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不死是为贼

时尚读品 城市浮华生活的表征

《吃玻璃的男孩》（王文华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是《蛋白质女孩2》的大陆改正版，作者刻意自残，去掉各种水土不服的表情，自序写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有点羞答答地说“内容除了恋爱，也探讨婚姻。除了爱情，也挖掘友情”。作者想把《金瓶梅》改成《红楼梦》，不过读者看到的还是《流星花园》名目下的《欲望城市》。

王文华文字轻俏，自创打油诗文体，这是他的强项，但不是他的绝招。前两天沈老师推荐的木子美，文章功夫也是一流，不过木子美如果出书，肯定卖不过王文华。王文华最厉害的秘技，是他烂熟于胸有关亚洲城市的浮华知识。他能够非常准确地在文章中安排最时髦的都市生活符号，这些符号哪怕放到东京纽约伦敦一样不失气派，对仰慕时尚生活的上进青年有着催眠般的迷幻力量——《吃玻璃的男孩》里叙述的几场派对游戏，就足够内地都市夜生活积极分子好好学习。我看过一个台湾媒体的访问，王文华自谦地承认私下曾做过功课，花时间苦读各类时尚杂志。据我所知，台湾有两个人靠读时尚杂志成精，修成华文阅读商品中的名牌，一个是学者张小虹，另一个就是作家王文华。特别是王文华，他写的每一种读品都能卖几十万，差不多就是毒品的营业成绩。

我喜欢王文华的专栏文章，觉得比他的小说好。《吃玻璃的男孩》本来是结集的专栏，现在伪装成小说，有点不伦不类，把它还原成专栏文章，那种简洁的尖刻读起来才爽。譬如他写台湾那些中产男生：“他们都英俊美丽，但眼神不断游移。专注地听你讲话，却又能随时接起手机。他们在公司不高不低，但都编得出一张好的履历。在你面前说请谢谢对不起，在你背后骂你asshole或bitch。他们不听流行歌曲，张口闭口是舒伯特的鳟鱼。受过高等教育，却比一般人更饮食男女。他们笑容可掬，但最擅长的就是婉拒。不在乎无情，却非常非常介意不举。”

王文华口无遮拦，其实是乖孩子。他也有点怕别人误认他是台北的西门庆，在书中收录数篇和他真实生活距离较近的“爱情散文”，表明自己绝不是一生油腻的情棍。实际上作家基本上都是说话写字的好汉，真枪实弹的草包。就因为生活中相当无力，想象时便十分有才。台湾有人说，王文华是“饱暖思淫欲”。思而不做，是为作家。大陆记者采访台湾女伶刘若英，说起王文华和《蛋白质女孩》，刘若英说，我认识王文华，他根本不懂女人。王文华在书中也检讨自己：“爱情太难懂，而女人天生比男人聪明。”

夜店人物 有时也很积极

棉棉是和卫慧齐名的上海小说妖女。虽然两人私底下过节很深，差不多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公共出版的运气却惊人的一致，几乎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2004年8月，卫慧在上海读书节上风光登场，我当时估计再见棉棉应该为期不远。果然，到了年底，看见她的新作《熊猫》（群言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熊猫》不像传统小说，更像一部纪实电影的文字本。虽然扉页上写着“本书故事及人物纯属虚构”，但以我并不广泛的见闻，已经发现许多人物完全是真名真姓，而且附有照片。最恐怖的是，小说附录“特殊游客旅行手册”里公布了这些真人的联系地址！此时正值年关，各类刑案的高发季节，作家也不能这样不顾朋友的死活。自从广东出了木子美，大家都在说千万不要和女作家搭讪，看来大家的顾虑是对的。女作家有时比狗仔队还要可怕，狗仔队只害明星，女作家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要害熟人，还是以文学的名义。

这本书写的是上海的夜生活，准确地说，是上海的夜店生活。书里的夜店，以酒吧为主，兼及若干餐馆，不包括卡拉OK和洗浴中心。我以为会在这样的书里读到许多颓废甚至腐败的故事，但读到最后一页，暗叫一声惭愧，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点脏。作者笔下的夜店人物，都活得非常健康积极，夜店生活是他们有头有脸的正派事业。他们和日间工作者一样认真生活，认真恋爱，认真得往往比日间人物还要乏味。《熊猫》的英文书名是Panda Sex，书中人物说：“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无论你怎么给它播放色情录像带，它只是吃着它的竹子，一动也不动。”“真正相爱的人在性上面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的。我就是心理上的熊猫。大多数时候，当我想到性，我觉得就像是滚烫的水倒在我受伤的伤口上，我害怕性，性总是给我生活带来毁坏。”

棉棉的文学天分、生活阅历和感悟能力都在卫慧之上，但我预计《熊猫》卖不过《我的禅》。《熊猫》过分收敛，作者没有好奇心，对别人、对别人的故事没有好奇心，对自己也没有好奇心。作者经常在议论、概括、抱怨，夜店里没有古怪的人物、古怪的故事，连古怪的感情都没有，书里的各位只是比一般老百姓睡得晚点，起得迟点，打扮夸张一点。单凭这些，在阅读市场上卖不出高价。

黑诗 |文化革命确实卓有成效

黑诗是黑黑的诗。上海少年程羽黑，小名黑黑，十五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词存稿”。

新加坡学者严寿澂说，黑黑“甫逾志学之年，经史百家之书，无不浏览；汉魏唐宋之诗，无不讽诵。且独有资禀，独有怀抱，独有感触。天地民物，古诗今情，不能已于言者，壹皆发之于诗词”。五十岁以下的华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妥妥帖帖地写出旧体诗词，何况十五岁的少年。黑黑的诗，不单单格律不差，而且见解不俗。他写李白：“洒洒文章荦荦才，倚天神剑决云开。恐于筹画无长策，合令栖迟在草莱。弃世犹思着金甲，吟风独自上高台。胸中实有两万丈，万丈逍遥万丈哀。”他写的咏史之二：“诸葛奇才百里贤，同僚尽贬独君全。舞阳小计欺曹爽，博陆高瞻立汉宣。背誓偷梁真为国，负恩换柱实撑天。若无血浸鸿都事，谁忆甘陵党锢年。”前一首议论别出心裁，有洞明世事的智慧；后一首以少年心性鉴评风云人物，古典今典合用，有青春的激扬凌厉。

几乎所有读过黑诗的长辈都暗自惭愧，发现自己的文史功夫让一个小孩子比得不值一提。有人提议把黑黑送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进修，马上有人反对：谁能教他？那些识字还没有黑黑多的博士生导师凭什么来指教神童？作家出版社为“黑黑癸未诗词存稿”制作的书名十分夸张：《天为神州降此童》（2004年4月第1版）。

其实吐属不凡的神童并不只黑黑一人。近日观书，读到了另一位十四五岁的神童写的“三国人物选论”，论到关羽、张飞：“关羽、张飞皆有国士之风也。然羽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士大夫。飞则有礼于士大夫而无恩于士卒。各以短取败，可悲也夫！”写出这段精妙文字的唐德刚并没有得到热烈吹捧，因为这段文字作于七十年前。少年唐德刚当时只是一个有志于文史学习的好学生，能教他的老师大有人在。

黑黑恐龙复活般的出现，加上围观长辈们的惊讶，足以证明中国广义和狭义的文化革命确实卓有成效意义深远。

毛尖 海上风华

1944年毛尖从宁波来到上海读大学。

她是金城银行襄理的女儿，母亲是留学欧洲的画家。她来上海，是为了让上海惊艳：她能读英文的伍尔芙小说，德文的马克思论文，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她熟知好莱坞的所有电影，看一遍就能背下台词；她热爱革命，而潜伏上海的革命者爱她，她身边的追求者一周一换，一换一批……她也喜欢当时在杂志上写小说、发议论的张爱玲。有一次一家杂志开座谈会，请来张爱玲，她特地去看，看了有点失望，觉得张爱玲长得真难看，但衣服穿得蛮登样。后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爱读张的小说。

就像所有浪漫的革命传奇，危险不期而至，她只带了一个小皮箱，逃往苏北。苏北村口的槐树下，少白头的将军遇见了漂亮的、仓皇出逃的小布尔乔亚，他决定，接收她，改造她……

60年后，她住在北京的深宅大院，老将军已经去世，但她有一群好儿女，大儿子是部长，小儿子是百亿资产的公司总裁，女儿在美国做医生……去今60年，她竟然一次都没有回过上海，她的名字也改了，60年前的一切忘记得干干净净。2004年暮春，老太太坐着儿子送她的奔驰驶过北京街头，在一家书店门口停下，她要买一些养生的书送人，无意间她看见了《当世界向右的时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作者毛尖，怎么这么巧，写书的人也叫毛尖？老太太顺手把书买下。

她居然把这本书全部读完，里面说的很多事她十分陌生，但她熟悉那种才情，那种文字风华，那种海上世相，她终于想起上海，1944年她的上海。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如果当年她的生活朝着另一个方向展开，大概会比现在要有意思。

《当世界向右的时候》的作者毛尖，虽然你的孩子未必能当上中国首富，虽然你八十岁那年还没有搬进三千平方米的半山豪宅，虽然直到退休历任市长都没有聘请你做文化顾问，但有几万、几十万的青年在他们黄金般的岁月中抽出两小时来读你的书，为他们的青春增色，这就够了。而且有时候，连1944年的毛尖都会羡慕你。

喝酒的时候听说毛尖又出新书——《当世界向右的时候》，借着酒意，写下这些文字，为她加油。

吵架 女人总能占上风

美国最年轻的两性关系专家，九岁的Alec Greven在他的名著《如何与女孩子搭讪》里告诫男同学：不要和女孩子斗嘴，女孩子吵架总能占上风，她们才是支配者。“明白这些，事情就容易得多”。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真理。女人的天性，第一逛街shopping，第二斗嘴吵架，斗嘴吵架排名甚至在吃零食之前。

能把女人吵架写好、写活，写到读者连呼过瘾的文学作品文学段落不多。一件事人人明白，反而不容易写出精彩。写得让明白人都服气，更是难上加难。比如男人善打架，不过真把打架写成经典的，想来想去只有《水浒》里武松打虎那一段。相比之下，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都觉得一般。

好的吵架文学不多，但还是有。写得最好的，我以为是韩邦庆吴语原著、张爱玲国语翻译的《海上花列传》。其中“家老婆出尽当场丑”一段，堪称华语吵架文学的骄傲。

女人吵架，对手一定是女人，对手是男人，赢了也胜之不武。就像武松打架，打人不稀罕，打虎才叫神奇。《海上花》里吵架的高手叫卫霞仙，老上海四马路尚仁里长三书寓接客的妓女。反方是姚奶奶，姚季莼姚二少爷的夫人。姚奶奶因为二少爷久嫖不归，带着家人寻到了卫霞仙书寓。进门后高声嚷道：“二少爷？喊他出来！”声势夺人，吓得卫寓的丫环娘姨都上来安抚劝和。

“大家七嘴八舌劝解之际，被卫霞仙一声喝住道：‘不要做声！瞎说个些什么！’于是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你的丈夫嚜，应该到你府上找嚜。你什么时候交代给我们，这时候到此地来找你丈夫？我们堂子里倒没到你府上来请客人，你倒先到我们堂子里来找你丈夫，可不是笑话！我们开了堂子做生意，走了进来总是客人，可管他是谁的丈夫！你的丈夫嚜，可是不许我们做啊？老实跟你说了罢，二少爷在你府上，那是你丈夫；到了此地来，就是我们的客人了。你有本事，你拿丈夫看牢了，为什么放他到堂子里来玩，在此地堂子里，你再想要拉了去，你去问声看，上海租界上可有这种规矩？这时候不要说二少爷没来，就来了，你可敢骂他一声，打他一下？你欺负你丈夫，不关我们事；要欺负我们的客人，你当心点！二少爷怕你，我们是不认得你这位奶奶嚜！’”

这番话真如高山滚石，响遏行云。韩邦庆原著吴语，虚字太多，少了气派。张爱玲用国语出之，没有废话，句句似寸铁杀人，刀刀见血。姚奶奶已被逼上死路，“正待想一句来扳驳，只见霞仙复道：‘你是奶奶呀；可是奶奶做得不耐烦了，也到我们此地堂子里来找找乐子？可惜此刻没什么人来打茶围，倘若有个把客人在这儿，我教客人捉牢了你强奸一场，你回去可有脸？你就告到新衙门，堂子里奸情事也没什么稀奇嚜！’”

补上的这一枪，更狠。姚奶奶大哭而归，此生不复河东狮吼矣。

木心 粗糙时代的精致

木心的书终于有了大陆版（《哥伦比亚的倒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他已是八十衰翁。

文章一般而言很难比较。假如硬要比较，以我的口味，我会毫不含糊地说木心的文章比余秋雨的文章好一百倍，比韩寒的文章好九十九倍。谁要是不服气，可以做一个粗糙的比赛，让这三位随手各写五十个汉字，看看其他两人是不是都认得。我敢赌一把，木心的五十字，韩寒认出三十个就非常不错，余秋雨也肯定认不全，出错率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

但木心的书一定卖不过韩寒的书，卖不过余秋雨的书，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卖不到。现在的世道，哪怕李白再世，如果不给周杰伦写歌词，有谁知道他？写了也未必有人知道，何况木心。

作家木心是古典文人，“一介忘了五服散而但饮咖啡的古之遗狂”。以他的眼光，五服散是经典，咖啡难免粗陋。而以现代人的眼光，咖啡古典得已经有点腐朽，大麻摇头丸才算王道。所以木心在现代人的眼中，标准形象就是一具朽木。

既然是朽木，就不必去认同聚氯乙烯，这是朽木的尊严和自在。木心的书真的发到十万，那是高抬了塑料化的时代。古来圣贤皆寂寞，寂寞方是古时人。

木心做不了圣贤——寂寞能成全境界，但有时候也会伤到手艺。他以一人之力，几十年辛苦打磨文章，缺的是和他学力、见识相当的文友，缺的是文友之间的砥砺。我瞎想假如木心和胡兰成、汪曾祺订下五十年的文字交情，他的文章大概真的能辉映千秋。他和胡兰成风格迥异，但是一路人。他们都是胸中有山河岁月的文人，不过他们不做哲学家，要做“家”，他们宁愿做艺术家，艺术家是先知，哲学家不是。他们思路怪异，不迁就任何学理，写文章像巫师作法，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妙手，让你惊艳。

《哥伦比亚的倒影》是内地版木心作品的第一集。集子里的多篇文章相当通俗，那些凝重到难免艰涩之讥的诗文并未收录，编书人大概怕吓到第一次见识木心的读者。其实这些相对通俗作品里包含的还是古典的智慧，或者叫朽木的智慧。

比如他的《论美貌》，写得真好：“美貌是一种表情。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威严等待慑服，滑稽等待嬉笑。唯美貌无为，无目的，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拥有美貌的人并没有这个意思，而美貌是这个意思。当美貌者摒拒别人的爱时，其美貌却仍是这个意思：爱——所以美貌者难于摒拒别人的爱。……美貌的人睡着了，后天的表情全停止，而美貌是不睡的，美貌不需要休息；倒是由于撤除附加的表情，纯然只剩美貌这一种表情，就尤其感动人，故曰：睡美人。”

“在脸上，接替美貌，再光荣一番，这样的可能有没有？有——智慧。唯有极度高超的智慧，才足以取代美貌。也因此报偿了某些年轻时期不怎么样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老了，像样起来了，风格起来了，可以说好看起来了。”

到此，关于美貌的阐释应该题无剩义。我再做一个让女权主义分子愤怒的推论：如果一个人四十岁以后比他二十岁时好看，那就说明这个人智慧比较多。四十岁以后比二十岁时好看的男人不少，而四十岁以后比二十岁时好看的女人不多——甚至没有，所以说女人的智慧比男人少。

木心说：“大动乱的年代，颓壁断垣间桃花盛开，雨后的刑场上蒲公英星星点点，瓦砾堆边松菌竹笋依然……总有两三行人为之驻足，为之思量。而且，每次浩劫初歇，家家户户忙于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清山之间——可见当时的纷争都是荒诞的，而桃花、蒲公英、松菌、竹笋的主见是对的。”

关于时代，关于人生，特别是关于有主见的人生，很少有人说出这样的意思，而且把这层意思说得即蕴藉又爽朗。

木心的文章工整，凝练，很多小品或小品似的段落，无论记事还是论理，剪裁之妙令人觉得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木心的毛病是不如胡兰成的文章有野趣。他是太过冷静的旁观者，文字讲究到滴水不漏，他试验过各种文体，有时候雕琢过甚。有人激赏他《哥伦比亚的倒影》，我有点不以为然：一万多字的文章，当中有无数转折，信息密集，想法密集，却不分段落一路到底，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这也太不自然了。

《盛世》 难得的知识分子小说

陈冠中的《盛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可以带上很多帽子：反面乌托邦小说，政治寓言小说，科幻小说……这些帽子有可能合适，有可能不合适，即便合适，别人都戴过，顶在作者飘逸的长发上，并不为他增色。说得实在点，这是一本难得的知识分子小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议。说它难得，因为这些年真正有知识含量、智慧含量的知识分子作品太少了。对这类作品的期待近于绝望的时候，忽然读到了陈冠中的小说，那种爽快的感觉，如同喝了多年星巴克旺旺合资产品“桂圆龙井拿铁”后，又一次尝到纯粹的Espresso。再晚一步，我们对智慧产品的赏味能力会退化。

这部小说里面的大题目很多，值得用十万字、几十万字来讨论。这里暂且搁置。单以小说论，《盛世》也有不少有意思的细节。琢磨小说，顺便琢磨作者，我读出两点或许无关宏旨的心得。

我发现作者相当讨厌当下八五后、九零后的得志青年。许多小说写两代人的矛盾，一般作者通常都虚伪、虚弱地去拥抱年轻。陈冠中却反写代际冲突，毫不掩饰他对盛气凌人、不知轻重的年轻人的反感。

《盛世》中各类人物的面目都有点模糊，但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恶人。如果有，只有一人，二十四岁的韦国。他聪明、上进、名牌高校的大学生、手眼通天，“不是书呆子，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是有使命感的精英，在平庸而没有荣誉感的年代，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中国盛世的真正精神贵族”。他挑了六个崇拜自己的大学生练武，训练他们的胆色杀气，去野营，杀流浪狗。他迫害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最浪漫的职业理想是做精神公务员。

我猜作者真的见识过韦国型的孩子。但见过是一回事，略带偏憎地创作这样一个人物是另一回事。刻薄如鲁迅，遇见年轻人还要礼让三先；狂妄如李敖，最多自不量力地和年轻人比身体。能鄙薄新进，表明作者并不在乎浅薄的进化论。后来人并没有道德上的特权。最新的也许是最糟糕的。

我很喜欢作者面对年青一代的孤高之气。他写老陈参加《读书》的新春茶聚，只和“老一辈的编辑、作者瞎聊几句”，“至于年轻编辑、作者就算了，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认识我”。

《盛世》的主要人物是老陈。老陈“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追随父母迁居台湾”。出场时是台湾“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他迁居北京多年，完全融入北京的文化圈。老陈是不是陈冠中，读者不得而知。小说中的老陈差不多已经是地道的北京人，毫无港台文人对大陆一半虚骄、一半惶恐的做作，他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标准的大陆知识精英配置。

老陈热爱侦探小说，我也喜欢。厉害的侦探会在常人不留意的蛛丝马迹上有所发明。我侦查《盛世》，比较得意的发现是：其实老陈只是和北京人民打成一片，骨子里还是海外文化圈的“一个人物”，对大陆朋友有点瞧不上。证据是老陈、简霖、何东生的酒聚。

那几场酒聚也是目前北京新富圈法国红酒热的一个缩影。地产商简霖“拿出一瓶好酒，八二、八五、八九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老陈此时的内心独白就非常港台：“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上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最后一句很准确，也很恶毒。新富对自己的感官享受没有把握，必须从书刊里找根据。老陈还对简霖的红酒文化学习做了点辅导，指点他不能波尔多一味独沽，还要喝点勃艮第。

我觉得好玩的是，简霖固然是半瓶子醋，老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红酒文化哪里真有那么多的玄机。按照阴谋论的思路，所谓红酒文化，不过是法国酒商和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联手打造的推销广告。现在法国人自己都不相信。法国最近的商业调查显示，大多数法国人认为红酒是有害食品，危险性仅次于猪肉。红酒文化，蒙的就是大中华，先下香港，再占台湾，最后大陆。

我庆幸吹毛得疵，终于发现老陈的一个小纰漏，否则《盛世》也太彪悍了。

李敖 老而不死是为贼

五月买到李敖的新书《虚拟的十七岁》，花了两个月读完。不是因为好吃要细嚼慢咽缓缓品味，而是因为粗劣寡淡味同嚼蜡才浅尝即止。读了100页已经兴趣缺缺（全书一共575页），只是出于小市民的算计心，心疼买书的花费，才勉勉强强时断时续把全书看完。

《虚拟的十七岁》以情色小说为号召，买书的第一冲动也是想观摩一下七十衰翁的色情想象。但一撕开像安全套一样密闭的塑胶书封，读上两页，你马上会发现自己上当了。如果《虚拟的十七岁》可以自称是色情小说，那么电影《赤壁》完全可以自称是《索多玛的120天》。全书唯一的肉感部分是通篇的肉麻——宣传中说这本书“每五六页就有高潮迭起的内容”——每两千字必有一见的“高潮迭起”不是颠鸾倒凤翻云覆雨，是作者肉麻的自我吹嘘。

全书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大师”（作者的代称）。随处可见的都是这样对话：“大师的脑细胞，一定有特异功能，帮你形成了大头脑。外面都赞美你有大头脑。我有一个怪念头，有精子银行，难道不该有脑细胞银行吗？如果能开发出你大师脑细胞银行成品，大量生产，科学植入，该多么有趣！”“世界这么大，也许有一天，有人证明你大师的全面性伟大”。大师说：“我太聪明了，我不可能不知道……”

宽容地说，偶尔的肉麻，还不失为有趣，但三十多万字从头到尾反反复复一成不变的自舔自品就有点恶心。另外，大师自证高明的桥段设计得也很拙劣。打个比方，大师的崇拜者（书中人物除了大师就是大师的崇拜者）随便提到“椅子”，大师马上接口说椅子在古文里怎么说，英文里怎么说，法文、拉丁文、梵文、希伯来文……里怎么说（只要你手边有足够多的字典，你就能凑出足够多的说法），然后崇拜者一脸仰慕地赞叹：大师你太厉害了，这么多高深的知识你怎么能够脱口而出！大师意犹未尽：你提到了“知识”，知识在古文里怎么说，英文里……（再抄一遍字典），于是崇拜者崇拜到连死的心都有，以身相许根本不值一提，以身相殉都难表拜服之忱……有志于自我表扬的文学青中老年，这一招可以作为入门初步。

《虚拟的十七岁》里还是有若干性幻想的段落。出人意料——同时也令人反胃的是，作者性幻想的主要对象竟然就是作者自己。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的粗壮庞大，但又心虚地不敢一试，杜撰了不少能举而不举，可奸而不奸的大话。如果草草地把书翻一遍，或多或少你会以为书中十七岁的女主角是向七十岁的作者求奸不得恨恨而死。在性爱这样的体能领域内，肉身凋谢的大师还敢自封为奥运会冠军，真的应了孔子的预言：老而不死是为贼。

从几年前的《上山?上山?爱》开始，李敖就自创了一种小说格局：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情色故事，把从前的媒体散文再发表一遍，赚第二轮稿费。书中的大量情话，都是很不得体的媒体旧文。《虚拟的十七岁》如法炮制，只是故事越发不伦不类，情话越发大而无当。新书中所谓的学问，所谓的思想，无论是聊电脑，聊人工智能，聊人生，聊情爱……都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浮谈无根，间或有一些语言文字上的小聪明，但根本而言不成体统。除了作者以外，没有人会以为这些是什么学问思想。

这大概是李敖真正的悲哀。他在书中写道：“我是中国自古到今最独来独往的、也最能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不入党、不阿从、不曲学、不逃世、不寒酸、不孤愤。我是伟大的自大狂。”姑且承认李敖的“六不”，但问题是，除了自大狂以外，他还是什么？无传世之学、无传世之功、无传世之德，他凭什么自大？就连色情小说，都比他的本家李渔差三百档。他岂止“六不”，他简直什么都不是。

李敖没有传之后人的学问，但他本人很有可能成为后人研究的学问。他是当代中国文化人自大自恋的标本。中国文人的自大和自恋，应该是未来中国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中的显学。平心而论，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国文化人里，李敖读书最多，文字最好。

“亦是好的” 都市文学中的鬼气

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出版，洵为华语阅读圈之盛事。本地资深八卦记者九莉，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九莉（不是记者，是《小团圆》里张爱玲化身）的未亡人邵之雍。原来传说他1981年去世的消息并不确切，他还活着，就坐在九莉的面前。下面是他们的谈话录。

之雍：你怎么也叫九莉？

九莉：这是我的笔名，读过《小团圆》后起的。邵先生，《小团圆》看了吧？

之雍：看了。才华依旧放恣，爱恨仍然醒目。西洋的个人主义和自卫心，被她的写作天才照成明亮。

九莉：邵先生，我找到你不容易。我们少谈点虚的，多谈点实的，好吗？张爱玲在书里一直夸你手臂很粗，力气很大，你真的很厉害？

之雍：我爱爱玲，是知与敬；爱玲爱我，是知与重。爱玲开了我的聪明，我开了爱玲的人生。在我之前，爱玲只有写作，没有人生。在我之后——我和爱玲分手后，爱玲的写作就不再纯粹。坦白地说，她后来再也没有重回她四十年代的高峰。她人生有了经历，写作难以圆满。她后来的作品里经常有我的身影，例如现在影响最大的两部：《色，戒》和《小团圆》。

九莉：《色，戒》里有你吗？谁啊？

之雍：老易啊。她说老易有鼠相，你看看我，有没有？

九莉：好像有一点。你还没有回答我呢，你是不是很厉害？

之雍：爱玲是小说家，自然有如实报道的自由。我是学问家，只能点到为止。我只能说，爱玲知我。

九莉：你少得意。我读《小团圆》看见你就生气。什么乱七八糟的。瑶凤啊，绯雯啊，小康啊，秀男啊，还有文姬。幸亏你跑得快，当年若是把你捉牢，不判你汉奸罪，也要判你重婚罪。关你十年八年，看那些狱霸牢头怎么收拾你。

之雍：忏悔平生，我也常常叹息人生有涯而爱欲无限。不过我虽然愧对群芳，自己作孽，但多少也由不得自己，孽乃前定。

九莉：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懂。

之雍：我说，我的孽，就是我的缘。你看，我生命里切入最深的两个女人，最高的是（张）爱玲，最后的是（佘）爱珍，一生两爱呵。一生两爱注定我一身两爱。每爱一次，施为一身，受者两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九莉：别瞎扯了。你说说，《小团圆》和你的记忆有没有出入？和张爱玲谈恋爱有劲吗？张爱玲会不会发嗲？做不做？

之雍：我和爱玲的事，可以看我的《今生今世》，不再多说一字。爱玲和我的私情，闺房之乐当然有甚于画眉者，但我不会说。她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文字雅而情事俗，俗到极好。一切以她说的为准。你不用再问，再问我亦不答。

九莉：好了好了。你不愿意说她，那就来聊聊你自己。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国内名气不小，有人捧你，有人骂你，不少人觉得你文章不错。你觉得当代作家里谁能传你的衣钵？

之雍：身外浮名，我早就置之度外，何况假如我活到今天，也算一个文老（怀沙）级百岁文化老人，谁在乎那些。和我文心相通的现代作家，我看好香港的迈克，他文字绵密，没有习气，而且膜拜张爱玲，热爱绍兴戏。他需要一个张爱玲来开他的聪明，那会有大境界。他是有慧根的，只是现在慧根另用，有点可惜。

九莉：谁能做他的张爱玲呢？

之雍：我是打个比方，不是要他和谁谈恋爱，是要有个大才女，以她的“感”启发他的“觉”，女人明德，男人明明德。张爱玲这样的大才女可遇而不可求，不过上海有些女作家也不错，一人不及爱玲，可以合二人之力、三人之力开导小迈。三娘教子，民间有过这样的老戏。

九莉：不错的上海女作家是谁？

之雍：须兰就很不错，她常戴的红框眼镜，爱玲也是欢喜的。还有毛尖，苏青的同乡，宁波人，热辣有生气，亦是好的。

九莉：哈哈。你现形了。张爱玲在《小团圆》结尾处说，她和你分手后，不再欣赏你的文章，觉得你的文章里有“一种怪腔”，“她一看见‘亦是好的’就要笑”。你怎么回应她的批评？

之雍：爱玲和我，都是被主流文坛放逐的魔道。爱玲是都市文学的魔道，大都市阳气太重，煞气太重，都市的魔都做了鬼。张爱玲的小说里有鬼气。我是乡野的魔，江湖的魔，是妖。我的文章里有妖气。都市的读者来看，鬼气亲切，妖气怪异。但妖气有它自己的根底。

九莉：最后，你再说两句吧。

之雍：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小团圆》接受访问。爱玲担心我借《小团圆》吹嘘自己，她低看了我。若不是子公（陈子善）连发短信盛意可感，连这一次都不会有。我郑重声明，以后再有邵之雍关于《小团圆》的言论，一定不能当真。其实，看开了，这次访问都看作伪托，又有何妨。谢谢大家。

“娼”与“伥” 表演与行动的张力

十月去香港，看了香港版的电影《色，戒》，还买到一本兰登书屋Anchor Books八月出版的Lust ，Caution（Julia Lovell译，据说她译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又一次领略到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封面赫然是梁朝伟和汤唯的剧照，书中收录了李安和电影编剧之一沙姆斯（James Schamus）有关《色，戒》的文章，这本书出版的架势摆明了要分润电影的冲天卖气。

我买这本书原来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好奇：想看看张爱玲的名句“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在英文里会长成什么模样。读后比较失望，Lovell的翻译是：Only cold fish won’t eat hot chili！还原成中文，直译是：冷鱼吃不了热辣椒，cold fish在英语里比喻一个人的冷漠（an aloof person），和张爱玲的原文极不相称，这句翻译有点不知所云，形神俱失。

比较有意思的是《色，戒》里几家商店的译名，“凯司令咖啡馆”译为Commander K’ai’s Café，“西伯利亚皮货店”译为the Siberian Leather Goods Store，“绿屋夫人时装店”译为Green House Ladies’ Clothing Emporium。我向精通上海文史掌故、报界第一美男、素有威海路梁朝伟之称的陆灏大少请教，他告诉我，“绿屋夫人时装店”的译名肯定不是旧日店招上的原译，“凯司令咖啡馆”他不敢肯定，多半也不是旧译。不过Commander K’ai’s Café 无论如何总比现在南京西路上那个汉语拼音Kaisiling要高明。

这本书最后给我以大惊喜，惊喜就在最后的两篇附文：李安的《后记》和沙姆斯的《她为什么这么做？》。

李安说，他从来没见过其他中文作家，能像张爱玲写《色，戒》那样，写得那么美，同时又写得那么狠。张爱玲用几十年的时间，重写这部一万多字的小说——就像罪犯不断回到作案现场，就像受害人反复重现他的伤口，结果痛苦经历多次变化多重想象以后，幻化成愉悦。李安说，他并不是改编张爱玲的作品，而是重回张爱玲设置的残暴与情爱交织的戏剧场景，制作出电影《色，戒》。

《后记》才三页纸，言简意赅，余味悠长。李安特别把玩了“为虎作伥”这个成语。张爱玲说，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关系就是“虎与伥的关系”，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也就是他的伥。李安说，易王相遇之前，王佳芝又何尝不是别人的“伥”？王佳芝的死，其实是另一种诱惑，把易先生送入虎口……“伥”音近“娼”，所以李安在电影里安排虹口酒馆那场戏，让易先生自嘲为娼。这也表现了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既是他们的娼，也是他们的伥，他知道自己早死了。按照李安的思路，我们会发现日本人叫“鬼子”，早已是“伥”。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是鬼魂之间的勾引、纠缠、暴虐……《色，戒》差不多可以改叫《死魂灵》。

这种关系当下还在延续：作为读者，我们——包括李安——是不是张爱玲的伥？作为观众，我们是不是李安的伥？这是一个谜底开放的谜语，每个人都能想出自己的解，每个解自己以为都是对的，别人看来都是错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中的“她”是王佳芝，沙姆斯说，以此为题就是承认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试着解答，引入两个关键词：表演、行动。王佳芝勾引易先生，是在表演对易先生的“爱情”，在珠宝店放走易先生——她为什么这么做——那是王佳芝的行动。

行动的通常解释是行动者的自主选择，行动者的自主决定，行动者执行自己的自由意志。沙姆斯进一步引用了齐泽克的说法，行动就是改变行动者自身的行为。他解释说，表演实际上是表演者和观赏者之间的默契，王佳芝表演“爱情”，易先生（观赏者）也在表演，他在表演欣赏，王佳芝还要表演对欣赏的欣赏。他们相互之间从一开始就有猜疑，但易先生对王佳芝有欲望，王佳芝对易先生也有欲望，所以他们悬置了怀疑和不信任，他们的爱情表演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王佳芝最后的行动，不仅在具体故事里漏了底，引来杀身之祸，把自己毁灭，就戏剧线索而言，也毁灭了默契，令表演难以为继。

沙姆斯是焦点公司的老板，负责李安电影在欧美的推广，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作为《色，戒》的编剧，故事写得也绝不晦涩。但他的思考却那么哲学。中国的大片编剧，有人听说过齐泽克吗？

《小团圆》 2009年出版界最成功的商…

张爱玲如果“一灵不昧”，2009年会是她糟心的一年——有点像1946年，那一年她发现了胡兰成的负心——今年她再一次被几个小男人欺负。她相信宋淇邝文美，把自己的身后事——财产和天才作家的声誉完全托付，结果她被出卖了，去世十四年后，被她最信赖朋友的儿子宋以朗出卖。她肯定没料到当年宋家那个顽劣的男童，根本不顾她的遗愿，出版她明确表示要销毁的《小团圆》。

宋以朗在《小团圆》出版前言里自比出版卡夫卡遗作的布洛德。布洛德是卡夫卡亲密无间、可以性命相托的挚友，他鼓励甚至参与了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是卡夫卡生前唯一的文学知音，卡夫卡对他的信任，有时超过对自己的信任。宋以朗和张爱玲有这种交情吗？张爱玲和他讨论过文学、讨论过张爱玲作品吗？除了知道他是宋淇的儿子，张爱玲大概连他的全名都叫不上来。宋以朗假如是张爱玲的布洛德，那么贾府上的焦大肯定是林黛玉的男朋友。

张爱玲不愿意出版《小团圆》，因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没有达到张爱玲出版作品的水准，这和现在大多数读者的看法一致，也和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宋淇的看法一致。哪怕根据宋以朗公布的有限材料，我们都不难体会宋淇初读之际的失望和惊慌，他没想到这部小说会写得如此糟糕。他1976年4月28日写给张爱玲的长信（大陆版有删节）只有一个目的，力劝张爱玲不要发表《小团圆》。宋淇应该是个好人，为了避免张爱玲的敏感和不快，那封信写得有点啰嗦，包括一大堆极不高明的修改建议，这也反过来证明他当时读后感觉有多差，如果面对一部杰作，他不必、不会、也不敢提出那么荒唐的改法。张爱玲最后采纳了宋淇的意见：“对外只说在修改中，好在没有第三个人见过原稿。想通之后，有了具体的改法再来过。”《小团圆》要成为毫无愧色的张爱玲作品，必须“再来过”，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再来过”，所以她的决定是：不出、销毁。天才对待自己的作品犹如对待自己的骨肉，如果无法养好，宁可不要，也不会让它勉强问世。

现在，《小团圆》落在对前辈毫无敬爱珍惜之心的宋以朗手里，在他的运作下，成了2009年书界最成功的商业案例，值得推荐给哈佛商学院做MBA教材。商业成功的代价是张爱玲的文学声誉。明眼人太容易看出它“屡见败笔”、“杂乱无章”、“结构松散”、“血脉失调”（刘绍铭语）的毛病。可笑的是，那个出版圈子为了掩饰出版《小团圆》利用张爱玲争名逐利的真实企图，拼命拔高《小团圆》的文学价值，竟有张爱玲小说“巅峰之作”的鬼扯。这种皇帝新衣式的把戏，既心虚又霸道，小看了读者的智商。挑一百位有阅读能力但从未读过张爱玲的读者，再挑一百位“张迷”，请他们读一遍《金锁记》、《倾城之恋》、《小团圆》，然后自主为这三部小说排序，我可以和任何人对赌，假如结果《小团圆》果然登上巅峰，我愿意赔上我的全部财产。

在那些鼓噪的文章里，比较值得一看的是标名冯晞乾的《初评 〈小团圆〉》（《万象》2009年第七期）。作者显然了解《小团圆》出版后在读者中风评不佳，很为屡屡提到的“宋以朗先生”着急，急于替极不负责的出版行为开脱，没有探讨问题的诚意，只有文过饰非的居心。文章写得千缠百绕，轮番请出各路名人壮胆，但缺乏基本的阅读常识，底气非常不足。

比如他硬指《小团圆》里“九莉、蕊秋的母女故事才是主线”，自以为是一大发现。且不说《小团圆》里究竟有没有故事主线，就算他的“母女说”成立，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这和小说的好坏有关系吗？小说的好坏不在于写什么，在于怎样写，人物是不是精彩，故事是不是精彩。《小团圆》里的九莉、蕊秋、邵之雍……身上有多少张爱玲真正巅峰期小说人物的文学光彩？

《小团圆》结构杂乱，冯文却说，那是韩邦庆《海上花》的“穿插藏闪”之法。我怀疑冯晞乾是不是真的读过《海上花》。传统的中国小说，叙事往往单线发展，哪里起，哪里了，一回说罢，再说一回。韩邦庆的《海上花》多人物、多线索叙事，前后穿插、上下呼应、层层推演、错落有致，这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手笔。“穿插藏闪”是讲故事的方法，《小团圆》里有吗？第92页绪哥哥抹汗，第191页绪哥哥又抹汗和“穿插闪藏”根本挨不上。抹两把汗就算“穿插闪藏”，那我在文章开头提起宋以朗，隔了两行再论宋以朗，最后还说宋以朗，莫非也是“穿插闪藏”？我可一点都没有“穿插闪藏”的意思。

愚蠢不是问题，如今还以文字名世都不是聪明人。不能容忍是自觉的愚蠢，妄言欺世，唐突先贤，以为天下人全是傻瓜。别人在奸尸，小文人在边上高声叫好，用愚蠢的逻辑证明那是灵肉合一的高潮。这才是文人真正让人瞧不起的地方。

文坛廿四郎 韩寒应该更有出息

读过韩寒的博客，我去买了一本他新出的小说《一座城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小说写得很烂，不如他的博客。

韩寒博客最好的部分就是那些粗口，他玩文字、玩谐音、押韵、对称……很有心得，能把那些粗口编排成流利的打油诗。他在小说中并没有一展所长，不像在博客里那么放肆，只是偶然有一些好的造句，比如“流传是比流产更可怕的事情”一类。

其他的小说元素，诸如故事、情节、人物，他的新书里也基本没有，要是有也糟糕到不值一提。《一座城池》走的是观念小说的路子，韩寒没读过多少书，脑子里未必有很多观念，于是观念小说蜕变成牢骚小说和骂街小说。作者想找茬打架的魂灵游荡在书里的每一页，到处寻找最刻薄的话，逮谁骂谁，见什么灭什么。作者犹如拖着一麻袋板砖上街，见到橱窗不管三七二十一，砸了再说，砸的对错不论，那种谁都不吝的姿态还挺有种。

顺便说一说，韩寒骂街够勇猛，但不够爽快；他姿态很好汉，但他的书不够好玩。他受制于他的教养，词汇不够丰富，句型缺少变化。他会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错写成“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还有些话不一定算错，读起来却很别扭，例如书里的人物不说“不一定”，而是说“不定的，不定的”；只在（饭店）包间吃饭，他写成“是不吃无包间之饭的”。这些枯涩的自创词语可以视为中学语文教育失败的证据。

然而，从长远看，我觉得韩寒应该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根据《一座城池》，以我的阅读经验，我猜测作者至今为止还没有谈过一次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恋爱。他的书里写到若干女性，不过看得出他对女性世界非常陌生。你再看他在博客里对徐静蕾那种仰视景慕的态度，我想他生活中缺少一个真正的女人。谁要在韩寒面前充当老师他真的会急，脏话粗话会脱口而出，但他其实很需要一位或几位成熟的女人教会他生活。只有享受了大号爱情以后，男人的生活才算真正开始。如果那个时候韩寒还在写小说，他的故事会大不一样。他现在的故事，和任何人的生活——包括他自己的生活无关。

二十四岁的韩寒的新小说特别一般，卖得却一点都不差。书商号称给他开出一张200万的支票，首印50万册。这大概是中国书市，甚至是全世界书市的通例，或者叫通病：因为写得糟，所以卖得好。他在中学生市场本来就有很旺的人气，很多人慕名而来。而他的那些铁杆书迷应该和他一样，正在经历内心骚动找不到出口的青春苦闷期，读他莫名其妙的书可以获得同气相求的呼应。

假设这本书是他的对头的作品，又不留神撞进他的书里成了他议论的靶子，我估计韩寒会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写得那么差，怪不得卖得这么好，供应纸张印书的造纸厂能够发一笔小财啦，现在市面上比那些纸走得更快的只有草纸。

如果韩寒才十八九岁，刚写下一部流行小说，无论那本书有多少毛病都不必苛责。但他已经二十四岁了，还在得意自己的字卖得贵，那么有心的读者就应该知道，有人同样二十四岁，书比他写得好，卖得更好。

日本作家村上龙，二十四岁那年发表他的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张唯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这部小说创造了一个月大卖100万册的记录，而且它的销售长盛不衰，三十年卖了350万册。

把村上龙的书和韩寒的书比较着读，你明显感到这两位文学青年的差距比中日两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还要大。村上龙一点都不卖弄小聪明，他诚实地记录了他噩梦般的残酷青春，记录腐烂的生活和溃烂的感觉。他同样诚实地记录了他的青春理想，这些理想并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幅接一幅宏大壮丽的电影画面。“那电影一定像面巨大的镜子，所有看它的人都会映在这大镜子似的电影中。”二十四岁的村上龙是日本愤青，宁愿坚守腐烂的生活也不和现实妥协。他的理想虽然虚幻，但充满雷霆般的力量，仍然不向主流低头：“这不是一部片尾女人走在林荫道上、勃拉姆斯的音乐悠然响起的电影。”

韩寒在博客里和人吵架，十分蔑视所谓的“文坛”。其实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韩寒才是文坛。他们花费一点碎银两买到的文坛消息就是韩寒的小说。问题是现在的文坛，不管姓什么，比老百姓的无聊生活还要无聊。对文学有所期待的读者，真的希望二十四岁的韩寒出息成二十四岁的村上龙。

钱德勒 硬汉文学的首席代表

美国人雷蒙德?钱德勒如果活到现在，正好一百二十岁（他生于1888年，有点像2008年的中国人，和8较上劲了）。如果他还活着，我想最让他开心的百廿大寿生日蛋糕应该是那套简体字中文版的雷蒙德?钱德勒侦探系列。新星出版社精心准备多年，集合了最好的译本，让中国内地的钱德勒爱好者终于能有一次圆满的享受。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钱德勒的作品已经零散地登陆中国。从时间顺序上说，北岛的诗歌和罗大佑的恋曲之间会有钱德勒的小说——诸如傅惟慈译的《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80年代那批生猛作家中，不少人的作品里有钱德勒的痕迹，比如王朔。

中国读者在钱德勒的小说里第一次见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所谓“硬汉”（hard-boiled）。hard-boiled原来指煮的时间过长、硬邦邦的鸡蛋（可直译为“老蛋”），后来用于形容那些老于世故、头脑清楚、不动感情、作风直接、态度现实、独往独来的人物——这个俗语转义的例子，有点像中文里用“老油条”来形容滑头汉子。hard-boiled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美国侦探小说的一种类型，它的文学风格简洁有力、感情内敛，凝聚高度的俗世智慧和冷酷幽默，还带有一点点的街头浪漫。钱德勒并不是“硬汉文学”的开山祖师，但他是这一流派的首席代表。

钱德勒笔下最成功的“硬汉”，就是他七部长篇小说的主角菲利普?马洛，钱德勒塑造了马洛，当年第一代钱德勒的中国年轻读者按照马洛的形象塑造自己的叛逆青春。衣着松松垮垮，一身酒气，牙缝里残留着几片韭菜叶子，胸毛半露，特别愤世嫉俗，特别玩世不恭——这是当年北京泡妞军团中马洛型特种兵的基本妆容，这支部队还特别能打仗，战果颇丰。时至今日，现在那些眼神空洞、故作深沉的酷哥，都可以视为网络时代马洛的浮华变体。

钱德勒还是洛杉矶城市生活的伟大记录者。他不是洛城人，第一次到洛杉矶时已经二十三岁。但他去世前的三十年（也是他婚后的三十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三十年）一直住在那里。他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复杂的感情，也许是爱，也许是恨，也许是不由自主的依恋。无论出于哪一种感情，他几乎是无微不至地忠实记录了洛杉矶的完整风貌。他长住洛杉矶期间搬迁三十多次，有时候一年内就要搬两三次。他熟悉洛杉矶的每一个区域，同时也具备了观察洛杉矶城市生活的各种角度。他写洛杉矶的街景、民居、时尚、风情、店铺、车辆……还有，它的男人和女人，既有剪影，也用工笔，无美不备，无恶不彰。

今天的美国读者，仍然觉得钱德勒笔下的洛杉矶还活着。一个洛杉矶人在亚马逊网站上留言：要了解洛杉矶，看二十年的当地电视，不如读一本钱德勒的小说。

很多美国人永远深爱钱德勒。他们甚至杜撰出一个新词：钱德勒主义（chandlerism）。钱主义分子的日常活动就是搜集钱德勒作品中的金句名言，然后与同好分享。

钱德勒本人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私人的感情生活，不管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他发表成名作《长眠不醒》时，已经五十一岁。四十四岁之前，他在商界混得一帆风顺。在德布利石油集团，从簿记员（bookkeeper）一路做到副总裁，但接任副总裁不久，就因酗酒和男女关系问题被解雇。他失业后一度靠老朋友每月一百美元的接济生活，然后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通俗小说的写作。这条生活路线令常人觉得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婚姻。他结婚时三十五岁，这是他唯一的婚姻。他的妻子钢琴家西西在他之前已经有两段婚史，号称四十三岁（比他大八岁），其实五十三岁！比他大十八岁。婚后，他们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西西至今没有留下一张婚后的照片，然而，这段不被人看好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年，战胜了一切敌意和流言飞语。钱德勒的研究者都同意，钱德勒和西西不平凡的夫妻关系，是钱德勒创造都市黑色骑士马洛的关键。只是其中的故事无人知晓。西西去世后，钱德勒把他和西西的全部通信付之一炬。

1Q84 小小人当道

以严锋老师颁布的“好看”标准论，《1Q84》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稳居三甲之列。

2009是各类期望值很低的年份，《1Q84》简直可以说是本年度最好的小说。

作者自称这是他最具企图心的作品。他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岁还能大卖，靠的是技术。书中的天吾有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情人，大龄情妇能留住体魄强健的情夫，要用上毕生所学，吹拉弹唱捏抚拍摸，十八般武艺一齐上阵。村上和他笔下的那位老姐姐一般尽心，一甲子的功力毕现：小说结构的设计很见匠心，叙事的节奏掌握得非常舒服。情节、悬念、细节一点都不马虎。《1Q84》动力澎湃情绪昂扬，阅读激点比比皆是，比起新千年以来作者其他作品的拖沓、矜持、沉闷，好上太多。

女杀手青豆“完成工作”后去酒吧放松，找到了一位依稀有肖恩?康纳利头型的中年商人。寒暄一番后，青豆问：“我可以开门见山问一个问题吗？”“可以呀。”“该怎么说呢，是很个人的问题。”“只要我答得出来。”“你的老二大吗？”接着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写中年男人的慌张失态，青豆咄咄逼人的好奇心，寥寥千余字的对话，把情境和人物完全写活了。一直有点看不上村上春树的村上龙的笔力大概也无法更胜一筹。无论是瞄着诺贝尔奖还是瞄着茅盾奖的华语作家，我敢打赌没人有那么泼辣的原创力。

村上的企图心应该不只是创作一个好看的通俗故事。他努力进军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复调小说：故事人物以外，有不同的思想和对话。

1Q84就是1984。在日语中，Q和9的读音相似。小说出版前，很多人都在猜Q是什么意思，有人甚至断言Q取意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作者说他喜欢鲁迅。《1Q84》正式出版，各种猜测烟消云散。《1Q84》回应的不是《阿Q正传》，回应的是《1984》，乔治?奥威尔的《1984》。

2009年是奥威尔《1984》出版六十周年。村上以《1Q84》表达纪念。不过《1Q84》不是单纯的致敬之作，它是对《1984》的回应，更是对《1984》的疑问。Q是question mark（问号）。1Q84是带着问号的1984。

从2009回看1984（《1Q84》故事发生的年代），奥威尔预言的反面乌托邦并没有发生。但根据村上的看法，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这个错误和奥尼尔预言的不一样。“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让叫做Big Brother（老大哥）的独裁者登场。当然是将极权主义寓言化的故事。Big Brother从此以后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图腾。那是奥威尔的功劳。不过在这个现实的1984年里，已经没有Big Brother出场的一幕了。取而代之的是，轮到Little People式的东西出场了。Little People是眼睛看不见的存在。我们连那是善的还是恶的，有实体或没实体都不知道。但它似乎确实把我们的脚下逐渐挖空下去。”

小说中的Little People（小小人）是超现实的邪恶力量，表现魔幻。而且我们现在读到的只是《1Q84》的前两部，第三部要到2010年夏天问世，谁也不知道作者会幻化出什么样的结局。也许，小小人就是全面笼罩人们生活的体制？

也许，在奥威尔的1984里，老大哥君临一切，豺狼当道，暴政的邪恶明确实在，在审美上有高级的反面品质：残酷、禁锢、坚定……对老大哥的抗争悲壮惨烈；在村上的1Q84里，小小人无微不至，蟑螂当道，体制的邪恶暧昧弥散，在审美上品质低下：黏着、执拗、荒唐……与小小人的斗争也显得琐碎卑微。1Q84比1984在美学上更低级。

《1Q84》显然集中了作者这些年思考的各种问题：老大哥、小小人、谋杀、历史、记忆、邪教、暴力、家庭、爱……不过这不是一部观念小说。村上的表达很有分寸，并没有游离情节的长篇大论，各种意见也很平衡。他的基本读者——多愁善感的文艺中青年，可以根本不理会那些观念，只享受他的故事，紧随作者设置的阴森悬念，做一次完美的噩梦旅行。

这部小说还是有一些村上小说常见的毛病。比如，各色人物一不留神，就会满嘴学问语录。给违章车辆开罚单的年轻女警会说：“套句麦克卢汉的话，媒体本身就是讯息。”粗壮的保镖贩卖枪支时会说：“契诃夫说过，故事里如果出现枪，那就非发射不可。”特别像近年国产大片的台词。

《蒋介石评传》 以笔墨为刑具

李敖写的人物传记，我读过两种：《胡适评传》和《蒋介石评传》。

《胡适评传》其实才开了个头，该写的只写了十分之一。不过这十分之一部《胡适评传》还是很见功力。作者对材料的爬梳之细、比勘之精、判定之明称得上独步一时。当年老李假如未曾渡海赴台，以他的材料功夫，完全可以在大陆的各类专案组里出人头地。

《蒋介石评传》学术水准不高。李敖写蒋介石，一肚子邪火，差不多是抄家灭门挖祖坟的心情，杀气腾腾，对传主不厚道，不公道。

作者写抗战一节，题目是“蒋汪双簧之谜”。按照题意，作者应该拿出蒋介石汪精卫勾结配合通敌卖国的事实，可惜书中近万字的引文没有一项过硬的证据，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情节和深文周纳的推论。结尾的一段文字比较滑稽：“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明一暗的‘和平运动’，只因阴差阳错，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并无默契”，怎么能叫“双簧”？没有默契的双簧，就像没有菜肴的饭局没有文字的写作没有交媾的通奸一样不合情理。

但对大陆读者来说，《蒋介石评传》有些情报相当新鲜。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一案，以往的说法是受陈其美的指使，《蒋介石评传》却凿凿有据地证明，刺陶的主使人是孙中山和黄兴。大陆最新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8月第1版）《蒋介石评传》把原书中的证据部分全部删去，但结论留着：蒋介石“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其实孙中山、黄兴、陶成章都是洪门中人，同盟会、光复会就是两大堂口，堂口火并，也是帮会工作的一部分，那时候不太讲究现代政治的礼貌。

读《蒋介石评传》，你会觉得作者反反复复在说两句话：老蒋一生全是罪，蒋家三代无善类，整本书就是为这两句话收集例证。《蒋介石评传》水平不高在于它大量地引用三教九流的回忆录，而回忆录是最不可靠的史料。

李敖吃过蒋家的苦头，坐牢六年。他不是什么高人，当然要纠缠于冤冤相报。他只是文人，只能以笔墨为刑具，在书中对蒋介石施以私刑。

追寻真相 改革可以不择手段吗？

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由他的旧书《被调整的目光》扩写而成，起码有半本书是新的。姜兄现在虽然贵为银河证券上海总部的党委书记，依我看那只是他的“外王”事业，他天生是个“内圣”，更合适搞研究做学问谈想法。《天公》一书，不足20万字，至少三项考证足以称道：第一，他推翻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1890年出土的成说；第二，他纠正了张爱玲自述祖父张佩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之误，“七家坨”应该是齐家陀；第三，他证明中国近代史上大事件“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上海博物馆看到姜鸣考证后已改写展览厅内的说明牌。张爱玲早已往生，无法读到姜鸣的指正，自然也没有回应。不过张爱玲对至亲的祖父张佩纶的事迹都不甚了了，她对男人的了解肯定很糟糕，无怪乎她一辈子遇人不淑，嫁过两次都凄惨收场。她一生的错误说不定就是从齐家陀误做七家坨开始。

对康有为巧言令色、言大而夸的“公车上书”，史家多有争论，但立论的优势和考证的优势都在姜鸣一边。其实姜鸣还是相当厚道，对康有为编造历史做了一个相当高调的解释：“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甚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作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

我以为对康有为的要求还应该高一点。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起于民间第一代改革家，写中国改革史，第一人就是他。这些最后推翻皇权礼教传统，取而代之的改革者，考虑到自己将身系天下民心，理应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不济也要做个贤人。但康有为开启了一个很王八蛋的传统，就是改革可以不择手段，不必在乎公道私德。从此以后的人心大坏，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大。

希拉里 | 幽怨比声明更真实

“Living History”的中文译名至少有三个：《活着的历史》、《生活史》和《亲历历史》，这三个译名不是译法不同，而是对原文的理解大有出入，这么简单的两个英文，起码两家不对，说不定三方全错，译事太难，读者只能将就一点。

《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美）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著，潘勋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是八月新书，上架两周，卖得像天气一样热。

我最喜欢的外国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喜欢克林顿有两点理由：第一点他是位好领导，美国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空前繁荣；第二点他是个坏男人，经常犯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热爱生活意志薄弱，显得很有人情味。很多美国老百姓大概也会这么想，最近一家媒体的民意调查就把比尔哥哥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有关克林顿的网上民间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我见到最新的一则说克林顿和教皇同一天逝世，上帝想让克林顿下地狱，教皇上天堂，但安排时搞错了，克林顿去了天堂，教皇跌入地狱。上帝马上发现错误，立刻改正。教皇在去天堂的路上遇见刚被撵出天国的克林顿，教皇激动地说，我真幸福，马上就能见到圣母玛丽亚（the Virgin，直译为处女玛丽亚）。克林顿一脸坏笑，说，对不起，你来晚了。比尔退休三年有余，在娱乐性的人民记忆中，他的形象还是那么可爱，大家想到他就要笑。

做这样一位本色男人的太太，压力一定很大，更何况希拉里自己也是脂粉队里的英雄，抱负远大，所以这笔账更乱。《亲历历史》的写作非常斟酌，希拉里要保持政治人物的风度，书里没有强烈的感情流露，大爱大恨似乎都不恰当，但有些细节还是很有意思。希拉里1971年和克林顿相交，她说两年后克林顿向她求婚，她一直没有答应。1974年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竞选失败，当年的耶鲁校花才下嫁落难才子。婚后希拉里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改姓克林顿，直到现在，希拉里还是将父姓“罗德姆”和夫姓“克林顿”连用。这些叙述传递出几分幽怨消息，比她斩钉截铁的声明：“我们两人相爱了数十年，生下一女，经历父母亡故，都得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共有一群终身至交，加上信仰相同，一心想为国家尽心尽力”更真实。

文人 | 文人要有点邪气

中国最有名的文人是周作人，文人中最有名的汉奸也是周作人。“汉奸”是政治裁判，政治裁判往往一根筋，简单、明确、不会操心事主的小委屈。政治裁定应该和文化理解分开，桥归桥，路归路。汉奸不以文人讳其奸，文人不以汉奸掩其文。中国民间洋溢着这种区隔的智慧，蔡京是权奸，但蔡京的手迹如果现身潘家园，一定卖出天价。

周作人不明白这个道理，1945年以后“汉奸”的心结一直解不开，器局越来越小，见识越来越差，最后二十二年虽然著译依旧等身，但全无锋芒，不再是原创性的作家。周作人是最好的文人，但他没有把文人做到最好。

文人和文化人不同，文人“尊史过于尊经”，智慧来自经验——自己的和别人的，没有道学气，看不上主流中文化人，周作人就特别厌恶韩愈：“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不过文人要做到老辣，周作人还不行。老辣文人要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周作人还是太正经。周家三兄弟，除了他都停妻再娶，周作人不仅和羽太信子白头到老，还长时间地负担周建人前妻和子女的生活费用。周作人自称心中有流氓鬼，但他那个流氓更像造反的绅士，做邪事而无邪气。文人没有邪气，遇事看不开放不下，到头来还是和文化人一样“营营扰扰”。

以上这些感想，都是读了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而生。到底是学者笔墨，比记者文章要高明很多，材料翔实饱满，对传主诗文疏证得当，作者自己的议论很少。

周作人最后死得太惨。寿多则辱，他如果早死五年，和羽太信子一同归去，就可以免受红卫兵的残害。其实“文革”以前，共产党对他一直不错。他每个月能领到两百元人民币，相当于厅长的工资。1960年至1964年每月由国家发放的预支稿费高达四百元，那是当时封疆大吏的收入。

共和 | 无法改变的潮流

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在书市上走得好的读品，无论真假，作者一定要有点兴高采烈的天真。

比如唐德刚。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对故国孤忠耿耿，不无鲁莽地断言中国历史千流万转，终归大道。从辛亥革命算起，中国将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从袁世凯写起，一直写到当下。《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是这个写作计划的第一本。但不幸的是，很有可能天不假年，此书成为老先生的绝笔。

袁世凯如果不做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身后的评价可能会好很多，他起码不像李鸿章那样拼命捞钱。唐德刚说：袁氏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遗臭万年”。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清朝，没有解决国家和社会的任何问题，袁氏当国之时，礼崩乐坏，内忧外患，政令不行，很多人都觉得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倒行逆施，错在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的方向是无法改变的”。

作为高明的政治人物，可以保守，但不可以反动；可以退一步，但不能退十步，更不能退三十步。袁家老二袁克文反对袁氏称帝的谏父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世凯一意孤行，终到琼楼最上层，随即一头栽进命运的深渊。

大人物 | 并非都有伟大的能力与人格

唐德刚是华人历史学家中难得的聪明人。依据谁钱多跟谁走的报酬法则，大多数聪明人都去金融界祸国殃民了，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特别少，历史研究又是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有一个唐德刚，已属幸事。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唐德刚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能揆情度理，不人云亦云。他的历史人物研究，资料详备，下笔活泼，有体谅，知分寸，顾及人性的复杂，臧否得宜。当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以重写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而一新观众耳目，其实这部戏不同凡响之处全部得自唐德刚鉴人的史识，只是编导未做任何鸣谢，想来也没有发给唐德刚一分钱稿费。

唐德刚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后一门功课大概就是张学良。遗憾的是，因为张唐的合作中断，张学良谢世以及唐德刚老病侵寻，这门功课势难完成。现在能够读到的，就是“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台湾远流2009年3月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版，相比较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的简体字版，远流版多收了一篇郭冠英的长序。

郭冠英参与了当初张唐合作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他的长序《笑语灯前老少儒》记录他们的合作始末，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唐德刚对张学良的看法——准确地说，是看法的转变。

张唐未谈合作之前，张学良是唐德刚眼里的传奇英雄。西安事变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加上以后五十年幽禁的遭遇，谁都会以为这位策划历史转折的主角，一定是位坚忍沉着、谋定后动、胸有城府、算无遗策的军人政治家。但张唐交道以后，唐德刚的观感大变。郭冠英引唐德刚的话说：“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用郭冠英的说法，张学良是个“太子豪杰”。太子豪杰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任性而为，不计后果，刚愎自用。张学良说，他一辈子未曾有过“上司”。张作霖是他的父亲，与上司不同。“蒋不是您的上司吗？”唐德刚问。“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张学良说着哈哈大笑。张学良西安抓蒋时，于学忠问他，抓蒋容易，以后怎样放他呢？张说，现在不能考虑那么多，先抓起来再说。

历史有时候真的没有想象复杂，没有那么多的权谋阴招，就是太子爷的脾气来了，文学家们爱说的“历史长河”便折向而行。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是Nothing。”不过西安事变太大了，大到无论是谁，都不能轻忽张学良，都无法否认他重要的历史地位，不管他发动事变的由来出自深谋远虑还是冲冠一怒。历史上的大人物，并非都有伟大的人格和能力，有时候要靠伟大的福气。郭冠英说，蒋介石丧失天下成全了张学良的令名；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成功造就了张学良的传奇。而他又长命，使这项传奇跨越了一个世纪。

张学良做口述历史时，已寿登遐龄，仍不失太子豪杰的本色，张狂自喜，并不把自己看成历史巨人。他纵论一生经历，口无遮拦，常有惊人之语。

他说他父亲张作霖有雄才无大略，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一个是才大志小，一个是志大才小。他比较蒋家父子：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

他总结自己，先写了一副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最后又说：“平生无遗憾，唯一好女人”。他自作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读这部原话照录没有修删的口述史，真的感到张学良一生的兴趣全在女色。不仅有专门的段落聊他和女人的交往，就是聊其他话题，他也会不由自主又转向女人。他聊打仗、聊政治、聊同时代的风云人物，激发不了他的哲学性感慨。只有聊到女人，他才会荡开一笔，引出一些抽象的思绪。他十几岁时认识一个人，姓舒，有两个太太，是一对姐妹。这对姐妹花当着丈夫的面随便勾搭男人，丈夫也不管。别人都叫他丈夫舒“支个”（乌龟）。后来丈夫生病死了，两个太太都跟着自杀殉节。张学良一百岁了还没想明白这件事：“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这人呐，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这个底细，你没法子揣测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妹写史 女人的情欲史观

大体而言，历史写作最不性感，男性中心的烙印最深。历史撰述比较空洞的部分以发现规律、意义、形态自命，比较实在的部分则展示男人间的阴谋权术杀伐争战。它的关怀和兴奋点太爷们了。西方虽然最近几十年女人主义大行其道，不过女人主义分子聊起历史只是主张不同，腔调十分男人婆，一点不像涂脂抹粉疯狂购物的小女人。经济学过去被称为“沉闷的科学”，这些年来改观不少，很多研究从立意到表述越来越香艳，如果还嫌它闷，至少闷不掩骚，是个闷骚男。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表现也不差。唯独历史写作，仍然像一个男有（of men）、男治（by men）、男享（for men）的男厕所。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桐生操，就会发现她的贡献特别巨大。司马迁是写历史的太史公，桐生操是写历史的太史妹。太妹写史，阴阳颠倒。

桐生操个人情况的中文资料很少，只知道这是日本女作家堤幸子和上田加代子共用的笔名。两人曾在法国的巴黎大学、索邦大学、里昂大学留学，主修法国文学和历史，回国后联手创作。2003年5月，堤幸子去世。以后的作品，想来出自上田加代子一个人之手。

桐生操的成名作是《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这本书在日本的发行量超过250万册。桐生操根据各路学人有关格林童话的研究考证推断猜想，以还原格林童话初版故事（原典）的名义，把《白雪公主》、《灰姑娘》、《青蛙王子》、《睡美人》……重写一遍。背靠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理论，腥膻异色成为桐生操版格林童话最突出的特点。例如《白雪公主》的副标题叫“女儿和生母之间的情爱纠葛”，杀害白雪公主的皇后不再是身为巫女的继母，而是她的亲生母亲，亲生母亲加害是为了阻止美丽女儿和父王乱伦，救活白雪公主的王子有恋尸癖，复活的白雪公主穷奢极欲、凶狠残暴……

《格林童话》大获成功奠定了桐生操的写作方向——“令人战栗”：兴奋令人战栗，恐惧令人战栗，恶心令人战栗。她们广泛搜集东西方历史（主要西洋史）上令人战栗的野史轶闻，编撰出一本接一本光怪陆离的历史读物。迄今为止，桐生操名下的作品已有几十种，台湾出的中译本也有近二十种。光读一下书名就能大概了解为什么桐生操会广受欢迎及广受批评：《世界幽灵怪奇物语》、《血染世界史的主角》、《揭开残虐人物的恐怖面纱》、《贵夫人的华丽犯罪》、《世界恶女大全》、《世界禁忌爱大全》、《世界性生活大全》、《世界情死大全：爱情、死亡与情欲的美学》、《美丽的100种杀人法》……

正经的、或者说正统的历史学者绝对不会接受桐生操。桐生操也根本不打算和历史学者一起玩。两相对照，令人感觉桐生操一直在用疯狂的销售数量戏弄历史学家。桐生操写作完全不顾正统的章法，文体有点像中国传统的笔记，更像不受拘束的西洋随笔，最像媒体流言专栏里的八卦文章，只不过主角和事件是作者从历史河沟里捞上来的。只要你热爱八卦，桐生操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彩的八卦谈资。桐生操的贡献之一，就是把历史从烦闷的男生厕所带进热闹的女生化妆间。

桐生操只聊故事，不喜欢抽象的谈论。但你浸润在桐生操的世界，久而久之，会感觉桐生操历史的天空和海洋，就是一片情天欲海。从无数的故事能倒推出桐生操的情欲史观：历史事变由情欲发动，历史人物由情欲造就，情欲聚合起风雷，情欲横流酿大患。这种历史观非常符合女人的立场，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看世界，情欲以外无大事。桐生操研究约翰?肯尼迪，不会像男人一样特别关心肯尼迪遇刺的真相，她更在意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情殇和情变，在意杰奎琳用挥金如土的消费花光总统年俸惩罚肯尼迪的风流。肯尼迪死后，杰奎琳嫁给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拜金的习惯变本加厉，每分钟花费三百美金。船王去世，十亿遗产里只分给她千万美元，算是一种身后的报复。这些才是桐生操的历史，女人心目中的历史。

中国男人 缺乏“性”与“暴力”的男性性格

旅美历史学家孙隆基，二十年前以一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名噪海内外，专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和文化文法，可惜这本书在内地一直没有正式出版，直到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获作者授权出版了此书。作者的另一本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也同时问世。

孙隆基对心理学很有偏爱，知人论世经常从心理分析落笔，他自负地说：“笔者可以保证的一点是：这本文集中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独具一格，都是在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少见的。”文集中最后一篇《缺乏“性”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拿中国人的国民性与美国人的国民性比较，很有意思。

“二战”以后，美国军方拨了一点没用完的经费给高校学者，开设“当代文化研究”，专门考察各国的国民性，着眼点是各国国民的“文化与人格”，《非美国式人格》从那时候开说，介绍几十年来美国研究者对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美国人自己特别强调两性的性征在心理和人格方面“全面盛开，充分明朗”，爷们就是爷们，娘们就是娘们。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虽然是个传统的男权社会，但男性的心理发育不全，过分与妈妈认同，没有经历确立自己男性性别的心理成长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国的男孩子在心理成长方面根本没过“弑父娶母”（Oedipal）这一关。“在这个阶段上，男孩是完全与妈妈认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男人’而必须和爸爸抢女人。”没过这一关，中国男人的心理后遗症就是一直特别幼稚，特别脆弱。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男性性格上最缺乏的就是“性”与“暴力”，很少确认自己雄性攻击者的地位。反映在文化上，中国传说中的浪漫公子都是细皮嫩肉优柔寡断的书生，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在欣赏文弱的博士。但放到美国粗人那里，这些角色根本就是男性垃圾。美国人的英雄从来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运动员。在美国，一般男人都不敢去沾文化艺术的圈子，他们会觉得这个行当太娘娘腔。像沈宏非这样，没事老给三联写稿子，落在美人眼里，他十有八九是个基佬，别看他长了一脸胡子。

东写西读 聪明人的聪明文章

陆灏是《万象》杂志的创办人，2006年放手《万象》，有时间给自己编了本书——《东写西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这本书非常有趣，有趣到大大出乎预料。

陆灏编《万象》时，大概出于江南知识分子的清高，从来不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给人印象只是一个尽责的编辑，没想到他俊雅相貌后面还藏着一副锦绣肚肠。

编进《东写西读》的文章大多发在香港的报纸，都是趣味十足的文史小品，中外兼谈，谈资丰富，所用的材料并不常见。这些小文章的写法有点钱锺书的遗风。陆有钱风的要点是，他选材叙事有钱先生的聪明劲，谈论的人、事、书、话，皆具妙趣，作者自己的品鉴也是要言不烦，恰到好处。中国的读书人里历来是笨人比聪明人多得多，能够读到陆灏这样的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实在是一种享受。当然，陆灏看过的书没有钱锺书多，外语也要比钱锺书差，但那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共同苦恼，为大环境小环境所累，这怪不到作者，要怪也只能远怪四人帮，近怪陈良宇，是他们让新中国的读书人基本上没受多少教育。

作者在这本小书中反复向钱先生致敬。第一篇就是《读〈容安馆札记〉的札记》，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抄录钱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一段小品：“北京坊巷……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杨仪宾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羊肉胡同改为羊溢胡同，牛蹄筋胡同改为留题责胡同，皆欲盖弥彰，求雅愈俗。尤奇者，臭屄胡同（西四）之改受璧胡同，几如文学家之改称文学工作者矣。”

《东写西读》对前贤事迹语录的摘引，常常能激发读者的联想。书中引清朝毛奇龄的话：汉朝以下两千年，数到当时，只有文人而无学人，而今连文人都没了。这在当时是毛奇龄骂世的激愤之言，放到今天倒是相当准确的世相报告。

听说这本书是作者在治疗情伤期间编就。如果传言不虚，那我真的希望陆灏未来经常失恋，让我们有福多读这样有趣的小书。

朱伟 文化职员

朱伟是上海人，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

两三年前，朱伟在生活周刊开设“有关品质”的专栏，专写旧人旧事。我当时有点纳闷，好好的怎么一下子要写回忆录了，莫非生活中遭遇麻烦有大变化？想想朱伟也不是这种人啊。按照我的理解，通常女人想不开会疯狂购物，男人不顺心才拼命忆旧。

现在《有关品质》（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结集成书，拜读一遍，发现自己误会了，原来朱伟好这一口已经多年，“上世纪80年代”他便在回忆界崭露头角，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吧。我想起我和朱伟第一次见面就是商量推销《华夏记忆》，那也是朱伟主编的杂志，鼓励全国中青年都来写回忆录。

朱伟的记性真好。他记得住和朱德庸第一次见面在隆福广场选北京小吃，吃的是“炒疙瘩，凉皮，驴打滚之类”；他在汪曾祺家吃过两顿饭，一次是吃一海碗面，另一次吃的是炒鸡蛋和青菜；初见郭宝昌在他家楼下小餐馆吃烤鸭……他似乎可以记住与任何人见面的细节：是在一起吃饭还是在一起喝茶，吃饭点了几个菜，喝茶是各喝一壶茶还共喝一壶茶……我听说李敖也有这么好的记性，不过李敖记事为了以后和人打官司，朱伟就是为了写回忆录，认真地把别人表扬一遍。

《有关品质》里我喜欢《蜗居杂忆》，有当年江南古镇沉闷阴湿的味道。朱伟回忆家人的文章不动声色但深情默注，是老派文人的风度。

我一直觉得朱伟不容易，一个上海人能在北京顺风顺水地混个几十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北京的水多深啊。上海人能在美国混好都不一定在北京混好。姚明在美国已经算个人物，但进了北京，在国家队只能打13号，13在美国是个凶险的数字，在上海是句骂人话。读了朱伟的书，我觉得他的人生得益于他的家教，他的父亲是位兢兢业业一辈子没算错过一笔账的职员，做人周到本分。朱伟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当然朱伟要狡猾许多。北京满城大爷，总需要几位能算账，做事不马虎的明白人。朱伟，还有以前三联的总编辑沈昌文，都是“在京海派”，是文化大爷里的职员，文化职员，所以他们站得住。

张大春 有小说理论的小说家

台湾当下最厉害的小说家是张大春。说他是小说家，不仅仅因为他会写小说，还因为他有一套很高明的小说理论。

他讲过一个老上海的好玩故事。有一位安徽五河县人，当年生意做得不小，而且会交际，五湖四海都有朋友。一日他乘火车去上海公干，行前刻意打扮一番——长袍、呢帽、挂链怀表，还带着一只金烟盒。“孰料甫一下车，才掏出烟盒，点上支烟，吞吐了不到三五口，就突然发现：烟盒、怀表、皮夹子全都不翼而飞——他老人家知道：这是着了道儿了。”于是便托熟人找到巡捕房，撂下一番话，大意是久闻上海的扒手有青白眼，被偷之人必有“不够称头”之处，兄弟自问格调不算卑下，不知如何仍不入道上人物法眼，丢钱事小，丢脸事大。如果下手人物能说出兄弟上不了台盘的道理，丢掉的东西可以不要。巡捕限时破案，归案的小偷道：“您老一下火车就露了相了。您老掏出烟来吸，把支烟在那烟盒盖子上打了三下。您老吸的是‘三炮台’，‘三炮台’是上好的烟卷儿，烟丝密实，易着耐吸，不需敲打。可您老打了那三下，足见您老平时吸的不是这种好烟卷儿，恐怕都是些丝松质劣的土烟，手底才改不过来。”安徽人大惭，不好意思讨回贼赃，只能认栽作罢。

故事有趣，张大春后来的解说更有趣。他说他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一直想把它发展成一个短篇小说，或写成长篇小说的一个段落。但十来年了，这个心愿就是不能了。怎么放都觉得不合适，故事原有神采会被抹掉。张大春终于觉悟：这个故事根本不必进入小说。现在人们说的短篇小说也好，长篇小说也好，原非本国所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说作品，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论体制，论理念，论类型，论结构，论布局，论技术，皆由移植而来。”真正的中国故事穿不了那样的西装。老上海的故事最恰当表达，就是中国的笔记。真正的中国小说是“说话人的书场和仿说话人而写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栋的笔记”。

读家报道 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嘉宾

可以介绍一下节目的基本情况么。（播出时间，栏目基本设置，有多少工作人员，人员构成情况，在台里收视率的排行情况等）

《读家报道》自创办以来，已经多次调整播出时间，目前的首播时间是周六晚11：40。《读家报道》分成三个板块：新书情报，读家访谈，读家荐书。直接参加《读家报道》的工作人员大概在十人左右，但全职的只有两三人，其他都是兼差。收视率曾进入本频道当日前十，当周前二十。

请谈谈你所了解的近年读书类节目的起落（比如有哪些新的读书节目出现，有哪些最终没有支撑过去，黯然倒下）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印象中差不多所有的读书节目都是黯然播出，黯然退场。

你们栏目的观众定位是什么样的？

喜欢阅读的市民。

目前读书节目的收视率，应该说普遍不是很高，低收视的“瓶颈”在哪里？作为一个电视人，且节目中也有读书的因子，考虑过这样的瓶颈可以怎样调整解决么？

读书节目应该办得叫好不叫座，它的观众是有限的，目前读书节目的问题是普遍不叫好。

相对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在制作读书类节目时，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作为出版物的推广平台，电视媒体没有什么优势。

你只听说《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你听说过有名的电视读书栏目吗？

对兄弟台的读书节目，会经常观看切磋么？比较喜欢哪个台的读书节目的风格？

我只看过一期改版后的《读书时间》，觉得它的制作素质比较高，能请到很好的嘉宾。

觉得自己的节目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呢？

《读家报道》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嘉宾主持（我和沈宏非）在全中国的电视栏目中年龄最大，姿色最差，说话最结巴，因为身无长技，读过的书可能比别人稍多一点。节目要改进、能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举不胜举。

对读书类节目的存续有足够的信心么？

读书类节目应该能长期存在，因为现在电视播出时间太多，需要不同内容的节目。

风雅 书艺和曲学筑就的防火墙

《曲人鸿爪》里有张充和老人的近照，步向百岁的老太太，还是那么干净、秀丽、清贵，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赞叹，真如一株“阆苑仙葩”。如果真有大观园，张充和可以在园中筑一“幔亭”，幔亭主人能与怡红公子、潇湘馆主、稻香老农……一起听戏、度曲、联句、品茗……

“幔亭”是当年曲学大师吴梅题名的苏州昆曲团体。用“幔亭”隐喻张充和的一生，似乎非常恰当。《红楼梦》大观园里主要人物居所，根据后来人的解读，题名都有寓意：贾宝玉的“怡红院”意为“遗红怨”；林黛玉的“潇湘馆”意为“消香馆”；薛宝钗的“蘅芜苑”意为“恨无缘”……据此，“幔亭”应该意为“慢、停”：张充和一生走得很慢，从来没有迅速的“进步”，“慢”到几乎“停止”，身在异国的百岁老人，时光仿佛还停留在上世纪初读诗、习字、吹笛、唱曲的苏州岁月。这一“慢”一“停”，为纷扰嘈杂腐败的21世纪，保留住一点真正的风雅。

清末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后、合肥张家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以她们的婚姻故事，几乎成为时下文化女性的童话。秀外慧中张家姐妹，婚姻生活美满，各自的夫君都是有学问、有成就、有操守的名家。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允和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兆和嫁给了小说家沈从文，充和嫁给了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不过，以一生视人，张家四姐妹里，张充和的生活最完整。从少年到老年，张充和一直浸润于美丽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骚扰，没有干涉，研习六艺陶冶而成的优美性情，没有任何损伤。她二十三岁（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纪）参加联考，以算学零分国文满分的成绩被北大国文系录取。那时候的北大，真是自信且不失温情的高等学府。张充和后来因病辍学，没有读到毕业。但抗战胜利后北大还是照样聘请她教授书法和昆曲。她三十五岁（1948年）与傅汉思成婚。次年移居美国。

这一走走得真是时候。从此，她“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余载，并于家中传薪昆曲，得继清芬”。她不必思想改造，揭发自己和祖上的“罪恶”；她不必背诵最高指示，在长街上载歌载舞庆贺国家盛典；她不必下放荒凉的乡村，蚊叮虫咬地放牛养猪；她不必面对铜头皮带、木棍、梭镖……就像素雅的兰花，只是案头清供，不必用烈日雷霆来考验，不必用凄风苦雨来考验，她也受不了那样的考验。幸亏她走了。

《曲人鸿爪》里有余英时先生的一首诗，诗的末两句是：“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有钓竿。”钓客与世无争，无所求于人间，但总要有身边的一江烟波，连烟波也扫荡干净，钓丝还能悬于何方？张充和寄身耶鲁。礼失求诸野，在耶鲁她可以诗，可以书，可以舞，可以唱。张充和把耶鲁写成她的“也庐”。耶鲁成为“也庐”，但北大久矣夫不再是曲人的“备塌”。

张充和二十四岁时起意为自己编一本《曲人鸿爪》，收集各方曲人的即兴书画。七十年后，《曲人鸿爪》已有三册之巨。今年一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曲人鸿爪》，由孙康宜教授主编，是三册《曲人鸿爪》的精选本。曲人，即昆曲之人，有各路昆曲名家，也有和昆曲有关的学人。

近年来，“合肥四姐妹”名动四方，张充和老人也成了新闻人物。想来不时会有不速之客不情之请打扰她的清修。过去托尔斯泰周围有不少附庸风雅之徒，托翁拒绝庸人的招数是适时地说起法语，流利的法语是托尔斯泰的防火墙。张充和老人的防火墙是什么呢？我想，那就是《曲人鸿爪》中两门绝学：书艺和曲学。凡是不通书法和昆曲的俗客，留在张家门外就好。张充和是《红楼梦》中人，世间客是大观园外汉。我们这些门外汉，还是遥远地欣赏一下生活和艺术的“清芬”，不要靠近。

《曲人鸿爪》里有一则小故事让我动容。淡雅的张充和居然也有十分刚烈的一面。王季烈先生是张充和尊敬的昆曲订谱专家。有一年，张充和与苏州女子李云梅同台演出《牡丹亭》。李云梅是某画家的下堂妾，名声不好。王季烈坚决反对张充和与李云梅同台演出，他托人转告张充和，不要让李云梅登台。

张充和说：“那么就请王先生不要来看戏，但李云梅一定要演。”

禅 没有确解，只有妙解

另类才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大陆版销售奇佳，主事人顺势而进，推出了《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胡兰成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禅是一枝花》的副题是“碧岩录新语”，《碧岩录》在日本被奉为禅宗第一书，它是北宋时奉化雪窦寺重显禅师留下的百则公案，“晚他一辈的圜悟禅师加上垂示、著语、评唱。圜悟住在河北灵泉碧岩室，因以为书名。《碧岩录》自彼时以来八百五十年，未能有全解者”。胡著就是将这百则公案一一解明。其实禅的思想从来就没有确解，只有妙解。胡兰成是个妙人儿，解法未必可信，但自有其妙。譬如他为“至道无难，惟嫌选择”作解，洋洋洒洒竟写了七八千字，排出种种选择（或者叫不选择），最后说：“好的理论都是‘机’，每个答案都是‘机’的波头一现。所以一个最伟大的答案毋宁是大疑，若要说答案，不知要怎样作一选择决定才好，这就是答案。”他举《红楼梦》里宝玉为例：宝玉虽然与黛玉性命相知，但他不能为了黛玉去了晴雯疏远宝钗割舍袭人，“宝玉是无论姊妹们，甚至金钏儿，连大观园中那个不知名字、隔着花荫，痴痴地在泥地上画‘蔷’字的女孩子，都是绝对的。所以黛玉每每想到终身大事上头，宝玉则是不能想，因为他不能想到要在黛玉和宝钗二人中选择。宝玉只顾照现在这样下去，到他死了化为飞灰，化的只是一股气，无影无踪，其时他人如何他亦不知。他是以不解决为答案”。当然你不选择万事还有变化，那就是天意，“有着个天意就可豁然。在宝玉是无成与毁，似悲似喜”。你明白了吗？你还是不明白，那说明你懂了：“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的话亦是说之不尽。”

饮食男女

《*》饮食谱 治一席西门家宴

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弄珠客的概括不算完整，至少还能补充一条：“生饕餮心者，吃客也。”这里说的饕餮就是指食指大动吃心不改，没有任何假借比喻的意思，只关乎食，无关乎色。

一般人都把《金瓶梅》当风月小说看。这在四百年前没错，那时候地球上的人口不过5亿。放到今天，地球人口已经65亿，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玩过，《金瓶梅》的那点事，太过平常，根本做不了风月经典。随便举个例子，潘金莲是《金瓶梅》里淫妇之首，仔细统计一下，和她有性关系的男人一共五六位（其中一半属于正当婚姻）。潘金莲活在今天，仅以风月论，她可以算持身自重的标兵，差不多能名登烈女传。

如果《金瓶梅》还能屹立当世，掩盖它文学古董的灰暗面目，仰仗的绝不会是它的色榜，而是它的菜单。《金瓶梅》是最逼真、最实在、最准确的中国餐饮小说，即便把近一百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全算上，在中国也很难找到写餐饮超过《金瓶梅》的小说。《红楼梦》写美食独有一功，但《红楼梦》里的美食境界常人消受不起。《红楼梦》里的饮食格局叫做大户气概小资情调。要享有大观园里的美食美器，要花大把银子、要花大把时间、要花大把心思，否则你连一壶茶都喝不到。它做一碗茄子要用几十只鸡当辅料，恐怕连曹雪芹也只是想过，未必尝过。这是大户气概。贾府里的姐姐妹妹胃口都不大，吃药——譬如冷香丸——的兴趣超过吃饭的兴趣，和目前本地白领姐妹的爱好相仿。这是小资情调。而《金瓶梅》里各色人物，从西门庆到陈敬济，那才是懂吃懂喝的酒肉朋友，与我们眼下常见的内地各路饭局主人相仿佛。《金瓶梅》里的菜单，今天仍然基本能用。要治一席西门家宴，略做采办，便克奏全功。

我一直想做一点《金瓶梅》的饮食笔记，想不到已有高人捷足先登。去年买到一本书，书名就是《金瓶梅饮食谱》（邵万宽、章国超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这本书的研究很地道，我的很多印象在书中能找到数字说明。据书中统计，兰陵笑笑生笔下涉及的饮食行业有二十余种。《金瓶梅》列举的食品（包括主食、菜肴、点心、干鲜果品等）达二百多种。茶19种，“茶”字734个，饮茶场面234次。酒24种，“酒”字2025个，大小饮酒场面247次。相比之下，性事描写《金瓶梅》里才105处。这么精细的考究有点像日本人的学问。据作者介绍，日本人桑巄平的《〈金瓶梅〉饮食考》竟然是四卷本的巨著。

《金瓶梅饮食谱》的两位作者显然是餐饮专家，他们的兴趣全在菜品上。他们研发了五十多种《金瓶梅》菜点，设计了两张《金瓶梅》筵席的菜单。两位先生品味清雅，菜单上的菜想来都不难吃，但缺少《金瓶梅》原书中那些酒宴菜单的淋漓元味和逼人骚气。

我最喜欢的那一席，在第四十九回：西门庆为求房中药，请外国和尚（梵僧）吃饭，那张菜单真让人荡气回肠。先是四碟小菜：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舞鲈公。又拿上四样下饭：一碟羊角葱参炒的核桃肉，一碟细饴切的酥样子肉，一碟肥肥的羊灌肠，一碟光溜溜的滑鳅。接着是一道汤：一个碗内两个肉圆子，夹着一条花肠滚子肉，名唤一龙戏二珠汤。再来一大盘高装肉包子。然后喝酒：“拿过团靶钩头鸡脖壶来，打开腰州精制的红泥头，一股一股冒出滋阴摔白酒来，倾在那倒垂莲蓬高脚钟内，递与梵僧，那梵僧接放口内，一吸而饮之。”下酒菜是：一碟一寸的骑马肠儿，一碟腌腊鹅脖子。还有两样下酒艳物：一碟子癞葡萄，一碟子流心红李子。最后，“又是一大碗鳝鱼面与菜卷儿，一齐拿上来与梵僧打散”。

兰陵笑笑生说，这餐饭把梵僧的眼都吃愣了。这份食单读起来虎虎生风劲道十足，只能出自食量宏大胃口奇好的吃客笔下。假如我是那位梵僧，藏有“一点精神爽，再点气血刚，百日须发黑，千朝体自强”的奇药，一定也会取出换来这场大嚼大饮，换来一个好胃口。

食就是色 食物有很强烈的色欲属性

苏青曾经把孔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标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借孔子之口，创造出一条很强势的女权口号。美国现在有一位相当厉害的女作家，名叫邦内?克郎帕克，是21世纪纽约版的苏青，她如果懂中文，也许会把孔子的另一段名言“食色性也”重新标点为“食，色性也”，意思是食物、进食有很强烈的色欲属性，食就是色，色就是食。她今年出版的畅销书，书名是《食物的性生活》。

克郎帕克属于那种巫婆型的心理学家，再平淡的行为，到她笔下都成了值得深长思考的复杂谜面，她能给你提供一堆匪夷所思的谜底。她可以从你的进食行为推断出你的性行为。如果你胃口一向奇好，食量恢弘，克小姐便断定你的性要求幅度很大，正常人的常态性生活无法令你满足，你的私密生活注定充满了出轨和变态。如果你进食很快，别人刚拿起刀叉（或筷子），你已经吃完，那么你在克小姐的眼里就是个很成问题的家伙：你一直很紧张，非常神经质，老是怕别人算计你，你的社交生活不正常，不合群；你的性交生活同样不正常，不合作。你绝不会像青年柳叶那样体贴入微，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你不是一个好伴侣，只在乎自己的爽快，你是一个自私专制的床上秦始皇。

现在的都市食客靠上馆子解馋，是餐馆食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做饭。以克郎帕克的观点，这些食客全是隐形的嫖客。因为上馆子吃饭和去青楼嫖娼，行为模式完全一致：花钱找乐子，付费买享受。而且青楼和餐馆都讲究全程周到服务，以客人的器官满足为最高目的，只要你付钱爽快就行。

照我们常人看来，弗洛伊德已经十分离谱，他给那么多不相干的事物留下性的印记。但弗洛伊德至少还分得清餐桌和卧床。他说：“很多时候，雪茄只是雪茄”。到了克郎帕克，弗洛伊德就显得老土，你碗里只要有一片菜叶，她都能说一个长度20分钟的A片故事。

婚姻 需要不平等

4月23日听说是世界读书日，有人要我推荐比较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读物，我想到的只有一本：《浮生六记》。

林语堂说《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子，我不以为她最可爱，我以为她最可娶（不是可取），是中国文字中能够贯通古今的适婚女性。

我理解的可爱是可以谈恋爱，中国传统文字里恋爱篇章不多，恋爱人物很少，能和现代生活合拍的更少。《红楼梦》也许是民国以前最好的恋爱文学。但它的男生太特殊，贾宝玉一定要是个富贵闲人，把自己看成须眉浊物，把女生都看成神仙姐姐，神魂颠倒，情真理痴，半疯半傻。现在敏慧的红楼群芳并不难得，难得的是宝玉。而当代男生如果天赋异禀，有宝玉性情，多半会更上层楼，加入同志队伍，不和姐妹们玩了。

真正影响当下中国人恋爱生活的是外来文学。外来文学强调男女平等，激发了无数荡气回肠波澜壮阔的男女爱情。中国近代国门打开后，在欧风美雨激荡下，中国人的恋爱故事要比过去好看许多。

不过恋爱好了，婚姻不见得好。婚姻和恋爱不一样，比恋爱要麻烦。恋爱无拘无束，婚姻要有规矩。给婚姻做规矩，中国靠礼教，西方靠宗教。中国早已礼崩乐坏，又无法移植西方的宗教，恋爱成了婚姻的唯一进路，结果一塌糊涂。爱情讲究平等，而家庭是个社会组织，任何组织都必须不平等，否则组织就要崩溃。把一对平等的男女扔进婚姻，就像把两头野兽关进一只笼子，只要有力气，他们就会厮打。我读过一份调查，据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婚姻质量很低。

想要婚姻幸福，我有一语君须记：娶妻当娶陈淑珍。陈淑珍就是芸娘，淑珍是她的字。芸娘有修养，懂礼貌，富情趣，并不是古板女子，沈三白是个出息不大的男人，但芸娘和他是恩爱夫妻，她从来不逼他上进，还积极地为他谋划二房。这就是夫为妻纲。有这四个字，不必张罗小老婆，夫妻的恩爱质量会大大提高。

如果女生比男生厉害，那也可以，倒过来妻为夫纲，男生低眉雌伏，榜样依然是芸娘。

情欲哲学 享乐的轻盈与沉重

英国哲学家罗素是位到处留情的风流教主。有人评论道：“为什么罗素写女人写得那么好，可是爱女人却爱得那么糟？”对罗素有兴趣当代读者，大多数人还是津津乐道他爱女人的糟糕事迹，不太在乎他写女人、写情爱的论述。有人记得他的爱情宣言吗：“爱情使人销魂的魅力令我常常乐意为了几个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

其实在西方哲学家里，罗素的情欲语录并不特别高明。它更多的是个人的体会和感慨，不像哲学议题，缺乏智慧含量。超过罗素的老师比比皆是。西方的智慧海里，情欲是个海啸级的论题。德语系的两位哲学人柯依瑟尔和舒拉克三年前编了一本书，搜集了各路哲学大师的情欲主张，书名直译是《当爱冲昏头》，去年中文版的书名改为《爱、欲望、出轨的哲学》（台湾商周出版2007年）。德语系的哲学人有点瞧不上英语系的哲学家，他们宁愿讨论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也不给罗素留一行字。

在中国观照情欲问题正当其时。这些年中国的情欲故事如火如荼，却没有像样的认真的申明大义的智慧梳理。以至于当下大多数情欲故事的艺术表现并不地道，要么模糊不清欲说还休，要么流于粗糙的伦理批评，要么简单的器官化。而中国传统智慧中很少面对情欲一类的人生问题，即便有所着墨，也远不如西方大师的无所顾忌毫不遮掩寸铁杀人。

叔本华说：“所有两情相悦的感觉，无论表现得多么超尘绝俗，都根源于性冲动。”

亚里士多德说：“在交媾以后，所有动物都会忧郁。”布鲁诺补充道：“无法满足情欲让人痛苦，情欲的满足却让我们悲伤。我们所向往的，只是过渡阶段的那个短暂片刻。”编著者继续说：“那是生殖器官的肌肉在每秒收缩一次时才会有的狂喜幸福。在那以前是痛苦，而在那以后却是忧郁。”“人的满足是短暂的。”

黑格尔说：“本能和激情无非是主体的活力，主体就是以它为实践的目标。”编著者解释这句晦涩的话：“人‘堕落沉迷’，从道德的深海游上本能冲动的浅滩，只有在那里，人才能感受他的活力，人才是人。”

《爱、欲望、出轨的哲学》汇集了几大议题：本能、激情、真爱、出轨、婚姻、社会秩序、节度之道等等，罗列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见。编著者的脑子特别清楚，他们知道问题的重点在哪里。激发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什么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出轨的历史？无论怎样的严刑峻法、道德宗教都阻挡不了古往今来的克林顿、帕瓦罗蒂、爱因斯坦、拿破仑、歌德……以及本文的读者和他的朋友们。

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一切哲学性质的讨论都不会有封闭的结论。克尔凯郭尔（台湾人译成齐克果）说：出轨的人生观是“刹那即一切”。每个人的人生取向也不一样：“在美学的天空下，一切显得那么轻盈、优美、昙花一现；一旦伦理学登场，一切就变得那么沉重、顽固而无聊。”

出轨也有不同的类型。西方文化里最有名的出轨王子是唐璜。唐璜有1003次艳遇。马克斯?弗里施说：“他风流韵事的次数反倒不怎么惊世骇俗，因为那个数字本身非常可笑，因为在不该算术的地方，却数得出来。把数字翻译成文字，那就是说：唐璜心里没有任何‘你’。”另一位风流浪子是卡萨诺瓦。他对女人比较认真，“举凡曾经与他缠绵过的女人，没有一个怀恨于他。当他无法留下来过夜时，总是知道如何取得女人的谅解。卡萨诺瓦照顾女人的生活，甚至为她们物色适合的丈夫。他喜欢享乐，也希望大家跟他一起享乐”。克尔凯郭尔说：“能够赢得一个女孩的芳心，那是一门艺术，能够和女孩子好聚好散，却是大师杰作。”

这本书最大的毛病，或者说西方先哲最大的毛病，是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男性情欲，没有多少女性关怀。编著者阐发了西方的传统成见：“猎艳的刺激游戏似乎是专属男人的权利。女人本身就是一场冒险，自己却无法成为冒险家。”

写性经 其实是一项严肃的事业

奥利维亚?贾德森是位美国美人，生物学家，酷爱写作，是《经济学人》、《自然》、《科学》科普专栏的撰稿人。四年以前，她开始写一本书，关于性的进化生物学。初稿完成后，她觉得写法过于生涩，自己都不满意。有一天她去参加派对，和几位同事聊起蜂后的性生活，一位同事说，让性经专家来谈谈这些问题会很不错。外国报纸长设性经专栏，让性师傅（sexpert）解答老百姓性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贾德森听后茅塞顿开，回家就把稿子改成性经问答专栏，专栏主持人是塔蒂阿娜博士。于是塔蒂阿娜博士收到了这样的来信：“亲爱的塔蒂阿娜博士：我是一只欧洲螳螂，我发现，在交配的时候，如果首先就把伴侣的脑袋给一口咬下来，我会觉得更好。这是因为在我弄掉对方脑袋的时候，对方的身体会兴奋得抖动不已，而且少了一份羞涩，多了一份急不可耐——那种感觉妙极了。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这本《动物性趣》[（美）奥利维亚?贾德森著，杜然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去年在英文世界大卖，现在已登陆中国。

写性经其实是很严肃的事业，写手一般都是科学家出身，有丰富的动物知识，才能指点人类经验。国内目前比较像样的性经写手是南方的黄爱东西。黄同志曾经是中山大学生物系的系花，高材生，毕业后长期流落在娱乐报道界。给媒体写性经也算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重新对口，所以她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很敬业。一般人有时会误把广州新进小女子的日记当作性经，这是不对的。这种经验性、文学性写作国外通常发表在大人杂志的副刊。当然这次木姑娘的作品和以前的交配文学还稍有不同，她也非常敬业，把自己变成一台流动验钞机，四处奔波，专验男币的大小优劣真假，并以实名制的精神公告天下，一时间成了男性私生活领域里的打假英雄王海。她的个人经验因此具备比较强的社会效能，只是被她公告的厂家商家比较烦。

成人片导演 做小电影的大人物

A片，老上海叫小电影，演出妖精打架，是上个世纪20年代高贵人士的极品享受，据说只有在南京路跑马厅隔壁的“一品香”大饭店里才看得到，密室中只能容得下三四位看客，短短一套，索价100元——当时办一桌像样的酒席才3元，而且不是贵客不开映。这大概是最早的内参片。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百岁华诞，这段掌故恐怕电影学院的教授都未必知道。

到了今天，A片制作早已产业化，亚洲的生产大国是日本。香港电影评论人汤祯兆不久前推出新书《AV现场》（香港CUP出版2005年），全面介绍日本成人片（AV）的制作历史。他千里迢迢飞去日本，专门采访做小电影的大人物。

日本的A片巨头叫高桥雅也，在淫片业界的地位相当于冯小刚在中国的贺岁片界的地位。他对汤记者说：性欲相当于食欲，从吃的态度能看出性的态度，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行。美国人只会每天吃汉堡包，所以他们的色情电影很闷。中国人也很闷，每天只会吃中华料理。日本人探究心很强，各种料理在日本都有生存空间，吃如是，性也如是。作为AV的制片商，我会像一个尽责的厨师提供不同的料理供客人挑选品尝。

把高桥这条淫虫的说法稍微发挥一下，从食、色两大人性基本面来看，中国美国联手抗日的可能性很大。

高桥这辈子的肮脏钱大概已经赚够了，他说他今年就要退休。谁也想不到，他下一个人生计划是去做农民：“农业和AV业也有某种相同地方，它也是一个因循、缺乏创新意念及动力的业界，所以大家来来去去都是制造出大同小异的菜蔬和萝卜。我希望可以如为AV业界般，替农业注入新的动力，令未来的年轻人觉得做一个农民酷透了，那不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吗？”

五十年后，高桥终于把农业改造成AV业的分支，日本的农产品要送“伦理监视委员会”审查，然后分级。黄瓜、茄子……一批菜蔬成为少儿不宜的禁品。农夫将是不良人士的代名词……这个世界你还能住吗？

汤记者还采访了AV界的女优和女导。AV女导演很喜欢读书，不过她读的绝不是《素女经》和《控鹤监秘记》，学武则天品味莲花六郎的头丰根削。她说，要充实自己一定要在业界外追寻，“所以商界企管的书籍，以及《穷爸爸，富爸爸》都是她的最爱”。有一位AV女优一直关心日本文坛的动态，特别讨厌村上春树，认为村上其实很厌恶人际间的性关系，把性关系看作污秽，而在写作时却故意把性描绘得美妙漂亮。

没想到。

战争与性爱 好的性爱可以防止战争

几年前，内地出过村上龙《接近无限透明的蓝》，不过那本书错字连篇，装帧粗陋，长了一幅盗版模样。

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购进村上龙十四部作品的版权，威震日本书业几十年的重量级畅销作家终于体面地来到中国。

第一本上市的是他的随笔集《所有的男人都是消耗品》（李重民译2006年出版）。随笔不是村上龙的王牌，他自称“很久以前就不喜欢随笔，也有写不好的原因”。他最不喜欢随笔中的说教，“爱说教的人，除了伟大的宗教家以外，全都是在胡说八道。看看历史就一目了然，伟大的宗教家一个世纪还不到一人，所以也可以说，剩下的说教家伙全都是破烂货”。村上龙的随笔绝无说教，他的特色是态度嚣张，词锋凌厉，想法放肆。他是小说家，不是学者。不是学者就不必为自己的说法寻找妥帖的根据，小说家的败笔是缺乏想象力。村上龙的想象力足够。

他敢说：“在我的心里，毕生在研究的主题已经有五个。那便是‘死刑’、‘战争’、‘独裁者’、‘宗教’、‘性爱’。关于‘战争与性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好的性爱可以防止战争’。请不要想得太复杂。因为这很单纯。不会做口交的可怜的读者，至少有过一次感觉‘真好啊’而想感谢上帝的性爱经历吧。是情欲和浪漫融合在一起的，最融洽的性爱。经历过那样刻骨铭心的性爱以后，抚摩着女人的头发，还会进行战争吗？”“毕生研究”的主题一句话说干净。这样的研究会把学问家逼死。

传说拉登年轻时交过一个美国女朋友，因为他尘根偏短而饱受美国女友的侮辱。和美国女友分手后，他便疯狂地仇恨美国，成了反美的恐怖大王。这个传说可以从反面支持村上龙——“好的性爱可以防止战争”，倒过来说，“恶劣的性爱可以导致战争”。没准这个传说就是村上龙编的段子。

“冒犯”是村上龙随笔的动机。他的乐趣大概就在刺激读者，奚落读者，最好让他们火冒三丈，把他的书撕烂。下面这段话，得罪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女人：“女人要获得智慧，我觉得是一种堕落。我希望女人是愚笨的。智慧如此繁复的事，就交给男人去做吧。只要有爱，智慧、教养、常识、道义都不需要。”

后庭花开 一切都打开了

英语世界里有几处激烈的言论沙龙，专门出产各种意见领袖——从军国大事到穿衣吃饭，掌门大哥通常是谢顶的、闷骚的、心怀不满的男性中年知识分子。但自从MG——全世界最牛逼的男人杂志由女人操办后，那些言论沙龙便阴风阵阵雌威大盛，现在意见领袖没有领只剩下袖——红袖，金发小妹开始当家，男人最后的独立王国沦陷了，而且沦陷得让男人特别服气：新来的征服者既风骚又美艳，根本不是过去那些专混言论界性冷感的女权主义者。

近来暴得大名的一位是托尼?本特莱（Toni Bentley），此姝是纽约的舞者，写作是第二职业。她的成名作叫《就这样被你征服》（The Surrender），以亲身经历详论美丽的后庭花开（rectal romance）。她和她的情人做过298次肛交，让她身心俱泰，舒坦到了极点，她说她达到了身体的快感极限。她感觉不仅开了后盖，而且还开了心胸，开了天眼，她的一切都打开了。她觉得那才是神圣的性，其他的性相形失色，庸俗得就像布什的讲演。

托尼说后庭花开，让她体会做女人的好，体会到阴柔之美。她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所有的男人女人身上都有阴柔面和阳刚面。阴柔面就是开放态度、直觉、感情、敏感、脆弱、包容性，阳刚面就是进取心、分析能力、理解力、知性、智慧。”托尼的书阴柔和阳刚兼美，知性与感性俱佳，另外还照顾到实用性，例如肛交的卫生。托尼自豪地说，298次肛交，不洁之物的记录为零。

数学和性 再好的规律也有例外

托尼是后半身写作，女人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数学呢，我看见的数学书，差不多都是男人写的。而现在比托尼更红的红袖作家克里奥?克莱斯威尔（Clio Cresswell）的新书《数学和性》真能愧煞以智慧自慰的大批男生。

克莱斯威尔博士生在英国，在希腊、法国读书，后来迷上数学，目前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数学教授。她同时又是杂志专栏的撰稿人，电视栏目的主持人。更重要的是，她今年才三十出头。最重要的是，她曾当选为澳大利亚二十五美之一。

《数学和性》才华横溢，聪明无比。她用数学来谈性和男女关系，娓娓道来，言之成理。比如说，一个人要和多少异性伴侣结交后，才能找到终身相托的另一半？博士说，12位。一个女孩子和12个男生上过床以后，她如果想找一个相守终身的伴侣，她的眼光和判断能力的可靠程度将高达75℅。也就是说，一轮以后，你看中谁就是谁了，不管这人是第13位还是第113位，基本不会错。

唯一的遗憾是作者到现在还云英未嫁，香闺寂寞，再好的规律总有25℅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