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较为详尽评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哈代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历程，勾勒了这位孤独的沉思者特殊的思想概貌，着重阐述了他的进化向善论，向传统和世俗挑战的婚姻爱情观，并揭示了从怀疑上帝到批判现实的宗教观和民主博爱思想的发展线索，以及他那深沉而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哈代文学创作的评价上，以小说分析为重点。分析了他的威塞克斯小说系列所表现的独特风格，并专节分析解读了《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主要代表作，最后介绍并考察了哈代与他同时代作家的关系，概括描述了哈代对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影响。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一个跨世纪的灵魂

　　一个跨世纪的灵魂

　　——哈代的生平与创作历程

　　1928年1月11日，一颗不平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英国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托马斯·哈代与世长辞。这位维多利亚时代出生的文学家一生与世无争，晚年在老家多塞特村生活、写作。虽然他从不愿宣扬自己，但是，他的去世却震动了整个英国，从首相到平民，无不沉痛哀悼。然而他在生前却不断遭受攻击和冷嘲热讽。这个世界令哈代又爱又恨。

　　忧郁的求知者

　　1840年6月2日，托马斯·哈代出生于英国多切斯特市附近的多塞特区。哈代是长子，与父亲同名。老哈代经营建筑业，是个有名的石匠，家境宽裕。

　　哈代出生便险遭不测。母亲临产困难，哈代生下来，大家都以为他是死婴。医生只顾抢救大人性命，把他置于摇篮而不顾。幸亏有个佣人细心，发觉他还活着，这才免遭父母当作死婴抛弃的命运。六岁以前，父母老是担心他活不长，出人意料，这孱弱的婴孩竟活了八十八岁。

　　哈代的童年过得沉静而平稳。许是先天不足之故，他并不喜欢剧烈的运动，他似乎与嬉闹玩耍无缘。哈代经常独自一人在家中小院子散步。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奇思异想。好奇的大眼，总是在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小哈代发现了一只被打死的鸟，他跑上去将死鸟捧在手上，久久凝视着，一句话也不说。哈代启蒙很早，母亲杰明娜是他的第一个教师。杰明娜自幼喜爱读书，对小哈代精心培育，使他从小具有对文学、艺术方面的兴趣和敏感，这对哈代走上文学之路有很大帮助。

　　从1848年到1856年，哈代一共上过四所学校。在他刚上一年级时，他母亲就给他几本文学名著阅读，其中有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约翰生的小说《拉塞拉斯》。10岁时，哈代开始学拉丁语和法语。

　　杰明娜不仅重视对哈代智力、知识上的培育。而且也注重品行、道德方面的培养，有一次她发现哈代同人掷骰赌博，她立即正言厉色地予以训诫，使哈代从此不敢再犯。哈代一生洁身自好，没有染上什么恶习，与母亲的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十字路口的彷徨

　　老哈代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当一名建筑师，于是在哈代十六岁时就把他送到好友约翰·希克斯建筑师的营造厂当学徒。

　　在营造厂，哈代坚持不懈地学习母语英语，这使他的英语文章准确流畅、优美，对他日后的创作大有影响。在这里，他还坚持学习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学外语所花的时间甚至比他用来学技术的时间还多。幸而厚道的希克斯并不因此而责怪他，他很理解这孩子的求知欲。

　　除了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之外，哈代还阅读了当时出版的许多哲学、科学著作，它们对他的思想、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其中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孔德的《实证哲学》等。

　　由于他是个学徒，白天不可能花太多时间读书。于是，哈代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借着微弱的烛光，埋头苦读。哈代的刻苦勤学为他日后在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时期哈代结识了一个好朋友贺拉斯·莫尔。莫尔当时是剑桥大学古典文学系的讲师。由于他的影响，哈代由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变成了一个叛逆者。由一个建筑师变成了一个文学家。莫尔向哈代介绍了包括《浮士德》在内的许多文学名著，他指导哈代阅读当时的重要期刊《星期六评论》，这些对哈代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直至走上创作之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老哈代不久。就觉察儿子“不务正业”了。他试图说服儿子“改邪归正”1861年，哈代被送到著名的建筑师亚瑟·布鲁姆菲尔德那里去学建筑设计。尽管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哈代还是遵从父命，到伦敦去学习。弱冠之年的哈代在繁华的大都市伦敦，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广泛阅读，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持身严谨，不沾恶习，并且出于一种天生的正义感，对贫富悬殊、罪恶累累的社会现实十分反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反感升华成有力的批判意识。

　　从1861到1867年间，哈代一边学习建筑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边在附近大学里听课。读书、写诗、绘画、观剧、听音乐、看画展，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文学、哲学、宗教都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

　　1863年，哈代曾获得建筑技术比赛的大奖足见他在建筑方面仍有一定的才能。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他选择职业的难度。

　　1867年，哈代因病回多切斯特，病愈后又到希克斯经营的营造厂任实习建筑师。这一年同表妹斯巴克斯小姐订婚，但后来婚约取消了。哈代在1867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穷汉和贵妇人》，但由于当时出版社负责人认为此书过于激进，不宜出版，结果被搁置下来。

　　1868年，哈代又到韦芳斯去为克里克梅建筑师工作。

　　1870年，康沃尔的圣·朱利特教堂被列入复修计划，哈代被派往考查教堂的情况，在那里他结识并爱上了年轻的姑娘爱玛·吉福德，爱玛出身于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哈代最终放弃建筑师职业而改走文学创作之路，爱玛起了关键的作用，是她和哈代好友贺拉斯·莫尔共同促成了哈代的选择。1873年《一双蓝眼睛》问世后，莫尔致函哈代说：“如果你将来没有伟大的成就，我将丧失作为批评家的地位。”莫尔的自信和他对哈代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遗憾的是莫尔在中年时期就自杀了这位哈代的知心朋友没能见到哈代走向成功的巅峰。

　　从哈代的成长历程来看，他原本是要成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师的：他既有建筑学方面的天赋（家学渊源），又有对建筑行业钻研的信心（他曾获过奖）。但在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却毅然转向了他更心爱的文学创作。这一突然的转变，如果没有母亲的教诲和朋友们的督促、鼓励，如果缺乏那种自我奋斗、自我完善的坚强毅力，如果没有一颗敏感的、正义的、善于体会生活的心，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从此以后，哈代以他忧郁、敏锐的心，感觉着生活，挥动着他的笔，开始向这个社会吹响斗争的号角。他不愿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此，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灿烂星群中就多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作为跨世纪的文学巨匠，哈代以他丰硕的创作实绩写下了壮丽动人的一笔。

　　心花瓣之香

　　也许由于自幼身体孱弱，哈代不大合群。而且从小养成了忧郁、孤僻的性格。在天性上，他似乎跟女性更接近。

　　1870年，哈代到康沃尔考察圣·朱利特教堂的情况，在那里他认识了教区牧师的小姨子爱玛·吉福德，两人很快相爱了。爱玛·吉福德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本人也颇具文艺天赋。她的出现对促使哈代放弃建筑师的职业，转攻文学起了关键的作用。1872年，当哈代发表第二部作品、长篇小说

　　《绿树荫下》之后，哈代对自己是搞文学还是从事建筑行业感到很难抉择。在此关键时刻，爱玛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她劝哈代选择文学创作作为终生事业，她相信哈代的文学才能。在爱玛的帮助下，哈代的第三部小说《一双蓝眼睛》出版了，哈代就此走上文学之路。

　　1874年，哈代发表了成名作《远离尘嚣》，他得到了一笔优厚的稿酬，改善了经济条件。同年9月，哈代与爱玛在伦敦结婚。蜜月之后，两人定居在伦敦郊外，哈代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凭稿酬来养家。

　　由于思想、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哈代与爱玛的关系并不很和谐。但总的来说两人还是相亲相爱的。哈代富有责任感，为了谋生，他几乎每一两年就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的未免仓促上阵，影响了作品质量，水平不太高，令读者失望。1880年，哈代因劳累过度病倒。这一卧床就长达半年。当时他的《冷漠的人》正在报纸上连载，哈代担心自己若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则妻子爱玛的生活就会无依无靠，于是带病口授，想在去世前为妻子挣下一笔生活费。由此可见哈代对爱玛的挚爱之情。

　　哈代身体不好，需要换个空气新鲜的环境，考虑再三，哈代夫妇决定移居老家多切斯特。在那里，他们买了块地，哈代自己设计了房屋的样式，最后盖起了一座新屋，哈代取名叫“麦克斯格特。”哈代十分喜爱这里宁静优美的乡村风景，他在这个小乡村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

　　1895年《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与爱玛的分歧达到了顶点。爱玛同当时大多数评论家一样，无法忍受哈代对婚姻神圣、宗教至上等伦理道德观念的有力批判，她认为这是对上帝与婚姻的亵渎，对《无名的裘德》中的一些自然主义描写她大为反感。哈代为此感到伤心不已。

　　1912年爱玛去世。尽管自1890年、尤其是1895年以来，两人的感情裂缝已经很深了，但爱玛的去世对哈代来说仍是个沉重的打击。哈代深深怀念他的妻子，他写了许多诗（约一百多首）来追念爱玛，倾诉对她的思念之情。

　　1914年，七十四岁的哈代同三十五岁的弗伦化斯·达格德尔结成秦晋之好。达格德尔原来是个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她同爱玛一样，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由于身体不好，达格尔德辞教不干，专靠投稿维持生活。作为哈代小说的一个热心读者，她曾两次写信与哈代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1907年两人首次邂逅于英国博览馆阅览室，以后便经常来往，共同的爱好使他们感情日渐密切，虽然两人年龄相差悬殊。1910年，佛罗伦斯与爱玛相识，此后两人便经常来往，并结下了深厚友谊。爱玛去世后，佛罗伦斯便主动照顾哈代，既做他的伴侣，又做他的护士和秘书。1914年两人成婚。在哈代晚年，佛罗伦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可以说，如果没有她悉心照料，身体不好的哈代是不可能如此长寿的。哈代去世后，佛罗伦斯以她的优美文笔撰写了哈代传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在生前，哈代是非常谦虚的，他从不宣扬自己，因而关于他的资料少得可怜，佛罗伦斯的工作弥补了这一缺陷。

　　除了爱玛和佛罗伦斯，另一女性罕尼克夫人与哈代保持密擒切的联系。罕尼克夫人是一个忠于自己丈夫的妻子，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对哈代的作品理解得很透彻。她对哈代有一份深深的从未表露出来的真挚的感情。因此，尽管两人的交往非同寻常，但他们从未跨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哈代猛烈地挥击维多利亚伦理规范，未必不受无法得到罕尼克夫杖蒜件事的影响。他们深邃的友情始终保留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阶段。哈代对罕尼克夫人有一种纯洁的、始终不渝的追求，她与他的妻子不一样，两人的情感纯洁而永恒。在一次教堂的祭坛前，两人曾默默地握着手。这是他们交往中最亲密的举动。哈代最终并未与罕尼克夫人结合，但这份纯真的感情令他回味不已。为回忆罕尼克夫人写了不少动人的抒情诗，如《诸女》、《分离》、《小酒店中》等由于感情真挚，读来感人至深。

　　和哈代有过交往的异性以这三人对他影响最大。爱玛促使他选择了文学之路；佛罗伦斯则无微不至地陪他度过了晚年，使他能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写下那么多动人的诗篇；罕尼克夫人对哈代来说也许是一种遗憾，但当这种遗憾在诗人心中幻化成一种美好的回忆时，它又成为诗人创作灵感的不绝源泉。

　　不朽的“威塞克斯系列”

　　1865年，那时的哈代还在伦敦布鲁姆菲尔德的建筑学校学习。他在《钱伯斯日报》上用笔名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品文　《我怎样为自己盖了一栋房子》。他的第一首诗《住地》大约在1860年完成，但未发表。

　　纵观哈代的创作，很明显地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以二十世纪为界，前期主要是小说创作，既有长篇也有短篇，当然也夹杂着诗歌创作。后期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写一些评论文章。这两个时期的创作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867年，哈代写出了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但该书未能出版。当时的著名作家梅瑞狄斯对哈代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样，1870年哈代写出了第二部长篇《铤而走险》，这是按梅狄斯的意思写的。这部小说由他自费出版。

　　1873年，《一双蓝眼睛》发表后，哈代便成为专业作家，他放弃了建筑师的职业。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威塞克斯”体系的小说，哈代就此逐步走向成熟。七十年代以前的创作是哈代起飞前的练笔时期。哈代从这些早期的创作中开始掌握了一些写作经验和技巧，随着日趋成熟，哈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优美的田园风光，浓郁的悲观主义，细腻的心理描写等紧密融合在一起。

　　1872年，哈代的《绿荫树下》发表，这是一部有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评论家称之为“荷兰派写生画”。这部作品的格调轻松欢快，这在哈代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

　　1873年《一双蓝眼睛》发表，1874年《远离尘嚣》问世，这部小说使哈代一举成名，哈代形成了他的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但1876年哈代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伊沙贝塔的才能》反应却是平平。两年后，他的杰作《还乡》发表，人们再度为他所描绘的威塞克斯世界击节赞赏。有人认为这是哈代的最成功的小说。《还乡》中的景物描写十分出色。

　　《还乡》的成功使哈代拥有了一批热心的读者，他们希望这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但在此后的五年中，哈代先后写了《号兵长》、《冷漠的人》、《塔里的两个人》三部长篇小说，其成就似乎都逊于《还乡》。就在人们对他感到失望的时候，哈代又在1886年拿出了他的又一杰作《卡斯特桥市长》。哈代的小说创作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卡斯特桥市长》不仅在小说情节处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有新的突破，哈代创作了富有个性的亨切尔形象。

　　1887年出版的《林地居民》是哈代的又一佳作，这是他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林地居民》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眷恋之情，景物描写同《还乡》一样出色。

　　1891年，哈代推出了他不朽的杰作《德伯家的苔丝》，哈代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不公平的社会图景，纯真、善良的苔丝姑娘被吞噬的经历使这部作品的批判力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立即遭到了文艺批评界的猛烈攻击。但不久以后，便被译为俄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并驰名世界。小说最终赢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苔丝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

　　1896年发表的《心爱的人》是哈代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在风格、内容、情节、构思、思想上，都和他以前的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是他小说中最奇特的一部。近年来，这部小说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1895年哈代写成另一杰作《无名的裘德》，这部作品发表得比《心爱的人》晚，以辛辣的笔调抨击宗教至上观点，以离经叛道的思想宣扬恋爱自由和婚外恋情，否定婚姻神圣的传统观念。因而小说受到舆论界空前猛烈的批评。更为不幸的是导致了爱玛与哈代的矛盾的尖锐化。哈代对此感到伤心和沮丧，他愤而决定从此结束写小说的生涯，而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写诗。至此，哈代的小说创作打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哈代这十四部长篇小说的故事，几乎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威塞克斯展开的，于是他的长篇小说与他的许多中篇小说如《威塞克斯故事集》、《一群贵妇人》等合起来被称作“威塞克斯系列”，这是文学史上的首创。

　　1912年在编纂自己的作品全集的时候，哈代把自己的小说分成三类：

　　第一类叫“性格和环境小说”，这一类是哈代取得最高成就的部分，它包括《绿荫树下》、《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还乡》、《林地居民》、《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它们风格相近，文笔优美、动人。

　　第二类是“机巧和实验小说”，它包括《塔里的两个人》、《冷漠的人》、《铤而走险》。

　　第三类是“传奇和幻想小说”，它包括《一双蓝眼睛》、《号兵长》、《心爱的人》等。

　　进入二十世纪后，哈代集中精力写诗。在诗的领域，哈代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还在1898年时，他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从1901年到1928年，哈代共出版过七部诗集：1901年的《今昔诗集》、1903—1908年的《群王》、1909年的《时代的笑柄》、1914的《环境的讥讽》、1917年的《瞬间一瞥》、1922年的《晚期和早期抒情诗》、1925年的《人生景象》、1928年的《冬天的话》。哈代在世的时候，人们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看待，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小说。但近年来，哈代的诗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哈代诗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并且影响深远。他的众多短诗情真意切，含义深邃，意味隽永。其诗集《群王》更是史诗性的巨作。这部诗剧几乎涉及了欧洲所有的王国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场面宏大，气势磅薄，内涵丰富，结构新颖，堪称文学史上的一绝。

　　余霞满天

　　哈代喜欢过遁世隐居的乡村生活。晚年，他终于可以实现少年时代的愿望，在宁静的乡村写诗。这对哈代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哈代放弃小说创作的时候，尽管他还不时受到评论界的谴责，但他在英国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已是无可争议的了。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他的作品越来越能接受了。这时对他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已不复存在。哈代仍呆在他所热爱的家乡的土地上写诗，很少出门。佛罗伦斯陪伴着哈代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十四年。1928年，八十八岁高龄的哈代去世。

　　1910年，哈代得到了许多荣誉。他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的金质奖章，同时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尽管哈代在建筑学上并无建树，但由于他原本是个建筑师，所以他还被英国皇家建筑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不久，哈代又接替梅瑞狄斯成为英国作家联合会第三任主席。

　　1928年初，八十八岁的哈代偶患感冒，竟致一病不起，一月十一日，一代文豪终于撒手而去。就在那一天，哈代神智还很清醒。他签了一张支票捐赠给英国皇家文学养老基金会；接着又让妻子佛罗伦斯为他诵读十一世纪波斯诗人奥马·卡亚姆的《鲁拜集》的小诗。小诗表达了奥马·卡亚姆对宇宙神秘性的冥想和臆测，这或许正是这位伟大诗人临终前所思考的唯一问题。然后，哈代带着对人间、对诗的爱，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八岁。

　　葬礼于1928年1月16日举行。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给哈代扶灵的有当时英国的许多达官贵人，包括首相斯坦利·罗德温。但其中更引人注目的是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著名剧作家萧伯纳、著名诗人豪斯曼等文艺界的代表。

　　在已故的英国作家中，像哈代一样受到官方的重视的人并不多。这样隆重的葬礼，对哈代的一生也许是最好的说明。

　　时代的叛逆者

　　哈代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

　　从七十年代起，哈代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他秉执一种批判精神，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宗教、婚姻观念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批判，他因此受到了公众舆论的攻击，在世俗人们眼中，哈代是大逆不道的。

　　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迅速发展起来。英国广大农村的旧生活方式逐渐瓦解了，机器进入农村，使多农民变成无业流民，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和工矿区去当雇佣工人。《德伯家的苔丝》和《卡斯特桥市长》清楚地反映这一社会变化的情况。哈代在小说中艺术地再现了一幅破产的农民被迫不断迁徙、背井离乡的情景。

　　英国整个维多利亚时代都处于资本主义势力上升阶段，社会分化的出现，导致了农民的破产，农民成为雇佣工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坚决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不堪忍受非人待遇，纷纷组织起来反抗。1848年英国发生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并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大约到了七十年代，运动开始衰微下去。但这场工人运动对英国的社会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七十年代开始，英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但经济的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幸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英国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矛盾尖锐，日益成熟的哈代在这个动荡的社会形势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的真面目。经过他的深思，在九十年代，他写出了《德伯家的苔丝》与　《无名的裘德》两部批判力作。

　　在社会思想方面，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叔本华的意志论对英国文学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哈代还在当学徒时就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深信进化论的真理性，并且小说创作中显示了这一思想对他的影响。《德伯家中的苔丝》中安玑的最后觉醒，《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感叹自己和淑（也译作苏）早生了五十年，这都透露了哈代相信社会是在进化、发展的。

　　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对哈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叔本华认为历史过程不是由理智所能理解的规律性所决定，而是由盲目的、不可理解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意志所决定的。因此，人在历史面前无能为力。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人们对普遍使用机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不解甚至恐惧，因而叔本华的学说富有吸引力。七十年代是哈代小说创作的主要时期，他的风格正在形成之中。在思想上，他也接受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的某些方面。苔丝的悲惨命运正说明了在社会、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由不可知的命运掌握着。在哈代的《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这三部小说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哈代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

　　哈代的小说批判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广大农民破产的悲惨状况。但由于哈代长年“隐居”，对社会的了解缺少一种亲身的体会，因而他的反映现实的力量大受影响。相反地，在意识形态方面，哈代则深刻、全面、有力地抨击了维多利亚的宗教伦理道德观。

　　在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婚姻观念认为婚姻是上帝赐予德行的人的一种奖励。因而男女双方都应是有贞节的，不允许任何不忠的行为。离婚、婚外恋等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婚姻观由于排斥男女的情感基础，因而被哈代认为是虚伪的。确实，这套“婚姻神圣”论对妇女的戕害大于对家庭幸福的巩固。在这套观念下受害的只有女人。安机可以和别人发生关系，却不能原谅苔丝的被强暴，这就是他脑子里虚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观念在作祟。哈代勇敢地把按传统婚姻观念本应是“淫邪”的苔丝挑战性地称赞为“一个纯洁的女人”，这会引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也就在不言之中了。

　　在维多利亚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们的视野极大地开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又在思想意识方面从根本上推翻上帝创造人类和万物的基督教信仰，按理人们应该摒弃对上帝的迷信，但是在英国，宗教迷信仍在毒害着人们。

　　哈代小时候非常虔诚，曾一度想立志献身宗教，但在莫尔的帮助下，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开始相信科学。随着知识渐增、阅历渐多，随着对社会现象观察的进一步深入，他终于看清了宗教的虚伪本质。他看到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倍受生活折磨而上帝仍旧漠然不动，高高在上。

　　一旦看清了宗教的本质，哈代就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加以批判。在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哈代对宗教的批判深刻而彻底。这些小说描写了许多善良人的悲惨命运。穷人们的这种命运给上帝普渡众生的说教予以致命一击。

　　在《德伯家的苔丝》结尾，哈代以尖刻的口吻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从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上帝是如此残酷地摆弄苔丝的命运，又怎能说是仁慈呢”？对宗教的批判，在《无名的裘德》中达到了顶峰，小说猛烈抨击了宗教信仰和上帝仁慈论。作者通过对裘德献身宗教的理想的破灭，证明了上帝是不可能给人幸福的，不可能使你摆脱痛苦。裘德焚毁经书意味着哈代对宗教宣判了死刑。

　　如果没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经济、宗教、伦理的深刻了解，哈代是创作不出苔丝、裘德这样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的。我们应该看到哈代的创作同这一时代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他以自己的作品，对所属时代的独特而深刻的思考。

　　孤独的沉思者

　　——哈代的思想

　　没有系统的思想家

　　哈代生活在一个多种思想、观点并存的时代。当时的种种思想，如神学、进化论、不可知论、实证主义、内在意志力论、向善论等潮水般地向他涌去，猛烈地冲击他的心灵，从而在他的思想意识上留下了思想烙印。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宿命论，显然对哈代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哈代在长诗《群王》（也译作《列王》）中宣扬内在意志力论便是例证。更为突出的是，哈代作为一位悲剧大师，安排的小说的结局往往是个悲剧。正是因为这样，许多评论才说哈代是个悲观主义者。但哈代本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自己看来，他写小说只是体现他对客观事物和社会现实的印象。社会现实本身是丑恶的、悲惨的，为什么要去粉饰它、美化它？他强调他写人间悲剧无非是要人们正视丑恶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或社会现实本身就是一出令人感到伤心的悲剧。怎能把它写成一出使人皆大欢喜的喜剧呢？因此众人眼里的悲观主义，只不过是哈代对客观事物和社会现实的看法而已。事实上，哈代在他的诗文和日记里多次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对人在逆境中奋斗的歌颂。由此可见：尽管哈代的思想深受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影响，他也绝不是个悲观主义者。

　　哈代接受神学的影响也较深，曾经一度想献身宗教。后来虽然他抛弃了“仁慈的上帝”，但是宗教的幽灵仍在他的脑际徘徊。哈代的许多作品时而出现大段的关于内在意志力的描述，时而出现大段的关于造物主的描写，说明了在他心灵深处，超自然力的阴魂不散。他试图用一种虚无缥渺的，不可捉摸的力量来解释世上造成不幸的偶然性。他不能解释善良的人为什么要受苦？虔诚的教徒为何得不到上帝的赏赐。

　　不仅如此，哈代还把造物主即上帝的盲目行动同命运联系起来，他认为，造物主的意志通过人的命运来表现，但造物主却没有任何是非或道德标准。1902年，他在给《学会》杂志的一封信中驳斥了著名的比利时诗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所写的文章《为造物主辩护》。哈代在信中，明确指出造物主没有仁慈和伦理标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痛苦都足以证明造物主的不公正，无任何是非标准可言。人不要信赖造物主，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也不要从他那里得到行动指南。他认为人是造物主和自身心理因素的受害者。超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往往造成悲剧。既然造物主本身是盲目的、漫不经心的、不完美的，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必然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对宗教即上帝所做的深刻、猛烈的抨击。

　　哈代在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提出了进化向善论。他相信万物都在发展，社会也不例外。不仅他的小说，就是他的诗歌、都含有强烈的进化向善色彩。他的诗《七十年代》、《希望之歌》等就反映了他对人类未来的期待，《群王》是哈代明确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未来、对人类所抱有的希望。

　　作为一个进化向善论的倡导者，哈代对工业化促进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抱赞许态度。以　《卡斯特桥市长》为例，尽管他在感情上留恋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但是他理性上是支持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尽管他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婉惜心情描绘了威塞克斯生活方式的崩溃。

　　哈代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所处的困境，因此人性同社会的激烈冲突，便构成了哈代作品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哈代的艺术创作成熟时，得到了更深刻的表现。如　《德伯家的苔丝》等。

　　哈代的小说主要通过爱情、婚姻等方面的传统道德对人的束缚，表现人同社会的冲突。哈代认为旧法律、旧礼教、旧道德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破坏纯真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罪魁。苔丝和裘德同社会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他们同旧法律、旧道德的冲突。他们的失败和死亡说明社会抑制和扼杀人性。在《林地居民》中哈代通过查蒙德的口说道：“社会坚持的教条真可怕——多么严厉，多么冷酷，多么无情——对有感情的人多么无情。唉，这套教条真让我害怕。我动辄得咎，出了这么一点毛病，它就戳我一刀，有了那么一点失误，他又刺我一枪。由于这套教条的存在，我总得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总是失败。”这段话表明了哈代对传统道德的深刻了解和批判。

　　但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哈代未能看到道德观、婚姻观、宗教、法律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所以尽管哈代的批判深刻而有力，尽管他愿意为处在传统道德束缚下痛苦的人们鸣不平，为他们寻找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但事实上并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只能指出苔丝为什么死，而无法说出苔丝怎样才能不死。

　　哈代对发达繁盛的都市感到厌烦，他认为那集中了社会的各种恶势力，充塞着丑恶的阴影因而扼杀了人的天性。相反，对于未被工业化侵扰的农村，哈代则认为那里还保持着美好的、纯洁的东西。《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思想。在哈代的眼里，铁的机器是冷酷无情的，乡村才是感情之花盛开的地方。因此在哈代的作品中，他极力讴歌大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描写，成为他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一大特色。

　　哈代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劳资矛盾开始升级的时代。在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过程中，哈代看出了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哈代认为人生而平等，殊无贫富贵贱之分，因此，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英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希望，在这一方面哈代的思想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

　　尽管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哈代的思想却没有形成系统的、固定的体系，只是具有这种哲学思想或那种哲学思想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这种情况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文人迷惘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困境的表现。哈代的这种没有系统的思想对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批判意识、他的悲观主义乃至他对田园风光的依恋，都起源于这些一鳞半爪的思想。由于哈代自身的努力，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艺术高度，并富有批判力度，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他哲学思想。

　　解救苦难人类的“药方”

　　哈代是进化向善论的提倡者。哈代的进化向善论是在斯宾塞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下提出来的。哈代认为社会同宇宙间的万物一样，都在不断变化，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日趋完善。哈代的小说也渗透着这种思想。

　　哈代认为，人要求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必须努力适应环境。哈代的这一看法，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卡斯特桥市长》的主人公亨切尔，由于不能适应高速变化的环境，最终被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青平伐伏里拉击败。而　《远离尘器》中的加布里·奥克起初很固执，不愿为羊群保险，结果破产。但是由于奥克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善于适应环境，最终战胜了逆境。哈代塑造亨切尔，是为了通过他的失败向人们说明，如果人不适应环境，他早晚是要失败的。而加布里·奥克的艺术形象则从相反的一面注释了只能适应环境才能成功的道理。

　　哈代的小说再现了人生道路的艰难。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像达尔文主义所宣传的那样：“在丛林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小说《伊沙贝塔的才能》中的女主人公伊沙贝塔，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善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的女性。作为一个女人，她是男人追逐的对象，而且她又受着传统观念和世俗偏见的制约，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不懈地奋斗。男人们想占有她，环境要摧毁她，面对这一切，伊沙贝塔该怎么办呢？哈代没有把伊沙贝塔写成一个屈从男人和环境的女性，而是把她写成一个机智、勇敢、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的女性。

　　哈代希望人们要靠顽强的斗争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从而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消极等待。他把自己所信奉的社会向善论思想叫进化向善论。哈代认为社会的改善就像生物进化那样，有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全部小说创作中。

　　哈代的进化向善论思想并非一下子形成的，它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62年前后至1886年，这一阶段，他阅读了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米尔等人的著作，深受他们的影响。但哈代并没有准确地理解和接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而是从消极的角度出发，按自身的想法改造和吸收了他们的某此观点。哈代深感无情的自然法则统治着世界，他觉得冷酷的理性世界在摧毁他所珍爱的感性世界。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中流露出伤感、灰色的情调。

　　第二阶段是1886年到1908年。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哈特曼的哲学著作，开始用内在意志力来解释世间巧合的悲剧。他把自然法则归结为内在意志力，并以之取代造物主。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史诗剧《群王》体现了这一观点，他的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内在意志力终将觉醒，人的努力将会促使内在意志力的转变。

　　第三阶段是　1908年至　1928年。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日记、书信、论文和文学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进化向善论的观点。

　　在第一阶段初期，哈代是个上帝的信徒。他曾在主日学校学习，像曾自学希腊文，希望能读懂希腊文版的《圣经》。后来，他读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猛烈地冲击哈代，最终让他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此后哈代又阅读了叔本华的《意志和思想的世界》、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等著作，并对其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加以吸收。经过这段漫长的读书生涯加上对现实生活的用心观察和体会，哈代终于提出了进化向善论。

　　哈代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叔本华、哈特曼的内在意志力论结合起来，称之为进化向善论。但这并非一门具有独创性质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哈代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仅把他所要接受的各种思想，主要是内在意志力论的思想，加以吸收，然后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由于他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所以他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思想本身。

　　哈代不仅在小说中反映了这一思想，就是在他的后期成就诗集中也表现了这一主题。他在创作《群王》的过程中写了不少诗，这些诗同样宣传这一观点。在　《造物主的哀鸣》中，由于人类开始觉悟，造物主为之感到哀伤。

　　《命运和她》则描绘了盲目的、然而却正在觉悟的造物主形象。在《生命的前后》一诗中，用“萌发了激情，正义取代谬误”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万物都在觉醒。在《群王》和后期的诗篇中，哈代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觉醒上。《群王》中，众精灵唱道：意志力正在觉醒，他会把一切安排得合理公平。

　　哈代同时还认为，改善悲惨的世界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人类要看到现实的丑恶，这是改善现实的出发点。要解决问题必先要发现问题。也就是要看清丑恶的现实。如果认为一切尽善尽美，那就无所谓为改善现实而努力了。第二，造物主对人类的疾苦无动于衷，要改善世界，只有靠人类自己努力奋斗。第三，为改善世界人类必须从某种信仰中得到启示和指导。

　　在哈代看来，人类为了改善世界，必须从哪一种信仰中得到启示和指导呢？在《上帝的葬礼》一诗中，哈代似乎为人们指出了一条路。在诗中他把上帝看作神化的人，在他的笔下，上帝同宇宙万物一样，经历着进化过程，即由暴戾，到公正，再到慈悲，终于像“一位君主一样，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在　《死教义的坟墓》一诗中，从坟墓中走出来的教义之灵说：我们身后有继承人，他得体现人类的希望！诗人的意思是清楚的：在那愚昧和迷信的时代，人类自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和教义。如今，这些人造的神和教义都随旧时代一齐消亡。事实证明，他们是不可信的，也不可能引导人类前进。将有新教义和理论来反映人类的希望。

　　上帝和旧教义的继承人到底是谁？哈代并没有明说。只是在他的诗、日记和信中，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这个继承人应该继承旧教义中有生命的东西，他应该有理性，能给人启示，给人指出进化的最终目标。

　　总之，由于受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哈代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同时他深信社会将缓慢地进化和改善。尽管如此，哈代始终没有找到一种正确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论，因此他不能了解社会弊病的症结所在，更不能指出从苦难中解救的途径。

　　向婚姻神圣挑战

　　哈代的许多小说和诗篇都涉及到了恋爱婚姻问题。因此，要研究哈代的作品，不能不探求他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对于当时的婚姻制度，哈代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法律、宗教、舆论、习俗对爱情和婚姻的制约和干涉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男女双方在一时的感情冲动下结婚不能保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如果爱情之火已经熄灭，婚姻就成了一副束缚他们精神的镣铐，只有离婚，才能解脱，把没有感情的夫妻生硬的拴在一起的婚姻制度，应当废除。他主张用一种松散、灵活的婚姻制度取而代之。例如，《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和阿拉贝拉的结合只是性欲冲动的结果，双方并不相爱，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作为婚姻的基础。所以哈代以赞许的态度描写裘德这个有妇之夫和淑这个有夫之妇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纯真的无可非议的爱情。哈代对裘德和淑的关系的态度，表明了他的婚姻观、爱情观，在《林地居民》和哈代的其他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的这些观点。

　　哈代认为，习俗和法律歪曲了人性，有时会造成人精神压抑以至神经错乱。当一个人生理的或精神的自然需要受到抑制时，就会以其他方式来发泄，有时表现为象征性的抗议，有时表现为离经叛道的激烈行动。《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苔丝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她从没想到自己会拿起刀子杀人。可是现实残酷地粉碎了她的梦，使她陷于绝望的境地。她看到社会的丑恶以及自己的艰难处境时，苔丝绝望了，于是她一怒之下杀死了欺骗过她，现在又和她同居的亚雷。在哈代看来，苔丝的杀人完全是由于习俗和法律歪曲了她的本性所致。即使杀了亚雷，哈代仍然苔丝认为是一个十分纯洁的姑娘。

　　在后期的小说中，哈代塑造的有些人物由于受世俗的偏见或旧道德的压迫而产生了变态心理。而婚恋问题正是产生变态心理的原因之一。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基督教文明社会的传统观念把婚姻同上帝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婚姻是上帝赐给人间善男信女的恩惠。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婚姻的纽带应该像上帝那样神圣而不可亵读。离婚就意味着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这种传统思想影响下，许多人默默地品尝着由于不幸的婚姻而带来的苦果。夫妻双方即使毫无情感，也要遵照上帝的旨意，保持着那种毫无意义的婚姻关系。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他离了婚就会遭到世俗的反对，道德的遣责，甚至是各方的侮骂。而这些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勇敢的哈代不管这一套，世俗所推崇的“婚姻神圣”却正是他所极力批判的。哈代热烈讴歌人的本性，讴歌那些追求真正幸福的人和完全建立在爱情之上的结合。所以苔丝虽然杀了人，虽然失了身，但是作者仍然称她为一个纯洁的姑娘，原因大概就在此。

　　但是，哈代把世俗的偏见和道德的压迫看成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不论是工业发达的现代城市社会，还是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农村，都有束缚人性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在束缚着人的本性。不过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里，由于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改变了人的忠厚朴实的本性，因而人类在各方面就表现得极为贪婪，所以人类的这种灾难就更为严重、更为典型，因而就更加明显。所以哈代把人类的这种灾难看成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社会的某种判断。这种判断虽然不全对，但它是有一定根据的。另外，在那个时代里，像哈代这样公开反对这种婚姻制度的人并不多，因此哈代可称作是这方面的先驱，作为先驱具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是很自然的事情。

　　正因为哈代是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反对传统婚恋制度的人，所以哈代的小说一反传统小说的花好月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而多以悲剧告终。哈代的这种安排是对现实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是对现实的一种有力批判。《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同安玑·克莱相爱，他们本可以缔结成美满姻缘，但是当时世俗的偏见却认为新娘必须是处女，不然新郎就有权抛弃地。受这种偏见的影响，新婚之夜安玑获悉苔丝已非处女，他的虚伪本质就暴露出来了，炽热的爱情之火熄灭，酿成了一场悲剧。哈代据此说明，世俗的偏见导致了人物的悲惨遭遇，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哈代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之所以形象优美，性格美满，主要是由于他的婚姻观所致。苔丝等人虽然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但她们的思想却已超出了那个时代，在妇女解放这个问题上哈代不仅走在了前列，而且还超出了那个时代。

　　总之，哈代那个时代的婚姻制度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希望用一种没有习俗和偏见干预的、没有任何舆论指责的、脱离宗教指导的、完全建立在爱情之上的、松散灵活的婚姻制度来代替。哈代的婚姻观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之一。这种颇具妇女解放思想的婚姻观塑造了一批优秀的悲剧女性，使读者在接触到这些作品时，感到这些人身上充满生命的活力，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的离经叛道完全是一种争取生存的体现

　　从怀疑上帝到批判现实

　　青年时期的哈代曾狂热地信仰宗教，但后来却成了一名批判宗教的最猛烈的斗士。哈代生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维多利亚时代，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各种反映客观世界的新见解、新思潮也层出不穷。因此这是一个旧教条同新思想、有神论同无神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展开激烈搏斗的时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并且空前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基督教义。

　　科学技术、生产力以及新思想的冲击，促使哈代对这个时代进行一次次深沉的思考，在自己的意识领域里进行多次深刻的革命。哈代最终发现，世上的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因此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能依靠上帝来拯救灵魂，更不能依靠上帝来摆脱悲惨的命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对自身的超越。哈代跨过了神的误区，之后便对它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既然不能拯救人的灵魂和命运，那么为什么要去信仰和崇拜它呢？哈代关心的是人类的希望在哪里这一问题，他的希望在于人的未来，在于人自己。

　　当哈代凭自身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抛弃了曾经给了他无数安慰的宗教之后，他便为揭露宗教假象而奋斗。哈代认为，“仁慈的上帝的理论已受了数千年的考验，结果产生的是现在这种不体面的声名狼藉的局面。在这个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欧洲大陆，推行一种好也不好，坏也不坏的上帝理论也许值得试一试”。毫无疑问，从宗教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的哈代是现实的、清醒的和深刻的。由于他曾信仰过基督教，所以他比谁都更了解基督教，比谁都明白基督教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鄙视任何正统的宗教教条、对基督教进行批判，便成了哈代以后创作的一部分。

　　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还乡》等，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哈代与基督教对立的思想，这些小说要么对基督教抱怀疑的态度，要么质问人们的上帝究竟在哪？哈代甚至在小说中安排一些亵读基督教的情节，或者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描写，来否定历来被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的宗教。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否定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对裘德和阿拉贝拉的塑造，有力地批判了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宗教。裘德最初的理想是献身宗教，传播基督教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幻想能去神学院学习，以便日后能在教堂当牧师。裘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了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裘德终于认识到上帝不能成全他的事业，也不能解脱他的痛苦。他的希望的实现不在来世和天堂，而在自己的努力。清醒了的裘德为了表明自己同上帝决裂的决心，毅然烧掉了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来的，一直怀着崇敬的必情攻读的书籍。裘德对宗教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活脱脱就是哈代自己的态度。在另一人物拉阿贝拉的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哈代对宗教的批判与抛弃。阿拉贝拉在她的第二个丈夫死去之后，皈依了基督教，以求精神上的安慰。然而裘德的出现却燃起了她世俗的欲火。于是陷入了神与人、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之中。当面对着二者的选择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宗教信仰再也不能弥补她心灵的空虚，再也满足不了她精神的、肉体的需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感情毕竟是感情，我不愿再做一个缩手缩脚的伪君子。”裘德和阿拉贝拉先后从宗教中解脱出来的事实，说明了上帝不是人的救世主。哈代通过他们的经历表明了自己对宗教的鄙夷的态度。

　　哈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思想里含有丰富的平等、博爱的内容。哈代生存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劳资矛盾十分突出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但是广大的财富创造者却越来越贫穷。通过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感悟，哈代看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不幸，看到了现实社会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而哈代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哈代的这种民主主义思想，使得他始终对英国的普通劳动者抱有同情和希望，并永远以他们作为自己作品的真实主人公。因此哈代的许多小说大多是描写当时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便是哈代这一思想的力证。

　　哈代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在于哈代着力描写当时的普通劳动者，而且还表现在哈代善于在自己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中，反映出整个社会劳动人民的悲剧。另外，哈代还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农村的命运和农业工人的状况上，他“把大不列颠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过渡时期英国农村小资产阶级宗法基础彻底崩溃的过程作为基本的、主要的社会冲突来分析”，从而大大缩小了客观反映当代主要社会问题的范围。从而更有力的寄托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平等的呼唤。

　　民主主义思想，使得哈代看不惯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和丑恶。从而使哈代愤世嫉俗、疾恶如仇。他不能容忍人世间的丑恶再存在下去，他不能再容忍财富的创造者一无所有！于是哈代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性人物。这决不是悲观主义者的绝望的叹息，而是对人类民主和的公平的召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们再读哈代的作品时，我们依然会感到哈代心中所渴望的民主与公正。

　　悲观与清醒

　　无疑，英国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哈代是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哈代从事创作近七十年。这些作品很复杂，有的甚至充满了矛盾。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哈代的优秀作品继承并丰富了前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的高尚传统，尤其是他在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卡斯特桥市长》等。

　　批判现实主义是在欧洲的浪漫主义衰落时兴起的一种文艺流派。这种文艺流派把浪漫主义对社会的空想变为对现实的忠实描写，同时它又不像启蒙主义那样过多地强调理性而忽视感情。所以，批判现实主义不仅要描写和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它要反映社会的阴暗面，对黑暗的社会进行批判。

　　英国资本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显著的现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加强了，工人运动趋向低潮。另外因工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而产生的矛盾也急剧扩大了。

　　哈代很早就注意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这些显著矛盾。他跟“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作家不同，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采取了坚决批判的立场。他注意观察各种政治事件、国会中的斗争以及政治首脑的言论，他曾评论政府的对外政策，到处指出其无原则性、残忍冷酷和常有的罪恶行为。

　　哈代对所处时代进行的批判是深刻和尖锐的，哈代的这种批判来源于他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在长期的观察中，哈代看到了劳动者终生劳苦却一无所有，看到了世俗偏见和宗法道德对人的束缚。看到了社会是多么的可恶可憎。因此他觉得无论别人把这个社会吹嘘得多么美妙，它至多不过是一个肮脏的垃圾堆。世俗的偏见和人世间的不公使得他认为有必要为那些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为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呐喊几句。于是他拿起笔来塑造像裘德、苔丝这样的高尚而又纯洁的形象，通过裘德、苔丝等人的活动，描写当时英国生活的许多方面。通过这些描写，作者能让人看到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丑恶，从而达到了批判现实的目的，达到了为受苦受难的人呐喊上几句的目的。

　　哈代总是批判这个时代，因此他的作品里充满着一种浓厚的悲观色彩。但是哈代绝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是一个带着悲观色彩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哈代写作的目的是要再现当时社会的种种病态，以便找到产生各种社会疾病的原因，从而找到药方来疗救这个病态的社会。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是如此混乱不堪，再加上哈代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感到的只是资本主义生活秩序对缺乏物质财富的人民的敌对性，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诊断这个社会机体的疾病，更不用说找到可以医治这个社会的良药了。

　　哈代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良后果的许多批判意见，是十分尖锐而正确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哈代发现了真正的人类性格，认识和歌颂了普通人民的强大力量，并看到了劳动人民的不幸。

　　由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哈代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也犯过错误。哈代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进步的一方面，这就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一定的片面性，并且由于哈代是把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跟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孤立起来考察，所以他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并不损害他的批判力度与深刻性。

　　由于哈代不能辩证地评价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哈代的创作立场上出现了矛盾。在他的作品里，一方面不惜笔墨地用尖锐的讽刺笔调批判资产阶级道德、科学、法律和政治，一方面又追求正在自生自灭的宗法思想，力图保卫在历史上注定要灭亡的英国农村生活的基础。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哈代对城市的态度，他认为城市是不人道的、凶恶的文明发源地。伦敦几乎具有象征性面貌。它的繁荣昌盛的背后隐藏着肮脏的罪恶，这是一个万头攒动的巨大蚁穴，是一个人间地狱。在那里，城市生活的机械，“万无一失”地给人带来死亡。哈代决不赞赏这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已成为机器，哈代心目中的人是那些浪漫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善良农民。

　　哈代对工人的描写也同样是片面的。在哈代眼里，工人是富有耐性的、受尽折磨的，是在大城市内逐步死亡的牺牲品。哈代对于工人阶级无疑是同情的，但是哈代并不了解工人的革命作用，因此在哈代眼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丝毫不具备什么意义。哈代看到的只是工人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与不安。

　　哈代对城市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仇视的。他无法看清其革命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对农村非常钟爱。哈代认为，只有在农村生活范围内才可以实现他的人道和民主的理想。由于这种思想，哈代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往往表现出城市和农村的对立，从而使他的作品中蒙上一层特殊的田园色彩。

　　哈代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生活的真理。作为一个作家，他善于从表面的幸福、康乐的背后发现和揭露问题。要了解人，了解他们的苦难和没有满足的愿望以及意图的秘密，他主张艺术家应贪婪地观察现实生活，大胆地描写生活的动态和各种感情与性格的戏剧性冲突。凭此不难理解哈代为何可以创作出亨切尔、苔丝、裘德等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了。

　　哈代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一向是格格不入的。他热烈地拥护战斗的、干预生活的、以改善人类本性和整个生活为目标的艺术。他断言“崇高的艺术，除描写善外，也可以描写恶，但是选择恶为对象时只应考虑它本身的价值”。

　　为了捍卫现实主义，哈代同自然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面对自然主义的种种观点，哈代始终坚持，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艺术是相敌对的，因为这种主义导致小说艺术形象的崩溃，使作品变成“杂乱地罗列材料，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哈代同时还坚持艺术创作的典型化来反对自然主义。

　　另外，哈代还非常重视民歌和传说等民间创作，并从中汲取营养。这些民间创作无论对哈代的诗还是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之，哈代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虽不完全正确，但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是他那一时代无人可比的。哈代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情调是和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田园风光描写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由哈代对当时的看法所致。在艺术创作上，哈代追求生活的真理，追求揭示隐藏在人的欢乐后的种种不幸。哈代打出了生活的艺术的口号，以反对臆造的艺术独立和天才作家特权理论。为了捍卫现实主义，哈代对自然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对于艺术创作无疑是有益的。

　　在爱与恨的回归线上

　　——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创作

　　独树一帜的“威塞克斯风格”

　　哈代在他生命的鼎盛之年几乎全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小说创作在十九世纪末就结束了，当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发表后，他为世人留下了十四部有价值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某些部分构成了举世闻名的“威塞克斯小说”体系。“威塞克斯系列”可以看作是哈代以威塞克斯小镇为背景而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威塞克斯系列小说都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优美的田园风光描写和浓郁的悲剧色彩。从哈代发表《绿荫树人》直到《德伯家的苔丝》发表，这期间所写的小说风格相近，可认为是“威塞克斯系列”，至于批判色彩极浓的《无名的裘德》，评论家们则认为它已经摆脱了“威塞克斯”风格而独树一帜。

　　威塞克斯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由于哈代的苦心经营，威塞克斯已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地名了，它同样具有精神上的性质，同时也带有某种文化上的内涵。威塞克斯是人物活动的场所，但它同时又是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威塞克斯是英国社会的缩影。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化对农村的入侵以及农村社会的迅速解体，这些巨大的变化在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都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社会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无数农民破产，背井离乡，他们的故事耐人寻味。哈代从不同角度，用带着悲观主义色彩的笔调描写了这些善良人们的悲惨结局，描写了荒凉粗犷的埃格登荒原和生长在这里的农民们的悲欢离合。威塞克斯的风俗的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于是威塞克斯被赋予了深广的社会内涵。

　　哈代描绘了威塞克斯美丽的田园风光，在那令人神往的风景之中夹杂着哈代深深的叹息。他那略带忧伤的笔调，仿佛在为农村的不安宁而鸣不平，似乎还在依恋于封建社会宁静的田园生活。

　　这种略带忧伤的笔调使哈代成为一个写景抒情的大师。埃格登荒原的苍茫景色，与人们的严峻生活和古朴风俗是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哈代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动人的、立体的埃格登荒原画卷。

　　在威塞克斯系列小说及《无名的裘德》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哈代沉郁而有力的批判色彩。哈代的小说在准确地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道德宗教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抨击，因此他被评论家称为“十九世纪末英国最后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盛世”，资本主义蒸蒸日上。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它的伦理规范盲目遵从，认为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哈代却以自身的经历敏锐地觉察到这套伦理规范的虚伪性和危害性。富有正义感的他当然无法保持沉默。

　　从《还乡》开始的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在《无名的裘德》中达到了顶点；对婚姻、道德观念的批判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也达到了高点。由于批判有力，哈代受到了恶毒的攻击，以至于愤然停笔于小说创作。

　　浓郁的悲观主义、优美的景色描写和有力的批判色彩是“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最大特色，它们构成了哈代小说的基调。

　　一个纯洁女人的悲剧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有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充满着离经叛道的内容，小说有个充满挑战性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因而世俗的批评家猛烈的攻击是可以想象的。但攻击无损《苔丝》的声誉，时间证明了这部小说有无穷的生命力。

　　崎岖的人生之路

　　杰克·德比是一个穷人，他靠帮人拉车干活维持家庭。这一天他正赶着马车，半路上遇到了古物收藏家崇干牧师，牧师说他是古老的贵族世家德伯氏的嫡系子孙，德比高兴得快疯了，他到一家旅店里喝得酩酊大醉。

　　这时，德比的女儿苔丝正在参加乡村五朔节舞会。苔丝年轻漂亮，在舞会上很引人注目。在这里她认识了上流社会青年安玑·克莱，两人颇有点一见钟情的味道。

　　第二天早晨，德比由于喝得太多了，无法将托运的蜂箱运往附近的卡斯特桥镇，于是苔丝只好代父前往。在赶路的途中，马不幸被迎面而来的一辆邮车的车辕刺死了。这个偶然事件却从此改变了苔丝一生的命运。

　　马之死意味着德比失去了谋生的工具。倔强的苔丝决心担负起这个责任，于是她勉强同意到富翁德伯家求救。德比一家认为自己和德伯氏是亲戚（殊不知这个德伯氏是假德伯，德比家才是真德伯氏），苔丝一定会得到帮助的。

　　德伯的儿子亚雷·德伯接待了苔丝，他垂涎于苔丝的美丽，遂起霸占之意。他设下了一个毒计，要让苔丝在他家工作，这样自己就有机可乘了。于是亚雷通过他母亲之口留下了苔丝，让她看管家禽。苔丝对此感激不已，丝毫看不出亚雷的险恶用心。

　　有一天苔丝驾车、亚雷骑马去小镇赶集。回来时天色已晚，亚雷假惺惺地请苔丝到他马上去，他说怕苔丝累坏了。苔丝接受了，亚雷把苔丝骗入一片树林，在苔丝睡着的时候，人面兽心的亚雷奸污了她。

　　苔丝怀了孕，她的事很快传遍了村里，人们都在嘲笑她。苔丝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她愤然摆脱了亚雷的纠缠，只等孩子生下来。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巨大的打击使苔丝很快地成熟了，尽管有过锥心般的痛楚；但“苔丝就这样差不多一下子由简单的女孩子而变成了复杂的妇女了”。她要追求她的幸福。她不愿再留在这个小镇上。因为这里的人们经常对她指指点点，而且在这里她找不到什么工作。

　　苔丝到附近的农场去找工作。就在塔布篱农场，她找到了一份挤牛奶的工作。在那里她还见到了在五朔节舞会上相识的安玑·克莱。

　　安玑·克莱是个牧师的儿子，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他正在学习务农，准备当一个乡村绅士。

　　安玑·克莱和苔丝很快相爱了。安玑要苔丝跟他结婚，最初苔丝拒绝了，因为根据当时无情的社会道德观念，失了贞操的苔丝是不配做安玑的妻子的。但苔丝视俗礼为无物，她还是勇敢地答应了克莱的要求，她相信克莱会谅解，结婚前一天，两人住在一家旅馆里。苔丝想了想，把她自己被强奸的事写在纸条上，并从门底下塞进安玑的房里，她相信安玑看了以后会原谅她的。但没想到纸条却塞到了地毯底下，安玑并未发现。这就使安玑和苔丝的婚礼照常进行，可怜的苔丝却以为安玑谅解了她。

　　新婚之夜，安玑忏悔似地向苔丝说出了他年轻时所干的桃色事件，他希望得到苔丝的谅解。从谈话中，苔丝得知安玑并未知道自己的过去，由于安玑的自供，苔丝也就有勇气倾诉自己的“过失”，她认为安玑会象她原谅他一样地谅解她。结果却大出苔丝意料，安玑明显地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痛苦地在一起生活了几天，安玑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传统观念，他决心离开苔丝。无论苔丝怎样苦苦哀求，安玑坚定不移，心硬如铁。

　　几天后，安玑离开苔丝前往巴西，临走前他留下一笔钱给苔丝。悲痛已极的苔丝默默地接受了这笔钱，她将其中一半给了已经年迈的父母。

　　苔丝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去找工作。在棱窟槐农场，她总算找到了一个差事。但是，这里的环境恶劣，农场主人对苔丝又怀有恶意——知道了她的过去，天天想办法折磨苔丝，而且给她极低的工资。苔丝几乎被压垮了，这里就象是一座人间地狱。其间她曾想去向克莱的父母求救，但在接近克莱的教区时却无意中听到了安玑的兄弟正在谈论她的“婚事”，言语中颇有鄙薄之意，苔丝听了十分愤怒，她放弃了求救的念头，返回到棱窟槐冷酷的世界。

　　苔丝回到棱窟槐时，一个令人讨厌的巡回教士正在大谷仓滔滔不绝地讲道。此人正是亚雷·德伯。苔丝彼亚雷的巧语迷惑了，她认为亚雷已是浪子回头。但她凭直觉又知道她和亚雷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于是她写信请求安玑回到她身边。

　　亚雷不停地搔扰苔丝。这时苔丝的父亲德比去世了，全家已无力再租借住房，只得搬往德伯氏祖先的居住地王陴。但在王陴的住房早已有人居住了。他们不得已只好到他们家显赫的祖先的坟冢过夜。亚雷跟踪而至，他使苔丝相信安玑已完全把她抛弃了，不会再回来了。迫于家庭、生活的压力，苔丝再度屈从于亚雷的邪恶，开始和他同居。

　　就在此时，安玑正踏上归国途中，他内心充满着对苔丝的思念之情和对自己悔恨之意。他找到了苔丝，但却发现了苔丝同亚雷同居的事实。于是安玑愤然离去。苔丝悲痛欲绝，她杀死了亚雷，随安玑而去。两人间入一幢空舍，在那里他们非常快活地生活了几天，但不久就让人发现了。安玑提出逃往国外去，但追踪者尾随而来。他们逃到沙勃堡平原时，精疲力竭的苔丝在悬石坛上的祭台上睡着了。在她入睡的时候，追踪者包围上来。苔丝醒来后，发现了四周情况，她毫不反抗，毫无畏惧地说：“我停当了。”伸手就缚。她被判处绞刑。“典刑”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哈代悲愤地结束了《德伯家的苔丝》。

　　命运与抗争——人物形象

　　苔丝、安玑·克莱、亚雷是《德伯家的苔丝》这部书的三个重要人物。哈代形象而生动地刻划了三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其中尤以苔丝的形象刻划得最成功、最生动。苔丝的形象，真实、生动、感人，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世界文学艺术长廊里一个不朽的形象。

　　苔丝是一个叛经离道、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哈代把苔丝的追求与反叛精神刻划得淋漓尽致。苔丝是显赫的德伯氏的嫡亲后代，然而这个显赫的家族早已中途败落了，所以苔丝虽然美丽而聪明、善解人意，但却与一般穷人家的姑娘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生活日益艰难，她不得不求救于亚雷·德伯，但富于独立精神的苔丝却不因此而任由对方摆布，她曾坚决抗拒亚雷的引诱。最后命运捉弄了她，她还是被花言巧语的亚雷奸污了，她在人言可畏的压力下挺了过来，儿子的不幸夭折也毁不了她那颗顽强的心。她摆脱了亚雷。决心自谋生路，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她在农场遇见了安玑·克莱后，两人陷入情网。苔丝敢于大胆地倾吐对安玑的爱。要是换了别的女人，失了贞操还要这么做，那真是不可思议了。但苔丝不管维多利亚式的伦理道德。她敢爱敢说，编编命运又再次捉弄她，虚伪的克莱得知真相后，夹着尾巴到巴西去了。苔丝的纯真、坦率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她并未就此对生活丧失信心，虽然她已绝望了。她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贫苦无依的环境中挣扎着。当亚雷又来纠缠时，她希望丈夫回来救她，但她的信没有音讯。亚雷又使她相信她深爱着的克莱永远不会回来，不会再爱她了，苔丝又一次绝望了，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她同意和亚雷同居。克莱回来后，苔丝发现自己又被骗了，她在极度愤怒下杀死了亚雷，换来的却仅仅是和悔恨交加的克莱的几天相聚。

　　苔丝的悲惨命运中包含着她的无数次抗争。在失身后，她敢于同社会抗争，重新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在爱上克莱后，她也不在乎什么礼教，敢于和克莱倾心相爱；对于第二次重遇亚雷，她敢于揭穿亚雷丑恶的面具。这种难得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精神，使她经受一次比一次大的磨难，最终被社会所吞噬。这说起来极具悲剧意义，她越反抗，命运就越要捉弄她，然而正是在这种反抗中，她的反叛精神、追求精神，她的顽强的生命力，才显示得越明显、越动人。

　　哈代不仅成功塑造了苔丝倔强的性格，同时还向读者展示了苔丝丰富的内心世界。苔丝是个个性十分强烈的人。她的自尊心极强，责任感很重，所以才会听从父母之命去向亚雷家求救。她对生活有她的独特见解，而从不人云亦云。苔丝同样敢爱敢恨，她不喜欢亚雷，因而当亚雷来纠缠她时，苔丝敢当面对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你！我讨厌你，我恨你！”而对于克莱，她是爱到骨子里头了。她愿做克莱的“奴隶”而不悔。苔丝的内心丰富而顽强，她在那么多次沉重的打击面前，包括被亚雷奸污、儿子夭折、克莱离去，甚至在生命要结束的时刻，她都没有被打倒过。这样的女性，是令人钦佩的。

　　在苔丝的身上，既具有乡村姑娘所共有的心地善良、勤劳刻苦的优秀品质，但又不可避免的有软弱、轻信的一面。在新婚之夜，她不敢同克莱抗争；在古树林，她轻信亚雷的花言巧语，但正是这些缺点和优点，才构成一个活生生的苔丝。

　　有世俗偏见的评论家对哈代大肆攻击，因为哈代认为苔丝这个伤风败俗、失贞杀夫　（亚雷）的女人是“一个纯洁的女人”。但这些批评在苔丝这个富有生命力的形象面前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今天，苔丝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深受读者喜爱的人物。

　　苔丝是哈代塑造人物形象的高峰，哈代通过对她一生悲惨命运的描写，向传统的伦理进行了公开的挑战。苔丝这个形象凝聚着哈代无数的精力和心血。

　　安玑·克莱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个男主角身上，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优点。当然，他也没有什么大罪大恶，他有知识，但软弱、自私以至于冷酷无情。

　　安玑令人赞赏之处在于他身上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他敢于反抗宗教和旧传统道德。敢于鄙视世俗偏见。这一点还是比较难得的。例如他并不因苔丝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就不喜欢她，他对苔丝还是一往情深的，尽管这种感情中带有某些不纯的成份。他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却不信仰上帝，也不愿当牧师，而是宁愿跑到乡下去学农业技术，有他的理想，要当个大农场主，要为全人类服务。

　　但安玑的这种反叛精神并不彻底，远不如苔丝坚决。他虽然宣称人贵在独立，人要以独立的见解判断事物，但一旦事到临头，触及了他自身的名誉、地位，他却本能地退缩。旧传统对他的束缚，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尽管他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安玑是个自私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无形中把苔丝推向了生活的深渊。资产阶级的利已主义思想在他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讨厌都市生活，故而来到乡下，他要在这里实现他的美梦，要使自己成为“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亚伯拉罕，象一个国王一样，管领他的牛群和羊群”。在这个动机的前面，是他响亮的口号“为人类服务”。这个口号的现实性令人怀疑，使自己先成为大农场主才是真的。自私的念头本无可厚非，但却要加上个光亮的装饰却是没必要的。

　　在爱情问题上，安玑的自私性表现得更明显。一方面，他确实深爱着苔丝，因为苔丝又美丽又能干，是她将来不可多得的好帮手，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独霸苔丝。他把苔丝看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允许自己对苔丝不忠、却不允许苔丝对他的不贞　（而且这种不贞是被邪力糟蹋的）。在新婚之夜，安玑的自私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自私心理又是与旧传统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其力量十分可怕。结果安玑抛弃了可怜的苔丝。“你是个乡下女人，懂得什么叫体面？”安玑的面目暴露无遗。尽管后来安玑后悔了，并回国来找苔丝，希望能向她忏悔　（实际上苔丝已原谅他了）。但是他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由于他的遗弃，苔丝才会被悲惨无依的生活所“吞噬”。

　　亚雷是个魔鬼般的恶棍，但他却披着羊皮在四处游逛。这个富有资产者的花花公子，财大气粗，在乡里横行霸道，人们对他敢怒不敢言。

　　亚雷一手毁了苔丝。他利用财势留住苔丝，并趁机奸污了这个美丽的少女。当苔丝毅然挣脱他的魔爪而去追求新的生活时，又是亚雷利用苔丝家的困难，第二次欺骗了苔丝。

　　亚雷是恶势力的代表，正是这种恶势力摧残了苔丝这个纯洁的女人。在亚雷活着的时候，他可以随意毁掉人家，在他死后，他所代表的世俗力量却照旧要迫害善良的苔丝。令人深思的是亚雷第二次出现的身份是牧师。哈代藉此有力地抨击了宗教的虚伪性：连亚雷这种小人都可以穿上教衣四处传教，那么所谓的宗教圣洁又到哪里去了呢？亚雷对苔丝没有一点感情，纯粹只是因为苔丝年轻漂亮，便想霸占她而已。在亚雷身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罪恶。亚雷是恶势力的象征，他可以逃脱法律制裁，逍遥自在。强奸了一个少女，他只须忏悔忏悔即可。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哈代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抨击。苔丝最后愤怒地刺死亚雷，但她最终没能逃脱“亚雷势力”的魔掌。苔丝的命运表现了摧残人性的维多利亚制度的恶势力仍是强大的，杀死了一个亚雷，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的。亚雷是恶有恶报，但苔丝却是无辜的陪葬品！

　　引发轩然大波的道德批判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在书中，他侧重描写了人物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由此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有力地控拆了维多利亚时代世俗道德观念体系。

　　《德伯家的苔丝》显示了哈代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伦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深刻观察和了解。他的批判锋芒直指社会存在的弊端。

　　哈代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乡英国南部多塞特郡，所以他对英国农村的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斗争等情况都有较深刻的了解。他亲眼看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如何逐步侵入农村，工业化带来的新式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又是如何使个体农民逐步走向破产的。　《德伯家的苔丝》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在当时，乡村中有很多象苔丝和她家人一样，不断地迁居。这种迁居反映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让位于现代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苔丝和她的伙伴玛林、莱蒂和伊茨等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四处飘荡，这里作零活，那里打短工，沦为农村雇佣劳动者。她们的命运就是千百万英国的农民的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塔布篱农场，我们看到封建农业的生产仍存在着，这里的人们善良而互爱，仿佛是个人间乐园，而在棱窟槐，大机器的生产却使人们变成卑贱的工资奴隶，他们毫无人格可言。两个农场的强烈对比显示哈代对封建田园生活的依恋和对摧残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哈代通过对德比一家的不幸遭遇，有力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苔丝自身的命运就是极有力的证据。正是那个社会迫害了苔丝，使她贫穷、使她受辱，使她绝望，并且最后夺去了她的生命。苔丝的父亲不幸病死后，由于没钱付房租，全家被狠心的大地主赶了出来，被迫露宿街头，其状真惨不忍睹。后来又落得个夜宿坟冢的悲惨局面。如果没有这种悲惨的命运，也就不会有苔丝的悲剧了。

　　在这种农村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命运必然也要发生巨变。哈代再现了这种转变的残酷性。

　　而幸福生活的保障——家庭和抚慰心灵的宗教却又是那么地虚伪，富有欺骗性，它们令人们麻醉其中，丧失意志力。基于这点，哈代批判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这是全书更重要的主旨所在。

　　哈代挑战性地给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由于女主人苔丝不仅生了一个私生子，而且杀死了她事实上的丈夫，最后又同人私奔，这对世人来说，是绝对的“淫邪”之人。所以小说出版后便引起然大波，哈代立刻遭到旧的伦理道德势力的猛烈攻击。正如哈代自己所说的：“想不到这句话招致的责难比全书任何部分都多！”但哈代却并不畏惧世俗势力的强大，他在小说里，有意把社会法律和自然法则对立起来：前者认为苔丝是不纯洁的，但苔丝却并未背叛后者。因而，苔丝是纯洁的。哈代的这一逻辑思维明显暗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法律不是“自然”的，而是压抑、戕害了人的天性，所以，这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才是不纯洁的。苔丝刚走出家庭，到社会上找工作，就被纨绔，子弟亚雷强奸了。她一下子成了社会的牺牲品。由于亚雷财大势大，她无力反抗，也无法凭借法律寻求公正。在那个昏暗、阴森的新婚之夜，安玑冰冷的话再次打碎了她一厢情愿的梦。她深爱的安玑同样是不纯洁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个受害者。社会再一次捉弄了苔丝。

　　可以说，维护维多利亚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亚雷和安玑都是杀死苔丝的凶手，亚雷从肉体上毁了苔丝，但苔丝最终顽强地爬了起来，而此时安玑又给了苔丝精神上致命一击，尽管他后来做了深刻的忏悔，然而这挽回不了什么。这是无用的忏悔。连具有进步思想的安玑都不可避免地退缩到维护旧传统道德的行列中去，足见旧传统势力的可怕。

　　维多利亚的法律说苔丝是淫邪的女人，是个杀人犯，而实际上却是那个社会逼使她干的。她被社会骗了，被社会折磨着，最后她垂下了她不懈追求幸福的双翅。她的死，那个社会的旧传统观念要负全部责任。

　　从克莱和苔丝的关系上，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虚伪性。苔丝的悲剧，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在维多利亚时代，妇人是奴隶，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夫妻间没有平等。所以安玑不允许苔丝的不贞，而苔丝对安玑的不忠却不敢置一词，不敢提出抗议而只能自怨自艾。正是这种虚伪的婚姻制度使苔丝永远找不到幸福的依靠，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哈代同时辛辣讽刺了宗教的虚伪性。最好的例子是当苔丝和亚雷·德伯相遇时，她发现罪犯德伯却当上了牧师，正在向农民传教。哈代通过苔丝的内心活动猛烈抨击了这一荒谬的事实：德伯本是害她的人，现在倒皈依了圣灵；自己本是被害的人，现在却还是不曾自新向善。”上帝可以原谅亚雷，原谅这个事实上的强奸犯，允许他悔过自新，却偏偏不能原谅苔丝，原谅这个无辜的少女，颠倒错位的命运显示了哈代对虚伪的宗教的认识。

　　亚雷不久又来纠缠苔丝，要求苔丝嫁给他做太太，至此，宗教外衣下的狼终于露出了尾巴，所谓的神圣宗教不过如此，哈代就在这平淡的的叙述中大胆暴露了宗教虚伪性。

　　在作品最后，哈代似乎觉得未能尽兴，于是又写道：“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这真是一针见血。“戏弄”两字正戳中了资产阶级社会宗教问题的痛处，由此而起的攻击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之，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批判，这种批判通过苔丝的悲惨遭遇而得到了深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哈代对苔丝命运的描述，除了对旧传统观念的批判外，作者似乎还想表达出一种内在的，存于自身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即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

　　哈代早期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较深，到了后来又阅读了不少叔本华和冯·哈特曼等人的一些悲观主义哲学著作并深受影响。哈代自小性格孤僻、敏感，在习性上对悲观主义哲学是较易接受的。

　　哈代说过：“这个星球没有为‘高级生物’的幸福提供任何物质。”言下之意，作为高级生物的人，其命运将是悲惨的。因为人虽然通过进化而高于动物。但人与大自然本身并不和谐，因而要做一个这样追求和谐的不同寻常的人，他必然要遭受到失败。苔丝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她追求幸福，追求爱情，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没有为幸福提供“任何物质条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充满着悲剧。

　　与人物共悲欢的景物

　　哈代对自然的描写堪称文学史上的一绝。人们不会忘记埃格登荒原，不会忘记威塞克斯小镇，那里的风光，那里的景色，那里的人们，是如此地令人难忘。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哈代的生花妙笔。

　　哈代景物描写的最大特色是将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苔丝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应该是在塔布篱农场，因为在那里她和安玑相亲相爱，在没有结婚之前，安玑的爱几乎抚平了亚雷给她带来的创伤。苔丝如一朵鲜花灿然开放，与她的心情相衬托，哈代对该地的描写也显得轻快、活泼，碧绿青翠的大地，充满着勃勃生机，这不正是同苔丝的喜悦心情相映衬吗？

　　而在棱窟槐，那里的环境之恶劣，农场之简陋，人们之粗野，与塔布篱的青山绿水如天壤之别。此时正是苔丝在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情绪极端低落乃至处于绝望的时候。阴沉灰暗的景物描写，正象征着苔丝自身命运的艰难和辛酸。

　　通过塔布篱农场和棱窟槐农场的截然不同的景物描写，我们看到了苔丝命运的变化。这是哈代的独创，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正如评伦家指出，在哈代的小说中，大自然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山川、草木、风雨、水土似乎都具有了人的某种灵性，变成了有个性、能感受的实体。自然景物在哈代的笔下，已经人格化了。它们和人物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搏斗，它们和人们共悲欢，同哀乐。这种景物描写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心理活动等已经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这与传统的景物描写是大不相同的，哈代已不满足于单纯的绘景抒情了，他找到了突破口。

　　哈代擅长写景同他酷爱绘画艺术是分不开的。哈代早期曾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的影响，他描写景物如同画家作画，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在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在描写亚雷强奸苔丝的古老树林时，笔下的景色有一种阴暗、朦胧、捉摸不透乃至恐怖的气氛。在小说中，我们细细注意就可发现，在苔丝受苦受难时，哈代就描写飞鸟，似乎鸟和苔丝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哈代看来，苔丝的命运尚不如一只鸟。

　　在英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哈代这么着意于自然景色的描写，并且使之与故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成为哈代　《德伯家的苔丝》的一大特色。

　　哈代写景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描写方法对后代作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作家从哈代的小说中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D·H·劳伦斯，在他的《虹》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哈代描写方法的延续。

　　来自心灵的震撼

　　对于人物，哈代不满足于仅从社会生活的外在角度去描写，他把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这对传统的人物塑造方法又是一种新的突破。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出现许多精采细腻的心理描写，这些描写有力地塑造了人物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对苔丝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她和克莱在新婚之夜的一席谈话了。她所爱的克莱竟不肯原谅她的过去。苔丝感到彻底绝望了，在她和克莱分手回去睡觉时，哈代这样写道：“苔丝现在觉得，想让克莱回心转意，好像万难办到，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也差不多再没什么可盼，就无情无绪地躺下了。一个人心情比较快活的时候，往往不容易睡得着，而在现在这种心情中，却反容易睡得着。所以过了不到几分钟，孤苦零丁的苔丝；就在那间微香细生、静寂无声的屋子里，忘记了一切了……”

　　这是一个绝望到了极点的女人的心理。苔丝对前途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绝望之极干脆就什么都不想了，一个悲哀而又顽强的妇女形象就在我们心中树起，我们为她的命运垂泪，对她的看得开感到钦佩。

　　对于克莱，哈代这样描写：“他对自己说，从苔丝那个天真诚实的脸上，看不透她的心；他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不过当时苔丝没有辩护人来矫正克莱。他又接着说，一个人，眼里的神色和嘴里的话完全一样，但是心里头却又捉摸着别的事情，和她外面所表现的完全相反：这种情形，想不到居然可能。”

　　一个虚伪、自私的形象活脱脱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在一个钟头前，克莱对苔丝还是又爱又敬，而现在却居然怀疑起苔丝为人了。以至哈代自己都看不过去，要插上一句“他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

　　通过两人的不同心理描写，一个对命运不抱希望，已作了逆来顺受的打算，另一个却在心中贬低对方原先在自己心中形成的美好形象，在为自己开脱，两人的结局如何，读者自己是可以猜测到的。

　　哈代这类精采的心理描写，在《德伯家的苔丝》中比比皆是。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得以更深、更全面地把握住苔丝、克莱、亚雷等人物的性格特点。事实上，哈代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试图在告诉人们：生活的艰辛、贫穷是压不倒苔丝的，而传统的基督文明、社会舆论和世俗观念对她的精神的戕害才是致命的，这就更加有力地增加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悲剧色彩。

　　从创作　《卡斯特桥市长》开始，哈代就着重塑造人物性格，他把描写人物的心理特征、精神世界放到了首位。他塑造的苔丝等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在文学上保持不衰的生命力，正在于他生动、独到、真实反映了人物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

　　走向悲剧的情节

　　由于采用较多篇章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哈代体现了小说从十九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趋势。但就构造小说发展的情节而言，哈代则体现了对十九世纪传统小说的继承。

　　在哈代的小说中，情节占据首要位置。他的小说是通过情节来展开的，人物的心理活动依附在情节脉络上。

　　由于悲观主义在哈代的思想中占了主导性的地位，因而他的许多人物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为了把这些人物的命运推向悲惨的结局，哈代的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巧合。哈代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常常采用偶然事件或各种巧合，使正常发展的事态发生不寻常的变化。虽然太多的巧合令人厌烦，但应该说，哈代并不是凭空捏造和滥用巧合事件的。他在小说情节发展中设置了许多巧合，总的来说合乎情理，因而能有力的推动故事的发展。

　　苔丝在替父亲驾车去小镇时，马不幸被邮车车辕刺死了。这就导致了德比家失去了谋生的工具。这一偶然事件把苔丝推到了亚雷·德伯面前，因为苔丝必须找工作养活这个家，所以只有向这个“亲戚”求救。马被刺死是种巧合，但它却决定了苔丝的命运。因为苔丝如果不是因为马死了，父亲无法找到活干，她就不会去向亚雷求救，也就不会被奸污了。但这个巧合的背后也含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象德比这个穷汉总有一天会失业的，而苔丝这个美丽天真的少女总有一天要走向社会，要被社会玷污的。马之死只不过加速了这个时间的到来。

　　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苔丝在决定同克莱结婚前，向他讲清自己同亚雷的关系，于是她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从门底下塞进克莱的房间。按情理应该是克莱会发现的，然后他再慎重考虑，这就不会发生新婚之夜那场突如其来的悲剧。但哈代却来了一个巧合，他把苔丝的信写成塞到地毯底下了，安玑·克莱并未发现。于是悲剧出现了，这个似乎不可能的巧合同样有力地推动了情节发展，并深刻地刻划了苔丝和克莱截然不同的精神境界和性格，使人们看清苔丝的软弱与刚强，克莱的虚伪与自私。而且，这个巧合同样具有必然性。因为就克莱而言，凭他的性格，他对维多利亚伦理观念的依附心理，他和苔丝的悲剧是迟早会发生的。

　　但不能说哈代所有这种巧合性的情节都是好的。在其他小说中，过多的巧合反而有损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塑造。

　　总之，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完美地把自然景物的描写、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内心活动结合在一起。三方面完美和统一，共同组成了《德伯家的苔丝》这一不朽的名著。

　　最后的叛逆者

　　执着的毁灭

　　对于裘德来说，基督寺一直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为了有朝一日能去基督寺担任某一神圣的职务，多年来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学习。

　　经历了一场不幸的婚姻之后，裘德来到了基督寺。在这里，他一方面向院长写信，希望借此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竭力追求自己的表妹——淑（也译苏）。但是裘德在这两方面都遭到了惨败：他向院长提出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而淑又和费劳孙先生定了婚，裘德感到了爱情和事业的渺茫。

　　淑和费劳孙先生结婚之后，裘德对她热情依然未变。在频频的交往中，淑意识到和费劳孙先生结婚是一个错误，于是她毅然离开了费劳孙先生，和裘德住在了一起。

　　淑和裘德虽然住在了一起，但世俗却容不得他们，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四处流浪以避开熟悉的人。可是每当人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便会成为议论的中心。

　　世俗的种种力量，猛烈地冲击这个家庭，给淑的精神以沉重的打击。最后，经受不往打击的淑终于回到了费劳孙先生身边，而痴情的裘德却在失去淑的痛苦中死去。

　　这就是哈代的著名小说　《无名的裘德》的主要内容。可怜的裘德无疑是哈代在这本书中首先要塑造的人物，哈代从裘德的童年写起，写他如何去谋生，如何去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如何去追求真正的爱情以及如何死去。可以肯定裘德的一生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点，至于别人的出场，包括淑的出现在内，都是作者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安排的。

　　童年时期，裘德可以算是一个仁慈、富于幻想、极富人情味而又好学并有着崇高理想的孩子，他的仁慈是费劳孙先生教给他的。但费劳孙先生走了之后，他却把这种仁慈坚持下来。他的仁慈是如此地充满孩子气，以致于在别人看来近似于迂腐。当他在替农夫看谷子的时候，看到鸟儿挨饿，他竟忘了自己的职责高声叫道“吃吧，亲爱的小鸟儿”，他走路的时候，竟不去踩死一只露出半截身子的蚯蚓，而别人却会踩死许多。在裘德眼里，仁慈意味着不去作践任何东西。

　　小裘德极富人情味。就在费劳孙先生走的第二天早晨，他便想起了费劳孙先生，而对费劳孙先生的思念，又叫他想起了费劳孙先生的去处——基督寺。为了能看到基督寺以及基督寺的灯光。他竟多次在黄昏或晚上跑到离玛丽格伦较远的一座房子上眺望基督寺。而别人关于基督寺的美妙的介绍更教他深信不疑。

　　神圣的基督寺在招引着幼小的裘德，使得他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基督寺担任某一“神圣的职责”。在这种理想光环的照耀之下，小裘德孜孜不倦地读他的书。因为他认为这是达到那个神圣理想的必由之路。

　　裘德稍微懂事之后，尽量帮助老姑太太工作，他先是承办那个小小的面包房，后又去阿尔夫锐学石匠。在繁忙的工作中，裘德仍未放弃他的理想。

　　裘德刚刚长大成人，便经历了一次灵与肉的较量。在人生中，褒德经历了第一次选择，一方面是理想的基督寺的召唤，另一方面是艾拉白拉的引诱。由于社会经验不足，裘德最终落入艾拉白拉的圈套。最后他不得不抛弃理想与其成亲。艾拉白拉对裘德的引诱的成功，恰恰说明了裘德是一个充满欲望不甘寂寞的男人，但他的那种理想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裘德也绝不是一个粗俗的人，因为当他意识到他和艾拉白拉之间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不仅和她吵了架，还和她分了手。

　　对于理想，裘德无疑是执着的。当他到基督寺之后，他多次向院长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世俗的偏见，院长让他坚守本分，安于旧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决定去梅勤寨研究神学。

　　褒德的婚姻观无疑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淑和费劳孙先生定婚之后，按照世俗的观点，裘德如果不断绝和淑的往来的话，起码不应该再向他表示爱。可是裘德却不这样，因为他认为他有爱的权利。所以他尽一切可能和淑接触，并且一有机会便向淑表达自己的感情。他看准了淑对费劳孙没有真正的爱，心想既然淑对费劳孙没有真正的爱，为什么还要和他生活在一起，而褒德和淑两人对对方都有那种感情。既然两个人都有那个意思，为什么不能生活在一起呢？也许是道德、法律、习俗乃至宗教使人们这样，而裘德恰恰不去理会道德、法律、习俗乃至宗教，毅然地接受了淑的爱，勇敢地和她生活在一起。在他的心中，只有淑才是最重要的，而别的他都可以置之不理。

　　裘德的行为遭到了宗教、习俗乃至道德的攻击。他为了躲避熟人只有处流浪。每到一处，他们只要被人认出就立即遭到非议乃至攻击。就是因为他勾引了费劳孙的妻子他才失去了工作。就是因为他和淑没有结婚而又带着孩子，他们才找不到住处。最后，最为有力的一击降临到他的头上，可恶的习俗不仅杀死的他的三个孩子，还夺走了亲爱的淑。

　　裘德对世俗的反抗，虽然无力却很坚决。在淑离开了他之后，他天天作践自己的身体，直至在悲惨中死去。

　　哈代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裘德。哈代旨在通过这个人物悲剧的一生来表现宗教、道德、法律、习俗对人的伤害。裘德的事业、爱情乃至生命的毁灭，都是这一主旨的延伸。裘德是有高尚理想的，为了能去基督寺担任一个神圣的职务，他坚持不懈地读书。可是当他把自己的设想告诉院长时，院长们大多不予理睬。只有一个院长理睬他，还是劝他要守旧业。而对于那些设想，则要他不必去想太多，裘德的心怎不凉了半截呢？当裘德用发音不准的拉丁文虔诚地背颂圣经时，又遭到了大学生的嘲笑。在世俗的眼里裘德充其量不过是个石匠罢了，哪能胜任那么高尚的职业！就是在这种世俗的力量的作用下，裘德的理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裘德和淑的爱情可以说是纯洁的。可是就是因为淑是费劳孙的妻子而不是裘德的妻子，人们就去谴责他、攻击他。最后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终于战胜了裘德，他们不仅夺走了裘德的情人，还埋葬了裘德的生命。

　　淑是哈代在这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又一个人物，她天真浪漫且极有反抗精神，她与世俗格格不入，非但如此，她对当时的法律、宗教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淑的出场颇具匠心。淑买了一对维纳斯和阿波罗的小石膏像，她觉得他们这样大又这样赤身露体，就把他们包了起来再拿回住处。她把塑像放在柜子上面，处于悬挂在墙上的耶稣受难像下面。这样作者便向我们展示了她性格的两重性，即反抗性和顺从性。

　　不久天真烂漫的淑便落入了费劳孙的罗网，并和他结了婚，可是她发现她真正爱的不是他，于是毅然离开了费劳孙，和裘德一起生活。最后在沉重的打击下，她离开了心爱的人回到了费劳孙身边。

　　促使淑离开费劳孙的是她的爱情观、婚姻观以及敢于斗争的精神。在她看来，虽然她已和费劳孙先生结婚，因为她不爱他，所以她就应该离开他，并且她认为：“一个人宣誓老是爱一个人，也跟宣誓老信一种宗教一样有罪，也跟宣誓老喜欢吃一样东西、老喝一样东西一样糊涂。”而且她认为婚姻这个铁一般的契约会把夫妻双方火一般的柔情给毁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她离开了费劳孙先生。

　　淑这样做固然得到了幸福，同时她也为这种幸福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从此她便和裘德一起避开熟悉的人，只要有熟悉的人出现他们便会成为谈论的对象。

　　但是淑的性格也有懦弱的一面。这种懦弱在淑同费劳孙先生的婚姻中首先表露出来，用淑的话说，她是不愿意嫁给费劳孙先生的，可是由于害怕世俗，她还是和费劳孙先生结了婚。可以说淑的这种懦弱，是导致她和裘德爱情乃至人生悲剧的一个基本原因，如果她这时不向世俗低头，勇于毁约，那么以后她和裘德的一切如果得不到世俗允许的话，至少可以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她偏偏没有毁约。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她成了费劳孙太太，另一方面她对裘德的感情越来越明显。在自己的婚姻观引导下，在爱情的力量驱使下。她用她那点仅有的反抗能力离开了费劳孙先生。可是当三个小孩死去之后，她的懦弱性又表现了出来，她首先把这作为上帝对她的惩罚，接着又离开了心爱的人儿，最后又和费劳孙先生复了婚。尽管她十分讨厌费劳孙先生，尽管她对裘德依然怀有火热的爱情，可是她已不再是以前的淑了，她变了，她完全变了。她违心地向费劳孙先生忏悔，违心地向费劳孙先生表示顺从，甚至把裘德和她的最后一次会见的具体情况也告诉了他。世俗、宗教、法律以得她的懦弱使及她完全违背心愿地去做世俗、宗教、法律、道德所要她做的一切。

　　如果说裘德和淑是世俗、宗教、道德的牺牲品，那么费劳孙先生也是同样的牺牲品。自从和淑见面之后，他便疯狂地爱上了淑，不久他们结了婚。费劳孙以为这样便获得了幸福，谁知却因此遭到了不幸。很快淑便提出了分手。具有某些进步思想的费劳孙先生这时并未听从朋友的劝导，而是给了淑以极大的宽容。淑离开后，他不仅过着孤单而寂寞的生活，而且由于他对淑的宽容，他被迫离开了基督寺，重返玛丽格伦。这样费劳孙不仅半生的奋斗化为乌有，也因此被人瞧不起。对于令人厌恶的习俗，费劳孙先生也有反抗的一方面。当淑提出和他分开的时候，由于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便向好友吉令恩诉说了这件事。按照吉令恩的想法，费劳孙先生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淑离开他，然而费劳孙先生并没这样做，恰恰相反，他对淑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宽容。费劳孙先生明白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烦恼，但他还是做了。

　　费劳孙先生一直坚持自己对淑所采取的态度没有错，可是他毕竟是费劳孙先生。现实使得他意识到要想把人们鄙视他的那种冷酷无情、毫不仁慈的邪气压下去，就非用花招不切。可。具体措施是，先把淑弄回来，对别人讲一套体面的话，然后再宣布离婚的案子判错了，然后再和她结一次婚。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安慰，恢复旧日的工作。费劳孙先生真的这样做了。可见对于世俗、道德等，费劳孙先生还是十分在乎的。如果说他原先是听从本能给了淑以自由，那么他现在又听从另一种本能，把淑从裘德那里夺回来，用她来回击人们的鄙视，用她来恢复旧日的工作。他只能以世俗对抗世俗。

　　艾拉白拉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虽然她不如裘德等人高尚，但是对于世俗的东西，她却敢毫不留情地践踏。她先跟裘德结婚，后来又离开了裘德。在和裘德离婚之前，她便又和另一个男人结了婚。当那一个男人死了之后，她又千方百计地勾引裘德，最后终于又和裘德结了婚。后来，当裘德快要死去的时候，她又去勾引给裘德看病的医生。艾拉白拉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道德和宗教看来都是肮脏的。

　　但是艾拉白拉的这种离经叛道，和淑及裘德的离经叛道有明显的不同，淑和裘德的离经叛道是为了神圣的爱情，而艾拉白拉的离经叛道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是为了满足燃烧在她体内的那种原始的冲动。这一点在艾拉白拉勾引前来给裘德看病的医生之后的自言自语表现得极为明显。她认为裘德不顶用了，她得先开一个门儿，找一个人来代替裘德的位置。她对裘德的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她得知裘德死了之后，她没有流泪，相反却冲到街上听音乐，甚至和维尔伯医生调情。艾拉白拉就是这样一个既充满私欲而又具反叛思想的女人。

　　总之，哈代为我们塑造了四个富有生命的艺术形象，即裘德、淑、费劳孙先生和艾拉白拉。通过他们充满悲欢的故事，哈代抨击了法律、宗教、世俗、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这种抨击深深地击中了要害，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攻击哈代，在恶毒的攻击面前，哈代愤然停笔于小说创作。攻击归攻击，《无名的裘德》的生命力却不容抹煞。它和《德伯家的苔丝》一样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裘德，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史的人物形象画廊，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

　　打在身上的猪鞭

　　《无名的裘德》通过对裘德悲惨的一生以及淑等人的不幸的描写，表现了当时的道德、习俗、法律、宗教等对人性的束缚，从而进一步表现了哈代多年来追求的现代思想。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它不仅要有典型的人物、完整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应当含有作者的思想倾向——作者对社会的看法、观点，乃至作者的世界观，在《无名的裘德》这部小说中，作者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

　　哈代的思想和当时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当现实的人信仰上帝，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哈代却去相信社会进化论及生物进化论。当世人认为婚姻是“上帝赐给人们的思惠”的时候，当世人认为离婚就是抛弃上帝的时候，哈代却认为真正的幸福婚姻应建立在真正的爱情之上，并认为现实的婚姻制度很能扼杀人的本性。哈代用这些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想、观点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看到了道德、法律、宗教、习俗对人性的摧残。

　　哈代本来是相信上帝的。只是社会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使他改变了这一信仰，从宗教的枷锁中摆脱出来的哈代，对宗教深恶痛绝。哈代的这种思想倾向在　《无名的裘德》中表现得极为强烈。

　　裘德的理想是献身宗教，传播基督教义，为此，他想去神学院学习，日后在教堂当老师，可是裘德崇高的理想以及他在现实面前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裘德不仅失望了，而且也觉醒了。他烧掉了多年省吃俭用攒钱买下的、并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攻读的神学著作。他终于意识到：上帝既不能成全他的事业，也不能解脱他的痛苦。他不能寄希望于来世与天堂，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在现实中争取。

　　《无名的裘德》中有这样一个亵渎上帝的插曲：裘德坐在车上想着日后怎样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时，艾拉百拉把一条猪鞭打在了他的身上，这一下把他的神圣理想打断了。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描写可算是对基督教的大不敬。再如，失去了第二个丈夫的艾拉白拉悲痛欲绝，为了寻求精神的安慰，她皈依了基督教，成了狂热的宗教徒。可是一旦与裘德重逢，她的世俗欲火便又重新燃起。在神与人，灵与肉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把裘德夺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宗教的信仰不能填补她心灵的空虚，不能满足她感情和肉体的需要，用艾拉白拉的话来说：“感情毕竟是感情，我不愿再做一个缩手缩脚的伪君子”。这部小说宣扬人战胜神，肉体战胜灵魂，从而彻底否定了上帝对人的支配力量，对基督教进行了一次尖锐的批判。

　　虽然当时已经允许离婚，作者对当时的婚姻制度还是进行了尖刻地批判。因为允许离婚只是法律上的事，不论法律上说得多么美妙，在世俗的眼里，结婚乃是上帝的旨意，离婚乃是对上帝的背叛。由于现实的人大都这样认为，所以大家就把这一条当作不成文的圣谕，严格地遵守，否则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世俗婚姻制度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淑认为结婚是一个铁一般的契约，它会把夫妻双方的柔情毁掉。面对这世俗的婚姻制度，淑和裘德进行了有力的反抗，他们毅然生活在了一起。为了逃避世俗，他们避开了熟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定居。但是世俗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每当有人发现他们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时，人们就对他们进行指责、议论。世俗的婚姻制度时时地冲击淑的心。当三个孩子惨死后，淑终于忍受不住了，她认为这是对她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的处罚。淑屈服了。尽管她仍旧跟从前一样爱着裘德，可是她却认为她不应该再爱裘德了。因为她不是裘德的太太。她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属于那个通过某种神圣的仪式和她作了终身结合的人。“这是事实，这是无论什么都不能变更的！”就这样，淑离开了心爱的裘德，回到了她十分厌恶的费劳孙先生身边，去遵守那永远不能变更的铁一般的契约。哈代通过被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的婚姻观念给淑和裘德这一对真正相爱的人所造成的不幸，批判了当时流行在大众当中的婚姻观念，并表达了自己的婚姻观。

　　《无名的裘德》对于习俗的批判是十分有力的。在哈代看来，习俗导致了裘德事业的失败和爱情的悲剧。在这里，哈代把裘德描写成一个有着极大抱负的人物。为了能去基督寺担任某一神圣职务，裘德天天读他的书。可是当年青的裘德来到基督寺并给院长去了信之后，得到的却是让他安于旧业的教训。由此看来，无论裘德怎样用功学习，在世俗的眼里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石匠而已，又怎能担任这些神圣的职务呢？对于俗的不公，裘德非常愤慨。他在一阵冲动之下，从口袋里拿出粉笔，在大门紧闭的学院墙上，写下了“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但是裘德的愤慨并不因此而结束，在与别人谈话的时侯，他高声叫道：“那些大学里的寮长、学长、校长，研究员或者该死的文学硕士我看得一钱不值，我只知道，要是他给我机会，我就能在他们的本行里，把他们都压下去，时时还可以拿出一些他们没有的本事来。”作者先是着力写了裘德的好学，后又写了裘德的这两句牢骚，用意是非常明显的；裘德并不是不及那些校长、学长们，如果让裘德取而代之，裘德说不定会做得更好，只不过由于习俗的作用，裘德没有机会从事“高尚的事业”罢了。

　　《无名的裘德》出版以后，遭到了各方面的攻击，当时的一位才子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糟糕的作品。奥利芬夫人则认为这本书把人性糟塌得不成样子，情节描写也不堪入目，决不可能出自大师之手。而威克菲尔德主教曾被该书的“无礼与无耻”吓得目瞪口呆。所有这些恰恰说明哈代在本书中对现实的批判是有力的、深刻的。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是唯一可以使小说流传千古的东西。一篇小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几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人物塑造便成了小说创作中的首要问题。《无名的裘德》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虽没有做到别具一格，但也颇值得研究。

　　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反映人物的性格是非常传统的写作手法，《无名的裘德》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例如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刻画艾拉白拉的轻浮与狡诈，而是通过她向一个对她来说几乎是陌生的男人——裘德扔猪鞭并进行狡辩，来把她的这一性格表现出来。再如作者通过小裘德让鸟儿吃谷子来表现自己的仁慈，反映了小裘德的天真和善良。

　　《无名的裘德》不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塑造人物。这一点从裘德临死之前，裘德和艾拉白拉两个人各自的自言自语可反映出来，艾拉白拉在送走前来给裘德看病的医生后自言自语道：“啊，可怜的女人，总没先提防一个。我楼上那个可怜的家伙可要不中用了，他要是不中用了，我得先开个门儿……”通过这段自言自语我们不难明白，艾拉白拉对裘德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逢场作戏的话，就应该归结为一种原始的冲动，而她对裘德是没有真情的。这充分暴露了这个轻浮、放荡的女人的爱情观。

　　褒德临死前的自言自语却反映了他对淑的一往情深。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写他如何同死神争斗，而是通过它喃喃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水——淑——亲爱的——上点水——劳驾——哦劳驾！”这一举动表现裘德失去淑的痛苦和对淑的眷恋。裘德离开淑已经很久了，而他至死仍忘不了淑，这是多么深的感情。

　　此外，哈代还善于通过情节的发展来反映人物的性格。我们知道淑的性格既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懦弱的一面，哈代是如何把它们表现出来的呢？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他先写淑和费劳孙先生结婚之后，毅然离开了费劳孙先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的一面。后通过淑又到了费劳孙先生身边并向他忏悔、认罪反映了淑性格懦弱的一面。而裘德对现实的反抗的彻底性，也是通过情节的一步步发展反映出来。

　　淑的性格的两重性，还从她把异教徒的塑像和十字架放在一起这一动作中反映出来。淑的房间里悬挂十字架，象征着她对基督教有服从的一面，而淑购买的塑像又象征着她对基督教的反抗。

　　哈代非常擅长对人物外形的描写。例如在《还乡》一书中，他用了大约一千七百字的篇幅来描写女主人公尤思塔西亚的外形。在本书中，他对人物外形的描写也不少。例如在艾拉白拉出场时，哈代通过裘德的眼睛对艾拉白拉的外形进行了描绘：她是一个“身量高大、眼珠儿漆黑的女孩子，生得不能说绝对整齐，但是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却够得上整齐二字，不过皮肉并不很细了；她的胸部圆圆鼓起，嘴唇丰满，牙齿整齐，脸蛋儿象一个交趾鸡下的蛋那样红润，确实是一个健壮茁实，味道十足的雌性动物……。”

　　最后，在这本书中，哈代还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来塑造人物。例如哈代在本书中好几次描写裘德对未来的设想，以此来表现裘德是一个既有追求而不谙世事的少年。像这样的心理描写非常之多，以致有人认为，《无名的裘德》使哈代进入了心理小说家的行列。

　　一个“悲剧心理小说家”的不朽之作——艺术风格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哈代坚持的仍是他一向主张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从而给哈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批判现实主义是在欧洲浪漫主义衰落的时刻兴起的一种艺术流派。其特点是一方面要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并着重对社会进行批判。哈代是那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在这种艺术思想的指导下，哈代创作了不少优秀小说，其中以《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最为有名。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通过裘德的爱情和事业悲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当时保守的婚姻观念、宗教观念、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因此把　《无名的裘德》看成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是不无道理的。

　　《无名的裘德》虽不属于威塞克斯小说范畴之内，但它在艺术风格上却与威塞克斯小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哈代用巧合或偶然的事件把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联结起来，从而揭示这个人物失败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这一点，在《无名的裘德》中获得了很好的发挥。例如裘德因不能抵挡艾拉白拉的勾引而同她结合，对这种无爱的婚姻的描写，构成了裘德灵与肉的矛盾，从而说明了裘德性格的两重性。另外，裘德有时好学上进，有时又软弱无能，也是哈代这一创作风格的体现。

　　在哈代的小说中，爱是人的精神支柱，人一旦失去爱也就万念俱灰，万事皆空。《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在这一创作风格指导下创作出来的典范之作。裘德疯狂地热爱着淑，眷恋着淑，把对淑的爱情看成自己生活的全部，没有淑他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不幸的是淑终于离开了。失去了淑的裘德一下子感到生活已变得毫无意义，于是他想方设法来作践自己的身子，直到死去。可以说裘德自始至终都是为满足自己的愿望斗争的。可是当他的愿望在斗争中被现实摧毁后，他却不愿在妥协中苟活。对于裘德来说要么战胜环境，要么被环境毁灭，此外别无他路可行。淑的离开，已表明裘德没有战胜环境，这样在道德面前便只有死路一条。

　　《无名的裘德》中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离经叛道的精神。裘德对神灵的裘渎是对基督教文明的背叛。这表明他已背叛了上帝，他已和旧的传统道德分道扬镳。裘德和淑为了真正的爱情，不顾世俗偏见而勇敢地生活在一起更是他们离经叛道的体现。哈代塑造裘德、淑这些离经叛道式的人物的目的，是对十九世纪的小说宣战。例如淑和裘德热恋的时候哀叹他们“早生了五十年”。在哈代看来，淑和褒德的这种爱情在五十年后会完全合乎时代潮流并为人们接受，裘德和淑感到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受封建传统制约的维多利亚时代。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掌握了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社会内涵，努力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无名的裘德》没有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这里既没有白壁无暇的圣徒式人物，也没有罪行滔天的匪徒式人物。裘德、淑、费劳孙等人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由他们的性格和信仰所决定。而这些人物的性格和信仰或多或少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无名的裘德》中的主要人物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裘德死了，淑过着痛苦的生活。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使书中透出一股十分悲凉的气氛来。这与哈代的名著《德伯家的苔丝》是一样的。

　　在《无名的褒德》中哈代摆脱了他早期的创作，他几乎彻底抛弃了把大自然和乡村作为他书中人物生活背景的手法。同早期的作品比较起来。这部小说很少对景色进行诗意焕然的描写。《无名的裘德》共分六部分，每部分都以名作标题，可是没有一处真正意味着情结粘连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的延续不断的感觉没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生活方式没有了。因此除了一些散逸着的回声之处，他们那滑稽土气的合唱也没有了。书中主要人物，犹如水上漂萍一样，毫无根基。他早期作品中的威塞克斯在这本小说中，随着经济力量和工业力量的侵入，早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小说仍十分接近于创作上的重大突破。凯恩林·巴切勒说：“从本质上讲，《无名的裘德》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是这两个人的悲剧。因为他们无法充分理解他们这种深厚感情的实质，以便根据这深厚的感情行事。”

　　凯思林·巴切勒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研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深层关系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新领域。现成的小说形式能否囊括这种关系是值得怀疑的。哈代在人们十分保守的时候就对淑和裘德两个人之间既有感情、又有差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不能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此外，在《无名的裘德》中，为了把他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的广泛见解也囊括进去，哈代使用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更为直率、更为真实的语言。他还以一种洒脱的态度，采用自成一格的戏剧性讽刺和巧合手法。这种手法一方面使讽刺和巧合异乎导常地夸张，另一方面也使它们特别有力。有时甚至采取一种极其诙谐和嘲弄的口吻。正因为如此，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对社会的谴责比起《德伯家的苔丝》来更为深刻彻底。因此一位现代评论家道格拉斯·布朗指出，由于写了《无名的裘德》，哈代“就进入了悲剧心理小说家的行列，与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并驾齐驱了。”

　　环绕在丰碑周围的花环

　　哈代平素写作勤奋，著述甚丰。他一生中共写有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没有出版）。除了以上谈到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外，还有《穷汉与贵妇人》（1867年写成，未出版）、　《铤而走险》（又译《非常手段》、1871）、《绿树荫下》（1872）、《一双蓝眼睛》（1873）、《远离尘嚣》（1874）、《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还乡》（1878）、《号兵长》（1880）、《冷漠的人》（1881）、《塔里的两个人》（1882）、《卡斯特桥市长》（1886）、《林地居民》（1887）、《心爱的人》（1896）等。这些小说虽然不如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那样光照世界文坛，但其中亦不乏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珍品，比如说《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地居民》等几部作品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哈代作品的风格、技巧以及作品中透射出来的悲天悯人的个性，都能从中得到体现。而且，我们还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看到苔丝或裘德的影子。当然。由于作家本人在写作水平和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其作品也不全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有不少作品出来后反应平平。他的处女作《穷汉与贵妇人》就因为艺术水平与思想方面的欠缺而始终未能得以出版。便是他中壮年艺术风格日渐成熟时写的《号兵长》、《冷漠的人》和《塔里的两个人》，出版以后都曾令人失望，以至于使作者对自己适不适于写小说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最终随着《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两部巨著的先后问世而被否定。

　　哈代在抒写鸿篇巨著的同时，还间或进行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共写短篇小说十七篇。如果把他的长篇小说比作世界文学园地中的参天大树，那么，短篇就成了散布在这些高大树木周围矮小的花草，把哈代在世界文学园地中占据的这块土地点缀得更加美丽富饶。让人留连望返、长久驻足。

　　把“三角旗钉到钉到桅杆上”的小说——《穷汉与贵妇人》

　　1868年夏季的一天，酷暑笼罩着英国的多切斯特市。市民们都对这燥热的天气感到烦躁不安，不过，年轻的哈代对此却不在乎——他的心被一股喜悦与欣慰的热流充溢着，他花费两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终于脱稿了！要知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呀！数百个日日夜夜的劳累与艰辛，终于通过一大摞誉写得工工整整的稿纸得到慰藉与满足！虽然说作者以前曾发表过随笔《论花砖和陶瓦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和充满幽默笔调的半自传体短文《我怎样给自己建造了房屋》。但那些毕竟只是小打小闹的东西，怎么能与这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著相比呢？

　　然而，正当作者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却收到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退稿信，这无疑是给热情洋溢的作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自尊心极强又很坚韧的哈代没有因此而气馁。他又把稿子寄到伦敦另一家大型出版公司——恰普曼出版公司。结果，同样的命运又降临到他的头上，这时，哈代年轻的发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怀疑，但他实在又弄不清症结究竟在哪里。带着这个疑问，哈代前去拜望恰普曼出版公司的文学顾问、著名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梅瑞狄斯看出了稿件中闪烁着作者天才的火花，但他却不赞成《穷汉与妇人》的原稿。

　　根据哈代本人的回忆，梅瑞狄斯极力劝告他：初次前去航海，不要那么坚决地“把自己的的三角旗钉到桅杆上。”梅瑞狄斯坦率地警告哈代，如果他的这部小说照原样问世，初出茅庐的作者势必会遭到书报评论家的攻击，他的前途至少是创作上的前途——也就要毁了。最后梅瑞狄斯还建议哈代改写这部书，“使它非常柔和”，或者另起炉灶，写一部“以纯艺术为目标，加上比《穷人与贵妇人》更复杂的情节的新小说。”（摘自《哈代回忆录》）

　　哈代吃了出版商的闭门羹，不得不放弃《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首战的失利对哈代打击很大，他亲手撕毁了小说原稿，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据哈代夫人后来回忆，这部撕毁了的长篇小说是“对地主和贵族阶级、对伦敦社会、对资产阶级庸俗性、对现代基督教、对教令复兴、对整个政治环境和私人道德的大规模的戏剧性的讽刺作品……作品的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更正确地说，是革命的……”，（摘自《哈代回忆录》）。

　　由于哈代撕毁了手稿。这部作品没有得以保存和流传，但它的情节是有人加以记录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道塞郡和伦敦。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农家出身的天资聪颖的少年。从小在乡村学校受教育，学习建筑。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制图工，只身前往伦敦，在一个著名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凭着自己聪颖的天赋和农村孩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少年得到了建筑师的重用，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少年的父母在一家地主的庄园里耕种，穷小子跟地主的女儿——年轻的贵族小姐逐渐萌生了爱情。小伙子垂青贵族小姐的青春与美貌，俏小姐渴慕穷小伙的胆识与才华，然而，门户的差别和所受教育的不同一开始就给这份恋情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果然姑娘的父母觉察到女儿与穷汉之间“荒唐”恋情时，愤怒异常。他们觉得这有辱自己的“门庭”，千方百计拆散这一对不“般配”的情侣，当女主人公满怀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这位人穷志不短的心上人在伦敦重逢时，意外地发现她的意中人正积极投身政治斗争。在长期保守主义传统教育的影响下，这位贵族小姐对自己的情人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可理解。她对他的激进的变革观点也持否定态度。特别是情人在特拉法加广场向大批群众所作的颇具“煽动性”的演说，更使她精神上受到莫大的侮辱。信仰的差异与志趣的难以投合终于迫使她跟少年建筑师断绝了关系，贵族小姐随即做了行动和精神上双重回归，重新投进“慈父”“温暖”的怀抱。精明的父亲最终给女儿物色了一个邻近大地主的继承人。结婚前夕，男主人最后一次遇疯姑娘；她对他坦白说：虽然她心里爱他，但是父亲和社会的要求比她的柔情更有力量。

　　哈代有一首与小说同名的诗，收在晚期抒情诗集《人生小景》（1925）里。作家在这首诗中又描写了男主人公的个人悲剧，他用回忆形式写成，以最后会见的场面结尾：

　　咱们在五月市的一个教堂里偷偷相会：（是经我的约请，你慨然应允来临）

　　你说：“要知道，我们根本不能够结婚！”

　　我说：“不，我们自然会结婚的！”

　　我听出你的声音包含着许多人情世故。

　　你继续说：“两人相见喜吟吟。但你知道得最清楚，法律终归是法律。他不久就要成为我的真正丈夫。好人儿，你可当不上如意郎君。“我原以为……如果知道……”我喃喃地说，接着不再张嘴。“但我决不麻烦你。再会！”

　　于是两人便劳燕纷飞，你可记得当咱们道别时，钟声怎样徐徐地叩

　　着心扉？……

　　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你。你一定过着太太式的生活，为人又漂亮，又大方，又高贵。

　　——万事皆已矣！我也不再为此而心碎，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其

　　中的秘密。

　　《究汉与贵妇人》虽然是哈代的第一部小说，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已经触及到了他以后创作中的核心问题——对基督教教义的怀疑和对旧道德的反叛。根据间接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民间天才人物的悲惨命运，对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批判性描写，哈代在第一部作品里就已经有所体现。这些材料可以证明作家喜欢社会题材；可以说《穷人与贵妇人》与他的优秀的、成熟的长篇小说在思想方面是一脉相通的。

　　田园牧歌式的喜剧作品——《绿树荫下》

　　长篇小说《绿树荫下》是一部乡土气息很浓的小说。有些评论家称它为“荷兰派写生画。”它是哈代有名的“威塞克斯小说”的第一部，在题材和表现内容上都对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具有开创意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乡村气氛宁静而肃穆，村民生活淳朴安适。这部小说用教堂里的钟声和唱诗队的歌声把读者带回十九世纪英国的田园生活中去。

　　杜伊一家三代人都喜爱音乐，他们大都在家乡附近的一家教堂里供职。有的在教堂唱诗队唱歌，有的在教堂乐队演奏。附近爱好音乐舞蹈的居民常到杜尹家来聚会——唱歌、奏乐、跳舞。教堂乐队也经常为村民的晚会或舞会伴奏。

　　这部小说显然取材于哈代少年时期的经历。哈代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为教堂唱诗队和村民的舞会伴奏。老哈代一家在十九世纪的前四十年曾是斯丁福特弦乐队的台柱。他们伴奏的技艺自然得到人们的赞扬。年轻哈代对这种平安而快乐的生活一直记忆犹新，便试图用小说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绿树荫下》就这样问世了。作者原想用《梅里斯托合唱队，荷兰画派乡村图景》作为书名的，因出版商的反对，才易名《绿树荫下》。

　　《绿荫树下》共分冬、春、夏、秋四部。圣诞节之夜，芳西·戴应邀参加杜伊家的舞会，狄克对她一见钟情。他们在隆冬埋下了爱情的种子，春天萌出新芽，盛夏开出鲜花，秋后结出硕果。春华秋实，终于缔结良缘。作者巧妙地用时序反映爱情的进程，别具一番情趣。小说中还插入另一个青年希纳也爱上芳西·戴的情节，但并无一般小说中那种争风吃醋的描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总基调轻松明快、委婉动人。

　　在哈代的十五部长篇小说中，《绿树荫下》并不十分受人推崇，其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也明显逊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那么，笔者为何还要花不少的笔墨来介绍它呢？笔者认为，这部小说以其田园牧歌式的喜剧特点，同哈代的其他小说有着很大的差别。只有把这一独特的作品也搜罗进来，才有可能更全面、更客观地把握作者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

　　《绿树荫下》对威塞克斯—带风物的精彩描绘，无疑是作家热爱故乡和生活在故乡的人民，以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的民间习俗和文化的有力保证。书中的人物仿佛是在一种充满着神话传说的气氛中演绎着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描述了故乡优美的音乐、舞蹈和诗歌，显示了民间艺术巨大的生命力。哈代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民间音乐、舞蹈和诗歌的由衷欣赏与赞美，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某种史诗性质的东西，而史诗性叙述的基础则是村社的宗法制度生活，以及体现乡村世世代代诚挚而朴实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的乡村教堂合唱队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原名　《梅里斯托合唱队，荷兰画派乡村图景》，是英国民间叙事诗中的一种，它本身就反映出作者醉心于民间风物及其信奉宗法社会的理想。同时，这个书名还可以说明它构思方面的许多问题。作家在描写农民乡村小教区合唱队队员的特征时，首先着力描述他们的性格特征，并试图从日常劳动和生活中表现这种性格。

　　哈代在创造人物生活的鲜明图景时，往往把主人公放到一个集体中来考察他们的个人命运。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直是文学、史学、哲学以及其他社会思想领域里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哈代把主人公个人的命运同他生活的集体结合起来，并人为地界定二者之间的隶属关系，自然有他的道理。首先，他通过独特的结构来强调和指导这种思想。如前面提到的作者按天然的四季把作品划分为四个部分。既写出了时序变化，又写出了主人公爱情走向成熟的过程，二者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另外作品独特的双重结构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情节是顺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作为集体人物的梅里斯托克合唱队荣辱兴衰的历史，一条是狄克·杜尹的命运和他对芳西·戴爱慕情感历程。同时，哈代把集体的命运同主人公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到一起，使第二个，抒情的叙述计划从属于第一个史诗的叙述计划。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合唱队跟狄克有着共同的敌人，乡村马车夫年轻儿子的幸福跟合唱队的命运一样，暂时都掌握在同一个人物里。乡下财主弗里德涅克·沙伊里尔和贫农狄克·杜伊都要向同一个姑娘——乡村女教师芳西·戴求婚，因而发生冲突。芳西的父亲自然愿意招财主为东床快婿。此外地方教区的牧师麦博尔德对芳西也有好感，狄克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

　　哈代在这部小说中还进一步表明，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主人公的感受，只不过是村社的整个集体、卫护古代传统的梅里斯托克合唱队的感受的一部分。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乡村小教区的有钱人所支持的那个沙伊涅尔才是制造乡村音乐师悲剧命运的真正罪魁。这样梅里斯托克的人民传统和狄克的“正直的贫穷”跟富有和自私的无耻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与哈代的其他小说相比，这部小说以其浓郁的抒情味见长，处处充满“柔和的”幽默。作者把宗法乡村结构诗意化了，而且时时陷入过分感伤的情调。但同时，这部小说里也明显包含着对生活的批评，并在诙谐幽默的格调下指明敌对双方以及他们的生活原则和兴趣爱好的不可调和。哈代在一次讲演中曾引用罗斯金的话来说明这部小说：“喜剧就是悲剧，要能足够深入地去观看它的生活。”

　　此外，《绿树荫下》还包含着宗法世界跟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烈对比。但总的来说，它全篇仍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和乐观的生活情调。作者还在一程度上对来自民间的、与大自然接近的、与古老宗法传统相连的劳动者主人公的形象作了肯定性的阐释。

　　这部小说的收场是大团圆。狄克最终战胜了沙伊涅和麦博尔德，与芳西结为秦晋之好。梅里斯托克的人们与这对情侣一同狂欢。违约伯里森林的大自然本身也都狂欢起来。梅里斯托克乡村乐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绿树荫下”，依照古代风俗习惯奏出了优美的结婚圆舞曲。

　　宗法社会与资本主义文明的较量——《远离尘嚣》

　　《远离尘嚣》是哈代1874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曾写过三个长篇　（包括《穷汉与贵妇人》、《绿树荫下》、《一双蓝眼睛》），但出版后均反应平平。《远离尘嚣》是他的成名作，它一出版便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些评论家甚至以为是当时的名作家乔治·艾略特用另一笔名写出的著作。这部小说不仅使哈代获得一笔优厚的稿酬，改善了经济条件。而且也增强了哈代投身文学创作事业的信心。

　　《远离尘嚣》以其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见长。加布里·奥克是一位纯朴、善良而又勤劳的青年农民。他深深地爱上了漂亮、富裕而又温柔多情的女农场主芭斯希芭，而芭斯希芭却倾心于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特洛伊，并同他结了婚。婚后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满，这使她深感失望，但对改变现状却感到束手无策。

　　特洛伊原来同纯洁美貌的少女范妮·罗宾相好。但当他得知芭斯希芭对自己芳心暗投时，出于贪财好色的罪恶目的，他抛弃了范妮，拜倒在芭斯希芭的石榴裙下。此时的范妮已怀有身孕。她不堪忍受被玩弄的命运，毅然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不久便在贫病交加中死于贫民院，临产的婴儿也胎死腹中。另外一位名叫博尔伍德的男子也暗恋芭斯希芭，在疯狂的嫉妒心的支配下，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特洛伊。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赢得芭斯希芭的爱情，他终因杀人和失恋而精神失常了。

　　后来，朴实、忠厚的加布里当了芭斯希芭的管家。他尽心尽力地管理芭斯希芭的农场，把里里外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在扑灭农场火灾和大雨中抢盖麦垛等事件中，加布里表现得聪明能干、勇敢顽强。他锲而不舍地追求芭斯希芭，感情深沉、内在、始终如一，这让芭斯希芭深受感动。她终于解除了心中的壁垒和偏见投入了加布里的怀抱。

　　小说虽然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但书中的人物有的死了，有的疯了，悲剧气氛很浓，这无疑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单纯地把它归结于人性的悲剧。而是把这一悲剧推到更为广阔的、适宜产生悲剧的社会环境之中。当时的社会环境表为明，理想化世外桃源已经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悲剧也便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小说的标题倒是给读者提供一条远离悲剧——即“尘嚣”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文明——的路途。这无疑是提醒我们注意作品所描绘的一组对比——“城市”生活的不道德跟仿佛“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疯人”的乡村世界的纯洁无垢之间的对比。“远离尘嚣”这句话是从英国著名诗人托·格雷的《在农村墓地所作的哀歌》中摘录出来的，它在哈代的笔下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作家把小说的故事发展放在前一部作品（即《绿树荫下》）的四十年之后，决不是偶然的。

　　《绿树荫下》描写的事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当时某些地方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甚至还更早一段时期的风俗习惯。这使作家容易完成保护英国农村宗法基础的任务。而　《远离法嚣》的故事是在1869—1873年间展开的。时间变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改变了，斗争的结果也不同了。

　　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正面人物的描写开始有了变化。其显著表现之一便是主人公命运的意义重大的“分裂”。如果说，从哈代的观点看来，加里布的历史应该证实他对主人公命运的乐观看法，那么，范妮·罗宾——一个纯洁而又朴素的、被勾引她的特洛伊所哄骗的、注定走向死亡的姑娘的历史，则预示着哈代晚期作品主人公的前途，这表明作家生活理解上新的悲剧观点已经产生了。

　　古老关系的世界，从内部和外部都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文明无情地打破了哈代心中非常喜爱的宗法关系的诗意的幻想。然而作家依旧以为，只有接近人民和摒弃“疯人”的利己道德，才能够拯救人类的尊严。不过，哈代的主人公要捍卫自己正义的、富有人性的要求确是越来越困难了。

　　芭斯希芭利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自己的农场，奴役贫农。加布里·奥克始终如一地爱芭斯希芭，却又不得不在长时期内忍受节俭而调皮的女主人的欺凌，因为他不仅在感情上跟女主人难舍难分，而且他知道，雇农到处都处于受歧视的境地，而单靠他自己又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到力不以心。在这里，现实主义者哈代从发展中揭露希芭斯芭的性格，确定改变物质条件跟人的道德水平的直接联系。小说中芭斯希芭是一个性格颇为复杂的女性。她任性、娇生惯养却又资质善良，当上农场主后，她便忘掉了其他人的贫苦和不幸。她对加布里的态度也挺有趣。她不接受他的爱情，但长期把他留在身边不放，因为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经验丰富的工匠，对她的农场有益处。芭斯希芭对纨绔子弟特洛伊的爱慕，则又显示出她的虚荣、浅薄与处世经验的不足。不过在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下，这位女子仍然能跟威塞堡的普通居民和睦相处，已是颇为难能可贵了。依照哈代的想法，女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活泼的性格特征便使得她及时从虚幻的梦境中惊醒，适时地在加里布身上发现了在丈夫特洛伊身上求而不得的那些优良品质。

　　在这部小说里，特洛伊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出色。他是厚颜无耻、道德败坏、冷酷无情和粗俗人格的典型体现。特洛伊头脑空虚，不讲道德，不近人情，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阿谀奉承，动人的仪表下包藏着丑恶的灵魂。他善于扮演浪漫式的失意情人角色，变成了芭斯希芭的丈夫。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也随着特洛伊闯入了“远离尘嚣”的世界。哈代通过特洛伊无情地揭穿了所谓“文明世界”的虚伪性。

　　在这方面，范妮·罗宾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代在自己的笔记里谈到“世间常识”的时候，发表了如下思想，在作了“社会伟人”时，人性的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利己主义的世界里，正是贫穷和“高尚的精神把人们送进贫民收容所。”

　　哈代在谈到乡下浪子仿佛“依照传统”勾引民间姑娘的时候，不是责难特洛伊，而是把矛头指向根本敌视天赋人权的整个生活方式。范妮不仅是特洛伊的朝秦暮楚的下流情趣的牺牲品，而且首先是残酷的社会的牺牲品。

　　范妮·罗宾的历史是哈代所写的正面人物悲剧故事的第一个草图。不难看出。在处理这一人物形象时，作家明显地赋予她人道主义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屡屡闪现，到　《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这种人道主义主题达到了顶点。

　　此外，《远离尘嚣》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作家坚定不移地相信精神力量，相信普通劳动者愿望的正确性。作品的主人公雇农加布里·奥克克服了不少障碍以后，仿佛获得了幸福。但是，作者本人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严肃、更加警惕了。在叙述具有悲剧性社会波折的总的广阔背景中，这一情节线索的团圆收场就完全是假定的了——至少不能说加布里·奥克是当时农民命运的典型代表。

　　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织——《还乡》

　　《还乡》是哈代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在历经《穷汉与贵妇人》的夭折、《铤而走险》、《伊沙贝拉的才能》的沉默、《远离尘嚣》的成功之后，作家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日趋成熟。1878年秋，《还乡》脱稿，不过它得以出版面世，则是在两年之后。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它靠作品中主人公理想与绝望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雄浑深厚的底蕴而震撼人心。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克林·姚伯是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青年珠宝商。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巴黎腐朽奢华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于是便还乡过宁静安逸的农村生活，并准备献身教育事业。但他的新婚妻子尤思塔西亚则希望离开沉闷单调的穷乡僻壤——埃格登荒原，到繁华的大都市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她正是抱着这一目的才同克林结婚的。

　　尤思塔西亚是个很有个性的女子，她美艳绝伦，像“夜的皇后”，有火一般的激情，但性格任性放荡、独立不羁。她亲口说，她一生最大的厚望就是让男人爱得发狂，爱情是她最大的慰藉，“只有爱情才可以解除她的岁月里腐蚀她的那种寂寥。”到巴黎去享受“城市快乐”是她的宿愿。她对丈夫克林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既不能满足她永无厌足的情欲，又不能带她离开埃格登荒原。在极度的失望中，她毅然同婚前与之相爱的青年韦狄——克林的表妹夫——私奔，结果两人在通往巴黎的路途中溺水而死。

　　与之同时，克林在家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也遭受挫折。因为农民不懂得教育的重要性，不支持他的活动。他失去了妻子，也失去了追求理想的热情，最后当了传教士。在经历了人生过多的失意之后，他疲倦地说：“我们不能打算在人生舞台上光荣前进，只能计划不丢脸地退出人生舞台。”

　　《还乡》有别于哈代以前六部长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他创作的悲剧主题大为增强了。作品中到处充盈着对人民现存生活条件极度不满的感情。精神世界的燥动不安，以及对理想的热望与绝望情绪的交替，是这部书的主人公的显著特点。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重点是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克林·姚伯和尤思塔西亚，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对世界混乱现象的抗议思想。但是，二者抗议的性质和积极理想的实质是根本不同的。

　　克林·姚伯在童年时代就模模糊糊地梦想着为公共福利做些有益的活动。他在伦敦和巴黎两个巨大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资产阶级疯狂攫取金钱的原则充满敌视和反感。这种心情的产生，使他在都市中迷失了目标与方向。于是，他在精神上完成了对故乡的回归。

　　克林回归故乡埃格登荒原后，指望在这里找到新的力量和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亲眼目睹了埃格登劳动者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现实，从而充满了对人们困顿生活的忧虑和同情。于是，他自觉地为同乡的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进行积极的活动。

　　然而，克林的教育计划是站不住脚的。他很悲惨地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哈代深刻而客观地揭示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克林深入私有者的利己世界是跟他的理想相敌对的，但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中就带有不少利己主义的成分。这一点使他难以与普通劳动者融为一体。更为残酷的是，他和尤思塔西亚白头偕老的个人希望也由于二者志趣难投而破灭了。这里面无疑包含着巨大的悲剧因素。

　　尤思塔西亚跟克林相反，她与埃格登的乡村劳动者缺乏有机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艺术观念等则抱着不赞成甚至是轻蔑的态度。这是她千方百计离开故土的重要原因。尤思塔西亚只是很冷静地审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却不能认识到纯朴的民风中人们性格的优美和道德的高尚。在这一点上，她与克林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

　　尤思塔西亚想要摆脱乡村生活，这本来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向往，无可厚非。然而。她的抗议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抗议的根本，来自于她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思想。如果说克林梦想的是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话，那么，尤思塔西亚的“反叛”归根到底是以追求富裕“城市”生活的小市民意愿为基础的，只不过用浪漫性的豪言壮语遮盖一下罢了。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尤思塔西亚身上闪烁着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光辉，亦或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她还是一个旧时代的新女性。

　　在谈到《还乡》悲剧性主题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自然主题。自然主题作为哈代作品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屡屡闪现，这同哈代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不无关系。这一主题在《还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乡》开头时埃格登荒原的壮丽描写，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这里，作者把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赋予大自然以人的灵性。其中的自然景物、经济结构、社会秩序以及生活在荒原的人们的风土人情、思维感受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哈代独特的塞克斯风情和环境氛围，于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既有独特的自然景物，又有深厚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但是，哈代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景物的描写毕竟只是一种依托；抑或说，那是威塞克斯的表层描写，它的深层含义则在于表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和在这个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下形成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感情心理的综合形态，即文化心理状态。

　　过去和未来的事件无穷无尽，人的活动充其量不过是大宇宙活动中一个极其短暂的插曲。多少世纪过去了，多少世代更迭了，大自然依然不变，依然强大，按照自己的方式计算时间的流逝，似乎从不为尘世的悲苦与贫困所动。不过，在《还乡》中，大自然并不永远是冷漠无情的。它由于人的存在和活动而显得生气勃勃；它对于亲近它的人们　（少年克林、朵荪等）怀有好感，对于那些前来埃格登、有意玷辱传统尊严和真挚感情的人们则冷酷无情（尤思塔西亚与韦狄的死亡）。

　　《还乡》是哈代的长篇小说中比较出色的一部。该书一出版便引起很大的轰动，甚至有些评论家认为《还乡》是哈代最出色的小说。这溢美之辞尽管说得有些过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读者和评论家们对《还乡》的认可与肯定。

　　一个有品格的人的故事——《卡斯特桥市长》

　　《卡斯特桥市长》一书出版之前，哈代所写的主人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其形象的不鲜明性。在这些作品中，哈代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对景物的描写着墨颇多。甚至不少评论家曾经说，哈代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大自然。这一特点在　《还乡》和《远离尘嚣》中都表现得比较突出。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缺乏鲜明、独特的个性，因此都谈不上是人物塑造的力作。但是，《卡斯特桥市长》却为哈代的小说创作揭开了新的一面，它不仅在小说的悲剧性情节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人物塑造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在这部小说中，埃格登荒原已让位给一个人物——亨切尔和一个城镇——卡斯特桥市。下面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

　　亨切尔是一个懒散、酗酒的打草工人，贫困生活所带来的压抑情绪时常常困扰着他。在一次醉酒中，他把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卖给了水手纽森。次日酒醒后，他为自己的过错悔恨不已。发誓从此后滴酒不沾，痛改前非，发奋图强。

　　十八年过去了，亨切尔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干草粮食商人，并当上了卡斯特桥市的市长，这时，被他卖掉的结发妻子由于得到纽森亡故的消息，感到生活无着落，带着女儿回到卡斯特桥市。亨切尔为怕当日出卖妻女的丑闻张扬出去，同妻子复婚。婚后不久。妻子去世。临终时，她告诉亨切尔，她带回来的女儿并非亨切尔的亲生女儿，而是她跟纽森所生。这对亨切尔的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灾祸接踵而至。在事业上，亨切尔刚愎自用、固步自封，经营方式落后，被代表先进生产经营方式的对手伐伏里击败，他的情人露西塔也在他最需要慰藉的时候离开了他，并和他的竞争对手伐伏里结了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亨切尔在事业和爱情上都一筹莫展时，水手纽森突然在卡斯特桥市出现。把女儿简从亨切尔身边带走，亨切尔感情上唯一的依托也随之消失。这时，他同露西塔之间的暖昧关系败露。随后，一位亨切尔早年出卖妻女的目击者——卖粥的老妇人——在法庭上当众揭发了他二十年前出卖妻女的丑闻，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亨切尔身败名裂，最后死于埃格登荒原。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八十年代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其成功之处在于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有品格的人”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一“有品格的人”的性格又具有很大的生动性和复杂性。在小说开始时，亨切尔是一个粗暴、懒散、不能自制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恶劣欲望的牺牲品，用哈代的话来说，这种欲望“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悲惨的结局”。贫农的命运受到严重的考验时，亨切尔内心充满绝望的情绪。这使他做出一生中最为可耻的事——当他的理智为酒精所麻醉的时候，他在集市上拍卖自己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哈代并不掩盖主人公的不良品质，但他是结合主人公艰苦的生活条件来刻画人物的。亨切尔的命运以其内部矛盾为转移，而归根结底，这些矛盾又是由社会冲突产生的，也可以说是社会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哈代的小说中，这一形象发展的艺术逻辑就是如此。

　　亨切尔的复杂性格，还表现在其形象上所包含的正面人物的典型特征。亨切尔表面严厉，甚至常常像个暴君，但在本质上，他又是憨厚、善良和公平正直的。只不过淳朴、憨厚得有些迂腐。这无疑又促成了他的目光短浅和轻信别人的个性。这样，他败在精明谨慎的投机分子伐伏里的手下，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质上又是传统的、守旧的生活方式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失败，它反映了哈代向往进步的思想——尽管作家充满了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同情和留恋。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要以损毁一部分原始的自然为代价的，这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人的“异化”。

　　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同样没有孤立地描写享切尔，他塑造了伐伏里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同切尔加以对比。伐伏里作为亨切尔的对立面而存在，在这部小说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性格上看，伐伏里善于投机钻迎，精明谨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独具的精明与狡黠是他击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取得事业上成功的得力武器。其间他虽然常常显得冷酷无情、忘恩负义，甚至不惜落井下石，踏着“恩人”的肩膀登上成功的宝座，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竞争本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在对因循守旧的旧势力进行挑战的时候，决不能做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伐伏里是一个塑造得颇为成功的人物形象。

　　当然，带着自己固有狭隘与浅陋败下阵来的亨切尔也不是一无所得，——他在自己的孤独中保持了“道德”的坚定性。他不但在有生之年不向卡斯特桥居民中的“资产阶级”投降，就是死去以后也不愿意顺从他们。这大概就是这部作品的副标题——“一个有品格的人的故事”所说的“品格”之所在。有些评论家口口声声称道亨切尔是一位“有气节的人”，其原因也即在此。这里所谓的“气节”显然是指一些因循守旧的乡村社会陈腐的道德观念传统。

　　对亨切尔这一人物形象，哈代是褒扬和批判兼顾的。这本身就是大手笔的作家塑造人物形象时所应该具备的。哈代褒扬亨切尔，是把他看作淳朴、厚实的田园风光的一部分，甚至还在他身上寄予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理想，因为哈代一直是对民风纯朴的农村寄予深厚感情的。这种感情使作者对老一代农民亨切尔寄予深切的同情。然而，作者对他的同情并不能掩盖亨切尔在事业上的失败。他的刚愎自用、感情用事和粗暴蛮横的态度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入众叛亲离、家破人亡的深渊。在这点上，哈代对亨切尔是持批判态度的。事实上，这部小说中对待亨切尔的态度也明显地显示出作家理智与感情上发生的冲突。——在感情上，他是同情亨切尔的并赋予他农村人所特有的一些美好品质；但在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把这位主人公推向破产和孤独的悲惨境地。

　　总之，这部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农村旧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趋于瓦解的景象，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避免。时代把这个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亨切尔推向没落和死亡。

　　《铤而走险》等八部小说的评价（一）、《铤而走险》（又译《非常手段》）

　　它是哈代接受作家梅瑞狄斯的建议而写的一部长篇。这部小说内容庞杂、结构零碎、情节荒诞，无明确主题。

　　赛西利娅是一个美丽多情、纯洁善良的少女，受雇于女地主阿尔克利夫家里做工。在那儿，她结识并爱上了诗人、建筑师爱德华·斯普林格雷夫。阿尔克利夫是个老处女，因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变态心理，竟然爱上了赛西利姬，对接近她的男人又忌又恨，更视爱德华为眼中钉。

　　艾尼斯·曼斯顿原是一个受人欺凌的孤儿，长大成人后则成为一个性情乖戾、品质卑劣的恶棍。他也爱上了赛西利娅，为此竟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在他向赛西利娅求婚遭到拒绝后，他铤而走险，同阿尔克利夫串通起来，千方百计破环赛西利娅和爱德华之间的爱情。爱德华和赛西利娅为追求爱情同艾尼斯和阿尔克利夫的阴谋作了种种斗争。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艾尼斯·曼斯顿在绝望中自杀。

　　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写作技巧都不高。情节曲折落入俗套。不过反面人物艾尼斯·曼斯顿倒是刻画得比较出色，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二）《一双蓝眼睛》（1873）

　　少女艾尔弗雷德有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她的第一位情人杰斯维去世后，艾尔弗雷德又受到两个青年的追求。一个叫史蒂芬·史密斯。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建筑师助手。相貌清秀，举止笨拙却又野心勃勃，一心想到伦敦去发迹；另一个叫亨利·顿特，脑子里整天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二人都摆脱不了艾尔弗雷德那双迷人的眼睛，并为此争风吃醋。

　　艾尔弗雷德的父亲斯旺卡特牧师十分势利。他不顾女儿的青春与幸福，强迫女儿嫁给露克希里勋爵当填房。艾尔弗雷德性情懦弱，优柔寡断。屈从父命出嫁了，但不久就郁郁寡欢而死。她的两个追求者仍然痴心不改。她去世后，史蒂芬和亨利在教堂放置棺材的地下室又一次相遇，但艾尔弗雷德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已经合上了。他们默默地向她的遗体告别，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山谷走去。

　　这部小说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恋爱结婚的关系问题。作者鄙弃婚恋中门第观念，提倡婚姻应以纯真的爱情为基础。这在当时的英国是难能可贵的。（三）《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

　　出身微寒却又虚荣心极强的女子伊沙贝塔不甘心过穷苦的生活。为了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的生计，她凭自己的美貌和非凡的交际手段混入上流社会，嫁给了蒙特克利尔勋爵，实现了自己的宿愿。伊莎贝塔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全家都反对她的婚事，并坚决拒绝伊沙贝塔的钱财资助。

　　勤劳而又善良的青年克里斯托夫深深地恋慕伊沙贝塔。然而，他也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子弟，无力使伊沙贝塔和她的家庭摆脱贫困，后来，他和伊沙贝塔的妹妹皮卡蒂结了婚。皮卡蒂不崇尚虚荣，珍惜纯真的爱情，婚后同丈夫感情很好，生活幸福美满。

　　相形之下，伊沙贝塔的命运要悲惨得多。蒙特克里尔勋爵不能满足她感情上的渴求，地位和金钱难以填补她精神上的空虚。她不仅失去了一个青年纯真的爱情，而且失去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情，同时也失去了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乐趣。为此，伊莎贝塔心情非常郁闷，终日郁郁寡欢。

　　总的说来，这部小说写得不很成功，全篇充满道德说教的意味，且作者不熟悉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也不善于写城市题材，因而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显得矫操造作，颇令人失望。（四）《号兵长》（1880）

　　这是继　《还乡》获得成功之后，哈代写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称雄欧洲大陆，并准备进犯三岛。在与法国毗邻的维塞克斯海滨地区，人们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但这并未影响年轻人谈情说爱。号兵长约翰·洛弗特和他的弟弟鲍勃·洛弗特，及民兵费斯塔斯·德里曼三人同时爱上女主人公安妮，并向她求婚。安妮喜欢洛弗特兄弟，但对选择约翰还是鲍勃感到左右为难。约翰为人诚而善良，相形之下，鲍勃则显得虚伪、狡诈、好耍小聪明，犹柔寡断的安妮爱鲍勃甜言蜜语的欺骗，投进了他的怀抱。号兵长约翰则由于失恋而远走他乡。后来，他同许多战友战死在西班牙战场上。

　　这部小说艺术水平和故事情节都很一般，这不禁使崇拜哈代的读者深感失望。与《还乡》相比，《号兵长》结构松散，情节平淡无奇，缺乏戏剧性的高潮，文学价值不高，不过小说中穿插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还值得一读。（五）《冷漠的人》（1881）

　　这部小说写于　1881年。作者以“一个今天的故事”作为它的副标题，用以说明这部小说旨在探索社会变革时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贵族小姐波拉·鲍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性情冷漠，过分注重理性，无端地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对人、社会和宗教都抱一种漠然的态度，被人称为冷漠的人。

　　波拉继承了一幢她父亲生前买下的古老宅邸。这座宅院原是一个没落贵族家的。该没落贵族的继承人威廉为了重新获得这所住宅，想同波拉结婚。青年建筑师乔治来修缮这座古老的建筑物时，对波拉一见钟情。而另一个建筑师哈维尔却想同乔治争夺这项修缮生意。这样，围绕着这处宅院和冷漠的波拉，乔治同威廉和哈维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勾心斗角。

　　小说女主人公波拉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她虽说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很多方面又很保守。她有现代的审美观念，喜欢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却又对封建时代的古老建筑产生深深的依恋，新旧世界观的冲突使她在许多问题上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不过最后她终于冲破心灵的壁垒，千里迢迢奔赴欧洲大陆，与心爱的乔治结了婚。（六）《塔里的两个人》（1882）

　　贵妇人维薇艾特爱上了出身低贱、生活窘困的青年维斯因，并出资助他自学成才，成了天文学家。她深信出国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布朗特爵士已不在人世，决定同维斯因结合，但她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丈夫确实去世，这使她内心感到十分矛盾。不久，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维斯因又离她远行，杳无音信。为保持名节，她嫁给了梅尔彻斯主教。当她和维斯因重逢时，青春已逝，往昔那份感觉也唤不起来了。她经历了感情上的种种折磨后黯然辞世。

　　这部小说情节稍为荒诞离奇，但寓意很深。小说以大量篇幅叙述天体和天体运行，描写维斯因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和发现。渺小的人体同巨大的天体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旨在暗示：在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理性日益占主导地位时，人们不能忘记人类固有的感情。维薇艾特对维斯因的几句话可能正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之所在：“你所研究的学科天地广阔，把我所关心的问题压得粉碎！你的学科是天体，我的课题是可怜的人情！”（七）《林地居民》（1887）

　　勤劳能干的青年农民贾尔斯爱上了富家小姐格蕾丝，想同她结婚。格蕾丝对贾尔斯虽有好感，但在门第观念和虚荣心的支配下，她嫁给了虚伪、狡诈的菲茨皮尔斯。婚后，格蕾丝发现菲茨皮尔斯并不是她理想的丈夫。他不爱格蕾丝，凭自己的英俊外表和如簧利舌四处寻求婚外恋情。这使格蕾丝感到十分痛苦，但苦于当时婚姻法对离婚限制极严而一筹莫展。

　　农家女玛蒂暗暗地爱着贾尔斯，但直到贾尔斯死后她才吐露自己那份未了情缘。留给读者的只有沉重的失落感和深深的遗憾。

　　这部小说旨在批判当时英国违背情理的婚姻法。其中的人物贾尔斯、玛蒂、格蕾丝等都是不合理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书中对大自然绚丽多姿的描写，依然闪现出作者对田园风光和农村宗法社会的留恋。（八）《心爱的人》（1896）

　　这是作者继　《德伯家的苔丝》获得空前成功后写的又一部长篇，不过其水平却与《德伯家的苔丝》相去甚远。

　　皮尔斯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雕刻家。他执着地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在生活中则追求柏拉图式的恋爱。

　　皮尔斯顿青年时期爱过少女爱维丝，却并不向她表白。爱维丝同别人结婚后，他才幡然悔悟，觉得失去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妻子。十多年后，爱维丝的女儿小爱维丝长大成人，皮尔斯顿因其相貌酷似她母亲而爱上了她，但小爱维丝拒绝了他的爱情。时光飞逝，小爱维斯的女儿小小爱维丝又长大成人，容貌与外祖母和母亲很相似，皮尔斯顿又钟情于她。小小爱维斯可怜这位老人的一片痴心，口头上答应同他结婚，却暗地里跟一个青年私奔了。这样，皮尔斯顿同爱维丝三代人的精神恋爱遂宣告破灭。

　　这部小说在故事情节、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都同哈代的其他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这无疑给这小说涂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不过它却因此而引起了哈代研究者的兴趣。

　　心灵协奏曲

　　——哈代与同时代作家及其影响

　　友情与思想同在

　　哈代生活于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英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威力迅速增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工业化无疑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的加大；工人的失业问题；农村的贫困和小农经济的破产问题等等。总之，英国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

　　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给文学提供了机遇，有利于拓宽作品的表现力，但同时也给文学提出了挑战，这表现在当时文学界迭起的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潮。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一批以发掘和揭示社会问题为己任的作家活跃在社会底层和资产阶级政客名流中间，写作非常勤奋，力图剖析英国所处的这个独特的转型期社会。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新的文学流派开始出现；包括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艾略特、哈代等享有世界声誉的名家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使得这一时期成了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创作非常活跃的时期——维多利亚时期。

　　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哈代向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伸出了敏锐的触觉。资质的差别，享受教育的不同，以及生活阅历的各异，哈代观察和描写社会的视角自然与其他作家有很大的区别。本章试图从哲学思想、文化观念、艺术风格以及他的日常交往过程等方面入手，把哈代与同时代的作家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借此来弄清哈代在西方文学，特别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同哈代关系较为密切的作家，首推《利己主义者》的作者乔治·梅瑞狄斯。梅瑞狄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与哈代一起被认为是该时代的两个最伟大的小说家，以严肃的写实主义传统而著称于世。他不仅是哈代走上文学道路的良师，也是他生活中的挚友。

　　1868年冬，哈代第一次见到梅瑞狄斯。当时梅瑞狄斯的职务是伦敦恰普曼出版公司的文学顾问。哈代送给该出版公司的手稿《穷汉与贵妇人》传到了他手里。他很赏识这位热血沸腾的文学青年的才华，却不赞成出版他的小说。因为一旦这部长篇小说问世，它的作者势必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如果那样的话，这位文学青年的前途就要被毁了。

　　在梅瑞狄斯的建议下，哈代放弃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穷汉与贵妇人》的出版，并开始写作另一部长篇小说《铤而走险》。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哈代前期的几部作品，大都是由梅瑞狄斯推荐出版的。

　　哈代和梅瑞狄斯成了密友之后，二人一向过往甚密。哈代很尊重这个思维敏锐、见解深刻、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洒下不少汗水的师长，梅瑞狄斯则对哈代深刻的人生阅历和洞幽悉微的哲学宗教观念颇为赏识。据有关材料记载，师徒二人经常在一起彻夜长谈，相互交换文学、哲学和宗教以及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看法，但他们并不避讳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的相异，甚至常常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不过这丝毫无损于他们之间的友谊。

　　如果将哈代和梅瑞狄斯的作品作一比较，会惊奇地发现，两位密友在哲学宗教观念和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几乎是“卓越地相互补充。”

　　首先，梅瑞狄斯是世界主义的，而哈代则是地方主义的。翻开梅瑞狄斯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气势宏伟，场景开阔，覆盖面大。上至资产阶级政客名流，下至贫民窟的失业民众，无不一一有所涉及。相形之下，哈代作品所涉及的范围要狭窄得多，其最有特色的赛克斯风情”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使得他的小说难以走进生产和文化都稍高一等的都市生活。另外，哈代小说中虽花不少笔墨描写过宏大的生活场景　（如《还乡》中对埃格登荒原恢宏广袤气氛的描写），但它毕竟是很狭小、很有限的空间，是地方主义的。

　　其次，从作品的风格上看，梅瑞狄斯的风格艳丽浮华，而哈代的作品却有时是粗糙地将句子堆砌到一块儿，就像一个人用干巴巴的石头垒墙一样。梅瑞狄斯一向创作态度严谨，他曾痛下决心，抗拒商业化的压力，决不为追求畅销而损害他的文学理想，这理想自然包括充满精湛技巧的风格。为此，他大量引经据典，在他的作品中警句格言，哲学概念，复杂的句法频频出现，无不显示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创作态度的严谨。类似隐喻速记的方法达到思想的迅速转变。他书中的人物有的以他们机智的谈话而著称，有的则以他们内心的许多深奥思想而打动读者。哈代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有时候虽然也很细腻，但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却往往缺乏凝聚力而显得有些零乱和散漫，这大概跟哈代所受的语言教育有关。

　　再次，梅瑞狄斯有超凡的欢快活泼的才智，而哈代头脑清醒，坚韧地从异常的人类命运的大海深处汲取着智慧。这一区别表现在梅瑞狄斯作品中的人物生动活泼、富有幽默感，让人在诙谐幽默的情趣中感知对现实、对人世的无奈；而哈代作品却条理明晰，说理透彻，让人充分体验到作者思想感情的火花。

　　最后，二人的区别还在于他们描绘的生活场景和题材的不同。梅瑞狄斯能够极其精彩地描绘贵族、知识分子和社会名人的生活，把握其言谈举止就像指挥乐队一样；而哈代则对威塞克斯的乡下人了如指掌。不过描写起更复杂的阶级中的人物（比如说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或城市居民）则显得技巧不足。这是由他们生活方式的兴趣程度不同造成的。前者渴慕贵族、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生活，自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倍加关注：后者喜爱纯朴宁静的威塞克斯风景，也必然对当地的人情风物了如指掌。

　　除梅瑞狄斯外，哈代还同当时英国的两位著名作家乔治·吉辛（GeorgeGissing，　1875—1903）和乔治·莫尔（GeorgeMoore，1852—1933）结下一定交情，吉辛和穆尔都信奉自然主义，是英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和先驱。自然主义的起源跟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学说有着很大的关系。达尔文的生物学名著《物种起源》（1859）发表后，一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把动物界中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论扩大到人类社会。他们断言：较强的、较有适应力的能继续生存，极力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可动摇性辩护。这就是在西方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断定，既然生活是弱者和强者的永久斗争，那么，社会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不是积极的。

　　自然主义宿命论的哲学基础，与哈代哲学观念的悲观主义因素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

　　哈代的创作十分清楚地表明，作家以洞悉社会、揭示社会问题为己任。他早就注意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哈代生活在社会底层，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失业工人、贫困破产的农民以及由于贫困而导致的饥饿、灾荒、瘟疫等，这些见闻使他早年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然而，哈代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从这一点上来说，哈代又欢呼革新，赞成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他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代表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的伐伏里彻底击败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亨切尔。便是他这一心理的极好写照。这样，一对矛盾便在哈代心目中形成了——就是真实的人性和原始的自然同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的矛盾。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哈代希望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调节机制把这一矛盾弱化以至消除。然而，现实毕竟是严峻的，社会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必须以部分人的异化为代价。资质敏感的哈代自然看到了这一点。同时，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也很不现实，这样，哈代思想便随即向悲观主义转化。他的作品处处充满悲剧色彩，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即使是在他少见的几部喜剧作品中，也同样充盈着哀伤凄婉的格调。

　　哈代对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批判，一开始就引起现存制度的辩护者——被称为“清格罗斯忠实信徒”的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哈代吹毛求疵，不知好歹，并送他“悲观主义者”的绰号。同时，哈代思想上的敌人——“乐观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作家——明目张胆地故意责难他的作品“缺乏乐趣”、“硬梆梆地”、“不调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责难进行驳斥。“谈谈悲观主义，我的口号是，”哈代写道，“首先正确地诊断出疾病……确定疾病的原因，然后去找药石，——如果有药石的话。乐观主义者的口号或实践是：对实际病症闭眼不看，只是为了预防症状而采用经验主义的万灵药。”他还说：“幸福的无思”使人们不了解“关于《希腊》（雪莱诗——引者注）中的合唱队高喊　‘常胜的邪恶以狂叫去迎接初升的太阳的千万人的情况。”

　　哈代没有能够“正确地诊断出”社会机体的疾病，更不用说找到医好疾病的药石了。因此，这位作家始终感到世界的混乱不堪，感到资本主义生活秩序对缺乏物质财富的人们的敌对性。

　　哈代悲观主义特质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西方人生活和信仰的支柱——基督教——的怀疑和背叛。如果说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的话，那么，在接受近代科学“洗礼”之后，他则逐渐认清了基督教的本质。他亲眼目睹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终于觉悟：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能依靠上帝拯救灵魂，也不能依靠上帝来摆脱悲惨的命运，人类自身的解放只能靠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哈代认识到基督教的欺骗本质后，便毫不犹豫地同它决裂，并在作品中对宗教作了口诛笔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无名的裘德》。在这部寓意很深的世界名著里，哈代塑造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裘德的形象。裘德从一个狂热的基督教信徒沦为“上帝”的敌人，无疑是对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强有力的挑战。

　　在《德伯家的苔丝》里，作者问道：“苔丝的保护人在哪里？她那虔诚信仰的上帝在哪里？”同样表明哈代对基督教崇拜的怀疑。

　　那么，哈代以极大的勇气否定上帝，抛弃基督教教义，他是否因此而得到解脱，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哈代认清了宗教虚伪的本质，并毅然与“上帝”决裂，的确难能可贵。然而，可悲的是哈代寻找不出社会的光明前途，所以，“上帝死了”之后，空前的迷惘和失落也随之降临。思维失去了根基，哈代只好执着于现实，把生活的理想与信念都寄托到个人奋斗上。可他耳闻目睹的个人奋斗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被难填的金钱欲拉进了深渊，或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一败涂地……他相信人定胜天，宣扬人的威力，可他又分明感到：冥冥中总有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把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残酷地践踏；……这样，悲观主义又一次在他心目中增加了不少份量。

　　总之哈代的悲观主义与吉辛、穆尔等人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宿命论是有明显区别的。自然主义宿命论表面上“客观地”描述世态人情，骨子里则充满着无奈与绝望，使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而哈代的悲观主义则含有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表面上的浮华，不要因此而头脑发热，要保持理智和冷静，对这虚华的世界“诊断出疾病”，并能出具药方，然后寻找治病的“药石。”由此可见，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意味着悲观厌世和绝望，相反，它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对完美和光明前途的寻求，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与哈代同时代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也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人物。佩特是英国当时一个著名的艺术流派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哈代在艺术观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佩特一开始就否认艺术的任务是培养善良的品德，认为艺术不问道德不道德。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了文世复兴时代画家的作品的不道德特征。并对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评论。他从蒙娜丽莎脸上极其神秘的半微笑里，看出了“希腊的兽性，罗马的淫念，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及其教会的虚荣心和浪漫主义的爱，多神教的世界复萌和波尔查的罪恶。”

　　按照佩罗的观点，艺术作品与它所表现出来的全部伦理思想无关。它之所以有价值，首先是由于制作的形式完善。他甚至在《文艺复兴》一书中断言，艺术与伦理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是不论艺术创作或科学的意义如何而使人得到主观的快乐。他认为艺术应当摆脱从属于题材的地位。这显然与唯美主义观点相吻合。

　　相对来说，哈代则并不那么执着地追求美，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而是努力发掘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等社会内涵，由此引发出作品中蕴含着的教育意义，并藉此来证明自己的进化向善论。自然，哈代并没沿袭传统的小说格局，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　（善与恶的斗争又表现为英雄与恶棍的斗争）。在他的几部名著中，我们很难找出白璧无瑕圣徒式的人物，也很难找到罪行滔天匪徒式的人物。但是，这完全不能说是哈代没有是非观念。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诸方面推进的过程中，在作者所创造的清新自然的语言格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到作者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比如说，在《无名的裘德》中，作者对基督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而对裘德的纯朴、善良和孜孜以求则给予肯定和赞美，——尽管裘德的一切追求最后都化为泡影。

　　哈代的作品有时甚至过分追求道德说教作用，未免使人产生牵强附会的感觉。在《德伯家的苔丝》里，哈代对在安矶充满爱情的目光下牛奶厂鲜活生动的景象作了一番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描写过后，大约是怕读者不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便复又在这段抒情性极浓的描写后加上段不协调的议论：

　　原来人生意义的大小不在于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在于内心感受和体

　　验；这一点，安玑儿和许多别人都很明白。拿一个感情丰富的乡下人和

　　一个冥顽不灵的皇帝相比，还是那个乡下人的生活更充实、更伟大、更

　　奇妙。他用这种眼光来看牛奶厂的生活，就觉得这里和别处的生活一

　　样，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上面这段描写本来是说明安玑因苔丝住在牛奶厂里，所以觉得简陋的房屋也值得留恋。堕入情网的男子心理本来早已坦露无遗。再加上这段议论，就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了。其道德说教的口吻，溢于言表。

　　在当时英国流行的文学派别中，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新浪漫主义者”流派，它与哈代在文学观念、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区别。其代表人物是史蒂文生和康拉德。

　　新浪漫主义者在世界观上与当时盛行的几个文学派别都格格不入。他们既谴责颓废派的无意志和消极性，又拥护侵略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鄙视，赞扬生意人、冒险者和殖民者。他们企图用另一种在他们看来是积极的原则，也就是充满危险、奇遇和斗争的明朗、愉快的生活理想来与自然主义文学中流行的忧郁绝望情绪、象征主义的悲观和空虚相对立。

　　这些作家反对庸俗生活的可鄙和平凡，也反对唯美主义的消极性，而寻求那些使他们能够脱离当时的英国生活而用自己的理想来与这种生活相对立的体裁和形式。因此，他们就倾向于对历史中、长篇小说（如史蒂文生、哈加德、科南·道尔）和冒险性的“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史蒂文生、康德拉哈加德）的创作。

　　然而，无论新浪漫主义小说创造的历史多么辉煌，主人公的形象多么高大，它们毕竟不是现实的产物，相反，它们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新浪漫主义者们正是感到了现实世界的无奈，才转而向虚幻的、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寻求一种乌托邦式的安慰与解脱的。因此，他们表面热情洋溢。骨子里却空虚而又软弱。相形之下，哈代则是执着于现实的。尽管哈代的作品有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他仍不愧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笔下的人物都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尽管哈代的思想的意念中也含有对人生、对尘世的无奈。但是，哈代在看清人世的悲剧性因素以后，采取的既不是悲观厌世态度也不是消极避世的逃避心态，而是正视现实，勇敢地直面“惨淡的人生并希图通过各种理论和行动上的探讨救人类于水火，这无疑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是有益的，它比新浪漫主义无端的空想要实在得多。新浪漫主义者因往往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骗，而最终陷入空想和虚无主义的泥潭。

　　最后，哈代作品中一个不大为人注目，但却是与众不同的现象，就是他对下层人民物质生活方面的“漠不关心”。

　　与哈代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有不少人都喜欢，花大量的笔墨去描述下层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艰难与困苦。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便是其典型代表。这些作家大概想藉此提醒生活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的资产阶级政客们，时刻不要忘记了因贫困与愚味而挣扎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著名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所著的《北与南》，汉弗显·沃德夫人所著的《玛西拉》两书，对下层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住房破烂、老弱无依的悲惨景象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述。然而，在哈代的小说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满目疮痍的描写。是哈代只顾埋头于文学创作、不体恤民情呢；还是他对英国农村现状很知足呢？显然都不是。

　　哈代长期生活在威斯克斯农村，对农民贫困破产衣食无着的惨剧自然了解得十分清楚，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别的作家一样对此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呢？唯一的解释便是哈代着重表现人物精神上的痛苦渲染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家生活非常困难，但哈代在经济方面并没有作大力渲染，而着重描写她在精神上、感情上所遭受的一系列挫折；先是在不明不白中受了地主少爷亚雷的奸污并怀了孕，接着是幼子的惨死，往后又遭到她所炽爱的安矶·克莱的遗弃，再往后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再次委身于夺去她少女贞操的亚雷，接着又是安矶的回归、苔丝感到受到亚雷的欺骗，最后是苔丝亲手杀死了亚雷，自己也受了绞刑……这一连串的打击，绝大多数都是精神上的。

　　哈代珍惜人的感情，尤其是人的同情心，主张人际关系中有仁和爱，人对动植物一切有生命之物都要有仁和爱。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之爱上。因此，他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往往是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爱情上遭受挫折，精神上遭受刺激而陷入无端的痛苦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失意和困苦。恰恰反映出人类的主观愿望同现实世界的矛盾，这样，哈代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如亨利·詹姆士，在塑造小说中的人物时，往往既写出社会抑制人物的愿望，又写出社会提供满足人们愿望的机会。而在哈代看来，社会是冷漠无情的，它只能扼杀人的愿望，不会提供机会。艾米莉·勃朗特所著的《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斯可以活下去而哈代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却往往走向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往往是精神的崩溃和绝望。正是哈代过分关注人类心灵层次上的痛苦。才造成他对物质需求的“漠视”，当然，或许是目光敏锐的哈代认清了对农民困苦物质生活的模式化描写，才转而在作品中展开对农民心理的探讨。还在于给全人类的精神解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标准。

　　熠熠闪光的巨星

　　1928年1月16日，刚下过一场雪，天气寒冷而潮湿。

　　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万头攒动，人如潮涌，连教堂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人们怀着忧伤和沉郁的心情，目送一辆载有灵柩的马车慢慢地走向教堂，许多人唱起了《安魂曲》。

　　显然，这里正在进行葬礼。扶灵的都是英国统治阶级上层或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有：英国首相斯坦利·波温德；政府和议会代表，国会议员拉姆塞·麦克唐纳；著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鲁德亚·吉卜林，著名诗人豪斯曼；著名剧作家肖伯纳；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代表。

　　这是英国十九世纪末著名作家哈代的葬礼。葬礼的隆重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政府对本民族文化的扶持和重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哈代在宏扬民族文化方面所做的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他还是哈代在英国文学史上所处地位的极好说明。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作家能受到如此的殊荣呢？这样哈代对英国文学的巨大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

　　从小说的情节、人物、技巧、风格以及作者的婚姻观和宗教观等方面，都能明显地表现出哈代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哈代写作是十分注重情节的。在他的小说里，情节始终占第一位。这与当时在欧洲文学界掀起的心理小说——小说的情节从属于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哈代写小说主要是为了谋生，许多小说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才得以成书的。读者对象也多为家庭妇女和普通市民，这就决定了其趣味性和可读性是必不可少的。情节的复杂使他的小说波澜起伏、腾挪跌宕、生动曲折、引人入胜，让人一看便爱不释手或是纯洁善良的主人公，忽然间遭受一连串厄运陷入绝境，让人不得不为之抛洒同情之泪；或是托身寒门的主人公奋发向上，历尽艰辛，终于功成名就，博得人们舒心的微笑……当然，哈代有时也会陷入单纯追求离奇情节的泥潭，从而使作品显得荒诞不经，结构零乱。比如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铤而走险》，就为过分追求情节的离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部小说里。为了寻注刺激。他臆造了一个老处女、也是同性恋患者阿尔克利夫的形象，这一形象总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感觉，因而没有引起读者的认可。他的另一个长篇《一双蓝眼睛》同样由于情节荒诞不经而受了读者的冷落。

　　哈代的情节小说给后世的作家影响很大。他以后的不少作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尽量通过复杂的情节把作品的内容渗透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作品的表现深度和广度就大大提高了。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哈代也有他独到的创见。不过在《卡斯特桥市长》一书出版之前，哈代所写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都不鲜明。这是他对景物描写着墨过多，那么对人物的描绘自然要倒退居第二了。不少评论家都说，哈代的小说　（起码是前期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大自然。这一特点在《还乡》和《远离尘嚣》这两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首次塑造了两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伐伏里和亨切尔、并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二人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的竞争。伐伏里代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聪明、敏捷却又不乏狡诈、虚伪；亨切尔厚道、善良却刚愎自用，喜欢感情用事。是典型的贫雇农暴发户形象。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竞争体现的又是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较量，因此难以着到传统小说中单纯的象征善与恶的人物形象。哈代随后写的两部世界名著《德伯家的苔丝》与《无名的裘德》，更是成功地塑造了苔丝和裘德两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敢爱、敢恨，勇敢地冲破旧礼教、旧道德的束缚，但同样不能用简单的善与恶给他们定性。哈代这种描写人物的手法，细腻、深刻，既容易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又便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秘性和复杂性。这种人物描写方法。得到了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家的肯定和赞扬。

　　在小说的技巧和风格方面。哈代所用的笔法，也不同凡响。他的威塞克斯小说对埃格登荒原景色的描绘可算是世界文学史上山乡风景的一绝。那浑厚质朴、深沉粗犷、苍凉奇特的自然风貌形成了哈代独特的风格，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灰暗的天空、苍茫的大地、呼啸的风声、苍郁的夜色，勾勒出威塞克斯独特的自然景观。荒原上人们冷漠的脸色、悲哀的叹息、执拗的性格、古朴的风俗和严峻的生活与自然景物相互交织、溶为一体，构成哈代小说的基调。哈代同时代的作家乔治·穆尔，就深受哈代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伊斯特·沃斯特》中创造了类似埃格登荒原的冷峻而广袤的景象。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哈代的小说几乎都涉及恋爱与婚姻问题，并且都把它们作为小说内容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他晚年创作的小说，作品中的婚姻及主人公对婚姻的态度往往构成小说的主题。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注意分析一下哈代的婚姻观。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然早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但其婚姻观仍然是比较传统的。当时对婚姻的“流行”观念是：婚姻是上帝赐予有德行的人的一种奖励。当时流行的戏剧和小说格局常常以男主人公为一正义事业历尽艰辛，最后得以同一品行优良、年轻貌美的女子结为夫妇而告终。这女子便是上帝给优秀男子的奖赏。这同我国历史上延续于千年之久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出一辙。不过英国的婚姻还多了一层制约，就是“上帝”的直接参与。既然婚姻是“上帝”给“优秀”男子的最高“赏赐”，那么，婚约一旦缔结，便注定了夫妻关系的确立，任何人都没有解除婚约的自由。否则便是对“上帝”的不敬。

　　对当时流行的婚姻观念，哈代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为此，他首先大胆地向传统的婚姻观念发出挑战。他公开宣称，如果夫妻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就应该解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强加于人的婚姻只能使人痛苦，以至于酿成悲剧。他甚至主张修改当时英国的婚姻法。

　　哈代激进的婚姻观念反应到作品中，便是他的小说中一幕幕凄恻哀婉的爱情悲剧。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和安矶真正的爱情由于受旧道德的制约而以悲剧告终。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本来同淑感情很深，阴差阳错中，裘德同与自己没有感情的艾拉贝拉结了婚，淑也嫁给了她不爱的费劳孙。当这对情深意笃的男女决心冲破世人的罗网同居时，却遭受了来自世俗的种种压力，而且这强大的压力最终摧垮了淑的精神防线，迫使她不得不向传统道德低头认输，裘德也因此而在绝望中惨死。这样一来，哈代便有理由向传统的婚姻制度挑战。他的作品在短时期内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疯狂攻击，也是在所难免的了。不过哈代扯起来的这面婚姻自由的大旗，则是在美国牢牢竖立起来了。

　　有关哈代的宗教观，我们在前面已作了不少叙述，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只是想对哈代勇敢地、义无反顾地否定宗教教义的意义做些简单的阐述。统治西欧达十年之久的基督教，虽然带给人们友好、和睦、团结、友爱、忍让、扶危济困等美好的德行。然而，随着维多利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宗教已越来越成为人类前进途中的障碍，宗教教义教人们忍耐、安于现状、放弃斗争，只须等待基督教耶稣把美好的福音带到人间。这无疑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哈代认清宗教的本质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他并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反对基督教的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做他的急“先锋”。裘德便是其中的一员，哈代通过裘德从一个狂热的信徒沦为“上帝”的叛逆者，辛辣地讽刺了基督教的虚伪与欺骗的本质。这无非是正告人们：全能的上帝是靠不住的，要想自立于人世并有所作为，还得靠我们自己！

　　哈代对英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二十世纪以前，哈代主要以小说而著称于世，然而，1928年逝世后，他作为诗人的声誉却逐渐上升，甚至在不少国家的文坛上，人们对哈代诗的赞美超过了他的小说。在国外，要学习或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诗歌必须提到哈代，因为他的诗对英国二十世纪以来诗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诗人拉金对哈代的诗推崇备至，称他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这种评价是否有些过头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哈代在英国诗坛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也越来越大。英国诗入奥登、刘易斯、拉金、豪斯曼、托马斯、格雷夫斯、缪尔和贝杰曼等人，都深受哈代的影响。诗人拉金、霍夫和康奎斯特等认为英国有反现代派的乡土传统诗派，哈代就是这一派的中心人物。

　　哈代一生共写有一千多首诗。这些诗后来结集出版，共有八卷。他的诗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不断重印，六十至七十年代更是风靡全球。这足见他诗歌的巨大艺术魅力。另外，哈代还著有两部题材宏伟、内容庞大、思想深邃的史诗剧《列国》和《康沃尔女王》，前者更是以恢宏的气魄写出了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悲剧命运。

　　作为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哈代在英国文学史上闪现着熠熠的光辉，并对他以后英国的小说和诗歌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写出的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