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记者晏礼中积累数年的采访集，他视角独特，面向的不是名人，而是一个一个不为常人视角所及的平民，包括快递员、卖唱者、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话剧演员、狱警、退伍军人、巡道工，等等。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二十幅肖像，就是二十个人生。而二十个故事干净利落，最终成了一个故事。他用干净的语言，朴实真诚的叙事态度，自由游离的立场，不多的议论和情绪流露，复原出现实的微缩景观，展示给我们凡人的琐事陈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处生活／晏礼中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13-2062-9

Ⅰ．①别…　Ⅱ．①晏…　Ⅲ．①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621号

别处生活

著　　者：晏礼中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白　豫

封面设计：后声文化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6.5

字　　数：190千字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062-9

定　　价：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82068999　　传真：（010）82069000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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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一个漫游者的中国肖像

许知远

似乎是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晏礼中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他与我同龄，正在贵州大学的新闻系读书。

那时的北大仍随时可见这样的漫游者，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深感厌倦，误以为燕园蕴涵着不一样的青春。他有一种令人惊异的能力，能以最快的速度和周围的环境达成和谐，让人们接受他、喜欢他。几乎是立刻，他和我们一起去学五食堂打饭、到静园的草坪上睡觉，夜间卧谈文学、雄心与女人。

我很快发现，比起我单调的、多为白日梦的青春，他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精彩。他旅行的足迹在大学时便已覆盖了小半个中国，他见识过都市的繁冗、小镇的萧瑟、山川的秀丽、寂静无人的孤独，他还令人羡慕地通晓不同的方言，拥有动人的歌喉，他喜欢的姑娘和喜欢他的姑娘都络绎不绝，他给我们描述她们，唱她们教给他的歌。后来，我读到沈从文笔下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时，心中涌现出的形象就是他。

在那个躁动的春天后，我们的友情就确立了，并吃惊地延续到现在。毕业后，他放弃了重庆的小官僚生涯，到北京成为了一名笨拙的网络编辑，接下来，我们各自颠簸了几年，然后又再度成为同事，他变成了一名文化记者。这也是个意外的人生旅程，他一直讨厌写作，却最终以此为业。他必定也不清楚，这会持续多久。我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我总为尚未发生的事情、遥远的未来愚蠢地忧心忡忡，而他安于此刻，并在其中自得其乐。但我总隐隐觉得，我的“带水獭皮帽的朋友”身上的能量被压抑了，没得到真正释放。

直到七年前，他成为一本新创刊的、发行量如此之小的杂志《生活》的记者时，他找到了自己。在面对一名从河北乡下来的快递员，一名西南乡村医生，或是一群大凉山的儿童时，在湖南与一名铁路巡道员散步，与云南的艾滋病人管理者聊天时，他的所有的才华得到综合性的释放。他轻易地与他们打成一片，使用他们的语言，感受到他们的感伤与无奈，他对自己保持着过分的谦恭，愿意进入别人的灵魂与躯体，过他们的生活。

当他最终坐在书桌前，诚实、艰难、一字一顿地写下这些体验时，他复活了这些人，而丝毫不带一个写作者习惯性的自以为是。

我记得当我读到他的每一篇文章时，内心都洋溢着温暖与柔情。而当他把他们串联在一起时，这些不同的面孔则拼贴成了一幅时代的肖像。尽管晏礼中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白描者，尽量避免主观情绪，但你仍可以明显看到他的价值倾向。他要描绘那些沉默的声音、遗忘的记忆、落寞的面孔，他们是这个情绪高亢、金光闪闪的时代被忽略的另一面。

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这对于一个从未试图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充满曼妙的嘲讽。我比任何人都期待，他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我们描绘每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但倘若其中发生了中断、逆转，我也毫不为怪。多年来，他最让我着迷的，正是他随风飘动、不知他乡的劲头。

推荐序

晏礼中的二十个故事

艾末末

二十个故事干净利落，最终成了一个故事。不同色彩的人物和背景，不多的议论和情绪流露，不同身份特征的人物，是条条没有起始、没有尽头的小径，依稀存在的小径，没有曾经的繁华，也不会有太多期待。

没有讲述就没有记忆，那样，人们会失去找回家园的勇气。所谓家园，也只是一个并不清晰的传说。

道路终会因为离去久远、坎坷曲折、风风雨雨，仅存于梦一样模糊凌乱的记忆中，没有遗忘，是由于回去的思念还没有抹去。

这是晏礼中的别处生活。生活，是活着的有点矫情的另一种说法，回到多数人的现实中，伴着真诚和感动，一次次返回文明，将真实的体验裸露在渴望和纵欲中，眼前文明的具体含义是背叛，对熟悉的背叛和对陌生的向往。

晏礼中用文字对抗陌生和遗忘，抚平异化的精神皱褶。他文字中的乡音、湿度、气息，及不厌其烦的琐事和杂念，帮助我们回忆辨认记忆中的路，流水般涌出平凡无奇的命运的悲伤之情。他用文字记录，他信任阅读者是一个可能拥有共同经验的载体，他情感里的细枝末节提示着时代的种种荣耀和不幸。

这种还原真实的文字，将旅途采集的草木标本带回共同体验的丛林，这些经验，沾着别处的光影和节奏，欢愉和悲叹，生动鲜活的或是种种难以隐去的伤感，个体较劲和通常称之为时代命运的沉重落体所引发的重重叹息。没有善恶抉择的时空中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也就没有可以瞻望的前程。

晏礼中用干净的语言，朴实真诚的叙事态度，自由游离的立场，复原出现实的微缩景观，展示给我们凡人的琐事陈录。他告诉我们，人群的命运不只是那一部分富起来的人的炫耀，个人与国家的情感也不会只是简单到忠实与背叛。

一个没有小人物的世界，没有同情没有耐心没有恻隐之情没有呼吸声的生命会是怎样的呢？

目录

重生

国俊的快递单

五百米深的地下

山上，山下

四面人

脚板慈心

九妹

巡道

寻找不回来的世界

锔子人生

雷患

厨师的岁月

人间鬼戏

跃下高低杠

守山人

单骑天涯

一个人的战争

青花人生

守陵人

各位，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

重生

一

李继东朝屋外喊了声：“大鬼，进来！”

“大鬼”弯着腰走进来。肤色黝黑，脸上坑坑洼洼，有些变形，像是某种疾病的后遗症。

“去买盒烟！”李继东递给她10元钱。

转身出门时，“大鬼”朝我笑了笑，除了两颗门牙，嘴里的牙齿似乎都掉光了。

“她叫袁玉珍，‘大鬼’是我给她起的外号。”李继东一边说，一边把脚从拖鞋中抽出来，用脚指头按下地上的电源开关，立式饮水机发出轰轰的声音。

“她曾经是我们云南省名震一时的‘零星贩卖大王’，一天能赚十几万元，毒品就像菜一样，摆在她家门口卖。她有个儿子，小时候不小心被墙上的钢筋戳到脑袋里死了。她结过两次婚，两个老公都因为贩毒被政府枪毙了。她在‘道儿’上也算是狠角色，曾经一个人跑去平兴街买了20把手枪回澜沧县卖。她本该在监狱里服刑的，后来查出感染了，我就把她接了过来。”李继东递过来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醇厚。

“大鬼”买烟回来了。她望着我，我望着她，突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觉得李继东这个人怎么样？”我随便问了一句。

“没有东哥，我早死了，我们这里的人也都早死了。”“大鬼”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说话有些紧张。她用右手在自己的左臂上不停地搓着。隐约，我看到了她臂弯里的文身。

“你那里文的是什么？”

“是我们拉祜族的文字。”

“写的什么？”

“幸福。”

38岁的“大鬼”感染的是艾滋病。

“上回‘大鬼’给她姐姐打电话，说想回去看看，被她姐姐拒绝了。她想不开，喝了好多酒，哭着要自杀，我去拉她的时候，手腕还被她抓出血了，我担心了好久，好在检测结果没事。”李继东头向后微仰，跷起二郎腿，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自己和这179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二

回到稍早些时候。

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在山间盘绕而行。

“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也曾经瘴气横行，1919年曾有三万多人，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一千多人了。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盛产普洱茶，思茅市马上要改名为普洱市了……”从思茅机场到重生厂的一路上，我听着李继东，这个“2005年度中国民间十大禁毒人士”热情的介绍。

话语间，李继东的手机突然响了。他看看号码，皱着眉犹豫了一下，在接通前骂了句“他妈的”。

“局长，有事吗？……算了吧……噢……那好吧……下午来吧。”

“谁呀？”我问。

“卫生局局长，妈的，居然有脸打电话来！”

“他得罪你了？”

“跟我私人没关系，我是在生卫生部门的气，他们每年花国家那么多钱，却不作为！”

“怎么个不作为？”

“他们抽血检测，可结果只告知感染者，不告知他周围的人。你想，如果这些人再去传播怎么办，谁知道他们是感染者呢？这些人一发病，他们就去送药，感染者当然感谢，但花很多钱去延长这些人的生命，却不进行有效的监控，这些人又出去传播该怎么办呢？有个感染者的妹妹在2002年就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可2004年却生了小孩。我去卫生局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生？或是她坚持要生，为什么不给她做母婴阻断或是告诉她不要母乳喂养？这位局长说，生不生是她的权利，传播不传播是她个人的素质问题。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妈个逼的，你是畜生还是人呀？为什么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么多？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

李继东带领我参观他所“保卫”的“家园”。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驼，走路时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学员穿着短裤，赤裸着文满了各种图案的上身。他们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数民族特征加之云南充足的阳光让他们呈现出诱人的古铜肤色。无论如何，这些体型健壮的年轻人都让人无法把他们和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到一起。

学员们在盖房子。政府一拨钱，李继东就让他们“建设家园”。头发染得黄黄的小伙子们有的和泥，有的砌墙，有的蹲在一旁晒太阳。李继东路过时，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敬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艾滋病人管理者／高远　摄

“他们好像很怕你！”我说。

“必须让他们怕！这些人原来都是偷骗抢惯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么管理？”李继东点了支烟接着说，“有个老人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做同样的事情。我说，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给他们吃喝只是最简单的，你得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那一次，几个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准备了三十多个啤酒瓶做的燃烧弹，准备去扔政府。李继东是在深夜一点赶到的。他往门口一站，看着这群衣冠不整、摇摇晃晃、眼色血红、充满愤怒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场面一下安静了。他们抹着眼泪跪了下来。他们本打算在重生厂里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后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说，到李继东重生厂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于是，他们都很伤心，于是，喝了酒，做了燃烧弹……

“当时，我跟他们说，感染了就是感染了，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去美国、去月球你们就没感染了？不可能的！虽然你们不能尽孝，但只要还平安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继东讲话时有一种天生的霸气，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土匪，也有人说他在“以暴制暴”，总之，关于他，有太多别人无法仿效的故事。

池塘边有一间小屋。门口拴着一只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继东带着我绕到屋子的另一面，那里有扇小窗户，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见到屋子深处一个男人弓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这人曾经是个医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后，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着就疯了。刚进来时，见谁咬谁，所以李继东只能把他关起来，每隔两天送一次饭。

“他姐姐觉得他可怜，跑来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还好，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抓住头发，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继东轻声说。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厂内部也曾让李继东伤过不少脑筋。那些以偷养贩多年的学员，总是难改自己身上的恶习。正所谓——家贼难防。

“18块钱买的新锄头，5块钱卖了；5块钱买的草帽，5毛钱卖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都有本事拿出去卖了换酒喝，换酸角汁喝，换烟抽……”

“那家伙叫王波，别看他才22岁，可是能飞檐走壁的。”李继东指着远处一个正在砌砖的小伙子说，“他能像猴子一样藏在拐弯的路边的树上，货车一过，他跳进车厢，头上能顶五片石棉瓦或是夹两包水泥再跳下来。后来偷了27辆摩托车，判了两年，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七个月后，检测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厂来。他的身世其实挺可怜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后，在同一路段出了车祸，别人赔的30多万全被他吸毒吸光了。刚来的时候，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可每次让他值班，他都悄悄地运点东西到外面藏起来，然后再出去卖掉。有一次，我刚给他们借完钱买上吃的往厂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厂外滚铁桶，把我气得，下车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他几脚。当然，也不会打得太重，打伤了，还是得我出钱去医院医治。光是王波，就这么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个。李继东说，像他这样的，重生厂里太多了。李继东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员混在他们之中当“内线”，所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对情况了如指掌。

除了家贼，为女人争风吃醋打架也曾经是让李继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这里，女的只有几个，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于是，我就在他们互相愿意的情况下，给他们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学员跟我说：‘东哥，我们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有生理需求，但有什么办法？得了这病，就阴悄悄地过吧，实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当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运气好，我再在外面收点女感染者回来。’”

17岁的巴度是重生厂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权利跟别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来走去，因为女人们都把他当做小弟弟。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跟傣族学员学打象腿鼓。巴度并不觉得自己小，他说他是大人了，因为他梦见有个女的要他舔她的脚。巴度是14岁时来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他只是看着早上还在教他弹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东哥说，他走了。李继东给他买来小兔小鸭子，最多的时候巴度同时养了14只小动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六

一听到学员要请假回家，李继东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很多次了，他们早上刚提出请假回家，下午却进了医院，到晚上就“走了”。

那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李继东记得那个叫胡浩的学员。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来，先是在池塘边唱歌，然后打电话给李继东，要跟他拉家常。电话里，胡浩说自己想回家，说自己回去后肯定好好做人，还说自己想吃鸡腿，想喝酸奶。李继东感觉不对，就买了鸡腿和酸奶过去。吃完七个鸡腿喝完两瓶酸奶之后，中午胡浩就开始发高烧。李继东叫人把他送去医院。下午的时候，胡浩不断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李继东带了四个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点钟，这时，医生敲了敲玻璃让李继东出来签病危通知书。

“我刚写下‘胡’字，突然下意识地一抬头，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脑袋一歪，走了。他爹妈死得早，只有一个姐姐，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直接烧了吧！我不来了，我弟弟没有后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让风吹走吧！’”李继东讲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伤感。他不愿意去医院，没人愿意不停地面对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学员都想见他最后一面。类似送走胡浩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回了，而且注定还会继续。

“想那么多干什么？每天要死那么多人，自杀的，他杀的，生病的，车祸的。想得过来吗？”李继东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还是用脚趾按开连通饮水机的电源，泡普洱茶给我喝。

“多喝普洱茶，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根据医学指标，艾滋病病人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在200以下就会发病，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还是没有发病，我什么药都不给他们吃，就给他们喝普洱茶。这东西，我们这儿满地都是。”李继东得意地说。

七

喝茶的时候，李继东讨厌的卫生局局长的小车到了。除了局长外，还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继东认识，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员。另一位是他们介绍来的作家，从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绍看，写过很多小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问。

“谁说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感染者？”李继东没好气地回答。

“别这么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作家，再说，检测结果不也都告诉你了吗？”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变得难堪起来。

“那是我带去检测的人，你们能不告诉我吗？”李继东脸一沉，声音大了起来。

场面似乎有些尴尬，我便先溜了出去。

不一会儿，来访者走了。

很显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过他。“那女的是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因为防艾得的。我当时的条件他们也了解，可她去跟省里的领导说我使用廉价劳动力。我倒是想使用廉价劳动力，可当时什么工程都不给我，我怎么个使用法？”李继东怒气冲冲地说。

“是她当时不了解你的情况吗？”

“她当然是最了解的！”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反映他们不作为！”

对于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李继东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关长城上，纪念第19个“国际禁毒日”的活动正在举行。李继东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议大家把每人3000元奖金中的1000元捐出来给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有的说，他比他们还困难；有的说，这钱是集体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说，还得把钱拿回去办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发地把身上那条“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解了下来，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掏出电话，开始拨号，叫人马上汇28000元钱过来，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学的3人每人再资助6000元学费。长城上，阳光明媚，媒体大大小小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没有出现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里。

八

这天晚上，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在空地上。过几天，这里将有一场晚会，来访的是思茅市某企业和工商联的领导，他们给重生厂捐了20台电脑。李继东是晚会的导演。

“挥挥手啊！你在唱歌还是在演僵尸！”32岁的李洪文木讷地站在空地中间时，李继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大声地指挥着，“往中间走两步啊，再不动送去劳改！”“对，送去劳改……”人群里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

什么路通往幸福？

什么心那么无助？

谁家的孩子躲在夜里哭？

青春在夜里凋谢，

是不是找不到归宿……

歌声伤感而充满磁性。李洪文手里拿着一个花露水瓶子，那是他的麦克风。

空地上没有灯光，在月光的映照下，李洪文身体的剪影木讷地晃动着。头顶上，磨思大桥上夜行的卡车呼啸而过；身后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地伴唱。

我按捺住自己。月光下，一颗圆圆的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国俊的快递单

一

陈国俊的食指停在半空中，皱起眉头。

电梯前有两个标着箭头的按钮：一个朝上，另一个向下。

“按那个向上的，表示自己要上去呢；还是按那个向下的，表示让电梯下来呢？”国俊心里犯了嘀咕。

这是他生平第二次乘电梯。

昨天是第一次。公司让张运听带着他跑了一天，运听是他的老乡。

国俊记得运听按下一个按钮，那按钮就亮了。昨天，运听跟他说了好多快递员需要注意的事情，他也使劲往心里记。但运听却没有告诉他上楼该按哪一个按钮，他只是自己按来着。到底是哪一个呢？国俊努力地想，但还是没想起来。

不用再想了，停在半空的食指也缩了回来，国俊注视着两个都被按亮了的按钮，心想：总有一个是对的。

电梯门开了。当它合上时，国俊从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电梯里看到了自己的新衣服。那是一件灰色的羽绒服，穿在身上又暖又轻。尽管看不到后背，可他知道背上有一只奔跑的狮子，旁边还有公司的名字——瑞连通快递。这是公司免费发的。

国俊按亮了那个标着21的按钮。他要去的公司在21层。

长方形的绿色塑料牌还别在他的胸口。一路上，国俊总担心这后面的别针不怎么结实的牌子会被书包带子蹭掉。公司说：掉了工牌是要罚钱的。运听就被罚过，他掉的那块是红色的，老员工都别红色的。运听把补发的红牌子放到书包里，因为他怕再被罚钱。领导看到了，说：张运听，你为什么不戴工牌。于是，又罚了他10元钱。

国俊的绿牌子上刻着“8672”，那是他的工号。公司说：快件的取送是要责任到人的，必须桌对桌、人对人，所以，每张单子上都要签上你们牌子上的工号。

国俊问：为什么不签名字呢？

公司说：快递员字写不好，所以，签工号就行了。

听了这话，国俊心里有些难过。他是喜欢写字的，也写得不错，过年时，家门口贴的春联就是他写的。他喜欢念书，可在他们河南安阳农村，两个小孩同时上学是件很为难父母的事情，为了让弟弟把初中念完，他就没念高中了。

二

“发工服的快递公司在北京没几家，你搁这儿好好干，干好了就能当调度员。”刚领到工服时，运听对国俊说。

“当调度员有啥好？”

“挣得多啊，还能像写字楼里的有钱人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就行，不用骑车满街跑。”

“能骑着自行车在俺们中国的首都跑来跑去，不也挺好吗？”国俊心想：以后回了老家，再有人提起北京，都能大声跟人说，“这地方俺去过”，那该多神气啊！

“等刮风下雨你都得在外面送件时就知道好不好了。”运听一副不屑的样子，“原来有个北京的也来俺们公司应聘，咱这儿问他吃得了这苦不，他说：‘不就骑车送送东西吗？比这苦的活我都能干。’结果，没一个星期就不干了。”

“那俺们农村人肯定比城里人能吃苦。”

“还得受气呢！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俺去送件，对方中途打电话问俺咋还没到，俺说：下雪地滑，车骑不快，可能还得等一会儿，电话里，那个前台小姑娘就朝我嚷嚷：‘那我不管，爬你也得给我马上爬过来，死你也得给我马上死过来’。”

“那你送到的时候，她说啥了？”

“她说，你一破快递，怎么这么慢？”

“那你咋说的？”

“俺能说啥，赔不是呗，跟她吵，她再找碴儿整你咋办？不过俺心里想，说俺是一破快递，你不也就是一破前台吗？在公司里也是最底层的，俺们农村人没啥文化，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钱，已经不错了，你城里人有条件念书，还做前台，挣得跟俺差不多，有啥可牛的？”

“一个小姑娘咋这么操蛋呢？”

“可不是咋的？越是小公司前台越操蛋。她要是看你不顺眼，总能找到碴儿，甚至只要说你身上有异味就能投诉你。”运听说，“所以，公司要求俺们上班前不能吃包子，不能吃大蒜，不能吃大葱，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总之，不能有异味。”

快递员／糖匪　摄

领完工服，运听又带国俊去理发。这也是公司所要求的，每个月都得理一次。公司说：不整洁的外表会让客户产生不信任感。

运听带国俊去理发的地方离他们的住处不远。理发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每天下午，她都会把自己那辆装满了各种理发用具的小三轮骑到马路边，一块纸板靠着旁边的树放着，上面写着“理发3元”。这是运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

国俊理发时，运听蹲在树旁边抽烟，运听看着那块标价的纸板，说：

“有一次，俺帮公关公司给一个女记者送礼物，她当时在东四一个理发店里烫头，俺就直接把件送到理发店里，你知道她烫个头多少钱？乖乖！1000多块呢！”

“公关公司是弄啥的？”国俊问道。

“公关公司就是哪家公司要搞活动，他们就帮人家请记者。”

“请请人就能开公司？”国俊有点不信。

“还要帮记者写好稿子呢，给他们钱，再请他们来发表。”运听说，一副很懂行的语气。

“当记者可真好啊！”国俊感叹道。

“俺们干快递的也不错啊，时间长了，哪些公司和哪些公司有业务往来，办了哪些活动，用了哪家公关公司，请了哪些记者，送了什么礼，哪个记者去了，哪个记者没去，俺们都知道。”运听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就连公关公司的谁又和哪个记者搞了对象，俺们都能知道呢。”

“人家搞不搞对象你是咋知道的，还能告诉咱送快递的？”国俊问道。

“刚开始他们会快递礼品，快递文件光盘啥的，然后会快递鲜花，一天一束，有时还快递一块口香糖什么的，你说不是搞对象是搞啥呢？”

“为啥一块口香糖也要叫快递呢？”

“俺咋知道呢？人家城里人想法多呗。”

三

叮的一声，电梯门在21层开了。

取件的这家公司运听昨天带他来过。在2104房间，是一家公关公司。

楼道里铺着浅灰色的地毯，走在上面软软的，一个描眉画眼，穿着超短裙的中年大姐跟国俊迎面而过时，他闻到一种说不出的香味，那味道令他觉得第一天单独上班的感觉是如此之好。快到2104房间那家公关公司门口时，国俊停住了。他有些犹豫，刚才他似乎路过了一个洗手间，他决定往回走，去洗手间里漱漱口，因为他拿不准上班前6角钱吃的那半张烙饼，会不会给他嘴里带来什么异味。

国俊打开水龙头，把头歪向一边，张嘴去接水。水流进嘴时，国俊的脑袋震了一下，差点撞到池子的边上。厕所里的水居然是热的！继而，他还发现，厕所里连手纸都有！用厕所里的手纸擦干享受完热水的嘴巴，他脚步轻快地向2104房间走去。

不知道今天门口坐的还是不是昨天的那位姑娘。国俊知道运听挺喜欢那位姑娘，昨天晚上，运听对他说：“有一次，她穿得特少，弯腰捡笔时，被俺看到了。”

从运听那狡黠的表情里，国俊自然明白他看到了什么。

“她人挺好的，有时候会给俺个橘子啥的。”运听说。

“那你也请她吃个饭呗！”

“俺忙着送件，哪儿有时间请她吃饭？要是你，你请吗？”

“不请。人家咋可能跟俺吃饭呢？就算人家答应了，吃多了，俺不也得心疼吗？”

门口坐的果然还是那个被运听“看到了”的姑娘：长头发，大眼睛，雪白的衬衣，外面套了件浅黄的毛线背心。她正在打电话。

“小姐，您好。我是瑞连通的，来取件。”国俊能听出自己声音里有些颤抖，这是他第一次说工作用语。

那姑娘用手指了指里面，接着打电话。见国俊站着不动，就用手捂着电话对他说：“走到头，有一长头发、戴眼镜的男的，他叫的。”

国俊走了进去。他发现很多人都在迅速地抬头看他，然后又低头看自己的电脑。每个人桌上都有电脑。也许是大楼里太热的缘故，国俊突然觉得脸上很热，身上也很热。有一个人在向他招手，一个戴眼镜的长头发的男的。

“你可得小心一点，这花很贵的，300多块呢。”长发男子填完快递单，又拿出一张红色的卡片往上写字。快递单上写了一个国俊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很多地方国俊都没听说过，所以运听告诉他：“没必要一开始就问客户那地方在哪儿，人家讲了你也不知道。下了楼开了自行车锁再问好了。”

等待长发男子写红色卡片时，国俊看到了办公室里人们的背影，他发现，电脑上也可以玩扑克。

四

离开2104房间时，国俊向那个大眼睛前台要了一个塑料袋，然后把它套到花上，这是运听教他的，为的是花瓣在车筐里不会被风吹掉。

站到电梯口，国俊还是不清楚该按哪个。但他知道，两个都按，电梯肯定能来，还能把他送下去。

“你到底是要上还是要下？”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国俊侧过头，见到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保安正斜着眼打量他。

“俺下。”国俊小声地答道，有些难为情。

“下楼就按下。”保安用了一种极不耐烦的语调，“喂，等等，谁让你坐客梯的？”

国俊没有立刻答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发现保安正恶狠狠地对他瞪起双眼。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可怕的错误，心脏怦怦地跳了起来。

“还愣着干吗，还不赶紧到那边坐货梯去？”

“俺刚才就是坐这个上来的。”

“刚才你就不该坐！”

“为啥呢？”

“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啊，什么为啥不为啥，不知道送快递的不能坐客梯啊？”

“俺真的不知道。”国俊一脸的无辜。

“不知道，那现在知道了，赶紧地，那边，那边，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自觉，”保安连推带攘地把国俊往货梯的方向赶，“不知道客户反映，和你们送快递的一起乘电梯，感到不舒服啊，到时候又找我们麻烦。”

国俊不知道为什么客户和送快递的一起乘电梯会不舒服，也不知道他们哪里会不舒服，怎么不舒服。但他知道，最好还是按照这个该死的保安的要求从货梯下去。“如果得罪了保安，以后送件你就麻烦了，他们有时候会让你交押金，有时会不让你停自行车，有时甚至把你的自行车藏起来。”运听这样警告过他。

五

一路上，国俊不断地打听着目的地的方向。每次停下车来问路，国俊都会分别问两个人，如果指的方向不相同，他就再问第三个。这也是运听嘱咐他的。运听说：城里人特别爱瞎指路。

天上灰蒙蒙的，有一些小小的雪点飘下来。国俊骑得很慢，生怕把花弄坏了。

终于到了目的地，国俊敲了半天门才出来个年轻女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国俊把花和卡片递上去，女人背过了身去看那张卡片。

“小姐，请您签收一下。”国俊说。

那女人打了个哆嗦，回过脸来看国俊。

“什么？”她问。

“小姐，请您验收一下，然后在回单上签下字。”国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像一个老员工。

那女人沉默不语。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绞着手。国俊呆望着她。一直到现在，国俊才看出她的变化。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她呼吸颤抖，这种颤抖传到她手上、嘴唇上、头发上。女人又迅速地背过身去，显然她在极力掩饰她的激动。

突然间，女人把花往墙上一砸，然后，发疯般地又踩又踢。

“操，我天天地跟着干吗呢？为你着想，你跟我来这个，我他妈的有病吧，这是凭什么呀？骗子、流氓、王八蛋……”女人歇斯底里的自言自语渐渐变成含糊的喃喃声，而且忽然被哭声打断。女人蹲到地上，把头垂得低低的，伤心地哭起来。国俊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干什么好。一个陌生的门口，一个城里女人蹲在自己的面前哭泣，一束价值300元的美丽的鲜花，一路上，他慢慢地骑着，生怕被风吹掉了一片叶子、一片花瓣，可现在，却被踩得稀巴烂了。这便是国俊第一次快递来的物品。

半晌，女人说：“你把这些花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国俊愣住了，可是她却显得异常坚定，从桌上的皮夹里抽出50元钱，说，“你送回去，然后再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他是什么反应！

六

国俊不知道为什么，城里的年轻人无论恋爱还是吵架都那么特别，也不知道这对男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晚上回去得好好问问运听，问问他是不是也碰到过这种事。

自行车颠簸着轧过那些因为修路而布满了石头和沙子的路面。国俊把车骑得飞快，不必再小心翼翼了。车筐里现在要送的只是一堆残花败叶和破损不堪的包装纸。雪下得有些大了，雪花不断地打到国俊的脸上，他几乎可以听到雪融在脸上的声音。雪花还打到他的前额上，打到眼皮上，当他眨眼时，就掉进了眼睛里。

“俺上次从复兴门去国贸送件，到建国门时发现车链没了，倒回去找，发现丢在东单了，车链还是红的。”突然间，国俊想起了运听吹的这个牛，嘴角咧出一丝笑容；感到心里很畅快。车越骑越快，不必再停下来问人回去的路怎么走了，国俊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干快递的料。第一个单子他就知道了快递员要乘货梯，上楼要按向上的按钮；知道了厕所里的水是热的，还有手纸；知道了客户喜欢欺负保安，而保安喜欢欺负快递员；知道了办公室里的人喜欢在电脑上玩扑克牌；知道了送再贵的花该吵架时还得吵。那个长头发、戴眼镜的男人应该还坐在办公室的尽头，国俊不知道，这家伙收到自己被蹂躏后退回来的花时是什么反应。

这是国俊的第二个单子。

五百米深的地下

雷子他爹举起粗糙的手掌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书包里的书一下倒了出来，当着那个被打断了鼻梁的同学和他家长的面一本本地撕掉。

“上什么学，念什么书？明天下井去！”雷子他爹吼道。

雷子摸了摸红肿起来的脸，张张口，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安徽淮北矿业集团这个叫“临涣”的矿区，如果哪家的大人说，你去下井，那他家小孩就不会再去学校了。

告状的人悻悻地走了。雷子想给他爸跪下说句“爸，我还想念书”什么的，可他忍住了，他知道这个没用。

那年，雷子16岁，初中还没毕业。

雷子妈低着头，手里揉着还没有成为馒头的面，眼泪流到了面里。

一

“到了矿上，好好学习安全规程，好好跟师傅下井实习，听从领导安排，别再打架了……”从家属区到矿区有5公里的路，多年以后，雷子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第一次送他去上班时絮絮叨叨的叮嘱。父亲和他紧挨着坐在班车上，雷子始终望着窗外，望着不时经过的一片片湖泊。他记得，父亲说过，煤挖出来，地陷下去就形成了湖，这湖下就是临涣矿几千矿工和他们家属赖以为生的地方。之前，他常跟父亲一起坐班车去矿里，那是去澡堂洗澡；而这次，是去上班。雷子记得那天的阳光，在湖面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正式下井前，雷子又当了一个月的学生。在贴着“规程是遵守者的保护伞，违章是莽撞者的墓志铭”的教室里，雷子跟其他新人一样，接受着安全学习，听师傅讲述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故：什么喝了酒躺在运煤的皮带机上被倒入大眼（储存煤的15米深的大洞）被煤埋死的，什么在运煤车与运煤车狭窄的轨道间行走被挤死的，什么口袋里放了化纤品摩擦后的静电引起瓦斯爆炸被炸死的，什么在巷道里作业没把头顶上有隐患的煤块敲下来被砸死的……学习结束时，宣传科的同志还来教他们唱了矿务局的局歌：

“我们捧出地下的太阳，

为你发热为你发光，

要问那太阳，

太阳的故乡，

就是我们临涣矿……”

雷子发现，没人学这没用的歌，大家都是有气无力地哼哼。他也一样。

罐笼车以每秒9米的速度向500米深的地下出发。一瞬间，光明便抛弃了雷子和他的工友们。

井下给雷子的第一印象是气派。高大的弯顶由钢筋和水泥构成，四周是明亮的大灯。师傅说这是大巷，是井下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有定点的运人车，开往东和西两个方向。运人车会停很多站，比如东五区，或是西六区什么的，把矿工们运到各自的工作区。

雷子觉得井下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他甚至想，如果在下面开个台球室或是游戏机厅，他真愿意待在下面不上去。

雷子跟师傅挤在六个人一节的车厢里。运人车的车厢比游乐园里的小火车还要小，不到一米高，人得弯下腰才能钻进去。车厢里的人一言不发，他们打着磕睡，享受这最后的休息。兴奋的雷子没办法休息，因为狭窄的车厢里弥漫着令他难以忍受的酸臭味。后来他才知道，那是被汗水浸泡过却从来不洗的衣服所散发的味道。尽管矿上设有免费的洗衣房，但上井后大家只想先进澡堂后回家，除此之外，哪儿都不去。大家都喜欢澡堂里的蒸气，都喜欢尽情地享受热水。对于那又臭又脏的矿工服，习惯了就好了。

雷子跟着师傅是在西六区下的。钻出运人车，他们仍走在这长长的巷道里，但灯光已没那么明亮。井下的巷道像个迷宫，由于通风的关系，一步之遥，就能从燥热走进凉爽，又从凉爽走进燥热。雷子数着巷壁边昏暗的灯泡，数到第86个的时候，师傅用双手拉开了巷壁右边一扇刷着蓝色油漆的门，师傅说这叫“风门”，通过它去往不同的工作面。它像太空船的过渡仓，走五米后还有另一扇门。第二扇是雷子推开的。师傅嘱咐他格外小心，因为曾有工友没注意门外开来的车皮，被小火车碰回的风门压扁了脑袋。由于压力的关系，门显得很重，雷子撒手后，风门在巷道里传出巨大的闷闷的声响。出了这个风门，巷道里便没有灯了，安全帽上的矿灯便成了矿工的眼睛。选择不同的岔道，或往上，或往下，满地是黑色的泥浆，在柔软的泥泞中，雷子跟着师傅朝着黑暗的深处，走向自己工作的掘进面。

巷道的最前端就是掘进面，余下的路是个45度的陡坡，雷子跟着师傅弯下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去。始初的兴奋感全没了，还没走到工作的地方，雷子的两腿便累得发了软。

工友们只穿着三角裤头，还浑身是汗。掘进面里空气闷热而浑浊，低矮的空间里，通风管和采煤气钻发出的巨大噪音压抑得雷子阵阵眩晕。

那一天，雷子觉得过得如此漫长。上井时，他跟着师傅排着队绕过一串长长的小火车，走向对面的上井通道。他看见一个家伙突然翻上了小火车的车厢，显然他不愿意绕这一小段路，打算越过去，他像扶小巷道里的横梁一样往头顶上扶了一下，可他扶上了高压线。那家伙开始号叫起来，他被定在了那个地方，痛苦的声音响彻在巷道里，那声音令人窒息。

“断电！断电”的指令从队伍的后端传到前端，但又从前端传了回来，工友们都慌了神。一个人拨开人群跑去拉了闸。那个被定住的家伙便朝后一仰，像背越式跳高一样，倒在了装煤的车厢里。

“哪个单位的，哪个单位的？”黑暗中，大家开始悄声议论。

雷子问师傅：“为什么大家不问那人是死是活，而只关心是哪个单位的？”

“因为他们整个单位的人都得跟着他倒霉，一个季度300元钱的安全押金全没了，下个季度还得再交300元。”师傅告诉他，井下的单位很多，有机电科、通风科、采煤科、掘进科、运输科……出了事故，伤势甚至死活都不重要，只要不是自己单位的就好。

“所以，你要出了事故，我们就都得跟着倒霉！”

一时间，雷子说不出话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比这井下的黑暗还要漫长，作为矿工的艰苦生活，才刚刚开始。他的眼中生出忧伤。

二

六年一晃就过去了，雷子已经是老矿工了。

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女人结婚的时候，雷子开始打丽梅的主意。她并不认识他，可他认识她。在临涣矿，没有男的不认识她的，她是常被男人背后议论的美女。她朴素、内向、老实、本分，从不给那些前来搭讪的男人任何机会。

尽管雷子在很多女人面前花言巧语、口若悬河过，可当他遇到丽梅时，却紧张得讲不出话来。再花心的男人在动真情的时候都会讲不出话来，这是他总结出来的真理。

雷子决定动用耐心和诚意，当然，还有深思熟虑的手段。

每天，他在等班车的地方抽着烟等她，跟她一起上车，坐在或站在她身旁，一言不发。下车后，他始终以两米的距离跟她并排而行，一直走到她的单位。下班过程也是一样。一开始，丽梅并没发现，但正如雷子料想的那样，她很快就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不过，他仍旧一言不发。半个月后，他和她在见面和分手时开始点头微笑；一个月后，他和她开始说“你好”和“再见”。雷子有自己的计划，这是件大事，要做成大事得沉得住气，得按计划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在丽梅的家门口，雷子按照计划，在“再见”前加了句：“明天一起吃顿翻吧！”

“行啊。”丽梅似乎等他说第三句话很久了，而且准备好了答案。

第二天中午，雷子买了两只猪蹄和一瓶白酒去了丽梅的单位。

“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那你吃，我喝。”

丽梅吃着猪蹄，嘴唇的动作很小，雷子静静地喝着酒。

雷子递过去一张纸巾，丽梅嘴角有些油，雷子说：

“过几天，咱们去淮北玩吧。”

丽梅从雷子手里接过纸巾，擦着嘴说：

“行啊。”

淮北市离临涣矿60公里，是离矿区最近的城市。那里有个香水公园。

星期一人不多，也很安静，树在风中轻轻地响，好像真的有云雀在叫。

雷子带着丽梅去香水湖上开快艇。雷子掏出1500元钱放在租船处的桌子上，说：“从现在起的两个小时，这个湖我包了。”后来，雷子还想包碰碰车的场子来着，可包了跟谁碰去呢？雷子想了想，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笑。

黄昏的时候，雷子跟丽梅开心地走着，快出公园的时候，雷子突然说：“过段时间，咱们结婚吧！”

丽梅的脸红了，没有直接回答他。

三

雷子懂得因人而异。在把丽梅变成自己老婆后，雷子用截然相反的方法把区长变成自己的哥们儿。

接连一个星期，雷子都请区长吃饭。雷子在如何对付女人方面很有手段，再加上能打架，讲义气，在矿区也混得不错。

区长听雷子讲如何泡妞的技巧，觉得趣味无穷，雷子则仿佛在谈论一场游戏。他说得那么轻松，只要努一把力，开动一下脑筋，生活便有了新的乐趣。说话的时候，雷子总是笑眯眯的，嘴里不时地喷烟吐雾。雷子总是那么自信地胡说八道，尽管区长也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可还是想听下去，哪怕听一晚上也不腻烦。

丽梅给雷子生了个儿子的时候，雷子已经是一个出工不出力的矿工了。

按照规定，矿工下井要听从班长的安排，上井后，要填工作考核表，先自评，然后班长评，评出的分数换成工分才算出了一个工。雷子不用，他没有班长，他直属区长领导。每天只需到矿上点个名，下井溜达一圈，或是睡上一觉便能上来。全临涣矿享受这种待遇的人没几个，因为区长是雷子的哥们儿。

矿工／高远　摄

雷子喜欢在井下睡觉。有一次，雷子在睡梦中听到某种奇怪的声响从不远处传来，他坐起身，发现是一个很年轻的矿工正在黑暗中自己弄自己。“打飞机”的具体过程是不太需要人教的，如果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他就应该天生会做这件事。雷子在书上见过“自慰”这个词，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词，自己安慰自己，或者说，自己抚摸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雷子在一旁静静地看了半天，而那年轻的矿工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就在他不顾一切加快手上动作的时候，雷子大喝一声：嘿！干吗呢？

井下的生活枯燥乏味，只有性才能帮助人们打起精神。井下没有女人，所以，各个部门的工友都会等待“每天十分钟”，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休息时间，班长组织大家讲点黄色段子调节调节情绪。有时候，兴致高了，也上演一些恶作剧。一次，大家把一个老工友的裤子扒了，找了一枚螺母套到他那根软软的男根上，被拨弄得有些舒服的象征物变得越来越大。可当他想把螺母取出来时，却发现不那么容易，费了半天劲，螺母没取下来，那玩意居然肿了。最后，只得把他送进医院。

据说，井下在二十年前也是有女人的。她们开开皮带机，送送馒头，干点不出大力的活。可当一名女工在黑暗中被一帮男工轮奸以后，就再也没有女的敢下井了。

老矿工们都很怀念女工们下井送馒头的日子。对他们来说，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听到送馒头的姑娘到了。顷刻间便能在弥漫着煤尘的巷道里嗅出某种香甜的“气息”，那种“气息”总是让人内心里充满了快乐。

事实上，雷子在井下也并非绝对逍遥自在，有时碰到穿着干净矿工服、围着新毛巾的矿领导，问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工作区域时，也会牵连到区长。这时候，区长会当着其他矿领导的面毫无情面地严厉呵斥他。他就低着脑袋偷笑，他知道区长是骂给别人听的。

雷子在矿上小混混的名声传到丽梅的耳朵里，让她听着不是个滋味。对雷子的这些做法，她开始也是反感的，其他的人都在靠汗水和双手吃饭，自己的丈夫怎么可以不劳而获呢？但丽梅是个明白人，她也知道，在掘进面上出大力的危险系数是最大的。没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去那里的都是没办法的，既然雷子有能耐让自己远离危险，她也许应该为他高兴才是。

尽管雷子已让自己从繁重且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他也知道：身为矿工，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雷子沿着一条长长的陡坡往上走，前面一节拉着车皮的绳子突然断了，车皮飞一般地冲了下来，狭窄的巷道是无法在旁边避让的，雷子扭头往下跑，跑了几步，突然看到巷壁旁边有一个逃生洞，便一个鱼跃跳了过去，但是，轨道车还是撞到了他的脚上。

雷子没觉得委屈，因为那个时候他本不该出现在那里。但雷子想：原来死亡离自己是这么近。

四

不下井的时候，雷子喜欢拉着丽梅的手在矿工新村那几条不长的马路上溜达，遇到熟人就停下来聊几句没名堂的事。溜达累了，就到矿工俱乐部广场对面的服装店里坐着听听大音箱里播的“嘻唰唰、嘻唰唰”之类的流行歌曲。

电视上说，去年中国每天有16人死于矿难。雷子知道每天在突发事故中出工伤的人数是“16”的很多倍。矿工医院里总是人满为患，医生们从来就没有耐心帮那些被塌方的煤块压坏了胳膊或是被小火车撞坏了腿的人慢慢地换药，以保住他们的手脚。医生们总是截肢了事，除非你有后台或是钱。雷子觉得矿工医院的医生们根本就没有医德；可医生们觉得，出事的人实在太多，他们也很无奈。

“我们要是没生活在矿区，该多好啊！”雷子时常不无感慨地对丽梅说。

这时，丽梅会说：“没在私人小煤窑，知足吧！”

山上，山下

一

心怦怦地跳，陈明昊醒了。他刚才打了个盹，盹里，他又成了“旺财”。观众们又哭又笑，掌声阵阵涌来，飓风中的海浪一般。

盹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手机在窗台上。午后的阳光暖暖的。屋子寂静，轻柔的铃声震人心魄。他打着哈欠，伸手拿过手机，刘晓烨打来的。

“跟哪儿呢？”晓烨问。

“山上呢，今儿刚把东西都拉上来，本想躺床上歇会儿再收拾，结果阳光特暖和，就着了。”他揉着眼睛说。

“今儿还下山吗？我晚上演出，完了咱俩喝酒去，过去你撑台，我没感觉，现在轮到我撑台了，真是累啊。”

“没事儿，你能量大，好好演吧。今儿我就不下来了，好多东西要收拾，特乱。”

二

没人相信陈明昊会来山上住。尽管满井村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色时常被偶尔光临的爬山者大加赞颂，但村里人还是在想方设法地往山下搬。满井村位于香山和八大处之间的山里。村里有口井，一年四季总有井水满出来，顺着上山的路往下流。山下的人甚至开车上来，用大桶装了井水拉下去卖。别的井干它不干，于是，便有了这满井村的名。

现在，没人再上来拉水了，因为那口给了村子名字的井，也干了。

陈明昊走出屋子，深吸了一口气，精神立刻清爽起来。院子里没有树，是个大杂院，陈明昊爷爷留下的。几间分给他爸，另外几间分给了他的几位叔叔。院子很安静，叔叔们已经不太上来住了，无人通过的地方杂草丛生，鸟叫声从远处传来，头顶是碧蓝的天，这都是他想要的。

上小学前，他一直住在满井村的爷爷家。这是他欢度童年的地方。记忆中，爷爷家的院子总是很热闹。他们陈家是满井村第一户有电视的。那台9寸的黑白电视一开，无论什么节目，村里人都会伸着脖子往里挤，电视前挤满了，就挤到窗户边上，看玻璃上的反射。他是用不着挤的，开电视前，奶奶总会抱着他坐在最前面。他最爱看的是《姿三四郎》。

三

陈明昊走出院子，打算拣些柴火回来。为了在山上过冬，他盖了个小锅炉房，他不想烧煤，他觉得住在山上烧劈柴似乎更有感觉。

附近的山，他是熟悉的。小时候，四叔总带着他在山上放羊，他喜欢骑在羊背上，听四叔扯着嗓子唱歌，也喜欢到林子里疯跑。迷了路，他也不急，只要一喊“四叔——”，四叔就会喊“这儿呢——”，高亢的回应声总能帮他很快地跑出来。他喜欢在山上乱跑没人管的感觉，即使身上被灌木划满了道子，他也不在乎。

话剧演员／高远　摄

另一半的童年是在山下度过的。父亲在卢沟桥的一家兵工厂工作，他便被带到了那里。他是独生子。父母一上班，便把他独自锁在单元楼的房子里。从那时起，他就讨厌楼房。他偷偷配了把家门钥匙，父母一走，他就把钥匙放在自制的小吊篮里，用摇绳从五楼摇下来，让约好的小伙伴拿了上来开门。他还是喜欢在外面跑，跑去看兵工厂里的人洗坦克，跑去卢沟桥边数狮子……一直玩儿到父母快下班，他才带着小伙伴跑回家，让他的“小同伙”将门重新反锁，再把钥匙摇上来。

四

小学中学，他都是在卢沟桥附近的学校上的。相对于山上爷爷家的自由自在，山下父母的管教是严厉的。父亲爱讲大道理，一开始，他听，但道理也就那些，讲到重复的时候，也就听腻了。他盼着周末，盼着寒暑假，只有这时候，他才能上满井村看爷爷奶奶，才能跟四叔坐在山头一起扯着嗓子唱歌。

高中分班时，受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父亲的影响，他选择了理科。他是个偏科严重的理科生。经过了几次模拟考试后，班主任老师觉得他考普通大学的希望不大，便给他拿了份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说，你去考表演吧。

五

那是他头回听到这学校的名字。第一反应是不想学唱戏，但老师立刻纠正他，中戏是学话剧的，不是学唱戏的。学话剧还用上大学？他以为演员都是大街上找的。

《白马飞飞》是他当时唯一看过的话剧，这部儿童剧是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到儿童剧院看的。农村和兵工厂的家庭背景并没为他提供多少关于话剧的想象，但他还是被这学校的名字吸引了，在他眼里，以“中央”开头的学校是顶级的，相当于外国的“皇家”。

报名是几个哥们儿陪他去的。他在里面填表，准备考试。他那几个哥们在外面抽烟，看姑娘。

一试，他朗诵了《猴吃西瓜》。他嗓音浑厚，字正腔圆，很快从一千多人的一试进了两百多人的二试。二试考小品，那是需要考生们合作的环节。他从没组织过别人，便听人安排。他不知道那小品要说什么事儿，只知道“出租车司机”是自己的角色。一个“孕妇”和一个“卖冰棍的”眉飞色舞地演了一阵后，他“颠”着假装开着车上场，台词只有两个字，他自己想的。“卖冰棍”的说：“师傅，您给帮个忙，这儿有个孕妇。”他说：“不管。”然后，就“颠”着下了台。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考试结束后，老师问他。他说：“没不负责任啊，都是下面商量好的。”

老师脸色一沉，说：“你就这么考试？回去再想想吧！”

他觉得自己没戏了，便在操场上打篮球，看不见球了才回去。他想，应该是最后一次来这所学校了。两天后，母亲让他去看榜，他不想去，他对母亲说，没我，不去了。母亲说，有你，我梦见了，去看看。

真有。自己名字出现在三试的榜上。他慌了。当天下午就三试，他什么都没准备。他想起了四叔。热爱文艺的四叔已经不放羊了，四叔在小学里当老师，教美术和体育。他拨通了四叔的电话，喊道：“四叔，赶紧来中戏救我吧，下午就三试了，我就会一《猴吃西瓜》。”

四叔是背着吉他来的。先教他打了套拳，四叔说，打拳关键是眼神，拳没到，眼神一定要先到。接着，在中戏旁的一家小馆子里，四叔一边吃着饺子，一边教了他几个《一块红布》的吉他和弦。三试开始了，他的拳比画了两下便忘了，只能赶紧收式。“这种感觉真让我舒服”，崔健的《一块红布》唱到第三句时，琴弦断了一根。突发的状况让他忘了词，忘了调，也忘了那些和弦怎么按，他只能试图用一种疯狂的状态来掩饰自己混乱的局面。老师没让他把这什么都忘了的歌继续乱吼下去。老师说，停吧，停吧，了解了，什么都听不见，你比崔健还崔健。老师说的时候乐了。

回到家，他对母亲说，行了。母亲问，怎么就行了？他说，弦折了，碰到知音才折弦呢。

就这样，他进了中戏96表演班。章子怡、刘烨、袁泉、梅婷、秦海璐……成了他的同班同学。

刚上中戏时，他并未意识到考进这学校跟当明星有什么联系。他喜欢跟舞美系的人交朋友。那些学舞美的家伙有自己的画室，各色的颜料能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他们的衣服上，那种散发着某种存在感和纯粹感的形式感，让他羡慕不已。

大学四年，他没有接拍过一部影视剧，不是没人找，是他不想去。他觉得自己是演戏剧的，只有在剧场，他才能跟观众碰撞出满足感。影视剧的满足感现场是没有的，只有剪完了放出来才会有。他不喜欢后滞的满足，他喜欢及时的掌声，只有台下的掌声才会给他带来那美妙的存在感。

六

捡柴火时，他闻到村里有人在炖牛肉。那香味一阵阵飘飘而来，让他感觉有些饿。小时候，在山上只要一饿，他便拿个小铝盆跑到后院找只母羊挤奶。挤出的羊奶往炉子上一搁，冒了泡，加点糖，便可咕噜咕噜喝个痛快。

爷爷奶奶去世后，家里便没再养羊，猪圈也被叔叔们刨来盖了房，只有院子旁的空地上，还有一些二叔种的花生。

上山时，他到超市里买了口大锅。他要把大锅放在炕上，火一烧，炕一热，锅里就可以炖东西了。土豆、花生、玉米、粉条、白菜、牛肉……有什么就炖什么。要是刘晓烨晚上没演出，就打电话让他带几瓶“二锅头”上来。他们就在炕上吃着喝着，盘着腿、聊着天，窗外这时候再下点雪就更好了……

七

他跟刘晓烨的第一次合作是2005年夏天排《雷雨》。几乎所有话剧演员都演过《雷雨》，用的都是现实主义方法。他俩觉得不过瘾，便有了一个构想，排一部两个人的《雷雨》，用他俩的才华和力量完成所有角色的切换。

这是部没有投资、没有演出计划，不知道能不能排完，也不知道排完之后到哪儿演的戏。曹禺先生是1996年过世的，按照作者死后五十年作品版权能免费使用的惯例，等到2046年，他们才能在不侵权的情况下排《雷雨》。于是，他们把这部两人版的地下《雷雨》叫做《2046》。

排练的地方是借来的，天桥剧场的地下室。

每天，他俩先打羽毛球热身，然后拿出一段剧本开始读，读到有了想法就开始排。

偶尔会有人下来，但不是来看他们排练，而是来看场地，剧场计划把这个地下室改成一个歌厅。

角色的无障碍切换远比他们想象的艰难。他俩时常一整天脑子都是空白，不知如何进行。刚开始，他俩互相鼓励，坚持着。尽管这种坚持没有目的，不知后果，也不见得好，但因为之前说得太有劲儿了，便谁也不愿轻易放弃。为了全神贯注地排《2046》，他俩推了好些挣钱的活儿。不过，时间推移，现实的压迫感也越来越强。刘晓烨是沈阳人，中戏导演系毕业的，比他高一年级，晓烨本想考研究生留校当老师，但考了三年也没考上，当时连个单位都没有。晓烨的情绪逐渐消极，这也影响着他。两个月后，他俩的《2046》排不下去了。为了避免自己把自己逼成一对疯子，他俩一同进了孟京辉的《迷宫》剧组。

演出之余，他俩还是常在一起喝点小酒、谈谈生活、发发牢骚。有一天，一个念头突然闪进了陈明昊的脑袋，他对刘晓烨说：“咱俩再弄个戏吧，就俩小丑，外表丑陋，内心光明，对生活有很多意见，对未来有很多梦想，就像咱俩现在。”

“别小丑了，干脆两只狗得了，咱从一开始就低姿态，自己都说自己是狗了，别人还能说咱是啥？再低就是狗屎了。”

刘晓烨家养了两只狗。一只叫“来福”，另一只是刘晓烨情敌的名字，每当想起自己那喜欢却又被别人抢走的姑娘，刘晓烨就叫那人的名字，这时，“蒙在鼓里”的狗便会跑过来给他舔脚。

“对，狗比人更靠得住，狗‘说’的话也比人说的话深情，咱们要用最质朴、最原始的状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俩越聊越开心，也越聊越担心。聊得再欢，排不出来，也只是第二个《2046》。必须找帮手、组团队，才能成事儿。孟京辉成了他们的帮手。尽管这出被定名为《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以下简称《两只狗》）的小剧场话剧被贴上了“孟京辉作品”的标签，但他俩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知道，没有孟京辉这个帮手，这戏演得成演不成还是个问题。

他俩又天天在一起排练了。孟京辉的加入，让排练变得有条不紊。音乐训练、形体训练、台词训练……尽管他们每人都要饰演几十个角色，但无障碍切换角色的本事和彼此的默契渐渐进入佳境。念头一旦对了路，便能有全部的细节，事情就是这样。在孟京辉的激发下，他俩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每次的排练都能冒出来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好想法只要一冒出，便会被他俩“摁住”，他俩看到那些好的想法从枯燥到湿漉漉，从干瘪到丰满，从徘徊不定到感动莫名……

排练了四个月后，2006年底，《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在北京的东方先锋剧场正式演出了。

小剧场里的观众就在眼前，表情和状态都一目了然。不像大剧场那样，尽管观众多，但看不见，不管笑声还是掌声，都是一片片地过来。

台上的时间一晃而过。累是下台后的感觉，磕了，破了，当时都不会发现。有人统计，这出两小时的戏，一共630次笑声，140次掌声。观众的热情刺激着他俩的兴奋度。每晚的演出对陈明昊来说，就像是喝大酒，演《两只狗》总能让他“醉”在台上，总能让他觉得——舞台，真他妈美好！

八

远处，夕阳将香山染红了。枯萎的落叶似乎又回到了枝头，再度成为绚烂的红叶，供人观赏。

山里冷得很快。陈明昊开始用捡来的柴火烧炕。晚饭还没有着落，累了一天，有点肉最好。他和父亲都爱吃肉。

父亲念清华时，曾是学校田径队的主力，项目是六十米栏。父亲曾开玩笑说，是为了能吃肉才去跨栏的，因为入选田径队的学生，每天能补助一个肉菜。

父亲现在不爱吃肉了，糖尿病终日折磨着这个昔日“清华的刘翔”并损害了他的视力。父亲住进了西山医院，每天打胰岛素。他曾把父亲接去剧场，他想让父亲听听周围人的掌声，想让父亲开心。回医院的一路上，父亲并未评价他的《两只狗》。他发现，当自己想听父亲说些什么的时候，父亲的话却越来越少了。

每天，他要在医院安排完父亲的晚饭再从苹果园到东单，坐四十分钟地铁去剧场。演出七点半开始，他经常过了七点才赶到剧场，跟着观众一起进场，然后在后台换上衣服，喝口水，直接就上前台演出。

《两只狗》的演出像是摇滚演唱会，每场消耗的是运动员的能量，加上每日在长安街下面的奔波，时间一长，他开始感到疲惫。剧中所颂扬“来福”的梦想，坚持和英勇无畏似乎只有在聚光灯亮起的那两小时里才会出现。

2007年，演出了一百五十场后，他决定不演了。他并没向晓烨说太多理由，晓烨是理解他的，知道他是个靠感觉活着的人。晓烨很快找到了新的搭档，他也去剧场看他们演出，坐在观众席上，他发现自己似乎还是《两只狗》的一部分，他还是那只叫“来福”的狗。

九

炕烧热了，他却发现今晚做不成饭。自从满井的井水干了之后，水是从山下抽上来的，而今天水管冻住了。他接好电视和影碟机，躺在热炕上决定享用精神食粮。他放了张《落水狗》，看着看着，不一会儿睡着了。

四面人

引子

县交警队的白色宣传车停在广场边上。车门开着，后座上堆了些宣传交通法规的小册子，59岁的游嘉良坐在车里，一身藏青色警服，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肩上扛的是“两杠三”（一级警督这样的警衔在县城里算是到头了，县公安局局长也不过如此）。游嘉良把白色大檐帽摘下来放在腿上，戴了几年，可帽子的颜色他还是不大习惯。交警队里，他的警服也跟别人有小小的差别，别人臂章上绣的是“公安”，而他的是“司法”。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监狱的管教干部，担任过教育科科长以及好几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过，五年前，他所在的监狱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了，三千多犯人被分送到省内的其他监狱，干警们也都分流走了。他没去找新单位，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就领退休金了，何必呢？作为监狱的“留岗休息”人员，他拿着监狱发的工资，还可以帮交警队搞搞宣传，“打打零工”，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回到那个已经荒废的监狱去值班。监房还在，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毕竟还是国有资产，他们这些“留岗休息”人员要轮流去看看。

每当坐上重返监狱的中巴车，望着车窗外那熟悉的山坳，过去的日子，便又回来了。

一

四十一年前，游嘉良的梦想是报考清华大学的物理系。

不过，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大学梦毁于那场跟文化有关的运动。1970年，在晃荡了四年之后，这个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从县城下到乡里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他课教得好，学生喜欢，老师们也认可，可却始终不快乐。在那个乡中学，有人提才能上调工资的考核榜。他不是本乡人，没人提。所以，每逢调工资，他便会心寒。1984年，他终于离开了站了十四年的讲台，换了工作。

新单位便是那所监狱，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犯人主要的劳动是日复一日地在山洞里挖硫黄，山坡上的那些绿色早被硫黄熏得没了踪影，吸入鼻腔的永远是那呛人的臭鸡蛋味。当地人告诉他，这地方也叫硫黄矿。

可游嘉良喜欢这地方。

这里的一切是那样不同，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有可能发生。和一成不变、充满排外思想的乡中学相比，这个劳改局直管的省级单位似乎更具包容性，干部和犯人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没人再将他视为外乡人。

他先是在子弟学校当老师，然后很快成为了大队里的管教干部。他穿上了警服，别上了手枪，那都是他一直梦想的。那身“行头”让他精神抖擞。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跟犯人接触时的情形。他要向入监队的犯人作报告。那都是些刚从看守所转过来的新犯人。他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尽管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老师，可在监狱里，他也是个新人。他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说不好。监狱长对他说：你就把他们当成你的学生好了，犯人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些犯了错的人，跟犯了错的学生一样。

狱警／高远　摄

他昂首挺胸地穿过那些新犯人的队伍，给犯人们作报告。

他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对他们说：

“我不能说欢迎大家，毕竟没人愿意到监狱里来，到这里，你们首先要明白监狱是什么？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的任务主要是正确执行刑罚，但帮助你们改过自新才是监狱存在的最终目的。你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改造环境，不要对监狱有恐怖感。你们往往是因为自身存在着各种无法克服的弱点，在邪恶的欲望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才触犯了法律。你们不要自卑，进来一次也好，长长教训，一辈子受用……”

报告结束时，他听到了热烈的掌声。

他心情不错，因为再也不用为课堂纪律而操心。犯人的眼神也没有他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恰恰相反，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发现犯人总会在他面前表现得很老实，并不失时机地呈现自己悔改的诚意。他们都希望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各项加分，努力减刑。没人愿意在这“四面墙”里多待一天。

二

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专政机关，也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

计划经济的年代，硫黄生产出来是不用愁卖的。监狱那时候是全县的税收大户，内部有的是钱，什么都周转得开。犯人们永远都有新囚服和新鞋穿，精神面貌好，劳动积极性也高。监区有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工不同：一大队负责修房；二大队负责发电；三大队负责养猪；四大队负责种蔬菜水果；五大队负责挖矿……每个月生产出来的肉、蔬菜、水果吃都吃不完。犯人们除了劳动改造，还要在育新学校里学习，参加扫盲班、技工班，学识字，学木工、泥瓦工、煅工……教室是崭新的，课桌也是崭新的，比周围的乡镇学校条件不知好多少倍。监狱有时还会请文化教员来教乐器，让他们陶冶情操。附近农民没见过小提琴和萨克斯，他们会指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黑皮箱好奇地问游嘉良：“游大队，这是什么新式武器？”

监狱还会请县上的人来放电影。电影一般放两场，头天干部看，第二天犯人看，在操场上放。“首映”的时候，干部家属们会提前把自家小板凳搬去围成半圆占位置，如果是冬天，孩子们还会带个小火炉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边烤火，边看电影。那时候演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不过，在游嘉良的记忆里，《少林寺》才是最轰动的，放映时，整个监狱像过节一样。

那时候，干部们总有机会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或是到周末舞会上跳跳舞。生活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姿多彩，却也让当地人无比羡慕，因为附近农民当时还在住土屋，点煤油灯。

在这个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听硫黄矿怎么走，别人会告诉他，顺着这条路走，突然看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地方，那就到了。尽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鸡蛋味，尽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里工作。一些附近的农民问：“同志，我可不可以进来劳改？”

三

硫黄矿里自然是要采硫黄的。

游嘉良当过采矿队的大队长，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站在操场上给那些下井的犯人点名，安排他们当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劳改局下达一个总任务，监狱再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中队，中队分段，段再分小组，最后制成生产报表，考核完成。

任务不是他定的。有时候，碰到任务量突然加大，他就会对他们说：“这个工作量对大家是一个新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

电视里偶尔会有关于监狱的节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监狱里，犯人床上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脸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条线……犯人们个个懂礼貌，人人爱学习，干部一进门，都会全体起立喊：干部好！

他的监狱也能看到这些，不过只有模范大队才有。记者来采访，编剧、演员来体验生活，上级领导、人大代表来视察工作，都会被带去那里。那里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专门要求过。而其他监房则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数时候，犯人劳动回来都是该放衣服放衣服，该洗脸洗脸，然后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劳动都是满满的，豆腐块似的被子也没时间去叠，因为硫黄矿的犯人要三班倒。

四

逢年过节的时候工作最紧张，因为犯人开始思乡了。他得轮番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他得组织开“节前教育会”，进行安全大检查，安排亲属接见，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

接见的时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九点一过，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来了亲人的犯人的名字，让他们出来排队。接见室并没有电视里出现的那样先进，只有铁栅栏和板凳，没有隔音玻璃和电话。犯人们总是各怀心事地等待着点名，然后接见，最后表情各异地出来。家人从不来探望的“遗·弃犯”总会在这天脸上写满失落和悲伤。他们会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儿子不认我了”……

电话的免提键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务是盯着自己的手表，告诉他们：“抓紧说，每人只有一分钟。”犯人们有抓起电话想不起家里号码的，有占线的，有没人接的，有打错的，有被家人挂断电话的；通上了话，有哭的，有笑的，有发呆的……

除夕鞭炮响的时候，犯人最激动。他们会把玻璃瓶、罐头盖、汤匙等一切能弄出响声的物件往窗外扔。他们会狂喊“过年喽”，如果值班管教朝他们吼几句，他们会用更高的叫声压过去。大墙H瞭望哨的探照灯总是狂扫个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五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

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管教也一样。有一次，有个管教发现四个犯人偷偷打麻将，就把犯人叫到院子里，让他们把水泥砖当成麻将打，自己则坐在一旁指挥，“码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着犯人哭丧着脸把水泥砖搬来搬去。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最让他懊恼的是那些思维被犯人带着走的管教。曾经有管教被犯人唆使着带他们出去在老百姓赶集时偷钱，然后分赃；也曾经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后也没收到钱；还有的犯人在外劳动时，看到路边卖水果的妇女，就把裤子脱光了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趁妇女扭头蒙脸时偷别人箩筐里的水果，而管教则在一旁放风，看着是否有领导出现……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

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

出监队的犯人大多比入监队的开心。与入监队那些“新收”相比，出监队的纪律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不让乱串，可从上到下，没人太在意这里的动静。他们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声。他们这时变得遇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们成了“自由犯”，可以帮管教外出买买东西，办办事。这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服的是“残刑”。游嘉良时常能看得到他们脸上那种浮躁的情绪，他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回忆从前，向往自由，以往这些情绪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压抑，现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现出来。

不时有人办手续，取回他们留在账上的钱，等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会把“释放证”发给他们，看着他们充满喜悦地从这里消失。偶尔，他能从他们的喜悦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迷惘，那迷惘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多久才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感觉，追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没有信心。

七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

从1994年开始，监狱便开始追不上这个时代了。因为便宜，国家开始向加拿大进口硫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硫黄市场迅速疲软，监狱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冲击，犯人们挖出的硫黄卖不出去，可监狱局下达的指标还得完成，资金周转开始困难，只能节省开采成本，然而在科学有效地开采这一前提下，成本不够就开采不出来。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伙食越来越差，干部压力越来越大，开采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做，通过超强的劳动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到后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是乱采滥伐，一所预计还可开采五十年的硫黄矿在十多年内可采资源迅速枯竭。

硫黄矿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管教开始把怨气发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时地挨打挨骂。每次游嘉良听到山坳里回响的枪声时，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间，收玉米的时候，犯人爱跑，他们能轻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里。停电的夜晚，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爱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报狱政科，调出档案分析，犯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跑，并制订追捕方案，然后到所有可能会经过的路段设伏蹲守。当地农民觉悟高，胆子大，只要听到枪响，他们也会提着锄头出来追，抓到逃犯，监狱是会给奖励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赶紧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有时能抓回来，有时抓不回来。抓不回来就要被扣钱。跑一个犯人，最先是500元，然后800元、1200元，最后是10000元。劳改局扣监区的钱，监区扣大队的钱，大队扣中队的钱，中队扣个人的钱，一层层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长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晋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管教情绪更恶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伴随着监狱的下坡路。

八

再也挖不出硫黄了，领导们开始思考监狱的出路。刚开始，计划整体搬去旁边的金沙县搞煤矿，可偏巧那时候贵州发生了几起矿难，上面便没有批。于是，各个大队的队长就带着那些刑期短、表现好的犯人出去打临工，帮别人挖煤、修路、打石头……什么都做。

监狱一直熬到2002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贵州省监狱管理局进行布局调整，撤销一批长期亏损或是为适应时代需求而建在偏远之地的监狱。大方监狱两个条件都符合。

犯人们被转移到省内几个条件较好的监狱。命令一下，几分钟内犯人便打好了自己的背包；三天之内，这座关押了上千名服刑犯的大方监狱便再也不需要警戒，高墙电网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

较之犯人转移的简单迅速，干警的分流相对复杂。有门路的自己调走，没门路的等待安排。整个过程中，最苦恼的是那些老婆在附近乡镇政府单位工作的人，干警分流只能在监狱系统调动，而附近已经没有监狱，要么干警辞职，要么老婆调动，要么两地分居，没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新去处的干警迅速变卖着自家带不走的家具和物件，价钱很低，便宜了当地人。大家都匆匆搬走，过客一样，没有什么眷恋的。

九

几十年来，监狱和当地人形成的是一个二元世界。监狱的子弟学校不招当地的学生，监狱自己发电，自己养猪，自己种菜，从不向当地人买东西，也不跟他们来往，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给了他们难以控制的优越感。唯一的来往是给当地人赔钱，硫黄的烟熏死了他们的庄稼。刚开始，农民单纯，觉得监狱就是国家，赔多少是多少，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硫黄矿走下坡路的时候，农民却有了经济头脑，开始提出更多的赔偿。那时候，老天爷也似乎跟监狱过不去，时不时刮些怪风，把硫黄烟刮去一些之前从来到不了的庄稼地。于是，老百姓便会捧着被熏过的大白菜当着监狱领导的面捏成黄色的粉末，说，您看，昨天还是绿油油的，怎么赔吧！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也在当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的治安，一直都比附近村寨好。当地老百姓还意外地学会了一件本事，讲道理。过去，这里出现纠纷靠的是宗族势力和谁家男孩多，打架厉害。而在后期，经过和监狱长期的处理纠纷的实战训练，他们发现要在监狱干部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是去跟他们讲道理，所以，附近村寨的农民都比别乡的更擅长讲道理。

几条岔路通往附近的寨子，他能隐隐听到寨子里的鸡鸣犬吠。一扇扇监房的门都敞开着，他突然间想去摸摸那些墙壁和地砖，敲一敲，看看会不会有地道，秘密夹层，或是伪装起来的门。他觉得自己有些好笑。他想起了每年过年的节前大检查，搜查违禁品。

他路过井口，硫黄矿早已封闭，井口外有一潭透着铁锈色的死水。他曾以为硫黄的味道将会伴随他一生，可现在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有些怀念那刺鼻的味道，它是消毒的，这让他从来不得什么皮肤病。他经过炼硫黄的混凝土燃料炉，一个老人正在费力地敲炉边的混凝土，以求弄到一点点钢筋。曾经带电的铁丝网也被村民剪掉了，透过望哨被撬光了玻璃的窗户，他能看到监区里长疯了的野草，野草堆里散落着村民赶进来“圈养”的鸡。监区的电线杆被拉倒了，村民们把外面的水泥敲掉，把里面的钢筋拿去卖了。他经常作报告的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已是杂草丛生，礼堂顶上的瓦已经被揭光了，门、窗户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不远处曾经布满硫黄灰的山坡有了绿色，那是当地人新栽的。

一路走着，他突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每轮到他值班，他总是这样，到所有自己工作过的大队走一圈。天很蓝，阳光也很明媚柔和，只是，没人再叫他大队长，他再也没犯人可带，再没机会和那些飘忽不定的眼神较量。

值完班，他会回到交警队，在那里打零工并非只为挣钱。他喜欢和交警队的年轻人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自己也还年轻。年轻的交警如果向他打听监狱里的事，他就会用缓慢低沉的声音跟他们聊聊监狱，聊聊犯人，聊聊硫黄矿，聊聊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他似乎能在记忆中闻到那硫黄的味道，隐隐约约，突如其来。

脚板慈心

一

村医黄续熙家在半山腰，门口有棵老榕树。树干粗有数围，树冠笼盖近亩，村里人叫它“大青树”。“大青树”下有石桌石板凳，续熙家世代便是在这石凳上给村民们望闻问切和卖些自家的“祖传秘方”。

“大青树”周围住了几十户人家，都姓黄。诺邓村的人把这里叫做黄家寨子。从山顶往下看，黄家寨子的很多院子都像一颗印章，人们便起了个名字叫“一颗印”。续熙家祖传的院子也是“一颗印”，他家“一颗印”的斜对面是被称为“题名坊”的照壁。续熙小的时候，每天早上，他爹都会推开窗户，指着石刻的匾额和对联教他念——“世大夫第”，“世大夫第”；“祖德光中叶，君恩启甲门”，“祖德光中叶，君恩启甲门”。

“题名坊”上题刻的名字也都是黄姓的。明朝洪武年间，续熙家的祖辈被朝廷从福建派来云南省云龙县管理“诺邓”这个产井盐的小村子，打那时起，福建人的后裔便“鸡窗相望，吟诵相闻”，努力以考科举、取功名的方式离开这偏僻的山村。几百年里，黄家出了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和无数秀才。

在黄家寨子里，续熙家的“一颗印”虽离“题名坊”最近，但他从未感到受过祖先丝毫的庇荫。从他记事起，黄姓在他家这支便再没出过什么读书人，更别说官人。祖父是翻山越岭挖草制药看病行医的郎中，到了他这一辈，还是。

上山采药的小路又陡又窄，只有一条。续熙他娘死得早，从小续熙就跟着他阿爹老黄医生背着背篓攀住路边的乱藤和野草往上爬。他们舞着镰刀、锄头在悬崖峭壁上寻找那些能配出黄家“祖传秘方”的草药。累到大汗淋漓时，续熙和他爹就找个有风的地方歇会儿，顺便将跑进草鞋缝里的小石子抖出来。有时候，他爹会挑些续熙背篓里的草药放到嘴里，咬一小口，嚼一嚼，吐出来说：

“儿啊，你尝尝，它们虽然都是无根藤，但味道不同，甘而微苦这支能入药，又涩又苦的这支却是入不得的，因为涩苦的这支是寄生在马桑这种毒草上的，病人用了会中毒。”

看见儿子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他爹继续说道：

“儿啊，行医的人最最重要的就是细心，咱们黄家那些祖传秘方从来没出过问题，就是因为每味药都不会搞错。你爷爷当年就是这样教阿爹的，等你以后有了孩子，也要这样教他……”

“是，阿爹。”受教训时，续熙总是低头给他爹捶脚，“阿爹，你这脚板怎么这么大呢？”

“走出来的呀，咱们做郎中的，谁来请都要去，有钱没钱都要去，一走就是十几里，平时还得上山采咱家的祖传秘方，这脚板呢，也就越走越大了。”

“阿爹，咱家的祖传秘方是什么呢？”

“这个以后阿爹再告诉你，你还太小，万一讲出去了，咱家就没有秘方了。”

“以后是什么时候？”

“等你的脚板走得跟爹一样大的时候……”

续熙想着自己的脚板，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一阵“嗷嗷”的声音从对面的山上顺着风吹过来。

“阿爹，那是什么？”

“豹子。”

二

诺邓村藏在深山里，因为盐井的缘故，村民的日子过得也算富足。盐井中的卤水提回家，倒入升起火的盐灶，经过洗练和敲打，装进四斤一个的木筒里烤干，就成了“诺盐”。山外的马帮进来，将“诺盐”驮去腾冲、大理、丽江……还驮去缅甸卖给“老缅”。

有名有利的时候，诺邓村逢年过节都会舞龙灯，舞到哪家，大人们都会高高兴兴包些喜钱送给跟在龙灯后的小孩。平时呢，每个月还会在半山腰的集市上赶两次集。赶集的日子里，本村人、外村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多人除了赶集还会去玉皇阁烧香，那里供奉着道家、儒家和佛家的各类神像，被诺邓人称为“五云首山”。续熙小时候常常趴在木窗边，下巴搁在窗台上往下望，他喜欢看那些拿着香弯腰爬坡的队伍，在他的记忆里，队伍总是浩浩荡荡的。

赶集时，“大青树”下的老黄医生总是特别忙，村民们会顺便来看看病，拿拿药，一些邻村的人也会慕名来抓些他家的“祖传秘方”带回去。而这时候，阿爹并不要续熙帮忙。

乡村医生／何政东　摄

阿爹说：“儿啊，等你脚板长大了再帮阿爹拿药吧。”

续熙的脚板大到阿爹把祖传秘方传给他时，村里村外出诊的黄医生就变成了续熙。遇到续熙没把握的情况，老黄医生才会跟儿子走一趟。老黄医生越来越老了。阳光被阻止在大青树的树叶上，这令老黄医生总感到自己的脚有些苍白无力。他已经不走远路了，只是坐在大青树下看医书。他偶尔也会注意到自己那双走了一辈子的脚板。脚板厚厚的，布满了老茧和疤痕。诺邓村不产井盐也不再赶集了。

山外的人说，现在交通便利了，路也越修越多，处处都有盐卖，以后就不来诺邓了。他们还说，井盐里缺少人体需要的碘，吃了会得“大脖子病”，没加碘的“诺盐”价钱只会越卖越低。

诺邓人还想卖盐。可当盐卖出去，怎么算都亏本时，开了上千年的诺邓盐井也就关了。

村民们开始在缺水的陡坡上种地。人多地少，一年到头，入不敷出，人们的生活也就穷苦起来。由于长期劳累和吃不饱的缘故，村里得“水肿病”、“干瘦病”、“结核病”的人越来越多。续熙有时候不收乡亲们的钱，甚至还包了药送给别人吃，可来大青树下看病的人还是越来越少。村民们那时已经很相信西医了，而西医的药费续熙总归是垫不起的。续熙还是每天上山采草药，然后回家坐在大青树下犯愁。

一个枯燥的下午，当续熙喝着刚采回的带有苦味的罗峰茶，又开始犯愁的时候，两个人气喘吁吁地从山下爬了上来，那是村支部书记和村长。

“黄医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为了服务群众，咱们村要在村公所成立医疗站免费给村民看病了，你们家和山下另两家合并到一起，药品和一些医疗设备由县里给，你们好好为群众看病，这就算你们的工分了。收拾一下，明天就搬吧！”支部书记说。

“还有，以后也不用自己开伙做饭了，拿上碗都到村里新开的食堂吃去。”村长补充说。

“食堂吃饭，公家发药，免费帮群众看病……”续熙直点头，“好啊！”他把最后一点没喝完的罗峰茶泼在地上，压住了7月蒸腾的尘土。当天晚上，他收拾完东西，兴奋得失了眠。

大锅饭吃了没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村里的粮食，在食堂大锅里煮出的饭越来越不够吃。负责做饭的人数着米下锅，几顿米饭后就改成了粥，可就是粥也越来越稀。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哭了，都说：“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年纪轻一些的人想得开些，他们说：“愁什么呀，天无绝人之路，村长去乡里要粮食去了。”

村长去了三次公社、一次县里，他什么都没拿回来，只是带回来乡里的一个决定：搬家！

“乡里领导研究决定，让咱们搬到邻近地好水好条件好的村子去，和那里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村长眨巴着眼说。

一开始，有人发牢骚：住了上千年的村子怎么能说搬就搬呢？尽瞎指挥！可没过多久，发牢骚的人也跟着搬了。大家都走，守着祖屋的人也只能锁上门跟着走。

于是，诺邓村医疗站也就停了。

续熙和老黄医生自然也要跟着搬走。可收拾东西的时候，阿爹突然说：“儿啊，阿爹老了，想留在咱家祖屋里。”

“阿爹，人都走了，剩下的那点粮食也都运走了，你会被饿死的。”续熙说。

“没关系，阿爹吃些附近山上的草药就能活。”老黄医生声音嘶嘶的，顿了顿又说，“儿啊，阿爹当了一辈子医生，受了一辈子尊重，但这些年真的累坏了，尤其是夜里，只要是有人来请，不管是几里还是十几里，都得背上包拿上药就走，你娘死得早，看完了病，还要连夜赶回来照顾你，脚上真没少打血泡。现在真的不想再走了，阿爹唯一的心愿就是你能快点找个媳妇。”

阿爹说到这时嘿嘿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起来。

直到现在，续熙都不知道阿爹是怎么死的。他只记得第二天一大早，他去叫阿爹起床上路，又推又喊，可是阿爹就是不理他。邻居听到动静跑过来看了看，说：“续熙，你爹断气了。”

阿爹终于把自己留在了黄家寨子的后山上。埋好了爹，续熙浑身无力，像是染上瘟疫一样。他混在搬家的人群中，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

曙光村离诺邓十二里地。续熙被安排到这里的张文鼎家。曙光村没有医生，续熙在跟张家一起干农活的同时，也帮附近村民看病。张家有个女儿叫张应慈，应慈比续熙小三岁，抓药忙不过来时，应慈就会过来搭把手。续熙上山采药，应慈也时常跟着。一个屋檐下久了，两人也渐渐有了感情。这些张家都看在眼里。

偶尔，续熙会想念在诺邓的祖屋和屋前那棵大青树，但他也习惯了曙光村平静而忙碌的生活。从某种角度上说，他甚至更喜欢这里，他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应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淡地过着，直到有一天，诺邓村的老村长突然到来。

村长说：“国家发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号召，农村除了可以有自留地之外，还可以自己养牛、放羊、喂猪、喂鸡。这样一来，解决了咱诺邓村缺水缺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往回搬了。”

能回“一颗印”的祖屋，续熙心里乐开了花。可一想到家里只剩下自己了，便又难过起来。他对村长说：

“其实曙光村也挺好的，要不我暂时先不回去？”

“那怎么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口唾沫一个钉，这是乡里的决定。再说，你要不回去，诺邓的村民病了找谁去？”

“可是……”续熙皱起了眉头。

“可是舍不得人家闺女吧？早听说了，今天来老张家我还有一件事，就是帮我们诺邓的黄医生做个媒，带个媳妇回去。”村长一边说，一边朝张文鼎看去。

这话一下子把续熙的脸给说红了。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文鼎叔，文鼎叔笑眯眯地望着他咂巴着烟杆，说道：

“我跟她阿妈早就商量过了，只要应慈没意见，我们就没意见……”

三

续熙回到诺邓一年后，应慈让他当上了爹。儿子出世那天，续熙梦见“题名坊”下趴了只金毛老虎，便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黄金彪。

金彪从小就喜欢跟着续熙出诊。有时候，续熙嫌路程远，不带金彪去，可金彪只要看他爹脸色不对，便一溜烟跑到药箱上坐着不起来。来接黄续熙的人要背金彪，可金彪不让。金彪说：“你背箱子，爹背我！”

金彪上小学时，玉皇阁已经变成小学校了。画满壁画的墙面被一些教育标语覆盖了。儒释道的各家神仙在“文革”时都被生产队从大殿里搬了出来，泥巴做的砸掉，木头做的烧掉。大殿由先前的香火萦绕变成了炊烟缭绕，家远的小孩中午在这里生火做饭。金彪没在大殿里做过饭，因为他家近。但金彪喜欢端着盛满饭菜的大碗到大殿里跟同学们一起吃。班里有个叫杨家全的女同学眼睛大大的，很会做饭，金彪喜欢躲在角落里，边吃饭，边偷偷地看着她。

小学六年级上完，金彪就离开学校了。他不喜欢念书，他喜欢跟他爹学医。命运对于黄家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还是那条又陡又窄的山路，还是那些路边的乱藤和野草，还是那些在悬崖峭壁上能配出他们黄家“祖传秘方”的草药。当年是老黄医生带着续熙，而现在是黄医生带着金彪。不同的是，当续熙招呼金彪休息时，裹脚板的鞋已从草鞋换成了布鞋，对面的山上也再没豹子叫了。

金彪一天天长大。等金彪的脚板宽厚到能代替他爹出诊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年轻人都到外面打工了。小黄医生金彪哪儿都不去，他喜欢迎着月光出诊，迎着朝阳回家。金彪从小就不怕走夜路。阿爹续熙常对他说：“一个人只要心好，鬼也会对他好的。”金彪总是独自一人在山上挖草药，累的时候找块平坦的地躺着望望天。这时候，他想：要是能跟自己小孩说点什么该多好啊，可他现在还是单身汉呢。

续熙也为金彪的婚事着急。这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诺邓村的姑娘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打工，还比着看谁嫁得远。逢年过节，姑娘也只是回来住几天，然后，就又走了。

金彪娶媳妇的冲动是在他看到杨家全之后。当时，金彪正弯着腰爬坡回家，抬头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从玉皇阁的山上下来，穿着件红色的的确良衬衣，身体挡住了光线，闪闪发亮。他认出了那是家全。他朝她笑了笑。问她：

“家全，你这是去哪儿？”

“你是？”家全似乎并没认出他来。小学毕业后，金彪就再没见过她。

“我是黄金彪啊，小学咱们同班的。”金彪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哦，黄金彪！想起来了。离家近也不在家吃饭，每天拿个大碗来庙里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

“对啊，就是我。这些年一直都没见你，去哪儿了？”金彪问。

“小学毕业后，我姑姑把我接到县上去上了初中，毕业后又学了裁缝，现在在大理打工呢。”

“你这次回来是？”

“我阿姐嫁到昆明了，我阿妈要我回来照顾她。可我不想待在这儿，所以回来跟她说说这事儿。”

“哦。”不知道为什么，金彪心里突然难过起来。

回到家，续熙看到儿子脸色不对，就问出了什么事。听金彪一五一十地说完，续熙显得比他儿子还激动，说：

“儿啊，这种事要趁热打铁，不能搁着，等人家回了城里，就难办了。”

第二天，续熙就托媒人向杨家提亲了。与此同时，金彪也亲自找家全，开门见山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意。

家全对金彪是有好感的。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刚见一面就要提亲，甚至都不问她有没有对象。这让家全感到吃惊的同时，也有些生气。

金彪见她犹豫不决，就拿出身上仅有的20元钱，递给她。家全说：“你这是干什么？”

金彪说：“没什么，给你花呗。”说完，转身走了。

这之后的几天里，家全每天都攥着手里的二十块钱，又好气又好笑，想着金彪离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矛盾。家全的阿妈很快同意了黄家的提亲，闺女嫁到半山腰总还在诺邓村里，自然比嫁到外面强。她知道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事。看到家全还有些犹犹豫豫，阿妈说：

“家全，金彪这小伙子不错，跟他爹一样，都是好心肠。别往外跑了，城市里是什么好道道，哪里有现成的饭等着你呀？”

家全想说些什么，可她又觉得阿妈的话实实在在。

四

金彪穿上了家全买给他的新皮鞋。家全说：

“金彪，以后出诊穿上这皮鞋，再远的路，脚板都不疼了。”

走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有棱有角的小石头子儿，在皮鞋的底子下边咯吱咯吱地响着，那响声是欢乐的，跟他这会儿的心情一样欢乐。

续熙的心情比儿子金彪的心情还要快乐。老黄医生临终没见着自己儿子娶媳妇，可他是见着了。儿子有了伴儿，自己有人伺候，也能吃口现成的，喝口现成的，成了有福的老头子。而且，只要家全怀了孩子，黄家的祖传秘方就又能往下传了。

家全过门后，每天跟着金彪和续熙学医术。县城里如果有乡村医生的培训，金彪也鼓励家全去。家全聪明，中医西医学得都快，很快就成了诺邓村第一个取得医师执照的女医生。

山村生活平静也忙碌，日子出奇地快。一晃，又十五年过去了。

家全为金彪生了个女儿，叫黄良玉。良玉小的时候，每次出诊回来，不管多累，金彪都会弯下腰蹲在地上，良玉骑上去后拍拍金彪的脑袋，说一声：

“阿爹，跑呀。”

金彪就在大青树下绕着圈跑起来，良玉在上面一颠一颠的，像是一只树梢上的麻雀。良玉说一声：

“飞呀。”

他就一步一跳，作出一副飞的样子。

金彪现在背不成良玉了，良玉去到县城里上初中，只有寒暑假才回来。休息的时候，金彪喜欢泡上一壶自己从山上采的罗峰茶，请阿爹一起在大青树下喝。阿爹边喝茶边看医书，而金彪边喝茶边想良玉，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似乎和这罗峰茶一样苦起来。

五

金彪和家全产生了矛盾。金彪现在看不惯家全了，因为她打麻将，有时候一次就能输掉他走十几里地出诊挣的钱。家全也看不惯金彪，因为他不像城里医生那样戴口罩，而且嘴角总是叼着香烟。最近还喝上了酒，而且总是一个人闷闷地喝，喝多了倒头便睡。两人的别扭都憋在心里，直到有一天家全实在憋不住了：

“你一个当医生的怎么能一天到晚叼着烟？”家全问。

“看病的老乡给的，不点上，人家会觉得你会不好好给他看病。”

“烟是病人给的，不好意思不抽，这酒可是你自己喝的，喝醉了出诊咋办？”

“酒是因为你才喝的！”

“什么，因为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为我喝酒了？莫名其妙！”

“你要不是每天打麻将，不跟我说话，我能喝酒吗？难道你想让我当阿雄媳妇？”

一见家全打麻将，金彪就会想起阿雄媳妇。阿雄是本村青年，做生意赚了些钱，便从外村把阿雄媳妇娶了进来，几年后，生儿育女，日子过得也算不错。可阿雄迷上了麻将，刚开始时输钱，接着一点点从家往外卖东西。后来他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女儿也在一个月内祸不单行地得了癫痫病。那一年的大年初三，家家户户喜庆团圆的时候，阿雄媳妇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雄媳妇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敌敌畏，还喝了酒。金彪赶到时，已经晚了。阿雄媳妇躺在那四面透风的屋子里，身体弓着，似乎在顽强地作着挣扎，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脖子、脚踝已经乌青了，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血迹。阿雄抱着一对生病的儿女在一旁哭。临死前，阿雄媳妇让阿雄把一对儿女拉到面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人活着，真苦啊。阿雄感到后悔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金彪知道自己还不至于到阿雄媳妇那般田地，家全还来得及。

自从那次之后，家全很少打麻将，金彪也很少喝酒。

良玉放假回来的那天晚上，八里地外的义军村有人打电话来请金彪出诊，金彪便让良玉跟着。他在良玉的背篓里放了一些黄家的祖传秘方，这是电话里的人顺便让他带过去的，说有人想要。路上，金彪说：

“良玉，等你的脚板长得像阿爹一样大的时候，阿爹就把咱家的祖传秘方传给你，好吗？”

“阿爹，我不想当医生。”

“那你想当什么？”

“现在还没想好，但我想上高中考大学，以后到城里去工作，把阿爹阿妈都接去……”

金彪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口。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爬出来，像一盏灯笼，把诺邓村照得亮堂堂的，把树枝、幼草的影子投射在小路上，花花点点，悠悠荡荡。

九妹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贵州省紫云县火花乡的人们总是在这嘀嘀声中醒来。每天早上六点，开往紫云县城的中巴车都会准时出现在乡政府门口的场坝上，恼人的喇叭声会在寂静的山坳里持续响起，催促那些要去县城的人。

不去县城的人讨厌这嘀嘀声。

九妹从不去县城，可她喜欢这声音。

九妹的屋子里没钟没表，嘀嘀声能告诉她已经六点了，能帮她把身边这些赖床的孩子们叫醒。

当然，喇叭声并不能完全起作用，小孩子贪睡，他们似乎习惯了这声音，所以眼睛都不睁，只是打个哈欠，翻个身，继续享受这最后几分钟的美梦。

“勉——虎——艳——行——吕——井——英——赛——”

九妹开始呼唤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并把他们摇起来。

五个女孩，三个男孩，一共八个，来自四个家庭，都姓韦，都是九妹的亲戚。九妹姓王，排行老九，爹就给她取名叫王九妹。八个孩子中有她女儿的小孩，有她叔伯侄子的小孩，所以，有的叫她婆婆，有的叫她奶奶。小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具体的地方九妹记不住，只知道不是广东就是浙江。火花乡的人只去这两个地方。七八年前，紫云县城就有了发往这两地的直达长途客车。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每天都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戚或是邻居，让他们成为山外人所说的“留守儿童”。

英穿衣服很快，不用九妹催。每天早上，英总是第一个离开这不到十平方米，摆了三张床挤了九个人的“卧室”。英会从外屋墙角的柴堆里挑几根细柴，再把小火炉搬到屋外，开始生火给弟弟妹妹做早饭。英14岁，是八个孩子里最大的，在农村，这是可以分担家务的年龄。早饭是粥，很稀的粥，用昨晚的剩饭熬的。每天九妹做晚饭时，都会比中午多加两把米，这样英就能做粥了。

4岁的勉是孩子中最小的，衣服一定要九妹帮她穿。勉是九妹女儿的女儿，给她穿衣服总是最花时间，因为她总是不停地撒娇。勉有些咳嗽，九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再在枕头下摸出一板白色药片，抠出两颗：

“勉，把这药吃了就不咳了。”

勉不说话，只是摇头，她不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

“勉，不苦的，一喝水就下去，5毛钱一板，贵着呢。”九妹对待勉总是很有耐心，她总是对别人说，勉跟她妈实在太像了。

其他小孩陆陆续续地自己穿好了衣服出来，从斜拉过屋中的绳子上取下自己的洗脸帕，向屋门口的洗脸盆围去。洗脸水是英从水缸里舀好的，天气凉了，水有些冷，但这不算什么。喝口热腾腾的粥当早饭已经不错了。他们早就习惯了即使冬天也洗冷水脸。烧热水是过年才有的事，柴火不好捡。

外屋的墙上有一排钉子，每颗钉子上都挂着九妹自己缝的布口袋，那是孩子们的书包。

洗完脸，喝完粥，孩子们从各自的钉子上取下书包去上学。8岁的吕坐在小板凳上不动。九妹说：

“吕，快走了，大家都走了，迟到老师要骂的。”

“我饿。”吕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手不停地扯着自己的布书包。

九妹知道他又在耍赖。吕嘴巴馋，看到班上其他同学买零食吃，他也要买。每到周四场坝上赶集，九妹都花1元钱买两斤地瓜给小孩们分，吕总是会哭着闹着再多要一个。

九妹掏出两角钱，说：“快走了，别跟同学打架。”

吕抓上钱，飞一般地出了门。九妹想，好在就他一个是这样。

有时候，九妹会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爹妈走了的小孩听不听话，没人知道。派出所时常把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小孩抓去，因为他们偷菜、偷鸡、偷鸡蛋。她时常听那些跟自己同样情形的人对警察说：“你们多骂一点喽，我们这么大年纪，哪里管得了？”

九妹的八个娃娃崽从来不做进派出所的事。

派出所有时候也会过来跟她聊聊天，帮她把粗大一点的柴劈了。九妹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年纪大了，已经没力气举斧子劈开大柴了。派出所的人一边劈柴一边说：年轻人出去打工好啊，剩下的人都没力气打架，我们也就清闲了。

小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九妹就在窗下织布。织布机是借来的，里屋的三张床也是借来的，它们的主人都外出打工了。

实际上，这两间房子也不是九妹的，是跟公家租来的。乡政府场坝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是公家的。邮政所、工商所、税务所一应俱全，可后来全都搬走了，说是业务收入不够负担人员编制。于是，公家把房子租给了私人。九妹租了两间工商所的屋子，一年600元钱。

九妹的家在两座山后面的达帮村。那是个更为偏僻的布依族寨子，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要走三个小时。八个韦家小孩的家都在达帮村，五年前，当他们的父母决定出去打工时，对已经64岁的九妹商量说：

留守儿童看护者／卢现艺　摄

“九婆，娃儿们可怜，您能帮忙带一下不？等我们赚了钱回来，一定会孝敬您老的。”

九妹只有一个独女，无儿防老是多年来令她伤心的事，带带这些后辈亲戚的小孩，将来他们该是会知恩图报给她养老送终的……九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外出打工的人是一拨拨走的。九妹记得最早的时候，县城念中专的后生们回来说，学校以后不包分配，要自主择业了，于是就去了很远的外地。过年回家时中专生们发达了。初中文化的人跟着去了外地，回来过年时荷包也鼓鼓的了。再后来，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大着胆子走了，他们回来时说，外面的钱不好挣，但比山里还是要好些。最后，目不识丁的人也要去山外了，但这些不识字的人打来的电话让人难过，他们说，卖苦力挣不到钱啊，饭都吃不饱，今年过年没路费回家了。

向九妹托付儿女的亲戚们就是最后这种情况。

梭子在九妹的左右手之间有节奏地扔来扔去。线是别人给的，九妹负责把它织成布，一匹布要织一个多月，九妹能挣50元钱。

腿脚已经不像两年前那么好了。前两年九妹还可以去帮别人种种玉米，插插秧，一天下来，能挣10元钱。可现在，腰弯一会儿就开始疼，只能织织布，或是在周围逛逛，看看能不能捡些纸壳或是塑料瓶什么的回来卖钱。小孩们家里的地也都租给别人种了，每年分粮食收成的三分之一。小孩的米倒也够吃了，但每个周末都得回去背，于是，每到星期五下午，九妹就会带着她的八个小孩翻山越岭地回家背米，三个小时的山路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在中途的林子里捡“青杠子”，这是一种中药。男孩爬到树上，用力摇树枝，“青杠子”就掉下来，女孩再把它们捡起来放进九妹的布口袋里，攒着卖给那些来收药的人。

周日的下午，九妹又会带着孩子们再走三小时回乡上，途中他们会再捡一遍“青杠子”，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一路捡些柴火回来。乡里的人做饭都用煤和电，可九妹不能用，因为她买不起，她只能捡柴火，没有柴火，饭就吃不成。但碰上下雨，柴火也是捡不成，捡不到柴火的时候，孩子们就只能去各自的老师或是同学家蹭一两顿。这时候，九妹心里总是特别难受，去多了是害羞的。

所以，九妹最怕下雨。

中午的时候，小孩们喊着饿回来了。每天的饭菜都是一样的，一锅米饭，一锅素白菜，偶尔里面会有洋芋，布织好了的时候也许能发现豆腐。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孩子们从不挑食，一会儿就能把一大锅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只有勉需要九妹喂。

下午，九妹会到旁边乡政府门口挑水。乡上的水是政府从山上引下来蓄在一个池子里，再引到各家去的，所以用水得交钱。九妹的情况乡政府知道，所以从不向她收水钱。

接水的时候，九妹会和场坝上的人聊天，九妹性格好，从不跟谁闹别扭，大家都喜欢跟她聊天。大家觉得她一个带八个不容易，也时常关心她。谁家打了粑粑会送来一些，谁家请客吃饭菜剩多了也会送过来。所以，九妹喜欢住在乡上，她觉得乡上的生活比村里好多了。

乡上唯一让九妹觉得不好的是狗太多。场坝周围每天都有四处闲逛的狗，没人知道哪只是疯的，哪只是不疯的。狗实在太多了。不过，村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的狗在外面咬了人，谁家就得带去打狂犬疫苗，得花190元钱。

虎被狗咬过。九妹记得那天她在屋里准备洗衣服，就听到了虎的哭声，她放下洗衣粉走出来时，虎站在门口，一只手抬着自己的另一只手，哭个不停。

“奶奶，狗咬我了。”

“咬哪儿了，怎么咬的？”

“咬胳膊了，我到后面山坡上的厕所尿尿，狗就跑过来咬我了。”

“谁家的狗？”九妹心里怦怦直跳，被狗咬就得去打狂犬疫苗，就得花190元钱，可她知道自己的兜里只有11元5角钱，多一分都没有。

“刘二宝家的。”虎嘟噜着说。

九妹扭着小脚拉着虎去后面山坡上的刘家。

“我家狗在院子里拴得好好的，怎么会跑去厕所那边咬人？”刘二宝他爸问道。

虎突然低头一声不吭了。

“二宝，到底怎么回事？”九妹感觉有些不对，转过头去问二宝。

“韦虎跑来我家看电视，进院子时没注意才被咬的。”

九妹脑袋嗡的一下。190元钱！虎是自找的，刘家人不会出这钱。

钱是九妹回达帮弄来的。山里的人家不挨家挨户，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得翻山爬坡。好在消息传得快，人们看到九妹走过来，就把准备好的米往她的口袋里一倒说：

“九婆，就这么多了，你拿回去换钱吧。”

“谢谢了，等娃儿们的爹妈打工回来就还。”

谁家10斤，谁家5斤，九妹都记在心里。整整借了200斤，卖了184元钱。

九妹爱干净，晚饭煮上后，九妹会搬脏衣服到门口洗。小孩子衣服脏得快，九妹省吃俭用买来洗衣粉，她常对小孩们说：“娃儿崽呀，爸妈不在身边，就更得干干净净的，别让人家把你们看成野孩子。山里人笑脏不笑补啊……”

农村学校的作业不多，孩子们放学后，都能在场坝上玩到吃饭，虎和吕都喜欢弹玻璃珠，他们有一塑料瓶的玻璃珠，那是让很多男生羡慕的东西。井和行不喜欢玻璃珠，他们喜欢乒乓球，九妹给他们买过一副拍子，花了4元5角钱，那是他们唯一的玩具。他们有空就玩，没多久就打坏了，后来就再没好意思要。场坝边上有一个水泥球台，现在，他们只是在旁边看别人打，别人打累了，也会让他俩玩一会儿。女孩子则帮九妹洗白菜，今天她们没洗到土豆，有些失望。英有家庭作业，她把一块不大的三合板放在膝盖上，开始专心地写作业。板子是九妹捡回来的，那是所有小孩的桌子。“桌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英发现有人在板子上写话骂她，怀疑是吕，就去说给九妹听。九妹说：你是姐姐，就让着弟弟吧。

吃过晚饭，孩子们就不跟九妹在一起了。他们三三两两去各自的同学家看电视。九妹没电视，也不爱看。达帮村直到2005年才通上电，也就是说，在九妹的大半辈子里，电视跟她是没关系的，她汉语不好，听不懂电视里的人在说些什么，也不想听懂。小孩们都跑去找电视的时候，老姐妹就来了。大家喜欢在九妹家聊天。她们跟她一样，也帮那些外出打工的后辈带小孩，也不喜欢看电视。她们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搬张板凳坐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聊天或是听那些熟悉的布依族的传说。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一到晚上就抱着电视看，她们也不知道。

别人家的家长催自己小孩上床睡觉的时候，九妹的那些娃娃就陆续回来了，除了赛。赛看电视的那个同学家，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一个管不了孙子的爷爷。

“赛，回来洗脚睡觉喽……”老姐妹离开的时候，九妹就出来站在场坝上喊。

赛是哼着歌回来的。九妹问：“赛啊，你唱的是什么呀？”

赛说：“是潘玮柏的歌。奶奶，好听不好听？”

九妹嗯了一声。她不知道潘玮柏是谁。年轻时九妹也是喜欢唱歌，唱那种悠扬的布依山歌。那时候，不会唱山歌的人找不到对象。每逢赶集天，未婚的男男女女总是爬到场坝附近的山坡上，东一堆，西一堆，谁看上谁，就唱两句过去，对方若有兴趣，就唱两句回来。你两句，我两句，旁人起点哄，不用多久，小伙子就可以找媒人去姑娘家提亲了。九妹那时候也算火花乡的漂亮妹子，歌声远近闻名。无数小伙子都用歌声赞美过她，可她心高气傲，唱回去的总是讽刺歌。

九妹的婚姻也是在歌声中找到的。

李冬星的歌声飘过来时，九妹的脸就红了。当时唱了些什么，九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没过多久，冬星家提亲的人就来了。冬星当时是达帮村聪明能干的村支书，九妹自然也没拒绝。婚后一年，九妹生了个女儿。当她准备给冬星生儿子时，冬星说：“咱们就要一个吧？”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你不想要儿子？”九妹觉得冬星的提议有些奇怪。

“我是党员干部，如果我们家能生两个生一个，也不坚持生男孩，我们村的计划生育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那以后老了，女儿嫁了，我靠谁去？”

“靠我呀！”冬星说。

九妹每当想起冬星笑嘻嘻地说“靠我呀”，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冬星没靠多久就病了，身上的皮肤开始像旱灾的土地，变得一块块的，疼得要命，还丧失了劳动能力。脸上也是。九妹既害怕又难过。乡里的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县里的医生说最好去贵阳看，贵阳的医生说，这种病叫“硬皮病”，南京有家医院能治，但要花十几万元。

冬星没去南京。十几万元对山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冬星的脸看着让人害怕，大家都躲着他。一开始，他躲在家里，没过多久，就跑了出去，到处乱窜，一会儿有人说在葫芦口看到他，一会儿有人说在半坡树看到他，大家都认得他，因为他曾经是达帮村的村支书。而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有一年冬天，冬星曾跑到了乡上，那是周末，九妹带着孩子们回去了，乡上的人就把他安排在九妹租的屋子里住，半夜也许是太冷了，他就把胶桶点燃了取暖，刺鼻的气味熏醒了邻居，破门进去才救了他一条命。而现在，已经几年了，没人知道他把自己藏在哪里。

每当有不知情的人问：“九婆，你在这儿带小孩，老伴怎么办？”

九妹的眼泪就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每当有不认识的人问：“九婆，你的儿子呢？”

九妹的眼泪也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九妹的心也会冷起来。已经有几年了，她听到对面供销社老板喊，九婆，你家的电话。她就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一阵嘘寒问暖之后，电话那边的后辈会对她说：“九婆啊，不识字的苦力真挣不到钱啊，就算过年能回来，也买不起东西，再出来还得借钱当路费。孩子们今年跟您过年了，等挣到钱我们再回来孝敬你老人家……”

“明年的房租呢？”九妹问。

“我们会想办法凑钱回来的……”

每当这时候，九妹总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春种时没雨愁，秋收时有雨也愁；不出去打工愁，出去打工也愁。小孩又要跟着她过年了，冬星又不知道要在哪里过年了。命这个东西不能想，一想就想哭，没人打你，你都想哭。好在娃娃们是好打发的，只要许他们个来年的愿望就行了。

巡道

巡道工冯谆穿着干净的橘黄色工作服，戴着一顶新的黄色安全帽，肩上扛着长长的锤子，锤柄上挂着一个蓝色皮袋，里面装满了扳手、道钉、螺丝。他顺着自己负责的铁道线往前走，身后跟着个年轻记者。

“冯老师，别动！”老冯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说话，他愣了一下。“冯老师，别走了，给您拍张背影。”突然反应过来是那个记者在叫他呢。他49岁了，从“小冯”到“老冯”，从“矮哥”（因为身材矮小而得的绰号）到“冯师傅”都有人叫，就是没人叫过他“冯老师”，他也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叫他“冯老师”。

一

还得从上个月说起。娄底市娄星区摄影爱好者协会举办了一次业余摄影比赛，两百多人寄来的照片中，评委把老冯的作品评了个一等奖，当地电视台的编导听说后，觉得一个巡道工能有这样的爱好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件值得提倡的好事，便在“都市播报”栏目里专门给他做了期节目。节目播出时，老冯想这节目最好让周部长看一下，便拨通了单位宣传部长家的电话：

“周部长，我是编组车间的巡道工冯谆，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娄星电视台正在播一个关于我的节目，您要有空就看看呵。”

“行，这就看。”周部长虽是部长，可也就二十来岁，新婚不久。当时，他正搂着老婆躺在沙发上看中央台的“非常6＋1”，听到单位职工上了电视，二话没说就转了台。看完节目，周部长心里很是高兴，有这样的职工，自己这个做宣传部长的，面子倒也光彩。

周部长把刚才老冯拨过来的电话又拨了回去：

“冯师傅，感谢啊，感谢你为我们工务段赢得了荣誉……冯师傅，我能拜你为师，跟你学学摄影吗？”

老冯高兴地回答：“好啊！好啊！”

就这样，老冯成了周部长的老师。

又过了几天，老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以010开头的号码，老冯还没来得及想是哪儿打来的就按下了接听键。

“喂，冯谆先生吗？我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关于铁路的专题，有人推荐说巡道工是个很奇特的职业，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却又责任重大，我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了您，想过来跟您聊聊，方便吗？”

“方便的，方便的……不过……我得跟单位上汇报一下，5分钟后，您再打过来好吗？”老冯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双颊停止了咀嚼槟榔，拨通了

“徒弟”的手机。

“周部长忙啥呢？一直等您拍照片又没您消息。”

“哦，是师傅啊，最近应酬太多，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要开了，抽不出身啊……”

“啊，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是这样，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刚才有个北京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在网上看到了我获奖的消息，想过来采访一下，我想单位是有新闻纪律的，所以先跟您请示一下。”

铁路巡道工／晏礼中

“好事啊，北京媒体采访完，你就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典型了，多好的事啊，看来网上那个消息我没白放上去。”

“周部长把我获奖的消息放到网上了呀，我还不知道呢，真是谢谢了。”老冯说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二

记者是坐火车来的，周部长带上老冯，又请了两个工务段的领导借了辆奔驰牌面包车去车站接。

记者姓晏，小个子大眼睛，穿了件蓝色羽绒服、绿色迷彩裤，背着个黄色的背包，戴了副滑稽的小圆眼镜。吃饭时，周部长发现这个记者既不说客套话，也不喝酒。只是一个劲儿地缠着老冯问东问西，有种不经世事的幼稚。周部长心想，怎么一点也不像从北京来的记者啊，把领导晾在一边，真没礼貌。

记者从背包里抽出一本又厚又大的杂志递给老冯。

“冯老师，这就是我们《生活》杂志，您的报道会发在上面。据说您拍了一些照片，我们也想选一些发在上面。”记者说。

老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杂志，里面还夹了张CD。记者说是谭盾做的。

“谭盾是谁？”老冯问。

“也是你们湖南人，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现在在国际上可红了。”

老冯有点后悔自己的多嘴，但还是很高兴。只是参加了一个业余摄影比赛，可是忽然间……在电视剧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导演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了多少意外的事情啊！可是忽然间，他老冯——一个从不曾被领导器重过的铁路巡道工就这样出名了。没准还会像他的老乡谭盾一样，在国际上出名呢。

“晏记者，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周部长问。

“什么都不用，今晚能让我跟老冯一起巡道就行。”记者说。

三

火车头拉响汽笛，放气的时候，老冯带着北京记者巡道去了。

老冯嘴里嚼着槟榔，一会儿用钉锤把被火车震松了的道钉敲回枕木，一会儿蹲下来在受伤夹板上标小三角。对于巡道工来说，敲道钉是简单业务，只要巡过，冒头的家伙总难逃脱被敲回去的命运。不过，发现连接在两条铁轨间那些断裂的夹板则需要些本事，它们常常被油泥盖住，年轻的巡道工懒得弯腰，也就发现不了，可对老冯来说，在自己巡护的路段里，每一块夹板他似乎都是熟悉的，哪块是新换的，哪块有轻伤，哪块有重伤，他都清清楚楚。

他始终记得第一天巡道时，铁道兵出身的父亲对他的告诫：干活时想着出事，休息时才不会有事。

娄底是一个大山坳中的城市，铁道线也就顺着山谷延伸。以25分钟走1公里的速度，从娄底车站往北走6公里，然后折返，在铁道上敲道钉、查夹板，这便是老冯的工作。

“老冯，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我们的工作就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越是刮风下雨，我们越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了，不说这个了。”记者突然打断了老冯的回答，“说说你自己吧！”

“我从来不去歌厅舞厅，也从不去打麻将赌钱，在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利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巡道时见到一些美丽的景色，下班后，就背着摄影包回来拍。有时候，为了创作一张能反映我们铁路工人精神面貌的好作品，我能等上好几天。拍出了好作品，我就把它放到枕头下，睡到半夜都拿出来看看。嗯，有时候，几天几夜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晏记者，你能不能采访一下我们领导，因为我的成绩和他们的关心是分不开的。上一次，我……”

“老冯，咱们能不能像朋友一样聊聊巡道时的孤独、乐趣、酸甜苦辣什么的吗？”记者又一次打断了老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我不太会讲，还是你问吧……”老冯实在不喜欢说话被打断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北京的记者有点怪。说不好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先前准备好的，也就是那些在娄底电视台上说过的话，这北京的记者似乎一点也不关心，甚至连听他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老冯，那就先讲讲你的身世好了。”记者想了一会儿说。

“我是1956年出生的，长身体时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就没发育好。我爸原来是铁道兵，小时候唯一的记忆就是像蚂蚁一样不停地搬家，铁路修到哪儿，我们就搬到哪儿。白天，我在铁路上玩，到了晚上，一家人就在帐篷里守着煤油灯说话。铁道兵解散时，我爸在娄底车站当上了财务室主任。知青返城时，因为父亲的关系我进了铁路系统，开始是在编组车间当调车员，给货车编组。1990年，工务段宣传部成立电影队，我就背着机器和拷贝到各个小站上去放电影。1993年，电影队取消，我回机关烧锅炉。1997年工务段电机维修厂需要工人，我又去当了三年钳工。2000年工厂改组，需要的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工人，而我才干了三年，你知道，在工务段里最底层的就是下工区进行巡道和维修。有门路的人都不会下工区，我爸虽然是财务室主任，是搞了三十多年财务没有任何污点的会计师，可这时他已经退休了，没人买他的账，我就只能下工区，成了一线的‘铁路农民’。”

“你看那边那条街。”老冯突然回过身指了指左边。顺着老冯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一条山坡上不宽的街道，街道两旁是一些破旧的房屋，“那条街叫‘万福街’，20世纪90年代是娄底最有名的红灯区，那时候，山坡上站满了穿得特少的姑娘。”

“现在呢？”

“现在她们都转移到娄底的各处去了。”

“那时候，她们和你们说话吗？”

“说啊，怎么不说？我们从车站走出去巡道，她们也开始出来拉客，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没什么客人，她们就挥着手绢说：‘上来玩会儿啊，铁路哥哥’。”

“那你们上去吗？”

“不上，我还骂她们道德败坏呢！我说我们铁路工人的人格就像铁轨一样坚硬笔直。”

“哦？真的吗？”记者眼神中闪过一丝怀疑的目光，“巡道工就真的一点七情六欲都没有？”

“嗯……其实也是有的，有人碰到招手绢的会说：‘我没钱，要是免费，我就上来玩玩’，于是，山上姑娘说，来呀来呀……”

“那他们会上去吗？”那记者睁大了眼睛。

“当然不会，巡道工那黄背心往上一走，全车站的人都看见了，所以，他们也就说，‘下回，下回’，过过嘴瘾罢了。”

四

绿色的车厢被夕阳照红的时候，老冯和记者走出了车站。

“老冯，巡道时你最怕什么？”记者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路过轧死人的地方……不，最怕猫……不，最怕活人……”

“到底最怕什么？”记者问，微笑中带着兴奋。

“活人！”老冯语气坚定地说。

五

一轮明月缓缓地浮游，差不多看不出它在动。它把亮光倾泻在铁轨上，旷野上，洒向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铁道两侧，四周恬静而安宁。再往前走100米，就到那个女人卧轨的地方了。

老冯清晰地记得那女人出事的夜晚。他刚刚离开车站附近那些昏暗的灯火，进入像墨汁一样黑色的夜。一列火车迎面而来，黑夜下一长串明亮的窗户处于柔和的咔嚓声中，火车减速向车站驶去时，他甚至可以瞥见人们坐在灯火通明的包厢里聊天。夜晚巡道是相对轻松的，不必像白天那样检查这儿检查那儿。老冯继续心情畅快地往前走，直到他手电筒的光亮照到了一个身体，一个没有头的身体，横卧在铁轨上。突然间，老张觉得四下里一阵阵潮湿的风刮了过来，战栗从他的后脑壳一直传到脚后跟，他后脑壳上仿佛有一个窟窿，从中撒出许多细小的铅砂，顺着他赤裸的肉体滚下去似的。老冯拖着颤颤巍巍的双腿跑回了车站，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车站派出所，不久，民警们抬走了那人的尸体，捡走了那人滚落于路基下草丛里的脑袋。后来，有人说，那人是个女的。

每逢经过那地方，老冯都会大声唱歌来给自己壮胆。老冯总想忘记那地方轧死过人。他觉得这女人真是讨厌，活得好好的，干吗非要寻死呢？但他转念一想：如果能活得好好的，该是不会寻死的。老冯觉得这女人很笨，一时活不好，不代表一辈子活不好啊。不过，无论如何，这女人都不应该死在自己巡护的路段里，那么长的铁道线，卧哪儿不好，非卧这儿？

又花了很长时间，老冯才克服了那具无头女尸给自己带来的地域性恐惧。但是，从黑夜里窜出，拖着毛骨悚然的叫声在他面前嗖地穿过的野猫们仍能不时地让他头发一根根直竖起来。每次都是这样，不管他唱不唱歌。而且，那些发春的野猫恐吓完老冯之后，甚至让自己的呻吟声在四野里公开散漫，像是在彰显它们的快乐，又像是在嘲笑老冯的胆小。而老冯除了骂上一句“该死的野猫”，也别无他法。

……

还有一个晚上，老冯结束了自己的路段巡查，往车站方向返回。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后面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让老冯的头皮开始阵阵发麻。抢东西的他倒不怕，上夜班的巡道工身上也就是一盒烟，几颗槟榔，准备天亮过早的几元钱，谁要抢便给他好了。他加快脚步，那脚步声也在加快；他放慢，那脚步声也在放慢。借着月光，老冯回头瞥了一眼，一个人影，好像还有一根木棍……

老冯顺着铁道的路基撒腿就跑。他跳过枕木，脚底绊着铁轨，一溜烟往车站那边跑去。

“八成是个疯子，疯子晚上出来伤人的事也是时有发生的，他手上那根木棍……可真不细啊！”老冯飞跑着，暗想。

他跑了一段，停住脚想歇口气，可是这时候那脚步声又响了。他回头瞧见那个人影，带着棍子的阴影奔过来。他吓得魂飞天外，就又举步往前跑，一直跑回车站。

“喂……你……你是干吗的？”借着站台上还算明亮的灯光，老冯问那个气喘吁吁追赶上来的人。从衣着上看，这人似乎是个农民，而不太像疯子，他用一根长棍挑了个布包袱。

“我……我赶火车的……”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六

伴随着土地妖媚而放荡地起伏，列车呼啸而过时气流在枕木上的颤动，夜幕降临了。

“这误会也够恐怖的，那你晚上就没有让自己放松，好玩的事吗？记者问。

于是，老冯给他讲了个“老鼠奔跑”的故事。

“过去我在区间巡道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经过一座高三四十米的铁路桥。我的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地把附近的老鼠赶上桥，只要上了桥，这老鼠就必死无疑了。

“因为，只要我跺着脚追它，它就会拼命往前跑，然后自作聪明地突然拐弯，黑灯瞎火的，它又看不见桥外面是什么，就‘嗖’的一声冲出桥外，‘砰’的一声摔死了。

“这是老鼠‘折向逃生’的本性。”老冯用动物学家的口气说道。

“还是挺恐怖的，要是刚好桥下有人走，突然天上掉下只老鼠摔死在面前，还不把人吓死了？”记者讲话时，身体似乎有些发抖。

七

第二天下午，记者又跟老冯出来巡道了。

记者瞧着老冯，带着行家的神情仔细端详他。

“老冯，怎么喜欢上搞摄影的呢？”

“电影队解散时喜欢上的，也许是怀念放电影的日子吧。到小站去放电影的时候，人们都欢迎你，尊重你，把你当成电影工作者。当时，我就想，人的生活怎么就这么像电影呢？充满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我当了农民，当了工人，现在又放上了电影……后来，电影队解散了，安排我去烧锅炉，我心里就特难过，特别怀念胶片上的那些迷人的光影，就存了半年钱，买了第一台海鸥120相机，开始玩摄影了……后来，我当钳工，干巡道工，都坚持玩摄影，我会一直玩到玩不动为止，因为镜头里总能等到一些美的东西……我用打道钉的双手按快门，所以，你来采访我，呵呵，真是像电影啊……”

“老冯，你这头型是自己设计的吗？前面和鬓角都这么短，后面那么长。”听了老冯的话，记者似乎心里有些难受，于是又转移了话题。

“已经留很多年了，原来前面后面都长，我想搞摄影也是搞艺术的嘛，搞艺术的不是都留长头发吗？我也就留了。刚开始，领导要我注意仪表，我那时强，跟领导顶嘴，说什么‘穿衣戴帽，个人爱好’，结果，无论我文艺方面多努力多有才华，也从来没人答理我，我只能每天出来巡道……不过，我现在学乖了，你看，前面这么短，不注意也看不见我后面是长发，不是吗？”

“老冯，还是白天出来巡道的感觉好。”记者又转移了话题。

“是啊，白天好玩的事挺多的，有时候，会有蛇卧在枕木上，我就用脚踩住它的尾巴，伸手捏住它的七寸子，捉回家来，让我老婆去买只鸡来清炖……

“有时候，能捡到从旁边池塘里爬上岸来喘气的甲鱼。

“有时候，会碰见兔子，我就一边追，一边使出吃奶的劲儿把钉锤扔过去，可惜，从来都没砸中过，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有时候，列车来时，我手持红旗，面向列车站好，亲眼看着那些跟火车比速度快的兔子啊，斑鸠啊，狗啊什么的，在面前被撞成了我的猎物……呵呵，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老冯，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幸福吗？”这个记者总是喜欢突然转移话题。

“有两段，你问哪一段？”

“两段都问。”

老冯的第一次婚姻并不幸福。那女人虽然好看，但却性格古怪，任意胡闹，从不安宁。年轻时，她多少对老冯有些爱意，起码说因为他的能说会道有一阵没一阵地爱过他。但后来，她发现这个巡道工挣得不多，还迷恋花费巨大的摄影；她便带着儿子离开了。老冯好面子，也曾放着鞭炮把那女人接回来，可没过多久，她又带着儿子跑了，还搬走了冰箱、彩电。这让老冯痛恨得要死。之后很长的日子里，老冯都一个人过着邋遢而清静的单身汉生活，这段时光按他的话说，“就像从牢狱中放出来一样轻松”。直到1991年，35岁的他和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姑娘结婚时，他才又为自己在与命运较量时占到的上风而感到由衷满意。

“我和现在的老婆相处得挺美满，又生了个儿子。不过，原来她爸爸骂她：‘你嫁不出去了？要找这种离过婚的老头！’人们也都跟着在背后嚼舌根讲闲话，后来，我喝了半斤白酒，壮着胆子去找她爸谈判。她爸说，‘我女儿用了你多少钱，你给她买了多少东西，我们都还你，你不要跟她来往了’。我说，‘就算好不成，这些东西就当是朋友送的好了’。然后跟他解释，当初是如何因为搞摄影离的婚，现在不会了，因为相机这些设备都有了，花不了什么钱，还跟她爸说，我是真心喜欢他女儿，会对她好的。我是哭着说的，说到后来，她爸就同意了。他爸觉得摄影这爱好不坏，而且她爸也是巡道工。”

“你们果然是北京的记者，总能把人弄哭了。”讲着讲着，老冯开始抹起眼泪来。

八

记者要走的那天，老冯决定带他回趟家。他说要到家里挑几张老冯拍的照片带回北京去。

老冯很高兴。一路上，每碰到熟人，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袋槟榔，说：“吃槟榔，吃槟榔。”然后指着旁边的记者说，“这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跟我好几天了。”

这时候，大家都会毫无例外地称赞：“老冯，你现在好有名啊，电台、电视台里都有你，连北京的记者都来了”。

老冯则提高了嗓门：“哪里，哪里”。

“老冯，你现在出名了，还想干巡道工吗？”记者问。

“不干巡道工，我干啥？”

“比如去当摄影师啊，按按快门，挣钱又快又多。”

“这事我早就想过，有时候，也有人找我拍点片子，挣点小钱。可爱好是一回事，饭碗则是另一回事。我还有老婆孩子，不能冒这个风险啊。”

“哦……”

晚上，老冯躺在床上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困。他把胳膊穿过妻子的脖颈，轻轻地抚摸着她瘦小的肩头。

“老婆，再过十年，等我退休了，我就可以把我的爱好变成饭碗了……”

寻找不回来的世界

一

陈虹说，你把字签了吧。

齐龙尴尬地坐在床边，心里很不自在。他不住地抚摩下巴，把两条粗壮的腿一会儿交叉着架起来，一会儿放下去。他发现舌尖上有许多话——2005年，他和陈虹在这陌生的北京城里结了婚，陈虹说，咱得有个家，他就借钱给这房子付了首付。陈虹说，咱得把家里弄得温暖点，他就把墙刷成了红色。陈虹说，咱得努力工作，他就当上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而此刻，他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他做梦也没想到，陈虹会提出离婚的建议，而且是相当正式地提出。他惋惜自己的感情，惋惜自己的爱。他是如此惋惜，恨不得能大哭一场……可舌尖上的话到底还是没能说出来，他叹了口气，站起身，开门走了。

二

那年夏天，一列火车奔跑在北方辽阔的平原上，每节车厢外都挂着块白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齐齐哈尔——北京”。

齐龙躺在下铺的床上，枕着双手望着窗外没有边际的天空。

“北京劲松六中”是他的报到单位。校长在电话里告诉他，“劲六”是对外的称呼，事实上他们是一所工读学校。齐龙问：什么是工读学校？校长说：就是对学生实行“择劣录取”的学校，专收那些家庭教育失败，普通学校教育失败的学生。校长还说，1986年有部电视连续剧曾经轰动全中国，拍的就是他们这儿。齐龙没看过《寻找回来的世界》，那年他才3岁。

工作是陈虹帮他联系的。高中时他们就好上了，后来一起考上了齐齐哈尔大学。陈虹在外语系学英语，他在音乐系学音乐教育。陈虹大他一岁，处处对他关怀备至。正因如此，四年后，当陈虹毕业去北京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时，齐龙郁闷坏了，因为他们学校和俄罗斯赤塔国立师范学院有合作项目，他还得出国待上一年。

不过，现在好了，终于熬到毕业了。一份让父母放心的正式工作和朝思暮想的姑娘正等着他前去报到。他有些激动，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是那么富有节奏感，而且优美，他想笑出声来，可又想忍住。是的，一切都那么顺利。

三

房间不大，也就十来平方米，夹在教室和学生宿舍之间。

紧挨着墙，摆着一张床和一张办公桌；紧挨着对面的墙，对称地摆着另一张床和另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所对的墙上都有一扇蓝幽幽的小窗户，一扇通往教室，另一扇通往学生宿舍。小窗户经过单向性处理，里面可以看到外边，外边却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就像警察局里指认嫌疑人的房间一样。周一到周五，班主任们都生活、工作在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所以叫“宿办室”。

工读学校老师／高远　摄

齐龙也有自己的“宿办室”，因为他是班主任。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天当班主任时的情景：他把学生集合在楼道里，批评他们不应该在上楼时打闹，批评结束后，他说，解散。可队伍里一个瘦瘦高高的学生说：“我看谁敢走！”声音不大，但似乎比他这个新来的班主任好使，学生们谁也不走，有的甚至坐到了地上。

齐龙并不慌张，从那桀骜不驯的眼神里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学生时的影子，他原来也是这种调皮捣蛋，让老师伤透脑筋的学生，所以他知道他们要什么，也知道跟他们说什么。他把这学生叫到宿办室，让他坐到椅子上，跟他聊了一会儿，那学生就服了。

每周都有班主任交流会。大家分享着各自的经验，有的说，你得在半夜帮他们盖被子，然后用一些小动作让他们知道你在关心他们；有的说，你得帮他们把鞋垫放到暖气片上，让他们第二天穿鞋时感动；有的说，你根本不能跟他们笑，也不用显得很亲切，要让他们对你有畏惧感；有的说，你得去家访，了解他们回家后的生活，因为这些问题孩子大多来自单亲家庭；有的说，中午，你得把那些上课捣蛋的家伙叫到宿办室来，因为他们最害怕失去的就是时间和自由……

刚开始，齐龙还虚心地学习其他班主任的经验，但是，没过多久，他发现有些方法其实很蠢，中午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把学生叫来宿办室待着，这到底是在惩罚谁呢？

他有他的方法——跟学生一起玩，跟他们聊天，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把这简称为“感话教育”）。为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解他们，他甚至让学生带他去网吧，教他“街头篮球”和“魔兽”这些网络游戏怎么玩，跟他们探讨攻关秘籍……所以，当班上同学逃跑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其他班的学生都躲着自己的班主任，而他班上的学生整天缠着他，叫他“老大”，听他的话。他通过侧面了解（向一个学生询问另一个学生的情况）和直接闲谈，掌握了所有学生的情况。他知道哪个学生会把香烟藏在自己衣橱的滑轨里，哪个学生会把匕首藏在厕所的水箱里，哪个学生喜欢打架，哪个学生喜欢泡网吧。他甚至知道哪个学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的女朋友约会……

大家都称赞齐龙是个有责任心的老师，因为他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在工读学校，半夜打架的事件时有发生，所以班主任得及时控制突发状况。不过，睡觉从不脱衣服的班主任，齐龙还是第一个。齐龙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学校，他成了年轻老师的模范。校领导把他作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培训机会都让他去，校长到电视台录节目，也要把他叫上。“优秀班主任”、“优秀党员”、“青年岗位能手”……各种荣誉不期而至。

不过，他很心虚。和衣而眠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个秘密，一个不愿让老师和同学知道的秘密，这秘密是一团红色的火焰，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这秘密就在胳膊上，是他在俄罗斯念书时文上去的。

这秘密也给他带来了好人缘。暑假学校组织老师到海南旅游，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去跟大海亲密接触，可他说，我怕水，我帮大家看手机、看衣服。老师们说，齐龙，你真厚道。

四

他来北京是为了跟陈虹在一起。他们好了八年了，陈虹去哪儿他就去哪儿，地方无所谓，干什么也无所谓。

他们终于结了婚，婚后，他们也曾经很顺遂地过了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每到周末，他们就到北京的各个去处走走——故宫、王府井、三里屯、颐和园……日子在平静中过着。

但这幸福并不长久。

他当了班主任。从周一到周五，他不能离开这群捣蛋鬼。每天24小时，他的耳朵都是竖着的，无论学生在隔壁教室上课，还是在隔壁宿舍睡觉，只要声音稍微大点，他便本能地趴到小窗户上观察。这是一帮性格暴戾的学生，冲突如果没在萌芽时被制止，相互拼命的情景将很容易被目睹。

刚开始时，他只是觉得生理累，可现在，他觉得心里也累了，刚把现有的学生调教得省点心，突然间又会转来另一个“小祸害”，紧绷的神经和麻痹的身体重压着他。这样的日子似乎过不到头。

周六周日，他已不想再去各处走走。他跟陈虹的话也越来越少。班上的23名学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每一个都满脑子鬼主意，每一个都在跟他“斗智斗勇”……到了周末他哪儿也不想去，什么话也不想说。

人的情绪是相互影响的。尽管陈虹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可她没有办法，她也试图帮他换一个工作，可齐龙总是对学校以外的工作缺乏信心。

陈虹说，那就换到普通学校去当老师。

齐龙说，那我能教什么呢？

陈虹说，这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上大学时，他学的是钢琴，但他从来没认真学过。他并不喜欢弹钢琴，他喜欢晚上在小饭馆里喝酒，早上在宿舍睡觉，下午在健身房练肌肉。他只是在考试前，把自己关在琴房，狂练一两个礼拜的考试曲目，再跟老师喝喝酒，也就过了。在俄罗斯他选修的是小号，他同样也不喜欢，回国前，他把小号卖了，便再也没吹过。

相比较而言，工读学校班主任反而成了最适合他的工作。生活也许原本就是滑稽的，当“班主任”夺去了他所有生活的时候，却又不停地给他带来各种荣誉，他并不稀罕那些荣誉证书，可那些证书却把他包裹得越来越紧，当齐龙成为其他年轻老师的标杆时，只有他自己清楚内心的矛盾和郁闷。

工作的问题是解决不了了。陈虹想，还可以从生活上想些办法，她去打听哪儿有好吃的饭馆，然后约他去。可每次兴致勃勃的心情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吃饭时，齐龙仍旧独自在一旁喝酒，然后吵闹、抱怨，然后闷不吭声。陈虹问这又是怎么了？

齐龙说，我越来越烦！

陈虹说，你越来越懦弱！

人生乐趣像叛徒一样渐渐地逃得无影无踪。

五

刘静的烦恼和齐龙的不一样。

刘静是校长刚从湖南一所师范大学招过来的英语老师。

齐龙听刘静抱怨过她的烦恼，刘静说：“我原来在普校实习时，下面都是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可这里的学生却是以气倒老师为荣。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上课时还很听话，可第二次上课，慢慢地，有的学生开始讲话，有的开始唱歌，有的开始看漫画书，有两个学生甚至站起来，相互追逐着，一圈一圈地在教室里跑，视我为不存在，说什么都不听了，我也制止不了。”

“他们班的班主任呢？”齐龙问。

“上厕所去了。”刘静说。

“那就难怪了，”齐龙呵呵笑了两声，“这里的学生不要求升学率，只要看着别出事就行。”

“那个唱歌的学生唱着唱着，就开始唱一些下流歌，唱得很大声，好像故意要让我听到似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课堂上唱这种歌？’这家伙居然嬉皮笑脸地说：‘没有理由。’”

“他们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齐龙以一种过来人的口气漫不经心地说。

“可是这又为什么呢？”

“因为从来就没人注意过他们，他们大多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对于那些忙着开始新生活的父母来说，他们就像‘鸡肋’一样，又想要，又不想要；在原来的学校，他们被丢在教室的角落，所以，他们特别渴望被别人关注……”

“可我精心备的课呢？全部付诸东流了，什么都没讲出来！”

“想学习的学生就不会上这儿来了，咱们没有升学压力，看着别出事就行。”

“那不就成保姆了？人家说：教学相长，在大学当老师是大学水平，在中学当是中学水平，在小学当是小学水平，也许是我自私，但在工读当老师，初三学生还得从26个字母开始教，你说我以后会是什么水平？我不像你那么没上进心，我不要浪费青春，我要前途，我想当个好老师！”刘静似乎越说越气。

“这……”齐龙“这”了一下，他想：难道搞特殊教育的老师就不可能成为好老师了吗？医生难道不比健身教练重要吗？可还没等他把这些话讲出来，刘静就已经转身走了。

六

四周寂静无声，齐龙又躺回了宿办室的床上。

他期待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枯燥乏味的日子就紧随其后地来了。他也曾经无数次暗下决心，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到陈虹面前，就像他从不把情绪带到学生面前一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妻子（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不是他妻子了），一想到这充满矛盾的生活还要无奈地继续，他的郁闷就挂到了脸上。他发现浑身的肌肉也无法增加自己寻找新工作，开始新生活的勇气。而更让他郁闷的是：他并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放弃这份劳力伤神的工作，去重新寻找。

刘静已经不来找他抱怨了。一有空闲时间，她就待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学习，准备考研究生。“我不要浪费青春，我要前途……”一想到刘静的这些话，齐龙就觉得苦恼又向他包围过来……

宿办室里寂静得可怕。成了家、买了房的班主任们大都在周日晚上才回来（他原本也该是这样的），单身的班主任也许出去喝酒去了，他们以为周六他该跟老婆在家过幸福生活才对，所以谁都不会叫他。

每次和陈虹发生矛盾，他都一走了之。宿办室成了他的掩体。

他清楚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但是，在工读学校，似乎越是对不起自己家庭的老师，就越是好同志。领导会在大会上描述他们如何如何对不起自己的家庭，然后充满赞赏地设问上一句——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奉献精神！

沉寂似乎在不断膨胀、扩大，就要突然冲破这巴掌大的宿办室。齐龙从床上下来，踏上拖鞋，穿上短裤，把杠铃搬到对面水房的大镜子前，开始不断把杠铃从膝盖拉到胸前。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心里舒服点，他甚至觉得能听到自己肌肉纤维被破坏后重新生长时的声音，那声音融化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他幻想着自己的生活也能像那被破坏掉的肌肉纤维一样，重新生长。

他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月光下，他清晰地看到自己俊朗的脸庞、强健的身体，还有胳膊上那团红色的火焰。他有些奇怪……有什么好郁闷和绝望的呢？

七

齐龙穿上衣服，决定到校园里走走。

下楼时，他看到了——“自强不息”这四个字，那是楼梯转弯处的标语。从上到下，红底白字，字很大，大到学生上楼下楼只要不埋着头，都能看到。跟这个学校的学生一样，齐龙似乎也习惯了这幅红色巨型标语的视觉冲击力，也就是对它——视而不见。

可突然间，他觉得这四个字与其说是写给学生的，不如说是写给他的。是啊，陈虹说他懦弱，刘静说他没有进取心，可他从来没有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问过自己，既然做了这份工作，那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月光很温柔，透过精致的玻璃门均匀地洒在教学楼门厅的大理石地面上。这是一个装修得如同星级宾馆的门厅，墙是被壁画装饰过的，那是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研究生来学校献爱心时画的——蓝色的天空中白鸽在飞翔。门厅中央有一个方桌，桌上是一个玻璃罩，里面摆着劲松六中的沙盘模型，“劲六”被规划得像一个现代化的贵族学校。他第一天到学校报到时，也像很多人一样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要把一个专收坏学生的学校装修得如此漂亮？校长说，他们虽然是坏学生，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希望自己学习生活的环境是干净整洁的。学校如果脏乱差，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砸玻璃、踢门、随地吐痰，学校如果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他们就不好意思弄脏它了。校长说，当时她跟别人打过赌，赌门厅里的玻璃门一年不会破，结果，校长赢了。

星期六夜晚，空气有些湿润，这是一个难得见到月光的夜晚，蚊虫成群飞舞，织着一小块天空。齐龙在新修的塑胶操场上散步，操场是教委拨专项资金修的，花了200多万。他突然想起，在自己被评为“最佳班主任”的那天，就在这操场上，校长曾对他说：“齐龙啊，好好干，‘劲六’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他就问：“校长，什么时候会有‘伟大’的感觉，是看到学校越来越漂亮的时候吗？”

校长说：“不是，是看到学生眼神变了的时候。”

工读教育被人称为“5＋2＝0”的遗憾教育，学校五天内压制的坏习惯在周末回家的两天中又得到了“复苏”，教育结果等于零。

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是一名学生发来的短信：

“齐老师，有人‘邀请’莫晓备和丁澜参加明天的一场群殴，他们也叫了我，我不想去。”

齐龙得回宿办室换衣服，他知道这两个学生的家，他得找到他们……

锔子人生

一

大夫问：“疼吗？”

张连志说：“疼。”

“放心回家睡觉吧，没事儿。”

“可疼得厉害，我想可能是骨折了。”

“摔一跤能不疼吗？肯定疼！我见的病人多了，没见过骨折了还能自己走进来的，你们这当老板的都娇气，我给你开点止疼片，回家吃了睡觉去吧，我见的病人多了，相信我。”

值夜班的男大夫留着长发，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千层底布鞋。看上去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大夫。

腿是在“瓷房子”后楼摔的。当时，他想上楼看看小石头的画被贴成什么样了，小石头是他八岁的儿子，画上有丹顶鹤、长臂猿等各种动物，画的空白处写着——“我在温哥华献给老爸的画”。

他让工人把儿子的画和话都贴到墙上。用瓷片，用“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钧瓷瓷片。

六年来，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往位于赤峰道的那座三层小洋楼上贴瓷片。

都是晚上干。白天城管不让，因为没图纸。

“图纸都在我脑袋里。”他对城管说。

“脑袋里能行吗？你以为自各家室内装修呢？你不知道城市都要讲究规划吗？”

小时候，他上的是舞蹈班，没怎么画过画，他只能把自己的想法画成这儿童画风格的“草图”。

“您画这行吗？您跟我们讲相声呢？”城管看傻了。

他不讲相声，草图上的东西就是他的想法。白天不让弄，他就晚上来实现它。

每天晚上，一到“瓷房子”，他总是“嗯吭，嗯吭”地跟墙上那些碎瓷片打招呼。六年来，没人捡石头砸过他的瓷房子，也没人搞过破坏，他相信每块瓷片都有生命，即使它们是破碎的。他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保佑着他这座“瓷房子”。

摔腿那天晚上，他来没跟它们“打招呼”。已经后半夜了，工人们刚刚躺下，他怕影响别人休息，也怕人家骂他无聊。他轻轻迈步上楼，结果咣当一声，金星四射，两眼发黑。有块楼板没了，他没看到。

张连志揣着大夫开的止疼片回了家。三个月后，天津下第一场雪时，他起不来了。到医院一照X光，人家说，你这腿骨折过啊，怎么不到医院复位呢？现在都长上了，错着长上了。

二

一到阴雨天，腿疼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个给他开止疼片的大夫。

两年过去了。墙上的古瓷片已经从他摔腿时的6亿多片增加到了7亿多片，“瓷房子”也贴到了第八个年头。

瓷房子是在2006年9月3日以博物馆的名义开业的。尽管当时并未完工，但太多人想进去参观。

他记得那天的场面。朋友们来了，专家们来了，艺术家们来了，记者们来了……把这座4000多平方米的瓷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说，谁要是能在瓷房子里发现一块新瓷片，他就把瓷房子给谁。

老先生们带着那种有小灯的160倍放大镜，眯着眼，一片接着一片地又摸又看。

“带这种款的青花瓷片我有，500块一片买的……”

“这种钧瓷片我也有一块，你看，也是这种窑变，水的盈润，火的刚烈，花了2万块……”

“再不收了，再不收了，咱一片片跟宝贝似的收藏，人家却拿来贴墙，再收还有啥意义？”

他听到老先生们又是兴奋又是感叹又是生气。他总是很谦虚地朝他们微笑甚至鞠躬。尽管那些话听上去能给他带来成就感，但他从不想得罪谁。母亲从小就告诉他，真正有内涵的人永远是谦虚的，就像麦子熟了会被麦穗压弯腰一样。

人们称瓷房子是“举世无双的孤品”、“天津卫最大的奢侈品”、“一个人的童话”；他的朋友冯骥才说，这些古瓷片单独陈列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但当它们以如此大的规模出现在世人面前，便足以震慑人心；德国现代艺术家昆特·约克声称这是他见过的最梦幻、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个路透社的记者甚至在报纸里用了“比长城还伟大的建筑”这种让他又高兴又害怕的形容。

他高兴极了。他请朋友们在自己开的“粤唯鲜”吃饭，朋友们敬他的酒，他都一饮而尽。尽管他有心脏病，医生嘱咐不让喝，他还是把自己喝醉了。后来，在去医院打点滴的路上，他想，谁要是再来敬酒，他还喝。朋友们只要看得起他，他就要仗义，哪怕喝坏自己。

当然，也有记者问他将古瓷片粘到墙上到底是在发扬文化还是在糟蹋文物，甚至问他是不是开餐馆赚够了钱开始炫耀自己的财富。

他能说什么呢？

建这瓷房子，他没向银行借一分钱，他卖掉了自己在加拿大海边的房子，拿出了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有收藏，八年里，瓷房子建得坎坎坷坷——他在工地上丢失的古瓷片、明清的盘碗瓷瓶不计其数，被迫停工了好几次，他摔断了腿，还离了婚……

他喜欢收藏。除了吃饭睡觉，他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收藏。只有在这些老物件儿里，他才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和快感。再忙、再累，只要看到那些老东西，他便能两眼放光、倦意全无。对他来说，收藏就像吸毒，染上了就戒不了。他觉得中国很多人玩收藏玩的是“老鼠文化”，有点宝贝总是偷偷摸摸、神神秘秘的，他不愿意把藏品都堆在库房里，那样像地主；也不愿意像博物馆那样罩上玻璃打上灯，他不喜欢那种距离。瓷片是最易碎的东西，把它们浇筑起来，传承下去有什么不好？他要把自己的藏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他相信，人们只有摸着这些东西才能跟它们对上话，对上了话，才能唤醒它们的第二次生命，才有意义。

八年里，瓷房子是热闹的，他是孤独的。

尽管做瓷房子的初衷跟钱无关，但缺了钱做不成瓷房子。他要想瓷房子的设计，也要想如何做大做强自己原来的生意。没人理解他，他也不需要别人理解。

事实上，“商人”的头衔无法令他喜悦，他在这方面越是成功，就越是想把瓷房子设计好，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甚至将所有跟商业无关的社会头衔都印在自己的名片上，满满的。

别人问他如何能兼顾两者，他说也许自己的脑袋有两扇门吧，一会儿开这扇，一会儿开那扇。他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开哪扇。

三

瓷房子建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上。赤峰道东起海河，西到墙子河，横贯原来的法租界。因为曾住过直、奉、皖系等各系军阀的十五位督军，过去也叫督军街。瓷房子的前身是栋法式小洋楼，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原来的主人是位中央财政大臣，大臣走后，它成了银号，解放后，它又成了天津市和平区工商局。它是赤峰道72号，左边的70号是“晋商”乔铁汉故居，右边的78号是张学良故居。后来工商局迁新址，就把它闲置了十多年。直到2000年张连志把它买下来，它才又开始了成为瓷房子的历史。

瓷房子是从那面快要坍塌的院墙开始入手的。

他把635个或青花或粉彩的瓷瓶安进墙里，起名叫“平安墙”。瓶子之间是红色和紫色的天然水晶，象征着鸿运当头和紫气东来。大门顶上有两只汉白玉鲤鱼，他叫它“双鱼跃龙门”；他听说猫是老虎的师傅，便将九只瓷猫枕安在鲤鱼下，叫它“九虎震华庭”；门口是赤峰道，他就把一个童子的瓷枕安在“九虎”中间，起名叫“童子望赤峰”。墙外便道上的一排石门墩和汉白玉狮子是用来保“平安墙”平安的，用它们隔一下，莽撞的交通工具便不至于直接撞到那些瓶子上。“平安墙”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吉气走曲线，煞气走直线”，他相信这种中国古老的说法。如何“走曲线”呢？一些跳跃的音符出现在他脑袋里。那似乎是一支西方的圆舞曲，名字不记得了，应该是小时候跳舞蹈听过的，他记得那旋律。他把那旋律反复哼给工人们听，希望工人们能带着某种感觉来修这座“走曲线”的墙。

“平安墙”修得也是一波三折。开始时，城管说太难看了，说影响市容，说以后拓宽马路时肯定会被拆掉。他说，瓶子安在墙里，这是“平安墙”，“平安墙”是为了保护咱天津平安吉祥的，你把它拆了咱这天津还能平安吗？城管被他这“大帽”镇住了。后来，他又写承诺，盖章、签字，说如果国家要拓宽马路，他肯定无条件拆掉。他想，要是真的拆了，他就退后几米再重来。

无论瓶子、碗盘还是碎瓷片，都是他二三十年来积攒下的宝贝。它们曾令他痴迷，令他疯狂，令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抚摸和欣赏。它们成了他工地上的建材，他要表现出无所谓，他要尽量让工人们相信这就是些没人要的破烂。

时间长了，工人们发现，这些堆在工地上的东西尽管看上去是“破烂”，但却是能卖好价钱的“破烂”，当他们发现很多碎瓷片一块就能抵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时，他的东西便开始丢得越来越多。他请了三十多个保安，可还是看不过来，7亿多片，实在是太多了。好在从一开始，他就做好了随时丢东西的准备，失去就意味着得到，没有这样的过程，瓷房子也建不起来。如果不做瓷房子，他丢的东西会更多。他经常能在市面上见到自己的东西，那都是从他库房“溜出来”的。他认得它们。只要是他经过手的古董，看一眼，他便永远都认得。他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出来炫耀，看着租给他库房的那人把“夏利”换成了“宝马”，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但都是老熟人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赶紧把它们粘到墙上去，牢牢地，谁都能看能摸，但谁都弄不走。

他和工人一起挑瓷片、洗瓷片。只要用手摸着这些碎瓷片，他的眼神就发光，唐秘、宋钧、元青花、宋青花、明青花、清青花……太让他着迷了。不过要把它们往墙上贴就不那么容易了。先要在一箱箱的古瓷片中寻找到合适的，根据颜色和形状的不同分类备用，备用的有瓶、有罐、有碟、有碗，凹的、凸的，带把的、起楞的。瓷片跟瓷砖不同，底面不平会进空气，不易挂住，所以要用白色硅酸盐水泥混合石膏粉，加入强力胶水，再把毛面打磨光滑，才能往墙上粘贴。后来经过试验，他又发现瓷片很脆，加了江米汁，瓷片不容易裂，还牢固环保，用高压水枪都冲不掉。

四

这个时代，人们热衷于用价钱来衡量一切事物，热衷于给瓷房子估价。一家银行说这房子值5亿3千万，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财富故事会”栏目说起码值20多亿，而津港电视台紧跟着请专家评估，结论是价值超过50亿。无论是5亿还是50亿，对张连志来说都没什么意义，那房子粘贴的都是他的个人记忆，他从未想过把瓷房子卖给谁，他也从不相信有谁会买。

真正算起来，按照现在的文物价格估计，瓷房子不止50亿那么少，按照原来他收时的价格计，又没有5亿那么多。

瓷片有他收的，也有他父亲收的。他收瓷片时便宜，他父亲收瓷片时更便宜。

瓷片大多是在三岔口收的。天津建卫以来，往来于海河的船只，许多都是为皇家进贡的。那些为皇家进贡的瓷器，不能有一点点瑕疵，但瓷器是易碎品，在烧制和运输过程中，难免有不合格或者破碎的，把这些送进宫，是要被造办处的人砍头的。工人们只能狠心将其摔碎掩埋起来，这就叫“碎碎平安”。那些保平安的碎片，不知有多少沉在了三岔口。

收藏家／何政东　摄

过去，只要有人从三岔口挖出了瓷片，便会有人来通知他父亲，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挖出了瓷片，父亲也肯定会去。父亲不爱抽烟，不爱喝酒，不爱说话，只爱存瓷片。“文革”前，古瓷片就像垃圾一样没人要，一块钱能收一大堆，父亲把这些没人要的破烂堆在自己意租界幽雅干净的院子里，柜子顶、床脚下……尽管有人说收这么多破烂在家里不吉利，但父亲还是把它们堆得到处都是。

他时常见到父亲蹲在地上洗一堆堆的瓷片。他问父亲，洗这些碎瓷片干吗呀？就算洗得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呢？父亲告诉他，存瓷片就像存零钱一样，存多了以后自然有用。

后来，父亲过世了，那个帮父亲收瓷片的人也过世了。三岔口再挖出瓷片，那个人的儿子就会来通知他，但他已经不用到现场去了，瓷片会一箱箱地打包好给他送来。

一箱箱瓷片从他面前过。一箱能有上千片，他轻声地喊着：过、过、过……等等……过、过……等等……假东西多的时候，真东西往外跳，真东西多的时候，假东西往外跳。这个过程在他看来跟卖苹果的人挑苹果是一样的。

现在，他对瓷片已经没有感觉了。当初那种让他兴奋不已的感觉突然间不见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太多的缘故。也许真是太多了。开业时，瓷房子贴了6亿多片，两年后他又贴了1亿多片，7亿多片古瓷片，大家都觉得他收藏的古瓷片该贴光了，只有他心里清楚租来的库房里至少还有一百卡车古瓷片，如果堆到瓷房子的院子里，将出现一个百米高的瓷片山。

五

他既简单又复杂地设计着这里的一切。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房子的一部分，有时又觉得自己跟这房子毫无关系。他站在院子里仰视它，趴在阳台上俯视它，像一个讲故事的人摆布自己的角色。

房子光贴瓷片他觉得还是有点单薄。有龙才有风水。灵感来了，他要建一条瓷龙，这条瓷龙要盘旋，要弯曲，要腾空，要在这瓷房子上舞动起来。人们都说有舞动的北京、舞动的世界，他也要有舞动的瓷房子。舞动起来才是关键。他要让瓷龙舞动出“CHINA”这个单词。既是“瓷器”，又是“中国”。

那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瓷龙，768米。工人们不知道如何来表现他心中的“舞动起来”，他们没干过这种活儿。瓷龙用了800多万片古瓷片，贴了160多天，换了3个工程队。当瓷龙最终在房子上从屋顶盘旋至地面，又从地面蜿蜒至墙头而“舞动起来”时，最后完成工程的包工头说：“咱这也不像龙啊。”

他笑着说：“不像才是像，像了就没意思了。”

最重要的是要在龙头立一个红五星。他相信，有了五角星，“瓷龙”才能活，“舞动起来”才有力量。他要用名贵的霁红来贴五角星，那是一种他最喜欢的红色，像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所以叫“霁红”。

五角星很难贴。第一次没正，他让工人撬下来重贴，第二次正了，但他还不满意，对于这颗五角星，他追求的是完美。让工人撬了再重贴时，已经没有“霁红”瓷片了。他一咬牙，摔了个霁红瓶，那是建瓷房子唯一摔的瓶子。那瓶子他藏了三十年。

他长时间地在小洋楼里走来走去，努力让自己保持一种灵感上的开放。

他在屋外的下水道上贴满了明清时期的瓷猫枕和天然水晶，被人们称做世界上最昂贵的下水道。

他在院里的大树顶上安了个瓷鸟窝，里面放了几只明三彩的瓷鸟。只有站在那座被整体拆移到露台上的清代木制凉亭上，透过屋檐上那些排成队的明清时期磁州窑的瓷猫才能看到。

他在楼顶的各个角落都安放了石狮子，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形状各异。这些狮子年代纵贯东汉、唐、宋、明、清各个时期，每只都极具价值，每只都让他百看不厌。

他在屋内的墙上贴了古今中外大师的代表作。宋代的《松木怪石图》、唐代的《五牛图》、元代的《鹰松图》……每层楼都有四至五幅不等。从米芾到徐悲鸿，从《捣练图》到《蒙娜丽莎》。他喜欢那幅《鹰松图》。为了让鹰的羽毛蓬松奓开，他让工人先将一块块瓷片磨圆，再用机器在掌心大的瓷片上打磨出十几条或粗或细的线条。有些壁画现在看来，他也觉得幼稚。但那是过程。有过程的东西才有价值，他不喜欢突然间得到的东西，那没过程。

凭借着对文物几十年的理解和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他用儿时搭积木的经验完成着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喜欢让感觉指引自己，喜欢在这种指引下发现每个隐藏的灵感，喜欢那些灵感不经意间的光临。他相信那些灵感已经带上了某种神秘的秉性，不必预先设计，想到哪儿便做到哪儿。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总是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力。他不必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这是他的房子。

六

他手扶着粘满了天然水晶的楼梯抬腿走上汉白玉石雕的台阶，迎接他的是那只曾在段祺瑞府前站过岗的三彩琉璃狮。另一只在战火中损毁了，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彩琉璃狮。

走进门廊，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向那些粘在顶上的瓷盘打个招呼。顶上是鱼盘，大多数是山东淄博那边办红白喜事时用的。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

他是1982年结的婚，那时候，结婚是种风气，同学们左一个、右一个都结婚了，没婚结的人是落伍的。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天津本地姑娘，为了赶时髦，他拉着姑娘去了民政局。问人家：“给登记吗？”人家看了看身份证说：“给。”他就花了800块钱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结了婚。他事后想来，这第一次婚姻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情调，只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胡闹。

第二任妻子是北京姑娘，漂亮、有才，电视台的主持人。婚后不久，他一冲动就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亲戚打理，带着新婚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海边，他买了栋三面看海的房子，他天天转古董店，打算在那里也开个，但新的妻子似乎对古董没什么兴趣。她要求他陪她逛街，但他一进古董店就不想走，她想要买衣服，他就给她钱，尽管他知道钱不能代表感情，但他还是没时间也没兴趣陪她做跟古董无关的事情。妻子忍不住的时候，就提出离婚。那时，母亲还健在，只要母亲还活着，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婚了，这世上，他最在乎的就是母亲的感受。后来，母亲过世了，妻子再嚷嚷要离婚，他就问她“离吗？”“离！”“后悔吗？”“不后悔！”“那我可什么都不要，我可走了？”“走走呗！”

他脾气好，不爱跟人吵架，但他是个倔性子。几句话后，他就和北京妻子离婚了。他也渴望百年好合，也渴望白头偕老，但他的婚姻似乎充满了无常和定数。该结婚，再不合适也会结，该离婚，再舍不得也会离。

从一而终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件完整的瓷器，而破裂的婚姻是他的过程，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女儿，第二任老婆生了小石头。一对儿女是他的锔子。

七

门口是一对铜鹿，那是明朝晚期贵族家里的陈设。每次经过，他都会摸摸铜鹿的背，因为一看到这铜鹿，他便会想起小石头。小石头3岁时，他对儿子说，古董只许看不许摸。从那以后，多爱看的东西，小石头都是背着手看。有一次，他把小石头抱到上面骑着照了张照片，铜鹿便成了小石头唯一摸过的文物。

一进门便是那个明代的大漆柜，那是他所藏家具里的最爱。尽管柜子正面的漆层已经脱落，麻层已经显露，但柜两边的明代皇家五彩纹饰仍然清晰可见，这是明朝某位皇帝挂朝服的柜子。世界的孤品。

他经常静静地抚摸这柜子，用自己的眼、手、心跟它对话。他把它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但很少有参观者会在意它，收藏热尽管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好几年，真正懂的人还是少。这让他特别怀念一个老外。他记得那个老外一进门就兴奋地对着那柜子不停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他爱听这种声音。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那些完好的，落了款的东西情有独钟。

他现在不喜欢落了款的东西，他甚至对青花瓷器已经没了兴趣。年代、风格都太容易看，这让他觉得浅。他叫它们“一眼白”，他不喜欢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

柜子旁边有一张四方桌，那是清中期的东西，开片披的布不是麻。一进瓷房子，他就喜欢坐在这桌前先抽支烟。桌上有两个明代的龙盘和一把清代的茶壶。他把茶壶的盖子取下来，把烟灰弹在里面。好多玩收藏的人说他不尊重文物，他也懒得解释。这些东西，他家多的是，从小就用，有什么尊不尊重呢？再老的瓷器都是可以用水洗的，倒是那些家具和漆器要尽量少沾水，少擦。

桌上的龙盘上打得有锔子，那也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锔子据说是从清末开始的，民国时最多，解放后就越来越少了。打锔子的师傅被人叫做“小炉匠”，他们的担子上，一头挑着火炉子，一头挑着各种工具材料，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吆喝。

小时候，家里的瓷器如果摔了，母亲就会叫他去打锔子。“锔盆，锔碗啊，锔……”一听吆活声儿，他就知道是哪个师傅。只有听到李师傅的声儿，他才会捧着摔裂的瓷器跑出去。他家瓷器多，摔的也多，所以经常锔，每回都找李师傅。李师傅给别人家打锔子3分钱打一个，给他家是5分钱打两个。李师傅对待他们家瓷器总是特别小心，他也特别喜欢看李师傅打锔子——先把裂开的瓷器拼好，用绳捆牢，往上吐口唾沫，用手来回拉金刚钻，在缝隙两边各钻出一个小洞，将锔子轻轻地取出放在上面，用小榔头齐缝钉入，抹上白灰，瓷器便滴水不漏了。

他喜欢那些曾经破碎过的瓷器，它们身上的那些锔子在他眼里总是特别美，这个锔完像条龙，这个锔完像只鸟。锔子能帮助他联想出这瓷器的命运——它是怎么被打碎的，打碎它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相信，东西美，人们才舍得为它们打锔子，如果是破烂，碎了也就扔了。

抽着烟，他还能看到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看到入口处那对靠他的耐性淘来的明代石门墩。

门墩是他在山东一个弥漫着刺鼻臭味的猪圈前发现的。它们比常见的门墩高出很多，最上面有狮子，四面石壁上雕刻着人物、树木、花草、山水等不同图案，一看就是官家用的。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就不想走了。他蹲在猪圈门口，守着门墩端详、抚摸，好像突然读懂了它们的身世。他说想买下这对门墩，但老农不卖，说是祖上传的。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但从那以后，他只要一有空，便会往山东跑，往那猪圈跑，时间长了，他也与老农混熟了，他又忍不住问：“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卖这对门墩？”老农这才告诉他：“打安了这对门墩，俺家的猪就从来没有生过病。”听了老农的话，他就在村子里调查，他发现真是每家都有猪死，就那家的不得病。他喜欢这非同一般的门墩，因为他相信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又是看得见的。后来，他一有空就往山东跑，往那猪圈前跑。最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老农说：“卖给你了，为看一门墩你这一趟趟往猪圈跑，真让俺觉得不落忍。”他喜出望外：“谢谢老哥，我就想看看有了它们，我这大猪会不会得病”。

门墩后的地下通道通向街心花园。赤峰道上很多小洋楼都有自己的地下通道，那是当时很必要的设施。现在，那个通道还通着，但因为下面有积水，他从来没走过。

八

有时候，他觉得人生就像那通道。一段段的。

他能恍惚看见自己在建国道小学宣传队里跳舞时的灵敏。他跳得好，因为跳舞，他得过好多上面印有毛主席像的奖状，老师甚至请他帮忙教其他同学跳舞。但在五年级，天津市歌舞团他没考上，因为他是资本家的后代。贫农家的孩子考上了，尽管没有他跳得好，但人家是贫农的后代。

他的小名叫“傻子”，奶奶起的。奶奶迷信，觉得傻子没人要，能留得住。从小他就不爱说话，不爱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他爱跟奶奶玩，爱听奶奶讲义和团打洋人的故事，每次听到义和团在望海楼上掐口诀念咒，让着火的铜盆飞上天，他就咯咯咯地笑……照小学毕业照时，有个同学说，咱一会儿都撅着嘴照相，于是，他就噘着嘴。结果照片发下来，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笑，就他撅着嘴。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金条香港16两一根，内地10两一根，他小两收，大两卖，能赚6两的钱。那时候，买卖黄金是被禁止的，有风险才有收益，很快，他赚了几万块。钱财来得快，去得就更快。有一天，有个人说有金条要卖，他就用报纸包了一书包钱，背着那个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军跨去了。一开始，他觉得那卖金条的人长相奸诈，神色可疑，但当那人把金条从裤兜子里掏出来时，金条的诱惑立刻掩盖了他的怀疑。金条是天宝牌的，那时很出名的牌子，那牌子的金条是最纯的。他把那人带到一个楼道里，准备用试金刀把金条切开，看看是不是铅条外包上金的“水货”。一刀下去，很软很纯，果然是天宝牌。在他掏出钱时，那家伙掏出了步话机，喊道：大鱼上钩了，收网！

为庆祝逮住他这条“大鱼”，警察买了两笼狗不理包子。警察问他，吃包子吗？他说，不吃，我哪有心情吃包子。警察说，你要不吃包子就交罚款，不交罚款就关进去。

倒金条倒来的几万块钱都交了罚款。还得体面。他又带了一千来块钱去了广东，想倒腾一些那时候被称为“港伞”的折叠伞回天津卖。在湛江的一家批发店，老板告诉他，问了价就得买，不买就不能走。他说，凭什么，我问价怎么了？我敢出来就不怕这个。那老板觉得他有种，便跟他交了朋友。老板说，我这儿有“夏普6060”的录音机，300块给你，拿回去你卖600没问题。他清楚倒这东西肯定能赚，但他不敢买，有倒金子的教训，再来个冒充卖录音机的警察，他可再没钱交罚款了。最后，他进了一堆衣服回去，同学们喜欢，他不好意思收钱，便送了好多，这趟又算白跑了。

“文革”后，他家在天津百货大楼附近退赔了一间门脸房，他觉得可以用那房子来卖点东西，可卖什么呢？他见很多人排队买一种布，灰色的，据说下水后不起褶。他也想卖这种布。在批发市场，他找到了这种角上写着“无锡色织四厂”的布，他先批发了一卷回去，不到十分钟就卖没了。他又去批发了两卷，没过多会儿又卖没了。他觉得卖布太神奇了，比卖金子还赚钱。他决定直接去无锡的厂子里进货。全国的人都在无锡进那布，那厂里的销售经理成了大家最热门的“行贿对象”，别人送收音机，他就送金戒指，别人送金戒指，他就送金项链，后来，经理不要东西改要回扣了，别人一卷布给5毛，他就给6毛，别人给六毛，他就给1块。付款时，经理如果说，好像还差10块钱。他就马上再给经理十块钱，并连声说：我点错了，对不起，是我点错了。他知道自己肯定没点错。

能让经理舒舒服服占到便宜，经理自然喜欢他，别人一个月等不到一卷布，他三天就能一整车拉回家。到后来，他只要来无锡，都不用在外面吃饭，饭菜经理早就给他在厂子里准备好了。

九

有钱了，他就给母亲买东西。买那些老家具，老物件。他家是民国天津八大家盐商张家的后代，作为大户人家的媳妇，母亲习惯了在家里收拾屋子，习惯了帮奶奶把高脚的铜痰盂擦得锃亮。

每次路过信托商店，母亲都会指着某件东西说，这是咱家的，那也是咱家的。“文革”结束后，也退赔了一些抄走的东西，但退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母亲最挂念的是那个紫檀的百寿图的屏风，上面有一百个各式各样放鞭炮的小孩，他为母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他想要帮母亲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尽管不是一样的东西，但都是母亲喜欢的老物件。

常给母亲买东西，母亲就问，连志，你哪儿来那么多钱？他说，做买卖挣的。母亲说，连志，别出门了，妈害怕，妈不要钱，妈要你听话，你听话就是孝敬妈。他从没和母亲犟过嘴，孝道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1992年，他开了家海鲜馆子，26平方米，6张桌子，每天都有人排队，几拨几拨地换，为的就是品尝刚从广东空运来的活海鲜（当时，北方沿海没有活海鲜，海鱼出海就死）。他是天津第一家海鲜馆子，“先”与“鲜”同音，他就给餐馆起名叫做“粤唯鲜”。后来，这个小馆子发展成为了“天津粤唯鲜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他的公司员工越来越多，他记不住那些年轻人的名字，便都叫他们“小不点”，他对“小不点”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不点，给家打电话了没有？给家里寄钱了没有？”

母亲78岁时过世了。

出殡时，几千人去参加葬礼，警车开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人都在议论他家出殡的场面。但是对他来说，那天并不风光，他难过极了。多年以后，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说着说着，说到母亲时，仍然激动得掉泪。

他最喜欢在瓷房子的顶层待着。那里有一间顶上全是玻璃的阳光房。阳光房里挂的山水画是母亲的嫁妆，桌上摆的镜子、清代八音盒、汉白玉山石盆、打着锔子的盘与罐、老电话……都是母亲用过的东西。屋角的铜床是母亲睡过的，铜床旁边那个“双鱼牌”止疼片的盒子是母亲每天必需的。旧社会，母亲抽鸦片，解放后禁烟便戒了，是这“双鱼牌”止疼片伴随了母亲的后半生。

这是他的母亲房。在这用来留住记忆的房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着，看母亲的照片，他喜欢用眼神跟母亲交流，他觉得母亲一直在保佑他。

十

瓷房子、粤唯鲜的生意、助养残疾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接受各种采访……现在，他每天都孤独地忙碌着。忙得他时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自己。他51岁了，父母去世多年，两个前妻也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又是一个人。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国泰航空做了空姐，女儿喜欢，他就让她去做，他对女儿的要求不高，只要她高兴就好。小石头才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儿子从小对传统文化就表现出的兴趣和天赋让他惊奇，放在加拿大耽误了。他想把小石头接回来，石头妈答应了。一想到这，他便能感到甜蜜，一阵阵的。

雷患

一

王和光并未感到疼。他只是觉得腿被人用竹竿扫了一下，身体便倒了下去。爆炸声似乎太近了，什么也没听到。一阵硝烟过后，他试图站起来，可办不到，一条腿没了。

腿是如何被炸飞的，他没看到。血在那一刻也还没涌出来，但他已经明白——踩上地雷了。

“妈呀！”他惨叫了一声。

他眼睛扫了一下，没看到自己那条被炸飞的腿，倒是刚才还背在背上的柴火散落在不远处。衣服裤子被冲击波吹飞了，雨滴打在王和光赤裸而血肉模糊的身体上。他觉得有些冷。这是一条通往东山的小路，王和光从小就走着这条路割猪草，砍柴火，摘三七……这条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即使在没有月光的夜里，他都能上坡下坎地一路小跑着回家。可今天他滑倒了，从路上滑到了草丛里，滑到了地雷上面，在这浙浙沥沥的雨天。

滑下来的那条小路肯定是上不去了。他一边喊着“救命”，一边撑着胳膊朝山下爬去。剧烈的疼痛开始了。血开始像泉水一样汩汩地往外冒，染红着他爬过的土地。

他心里清楚，血流多了，他的命也就没了。而躺在这里喊救命，也是没人敢来救自己的，在八里河村这个地方，人们除了公共的道路和自家的田地，哪里都不敢走，它从1979年开始，便布满了地雷。

爬到下一条路上，大概有200米的距离。他心想，如果再遇上雷，自己的命也就没了。他知道这漫山遍野埋的都是“压发雷”，那是一种“索腿不索命”的地雷，目的就是为了致人伤残。

“炸死就算了。”他心里嘀咕着。由于熟悉地形和年轻力壮，在1979年到1984年的五年间，他一直是配合作战的民兵，为作战部队输送物资。好几次，他都卧倒在地，听炮弹在几米远的地方爆炸，但他总能大难不死，抖掉盖在身上的土，又穿梭于各个阵地之间。到后来，他甚至只要听听炮弹呼啸而来的声音，便能知道那是什么炮，炮弹会在哪个方位掉下来，根据山型，哪里是正确的躲避点。他还懂得炮弹“盖”过来时，不能整个人都趴在地上，而要用两只胳膊把胸口撑起来，以免冲击波震伤内脏。

可现在，腿没了。

王和光忍着剧痛往山下爬，雨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流到嘴巴里，还有地上的泥浆也溅了进来，他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味道。他能感到自己的牙齿在发抖。在战场上送了五年弹药都没事，刚下战场第七天，便在砍柴回家的路上被炸成了残疾人。他不怕死，但他怕窝囊。如果一会儿自己又爬到雷上，脑袋被炸上了天，他连烈士都算不上。他父亲过世早，是母亲把他和弟弟拉扯大，母亲指望他回家帮忙，他才下的战场。还有阿美，他的未婚妻。一个温和善良的女子，眼光温柔，身体也健壮，他们是在老山战场上认识的，阿美的家在离八里河不远的扣林山。她也是民兵，帮助战斗部队照顾伤员，再过一个月，他们就准备结婚了……可他却从路上滑到了地雷上。于是，他的命运在1985年5月4日这天下午的一瞬间，改变了。他不敢想以后的生活怎么过，也没工夫想……他只是拼着命地往下滑，眼前的东西似乎越来越模糊，雨水和泪水挡住了视线。他觉得精疲力竭。

二

自己如何下山的，又是如何被送进的医院，王和光都不记得了。他醒来时，医生正用清水冲刷他的大腿，他看见红色的血水和泥浆，夹杂着碎肉和骨渣被冲到地上。腿真的没了。如何想象，他也不能把眼前的筋络还原成原来的腿。小腿骨裂开着，肉筋模糊，皮肤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里面的肌肉松散得像坏了瓤的西瓜。医生给他实施局部麻醉，用刀刃贴着骨头，一推一拉变换着角度。锯齿与腿骨的摩擦声在王和光听来，像很远的地方有一台水泵在工作。

再次醒来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躺在麻栗坡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腿被纱布一层又一层地裹着，他不知道自己的腿剩到膝盖以下还是膝盖以上。

母亲和弟弟王和强守在床边。母亲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淌眼泪。

“哥，以后家里的活，我帮妈干。”王和强说。

“哥没腿就不能干活了？拄着拐杖走路一样比你快……”和光满不在乎地说。

在弟弟眼里，他一直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他记得，有一次，天刚黑，火箭炮便冒着红光一排一排地打到山对面去，王和强说好看。他告诉王和强那些炮弹是他送上去的。在云南省文山州八个县的民兵大比武中，他作为麻栗坡县人武部的民兵代表取得过爬山顶插红旗第一名的好成绩。那奖状至今还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墙上。

母亲和弟弟一走，他便开始想自杀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一到夜里，他就偷偷地流眼泪。他知道生活在“战区”，伤残在所难免；他也见过无数牺牲的战士、被炸的村民。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为什么这种事要发生在他身上。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要结婚了，而跟他谈了两年恋爱的阿美到现在也没来看过自己。这让他不由得想起在战士中流传的一首诗：

如果你当了英雄，我就是英雄的爱妻。

如果你牺牲，我就是烈士的未婚妻。

如果你负伤，我就是残疾人的朋友。

病房在五楼。他试图下地扶着墙蹦到窗口，然后跳下去。可他使不上劲儿，刚一侧身，便从床上掉了下来，没长好的伤口疼得他咧着嘴不停地吸凉气，还摔破了眉毛。医生跑过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活着没用了，我不想当残疾人。当残疾人太难过。他想死。

医生找来轮椅，把他扶上去，推着他去其他病房看那些两只腿和眼睛都被炸掉的人。医生说，你眼睛都能看见，腿也才被炸掉一只，你万幸吧！

阿美是在两个月后才来看他的。那时，他已经出院回家了。他大致能猜到阿美这两个月都在想些什么。这两个月里，他自己也想清楚了：他不想拖累阿美，也不想伤害谁的感情。

“我们做朋友吧！”王和光平静地说。

阿美点点头，他们便成了朋友。

三

盘龙江由北向南流淌，七绕八拐地流到越南，改叫清水河。江两边是东西两座大山，山下的谷地便是王和光居住的村子——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八里河村。东面的山叫东山，西面的山叫老山。两座山都以山梁为界，山那边是越南，山这边是中国。在战争年代，这里统称老山战区，具体叫，则是方向，东山方向和老山方向。

地雷村村民／高远　摄

作为边民，王和光从小就被老师告知，自古以来，山这边就是中国的土地。八里河村的每个村民都能讲一段项崇周的故事，那是他们的苗族英雄。光绪年间，项崇周带着几十名全身抹黑的勇士，夜袭法国兵营，杀死二百多名入侵者，收复此地，让法国人承认这是中国的领土。那时候，山上还没有埋雷，老师曾还带他们去看过那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帝国”和“大法国越南”。

八里河村到处是翠竹、芭蕉树和美丽的藤条，天然公园一样的景色。山上原来到处是蘑菇、野菜、三七，但现在没人敢到山里找它们。漫山遍野都是白色的石碑。那不是墓碑，但比墓碑更令人恐怖。石碑上方刻着一个骷髅头，下面刻着：“雷区，严禁人内！”

这里有52户人家197个人，已有10人被炸死，51个人只有一条腿。有些四口之家，个个残疾，有的人甚至被炸了4次，恐惧伴随着这个美丽的小村庄。

从八里河村延长出去，从云南的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金平、绿春，到广西的防城、东兴、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在277公里的国境线上，纵深500米的漫山遍野，据说被埋下了近100万枚地雷。

东山山高草密，云雾缭绕。一年里有八九个月都是潮湿的大雾天气。每年的深秋到第二年的初夏，五六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战争期间，越南人喜欢趁着大雾跑过来埋地雷，炸那些穿插、埋伏和巡逻的边防军。轮战部队则根据防御的需要，进驻埋雷，换防埋雷，撤退也埋雷。打惯了丛林战的越南人总是让轮战部队觉得不安全。轮换部队来了一批又一批，雷也就埋了一遍又一遍。

据说有的部队干脆用抬筐往下倒，地雷顺山坡滚，雨水一冲就埋上了。一年一个雨季，一场雨埋一层雷，年复一年，雷越积越多。大部分地雷埋在地下或散落田间，也有一些挂在树上，扔在草丛中，还有不少安放在河边和路上，有的还压在石头底下。这些雷百年有效，有防坦克雷、子母雷、连环雷、压发雷、松发雷、绊发雷、跳雷、吊雷和诡计雷……

子母雷最神奇，触碰到它，母雷的冲击波会把子雷冲上一米左右，让子雷在半空中爆炸，把人的手炸断。枝杈上的连环雷，会成空爆效果，一炸一片，不是炸脚，而是炸头、炸脸。伤人最多的是压发雷。这种雷只要有一公斤重量落在上面，重量离开时便会爆炸。它们通常被埋在1.5寸厚的土下，人踩着也没感觉。而那些用抛撒方式布下的压发雷，天长日久，雷壳颜色就和土地融为一体，加上茅草、残叶、碎石，形成天然伪装，让人防不胜防。

和光遇到的便是压发雷。他还记得有一条军工路，全是泥浆，雷被直接按到泥浆里。有个背煤油的民兵走到这儿，右脚被炸掉了。卫生员上来抢救，当他打开第二个急救包时，自己的一条腿又触响了一颗雷，腿也被炸断了，他用手抠着泥浆地面想爬出雷区，手从泥浆中又抓出一颗雷来……

这边境一线的崇山峻岭中究竟有多少雷，没有人知道。当年那些埋雷的人如果回来，也记不清埋雷的地方了，就算他们记得，那些雷恐怕也不在那儿了。山区的雷跟平地上的雷不同，它们是长“脚”的。每当到了雨季，地雷就会随着松软的泥土跑来跑去，跑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四

假腿是一年后安的，也就是在1986年。他记得那天，他正坐在屋前的院子里，恍恍惚惚地发呆。天气闷热，蚊子成群地飞着，极其恼人。村长来到他家，说：

“和光，准备一下，明天到县城武装部集合，后天上昆明，给你们安脚了。”

“自己得掏多少钱？”王和光问。

“一分钱不掏，国家免费给你们安，食宿交通也免费，能在昆明待一个星期呢！村长说。”

“安个假腿要安一个星期？”

“那当然，你们要试穿，不合适的地方，人家还要修呢，安上以后跟真腿一样好用……嗯……比真腿还好，如果再踩到雷，假腿不怕它！”

王和光长到22岁，还没去过昆明。他想，也不知道安了假脚能不能在昆明逛逛。

县武装部的院子站满了人，有四五十个，都是他这样被炸的人。过去的一年，他是糊里糊涂地过来的，他讨厌见到床边的拐杖，也讨厌想以后的事情。但他从来不在母亲和弟弟的面前表露出来。每次，母亲看见他腿哭的时候，他都会笑着劝她：

“妈，不残也已经残了，残了国家不是每个月还发100块钱吗？”

安上假腿的时候，让王和光高兴坏了。昆明红十字会的医生要求他们每个人背50斤沙子，出去走1公里，说是练习腿部的力量。

放下裤管，走了几步，王和光发现自己有了新的生活。他走在大街上，尽管有一些跛，但不会有人知道他只有一条腿。他一路走着，走到火车东站，又走去翠湖公园，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总之太兴奋了，一点都没感到累。倒是医生劈头盖脸地质问他：

“让你们在附近转转就回来，你转到哪里去了？好多人出去找你，知不知道？”

他说：“医生，对不起，我有腿了，我特别高兴。”

他记得把假腿脱下来的时候，皮都掉了，裹自己残腿的毛巾渗满了血。但他想，明天还去别的地方转，这才刚开始呢。

到2007年的时候，王和光已经去了13回昆明、4回文山州和8回麻栗坡县城了。假腿一年换一次，给他们安假腿的单位有时是民政局，有时是残联，有时是红十字会。不同的单位通知就去不同的地方。民政局是全部报销一直送到家，残联除了报销还给一些零用钱，只有红十字会只是报销到麻栗坡县城，回八里河村的钱要自己掏。但王和光还是喜欢红十字会通知他去安假脚，因为不光可以去昆明转转，而且伙食不错，一天三顿饭，能吃上一星期。

每天睡觉前，王和光都把他的假脚脱下来，用毛巾仔细地擦干净，放在门口晾干。每次换回来的假脚他都存起来。能穿旧脚的时候，他绝不穿新脚。

曾经有一只“脚”让王和光心疼坏了。那是一条新脚。当时母亲叫他到王德才家地里“还工”，因为他去昆明的时候，王德才帮他家下了地，所以他得去还。他穿着“新脚”下了王德才家的稀泥地，结果回家后忘了擦，就被他存起来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发现螺丝已经生锈断掉了。

到目前为止，他没穿过的“脚”有十多只，都躺在阁楼上的箱子里，那是个部队原来装炮弹的箱子，长度刚好能放下他的那些“脚”。

有一次，弟弟王和强问：

“哥，你为什么穿得那么省呀，不是每年都换新的吗？”

“为的是以后自己得穿！万一以后不免费换了呢？”他说。

五

王和光安了假脚之后，反而闷闷不乐起来。

只有王和光的妈妈知道儿子的心思。她去找村长，村长在外面认识的人多，她让村长帮忙打听打听，没准还真有人愿意嫁给王和光。村长听后说：“不光是你儿子啊，村子里那么多残疾的小伙子，谁不想讨老婆呢？只是，这残疾人找对象难啊。”

王和光妈说：“当然不能指望娶个健全人了，找个也残疾的能说说话就行，谁也不嫌弃谁。”

过了没多久，村长给王和光找着了一个女人。那天王和光正在自留地上浇粪，村长走过来说：

“和光，我给你找着媳妇了，模样过得去，是上面芭蕉坪村的，人也能干，她家开了间小杂货铺，她还经常到县上帮她妈进货呢。”

和光一听条件这么好，不相信，觉得村长是在开他的玩笑，就说：“村长，你别哄我了。”

村长说：“没哄你，她叫刘兰欣，也是一条腿，16岁时在自家地里摘草果时踩着压发雷被炸断的。”

王和光这才有些放心。

他和欣兰的相亲是从踩地雷开始谈起的。

刘欣兰命苦，她在自家地里摘草果时，踩到了压发雷。她妈妈和哥哥就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当时太阳正在落山，母亲说咱们回家吧，她想再摘最后一棵，结果就踩到雷了。她记得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到处都是烟雾，哥哥跑过来，抱着她哭着喊：“我的妹呀！”后来她在哥哥的背上昏了过去。那年她才16岁。

“我和妈当时都吓伤了，直到现在一听到过年放火炮，我身子都会发抖。”刘欣兰说。

王和光虽然是一个瘦小的人，但说话时声音很稳，脸上从来不带什么难过的颜色。

他向刘欣兰说了他过去当民兵时的事情。说他曾经订过婚，还有一个星期就要成婚的，后来出了事，女方家不同意，就把婚给退了。如今他也不恨她。

欣兰很庄重地听王和光说话，有时眼里会流下泪来。到了后来，他的坚强和乐观打动了她的心，她渐渐地爱上他了。

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结了婚。一年后，刘欣兰给他生了个儿子，王和光给儿子起名叫王山静。他希望这山上永远静悄悄的，别再爆什么炸了。

六

村民们都盼着扫雷。

1992年，中越彻底停火以后，国家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但由于资金不足，当时主要清除了边境口岸，以及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村子附近的雷区，只是在大平面上开出了几条线来，叫做“通道”。之后因为拉电线和勘界碑等具体的需要，又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扫雷。最后一次大扫雷是在1997年，那时，云南省军区和成都军区过来了很多军事专家。扫雷在云南和广西同时进行。据说这次扫雷动用了上亿元资金，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也被称为20世纪末，中国最大的军事行动。

军事专家说，地雷的扩散程度早就超出了阵地范围。整个老山战区布雷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地雷的总和，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罕见的高密度复杂型混合雷区”。

1997年的那次扫雷一扫就是三年。扫出来的地雷、炮弹引信、炮弹、火箭弹、手榴弹，堆成了一座座小山。有时候，排雷兵们找一个居高临下，下面没人的地方，拼命往下丢，从早晨到晚上，丢到胳膊都肿起来；有时候，他们把爆炸物品搬进一个底凹的山洞里，浇上水泥，等待它们自然失效；有时候，他们拉上长长的引线，绕到山的另一面去把它们引爆。

有时候，王和光会去看，他觉得那是在为自己报仇。他还记得，有一次在马关销毁爆炸物品时，冲击波把4公里外的玻璃都震碎了。那天晚上，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边防团的战友在山上打仗，敌人的炮弹打过来，把猫耳洞轰塌了。

扫雷部队离开时，官兵们手牵着手，并排在扫过雷的土地上走了好几个来回，说是这些耕地已经安全了，现在移交给当地群众使用。村民们站在边上流着眼泪鼓掌。王和光还第一次见到了拍电影的人，一个演排雷兵的演员告诉他，电影的名字叫《征服死亡地带》。

可是，部队走后，地雷的爆炸声依旧不时响起，死亡地带并没有彻底征服。

扫雷弹的冲击波虽然将中间的雷扫没了，但掀起来的土又把两边的雷埋得更深了，深到探测器探不到，随着土一年一年地翻，深埋的雷又会冒出来炸人。山区都是坡地，每年翻土的时候，土也会往下滑，有时候滑着滑着，深埋在十里的她雷就又冒了出来。

七

被炸飞了鼻子的野猪依旧瘸着三条腿跑到河边来喝水，村里的牛也依旧被炸。

王和强从小出去放牛，王和光就告诉他，紧紧看着牛，免得牛跑进了雷区，山坡上不要去，不是地里长的东西一样不准搞。每天睡觉前，王和光擦自己的“腿”时，还会跟王和强说：要好好念书，生在这个地方没办法，但是可以考出去。他盼着弟弟考上大学，将来把他和妈妈接出去。

可王和强还是被炸了。

王和光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15岁的王和强刚从麻栗坡县民族中学报完到回来，蹦蹦跳跳的，因为要当中学生和要去县城上学而兴奋着。母亲说，你没事，就拉牛出去玩会儿。王和强便拉着牛出去了，几分钟后，他和母亲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在八里河村，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如果听到爆炸声，就本能地看谁没在家，去哪儿了？王和光还没来得及问王和强在没在家，就听到了弟弟喊救命的声音。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的弟啊！

王和强是在路边的变压器旁被炸着的。这一带已经扫过雷了。

那段时间里，母亲的眼泪会从早晨到晚上地来。她总是念叨，那天她要是不叫王和强去放牛该多好。王和强则安慰母亲说：妈，跟你没关系，这都是咱们八里河村人的命。

王和强还是很努力。穿着假腿念完了初中，考上中专，然后又考上大学。王和强成为了八里河帐篷小学第一个大学本科生。王和强一开始考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可那需要很多钱。王和光向文山州残联写申请，残联说，去北京的费用他们出不起，要不大学就在云南念吧。残联每年拿出了3000元资助王和强读书，同时动员州残联的全体干部职工捐款。王和强上了在昆明的云南民族大学。王和光对弟弟没去成北京一点也不遗憾，因为每次去昆明换假腿的时候，他就又可以看到弟弟了。后来，王和强的故事还上了《七都晚报》，文章的题目叫《坎坷求学路，流泪通知书》。

八

在这种地方当农民苦，等认识到这地方有雷的时候，自己已经“亏掉了”。

王和光家种的是玉米，玉米简单，不用照看，撒点种子就能自己长。八里河村的大多数人家种的都是玉米。后来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两个年轻人，说是乡里派来的工作队，来指导他们种柑橘和兰姜（一种药材）。工作队的人说：种这两种东西比种玉米划算，因为它们是经济作物。开荒新地是恐怖的，谁知道那些松软而又盖满树叶的地下有没有索人腿的雷呢？耕种用过的土地也有危险，谁又能确保翻土时不会翻出雷呢？翻出来看见还好，只要两只手轻轻把它们捧出来，放到石头缝里，点火引爆就行了。生活在这种地方，他们都学会了如何“下雷”。可万一没看见，一锄头下去，刚好砸到雷上，刚好砸到烂掉了木柄的手榴弹引信上，刚好砸到炮弹引信上呢？王和光害怕，可他还是决定种这两种经济作物。弟弟上学要花钱，儿子将来上学也要钱，他没有办法。这里是贫困山区，99％的山地，不搞这些又怎么生活呢？能出去打工的人都走了，没人愿意留在这种村子里。他到县上换假肢时，一个熟人告诉他，麻栗坡县每年外出打工通过邮局寄回来的钱就有600万元。那人还告诉他，听说政府要投资120多万元，把八里河村搞成“小康示范村”，在村子里建活动室，给每户人家建沼气池，改猪舍，送12英寸的彩电，给村里的道路浇上水泥。

九

建“小康示范村”时，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大家兴高采烈地修房铺路。

累了一天，王和光困倦得不得了，可他躺在床上却睡不着。电力不足，屋里的灯发出来的亮光像是蜡烛一样微弱。又要变天了，他心想。天要转晴时，腿会疼，天要下雨腿也会疼。空气中夹着湿气，一阵阵地从窗户缝里吹进来。他腿上的大筋在扯着疼。他感觉自己的脚还在，脚拇指都还在。

厨师的岁月

做菜的厨房里，是个熬年头的地方。

但他一直努力着长进，他觉得自己发展的速度挺快，就像所在的这座城市一样。

一

那是下午。艺沁烹饪职业学校的校长孟爽，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

他高大壮实，短发大眼。他一边摆弄着平底锅里煎着的鸡，一边慢条斯理地向身后的学员说着什么。今天是堂一对一的小课，学员是个长相不错的东北姑娘。她并不想当什么厨师，只是要了解一下西餐的大概，过完春节，她要出国开餐馆。

“这道菜，除了鸡之外还需要面粉、淀粉、油、盐。你知道这四种主要的辅料在这里代表什么吗？”他突然回头问了句。

“不知道。”姑娘一脸茫然地抬起了小本子和笔，准备记。

“面粉代表附着力，面粉过多，与原材料就相结不上，就意味着黏牙咬不动；淀粉代表着脆和硬，淀粉多就会有硬糊，淀粉少就会挂不上。

油代表着细腻和光滑，油多了就会散花炸不拢；盐代表着味道，盐多了就意味着咸……”

这是间专教西餐的小教室。靠着墙的台子上是电磁炉、电烤箱、切菜台、水池，台子的正对面是放调味料的大架子。

“老师，西餐要用多少作料啊？”姑娘问。

“几百种吧，铺天盖地。”他漫不经心地说着，转身从架子上拿了瓶白兰地，拧开瓶盖，用拇指按住瓶口，倒过来，上上下下地抖了些到煎锅里，响声伴随着鸡和酒的香味立刻弥漫在这间不大的教室里。

姑娘津津有味地品尝刚出锅的鸡肉时，助手开始准备下道菜的材料。他背着手走到窗口。他喜欢在休息的间隙俯瞰院子里那些枯黄的树。还有两天学校就放假了，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都请假回家了，所以，他亲自演示。

站了一会儿，他在窗边的小圆椅上坐下来。斜阳夕照时分，天边的晚霞开始灿烂，金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在他尖尖的皮鞋头上一闪一闪的。他喜欢黄色的光，这让他想起胡同口的路灯。

二

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爱弹吉他的人到处找人切磋吉他，叫“切琴”；爱唱歌的找人比歌，叫“切歌”，他则每天拎着象棋袋子去路灯下找老头，他喜欢“切棋”。他的梦想是当棋手，天天跟人下象棋。

他棋艺不错，在学校和家附近一带难逢对手。当棋手的梦想在胡同口昏黄的灯光下伴随着一次次的胜利膨胀着，直到有一次他跑去什刹海体校找专业队的人挑战，败得落花流水，梦想才算是破灭了。初中时，他上的是北京太平路中学，那是所差学校，他是差班里的差生。他不是没有学习的头脑，也不是坐不住，只是对老师上的课没兴趣。这让他中考时，就差两分，险些没毕业。

父母说，念不了书，就去当兵吧。

他不爱当兵。他家在万寿路的总参大院里，父母都是军人，他是听

着起床号长大的。部队大院的孩子没人稀罕当兵，他觉得，与外面那些渴望绿军装的孩子相比，再没比当兵更容易的事儿了。

到大饭店工作才是最让人羡慕的。满街人都还在穿“板儿蓝”（蓝色中山装）、“板儿绿”（绿军装）和“红片儿”（红塑料底的黑布鞋）的时候，大饭店上班的人已经穿上西服和皮鞋了。除此之外，大饭店收入还高，还能往家拿吃的。

机会是在1985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来的。街道居委会通知有北京市户口的待业青年，可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招工面试，他就弹簧般地蹦着去了。那天特别冷，手指被冻得伸不直。宾馆前排队的足足有一千多人，长龙一样，见首不见尾。轮到他时，面试的人随便问了两句话就把他录取了。那时候，外事服务讲究个好模样儿，他刚好浓眉大眼，还一米七八的个儿。

16岁的时候，他当上了服务员。那时候，刷盘子、洗碗、扫地、擦玻璃，什么活儿服务员都得干。他形象好，领导让他负责上菜。从厨房到餐桌，他每天端着香气扑鼻的菜来来回回地“跑短腿”。一路上，那些美味佳肴都在引诱着他。一开始他偷吃，后来他发现可以用从宴会上截留下来的酒水去跟厨师换。那时候，茅台才5元钱一瓶，一瓶茅台能换三个菜。

他开始对厨师产生了某种敬意。他想，有朝一日，那些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是他做出来的，那该多好。

当了两年的服务员后，厨房缺人，他就申请去了。那时候，服务员是不愿意去厨房工作的，他们管在厨房工作的人叫“伙夫”，他们觉得“伙夫”的工作又脏又累，他们甚至嘲笑说：“腰大脖子粗，不是大官就是伙夫。”

他觉得去厨房挺好，起码能学门手艺，比“跑短腿”强。

三

师傅给了他两把刀。一把“蚂蚱头”，一把“桑刀”。“蚂蚱头”又厚又重，是北方刀。“桑刀”又薄又轻，但比“蚂蚱头”大，是南方刀。

师傅教他磨刀，告诉他怎样粗磨，如何细磨。师傅让他用刀尖切蔬菜，刀中段切肉，刀根部切骨头。教他把各种食材切成片、丝、丁、末、蓉。这叫做砧板。

加工间和灶间是分离的。到了冬天，既没暖气，也没火，冷得要命。

加工间里定岗定位，冻肉他都得站着切，衣服每天都被血水溅得污血淋漓。好在宾馆里有专门洗衣的，他还能每天穿会儿干净衣服。手冻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用毛巾把肉裹起来切。

他渴望学做菜，可每天都有几百斤肉躺在那里等着他。这让他一筹莫展。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师傅：“师傅，什么时候教我做道菜啊？”

“已经教你了。”师傅说。

“啊，什么菜？”

“切菜。”

他有些后悔来厨房，但他不能回去“跑短腿”。别人能吃的苦，他也能。他是部队大院根正苗红的子弟，爹妈是军人。

东西切多了，总是会切到手的。第一次切到手时，他告诉了师傅，希望听到些暖心话，可师傅说，看看手还能动吗？不能动就回家休息，能动就接着切！后来，手指再被切到，他就悄悄找胶布贴上，接着干活。

他不想被人看到，他怕被人笑话。他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他切断了手筋。师傅带他去积水潭接筋，急诊室里，他看到很多人眼珠被炸掉了，手被炸开了，像拨开了的香蕉皮，中间是红红的肉，四周是血淋淋的皮，筋像被掰折了的鸡爪子，白森森地露在外面。

师傅说：“看见了吧，你这是小儿科！想要手艺高，先挨三千六百刀！”

后来，他成了厨房里刀工最好的。有一次，他切菜时睡着了，被别人叫醒后，他发现自己还在切，还没切到手，只是本来该切片的切成了丝。

除了切菜，他还要负责“燎青”，就是宰杀各种家禽并把它们分档，做成半成品。他经常一处理就是几百只活蹦乱跳的鸡。他发现自己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来多少只鸡他都不烦，他要训练速度，他要越干越快，他要不到两分钟就收拾完一只鸡。每次他燎青完的“鸡山”都比别人的高。

多年后，他还能表演快速剔鸡法，那是他用数量堆出来的手艺。

那时候，没有煤气，卸煤砸煤也是他的活儿。煤一来就是十几吨，他得和师兄们把它们卸下来，然后再敲成煤块，经常从下午一直干到凌晨，除了牙齿和脚板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像黑猩猩一样。砸完煤，别人都去休息了，他还不忘往师傅的茶杯里沏半杯水，沏满了，师傅来了会凉，来了再现沏，又会烫师傅的嘴。所以他先沏一半，师傅来了，再兑上另一半，

正好能喝。他知道，要比同龄人胜出一筹，就要做别人想到了却懒得去做的事，或是别人根本想不到的事。

师傅出去打麻将时，他就主动留下来负责看锅。锅里永远翻腾着第二天要用的鸡鸭鱼肉，煮好一批，捞起来，再煮另一批。水快干时他就往里续水，一煮要煮一宿。有一次，他看锅没有开排风扇，中了煤气，亏被接早班的发现，才捡回一条命来。

即便这样，师傅也是不一定教的。那个年代，厨师学校还没有，这行业的人都还保守，就算收了徒弟，也是不轻易传本事的。师傅总会在关键的地方把徒弟支走。除了偷学，除了长时间恭谨换来师傅的只言片语，更重要的是修炼自己的悟性。

这是个熬年头的地方。几年“燎青”和“砧板”之后，他终于进了灶间。

灶间分五火：“末火”是水锅，用来烫各种蔬菜，也叫“飞水”；“四火”是油锅，用来滑肉，炸东西；“三火”炒蔬菜、豆腐，炒饭、炒面等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二火”炒各种常规菜，也叫“大工”；再往上就是“头火”，炒的都是专门露脸的菜，厨师长才能站“头火”。

从“末火”到“头火”，每个“火”他都一年半载地干着往前走。

干“二火”时，他最卖力气。他喜欢听着灶台下的小鼓风机呜呜地吹，看近在咫尺的炉火熊熊地烧着。那时候，没有带烟罩的排风扇，只有转个不停的大铁叶扇，铁叶扇没针对性，空气里总是弥漫着呛喉咙的味道，那是煤焦油的味道。他不停地炒菜。旁边配好的菜总是摞得跟小山一样，似乎永远也炒不完。师傅说速度是衡量一个好厨师的重要标准。

他越炒越快，他要练速度。汗顺着帽子边往下流，用手抹汗时，他总是捋下一手的煤焦油，那是沾在露在帽子外的头发上的。他知道长时间地吸入煤焦油对身体不好，但他顾不得这么多，他要练速度。有一次，他炒了一天菜，晚上又吹了一宿电扇，着了凉，可第二天还接着上“二火”，菜炒着炒着，他突然间一口血喷到锅里，便不省人事了。

在医院里，他住了一个月。医生说：你再也不能这么炒菜了。他变成了“鸭子嗓”，这是练速度练出的后遗症。出院后，他调去了西餐部开始学冷餐。

干冷餐后，他很快学会了用萝卜雕花。但当他雕到动物和人时，他发现自己总也雕不好，尽管他下了很大工夫，可还是进步不大。西餐部的师傅告诉他，要想雕好南瓜萝卜，需要懂牙雕、玉雕，要想做得好冷拼，需要懂建筑学、美学。师傅说，中国的厨师归劳动部管，而国外的厨师归文化部管，他们是艺术家。于是，他开始用业余时间学美术。小时候，他不喜欢美术，上美术课时经常因为捣乱被老师赶出去，他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吃跟美术沾边的饭。他开始学工笔，学素描，天天忙着学美术。

1992年，在北京市举办的一个烹饪比赛上，他用萝卜雕了一条龙，得了第一。宾馆举办的知识竞赛题里，有一题是——“1992年，我宾馆的——在北京市烹饪大赛获雕刻金奖，同时获北京最佳雕刻师称号。”空格的正确答案就是他的名字——孟爽。

四

他成了友谊宾馆的名人，也成了北京烹饪界的名人。一天，有人来找他，说：“孟师傅，您这么大名气，我有现成的执照，要不600块钱租给你，您开个班？”最早办厨师培训的大多是跟这个行业无关的人。他们只是租来房子，找来厨师，写张海报，墙上一贴，便开始招生了。碰到一些懒得操心的，就直接把执照租了。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课，他往台前一站，就感觉脑袋嗡地一下，准备好的话就全忘了。他埋着头向大家示范如何雕萝卜，心里怦怦地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心里反复嘀咕，看就行了，千万别问；看就行了，千万别问。下课时，他听到学生抱怨，就这也敢称名师？话都讲不清楚，也好意思开班。

那时候的学生好教也难教，好教是因为学生都是来考证的，都有基础，难教是因为都有基础，所以喜欢往深里问。

厨师／路泞　摄

烹饪老师分“学院派”和“实战派”。学院派的人是那些职高、技校培养的学生，给老师当了几年助手后，开始慢慢过渡成专职的烹饪老师。这些人理论知识丰富，但没在行业中真刀真枪地干过，实际经验少，干活不行。实战派刚好相反，干活棒，但说不出什么。他是从砸煤开始干，经过枪林弹雨的实战派。知道的东西也多，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开始请那些会说的老师来上课，自己一边给别人当助手，一边偷偷听别人怎么说。

刚开始，他还在友谊宾馆里上班，只用业余时间兼职办班。但随着自己过了“语言关”，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会讲，越来越爱讲。他知识点多，对原材料在每一环节中可能有的物理化学反应也了如指掌。学生问的他讲，学生不问他的也讲。任何一种物质，他都能联系各种实践经验向学生讲个没完。例如，讲到水，他就会告诉学生炒肉丝、肉块加少许水爆炒，炒出的肉比不加水的肉鲜嫩得多；炒蔬菜，加点开水炒出的蔬菜会又脆又嫩；炒藕丝，边炒边加水，能防止藕丝变黑；炒鸡蛋，加点温水，就会松软、可口，不会炒老；煎荷包蛋，在蛋黄即将凝固时，浇一汤匙冷开水，蛋会又黄又嫩；豆腐下锅前，在开水里浸渍一刻钟，就能除泔水味；炖鱼时，用冷水炖，鱼就没有腥味；蒸鱼时用开水，鱼肉外部会突然遇到高温蒸汽收缩，内部鲜汁就不会外流，味道会更鲜美；熬骨头汤时，中途切莫加冷水，以免汤的温度突然下降导致蛋白质和脂肪迅速凝固变形，影响营养和味道。

随着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兼职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工作需求。1997年，他辞掉了友谊宾馆的工作，专职开他的烹饪学校。

五

在友谊宾馆上班时，他并不缺女朋友，毕竟那是外事单位。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要做事业，这些女朋友就帮不上忙了。

他记得裴娟是那个傍晚来的。他刚下课，裴娟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她说她是办公室的行政人员，但一直想学西点制作，然后开一家自己的蛋糕房。裴娟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孟爽喜欢听裴娟说话。他们坐在窗户旁，她对他讲起办公室里的人是如何钩心斗角；讲起她从小是如何喜欢吃蛋糕，爱看别人做蛋糕；讲起自己是多希望今后能快快乐乐地每天做西点，她问他做这行能每天快乐吗？他说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辛酸苦辣，学生既让他开心，也令他伤心，那些他并不在意。甚至叫不上名字的学生是怎样意外地邀请他到国外去指点，而那些他花费了很多心思栽培的学生后来又是如何冷漠。有个叫楚白的学生，从农村来，但领悟力强，东西一学就会，还能举一反三。他觉得楚白是根好苗，就特别用心去教，楚白想参加烹饪比赛，拿不出报名费，他就帮他出，还帮他设计比赛菜品，让他在比赛里获了奖，有了名气。几年后，他推荐楚白到广东的一家酒店当了行政总厨，但当他再推荐学生去时，楚白对他推荐来的人说：“老孟那两下子算啥？以后师从老孟的人来一个我灭一个！”

“你教了他们本事，他们不报恩吗？”她问。

“报恩？不捅你一刀就不错了，还报恩呢。现在的好多学生连自己爹妈的生日都不知道，还懂什么叫报恩？我现在就是把我会的东西标上一个价钱，问心无愧地教，学成什么样我就不想再操心了。”他说。

每年有上千人在他学校里来了又去，这样的人经常有，他教伤心了。

然而，更让他伤心的不只这些。好多学生，他觉得不错，就培养他们当助教，留在学校当老师，但他们翅膀一硬，其他学校一来挖，他们就走了。

“孟老师，您教我本事，我是会报恩的。”那天夜里，孟爽因为裴娟的这句话激动了一整晚。尽管他已对人的语言灰了心，可还是信了裴娟的话。他想这姑娘兴许是他的好运。

学完西点，裴娟不但留下来当了老师，还当了他老婆。

多年后，裴娟问他：为什么当时会信她？

孟爽说，什么都靠不住的时候，只能靠直觉。

六

在裴娟的支持下，他又开始积极教课。他现在不仅教学生们技术，还教他们懂得厨艺并不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这么简单，“因料施技，物尽其用”才是好厨师。他告诉他们，厨艺就像下棋，几分钟学会规则就能会下，但要想下得好，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又经常带学生去参加各种比赛了。中央电视台的“鲁花杯”厨艺大赛、“满汉全席”擂台赛、“食雕超人大比拼”、北京电视台的“八方食圣”厨艺大赛，甚至国外电视台的烹饪比赛都邀请他带学生去参加。在各种比赛中，他努力开发学生对食物理解的多样性，训练他们接受同场竞技的人的不同理念，鼓励他们把原来掌握的知识和新的理念结合起来，重新修正自己的欠缺。他告诉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学生比出了荣誉，他也带出了名声。他成了“国际烹饪大师”、“中国雕王”、“国际中餐烹饪大赛亚太地区总裁判长”、“北京市优秀教师”……他学校的墙上也开始挂上“国际烹饪连锁学校”、“国际烹饪联合会培训基地”、“国际中餐新、奇、特技术研发培训基地”等牌子。

他的学校蒸蒸日上，几年内从一家开到了五家。他赚了钱，买了尼桑吉普，每天开着在自己的五所学校间巡视。他喜欢每天开着车在各分校之间巡视，那是一种兴致勃勃的感觉。从砸煤、杀鸡、切菜的“伙夫”到有五所烹饪学校的校长，一路上，他经常回想起这些年的辛酸苦辣。和那些一起进友谊宾馆的同伴相比，他觉得自己发展的速度挺快，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然而，巡视到2003年，感觉就不再兴致勃勃了。那一年，北京城开了家名叫“新东方”的烹饪学校。那时候，烹饪学校都不大，学生也都住在学校附近的招待所里。而新东方规模大，设备新，环境好，甚至有能住几百名学生的宿舍。所以，一出现，便抢走了一批又一批生源，让无数学校迅速丧失竞争力，关门大吉。一年之后，他的学校关了四所，他重新回到教室里亲自任教，靠着自己的名气，最后这所规模一般的学校生存了下来。再也不用来回巡视了，但他心里不平静，惨败的仇一直记忆犹新。

七

太阳落山了，天空渐渐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居民楼里的灯光接连亮起来。东北姑娘已经收拾完东西下课回家了，裴娟还在西点教室里做生日蛋糕，今天是他的生日。

再过两天学校就放假了，过完春节再开学时，他就有新的教学点了。

那里的环境是“新东方”没法比的。不但有两栋能住一千多人的宿舍楼，还有一个实习用的酒店，能开运动会的体育场，甚至每个学生的桌前都有专门的电脑……这是解放军某部培训部队系统厨师的培训中心，投资了5000万元，但一年只培训两三百人，教室大多数时候都闲着，所以，他便承包了下来。

想想2008年，他就忍不住想笑。“娟儿，咱报仇的时候到了！”

他说。

人间鬼戏

“黄鬼”的故事，从2009年2月7日，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三讲起。

天还没亮，一辆黑色奔驰车便驶出了河北省武安市冶陶镇的固义村。开车的女人叫王文娟，固义村首富。她今天要出去找一个外乡人，一个两天后，在固义村元宵节社戏“捉黄鬼”中扮演“黄鬼”的外乡人。社戏有几百名演员，都以家庭为单位，代代相传，义务演出，唯有“黄鬼”付酬劳，唯有“黄鬼”得找外乡人，因为固义村的人相信——谁演了“黄鬼”，三年后就会死掉。

一

那天下午，在离固义村65公里远的山西黎城，卢寸红被找到了。当时，他在表姐家做客，表姐接了个电话后说：“我一个做焦煤生意的朋友，他们村元宵节要唱社戏，现在缺个小丑，也就演三四个小时，给1000块钱，你去吗？”

“我也就打过腰鼓，不会演小丑啊，能行吗？”

“人家说了，就几个简单动作，不用说话，先过去准备两天，元宵节那天中午就能演完，管吃管住，奔驰车接送，享受‘总统待遇’。”

奔驰车沿着309国道一路向东。车窗外是宽阔的田野，老百姓在地里烧着荒草，火堆星星点点。

几小时挣1000元钱，没台词，还奔驰接送，该是怎样的一个“小丑”呢？在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奔驰车里，卢寸红开始忐忑不安。

“大姐，你们那小丑咋演啊，咋能给那么多钱呢？”他问王文娟。

“就是被人带着在村子里跑跑，但穿得少点，一般人怕冻病了。”

忐忑的心似乎安慰了许多。三个月前，卢寸红刚从某装甲兵部队退伍返乡，身体素质是过硬的。

一小时后，奔驰车下了国道，进了村。王大姐说到了，他没反应过来。泥泞的街道，随处的垃圾，破旧的房屋……把眼前的村庄和奔驰车主人的家乡联系起来并不容易。

在村委会，他被托付给了一个装了只假眼的老头。

“老刘头，人我可找来了，这两天照顾着，去哪儿跟着点儿，客人路不熟，别让人家走丢了。”

“您放心吧，有我在，丢不了。”

他被安排住在村委会值班室，和老刘头睡一张大床。外屋是村长办公室，奖状挂了一墙，烟头丢了一地，不时有小孩跑进来，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翻找东西。“村长不常来。”老刘头说。

老刘头把他带回家吃晚饭。他们边吃饺子边聊天。老刘头说自己命苦：“五十年前，我在山上用炸药炸獾，不小心让干电池的正负极碰上了，獾没炸着，我炸瞎了一只眼。他们都说我是一根筋，没人干的活都来找我干。殡葬改革时，村委会要把那些偷埋的尸体挖出来火化，没人愿去挖，他们就让我去挖。我老伴死了，我36岁的女儿去年得了乳腺癌，也死了。所以，我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我替他们挖了别人家坟后，村长却跟别人说，就拿我当狗用，不喂都行。要是找不到你，今年的这个‘黄鬼’他们肯定还要我来演。”

他第一次听到了“黄鬼”这个称呼。小丑是有名字的，叫“黄鬼”。

“黄鬼是什么鬼？”他问老刘头。

“‘黄鬼’自然是黄色的鬼，过去洪水泛滥，瘟疫、痨病使人面黄肌瘦，就都是这‘黄鬼’搞的鬼。在我们村，‘黄鬼’还指那些在人间行凶作恶，目无家规国法，不忠不孝，不服父母管教，甚至害死父母的孽狂。‘黄鬼’有三个兄弟：‘大鬼’、‘二鬼’和‘跳鬼’，‘黄鬼’是老三。我们这社戏名叫‘捉黄鬼’，来捉‘黄鬼’的就是他这三个大义灭亲的鬼兄弟，他们通过捉拿、审判、处置自家的老三来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和教育大伙遵纪守法、孝敬爹娘。”

“原来‘黄鬼’是这样的……”卢寸红心里一沉。

“别担心，只是个戏里的角色，跟你自己没关系，哪部戏里没反面角色？你把这‘黄鬼’演得越坏，对群众的教育意义也就越大，为自己积的功德也就越多。去年元宵节，武安有个养猪场用来盗采铁矿的炸药突然爆炸，工人炸死了24个，炸伤了5个，只有一个人啥事儿没有，因为那人跑来我们固义演‘黄鬼’了。”

“年年都演吗？”

“我们这儿的规矩是演单数，不演双数。也就是说要么演一年，但如果连演了两年，就必须得演三年。今年就是第三年。”

“那下次再演是什么时候？”

“这戏一演就是几百名演员，现在的人都不太听话，难组织啊，村委会的干部也懒得管，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头整天张罗。下次，谁知道呢？”

“听说‘黄鬼’穿得很少？”

“其他的鬼穿得更少呢。‘大鬼’和‘二鬼’的黄马甲是单衣，你可是棉坎肩。元宵节那天，你上午九点钟左右才出来，而其他三个‘鬼’深夜一两点就得出来，他们要来来回回走遍村子里所有的大街小巷，他们的角色都是家传的，只要社戏一开，就得出来尽义务，不跑都不行。”

“为什么就‘黄鬼’不是家传呢？”

“这……我也不知道，村里的规矩吧……好了，时间不早了，咱们回村委会吧，顺便到观音堂给‘三爷’磕个头，烧住香。”

二

观音堂里灯火通明，堂外锣鼓阵阵，空地上正演着一出名叫《大头和尚戏柳翠》的傩戏，两个戴着夸张面具的演员被端着各式相机的摄影发烧友包围着。“发烧友”对演出的兴趣似乎并不大，除了偶尔拍几张照片，他们彼此询问着是第几次来和这几日哪儿能看到什么。

观音堂里供的是个叫做“白眉三爷”的神。

人群里，卢寸红听到了关于“三爷”的传说——春秋时期，秦国十三太子游历晋国，在街上遇一泼皮正在作恶，心中怒起，将其打死。为躲追兵，十三太子逃到今天河北邢台一个村庄，见村民正在戴着面具、穿着彩衣，舞蹈娱乐。他上前说明缘由，村民让他戴上面具，混入舞蹈的群众，躲过了晋兵。后来太子来到固义村，身患重病。村民为他请医照料，使其康复。十三太子为了感谢两地百姓的救命之恩，办了不少善事。而固义村的人则为太子塑了像，供在庙里，称其为“白眉三爷”。

退伍军人／邸晋军　摄

“其实，‘捉黄鬼’这戏最早也不是我们村的。据说康熙年间，村里人去口外做生意，发了财，便把那边的戏学了回来，元宵节演给‘三爷’看。”老刘头说。

他被老刘头带进观音堂给“三爷”磕了几个头。老刘头从供桌上拿下一瓶“青竹”牌白酒，给他倒了一杯。刚开始，他试图谢绝，因为他不爱喝酒，但老刘头说，“三爷”赏的酒，必须喝。他便喝了。

从观音堂出来，他见到一些人在给骡子尾巴上系上红布。老刘头告诉他，系上红布的骡子就是元宵节“三爷”要用的，红布一系，这些骡子回家就好吃好喝，不用干活了。

“元宵节那天凌晨，会有扎着靠旗，身穿铠甲，装扮成‘黑白探马’的人在街道上来回跑，这叫做‘巡神’。他们骑的便是这绑了红布的骡子。过去，三乡五里那些不听话的骡子都会赶来让‘三爷’使，回去通通变老实了，你猜为什么？那天街两边站的都是人，它们全是吓老实的。”老刘头说。

“我这两天要做什么？”他问。

“你好吃好喝，啥也不用做，跟那些系着红布的骡子一样，你也是‘三爷’要用的。”

三

那天晚上，卢寸红没睡好。一开始是隔壁会议室里来了好些人，他们坐在村长的办公桌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跟老刘头没完没了地说着村长的坏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村长如何贪污，如何迫害正直的人，如何跟上面官官相护……后来，聊天的人走了，老刘头进来睡觉，一上床，老刘头就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吵得他更是睡不着。他翻身朝墙，心事也跟着泛上心头。

他1999年入伍，因表现突出，2000年被部队送去学习修坦克。四年后，他回到部队，成为了技术骨干。就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母亲让他转业回家来做个依靠，他便脱了军装回来了。刚复员时，他彷徨极了，在部队，他是技术骨干，但回到地方，他似乎一无是处了。没坦克让他修，也没他能做的生意，他被亲戚介绍到朋友开的装修队里干活儿，别人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像新兵一样。

他也后悔过离开部队，但悔意很快就过去了。要么回来，要么在部队干一辈子。他没有兄弟，只有个嫁了人的姐姐。父母老了、病了，他不能总待在部队躲避孝道。在当兵的近十年里，他只在2007年回家过了一回年。因为部队驻守厦门，一级战备是常事。每逢台海局势一紧张，他甚至整年不能和家里联系。事实上，他最后悔的是回来晚了。春节前，67岁的父亲被肺癌带走了。当新兵时被老兵扇耳光他没哭过，因为他知道很快自己就能成为老兵；从坦克上掉下来摔断腿他没哭过，因为他是军人；离开部队时，战友们哭了，他也没哭，因为他想自己过两年混好了，肯定能回去看他们。但父亲去世时，28岁的他哭了，因为他知道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

部队不用他了，父亲也不用他了，现在只有“白眉三爷”要用他。“三爷”用完他，他就能挣到1000元钱，他要给母亲买礼物、给妻子买礼物，给自己那一岁零四个月的女儿买礼物。买些什么呢？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四

早上八点，他便起来了。老刘头带着他在村子里转。

哪儿有贴标语、挂横幅的，他们就在哪儿帮帮忙。他贴了一张“欢迎专家学者记者光临固义看傩戏”的标语，挂了一条“三农政策暖人心”的横幅。他发现，村民们在看他时，眼光都很怪异，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观音堂前围了好多人。大家一边议论一边看着一张A4纸打印的告示，字不大，密密麻麻，内容都是攻击村长的。突然间，一辆没有挂牌照的红色跑车开了过来，从车型看那是辆中华牌的“酷宝”，但贴了个“BMW”的标。老刘头急忙把他拉走，人群也迅速散去。一个穿红色西装的胖胖的中年男子下了车，带着愤怒的表情一把将告示撕下，钻进那辆宝马牌的中华跑车，开走了。

老刘头说，那就是村长。

老刘头把他带回家看了一天电视，吃过晚饭才回到村委会。

晚上九点来钟，他正在和妻子发短信，说今天很无聊，一个小个子老头推开了村委会的门，探身进屋，问道：“你是我们外面找来的人吗？”

“对，我是来演‘黄鬼’的。”

“我是演‘二鬼’的，出来我们给你培训一下。”

“听说‘二鬼’穿得比‘黄鬼’还少，走得还多，您这么大岁数，身体行吗？”路上，他问演“二鬼”的老头。

“‘二鬼’本来已经传给我侄子演了，过去两年都是他演的，今年他犯了事，进了公安局，所以今年我还得亲自上。有啥办法？年前我大病刚好，现在该上还得上，都是命。”

他跟着“二鬼”和几个年轻人来到村外的空地上。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学习“黄鬼”的动作。

“你的动作最简单：第一个动作是弯着腿，垂着脑袋，慢慢地走，手不停地抖，但身体不要晃；第二个动作是‘大鬼’回头，朝你举起钢叉时，你身体要往后仰，吐出舌头，装成很害怕的样子。”

“二鬼”让他在空地上走了两圈，接着开始纠正“大鬼”和“跳鬼”的动作。“大鬼”和“二鬼”走路的姿势很威风，手脚上的铜环叮当作响。“跳鬼”则是一手舞着招魂牌，一手舞着扇子，跳来跳去。

“二鬼”对“跳鬼”的动作并不满意——“你父亲跑‘跳鬼’时，一进腊月就绑着沙袋练，所以每次脚后跟跳起来都踢着自己的屁股，你再看看你，脚才到哪儿……”

大家练习各自的“鬼步”时，旁边的几个草堆突然着火了，一个中年女人点的。刚开始，他以为是有人烧荒草，但当身边的人都连喊带骂地跑过去扑火时，他意识到，这是草料。草堆是“二鬼”喂骡子的草料，点火的女人是“二鬼”唯一的亲闺女。

老刘头给他讲了个“拉偏套”的故事。“二鬼”也是个退伍兵，二十来岁时，老婆得病死了，“二鬼”便跟村里一个丈夫在外地打工的女人过，那女人的丈夫回来时，“二鬼”回自己家；那女人的丈夫一走，“二鬼”又去女人家。就这样，“二鬼”在那女人家住了十多年，直到女人家的小孩长大成人，觉得丢人，他才被撵走。后来，“二鬼”又找了另一个丈夫在外而且还没子女的女人，又生活了十几年。今年过年前，“二鬼”在那女人家的地里干活，突然栽倒，不省人事，村里人把“二鬼”抬到那女人家，女人说：“死在我家算怎么回事，赶紧抬走。”“二鬼”才又被抬回了自己家。“二鬼”是被自己跟亡妻的亲生女儿照顾好的，在女儿家过完年，他又要赶着骡子回那女人家。女儿不让他回去，女儿说：“你看你，帮人家干了十多年的活，病了人家不管你，死了人家更不要你。”但是“二鬼”还是坚持要回。于是，伤心的女儿着了急，当着众人的面烧了父亲喂骡子的草料。

草堆上的火已被扑灭，村民们陆续离去，“二鬼”默默地收拾着剩余的草料。

“‘二鬼’也是退伍兵，却过着鬼一样的生活。”回村委会的路上，卢寸红突然心生感慨。

他跟在老刘头后面。他们穿过桥洞时，他又遭遇了异样的让他不安的目光。为什么呢？他停下来，很快便从路边一个小孩的口里得到了答案——演完“黄鬼”的人，活不了三年。

他愣住了，一下有点六神无主。在一个小卖部，他买了盒烟，他想抽支烟定定神。

“你是来演‘黄鬼’的？”一个从小卖部门口路过的年轻人停下脚步，问他。

“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每年都是老刘头负责看管‘黄鬼’，他旁边的陌生人便是‘黄鬼’。”

“那我三年之后会死吗？”

年轻人笑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说：“过去演‘黄鬼’的人的确活不了多久，因为都是些讨饭的老弱病残，冬天穿个背心短裤，一冻一病，也就死了，所以，村里人就说，演‘黄鬼’的人活不过三年。我看你没事儿。”

怀着一丝安慰，他回到了村委会。他睡不着，便到院子里溜达。裤兜里的手机嘀嘀了两声，是妻子发来的短信：“今晚10时49分，是月亮五十二年来最圆最大的一次，一起看哦。”

他望了望月亮，并未觉得有多大多圆。月光铺在地上，也照在他身上，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平静的海面。他在想，是演，还是走？如果演了，三年后，我会死吗？很多事情他既相信，也不相信。

五

整夜都有人在放鞭炮，从深夜十二点一直到天亮。

早晨六点，他刚睡着，便在迷迷糊糊中被人叫醒了。他们把他带到一个废弃的杂院。院里的杂草一人多高，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小屋内，生着个小炉子，这是他化妆的地方。他们从一个白色的布口袋里取出黄坎肩、黄短裤、黄布鞋和一个灰白色的假发套。很快，他从头至脚，被涂满了黄色，并换上了“黄鬼”的服装。

“你这妆算是舒服的，‘大鬼’、‘二鬼’脸上化的是黑白灰的三色条纹，脸上要痒了，挠都不能挠，只能用牙签扎。”化妆的人说。

四把刀插到了他裸露的胳膊和小腿上。刀是钢刀，明晃晃的，只是刀刃被切了个月牙，用细绳帮在胳膊腿上，猛一看，像是砍进肉里的。一个瘦瘦的老头拿来一只鸡，在院子里杀了，冒着热气的鸡血被倒进一个塑料瓶里，瘦老头用毛笔蘸了鸡血往他绑钢刀的地方抹。

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恶心，他感觉脸在发烧。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照到他身上。

“别动，好，就待在那儿，这儿光线太好了……”他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声音悦耳又刺耳。不知什么时候，屋内院内，已经挤满了端相机的人。他迅速离开阳光，躲进了墙边的暗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闭上眼，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里展出的怪物。

六

游街开始了。狭窄的街道上，人们举着二尺长的柳树棍，不停地尖叫着。前面是鸣锣开道的“衙役”，手持旗牌、伞扇、金瓜、钱斧等全套仪仗。后面是踩高跷，骑竹马，舞龙，舞狮，跑驴和把自己打扮得五颜六色的村民。“大鬼”和“二鬼”脸上画着蓝白相间的条纹，头戴灰白蓬乱的发套，也是身穿黄色坎肩、单裤，手中的铁索链在空中哗哗地抖着；“跳鬼”头戴斗笠形深蓝色帽子，面蒙黑纱，眼圈、口圈涂成白色，身穿鞑子衣，一手拿令牌，一手拿折扇，脚向后不停地踢跳。泥泞的街道上，邻街的房顶上，以及高大的树杈上，挤满了狂欢的人群。披甲戴盔的“探马”在人群中往来开道，铃声急促，惊得观众直往后退。“押”着他示众的队伍浩浩荡荡，他被“押”到哪里，哪里就会掀起高潮。

那双不合脚的黄色布鞋在泥浆中湿透了。这是他走过的最烂的路，很多地方，他得不断把脚从烂泥中拔出来，才跟得上“游”他的队伍。糊状的泥浆，在阳光下闪耀着粗糙的光芒。人群推推搡搡，不时会碰到那几把沾满了鸡血的刀。刀受力一动，绑刀的细绳就会让他钻心地疼。生平第一次，他体会到了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尊严被夺走的滋味。就这样吧，很快就完了，他决定对自己的尊严实行一种短暂的抛弃。

走了两小时后，他被带到一个院里休息。有人给他端来一碗水，拿来一个鸡蛋，他拒绝了；有人给他倒来一杯酒，让他喝了暖暖身子，他拒绝了；有人点了支烟给他递过来，他也拒绝了。他不冷也不累，不饿也不渴，就是心里难受。

扛着摄像机的电视台的记者进了院子。一开始，他担心记者会采访他，但他很快发现，人家要采访的其实是当地宣传部门的某位领导，他只是一个背景。

领导侃侃而谈，“固义的‘捉黄鬼’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北方唯一的傩戏遗存。这个呈现出黄河流域传统文化鲜明特征的大型社戏，其规模之巨大、气势之雄浑、内容之丰富、历史文化意蕴之深厚以及群众参与的狂热程度，实为全国所罕见……”

七

休息快结束时，他身上又被加了件让他意想不到的道具。他们端出一碗鸡肠子，用布兜了些，直接绑到了他的腰上，鸡肠贴着他的肚皮，滑溜溜的，似乎用什么东西泡过，鸡肠散发着某种极其难闻的味道。

他又重新回到挤满了陌生而无情面孔的街道上。鞭炮声，锣鼓声，呐喊声，他再度处于各种杂乱声响的围困中。

他低着头，弯着腰，令人恶心的味道不断往上涌。他想要抬起头来，一通乱喊，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把自己的委屈和压抑全都喷射出来。不演了。拨开人群往南跑，跑到村外的大路再往西跑，便能到309国道，便能拦辆车回家。体力没问题，衣服、鞋、手机都不要了，立刻离开这地方，他心里这么想。但是，他的身体被完全控制着，身后的两个人抓着他的肩，推他，他就往前走；拉他，他就朝后退。

欢腾的队伍向村外走去，宽阔的河滩上，人头攒动，锣鼓声更加喧天。他被“押”到河滩边临时搭建的阎王台、判官台前。阎王、判官正襟危坐，两旁的小鬼持刀怒目。“阎王”的眼珠儿用核桃壳磨光着色而成，金光闪耀，摄人心魄。他跪在地上，听“阎王”声嘶力竭地喊着台词：

“劝世人父母莫欺，休忘了生尔根基。倘若是忤逆不孝，十殿君难饶与你。来呀，把‘黄鬼’带下去扒皮抽肠。”

八

大太阳天，光线耀眼，烟雾很浓，没一丝风。

麸皮、锯末、白酒、硝粉制成的烟瓶已经点燃。他被笼罩在刺鼻的翻滚的烟雾里。当台下的喧闹声达到高潮时，他仿佛听到了部队演习时，战友们的呐喊声，隐隐的，无边无际。他被“扒皮抽肠”了。他们解开他身上的黄坎肩，把兜在里面的散发着怪味的鸡肠子抓了出来，抛向天空。村民们在台下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

他突然感觉到，过去的经历似乎是一场找不到任何关联的无声电影——战士，黄鬼，修坦克，搞装修，奔驰车，抽肠扒皮，厦门美丽的海边，固义村泥泞不堪的街道……恍若隔世。

人群散得很快。他被带到一个小浴室里，用递进来的一点点洗衣粉洗了个澡。

他又被带到王大姐家，拿到了1000元钱。王大姐说：“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自己坐车回去吧。”

他说没关系。他心里明白，自己被“三爷”用完了，被这个村子用完了，人间鬼戏散场后，他得自己回去。

跃下高低杠

一

午饭过后，毕文静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她一只手握着鼠标，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眼皮开始打架了，屏幕上的字越来越模糊。她隐约听到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旁边的饮水机上接水，有人在招呼着结伴外出买零食。同事们走来走去，鞋子踩在地毯上，脚步声低沉而杂乱。

她不明白怎么没人睡午觉。她在运动队睡了十三年，退役后又在大学睡了四年，整整睡了十七年的午觉。她好想在桌上趴会儿，可作为李宁公司市场部的新员工，她觉得那样不好。她已经不再是什么高低杠的世界冠军，她现在是公司白领了，白领是要注意形象的。

办公桌下的脚还在疼，那是穿高跟鞋穿的。她们这些练体操的姑娘脚面比一般人宽，五个脚指头往高跟鞋里一挤，就会疼得难受。可她不甘心，整个早上她都跟这鞋叫劲，使劲在地毯上跺。午饭回来，她终于忍不住把它们脱下，发现脚已经肿得像红萝卜了。

退役那会儿，她就想：以后念完大学，一定要去公司里当白领，一定要穿着高跟鞋上班。好几次她都梦见自己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走得飞快，好像生下来就穿着它们一样。过去的二十来年里，她除了穿运动鞋就是光着脚。进体操馆光着脚，出体操馆穿运动鞋。每当街上有婀娜多姿的姑娘踩着高跟鞋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会心生羡慕。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对高跟鞋有那么多的向往。那是她的梦想，现在她的梦想实现了，却发现脚会疼。她把脚从鞋里抽出来，放在地毯上。她越来越困，想睡却不能睡，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她把手掌蜷起来，把指甲掐在脸上，很快她就适应了这种疼，睡过去了。

二

毕文静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一个叫新泰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级市。

她是超生的，上面是姐姐，生下来爸爸就叫她“小停停”，不是亭亭玉立的“亭”，而是“停止生女孩”的“停”。爸爸很得意给她起的这个小名，因为第三次尝试总算有了个儿子，她和姐姐也有了弟弟。在她的家乡，姐姐、妹妹、弟弟是三个小孩家庭的固定模式。没男孩的家庭会被欺负，走在大街上都得低着头，尽管违反国家政策，但都彼此理解，这是习俗。

超生罚款给了她家很大的经济压力。妈妈是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父亲念完高中后，卖过水果，卖过鱼。她记得爸爸卖鱼的时候不敢抬头，说是怕熟人见了过来帮忙买，又不好意思不给熟人便宜。她那时觉得奇怪，人们干吗要吃鱼，味道那么腥。

后来，爸爸开上了出租车，早出晚归地满街转。她5岁那年，有一天，爸爸看到体操学校门口贴了张招生的告示，不交学费，发小衣服，还能锻炼身体，便送她去了。

刚开始，她喜欢这里。因为在家里是玩，来这里也是玩，这里小朋友多，教练还带着她们做游戏。可渐渐地，她发现这里越来越不好玩，每天要压腿，要跑步，要蛙跳，还要让家长给自己缝沙袋来绑在脚上。

沙袋是妈妈缝的，一个大大的沙袋，绑在小腿上都满了。夏天跑步，一院子的土，一圈一圈地跑，土也一圈一圈地起，大家都在那里跑，也不知道吸那些土对身体不好。冬天，她不想去练，可妈妈每天天不亮就把衣服在炉子边烤暖了，逼着她穿上，送她去。她觉得妈妈特别不会心疼人。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小孩子有权利躺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她从来没有躺过，也没见身边的小伙伴躺过。每天她都会哭，她觉得累，但教练的指令不能不听，哭是她唯一用来表示自己不满的办法。

也有开心的时候。偶尔，教练会带着她们到附近一些地方表演体操，这时候她们总是心花怒放，因为通常都会发面包，发火腿肠，甚至是发衣服。至于去了哪儿，她们并不关心。

训练完了休息的时候，也很开心。练得好的教练给买西瓜，买冰棍吃；练得不好的就只能在旁边看着，可她总是有的吃。她的体操天分慢慢显露出来。其他小朋友学很久都学不会的动作，她很快就能学会。教练总是说，“文静这孩子，真是块练体操的料，将来肯定能出成绩”。

她那时候不知道练体操的将来叫运动员，也不知道不练体操的人以后叫什么。她认识的所有小孩都是练体操的。她以为这就是所有小孩子的生活。长到这岁数就要来到这里，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练了两三年，动作成形后教练告诉她，该去比赛了。比赛是什么？比赛就是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拿第一！拿第一干吗呢？让你拿第一你就拿第一，让你平衡木上别掉下来就别掉下来，听教练的话就是好孩子，别问这么多！教练是她完全相信的人，教练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教练说不许哭，她就会擦干眼泪，忍着不哭。

有一天，教练说：“文静，我已经教不了你了。我们送你去济南，让省队的教练教你。”

前世界冠军／高远　摄

三

教练带着她，从新泰坐火车到了济南。她记得这一天1990年4月2日。

她一下火车就紧张了，她的嘴张着，肌肉僵硬。那天济南在刮风，天有点凉，她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她喜欢阴天、晴天、下雪天，哪怕是冰雹天她都喜欢。但她讨厌刮风，尤其是大风，吹得她眼睛里、嘴里都是沙子。

她一直扯着教练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到教练的后脚跟。在济南运动技术学院的院子里，教练对她说：“文静啊，好好在济南的专业队练，不要想家。”

那时候，她9岁，不知道什么叫济南，什么叫专业队，什么叫想家，也不知道在济南一待就是五年，而且从此往后，自己将离家越来越远。

在省队，还是要跑步，还是要蛙跳，还是要倒立。每天早上，大家排着队去操场跑步，淋着雨跑，晒着太阳跑。原来在土地上跑，现在在水泥地上跑，跑完之后做蛙跳，蛙跳完了做倒立，原来只要倒立几分钟，现在要倒得眼睛充血。

她开始规范地学习每一个动作。为了打好基础，她必须重复做很多辅助训练，学会了大回环，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然后再学用大回环转体，学会了大回环转体，她就得每天做大回环转体。每天循环，练过的再练，教练说，这叫做积少成多。

省队没有新泰那么多玩的。不训练的时候，文静喜欢躺在草坪上看鸽子。鸽子会在晴天被对面楼上的人放出来，在操场上空盘旋，把阳光扇得一片银光。后来，她见有人放风筝，就找来纸、线和小木棍开始糊风筝，然后拉着在操场上疯跑。她不知道哪里没糊对，风筝总是飞不起来。那时候，她知道除了来运动队，也可以去上其他学校。其他学校什么样，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其他学校里的小孩在6月1日这一天是可以跟父母一起玩的。电视里也说，过六一儿童节是要给小朋友放假的。她去问教练，为什么六一儿童节她们不放假。教练说，“放什么假啊，你们是运动员，不是儿童了”。那一年，她9岁。

妈妈来看她的时候她最开心。妈妈会给她带零食，妈妈走后，小队员们都会围上来。“姐，给我吃一口吧！给我吃一口吧！”无论带的是什么东西，她们都会这么说。练体操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一次，妈妈给她带了栗子，她舍不得吃；后来变成了栗子干，她还是舍不得吃；直到栗子长了毛，才不得不吃。

去昆明参加全国青年体操锦标赛是在1994年，那是她第一次出省比赛。那次，她拿了两个冠军。对于13岁的她来说，最开心的不是拿了冠军，而是吃到了芒果。她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水果。回到济南后，她觉得自己可牛了，不但拿过冠军，还吃过芒果。

在运动队，谁练得好谁就是宝，就是教练重视的对象，领导围绕的中心，其他队友就得让着。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风气。在昆明拿了冠军回来后，刚开始，有小队友帮她买冰棍，后来有小队友帮她打热水，再后来，她拉肚子也懒得去厕所了，会有小队友帮她倒尿盆再洗干净放回来。晚上看电视，她说看什么台就看什么台。

她练得越来越好，地位也就越来越高。有时候，她练累了，就想：今儿，欺负个谁呢？

可她谁也欺负不了了。当年，她就被国家队的教练当成“好苗子”，从省队挑去了北京。省队的教练说：“文静啊，我们只能把你送这么远了。”

四

14岁时，她到了北京。国家队里是各省选上来的小姑娘，都很漂亮，不像她，头发发黄，又黑又瘦。国家队的姑娘都讲普通话，老师上课也讲普通话，可她不会讲，甚至听不太懂，上课经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老师把她叫醒，问她为什么上这么严肃的课还会睡觉？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低头不出声。她看着自己的脚指头，白球鞋破了，它们露了出来。在这里，一切的一切都像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有一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

她见了谁都得叫姐。在运动队里，谁要是没成绩就抬不起头来，国家队也一样。她在山东的那点成绩到了这里突然变得不值一提了，来这里的人，哪一个在自己的省队没成绩呢？除了苦练，没有别的出路。

她是1995年1月去的，3月的一天，教练问她，去过美国没有？她说没有。教练说，那就去吧，代表祖国去美国参加中、美、俄体操对抗赛。

那一夜，她失眠了，她躺在床上回想：自己从新泰来到济南，从济南来到北京，现在又要去美国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让她憋不住想笑。一起去的还有桑兰、刘璇和孟菲。孟菲是北京姑娘，临走时，孟菲对她说：“毕文静，你到了美国别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别什么东西都问我。”

在美国机场，她第一次见到自动扶梯，她和桑兰兴奋地逆着方向在扶梯上跑上跑下。跑累了，就趴在地毯上打扑克牌，她们觉得地毯可干净了。她跟桑兰住一个房间，桑兰那次也是头一回出国，她们在床上翻来翻去。她们一直用浴缸边那条厚厚的毛巾擦头，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铺在地上弄干脚的。孟菲不让她问，她也就没敢问。

1995年年底，她又和奎媛媛去澳大利亚比了一个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那一次女子项目总共有五枚金牌，她拿了四块，还有一块是银的。她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一次次站起来升国旗，把大使激动坏了。大使带她去看考拉，看袋鼠，去参观悉尼歌剧院。一回忆起澳大利亚，她总是特别开心，她觉得那是给她带来福气的地方。

从澳大利亚回来，教练开始早上给她熬乌鸡汤、甲鱼汤，晚上给她用药酒擦脚，帮她按摩，因为训练越来越苦。教练说，出成绩就这几年了。

男选手是幸运的，十八九岁还没有出来，二十四五岁参加一次奥运会，二十八九岁还可以再参加一次。而女选手满15岁才能参加奥运会，十八九岁体能就不行了，黄金期只有三年，也就是说，运气好，奥运会能赶上一次。如果出生年份有一两年的出入，也就错过了。

她刚满15岁，到国家队的第二年便赶上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候场的时候，她发现场地好大，观众一鼓掌，耳朵都快震聋了。那里全是记者的闪光灯，闪得她身上起鸡皮疙瘩，想尿尿。

她的对手是俄罗斯老将霍尔金娜。高低杠曾经是中国体操队的强项，可自从霍尔金娜出现后，这个项目就被霍尔金娜垄断了。对于霍尔金娜来说，她只是若干对手中的一个，对她而言，霍尔金娜是她唯一的对手。她15岁，第二次参加世界大赛，而霍尔金娜当时已是欧锦赛和世锦赛的冠军了。

她得了9.837分，霍尔金娜得了9.850，相差0.013分。低杠上的一个松腰动作，她突然觉得高杠离得太远，因而产生了心理恐惧。尽管教练在旁边唉声叹气，可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还是把她高兴坏了。莫慧兰、刘璇、奎媛媛她们三个是冲着冠军去的，都因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决赛。她是冲着尾巴去的，却得了亚军。从美国回来，她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谁也没办法欺负她了。她当时并不知道，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别有多大。八年以后，她和霍尔金娜在北京饭店吃饭时，当旁边的服务员称霍尔金娜为奥运冠军，却不知道她是谁时，她才知道亚军跟冠军完全是两个概念，她才意识到那0.013分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1998年3月，她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杯体操系列赛法国站比赛中，获得了女子高低杠冠军。这是她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称号。她的高低杠动作“扭臂转体360度成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毕氏转体”。

当她沉浸在“世界冠军”的喜悦中时，桑兰在美国的友好运动会中受伤了。受伤对于到外地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是常事，断胳膊断腿，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也就是用轮椅抬回来。桑兰没有回来。慢慢地，桑兰的消息传了回来，她才知道这个朝夕相处的好朋友颈椎断了，腰折了，高位截瘫了，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她们当时都还在练着。那段时间，她会通过深呼吸来帮助自己克服恐惧，继续训练。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人过马路被车撞了，但该过马路时你还得过。

1999年，有个世界锦标赛，名单下来，她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想：该是退役的时候了。

五

莫慧兰早她一年退役。莫慧兰是她在国家队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无话不谈。退役时，莫慧兰还没找到新住处，仍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于是，总有人跑来问莫慧兰：“铺位有限，你什么时候搬走啊？”

国家队只是一个容纳运动员集训的地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老队员走了，房间马上要给新队员用。所有的运动员退役时都要到自己的省队去办理退役手续。提出退役的当天，她就买了回济南的火车票，并开始打点行装。

退役不是突然间决定的。练得好的时候，没人会退役。看着别人退役，看着自己的水平在下降，看着小队员的水平在提高，退役就是必然的了。她的心很平静，完全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种挣扎。

在北京待了五年，她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现在都得往家运。在济南，她送了好些礼物给省队的朋友，都是些国外比赛时买的纪念品和发的各式各样的T恤衫。

退役手续很简单，盖几个章，领了2000元退役费后，就算办完了。

从小到大，她身边都有队友、教练。教练告诉她，除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之外，什么都不用想。可现在手里拿着这2000元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大学会接收她们这些过去的体育明星，但她们得自己想办法找学校。她最想上的是北大，可一打听，人家说，名额已经满了，明年吧。后来，她又想上人大，可想了想觉得不大可能，每年多少退役的人，谁都比她有路子。

家里还是老样子，她曾给家里寄过一些自己在比赛中得的奖金，父母用这笔钱在济南开过小饭店，可由于经营不善，最后倒闭了。现在，父亲又回来开出租车了。妈妈买了个保险柜，把她带回来的奖牌、奖状都锁进保险柜里，大大小小，有几十块，保险柜被塞得满满的。她家被偷过一次，所以，妈妈格外小心。

六

她上了上海财经大学。这所学校有个健美操队，教练的老婆是健美操裁判，便推荐她去了。她一点也不喜欢上海，可校长亲自来北京接她，她觉得不好意思，也就去了。飞机上，她一直说服自己，那是座大城市，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既然是去学习，就别有太多杂念和要求。可到了上海，她还是后悔了。她还是不喜欢唧唧喳喳的上海话和又甜又腻的食物。尽管她知道自己会认识很多新同学，但她不认为那些人会是她的朋友。她想念在人民大学的莫慧兰，想念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奎媛媛，想念那些还没有退役的队友……只有跟她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才是最开心的。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队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一到寒暑假她就往北京跑，她想念她们。

她的专业是经济法。本想学外语，可她发现自己基础太差，短时间内跟不上。上课的时候，她坐不住，而且随时会走神，考试的时候更是难挨，周围的同学都是考试考习惯了的，可她不是。一到考试，她就焦虑万分，她甚至想跟老师说：“老师，我好难受，能让我出去跑两圈再回来考吗？”

学校是照顾她的，体育生每科都能加26分。也就是说，60分及格的话，她只要考34分就够了。她住的是研究生宿舍，电视、冰箱、空调、淋浴，什么都有，同学经常来她的宿舍洗澡、看电视，可她们一走，她就会特别孤单。她没有朋友，她开始疯狂地买电话卡，给家里打，给原来那些老队友打。在她19岁的时候，她发现这是一座没人关心她的城市，这地方的人永远只会关心他们自己。教练的关心早已转到了别的“苗子”身上，父母的关心又太远。她开始尝试着去恋爱。那是个外表阳光却很内向的男孩，同系但不同班，男孩会在台风来的时候给她打电话。突然间，她发现有人关心自己的感觉是如此奇妙。男孩问她对运动员的生涯是爱还是恨，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感情是复杂的，复杂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以什么样的态度向他描述。辉煌和痛苦她都不愿意去回忆，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回忆才会自己跑出来。她会想起人们要她签名，跟她合影，给她写信。她会想起被教练骂挨教练罚，和队友们在房间里打闹嬉戏。对于男孩的好奇心，她无法满足，她只字不提当年的光荣与梦想。她总是对他说，过去的事情，大多数我都忘了。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没什么话讲了，约会也就是在食堂吃个饭而已，关系平淡到在不知不觉中便分了手。

七

毕业的时候，她去逛了一次上海的招聘会。她是空着手去的，因为她根本就不想在上海工作。

她的好朋友都在北京，所以她肯定得回去。桑兰、莫慧兰、奎媛媛都是她的好朋友，在国家队时，虽然大家是竞争对手，可还是像亲姐妹一样。那时候，她是大家的开心果，她经常因为管不住嘴吃零食而让自己的体重超标，但她能以享受的态度去受罚，不然体重就下不来了。大家都觉得她特别神，所以叫她“毕神”。

很多运动员上完大学后都会开自己的运动学校。李宁开了，李小双也开了，很多人都开了。她也想在自己的家乡开一个，可她想了想后还是放弃了：一来没本钱；二来即使有人投钱，她也是没把握的。她想：如果队员成绩好，可送到省队；但是光在省队好不行，队员还是出不了成绩，队员出不了成绩，那又何必开呢？难不成哄小孩玩吗？她知道有成绩的人会觉得自己的付出有回报，她也知道那些出不了成绩的运动员的人生是什么样，她知道他们最后会有多厌恶自己所从事的运动。这个她见得多了。

她去李宁的公司跟李宁没有关系，是另一个朋友介绍的，经历了人力资源的三次正规面试。李宁是她在国家队时的大师哥，尽管全公司运动员退役的除了李宁就是她，可他们之前并不相识。李宁是公司至高无上的董事长，而她只是市场部新来的一名普通员工。

工作稳定了，便要安家。她在北京东四环外买了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她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能买这么大的已经足够了。她在自己的新房内摆满了各种“HelloKitty”的产品，她觉得人必须要有爱好。之前，她不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羡慕别人有爱好。莫慧兰喜欢Mickey，她也跟着买。不过从去年开始，她喜欢上了这种粉红色的猫。

她突然发现自己现在越来越爱玩，在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抱负。以前她是好强的，跑步跑第二就会哭，可现在她不会了，干吗非要拿第一呢？她已经不想让自己太累了，只想安稳一点。老朋友的聚会越来越少，她还没请她们来新家“烧锅底”：一是新家太小；二是她们都太忙。奎媛媛忙着带小孩，刘璇忙着拍戏，莫慧兰忙着主持节目，桑兰忙着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她从不向往朋友们的生活，上班之余，她喜欢小范围地逛逛街，自己在家做做面膜，然后筹划着把嘴角那颗痣点了。

守山人

天色尚未破晓，鸡们就从窝里钻出来，扑扇着翅膀挤到李俊的门前，扯着嗓子吵他。他睁开眼，手伸出被子，打了个哈欠，又将手缩进被子，翻了个身。他想回到那个梦里。那是一片长满茅草的田野，他躺在草丛中，身边躺着另一个人。他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可那48只饥饿的鸡不让他回去那梦。它们此起彼伏地叫唤着，催他起床，催他去做热腾腾的鸡食，然后倒进木槽里。自己觅食是野鸡才做的事，它们是他养的，只要叫叫，他便会来喂它们。鸡的叫声持续着，48只，叫得他心烦。十六年前，刚上这鸡足山时，他最爱听的便是鸡叫。那时候，他只有一只公鸡，那只鸡的叫声是他与这世界唯一的联系。它一叫，他就知道自己还活着，还没被那些人半夜害死。

一

穿好衣服，李俊走进厨房，开始蹲在火塘前生火。柴火的烟迅速吞噬了他被山风吹得粗糙的脸。他的眼睛因长年的烟熏而变得浑浊，一只大，一只小。鸡食开始熬煮时，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锅中不断升起热气，香烟一圈圈地在他嘴边缭绕。

李俊今年61岁了，云南省宾川县双廊镇人。十六年前，他花一万五千元租下了鸡足山木香坪这片方圆四千五百亩的山地。租期七十年。

木香坪是鸡足山主峰夏王峰所在地。农业学大寨时，这里曾被洱海东岸的几个公社开辟为田地，烧荒砍伐，种植土豆、蔓菁、萝卜。山上有种叫木香的药材，满山遍野，所以叫木香坪。他不知道满山的木香是什么样子，上山时，木香坪已经没有木香了。有人收便有人挖，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挖，木香还没落子就挖，很快就挖绝了。

他上山时，这里已是一片火烧山。山下的村民年年上来烧荒，然后放牧牛羊。那时候，山上基本没什么成材的树木，靠山吃山，树木早被伐光了。年年泥石流，泥土像瀑布一样翻滚下来，冲进村子，毁掉那些或活该或无辜的人们的家。政府之前派上山的几位护林员也都神秘地失踪了，生死不明。为收拾这个烂摊子，国家决定将这片集体不愿管、也管不好的山林挂牌拍卖，出租给个人。

离木香坪最近的村子叫伙山村。村民由各地逃难而来，历经几代，汉族和白族杂居，穷困而好斗。

上山没几天，他的棚子铺盖、锅碗瓢盆和所有口粮就被他们拿走了，在他巡山的时候。他们要赶他走，然后好烧山放牧。他山上生活的一切被拿得干干净净，就像他没来过一样。只有一把十字镐，干活时落在林子里，留给了他。

他用十字镐挖了个地洞，捡了些树枝，拢上火，在火堆旁坐了一夜。第二天，他走了四小时山路，在另一个村子买了三十斤土豆，用沿途捡的玻璃瓶装了水，并找人给山下的老伴带了话。第三天，伙山村的人上来了，装腔作势地问他：

“老李，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睡地上啊？棚子呢？被子呢？都被人偷了吗？”

“这山上是没人会偷别人东西的，只是被需要的人借走了。”他心里清楚，这些人上来是看他走没走的。尽管有口气憋在心里，但他必须镇定，要想在这山上待下来，得用智慧跟他们较量。

“那我们给你拿点米和锅上来吧！”他们假惺惺地说。

“谢谢，不用了，过两天就会有人送上来。天当被，地当床，没什么不能坚持的。”他微笑着说。

又过了几天，他老伴上来了。见了他的样子，老伴泪眼汪汪地劝他下山。“要想向前行，退后三步想。”他对老伴说。

二

他将冒着热气的鸡食倒进门口的木槽里。鸡群围上来。小黄趴到木槽边，冲着鸡吠叫。小黄是他的狗。他用木棍将它们的早餐在木槽里拨弄均匀。清晨的阳光铺洒在他的山林，他乱蓬蓬的头发像灰白的茅草在空中飞舞。林里的鸟开始唧唧喳喳地狂叫，像围在他身边的鸡一样。

刚上山那阵，山上没树，也没有鸟。农历中秋以后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整片山林，由于没东西砍，他见不到一个人。

山上的日子，晴朗而空荡。那天，他正在修剪树丛，身后传来“阿爸，阿爸”的叫声。他知道是自己的女儿来了。他听着女儿的呼唤，不回头也不答应，直到女儿走到他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他才慢悠悠地转过身来。

“阿爸，叫你为什么不答应？”

“七八个月了，终于听到人说话了。阿爸想再多听几声。”

“阿爸，下山吧，我们不会再让您生气了。”女儿哽咽着说，泪水流了出来。

他看着女儿，一边笑，一边继续修剪树丛。“女儿啊，阿爸要修剪这树丛呢，不修剪，树是长不高的，只会往旁边长，成不了材。”他说。

白天必须拼命工作，晚上才会累，累了才会尽快入睡，才不会寂寞。

喂完鸡，他给自己煮了碗面，吃完就去巡山了。10月到4月是防火期，四千五百亩的山林，那些可能会引发自然火灾的隐患都得巡查。过去，他一人巡不过来，也请人帮忙，但买下这片山后，除了树上的一些松包，他基本没什么收人。刚上山时，村民要砍树盖房，他还出钱到山下买木材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这里是澜沧江上游，树砍了会水土流失；碰到有人捕了野生动物，他也会买下来放掉。而现在，他没那么多闲钱了。卖松子那点钱，连车费、生活费都不够，即便这样，伙山村的一些山民还要上来抢他树上的松包，甚至抢他雇人打下来的松包。他告到村公所。村公所的态度是，谁让你愿意待在这里呢？

从前的积蓄用光后，山上山下的开销都靠老伴在家做生意，他觉得老伴挣钱辛苦，便不再请人了。自己的山自己巡，能巡多少巡多少。

巡山的路狭长，高低不平。这曾经是朝山古道，上千年了。解放后，大理到宾川鸡足山的公路修通，木香坪朝山古道逐渐废弃。

鸡足山，迦叶尊者的道场。佛陀“捻花”，迦叶“一笑”。迦叶是佛陀的苦行大弟子，因其修行了得，佛陀曾“分半座与之”。据说，佛陀涅槃前，将衣钵交给迦叶，要他在鸡足山守衣入定，待弥勒佛出世，以传衣钵。很多经书都有这段史。成了圣山的鸡足山鼎盛时，寺36座，庵72座，茅棚百所，僧人千人。彻庸祖师、大错和尚、见月老人、担当大师、虚云老和尚等无数高僧曾在鸡足山上传法度众；阿育王、南诏王、大理诸王以及明汝南王、丽江木土司也曾上山朝觐；就连徐霞客也曾在鸡足山上住了半年，成为这位旅行家一生中，除家乡外，住得最久的地方。

三

快入冬了，再过一个月，山上的茶花就会开。散落在茂密灌木林里的茶花丛会在他眼前浓密成一团团。茶花开过开杜鹃，杜鹃开过开映山红，映山红开过开白玉兰，等白玉兰凋谢就又轮到茶花了。花开花谢，寒来暑往。看见花苞，他能想象出各种花将树丛盖得满满的样子。透过花的变化，他能知道当年的气候是否反常。今年春天，山上开了很多白杜鹃，他想，该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没了。

他穿过那片茂密的草地，露水弄湿了他的迷彩解放鞋。草地里的龙爪菜已经枯黄。新鲜时，它们是一种美味的蕨菜。他突然想起了“彩虹之家”，那个秘密的环保组织。五年前，这里满山遍野都是“彩虹之家”的老外们，他们来自七十多个国家。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去了内蒙古、新疆，又去了云南香格里拉，都觉得不理想。到大理后，有人告诉他们，鸡足山木香坪也许是你们寻找的地方，他们便上来了。最开始只上来了三个人。一个开始大叫，一个开始打坐，一个告诉他，“这里可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他不知道阿尔卑斯山在哪里，但他知道，他们跟他一样，喜欢这地方。他们说想在这里开个会。他问要开个怎样的会？他们拿翻译成中文的“彩虹之家”的《宣言》给他看，上面写的是些如何热爱地球母亲，不要再迫害她的话。他同意了。

“彩虹之家”的人是打着赤脚、一路踩着石头上来的，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宽松衣服，整天在木香坪上打坐，自说自话。大便时也不用手纸，湿毛巾擦完后，再洗干净。他很佩服他们。

“会议”结束的那晚，他们让他这个主人讲几句，他说：“谢谢你们能从世界各地来到木香坪，虽然我们的肤色语言文化不同，但地球是我们共同的母亲，这让我们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彩虹之家”的负责人说：“我见过你们的县长、镇长，都没你讲得好。”他听了很高兴。

见过县长、镇长没用，讲得好也没用，警察很快上了山。他们传他下去，做了八小时笔录，记了四十多个字。他们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收了多少钱，二是为什么要让老外们来木香坪。

老外们的确要给他钱，说是小费。但他拒绝了。他说：要小费的是城市，我这里不要小费。木香坪是大理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只要不是商业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在圣山上修身养性。

四

小黄在前面狂吠起来。小黄是他的开路先锋，如果附近有人，小黄便会跑过去一阵狂叫。有恶意的人会走开，没恶意的人会等他上来聊聊天，几个出家人。几年前，鸡足山放光寺的慈法法师倡导行脚朝山古道，以重光迦叶尊者在朝山古道上留下的三个脚印。于是，这条千年古道在废弃了几十年之后，又恢复起来。

“请问到放光寺怎么走？”僧人问。

“你们是要走容易的路还是走难走的路呢？”他抚摩着小黄的头，慢悠悠地问。

“容易的路要走多久？”

“那要看你们走多快，如果在路上休息，还要看你们休息多久。所以，走多久是由你们走路的人决定而不是由我指路的人决定。”

“那难走的路有多难走？会有危险吗？”

“那条路下面是悬崖，大家都知道很危险，走的时候也就很小心，很多人走，没听说有人掉下去过。所以，有没有危险是由重视程度决定，有多难走也是由你们战胜它的人决定，不由我指路的人决定。”

“那您建议我们走哪条好呢？”

“难走的路要近些，但只能看路，不能打妄想，好走的路要远些，但可以看着风景边走边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要走能打妄想的路，还是要走不能打妄想的路，我的建议是反正你们是要去放光寺，那就朝着放光寺的方向走呗。”

僧人们觉得他很厉害，离开时，双掌合十，向他施礼。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礼。

一只山鸡从树丛中扑腾而起，低低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很久以前，大理州曾请专家团上来对木香坪进行过考察，当时的结论是价值不大，没有开发成旅游区的必要。但随着“彩虹之家”那个“可与阿尔卑斯山媲美”的比喻不胫而走，有人又冒出了赚老外钱的想法。于是，为了压进公路，让城里人的车能直接开到这个开满野花的地方，他们开始砍他的林子。

他曾拦在村支书指挥的推土机前，对支书说：

“按理说，在已被我承包的山林上修路是要给我赔偿的，即使没赔偿，也该跟我商量一下，规划一下路线，尽量少破坏些山林。”

“这事好像不用你来操心吧？”支书说。

“那你们总得写个书面通知给我，或是把修路的手续给我看一下，行吧！”

“有这个必要吗？”

“要这么不讲道理，我可打110，向森林公安报警了！”他说。

村支书恶狠狠地瞧了他一眼：“爱去哪儿告赶紧去，你也不想想我们修这路，谁是靠山！”

他不信，打了电话，真如村支书所言，森林公安告诉他，上面打招呼了，他们管不了这事。

五

他家世代在洱海上开船。

阿爹不识字，但是个好船家。阿妈不识字，却懂得如何教育子女。

小时候，他曾在一棵大柳树下捡了一大袋钱，兴高采烈地拿回家后，母亲却很生气。母亲问他为什么要偷别人的钱？他说，不是偷的，是树下捡的。他把母亲带到那棵柳树下，母亲还是不信。母亲让他卷起裤子，光着膝盖跪在树下的沙子上。他心里委屈，跪在那里哭。跪了两个小时后，一个男的走过来说自己在这里丢了钱，他把那男的带回家。那男的对他母亲说，这钱是我的，我收账回来，太阳太大，我就在树下睡了一觉，醒来后迷迷糊糊就往家走，到家才发现钱落在树下了。里面的钱你们也许还没数过，你们可以数数看是不是这个数。男的说了个数，母亲数了半天，果然是。男的取出些钱给母亲，母亲拒绝了。母亲说，如果想要这钱，我就不会让我儿子跪在那里了。男的说，我只想表达自己的谢意，我钱多。母亲说，你钱多是你的事，事情搞清楚了，对我们大家都好。你要不嫌弃，欢迎在我家吃顿饭，但要是再提钱，就赶紧走吧。

他从小爱读书，而他的文化底子是位非亲非故的老人帮他打下的。老人独居在他家附近一个简陋的窝棚里。老人坐过五年牢，出狱后，只埋头种地，不抬头见人。他觉得老人可怜，时常偷些阿爹的茶叶给老人喝。那时，他刚上一年级，老人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念书。老人说，好，我教你。老人开始教他背唐诗、宋词、诗经、论语，他记忆力好，拗口的古文，教几遍便能背。后来，他才知道，老人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丽江教育局的局长。

书读到四年级时，便读不了了。他有弟弟妹妹，光靠阿爹的工分养不了一家人。11岁的他得去放羊。他去找老人，告诉他自己要去放羊了，老人苦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放羊也是可以看书的。

放羊的山离家有20多公里，因为远，即使春节，他都一个人待在那个叫“无底磬”的山谷里。刚开始，他也哭，但荒山野岭的哭给谁听呢？哭了几天，他就不再哭了。母亲不会编草鞋，布鞋家里又买不起，他只能光着脚帮生产队放牧，带着那一两百只羊在山里找草吃，带着它们躲避豹子和熊。放羊时，他开始看三国、水浒、说唐……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伍子胥，他喜欢他“三年归报楚王仇”。

生产队调他回了双廊，在他14岁时。他开始跟着父亲在洱海上开船，直到28岁。那时候，船是无动力的帆船，风是无情的风。无动力的船遇上无情的风，常出人命。每年丧命洱海的有上百人。他和他父亲熟悉暗礁、风向，每次洱海里打捞尸体都会叫上他俩。桅杆断了，船翻了，只有他家的船敢去救。从死神手里，他家至少抢回了二三百人。人救得越多，他就越是害怕。

他问：“阿爹，除了开船，咱家还有没有日子过？”

“没有。”阿爹说。

六

他阿爹没说对。阿爹不知道，日子会随着时代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走南闯北，把云南的水果山货弄到外地去卖。到了90年代初，他已经在广州买了地皮，深圳买了铺面，成了双廊镇上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身家百万，风光一时。

守山人／晏礼中　摄

然而，十六年前，正是这风光把他逼上了鸡足山。他带儿子出去，想教儿子做生意，让他子承父业。但是，儿子该学的没学会，不该学的都会了。儿子学会了赌博，做生意的本钱赌光了还要接着赌，别人来要账，他只能把地皮、铺面接二连三地卖掉。他是家族的族长，儿子的恶习让他羞愧。财富对他来说，成了烦恼和负担。他想，是自己能挣钱的这个本事害了儿子，如果自己没这本事，儿子只能靠自己，念书也好，打工也罢，也都能闯出条自己的路来。

他决定不再挣钱，远离一切事物。当时，恰巧政府拍卖荒山，他便将自己最后的积蓄换成了上山躲清静的权利。他想等儿女们自立了，自己再下山。没想到的是，这一等便是十六年。现在子女们劝他把这片山卖了，他舍不得，十六年，养个小孩都成人了。

很多人都劝他下山。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要独自待在没水没电的山上，潦倒过活。那些当年跟他走南闯北的兄弟也上山来劝他：俊哥，下山吧！你一分钱不出，也是我们的头。我们相信你的商业嗅觉，听你的。

当然，也有不明就里的朝山香客对他说：老哥，下山吧，山下现在捡垃圾的少了，捡捡垃圾也是能挣到钱的，何必让自己这么苦。

他并没觉得山上有多苦，也没觉得自己生活有多差。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穿屁股上补了大巴的裤子，你家又不是买不起。他说，屁股上补巴是老坐在树干上修枝磨的，穿了好裤子就不方便随便坐了。穿补巴裤子就不是人了，人家就以为你是野猪了吗？

山上很平静，也很危险。一次，有个人在林子里烧蜂蛹，引起大火，他跑进去时，那人正往外跑。他对那人喊道：不用怕，来帮我，我们一起把火扑灭。但那人怕他看清自己，还是捂着脸跑了。他用砍刀砍下树枝，拼命扑火。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火势如果控制不住，自己肯定会被烧死在里面，所以，命要紧。但是，似乎又有种力量在推着他，让他一定要把这火扑灭。好在没起风，半个小时后，火扑灭了。他也没受什么伤，只是头发烧卷了。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拖着发软的腿回到住处，在床上躺了一阵，然后蒙蒙眬眬地陷入梦乡。梦中，迦叶尊者跟他说，李俊，百年之后，你便是这鸡足山的土地神。他倏地惊醒。一个穿红色长袍、县官模样的人出现在他对面的墙上并朝他点头。他揉了揉眼睛再看，那人便消失了。

七

山上的道路蜿蜒曲折，落满了松针和枯叶，脚下吱吱作响。林子里散落着不知名的野蘑菇和草药，密密匝匝，像极了精灵的眼睛。

药农们上山挖药时，会借住他家。晚上，他会泡白族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给他们喝，他们会教他各种药材的功用，叶治什么，根治什么，什么时候挖下来才有用。无意之中，他也曾治好过好几个人。药材太多，很多药《本草纲目》上都没有，数也数不清。

他也在山上种过些药材，但野猪把它们拱了。村民们说，野猪毁了你的心血，我们帮你打它们吧。他说，不用了，不种就是，不必杀生。

野猪是识人的，碰到他，相安无事地面对面走过，碰到那些打过它们的，则会还击。他知道他们打野猪就是为了卖肉，五六十块钱一斤，卖给那些贪嘴的城里人。城里人并不在乎野猪肉好不好吃，他们只喜欢尝野味。享受得越多，想要的也就更多。

有时候，寻着某种臭味，他会发现那些死在扣子上的动物。枪声影响不好，偷猎的人便开始下铁丝扣。刚开始，他总是把它们埋了，然后再去森林公安局报案。他发现警察们对他报的案总是爱答不理。后来，一位知情人告诉他——野生动物，不保护前，大家都可以吃，保护后，只有自称保护它们的一小部分人可以吃。

别人靠不住时，他就靠他自己。他总想起那个关于土地神的梦。一次，有村民抓了条蛇，装在麻袋里，拴在树上。他偷偷把它放了。村民问他有没有看到。他反问，你们抓了蛇为什么不看好，万一咬了人怎么办？你们再好好找找，能从拴在树上的麻袋里跑掉，这蛇没准都成精了，回来找你们报仇就麻烦了。村民听了他的话，满脸疑惑地下山了，也没敢再去找蛇。

蛇会不会成精，他不知道。曾有几个东北的修道者借宿山中，第二天早上起来时，问他这山上有没有冤死过一条大蟒蛇，因为头天晚上，他们做了同一个梦，梦到一条蟒蛇说它从没害过人，死得冤枉，请求超度。

那条大蟒蛇，他是见过的。那次，他在山洞里抽烟避雨，突然听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那声音让他毛骨悚然。在山上，他从未怕过什么，这感觉让他奇怪。他缓慢地退到洞外，一条巨蟒张着嘴爬了出来。他猛地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烟呛了它。他双膝发冷，全身发木，感觉血液正在凝固。他知道自己跑不过它。蛇是近视眼，他屏住呼吸，悄悄将手放到身后，握住砍刀的刀柄，期待着蛇听不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僵持了五分钟后，巨蟒从他面前爬了过去。再后来，他在一个山民家的房梁上见过它的皮。十三个村民带了十三把枪，把它打了。

太阳准备落山的时候，他便开始往回走了。小黄依旧在前面带路。那48只鸡早已等在门前乱哄哄地朝着他叫唤。他走进厨房。把堆在墙边准备用来做饭和烤火的一大段一大段的木头捡来放到火塘里。外面开始起风了，窗户在风中摇晃着。柴火越烧越旺，开始劈啪作响。接下来，他将要做饭、煮茶、烤火，直到灰堆上的余烬停止闪烁，再不出一点响声。每天晚上都一样。

单骑天涯

一

“你不知道我现在在采访你，会把你说的都写出来？”

“那你还跟我说这些？”

“没关系，这也是我经历的一部分。”

“回了国，很多人会把你视为英雄，当做偶像的，他们要知道你杀过人，心里会很矛盾的。”

“我没想过当什么英雄、偶像，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我只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跟我的梦想比起来，那些想毁掉它的人只配吃一颗子弹。”

“你不担心自称‘杀人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说我开枪打死过人，就真开枪了？我在外面十年，到过九十多个国家，我什么时候开的枪，在哪国开的枪，我的枪呢？法律是讲证据的。”

采访是偶然遇上的，当时，我在墨西哥旅行，当地朋友告诉我有个叫郭大浩的北京人，骑自行车周游世界，出来十年了，现在正在墨西哥城等美国的签证，问我想不想聊聊。我说，好啊。于是，朋友便安排我们在一个购物广场里的星巴克里见了面。整个下午，我们靠在窗户边上喝着咖啡聊着天。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相信郭大浩的话并把它们写出来。

“我说我的，你写你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乎的事儿太多，活得就会平庸……”他这么鼓励我。

二

黑暗中骑车危险，他拦了辆车。他请车上的人把自己带到山下那个加油站，他准备在那里过夜。上车后，“好心人”露出了凶相，那两人让他把钱都交出来。他说钱在后备厢的包里，跟自行车在一起。其中一人下来打开了后备厢的盖子，他假装翻包取钱，然后乘其不备迅速从车架的管子里拔出了隐藏的武器——一根削了斜面的钢管，毫不犹豫地戳进了那人的胸膛，血从钢管里涌泉般喷了出来，冒着热气。另外一个家伙吓傻了，拔腿便跑。他也不追，只是把钢管上冒着热气的血擦干，插进车架，背上包，骑上车，消失在异国他乡的黑暗里。

惊心动魄的回忆，一直藏在他心底，那些被他干掉的家伙也一直沉睡在他梦里，稍有动静，便苏醒过来。

2001年，在乌拉圭，五个人开车将他撞倒，然后持枪抢走了他的自行车、行李及身上的证件，藏在自行车车架钢管中的2万美金也没了。从那以后，凡经过那些危险的国家，他便会为自己弄把枪。

越是容易弄到枪的地方就越危险，越危险的地方也越容易弄到枪。意外这种东西，一年半载也许不会有，但十年八年就一定会有。

偷他的人他没办法，但那些抢他的人，必定是他报复的对象。谁抢他，谁想抢他，他都会送些子弹给他们。枪用过后，要把枪管拆下，扔进河里。枪管是唯一能定罪的东西。这是卖枪人告诉他的。

他并不觉得自己残忍。荒郊野外，他没有手机，即便有，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用某种语言去向警察描述自己的遭遇。要么活，要么死，他只能自己处理，坚强和果断是必需的。他从不刻意寻求挑战和冒险，只是努力保持警醒，确保自己的安全。没人会想到像他这样一位风尘仆仆的自行车旅行者身上会有枪，更不会想到他会近距离首先开枪。他相信：那些想抢他的人是活该、找死，而那些没有杀死他的，则会使他更强壮。

三

郭大浩有着标准的户外打扮：黄色冲锋衣，蓝色冲锋裤，灰色运动鞋。黝黑精瘦的脸刮得很干净，双眼炯炯有神。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讲述自己时，嘴里的话像是在赛跑，从不沉默或迟疑。他说自己这点随母亲，母亲说起话来便是滔滔不绝；不像父亲，禀性孤僻，不爱说话。

郭大浩是属狗的，是家中的独子。母亲在1970年11月8日那天生的他。

“我妈说，生我那天，倪志欣在北京以2.29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首次打破田径男子项目的世界纪录。所以，我也要成为中国首个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人。”

星巴克里播放着懒散的歌曲。人们拎着五颜六色的购物袋从窗前走过。杯中的拿铁快喝光时，郭大浩便会跑到柜台旁拿几个小奶杯给自己续上。他似乎很能喝奶。

他不时地向店里的客人竖大拇指，喊声“阿米哥”，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的友好。“阿米哥”是西班牙语“朋友”的意思。

在墨西哥城，这家星巴克是他最常来的地方。硬盘容易坏，照片存到自己的邮箱里才是最保险的，星巴克的免费网络能帮助他储存照片，为记忆之树添枝加叶。他有一个主邮箱以及无尽的副邮箱。主邮箱是他的名字，副邮箱是名字后加数字，密码相同。

每天，他都遇到很多人，有的请他吃，有的让他住，有的捐给他钱，有的为他指路，有的向他竖拇指……他会跟他们合影，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把他们视为“阿米哥”。他不太记得朋友的名字，太多了，每段友谊都要维系，这让他这一生都忙不过来。他没机会再跟他们重逢，友谊对他来说，没有天长地久，只有当下。

他几乎不跟国内的同学、朋友联系，他有任何困难，除了父母，没人能帮到他。装备被偷被抢后，他只能打电话回家，让父母从国内将“一号箱”速递过来，箱子里有他旅行的整套备份。出发前，他准备了三辆专业自行车，两辆打好包在家备用。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是工人，父亲是工程师，都是在首钢工作的工薪阶层。周游世界的钱最初是自己在国内挣的，但被偷过抢过几次之后，2007年，实现梦想的钱就花完了。父母早已退休，但为帮助儿子实现梦想，快70岁的父亲依然帮人打工，节衣缩食地支持着他。“我妈参加过北京市工人运动会，百米跑过第三。我妈在阳台上弄了个佛龛，天天求菩萨保佑我平安……我爸虽是中专毕业，但特聪明，是首钢的教授级工程师。我从小学习不好，但我爸说，聪明不在于做题，而在于做事，我出来，我爸特支持……”谈起父母，郭大浩眼神里充满了幸福。父亲那封鼓励的信他一路带着，叠得整整齐齐，时时温暖着他的孤旅天涯。偶尔他也为自己40岁还“啃老”而感到不安，但一想到今年就能结束行程，回国行孝，便又满心欢喜起来。

四

梦想缘于一则新闻。初三时，郭大浩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个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从伦敦刚到了北京。这消息让他莫名地兴奋。他跑去问地理老师，英国在哪儿？老师把《世界地理》课本丢给他，说，48页。

从小他就爱骑自行车。石景山附近的山，初中时他就骑遍了，他喜欢那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没有什么挡住视野，清风拂面，路在脚蹬子下飞驰。

他把那期《参考消息》珍藏起来，把骑自行车周游世界的梦想放在自己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地方。

1989年，他高中毕业，没去参加高考。他想，上四年大学，毕业后再工作几年，等钱存够时，他已经骑不动了，还怎么实现梦想呢？为了心灵深处的那个梦想，他要马上工作挣钱。他想办法进了刚开张的王府饭店，周游世界需要外语，在这家涉外酒店，他练就了流利的英语，并从服务员做到了大堂领班。

那年代，进饭店的不都是住店，很多人在饭店大堂谈生意。他很快找到了合作伙伴，开始从国外进口自行车零件来中国卖，并为自己攒自行车。

父亲常对他说——“有了梦想，就要全力以赴、竭尽所能，拿出架势来”。梦想谁都有，但要实现它，得经常问自己为之付出了什么。

为了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他拿出了“自虐”的架势。

他不抽烟，不喝酒，几乎不喝饮料，一日三餐以馒头、大饼、青菜和白水为食。他相信，对生活的需求越低，户外生存的能力就会越强。无论在家还是出差住店，他都坚持睡在地上。他知道，以自己打工和做小买卖攒的那些钱要想环游世界，旅馆是住不起的，他要训练自己随地而眠。

1993年，他骑车去了广州，1997年又骑车去了上海，1998年夏天，他开始了最后一次自我拉练。他想，西藏要能骑回来，周游世界便可以开始了。他从北京经格尔木到拉萨；再骑至日喀则、定日到珠峰大本营，最后，返回拉萨，顺着川藏线，经成都回到北京，历时五个月。在青藏高原，他碰到狼群，他把自己的羽绒服烧了，吓走了狼群；在珠峰大本营，他遇到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人，日本人抽烟，烟头掐灭在胶卷盒里。他想，在这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的地方，若是来1000个中国人，也许会留下1500个烟头。日本人的自律精神深远地影响了他。他相信：运气并不可靠，他必须不断磨炼自己的能力，自律行为，以随时应付运气用尽的那一刻。

五

睡袋、防潮垫、衣服、食物、水、相机、日记本、世界地图册、修车工具、手电……以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1999年5月，郭大浩背上35公斤的背包从北京出发，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开始了漫长的环球之旅。那一年，他29岁。

从哈萨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再进入乌兹别克斯坦都算顺利，但在乌国办理土库曼斯坦签证时，他被土国拒签了。除了一本贴了三张签证的护照，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拿不到下一国的签证就意味着他必须打道回府，而他并不甘心只三个国家便从周游世界的梦里醒来。

他决定“闯关”。

乌兹别克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他离开了乌国海关。没有土库曼斯坦签证他进不了土国，乌兹别克签证过期了，他也回不去乌国。他把自己逼成了乌土边境那500米真空地带上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星期后，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为他开具了一份外交照会，以国家名义向土国为他作了签证担保，他骑进了土库曼斯坦。

闯关时，他没想过会得到中国使馆的帮助，他那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外交照会。当他在中国驻土国使馆里讲述了自己的梦想并为其展开的架势后，一位姓鹤的参赞对他说：“大浩，骑！能骑多远骑多远！”

开了“外交照会”的头，后面的中国驻外使馆就不好否定了。他像年糕一样，粘上了他们。几十个驻外使馆为他的签证开具了外交照会，条件是禁止他接受任何商业赞助。他成了外交部的知名百姓。驻芬兰大使吕新华给过他200美元，二十多位大使给他留下勉励的话。

“外交照会”一年两年行，十年八年就不合适了。时间久了，外交部领导对他有了意见。

“都跟你似的，拿使馆当旅行社，外交部还工不工作了？”

“可有几个中国人像我呢？”

“有一个就够乱了，你也积累了几十个国家的签证，以后自己想办法吧，外交照会以后没有了，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

方便之门关上后，他重新感受到了签证之苦。

中国护照到哪儿都是‘红灯’。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签证申请得越多，就越能感受这本护照有多少不好用。他没有邀请函，没有酒店和机票预订，也没有工作证明，收入证明，除了一些登过他事迹的各国报纸和几本用过的护照，他什么都拿不出来。没了外交照会的“绿灯”，他举步维艰。

“所有国家都欢迎旅行者，但你很难让那些签证官相信咱是来旅行的，不是来打工的。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只需填张表就能拿到的签证，就因哥们儿递进去的是中国护照，他们就要求我回北京办理，说没法在第三国了解我。还有些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同样会拒签，中国再怎么崛起到这事儿上都没用，国家和个人根本就是两回事。而拿不到那些该死的签证，哥们儿就得打道回府。所以，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护照歧视做斗争，让‘红灯’变‘绿灯’，通过个人的努力，让咱中国护照变得好使起来。”

自行车环球旅行者／晏礼中　摄

为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旅行者。他会在申请签证递护照时，附上一张路线图。图上标着他从首都到边境口岸要走的路线，圈着沿途经过的城市，还注明了各城市间的公里数和自己骑车的天数。

签证就像赌博，没人确定自己哪天会走运。在哥斯达黎加，一名男签证官看完他的路线图，听完他的介绍后把他拒了，过了一礼拜，他又去，同样的图，同样的话，因为是另一个女签证官，半小时后，签证到手。

跟拒签比起来，他更怕“回去等消息”这样的答复。拒了他还可以再来向其他签证官碰运气，而等消息只能是默默地、度日如年地干等，问也没用。

等签证时，他一天就吃一顿饭，东西尽量少吃。没消耗时得节约，有限的那点钱，得花在刀刃上，不能浪费一分。他相信饿死并不容易，但吃坏肚子很容易。五花八门的各国食物，他会给它们拍照，但从不品尝，因为，病从口入。在“干净、简单”的饮食原则下，面包、饼干、巧克力和罐头成了他常年在外的四大主食。他也许是硬汉，但拉不起肚子，进嘴的东西很重要。

水是唯一可以多喝的，多喝水才能少吃药，如果签证需要等上好几天，他就会买25升的桶装水而不买瓶装水，因为这样合算。

六

有些国家的签证像兔子一样，不是肯等就能有的。

“哥们儿的‘签证斗争’也有失败的时候。十年里，我回了两次国，都是因为对方死活不给签，坚持让我回北京办。那时，北京已经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我想，骑自行车环游世界是多好的奥运宣传啊，何况奥运会在北京办，咱又是北京人。我去找奥组委，请他们出个证明，我办起签证来也许能方便些，可奥组委外联司的一司长说，你这纯属个人行为，还警告我不要乱用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哥们儿心里不服气，又去找国家体育总局，他们表示支持，但同样不给我开证明，”

郭大浩从包里拿出一叠报纸摊开在星巴克的长条桌上，都是报道他的。他双手拉着五星红旗，站在自行车旁的大幅照片被刊登于各国报纸的显著版面上。

“我能让这玩意儿上报纸。”他从包的顶袋里扯出了那面五星红旗，骄傲地说。

“请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欢迎大家到北京我的家中做客。”这句话被世界各地的报纸翻译成了法语、德语、阿拉伯语、英语等近20种语言。尽管祖国的体育部门拒绝给他出具任何证明，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仍乐此不疲地宣传奥运，宣传自己。

“在一些小城市，我只要把国旗一拉，跟人一说我在干吗，就会有人说，你稍等，我们最大的报纸的记者马上就来。”

记者们喜欢问他一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很少告诉他们是签证，这会让他觉得没面子。他会跟他们聊去乌干达布隆迪的路上，浑身过敏，长红斑；跟他们聊在肯尼亚没遇到狮子，只遇到了一些狒狒，而狒狒如果不小心被惹怒了，也是会吃人的；跟他们聊自己刚到东亚时睡在庙里，那里有很多蛇，差点把他咬死；告诉他们冬天要往赤道南边骑，夏天要往北边骑，独自旅行最好住在坟地、加油站、教堂或是警察局的院子里，因为那样才安全；告诉他们如果不能找块木板垫着，宁愿在书包上坐一晚上，也不能在草地上睡，因为睡眠状态下受的寒，一辈子都好不了；告诉他们山是最让人绝望的地形，地图上不远的距离时常让他精疲力竭，要么滑下来，要么推着上，很少有能骑的时候，晒伤、脱皮，连着一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不停地翻越，还有无数小虫子迎面而来，绕过这个山头依然是另一个山头；告诉他们那次在危地马拉的山里，自己又饿又累，晕倒在路旁，路过的当地人以为他死了，叫来了警车。

他从不跟记者诉说自己的孤独。人们钦佩他，把他视为“孤胆英雄”，他又怎么好意思唠叨自己的孤独呢？

他会跟他们分享中国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奥运会，跟吃大餐相比，骑完一天车，能找个地方用热水泡泡脚就是最幸福的事，等于享受了那种叫做“周林频谱”的东西。

七

“富丽华大酒店”、“华人基督教会”、“巴西某某自行车店”……各种莫名其妙的印章盖在他护照的签证页上，那都是帮助过他的。一开始，他也写日记，记录那些奇闻异事和帮过他的人，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因为总有记不完的东西，而日记本里的那些纸都是木头。远道无轻载。

旅途中遇到的华侨大多对他不错。印尼华侨给过他2500美元，巴西华侨给他捐过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自行车。

他只要说，“大哥，这剃须刀救济给我吧”，别人就会给他。

华侨们跟他说了很多话。

有的说：“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坚持。”

有的说：“骑得差不多就得了，我有个女儿挺不错，就留在这儿吧，干吗非要上西天，女儿国也挺好。”

留下的机会太多了。一路上，不少漂亮富有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劝他留下。当他婉言谢绝时，姑娘们又表示会等他回来。他总是笑笑，他知道，时间不等人，感情也不等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只取决于获得下一个国家签证的时间，以及骑到下一个口岸的时间。实现梦想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困难，还有欲望。常年在外，看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缺了自制力也是危险的。

华侨常用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美德来夸赞他。他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为了实现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睡席梦思比睡在地上舒服，油焖大虾比干面包好吃，跟姑娘共度良宵比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更有乐趣……但为了实现梦想，他必须像珠峰大本营遇到的那个日本人一样自律，远离各种诱惑。

“这世上好人多，坏人少，但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特别少”，这是父亲对他说的。有热情就会有冷漠。在秘鲁首都的唐人街，他一连推开了17家华人商店的门，请求给点吃的，住一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最后一家给了他一点钱，他心里清楚，给钱的人，是不会留宿他的。

八

“你骑车时听歌吗？”

“傻逼才骑车时听歌呢，哥们儿骑车时精神别提多紧张了。”

郭大浩脱掉右脚的鞋和袜，向我展示脚后跟上那道清晰的伤痕，那是被吉普车保险杠刮断脚筋后留下的。尽管他骑车时竖起耳朵，频繁回头，可还是被刮到了，吉普车在他的痛苦中呼啸而过，在2000年的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医药费是天文数字，幸好得到当地侨界的帮助，他住了45天的院，养了半年伤。从那以后，他骑车成了逆行，迎面而来的车用灯晃他，用喇叭吼他，他都无所谓，习惯就好了，主动规避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行车没有后视镜，他也没有长后眼。

他偶尔也会泛起乡愁，也会对旅行感到厌倦，也会怀念母亲的炸酱面。他没心思去考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但他喜欢在路上遇到那些为梦想而拿出另外一种气势的人。

在巴西亚马孙平原上，他曾遇到了一个德国的建筑工程师，那人的梦想是看遍世界上的鸟。在德国挣一年的钱，出国看一年的鸟，然后把新看到的鸟添进自己的鸟类名单。那个德国人告诉他，巴西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因为在那里能看到色彩最斑斓的鸟。德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回答说：“如果我在土耳其办德国签证，德国签证官看完我那堆报纸和护照说声，‘欢迎来德国’，并马上给我签证，德国就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对一个国家是赞美还是咒骂，完全是偶然性的。德国不是他喜欢的国家。他永远记得那个签证官。2004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那个德国签证官一边优雅地翻看他的护照一边问：“你来土耳其之前在哪儿？”“伊朗。”“伊朗之前呢？”“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以前呢？”“印度。”“印度之前呢？”“尼泊尔。”“尼泊尔之前呢？”

一连说了几十个国家之后，签证官问：“你去那么多国家想干吗？”

“我热爱自行车旅行，有了点钱，想看看世界。”

“那你到了德国住在哪儿？”德国人问他。

“那你到了中国住在哪儿？”他反问他。

九

拉着警报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墨西哥城是一座让人感到不安的城市，报纸头版几乎每天都充斥着车祸、谋杀和无名尸体的照片，据说，监狱已经人满为患。

离开墨西哥的前一天，我约他在街上拍照，他很配合，阳光也很配合。

“嘿，大哥，帮哥们儿‘掐’一张。”我拍完后，他展开那面五星红旗，并把一部小巧的傻瓜相机从兜里掏出来递给我。

尽管我们断断续续见了好几次面，但他始终记不得我的名字。凡是中国人，男的他都叫大哥，女的他都叫大姐，从不问年龄。

帮他“掐”了几张，当我还他傻瓜相机时，他又变魔术般地取出一台家用摄像机说：“大哥，再帮哥们按会儿这个。”

郭大浩把国旗举在胸前对着镜头说：“我现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昨天已经拿到了美国签证，我将沿着东海岸，从迈阿密一直骑到渥太华。我计划2010年年底前完成所有的旅程，回到北京，把我的经历献给祖国人民。”

后记

离开墨西哥后，我与郭大浩失去了联系。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在2011年6月5日的微博上，我收到了一位女性朋友发来的私信——

“昨天的《非诚勿扰》有个男嘉宾是你之前采访过的郭大浩，骑行的那个，节目里说还要去新西兰，骑完最后4个国家，今年10月结束旅行。靠，还带走了一个女嘉宾，你不是说要介绍给我的吗？大爷的。”

一个人的战争

一

这个叫邢诒前的男人，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结实，看上去像一个叫做黄日华的香港电影明星。他躺在长木椅上，只穿了一条短裤。

6月的海南，热气腾腾。无风的时候，即使待着不动，十分钟，衣裤也会被争相冒出的汗水浸湿。

旁边是一张和椅子一样长的木桌。桌上放着手机、万宝路香烟和一壶没有加糖和奶的咖啡。时不时，邢诒前会坐起身点上一支烟，喝一大口咖啡，然后接着躺下。他喜欢那种浓烈的味道。我则以同样的姿势躺在桌子另一侧的木椅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就这样躺着聊天。

在海南文昌，邢诒前是名人。就像他家乡的名字一样——东路镇，名人山村。

邢诒前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鸟类自然保护区——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

《一贫如洗的亿万富翁》、《鸟类保护区让他十年散尽家财》、《刑诒前的梦与惑》……邢诒前的保护区让媒体做足了文章，只是读读这些标题，就很容易发现为什么会有一拨拨的记者来到祖国最南端的这个岛上。

二

海南文昌，著名侨乡。1956年邢诒前出生在这里。侨乡通常是历史上贫穷的地方，人们习惯了漂洋过海，外出谋生。邢诒前是在1979年跟随父亲去的香港，那年他23岁。

他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双层巴士。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六口穿过繁华的城市，来到一个叫做“土瓜湾”的地方，在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一间30平方米的小屋成了他们的新家。第二天，邢诒前当上了香港建筑工地的搬运工，此后一年，白天，他拼命打工挣钱；晚上，他躺在客厅的躺椅上，思念自己美丽的家乡。简单粗糙的体力活有时让他觉得缺少尊严，但他依然信心十足，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便能衣锦还乡。他是香港人了。

熟悉香港后，邢诒前开始往返于广州和香港之间。两个塞满牛仔裤或是小日用品的大帆布包，是他进入内地时的行李。这是他的进出口生意。到了1982年，为了落脚方便，邢诒前看中了深圳南洋大厦的一套十来万的小房子，他说服母亲借给他2万港元付了首期，自己负担月供。三年后，运气来了。这个落脚的地方，涨到了40多万港元。他将房子卖了，净赚30万港元。

邢诒前把自己的“第一桶金”带回海南，在琼山县开了家服装厂，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20世纪90年代初，三十多岁的邢诒前成了身家200万的香港商人。1992年，运气又来了。他让厂里的人给政府写报告，打算在服装厂附近要4亩土地，建座职工宿舍楼。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土地批文请他过目。

他一看，顿时呆住了。

下属把“4亩”听成了“10亩”。邢诒前只得花60多万元，买下了这10亩地。

1992年的海南，报纸上整天都是公开竞买的消息，地价噌噌噌地往上蹿，一天一个价。他刚刚到手的10亩土地，几个月后，价格翻了50倍。职工宿舍楼显然不用盖了，他处理掉服装厂，成立海南怡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那个时候的“弄潮儿”一样，投身了房地产。他做的第一栋大楼，赚了5000万。

如果把房产、汽车、土地、别墅都卖掉，1993年，他的身价是2亿元人民币，也就是人们说的亿万富翁。这是他的助手帮他算的。助手劝他将资产变成现金，到国外名牌大学念上几年书，回来再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种想法是自私的，他觉得。

三

有钱了，得造福家乡。

他回到老家。给乡政府捐汽车，给村里修水塔，装电线和自来水管，将布料、衣服甚至电视机分送给各家各户……

“向邢诒前借钱，比去银行取钱还容易，因为不用排队。”这是当时传到他亲叔叔耳朵里的一句话。这些年来，他投入各种公益事业共计70万元左右。随手借出去的钱，也有200多万元。

当然，仅是大规模的公益事业是很难让人一贫如洗的。让邢诒前千金散尽的是他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他的家乡树多、鸟多，像个世外桃源。多年后，在他真的衣锦还乡时，他发现，儿时嬉戏其间的白鹭湖已成了一潭毫无灵气的死水。远处，浓荫蔽日的森林正在日渐萎缩。天空中，鸟群早已不知去向。没有鸟声的地方是没有生机的，他不想让乡亲们再去砍树卖钱，他开始向政府申请白鹭湖边的一片2000亩的荒岛。他要建一个鸟类自然保护区，把鸟招回来。他要恢复自己儿时的“天堂”，因为他是“老板前”。

1997年，文昌市市政府批准邢诒前创办的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为市级保护区，面积3.26万亩，覆盖22个自然村的1500多户人家。

无底洞开始了。

保护区建立后，其间的树木仍归农民个人所有。砍树，这本该由政府部门来管的事，他却决定自己掏钱来管。哪里有人砍树，他就去哪里，把树买下来，让树在原地继续生长。

“我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能把树留下来，管它是谁的呢？反正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他耸耸肩。

远近乡村缺钱需要砍树的人，动手前都会给邢诒前捎来口信。如果“老板前”（邢诒前的绰号）需要，树就卖给他了。

环保，公益这样的事情，对于商人而言，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做，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做。帮助乡亲们解决燃眉之急，是他本来就想去做的，即使不买树，他也会去做。对他来说，这并不难，难的是村里的人要发展经济。要把自己地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去种胡椒、芒果、槟榔、荔枝等经济作物。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乡亲们不理解，政府也不理解。政府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乡亲们并不觉得，住在有树有鸟的地方就算过上了好日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邢诒前是好人，是在花自己的钱为家乡做好事。没人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树毁在自己手上。但毕竟孩子大了得上学，老人病了得进医院，这个社会，什么都得用钱，靠山吃山，砍树卖钱是没办法的事。就这样，依照树木的年头品种，他们会从“老板前”那里点到钞票。十年间，他买了多少树，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些树原封不动地在那里被邢“买了”好几次。

为了让大家不再打鸟，他买来大筐大筐的鱼，倒进保护区的湖里，让大家免费来钓，钓起多少，拿走多少。这是他培养乡亲们其他兴趣的方法。

四

树木成林，白鹭成群的时候，邢诒前早就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了。事实上，他早就开始陆续出售资产。先是大卡车，接着是小汽车，然后是海边别墅。到了2002年，位于文昌市东部海岸的500亩土地，因多年没有开发被政府收回。最后一部汽车，他送给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以抵偿拖欠的工资，而助手又转手卖给了别人，因为根本没钱买汽油。

海南泡沫。当地产商们的资产开始大幅缩水时，他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上。他错过了调整自己资产的最后时机。好几次，他放弃了重要的商业谈判，匆匆赶回家乡，只是去买棵树。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如果邢诒前不离开他那个什么该死的保护区，就完蛋了。

邢诒前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态文明示范村时，突然没钱了。他发现自己用完了所有的存款和现金，从那天起，他开始节俭度日。第二年，他回到香港，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他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他不但买了树，还花钱给村里修了路。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又没了。

日子一长，村里打鸟的人也就少了。到后来，有个村子决定，发现打鸟者，罚款100块。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在已不能支持自己大手大脚的紧张预算里拿出1000元让人送去。他说，人都需要奖励，何况是村子。

他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对于困难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感到困惑。

“那时候教我们要大公无私，要助人为乐，可我现在这么做了，却被富人们视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笑话，而媒体则把我塑造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有时候，他也觉得媒体挺逗。

“他们会来征询你的意见，但不会听你的。”他咧嘴一笑。

“有一次，一家报纸将写好的稿子发传真过来，让我确认稿件是否有问题，我在旁边写上‘此文万万不能发表’发过去，可没过两天，他们还是按原文发了。”

那报纸并没说他什么坏话，因为没有人会忍心说他的坏话。只不过，他觉得媒体不断强化他“失败者”的悲壮形象对保护区将来的发展不利。

五

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来当富翁时的生活。

那阵子，城里的大酒楼里常常可以听见自己喊“埋单”的声音。吃的是龙虾、鲍鱼，喝的是茅台、XO，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很久都没喊“埋单”了，但他仍然喜欢请人吃饭。

傍晚来临时，他常常会在白鹭湖边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老榕树下招待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吃饭。忙碌的“人物们”不来了。围坐的客人换成了附近溜达过来聊天的村民，曾经一起跟他到处买树的老员工，被好奇心和验证感驱动而来的记者，感情质朴却又心事重重的志愿者……

鱼顿顿有，每天从湖里捞。炸的、煮的、蒸的，味道鲜美，百吃不厌。运气好时，能赶上蘑菇汤。加点盐，做成汤，奇鲜无比，蘑菇是从林中发现的，可遇不可求。

“环保的事我已经关心过了，如果我做的一切，丝毫没有唤起那些有能力的人继续环保的话，那不是我的悲哀，那是社会的悲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声音低沉了下来。

“你说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他试图通过更大声量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你知道我的烦恼有多大吗？关心、感动、理解、支持我的，给我打电话，写信的都是普通人，而真正能改变环境的富人却是在破坏和掠夺。我是一个想到、说到并做到的人，但在现在的富人眼中，我却是失败者，是一个笑话。一些外地自愿者来这里帮我干活，你说，我对得起他们吗？我面对他们，能不感到惭愧吗？他们在这里没有物质上的奖赏，也没有精神的奖赏，我想给他们这些，可我给不了他们，看到他们每天默默无闻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

“只要喝二两酒，我就开始说真话。”他开始兴奋起来，让他的脸变得越来越红的是北京产的“牛栏山二锅头”。

他说，不能再让自己镇定下来了。他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事儿的时候，邢诒前喜欢到周围的村子里走走。村子里很安静，古树参天蔽日，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学习了，路边放牛养猪的都是老人，只剩下老人。他常来看看他们，让他们知道，他“老板前”还在这里。

只要他进村，老人们黝黑的脸就会变得生动起来。他们都会主动从屋里出来跟他说说话。

环保主义者／晏礼中　摄

他们记得“老板前”的好。

员工也都记得他的好，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时常横眉立目地大声叫喊。但十多年来，“老板前”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

六

“老板前”是好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做的事，除了他最亲的人。

这几年，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面对父亲和妻子的抱怨和责骂了。但他不会忘记那一次。他从香港返回“保护区”，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妻子从香港打来的。他把车停到路边。他听到她在电话那边号啕大哭。他听到一声从未听过的号叫，从灵魂深处迸发的歇斯底里的号叫。她绝望了，因为他离开时，悄悄拿走了她300元港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要永远改变了。果然，为了自己和3个孩子每个月在香港1.5～2万港元的生活费，这个曾经的亿万富翁的太太在餐馆洗了四年盘子。她希望丈夫从来没建过什么保护区。

还有，就是父亲。谁都不想伤害自己父母的情感，他也不想。电视台把父亲请去采访。父亲在电视里骂他是不孝之子，这让他很难过。

“我父亲在电视里哭，难道是我喜欢的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伤他的心，可电视台为什么把我父亲哭的镜头拍得那么长？”

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眼睛已经红红的。他攥紧拳头，咚咚地敲打着桌子，愤愤然地说：“说不好听的，电视台这是玩弄人性。

他曾给文昌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信里，他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面欠我的款项，总共有数百万元之多。几百万元的沉淀在我的事业遭受了挫折的今天，足以使小企业一蹶不振了。”

市长批示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难能可贵。困难是暂时的……”

有时，文昌市甚至海南省的官员，也会来这里参观他所干的这个“大事业”。他们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授予一些“爱琼赤子”、“福造楷模”、“文昌市特别荣誉市民”的称号。学生们也会不时地由学校组织过来参观，因为这里已经是“青少年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不久前，他寻思，应该利用这地方赚些钱了，因为好多人都在批评他没有让这里形成良性循环。他开始在湖边一片风景最好的区域搭建餐馆、吧台、茶楼，还像其他的度假村那样建起小木屋，那是他亲自设计的。

一切妥当，他开始找人散发简易的“名人山庄度假村”宣传单。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城里人不怎么愿意来，来也只是零星的一天半日的租住。他们觉得这里的娱乐项目太少。好在周围村子里的乡亲们不嫌娱乐项目少，他们喜欢这地方，喜欢“老板前”和“老板前”供应的啤酒。越来越多的乡亲喜欢聚在“老板前”的林子里整晚神聊，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吵打起来。

生意走向红火的时候，“老板前”决定把啤酒园关了。他不想赚自己乡亲的钱。他也不想看到同乡们酒瓶见底后吵闹的样子，尽管他有时候也会这样。

他得为这片保护区另谋生存之道。

他给政府打了报告，计划利用保护区内特有的热带自然景观和奇异的人文景观，将保护区开发成一个融生态文明示范村、自然保护区、旅游度假区为一体的大型万亩乡村公园。他要把这十几年的心血延续下去。他现在心情还算不错，政府给他拨了20万元表示支持。这点钱也许在原来并不算什么，而现在，便是希望。

他始终觉得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自己不是很准确。

什么东西都是相关联的，他心里明白，当财富越来越少的同时，树木和小鸟也在越来越多。在这减少增加的变化中，他成就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即使按照世俗的标准判断，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富翁。山庄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他买来的。不少树很值钱，都是他的财产。他随时都可以卖掉，但他不会。

“用钱能买来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它的价值才是无限的。

“地球上每天都有物种在消亡，花一个亿都造不出来原生林，我会几百万元卖掉吗？”

他明白这个道理。

这会儿，我们又一起躺在简易的木制长椅上，我请邢诒前继续讲述自己，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是受党教育长大的……”他点起一支烟，慢慢地吐出烟雾。

青花人生

枫树山，蟠龙岗，青山环绕，树木森森。每次进景德镇古窑瓷厂，於彩云都心怀伤感。

这里曾是世界上唯一用明清时期方法制造瓷器的瓷厂，是她三十年前学徒、工作、画青花的地方。而现在，这里是“国家4A级景区”，从前门到后院都弥漫着商业味。就连唐英纪念馆也成了麻将馆，人们坐在最伟大的督陶官唐英的塑像前聊天、喝茶、打麻将。

一

尽管於彩云的父亲於家爵在景德镇画青花的师傅里颇有声名，但她自幼并未受到过什么熏陶。千百年来，景德镇作坊林立，唯独在她成长的年代，做瓷器的都得在单位干活，她也见不着。

1981年夏天。从江西婺源一砖一瓦搬过来的古窑瓷厂要恢复传统工艺生产，退了休的父亲被返聘过来，作为优待条件，父亲可以带她进厂当学徒。那时，她刚上高一，各科成绩都很好，上的都是重点中学重点班。班主任听说她要去上班，也跑到她家里劝她父亲，说这么好的成绩，不上大学可惜了。但她父亲反问道：将来考上大学，毕业后不还得找工作，女孩子学画瓷器不好吗，进古窑厂直接拿工资不好吗？他甚至问班主任：之所以来，是不是因为女儿成绩好，能帮学校提高升学率……

古窑瓷厂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更不是谁都能带上自己的小孩一起进的。有资格带子女的得是技艺高超的老师傅。在父亲眼里，能进古窑瓷厂不仅是件好事，而且是自己的荣耀。那是反对私有化的年代，还没有人自己出来开小作坊，能搞到进国有企业上班的指标仍是普通家庭最大的梦想。在父亲心里，帮这最小的女儿捧上“铁饭碗”，才算真正完成了当爹的任务。

但她不同意。她要强，爱读书，从小成绩就好，她曾经想当一名图书管理员，每天可以免费看书。“女儿经，仔细听。东方白，闹钟鸣。早早起，早出行……”她记得《女儿经》里面的句子，她梦想着考上大学后，可以去看外面的世界，可以“早出行”。

她坚定地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参加高考，考不上再跟您进厂学画瓶子也无所谓。”

父亲见她坚持，也就没勉强。但两个月后，父亲又改变了主意。那时候，父亲已经有徒弟进古窑厂上班了。徒弟们说古窑好啊，上下班有汽车接，工作定量也不大，中午还可以游人工湖……父亲的心又动了。

那天晚上，写作业时，她听到了隔壁父母的谈话。

“我画了一辈子青花，不也挺好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孩子那么努力考上重点中学重点班，不就是想读大学吗？”

“读大学，读什么大学，万一有一天我死了，谁供她读大学？”

……

二

她是在16岁那年进的古窑瓷厂，她的桌子就在父亲的桌子后面。每天，她扫地，烧开水，帮师傅们擦桌子、泡茶……师傅们开始画瓷器了，她就自己练书法，柳公权、颜真卿，照着字帖练，或是在土坯上照着父亲给的图样画线条，画完就刮掉，画完就刮掉，画完就刮掉……

即便白天在古窑里画了一天，晚上她还是要去上美术班，学素描，学水彩，学透视关系……她不想在家待着，她只想不停地画，没上大学，她对父亲一直有怨气。她觉得父亲让她来古窑上班就是为了让她赚钱，所以，发的工资，她全让父亲领，自己一分都不要，除了画画的开销，她也什么都不买。

三

她的那张桌子还在。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正坐在那里画青花。她记得，从前一到冬天，大伙就会在各自的桌子下放一个小火盆，里面烧的木炭是那些柴窑里没充分燃烧而剩下的，休息时，她就用装瓷器的瓷篓装回来，给父亲和师傅添上，也给自己添上。手冻僵了，就伸下去烤一烤，装青花料的小碟起冰了，也端下去烤一烤。在那个没空调的时代，大家都没什么比较和计较，也没什么野心，想的都是有份工作就好好干。

屋顶的那几块明瓦也还在，那是玻璃做成的弧形瓦片，夹杂在灰瓦里，能在白天起到采光作用。原来每隔一阵，她就会爬上去，把自己头顶的明瓦拆下来洗洗，现在似乎没人管了，明瓦脏得不见天光。

她走过院子中间那长方形的水池，池内雨天储存的水既可淘洗泥料，又在蒸发中调节池子上方晒坯架上的坯体，让它们缓慢干燥，均匀收缩，防止高温烧成时出现裂纹。过去他们还在这池子里养鱼，过年时，把鱼捞起来打牙祭。但现在，水里什么都没了。

四

人这辈子，很多东西说没也就没了。

1987年，她23岁时，亲眼看着得胃癌的哥哥咽气，哥哥走后40天，父亲就瘫痪在家，嫂子也改了嫁。三年后，家财耗尽了，父亲也在她眼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哥哥临走时，她哭得喘不过来气，泪人一般，而到父亲离开时，她已经不哭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得多赚些钱，让家里人好好活下去。那一年，她26岁。

她开始拼命赚钱。白天她在古窑瓷厂画，晚上她到一家台湾人开的私人作坊里画。台湾老板对所有人都很和蔼，逢年过节，还会包些小礼物送给大家。刚开始，她并不知道是在培养她们做高仿，她们也就画些普通的东西，台湾老板会经常抱着她们画的东西看，觉得谁哪方面画得好，就不断找这方面题材让她们画。接下来，就给她们真东西，让她们照着仿。

现代人以为只有古人才能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头发丝，事实上，只要把笔修好一点，技术上都能达到，精气神才是“仿点”。把古人的用意弄通弄懂看透，找准神韵，才算得上真正的“高仿”。精气神没画到，线条再逼真都不会像。

从1993年开始，国营瓷厂不断倒闭，关停转改，破产拍卖、承包租赁……一夜之间，景德镇近十万陶瓷工人没事干了。为了每月一两百元钱的生活费，人们在广场上聚会，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在大街上堵路……而这时，她每月能从台湾老板那里拿到3000多元。

青花画师／彭辉　摄

三四年后的某一天，她们那些深得老板青睐的画师被叫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每个人的桌上都放着一件“重器”。她们既惊又喜，惊的是眼前的瓷器都身价千万，让她们大饱眼福；喜的是自己能被选来仿如此贵重的东西，这是她们的荣幸。她们不能出去，吃饭都是从外面端进来的。旁边有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盯着她们。

她们画的这些“重器”有个特点，那就是分别属于各自擅长的那类风格中的极品。那时她才反应过来，几年来，她所画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眼前的这件东西。

与此同时，跟她们同时进来的那些配料的、拉坯的、烧窑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件东西。那件东西，她画了一批，画得她心力交瘁，老板从中挑一个最好的，马上打包带走，而余下的通通砸掉。

当然，高仿也是很伤人的，必须全神贯注地揣摩几百年前古人的心态，分析古人的起笔、落笔、转折，跟他们“对话”……古人没学过素描，没学过透视关系，但她必须接受古人的那种散点平布，古人错一笔，她也必须跟着错一笔，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笔法。纠正了古人错误的东西是不合格的“高仿”，这是要拿去给专家鉴定，当真东西卖的。

仿得越多，她便越不敢帮别人“长眼”。1994年，一个底足瓷片能卖到800元，那时她不明白为什么一瓷片能值这么多钱。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专家们喜欢看底。瓷器其他部分都有釉覆盖，只有底会在装烧时剔釉露胎，胎最易鉴别真假，所以，专家们看瓷器都要看底。而真的底足会和仿的身子粘合起来，放进柴窑里复火重烧，烧出一个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辨的东西。

拍卖会上的古瓷拍品有时是她熟悉的。看到那节节攀升的价格，她的内心总是被成就感所充满。多少钱成交跟她没关系，但仿东西能仿到那份上，已证明了她与古人沟通的能力，这是让她开心的。

五

她走进坯房，王师傅还在干活，他坐在辘轳车前，用木棍搅动车盘，靠车盘快速运转的惯性向游客进行着“手随泥走，泥随手变”的“拉坯”表演。她觉得王师傅的状态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过去有工作量，大家都安安静静有节奏地各自忙碌着，有一种劳动的韵律。而现在只是来一批游客表演一次，散客还不用管。王师傅见到她，苦笑了一下说，为了每月挣这900元钱，每天得听导游小喇叭的吵，心烦。

堆放原料的仓库和打坯的地方，现在都成了出售瓷器的展厅，堆满了各种不知道从哪儿批发来的瓷器。导游们忙着向游客介绍景德镇瓷器的四大特色——“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他们并不告诉游客，眼前这些瓷器也许是从福建批发来的。

六

1997年，是她艺术生涯的另一个开端。那一年，香港回归祖国，她的一个朋友策划了一个瓷器展，要征集158件瓷器作品以纪念香港在英国统治158年后回归祖国。那是她第一次做作品。她画了个“百花盘”，牡丹代表中国，紫荆花代表香港，杜鹃代表江西，茶花代表景德镇……“百花盘”后来被人收藏了，一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那人说喜欢她的作品，还要跟她定一批。从那时起，她不再仿别人了，她租了个工作室，开始画自己的作品。

买她东西的人大多数都是搞艺术的，眼光挑剔得不得了，他们喜欢那些简约的、有意境的作品。感冒发烧、心情烦躁时画的东西他们不要，就只是和她喝茶、吃饭、聊天。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作品是在什么状态下做的。有些客户，做东西比她都厉害，只是年龄太大，做不动了。

商人不太接受她的东西，她也不愿跟那些暴发的新贵们来往，这些人并没有对工艺美术的尊重，他们只喜欢“有名的”和“复杂的”。名气越大的人画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划算，画面越复杂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值。太有创意的东西会被淘汰，这便是景德镇“随行就市”的时代烙印。

很多大师都喜欢把一些简单的技法神秘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不让人看。有些人号称自己是“分水大师”，能一笔下去墨分五色，浓淡相宜，层次凸显……她觉得那些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的人都挺好笑，没什么技法是神秘的，所谓的“墨分五色”，也就是个熟悉料性的过程。

大师们除了整天想着包装自己之外，便是把瓷器画得满满的。他们不愁销路，因为跟景德镇沾边的商人已经不再送官员们烟酒、手表和钱了，他们送瓷器艺术品，这叫“雅贿”。

她很少跟这些大师来往。利益越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就越复杂：谁家亲戚有当官的，谁的师傅做评委了，谁能给自己带来附加值？……同行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包装自己，抬高身价。好端端的千年古镇，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间就成了热闹的、势利的是非之地。她嫌累。她觉得与其急功近利地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还不如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作品画好。没真水平，再多大师名头又有什么用呢？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七

她走进风火先师庙里，窑神童宾的像还在祭台上，只是周围多了些罗汉菩萨相伴，祭台下还多了两位僧人，坐在那儿看着报纸，守着功德箱。窑神庙里回响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唱佛机里放的。

柴窑的窑火没有测试仪器，靠的是经验。烧窑时，被称为把桩师傅的窑工会从望火口观看火焰颜色，然后向望火口吐唾沫，根据唾沫在火中的瞬间变化，来判断火候。瓷器烧至将熟未熟之际，把桩师傅要决定停火的时机，烧炼过头，瓷器发黄，窑内装坯的匣钵会被烧倒；火候不到，瓷器不熟。柴窑能出“宝”，“宝”叫“窑垢”。所谓“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垢其实就是那些色彩和斑痕，因人无法控制而显珍贵。越是老窑，窑垢就越厚重，这都是那些做高仿的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们古窑瓷厂这座柴窑是清代的，已经几百年了，只要稍作维护便能烧出好东西，但现在却停了，成了供人参观的“省级重点文物”。那些曾经备受尊重的把桩师傅并不能像拉坯师傅那样坐在那里转着轱辘车给人表演拉坯，窑停了，烧窑也就没法表演，他们要么去给那些私人柴窑烧高仿，要么待在家里。他们都老了。

她至今还记得一个把桩师傅讲的那个关于窑神的故事。某年，景德镇受命为皇宫烧制特大号青花龙缸，不能有任何瑕疵，表面得万里无云。交货期近，瓷工想尽办法，还是屡烧屡废。最后，一个叫童宾的为了瓷工的活路，在烧造龙缸的关键时刻，毅然跳入窑火，瞬间，窑火精变，大龙缸烧成。后来，童宾成了被景德镇烧窑者们世代供奉的“风火仙”。

过去，窑是严肃的。不管多牛的器物，都得靠窑里的那把火烧出来。烧窑时，都要到旁边的风火先师庙祭拜窑神，祈求保佑烧造成功。没有人会在窑里肆无忌惮地嬉笑，像现在这些游客那样。

八

尽管她每天坐在桌前画青花，但她仍对外面的事充满了好奇。画青花时，她喜欢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

收音机里说，今年3月，景德镇入选了中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景德镇可从中央获得5亿元的拨款，用于城市转型。

“枯竭”指的是高岭土，一种在1712年被法国传教士昂雷科莱发现的“神奇的泥土”，就在景德镇东北瑶里镇的高岭村。景德镇瓷器的持续繁荣，带动了对高岭土的大规模开采。事实上，早在清朝中期，高岭土就快枯竭了，小规模开采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结束了。这里早就是游人罕至的矿山公园，偶有瓷土情结的人，会踏着长满青苔的台阶，从那些废弃的尾矿中，追忆这里曾经的热火朝天。几十年来，他们这些做瓷器的人一直没缺过瓷土，江西境内有着丰富的瓷土矿，尽管没有高岭的好，但并不存在资源枯竭的问题。瓷器千百年来是景德镇的金字招牌，但现在官员们要把它打造成为“资源枯竭城市”，要淡化瓷器的分量，要告诉那些冲着瓷器来的客人说，景德镇除了瓷器之外，还是亚洲最大的无氟压缩机生产基地，是中国最大的微型面包车生产基地，是中国最重要的直升机研发基地……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情，忘不了你的好……”收音机听得不开心的时候，她就关掉它，放蔡琴那些忧伤的情歌。

九

她常觉得自己是个“情感垃圾桶”，朋友们的感情纠葛都喜欢找她倾诉。她就一个人，“莫名其妙”的个人状况让朋友们倒起“垃圾”来没了障碍，不像别人家有老有小不方便。

比翼双飞的美好也是她心里羡慕的画面。但“垃圾桶”当久了，情变之事听多了，她就不愿意把自己的感情跟别人分享，但又不能确定自己的感情会不会被别人分享。她不想像那些女朋友一样，为了孩子和家产，在那里无奈和忍耐；也不想像那些离了婚的朋友一样，在情感深处留下一道疤。

她坚持在情感世界里追求完美。然而，时间、地点还有当时的感觉，缘分这东西往往莫名其妙。这让她觉得朋友比恋人更值得珍惜，恋人比丈夫更值得怀念。她害怕面对伤痛，也不喜欢应付麻烦。她能自食其力，能照顾家人，她不需要像有些女人那样去找“饭票”过日子。在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时候，她宁愿不选择，即使一辈子单身，她也不怕。现在的小孩又有几个能为父母养老的呢？她可以赚够养老金，找个医生、护士都比较好的养老院住进去。她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在知道她单身时眼睛里会冒出异样，她又没伤害谁。她选择的只是——宁愿没幸福，也不愿有痛苦。

她从不约朋友们出来玩。电话过去，人家是陪自己还是陪家人呢？她不想给别人带来困扰。但如果朋友约她出来玩，只要手头没有急着赶的活儿，她便会欣然应允。

疲惫时，她就在楼上卧室的电脑里玩“连连看”，那是一种费眼力的电脑游戏，在若干种不同纹案、色彩的方块中找到相同的，直线消掉。为什么要在很累的时候还玩很累的游戏？她也不知道。

清闲时，她喜欢独自去爬山。在山顶大口地呼吸，然后采几把山坡上的野花，回来种到院子里。在她儿时的记忆里，这是座被烟雾笼罩的城市，粉尘飘浮在空中，街上到处是煤灰渣，雨也是黑色的。人们说这里是“泥与火的世界”，瓷器使这里成名，这里在几百年前就成为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这几年液化气窑代替了传统的煤窑和柴窑，房地产项目代替了林立的烟囱，天空越来越透明了，环境也越来越好。

十

徒弟都是小姑娘，亲戚朋友介绍来的。他们觉得一个女人关在房间里画瓷器，又能买房又能买车，自己的小孩跟着她应该是不错。

她并不要求女孩们有多少天赋，但她要求她们要有一种虔诚的工作态度。她告诉她们画瓷器的生活是简单而艰辛的，必须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基础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一点点成就。她要求她们画瓷器时，不要吃东西，不要聊天。吃东西，东西可能会粘上去，瓷器烧出来就会缩釉，而聊天会让心不专一，所以要学会安静。

她知道在景德镇收徒是能赚钱的，每个徒弟收10000元学费是行价，她身边的朋友都收。她没要这些姑娘一分钱，她知道她们的家境。出师前画的东西归师傅，这个行规在她这儿也免了，只要东西画得好，够得上低标准行货需求，她就给她们发工资。

她告诉她们新笔用完不要马上洗，因为它们还很松，得用青花料把它们粘粘，让它们更融洽；她告诉她们笔细时可画花鸟，笔粗了可画石头，任何东西都要物尽其用；她告诉她们青花料用发过酵的茶叶水调能增加黏稠度，画起来比用清水调的更加柔顺；她教她们如何领悟古人的气息，如何表达虚而不弱，实而不死，干而不燥，湿而不泡；她教她们如何起笔、落笔、转折，教她们如何分水，如何掌握料性……

即便这样，徒弟们还是不断地让她失望。她让徒弟们来了先泡茶，徒弟就来了先泡茶。一次，她把茶刚泡好，一个徒弟就看也不看把茶倒掉重泡了，她问：“刚泡好的茶为什么要倒掉重泡？”徒弟说：“我怎么知道是新茶还是旧茶。”她无语了，冷热水都分不清，茶叶立在水里都看不见，这还让她说什么呢？

别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这些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却什么家务都不会。茶不会泡，地不会拖，抹布不会洗……她们甚至以得意的语气告诉她，内衣裤都是妈妈帮着洗的。

徒弟们陆续走了。有些是自己走的，有些是她劝退的。耐心她有，但她忍不了姑娘们打碎瓷器时的那种态度。瓷器她也不小心打碎过，但那些被粗心打碎的瓷器会让她心痛，会让她加倍小心。而这些姑娘们打碎了东西，眼睛都不眨，眼神里也见不到丝毫的难过和愧疚。

有人说她过分，说她不该为点小事就赶走徒弟。但她说，不懂得珍惜的人不适合做瓷器，心不在就不要来了。

最早收的那个徒弟现在去卖口红了，那姑娘说，还是商场好，每天能穿得漂漂亮亮，见到很多人，跟很多人说话，不像在工作室，整天对着瓶子，坐得屁股疼，像个哑巴。

汪燕是唯一留下来的徒弟。踏实，用心，深得她的喜欢。她像亲人一样对待这个徒弟，管她中午饭，每月还给她发一千多的工资。每天她们都在一起，七年了。最近，她开始担心起来，汪燕自从交了个做餐饮的男朋友之后，就开始喜欢上看手机了。尽管她们还面对面坐着，尽管这个好学的徒弟还不时过来看她画画，但她心里已经在问：这个徒弟还能待多久呢？

十一

她叫汪燕到院子里走走。她们在葡萄架下吊了吊朋友送的吊环。朋友说，画久了就得出来撑撑，免得得肩周炎。吊完吊环，她们穿过那些白兰、含笑、罗汉竹，在苦瓜藤下摘了点辣椒、丝瓜和一种叫马兰芹的小野菜。这都是她找来种的。她喜欢种这些东西，能吃能入画。

苦瓜藤上的苦瓜还很小，只有食指那么大，绿油油的，而它旁边的茶花已经结花苞了，10月会开得很漂亮。她对汪燕说，虽然瓷器上咱们每天所勾画的植物都是平面的，但在你心里，你得看到它们在活生生地生长。

守陵人

一

一个接一个，打着手电筒往前爬。盗洞里空气混浊，伊术敏有些喘不过气来。这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有人担心地宫的空气有毒，曾建议她买些口罩。但也有人说，1938年就被盗过了，即使空气里有毒，四十年了，毒气也顺着盗洞的缝隙出来了。

越往下去，寒气越重，水珠顺着盗洞的缝隙滴下来。伊术敏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她的任务是记工，在小本上记下哪些单位来了哪些人，干了哪些活儿。当然，跟其他人一样，她也要寻找那些盗墓者拿剩的宝贝和喝水银的殉葬者，如果有的话。

墓道是个斜坡，十来米长，青砖地。墓道上有石门，一共四道，每扇门都是一块巨大的青白玉石，门上雕着菩萨，头戴佛冠，身披袈装，手上掐花采叶，站在莲花座上。每道石门都被盗墓者撬开了一条缝，只能一个人侧身进去。

地宫里放的是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棺椁。那时，伊术敏还不了解他们，只知道崇陵地宫里躺着一对皇帝夫妻。

她从没进过地宫，其他人也没有。

清朝在关内一共开辟了两处皇陵：一处是遵化的清东陵；一处是他们易县的清西陵，都在河北。

开发崇陵地宫是受裕陵地宫的影响，此前，乾隆皇帝的裕陵地宫经过清理，正式开放，这使得清东陵出现了旅游人数的井喷现象。为此，清西陵文物管理所的领导们着急了，也迫切希望能通过开放西陵的地宫来吸引游客，提升自己的旅游声誉和收入。

本来计划发掘的是泰陵地宫，因为这座雍正皇帝的陵寝里有盗洞。但当他们顺着盗洞进行挖掘时，盗洞却不见了。盗洞未通，泰陵便仍未被盗，国家文物局停止了他们的工作。

二

崇陵地宫被盗过，发掘清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发掘小组由易县文化局的陈局长带队，伊术敏那时跟发掘小组的同事还不熟。一个月前，她还是易县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为开发地宫，清西陵文管所在县招待所抽调了十一名职工，她漂亮能干，便被领导挑了过来。刚开始，她并不想来，在县招待所，她的编制是合同工，而到了文管所，她只是临时工。不过，那时候的人单纯，都服从领导安排，让来也就来了。

跟在其他人身后，术敏钻过了第四道石门。她听到陈局长说，“正中的棺椁是光绪的，旁边的是隆裕的”。眼前的景象让术敏的心开始扑通扑通地跳，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太阳穴也在耳朵里咚咚作响。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并不感到什么恐惧，只是凄凉。

光绪皇帝的小腿骨搭在棺椁外，骨头是从挡板那个凿开的洞里伸出来的。旁边皇后的棺椁则被彻底打开，顶盖翻过来，放在光绪的棺椁上。夹棺石散落在棺床下，棺板的碎木满地都是。隆裕皇后的棺材里，衣服和铺盖物都成了烂泥。除了在皇后右肋下发现了一个装了珠子的小荷包外，其余的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

风水是骗人的，她想。如果真有什么万年吉地，棺材也不会被人砸开，衣物被人扒掉，尸骨也不会被人拖出来。她想，光绪真是个可怜的皇帝，活着被慈禧太后当做傀儡欺负，没有自由，不能跟自己喜欢的珍妃在一起，死了入土也为不了安，还得和自己不喜欢的隆裕皇后躺在一起。

光绪的棺椁是部队的周医生最先爬进去的。周医生是军医，胆子大，带着手术用的白手套就爬进去了。周医生在里面把光绪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脱下，递出来。贴身的衣服都烂了，只有龙袍还依稀可辨。伊术敏在旁边负责举灯。

散了架的骨头被一块块钩出来，在阴凉处晾干，用塑料袋封好，分别装进两个特制的小木箱里，再放进各自的棺椁。自始至终，她都没见过光绪皇帝的骷髅头，这让她感到奇怪。

皇帝棺椁最后的清洁工作是伊术敏做的。她拿着抹布，打着手电筒，跟周医生一样，从脚顶板被盗墓者砸开的那个洞爬进去。椁内有很多烂布条垂下来，稀稀拉拉的，她把那些垫在尸骨下，为保护光绪皇帝龙身不腐的檀香木料和青灰色粉面都弄出来。后来，领导让她把这些粉面晒到崇陵的宝顶上，找找里面还有没有漏掉的宝贝。她翻来翻去地找，什么都没发现。

楠木棺椁上写着奇怪的文字，金黄色的。后来，专家说，那是梵文，四大天王的名字。到处都是菩萨像，石门上有，棺盖上也有。菩萨们闭着眼，合着掌，坐在莲花上，周围是云，脚下是山，山上是花和凤凰。伊术敏觉得，有这些菩萨，地宫里看着并不那么阴森可怕。

金井是在光绪皇帝的棺椁下发现的。金井里没水，只是一眼深几十厘米，直径十几厘米的小洞。金井是地宫和陵墓的核心，是最初选定陵墓时的“风水之穴”。为通地气，接阴阳，建地宫时，与金井相对应的位置都预留了空洞，洞里放入宝物，镇墓压邪。他们从金井里捞出了一堆怀表、玉石、翡翠、珍珠和铁球。这便是当年的盗墓者因为疏忽，而给他们留下的“收获”。

三

地宫下有“金刚墙”，金刚墙由一条条被称为封门石的大石条垒成，石条间有凹槽和凸棱，顶部铁锔子相扣。当年，盗墓者所挖的盗洞是U字形的，因为弄不开金刚墙，只能绕过它。

游客参观地宫不能从盗洞爬，所以必须弄开金刚墙，领导们找来当时驻扎在西陵里的通信部队帮忙。军人可靠，还不要钱。刚开始，战士们在外面想尽办法，都没能使封门石动一下。后来，他们从盗洞爬进去，在里面用撬棍将最顶部的石条撬开一条缝，用绳子套住，十几名战士喊着口号，拉了十来分钟把它拉下来后，其他的四十多块石条才被一块块地拉下来。

金刚墙打开后，她开始跟其他工人一起建下地宫的台阶。他们把通往地宫的路用砖头垒好，灌上水泥浆，用砂轮把台阶一级一级磨出来。

1980年6月15日成立的发掘小组，到了8月1日，他们便开始卖票了。票一角五分钱一张。最初，游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也没出现什么井喷现象。游客是在1987年时才突然增多的，很多人看了当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后找过来。他们对她说：“小姑娘，你知道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荣辱兴亡都在这里尘埃落定了。”至今，她都没看过那部叫做《末代皇帝》的电影。她只记得，在1989年的上半年，游客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开了三个窗口，票都卖不过来。但很快，清西陵的生意又冷清了下来。

四

术敏的老家在易县的北百虹村。4岁时，她跟着家人搬进了清西陵，住在昌陵附近的村子里，父亲那时是附近林场的场长。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光绪的崇陵，还有那些王爷陵、妃子陵、阿哥陵，都是她从小玩耍的地方。

她从小胆大淘气，父亲总给她一个耙子和竹筐，让她到昌陵里捞松树下的松包。后来，她到易县县城里上中学，便离开了西陵。

父亲是1976年得病去世的。父亲走后，她一个人跑去林业局，问领导能否照顾一下，帮自己安排个工作。父亲生前人缘好，有一次水灾，父亲拿出700元钱去公社捐，公社人说：“老伊，你还一大家子人呢，不过了？”非逼着他拿回去300元。

那时的人重感情，便把她安排去了易县招待所。当服务员时，她常想起西陵。她记得念中学时，有一次老师带他们到泰陵参观“收租院”的泥塑展和“学大寨”的图片展。当时，她看着这熟悉的环境就想，将来长大了能回到这里上班才好呢，风景好，也清闲。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发掘地宫的计划让她实现了自己少女时的愿望。她回到了清西陵，在光绪皇帝的崇陵里，在那间小小的班房里，一待便是一辈子。

班房过去曾是巡逻兵丁休息的地方。发掘完地宫后，班房成了售票处，领导安排她在里面卖票。刚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这屋子曾有个老头住过，那老头守了一辈子崇陵，没儿没女没老婆，最后把自己吊死在屋里。班房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炉子和一个柜子。白天，鸽子会扑腾着翅膀飞进来，伊术敏就从发出咯吱声响的椅子上站起来，从屋门后抄起笤帚，把鸽子赶出去。在这个小屋子内，她做饭、吃饭、卖票、睡觉，打了很多毛衣，度过了无数个死一般寂静的黑夜。

崇陵管理员／高远　摄

五

过去，她一天的工作是随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而开始的。那时候，地宫里还没有电，她要领着游客们下去，把蜡烛点燃，然后小心地放在石门的门槛上。后来，有人说，石门槛也是文物，不能把蜡烛放在上面，文管所便焊了些高高的铁架子，让蜡烛挪了地方。

游客来得多了，什么样的她都会碰到。有人在光绪的棺椁前放一捧塑料花，有人在旁边放一盒象棋，有人掏出一把口琴和一本琴谱摆到光绪的棺椁上。她印象最深的是，棺椁前曾放过一封信。信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留名“费洋”的人在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载湉”，邮编格里则写着“我不知道啊”。

她没看过那封信，看亡者的信是大不敬的。但当其他游客打开看时，她也并不制止。她知道他们只是好奇，并无恶意。看过那信的游客都会毕恭毕敬地把信放回去，嬉笑的表情也会瞬间变得严肃。

陆陆续续，她也看了一些关于光绪皇帝的书。甲午战争打败了，在慈禧太后阴影下小心谨慎做皇帝的光绪也想血气方刚一把，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颁布了《明定国是昭》，宣布变法，想使国家强大。后来，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太后囚禁在涵元殿。在中南海那个叫“瀛台”的小岛上，光绪皇帝寂寞凄苦地住了十年，唯一的温暖是与珍妃的幽会。为了和自己相爱的女人见面，皇帝不得不在深夜让心腹太监冒死拉船偷渡。孤零零的瀛台小岛上，小船总是悄无声息地滑向对岸，成全皇上和皇妃相见的温暖。船的两头各有一条绳子，分别拴着湖的两岸，这边放，那边拉。然而，即便这样的温暖也是短暂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出逃，珍妃被投入井中，心如死灰的光绪皇帝也在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死在了瀛台。

六

伊术敏每次读光绪皇帝的书，都会替他伤心，眼泪会不经意地从眼眶里流出来。她有时甚至会想，光绪皇帝如果是个普通人该多好啊，能过简单自在的生活，像她一样。

她跟丈夫岳数林是在崇陵里相的亲。那天，她到泰陵报账去了，回来后，同事告诉她，跟她相亲的人来了。她问，人呢？同事说，自己买了票，进崇陵逛去了。她进去找，却老远看到数林在方城上朝她招手。她的相亲在别人看来都很好笑。她和数林从小就认识，同岁、同村，中学时还同班。但彼此并没讲过什么话，农村保守的思想让他们更像是一对陌生的熟人。数林声音很细，每次说话前，总是温柔地先说一声“术敏”

她问数林：“你为什么自己跑到方城上来？”数林说：“术敏，因为远远就能看到你来没来。”她笑了。她记得，当时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方城上，阳光很温暖。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彼此看中对方的只有一点——朴实。

结婚后，数林从紫金山供销社调到了西陵行宫旁的一个酒精厂，但没过多久，酒精厂破产了，数林便开始在崇陵外摆小摊，卖些介绍清西陵和清宫秘史的书和纪念品。开始，生意还行，但随着摆摊的越来越多，游客越来越少，慢慢地，也就一般了。大家都到同样的地方进货，每个摊位上都摆满了同样的东西。

他们在崇陵西边开了片荒，种了些菜。五孔桥下有泥鳅和王八，数林找个网，往水里一沉，很快就能满。数林把它们放到班房后院的大盆里，什么时候想吃，就抓把盐和碱，往它们身上一撒，或蒸或煮，美味至极。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每年开春，伊术敏都带着儿子在崇陵里拔草。那时候，儿子还小，她把儿子放在柳条篮里的被褥中，把篮子放在罗汉松下。她蹲在地上拔草，各种杂草一到春天便从地砖缝里钻出来，疯一样地长。羊胡子草最难拔，根很深，拔的时候要用很大力气，还会带出一坨坨的泥巴。而它们两三天便又会长出来。很多砖都坏了，地面坑坑洼洼。拔草时，她常能在草堆里捡到鞋跟，都是高跟鞋卡到地砖里崴下来的。

到了一九九几年，儿子越长越大，她也不用蹲着拔了。春天打遍除草剂，草便都长不出来了。负责打药的人说药剂能在草根上烧出一个个小泡泡，烧死它们的神经。这种说法让她觉得有些残忍，似乎比把它们拔出来更残忍。她想起了光绪皇帝之死。

七

光绪之死是清宫八大疑案之一。有人怀疑是慈禧太后毒死的，有人怀疑是袁世凯害死的，也有人说光绪皇帝有严重的遗精病，是自己病死的。2003年，伊术敏守库房时，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耿左车带来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的编导钟里满，说要借用光绪的头发进行化验，拍一个关于《光绪死因之谜》的纪录片。头发借走后，便没了消息，因为很快就非典了。直到2007年初春的一天，文管处突然接到钟里满的电话，说经过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用中子活化分析的方法，发现光绪的头发上有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两千多倍，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课题组迅速成立了。专家们亲自到清西陵再次取样，这次取样除了头发样本外，还有光绪的葬衣、棺内的围锦、灰土、香料，以便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化验分析，后来又提取了周围环境中的土壤、水、灰尘等样本。与此同时，清西陵也展开了对样品真实性的求证工作。这成为了她进到西陵工作以来，最忙碌的时光。2008年11月2日，关于清史纂修的重大课题“光绪死因研究工作”新闻发布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上发布最新的消息——光绪确系砒霜中毒致死。

事实上，当年发掘地宫时，光绪皇帝的头发和骨头也曾拿去做过化验，只是送去化验的地方是县防疫站，所以，什么都没化验出来。

八

伊术敏不喜欢守地宫，她喜欢守隆恩殿。

隆恩殿前，有几个被叫做铜海的大铜缸，用来储水防火的，用途跟玉带河一样。伊术敏曾在“铜海”里养鱼，但太阳出来一晒，鱼很快就热死了。除了卖票、看殿、打扫卫生，防火也是她的工作。她时常抬头看那些殿角的龙头，殿顶的走兽，看这些灭火的神将。她并不相信它们。刚来的时候，东配殿是一片废墟，残破的屋梁被风吹得歪歪斜斜。1976年雷击着的火，灭火的神将没有斗过雷公。东配殿20世纪90年代就重修了，现在被人租来卖那种叫做“易水砚”的砚台。

瞌睡来的时候，她会冲着太阳打哈欠，然后在庄严静穆的隆恩殿前打盹。她时常在打盹时做梦。有一次，她梦到拉着光绪皇帝棺椁的车从北京出来，马车哪儿都跑到了，就是跑不到西陵，拉车的一会儿是狗，一会儿是猫，一会儿是猪，就是没有人。

事实上，光绪皇帝的棺椁是用128人抬的皇杠抬来的，七千多名杠夫换着抬。为保证平稳，抬皇杠事先还经过了练习：在杠上放棺材的地方，放上一桌一椅，桌上放一碗水，椅子上坐着名官员，官员负责喊口号，并监督这碗水是否在行进时溢出来。从北京到梁各庄行宫，送葬的队伍走了四天，耗费白银四十三万八千四百余两，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奉安大典”。

九

绵绵的永宁山，缓缓的易水河。日子，晴朗而又空空荡荡。

崇陵外曾有一片苹果园，林场的人种的。每到夏天，苹果园里的苹果总是坠在那里引诱她。苹果树直是直，横是横，虽然品种不同，却都被修理得规规矩矩的。看管的人是她的邻居，也是她相依相伴的朋友。脆的“国光”，甜的“印度”，有点酸的“红鸡冠”，每天换着吃。

苹果园是在2000年清西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移走的。那一年，很多杨树也被砍了，砍掉的杨树都很粗，是当年日本人种的，申遗要修环陵路，所以，只能砍掉。

伊术敏很不喜欢砍树。过去，朝廷垮了，护陵人没了饭碗，为了谋生，要砍树木。现在，这里要成为世界遗产，为了发展，还是要砍树。砍树的人让她想起了那个种树的人，被书上称为“遗老愚忠”的梁鼎芬。梁鼎芬当过武昌知府和湖北按察使，曾因弹劾李鸿章和袁世凯，得罪过慈禧太后，后来，被陈宝琛推荐，成为溥仪的师傅之一。他曾准备给光绪皇帝殉葬，后来被人发现后强行背出。崇陵建成后，梁鼎芬见陵内无树，便一再要求补栽，但当时的“小朝廷”靠民国政府的施舍度日，拿不出经费，他便买来300只陶瓷酒瓶，在下雪天，将所有酒瓶都装上崇陵雪水，运回北京，然后每天带着雪水瓶子，到遗臣家中化缘，在崇陵栽满了树。

十

松林里的蘑菇秋天就采光了。跟夏天有吃不完的苹果一样，秋天有采不完的蘑菇。蘑菇采回来，洗净、晒干，再到梁各庄大桥头买些肉回来，跟着一起炖。在伊术敏眼里，没什么比汤锅里的蘑菇更美。

村庄里居住的是守陵人的后代。这些陵寝的附属建筑里至今还生活着那些已不会讲满语的满族人。他们认识这里的每个人。打招呼，就会得到回应。

伊术敏喜欢拉着数林的手在清西陵里散步。如果时光倒流到清朝，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王朝的皇家陵寝都是禁地，神圣不可侵犯。陵区知识的书里说，方圆800里的清西陵曾被红、白、青三层界桩层层围住，界桩上挂着禁入的牌子，上面写着“严令军民人等，不得于桩内取土取石，设窑烧炭，砍伐树株等，违者治罪”，即使误入，为首也要“枷号两月，期满发配边远烟瘴之地充军；为从者，枷号一月，杖一百，徒三年”。

他们在松林里散步，听松涛的声音。他们喜欢漫无目的地走，每天两小时，即使下点小雨，也出去走，并不在乎青草把裤腿儿打湿。数林喜欢唱歌，一首接着一首地唱，而伊术敏喜欢看松林里的小松鼠。松鼠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吱吱地叫着，像迷了路一样。

各位，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

吉庆街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能在这条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我们是坐出租车到吉庆街的。

车门打开，“轰”地一下——吉他、大提琴、二胡、手风琴、琵琶、萨克斯管、笛子、葫芦丝、民歌、通俗、摇滚、京剧、汉剧、点菜、吆喝、划拳……各种器乐和喉咙发出的声音扑面而来，魔幻般地洋溢在一起，后来，摄影师把下车时的感受形容为——“直接沸腾”。

民间艺人满街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们在街上徘徊了无数个来回。武汉7月的桑拿天、吉庆街上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晃来晃去的各色艺人……两个小时后，我头昏脑涨。

我们遇到刘雨时，已经累得不行了。当时，我们刚刚在“花花大排档”找了张桌子坐下，点了一份麻辣小龙虾、一盘水煮毛豆和一瓶啤酒。

“各位，打扰一下，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伴随着一声沙哑的询问，刘雨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那天穿着蓝色牛仔裤，黑T恤，金边眼镜，光头，手里拎着一把黄颜色的吉他。

我请他坐下，倒了杯啤酒递过去，把旁边嘎嘎作响的电扇抬起来对着他吹，我说：

“能否允许我们听听你的故事？”

他坐下来，将我打量了一番后问：“你们是记者吧？”

“是的。”我点点头。

他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刘雨的光头在大排档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亮，眼角的皱纹在眼镜后面不时地游动着，他慢吞吞地喝上一口啤酒，用筷子夹起一只虾放进嘴里，鼓起两腮开始蠕动，然后用手把虾壳取出来，小龙虾的虾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那天晚上，刘雨没有做生意。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以及吉庆街的故事。

黑暗和炎热诞生的街道

你肯定没经历过武汉半夜停电。那时候，每个单位挨个停电。因为知道停电计划，大家都眼睁睁地等着黑暗蔓延到自己家。我读过一首诗，是个武汉诗人写的。他说，地狱一样黑暗的炎热出现了，这地狱之火没有光，它灼热、潮湿、黑暗，远处可以听到轮船的汽笛，让人想象江上有微弱的风吹到蚊帐里。

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大家就跑出来吃东西，就有了大排档，光吃东西也无聊，大家得找点什么消遣，这才有了吉庆街上的这些艺人。

我离婚后，抱着吉他流浪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吉庆街。那时候，街两边还只有两层的砖瓦房，破破烂烂的，有的屋顶上还长着杂草。那时候，人都比较粗鲁，动不动就砸杯子。也经常有人打架斗殴，有时也死人。

本来我没想在吉庆街长待的。可第一天感觉还不错，我记得那天刚好碰到一桌客人结完账，正准备走，他们看到我就问：“你会唱什么歌？”我说：“《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唱得泪流满面，结果人家给了一百块钱。我挺喜欢这里，就留了下来。那时候黄毛来得比我早，在街上已经很有名气，我天生嗓门大，黄毛在那边唱《梦回唐朝》，我就在这边唱《回到拉萨》，后来，我们俩互相欣赏，就组了个“黄毛乐队”，搭班子一起唱上了。

街上的“江湖”

吉庆街最早是安徽帮的天下。黄毛也是安徽帮的。安徽帮的特色是小姑娘多，长得也不错，因为她们自古就有卖唱的传统。安徽帮讲规矩，如果有人在一个台子唱歌，是没有别的人去问的。

安徽帮有个专门唱《孟姜女》的组合很厉害，唱着唱着，眼泪就“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而且每次都掉，眼泪不掉下来不收钱。我觉得很吃惊，就问她们，眼泪怎么能每次都掉下来呢？她们说，这有什么难的，想着别的女生都在和男朋友看电影、逛商场，我们却要在这里卖唱，觉得自己可怜，眼泪不就掉下来了？

吉庆街另一个大帮是孝感帮。最开始，孝感帮的人不是来卖唱的，她们大多在这里卖花、擦皮鞋、照相或是当服务员，后来她们看到卖唱来钱快就改了行。孝感帮出来后，江湖就乱套了。你还没唱完，她们就开始在旁边捣乱。她们五音不全，也不学什么音乐，抱着弦都不准的吉他，用黑糊糊的指甲稀里哗啦地瞎搞。有客人听了后说，你们好初级呀！我心想，怎么能算初级呢？弦都调不准，只能算瞎弄。

有个叫“三员帮”的组合也是孝感帮的，叫她们“三员帮”是因为她们原来是三个服务员。

“三员帮”更不会唱歌，她们连弦不准的吉他都不需要，一上去就干爹干妈地叫，然后一会儿帮客人敲背，一会儿用歌单帮客人扇风，最后，再用很嗲的声音说：“大哥，给你唱个《三个老婆》好不好，给你唱个《桃花运》好不好？”听着我都觉得恶心。不过，大多数男人，只要老婆不跟着，都很少能过“三员帮”这关。

武汉帮是拉不下面子型的，也是最晚加入的。武汉帮的人大多四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主要搞民乐和西洋乐，如果要算艺术水准，应该是这条街上最高的。

我有个好朋友叫杨阳，是武汉帮的。他弹琵琶，所以，绰号“杨琵琶”。“杨琵琶”是武汉音乐学院学器乐演奏的，毕业后在湖北省实验歌舞团工作。刚来的时候，“杨琵琶”总是躲躲闪闪的，而且需要躲的人还很多，同学、同事、老师、学生、朋友、邻居都要躲。有一次，“杨琵琶”有个很喜欢的学生到吉庆街吃饭，他没躲开，被看见了，那学生就再也没理他。为此，他难受了好一阵。

以前，“杨琵琶”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那时他儿子还在武汉音乐学院学钢琴，他担心媒体报道后，会对儿子有不好的影响。不过，现在他无所谓了，他儿子考上了乌克兰一所大学的钢琴硕士。

“杨琵琶”不抽烟，但客人给他烟他就接下来，别在耳朵上，碰到谁要就给谁。有一次，“杨琵琶”给一桌客人演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其中一个客人问他，一个最好的琵琶多少钱？他说，一万二左右。那客人说，你这琴太差了，我捐助你一个琴好不好？“杨琵琶”当然一个劲地说谢谢。他以为别人说说就完了，没想到那客人第二天真来了。人家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再添两千买把好琴。后来，“杨琵琶”也没去买好琴，他说他缺钱，他觉得这种事在人家来说肯定是件很快就忘的小事情。

去年冬天，来了个江西小姑娘，脸圆乎乎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也就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可爱，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戴着红色的帽子，脖子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手里抱着一个葫芦丝。我当时觉得她的父母太浑蛋了，这么小就让她出来，真是作孽！可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袖珍人，已经18岁了。她很有趣，除了智力像普通人一样发展以外，其余地方都长不大，不像侏儒，脸还是成年人的。她精得很，哪个台子好，哪个台子不好，她都一清二楚。我们关系都挺好，她让我们叫她“天山童姥”。有时候，我们也跟“天山童姥”闹着玩，比如她经过的时候，我就一把拉住她，说：“天山童姥，嫁给我当老婆吧？”她就一边踢我，一边说：“不行，我这么小。”我说：“我可以等你呀！”然后，她就哈哈哈哈地笑。不过，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问她：“小妹妹，你几岁了呀？”只要客人问她这问题，她都会特别不舒服，扭头就走。

艺人比客人还多

2000年的时候，街两边盖起了高高的商品房。但楼上的居民很快就开始抱怨他们睡不着觉，嫌我们太吵，可这条街晚上吵是出了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图安静还要买这里的房子。后来，楼上的居民不停地告状，不停地往楼下扔西瓜皮，扔啤酒瓶，扔各种东西。为了防止砸伤客人，各家大排档也都搭起了棚子。

后来，政府就成立了“管委会”专门管理我们。为了防止声音过大，规定乐队组合不能超过三人，一个乐队不能有两把萨克斯管，深夜一点后不许卖艺？这些规定都能理解，但去年夏天，又出台了新政策，如果想在吉庆街卖艺的，要交800块钱入场费，然后每个月交300块的管理费。原来艺人是来去自由的，很多人做一做，觉得不好也就走了，现在把钱一交，无论如何都只得留在这里。2002年到2004年是吉庆街最兴旺的时候，灯火辉煌，有上百家的排档，上千张桌子。可是现在要打长江隧道，吉庆街的一半被封掉了，排档也少了一大半，艺人们交了入场费又不愿意走，所以，经常是艺人比客人还要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艺人们的作风也就越来越混乱。

于是，今年艺人协会就向管委会提出希望淘汰掉一部分作风差、水平低的艺人，管委会说，你们每人交20元考试费来参加筛选考试吧。后来，每个人都参加了考试，每个人又都留了下来。一阵忙活之后，管委会又赚了一笔。

已经没什么回头客了。人家说，原来是来了武汉不来吉庆街等于没来武汉，现在是来了吉庆街再也不想来武汉！现在就算听见客人说“滚”都特能理解，你想，这条街三百多艺人，就算两个人一组，都有一百多组，也就是说，你来这里吃饭，有一百多组人过来问你听不听歌，或是问都不问就开唱，你能不烦吗？

“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取暖”

每天七八点钟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根本不想出来，我从来没把在吉庆街唱歌当成一种职业，虽然是老江湖了，可每天来到吉庆街，看着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有时候，你去问客人，各位，打扰一下，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有的客人会说，给老子滚，听个×的歌，你们也会唱歌？还有的客人会说，唱歌可以，但你得跟着我的节奏唱，然后，他就拿起筷子在碗上一阵乱敲。有一次，我只唱了一句，一个客人就说，我也是搞音乐的，我唱得比你好。我对他说，我不是搞音乐的，我只是卖唱的，您别跟我比，见到您，我无地自容，我对不住您了。总之，碰到那种发神经的台子，我就故意把歌唱得不好，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做这种生意。

不听的客人我就随便唱，听的客人我就好好唱，如果一桌人，不吃不喝不说话，非常安静地听，我就非常投入感情地去弹唱。

有一次，一个高高的，挺帅的年轻人，点了一首郑钧的《极乐世界》，当我唱到“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取暖，想尽一切办法只为逃避孤单”的时候，他突然眼泪开始哗哗地流，我吓坏了，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心里难受，我太理解你了。”一开始，我以为他喝酒喝多了，后来才发现不是。他听完，一只手擦眼泪，一只手背到后面去做手势，让他的朋友拿钱来。

还有一次，一个男的让我给他唱歌。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么舒服的歌。我们聊一会儿，唱支歌，喝杯酒，再唱支歌，再聊一会儿。那天晚上我们喝了18瓶啤酒，最后他说：“我应该把所有钱都给你，可我今天带的现金不够，有多少算多少吧。”然后留了50块钱打车，把钱包里所有钱都给了我，有八百多块。

不过，有时候唱高兴了，也会吃闷亏。曾经有好几次，客人特别喜欢我，我就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嘻嘻哈哈，我也特别卖力地又弹又唱，大家兄弟长兄弟短地叫了一整晚上，感觉都蛮好。最后给钱时，我客气了一下说，算了吧。人家就真的把钱收了起来。回家的路上我难过死了。这一晚上算是白干了！

吉庆街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能在这条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离不开的吉庆街

花花大排档外有一家卖烟酒饮料的副食店，老板娘姓朱，我们都叫她朱大姐。

有一天，朱大姐问我：“你想去淘金子吗？”

我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就说：“做梦都想去呢。”

她说：“那刚好，我认识一个人是湖南辰州矿业有限公司的，也就是原来的湘西金矿，他们那边很多金矿可以承包，用矿石提炼金子，可挣钱了。”

朱大姐还生动地向我描绘了发财以后，生活被改变后的所有细节。

我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么混下去了，这也许就是离开吉庆街的机会。

走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喝酒。黄毛、孙萨克、“杨琵琶”还有朱大姐都来了。黄毛说：

“你终于离开吉庆街了，真为你感到高兴啊。”

黄毛中途也出去开过餐馆，后来餐馆亏了钱，又才跑回来。

当上金矿老板后，我发现花钱比赚钱快多了，光添加设备就一下用掉五六万，我承包的那个金矿是土法炼金。刚开始技术不过关，耗了很多时间，几个月里，也就炼了120多克金子，后来，矿石原材料涨价，还要给工人发工资，很快，我带去的10万块钱就没了。我想，看来自己的命运跟黄毛一样啊。

重新回到街上唱歌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往自己的脸上泼水，用手掌轻轻拍打，我以为这样能让自己清醒，可还是感觉特别困。当时特想突然下大雨，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在家里再躲一天。

卖唱者／高远　摄

可那天没下雨。我不得不拎着吉他向吉庆街走去。从我租的房子到吉庆街很近，只要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了，巷子两旁是高高的院墙，墙上贴满了各种性病广告，脚下是一条石板铺成的路，石板是活动的，经常会把下面的水从石板间的缝隙里踩出来。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特别犹豫，那是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那条街就躺在眼前，我又开始听到那嘈杂而重叠的各种声音。我站在巷子口觉得自己特可笑。就在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的时候，我看到了黄毛，他抱着吉他走过来，我就喊：“黄毛，我正要去找你。”

他笑着说：“呵，淘金的回来了，是发了大财回来请我们喝酒的吗？淘了多少金子呀？”

我红着脸说：“金子没淘到，金水倒是有一些，不过，现在都流光了。”

吉他一年没摸，歌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对黄毛说：“你把我带着，我好久没唱，一点感觉都没有。”

黄毛就把我带着。几首歌后，我卖唱的感觉又找了回来。那天晚上，黄毛请我喝酒，孙萨克、“杨琵琶”他们也来了。虽然一年多没见，可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当然，那几天，我被问得最多的肯定是：

“你不是淘金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老板问，唱歌的问，服务员问，连卖花和擦皮鞋的都问，搞得我一次次地无地自容。

不过，慢慢就习惯了，后来，谁再跟我提金子，我就朝他嘿嘿地笑。

倒是副食店的朱大姐一见到我就说：“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我说：“没关系，你也是为我好，只不过我运气不好。”

女儿的愿望

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女儿。她原来一直跟我前妻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每年给他们寄三千块的生活费。今年，我才把她接过来。我觉得自己特别亏欠她，从来没辅导过她读书，我如果在她旁边的话，她成绩不会像现在这么差。好在她特别懂事。那天我问她：“你觉得爸爸在街头卖唱丢人吗？”

她说：“爸爸你凭本事吃饭，又不偷又不抢，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说：“爸爸在大排档赚钱很委屈的，你哪天可以去体验一下。”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我在远处偷偷地看过你呢。”

我说：“那你就用功念书，将来找个不被人欺负的工作。”

她说：“爸，我不喜欢念书，你送我去学跆拳道吧，以后我跟在你后面，谁敢欺负你，我就踢他。”听了她这话，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晏礼中，《生活》月刊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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