金云游四方后，一无所获地回到彼得堡时，塔吉娅娜已成了上流社会争相巴结的贵妇人。塔吉娅娜的这种身份使奥涅金开始主动地追求她，但塔吉娅娜为使自己过去纯洁的感情不受玷污，断然拒绝了奥涅金的追求，深藏起了对奥涅金那份最珍贵的情感。 　　奥涅金、塔吉娅娜和连斯基都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人物画廊中的重要人物。围绕这几个人物，普希金真实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画面，揭示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冲突，第一次成功地刻画了复杂而丰满的人物性格，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贵族青年奥涅金的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他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系列的开端。 　　《叶甫盖尼·奥涅金》既是小说，又是诗。其艺术形式和结构都非常独特，普希金以诗的语言和高度艺术化的手法，使这部作品堪称艺术上的完美之作。诗人的充满艺术激情和不失客观的描写，在俄国完成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它同时也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普希金被称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一生的创作活动，既表现出了一名正义的斗士勇于向沙皇专制制度挑战的战斗精神，也表现出了作为艺术天才的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艺术美学等各艺术领域中的卓越才能，他的作品被誉为典范之作，他的语言优美而规范，是极其标准的俄语，常被用作教科书，为后世作家学习和模仿，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基石和土壤，他的作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普希金的创作充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性。他“第一个开始以惊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来描写俄罗斯的气质和俄罗斯人民多阶层的生活”，他被称为“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对他的影响，充满了民间文学创作给他留下的印迹。他不仅是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扭转了俄国文学过去的模仿之凤，使之走上了发展自己民族文学的道路。 　　在普希金的创作中，体现了诗人与时代的紧密关系。解放运动，是普希金许多作品主题，他那无畏的反专制主义精神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了“人民所有感情和思想的表现者”。 　　在普希金的诗中还充满了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他所使用的语言、他所描绘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画面、他对广大人民智慧和美好品德的崇敬以及对其不幸生活现状的深切关注与同情，无一不体现出诗人与人民的贴近。 　　可以说，普希金的创作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他的极其完美的艺术作品，开创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也为自己在祖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上树立起了一尊永远令人仰慕的丰碑。 　　第四节　莱蒙托夫 　　1837年1月29日，当普希金逝世的消息传开，俄国社会震惊了。一位青年诗人在悲愤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等候你们。 　　你们黄金的响声贿赂不动他，他看透了一切思想与行为。……即使，你们用你们的污血。 　　也洗不清诗人正义之血。 　　这位大胆无畏的诗人，就是莱蒙托夫。他当时是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少尉军官。他以非凡的艺术才华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被公认为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和俄国诗坛的希望。在写完上述这首《诗人之死》以后四年，莱蒙托夫招致了与普希金相同的命运。他以他的创作和生命反抗了黑暗的专制制度，是三十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与命运的写照。 　　莱蒙托夫的创作体现了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但与普希金不同，他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上尉军官家庭。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早逝，使父亲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监护权。莱蒙托夫在外祖母的大庄园里度过了自己孤寂的童年。1827年，他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并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写下了六十余首诗作。183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思想创作日益成熟，他的诗中对自由的渴望日渐强烈。由于莱蒙托夫参加了大学生驱逐反动教授事件以及考试时与教授发生冲突而被校方“勒令退学”。这一结果剥夺了他转入彼得堡大学的机会，莱蒙托夫愤而进入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单调枯燥的军校生活并未使莱蒙托夫停止自由地思想，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瓦吉姆》和充满叛逆精神的长诗《恶魔》，抒情诗《帆》、《不是的，我不是拜伦，而是另一个》也产生在此时。1834年，莱蒙托夫从军校毕业，成为一名近卫军骠骑兵团旗手，驻扎在彼得堡附近。彼得堡的上流社会生活使年青的莱蒙托夫曾一度眼花缭乱，但这种生活并非莱蒙托夫的精神追求，它仅仅为莱蒙托夫提供了俄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空虚而腐朽的层面，利用这些素材，诗人创作了诗剧《假面舞会》。 　　1837年是莱蒙托夫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普希金之死使压抑已久的诗人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呐喊，这便是著名诗篇《诗人之死》，这首诗使莱蒙托夫的名字好似光彩夺目之星耀然升起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也召致了专制政权对诗人的仇恨和进一步的迫害。1837年2月，沙皇逮捕了莱蒙托夫并下令将他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壮丽的景色和丰富的民间素材孕育了他那有民间歌谣特色的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7）。　1838年，在外祖母的奔走下，莱蒙托夫被召回彼得堡。文坛的盛名和流放的“浪漫”色彩，使莱蒙托夫一跃而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但如同艰苦的流放生活不能使莱蒙托夫改变一样，前呼后拥的热闹场面同样不可能改变莱蒙托夫。他再次向沙皇政府表明了他对专制制度决不妥协的态度。在彼得堡期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长诗《童僧》以及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年2月，莱蒙托夫为维护俄国军人的荣誉被迫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巴兰特决斗，为此他再遭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同年4月，他再度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2月，在获准去彼得堡度假的两个月里，他修改并完成了长诗《恶魔》。 　　1841年7月15日，莱蒙托夫的军校同学马尔丁诺夫在受沙皇特务机关“第三厅”头目的唆使、煽动下，故意挑衅莱蒙夫并坚决要求决斗，莱蒙托夫无奈应战。决斗时，莱蒙托夫仍寻求讲和，尽管他幸运地成为先开枪者，但他并不想打死对方而冲天开枪。沙皇政府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使诗人被疯狂的对手当场杀害。诗人死时还不满27岁。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如此评介了莱蒙托夫的死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莱蒙托夫被杀害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内容上比普希金更进了一步的诗人。” 　　在十余年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莱蒙托夫创作了抒情诗四百余首。其中有代表性的名篇有：《诗人之死》（1837）、帆》（1832）、《波罗金诺》（1837）、《祖国》（1841）、《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1841）、《囚徒》（1837）、《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1840）等等。 　　莱蒙托夫的诗题材广泛，它既反映诗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里压抑、孤寂的悲苦心绪，更充满了诗人对现实的叛逆反抗精神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正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暴政统治的年月里人民普遍情绪的真实写照，是贵族中一代先进人物的心声。 　　《帆》一诗是莱蒙托夫的精神象征，在诗中，诗人表达了既忧伤、孤独，又渴望改变现实的不屈服精神，那“帆”颇有象征意味： 　　下面是清比蓝天的波涛，上面是那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 　　俄国文豪高尔基在评论这首抒情诗时指出，诗中所表现的悲观情绪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感情。” 　　1837年创作的《诗人之死》，是莱蒙托夫向上流社会公开挑战的宣言。诗中充满对沙皇的仇恨和对杀害普希金的上流社会权贵们的鄙视。这种与贵族社会誓不两立的情绪，还鲜明地表现在诗人后来写成的抒情诗　《常常，我被红红绿绿的人群包围着》中。　《波罗金诺》、《祖国》、《别了，满目垢污的俄罗斯》等，是蒙托夫抒情诗中歌颂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名篇，在抒发对祖国和大自然的爱、表达对劳动人民深厚感情的同时，诗人把祖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广大人民中间。也许是他的死，阻碍了他最终由一个革命贵族作家成为革命民主义作家。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不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感情的充沛和艺术形式的优美而言，都堪称完美。特别是诗中所运用的格律、韵脚，比喻等修辞手法和感叹、疑问等句型，更是精确无比，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完全采用纯正的俄语，其精练优美、朴实无华的程度，与普希金齐名。 　　长诗《恶魔》（1829—1841）和《童僧》（1839）是莱蒙托夫长诗中的代表作品。 　　创作　《恶魔》的时候，莱蒙托夫仅十五岁。当时他想创作一个恶魔、天使与人间女子的爱情故事，后来几易其稿，最终将故事的地点改在高加索，使诗的现实感更强。诗中的恶魔原来是个天使，但他不屈于上帝的意志而被贬为恶魔，成为天国的敌人，叛逆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他具有反抗上帝的勇敢精神，并注定了他在那绝望的世界中，要永远忍受孤独和痛苦的折磨。纯洁善良的格鲁吉亚姑娘塔玛拉使恶魔看到了人间真善美的力量，但他的吻却使塔玛拉丧生。恶魔由于无法克服自身的恶性，将不幸带给了别人。恶魔这个形象是莱蒙托夫同时代人身上弱点的体现。罪恶的社会制造了恶魔般的人，他们孤傲、冷漠，充满了对上帝的怀疑、批判和反抗，但他们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中的一切，他们给他人带来的只是不幸，最后的结果仍是他独自在天地间忍受上帝的诅咒和孤独的痛苦。莱蒙托夫在诗中借恶魔与塔玛拉的爱情故事刻意描绘了恶魔的反叛性格，泻泄了对尼古拉反动暴政的仇恨。《恶魔》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为人们所难忘的，正是恶魔那桀骜不训、敢于反抗至尊的形象，恶魔所体现的不屈精神和对自由的向往，吸引和鼓励着人们的斗志。 　　《童僧》是莱蒙托夫的又一篇浪漫主义杰作，是他不屈服于上流社会的诱惑、与贵族权贵永不妥协之决心的体现。在诗中，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少年僧人形象。这个山民的后代很小便被俄国人俘虏，在远离故土新人的寺院里，他始终向往着自由，向往着为祖国而战斗。在逃出寺院的三天里，他经受了自然与人生的各种考验。当他不幸迷路又回到寺院时，在绝望与昏迷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童僧逃离寺院的故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作者将黑暗的社会比喻为令人窒息的寺院，而童僧对自由和战斗的渴望成了当时先进贵族知识分子推翻专制暴政的呐喊。 　　除了《恶魔》和《重僧》，莱蒙托夫的另一首长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　（1837）同样表现了作者那种不畏强暴、争取平等和自尊的精神。反抗沙皇的是一位平常的商人，他的勇敢在于他不畏沙皇伊凡雷帝手下亲兵的淫威，为维护自己的尊亚而击败了对手。他虽然被沙皇处死，但他的精神却令统治者胆寒不已。这首诗写于诗人第一次流放高加索的途中，诗人运用民间历史歌谣的形式，以古喻今，歌颂了维护尊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正义之举。 　　发表于1840年5月的小说《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毕巧林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书在当时就轰动了俄国社会，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精典作品之一。 　　毕巧林是一位英俊而富有的贵族军官，他聪明过人、精力充沛，但他的行为却与其外表不相符。他在服役时骗取了契尔克斯姑娘贝拉的爱情，但很快又抛弃了这位美丽的姑娘，导致了贝拉的惨死。继尔他又向自己并不爱的梅丽公爵小姐表示爱情，以从别人手里争夺女人表示对庸俗世风的鄙视，但当梅丽一心爱上毕巧林时，他又拒绝了梅丽，给梅丽带来极度的痛苦。维拉是毕巧林过去和现在都深爱的女人，但维拉的丈夫带她远去，毕巧林的追求成了徒劳。在对待朋友上，毕巧林也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捉弄对他真诚的格鲁希尼茨基，破坏他的爱情并在决斗中杀了他。 　　通过毕巧林对待爱情和友谊的态度，莱蒙托夫刻画出了一个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他对现实不满，但只能愤世嫉俗，而不能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他身强力壮，聪明过人，但又毫无生活目的，一事无成；他渴望真情，但又不能承受真正的友谊与爱情，他与书中那几个女人的交往，也只能是他寻求刺激、解脱苦闷所进行的生活游戏。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心已被上流社会毁掉了”，这一句话道出了毕巧林的悲剧根源，在那个反动时代，没有毕巧林们可以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等待他们的只是空虚、污浊的上流社会，在这里，他们的灵魂被腐蚀了，那种无所事事的虚伪生活不仅扼杀了他们身上优秀的地方，还培养出了他们身上许多共同的弱点。毕巧林对朋友说：“我很久以来就不是用心、而是用头脑生活着。我带着深切的好奇心，但没有同情心来衡量、分析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我有两重人格：一个存在于　‘生活’这个字的完全意义里，另一个思索并裁判它……”。他的敏锐观察力和深刻的自省性格，使他远远高出了与他同时代的贵族，他的毁灭是农奴制社会中一代人的悲剧缩影。正是这个人物的多重矛盾性格以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被文学史家们目为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 　　《当代英雄》由五个独立的中篇构成。小说采用日记体、人物转述等方式，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将毕巧林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准确而诗意的心理描写，是过去的小说中所少见的，因此，这部小说又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心理小说最早的精典之作。 　　莱蒙托夫以丰硕的创作成就继承了普希金所开创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他的独特性还在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突破，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潮流逐渐代替浪漫主义的时候，莱蒙托夫的创作仍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那诗意的笔触，为现实主义之树增添了五彩缤纷的色彩。别林斯基曾预言，莱蒙托夫“将是比伊凡大钟楼还高的真正的俄罗斯大诗人”，这一预言，已公正地涵盖了莱蒙托夫艺术创造的全部意义。 　　第五节　果戈理 　　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而且以更加大胆和辛辣的笔触，暴露了农奴制社会的一切腐朽现象，指出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俄国作家能将官僚集团和农奴制度的弊病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深刻有力。他那正义的“笑”声震憾着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天空，如利箭直射沙皇的宝座，如呐喊呼唤着整个俄罗斯民族。他那杰出的讽刺艺术不仅为俄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而且为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小地主之家。他的父亲酷爱戏剧文学，他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封建宗法制观念很重，这对果戈理的影响很大。1821年，果戈理进入涅仁中学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和普希金的诗，产生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1828年，充满热情与幻想的果戈理来到“理想”的京城彼得堡，但等待他的，却是彼得堡冷酷而可恶的面孔。他以笔名发表的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受到评论家的冷嘲热讽，他企图做一个演员也未被接受，在举步维艰、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他当过小公务员、抄写员等，这段艰辛的岁月为果戈理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831年，果戈理结识了大文豪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及其本人对果戈理一生的创作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果戈理曾说：“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我所有最美好的慰籍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没有他的指导，我将一事无成，没有他为榜样，我一行也不可能写成……”。在这一年，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并因此蜚声文坛。这是一部根据乌克兰民间故事素材写成的故事集，它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以诗意浪漫、幽默清新的笔调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装点得引人入胜，表现出人民的智慧、欢乐和生活的朴实、风趣。《五月之夜》、《巴萨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和《索罗庆采市集》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1832年，果戈理到莫斯科，结识了作家阿克萨科夫等保守文人，1834年，他开始在彼得堡大学教授历史学。1835年，他出版了《小品集》（其中有《涅瓦大街》、《狂人日记》和《肖像》等名篇）和《密尔格拉得》（其中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和《两个伊万吵架的故事》等名篇）这两部中篇小说集。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果戈理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加强和他那幽默诙谐的讽刺艺术风格的形成。 　　除了小说创作，果戈理还表现出了他在戏剧艺术方面的天才。1833年，他构思了一部名为《三级弗拉季米尔勋章》（后改写为四个独立的短剧）的喜剧，完成了另一部喜剧《未婚夫》的写作。1835年10月，他推出了划时代的喜剧名著　《钦差大臣》，剧中对官僚专制体制的批判和讽刺异常强烈、尖锐，轰动了俄国社会，也招致了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商人官吏的围攻。 　　1836年6月，果戈理在思想矛盾日深重的情况下，带着郁闷惆怅的情绪离开了俄罗斯。在后来的近十年间，他游历了瑞士、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很少回国。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是他用七年时间在国外完成的巨作。这部作品被誉为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也是俄国，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精典著作。在别林斯基的帮助下，这部作品于1842年5月在彼得堡问世。对专制农奴制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认识，使果戈理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在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他遁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这种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病态导致了果戈理在创作上的失败，此时期他写出了违背生括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死魂灵》第二部，1845年，果戈理又毫不留情地烧毁了已写成数章的手稿。1847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这部作品中反映了果戈理思想上的变化。它一改作者过去的观点，对俄国农奴制社会大加美化，宣扬维护这种专制统治、与社会罪恶妥协的思想，受到民主进步阶层的激烈批评和反对。别林斯基曾写过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背叛行为予以痛斥。 　　1848年，终身禁欲的虔诚教徒果戈理专程去耶路撒冷朝圣。1849年，他又移居莫斯科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但生活的贫困、精神的痛苦和疾病的折磨，使他日益衰竭，1852年2月11日，果戈理亲手烧毁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3月4日逝世。 　　小说，是最适宜于表现现实生活场景、真实再现客观实在的艺术形式，它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而兴起。在俄国，它的确立是与果戈理在小说方面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的，它是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一黑暗时期的产物。 　　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有着真实的社会生活、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充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艺术魅力。 　　《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果戈理的成名作。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果戈理通过灵魂鬼怪的荒诞传说，将幻想与现实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乡村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达到对民族精神本身的艺术再现。 　　《塔拉斯·布尔巴》是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中的名篇。它是一部描写乌克兰民族英雄反对波兰贵族的中篇历史小说，被称为第一部出自作家手笔的英雄史诗。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是查波罗什哥萨克的首领，他是一位勇敢豪放、正直刚强的民族英雄，当布尔巴被波兰人俘虏，在火柱上就义时，果戈理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之情，在这个形象中，体现出了俄罗斯民族正义、坚定、勇敢和豪放的高贵品质。 　　在果戈理的小说创作中，还有一系列反映城市人生活的作品，这便是他的都市生活系列，主要指《彼得堡故事》中的《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和《外套》等几部小说。在这组作品中，果戈理的目光由乡村转向了沙皇专制的大本营——彼得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丑恶的全部，看到了美与丑的较量、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冲突、贫穷与富裕的对立，在充满伪善、欺骗、压榨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书中的主人公，那些城市小匠人、小官吏和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公务员们只能有贫困、破产、受屈辱、甚至精神失常的悲惨命运。《鼻子》讲述了柯瓦辽夫少校丢失鼻子的荒唐故事，讽刺了柯瓦辽夫这种趋炎附势、庸俗卑劣的人，作者的深刻之外还在于，当柯瓦辽夫找到鼻子时，竟因鼻子职位高于自己而不敢相认。《外套》深化了普希金的《驿站长》中“小人物”的主题，小公务员阿卡基为一件外套而丧命的故事以深刻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压迫“小人物”的官僚专制制度。　《狂人日记》是写“小人物”的世界名篇。作者构思独特，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结合起来，刻画出一个因在生活中处处失意而发疯的小官吏的病态心理，塑造了波普里希钦这一可笑又可悲的形象。在这篇小说中，果戈理那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篇小说的标题、文体形式、真假虚实的结合，透过疯人语言显示对旧世界的批判等方面，对我国鲁迅先生创作同名小说都不无影响。在这两个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作家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共同的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从《夜话》到《外套》，随着果戈理生活阅历和思想发展的丰富和成熟，其讽刺艺术风格也日渐完善，那种透过辛辣的讽刺而发出的笑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地步。 　　《钦差大臣》是一部五幕社会讽刺喜剧。它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的一个冒名钦差大臣的离奇故事。果戈理以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认识为基础，展示了喜性情节掩盖下的严重社会冲突，在叙述一个巧妙的误会故事的过程中，刻画了一群骑在人民头上的魔鬼、沙皇专制制度之基石的形象。如果戈理自己所言，他的创作意图是“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钦差大臣》的外部喜剧性情节是：某小城官员慌忙中将住在小旅馆的一个彼得堡花花公子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在这位实际上输得一文不名的“钦差”面前，市长等全城官员为掩盖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而对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赫列斯塔科夫也将错就错，在一群滑稽可笑、丑态百出的人面前逞足了威风。正当市长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时，骗局被拆穿，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的消息顿时使在场的官员们惊恐万状、呆若木鸡，戏也在哑场中告终。 　　在《钦差大臣》一剧中，果戈理刻画了一系列生动而又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这两个形象尤其突出。在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俄国官僚制度的反动性，他横征暴敛、搜刮勒索，这种人的公务活动实际上就是压榨百姓。赫列斯塔科夫是精神空虚、生活无聊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浅薄的人和毫无价值的性格”中，“包含着许多不是毫无价值的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也许正是果戈理塑造这一人物的深意。 　　有着强烈戏剧性的情节、生动精确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使《钦差大臣》一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引起的笑声，将人们从嘲讽丑恶、滑稽的官吏们引向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这种“含泪的笑”构成了果戈理独特的讽刺艺术的核心。 　　如果说果戈理过去的作品只注重表现俄国生活的某些部份，那么，长篇小说《死魂灵》则表现了整个俄国。它代表着果戈理现实主义艺术的顶点。 　　《死魂灵》共分十一章。它通过上升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经过，展现了地主官僚这些农奴制赖以生存的捍卫者们的没落，劳动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的痛苦呻吟和对祖国未来的思考。 　　《死魂灵》中五个地主的形象尤其生动逼真，他们面目各异，构成一幅地主的肖像画廊：玛尼洛夫外表文雅，但精神却贫乏空虚；哥罗博奇长贪婪、愚钝、自私；诺兹德廖夫能信口胡云、漫天撒谎；索巴凯维奇精明、刻薄、冷酷、残暴；没留希金更是集吝啬鬼、守财奴、压榨者的特性于一身，令人不寒而粟。主角乞乞科夫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表，他表现了果戈理对贪婪的资本积累者的批判。 　　《死魂灵》因其思想的严肃、真诚和深刻以及艺术上的高超，受到当时俄国进步阶层的高度评价，它被别林斯基称为“一部纯粹俄国的、民族的、从民族生活底隐处抓取来的作品”。 　　果戈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俄国作家，他的艺术激励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进行顽强不懈的抗争，他那精美而高超的艺术技巧，永远是培育艺术家们的学校。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中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已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阶段。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局面。 　　1853年，沙皇为争夺近东的控制权，同土耳其、英、法等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于1855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专制暴君尼古拉一世的去世，结束了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七年”（1848—1855）这一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危机日渐加深。在围绕着如何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寻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拯救国家和灾难深重的农民这一系列问题上，社会的两大思想阵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康·德·卡维林　（1818—1885）、巴·瓦·安年科夫、瓦·彼·鲍特金为首的自由派，站在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贵族统治的人民革命，只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却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解放农民。随着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投入到反专制农奴制的战斗，俄国解放运动由贵族革命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宣布废除农奴制，并实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良措施。但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俄国整个社会都在抗议农奴制改革的骗局，戳穿它的欺骗性。1862年，沙皇政府又开始反击，他们逮捕了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查封了进步杂志《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并疯狂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延续到民粹派运动兴起的六十年代末。 　　在五十、六十年代，杂志是最有力的舆论工具，各种不同派别、观点的论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都在杂志上得到强烈的反映。《现代人》（1847—1866）、《俄国言论》（1859—1866）、《北极星》（1855—1868）和《警钟》　（1857—1867）等杂志是民主派文学政论的中心。在它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家。 　　《现代人》在涅克拉索夫的主持下，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编辑，使其在进步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它的周围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托尔斯泰等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波夫的著名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和《黑暗王国》（19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60）等都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贵族自由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相继退出《现代人》后，一批民主主义作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格·波缅洛夫斯基、尼·瓦·乌斯宾斯基又充实了杂志。这份杂志还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谢德林的特写、乌斯宾斯基的特写《遗失街风习》等，在当时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也招致沙皇政府的迫害。 　　《祖国言论》是当时另外一份进步刊物，它是《现代人》杂志的同盟军。与进步杂志直接对立的，是保守派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1868）和《俄国导报》（1856—1906）。 　　《北极星》和《警钟》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的。它们配合国内的进步杂志，号召人民起来同农奴制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文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了作家队伍，他们的进入，引起了作家社会构成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作品主题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更加民主化，涌现了大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涅克拉索夫可以说是“农民的歌手”，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被遗忘的乡村》（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　（1860）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1864）、《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尼·瓦·乌斯宾斯基的许多特写也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愚昧和农奴制度对他们身心的摧残。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通过描写农民的特殊心理反映地主和农民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笔下还出现了雇佣工人的形象，描写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压榨。这类作品有涅克拉索夫的　《铁路》（1864）、列舍特尼科夫的三部曲《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好些？》　（1868）等。 　　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要求作家彻底而无情地展现出现实生活的丑恶和可悲，而且还要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正是应运而生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充分体现出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整个过程，《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就是这种典型。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将平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表现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特别是在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形象中，强烈地体现出了他本身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50至60年代，俄国文坛上仍然有许多描写社会生活、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出现。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家人好算帐》（1850）、《肥缺》（1855）、《大雷雨》（1859）、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等。尤其是《奥勃洛莫夫》一书，更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和生动典型的人物性格显示了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奥勃洛莫夫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在环境的影响下，他已逐渐堕落成了一个懒散、不求进取的人，冈察洛夫通过这个最后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和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条件，预示了地主贵族阶级生活原则和道德基础的必然灭亡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完结。 　　对道德问题的探索，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大特点。而小说中人物那复杂而又痛苦的精神道德探索过程，经常都是靠作者对人物千变万化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来完成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1853—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家庭纪事》（1856）以及托尔斯泰后来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五十、六十年，运用文学的体裁也有很大变化。五十年代前，诗歌、特写、游记、戏剧是用得较多的文学体裁，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艺术达到空前的发展和运用，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父与子》（1862）、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0）、《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1869）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长篇巨制。 　　在50至60年代期间，由别林斯基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杜勃罗留波夫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与该时期的文学状况是不可分的，他们所开创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体系，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平民作家波缅洛夫斯基、列维托夫、尼基钦、米哈伊洛夫、库罗奇金兄弟、米纳耶夫和贵族抒情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2）等。 　　第二节　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农民起义的接连不断和进步知识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巨流，直逼专制农奴制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这一时期，平民阶级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更加富有战斗性的主张、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取贵族阶级而代之，将俄国解放运动推向了第二个高潮——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反专制制度的力量壮大了，革命者同人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农民的出路，祖国的前途等问题，是思想界和文学界始终在注的焦点。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和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一边的革命民主派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和皮萨列夫等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 　　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人士，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哲学主张宣扬了反专制农奴制制度的思想，还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为武器，抨击俄国黑暗的现实，唤起人民推翻专制暴政的勇气。在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他们对俄国文学现状的精辟论断，始终是进步作家们文学活动的指南。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应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美学体系已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最高水平，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于1811年出身在一个军医家庭，家境贫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写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1833年，他应邀为《望远镜》杂志撰稿，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他曾先后担托过《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的编辑。由于他出色的评论文章，使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四十年代初，别林斯基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曾写有《文学的幻想》（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　（1840）和《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等论文，一边表达“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一边也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多夫和果戈理的艺术成就。特别是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文，驳斥了维护农奴制的御用文人们对果戈理的所谓“丑化政府官吏”的攻击，高度地评价了果戈理是一位“更高于时代精神”的作家，给予果戈理的创作的极大的支持。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专制制度认识的加深，别林斯基已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派把俄国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观点，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别林斯基的代表作品。全书包括11篇论文。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列普希金的发展变化过程，肯定了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民族诗人和第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在后来的《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1）、《由果戈理的＜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1842）、《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1843）、《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一系列论文中，别林斯基以果戈理的创作为依据，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分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即：艺术不应该是“装饰”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所遵循的就正是这条原则。 　　184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发表一篇文学现状的综合评论，总结其经验和成就，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1846年，他开始主持《现代人》杂志的文学批评专栏，1847年7月，他在德疗养地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一书中对专制农奴制妥协的倾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次年5月26日，别林斯基在彼堡逝世。 　　别林斯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关于“典型性”的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属先例，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提出典型是“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然而他又必须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 　　在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个批评准则，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出身于萨拉托夫市一个神父家庭，1842年进入正教中学，1846年，他没读完中学就考入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起初，他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醉心于人本主义思想。1848年后，他在对农奴制持批判态度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85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萨拉托夫一所中学执教，并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1853年，因学校当局迫害，他携妻迁居彼得堡。在彼得堡，他先后为《祖国纪事》杂志和《现代人》杂志作过编辑。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先后发表了《阿甫杰耶夫中长篇小说集》、《论批评中的真诚态度》和评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贫非罪》等文章，讨论了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性问题。1855年，他还发表了他著名的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文学评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他接替了涅克拉索夫的位置，主持《现代人》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文　《莱辛和他的时代》以及评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文章，写下了经济论文《资本与劳动》　（1860）、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等。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步思想、文化界已享有了很高的威望，这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和陷害。1861年6月，《现代人》被封闭，　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但近两年的囚禁生活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信仰，反而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小说》等。1864年5月，他被押至梅特宁广场处以假死刑，1864年7月，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监禁、苦役、流放的生活。188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活，获准回到故乡萨拉托夫，但长斯的折磨使他的健康受到摧残，回到故乡仅四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去世了。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分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美学和文学评论文章。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美就是生活”，指出美并非主观自生，而是客观的存在，回答了艺术的起源、内容、功能和使命等问题，肯定了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将俄国，乃至世界美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车尼雪夫斯基捍卫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高度评价了果戈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并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怎么办？》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它的情节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的秘密革命活动这三条线索展开，塑造了“新人”的形象，并揭示了通过革命改变厄运的主题。在拉赫美托夫这个献身于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薇拉的形象，宣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部小说，特别是拉赫美托夫的形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被称为俄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1836—1861）是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出身于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进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俄国现实的黑暗和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他克服了宗教情绪，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大学期间，他组织了反沙皇制度秘密小组，深受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影响。1855年，他创办了一份手抄刊物《传闻》，号召人们为摆脱贫穷和无权的地位而斗争。1856年，他还写了论文《俄罗斯语言爱好者谈话良伴》，受到进步思想界的高度评价。1859年，他创办了讽刺副刊《口哨》，成为针砭时弊、颇受民众们欢迎的刊物。 　　1857年大学毕业后，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黑暗的王国》（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坚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提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所描写的真实”这一论断，并且把作品是否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精神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特别是他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几篇著名的文章，更是我们研究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这两部作品所必须借鉴的钥匙。 　　1861年11月，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逝世。这位被称作“未来风暴中的年青舵手”的一生虽然很短促（不足三十岁），但他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学中所作出贡献是巨大的。 　　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共同构建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体系，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座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实践，又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在俄国的解放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的丰碑上，醒目地刻着这三位大师的名字。 　　第三节　赫尔岑 　　赫尔岑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作家、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对俄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和为祖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唤醒俄国民族意识、改造社会旧的思想、文化观念等方面，他都为未来的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准备。在俄国文学史、俄国思想史上，赫尔岑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位沙皇禁卫军军官之家，其伯父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在这样一个显赫、富足的家庭中，赫尔岑备受宠爱。在童年，伴随他成长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但农奴制社会下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却在他聪慧的心中播下了对专制农奴制仇恨的种子。 　　182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十五岁的赫尔岑满腔愤怒，当时便发誓要为这些“从头到脚用纯纲铸成的英雄”报仇。 　　1829年秋天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在这里，他同幼时好友、未来的著名诗人奥加辽夫组织了政治小组，阅读禁书，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和宣传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沙皇当局对赫尔岑在大学所从事的启蒙宣传活动早已不满，所以在他跨出校门的第二年　（1834）就逮捕了他。1835年，当局又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为罪名将其流放。在六年的流放生活期间，他编辑过报纸，作过统计员等，目睹了农奴制俄国外省官场的腐败和人民受欺凌的悲惨境遇。这对他认识俄国社会现实和农奴制度的黑暗与丑恶都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活动积累了大量素材。 　　1842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丝毫没有因流放生活而政变自己政治立场的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积极的战斗。在这一时期，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完全形成，《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　（1844—1845）都表现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对艺术现实主义倾向的向往。 　　文学创作活动始终是赫尔岑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1年，赫尔岑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对宗法制社会的空虚和平庸生活进行了客观反映，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四十年代中期，赫尔岑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部小说，这就是：《谁之罪？》　（1846—1847）、《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其中，后两部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用“医生著作”的形式，通过克鲁波夫医生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正常人的生活和行动与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愚蠢、病态。在克鲁波夫医生所住的小城里，有钱人过着闲散、舒适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而大多数劳累不堪的人不分昼夜地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有。赫尔岑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俄国这个普遍疯狂的社会的丑恶。《偷东西的喜鹊》根据俄罗斯一名女演员的回忆写成，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批判了农奴制是扼杀天才和美好事物的罪恶之源：女演员安涅塔技艺超群，虽出身农奴，却有高尚的人格。戏班子被卖到新主人斯卡林斯基公爵手中后，安涅塔的恶运便降临了。她因不忍受斯卡林斯基的强暴而备受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安涅塔的命运是对农奴制罪恶的愤怒控拆。 　　在沙皇的严密监视下，赫尔岑无法进行任何革命活动。1847年，他只好以妻子患病为借口，携家离开俄国，前往欧洲，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危机。在欧洲，他遭受过驱赶，亲眼目睹了意大利的反奥民族解放运动、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大批工人的被杀害，他对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感到失望，因此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俄国的农民身上，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反映了农民民主主义要求，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赫尔岑的大部分流亡时间在英国和法国度过。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来和奥加辽夫创办了期刊《北极星》（1855—1869）和《警钟》（1857—1862），刊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废除农奴制的各种资料、文章，成为解放运动的革命阵地。这些报刊被秘密运回俄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即《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回忆、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独特的史诗。它历经十六年　（1852—1868），分三个时期完成，反映了现实发展与赫尔岑世界观演变的相互关系，勾勒出了一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的轨迹，表现出了赫尔岑作为革命家和艺术家的真诚和坦率。全书共七卷，纵横数十年，有丰富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期间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生活和革命事件以及这种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书中特别对俄国的被流放者、流亡国外的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的生活进行了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想点滴。”贯穿全书的，是他对真理不断探求的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全书思想深刻，文笔十分生动活泼，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使赫尔岑开始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在赫尔岑最后一部小说《医生，垂死的人和死人》（1869）中，他已预感到反动统治的垮台和“新的力量和新的人”的出现。可惜，多年的流亡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被肺炎夺去生命。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它还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政论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始于1841年赫尔岑流放诺夫戈罗德期间，1846年在莫斯科最后完成。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引起很大反响。 　　小说围绕三个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俄国当时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悲剧命运。退役将军涅格洛夫请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家庭教师。克鲁齐菲尔斯基很快与涅格洛夫家的“孤女”（其实是涅格洛夫与一个女农奴的女儿）柳邦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永远只能是个孤独的人，她与克鲁齐菲尔斯基的相爱正是她反抗周围环境的结果。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有“宏伟抱负”的别里托夫，她爱别里托夫，那是她理想追求的一部分。为理想而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特征。但柳邦加所追求的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在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中，赫尔岑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即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这三个人本来都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周围人们的庸俗无知、死气沉沉，贵族们的专横残暴和农民们的悲惨处境，使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这里有的只是令人窒息、毫无生机的气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们的生活只能以消沉和失意而告终。赫尔岑通过三个人物的命运控诉了俄国社会对人才的扼杀和给生活带来的灾害，在赫尔岑的笔下，任何恶的品性都能追根溯源到其最后的元凶，这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要消除人们生活中的悲剧，就必须铲除农奴制制度。 　　赫尔岑一生追求，试图为祖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之路，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使他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达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作为革命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第四节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创作跨越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漫长的岁月，他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被人们称为“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一生创作颇丰，他的许多作品以其精湛的艺术美被奉为俄国文学的精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9月出生在奥勒尔市一位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位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个很有文化教养、但却相当严厉的女地主。作家的童年生活在母亲的庄园里度过。封建庄园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阴暗的记忆。 　　1827年，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居莫斯科，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1837年，他大学毕业。 　　1838年，屠格涅夫去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文学。1841年回国，1842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843年，他认识了别林斯基。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与交往对屠格涅夫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847年，他与别林斯基一起周游德国各地，在这一年，他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二月革命。他的现实主义重要作品《猎人笔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与母亲不和，屠格涅夫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的《食客》（1848）、《单身汉》（1849）和《乡村一月》（1850）等都是名篇，在这些剧本中，屠格涅夫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社会风习，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50年，屠格涅夫回到俄国。1852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而被捕，在拘禁中他写了著名的小说《木木》。一个月后，他被流放，其实，这次流放是沙皇对他写作《猎人笔记的》报复。1853年，屠格涅夫被解除流放，重回彼得堡。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罗亭》（1856）、《阿霞》（1858）、《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和《处女地》（1877）等。 　　六十年代初，屠格涅夫的《前夜》发表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触怒了屠格涅夫，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从根本上并没有站在民主主义者一边，所以，文章中就《前夜》联系俄国现实对革命的分析和预测，是不可能得到屠格涅夫赞同的。为此，他断然宣布同合作了十年的《现代人》杂志决裂。七十年代，屠格涅夫移居法国。《处女地》就是他在国外同“民粹派”人士接触的结果，也反映了屠格涅夫头脑中始终未得到解决的矛盾。 　　在1878年至1882年这几年间，屠格涅夫还创作了八十多篇散文诗，这些诗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是他数十年对社会和人生思考的结果。这些诗中，有的感叹了人生的空虚、幸福的渺茫和自然的冷漠无情，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则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末来的信心。《门槛》便是其中的名篇。它塑造了一个原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女革命家的形象。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隽永优美，充满激情，语言锤炼精致有味，是俄国文学宝库中一块光彩夺目的魂宝。 　　1880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俄国，在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上，他曾表示了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两年多以后，他却因脊椎癌病客死法国。按照屠格涅夫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彼得堡，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他反农奴制立场的见证。它的第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发表在184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以后屠格涅夫又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二十来篇故事，1852年出单行本时，共有二十二个短篇（1880年定版的版本中增加了三篇，共二十五个短篇）。 　　《猎人笔记》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农村生活。反对农奴制度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在这部书中，屠格涅夫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地主形象，并把他们的生活加以对照。首先，作家在对比农民和地主的精神世界时，赞扬了农民道德品质的崇高和丰富。 　　《霍尔卡里内奇》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农民形象。霍尔是个聪明、能干、善于理财持家的人，他生活得很实际，而长里内奇却正好相反，他富于幻想，热情而浪漫，是个理想型的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有很高的天赋的创造能力，如果没有农奴制条件的限制，他们会更有作为。《歌手》中的天才农民歌手、《孤狼》中的看林人等普通农民身上，都有着朴实、善良、勤劳、正直这些美好品德。对农民所受到的摧残和侮辱，屠格涅夫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屠格涅夫的同情是在农民一边的。 　　但屠格涅夫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并没有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罪恶的整体来看，相反，他塑造了一些善良的地主形象。对农民的处境，他并没有希望用暴力推翻压迫农民的国家机器，而是希望用改良的办法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些都妨碍了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展露了其描写风景的非凡才华，俄罗斯的森林、天空、田野和草原在他廖廖数笔的勾勒下顿时显得生动鲜明，令人神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创作代表了屠格涅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屠格涅夫在五十一七十年代间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这便是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反映了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启蒙宜传活动，六十年代前后废除农奴制的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民粹派”运动，塑造了一系列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情、才华横溢，对未来充满热烈的向往，却又脱离人民，所以最后只能一事无成，成为一个“多余人”。他象一个“无根的浮萍”，永远也没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括中的位置。比起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罗亭具有更强和更自觉的批判意识，他所进行的反农奴制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这是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大进步。 　　《贵族之家》也是描写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同样是一位热情但又缺乏具体行动目标的人。在他经过对爱情的失望后，是纯洁而美丽的丽莎重新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但当他的妻子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茫然失措，无所作为，任真正的幸福离他而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目渐缩小，而变成了一个懒惰的、令人惋惜的阶层。 　　《前夜》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史中最早歌颂“新人”的作品之一。贵族姑娘叶莲娜不顾家庭的反对而远离故乡，嫁给了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革命青年英沙诺夫。当英沙诺夫去世后，她毅然继续奔赴保加利亚，投身到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叶莲娜是个比以住小说中的女性更具有革命觉悟的妇女形象。她的出现，已预示了俄国社会中新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长篇小说《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在与《现代人》杂志决裂以后发表的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反映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表现自由主义贵族同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 　　小说的情节在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他的同学阿尔卡基和阿尔卡基的伯父巴维尔之间展开。巴扎罗天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崇尚唯物论，充满强烈的否定精神。认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对改变现实是毫无用处的，他所遵从的原则，就是行动。他代表了　60年代最进步的思想。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是“父”辈的代表，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维护者，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虽竭力反对巴扎罗夫的各种主张，但总是敌不过对方，最后在与巴扎罗夫的决斗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巴维尔的弟弟尼古拉是个善良温和的地主，他沉湎于空想而在现实中一无所为，他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巴扎罗夫较量。巴扎罗夫的同学阿尔卡基是个天真的青年贵族，他有时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但实际上却离他的父亲和伯父更近一些，在思想感情上，他更倾向于他们，最后他继承了父辈的庄园，成了“父”辈中的一员。 　　《父与子》发表后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对此展开了争论。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屠格涅夫，他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一边，在巴扎罗夫的身上，充满了许多矛盾。他既是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却又没有行动；他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又时时感到同人民的隔阂。这个矛盾的性格，充分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所以，当时进步的文学批评界并没有将马扎罗夫视为真正的革命民主主战士。尽管如此，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确有着进步意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它们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长，其中的人物深刻，常常具有典型意义，但人物并不繁杂。整个小说结构严谨而流畅，文笔抒情而充满诗意，尤其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体现着人们对俄国妇女的最高理想，充满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第五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他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其丰厚的创作遗产，在俄国文学史，乃到世界的戏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以他的创作活动，继承并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他的出现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重现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于182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生长在莫斯河南区，这里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他很小就十分熟悉商人的生活。1835年，他考入了省立中学，在这一时期萌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强烈兴趣。184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缺乏兴趣而很快便退学了。 　　1843年及以后的数年，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直在莫斯科的多所法院中工作。这一时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商人、官吏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他在法院供职期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剧作，是他写于　1849年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戏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成名作，也是他所创立的“生活的戏剧”体系诞生的标志。该剧描绘了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世界，揭示了在这个“黑暗王国”贪婪、欺骗和唯利是图的冷酷面目。专横的商人鲍尔肖夫为侵吞别人的财产，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管家名下，佯装破产。但狡猾的管家不仅乘机娶了主子的女儿，还占有了主人的全部财产。鲍尔肖夫因赖帐而锒铛入狱，女儿和女婿为了钱，甚至不肯营救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奥斯特罗斯基以其深刻的思想触怒了沙皇和反动势力，他们下令禁演此剧并迫使奥斯特罗夫斯基辞去公职。 　　沙皇政府的迫害和斯拉夫派保守思想的影响，使奥斯特罗夫斯基一度陷入了矛盾。五十年代初，他创作了美化商人和宗法制社会、向现实妥协的三个剧本，这便是：《各守本份》（1852）、《贫非罪》（1853）和《均勿随心所欲》（1856）。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思想界人士的帮助下，奥斯特罗夫斯基很快便摆脱了斯拉夫派的影响，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 　　1856年，莫斯特罗夫斯基沿伏尔加河沿岸作过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农奴制即将崩溃的局面和进步力量所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根据这段生活所积累的素材，奥斯特罗夫斯基写下了一系重要的剧作，如：《肥缺》（1856）、《代人受过》（1855）、《女学生》（1858）和《大雷雨》（185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通过塑造地主、商人、官吏的丑恶形象，来表现俄国社会贫富不均、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本质。对于因不堪忍受剥削而向旧势力挑战的人，奥斯特罗夫斯基则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阶级日益衰落的六十年代，奥斯特罗夫斯基还写过几部反映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戏剧作品，如：《一个旧友胜过两个新友》（1860）、《艰苦的日子》（1863）、《闹市》　（1865）和《深渊》（1866）等。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些作品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堕落，赞扬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 　　六十年代中后斯，奥斯特罗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日渐密切，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旺盛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1）、《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对没落贵族的腐朽堕落生活方式进行揭露，对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的批判，展现了一个旧贵族、新商人主宰的“黑暗王国”。《来得容易去得快》刻画了一群没落贵族的堕落生活，地主的女儿、不惜一切追求金钱和享受的丽佳·切鲍克萨罗娃便是这群人中的代表。《没有陪嫁的女人》表现了新兴资产者冷酷、残暴的本性。富商克努罗夫和奥热瓦托夫为了一千卢布的陪嫁竟无耻地破坏了拉丽莎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其抵押出去。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无论是作为没落阶级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丑恶的本性和种种罪行，都被他揭示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揭露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作为民主主义者的立场。 　　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生写有近五十部剧作。他的作品，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格里鲍耶陀夫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而且在戏剧的题材、形式等方面有所革新，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戏剧革新家。 　　《大雷雨》（1860）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重要戏剧作品，它发表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夕，是对“黑暗王国”的控诉，也是对“光明“世界的呼唤。 　　该剧根据作者在伏尔加河收集的素材创作而成，反映了一个旧传统与新风尚相互较量的故事，剧中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位善良而又刚强的姑娘，她嫁到专横跋扈的卡巴诺娃家后备受婆婆的欺辱，她的丈夫季洪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受虐待的妻子。在孤单和绝望中，卡捷琳娜爱上了商人季科伊的侄子鲍里斯，而鲍里斯同样是个软弱的人，他虽然幻想着和卡捷琳娜过幸福的日子，但又无力对抗叔父的意志，在季科伊的逼迫下鲍里斯只好抛下卡捷琳娜，远走他方。无依无靠的卡捷琳娜最后被迫向婆婆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然后投湖自尽。在这部作品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揭示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人民的穷困、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和妇女在家庭中爱奴役的不平等地位。 　　季科伊和长巴诺娃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旧传统和旧秩序的卫道士。季科伊凶恶无比，仗着自己的势力对穷人进行敲榨勒索，对鲍里斯他也不放过，最后逼得鲍里斯离开这座城市他才罢休。卡巴诺娃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者形象。她表面上很善良，但实际上却十分专横、毒辣。她是家庭的主宰者，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她仇视一切新的事物，拚命将家里的人约束在她所信奉的陈规陋习之中。当预感到“老规矩完蛋了”，“末日要来了”的时侯，仍不停止对卡捷琳娜，甚至是亲生儿子季洪的折磨和迫害。库利金一语擢穿了她的伪善本质：“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作者指出，正是这两个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是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 　　季洪和鲍里斯同受着卡巴诺娃和季科伊的支配，也是卡巴诺娃和季科伊手下的牺牲品。季洪在母亲专制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他从来就没有过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虽爱自己的妻子，却又无力保护她。鲍里斯虽比季洪有知识和文化，但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眼看着季科伊侵吞了自己的财产，他也只是忍气吞声，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也爱着卡捷琳娜，但他是无力从“黑暗王国”中救出卡捷琳娜的。季洪的唯唯喏喏和鲍里斯的软弱，同样是造成卡捷琳娜死亡的原因。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卡巴诺娃、季科伊、季洪和鲍利斯等人物形象，营造出了包围在卡捷琳娜周围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表明了卡捷琳娜悲剧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 　　卡捷琳娜也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性格与季洪、鲍里斯的性格相比，要勇敢、坚毅得多。她厌恶沉闷而冷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着卡巴诺娃的百般欺辱，季洪的软弱更加使她感到孤立无助。鲍里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改变生活现实的契机，她对鲍里斯的爱，多少带有反抗命运的色彩。卡捷琳娜性格的光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她最后与卡巴诺娃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再屈从下去，而是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她将不再忍受“黑暗”的统治、誓与暴虐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形象，被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大雷雨》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思想，而且具有精湛、独到的艺术技巧。它的结构匀称，情节流畅而合乎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大自然作为剧情的背景，而且风景的变换与剧情的内容、人物的心理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可称第一人。当卡捷琳娜心理活动异常紧张激烈的时候，作者总是以“大雷雨”的背景来加强戏剧效果，提高戏剧的艺术表现力，烘托出剧中的紧张气氛。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而生动，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客观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透过不同的人物类型，表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阶层或阶级。戏剧的语言是戏剧艺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雷雨》以其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天才。作者为剧中每个人物选择了恰如其分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了作家艺术雕琢的精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物性格和清新真实的生活气息令俄国的戏剧舞台面貌一新，他的出现，使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民族的戏剧。 　　第六节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是艺术与革命斗争的结合，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呼声。在他充满着爱国主义和公民精神的诗篇中，有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有他在诗歌艺术领域里的大胆开拓。 　　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宣传组织活动也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可以说，革命运动造就了涅克拉索夫，而涅克拉索夫又成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民主主义解放运动的代言人。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于1821年12月出身在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一个农奴主家庭。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在雅罗斯拉夫尔祖传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这里，父亲的残暴、伏尔加河畔纤夫们日夜的号子和呻吟，被政治犯的脚镣磨平的道路，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这里，他萌发出了对农奴制的仇恨和对压迫者的反抗情绪。 　　1832年，涅克拉索夫进入雅罗斯拉夫尔中学。1838年，涅克拉索夫进入彼得堡军事学校。但他因违背父愿到彼得堡大学旁听，被父亲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从此，青年涅克拉索夫便开始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为维持生存，他曾干过苦力，住过贫民窟。在这种残酷的生活中，他学会了观察生活和体验人民的感情，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842年，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别林斯基，这对涅克拉索夫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观形成、美学观念的确立等方面，涅克拉索夫都得到过别林斯基的指导和关怀。从此，涅克拉索夫日益发挥出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非凡天才，走上了一条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诗人”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在旅途中》一诗和特写《彼得堡的角落》（1845），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 　　1847年，涅克拉索夫接办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现代人》。以此为阵地，涅克拉索夫发表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的作品和文学评论，使《现代人》的进步思想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别林斯基逝世后，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续了《现代人》的编辑。直至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杜勃罗留波夫去世后，涅克拉索夫仍维护了《现代人》作为革命阵地的传统。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反动势力查封。涅克拉索夫与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一起用《祖国纪事》杂志来发挥《现代人》的作用，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可以说，自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便没有离开过编辑、出版的组织工作，因此，他又是一个很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 　　在编辑工作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充分表达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激情。在50年代至60年代，涅克拉索夫的眼光由城市转向了农民，转向了日益高涨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他写下了著名诗篇《诗人与公民》（1850）、《别林斯基》（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叶廖穆什卡之歌》（1859）、《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和《铁路》（1864）等。 　　《诗人与公民》是一篇革命民主主义艺术家的宣言，诗人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他鼓励艺术家积极投身于解放斗争，做一个当之无愧的公民。他号召艺术家们：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汩汩地流动。 　　涅克拉索夫就正是这种为祖国、为理想和信念而不懈斗争的诗人。 　　在《大门前的思索》一诗中，涅克拉索夫充分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呼唤斗争的心情。随着地主权贵的丑行被层层揭露，看到被奴役人民的生活惨状，涅克拉索夫深情地呼唤着人民： 　　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苏醒？ 　　难道你还要服从命运的法则？ 　　难道你所能做的都已完成？ 　　难道你创作了一支宛似呻吟的歌曲，而灵魂就永远沉睡不醒？ 　　在《叶廖穆什卡之歌》里，作者不再是一个思考者，而是一个鼓动家的形象。这首用歌谣的形式写成的诗，饱含渴望战斗的激情，音韵优美，朗朗上口，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诗人口号便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1861年，涅克拉索夫曾为“解放农奴”而作过一首献给农民的诗——《货郎》。全诗通过“货郎”游历的经过，说明了“改革”没有为农民带来任何转机，而只是一场骗局。作者认为，只有重新站起来同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才可能最终使人民摆脱无权和贫困的状态。 　　《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一首“劳动”颂歌。在诗中，作者通过一位俄罗斯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反映了自己关于生活、关于俄国社会的思考。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了一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典型”，这就是诗中的主人公达丽亚。她身上的所有美德，都是与劳动分不开的，在对达丽亚的赞美中，充满了作者对劳动者的崇敬。 　　《铁路》（1864）也是一首赞美劳动者的诗篇。该诗通过描写铁路修建的过程，歌颂了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劳动人民。 　　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涅克拉索夫以更高的热情写下了几部叙事长诗，即：《祖父》（1870）、《俄罗斯妇女》（1872—1873）、《同时代的人们》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等。《俄罗斯妇女》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赞扬了一群“俄罗斯妇女”献身正义事业、追求崇高理想的高贵品德。长篇讽刺诗《同时代的人们》揭示了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各种丑陋习俗的可怕画面。 　　涅克拉索夫一生都在以创作和革命活动为时代服务、为人民呐喊。直到临终，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将“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谁如果要为这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 　　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逝世。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是一部以农民为中心位置的史诗。它耗去涅克拉索夫十四年的时间，倾注了涅克拉索夫的全部情感和心血，包容了俄国社会整个的生活真实，是一部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篇。 　　长诗以七个农民在路上相遇、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开始。为寻求答案，他们厌弃工作，饮食无味，甚至”背井离乡”地去漫游全国，寻找“过好日子”的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通过七个农民的所见所闻，尖锐地揭穿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实质，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所受到的新的剥削，表现了农民的觉醒。 　　诗人在诗中表现了农民所受的屈辱。七个寻找真理的农家汉子要去寻找的幸福之地只是“不挨鞭子省，不受压榨乡，不饿肚子村”。而现实却给他们以否定的回答，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处忍饥挨饿，挨打受气。过去他们受地主的剥削，现在他们还要受到资本家、商人的剥削。在揭示俄国农民所处的悲惨境遇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表现了农民心中对剥削者的仇恨，预言了他们的愤怒总有一天会爆发： 　　每个庄稼汉的心，是黑乎乎的一片乌云，多少怒火，多少恨！ 　　本应当雷火往下劈，本应当血雨往下淋。 　　在涅克拉索夫的这首长诗中，还有正在觉醒的农民的形象，如萨威里、阿嘎普等，在他们的身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和智慧，感受到了他们愤怒的激情和正在觉醒的反抗意识。 　　叶密尔·吉铃、玛特辽娜·吉莫菲芙娜是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的两个优秀妇女形象，她们善良、勤劳、对统治阶级充满深深的仇恨。玛特辽娜忍受着繁重的劳动、生活的贫困和丧子之痛，仍然顽强地同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在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杜勃罗斯克诺夫身上，涅克拉索夫看到了解放运动胜利的希望。在格利沙编写的歌词《俄罗斯》中，涅克拉索夫表达了要过“好日子”，只有用斗争去争取的思想： 　　为了被压迫的人，去斗争，去劳动，站在他们一起，走向被侮辱的，走向被欺凌的，—— 　　那里需要。 　　这首歌词充分反映了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战斗精神和自觉投身革命的强烈意识。这首长诗也成了比以往的文学作品更贴近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 　　长诗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风格，它运用了民歌的形式，民间口头文学对人物的设计方法，语言生动鲜明，充满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朴实、幽默、机智和诗意的气息，在艺术形式上反映了作者试图贴近人民群众的创作思想，保持了内容的一致性，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涅克拉索夫的诗一改过去的书卷气，在形式、题材、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一代诗风，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将俄国的诗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章　十九世纪后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形成的时代。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不仅出现在反资本主义制度、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行列，也出现在作家队伍中。他们的出现，标明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开始。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这场不彻底的改革也在俄国留下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农民们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产业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断进行自发的斗争。这一时期，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一场有农民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以“到民间去！”为口号的民粹派运动。他们站在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沙皇专制和地主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堕落和倒退，并认为，只有回到俄国农村的“村社”，才能使农民既摆脱贫困，又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侵害。他们幻想走俄国的村社道路，避开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且必将取而代之。1874年，大批进步青年满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到农村宣传反抗沙皇专制和地主剥削的主张。后来，很多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他们提出把土地平分给农民以及实现“村社”的完全自立等要求。后来他们又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人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取个人恐怖行动。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种个别的恐怖活动根本无助于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统治，俄国历史上又一个“停滞”时期开始。 　　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相当复杂。有主张坐山观望的，也有宣传“道德自我完善”的。就在这时，民粹派中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薇·伊·扎苏里奇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1883年，他们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1895年，列宁领导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七十、八十年代，批判现卖主义仍是俄国文学的主流。除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这些老作家仍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作，文坛上还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即“七十年代小说家”，如纳乌莫夫、扎索季母斯基、兹拉托夫拉茨基等。柯罗连科和契诃夫也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文坛。 　　这个时代，文学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短小精焊的特写、中短篇小说的兴起，而长篇小说的形式日益受到冷落而走向低潮。在七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托尔斯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少年》、《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谢德林的《戈洛夫廖一家》等名著，这个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长篇小说繁荣的“最后十年”。中短篇小说是应时代需要文学快捷作出反映的要求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名篇有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列斯科夫的《左撇子》、　《巧妙的理发师》；谢德林的《童话集》。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也是该时期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斯科夫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和抒情气息，他以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情节曲折、语言简洁而生动、且富有幽默感著称，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以写神职人员的生活风貌填补了俄国文学中这一题材的空白。90年代，俄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新作家，如亚·谢·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维·维·魏列萨耶夫（1867—1945），亚·伊·库普林　（1870—1938）、伊·阿·布宁（1879—1953）等。无产阶级的大文豪高尔基的创作也始于此时，他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暴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黑暗，充满了为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浪漫主义激情。其代表作有：　《阿尔希帕老爷爷和廖恩卡》（1893）《切尔卡什》（1895）、《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福玛·高尔杰耶夫》（1898—1899）、《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贪婪和丑恶，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叛逆精神，歌颂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英雄性格。 　　高尔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即将诞生。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他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他一生饱受贫穷、疾病和流放的痛苦折磨。在他的作品中，包容着他对社会深刻入微和观察和分析、充满着紧张的思想探索和激烈的内在矛盾。他的小说代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他也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心理刻画才能被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身在莫斯科一位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军医，后来才获得贵族称号，他的母亲是一位商人的女儿。在思想保守的宗法式家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他的童年。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私立寄宿学校学习，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18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因酷爱文学，他很快离职当了职业作家。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地位低微的公务员杰弗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的通信，表现了他们间真诚的爱情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杰弗什金是个软弱、安于天命的“小人物”，他对现实的不公平充满了愤懑，但又无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瓦莲卡不受伤害，最后只能在穷困和屈辱中度过一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被别林斯基称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双重人格》是继《穷人》以后的又一部作品，发表于1846年。小说运用幻觉想象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性格怯懦、忧心忡忡的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性格分裂和病态心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小人物”既不甘于现实的处境，又无能力和勇气抗争的矛盾心理。继《双重人格》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着力于对人物本性和心理矛盾变化的刻画，反映了不同性格的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去尊严、备受凌辱的痛苦和挣扎。在这些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心理分析才能已日渐展露出来。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别林斯基。这对他此时的创作思想颇有影响。四十年代末，他又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于1847年加入了反农奴制的秘密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个小组的成员一起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犯之一，因在集会上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及筹办秘密印刷所被判处死刑，临刑时又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自1849年4月被捕至1859年底获准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苦役中度过整整十年。 　　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和健康。在这期间，由于长期脱离俄国革命中心，他开始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也动摇了他过去所持的恶非人之天性的信念，认为要克服人身上那种“刽子手的特性”，只有通过基督的理想才能实现。自此，宗教思想和感情便不断地渗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中。 　　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哥哥米哈依尔创办了《当代》（186—1863）和《时代》（1864—1865）月刊，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认为俄国人民的“根基”是信奉上帝和沙皇，因此，应该由此出发使社会各阶级和解，在君主和教会的庇护下团结一致，而不应像西欧那样，用革命和暴力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他指责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中艺术应有进步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　《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死屋手记》（1861—1862）和《地下室手记》（1864）五部小说。其中后三部较著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是一部再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长篇小说，但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堕落的主题。小说叙述了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凶狠的个人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破坏了工厂主史密斯和小地主伊赫曼耶夫两个家庭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娜塔莎和涅莉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的形象，向社会发出强烈的诅咒，但作者在他们身上又同时注入了逆来顺受、消极忍让的思想。《死屋手记》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写出的长篇小说，它以回忆，随笔、特写等手法，描绘出一幅俄国沙皇统治下阴森恐怖的牢狱之图。在这些处境可怕、身心备受摧残的苦役犯中，大部分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多数是善良、纯朴、虔诚的人，也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和最强有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的犯罪反映了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他们的毁灭，是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控拆。《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哲理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主人公是“小人物”的消极变种。这个退休的小官吏一生受尽欺凌，在报复无能的情况下，只好蜷伏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进行一番道德的自我净化。这一形象后来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派争论的焦点。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米哈依尔相继病故。虽然　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他却承受着债务和疾病的双重折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崇拜他的速记员安娜·斯涅特金娜悉心的照顾和无私的爱。他们于1867年结为夫妇。自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必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1867—1871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两次偕夫人出游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地。与上层反动政客的交往和同革命民主派人士的接触，使他思想上又经历了一次矛盾时期。 　　《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便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白痴》描绘了农奴制废除以后彼得堡的社会生活。传统的生活准则被抛弃了，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现实，思想道德失去了平衡，在矛盾冲突中，他们各自追寻着生活目标。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的命运悲剧，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本质。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新兴的资产者。他虽然善良而有理想，但他那基督式的爱也无法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群魔》是一部探讨政治问题的小说，它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上消极的一面。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被作者视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则，这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60年代到70年代的俄国革命缺乏历史和客观的认识。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充满了作者对社会现实、俄国的未来以及人类的命运等深刻问题的哲学思考。小说围绕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故事，揭示了性格各不相同的一家人充满矛盾、仇恨的畸形关系，是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老卡拉马佐夫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贪婪、暴戾、冷酷和无耻这一切人类社会肮脏的德性。长子德米特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作者最终让他通过痛苦的忏悔，达到了精神上的复活和自我完善。次子伊凡先是个崇尚理性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历史上只看到暴力和奴役，所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理想，而成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作者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卡拉马佐夫气质”的药方，无疑又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矛盾，是他一生创作思想的总结。 　　188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病逝。 　　《罪与罚》（1866）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问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小说以紧张、惊险的情节，描写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由犯罪到最终受到惩罚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个故事，对贯穿小说始终、大学生所信奉的“理论”进行论证，讨论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是个善良、聪明而性格有些古怪的人。贫困和不公平的现实使他酝酿出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将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他计划并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可他的行动并没有使他的思想矛盾得到解决，相反却让他陷入更加激烈的内心斗争的漩涡中。作者在书中对拉斯哥尼科夫“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并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残酷和不人道，在本质上，这种“为所欲为”的理论与卢仁所奉信的公开杀人抢劫的行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明，以反抗贫困、奴役出发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招致自身的毁灭。索尼娅是解救拉斯柯尼科夫的“药方”，她善良、虔诚、富有牺牲精神，是人为苦难的象征。她认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基督那苦难和爱的精神中获得“新生”。显然，这“良方”是不能将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它在强大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尼科夫的犯罪归咎于他受到虚无主义（指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表明他对革命的认识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罪与罚》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还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为人们所重视。小说中那些刻画人物心理的篇章，充分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艺术才能。他利用了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下意识等手法，揭示出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被誉为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在他所营造的充满悲观、孤独、病态和神秘的氛围中，人们看到了小说艺术殿堂中一朵独自开放的奇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反对社会革命的矛盾。他崇尚基督精神，但忍耐和顺从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力的。俄国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对他的评价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的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作为一个人，作为　‘世界和人们的裁判员’，他很容易被认作为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 　　第三节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　（1828—1910）是俄国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的创作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他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巨著，已成了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托尔斯泰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产义发展的初期，他的作品概括了农奴制改革后至1905年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全部，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出身在图拉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在他不满十岁时，已先后失去了父母。在远亲塔吉亚娜·叶尔戈利斯卡娅这个善良人的照料下，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1841年，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学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对道德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他进行了改革，但因农民不理解他而失败了。1851年起，托尔斯泰开始在高加索服役，曾参加过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段军旅生活，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也为他今后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服役期间，托尔斯泰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写下了《童年》（1852）和 　　《少年》（1854）两部自传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等。前两部小说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内向而好思考的贵族小孩的形象。《塞瓦斯托波尔》以克里米亚战争为素材，描绘了作者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 　　1855年底，托尔斯泰回到了彼得堡，在接触革命民主派人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拥护他们自上而下改良社会的主张，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立场。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自传三部曲之三《青年》，还创作了短篇《暴风雪》（1856）和中篇《两个骠骑兵》（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　（1856）。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作品中，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年青地主在领地实行改革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俄国乡村的落后景象和农民们的艰难的生活，客观上反映了废除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 　　1860年前后，托尔斯泰曾两次出游欧洲，考察那里的社会现状和教育情况，但其结果令他很失望。两次出访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托尔斯泰将目光再次转向俄国的传统文化，促使他重新在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中篇小说　《哥萨克》和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作品。《琉森》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现象。《哥萨克》写一个青年军官厌弃了城市文明，在纯朴的哥萨克农民中寻找生活理想的故事。但他最终因无法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只好再度离去。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托尔斯泰看到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也促使他重新思考人民群众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1864至1869年间，托尔斯泰创作了卷帙浩繁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随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时翔。 　　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走访贫民区、监狱、法院和教会等地，还积极参加了救济灾民的活动。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革命声势的日益浩大，最终使他的世界观由自由派转向了宗法制观念。回到庄园以后，他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参加体力劳动，决心和本阶级决裂。 　　八十至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1863—1885）、《伊万·伊利奇之死》（1884—1885）、《克莱采奏鸣曲》（1891）和长篇小说《复活》等。这些作品仍然多以俄国农村为背景，表现资本主义对宗法制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复活》，它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总结。因为这部小说讽刺、揭露了官方教会的黑暗，托尔斯泰于1901年被东正教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晚年，托尔斯泰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剧本《活尸》（1900）、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等。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仍一再著文抨击沙皇政府的虚伪和残酷，抗议他们对人民的镇压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导致了托尔斯泰与家庭的格格不入。为了实现“平民化”的宿愿，1910年10月28日，经过长期激烈思想斗争的托尔斯泰终于悄然离家出走，完成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彻底背叛。十天以后，托尔斯泰因患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度过一生岁月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农奴制改革以后托尔斯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间矛盾的结果。它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近二十年间这一完整的历史时代，着重歌颂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达到了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为“整个历史时代、人民运动和民族斗争的复现——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民”。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别祖豪夫和保尔康斯基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在1812年卫国战争的庞大背景下，展现俄国城乡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几乎涉猎了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等。 　　首先，托尔斯泰突出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托尔斯泰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正义的卫国之战唤起了全体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拿破仑入侵俄国起，在波罗金诺大会战、莫斯科撤退、莫斯科大火、俄军反攻等数次战役中，到处洋溢着人们同仇敌忾、勇于为国捐躯的气氛。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托尔斯泰笔下，爱国主义战争还能改变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安德烈、彼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中。安德烈是个典型的贵族军官，战争以前他也是个追求功名的人，但在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在跟着普通士兵同命运、共患难的生活中获得了对生命的新认识，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彼尔是个拥有大笔遗产的贵族青年，但他善良正直，与爱伦的结合为他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脱离开个人生活的圈子，在战争中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农民士兵普拉东那种逆来顺受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对彼尔深有影响。在“普拉东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托尔斯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托尔泰主义”　（即“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最早体现。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最生动最迷人的少女形象。她虽经过与安德烈订婚、受阿纳托尔的诱惑、识破库拉金的面目、与安德烈的破裂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在战争中仍出于本性地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这些乡村贵族的形象，作者突出了贵族阶级先进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作者对地主贵族阶级仍是抱有幻想的。 　　《战争与和平》交融了不同时空的社会生活场面，集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诸多体裁为一体，人物虚实并存，情节层次复杂，将叙事的冷静、抒情的诗意和激烈的政论巧妙结合为一体，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心理分析，构制了一幅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历史画面，其艺术成就令后世的作家叹为观止。 　　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的巨变迅速而敏锐地反映到了道德、家庭等方面。《安娜·卡列尼娜》正是这样一部表现妇女感情的觉醒和解放的作品。作者立意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但经过不断探索，这个故事演变成了一部揭示农奴制改革后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爱情、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等各方面问题的社会小说。 　　小说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又相互交错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作者通过这条线反映旧家庭基础的伦理道德准则在社会变革后所受的冲击，深刻揭露了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渥伦斯基为代表的军人集团所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他们无情地扼杀和戏弄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是列文一吉提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经历。作者通过列文这个拥护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的精神追求，反映了自己复杂、矛盾的社会道德观念。列文是个典型的好地主形象，他忠厚、热情、善于思索和有一颗“黄金一般的心”。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他惶恐不安，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好意，在田庄进行了改革，但农民的不理解和地主农民间本身所存在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导致了列文的失败。虽然作者安排了一个宗法制老农的形象以使列文解脱精神上的矛盾，但列文最终依然是个正在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者形象。在他的苦闷和追求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变化前后的内心矛盾。 　　安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托尔斯泰塑造的又一个生动的妇女形象。她漂亮、聪明、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她代表着新的道德观念，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大胆地同卡列宁所遵循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礼教进行了抗争，在社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她虽然失败了，但她仍表现出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由封建宗教意识而产生的负罪感、羞耻心以及渥伦斯基的背叛，最终使她这个将爱情视为生活唯一内容的贵族妇女走上了绝路。她是不幸而又无罪的。 　　《安娜·卡列宁娜》以其反映生活的广阔和深刻，营造出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激荡不安、迷茫怅惘的时代气氛。小说的情节结构集中，对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更是细腻入微，创作上多采用对比的手法。“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更增强了。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长斯艺术探索的总结。小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撕下了贵族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小说根据一个真实的生活事件写成。它由描写一件冤案开头，对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庭、监狱、教会等国家机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玛丝洛娃是一个“半养子、半家奴”的孤女。她三岁时死了母亲，被地主收养。刚长大成人时就遭贵族少爷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屈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她相遇，并认出被告正是自己过去奸污过的少女。他忽然“良心发现”，并开始为解救玛丝洛娃四处奔走，最后竟毅然放弃自己贵族身份的架子随玛丝洛娃一起流放。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深深地打动了玛丝洛娃，最后她原谅并爱上了他。小说以精神上复活的玛丝洛娃为不连累聂赫尔留夫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的结合告终。 　　监狱和教会，是托尔斯泰批判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监狱的描写，托尔斯泰彻底暴露了俄国法律草菅人命的罪恶本质。如托尔斯泰所说：“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对俄国的监狱，托尔斯泰又说道：“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真正的公民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而官办教会，则是用教义来麻醉人民以达到统治目的的又一手段，貌似神圣的宗教活动只是教士们勒索钱财、养家糊口的生活手段，他们所宣传的信仰，只是为残忍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到处说情的过程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和凄惨的景象。 　　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是对整个剥削阶级的控诉。她曾经是个道德纯洁、天真朴实的少女，是聂赫留朵夫自私虚伪的贵族本性改变了她的生命、命运。小说中怀孕的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追赶火车的情景有力地谴责了聂赫留朵夫的冷酷和无情。作者描写了此时玛丝洛娃的悲愤心情：“他，在灯火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可以说，聂赫留朵夫是逼迫玛丝洛娃堕落的第一个人，因为她从此已不再相信纯洁的道德原则了。在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者还突出表现了“复活”的主题，描绘了他们从纯洁到堕落，又由堕落走向精神上新的“复活”的过程。在玛丝洛娃的“复活”过程中，政治犯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很快地接受了他们“反对上层人”的思想，并导致了她最后同西蒙松的结合。“复活”以后的玛丝洛娃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少女了，她已成了一个富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新人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他见到不幸的玛丝洛娃后受良心的谴责开始的，他对玛丝洛娃的帮助带有浓厚的赎罪色彩。但随着他四处奔走，接触了社会许多方面的黑暗以后，他最终将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了对整个统治阶级罪恶的认识，他的同情心也由对玛丝洛娃一人扩展到了对整个劳动阶级。“复活”的结果，使他彻底否定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并全身心地站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真实和客观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更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从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变的心理活动来挖掘人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注重描绘心理过程本身、准确捕捉千变万化的内心活动的手法，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这种写作手法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奥秘，就如“一个人的思维的内在运动图案”，使人们看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伸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的”。这种手法至今为许多作家所借鉴。托尔斯泰也是一位语言巨匠，他的语言朴实、浑厚、流畅，在不同的情节中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的出现将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列，也为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以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第四节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在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被人们誉为艺术上的“革新家”。 　　契诃夫生活在农奴制最黑暗和1905年革命的前夕，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充满了对旧生活的批判，更弃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的创作在继承前辈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的祖先曾是农奴，到他祖父时才用钱买得了全家人的自由。在贫穷的家中，和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契诃夫度过了并不愉快的童年。15岁时，他的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读书。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他开始在各地行医。行医生涯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扩大了他观察生活的视野，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契诃夫在中学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酷爱戏剧。在大学期间，他就以安东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蜻蜓》、《蟋蟀》等幽默杂志上发表作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又迫于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肤浅、缺乏思想深度和迎合时尚的倾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如《在剃头店里》（1883）。1883年以后，实诃夫发表了一些优秀了短篇小说，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勋章》、《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等。在三千余字的《变色龙》中，作者讽刺了巡官奥楚梅洛夫这个虚伪奉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形象。当奥楚梅洛夫以为咬了赫留金手指的那条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小狗并处罚它的主人；但当他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时，立即额头冒汗，全身哆嗦。作者通过一个人对狗的态度的转变，讽刺了巡官那种“变色龙”的本性，人们可以从这个笑话里，感受到许多残酷和丑恶的东西。《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则借一个愚昧的沙皇军警的形象抨击了农奴制制度。在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个虽出身低微、但却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作品中，作者也多有对“小人物”的描写，但作者除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软弱无力、失去自尊、卑躬屈节的指责。《在钉子上》就表现出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厌恶。对“小人物”这一主题的挖掘在契诃夫后斯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八十年代中翔，契诃夫对俄国现实的不满加剧，他的作品中开始有了一些表达下层人民悲哀与不幸的“严肃”作品。《哀伤》（1885）、《苦恼》（1886）、《音尔师》（1885）和《牡蛎》（1884）、《万卡》（1886）等，其中，以《苦恼》和《万卡》为其代表作。在这一阶段，契诃夫于1890年抱病对库页岛　（萨哈林岛）考察是他该时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萨哈林岛这座远东的苦役犯流放地，契诃夫目睹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灾害，使他在最阴暗的地方加深了对沙皇政府本质的认识，促使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产生了动摇。《第六病室》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对一所精神病院和病室里的各种弊病的描写，表现了俄国就是一座精神病院、一座大监狱的主题。“疯人”格罗莫夫就是其受害者之一。他本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与“健康人”拉京医生相比，他更善于思索，更有判断力，而不正常的社会却将他视为“疯子”，关进监狱似的“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形象是格罗莫夫的补充。《苦恼》是一篇充满忧伤情绪的抒情短篇小说，它叙述了一个失去儿子、整日劳累仍无法维持生计的马车夫向老马倾诉自己悲苦的情景。这个虚构、近乎荒诞的故事，比现实生活更强烈、更典型地揭示了沙皇俄国的冷酷现实。 　　1886年，契诃夫以自己的真名发表了《好人》、《在途中》两篇小说。在这两篇小说中，出现了积极进行思想探索的知识分子形象，摆脱了过去那种轻松的诙谐、滑稽的因素，表明了契诃夫的创作已开始走向成熟。在这个时期，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乞丐》、《相遇》、《哥萨克》（1887）、《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仇敌》（1887）和中篇小说《草原》、剧本　《伊万诺夫》（1887）以及从萨哈林群岛来后创作的《萨哈林岛》（1893—1894）。在这一时期，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他的《草原》充满浓郁的诗意，被人们誉为描写自然景色的杰作。 　　九十年代，契诃夫除小说外，还写了大量的剧本，为俄国的舞台带来新的活力。他的创作在这时已更富有时代气息，在继续挖掘农村生活的题材外，他还写作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探讨知识分子的出路和祖国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作品。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出诊》（1898）、《农民》（1897）、《姚尼奇》、《醋粟》（1898）、《在峡谷里》（1990）、《套中人》（1898）和剧本《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　（1897）、《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农民》和《大峡谷》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我的一生》、《出诊》等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工厂里劳动者整日劳作却忍饥受寒、而少数人游手好闲却占有着大量财富这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从客观上说，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　《套中人》将“小人物”的悲剧推向了极其典型化的程度。“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个顽固、保守、束缚自己也禁锢别人的人，他把一切都装进“套子”里，是黑暗、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他表现了八十年代俄国那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 　　剧本　《海鸥》是契诃夫对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索。女演员尼娜经过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最后懂得了艺术家的使命。作家特里戈林因对未来的悲观思想而放弃了自己追求的艺术。而青年作家特里勃列夫因为缺乏信仰，最后只能导致自己的艺术革新失败。《万尼亚舅舅》则描写了知识分子阶层中小人物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万尼亚舅舅和他的甥妇索尼娅虽然辛勤工作，却没有崇高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最后变得十分悲观和消沉。《三姊妹》是契诃夫创作于1905年革命前夕的作品，它通过三姊妹的命运和性格冲突，表现了“美被无辜毁灭”的主题，在该剧中，契诃夫还表达了主人公不满现实，向往新生活的情绪，但因为他们找不到实际斗争的方法，所以，他们的议论多是空洞的。在契诃夫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樱桃园》中，这种对“新生活”的呼唤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丰富的生活内容，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真实的而又巧妙的艺术细节，抒情而有诗意的情绪气围，是契诃夫艺术创作的显著特点。他往往用最经济的笔墨、最巧妙的细节构思、最有感染力的气氛，勾勒、烘托出一个鲜明而又意义深刻的场景或形象。他的名言“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已被许多作家奉为艺术创作的原则。 　　契诃夫晚年病魔缠身，创作时时中断，1904年6月，契诃夫病情恶化，7月15日在德国的巴敦维勒逝世。 　　《樱桃园》这是契诃夫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杰作。剧本描写了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拍卖樱桃园的故事，反映了旧的制度必将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这一主题。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是地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很善良，但他们身上的地主阶级恶习却使他们在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必然失败。因为他们除了过挥霍享受、寻欢作乐的寄生生活外，已没有什么创造能力了。陆伯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具有资产者精明、强干、精力充沛、讲求实际而又冷酷无情的特点。他最后买下了樱桃园并砍伐了象征贵族统治的庄园。在青年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安娜的身上，契诃夫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他们充满朝气、充满理想，在砍伐声中快乐地告别了旧生活，以信心和勇气投向新生活的怀抱。在“你好了新生活”的欢呼声中，饱含着契诃夫对革命、对光明未来的呼唤。 　　契诃夫在戏剧方面的革新与在小说创作中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是一致的。他的题材往往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剧中人物也是平常的，在情节设计上，它没有传统戏剧中的冲突和高潮，情节发展平稳，但就在这种平静的、有着浓郁的抒情和象往意味的情节发展中，却透露出了人物性格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绪。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探索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剧本的排演中，契诃夫与著名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他们所建立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体系对当代的戏剧艺术发展仍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以短篇体裁创作为主登上世界文坛高峰的人，而他又以他那具有独特风格的戏剧作品，成为世界著名的剧作家。 　　第五节　民粹派文学 　　民粹派文学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与民粹派运动同时出现，它是民粹派作家们在直接观察人民　（指农民）生活后，创作出的反映民间生活（农民生活）的作品。它是在一定的政治主张下所进行的文学实践。 　　民粹运动是七十至八十年代席卷全俄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它的动力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也包含着斯拉夫主义、宗教情绪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众多的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与自由社”（1876），其主要成员有米哈依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879年，因意见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重分社”这两个组织。其分歧的焦点在于政治斗争是否要采取恐怖手段这一问题。“民意党”认为恐怖能为革命开辟道路，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就是他们的壮举。“到民间去”是民粹派运动中最有意义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民粹派手足无措，他们回过头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现想化，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他们视作为群体的农夫为崇拜对象，农民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希望、骄傲、怜悯、悔恨、艺术偏见和革命理想所寄托的唯一目标。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依靠俄国的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民粹派的成员们纷纷走向“民间”，去乡村或工厂。民粹派还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试图通过他们在民间的宣传和启发，号召农民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 　　在民粹派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了民族文化的繁荣，绘画中的“巡回画派”，音乐中的“强力集团”，都是民粹主义思想贯彻到人们生活和艺术创造中的反映。 　　民粹派作家们将文学行为理解为“为民众”，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学能够表达他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能激励人们起来革命。他们的作品总是以批判的态度观察社会，去描写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特写是民粹派作家运用得最多的一种体裁。因为特写能够真实地表述生活中作家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体验到的情感。 　　民粹派作家的代表人有：格·乌斯宾斯基，尼·伊·纳乌莫夫、巴·符·扎素季姆斯基、尼·尼·兹拉托夫拉茨基、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等。他们的作品以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为主，其表现的对象是农民或进步的知识分子。 　　尼·伊·纳乌莫夫　（1838—1901）是民粹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西伯利亚。他的作品中有揭露富农、商人和官僚剥削阶级压迫农民的《农村小商》　（1871）和短篇《机灵的女人》（1872）。在这些作品中，鱼商、小店老板成了新的剥削者，作者认为只要把这些人消灭了，天下就太平了。在纳乌莫夫的笔下，与剥削者进行斗争的结果只是失败。如《农民的选举》中，贝奇科夫本来率农民同富农斗争，结果他自己被逐出了村子。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农村公社的统计》（1873和《受迫害的人》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很真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民主主义倾向。 　　巴·符·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是重要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代表作品　《斯摩林村的编年史》（1874）表现了农村中贫富对立、阶级分化和村社的毁灭。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富农，但他们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受尽了富农的剥削，他们为富农做工，然后用高价在富农开的店铺买日用品，直到花掉最后一个戈比。季米特里发动大家和富农斗，最后自己却遭富农的陷害，当他被捕入狱时，富农却把他所经营的一切据为己有。在作者笔下，季米特里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走村社的道路是不能彻底解除农民的痛苦的。 　　格·伊·乌斯宾斯基　（1843—1902）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作品并没有将“村社”理想化，并从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分化、个性的觉醒这些方面反映农村生活。在《农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等作品中，他还揭示了农民非但没有集体主义，而且还有自私的本性。在农村里，资本的权力逐渐代替了土地的威力，他描绘了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描绘了他们是如何把一切变成商品的。《遗失街风习》（1866）是乌斯宾斯基的成名作。它通过细致的勾勒，将遗失街的全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有的人在受着苦，有的人在发着财，遗失街上的一切仿佛都已被扭曲、被毁灭了。这部特写集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人物性格，是一部难得的写真集。 　　乌斯宾斯基曾在七十年代几次出国，亲身观察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都表现在他那本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特写集《罪孽深重》中。在这本集子中，乌斯宾斯基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形象。他践踏着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制造种种垃圾。作者在书中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进行了人格化的描写。 　　七十年代末，对资产阶级文明彻底失望的乌斯宾斯基将自己的生活同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他从国外回来后便迁居诺夫戈诺德省沃尔霍沃的丘陵村。1878年，他还在农民放款储蓄公司当过会计。1881年，他在楚多沃车站附近的夏布连村定居下来，长期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进行观察。 　　乌斯宾斯基将宗法制的封闭的农村视为崇拜的偶象，而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洪水猛兽。这表现在他的《农民和农民的劳动》一书中。 　　乌斯宾斯基同别的民粹派作家一样，将村社视为未来的希望。在他的作品中，他竭立宣扬村社的群体精神。 　　乌斯宾斯基的作品体现了俄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民粹派的幻想的冲突。他的作品对柯罗连柯、高尔基都产生过影响，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独特风格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