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东欧文学简史　（下）

　　保加利亚文学

　　九至十八世纪文学

　　保加利亚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七世纪时，古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在这里建立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立东正教为国教。十世纪末，王国遭到拜占庭入侵，十二世纪末，国王阿森领导人民推翻拜占庭的统治，建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十四世纪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入并占领保加利亚全境。从此，保加利亚国土沦亡近五百年之久。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保加利亚历史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期。

　　在古代，斯拉夫人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化和书面文学的发展。九世纪时，基里尔、麦托迪兄弟创造了斯拉夫文字，写作了《谈话录》和《正确信仰论》，成为保加利亚书面文学的开端。基里尔字母的广泛流传，也促进了斯拉夫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中古保加利亚的书面文学基本上是宗教文学。教士们创作了大量的训诫词、祷文、赞词、圣徒传记、政论等。但也有的作品具有世俗生活的内容。如克利门特·奥赫里兹基的《哲学家基里尔赞》和《基里余、麦托迪赞》、切诺里泽茨·赫拉贝尔的《谈文字》等，赞颂了基里尔兄弟的历史功绩。

　　与正统宗教文学存在的同时，“经外文学”与波戈米尔文学也发展了起来。“经外文学”指与《圣经》有关而又偏离《圣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把圣经故事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揉合在起，曲折地表现了人民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如《亚当夏娃外传》描写了人类始祖被逐出天堂后的悲惨遭遇，曲折地反映了中世纪劳动人民的苦难，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圣母游地府》描写统治者、富人和教士因在人世间的恶行而在地府受到种种酷刑的折磨，表现了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的憎恶。

　　土耳其人灭亡保加利亚后，推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同化政策，保加利亚民族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这一时期，反对土耳其的民族压迫，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争取本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存在的权力，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如帕特里阿赫·埃夫提米的《伊凡·里尔斯基传》详述了圣徒里尔斯基为反对拜占庭统治而殉教的事迹，并歌颂了国王阿森驱逐拜占庭人、光复祖国的历史功迹；格里戈里·察布拉克的《埃夫提米赞》歌颂了埃夫提米在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战斗中被俘后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波普·佩尤的《格奥尔吉·索非斯基传》和马特依·格拉马蒂克的《尼古拉·索非斯基传》，分别写一金匠和鞋匠因拒不信仰伊斯兰教而被土耳其人活活烧死和用石头砸死的惨剧，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英勇行为和爱国精神。

　　十八世纪后半期，随着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应运而生。它们的先驱者是希伦达尔斯基和弗拉查斯基。

　　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1722—1798）于　1762年写成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不仅是一篇闪炼着民族复兴思想火花的政治宣言，也是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诞生的里程碑。书中提出了民族的教会、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国家的口号，鼓舞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求得民族的自主、自立与宗教、文化、教育和经济上的解放。他所提出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要求。这部史书语言通俗流畅，具有文学价值。

　　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1739—1814）的自传体回忆录《罪人——索弗罗尼的生平与苦难》，以十八世纪末的社会动乱为背景，描写了自己所经受的屈辱和苦难，揭露了土耳其统治者、希腊教士和本国财主的罪行，歌颂了弗拉查地区人民揭竿而起的反抗精神，是一部倾注了民族复兴思想的启蒙作品。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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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急剧衰落的时期。1838年西方各国强加于它的不平等通商条约，进一步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土耳其在与沙俄之间的多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促使了它的附属国相继脱离它而独立。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与腐朽的土耳其封建专制制度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推动着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终于导致保加利亚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分离。当法、奥、匈、捷诸国的资产阶级于1848年发动一场硝烟弥漫的街垒战的时候，保加利亚农民正在巴尔干山区举行有组织的武装暴动。这是因为保加利亚处在异族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下，也是由于它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1853—1865年的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拉科夫斯基、卡拉维诺夫等人在罗马尼亚建立革命领导机构，组织革命武装，多次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国土，发动武装起义，其中，以1876年4月的起义规模最大。这次起义它动摇了土耳其统治的基础。1877年沙俄再次对土耳其宣战，1878年俄土订立和约。由此保加利亚获得自治地位，取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保加利亚独立之前，随着反土耳其斗争进入高潮，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空前地繁荣起来。新的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以前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它无论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飞跃的发展，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文学的重要作者，如拉科夫斯基、卡拉维洛夫、波特夫等都是在国外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战士，又是民族解放斗争新文学的创作者；第二，新文学是为宣传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而创作出来的。它反映的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热生活，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民族解放斗争的正面人物形象；第三，作品从宗教文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逐渐地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有些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结合。第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体裁与样式。近代意义的诗歌、中短篇小说、戏剧、杂文、寓言等逐渐产生。报纸杂志的创办和文学书籍的发行，使新文学获得了有效的传播工具，扩大了读者范围和政治影响。保加利亚文坛呈现出姹嫣红的局面。

　　2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产生新的诗歌。诗歌的创作者大多是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学者与作家。如尼奥菲·鲍兹维里、尼奥菲·里尔斯基、瓦西尔·阿普里洛夫、彼得·贝朗、伊凡·鲍戈洛夫、米拉丁诺夫兄弟、纳依登·格罗夫等。他们的诗作歌颂了祖国光荣的历史和人民的战斗精神，缅怀了早先的启蒙思想家，表现了人民对土耳其统治者及希腊教士的愤恨。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却是新文学的胚芽。十九世纪中叶，诗歌创作开始繁荣。诗歌题材以反映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重要诗人有：

　　多布里·钦图洛夫（1823—1886）是民族复兴时期第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许多诗在民间流传。名诗《起来吧，巴尔干的勇士！》号召人民摒弃逆来顺受的奴隶思想，唤起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狂风呼啸，巴尔干回响》、《你在哪里，永世不渝的人民的爱！》等诗，以巨大的热情号召人民与异族统治者浴血奋战，是六十年代人民斗争的战歌。

　　格奥尔吉·拉科夫斯基　（1821—1867）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始者与组织者。他在领导革命的同时从事民歌的搜集整理和诗歌创作活动。他的长诗《森林的旅客》　（1858）凝聚了他在巴尔干山脉组织武装斗争的生活体验，真实地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前后国内的反抗运动。它描写的是德拉戈依等一群青年农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到巴尔干山去当海杜村　（反土游击队员）的故事。长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色彩对革命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佩特科·斯拉维科夫　（1827—1895）是著名的启蒙学者和诗人。六十年以后的诗作体现了“一切为人民”的精神。《英雄好汉》等诗表达了自己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在《致不幸的兄弟》、《在农村》等诗中，倾注了对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在《高楼大厦》中他慨叹社会的不平：“穷人劳作不分昼夜”，富人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诗人还写有许多讽刺大资产阶级贪婪、欺诈、残暴与媚敌的讽刺诗。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长诗。以《贝洛诺加的泉水》（1873）艺术成就最高。它描写农村姑娘格尔干娜与小伙子尼科拉真诚相爱。一次，她偶然被苏丹大臣看中，大臣妄图将她诱入宫廷中。但大臣的甜言蜜语和威逼利诱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诗人通过她的形象歌颂了保加利亚劳动妇女的美德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她的形象富于浪漫色彩，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家兼著名诗人。他生于一个进步的教师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开始作写诗歌。他最初的诗歌《致母亲》、《致兄弟》倾诉了身在异国的孤独和对祖国亲人的怀念。1866年因思想激进受沙皇政府迫害，中途辍学。回故乡后因从事革命宣传而触怒土耳其当局，再次去俄国学习，途经罗马尼亚时，毅然加入保加利亚革命流亡者的行列，在此创办革命报刊，宣传民族解放思想。

　　1868年7月，革命领导人哈基·迪米特尔组织了两支起义队伍，进入保加利亚。波特夫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参加了队伍。在横渡多瑙河的前夜，他写了著名的《离别》一诗。诗歌采用民歌形式，把与母亲诀别的慷慨悲怆与展望胜利的豪放乐观揉合在一起，抒发了他炽烈的革命热情，表现了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

　　不久，哈基·迪米特尔遇难牺牲。波特夫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了著名的《哈基·迪米特尔》一诗。诗歌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飞禽走兽护卫英雄的遗体，娇丽温柔的白衣仙女迎接英雄的灵魂，哺育英雄成长的巴尔干山也唱起了雄浑的海杜特之歌，悼念与歌倾英雄的光荣牺牲：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的人，永生不死：大地、天空、猛兽和自然，都要为他哀悼，歌手们也要唱歌颂他。

　　1869年，波特夫当选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委员。此后，他写了《哀歌》、《海杜特》、《斗争》、《给我的第一个恋人》等诗。其中，《海杜特》是一部叙事长诗。它以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为背景，歌颂了农民恰夫达尔子继父志，争当游击队长的革命决心。长诗韵律优美，具有民歌风味。

　　在歌颂英雄业绩的同时，波特夫也写了许多犀利泼辣的讽刺诗，辛辣地嘲讽了那些麻木不仁的蠢人、懦弱无能的软骨头、高谈阔论的空想家、唯利是图的财主。

　　1873年革命领导人瓦西尔·列夫斯基因叛徒出卖被害。波特夫写了《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一诗。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悲壮的挽歌，表达了人民深沉的悲哀。1876年4月，波特夫率队回国支援4月起义，途中遭到土耳其军队的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波特夫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保利亚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许多诗都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3

　　保加利亚较成熟的戏剧和小说作品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最初，在学校的重要集会上出现了师生共同演出的对话剧，多以社会伦理、反抗异族压迫问题为题材。到五十年代末，开始产生了外国翻译剧本，随之也出现了保加利亚人的独创剧作。如鲍格丹·依科诺莫夫（1836—1871）写的喜剧《洛维奇的主教》（1863）、斯拉维科夫的喜剧《马拉科夫》（1864）等。

　　为保加利亚戏剧奠定基础的是多布里·沃依尼科夫　（1833—1878）。他是民族复兴时期的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重要作品有《拉依娜公主》、《普列斯拉夫宫的受洗》、《被曲解的文明》等。其中以后者最为著名。它尖锐讽刺了大资产阶级一味媚外的奴才本质和希腊教会的伪善面目。剧本强烈的批判精神受到观众赞扬。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保加利亚出现了外国翻译小说。有的作品被译者加工改写，使其具有民族特色。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保加利亚作家创作的小说。代表性的小说家有德鲁梅夫、卡拉维洛夫。

　　瓦西尔·德鲁梅夫（1841—1901）是保加利亚最早的小说家、剧作家。在俄国求学时即开始写作小说。重要作品为《不幸的世家》（1859）。该作品主人公维尔科兄弟三人是爱国的商人。他们殷实富足的境况引起土耳其县官吉马尔的嫉恨，借机夺占了他们的家产。他们被逼得家破人亡，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作品中所表现的“只有斗争才有出路”的积极思想，对当时的现实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鲁梅夫享有盛名的剧本是历史剧　《伊凡科》（1872）。它表现的是十二世纪末在拜占庭帝国操纵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一场宫廷斗争。剧中，拜占廷奸细——希腊贵族伊萨克为了从内部颠复保加利亚，唆使大臣伊凡科暗杀国王阿森一世。剧本借古喻今，揭示了本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给外敌以可乘之机，从而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危害，启发了群众一致对外的爱国心，推动了当时反对希腊主教控制，争取宗教自主权的斗争。剧本冲突尖锐、情节曲折，场面激动人心，是保加利亚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留宾·卡拉维洛夫（1834—1879）是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因从事革命活动，受沙俄政府迫害。后流亡贝尔格莱德等地，创办革命报刊，曾被选中央革命委员会主席。卡拉维洛夫才华出众，写有多种体裁的作品，以小说成就最高。反映民族解放斗争、揭露农村大财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是作品的主要题材。《土耳其州官》（1871）揭露了土耳其人贩卖保加利亚儿童、迫令女童当其头目的侍妾的罪行。《受难者》（1870）描写了被流放的起义战士的悲惨遭遇。《首领》（1871）通过几个人物对国家兴亡不同态度的描写揭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表明了以斗争求生存的生活真谛。

　　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地主和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并与土耳其人相勾结，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作者在《有钱的穷人》、《孩子不象爹娘》、《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宠儿》等作品中深刻揭露了这一典型的社会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和《宠儿》。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1872）描写十九世纪中期以财主里本和教师耿乔·哈只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生活和他们贫乏空虚的精神面貌。小说笔调平和、诙谐，不以情节取胜，而以生活画面的白描和人物塑造见长。里本和耿乔长年累月围绕酒的质量、马的品种、枪的好坏争论不休，显示出他们的卑微猥琐和愚昧狭隘。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远离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被作者讽称为“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宠儿》（1875）借写大财主涅诺夫妇的独生子尼科尔乔的浪荡行为，揭露了剥削阶级腐朽的道德面目。尼科尔乔从小在父母的娇宠下养成种种恶习，成年后终日花天酒地，为非作歹。涅诺夫妇为使他改邪归正，处心积虑地破坏一对穷苦人的婚姻，强娶潘卡为媳。但其宠儿依旧我行我素，最后逃往国外。“宠儿”这个资产阶级继承人的形象，正是这个阶级道德沦丧的象征。小说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幽默生动，是保加利亚独立前的杰出的作品之一。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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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保加利亚取得了国家的独立。1879年通过的宪法确认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保障了资本主义在保加利亚的自由发展，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原始积累过程的加速，导致了小生产者的破产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开始尖锐化。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等地爆发了罢工，许多地区也发生了此彼起伏的农民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迅速传播，1891年建立了以布拉戈耶夫为首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从此，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逐渐变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劳动人民备受外国资本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掀起了日益广泛的罢工运动。以德籍国王斐迪南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不择手段地镇压革命，并把保加利亚拖进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保加利亚独立后，国家的文化生活以普罗夫迪夫和索非亚为活动中心。文化人士云集在这里，组织文化团体、建立民族剧院、出版报刊书籍，使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起来。

　　在文学方面，不仅作家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空前增多，而且各种文学样式与文学流派也相继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构成了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代表是伐佐夫、斯托扬诺夫、维利契科夫、米哈依洛夫斯基、康斯坦丁诺夫、斯拉维科夫、雅沃罗夫等。他们创作了大量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文坛上还出现了民粹派文学。其代表作家为弗拉依科夫、采尔科夫斯基、巴克西莫夫等。他们的作品固然反映了农民破产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但却美化了宗法制时代的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登上了文坛。代表作家是波梁诺夫和基尔科夫。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开始传入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布拉戈耶夫、巴卡洛夫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显示了他们的战斗锋芒。

　　九十年代末，还出现了个性派和象征派文学。个性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斯特夫以　《思想》杂志为阵地，宣扬建立在尼采哲学基础上的“个人至上”思想，在创作上则标榜逃避社会生活所谓“纯艺术”，它对少数作家产生过消极影响。象征派的代表作家是特拉扬诺夫和利利耶夫。象征派文学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也比较间接，但对于丰富诗歌的艺术形式起过积极的作用。第一次大战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的影响下，受象征派影响的诗人转而向现实主义作家的阵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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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后的最初年代里，小说创作面临的首要课题是表现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荣历史。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丰功伟业、海杜特和人民大众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尤其是1876年4月起义中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更是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此外，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维护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也成为小说创作的新的任务。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久便热衷于争权夺利、聚敛财富，把民族复兴的理想抛诸脑后。对此，民主主义作家深为不满，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倾向。

　　在最初阶段，写民族解放斗争题材的作家有斯托扬诺夫、维利奇科夫、伐佐夫等。

　　扎哈里·斯托扬诺夫　（1850—1889）的《保加利亚起义札记》是当时兴起的回忆录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4月起义的卓越丰碑。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起义准备、爆发和被镇压的全过程，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斗争精神，生动的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年代的生活画卷。

　　康斯坦丁·维利奇科夫　（1855—1907）的回忆录《在狱中》，真实地描写了起义英雄失败后在狱中所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

　　伊凡·伐佐夫（1850—1921）是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青年时代深受波特夫的影响，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写作诗歌。其中，《帕纳鸠里起义者》一诗成为1876年4月起义的战歌。4月起义失败后，伐佐夫流亡罗马尼亚，在此写作了诗集《旗与琴》、《保加利亚的哀伤》及《拯救》。这些作品被称为歌颂4月起义的诗歌三部曲。其中许多诗被谱成歌曲，传唱至今。

　　国家独立后，伐佐夫回到祖国，组织文学团体，创办报刊，建立民族剧院，并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和小说《流亡者》艺术上成就最大。

　　面对新权贵们背叛民族复兴的理想，伐佐夫愤然写作了《被遗忘者的史诗》，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反对新权贵们忘记过去的可耻。其中每一首诗歌颂一位“被遗忘者”——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伟人，如民族复兴运动的先驱帕依西、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列夫斯基、拉科夫斯基、本科夫斯基等。这些作品字字行行蕴含着诗人对“人民的使徒”——民族复兴先烈的崇敬，也歌颂了人民在战斗中的觉醒和成长。组诗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了民族解放斗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息，音调激越昂扬、语言优美丰富，是伐佐夫诗歌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流亡者》（1894）是一部以流亡在罗马尼亚的革命者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作品没有纵贯全书的中心人物，而是围绕斯特兰加、马其顿斯基、布勒其科夫等人的流亡生涯构造情节。这些人爱憎分明，英勇无畏，是“禁闭在异国笼子里的巴尔干的雄鹰”。他们忍饥挨饿、饱经风霜而不悔，他们甚至举止粗野豪放，但对于祖国的眷念与思乡之情却使他们拥有一颗最温柔的心。他们徘徊于多瑙河岸，一连数小时遥望祖国的国土。多瑙河在他们眼中是那么狭窄，他们无时无刻不想跨到对岸，在祖国的国土上举起义旗。最后，这些英雄人物都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歌颂了民族解放志士的爱国精神与高尚的革命品格，并以此反衬现实，启发人们的爱国心。

　　伐佐夫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轭下》（1894）。作者因不满独裁政府的统治，于1887年流亡敖德萨。在此，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心情不能平静，便以1876年4月起义为题材写成了这部作品。

　　《轭下》通过白拉切尔克瓦这一局部地区起义的酝酿、准备、举事与失败的生动描写，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保加利亚民族的新觉醒与总奋起，歌颂了保加利亚人民不甘心忍爱奴役，渴望挣脱土耳其统治的重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沉着坚毅、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

　　小说开头，革命者奥格涅诺夫来到白拉切尔克瓦，在磨房里杀死了两个行凶作恶的土耳其人，打破了这里的平静。随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卷入了这场斗争。面对土耳其人的严酷统治和暴行，群众的革命觉悟日渐提高。在“一个民族的疯狂”一章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起义准备进入高潮的真实情景；川流不息的宣传员跋涉于乡村田野进行起义的鼓动，各地革命委员会昼夜不停地派遣信使传递消息和命令，农民赶造土枪土炮，年轻人练枪法、妇女们缝袜子、烤饼干，皮鞋匠做背包、子弹带和军鞋，连思想保守、顾虑重重的财主马尔科也献出了他的樱桃树制造炮身。正如作品中所说“保加利亚的民族精神从来没有发扬到这样的高度”。

　　起义爆发了，起义者沉浸在初享自由的欢欣与渴望胜利的盲目信心之中。他们全然没有想到，一支全副武装的土耳其正规军偷偷地结集，并向他们猛扑过来，把他们击倒在血泊里。小说的悲剧性结尾，艺术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

　　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众多人物形象。奥格涅诺夫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坚定的革命者，作者把他置于斗争的漩涡和生活的激流中加以描写。无论是面对出生入死的考验还是处理同女教师拉达的爱情关系，作品都表现出他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

　　伐佐夫在《轭下》中以现实主义方法全面展示出一幅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小说结构紧凑，情节变化有致，细节描写真实细腻，人物形象刻画生动丰满，是一部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史诗式作品。

　　1889年，伐佐夫回国担任教育部长。到二十世纪初，他发表了短篇集《花花世界》、长篇《新的大地》和《卡扎拉尔女皇》、喜剧《升官图》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伐佐夫对政府的腐败黑暗、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而把保加利亚的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巴尔干战争后，伐佐夫写了五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他一生共写有六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是保加利亚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阿列科·康斯坦丁诺夫（1863—1897）为著名讽刺作家。曾任检查官和律师，由于刚直不阿，遭到解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犀利的笔锋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猛烈的抨击，因而遭暗害。

　　康斯坦丁诺夫写有不少杂文和游记。讽刺小说《甘纽大叔》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主人公甘纽是个野心勃勃、粗俗不堪的玫瑰油商人。他自称跑遍了整个欧洲，但无论到哪里都闹笑话，出尽了洋相。他对异国的文明开化、社会习俗很不买帐，称其为装腔作势。然而，他回国后对周围的人却十分自负，处处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他从欧洲回国后，见到国内政局变化不定，居然趋时髦、赶浪头，决心投身政界。他纠集了同伙同道，参加竟选。为了攫取权力，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并控制选举。他还挤进新闻界，创办报纸，无耻吹拜执政党党魁，而该党魁下台后，他又极尽漫骂之能事。《甘纽大叔》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由十八个独立成篇而又有连续性的小品组成。它成功地塑了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集中表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新兴资产者的典型特征。作品的前半部，甘纽大叔在欧洲做玫瑰油买卖，还刚蜕去农民、小资产者的外皮，身上既有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吝啬贪婪的一面，又有小生产者眼光短浅、保守固执、缺乏教养的一面，因此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环境中，经常陷入可笑可悲的境地。但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在作品后半部展现出来的。出洋归来后，他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对自己发财的重要性，从小商人变成了企业家、政客。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他十足显示出一副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变色龙形象。作者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夸张对比等手法，刻划了主人公多层次的个性特征，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恨。

　　安东·斯特拉希米罗夫（1872—1937）是曾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家，但其主要倾向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的作品着重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的困苦和独裁政府的专横跋扈。主要作品为短篇小说集《笑与泪》、《十字路口》、《霍罗舞》（长篇小说）及剧本《幽灵》、《婆母》等。斯特拉希米罗夫的《笑与泪》中最杰出的短篇为《科恰洛沃的纠纷》、《在田野》、《走上宽阔的路》等，这些作品较深刻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矛盾。《科恰洛沃的纠纷》写财主塔修和神甫瓦西尔从逃离的土耳其人手中廉价购买了大宗财产，而神甫死后塔修又夺占他的土地，由此引发了神甫继承人与塔修之间的争斗。作者描写这一争斗时，也表现了农民的痛苦，满腔愤怒地抨击了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农村的黑暗现实。

　　长篇小说《霍罗舞》（1923）以1923年无产阶级9月起义为题材，描写了人民起义被镇压的血泪现实。起义烈火被扑灭后，区长伊凡诺夫强占一位烈士的妹妹米巧为妻。米巧趁婚宴之机与心上人逃出虎口，由此引起一场新的逮捕和屠杀。法西斯分子居然强迫死者家属围着尸体跳霍罗舞。作品揭露了法西斯统治者凶残暴虐和惨无人道的嗜血本性，富于教育意义。

　　格奥尔吉·斯塔玛托夫　（1869—1942）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他一生任法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有透彻的了解。作品有《短篇小说选》、《特写集》、《短篇小说集》（二卷）等。

　　短篇小说《勤务兵迪莫》通过一个正直、活泼、质朴的农村青年遭受长官的压迫、欺凌乃至被折磨至死的悲惨遭遇，抨击了资产阶级军队中存在的压迫制度和军官的残忍腐败。短篇　《两种才能》刻画了一个踌躇志满的资产者的形象典型。他是个行骗能手，靠制造假护照捞取钱财，在外省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还恬不知耻地认为能干卑鄙勾当也是一种才能，自吹自擂地标榜自己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短篇《小索多玛》以第一次大战为背景，写企业家阿巴罗夫利用投机倒把、夺占土地等不正当手段大发横财，并让自己女儿与占领军军官成婚，儿媳妇与占领军厮混。阿巴罗夫的儿子从战俘营归来，见到这种情景，大为惊诧与失望，最后在绝望中自杀。在《维梁诺夫》中，作者写主人公维梁诺夫带着美好的理想来到首都。他想当一名对人民有益的作家，并很快被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吸收，成为该党党报的编辑。但他的地位的变化使他忘了自己贫穷的出身，忘了美好的理想，变成了一个贪婪自私、道德败坏的人。

　　斯塔玛托夫善于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作品文笔简练，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作者偏重于揭露人性中恶的一面。因而作品正面表现社会中积极力量有所不足。

　　埃林·彼林　（1877—1949）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一生写有诗歌、杂文、小说和儿童读物等作品。其中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写于第一次大战前。如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格拉克一家》。这些作品主要以本世纪初的农村生活为题材，无情地鞭挞了压榨农民的富农，高利贷者、税吏和宪兵。作品的正面人物是贫苦农民、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和进步的乡村教师。

　　埃林·彼林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　《天灾》、《在另一个世界》、《安德列什科》、《未收的麦田》、《罪行》等。《在另一个世界》借写农民马特科死后幸入“天国”的见闻和感受，反衬出充斥税吏、高利贷者的人间世界的黑暗。作品对比鲜明，饱含讽刺意味，传神地描写了破产农民的心态。《天灾》中一名进步教师在农村青年的支持下，经过一番斗争，填塞了一口名为消灾赐福、实则传播疾病的死井。小说揭露了神甫欺诈乡民的伪善嘴脸，描写天灾人祸及教师的斗争都较真实感人。《安德列什科》写一个法庭执事去农村惩办“漏税者”，反遭青年农民安德列什科作弄与惩罚的故事。小说通过两个人物看似幽默轻松的对话，谴责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搜刮政策，歌颂了农民群众的阶级友爱与沉着机智的斗争精神。作品笔调诙谐，对话生动，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跃然纸上。《未收的麦田》则以沉郁的笔触写青年农妇拉扎琳卡对压迫、凌辱她一家的统治者所进行的沉默无言而又坚强不屈的反抗；《罪行》中这种反抗采取了激烈的形式：青年农民利波愤然杀死夺走他家财产、蹂躏他妹妹的财主，虽则这种反抗是单枪匹马的。埃林·彼林还写有不少表现青春、爱情和幸福的饶有情趣的短篇小说，它们深受读者喜爱。

　　《格拉克一家》（1911）通过对一个富裕大家庭兴衰过程的描写，表现了资本主义关系侵蚀下农村宗法制的崩溃。约尔丹·格拉克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建立起一个殷实富足的大家庭。然而，他的大儿子鲍让贪婪、狡诈，偷窃父亲的钱财；二儿子彼得喜爱喝酒，不善经营；小儿子帕维尔在城里当兵，寻花问柳，不断向家里要钱。于是，财产引起的利害冲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作品中对家庭纠纷中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细致入微。第一次大战后埃林·彼林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土地》，主要揭露了富农阶级卑鄙贪婪的财产意识表现了他们的道德沦丧，具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

　　埃林·彼林善于用简练而集中的手法描写人物和事件，对民间风俗和田园景色擅长作独到的描写。因而作品别具风格，散发出保加利亚农村浓郁的乡土气味。

　　格奥尔吉·基尔科夫（1867—1919）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散文的奠基人。曾在俄国、维也维求学。后为工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主编《工人报》，并在该报发表自己的杂文。

　　基尔科夫为配合革命斗争写了不少杂文，鲜明而集中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形势，讽刺矛头直指斐迪南皇帝和资产阶级政党，刻画了政客、阴谋家、投机商、拜金狂、虚伪的神甫等反面人物的丑恶形象。他在著名小品《政治动物园》中，对资产阶级保守党作了如此辛辣的嘲讽：“保守党有两只手，一只用来画十字，另一只用来偷窃。保守党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它不是用来打苍蝇，而是为了在皇帝面前摆动。自由党平时有两条腿，只在走出酒馆和走进皇宫时有四条腿。”对于斐迪南皇帝，基尔科夫也敢于进行单刀直入的嘲讽，揭露他傲视、蔑视保加利亚人民并对其实行野蛮统治的反动本质（《狼的头目》、《狼与羊》等）。讽刺小品《蜘蛛狩猎》刻画了玫瑰油收购商、资产者斯坦乔的典型形象。他逢人“露出一副年老心慈和基督教的虔诚”模样，而他的心却象一口枯井，贪得无厌，冷酷无情。作者撕破了他的面纱，揭露了他对农民敲诈勒索的贪婪本性。

　　基尔科夫的杂文继承了康斯坦丁诺夫的讽刺传统，同时又给讽刺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和思想，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嘲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具有深刻的意义。

　　2

　　民族独立后的诗坛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民族解放斗争题材在诗歌创作中不象在散文中那样受到重视。由于诗歌对现实生活较为敏感，诗人把自己的视野转向了时代和社会的新问题。九十年代后的主要社会问题是资产阶级统治同新兴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诗人们继承波特夫诗歌的革命传统，在诗作中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代表性的诗人主要是伐佐夫、米哈依洛夫斯基、斯拉维伊科夫、雅沃罗夫、德贝梁诺夫等。

　　斯托扬·米哈依洛夫斯基　（1856—1927），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诗人，以写讽刺诗和寓言著称。最有讽刺力的作品是长诗《保加利亚人民之书》（1896）。诗集中，作者借讽刺一个虚拟的土耳其君主以影射现实。阿卜杜尔拉赫曼是个凶残的暴君。他把一群乞丐任命为大臣，视为亲信，任由他们穷凶极恶地统治人民。他们中有的是制造阴谋与纠纷的专家，有的是实行警察统治的的天才。他们对主子都俯首贴耳，恭顺地为其卖命。阿卜拉赫杜尔曼还向其侄子面授治理国家的诀窃：

　　财产可以赐人，健康可以损害，信念、荣誉不屑一顾，生命在所不惜，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可以抛开，唯有权柄万万不可放弃。

　　作品的讽刺矛头十分明显：直指皇帝和政府。诗人以非凡的胆略告诉人民谁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因而长诗在人民反君主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鼓舞作用。

　　潘乔·斯拉维伊科夫　（1866—1912）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曾在德国学习哲学与文学。因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宣扬“纯艺术”理论。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他的创作以巨大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重大问题。对斐迪南独裁政权的抨击，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主题。诗人称自己的祖国是“充满眼泪、苦难和煎熬的国家”（《祖国》）。在这里，自由遭受践踏，“一切按皇帝刁钻古怪的意愿行事”（《古怪的国家》）。1907年出版的《叙事诗集》中的许多诗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愤怒抗议。在《曼戈与熊》中，诗人把皇帝耍弄人民比喻为茨冈人耍熊。在《达维特皇帝》中，残暴的皇帝唆使儿子用暴力与掠夺来治理国家。在著名讽刺诗《真理之斧》中，诗人把人民的反抗称之为借助于“真理之斧”进行的“神意裁判”。在长诗《血之歌》中，诗人则把对斐迪南的愤恨倾泄在土耳其统治时代的暴君身上，并把1876年人民起义视为暴君应得的历史报应。

　　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活环境的厌恶，使他转而希望回到故乡和大自然中去。他的这种向往常常化作一首首回忆故乡的温馨的小诗：

　　草地上万物屏住了气息，树林中枝叶静静地伫立，天空以爽朗的容颜俯瞰着

　　那珍珠般的朝露和海洋。

　　斯拉维科夫写有三部叙事长诗。其中，《拉利查》（1907）最为著名。它描写村姑拉利查和小伙子伊沃由真诚相爱到结成美满夫妻。但垂涎于拉利查美色的财主之子弗拉哈由于嫉恨而杀死了伊沃。然而拉利查坚贞不屈，茹苦含辛地侍奉婆母和养育幼小的孩子，表现了保加利亚妇女的优良品德。长诗以民歌风格写成，牧歌似的恬静与悲剧的沉郁形成强烈的反差，寄寓了诗人对善恶的道德评判。

　　佩约·雅沃罗夫（1878—1914）是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诗人。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早期创作主要表现社会和政治生活，即使爱情诗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诗中对贫苦农民的困苦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把农民身受压迫而又见不到出路的处境比喻为“在黑暗中盲目摸索”，呼唤有识之士用知识唤醒他们起来斗争　（《致一个悲观主义者》）。农民沉重艰辛的劳作、秋收时节的欢乐、天灾人祸带来的困窘，使诗人感同身受。他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凝聚在《五月》、《田野》、《冰雹》等诗中。在诗人笔下，春天花草芬芳、百鸟歌唱、羊群嬉戏的田园美景引不起穷苦农民的真正欢乐：

　　你看着、听着，感到厌恶，周围怎么这样荒疏？

　　我们的胸中象被什么堵住；

　　我们心头的血停止了涌流！

　　反映马其顿人和亚美尼亚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雅沃罗夫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在为马其顿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戈茨·德尔切夫写的散文诗和《流亡的囚徒》、《海杜特之歌》等诗中，作者热情地讴歌了马其顿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

　　雅沃罗夫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炽烈，韵律柔美，风格独特，深受保加利亚读者喜爱。

　　1903年后，雅沃罗夫受到象征派的影响，写出的诗歌偏离社会生活，表现个人感情的诗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迪米特尔·波梁诺夫（1876—1953）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他在法国攻读医学时，即写诗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回国后主编党的文学刊物

　　《红笑》、《铁砧》等。最初的诗集《滴滴海水》、《从东方到西方》的问世，给当时文坛吹来了一阵锐利进取的新风。

　　波梁诺夫第一首著名的诗歌是《被摧毁的偶象》（1895）。在诗中，诗人宣告：已经沉醒的无产者将摧毁那赖以支持剥削制度的三重梯子——宗教、君主和资本主义。这首诗被评论界称为社会民主党宣言的诗意表白，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传诵甚广。在另一首名诗　《死亡之树》中，诗人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为一棵死气沉沉的大树。它的根须已钻进人民群众的肌肤之中，汲吮他们生命的汁液。在死亡之树的阴影下，阳光无法渗入，什么也不生长，一切都将归于灭亡。诗人号召人民齐心合力将它砍倒：

　　你们甩开臂膀，扬起利斧，一齐动手，砍倒这死亡之树。

　　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呼唤，也是对独裁政府末日来临的暗示。诗人相信真理必将胜利，社会主义终将实现。他在不少诗中都体现了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思想。如《劳动》、《生活的脉博》、《扳道工》等诗。虽然诗中对革命前景的展望还比较模糊遥远，但它们表现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不甘忍受压迫剥削的群众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波良诺夫写了讽刺诗集《红鹤》。它比诗人以往的诗歌更具鲜明的浪漫色彩和更尖锐的政治讽刺锋芒，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的文学

　　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将保加利亚拖入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统治者将战败的历史重负转嫁到人民头上，致使民怨沸腾，阶级矛盾空前加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罢工运动和士兵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面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于1923年6月组成了君主法西斯政府。同年9月，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起义惨遭镇压，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1933年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后，保加利亚反动统治集团立即投入德国法西斯的怀抱。他们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无产阶级政党活动，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36年后，党内清除了左倾宗派主义，成立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党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法西斯政权把国家变成德国法西斯进攻巴尔干的桥头堡，对内实行野蛮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联合民主进步力量，组成了反法西斯祖国阵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于1944年9月，在苏军配合下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战后不久，一批年轻诗人，为斯米尔宁斯基、丘里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等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壮大了革命作家的队伍。新的革命文学刊物、如　《青年》、《红笑》、《新路》、《铁砧》、　《火焰》的涌现，对革命文学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格奥尔吉·巴卡洛夫（1873—1939）、托多尔·巴甫洛夫（1890—1977）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家为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宣传工作。革命文学创作在二十年代仍以诗歌发展领先，特别是讽刺诗流传甚广。它们主要反映人民群众对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胜利前景，开创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1923年9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的惨痛现实，引起了进步作家的普遍关注，写出了大量反映这场斗争的作品。如米列夫的《九月》、拉茨维特尼科夫的《祭奠的火堆》、弗尔纳吉耶夫的《乡间荆棘》、米拉利切夫的《黑梦》等。这些作品被称为“九月文学”。

　　三十年代，革命作家以《星》、《工人文学阵线》、《盾》等报刊为中心，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建立了“劳动战斗作家联盟”，促进了反法西斯作家的团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掌握。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体裁也日益多样化，反映社会生活广阔画面的中长篇小说已逐渐出现。它们的作者是瓦西列夫、丘里亚夫科夫、维尔科夫、卡拉斯拉沃夫等。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已不及从前。但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仍然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革命作家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冲破重重障碍，坚持以文学创作为武器，英勇顽强地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瓦普察洛夫、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等写出了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2

　　第一次大战后的诗坛，象征派诗歌活跃一时。较有才能的象征派诗人有利利耶夫、波普迪米特罗夫、特列亚诺夫、亚森诺夫、拉依诺夫、波特维尔扎切夫、斯托扬诺夫和扣尔切夫等。它们主要在《环节》（1914）、《天平》（1919）、《希佩里昂》（1922—1932）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着意表现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心情。他们不主张对现实生活作刻板的反映，热衷于抒写自己的直觉、意象和模糊、朦胧的情绪，刻意追求作品形式的完美，象征、隐喻、寓意是他们常用的表现手法。但在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面前，尤其是在1923年9月起义之后，大多数象征派诗人都不同程度地转向了现实主义，甚至参加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行列中来。

　　持续繁荣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是无产阶级诗人创作的革命诗歌。继波梁诺夫等人之后，斯米尔宁斯基、丘里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米列夫、斯托扬诺夫等人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到三十年代，拉德夫斯基、瓦普察洛夫等人更以自己的诗作汇合到革命诗歌创作的热潮中来，并使这股热潮成为诗坛的主流。

　　赫里斯多·斯米尔宁斯基　（1898—1923）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曾在中等技校、军官学校和大学法律系学习。十七岁时发表幽默作品。1921年入党，先后担任《红笑》、《工人报》、《人民军》等党报党刊的编辑工作并写诗。因积劳成疾，二十五岁死于肺结核。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五百余首诗和不少散文作品。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的深刻矛盾，表现了劳动者所受的苦难。组诗《城市的孩子》（1921）便是社会底层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见因矿井失火而致盲的矿工、饱尝世态炎凉的老乐师、流浪街头的穷孩子、风姿凋残的卖笑女人……与此相对照，剥削者却“在罪恶和芳香中饮宴”。诗人愤怒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是“血污的世界”，压迫劳动者的是“黄金、奴隶的法律”（《我们》，1920）。

　　在诗人的笔下，无产者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燃烧起革命烈火的时代巨人（《工人》，1921）：

　　这奴隶已不再逆来顺受，已不再无望地垂着双手。

　　他是从天神的羁绊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迎着时代的晨曦，他迈开勇敢的步伐，向着沉没在黑暗中的人类，洒播着红宝石般的火星。

　　在许多诗中，诗人满怀激情地呼唤着人民起义。诗人预言，当那一时刻到来时，席卷全国的革命暴动将有如火山爆发，“炽烈的熔岩滚滚奔流”，“恐怖地动摇”那富人们“沉醉的天堂”（《维苏威的爆动》，　　　　　　　　　　　1920）。诗人坚信人民革命必将胜利。他号召以巨大的牺牲去迎接胜利的“节日的清晨”（《在狂风里》，1921）。诗人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题名为《总有一天》，生动地反映了他的革命信念与胜利信心。

　　诗人还把自己最美好的诗献给了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先驱和英雄。他赞颂古罗马奴隶起义的英雄斯巴达克斯　（《在狂风里》），痛悼巴黎公社委员德雷克留兹的牺牲　（《德雷克留兹之死》，1922）。他满怀喜悦地欢呼十月革命，赞美俄国弟兄“用红色光辉燃起了一颗星”（《北方的光明》，1920）。他描绘1919年德国无产阶级柏林起义时的壮烈图景，歌颂卡尔·李

　　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牺牲精神（《柏林风暴》，1921）；《卡尔·李

　　卜克内西》，1921）。这些诗篇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呼唤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浓郁，气势雄浑磅礴。诗中多采用象征和借喻手法，形式上别具一格。

　　赫里斯托·亚森诺夫（1889—1925）1919年入党，1925年被捕，后被暗杀。早期曾写作象征派诗歌。诗集《骑士的城堡》（1921）中充满城堡、王子、神奇的王国等形象，抒情主人公对现实不满又远离人群。十月革命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开始写作富有革命理想的诗歌，如《彼得堡》、《宣誓》、《在花冈石围墙前》等。这些诗主要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一扫过去迷惘、彷徨的情调。此外，他还写有三十余首政治幽默诗，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　（1888—1973）于二十世纪初登上诗坛，早期写作印象派诗歌。二十年代的诗作开始贴近现实生活。在　《人类之母》（1925）中，诗人从贫困与衣衫褴褛的劳苦大众身上见到了巨人的身影，并开始表现他们的反抗。三十年代的诗作，表达了诗人对远离人民的悔悟，以及对祖国、大地、人民和自由的热爱。他在《人间生涯》（1939）中写道：

　　我不能离群索居，忍受不了周围的阒无声息；

　　要是原野上有两个人谈话，我便是在远处聆听的兄弟。

　　这一时期，诗人还写作了不少反法西斯诗歌。组诗　《西班牙》中的抒情主人公已经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对斗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这标志着诗人已完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

　　格奥·米列米　（1895—1925）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曾在德国攻读文学。1919年回国后，创办《天平》杂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并发表象征主义诗歌如《残酷的戒指》（1920）、《圣像就寝》（1922）、《黄玫瑰集》（1922）等。1923年9月的无产阶级起义惨遭镇压，使米列夫看清统治者的凶残，思想深受震动，从此加入革命作家的行列。他创办了进步文学刊物《火焰》，并于1924年发表以9月起义为题材的著名抒情长诗《九月》。长诗共分三部分，真实地展现了起义由准备到失败的全过程。第一部分写革命风暴的酝酿和骤然降临。诗人形象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四伏、阴霾满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无尽的奴役与压迫把城乡劳动者逼入了绝境。他们忍无可忍，拿起武器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搏斗。诗人以无比兴奋的情怀欢呼人民的觉醒，赞颂他们的英勇。第二部分写刽子手们的血腥镇压。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起义者遭杀戮，村庄被焚毁，家宅被洗劫，马里查河变成了血的河流。诗人对惨烈情景的描绘，使人愤怒，也催人泪下。第三部分写沉痛的哀悼与必胜的信念。起义虽然镇压下去了，但牺牲者的血不会白流。诗人坚信，真理必胜，人民为之奋斗的美好社会必将来临。全诗充满爱憎分明的革命激情。赞颂起义者的英雄主义时笔调高昂，控诉统治者的暴行时词锋严厉冷峻。诗中对大自然的拟人化描写也烘托了情景，增添了长诗的色彩与表现力。长诗发表后即遭查禁，但在群众中秘密传诵，有广泛的影响。

　　尼古拉·赫列尔科夫　（1894—1950），曾流亡国外，参加工人运动。回国后写诗反对独裁政府，在《半夜宰割》中，他称独裁政府为“黑色的宰割者”，诅咒他们“播种灾难与死亡”。《党证》一诗写一名9月起义的牺牲者弥留之际请求党发给他党证并把它转交给年幼的兄弟，以便让他“记住那硝烟弥漫的黑夜”，“记住那冰冷森林中我弥留的时辰”。诗人歌颂了抒情主人公至死不悔的革命决心和对党的坚定信仰，塑造了起义战士的典型形象。

　　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　（1903—？），曾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他的著名诗集《心向党》（1932）、《脉膊》（1936）以激越深沉的感情、鲜明丰富的色彩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呼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他表示自己既是用火热的笔讴歌革命的诗人，又是普通的战士，愿意“象斯米尔宁斯基那样歌唱”，“象波特夫那样迎接死亡”。这样的情怀，表现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

　　尼古拉·瓦普察洛夫　（1909—1942）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生于班斯科城。从航海学校毕业后面临失业的威胁，先后当过伙夫、磨坊工与火车司炉工。1933年入党，后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1942年在执行党的任务时被捕，随后被杀害。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是在沉重的劳动和革命烈火中用汗水和鲜血写成，篇篇激情饱满，色彩浓烈，在保加利亚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在《工厂》、《忆旧》、《世纪》等诗中，诗人描绘了那“使人窒息的”氛围和奴役劳动的阴暗画面。“世界是一所监狱”，这就是诗人对丑恶现实所作的形象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以犀利的笔触刻画出德国“克虏伯”、“拜尔”兵工厂那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形象（《纪事》），表现出对法西斯猖獗的切齿痛恨。而德国法西斯在保加利亚的走狗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使“人们象秋天的苍蝇那样死亡”。对此，诗人发出了抗议的怒吼　（《历史》），并呼唤暴力革命的到来。在《别担心，孩子们！》一诗中，他把暴力革命比喻为“时代之水”，无产阶级命令它往哪里流就向哪里流。他豪迈地宣称：生活“教会我们起来斗争，我们能把天上的太阳摘回”，显示了千百万劳动者雄浑磅礴、势不可挡的革命气势。

　　诗人不仅用火一般的诗篇鼓舞劳动者的革命热情，而且身体力行，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他视死如归，要以自己的头颅索取“高昂的代价”，“我倒下了，另一个人就接替我”。《抒怀》、《一封信》等诗都表现了这种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

　　诗人深知，“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但他的诗作处处洋溢着历史乐观主义精神。他把进步人类与黑暗势力的较量比喻为两个人之间的殊死搏斗（《决斗》），而能够“打穿他铠甲的子弹“还没有发明”（《信念》），表现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诗人以国际主义精神关注着世界人民的命运。1935年西班牙人民举行反法西斯起义时，他写了多首诗歌颂起义者，表达了他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瓦普察洛夫诗歌的语言鲜明生动，节奏铿锵有力；在风格上，他把坦荡的抒怀、严峻的发向和亲切的自述融成一体，别具一格。

　　3

　　本时期的初始阶段，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到三四十年代，中长篇小说日益增多。创作者除老作家斯特拉希米罗夫、埃林·彼林、斯塔玛托夫外，还有约夫科夫、明科夫、扎戈尔钦诺夫、佩特坎诺夫、斯坦内夫等。他们遵循民族文学中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表现人民的痛苦和不满。同诗歌相比，小说创作中直接反映革命起义作品较少，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较多。

　　斯维斯托夫·明科夫　（1902—1966）以写讽刺短篇小说著称。小说《机械人》　（1932）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没有意识的机器的主题。《长X射线眼睛的太太》　（1934）揭露了上流社会生活的丑态。《刺猥皮的故事》（1936）描写小人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命运。明科夫的作品想象丰富，构思奇巧，富于表现力。

　　约尔丹·约夫科夫（1880—1957）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主要描写战争和农村生活。中篇小说《老乡》《（1918）取材于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军人成了统治者实现扩张野心的炮灰。作品以幽默生动的笔调描写了战地生活场景和军队中各种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身不由己地到了前线，但并不关心战争的因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们一心惦记着家乡地里的庄稼无人照管，只希望战争快快结束，以便回家干活。然而，激烈的战斗一旦打响，他们却又表现出某种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战争是非正义的，兵却是好兵，这就是小说所包含的真实意蕴。作品中四个穿军大衣的农民士兵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

　　约夫科夫的多数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小说集《最后的欢乐》（1926）、《安蒂莫夫客店的夜晚》（1928）、《妇人心》（1935）、《边境的田庄》　（1934）等作品中，作者满怀同情地表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短篇小说《白燕》中，一位老农用推车推着重病的女儿，沿着电线杆徒然地寻找白燕，因据说它能治百病，而且是幸福的象征。这一描写既揭示了深刻的父爱，也极有表现力地道出了农民的困苦。短篇小说《塞拉菲姆》写一个农民辛苦劳动一夏天挣了点钱，想买件大衣，但见到一个因给丈夫治病向财主借钱的农妇遭到拒绝时，他却慷慨解囊，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这里，富人的冷酷、吝啬和穷人的善良、无私形成尖锐的对比，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高尚品质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收割者》（1920）、《戈罗洛莫夫的奇遇》（1938）表现了农民和财主的冲突；《阿尔贝娜》、《鲍良娜》则描写了农村妇女的命运，塑造了她们动人的形貌和美好的心灵。

　　《斯塔拉山传奇》　（1927）描写了许多古代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约夫科夫还写有几部剧本，获得了良好的舞台效果。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　（1904—1980）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最初发表的小说集《街头沦落人》（1926）表现底层人民和流浪儿的悲苦生活。

　　《牧笛悲咽》（1927）再现了九月起义失败血泪斑斑的现实。三十年代中期写的短篇小说集《在岗位上》和《两条阵线》歌颂了劳动者的成长和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在这些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同残酷的阶级搏斗场面的真实描绘联系在一起的。

　　中篇小说《农村信使》（1933）描写农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主人公卡扎卡为财主当雇工，财主以招他为婿作诱饵，进一步榨取他的血汗。卡扎卡经过吃亏上当，识破了财主的骗局，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作品真切感人，富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作家三十年代后期写作的几部小说转向了对农村私有制的揭露。其中以

　　《曼陀罗》、《儿媳妇》最负盛名。

　　长篇小说《曼陀罗》（1938）通过农村私有者玛丽奥娜的形象揭露了金钱对社会道德的毒害作用。为了聚敛钱财，玛丽奥娜不惜毒死丧夫的儿媳，并以自己所信奉的“人对人是豺狼”的人生哲学毒害小儿子。她本人既是这种私有制的化身，最终也成为它的牺牲品。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主人公的生活哲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金钱如同有毒植物曼陀罗，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无异于饮鸠止渴。

　　《儿媳妇》（1942）写农村财主尤塔兰和儿媳妇谢芙达之间的冲突。谢芙达终日不停地劳动仍不能使公婆满意。过门数年的不育更使她遭到公婆的岐视和虐待。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尤塔兰却说成是偷懒装病，是受了谢芙达的唆使，以致他未治身死。痛定思痛，谢芙达开始意识到丈夫实际上是被尤塔兰害死。于是，她勇敢地揭露了他曾杀害一个偷摘玉米的小孩的罪行。尤塔兰为了几穗玉米杀人，把儿子、媳妇视若寇仇，无非是聚敛家财。小说通过塑造尤塔兰这样一个财迷心窍、泯灭人性的典型、揭露了农村私有制的罪恶。作者对谢芙达的形象刻画很有心理深度。她是一个旧时代农家妇女的典型。她要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只能在家庭矛盾的范围内抗争。于是，她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公然揭发公公的罪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实可信。

　　克鲁姆·维尔科夫（1902—1960）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名作为长篇小说《鲍罗沃村》（1933）。它描写了山区鲍罗沃村1923年9月的起义。山村中有个锯木厂，厂里的农民雇工长期遭受区长兼厂主纳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工人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之下，革命者马林带领这些农民工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作品揭示了山村复杂的阶级矛盾，描写了起义由爆发到被镇压的全过程。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充满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一天》（1934）、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1936）、佩特坎诺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1930—1937）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文学

　　1

　　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其后，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保加利亚共产党取得了执政的地位，按照苏联模式在城乡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于四十年代末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保加利亚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也比较安定。但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也由于体制的僵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未能以应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为社会的近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终于在八十年代末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目前，保加利亚已走上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领导经济、文化事业的同时，也领导着文学事业。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作家世界观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作协组织团结了全国的作家队伍，并引导作家致力于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注意发挥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四十—五十年代，文学创作侧重于反法西斯题材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着意表现新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六七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注意力已扩展到社会道德题材和历史题材，并开始关注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几十年间，不论在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中，都创作出一批健康的、鼓舞人民积极向上的作品。一代一代的文学新人也不断涌现。应该说，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绩还是巨大的。

　　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出现的曲折一样，保加利亚解放后文学的发展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界反对过“无冲突论”，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生产小说”；1956年后，开展过反对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斗争。此后，作家的创作环境有所改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逐渐成为开放的体系。但文学中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仍很激烈。七、八十年代，随着多种文艺思潮与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文学创作出现了更加纷繁复杂的局面。

　　2

　　保加利亚解放后，无产阶级诗人如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丘里亚夫科夫等以欣喜的心情写诗歌颂革命的胜利，缅怀反法西斯战士的丰功伟绩。拉德夫斯基发表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暴的诗集　《空气窒闷》（1945）、伊萨耶夫写了表现集中营生活的诗集《火》（1946）、安德列耶夫写了《游击队之歌》，抒写了死难烈士在诗人感情世界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许多四十年代登上文坛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时也以同一题材创作了许多充满激情的诗作。如汉切夫的诗集《子弹袋中的诗》（1953）、佩伊切夫的《进攻之前的顷刻》、加贝表现女英雄的长诗《维拉》（1946）、拉林的《士兵日记》　（1953）等，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优秀诗作。

　　解放后不久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引起了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些诗人到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体验生活，创作出许多反映建设的宏伟图景、刻画建设者们新的精神风貌的诗作。

　　伊凡·拉多耶夫　（1927—）的　《旗帜飘扬》（1951）描绘了工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布拉加·迪米特洛娃（1922—）到罗多彼山区生活两年，写出了诗集《罗多彼颂》（1954）。在诗集中，诗人把耳闻目睹的感受和民间传说揉合在一起，歌颂了普通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写建设题材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潘留·潘涅夫　（1930—1959）。诗人作为义务劳动队的一员，全身心地投入季米特洛夫城的建设。他的诗集《早晨好，人们！》（1956）感情浓烈、意境深远。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赞赏建设成就，而是作为劳动者的一员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建设联系在一起。诗人宣称：“我不祈望道路轻松”，“建设事业不能没有我”，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

　　1956年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一些被挫伤的诗人，如塔尔切夫、佩伊切夫、拉伊诺夫、格罗夫、鲍日洛夫等解脱了出来。他们纷纷写诗抒发自己的感受。最先呼唤解冻的诗人是格奥尔吉·加戛罗夫（1928—）。他的　《早春》（1957）一诗的发表给诗坛带来了春的信息。他表示要象越冬的鸟儿那样自由地歌唱。汉切夫写诗讽刺了一些在同志之间制造仇恨的“伪革命者”，称他们是铁一样冰冷的人。阿列克山德尔·格洛夫（1919—？）的长诗　《不平静的思绪》（1962），诉说了自己在个人迷信时期的遭遇。诗人从前是一位反法西斯革命战士，解放后却遭到不公正的打击。诗歌描写了他当时思绪万千、愁肠百结的精神状态，并为正义得以伸张而感到庆幸。

　　随着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一些三十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如弗尔纳耶夫、巴格良娜等也写诗称自己获得了“第二次创作生命”。尼古拉·弗切吉耶夫的《沿着你的道路走过》、多拉·加贝的《等一等，太阳！》（1967）倾诉了自己的对新时代的感怀，表达了对祖的真诚的爱。

　　在1956年以后的诗坛上，加戛罗夫、马特夫、麦托迪耶夫以社会政治为题材所写的诗歌占有重要地位。

　　加戛罗夫在发表《早春》之后，于次年发表诗集《在沉默的时刻》，倾诉了他对违反社会主义准则的现象的不满。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对革命充满了挚爱之情：

　　革命啊，你在我的脉管中，注入了纯洁而欢快的血液，给了我听觉、视力和意志。

　　然而为了维护革命事业的正常发展，诗人请求母亲——党教会他识别破坏社会主义准则的人。

　　加戛罗夫的诗歌感情真纯炽烈，诗风刚劲有力，博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赏。

　　帕维尔·马特夫（1924—）的诗集　《海燕在浪头休息》（1963）、《未被伤害的世界》　（1970）显示了诗人对时代迫切问题的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表明，看待事物不能依据陈规陋见和虚幻的揣度：

　　旧有的习惯令人反感，如今我们已不在梦中相见。

　　这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出的抨击。

　　米特尔·麦托迪耶夫（1922—）于50年代写作了反法西斯著名长诗《季米特洛夫的后代》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数部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和党的诗集，如《为了时代与自己》（1963）、　《巨大的变迁》（1971）等，表现了诗人忠于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精神来自你的精神

　　我的道路由你的道路引申，我来自你这里又回到你这里，你曾经用旗帜包裹着我，你曾经用双手搂抱着我。（《献给党》）

　　诗人常常喜爱在作品中同时代对话，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向时代和社会发出严峻的质问，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责任与良心的天平之上。这赋予他的诗歌以凝重深沉的格调，读来激动人心。

　　六十—七十年代，诗坛产生了一大批新秀，如巴谢夫、格尔曼诺夫、艾夫蒂莫夫、卡拉斯拉沃夫、克里木、达缅诺夫、粲涅夫等。他们的诗扩大了题材范围，注入了新生一代的青春活力，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气息。这些诗人中成就较突出的有：

　　柳波米尔·列夫切夫　（1935—）是声名卓著的诗人。解冻后发表的诗集《星星是我的》（1957）以豪迈恢宏的气魄宣称：标志着时代进取精神的“星星”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他这一代人的。诗人这种豪迈的情怀来自对光荣革命传统的继承：

　　给我吧，给我力量！

　　那力量由伟人们的雄心播种，由勇士们用利剑收割，经受过绞架的称量。

　　短短几句话，艺术地概括了先辈的革命业绩，形象地阐明了诗人力量的源泉。

　　列夫切夫诗歌的题材很广。歌颂科技进步中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他诗歌的另一主旋律。例如《新纪元》一诗，写宁静的夏夜牧羊人停止了挤奶，抬头仰望天穹中缓缓掠过的人造卫星，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通过对这样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夜晚的素描，作者写出了它的不普通不平凡。从宁静的夜晚被非同寻常的事物所打破，抒写出人类建设“新纪元”来临时的动人的诗篇。再如诗人写马尼查河水电站的建设，着重表现了劳动者精神面貌的变化。为了建设那生产“光明”的“工厂”，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面色有如紫铜：

　　他们脸上不再有父辈的容颜，他们变得酷似自己的子孙。

　　这两句诗表现出现代人的美好理想使他们越来越具有青春活力，也展示出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精神风貌。

　　丽梁娜·斯特凡诺娃　（1929—）六十年代以来注重以丰富的色调多层次的表现时代的生活画面。她不仅透视了社会的种种复杂矛盾，而且关注着原于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诗人以满腔热情歌颂那“奇迹般的新世界”（诗集《未来的声音》（1969）、《太阳吻我》（1970）、《磁场》（1979））在诗人笔下，这种腾飞式的高速发展已“深入人们的灵魂”，“控制着他们生命的脉搏”。诗人呼唤人们奋勇争先去掌握尚不曾为旁人所知的第一个信息，但对时代发展与人的自然本性不和谐的关系，也表示了自己的隐忧。《不可容忍的高速》一诗着重讴歌人们在平凡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优良的自然本性和民族与社会的优良传统，以唤醒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重视。

　　斯特凡诺娃诗歌中鲜明的时代精神寓于优美动人的诗歌形式之中，即使触及最迫切的时代问题，也显示出丰富的形象性和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女性所特有的温馨柔润的感情特质。

　　八九十年代的诗歌趋向晦涩朦胧，引起评论界的争议。

　　3

　　解放后的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同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的显著特点：

　　第一，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明显增多。三十—四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一代作家，如塔列夫、古里亚什基、达斯卡洛夫、曼诺夫、巴尔丁诺夫等，解放后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由于他们是解放前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人，生活阅历丰富，因而各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近几十年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大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保加利亚传统小说发展的思想艺术风貌。六十年代产生了第二代作家，如彼得罗夫、拉迪契科夫、弗切吉耶夫、波波夫、纳科夫斯基、阿森诺夫、米海伊洛娃等。他们在艺术上有新的探索和追求，尝试运用现代小说的种种表现手法，创作出不少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七十年代后出现的第三代作家，如马尔科夫斯基、苏加列夫、斯特拉蒂耶夫、亚勒莫夫、佩特科夫、科鲁吉耶夫、扎列夫等，更加注重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和确立“主体—我”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也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就。

　　第二，小说创作的题材范围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扩大，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四、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题材是反法西斯斗争，作家围绕这一题材创作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作品。此后不久，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作家普通关注的焦点，虽有一些佳作，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中人物形象刻画有些苍白无力。1956年后，表现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成为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其中不乏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如古利亚什基的《金羊毛》、卡尔切夫的《新城的两个人》、拉伊诺夫的《茫茫无路》等。六、七十年代，不少作家的视线转向了社会道德问题与科技革命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传世之作，如维任诺夫的《夜驰白马》、《障碍》《白蜥蜴》、古里亚什基的《桃花心木架的起的房子》、弗加吉耶夫的《荒园绿草》、拉迪契科夫的《最后的夏天》等。

　　第三，在小说艺术表现形式上，五十年代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生活画面的广阔丰富，注重人物品格与命运同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历史着眼表现个人；六十年代以后的小说则不重情节而重人的主体意识的表现，注重以人为中心，从人的主观世界折射社会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作品的抒情意味都有所加强。随着种种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成了开放体系。

　　在解放后四十余年的小说领域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有：

　　迪米特尔·迪莫夫（1909—1966），最重要的作品是195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草》。小说主人公鲍里斯由一个普通青年经过自我奋斗而取得了尼古丁烟草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借投靠国内反动政权和国外垄断财团，在你死我活的竟争中不断吞并其他公司。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他残酷剥削工人，无情镇压工人罢工，甚至让自己的情人去做德国垄断组织头子的情妇。但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他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小说以现实主义笔墨揭露了金钱势力和对人的腐蚀和毒害，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堕落和腐朽，表现了工人群众的英勇斗争，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卡门·卡尔切夫（194—1988）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品有表现季米特洛夫伟大一生的传记小说《工人阶级的儿子》和表现反西斯斗争的《生者的回忆》（1964）。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新城的两个人》（1964）。小说的主人公马斯拉尔斯基是一名县委政工干部，在农作合作化时，因不同意县委的左倾冒进政策而遭受打击，后来在下放工厂时又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1956年得到平反后，自愿放弃原先的权力而去他曾参与建设的新城当一名司机。在此，他巧遇危难时刻同他离异的前妻，发现她生活得并不幸福。他认为那是自己的遭难给她带来的苦果，因而同情并暗中保护她。作品展现了主人公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歌颂了当代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卡尔切夫还写有不少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曾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

　　安德列·古里亚什基（1914—？）是一位创作题材广泛、勤于探索的作家。五十年代写了几部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金羊毛》（1958）最为有名。主人公达莫夫是一个农业合作社的主席，革命斗争时期曾是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合作化高潮时又曲解党的政策，干了不少过左的、有失人道的事情。在人们眼里，他事业上成就辉煌，连少先队也邀请他讲述自己的光荣事迹。可是当他准备讲稿而翻阅过去的日记时，一桩桩以革命名义所做的错事引起他的反思和自省，并终因愧悔和精神崩溃而自杀身死。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那个典型环境中具有鲜明个性的达莫夫形象，成为一部摆脱了公式化的佳作。

　　古里亚什基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是《桃花心木架起的房子》（1975）。它写的是布尔斯基一家的变迁及其三个儿子的命运。一个儿子从事诚实的劳动，走的是正道。一个儿子是有才能的工程师，但受到权位与名利思想的侵袭。他虽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也拥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却灵魂空虚，无崇高理想。他所建造的桃花心木住宅无比舒适优雅，但生活其间却忧思萦绕，不得安宁，最终遭致了不幸。另一个儿子在一处地方建设了一座现代化工厂，造成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现代市侩主义对人的心灵的污染。作品以其现实主义的深度和人物的心理刻画赢得了好评。

　　古里亚什基八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怪人》（1983）在揭露现代市侩的同时，突出了正面人物的斗争精神。主人公耶夫迪莫夫在同企业管理人员的惰性和世俗偏见进行斗争时，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甚至被看成是“怪人”。作品的社会批判力量在于：耶夫迪莫夫周围的人或墨守成规、苟且偷安，或投机钻营、贪图实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然与主人公创新与敬业的精神发生冲突，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作品揭露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不仅表明了创业的艰难，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

　　帕维尔·维任诺夫（1914—1983）是一位勤于探索、才华横溢的作家。四、五十年代写了一系列反法西斯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如《第二连》、《在原野》、《远离海岸》等。其中《第二连》写保共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同留用旧军官中的异己分子所作的斗争。《在原野》写一支游击分队深入敌占区，烧毁奶制品作坊、处决伪县长的英雄事迹。这两部中篇曾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

　　六十年代，维任诺夫转向道德题材的开掘。小说集《持小提琴的少年》和《扁桃的气息》以现实主义的剖析力触及了现实社会的道德问题，揭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同时期的长篇小说《星星在我们顶空》写农民什迪利亚老爹在法西斯监狱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逃出虎口，随游击队转移时为掩护他人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作者笔下，什迪利亚的形象是保加利人民精神品德的化身，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中作者为现代人树立的榜样。作品以其感人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获得评论界好评。

　　七、八十年代，维任诺夫的创作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以一系列新颖奇幻的作品表现了现代精神文明受到的巨大的挑战以及人类的历史命运与人性健全发展等重大问题。长篇小说《夜驰白马》（1976）通过对科学工作者乌鲁莫夫院士及其外甥沙绍相互关系的描写，表现了当今两代人之间的精神道德差异。乌鲁莫夫的正面形象和沙绍的复杂性格显示出作品巨大的心理深度。乌鲁莫夫富于创造的崇高一生，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人性和谐完美的图画。小说不是把两代人的关系表现为不可弥合的鸿沟，而是艺术地指明了世代更替得以顺利实现的现实途径。小说荣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在中篇　《障碍》（1976）中，作者把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精神壁障形象地凸现了出来：一个受过精神创伤而又保持了内心和谐的年青姑娘多罗特娅与一个囿于世俗之见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曲家曼内夫之间的邂逅相逢，演化为一幕令人震惊的悲剧。多罗特娅不惜一死抗议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构成了一个富有整体寓意的“障碍”形象。这一形象是小说主题带哲理性的艺术升华。它唤醒人们消除相互关系中的精神壁障，切中了时代的弊病，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中篇《白色蜥蜴》（1977）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现代人性发展中理智与感情的矛盾，提出了智能的片面发展而又缺乏健全的人类情感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的重大主题。小说描写一个生物学家用遗传工程的方法制造了一个早熟、早慧的神童和“超天才”奈西。奈西不仅身体发育超常，而且脑子象电子计算机那样快，小小年纪就大学毕业，成了数学家。可是，他没有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情感，不懂得如何同他人正常相处。他逼得母亲羞愧自尽，在女友的生日晚会上残杀了与会同伴，最后导致了自身的毁灭。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不仅在于反对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片面强调理智的发展，急视健全人类情感的培养，人必然异化为丧失人性的禽兽。小说貌似荒诞，但在本质上具有极高的生活真实性与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表明了作者对年轻一代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和关切。长篇小说　《天平》（1982）写一个建筑师在一项工伤事故中丧失记忆力。在恢复记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心灵陷入市侩主义泥坑的“旧我”，通过反思他最后走向了通向“新我”的阳关大道从而使自己获得了思想道德的升华。作品构思新颖，富有心理和哲理深度，深受评论界好评。

　　约尔丹·拉迪契科夫（1929—）写有大量小说和剧本。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六十年代中起，以现代手法表现现实生活。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时常显示为现实与虚幻、正常与扭曲、严肃与荒诞的怪异的结合。

　　拉迪奇科夫的作品主要描写农村社会，表现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文化心态。在《恼怒的情绪》中作者借助农民戈茨形象的描写表现了农民面对现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惊诧、疑虑以及他们在维护民族优良传统时所具有的矜持与傲岸的精神境界。在中篇《最近的夏天》（1967）中描写老农拉弗伦蒂耶夫在山村修建水库时留恋故土，游离于现代文明的大千世界之外。在《和风》（1963）中描写农民菲利普历尽人间沧桑之后，在山村原野的自由劳动中寻得和谐与幸福。作者在描写农民的这些守旧意识时，大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幽默和善的嘲笑来刻划来他们在变革时期的典型心理特征。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拉迪奇科夫则描写农民在面对革命、战争时所发挥的斗争精神。在他喜爱描写平凡人物的丰攻伟绩　（《火药识字本》（1969）和共产党人在严峻时刻的道德选择与献身精神　（《所有的人与无人》1975），并取得了较显著的艺术成就。（陈九瑛）

　　匈牙利文学

　　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

　　匈牙利人的祖先属于芬—乌戈尔语系民族。最早，他们在伏尔加河一带游牧，组成七个部落联盟，其中以马扎尔部落最为强大，因此匈牙利人亦称马扎尔人。九世纪末，马扎尔人迁徙到喀尔巴阡盆地定居，改信奉基督教，逐步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制社会向早期封建制社会的过渡。公元1000年，伊斯特万大公建立匈牙利王国；拉斯洛一世（1077—1095）和卡尔曼（1095—1116）在位时，匈牙利封建制度最终确立，十三至十四世纪，发展为全盛时期。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袭下，国家分为三部分，此后长时期内在强邻　（奥地利哈布斯保王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夹缝中挣扎。匈牙利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关于匈牙利文学的起源，从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中可以看出端倪。例如：改信基督教以前的英雄史诗、著名歌曲“莱戈什”以及传统的宗教《悼辞》、关于第一个国王阿蒂拉的传说、关于匈牙利人来到喀尔巴阡盆地并建立国家的传说，等，都是宝贵资料。

　　马扎尔人在改信基督教以后，以拉丁文为国语。修道院和宫廷成了文学活动的中心。第一批拉丁文著作为无名氏　（阿诺尼姆什）和格扎依等人所写的《编年史》以及《播图本编年史》。《编年史》记述马扎尔部落的宫廷事迹，成书可能在十三世纪。　《插图本编年史》的写作时期大概在十四世纪中叶，记述了从古到十四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情况，对于研究匈牙利民族的起源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十世纪上半叶以后，西欧国家的拉丁文诗歌对匈牙利诗歌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十五世纪下半叶，马加什国王非常重视科学艺术、力求使匈牙利拉丁语文学提高到欧洲水平。这时期产生了雅诺什·潘诺尼乌什　（1434—1472）这样的人道主义抒情诗人。他是匈牙利世俗文学的创始人、民族文学的先驱。中古时代匈牙利文学遗留下来的作品只有很少几种。现存最古老的文学是《悼辞》。它大约产生于公元1200年前后，是用匈牙利文写成的第一部散文作品。它的精炼程度和独特的风格说明，那个时期的匈牙利语言已经可以用作文学表达工具了。产生于1300年左右的《圣母马利亚哀歌》，是中古诗歌中留下来的宝贵遗物，从中可以看出匈牙利诗歌的韵律已初步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中古时代拉丁文诗的束缚。它的特点是吸收民歌的长处，使用双韵脚。

　　十六世纪下半叶，匈牙利的著名传教士加什帕尔·卡洛伊（？—1592）和艾尔多希·希尔维斯特·亚诺什　（1504—1555）把《圣经》翻译成了匈牙利文。这时还出现了著名的散文作家海尔陶伊·加什帕尔　（1515—1574），他的　《寓言百篇集》（1566）摆脱了宗教文学的影响，紧密地结合社会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失为十六世纪匈牙利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另一著名散文作家波尔奈米萨·彼得（1535—1585）是革新文学时期最后一名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厄勒克特拉》（1558年）是用匈文写成的第一个成功的悲剧。这一时期，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业绩吸引着叙事诗的作者。在这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是蒂诺第·塞拜什金　（1510—1556）。他的诗歌反映了匈牙利人反侵略的事迹；他还改写了许多古代歌谣，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作家们对流传较广的民间故事进行整理，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多尔第·米克洛什英雄的传说。它的作者是伊洛什沃依·彼得（1530—1574）。包劳西·巴林特　（1554—1594）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匈牙利人民的苦难和英勇斗争精神，组诗《勇士之歌》表现了流亡者思念祖国的炽烈的爱国感情。

　　十七世纪是匈牙利民族发展面临重要转折的时期，文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反抗土耳其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是著名的军事家和诗人，他的长篇史诗《西盖蒂堡之危》（1645—1646）歌颂了反抗土耳其侵略的英雄业绩，富于时代精神和教育意义。在伯特伦·加博尔和拉科齐·费伦茨大公统治时期，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文学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著名的作家有阿巴曹依·切莱·亚诺什　（1626—1659）、多特法鲁西·吉什·米克洛什（1650—1702）。

　　十八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匈牙利的启蒙运动逐渐兴起，给文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民族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口号，激起了匈牙利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的空前高涨，同时也促进了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起义者阵营中，散发过无名作者的诗篇等小册子。最能反映起义斗争精神的，是由无名诗人创作的库鲁茨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有　《契诺姆·包尔科》、《盲诗人波卡恩之歌》；《两个贫苦青年的谈话》、《贫苦青年之歌》以及《拉科齐流亡到波兰》等。

　　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的黑暗统治造成了匈牙利文化的长期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具有较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匈牙利文学作品是拉科齐的　《回忆录》和他用自传体写的《自述》。这些回忆和自述以讽刺的笔法描写了维也纳宫廷的风习。米凯什·凯来门　（1690—1761）的《土耳其通信集》在匈牙利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他那个时代的宝贵文献，真实地描写了在拉科齐宫廷中供职的情况，刻画细腻，揭露深刻，文笔清晰而委婉，将幽默与讽刺融为一体，对促进匈牙利文学语言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十至八十年代，启蒙运动所涉及的不过是社会教育问题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问题。启蒙主义作家们从教育入手，并为改革祖国语言而斗争。到了l795年，这些作家就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实行共和政体的要求。拜塞聂依·久尔吉　（1746—1811）是匈牙利启蒙运动的早期思想家和文艺作家。他的著名的历史悲剧《阿吉斯》（1772年）作为启蒙文学的开端载入匈牙利文学史。该剧取材于罗马奴隶主的历史故事，借故讽今地批判了现存制度，表现了英雄人物为了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斗争精神。他的戏剧语言的显著特点是生动、准确、有力，并且非常个性化、打破了拉丁化戏剧枷锁的束缚，推动了民族戏剧的形成和发展。拜塞聂依的喜剧创作也同样为民族戏剧增添了光彩。喜剧《哲学家》（1777年）独具的幽默性很富于民族色彩、另一喜剧　《拉依斯》（又名《道德上的固执》）成功地塑造了贵族阶级残暴无知和利欲熏心的反面典型人物，同时刻划出贫穷者的正直和高尚。拜塞聂依的诗体书简宣传了宗教的宽容忍让精神和个性自由的思想，但在《比豪里的隐士》中又抨击了宗教狂热，嘲骂了贵族和皇帝。启蒙小说《泰里曼游记》表现了对被奴役农民的同情。

　　1790年，匈牙利文化发展起了新的变化。第一个民族剧院在凯莱门·拉斯洛　（1760—1814）的倡导下建立起来了。该剧院的进步戏剧活动在匈牙利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匈牙利的雅各宾党作家被反动势力处死以后，民族剧院也于1795年被官方封闭。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启蒙运动开始分化为两派。一派主张温和的改革；另一派主张沿着法国启蒙运动先进思想的道路发展，继承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为民族独立与国内改革而斗争。前一派的代表物格瓦达尼·尤若夫（1725—1801）维护贵族利益，反对有利于下层阶级的社会改革，但他也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代表作长诗《一个乡村公证人的布达之行》　（1790）抨击了奥地利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匈牙利社会的麻木状态。另一派的代表马尔丁诺维奇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革命文学团体。这个文学团体中最激进的一批作家，被人们称作“匈牙利雅各宾党人”，领导人是大学教授、神学家马尔丁诺维奇·伊格诺茨，还有诗人鲍恰尼和考岑奇等人。马尔丁诺维奇的著作　《哲学回忆录与上帝的奥秘》有力地揭露了上帝创世纪说的不真实性，猛烈地抨击了教会，揭露教会上层分子的阴险毒辣。他作为农奴利益的代表人，号召以武力推翻特权阶级的统治。鲍恰尼·亚诺什（1763—1845）的著名诗篇《法兰西的变革》对统治者提出了警告：“自然早就把你们严刑惩罚”。作为政治诗人，他不愧为裴多菲的先驱者之一，曾在诗中提出捣毁王座和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启蒙作家维尔赛吉·费伦茨（1757—1822）因把《马赛曲》译为匈文而遭逮捕。马尔丁诺维奇革命团体中的著名作家考岑奇·费伦茨　（1759—1831）力图把祖国文化提高到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大量翻译了十八世纪德国文学家莱辛、歌德的作品，通过翻译，把许多抽象的新名词移植到匈牙利的语言中。当匈牙利启蒙运动的主要文学流派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古典主义文学流派，这是在匈牙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匈牙利古典主义作家们主要竭力使用本国语言大量翻译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洛第·萨博·达维德　（1739—1819）留下了颂歌、牧歌、书信和抒情诗共有三卷。

　　十八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匈牙利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创作倾向。这些作家努力使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传播，提出了向民间学习的口号，带动了许多作家走向新的创作道路，在富有人民性的作家的作品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压迫和专制暴政的倾向。这一时期，匈牙利的文化活动中心从佩斯转移到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以诗人秋柯诺伊为首，在这里成立了德布勒森文学小组，在复兴古代匈牙利民间诗歌和创造新的民主主义文学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秋柯诺依·维德茨·米哈依　（1773—1805）是匈牙早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傍晚》反映了启蒙思想和渴望自由与光明的信念，嘲笑了伪善，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无知和偏见。他的诗朴实无华、语言流畅、富有民主主义内容，远远超过以前的匈牙利诗歌。秋柯诺依是一个在匈牙利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德布勒森文学小组的第二个杰出诗人是法泽考什·米哈依（1766—1820）。他的诗歌创作继承了匈牙利启蒙运动反封建的斗争传统。他的著名长诗《牧鹅少年马季》中的主人公马季要以暴力回敬暴力，“无情的三倍回击”。这是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社会心理所作的高度概括。在匈牙利文学中，马季是第一次出现的穷苦人民的英雄形象。作者不仅把马季刻画成一个勇敢无畏的勇士，而且描写成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教养的人，成为人民群众向统治者复仇的象征。总之，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为魏勒斯马尔蒂、裴多菲等人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借鉴，而且还促进了1848年革命前夜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西欧思想的传播和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匈牙利出现了一个政治、社会的改革时期。接受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中小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着这一社会运动。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发展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化是形成资产阶级独立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为争取匈牙利语作为官方语言文字的斗争成了当时的重大课题。

　　到了四十年代，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在匈牙利，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问题更为突出。科苏特于1841年创办的《佩斯新闻报》，积极宣扬资产阶级革命。以青年作家裴多菲·山多尔、约卡伊·莫尔等人组成的“青年匈牙利”看到采取改良主义方式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而拥护科苏特的主张，表示要采取革命的手段。1848年，在“青年匈牙利”的发动和领导下，以支援巴黎和维也纳革命为理由，于3月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游行示威迅速转变成了反对外国统治和封建主义的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后来遭到了血腥镇压。

　　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文学活动就是这一时期的匈牙利的政治和社会的斗争的生活反映。初期，文学生活也是由那些出身于中小贵族家庭，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佩斯开始逐步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文学生活也日益活跃起来了。出现了大批青年作者，其中著名的有诗人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戏剧家基什法鲁迪·卡洛伊（1788—1830）、文学批评家包依扎·尤若夫（1804—1858）、文学史家托尔第·费伦茨（1805—1875）等。这批青年作者有自己的创作园地。1821年由基什法鲁迪主持创办大型文学杂志《曙光》，成为团结和培养新一代作家的中心。1837年《曙光》停办，接着，魏勒斯马尔蒂·包依扎等人又创办了《雅典论坛》，继续宣传进步主张。1836年，原来以《曙光》为中心的一些作家创立了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展开许多文学活动，诗人阿兰尼·亚诺什　（1817—1882）的著名长诗《多尔第》就是应征得奖的作品。根据研究会的委托，埃尔德伊·亚诺什（1814—1868）编辑出版了第一部名为《民歌和故事》的匈牙利民歌集。

　　从四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青年作家——裴多菲、约卡伊、托姆伯、贝尔奇、李斯尼奥依、巴尔菲、德格列、帕克，还有稍后的奥拜尔尼克和凯列尼。历史上称他们为“青年匈牙利”，又称“佩斯十人小组”。瓦霍特·伊姆雷主编的《佩斯时尚报》（1844—1848），以及从1847年开始由约卡伊·莫尔主编的《匈牙利生活报》，成为他们的喉舌。他们大多数人出身低微，坚决要求国家独立；同时认为狭义的贵族的爱国主义已成为妨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主张彻底解放农奴。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的精神在四十年代对促进革命形势的高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斗争武器既有笔，也有剑。匈牙利著名的1848年3月15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就是由“青年匈牙利”发动和领导的。裴多菲的著名的诗篇《民族之歌》就是在民族博物馆广场的群众集会上朗读的。这诗篇迅速成为人民起义的宣言书。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时期。其主流具有强烈的时代进步意义和积极倾向。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内容大多为民族传统历史题材，基本上还是反映贵族的世观。到了四十年代，由于许多出身于平民阶层的作者进入诗歌领域，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更接近群众，对民族生活方式的颂扬已成为对人所描写所代替。在散方面，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也出现了新的迹象，逐步形成了匈牙利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促进社会进步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在诗歌方面，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时期。诗人们除了从古代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中选取创作题材外，还开始打破十八世纪古典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逐步掀起了一个向民间文学学习的运动，除了注意收集、编辑出版民间诗歌集、歌谣集以外，还利用民间诗歌的表现形式、情调和风格来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这些都显示出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要特色。这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诗人有苛尔采伊·费伦茨　（1790—1838）和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1800—1855）。苛尔采伊·费伦茨是贝尔任尼和魏勒斯马尔蒂之间的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鲍恰尼和裴多菲之间的杰出的政治诗人。他主张解放农奴，并积极主张确立匈牙利语的法律地位。他的诗篇在艺术形式方面也较前大进了一步，著名的诗篇有《国歌》（1823）、《致自由》（1825）、《兹里尼之歌》（1829）、《兹里尼第二支歌》（1838）等。另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是一位多产诗人，除了大量的短诗外，还写了许多史诗和诗剧，其中著名的有史诗《废墟》（1830）、《两座邻堡》（1831）、短篇史诗《美丽的依侬卡》（1833）、诗剧《钟哥与金黛》（1830）、《血泪的婚礼》（1833）、《面纱的秘密》（1835）等。这些作品说明诗人的思想还属于具有爱国主义的贵族世界观的范畴，但已开始认识到平民的作用。从三十年代中到1848年间诗人的创作进入新高潮，写出一些著名的诗篇如《号召》、《致李斯特·费伦茨》、《祖国之爱》、《图书馆里的思考》、《预言》、《新闻自由》、《战歌》等。这些诗篇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成熟。除了文学创作，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对匈牙语的规范化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匈牙利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创作在前一世纪的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作品的题材选择方面，冲破了过去那种仅限于选择重大史题材和上层贵族生活圈子的框框，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选择题材。这时期的小说创作的最主要特点，在思想内容方面，是对封建制度下的愚昧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在人物塑造上，注意到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故事情节的安排方面，摒弃了过去那种浪漫主义渲染而更多地接近了现实生活。这时期在发展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作家，约有这么几位：埃特沃什·尤若夫（1813—1871）。他的两部重要小说

　　《乡村公正人》（1845）、《匈牙利在　1514年》　（1847）在匈牙利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作者在搜集和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创造出典型人物，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构成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作者在匈牙利文学史上最早地提供了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貌并作出了精深的分析研究。法伊·安德拉什　（1786—1864）写过一些具有喜剧性质的幽默短篇小说，很有成就，他的重要长篇小说《贝尔太基一家》（1832）通过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以描写和反映改革时期的社会问题而著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刻画方面较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要求。约西卡·米克洛什　（1794—1865）曾任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主席。他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是《阿巴菲》（1836）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好评。

　　这一时期产生了匈牙利历史上的伟大的诗人裴多菲　（1823—1849）。他出身于贫苦家庭，中学时期仍然过着流浪生活。他十五岁时开始写诗，采用匈牙利民歌体的简练风格写作，诗歌题材大多取自劳动群众的生活，人物几乎都是农民、牧羊人和侠盗，例如《霍尔托巴吉酒店的老板娘》、《谷子成熟了》、《林中有鸟儿》等作品。今天，已有十六首裴多菲的诗已成为匈牙利的真正的民歌。他并未被民歌的风格所局限，而是把民歌的语言和形式加以提炼，发展为真正的诗歌艺术。他的文体十分接近民间流行的口语，极大地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言。例如《雅诺什勇士》（1844）就是采用大众语言写成的关于民间传说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刻画了雅诺什这个理想化的英雄，诗的语言、形式给民间传说带来新的生命色彩，有极大的鼓舞力量。受到我国作家鲁迅的推崇。1844年初，他写了《爱国者之歌》。1846年春天，在他领导下组成了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出了《生活景象》杂志。他追求文学的真实性，说“只要是‘真实’的，也就必然是‘自然’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　‘美’的。”强调诗人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他的爱情诗也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例如《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他最著名的爱情诗之一。在1848年的革命浪潮中裴多菲写下了著名的《民族之歌》，呼号着：“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呼唤！”“我们宣誓，我们不再做奴隶！”这个伟大的作品是“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成为三月十五日革命的战斗口号。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三月十五日》、《自由颂》、《大海沸腾了……》、《绞死国王》等政治诗篇。他最后的总结性的长篇叙事诗《使徒》描写了一个抱有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的一生，是匈牙利人民为争取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光辉诗篇，表达了对绝对自由的“乌托邦”式的向往。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匈牙利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俄奥联军血腥镇压后，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科苏特及其追随者流亡国外，许多知名作家如魏勒斯马尔蒂和约卡伊都不得不四处躲藏。文学事业受到摧残：文学杂志和文学团体遭到查禁，作家受到迫害。对于进步作家来说，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进行消极抵抗，即对专制制度及其拥护者拒绝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以表示轻蔑。在巴赫专制主义时期，一些有见识的作家也意识到，只有通过文学创作，特别是通过改革时期和　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追忆，才能够保护民族精神，维护民族的进步历史，以便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有意地回避现实，而是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思想内容。它的主要倾向是爱国的积极浪漫主义，中心思想是团结在裴多菲的旗帜下，维护　1848—1849年的革命与自由斗争的光荣传统。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诗人阿兰尼、托姆帕、小说家约卡伊、剧作家马达奇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创作活动，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五十年代初，又出出了一些的新杂志，如西拉吉·山多尔主编的《匈牙利纪念报》、纳吉·伊格纳茨主编的《女士信使》等。这些报刊上先后登载了一些被迫隐藏的流亡的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星期日新闻报》和托尔第·费伦茨主编的　《匈牙利博物馆》等。这时期的文学生活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民族文学史著作的出现。托尔第·费伦茨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史作家，是匈牙利的第一个文学史教授和第一个编写匈牙利文学史的学者，有“匈牙利文学史之父”之称。他的主要著有：《匈牙利民族文学史》（1853）、《新时期的匈牙利民族文学史》（1853年）。他强调编写文学史的系统性和民族性，强调民族文学史的教育力量和影响。认为这种教育应当从中学时期便开始，并且亲自编写了这种教科书。同考岑奇在十九世纪初通过各种方式普及民族语言一样，托尔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撰写系统的民族文学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在文学组织方面，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些文学机构如科学院、基什法鲁迪研究会等，在1849年秋天就被禁止活动。直到1859年，在纪念考岑奇诞生一百周年时才第一次公开举行科学院召开的庆祝会。这些重要机构才恢复活动。与此同时，那些反对1848年革命传统的作家在这些机构中也窃取了职位，成为官方的代表。从此，一贯具有光荣民族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文学阵营开始分裂了。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对革命的作家集团。小说家兼评论家凯梅尼·日格蒙德　（1814—1875）成了这个集团的指挥者。凯梅尼宣称人民不需要革命，攻击进步运动多余。他写过一些历史小说如《寡妇和姑娘》　（1855后）、　《狂热者》（1858年）、《阴沉的天》（1862年）等，这些作品对于历史时代只作了一些表面的描绘，而对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完全回避不谈，因此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大。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可取之处在于，对人物有比较细腻的心理描写，有较典型的题材，也注意到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发展的合理性。这些具有现实主义描写方法的艺术特点对后来匈牙利小说创作的发展起过一些作用。在凯梅尼周围聚集的一批作家，六十年代以后成为所谓的学院派作家。他们中间没有杰出的人材，作品内容贫乏，缺少积极的社会意义，形式上一味模仿古典主义，实际上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六十年代以后，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又恢复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匈牙利民间文学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初，这个研究会出版了一部名为《克里约野玫瑰》的民歌集，里面收集了许多民间久已流传的叙事诗如《桶匠柯达》、《石匠凯莱门》、《美丽的优丽亚姑娘》等，对推动民间诗歌的研究和创作都起过很好的作用。

　　1867年匈牙利上层阶级同奥地利宫延达成妥协，是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匈牙利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也有进展。在文学生活方面，官方阵营同非官方阵营的区分和对立更加明显。随着凯梅尼·日格蒙德的退出，久劳依·巴尔（1826—1909）成了官方文学的实际领导人。这一派作家打着所谓维护民族进步、革命和自由斗争的传统的旗帜，实际上代表贵族阶级的利益，成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久劳依在1867年以后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虽然也意味着反映现实，但更主要的是对现存制度的顺从。在此期间，出现了同官方的保守的民族派相对立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是瓦依达·亚诺什和托尔纳依·拉约什。随着八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生活问题日益成为文学的主题，于是他们扩大了创作的阵地。

　　1876年，一批没有参加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活动的诗人、作家组成了裴多菲文学协会，其成员几乎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他们不满现状，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却没有特别的纲领。这些新诗人（如莱维茨基、科姆亚蒂、基什等）和散文作家　（如布洛迪·山多尔、屠里·佐尔坦、图莫尔克尼·伊斯特万等）都是各走各的路，无论是在世界观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彼此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大多数作家和诗人都坚定地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艺术创作方面坚持以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为榜样，在散文文学方面，则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布达佩斯也日益都市化，进一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种报刊日益增多。《星期》、《二十世纪》杂志等宣扬激进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报刊团结了反官方文学民族派的作家。与此同时，官方文学民族派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组，团结在科学院、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周围的作家中，派生出一个新的、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趋于现代化的派别，他们团结在《新时代》杂志（1895年创刊）周围，同大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贵族阶级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新时代》的主编海尔采格·费伦茨。

　　十九世纪下半叶值得注意的匈牙利作家有下面一些：

　　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继裴多菲之后在散文领域里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45年来到布达佩斯，同裴多菲等一批青年作家发起组织进步的文学团体“青年匈牙利”，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传播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1847年主编的《生活景象》报成了反对封建落后思想的阵地。“青年匈牙利”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和领导了1848年3月l5日在布达佩斯爆发的、震撼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约卡伊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十二点要求”革命纲领的起草工作。革命失败后，他曾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约卡伊在世就已在国内外的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约卡伊是一位极其多产的作家，仅小说就有一百多卷，此外还有大量的时事论文、文艺批评、随笔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匈牙利文学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积极浪漫主义流派。约卡伊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写过以隐喻方式描述的冒险故事，曾以《战斗情景》的书名出版。他写过几部以十六世纪历史题材为内容的著名长篇小说如《埃尔德伊的黄金时代》（1852）、《匈牙利境内的土尔耳世界》（1853）、《傀儡兵的末日》（1854）等。这些作品借古讽今、流露出对现制度的不满。约卡伊创作的另一批小说是以十九世纪初民族复兴时期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和《卡尔帕蒂·佐尔坦》（1854）。这两个姊妹篇通过中小贵族的觉醒和再现广阔的社会画面来赞扬民族的高贵品德，在当时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始终是约长伊的主题，是他的创作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活不断进展，他的创作题材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写了《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1869）、《黑钻石》（1870）、《毕竟是大地在转动》　（1871）和《金人》（1872）等长篇巨著，描绘了十九世纪匈牙利人民经历过的几个最重要的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以1848年的革命斗争为轴线，交织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揭示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黑钻石》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背景，揭露反动阶级上层与国外敌人相勾结压榨人民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寄望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金人》描写了一个暴发商人的发迹史，比起《黑钻石》来，《金人》中已抛弃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幻想，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和幸福，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并不完全真实。约卡伊在八十年代以后对统治阶级采取了妥协立场，因而他的晚期作品的思想性大为减弱，例如《拉科齐之子》、《三尊大理石头像》等小说中过分追求情节的惊险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作者仍然写出一些讽刺贵族、地主阶级的历史小说如　《囚徒拉比》、《小国王们》，还写了揭露资本主义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破坏的作品如《黄蔷薇》（1893）、《那里金钱不是上帝》等，其中《黄蔷薇》写得比较成功。总的来说，约卡伊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富有吸引力，语言的使用也恰到好处。这些都是足以为后代作家所效法。

　　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是匈牙利著名的叙事诗人，出身于“纳税的农奴”家庭。他在1846年创作的长诗《多尔第》，受到裴多菲的大力摧崇，使他一跃而成为匈牙利的著名诗人。从1847年起，他的诗歌的革命性更加鲜明。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时，阿兰尼接到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的传单，便表示誓死站革命的近卫军的行列。他写了《近卫军之歌》，高呼：“我的母亲，美丽的匈牙利，直到我死，我都要保卫你！”1848年革命失败后，阿兰尼陷于悲观。后来他转而写作历史题材的歌谣，以历史歌谣的形式表现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揭露压迫者的横施暴敛，歌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1857年，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来到匈牙利时召见阿兰尼要他写颂诗，他拒绝了，并且借题发挥地写了最著名的歌谣《威尔士的行吟诗人》（1857），其中写道：“五百名威尔士的诗人，唱着歌向刑场走去；他们当中谁都不肯唱出“爱德华万岁”的歌曲。”阿兰尼的歌谣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有：《包尔勇士》（1855），《埃格尔姑娘》（1853）及《松第的两个侍从》（1856）等，这些作品通过历史上的形象表达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绪。阿兰尼的代表作有《多尔第》（1845）《多尔第的晚年》（1848）和《多尔第的爱情》（1879）三部曲。长诗的主人公多尔第是匈牙利民间传说中的英雄，许多诗人就此题材写过长诗。阿兰尼的《多尔第》是在十六世纪歌人伊洛什沃依·彼得的同名作品基础上加以发展。阿兰尼另一部较成功的历史长诗《布达王之死》（1863），描述了匈牙利国王阿·蒂拉拉兴建国家，驱逐外敌的斗争故事。阿兰尼的后期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惨无人道，但他认不清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后期的几首诗中出现了悲伤情调，如《在集市上》（1877）、　《往昔的抱怨》（1877）等。

　　马达奇·伊姆雷（1823—1864），匈牙利著名的戏剧家，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在政治上他坚决支持革命，并曾受到迫害。他的著名作品为剧本《文明使者》（1859）和《人的悲剧》（1859—1860）。这两个剧本都强烈地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态度，其中尤以《人的悲剧》因深刻反映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而著称。《文明使者》是讽刺喜剧，揭露统治者以西方方明开拓者自居而实行民族压迫的实质。《人的悲剧》规模宏大，包括人类生活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场景两大部分，分十五幕，主题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前途、人们斗争的目的、意义和出路。作者通过主人公亚当在各个重大历史时刻扮演主角的斗争经历及其失败的事实，表示出对人类前途的怀疑态度，流露出某种悲观主义色彩。作品也显示了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矛盾；一方面反对残暴统治，主张为自由而斗争；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革命的手段，没有看到并且害怕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力量。《人的悲剧》的社会意义在于，虽然它对人类的前途表示担心，但还是宣扬了斗争的重要性。

　　瓦伊达·亚诺什（1827—1897）是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是裴多菲革命平民诗歌的忠实继承者。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是被解放的农奴。作为“青年匈牙利”小组成员之一，积极投身于1848年革命，后来从事诗歌创作。

　　《致祖国的叛徒》（1846）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诗中宣称：“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夏天来了，我要站在雷电之中。”在革命期间，他还写了一些鼓吹和赞扬革命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如《红色的军帽》（1849）、《致法国》（1849）等。在巴赫专政时期，他的诗歌曾一度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如在组诗《痛苦》（1854）、拉斯洛勇士》（1854）等。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瓦伊达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是出于对反法统治的不满和抗议，而不是对民族的否定和对未来的失望，因而在《晨曦》（1855）一诗中作者说在“冬夜的黑暗中”必将出现“晨曦的星光”暗示民族的精神并没有死记。在六十、七十年代以后，瓦伊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愈来愈看清了贵族地主阶级对于维护真正的革命和自由无兴趣，他在《自我批评》（1862）一文中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以维护民族独立。瓦伊达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上继续坚持裴多菲的人民诗歌原则，主张“新的文学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力量是在不断地增长着”。在诗歌形式上，他主张以匈牙利民间传统为基础，吸收西方资产阶级诗歌创作中的优点，以丰富民族诗歌创作。瓦伊达的创作活动为后来的城市资产阶级诗歌的形成开辟了阵地。

　　莱维茨基·拉（1855—1889），是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反对派中地位仅次于瓦伊达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是非婚生子，社会地位低下。他所写的诗歌不多，多为揭露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和愚昧无知，描述佩斯的小市民生活和批评当时社会的非人道等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世界有什么不幸》等诗。在《自我倾诉》等诗歌中，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希望，以此对官方文学表示抗议。他在世界观上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从而在诗歌中流露出孤独感。由于他较早地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西欧洲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艺术形式，在《自我画像》等诗中使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因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匈牙利资产阶级诗歌创作的先驱之一。

　　科姆亚蒂·耶诺　（1858—1895），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他的文学创作和精神生活同当时的官方文学格格不入。他唯一的一本诗集《走出朦胧》（1895年诗人死后才出版）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接近于当时西方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揭露时代的不公正现象；在艺术手法上，则运用西方流行的象征主义。就这些方面说，他的诗歌也是奥弟的诗歌的前躯者。

　　基什·尤若夫（1843—1921），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著名诗人之一。出身于乡村商人家庭。1890年，他创办的《星期》杂志成为反对官方文学、团结城市资产阶级文学派的中心。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深受阿兰尼·雅诺什所提倡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的影响。186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犹太人之歌》。他的诗歌的主题主要是反映和描绘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例如在《缝纫女工之歌》、《谈谈缝纫机》等诗中，他虽然刻划了劳动妇女的形象，但他并没有看到当时社会里的劳动妇女问题的实质。在《火》、《克尼亚兹·波特姆金》等诗中，他对俄国1905年革命表示祝贺。但他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认识。基什的文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在鞭打落后的封建残余和推动资产阶级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阿兰尼·拉斯洛（1844—1898），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著名的诗人阿兰尼·雅若什的儿子。他的著名作品《幻想的英雄》（诗体小说）于1873年出版，是当时最早出现的社会批判小说的代表作。该主人公是爱国主义青年，虽然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却站在资产阶级革命者一边，力图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放弃计划，仍然过贵族生活。《幻想的英雄》批判了贵族阶级落后和无能，谴责了封建社会。作品的意义在于：与过去那种歌颂传统的历史英雄人物不同，它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描绘现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小说，它不是英雄史诗，而是创作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内容的诗体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它不歌颂英雄人物，而是通过对贵族地主阶级的描写，指出这个阶级已经成了民族发展的阻力。

　　托尔纳依·拉约什　（1837—1902），是这个时期主张以批判精神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先驱。他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地主家庭，1866年被选为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　成员。他的著名小说有：老爷们》（1872），《伯爵夫人》（1882）、市长先生》（1885）等。老爷们》通过一个落后的小村庄演变成农业城镇的描写，揭露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之争，反映巴赫时代的匈牙利真实的社会画面。《伯爵夫人》和《市长先生》暴露和抨击了匈牙利贵族阶级的落后和腐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托尔纳依的这些作品几乎都在收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撰写的，在描写上也不免表现出某些自然主义色彩。他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于揭露1867年妥协后的社会问题及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封建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但他又找不到出路，因此，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物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

　　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散文作家，在匈牙利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1881年和1882年他连续出版了描写普通农民、牧羊人生活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多特（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在八十、九十年代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圣彼得的伞》（1895）、《匈牙利的两次选举》（1893—1898）、《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5）、新兹里尼阿斯》（1898）等，对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无情的揭露，通过对上层贵族社会生活的描写，撕开了虚伪丑恶的面貌。米克沙特的创作高潮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和艺术性的更为成熟的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奇婚记》（1900）、《青年诺斯蒂和多特·玛丽的故事》　（1908）和《黑色的城市》（1910）。《奇婚记》通过一对单纯而又热情的青年的恋爱经过和一桩婚姻纠葛，反映了社会上的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黑的城市》刻画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狡诈。米克沙特在短篇小说里对下层人物总是抱着同情态度，细致地塑造了许多善良人物的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在这方面，米克沙特对匈牙利散文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艺术描写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故事情节安排巧妙，引人入胜，构思不落俗套，能在人物形象刻划上寓褒贬于幽默。他善于汲取民间语言的优点，用语生动，行文流畅，擅长描写匈牙利的风土人情，作品富于乡土气息。

　　戛尔多尼·格若（1863—1922），出身于贫苦家庭，从事过教学、编辑工作，1897年定居于埃格尔城，被称为“埃格尔隐士”。他的代表作品《埃格尔之星》于1899—1900年首先在《斯新闻》报上连载，获得巨大成功。他还写过一些历史小说如《看不见的人》（1902）、《上帝的奴隶》（1908）等，但都不及《埃格尔之星》有名。《埃格尔之星》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爱国主义小说，以十六世纪匈牙利人反抗土尔其奥斯曼帝国的侵略的保卫战为情节。小说塑造了大批英雄人物。作品含有借古喻今，反抗奥地利哈布什堡王朝的意思。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图莫尔克尼·伊斯特万（1866—1917）是以描写农村生活著称的小说家。他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担任过编辑、博物馆长等工作，还从事考古和民俗学

　　《研究。189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塞格德的农民和某些老爷》，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白杨树下》（1897）、《水上行走的人和两只手的工人》（1902）、《在木头房子里》（1904）和《平凡的人们》　（1914）等。描写和反映塞格德附近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问题，是他的全部作品的最大特色，他的作品的意义在于：用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去观察和描写劳动人民，通过细腻而真实的艺术描写，反映当时农村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他的描写并没有使人感到阶级的对抗，却揭示出变革的必要性。

　　布洛迪·山多尔　（1863—1924），匈牙利小说家、戏剧家和评论家。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代表，在作品中他着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作现实主义的描写，通过普通人的悲剧，对下层人物的不幸表示同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抨击。他的第一个小说集《困苦》于1884年出版。著名小说《太阳骑士》（1902）通过一位新闻记者的不幸遭遇的描写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残酷。他的比较著名的剧本有《保姆》（1902）和《女教师》（1908）。作者采用讽刺手法描写了农民和农村的所谓“田园式生活”，大胆揭露农村的掌权者（地主、牧师等）的极其腐朽、虚伪的生活。在艺术描写上，他的浪漫主义倾向往往夹杂着自然主义色彩。

　　屠里·佐尔坦　（1870—1906），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担任过新闻记者、演员。他的创作反映了十九世纪末的社会生活和问题。他目睹到现实世界的变化，工农力量的增长，也看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他的同情总是在下层人民一边，但并没有认识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力量。不过在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罢工者》、《穷人党》、《石匠师傅》、《工厂里的一个人》等，主人公已经不是那些习惯于逆来顺受的“贱民”，而是敢于同老爷们对抗的反叛者。1899年在布达佩斯喜剧院上演他的名剧《士兵》，通过士兵们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奥匈帝国军队的反人民的实质以及军官生活的空虚、无聊和腐败。这个剧由于其现实主义手法和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为作者赢得了声誉。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头二十年，奥匈帝国面临动荡的国际环境，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化。1918年10月31日，匈牙利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奥匈帝国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随后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武装干涉下，这个仅仅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的无产阶级政权遭到失败，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得不流亡国外。二十年代末由于欧洲危机的影响，1930年爆发了布达佩斯群众性大示威，政府日趋于法西斯化，以致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法西斯德国的附庸，参加了侵苏战争。1942年3月15日匈牙利爆发了反战大示威。1944年下半年，匈牙利爱国志士在一些地区开始发动反对国内法西斯统治的游击战。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的大力支援下，终于推翻了匈牙利法西斯政权。此后匈牙利的文化生活开始呈现出生气蓬勃的局面。

　　在文学方面，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各种文学刊物和社团已经相当活跃。一批新作家于1908年在布达佩斯创办的文学杂志《西方》及这些作家组成的文学团体“西方社”成为1908至1919年之间的进步文学的强大堡垒和新文学运动的核心。其它刊物则广泛介绍了西欧现代作品和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在创作上提出了“现代性”、“新颖性”的口号，对抗官方支持的民族保守主义文学。在“西方社”内，奥第、莫里兹为代表的一派反映了代表平民利益的、激进的社会改革倾向。以巴比契·米哈依、科斯托拉尼·德瑞（1885—1936）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表现了自由主义的、艺术至上的倾向。“西方社”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成了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阵地，对1918年至1919年的两次革命起过推动作用。在巴比契任《西方》主编的时期　（1933—1941），这个刊物回避现实斗争，日益失去它过去的战斗性，走上宣扬“纯艺术”的道路，因而也失去了它在文学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第一次大战中，奥匈帝国在1918年战败投降，匈牙利丧失了战前领土的三分之二，匈族居民有三分之一被并入邻国，因此形成了匈语文学在一些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境内各自发展局面。布拉迪斯拉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常与居住在维也纳的匈牙利作家联合出版了匈牙利语文学刊物，一些流亡作家如鲍拉日、戛波尔、伊列什等，都在这里进行过创作。当地发行的《匈牙利作品》（1932—1937）和《道路》（1931—1936）等刊物，也是活跃精神生活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论坛。著名的批评家法布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有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篝火》（1921—1944）和共产党领导的《当代》（1926—1940）等。它们常为匈牙利国内作家和流亡作家提供创作园地。到了两次大战之间，文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在题材和思想内容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描写的对象已经不是城市的表面繁荣和牧歌式的农村生活，而是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又被法西斯所统治的灾难深重的社会。在文学创作上，颓废主义、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退居次要地位，而对社会现实反应敏感、并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品则愈来愈多。在形式上，作家采用各种新的手法表现战后的严峻现实，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如表现主义一个行动主义—富于神话色彩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客观现实主义等等，交替出现，甚至同一部作品表现了不同的风格。从体裁上看，二十世纪上半叶占主要地位的是诗歌。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散文创作方面，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并茂，风格流派纷繁，且各具鲜明的特色。在政治思想方面，各文学社团的情况也比以前更为复杂。保守派作家打着维护民族传统的招牌，反对奥第所宣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鼓吹阶级调和。在创作上，他们生硬地模仿匈牙利古典文学作品的风格，美化贵族地主，思想平庸，格调不高。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萌芽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一部分革命作家被迫流亡国外，另一部分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党员作家大都移居苏联，在那里创办了以倡导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目的文学刊物《新声》（1938—1941）。国内革命文学创作力量分散，作品多为短小精悍的诗歌与散文，对当时的群众斗争起过较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民粹派作家的阵容形成于二十年代末。在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悲观失望，他们开始怀疑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幻想从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产生振兴民族的领导力量。民粹派的一些人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强调走第三条道路，带着很大程度的空想性质。在匈牙利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民粹派作家发生了分化。左翼方面的人同工人阶级实行了联合。另一些代表人物则接受了法西斯思想影响，甚至堕落成为法西斯统治者的帮凶。民粹派文学的刊物有《回答》（1934—1938）、东方人民》（1935—1942）和见证人（1932）等。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同样存在各种不同的流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实证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在战后被二十世纪兴起的“精神历史学派”所取代，后者占据匈牙利文学研究论坛长达二十年余年。“精神历史学派”主张对精神生活进行整体性、概括性的研究，探索风格与世界观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认为每一种精神产品都是个体灵魂的客观化，同时又认为个性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现象，无科学规律可言，找不到对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的真正的整体性的解释。此外，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捷克的结构主义、西方的“实用批评”、“新批评”等流派，在匈牙利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开始于一些在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家和批评家，如巴林特·久尔吉（1906—1943）、法布里·佐尔坦（1897—1970）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尤若夫。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是卢卡契·久尔吉（1885—1971）。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文艺理论家是列瓦依·尤若夫　（1898—1959）。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匈牙利文学中的重要作家约有以下一些：

　　奥第·安德莱　（1877—1919）。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民主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曾参加新闻工作，接受进步思想影响，1905年曾写《地震》一文欢呼1905的俄国革命。奥第是当时的进步文学团体“西方社”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上，他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他在1906年发表的《新诗集》揭开了匈牙利现代文学史的序幕。这部作品反映了对封建主义的憎恨和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向往。从《我是葛格和玛葛格之子》一诗开始，这种感情在《匈牙利荒原》和《欢唱的巴黎》两部组诗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他的诗集如《血与金》（1907）、在伊列什车上》（1908）等，在内容和形式上更臻完美。他的政治诗如《匈牙利荒原》（1906）是对匈牙利封建制度的控诉；《在新水上行舟》（1906）表达了诗人对新时代和革命的向往。《孔雀飞起来了》（1907）歌颂了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在伯爵的打谷场上》（1908）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多饶·久尔吉的孙子》（1908）表达了诗人投身革命的决心；《进军之路》（1908）、《在恰克·马岱的土地上》（1908）和《无产者儿子之歌》（1909）等，都是歌颂无产阶级伟大力量的诗篇，表现了他创作中的革命倾向。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具有古典诗歌的结构严谨、词句洗炼、韵律和谐的特点，同时又包含着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澎湃的激情和梦幻般神秘的境界的描写。他是二十世纪初匈牙利文学中影响最大、而在创作思想上又最为复杂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的主要倾向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革命的向往。由于他的作品反映的是革命内容，一开始就受到保守派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诋毁，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才对他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

　　莫里兹·日格蒙德　（1879—1942），匈牙利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民主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小农家庭，曾经担任编辑工作，随“基什法鲁迪”文学协会到全国搜集民歌。190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七个铜板》，不久便成了“西方社”的重要作家。他曾经热烈拥护1918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919无产阶级革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他曾担任共和国作家协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受过迫害。1929年他与巴比契合编《西方》杂志，1939年至1942年，他主编“民粹派”作家的刊物《东方人民》。他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作品大都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例如：　《七个铜板》由于对下层人民作了真实而别开生面的描写，在文坛引起了轰动。短篇小说《悲剧》　（1909）以简洁的笔调着意将下层人民的似乎“微不足道”的不幸遭遇公之于众；小说《穷人》（1916）作为反战作品，通过一个士兵不幸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性。小说对变态心理作了细致的描写。莫理兹曾经受过布洛迪·山多尔的影响，后来在奥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匈牙利的封建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便产生了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小说《污金》（1910）、《在上帝的背后》（1911）和《火炬》（1917）等作品。　《污金》把原想干一番大事业却被环境腐蚀成罪犯的主人公比喻为掉在污泥里的金子。《在上帝的背后》描写一些对庸俗环境不满却又无力加以改变的大小官吏。《火炬》描写一个曾经决心成为照亮社会的火炬的主人公终于堕落，以此揭露黑暗社会扼杀人才的罪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莫里兹由于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曾经产生过失望的情绪，在一部描写青少年生活的小说《永远做个好人》（1920）中有所表现。二十年代后半期，他的作品进一步加深了批判封建制度的主题。小说《通宵达旦》（1928）和《老爷的狂欢》（1928）都反映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表现了作者对这个没落阶级的痛恨。1930年发表的《亲戚》是对没落的贵族阶级的最无情的判决。此外，莫里兹在三十年代又转向新的主题和题材，写了一系列描写农民疾苦和反抗斗争的小说如《幸福的人》（1932）、《强盗》（1936）和《罗饶·山陀尔》（1940—1942）等。在创作倾向上，他的作品表现了民粹派作家的许多相似之处。莫里兹晚年还写了自传体小说

　　《我的一生的小说》（1939）和描写孤儿的悲惨遭遇的《孤儿院的孩子》（1941）。

　　卡夫卡·马尔吉特（1880—1918），匈牙利文学中的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08年开始长期担任《西方》杂志的编辑。她的作品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而招致上流社会的攻击，但得到“西方社”的支持。她于二十世纪初开始发表小说，大多反映匈牙利妇女解放的问题。她擅长心理描写和气氛的烘托。文笔富于抒情的特色。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色彩与年代》　（1912）通过一个妇女的遭遇反映了匈牙利贵族阶级在资本主义变革中走向没落的过程。长篇小说《蚁巢》（1917）通过对修道院的生活的描写揭露了教会统治的黑暗。

　　莫拉·费伦茨（1879—1934），出身于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同“西方社”的老一辈作家一样，开始于二十世纪初，但他没有参加“西方社”。在创作上，特别是在选择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曾模仿十九世纪末叶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屠莫尔尼克。他的代表作是小说《麦田之歌》（1927）描写农村的贫困和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历史小说《黄金棺》（1932）宣扬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精神战胜专制主义。小说　《汉尼拔的复活》（1924）描写一位贫苦教员的坎坷遭遇。他的短篇小说大多描写贫苦农民的不幸遭遇和家庭生活。前一类较成功的有《依附于土地的扬诺什的故事》（1927），写一个贫农如何为了争一块耕地而上了地主的当。后一类的有《九月的回忆》（1935），作者以感人的笔触回顾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纳吉·劳约什（1883—1954），早在1908年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姑娘》。他出身于社会下层，较早地确立了社会主义信仰，1934年曾与伊叶什·久拉一道参加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他是个多产的小说家，作品多达五百多篇，广泛地反映了两次大战间的匈牙利社会生活。他的小说的题材来源主要是当时的都市生活，所描写的多为畸形的人物和生活方式，有些人物形象使人感觉难受。还有些小说如《一九一九年五月》（1932）、《英雄》（1929》、《搜查》（1925）等，描写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大无畏精神，成功地塑造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在小说《车祸》（1921）和《狼与羊》（1922）中出现的是贫富对立的主题。有些作品以寓言形式针砭社会的弊端，如《母亲》（1931）、灵丹妙药》（1929）等。纳吉的短篇小说结构严谨，用词质朴，在辛辣的讽刺中包含着抒情因素，对社会的批判常含有喜剧性的夸张。长篇作品《基什豪洛姆》（1934）兼有小说和地方志的特点。第二次大战后他发表了长篇自传体小说《反抗的人》（1949）和《逃遁的人》（1954）。他的作品受过各种现代派手法的影响，使用过“蒙太奇”、多场面同时描写等技巧。

　　伊列什·贝拉　（1895—1974）是长期流亡国外的共产党员作家，身于犹太人家庭，在参加第一次世纪大战时接受革命思想，1919年参加过保卫苏难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后来在莫斯科从事文学创作，曾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秘书长等职。第二次大战后回国当作协领导成员，并任《文学新闻报》主编。在创作倾向上，早期受过表现主义的影响，后来走上现实主义道路。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　《蒂萨河在燃烧》（1929）和自传体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1939）。前者反映了匈牙利共产党人在1918至1921年间所经历的斗争、胜利、失败、流亡以及在困难条件下重新组织和发展队伍的战斗历程，在艺术手法上受表现主义影响，对人物的塑造有简单化的缺点。后者通过喀尔巴阡山麓伐木工人的觉醒和斗争以及主人公巴林特·格若成长过程的描写，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的和平生活和1919年无产阶级革命年代的广泛图景。伊列什在1945年以后发表的作品主要描写匈牙利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的过程。

　　查尔卡·马德　（1896—1937），共产党员流亡作家，其反映士兵生活的长篇巨著只残存第一卷，名为《多拜尔多》（1937）。

　　卡里卡什·弗里杰什（1892—1938），共产党员作家。原为匈牙利红军第30旅政委，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三十九旅》。

　　希达什·安道尔　（1899—1980），共产党员作家在莫斯科出版机构供职多年，曾任匈牙利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第一书记和《镰刀与锤子》杂志主编等职，作品有《费采克先生》（1936）和《马尔东和他的朋友们》（1963）等，所描写的为平凡人物，但个性鲜明突出。

　　盖尔盖依·山多尔　（1896—1966），共产党员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小说三卷集《多饶·久尔吉》（1936—1945），描写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

　　连捷尔·尤若夫（1896—1975），共产党员作家，曾协助孔·贝拉工作，编辑过《青年无产者》和《红色新闻报》。代表作有《维赛格拉德街》（1938），描写1918至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

　　哈依·久拉（1900—1975），共产党员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剧《上帝，皇上、农民》　（1932），描写日格蒙德皇帝和胡斯·杨诺什的个人生活及其阶级对立。

　　内迈特·拉斯洛（1901—1975），民粹派作家，但从作品来看又不能把他简单地看作民粹派作家。他提出过“优质社会主义”纲领。他的小说结构严谨，擅长心理描写，著名的有长篇小说《罪》（1936），小说《丧事》（1935）、小说《厌恶》（1947）、小说《人间喜剧》（1929）、自传体小说《九月的马车》（1937），《南城的离别》（1938）、《星期三接待日》（1939）。第二次大战后发表过长篇小说《艾盖克·艾丝苔尔》（1956）。作为戏剧家，他的剧作如同他的小说一样遵循现实主义传统，代表作有　《闪电光下》（1936）、切莱什涅什》（1939）、《盖尔盖依七世》（1939）、《塞切尼》（1946）、《胡斯·扬诺什》（1948），　（两个波尧伊》（1961）、《伽利略》（1953）、《甘地之死》（1963）等。

　　维雷什·彼得　（1897—1970），出身于贫苦家庭，属于民粹派的左翼。代表作有　《大平原上的农民》（1936）、《清算》（1936）、诗歌《村边》（1940）、小说《荒年》（1942）等，大都描写贫苦农民生活。

　　沙波·巴尔　（1893—1970），出身于雇农。三十年代参加民粹派。代表作有短篇小说　《号手》、《塞基·安娜的亲吻》、《雇农妇传奇》等，描写下层穷苦农民的命运和向往，充满了激情和幽默感。他的长篇小说大多描写大地产对小农经济的压迫，如《鸿沟》（1939）。在长篇小说《婚礼、喜礼、摇蓝》　（1941—1942）中，他描写了大庄园与贫苦农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陶玛西·阿尤（1897—1966），是民粹派中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的短篇小说以亲切的笔调描写塞凯依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美丽景色，在匈牙利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心灵的起点》（1925）、《徽号拥有者》　（1931），长篇小说《亚伯三部曲》包括《亚伯在密林中》（1932）、《亚伯在国内》（1933）、《亚伯在美洲》（1934）。

　　二十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文学在诗歌方面颇有自己的特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西方社”的推动下诗歌得到蓬勃发展，第一次大战后又出现了民粹派诗歌、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和反法西斯的诗歌。除奥第外，有代表性的诗人有以下一些。

　　巴比契·米哈依（1883—　1941）是“西方社”的第一代诗人。他出身于职员家庭，苏维动作共和国时期曾任大学教授和作协领导成员，1929年曾与莫里兹共同主编《西方》杂志。他的代表作有诗集《伊里斯花圈上的叶子》（1909）、诗集《约拿书》（1938）、《五月十三日在拉科什帕洛塔》（1912）、《复活节前》（1916）、《最强音》（1917—1918）、《裴多菲花圈》（1923）、《死牢中的茨冈人》（1927）、《秋与春之间》（1934—1937）、长篇小说

　　《鹳鸟哈里发》（1916）和《死亡之子》（1940）。在形式上，巴比契早期诗歌追求华丽的词藻，重视音律上的推敲，后期诗歌词句简练、通俗易懂。

　　尤哈斯·久拉（1883—1937），曾任教师和新闻记者。1918年至　1919年革命期间，在故乡塞格德地区任国民会议代表和民族剧院管理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他的诗歌大多描写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斗争，充满了革命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他的代表作品有诗集《匈牙利画笔下的匈牙利景物》（1912—1914）、《匈牙利的夏天，一九一八》（1918）、《为工人之家题词》（1920—1921）、《多饶的头》（1920—1921）、《大平原之夜》（1924—1925）等。

　　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匈牙利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者，出身于工人家庭。十七岁时在诗人尤哈斯的帮助下发表了诗集《美的乞讨者》（1922），从此崭露头角。1930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地下组织，1931年发表

　　《打倒资本、别诉苦》一诗，被查禁。　　　　　　1932年发表的诗集《外城之夜》标志着他在创作上的成熟。诗集《熊的舞蹈》（1934）和《悲痛万分》（1936）得到了部分批评家的肯定。他的早期诗歌如《反叛的基督》（1923）、以《纯洁的心》　（1924）等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痛苦，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诗集《不是我在叫喊》（1925）明确地表达了诗学观点，即诗歌的真正意义在于表达劳苦大众的心声。他善于通过细节描述以衬托主人公的心情，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他的诗歌多方面的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伊叶什·久拉　（1902—1983）；民粹派作家，但其影响远远超出民粹派范围。他出身于雇农家庭，参加过红军和工人运动。早年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作品，三十年代成了民粹派运动的核心人物，且为民粹派作家和“西方社”作家之间团结的纽带。1934年伊叶什和纳吉·劳约什一起代表匈牙利作家参加了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人物刻划和景物描写都很生动，富于抒情色彩。叙事诗如《三个老头》（1932）、《说英雄》（1933）、《青春》（1934）、废虚上的秩序》（1937）等，大多反映贫苦农民的命运，富于幽默感，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很多，主要有1936年发表的《草原上的人们》。这是一部地方志作品；传记作品《裴多菲》（1936）是匈牙利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裴多菲传。

　　劳德诺蒂·米克洛什（1909—1944），抒情诗人参加过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员地下活动，后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他在1930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异教的祝词》。第二部诗集　《新式牧歌》（1931）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抨击了种族歧视，歌颂了纯真的爱情，被认为“诋毁宗教”而遭到迫害。第三部诗集《复苏的风》（1933）表现了对黑暗统治的反抗精神。其他作品有诗集《行走吧，被判死刑的人》（1936）、诗集《陡峭的山路》（1938）、自传体散文作品《孪生月》、《童年时代的日记》（1938）、《八首牧歌》（1944）、《布满泡沫的天幕》（1944）。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戏剧创作与诗歌散文相比较差一些。这一时期的剧作家有莫尔纳尔·费伦茨（1878—1952）和鲍拉日·贝拉（1884—1949）。前者以巧妙的主题构思和舞台设计赢得了世界声誉，主要作品有　《魔鬼》（1907）、《莉莉约姆》（1909）、《侍卫官》（1910）、《天鹅》（1920）和《奥林匹亚》（1928），后者的作品富于哲理和诗意，代表作为《蓝胡须公爵的城堡》和《木雕王子》。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二十五年的法西斯统治和战争的长期破坏使匈牙利进步文学蒙受惨重损失。许多共产党员作家流亡国外，国内不少反法西斯作家惨遭杀害，幸存者被迫“沉默”。1945年匈牙利解放，流亡国外的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纷纷回国，在重建文学生活的工作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战后的文学阵线发生了变化。两战之间时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和“民粹派”文学仍继续存在，但其中的许多人加入了社会主义文学行列。一批从反法西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包括从法酉斯的集中营或从战俘营中回国的）新作家，一批解放后才登上文坛的新作家，还有一批从“人民书院”培养出来的工农出身的作家一开始就补充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队伍。建立新的文学生活是以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的各党派联合为基础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独立小农党等都有自己有文学政策和体现自己政见的文学代表。只有在反革命统治时期对人民犯有罪行和自觉仇视民主政权的作家才被剥夺创作自由。

　　解放后创办了一批新的文学刊物，如领导全国文学生活的统一战线的刊物《匈牙利人》，共产党员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论坛》（1946—1950）、《星》（1947—1956）、《现实》（1945—1948）。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的刊物有《新月》（1946—1948）和《维吉利亚》（1946—19489）。“民粹派”作家的刊物有《回答》（1946—1948）和《新耕作》（1947—1948）。考沙克·劳约什为首的“先锋派”文学的刊物是《创作》（1947—1948）和

　　《同代人》（1947—1948）。还有世界文学刊物《大世界》（1946—1948）等。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声》报和《光明日报》、农民党的《自由之声》，小农党的《小新闻报》，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世界报》等日报和一些周报都有文学栏目。

　　一批新建立的出版社都分属于各个文学派别。共产党掌握的是“火花出版社”、“新匈牙利出版社”。社会民主党的是“人民之声出版社”，农民党有“镰刀出版社”、“新时代出版社”。还有解放前留下的老出版社也继续出书。如：“雅典娜出版社”，“富兰克林出版社”，“列瓦依出版社”、“但丁出版社”、“匈牙利生活出版社”、“切列布法尔维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

　　为促进新文学的发展，解放后设立了一些文学奖金，如：鲍姆戛尔坦奖金、尤若夫·阿蒂拉奖金、戛波尔·安多尔奖金等。在1948年，为纪念1848年匈牙利革命一百周年，又建立了匈牙昨国家级奖金，它在文学领域的奖给对象是最有价值的创作和贡献最大的作家，第一批获此项奖金的是伊叶什·久拉、卢卡契·久尔吉、弗斯特·米、纳吉·劳约什和德里·蒂波尔。

　　1945年2月成立了“匈牙利作家自由组织。”1945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会上正式通过用采了“匈牙利作家协作”的名称。第一任作协主席是盖尔盖依·山多尔。当时作协的任务除配合一般的政治活动外，主要是促进各种不同的思想艺术流派的合作和保卫作家的利益。

　　解放初期，文学在清算法西斯罪恶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新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品，在小说方面有纳吉、劳约什的　《地窖日记》、德里·蒂波尔的《地府游戏》、考沙克·劳约什的《纪念死亡挣扎的一本小书》和达尔瓦什·尤若夫的《诏地中的城市》等。诗歌方面有考沙克·劳约什的《沉思》、伊叶什·久拉的《布达，1945年1月》、弗多尔·尤若夫的《约色的墓碑》和《永恒的三月》，泽尔克·佐尔坦的《在一个红军战士的墓前》、隆波·雷林茨的《出狱》和《幽灵奏鸣曲》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活十分活跃，各学派相互竞争和自由讨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原则和艺术上的问题。涉及到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民粹派作家运动”、先锋派文学问题，以及关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造型艺术抽象化等问题。卢卡奖·久尔吉和列瓦依·尤若夫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家发表了多篇论著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里争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匈牙利1945年土地改革后，于1948年实行了工厂的国有化。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作家中接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人日益增多，社会主义文学派别的队伍日益强大，成为一统文坛的文学派别，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这一派的一些作家如德里·蒂波尔、伊叶什·久拉、盖尔盖依·山多尔、山多尔、卡尔曼、里岱格·山多尔和包劳巴什·蒂波尔走上了文学生活的领导岗位，“民粹派”作家的左翼，如维莱什·彼得、沙波·巴尔和达尔瓦什·尤若夫等作家都在努力挤身于社会主义文学的行列。汇流入社会主义文学的还有一批被称为“主力军”的青年作家如沙尔考迪·伊姆雷、沃尔克尼·依斯特万、考林蒂·费伦茨、乌尔本·埃尔诺、切莱什·蒂波尔、多波兹·伊姆雷、费里尔·克拉娜、巴拉尼·陶马什、赛拜列尼·莱海尔、迈什台尔哈兹·劳约什，以及第二批“主力军”作家如费凯泰·久拉、盖尔盖伊·米哈依、山多尔·安德拉什、莫尔纳尔·格若、法比扬、佐尔坦、格劳·久尔吉等。另外一些作家，如波尔迪日阿尔·伊万、包罗陶依·波里什、海格居什·格若、图里·茹日阿、比豪里·克拉娜、奥拉维茨、包乌拉、莫里兹·维拉格等也都在新时期的文学浪潮中成了著名的代表人物。

　　1948年以后，描写社会历史重大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并以现实主义的作品居多，维莱什·彼得的小说　《养路工》和《考验》描写了匈牙利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在农民生活中引起的变化。类似的作品还有萨波·巴尔的《春天的风》和《新土地》，沙尔考迪·伊姆雷的《戛尔·杨诺什的道路》、切莱什·蒂波尔的《霍德草原上的大火》等小说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描写工人生活的的作品有考林蒂·费伦茨的《泥瓦工》、赛拜列尼·莱海尔的《移山》和巴拉尼·陶马什的《二十年》等小说。

　　一些著名作家受卢卡契小说理论的影响，效法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着手创作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性描写的大部头作品。例如维莱什·彼得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的三部曲《三代人》包罗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整个农民世界，从二十世纪初写到1945年解放（小说在1961年改写后用《包洛格一家的故事》的书名发表）。德里·蒂波尔的大部头小说《回答》通过对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生活的描写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匈牙利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但这部作品最后并未写完。伊列什·贝拉的一部描军匈牙利解放的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为　《歌唱武器和勇士》、《喜剧院的战斗》，第三部分《炮声沉寂》只完成了草图。他的另一部描写匈牙利解放的三卷本小说《祖国的光复》却以史诗般的规模描写了匈牙利解放的历程。山多尔·卡尔曼的小说《耻辱树》，描写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及重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原计划的三部曲只完成了第一部《白色的八月》。里岱格·山多尔想把他的小说《战斗的洗礼》扩展为三部曲，但在写完第二部《沙姆松》之后就搁笔了。另一些作家也采用大现实主义的结构描写了曾经在较长时期内辉煌一时的社会阶层的衰落、例如内迈特·拉斯洛的小说《厄盖兑·埃丝苔尔》和达达依·山多尔的《西麦翁家族》。卢卡契代表的美学观点在一段时期内还能以古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激励当时的文学创作。1949年卢卡契被批判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被严重庸俗化。文学的视野变窄，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标准降低，艺术个性几乎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一些暂时未获准发表的作品反而代表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陶马西·阿龙的《摇蓝与猫头鹰》、纳吉·劳约什的　《逃跑的人》、台尔桑斯基·尤瑞·耶诺的《一个自行车闸的故事》、维莱什·彼得的《苹果园》等等。一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如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紫墨水》、德里·蒂波尔的《白蝴蝶》和长篇小说

　　《回答》第二部，在争论中都没有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1951年召开的作家代表大会提出克服公式化问题，号召作家不仅要描写生产和阶级斗争，还要描写个人的私生活。在此之后，便出现了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夫妻》、赛拜列尼·莱海尔的《七天》和图里·茹日阿的《在一个房顶下》等描写日常生活的小说。但公式化并不单纯是题材问题。1953年6月以后，公式化初步得到解决，但新的矛盾又尖锐化。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3年6月决议的影响下，1954年作协大会提出要“描写生活中的真正冲突”，要“大胆地描写困难”，在文学创作上引起较大的变化，作家的兴趣转向描写社会生活中的错误、缺点和阴暗面。形成了报告文学、社会志、讽刺小说和历史小说大繁荣的局面，这方面的作品如考林蒂·费伦茨的《祖国通讯》，沙尔考迪·伊姆雷的　《被取消的会见》、《村里的猛兽》，切莱什·蒂波尔的《游手好闲的爵爷》等揭露社会生活消极面的作品。第一部描写新冲突的作品要算维莱什·彼得的讽刺小说　《苹果园》了，它揭露了农村“小皇帝”们的损公肥私和专横跋扈的现象。德里·蒂波尔的短篇小说《在砖墙后面》、《请客》描写了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和社会风气的败坏。维莱什·彼得的《坏女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指出集体主义道德的优越性。包罗陶依·波里什的《节日的晚餐》和巴拉尼·陶马什的《旋转楼梯》都是描写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考林蒂·费伦茨的历史小说《布达佩斯的春天》描写的布达佩斯的围城战和解放。陶马西·阿龙的小说《祖国的镜子》描写了1848年的解放战争和以后的专制时期。

　　1955年，一批青年作家出版自己的作品选集《授与人衔》，实际上是“授与作家衔”的意思。在选集中出现的作家有秋尔考·依斯特万、考蒙迪·多特·拉斯洛、桑陶·费伦茨、萨波、依斯特万、桑托·蒂波尔，后来还有早有名气的高尔戈茨·伊丽莎白、海尔纳迪·久拉和莫尔多瓦·久尔吉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批作家的特点是不顾传统的题材和观点，写他们最熟悉的东西，尽量表现自己才华的特点。他们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寻找题材，对现实中的新冲突最为敏感。往往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去表现戏剧性的冲突。这类作品如桑陶·费伦茨的《授与人衔》、莫尔多瓦·久尔吉的《著名怠工者满大人》、丘尔考·依斯特万的《婚礼与耳光》等。

　　1956年的历史性地震使散文创作面临困境，到了六十年代初才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首先发表了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如连捷尔·尤若夫的历史小说《维塞格拉德街》，描写了匈牙利共产党的历史。希达什·安陶尔的《费采克先生》、卡纳·摩西的《六天和第七天》等都是在流亡国外时期写的作品，还有卡里卡什·弗里杰什的短篇小说《第三十九旅》、基什·劳约什的　《红色的城市》和伊列什·贝拉的长篇小说《蒂萨河在燃烧》等作品。新近出版的一批描写1956年事件的小说，有别尔凯酉·安德拉什的小说《十月风暴》和《风暴之后》，多波兹·伊姆雷的《昨天和今天》和弗尔岱亚克·杨诺什的《败家子》。但这些作品涉及的内容系不久以前的历史，一般都超不过文学编年史和报告文学的水平。

　　1957—1961年间，在《授与人权的》群体之后又出现了一群新的散文作家，他们是：费叶什·安德莱、包拉提·劳约什、戛尔·依斯特万和凯尔特斯·阿果什（以上以描写工人生活为主），高朗博什·劳约什、高劳巴尔迪·佐尔坦、恰克·久拉和蒂马尔·马特（以上主要描写农村生活的变化），拜尔陶·布尔楚、盖莱耶什·安德来、萨孔尼·卡罗伊和西卡考伊·包尔纳（以上主要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绍莫吉·多特·山多尔则主要描写儿童的内心世界。这批作家宣称要保卫社会主义社会，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的败坏。他们在1959年出版的《觉醒》和《序幕》两部集子中已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文活生活的稳定过程到1961年前后结束，散文创作进入了持续发展的阶段，报告文学、社会志文体的比重得到进一步加强，内容不仅涉及农村生活，还涉及城市工人生活和其它方面的社会阶层。费叶什·安德莱的小说《铁锈坟场》是第一部发掘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成功之作。通过一个工人之家四十年家史，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远远跟不上巨大的社会变化。法比扬·卡塔琳的《马可尔迪一家》是专门描写匈牙利流氓无产阶级的书。这些作品说明匈牙利工人阶级已处于剧烈的分化之中，根本构不成一个统一体。值得注意的作品还有乌尔本·埃尔诺的《大冒险》、莫尔多瓦·久尔吉的《煤气灯下》、戛尔·依斯特万的《陷阱》和萨空尼·卡罗伊的《在城市那边》。发掘农村发展中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出现的矛盾的作品有维莱什的·彼得的《蒂萨河那边的故事》、萨波·巴尔的《蒂萨河这边，多瑙河那边》，乌尔本埃尔诺的《金色的烟雾》、高尔戈茨·伊丽莎白的《半途》和维格·安陶尔的《早虹》等。桑陶·费伦茨的报告文学小说《二十小时》通过典型历史事件的描写，浓缩了匈牙利农民二十多年来政治和道德冲突。匈牙利知识分子从历史得到两份遗产：其一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时期留下的“中等阶级”的保守主义，其二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左派传统。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也背上了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以上情况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如科罗日瓦里·格朗德比埃尔·埃米尔的《不幸福的艺术》、罗纳依·久尔吉的《夜间车》、比尔卡什·安德莱的《被忘却的人》、奥特里克·格若的《黎明时的房顶》描写了旧知识分子身上保留的过时的思想行动。波尔迪日阿尔·伊万的《生日》，戈道·戛波尔的《孤单的旅行》、雪特尔·依斯特万的《伊甸园》、维西·安德莱的《人和影子》都是描写新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对两种知识分子的描写都接触到道德伦理问题，往往带有深刻的反思。也有少数作品是从正面树立道德典范的，如费凯泰·久拉的《医生之死》。此外还有描写青少年生活的纪实小说，如包罗陶依·波里什的《绿核桃》、切莱什·蒂波尔的　《佩斯的房顶》等。这一阶段产生的历史小说带有强烈的纪实性。排除了过去对历史事件作浪漫主义的描写的传统，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真理，吸取对今天有用的教训。如费雅·格若的《库鲁茨的时代》、《星星来注视》，杨科维奇·费伦茨的《世界征服者》、《布达的太阳王》，莫尔多瓦·久尔吉的的《四十个讲道者》和连捷尔·尤若夫的《建桥者》等。圣特库特·米克洛什的《信仰之争和结婚进行曲》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系历史讽刺小说。

　　六十一七十年代是文学创作的丰收季节，作家的队伍也空前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并肩步入创作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内容时跨半个世纪的小说力作，这些作品显然已达到五十年代提代出的“大现实主义”的要求。如内迈特·拉斯洛的小说《恐惧》，豪特瓦尼·劳约什的《老爷和人们》，巴拉尼·陶马什的《没有父亲的一辈》、莱迈尼克·日格蒙德的《流浪之书》和《原始森林》等。达达依·山多尔的《西迈翁家族》三部曲已全部完成（《西门》、《判决的日子》），希达什·安陶尔的《费采克先生》已扩写为三部曲（《马尔东及其朋友》、《需要另一部音乐》）。许多老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和回忆录已经完成和出版。如德里·蒂波尔的《没有判决》、瓦什·依斯特万的　《苦恋》、《苍鹰为什么嘶鸣？》，弗多尔·尤若夫的《英雄时代的纪念》。“民粹派”作家的回忆录同时也是“民粹派作家运动”的历史，如维莱什·彼得的　《在公路上》、萨波·巴尔的《每圈都已合扰》、费雅·格若的《摇蓝曲》、《自由部队》，陶马西·阿龙的《野玫瑰枝》，科多拉尼·杨诺什的《分水岭》和《沉没的世界》，以及内迈特·拉斯洛的《从模糊到模糊》。希道什·安陶尔的　《从城市公园到太平洋》写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达尔瓦什·尤若夫的《霪雨》描写了民族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内在冲突。

　　到了七十年代，匈牙利作家队伍的新老更替日益明显，匈牙利文学的“代”的结构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流派都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和末期进行了人员大换班。匈牙利二十世纪文学的“代”的形成和人员结构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完成的。随着“西方”社元老的相继去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接替了领导，这一结构一直保留了一代人的时间　（三十至四十年）。后来，历年新进入文坛的青年作家一开始都选择了现存的文学派别。老一辈作家的相继去世影响到文学史格局的变化。

　　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一般都具备写论述文和随笔的基本功，有文学理论上的准备和丰富的个人经验。他们受当代西欧洲散文、美国纪实小说和法国新小说的影响。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作家如久尔苛·拉斯洛　（《浮士德博士幸福的地府之行》）、绥科什德·米哈依（《考察监禁》），康拉德·久尔吉　（《来房者》）、马洛蒂·劳约什（《修道院》）等。用比较现代化的表现手法来描写人的行为方式的作家有海尔纳迪·久拉　（《碉堡》、《天庭的家俱》、古雅什·杨诺什（《时间中的漫步》），奥尔拜尔特·戛波尔　（《在蚌壳中》）。六十年代末出现的一批新作家一部分追随国内的传统事文学，描写六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或上大学的一代青年的思想面貌和生活道路，表现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如奥什派尔扬·久尔吉、鲍拉日·尤若夫、巧洛格·若尔特、恰萨尔·依斯特万、求尔斯·依斯特万、豪伊诺茨伊·彼得，沃尔多格·希尔维斯特尔、西蒙菲、安德拉什等。另外一部分人追求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喜欢用神秘的、嘲讽和荒诞的表现手法，他们是拜莱梅尼·格若、巧卜拉尔·维尔莫什、多包依·彼得、埃斯台尔哈兹·彼得、法比扬·拉斯洛、连捷尔·彼得。这两部分作家都已取得了创作上的成果，如奥什派尔扬·久尔吉的《安全的进出口》、鲍拉日·尤若夫的《匈牙利人》、拜莱梅尼·格若的《传说集》、《巧洛格·若尔特的《农民小说》、恰萨尔·依斯特万的　《转头》、多包依·彼得的《磨骨头的人》、埃什台尔哈兹·彼得的《生产小说》，豪伊诺茨伊·彼得的《死亡骑马出波斯》等等。

　　七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成功地继承了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同时还有自己的制造发展。一方面，不加虚构的文献纪实作品仍然拥有许多读者，内容包括自传体作品，作家社会志、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回忆录文学和社会志作品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继续繁荣。伊叶什·久拉的《比阿特丽丝的侍童》和瓦什·依斯特万的《苍鹰为什么嘶鸣？》以及科罗日瓦里·格朗德比埃尔·埃米尔的《最后之浪》、《手铐与朋友》等回忆录在这时全部出版。莫尔多瓦·久尔吉的报告文学集（《岗哨的怨言》、《火车头浓烟受害者》、《圣母牛》。还有奈迈什库尔蒂·依斯特万的历史文献丛书（《这件事发生在莫哈契之后》，《为一支军队的安魂曲》、《“神圣的世界自由，他们为你而死”》、《灰烬下面的炽炭》、　《从维拉果什到索尔费林诺》）。另一方面，寓言式的、奇异荒诞的文学作品和“假历史”小说又趋于普遍化。如德里·蒂波尔的晚期作品《半支耳朵的人》、《凶手和我》，圣特库蒂·米克洛什的《被圣化的绝望》，沃尔克尼·依斯特万的《玫瑰花展》，梅索伊·米克洛什的《电影》，康拉德·久尔吉的《来访者》、《城市创建者》。散文创作中又出现一种全新流派，它推翻了迄今为止所掌握的叙事结构上的一切技巧，甚至还否定业已形成的信息基础本身，也许连艺术在传递信息中的作用也加以怀疑，这种先锋派性质的实验是采用语言本身，或者用一种新信号系统来进行创作的。他们并没有建立什么叙事的结构，也不是造出一种随笔和叙事诗的混合体，而只是一种具有语言堆彻和造型作用的“词段”。梅索尼·米克洛什和几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就是受语言学和符号学影响的　（如梅索尼作品集《形成》）。

　　除了上述的“文献派”和“寓言派”之外，还有一派是想用一种对新的现实主义来解决上述两派在创作方法上的矛盾。这种时新的现实主义要求常常表现在一些自传体的小说中。

　　七十年代后半期产生的创作成果值得注意的除了以前提到过的以外，还有雪特尔·依斯的万的《丢失的绵羊》、《布达的雄狮》，图尔若·戛波尔的《内城与外省》，丘尔考·依斯特万的《在外面的生活中》，戛尔·依斯特万的　《铁器时代》，纳道什·彼得的《一部家族小说的结尾》，芒迪·伊万《剧院梦》，绍蒙约·久尔吉的《影子戏》，高尔戈茨伊·伊丽沙白的《法律之内》。一批历史小说的出现说明现实主义小说仍具有生命力。如费雅·格若的《维赛格拉德之夜》，萨波·玛格达的《旧式故事》，海尔纳迪·久拉的《红色安魂曲》，切莱什·蒂波尔的《不道德的塑像》，考林蒂·费伦茨的《三十三》，迈什台尔哈兹·劳约什的《普罗米修斯之谜》。梅索伊·米克洛什的《途中的确实事故事》，凯尔德斯·阿果什的《马克拉烟斗》、高乐戈茨伊·伊丽莎白的《蛛网》和《共同的罪过》则是新型的现实主义小说。散文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直到八十年代仍在继续。（李孝风）

　　阿尔巴尼亚文学

　　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

　　居住在巴尔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岸的阿尔巴尼亚人，是古老的伊里尔人的后裔，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公元十五世纪，在斯坎德培时代，有了自己的文字。十六世纪出现了书面文学。吉昂·布祖库的译文集《弥撒》的问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漫长时间里，阿尔巴尼亚先后受到过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斯拉夫族的统治期间，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曾受过罗马、希腊和斯拉夫文化的深刻影响。

　　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以最野蛮的行径侵占了巴尔半岛诸国，阿尔巴及亚也未能幸免。不惧强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同土耳其侵略者进行了二十五年的斗争，写下了反侵略、反压迫的不配篇章。从此，斯坎德培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便成了世代传颂的民间文学和作家笔下的主人公。

　　在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统治下，阿尔巴尼亚古老的文献只有三种：　1642年的《洗礼规定》、　　　　1497年德国旅游家阿·哈尔夫编辑的阿尔巴尼亚词组和短句，　《马太福音》第28章片断。

　　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忍受不了土耳其野蛮的非人道的压迫与统治，被迫迁徙到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管辖的地区，特别是西西里岛和卡拉勃利。从此，在这些地方逐渐形成了几个阿尔巴尼亚侨民区，阿尔巴尼亚的侨民文学（又称阿尔布莱什文学）也应运而生。这时期，通晓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和哲学的学者列昂尼德·托麦乌（1456—1513），翻译了亚里斯士多德和其他哲学家的菱，使得阿尔巴尼亚文学从中世纪起，就受到希腊罗马文学的深刻影响。不过，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是人文主义编年史家巴尔莱帝。

　　巴尔莱蒂为后世人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呈部是1504年出版的《斯库台被围），另一部是1510年出版的《阿尔巴尼亚大公斯坎德培生平事迹》。前者描述了当年古城斯库台被土耳其侵略者包围的情况，具有史料价值，曾被译成德、法、意、波等多种文字。后者描写了斯坎德培光辉的一生，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散文杰作。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时期的著名作家范·诺里，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以精美高雅的拉丁语言和细腻入微的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使斯坎德培在欧洲永垂青史……”这部作品部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开创了描写、讴歌大智大勇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先河。从巴尔莱蒂开始，到1981年为止，欧洲各国先后用法、英、德、拉丁、意、西、葡、瑞典、希腊等国语出版的关于这位民族英雄的作品共计一百九十一种。

　　吉昂·布祖库于1554到1555年间用阿尔巴尼亚文译出的《弥撒》，宣告了阿尔巴尼亚书面文学的诞生。

　　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的侨民文学作家列克·马特朗加（1560～1619）翻译了《教义问答》，书中还附有一首自由体诗。这是用阿尔巴尼亚文创作的第一首诗歌，因此，马特朗加素有阿尔巴尼亚诗歌尝试者的美名。

　　十七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带有浓重的天主教文学的色彩，由作品的翻译发展到写作散文、诗歌和编辑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有彼得·布迪（1566～1623）弗拉诺·巴尔利（1606～1643）和彼得·鲍哥丹（1625～1689）。布迪以翻译外国作品成绩显赫载入史册，主要作品有《基督教义》、《忏悔录》和《罗马宗教仪式》。在《忏悔录》中还附有布迪编译和创作的二十余首诗歌，约三千三百行。所以布迪历来都被文学史家称为阿尔巴尼亚诗歌的开拓者。

　　巴尔利出生于爱国者家庭，1635年出版了他在学生时代开始编纂的拉丁—阿尔巴尼亚语辞典，收词条五千个，同时还附有阿尔巴尼亚语简明词法和一百一十三条谚语。这部辞曲是阿尔巴尼亚辞典编纂学的先驱之作。另外，巴尔利还有《捷·卡·斯坎德培—阿尔巴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英勇常胜的大公》一书问世。

　　鲍哥丹是阿尔巴尼亚第一位散文作家，代表作是二卷本、共四百页的《先知者支队》。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满怀爱国爱人民的感情，歌颂了阿尔巴尼亚勇于反抗异族侵略者的战斗传统。　《先知者支队》是一部用散文体创作的神学和哲学作品，比前人简单的编译和翻译作品，前进了一大步，标志阿尔巴尼亚文学和文学语言开始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十八世纪，阿尔巴尼亚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到了十八世纪末，全国形成两个封建公国，即以斯库台为中心的北方布沙特利王朝和以雅尼纳为首府的阿里·巴萨·台佩莱纳王朝。在这一个世纪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开始兴旺起来，欧洲进步的唯理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传入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出现了东正教文学，主要是编纂教科书和辞典，著作家均采用由希腊字母构成的阿尔巴尼亚文字写作。

　　十八世纪，阿尔巴尼亚全国兴起了土耳其—阿拉伯模拟文学，使阿尔巴尼亚文学中增加了世俗题材。诗歌在这种文学中占有主要位置，写作这种诗歌的诗人被称为“拜克达希”（土耳其—阿拉伯语）。即“穆斯林诗人”。创始人是伊普拉辛·奈泽姆（大约1680～1685年出生）。他用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文从事宗教题材的诗歌创作，后来结集出版了两本诗作。奈泽姆的诗歌在内容上首次超出了真主神明的题材范围，直面社会现实。在形式上采用了轻快明朗的民歌格律，读来分外上口。

　　哈桑·居科·康拜里（生卒年待考）是奈泽姆之后成就巨大的诗人，共给后世人留下六十余首诗作。这些诗歌多数是世俗题材，富有鲜明的人民性和写实精神。同样，康拜里的诗也深受民歌影响，深得民族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诗人纳·弗拉舍里的好评与喜爱。

　　在十八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和卡拉勃利的阿尔巴尼亚侨民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民歌搜集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老加乌里尔·达拉、安德列·达拉和小加乌里尔·达拉祖孙三代。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十九世纪初叶，阿尔巴尼亚正处于民族复兴运动的前夜。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也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宗教色彩依然浓厚，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它反对泛希腊化，反对土耳其压迫，抵制伊斯兰教。在斗争中产生的《福音书》（译者不详）和《新旧约全书》（塞道尔·哈吉菲利普译），虽然是为教会服务的，但却表达了人民使用民族语言的愿望。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土耳其—阿拉伯模拟文学，在这一时期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伊斯兰寓言诗歌，这种诗歌作品尽管也表现了某些社会生活的侧面，但总的来说，却对国家命运、民族压迫等重大社会问题视若无睹。形式非常呆板，语言也很混乱。实践证明，阿拉伯语字母根本不符合阿尔巴尼亚语的固有特点，因此缺乏生命力。穆罕默德·屈瞿库（1784—1844）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其主要作品有长诗《爱尔维哈》和寓言长诗《约瑟夫和泽丽哈》。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发展成为拥护阿尔巴尼亚语言和阿语学校、实现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运动通常称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或简称为“阿尔巴尼亚的复兴”。

　　民族复兴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者和作家强烈要求自由使用阿尔巴尼亚语和发展阿尔巴尼亚教育。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时期的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爱国者，他　们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民族复兴运动的革命理想。民族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诗人，擅长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对祖国和人民炽烈的爱，对外国侵略者和人民的敌人的无比仇恨，贯穿在几乎所有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号召人民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与自由而斗争，是民族复兴文学的基本特征。诗歌在民族复兴文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诗人们主要的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

　　整个民族复兴文学以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建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年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家和诗人有韦奇尔哈尔吉、科里斯托弗雷迪、米特科、乌莱托、巴萨、拉塔、达拉、赛兰贝等。

　　在民族复兴的前期，韦奇尔哈尔吉等人在普及阿尔巴尼语言文学和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学方面，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搜集和出版，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两部描写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好作品。戴·拉塔和小加乌里尔·达拉等阿尔布莱什作家的作品，是一时期文学的代表作。

　　韦奇尔哈尔吉用自己编定的三十二个字母，写成阿尔巴尼亚语教科书。1844年，还在罗马尼亚用阿尔巴尼亚语出版了名为《埃韦塔尔》的通俗小册子，对掀起用阿尔巴尼亚语言推广教育的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科里斯托弗雷迪　（1830—1895）是一位翻译家、语言学家。毕生从事编写字典的工作，从外语中选择吸收能为本民族接受的词汇，从而丰富了本民族语言，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雅尼·乌莱托　（1822—1900）是一位园丁之子，一生从事识字课本和阿尔巴尼亚语言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并与巴萨、萨·弗拉舍里共同创办了“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1879）。1884至1885年，在伊斯坦布尔与纳·弗拉舍里和萨·弗拉舍里兄弟一起创办了《光明》杂志。

　　民族复兴前期的文学成就，也是与瓦索·巴萨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参加过1849年的威尼斯革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与弗拉舍里兄弟及乌莱托创办了“阿尔巴尼亚出版协会”，热情地支持普里兹伦同盟，勇敢地捍卫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真理》一书是巴萨最重要的政论性著作，此书讲述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抒情诗《呵，阿尔巴尼亚》是他文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阿尔巴尼亚整个民族复兴文学的名篇。

　　希米·米特科　（1820—1890）是民族复兴时期著名的民间文学搜集者、出版者。1878年，将搜集好的民歌以《阿尔巴尼亚蜜蜂》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书内容丰富，色彩绚丽，是考察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民间文学的重要文献。米特科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还在普里兹伦同盟成立之前，他就在诗歌中号召人民快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耶洛尼姆·戴·拉塔　（1814—1903）是民族复兴时期阿尔布莱什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参加过反对波旁的运动，主办过意大利的《阿尔布莱什人》报纸。创办过　《阿尔勃里的旗帜》等杂志。长诗《米辽沙奥之歌》（也可称诗体小说）是拉塔的代表作。这是一曲缅怀阿尔巴尼亚先辈的战斗传统，激励同代人为尽早驱除土耳其侵略者而献身的爱国主义颂歌。诗人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特别是米辽沙奥几次奔赴疆场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斯坎德培的儿女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重建光辉业绩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长诗巧妙地抒发了作者思念故土、热爱祖国的无比深情和对异族占领者的刻苦仇恨。另外，《米辽沙奥之歌》通过对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描写，还深刻地表达了诗人蔑视权贵、向往平等的民主思想。在长诗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米辽沙奥和丽娜的形象。米辽沙奥热爱祖国的大自然，对爱情忠诚专一，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财产。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更愿意为祖国的解放和自由而战斗。因此，当妻子、孩子接连死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消沉，相反，却从反抗土耳其的战斗中找到了最大的快乐和安慰。这是一个能充分体现阿尔巴尼亚人民传统美德的可爱形象。丽娜作为贫苦人家的女儿，心地纯洁善良，忠诚老实。在民族复兴文学五彩斑斓的画廊中，她是最早出现的颇有代表性的劳动妇女形象之一。

　　诗人显示了擅长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艺术才能。他笔触细腻，色调柔和，为其描写细微复杂的思想感情增加了不少光彩。长诗生活气息浓厚，富有浓郁的田园牧歌色彩。

　　《米辽沙奥之歌》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文学中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为后来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839年问世的《赛拉菲娜·道比之歌》讲的是安得列·道比之女赛拉菲娜的爱情故事。两位相爱的青年因为家庭反对不能结合，痛苦不已，最后悲惨地死去。长诗后来再版时，曾改名为《人生的一面镜子》，中心内容仍然保留了赛拉菲娜与保兹塔尔的爱情。

　　如同长诗《米辽沙奥之歌》一样，诗人再一次将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安排在十五世纪。不同的是，在这部长诗里，爱国主义思想更为强烈，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作品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拉塔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文学中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无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虽然具有生动的故事性，但他仍然是一位抒情诗人。拉塔通过对斯坎德培时代的描写与讴歌，号召阿尔巴尼亚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他不愧是十九世纪阿尔布莱什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开拓者。他的代表作《米辽沙奥之歌》曾博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和雨果的热烈称赞。拉塔对后来的小加乌里尔·达拉和赛兰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阿尔布莱什诗人小加乌里尔·达拉（1826—1885）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前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他不仅积极参加过意大利全国运动，推翻那不勒斯—波旁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当过加里波的义勇队的领导人，而且还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他坚决地站在普里兹伦同盟一边，谴责践踏阿尔巴尼亚人民正义事业的欧洲列强。他号召巴尔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土耳其侵略者。

　　达拉死后出版的长诗《巴拉最后的歌》，是继拉塔的《米辽沙奥之歌》之后出现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这部长诗通过阿尔巴尼亚勇士尼克·巴塔与卡乌尔亲王的独生女玛拉的感人的恋爱故事，艺术地再现了斯坎德培时代不肯忍辱作奴隶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击异族占领者的伟大斗争。全诗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巴拉最后的歌》突出地塑造了尼克和巴尔两个骑士的英雄形象。这两个人物热烈地向往和追求幸福的爱情，然而当保卫祖国的重任落在肩上的时候，他们都奋勇当先，奔赴前线，为了祖国和斯坎德培的荣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决不让战斗的旗帜倒下去！”他们这种忠于祖国，为祖国献身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英雄人物的榜样力量永世长存！

　　达拉这首长诗的另一成就，是用较少的笔墨鲜明地勾勒出斯坎德培的光辉形象。诗人笔下的斯坎德培，不仅是一个骁勇的军事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个通情达理、关心士兵、体察民情的普通人。诗中还成功的塑造了玛拉这个具有阿尔巴尼亚妇女美好品德的贞洁女性。她俊美无瑕，对爱情无比坚贞，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也忠于自己心上的人。

　　《巴拉最后的歌》的出现，标志阿尔布莱什文学乃至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在长诗创作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诗人达拉在塑人物形象、描写环境和战斗场面以及自然风光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的诗人和作家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泽夫·赛兰贝（1843—1901）是与拉塔和达拉并加齐驱的浪漫主义诗人，在阿尔布莱什文学和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爱情诗占诗人全部诗作的一半。其中名篇有《初恋之歌》、《相思》、《献给斯特雷加尔最美的人》等。这些感情真挚、描写细腻的爱情诗，生动地表现了民族复兴时期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比愤恨和对自由、幸福的热烈向往。

　　赛兰贝的抒情诗具有很强烈的艺术魅力。在景物描写方面，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他为阿尔布莱什农村可爱的山水描绘了一幅幅新奇多资、优美迷人的图画。赛兰贝笔调纤细，语言丰富俏丽。他还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寓言抨击粗野凶残的土耳其人。

　　在十九世纪的阿尔布莱什文学中，安东·善多里　（1819—1894）、威琴茨·斯特拉迪郭依（1822—1866）等诗人，也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十九世纪下半叶文学

　　1878年6月普里兹伦同盟的建立，标志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争取领土完整、建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的新时期。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民族复兴文学也进入了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为止。

　　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了一大批阿尔巴尼亚语言学校。复兴文学不仅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而且在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埃及、保加利亚和英国的阿尔巴尼亚侨民中间，也有了巨大发展，涌现出很多才华出众的作家和诗人。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拉塔进一步拓展了创作领域，继《米辽沙奥之歌》之后，又写出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无辜的斯坎德培》。阿尔贝尔特·斯特拉蒂科依写出的第一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对研究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八十至九十年代，阿尔巴尼亚国内文坛上，出现了另外一批才气很高的文学新人。其中成就卓异的有纳·弗拉舍里、安·恰佑比、萨·弗拉舍里、阿斯特伦、格拉梅诺、古拉库奇、西里奇等。文坛上的中心人物是纳·弗拉舍里。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在纳·弗拉舍里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诗里，在恰佑比揭露民族运动中卖国主义分子丑恶嘴脸的政治讽刺诗里，在萨·弗拉舍里阐明复兴运动纲领的政治性抒情散文中，均有充分的展示。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人民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不少憧憬美好的未来，追求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幻想性作品。

　　民族复兴时期最后年代（1900—1912）的文学，为后来民族独立时期以米吉安尼和范·诺里为代表的民主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整个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具有与当时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各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具有与当时欧洲，特别是巴尔干各国文学相同的浪漫主义特色。不过，在复兴时期的最后年代里，有些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了现实主义、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

　　在民族复兴文学的第二阶段中的大批诗人和作家队伍里，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是纳·弗拉舍里、安·恰佑比和恩·米耶达。

　　纳伊姆·弗拉舍里　（1846—1900）历来有阿尔巴尼亚文学之父的美名。他的文学成就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迄今为止任何人也比不过的。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一个热爱祖国，眷恋人民的爱国诗人，知识渊博的教育家，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奠基者。

　　弗拉舍里小时候很早就学习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法语，并且在穆斯林派作家影响下，模仿鲁米和萨迪的艺术风格，开始用波斯语写作。青年时代，为了生计，奔波于阿尔巴尼业和伊斯坦布尔之间。为了治病去过奥地利，在维也纳博物馆看到了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用过的武器，这对他后来创作长诗《斯坎德培的一生》颇有启迪。1878年，他同普里兹伦同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积极参加了它所领导的斗争。普里兹伦同盟被土耳其破坏、摧毁以后，弗拉舍里被迫领着家人到伊斯坦布尔定居。身在异国他乡，心却向往着祖邦，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编写教科书和搜集、改编拉封丹的寓言的工作上。另外，还写下了　《畜群和大地》、《夏天的花朵》、《斯坎德培的一生》等不朽的作品。1900年10月20日，弗拉舍里病逝于伊斯坦布尔。

　　《畜群和大地》写于1886年，这是一首清新隽永、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芳香的抒情长诗，激荡着充沛高昂的爱国主义感情。

　　全诗由几乎同等长度的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描绘出畜牧劳动的秀丽的图画；后半部分展示了农业劳作的动人的场景。诗人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祖国，赞美了阿尔巴尼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农夫及牧民的生活和劳动，颂扬了祖国同胞高尚的道德情操。

　　长诗一开篇，就以铿锵有力的诗句向民族的叛徒和头脑不清楚的人郑重申明：对那些为祖国辛勤工作的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对那些未抛弃祖国的人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他满怀民族的自豪感，放声高歌：“阿尔巴尼亚，你使我感到光荣，赋予我阿尔巴尼亚人的姓名。／呵，阿尔巴尼亚，你是我的心灵，／尽管我流落在异国他乡，心里却从未忘记你的爱情。／”长诗一开篇就以这些烨烨生辉的诗句，真切火炽的心声，抒发了诗人对祖国赤子般的深情。这种美好的感情，不是用空洞的议论来表达的，而是凝聚在对祖国山水景物细致入微的描写中。诗人把人们带到气象万千、色彩绚丽、幻想般的境界里：“啊，阿尔巴尼亚的群山，啊，您——高高的橡树，／百花争艳的广阔的原野，我日夜把你铭记心头，／您——美女般的峻岭，您——清沏明净的河流，／丛莽、丘陵、峭壁、葱绿的森林和岩岫！／……啊，锦绣斑澜的大地，你在我的头脑里永世长留。”长诗就以这样一些富有阿尔巴尼亚风光特征的诗行，唤起人们对祖无限热爱的感情，催促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非但歌唱阿尔巴尼亚美丽的自然风光，畜牧业和农业劳动，而且还赞美普通劳动者——牧民和种田人，流露出可贵的民主精神。

　　《畜群和大地》没有描写在异族统治者蹂躏下的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者的痛苦与灾难，对他们生活的描写，似乎有些理想化。不过，这与诗人创作这部长诗的目的有直接关系。展示民族的大灾大难，不是本诗的宗旨；唤起人们对祖国的热爱，进而为她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才是此作的魂灵。诗人通过对阿尔巴尼亚美丽的风光富有情趣的生活的描写，圆满地达到了这一目的。

　　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祖国的山山水水，普通农牧业劳动者的生活，得到如此迷人的描绘与讴歌，这还是第一次。全诗自始至终贯穿着田园牧歌情调，感情真挚、炽烈。诗中时而热情高歌，时而委婉低吟；有时突然铺展开一幅色调绚丽的水彩画，有时又响起淙淙的流水声；有时漫天的暴风雨惊得你心神不安，有时又使你被皎洁的月光或芬芳的花丛绿野陶醉得手舞足蹈。诗行整齐和谐，语言纯洁丰富，把诗人对祖国真挚而深厚的爱，抒发得淋漓尽致。在这首长诗中，弗拉舍里采用了十六音节的长诗行，读起来气势磅礴，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热情祖国和普通劳动者的真诚而深厚的感情。

　　由二十五首短诗组成的集子《夏天的花朵》（1890），是弗拉舍里的第二部重要作品。这些诗有的以充沛的感情，抒发了对祖国炽烈的爱，表达了阿尔巴尼亚一定要解放，美好的日子即将到来的坚定信念（《为什么》）；有的热烈赞美祖国的语言，称它“优美、纯洁，就象上帝的语言一般”（《我们的语言》）；有的对背信弃义、抛弃祖国的叛徒予以揭露和鞭笞（《叛徒》）。

　　《夜》、《心灵》等小巧玲珑的诗篇，描绘了色彩浓丽、秀美多姿的山水风光，借以表达诗人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十六首短诗组成的爱情篇《美》，犹如五彩辉映的集锦画，恰似悦耳动听的交响诗，将诗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表达得非常充分、完美，反映了民族复兴者强烈追求自由的民主思想。

　　长篇叙事诗《斯坎德培的一生》写成于1895年，发表于1898年，是一部由二十二首诗组成的长达11，600行的巨著。弗拉舍里通过斯坎德培这个艺术典型，真实地再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时代。首先，长诗以错综复杂但又严整有序的故事情节，生动而真实地描绘出十五世纪中叶阿尔巴亚人民英勇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侵略者的一幅幅威武不屈、气壮山河的斗争画卷，歌颂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光荣的战斗传统。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同当时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不仅血战玛蒂河，死守克鲁雅，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土上建立了不朽的业绩，而且还出国远征，北到波兰的要塞符瓦迪斯拉会，西到那不勒斯，到处都响彻着阿尔巴尼亚军民胜利的凯歌。《斯坎德培的一生》是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成功地塑造了斯坎德培这个传奇式的英雄形象。斯坎德培是十五世纪威扬四海的世界人物。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多次高度评价他为保卫欧洲文明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称他是土耳其侵略者的“眼中盯”。诗人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描写了这位名扬四海的民族英雄的各个方面。在诗人的笔下，斯坎德培是一个爱憎分明、感表丰富、平易近人的普通人。同时，诗人还以大量篇幅描写了斯坎德培作为一个杰出的军队领导者所具有的卓越的军事才能，赞美了他的精辟的政治见解和雄辩的说服力，讴歌了他为国为民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以及在任何困难险阻面前都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和钢铁意志。

　　总之，弗拉舍里为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画廊增加了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的不朽形象。这一形象，以其独特的光辉照耀着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史册。

　　弗拉舍里不仅搜集、改编了拉封丹的童话，而且还亲自创作了许多篇寓言诗和童话，他是阿尔巴尼亚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弗拉舍里具有多方面的艺术造诣。他擅长运用描写、对比、比喻等艺术手法，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生活图画和自然风光。在使用顿呼、修饰语、　音法等方面，诗人具有特殊的才能。

　　总之，弗拉舍里是一位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使阿尔巴尼亚诗歌摆脱了穆斯林派作家的不良影响，走上民族化的自由的道路，对阿尔巴尼亚新诗歌的形式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后世人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

　　安东·扎科·恰佑比（1866—1930）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晚期与弗拉舍里并驾齐驱的诗人。原名安东·扎科，恰佑比是他的笔名。后来人一般都习惯地称他恰佑比。他出身在南方扎戈利的一个爱国的烟商家庭。1882年跟随父亲到了埃及，目睹了当地人民的种种苦难，这对他后来创作一大批反映埃及人民充满血和泪的生活的诗篇颇有裨益。他先右在埃及的一所法国专科学校和日内瓦的高等学校法律系毕业。后来，他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大诗人弗拉舍里。在弗拉舍里的良好影响下，他迅速地走上了文学之路。1898年，恰佑比严肃而庄严地提出了阿尔巴尼亚语应该使用拉丁字母，反对使用土耳其和希腊字母的主张。1902年，他用阿尔巴尼亚文发表了诗集《父亲——托莫尔山》，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获得了民族独立，对此恰佑比感到欢欣鼓舞。他严厉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坚决反对损害阿尔巴尼亚民族利益的“巴黎和会”和都拉斯政府的背叛行径。他也反对索古皇帝的反动统治。晚年生活非常困难。1930年病逝于开罗。

　　恰佑比生活在民族运动的高潮时期，晚年又经历了民族独立的沸腾岁月以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代赋予他比先前的作家更先进的思想。恰佑比紧紧追随弗拉舍里等杰出的爱国者，高举反对土耳其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主张举行武装起，提出了“要么死亡，要么自由”的战斗口号。积极地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他非但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且还对其它遭受土耳其侵略者压迫和统治的国家感到忧心忡忡。恰佑比不相信上帝，相反，还对上帝和耶稣进行过无情的嘲讽。

　　恰佑比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一个家庭的历史》、《恰佑比的客人》（1898年以前），《113首寓言诗》（根据拉封丹的寓言改编，1898～1902）、《印度之花》（1921），话剧《大地的希望》（1937），喜剧《死后》（1937）和《十四岁的新郎》（1898～1902）等。

　　代表作《父亲——托莫尔山》写于1898至1902年。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汇集了许多歌唱祖国的爱国主义抒情诗。第二部分汇集了不少赞美爱情的诗歌。第三部分搜集了一百一十三首根据拉封丹的寓言改编和创作的寓言，另外还有小型喜剧《十四岁的新郎》。

　　全书以短诗《父亲——托莫尔山》开篇。恰佑比称托莫尔山是“圣山”、“上帝的宝座”、“奥林匹斯”。面对这座昂首晴空、巍峨壮观的奥林匹斯，诗人痛苦的讲起人们悲惨的生活：“阿尔巴尼亚人，还有骡马牛羊，全都赤着脚，光着身子，因为饥饿而死亡。”恰佑比没有对阿尔巴尼亚作任何一点理想化的描写，而是作了深刻而真实的现实主义的描绘。由此可以看出恰佑比爱国主义抒情诗的特点：真实地描写深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祖国的现实生活，无限憎恨土耳其侵略者的野蛮统治，强烈的渴望武装起义和阿尔巴尼亚的解放、独立与自由。

　　《苏丹》和《上帝的事业》两首政治讽刺诗，以尖刻辛辣的笔触，勾勒出苏丹阿勃杜勒·哈密迪二世的可憎嘴脸：“不要留下任何人，只留下可怜的大地，因为我想单独地生活，同飞禽走兽共居。”诗人通过这一反面人物，集中地概括了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统治者野蛮凶残的本质。

　　《哭诉》一诗，通过象征阿尔巴尼亚的母亲之口，对人民群众中间长期流行的互相残杀的恶习，提出中肯的批评，号召人们要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

　　《祖国与爱情》一诗，号召人们不要为个人的一点点利益和爱情杀戮争斗，而要同心协力抗击土耳其侵略者，将强盗驱除出阿尔巴尼亚。《祖国》一诗，以明快晓畅的诗句，把祖国与个人的关系说得分外透彻，表达了诗人决心回到故土，死在祖国的真诚愿望。

　　恰佑比的爱国抒情诗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先前的许多诗人运用譬喻、暗讽、隐喻等手法不同，他经常开门见山地把思想和主张坦露在读者面前。“要么死亡，要么获得自由”的呼号，作为抒情诗的主旋律，响彻在字里行间。

　　恰佑比的诗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爱情诗。这种爱情诗的显著特点是：对祖国的爱和对情人的爱水乳交融，既表达了情人之间冰清玉洁的爱恋之情，又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例如，在《爱情的花园》中有这样的诗句：“啊，美丽的鸽子，我将把你捧在手上，／一边唱歌，／一边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带你到繁花似锦的国家，／带你到美好之邦；／带你到清泉洗浴和畅饮，／带你到树荫下乘凉。／”全诗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和山花的清香，流露出诗人竭力追求一种农民式的幸福的强烈愿望。

　　恰佑比非常关心人民的命运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喜剧《十四岁的新郎》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农村中男尊女卑、买卖婚姻等落后习俗和封建思想。恰佑比还是一个胸襟宽广的国际主义者，不仅为自己的苦难同胞忧虑难过，而且还为埃及农民的悲惨遭遇愤愤不平：“这里有许多公爵和巴夏老爷，／别依比驴还要多，／富人富得忘了自己有什么东西，可是大多数人却在忍饥挨饿。／”（《埃及》）

　　总的来看，尽管恰佑比也写过一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但文学史家却仍然定评他为现实主义诗人。从恰佑比的创作开始，现实主义才在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中占有了应有的地位。

　　恰佑比的诗歌创作与民歌有着很深的联系。他创造性地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不仅学习民歌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铿锵上口的韵律，更主要的是从民歌中吸取了大量素材，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一种带有浓厚的民歌风格的新诗歌。它来源于民歌，但又增添了新内容，表现了新的思想，将民歌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恰佑比在描写自然景物、刻画人物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他能用最简练的笔墨描绘出事物的主要特征。例如，他对故乡扎戈利的塞贝尔村的风景描写，就很有代表性：“石头累累遍山川，／草儿青青盖平原，／田里小麦金灿灿，／河水浇山银光闪。／”寥寥几行诗，便让如锦似绣的山村风光跃然纸上。

　　恰佑比虽然是个诗人，却能像小说家和剧作家那样成功地刻画人物，塑造典型。如《十四岁新郎》中古怪落后、多嘴多舌的村妇塔娜，《死后》中的假爱国者、土耳其的间谍阿达穆迪，便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中塑造得很成功的反面人物。另外，　《死后》中滑稽可笑的仆人泽奈利，蛊惑家、叛徒迈赦迪·弗拉舍里，天真幼稚的新闻工作者乌尔科，轻佻的女教师柳塞；

　　《十四岁的新郎》中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懒汉爸爸万健里，不讲信义、心肠毒辣的桌莱依卡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的画廊。恰佑比为塑阿尔巴尼亚新文学最早一批典型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恰佑比的政治讽刺诗，猛烈地抨击了土耳其统治者、希腊沙文主义者、地主和政客。因此，后人尊称他是阿尔巴尼亚讽刺文学的创始人。

　　恰佑比创作的几出戏，是阿尔巴尼亚剧坛上最早的剧目，他对建立和发展阿尔巴尼亚戏剧事业，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恰佑比改编的拉封丹的寓言以及自己创作的寓言作品，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到今天，恰佑比仍然还是阿尔巴尼亚杰出的寓言作家。

　　恩德莱·米耶达（1866—1937）是一个自幼就受到过耶稣学校教育的牧人之子，后来还到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的天主教学校学习过。曾荣获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当了神父以后却与宗教界的虚伪行为格格不入，把心灵和感情全部寄托在诗歌创作上，经常写诗，表达对正义事业的向往和对祖国的热爱。不久，米耶达便抛弃了神父的职业，投身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中。1901年，他在斯库台创办了一所旨在开展阿尔巴尼亚语言教育，出版阿尔巴尼亚文书藉的“光明文化协会”。一年以后，他出席了在汉堡举行的东方文化会议。会上，他作了关于阿尔巴尼亚语言问题的讲演。正义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土耳其当局的迫害。米耶达回国后被捕遭流放。残酷的打击并没有影响他的爱国热情，释放后更加努力地从事阿尔巴尼亚语言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质量很高的教科书。1908年，米耶达作为“光明文化协会”的特派代表，出席了玛纳斯蒂尔会议。1916年，他还作为“文学委员会”的代表，从事过阿尔巴尼亚语的缀字法工作。1917年发表了抒情诗集《青年之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0—1924年，他作为斯库台市议会的代表，参加了民主运动。索古皇帝当权后，米耶达退出政治舞台，过着一种清贫的农村神父的生活。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还重新当过阿尔巴尼亚语教师，继续从事语言研究工作，关心文学事业。1937年，米耶达逝世于斯库台。

　　米耶达的作品有诗集《青年之歌》（1917）、《利苏斯》（1921）、《自由》（1937）和《斯库台》（1939）。另外还有一些儿童诗和散文作品。

　　诗集《青年之歌》是米耶达的代表作，其中行数较多，影响较大的诗篇有《夜莺的哭泣》、《流放者》和《生活的幻想》。《夜莺的哭泣》把在土耳其残酷压迫、蹂躏下的阿尔巴尼亚比喻成被牢牢地锁在笼子里的夜莺，他期望尽早打开鸟笼，让祖国这只灾难深重的夜莺“快快飞腾，飞向森林和树丛。”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美好未来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全诗感情真挚，笔触细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浪亡者》是一首带有故事情节的抒情叙事诗。诗中通过一位流浪者对一只仙鹤的回忆，巧妙而优美地表达了诗人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深厚而纯朴的感情。

　　《生活的幻想》细致地描述一个农家母亲和两个小女儿的艰难生活和不幸遭遇，表现出诗人关心农民的命运，同情同农民的疾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首诗里，诗人还用简练的笔墨塑造了卓加、辽基娅两个人物形象。

　　在诗集《青年之歌》里，还有一些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对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表示愤懑的诗。《留下的人》赞美了为祖国而献出生命的孩子，同时也向那些祖国的蛆虫——别依、地主和富人们提出了抗议。在《斯坎德培之墓》一诗中，诗人满怀对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颂赞了斯坎德培光辉的业绩和不朽的人生。《巴布纳的穆斯塔发巴夏》是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之一。在这首诗里，诗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谴责了叛徒、强盗穆斯塔发巴夏，表达出诗人强烈的反封建情绪。

　　《青年之歌》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集，其中不少诗篇不乏现实主义的叙述和描写，它不愧是阿尔巴尼亚古典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自由》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土耳其侵略者进行决战的年代创作的，全诗激荡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历来被誉为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名篇佳作载入史册。

　　米耶达是一个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民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尽管他是一个耶稣教信仰者，但却无情地揭露、鞭挞了反动的天主教首领。米耶达在抒情叙事诗创作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为发展新文学中崭新的体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米耶达在使用描写、对比、比喻、借喻、讽刺等艺术方法方面独树一帜。他的景物描写别具色彩。他的语言丰富优美，在使用诗行、诗段、韵律等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艺术修养。

　　民族复兴后期成就颇大的诗人、作家和学者，还有萨米·弗拉舍里（1850—1904）、阿斯德伦（1872—1947）、米哈尔·格拉梅诺（1872—1931）、留依吉·古拉库奇（1879—1025）和雷斯托·西里奇（1882—1936）。萨米·弗拉舍里的主要作品有话剧《信义》、小说《泰拉特与费特奈特的爱情》、《卡穆苏—阿拉姆》　（六卷本《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卡穆苏—提尔基》（《土耳其语辞典》）。另外还翻译了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界》。萨米·弗拉舍里的代表作是政论《阿尔巴尼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阿斯德伦的主要作品有诗集　《阳光》（1904）和《幻想与眼泪》（1912）。在这两部诗集中，诗人抒发了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倾吐了对纯洁爱情的一片真心。格拉梅诺的主要作品有话剧《阿尔巴尼语言的诅咒》和《毕洛之死》。小说有《洗礼的坟墓》、《吻》、《阿尔巴尼亚起义》等。古拉库奇的重要著作有关于诗韵学的《阿尔巴尼亚语写诗法》和诗歌《魔女之死》。西里奇的主要作品是诗集《流血日月的镜子》。

　　民族独立时期文学

　　1912年，遭受土耳其统治五个世纪的阿尔巴尼亚，终于获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从这时候开始到民族解放战争前夜的文学，被称作民族独立时期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12—192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主要继承了民族复兴文学的进步传统，歌颂爱国志士为建立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仍然是中心主题。1924—1934年的十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级里，索古皇帝的独裁统治，使进步文学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1934—1936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非常激烈。在文学领域里，一批新生力量在同旧势力的搏斗中成长起来，诗人、作家米吉安尼是新手力量的杰出的代表。许多青年作家团结在米吉安尼周围，形成了著名的“1935年的一代”。他们中间著名的人物有威里·斯塔发（1915—1939）及其弟弟契玛里·斯塔发（1921—1942）、依达·布尔卡　（1908—1967）、谢弗契特·穆萨拉依（1914—1989）、迪米特尔·舒泰里奇　（1915—）、彼特洛·马尔科　（1910—）、阿列克斯·恰奇（1916—1988）、安德列·瓦尔菲（1914—）等。这批青年作家以在科尔察创办的《新世界》为阵地，同消极的浪漫主义、颓废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主张：文学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应当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工具。他们坚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它们愤怒地揭露黑暗的现实，大胆地展望光明的未来。

　　米吉安尼是米辽什·吉尔吉·尼古拉（1911—1938）的笔名。他生于斯库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很早就丧失了父母双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米吉安尼年轻时受到了俄罗斯进步作家和苏联革命文学的熏陶，逐渐认识了封建道德和宗教的虚伪性。离开玛纳斯蒂尔的东正教讲习班之后，米吉安尼在斯库台城郊当了教员，与农民兄弟保持密切的联系，深刻地了解了农民的贫困和愚昧。1935年春，米吉安尼回到斯库台，写完了诗集《自由的诗》，后来与《新世界》密切合作，发表了许多诗文。1934—1936年，是米吉安尼创作的盛期，发表的作品包括诗集《自由的诗》和大量的散文。

　　《自由的诗》由《复兴之歌》、《贫困之歌》、《西方之歌》、《青年之歌》和《最后的歌》五部分组成。在卷首诗《序言的序言》中，诗人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大声地向世界宣布：人们再也不相信上帝，再也不被

　　《圣经》的神话故事所欺骗，表达了他愿为人类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和意志。

　　《复兴之歌》由《新时代的儿女》、《让人诞生吧……》、《觉醒》、《火星》、《青春颂》及　《未唱出的歌》六首诗组成。在《新时代的儿女》中，诗人写道：“兄弟们在黑暗中诞生、成长”，从前的受苦人，如今也懂得了自己的伟大，并且要投身到新的战斗中，以此表现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同情。在《觉醒》中，他号召人们“粉碎往日的枷锁”，他所痛骂的发疯的泰坦们（《即外国侵略者》），也包括阿尔巴尼亚国家的统治者。在《未唱出的歌》中，他把新兴的苏联比作太阳。在《青春颂》中，诗人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了解放祖国的希望。

　　《贫困之歌》是诗集《自由的诗》的第二组诗。其中的第一首《贫困之歌》，细致地描绘了城市贫民艰难凄惨的生活画面。《对上帝和宗教的咒骂》中，诗人抒发了自己对“矗立在我们低矮房屋之上的清真寺的钟声”、“封建主义千百年来的堡垒”以及其他压迫者无比愤恨的感情，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

　　米吉安尼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对黑暗现实的揭露，而在于他对美好未来的呼喊与歌唱。在《未唱出的歌》中，诗人表示他的歌在“等待着最幸福的日子降临，到那时候，它将毫无畏惧地从心里迸发出来，自由飞扬。”在第三组诗《西方之歌》里，他痛斥了那些拜倒在西方颓废文化面前的知识分子。《旅行者的心灵里》以及其它一些诗篇，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无产者的同情。他明确地指出：在西方国家里，“钢铁和烈火”的“烟黑”，正在准备一场新的扩军备战，污染了天空，而“工厂的汽笛”和无产阶级也在大声疾呼：反对这种扩军备战。第四组诗　《青年之歌》以激越奔放的旋律，歌唱了纯洁的爱情、美好的未来和生活的欢乐。诗人在《神魂颠倒的春天》这首诗中，欢呼“春天已经来到人间”。这里的春天指的是共产主义的春天。诗集的最后一组诗《最后的歌》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

　　米吉安尼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三类：一、讽刺小品；二、描写城市生活的散文作品；三、描写农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米吉安尼早期创作的讽刺小品，揭露、控诉了宗教、卖国知识分子、统治阶级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行径，如《是受苦受难的花鹿还是心满意足的蠢猪》一文，无情地嘲讽了社会的伪善。《悲剧还是喜剧》一文，猛烈的抨击了宗教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扬的各阶级之间“和平”的欺骗性、虚伪性。《收获》是一篇酷似寓言的短文，深刻地揭露了法西斯穷兵赎武的罪恶以及他们的侵略政策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这些讽刺小品，都充分地表现了米吉安尼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革命进取精神。

　　米吉安尼描写城市生活的散文作品告诉读者：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将被光明的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代表。这类作品中的名篇有《我们城市的复唱曲》、《在教堂里》、《禁果》等。它们大都描写城市乞丐、失业者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1935年前后尚未很好地组织起来的阿尔巴尼亚无产者的状况。　《一个女人的故事》和《每天请给我们吃的》，揭示了旧社会给无辜的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家里的大学生》展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种种不幸，揭露了斯库台资产阶级家庭的荒淫无耻。这些作品无疑表现了作家盼望革命早日到来，消除人间痛苦的真诚愿望。

　　几篇农村题材的散文和作者根据在普克镇任教期间的生活经历写成的短篇小说，是米吉安尼全部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其中家喻户晓的有　《玉米的传说》、《小留利》和《泽奈力》。《玉米的传说》表现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给山民们带来的奇耻大辱。　《大人，你要木炭吗？》描写了一个普通卖炭者悲哀与酸辛的经历。《樱桃》通过对一个贫苦而可敬的妇女与美丽的樱桃的巧妙对比，寓意深刻地表现了连樱桃都吃不上的穷苦人，一生只能在贫困中生、贫因中长的命运。《小留利》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和感人泪下的人道主义精神，描述了穷苦的农民孩子一贫如洗的可怜状况和孩子对老师纯真的爱。特别要指出的是，米吉安尼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原因。那就是：灾难来自于索古王朝专政时期的统治者和议会，他们才是穷人最凶恶的敌人。

　　米吉安尼一生写下了不少诗文，这些作品有的属于浪漫主义，有的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有的两种因素皆有，不能绝然发开。米吉安文笔犀利，清清隽永，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善于巧妙地运用幽默、讽刺、象征、寓意、对比等艺术手法，使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得非常深刻。

　　米吉安尼对后来的作家和阿尔巴尼亚文学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如作家、文学评论家克利斯塔奇·都都拉尼所说：“米吉安尼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诗歌的新风气。从各方面讲，都是新颖的：新的主题，新的表现方法，新的视野，新的旋律。”

　　在这一时期里，除革命诗人、作家米吉安尼之外，文学成就较大的作家还有范·诺里（1882—1965）、弗乔·波斯托里（1889—1927）和契玛里·斯塔发　（1921—1942）。诺里是一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学作品主要有诗集《影集》（1947）和《在河岸边》（1930），传记文学《斯坎德培传记》（1921）。波斯托里是一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为了保卫福国》（1919）和《记忆之花》（1921）。斯塔发是阿尔巴尼亚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1935年的一代”的重要成员。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秋怨集》（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出版）。另外，舒泰里奇的诗集《觉醒的歌手》、《致阿尔巴尼亚》，布尔卡的诗集《当夜莺哭泣和欢笑的时候》，恰奇的诗集《我的理想》，瓦尔菲的诗集《被压迫者的呼声》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索古政权的腐败与反动，反映了人民的贫穷与灾难，描写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封建资产阶级制度与统治者的不满与愤恨，歌颂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爱国斗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反动宗教和帝国主义战争，表现了对阿尔巴尼亚美好前途的憧憬。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1939至1944年，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同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祖国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诞生的革命文学，继承了民族复兴时期文学和民族独立时期文学的优秀传统，为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民之声报》、《自由的号召》以及游击队中的各种战报、小册子，是发表反映民族解放战争生活的文艺作品的主要阵地。全国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首民歌，描绘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风貌。表达了人民群众誓死保卫祖国、击败侵略者的意志和决心。诗人们也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

　　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表现出的骁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气概，首先在民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一首民歌中这样唱道：“捧起一杯土，／可以挤出烈士的血；／捧起一杯土，可以挤出英雄的汗。／在全国各地，每当一名英雄人物为祖国而献出生命的时候，人民群众立刻就为他编诗作歌。例如，被称之为麦兹戈兰山上的“闪电”的英雄阿西姆·泽奈力牺牲的当天，一首歌颂英雄的民歌，就在游击队中产生了：“……阿西姆同志跳出战壕，／他神勇果敢象蛟龙。／绝不许意大利法西斯把祖国践踏，／硝烟中他猛杀猛冲。／群山、平原不停地发出呼啸，／维约萨河水滔滔清又清。／阿西姆同志头受重伤，／他为自由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游击队中智勇双全的女英雄，更是广大战士和群众十分热爱的崇敬的对象。例如，一首歌颂十六岁的女连长、人民英雄卓尼娅·秋蕾的民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山乡的女儿，／农村的姑娘，／你继承好传统，加入了游击队，／打起仗来如同勇士一样。／男女青年都以你为榜样，／你这祖国的勇士，／象闪电一般光芒万丈。／你总是战斗在最前线，／枪林弹雨中毫不惊慌。／卓尼娅啊，只要人民在，／你永远都将作为一个女英雄活在他们的心上。／”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每个突击师、突击旅，都有自己的进行曲。它们是战斗岁月的真实记录，是鼓舞人民前进的进军号。这些歌曲以强烈的时代气息，深刻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在游击队民歌中居首位。

　　此外，还有许多民歌愤怒地声讨了法西斯的野蛮暴行，揭露了“国民阵线”的反动面目，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渴望祖国解放的深情。

　　民族解放战争一开始，许多年轻的诗人就上了前线，同人民一道肩负起保卫祖国的重任。他们一方面用枪弹打击敌人，一方面又在桦树皮、旧报纸和烟盒纸上，写下了一曲曲歌颂民族解放战争的颂歌。他们当中著名的人物有法特米尔·加塔（1922—1989），拉扎尔·西里奇（1924—）、穆萨拉依、科尔·雅科瓦　（1917—）等。

　　加塔是爱国教师的后代，十七岁就加入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二十岁又挎枪上了战扬。他经常按上级的指示，奔波于各个突击旅的战壕里，与广大游击队员同生死、共患难，用满腔的热血写下了数以百计的歌词，然后又由游击队作曲家谱曲，在全国四处传唱。像《青年，青年！》、《呐喊》、《老人与少年》、《重峦叠幛的群山》等铿锵有力的赞歌，鼓舞、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阿尔巴尼亚人，成为世代不衰的名篇佳作。加塔的游击队诗歌，是战斗的号角，是时代的最强音。加塔还写下了《少年》、《契里库》、《吉雅姑姑》，　《阿尔巴尼亚心》等数十篇充满革命激情，富有人情味的短篇小说，塑造了宁肯牺牲性命也要保护游击队的红星的小游击队员，为祖国和革命战士献出亲生儿子的坚强母亲等一系列英雄形象，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崇高气节。加塔的这些不朽的作品，历来都是对革命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西里奇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与加塔齐名的诗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参加革命活动。意、德法西斯侵占阿尔巴尼亚之后，西里奇作为一名游击队员，战斗在祖国的四面八方。1944年，西里奇被捕入狱，关进集中营。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集中营里，西里奇都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后来收入　《囚徒》（1940—1942）和《在战斗中》（1943—1944）两本诗集里。这些诗有的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向往自由的情怀和对法西斯当局的憎恨，有的号召人们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斗。

　　穆萨拉依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作家、诗人，生前曾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41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党组织，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从事政治、文学活动，经常在秘密刊物《自由的号召》上发表诗文。1944年，针对敌人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他以“布布里兹卡”（意为“雷电”）为笔名，发表了《昨日和今天》的小册子和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步步跟随第一突击师》，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宣传游击队的英雄事迹。同年他还发表了优秀的讽刺长诗《国民阵线的史诗》。这部非凡的叙事讽刺诗，以辛辣的漫画式的笔致，揭露和嘲讽了“国民阵线”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可耻的行径，对帮助人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认清它的虚伪，反动本质，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大作用。长诗还真实地刻画了弗勒希里和科尔楚里等“国民阵线”头子阴险、奸诈、毒辣的典型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爱国者达伊·琛尼的形象。

　　雅乎瓦因为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被敌人关进斯库台监狱。他在狱中写的诗歌《斯库台三英雄之歌》，以激越的情思，讴歌了以约尔丹·米夏为首的三位革命者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以一座矮小的房屋作堡垒。同几百名法西斯强盗英勇搏斗，最后壮烈牺牲。这首诗在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起过很不寻常的教育作用。诗人在暴风雨中创作的诗篇《游击队之鹰》，在阿尔巴尼亚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即使在我国，许多人也不陌生。几十年来，不少戏剧、电影都采用它作为主题歌。“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高高的岭，／那里有我们的住地和营房，／我们是游击队之鹰！／”这朴素明快、响亮动人的游击队歌声，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呼号，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光荣历史的见证。

　　民族解放战争，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悠久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民族解放战争文学，也是阿尔巴尼亚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

　　民族解放战争后的文学

　　自1944年取得民族大解放和人民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到1990年下半年，阿尔巴尼亚文坛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和指南，形成于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和确立，是阿尔巴尼亚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标志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精神生活开始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文献和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　协会的章程里，明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全部文艺工作的指导地位：“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的目的，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团结全部创作力量，为人民和革命事业服务，保证创作人员在思想和专业方面受到鼓舞，得到教育，确保他们深入了解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为了对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予以充分的肯定，清除陈腐的思想残余，需要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无产阶级党性。文艺界的领导机关和权威人士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党性并不是通过作者的讲演报告或美化思想的舞台而炮制成的文艺作品的外在因素，党性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在思想中，表现在社会性格的解决中，表现在这种性格的典型塑造中。党性融化在作品形象的整个体系中。党性能保证文艺作品深刻、真实、忠诚地反映生活。只有党性才能确保艺术创作的民主与自由。无产阶级党性要求党对文艺工作予以直接的领导。无产阶级党性要求文艺工作者用马列主义和劳动党的学说把自己武装起来；要求文艺工作者同资产阶级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

　　二、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塑造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和英雄人物。劳动党文件中阐释得很清楚：“通过这种英雄人物，让人们看到新生事物不仅在生活中取得胜利，而且在艺术中也取得胜利；生活中陈腐的东西在被清除，在消亡，艺术中除腐的东西也将被清除或消亡。”“通过这种英雄人物，显示前途，发现未来，表现生活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家或艺术家造福于崭新的发展的现实的立场和造福于前进的新生事物的立场；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工作者和具有伟大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有义务保护和帮助新生事物成长。”

　　三、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和艺术家长期地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劳动党中央对作家艺术家发出号召：“我们社会主义的艺术和文化，应该扎根于我们祖国的土壤之中，植生于我们美好的人民中间。它们应该来源于人民，并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来说，它们是明白易懂的、而决不是丑恶的、无思想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需要更接近人民的生活和他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要紧跟党的革命思想、人民劳动的节奏和效率，以及他们的伟大事业。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和矛盾，也会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更好地反映这一切，会给我们的创作以力量，将会提高文化在人民中的影响和教育作用。”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劳动党中央和作家艺术家协会经常抓的一项工作，也是衡量一个作家为人民和革命事业服务态度的重要标志。

　　四、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作家艺术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南，正确解决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的关系问题。劳动党中央和作家艺术家协会，重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党经常强调我们要依靠健康的传统，进一步发展健康传统的必要性。她指出了最好的文化传统的伟大价值，指出这一传统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精神。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传统并不只是民族复兴时期爱国主义文学的强有力的传统，也不只是解放前进步的民主的革命文学强有力的传统，还包括如今三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异常丰富的多种多样的传统。”什么是“新”？劳动党中央和文艺领导部门也有规定：“对于我们马列主义者来说，新是指破坏每一种陈旧的、落后的和反动的东西，是指摧毁与社会和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是指那种靠近进步与革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完善，以及精神生活产品发展的东西。”对于革新与传统的关系，劳动党中央和文化部门领导强调指出：“艺术中的革新，不应理解为是对传统的否定。革新与传统并无矛盾，它们不是相互排斥，把革新理解为反对传统的斗争是错误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传统十分鲜明、突出，这一点同欧洲特别东欧某些国家的文学相比，显得尤为可贵。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封闭式的，它是很注意艺术革新的。

　　五、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四十多年来，它经历了曲折坎坷的斗争道路。五十年代中期，文艺界在诗歌领域开展了反对少数人脱离社会的重大问题，提倡庇护抽象的浪漫诗歌的斗争；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影响的斗争。这一时期里，斗争的锋芒指向对社会主义现实抹黑的错误思潮，指向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表现；反对非英雄化，反对封闭主义和脱离民族土壤的行径，反对轻视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倾向，等等。同时，在文艺界也开展了反对保守主义、墨守成规的斗争。阿尔巴尼亚文学界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开展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斗争中有扩大化的偏颇，对一些作家艺术家的处理有不当之处。这种失误和教训，也是要很好反思、认真总结的。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不能也不应该止步不前，正如劳动党的文献里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丝毫也不是静止的、僵死的；它是活跃的，在对立斗争中，在阶级斗争中，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它是要永远不停顿地发展的。”

　　四十多年来，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反法西斯地下出版物的出现，到1944年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刚刚兴起，文学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战斗的热情，高度的政治觉悟，以及不惧流血牺牲，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这一切集中地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民歌、游击队歌曲、战斗故事和短篇小说中。这些作品，展示了人民群众崭新的思想观念。与此相联系的是出现了新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的党性也开始萌芽。

　　从　1944年全国解放到五十年代末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和文学方向，已经完全形成。这一阶段里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性转折和社会主义人与人全新的关系在生活中的确立。许多文学作品广泛而真实地描绘了广大军民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的生活和命运，讴歌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新人，开始在许多文学作品里大量涌现出来。

　　从六十年代安到八十年代末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这一阶段里的文学作品，反映与赞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好几代人的欢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革命在人民群众当中唤起了巨大的力量。为了生存和独立自由地发展，山鹰之国的儿女显示出宁死不屈的意志和改天换地的气魄。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对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细致的描写。

　　四十多年来，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天地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在诗歌方面，有科尔·雅柯瓦的长篇叙事诗《维果的英雄们》，谢夫契特·穆萨拉依的长篇讽刺诗《国民阵线的史诗》，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抒情诗《德沃利，德沃利》、《父辈们》和《母亲阿尔巴尼亚》，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长篇抒情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山鹰在高高飞翔》，诘道斯·阿拉比的长篇抒情诗《血的警报》，拉扎尔·西里奇的长诗《普希蒂那》、《教师》，阿列克斯·恰奇的长篇抒情诗《你是米寨娇》等。在长篇小说方面，有荻米特尔·斯·舒泰里奇的《解放者》，阿里·阿布迪霍扎的《一个暴风雨的秋天》、《时代的三种颜色》，法特米尔·加塔的《沼泽地》，穆萨拉依的　《黎明之前》，阿果里的《麦茂政委》（拍成电影时取名《第八个是铜像》）、《藏炮人》和《居辽同志兴衰记》，卡达莱的《亡军的将领》（拍成电影时取名《亡军还乡》）、《石头城记事》，雅科夫·佐泽的《死河》、《幸福的风》，荻米特尔·祝万尼的《重新站起来》，斯泰里奥·斯巴塞的《起义者》、《他们不是孤立的》，戴奥道尔·拉乔的《胜利》等。在戏剧方面，有雅科瓦的《我们的土地》，舒莱曼·毕塔尔卡的《渔人之家》（拍成电影时取名《海岸风雷》），R·普拉哈的《马洛·茂科拉》、《城里来的太太》，阿果里的《第二张面孔》，斯皮洛·乔玛拉的《科尔察狂欢节》等。

　　南斯拉夫文学

　　原南斯拉夫由六个共和国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简称波黑）、黑山（亦称门的内哥罗）、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其中塞尔维亚还包括科索沃和伏依伏丁那两个自治省。通常所说的南斯拉夫文学，就是上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单独的笼统的南斯拉夫文学是不存在的。

　　在富饶的南斯拉夫土地上，居住着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门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以上几个主要民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另外还有占人口总数二十分之一的人宣布自己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有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卢辛人、捷克人、意大利人、乌克兰人和德国人等。

　　1918年以前，南斯拉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几个各自独立，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小国所在地。这些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文学面貌也有着不小的差异。这里主要介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文学。其中塞尔维亚文学还包括黑山　（即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文学。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文学

　　塞尔维亚文学

　　公元四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塞尔维亚书面文学。十二—十三世纪，比较发达的是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文学。到了十四世纪，传记文学取很了长足的进展。在土耳其统治的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民间口头文学比较发达，涌现出许多英雄史诗。十八世纪开始，塞尔维亚文学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和民族复兴思潮的影响，文学开始摆脱中世纪文学的束缚，注意世俗题材的开拓，代表作家是道希戴印·奥布拉道维奇　（1742—1811），他的《奥布拉道维奇生平奇遇》很有影响。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文学也呈现出新面貌。武克·卡拉吉奇（1887—1864）对塞尔维亚语成功地进行了改革，使它与克罗地亚语合为一种文学语言，大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卡拉吉奇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浪漫主义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十—七十年代达到高峰。诺维萨德成为文化中心，成立了文化教育协会，有了较多的出版物。诗人们的作品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文学向现实主义迈进。描写现实、反映人生的小说迅速增多起来。十九世纪末，文学的题材领域有了很大扩展，作品的揭露作用和社会意义进一步增强，斯·斯雷马茨、斯·兰科维奇的小说，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十九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在西欧文学的影响下，文学中出现了各种流派，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发展，出现了工人诗人，为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作家有约万·约万诺维奇·兹玛依　（1833～1904）、久拉·亚克希奇（1832～1878）、米洛万·格列希奇（1847～1908）、斯戴万·斯雷马茨　（1855～1906）、拉扎·拉扎雷维奇（1851～1891）、波里萨夫·斯坦科维奇　（1875～1927），以及拉扎·科斯蒂奇（1841～1910）等。

　　塞尔维亚十九世纪诗人兹玛依出身于诺维萨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维也纳受过高等教育，学习法律专业，受到当时侨居在国外的塞尔维亚爱国青年的深刻影响。五十年代在诺维萨德市政厅任职，投身青年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旗帜报》，参加过建立民族剧院的工作。1863年受文教协会的委派，在佩斯塞尔维亚学习任教，并进大学学医。1870年回国，从此终身行医，并进行社会和文学创作活动。六十、七十年代创办　《兹玛伊》、《齐查》等报刊，成为讽刺文学的奠基者之一。1875年曾积极支援黑塞哥维那民族解放斗争。诗作甚多，其中《维拉》、《三个海杜特》、《不幸的母亲》、《琴师之死》等诗影响甚大，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他还是塞尔维亚最著名的儿童诗歌作者。有“塞尔维亚儿童文学之父”的美称。为了纪念他，南斯拉夫解放后在诺维萨德建立了著名的“兹玛伊儿童文学中心”。近年，他的作品汇集成10卷本在南斯拉夫问世。

　　塞尔维亚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亚克希奇，出身神父家庭，清贫的中学流动教师的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1848年革命运动爆发后，亚克希奇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后来又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美术学院深造。六十、七十年代，积极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多次变换职业。1872年起任贝尔格莱德国家出版社校对员，在这一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835年开始创作，诗歌代表作是　《在里巴尔》，抒发了塞尔维亚青年渴求独立、反抗压迫的愤懑情绪。组诗　《爱情》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热爱；组诗《拉雅》讴歌了人民群众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还写了三部诗体悲剧：《塞尔维亚人的迁徙》、《门的内哥罗公爵夫人伊丽莎白》、《斯坦诺耶·格拉瓦斯》。这些剧作揭露了贪婪无耻、道德堕落、变节欺骗等丑恶行为，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具有批判力量。

　　此外，亚克希奇又创作了近四十篇短篇小说。历史题材方面的有《不忠诚的蒂娅娜》。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痛苦生活的有《农民》、《一个夜晚》、《小小白屋》等。

　　米洛万·格列希奇是塞尔维亚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和代表人物之一，以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著名。中学读书时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糖的头》、《带角的羊》、《凶号》等。两部话剧是《两个银币》和《圈套》。作品中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农村里早期的阶级分化，宗法秩序和道德的崩溃。新青年运动的思想问题，成功地展示在中篇小说《第一条皱纹》里。共有两卷本文集　（1928—1931）留给后世。

　　斯戴万·斯摆马茨是塞尔维亚十九世纪后半叶著名作家。生于桑塔，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语文系毕业。1879—1906年，在尼什、巴契卡等地任中学教师。1906年任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八十年代开始写作，浪漫主义是他作品的主要特色。九十年代向现实主义靠拢、讽刺幽默作品居多数。主要作品有《伊夫科夫的光荣》和《神甫契拉和神甫斯皮拉》（中文译本为《二神甫》）。前者描绘尼什地区的市俗风尚，后者描述两个神甫争夺女婿的可笑事件，揭露了教会内部的伪善真相和低级趣味。另外还有鞭挞官欲极强的小官吏丑恶嘴脸的《武卡丁》，反映小店主钻营投机并与富家女爱情纠葛的《佐娜·扎姆菲洛娃》。他的作品敢于揭露社会矛盾，提出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塞尔维亚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拉扎雷维奇，出身于商人家庭，典型的宗法观念和家庭环境，给其留下很深的印象。幼年丧父，在贝尔格莱德读书时住在姐姐家里。姐夫米洛拉德·萨普恰宁是个文学家，对他有良好影响。初在贝尔格莱德高等学校学习法律专业，1871—1878年在柏林学医，回国后从事医务工作。1881年后在贝尔格莱德国家综合医院任主治医生。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尤其擅长写短篇小说，影响较大的有《第一次和父亲去作早祷》、《学校圣像》、《祝你成功，绿林好汉！》、《维尔戴尔》、《人民会报答一切》。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描绘了宗法制度下面的乡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波里萨夫·斯坦科维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塞尔维亚最精明强干的小说家。生于乌拉尼，童年丧父母，儿童时代的一部分时间是跟随祖母度过的。祖母讲的许多故事，使他对远古时代和刚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乌拉尼的民俗风情和宗法习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乌拉尼和尼什念过中学；在贝尔格莱德读完法律系。读大学时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先后在教育部、海关甚至啤酒厂里当过小公务员或小职员。在侵略者占领期间，曾靠与占领者的积极合作糊口度日，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只活动在狭窄的朋友圈子里，直到病逝。他1898年走上文坛，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根据旧约编的故事》、《旧日月》，特写集《上帝的人们》，话剧《科斯塔娜》和《塔莎娜》，长篇小说《不干净的血》。其作品以乌拉尼地区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为背景，反映了宗法制度下的各种矛盾。富有的商人和封建家庭，手工艺家庭的生活和人物，农民的阶级分化，城市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吉普赛女人、女歌手的生活，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虽然受过欧洲式的正统教育，但从作品的风格上看，他完全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其中《不干净的血》更能体现这一特点。

　　拉扎·科斯蒂奇是塞尔维亚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诗人、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生于科维思（今日巴契卡），在故乡读完小学，并出色地学会了德语和匈牙利语。在潘切沃、诺维萨德和布达佩斯读完中学。在布达佩斯还受过法学方面的高等教育。从布达佩斯回到诺维萨德以后，担任过教授和国家职员、议会议员。一生中作品很多，在大量的诗歌中以爱同主义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抒情诗最为有名，很少写爱情诗，有诗集多种。根据民歌创作的诗体悲剧《马克西姆·茨尔诺耶维奇》和《彼拉·赛盖定那茨》反映了伏依伏丁那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奥地利政府的斗争。

　　克罗地亚文学

　　克罗地亚早期只有民间口头文学，它为中世纪文学提供了大量题材和表现手法。十六世纪以前，很多作家都翻译欧洲流传的民间故事，如特洛伊、亚力山大的故事等。十五—十八世纪，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的杜布罗夫尼克和达尔马提亚成为文化中心，诗人马·马鲁利奇、希·缅切幕奇、伊·贡杜利奇和剧作家马·德尔日奇，为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十九世纪上半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大大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留·加伊、斯·弗拉兹、伊·马茹兰尼奇发表了大量的抒情诗和哲理诗，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克罗地亚文学的优良传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兴旺、发展起来，重要作家有阿·谢诺阿、文·诺瓦克、安·科瓦契奇等小说家和奥·哈拉姆巴希奇、西·克兰切维奇等诗人。他们为克罗地亚文学赢得了新的荣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的激化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渗透与影响，文学中出现了多种流派。以诗人米·丹科和小说家武科耶维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在继承克罗地亚文学的优秀传统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作家诺瓦克、维·查·埃明、约·科索尔，诗人克兰切维奇、纳佐尔，剧作家伊·沃伊诺维奇都直面人生，揭露黑暗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唤起人们为争取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现代派文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托什是最突出的代表。

　　克罗地亚的诗人、作家较多，这里着重介绍伊万·贡杜里奇（1589～1638）、伊万·谢诺阿（1938～1881）、安东·吉斯塔夫·马托什（1873～1914）四位诗人和作家。伊万·贡杜里奇是十七世纪克罗地亚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剧作家，杜布罗夫尼克巴罗克文学的代表人物。自幼年起深受贵族家世的影响，受过良好的教育，曾任市议会议员、市政厅主事和法官。早期创作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爱情诗和剧本数量居多。现存的有　《阿里阿德涅》等四部剧作，是不可多得的文学珍宝。诗剧《杜布拉夫卡》影响颇大，宣扬政权应被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掌管的主张，并对贪官污吏的龌龊伎俩作了揭露。叙事长诗　《奥斯曼》是反映塞尔维亚、黑山人民英勇抗击并战胜土耳其侵略的爱国主义的名篇佳作。

　　伊万·马茹兰尼奇是十九世纪克罗地亚著名的诗人、政治家。生于新维诺道尔什克。在萨格勒布先是学习哲学，以后又转学法律。曾在萨格勒布的中学里任教。1840年到达卡尔洛瓦茨，当过市议会的律师和办事员。1848年以后，放弃了文学和律师工作，开始从事政治活动，曾为克罗地亚议会的人民代表和文书。1850年任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总管事。1858～1872年担任伊利里亚文化教育协会的主席，从政期间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是州长。他是十九世纪克罗地亚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伊利里亚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学年代就开始写诗，从1835至1841年，同《达尼查》杂志合作，后又与其他刊物合作。诗歌作品很多，其中《财主斯玛依尔·沁基奇之死》是代表作，多方面地反映了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阿乌古斯特·谢诺阿是克罗地亚十九世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既能写诗，又能写小说，同时还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出身于萨格勒布的一个贫寒的面包工人家庭。中学时代就深受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伊利里亚运动的影响。在萨格勒布和布科格大学学习过法律，后来放弃法律专攻文学，并从事新闻写作。1867年任萨格勒布剧院经理，并创建了第一所歌剧院。1874—1881年创办过文艺刊物《花环》，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当过萨格勒布市议员。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一生发表了许多抒情诗和叙事诗，但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主要小说有《珠宝商的黄金》、《农民起义》、《迪奥根思》、《诅咒》、《普雷扬·洛乌罗》、《巴伦·伊维查》、《年轻的老爷》、《伊利亚的遗嘱》、《从歌唱家墓地采来的干母丁香》、《乌拉基米尔》、《布兰卡》、《乞丐卢卡》等。《农民起义》是代表作，在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以广阔的画面再现了1564—1574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赞颂了两个民族的友好团结、骁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塑造了古贝茨、伊利亚等农民领袖的光辉形象。在文艺思想方面，谢诺阿认为文学应该为人民、社会进步和提高文化素质服务。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十九世纪克罗地亚作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罗地亚文学史上的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就有“谢诺阿时代”之称。

　　安东·古斯塔夫·马托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对克罗地亚文学和塞尔维亚文学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诗人、小说家、小品文作家、评论家。其文学思想对当时和后来几代作家都产生过影响。生于斯莱姆的道瓦尔尼克村的一个教师家庭，在萨格勒布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读过中学。后来到维也纳军医学校继续求学。因为在彼得瓦兰丁触犯军纪被关进牢房。1894年逃出监狱，旅居贝尔格莱德、巴黎、日内瓦多年，曾去过意大利。1908年回到萨格勒布，当过记者、音乐师。十九世纪末开始写作，许多论文对社会、文学及国内外作家作了评论。1905年出版了评论集《评论》。游记《旅途见闻》、短篇小说集《木屑》、《新木屑》、《令人讨厌的故事》等，将现实主义与现代派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后期创作以十四音节诗为主，抒发了对祖国、人民和大好河山的热爱，并于1923年出版了《诗集》。

　　斯洛文尼亚民族文学

　　斯洛文尼亚民族是具有文化传统的民族，据有关文献记载，斯洛文尼亚文学开始于十世纪。日耳曼人长期统治斯洛文尼亚，使中世纪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史料化为乌有。到了十六世纪，在宗教改革中，普·特鲁巴尔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及其它宗教著作。犹如克罗地亚一样，世俗文学在十八世纪为斯洛文尼亚增添了新文化的光辉。十九世纪，涌现出一批主张“用人民语言为人民写作”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研究本民族的语言、历史、民间文学和人文科学，诞生了象安·托·林哈尔特那样具有深刻的民主思想的思想家、文学家。瓦·沃德尼克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他创办的《卢布尔雅那新闻》是斯洛文尼亚有史以来第一份报纸。耶·科皮塔尔出版了第一部斯洛文尼亚语语法，对斯洛文尼亚的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斯洛文尼亚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弗·普雷舍伦是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大诗人，炽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激荡在他的诗歌中。六十年代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迈进。弗·茉夫斯蒂克、约·尤尔契奇，约·斯特里塔尔、扬·凯尔斯尼克等小说家，西·延科、西·格雷戈尔契奇等诗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安·阿什凯尔茨的诗歌，对无产阶级生活作了真实的描绘，并塑造了勇于反抗、善于斗争的农民形象。十九世纪末，斯各文尼亚文学中出现了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小说家、剧作家伊·参卡尔、诗人奥·茹潘存奇等人组织了“斯洛文尼亚现代派”文学团体。他们早期的创作受西欧现代派文学影响颇深，后来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迅速转向现实主义。参卡尔是斯洛文尼亚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

　　斯洛文尼亚作家、诗人中，最表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弗朗茨·普雷舍伦（1800～1849）和奥顿·茹翻契奇（1878～1949）。

　　弗朗茨·普雷舍伦是斯洛文尼亚最伟大的诗人。生于布莱德附近的沃尔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在维也纳学习法律，后当了律师助理，并获法学博士学位。1827年开始发表诗作。后陆续出版了《青春寄语》、《十四音节爱情诗》、《纪念马蒂亚·乔普》、《萨维茨的十字章》、《花环》和《诗集》等。擅长写十四音节诗，《花环》和《萨维茨的十字章》是其代表作。前者通过描述个人爱情的悲剧，表现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思想。后者是为纪念挚友乔普而写作的，描写斯洛文尼亚异教徒同基督教之间的残酷斗争。普雷舍伦诗歌对后来斯洛文尼亚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

　　奥顿·茹潘契奇是斯洛文尼亚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上半叶诗人。家庭极为贫苦，维也纳大学史地系毕业。当过教员，曾任卢布尔雅那剧院经理。1938年被选为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院院士。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为了给游击队刊物撰稿，曾化名为安东·佩斯尼克博士。全国解放后，当选为斯洛文尼亚国会议员，任卢布尔雅那科学艺术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创作，是现代派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早期作品有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写的诗集《醉心杯》、激情充沛，富有感召力。诗集《穿过平原》描写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充满爱国主义情感。诗集《独白》对无辜的人民所受的压迫与磨难，作了真实的描绘，具有很强的人民性。诗集《血染朝霞》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檄文，并充满对未来的信念。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诗作都搜集在《大雪覆盖的长春花》集子中，全书情感真挚而热烈，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他还写过大量的儿童诗，著名的有《金鸟》、《小雪人》、《白桦与灌木丛》等，还翻译了不少西欧和俄国的文学名著。

　　二十世纪初至反法西斯

　　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

　　南斯拉夫二十世纪文学，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用二十世纪这一时间概念加以评论，因为文学中的许多现象，以及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得到很大发展的文学流派，远在1900年以前就出现了。另外，许多属于十世纪传统文学的作家，在二十世纪还继续不停地进行创作。从前作家的生命都很短暂，作品也不多。但在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家的生命都延长了，创作也比先前丰富得多。青年时代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特殊的声望，赢得了读者，进入老年，也依然还在不断革新、勇于探索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从地理区域来讲，许多地区由于社会急剧的变革和发展，文学也出现了兴旺的态势，其次可以说，在南斯拉夫所有的文学中心，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独立的塞尔维亚，在两个世纪交替中间，愈来愈强大的市民阶级，积极地改变了到那时为止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同样，独立的门的内哥罗（黑山）文学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过，他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克罗地亚、伏依伏丁那、波斯尼亚和斯洛文尼亚，是“人间地狱”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奥匈帝国摧残了许多为争取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民族运动。另外，某些地区，例如象马其顿那样的地方，依然还处在土耳其帝国的枷锁控制之下。文盲、落后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斯拉夫文学，以越来越关注欧洲文化和中心中兴起的文学运动为其显著的特点。许多作家到这些文学中心地旅游和学习，深受当地文艺思潮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克服从前不可避免的落后现象。不少地方涌现出一批具有欧洲文化素养，谙熟文学艺术现代倾向的作家。美学家波格丹·波波维奇　（1863—1944）、批评家约万·斯凯尔里奇（1877—1914）标志着塞尔维亚文学发展新时期的来临。他们认为评价某一部作品，首先要看其美学价值，而不仅仅以它的倾向性来论短长。在克罗地亚文学中，安东·吉斯塔夫·马托斯　（1873～1914）、米兰·马良诺维奇（1879～1955）在文学创作中，以接受现代派的见解对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斯洛文尼亚，年轻的作家伊万·参卡尔　（1876～1918）、奥顿·茹班契奇（1878～1949）、约希普·穆伦·亚力山大洛夫（1879～1901），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斯洛文尼亚作家接受欧洲文学中全部的内容和形式，包括颓废派、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在内。”

　　简言之，本世纪初的南斯拉夫文学具有倒向现代欧洲文学的倾向。塞尔维亚文学、克罗地亚文学、斯洛文尼亚文学，都毫不例外地向欧洲现代主义文学挺进。这种文学在提高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现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有约万·杜契奇　（1871～1943）、米兰·拉基奇　（1876～1938）、伊希道尔·塞库丽（1877～1958）、伊沃·沃依诺维奇（1857～1929）、乌拉迪米尔·纳佐尔（1876～1949）、米兰·贝戈维奇（1876～1948）、伊万·参卡尔（1876～1918）以及奥顿·茹班契奇等。

　　关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民族解放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直接的反映。在巴尔干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爱国抒情诗空前繁荣，成绩显著的诗人有维里科·彼特洛维奇　（1884～1967）、阿列克萨·善迪奇（1868～1924）等。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与追求，给予克罗地亚作家的创作以极好的思想武装。这一点在希尔维耶·斯特拉希米尔　（1865～1908）和马托斯的创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一时期的斯洛文尼亚文学，也对自己的民族问题关心起来。不少作家对解决定这一重大问题，表露出鲜明的倾向性。例如参卡尔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本世纪初南斯拉夫造型艺术家组织的一些很有代表性活动，对开拓文学的新领域，起过积极作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文学的相互联系如此密切，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积极倡导国家统一的时期，人们议论各民族的共同性、相似性，要比谈论他们的区别和差异性更多、更有兴趣。大家关心的是各民族共同渴望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有分歧意见的东西。

　　在这一时期里，许多作家为推行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建立新的富有活力的文学流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新老两代。作家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见解，彼此之间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争论，其结果是青年一代作家的思想取胜。不过，也应当指出，青年一代作家的思想中，常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见解，摇摆不定，是非难分的想法也屡见不鲜。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南斯拉夫文苑里，开始兴旺发展起来。这一现代主义文学受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是无疑的，但也具备各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文学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动荡和变化。许多幻想破灭了。许多文学观念，在经历了漫漫的黑夜之后，终于湮没在社会动荡、流血、苦难和死亡之中。1918年建立的塞尔维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并没有真正满足人们对民族、社会问题的愿望。正如塞尔维亚诗人杜珊·瓦西列夫在一首名诗里所说的，“人是在战争之后歌唱，而这种歌唱是带着战争的记忆、许多抗争、大声的抗议进行的。在创作和学术领域里，经常提到战前与战后创作这一非常清晰的界限。一系列文学新名词好似流星一般闪过。创作中的和谐被战后的不和谐取代。市民文化原有的价值观念，突然变得虚无飘渺，人们开始要求倾听新的文学呼声，于是便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1893～1981）、米洛斯·茨尔尼扬斯基（1893—1977）、伊沃·安得里奇（1892～1975）、普列日浩夫·沃兰茨（1893～1950）等人都进入了名作家的行列。以欧洲的各种文学流派为样板，多种文学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这些活动极大地活跃了文学生活。一种长期不变的文学观念，被新的多枝蔓的思潮所取替。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主义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时，在塞尔维亚的文学中心之一贝尔格莱德，超现实主义也空前地兴旺起来。贝尔格莱德甚至成了欧洲第二个超现实主义集中地。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第一代现代主义作家（例如茨尔尼扬斯基、安东·布兰柯·希米奇、斯莱契科·科索维尔、拉斯特科·彼得洛维奇等）的话，那么到了三十年代，则出现了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整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里，克尔莱扎是最积极、最有成果、最有影响的作家。他通过自己办的杂志、经常参加的辩论、丰硕的创作成果以及广泛的社会活动，成为克罗地亚文学的中心人物，对全南斯拉夫文学和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克尔莱扎相反，伊沃·安得里奇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在远离社会活动和文学辩论的氛围里进行，但他的作品能够立刻很快地被读者接受和欢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文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学流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学批评也从僵化的学院式的框框中获得解放，朝着自由的宽松的方向发展。这时期的文学批评特别强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阐释个人的问题，文学的主体性得到普遍的重视。同其它民族的文学相比较，马其顿文学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复兴，主要代表人物是科乔·拉钦　（1908—1943）。他继承了马其顿民间文学传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篇。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南斯拉夫各地的主要文学报刊有：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纵览》（1895）、《塞尔维亚文学报询者》（1901）；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思想》（1897）、《声音》（1899）、《生活》（1900）、《桂冠》（1905）、《现代人》（1906）；斯洛文尼亚有《卢布尔雅那之声》（1881）、《自由》（1907）、《青年》（1904）、《时间》（1907）及《复兴》等。

　　从二十世纪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里，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有参卡尔，克尔莱扎、安得里奇和沃兰茨等。

　　斯洛文尼亚革命作家和剧作家伊万·参卡尔1876年生于卢布尔雅那附近沃尔赫尼卡村一个裁缝家庭。艰苦的童年生活对他后来的文学、戏剧创作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读大学，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参卡尔由写作带有西欧现代派诗歌特点的抒情诗走上文学之路，后来逐步摆脱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转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小说和剧本，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抨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小说方面，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仆人耶尔奈和他的权利》（1907）、《助手玛丽雅的家》等。长篇小说有《在山谷里》（1902）、《巴尔丁·卡丘尔》（1905）等。这些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下层人民群众的苦难，鞭挞贪得无厌的资产者和腐败无能的官吏。参卡尔文笔洗炼简洁，并富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参卡尔被南斯拉夫文学界誉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家。

　　克罗地亚作家米洛斯拉夫·克尔莱扎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早的成员之一，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1893年生于萨格勒布。青年时代曾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求学，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和影响。大学毕业后在奥匈帝国的军队里当过兵，经历过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乱年代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他后来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文学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了一大批质量很高的作品，确定了他在南斯拉夫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主办的刊物有《火焰》（1919）、　《文学共和国》（1923～1927）、　《今日》（1934）等。克尔莱扎一生共创作六十部作品，主要小说有　《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1923）、《在记忆的边缘》（1938）、《布里特沃的宴会》（1939）、《克罗地亚战神》等。诗歌有《三部交响曲》（1917）、《诗集》（1932）等。评论集有《今日欧洲》（1935）、《学习文集》（1936）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克尔莱扎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1914～1920年是第一时期，这时期的创作特点是描写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生活情景和人物，不过，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也十分明显，1921～1926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批判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1926～1939年，是批判现实主义深化时期。

　　在克尔莱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在记忆的边缘》、《古里特沃的宴会》是他战前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的归来》围绕着私生子菲利普·拉丁诺维奇由奋发图强成为画家到腐化堕落的人生演变过程，刻画了淫妇波波契卡、神经衰弱者巴洛珊斯基，好色之徒里毕赫、疯狂的冒险家卡里雅莱茨等一系理散发着恶臭的腐朽形象，展现出一幅资产阶级腐败沦亡的全景图画。长篇《在记忆的边缘》描述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愤愤不平和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所抱幻想的破灭。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社会生活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泛滥。《布里特沃的宴会》是对南斯拉夫王国社会政治的真实写照。

　　从克尔莱扎在政治、文化、政论等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积极性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来看，他被称为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中最光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许多多作家对当时的南斯拉夫灰心丧气，在社会上和文学事业中处于走投无路的时候，克尔莱扎作品的问世和那些公开而透彻地批评南斯拉夫作家失误的言论，为人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采纳了现代派作品的进步成果和表现手法，并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思想纲领。他明确地指出：南斯拉夫文学既应当摆脱庸俗社会学的束缚，也要从现代稀奇古怪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他用自己的作品和理论著述同贴着马克思主义美学标签的教条主义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他还认为：文学作品的形态既不应该满足现状，也不应该自封为最先进的。他既是浪漫主义作家，又是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多种文学流派的表现手法。

　　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得里奇是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史上与克尔莱扎齐名的大作家，巴尔干各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1892年，安得里奇生于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他家境贫寒，两岁丧父，跟母亲一起住在姑母家里。在萨拉热窝读完中学，1914年夏天，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入狱。1915年春天，又被流放到奥乌恰莱沃。1918年获释，创办　《文学的南方》，后以该刊和《克罗地亚的田野》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散文诗、文学评论。1920～1941年，两次在外交部任职。此后曾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法西斯德国进犯南斯拉夫后，安得里奇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决裂，隐居贝尔格莱德，从事小说创作。祖国解放后，先后当选为“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和“南斯拉夫联邦文学家协会”的领导人。196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安得里奇共有文集十七卷，自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散文诗《黑海零简》（1919）和《心潮》（1919）、三部短篇小说集（1921、1931、1936年各出一集）。在《黑海零简》和《心潮》两部散文诗中，安得里奇以自己的身世和动荡的时代为背景，抒发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内心感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些感受和社会问题震颤人的心灵，发人深思。三部短篇小说集中影响颇大的作品有《阿里雅·杰尔杰莱兹的道路》（1920）、《塞毕河上的桥》（1925）、《穆斯塔发·玛扎尔》　（1924）、《阿尼卡的时代》（1931）等。这些小说如就其某一篇单独来看，似乎还未能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才华，但只要将它们综合一览，就会使你惊叹：安得里奇确实是一位小说艺术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哲理现实主义巨匠。他通过这些短篇，给我们描绘出几百年来波斯尼亚社会风貌的全景图，塑造了一大批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上流社会中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臣；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首领；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的外交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民、服苦役者、小商人、家庭主妇；读不起书，在贫穷和饥饿中惶惶度日的乞丐和儿童；在残暴的统治者面前英勇捐躯的斗士；在时代的激流中，竭力寻求民族统一的正确道路的革命青年；道德高尚，勇敢地向封建势力挑战的贞节烈女等各阶层的人物，都以最鲜明的个性，最深邃的社会意义成了南斯拉夫现当代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安得里奇二十、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有另外的意义：它们为四十年代创作“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小姐》）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也是安得里奇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托尔斯泰”、“巴尔干的荷马”，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艺术练笔。

　　远在二十、三十年代，安得里奇就在许多文艺评论中阐明了自己的文艺观点，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最能代表他的文艺观点的文章是1925年发表的《同戈亚的对话》。安得里奇强调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艺术与生活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质世界赋予艺术家创作崭新作品的生活；这种崭新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和久远不衰的意义。艺术家应反映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的生活现象。存在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人的双手和心灵创造出来的。”安得里奇还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耍把从前和今天联系在一起。他说：“只有那些缺乏文化教养，不懂事理的人，才认为从前的事情是死亡的。”同克尔莱扎一样，安得里奇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他指出：“艺术家是在活跃、开拓、建设生活的复杂任务中从事劳动的无数个能工巧匠中的一员。”安得里奇这些充满唯物主义精神的真知灼见，不仅在二十、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时起过战斗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斯洛文尼亚作家普列日浩夫·沃兰茨在南斯拉夫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893年生于克留什卡。因家境贫寒曾务农在乡多年。后来设法到维也纳高等合作社学校读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1年成为斯洛文尼亚解放战线的发起人之一，长期被囚于集中营。战后当选为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员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还在乡间务农时，沃兰茨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5年出版小说《与水搏斗》。后来还发表了描写克留什卡人民反对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小说《纵火者》和反映斯洛文尼亚军队武装起义的小说《妙龄》。另外还有《从科特利到贝利沃德》、《在国外土地上的战斗》、《我们的界石》等作品。

　　1941—1945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同凶残的德、意法西斯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各族人民历史最光辉灿烂的篇章。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广大作家也象普通工农群众一样，手持武器奔赴战场参加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共有一百八十七名游击队员作家、诗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阿·采萨雷次（1893～1941）、奥·普查（1899～1941）、特·丘法尔（　1905～　1942）等人牺牲在法西斯的监狱里；而科瓦契奇（1908～1943）、卡尤哈（1922～1944）则英勇地战死在疆场上。作家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揭露敌人的血腥暴行，讴歌人民和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涌现出很多闪耀着历史光辉的爱国主义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著名的有布·乔皮奇的诗集《祖国在烈火中诞生》、短篇小说集《游击队员的故事》；纳佐尔的诗集《游击队之歌》；波波维奇的诗集《机枪巢里的燕子》以及科瓦契奇的长诗《坑》等。

　　克罗地亚作家弗拉迪米尔·纳佐尔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虽出生在波斯迪拉的官僚家庭，但童年是在布拉奇岛上度过的。小学毕业后，到斯普里特继续求学，1894年中学毕业。1898年在格拉兹学完自然科学，之后，在斯普里特、扎得尔、巴锦、科普洛等地任中学校长、教员多年。1918年抵达萨格勒布，在师范学校任教授。1942年参加游击队，1943年当选为克罗地亚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战后任克罗地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从事文学活动五十余年，作品很多，最初的成就是1900年出版的《斯拉夫传奇》和1904年出版的《克罗地亚国王们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纳佐尔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短篇小说《炎热的日子》体现了作者对被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和对人民力量的信心。

　　《抒情诗》、《新诗集》、《大熊布伦多》表现了作者对民族解放事业的乐观主义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小说　《童年的故事》，描绘了达尔马提亚农民和渔民的艰辛生活。另有小说《牧人洛达》。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发表了一系列赞美游击队英勇战斗、军民团结的诗歌和小说，其中著名的有《游击队之歌》、《同游击队在一起》、《铁托同志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祖国、生活和领袖的无比热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南斯拉夫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民族解放战争后的文学

　　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历史，以1945年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胜利为起点，到八十年代末经历了四个阶段。一、1945—1950年，是行动一致的开始阶段。二、1950—1955年，是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战阶段。三、1055—1960年，是文学艺术启蒙、复兴阶段。四、1960年至八十年代末，是稳定发展阶段。

　　在解放后最初的两年里，文艺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在文学领域里，比较年老的作家，马上出版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创作的具有古老传统的佳作，伊沃·安得里奇、伊希道尔·赛库里奇、维里科·彼得洛维奇、乌拉丹·戴斯尼查，兰科·马林科维奇和奥斯卡尔·达维乔等都以自已新奇优美的作品，唤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里，许多声誉很高、颇有民族优秀传统的抒情诗人，努力创作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有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古斯塔夫·科尔科莱茨、戈维道·达尔塔里亚。另外，还有原来社会文学运动的知名人士约万·波波维奇、契道米尔·敏戴洛维奇、达那西耶·穆拉丹诺维奇。最后登上文坛的还有“铁路工人”组成的年轻的一代诗人，其中薇丝娜·巴伦、尤莱·卡斯戴兰便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在这一时期里，新兴的马其顿文学，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诗歌更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涌现出了一代年轻的诗人。他们当中著名的人物有斯拉夫科·雅奈夫斯基、布拉泽·科奈斯基、阿超·绍波夫等。他们把马斯顿诗歌从对民歌形式主义的模仿中解放出来，并找到了开辟诗歌语言道路的可能性。真正的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小说家有乌拉道·马莱斯基、约万·鲍斯科夫斯基、科莱·恰舒莱。民族解放斗争和解放后的新生活，成了解放初期马其顿作家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

　　这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的文学，也开始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生活在科索沃、马其顿、黑山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伊里亚人的后裔，具有古老悠久的文化。但是，由于几百年的异族侵略的统治，后来文化的发展大大地落后了，作家们甚至连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的权力都没有。解放初期，诞生了直接用阿尔巴尼亚文字书写的新文学。这种文学一方面深受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各种文学种类、样式和倾向，在阿尔巴尼亚族文学中都存在，并且培育出各种类型的作家。1946年《新生活》文学杂志创刊后，阿尔巴尼亚族文学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这家杂志将南斯拉夫国内各地的阿尔巴尼亚族作家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从1947年到1950年，南斯拉夫文学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变得很沉默，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的特殊地位很有关系。1948年，南斯拉夫与国际情报局的决裂，对文学界有直接影响。

　　1948年以前，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不象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时髦，但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必须提出，即使在那一个时期，在南斯拉夫文学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向现代主义靠拢的倾向。1946年，著名作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在《共和国》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今日的文学》，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南斯拉夫文学的影响，虽然不像对美术的影响那么大，但毕竟是存在的。例如现实主义作家伊沃·安得里奇就创作了几篇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点的小说。另外，　《青年诗选》和《青年短篇小说选》两种书籍所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一印象。1949年，雷斯托·多绍维奇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是明显地打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烙印。

　　1950年之后，南斯拉夫文坛一致行动起来，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艺术和美学中的教条主义。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一场争取创作自由的斗争，积极出版作品，自由地借鉴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经验。在这场斗争中，奥斯卡尔·达维乔1949年在塞尔维亚文学家协会宣读、1951年《青春》杂志又了出了专门小册子的政论文章《诗歌与阻力》，被公认为是发展南斯拉夫现代派文学的宣言性文献。道布里查·乔西奇这时期发表的长篇小说《远方的太阳》，从创作实践上否定了艺术领域里的教条主义。

　　在克罗地亚，彼得·赛盖丁　1949年在萨格勒布作家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也起了同样作用。

　　不过，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起的全面批判中，最重要的一次较量，还是南斯拉夫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1952年10月，在南斯拉夫摆脱了国际情报局的控制，与苏联分道扬镳四年之后，全南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在卢布雅那召开。会上，南斯拉夫当代最有权威的戏剧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米洛斯拉夫·科尔莱扎作了长篇报告，对日丹诺夫等人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彻底的否定。这次会议之后，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概念，便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代名词。科尔莱扎的这个长篇讲话，对南斯拉夫当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既有积极影响，更有消极作用），直到八十年代，作家们在讨论文学问题时，还不止一次地声称“科尔莱扎1952年提出的许多问题仍有现实意义。”科尔莱扎维护的是“艺术本身的特点”，“艺术本身的目的。”他的思想“符合革命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其它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总之，当时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要求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与控制，争取文学自由发展的民主气氛。不过，也不能否认，当时由于学识的不足和经验的缺乏，批评和斗争常常出现过火的偏见，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例如，针对艺术应当为社会服务的提法，一些人就抛出了艺术不应当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服务的口号。

　　1950年之后，文坛上出现了第一批典型的现代派作品，达维乔的长篇小说《诗》是南斯拉夫第一部先锋派小说，处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兰科·马林科维奇、乌拉丹·戴斯尼查、道布里查·乔西奇、安东尼耶·伊萨科维奇等人，也都发表了新的小说。

　　这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些本来具有古典倾向的作家，却开始使用某些很奇特的表现手法，使自己作品惯有的面貌改变了形态。例如安得里奇的长篇小说　《罪恶的牢院》（1954）就是一部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诗坛上，贝尔格莱德新的现代派诗人杜珊·马蒂奇、瓦斯科·鲍巴和米奥德拉戈·巴乌洛维处于领先的地位。在其它共和国，与上述现代派诗人遥相呼应的同派诗人还有齐里尔·兹洛贝茨、兹沃尼米尔·高洛布、马克·迪兹达尔、马戴雅·马戴夫斯基和加奈·多道洛夫斯基等。这一时期，在文学评论界很有声誉和影响的人物，要算是杜珊·马蒂奇和马尔科·里斯蒂奇。占有特殊地位的评论家是鲍里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米希兹。另外，文学评论家有卓兰·米希奇和米兰·鲍戈丹诺维奇就诗歌的有思想和无思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贝尔格莱德，不同观点的两大派诗人分别聚集在　《青春》和《文学报》周围，彼此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952年，这一论战在新创办的报纸《证据》和被称为绿色报纸的《文学报》之间达到了顶点。不过斗争是短暂的，到1952年底，两家报纸就停止了论战。翌年，两家报纸的骨干力量与其它文化中心的积极分子合作，重新聚集在《新思想》周围，继续展开论战。《新思想》杂志提出了一些适合南斯拉夫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口号。但不久就被迫停刊了。

　　这一事件过后，1954年全年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从1955年开始，论战又重新在《作品》和《现代人》两家杂志中间继续进行。其中《作品》的编辑、最积极的批评家彼得·扎吉奇与“流星式的人物”伊万·莱里科之间的争论和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斗争在文学界里的长期进行，使文学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好，现代主义文学也好，都具备了与原来不同的特点，新的文学打上了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先锋主义的痕迹。作家们仿效的样板是两次大战期间流行起来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的最新时髦。

　　五十年代，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的文学园地，主要是《现代》和《观察》两家杂志。对文学活动和创作自由的不同理解，是作家分化、组合的基础。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也进行过论战。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首府萨拉热窝，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主要通过文人的笔墨官司表现出来，然而，其尖锐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其它地方。现代主义作家比较孤立。

　　这期间，在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文学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比较隐蔽。《圈子》杂志的编辑和合作者，是反教条主义的先锋人物。主要代表有约希普·巴尔科维奇、乌拉特科·巴乌莱蒂奇等。

　　五十年代，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的文学生活别具特色。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比较广泛，而且公开化。《论坛》杂志团结了一批最热衷于现代主义的作家，他们是杨科·科斯、塔拉斯·凯尔玛乌奈尔等。

　　应当指出，从1950年开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诗歌和美术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中心是建立在抽象基础之上的艺术种类问题。

　　1955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战，绝非只关系到文学、艺术、美学，而是关系到全部文化事业。这场论战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不过，它并没有无止无休地拖延下去，到了1956年，争论的双方便采取的克制的态度。争论的一方开始承认对立一方的某些作家和作品。后来，评价作品，只凭它的价值论事，而不根据它所属的流派或种类品评高低。现代主义成了不可否认的文学派别，取得了存在的权利。1957年，《作品》的一批编辑和最积极的撰稿者，以自己的杂志为园地，对文学中最敏感的问题进行了最具体的讨论和争辩。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辩论不是与自己对立的流派进行的，而是在现代派作家的内部，以一种非常求实的精神，探讨了文学、美学以及其它一些问题。后来，开始对现代派作品本身展开批评。

　　1960年以后，南斯拉夫文学界逐渐平静下来，当代文学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杜珊·马蒂奇、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伊万·乌·拉里奇鲍里斯拉夫·拉道维奇、马戴雅·马戴夫斯基、武克·科尔涅维奇等诗人都有新诗问世。在小说创作方面，安得列·辛格、斯洛波丹·诺瓦克、安东·绍良、米哈依洛·拉里奇、安东尼那、伊萨科维奇等人也取得了突出的新成就。

　　一些青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追求深刻地解释和认真地复兴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的传统精华，是六十年代文学战线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与许多笔锋尖刻、但往住显得内容空洞的评论家截然相反，他们主张要尽量地借鉴传统、宣传传统。在这方面，贝尔格莱德的一些斩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做了十分认真的工作。他们当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米奥德拉戈·巴乌洛维奇，彼得·扎吉奇、卓兰·米希奇、在萨格勒布，几乎所有的青年评论家都对文学作品作了工具化的解释。而斯洛文尼亚作家，首先是杨科·科斯、塔拉斯·凯尔玛乌奈尔，却对斯洛文尼亚文学史和当代艺术，成功地作了社会学的解释。马其顿的文学评论家亚力山大·斯巴索夫、米兰·鸠尔契诺夫、加奈·多道洛夫斯基对从前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真正价值作了中肯的评论，提高了马其顿人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总的来看，这时期的文学批评比从前显得客观，增强了书面色彩。

　　1954年前后，在第一次反教条主义斗争结束之前涌现出的那一代作家、批评家、引起了专业作家、批评家的注意。在贝尔格莱德，这批青年作家、评论家，团结在《地平线》杂志周围。在萨格勒布，从前的“圈子作家们”（《圈子》杂志的合作者），依然还很活跃。在马其顿，同样的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以《观察》杂志为基地，结成坚强的群体。在波斯尼亚，这类青年作家有斯拉夫科·莱奥瓦茨、侯赛因·塔赫米斯契奇、武克·科尔涅维奇。他们人数不多，表面上看比较孤立，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在斯洛文尼亚，与上述各地的作家有很相似的作家、批评家，从　《论坛》杂志到《前程》杂志，经历了复杂的道路。在黑山，朝气勃勃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聚集在《会见》杂志周围。在伏依伏丁那自治省，匈牙利族的青年作家、批评家，积极地支持他们的传统文学杂志《桥》，以此为园地，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新作。

　　1960年以后，在文坛上还出现了另外一代才气横溢的作家，其中伏依伏丁那的匈牙利族作家的成就最为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匈牙利族文学就有了较大的发展，不过，更大的发展还是在1945年之后。五十年代非常积极、活跃的那些作家，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把匈牙利族文学的自由的特色，带进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琳琅满目的画廊中。比较著名的作家有。拉斯洛·加尔、菲兰茨·菲海尔等。具有优秀传统的匈牙利族诗歌，取得了格外可喜的成就。年轻的诗人开始创作具有较多的现代派特点的诗歌，努力反映当代生活，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匈牙利本民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整个六十年代较为平静。不过，原来的派别并未完全消失，作家们采取较策略的方式继续活动。

　　六十年代还出现了一种貌似公允的冒牌理论，这种理论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打五十大板，一律加以否定。有趣的是，从前的保守派作家，甚至反对过创作自由的作家，都加入了这个既反对现代主义，又否定现实主义的大合唱。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文艺能否离开生活，离开时代，离开思想。

　　在斯洛文尼亚，文学发展的情况略有不同。1951年，《论坛》杂志进行了两方面的斗争：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二是反对自由主义。1955年，斗争转到《论坛》和中年作家中间。中年作家开始接近官僚主义者和鲍里斯·吉海尔的观点。这一情况与贝尔格莱德很相似。后来《论坛》发展成为《57号杂志》，发表了不少笨拙可笑的文章，这是自解放到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中所没有的现象。1960年，《论坛》杂志的一伙青年作家，作为新生力量，又聚集在《远景》杂志周围。《远景》办得生动活泼，发表过一系列思想严肃的文章。其目的是想通过代表性的、游览式的、具有经济眼光的批评，发现新的文化和建立这种文化的可能性及远景。1965年，《远景》杂志停刊。这家杂志只是在斯洛文尼亚产生过一些影响。

　　六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也有一批与《远景》杂志的那些人很接近的同龄人。他们脱离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直接与世界上的现代主义建立联系。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总的来看，当代文学依然在安定平静的气氛中继续向前发展。不过，富有进取精神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并不安于现状，他们仍然对文学和党的关系、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文学的功能等重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索。在这方面，1979年底、1980年初，《文学》杂志编辑部和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主义中心文化部组织的关于“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文学即党和文学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讨论会上重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三项原则：一、不要求文艺为日常的政治需要服务；二、不干预文艺方向、风格和流派，承认多元论的合法性，即要使文艺从一个时代的强迫命令、单一风格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三、摈弃季莫菲耶夫关于人民性表现形式的概念。会上有人提出创作自由既是革命的战果，也是创作活动本身的实质。有人继续对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提法提出指控。对于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会者也提醒人们要予以注意，那就是：“现在，文学作品仍然处在商品与老的卫道士之间的十字路口，围绕某些文学作品进行的商品游戏仍在继续，凭借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竞争的民主途径尚未全部打开，对于文学家和生产物质产品的工人之间自由交换劳动的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相当简单，甚至受到歪曲。”“文学和当前社会现实关系问题，在文艺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铁托总统逝世后，个别思想反动的诗人蠢蠢欲动，妄图通过诗歌攻击、否定铁托的历史功绩及其开创的道路。塞尔维亚诗人歌一克·爵克因诗集《羊毛时代》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此事引起了党和国家的极大关注，塞尔维亚共盟中央甚至还就文艺界的某些不良倾向开了专门会议，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重申：任何作家、艺术家都绝对不能反对铁托总统及其道路；不能反对自治制度；不能反对不结盟政策；不能反对民族团结。谁反对这几条，就耍受到处理或惩办。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类问题，国家开始检查出版物，每年要查出一、两种有严重问题的书籍，作为禁书停止发行。对剧院的剧目，也采取的同样的检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