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内容简介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如下：一部在世界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书——　《圣经》，被德国大诗人歌德誉为“诗国”和“诗人之邦”的伊朗文学。位于中南半岛上的两个佛教国家——缅甸和泰国的文学。我国南邻越南和东邻朝鲜的文学。远离亚洲大陆、位于东南部一群海岛上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文学。非洲大陆黑非洲地区的文学虽然比较年轻，但是近年以来发展颇为迅速，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书所参照的主要书籍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外国历史、世界地理、民族等卷，圣经公会出版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朱维之著《圣经文学十讲》，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韦旭升著《朝鲜文学史》，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刘宗次、赵陵生译《非洲现代文学》，特此表示感谢。

　　一、希伯来古代文学之总汇

　　——　《圣经》

　　古代希伯来文学在古代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希伯来文明可以和中国、印度、希腊文明并列，属于对人类近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大文明之一。

　　希伯来人是现今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古称。希伯来人的国家位于亚洲西南部的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即从地中海东岸到约旦河和死海周围一带，面积不大，地形狭长。希伯来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为闪米特族的一支。希伯来语属内含语系闪语族。

　　《圣经》的产生

　　希伯来人的祖先哈俾路人本来生活在两河流域。公元前14世纪左右，希伯来人经过一次大迁徙，从两河流域来到迦南地区。起初与当地土著迦南人发生激烈冲突，其后由于两族语言相近，逐渐融和起来，当时希伯来人分为12个游牧部落，后来逐步形成南北两个部落联盟，南方的是犹太（又译犹大），北方的是以色列。希伯来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了几百年，其间曾经多次遭到从地中海东岸附近小岛上来的非利士人的骚扰。犹太和以色列各部落与非利士人进行过长期斗争。在对外斗争中，部落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大，从而加速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公元前11世纪时，他们开始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任国王是扫罗　（公元前1028—公元前1013在位）。扫罗在领导希伯来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反抗非利士人侵略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继之，大卫登上王位　（公元前1013—公元前973在位），建都于耶路撒冷，赶走了侵略者，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上台（公元前973—公元前933在位）。所罗门在位期间是以色列犹太王国的鼎盛时代。

　　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是以色列，南是犹太。自此以后，国力日渐衰弱，不断受到周围大国的侵略。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灭亡，结束了该国2百余年的历史。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又攻占了犹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带走数万犹太人作为俘虏，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王国随之灭亡。其后，这个地区先后为波斯、马其顿和罗马等帝国所统治。在这期间，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反抗，可是不断遭到镇压，结果全部归于失败。最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流落世界各地。

　　希伯来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汇集在　《圣经》里。《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是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包括《旧约全书》（简称《旧约》）和《新约全书》　（简称《新约》）两个部分。“约”是盟约的意思，旧约是上帝通过摩西与希伯来人所立之约，新约是通过耶稣基督与信者另立之约。从编辑过程来说，《旧约》的成书与犹太教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犹太教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崇拜上帝耶和华，于“巴比伦之囚”时期形成。同时，他们着手编辑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宗教经典；到公元前二世纪大功告成，称为《圣经》。

　　《新约》的成书则与基督教的确立密切相关。基督教也是由犹太人创立的，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起初为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后来独立成教，信奉耶稣为基督　（救世主），并发展成为世界三宗教之一。基督教一面承认犹太教的《圣经》为经典，一面又另外编辑一部经典，并将二者合在一起，称前者为

　　《旧约》，后者为《新约》，统称《圣经》。除了基督教《圣经》以外，还有一些希伯来文学作品收入《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等书里。《次经》又称《后成典之经》，是从未编入正典的著作中选编的。《伪经》是“模拟”或“伪仿”作品的意思，专指假托《圣经》人物名义写成的作品。《死海古卷》是指本世纪在死海地区新发现的《圣经》抄本。不过，在上述各种典籍中，只有《旧约》是完全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而且文学价值最高。

　　《旧约》中文学作品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为建国前的文学，主要体裁有神话、传说、故事、劳动歌谣和英雄战歌等。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为建国后的文学，主要体裁有故事、抒情诗和预言等。第三个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为亡国后的文学，主要体裁有哀歌和颂神诗等。

　　《旧约》共有　39卷，一般分为经律书、历史书、先知书和诗文集等四个部分。经律书指一至五卷，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部分作品产生最早，内容是关于希伯来人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历史书共十卷，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内容是记述以色列犹太王国的历史。先知书共14卷，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玛拉基书》，内容是先知先觉者的号召和演说。诗文集共十卷，包括《路得记》、《以斯帖记》、《约伯记》、《诗篇》、　《箴言》、《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和《约拿书》，内容是诗歌、小说、戏剧和箴言等。

　　《旧约》中的文学作品广泛地、生动地表现了希伯来人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包括神话、故事、诗歌、小说、戏剧、预言和箴言等多种体裁。下面介绍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宇宙创造的神话

　　《旧约》的神话集中在第一卷《创世纪》里。“创世记”的原义是“原始”，记述关于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罪恶和人世苦难的开始；同时记述上帝如何与人类来往。在这些神话中，最有名、最出色的是宇宙创造的神话，人类起源的神话，挪亚方舟的神话。

　　宇宙创造的神话描绘了上帝创造宇宙的过程。其中说道：起初，宇宙混沌一片，没有秩序，乱成一团。于是，上帝开始进行创造。第一天，他创造了光明，把一天分为白昼和黑夜两部分。第二天，他创造了穹苍，把水上下分开，上面是天空，下面是大地。第三天，他让大地上的水汇集在一起成为海洋，让其他的地方成为陆地，并且让陆地上长出各种植物。第四天，他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让太阳支配白天，月亮管理黑夜。第五天，他创造了鱼类、鸟类，让鱼在水里游，鸟在天空飞。第六天，他创造了陆地上的各种动物，然后又创造了人类，按照他自己的样子　（其实，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上帝），并且让人类管理鱼类、鸟类和兽类。然后，《旧约》里说，“这样，整个宇宙都创造好了。第七天，上帝完成了他的工作就休息了。他赐福给第七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这就是上帝创造宇宙的过程”。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个神话呢？第一，这个神话把上帝说成是宇宙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者，颂扬他的功德。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科学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我们不能接受。第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希伯来人对于宇宙来源的有趣想象。这种想象虽然不符合实际，不科学，但却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这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个大人是不能再变成小孩儿的，除非他变得孩子气了。但是，难道小孩儿天真不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努力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小孩儿的真实的本质再现出来吗？不是每个时代在儿童天性中都有它的特性，在它的自然真实性中复活着吗？为什么人性展开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第三，关于宇宙是怎样创造的，我国也有自己的神话，即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氏炼五色石补天等，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人类起源的神话

　　人类起源的神话描绘了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其中说道：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男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使他有了生命。上帝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看守园子；并且告诉他说：“园子里任何果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能使人辨别善恶的树所结的果子你绝对不能吃；你若吃了，当天一定死亡。”上帝怕他闷得慌，便趁他睡觉的时候，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并用那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于是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为夫妻。他们二人都光着身子，然而并不觉得羞耻。蛇是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最狡猾的。它对那女人说，你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也不会死的。那女人看见善恶树的果子非常好看，认为也一定格外好吃，就摘下果子，自己先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了。他们一吃下那果子，眼睛亮了，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很不雅观。那天黄昏，上帝来到伊甸园里，发现那两个人躲起来了，便知道他们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生气了，他对蛇说：“你要为这件事受惩罚。从现在起，你要用肚子爬行，终生吃尘土。”又对那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痛苦，生产的阵痛。虽然这样，你对丈夫仍然有强烈的欲望，他要管辖你。”最后对那男人说：“你要终生辛劳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土地要长出荆棘杂草，你要吃田间的野菜。你得汗流满面才吃得饱。你要工作，直到你死了，归于尘土。”不但如此，上帝还把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赶出伊甸园，怕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永远活下去。那个男人名叫亚当，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人类”。那个女人名叫夏娃，在希伯来语中发音近于“生命”。他们是人类的始祖。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个神话呢？第一，和上面那个神活一样，这个神话也把上帝说成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的主宰者，颂扬他的功德，这是它的主题。与此相关，这个神话还宣扬人类的始祖偷吃禁果是有罪的，这种罪过传给后世子孙，因此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即所谓“原罪”；所以必须信仰上帝，受苦赎罪，才能得救。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第二，拨开这层迷雾，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希伯来人对于人类起源的有趣想象，这种想象也有它的艺术魅力。同时，对于人类偷吃禁果，我们还可以作翻案文章，即这种行为在上帝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值得赞赏的，人类如果没有这种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就永远不能进步，也许我们今天还在赤身裸体。第三，这个神话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局限——轻视妇女，诬蔑妇女。诸如女人是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女人首先偷吃禁果，女人要受男人管辖等等。其中对于女人首先偷吃禁果一点，我们也可以作翻案文章，即如果认为偷吃禁果是反抗行动，那么女人是首先起来进行反抗的，是最富有反抗精神的。第四，这个神话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西方不少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17世纪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失乐园》（1667）。第五，关于人类是怎样产生的，我国也有女娲氏与伏羲氏兄妹相婚而产生人类的神话和女娲氏用黄土造人的神话，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挪亚方舟的神话

　　挪亚方舟的神话描绘了上帝指引人类躲避洪水的过程。其中说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儿养女，接着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人类繁殖得越来越多，布满了全世界。上帝俯视世界，发现世界非常腐败，人类非常邪恶；只有挪亚一人忠于自己，跟自己交往密切，身上没有缺点。于是，上帝对挪亚说：“我要让洪水泛滥大地，消灭人类，消灭世界。你赶紧选用好木材造一条船。船里船外涂上柏油。船里要有房间。船身长13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船要有窗户，高44公寸。船舱分上、中、下三层，船边要留门。你领你的妻子、儿子、媳妇进到船里，还要把各种鸟、兽、虫类各一对带到船里。”挪亚按照上帝吩咐准备好了。当挪亚　600岁这一年，洪水泛滥，地下深渊的泉源都裂开，天空所有的水闸都打开，倾盆大雨连续下了40个昼夜。挪亚一家在船里躲了起来。洪水淹没大地一百五十天，地上所有的人类和动物都死光了，只有挪亚船里的人和动物活下来。四十天后，挪亚打开窗户，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退了没有。但是，因为水还掩盖着大地，鸽子找不到停脚的地方，又飞回来了。再过7天，挪亚又放出鸽子，黄昏的时候，那只鸽子嘴里叨着新的橄榄叶子回来了，挪亚因此知道水退下去了。再过7天，挪亚又放出鸽子，这次鸽子不再回来了。第二年，即挪亚601岁那年正月初一，洪水全部消退，挪亚带着家属和动物走出了方舟，在大地上重新生活、繁殖。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这个神话呢？第一，洪水泛滥是古代希伯来人所遇到的极其可怕的自然灾害之一。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来说，这种灾害几乎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正因为如此，这个神话把一切都说成是上帝的安排，颂扬上帝的功德。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念。第二，撇开这点不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希伯来人对洪水泛滥的有趣想象，这种想象也有它的艺术魅力。尤其可贵的是，这个神话还表现了古代希伯来人力图战胜自然灾害的聪明才智，挪亚方舟便是这种聪明才智的具体体现。所谓上帝的吩咐只是一种假托，其实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第三，这个神话与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史诗——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所写的内容近似，是从那里脱胎出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希伯来文学和古代巴比伦文学的联系。第四，这个神话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可以从以下两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看出来：一是“挪亚方舟”已经成为世界通行的“避难所”的代名词，二是鸽子和橄榄枝成为世界通行的和平的象征。第五，关于洪水泛滥，我国也有女娲氏治平洪水的神话，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

　　在《旧约》第九卷《撒母耳记（上）》里，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写得颇为精彩。故事写道：当大卫来到军营看他三个哥哥时，正赶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军队列好阵势准备开战。只见非利士方面走出一员大将来，此人名叫歌利亚，身高差不多3公尺，穿着约57公斤的铜铠甲，头戴铜盔，两腿也用铜片保护着。他肩膀上背着一杆铜标枪。他的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粗，那铁矛头就有7公斤重。有一个兵，拿着他的盾牌，在他前面开路。歌利亚向以色列人喊道：“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列阵打仗吗？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奴隶！选一个人出来跟我打仗吧！如果他打赢，杀了我，我们就作你们的奴隶；如果我赢了，杀了他，你们就作我们的奴隶。现在我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你们敢不敢派人出来跟我打？”扫罗和他的军队听到这些话，都感到惊惶害怕，谁也不敢出阵。大卫看见这种情景，便对扫罗说：“陛下，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我去跟他打。”扫罗说：“不行，你怎么能跟他打呢？你只是一个孩子，而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大卫说：“陛下，我照顾父亲的羊。有时候狮子或熊来了，抓去小羊，我就追赶它、击打它，救回那只小羊。如果那狮子或熊袭击我，我会掐住它的喉咙，打死它。我曾杀死狮子和熊，同样的可以杀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扫罗见大卫说得有理，只好同意他出阵，并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大卫不习惯穿这些，他拿着自己的放羊棍子，又捡了五个光滑的石头放在口袋里，带上弹弓子就上阵了。当歌利亚看清只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时，就嘲笑道：“你那根棍子是干什么用的？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大卫答道：“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接着，大卫迅速地朝向非利士人阵前跑去；他伸手从袋里拿出一块石子，用弹弓子向歌利亚掷去。石子正好打中歌利亚的前额，打破了他的头盖。歌利亚当即朝地倒了下去。大卫跑上前去，踩在歌利亚身上，从歌利亚的鞘里拔出刀来，杀死了他，砍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吓得都逃跑了；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在希伯来人建立了自己国家的过程中，曾经跟四邻的国家，其中包括非利士人进行过长期艰苦的战争。这个故事描写了这一系列战争中的一个激烈场面，歌颂了大卫不畏强敌、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的英雄行为。这样的作品是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的。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把战争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把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从表现方法来说，它采用了对比的方法，歌利亚外表的强大和大卫外表的弱小形成强烈的对比，歌利亚的狂妄傲慢和大卫的机智勇敢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地表现了大卫的高大形象和非凡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所罗门审断疑难案件的故事

　　在《旧约》第十一卷《列王纪上》里，所罗门审断疑难案件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写道：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见所罗门王，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女人说：“陛下啊，这女人跟我住在同一个屋子；我在家生产的时候，她也在那里。我生了一个男婴；两天后她也生了一个男婴。这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一天晚上，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她就半夜起来，趁我睡着的时候从我身边抱走我的儿子，放在她的床上，然把她那死了的孩子放在我的床上。第二天早晨，我醒来要给孩子喂奶，发现他已经死了；我再仔细一看，原来那并不是我的孩子。”另外一个女人回答：“不！死的孩子是你的，活着的才是我的！”她们在所罗门王面前就这样争辩起来。所罗门王心里想：她们两个都说活着的孩子是自己的，死的是对方的，这个案件怎样解决才好呢？忽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于是他说：“给我拿一把刀来。”左右的人立即拿来了一把刀。所罗门王就下令道：“把这个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女人。”听了所罗门王的命令，那活孩子的真正母亲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子，就对王说：“陛下，千万不要杀这孩子！求您把他交给那个女人好了！”但另外一个女人却说：“不必给我，也不要给她，先把这孩子分成两半吧！”所罗门王听了以后立即说道：“不要杀这孩子！把他交给第一个女人，因为她才是这孩子的真母亲。”以色列人民听到所罗门王做出这样的裁决都深深地敬佩他；因为他们知道上帝赐给他智慧，使他能公平地审断案件。

　　在《列王纪》里，这个“所罗门审断疑难案件”的故事紧接在“所罗门祈求智慧”的故事之后，把向上帝祈求智慧作为审断疑难案件的前提条件，而把向审断疑难案件作为向上帝祈求智慧的直接结果。这当然只是一种宗教宣传，不足凭信。如果去掉这层宗教外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所赞颂的是所罗门的聪明智慧，断案如神。所罗门的聪明智慧表现在他不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被真假混杂的复杂情况所迷惑，不被那个假母亲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紧紧抓住真母亲真心爱自己的孩子，假母亲不真心爱别人的孩子这样一个关键所在，使这个疑难案件迎刃而解，既不必动用刑具拷问，也不必枉费口舌审查。这种聪明智慧的断案才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野蛮的、粗暴的奴隶制度下，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愿望的体现。就艺术表现而言，这个故事也颇值得称道。它的构思极其巧妙，文字十分简洁，很富有戏剧性。整个故事从头到尾不过几百个字，可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把复杂纷纭的矛盾解决得头头是道，令人心悦诚服。

　　雅歌

　　《雅歌》是《旧约》的第二十二卷。它是爱情诗集，以诗的体裁描写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互相倾诉爱慕之情。有些译本称这一卷为“所罗门的歌”，因为希伯来原文注明这些诗歌是“所罗门之歌”。但本卷开头第一句“所罗门之歌，是诗歌中最美的诗歌”中的“所罗门之歌”，也可译作“献给所罗门的歌”或者“关于所罗门的歌”。所以，不能由此断定《雅歌》是所罗门所作的歌，《雅歌》的作者是所罗门。正如《箴言》开头第一句“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的情形一样，我们不妨把这种说法看作一种假托，即假托名人之口唱出要唱的歌。另外，关于《雅歌》的性质，也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如犹太人认为本卷所描写的是上帝和他的选民的关系，而基督徒则认为本卷所描写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事实上，如果仔细研究《雅歌》本文就会发现，这些解释都很勉强，都带有明显的宗教偏见，都是企图为我所用的。其实，《雅歌》所写的就是一对青年男女互相倾诉爱慕之情，它是一组情歌，这是显而易见的；《雅歌》的男女主人公是普通百姓，风格是质朴、清新的，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所以它是一组民歌性质的情歌，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雅歌》共有六首，从头至尾始终采用新郎、新娘对唱的形式。新郎像是一个牧羊人，新娘也像是一个劳动者。在这六首诗之间，看不出明显的发展联系，似乎只是反复咏唱，有些词句还有重复，也有不完整的地方。每首诗都可以独立出来，构成一支优美的情歌。如第四首诗就是构思颇为新颖的佳作。这首诗描写姑娘做了个梦，明明听见情人敲门，可是开门以后却不见他，于是焦急万分，四处寻找，以至被守夜者击打受伤，让守城人夺走披肩也不肯罢休，从而表现了一个热烈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女性形象。

　　《雅歌》在艺术风格上的特点是大胆、热情、奔放。无论是新郎还是新娘，都在热烈地追求幸福的爱情，尽情地享受幸福的爱情。他们的感情是专一的，正如新郎所唱的那样：“君王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有无数的宫女。但我只爱一个人；她像鸽子般可爱。”在他们的眼里，对方是超群出众的，是无比美好的，如男方夸女方——“我的爱人在女子中，正像荆棘里的一朵百合花”，女方夸男方——“我的爱人在男子中，正像丛林里的一棵苹果树”。他们都为爱情而激动，为思念所困扰，尤其是在第六首诗里，作者通过女方的口把爱情与死亡、阴间、烈火、财富等加以比较，认为爱情跟这些人世间最有力、最可怕的东西一样强大，甚至远远胜过它们——“爱情跟死一样坚强；恋情跟阴间一样牢固；它爆出火焰，像烈火一样燃烧；水不能熄灭爱情，洪水也无法淹没。若有人想用财富换取爱情，他必定招来鄙视。”这是《雅歌》大胆、热情、奔放风格的突出表现，是希伯来民族性格的突出表现。这种写法在别的民族文学中似乎是不多见的。

　　《雅歌》在表现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善于使用比喻的方法。如在第三首诗里，新郎赞新娘长得漂亮的一节，写法很有意思：

　　我亲爱的，你多么美丽！

　　你的眼睛在面纱后面在闪耀着爱的光辉。

　　你的头发像一群山羊，从基列山跳跃着下来。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

　　刚刚洗刷干净的绵羊一样白，成双成对地排列着，一颗都不缺少。

　　你的嘴唇像一条深红色的丝带，你开口说话时秀美动人。

　　你在面纱后面的双颊像泛红的石榴。

　　你的脖子像大卫的高塔，圆直牢固，挂着的像成千勇士的盾牌。

　　你的双乳像一对羚羊，像孪生的小鹿在百合花中吃草。

　　我要住没药山，到乳香岗上，等清晨的凉风吹拂，黑夜逐渐消逝。

　　我亲爱的，你多么艳丽！

　　你多么完美！

　　这一节的写法在　《雅歌》中很有代表性。在这里，诗人大量使用“像……”、“如……”之类的句式，运用当时希伯来人在实际生活中最常见、最熟悉的东西，运用他们心目中认为最美丽、最可爱的东西，诸如山羊、绵羊、丝带、石榴、高塔、盾牌、羚羊、小鹿等来描绘新娘的美，表现新娘的美。这种比喻具有具体、直接的性质，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很具体，很形象，很生动。这种方法是古代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　（歌谣）所常用的，表现了古代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　（歌谣）朴素的美。后世的文学，尤其是专业作家的作品，一般就不这样写了，写得更细致了，更复杂了，但是也就失掉这种朴素的美了。

　　除此之外，《雅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从头至尾没有上帝出现，没有丝毫宗教味道。这在《旧约》中是罕见的。因此，可以说《雅歌》是《旧约》中一枝自然清新的奇葩。

　　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是《旧约》的第二十五卷。相传为耶利米所作。耶利米是一位感情丰富、忧国忧民的先知和诗人。他不仅早已预见到以色列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而且亲眼看见了、亲身经历了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其中最悲惨的便是耶路撒冷城的被毁灭和犹太王国的被灭亡；同时，也正因为他早已预见到这种危机，并且一再发出警告，但却不被人们所理睬，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这场灾难才使他感到格外痛心。他的作品充满忧国忧民的激情，可以说是用忧国忧民的热泪写成的，因之后来有人物他为“流泪的先知”。

　　《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在亡国之后写成的旨在哀悼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的陷落、焚毁以及人民被掳的悲剧。这些哀歌充满哀伤的情调，感情充沛，趋势挚动人，被后代人认为是希伯来诗歌的顶峰，尊称为希伯来民族之绝唱。犹太人每年纪念公元前586年国难，在禁食哀悼中举行祭拜时，经常吟唱这些诗歌。

　　《耶利米哀歌》共五首，题目是《耶路撒冷之愁》、《上帝惩罚耶路撒冷》、《惩罚、悔改、盼望》、《陷落后的耶路撒冷》和《哀求怜恤》。比如第一首《耶路撒冷之愁》共22节，前九节内容如下：

　　从前人烟稠密的城市，现在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从前为世界所尊崇，现在像寡妇一样寂寞。

　　从前是诸省之后，现在沦落成为奴婢。

　　她整夜痛哭，泪流满面。

　　从前知己的朋友们，现在没有一个来安慰她。

　　她的盟友都出卖她，都成为她的仇敌！

　　犹太人民是可怜的奴隶，被逼离开了家乡。

　　他们流浪异域，没有安居的土地。

　　他们四面受敌，没有逃避的出路。

　　通往锡安的街道凄凉；

　　没有人上去过节。

　　圣殿歌唱的女子悲伤；

　　祭司们只有哀叹。

　　城门冷落；

　　锡安悲愁！

　　她的敌人成为主人；

　　他们的权力支配她。

　　因为她罪恶多端，上主使她受苦；

　　她的儿女被敌人掳到远方去。

　　耶路撒冷的光荣已成陈迹。

　　她的领袖像鹿一般，因饥饿而衰弱；

　　他们逃避猎人的追赶，耗尽了精力。

　　耶路撒冷凄凉荒废，追忆着往日的荣华！

　　她落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没有人能援助她。

　　征服她的人看着她，讥笑她的沦陷。

　　她的荣华丧尽；

　　她赤身露体，受人轻藐。

　　她只有叹息，在羞辱中不敢露面。

　　耶路撒冷罪大恶极，一身肮脏。

　　她的污秽沾满了衣裙；

　　却不顾虑自己的结局。

　　她一败涂地；

　　没有人能安慰她。

　　她的仇敌获胜。

　　她才呼求上主的怜恤。

　　从思想感情来说，这首诗主要写的是耶路撒冷所遭到的浩劫，读起来可以说字字是血，声声是泪。耶路撒冷是犹太王国的首都，是犹太王国的中心，是犹太王国的象征，耶路撒冷的陷落意味着犹太王国的灭亡。因此，对耶路撒冷的哀叹，就是对祖国的哀叹。就艺术表现而言，这首诗也颇具特色。一是采用对比的手法。如在第一节里连续三次进行对比——“从前人烟稠密的城市，现在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从前为世人所尊崇，现在象寡妇一样寂寞”，“从前是诸省之后，现在沦落成为奴婢”，把耶路撒冷的今昔变化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构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更加使人感到它现在处境的悲惨。二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诗人把耶路撒冷比拟为一个人，一个受尽侮辱的妇女，写她“整夜痛哭，泪流满面”，写她的儿女“被敌人掳到远方去”，写她“赤身露体，受人轻藐”，写她“一身肮脏，污秽沾满了衣裙”。这种写法给读者的印象很具体，很形象，同时也增加了感动人的力量。

　　路得记

　　据学者考证，《旧约》中的小说作品，产生年代要比神话、故事和诗歌都晚；　《旧约》里最早的小说《路得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路得记》是　《旧约》的第八卷，它的故事以《旧约》第七卷《士师记》所记述的以色列人自进入迦南之后到建立王国为止的患难时期为背景，即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之间的历史为背景。

　　《路德记》的故事说：很久以前，在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时期，以色列曾经发生过一次饥荒。住在伯利恒的以色列人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娥美带着两个儿子到摩押去逃荒。后来以利米勒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则在当地娶了两个摩押姑娘为妻。又过了10年，这两个儿子也死了。于是，这一家子只剩下了三个寡妇，而且还是分属不同民族的。以后，拿娥美听说以色列有了好收成，便决定离开摩押回伯利恒去。两个儿媳都要跟她去，但她却劝她们回自己的娘家去，等有机会再结婚。结果，大儿媳妇回去了，可小儿媳妇路得怎么也不肯离开婆婆，非要跟她一起到伯利恒去不可。婆媳两人回到伯利恒时，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节。路得为了养活婆婆，就到地里捡麦穗，正巧捡到波阿斯的地里。波阿斯是个富裕的农民，既有钱又有地位，还是以利米勒的亲族。他钦佩路得离乡背井的勇气和孝顺婆婆的美德，便想方设法照顾路得；路得喜欢他的慷慨大方，感激他对自己的热情关怀，就按照婆婆的吩咐主动跟他亲近，要求跟他结婚。最后，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帝赐福给路得，路得于是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俄备得。俄备得的儿子名叫耶西，耶西的儿子名叫大卫，大卫便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二任国王，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路得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当完整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在人物刻画的丰富和细致方面，还是在故事情节的完整和复杂方面，或者是在环境描写的具体和生动方面，都初步具备了小说的条件。因此，它不仅在《旧约》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之一。

　　《路得记》采用朴素的写实方法，对三个主要人物（拿娥美、路德、波阿斯）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关系写得相当生动，有些地方甚至相当细腻，相当感人。例如，拿娥美离开摩押回以色列时，一再劝路得回到自己人那里去，她甚至于说道：“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走呢？你们想想，我还能再生儿子来作你们的丈夫吗？……我已经太老了，不能再结婚了。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而且有儿子，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不！我的女儿，这是不可能的。”拿娥美的态度可以说够　恳切的了，然而路是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她答道：“不要勉强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不守这誓言，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拿娥美见路得这样坚决要跟自己走，也就只好不再劝阻她了。在这里，拿娥美的恳切规劝和路得的坚定不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了拿娥美和路得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她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关系。又如，婆媳二人到伯利恒后，路得孝敬拿娥美，拿娥美也关怀路得。为了养活拿娥美，路得不辞辛苦，主动要求去捡麦穗，还把波阿斯送给她的食物剩下一部分带回家给拿娥美吃。拿娥美也关心路得找个丈夫，而且出的主意十分具体，并切实可行。她对路得说道：“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这样你才有归宿。记得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戚吗？你曾经跟他的女工一起工作。听我说，今晚他会在禾场上打麦子。你去洗澡，擦点香水，穿你最好的衣服，然后到他打麦子的地方去。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你在那里，等他吃完了，喝够了。要注意他睡的地方；他睡着了，你就去，掀开被子，躺在他脚边，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路得听了以后答道：“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于是，路得便按照拿娥美所说的那样去做了，并且终于达到了和波阿斯结婚的目的。在这里，路得对拿娥美的孝敬和拿娥美对路得的关怀也被写得颇为细致。这样的作品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许地觉得太平淡，但同时也会感到它是真实的、朴素的，而这种真实性和朴素性乃是后世作家的创作所难以达到了。

　　约伯记

　　《约伯记》是《旧约》的第十八卷，大部分以诗的体裁写成，开头和结尾则为散文。全书共有42章，可以分为7部分：序言、约伯和他朋友们的第一次对话、约伯和他朋友们的第二次对话、约伯和他朋友们的第三次对话、以利户的话、上帝的话、结尾。

　　故事写道：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住在乌斯地区。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拥有羊七千。骆驼3000，牛1000，驴子500。此外，他有成群的仆人。在东方人当中，他算是首富的了。有一天，天上的神子们侍立在上帝面前，撒旦也在他们当中。上帝问撒旦道：“你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他是一个好人，行为严谨，敬畏我，不做任何坏事。”撒旦回答：“要不是有利可图，约伯还敬畏你吗？……假如把他所有的都夺走，看他不当面咒骂你！”于是上帝准许撒旦试验约伯。撒旦便把约伯的牲畜、仆人和儿女一下子都消灭了。约伯虽然无限悲痛，但却伏在地上敬拜说：“我空手出世，也要空手回去：上主赏赐，上主收回。愿他的名受称颂！”他并没有犯罪，没有埋怨上帝。又有一天，上帝再问撒旦关于约伯的事，撒旦回答：“假如你伤害他的身体，看他还不当面咒骂你！”于是上帝准许撒旦再次试验约伯。撒便使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约伯坐在垃圾堆旁，拿一块瓦片刮自己身上的疮。他妻子说道：“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死了？”约伯回答：“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吗？”他虽然遭受种种痛苦，但仍然没有埋怨上帝。

　　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探望他，安慰他。他们是提慢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和拿玛人琐法。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如此深重，就跟约伯一起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后来，约伯终于打破缄默，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诉说自己的烦恼。于是，他们四个人进行了三次对话，讨论约伯为什么会受难的问题。之后，又有一个名叫利户的旁观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以利户说完后，上帝从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他批评约伯无知，证明世界是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祸福是由上帝安排的；他对约伯三个朋友所说的话表示不满，认为他们议论上帝的话不比约伯的话正确，不如约伯的话真实。然后，上帝恢复了约伯从前的景况，使他比以前加倍兴盛，使他比所得的还多。约伯拥有羊一万四千，骆驼6000，牛2000，驴子1000。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女儿名字很好听，面貌比世上任何女人都美丽，并且和兄弟们分享父亲的产业。其后，约伯又活了140年，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四代子孙，最后长寿善终。

　　本书的主人公约伯是个行为严谨、敬畏上帝的义人。由于他极其富有，所以撒旦认为他是有利可图才敬畏上帝的。但上帝深知约伯是忠诚的，为了证实这点，他准许撒旦去试验约伯。结果约伯失去一切所有，可是对上帝仍然忠诚。撒旦又认为约伯的身体如果受到残害便不会敬畏上帝。上帝又准撒旦去试验约伯。结果约伯长了一身毒疮，可是他对上帝仍然忠诚。不过，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样受苦，他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上帝给自己的待遇是不公正的，于是他向上帝发出怨言。他的三个朋友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企图帮助他解答问题。他们用传统的宗教观点来解释约伯的不幸遭遇，认定上帝是赏善罚恶的；约伯遭到不幸，无疑是他犯了罪。但是约伯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犯了罪，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解释。随后以利户也来帮助他解答问题。他指出约伯不应该埋怨上帝，上帝有时以苦难教训人。约伯似乎无言以对，但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最后上帝亲自出来说话。他并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提出的问题，没有说明他和撒旦试验约伯的经过，没有说明约伯受苦的原因和好人受苦的原因；只是将他的伟大力量显示给约伯看，让约伯知道世界由他创造，祸福由他安排。在上帝面前，约伯终于折服了。

　　《约伯记》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约伯为什么受苦的问题，再扩大一点说是好人为什么受苦、坏人为什么享福的问题。正如约伯在第二次谈话时回答琐法所说的那样：

　　你们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

　　你们不知道他们带回来的报告吗？

　　在上帝愤怒和惩罚的日子，邪恶的人往往得以逃脱。

　　有谁当面指责那邪恶的人？

　　有谁因他的恶行报复他？

　　当他被抬往坟场，送殡的行列浩浩荡荡；

　　他葬在守卫周密的坟墓时，连泥土也对他的尸体献殷勤。

　　这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这是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是很难解释的，本书企图用宗教观点加以解释，其实没有成功。约伯的三个朋友用上帝赏善罚恶来解释，并不符合实际，不但遭到约伯的驳斥，而且上帝也表示不满。以利户用上帝以苦难教训人来解释，也不能说服人。不仅如此，连上帝本人面对这个问题也束手无策，只好以势压人；他的回答只能算是压服约伯，不能算是说服约伯。

　　总之，由于本书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由于本书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种种解释，由于本书充满哲理，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所以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和赞美，其中不少研究者甚至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阿摩司书

　　《阿摩司书》是《旧约》的第三十卷，属于先知书。本书作者阿摩司是《旧约》中较早的一位先知。他热情、勇敢、直言不讳。据说他对以色列和犹太的历史和现状很有研究，并且颇有见地。他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当时南国犹太和北国以色列正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被认为是以色列王国分裂为二之后最好的时期，周围的国家较弱，亚述对犹太和以色列尚未构成威胁。从表面上看，国家繁荣兴旺，宗教生活显著，人民安居乐业。但阿摩司却看出，所谓繁荣兴旺只限于君王和富人，穷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剥削和压迫；许多热心宗教仪式的宗教领袖是虚伪的，他们的行动是盲目的；所谓安居乐业只是一种宣传，并非真实情况。

　　从宗教的观点来说，所谓先知是指受上帝启示而传达上帝的话，并预言未来之人；但若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所谓先知无非是指对于历史和现状有较深研究的较深见地，并有一定预见性之人。阿摩司便是这样一位先知。他假托上帝的话，其实是在讲自己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自己的预见。难能可贵的是，他透过以色列表面的繁荣看出内部的腐败，并且预言以色列将会因此受到严重处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他对君王和富人欺压穷人的指责，对君王和富人道德败坏的指责等，具有重要价值。例如：

　　……他们贪图钱财，出卖老实人，以一双凉鞋的代价把无法还债的穷人卖作奴隶。

　　他们践踏贫民，推开路上的穷人。……他们竟敢在祭坛旁边用别人抵押给他们的衣服当床单；他们竟敢在上帝的殿宇里，拿剥削穷人的钱买酒喝。

　　对欺压穷人的富人表示无比愤怒，对被欺压的穷人表示深切同情。又如：

　　……那些人在他们的宫里堆满了抢劫和剥削来的财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公平交易。因此，敌人将包围他们的城市，破坏他们的防线，洗劫他们的宫殿。

　　把矛头直接指向骑在人民头上的君王贵族，预言他们必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犹太教历史上，阿摩司被称为“复兴者”和“改革者”。犹太人原来认为，上帝只是他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神，别的国家和民族则另有神治理。但阿摩司却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最高主宰者，除了上帝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神灵；犹太和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是无功而受惠者，所以更应当知恩图报，否则便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本书体现了这种思想。如“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中，我选上了你们，你们还犯了那么多的罪；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定要惩罚你们”，又如“以色列人哪！我关心苏丹人，正象我关心你们一样。我领非利士人出克里特，领叙利亚人出吉珥，正像我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一样”。

　　阿摩司明辨是非，爱憎分明。他的文章语言热情，风格直率。例如：

　　处女以色列已经跌倒，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被摔在地上，没有人能扶她起来！

　　箴言

　　《旧约》的第二十卷是《箴言》。这一卷是宗教教训和道德观念的汇集，用格言形式写成。其中有歌颂上帝的，有颂扬君王的，有揭示社会矛盾的，有关于修身养性的，等等。

　　《箴言》关于修身养性的条目很多，内容很广。有倡导谦虚、颂赞智慧的，如：

　　愚蠢人自以为是；

　　明达人听从规劝。

　　聪明人求知心切；

　　愚蠢人安于无知。

　　智慧胜过精金；

　　知识强如纯银。

　　追求知识，就是自爱；

　　持守智慧，幸福无穷。

　　有提倡勤勉、反对懒惰的，如：

　　辛劳工作，生活无忧；

　　终日闲谈，必然穷困。

　　贪睡的人穷困潦倒；

　　辛勤工作的人衣食无忧。

　　有戒避淫乱的，如：

　　年轻人哪，要留心观察我的智慧，倾听我明达的话。这样，你就晓得怎样谨慎行事，你的言语会显示你是明达的。别人妻子的嘴唇也许像蜂蜜一样甜，她的亲吻像橄榄油一样柔滑；但是欢乐以后所留给你的，只是悲哀，只有痛苦。她要把你带到死亡的境地；她走的路导向阴间；她不走生命的坦途；她的脚步游移不定，你却不知道。

　　有反对酗酒的，如：

　　谁酗酒，谁遍尝各色的美酒，谁就过悲惨的生活，为自己哀叹，常常有纷争，不断地埋怨。他的眼睛赤红，无缘无故遍体受伤。不要贪杯呀！酒在杯中闪烁发红，你可以看见杯中的你；多么富诱惑性。但第二天你要觉得像被毒蛇咬了，你眼中出现怪异的景象；

　　你失掉了思想和说话的能力。你好像飘荡在海洋中，躺卧在桅杆顶上。你要说：“我一定是挨了打，人家狠狠地鞭打我，但我记不起来。我为什么醒不过来呢？我要再来一杯！”

　　有赞美达观的，如：

　　苦恼的人日子难捱；

　　达观的人常怀喜乐。

　　喜乐如良药使人健康；

　　忧愁如恶疾致人死亡。

　　有戒躁的，如：

　　脾气急躁招惹纷争；

　　性情容忍培植和平。

　　有重信誉的，如：

　　信誉比财富宝贵；

　　人格比金银可羡。

　　有非难危言耸听的，如：

　　危言耸听，制造纷争；

　　搬弄是非，破坏友谊。

　　有指责嫉妒的，如：

　　宁静使身体健康；

　　嫉妒是骨中毒癌。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都可以视为古希伯来人社会生活经验教训的艺术结晶，它们不仅对当时人是至理名言，对我们今天的读者也不无教益。

　　不过，在这类修身养性的条目中，也有一些是宣传明哲保身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公然主张行贿的，这些箴言都不足为训。

　　《圣经》的地位和影响

　　《圣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东西方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圣经》是东方文学的瑰宝。希伯来地处亚洲的西南部，《旧约》以及《新约》、《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等宗教典籍，广泛地吸收了这一地区各古国文学的精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地区各古国文学的结晶。《旧约》等典籍对东方各国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两个历史阶段，前者主要表现在对拜占庭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上，后者则广泛涉及东方各国文学。

　　在中古时代，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曾经地跨亚、欧、非三洲，长期为基督教文化所支配。拜占庭文学深受《旧约》等典籍的影响，风格力求完美、和谐、统一。拜占庭帝国于15世纪中叶崩溃后，学者们将其文学带到欧洲，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以《旧约》的亚伯拉罕和摩西等人为教祖，并在其经典《古兰经》中吸收许多《旧约》等典籍的材料。这不仅是因为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所处地域相近，而且是因为他们都属于闪族，在语言、思想、风土、人情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其后，随着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古兰经》的广泛传播，《旧约》等典籍的影响也不胫而走，流传于各伊斯兰教国家。

　　近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方，由于基督教自西方传回东方，《旧约》等典籍也在亚非各国广　泛传播开来。以日本为例。基督教思想家植村正久和内村鉴三的文学活动，对于日本文学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成为基督教及其经典与日本文学发生关系的媒介。《旧约》等典美对《文学界》杂志的影响在该刊核心人物、诗人和评论家北村透谷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旧约》等典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则在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和正宗白鸟等人的思想和创作中表现出来。

　　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的关系，《旧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远甚于对东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题材、结构、技巧和语言等浅层次方面，而且体现在思想和精神　（如人性、理性、罪恶和救赎）等深层次方面。就总体而言，近现代西方文学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希腊和罗马的古代传统，即所谓“二希”。《旧约》等希伯来典籍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阶段。

　　中世纪西方文化是以希伯来和基督教文化为中心，吸收希腊和罗马古代文化以及日耳曼文化而成的。中世纪欧洲文学，如《尼贝龙根之歌》、《贝奥武甫》、《埃达》、《罗兰之歌》、《熙德之歌》、《英雄国》、《伊戈尔远征记》等民族史诗和民间史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基督教和《旧约》等典籍的影响。　《亚瑟王传奇》等骑士文学宣传的是基督教思想。作为中世纪文学之总结和新时代文学之起点的但丁的《神曲》，也随处可见基督教及其经典思想的痕迹。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西方近代文学大量使用《旧约》等典籍的材料和典故，甚至于可以说不了解《旧约》等典籍就难以深入了解西方近代文学作品。举其要者如下：莎士比亚经常引用　《圣经》典故，据有人统计平均一出戏14次。弥尔顿用《旧约》神话写了史诗《失乐园》，用《旧约》故事写了诗剧《斗士参孙》。拉辛用《旧约》题材写了悲剧《以斯帖记》。歌德的《浮士德》模仿《旧约·约伯记》写了“天上序曲”，结尾处又借用了《圣经》的场景。拜伦的诗剧《该隐》，采用《旧约》中的故事。雪莱经常研读《旧约》中的《雅歌》、《约伯记》和《以赛亚书》等卷，往往为其瑰丽诗意而欣喜异常。雨果说过，正如整个大海都是盐一样，整部《圣经》都是诗。列夫·托尔斯泰极口称赞《旧约·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说它写得朴素、简洁、生动、真实，是近代作家写不出来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家创作同样与《旧约》等典籍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　《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取材于《旧约·创世纪》。在无产阶级文学方面，如高尔基爱读《旧约》等典籍，并从《诗篇》等卷中学习写作方法；又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取材于《旧约·创世纪》。在现代派文学方面，乔伊斯、叶芝、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海明威、卡夫卡、奥尼尔等人都喜欢利用《旧约》等典籍的材料充实自己的创作，如乔伊斯出身于天主教家庭，一生深受基督教思想熏陶；艾略特在《荒原》里表示忧虑，认为西方失去宗教信仰的支持将会变成一片荒凉的原野；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取材于《旧约·撒母耳记（下）》；卡夫卡的《变形记》与《旧约·约伯记》在思想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甚至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是《约伯记》的注释。

　　总而言之，以《旧约》等典籍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希伯来文学可以毫无愧色地与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希腊文学并列为古代世界四大文学宝库之一。

　　二、伊朗——诗人之邦

　　伊朗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之一。伊朗文学历史悠久，连绵不绝；特别是在诗歌领域，显得更加光辉灿烂，绚丽多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东西诗集》的题诗里曾经热情地赞美道：

　　谁要真正理解诗歌，应当去诗国里徜徉；

　　谁要真正理解诗人，应当前去诗人之邦。

　　从这部诗集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歌德在这首诗里所说的　“诗人”，主要是指哈菲兹以及菲尔多西、内扎米和萨迪等伊朗诗人；所说的“诗国”，主要是指伊朗。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北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库曼，东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南临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国土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四周为山脉所环绕，中间为高原地带，自古以来即为东西方重要通道之一。伊朗是多民族国家。其主要民族是波斯人（又称伊朗人），属欧罗巴人种南支，是雅利安人的一部分；使用波斯语　（又称法尔斯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据考证，古波斯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中亚（一说高加索）进入伊朗，其后逐渐吸收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成分。现在波斯人约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伊朗意为“雅利安人之地”。除波斯人外，人口较多的还有阿塞拜疆、库尔德等族。以波斯语为国语。中国人和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以伊朗西南的波斯（今法尔斯省）为伊朗的全称。1935年波斯正式定国名为伊朗。

　　与伊朗历史发展相适应，伊朗文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古代文学（公元前550年至651年），中古文学（651年至　1905年），现代文学（1905年以后）。

　　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

　　据最近的考古发掘，在伊朗西部距今约十万年前已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遗址。伊朗旧石器时代于公元一万年前左右结束，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左右，伊朗居民学会栽培庄稼，饲养牲畜，并且能够制造光滑石器和彩陶。公元前4000年以后，逐渐学会制造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伊朗出现的最早国家是由埃兰人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建立的。这个国家一度颇为强盛，对外扩张，后于公元前639年为亚述人所灭亡，公元前9世纪以后，米底人建立王国，并于公元前6世纪初征服住在伊朗西南部的波斯人，公元前550年被居鲁士二世灭亡。其后，伊朗相继建立三个王朝，即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　（224—651）。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伊朗古代文化和文学产生并发展起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既重视武功，又重视文治。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包括骑马、射箭等军事训练内容，也有文学、历史、语言、天文、历法、算术、音乐、棋艺、礼仪、讲演等文化课程，此外特别注重品行教育，要求真诚、正直、勇敢、尊敬天神、忠于国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伊朗西部通行的是古波斯语（用楔形文字书写），东部通行的是阿维斯塔语。

　　远古伊朗人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其后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对传统的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进行改造，创立琐罗亚斯德教，提倡神学上的一神论和哲学上的二元论，编纂经典《阿维斯塔》。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后，特别是大流士一世执政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大力倡导琐罗亚斯德教，并且组织人力编辑、整理和抄写《阿维斯塔》。事实上，《阿维斯塔》不驻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经典，而且也是伊朗最古老的诗文总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相传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曾用金汁将《阿维斯塔》抄写在一万二千张牛皮上，保存在王宫图书馆里。亚历山大东征伊朗时，这部书被毁灭。萨珊王朝时期重新编定《阿维斯塔》，共21卷，三十四万五千七百字。7世纪后这部重编的书也大量散失，目前仅存八万三千字。“阿维斯塔”是知识、谕令或经典的意思。据《阿维斯塔》说，原始时代有善和恶两种神灵存在，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生命、创造、善行、美德的代表，恶神阿赫里曼则是黑暗、死亡、破坏、恶行、罪过的化身，两者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前者终于战胜了后者。在善的王国中，阿胡拉·马兹达是最高的、唯一的主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的施恩者、末日的审判者和报应的裁判者。

　　由于安息王朝是在希腊人长期统治（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之后建立起来的，由于安息王朝最初几任国王都是亲希腊派，追求希腊方式享受，使用希腊语言文字，欣赏希腊戏剧，推崇希腊风习，所以一般说来，这个王朝虽然历时四百余年，但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伊朗色彩并不浓厚，建树不多，流传下来的文化和文学典籍很少，只有几种用当时通行的巴列维语　（北巴列维语）写成的铭文和地契文书之类，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

　　进入萨珊王朝时代以后，生产的发展达到更高的阶段，加上当权者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形成了伊朗古代文化和文学的高潮。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在伊朗南部有一座科学城，名叫坎迪沙普尔。该城设有一所医科大学，并且配备附属医院。除伊朗医生执教外，还从希腊、印度聘请学者授课。同时接受外国留学生。在阿努席拉旺王　（又译努什旺王）当政时期，这座城市的科学文化活动达到极盛状态，这位国王甚至亲自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且听取希腊学者讲授哲学。正因为如此，所以萨珊王朝时代用巴列维语（南巴列维语）写成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要比安息王朝时代丰富得多。可惜的是，当阿拉伯人侵入伊朗时，萨珊王朝的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遭到严重破坏，据说阿拉伯军队攻破伊朗文化名城设拉子发现大批文献后，该军统帅下令将其全部扔到河里，理由是穆斯林除《古兰经》外，不必再读其他书籍。经过这场劫难，萨珊王朝文献大约仅仅保留下十分之二三。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萨珊王朝文献，包括科学、宗教、历史、文学（散文、故事、诗歌）等方面的内容，主要有《阿维斯塔》等六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虽已散佚，但从其他文献记载中可以证实它们确实存在过；或者本身失传，但还有其他文字的译本。这类作品有《缅怀扎里尔》（英雄叙事诗）等五种。

　　《缅怀扎里尔》（公元5世纪—6世纪）是萨珊王朝的著名叙事诗。这部长诗描写伊朗和其邻国突郎之间爆发的一场大战，讴歌了伊朗军队统帅扎里尔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动人事迹。扎里尔是传说中的凯扬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古什塔斯帕的弟弟。由于古什塔斯帕皈依琐罗亚斯德教，并且大力倡导琐罗亚斯德国教，引起突朗国王阿尔贾斯布的强烈不满，决定发兵征讨，因而引发了这场既有国家矛盾，又有宗教冲突的战争。就扎里尔而言，这是一场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宗教信仰的战争，是一场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在这部长诗里，作者一方面热情地颂扬了以扎里尔及其幼子巴斯塔瓦尔为核心的伊朗军队全体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无畏精神，另一方面也无情地鞭挞了突朗国王阿尔贾斯布及其将领维德拉弗什利用阴谋诡计战胜对手的可耻行径，自始至终充满了爱国感情。其中描绘战争动员、军队出征的场面写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战鼓声响，军号嘹亮，人如潮涌来自四面八方。大象队、骆驼队和战车队，队队行列整齐而雄壮”；描绘扎里尔冲向战场、奋勇杀敌的场面写得简洁干净，痛快淋漓——“骁勇的统帅扎里尔，飞身上马冲向战场，犹如一团熊熊的烈火，借助风势燃着芦苇塘”；描绘巴斯塔瓦尔战场哭父、替父报仇的场面写得感情充沛，动人心魄——“巴斯塔瓦尔快马加鞭，冲到两军交战的阵前，当他发现战死的父亲，不禁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综上所述，可见伊朗古代文学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世界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由于改朝换代和外族入侵等原因，大部分材料业已丧失；但仅就目前保存下来的材料而言，其成绩仍然相当可观，尤其是《阿维斯塔》和《缅怀扎里尔》等更应视为不可多得的古代文学珍品。

　　光辉灿烂的中古文学

　　651年阿拉伯人推翻萨珊王朝并占领伊朗，这是伊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使伊朗历史出现了巨大转折。在政治上，伊朗失去独立帝国的地位，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许多伊朗人不甘心被外族所奴役，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如萨珊王朝旧部在各地发动武装斗争，木鹿地区奴隶出身的阿布·穆斯利姆率领农民起义等，后者在推翻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宗教上，伊朗人逐渐放弃琐罗亚斯德教而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一个痛苦的、深刻的变化过程。大约到10世纪末，伊斯兰教最终在伊朗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语言上，达里波斯语取代了巴列维语。阿拉伯统治者一面限制巴列维语，一面推行阿拉伯语；但结果未能完全如愿，一种新的语言，即达里波斯语产生并流行起来，成为中古直到现代伊朗的通用语言。达里波斯语　（达里意为宫廷的）又称近代波斯语，一般认为这种语言本是西南部法尔斯41　　　　　　　　　　　　　　　　　地区的方言，萨珊王朝末期已在地方上通行，阿拉伯人入侵后逐渐推广到伊朗全境。在文化上，伊朗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互相吸收，彼此融合；历史较久、水平较高的伊朗文化的许多因素被阿拉伯文化所吸取，同时伊朗文化也带上了相当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在思想上，一种反抗外族侵略和统治的爱国思想——“舒毕思潮”应运而生。舒毕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部族、神族。《古兰经》里说：“人们呵，我创造了你们，把你们分成男女，把你们分成不同种族和部族。愿你们互相了解，你们的尊严是安拉给的。”可见各个民族是平等的，伊朗人并不比阿拉伯人低贱。有的人还认为，伊朗人的文明程度高于阿拉伯人，所以阿拉伯人更没有理由压迫伊朗人。这种舒毕思潮对伊朗文学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从7世纪中叶起至9世纪初叶止，伊朗处在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统治下，前期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后期为阿拔斯王朝（750—1258）。在倭马亚王朝时代，伊朗人在上层社会没有什么地位；到了阿拔斯王朝时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阿布·穆斯利姆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重要动力。在阿拔斯王朝中，伊朗人的势力显著增加，巴尔马克家族三代人相继成为重臣，握有很大实权。这个时期伊朗的封建化过程继续进行，生产和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武装起义连续不断，大大地动摇了阿拉伯帝国对伊朗的统治。

　　这个时期伊朗文坛较为冷落，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传世之作。比较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伊朗诗人或者具有伊朗血统的诗人，在舒毕思潮的鼓舞下，用阿拉伯文所写的诗歌。伊斯玛伊尔·本·叶撒（？－719）、白沙尔·本·布尔德（714－784）、伊本·穆格发（724—759）、艾布·努旺斯（759—813）和伊本·鲁米　（836—896）等是这类诗人的代表。

　　阿拉伯帝国在伊朗的直接统治维持了百余年。从9世纪初起，阿拔斯王朝势力日渐衰落，在伊朗境内接连建立一些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的创立者大多是阿拔斯王朝大臣或者贵族，他们往往在表面上仍臣服于巴格达朝廷，但在实际上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有时甚至于威胁到巴格达朝廷的存在。这时的地方政权有如下几个：塔希尔王朝　（820—872），统治霍拉桑地区；萨法尔王朝（9世纪后期），统治霍拉桑、赫拉特、克尔曼、法尔斯、伊斯法罕等地区；萨曼王朝　（874—999），统治霍拉桑、塔巴里斯坦、赫拉特、河中（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间）等地区；伽色尼王朝（962—1186），统治霍拉桑、塔巴里斯坦、河中、印度北部等地区；此外，巴格达的布韦希王朝，则统治伊朗西部。这些封建政权一面互相争战，一面也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从事建设，有的（如萨曼王朝和伽色尼王朝）还很重视文化和文学。达里波斯语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发展和繁荣起来的。

　　关于达里波斯语诗歌创作始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说法颇多，难以得出一致结论，如有人认为阿布·哈夫斯·粟格迪留下的两行诗是最早的达里波斯语诗歌；有人认为808年向哈里发马蒙献诗的阿卜·阿拔斯·姆鲁兹是第一位达里波斯语诗人；有人认为汉泽列·巴德葛期（？—834）写出了第一首达里波斯语诗歌，据说他的诗曾被一个驮夫吟诵；还有人认为亚古伯·列斯（868—878在位）曾下令让大臣穆罕默德·本·瓦西夫用达里波斯语写诗，瓦西夫是达里波斯语诗歌的首创者，等等。综合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大致推定，达里波斯语诗歌创作始于9世纪初，而在萨曼王朝时代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繁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初几位用达里波斯语写作的著名诗人都与萨曼王朝宫廷有关。这些诗人是鲁达基（850—940）、塔吉基（？—977）、拉贝埃（生卒年不详）、菲尔多西（940—1020）、昂萨里（961—1029）、法罗西（？—1037）和玛努切赫里（？—1040），其中以鲁达基和菲尔多西最出色。

　　鲁达基的全名是阿卜·阿卜杜拉·贾法尔·本·穆罕默德·鲁达基，又称鲁达基·撤马尔甘迪。他生于撒马尔罕附近的鲁达克村　（鲁达基是鲁达克人之意），有人说他先天失明，有人说他后天失明，总之后来人称他为盲诗人。他自幼聪慧过人，据说八岁时就能默诵《古兰经》，吟咏诗歌，演唱民歌，声音婉转嘹亮，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正像他日后在《老年怨》中所回忆的那样：“你不知，那时，我走遍世界——哼着歌儿，象只夜莺。”他是萨曼王朝时期的著名宫廷诗人，达里波斯语诗歌的奠基者，抒情诗（卡扎尔）、四行诗（鲁拜）、颂诗（卡斯台）和叙事诗（玛斯纳维）等主要诗体的创立者，拥有“波斯诗歌之父”的美称。《老年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写得哀切动人，既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诗人生活的宝贵资料，又可以作为一首颇为教益的诗歌供读者品味和鉴赏。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大量篇幅描绘自己才貌超群、风流倜傥、春风得意的青年时代，那时，“我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家庭的累赘；生活得逍遥自在，一切都我素我行”；那时，“我的诗歌——誉满整个世界；　‘霍拉桑诗人’——便是我独享的美名”。到结尾处，诗人的笔锋突然一转——“然而现在年华已逝，我已变成了另外的模样——拿来拐杖吧！我须拄杖荷袋、行乞为生”，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此外值得称道的是，诗人并未把这种变化归于“时运倒转”等偶然原因，而认为是“循环旋转”的宇宙不停运动的规律，即所谓“新的事物——随着时光变得陈旧；腐朽衰老——随着时光获得新生”，这就赋予了这首诗以浓厚的哲理味道，具有发人深思的效果。

　　菲尔多西是萨曼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伊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全名是阿卜尔·卡赛姆·曼苏尔·本·哈桑本·沙拉夫沙赫。菲尔多西生于伊朗霍拉桑图斯城巴惹村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巴列维语和阿拉伯语，研读历史、神学和哲学典籍，具有很高语言素养和文学素养，并且亲自动手搜集民间传说。这些都为他日后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菲尔多西几乎把他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列王纪》（又译《王书》）的创作上了，据说这部长达六万联句的民族史诗占用了他30余年的时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30年辛劳不辍，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他开始写作是在10世纪80年代中期，1009年完成初稿，1015年修订，其后又修订一次。当他动笔时霍拉桑还在萨曼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到他完成时霍拉桑已是伽色尼王朝的领地了。萨曼王朝的国王是伊朗人，支持菲尔多西创作民族史诗，传说菲尔多西所凭借的散文本《王书》就早萨曼王朝霍拉桑总督命令大臣召集各方人士整理出来的。伽色尼王朝的国王是突厥人，而突厥之前身突朗则是伊朗的主要敌手，再加上宗教派别的纠葛（伽色尼王朝国王属逊尼派，菲尔多西属什叶派），所以伽色尼王朝的玛赫穆德并不赞赏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虽然菲尔多西不得不在史诗开头上加上“对玛赫穆德国王的颂词”，玛赫穆德仍然很不愉快，甚至下令处死菲尔多西，迫使诗人到处流亡，在流离失所的状况下度过了晚年。非但如此，当诗人去世后，由于图斯宗教领袖们的反对，他的遗体竟然不能按照惯例葬入公墓，只能埋在自家后院。直到　1934年后，才为诗人建造了陵园。

　　《列王纪》从远古时代写到651年萨珊王朝灭亡，前后经过4600余载，包括4个王朝和50个国王的事迹。其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和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部分自俾什达迪王朝的第一任国王凯尤莫尔兹起至第六任国王法里东继位止，由于年代古老，大多具有神话传说性质。勇士故事部分自俾什达迪王朝第六任国王法里东的三个儿子发生争端起至凯扬王朝的第五任国王戈什塔帕斯和鲁斯塔姆死去止，是史诗最精彩的所在，尤其是与勇士鲁斯塔姆有关的四大悲剧。如第二个悲剧——苏赫拉布悲剧的故事说：鲁斯塔姆为了寻找战马来到土兰国属国——萨曼冈国。该国国王以鲁斯塔姆为上宾，热情款待，并且派人为他寻找战马。该国公主塔赫米娜久仰鲁斯塔姆大名特地前来相会，随即表示愿结秦晋之好。鲁斯塔姆在征得国王同意后，与塔赫米娜成亲。当鲁斯塔姆回国时，塔赫米娜已经怀孕。鲁斯塔姆留下一个玉符作为信物，叮嘱塔赫米娜：如生女儿，可把玉符作为头饰；如生儿子，则将玉符戴在手臂。其后，塔赫米娜生下一男，取名苏赫拉布。苏赫拉布自幼习武，技艺超群。当他听说自己的父亲是伊朗英雄鲁斯塔姆时，便率兵向伊朗挺进，决心推翻卡乌斯，拥立鲁斯塔姆。苏赫拉布大军杀入伊朗，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卡乌斯发现前线告急，遂派鲁斯塔姆迎敌。在阵前，苏赫拉布多次询问鲁斯塔姆姓名。但鲁斯塔姆一直没有透露。第一次交手，鲁斯塔姆因年迈力衰，被苏赫拉布打倒，但鲁斯塔姆却说第一次被打倒不能算是真正失败，英雄不应杀死第一次被打倒的对手；苏赫拉布听信了他的话，大方地放了他。但第二次交手时，鲁斯塔姆奋力将苏赫拉布打倒，并且不由分说，一刀结果了苏赫拉布的性命。当鲁斯塔姆发现苏赫拉布手臂戴着玉符时，大祸已经酿成。历史故事部分自凯扬王朝的第六任国王继位起至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死亡止，其现实成分比前两部分要多一些。

　　《列王纪》是世界著名史诗之一。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菲尔多西是与弥尔顿、莎士比亚、薄伽丘、但丁并列的第一流诗人。在伊朗文学史上，《列王纪》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史诗之前，伊朗尚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叙事诗，只有若干神话传说、勇士故事和历史故事保留在有关文献和人民口头创作中，这些都成为菲尔多西从事创作的素材。在这部史诗之后，伊朗许多诗人创作叙事诗都从菲尔多西笔下汲取营养，不仅从他这里获得材料，而且在形象、构思、手法和语言上接受他的影响。

　　从11世纪上半叶到12世纪末叶的百余年间，统治伊朗的是塞尔柱王朝（1037—1194）。塞尔柱王朝的建立者是突厥人。在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伊朗达里波斯语文学在萨曼王朝和伽色尼王朝时代呈现发展和繁荣局面的基础上，又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伊朗境内由长期分裂状态进入基本统一状态，从而给兴起于伊朗东部霍拉桑地区的达里波斯语文学提供了向伊朗其余地区扩展的条件。事实上，伊朗西部和南部的达里波斯语文学也正是在这时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诗人纳塞尔·胡斯鲁曾在他的《旅行记》里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1045年，他在大不里士见到了西部诗人卡特兰，当时卡特兰正在热心诵读东部诗人的诗集，同时卡特兰还向他请教某些诗句的含义。这个具体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达里波斯语文学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的过程。除此之外，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虽然不象萨曼王朝和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那样重视文学，塞尔柱王朝宫廷诗人的地位不如以前那样高，颂诗的成就也不如以前那样大；但塞尔柱王朝的统治者也并不特别轻视文学，他们仍然给宫廷诗人以一定的地位，使颂诗得到适当发展。就诗歌的思想倾向而言，如果说上一时期充满爱国热情的英雄史诗和为帝王歌功倾德的倾诗占据主要地位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则是含义深刻的哲理诗、具有神秘色彩的苏菲派诗歌和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诗。这时的著名诗人有纳塞尔·胡斯鲁　（1004—1088）、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萨纳伊（1080—1140）、阿塔尔（1145—1221）、古尔冈尼（？—1073以后）、安瓦里（？—1187）、哈冈尼（1126－1198）和内扎米（1141—1209），其中以欧玛尔·海亚姆和内扎米名声最大。

　　欧玛尔·海亚姆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伊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欧玛尔·海亚姆　（又译莪默·伽亚谟）是诗人的笔名，他的全名是阿甫尔·法塔赫（或阿甫霍合斯）·欧玛尔·本·易卜拉辛·海亚姆·内沙甫里。除此之外，人们还在其全名前面加上霍者（学者）、伊玛目（教长）、哈基姆（贤哲）等尊称。关于欧玛尔·海亚姆的生活、思想和创作情况，我们所掌握的确切材料很少。据说，他生于伊朗东部霍拉桑的内沙浦尔。霍拉桑是当时伊朗的文明开化地区，而内沙浦尔又是霍拉桑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在12世纪时人口多达百万。他从小聪慧好学，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其后在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哲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的著名科学家。

　　欧玛尔·海亚姆主要采用四行诗（鲁拜）的形式从事创作。这种短小精悍的诗体是由鲁达基创立的，其后经过阿卜·赛义德·法兹尔丁·阿比尔赫尔、巴巴塔赫尔、欧里扬和安萨里等苏菲派诗人之手逐渐加以磨炼，而欧玛尔·海亚姆则进而将其提高了一大步，使其成为思想深邃、言简意赅的哲理诗，并且对于后世伊朗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于19世纪以后外国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伊朗国内，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对哈冈尼、欧贝德·扎康尼以及哈菲兹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伊朗国外，自19世纪英国著名欧玛尔·海亚姆诗歌译者菲兹吉拉德的译本问世以来，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去。

　　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以语言流畅、旋律优美、比喻巧妙、风格自然为艺术表现特色，但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广阔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和深刻的哲理。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如下：探索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意义，如“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从来无人能参透个中真谛，我们自何方来，向何方走？”否定地狱和天堂，批判宗教的教义，如“一群人探讨宗教教义，另一群人思索人生不易之理。我担心有朝一日一声呼喊：“无知的人们，这二者都不是真理！”揭露世道不公，谴责压迫仇恨，如“如若天下事能用公正之尺衡量，如若人世生活令人满意舒畅，如若天地之间尚有公平二字，正直人怎会有百结愁肠？”保持独立高尚人格，表示不愿追求利禄，不肯随人俯仰，如“宁可如同兀鹰啃一块骨头，也不要作人食客向小人乞求。宁可吃自家的一块面饼，也不要去讨悭吝者美味佳馐。”此外也表现了人生时间短暂、应当及时行乐的思想。

　　内扎米是塞尔柱王朝时期的著名叙事诗人，也是伊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全名是伊里亚斯·本·尤素福·本·扎基·本·穆阿耶德·内扎米·甘泽维。他自幼父母双亡，是由舅父抚养成人的。他勤奋好学，知识相当广博。不仅精通波斯文，而且通晓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他似乎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很了解基督教，在神学、哲学、医学、数学、伦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占相术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造诣，可以说几乎掌握了当时的全部知识，而这些丰富的知识又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内扎米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甘泽度过的，日子过得相当节俭。尽管他的一些作品是献给地方权贵的，并且颇受他们的赏识，可是他始终没有走上宫廷诗人的道路，一直过着布衣平民的生活。诗人的晚年生活是孤独的、寂寞的，每年都要在修道室里过上40个昼夜，不停地祈祷真主，不断地冥思苦想。1209年，他逝世于甘泽。

　　内扎米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相当可观。伊朗学者杜拉特沙赫认为，除《五卷诗》外，他“写了许多其他体裁的诗歌约四万行，都很有特色，耐人吟诵；特别是他的抒情诗更是诗意隽永，感人至深”。现在他已经出版的抒情诗共有194首，四行诗共有68首，颂诗共有17首。不过，内扎米的主要功绩还不是创作这些诗歌，而是创作使他名扬千古的《五卷诗》。《五卷诗》是内扎米从1176年到1200年间创作的五部长篇叙事诗的汇编。这五部长诗是《秘密宝库》（1176）、《霍斯陆与西琳》（1181）、《蕾莉与马杰农》（1188）、《七美人》（又称《七美图》，1197）、《亚历山大故事》（1200）。这些长诗都是用叙事诗（玛斯纳维）体写成的，共约二万六千联句。其中以《霍斯陆与西琳》、《蕾莉与马杰农》和《七美人》等三部讴歌男女爱情故事的诗歌最为出色。如《七美人》的故事说：太子巴赫拉姆的父王去世，王位被外人篡夺，巴赫拉姆不肯善罢甘休，决心夺回王位。祭司们用两头雄狮来考验巴赫拉姆的勇气和力量。巴赫拉姆毫不畏惧，干脆利落地杀死了雄狮，登上了王位。他主持公道，关怀百姓，维持和平，避免争端。一天，他外出打猎，一箭将斑马的头和蹄串在一起，显出得意扬扬的样子。陪同打猎的妃子法特涅却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巴赫拉姆勃然大怒，命令上校将法特涅处死。上校暗地里将法特涅藏匿在自己的别墅中。这座别墅建在山顶，自山下到山顶有60个阶梯。法特涅每天早晨从山顶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山下吃草，晚上再抱回山顶。如此持之以恒，终于成为能将一头大牛从山下扛到山上的力士了。其后，巴赫拉姆来到上校别墅做客，上校让法特涅出面表演扛牛。巴赫拉姆十分惊异，但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每日锻炼而已。法特涅当即答道，如果扛牛是每日锻炼的结果，那么一箭将斑马和头和蹄串在一起不也是每日锻炼的结果吗？巴赫拉姆终于认出了法特涅，当即决定将她立为王后。巴赫拉姆下令召来伊朗、中国、印度、花剌子模、罗马、玛格拉伯、沙赫　（位于欧洲中部）和苏格拉伯（位于土耳其、保加利亚）等七个国家的七位公主，为她们每人建造一座宫殿，每个宫殿代表一个星球，分别涂以黑、黄、绿、红、蓝、紫、白等七种颜色。巴赫拉姆在一周之内，每天前往一座宫殿，会见一位公主，听公主讲一个故事。

　　内扎米的《五卷诗》在伊朗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内扎米之前，菲尔多西以史诗《列王纪》传世，古尔冈尼写有叙事诗《维斯与朗明》。内扎米则在前人所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巧妙利用历史材料和民间传说，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诗歌的描写更加细腻，语言更加优美，感情更加深沉，形象更加丰满。在内扎米之后，不少诗人纷纷加以效仿。贾米有意向他学习，写出七部叙事诗，总称之为《七宝座》，其中包括同名作品《蕾莉与马杰农》。此外，印度的波斯语诗人阿密尔·胡斯陆、突厥语诗人阿里席尔·纳瓦依也模仿他写成自己的《五卷诗》。自18世纪末起，内扎米的《五卷诗》被介绍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国，内扎米被列为伊朗的五大诗人之一。

　　花拉子模王国于12世纪末占领伊朗东北部，13世纪初统治伊朗全境。但花拉子模的统治未能维持多久，1219年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相继征服花拉子模和中亚其他国家，将伊朗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在成吉思汗之后，他的孙子旭烈兀继续西征，　1258年占领巴格达，推翻阿拔斯王朝，并于同年建立了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儿汗帝国（伊儿汗意为各民族的统治者）。蒙古人起初是以掠夺者的身份来到伊朗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伊朗文化惨遭破坏，文物典籍被抢劫一空，寺院学校被捣毁殆尽；但当他们站稳脚跟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以后，也就逐渐接受水平较高的伊朗文化，信仰伊斯兰教，并且开始任用伊朗人为行政官吏，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合赞汗（1295—1304当政）和完者都（1304—1316当政）执政时期，伊儿汗帝国采取了奖励农耕、制定法律、设立学校、修建寺院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伊朗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不过好景不长，在完者都之后，伊儿汗帝国的统一局面便难以维持了。由于各地的军事割据和人民起义，先后有穆扎法尔国（1313—1393，统辖法尔斯、克尔曼、库尔德斯坦等地）、沙尔别达尔国　（1337—1381，统辖霍拉桑）等宣布独立，使伊儿将帝国陷入四分五裂状态。其后不久，另有一支突厥军队在帖木儿率领下杀入伊朗，1380—1393年征服伊朗全境，然后继续向东向南侵略，使伊朗人民又经历了一次浩劫。帖木儿死后，伊朗再度遭到分割，东部仍由帖木儿王朝管辖，中部和西部则在王土曼人的黑羊王朝统治之下。1467年以后，另一个土库曼人所建立的王朝——白羊王朝又战胜帖木儿王朝和黑羊王朝，将伊朗的许多地方置于它的统辖范围之内，直到1502年该王朝灭亡为止。

　　从12世纪末到　16世纪初的　300余年，伊朗长期处在异族统治下，屡次遭到战火洗劫，多次形成分裂局面，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艰难困苦。在这种复杂、多变、严酷、黑暗的社会背景下，伊朗文学只能在挣扎中向前进，在摸索中求发展。在这个时期，苏菲派诗歌继续有所发展，训诫诗达到成熟地步，抒情诗处于巅峰状态。这时的著名诗人有莫拉维　（1209—1273）、萨迪（1208—1292）、阿密尔·霍斯陆（1253—1325）、哈珠·克尔曼尼（1317—1380）、欧贝德·扎康尼（？—1369）、哈菲兹（1327—1390）和贾米　（1414—1492）等，其中以莫拉维、萨迪和哈菲兹的成就最高。

　　莫拉维（又译鲁米）是苏菲派最著名的诗人，苏菲派叙事诗之集大成者，全名为莫拉纳·贾拉勒丁·穆罕默德·莫拉维。他生于巴尔赫　（今阿富汗境内），后因蒙古军队入侵，随父亲迁居小亚细亚的小亚科尼亚城（今土耳其境内），并成为当地的苏菲派领袖。莫拉维的主要作品有一部抒情诗集（《沙姆斯丁·大不里士集》）和六卷叙事诗，后者被苏菲派评为“知识之海”，诗人自己则将其比作芦笛——“请听，这芦笛的倾诉，它倾诉离别的烦恼与痛楚。人们把我从芦苇塘割断，对着我的笛孔倾吐他们的幽怨。那被离愁别恨撕碎的心胸，对我倾诉焦灼的凄苦之情。”这些叙事诗的篇幅有长有短，其故事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是诗人自己创造。他的叙事诗一般都具有生动的故事、优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比喻，因而流传很广；但其中所含的神秘思想，却很难为普通读者所领会。

　　萨迪是蒙古侵略和统治时期著名的训诫诗人，也是伊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于1209年诞生在伊朗西南名城设拉子，萨迪是笔名，他的全名是谢赫·穆斯列赫丁·阿卜杜拉·萨迪·设拉子依。他出生在一个下层宗教人士家庭里，幼年是在贫困和孤苦的环境中度过的。由于父母早亡，他只好寄人篱下。早年在设拉子求学，后来转到巴格达的最高学府内扎米耶学院深造。他不但精通波斯语，而且精通阿拉伯语，大约在30岁左右，他结束了自己的学业，过起长期的流浪生活，成了伊斯兰教的游方者。他的足迹遍及亚非两大洲的广大地区。萨迪在国外侨居了30余年，直到1257年才回到伊朗，定居在他的故乡设拉子。他的晚年生活似乎比较平静，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1291年，他在设拉子去世。他的坟墓保存至今，成为当地重要古迹。

　　萨迪认为，一个人应当经历两段生活。第一阶段进行探索，自然会犯一些错误，同时也就积累一定经验。第二阶段则根据这些经历，总结出若干收获和教训。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前半生走过许多地方，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的创作便是这些生活经验的艺术结晶，所以内容极其充实。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无所畏惧的。他曾说过：

　　萨迪呵，你应直言不讳无所畏惧，手执利剑应该向前夺取胜利。

　　不要收人贿赂也无需取悦于人，要做到心口如一直言不隐。

　　人有贪心就不能道真理，摆脱私欲就能做到心口如一。

　　他的作品很多，不过有些已经散失。保存下来的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果园》、《蔷薇园》、其他诗歌。《果园》和《蔷薇园》是他的主要作品，其他诗歌则包括颂诗和抒情诗等在内，其中以抒情诗成就最高。　《果园》分为10章，《蔷薇园》分为8章。前者全部采用诗歌形式，着重表现诗人的理想世界；后者采用散文和诗歌交织文体，着重描绘现实社会的图画；而两者的基本思想又是一致的，即同情和热爱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谴责和批判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帝王、官吏和富人。他的语言十分朴实、自然，但又极其简练、深刻。他的诗歌具有训诫性质，但并非干巴巴的说教，而是采用既形象又生动的方式，易于为人接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用美丽词彩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从中获益的机会。”如《蔷薇园》采用散文和韵文交织的形式，诗人往往先用散文描述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刻画一些栩栩如生的形象，然后再以寓意深刻的短诗作为结束。故事的内容是具体的、形象的，短诗则进而加以概括，从而做到了形象性和哲理性的统一，显得既生动又深刻。故事和短诗互相配合，可以说故事是为了细腻入微地说明短诗的，也可以说短诗是为了简明扼要地注解故事的。例如，第7卷第13节的故事说，有一个人眼睛害病，不去找医生，却去找兽医，上了治疗牲口眼病的药，结果眼睛瞎掉了。他去告状，法官认为他不能得到赔偿。“因为，”法官说，“这个人如果不是驴子，决不会去找兽医。”这故事的教训是：谁如果把一件重任委托给毫无经验的人，定会吃亏，而且还会被聪明人把他看作比畜牲不如。又题诗一首：

　　那人若是聪明谨慎，决不把重任交给庸人；

　　他若知道某人编制草席，决不托他织纺绸衣。

　　哈菲兹是穆扎法尔王朝时期的著名抒情诗人，也是伊朗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哈菲兹的全名是沙姆思·奥丁·穆罕默德·哈菲兹。据说他自幼聪慧好学，能够熟练地把《古兰经》从头到尾背下来，他的名字（哈菲兹）就是“熟背《古兰经》的人”的意思。哈菲兹出生于伊斯法罕，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设拉子，所以他的大部分诗歌都以设拉子为舞台。他的父亲是商人，但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去世后，他的两个哥哥自寻生路，他自己也为生计所迫成了面包店的小伙计。尽管生活如此艰辛，可是勤奋努力的哈菲兹仍然抓紧一切机会学习知识。他一度进过学校求学，还经常去听诗人朗诵诗歌，同时自己也就动手写起诗来。早在青年时代，哈菲兹的博学和多才便已为人们所承认，甚至引起了巴格达和德里当权者的兴趣，纷纷向他发出邀请，但他似乎没有应邀前往。他不仅通晓伊朗文学，而且通晓阿拉伯文学，具有广博的知识，因之获得了“神舌”、“神学家”、“设拉子学者”、“设拉子夜莺”等称号，据说如今在伊朗，他的诗集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

　　相传哈菲兹所写的抒情诗数量相当可观，流传至今的约有500余首。学术界一致认为，他使伊朗古典抒情诗发展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将这种诗体推上了最高的境界。他的诗歌充满了热爱现实和热爱生活的精神。歌咏美酒和歌咏爱情是他的诗歌最常见、最重要的主题。放荡不羁、感情炽热和语言丰富生动则是他的诗歌在风格上的显著特点。如：

　　对于爱情的气求，这是主宰世界的真谛；

　　为了爱情和美酒，我将把这浮世抛弃。

　　长期以来，哈菲兹的诗歌流传很广，影响甚大，并且获得了崇高评价。早在哈菲兹生前，他的诗歌就已广为传诵，所以他自豪地写道：

　　从黑眼睛的克什米尔人，到萨马尔罕的土厥族；

　　人们传诵哈菲兹的诗，伴着它载歌载舞。

　　在伊朗国内，哈菲兹的诗歌的确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们爱用他的诗句占卜以寄托对于未来的希望。在伊朗国外，哈菲兹的诗歌被译成中、阿（拉伯）、印地、乌尔都、土耳其、英、德、俄、法、意、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大量出版。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一封信里称赞哈菲兹的诗歌时写道：“读一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原著是相当愉快的。它听起来很不错。”德国大诗人歌德特别推崇哈菲兹。据说德国东方学者汉默将哈菲兹诗集译成德文出版，歌德于1814年读了这部诗集，异常兴奋，大为赞赏。在《东西诗集》里，他对哈菲兹崇拜得五体投地，如《创造和赋予生气》一诗写道：

　　哈菲兹，就让你的歌声。

　　你那神圣的榜样，在杯盏声中率领我们

　　前去创造主的殿堂。

　　如上所述，从9世纪萨曼王朝时期的鲁达基起，到15世纪帖木儿王朝时期的贾米止，这600余年间是中古伊朗达里波斯语诗歌的繁荣时代。以鲁达基、菲尔多西、欧玛尔·海亚姆、内扎米、莫拉维、萨迪和哈菲兹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诗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产儿，真可谓名家如林，名作如林了。

　　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这时诗歌创作的成就太引人注目了，所以这时散文创作的成就常常被人忽略。其实，达里波斯语散文的数量也很可观，而且不乏名家佳作。达里波斯语散文大体上是与达里波斯语诗歌同时产生的，即9世纪的萨曼王朝时期。初期散文具有语言质朴无华，行文平铺直叙的特点；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和阿拉伯散文的风格影响等因素，逐渐走向典雅凝练，同时也出现了过分雕饰的不良倾向。散文作品可以分为帝王英雄传说、小说、传记、游记、教诲录、苏菲派著作、历史著作等几类。属于帝王英雄传说的作品很多。其中帝王传说有三种散文体的《王书》，英雄传说有《鲁斯塔姆故事》和《萨姆故事》等若干种。小说有《义士萨玛克》、《巴赫蒂亚尔故事》和《九重霄》等。传记以内扎米尔·阿鲁兹依的《文苑精华》为代表。游记以纳赛尔·胡斯鲁的《游记》为代表。教诲录为

　　《卡布斯教诲录》（昂苏尔·玛阿里著）和《治民要术》（内扎姆·莫尔克著）。苏菲派著作如《长老传》（阿塔尔著）和《文集》（卡师利耶著）等。历史著作则有《西斯坦史》（作者不详）、《世界征服者史》（阿塔·玛列克·志费尼著）和《史集》（拉施德丁·法兹罗拉著）等。

　　1502年，兴起于阿塞拜疆的萨非家族推翻白羊王朝，建立萨非王朝，统治伊朗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区。萨非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过长期的战争，1639年双方划定了疆界。萨非王朝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努力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力图加强中央集权。自17世纪末起，萨非王朝走上了下坡路，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相继侵人伊朗。1736年，纳迪尔领兵将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驱逐出境，建立阿夫沙尔王朝。大约与此同时，在伊朗境内还有一个桑德王朝。18世纪末，阿夫沙尔王朝和桑德王朝均被卡扎尔王朝所取代。

　　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间是伊朗中古文学发展的低落时期。之所以造成这种低落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社会动乱，人民不得安生，文人无心写作；另一方面是由于萨非王朝宫廷轻视文学和诗歌，并以突厥语为主，而以波斯语为辅。这时的诗歌被称为印度体，其特点是重形式而轻内容，正如现代诗人巴哈尔所说的那样：“思想贫乏，想象奇异；内容杂乱，缺乏魅力。语欠流畅，笔下费力；格凋不高，乃印度体。”印度体的代表诗人是菲兹·都坎尼（1547—？），他生于印度，模仿内扎米写作叙事诗，流传最广的作品是《纳尔与达曼的故事》，描写印度境内一个国王和一个公主的爱情故事。在印度体占统治地位时，伊朗境内有些诗人　（以伊斯法罕为中心）发起复古运动，主张诗歌应当恢复到菲尔多西等人的时代去；但出于他们只有复古，没有革新，只重形式，不管内容，所以未能发挥很大作用，未能扭转低落局面。

　　蓬勃发展的现代文学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俄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侵略的不断深入，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区。卡扎尔王朝采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的政策，杜会危机四伏，百姓苦不堪言。1848年爆发了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领导的巴布教徒起义，表现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下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首相米尔扎·阿卜杜勒·卡赛姆和米尔扎·塔吉汗相继提出改革政策。结果起义被镇压，改革也遭到失败。由于内外交困，此后规模大小不等的人民运动几乎连绵不断，到20世纪初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即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同年年底德黑兰等城市发生了由僧侣领导的示威游行和罢工，要求召开议会，制定宪法。1906年，国王被迫同意召开议会，并在议会上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伊斯兰教为国教，等等。1907年，国王在俄国支持下调集军队冲击议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1908年，国王率领保皇部队卷土重来，攻占议会大厦，逮捕议员，宣布解散议会，并下令杀害革命领导人和参加者，使立宪运动受到严重挫折。1909年，革命部队与保皇部队在大不男士展开激战，迫使国王亡命国外，随后召开第二届议会。1911年，国王在俄国支持下返回伊朗，与此同时巩固军队侵占伊朗南部，俄国军队侵占伊朗北部，德黑兰的反动政客则借此时机策动政变，再度攻占议会大厦，逮捕议员，解散议会，恢复了卡扎尔王朝的统治，扑灭了这场革命运动的烈火。

　　伊朗文学就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民主思想广泛传播，革命浪潮波及全国的背景下，打破中占文学后期的低落局面，翻开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的。早在19世纪上半叶，伊朗就创办了报纸，设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并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到了19世纪下半叶，相继出现了阿洪德扎德　（1811—1878）和密扎尔·玛利库姆汗（1833—1908）等启蒙主义者，促进了伊朗文学的诞生。前者明确主张当代作家不应再写《蔷薇园》式的作品，而应当创作于今人有利的戏剧和小说；后者创办《法律》报，大力宣传自由民主思潮，颇受进步知识分子欢迎。

　　立宪运动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提供了舞台，成为现代文学历史的正式起点。在立宪运动时期，伊朗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文学创作也迅速繁荣起来，成为推动革命的动力。诗人巴哈尔对当时的文学作过如下的描述：“作为革新与革命时期，顾名思义，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的思想与革命的文学。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新的诗风，即以朴实的语言和深挚的感情创作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诗取，出现了各种流派的诗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诗歌创作。同时，旧形式也继续加以利用，所以在颂歌与抒情诗方面也有所革新。”事实诚然如此，这时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使伊朗文学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思想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学创作摆脱封建宫廷的狭小囵子，走上与人民大众结合，与革命运动结合的道路，热情讴歌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英雄人物，真实表现厂大群众奋勇投身革命的感人事迹，尖锐揭露本国统治者的腐朽残暴，猛烈鞭挞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等，成为伊朗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主题。表现形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诗歌体裁的革新，即除了继续利用旧诗体和民歌体之外，又创造了自由体的新诗，以适应表现新内容的需要；二是散文的地位迅速提高，即由于散文更适于表现日趋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更适于说理、论证和叙述，因而其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甚至逐渐成为与诗歌并驾齐驱的文体，从而改变了历来以诗歌为主体的传统格局；三是现代波斯文学语言的诞生，即以古典文学语言为基础，广泛吸收人民大众生动活泼的日常用语，再加上诗人作家的精心加工提炼而成的现代文学语言。

　　立宪运动时期最活跃的诗人首推巴哈尔　（1886—1951）。他的全名为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他生于霍拉桑省玛什哈德市，父亲是宫廷诗人，拥有“诗王”的称号。他自幼聪明好学，精通阿拉伯语，七岁开始作诗，并在父亲去世后被国王封为“诗王”，成为伊朗文学史上最后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诗人。不过，巴哈尔虽被戴上“诗王”的桂冠，但并没有成为宫廷的忠实歌手。1905年，他成为霍拉桑省革新派组织——幸福会的会员，积极推进该省的立宪运动。1908年，他参加秘密刊物《霍拉桑》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该刊物上发表爱国诗歌。　　　　　　1909年，当起义军进占德黑兰，废黜国王的消息传来时，他在玛什哈德庆祝会上朗诵革命诗歌。同年，伊朗民主党在玛什哈德成立，他立即加入该党，并被选为省委委员，负责主办机关刊物《新春》。后来《新春》被当局查封，他又设法筹备编辑出版《早春》，再接再励进行奋斗。由于巴哈尔不肯屈服，所以在立宪运动失败后，他曾屡遭迫害，如　1916年和　1932年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25年以后，他退出政治运动，专心从事创作和学术活动。1946年，他主持召开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此外，他还担任过伊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巴哈尔一生写有三万行左右的诗篇。他是从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时期的诗人，既善于利用旧诗体，又善于创造新诗体，用以表现时代的内容，传送时代的精神，因而许多优美诗篇不胫而走，众口交诵。

　　除巴哈尔外，立宪运动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阿什拉芙尔丁　（1871—1934）、德胡达（1879—1955）、阿里夫（1882—1934）和拉胡蒂（1887—1957）等。

　　阿什拉芙尔丁在立宪运动时期创办的讽刺杂志《北风》是当时众多出版物中战斗力最强烈、个性最鲜明的期刊之一。这份杂志所发表的讽刺诗都出自他的笔下，其数量多达两万余联句，这些诗不仅充分发挥了打击不良现象的作用，而且在运用民歌形式和人民口语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德胡达是立宪运动时期另一份重要刊物——《天使号角》的主要撰稿人，相继发表许多诗歌和短文，抨击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思想大胆泼辣，形式生动活泼，很受时人欢迎。

　　阿里夫是立宪运动时期又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他精通音律，能够弹琴唱诗，声音优美动人。在立宪运动期间，他常在群众集会上登台演唱自己的诗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最善于写小调，即利用传统的民歌形式，填进自己创作的新词，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正如有的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小调中有着追求自由的灵感、痛苦的感情和浓郁的爱，这一切与其强烈的爱国激情相结合，再加上他那优美的歌喉，所以对听众的感染力很强。

　　拉胡蒂是立宪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诗人。在立宪运动高潮时，他积极投身其中，并且写了一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当立宪运动遭到挫折后，他被当局通缉，并被判处死刑，因而长期过着流亡生活，但仍没有停止诗歌创作；到苏联定居之后，又写诗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揭露法西斯的罪恶。

　　在　1914年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当局虽然宣布独立，但其国土却成为俄国、英国和德国争战的场所。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军队继续留在伊朗，并且将其势力扩展到伊朗全境。1921年，原哥萨克师团军官礼萨汗乘混乱之机发动武装政变，将中央政权攫为己有。1925年，在礼萨汗的压迫下，议会宣布废黜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立礼萨汗为国王，称为礼萨汗·巴列维。在礼萨汗·巴列维统治时期（1925—1941在位），他一面大权独揽，残酷镇压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游牧部落暴动，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强力压制进步文化事业，形成一片白色恐怖；另一面也采取若干措施发展经济，改革法律，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伊朗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便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社会条件下继续向前进的。作家恒拉里后来在谈到这个阶段文学发展的困难境况时写道：“在过去的专制时期，没有出版自由，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甚至抒情诗也要受到检查，报刊监督部门给诗人下达命令，不要写情调感伤的诗歌。在这样黑暗的年代，伊朗人被责成表达欢乐的情绪，被指令抒发对当时称之为伟大领导者的感情，甚至于青年恋人也无权表达对自己情人的某种不满。”在这个阶段，进步的文学创作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反映广大乡村农民的痛苦生活、城市下层民众的贫困境遇和成千累万妇女的悲惨命运，成为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文学作品的体裁而言，诗歌继续繁荣不衰，同时以小说为主体的散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诗歌领域，除了巴哈尔、阿什拉尔丁、德胡达、阿里夫和拉胡蒂等在立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诗人继续从事创作活动之外，又有一批新秀登上诗坛，埃师吉、伊拉治·密尔扎、帕尔温·埃堤萨米和尼玛尤师奇等堪称其中之佼佼者。由于社会环境恶劣和个人遭遇不幸　（有的诗人惨遭暗杀，还有的诗人甚至被缝上了嘴），在他们的诗歌中业已见不到立宪运动高潮时期那种澎湃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着重表现的是对祖国和民族命运更深入的思索，对祖国和民族灾难更深广的忧愤。在艺术表现方面，他们力求创新，不断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不断纳入新的诗歌语言。

　　埃师吉　（1893—1924）是热情饱满、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伊朗的罪恶活动，大胆揭露伊朗反动派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因而被迫流亡伊斯坦布尔。1918年归国后，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高潮时期。1919年，他曾写诗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签订的英伊条约乃是将伊朗拍卖给英国人的交易。其后，他又用诗歌的形式戳穿礼萨汗自立为王的野心。反动势力恨透了这位直言不讳的勇敢无畏的诗人，终于在1924年派人将他暗杀，当时他只有31岁。

　　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5）出身王族，一度做过宫廷诗人，获得“诗人之冠”的称号，之后转入政府机关任职。他的诗歌大部分写于　1915年至1925年间。《母亲》和《老板与雇工》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首诗，前者歌颂母亲的伟大，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后者以雇工的口吻谴责老板的狂妄自大，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他善于运用民众的口头语言，被人誉为“我们时代语言最优美、最明白晓畅的诗人”。

　　帕尔温·埃堤萨米（1906—1941）是伊朗现代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诗作以感情丰富和笔法细腻为特色。在《伊朗妇女》和《孤儿的泪》等诗篇中，她对深受压抑的妇女和无依无靠的孤儿表示无限同情；在《窃贼与法官》一诗中，她指出窃贼不过是“窃物之贼”而法官则是“窃国之贼”，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她的创作继承了古典诗歌传统　（特别是颂诗），形式完美，讲究对仗，语言精美。

　　尼玛尤师奇　（1879—1961）是伊朗现代诗歌革新派的代表，是自由体诗歌的倡导者。他主张现代诗歌应当彻底摆脱古典诗歌传统的束缚，采用自由诗体，中途可以换韵，诗行不求整齐，语言必须生动。但由于他对民族文化传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大量接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广泛使用象征手法，所以有些作品晦涩难解。《阿夫桑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自由体新诗的奠基作品，以对话形式展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失恋过程，描绘故乡的山光水色，揭发社会的黑暗腐败，时而写实，时而抒情，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诗歌模式。此外，《呵，夜色》、《兵士之家》和《囚徒》，也是他的名篇。

　　在小说领域，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和取材于现代生活的社会小说最初产生于本世纪10年代，但出现公认的成熟作品则是20年代初的事。贾玛尔扎德　（1895—）　1921年出版的《故事集》是伊朗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入《波斯语甜出沙糖》、《政治人物》、《熊姨的友谊》、《毛拉古尔帮阿里的心事》、《什么锅煮什么菜》和《维朗杜勃》等六篇作品，全部使用明白流畅的现代语言，风格幽默，有的讽刺滥用外语词汇的倾向，有的揭发某些宗教人士的虚伪，有的谴责俄国哥萨克兵的暴行，不乏积极意义。姆沙法格·卡泽米　（1902——）　1922至　1928年出版的《恐怖的德黑兰》是伊朗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男主人公法拉赫先与其表妹玛辛，后与妓女埃法特的曲折恋爱故事为内容，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和妇女的不幸。注重塑造人物，语言平实质朴，是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值得肯定的地方。总之，贾玛尔扎德的《故事集》和姆沙法格·卡泽米的《恐怖的德黑兰》在伊朗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为以后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贾玛尔扎德和姆沙法格·卡泽米之后登上文坛的小说　家有穆罕默德·赫加泽依、萨迪克·赫达雅特、伯佐尔格·阿拉维等人，他们分别以各具特色的创作丰富了伊朗现代小说的内容，推动了伊朗现代小说的发展。

　　穆罕默德·赫加泽依　（1900－1970）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相续出版

　　《胡玛》、《帕丽切赫尔》和《泽巴》等三部小说，以资产阶级中、上层妇女生活为内容，其中虽然也对她们有所批评，可是态度相当温和。此外还写有《沉思》、《镜子》、《旋律》、《高脚杯》等小品文集子，流传颇广。穆罕默德·赫加泽依在语言方面很有造诣，善于熟练地使用纯正、朴实的现代文学语言从事写作。

　　萨迪克·赫达雅特（1903—1951）是伊朗现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创作活动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　（1929—1941）有短篇小说集《活埋》、短篇小说集《三滴血》、短篇小说集《淡影》和中篇小说《盲枭》等，后期　（1942—1950）有短篇小说集《野狗》、短篇小说集《活水》和中篇小说《哈支老爷》等。前期创作含有若干颓废派因素，喜欢使用西方现代派表现方法。如《盲枭》，通过“我”抒发作者内心的不安、烦闷和痛苦，表现他痛不欲生的心理，情节是荒诞的，人物是虚幻的。后期创作完全转向现实，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如《哈支老爷》，以大地主、大资产者的代表人物哈支老爷为中心，描绘了伊朗上流社会的百丑图，剖析深入，发人深思。

　　伯佐尔格·阿拉维（1908—）是思想较为急进的小说家。195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她的一双眼睛》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伊朗40年代社会生活为背景，主要描写地下斗争领导者玛康的革命活动和爱情故事，他虽然爱富家小姐法兰吉斯，但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与之结合，因为他深知革命道路是崎岖不平的，法兰吉斯是很难经受住的。

　　伊朗文学自古至今已经有了　2000余年的历史，纵观伊朗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叙事诗、抒情诗、颂诗、四行诗以及短诗　（卡特埃）、串珠诗（姆萨玛特）等诗体竞相发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并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究其原因，则与伊朗民族的心理气质、审美情趣、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特点有关。其二是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颇为密切，受宗教的影响既广且深。在古代，主要是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系，受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在中古以后，主要是与伊斯兰教有联系，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三、中南半岛佛教国家

　　——缅甸的文学

　　缅甸是佛教国家。长期以来，缅甸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西侧，北部、东北部与我国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相连，东部、东南部与老挝、泰国为邻，南濒孟加拉湾，西部、西北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缅人居多，约占总人口的65％，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使用缅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此外还有克伦、掸、钦、克钦、克耶、孟和勃欧等50多个少数民族。

　　缅甸最早的书面文学产生于20世纪，距今约有900余载。以下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介绍缅甸文学的嬗变过程。

　　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几世纪，缅甸的原始社会即已走向崩溃，并向奴隶社会过渡，出现若干王国，其中最早的王国是太公王国。1044年，阿奴律陀统一缅甸全境，建立蒲甘王朝　（1044—1287），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被认为是缅甸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蒲甘王朝建立之前，佛教已从印度传入缅甸；蒲甘王朝又进而确定以佛教为国教，蒲甘城内佛塔林立，成为著名佛教圣地，因而缅甸早期文学便与佛教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缅甸最古老的文学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据说这类作品为数相当可观，可惜由于保存不善，如今已经大部散佚，只有少数材料留给后人。说明天文变化的神话《月蚀》，解释地理现象的传说《三个龙蛋》，提们团结互助的故事《牛群散挨虎咬》，节奏明快且形式活泼的儿歌、舂米歌、鼓曲和插身歌等，都不失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佳作。如插秧歌，描写农民不怕风吹雨打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的情景，其中有一首表现他们盼望下雨的急迫心理——“插秧苗呀地枯干，难逢及时雨，苗儿萎又蔫。盼金雨呀盼喜雨，透过蟠檀树，秋水望欲穿。”

　　一般认为，蒲甘王朝为缅甸书面文学历史之开端。蒲甘文学包括散文和诗歌两部分。散文是指人们刻在佛教石碑和石柱上的名号、事迹的誓言咒语之类。迄今发掘到的碑铭约有1500方以上，其中最早的一方称为《妙齐提碑文》　（又称《耶娑古曼碑文》），用孟、骠、巴利和缅甸四种文字刻成，文字简朴；以后的碑文则有所变化，内容逐渐增多，句子逐渐加长。这些散文本身文学价值不高，但对考察缅甸文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意义。与散文相比，这时的诗歌似乎文学性更强些，不过可惜的是只有几首流传下来，如无名氏的《卜巴神山》、阿难多都利耶的《自然律》和无名氏的《翠湖颁》等便是。

　　《翠湖颂》全文如下：“碧波水寒，源自山间。粼粼闪烁，脉脉清泉。青萍洁绿，婷婷玉莲。盘石岸边，妙语声喧。百鸟栖止，仙境神潭。”短小精悍，有景有情，意境优美，堪称名诗。

　　l287年蒲甘王朝覆灭以后，缅甸开始进入封建割据的分裂时期，形成几大民族各据一方的局面。自1287年起至1752年止的400余年间，先后建立了阿瓦、白古、东吁和良渊等王朝。这时缅甸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时快时慢，时起时落，显得很不稳定。就文学形式而言，诗歌成就最高，先后创立了乐歌、舞盾歌、赞歌、摇篮歌、四言长诗和谐趣诗等多种诗体，散文则有剧本、小说等体裁。就文学内容而言，许多作品取材于佛教经典和佛教故事，特别是作为上座部佛教重要经典之一《本生经》中的十大佛本生故事；此外也有若干作品取材于宫廷生活、自然风光以及其他世俗生活。在作家方面，由于僧侣地位崇高，精通佛经，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在文坛上拥有很大势力；其次是一些出身贵族、地位显赫的宫廷文人，同样具有上述优越条件。

　　在阿瓦王朝时期，僧侣诗人信摩诃蒂拉温达、信摩诃拉达塔拉和信乌达玛觉的创作得到高度评价。信摩诃蒂拉温达　（1453—1518）有诗圣之称，是四言长诗的创立者。相传他所写的诗歌很多，但主要成果是两部取材于佛本生故事的四言长诗——《修行》和《祈祷》。前者分为十章，从十个方面叙述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的修行过程；后者叙述释迦牟尼前身捐自己躯体使堤坝合拢的故事。二者均以思想高超、情节感人、结构巧妙、语言生动而脍炙人口，被评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典范这作。除诗歌外，他还写了一部描写佛本生故事的小说《天堂之路》，一部记录缅甸演变过程的历史《名史》，前者是缅甸第一部小说，后者是缅甸第一部史书。信摩诃拉达塔拉　（1468—1592）出身王族，精通佛经，被奉为国师。《布利达》和《九章》是他的代表作品。前者为缅甸最早的长诗，讲的是布利达龙王的故事，他来到人世修行，不料被人看破真相，只得到处献艺，最后才被解救出来。后者为四言长诗的杰作，讲的是波罗奈城国师的4个儿子不肯继承王位，决心出家修行的故事，在他们的感召下，全国上下一齐出家修行，最后都成正果。信乌达玛觉　（1453—1542）以长诗《林野颂》传名后世。这部作品写的是释迦牟尼回归故里途中的所见所闻。尽管全诗仍然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其中对于各种自然景色和农民劳动场面的生动描绘却是缅甸古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篇章。

　　到东吁王朝时期，摇篮歌和赞歌得到充分发展，不少诗人都采用这两种诗体。属于摇篮歌的名家名作有劳加通当木的《德耶瑞蒂摇篮歌》，卑谬纳瓦德的《太后摇篮歌》和《王妹摇篮歌》等。属于赞歌的名家名作则首推那信囊（1578—1612）的《出征》，描写军人出征时对心上人无限眷恋的心理，由于作者本身是军人，有切身体会，所以写出来的诗句格外感人。

　　良渊王朝时期文坛的主要收获是巴德塔亚扎的诗歌和吴加拉的史书。巴德塔亚扎　（1672—1752）出身贵族，担任宫廷大臣，并获得许多封号。他的作品很多，形式多样，但最令人瞩目的是五首乐歌——　《农民》、《爬棕榈树的人》、　《船夫》、《运货船主》和《赶驮人》。这几首诗以农民、爬棕榈树的人、船夫和赶驮人等下层劳动人民为描写对象，描述他们的艰苦处境，表现他们的辛勤劳作，抒发他们的敞亮心胸，在缅甸古代文坛上放射出耀眼的异彩。吴加拉（约1678—1738）是缅甸第一部历史巨著——《大史》的作者，这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而且由于故事生动和文字精练，也被视为散文杰作。

　　1752年，缅人领袖雍羹牙以贡榜为基地举行起义，建立贡榜王朝（1752—1885）。贡榜王朝统治的百余年是缅甸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这时的体裁更加多样，出现了连韵诗、四节短诗、宫廷小说、诗文间杂书柬和新型剧本等；内容更加丰富，除佛教文学外，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明显增加，甚至产生了爱国反殖诗歌；作家队伍更加扩大，除上层僧侣和高官外，一些身份较低的文人也崭露头角。

　　列维通达拉（1727—？）是诗人，曾任枢密大臣。他的作品以颂赞帝王加冕和出兵征战为主要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是两首赞歌——《美娑山脚》和《月色皎洁》，据说是他被流放到美娑后所写的思乡诗，由于情真意切，令国王大受感动，于是立即下令赦免其罪。他还写有根据佛本生经故事编写的四言长诗《达底纳》以及表现战争题材的诗歌《战术》和《布阵法》等。

　　吴金吴（1733？—1838？）是剧作家。在他以前，缅甸作家所写的剧本适合阅读而不宜演出。他率先创作了一批适于舞台表演的新型剧本，从而大大推动了缅甸戏剧事业的发展。他的剧本生动感人，通俗有趣，拥有众多读者和观众。他共写了六个剧本，有的采用佛本生经故事，如《玛豪塔达》和《维丹达亚》等；有的采用传说故事，如《德巴贡班》和《巴勃享》等。

　　吴邦雅（1812—1866）堪称这时最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20岁受戒，40岁还俗，提任宫廷诗人和侍茶官，1866年因被指控参与叛乱而不幸身亡。他采用多种体裁从事创作，作品数量大大超过一般作家。他写了四首记事诗，其中以叙述开凿曼德勒运河的《珍宝河志》为代表；30首讲道故事诗，最为人称道的是含有借古喻今之意的《六彩牙象王》；60篇左右诗文间杂书柬，如《回复》是驳斥他人诬陷的，《香艾草油》是揭发虚假施舍的；八部剧本（也有人认为是五部），有的根据佛本生故事改写，有的依据传说故事写成，《维萨耶》、《巴杜玛》和《卖水郎》等都是历久不衰的优秀作品。如　《卖水郎》为九幕剧，取材于《佛本生故事五百五十》，记述一个卖水郎的奇特遭遇。他本来是个饥寒交迫、依靠卖水为生的穷人，以后受到国王爱怜，被立为王储，统治半个国家；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打算杀死国王，自己称王，统治整个国家；最后由于良心发现，没有杀死国王，还向国王表示忏悔，并且决定断绝一切欲念，身披袈裟进入林中修行。这个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生动地再现了佛本生的一个故事，而且在于作者扩展了原有故事的情节，丰富了原有故事的内容，赋予旧故事以新内涵。据说当时的国王敏东王和王储，即他的兄弟加囊亲王不和，《卖水郎》就是针对这些情况写成的。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贡榜王朝时期值得一提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如瑞当底哈杜和吴达的《宝镜》，是缅甸第一部宫廷小说；吴都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创作的　《罗摩》，被认为是优秀的谐趣诗；吴奥巴达等人翻译编著的《十大佛本生经故事》，在缅甸广为流传；吴基和吴桑的抒怀诗，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独具特色；梅贵、玛妙格礼和兰太康丁等宫廷女诗人的哀怨诗，丰富了缅甸女性文学的内容；塞耶佩的爱国反殖诗歌《金钱》和《痛骂》等，为缅甸诗歌开拓了新领域；等等。

　　面向现实生活的现代文学

　　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殖民主义先后发动三次英缅战争，终于在1885年全面占领缅甸。英国殖民当局起初实行“以印治缅”政策，即将缅甸划为印度的一个省，利用印度人统治缅甸；以后又玩弄“印缅分治”的花招，使缅甸成为直辖殖民地。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缅甸，通过巴莫傀儡政府压迫缅甸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卷土重来，又在缅甸维持了一段殖民统治，直到1948年缅甸宣告独立为止。这半个多世纪是缅甸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缅甸文学产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各种形式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反帝爱国文学迅速崛起，成为缅甸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缅人协会”、“红龙书社”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为其代表；二是由于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以及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大量传入，缅甸文学的传统题材和传统形式受到严重冲击，面向现实生活、采取新体裁和新手法、使用白话文等成为大势所趋，“实验文学”运动的开展为其标志。“我缅人协会”又称德钦党，创建于1931年至1932年间，是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其成员以进步知识青年为主，著名诗人德钦哥都迈是其领导人之一。“红龙书社”是一部分我缅人协会成员于1936年创办的，主要成员有德钦丹东、德钦梭和德钦努等，他们致力于宣传马列主义，倡导民族独立，出版进步书籍。“实验文学”运动活跃于1936年至1940年间，由仰光大学青年教师和学生发起，主张简洁朴实的文风，诗歌改用自由体，剧本和小说采用口头语，骨干分子为吴佩貌丁、德班貌瓦、佐基和敏杜温等人。

　　吴腊（1866—1921）是《茉莉》、《瑞卑梭》、《皇裔》和《三界》等四部小说的作者。他的小说大多描写各式各样的男女爱情故事。由于他注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表现方法比较新颖独特，努力将民族传统文学技巧与西方现代小说手法结合起来，所以这些小说曾经风靡一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德钦哥都迈　（1875—1964）堪称这时最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长期投身反英和抗日斗争，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早年写过80多部剧本，大多取材于佛本生故事、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名作有《玛霍塔达》、《考虑朝觐大金塔》等。这些作品虽然缺乏明确的现实意义，可是由于题材为群众所熟悉，语言为群众所喜爱，所以赢得了广大观众。其后又写过长篇小说《嘱咐》，描写敏东王时代曼德勒一带的社会生活，叙述一个寡妇和一个还俗和尚的悲欢离合故事，在刻画人物形象和反映社会面貌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不过，德钦哥都迈的主要业绩还不在戏剧和小说方面，而是一系列称为“注”或“注详释”的长篇作品。“注”本是缅甸人用以解释佛经的文体，而“注详释”是解释注的文体。作者把这种传统的文体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诗文间杂的新形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属于这类作品的名作有如下几种：《洋大人注》（1914），嘲讽假洋鬼子，歌颂往昔光荣传统，哀叹今日民族苦难，如“忆往昔，阿瓦朝，繁荣昌盛民乐业。摧枯拉朽驱黑暗，名震南瞻部洲。看今朝，堪回首，往日犹如东流水。滚滚而去不复返，怎不令人愁。”《孔雀注》（1918），以孔雀喻祖国，讴歌爱国主义精神，反映现实社会风貌，结尾写道：“不久的将来，时来运转，自治终将实现，孔雀高歌舞翩跹。”狗注》　（1924），用走狗比洋奴，揭露适合英国殖民当局需要争当部长和议员的民族败类，其中有这样形象的诗句：“毛茸茸的哈巴狗，一副媚骨奴颜。为了中饱私囊，圆睁一双狗眼。争吃一块骨头，满嘴流涎。”

　　佐基　（1908—）是诗人和作家，实验文学运动代表之一。他的诗歌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以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为特色，大多收入诗集《金色的黄柏花》中，名篇有《古代蒲甘》、《戴缅甸紫檀花的姑娘》和《当你死去的时候》等，如《当你死去的时候》写道：“人生在世，死总不可避免。但是，当你死去的时侯，应该让哺育你的人地有所进步；让你本民族的语言有所发展；让你礼拜的佛塔金光闪闪地留在人间！”他的短篇小说注重写实，有的描绘日常生活，如《他的妻》等；有的表现爱国热情，如

　　《蒲甘集》等。此外他还写有著名评论著作《评德钦哥都迈》。

　　敏杜温　（1909—）也是诗人和作家，实验文学运动代表之一。他的诗歌往往含有爱国思想，讲究韵律，注意修饰，名篇有　《她的喜悦》、《亲爱的姑娘》和《胜利花》等，如《胜利花》全文如下：“他头上戴着胜利花，我头上戴着胜利花，别松懈！当和风吹来，黄金的时刻就要来啦！晨鸡报晓放光华，咱们愉快地行进在大地上。敲响胜利鼓，迎着朝霞一起前进，戴着胜利花！”他的短篇小说也不乏佳作，如赞美传统文明的《泼水时节》揭发黑暗虚伪的《穿耳朵眼仪式》等便是。

　　貌廷　（1909——）是作家。他早年连续发表几篇以“哥当”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获得读者好评；其后又发表两部剧本——《什么是最重要的》和《英雄母亲》，从不同角度表现民族命运的主题；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194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鄂巴》。《鄂巴》反映的是日本法西斯统治缅甸时期的社会状况，描写农民鄂巴一家的贫困生活、悲惨遭遇和反抗活动。由于鄂巴这个既朴实又顽强的农民形象刻画得很成功，所以长期以来“鄂巴”竟然成了缅甸农民之代称。

　　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家作品还有詹姆斯拉觉的白话小说《貌迎貌玛梅玛》，列蒂班蒂达吴貌基的历史小说《达彬瑞蒂》，吴登佩敏的讽刺小说《摩登和尚》，实验文学运动作家的《实验文学作品选》，摩诃瑞的小说

　　《咱们的母亲》等。

　　1948年　1月4日，缅甸正式宣告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国家，自由同盟和社会主义纲领党相继执政。独立以后，缅甸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早在缅甸独立前夕，达贡达亚、八莫丁昂、昂林和妙丹丁等人便在刊物上提出“新文学”的口号，指出所谓新文学就是革命的文学、反映现实的文学、人民的文学、教育的文学和进步的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到了60年代，又有一些作家倡导改革文风，使用口语。作为全国性的文学组织，缅甸文学宫在出版书籍、设立奖金、召开讨论会和报告会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新文学的前进。这个时期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显著，诗歌创作也有一定成绩，戏剧创作不够景气。在不断扩大的作家队伍中，吴拉、吴登佩敏、加尼觉玛玛礼、达贡达亚、八莫丁昂、妙丹丁等人的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吴拉（1910——）以写小说为主，重要作品有《监牢与囚犯》（1957）、《笼中小鸟》（1958）和《战争、爱情和监狱》（1960）等。他曾因为批评政府，一度被捕入狱。他的小说大多结合自己的遭遇以及实际见闻加工而成，政治犯罪、儿童犯罪和妇女犯罪问题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此外他还致力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了缅甸第一套各族民间故事集40册。

　　吴登佩敏（1914—1978）以长篇小说《摩登和尚》（1937）和《旭日冉冉》　（1958）蜚声文坛。前者出版于缅甸独立前，描写和尚杜达沙的风流韵事和寺院内部的勾心斗角，以锋芒毕露而轰动社会；后者付梓一缅甸独立后，叙述青年学生参加爱国独立运动的曲折过程，讴歌学生领袖勇于牺牲自我的革命胸怀。另外，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罢课学生》和回忆录《战争中的旅行者》等。

　　加尼觉玛玛礼　（1917——）是女作家，作品较多。长篇小说有　《她》（1944）、《心》（1951）、《不是恨》（1955）和《血缘》（1973）等，短篇小说集有《百看不厌》（1948）和《沉思》（1963）等，传记有《象他那样的人》（1947）等。《不是恨》是她的代表作，描写一个崇尚西化的姑娘由于错误选择对象终归悒郁而亡的悲剧，笔触细腻，寓意深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达贡达亚　（1919——）是诗人和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提倡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发表了一系列抒情诗。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主张反映现实生活，出版了长篇小说《梅》、短篇小说集《早开的茉莉》和历史小说《我们的时代一定要到来》等。

　　八莫丁昂　（1929—1978）是长篇小说《鄂奥》（1961）的作者，该书以农民鄂奥为主人公，描写30年代缅甸农民的爱国反帝斗争，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以反对内讧为主旨的《内战》、赞美爱国妇女战士的《母亲》、讥讽时政的　《繁荣小姐钦钦乌》和讴歌中缅友好的《银雾濛濛》等小说，也是他的创作成果。

　　妙丹丁　（1929——）曾经一度被捕入狱，长篇小说　《在黑幕下》和《第十次坐牢》都是以其狱中生活和见闻为题材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缅甸社会的黑暗和矛盾。他还写有爱情小说　《我的丈夫》和社会小说《妙南丹，跟我走》等。

　　四、中南半岛佛教国家

　　——泰国的文学

　　泰国也是佛教国家。长期以来，秦国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也始终与佛教有密切关系。

　　泰国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中部，向南延伸到马来半岛北部，与老挝、柬埔寨、缅甸和马来西亚交界，东南濒暹罗湾，西南濒安达曼海。泰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泰人居多，约占总人口的40％，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使用泰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此外还有老挝、马来、高棉、苗、瑶、桂、汶、克伦、掸和傈僳等30多个少数民族。

　　泰国最早的书面文学产生于13世纪，至今已有700余年。以下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部分介绍泰国文学的演进历程。

　　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古代文学

　　早在公元以前，泰国地区已有人类居住，并已从事稻谷生产。公元以后，这个地区次第形成若干小国。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1257—1377）逐渐强大起来，成为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权。该王朝重视文化建设，其主要业绩是在古巴利文、吉蔑文和孟文的基础上创立泰文，并用这种文字刻写碑铭，成为泰国书面文学之发端。这个时期的作品有《兰甘亨碑文》、《帕銮格言》、《西朱拉叻王妃文献》和《三界经》等。

　　素可泰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当时常将佛教经文和称颂佛陀以及帝王的言词镌刻在石碑上，后人称为素可泰碑文。保存至今的石碑共有15方，其中之一的《兰甘亨碑文》被誉为泰国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这部碑文是为颂赞素可泰王朝三世兰甘亨（1275—1315在位）的功绩而撰写的，首先记述他的生平和业绩，然后叙说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简洁明快，有些名句至今仍常被引用。

　　《帕銮格言》是一部待人处世格言集，相传为兰甘亨王所作。这部书共计收入为人、处世、求学、交友和守信等150篇格言，其中有的是古人名言，有的是佛陀圣训，有的是作者语录，以言简意赅、易于背诵为特点，如“入林别忘斧，知前别忘后”、“爱人胜爱物，失财不失誉”等都是颇有教益的名言佳句。

　　《西朱拉叻王妃文献》为素可泰王朝五世立泰（1354—1376在位）的王妃西朱拉叻所作，叙述当时的佛门景象、王朝事业、宫廷礼仪以及作者自己的生平传记，以简练的散文为主，配以若干诗歌，显得生动活泼。

　　素可泰王朝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推《三界经》。这部作品据说是立泰根据多种佛教经典以及印度吠陀文献编译而成的，内容是描述佛教所谓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的情况，论证善恶有报的思想，引导人们弃恶从善寻求解脱。《三界经》包括许多生动的故事，并且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将这些故事组织起来，文字既简明又典雅，具有一定文采，所以在泰国广为流传，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50年，泰人首领乌通王定都阿瑜陀耶，建立阿瑜陀耶王朝，开始了泰国古代历史的新时期。从1350年到　1767年的400余年间，在阿瑜陀耶王朝统治下，泰国的封建社会得到较快发展，经济趋向繁荣，文化也有所建树。这个时期的佛教文学、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

　　在佛教文学方面，多数作品具有编译性质，即将印度的佛经翻译过来，有的照样编辑出版，有的重新加以编排，这类作品不仅在传教布道上有重要作用，而且在推动文学前进上有积极意义。属于佛教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的《大世赋》（《玛哈察堪銮》）是许多人共同合作的译著，据说完成于1482年，曾在玛哈塔寺落成大典中吟诵。这部书分13篇，讲的是释迦牟尼涅槃以前最后一次轮回的故事，博采多种诗体，语言典雅，格调清新。之后又有《大世词》（《夏普玛哈察》）问世，内容与《大世赋》基本相同，但诗体单一，语言通俗，所以流传较为广泛。其他比较有名的作品要算探玛蒂贝王子（1715—1755）的《欢喜经》（《南陀巴南他苏达堪銮》）和《帕玛莱堪銮》了，前者记述佛祖及其弟子摩卡堪拉纳的广大神通，后者讲说佛门圣徒帕玛莱超度穷汉升天的故事，文笔生动，流传很广。

　　这时宫廷文学方面的作品有《水咒赋》、《阮败赋》、《帕罗赋》、《如意珠》、《西巴拉悲歌》和《摇篮曲》等，其中以《水咒赋》、《帕罗赋》和《西巴拉悲歌》名声最高。《水咒赋》的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赋体（立律）作品，内容是说国王乃天神下凡，其地位崇高无比，人们必须对他忠诚。它是宫廷举行忠君宣誓仪式时所用的“咒语”，据说一直沿用到1932年。《帕罗赋》是一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长期演变而成，叙述绵双国国王帕罗和■松国两公主帕芬、帕萍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帕罗迷恋帕芬和帕萍两公主的美貌，冲破重重困难钻进公主宫殿，与其结为秦晋之好。■松同太后闻讯派兵包围宫殿，帕罗和两公主同时遇难。■松国国王听说以后悲痛不已，下令将太后处死，并与绵双国结为友好邻邦。《西巴拉悲歌》是著名诗人西巴拉（约1658—1693）的代表作，以充沛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抒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对个人坎坷遭遇的哀怜，对自己心爱姑娘的思念。诗人才华横溢，性格直爽，先被国王流放，后被地方官处死，临刑前写下一首有名的绝命诗——“这片土地是我的见证，我乃出自名师之高徒。我若真犯了罪，你可将我杀戮；但我若滥杀无辜，这把利剑也将把你惩处！”

　　民间文学作品以长篇叙事诗《昆昌与昆平》流传最为广泛。这部作品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古本已经失传，今本是后人重新整理的。全诗长达三万余行，叙述武将昆平和富人昆昌争夺美女娘萍的爱情纠葛。娘萍起初嫁给昆平为妻；但其后昆平奉旨出征，昆昌乘机施展手段诱使娘萍嫁给自己，昆平凯旋之后又与昆昌发生多次冲突；最后国王命娘萍在昆平和昆昌之间作出抉择，娘萍犹豫不定，国王大怒，下令将娘萍处死。《昆昌与昆平》以故事曲折、描写细致取胜，深受泰国人民喜爱，传遍家家户户。

　　1767年，缅甸军队攻陷京城，阿瑜陀耶王朝覆亡，华裔英雄达信领导人民展开复国斗争，迁都吞武里，建立吞武里王朝（1767—1782）。吞武里王在位仅15年，便被其主将昭帕耶扎格里废黜，并迁都曼谷，建立曼谷王朝，昭帕耶扎格里即位，称为拉玛一世（1782—1809在位）。自拉玛一世至拉玛四世（1868年止）为曼谷王朝前期。

　　吞武里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可是由于国王既重武功，又重文治，崇信佛教，提倡文学，所以泰国古代文学在这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据说吞武里王亲自编写了剧本《拉玛坚》的片断。《拉玛坚》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移植。相传早在13世纪以前已有《罗摩衍那》的故事在泰国一带流传·素可泰王朝时期已有《罗摩衍那》的泰文译本——《拉玛坚》，《拉玛坚》与《罗摩衍那》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在人物和形式上都具有若干泰国特点。这部史诗　《拉玛坚》当时已失传，吞武里王依据当时可以找到的材料编写了用于演出的剧本。这个剧本虽不完整，可是由于故事为群众所熟知，形式为群众所喜爱，而且语言通俗易懂，风格朴实明快，所以不失为成功之作。　《拉玛坚》讲的是帕拉姆和希达的曲折爱情故事：阿瑜陀耶王子帕拉姆被流放14年，妻子希达被隆加国国王拖沙甘劫走。帕拉姆在神猴哈奴曼等的协助下大战拖沙甘，终于获得胜利救出希达。希达后来受到魔鬼蒙骗画了拖沙甘的像，帕拉姆认为是妻子不忠，下令将她处死。希达被人搭救，生下一子，日后长大成人，在战场上遇见帕拉姆，父子相认。最后帕拉姆和希达破镜重圆，共同治理阿瑜陀耶王国。除吞武里王的　《拉玛坚》外，这时的著名作家作品还有昭披耶帕康的　《王冠明珠赋》和《伊瑙》，乃宣玛哈勒的《吞武里王颂》，帕耶玛哈努帕的《广东游记》（即《中国之行》），帕拉玛努七·切诺洛的《吉沙那教妹》、《初悟正觉》和《沙穆阔》（后半部）等。

　　在曼谷王朝前期，由于社会比较稳定，加上几代国王大力倡导，所以文学创作得到新的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在形式方面，首先是诗歌和戏剧达到全盛阶段，随后是白话散文迅速兴旺起来，并且形成逐步取代前者居于文坛首位之势。这时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继续搜集、整理和再创作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文学遗产，其成果有集体编写的剧本《拉玛坚》、《温那鲁特》、《伊瑙》和《达朗》，帕耶探玛比差的《三界经》注释书——《三界析》等。这些作品虽然材料是原有的，但经过再创造，其形式更加多样，语言更加精练，所以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人力翻译我国的一系列散文作品，如恭摩銮阿努叻特魏主持翻译的《西汉演义》，昭披耶帕康主持翻译的《三国演义》，此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和《东汉演义》等，其中以《三国演义》译本最为成功，被誉为泰国优秀白话散文作品，成为中学泰语教学典范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大大丰富了泰国文学内容，而且直接推动了白话散文的发展。这时的重要作家有拉玛二世、拉玛三世、乃纳和顺吞蒲等。拉玛二世是文学爱好者，亲自主持整理《昆昌与昆平》，还编写了《伊瑙》、《蔡亚彻》、《桑通》、《卡威》和《桑信差》等剧本。拉玛三世擅长禅诗，作品有《吉沙那教妹》、《萨帕西特》和《沙姆柯》等。乃纳的代表作品　《纳辇游记》被公认为雅克龙诗体之楷模。顺吞蒲则是这时最优秀的诗人，也是整个泰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顺吞蒲　（1786—1855）生于曼谷王朝拉玛一世时代，是曼谷王朝前期诗人。他自幼入宫，长期在宫中供职，但中间曾因恋爱等问题被治罪和削职。他的诗歌创作从泰国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以及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广泛汲取营养，体裁和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格律诗（如色帕、戛普和格仑等）、格言诗、摇篮诗、游记诗、诗体剧和长篇叙事诗等，特别是在长篇叙事诗方面成就卓著。相传他的作品很多，但在辗转传抄过程中散失不少，流传至今的共有24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格楞城游记》、《碧武里游记》、《昆昌与昆平》和《帕阿派玛尼》等。《格楞城游记》属游记诗，写于21岁时。当时他因暗中与宫女簪恋爱而被亲王治罪，坐牢获释以后，前往格楞城探望父亲，这首诗是在他从格楞返回曼谷途中写的，主要描写他沿途所见的种种景观，抒发他对簪的热烈感情和深切思念。　《碧武里游记》也是游记诗，写于上一首之后不久。诗人回到曼谷不久，由于治他罪的亲王死去，因而他得以与簪结为眷属；其后又由于他涉嫌给当权者写匿名诗，于是只得与簪逃到碧武里府，躲入朋友家里。《碧武里游记》便是这段曲折经历的产物。《昆昌与昆平》是他与拉玛二世、拉玛三世合作完成的，是对原作的补充、整理和加工。

　　顺通蒲的主要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帕阿派玛尼》。全诗共计两万余行，叙述帕阿派玛尼一生离奇曲折的故事。帕阿派玛尼是拉达纳国的王子，因故被父王放逐在外。当他流落海滨时，被一海怪看中。海怪将他拉入海底，强制与他成亲。日后他们生下一子，取名信沙姆。当信沙姆长到八岁时，帕阿派玛尼才设法脱离海怪控制，来到帕惹国，与该国公主素婉玛丽结婚，并即该国王位。锡兰国王子武沙林起兵犯境，被帕惹国俘虏，羞愤而死。武沙林之妹拉薇公主决心替兄扫仇，率领众多女将女兵再度进犯。帕阿派玛尼的男将男兵全部被敌军迷住，帕阿派玛尼本人也被拉薇的美貌所迷惑，军心涣散。素婉玛丽闻讯大惊，亲率女将女兵与拉薇对阵，终于取得胜利。故事的结局是，帕阿派玛尼出家为僧，素婉玛丽和拉薇则出家为尼。这部作品不仅具有结构宏伟、想象丰富、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的特点，而且表现了诗人知识渊博并且善于博采众长的特性。据学者研究，其中有些段落近似于我国的《汉书》和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帕阿派玛尼》被公认为泰国古典文学名著，并被指定为中学泰语教学的典范作品。

　　面向现实生活的现代文学

　　从19世纪中叶起，泰国周围国家相继受到西方列强侵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泰国被英法承认为“缓冲国”，政治上保持独立，但实际处于英法势力的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泰国的古代文学逐渐衰落，现代文学逐渐兴起。其具体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题材接近现实社会生话；文学作品的体裁趋于多样化，除诗歌外，小说、戏剧和散文等迅速发展；文学作品的语言日益通俗化，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增加；文学作品的作者变为平民出身为主，接近民众，关心民众。

　　作为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作家，帕尊拉宗告、丹隆拉差努帕、诺·摩·梭和帕蒙固告所取得的成就较高。帕尊拉宗告（1853—1910）即拉玛五世。他重视文学发展，并且倡导文学改革，如把宫廷戏剧推向民间，带头用散文写作等。散文《十二个月礼仪》是他的名作，记叙宫廷各种礼仪和习俗。其他作品还有书信集《远别》、诗歌《昏睡者的觉醒》和剧本《山里的黑矮子》等。丹隆拉差努帕　（18621943）是《那坤瓦游记》的作者，该书以生动的笔调记述了他游览柬埔寨的所见所闻。他在创作方面的成果还有散文《史话》和剧本《社帕銮》等，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果则有《三界经》和《昆昌与昆平》等。诺·摩·梭（1876—1945）以诗歌创作为主，作品有

　　《帕暖》、《三朝代》和《黄金城》等。《帕暖》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描写帕暖王子在赌博上的失败及其不幸遭遇。《三朝代》具有史诗性质，叙述阿瑜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的交替历史。《黄金城》是一部长诗，其根据为印度诗体故事集《故事海》。帕蒙固告（1880—1925）即拉玛六世。他热爱文学，著作甚丰，据说仅创作、翻译和改编的剧本即多达　100余部，此外还有诗歌（名作如《帕暖堪銮》和《摇篮曲》等）和散文（如名作《游帕銮城》等）多种。

　　在现代文学的开创时期，阿卡丹庚·拉披帕、多迈索和西巫拉帕等人的创作令人瞩目。阿卡丹庚·拉披帕　　　　　（1905—1932）曾留学英国和美国，在短短的一生中以浪漫主义方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主要作品有两部：一是1929年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描述一个泰国学生在欧洲的生活，结论是人生犹如一场戏，时而欢乐，时而悲伤，难以预料；二是1930年的续篇《黄种人与白种人》，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心理差异过大，几乎难以沟通。多迈索（1905—1963）是女作家，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见长，名作有《她的敌人》和《第一个错误》等长篇小说，前者表现青年一代对旧礼教的反抗和斗争，后者记述一个姑娘因追求虚荣而陷入不幸的命运。

　　1932年6月24日，泰国人民党发动改变，结束了君主专政，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942年1月25日，泰国政府在日本胁迫下向英美宣战，成为轴心国成员，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战后，泰国当局注重发展经济，目前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在这个时期，泰国进步文学发展较快，成就较高。战后不久，一些进步作家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口与，号召使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民生活。其后虽然经历一些坎坷，可是进步文学仍然不断壮大，占据文坛主流。这时活跃于文坛的作家除了多迈索和西巫拉帕等以外，还有高·泰朗卡娘、克立·巴莫、西拉·沙塔巴纳瓦、社尼·绍瓦蓬和伊沙拉·阿曼卡恭等新人。高·素朗卡娘（1911—）是女作家，以　1937年付梓的长篇小说《妓女》而驰名文坛，叙述一个农村姑娘沦落烟花柳巷的悲剧故事，笔调深沉，描写细腻，颇有动人力量。克立·巴莫（1911—）曾任泰国总理，主要代表作品为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记述曼谷王朝拉玛五世至八世四代国王的变迁过程，篇幅宏大，刻画生动，长期流传不衰。西拉·沙塔巴纳瓦（1918—1975）一生经历崎岖不平，所写20余部长篇小说（如《这块土地是谁的》、《生活的奴隶》等）大多具有同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抨击黑暗势力的腐朽势力的进步倾向。社尼·绍瓦蓬　（1918—）以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魔鬼》为代表作品，该书以一对具有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男女青年为主人公，讴歌了他们勇于冲破封建势力阻挠、争取自由幸福爱情的精神。伊沙拉·阿曼卡恭　（1920—1969）擅长短篇小说创作，名作有

　　《黑暗时代》和《哭与笑》等短篇小说集，表现了作者热爱劳苦大众、憎恶剥削阶级的鲜明态度。

　　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当推西巫拉帕　（1905—1974）。西巫拉帕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曾因参加进步政治活动两次入狱，晚年又因泰国政变长期住在我国。他的创作生涯始于1928年，以写小说为主，重要作品有《降服》、《男子汉》（以上1928）、《惹祸》（　1929）、《爱与恨》（1930）、《生活的战争》（1932）、《罪孽》（1934）、《画中情思》　（1937）、《后会有期》（1950）、《向前看》第一部（1955）和《向前看》第二部　（1957）等长篇小说。

　　《画中情思》是西巫拉帕的早期名作，采用第一人称写法，描写知识青年诺帕朋与贵族女子吉拉娣之间充满苦涩味道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互相爱慕，彼此思念，但却由于年龄、地位和婚姻关系　（吉拉绨已婚）的限制未能结成眷属，最后深受种种传统观念束缚的吉拉娣只能用一幅画来奇托自己的情思，并在临终留下这样一句遗言：“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　（栾文华、邢慧如译文）吉拉绨的悲剧是由于她既产生了爱又不敢去爱造成的，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和时代特点，形象地反映了由于政局变化贵族地位一落千丈的历史面貌。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的代表作品。该书原计划为三部曲，后来只完成了两部。小说以詹塔为主人公，旨在通过他的经历和遭遇展示泰国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广阔社会画面。第一部写詹塔从乡下来到城里，由一个穷孩子变成贵族家庭书童的故事，描绘了　1932年泰国人民党发动政变前后的社会状况。詹塔是通过等级森严的瓦查粦公馆和泰威特·兰沙律书院开始认识生活并走向生活的，正是这段经历推动他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路。第二部只完成了19章，继续写詹塔的成长过程，在1932年政变以后，社会面貌虽有若干改变，但是根本问题未能解决，民主、自由仍然限于纸上谈兵；继之，日寇铁蹄踏上泰国土地，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种严重形势进一步迫使詹塔向新的高度挺进。总之，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种“向前看”的精神，用小说里人物的话说便是：我们从鳄鱼嘴中逃出来又碰上了老虎，难道只能退回鳄鱼湖落进鳄鱼嘴吗？不，我们要从老虎山上冲出去，走向新的世界。由于《向前看》生动地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细致地刻画了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所以被誉为泰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为泰国现代文学开拓了新领域。

　　五、我国南邻

　　——越南的文学

　　越南是我国的南邻。长期以来，越南社会和文学的发展始终与我国有密切的关系。

　　越南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东侧，北与我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西邻老挝、柬埔寨，东滨南中国海，南临暹罗湾。领土狭长，南北长约1650公里，东西最窄处宽50公里。越南是多民族国家，其中越人　（又称越南人、京人、京族）约占百分之九十，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使用越语，系属未定；此外还有岱、傣、芒、侬、苗等60多个少数民族。

　　越南书面文学的历史始于公元　11世纪，至今约有　900余年了。

　　深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文学

　　越南约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红河中下游一带形成部落联盟。其后，自公元前207年我国泰将赵陀建立南越国起至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止，是越南的藩属时期，史称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

　　在郡县时代及其以前，越南尚未产生书面文学，只有若干口头文学作品保存下来。这时的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两类，前者如关于宇宙天地创立的《天柱神》，关于越南民族来源的《貉龙君传》，关于人类与山水斗争的《山精水精》等，表现了古代越南人的生活状况和丰富想象；后者有描绘自然景色的，歌唱男女爱情的，表现生产劳动的，讥讽包办婚姻的，题材多样，形式活泼。

　　968年，丁部领平定全国，建立丁朝　（968 980），是越南自主封建国家之开端。丁朝以后，又有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225）和陈朝（1225—1440）频繁更替。这400余年是自主封建国家时期的前期。

　　这时的书面文学几乎都用汉文写成，一般认为，1010年李朝创立者——李公蕴下诏迁都升龙的诏书　（《迁都诏》）是越南存留至今的第一篇文献，也是第一篇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此后，由于李朝和陈朝的几代皇帝都重视汉文，喜爱文学、因而促进了汉文文学的发展。陈光启的《驾还京师》、范伍老的　《述还》、陈国峻的《檄将士文》和张汉超的《白藤江赋》等都是洋溢着爱国热情的优秀诗篇，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也有一定文学价值。

　　1428年，黎利举行起义，建立黎朝（1428—1527），越南封建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经过长期分裂，阮朝于　1802年起统治越南，直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这400余年是自主封建国家时期的后期。越南文学在这时取得了重大成就，汉文文学和国语文学共同存在，竞相发展。

　　汉文文学一直受到官方提倡，处于正统地位。在众多诗人作家中，阮麃、黎思诚、阮屿、邓陈琨和黎贵惇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阮麃　（1380—1442）是越南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诗人。他曾被明军长期软禁，1418年参加黎利起义，成为黎朝开国功臣。1442年被诬毒死皇帝，惨遭杀害。他的汉文作品有

　　《兰山实录》、《军中词命集》、《抑斋诗集》和《抑斋舆地考》等，风格平易，语言流畅，表现出深厚的功底和鲜明的特色。如《海口夜泊有感（二）》一诗云：“一别江湖数十年，海门今夕系吟船。波心浩渺沧洲月，树影参差浦淑烟。往事难寻时易过，国恩未报老堪怜。平生独抱先忧念，坐拥寒衾夜不眠。”黎思诚　（1442—1497）是黎朝皇帝，也是诗人。他在位期间大力扶持文学创作，并与28个文臣组成“骚坛会”，互相唱和。他的汉文作品有《琼苑九歌》、《明良锦绣诗集》、《珠玑胜赏诗集》、《征西纪行》、《喻劝学》和《兰山良水》等，其思想内容虽未必十分可取，但在格律和技巧方面却历来为人称道。如《西巡过东鄂州》一诗云：“诗成山月上，睡觉野云飞。花落殊多意，风前点客衣。”阮屿（16世纪）生活于黎朝后期，曾一度为官，后辞职隐居，著有《传奇漫录》一书传于后世。《传奇漫录》共收入20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并附有作者的点评，情节生动，语言通畅，被誉为越南的《聊斋志异》。邓陈琨（1710—1745）曾任训导、县令和御史等官职，作有《征妇吟曲》、《题潇湘八景图诗抄》、《张翰思莼鲈》和《邓陈琨赋抄》等，其中以长诗《征妇吟曲》最负盛名。这首诗倾诉了一个征夫妻子的哀怨，提出了反对连年混战的思想，诸如“使星天门催晓发，行人重法轻别离。弓箭兮在腰，妻孥兮别袂。猎猎旌旗出塞愁，喧喧箫鼓辞家怨。有怨兮分携，有愁兮契阔”等诗句都有惑人肺腑的力量。黎贵惇　（1726—1784）是诗人、作家和学者，曾任工部尚书，并出使我国。他的著作多，范围广，被称为当时集大成的学问家，诗文集有《桂堂诗集》、《联珠诗集》、《全越诗集》和《皇越文海》等。

　　大约在13世纪时，越南创立了以汉字为基础的国语文字——字喃。自此以后，国语文学登上文坛，为越南文学开辟了新天地。阮麃的《国音诗集》是现存最早的国语诗集，黎思诚是国语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著有《洪德国音诗集》和《十界孤魂国语文》），黎贵惇曾用字喃写应试文章；此外，阮嘉韶的《宫怨吟曲》、胡春香的《春香诗集》和阮攸的《金云翘传》等优秀作品次第问世，更为国语文学增添了无限光彩。阮嘉韶　（1742—1798）出身宫廷贵族，曾任校尉、总兵等官职，长期在宫廷生活，深切了解宫廷内幕。晚年由于政权变动，隐居山林，死于升龙。他的著作有《西湖诗集》和《四斋诗集》等，但最广为传诵的作品是长诗《宫怨吟曲》。该诗通过一个失去皇帝恩宠的宫女，表现了她们“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　（卢蔚秋、赵玉兰译文）的孤独处境，抒发了诗人对她们的同情和对昏君的不满情绪。胡春香（19世纪）出身没落世家，从小聪明好学，但生活经历颇多坎坷，先后两次为妾，两次守寡。她的诗歌据说很多，不过目前仅存50首，收入《春香诗集》。思想大胆、笔锋犀利、语言辛辣是其显著特点，如有的诗嘲笑心猿意马的和尚，有的诗表现做人妾妇的悲哀。

　　阮攸（1765—1820）无疑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越南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生于河靖省宜春县仙田村一个没落贵族家庭。6岁入学读书，19岁中秀才，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了解颇多。他曾在黎氏王朝短期为官，其后又出仕阮氏王朝。1813年奉命出使中国，其间写了不少汉文著作。1820年再度奉命出使中国，但尚未启程即身患重病，于当年9月16日去世。他著作很多，汉文作品有《清轩诗集》、《南中杂吟》和《北行杂录》等；越文　（字喃）作品有《招魂文》、《帽坊青年托辞》和《金云翘传》等，其中以　《金云翘传》最负盛名。

　　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被誉为越南古典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它是依据我国清初流行的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说　《金云翘传》改写的，由于阮攸结合了越南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和自身饱含辛酸的生活体验，在内容上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在语言上精心加工，细心推敲，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全书共3254行，计12卷，可以分为6个部分：一至三卷写王员外之女王翠翘与书生金重私订终身，后因金重回家奔丧，二人忍痛离别。四至六卷写翠翘为挽救突遭横祸的老父、幼弟而被迫卖身，并且上当受骗，堕落青楼。七至八卷写翠翘嫁给纨袴子弟束生为妾，但又被束生夫妇所害，不得不重堕火坑。九至十卷是高潮，写翠翘与称霸南天的海上英雄徐海结为百年之好，但其后官方利用翠翘从中劝说，诱杀徐海，翠翘发觉受骗，投江自尽。十一至十二卷是余波，写金重重返旧地，经过百方寻觅，终于与被人救起之翠翘重新聚首。长诗通过翠翘命途多舛的一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黑暗腐朽的状况，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女主人公翠翘形象的成功塑造是这部长诗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翠翘出生于小康人家，加上本人“才色超群”，按理可以度过幸福的一生。然而由于社会混乱和官府腐败，老父幼弟无端披枷戴锁，她毅然决定“卖身赎父”。这是她善良本性之表现，也是她堕入舛途之开端。此后，她被媒婆、人贩和老鸨等人辗转拐卖，15年间多次堕落青楼，多次遭受毒打，多次自杀未遂，真可谓“可怜一代红妆，历尽流离冤苦”。她不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同时也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女子。难能可贵的是，在多次威逼利诱面前，她始终没有彻底屈服，没有随波逐流。这突出地表现在她与起义英雄徐海的结合上。她无限热爱徐海，但却未能协助徐海完成起义大业，反而断送了徐海的事业和生命。这是一个令人痛惜的悲剧，是翠翘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为了使翠翘的形象更加富有感染力，阮攸又在青心才人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这首先表现在阮攸重视表现翠翘内心复杂微妙的变化，并且善于通过简洁生动的语言描绘这种变化；其次表现在阮攸注重以外界景物变化衬托翠翘感情变化，使二者彼此交融，互相映衬。兹引翠翘投江自尽一段以见一斑：

　　天涯海角任飘零，一把骨头何处葬。

　　恶姻缘，几次红丝断！

　　前生债，要清偿。

　　命途苦，来日长。

　　我生不乐，荣辱何伤。

　　历尽千般痛苦，珠沉玉碎收场。

　　西方残月落，几回坐起彷徨。

　　忽听潮声汹涌，已知身到钱塘。

　　重忆起当年神梦，知此间是毕命地方。

　　淡仙，你记否？

　　梦中约，已临相会时光。

　　灯下花笺一迭，留绝笔，诉尽凄凉。

　　推篷卷上珠帘，只见天海茫茫。

　　焕然一新的现代文学

　　l885年，清朝政府与法国侵略者签订《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从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越南由封建社会转化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1885年至1930年间，越南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抗法斗争，如1885年至1896年的勤王运动，　1885年至1896年的香溪起义，1887年至1913年的黄花探起义，20世纪初潘佩珠的东游运动以及复国运动等。

　　在亡国的威胁和救国的热潮鼓动下，这个时期的文坛发生了巨大变化。救民族出水火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精神，阮廷■、阮光碧、阮劝、潘佩珠、潘周祯、阮尚贤等诗人和作家次第出现，其中最出色的是阮廷■和潘佩珠。阮廷■（18821888）早年中秀才，后来双目失明。他拒绝与殖民当局合作，专门用笔抒发爱国热情，临终写下“何时天下变太平，喜见江山扫西风”的豪迈诗句。他早年写有越文长诗《蓼云仙传》，晚年写有越文长诗《渔樵问答》，后者以感人的笔触描绘越南人民的苦难生活，揭发殖民主义的种种罪行，是这时文坛上的优秀作品之一。潘佩珠　（1867—1940）既是政治家和革命家，又是作家和诗人。他先后组成维新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并掀起东游运动，鼓励青年赴日留学，寻求救国之路。1924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长期软禁，直到1940年去世。他在国外期间写下许多汉文作品，如《琉珠血泪新书》、《越南亡国史》、《海外血书》和《狱中书》等；被捕软禁后又写下许多越文作品，如《巢南文集》、《潘巢南国音诗集》、《黎太祖传》和《征女王传》等。他的《绝命诗》可谓慷慨悲歌，动人心魄，其中之一云：“痛哭江山与国民，愚忠无计拯沉沦。此心未了身先了，羞向泉台面故人。”

　　1930年，越南共产党（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并掀起革命高潮，使越南革命步入了新时期。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越南，先与法国分庭抗礼，后则取而代之，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

　　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所以文坛状况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均呈活跃势态。浪漫主义文学是在法国和欧美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起初，有些作家（如团如奎、陈俊凯等）发表若干带有浓厚感伤色彩的作品，表达自己对生活和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继之，又有些诗人　（如刘仲庐、世旅、春妙等）出面倡导自由体新诗，被称为“新诗派”，特点是情调缠绵，描写细腻，思想自由。如春妙（1917—）在一首诗里写道：“寂静的夜晚比什么都令人悲伤，光明在黑暗中消亡。清风带我走过蓬乱的草丛，一双双紧紧相贴的嘴唇，躲在那星光摇曳的树影中。云朵随着鸟儿飞向那遥远的兰山，有节奏地在寂静中消逝，灰色的天际好象就要变成泪的海洋。”同时，在小说界也有一批作家（如一零、概兴等）写出几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大多以歌颂自由恋爱和个性解放为主题。如概兴的　《蝶魂梦仙》（1939），写一对青年男女热烈相爱但却不愿结合的故事，曾经畅销一时，影响颇广。属于现实义文学方面的作家大多受到当时蓬勃兴起的革命浪潮的洗礼，他们力图真实、深入地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吴必素和阮公欢的小说创作足以代表当时现实主义文学的水平。吴必素（1892—1954）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既写作小说、杂文、报告文学和剧本，又发表不少理论研究和翻译著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熄灯》和《草棚竹榻》，历史小说《咸宜帝与京城失守事件》和　《堤探的历史》，报告文学《乡事》，嘲剧《武氏朴》等。《熄灯》（1939）是他的代表作品，描写在官府苛捐杂税威逼之下，贫苦农民阮文酉一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可怜景象，丈夫被捕入狱，妻子险遭强奸，女儿被迫卖掉，他们的面前漆黑一团，犹如没有灯光和星光的黑夜一般。阮公欢（1903—1977）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200多篇短篇小说，约30部长篇小产，此外还有许多回忆录和论文，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男角四卞》和《两个可怜虫》，长篇小说《男主人》、《女主人》、《一片好心》、《最后的道路》和《天亮前后》等。《最后的道路》（1938）是他长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品，叙述农民阮文坡和地主范赖的纠葛，阮文坡在范赖的威逼利诱下走上破产道路的过程。在小说结尾处，阮文坡和几个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抢收了范赖的稻子，阮文坡还抡起扁担把范赖打翻在地；虽然阮文坡被范赖手下人捆住了手脚，但他并不屈服，也不后悔。由于这部小说思想进步，观点鲜明，所以刚一出版便被当局查禁，作者也受到监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阮朝末代皇帝随即退位。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其后，经过长期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终于在1975年实现了北方和南方的统一。

　　这个时期北方的文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45年，文化救国小组主持召开第一次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重新发表《越南文化提纲》，对文学创作起了推动作用。1948年，越南文艺会成立，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支持抗战。1959年，越南文学研究会成立，创办《文学研究集刊》，促进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这几十年里，除了吴必素、阮公欢等老一辈作家继续从事创作以外，又有一大批新作家登上文坛，如阮辉想　（作家，主要作品有纪实文学《高谅记事》和长篇小说《阿陆哥》）、屠繁（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口碑》和小说《发财》）、南高（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

　　《死亡线上的挣扎》和《一双眼睛》）、元鸿（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火炉》和《海口》）、辉瑾（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天越来越亮》和长诗《苗族姑娘》）和苏怀（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西北的故事》和《十年》）等。与此同时，在南方也出版了若干优秀作品，其中反映现实较为真实、深刻的作品有　《诺难》、《爬虫的儿子》和《像飞翔的鸟翼一样》等。

　　六、我国东邻

　　——朝鲜的文学

　　朝鲜是我国的东邻。长期以来，朝鲜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也始终与我国有密切的关系。

　　朝鲜位于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上，东滨日本海，西临黄海，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与我国辽宁省、吉林省为邻，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区接壤。领土狭长，南北长840公里，东西宽360公里。朝鲜为单一民族国家，居民为朝鲜人。朝鲜人属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与我国朝鲜族同源，据说是由许多不同民族　（如貊族、韩族、州胡族等）长期混合而逐渐形成的。朝鲜人讲朝鲜语，这种语言的系属目前尚未确定，但许多学者认为属阿尔泰语系。

　　朝鲜文学史的开端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至今已有2000余年了。

　　深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文学

　　朝鲜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大约是在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之间。公元一二世纪时，逐渐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三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9世纪以后，又在内外矛盾中重新分裂为三。这段历史统称之为三国新罗时期。

　　在三国鼎立之前，主要文学形式是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祷词和歌谣等。进入三国鼎立时期之后，由于汉字传入，书面文学随即产生。三国新罗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的借用汉字记载朝语，称为国语文学；有的直接采用汉文形式，称为汉文文学。国语文学方面以新罗乡歌最为重要。这类作品据说当时数量很大，但是目前存留不多。其内容有的描写世俗生活，有的表现风土人情，有的颂神拜佛，有的议论政治，形式则分为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三种，以十句体居多。汉文文学方面有薛聪、金大问、慧超、崔承佑、朴仁范、崔匡裕和崔致远等作家诗人出世，较国语文学更加成熟，其中以崔致远成就最大。

　　崔致远（857—？）12岁即来我国（当时是唐朝）留学，以后应试中举，做官多年；28岁时回到朝鲜，不仅未被重用，而且屡遭排挤；最后只好辞去官职，隐居于伽■山。据说他写有今体赋5首，今体诗100首，《中山覆篑集》5卷，《桂苑笔耕》20卷等多种作品；但现存者只有《桂苑笔耕》以及其他30首诗。他的诗歌有抒发怀念故土之情的（如《秋夜雨中》、《东风》），有揭露现实社会黑暗的　（如《古意》、《寓兴》），有描绘自然景色之美的（如《石峰》、《题伽■山》），等等。他所写的汉诗在数量上超过他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也为前人和时人所不及。

　　10世纪上半叶，高丽国王重新统一全国，建立高丽王朝。高丽王朝至14世纪末崩溃为止，延续400余年，史称高丽时期。高丽王朝初期，政治比较开明，经济、文化和文学获得较快发展；后期内忧外患交织，各个方面都显得不大景气。

　　在高丽时期，国语文学的形式呈多样化趋势，民间歌谣　（高丽歌谣）、文人诗歌（翰林别曲、时调）、传记文学（金富轼的《三国史记》等）、传说　（一然的《三国遗事》等）、小品文、杂录和诗话等都取得一定成果；汉文文学（尤其是汉诗）获得飞速发展，涌现出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李集贤和李穑等一大批诗人，将汉诗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李奎报。

　　李奎报　（1169——1241）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由于性情耿直，在官场上曾遭降职、流放等处分；后因能诗善文而受到重用，升任宰相；晚年辞去官职，返归故乡，直至去世。他的作品收入《东国李相国集》中。26岁时所作《东明王篇》是朝鲜最早的长篇叙事诗，该诗描述高句丽始祖东明王朱蒙的开国业绩，歌颂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充满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此外，《孀妪叹》和《路上弃儿》等诗表现了对老妇弱子的怜悯，《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东门外观稼》和《代农夫吟》等诗则抒发了对劳苦农民的同情，如《代农夫吟》有“新谷青育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等名句。

　　14世纪末，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李成桂起兵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李氏王朝，其统治维持到2O世纪初，中间经过500余载，史称李朝时期。李氏王朝初期，由于实施改革政策，生产有所发展；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王室贵族日益腐化，阶级矛盾逐渐尖锐，加上外族不断入侵，国力大为衰退，终于把朝鲜引上了殖民地道路。

　　1444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为国语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无限生机。国语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时调和歌辞，时调是由新罗乡歌和高丽歌谣演进而来，最初产生于高丽末期，李朝时期逐渐构成一种定型诗体。金宗瑞、南怡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的爱怀时调都有一定价值，而尹善道　（1587—－1671）则堪称时调名家。他在官场不大得志，曾多次被流放，因而常常寄情于创作，以山水之优美反衬官场之污秽。他的名篇《山中新曲》、《续山中新曲》和《渔夫四时词》等都是出色的风景诗，感情饱满，笔法细腻，生动地再现了朝鲜四时山川景色之变化。歌辞也是由新罗乡歌和高丽歌谣演变而来，并且受到时调影响。它的形式较为自由，长短不拘，但一般比时调长。第一首歌辞是丁克仁的《赏春曲》，其后主要作者有郑澈和朴仁老等人。郑澈　（1536——1593）是歌辞初期的代表。由于当时党争激烈，他的官场生活也十分坎坷，屡遭降职、罢官和流放等处分。其代表作为　《关东别曲》、《思美人曲》和《续思美人曲》，以写景细腻、抒情大胆、语言生动、形式优美为特点，后两首有朝鲜《离骚》之称。其次是国语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国语小说是在大量稗说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有文人创作的，有以民间创作为基石创作的。前者如许筠（1569——1618）的社会改革小说《洪吉童传》，金万重（1637——1692）的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等；后者如爱国历史小说《壬辰录》，反映贫富对立现象的《兴夫传》，表彰舍身救父行为的《沈清传》，描写春香爱情故事的《春香传》等。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当属《春香传》。

　　《春香传》是朝鲜李朝时期的说唱脚本体小说，被公认为朝鲜古典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据说春香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到了18世纪中叶，曾以说唱的形式在民间演出过；其后又经过许多民间说唱艺人的丰富和加工，最后由申在孝整理成为比较完善的说唱脚本。《春香传》的版本多达几十种，既有朝文本，也有汉文本，其中以19世纪初叶出版的朝文全州土版本　《烈女春香守节歌》保留故事原貌最为完善，因而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

　　《春香传》所反映的是李朝时期后期，即朝鲜封建社会趋向崩溃时期的社会面貌。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写全罗道南原府改籍从良艺妓月梅之女成春香，在荡秋千时被南原府使李翰林之子李梦龙看中。李梦龙当晚便到春香家里拜访，并与春香订下百年之约。两人情投意合，爱意深笃。不料好景不常，由于李翰林调离南原，两人只得洒泪而别，约定日后重逢。下卷写南原府新府使卞学道到任后，下令传唤艺妓，并强迫春香为其侍妾。春香宁死不从，被卞学道严刑拷打，并下入牢狱。此时李梦龙已中文科状元，被钦点为全罗御史，化装乞丐，暗行私访。当春香濒临绝境时，他带人间入卞学道的寿宴，惩办了卞学道，救出了春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部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女主人公春香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既忠于爱情，又勇于反抗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改籍从良的艺妓之女，春香尽管才貌出众，但是社会地位却很低下，被官僚贵族视为玩物。这种可怜处境并没有使她走上阿谀奉承的道路，却养成了她自尊自爱的性格。她对李梦龙的爱情是纯真的、热烈的，为了维护这种感情她不怕严刑拷打，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她对卞学道的斗争是勇敢的、坚决的，并且能够推己及人，由自身所受的苦难想到百姓所受的苦难，在《刑杖歌》里唱道“使道士大夫，不把四政司，不知四十八方南原百姓的苦，但知枉法去徇私。今日纵然苦刑打死我，我爱李郎之心终不移”，甚至表示出“身无七去恶，受比七刑心不甘。愿得七尺剑，刺杀贼谗奸。打我的刑房你就快些儿打，打杀我这七宝女红颜”　（冰蔚、张友鸾译文，下同）的决心。在这里，春香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忠于自己丈夫、维护自身利益的女性，她已成为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并愿为百姓除害的女性了。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所以春香的受刑轰动了整个南原府，引来无数男女老少，人人叹息，个个垂泪。

　　《春香传》通过成春香和李梦龙悲欢离合的故事，赞颂了这对青年坚贞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露了朝鲜封建社会末期贪官污吏为所欲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的现实。“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书中这首诗是对卞学道统治下的南原府的艺术概括，也可以说是对当时整个朝鲜社会的艺术概括，堪称点睛之笔。

　　《春香传》在艺术表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注重人物描写。作者力图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人物个性，在克服以往小说概念叙述多、具体刻画少的缺欠上取得重大突破，女主人公春香的形象是丰满的、感人的。二是富有戏剧性质。为了适应说唱演出的需要，作者讲究故事结构安排，使得情节发展迅速，矛盾冲突尖锐，一环紧扣一环，逐步达到高潮。三是语言兼容并蓄。作者既熟悉朝鲜民间口语，又通晓我国文化，因而书中既有生动的朝鲜口语，又有大量的汉语词汇，二者互相配合，别具一番风味。

　　不过，汉文仍被文人视为正统文字，汉文文学仍为文人所看重，所以汉文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继续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诗歌方面，李石亨（1415——1477）、成侃（1427－－1456）、李达（1561——1618）、权■（1569——1612）、丁若镛（1762——1836）、赵秀三（1762——1849）和金笠　（1807——1863）等诗人辈出，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其中尤以丁若镛的诗歌最引人注目。丁若镛、号荣山，出身两班（指封建儒生、官僚，由文武两班而来）贵族，为人刚正不阿，做官清廉正直，因而在官场上屡遭陷害、贬职和流放。他主张从事诗歌创作必须从关心国计民生的愿望出发，即所谓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进步，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　（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耽津农歌》、《耽津渔歌》），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　（如《波池吏》、《龙山吏》和《海南吏》等《三吏》，《僧拔松行》、《猎虎行》和《狸奴行》等《三行》），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　（如《夏日对酒》）等。在小说和散文方面，可以举出的重要作品有金时习　（1435——　1493）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林悌　（1549——1587）的讽刺小说《花史》和《鼠狱说》，朴趾源（1737—－1805）的小说和散文等，其中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是朴趾源的创作。

　　朴趾源号燕岩，出身没落贵族，幼年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成人。他喜欢游览名胜古迹，考察风土民情，并曾一度隐居山野，从事农业耕作。1780年，他随使团来我国祝贺乾隆诞辰，先到北京，后抵承德，所著《热河日记》便是这次旅行的记录。自1786年起出仕，历任缮工监监役、汉城府判官、安义县监、沔川郡守和襄阳府使等职，其后告老回家。

　　朴趾源是李朝后期杰出的思想家，实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实学派是一个进步思想流派，因主张以实证方法探求真理和经世致用而得名。18世纪是实学派活动的兴旺时期，其间还在实学派内部形成了倡导学习我国先进文化以及通过我国传人之西方先进文化为目标的北学，而朴趾源便是北学派的骨干。尽管朴趾源生活在实行锁国保守政策的社会，但他的知识是广博的，见解是先进的。

　　朴趾源又是李朝后期优秀的文学家，在小说和散文领域成绩卓著。他流传下来的小说共有9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但篇篇均为佳作，思想深邃，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有的以揭露封建士大夫的腐败无能为主旨。如《两班传》，写一个不事生产、专读死书的两班，因无力偿还多达千石的欠粮，决定将两班头衔和特权卖给财主，财主得知两班种种特权以后悟出这将使其为盗，于是“掉头而走，终身不复言两班事”。有的歌颂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和高尚品质。如《秽德先生传》，刻画一个粪夫的形象，因终日与粪接触故曰“秽”，又因品德高尚故曰“德”，再加“先生”二字以表示景仰之意，作者认为“其处身也至鄙污，而其守义也至抗高”，最后得出“治者有不洁，而秽者不秽耳”的结论。还有的表现作者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如《许生传》，描写一个经商致富的儒生在一座荒岛上建设乐土的故事，在他的指导下，人们“伐树为屋，编竹为篱。地气既全，百种硕茂。不灾不畲，一茎九穗”。他的散文以长达26卷的《热河日记》为代表作品。《热河日记》被誉为朝鲜古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旅行记，内容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风俗、制度、古迹、文物等各个方面，观察细腻，描述精确，文笔生动，语言流畅。其中心思想则是，为了朝鲜的繁荣富强，必须尽快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热河日记》乃是作者北学派思想的艺术结晶。此外，他也写有不少汉诗，但可惜保存至今的仅有40余首。

　　焕然一新的现代文学

　　1910年，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沦为殖民地社会。日本殖民者和朝鲜统治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压迫和剥削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忍无可忍，于1919年3月1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一”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了波及全国的反帝革命浪潮。20年代以后，朝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从30年代初起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终于在1945年赢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这种大动荡、大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朝鲜现代文坛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资产阶级文学阵营，有些作家公开宣传为艺术而艺术，倡导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反对文学与政治发生联系，反对文学为民族独立斗争服务，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的作品片面强调雕琢词藻，充满没落幻灭情调。属于这个行列的作家有李光洙、崔南善、金东仁、廉相涉等。另有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则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小说家罗稻香（1902——1927）在短篇小说《哑巴三龙》里，描写一个哑巴奴仆，由于饱受欺凌，不得不铤而走险，放火烧毁地主庄园的故事。又如诗人金素月（1903——1934）则在《招魂》、《我们盼望能有耕耘的土地》、《金达莱花》和《在田畦上》等名篇中，抒发了对祖国和乡土的热爱，歌唱了劳动的欢乐，表现了农民的纯朴性格。“那破碎了的名字啊！那飘散在苍空中的名字！那呼唤不应的名字啊！那喊得我要气绝的名字！”——这是《招魂》开篇第一节，诗人招的是祖国之魂和民族之魂，心情沉重，感情炽热，颇有动人肺腑的力量。

　　在无产阶级文学阵营，作家们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2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应运而生。1923年组成了“焰群社”，1924年又出现了“帕斯求拉”（这个名称是由参加者姓氏字母拼成的），此外还有崔曙海、赵明熙和李箕永等人，虽不属于这两个组织，但在思想倾向上和这两个组织大体相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描写工农群众和下层人民的生活，不仅表现他们的苦难遭遇，而且讴歌他们的反抗行为，展示他们的美好理想。因为他们的创作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倾向，所以被称为“新倾向派”。崔曙海（1901——1932）是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青年时代曾因生活困难来到我国东北寻找出路，其后重新回到朝鲜从事文学创作，写有《出走记》、《饥俄与杀戮》和《朴石之死》等小说。在《出走记》里，作者描述了主人公朴君的曲折道路和奋斗过程。朴君本来是对生活满怀希望的，但严酷的现实让他碰了钉子，他终于懂得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于是毅然走出家庭，踏上战斗之路。

　　1925年，崔曙海、赵明熙、李箕永和韩雪野等一批作家，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决定成立一个新团体——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卡普。这个团体在其《纲领》里明确提出发展无产阶级艺术的目标，并且指出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目的在于排斥旧的意识形态，对抗专制势力，提高群众觉悟，促进人民团结。这时发表的优秀作品有赵明熙的小说《洛东江》、宋影的小说《石工组合代表》、李箕永的小说《元甫》和《造纸厂村》、韩雪野的小说《过渡期》和《摔跤》以及李相和的诗歌《被夺去的田野能有春天吗》等。赵明熙（1892——1942）是卡普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青年时代曾参加“三一”反日运动，之后前往日本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以后写作诗歌和小说。在卡普时期先后发表了《到地下去》、《致R君》、　《低气压》和《洛东江》等短篇小说。《洛东江》里，作者刻画了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朴成云的形象，他是洛东江畔渔民的儿子，在我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故乡以后组织群众开展反帝斗争，最后被捕入狱壮烈牺牲。这篇小说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卡普文学特点的作品之一。

　　进入30年代以后，无产阶级文学在前进过程中又遇到了新问题，但同时也打开了新局面。一方面，为了适应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加紧镇压朝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许多作家被捕入狱，卡普于1935年被迫解散。另一方面，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翻开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篇章，既推动了朝鲜国内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学的诞生和繁荣。属于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有李箕永的小说《故乡》、姜敬爱的小说《人间问题》、韩雪野的小说《黄昏》、革命戏剧《卖花姑娘》和《血海》等。李箕永和韩雪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

　　李箕永　（1895——1984）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饱尝贫困、失学和亡国的痛苦，一度四处流浪，当过矿工和苦力。1922年前往日本留学，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在东京，他首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阅读了不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尤其深受高尔基创作的影响。　　　　　　　1923年回国后，着手从事创作活动。起初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如《哥哥的秘密信》、《贫穷的人们》、《民村》和《童养媳》等）虽然着重揭发黑暗现实，但已带有革命色彩，具有新倾向派特色。从1925年起，他积极参与创建和改组卡普的工作，发表过《在高尔基开拓的道路上》等评论捍卫卡普精神，并在《元甫》和《造纸厂　村》等小说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到了30年代，他的创作趋向成熟。尽管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环境相当恶劣，条件十分艰苦，曾经两度被捕入狱，他仍孜孜不倦地笔耕，相继出版《鼠火》、《故乡》、《人间课堂》和《春》等中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故乡》（1933）是李箕永的代表作品，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朝鲜一个偏僻的村庄——元德村。这里的农民受到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就连丰收之年也不免挨饿受冻，更不用说荒年歉收了。这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金喜俊回到故乡，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用革命道理启发他们，领导他们进行抗租斗争，并使这个斗争与附近丝厂工人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终于取得了胜利。主人公金喜俊是作者在20年代刻画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如《元甫》中的石峰、《造纸厂村》中的黄云）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是一个成功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他还不能说是真正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但他的确具有鲜明的革命倾向，尤其是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上，超出了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准。

　　李箕永在1945年朝鲜获得解放后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相继发表了《土地》第一部（1948）、土地》第二部（1960）、《图们江》三部曲　（1961）等一系列长篇巨著，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韩雪野　（1900——）生于没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曾因参加“三一”运动被捕入狱。1919年来我国北京留学，1921年又赴日本东京深造，研究文学，同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4年回国后，参与创建和改组卡普工作，并且根据卡普新纲领的精神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过渡期》（　1929）和

　　《摔跤》（1929），描述农民的痛苦、流浪和反抗，被视为卡普在20年代的重要收获。1934年，他与其他许多卡普作家一起被捕；出狱以后，依然毫不气馁，陆续出版了《黄昏》（1936）、《青春期》（1937）、《草香》（1938）和《塔》（1941）等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

　　长篇小说《黄昏》是韩雪野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的故事围绕一个纺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展开。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资本家为了对付20年代末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千方百计把负担转嫁给工人的一种手段。这个工厂的安经理便是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使用阴谋诡计欺骗工人群众，分化工人队伍，不过最后终于不免失败，面对濒临死亡的黄昏世界。与之对立的形象是主人公俊植，他胸怀坦荡，不谋私利，既善于团结各式各样的工人，又敢于与狡猾奸诈的资本家斗争，引导工人运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韩雪野自1945年以来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如表现农村新面貌的小说《村里的人们》（1946），讴歌抗日游击队的小说《凯旋》（1948），揭露帝国主义罪恶的小说《狼》（1951），描绘青少年对敌斗争的小说《大同江》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1945年8月　15日，朝鲜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结束了长达36年之久的殖民地历史。不过，由于历史形成的多种因素，自此以后，南北朝鲜的社会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与此同时南北朝鲜的文学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朝鲜北方在劳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46年3月，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宣告成立。在它的组织下，朝鲜作家开展批判反动文艺的斗争，同时积极投入革命文学的创作活动。1950年6月25日抗美救国战争爆发。在战争期间，许多作家浴血奋战，写出了大量鼓舞人民斗志的优秀作品，充分发挥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1953年战争结束后，文学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作家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不断增加。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是广泛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反映抗日武装斗争，描写土地改革运动，表现抗美救国战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描绘近代历史画面，表达和平统一愿望等。当代作家也已形成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队伍。其中有的是卡普时期的老一代作家，他们仍在继续创作，并且起着骨干作用，如李箕永、韩雪野和宋影等都有新作问世；还有的是为数众多的中青年作家，他们迅速成长起来，不断补充和壮大这支队伍，如赵基天、千世峰、石润基和边熙根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赵基天和千世峰则堪称其中之佼佼者。

　　赵基天　（1913——1951）是朝鲜当代诗人。他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来随父母迁徙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谋生，毕业于鄂木斯克高尔基师范学院俄文系。1945年8月回到祖国，从事诗歌创作。先后发表的重要作品有《土地之歌》（1946）、《白头山》（1947）、《生之歌》　（1950）、《在燃烧着的街道上》（1950）和《朝鲜在战斗》（1951）等。1951年7月31日在美国飞机轰炸平壤时不幸牺牲，年仅38岁。

　　长篇叙事诗《白头山》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天才，稳固地确立了他在朝鲜文坛上的地位。《白头山》以1937年的普天堡战斗为中心，热情地讴歌了金日成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辉煌业绩。长诗由序诗、七个诗章和尾诗三部分组成。第一章写游击队部署战斗，派人侦察敌情。第二三章写游击队在鸢谷进行战前准备。第四章写游击队开赴前线。第五六章写普天堡战斗经过。第七章写游击队取得胜利后重返根据地。游击队领导人金日成的形象是长诗的核心。长诗主要是从以下四个场面描写他的形象和刻画他的性格的：第一个场面写金日成在紧张激烈的战场上的英勇无畏。当日本讨伐队摸到白头山上，正在辨别方向时，领头的突然倒在地上。紧接着，枪声响了，一群白衣战士从天而降。这时，传出了金日成的第一声命令：“同志们，不要放走一个敌人！”随后，金日成登场——“一位青年将军，飞身跃上山坡的岩石，魁梧的身躯，穿着雪白的大袍，飘动的衣襟，象强有力的翅膀，准备随时飞向高空！”第二个场面写金日成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上的刻苦勤奋。在战斗的间隙，当战士全部沉入梦乡，连哨兵也打起哈欠，困得眼睛发涩时，唯有金日成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地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战斗计划，以便确定行动部署和战斗方针。第三个场面写金日成在处理杀牛事件上的原则立场。一个游击队员偷偷杀了老百姓的牛，金日成发现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通过形象的比喻透彻地阐明了游击队和人民的血肉关系，使杀牛的队员完全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第四个场面写金日成的在总结战斗的讲话中所表现的坚定决心。当游击队突袭日军据点胜利回来时，金日成用钢铁般的声音宣誓：“朝鲜呵，朝鲜！我们一定会回来！”这表现了金日成和他所领导的游击队必将解放祖国的坚定决心和宏图大志。《白头山》在艺术表现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叙事与抒情的密切结合。在叙事方面，作者善于通过典型事件进行艺术概括。与叙事相结合，长诗中又含有大量的抒情因素，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息。

　　千世峰（1915——）是朝鲜当代小说家。他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高原郡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创作生活是人解放后开始的。他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岭路》，发表于1946年2月。此后他接连写出了《新的脉博》（1947）、《虎老爹》（1949）、《故乡之子》（1951）、《新管理委员长》（1959）、《新春来的年轻人》（1960）等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部分描写农村生活，表现了广大农村的新面貌。《虎老爹》被认为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以虎老爹和他的一家为中心，生动地描写了两个邻近村庄的农民争交晚稻公粮和争献爱国稻米的故事，真实地表现了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爱护和支持人民政权的满腔热情。作为老一代的农民，虎老爹年轻时挨饿受冻，吃过不少苦头，所以解放后显得格外积极，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虎老爹的形象令人觉得真实可信，生动感人。此外，虎老爹的妻子虎大妈和虎老爹的女儿宝贝这两个形象虽着墨不多，但也写得有血有肉，颇为动人。

　　在50年代初期，千世峰还发表了两篇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其中《战斗的村民》被认为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优秀作品之一。这篇小说以被敌人侵占的滩内村为中心舞台，描写广大农民和游击队员互相配合，为保卫自己的村庄而战，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战，齐心协力，浴血奋斗，终于消灭了美国侵略军及其走狗治安队和警察队的故事。由于作者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始终投身于火热的斗争，参加过游击队，与农民群众并肩战斗过，亲眼目睹过美国侵略军队和他们的走狗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所以他的态度是爱憎分明的，他的描写是真实感人的。从50年代后期起，千世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出版的作品有《石溪的新春》、《大河奔流》、《苦难的历史》和《祝愿》等。其中，《石溪的新春》是反映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大河奔流》是表现土地改革运动的，《苦难的历史》则是描述革命斗争传统的。在这些长篇小说里，作者安排结构、叙述故事、刻画人物、驾驭语言的才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朝鲜南方于战后不久成立大韩民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因而南方的文学也与北方迥然不同。在40年代后半期和50年代，有一批被称为“战后文学派”的青年作家活跃于文坛，他们喜欢从不同角度批判战争和人生，在艺术上则深受西方现代派　（如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张龙鹤、鲜于辉等是这批作家中较有名气的。到60年代，出现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纯粹文学”和“参与文学”。前者认为艺术即艺术，不能是别的，其作品往往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和虚无主义色彩。金承钰是其代表之一。后者主张文学应当参与社会活动，发挥社会作用，其作品常常描写农民生活。朴敬洙、徐廷仁等的创作可以体现其特点。进入70年代以来，参与文学派取得了更大的发展，获得了更高的成就。他们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到群众斗争中去的口号。赵世熙、朴景利、李文求等人堪称这派作家的代表。

　　七、千岛之国

　　——印度尼西亚的文学

　　印度尼西亚一词源出于希腊文，意思是“印度各岛”。1945年这个国家才正式定名为印度尼西亚，我国古代泛称之为爪哇。

　　印度尼西亚远离亚洲大陆，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一群海岛上，北接马来西亚，南与澳大利亚毗邻，东西南面分别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全国由一万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群岛国家，素有“千岛之国”的称号。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其中爪哇人约占一半左右。爪哇人属蒙古人种马来类型，使用爪哇语，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其余人口较多的民族有巽他人、马都拉人、沿海马来人等。

　　印度尼西亚古代文学是由多种文学组成并受多种文学影的文学，现代文学才称得上是统一的民族文学。

　　错综复杂的古代文学

　　在20世纪初期之前的印度尼西亚古代文学，其实是由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爪哇古代文学、马来古代文学、巽他古代文学和巴厘古代文学等组成的，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学；非但如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又先后受到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印度尼西亚的古代文学显得颇为错综复杂。

　　据说印度尼西亚现代居民的祖先——古印度尼西亚人是公元前20余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由亚洲大陆东南部迁入的。他们本来可能属于同一语言文化体系，可是由于迁移时间和地点不同，由于海洋山川阻隔，所以逐渐演变成为不同的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

　　反映这时人们生活的文学作品属于口头创作范畴，包括神话传说、咒辞歌谣和民间故事等。神话传说是人们借助想象解释自然现象的产物，如巨牛晃动脑袋引起地震，人类从竹子里产生等都带有当地特点。咒辞是人们企图利用语言趋吉避凶的手段，如召唤死者灵魂的《招魂咒》，祈求狩猎好运的《捕鳄咒》，赞美司谷女神的《司谷女神咒》等；而歌谣则表现更加广泛的生活，并且形成一定的格律，成为后世诗歌的雏形，如被称为板顿的四行歌谣就是其中之一，有一首是歌咏爱情的——“挑个地方来洗澡，一要海湾二要沙滩好。挑个姑娘来配亲，一要俊秀二要人灵巧。”民间故事可以分为动物故事和谐谑故事两类，前者把动物拟人化，其中最有名的是以小鼷鹿为主人公的《小鼷鹿的故事》，小鼷鹿虽然身小体弱，但却机智灵活，因而能够保护自己以及其他弱小动物，一再战胜老虎、鳄鱼等凶猛动物，甚至被推举为森林之王；后者往往以小人物为主人公，嘲讽各种不良现象。

　　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叶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从这时起到公元13世纪末止，印度尼西亚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印度的直接影响。在公元3至7世纪间，先后成立了一些奴隶制王国，如达鲁曼、诃陵和古泰等。7世纪中叶，开始步入封建社会，较为重要的国家和王朝有室利佛逝、珊闍耶、夏连特拉、新柯沙里和麻喏巴歇等。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是在印度文学的哺育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印度梵文文学，尤其是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印度尼西亚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相传9世纪时已有《罗摩衍那》的译本出现，而传到现在的最早译本则是《摩诃婆罗多》的古爪哇文译本，译者是宫廷文人。他们的功绩不仅在于首先将《摩诃婆罗多》传入印度尼西亚，而且模仿史诗的格律创立一种称为“格卡温”的诗体。首先使用格卡温诗体进行写作的诗人是甘瓦，他根据《摩诃婆罗多》故事创作了歌颂英雄阿周那战胜罗刹王并获得美满姻缘的《阿周那的姻缘》。自此以后，格卡温诗颇为流行，名著有达尔玛扎的《爱神被梵烧》（1115——1130），塞达和巴努鲁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等。这些作品虽然都取材于印度史诗，但是已经走出单纯翻译的圈子，进行了再创作，并且往往含有为本国君王歌功颂德的意图。

　　从13世纪末起，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其势力迅速扩展开来，逐渐取代了印度势力。在政治上马六甲、马打蓝、万丹和亚齐等穆斯林王国纷纷崛起。在文化上，阿拉伯和伊朗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

　　这时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变化表现为印度文学影响的衰落和阿拉伯、伊朗文学影响的加强。早在麻喏巴歇王朝时期，不少作品便已显示出摆脱印度影响走向独立自主的倾向，故事取自本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人物多为本国帝王将相。如帕拉班扎的　《纳加拉克达卡玛》（1365）是麻喏巴歇王朝的颂歌，《巴拉拉敦》着重记述庚·阿洛王的业绩，《邦格拉兰》把印度的毗湿努大神说成是爪哇的缔造者，　《巽他衍那》讴歌巴查查兰公主不甘受辱、为国捐躯的壮举等。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　（如《穆罕默德传》等）和阿拉伯、伊朗的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大量涌入，从而促使印度尼西亚（以马来为主）产生两种新文体，即传奇小说和长篇叙事诗，此外王朝历史也得到相应发展，这三种体裁是当时文学作品的基本形式。王朝历史的代表作品《马来由史话》　（1612——1615）是马六甲王朝宰相拉囊依据长期流传的《马来由传记》写成的，全书分为34章，详细记述马来王朝的兴衰，从马来王族的祖先起笔，然后叙述马六甲王朝的创立和兴盛，最后写到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马六甲王朝的灭亡。尽管其中包括若干传说和虚构，内容不尽可信；但是由于作者比较熟悉历史，又经过仔细研究，所以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该书语言精练，文字简洁，被誉为马来古代文学之典范。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无名氏的《杭·杜亚传》（17世纪）。关于杭·杜亚的故事，似乎早已存在，如《马来由史话》便有所记载。这个故事可能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书。杭·杜亚出生于贫苦家庭，才能出众，武艺高超，被马六甲国王任命为侍从。他的第一个功绩是奉命出使麻喏巴歇为国王求亲时，多次识破对方的阴谋诡计，赢得了胜利的结果。继之，他又在出使中国、印度、罗马和阿拉伯等国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维护马六甲的利益和尊严，从而提高了马六甲的国际地位。此外，他还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进犯，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最后，他隐居山林，直至逝世。杭·杜亚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目前难以断定。就这部小说所刻画的杭·杜亚形象而言，显然是具有浓重传奇色彩的。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表彰他的爱国精神，把他写成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吧，所以几百年来这部小说一直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广泛流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其影响之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当然，在杭·杜亚身上也有对国王愚忠的一面，如当国王听信小人谗言下令将他处死时，他没有奋力争辩和反抗，而是俯首贴耳束手待毙；当他的结拜兄弟杭·直巴为他而挺身造反时，他非但没有加以支持，反而站在国王一边，镇压造反，并杀了杭·直巴。不过，从整体来说，杭·杜亚仍然不失为救民族于水火的英雄。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品是《庚·丹布罕》（18世纪）。这部作品的作者已不可考，其故事大约形成于17世纪，用文字记载下来可能是18世纪的事。一般认为，《庚·丹布罕》取材于爪哇班基故事（这类故事都以东爪哇固里班王子伊努·克达巴迪为主人公，叙述他的爱情和冒险生活，情节离奇曲折，富有传奇色彩，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各国），写的是拉登·曼德里（即伊努）和庚·丹布罕双双殉情的悲剧。王子拉登·曼德里和平民出身的庚·丹布罕互相爱慕，私订终身，受到王后的阻挠。王后先将二人分开，再派人杀死庚·丹布罕。庚·丹布罕临死前要求将其尸体放在木筏之上，任其顺水漂流。当木筏漂到拉登·曼德里狩猎的地方时，拉登·曼德里见到庚·丹布罕的尸体，悲痛万分，随即拔剑自刎，以身殉情。国王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悲愤不已，命人将拉登·曼德里和庚·丹布罕合葬一处，把悲剧的制造者——王后废黜。除《庚·丹布罕》外，还有《贝达沙丽》、《耶丁·尼斯达巴》、《猫头鹰之歌》和《希姆布》等也是比较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其中《希姆布》是以华人惨遭荷兰殖民者屠杀的“红溪事件”（1740）为题材的。

　　1602年，荷兰政府批准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从此开始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　　　　　1870年，荷兰当局又在印度尼西亚推行土地法和全面占领的新殖民政策，迫使印度尼西亚逐步变为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这个期间，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过多次起义均告失败。1910年，荷兰征服整个印度尼西亚。

　　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古代文学逐渐衰落，只有17世纪亚齐的宫廷文学和18至19世纪马打蓝的宫廷文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前者的成果有模仿伊朗文学的布哈利的《众王冠》和努鲁丁的《御花园》，后者的成果有朗哥瓦西多的《忧虑岁月》和《金玉良言》等。这时唯一值得特别加以介绍的作家是阿卜杜拉·宾·阿卜卡迪·门希（1796——1854）。他是阿拉伯也门人的后裔，从小生活在马六甲，长期担任英国殖民者的文书和翻译，主要作品是一部自传——《阿卜杜拉传》。该书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成年的种种经历和所见所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材料翔实，描写生动，语言通俗，在题材上突破了神话传说和宫廷故事的狭小范畴，展开了直接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写有叙事诗《新加坡大火记》、游记《阿卜杜拉从新加坡到吉兰丹航游记》和《阿卜杜拉赴吉达航游记》（未完）等。

　　成绩斐然的现代文学

　　从　1910年到　1945年的　30余年间，印度尼西亚起初是荷兰的殖民地，其后又被日本占领。在这期间，共产党、伊斯兰联盟和民族党等曾多次发动起义，举行反抗。这些起义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却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由于这时的文学创作反映了现代生活和民族觉醒，采用了现代体裁和现代语言，所以与古代文学明显不同，构成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的崭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新作家派文学等流派先后出现于文坛。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产物。当时创办的大量革命报刊为革命文学提供了广阔的阵地。在小说领域、以马斯·马尔戈（1878——1930）和司马温（生卒年不详）的创作为代表，其中又以前者的成就最高。马斯·马尔戈本名马尔戈·卡托迪克罗摩，生于爪哇，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多次受到殖民当局迫害，最后死于流放地。他从1914年起执笔写作，先后发表了　《宫廷秘史》、《疯狂》和《大学生希佐》等小说，其代表作乃是1924年付梓的《自由的激情》。这部作品写的是主人公苏占莫的成长过程。他出生在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想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把他送到官府去当见习生。但他不愿在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决定辞去职务，到外地去寻找真正的出路。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结识了革命者沙斯特罗，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并与女青年苏佩妮结成了终身伴侣。小说的价值在于，生动地刻画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广泛地展示了20年代印尼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丑恶面貌。在诗歌领域，除了大量出自革命战士之手的作品以外，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的创作令人瞩目。他的主要成果是1926年出版的诗集《沉思集》和诗剧《贝巴萨丽》。前者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充满忧国忧民的热情，并在格律上有所创新。后者借用传统故事影射现实社会——美女贝巴萨丽（象征印尼）被恶魔（象征荷兰殖民者）抢走，她的情郎布昌卡（象征印厄爱国青年）不顾一切与恶魔搏斗，终于把贝巴萨丽夺了回来。《贝巴萨丽》是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诗剧，形式新颖，思想积极，所以历来评价颇高。

　　民族主义文学是指在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作家的创作。他们于　1928年提出“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从狭隘的地方观念扩大为统一的民族观念。在诗歌方面，穆罕默德·耶明　（19O3——1962）堪称代表。他生于苏门答腊、是学生运动领袖和政治活动家。他从1920年开始发表诗歌，主张打破传统格律，吸收西方形式，提倡使用民族语言，表现民族感情。写于　1928年的长篇抒情诗《印度尼西亚呵，我的祖国》负有盛名。在这有诗里，诗人满怀激情地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歌唱祖国的光荣传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感情。“我的祖国呵，岛岛相望，日夜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上。宛若湖里油绿的浮萍，黑夜里熠熠生辉，明月下灿烂辉煌。寰宇呵浩浩，四海呵茫茫，我的民族就在这里繁衍生长。”——诸如此类的动人诗句曾经激荡过千百万青年的心，被他们反复传唱。除穆罕默德·耶明外，萨努西·巴奈　（1905——1968）也是著名民族主义诗人。在小说方面，阿卜杜尔·穆伊斯（1886——1959）最为突出。他生于西苏门答腊，由于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曾经多次被殖民当局监禁。他的主要作品有《萨伊查》、《错误的教育》、《美满姻缘》、《苏拉巴蒂》和《苏拉巴蒂之子罗伯特》等，其中以长篇小说《错误的教育》最为人称道。这部小说出版于1928年，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男主人公汉纳菲是印尼土著青年，但由于从小接受荷兰学校教育，所以长大以后满脑子的洋奴思想，看不起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宗教，一心想当深肤色的洋人。在婚姻问题上，他设法抛弃自己原有的妻子，拼命追求荷兰印尼混血姑娘柯丽，终于如愿以偿。他本以为从此可以改换门庭，在白人社会里过上美满的生活；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他们夫妇既为白人社会不容，又被土著社会排斥，走投无路，处境尴尬。后来柯丽离家出走，并因染上霍乱身亡。汉纳菲埋葬了柯丽后，感到彻底绝望，于是服毒自尽。这部小说情节曲折，文笔传神，以血和泪的事实控诉了荷兰殖民当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奴化教育制度的罪恶，颇有感人力量。

　　自由主义文学是指那些不大关心祖国和民族命运，专门以反对封建束缚、争取个人自由为己任的作家的创作。他们大多长期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对于封建传统习俗抱有强烈的反感，力图获得个人自由，特别是爱情和婚姻自由。马拉·鲁斯里　（1889——1968）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他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兽医工作，主要创作业绩是长篇小说《西蒂·努尔巴雅》（1922）。这部作品写的是一对青年恋爱的故事：男主人公萨姆素和女主人公努尔巴雅从小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马，互相爱慕。长大以后，他们决心生死与共，结为夫妻。不料由于富商默灵吉从中作梗，一对鸳鸯硬被拆散，努尔巴雅为替父亲抵债，不得不嫁给默灵吉。默灵吉百般凌辱努尔巴雅，努尔巴雅不堪忍受，设计与萨姆素私奔。事情败露后，努尔巴雅竟被默灵吉迫害致死。萨姆素闻讯大怒，为报仇决定加入荷兰雇佣军，参与镇压默灵吉等人发动的暴动。在火线上，萨姆素和默灵吉短兵相接，双双毙命。作者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但称赞萨姆索利用殖民者势力报仇的举动却是不能原谅的。后者正是作者思想局限之所在，也是这类小说为殖民当局文化机构——图书编译局提倡的原因之所在。属于自由主义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1893——1975）。他生于西苏门答腊，长期在图书编译局工作，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写有《错误的选择》、《都怪丈母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和《巴厘舞女》等长篇小说，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出版于1928年的《错误的选择》。这部小说描写男主人公阿斯里的爱情波折。阿斯里与母亲的养女阿丝娜一起长大，两人情投意合，希望结为伉俪。可是母亲认为阿丝娜出身微贱，不宜与阿斯里婚配，决定另选一个贵族小姐作为阿斯里的妻室。然而这个小姐性情乖戾，过门之后屡生事端，闹得鸡犬不宁，母亲也后悔了。其后，阿斯里的妻子因车祸而丧生，阿斯里才得以与阿丝娜结为终身伴侣。《错误的选择》以刻画细腻、语言精练见长，具有浓郁的浪漫情调，被誉为印度尼西亚20年代最优秀的小说之一。除马拉·鲁斯里和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尔外，卡希姆（1886——？）、阿曼·达图·玛乔因多　（1896——1969）、图里斯·苏丹·萨迪（1898——1942）和苏曼（1940——）等也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家。

　　新作家派文学是与文化月刊《新作家》密切相关的。该刊于1933年创办，强调文学要体现新精神，力图打破图书编译局的一统天下，为不同倾向和风格的作家提供写作园地，对于繁荣印度尼西亚文坛起了积极作用。所谓新作家派，就是指经常在《新作家》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其代表人物为尔敏·巴奈（1908——1970）、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1908——）和阿米尔·哈姆扎　（1911——1946）等。尔敏·巴奈生于苏门答腊，为《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反映社会，但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其代表作为1940年发表在《新作家》上的长篇小说《枷锁》。它通过主人公的恋爱婚姻纠葛，反映了30年代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家庭观念，具有一定价值。小说的男主人公托诺是当地名医，他的妻子蒂妮也才貌双全。他们两人的关系从表面上看颇为融洽，其实不然。由于双方都争强好胜，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所以夫妻关系日益紧张，已经达到破裂边缘。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名叫伊雅的歌妓闯入他们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矛盾。一场紧张冲突看来即将爆发，然而作者却把笔锋一转，让两个女人都自愿离开了托诺，剩下托诺一人安心从事医疗事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将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手法引入印度尼西亚文学，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写有诗集《生命中之生命》、短篇小说集　《人间故事》和剧作集《外柔内刚》等。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生于北苏门答腊，也是《新作家》创办者之一，主张文学应当有倾向性，应当西方化，对民族传统持否定态度。他的长篇小说《扬帆》（1937）便是这种主张的艺术体现。小说写的是两姐妹和一个男大学生相爱的故事。姐姐杜蒂是一个西方化的人物，热心投身妇女运动，不大注意个人幸福。妹妹玛丽娅与之相反，一心追求自由爱情，从不关心社会事业。当大学生尤素夫闯入两姐妹的生活圈后，玛丽娅立即怀着满腔热情与尤素夫交往起来，并且决定缔约结婚。然而事出所料，玛丽娅突然染上严重肺病，生命垂危。在告别人世前，她嘱咐姐姐杜蒂和尤素夫结合。故事的结局是，尤素夫和杜蒂这对新婚夫妇来到玛丽娅墓前祭拜亡灵。在作者看来，这个结局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杜蒂是西方化的理想女性，尤素夫只有与她结合才能获得真正幸福。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　（如《蓝色的岩洞》、《失败与胜利》等）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性。阿米尔·哈姆扎生于北苏门答腊，是《新作家》另一个创办者，有新作家派诗歌之王的美称。他出身于宫廷贵族家庭，熟谙古代文学，精通古诗格律。前期创作充满浪漫色彩，着重表现对故乡、母亲和情人的思恋，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诗集《相思果》（1941）。后期创作则是爱情受到挫折、命运突然转变之后的产儿，情调低沉，态度消极，给人以无限寂寞、悲哀之感，诗集《寂寞之歌》（1937）卷首四句诗“寂寞就是悲切／寂寞就是圣洁／寂寞就是忘却／寂寞就是死别”便是其生动写照。

　　除以上四个流派外，在日本占领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值得一提。作家伊德鲁斯（1921——1979）和诗人凯里尔·安哇尔（1922——1949）堪称其中之代表。伊德鲁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教学工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发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简练的语言和尖锐的笔调如实地描绘了辗转呻吟在日寇铁蹄下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暴徒嗜杀成性的凶残面目。这些小说取名为《地下随笔》，收入1948年出版的《从（阿芬·玛丽亚）至（通往罗马的另一条道路）》一书中。由于伊德鲁斯开创了与新作家派文学，迥然不同的简练风格，所以被公认为新简练风格的代表作家，对于战后印度尼西亚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凯里尔·安哇尔生于苏门答腊，曾任杂志编辑。他仅仅活了　27岁，创作生涯不过7年，诗作不足百首；但由于他有意打破因袭，出新出奇，率先用表现主义手法，强调抒发个人主观感受，因而为印度尼西亚诗歌开拓了新领域，对战后诗坛的影响超过同时代其他任何诗人。“我是一只桀骜不驯的猛兽／被同类遣弃而远走／即使子弹把我的皮肉穿透／我仍要拼死搏斗／我将带着有毒的创伤奔跑／奔跑呵，奔跑／直到全部疼痛消失掉／而我将更加无所顾忌／我的生命千载不息”（《我》）——这是他的名句，也是他进行个人奋斗的誓言。

　　1945年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发动八月革命，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其后又经过许多波折，走过不少弯路。近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当局基本上执行亲西方路线，但同时重视区域性合作；国民经济有所增长，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也受到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影响，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八月革命初期，文坛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不少作家宣布拥护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争相发表颂扬八月革命的作品。后来，革命浪潮逐渐低落，人民大众感失望，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更加腐败，进步作家不满情绪增长起来，动手写作暴露文学。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产生，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团结了一批进步作家，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前进。与人民文化协会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民族主义作家的组织——民族文化协会，伊斯兰教作家的组织——伊斯兰艺术文化协会，以及“最新一代”的作家。1965年，由于政局变化，人民文化协会被取缔，随之出现标榜反抗社会和反抗暴政的“示威诗”。进入70年代以后，印度尼西亚文坛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广泛影响，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试验性作品，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属于这一时期的流派众多，作家众多，其中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　1911——）、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莫赫塔尔·卢比斯（1922——）、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925——）和伊万·希马杜帮　（1928——1970）等人的创作占有显要地位。

　　阿赫迪亚·卡达·米哈尔查生于西爪哇，长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创作活动始于30年代，但知名度最高的作品则是194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

　　《无神论者》。这部小说写一个青年动摇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故事，反映了八月革命时期革命思想冲击传统观念的斗争。男主人公哈山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是后来由于受到无神论者鲁斯里和卡蒂妮等人的影响，宗教观念逐渐动摇，遂与卡蒂妮缔结良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然而，放荡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又闯入他和卡蒂妮的生活，使他们的夫妻关系破裂。于是，哈山再度失去精神依靠，重新陷入危机状态，终于走向死亡的深渊。小说采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形式，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和思想矛盾，文笔生动，风格幽默，被公认为战后第一部优秀作品。阿赫迪亚另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印象与回忆》（1960）和《凶手与黑犬》（1975），长篇小说《爱尘飞扬》（1973）等。

　　斑达哈罗·哈拉喻普生于苏门答腊，为人民文化协会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八月革命期间，曾经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领导武装斗争；同时发表一系列富有战斗激情的诗篇，名作如《他倒下去了》和《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都是脍炙人口的。前者哀悼为民放而献身的斗士；后者抒发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豪情——“这条道路通往清新的黎明，那时期汤漾着嘹亮的歌声。在生活中亲自尝到的，是共同信念产生的爱情。没有一个人愿意往回走，即使死亡在等候。”他50年代前期的创作大多收入著名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　（1956），仍然充满斗争和进取精神。此外，《来自红色国土》（1962）也是他的优秀诗集之一。

　　莫赫塔尔·卢比斯生于苏门答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多次周游世界，写有《朝鲜见闻》和《东南业游记》等游记。在小说创作方面，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明天》（1951）、　《无尽头的路》（1952）、　《雅加达的黄昏》（1963）和《虎！虎！》（1975），短篇小说集《女人》（1956）等。《虎！虎！》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描写一个采集松脂小队在热带森林里的遭遇。领头人卡托克已经年过半百，在村民和队员中都享有很威信，其实却是个罪恶累累的骗子，曾枪杀过自己的同伴，奸淫过别人的妻子，图财害命，无所不为。当他的真面目被揭穿后，他不仅不肯低头认错，反而不择手段地陷害采集队员，妄图继续凌驾于众人之上。最后，卡托克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就连平的崇拜和敬畏他的布勇也彻底地认清了他的真面目，痛斥他是骗子，并与伙伴萨尼普一起把他捆在树上，以引老虎上钩。当老虎凶猛地向卡托克扑去时，布勇开枪打死了老虎。这时，他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因为他非但打死了林中的恶虎，也认识了人们心里的恶虎。这部作品以情节曲折、文笔生动见长，既写了人与虎的斗争，又写了人与人的斗争，颇有引人入胜的力量。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堪称战后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作家。他生于中爪哇。在八月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武装斗争，从事战地新闻报道工作，同时着手写作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　《勿加西河畔》（1951）便是这时的产物。　1947年至　1949年间，他被殖民军逮捕监禁，在狱中发愤创作，先后写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描写贫苦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经历，其中以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1950）为代表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城市游击队员，曾亲手杀死过几十个敌人，其中也包括他的父亲。他为此感到内疚。后来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了死刑。他不肯上诉，也不愿越狱，因为他认为再活下去就得再犯罪，只有死掉才能解脱。最后，他本人被杀，母亲发狂而死，弟弟在战场阵亡，妹妹被别人奸污。作者描述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说明，人民要想获得独立自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不过，这部作品也反映出作者头脑中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矛盾，萨阿曼的负罪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1949年出狱后，普列姆迪亚目睹社会黑暗状况，心情格外沉重，于是动笔写了若干篇揭露雅加达阴暗角落的小说，其中12篇收入短篇小说集　《雅加达的故事》（1957）里。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参加人民文化协会等原因，他的观念发生转变，写出了《南万丹发生的故事》（1958）等讴歌工农奋起斗争的小说。进入60年代以后，他又曾两度被捕入狱，第二次长达15年之久。在铁窗下，他克服重重困难执笔写作，共计完成11部长篇小说，其代表作则是四部曲——《人世间》（1980）、《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1988）。这四部小说以广阔的画面和感人的笔触展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爪哇地区爱国志士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男主人公明克出身于贵族家庭，后与印欧混血姑娘安娜丽丝相爱，并按伊斯兰教习俗结婚。但法庭以安娜丽丝未成年为由，宣布他们的婚姻非法，强行将安娜丽丝送往荷兰，出她的同父异母哥哥监护。明克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结果无济于事。安娜丽丝在荷兰郁闷而死，明克则跨出家庭走上社会。他看到了殖民当局掠夺农民土地的野蛮罪行，听取了中国革命青后许阿仕的动人故事，结交了法国进步人士冉·马芮，因而茅塞顿开，逐步成长为具有明确爱国意识的战士。之后，明克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身到民族独立运动中去，相继组织进步团体“贵人社”和“伊斯兰教商会”，创办爱国报纸　《广场》，以便迎接革命风暴。这四部小说被公认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

　　伊万·希马杜邦生于北苏门答腊，曾经长期在荷兰和法国留学，其创作深受西方荒诞派哲学思想和文学方法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又红》（1968）、《祭奠》（1969），剧本《弯月》（1960）、《花园的黄昏》（1966）等。《祭奠》是他的代表作品，写一个画家和一个坟场管理员的故事，当他们表现反常时，社会认为是正常；而当他们表现正常时，社会却认为是反常；所以他们只得再次以反常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这部小说没有合乎常规的形象和情节，但却具有深刻的含义，讽刺了印度尼西亚现实社会的虚伪方面。

　　八、迅速崛起的黑非洲文学

　　近年以来，黑非洲文学发展颇为迅速，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非洲位于亚欧大陆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时，东北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与亚洲分界，面积仅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一般所谓黑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即除北非之外的非洲，可以大致分为东非、西非和南非等三个部分。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尼格罗人，即黑人，所以被称为黑非洲。按语言和分布地带来划分，当地尼格罗人又可分为苏丹语系尼格罗人和班图语系尼格罗人两部分，前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和赤道之间，后者分布在赤道以南。

　　黑非洲大多数国家的书面文学产生较晚，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黑非洲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随着各族人民的觉醒和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黑非洲各国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黑非洲各国文学的发展既有共同特征，又有明显差异。它们的共同特征主要在于发展的迅速性和跳跃性，即努力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充分利用当代世界文学的成果和经验，争取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们的明显差异首先由于殖民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文化政策不同。大体说来，法国和葡萄牙在强民地国家执行同化政策，即拼命压制当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极力扶植法语和葡语的文学；英国和比利时则执行使殖民地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为自己服务的政策，即一面推动欧洲语言文学的发展，另一面却并不压制非洲语言文学，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鼓励非洲语言文学的前进。

　　黑非洲文学是由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旅的文学构成的，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把它统一地划分为几个时期是有困难的。但是，大致上说，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为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而战前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奴役非洲的阶段和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期殖民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阶段。战后也可细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非洲多数国家获得独立的阶段。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黑非洲文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加以介绍，即西非文学、东非文学和南非文学。

　　西非文学

　　非洲西部地区各国的文学从语言上可以分为两组：使用法语的法语文学，有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等国；使用英语的英语文学，有尼日利亚等国。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大陆最西部，西临大西洋，陆上与毛里塔尼亚、马里、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接壤，冈比亚则嵌入其南半部国土。全国包括20多个部族，其中人数较多的是沃洛夫、塞雷尔、富尔贝和图库洛尔族，主要语言有沃洛夫、塞雷尔、富尔贝和曼丁戈语，官方语言为法语。186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成立塞内加尔共和国。塞内加尔有用当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成绩斐然并获得国际声誉的乃是法语文学。塞内加尔的法语文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黑人大学生》创刊号标志着它的开端。其后，陆续出现一些诗歌、小说、故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民族的觉醒，文学前进的步伐大大加快，从5O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了繁荣时期。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06——）、戴维·狄奥普（1927——1960）、乌斯曼·索塞（1911——）、桑贝内·乌斯曼（1923——）等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在塞内加尔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生于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战后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1960年至1980年间提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把“黑人性”文艺的主张系统化，认为黑非洲的文化遗产具有崇高价值，它含有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强烈的感情色彩和精巧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创作便是这种主张的具体体现。第一部诗集《阴影之歌》（1945）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30年代，由于表露了他的爱国热情和艺术才华，因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另一部诗集《黑色的祭品》（1948）中的作品则写于战争年代，主导思想是谴责法西斯主义，揭露侵略战争给非洲士兵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谴责殖民主义，揭露法国殖民当局的罪恶。此外，《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和《夜歌集》（1961）也是有名的诗集，前者仍然表现社会重大事件，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感情；后者转而描绘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诗人热爱生活和向往幸福的感情。

　　桑贝内·乌斯曼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当过管子工、泥瓦匠、码头工等，依靠自学走上作家道路。第一部长篇小说　《黑人码头工》（1956）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其中生动地描写了法国海港黑人码头工的生活。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为了同殖民者作斗争，决定筹建合作社，把农民的力量组织在一起。最后，他的计划归于失败，他本人也被殖民者杀害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的儿女》（1960）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1947至1948年间的铁路工人罢工为题材，形象地反映了非洲工人阶级的迅速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乌斯曼的创作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科特迪瓦是非洲西部沿海国家，南临几内亚湾，陆上与加纳、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接壤　。全国共有60多个部族，主要部族为阿格尼——阿散蒂、鲍勒、克鲁、库阿、曼德、丹古罗和基弗努。通用迪乌拉语，官方语言为法语。19世纪后期逐步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成立象牙海岸共和国，1986年改名为科特迪瓦共和国。科特迪瓦的法语文学是从30年代的戏剧创作起步的，四五十年代以后获得较快发展，在诗歌、故事、戏剧和小说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贝尔纳·达迪耶（1916——）是象牙海岸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其他的重要作家还有阿凯·洛巴（1927——）、夏尔·诺康（1936——）等。

　　贝尔纳·达迪耶生于阿西尼，曾在塞内加尔学习和工作，40年代末回国。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并一度被捕入狱。他的诗作具有一种政论性的倾向，充满革命战斗精神。从早期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　（1950）到60年代诗集《五洲的人们》（1967），始终贯穿着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思想。在小说方面，他先后发表过自传体小说《克兰比埃》（　1956）、书信体小说《一个黑人在巴黎》　（1959）、长篇特写《纽约的老板》（1964）等。其中，《克兰比埃》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和革命活动，表现了他努力通过相互谅解与合作，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美好愿望；尽管他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但是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小说结尾的气氛仍是乐观的。达迪耶另外还写有民间故事《非洲的传说》（1953）、剧本《阿斯米安·达伊莱》（1963）、《风中的声音》（1970）和《风暴岛》（1973）等。

　　喀麦隆是非洲中西部的家，西南临几内亚湾，陆上与尼日利亚、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等国接壤。境内部族多达200余个，部以班图语系各族为主，其中最大的是巴克累米族和芳族；北部以苏丹语系各族为主，其中较大的是基尔迪族和富拉尼族。官方语言为法语和英语。1902年被德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英、法分而治之，1960年宣布独立，成立喀麦隆共和国。喀麦隆文学以法语文学为主。喀麦隆法语文学产生较晚，直至本世纪50年代才涌现出几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这些诗人和作家是埃邦维·永多（1930——）、斐迪南·奥约诺（1929——）、蒙戈·贝蒂（1932——）、纪尧姆·奥约诺一姆比亚（1939——）等。

　　斐迪南·奥约诺生于恩古莱马孔，曾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他的主要创作是三部长篇小说，即《家僮的一生》（1956）、《老黑人和奖章》　（1956）和《欧洲的道路》（1960）。这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题是表现黑人对殖民者的曲折认识过程，揭露殖民主义奴役和毒害黑人的罪恶。《家僮的一生》采用日记体，记述黑人家僮在白人殖民者家里的不幸遭遇及其觉悟过程。《老黑人和奖章》是作者的代表作。它所表现的是受殖民主义压迫最深、蒙蔽也最深的老年农民的觉醒过程。故事的主人公刚被殖民当局授予荣誉奖章，随即出为误入白人住宅区而被捕入狱，这个严酷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他本人，也教育了他的同伴。《欧洲的道路》则描写一个黑人青年一心想到法国去，希望通过这条“欧洲的道路”提高自己的身价，从而揭露了殖民主义对黑人的思想毒害。总的看来，奥约诺的小说悲剧色彩较浓，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思想毒害之深重，非洲黑人摆脱精神枷锁之艰难有深刻认识吧。

　　尼日利亚位于西非尼日尔河中下游，南临几内亚湾，陆上与贝宁、尼日尔、乍得和喀麦隆等国接壤。境内多达250余个部族，其中豪萨、约鲁巴、伊博和富拉尼等族人数最多。通用备族语言，官方语言为英语。1897至1900年间南、北两部分先后沦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告独立，1963年成立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尼日利亚是西非英语文学最发达的国家。尼日利亚的英语文学出现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从60年初起，由于国家获得独立，文学取得迅速进展。小说家钦·阿契贝　（1930——）、埃克温西　（1921——）、阿卢科　（1918——）、图图奥拉　（1920——）、埃·阿马迪　（1934——），剧作家沃·索因卡（1934——），诗人加·奥卡拉（1921——）、约·克拉克（1935——）等人的创作代表当代文学的水准。

　　钦·阿契贝生于尼日利亚东部，是伊博族人，毕业于伊巴丹大学。他的主要作品是四部长篇小说：《瓦解》（1958）、《动荡》（1960）、《神箭》（1964）、　《人民公仆》（1966）。其中《瓦解》被认为他本人最优秀的作品，西非英语小说的杰作。这部小说以一个伊博族的部落酋长为主人公，生动地描绘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前后尼日利亚东部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主人公被描写为英雄的形象，具有骁勇的性格和壮士的风采；英国殖民官员则与之对立，处处受到讽刺。作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再现了往昔宗法制村庄的景象，使小说的乡土气息显得格外浓厚。《人民公仆》则表明作者对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认识更加深刻，标志着尼日利亚长篇创作史的新阶段。此外，阿契贝还著有诗集《当心啊，我的心灵的兄弟》（1971）、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及其他》　（1971）、儿童故事《契克过河》（1966）和论文集《创世

　　日的黎明》（1975）等。

　　沃·索因卡生于尼日利亚西部农村，父母都是约鲁巴族人。索因卡先后就读于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和英国的利兹大学，离开学校以后曾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担任剧本审读，从而有机会广泛接触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艺术，培养了他对戏剧艺术的浓厚兴趣。因此，他的艺术才华首先表现在剧本创作方面。早期所写作品有　《沼泽地居民》（1958）、《雄狮和宝石》（1959）等，前者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描绘沼泽地农民的痛苦和不幸，后者是轻松活泼的喜剧，表现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此后，他的戏剧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注重社会讽刺功能。其中既有　《孔其的收获》（1965）这个思想明确、风格明快的作品，也有　《路》（1965）这样隐晦曲折、具有荒诞派特色的作品；前者着重揭露非洲国家社会的混乱和统治的腐败，后者描写一群汽车司机的形象，于发表后不久获得非洲艺术节大奖。总之，他的剧作力图将西方现代戏剧艺术与非洲民间戏剧、音乐、舞蹈熔为一炉，旨在表现非洲大地上旧与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种种矛盾。除剧本外，索因卡还写有一定数量的诗歌，主要收集在《伊当洛及其他》（1967）和《地窟中的梭》（1972）两部诗集里，后者所收作品是他1967～1969年被警方囚禁期间创作的，充满孤独哀伤和愤怒情绪。他的诗歌也具有较强的社会性，表现他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讽刺诗虽有政论性质，却并非标语口号式的。此外，《解释者》是他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一举确定了他的尼日利亚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突出地位。这是一部结构复杂、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困惑心境，揭发社会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它可以与西方现代名作家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小说并列而毫无愧色。由于文学创作成绩卓著，索因卡于　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个获此项奖金的作家。瑞典科学院在宣布这一重要决定时，称索因卡为具有广阔文化视野和富于诗意联想的戏剧作家。

　　两幕剧《森林舞蹈》（1960）是索因卡的代表作之一。这个剧本是为了庆祝1960年1O月1日尼日利亚民族独立日而作的，并在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由他亲自创建的伊巴丹大学剧团公演，获得很大成功，引起热烈反响。剧情围绕人类为庆祝民族团聚而举行的聚会　（象征尼日利亚民族独立大会）展开。人们为了欢庆民族的大团聚，决定请求森林之王准许他们死去的祖先前来参加盛大的聚会。他们本来想请的是“骄傲祖先的后代”、“伟大祖先的儿孙”、“帝国的创建人”、“伟大民族的后代”，让他们作为“民族杰出的象征”，作为“历史的纽带”来联系这欢乐的时节。可是森林之王却把此事交给瘸子阿洛尼去办，阿洛尼便派了死而不得安宁的一男一女幽灵前来参加。男幽灵生前是马塔·卡里布军队中的队长，女幽灵是他的妻子。据阿洛尼说，他派这两个幽灵来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原先的生活与四个活着的后代有暴力和血肉的联系”。人类似乎不欢迎这两个客人，他们把客人赶了出去。于是阿洛尼把这两个人保护起来，请他们当自己的客人，让他们参加森林居民的欢迎会。森林之王还邀请了雕刻家戴姆凯、议会演说家阿奈比和名妓罗拉参加欢迎会。于是时间倒回去几个世纪，场上出现了人类过去的一个伟大帝国——马塔·卡里布的宫廷。原来卡里布是一个热中于流血事件和侵略战争的帝王，他肆意抢夺别人的妻子及其财产，并驱使自己手下的武士去做无谓的牺牲；他的王后乌龟夫人则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始而与下士调情，既而则恼羞成怒，与丈夫一道拆磨武士及其妻子。而武士之所以遭受百般折磨无非是因为他不肯心甘情愿地去为国王和王后卖命，更不肯带领士兵一齐去卖命。马塔·卡里布帝国的故事告诉人们，过去并不那么伟大，并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只有正视历史问题，正视现实生活，面向未来世界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是作者社会观点的体现，是作者对于民族命运深入思索的表现。这一幕表演过后，森林之王首先命令给女幽灵卸下担子，让她那半人半鬼的孩子出世。埃舒奥罗便打扮成红色人影，与孩子玩游戏。结果红色人影赢了，孩子输了。埃舒奥罗他们把孩子扔来扔去。最后奥贡把孩子接住，并把他传给戴姆凯，戴姆凯又把他交给了女幽灵。欢迎会到此结束。另一方面，人类的议会决定雕塑一个重新联合的象征物，并委托载姆凯去完成。当载姆凯从树上掉下来时，雕刻匠保护神奥贡伸手接住了他。全剧到此结束。

　　《森林舞蹈》不仅寓意深刻，哲理性强，而且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作者将西方现代戏剧的精巧结构和非洲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的种种因素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将热情洋溢的现代派诗歌和含意丰富的约鲁巴颜语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从而显示出独特的风格。

　　东非文学

　　在非洲东部地区，使用当地的语言——斯瓦希里语的文学和使用外来的语言——英语的文学并存。东非文学以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国较突出。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大陆东部沿海，东临印度洋，陆上与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赞比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国接壤。绝大多数居民属班图语系尼格罗人，其中以苏库马、查加、哈亚、戈戈、赫赫和尼扬韦齐等族人数较多。国语为斯瓦希里语，但英语在坦噶尼喀也比较流行。1889年沦为德国殖民地，1890年又变成英国“保护国”，1961年坦噶尼喀首先宣布独立，1964年桑给巴尔建立人民共和国，同年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随后改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英语文学是有密切联系的，前者历史比较悠久，并对后者有所影响。斯瓦希里语文学可以上溯到18世纪初，19世纪80年代以后取得很大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了如夏巴尼·罗伯特（1909——1962）这样的著名作家。英语文学要年轻得多，是本世纪60年代初才诞生的，还没有大作家问世。

　　夏巴尼·罗伯特生于农民家庭，是个伊斯兰教教徒。他一生写了20几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传记等，比较重要的有《可信国》（1951）、《农夫乌图波拉》　（1956）、《非洲人之歌》（1956）、《我的生活和五十岁以后》　（1961）等。尽管作为艺术创作来说他的某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缺欠（如说教性质），但是他的作品仍然受到坦桑尼亚读者的热烈欢迎，得到坦桑尼亚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坦桑尼亚人，他与他的祖国和人民息息相通，他善于把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与人民大众的现代理想巧妙结合起来。如在第一部小说《可信国》里，他首先描写了“可信国”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专制、贪污、残暴、落后；然后描绘出一幅未来国家的美好图景——和睦友爱，勤俭节约，民主自由，科学发达：最后表示相信，“可信国”必然能够变成一个繁荣幸福的乐园。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沿海，东南临印度洋，陆上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接壤。全国有40余个部族，其中班图语系尼格罗人，如基库尤族，卢希亚族、梅鲁族等人数较多。国语为斯瓦希里语。1895年成为英国“保护地”，1920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3年宣告独立，次年成立肯尼亚共和国。肯尼亚虽然也有斯瓦希里语文学存在，可是却没有像坦桑尼亚那样产生夏巴尼·罗伯特一类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反之，肯尼亚的英语文学虽然也像坦桑尼亚的英语文学那样年轻，可是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除了杰出的作家恩古吉　（1938——）之外，还可以举出如下几个重要作家名字：格·奥戈特（1930—）、基贝拉（1940——）、梅佳·姆旺吉（1948——）等。

　　恩古吉毕业于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他以剧本《黑隐士》（1962）而登上文坛，随后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孩子别哭》（1964）、《一河之隔》（1965）、《一粒麦种》（1967）、《血的花瓣》（1977）。前三部小说都是描写肯尼亚殖民地时代的状况，表现肯尼亚人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主题，指出长期以来肯尼亚人对待现实生活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忍气吞声的态度，一种是坚持斗争的态度。其中，第三部小说《一粒麦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最为成熟。这部小说采用主人公回忆往事的形式写成，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揭示出主人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这个主人公曾经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后来却在紧急关头出卖了自己的同伴；他感到良心上的谴责，终于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与这个人物相对照，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英勇献身的战士形象。表现手法多样，艺术构思复杂，心理描写细腻等特点则表明作者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非文学

　　南非地区的文学在语言方面更加多样，有使用葡萄牙语的文学，如安哥拉；也有使用班图族语的文学，使用英语的文学，使用阿非里卡语的文学，如南非共和国。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沿海，西临大西洋，陆上与扎伊尔、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等国接壤。境内有30余个部族，以班图语系尼格罗人各族为主，人数较多的如奥文本杜族、姆本杜族和刚果族等。各族使用自己语言，官方语言则为葡萄牙语。1885年被葡萄牙划为殖民地，称为“葡属西非洲”，1975年宣布独立，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哥拉的文学主要是用葡萄牙语写成的。安哥拉葡萄牙语文学始于19世纪中叶，但是取得重大发展则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1948年，成立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安哥拉新知识分子运动。他们提出“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的口号，出版《安哥拉新诗人诗集》，创办《信使——安哥拉人之声》杂志，被称为安哥拉新文化的转折点。诗人维里亚托·达·克鲁兹　（1928——1973）、阿戈什蒂纽·内图（1922——1979），作家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罗安迪尼奥·维埃拉　（1936——）、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　（1935——）是安哥拉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

　　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属于葡萄牙血统，但是生在安哥拉·长在安哥拉。他从30年代开始从事创作活动，陆续发表　了剧本《纳拉》（1939），小说和故事集《悲伤的夜晚》（　1939）、　《没有出路的人》（1942）、《疾风和其他的故事》　（1943）、《卡兰加》（1945）等。这些作品着重描写数百年以前安哥拉的历史面貌，即葡萄牙殖民者侵入之前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那个时期理想化，而是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忠实地再现当时的恐怖和贫困。1949年长篇小说《死亡的土地》问世，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了新阶段。这部小说转而描写本世纪30年代中期葡萄牙殖民当局残酷统治下的安哥拉，表现了安哥拉人民对殖民者难以遏止的愤怒和仇恨。尖锐的社会批判，细腻的心理分析，使这部小说在风格上焕然一新。在第二部长篇小说《转折》　（1957）里，作者对“白人优越论”等殖民主义理论加以嘲笑。此外，他还写有《黑土地的故事》（1960）、《创伤》（1970）等作品。

　　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最南端，东、南、西三面临印度洋和大西洋，陆上与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和莱索托等国接壤。居民构成颇为复杂，非洲人占大多数，另有白人、混血种人和亚洲人。非洲人中绝大多数属于班图语系尼格罗人，包括科萨、祖鲁、斯威士、文达、巴苏陀、茨瓦纳等族。白人以早期荷兰等国移民居多，称南非白人（即布尔人）；此外还有英国血统白人。1652年荷兰首先在南非设立殖民地，其后英国势力逐渐扩大，1910年成立白人统治的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地，1961年南非当局宣布改称南非共和国，并退出英联邦，但继续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由于南非共和国的居民成份复杂，日常语言多样，所以它的文学创作也使用多种语言，如班图族语（包括祖鲁语、科萨语、苏陀语、茨瓦纳语等）、英语、阿非里卡语（即布尔人语）等。南非共和国文学形成于19世纪。当地的白人文学分为英语文学和阿非里卡语文学两个系统平行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融合，英语文学逐渐取代阿非里卡语文学。当地的黑人文学则用班图族语写作，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班图族语日益减少，黑人作家也被迫使用英语写作。席莱纳（1855－—1920）、维拉卡泽（1906——1947）、彼得·阿伯拉罕姆斯（1919——）、纳丁·戈迪默（1923——）、丹尼斯·布鲁斯特　（1924——）等是南非共和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

　　席莱纳是位女作家，生于好望角一个贫苦的德国传教士家庭，当过保姆、家庭教师和农场管理员，依靠自学成材。1881年前往英国学医，后来进行文学创作；1889年回到南非，因为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而被驱逐。她用英语写作，作品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她的主要作品有三部长篇小说——《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　（1883）、《女水妖》、《人与人之间》（后两部在作者去世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1897）。

　　《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最负盛名。这部小说是自传体的，它讲的是在南非草原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庄园里所发生的故事，主要描述三个孩子所过的苦闷、呆板的生活，他们对于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他们的失败。小说对束缚孩子身心发展的宗教教义，对歧视妇女的社会习俗有所揭露。小说的生话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普通英国士兵的命运——他是抱着发财的目的到南非来的，但由于受到朝圣者的启示改变了态度，最后因为擅自放走一个黑人而被枪毙。小说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英国殖民军队在非洲所犯下的罪行。

　　维拉卡泽是祖鲁族人，生于农民家庭。他颇有才气，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诗集《祖鲁人之歌》（1935）和《苍穹》（　1945）是他诗歌创作的汇编。其中既有发人深省的哲理诗，细腻优美的景物诗，也有扣人心弦的抒情诗，义正词严的政治诗。在《黄昏》一诗中，他指出殖民者所谓“传播文化使命”的说法乃是一种欺骗，他们带给南非劳动人民的只有受苦受难。在《感谢传教士》一诗中，他以讥讽的笔调揭穿了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实质，对这些殖民主义的工具嗤之以鼻。在《献给诗人》一诗中，他表示诗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睡眠，而是为了歌颂战斗，为了保卫国土拿起自己的武器。在长诗《维多利亚大瀑布》中，则反映了南非人民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维拉卡泽的诗篇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与祖鲁人的口头创作血肉相连。他的诗里经常出现祖鲁族神灵的形象，经常出现祖鲁族领袖的名字。他大量采用民间用语，大量采用民间熟悉的艺术形象。维拉卡泽还是一位知识丰富的学者，他对祖鲁族的语言文字颇有研究，他与多乌克合著的《祖鲁语英语词典》（1945）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生于约翰内斯保黑人居住区，父亲是埃塞俄比亚人。他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饱受种族歧视之苦。他长于写作长篇小说。1946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矿工》便已显露才华。小说描写一个黑人青年从农村到“黄金城”矿井去谋生的遭遇。在矿井里，由于严酷现实生活的教育，由于周围人们的影响，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意识觉醒了。他终于明白，祸根全部在于种族主义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他才挣得微薄的工资；由于这一制度，他才失去心爱的姑娘；由于这一制度，他的同伴才会受苦。于是，他成了工人罢工的领袖。1948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雷霆之路》，描写一个有色青年爱上一个白人姑娘，因为触犯种族隔离的戒律，惨遭种族主义者杀害的故事。正如书中一个教师所说的那样，悲剧的根源不在两个青年身上，而在于首先把人分成各个种族和等级。在《野蛮的征服》（1950）里，作者转向历史，描写布尔人的大迁徙，指出布尔人一面在与英国人斗争中英勇捍卫自己的独立，一面又把矛头指向非洲当地居民，成为野蛮的征服者。在《夜深沉》　（1965）里，作者再度转向现实，采用侦探小说形式，描写南非地下工作者的艰巨斗争，继续表现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主题。阿伯拉罕姆斯此外的作品还有自传体小说　《自由的故事：非洲的回忆》（1954）和描写加勒比海钪国政治风云的　《该岛今日》（1966）等。

　　纳丁·戈迪默是位女作家，生于德瓦士兰省，父母都是犹太人。她9岁时开始学习写作，13岁时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寓言故事，因而颇受鼓舞，从此文兴大发。她起初以写短篇小说为主，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面对面》出版于　1948年，其后不断有新作问世。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0余部，长篇小说10部左右。她的前期创作大多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着眼于表现社会现实问题，重点在于揭发南非当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果，描写黑人的悲惨处境和白人的异常心理。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　（1956）的主人公是一个英国人，当他来到约翰内斯堡（南非共和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后发现，在这个种族隔离的畸形社会里，要想既同充满优越感的白人保持友谊，又与备受歧视的黑人发生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长篇小说《恋爱时节》（1963）描写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姑娘的恋爱故事，尽管双方情意绵绵，但是由于二人肤色不同，这种爱情和婚姻为社会所不容，所以终于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在另一部长篇小说《贵宾》（1970）里，作者把故事的舞台放在一个刚刚宣布独立不久的黑非洲国家。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英国军官，他曾担任过殖民地官员，因同情该国黑人独立运动而被英国政府召回。如今这个国家获得独立，他受到该国总统邀请，以“贵宾”身分参加庆典，并且担任总统顾问。可是，这个新国家并不平静，派别斗争尖锐复杂，他不得不卷入其中，最后在一场斗争中死于非命。这部小说情节生动，内容深刻，旨在揭示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戈迪默的后期创作使用了更加多样的创作方法，特别是意识流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同时注意着眼未来，并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所前进。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以一个农场主和实业家为中心展开故事，通过他的回忆、联想和意识流动表现主题，说明白人虽然在形式上占有南非的土地和人民，但在实际上却不可能成为当地的真正主人，他们的基础是摇摇欲坠的，他们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长篇小说《伯格的女儿）（1979）的故事主要采取女主人公不断向人诉说和现实生活描述交替出现的形式逐渐展示，时空顺序颠倒较多，故事情节跳跃较大。这位女主人公是南非已故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当父亲被迫害致死后，她曾一度离开南非，前往欧洲各国考察访问。有人认为，这是她知难而退的表现。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出人意料。她重新回到祖国，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勇敢地投身到反对种族歧视和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洪流中去，结果被捕入狱。长篇小说　《自然变异》（1987）是近年来作者的力作之一。关于“自然变异”的含义，作者特意摘录《牛津英语大辞典》如下一段话加以解释：“一种表现出异常的变化，或与亲本族种或类型背离的植物、动物等等……一种自发的变异；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个新变种。”这就是说，一个白人要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自由地、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必须摆脱传统观念束缚，根本无视肤色的差别，成为一个新变种；而故事的女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变种。她从小我行我素，向来不拒绝与黑人结交；其后经过种种坎坷，与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结婚，并生下一个黑肤色的女儿：当丈夫被杀后，又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革命工作，终于协助第二个丈夫建立起黑人政权。总之，戈迪默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南非共和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有关，都把矛头指向黑暗的、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获得　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丹尼斯·布鲁特斯生于津巴布韦的索尔兹伯利，在南非共和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参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曾被软禁，后被判处服苦役。1962年流亡尼日利亚，1966年移居英国，其后又移居美国。他的代表作品是诗集《警笛、铁拳、靴子》（1963），其中尖锐地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交织着诗人愤怒、失望和希望的复杂心情。这些诗歌并不押韵，但是朗诵起来声音响亮，音调悦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诗人的感情。当深夜里权势者的警笛尖叫铁拳乱挥时，诗歌的韵律变得急促起来，诗人的感情变得愤怒起来；随后，诗歌的韵律转为缓慢，诗人的感情转为悲观，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消失了，对幸福天堂的希望失掉了；但是，诗人最后又在爱情中获得力量，在忍耐中得到希望，他没有被搞垮，他终于活了下来。这部诗集是诗人在尼日利亚流亡时期出版的。据他自己说，正是由于殖民当局禁止他发表作品，才使他产生非要发表作品不可的念头。除此之外，诗人1969年发表的《自南非狱中寄玛尔扎的信和其他诗篇》，流露了他被捕入狱期间的悲哀、孤独情绪。

　　以上我们分为西非、东非、南非三个部分，对于黑非洲的主要国家的主要作家作品做了简要介绍。通过这个介绍可以看出，目前黑非洲文学正处在前进的途中，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会不断证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黑非洲各个民族的觉醒和各个国家的独立给黑非洲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既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黑非洲文学已经取得如此惊人的进步，那就不难预料黑非洲文学未来的光辉前景了。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黑非洲文学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课题，诸如怎样正确处理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与学习外国文学经验的关系，怎样正确处理非洲民族语言文学与欧洲语言文学的关系，怎样正确处理传统的创作方法　（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派创作方法的关系等等便是。这些问题有的刚刚提出，有的已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但是都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