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病之王癌症传

第一部分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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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类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从后向前回溯推理。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本领，而且也很容易做到，但人们就是不常做。
——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血液化脓』
最有名气的医生被立即请来；
但他们来了，收了费用，
却回答说：“这种病无药可救。”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
缓解症状是一项日常任务，治愈它，是人们的殷切希望。
——威廉·卡斯特（William Castle）
1950年对白血病的描述
1947年12月的一个早晨，在波士顿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个叫西德尼·法伯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从纽约寄来的包裹。这间号称“实验室”的斗室返着潮气，只有大约六米多长、四米多宽的房间，比药剂师的配药室大不了多少，几乎被塞在儿童医院大楼后巷的一间半地下室里，通风很差。距离这里几百米远的内科病房，各项工作正缓缓地开始。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病童们躺在铁制病床上，不安地动来动去。医生和护士在病房之间来来往往，忙着查病历、下医嘱和配药。但是，法伯的实验室却是一片空荡清冷，各种化学品挤在一起，玻璃罐堆在冰冷的走廊里，一直延伸到医院主楼。空气中散发着防腐剂甲醛的恶臭。这里没有病人，有的只是尸体和各种病体组织。它们是通过地下通道送来的，将被用于解剖和各种检验。法伯是一位病理学家，他负责制作标本、解剖尸体、识别细胞和诊断疾病，但从不治疗病人。
法伯的专业是小儿病理学，即研究儿童疾病。他花了近20年，在地下室里痴迷地盯着显微镜搞研究，取得的学术成就，使他升任儿童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但在法伯眼里，病理学正在与医学分道扬镳，成为了过度关注死者的一门学科，而拉大了与生者的距离。现在，他已经厌烦了这种只能侧面冷眼旁观疾病、却不接触或治疗活生生的病人的工作；他受够了只面对组织和细胞，觉得自己碰到了职业的“玻璃屋顶”。
因此，法伯决定要在职业方向上做出重大转变。他不想再继续眯眼盯视显微镜下无生命的标本，他要奋起一跃，跳到楼上的诊室——从他了若指掌的微观世界，跳到患者与疾病的广阔天地中；他要利用从病理标本中获得的知识，设计出新的治疗手段。而来自纽约的包裹里，就装着几瓶叫作“氨基喋呤”（aminopterin）的黄色结晶化学品，它们被运送到法伯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为阻止儿童白血病的恶化带来一丝希望。
如果法伯事先请教过楼上病房里的任何一位小儿科医生，问问开发出抗白血病药物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一定会劝他不要枉费心机了。一百多年以来，儿童白血病令众多医生着迷、困惑，又备感挫折。这一疾病经过了各种精心分析、分类、再分类和再细分；儿童医院图书馆书架上排列着散发着霉味的皮面书，如安德森（Anderson）的《病理学》（Pathology）或博伊德（Boyd）的《内科病理学》（Pathology of internal Diseases）。这些书的每一页都充斥着白血病细胞图，并附有详细的细胞分类学说明。然而，所有这些知识，反而进一步放大了医学的无力感。白血病就像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样，变成了一个空洞而迷人的物件，人们对它进行极其详尽的研究和拍照取像，却没有任何治疗或实用进展。一位肿瘤学家回忆说，“白血病让医生们在各种医学会议上争论不休，但却完全无助于他们的病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入院，让医院一阵骚动，经过几轮夸张的专业讨论，接下来，正如医学期刊冷冷的评论一般，“确诊、输血，然后送回家等死”。

第一部分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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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现白血病以来，对该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之中。1845年3月19日，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描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一名28岁的铺路工，脾脏莫名肿大。贝内特记录道：“他面色黯沉，平常身体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个月前，开始感到特别劳累，并一直持续至今。去年6月，他发现腹部左侧有个肿瘤，逐渐增大，直到四个月后稳定下来。”
这名铺路工人的肿瘤可能已经到了末期的稳定点，但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加速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贝内特的病人症状日益加剧：发热、阵发性出血、突发腹痛等症状接踵而至，随后发作频率加快，并且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腋窝、腹股沟和颈部，病人命悬一线。虽然对他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疗，但都无济于事。几个星期后，进行尸检时，贝内特确信他发现了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因——病人的血液中充满了白细胞（白细胞是脓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标志，贝内特推测铺路工人的死因就在于此）。他自信地写道：“对我来说，这一病例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将有助于证明血管系统内也会广泛分布着脓液。”[?虽然微生物与感染之间的联系当时尚未建立起来，但贝内特已熟知往往因脓肿或伤口所致的脓与脓毒症、发热和死亡之间的联系。
]
这一解释本来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但问题是，贝内特无法找到脓液的来源。在尸检时，他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尸体，对出现脓肿和伤口体征的组织和器官进行了逐一排查。但没有发现其他的感染病灶。血液看似是自己败坏、化脓的，自然消耗后就变成了脓液。于是贝内特将这个病例确定为“血液化脓”，就此结束了对它的研究。
当然，贝内特认为的“血液自动化脓”是错的。在贝内特描述了铺路工的病症之后，仅仅四个月刚过，年仅24岁的德国研究者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独立发表了一篇病例报告，其内容和贝内特发现的病例惊人地相似。魏尔啸的病人是一位55岁左右的厨师。白细胞在她血液中爆发性地增长，在其脾脏中形成了浆状黏稠物。在对她进行尸检的时候，病理学家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分辨出在红细胞上面浮着一层浓稠如乳状的白细胞。
魏尔啸知道贝内特的病例，但是，他无法令自己相信贝内特的理论。魏尔啸认为，血液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此外，该病不同寻常的症状，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脾脏增大是怎么回事？身体没有任何伤口或者化脓之处，又是怎么回事？魏尔啸开始考虑，是不是血液本身有问题？他无法找到统一的解释，但又想为这种病寻找一个名字，最终确定用“weisses Blut”——“白血”一词，这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几百万白细胞。1847年，他把这个名字改为听起来更学术化的“leukemia”，这个词来源于“leukos”一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白色”。
把疾病名称从夸饰的“血液化脓”改名为平实的“白血病”，很难说反映了命名者的科学天才。但是，这对“理解白血病”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种疾病在刚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理解只是一个脆弱的想法、一朵温室里的花，深深地受到了其名称和分类的影响。［一百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另一种疾病的名称改变——从“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 （gay related immune disease， GRID）变成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艾滋病AIDS），标志着人类对该病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认识到艾滋病毒（HIV）为一个病原体，以及该病毒在全球范围的快速蔓延后不久，人类就抛弃了最初观察到的、带有文化歧视性的“该病偏爱同性恋”这一认识。

第一部分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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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尔啸像贝内特一样不了解白血病。但是，他没有像贝内特那样不懂装懂，他的见解完全出自于“负面效应”（negative）的视角。他抹掉黑板上所有的先入之见，清理出了一片可供思考的天地。
这个谦逊的名称（及其内含的对病因的谦虚理解）集中反映了魏尔啸的医学方法。魏尔啸身为维尔茨堡大学的年轻教授，其工作成就很快便超越了对白血病的命名。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他开启了一项以简单的细胞学术语来描述人类疾病的计划，这项事业将耗尽他一生的时间。
这项计划因挫折而诞生。魏尔啸于19世纪40年代初进入医学界，当时，几乎每一种疾病都归因于某种无形力量的作用：瘴气、神经症、败坏的体液、歇斯底里。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令魏尔啸备感困惑，他转而以无比的热忱来研究他所能观察到的——显微镜下的细胞。1838年，在德国工作的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和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 Schwann）主张，所有生物体是由被称为“细胞”的基础材料构建而成的。魏尔啸借用这种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创建了一种人类生物学的“细胞理论”。它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像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样，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第二，细胞只能来自于其他细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细胞来自于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
这两项原则看似简单，却能够使魏尔啸就“人类生长的本质”问题，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如果细胞只能起源于其他的细胞，那么“生长”就只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或者通过增加细胞数量，或者通过增大细胞体积。魏尔啸把这两种方式分别称为“增生”（hyperplasia）与“肥大”（hypertrophy）。“肥大”发生时，细胞数量并未改变，而仅仅是每一个单细胞的体积都发生了增大，就像一只气球被气吹起来了。与此相反，“增生”则是由于细胞数量增生而成长。每一种人体组织的生长，都可以用增生和肥大这两个术语来描述。在成年动物中，脂肪和肌肉通常是通过“肥大”来生长的。相比之下，肝脏、血液、肠道和皮肤，都是通过“增生”来成长的——细胞变成细胞，变成越来越多的细胞（omnis cellula e cellula e cellula）。
这个解释颇具说服力，并且引发了一种新的认识——不仅是对细胞“正常生长”的新认识，也是对“病理性生长”的新认识。病理性生长也像正常生长一样，可以通过肥大和增生而实现。当心肌受迫推动一个堵塞的大动脉出口时，它常常让每一个肌肉细胞都变得更大，以制造更大的力量，最终导致心脏生长得过大，以至于可能无法正常发挥功能，这就是病理性肥大。
相反的，并且对本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魏尔啸很快就碰巧发现了典型的病理性增生——癌症。通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生长，他发现了细胞的不受控制的生长——极端形式的增生。魏尔啸检查癌变结构的时候，发现这种生长往往似乎自己有了生命，细胞就好像被一种神秘的新力量驱动着生长。这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生长，而是另一种重新定义的、新形式的生长。虽然魏尔啸并不理解这种生长所依赖的机制，但是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其称为“瘤形成”（neoplasia）——一种新的、难以解释的、扭曲的增长，一个回响在整个癌症历史中的词汇。[?魏尔啸并没有发明这个词，不过他全面地描绘了肿瘤形成。

第一部分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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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尔啸于1902年去世时，新的癌症理论已经慢慢地从所有这些观察中整合提炼出来。癌症是一种病理性增生导致的疾病，癌变的细胞获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失控，造成组织块（肿瘤）入侵人体器官、破坏正常的组织。这些肿瘤也会从一个部位散布到另一个部位，如在骨骼、脑、肺等距离该病灶相对较远的部位出现病症，这种现象被称为“转移”。癌症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但就细胞层面而言，所有这些疾病都与之息息相关。在每一种病症下，细胞都有相同的特征：失控的病理性细胞分裂。
有了这样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学家重新回到了魏尔啸的工作轨迹——白血病不再是“血液化脓”，而是血液中的“瘤形成”。贝内特的早期幻想，引发科学家们创造出一个幻想的领域——他们去白血病细胞中寻找各种看不见的寄生物和细菌（并且还尽善尽职地找到了）。但是，一旦病理学家停止寻找传染性病因，重新调整显微镜聚焦于这种疾病，就发现白血病细胞和其他形式的癌细胞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同性。白血病是一种血液中白细胞恶性增殖的疾病。它是熔融的、液态形式的癌症。
有了这种开创性观察，白血病研究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并且突飞猛进。20世纪初，医学界已经清楚白血病具有几种形式：它可能是慢性平缓发展的，缓慢地腐蚀骨髓和脾脏，如魏尔啸遇到的原始病例（后来被称为慢性白血病）；或者可能是急性剧烈的，仿佛在“人格”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疾病——突然的发热、阵发性出血，以及令人瞠目的细胞快速增生，这是贝内特的患者情况。
第二种形式被称为急性白血病，根据所涉及的癌细胞类型，又进一步分为两个亚型。正常血液中的白细胞，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的细胞——髓样细胞与淋巴细胞。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是髓样细胞的癌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不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较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被称为淋巴瘤）。
儿童中，最常见的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它几乎总是迅速而致命。1860年，魏尔啸的学生迈克尔·安东·比尔默（Michael Anton Biermer）描述了已知的第一例这种形式的儿童白血病。五岁的玛丽亚·斯派尔（Maria Speyer）精力充沛、活泼俏皮，是维尔茨堡一位木匠的女儿。因为在学校里昏睡，并且皮肤上出现血色的瘀伤，她被带到诊所就诊。第二天早上，她的颈部僵硬，开始发烧，于是家人促请比尔默来家中访诊。那天晚上，比尔默抽取了玛丽亚的静脉血液，借着烛光在显微镜下观察血液涂片，发现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白血病细胞。玛丽亚断断续续地睡到深夜。第二天黄昏，当比尔默兴奋地向同事们展示“一个精致的白血病病例标本”的时候，玛丽亚口吐鲜血，陷入昏迷。待比尔默当晚再次去她家访诊时，孩子已经死亡几个小时了。从首发症状到诊断到最后死亡，病情的发展迅猛、无情，持续了还不到三天。
虽然卡拉的病情发展远不如玛丽亚·斯派尔的那样来势汹汹，但它本身也甚为骇人。一般而言，成人每毫升血液中约有5 000个白细胞。但卡拉每毫升的血液中有9万个白细胞——几乎是正常水平的20倍。其中95％是原始造血细胞——以疯狂的速度产生的恶性淋巴样细胞，但它们却无法成长为成熟的淋巴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其他癌症一样，癌细胞过量增生的同时，正常细胞的成长也莫名地终止。于是产生了过多的淋巴样细胞，但因之不能成熟，它们无法履行其对抗细菌的正常功能。卡拉虽有过量的淋巴细胞，但却免疫力低下。白细胞是在骨髓中产生的。我在初次见到卡拉的第二天上午，在显微镜下看见了她的骨髓穿刺活检样本，发现它极不正常。骨髓虽然表面上看是无定形的，但事实上，骨髓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组织，是成人的造血器官。通常情况下，骨髓活检含有“骨针”，这些“骨针”正是血细胞生长的岛屿——培养新血液的苗圃。在卡拉的骨髓中，这个组织已被完全摧毁。一波又一波的恶性原始细胞充满了（骨）髓隙，覆盖了所有的骨骼和组织，没有留下任何造血的空间。

第一部分 黑色体液，淤积不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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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处在“生理深渊”的边缘。她的红细胞计数降得太低，已无法进行充分的氧气供应（现在回想起来，她的头痛，是缺氧的第一个迹象）。她的血小板（负责凝血的细胞）已经崩溃到几乎为零，导致了她身体上的瘀伤。
她的治疗需要非凡的技巧，需要进行化疗来杀死白血细胞，但是化疗同时会大量消灭残存的正常血细胞。为了拯救她的生命，我们要把她推入深渊之渊。对卡拉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03年（魏尔啸在柏林去世一年后），西德尼·法伯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他的父亲西蒙·法伯（Simon Farber）在波兰时是船员，19世纪末移民美国，从事保险代理的工作。这个家庭住在城东边一个封闭、保守的犹太社区，与经济不稳定的店主、工厂工人、簿记员和商贩为邻。老法伯望子成龙，为孩子们的学业设立了很高的标准。他们在楼上可以使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但在楼下只许说德语和英语。老法伯经常把一些课本带回家，散放在饭桌上，希望每个孩子选择一本书熟读，然后为他做详细的读书报告。
西德尼·法伯在14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在这种高期望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在大学里，他主修了生物学和哲学。其间，他靠着在音乐厅演奏小提琴半工半读，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于1923年从水牛城大学毕业。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得以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和弗赖堡接受医学训练，表现出色。第二年，他挤进了波士顿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二年级医学生（从纽约中转海德堡，回到波士顿——这种绕弯的求学路线，当时并不少见。20世纪20年代中期，犹太学生往往发现自己没有机会进入美国医学院，于是他们经常在欧洲，甚至德国的医学院取得成功之后，再返回故土美国学习医学）。法伯以一名外来的转学生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同学们发现他为人傲慢，令人难以忍受。而他自己也备受折磨，因为他要重修已经学过的课程。他为人一本正经、严谨、细致，装束和行事又拘泥刻板，风度威严。因为有上课时穿正式西装的癖好，他很快就获赠绰号“四扣西德”。
20年代晚期，法伯完成了病理学的高级培训，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担任该院第一位全职病理学家。他完成了一部出色的儿童肿瘤分类研究报告，以及一本教科书——《尸检》（The Postmortem Examination）。它被人们普遍奉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3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一名杰出的病理学家，牢牢地困在医院的后巷里，被人称作“给死人看病的医生”。
然而，法伯内心翻滚着治病救人的渴望。1947年夏天，他坐在地下室的实验室里，突然脑海里灵光一闪。在所有的癌症中，他要选择把注意力重点放在最古怪、最无望的病种上面——儿童白血病。根据他的推断，要理解整个癌症，你需要从它复杂的底部开始，也就是它的“地下室”。而白血病，尽管有许多特质，却也有一项独特的诱人之处——它是可以计量的。
科学始于计数。要理解某一现象，科学家必须首先描述它；为了客观地描述它，就首先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如果癌症医学要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科学，就需要对癌症进行某种形式的测量——用某种可靠的、可重复的方式来进行计量。
在“可测量”这一方面，白血病几乎有别于所有其他类型的癌症。在CT扫描和核磁共振这些手段问世之前，对于肺内或乳房内的固体肿瘤的大小变化，几乎不可能进行数值测量——你无法测量你看不到的东西（除非进行外科手术）。但白血病细胞，在血液中自由浮动，可以像测量血细胞那样容易地进行计量——只需提取血液或骨髓的样本，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即可。
法伯推断：如果可以对白血病细胞进行计数，那么任何治疗手段，比如把一种化学物质置入血液循环，其在患者体内产生的效力都可以得到评估。他可以观察到血液中细胞的生死，并用它来衡量用药的成与败。他可以对癌症开展一项“实验”。
这一想法在法伯脑海里挥之不去。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年轻的生物学家们深受观微知著思想的激励。因为从简单入手、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对复杂性达成最好的理解。如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将揭示如人类这般大型多细胞动物生命的运作。1954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隆重宣布：大肠杆菌（一种微小的细菌）所揭示的真相，也必定适用于大象。
对于法伯来说，白血病就代表了这种生物范式。从这个简单的“非典型野兽”入手，他能深入探索其他更为复杂的癌症世界；细菌也可以教他如何来思考大象。法伯天生就是一位反应敏捷的直觉型思想家。在这里，他同样凭着本能快速做出了判断。那个10月的早晨，从纽约寄来的包裹正在实验室里等他。他撕开包裹，拿出装有化学品的玻璃瓶，同时几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揭开一席对于癌症全新思考的大幕。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1）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1）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1）

白血病的医学意义，一直与其高发病率不相称……事实上，在治疗全身系统性白血病时所遇到的问题，为整个癌症研究指明了所要采取的大方向。
——乔纳森·塔克（Jonathan Tucker）
《艾莉：对抗白血病的孩子》（Ellie, A Child薷s Fight Against Leukemia）
对已扩散的癌症进行的治疗，成功的很少……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肿瘤越长越大，而病人越变越瘦小。
——约翰·拉斯洛（John Laszlo）
《儿童白血病的治疗：进入奇迹时代》
（The Cure 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 of Miracles）
西德尼·法伯接到化学品包裹之际，正值医学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美各地的实验室和诊所中，新发明的药品滚滚而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抗生素，如在“二战”期间被利用到穷尽的珍贵药品青霉素（1939年，青霉素要从用药患者的尿液中重新提取、回收，再次提炼出每一颗珍贵的药物分子）。但到了50年代初期，青霉素的产量达到了几千加仑[?1加仑（美）=升。
]。1942年，默克公司发出的第一批青霉素虽仅有5.5克，却是美国库存抗生素的一半。十年后，青霉素得以高效地大批量生产，每一支的价格已降至4美分，仅为半加仑牛奶成本的1/8。
新的抗生素也随青霉素接踵而来：1947年，推出氯霉素；1948年，四环素。1949年冬天，又一种神奇的抗生素——链霉素，从一个养鸡场院落的菌块中提取出来，《时代》周刊（Time）在其封面上惊呼：“良药就在自家后院。”在儿童医院偏僻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这就是法伯私人的后院，微生物学家约翰·恩德斯[?约翰·富兰克林·恩德斯（1897年2月10日~1985年9月8日）与托马斯·哈克尔·韦勒和弗雷德里克·查普曼·罗宾斯共同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其“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多种类型组织中培育生长的能力”。
]（John Enders）在那里用旋转的塑料瓶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此基础上，萨宾（Sabin）和索尔克（Salk）将实验成果推向高潮，培养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新的药物在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出现：到了1950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药品在十年前都是闻所未闻的。
也许比这些神奇药物意义更重大的，是发生在公众健康和卫生领域的变化大大改变了美国的疾病面貌。原本可以在几星期内造成整个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伤寒，随着几座城市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洁水源，逐渐消失了。就连肺结核这种19世纪臭名昭著的“白色瘟疫”，其发病率也急剧下降。从1910年到1940年，肺结核发病率下降了一多半，这主要是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公共卫生的努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了68岁。这种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超过了以往几百年成就的总和。
“二战”后医学取得“横扫天下”的胜利，说明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科学和技术具有引发变革的伟大力量。医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从1945年到1960年，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近千家新医院；1935年至1952年之间，求医患者的人数从700万增加到了1 700万，增长了两倍多。随着医疗护理条件的显著改善，人们对“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正如一位医学院学生观察到的：“当医生告诉病人他的病情无药可治时，病人难免觉得受到了冒犯，甚至会怀疑医生是不是已经落伍了。”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2）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2）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2）

居住在卫生的郊区新城的年轻一代，梦想着“有病皆愈”——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人生。他们受到“人生天长地久”的催眠，尽情地享受耐用消费品，如船一样大的斯图贝克汽车（Studebakers）、人造丝的休闲西服、电视机、收音机、度假别墅、高尔夫俱乐部、烤肉、洗衣机。在长岛的土豆田里建起来的郊区定居点莱维敦（Levittown）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乌托邦；在人们的焦虑排行榜上，“疾病”已经落在了“养育子女”和“财务问题”之后，排在第三名。事实上，“养育子女”成为了一项当时前所未有的举国事业，生育率稳步攀升， 1957年，在美国每七秒就有一名婴儿出生。如同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所描述的“富裕社会”同样被人们想象为一个永远年轻、永葆健康的无敌社会。
然而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却拒绝跟随“前进的步伐”。如果肿瘤纯粹只是局部性的（即局限于单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医生切除），那么它尚有被治愈的机会。这些步骤后来被称为“切除”，是19世纪“外科手术大进步”所传承下来的遗产。比如，一个孤立的恶性乳房肿块，可以通过“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进行切除。这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伟大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于19世纪90年代首创的技术。随着20世纪初X射线的发现，放射线也可以被用于杀死局部位置上的肿瘤细胞。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癌症仍然是一只黑箱。最佳治疗法是把这种神秘实体整个切掉，而不是用较深邃的医疗见解进行治疗。医生治愈癌症（如果可以治愈的话）只有两种手段：手术切除肿瘤或用放射线烧灼——在灼热射线与冰冷刀具之间做出选择。
1937年5月，几乎在法伯开始化学药物实验的整整十年前，《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了它对癌症医学做的所谓 “全景调查”。报告非常令人不安地说：“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不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没有引入新的治疗原理……对该病的治疗方法已经更高效、更人性化了，技术精湛的现代无痛手术，已经取代了无麻醉剂、亦不消毒的原始手术。用X射线和激光进行的辐射治疗，取代令过去几代患者痛彻骨髓的咬食腐蚀剂的手段……但事实上，癌症的‘治愈’仍然只依靠两个原理——去除和破坏病变组织（前者通过手术，后者通过X射线），尚未证明有其他治疗手段。”
《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标题为《癌症大黑暗》。作者认为“黑暗”指的不仅是医学上的黑暗，也同样来自于政治。抗癌医学之所以“卡壳”，不但是卡在“环绕癌症的医学谜团”上面，也卡在“对癌症研究的全面忽视”这一环节。 “在美国，致力于基础癌症研究的基金会不超过二十几家。提供的经费也从500美元到200万美元不等。但其总值肯定不会超过500万美元……而大众却乐于一下午就花费这笔总值的1/3去观看一场大型的橄榄球比赛。”
与科研经费的停滞状态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在19世纪的美国，癌症肯定已经存在并且被注意到了，但是，当时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潜伏在众多常见疾病的阴影之下。1899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医生罗斯威尔·帕克（Roswell Park）认为，癌症总有一天会超越天花、伤寒、肺结核，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这一言论当时被视为 “危言耸听”，是一个日夜都在做癌症手术的人的夸张揣测。然而，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帕克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具有可信度，且越来越像 “先见之明”。当时，伤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发，正变得越来越罕见；天花病例也逐渐绝迹，到1949年，它在美国完全消失。而与此同时，癌症已经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夺命杀手的阶梯上”一路攀升。从1900年到1916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长了29.8％，略高于结核病；到1926年，癌症已成为全美第二常见的死因，仅次于心脏疾病。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3）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3）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3）

向全民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应对癌症方案的并不仅仅有《癌症大黑暗》这一篇文章，1937年5月，《生活》（Life）杂志也发布了自己的“讨癌檄文”，传达了同样的紧迫感；在当年4月和6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就“癌症发病率上升”先后发表了两份报告。当1937年7月 “癌症”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时候，人们对“癌症问题”的兴趣，就像一个疯狂的传染源，在媒体上激烈地蔓延。
在美国，自从20世纪初，就不断有人呼吁“建立一个系统性对抗癌症的国家响应机制”。1907年，一群癌症外科医生聚集在华盛顿威拉德饭店，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美国癌症研究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向国会争取更多的资金用于癌症研究。1910年，在该组织的游说下，塔夫脱总统向国会提议建立癌症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尽管该计划起初赢得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几经尝试之后，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支持，这一计划在华盛顿被搁置起来。
20年代末，塔夫脱做出提案的十年之后，癌症研究领域找到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新斗士——马修·尼利（Matthew Neely）。这位来自西弗吉尼亚州费尔蒙特的律师，个性坚韧、为人热情，第一次入选参议院。尼利虽然在政治科学方面经验较少，但已经注意到在过去十年中，癌症死亡率的显著增加——从1911年的7万人达到1927年的11.5万人。尼利请求国会拨款500万美元，奖励“能够阻止人类癌症的任何研究信息”。
这样一个浅薄的提议，相当于在警长办公室里挂上一幅通缉犯的照片，当然只能招来浅薄的反应。在几个星期内，尼利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就被数以千计的信件淹没了，从江湖医生到信仰治疗师都纷纷推销自己的“治癌良方”：面膜、补药、油膏、涂油手帕、药膏、圣水……这些反馈激怒了国会，最终批给了尼利的“癌症防治法案”5万美元，近乎闹剧似地将其预算砍到了只有之前所要求数额的1％。
1937年，不屈不挠的尼利再次入选参议院，并发起了又一次全国性抗癌运动。这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跟参议员荷马·伯恩（Homer Bone）和众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采取联合行动。到这个时候，癌症已经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财富》和《时代》周刊的文章激起了公众的焦虑和不满，而政治家们则急于表现出具体的回应。同年6月，参众两院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共同起草了一项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初步的听证，该法案在国会火速通过了各种程序，于1937年7月23日得到一致通过。两周后，8月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法案”（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ct）。
该法案催生了一个国家级科学机构——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该机构旨在协调各类癌症研究与教育。[?1944年，NCI成为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下属单位。这预示了在接下来的十年，其它专门性疾病研究所的建立。
]研究所设立了一个科学家咨询理事会，成员来自各大学和医院。地点设在距离首都只有几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44公里。
]的郊区贝塞斯达（Bethesda），研究所拥有最先进的实验室、闪闪发光的大厅和会议室、绿叶覆盖的拱廊和花园。1938年10月3日，在为实验室建设破土动工之际，伯恩参议员信誓旦旦地宣布：“国家正集结全力征服癌症，这是有史以来鞭笞人类的最大祸害。”经过近20年几近徒劳无功的努力，一个“协调性对抗癌症的国家响应机制”似乎终于走上了正轨。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4）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4）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4）

所有这一切都在朝正确方向迈出勇敢的一步，但这一步生不逢时。1938年初冬，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园区刚刚启动几个月，世界就风云突变，对抗癌症的斗争被另一种战争带给世人的震撼所掩盖。这一年的11月，纳粹军队在全德国展开反犹太人的行动，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赶进集中营。冬末，亚洲和欧洲各地爆发了军事冲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到了1939年，这些小规模冲突导致了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美国也卷入了全球战火，再难脱身。
战争需要国家大幅调整“优先事项”的安排。国家癌症研究所曾希望把在巴尔的摩的美国海军医院，改组为临床癌症中心。随着战争的爆发，该医院被迅速改建成了一所战地医院。科研经费停滞，被分流到与战争直接有关的项目。科学家、游说者、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从公众关切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一名研究人员回忆说：“大多数人都销声匿迹，他们的贡献通常在讣告中才能看到。”
人们也差点为国家癌症研究所写了“讣告”！国会承诺对“系统性抗癌响应机制”投入的资金从未兑现，国家癌症研究所也被打入“冷宫”。 40年代，研究所虽然配备了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现代化设施，但是景色焕然的园区却沦为了一座“科学的鬼城”。一位科学家开玩笑地称它是“一处美好、安静的乡间僻壤。那些日子里在阳光充足的大窗户下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很是惬意”。[?1946-1947年，尼利和议员克劳德·派帕尔（Claude Pepper）提出了第三个国家癌症法案，但是1947年在国会里以微弱差距被否决。
]
大众对癌症的呐喊也陷入了沉默。经过媒体简短而混乱的注意之后，癌症再次成为一种只能小声嘀咕、没人公开谈论的疾病。50年代初，身为乳腺癌幸存者，同时也是抗癌倡导者的范妮·罗斯诺女士（Fanny Rosenow）致电《纽约时报》，要求刊登女性乳腺癌患者支持团体的广告。电话接通了，令人费解的是，接电话的是该报的社会版编辑。当罗斯诺提出要求刊登她的声明之后，只听到电话另一头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对方说：“对不起，罗斯诺女士，但《纽约时报》不能在版面上刊登‘乳’或者‘癌’这两个词。”
“也许，你可以说将召开一个关于胸壁疾病的会议。”编辑继续说。
罗斯诺大为反感，挂断了电话。
法伯在1947年进入“癌症世界”时，十年前的舆论浪潮已完全消退。癌症已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无声的疾病。在儿童医院通风良好的病房内，医生与患者正在进行着一场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癌症战争。而在楼底下的通道里，法伯则以他的化学品和实验，开启了一场一个人的战斗。
这种孤立反而是法伯取得早期成功的关键。法伯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绝缘，促使他可以针对令人困惑的“癌症版图”中的一小片进行研究。白血病是疾病中的一个“孤儿”——内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无药可救；外科医生抛弃了他，因为谁也不能对血液开刀。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从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白血病甚至算不上是癌症”。这种疾病寄生于疾病王国的“边陲”，是一个潜伏在学科之间和科室之间的“贱民”——恰与法伯本人同病相怜。
如果说白血病“属于”某一个领域的话，那就是对正常血液进行研究的血液科了。法伯认为，如果要找到对这一疾病的治疗方法，就应该从血液研究入手。如果他能发现正常血细胞是如何形成的，就能倒过来找出阻止异常白血病细胞生长的途径。于是，他的策略是采用“从正常到异常”这种方法， “反向”对抗癌症。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5）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5）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5）

法伯对正常血液知识的了解大多得自于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迈诺特身材消瘦、头顶渐秃，眼窝深陷但目光锐利，举手投足颇有贵族气质。他管理的实验室位于波士顿的哈里森大街一座有柱廊的砖石建筑中，距离朗伍德大街那一大片包括儿童医院在内的医疗建筑群仅数英里之遥。就像许多哈佛大学的血液学家一样，法伯在加盟儿童医院之前，曾于20年代在迈诺特那里接受过短期培训。
每十年，都有一个独特的“血液之谜”。在迈诺特的时代，这个谜题是恶性贫血症。“贫血”是红血细胞的缺乏，最常见的形式就是缺乏生成红细胞的关键养分——铁。但是，迈诺特所研究的这个“贫血症”变种——恶性贫血，并不是由于缺铁引起的（事实上，它的名字来源于固执地采用“补铁”来治疗贫血的标准疗法）。患者被喂入难以下咽的混合食物——半磅鸡肝、半熟的汉堡包、生猪胃，甚至还有一次吞下了迈诺特的一位学生反流的胃液（伴有黄油、柠??檬和香菜做调料）。最终1926年，迈诺特及其研究组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造成恶性贫血的原因，是缺乏一种关键的微量营养素，一种后来被确定为维生素B12的单分子。因为这一开创性工作，迈诺特和他的两位同事荣获了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迈诺特证明，只要引入一种单分子就可以治疗这种复杂的血液系统疾病，使血液恢复正常。血液这种器官，其活动的开与关，是由“分子开关”控制的。
还有一种迈诺特研究小组尚未研究的营养性贫血，它滋生于万里之外英国商人拥有的孟买织布厂里。工厂由当地榨骨吸髓的爪牙代理管理。这里的工资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导致工人们生活在赤贫中，营养不良、缺医少药。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来说，这是另一种“恶性”贫血。20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为这些工人做身体检查，以研究这种长期营养不良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其中许多人，特别是妇女分娩后，发生了严重的贫血（这是又一个“殖民地的诱人魅物”——在大量的人口中创造某种苦难状况，然后进行社会学或医学的实验）。
1928年，年轻的英国医生露西·威尔斯（Lucy Wills）刚从伦敦妇科医学院毕业，靠着一笔补助金远赴孟买，以研究这种贫血症。威尔斯是血液学家中的另类，她受到强烈好奇心的驱使，愿意冒险远赴一个遥远的国度，幻想解决一种神秘的贫血症。她知道迈诺特的工作。但是她发现，孟买的贫血症与迈诺特研究的贫血症不同，无法通过摄入迈诺特的“混合食品”或维生素B12来扭转病情。令人惊讶的是，她发现用当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食疗推崇者”中逐渐风行的暗色酵母酱食品，能治愈这种贫血症。威尔斯不能确定酵母酱中的哪个关键性化学养分发挥了作用，遂把它称为“威尔斯因子”。
后来证明 “威尔斯因子”竟然是叶酸，这是一种类似维生素的物质，常见于水果??和蔬菜中（酵母酱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细胞分裂时需要进行DNA复制——DNA是一种携带细胞中所有遗传信息的化学物质。而叶酸是DNA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因此，叶酸对细胞的分裂至关重要。人体中的细胞分裂以最惊人的速度制造血细胞，每天，要产生超过3 000亿个细胞。因此，血液的产生特别地依赖叶酸。当叶酸匮乏时（如在孟买，这里的男女无钱食用蔬菜），骨髓就停止生成新的血细胞。数以百万计的半成熟细胞喷涌而出，就像卡在“生产线”上的半成品。骨髓成了一个无法正常运转的工厂，一个营养不良的生理工厂，这不禁令人诡异地联想到孟买的织布厂。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6）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6）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6）

法伯在1946年初夏忙于研究维生素、骨髓与正常的血液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他受这些方面启发而进行的第一期临床试验，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露西·威尔斯曾经发现，如果为营养缺乏的病人摄入叶酸，可以恢复他们正常的造血。法伯不知道如果让白血病患儿服用叶酸，是否可以让他们的血液也恢复正常。顺着这一牵强的想法，他在获得了一些人工合成的叶酸之后，招募了一批白血病患儿列队实验，开始为他们注射叶酸。
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伯发现叶酸非但没有阻止白血病的发展，反而加速了白血病的恶化。一位病人的白细胞计数，几乎翻了一倍。另一位病人的白血病细胞暴增，涌入血液中，并且令恶性细胞渗出皮肤。法伯匆忙地终止了实验。他称这种现象为“加速”，就好像某种危险物体在自由落体中加速落地。
法伯的试验令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们大为愤怒。这种合成叶酸不仅加剧了白血病病情，还可能促使病童死亡。但法伯感兴趣的是，既然叶酸能促进儿童白血病细胞的发展，那么，如果他能用某种药物切断病童体内叶酸的供应，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比如一种“反叶酸”（叶酸拮抗剂）？一种阻挡白血细胞生长的化学物质，能否阻止白血病？
迈诺特和威尔斯的观察开始恰当地纳入一副模糊的图画。如果起初骨髓是一个繁忙的细胞工厂，那么受到白血病浸淫的骨髓就是在超速运转的工厂，疯狂地“制造”癌细胞部件。迈诺特和威尔斯通过向体内添加营养素，可以打开骨髓生产线。那么，通过切断营养素的供给，是否可以关闭它？是否可以借鉴孟买纺织厂工人的贫血症，在波士顿的医院里重做医疗上的探索？
从儿童医院地下实验室走回到他位于布鲁克林区艾默里街住所的长路上，法伯不断地思考这样一种药物。他的家用暗色木板铺就，晚餐通常都是随意打发。法伯的妻子诺玛（Norma）是一位音乐家兼作家，总爱谈论歌剧和诗歌；而法伯则会谈论尸体解剖、药物试验和患者。在他晚上返回医院的时候，诺玛清脆的钢琴声在他身后回响。抗癌化学品的前景困扰着法伯，他以一种痴迷者的热情想象着它，憧憬着它。但他不知道这种药会是什么，或要把它称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化疗”概念，当时尚未应用于抗癌药物上[?1910年，纽约的威廉姆·B·考来（William B. Coley）、詹姆斯·厄文（James Ewing）和恩斯特·考德曼（Ernest Codman）曾经用一种细菌毒素混合剂（所谓的“考来毒素”）治疗骨癌。考来曾经发现这种药剂偶尔有作用，但是其作用不可预测，也有可能是由免疫刺激导致的；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引起癌症学家或外科医生的充分注意。
]。法伯梦想中如此生动的 “抗维生素”治疗手段，在当时尚不存在。
在法伯第一次颇具灾难性的药物试验中所使用的叶酸，来自于他的一位老友、化学家耶拉普拉伽达·苏巴拉奥（Yellapragada Subbarao），大多数同事叫他“耶拉”。他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位先驱，既是一名有着内科医生背景的细胞生理学家，又是一位无意中闯入生物学领域的化学家。其“铤而走险”的个性，也预示他在科学上的曲折迂回。苏巴拉奥于1923年抵达波士顿，身无分文，全无准备。当时他刚完成了在印度的医疗培训，获得了在哈佛大学热带卫生学院攻读学位的奖学金，然而他发现，波士顿的天气离“热带”实在是相去甚远。在波士顿寒冷狂暴的冬天，苏巴拉奥没有在美国行医的执照，所以也找不到做医生的工作，只能栖身布里格姆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做夜班门房，工作内容包括开门、换床单和清洗便盆。
不过这样的工作倒是给苏巴拉奥带来了机会，他在医院交结朋友、建立联系，不久就被调到了生化部，做一名研究人员，上白班。他最初的项目是从活细胞中提纯分子，对它们做化学上的“解剖”以确定其成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细胞进行生化解剖。尽管这种工作更多需要的是坚持，而不是想象力，但成果显著。苏巴拉奥提纯了一种叫ATP的分子，这是一切生物的能量来源（ATP在细胞中携带“化学能量”）；还提纯了另一种称为“肌氨酸”的分子，它是肌肉细胞中的能量载体。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应该足以保证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职。但苏巴拉奥是一个外国人，有严重口音，且性格孤僻，喜欢昼伏夜出，崇尚素食；他住在闹市区的一所单间公寓中，只与其他的“夜行动物”结交，如法伯。1940年，由于得不到教职和认可，苏巴拉奥一怒之下转投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美国氰胺公司旗下的立达制药厂实验室（Lederle Labs），负责一个从事化学合成研究的小组。
在立达制药厂，耶拉·苏巴拉奥迅速重启了自己原有的战略，专心研制细胞内天然化学物质的人工合成版本，希望能用它们来作营养补充剂。20世纪20年代，另一家药物公司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已经靠销售浓缩型维生素B12治疗营养不良型恶性贫血而财源滚滚。苏巴拉奥决定把重点放在对其他贫血症的治疗上来，即被人忽视的叶酸缺乏型贫血症。但到1946年，在饱尝多次从猪肝脏中提取叶酸的失败后，苏巴拉奥改弦易张，在一群科学家的帮助下从头开始合成叶酸。
合成叶酸的化学反应带来了一笔偶然的红利。因为这一反应有几个中间步骤，所以苏巴拉奥的团队[?西格（D. R. Seeger）和哈钦斯（B. Hutchings）是这个团队的另两位关键成员。
]可以通过对配方稍作调整制造出在分子结构上密切相关的叶酸变体，这些变体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性质。通常，酶和受体通过“认出”细胞分子的化学结构而发生反应，但是极近似地模仿了自然分子结构的“诱饵分子”会和受体或酶结合，从而阻止它们发生其他反应，就像一把假冒的钥匙阻塞了锁孔一样。因此，苏巴拉奥研制的某些分子类似物就可作为叶酸拮抗剂来发挥作用。
这些正是法伯梦寐以求的“抗维生素”。法伯写信给苏巴拉奥，问他可否让他用“叶酸拮抗剂”治疗白血病患者。苏巴拉奥同意了。1947年夏末，第一批拮抗剂就从立达制药厂在纽约的实验室寄到了法伯的实验室。

法伯下战书（1）

法伯下战书（1） 法伯下战书（1）

千百年来，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患者几乎成了任何可想象得到的实验对象。为了寻得某种有效的救治手段治疗这种棘手的疾病，无论田野、森林，抑或药店、庙宇，都被搜罗一空。几乎所有动物都无一幸免地做出了贡献，不论毛发或皮、牙齿或趾甲、胸腺或甲状腺、肝或脾。
——威廉·班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
要找根除这一祸害的方法……只能留待偶然的尝试和未得协调的研究。
——1946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位于波士顿朗伍德医院西南方七英里处的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是个典型的新英格兰郊区小镇，西邻煤烟重重的工业区，东面大西洋的灰绿色海湾，在这一片三角地带恣意存生。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波又一波的犹太人和爱尔兰移民落脚此处，包括造船工、铸铁工、铁路工程师、渔民和工厂工人，搬进木板墙的砖房里。住宅区沿着蜿蜒的蓝山大道一路上行。多切斯特由此焕然一新，成为了典型的郊区住宅城。沿着河边，有公园和游乐场，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教堂和犹太会所。每个周日的下午，各家各户汇聚在富兰克林公园，穿行在绿叶点缀的小路上，或在动物园观看鸵鸟、北极熊和老虎。
1947年8月16日，住在动物园对面住宅区里，一名波士顿船厂工人的孩子离奇地病倒了。孩子名叫罗伯特·桑德勒（Robert Sandler），只有两岁，两个多星期以来持续低烧，体温忽高忽低同时伴有日益严重的昏睡，面无血色。他的孪生兄弟埃利奥特，则身体健康，活泼可爱。
桑德勒第一次发烧十天后，病情明显恶化，体温攀高，脸庞也从红润色变成了一种诡异的奶白色。他被送到了波士顿儿童医院。他的脾（一个拳头大小的、负责储存和制造血液的器官，位于胸腔中，通常很难感觉到）明显肿大，像塞满东西的袋子一样垂了下来。法伯用显微镜观察他的血液，发现成千上万不成熟的淋巴白血病原始细胞，正在疯狂地进行分裂。它们的染色体不停地凝聚、展开，就像拳头握紧又松开。
桑德勒抵达儿童医院的时候，法伯刚刚在几周前收到来自立达实验室的第一个包裹。1947年9月6日，法伯开始为桑德勒注入蝶酰天冬氨酸（pteroylaspartic acid，或称PAA），这是立达出品的第一种叶酸拮抗剂。（当时，进行药物临床试验通常不需要患者方同意——甚至试验有毒的药物也不需要。家长偶尔会被笼统地告知所要进行的试验，孩子们则几乎从未被告知过或征询过意见。关于人体实验的“纽伦堡规则”要求受试患者明确、自愿地同意。该规则起草于1947年8月9日，也就是PAA试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远在波士顿的法伯是否听说过这种“需要患者同意的规则”，不得而知。）
PAA收效甚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桑德勒越来越没精神；走起路来也开始跛腿，这是白血病压迫脊髓的结果。他还出现了关节疼痛，随之全身转移，剧痛无比。然后白血病在他的某一大??腿骨处爆发，造成骨折，并引发了无以名状的疼痛。到12月，病情似乎已经无望缓解。桑德勒的脾尖因为白血病细胞的作用而变得更加沉重，甚至垂到了骨盆里面。他精神倾颓、无精打采、身体肿胀、面色苍白，几乎奄奄一息。

法伯下战书（2）

法伯下战书（2） 法伯下战书（2）

然而在12月28日这一天，法伯又从苏巴拉奥和克尔特那里收到了一种新型叶酸拮抗剂——氨基喋呤，其结构略微区别于PAA。这种药物一寄到，法伯就立即将它注入了小男孩体内，希望至少能给男孩的癌症带来些许的缓解。
结果反应很显著。曾经攀到了天文数字的白细胞计数（在9月是1万，11月是2万，12月接近7万），在药物的作用下突然停止了，原地踏步。然后更惊人的是，计数开始下降了，白血病原始细胞逐渐在血液中减少，几乎消失殆尽。到了新年之夜，计数下降到了峰值的1/6，接近正常值的水平。癌细胞并未完全消失。虽然在显微镜下显示仍然有恶性白细胞，但它已暂时得到缓解，在波士顿这个寒冷的冬季，冻结在男孩的血液中。
1948年1月13日，桑德勒回院复诊，这是他两个月内第一次自己走进诊所。他的脾脏和肝脏已经大幅缩小，因此法伯指出他的衣服“在腹部那里变得非常宽松”。他的出血已经停止，胃口大开，仿佛想补上六个月以来错失的美味。到了2月，法伯注意到孩子的灵敏性、营养和活动量都已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不相上下。在短短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罗伯特·桑德勒似乎又变得和埃利奥特·桑德勒一模一样了。
桑德勒的病情出现缓解，在白血病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让法伯开展了一系列忙碌的治疗工作。1948年初冬，更多的孩子来到了他的诊所：有喉咙痛的三岁男孩、头部和颈部有硬块的两岁半女孩等等，它们最终都被诊断为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来自耶拉的叶酸拮抗剂供应充足，患者也迫切地需要这些药品治疗，于是法伯又增聘了一些医生来从旁协助，包括血液学家路易斯·戴蒙德（Louis Diamond）和一组助理：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f）、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和罗伯特·西尔维斯特（Robert Sylvester）。
法伯第一次临床试验的失败，曾激怒了儿童医院院方。现在的第二次临床试验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墙角。医院通过表决，认为白血病病房的气氛过于激进、太过冒险，不利于医学教育，因此决定从白血病化疗病房撤出所有儿科实习医生。这一决定实际上让法伯小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们只能亲自承担所有照顾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医生指出的那样，患有癌症的儿童，通常都被“塞到医院偏远角落里的病房中”。儿科医生认为，既然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何不更仁慈温和一些，“让他们平静地死去”。一位临床医生建议，将法伯新的“化学品”只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后一招。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为病理学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讥：“真到那个时候，你需要的唯一药品就是防腐液了。”
法伯把靠近卫生间的一间病房的里屋改造成了一间临时诊室。他原本不多的助手也被安置在了病理科空置的里屋、楼梯井、办公室。院方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法伯的助手们要自己削尖骨髓针，这种古老过时的做法犹如让外科手术师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员注重细节，一丝不苟地跟踪记录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计数，每一次输血，每一次发热，都要详细记录。如果能战胜白血病，那么法伯希望能为后人记录下这场战役中的每一分钟，即使没人愿意亲眼见证。

法伯下战书（3）

法伯下战书（3） 法伯下战书（3）

1948年的冬天凛冽阴沉，奇寒降临波士顿。雪灾爆发，令法伯的诊所陷入停顿。朗伍德大街狭窄的柏油路堆满了泥泞的雨雪；地下室通道中，即使在秋天也暖意不足，而现在更是冰冻彻骨。每天注射叶酸拮抗剂已不可能，法伯团队只好退而求其次，每周实施三次注射。2月，风雪减弱，又开始恢复日常注射。
同时，“法伯能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消息不胫而走，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前来求诊。一个又一个案例让人看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模式——叶酸拮抗剂可以促进白血病细胞计数的下降，有时甚至会令它们完全消失——至少暂时如此。还有像桑德勒那样显著缓解的病例。两个男孩通过氨基喋呤的治疗，可以返校读书。另一名曾卧床七个月的两岁半女孩，也能“游戏和到处跑动了”。血液恢复正常，几乎让孩子们恢复了稍纵即逝的正常童年生活。
但是同样的宿命仍然无法摆脱：癌症缓解几个月后，仍会不可避免地复发，即便耶拉最强大的药物也无能为力。这些白血病细胞会重返骨髓，然后迸发出来，进入血液，即使最活跃的叶酸拮抗剂，也不能遏制它们的增长。罗伯特·桑德勒用药后几个月里病情曾有好转，但仍于1948年殇逝。
然而即便只是暂时的缓解，它仍然是真正的缓解，极具历史意义。到1948年4月，法伯的治疗小组掌握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一篇初步的医学报告。该小组已治疗了16例患儿，其中10例有疗效。有5名儿童（约1/3的初始群体）在确诊后的四个月，甚至六个月内，仍然存活。对白血病来说，六个月的生存几乎相当于永恒。
法伯的论文于1948年6月3日发表，有七页篇幅，挤满了表格、数字、显微镜照片、实验室量值和血球计数，论文的文字刻板僵硬、端正而不带感情，科学性极强。然而，它像所有伟大的医学论文一样引人入胜，像所有的杰出小说一样历久弥新。如今读来，当时的情境仿佛历历在目：波士顿诊所忙乱的日子里，患者命悬一线，法伯和助手们忙不迭时地为治疗这种一闪即逝又不时复发的可怕疾病寻找新药。这个故事情节起伏，有开端，有发展，不幸的是，也有结局。
一位科学家回忆说，当时医学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是“怀疑、不相信和愤怒”。但是对法伯来说，他的研究提供了诱人的消息：癌症，即使是最恶性的一种，都可以用一种药物、一种化学药品治疗。在1947年到1948年之间的六个月里，法伯看见一扇门开启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门内充满了诱惑。只是随后门再次紧闭。然而他通过门廊瞥见了一种灿烂辉煌的可能性。通过积极的化学药物治疗，令一种侵略性的全身性肿瘤消失，这绝对是癌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1948年夏天，法伯的一位助手为一名接受了氨基喋呤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进行骨髓活检，结果令人难以置信。他写道：“骨髓看起来那么正常，让人恍惚以为可以‘治愈’白血病了”。
法伯的梦想的确如此。他梦见某种特异性的抗癌药物杀死恶性细胞，让正常细胞再生，重新回到它们的生理空间；他梦见一整套能消灭肿瘤细胞的抗癌药物；他梦见用化学药品治愈了白血病，然后再将这种施治经验应用于更一般性的癌症治疗中。法伯在抗癌医学领域掷下了挑战书，令整整一代医生和科学家投身于这场战争中。

隐秘的瘟疫（1）

隐秘的瘟疫（1） 隐秘的瘟疫（1）

我们所选择的，用于以小见大地描绘宇宙的隐喻，反映了我们本身。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医学行业知道这种疾病已经3 000多年了。然而在这3 000多年里，人类一直在敲打医学界的大门，求寻一个“治愈之方”。
——1937年3月《财富》杂志
现在，轮到癌症这种疾病破门而入了。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我们倾向于认为癌症是一种“现代病”，因为对它所用的隐喻非常现代。这是一种“过度生产”、一种暴发性增长的疾病，它的生长不可阻遏，坠入了无法控制的“深渊”。现代生物学鼓励我们把细胞想象成一架“分子机器”。而癌症，则因为无法停止其初始的指令（增长），而转型为一台坚不可摧、自我驱动的自动装置。
一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强烈主张的：癌症是一种“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这种观念使人联想起另一种同样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的疾病——肆虐于19世纪的肺结核。桑塔格强调指出，这两种病都相似地“污秽”，“这是从词的本义上来说的——不吉、恶劣、令人感官上厌恶”。两者都会耗干生命力，都令患者迁延致死；在这两种病症中，“濒死”要比“死亡”更能体现疾病的本质。
两者虽然有这些相似之处，但肺结核毕竟属于另一个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者把肺结核（或曰“痨病”）提升到了病理学上的一种极端表现——发热、不停不休、难以呼吸、极富强迫性。这是诗人的疾病：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一个小房间里，俯瞰着罗马城的西班牙阶梯，渐渐地走向死亡；或者迷恋浪漫的拜伦（Byron），幻想着死于这种疾病，让他的情人心疼。1852年，梭罗（Thoreau）写道：“死亡和疾病往往是美丽的，就像……痨病引起的脸泛红光。”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中，这种“脸泛红光”在其受害者身上释放了热烈的创造力——一种清醒、启发、宣泄的力量，似乎满载着时代的精华。
癌症，相比而言，则充满了更多的当代形象。正像外科医生兼作家许尔文·努兰（Sherwin Nuland）所写的：癌细胞是一种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者”，“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位不守规矩者”。“转移”（metastasis）这个词，被用来描述癌症从一个部位迁移到另一个部位。这个词是“meta”和“stasis”的奇特组合，拉丁语的意思是“超越平静”，这是一种脱缰的、部分不稳定的状态，很好地抓住了现代所特有的不稳定性。如果说痨病曾经通过病理性地掏空内脏来杀死患者（结核杆菌逐渐地蚀空肺部），那么癌症则是通过让体内充斥太多的细胞，而令患者窒闷而死；其意义恰与痨病的消耗互补，是一种“过度”的变态。癌症是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有时候，它似乎是在教我们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面对癌症就是面对一个同类物种，这一物种甚至比我们更适于生存。

隐秘的瘟疫（2）

隐秘的瘟疫（2） 隐秘的瘟疫（2）

癌症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恶毒的现代恐怖幽灵。这种形象令人如此难忘，是因为它至少部分是真实的。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的惊人变态。癌症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入侵者和殖民者，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所凭借得逞的特性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赖以取得成功的特性，是一样的。
像正常细胞一样，癌细胞也遵循最基础、最根本的单细胞一分为二的模式增长。在正常组织中，这一过程受到了精心的调控，由特定信号刺激增长，再由其他信号遏制。然而在癌症中，细胞则肆无忌惮地生长，滋生了一代又一代细胞。生物学家使用 “克隆”一词来形容来自同一个遗传祖先的细胞。我们现在知道，癌症是一种克隆性疾病。几乎每一个已知的癌（恶性肿瘤）都源于同一个祖先细胞，它获得无限的细胞分裂和生存能力之后，产生了无穷的子孙后裔。这是魏尔啸的箴言“细胞来自于细胞”的无数次循环、重复。
但是，癌症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克隆性疾病，它是一种“克隆与演化结合”的疾病。如果仅是生长没有进化，癌细胞就不会拥有强大的入侵、生存和转移的能力。每一代癌细胞都会创造出一部分基因上不同于母细胞的少量细胞。当化疗药物或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时，变异的克隆细胞就能抵御这种攻击成长起来，从而最适者生存。这种阴森残酷的突变、选择和过度生长的过程，持续不懈地循环，就演化出越来越适应生存和生长的细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异的细胞会加快吸取其他的变种。遗传的不稳定性就像一种“完美的疯狂”，提供了更多的诱因造就变异的克隆细胞。因此，癌症对“演化的基本逻辑”的应用不同于其他任何疾病。如果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达尔文式选择的终极产物，那么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们体内潜伏的疾病，也同样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终极产物。
这种隐喻的诱惑可能把我们带得很远。但这在探讨癌症这一主题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象我的“工程”是撰写一部癌症的“历史”。但是后来不可避免地感到，我所撰写的不是某个“物”，而是某个“人”。我的主题日益演变成某个“人”一样的事物，有如神秘、扭曲的镜中影像。与其说这是一种疾病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种更具具人格化、更有血有肉的疾病的传记。
每一位传记作者都必须面对他的“传主”的诞生：癌是在哪里“降生”的？它有多大年纪？第一位把它归为疾病记录下来的人是谁？因此，我们需要重做一次开篇。
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不是寻常之辈。他的身份一半是学者，一半是小贩，擅长伪造古董，还是自学成才的古埃及学家。1862年，他从埃及卢克索（Luxor）的一位古董商那里买了（也有人说是偷了）一张四米多长的埃及莎草纸（papyrus）。这篇莎草纸状况不佳，破碎泛黄的页面上写满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现在，这篇文稿被认为写作于公元前17世纪，它转录了一部公元前2500年的手稿。复制者似乎是一位心神不宁的“文抄公”，下笔潦草，经常出错，因此往往要用红墨水在草纸边缘更正错误。
这篇古文稿于1930年被翻译出来，现在被认为可能是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伟大的医生印和阗的教诲。印和阗是为我们所知古埃及王朝时代少数几个非皇族的埃及人，他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大师，是埃及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人物。作为国王佐塞尔（Djozer）的高官，他涉猎神经外科学，并在建筑领域大显身手，曾做出过最早的占星术和天文学研究。即使是古希腊人几百年后行进在埃及的大地上，面对这位如同熊熊烈火的伟大智者，也认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法师，并把他与自己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融合为一。

隐秘的瘟疫（3）

隐秘的瘟疫（3） 隐秘的瘟疫（3）

但是，史密斯莎草纸令人惊讶的一点不是魔法和宗教的内容，而恰恰是缺少魔法和宗教的记录。虽然沉浸在法术、咒语、魅力的世界中，但是印和阗用超然、不加修饰的科学词汇来描写骨折和脊椎异位，仿佛他写的是一部现代外科教科书。莎草纸上记述的48个病例，包括了手部骨折、皮肤的多孔洞溃疡、头骨破碎，这些都被视为医学问题而非神秘现象。每个病例，他都做了解剖描述、诊断、总结和预后。
这位古代医生为世人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正是在它的照耀下，癌症才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浮现出来。印和阗在描述第45个病例时提出：“如果你检查病人的胸部有鼓起的肿块，并且发现肿块已经超过了胸部的范围；如果你把手放在胸部，发现肿块是凉的，用手触摸它的时候没有发热，也没有粗糙的颗粒，不含任何液体，亦没有任何分泌物，但你触摸它的时候感觉有隆起，你就该对他说：‘这是肿块病例……乳房上隆起的肿瘤意味着胸内有肿块存在，体积大、分布广泛、硬实；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hemat），摸上去又硬又凉。’”
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很难再找到对乳腺癌这么生动的描述了。莎草纸上每一个病例中，都有简洁的治疗讨论，即使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如通过耳朵向做了神经外科手术的病人灌以牛奶、为伤口敷药膏、为烧伤涂油膏。但对于第45个病例，印和阗陷入了不寻常的沉默。在“治疗”项下，他只写了短短的一句：“没有治疗方法。”
在承认了医疗上的无能之后，癌症就几乎从古代医学史中消失了。其他疾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循环，在传说和史册中留下了它们神秘的足迹。公元前1715年，狂暴的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Typhus），肆虐了港口城市阿瓦里（Avaris），杀死了大量人口。公元前12世纪，天花在一些地区爆发，天花令拉美西斯五世（Ramses V）的脸上落下了麻子。在印度河流域，结核病如同季节性洪水一般起起落落。然而，如果说癌症在这些大规模流行病的空隙中依然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存在于沉默中，在医学文献或其他文献中未留下可循的踪迹。
印和阗描述肿瘤两千年后，我们才再一次听到癌症的消息。这次它同样也是遁形于沉默中，成为一种隐秘的耻辱。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左右撰写了《历史》（Histories）的一书，其中记载，波斯皇后阿托莎突然患上了一种不寻常的疾病。阿托莎是赛勒斯（Cyrus）的女儿，也是大流士（Darius）的妻子。大流士不仅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帝位，也继承了以残暴著称的统治手段，国土从地中海的吕底亚跨越到波斯湾的巴比伦。阿托莎皇后在位期间，发现自己的乳房上有一块流血的肿块，可能是由一种特别恶性的炎性乳腺癌造成的（在炎性乳腺癌中，恶性肿瘤细胞侵入乳房的淋巴结，造成红肿）。
只要阿托莎愿意，从巴比伦到希腊的医生便会蜂拥而来，侍候于病榻之侧。但与此相反，她却自我封闭，脾气暴躁又令人费解。她将自己裹在床单里，强加隔离。大流士的医生很可能曾试图治疗她，但无济于事。最终，一名叫德摩西迪斯（Democedes）的希腊奴隶说服了她——让他来帮助她切除肿瘤。

隐秘的瘟疫（4）

隐秘的瘟疫（4） 隐秘的瘟疫（4）

手术后不久，阿托莎就从希罗多德的文本中神秘地消失了。对于希罗多德来说，她仅仅是一段小小的剧情曲折。我们不知道她的肿瘤是否复发了，或她是怎样死的、何时死的，但德摩西迪斯的这次切除至少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他让阿托莎摆脱了这一病痛的折磨，活了下来。阿托莎内心充满了狂热的感激之情和领土野心。原来大流士一直计划东征邻国东斯基泰（Scythia）。而一心重返故乡的德摩西迪斯怂恿阿托莎向夫君游说，向西征讨希腊。波斯帝国从东到西的转身，以及随后一系列的希波战争，成为西方早期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因此也可以说，是阿托莎的肿瘤悄悄扬起了千艘战帆。癌症，即使是作为一种秘密的疾病，也在古代世界留下了它的指纹。
但希罗多德和印和阗毕竟是讲故事的人。和所有的故事一样，他们的故事有缺漏和矛盾之处。故事中所形容的“癌症”可能是真正的肿瘤，也可能只是脓肿、溃疡、疣或痣。只有那些在历史上因为种种奇怪原因而保存下来的恶性组织，才构成不容置疑的癌症病例。若要面对面地观察癌症，看清这种古老的疾病，就需要回到那片遥远的千年墓地。它位于风沙吹拂的秘鲁南部平原。
这片平原位于阿塔卡马沙漠的北部边缘。这是一片干燥、荒凉的带状地域，绵延上千公里，落在安第斯山脉从秘鲁南部延展到智利的巨大背风面，这里不断受到温暖、干燥的和风吹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这里就从没下过雨。很难想象，人类曾在这里生活，并盛极一时。但的确曾如此：平原上散落着数百个坟墓——在黏土中挖出的小浅坑，再仔细地排列上岩石。千百年来，狗、暴风和盗墓贼挖出了这些浅坟，也发掘出了历史。
坟墓中掩埋了科里巴亚（Chiribaya）部落成员的木乃伊遗骸。科里巴亚人并未给死者的遗体做过什么特别的防腐措施，但得天独厚的完美气候很适合把它们做成木乃伊。黏土从尸体下面吸干了水分和液体?，风则在上面吹干了组织。尸体往往以坐姿进行放置，从而迅速地冻结在时空之中。
1990年，一片约有140具尸体的干化大坟地引起了明尼苏达州大学德卢斯（Duluth）分校教授阿瑟·奥夫德海德（Arthur Aufderheide）的注意。教授是一名病理学家，但专长是以古标本研究为主的古病理学。这个领域同法伯的专业不同，解剖的对象不是刚死不久的患者，而是发现于考古遗址的木乃伊。奥夫德海德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间圆拱形的地下室中，用小型的无菌奶容器存储这些人体标本，在他的储藏柜里有近5 000件组织，几十种活检标本和数百具破碎的骷髅。
奥夫德海德在科里巴亚文化遗址处拼凑了一个临时的解剖台，在几个星期之内解剖了140具尸体，其中的一具尸体上有不同寻常的发现。这具木乃伊是一位3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双脚蜷缩，坐在一口黏土浅坟中。奥夫德海德检查她的时候，手指在她的左上臂摸到了一个坚硬的“球状肿块”。尸体保存完好，只是由于千年的风干皮肤稀薄、褶皱，但最醒目的是那个肿块，保存完整，里面充满了骨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恶性骨肿瘤——保存在一具木乃伊体内千年之久的癌症。奥夫德海德怀疑，在这位女子还活着的时候，肿瘤就已穿破皮肤而出。即使是很小的骨肉瘤，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他认为，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疼痛，一定是痛彻心肺的。

隐秘的瘟疫（5）

隐秘的瘟疫（5） 隐秘的瘟疫（5）

奥夫德海德并不是唯一一位在干尸标本中发现癌症的考古病理学家。（骨肿瘤会形成硬化和钙化的组织，所以非常有可能保存成百上千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最好。）他说“保存于木乃伊中的恶性组织也让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型的癌症。其中最古老的是约公元400年发生在埃及达赫莱（Dakhleh）的一例腹部癌症”。在其他案例中，考古病理学家并没有发现实际的肿瘤，而只是发现了体内肿瘤所留下的痕迹。一些骷髅在颅骨或肩部骨骼上布满了癌症造成的微孔，都来自于皮肤癌或乳腺癌的转移。1914年，一队考古学家在亚历山大的地下墓穴发现了2 0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上面有一个肿瘤，已侵入了骨盆。曾发掘出已知最早的人类骨骼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也在附近的一处遗址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200万年前的下颌骨，带有非洲东南部特有的淋巴瘤所留下的痕迹（不过该肿瘤的病理起源从未得到证实）。如果这一发现的确代表一个古老的恶性肿瘤留下的瘢疤，那么癌症就远远不是一种“现代病”，而是有史以来，在人体标本上见过的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很可能还是最古老的疾病。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不是“在遥远的过去，癌症就已存在了”，而是癌症稍纵即逝、非常罕见。我曾就此问题请教奥夫德海德，他笑着说：“癌症的早期历史，就是很少有癌症的早期历史。”美索不达米亚人知道偏头痛；埃及人知道癫痫。在《圣经·利未记》中，提到一种类似麻风病的疾病——“tsara’at”。印度教的吠陀医学中，有一个术语专门描述“水肿”，并有专门管理天花的女神。结核病更是无所不在，古人对此极为熟悉，就像爱斯基摩人对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称呼一样，对该病各种表现型也都有专门的词语与之对应。但即使是常见的癌症，如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都在史书中明显地“缺席了”。在浩荡的医学史中，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没有一本关于癌症的书，也没有守卫癌症患者的神。
癌症在历史中的缺位，其背后有几重原因。癌症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其发生几率有时是呈指数性地随年龄增加。如患乳腺癌的几率在30岁左右的妇女中是1/400；而70岁左右的妇女，每9人中就会有1人患乳腺癌。在古代社会，人们长期受到肺结核、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或肺炎等疾病的威胁，往往还没有得癌症，就死掉了。即使癌症存在，也被淹没在其他的疾病海洋中。事实上，癌症在世界上的崛起是由“双重否定”造成的结果：只有当所有其他的“人类杀手”被消灭了，癌症才成为普遍现象。19世纪的医生往往把癌症与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现代生活的匆忙无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体内的病理变化，导致了癌症。这种推论是正确的，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文明并没有导致癌症，而是通过延长人类的寿命，暴露了癌症。
“长寿”肯定是20世纪早期癌症普遍出现的重要因素，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对癌症做出早期检测以及准确判断癌症死因的能力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大大的加强。19世纪50年代白血病患儿的死亡，被归因于脓肿或感染（或归因为贝内特的“血液化脓”）。手术、活检和尸检技术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诊断癌症的能力。引进的乳房X线照相术能检测到早期的乳腺癌病征，大幅“增加了”乳腺癌发病率。这一结果看似矛盾，但却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X射线使得人们能够诊断出早期的肿瘤。
最后，现代生活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癌症所表现的范围，某些类型的癌症发病率增加了，某些类型则减少了。例如胃癌， 19世纪末期之前它在某些人群中非常普遍，这可能是（见于酸洗试剂和防腐剂中的）几种致癌物和（地方性和传染性的）细菌感染恶化所导致的结果。引进现代制冷技术之后（以及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改进可能减少了地方性细菌感染），胃癌的发病率似乎已经降低。相比之下，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在20世纪50年代急剧增加，这是20世纪初吸烟人数增加的结果。而女性是在50年代开始吸烟的，到目前，这一人群的肺癌发病率尚未达到高峰。
人口和流行病学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后果。罗斯威尔·帕克在1900年指出，迄今为止，结核病在美国是最常见的死亡病因。之后是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医学家威廉·奥斯勒称为“死刑队长”的肺炎，接着是痢疾、肠胃炎。癌症仍然滞后，排名远在第七位。然而到了40年代早期，癌症一路高歌猛进，冲上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疾病。同一时期内，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约26岁，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而这正是大多数癌症开始发威的年龄段。
尽管古代癌症病例罕见，但仍不能忘记奥夫德海德所发现的35岁女性木乃伊骨骼上生长的肿瘤。这名女子一定曾奇怪骨头上怎么会有锥心的疼痛，手臂上为什么会有缓慢隆起的块状物。看到这类肿瘤，人们一定会感到自己碰到了某一尚在婴儿期的强大怪物。

负担（1）

负担（1） 负担（1）

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
——盖伦（Galen），公元前130年
因此，我们对癌症的真相及其本质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古希腊人别无二致。
——弗朗西斯·卡特·伍德（Francis Carter Wood），1914年
它是坏的胆汁，恶的习惯，糟糕的老板，劣质的基因。
——麦尔·格里夫斯（Mel Greaves）
《癌症：进化的遗产》（Cancer, The Evolutionary Legacy），2000年
疾病，从某些角度来讲，只有我们感知到了它、命名了它，并对它做出了反应，它才存在。
—— 卢森堡（ Rosenberg）
即使一只古代的怪兽也需要一个名字。为一种疾病命名，就是描述某种受罪的状况，这是一种先语言后医学的行为。病人在成为医学检查的对象之前，首先只是一位讲述人，讲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就好像他是一位刚探访过疾病王国的行者。为了摆脱某一疾病的困扰，人们必须从讲述和理解这个疾病的故事的故事开始。
古代疾病的名字本身就是浓缩的故事。斑疹伤寒是一种凶猛的疾病，伴有不稳定发烧、蒸汗的症状。这种疾病的称谓来自于希腊词语“tuphon”（众风之父）。现代词语台风（typhoon）亦来源于此。 “流感”（influenza）来自于拉丁词语“influentia”，因为在中世纪医生们的想象中，流感的循环爆发是受到了恒星与行星靠近或远离地球的影响。肺结核（tuberculosis）是由拉丁语“tuber”转化而来。“tuber”指的是膨胀的腺体，像小蔬菜一样的团块。淋巴结核被称为“scrofula”，来自于拉丁语中表示“小猪崽”的词语，其病征为一系列肿大的腺体，排列成行，让人想到一群哺乳的小猪崽。
在公元前约400年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一个描述癌症的词语“karkinos”首先出现在了医学文献中，它来自于希腊语“螃蟹”一词。肿瘤，以及它周身蔓生的肿胀血管，让希波克拉底想到了挥脚掘沙的螃蟹。这种画面很奇怪（很少有癌真长得像螃蟹），但也很生动。后来的作家，包括医生和患者，都为其加入了修饰。在有些人眼中，肿瘤硬化黯淡的表面让人不禁联想到螃蟹那硬邦邦的躯壳。有些人觉得肿瘤在体内悄悄扩散，仿如螃蟹在皮肉之下行走。对另一些人来讲，癌症带来的突然刺痛就像是被螃蟹的大螯夹到了一样。
还有一个希腊语也和癌症的历史发生了交汇，那就是“onkos”——人们有时用这个词来描述肿瘤；现代肿瘤学的用语“oncology”正是脱胎于此字。“Onkos”在希腊语中表示一种分量或负载，或者更通常地表示为一种负担——癌症被设想为身体上承载的一种负担。在希腊的舞台上，“ onkos”这个词还被用来描述一种悲剧角色的面具，这种角色的头上往往戴着一个笨重的锥状物，象征着其所承载的心理负担。
虽然这些生动的比喻很可能和我们现代对癌症的理解发生共鸣，但是，希波克拉底所称的“karkinos”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癌症实际上截然不同。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大多是肉眼即可看到的大型表皮肿瘤，如乳腺癌、皮肤癌、颌癌、颈部癌和舌癌。他甚至连恶性肿瘤和非恶性肿瘤都没有区分出来。希波克拉底的“karkinos”包括任何一种可以想到的隆肿：像是结节、痈、息肉、突出、结核、脓疱和腺体。他将各种隆起不加区别地堆入了同一个病理学范畴。

负担（2）

负担（2） 负担（2）

希腊人没有显微镜。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存在一种叫“细胞”的实体，更没有见过细胞。他们也不可能想到“karkinos是失控的细胞增长”这种概念。然而他们对流体力学了然于胸：水车、活塞、阀门、水槽和水闸，都源于灌溉和运河挖掘的水利科学革命，而阿基米德（Archaemedes）在浴缸中发现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则把这场革命推向了顶点。这种对水利学的专注，也深入了希腊的医学和病理学。为了解释所有的疾病，希波克拉底推出了一整套以液体及其体积为基础的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自由运用于对肺炎、脓肿、痢疾和痔疮的解释。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主要是由四种被称为“体液”的液体构成，包括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这些体液，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颜色（红、黑、黄、白）、黏性和基本特质。人体在健康状态下，这四种液体处于完全的平衡中（但可能并不稳定）。生病的时候，就会表现为体内某种体液过量，打乱了这种平衡。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希腊医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曾于公元160年左右在罗马行医。他把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推向了极致。盖伦像希波克拉底一样，根据各种体液是否过量归类所有疾病。他认为炎症导致的红热、痛胀都是由于血液过多所致；而表现为发凉、白色、潮湿状态的结核、脓包、黏膜炎和淋巴结核，都被归因为黏液过多。黄疸被归咎为黄胆汁过量；至于癌症，盖伦认为幕后元凶是四种体液中最恶性、最令人忧心的黑胆汁。［同样归因于黑胆汁这种油腻、黏稠的体液的，只有另一种充满隐喻性的疾病——抑郁症。事实上，在中世纪抑郁症被称为“melancholia”，它得名于希腊词语“melas”（黑）和khole（胆汁）。因此，抑郁症和癌症这两种因黑胆汁而患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因其内在特质而纠缠在了一起。］盖伦认为癌症是黑胆汁淤滞所致，因其被困在某处无从宣泄，所以凝结成纠缠的肿块。16世纪的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盖尔（Thomas Gale）提到盖伦的理论—— “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时认为 “如果体液辛辣，就造成溃疡，也因此之故，这些肿瘤的颜色会更黑”。
这一简短、生动的描述给未来的肿瘤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远远超出盖伦（或盖尔）的意图。盖伦学说认为，癌症是一种系统性恶变状态，是体内黑胆汁分泌过量，肿瘤不过是体内深层功能失调所致的局部表象，一种遍布全身的生理性失衡。希波克拉底曾发表过一种深奥见解，认为癌症“最好不要治，因为这样病人活得更久”。500年后，盖伦用一系列天马行空的生理学猜想解释了他老师精辟的思考。盖伦提出，手术治疗癌症的问题在于黑胆汁无处不在，就像其他液体一样无可避免、四处弥漫。你可以把癌变切除，但是胆汁还会流回原处，正像树液渗透树的枝干一样。
公元199年，盖伦逝于罗马。但是，他对医学的影响却长达一千多年。黑胆汁致癌理论的隐喻性是如此地具有诱惑力，以至于它牢牢地占据在医生们的头脑中。因此，手术切除肿瘤被认为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傻瓜才会做。一代又一代的外科医生把自己的观察累加到盖伦的观察之上，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理论。“不要被引入歧途而实施手术”，14世纪中叶，阿德尔纳（Arderne）的约翰这样写道， “手术只会让你丢脸”。“那些假装能够通过切割、挖出和摘除等方法来治疗癌症的人，不过是把一种非溃疡性癌症转化成了溃疡性癌症而已……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例用切除手术治好癌症的，也没听说任何人做到过。” 可能是15世纪最有影响的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博提帕格拉（Leonard Bertipaglia）如是加上了自己的训诫。
盖伦可能在无意间为后世癌症患者做了件善事，至少是暂时性地造福了这些患者。在没有麻醉药和抗生素的中世纪，大多数外科手术都是在诊所的某个暗室中进行的，更常见的是在一家理发馆的后间进行的——用皮带固定病人，手术刀锈迹斑斑，往往酿成危及生命的灾难性后果。16世纪的外科医生帕雷（Ambroise Pare）就曾描述了用煤火加热的烙铁来烧焦肿瘤，或者用硫酸药膏来烧除肿瘤。即使皮肤上一处小的划痕，在这样治疗后，也会很快化脓造成致命的感染。肿瘤在轻微的刺激下，也往往会造成大量出血。
18世纪的德国医生洛伦茨·海斯特（Lorenz Heister）曾经这样描述自己诊所里实施的乳房切除术，那好像是一种牺牲献祭的仪式一样：“许多女性能够鼓起巨大的勇气来接受这种手术，甚至不会发出呻吟。但是另一些女性则惨叫不止，最无畏的医生也会闻之丧胆，从而阻碍手术的继续进行。为了执行这种手术，外科医生要性格坚定，不被患者的惨叫所惊扰。”
可以想见，很多患者宁可放弃进行这种“大无畏手术”的机会，而把命运交给盖伦——尝试服用系统性的药剂来清除黑胆汁。于是，药铺里很快就摆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癌药物：铅制剂、砷的提取物、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尖锐的象牙、带壳的蓖麻、海底的白珊瑚、吐根、番泻叶，以及零碎杂凑的泻药和轻泻剂，还有用来对付难以忍受的疼痛的酒精和鸦片制剂。17世纪，用螃蟹眼做的糊剂非常流行，能卖到5先令一磅——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的效果。这一时代的药剂药膏与疗法变得越来越奇怪——山羊粪、青蛙、乌鸦的脚、臭甘菊、乌龟肝、圣水；或者覆手祝福，还有铅板压迫肿瘤，种种方式方法不一而足。
虽然盖伦提出了建议，但是人们仍然不时地用手术切除小型肿瘤（据记载，即使盖伦本人也做过这种手术，可能只是做个整容，或者临终“安慰”治疗）。但是作为一种疗法，用手术祛除癌症仍然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实施的。当药剂与手术无效的时候，医生们只得求助于盖伦教诲唯一可行的疗法——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放血和通便程式，以挤出体液，仿佛身体是一块吸入过饱的沉重海绵。

消失的体液（1）

消失的体液（1） 消失的体液（1）

拷问尸体，并非解剖精义。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33年冬天，来自布鲁塞尔的19岁学生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来到巴黎大学，希望能够学习盖伦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以便日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悬壶济世。令维萨里震惊、失望的是，大学里的解剖学课程荒谬无序。学校缺少进行解剖演示的专门场所，进行解剖演示的主宫医院（Hospital Dieu）地下室也很恐怖。在那里，讲师们需要在腐烂的尸体之间趟出一条路才能前行，而狗则在一旁咬噬骨头和散落下的肌肉。维萨里在一封信中写道：“除了位置错摆的八块腹部肌肉之外，没有人曾经向我展示过另一块肌肉，也没有任何骨骼，更不要说神经、静脉和动脉的关联了。”由于没有关于人体器官图的引导，外科医生们只能任由自己对尸体劈砍摸索，就好像没有海图的水手出海——盲目地引导病人。
维萨里对这些盲目的解剖研究感到心灰意冷，于是他决定绘制自己的“解剖学地图”。他需要有自己的标本，因此开始搜寻巴黎附近的墓地，寻找骨头和尸体。在蒙福孔（Montfaucon），他发现了巴黎最大规模的绞刑场，经常会有一些死囚的尸体悬挂在那里的绞刑架上。几英里之外，是无辜者公墓（Cemetery of the Innocents），受大瘟疫感染的死难者的尸骸就半埋于此，已经腐烂到了骨头。
绞刑场和墓地是中世纪解剖学家的“便利店”，为维萨里提供了一具又一具的标本。他一次又一次地到这里“劫掠”，经常一天去两次，从锁链上割下标本，偷运回自己的解剖室。就在这种骇人的亡魂世界中，解剖学反而在他面前活跃了起来。1538年，维萨里同提香（Titian）画室的一位艺术家合作，推出了他精心编制的画板和著作——详尽绘制了动脉和静脉的路线图，以及神经和淋巴结的位置。在某些画板上，他掀开组织层，暴露出其下精细的外科平面。在另一幅绘图中，他从横剖面的角度切开大脑，以展示延髓池和脑室之间的关系。这相当于一种人工的CT扫描，但却早于CT机问世几百年。
维萨里的解剖学工程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纯粹的智力练习。但是，它很快就被推动着走向满足实用性的需求。盖伦的体液致病理论认为所有的疾病都起源于四种主要体液的病理性淤滞，所以需要对病人采取放血以及通便净化的手段，把肇事的体液挤出体外。但是要放血成功，必须针对病人的特定部位施行。比如，要对病人进行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预防性放血，就需要在远离可能的发病部位的部位施行，以便将体液引出。但是，如果要对病人实施治疗性放血，即要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就需要在其附近通向发病部位的血管上进行放血操作。
为了理清这个本已模糊的理论，盖伦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借用了一个同样模糊的表达法——??????????，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直入（straight into）”，描述 “直入”肿瘤的血管。但是，盖伦的术语令内科医生们更加捉摸不定。他们感到疑惑，盖伦所说的“直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哪些血管会直入某一肿瘤或某一器官？哪根血管又会通出？这些指导造成了一个充满误解的迷宫。在缺少系统性解剖学绘图、正常解剖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推想异常的解剖学了。

消失的体液（2）

消失的体液（2） 消失的体液（2）

维萨里决定通过系统性地绘制人体内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为外科医生绘制一部解剖图集，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解释神圣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观点的过程中，我碰巧在图上绘制静脉血管，我认为这样做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希波克拉底所谓的‘??????????’，因为你知道，即使在博学之士中间，关于静脉放血术也有很多分歧和争议。”
但是，维萨里发现，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对静脉血管的绘图，令医学教授和学生们大为欣喜，于是他们热切地向我求索动脉血管的绘图，以及神经的绘图……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人体是息息相关的系统：静脉和神经平行布设，神经和脊髓相连，脊髓和脑相连。以此类推，只有整体把握人体，才能掌握解剖学。很快，这项工程就变得无比庞大复杂，以至于要外包给其他的绘图员来完成。
但是，不管维萨里多么努力地检视人体，他仍然无法找到盖伦所说的“黑胆汁”。“autopsy”（尸检）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亲眼看见”；随着维萨里学着自己亲眼所见，他已不能再满足于盖伦的虚幻定论。淋巴系统携带着青白色的水样液体；血管如预期一般充满了血液；黄胆汁存在于肝脏。但是，盖伦所说的诱发“癌症和忧郁症的渗透性载体”黑胆汁，却无从得见。
维萨里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他是浸淫在盖伦学说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不但学习，而且还编辑和再版了盖伦的著作。但是，盖伦生理学的闪闪发光的中心概念之一——黑胆汁，却无迹可查。维萨里对自己的发现采取了迂回的态度。一方面，他感到内疚，于是向早已逝去的盖伦致以了更多的美誉之词。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维萨里只按照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来绘图，而把结论留给他人去总结。人体内根本没有黑胆汁！维萨里当初发起的解剖学工程，本来是要拯救盖伦理论的。但是，他最终默默地埋葬了这个理论。
1793年，伦敦的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出版了一部教材，名为《人体重要部位的病态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这本为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所写的著作恰恰与维萨里的工作相反——如果说维萨里的解剖图描绘了正常人体结构的话，那么贝利则描绘生理异常的人体状态。这是用一种倒像透镜来审视维萨里的研究。在这里，盖伦对疾病的奇幻推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黑胆汁或许并不存在于正常的组织中，那么肿瘤里应该满是黑胆汁吧？但事实上，在肿瘤中也找不到。贝利描写了肺癌（大如一只橘子）、胃癌（类似海绵一样的外观）和睾丸癌（有恶臭的深度溃疡），并为这些肿瘤提供了生动的雕版印图。但是，他到处都无法找到胆汁的通道——即使在如橘子般大的肿瘤中也找不到；在恶臭的深度溃疡的洞穴中也没有发现。即使盖伦所说的隐形的液体网络的确存在的话，也必然是存在于肿瘤之外、存在于病理学世界之外、存在于常规的解剖学研究领域之外——简而言之，存在于医学科学之外。像维萨里一样，贝利只描画他所实际看到的解剖现象和癌变。曾经千百年来，根植于医患心中的那条栩栩如生的黑胆汁通道以及“肿瘤中的体液”，终于从我们的图画中消失不见了。

消失的体液（3）

消失的体液（3） 消失的体液（3）

『遥表同情』
在治疗癌症时，我们要说，对于内服药物不应抱什么信心；只能完全移除受病变影响的部位，别无他法。
——《实用外科词典》（A Dictionary of Practical Surgery），1836年
马修·贝利的著作为手术切除肿瘤奠定了智识基础。如果正像贝利所发现的那样，黑胆汁并不存在，那么外科手术祛除癌症可能确实能让身体摆脱这种疾病。但是，手术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为这种操作做好准备。18世纪60年代，贝利的舅父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亨特（John Hunter）已开始不顾盖伦的教诲，在伦敦一家安静的诊所为患者切除肿瘤。亨特进行了精心研究，在自家阴暗的兽笼中解剖动物和尸体。但是研究卡在了一个关键瓶颈。亨特可以熟练地切进肿瘤。如果肿瘤是“可以移动的”（他这样描述表层非侵袭性癌症），就可以把它们摘除，而不影响肿瘤下面脆弱的组织结构。亨特写道，“如果肿瘤不仅是可动的，并且可以自然地分开，那么就可以安全地摘除。但是需要非常谨慎，要确定这些继生肿瘤是否都在手术刀可及的范围，因为我们很容易被骗”。
最后这一句至关重要。虽然表述尚属粗糙，但亨特已经开始为肿瘤进行“分期”了，可移动的肿瘤是早期的原位癌。不可移动的肿瘤是晚期浸润型的、转移的肿瘤。亨特认为，只有可移动的肿瘤才值得做切除手术。对于晚期形态的肿瘤，他坦率地提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建议——只能“遥表同情”[?亨特用这一术语不仅仅描述出转移（扩散到远处）的癌，而且表明了治疗是无用的。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印和阗。
亨特是一位完美的解剖学家，但他的手术理念远远领先于他的双手。他精力充沛，行事勇往直前，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为了不断地练习手术技巧，不放过动物王国每一个角落里的尸体——包括猴子、鲨鱼、海象、野鸡、熊和鸭子。但面对活生生的患者，他发现自己寸步难行。即使他把病人用酒精和鸦片迷倒后，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手术，但是手术对象从冰冷不流血的尸体一跃至活人身上后，仍充满了危险。病人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手术中的痛楚，还有手术后被感染的威胁。那些在手术台上经历了可怕的磨难而幸存下来的患者，往往不久之后还会在自己的床箦之上更悲惨地死去。
1846年到1867年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人类的两项发现一举扫荡了困扰手术的这两重阴霾，从而使癌症外科医生重拾起亨特曾试图在伦敦力求完美的大胆尝试。
第一项发现是麻醉术。1846年，在距一百年后西德尼·法伯的地下实验室不到十英里的麻省总医院，一个拥挤的外科手术厅进行了麻醉术的公开演示。10月16日上午约10时许，一群医生聚在医院中心的一座中部凹陷的大厅里，波士顿牙医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拿出了一个配有吸入器、内含约一夸脱[?容积单位，一夸脱（quart）等于0.946升（美制）。——编者注
]乙醚的小玻璃蒸馏器。他打开喷管，让病人爱德华·雅培（一名印刷工）吸入几缕蒸气。随着雅培陷入慵懒的深度昏迷，一位外科医生走进圆形手术厅的中心，手法巧妙地在雅培的脖子上切了个小口，然后快速缝住一条肿胀变形的血管（被称为一个“肿瘤”，把恶性肿瘤和良性肿胀混为一谈了）。几分钟后，雅培醒来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感到疼痛，虽然我知道手术正在进行。”

消失的体液（4）

消失的体液（4） 消失的体液（4）

麻醉让病人告别了痛苦，使得外科医生能进行往往持续几个小时的手术。但术后感染这一障碍依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感染仍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致命，但其原因一直蔚然成谜。1819年，一位外科医生得出结论，“必定是（在伤口中）有一些微妙因素，逃过了我们的眼睛。”
1865年，苏格兰医生约瑟夫·李斯特（Hoseph Lister），就如何消除巧妙地潜伏在伤口上的“微妙因素”，提出了一项不寻常的猜想。李斯特从传统的临床观察入手：伤口暴露在空气中，会很快变成坏疽；但封闭的伤口却往往能保持清洁、不受感染。在格拉斯哥（Glasgow）医务所的术后疗养病房里，李斯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伤口从一个发炎红肿的边缘开始蔓延，然后从内向外发生腐烂，并往往伴随发烧、流脓的症状，然后迅速坏死（这是真正的 “伤口化脓”）。
李斯特想到了一个远在巴黎看似无关的实验——伟大的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把肉汤暴露在空气中，肉汤很快就变浑浊，开始发酵；而密封在灭菌真空罐内的肉汤依旧清净。根据这些观察，巴斯德提出了一项大胆主张：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菌）落入清汤，滋长，造成了浑浊。李斯特进一步推进了巴斯德的推理——暴露的伤口是血块和裸肉的混合物，根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巴斯德肉汤”，是细菌生长的天然培养皿。在法国，落入巴斯德培养基中的细菌，是否也是乘着空气落入李斯特在苏格兰的病人的伤口中呢？
接着，李斯特灵光一现：如果术后感染是细菌引起的，那么一种抗菌手段或化学药物也许能起到遏制这些感染的作用。他在临床笔记中写道：“我想到，不排除空气的情况下，在伤口上敷用能杀死悬浮微粒生命的一些辅料，或许就能避免受伤部位的腐烂。”
在邻镇的卡莱尔，李斯特曾观察到污水处理厂用一种味道芳香、含有石炭酸的廉价液体来净化污水。于是李斯特开始把石炭酸糊料敷到术后伤口上。（在他看来，运用污水净化剂处理病人的伤口，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867年8月，一名13岁的男孩在格拉斯哥某集市上操作机器时，严重切伤了自己的手臂，被送到了李斯特所在的医院。男孩大面积开放性创伤，伤口沾满了污秽，这种情况下会生坏疽。但是，李斯特并没有进行截肢，而是敷以石炭酸药膏，希望保住手臂免受感染。伤口眼看着就要被严重感染，似乎要变成脓肿了。但李斯特坚持不动摇，并加强了石炭酸药膏的用量。一连几周，所有的努力都看似徒劳。但是，就像着火的绳子烧到了尽头一样，伤口开始干燥。一个月后，揭去药膏，下面的皮肤已经痊愈。
不久，李斯特的发明就加入到了“抗癌手术的前线”。1869年，李斯特用一张餐桌做手术台，乙醚做麻醉剂，石炭酸做抗菌剂，为他的妹妹伊莎贝拉·皮姆（Isabella Pim）切除了乳房肿瘤。伊莎贝拉术后并未发生感染，活了下来（不过最终还是在三年后死于癌症肝转移）。几个月后，李斯特又为另一名大腿上很可能长了肉瘤的癌症患者进行了大面积截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乳腺癌的手术已经成为李斯特的常规治疗手段，手术范围也延伸到了乳腺之下受癌症影响的淋巴结。

消失的体液（5）

消失的体液（5） 消失的体液（5）

消毒和麻醉这两项技术的突破，让手术化蛹成蝶，从中世纪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有了乙醚和石炭酸皂做武器，新一代的外科医生冲破了曾令他们望而止步的瓶颈，在人体上实现了亨特及其同事当年只能对尸体进行的复杂解剖程序。一个癌症手术的辉煌世纪展现在人们面前。从1850至1950年，外科医生向癌症发起了大无畏的进攻——剖开身体，切除肿瘤。
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多才多艺的维也纳外科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生于1821年的比尔罗特以同样的热情专注于音乐与外科手术的研究。（这两种专业往往携手而行。两者都把手的技艺推向极致；都要随着不断的实践和年龄的增长而成熟；都依赖于灵巧、精确、相对而生的拇指。）1867年，身为柏林大学教授的比尔罗特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打开人体腹腔、消除恶性肿瘤的方法。直到比尔罗特的时代，腹部手术后的死亡率之高，仍令人望而却步。比尔罗特的研究细腻而有条理：仅仅是为了练习打开和缝合动物和人类尸体的腹部，确定明确而安全的手术路径，他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反复实践。80年代初，他已确定了手术路径，“目前已经足以证明，开腹手术是可行的”。 他写道，“我们下一步所要关注、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确定适应症，以及开发适应各种病情的手术技术。我希望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能够拯救那些迄今为止被视为无医可救的不幸患者”。
比尔罗特被任命为综合医院（Allgemeines Krankenhaus）的教授，该院是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医院。他和他的学生开始掌握并运用各种技术，从胃癌、结肠癌、卵巢和食道肿瘤患者的体内摘除肿瘤，希望能治愈身体的癌症。从探索到治疗的转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挑战。外科医生的任务是摘除肿瘤组织，同时保持正常组织和器官完好无损。但比尔罗特很快就发现，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近乎像上帝一样的创造精神。
维萨里时代以来，手术一直处于自然解剖学研究的范畴内。但是，癌症经常突破和扭曲人体自然结构的解剖学边界，因此人们必须要找到“非自然边界”来约束它。例如，为了切除癌变的胃的末端，比尔罗特必须在手术后把剩余的胃脏挂到附近的一片小肠上面；要切除整个胃的下半部分，他不得不把剩余部分附加于一截遥远的空肠那里。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罗特已为41例胃癌患者做了这种新型人体结构解剖整形手术；其中有19例患者存活。
这些手段标志着人们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到20世纪初，许多原位限制性癌症（即无转移灶的原发肿瘤）可以通过手术切除。这些癌症包括子宫癌和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如果在这些肿瘤侵入其他器官之前，就施行手术摘除，那么就能治愈相当大一部分的病人。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显著的进步，一些癌症——甚至看似原位限制性癌症，仍然会在手术后复发，这就需要做第二次，而且往往还需要做第三次切除肿瘤的尝试。医生回到手术台一次又一次地切除，从体内一块又一块地挖除癌症，仿佛陷入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但是，如果在癌症最早期就用能想到的最具决定性的手术来“斩草除根”，又会怎样呢？对于传统原位手术法无力治愈的癌症，如果可以通过一种激进的、积极的手术，彻底掘除其根源，不留丝毫残余，是否可能治愈？在这个痴迷于外科医生潜能和创造力的时代，一刀铲除癌症的想法充满了期望、期待与想象。这样的执念落在蠢蠢欲动、即将引爆的癌症世界里，正像往火药桶里抛下了一只爆竹。

极端理念（1）

极端理念（1） 极端理念（1）

那位赞美这个场合，
可以让他阐明深奥事物的教授，
靠近我，愉悦地指导——
“切除那个乳房。”
“抱歉，”我悲伤地说，
“但我已忘了如何手术。”
——鲁道夫·费古奥尔勒 （Rodolfo Figuoeroa）
《诗人医生》（Poet Physicians）
结束了：她穿上衣服，优雅而轻柔地走下桌台，寻找詹姆斯；然后她转向那位外科医生和他的学生们，屈膝行礼——并低声而清晰地请求，如果她有不当的举止，请他们原谅。我们这些学生，全都像孩子一样哭泣着；外科医生把她搀扶起来。
——约翰·布朗（John Brown）
描述19世纪的一次乳房切除手术
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的名字与“根治性（激进）外科手术”的概念密不可分，但他本人未曾要求这项荣誉。相反，这项荣誉几乎是不请自来地落在了他的头上，就像刀片被默默递到外科医生的手中一样。根治性手术并非霍尔斯特德的发明。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且逻辑完美，这使得“霍尔斯特德”这个名字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手术连在了一起。
1852年，霍尔斯特德出生于一位富裕的纽约服装商人家庭。从安多佛（Andover）的菲利普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毕业后，他考入耶鲁学院（Yale College）。在大学，吸引任课教师和导师关注的，是他的运动能力，而非学术成绩。他之所以进入外科领域，根本就是一种巧合。进入医学院，并不是因为他非常想做一名外科医生，而是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继承父业去做一名商人。1874年，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at Columbia）录取后，立即迷上了解剖学。这一兴趣就像他日后许多其他的兴趣一样（包括纯种犬和马、上浆的桌布、亚麻衬衣、巴黎的皮鞋，还有完美的手术缝合），很快就成为一种令他迷醉的追求。他大口咀嚼着整本解剖学课本上的知识，书本读完，他就将自己近乎贪婪的求知欲投向真实的病人。
70年代中期，霍尔斯特德通过资格考试，进入挤满了外科病人的纽约市属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实习医生。他穿梭几英里远的纽约市区，奔波于贝尔维尤医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时间都花在了医学院和外科诊室。可想而知，临近医学院毕业，他已经精神崩溃。在布洛克岛休养了几周后，他重振精神，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继续自己的研究。他用英勇的奥利匹克式精神，拼命努力达到生理极限，随之而来又是几近崩溃的状态。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了霍尔斯特德面对任何挑战的解决方式。他在进行外科手术、外科教育以及癌症研究时，也留下了相同的独特印记。
霍尔斯特德进入外科的时候，正值该领域历史发展的过渡时代。放血、拔罐、沥滤和催泄，是当时的普遍疗法。19世纪50年代年代，一位因术后感染而抽搐、发烧的妇女接受了甚至比当初手术更野蛮的治疗。她的外科医生洋洋得意地写道：“我给她的双臂各开了一个大口，并且切开了她的两条颞动脉，让血液同时从这些切口尽情流出，直到她出现抽搐才停止。”另一位医生，在给一位肺癌患者开处方时写道：“少量放血能带来暂时的缓解，当然，这个手法不能经常重复。”在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医生们”提着 “脓液桶”在过道里奔走，桶里病人的脓液也随着溅洒出来；用羊肠线制成的手术缝合线用唾液捻抹后，挂在伤口处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外科医生把手术刀插在口袋里，到处晃来晃去；若是有工具掉到粘着血污的地板上，就捡起来掸掸灰，再塞回口袋，或者就插进手术台上病人的体内。

极端理念（2）

极端理念（2） 极端理念（2）

1877年10月，霍尔斯特德暂时抛下这个充满了清洁用品、放血器、脓液桶和庸医的可怕医疗世界，前往欧洲游历。他参观了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和莱比锡的诊所，美国的年轻外科医生通常被派往这些地方，学习精湛的欧洲手术技巧。机缘巧合的是，霍尔斯特德在欧洲时，癌症的外科手术正破茧而出，刚刚起步。在巴洛克风格的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外科演示厅内，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正在向他的学生教授胃部解剖的新技能（比尔罗特告诉学生，这离完全切除癌症仅剩“大胆的一步”了）。在离维也纳几百英里的哈雷（Halle），德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冯·福克曼（Richard von Volkmann）也正致力于研究乳腺癌手术技能。霍尔斯特德见到当时欧洲外科手术的大师们，包括曾完成肝脏精细解构的汉斯·布加（Hans Chiari）和曾追随比尔罗特共同参与甲状腺精细解剖研究的安东·沃弗尔（Anton Wolfler）。
对于霍尔斯特德来说，此次穿梭于柏林、哈雷、苏黎世、伦敦和维也纳之间的旋风之旅，是一场知识的洗礼。当他于80年代初回到纽约工作时，李斯特的石炭酸喷剂、沃弗尔对癌症外科的早期尝试、比尔罗特神奇的腹部手术……这些旅途中见识的理念在他的内心不断翻滚，深受鼓舞与启发。他忘我地投身于工作中，奔波在罗斯福医院（Roosevelt Hospital）、哥伦比亚大学内科与外科学院、贝尔维尤医院、钱伯斯医院（Chambers Hospital）等各大医院之间，为病人进行手术。霍尔斯特德为人大胆、富有创造力、个性果断，对自己的技术信心满满。1882年，他在餐桌上为他的母亲移除感染的胆囊，成功地完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例胆囊移除手术。接着他又因姐姐产后大出血，被匆忙唤来诊治，他将自己的血液输入姐姐体内，救了她的命。（那时候他对血液配型毫无概念，不过幸运的是姐弟两人的血型完全匹配。）
1884年，在其纽约的事业正处于黄金时期的霍尔斯特德读到了一篇有关新型手术麻醉剂——可卡因的论文。当年在哈雷福克曼的诊所中，他曾看到德国医生做手术时使用过这种药物；它便宜好用、易于配量，是外科麻醉中的“快餐”。这激起了霍尔斯特德的实验好奇心，他开始为自己注射这种药物，为的是在麻醉病人以实施大手术之前，亲身检测药效。他发现可卡因所产生的效用，远远不止是暂时的麻痹而已；它还增强了霍尔斯特德不知疲倦的本能，助长了他原本就狂热的活力。正如一个观察者所说，霍尔斯特德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清晰、不知疲倦，不想也不能入睡” 。霍尔斯特德似乎征服了他作为凡人所有的缺点——对睡眠的需求、精力疲惫和虚无幻灭。他焦躁兴奋的人格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药理配方。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尽管霍尔斯特德对可卡因的依赖程度越陷越深，但作为一名青年才俊，他在纽约的医疗事业仍然如日中天。他以无与伦比的克己和自律尽力控制自己的药瘾。（据报道，到了晚上，他会在床边触手可及之处放一瓶未开封的可卡因，不断地用药物来考验自己的毅力。）但是他的药瘾经常复发，并且来势汹汹，已无法完全戒掉。他主动进入了坐落于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巴特勒疗养院（Butler sanatorium），在那里用吗啡治疗他的可卡因药瘾——这本质上不过是以毒攻毒，毒之更甚而已。1889年，深陷在这两种高度上瘾的药物之间的霍尔斯特德（但他在纽约的外科诊的工作所仍然成绩显赫），受聘到由著名内科医生威廉姆·韦尔契（William Welch）新建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韦尔契一方面是要开办一个新的外科部，另一方面也是要他从纽约那个孤立隔绝、过度劳累、用药成瘾的世界中摆脱出来。

极端理念（3）

极端理念（3） 极端理念（3）

霍普金斯医院原本是要改变霍尔斯特德，也确实取得了效果。霍尔斯特德一改之前好社交、外向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封闭而隐秘的帝国中，这里一切都控制有序，清新、美好。他为年轻的住院医生启动了一项令人惊叹的训练计划，要用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对他们选择这个超出常人的职业，实行非凡的启蒙，强调英雄主义、忘我、勤勉并且不知疲倦。（1904年，他写道，“有人会反对，说学习期过长，将导致年轻医生的怠惰”，但是“这些职位原本就不是给那些轻易厌学的人准备的”。）霍尔斯特德娶了他曾经的护士长凯若琳·汉普顿（Caroline Hampton），住在山顶上一座不规则的三层豪宅（他的一名学生曾描述其居所“冰冷如石，不宜居住”），夫妇两人各居一层。他们没有子女，不喜社交，为人刻板，以隐匿闻名，夫妇俩以豢养优种马和纯种腊肠犬为乐。霍尔斯特德仍旧深度沉迷于吗啡，但是他严格地按计划控制服用剂量，连他最亲近的学生都没有察觉。这对夫妇尽力远离巴尔的摩的社交界。若有造访者不期而至，他们就吩咐女佣告知来访者，霍尔斯特德夫妇不在家。
这种规律的生活节奏使霍尔斯特德远离尘嚣，得以全力以赴地对抗乳腺癌。在哈雷的福克曼诊所，霍尔斯特德曾目睹德国外科医生以日趋精湛的技术对患者施行激进的乳腺肿瘤切除手术。不过霍尔斯特德知道，福克曼碰壁了——即使手术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彻底，乳腺癌仍会复发，最终会在术后数月甚至几年内再度复发。
是什么导致这种旧病重发呢？1860年，英国伦敦圣卢克医院里（St. Luke’s Hospital）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也注意到了这些恼人的局部复发。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令他沮丧；他开始用微小的黑点在乳腺绘图上记录下每一次复发的解剖学构造，标示原始肿瘤的发生位置、手术的精确范围和癌症复发的位置，创造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癌症复发记录法。令摩尔吃惊的是，随着一点一点地描画，浮现出一种模式——复发的位置恰恰多聚集在最初的手术边缘，好像手术未能清理完全，残留下来的癌细胞又卷土重来。摩尔总结道：“乳腺癌手术必须要彻底仔细地清除整个器官……术后癌症的原位复发是因为原发肿瘤残余继续生长所致。”
摩尔的假设有一个明显的推论：如果乳腺癌的复发是因为最初手术时切除不彻底，那么显然在初次手术时，就应该切除更多的乳腺组织。既然摘除的边界是症结的所在，那么为什么不扩大手术范围呢？摩尔强调，外科医生试图在手术中宽待女性患者，不令她们外形损毁，实在是“妇人之仁”，这会让癌症得以从刀下逃脱。在德国，霍尔斯特德看到福克曼不仅仅在手术中摘除了乳腺，而且还切除了乳房下方薄薄一层像扇子一样的胸小肌，为的是彻底根除细微的癌细胞残余。
霍尔斯特德把这种思路更向前推进了一步。福克曼撞上了一堵墙，但霍尔斯特德准备打穿这堵墙。他不打算切除功能不大的胸小肌，而是决定向胸腔的更深处挖掘，切除负责肩膀和手臂运动的胸大肌。这一创新不只霍尔斯特德想到了，纽约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利·梅耶（Willy Meyer）在90年代也独立完成了同样的手术。霍尔斯特德把这一举措称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其中“根治性”（radical）一词取自拉丁语“根”（root）的意思；他要把癌症连根拔起。

极端理念（4）

极端理念（4） 极端理念（4）

但是霍尔斯特德显然鄙视“妇人之仁”手术方式的，他的手术并未止步于胸大肌。癌症在他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下仍然复发，于是他将切除部位深入到了胸腔。到了1898年，霍尔斯特德的乳房切除术开始了他所声称的“一个更根治性的”转变——这时，他开始切除锁骨，直达其下方的一小簇淋巴结。他在一次外科会议上宣布，“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清除了锁骨下窝”，并且强调保守的非根治性手术处理乳腺癌是“切不干净的”。
在霍普金斯医院，霍尔斯特德的学生们孜孜以求，争相开创手术技术以赶超自己的老师。约瑟夫·布莱德格（Joseph Bloodgood）是霍尔斯特德培养的第一批住院医生中的一员，他已经开始探索从脖颈处开刀，切除一串位于锁骨上的腺体。另一位明星弟子哈维·库兴（Harvey Cushing）甚至“切除了前纵隔”——深埋在胸腔里的淋巴结。霍尔斯特德注意到，“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一些重大的手术中切除纵隔腔内的组织”。一场恐怖的“马拉松”就此展开。霍尔斯特德和他的学生们，宁愿切除身体的整个组织，也不愿面对癌症的复发。在欧洲，一名外科医生为一名患乳腺癌的妇女切除了三根肋骨和胸腔内的其他组织，并截去了一侧的肩膀和锁骨。
霍尔斯特德承认自己的手术是一种“肉刑”，乳房切除术牵连甚广，永久地损毁了病人的形体。随着胸大肌的切除，肩膀向内凹陷，就像一直在耸肩一样，手臂永远不可能向前伸或向侧展开。切除腋窝下面的淋巴结，往往会破坏淋巴液的流通，使得手臂因液体累积而肿得像大象腿一般，他把这种情况生动地称作“外科象皮肿”。手术后，病人们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复原。然而霍尔斯特德认为这些后果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是在一场全面的战争中，伤残是无法避免的。但霍尔斯特德也流露出对病人真挚的关怀，在描述90年代所做的创口深至脖颈的手术时，他写道： “患者是一位年轻小姐，我真不愿毁坏她的外形。”在他的手术笔记中，除了潦草地记录手术结果，还有一些个人备忘录，用语温柔，宛如一位慈父。在某一病例结案后他写道，“手臂运用自如，都可以伐木了……无肿大”，在另一个案例的页边记下：“已婚，有四个孩子。”
但是，霍尔斯特德的乳房切除术真的能挽救生命吗？根治性切除手术真能治愈乳腺癌吗？被他非常“不情愿毁形”的那位年轻女性，真的从损毁肢体的手术中受益了吗？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盛行的社会环境。19世纪70年代，霍尔斯特德远赴欧洲向大师们学习时，外科学刚刚摆脱了稚嫩的青春期。到了1898年，它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信满满的学科，陶醉于自己的技术能力，优秀的外科医生俨然将自己当成了表演家。他们把手术室称作“手术剧场”，把手术当作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一群紧张而安静的观众在剧场上方观看这场演出。1898年，一位观众写道，观看霍尔斯特德的手术就像在观赏“一位艺术家与患者的亲密接触，抑或一位威尼斯风格或佛罗伦萨派凹雕师或是镶嵌大师在展现其精湛的手艺”。霍尔斯特德乐于接受来自手术的技术挑战，努力要让最难的病例得到最好的治愈效果，他写道：“我发现自己倾向于切除大的（肿瘤）。”他这是在用自己的手术刀，向癌症宣战。

极端理念（5）

极端理念（5） 极端理念（5）

但是手术立竿见影的技术性效果，并不能预示日后最终的成功或降低癌症的复发能力。霍尔斯特德的手术可能像佛罗伦萨派镶嵌师的技艺一样精湛，但如果癌症是一种缓慢复发性的疾病，那么即使霍尔斯特德用他凹雕般精准的技术将其切除，恐怕对治愈癌症来说仍然是不够的。为了证明霍尔斯特德到底是否真正地治愈过乳腺癌，人们应该不只观察短期存活情况，或观察五到十个月的存活期，而更应该追踪五到十年后的存活状况。
要检验手术效果，必须对病人进行长期跟踪检验。因此， 90年代中期，霍尔斯特德的事业达到巅峰，他开始收集长期的统计数据，以表明自己的手术是最优选择。此时，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已经做了十几年。霍尔斯特德已经做了多例手术，切除的肿瘤足够他在霍普金斯医院建立一个“癌症仓库”。
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手术理论”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量敌从宽。即使是对小肿瘤，采取攻击性的局部手术也是治愈癌症的最佳方法，但在概念上却犯了一个大错误。试想，人群中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固定的，比如每年里有1%的人患病。然而，肿瘤从一开始表现出的情况就各不相同。有些女性在诊断出乳腺癌时，肿瘤已经扩散到乳房之外，转移到了骨骼、肺和肝脏中。而在其他女性身上，癌症仅局限在乳房范围之内，或只在乳房及少数淋巴结内，尚属于局部疾病。
现在，霍尔斯特德拿着手术刀和缝合线，置身在这群人当中，准备好为任何患有乳腺癌的患者实施根治性乳房切除术。 显然，霍尔斯特德治愈乳腺癌患者的能力取决于癌症的类型，即他面对的是哪一阶段的乳腺癌。无论霍尔斯特德多么积极、一丝不留地摘除了肿瘤，根治性切除术也不能拯救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妇女，因为她们体内的癌症已非局部问题。相反，患有局部癌症的女性，的确受益于手术治疗——但是对这种患者来说，并不用太激烈的手段，只要使用局部乳房切除术，就会取得一样好的效果。因此，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在两种情况下都不适用——对于转移性的癌症，这种手术先天不足；而对于局部性癌症，这种方法又太过激。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患者都要被迫接受一场不分青红皂白、毁形损体的病态手术。对局部患者来说，手术范围太大，时机过早；对转移性癌症患者而言，却又范围太小、时机太迟。
1898年4月19日，霍尔斯特德出席了在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外科协会（American Surgical Association）年会。第二天，在一群安静而热切的外科医生面前，霍尔斯特德带着令人期盼的数据和图表走上讲台。乍看之下，他的观察结果令人震惊：在防止局部病症复发方面，他的乳房切除术的效果比其他外科医生的手术都好。在巴尔的摩，霍尔斯特德已经将局部复发率缩小到仅有百分之几，较之于福克曼或比尔罗特的复发率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就像霍尔斯特德自己承诺的那样，他似乎已经把癌症连根拔起。
但是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癌症并未被根除。真正治愈乳腺癌的例证让人大为失望。76位乳腺癌患者在采取“根治切除法”之后，只有40位活过了3年。36位（近一半的患者）在术后不到3年就死于被认为已经从体内“根除了”的癌症。

极端理念（6）

极端理念（6） 极端理念（6）

但是，霍尔斯特德及其弟子们仍然镇定自若。他们并未回答这些数据所反映出的问题——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真的能延长生命吗？而是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论。霍尔斯特德在新奥尔良强调，外科医生应该“在每一次手术中都切除至颈部”。当其他人觉得有理由保持谨慎时，霍尔斯特德却只看到机遇：“我看不出颈部切除为什么会比切除到腋下更严重。颈部也可以像腋下一样被清理干净。”
1907年的夏天，霍尔斯特德向华盛顿的美国外科协会提供了更多数据。根据术前患者肿瘤是否转移到腋下或颈部的淋巴结中，他把病人分为三组。从他提出的生存分析表上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模式：60位腋下和颈部淋巴结无癌的患者当中，有45例乳腺癌患者术后存活超过5年，相当可观；而40位具有这样癌变淋巴结的患者当中，仅有3位幸存。
简而言之，乳腺癌患者最终能否幸存，跟医生对乳房进行多大范围的手术，几乎没什么关系，它只取决于术前癌症在多大范围内扩散。强烈反对根治手术法的批评者乔治·奎尔（George Crile）后来说，“如果一种疾病已经严重到必须要切除所有肌肉才能根除肿瘤，那么这就意味着，疾病已经扩散到整个身体了”。这使得整个手术失去了意义。
但是，如果说1907年霍尔斯特德已经站到了这种认知的门口，那么他还是断然地选择逃避，重弹自己的陈词旧曲。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即使没有我们所提供的证据，我仍然认为，外科医生对很多病例都有义务进行锁骨上的手术。”但是这时，乳腺癌治疗日新月异的发展令他筋疲力尽。试验、表格、图示从来都不是他的强项；他是外科医生，不是记账先生。他写道：“对于乳腺癌，尤其如此——如果一位外科医生有兴趣提供最好的统计数据，那么他大可自便。”这一论调按照霍尔斯特德的行事标准，几乎可以说相当粗鲁。这也反映出霍尔斯特德日益怀疑自己的手术结果能否经得起检验。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越来越难以把握这种不定形的疾病，对它的理解渐行渐远。1907年的论文是霍尔斯特德的最后一篇，也是最全面的一篇讨论乳腺癌的文章。他期待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解剖学远景，能让他平静地施展自己卓越的手术技能，而不用像现在这样争论来争论去，对手术结果再三衡量。霍尔斯特德从未拥有过完美的临床风度，他一头扎进了与世隔绝的手术室和宅邸里冰冷宽阔的图书室。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器官——胸腔、甲状腺和重要的动脉组织；在这些部位，他继续进行杰出的手术革新。但是霍尔斯特德再也没有写过学术性文章来分析那以他赖以为名、宏大又不乏瑕疵的手术。
在1891年到1907年这狂热的16年里，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从最初巴尔的摩的悄然萌芽，发展成为全美各大外科会议的焦点话题，人们对癌症治疗的探索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但也向后倒退了一大步。霍尔斯特德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技术上施行大范围、精准的外科手术治疗乳腺癌是可行的。这样的手术，可以大幅度降低该种致命疾病局部复发的风险。但是，霍尔斯特德绞尽脑汁却也无法证明的事实，更让人深思。经过近20年的数据收集，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中被吹捧、赞扬、分析、再分析之后，根治术在“治愈”癌症方面的可靠性仍然未能完全确立。即使再多的手术，也并没有带来更有效的治疗。

极端理念（7）

极端理念（7） 极端理念（7）

然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并不能阻止其他外科医生采用激进的手术。“根治主义”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执念，深深地扎根于癌症手术中。就连“根治”一词在概念上也是个诱人的陷阱。霍尔斯特德用这个词，本希望他的手术能挖掘出深埋地下的肿瘤根源。但这个词也意味着“激进”、 “创新”、“大胆”，并且正因为这样的意义才勾起了病人的想象力。毕竟无论男女，谁面对癌症时愿意选择非根治性或“保守的”手术呢？
事实上，“根治主义”之所以会变成主流，不只是取决于外科医生如何看待癌症，也取决于医生如何自我定位。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能聚众阻碍它的去路，于是根治性外科手术的应用很快固化为教条。”当英雄式的手术没有达到预期时，一些外科医生便开始完全推卸治愈癌症的责任。1931年，在巴尔的摩会议上，霍尔斯特德门下的一位医生宣布：“毋庸置疑，如果手术操作几近完美，那么病情或许能局部治愈。而这也是外科医生必须担当的唯一责任。”换句话说，最好的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完成一场技术上最完美的手术。至于是否治愈癌症，则是其他人的问题。
“越是根除，效果越好。”在这种旗号下，手术朝着越来越无畏、激进的极端路线发展。这正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外科学的总体思路。在纽约，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布朗希威格（Alexander Brunschwig）发明了一项治疗宫颈癌的手术，叫作“完全盆腔清除术”。这种治疗法极其艰难且消耗体力，即使是最得霍尔斯特德真传的外科医生，也需要在手术中暂停休息、更换姿势。纽约外科医生乔治·派克（George Pack）的绰号就是“派克小刀”［“Pack the Knife”，名字仿照一首流行歌曲——《迈克小刀》（Mack the Knife）］，形容这位外科医生好像与他最钟爱的手术工具人刀合一，好像某种人首马身的怪物。
此时，治愈癌症的可能性还为时尚早。1929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写道：“从广义上来讲，手术的可行性取决于‘病灶是否能切除’而不是‘切除病灶能否治愈患者’？”往往是如果患者没有死在手术中，医生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很走运了。1933年，一群外科医生在一场冷漠的关于胃癌的讨论会之后，得出结论：“阿拉伯古语有云：没治死许多病人的医生就不能成为医生。作为从事胃癌手术的外科医生，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
归纳出这样颠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逻辑[?希波克拉底宣誓：我愿以自身判断力所及，遵守这一誓约。凡教给我医术的人，我应像尊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他……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我遵守以上誓言，目的在于让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 诸神赐给我生命与医术上的无上光荣；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编者注
]——要么是出于极端的绝望，要么是出于无可救药的乐观。在20世纪30年代，癌症手术的钟摆绝望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而霍尔斯特德、布朗希威格和派克仍坚持大范围手术，因为他们由衷地相信这样可以解除癌症的可怕征兆。但是，他们缺乏正规的证据，固守于自己的信念，一意孤行。因此他们的证据也变得无关宏旨，检验也难以进行。医生们越是热切地相信他们的手术初衷善良，就越是难以将其付诸正式的科学检验。因此，根治性手术的逻辑一直在原地转圈，停滞不前，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

极端理念（8）

极端理念（8） 极端理念（8）

与根治性手术的诱惑力相比，那些不那么激进的癌症外科治疗手段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显得黯然无光。霍尔斯特德的学生们开枝散叶，各当一面，研究探索切除癌症的新方法。每个人都被“分配”了某个器官的研究课题。霍尔斯特德对其英雄式的外科训练项目抱有极大的信心，他相信无论在哪个器官系统中，他的学生都能对抗和消灭癌症。1897年，在霍普金斯医院的走廊上，霍尔斯特德拦住了一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生——休·汉普顿·杨（Hugh Hampton Young），邀请他担任一个新成立的泌尿外科的主任。杨以他对泌尿外科一无所知进行了回绝。“我知道你并不了解，但我们相信你可以学。”霍尔斯特德仅这样简短地回答后就走开了。
杨被霍尔斯特德的信心所鼓舞，开始深入钻研泌尿系统癌症——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1904年，由霍尔斯特德做助手，杨成功地设计了通过切除整个前列腺治疗前列腺癌的手术。尽管手术按照霍尔斯特德的传统被命名为“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Prostatectomy），但相比之下，杨的手术还是较为保守， 并未去除肌肉、淋巴结或骨头等其他组织。他保留了根治性手术中器官整体切除的概念，但并未掏空骨盆腔，也未除去尿道和膀胱。（这种手术的改良方案至今仍沿用于切除原位前列腺癌，很多前列腺癌症患者因此得到治愈。）
霍尔斯特德的学生、外科主治医生哈维·库兴，则致力于脑部手术研究。在20世纪早期，库兴已经发现了颇具独创性的清除脑瘤的外科手术方法，甚至可以治疗臭名昭著的恶性胶质瘤。这种肿瘤与血管混杂交错，随时会大出血；再例如脑膜瘤，它被脑中一些脆弱而重要的结构像鞘一样包裹着。与杨一样，库兴继承了霍尔斯特德精湛的手术技艺——“缓缓地将脑组织与肿瘤分离，一点一点地操作，不断用扁平拧干的温热棉花垫控制渗血”。但是，他没有秉承老师对根治性手术的嗜好。事实上，库兴发现脑瘤的根治性手术操作不仅困难，而且不可想象：即使外科医生希望这样做，也不可能切除整个脑部。
1933年，圣路易斯巴恩医院（Barnes Hospital in St. Louis）的另外一位外科手术创新者艾伐兹·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首创了一种手术方法，即结合之前切除受结核感染的肺部手术，摘除了肺部肿瘤。格雷厄姆也保留了霍氏手术的基本精神：仔细地切除整个器官以及肿瘤周边的大片组织，以防止局部复发。但是他尽力回避一些陷阱，抵抗住诱惑不去切除更多的其他组织，如遍布胸腔、主血管的淋巴结，或是气管和食道周围的连接筋膜，而只切除了癌变的肺部，尽可能地保持病体的完整。
即便如此，外科医生仍难以摆脱霍氏理论的影响，超越霍氏王国，他们对非根治性手术的尝试大加鞭笞。如果手术不能不遗余力地清除癌症，那么它就会被鄙视为“敷衍的手术”。做这种敷衍的手术，就是屈从于“妇人之仁”这种往日的短见，而这也正是整整一代外科医生都在力求摒弃的。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1）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1）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1）

我们已经发现（X射线）可治愈疾病。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02年4月6日
为了用实例说明（X射线的破坏性），让我们回想一下，在美国X射线医学实验室工作的先驱们，几乎都死于由射线灼伤引发的癌症。
——《华盛顿邮报》，1945年
1895年10月下旬，霍尔斯特德在巴尔的摩公布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之后，才过了短短的几个月，德国维尔茨堡学院（Würzburg Institute）的一位讲师威廉·伦琴（Wilhelm R?ntgen）在研究电子管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泄露现象（电子管是一个真空管，能够从一端电极向另一端发射电子束）。该放射线能量强劲，但肉眼却无法察觉，它能穿透多层涂黑的硬纸板，并且在偶置于房间实验台的钡屏上留下白色磷光性光晕。
伦琴急忙把自己的妻子安娜叫进实验室，把她的手放在射线源和感光片之间。射线穿透她的手掌，在感光片上显示出她的手骨和金属婚戒的轮廓，就像透过魔镜看到了手的内部构造。安娜说：“我看到了自己死亡的样子。”但她的丈夫却看到了别的东西——一种强大得几乎可以穿透所有活体组织的能量。伦琴把他发现的这种光叫作“X射线”。
刚开始，人们把X射线视为一种电子管产生的人造能量怪象。但1896年，就在伦琴发现X射线几个月之后，一位知道伦琴研究成果的法国化学家亨利·贝克勒尔（Henri Becquerel），发现一些天然物质会自主释放性质类似X射线的隐形射线，这其中就包括铀。在巴黎，贝克勒尔的两个朋友——年轻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皮埃尔和玛丽·居里（Pierre and Marie Curie）夫妇，也开始在自然界寻找更强大的化学X射线源。皮埃尔和玛丽相识在索邦大学，由于对磁力学有共同兴趣而彼此吸引［当时玛丽叫玛丽亚·斯克洛多夫斯卡（Maria Sklodowska），是一贫如洗的波兰移民，居住在巴黎的一间小阁楼里。］19世纪80年代中期，皮埃尔用微小的石英晶体制成了一个精巧的静电计，能够计量出极小剂量的能量。玛丽用这件仪器证明，即使微乎其微的铀矿石辐射也可以量化。有了这种测量辐射性的新设备，居里夫妇犹如狩猎一般，开始搜寻新的X射线源。由此，又一段不朽的科学发现之旅以计量展开。
在今天称为捷克共和国的约赫姆塔尔（Joachimsthal）遍布泥炭的森林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处废弃矿，里面是如黑泥一般的沥青铀矿，其中存在一种比铀更具放射性的新元素。居里夫妇开始着手蒸馏沼泽般的淤泥，以期待能“捕到”那个最纯状态的强劲放射源。在消耗了数吨沥青铀矿、400多吨洗涤用水以及数百桶蒸馏废料后，他们终于在1902年提炼出了0.1克的新元素。这是一种金属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的远端。它在黑暗中自燃，发出幽幽的蓝光，同时释放出高强度的X射线。这种元素极其不稳定，是一种介于能量与物质之间奇特的嵌合体，也是可分解成能量的物质。居里夫人称这种新元素为“镭”，取自希腊文的“光”。
镭的巨大效能揭示了X射线出人意料的新特质：X射线不仅可以携带辐射能量穿透人体组织，更能够深入组织内部释放能量。伦琴能拍到妻子的手骨照片，是由于X射线的第一个性质：X射线穿透了肌肉与骨骼，在胶片上留下这些组织的阴影。而相比之下，玛丽·居里的手则受到了X射线第二种性质的痛苦影响：她为了获取更纯的放射能，日复一日地反复蒸馏，将沥青铀矿浓缩到百万分之一的体积，结果手掌上的皮肤开始磨损、发黑、脱皮，好像组织从里往外地被烧焦一般。皮埃尔只是将一瓶仅几毫克的镭放在口袋里，辐射就穿透了身上厚厚的尼龙背心，在他胸前留下了永久的伤疤。有人曾在公开的展会上用未加防护措施的激光机器表演魔术，结果辐射外漏，使他的嘴唇起泡肿胀，脸颊皮肤和指甲也开始脱落。镭最终灼伤了居里夫人的骨髓，导致她终生贫血。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2）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2）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2）

虽然生物学家完全破解这些辐射效应的机理，还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但受到辐射损毁组织的范围——皮肤、嘴唇、血液、牙龈、指甲，早已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镭会腐蚀DNA。DNA是惰性分子，能够抵抗大多数化学反应，这一特点使它可保持遗传信息的稳定性。但X射线可以直接击碎DNA链，或产生化学毒素进而侵蚀DNA。面对这样的破坏，细胞通常会死亡，或者更常见的是中断分裂。因此，X射线优先杀灭体内分裂最旺盛的细胞，如皮肤、指甲、牙龈、血液这类组织细胞。
X射线选择性杀灭快速分裂细胞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特别是癌症研究者的重视。就在伦琴发现X射线一年后的1896年，21岁的米埃尔·格拉比（Emil Grubbe）在芝加哥研读医学时突然灵光一闪，想到可用X射线来治疗癌症。格拉比富于冒险精神，且极具创造力；他曾在芝加哥的一家生产真空X射线管的工厂工作，制作过一个可用于实验的真空管雏形。在工厂，格拉比发现整日曝露在X射线下的工人们，皮肤和指甲总是一层一层地剥落，他自己的手也渐渐肿胀开裂。由此他很快就联想到细胞死亡与肿瘤的关系。
1896年3月29日，在位于芝加哥霍尔斯特德大街（这个街名与外科医生霍尔斯特德无关）的一家电子管厂内，格拉比临时制作了一只X射线管，用来照射罹患乳腺癌的老年妇女罗丝·李（Rose Lee）。李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癌症仍旧复发，她的胸部长出了一个巨大的肿瘤，令她十分痛苦。她被引荐给格拉比做最后一搏，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格拉比的实验好奇心，没有奢望能取得任何临床效果。格拉比翻遍了工厂，寻找可以遮住乳房其他部位的物件，却连一片金属板都没找到。他只好用在一只中国茶罐的底部找到的铝箔纸包裹住李的胸部。格拉比连续18个晚上，持续用射线对她的肿瘤进行照射。治疗过程十分痛苦，但小有成效。李的乳腺肿瘤发生了溃烂和紧缩，这是X射线治疗史上第一例有文献记载的局部反应。但是在初次治疗的几个月之后，李开始出现眩晕和呕吐感。她的恶性肿瘤已转移到了脊柱、脑、肝等部位，不久就去世了。于是，格拉比又在无意中得出一项重要结论：X射线只可用于治疗原位肿瘤，对于转移后的肿瘤，效果微乎其微[?癌症的迁移位点偶尔也可用X射线进行治疗，但效果有限。
]。
治疗效果虽然短暂，但格拉比仍然受到了鼓舞，他开始利用X射线去治疗大量的原位癌患者。随着X射线诊室在欧洲和美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肿瘤医学的一个新分支——放射肿瘤学，诞生了。到20世纪初，虽然距伦琴发现X射线尚不足十年，但医生们对放疗治愈癌症可能性的狂热却不断膨胀。1901年，一位芝加哥医生评论道：“我完全看不出这个治疗方法有什么局限性，我相信它绝对可以治愈所有类型的癌症。”
1902年居里夫妇发现镭之后，外科医生已可凭恃比以前强烈数千倍的射线能量治疗肿瘤。医学界在一阵狂热中，召开了各种关于高剂量放射疗法的会议、成立各种学会。为了使原位病灶获得更高剂量的X射线辐射，镭被灌入金线，直接置入肿瘤内部。外科医生将氡片植入患者腹部治疗腹内肿瘤。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镭生产过剩，以至于各类期刊的尾页上都登有镭的广告，希望出售给一般人使用。与此同时，真空管技术也齐头并进。至50年代中期，形形色色的电子管可以向所有的癌组织投放高剂量的X辐射。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3）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3） 坚硬的电子管与微弱的光（3）

放射治疗把癌症医学推进到了一个载满期望和危险的原子时代。当然，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图像和隐喻都带有原子力量直扑癌症的强烈象征。如“粒子回旋加速器”、“超高压辐射”、 “线性加速器”、 “中子束”。有人曾被要求将X射线治疗想象成“被上百万个微小子弹的能量击中”。另有人认为放射线治疗充满了惊悚与恐惧，仿佛太空旅行一般：“病人被安置在氧气舱内的担架上。由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六人组成的医疗小组在一旁穿梭忙碌。放射科医生调整电子感应加速器就位；将氧气舱的门砰然关闭之后，技术人员向里面加压注氧；保持满压15分钟后……放射科医生打开电子感应加速器，对肿瘤进行辐射，治疗完毕，再用深海潜水模式给患者减压，然后送往康复室。”
治疗室塞满了患者，群进群出，来去匆匆，治疗过程由闭路电视监控，加压、增氧、减压，然后再将患者送回康复室，病人经过了这番猛烈的放射性治疗，犹如接受了一次无形的洗礼。
放疗对于某些类型的癌症，的确是一种福音。像外科手术这种方式一样，辐射对消除原位限制性癌症有显著疗效。在X射线下，乳腺肿瘤被摧毁，淋巴肿块消融。一位患脑部肿瘤的女士从长达一年的昏迷中醒来，竟能在病房里观赏一场篮球赛。
但是就像手术疗法一样，放射治疗也有其先天的不足。埃米尔·格拉比在最早期实验治疗中，就已经碰到了它的第一个局限：由于X射线只进行局部照射，所以对于已转移的肿瘤，治疗效果有限[?在某些情况下，放疗可用于控制或缓解已转移的肿瘤，但是极少能治愈。
]。即便医生可以把辐射剂量加大为2到4倍，但这仍无法转化为更好的疗效。相反，不加选择地滥用照射，会使病人因剂量远超过人体耐受范围而留下瘢痕、失明和灼伤。
X射线的第二个局限更是阴险骇人——辐射造成癌变。X射线杀灭快速分裂细胞的特殊效应（DNA损伤），也造成基因的致癌突变。在20世纪10年代居里夫妇发现镭后不久，新泽西州一家名为“美国镭”（）的公司，将镭与涂料混合制成了一种叫“昂达克”（Undark）的夜明涂料产品，它在夜晚可以散发出带绿色的白光。虽然知道镭有多种副作用，美国镭公司还是促销其昂达克用于钟表的表盘，夸耀其为夜光表。绘制表盘是一种精密的手工技术活儿，因此从业员工一般都是双手灵巧稳健的年轻姑娘。她们被鼓励在无防护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夜明涂料，并且经常用舌头舔笔尖，以确保能在表盘上画出精细的刻度。
不久，这些姑娘就开始抱怨下颌痛、疲劳，以及皮肤、牙齿出现问题。20年代末的医学调查表明，她们下颌的骨头已经坏死，舌头上留下了辐射疤痕，而且大多数都已经患上慢性贫血症（严重骨髓损伤的一种表现）。辐射测量仪检测发现，一些妇女的身体竟能发出辐射。接下来的数十年，这些曝露于镭辐射的工人身上迅速生出大量镭放射线引发的肿瘤，包括肉瘤、白血病，以及骨、舌头、颈部和下颌的肿瘤。1927年在新泽西，五名受到辐射严重影响的女孩，对美国镭公司提出控诉，当时媒体把这一群女孩称为“镭女郎”。她们之中虽尚无人患上癌症，但她们一直遭受日益严重的镭毒害，下颌、皮肤和牙齿已经坏死。一年后，这件案子达成庭外和解，每个女孩得到10 000美元的赔偿金，以及每年600美元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但“赔偿金”并未完全赔付，因为许多镭女郎身体太虚弱，连上法院举手宣誓的力气都没有，在案子得以解决后不久，她们就因白血病或其他癌症而香消玉殒。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因白血病去世。埃米尔·格拉比遭受的X射线辐射相对较弱，但也饱受长期辐射的致命影响。到40年代中期，由于手骨坏死和坏疽，格拉比的手指被一根接一根地切除，以除掉坏死和长疽的骨头；他的脸也一再手术，切除因放射线诱发的肿瘤和癌变前的疣。1960年， 85岁的格拉比于芝加哥去世，当时有多种肿瘤已经扩散到了全身。
对于癌症的治疗来说，放射疗法处于复杂的十字路口：有时，放疗可以治癌，有时又会致癌，这无疑给癌症科学家最初的狂热泼了一盆冷水。尽管辐射是一把无形的利刃，但它仍然是一把刀。而这把刀，无论多么灵巧和犀利，在抗癌的战争中也仅能止步于此了。人们需要一个更具分辨力的治疗方法，特别是针对转移性癌症。
1932年，与霍尔斯特德同时代发明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纽约外科医生威利·梅耶，受邀在美国外科协会年会上发言。梅耶当时重病在床，明知自己已无法参加这个会议，还是准备了一份简短的、仅有六段的演讲词，让别人代为传达。5月31日，在梅耶死后六星期，这封信在满堂的外科医生面前被大声宣读。他在信中坦承，癌症医学已经走到了某种死胡同，亟待开辟新的方向。梅耶写道：“如果在合适的根治性手术后，对每个病例都能够进行系统性的生物性术后治疗，我们相信，大多数此类病人都可治愈。”
梅耶抓住了关于癌症的一个深层原理——癌症，即使是原位癌，也必然正在蓄势等待从自身的桎梏中爆发而出。许多病人都是等到这个时候，才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但为时晚矣，癌症已经扩散，超出了外科手术的作用范围，就像黑胆汁一样四处流窜。这正像早在将近两千年前，盖伦就已经生动地预想到的一样。
事实上，可能盖伦终究还是正确的，就像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偶然间得出的关于原子的警句，抑或像在人们发现星系之前的几百年，伊拉斯谟（Erasmus）就做出了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猜想一样。当然，盖伦错认了癌症真正的起因——并没有什么“黑色的胆汁”塞满身体并在混乱中起泡形成肿瘤。但他以其梦幻、本能的比拟说法，奇迹般地描述了癌症的某些本质。癌症往往是一种体液疾病，它像螃蟹一般横行霸道，并且四处流动。它可以经由无形的通道，从一个器官钻进另一个器官。正如盖伦所理解的那样，癌症是一种系统性疾病。

染色与死亡（1）

染色与死亡（1） 染色与死亡（1）

那些没有经过化学或药学训练的人，可能不会意识到治疗癌症到底有多难。程度几乎——并不完全是，只是几乎——像是要找到一种溶剂，它既可以溶解掉左耳，又能使右耳完好无损。癌细胞与其前身正常细胞之间的差异，竟是如此地微小。[?作者在此处用的是“Dyeing and Dying”，有双关语的作用。两个词发音一致，拼写也极其相似，寓意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编者注
]
——威廉·沃格洛姆（William Woglom）
生命是……一场化学事件。
——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写于1870年的学生时代
系统性疾病需要系统性的疗法，但是怎样的系统性疗法才可以治愈癌症呢？是否有一种药物，可以像显微外科医生实施药理乳房根除术一样，在切除癌细胞的同时又可使正常组织免受伤害？憧憬着这种神奇治疗术的不单是威利·梅耶，他之前历代的医生也曾幻想这种药物的出现。但是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药物，可以贯穿整个身体，却仅仅攻击患病的器官呢？
学界将药物能分辨它的预期攻击标靶与其宿主的能力称为“特异性”（specificity）。在试管中杀灭癌细胞并不很困难：在化学世界中充满着各种有毒物质，即使极微量，也能在数分钟内杀死癌细胞。困难的是要找到一种能选择标靶的毒药，它既能杀死癌细胞，又不伤害患者。不具备这种特异性的全身治疗无异于一颗滥杀无辜的炸弹。梅耶知道，抗癌毒素要想变成有效的良药，就得像一把极其灵巧的刀，可以选择性地切除癌症部位而保全患者。
人们寻觅这种具有分辨敌我性能的系统性抗癌药物，却因对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化学品的搜寻而加速了步伐。这故事要从殖民主义及其主要掠夺品棉花讲起。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满载着棉花的船只从印度和埃及驶来，将货物卸在英国的港口，布料加工在英国成了一项欣欣向荣的商业，足以支撑起所有的附属产业。一个庞大的工业网络迅速在英国中部发展起来，并向格拉斯哥（Glasgow）、兰开夏郡（Lancashire）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延伸扩展。纺织品出口成了英国经济的领头羊。从1851年到1857年间，英国印染品的出口量增长了3倍多，从每年600万件涨到2 700万件。1784年，在英国出口总量中，棉制品仅占6%。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这一比例达到了顶峰——50%。
纺织工业的繁荣带动了染色工业的兴盛，但是纺织和染色这两种工业在工艺上的步骤却意外脱节了。染色，不同于纺织，仍是一项未工业化的行业。染料要从易腐烂的植物中提取，如从土耳其茜草根中提取褐红色，从槐蓝属植物中提取深蓝色。使用这些古老的技艺需要耐心、专业知识和不断的观察。用染料给织布印花（如生产广受欢迎的印花布）更具挑战性，需要在多个步骤中使用增稠剂、媒染剂和溶解剂，经常需要染色工花费数星期才能完成。因此，纺织业需要专业的化学家来溶解漂白剂和清洁剂，监督染料的提取，并找到加快着色的方法。因此，这种专注于纺织品染料合成、被称为“实用化学”的新学科，很快风靡伦敦各处的技术院校。
1856年，就读于其中一所院校的18岁学生威廉·珀金（William Perkin）无意间发现了一种后被誉为“染料中的圣杯”的化学染料，它可以由最普通的化学品简单合成。珀金在伦敦东区的公寓中搭建了一个临时性的实验室。实验室只有普通房间的一半大，狭长而局促，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个存放实验瓶的架子。他用偷运来的烧瓶加热硝酸和苯，结果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沉淀反应——试管中形成了一种化学物质，有着磨碎的淡紫罗兰颜色。在一个沉迷于制作染料的时代，任何一种有颜色的化学物质都被视作潜在的染料。珀金将棉花放进烧瓶中轻轻一蘸，结果证明新生的化学物质会令棉花着色。此外，这种新型化学物质运用在染色中还具有不会褪色，也不易扩散的特性。珀金把它称作苯胺紫（aniline mauve）。

染色与死亡（2）

染色与死亡（2） 染色与死亡（2）

珀金的发现为纺织业带来了福音。苯胺紫便宜且不会变质，远比植物染料容易生产和保存。并且，珀金很快发现它的母体化合物可以用作其他染料的基础材料，是一种侧链多样的化学结构，可产生一系列的鲜艳色彩。到了6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服装工厂里到处都是淡紫、蓝色、洋红、碧绿、正红、紫色等新型合成染料。1857年，不到19岁的珀金成为伦敦化学学会的一名全职研究员，也是有史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才俊之一。
虽然苯胺紫是在英国发现的，但是染料的制造却在德国达到了顶峰。19世纪50年代后期，德国作为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一心想要在欧美纺织品市场一展宏图。但德国不像英国，它几乎没有任何获得天然染料的渠道。那时候，殖民者疯狂掠夺土地，世界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濒于殆尽。因此，德国的纺织厂必须自己开发人造染料，希望能够重新挤进这个它们曾经营不善、几近摒弃的行业。
在英国，染料制造很快就成为了一项错综复杂的化学产业。而在德国，由于受到纺织业的刺激，染色工业得到国家补贴，再由经济增长推波助澜，合成化学焕发出勃勃生机。1883年，德国出产的一种仿天然洋红色的亮红色化学染料，其年产量高达12 000吨，远远超过伦敦珀金工厂的产量。德国化学家快速生产出了色彩更艳、品质更优、价格更便宜的化学制剂，横扫整个欧洲的纺织工厂。到80年代中期，德国已跃升为这场化工竞赛（这也预示了后来出现的更加丑恶的军备竞赛）的领跑者，成为欧洲的“染缸”。
最初，德国纺织业的化学家只在染料工业的范畴内从事研究和制造。但随着染料工业的大获成功，化学家不仅合成染料和溶剂，还开始向整个新型分子的领域进军，开发包括酚、醇、溴化物、生物碱和酰胺等自然界没有的化学物质。到了70年代后期，德国的合成化学家创造出大量的化学分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分子该用于何处。“实用化学”产业几乎成了一幅讽刺画——为自己争相创造出来的产品竭力寻找实际的用途。
合成化学和医学的早期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令人失望。17世纪的内科医生基甸·哈维（Gideon Harvey）曾经称化学家是“无耻、愚昧、自负、肥胖、自命不凡的吹牛家”。这两个学科之间一直相互轻视和憎恶。1849年，威廉·珀金在皇家学院的老师奥古斯特·霍夫曼（August Hofmann）黯然承认了医学和化学之间的鸿沟：“这些化合物中尚没有一个能用在人体上。我们还不能使用它们治疗疾病。”
但实际上，霍夫曼知道，合成领域和自然领域之间的界限迟早会瓦解。1828年，柏林科学家弗里德里希·沃勒（Friedrich W?hler）发动了一场超自然的科学风暴，他通过煮沸普通的无机盐氰酸铵合成出原本由肾脏才能产生出的尿素。沃勒的实验看似平常，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尿素是一种“天然的化学物质”，但沃勒的尿素前身却是无机盐。“一种由天然物质产生的化学物质可以在烧瓶中轻易地衍生出来”，这简直就颠覆了对生物体的全部观念：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都带有某些神秘特质，一种无法在实验室复制的活力本质。这一理论被称为“活力论”。但沃勒的实验一举击碎了活力论，证明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生物学即是化学。甚至可能人体与一团激烈反应的化学物质没有差别，不过是有胳膊、腿、眼睛、头脑和灵魂的烧杯。

染色与死亡（3）

染色与死亡（3） 染色与死亡（3）

随着活力论的破灭，这一逻辑也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医学。如果生命中的化学物质可以在实验室中合成，那么它们能作用于活体吗？如果生物和化学可以这样互换，那么烧瓶中衍生的分子能否影响生物有机体的内部运作呢？
沃勒本身是一位内科医生，在自己的学生与合作者的协助下，他试图从化学世界回归到医学领域。但是他合成的分子仍旧太简单了，仅是化学的“简笔画”，要对活的细胞产生影响，需要更复杂的分子。
其实，这种复杂的化学物质已经存在了：法兰克福染料厂的实验室里面就有很多。要搭建生物学和化学之间的桥梁，沃勒只需要一天的短途旅行，从他在哥廷根的实验室到法兰克福的实验室即可。但不管是沃勒，还是他的学生，都没有完成这个最终的旅程。大片载有分子的嵌板仍然无所事事地躺在德国纺织化学家的架子上；而医学革命的先驱者，可能还在另一块大陆之外。
从沃勒为印染工业进行尿素试验，到与活细胞发生真正的联系，整整50年的时间。1878年，莱比锡城一名24岁的医学院学生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寻找论文课题时，提出使用服装染料（即苯胺和它的有色衍生物）给动物身体组织染色。埃尔利希原本只是希望动物组织染色后可以更容易地在显微镜下观察。但出乎意料的是，染色后的组织并非一团模糊。苯胺衍生物只对细胞进行了局部染色，某种特定结构因着色被突显出来，而其余部分则被忽略。这种染料似乎可以区分藏在细胞中的化学物质，与其中一些结合，而放过其他部分。
这种分子特异性在染料和细胞的反应中表现得如此生动，让埃尔利希魂牵梦绕。1882年，在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协助下，他又发现了另一奇异的化学染色斑点，这一次是分枝杆菌（mycobacteria），科赫曾发现它是肺结核的病因。几年后，埃尔利希发现，某些毒素注入动物体内后，能够产生“抗毒素”（后被称为“抗体”），它以超常的特异性结合毒素并使其失活。他从马的血液中提纯了抗白喉毒素的特效血清，然后转往斯坦格利兹（Steglitz）的血清研究检测院，在加仑桶中制备这种血清。后来他移居法兰克福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但是埃尔利希越是广泛探索生物领域，就越是绕回到自己原来的观点。生物世界里充满了这样的分子——它们能够挑选出自己的伙伴，就像设计精巧的锁能匹配一把钥匙。毒素紧紧黏附着抗毒素，只显示出细胞特定部分的染色，能在一群混合的微生物中准确地挑出其中某类化学染色。埃尔利希推断，如果生物学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拼图游戏，那么如果有某种化学物质可以区分细菌细胞和动物细胞，并且能够杀灭前者而不触及宿主，岂不更好？
一天深夜，埃尔利希参加完会议，在从柏林返回法兰克福狭窄的夜车车厢中，兴致勃勃地向另外两位科学家同行描述他的想法：“我突然想到……应当能够找到一种人工合成的物质，它可以针对某些疾病产生真正的、特异的疗效，而不仅仅是缓和病征……这种有疗效的物质，必须能直接消灭引起疾病的微生物；它不是通过‘远距离作用’，完全是在该化合物与寄生物紧密结合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这些寄生物只有在与化合物有特别关系、有特异亲和性时，才会被杀灭。”

染色与死亡（4）

染色与死亡（4） 染色与死亡（4）

当时，与埃尔利希同一车厢的学者已经打起盹来。但是，他在这节车厢中的激昂陈辞却以其纯粹、根本的形式道出了医学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化学疗法”——使用特定化学物质治疗疾病的这一观念，在这个午夜时分诞生了。
埃尔利希开始在他熟悉的地方寻找“有疗效的化学物质”：染色工业的化学品，如未被发掘的宝库一般，在他早期生物学试验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实验室就在法兰克福繁荣的染料工业区周边，靠近法兰克福阿尼林法本工厂（Frankfurter Anilinfarben-Fabrik）和利奥波德·卡塞拉公司（Leopold Cassella Company）。他只需走一小段路穿过山谷，便能轻易获取化学品及其衍生物。于是，埃尔利希有了数千种化合物可供使用，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测试它们在动物身上的生物学效应。
他开始猎寻抗菌的化学物质，部分原因是他已经知道化学染料会明确地结合细菌细胞。他用能引起可怕的昏睡病的布氏锥体虫（trypanosoma brucei）感染老鼠和兔子，然后再给它们注射化学衍生物，以确定其中是否有某种药物可遏制感染。试验了几百种化学品后，埃尔利希与其合作者找到了他们的第一种抗生素：一种鲜艳的红宝石色染料衍生物，埃尔利希称之为“锥虫红”（Trypan Red）。这个以疾病和染料颜色并列命名的名字，主宰了医学史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受到这一发现的鼓舞，埃尔利希又进行多项化学实验。生物化学的宇宙向他敞开了大门：这是一个由各种特殊性质的分子组成、被不同寻常的规则所统治的天地。在血液中，有些化合物从前体物变为活性药物，另一些则从活性药物变为失活分子。有些化合物随尿液排出，另外一些聚集在胆汁中，或是在血液中被立刻分解。一种分子可能在动物体内存活好几天，但它的化学表亲（只在关键的几个原子上有差别的一种变体）却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在体内消失。
1910年4月19日，在威斯巴登（Wiesbaden）群贤云集的内科医学大会上，埃尔利希宣布又发现了一个有“特异亲和性”的分子，引起极大轰动。这种新药被神秘地称为“化合物606”（compound 606），可有效对抗一种恶名昭著、且能引发梅毒的微生物——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在埃尔利希生活的时代， “欧洲18世纪的隐疾”——梅毒，仍是耸人听闻的恶性传染病。埃尔利希知道，一种抗梅毒的药物一定会迅速引起轰动，他已做好准备。在圣彼得堡的医院，化合物606已经被秘密地用于病人身上进行测试，后又对马格德堡医院（Magdeburg Hospital）的神经梅毒病人进行了再次测试；每次实验都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在赫斯特化工厂（Hoechst Chemical Works）的资助下，一间大型工厂拔地而起，准备投入商业生产。
埃尔利希在锥虫红和化合物606方面的成功[?埃尔利希将化合物606命名为“撒尔佛散”（salvarsan），源自于原意“拯救”（salvation）。
]，证明了疾病只是病理上的锁，有待正确的分子将其解开。如今，潜在的可被治愈的疾病在他眼前一望无际。埃尔利希把自己的药称为“神奇的子弹”，之所以称其为“子弹”，是因为它们具有杀菌能力，而“神奇”则指其特异性。这种表达散发着古老的、有如炼金术一般的光彩，它将在未来的肿瘤学研究中不断回响。

染色与死亡（5）

染色与死亡（5） 染色与死亡（5）

梅毒和嗜睡症（trypanosomiasis）是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埃尔利希的神奇子弹还有最后一个目标。要击溃癌症。他缓缓地向着这一终极目标推进。从1904年到1908年之间，埃尔利希利用他庞大的化学火药库，精心配备、设计了几套方案去寻找抗癌药物。他尝试了酰胺、苯胺类、磺胺类衍生物、砷、溴化物和乙醇，企图杀灭癌细胞。但连战皆北，无一奏效。他发现，对癌症有毒害作用的物质，也都不可避免地连累正常细胞。受此打击，他甚至开始尝试更荒诞的方法，比如控制细胞新陈代谢，饿死恶性肿瘤细胞；或者用诱饵分子诱骗它们死亡（这一策略的提出比苏巴拉奥的抗叶酸衍生物早了将近50年）。但是，这一搜寻具有识别癌细胞和正常细胞能力的终极抗癌良药的努力，仍然是徒劳的。他的药理子弹识别力太低且威力过小，远称不上神奇。
1908年，由于特异亲和性原理的发现，埃尔利希获得诺贝尔奖；不久之后，德国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m）在自己的王宫里私下接见了他。威廉大帝是出了名的忧郁症患者，被各种真真假假的疾病所困扰，正遍寻良方以解疾困。他想知道埃尔利希手边是否有抗癌药物。
埃尔利希没有正面答复。他解释，癌症细胞与细菌细胞是有根本区别的两种标靶。特异亲和性依靠的并非“类同”性，而是与其相反的特性，即“相异性”。埃尔利希的化学物质能成功命中细菌，是因为细菌酶与人体酶有根本差异；但在癌症方面，癌细胞与人体正常细胞的相似，使得化学物质几乎不可能命中癌细胞。
埃尔利希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说着，几乎沉醉在自己的思索中（而没有理会听众的反应）。他只重复着一些深奥的主题，一个初生的想法在脑中盘旋：为了击中异常细胞，就必须译解正常细胞的生物性质。在初次邂逅苯胺的几十年后，他再一次绕回到“特异性”的老问题上，探究暗藏在每一个活细胞内的生物学条码。
威廉大帝听得一头雾水，对这一番看不见尽头的沉闷探讨也感到索然无趣，于是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
1915年，埃尔利希因患肺结核而病倒，这很可能是他在科赫的实验室时期种下的病根；他前往巴特霍姆堡（Bad Homburg）进行疗养，这是一个温泉小镇，因治疗性的碳盐浴而著名。从房间眺望，远处的平原一览无余，他痛心地看着自己的祖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供应他治疗性化学药品的染料化工厂，都转而大规模地为军用毒气生产化学原料，拜耳（Bayer）和赫斯特（Hoechst）也在其中。其中一种特别的毒气是一类无色的高热液体，由硫二甘醇溶剂（一种染料中介物）和沸腾盐酸的反应制得。这种气体的味道极其独特，据说让人闻起来像芥末、烧焦的大蒜或过火后的山葵地。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芥子气。
埃尔利希去世两年后，1917年7月12日，一个雾气蒙蒙的夜晚，一排排带有黄色小十字标记的炮弹如冰雹般砸向靠近比利时小镇伊普尔（Ypres）的英军驻地。据一位士兵回忆，炸弹内的液体迅速汽化，“黄绿色的浓密云团遮蔽了夜空”，然后在冰冷的空气中四处蔓延。在军营和战壕中沉睡的士兵被一股令人作呕的刺鼻气味惊醒。几十年后，当年幸存下来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这种味道：刺鼻的山葵气味在白垩田野里遍地弥漫。转瞬之间，士兵们在泥地里涕泪横流，咳嗽不止，四散奔逃。他们到处寻找遮蔽物，在死尸堆里盲目地爬行。芥子气透过皮革、橡胶，浸入层层的衣物。它像毒雾一般，数日笼罩着战场，直到死尸上都有了芥末的味道。仅在那一晚，芥子气就令2 000名士兵伤亡。一年之中，就有数千人因芥子气死亡。
氮芥所造成的急性短期伤害包括呼吸困难、皮肤灼伤、水疱、失明，实在是太可怕了，以至于人们都忽视了它的长期影响。1919年，美国病理学家爱德华和海伦·克伦巴尔夫妇（Edward and Helen Krumbhaar）分析了伊普尔轰炸对几位幸存者的影响。他们发现生还者的骨髓情况异于常人。正常的造血细胞已经干瘪，骨髓怪诞得像烧焦、炸毁的战场，明显地衰竭了。那些人都患有贫血，需要输血治疗，而且输血需要频繁到每月一次。他们极易受到感染，白细胞数经常低于正常水平。
若是发生在恐怖事件较少的太平世界，这则新闻可能会在癌症医生中引发一场小小的骚动。因为尽管有明显的毒性，但这种化合物毕竟只以骨髓为目标，且只清除了某种特定群体的细胞，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特异亲和性的化合物！但在1919年的欧洲，到处都是恐怖事件，这一发现看似并不比其他事件更引人关注。克伦巴尔夫妇在一本二流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论文，但很快湮灭在战争健忘症中。
战时的化学家回到他们的实验室，去设计新的化学物质以用于其他战场，而埃尔利希学术遗产的继承人，则继续四处去搜寻特异性化学物质。他们寻找可以除去人体内癌症的“神奇子弹”，而非让受害者半死不活、失明、起水疱和终身贫血的毒气弹。他们的梦幻子弹最终竟出现在剧毒的化学武器中，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对特异亲和性的曲解，残酷地扭曲了埃尔利希的梦想。

毒化空气（1）

毒化空气（1） 毒化空气（1）

如果这药完全无效怎么办？……
如果它是毒药怎么办……？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我们要在第一幕就制造毒害的气氛，让正派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看完这出戏。”
——詹姆斯·沃森（James Waston），1977年论化疗
每一种药都是伪装的毒，16世纪内科医生帕拉赛苏斯（Paracelsus）如是说。但是癌症的化学疗法在消灭癌细胞的痴迷中，却逆向应用了帕拉赛苏斯的逻辑：每一种毒可能都是化了妆的药。
1943年12月2日，也就是黄十字炸弹落在伊普尔25年多之后，一队纳粹德国空军飞临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巴里市外海港的美国舰队上空，投下了一连串炸弹。船只立即中弹起火。甚至连美国水兵都不知情的是，舰队中的约翰·哈维号（John Harvey）舰船上竟装载了70吨的芥子气以备不时之需。当哈维号爆炸时，船上的毒气也随之爆炸，相当于盟军自己轰炸了自己。
德军的突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战果骇人。巴里周边的渔夫和居民开始抱怨空气中有刺鼻的烧焦大蒜味和山葵味。满身污秽、浸透油污的年轻美国水兵，被人在附近的海面打捞救起，他们浑身剧痛，肿胀的双眼紧紧闭合。救援人员给他们灌以茶水、用毛毯把他们紧紧包住。而这样做只会让毒气更进一步渗入他们的体内。在617名获救者中，有83名在第一周死亡。毒气迅速在巴里海港扩散，留下了一道毁灭的弧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近千男女死于并发症。
媒体称此次事件为“巴里事件”，同盟国在政治上备感尴尬。受伤的士兵和水手被迅速安置回美国，医疗检验员也秘密跟进，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验尸报告揭示了克伦巴尔夫妇的早期发现。最初在爆炸中幸存的人，后来却死于伤病，他们血液里的白细胞几乎消失不见，骨髓也已烧焦、耗尽。很明显，这种毒气只以骨髓细胞为标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模仿了埃尔利希的“治愈性化学物质”。
巴里事件加速了美军对战争毒气及其对士兵影响的研究。一个名为“化学战争部”（Chemical Warfare Vnit）的保密单位得以成立，隐身在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里[?化学战争部在战争时期以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为驻地。
]，目的是为了研制军用毒气。全美各地的研究机构都接到了研制各种毒性化合物的合同，其中一份研究氮芥的合同签给了耶鲁大学的两名科学家，路易斯·古德曼（Louis Goodman）和阿尔弗雷德·吉尔曼（Alfred Gilman）。
古德曼和吉尔曼对芥子气 “起疱剂”的性质，如灼伤皮肤和黏膜的特性，并不感兴趣，反而是着迷于克伦巴尔效应（Krumbhaar effect）——这种毒气具有大量杀死白血细胞的能力。这种效应，或其弱化的类似效应，是否可以应用在像医院这样一个可控的环境中，用其微小、可控的剂量来对付恶性白细胞呢？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吉尔曼和古德曼从动物实验着手。他们把芥子气通过静脉注射进兔子和老鼠的体内，结果令血液和骨髓中正常的白细胞几近消失，而且并未引起任何灼伤起疱的反应，实现了两个药理效应的分离。吉尔曼和古德曼备受鼓舞，转向人体实验，以淋巴癌——生于淋巴结的癌症，为治疗对象。1942年，他们说服胸腔外科医生古斯塔夫·林德斯科格（Gustaf Lindskog），利用连续十剂量的芥子气静脉注射，来治疗一位48岁的身患淋巴瘤的纽约银器匠。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手术，但它成功了。与在老鼠体内取得的效果一样，药物在人体内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缓解作用。肿胀的腺体不见了。临床医师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癌症发生了怪异 “软化”，仿佛盖伦在约两千年前所生动描述的“癌症的硬壳”融化了。

毒化空气（2）

毒化空气（2） 毒化空气（2）

但是，接下来复发反应仍不可避免，软化的肿瘤又重新硬化，一如法伯那已经消失的白血病，再一次猛烈地复发了。古德曼和吉尔曼在战争年代必须保守秘密，不过最终在1946年发表了他们的成果，恰好就在法伯发表叶酸拮抗物论文的几个月前。
在纽约，耶鲁大学以南仅几百英里的伯勒斯·维尔康（Burroughs Wellcome）实验室里，生物化学家乔治·希钦斯（George Hitchings）也借助埃尔利希的方法，试图找到具有能够杀死癌细胞特殊能力的分子。受到耶拉·苏巴拉奥的叶酸拮抗物的启发，希钦斯一心想要合成诱饵分子，一旦与细胞结合就能将之杀灭。他最先锁定的目标是DNA和RNA（核糖核酸）的前体细胞。但学院派科学家对希钦斯的方法不以为然，戏称其为“钓鱼探险”。希钦斯的一位同事回忆道：“学术界的科学家对这类做法避犹不及。他们认为，没有足够的生物化学、生理学和药物学的基础知识，就尝试化学疗法未免草率。事实上，这一领域自埃尔利希之后已经有35年左右无人问津了。”
直到1944年，希钦斯的钓鱼探险连一条“化学鱼”都没有钓到。成堆的细菌培养基堆在他周围，好像一座破败的花园，仍旧没有新药物出现的征兆。几乎是凭着直觉，希钦斯雇用了一个名叫格特鲁德·伊莱易（Gertrude Elion）的年轻助手，她的未来似乎比希钦斯更加黯淡。格特鲁德·伊莱昂是立陶宛移民的后代，天生有着早熟的科学才智和渴求化学知识的求知欲。1941年，她读完了纽约大学的化学硕士学位。就读期间，伊莱昂白天教高中理科，晚上和周末进行试验以完成她的论文。尽管天赋甚高、能力十足、积极进取，但她仍旧无法找到一份科研实验室的工作。接连遭到拒绝让她心灰意冷，只得做一名超市货物监管员。当希钦斯找到特鲁迪（格特鲁德的昵称）·伊莱昂时，她正在纽约一家食品实验室检测腌菜的酸度和蛋黄酱的色泽。然而，伊莱昂很快就成为她那一代人中最具创新性的合成化学家之一（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从充满腌菜和蛋黄酱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格特鲁德·伊莱昂一头扎进合成化学领域。像希钦斯一样，她从寻找可抑制DNA（从而限制细菌生长）的化学物质着手，又加入了自己的改良方法。伊莱昂没有从成堆的未知化学物质中随机筛选，而是专注地研究一类叫嘌呤的化合物。嘌呤是环状分子，因其中心的六个碳原子参与构建DNA而为人所知。她认为在六个碳原子中的每一个，加上不同的化学侧链，就能产生几十种新的嘌呤变体。
伊莱昂合成的新分子是种奇特“旋转木马”组合。其中一种分子2，6-二氨基嘌呤（2，6-diaminopurine）即使给动物进行微量施药，仍极具毒性。另一种分子则闻起来像是提纯过一千次的大蒜。许多分子要么不稳定，要么一点没用；还有一些分子既不稳定也没什么效用。但是在1951年，伊莱昂终于找到了一个叫作6-巯嘌呤（6-mercaptopurine或6-MP）的分子变体。
因为未能通过初步的动物毒性检测（这种药物对狗有种很奇怪的毒性），6-MP几近被人放弃。但是芥子气杀灭癌细胞的成功，鼓舞了早期的化疗师。1948年，身为陆军军官的科尼利厄斯·罗兹（Cornelius “Dusty” Rhoads）从化学战争部首长的职位离职退役，成为纪念医院（Memorial Hospital）及其附属研究所的主管，由此确定了战场上的化学战与人体内化学战之间的联系。有毒化学物质的灭癌性质深深吸引了罗兹，他积极寻求建立纪念医院与希钦斯和伊莱昂位于伯勒斯·维尔康的实验室两者之间的合作。仅几个月，6-MP就通过了培养皿中的细胞测试，之后，被寄往医院用于人体测试。
不出所料，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备受学界关注的罕见肿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世纪50年代早期，两位内科医学家约瑟·布亨纳（Joseph Burchenal）和洛伊丝·玛丽·墨菲 （Mary Lois Murphy）在纪念医院启动了一项临床试验，对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孩子使用6-MP。
6-MP产生的快速疗效震惊了布亨纳和墨菲。经常是治疗后几天之内，骨髓和血液中的白血病细胞就会减少、消失。但是，就像癌症在波士顿得到缓解的情形一样，这些疗效为时短暂，仅能维持数周，就会再度复发，令人失望。与叶酸拮抗物一样，治愈的希望一闪即逝。

娱乐业的善举（1）

娱乐业的善举（1） 娱乐业的善举（1）

在新英格兰，“吉米”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是邻家男孩的昵称。
——《吉米造的房子》（The House That 薹Jimmy薰 Built）
我踏上了一段长长的旅途，到过一个奇怪的国度，近距离地看见了死神。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在波士顿和纽约，尽管白血病的医治疗效甚微，效果飘忽不定，但仍然让法伯心驰神往。淋巴细胞白血病是癌症中最致命的一种，如果它可以被两种不同的化合物阻挠（即使只有一两个月），那么也许意味着还有更深层的原理有待揭示。说不定在化学世界隐藏着这样一系列的毒素，它们有着完美的设计，既可除去癌细胞，又不伤害正常细胞。不论每晚在病房中踱来踱去，抑或做笔记、查涂片直到深夜，这种想法在他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或许他已经撞上了更惊人的发现而不自知——只凭借化学物质，就可以治愈癌症。
但是，他要怎样开启大门，发现这些不可思议的化学物质呢？他在波士顿的事业明显规模太小。如何创立一个更有力的平台，推进儿童白血病的治愈进程，然后再去整治那些逍遥法外的癌症？
科学家经常像历史学家一样，着迷地研究过去，因为极少有其他职业如此强烈地依赖前人的发现。每一个实验都是跟前一次实验的对话；每一个新理论，都是对旧理论的反驳。法伯也禁不住去研究已有的成果。最让他着迷的是“全国抵抗小儿麻痹症运动”这段历史。20世纪20年代，法伯作为哈佛的学生，亲眼目睹了小儿麻痹席卷全城，留下一波又一波肌体麻痹的孩子（小儿麻痹症又称脊髓灰质炎）。在小儿麻痹症急性阶段，病毒会使横隔膜麻痹，令人几乎不能呼吸。即使到了十年后的30年代中期，对于麻痹症的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仍只有俗称“铁肺”的人工呼吸器。那时法伯是一名住院医师，当他在儿童病房寻房时，“铁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孩子们经常需要连续几周埋身悬置在这些可怕的机器里。看到悬置在铁肺内的病人，就好像看到了小儿麻痹症研究陷入地域边缘的瘫痪状态。人们对这一病毒的性质或这一感染的生理学本质知之甚少，控制小儿麻痹症扩散的活动也缺乏宣传，往往被大众所忽视。
直到1937年，社会对小儿麻痹症研究的麻木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唤醒。而罗斯福正是这种流行疾病的受害者，腰部以下都已瘫痪。早在1927年，罗斯福在佐治亚州就启动了小儿麻痹症医院和研究中心，叫作温泉基金会（Warm Springs Foundation）。起初，他的政治顾问试图让他的形象远离疾病，因为人们习惯认为，一个瘫痪的总统试图带领他的国家走出大萧条，这幅画面未免太糟糕。因此，罗斯福的公众形象经过精心策划后，只展现他腰部以上的形象。但是，1936年，罗斯福以惊人的选票优势连任总统，一个永不妥协的罗斯福重返初衷，启动了小儿麻痹症国家基金会项目，这是一个为促进小儿麻痹症研究和宣传而设的支持组织。
这个基金组织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针对某项疾病成立的联合会，推动了小儿麻痹症的研究热潮。在其启动的一年之内，演员埃迪·坎托（Eddie Cantor）为这个基金会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协调有序的全国性募捐活动——一人一毛钱运动（March of Dimes campaign），倡导每位公民都捐给罗斯福一毛钱，以支持小儿麻痹症的教育与研究。好莱坞名人、百老汇明星和电台主持人很快加入了这一浪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几星期之内，白宫就收到26 800万次捐款，海报宣传到处可见。小儿麻痹症的研究不但得到了资金的支持，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直到40年代后期，在这些活动所获资金的部分资助之下，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在实验室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工作几近成功。尔后，在恩德斯的工作基础上，萨宾（Sabin）和索尔克（Salk）推出了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

娱乐业的善举（2）

娱乐业的善举（2） 娱乐业的善举（2）

法伯也幻想着能够为白血病，或通常的癌症，发起类似的运动。他想象着——以一个儿童癌症基金会来率先开展此项工作。但是，他需要一个盟友帮助他建立这项基金，最好是来自医院外的盟友。只是在医学圈外，他的朋友并不多。
事实上，法伯根本不必翘首远盼。1947年的5月初，当法伯还在进行氨基嘌呤试验之时，由比尔·科斯特（Bill Koster）带领的一群来自新英格兰综艺俱乐部（Variety Club）的人，拜访了他的实验室。
“综艺俱乐部”成立于1927年，由一群费城娱乐界的制片人、导演、演员、艺人和影剧院的老板创立，它最初是效仿纽约和伦敦的各种盛宴俱乐部。但在1928年，仅成立一年后，这家俱乐部无意中接下了一项更积极的社会使命。这年冬天，正当费城在经济大萧条的深渊中摇摇欲坠，一位妇女把自己的孩子遗弃在谢里登广场影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孩子的身上夹了一张纸条，写着：
请照顾我的宝宝，她的名字叫作凯瑟琳娜（Catherine）。我的丈夫失业了，而我们还另有八个孩子要养，实在是养不起她了……她是在感恩节那天出生的。我经常听闻你们娱乐圈的善举。我向上帝祈祷你们会照顾好她。
这段有如电影一般的情节，以及向娱乐界祈求善举的诚肯哀求，给这家初具规模的俱乐部的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收养了这个孤儿，承担起她所有的抚育费用，并为她取名为凯瑟琳娜·佛拉尔提·谢里登（Catherine Variety Sheridan） ——她中间的名字来自这家俱乐部的名称，后面的姓取自发现她的剧院名。
凯瑟琳娜的故事被报刊广泛报道，为俱乐部带来了大量的媒体曝光，远远超过了成员们的预期。俱乐部被媒体冠以博爱组织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索性将儿童福利纳为自己的宗旨。40年代晚期，由于战后电影创作的繁荣为俱乐部带来了大量财富，俱乐部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凯瑟琳娜·谢里登的故事和照片在全美各个分会大肆张贴报道。谢里登也成了这家俱乐部的非正式“吉祥物”。
金钱的充裕与公众的关注，也带动了俱乐部寻求对其他儿童慈善项资助的热情。科斯特去拜访波士顿儿童医院，就是肩负着寻找这样的慈善项目的使命。在院方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各知名医生的实验室和诊疗室。当他就医院捐赠的建议询问一位血液科主任时，这位主任一如既往地谨慎答道：“嗯，我需要一台新的显微镜。”
相比之下，科斯特来到法伯的办公室，看到的却是一位激昂、表达清晰、心怀远大愿景的科学家，犹如隐于斗室的弥赛亚。法伯并不想要一台显微镜，他提出了一项富有远见的计划，令科斯特着迷。法伯请求综艺俱乐部帮助他创立一项新的基金，用于建设大规模研究型医院，致力于儿童癌症的研究。
法伯和科斯特立刻行动起来。1948年初，为了推动和支持儿童癌症研究与宣传，他们成立了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会（Children’s Cancer Research Fund）。3月，他们为募集资金组织了一场抽奖销售活动，募得45 456美元。这样的金额已经很了不起了，可称初战告捷，但与法伯和科斯特期望的数目还相去甚远。他们认为癌症研究还需要传递更有效的消息，需要一种策略，使其一举成为公众焦点。那年春天，科斯特回忆起谢里登的成功，突发奇想——要为法伯的研究基金找一个“吉祥物”，就像为癌症找一个“凯瑟琳·谢里登”。科斯特和法伯寻遍儿童病房和法伯的诊所，要找到一个能担当“宣传大使”的孩子，鼓动大众向基金会慷慨解囊。

娱乐业的善举（3）

娱乐业的善举（3） 娱乐业的善举（3）

然而，这次寻找的任务并非易事。法伯正用氨喋呤治疗孩子们，楼上病房里挤满了痛苦的病人，由于化疗导致的脱水恶心，孩子们几乎无法摆正他们的头和身体，更不要说去扮演一名在癌症治疗下仍然乐观的“吉祥物”，夸耀于公众面前。法伯和科斯特心急如焚地浏览了病人的名单后，总算找到一个健康状况尚可承担这项任务的孩子。这个小男孩名叫埃纳·古斯塔夫森（Einar Gustafson），身材瘦高、金发蓝眼、天真无邪。他没有得白血病，但因肠内长有一种罕见的淋巴瘤，所以需要接受治疗。
古斯塔夫森来自缅因州的新瑞典市（New Sweden），祖父母是瑞典移民。他个性安静稳重，是个早熟男孩。他居住在一个马铃薯农场，就读的学校仅有一间校舍。1947年夏末，蓝莓季节刚过，他因腹痛如绞被送医救治。路易斯顿（Lewiston）的医生怀疑他得了盲肠炎，遂为他做了盲肠手术，但在术中却意外发现了淋巴瘤。这种疾病的存活率仅有不到1/10。想到化疗可能还有一点机会可以救治他，医生便将他送往波士顿寻求法伯的医治。
但是埃纳·古斯塔夫森这个名字太拗口了。法伯和科斯特灵光一闪，给他改名叫吉米（Jimmy）。
科斯特立刻开始为吉米做宣传。1948年5月22日，美国东北部一个温暖的星期六夜晚，加州广播节目“真心话大冒险”（Truth or Consequences）的主持人拉尔夫·爱德华兹（Ralph Edwards）中断了平常广播，连线到波士顿的电台广播。爱德华兹开始说道：“真心话大冒险节目的部分功能，就是要把传统的室内游戏带给无法亲自来到节目现场的人……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家伙——吉米。”
“我们将不向大家透露吉米的姓，因为他就像全美其他成千上万在家和医院的男孩和女孩一样。吉米现在正饱受癌症的折磨。他是一个很棒的小家伙，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外出，但是他非常喜欢棒球，密切关注他最喜爱的球队——波士顿勇士队（Boston Braves）的一举一动。现在，凭借广播的魔力，我们将横跨整个美国，来到全美伟大城市之一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带你们直接到吉米的病床前；这里是美国最了不起的医院之一波士顿儿童医院。这里的医务工作者在癌症研究领域有非常杰出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吉米还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请连线吉米。”
接着，在一阵电波干扰声后，听众听到了吉米的声音。
吉米：嗨。
爱德华兹：你好，吉米！这是由拉尔夫·爱德华兹主持的“真心话大冒险”广播节目。我听说你喜欢棒球，是这样吗？
吉米：当然，这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爱德华兹：你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那你认为哪支棒球队能够赢得今年的冠军？
吉米：波士顿勇士队，我希望。
一段寒暄后，爱德华兹开始了他所承诺过的“室内游戏”。
爱德华兹：你见过菲尔·马西（Phil Masi，勇士队的球手）吗？
吉米：没见过。
菲尔·马西（走进来）：你好，吉米，我是菲尔·马西。
爱德华兹：什么？是谁？吉米。
吉米（喘气）：是菲尔·马西！
爱德华兹： 他在哪里呢？
吉米：在我病房里。
爱德华兹：哇，你知道吗？就在你的病房里，菲尔现身了。他是从伊利诺伊州的柏林市赶过来的。吉米，谁是队中最好的全垒打击球手呢？

娱乐业的善举（4）

娱乐业的善举（4） 娱乐业的善举（4）

吉米：杰夫·希思（Jeff Heath）。
（希思走进了病房）
爱德华兹：那又是谁，吉米？
吉米：杰夫……希思。
吉米惊愕地还没喘过气来，棒球队的球员带着T恤衫、签名棒球、比赛门票，以及棒球帽鱼贯而入：埃迪·斯坦奇（Eddie Stanky）、鲍伯·艾略特（Bob Elliott）、艾儿·托觉森（Earl Torgeson）、约翰尼·塞恩（Johnny Sain）、艾儿文·达克（Alvin Dark）、吉姆·罗素（Jim Russell）、汤米·福尔摩斯（Tommy Holmes）。同时，一架钢琴推了进来。勇士队的队员唱起歌来，吉米也随声附和，声音高亢、热烈，不过明显不在调上：
带我去看棒球比赛，
带我跟大伙儿在一起。
给我买点花生和爆米花，
我不在乎是否回得了家。
爱德华兹演播室里的人欢呼雀跃，有些人注意到最后一句歌词的酸楚异味，很多人几乎动容落泪。节目的最后，爱德华兹中断了同波士顿的长途连线，停顿了一会儿，他降低了说话的语调：“朋友们，现在请听好，吉米听不到这里的现场，对吧？……我们不会用他的任何照片，不会公布他的全名，他也不会知道这些。让我们通过资助治疗儿童癌症的研究，让像吉米这样成千上万的罹患癌症的孩子能够快乐起来。因为只有通过研究儿童癌症，我们才能帮助成年人，并且在癌症初始阶段就遏制住它。”
“我们了解到，现在小吉米最想要的是一台电视机，用它不仅能够听到，而且还能看到球赛转播。今晚，请你和你的朋友们慷慨解囊，无论是25美分、几美元、还是几十美元，捐给吉米作为资助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之用。只要捐献给这项伟大事业的总额超过20万美元，我们就将亲眼见证吉米拥有自己的电视机。”
爱德华兹的这段节目持续了八分钟。吉米讲了十二句话，唱了一首歌。“很棒”这个词被用了五次。其间，吉米的癌症极少被提及。它就像这间医院病房内的幽灵，潜伏在隐秘的背景里。公众的反应令人惊讶。当天晚上，甚至在勇士队离开吉米的病房之前，捐助者就已经在儿童医院的大厅外排起了长队。吉米的邮箱塞满了明信片和信函，其中一些信件的地址就简单地写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吉米”；有些人寄来的信件中夹着钞票或是支票；孩子们寄来了25美分、10美分的零用钱；勇士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到1948年5月底，滚滚而来的捐款已逾23.1万美元，超过了科斯特预定的20万美元的目标。数百只红白相间为吉米基金募捐的锡罐被挂放在棒球场地的四周。剧院里也传递着爱心锡罐，收集几美分或几十美分的零钱。在闷热的夏日夜晚，身着球衣的少年棒球联盟的队员们也带着锡罐挨家挨户募捐。新英格兰各处小城镇都举办了“吉米日”。许诺给吉米的电视机——一台装在木箱里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也已送达，被安装在医院病床间的白色长凳上。
1948年，对于高速成长、高速消耗的医学研究界，能为吉米基金募集到23.1万美元，虽然令人感动，但仍是不大的一笔钱。在波士顿，这些钱只够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几个楼层，远不够建造一栋国家级的抗癌科研大厦。相比之下，1944年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每个月在橡树岭基地（Oak Ridge site）的消耗就高达1亿美元。1948年，美国人仅在可口可乐上的消费，就超过了1.26亿美元。
但是，用金钱衡量吉米运动的精神，就错失了它的意义所在。对法伯而言，吉米基金运动只是一次牛刀小试，是建立另外一种模式的摸索。法伯认识到，这场针对癌症的运动很像一场政治运动：它需要偶像、吉祥物、形象和口号；它既需要广告策略，又需要科研方法。任何疾病，想要提升到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就得进行推销，正像政治运动需要推销一样。一种疾病，要想实现在科学层面的转变，首先需要政治层面的转变。
如果叶酸拮抗物是法伯在肿瘤学上的第一个发现，那么这项“关键事实”便是他的第二个发现。这使他的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从病理学家到白血病医生的转变。这第二个转变——从临床医生转变为癌症研究的倡导者，也反映了癌症本身的转变：癌症从地下暗室浮现到公众的聚光灯下，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轨迹。而这一转变，正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吉米造的房子（1）

吉米造的房子（1） 吉米造的房子（1）

从语源学上来说，“患者”就意味着“受罪的人”。最令人深深恐惧的，不是受罪本身，而是受屈辱的折磨。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西德尼·法伯的整个意图唯有“无望的病例”。
——《医学世界新闻》（Medical World News）
1966年11月25日
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德尼·法伯拿自己狭小的实验室开玩笑。他称之为“一名助理，一万只老鼠”。的确，他的整个医疗生涯可以用几个数字来描述。一间房——有药剂师的房间那么大，通通塞在一家医院的地下室中；一种药——氨基喋呤，有时候能够短暂地延长白血病患儿的生命，五个病人之中有一个病情缓解，最长的生命延续也超不过一年。
不过到了1951年年初，法伯的工作量呈现指数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他的旧实验室的容量。他的门诊室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必须搬到医院以外位于宾尼大街和朗伍德大道拐角处的一栋宽敞的居民楼中。但即使这样，新的诊室仍然很快就超载了。儿童医院的住院病房也很快就填满了病人。许多儿科医生认为法伯是“入侵者”，所以在医院内部增加他的病房空间是不可能的。一位医院的义工回忆说：“大多数医生认为他为人自负，又不知变通。”在儿童医院，即使有空间能容纳病人的几具尸体，也没有空间来容纳他的“自我”。
被孤立的法伯气愤难抑，于是他重新投入到募款活动中。他需要一栋全新的大楼来容纳所有的患者，但未能鼓动医学院同意为儿童建造一栋新的癌症中心。气馁之余，他干脆自己努力建一所医院，就在医学院的对面。
受到早期集资成功的鼓舞，法伯制定了更庞大的募集研究经费的计划，依靠的是身后那些耀眼的好莱坞明星、政治大亨、体育明星和赚钱好手。1953年，勇士队从波士顿迁往密尔瓦基（Milwaukee），法伯和克斯特成功获得了波士顿红袜队的支持，使得“吉米基金”成为该队官方赞助的慈善事业。
不久，法伯找到另外一位明星来支持他——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年轻的威廉姆斯刚刚从朝鲜战争中服役归来，是一名星光闪耀的棒球手。1953年8月，吉米基金会为威廉姆斯策划了一场“欢迎泰德回家”的餐会。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募捐盛典，每一道菜100美元，共筹集到15万美元。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威廉姆斯成为法伯诊室的常客，身后往往跟随着一队小报摄影记者，希望能够拍摄到伟大球员与癌症患儿在一起的照片。
“吉米基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了每家每户的“事业”。斯塔特勒（Statler）酒店外面放置了一个巨型的白色储钱罐来吸收捐款，形状好像一只巨大的棒球。波士顿全城到处可见为儿童医院癌症研究基金竖起的广告板。在电影院外面，被称作“吉米罐罐”的红白相间的募款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可胜数。各家机构的捐款飞涌而来，金额不等：国家癌症研究所捐助了10万美元，波士顿的一次豆餐聚会送来了5 000美元，一个柠檬水摊子捐出了111美元，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儿童马戏团也送来了几美元。
到了1952年初夏，法伯的新大楼近乎完工，一座巨大的长方体建筑竖立在宾尼大街的一边，离朗伍德大道很近。这座大楼高耸修长，既实用又现代，这种风格使它“自觉地”与大理石柱面和滴水兽嘴装饰的周围医院区分开来。人们可以从细微处看到法伯那双执著的手的影子。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法伯，生性节俭。［列昂纳多·劳德（Leonard Lauder）喜欢这样评价他这一代人：“你能把孩子从大萧条中带出来，但是你却不能把大萧条从孩子体内带出来”。］尽管如此，对吉米诊所，法伯还是舍得放手去做——在通向门厅宽大的水泥阶梯上，每个台阶只有1英寸高（约2.54厘米），孩子们可以轻易地攀上去。阶梯由蒸汽供暖，以对抗波士顿严酷的暴风雪。就在五年前的那个冬季，这样的暴风雪几乎终断了法伯的工作。

吉米造的房子（2）

吉米造的房子（2） 吉米造的房子（2）

楼上干净整洁的候诊室里摆放着旋转木马和一箱箱玩具；一辆电动火车玩具在石头山峰中，沿着轨道突突前行；在假山的山面上，镶嵌着一台电视。1952年，《时代》杂志在一篇报道中说：“如果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一个布娃娃，她就可以拿走它；反正洋娃娃多得是。”图书馆里除了几百册书外，还装了三匹摇摆木马、两辆脚踏车。周边医院的走廊中通常悬挂的是已故教授的画像，鬼影幢幢；而这里的走廊却大不一样，法伯委托一位艺术家画上真人大小的童话人物——白雪公主、匹诺曹、小蟋蟀，在“癌症世界”里融入了“童话世界”。
这种喧闹与排场可能会让旁观者以为法伯几乎就要找到治愈白血病的方法，而这栋崭新的诊所就是他完成最后冲刺的跑道。但事实上，他的目标——治愈白血病，仍然遥不可及。他的波士顿医疗小组为抗白血病疗法增加了一种类固醇新药，把类固醇类和叶酸拮抗剂结合着使用。在这种积极的治疗方案下，患者的生命能够得以再延长几个月。但是，即使在最激烈的疗法之下，白血病细胞最终仍会产生抗药性，再次复发，而且来得更猛烈。在楼下明亮的房间中玩洋娃娃和玩具火车的孩子们，到头来不可避免要被带回到楼上死气沉沉的病房，不是极度兴奋，就是昏迷不醒，最终都要饱受痛苦的折磨。
一位50年代初曾在法伯诊所接受过治疗的孩子的母亲写道：“我对这所医院中所弥漫的欢乐气氛不断感到惊异，因为我发现所有我看到的孩子，几乎在几个月之内都会注定死掉。的确，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父母们满腹狐疑的眼神特别明亮，那是流出的或未流出的泪水。我发现，有些孩子健壮的外表，是由于某种抗白血病药物所致的身体肿胀之故。有些孩子身上带着伤疤，有些则在身体的不同部位都有可怕的膨肿，还有缺少肢臂的孩子、剃了光头的孩子，他们看上去脸色苍白，显然是刚做过手术的结果；孩子们瘸拐着走路，或坐着轮椅，不断地咳嗽，精神憔悴。”
的确，一个人在这里观察得越仔细，所感受到的现实打击就越尖锐、越刺痛。在这座通风良好的新大楼里，法伯身边有几十位助手忙碌穿梭，但他仍不免被这种无法逃避、挥之不去的现实所困扰。他陷在了自己的候诊室中，仍然在苦苦寻找下一种药品，能够让他的孩子们再勉强多维持几个月的生命。他的病人们，曾走过奇妙的汽暖阶梯，来到他的办公室；曾在音乐木马上腾跃旋转；曾沉浸在童话世界的欢乐中……但到头来，他们都会无情地走向死亡，而夺去他们生命的仍然是与1947年同样的癌症。
但是对于法伯来说，生存期的延长却传递了一个相当不同的信息——他需要更进一步地拓展自己的成果，来发起对抗白血病的协同作战。他在1953年写道：“同其他形式的癌症相比，急性白血病对近些年来开发出来的新的化学药物有更显著的反应。使用这些药品：生命得以延长，症状得以减缓；孩子们可以重新拥有快乐的生活，甚至重归正常生活；这段时间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法伯需要一种方式来激发和支持寻找更加强大的抗白血病药物的努力。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但是，这对于他来说还不够快。他写道，在波士顿筹集的经费“已经缩减到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他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器，一个更大的平台，也许需要一个对癌症更大的愿景。他已经超越了“吉米造的房子”这一襁褓。

缺乏耐心的战争（1）

缺乏耐心的战争（1） 缺乏耐心的战争（1）

或许，只有一个原罪——缺乏耐心。
因为缺乏耐心，我们被逐出了天堂；
因为缺乏耐心，我们再也不能回去。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今年就要死去的32.5万名癌症患者不能等了，也没有必要等，等待我们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伟大的进展，等待我们为基础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找到全部答案……早在熟知疾病治疗原理的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人们就找到了治愈疾病的手段，这样的例子在医学史上比比皆是。
——西德尼·法伯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在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征服癌症？那将是怎样一个令人振奋的节日！
——1969年10月，拉斯克派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词
『他们组成了社团』
这所有的一切，都证明了为什么在公共信托领域，很少有做研究的科学家能够坐到决策者的位置。他们所受的细节训练，导致了他们管中窥天、眼界狭隘，而科学的进步，需要拥有广博视野的人。
——迈克尔·希姆金（Michael Shimkin）
我注意到科学界的某类警告，说单独将癌症挑出来作为一项总统倡议的行动，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美国国家卫生所的最终解体。这种意见我不敢苟同……我们是在同一个阴险、冷酷的敌人作斗争。（我们）现在需要明确、果断的行动，而不是一天到晚地开委员会，没完没了地总结回顾，以及为现状进行令人厌烦的辩护。
——李斯特·希尔（Lister Hill）
1831年，法国贵族亚里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游历美国，并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集会结社的热情感到惊讶万分。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不论年龄、不论家境、不论性情癖好，都会不停地组成社团……包罗万象——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用的、普通或者受限制的，庞大的或小型的。美国人组织成社团开办娱乐事业、创办神学院、修建旅馆、兴建教堂、传播书籍思想、把传教士送到地球另一边……如果他们想要谆谆地教导某些真理，或者鼓励人们效仿，明哲先贤，他们就组成社团”。
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过去一百多年之后，法伯想要改变癌症的现况，他本能地抓住了托克维尔所察背后的真理——如果说，理想性的变革是由普通公民构成的社会所铸造出来的，那么法伯就需要这样一个“统一战线”来发起对癌症的全国性攻击。这一旅程的开始和结束，仅靠他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他需要在自己身后寻找巨大的支持力量——需要一个在影响力、组织力和金钱上能远远超出吉米基金会的力量。真金白银，以及变革的实权，仍掌控在议会手中。但是一旦撬开这个巨大的财政金库，就意味着可有效利用来自公民、社会的巨大力量。法伯知道，这种规模的影响力，非他力所能及。
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人拥有实现这个计划的能量、资源和热情——她是一位好战的纽约人，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的个人使命，就是要通过社团建设、游说和政治手段来改变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她不但富有，而且政治手腕灵活，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她能与洛克菲勒夫妇午餐，同杜鲁门夫妇跳舞，和肯尼迪夫妇共进晚餐，对第一夫人伯德·约翰逊直呼其名。法伯从自己的朋友和波士顿的捐赠者那里听说过这位女士。早些年，法伯在华盛顿的政治场合中曾经遇到过她。她令人卸下心防的微笑与刻板蓬松的发型，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还是在纽约的社交圈里，都极其惹人注目。她的名字同样如雷贯耳。她就是玛丽·位达德·拉斯克（Mary Woodard Lasker）。

缺乏耐心的战争（2）

缺乏耐心的战争（2） 缺乏耐心的战争（2）

玛丽·伍达德于1900年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沃特镇（Watertown）。她的父亲弗兰克·位达德（Frank Woodard）是一名成功的小镇银行家。母亲，莎拉·约翰逊（Sara Johnson）1880年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在芝加哥的卡尔森百货商店做售货员，并且凭借良好的职业技巧，迅速升职为该商店的高薪售货员之一。正如拉斯克在她后来的作品中写道的那样，推销是约翰逊“与生俱来的天赋”。约翰逊后来辞掉了她在百货商店的工作，转行为慈善事业和公共事业游说——不再卖衣服，而是推销理念。正如拉斯克所说，约翰逊这个女人能“卖掉……她想卖的任何东西”。
玛丽·拉斯克自己的销售经历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当时，她从拉德克里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毕业，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将欧洲的绘画作品卖给纽约的一家画廊，以抽取佣金。这是一份竞争激烈的工作，需要灵活的交际手腕和精明的商业头脑。30年代中期，拉斯克离开画廊，创办了一家叫做“好莱坞样式”（Hollywood Patterns）的公司，把简单的成衣设计卖给连锁店。良好的直觉与绝佳的时机又一次让她大获成功。由于4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为拉斯克批量生产的职业装开启了广阔的市场。拉斯克从经济大萧条时期和战后金融复苏中脱颖而出。到40年代后期，她已经成为一名在商界能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社交之星，在纽约的社交界熠熠生辉。
1939年，玛丽·伍达德邂逅了60岁的亚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他是芝加哥广告公司——罗德和托马斯公司（Lord and Thomas）的总裁。和玛丽·伍达德一样，亚尔伯特·拉斯克也被业界公认为是一名天赋奇才。他为罗德和托马斯公司创立并完善了一套名为“纸上推销术”（salesmanship in print）的新型广告策略。拉斯克强调：一个成功的广告，不能仅仅靠音乐和图像的堆砌去吸引顾客购买商品；相反，一个杰出的广告文案，应该告诉消费者为什么购买这款产品。广告，仅仅是一个信息和购买理由的载体，若要公众去领会它的影响力，必须精化信息，回归到它最精华的基本形式。拉斯克的每一款广受关注的广告，比如新奇士橙、培梭丹特牙膏和好彩香烟，都突出了这一策略。广告是信息的润滑剂，将信息精化为基本图示，这一思想也给抗癌宣传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玛丽和亚尔伯特恋情轻松浪漫，经过旋风般的求爱，相遇仅仅15个月就结婚了。这是玛丽的第二次婚姻，也是亚尔伯特的第三次婚姻。玛丽·拉斯克当时40岁，富有、和蔼并且雄心勃勃，开始了自己在慈善事业的探索——沿着当年母亲的路径，从一个女商人转身为一个公众运动的活跃分子。
对于玛丽·拉斯克来说，这个探索很快就转向了对自己内心的追寻。童年和少女期的三个记忆时常令她魂牵梦绕。其中一个，就是她得了致命的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肺炎的回忆。她从昏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地听到家里的一个朋友对母亲说，她可能活不下来了：“莎拉，我觉得你养不大她。”
另一个则是她陪母亲探视她在威斯康星沃特镇的家庭洗衣女工。这位女子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两只乳房都被切除了，正在恢复。拉斯克走进了一间昏暗的棚屋，里面有一张矮小的床，周围是七个孩子，这一惨淡和悲凉的景象让她感到心酸。把乳房切除来祛除癌症，让她困惑不解。“真的是切掉？”拉斯克探究地询问母亲。不过那名洗衣女工最终活了下来。拉斯克意识到，“癌症可能很残酷，但是不一定致命” 。

缺乏耐心的战争（3）

缺乏耐心的战争（3） 缺乏耐心的战争（3）

第三段回忆，是她在十几岁上大学的时候。1918年全球爆发流行性感冒，这种致命的西班牙流感肆虐城乡，拉斯克也未能幸免，被隔离在病房治疗。不过，她最终幸存下来——但是那一年，这场流感杀死了60万美国人，在全世界有近5 000万人因此丧命，成为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
这些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线索：疾病对生命的毁灭近在咫尺，随时随地都在威胁人类，药物偶尔可以发挥药力，但其潜力仍未被人们发觉。拉斯克想象着打开束缚药物研究的桎梏，找到那种尚未被挖掘出的力量，与疾病对抗。1939年，就在她遇到亚尔伯特那年，她的生活再一次与疾病发生了碰撞：在威斯康星，她的母亲心脏病发作，接着中风，最终瘫痪并丧失了行动能力。拉斯克给美国医学会主席写信询问治疗的方法。然而医学界对于药物知识的匮乏以及对于医药潜力的不察，令她深感震惊，以至于愤怒：“我认为这太荒谬了。别的病可以治愈……磺胺类药物也已经出现；维生素缺乏症引起的坏血病和糙皮病，也可以治愈。但是，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理由对中风束手无策，因为并非所有中风的人都会死……一定有什么能够影响它的因素。”
在经过了一段无效的治疗后，拉斯克的母亲于1940年在威斯康星去世。对于拉斯克来说，母亲的病逝点燃了她埋藏几十年的愤慨与怒火。由此，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之后，她告诉一位记者：“我要对抗心脏病和癌症。就像我们对抗罪恶一样。”玛丽·拉斯克要消除疾病，就像牧师通过传播福音来消除罪孽一样。如果人们不相信对抗疾病的国家战略之重要性，她会用尽一切方法，改变他们的观念。
第一个被她改变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亚尔伯特·拉斯克，他理解了玛丽的决心，成为她的合作伙伴、顾问、战略家和同志。他告诉妻子：“资金到处都有，我告诉你怎么去争取。”通过政治游说和史无前例的规模募资来改变美国医学研究现状这一主张，让玛丽感到振奋。和专业的科学家、职业运动员一样，拉斯克夫妇都是专业社交家，有丰富的人脉、出色的游说术，善于跟人打交道，说话让人舒服，且言之凿凿，令人信服；通过写信、办鸡尾酒会、与人谈判、巧妙地搬出社会名流彰显自己的身价，最后与人敲定合作，各种手段，运用自如。筹募资金特别是广交朋友，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的社交网络四通八达，能够轻易直达私人捐赠者以及政府的心灵和钱袋。
玛丽·拉斯克解释道：“如果一支牙膏……也值得每年花两三百万美元来做广告的话，那么对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让人致残的疾病的研究，就值得人们花上亿美元。”正如《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曾经报道的那样，仅仅几年，她便成为 “医学研究的神仙教母”。
某个早晨，这位“神仙教母”像旋风一般，突然闯进了世界癌症研究领域。1943年4月，玛丽·拉斯克造访了时任美国控癌协会（ASCC）会长的克拉伦斯·库克·里多（Clarence Cook Little）医生在纽约的办公室。拉斯克希望了解这位医生所负责的机构在推动癌症研究方面的进展，以及她的基金会能帮些什么忙。
然而这次拜访却给拉斯克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由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协会，是一个自满、僵化、行将就木的曼哈顿社交俱乐部。社团每年的财政预算大约只有25万美金，而花在研究项目上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社团资金的筹募，外包给了一个叫“妇女野战军”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却无人列入控癌协会董事会名单。对于早已习惯大规模广告轰炸，以及凭借“纸上推销术”吸引媒体关注的拉斯克来说，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自由随意、平庸无效，并且毫不专业。拉斯克尖锐地批评道：“这里的医生根本管理不了巨额的资金使用。实际上，他们总是在商业上斤斤计较……在专业领域也眼界狭窄。”很明显，那些人对癌症缺乏一种系统的憧憬。最后，她只是向ASCC捐赠了5 000美元，并且允诺她还会再来。

缺乏耐心的战争（4）

缺乏耐心的战争（4） 缺乏耐心的战争（4）

拉斯克不得不开始独立运作此项事业。她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癌症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她避开了大型报社和主流杂志，选择了一家媒体出版商——《读者文摘》，她知道这家媒体最能触动美国人的灵魂。1943年10月，拉斯克说服一位在《读者文摘》工作的朋友，发表关于发现和检测癌症的一系列文章。在几周内，这些文章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明信片、电报和手写便笺潮水般向杂志编辑部涌来，这些来信往往都附带少量的零用钱、真人故事以及照片。一位为失去母亲而悲伤的士兵寄来了捐款：“我的母亲在几年前死于癌症……虽然我们正置身于太平洋战争的散兵坑中，但是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名女学生的祖父死于癌症，她在信中附上了1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月，《读者文摘》共收到上千封来信，以及总共30万美元的善款——超过了美国抗癌协会全年的预算。
拉斯克被这样的社会反响所鼓舞，她开始着手彻底整顿美国抗癌协会的运作，打算更进一步重振该协会抗击癌症的力量。1949年，一位朋友写信给她：“鉴于国家对这些事实和人民健康的忽视，我们应该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建立一个由专业人士和外界人员共同参与的长期计划……以及组成一个短期压力团队。”亚尔伯特·拉斯克加入美国抗癌协会的董事会，聘请了一位名叫爱默生·福特（Emerson Foote）的广告经理加入协会，来使这个组织合理化。福特和拉斯克一样，一开始就被这个协会糟糕的工作方式震惊了。他立刻拟定了行动草案：他要把这个行将就木的社交俱乐部，变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游说团队。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一些实干家——包括商人、制片人、广告人、制药公司主管以及律师，这些人都来自于拉斯克夫妇广泛的社交网络，而不是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药物研究者或医生。直到1945年，美国抗癌协会管理委员会中的非医学成员数量显著增加，超过了原有成员的数量。这个被人称为 “外行团队”的组织改名为“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简称ACS。
这个社团的基调也发生了微妙但仍可察觉的变化。在里多领导的时候，美国抗癌协会曾花费大量的精力，编写关于执业医生治疗癌症标准的记录，其琐碎程度令人不忍卒读（由于提供的治疗方案很少，这些记录并不是特别实用）。而在拉斯克夫妇的管理下，该协会的任务很自然地转向了广告和筹款。仅仅在一年之内，它共印制900万份教育材料，5万张海报，150万套窗户贴纸，16.5万个投币盒，1.2万份宣传广告以及3 000个橱窗展示。被拉斯克不留情面地形容为“女士园艺俱乐部”的妇女野战军也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自如的筹款机构。捐款数额简直冲破了屋顶：1944年，协会筹款83.2万美元，1945年筹款429.2万美元，1947年筹款1 204.5万美元。
金钱，以及公众认可度的转变，必然带来原有成员和新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美国抗癌协会会长克拉伦斯·里多曾一度欢迎拉斯克加入团队，现在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外行人团队”所排斥。他抱怨这些游说者和筹款者“目的不纯、麻烦且野心勃勃”。但是为时已晚。在1945年社团的年会中，经过与“外行们”的一番艰苦决战之后，他被迫辞职隐退。

缺乏耐心的战争（5）

缺乏耐心的战争（5） 缺乏耐心的战争（5）

随着里多的辞职以及董事会的更迭，福特和拉斯克更加势不可挡。为了适应这次接管，社团的章程体制都被重写，这一进程快得几乎像报复（里多）一样，再一次强调了它游说和筹款的行动。标准公司（Standard Corporation）的总裁（同时也是“外行团队”中的一位首要交涉者）吉姆·亚当斯（Jim Adams）为协会草拟了新的规则，对于一个科学团体来说，这一新规则恐怕非同寻常——“委员会不应该容纳四名以上专业人士和科学家，首席执行官应该是非科学人士。”
在这两句话中，亚当斯简述了美国癌症协会发生的非凡改变。这个社团当时是一颗高风险的重磅炸弹，由一帮“外行”积极分子带头筹款，为医学运动展开宣传。拉斯克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它的核心动力、 它的“女王蜂”。这些积极分子被媒体称为“拉斯克派”。这是一个令他们骄傲并欣然接受的名字。
短短五年，玛丽·拉斯克就使癌症社团起死回生。她的“短期压力团队”则开足了马力。拉斯克派如今有了更长远的目标：国会。如果他们能得到联邦政府对抗癌斗争的支持，那么他们的战役规模和领域都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乳腺癌患者和抗癌活动家，罗斯·库什那曾满怀敬意地写信给玛丽·拉斯克：“您可能是第一位注意到，为了维持在实验室和医院的战斗，抗癌战争必须首先在国会的支持下进行的人。”但是拉斯克灵敏地抓住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这场战役在被推送到国会之前，必须首先在实验室打响。不过，她还需要一位来自科学界的盟友，发起一场募集科研经费的战斗。在众多广告商和游说者之外，“抗癌战争”还需要一名来自科学界的人鼎力相助，一名真正的医生。这个人，既要理解拉斯克派优先考虑政治的本能，又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还要拥有无懈可击的科学权威。最理想的是，他/她能专注于癌症研究，但又愿意从这种专注中站出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舞台上奋斗。这个角色的人选，恐怕也是唯一的人选，非西德尼·法伯莫属。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需求珠联璧合：法伯急切地需要一名政治游说者，正如拉斯克派急需一名科学战略家一样。就像是两队旅者的相逢，每一队都带着另一方需要的半张地图。
20世纪40年代晚期，法伯曾在华盛顿与玛丽·拉斯克有过一面之缘；这之前，法伯刚刚凭借叶酸拮抗物的研究，在国内名声大噪。1948年冬天，就在法伯关于叶酸拮抗物的论文发表之后没几个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约翰·赫勒（John Heller）写信给拉斯克，向她介绍化学疗法的理念，和提出这一理念的波士顿医生。化学疗法是一种能彻底治疗癌症的化学方法，正如纪念医院的肿瘤学家达斯提·罗兹（Dusty Rhoads）形容的那样，是“癌症治疗领域的青霉素”。这一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拉斯克。到50年代早期，她经常写信给法伯询问这些药物。法伯的回复洋洋洒洒，详细解释了自己在波士顿所取得的进展。他把这些信件称为“科学论文”。
对于法伯来说，与拉斯克交往有一种纯洁、清亮的特质，亦即他所谓的“净化”。法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她，但更重要的是，法伯把自己科学和政治上的雄心也传递给了她，他发现这种雄心很容易在她的眼中得到反馈，甚至放大。到了50年代中期，他们信中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法伯和拉斯克坦然讨论起他们能否进行一次彻底的、彼此协调的对癌攻击。法伯写道：“一个有组织的模式正在快速形成，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他谈到他曾访问过华盛顿，想把国家癌症研究所改组为一支更加强大、更具指导性的抗癌力量。
一位医生曾这样形容拉斯克：她已经成为 “国会山的常客”。她顶着一头用发胶打理过的头发，身着招牌式灰色正装，戴着珍珠项链，穿梭于与卫生保健相关的每个委员会和专题小组之间。同样，法伯现在也成了“常客”，穿着干净笔挺的深色西装，学究式的眼镜总是抵在鼻子的上梁，一副酷似国会议员的内科医生加科学家的形象。据一位观察者回忆说，他对医学拥有一种“福音传道士的活力”。“好像在他手中放一把铃鼓”，他就会立刻“开始工作”。
拉斯克在法伯福音传道者的铃鼓声中，又加入了自己热情的鼓点。她慷慨激昂、自信满满地诉说、书写着她的事业，以引述他人的言论及问题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回到纽约后，她雇用了一群助理专门从大量报纸和杂志中剪辑整理关于癌症的文章，哪怕是过时的文章。她不但会通读这些文章，还会在页边一丝不苟地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用小字进行标注，然后每周把这些分发给其他的“拉斯克派人士”。
法伯在给拉斯克的信中亲切地写道：“我给你写了很多次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我日益喜欢的技巧——心灵感应。但是这些信从来没有寄出去过。”从相识发展为熟知，再从熟知发展为友谊，法伯与拉斯克建立起一种协作伙伴关系，一直延续了几十年。20世纪50年代，法伯开始把他们的抗癌战役描述为“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对于西德尼·法伯，还有玛丽·拉斯克来说，这场抗癌战役的的确确变成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场张扬狂热与科学的战斗，唯有这个宗教上的比喻才能领会它的实质。好像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可动摇、坚定不移的“治愈癌症的前景”，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一个甚至不很情愿的国家向这个前景走下去。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1）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1）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1）

一个人的死亡，就像一大强国的衰落，
本有勇猛的军队、领袖和先知，
本有富有的港口和巡航四海的船只。
但如今它再不会解救任何被包围的城池，
不再与人歃血为盟。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堕落》（The Fall）
我最近开始注意到科学以外的事件，如玛丽·拉斯克的鸡尾酒派对或西德尼·法伯的吉米基金会，都同科学政策的制定有关。
——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
1951年，恰值法伯和拉斯克正在以热烈的“心灵感应”方式交流抗癌战役之际，另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基调和任务的紧迫性——亚尔伯特·拉斯克被诊断出结肠癌。虽然纽约的外科医生试图切除这个肿瘤，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结肠周围的淋巴结，外科手术的方式很难奏效。到了1952年2月，被这一诊断结果震惊得麻木的亚尔伯特住进了医院，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一颇有讽刺性的变化并未让“拉斯克派”退缩。 40年代末，他们在唤起社会对癌症关注的广告中指出：全美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亚尔伯特现在就成了这“四人中的一个”，被他之前想要征服的疾病击倒。他的一位芝加哥友人（极其保守地）写道：“对于一个竭尽全力在这个领域奋斗的人来说，他自己竟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似乎有点不公平。”
在玛丽·拉斯克大量的资料中，包括几乎满满八百箱的回忆录、信件、笔记和采访文稿，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她对于这个可怕悲剧感受的记录。尽管专注于对抗疾病的事业，但她对于所面临的这一具体的疾病，对于死亡的残酷，却表现出特别的沉默。其中偶尔会流露出她内心的感受和悲痛：她探视纽约的哈克尼斯治疗中心（Harkness Pavilion），看着亚尔伯特恶化并陷入昏迷时的辛酸；她致信包括法伯在内许多肿瘤医师，询问还有没有药能做最后一搏。在亚尔伯特去世前的一个月，这些信的口气狂躁而迫切。亚尔伯特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她谨慎而又不懈地寻求任何可能的治疗方法，无论多么异想天开，只要能让他的病情不再恶化就好。但在大多数时候，她只是保持沉默——让人感到无法捉摸、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的孤独。玛丽·拉斯克选择一个人默默地承受所有的悲伤。
1952年5月30日早8点，亚尔伯特·拉斯克去世。在纽约拉斯克的居住地，家人举行了一场小型的私人葬礼。《时代》周刊为他刊发了讣告：“他不仅是一名慈善家，因为他不但贡献了他的物质财富，还贡献了他的经验、才干和力量。”
丈夫去世后，玛丽·拉斯克逐渐回归了公众生活。她回到之前那种募捐、舞会和争取资助金的生活，社交日程排得满满的。她参加各种医学基金会的舞会，为哈里·杜鲁门举行欢送派对，为关节炎治疗募捐。她似乎镇定自若，热情而富有朝气，像流星般闪耀着划过纽约上空稀薄的大气。
但是这个1953年强势回归纽约社会的人，从根本上迥异于一年前离开的那个女人，仿佛凤凰涅槃。在亚尔伯特去世的阴影下，玛丽·拉斯克的抗癌运动更加急迫、坚决。她不再求索“宣传”一场抗癌的十字军东征大战略；她要寻求的是一个能“付诸实现”的战略。正如她的朋友，议员李斯特·希尔所说：“我们是在与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敌人作斗争。”——而这场大规模战役需要持之以恒、毫不畏缩的献身与投入。权宜之谋不能只是启发科学，更要侵入科学领域。为了抗击癌症，拉斯克派想要彻底改组癌症机构，重新打造国家癌症研究所，摆脱官僚、大举筹资、紧密监督——把它改造为一个目标导向的机构，能坚定地向着寻找癌症治愈手段这一方向前进。玛丽·拉斯克相信，过去的国家抗癌运动太过拼凑、力量分散、过于抽象。为了使它重现活力，需要继承亚尔伯特·拉斯克的无形遗产——仿效盛行于商业与广告业界的战略：明确目标导向，直捣黄龙。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2）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2）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2）

法伯的人生也遭遇了癌症。实际上，他早有预感，已经有十年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的肠道莫名其妙地慢性发炎，很有可能是溃疡性结肠炎，这是一种使人衰弱不堪的癌前疾病，会导致结肠和胆管的癌变。50年代中期（具体日期不明），法伯在波士顿的奥本山医院通过手术切除了发炎的结肠。或许他选择查尔斯河对面这家小型私人医院，是不想让朗伍德校区（哈佛医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知道自己的病情和手术；也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发现它已不仅仅是“癌前病变”了。因为几年后，玛丽·拉斯克在未挑明法伯癌症性质的情况下，把他描述为“癌症的幸存者”。法伯自视甚高，谨言慎行，不愿把自己的抗癌经历与全国性的抗癌战争混为一谈，并且态度鲜明地拒绝公开讨论他的病情。（他的儿子托马斯·法伯不愿谈论此事，他说：“我既不会承认也不会否认。”不过他承认父亲“在最后几年一直生活在疾病的阴影里”——“我尊敬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这次结肠手术唯一留下来的问题就是结肠造瘘袋。法伯在医院查房时，会巧妙地把它藏在他白色翻领衬衫和有四颗纽扣的西服下面。
尽管法伯小心谨慎，但与癌症的感同身受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抗癌活动的基调和紧迫性。和拉斯克一样，癌症对他来说再也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急速压向头顶的阴云。他写道：“对我们来说，为了在癌症治疗方面取得伟大的进展，为基础研究领域的所有问题找到全部答案，是没有必要的……早在熟知疾病治疗原理的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人们就找到了治愈疾病的手段，这样的例子在医学史上比比皆是。”
法伯强调：“这一年将会死于癌症的病人无法等待。”他和玛丽·拉斯克同样不能等待。
玛丽·拉斯克知道，这项尝试所需要的赌注是巨大的：拉斯克派提出的对癌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研究的主流背道而驰。这一主流模式的倡导者是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消瘦的工程师，名叫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培训，曾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管。该部门成立于1941年，主要任务在于把美国的科学精英引入到新型军事科技的研发中。这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该部门曾招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加入“计划性研究”（promatic）项目。对基础问题展开宽泛且开放式探索的研究，是和平年代的“奢侈品”。但战争要求的是一些更加紧迫并且目标明确的东西——制造新武器，发明新技术，协助战场上的士兵。这是一场越来越体现军事科技的战斗，正如报纸上所形容的，是一场“奇才的战争”，需要由“科学奇才”构成的骨干力量帮助美国赢得胜利。
“奇才们”施展了令人震惊的技术魔法。物理学家创造了声呐、雷达、射线感应炸弹和水陆两栖坦克；化学家制造出了杀伤力大、具有致命性的化学武器，包括臭名昭著的毒气战制剂；生物学家则致力于研究高海拔生存效应和海水摄食。就连数学家这样与最晦涩难懂的科学为伍的精英，都被派去破译军事密码了。
在这些研究中，原子弹无可争辩地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成果。它是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导的 “曼哈顿计划”的产物。1945年8月7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次日清晨，《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这项计划的卓越成就：“曾反对效仿工业实验室的方式组织、计划和指导研究的大学教授们……现在该好好想一想了。一项最重要的研究，恰恰是通过采用工业化实验室的方法而为军队实践的。其结果是三年之内，一项发明横空出世。如果我们只依靠那些妄自尊大的科学家单打独斗的话，恐怕要花上半个世纪……提出一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的是团队合作、规划设计、有效管理，而非仅靠满足好奇心的欲望。”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3）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3）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3）

这篇社论语调高昂，一下子捕获了当时弥漫于全美的科学情愫。“曼哈顿计划”颠覆了科学探索的主导模式。《时代》周刊不无讽刺地写道，炸弹不是由那些穿着粗花呢制外衣、妄自尊大的大学教授，靠摸索晦涩难懂的真理（受“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的欲望”驱使）设计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执行明确目标任务的“科学家特攻队”完成的。在这一项目的影响下，新的科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形成了一套由具体任务、固定期限和明确目标驱动的科学研究体系。用一位科学家的话说，就是 “正面攻击”的科学。这种模式在战争期间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科技繁荣。
但范内瓦·布什却不为所动。1945年，他发表了一篇深深影响杜鲁门总统的报告，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和自己战时研究模式完全相对的科学研究观点，他写道：“基础研究，在研究时不考虑实际结果，其研究结果是普遍性知识，以及对于自然及其法则的理解。这种普遍性知识提供了能解决很多重要实际问题的方法，尽管它可能无法为其中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提供完整、明确的答案……”
“基础研究带来了新知识，提供了科学的‘资本’。它创造了使实际应用项目得以立足的‘科学基金’……基础研究是科技发展的领跑者。19世纪，建立在大量欧洲科学家基础研究之上的“美式机械创造力”，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但现在时过境迁，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别国来更新基础科学知识，那么它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丧失先机，在世界贸易中失去竞争力。”
布什主张：方向明确、目标清晰的“计划性”科学虽然在战争年代红极一时，但并不代表美国科学未来的可持续模式。布什认为，即使是广受赞扬的“曼哈顿计划”，也得益于基础研究的成果。的确，原子弹是“美式机械创造力”的产物。但是这种“美式机械创造力”是立足于对原子特点及所蕴含能量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的。显然，这些基础研究并没有以制造任何与原子弹有关的东西为目标。虽然原子弹诞生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但从知性的角度来讲，它深深根植于战前欧洲物理和化学的研究。这个战时美国科学界标志性的国货，从根本上说，是一件舶来品。
布什由这一切所得到的教训是：目标导向的策略在战时卓有成效，但在和平时期却鲜见其功。 “正面攻击”在战地上有用，但在战后，科学不能由命令主导。所以，布什努力推进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倡赋予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优先开展开放式研究。
这项计划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就是明确为鼓励科学自主而建立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述，它适时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布什式的）协调政府资金与科学独立的伟大设计”。这种新的科学研究文化——“长期、基础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单纯地针对疾病治疗和预防”——很快在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后来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中生根发芽。
对于拉斯克派人而言，这一矛盾让人深思。他们认为，抗癌斗争恰恰需要那种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行之有效的专注与纯粹的奉献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显地给医学研究负载了过多的新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法；它推动了新的复苏技术的开发、对血液和冷冻血浆的研究、肾上腺皮质醇对休克、大脑及心脏血流作用的研究等。正如美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主席，A·N·理查德（A. ）所言，在医学史上，从未有过“医学、科学工作者这么协调地合作”。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4）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4）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4）

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激励了拉斯克派人士：他们需要一个抗癌的“曼哈顿计划”。他们逐渐意识到不再需要等待癌症基本问题的解决就可以发动对癌症的全面进攻。就像法伯当年没有氨基喋呤在普通细胞中作用的知识，更不明白它在癌细胞中的效果，就已经进行了早期的白血病试验。20世纪20年代，英国数学家奥利弗·海维塞德（Oliver Heaviside）曾以玩笑的口吻写了一个故事，描写一位科学家在餐桌上沉思：“我是否应该因为不了解消化系统而拒绝吃饭呢？”对于海维塞德的这个问题，法伯可以加上自己的问题：我该因为尚未解决基本的细胞机理问题，就拒绝抗击癌症吗？
对于这种困惑，其他科学家也深有同感。为人坦率的费城病理学家斯坦利·黎曼（Stanley Reimann）写道： “癌症工作者必须明白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不仅是因为工作‘有趣’，而是为了帮助解决癌症问题。”布什倡导的开放式、因好奇心驱使的研究——“有趣的”科学——已经僵化为教条。要对癌宣战，就必须推翻这种教条。
首先，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一步，就是组建一个专注于研发抗癌药物的团队。1954年，在拉斯克派进行了一番热烈的政治游说之后，参议院授权国家癌症研究所以更加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设立一个研究化疗药物的项目。到1955年，初见成果，名为癌症化学疗法国民服务中心（CCNSC）的机构已经全力投入运作。在1954年至1964年间，这家机构测试了82 700种合成化学试剂、115 000种发酵产品和17 200种植物衍生物，每年对约100万只小鼠开展各种化学试验，以寻找一种理想的药物。
法伯虽感欣喜但依然缺乏耐心。1955年，他在给拉斯克的信中写道：“这种热情……这些化疗的新朋友……的热情是令人振作的，并且似乎是建立在真挚的基础上的。”“不过，看起来仍然慢如龟步。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乐享‘发现新大陆’的项目，有时感觉很无趣”。
与此同时，法伯开始加速进行在波士顿的药物研究工作。20世纪40年代，土壤微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对土壤微生物世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纯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抗生素。（正如青霉菌株能产生青霉素一样，细菌也能产生抗生素，与其他微生物进行“化学战”。）在一种叫作 “放线菌”的杆状微生物中，就有这样一种抗生素。瓦克斯曼称其为“放线菌素D”。放线菌素D是一种巨大的分子，形状像古希腊雕像，上面有一个小的无头 “躯干”和两个展开的翅膀。瓦克斯曼发现它能与DNA结合并破坏DNA。它拥有杀死细菌细胞的能力。但不幸的是，它同样也能杀死人体细胞，这就限制了它作为抗菌剂的用途。
但一种细胞毒素总是能激起肿瘤学家的兴奋感。1954年夏天，法伯说服瓦克斯曼寄了很多抗生素给他，其中就包括放线菌素D，他想用这些药在小鼠肿瘤上作一系列测试，以便把它们改用作抗肿瘤试剂。法伯发现，放线菌素D对小鼠有显著效果。仅仅少量的放线菌素D就能使许多鼠类癌症消失，包括白血病、淋巴瘤以及乳腺癌。法伯满怀期待地写道：“我们或许还不能称之为‘治愈之药’，但也很难把它们归为别的什么。”
1955年，受到“治愈”动物效果的激励，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实验以评估药物在人体内的效果。然而，放线菌素D对于儿童白血病没有效果。法伯并不灰心，他对275名癌症患儿用药。患儿的病症中包括淋巴瘤、肾瘤、肌肉瘤以及神经细胞瘤等各种癌症。这种实验对药剂师来说如同一场噩梦。放线菌素D具有很强的毒性，必须在盐水中充分稀释；即使只有微量渗出血管，周遭的皮肤都会变黑坏死。儿童的血管较细，药物在他们体内往往由静脉流入头皮。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5）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5）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5）

在这些早期试验中，有一种癌症产生了反应，就是维尔姆斯氏瘤（Wilms tumor）。这是一种少见的肾癌。多见于幼儿，其治疗方法是通过外科手术切除感染的肾脏，术后再对感染的肾脏床进行X射线放射治疗。但用局部疗法不能治愈所有的维尔姆斯氏瘤。在部分病例中，在发现病症时，肿瘤就已经转移了，通常是转移到肺。这时，再要治愈维尔姆斯氏瘤就很难，往往要连续用X射线轰击并搭配各种药物，但效果很难持久。
法伯发现，通过静脉注射放线菌素D，能有力地抑制这些肿瘤向肺转移，通常能产生持续数月的症状缓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X射线和抗生素都能独自对抗维尔姆斯氏瘤的转移的话，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运用，效果会怎样呢？1958年，他请朱利奥·德·安吉奥（Giulio D’Angio）和奥德里·埃文斯（Audrey Evans）这一对年轻的放射线研究夫妇和一位叫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的肿瘤学家加入到这一研究项目中。几个月内，这个小组确定X射线和放线菌素D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彼此成倍地增加了对方的毒性效果。这种结合疗法对患有转移性癌症的儿童迅速取得了疗效。德·安吉奥回忆：“在大约三周内，之前由维尔姆斯氏瘤转移到肺部的肿瘤被完全清除了。想想一个人首次能理直气壮、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治好了他’，多么令人兴奋！”
这些发现所产生的热情很具有传染性。尽管X射线和化疗的结合并不总能产生长期效果，但维尔姆斯氏瘤是第一个对化学疗法产生反应的、传染性的固体肿瘤。法伯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取得了由治疗液态癌症到固态癌症的飞跃。
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法伯充满了强烈的乐观心态。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吉米基金会造访的人可能目睹了一种与之有微妙不同的、复杂的现实。索尼娅·戈尔斯坦（Sonja Goldstein）两岁的儿子大卫，在1956年通过化学疗法治愈了维尔姆斯氏瘤。在她看来，这家诊所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既美妙又悲惨……难以言喻的压抑，同时无法形容地充满希望”。走进癌症病房的那一刻，戈尔斯坦写道：“我感到一种兴奋的暗流，一种（持续的）就要看到曙光的感觉，尽管一再受挫，却让我依旧充满希望。”
“我们走进一间大厅，墙上装饰着纸板火车。到病房的途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逼真的停止标志，闪烁着红、绿、黄三种灯光。（孩子们）可以爬进火车头拉铃，在病房的另一端是一个实物大小的汽油泵，上面标着加油量和价格……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有一种过分自信的装饰，几乎到了如精神病院一样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的确是一间精神病院，不过是由癌症构成的精神病院，就像一个沸腾的箱子，充斥着疾病、希望和绝望。大约四岁大的珍妮，在角落里玩着一套崭新的蜡笔。她的母亲是一位迷人但易激动的女士，一直牢牢地盯着她，用像钳子一样的目光紧紧地护着孩子，盯着她弯腰挑拣各色的蜡笔。在这里，没有无意义的行为；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一个信号、一个标志或一种预兆。戈尔斯坦意识到，珍妮“患有白血病，因为黄疸住院治疗。她的眼睛现在还是黄色的”。——这是突发性肝功能衰竭的征兆。和病房里许多病人一样，珍妮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她唯一关心的就是她深深迷恋的一只铝制茶壶。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6）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6）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6）

“一个小女孩坐在大厅里的手推车上，起初，我以为她的眼睛是被打成乌青的……两岁大的女孩露西患上了一种扩散到眼睛后部引起出血的癌症。她长得并不漂亮，从第一天开始就哭个不停。黛比也是如此，她只有四岁，是个天使般的小姑娘，脸色苍白，由于病痛皱着眉头。她和露西患的病一样——成神经细胞瘤（neuroblastoma）。泰迪一个人躺在房间里。我过了好几天才鼓足勇气走进去，因为骨瘦如柴的泰迪不但双眼失明而且脸部畸形。他的肿瘤由耳后开始，逐渐吞没到头部的一侧，阻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他通过鼻孔的管道进食，但意识完全清醒。”
在病房各处，有一些小发明和即兴制作，这些通常是法伯自己的作品。因为孩子们常常很疲惫，不能走路，所以房间四处散置着小小的木头手推车，方便患儿相对自由地四处移动。手推车上吊着化疗用的静脉输液架，以便能随时随地开始化疗。戈尔斯坦写道：“我所见到的最凄惨的景象就是小手推车里载着的孩子，腿或胳膊上紧紧地绑着输液针，还有高高的输液架和滴管。这些合成的效果就像一艘只有桅杆却没有帆的船，在波涛汹涌的无边海面上孤独地漂流。”
每天晚上，法伯会来到病房。他就像是船长，强力驾驶自己的无帆之舟驶过这片凶险未知的海域。法伯在每张床前停留，记笔记、讨论病情，也常常严厉指示身后的随行人员——住院医生、护士、社工、精神病医师、营养师和药剂师。法伯坚持认为，癌症是一个“总体性疾病”。这种病不仅从身体上，还从精神上、社会上、情绪上紧紧咬住病人。只有发动一场多方面、多学科的攻击，才有可能战胜这种疾病。他把这个理念称为“全面照料”。
但尽管竭力提供了“全面照料”，死亡仍然在病房中无情地蔓延。1956年冬，大卫求诊的几周之后，接连不断的死亡袭击了法伯的诊所。白血病女孩贝蒂第一个死去。然后是四岁的珍妮，那个喜欢铝制茶壶的女孩。接下来是患有成视网膜细胞瘤的泰迪。一周后，另一名白血病患儿阿克塞尔口中大量出血而死。戈尔斯坦观察到，“死亡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形态——父母出现在孩子的病房里，正如他们之前可能定期几天探视孩子一样。一位护士把他们带到医生的小办公室，医生进来关上他身后的门。之后，护士送来咖啡。再然后，她递给这些父母一个大的棕色纸袋，里面是（孩子）全部的遗留物件。几分钟后，我们散步回来，发现另一张床空了。就此结束” 。
1956年冬天，在历经了一番艰苦而长期的战斗后，索尼娅三岁的儿子大卫·戈尔斯坦在吉米基金诊所死于转移性维尔姆斯氏瘤。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是在氧气面罩下迷迷糊糊的抽泣中度过的。索尼娅·戈尔斯坦带着她的棕色纸袋离开了医院，纸袋里装着孩子的遗物。
但法伯并未悲伤失态。几百年来，一直空空如也的癌症化疗武器库，现在已被新药填满。这些发现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药物的排列组合、药量和给药时间的变化，两种、三种、四种药物的疗法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果一种药失败了，还可以换另一种药重新治疗癌症，或者一种药物组合失败了，还可选择另一种组合。法伯一直催眠般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结束”。这只是全面出击的开始。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7）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7） 这些临床疗法的新朋友（7）

在医院14楼的病床上，卡拉仍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她被关在一个凉爽、无菌的房间里，在那里，即使空气分子都要通过几十层滤网才能进入。她的衣服上满是抗菌肥皂的味道。电视屏幕时明时暗。食物用托盘送进来，上面标着表示勇敢、乐观的菜名——“健身土豆沙拉”或者“基辅鸡肉卷”，但是每样菜尝起来都像烧过了头，没滋没味的。（确实如此，因为食物在送进隔离病房前必须灭菌消毒。）卡拉的丈夫是一名电脑工程师，每天下午过来陪在她的床边。母亲金妮每天机械地坐在椅子里摇晃，就像我在第一天早上见到她时那样。当卡拉的孩子们戴着口罩和手套过来看她的时候，她把脸转向窗外静静地哭了。
对于卡拉来说，这些天身体上的隔离演变成了更沉重、更强烈的寂寞，心理上的孤独比身体上的监禁更加令她痛苦。她说：“在最初的两周，我完全退变成另一个人。进入隔离病房和走出去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反复思考自己熬过这一切幸存的几率有多少。30%，还不到1/3。我常在夜里重复这个数字。晚上我辗转反侧，凝视着天花板思索：30%意味着什么？在30%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我30岁了——大概是90岁的30%。如果在一场游戏里有人给我30%的胜算，我会下注么？”
卡拉到达医院的那天早上，我带着厚厚一叠纸走进她的房间。那是化疗同意书——允许我们立刻开始向她体内注入毒素，杀死癌细胞。
化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持续一个月。快速持续地投药，期望缓解白血病，但同时这些药肯定也会杀死她体内的正常细胞。她的白细胞数量将如自由落体一般直线下降，一路降到零。在命悬一线的那几天，她会处在现代医学促成的生死边缘：一种完全没有免疫系统、对周围环境毫无抵抗力的状态。
如果白血病的确得到了缓解，那么我们将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巩固”并强化这种缓解效果，那将意味着施行更多的化疗，但药量会减少，间隔会拉长。她可以出院回家，每周过来进行化疗。巩固和强化还需要八周，也许更长。
或许还会发生我留到最后才想说的最糟的情况。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有一个很恶劣的倾向，那就是它会隐藏在大脑中。无论通过静脉注射给卡拉的化疗有多么强劲，都不能进到她大脑周围的淋巴间隙和脑室中。血脑屏障本质上使大脑成为一个白血病细胞的“保护区”（这个词很不幸意味着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助长了癌症）。想要把药物直接送入“保护区”，必须把药物通过一系列脊髓穿刺，直接注入卡拉的脊髓液。可能还会用到全脑放射疗法，用高渗透的X射线直接穿过她的颅骨，用来预防白血病细胞在她的脑中增殖。如果治疗有效，两年内，卡拉还要接受多次化疗，来“维持”我们取得的疗效。
诱导、强化、维持、治愈。用铅笔画的箭头把白纸上的四个点连起来。卡拉明白地点了点头。
我把未来两年要用的各种化疗药物念给她听的时候，她像小孩子发现了一段新的绕口令一样，轻声重复着这些名字：“环磷酰胺、阿糖胞苷、强的松、天冬酰胺酶、阿霉素、硫鸟嘌呤、长春新碱、6-巯基嘌呤、氨甲喋呤。”

屠宰场（1）

屠宰场（1） 屠宰场（1）

随机分配的筛选试验是烦人的。一个问题要耗时多年，而且需要大规模的项目工程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
——H·J·德·科宁（H. J. de Koning）， 2003年
《肿瘤学年报》（Annals of Oncology）
最好的“医生”似乎对疾病有第六感。他们能感受它的存在，知道它在那里。在任何知性过程还不能对之定义、分类，并在用语言描述之前，就能感知它的严重性。病人对于医生的感觉也是相同的：能感到他的专注、机警和严阵以待；知道他的关怀。每一个医学学生都不应该错失观察这种境遇的机会。在医学史上，这是最富有戏剧性、剧情、情感和历史性的一幕。
——迈克尔·拉克姆（Michael laCombe），1993年
《内科学年鉴》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世纪40年代，在贝塞斯达（Bethesda）这个被人比作郊区高尔夫俱乐部的一家研究所建筑里，肿瘤学的新型武器被应用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
1955年4月，马里兰一个潮湿的春日里，国家癌症研究所新招募的一位叫作埃米尔·弗雷瑞克（Emil Freireich）的研究员，走进红砖临床中心大楼的新办公室。他恼怒地发现门牌上他的名字竟被拼错了，后面五个字母都不见了。门牌写成了“埃米尔·弗雷（Emil Frei）医学博士”。“我的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这不就是政府部门的典型作风吗？”
其实名字并没有拼错。弗雷瑞克走进办公室，遇到了一位自称“埃米尔·弗雷”（Emil Frei）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自己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上面的名字拼写正确。
尽管名字如此相似，但两位埃米尔的个性截然不同。弗雷瑞克年仅35岁，刚刚结束在波士顿大学的血液学研究项目。他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并富有冒险心，说话又快又冲，在洪亮的声音之后往往发出真情流露的爽朗笑声。他曾经在芝加哥库克县医院步调飞快的“55号病房”做过实习医师，由于他的表现令医院非常头痛，以至于被提前解除了合约。在波士顿，弗雷瑞克与切斯特·基弗（Chester Keefer）一起工作，后者曾和迈诺特共事，曾在“二战”中主导生产青霉素。抗生素、叶酸、维生素和叶酸拮抗物，这些东西进入了弗雷瑞克的灵魂。他非常欣赏法伯——不仅欣赏法伯的心思缜密和专业素养，更欣赏法伯的不守礼仪、易于冲动、大义无私，他能快速说服捐助者，也能瞬间激怒敌人。弗雷后来曾说：“我从未见过弗雷瑞克有稳重的时候。”
如果弗雷瑞克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的话，他肯定会需要一个搭档，就像劳拉之于哈迪，或是菲利克斯之于奥斯卡一样。那天下午，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门前和他邂逅的那位瘦高男人就是他的搭档。弗雷瑞克直率莽撞，敏感冲动；而弗雷则冷静沉着，慎重自持，是一位泰然自若的谈判家，但更喜爱幕后工作。同事大多用“汤姆”这个小名来称呼他。弗雷在20世纪30年代是圣路易斯大学的一名艺术生。直到40年代末，他才如梦初醒地进了医学院。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然后返回圣路易斯大学做内科住院医生。他魅力十足、言语温和、谨言慎行。观察他管理重病儿童和他们性急的神经质父母，就好像看游泳冠军掠过水面一样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屠宰场（2）

屠宰场（2） 屠宰场（2）

负责把两位埃米尔带到贝塞斯达的人，是国家癌症研究所临床中心的新所长戈登·朱布罗德（Gordon Zubrod）。朱布罗德头脑聪明、仪表堂堂，行事深思熟虑。他是一位临床医生，同时还是一位科学家，一向以从容不迫闻名。朱布罗德之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时，在“二战”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开发了抗疟药物（antimalaria drugs），这一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早期对癌症临床试验的兴趣。
朱布罗德对儿童白血病特别感兴趣，也就是让法伯致力于临床研究最前线的那种癌症。但是朱布罗德知道，对抗白血病，就是对抗它的猛烈和脆弱，对抗它的喜怒无常和不可预测的突然发作。药物测试可以进行，但是首先，要让孩子们活着。朱布罗德是这个领域的精英代表，被弗雷瑞克称为癌症研究的“艾森豪威尔”，他很快召集两位年轻医生镇守在病房前线：就是弗雷瑞克和弗雷，他们刚刚各自从波士顿和圣路易斯的研习员岗位结业。弗雷开着破旧的老式斯图贝克汽车，横跨整个美国，来投奔朱布罗德。弗雷瑞克则在几周后加入，他开着自己摇摇晃晃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而来，里面有他的全部家当、怀孕的妻子和九个月大的女儿。
这种组合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但是它很奏效。就在刚开始的时候，两位埃米尔发现他们两人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他们的合作代表了贯穿肿瘤学基础研究工作中深深的知性分歧，即谨小慎微与大胆实验二者之间的分歧。弗雷瑞克一次又一次地奋力撬动杠杆的一端，往往让病人如临深渊，而这时候，弗雷会把杠杆压回来，保证这些新奇、狂想，但往往有很深毒性的新疗法，可以被小心谨慎地推进。弗雷和弗雷瑞克之间的拉锯战很快变成国家癌症研究所中的标志性争斗。一位研究员回忆：“那段时间，弗雷的工作就是防止弗雷瑞克惹上麻烦。”
朱布罗德有他自己的计划，不让白血病研究惹出麻烦。因为新药、组合试剂和试验的激增，朱布罗德担心各机构会自相残杀，陷入一味争夺病人和实验方案的境地，忘记真正的目标是与癌症作战。纽约的伯奇纳尔、波士顿的法伯、罗斯维尔癌症中心的詹姆斯·霍兰德（James Holland）以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两位埃米尔，都急切地想要开始临床试验。因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每一位病人都是白血病实验的珍贵资源。为了避免冲突，朱布罗德提议建立一个研究者的“联合会”，以此来共享病人、实验、数据和知识。
这项提议改变了整个领域。罗伯特·梅尔（Robert Mayer，他之后成为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回忆说：“朱布罗德的合作小组模式激励了癌症医学。学术界的肿瘤学家第一次拥有了归属感，癌症医生再也不是流浪汉了，再也不是‘在医院地下室里开毒药处方’的人了。”第一次小组会议由法伯主持，会议获得了巨大成功。学者们同意尽快进行一系列共同试验，命名为方案性实验。
接下来，朱布罗德开始着手策划推动试验进行。他提出，癌症试验迄今为止都是杂乱无章、令人尴尬的。肿瘤学者要努力赶上医学界最好的试验。而要学习如何操作客观、公正、和最先进的临床试验，他们必须先学习抗生素的发展史。
20世纪40年代，新型抗生素闯入人们的视线，内科医生也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困境：应该怎样客观地检验新药的功效？在英国的医学研究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令医生们怀恨不止的问题。40年代早期，一种新抗菌药物（链霉素）的发现，引起了一阵关于“肺结核能够被治愈”的乐观风潮。链霉素在培养皿中能杀死导致结核病的分歧杆菌，但是它能否在人体中奏效还未可知。这种药供应很少，医生们只能用几毫克链霉素来治疗各种其他感染。想要定量施用链霉素，需要进行一次客观的实验，来检测它在人体内对结核病的功效。

屠宰场（3）

屠宰场（3） 屠宰场（3）

但是需要怎样做这个实验呢？布拉德福德·希尔（Bradford Hill）这位曾患过肺结核的英国统计学家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解决方案。希尔一开始就明白，任何人操作实验都会带有偏见。每次生物实验都需要一个“对照组”，也就是未被治疗的个体组，用来判断治疗是否有效。但是，如果让医生自己选，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即使也许是不由自主地）选择某类病人，然后再用主观的标准评价药物在这些有高度倾向性的人群中的效果，因而造成构筑在偏好上的偏见。
希尔提出解决上面所说的偏向性的办法是，随机派分病人接受链霉素治疗或服用安慰剂。通过随机选择病人消除分配病人时医生的偏好，加强中立性，从而严格检测假说是否正确。
希尔的随机试验成功了。链霉素治疗组比安慰剂组表现出更好的效果，确定这种抗生素是一种新的抗结核病药物。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希尔首创的方法被永久地奉为经典。对于医学家来说，随机试验成了评价所有干扰因素的最严格的方法，是最不容易产生偏见的方法。
朱布罗德被这些早期的抗菌实验所激励。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检验抗疟药，并且提出把它们作为国家癌症研究所检验新医疗方案的基本原则。研究所的试验应该系统化：每次试验要检验一个逻辑或假说的重要部分，得出是或非的结果。试验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次试验的经验教训会引导下一次试验，以此类推，不断进步，直至白血病被完全治愈。试验将尽可能客观、随机，清楚公正地分配病人和评估反应。
朱布罗德、弗雷和弗雷瑞克从抗菌世界中所学到的，不仅仅是试验方法。弗雷瑞克回忆：“分析抗生素的抗药性让（我们）思考了很多。”法伯和伯奇纳尔分别在波士顿和纽约失望地发现，仅使用一种药物治疗白血病，不可避免会引发抗药性，结果是药效时有时无，最后彻底失去疗效。
这种情况让人们想起了肺结核。和癌细胞一样，如果只使用一种药物的话，引起结核病的分歧杆菌也会对抗生素产生抗性。从单一药物中存活下来的细菌，会分裂增殖、产生突变，获得抗药性，因而导致之前的药物失去效果。为了阻止这种抗性，治疗结核病的医生们不得不使用抗生素的“闪电战”，也就是同时使用两种或三种抗生素，如同一张厚实的“药毯”，来闷死所有分裂的细胞，击退细菌的抗性，因而尽可能彻底地消灭感染。
对抗癌症能同时试验两种或三种药物吗？还是会因毒性太强而立刻致人死亡？弗雷瑞克、弗雷和朱布罗德研究了抗白血病药物的药单，组合药物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尽管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的组合有毒性，但要治愈白血病很可能非它莫属。
他们开展的第一个方案是检测不同剂量的两种最有效的抗白血病药物组合——法伯发现的氨甲喋呤和伯奇纳尔的6-巯基嘌呤。有三家医院同意参与检测：国家癌症研究所、罗斯维尔癌症中心和纽约水牛城儿童医院。试验的目的被特意地简化了。一组病人接受强效、高剂量的氨甲喋呤治疗，另一组则使用温和、少量的剂量。共有84位病人登记检测。在检测开始那天，患儿的父母被随机发放了密封的白色信封。
尽管参与这一实验的医院较多，且不乏自负者，试验却进行得出奇地顺利。毒性加倍了，两种药的疗程几乎令人难以忍受。但是给猛药的一组进展更好，药效更长且更加稳固。不过这种疗法还远达不到治愈的目标：即使是被强效药物治疗的患儿也很快复发，一年以后死去。
首个方案开创了重要的先例。朱布罗德和法伯喜爱的“癌症合作小组模式”终于开始运转了。三家独立医院的几十位医护人员和病人结合起来，遵循同一个准则治疗一组病人，而且每位医护人员都克制自己的个性，完全地服从指导。弗雷写道：“这项工作是恶性肿瘤疾病化学疗法中第一批比较研究项目中的一个。”往往属于临时性的、孤注一掷的抗癌策略终于得到了统一。
1957年冬天，白血病小组开始了对第一次试验的修正性试验。这一次，一组病人接受组合试剂，另外两组各用一种药物。随着问题划分得越来越清楚，答案也变得越来越明了。只给一种药的反应并不很好，有效率介于15～20%。但当氨甲喋呤和6-巯基嘌呤结合起来作用的时候，缓解率一下子达到了45%。
两年后的1959年，他们开始着手下一项化疗方案，进入更加危险的领域。病人先以两种药物治疗让病情达到完全缓解。之后一半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接受更多的药物治疗，而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这一阶段的治疗模式与此前保持一致。结果，接受更密集治疗的那组病人，其疗效更长久稳固。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小组在一点点地推进，像弹簧的一端被释放了一样，一点点地伸展开来。在关键的六年中，白血病研究小组逐渐由给病人一种或两种药物增加到四种，而且是连续给药。到了1962年冬天，白血病医学的指针很明确地指向了一个方向。如果两种药比一种好，三种比两种好，那么四种抗白血病药共同作用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如同对抗结核病一样，组合用药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弗雷和弗雷瑞克感觉到，这必然会成为国家癌症研究所试验中的最高点。即使他们潜意识里相信这回事，但也有几个月的时间都不敢声张。弗雷瑞克知道：“阻力将是巨大的。”白血病病房早被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人叫作 “屠宰场”了。弗雷瑞克说：“使用三种或四种高度细胞毒性的药物来治疗患儿这个想法，被认为是残忍且疯狂的，即使是朱布罗德也不能说服大家去尝试。没有人愿意把国家癌症研究所变成国家屠宰场研究所。”

初期的胜利（1）

初期的胜利（1） 初期的胜利（1）

……但我的确认同文字的语义有着强大力量这种观点。“战争”这个词，确实有一种独特地位。“战争”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会带给年轻人死亡或重伤的境况。在真正的战争年代，把学术活动比喻成战争是不合适的。国家卫生研究所是一个学者的群体，注重创造知识，提高公众健康水平。那是伟大的行动，而不是战争。
——塞缪尔·布罗德（Samuel Broder），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
在审议使用四药组合疗法的紧张时刻，弗雷和弗雷瑞克收到了令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就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弗雷瑞克办公室隔壁的几扇门里，两位研究员，李敏求（Min Chiu Li）和罗伊·赫兹（Roy Hertz），一直在做绒毛癌的实验。绒毛癌是一种胎盘的癌症，比白血病更罕见，往往生长于妊娠异常的胎盘组织周围，之后很快转移到肺部和脑部而置人于死地。当绒毛癌发生的时候，就是一场灾难降临的时候：异常妊娠加上致命的恶性肿瘤，导致因孕育生命带来的死亡。
20世纪50年代，如果说癌症化疗师被医学界广泛认为是局外人的话，那么李敏求就是局外人中的局外人。他从中国盛京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始建于1912年，位于沈阳市内，当时称为“奉天医科大学”。1933年改称为“盛京医科大学”。1948年抗战结束后，改名“辽宁医科大学”，现已并入中国医科大学。——编者注
]（Mukden University）毕业来到美国，在纽约纪念医院待了一阵子。为了躲避朝鲜战争的征兵，李敏求在赫兹的诊所“骗到”一个为期两年的助理产科医师的职位。他对研究很感兴趣（至少假装是这样的），但是被人看作是一名知识的逃兵，不能专注于任何一个问题或计划的研究。他眼下的计划是在贝塞斯达避难，等待战争结束。
1956年8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事，让李敏求 “装模作样的研究”变成一种全职 “深度迷恋”。一次晚班，他接诊一位女士，试图用医学方法把病人的转移性绒毛癌稳定下来。但是肿瘤已经发展到晚期，她流了很多血，三小时后，李敏求眼睁睁看着她死去。李敏求听说过法伯的叶酸拮抗物。他近乎直觉般地将波士顿儿童骨髓中快速分裂的白血病细胞，与贝塞斯达女士快速分裂的胎盘细胞联系到一起。从未有人尝试过用叶酸拮抗物来治疗这种病，但如果这种药能阻止白血病细胞的快速生长——哪怕是暂时的，它能否至少暂时缓解绒毛癌的爆发？
李敏求不需要等太久。在第一个病例发生几周后，另一位叫埃塞尔·朗格利亚（Ethel Longoria）的年轻女子也得了同样可怕的病。她的肿瘤像葡萄一样在她的肺里聚集，导致肺内膜流血——血流如注，几乎无法控制。一位血液学家回忆：“她血流得太快了，我们认为必须把她流出的血输回她自己的身体里去。因此，医生们手忙脚乱地用管子收集她流出的血，然后把这些血输回去，就像内部循环的抽水机一样。”（这一解决办法带着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典型特征。把一个人肿瘤中流出的血输回给她自己的办法，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令人生厌的。但在国家癌症研究所，这种方法，或者任何方法，都可以是标准做法。）“他们稳定了她的病情，然后开始用叶酸拮抗物。第一次给药结束，医生们下班后离开时，并没有期待还能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你不能期待什么。你只能等待、观察，然后在惊喜到来的时候接受它。”

初期的胜利（2）

初期的胜利（2） 初期的胜利（2）

埃塞尔·朗格利亚活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她还活着，呼吸缓慢但很深沉。流血的现象减轻到能再尝试施用一些药剂了。在第四轮化疗结束之际，李敏求和赫兹只是希望肿瘤的大小能有些微的改变。但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肿瘤不见了，X射线胸透的结果变好了，病人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弗雷瑞克写道。绒膜促性腺素和癌细胞分泌的激素浓度都下降为零。肿瘤真的消失了。没有人预期到这么好的结果。他们认为X射线胸透结果可能弄错了，决定进行重新检查。但结果是无误的：一个转移性的、固态的恶性肿瘤在化疗中消失了。李敏求和赫兹欢欣鼓舞地跑去发表了这一发现。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中有一个小问题，小到很容易被忽视。绒毛癌细胞分泌一种标记物——一种叫“绒毛促性腺素”的激素，这种蛋白质能在血液中被极其精准地测量出来[?这种检测的变形手段可以用来测孕。
]。在李敏求试验之初，他决定要用这种激素水平来跟踪癌症是否对氨甲喋呤有反应。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绒毛促性腺激素水平（hcg）将成为癌症的代表，成为癌症在血液中的指纹。
麻烦的是，在预定的化疗末期，hcg水平已经下降到几乎可以忽略的量值，但令李敏烦恼的是它仍没有变成完全的正常状态。他每周在实验室里一次又一次地测量，但是结果依然如此：微不足道，但永不消失。
李敏求渐渐开始痴迷于这些数值。他推断，血液中的激素是癌症的指纹，如果它仍然存在，那么癌症也同样存在，即使可见的肿瘤消失了，癌症仍然在体内某处隐藏着。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肿瘤消失了，李敏求推测他的病人并未完全治愈。最终，他看起来几乎是在治疗数字，而不是在治疗病人；他不顾更多轮化疗产生的更强毒性，固执地持续给药，一剂又一剂，直至hcg水平降到零。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制度委员会听闻李敏求的做法后怒不可遏。这些女患者本来已经被看作“痊愈”了。她们的肿瘤已经看不见了，增加化疗相当于用不可预测剂量的剧毒伤害她们。李敏求早就被认为是叛逆者，这一次，他们认为李敏求做得太过分了。7月中旬，委员会召见他，并把他当场开除。
弗雷瑞克说：“李敏求被指控在人体上做实验。但是可想而知，我们所有人都在实验。汤姆（弗雷）和朱布罗德，以及其他人，我们都是实验者。不做实验就是循规蹈矩，就等于什么都没做。李敏求不想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因此，他是奉行自己的信念去做事而被开除的。”
弗雷瑞克和李敏求曾经一起在芝加哥做住院医生。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他们两个都被大家孤立，因此彼此惺惺相惜。当弗雷瑞克听说李敏求被免职的消息后，他立刻来到李敏求的家中安慰他，但李敏求仍然十分沮丧。几个月内，他怒气冲冲地回到纽约，然后进入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他再也没回过国家癌症中心。
然而他的故事有一个最终的转折点。正如李敏求所预见，通过多加的几剂氨甲喋呤，曾顽固地在低位徘徊的激素水平，最终确实减少至零。他的病人完成了他们增加的额外化疗。随后，一种现象慢慢地显现出来。过早停药的病人不可避免地复发了癌症，而用李敏求方案治疗的病人，没有复发，即使停用氨甲喋呤几个月后，也没有复发。
李敏求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深刻但基础的肿瘤学原理——癌症治疗必须在每一种可见迹象都消失后，仍然继续保持系统的治疗。hcg水平——绒毛癌分泌的激素，才是它真正的指纹、真正的标记。此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试验验证了这个原理。但是在1960年，肿瘤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项提案。直到几年以后，人们发现李敏求用增加化疗次数治愈的病人再也没有复发，这才震惊了之前草率开除他的委员会。李敏求以自己的职业为代价，催生了第一例成人被化学疗法治愈的案例。

小鼠与人（1）

小鼠与人（1） 小鼠与人（1）

模型是帮你看清真理的谎言。
——霍华德·斯凯伯（Howard Skipper）
弗雷和弗雷瑞克从李敏求对绒毛癌的处理经验上获得了一种哲理性的启发。弗雷瑞克指出：“临床研究有其紧迫性。”对于白血病患儿来说，即使一周的耽误，都意味着天人两隔。白血病联盟坚持步步为营、一组一组有系统地检测试剂组合；这种学术方面的固执如今也逐步系统地把弗雷瑞克逼疯了。为了检测三种药物，小组坚持检测“所有三种药的可能组合，然后还要检测所有四种组合，此外，剂量与服药时间各不相同的给药方案也在检测范围中”。弗雷瑞克说，以白血病联盟目前的进展速度，要再经历几十年时间，白血病治疗才能取得重要进展。他回忆道：“病房里都是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孩子。一个男孩或女孩被送进来的时候，白细胞计数高达300，可能隔夜就死了。我是被指派第二天与患儿父母谈话的人，要向一位刚刚痛失爱女的母亲解释朱布罗德连续、系统、客观的试验策略。”
1960年，临床中心引进了另一种新的抗癌剂，令药物与剂量之间可能的排列组合进一步增加。这个新来的“长春新碱”（vincristine）是一种有毒的植物碱，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长春花[?一种小的、野草般的匍匐植物，有紫色花朵和卷曲缠绕的茎；长春新碱vincristine这个名字是从长春花vinca而来，在拉丁语中意为“捆绑”。
]。1958年，礼来制药厂在一个药物探索项目中，研磨了几万磅植物原料，用各种生物化验检测提取物，发现了长春新碱。最初，长春新碱被用作抗糖尿病药物，但人们发现，小剂量的长春新碱能杀死白血病细胞。像白血病细胞这样生长快速的细胞，往往要产生一个蛋白质骨架（微管）使两个子细胞彼此分离，从而完成细胞分裂。长春新碱通过绑定微管末端，使细胞骨架在它的控制下不能正常运作。因此，在字面上使人想起使它得名的那个拉丁语词。
随着长春新碱加入药典，白血病研究者发现他们面临一种药物过多的矛盾困境：怎样排列组合四种独立作用的药物（氨甲喋呤、强的松、6-巯基嘌呤和长春新碱）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疗法呢？而且，由于每种药都有潜在的强烈毒性，能否找到一种组合，既能消灭白血病，又能保住患儿呢？
两种药就已经产生了数十种可能；如今面对四种药，白血病联盟可能不只要用50年，而是要用150年，才能完成试验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新雇员大卫·南森（David Nathan）回忆当时因为新药的大量涌现令工作几乎停滞不前的情况时说：“弗雷和弗雷瑞克只是把能拿到的药组合起来而已……四五种药物的可能组合、剂量和给药方案是无穷的。研究人员要花很长时间来寻找药物的正确组合和给药方案。”朱布罗德这种连续、系统、客观的试验陷入僵局。现在需要的是与系统方法完全相反的方法，那就是凭直觉和灵感在致命药物的深渊上飞跃。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科学家霍华德·斯凯伯（Howard Skipper）为人温文尔雅，有学者风度，喜欢自称 “小鼠医生”，他向弗雷和弗雷瑞克提供了一个走出僵局的方法。斯凯伯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局外人。如果白血病是癌症的一种模型（模式）的话，那么斯凯伯曾经通过在动物体内人为诱导白血病来研究这种疾病，实际上就是为一种模型建立一种模型。斯凯伯的模型使用了一种叫作“L-1210”的小鼠细胞系，一种能在培养皿上生长的淋巴白血病。实验小鼠注射了这些细胞，就会得白血病。这一过程被称为“移植”（engraftment），因为这类似于把某只动物的一块正常组织（移植物）移植到另一只动物身上。

小鼠与人（2）

小鼠与人（2） 小鼠与人（2）

斯凯伯喜欢把癌症想成一种抽象的数学实体，而不是一种疾病。在被植入了L-1210细胞的小鼠体内，细胞分裂得非常快，往往是一天两次，这对癌细胞而言也是惊人的速度。向小鼠转移一个白血病细胞，就可以得到一个惊人的增长弧：1、4、16、64、256、1 024、4 096、16 384、65 536、262 144、1 048 576……以此类推，直到无穷。只要16或17天，单个细胞就可能会分裂出超过20亿个子细胞，比小鼠体内红细胞的总数还多。
斯凯伯发现，通过对移植了白血病的小鼠进行化疗，他能使细胞的快速分裂停止。当这些小鼠对药物产生反应时，斯凯伯用图表记录白血病细胞的成活和致死率，他找到两个重要发现：第一，他发现无论癌细胞总数是多少，在任何情况下，化疗总是杀死固定百分比的细胞。对于每一种药来说，这个百分比都是一个不变的数字。也就是说，如果小鼠体内开始有10万个白血病细胞，一次给药会杀死99%的细胞，那么每一次都会以这个百分比杀死细胞，导致每一次化疗后细胞数目越来越少：10万……1 000……10……以此类推，直到四次以后，数量降为零。杀死白血病是一个迭代过程，就像把一个庞然大物一分为二，然后再二等分，剩余部分再二等分。
第二，斯凯伯发现，只要向组合里添加新药物，往往就能得到杀灭癌细胞的协同效果。由于不同药物会导致不同的抗性机制，因而在癌细胞内产生不同的毒性，共同用药能显著降低抗性发生几率，从而增加细胞杀死率。因此，两种药比一种好，而三种药比两种要好。通过多种药物组合，迅速连续的迭代化疗，斯凯伯在他的老鼠模型中，成功地治愈了白血病。
而在弗雷和弗雷瑞克看来，斯凯伯的观测结果会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也许可以说是令人惊恐的）结论——如果人类白血病和斯凯伯的老鼠白血病一样，那么就要对患儿使用多种药物，而不是用一两种药进行治疗。此外，一个疗程可能不够，需要近乎冷酷无情地施行“最大剂量、高密度、周期性的正面”化疗，一剂又一剂，一剂复一剂，不断挑战耐受力的底线。即使白血病细胞已在血液中明显消失，孩子们已明显被“治愈”了，化疗也不能停下来。
弗雷瑞克和弗雷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凭直觉做出关键性的一跃，跳进深渊。他们下一个将要尝试的疗法，是所有四种药物的组合——长春新碱、氨甲喋呤、6-巯基嘌呤和强的松。这种疗法将以新的首字母缩略词的方式出现，取每种药的第一个字母组成新药的名字“VAMP”[?VAMP分别为vincristine（长春新碱）， amethopterin（氨甲喋呤）， mercaptopurine（6-巯基嘌呤）， 和prednisone（强的松）。
]。
这个名字有许多刻意或者无意的共鸣。“Vamp”一词的意思是“临时凑成或修补，把一些随时可能瓦解的零碎东西铺设在一起”；它可以指代那种“勾引男人的女人”——一个给出承诺，但从不践行的人；它还指靴子的鞋尖，踢东西的时候承受主要冲击力的部分。
VAMP
医生是这样一群人，对他们开的药所知不多，对它治疗的疾病知之更少，而对用药的人更是一无所知。
——伏尔泰（Voltaire）
如果我们不杀死肿瘤，那么我们就会杀死病人。

小鼠与人（3）

小鼠与人（3） 小鼠与人（3）

——威廉姆·莫罗尼（William Moloney）慨叹于化疗初期
VAMP这种高剂量、危及生命的四药组合的白血病疗法，对斯凯伯、弗雷和弗雷瑞克可能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对他们的许多同事来讲，VAMP是一个可怕的概念、一种可憎之物。弗雷瑞克最终向朱布罗德提出了他的想法：“我想用全剂量的长春新碱和氨甲喋呤，结合6-巯基嘌呤和强的松来治疗。”为了引起朱布罗德的注意，他特别强调了话中的“和”字。
朱布罗德惊呆了。正如医学界一句老话：三分药七分毒。药都是各种各样的毒，仅仅是稀释到了合适的剂量，才成了药。但化疗药物，即使被调到了“正确的”剂量[?由于早期大多数抗癌药物都是细胞毒素，即能杀死细胞，所以治疗（杀癌）剂量与毒性剂量之间的界限极小。很多药需要非常小心地定量，避免产生未确定的但难以避免的毒性。
]，仍然是毒药，何况白血病患儿本来就已命悬一线。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人们经常随意把某一化疗药品评为“本月之毒”。事实上，如果每天把四种“每月一毒”同时注入一位三岁或六岁的患儿体内，那么他或她恐怕连一个疗程都熬不下来，更不用说在经历了周而复始的毒剂治疗后还能否幸存下来。
当弗雷和弗雷瑞克在一次全国性血癌会议上提出他们对VAMP初步设想的时候，听者纷纷反对，法伯便是其中之一。一直以来，法伯遵守白血病联盟制定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谨慎而连续地加药。他更倾向于一次只施行一种药，仅在复发后再加入第二种药，以此类推。弗雷瑞克回忆道：“哦，乖乖，那真是一次灾难性的摊牌。人们嘲笑我们，骂我们疯狂、无能和残忍。”由于病人数量有限，又有成百种药物和组合要试验，每次新的白血病试验都要艰难地通过白血病小组复杂的审批程序。人们觉得弗雷和弗雷瑞克正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尝试惊天一跳。小组拒绝支持VAMP，至少在许多其他试验完成之前免谈。
但弗雷瑞克在最后关头争取到了一个让步，即VAMP实验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独立开展，不受急性白血病B组（ALGB）的权限约束。弗雷瑞克回忆说：“这个主意很可笑。为了进行试验，我们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急性白血病B组。”朱布罗德对这次妥协很不满，这破坏了他最喜爱的“合作”模式。更糟的是，如果VAMP失败，这将成为他的政治噩梦。弗雷瑞克承认：“如果孩子们死了，我们会被指控在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个联邦机构内进行人体试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危险地带。弗雷被卷入争议的旋涡，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不得不辞去急性白血病B组主席一职。多年以后，弗雷瑞克也承认当时风险很大：“我们可能会将全部的患儿置于死地。”
1961年，VAMP试验终于启动了。几乎从一开始，试验似乎就酿成大错，而且正是朱布罗德一直尽力避免的那种噩梦。
弗雷瑞克记得，第一批接受治疗的患儿“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开始VAMP试验，到第一周结束，他们中许多人的情况比原来还要糟糕。这真是一场灾难”。四种药的化疗组合在身体里肆虐，消灭了正常的细胞。一些患儿几乎陷入昏迷，一直戴着呼吸机。弗雷瑞克拼命地想要救这些孩子，一遍遍去病床边探视他们。他写道：“你可以想象那种压力。我几乎可以听见人们在说：‘我告诉过你，这个孩子会死。’”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缠着医务人员不停地问问题、做医嘱。他本能中的父爱被唤醒了：“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真的是在努力照顾他们。”

小鼠与人（4）

小鼠与人（4） 小鼠与人（4）

整个国家癌症研究所都在紧张地关注这次试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命运也悬在这根线上。弗雷瑞克写道：“我几乎无能为力。也许我能让他们舒服点，给他们一点阿司匹林，给他们降降体温，帮他们盖一条毛毯。”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生们，被丢在癌症医学动荡的前线，周旋于毒性最强、最有未来的药物组合之中，他们重拾最古老的原则，去安慰病人，给病人补充营养，全心全意地看护和鼓励病人，甚至帮他们抖松枕头。
难熬的三周过后，弗雷瑞克的几位病人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而且，出乎意料的是，在令人不忍目睹的状况下，回报终于出现了——正常的骨髓细胞开始逐渐复原，而白血病症开始减轻。骨髓活检的结果陆陆续续地出来了，全都没有白血病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开始在曾经的骨髓坏死区快速增殖。而且白血病没有复发。几周之后，另一套活体组织检查确认了结果。显微镜里一个白血病细胞都看不到了。在一次几乎完全的毁伤之后，病情出现了如此彻底的缓解，这超出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所有人的预料。
几周后，国家癌症研究所团队鼓起足够的勇气，尝试在另一小群病人中进行VAMP试验。奇迹重现。在灾难性的计数下降之后，骨髓复原，白血病消失了。一位研究员回忆道：“就像脚踝拴着绳子由悬崖坠落一样。”几天后，骨髓开始再生，弗雷瑞克心怀忐忑地进行了一次活检来观察细胞。白血病再一次消失了。留下来的，是满满的希望：正常如鹅卵石般的血细胞，开始重新在骨髓里生长。
到了1962年，弗雷和弗雷瑞克已经用几种剂量的VAMP治疗了六位病人。病情的缓解效果可靠而且持久。现在，临床中心到处是戴着假发、围着围巾的患儿的欢声笑语，他们经历了两个或三个化疗期，活了下来——这是白血病史上醒目的特例。评论家开始转变立场。国内的其他临床中心加入了弗雷和弗雷瑞克的试验计划。1964年，一位波士顿血液学家在治疗一位11岁女童时写道，病人“奇迹般地康复了”。震惊慢慢变成了轻松的心情。就连威廉姆·戴姆谢克（William Dameshek），这位毕业于哈佛的固执的血液学家，同时也是VAMP项目开始时最大的反对者，也写道：“儿科肿瘤学家的心情一夜之间就从‘同情性的宿命论’转变为‘进取性的乐观心态’。”
这种乐观是强烈的，也是短暂的。1963年9月，就在弗雷和弗雷瑞克从庆祝VAMP获得空前成功的庆功大会上回来不久，几名病情好转的儿童又一次回到诊所，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小症状出现：头痛、癫痫、面部神经时常刺痛。
一位血液学家回忆：“一开始，有些医师没太在意。我们猜测，症状会消失。”但是，对人体内白血病细胞扩散问题有近十年研究经验的弗雷瑞克知道，这些头痛可能不会消失。到了10月，更多的患儿回到诊所，这次他们的症状是麻木、刺痛、头痛、癫痫还有面部瘫痪。弗雷和弗雷瑞克都开始紧张起来。
19世纪80年代，魏尔啸曾观察到白血病细胞偶尔能侵入大脑。为了研究大脑被癌细胞入侵的可能性，弗雷和弗雷瑞克通过脊髓穿刺直接观察脊髓液，这种方法要用一根细直的针，从椎管中抽取几毫升液体。脊髓液是一种透明液体，与大脑直接连通循环，可以代替检查大脑。

小鼠与人（5）

小鼠与人（5） 小鼠与人（5）

在科学的传说中，人们经常用心跳加快、异样的光辉来描述“科学大发现时刻”那激动人心、摒心静气的一秒，观察结果突然清澄透明，汇聚成一种新的形态，如同万花筒里的碎片，猝然成型。苹果从树上落下砸中了牛顿，也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阿基米德从浴缸里一跃而起，配平了方程式，导出了浮力定律。
但是，很少有记录记载另一种负面的、有关失败的“发现时刻”。它往往是科学家独自面对的时刻——患者的CT扫描显示，淋巴瘤复发了；曾被药物杀死的细胞又开始复生；一名患儿带着头痛回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
弗雷和弗雷瑞克在脊髓液中的发现，令他们身心俱寒。脊髓液内，白血病细胞正爆发般地生长，几百上千万细胞占据着大脑。头痛和麻木，只不过是更大毁灭来临之前的预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所有患儿一个又一个带着程度不一的神经性病状（头痛、刺痛、散斑）回到了研究所，然后陷入昏迷。骨髓活检很干净；体内未发现癌症。但是，白血病细胞侵入神经系统，导致出人预料的快速死亡。
是身体自我防御系统破坏了癌症治疗的结果。大脑和脊髓被一个由细胞密封的“血脑屏障”所隔离，它能阻止外源化学物质轻易进入大脑。这是一个古老的生物系统，已经演化得能够防止毒素进入大脑。但也正是这个系统，把VAMP阻挡在神经系统外面，在体内生成了一块天然的 “癌症保护区”。白血病在这片保护区内生长，占据了化疗根本无法抵达的地方。患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被原本是保护他们的机制夺去了生命。
弗雷和弗雷瑞克因这些复发深受打击。对于临床科学家来说，一个试验就像一个孩子，是呕心沥血的投入。看着这个强大亲密的事业轰然倒塌，濒临绝境，就像失去孩子一样心痛。一位白血病医生写道：“我认识那些病人，我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我知道他们的猫、狗的名字……这种痛苦就好像失恋一样。”
在七次令人振奋的强力试验之后，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种爱恋情结终于结束了。在VAMP治疗后，大脑的疾病复发似乎使该所的士气滑到了低谷。弗雷曾在最困难的阶段努力尝试保留VAMP疗法，如今经过长达12个月的运作、劝诱和谄媚，他感觉自己已经油尽灯枯，全无半点力气。即使是不屈不挠的弗雷瑞克，也开始泄气了。他感觉到所里其他人的敌意日渐增长。在他生涯的顶峰之际，他也厌倦了所内无休无止的冲突，而这原本还能激发他的斗志。
1963年冬，弗雷跳槽加入德克萨斯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derson Cancer Center），试验暂时中止（虽然后来在德克萨斯“复活”）。弗雷瑞克也很快离开了研究所，到休斯敦投奔弗雷。曾经把弗雷瑞克、弗雷和朱布罗德维系在一起的脆弱的生态系统，在几个月内就土崩瓦解了。
但是白血病的故事，也就是癌症的故事，讲述的并非医生们辗转于各家机构奋斗求生的事迹。它讲述的是病人在一次又一次疾病痛楚的边缘，苦苦挣扎积极求生的故事。病人的恢复力、创造力和生存力，常常归功于伟大医生的品质；但事实上，这些品质一开始是由与疾病斗争的患者表现出来的，然后才被治疗医师展现出来。医学史之所以透过医生的故事进行讲述，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比病人的英勇表现更突出。

小鼠与人（6）

小鼠与人（6） 小鼠与人（6）

我曾说过那些孩子都因癌症复发死亡了，其实这并不准确。少数几个孩子，由于某种神奇的原因，在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并没有复发白血病。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少数其他几家敢于尝试VAMP的医院里，大概5%的受治患儿完成了一年的治疗。他们不仅是数周或几个月没有复发，而是很多年都未复发。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回来复查，紧张地坐在全美各地试验中心的候诊室里；他们的嗓音越来越深沉；他们的头发也长回来了；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活组织检查；没有任何癌症的迹象。
一个夏日午后，我开车穿过缅因州西部，来到沃特波罗小镇。在雾气弥漫、阴沉沉的天空下，古老的松桦林一直延伸到澄澈的湖边，景象蔚为壮观。在小镇遥远的边界，我转弯驶上一条远离湖面方向的土路。路的尽头，是被松树林环绕的一间整洁的木板小屋。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妇穿着蓝色的T恤衫，打开了门。我花了17个月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电话、询问、访谈、再经介绍，好不容易才找到她。一天下午，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一条线索。我记得自己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拨打了那个号码，冗长的铃声过后，终于一位女士接起了电话。我们约好了那周见面，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开快车过来践行这个约定。当我到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早了20分钟。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或者努力说了些什么作为开场白。但是我感到肃然起敬。在我对面倚门而立的人，发出拘谨的微笑。她就是最初VAMP治疗儿童白血病试验中的一位幸存者。
她的地下室里进了水，沙发长了霉，所以我们站在门外树荫下的蚊帐里，外面嗡嗡飞着鹿虻和蚊子。这位被我称为艾拉的女士，已经整理好一大堆医学记录和照片供我阅览。在她把这些递给我的时候，我感到她的身体一阵颤抖，好像即便在今天，在她经受折磨45年后的今天，这段记忆仍然栩栩如生地缠绕着她。
1964年6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开始使用VAMP疗法大约18个月的时候，艾拉被诊出患有白血病，她当时11岁。在被确诊前的那些照片中，她留着刘海，戴着牙套，一幅典型的青春期小女孩的模样。六个月后（化疗开始后）的照片上，她变成了秃头，由于贫血而脸色惨白，体重严重减轻，瘫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
艾拉接受了VAMP治疗。（她在波士顿的肿瘤医生听说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惊人成果，在并未实验的情况下，相当大胆地选择使用四种药的组合试剂进行治疗。）治疗一开始像是一场灾难，高剂量的长春新碱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旁支神经，她的腿和手指永远留下了被灼烧的感觉，强的松使她精神错乱。这名意志坚强、精神狂乱的小女孩，只能在医院的走廊里游荡，晚上尖叫哀嚎，护士只好用绳子把她绑在床柱上。她被控制在床上，经常蜷缩得像个胎儿那样，肌肉日渐消瘦，神经日益恶化。12岁那年，她开始对镇痛用的吗啡上瘾。（她说，她以自己的坚定意志，通过“在戒毒的肌痉挛中不断坚持”，实现了自我“戒毒”。）在那可怕的几个月里，在苦苦等待下一次吗啡的时候她狠咬自己，直到现在她的下嘴唇还有淤青。
但很明显，她记得的最重要的事是死里逃生的感觉。她把那些记录收回文件袋里，告诉我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漏网之鱼。”她移开了视线，好像在看一只想象中的苍蝇，我看见她眼中噙满了泪水。她曾在医院病房见过的其他几个白血病患儿，没有一个幸存下来。”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治愈。白血病就是那样。它令你困惑，它改变你的人生。”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科里巴亚木乃伊、阿托莎还有霍尔斯特德的年轻妇女等候乳房切除术的画面。
法伯从没见过艾拉，但他遇到过像她这样的病人——VAMP的长期幸存者。1964年，艾拉开始化疗的那一年，法伯得意地把这类病人的照片带到华盛顿，展示给议会看——这是化疗能治愈癌症的活生生的证据。对他来说，道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癌症研究需要额外的助力——更丰富的资金、更多的研究、更大规模的宣传，以及一条通往治愈的定向轨道。他在议会前的宣讲因此有了一种近乎虔诚的、救世主般的热情。一位观察者回忆，在照片展示和他的证言之后，一切其他证据都“平淡无奇且没有必要”了。现在，法伯准备从白血病王国一跃进入更加常见的实体癌症世界。他写道：“我们努力尝试开发化疗药剂，以杀死无法用其他方法治疗的癌，如乳腺瘤、卵巢癌、子宫癌、肺癌、肾癌、肠癌，还有高恶性肿瘤的皮肤癌症，如黑色素瘤或者胎记瘤。”法伯知道，即使只治愈了成年人实体肿瘤中的一种，都会极大促进肿瘤学的变革。它将提供一条最坚实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可以打赢的战争。

解剖学家的肿瘤（1）

解剖学家的肿瘤（1） 解剖学家的肿瘤（1）

在20世纪60年代，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才能成为一名化疗师，也必须有勇气相信癌症最终会被药物击败。
——文森特·德威塔（Vincent DeVita）
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后任所长）
2004年2月一个寒冷的早上，24岁的运动员本·尔曼（Ben Orman）发现自己颈部有一个肿块。他当时正在公寓里看报纸，当他的手无意滑过脸的时候，在颈部摸到一个小肿包。肿块大约有一个葡萄干大小。如果使劲吸气，它就缩进胸腔。他没介意，心想不过是一个肿块而已，运动员对肿块早已习以为常——胼胝、膝盖肿胀、疮、隆起、擦伤经常在无意间发生。他继续读报纸，脑海中的疑虑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那肿块是什么，到时候总会消失的。
但是，肿块没有消失，反而长大了，一开始不易察觉，之后越来越明显，一个月之内从葡萄干大小长到了话梅大小。他能感觉到它在锁骨的浅窝那里。尔曼担心地来到医院的无预约诊所，分诊护士在她的记录上潦草地写上“颈部肿块”，在句末加了一个问号。
随着那句话，尔曼走进了陌生的肿瘤学世界，就像他的肿块那样，被古怪又空洞的癌症世界吞噬。医院的门在他身后开了又关，身穿蓝色消毒衣的医生撩起帘子走进来，用她的手在他的颈部上上下下摸了个遍。他很快做了一连串验血和X射线检查，之后是CT扫描和其他检查。扫描显示，他颈部的肿块仅仅是更大肿块的冰山一角。在外面的肿块下面，一连串的肿块从他的脖子一直延伸到胸部，在胸骨后面聚集成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正如医学生学到的一首可怕的癌症顺口溜一样，位于前胸的肿块，分别以T开头的四种病：甲状腺癌（thyroid cancer）、胸腺癌（thymoma）、畸胎瘤（teratoma）和恶性淋巴瘤（terrible lymphoma）。根据年龄以及肿块暗淡致密的外形来判断，尔曼的症状几乎肯定是其中最后一种了——淋巴瘤，淋巴结的癌症。
在尔曼来看病不到两个月后，我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坐在候诊室，读着一本书（他痴迷的样子，像运动员一样，几乎是竞技一般地阅读，常常一周就读完一本）。自他看急诊之后的八周内，他已经做了一次PET扫描[?PET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是采用病人注射放射性物质之后扫描，也就是采用内放射扫描，主要观察有无肿瘤转移。——编者注
]、看了一位外科医生、进行了一次颈部肿块活检。正如预料，肿块是淋巴瘤，是一种少见的淋巴瘤变异体，叫作霍奇金病（Hodgkin’s disease）。
之后有了更多的消息：扫描显示，尔曼的癌症完全限于上半身的一侧。他没有产生任何一种偶尔会伴随霍奇金病出现的可怕症状，如体重下降、发热、寒战或盗汗。在一个从I到IV的分期系统中（后面加上A或者B表示是否伴有神秘的症状），他被归在病程中相对早期的阶段——IIA级。这是一个残酷的消息，但是那天早上在候诊室进进出出的所有病人当中，这种病情的预后却可能是最好的。在强化疗程后，他有很大的机会（高达85%的可能）被治愈。
我告诉他：“强化疗程，我是指几个月，甚至可能会延长到半年。会以周期方式给药，在中间我们可能还得检查血细胞计数。”每三周，尔曼的血液细胞数量刚刚恢复的时候，就要从头开始一整轮的循环，永无止境的化疗。

解剖学家的肿瘤（2）

解剖学家的肿瘤（2） 解剖学家的肿瘤（2）

他会从第一轮疗程开始脱发。几乎可以肯定他永远不能生育了。可能在白细胞数减少到接近零的时候，会产生危及生命的感染。最不幸的是，化学药物可能会在未来导致第二次癌症。他点点头。我看着这些图景在他的脑中快速扩散，直到达到了最大影响。
我满怀歉意、结结巴巴地抓了一个比喻：“这将是一场拉锯战，一次马拉松。但我们会跑到终点的。”
他再一次沉默地点头，好像已经明白了。
一个周三的早上，在我和尔曼见面不久后，我乘公交车横穿过波士顿，到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去见我的病人。我们大多把这家研究所简称为“法伯所”。西德尼·法伯活着的时候声名远扬，死后更备受尊崇：以他命名的“法伯所”现在是一座巨大的16层混凝土迷宫，里面塞满了科学家和内科医生，是一家综合的实验室，兼诊所、药房、化疗机构。它有2 934名员工，数十间会议室，大量实验室，一间洗衣房，四部电梯以及许多图书室。原来地下的实验室早已被周围伟岸的建筑物群所淹没。“法伯所”像一座巨大的精雕细琢的中世纪圣殿，永久地获得了它的神圣地位。
你一走进新楼，就会看到门厅里法伯的油画像，带着他典型的半忧郁、半微笑的表情注视你。楼里四处都记录着他的点点滴滴。通往研究人员办公室的走廊里，仍然悬挂着他曾为吉米基金会定制的卡通“肖像画”：白雪公主、匹诺曹、小蟋蟀、小飞象。我们用来进行活检的骨髓针，看上去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产物；可能它们曾在50年前被法伯或他的某个研究生磨砺过。漫步在这些实验室和诊室，往往会让人觉得随时会闯进癌症的历史。一天早上，我果然就碰到了：在赶电梯的时候，我猛地撞上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我起初以为他是病人。但后来发现他就是汤姆·弗雷，这里的荣誉教授，正打算去16层他的办公室。
那天早上我的病人是一位76岁的妇女，叫作比阿特丽斯·索伦森（Beatrice Sorenson）。她喜欢别人叫她碧（Bea），总让我想起在自然史教科书上读到的那些能承担自身十倍体重的负载或跳跃到自身五倍高度的小昆虫或小动物。她小得不可思议：体重大约29公斤，身高135厘米左右，骨架精细，容貌好似小鸟，整体看起来像是冬天的一根小树枝。然而，与她娇小的外形不同，她个性坚强，轻盈的身体与强悍的灵魂互相平衡。她曾参加过海军，在两次战争中服役。即使我在高高的检验台上，面对她依然感到敬畏与谦卑，好像她在精神上俯视着我。
索伦森患有胰腺癌。2003年夏末，肿瘤被偶然发现，当时她腹痛腹泻，做了CT扫描，发现胰腺末端有一个四厘米大小的固态结节。（现在想想，腹泻可能与之无关。）一位勇敢的医生曾尝试切除手术，但切除的边缘仍存在一些肿瘤细胞。即使在肿瘤学这个本身就悲哀的学科中，这个没有被根除的胰腺癌，也被认为是悲哀中的悲哀。
索伦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一开始就告诉我：“我想与它抗争到底。”我们努力抗争，整个初秋，我们用辐射轰击她的胰腺，杀死肿瘤细胞，然后用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进行化疗。在整个疗程中，肿瘤细胞一直在长。冬天，我们转而开始使用一种叫作“吉西他滨” （gemcitabine）又叫“健择”（Gemzar）的新药。肿瘤细胞不但对新药没什么反应，反而是在愚弄我们似的，进而向肝脏转移，让索伦森很痛苦。有时，我们干脆觉得不用任何药物也许会更好。

解剖学家的肿瘤（3）

解剖学家的肿瘤（3） 解剖学家的肿瘤（3）

索伦森那天早上来到诊所，想看看我们是否能提供些其他建议。她穿着白色短裤和白色衬衫，薄纸般的皮肤上满是干纹。她可能哭过，但她的脸像密码一样，令我无法解读。
她的丈夫请求道：“她什么都能试，任何方法都行，她比看上去强壮多了。”
但不论她有多么坚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尝试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无法面对这个明显的问题。主治医生坐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
比阿特丽斯最终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她耸耸肩，茫然地看着我们：“很抱歉，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终点。”
我们难为情地低头不语。我猜这并不是第一次由病人来安慰无计可施的医生。
分别在两个上午，我们看到了两个肿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癌症化身：一种几乎肯定能治愈，而另一种必然走向死亡。在希波克拉底天真地创造了包罗万象的术语“karkinos”近2 500年之后，现代肿瘤学对癌症的分类并没有进步多少。尔曼的淋巴瘤和索伦森的胰腺癌，当然都属于“癌症”，都是细胞的恶性增殖。但这两种病的病程轨迹和“人格”实在是大相径庭。即使用同一个名字“癌症”来称呼它们，都感觉像是犯了某种医学上的时代错误，就好比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使用“apoplexy”形容任何形式的中风、出血或癫痫。我们像希波克拉底一样，天真地把肿胀的东西都归为肿块。
无论天真与否，20世纪60年代，正是这种笼统的归类，断然地、不可改变地认为在多样化的各种癌症之下，潜在的共性信念激励了拉斯克派。肿瘤学追求统一性的真理，那种1962年法伯所倡导的“普世性治疗”。如果20世纪60年代的肿瘤学家在想象一种能治疗所有形式的癌症的通用疗法，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就有一种疾病统称为“癌症”。这种信念是这样的：只要治好其中一种，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下一种癌症的治愈，依次类推，像一个链式反应，直到整个邪恶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
那种一把大锤最终彻底击毁一种大病的设想，给内科医生、科学家和癌症游说者重新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对于拉斯克派人士来说，这是整合的原则、信念的秉承，一座吸引他们所有人唯一的灯塔。的确，拉斯克在华盛顿寻找到的癌症政治整合（由一位医生或科学家带领的单一机构和单一的资金来源）依靠的是一种更深的理念，一种医学上的团结一致；认为癌症是单一的疾病、一块巨石、一种单一而集中的故事。如果没有这种宏大、包罗万象的故事，玛丽·拉斯克和西德尼·法伯无法想象这样一场系统性的、有目的的战争。
那天晚上把本·尔曼送到诊所的疾病——霍奇金淋巴瘤，本身在癌症世界中现身较晚。他的发现者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是19世纪英国解剖学家，人又瘦又矮，留着铲状小胡子，长着弯得惊人的鼻子，看起来像一位从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诗中走出来的人物。
1798年，霍奇金出生在伦敦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来自本顿维尔一个基督教贵格派家庭。他是个早熟的孩子，很快成长为更加早熟的年轻人。他涉猎广泛，从地质到数学再到化学都轻松掌握，兴趣变化无常。他拜过地质学者为师，后来自己做了药剂师，最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

解剖学家的肿瘤（4）

解剖学家的肿瘤（4） 解剖学家的肿瘤（4）

一次意外事件诱使霍奇金进入了病理解剖学世界，带领他走向“即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1825年，伦敦的圣托马斯和盖伊医院（St. Thomas’and Guy’s Hospital）因人事问题一分为二：盖伊医院和它的新对手圣托马斯医院。这次分手就像很多离婚事件一样，立刻引发了分割财产的恶毒争端。这里的“财产”是一批可怕的馆藏：医院里珍贵的解剖标本——用甲醛泡在瓶子里的脑、心脏、胃、骨骼，这些储藏都是医院的教学用具。圣托马斯医院拒绝交出这些珍贵的标本，于是盖伊医院开始忙乱地筹建自己的解剖博物馆。霍奇金刚刚从第二次巴黎之行中归来，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准备和解剖尸体。他立即被盖伊医院聘用，为新解剖馆收集标本。这项工作提供的最有创意的学术奖赏，可能就是他的新职位：博物馆馆长及死尸检查员。
霍奇金为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尸检员、一位有魄力的解剖馆馆长，几年中他存储了上百份标本。收集标本是一项相当普通的任务；霍奇金的特殊才能是管理它们。他不但是图书管理员，也是病理学家，他发明了自己的病理学分类。如今，他最初用来储存收藏品的建筑已经损毁无遗。但是新的博物馆，仍展示着他原有的标本，成了一道奇观。位于高大建筑的深处，有四个房间围着中庭，这是一个钢铁和玻璃构造的巨大宝盒。你进门迈上楼梯，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如瀑布般落下的展览柜之中。沿墙摆着一排排装满甲醛的罐子：一排是肺，另一排是心，还有脑、肾、骨等等。这种管理病理解剖物的方法，即通过器官分类，而不是按日期或疾病分类，在当时是一种新启示。霍奇金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在概念上居住在人体里，并在人体内随意爬进爬出，同时注意到器官和系统的关系，逐渐，他发现自己能够凭直觉认出模式中的模式，有时甚至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登记。
1832年初冬，霍奇金宣布自己收集了一系列尸体，大多数是年轻男子的，他们有着奇怪的系统性疾病。正如他所说，这些疾病有一种“特殊的淋巴结增大”的特点。如果仅凭肉眼观察，这种增大很可能被认为是肺结核或梅毒导致的，这些是当时较常见的会产生腺体肿大的疾病。但霍奇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一种全新的疾病，一种发生在这些年轻男子身上、未知的独特病状。他在论文《论淋巴结和脾的一些病态表现》（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中详细记载了七具有这种现象的尸体，并把它呈交给内外科学会（Medical and Chirurgical Society）。
这位年轻执拗的医生把旧的肿胀放入新的病理瓶中的故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据说，学会里只有八个人参加了这次讲座。散场后他们默默地鱼贯而出，甚至懒得在落满灰尘的签到簿上留下大名。
霍奇金本人也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有点尴尬。他写道：“病理学论文如果没有辅助治疗的建议，不论治本还是治标，就可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仅仅描述一种疾病，不提供任何治疗建议，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空洞的学术练习、一种知识的浪费。在发表论文之后，他很快远离了医学。1837年，他与上级发生了一次相当激烈的冲突，随后辞去了盖伊医院的职位。接着，他在圣托马斯医院做过短暂的馆长——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重操旧业。1844年，他完全放弃了学术实践。他的解剖研究也慢慢地停止了。

解剖学家的肿瘤（5）

解剖学家的肿瘤（5） 解剖学家的肿瘤（5）

1898年，霍奇金去世大约30年后，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卡尔·斯滕伯格（Carl Sternberg）在用显微镜查看病人腺体的时候，发现一种特殊的细胞在盯着他：一种巨大、无序的细胞，有着裂开的、带着分成双叶的细胞核，模样像“猫头鹰的眼睛”一样，在淋巴的树林中阴沉地望着他。霍奇金的解剖分析终于有了最终的细胞解答。这些如猫头鹰眼睛般的细胞，就是恶性淋巴细胞，也是癌变的淋巴细胞。霍奇金病是一种淋巴结的癌症——淋巴瘤。
霍奇金可能对自己仅能对该病做描述而感到失望，但他低估了仔细观察的价值——他坚持不懈地独自研究解剖学，结果偶然发现了这种形式的淋巴瘤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启示——霍奇金病有一种独特的倾向，会一个一个渗入附近的淋巴结。其他癌症则可能更不可预测，正如一位肿瘤学家所说，更“变化莫测”。比如肺癌，可能从在肺部的一个针状肿瘤开始，之后自我释放，突然转移到脑部；胰腺癌因喷雾般地把恶性细胞送入遥远的骨骼和肝脏而恶名昭著。但这位解剖学家发现的霍奇金病在解剖学上是驯良的，它好像会以精确、有序的速度，从一个相邻的淋巴结移动到下一个，从一个腺体到另一个腺体，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
这种从一个淋巴结局部扩散到另一个淋巴结的倾向，使得霍奇金病在癌症史上独树一帜。霍奇金病是恶性疾病的另一个混杂体。如果说法伯的白血病占据了液态癌症和固态癌症之间的模糊边界，那么霍奇金病就占据了另一个古怪的边界，它是一种介于局部癌症与系统性癌症之间的疾病——霍尔斯特德对癌症的见解即将转变成盖伦的见解。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加利福尼亚一次鸡尾酒会上，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放射学教授，亨利·卡普兰（Henry Kaplan）偶然听到一个要建直线加速器的计划，供斯坦福的物理学家使用。直线加速器是X射线管发展到极端的形式。像传统的X射线管一样，直线加速器也把电子对准目标发射，产生高强度的X射线。然而，与传统X射线管不同的是，直线加速器向电子灌输了大量的能量，使他们在撞击金属表面之前，就拥有极快的速度。它产生的X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强到不仅能穿过组织，还能使细胞灼伤死亡。
卡普兰曾在国家癌症研究所接受训练，在那里学习了用X射线治疗动物的白血病，但他的兴趣渐渐转向人类的实体瘤——肺癌、乳腺癌、淋巴瘤。他知道，固态癌症可以用射线进行治疗，但癌症的外表面如同它的名字源于螃蟹的外壳一样，先要深入地穿透它，才能杀死癌细胞。直线加速器所产生的这种尖锐、密集、刀刃一样的射线，也许能让他达到深埋在组织里的肿瘤细胞。1953年，他说服斯坦福的一个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小组，为医院量身定做了一台直线加速器。1956年，这台加速器被安装在旧金山的一座拱顶仓库里。卡普兰从附近汽车修理厂借来起重机，亲自穿梭在菲尔莫街和传教山庄之间的车流中，把加速器的巨大防护铅块运回仓库。
卡普兰现在可以透过铅块上面的一个小针孔，直接指挥微小、定量的强力X射线——成百万电子伏的能量集中爆发，能撕裂、杀死任何癌细胞。但是，要选择哪种形式的癌症作为目标呢？如果说卡普兰曾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学到过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要关注一种疾病，就能进入整个疾病的宇宙中。卡普兰在他的目标中所寻觅的特性，是相当明确的。由于直线加速器只能把杀灭光线聚焦在局部，那么它的目标就应该是一种局部癌症，而不是系统性癌症。白血病不在考虑之列。乳腺癌和肺癌都是重要的目标，但二者都是不可预测的、易变的疾病，有着神秘且系统的扩散倾向。卡普兰一双慧眼，很快扫过恶性肿瘤的世界，最终把目光停留在最自然的目标上——霍奇金病。

解剖学家的肿瘤（6）

解剖学家的肿瘤（6） 解剖学家的肿瘤（6）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前高级临床医生乔治·卡尼洛斯（George Canellos）靠在椅子上，对我说：“亨利·卡普兰就是霍奇金病。”当时，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在一堆手稿、论文、文献、书籍、目录和报告中到处翻找，从他的档案中抽出卡普兰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普兰戴着蝴蝶领结，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盯着几打论文；另一张照片上他穿着白色外套，站在斯坦福的直线加速器旁，离他鼻子几英寸的地方就是500万伏的加速器探针。
卡普兰并不是第一位用X射线治疗霍奇金病的医生，但他肯定是最坚持、最有系统性和最专注的医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瑞士放射学家雷内·吉尔伯特（Rene Gilbert）展示了放射能有效、神奇地消灭霍奇金病的肿胀淋巴结。但吉尔伯特的病人们在治疗后都会复发，而且常发生在紧邻放射区域的淋巴结里。多伦多总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的一位加拿大外科医生威拉·彼得斯（Vera Peters）进一步深入吉尔伯特的研究，再扩大放射范围，让X射线不仅照射一个肿起的淋巴结，而是整个区域的淋巴结。彼得斯管这个策略叫“扩大野放疗”。1958年彼得斯在分析她治疗的一组病人的时候，观察到扩大野放疗能显著增加霍奇金病早期患者的长期生存率。然而彼得斯的数据是基于对以前被治疗病人的历史分析回顾而来的。历史上的序列会使结果偏倚，原因是医生对病人疗法的高度选择性，还有他们只计算做过的最好的结果，所以彼得斯需要更严格的医学实验，一次随机临床试验。
除了彼得斯，卡普兰也意识到扩大野放疗能减少复发，提高生存率，甚至也许能治愈早期的霍奇金病。但他缺少正式论据。1962年，亨利·卡普兰受到一位学生的质疑，遂着手证明自己的观点。
卡普兰设计的试验，迄今仍高居经典实验之列。在第一套叫作“L1”的试验中，他分配了同样数量的病人到“扩大野放疗”和局限的“相关野放疗”，并绘制了未复发存活曲线。答案非常明确。扩大野放疗，也被另一位医生描述为“细致的放射疗法”，大大降低了霍奇金病的复发率。
但卡普兰知道，复发率降低并不等于治愈。因此他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两年后，斯坦福小组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放射，包括主动脉周围的淋巴结。主动脉是从心脏通出的粗大弓形血管。在这里，他们引入了一种创新的方法，后来证明对他们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卡普兰知道，只有那些患有局部霍奇金病的病人，才可能从放射疗法中获益。而为了真实检验放疗的效果，卡普兰意识到，他可能需要一组严格限制的病人——病人的霍奇金病必须只涉及几个相邻的淋巴结。为了排除淋巴瘤体内散布更广泛的病人，卡普兰设计了一套强效的系统测试，对病人的疾病进行分期，包括验血、详细的临床检查、一个叫作淋巴管造影术的检查程序（是一种专门为淋巴结进行CT造影技术的原始祖先），还有骨髓活检。即便如此，卡普兰仍不满意：他更加小心地开始进行探索性腹部手术，以及内部淋巴结活检，来确定只有限制在局部患病的病人才能加入他的试验。
放射线的剂量现在高得惊人。结果也同样令人满意。卡普兰甚至记录到了更长的生存期，已经延伸到了几十个月，然后是几十年。当第一批病人活过五年后，他开始揣测，或许有些人已经被扩大野放疗治愈了。最终，卡普兰的试验方法从旧金山的仓库走进了主流的临床世界。
但是，霍尔斯特德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难道放射手术不会陷入同样的逻辑吗？即开拓越来越大范围的治疗，但病情每况愈下？为什么别人失败的地方，卡普兰能成功呢？
首先，因为卡普兰是对疾病早期的病人施用仔细、严格的放射治疗。并且在实施放射治疗之前，殚精竭虑地给病人分类。通过严格限定治疗的病人，卡普兰显著地提高了成功概率。
第二，他的成功，是因为他选对了目标。霍奇金病，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局部疾病。196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一位评论员曾做出令人铭记的评论：“在所有尝试治愈霍奇金病的努力中，最基本的一点是认为这些病例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局部性的。”卡普兰极度严谨地处理霍奇金病本质性的生物学特征。如果霍奇金病的淋巴瘤在体内运动得更加随意，以及如果扩散的神秘区域更加常见的话（比如几种乳腺癌），那么卡普兰这种划分的策略即使附以不厌其烦的详细检查，也会从根本上注定失败。卡普兰并没有试图调整疾病去吻合药物，他学会了让药物去适和正确的疾病。
一丝不苟地把某一特别疗法匹配于有固定形式和具体分期的癌症，这一简单原则最终会在癌症治疗中得到其应有的评价。卡普兰意识到，早期、局部的癌症往往与广泛扩散的转移性癌症有内在的不同；即使同一类型的癌症也是如此。霍奇金病的近百个病例虽然在病理学上被划分为一个整体，却是近百种拥有共同主题的不同的变异体。癌症拥有狂暴的性情、个性和行为。生物学上的异质，要求治疗方法的不同；同样的治疗不能任意施加于所有病例。即使卡普兰在1963年就彻底明白了这一点，并把它作为治疗霍奇金病的原则，那一代肿瘤学家仍要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明白同样的道理。

行进中的军队（1）

行进中的军队（1） 行进中的军队（1）

现在，我们是一支行进中的军队。
——西德尼·法伯，1963年
下一步：完全的治愈，势不可挡。
——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 肯尼斯·恩迪克特
（Kenneth Endicott），1963年
为了寻求（在癌症中）长期生存，侵略性的多重药剂疗法扮演的角色远远没有被人弄清楚。
——R·斯坦（R. Stein），科学家，1969年
1963年夏末的一个午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资深研习员乔治·卡尼洛斯走进临床中心，看见汤姆·弗雷正在研究所的一块黑板上潦草地写着什么。弗雷穿着白色的长外套，正在罗列化学药品名单，并用箭头串联它们之间的关系。黑板的一边，是一列细胞毒素药物——环磷酰胺、长春新碱、甲基苄肼、氨甲喋呤。在另一边，是一列朱布罗德和弗雷想尝试治疗的新癌症：乳腺癌、卵巢癌、肺癌、淋巴瘤。连接黑板两边的是用粉笔画的线，把细胞毒素组合与癌症连接起来。乍一看，好像弗雷正在演算数学公式：A+B杀死C，E+F消灭G。
弗雷单子上的药，大体上有三个来源。有些比如氨喋呤或氨甲喋呤，是科学家灵光乍现的产物（法伯通过猜测叶酸拮抗剂可能阻碍白血病细胞生长，发现了氨喋呤）。其他一些，比如氮芥或者放线菌素D，是机缘巧合的产物，比如人们偶然发现芥子气或土壤细菌能杀灭癌细胞。而其余的，比如6-巯基嘌呤，来自药物筛选工作——检测上千种分子并找到少数几种拥有杀灭癌细胞活性的药物。
有一个显著的共性把所有这些药物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它们都毫无例外是“细胞生长抑制剂”。比如氮芥会损伤DNA，杀死几乎所有正在分裂的细胞；它能优先杀死癌细胞，因为癌细胞分裂得最活跃。想要设计出一种理想的抗癌药物，必须要在癌细胞上鉴定出一个特殊的分子靶点，并且创造出一种化学药物来攻击这个靶点。但人们对癌症的基本生物学特性所知太少，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想要找到这样的分子靶点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即使缺少这样的靶点，弗雷和弗雷瑞克也治好了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即使一般的细胞毒素，如果配以充足的活性剂量，都能以这种方式最终消除癌症。
这种虚张声势的逻辑必然是一种催眠药。当时研究所里的另一位职员，文森特·德维塔（Vincent DeVita）写道：“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癌症研究员曾想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细胞毒素化疗是否有能力治疗任何一种晚期恶性肿瘤。”对于弗雷和朱布罗德来说，回答这个“共同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越来越多的组合化疗设备，来对抗另一种癌症——这次是一种固体肿瘤——这将让他们重走探究白血病的进程。如果这种疗法能对另一种癌症产生效果，那么毫无质疑，肿瘤学已经发现了对付共同问题的通用解决办法。那时，一种疗法就能治疗所有的癌症了。
但是要用哪种癌症验证这个原理呢？像卡普兰一样，朱布罗德、德威塔和卡尼洛斯同样把目光转向霍奇金病，这种处于固体与液体之间模糊的边界地带的癌症，也是一个介于白血病、肺癌或乳腺癌之间的踏脚石。卡普兰已经在斯坦福证明了霍奇金淋巴瘤可被精密地分期，那种局部疾病可以用高剂量的扩大野放疗治愈。卡普兰已经解开了一半的方程式：他曾用局部疗法和放射治疗治愈了只发生在局部的霍奇金病。如果转移性的霍奇金病能通过系统、强力的组合化疗法治愈，那么朱布罗德的“通用解决方法”就有可信度了。这样，方程就能被完全解开。

行进中的军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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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德威塔来自纽约混乱的扬克斯区，为人坦率、勇敢好斗，连续从大学和医学院拿到学位，并于1963年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一脚踏进了朱布罗德、弗雷和弗雷瑞克令人着迷的研究轨道。他将这些人采用的非传统方法称为“疯子做的癌症研究”，并立刻痴迷于此。这些人是癌症研究中的勇士，是发明了几乎能杀死病人的新药的杂技演员，玩的是死亡与孩子的游戏。他认为：“一定要有人向怀疑派表明，只要用对了药就真的可以治愈癌症。”1964年初，他开始着手证明这些怀疑派是错误的。
德威塔领导第一个试验，就是检验强力组合化疗治疗晚期霍奇金病的四种药物——氨甲喋呤、长春新碱（也叫作长春碱）、氮芥和强的松（一种叫作“MOMP”的强毒性鸡尾酒）。这次试验仅治疗14位病人；他们都入院治疗，被限制在隔离房中，防止血液中白细胞计数降低，引发感染危及生命。不出所料，这种治疗方法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受到了尖锐批评，这又是一次通往混合毒剂的死亡世界的飞跃。但弗雷出面，平息了批评，使这个项目得以继续进行。
1964年，德威塔进一步调整了疗法。氨甲喋呤被一种更强力的甲基苄肼试剂所取代，治疗周期从两个半月延长到六个月。德威塔带着一组志趣相投的年轻研究人员，开始让晚期霍奇金病患者加入“新鸡尾酒疗法”的试验中，这个试验叫“MOPP”。与淋巴母细胞白血病一样，霍奇金病是一种罕见疾病，但是研究者并不需要费力地找病人。晚期霍奇金病，往往伴随幽灵般的复发症，危及生命。青年男女（这种疾病通常会袭击二三十岁的男女）往往被作为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例送到国家癌症研究所来，因此他们就成了理想的实验对象。仅仅三年，德威塔和卡米洛斯共吸收了43位病例患者。其中9人按卡普兰的方法接受扩大野放疗，但不幸的是，疾病仍然无情地出现广泛扩散和转移。其他人则用特定的某些单一试剂来治疗。他们中无人对先前的药物有任何持续的反应。
因此，就像在他们之前更年轻的一组白血病团队一样，一组新的患者每两周在这家机构里出现，坐上临床中心的塑料椅，排队领取政府分发的饼干，等待试验药物的突袭猛攻。他们中最小的12岁，甚至还算不上是少年，但淋巴瘤细胞占据了她的肺和肝。一位13岁的男孩胸膜腔生出了霍奇金病，恶性液体压迫着胸腔和肺，让他呼吸困难。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69岁妇女，霍奇金病堵塞了她的肠道入口。
如果VAMP的恐怖在于感染引发的死亡——孩子们倒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细菌在血液中流窜，却找不到任何白细胞，那么MOPP的恐怖则深入内脏，导致过度呕吐致死。伴随着治疗产生的恶心感是毁灭性的。它突然出现，强烈得几乎让人失神落魄，又突然减轻。许多病人，每两周要从附近的城市搭机过来接受治疗。飞机在空中颠簸飞行，药物在血液里左冲右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比疾病更恐怖的噩梦。
反胃恶心仅仅是开始。随着德威塔不断推进组合化疗的进程，更复杂和新奇的折磨也相继出现。化疗会造成男性和一些女性永远失去生育能力。细胞毒素药物引起的免疫系统丧失会引发特殊的感染——一种由卡氏肺孢子虫（PCP）引起的罕见肺炎。第一例成人病例在一位接受了MOPP的病人体内发现[?1981年，在免疫缺陷的同性恋男子中自发引起了同样的肺炎，宣告了美国HIV流行病的到来。

行进中的军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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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化疗最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会在十年以后才出现。几位由霍奇金病治愈的年轻人，可能由于早期MOPP化疗，又出现了第二种癌症，它通常是一种有极富攻击性和抗药性的白血病。和放射线一样，细胞毒素化疗会变成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治疗癌症，另一方面引发癌症。
尽管存在明显糟糕的副作用，但在治疗过程之初，这种疗法还是收到了成效。几周内，很多年轻人体内明显肿胀的淋巴结消散了。来自伊利诺斯的一位12岁男孩，曾被霍奇金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体重还不足23公斤；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治疗，体重增长了一倍，身高也窜了大约60厘米。其他病人身上，霍奇金病对器官的残害也减轻了。胸膜积液慢慢清除，肠内的淋巴结消失了。几个月过去，组合化疗明显地取得了又一次的成功。半年后，43名病人中有35名得到了完全缓解。MOPP试验并没有对照组，但人们不需要对照组就能看出效果。对于晚期霍奇金病患者而言，这种反应和缓解率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成功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一半以上的患者会被治愈。
即使早期并不相信化疗的卡普兰都表示震惊。他写道：“有些晚期病人现在都毫无复发地活下来，多重药物化疗戏剧性地改变了先前被分到III期或IV期霍奇金病的预后。
1968年5月，MOPP试验上升到意料之外的强度，在淋巴母细胞白血病界也出了同样出乎意料的新闻。
弗雷和弗雷瑞克的VAMP疗法，受挫于一个奇怪而残酷的阶段。组合化疗治愈了大多数孩子血液和骨髓里的白血病，但是癌症却在脑内爆炸性地发作。1962年VAMP试验之后的几个月，这些患儿大多带着看上去无害的神经症状蹒跚着回到了诊所，但在一周或两周后，情况急转直下，突然死亡。曾经被广泛赞誉为国家癌症研究所成功典范的VAMP，反而变成了一场噩梦。在最初接受治疗的15位病人中，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在国家癌症研究所，曾经激励了最初研究的雄心和声势，如今走向了冷酷的现实。也许法伯的批评是正确的。也许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最多只能暂时缓解，但永远不能治愈。也许最终，保守疗法才是最佳选择。
但是，许多肿瘤学家已经尝到了高剂量化疗的成功滋味，他们无法压抑自己的乐观情绪：万一是VAMP的强度还不够呢？如果化疗能够更进一步增强、更接近容忍极限呢？
这场争论的带头人是36岁的肿瘤学家唐纳德·平克尔（Donald Pinkel），他曾是法伯的弟子，被从波士顿招募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筹建一个白血病项目[?虽然平克尔在波士顿曾受法伯指教，但后来他去水牛城的罗斯维尔癌症中心工作了数年，于1961年转去孟菲斯。
]。在许多方面，孟菲斯都是波士顿的反面。孟菲斯到处充斥激烈的种族压力和摇滚乐，南面是金粉大厦林立的恩赐之地，北边是严酷孤立的黑人居民区。孟菲斯骚动不安、无法预测、色彩缤纷、常年温暖，并且在医学上讲，是一个无人地带。平克尔的新医院叫圣犹大医院（，很适当地以注定失败的守护神命名），是一座混凝土的海星状建筑，突兀在一片不毛之地的停车场上。1961年，平克尔来到这里的时候，医院还几乎不能运转，“没有过去的记录、资金不确定、大楼未完工、缺少医护人员和其他员工” 。

行进中的军队（4）

行进中的军队（4） 行进中的军队（4）

尽管如此，平克尔仍然建立了一个化疗病房并投入运作，有护士、住院医生，还有受过培训的研究员专门管理有毒、易变的药物。平克尔小组远离纽约和波士顿的白血病研究中心，一心要超越其他所有白血病试验，要青出于蓝，把高剂量的组合化疗推到极致。因此，平克尔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苦心钻研，一步又一步接近耐受性的最大极限。平克尔及其同事对原有疗法进行了四项重要革新[?罗斯维尔癌症小组，由纽约纪念医院的詹姆斯·霍兰德和约瑟夫·布尔切诺（Joseph Burchenal）领导，继续与平克尔合作完善白血病的治疗方案。
]。
首先，平克尔解释说组合药物对引起缓解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也许我们需要组合的组合——六种、七种甚至八种化学毒素彼此混合搭配，以获得最大的效果。
第二，由于强力的化学药品无法打破血脑屏障，很容易引起神经系统的复发，也许需要把化疗药剂注射到浸入脊髓的液体，逐步灌入神经系统。
第三，或许仅用滴注法也是不够的。既然X射线能穿越血脑屏障，深入大脑，也许人们需要用高剂量的放射线照射颅骨，杀死脑内残余的癌细胞。
最后，正如李敏求在治疗绒毛癌时所发现的，也许化疗不应仅持续几周或几个月，像弗雷和弗雷瑞克做的那样，而应该坚持一个月又一个月，持续到两年，甚至三年。
从这些指导原则中产生出的治疗方案，正像平克尔的一位同事描述的那样，是“一次全面战斗”。首先，快速、连续地施用标准的抗白血病药物；然后，在确定的时间间隔下，将氨甲喋呤通过脊髓穿刺注入脊髓；用高剂量的X射线照射大脑；之后，化疗由更高剂量的药物和交替的间隔期进行巩固，“使用最大耐受的剂量”。患者往往还需要抗生素和输血，通常连续进行几周。长达两年半的疗程中涉及多次辐射照射、大量验血、几十次脊髓穿刺、多次静脉注射药物——这是如此精确、高要求的策略，单单是为了正确地调整剂量和进行监测，都势必要牺牲几个病人才有可能做到。因此，有期刊拒绝刊出报道。即使在圣犹大医院，这种疗法也被认为毒性太强，年长的研究员了解其中的风险，不愿意冒险。因此，这个试验在平克尔的监督下，被分配给了相对年轻的内科医师。平克尔称其为“全面治疗”。
作为研究医师，我们称其为“全面地狱”。
2004年夏天，卡拉·里德走进了这样的地狱。化疗放疗接连不断，黑色浪潮一波接一波。她有几天在晚上溜回家（孩子们已经睡了，丈夫等她回来吃晚饭），第二天一早再回到医院。她失眠、掉发、没胃口，之后她失去了更重要的、无法形容的东西——她的心气儿、她的动力、她的意志。她如行尸走肉般在医院四处徘徊，拖着小小的步伐从输液室的蓝色塑料椅走到中间走廊的饮水机，然后挪着相同的步子走回椅子。她回忆道：“放疗简直是最后一根稻草。我像尸体一样，一动不动躺在诊疗台上，脸上带着面罩，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醒过来。”就连在卡拉治疗的第一个月里定期来波士顿看望她的母亲，在回到佛罗里达的家时也眼睛通红，筋疲力尽。
卡拉更深地缩回自己的世界里。她的忧郁固化为某种坚硬的甲壳，而她本能地钻了进去，把一切都关在了外面。她失去了朋友。在她刚开始看病的那几次，我注意到她常常带着一位快乐的年轻女性作为同伴。某天早上，我注意到那位朋友不见了。

行进中的军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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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道：“今天没有伴儿？”
卡拉扭过脸，耸耸肩。“我们吵架了。”她的嗓音有些无情和呆板，“她想被需要，我不能满足她的那种需要。现在不行。”
我尴尬不已，很同情那位走掉的朋友。作为卡拉的医生，我也同样需要被需要，需要得到承认，至少作为她战斗外围的参与者而被承认。但卡拉没有任何情感的能量来帮自己康复，当然更无余力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对她来说，同白血病的抗争已经变得非常私密、深入内心；我们这些在外围的其他人，都是幽灵般的旁观者：是在她头脑外徘徊的僵尸。她来就诊，都是以尴尬的沉默开始和结束。早上，她穿过医院进行另一次骨髓活检，尽管冬日的阳光散射在房间里，但我仍感到一丝寒意，一种接近同情但并非同情的沉重感。
检查，一项接着一项。卡拉的疗程已经持续了7个月，她一共来诊所66次，接受了58次血检、7次骨髓穿刺、几次骨髓活检。一位曾担任护士的作家把这种典型的“全面治疗”过程，按照患者涉及的检查如此描述下来：“从他确诊开始，埃里克的病持续了628天。其中1/4的时间，他不是躺在医院床上就是在看医生。他进行了超过800次血检，很多次的脊髓和骨髓穿刺，30次X射线，120次生化检查，输血超过200次。他的治疗中涉及至少20位医生，包括血液学家、胸腔医学家、神经病学家、外科医生、专科医生等，还不包括心理医生和几十位护士。”
平克尔及其小组是如何在孟菲斯说服四到六岁的孩子完成这个治疗程序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做到了。1968年7月，圣犹大小组发表了最早的完全疗法的迭代治疗结果的初始数据。（平克尔小组在1968年至1979年间连续进行了8次试验，每次都对疗法做出了修改。）这次早期的试验，不过是一家医院对单组病人小型的非随机性尝试。但是忽略所有这些附加说明，结果仍是令人振奋的。孟菲斯小组总共治疗了31位患者。他们中27名得到了完全缓解。复发中位时间（即在确诊与复发之间的时间，用于衡量疗效）延长到近5年，这是大多数法伯最早期患者最长缓解期的20倍。
但最重要的是，有13位病人（大约是原有病人的三分之一），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们停止化疗后，仍然活了下来。孩子们月复一月地回诊所复查。最长的缓解时间已经到了六年，是那个孩子生命的一半。
1979年，平克尔小组重访了用全面疗法医治了几年的整组患者。在八次相继的试验中，总共有278名患者完成疗程，停止了化疗。其中，约1/5的人复发了。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剩下的八成患者，在化疗后仍未复发，也就是说“治愈了”。平克尔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儿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不能再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了。我们不能再接受以缓解为目标的治疗方案。”
当然，他是在写给未来，但在一种更神秘的意味上，他也是在写给过去，写给那些曾深深怀疑白血病治疗，以及曾与法伯争论要让这些孩子“在平静中死去”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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